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蕺园书（清）袁枚

　　从熊公子处接手书，云有索仆古文者，命为驰寄。仆于此事，因孤生懒，觉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误于南宋之理学，再误于前明之时文，再误于本朝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为长，然以溷古文则大下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1），纯以神行，虽多读书，不得妄有摭拾，韩、柳所言功苦（2），尽之矣。考据之学形而下，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辞达而已，无所为文，更无所为古也。

　　尝谓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见长。果其有本矣，则源泉混混，放为波澜，自与江海争奇（3）。考据家似火，非附丽于物（4），不能有所表见。极其所至，燎于原矣（5），焚大槐矣（6），卒其所自得者皆诙烬也。以考据为古文，犹之以火为水，两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记》曰（7）：“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六经、三传，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郑笺、孔疏（8），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无经传，则郑、孔亦何所考据耶？《论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9）。”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为人。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辩而明也。

　　近见海内所推博雅大儒，作为文章，非序事噂沓（10），即用笔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盖其平素神气沾滞于丛杂琐碎中，翻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终日循墙扶杖以行，一日失所依傍，便伥伥然卧地而蛇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轴者，往往腹实而心不虚，藐视词章，以为下过尔尔，无能深深而细味之。刘贡父笑欧九不读书（11），其文具在，远逊庐陵（12），亦古今之通病也。

　　前年读足下《汪宜人传》，纡徐层折。在《望溪集》中（13），为最佳文字。此种境界，似易实难，仆深喜足下晚年有进于此，仆之文非足下之献而谁献焉？尚有近作数篇，意欲增入，须明春乃来。衰年心事，类替人持钱之客，腊残岁暮，汲汲顾景，终日辜榷簿册为交代后人计甚殷（14）。岂不知假我数年，未必不再有进境，然难必主人之留客与否也。一笑。

　　注释：

　　（1）形而上：与下“形而下”均出《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精神，器指物质。（2）韩、柳：指唐著名古文家韩愈、柳宗元。功苦：劳苦。语出《诗小雅四牡》小序笺：“使臣以王事往来于其职，于其来也，陈其功苦，以歌乐之。”（3）“果其有本”四句：出《孟子离娄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4）附丽：依附。（5）燎于原：语出《书盘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6）焚大槐：语出《庄子外物》：“水中有火，乃焚大槐。”（7）《记》：指《礼记》。下引语见《礼记乐记》。（8）郑笺、孔疏：郑指郑玄，孔指孔颖达。二人为《诗》、《礼》等做笺、疏。 （9）“古之学者”二句：见《论语宪问》。（10）噂沓：语言重复杂乱。语出《诗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职竞由人。”（11）刘贡父：宋刘攽，字贡父，新喻人。庆历进士，官中书舍人。欧九：欧阳修。宋同时人嘲欧阳修不读书，除刘攽外，工安石亦有此语。见《苕溪渔隐丛话》。（12）庐陵：即欧阳修，庐陵人。（13）《望溪集》：方苞所著集名。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康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古文自唐、宋以上窥《史记》，尤严于义法，被称为桐城派初祖。（14）辜榷：本为独占之意。这儿当指集中、总括之意。

　　这封书信是写给程蕺园的。蕺园名晋芳，字鱼门，号蕺园，安徽歙县人，徙扬州。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编修。他是乾隆年间经学家，于《易》、《书》、《礼》皆有撰述，又向桐城名家刘大櫆学古文，卓然名家。桐城派崇尚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为考据可以有助于行文，袁枚在这封信中则集中表达了对当时学界掀起的考据热的不满。

　　乾隆朝的经学家承康熙诸人之祧，绳绳于寻章摘句、设难解疑，不少人所作文章，正如袁枚所说“非序事噂沓，即用笔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大都懵然”。这与袁枚提倡文章的章法变化、讲究文采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袁枚借程蕺园索观古文之际，大事批判，感叹“知音甚稀”。

　　文中分析以考据为古文之弊，究源辨流，反复论证，句句确凿委婉、洞中窾要，没有箭拔弩张的霸气，这与他的《与某山人书》及《小仓山房尺牍》中很大一部分尖利凌轹的书信有明显区别。名家的文章正是能视对象、内容的不同转换风格，与专事模拟或刺促浅薄的作家一成不变的文风有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历来崇尚性灵与复古派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