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清）薛福成
英吉利、法兰西，以咸丰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广州，执总督叶名琛，久踞不退，注谋在改约章，索偿款，增商埠。自谓据城为质，必可如其所请，讲解以罢也。于是总督两广兼通商大臣者为侯官黄宗汉，宗汉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厉色，操下如束湿薪。退驻惠州，既不激励兵练，筹克会城，又不与英使会议立约退师事。习见通商以来，主和者例干清议，挑衅者亦膺严谴，举凡驭远绥边，暨战守方略，惟以闭口不言，塞耳不闻为能。英使额尔金，久不得我要领，乃纠法、美二国，驶兵船北上。
咸丰八年，夏四月，骤至大沽海口。大沽绿营兵素不练，多恇怯，一见敌船，惊溃。洋兵踞我南北岸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等，皆以疏防获罪，遣戍监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轮船七，暨舢板船，驶入内河，直薄天津。额尔金等照会内阁：“此来非用兵，盖欲修好，请面见天子诉其事。”文宗特遣侍郎衔耆英谕止之，不能，耆英归，赐死。遂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视师通州，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议和约。英人多索偿款及商埠，许之恐伤国体，拒之虑挑强敌，乃以两江总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纳驰赴上海，会同桂清，先与英人商定税则，再议约章，亦欲姑退之以纾近患，修戎备也。
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军海口，修筑大沽、北塘营垒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檄州县伐大木输之海堧，植丛桩水底以御轮船。又奏请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及蒙古两盟马队，前后赴军者可五千骑。
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亲王载垣驰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宜，桂良等在上海与额尔金商定税则。额尔金遣其弟卜鲁士率兵船北驶，声言将入京换约。桂良等告以“大沽设防，当进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鲁士至拦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觇形势，王故赢师以张之。癸巳，洋轮十七艘驶进鸡心滩，用炸炮摧断铁练。甲午，鼓轮直进，毁我防具，皆树红旗催战。直隶总督恒福，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驰还，请移驻北塘口外，静待换约，否则暂令换约官数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摽使者，不受照会，开炮击我炮台，分遣步队蚁傅登岸。王挥鞭上马，督军鏖战，戒炮台同时开炮，沉毁数船，击杀登岸洋兵数百，生擒二人，英领队官伤股而坠，殒焉。洋轮入内河者，皆已中炮，不能驾驶，惟一艘遁至拦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于往岁海口之无备，且窥见台中炮力轻弱，未知我增置大炮也，贸然轻进。迨我炮击坏数船，洋兵相顾愕眙，心手瞀乱，纵炮骛击，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进难退，仓卒不能出口。而我台了击敌船，蔑不中者，是以获捷。
英船未人口者，留驻大沽以南，分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游泊测绘，皆海口形胜也。或在此购煤汲淡水，转若为寇济后路焉。疆吏营将闻之瞠然，咸谓：“荒岛无足扦者。”会英船粮且尽，始悉南驶。
当英兵开战时，美使华若翰由北塘登岸，诣京师呈递国书，款以优礼，换约而返。华洋巨商知英人耻其败挫，必兴师报复，惧妨互市也，自议集捐白金二百万两，输偿英饷，沮其再举。于是英使、法使照会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约，即可罢兵。”桂清据以入告，得旨：“卜鲁士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捐兵折将，实由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令其有以回报本国，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倘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
当是时，庙谟以获胜之后，欲改前约，冀英、法二国或就范围也。然犹申戒疆臣帅臣：“不得见敌辄先开炮，致碍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为通使议和地。顾北塘地势扼要，不亚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炮台，康熙、道光年间，皆修葺之。迨王督办海防，营度于大沽、北塘之间，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余万金，仅成南北三炮台。会有言宜纵寇登岸击之者，王心韪其说。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据大沽、营城，移其巨炮置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密疏争于朝，不听。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在幕府，亦力争之，王狃于大沽之捷，谓：“彼以船来，不能多携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惧哉。”嵩焘以议论不合，遂辞去。
