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决定去死

　　作者：[巴西]保罗·科埃略

　　译者：孙成敖

　　译者序：摒弃偏见直面人生

　　本书作者巴西人保罗·科埃略堪称一位享誉世界的畅销书作家。

　　保罗·科埃略一九四七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期便立志成为像若热·亚马多一样成功的职业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减生于一万年之前》等六十余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媒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秘密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一九八二年自行出版了<< 地狱档案>>一书，但未曾引起任何反响。一九八五年又出版《吸血鬼研究实践手刷一书，但后又收回，理由是他本人认为该书“质量低劣”。一九七七年，在周游世界时他参加了一个名叫拉姆的天主教组织，一九八六年，按该组织的要求，保罗·科埃略沿中世纪三条朝圣路线之一，历时三个月，徒步行走近六百公里的路程，从法国南部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抵达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孔波斯泰尔的圣地亚哥朝圣。他以这次朝圣之旅为素材，于翌年出版《朝圣卜书，讲述了他在此次行程中的种种体验以及所受到的种种启示，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部纪实性作品获得极大成功，至一九九九年已印行一百十七版次。一年之后，凭借《一千零一夜》中一个故事的启发，保罗·科埃略创作出版了寓言故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原著名《炼金术士》）。这部译成中文只有十万字的作品初期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出版商和作家本人都没有料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书后来竟使洛阳纸贵，名列巴西畅销书排行榜长达六年之久。截止到一九九九年，该书在巴西已印行至一百五十二版次，印数超过两百万册，成为巴西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多的一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风靡巴西，使作家在国内声誉鹊起，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五大洲出版，并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八个国家名列畅销书榜首。迄今为止，该书在国外已售出九百五十万册，称得上是一本世界畅销书。做羊少年奇幻之旅》讲述的是人生寻梦的历程：西班牙牧羊少年圣地亚哥两次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他能在埃及金字塔附近找到一批埋藏的珍宝。他跨海来到非洲，穿越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一路奇遇迭起，最后他终于看到了金字塔，并悟出了珍宝的藏身之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部追求梦想、完善人生的寓言故事，启示人们实现梦想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执著和经受考验。这部富有强烈象征色彩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受到盛赞，评价之高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封面介绍文字称：“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或许几十年才出现一本，您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本书。”美国图书馆协会将该书推荐为“青少年最佳读物”。法国文化部部长将保罗·科埃略称为“数百万读者心中的炼金术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赞誉“保罗·科埃略深谙文学炼金术之奥妙”。一九九七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英文转译的书名为倾金术士一书，但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否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不得而知。

　　此后，保罗·科埃略又陆续出版了《笼头》（1990）、<<主神的使女们》（1992）《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1994）、《第五座山》（1996）、<<光明斗士手册》（1997）和《韦罗妮卡决定去死》（199 ）等多部作品，每部作品都风靡一时，使保罗·科埃略成为当今巴西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其作品现已被译成三十九种语言，在七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至一九九八年七月，共售出两千一百余万册，仅仅数年之间，他便步入世界畅销书作家的行列，成为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一书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拉丁美洲作家。由于其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保罗·科埃略不止一次获得法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爱尔兰等国家颁发的文学奖，一九九六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一九九八年被巴西政府授予里约布兰科骑士勋章。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作家最新出版的一部作品。故事发生在脱离前南斯拉夫而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四个并非疯子的人先后住进了外国人投资开办的维莱特精神病医院。二十四岁的漂亮姑娘韦罗妮卡供职于一家公立图书馆，在修女院租住了一个单人房间，有着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相同的梦想与希望。她经常出入于热闹的酒吧，不时可以遇到富有魅力的小伙子，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上床。然而她却感不到幸福，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平淡乏味，于是便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决定自杀，经维莱特精神病医院抢救又活了下来。泽德卡患有压抑症，被丈夫送进了维莱特精神病医院。资深女律师马莉莫名其妙地患上了恐惧综合症，听从同事劝告前往维莱特就医，并主动要求住院治疗，结果失去了工作，丈夫也与她离了婚，病愈之后她决定继续留在维莱特，成为兄弟情谊会的成员。埃杜阿尔德是一位大使的儿子，因为一心想成为画家绘制天堂的幻影而与父母发生冲突，结果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被送进了维莱特。这四个人一个是自杀未遂，一个是患有压抑症，一个是患有恐惧综合症，还有一个仅仅是为了逃避现实，却都进了疯人院。韦罗妮卡成为该院负责人伊戈尔医生研究治疗维特里奥洛中毒的实验品。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的人，让护士每天为韦罗妮卡注射一种名为费诺塔尔的药物，造成一种心脏病发作的假象，使韦罗妮卡深信自己注定很快就要死去。根据伊戈尔医生的观点，“死亡的意识”可以清除韦罗妮卡体内的维特里奥洛，还可以使她不再有自杀的倾向。在已无法回头走向死亡的道路上，韦罗妮卡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在争取与放弃之间作出抉择。她摒弃了过去一直束缚着她的偏见，做出了一些她过去从未敢想和敢做的事情，品尝到了新的欢愉，发现了生命总有其一种意义。韦罗妮卡人住精神病医院并无可挽回地行将死去的消息使许多住院者受到触动，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就在伊戈尔医生宣称韦罗妮卡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死去的那一天，维莱特精神病医院一下子少了四个人：压抑症已经治愈的泽德卡出了院，马莉给兄弟情谊会留下一封便函一去不再回来，韦罗妮卡和埃杜阿尔德则一起逃出了维莱特。

　　和作家以前的作品相比，《韦罗妮卡决定会死》显然更为真实和更富于文学性。为作家赢得巨大声誉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部象征色彩极强的寓言故事。另一部受到欢迎的《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将追寻真爱与追寻信仰的过程合二为一，也可以视为一个宗教与爱情的寓言故事。这两部作品都超越时代，远离现实，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重在精神的追寻和启示意义。《韦罗妮卡决定去死》则与之不同，它是一部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书中的人物与读者近在咫尺，随处可见。保罗·科埃略是位超越国度放眼世界的作家，同前两部作品一样，他没有把《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的故事安排在本国巴西，而是把斯洛文尼亚作为其发生之地，目的在于强调作品的普遍意义，而这部作品内容的社会性也的确具有世界范畴的普遍意义。小说以一所精神病医院为背景，自然会把疯癫作为一个题材。小说的另一个题材则是如何对待偏见。人与人不同，想法亦不会相同，是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还是被别人的看法或社会偏见所左右，人们经常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作家的创作意图显而易见，小说的主旨就是启示人们摒弃偏见，直面人生，珍爱生命。作家对疯癫和偏见的看法或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他分析问题时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思考。例如把疯子与勇闯记录的运动员。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敢于创新的科学家、为事业殉难的英雄列在一起加以比较，例如对打字机键盘的发明以及时针走向进行的解释，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确实是别开生面，引发人们思考，给人以启迪。《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部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小说，因而必然涉及到一些社会问题。资本家的惟利是图（外国投资者在斯洛文尼亚开办精神病医院的考虑与做法），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万能（只要有钱就可以把不是疯子的人送进疯人院），富国与贫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斯洛文尼亚举办活动而该国记者却不被邀请），凡此种种，作家虽然花费笔墨不多，但言简意赅，令人一目了然。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虽然用心良苦，但结果有时却适得其反。韦罗妮卡在父母的“关爱”下，只能在疯人院才实现了自己要当钢琴家的理想，而埃杜阿尔德则被父母的“关爱”送进了疯人院。一位拉丁美洲的巴西小说家，以欧洲的斯洛文尼亚作为自己小说的背景，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能使众多读者有切肤之感，其作品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故事既然发生在一所精神病医院，又有伊戈尔医生这样一位人物，自然不免要涉及到一些医学上的问题。但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医学教科书，书中对医学问题的探讨我们则只能听听而已，无需认真。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因此在写法上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有所不同，作家赋予了它更多的文学色彩。《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均以主人公为主线，全部故事都围绕主人公的活动展开，平铺直叙，重在其象征意义和启示作用而非其文学性。《韦罗妮卡决定去死》则改变了平铺直叙的写法，将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并列和穿插，又使人物之间彼此发生联系，从而增加了作品的丰富性。尤其是小说中安排的伏笔，几乎令读者以假为真，然后才有恍然大悟之感，比如埃杜阿尔德并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如韦罗妮卡并非无可挽回地行将死去，而是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人把她视为豚鼠在进行医学试验，这一点直到全书马上就要结束之时才真相大白，令揪心的读者在主人公韦罗妮卡的生死问题上松了一口气。这也是<<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的一个成功之处。

　　以上是译者在译完全书后的一些随想杂谈，权且当作一家之言代为译序，错误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孙成敖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塔楼

　　第一章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韦罗妮卡决定自杀的时刻终于到了。她仔细地打扫了自己在一所修女院里租住的房间，关上加热器，刷完牙，然后便躺在了床上。

