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清）刘开
芸台先生执事[2]。不奉教命，忽逾四年，感恋之私，未间时日。先生政高两粤，威播八蛮[3]，勋业之彪炳，声闻之熏烁，海内之人，莫不诵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巳。
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4]，九达之衢[5]，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耒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6]。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
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7]，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8]，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
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为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失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9]，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诙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10]，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11]，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12]，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赡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此其失三也。
且彼嘉谟谠议[13]，著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末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而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14]。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学者必失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又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15]，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16]，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17]，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其好学者，必实有得于此，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18]，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19]，涵泳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20]。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情深[21]。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戴记》之条畅[22]，《考工记》之精巧[23]，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24]，列子之奇肆[25]，管夷吾之劲直[26]，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27]，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胲洽[28]，《淮南》之瑰玮[29]，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改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30]，《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31]，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遍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兰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32]。韩退之之才，上追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
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33]，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弊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则不误于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绝特之才也。夫非常绝特之才，必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开独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于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将摩昆仑之高，探渤海之深，焕云霞之章，扬日星之色，恢决堤破藩之识[34]，奋摧锋陷阵之力，用之于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增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然其后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预熟也。 刍荛之见[35]，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渎陈左右，且以当面质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闻斯言，唯开敢为此言。伏惟恕狂简之咎[36]，而加之以致，幸甚。
注释：
[1]阮芸台：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土，历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著名学者，学识渊博，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社、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曾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著有《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揅经室集》等。论文重文笔之分，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对桐城派古文的形式有所不满。[2]执事：本意指侍奉左右的人。旧时书信中用以称对方，意为不敢直陈，故向执事者陈述，以此表示尊敬之意。[3]八蛮：这里指南方各省的少数民族。[4]五都：历史上“五都”具体所指说法不一，这里泛指大城市。[5]九达之衢：《三辅黄图》：“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衢以相经纬。”此处泛指大道。[6]“纵之”二句：放掉它并非由于忘怀，控制它也并不勤苦，形容擒纵自如，随心所欲。[7]王遵岩：王慎中，明代散文家，字道思，号江南，别号遵岩居士，福建晋江人。最初主张文宗秦汉，后学欧阳修、曾巩古文法，改宗唐宋，与归有光、唐顺之等齐名，世称“唐宋派”，著有《遵岩先生集》。唐荆川：唐顺之，明代散文家，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省）人，人称荆川先生。为文主张“开口见喉咙”，反对模拟，称赞唐宋文为“唐宋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荆川先生文集》。[8]李北地：李梦阳字献吉，自号空同子，甘肃庆阳（古属北地郡）人，明“前七子”代表人物，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著有《空同集》。李沧溟：李攀龙，明代文学家，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今济南市）人，倡导文学复古，与王世贞同力“后七子”首领，著有《沧溟集》。[9]匡、刘：匡衡、刘向，皆西汉学者，兼善文学，常用经义议论政治得失。[10]庄辛：战国时楚国大臣。庄辛知道楚国处境危险，谏楚襄王，襄王不听，愤而去楚。后秦侵占楚地，襄王后悔未听庄辛的话，使人召庄辛回国，并向庄辛问计。庄辛分析当时形势，认为“亡羊补牢，未为迟。”《战国策楚四》详细记叔了这个故事。[11]枚乘：西汉辞赋家，有赋九篇，今存《七发》等三篇。邹阳：西汉文学家，所作散文有战国游士纵横善辩之风。[12]锽（huáng皇）石：金石。锽为古代兵器。[13]嘉谟谠（dǎng）议：美好的谋略，刚正的议论。谟：试图，计谋；谠：正直。[14]不克：不能。[15]孟子作七篇：《孟子》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孟轲及其弟子万章，也有人认为该书是孟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纪录。《孟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十一篇。传于后世的有七篇。[16]曾子：孔子的弟子曾参，相传被宋人列为“四书”之一的《大学》是他作的。《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内容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阐其传：阐述经义。[17]子思：孔子之孙，曾受业于曾子。“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见《史记孔子世家》。[18]《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共十八章，是论述封建孝道，宣传宗法思想的专书。汉代列为七经之一。[19]典谟训诰：指《尚书》中的各体文章。[20]变雅：《诗经》中大雅、小雅的部分内容。它和“正雅”相对，主要是指表现周期衰乱的作品。《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21]公羊：即《春秋公羊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儒家经典之一，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作。《穀梁》：即《春秋穀梁传》。是专门阐述《春秋》的又一儒家经典。范宁《春秋穀梁传序》云：“《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22]《大戴记》：亦称《大戴礼记》，系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为西汉戴德编纂。[23]《考工记》：先秦古籍中重要的科技著作。作者不详，据考证，它是春秋末年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24]骀（tāi台）荡：放纵恣肆。[25]列子：即列御寇，相传为战国时道家，郑国人。曾作《列子》八篇，早佚，现存《列子》八篇，可能为晋人所伪托，内多记述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26]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时齐国政治家，旧传《管子》一书为他所撰，实际是后人伪托。[27]孙武：春秋时著名兵家，字长卿，齐国人。著有《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28]《吕览》：即《吕氏春秋》，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写成。[29]《淮南》：即《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编著。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亦糅有儒、法、阴阳家的思想。[30]《洪范传》：即《尚书》中的《洪范》篇。旧说为商末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近人认为是战国作品。[31]《素问》、《灵枢》：为《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两个组成部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成书年代约在战国时期，汇集了大量古人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现在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32]茅氏：即茅坤，明散文家，归安（今浙江省吴兴县）人，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故人们常认为“唐宋八大家”之称自茅氏始。其实明初朱右即曾编韩、柳、欧阳、曾、王、三苏《八先生文钞》，远在茅坤之前。[33]时艺：时文，八股文。归有光除擅长古文外，又是时文名家，刘开认为他的古文受了时文的影响，因此不能与古人并列。[34]恢：扩大，发扬。[35]刍荛：割草打柴的人，引伸为草野鄙陋的人。[36]狂简：疏阔，狂妄不切实际。
此文着重谈从事古文写作与学习前人经验的关系和方法，在说明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大意有三层：首先，针对阮元对方苞有所不取，含蓄地称颂方苞散文所达到的“至高之境”、“独造之域”。其次，针对阮元对唐宋八家亦有所不取，进而论学习八家问题。作者认为，学习古文从八家入手是对的，学习八家而不能有所成就，责任不在八家，而在于学习不得法。刘开认为学习八家之失有三：“不求其用力之所自”，“但规仿其辞”；把八家之法当作死法，“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不能取精汰粗，化腐为奇，集古人之美，成一家之文。无此三失，八家是可以学的，而且只有从学习八家入手，才能上追泰汉，广取诸家之所长，“取精多而用愈不穷”，“而后克以有成”。方苞论文统，以秦汉及八家为正宗，并以自己直接八家，以文统的继承者自命。刘开此论，正是在维护桐城派的文统论。第三，指出学八家又必须从学方苞入手。作者指出，方苞文的缺点在于“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能醇不能肆”，这是合乎实际的；但作者认为方苞毕竟是“一代之正宗”，学习古文从方苞入手，方能“不误于所向”，这就不免是门户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