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选序张惠言
叙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1）之音以制新律（2），因系（3）其词，故曰“词”。《传》（4）曰：“意内而言外（5）谓之词。”其缘情造端（6），兴于微言（7），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8）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9）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10）以喻其致（11）。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12），骚人之歌（13）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14），其声哀，放者（15）为之，或跌荡靡丽（16），杂以昌狂俳优（17），然要其至者（18），莫不恻隐盱愉（19），感物而发，触类条鬯（20），各有所归（21），非苟为雕琢曼辞（22）而已。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23），其后韦应物（24）、王建（25）、韩翃（26）、白居易（27）、刘禹锡（28）、皇甫松（29）、司空图（30）、韩偓（31），并有述造（32）。而温庭筠（33）最高，其言深美闳约（34）。五代之际，孟氏（35）、李氏（36），君臣为谑（37），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38）者，往往绝伦（39），亦如齐、梁五言（40），依托魏、晋，近古然也。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41）、苏轼（42）、秦观（43）、周邦彦（44）、辛弃疾（45）、姜夔（46）、王沂孙（47）、张炎（48），渊渊乎文有其质焉（49）。其荡而不反（50），傲而不理（51），枝而不物（52），柳永（53）、黄庭坚（54）、刘过（55）、吴文英之伦（56），亦各引一端（57），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58）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59），不务原其指意（60），破析乖刺（61），坏乱而不可纪（62）。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63），元之末而规矩隳（64）。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65），互有繁变（66），皆可谓安蔽乖方（67），迷不知门户者也。
今第（68）录此篇，都为（69）二卷。义有幽隐（70），并为指发（71）。几以塞其下流（72），导其渊源（73），无使风雅之士惩于（74）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嘉庆二年（75）八月，武进张惠言。
注释：
（1）《乐府》—汉武帝时设立“乐府”（音乐机构），任务是制定庙堂乐章，采访民间歌曲。后来歌曲这一部分被称为《乐府诗》。（2）以制新律—创制新的音律。（3）系—联缀。（4）《传》—指汉朝放慎著的《说文解字》。训释经义叫传，这里借作训释字义的经典著述。（5）意内而言外—《说文解字》给“词”字下的定义。清朝文字学家优玉裁解释这句说：“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6）缘情造端—邻居情感而进行创作。缘，随循。造端，发始，这里指词的创作。（7）兴于微言—用精微的语言起兴（歌咏）。兴，情感借物而发称“兴”。（8）极命—极端称道，意思就是歌咏的重点所在。风谣—民间歌谣。里巷—民间。（9）幽约怨悱（匪fěi）—指情感上的隐忧郁结。悱，不易表达的样子。（10）代徊要眇（妖秒yāo—miǎo）—婉约精妙。眇，通“妙”。（11）以喻其致—用来形容描摹它的意态。喻，比喻，开导。致。风致，情致。（12）比、兴—都是《诗经》的创作手法。比，以甲喻乙。变风—《诗经国风》里从《邶风》至《豳风》一百三十五篇称为“变风”。这一部分诗讽喻性较强。因对“正风”言，故称“变风”。（13）骚人之歌—诗人的歌唱。骚人，即诗人。屈原作《离骚》，后因称诗人为骚人。（14）小—小道。汉朝扬雄认为诗赋小道，壮夫不为。表示比起经传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东西。（15）放者—放逸的人。放，放纵而不检东。（16）跌（替tì）荡靡丽—放浪浮华。（17）昌狂俳（排pái）优—狂放游戏的语言。昌，同“猖”。俳优，宫廷里演戏作乐的人，这里借作象这类人所说的谑言戏语。（18）要—大抵。至者—美好的作品。至，至善至美。（19）恻（测cè）隐盱（虚xū）愉—以感动的态度对待悲欢哀乐之情。恻隐，对不幸表示同情。盱，忧愁。愉，欢乐。（20）触类条鬯（畅chàng）—遇到各种现象都能畅达地表达出来。鬯，同“畅”。（21）归—附，依归。（22）苟为—勉强作出。曼辞—形式华美的辞语。（23）李白为首—李白，字太白。据传他曾作《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24）韦应物—著有《调笑令》等小词。（25）王建—字仲初，著有《三台令》等小词。（26）韩翃（宏hóng）—字君平，著有《章台柳》词。（27）白居易—字乐天，著有《忆江南》等词。（28）刘禹锡—字梦得，著有《杨柳枝》等词。（29）皇甫松—字子奇。淞，应作淞，一作嵩。（30）司空图—字表圣，著有《杨柳枝》等词。（31）韩偓（握wò）—字致尧，著有《生查子》等词。（32）井有述造—都有创作。（33）温庭筠（云yún）—一字飞卿，词作见于《花间集》，以上自李白至温庭筠都是唐朝作家。（34）闳（宏hóng）约—蕴蓄宏富，文辞精约。（35）孟氏—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善于作词。著有《木兰花》等词。