　　她从床头柜上拿过四盒安眠药，没有把它们弄碎兑进水里喝，而是决定一片一片地吞服，使自杀的企图与行动之间拉开一段长时间的距离，以便中途随时可以反悔。然而，每吞下一片，她就感到决心更加坚定，五分钟之后，四盘药就全吃光了。

　　因为不能确切地知道要过多久才会失去知觉，她把她工作单位图书馆新到的一本当月法国《男士》杂志放在矿床上。虽然她对信息学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可在翻阅这本杂志时却发现了一篇有关电脑游戏（人们称之为光盘只读存储器）的文章。这种游戏是一位名叫保罗·科埃略的巴西作家发明的。她曾有机会在联邦大酒店咖啡厅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与这位作家相识，两个人并简单地交谈过几句，最后作家的出版商还邀请她出席了晚宴，但是当时人太多，他们没有可能就任何一件事情进行深入的探讨。

　　然而，认识该游戏发明人这一事实使韦罗妮卡认为，他乃是她的世界的组成部分，阅读一篇有关其作品的文章可以帮她消磨时间。在等待死亡的同时，韦罗妮卡开始阅读起这篇有关信息学的文章来。她对信息学没有丝毫兴趣，这与她一生所做的一切相一致：总是寻找更为容易或是说伸手可得的东西，比如那本杂志。

　　但令她惊奇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行文字就把她与生俱来的消极状态一扫而光（安眠药还没有在她的胃里溶化，但天性已使韦罗妮卡处于消极状态），并且生平第一次认为，在她的朋友们中间十分流行的一句话实乃千真万确：“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为什么恰恰是在她已经开始死亡的时候看到了这第一行文字呢？如果说真的存在着隐秘的信息而不是巧合的话，那么隐秘在她眼前的信息又究竟是什么呢？

　　在那种电脑游戏的一张插图下面，记者是以如下一个问题作为文章开头的：“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她想道，“就是这样。”

　　可即使如此，斯洛文尼亚也依然存在，就在她房间的内外，就在她周围的群山之中，就在她眼前的广场上：斯洛文尼亚是她的祖国。

　　她把杂志放在了一边。现在她没有心情对有人完全不知道斯洛文尼亚人的存在而感到气愤，祖国的荣誉已不再引起她的关注。此时此刻，她在为自己感到骄傲：她知道了自己所具有的能力，知道了自己最终产生了勇气，现在她正在放弃生命。多么开心啊！她在按自己一直所梦想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即通过吞食安眠药而死去，这样做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

　　韦罗妮卡花费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搞到了这些药片。她曾以为永远也不会搞到的，甚至考虑过割脉自杀的可能性，虽然她知道这会使房间里到处是血，会让修女们感到惊慌不安，然而想要自杀就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然后才去想到其他的人。她准备尽一切可能不使自己的死给他人造成许多麻烦，但如果割脉是惟一可行的办法，那她也只能如此。让修女们去清扫房间吧，并且很快忘记这件事，否则她们就难以把这个房间再租出去。尽管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可无论如何人们还是相信鬼怪的存在。

　　当然，她也可以从卢布尔雅那为数不多的几座高楼之一跳下去，但是这种死法将会给她的父母亲造成多大的额外痛苦呢？他们不仅要承受发现女儿已死的打击，还要不得不去认领一具外形遭到损毁的尸体。不，这是比割脉更糟糕的一种死法，会在一心希望她好的父母亲的心灵上留下不可消除的伤痕。

　　“他们对女儿的死最终是会习惯的，但一个粉碎了的头颅却大慨无法使他们忘却。”

　　饮弹而亡，跳楼，自缢，这都不符合她的女人天性。女人自杀总要选择更具有浪漫色彩的办法，比如割脉，或是吞服过量的安眠药。在这个方面，被遗弃的公主和好莱坞的女演员们分别树立了不同的榜样。

　　韦罗妮卡知道，总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做出抉择。事实正是如此：她抱怨自己睡不好觉，两个朋友动了侧隐之心，每个人为她搞到了两盒当地一家夜总会乐师们服用的强效安眠药。韦罗妮卡把四盒药放在床头柜上整整一个星期，对正在临近着的死亡产生了迷恋，毫无任何伤感地准备离别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

　　现在她为已经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感到高兴，所以心烦意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打发余下来的不多时光。

　　她又想到了刚才读到的那些荒唐的文字，一篇关于电脑的文章怎么能以“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这样一句愚蠢的问话作为开头呢？因为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她便决定把这篇文章读完，结果发现这种电脑光盘是在斯洛文尼亚——除了当地居民之外，似乎谁也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国家在什么地方——生产的，因为这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几个月之前，在推出这种产品时，法国的制造商曾在弗莱德的一个城堡举办过一次庆祝活动，邀请来了世界各地的记者。

　　韦罗妮卡记得，她曾听人讲起过这次庆祝活动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件事在该城显得很是特别：不仅由于城堡被尽可能地装饰成接近这种光盘只读存储器里的中世纪的氛围，而且还由于随后在当地报刊上引发了一场争论——与会的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记者，而斯洛文尼亚的记者却一个也没有受到邀请。

　　男士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第一次到斯洛文尼亚来，当然一切都不用他自己掏腰包。他决心在这段时间里要取悦于其他的记者，讲一些自以为是有趣味的故事，还要在城堡里免费地大吃大喝。回国后，他决定用一个玩笑来开始他的文章，因为这个玩笑可能会使他的国家的那些装模作样的文化人感到开心。甚至他大概已经向编辑部的朋友们讲述过一些有关斯洛文尼亚的地方习俗或者当地妇女衣着如何简陋的故事。

　　这是他的事情。韦罗妮卡就要死了，她所关心的应该是其他问题七如知道人死后是否还存在生命，或是她的尸体何时才能被发现。尽管如此——或是说恰恰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她已经做出了要自杀的重大决定——，这篇文章颇使她心里感到不舒服。

　　她从修女院面向卢布尔雅那小广场的窗子朝外望去。“如果人们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那么卢布尔雅那大概就成了一个杜撰出来的地方了。”她想道。如同阿特兰蒂达，或是莱穆里亚，或是令人产生还想的那些消失了的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谁也不会用埃佛勒斯峰①在什么地方的提问来开始一篇文章，尽管作者从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在欧洲，一份重要杂志的一位记者却毫不脸红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清楚他的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用说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了。

　　十分钟过去了，韦罗妮卡仍然察觉不出自己的身体机能有任何变化，就在这时候，她发现了消磨时间的一种方法：今生她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将是给那本杂志写一封信，解释一下斯洛文尼亚是由前南斯拉夫解体而成的五个共和国之一。

　　她要把这封信作为她的遗书，而对自杀的真正原因则只字不提。

　　当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有一本杂志不知道她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当地报纸将会因此而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赞成也会有人反对她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自杀的。想到这种情景，韦罗妮卡不禁笑了起来。她很惊讶自己这么快就改变了念头，因为片刻之前她所想的还恰恰与此相反——世界和地理问题已与她无关。

　　她写出了这封信。心情一好，她对有无必要自杀一事几乎产生了另外的想法。不过，她已经吞服下安眠药，想要回头未免已为时过晚。

　　无论如何，她曾有过像这次一样的好心情，现在所以要自杀，并非因为她是个满怀忧愁和痛苦的女人，一直都在沮丧之中度日。从前有许多个午后，她曾快乐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行走，或是从修女院她所租住房间的窗口向外张望——雪花飘落在小广场上，那里有座诗人的雕像。有一次，她几乎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雪地上游荡，因为一个不相识的男子就在这个广场的中心送了她一枝花。

　　她相信自己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她所以决定自杀是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而且她确信，如果她留下遗书进行解释的话，很多人都会同意她的这一做法。

　　第一个理由：她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任何变化，青春一旦逝去，就意味着将一天不如一天，老年期便会开始在她身上打上它不可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离去了，总而言之，继续生活下去不会增添任何新意，相反，忍受痛苦的可能性却大为增加了。

　　第二个理由更富有哲学色彩：韦罗妮卡阅读报纸，看电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荒谬的，而她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使她产生了自己一无所用的感觉。

　　但是片刻之后，她就将会经历人生最后的一次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将与过去的极为不同：死亡。她给杂志写完信，然后就把这件事置于脑后，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对眼下正在活着——或是正在死去——的这一时刻更为重要和更为适宜的问题。

　　她力图想象出死亡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却毫无结果。

　　不管怎样，她已无需为此而牵肠挂肚，因为几分钟之后她就能够知道了。

　　多少分钟呢？

　　她无法确定。但是，她已为将能回答出所有人都在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感到高兴：上帝存在吗？

　　和很多人相反，这个问题并未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过很大的争论。在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官方的教育一直声称生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而她最后也习惯了这种说法。但他的父辈以及祖父辈却依然常去教堂，参加祈祷和朝圣，并且绝对相信，上帝正注意他们所讲的话。