十年夏，英将额尔金、法将葛罗，率轮船帆船共百艘入寇。复至大沽口，诇我设备严，惩前败不敢阑入。徐窥北塘之弛防也，遂移向北塘。先纵小火轮船至海岸，以铁链系巨桩，鼓轮拽之，须臾，桩则自拔，一桩去，复拔一桩，不二三日，而数百桩尽拔矣。
六月，丁丑，英、法马步队各挽炮车登岸，先据炮台。官军犹以其来换约，不之御也。大吏派员持照会，请其使臣入都换约，不应。王整军以出，所部马队已调赴他军，不满五千，合京旗步队几及万人。英军马步可一万，法军八千。壬午，洋船由北塘进内港，我军驰往扼之，适值潮缩，船不能动，惧为我军所袭也，高悬白旗，示欲议和状，我军信之，不敢纵击，比潮长，洋兵出不意薄我师，我师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将逼大沽，抵新河，我军御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战，王瞰其寡也，麾劲骑驰之，洋兵退，乘势蹴之，洋兵各执一枪，精利无前，数十步外即不能近，俄而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数十步，阵长数里，辂我马队三千，渐围渐迫，我军不能退，突围欲出，洋兵发枪无不中，我军如墙之颓，纷纷由马上颠陨。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也。戊子，王师败绩于新河，收合马队，出者七人而已。精锐耗竭，势遂不支，退保唐儿沽。英、法军张甚，出全队攻军粮城，又攻副都统德兴阿之营于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户，新河复居大沽之背。是时，洋轮由北塘分向大沽，驾大炮拟我炮台以扼我前，步骑踞新河以鳅我后，大沽炮台益危，炮穴外向，不能反击。王所经理三载之工程，与数百万之帑金，悉置无用之地。王始悔纵敌登岸之非计，而事已不可挽矣。
庚寅，我军复退，洋兵进踞唐儿沽。辛卯，奉朱谕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大员代为防守。汝身为统帅，固难擅自离营，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负联心。握管凄怆，谆谆特谕，汝其懔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棋，驰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国使臣人都换约。
秋七月，癸巳朔，上命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统京旗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缝炮台，一开花弹飙入火药库，訇然震发，雷砰电飏，土崩石飞，炮台失陷，提督乐善死之，惟南炮台尚存。王念屡挫之后，精锐伤亡，南炮台孤立难持久。适奉密旨退防后路。乃撤营城及南炮台防兵，次于通州之张家湾，与瑞麟军相依护。庚子，以疏防故，夺王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洋兵进至天津，会和议屡讲不就，遂逼通州。
八月，戊辰，光禄寺卿胜保，率偏师邀战于八里桥。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师奔，瑞麟军闻风凶惧，宵溃，王军朝阳门外。己巳，天子以秋狝巡幸热河，洋兵纵火燔圆明园。甲申，王军亦溃，闻恭亲王在长新店，与瑞麟等皆往从之。英、法按军郭外，欲邀恭亲王主和议。恭亲王用恒棋居间排解，往复关说甚苦，浃两旬，和约始定。
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当是时，曾文正公国藩督师祁门，胡文忠公林翼驻军太湖，进剿粤寇，相持甚急。闻变，合疏奏请于两人中简派一人，率精兵万人入援。会和议成，乃不果行。英、法军以海口封冻为虞，皆于初冬退去。
议者始悟咸丰七年广州被陷之后，未始不可善为讲解，内外大臣无一诸洋情者，遂于刚柔缓急取与操纵之诀，未能适中机宜，又或专为身谋，玩视大局，瞢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变，纷纭者数年，局势乃弥棘矣。不然，则乘大沽挫敌之后，隐示转圜，倘得能者善为迎距，则八年原许之款，或可择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约，其愈于十年所定之款犹多。且敌情叵测，大沽、北塘与各海口皆当严备。夫濒海设防，犹在海驾舟也，舟之大数十丈，凿方寸之孔，纵水漏入，则全舟沉矣。寇一入口，内地震惊，防不胜防，彼且反客为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师，而能战之兵实不满万，亦觉军势过单，况骑队不敌枪队，更出人意计外乎。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P597－617
薛福成（1838.4.12－1894.7.21）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镇江府学教授、湖南安福县令、浔州知府等职。长兄薛福辰，以举人出身得任工部员外郎、济东泰武临道、直隶通永道、左副都御史等职。二兄薛福同，同治元年举人。四弟薛福保，长期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幕府参与政务。
薛福成幼时苦读经书，后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而受到强烈震动，决意弃八股试帖之学，而致力研究经世实学，以图报效国家。咸丰八年（1858年），中秀才。同年，薛福成去看望宦游湖南的父亲，适逢薛湘去世，薛福辰、薛福成兄弟二人为处理父亲身后诸事而滞留湖南一年余。十年（1860年），得知太平军已东下苏、常，兄弟二人匆匆赶回，不料全家已外出避难，几经艰辛找寻，终于在苏北宝应东乡找到家人。薛福成继续研读治世之学。
同治四年（1865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闻讯后即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往行辕拜谒曾国藩。曾国藩读罢，击节称叹，深为薛福成所言改科举、裁绿营、师夷法的主张吸引，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后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不时呈上一些改革时弊的策文，颇为曾国藩器重，被保为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