（36）李氏—五代南唐皇帝李璟（井jǐng）、李煜（玉yù，李后主）父子，都不得是杰出的词人。（37）谑—戏谑。这里指他们君臣以词戏嘲或唱和的故事，表示当时词风之盛。（38）工—出色行当。（39）绝伦—超出同时代的作家。伦，类。（40）五言—五言诗。（41）张先—字子野，词集名《安陆词》。（42）苏轼—字子瞻，词集名《东坡乐府》。（43）秦观—字少游，词集名《淮海居士长短句》。（44）周邦彦—字美成，词集名《清真集》。（45）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词集名《稼轩长短句》。（46）姜夔—字尧章，词集名《白石道人歌曲》。（47）王沂孙—字圣与，词集名《花外集》。（48）张炎—字叔夏，词集名《山中白云词》。（49）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很深地能以形式配合内容。文，形式。质，内容。（50）荡而不反—放荡而没有约束。荡，同“荡”。反，同“返”。（51）傲而不理—傲兀而不整齐。（52）枝而不物—散漫而不严密。物，指事。这里借用《诗经》“有物有则”一语，兼指法则。（53）柳永—字耆卿，词集名《乐章集》。（54）黄庭坚—字鲁直，词集名《山谷词》。（55）刘过—字改之，词集名《龙洲词》。（56）吴文英—字君特，词集名《梦窗词》。之伦—这些人。以上自张先至吴文英都是宋朝词人。（57）各引一端—各人发挥一个方面。（58）前数子—指前面提到的张先、苏轼等词人。（59）弥以驰逐—更加追求这些偏向。（60）不务原其指意—不用心探寻了解他们本来的意图。务，力求达到。原，察究。指，同“旨”。（61）破析乖剌—割裂违背，指歪曲前人的意图。（62）纪—整理。（63）正声绝—真正的作品绝迹了。（64）规矩隳（灰hūi）—作品的规矩被破坏了。（65）谅其所是—推想他们认为正确的。（66）繁变—增加和变化。（67）安蔽乖方—安于所蔽和违背正道。（68）第—按照次序。（69）都为—共计。（70）幽隐—不明显的地方。（71）指发—指点发明。（72）几以塞其下流—大概可以阻挡邪风。下流，指词风的不正，与“上流”对称。（73）导其渊源—意思就是说：指出词的源流所在，使它走上正道。（74）惩于—有鉴于（含有警戒的意思）。（75）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嘉庆，清仁宗的年号。
[作者介绍]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人。清嘉庆嘉庆四年（1799）进士，任实录馆篡修，后官编修。著作有《周易虞氏义》、《茗柯诗文集》等。他在文学观点上很看重作家的品德修养，他说：“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白（言行纯洁一致），岂足为第一流哉！”
张惠言在散文和诗词方面，都有较大的建树。他是阳湖派古文和常州词溜须拍马的创始人，对于清代中叶以后文学的发展，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说明] 清代初期的词，主要走的是南宋姜夔、张炎的路了。讲究选字练句，合律典雅；风格上要求清秀、婉约。由于浙江秀水人朱彞尊大力提倡这一派的词，并选《词综》一书贯彻他的主张，在当时词坛占据统治地位，便名为“浙派”。这一派词发展到清代中、后期，内容趋向空虚狭窄，毫无生气，出现很大流弊。张惠言看到这点，力图挽回颓风，于是另选唐、宋两代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名为《词选》，去取较为严格。
《词选序》就是说明他对词的看法的一篇重要文字。在这篇序里，张惠言首先肯定词在文学上的地位，不是“小道”。他引《说文》“意内而言外”一语来说明词的含义原是要求有深厚的寄托，它的内容应当是“道贤人君子幽约怨剧不能自言之情”，它的艺术应当是“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因此词也就能够“与诗赋之流而同类而讽诵了”。他的这些主张就是针对浙派倡导“清空”“醇雅”的一偏之见而发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词风都有一定的影响。
《词选》对于词人的选择很苛刻，有些著名词人如吴文英也不能入选。序中表达了选者对唐、宋词人的评价：推崇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把豪放派的苏赋、辛弃疾与婉约派的周邦彦、姜夔等并列，称赞他们“渊渊乎有其质焉”；批评柳永、吴文英等人“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缺点。这在当时都是比较深刻的独到见解。
常 州 词 派
常州词派是继阳羡派，浙西派以后起而代之的词派，创立于嘉庆，大倡于道光，影响所及，直到现代。创始人是张惠言、张琦兄弟。以后，周济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词论，完成了常州派词学理论从框架到系统的演进过程，为常州词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有：恽敬、钱季重、丁履恒、陆继辂、左辅、李兆洛、黄景仁以及后继者董士锡、周济、谭献、陈廷焯、况周颐等。
常州词派，以其词学理论著称于世。其词论代代相传，并且后来居上，后出转精。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词学理论体系。
常州派词论，开山祖是张惠言。他在《词选序》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词学主张。这是一篇纲领性的词学论文。清江顺治《词学集成》卷一评论说，张惠言词论“高出流辈，发前人所未发”；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评论说“张氏（惠言）《词选》，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竹垞十倍者，古今选本，以此为最。”