　　二十四岁的时候，在经历了能够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真是不少！——，韦罗妮卡几乎已经确信，一切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因此她选择了自杀：最终的自由，永远的忘却。

　　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留有怀疑：如果上帝存在呢？

　　数千年的文明使自杀成为一种禁忌，一种对宗教所有法规的对抗：人要为生存而不是为屈服而斗争。人类应该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一对夫妻需要有一种理由继续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爱情已不复存在。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坦诚地说，我并不相信——，那么他就应该明白，对人类的理解要确立一条界限。贫困、不公正、贪图钱财、孤独，正是上帝制造了这种混乱。他的意图大概是再好不过了，但是结果却等于零。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将会定宏大量地对待那些希望尽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甚至可以因为强迫我们在这个世界走一趟而请求原谅。”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信奉宗教的母亲常说：上帝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说来，上帝把她安排到这个世界是完全清楚她会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所以便不会对她的做法感到不满。

　　韦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并且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厉害。

　　没过几分钟，她已经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在窗外一侧的广场上。她知道，眼下正值冬季，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她还知道，其他人仍然在继续生活，此刻有一个小伙子正从她的窗前走过，看到了她，但却根本想不到她正准备死去。一班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提出这个问题呢？）乐师正在弗兰采·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进行演奏。普列舍伦是斯洛文尼亚的伟大诗人，他给人民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她能否把从广场上传来的音乐听完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将会成为今生的一个美好的回忆：落日，唱出世界另一端梦想的乐曲，温暖而舒适的房间，正从下面路过的漂亮和充满生机的小伙子。他已决定停下脚步，现正凝视着她。由于她已感觉到药物正在发挥效力，他将是最后一个看到她的人。

　　小伙子朝她微微一笑，韦罗妮卡也报之以一个微笑——她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掉。小伙子向她挥手示意，她则决定假装正在看另外一样东西。总之，小伙子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继续向前走去，把窗口的那张面孔永远地忘却在了脑后。

　　可是韦罗妮卡却因为又一次被男人所渴望而感到开心。她不是因为缺少情爱而自杀，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温暖而自杀，也不是因为经济桔据或是患有不治之症而自杀。

　　韦罗妮卡决定在卢布尔雅那的那个美丽的下午死去，听着玻利维亚的乐师在广场上演奏，望着一个小伙子从她的窗前走过，她对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和耳朵所听到的都感到十分高兴。更令她高兴的是，她可以不必在今后的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永无变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将渐渐失去其新鲜感，使生活变成每日不断重复的一种悲剧，前一天的和后一天的永远是一模一样。

　　韦罗妮卡的胃开始翻腾起来，使她感到万分难受。“真有意思，我原以为超剂量的安眠药能够让我立刻入睡。”现在她的耳朵感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响声，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如果吐出来的话，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定忘记肚子的疼痛，一心想把注意力转移到迅速降临的夜幕上来，转移到那些玻利维亚人的身上来，转移到开始关闭商店的大门然后离去的那些人的身上来。耳朵的嗡嗡响声越来越尖利，吞服安眠药之后韦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一种非同往常和从未有过的害怕。

　　然而这种害怕的感觉很快便消失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睁开双眼的时候，韦罗妮卡并没有这样想：“这里大概是天堂吧。”天堂永远不会使用一只荧光灯来照亮一个地方，而且睁开双眼瞬间之后便出现的疼痛也是人间所特有的。啊，人间的这种疼痛可谓独一无二，不会与任何别处的东西相混淆。

　　她想挪动一下身子，疼痛立刻加剧了。一连串的亮点出现了，但即使如此，韦罗妮卡也依然明白，那不是天堂里的星星，而是强烈的疼痛所造成的结果。

　　“你苏醒过来了。”韦罗妮卡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现在你的两只脚都踏进了地狱，好好地去享受吧。”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是在骗她。这里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非常寒冷，并且发现她的嘴巴和鼻子都插着塑料管，其中的一条一直插到喉咙下面，使她产生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她想动手把它拔出来，但胳膊被捆住了。

　　“我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地狱。”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可连地狱还不如，虽然我从未去过地狱。这里是维莱特。”

　　虽然疼痛难耐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韦罗妮卡还是立刻明白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企图自杀，有人及时赶来救活了她。可能是一位修女，可能是事先没打招呼便来找她的一位女友，也可能是前来想把她已经忘记了的失物送还给她的人。总而言之，她活了下来，人正在维莱特。

　　自从一九九一年国家独立以后，维莱特就成了一所令人生畏的著名的疯人收容院。当时，人们相信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斯洛文尼亚最后只打了十一天的仗），一个欧洲企业家集团获准在一个；日的军营建立一所正规的精神病医院。这个军营是因为需要高昂的维持费用而被放弃的。

　　然而战争却逐步开始了，先是在克罗地亚，随后是波斯尼亚。这些欧洲企业家们开始不安起来：建医院的钱来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因此也就不可能坐在这些人的面前辩解一番和请求原谅。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毫不值得称道的办法，决定建立一个疯人收容院，以此来解决问题。对一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新生国家来说，维莱特于是便成了资本主义最坏部分的象征：只要付钱就能在那里搞到一个床位。

　　有许多人，当他们因为遗产（或无礼举止践生争吵而想要摆脱家庭的某个成员时，就花上一笔钱，同时弄到一张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是父母送进疯人收容院。还有一些人，他们或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是为了避免对某些可能导致要长期坐牢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在病人收容院呆上一段时间，出来时就可以不用付债或是不受法律的追究了。

　　一直没有人从维莱特出逃。这里把真正的疯子——由司法机关或是其他医院送来的——和那些被说成是疯子或装成是疯子的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便是真正地乱成了一团。报界每时每刻都在披露它虐待病人和滥用职权的情况，虽然从未有人被允许进到里面目睹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对这些揭发进行了调查，但并未获得证据。股东们威胁说，要散布外国在该地进行投资十分困难的传言，于是疯人收容院便得以站住了脚，并且越来越稳固。

　　“几个月前，我的姑妈自杀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接着说道，“她几乎八年不想离开房间一步。吃，发胖，吸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她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韦罗妮卡想把头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然而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只见到她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在丈夫搞了个情妇的时候。当时她大吵大闹，掉了几公斤肉。她摔杯子摔碗，整整几个星期吵得邻居无法睡觉。尽管看上去十分荒唐，可我却认为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在为某种东西而斗争，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并且有能力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反应。”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韦罗妮卡想道，但却无法用嘴讲出来。“我不是你的姑妈，我没有丈夫！”

　　“她的丈夫最终与情妇分了手，”那个女人继续说道，“我的姑妈于是又渐渐回到了从前的那种像有的消极状态。有一天，她打电话对我说，她准备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已经戒烟了。

　　就在同一周，在因为戒烟而增加了安眠药的用量之后，她对所有的人都说她准备自杀。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一天上午，她在电话录音中给我留下一个口信向我诀别，然后就打开煤气自杀了。我曾几次听到过这个口信，但从未见过她以如此平静和屈从命运的声音讲话。她说她既不幸福，也并非不幸福，所以才无法再忍受下去。”韦罗妮卡对讲述这件事情并想弄明白她姑妈死因的女人感到同情。在一个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力求生存下去的世界里，如何评判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谁也无法做出评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痛苦的程度，或是说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可言。韦罗妮卡想对此进行解释，可插在嘴里的管子，却使她喉咙发硬。那个女人过来帮她。韦罗妮卡看到那个女人朝着她的身体弯下腰来。她的身体被捆绑着，井插上了管子，以防她随心所欲，自毁其身。她挣扎着把头从一侧移向另一侧，用双眼哀求那个女人把管子拔掉，好让她安安静静地死去。

　　“你很是激动不安。”那个女人说道，“我不知道你是后悔了还是仍然想要去死，不过，这并不是我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履行我的职责，那就是病人表现出激动不安时，按规定要求我得给他注射一针镇静剂。”

　　韦罗妮卡停止了挣扎，可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又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梦，所记得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还有一副全然冷漠的神情——她之所以这样行事是因为她必须要这样行事，却从不过问为什么规定要求这样做或是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当保罗·科埃略在巴黎一间阿尔及尔餐馆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时，才知道了韦罗妮卡的故事。他的这位女友也叫韦罗妮卡，是主管维莱特疯人院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后来，当保罗·科埃略决定就这件事撰写一本书的时候，曾考虑过不使用他的女友韦罗妮卡这个名字，以免给读者造成混淆。他曾考虑改成布拉斯卡，或是埃德维娜，或是马里耶济姬，或是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人名，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真名。当提及他的女友韦罗妮卡时，就称之为女友韦罗妮卡；当提及另一个韦罗妮卡时，则不需要添加任何形容词，因为她将是书中的主人公，读者如果总是读到“疯女人韦罗妮卡”或是“企图自杀的韦罗妮卡”，就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在这本书中都只占很小的篇幅，即如下的段落。