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病死，薛福成去苏州书局任职。光绪元年（1875年），赴部引见，途中读到新帝即位后向天下求言的诏书，兴奋异常，挥毫写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主张应努力改善外交，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刊发各州县；主张科举时应为精通洋务的人特设一科，使奇杰之士辈出；建议通过聘请洋员，派送人员留学，定制铁甲舰来发展海军。薛福成的上书陈言，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即采纳了陈言书中的意见而付诸实施，薛福成名闻朝野。丁宝桢、郭嵩焘等大员纷纷奏保薛福成出任驻外使节之职。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揽入麾下。
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文案，运筹帷幄。次年，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以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策略，应付英军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李鸿章非常欣赏，命薛福成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并因其随办洋务出力而奏荐为知府。
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态严重，马上作《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认为如此，“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并向李鸿章献计说，只有告诉赫德，如果他要担任总海防司，就必须放弃总税务司之职，亲自去海滨练兵，这样，赫德必不愿放弃总税务司之职，此事便可作罢。李鸿章觉得十分在理，便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函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依计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国海军的图谋终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写下了反映他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薛福成将该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大为赞赏，分发官员传读。
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后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次年，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发动政变，薛福成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献计，尽快出兵朝鲜拘捕乱党魁首。张树声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迅速平定了朝鲜之乱，使觊觎朝鲜的日本欲趁乱控制朝鲜的阴谋失败。薛福成因功晋升四品道员。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实授浙江宁绍台道，时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加强防务，并指挥军民重创犯浙的法国军舰，因功加布政使衔。十二年（1886年）秋，薛福成将自己多年来的文稿整理成《浙东筹防录》，次年初又编成《庸庵文编》四卷。
十四年初（1888年）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驻欧使节任内，薛福成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欧洲的工业发展，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开阔了视野，思想也日益改变。他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建立“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私人公司等，并具体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条“养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将他在欧洲四年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日记，后据以编成《出使四国日记》。
使欧期间，薛福成还参与众多具体外交事务，十八年（1892年）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英国终于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国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此外，薛福成还以国际公法为依据，迫使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其属境内设立领事，这样，中国政府就在南洋、缅甸等处设立领事，保护当地华侨的权益。
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离任回国。五月二十八日到达上海。因一路辛苦劳累，又染上流行疫病，与六月十九日深夜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薛福成一生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