竹垞，是朱彝尊的号。他创立的浙西词派在康熙、雍正年间曾领袖词坛，直至乾隆、嘉庆时还颇有影响。浙西词派的宗旨是标举醇雅，推崇甫宋姜夔、张炎。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世人之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及其变，姜尧章（夔）氏最为杰出。”他认为姜夔、张炎代表了南宋醇雅的词风。朱彝尊最讲究声律词藻，偏重形式技巧。他在《紫云同序》中说：“词则宜于宴嬉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而不废也。”“歌咏太平”，即歌咏所谓“康乾盛世”。浙西派是伴随着“康乾盛世”而风靡词坛的，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势由盛转衰，社会动荡不宁，忧患意识笼罩朝野。浙西派“歌咏太平”的醇雅词风衰颓，流弊日渐暴露。金应圭在《词选后序》中说：
“近世为词，厥有三蔽：……揣摩床第，污秽中篝，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未，分言析字，诙嘲则徘优之未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
金“序”历数当时同家之失，指出上述“三蔽”，足使词风颓废，词格日卑。这是浙西派后期词论家力纠其弊而无法改变的。因此，“塞其下流，导其渊源”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了。
常州派词论，推尊词体，上比风骚，以比兴寄托为作词与说词的方法，主张“意内言外”，以深美闳约为准的，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全应圭于《词选后序》归纳为“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三个要点。清末张尔田在《疆村遗书序》中评论说：“张皋文氏起，原诗人忠爱悱侧，不淫不伤之旨，《国风》十五导其归，《离骚》二五表其洁，剪摘孔翠，澡渝性灵，崇比兴，区正变，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金应圭、张尔田均明确指出，张氏《词选》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诸要点，是常州派词论的开派绪论，后世各时期的常州派词论家均把它奉为家法。
张惠言是在常州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和作者，其经世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比较强烈。他生活在"康乾盛世"以后的乾嘉年间。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国势退落，衰象日显。张惠言期望克除社会积弊，达到“民富国强”，他对于文人埋首书卷、不问世事，或专意繁琐考据而迷失大义的积习不满，要求学问与世用相结合。他在《毕训咸咏史诗序》中说：“古之为学，非博其闻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为文，非华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张惠言论词重“意”正是他上述处世态度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词的思想内容发挥词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尊词意而尊词体。
号称词学中兴的清代，主要流派是浙西、阳羡（宜兴）、常州三派。浙西派标举姜（夔）、张（炎）醇雅清空，以朱彝尊、厉鄂为代表，康熙、雍正年间曾盛极一时；阳羡派崇尚苏（轼）、辛的豪放，以陈维崧为领袖，也曾风靡当世。然而，浙西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醇雅清丽而逐渐流于浮薄空疏；阳羡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激昂豪放而逐渐流于叫嚣粗率。而且，浙西、阳羡两派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常州词派则于前两派逐渐衰敝之际乘时而起，而且以其有系统的词学理论著称于世，成为清代词作、词论一大宗支。嘉庆、道光以后，词人、词论几乎无不在常州派的影响之下。光绪年间，江阴缪荃荪编辑《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收常州词人498家词3110首，还不包括非常州籍的常州派词人及其作品，可见常州派声势之盛。
常州派词论从张惠言、张琦兄弟编辑《词选》一书起，“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董毅编《续词选》，周济编著《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辨》及《宋四家词选》、常州派词论得以修正、补充而发扬光大。以后，如：宋翔凤的《香草词自序》、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蒋敦复的《芬陀利室词话》、江顺治的《词学集成》、谭献的《复堂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沈祥龙的《论词随笔》、张德瀛的《词微》以及况周颐的《惠风词话）等，无不受常州派词论的影响，他们也乐意自称“常州派”。晚清词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等也都自认为常州派。所以龙榆生曾评论说：“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归安朱疆村（祖谋），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可见常州词派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