　　他的女皮韦罗妮卡，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父亲是一所想受到世人尊重的医院的负责人，并正在撰写一篇需要经过一个常规的学术机构审查通过的论文，所以对父亲所做过的事情甚感恐惧。

　　“你知道‘收容院’一词出自何处吗？”她问道，“出自中世纪，出自人们可以在教堂这种神圣的地方寻求庇护的权利，即收容权。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而我的父亲，身为一所收容院的负责人，怎么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病人呢？”

　　保罗·科埃略想了解其中所有的详情细节，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对韦罗妮卡的故事产生兴趣。

　　理由如下：他也曾被送进过一间收容所，或是疯人院——此乃这类医院更为人们熟知的名称——，且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他被送进的地方是埃拉斯大夫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市。

　　为什么要送他进去，连他本人至今也感到奇怪。也许因为他的父母亲对他的异样举止——胆小而又古怪——感到困惑，也许因为他的愿望是当“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乃是想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最好方式，最终会在贫困中死去。

　　当他想到这件事时——顺便说一句，他极少想到这件事——，就认为真正的疯子乃是没有任何具体理由就同意接受他人住的那位医生（和所有的家庭一样，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过错推给外人。大家一致认定，父母亲在做出一个如此严厉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韦罗妮卡曾给报界留下一封奇怪的信，对一家重要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提出了抗议。保罗·科埃略知道了这件事后笑了起来。

　　“谁也不会因此而自杀。”

　　“正因为这个理由，那封信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的女友韦罗妮卡不高兴地说道，“就在昨天，当我在酒店登记入住时，人们还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座城市。”

　　这太司空见惯了，保罗·科埃略心里想道，有许多外国人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当作是巴西的首都。

　　外国人因为巴西的首都美丽（其实是邻国的）而前来向它致意。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种国家之外，保罗·科埃略与韦罗妮卡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共同之处，但是重新提醒一次总是好的：他也曾被送进过一所精神病患者的疗养所。“你永远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位妻子曾经这样说道。

　　然而他出来了。当他最后一次离开埃拉斯大夫卫生院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时，曾许下两个诺言：第一，发誓要就这件事写一本书。第二，发誓要等到父母亲去世之后才公开谈及这件事，因为他们在许多年里一直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感到自责，所以他不想伤害他们。

　　他的母亲死于一九九三年。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年满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患有肺气肿，尽管因为雇不到一个能够忍受其怪病的女佣而吃冷冻食物，可他依然活着，而且大脑和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有关韦罗妮卡的故事之后，保罗·科埃略找到了一种谈及这件事而又不食自己诺言的办法。虽然他从未想到过自杀，但对收容所的一切——治疗手段、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生活在那样一种地方所感到的舒适与苦恼——却了如指掌。

　　我们让保罗·科埃略和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彻底退出此书，然后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韦罗妮卡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自己曾经醒过一会儿——嘴巴和鼻子依然插着急救用的管子——，听到过一个声音对她说道：“你想让我为你手淫吗？”

　　然而，现在当她大睁着双眼，环顾自己周围的房间时，却不知道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抑或是一种幻觉。除了这件事之外，她再也回忆不出任何其他事情来，绝对一点也没有。

　　管子已经拔除，但是全身还继续插着针，心脏和头部的地万连结着细线，胳膊依然被捆绑着。一丝不挂，身上只盖着一张床单，因此而感到凉意，但她决定不提出什么要求。房间不大，四周环绕着绿色窗帘，里面放着急救用的治疗仪器，还有她躺在上面的床和一把白椅子，一位女护士正坐在椅子上看一本书，以此消磨时光。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黑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尽管如此，韦罗妮卡仍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与自己谈话的那个人。

　　“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起双眼，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不行”，接着便又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韦罗妮卡想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大概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能确认我已完全正常为止，然后让我出院。我会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街道，还有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以及行走在街道上的那些上下班的人们。因为人总有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倾向——仅仅是为了感受到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更好——，所以他们会让我重回图书馆上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会重新光顾原来的酒吧和夜总会，与我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世界的不公正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会去电影院和到湖边散步。

　　因为我选用了服药自杀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变成畸型，依零然年轻、漂亮。聪明，不用费力——过去也从本费过力——就能找到情人。我将与他们在他们的家中或是在树林里做爱，我会产生某些快感，但是性高潮一过，空虚的感觉就会重新归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许多话可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明白：到了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说声对不起的时候了——“天太晚了”，或是“明天我还要早起”——，然后就尽可能快地离去，以免两双眼睛对现。我将回到我在修女院租住的房间，打算找本书读读，或打开电视机看那些一成不变的节目。上好闹钟，以便第二天能准时地在前一天醒来的那个时刻醒来。在图书馆，我机械地重复交给我的那些工作。坐在剧院对面公园里过去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我和也前来选择坐同一把椅子吃午后点心的其他人一起吃三明治。这些人的目光都同样地茫然空虚，却装出一副正在关心极为重大之事的样子来。

　　然后再回去上班，听人们议论谁与谁一起外出了，谁正在为什么而忍受折磨，谁如何因为丈夫的缘故而痛哭流涕。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我长得漂亮，有一份工作，只要愿意就能找到一个情人。傍晚时分我又回到酒吧，一切都再度重新开始。

　　对我企图自杀应该感到极为不安的母亲会渐渐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且会继续问我将怎样生活。说到底，既然世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呢。她会说，“你看我，我与你父亲结婚多年了，一直千方百计使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你做出尽可能好的榜样”

　　将来的某一天，我厌烦了总是听她呼叨同样的话，为了让她高兴，我会与一个我强迫自己去爱的男人结婚。我和他最终会找到共同梦想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别墅，孩于，孩子的前途。第一年我们将做许多次爱，第二年就减少了，从第三年开始，我们也许要十五天才想到做爱一次。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几乎无话可谈。我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局面，并且会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无法使他对我产生兴趣，他不再注意我，却总是谈论他的朋友，仿佛他们才真正属于他的世界。

　　就在婚姻真要险些破裂之时我将会怀孕，我们将会有一个孩子，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之间会比过去贴得更近，然而情况很快又会恢复到从前的那种老样子。

　　于是，我将会像昨天——或是几天之前，我说不准——与我讲话的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开始发胖。我会开始节食，但是每一天、每一周都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无论我如何控制，体重却一个劲地增加。这时候，我将会有几个孩子了，为了不在转瞬即逝的做爱之夜感到压抑，我将服用某些神奇的毒品。我会对所有的人说，孩子们是我生存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的生活方式。

　　人们将总以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而没有人知道在幸福的外表后面所存在着的孤独、痛苦和抵触。

　　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有了他的第一个情妇，这时候，我也许像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大吵大闹，或是再度想到自杀。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变得又老又胆小了，而且还有两个或是三个孩子需要我的帮助，在我能够舍弃一切之前，我应该使他们受到教育，使他们立足于社会。我不会去自杀，我会大吵大闹，威胁要带着孩子们离去。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也会让步，会说他爱我，会说那种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真的要离他而去，推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我父母的家里，在那儿我的余生就将是整天听我母亲的抱怨，因为她认为我失去了惟—一次幸福的机会。她会说尽管有些小的缺点，可他还是一个最好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们，他们会因为我们离异的缘故而将会忍受许多痛苦。

　　两三年之后，又有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我会发现此事——或是因为亲眼看到，或是因为有人告诉了我——，但这一次我会假装不知道。在和他的前一个情妇的斗争中我已耗尽了全部精力，一点也没有余下，最好是按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样子来接受它。我母亲是有道理的。

　　他会继续对我和蔼可亲，我会继续在图书馆上班，在剧院前的公园里吃我的三明治，读我永远也未能读完的那些书，看那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也依然是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在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一种负疚感，因为我已经是个胖子。我不会再去酒吧，因为家里有个丈夫在等着我去照管孩子。

　　此后便是等待着孩子们长大，整天都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去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终于得出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论，它不会向前发展，一切都不会改变。于是我听天由命了。

　　韦罗妮卡停止了她的内心独白，并且向自己做出保证：决不活着离开维莱特。当她还有勇气和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就结束一切。

　　她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发现自己周围的医疗器械减少了，体内的温度上升了，护士们的面部表情也有了变化，但总还有一个依然守候在她的身边。透过绿色的窗帘，可以听到某个人的痛苦呻吟和哭泣声，或是语调平静地用专业术语进行交谈的低语声。远处的一个器械不时发出嗡嗡叫声，而她就能听到走廊里会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每逢这种时刻，平静的语调和专业术语便会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语调和急速的命令。

　　在她清醒的某个时刻，一位护土问她：“你木想知道你目前的情况吗？”

