诫子书（清）张之洞

　　吾儿知悉：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为父未尝一日忘汝。父母爱子，无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离汝，然必令汝出门者，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1]，有用之才耳。

　　方今国事扰攘[2]，外寇纷来，边境屡失，腹地亦危。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汝自幼即好弄，在书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掷嬉笑，无所不为，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终以一秀才老其身，决不能折桂探杏[3]，为金马玉堂中人物也[4]。故学校肇开，即送汝入校。当时诸前辈犹多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决非科甲中人[5]，故排万难送汝入校，果也除体操外，绝无寸进。

　　余少年登科[6]，自负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愤愧欲死。然世事多艰，飞武亦佳，因送汝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业，不与汝之性情相违。汝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勿惮劳[8]，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国家正在用武之秋，汝纵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志之志之，勿忘勿忘。

　　抑余又有诫汝者，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无人不恭待汝。今则去国万里矣，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万一不幸肇祸，反足贻堂上以忧。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予智自雄[9]。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

　　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10]，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此则非余所望于尔也，汝其慎之。寒暖更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11]，即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费精神，抛荒学业。万一被人发觉，甚或为日本官吏拘捕，则余之面目，将何所在？汝固不足惜，而余则何如？更宜力除，至嘱，至嘱！

　　余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系念。汝尽心求学，勿妄外骛。汝苟竿头日上[12]，余亦心广体胖矣。父涛示。五月十九日。

　　注释：

　　[1]干：盾。城：城郭。都起捍卫防御作用。因用以比喻御敌立功的将领。[2]扰攘：混乱、纷乱。[3]折桂：登科。探杏：即探花。喻中进士。[4]金马玉堂：代称翰林院。[5]科甲：科举的通称。明清特指举人及进士入仕者的科甲出身。[6]登科：应试得中。[7]清流：负有时望的清高的士大夫。[8]惮：畏惧。[9]予智自雄：自夸聪明。[10]亲炙：亲承教化。[11]狭邪：小街曲巷。后指娼妓居处。[12]竿头日上：佛教用“百尺竿头”比喻道行修养到极高的境界。竿头日上，即不断进步的意思。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授编修。历任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湖广、两江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死后谥文襄。

　　他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主张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著有《张文襄公全集》。单行本有《张之洞家书》，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印行。

　　本文选自《张之洞家书》，是作者写给儿子的信。俗话说：“知子莫若父。”作者身为朝廷“一品”官，深为儿子的无所作为而感到“愤愧”。但他深知儿子的资质禀性，毅然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习武，一方面“不与汝之性情相违”；一方面“国家正在用武之秋”，可以使儿子成为“有用之才”。作者还告诫儿子不要“自以为贵介子弟”，要“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全文既有对儿子的委婉责备，更多耐心的教导、殷切的期待和深切的思念，写得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