　　“我知道我的情况如何。”韦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从我身体外表看到的那种情况，而是我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情况。”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韦罗妮卡假装睡着了。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她被换了地方——仿佛是一间大的病房。血清瓶的针头依然插在她的胳膊上，但其他所有的金属针和金属线全都拔除了。

　　一个高个子医生，身穿与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髯须形成鲜明反差的传统白大褂，正站在她的床前。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硬皮夹子，在他的身边做着笔记。

　　“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韦罗妮卡问道，并发现自己讲话还有一些困难，无法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在急诊室呆了五天，然后又在这个房间呆了两个星期。”年长的医生说道，“你要为现在还能呆在这里而感谢上帝。”

　　年轻的医生似乎感到吃惊，仿佛最后这句话与实际情况并不百分之百地相符。韦罗妮卡立刻注意到年轻医生的反应，本能地变得敏锐起来：我呆在这里的时间还要长？现在依然还有某种危险？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因为她知道提问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永远不会讲出实情，但是如果她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

　　“说出你的名字、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年长的医生继续说道。

　　韦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名字、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但发现自己的记忆还有空白：她想不起自己的住址。

　　医生把一个手电筒放在她的眼前，默默无语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年轻的医生也照样来了一遍。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目光，但从中绝对察觉不出其任何含义来。

　　“你对夜里值班的护士说，我们无法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是吗？”年轻的医生问道。

　　韦罗妮卡回忆木起来了。她难以准确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正干些什么。

　　“你经常要靠安眠药入睡，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力。请你尽量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两位医生开始提出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来：卢布尔雅那有哪些重要的报纸，雕像坐落在主要广场上的那位诗人是谁（啊，这个她永远不会忘记，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心底都刻着他的影像），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工作单位的朋友们叫什么姓名，哪些书是图书馆借出次数最多的书。

　　一开始，韦罗妮卡不想做出回答，她的记忆继续乱成一团。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她渐渐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忘掉了的事情来。在某个瞬间，她想起了自己现在正呆在一所精神病医院，而疯子是没有任何义务要做到前后一致的。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能把医生们留在身边，以便看看能否发现更多与她的病情有关的东西，她开始努力地进行思考。随着她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和事情，韦罗妮卡不仅恢复了记忆，而且还恢复了自己的特性。愿望和看待生活的方式。那天上午，被镇静剂深深埋起来的自杀念头似乎又重新冒了出来。

　　“好了。”问完之后，年长的医生说道。

　　“我还要在这里呆上多长时间？”

　　年轻的医生低垂下双眼。韦罗妮卡感到心一下子悬在了空中，仿佛从这一问题被回答之后起，她的一段新的生活历程已然注定，谁都再也无法改变。

　　“你可以讲出来。”年长的医生说道，“许多其他患者都已听到了传闻，无论如何，她最终是会知道的。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可言。”

　　“好。是你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年轻的医生字斟句酌地叹息道，“你要知道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因麻醉剂引起的昏迷时期，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造成心室的一处坏死…·”

　　“讲得通俗一点。”年长的医生说道，“直接谈她感兴趣的事。”

　　“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它不久就会停止跳动。”

　　“这意味着什么？”韦罗妮卡惊恐地问道。

　　“心脏停止跳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何种宗教，但是……”

　　“我的心脏多久会停止跳动？”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

　　“五天，最多一个星期。”

　　韦罗妮卡发现，在表面假象和职业行为的背后，在一脸忧虑神情的背后，那个小伙子对自己讲出的话感到极为开心，仿佛是她应该受到这种惩罚，仿佛是她给其他所有的人提供了在她整个一生当中，韦罗妮卡已经察觉到，有一大批人专爱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祸，似乎他们十分想伸手相助，但实际上却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因为这能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宽宏大度的。她讨厌这种人，不会给那位年轻的医生任何机会来利用她的病情掩饰自己的失意。

　　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说道：“那我就如期而死。”

　　“不。”年轻的医生急忙说道，然而道出可悲消息的那种快意已经消失了。

　　但是入夜之后，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害怕：其一是药物的快速发挥作用，其二是在五天或一周之内等待死亡的降临——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经历过的生活之后。

　　她的一生总是在等待着某一件事中度过的：父亲下班回家，情人的一封未到的信件，期末考试，火车，公共汽车，电话，节假日的开始与结束。现在她则需要等待日期已定的死亡。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般说来，人们恰恰是在他们认为不会死去的那一天死去的。”

　　她必须要离开这里，搞到新的安眠药。万一搞不到，惟一的办法是从卢布尔雅那一座楼的房顶上跳下去。她会这样做的。她本想不让父母亲忍受额外的痛苦，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她环顾了一下周围，所有的床上全躺着人。大家都在睡觉，有的还鼾声如雷。窗子上安着铁栏杆，寝室的尽头亮着一盏小灯，不仅使房间到处都映出奇怪的暗影，还能总让房间处于监视之下。一个女人正在灯边阅读一本书。

　　“这些护土总是在读书，大概都非常有文化。”

　　韦罗妮卡的床离门口最远，在她和那个女护士之间几乎摆放了二十张床。她不无困难地下了床，因为——如果相信医生所讲的话——她快三个星期没有走过路了。女护士抬起头，看到韦罗妮卡带着血清瓶向她走来。

　　“我想去卫生间。”韦罗妮卡悄声说道，担心会把别人吵醒。

　　女护士漫不经心地指了指一扇门。韦罗妮卡迅速开动脑筋，想在所有角落中找到一个出口，一处缺口，一个离开这里的方法。“一定要快，要乘他们以为我还虚弱得无法作出反应之前逃出去。”

　　她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卫生间是个没有门的小房间，如果想从那里出去，就必须抓住负责监视的女护士，并且要制服她才能拿到钥匙，但要做到这一点她的身体还过于虚弱。

　　“这里是一所监狱吗？”她向女护士问道。女护士此时已放下了书，正在注砚着韦罗妮卡的一举一动。

　　“不是。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我不是疯子。”

　　女护士笑了起来。

　　“这里所有的人恰恰都是这样说的。”

　　“好吧，那我是个疯子。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

　　女护士对韦罗妮卡说她不应该站立这么长的时间，并吩咐她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

　　“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韦罗妮卡坚持问道。

　　“明天你去问大夫。睡觉去吧，不然我就要不情愿地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了。”

　　韦罗妮卡听从了女护士的话。在返回的路上，她听到从一张床上传来了某个人的低语声：“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韦罗妮卡最初并不想做出回答：她不想结识朋友，不想与人进行交往，不想与人结盟搞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她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自杀。如果不能逃出去的话，她就想办法尽早地在这里自杀。

　　然而，那个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她向女护士提出的问题。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你是谁？”

　　“我叫泽德卡。先回到你的床位上去，过一会等女看守以为你已经躺下之后，再从地上爬到我这里来。”

　　韦罗妮卡回到自己的床位，等候着女看守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她正在读的那本书上去。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对此，她没有任何主见，因为疯子一词被用得太滥了。比如说，有人讲某些运动员是疯子，因为他们想要打破记录。还有人说艺术家是疯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缺乏稳定性，无法预料，不同于所有“正常的人”。另一方面，韦罗妮卡曾见过许多人冬季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行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推着超级市场的小车，里面装满旧袋子和碎布片产大声地疾呼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她没有困意。据大夫说，她已经睡了一个星期，对一个习惯于没有大的情感起伏的生活却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也许最好是问问他们其中的一位。

　　韦罗妮卡弯下腰，拔掉胳膊上的针，一直来到泽德卡的身边，企图不理会正在开始翻腾起来的胃部。她不知道现在感到恶心是。已脏衰弱引起的还是因为她正在花费气力造成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韦罗妮卡悄声说道，“但我不是疯子。我是自杀未遂。”

　　“疯子就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那种人，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躁狂症患者，或是说与众不同的那些人。”

　　“就像你一样？”

　　“然而，”泽德卡接着说道，假装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你。应该听人讲过爱因斯坦，他说不存在时间和空间，而是两者的结合臧听人讲过哥伦布，他坚持认为，大海的另一边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个大陆；或听人讲过埃德蒙·希拉里，他保证一个人就能够攀上埃佛勒斯峰；或听人讲过两支甲壳虫乐队，他们创作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音乐，穿着与时代完全不同的衣服。所有这些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也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这个疯子讲的东西倒很有意思。”韦罗妮卡想道，同时回忆起母亲讲过的有关圣徒的故事来。这些圣徒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曾与耶稣或是圣母马利亚交谈过，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吗？

　　“我曾见过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两眼无光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行走，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是喝醉了酒，就去帮助她，可她却拒绝了我递给她的外套。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当时正是夏季。她希望有一个人正在等着她，这种想法使她浑身发热。即使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诸妄之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和死去，你不这样认为吗？”

　　韦罗妮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是这个疯女人的话的确很有意思。谁知道她是不是那位自己曾在卢布尔雅那见过的半裸的女人呢？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泽德卡说道，‘市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把一瓶神奇的药水技进居民饮水用的井里。谁喝了井里的水，谁就会变成疯子。

　　“第二天上午，所有居民都喝了这口井的水，全变成了疯子，只有国王是个例外，因为他有一口专供自己和家人饮水用的井，巫师未能进入到那里去。国王深感不安，他想要控制住居民，就制定了一系列治安和公共卫生措施要下属执行。但是警察和监察人员也都喝了有毒的井水，他们认为国王的法令是荒谬的，所以决定根本不予执行。

　　“居民们得知国王颁布的法令后，全都认为国王发疯了，所以才制定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呐喊着直通城堡，要求国王退位。

　　“感到绝望的国王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拦住了他，对他说道：”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也喝它的水，这样一来，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说去就去，国王和王后也喝了会使人发疯的井水，并立刻开始讲起些毫无意义可言的话来。就在此时，他的臣民们后悔了：现在国王表现得如此智慧，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治理国家呢？

　　“国家继续平安无事，虽然该国居民们的举止与邻国的大不相同。国王至死都在治理这个国家。”

　　韦罗妮卡笑了。

　　“你不像个疯子。”她说道。

　　“虽然我正在治愈之中，但还是个疯子。我的情况非常简单：只要往我的机体再补充某种化学物质就可以了。我希望这种化学物质只解决我的慢性压抑症问题。我希望自己继续是个疯子，这样就能按照我所梦想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所期盼的方式会生活。你知道维莱特大墙外边是些什么人吗？”

　　“喝了那口井水的人。”

　　“对极了。”泽德卡说道，“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样。我要装作也喝了那口井的水。”

　　“我也喝了，而且这正是我的问题。我从未感到过压抑，也没有特别高兴过或是长时间的悲伤过。我的问题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泽德卡沉默了一段时间。

　　“有人对我们说你就要死了。”

　　韦罗妮卡迟疑了片刻：能信任这个陌生人吗？但是需要管除“还能活五六天。我正琢磨有没有早点死去的办法。假如你或是这里的某个人能搞到安眠药，我确信这一次我的心脏就承受不住了。你要明白，我因为不得不等待死亡将会是多么地痛苦，请帮帮我吧。”

　　没等泽德卡作出回答，女护主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

　　“我一个人就能够给你注射，”她说道，“但这要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我也可以请外边的保安来帮助我。”

　　“你不要无谓地消耗自己的精力，”泽德卡对韦罗妮卡说道，“如果你想得到你跟我要的那种东西，就请你节省自己的力气。”

　　韦罗妮卡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床位，让女护士履行了她的职责。

　　第三章

　　这是她在疯人收容所正常生活的第一天。她离开病房，来到大饭厅，无论男女都在这里一起进餐。她发现，与电影里所表现的——大吵大闹，高声喊叫，人们做着各种病癫的怪相——恰恰相反，这里的一切仿佛都笼罩在一种被压制的寂静之中，似乎谁也不想与外人分享其内心世界。

　　早餐之后（早餐还不错，不能因为维莱特声名狼藉而指责这里吃的不好），所有的人都离开饭厅去进行日光浴。其实根本没有太阳，气温在零度以下，花园里覆盖着白雪。

　　“我留在这里不是为了保全生命，而是要放弃生命。”韦罗妮卡对一位男护士说。

　　“尽管如此，你也需要出去进行目光浴。”

　　“你们才是疯子，现在根本没有太阳！”

　　“可是有光线，它能帮助人让内。已平静下来。不幸的是这里的冬季太长，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许多工作。”

　　争论无济于事。韦罗妮卡离开饭厅，走动了一会儿，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寻找着逃离的方法。围墙根高，是按旧式军营的要求修建的，但哨兵岗楼上却空无。一人。花园的四周是表面像军事建筑的楼房，如今里面全是男女病房、行政人员的办公室和职员的附属用房。第一次快速地审视过之后，韦罗妮卡发现只有正门才真正有人看守，两名警卫在那里检查所有出入人员的证件。

　　她的大脑似乎恢复了原有的功能。为了进行记忆练习，她开始试图回想起一些细小的事情，比如她把房间钥匙放置在什么地方、刚刚买过的那张唱片、在图书馆人们向她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借阅要求。

　　“我是泽德卡。”一个女人靠近她说道。

　　前一天夜里，韦罗妮卡没能看到泽德卡的脸——谈话的时候她一直蹲在床边。这个女人大概三十五岁左右，看上去是个绝对正常的人。

　　“我希望那一针没有给你造成大的问题。时间一长身体就适应了，镇静剂也就失去了效力。”

　　“我很好。”

　　“昨天夜里我们谈过话，你还记得你向我提出的要求吗？”

　　“完全记得。”

　　泽德卡挽起韦罗妮卡的一只胳膊，两个人开始在花园许多光秃秃的树木之间散起步来。除了围墙，她们还能看到消失在云雾中的群山。

　　“天气很冷，不过，这样的一个上午蛮好。”泽德卡说道，“阴天，灰蒙蒙的，寒冷。很奇怪，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从不感到压抑。出现这种天气时，我感到大自然与我是协调一致的，是我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相反，太阳出来了，孩子们开始在街上媛戏玩耍，所有的人都为好天气而高兴，我就感到难过极了。一切都显得充满活力，而我却不能参与其中，仿佛这是不公正的。”

　　韦罗妮卡轻轻地从泽德卡那里抽回自己的胳膊。她不喜欢身体的接触。

　　“你刚才的话没有讲完，你正说到我的要求一事。”

　　“这里有一批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已经可以出院回到家里去了，可他们不愿离开这儿。其中的理由很多：维莱特虽然远不是一家五星级旅馆，可也不像人们讲得那么糟糕。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听不到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说到底，他们是在一所精神病医院。政府派员来视察时，这些人的举止就疯癫得仿佛具有某种程度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其中一部分人住在这里的费用是由国家负担的。医生们知道其中的奥妙，不过，似乎这个机构的主人们下达过一道命令：让这种情况维持下去，因为这里的床位比病人多。”

　　“他们能搞到安眠药吗？”

　　“你没法踉他们进行接触，这批人被称作是‘兄弟情谊会’的成员。”

　　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正和几个比其年轻的女人在热烈地进行交谈，泽德卡指着她说道：“这个人名叫马莉，是‘兄弟情谊会’的成员，你去问她。”

　　韦罗妮卡开始前马莉走去，泽德卡拦住了她：“现在不行，她正谈得十分开心，不会仅仅因为要向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表示友好就中断使她感到开心的事情。万一她生了气，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她了。这些‘疯子’总是相信他们的第一印象。”

　　韦罗妮卡对泽德卡在讲“疯子”一词时所流露出的得意神情感到好笑，但随后她又不安起来，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似乎十分正常，甚至好得过了头。多少年来，她一直是从工作单位去酒吧，从酒吧到一个情人的床上，又从情人的床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再从自己的房间到母亲家去，而眼下却正体验着一种做梦都从未想到过的生活经历：收容所，精神病，疯人院。在这里，人们对承认自己是疯子并不感到羞耻。在这里，谁也不会仅仅为了对别人表示友好而中断自己正在高兴做的事情。

　　韦罗妮卡开始怀疑泽德卡的讲话是否严肃认真，抑或只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装作比其他人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而采用的一种办法。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她正经历着某种有趣、特别、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事情：人们为了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假装成疯子，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地方吗？

　　恰恰就在此刻，韦罗妮卡的心脏感到一阵剧疼，与医生的谈话立刻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使她不禁害怕起来。

　　“我想一个人走走。”她对泽德卡说道。总而言之她也是一个“疯子”，无需去取悦任何一个人。

　　泽德卡离去了，韦罗妮卡凝视着维莱特围墙外的群山。一种要活下去的轻微愿望似乎冒了出来，但韦罗妮卡坚决地把它赶跑了。

　　“我需要马上搞到安眠药。”

　　她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情况远非理想。尽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各种各样的疯狂举止，人们给了她这种可能性，可是她却木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好。

　　她从末有过什么疯狂的举止。

　　在花园里呆上一段时间之后，病人们便直接去饭厅吃了午饭。午饭之后，护士立刻把男女病人带到了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有许多小的房间，桌子、椅子、沙发应有尽有，还有一架钢琴和一台电视机，从宽大的窗口可以看到灰色的天空和低低的云层。全部窗子都没有安装栏杆，因为客厅面对着花园。由于天冷的缘故，所有的门都关闭着，但只要转动一下把手，就可以出去重新到树木之间走动。

　　大部分人来到了电视机前。还有些人茫然地望着什么，也有的悄声在对自己讲话——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谁没有这样做过呢？韦罗妮卡注意到了马莉，她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女人，现在正与最多的一群人呆在大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在这群人附近散步，韦罗妮卡打算加入到这群人的中间去，想听听他们正在讲些什么。

　　她竭力隐瞒着自己的意图，可当她来到这些人的身边时，他们都一致沉默不语地注视着她。

　　“你想干什么？”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问道，似乎他是兄弟情谊会的会首（如果真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的话，泽德卡就不像她表面上显示的那么疯癫）。

　　“没事，我只是路过。”

　　这伙人互相对视，并用头部做出一些疯癫的动作。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道：“她只是路过！”另一个人则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对方讲的那句话。没过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开始高喊起那句话来。

　　韦罗妮卡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害怕而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身强力壮相貌丑陋的男护士赶了过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这伙人当中的一个回答说，“她只是路过。现在地停了下来，但马上就会继续往前走！”

　　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韦罗妮卡流露出一副嘲讽的神情，完尔一笑，转了半个身离去了，免得让人发现她的双眼噙满了泪水。她没穿防寒服就离开客厅，径直朝花园走去。一个男护士想劝她回来，但马上又来了一个男护土，对他低语了几句，于是两个人就放她安静地到寒冷的外边去了。用不着去关心一个已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人的健康。

　　韦罗妮卡感到慌乱、紧张，自己生起自己的气来。她从未被挑衅牵着鼻子走过，很早她就学会了在一种新的局面出现时必须要保持冷静和淡漠。可是那些疯子却使她感到了难堪、害怕和愤怒，使她产生了要杀掉他们的愿望，要用她从未有勇气讲出来的恶语去伤害他们的愿望。

　　也许是安眠药——或是说为了让她摆脱昏迷状态而进行的治疗——把她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女人，一个无法主动对挑衅进行回击的女人。早在青少年时代，她就遇到过比这更加难以对付的场面，可现在却第一次没能控制住泪水的流出！她需要恢复成原先的自己，懂得以讥讽进行回击，装出种种冒犯根本就没有使她受到伤害的样子，因为她高出所有人一等。请问，这伙人当中谁曾有勇气试图自杀过？如果所有这些人都躲藏在维莱特围墙的背后，他们之中又有谁能够教导她如何生活呢？她永远不会去依赖这些人的帮助，虽然她不得不还要等上五六天才能死去。

　　“已经过去了一天，还只剩下四天或五天了。”

　　她走动了一会儿，好让零度以下的严寒钻进自己的身体，使急速流动的血液和跳动过快的心脏平静下来。

　　“太好了，现在我来到了这里，能活的日子可以精确到以小时计算。过去我从未见过这些人，而且很快也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可我却在乎他们的议论。我难过，我生气，我想发动进攻和进行防御，为此而浪费时间究竟为了什么呢？”

　　然而，事实是她正在耗费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进行斗争。在这里，你必须要进行抵抗，不然的话，就要由别人说了算。

　　“这不可能。我从来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愚蠢言行而斗争过。”

　　她在冰冷的花园中心停了下来。正是因为她认为这一切。都是愚蠢的言行，所以她最后决定接受生活自然而然强加给她的东西。少年时代，她认为要选择什么还为时过早；现在她已进入青年时代，又相信要改变什么却已为时过晚。

　　在此之前，她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什么地方呢？总是一心要使生活中的一切都维持一成不变。为了让父母像她小时候那样继续去爱她，她牺牲了自己许多的愿望，尽管她知道真正的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发展，并且会显现出新的表达方式。有一天，当听到母亲哭泣着对她说她与韦罗妮卡父亲的婚姻已经完结时，韦罗妮卡立刻出去找到父亲，她哭喊，威胁，最终得到了父亲不离开家的许诺，而没有想象过为此父母双方该付出多么高的代价。

　　当她决定去找工作时，把一家刚在她新生的国家成立的公司诱人的提议弃之脑后，而接受了公立图书馆的一个职位，因为那里钱虽然挣得不多，但却有保证。她每天都在同一时刻上班，并总是让她的上司们清楚，无需把她视为一种威胁，她已感到很满足，不想努力向上爬，她的全部愿望就是月底领到工资。

　　她在修女院租了一间房子，因为修女们要求所有的女房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时间一过就锁上大门，所以谁被锁在外边，谁就只能睡在大街上。这样，她就总能向情人们说出一个真正的借口，免得自己不得不在旅馆或是陌生的床上过夜。

　　当她梦想结婚时，总是设想把家安在卢布尔雅那郊外的一个小木屋里，设想丈夫是个与她父亲不同的男人，挣的钱刚刚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对如下的情景感到开心：两个人厮守在一间点燃着壁炉的房间里，一起观望覆盖着白雪的群山。

　　她告诫自己，给予男人的欢愉要有一个精确的度数，不能多，也不能少，仅仅是他所需要的那么多。她不生任何人的气，因为一生气就意味着必须要做出强烈的反应，去与一个敌人战斗，接下来则必须承受不可预料的后果，比如报复。

　　当在生活中得到了几乎是她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之后，她便得出了生存已失去意义的结论，因为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于是她决定自杀。

　　韦罗妮卡回到客厅，朝聚集在一个角落的那伙人走去。这些人正谈得兴高采烈，一见到她来到身边，都又立刻沉默不语了。

　　韦罗妮卡直奔似乎是会首的那位年纪最大的男人，不等有人拦着她，就给了此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要还手吧？”韦罗妮卡高声问道，好让客厅里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你总要有所反应吧？”

　　“不。”那个男人用手抹了一把脸，一小道鲜血从鼻子里流了出来。“你不会打搅我们很长时间了。”

　　韦罗妮卡离开客厅，朝自己病房走去，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她做了一件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

　　与泽德卡称之为“兄弟情谊会”的那伙人发生冲突已经过去三天了，韦罗妮卡为那记耳光感到了后悔——不是害怕那个男人会如何反击，而是因为她做了一件不同于以往的事情。

　　很快她可能会最终相信，生活仍有价值，忍气吞声是无用的，反正她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她的惟一出路就是远离一切和远离所有的人，千方百计地试图恢复原来的自我，服从维莱特的规章制度。她适应了这里强制实行的日程安排：早早起床，吃早餐，在花园里散步，吃午饭，去客厅，再去花园里散步，吃晚饭，看电视，上床睡觉。

　　临睡之前，总有一位女护土拿着药进来。其他所有人都服用药片，只有她一个人要注射一针。她从未提出过异议，只是想知道她并不失眠却为什么要给她注射这么多的镇静剂。

　　有人解释说，注射的不是安眠药，而是一种保护她心脏的药物。

　　她按这里的常规行事，在疯人院里的每一天开始变得一模一样起来。当日子变得一模一样时，时间就过得更快了：再过两天或是三天，她就无需刷牙和梳头了。韦罗妮卡感到自己的心脏正急剧衰竭：容易气喘，胸口疼痛，没有食欲，稍微用点力气就头晕目眩。

　　和“兄弟情谊会”发生冲突之后，她曾几次想道：“假如我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假如过去我明白我的生活所以每天都一模一样乃是因为我希望如此，也许……”

　　然而回答却总只有一个：“没有什么也许，因为我已无法进行选择。”于是她的内。动又平静下来，因为一切都已成定局。

　　这一段时间，她加深了与泽德卡的关系（不是友谊，因为友谊要求长时间的相处，而这将是不可能的）。她们一起玩牌——这有助于时间过得更快——，有时还一起默默地在花园里散步。

　　一天上午，用过早餐之后，所有的人都按照规定的要求，立刻来到室外进行“日光浴”，但一位男护士却要求泽德卡回病房去，因为那天是她的“治疗”日。

　　韦罗妮卡正和泽德卡一起吃早餐，听到了男护士讲的话。

　　“怎么治疗？”

　　“是六十年代的一种旧疗法，可医生们认为它可以加快健康的恢复。你想看看吗？”

　　“你说过你有压抑症，吃点药，补充上你所缺乏的那种物质，难道还不行吗？”

　　“你想看看吗？”泽德卡又问了一遍。

　　这将会打破常规，韦罗妮卡想道。在她只需要耐心而不需要再学些什么的时候，如果去她就会发现新的东西。然而她的好奇心却更强，所以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可不是什么演出。”男护土表示反对。

　　“她就要死了，可什么都没有经历过，让她跟我们去吧。”

　　韦罗妮卡看到泽德卡被捆绑在床上，嘴角一直露着微笑。

　　“把过程讲给她听，”泽德卡对男护士说道，“不然她会吓一跳的。”

　　男护主转过身来，展示了一下注射液，似乎因为被看成是要向实习大夫讲解正确程序和相应疗法的医生而感到高兴。

　　“这个注射器里装的是一剂胰岛素，”他说道，并让自己的话带有郑重和专业色彩，“是给糖尿病患者使用的，目的是降低高血糖。但是，当剂量大大高于常规用量时，血糖的降低就将导致患者进人昏迷状态。”

　　他轻轻摇动了一下针管，抽出空气，然后把针扎进泽德卡右脚的静脉里。

　　“这种状况很快就会出现，她将被诱导进入一种昏迷状态。如果她的目光变得呆滞，请你不要惊慌。当她处于药物作用的控制时，你不要指望你能够认出她来。”

　　“这太可怕了，太无人道了。人们总是为了使人清醒而不是昏迷而努力奋斗。”

　　“人们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自杀而努力奋斗。”男护士回答道，但韦罗妮卡本能听出其中的挑衅含意。“昏迷状态可以让机体得到休息，使它的功能急剧减退，原来的紧张状态就会消失。”

　　他边说边把药水注射进去，泽德卡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光泽。

　　“你放心好了，”韦罗妮卡对泽德卡说道，“你是个绝对正常的人，你给我讲的那个国王的故事……”

　　“别浪费你的时间了，她已经不能听到你的话了。”

　　泽德卡躺在床上，几分钟之前还显得神志清醒和充满生命力，现在目光则停滞在某一个点上，嘴里流出了泡沫。

　　“你都干了些什么严她冲着男护士喊叫起来。

　　“履行我的职责。”

　　韦罗妮卡开始呼唤泽德卡，她大喊大叫，威胁说要找警察，找记者，找人权组织。

　　“请你安静，虽然你是在一所医疗机构，但也必须遵守某些规章制度。”

　　看到男护士讲话时的严肃神情，韦罗妮卡害怕了。但考虑到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便又继续大喊大叫起来。

　　从她所在的地方，泽德卡可以看到病房所有床位全都空着。只有一张除外，上面躺着她那被捆绑着的身体，一个姑娘正惊恐万分地望着它。这个姑娘并不知道，躺在床上那个人的生物机能仍在完美无缺地运行，但她的灵魂却已升向空中，几乎要碰到天花板，并体会着一种深度的宁静。

　　泽德卡正在进行一次太空旅行——胰岛素造成她第一次休克时，这种情景曾令她大吃一惊。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留在这里只是为了治疗压抑症，一旦她的身体条件允许，就准备永远离开此地。假如她告诉别人她曾离开过自己的躯体，人们会以为，她比当初入位维莱特时还要疯癫得更厉害。当她回到自己的躯体之内后，就开始阅读起有关以下两个题目的论文来：胰岛素造成的休克和在太空飘浮的奇异感觉。

　　关于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许多东西可讲：它的首次运用大约是在一九三O 年前后，但因为可能会给患者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而被精神病医院彻底禁止。有一次，泽德卡在昏迷期间，她的太空躯体造访了伊戈尔大夫的办公室，恰巧后者正与收容院的几位股东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一种犯罪／伊戈尔大夫说。”但却更便宜和更快捷！“其中的一个股东回答说，”除此之外，有谁会关心疯子的权利？谁也不会为此提出任何抗议！“

　　尽管如此，有些医生依然认为这是治疗压抑症的一种快捷方法。泽德卡寻找和借来所有谈及胰岛素休克的文章，主要是经过此种方法治疗的患者们的讲叙。内容总是如出一辙：可怕至极，任何一个患者都未曾有过类似她此时此刻的经历。

　　于是她理由充分地得出了结论：胰岛素与她意识离开躯体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种治疗方法会降低患者的思维能力。

　　泽德卡开始研究是否存在灵魂，翻阅了几本神秘学的书籍。有一天，她终于发现了大量的恰恰是描写她目前所经历状况的资料：这种状况被称之为“太空旅行”，许多人都曾经历过。有些人决定把他们的感觉描述出来，还有些人甚至研究出了引发灵魂脱体的技巧。泽德卡现在对这些技巧倒背如流，并且每天夜里都加以使用，以便去她所想要去的地方。

　　不同的人对这种体验和幻觉的讲述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共同之处：肉体与精神分离之前会响起一阵奇怪而刺耳的声音，接着就进入休克状态，意识迅速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在太空飘浮时的宁静与快乐，身上拴着一根银绳，可以无限地拉长，虽然神话故事（当然是书本）里说，如果这根银绳断裂，人就会死去。

　　然而，她的经验表明，她希望去多远就能够去多远，绳子却从未断裂过。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些书在教导她更充分利用太空旅行方面还是大有益处的。比如说，她学会了在想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时，就必须产生在空中自我发射的愿望，心里想着所要去的地方。与飞机的航程——从一个地方起飞，穿越规定的距离，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相反，太空旅行是通过神奇的隧道完成的。心里想着一个地方，以惊人的速度穿越这种隧道，你所希望去的地方便会出现在眼前。同样，她也是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而不再对居住在太空里的人感到害怕。今天病房里空无一人，可在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躯体时，却看到许多人在望着她，对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惊讶神情感到有趣。

　　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他们全是死人，是居住在这里的幽灵。后来通过书籍的帮助和自身的经验，她发现虽然有些失去了躯体的灵魂在那里游荡，但其中很多人和她一样还活在世上。他们或是掌握了离开自己躯体的技巧，或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意识，因为他们的肉体在世界的某处酣睡，而他们的灵魂却正沿着世界自由地游荡。

　　今天将是她利用胰岛素所做的最后一次太空旅行——她的灵魂刚刚去过伊戈尔医生的办公室，知道了他准备让她出院——，所以便决定留在这里漫游维莱特。只要一跨出疯人院的大门，就连灵魂也永远不会再重回此处。她想现在就与之告别。

　　与之告别是件极难的事情：一旦进了收容所，一个人就将渐渐习惯于疯人世界里存在着的自由，最后则会积习成痪。

　　在那里，人们无需再承担什么责任，无需为一日三餐而奋斗，无需照管那些循环往复令人厌烦的琐事，却可以几个小时之久地观看一幅画，或是动手胡乱画上一通，而这一切都可以被容忍，因为归根结底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正如她本人有机会看到的那样，只要跨进一所精神病医院，多数人的情况都会有很大的好转：他们无需隐瞒自己的病症，“家庭”的气氛有助于他们接受自己患有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事实。

　　开始时，泽德卡曾迷恋过维莱特，甚至想到病愈之后也加入“兄弟情谊会”。但后来她明白了，只要具有某些智慧，在应付日常生活挑战的同时，在外边照样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一切。正如有人讲的那样，只要保持一种“可控制的疯癫状态”就行了。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啼哭、不安、生气，但是切不可忘记，你在空中的灵魂正对所有的困境嗤之以鼻。

　　很快她就将回到家里去，回到孩子们和丈夫的身边，生活中的这一部分也有其迷人之处。找工作肯定是会遇到困难的：说到底，在一个像卢布尔雅那这样的小城市，消息传播得十分迅速，她入住维莱特的事早已有很多人知道。不过，她丈夫挣的钱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可以利用自己空闲的时间去继续进行太空旅行，而且不会受到胰岛素的危害。

　　只有一件事情她再也不想重新体验，那就是她入住维莱特的原因压抑症。

　　某些医生说，新发现的一种名叫血清素的物质与人类的精神状态有关。缺乏这种物质，就会影响一个人在工作、睡眠、进餐以及享受生活的快乐时集中精力的能力。当这种物质完全丧失，一个人就会感到失望、悲观、一无所用、过分疲劳、焦虑不安、举棋不定，最后则陷入长期忧伤的状态。这种状态或者会导致全然的冷漠麻木，或者会导致自杀。另外一些更为保守的医生则认为，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剧烈变化——比如国家更迭、失去了一个所爱的人、离婚、工作单位或家庭增加了对他的要求——是造成压抑症的原因。根据冬季和夏季入院患者的人数多少，一些现代研究成果指出，缺少阳光是压抑症产生的原因之一。

　　然而，就泽德卡的情况而言，原因却比所有人的推测都简单得多：隐藏在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个男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她对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男人所产生的幻想。多么可笑的事情。为一个甚至已不再知道其住址的男人而患上了压抑症和精神病。年轻时，她曾狂热地爱上了这个男人。与当时同龄的所有其他姑娘一样，泽德卡也是个绝对正常的人，需要去体验一种无法得到的爱情。

　　与女友们不同的只有一点，即后者仅仅是梦想得到这种爱情，而泽德卡却决定走得更远，她企图得到这种爱情。他住在大洋彼岸，她卖掉了一切前去找他。他已经结婚，她情愿充当他的情妇，并暗中制定计划，以求有一天把他变成自己的丈夫。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她却心甘情愿地在廉价旅馆的房间里度过白天与黑夜，等待着他极少打来的电话。尽管她为了爱情而准备忍受一切，但是却毫无结果。他从不直接说出这一点，然而有一天泽德卡终于明白她已然不受欢迎，于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

　　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吃不好饭，总是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在床上求欢的快悦情景数千次地重现在她的眼前。

　　她试图发现某些蛛丝马迹，使她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有指望的。她的朋友们都为她忧虑不安，而泽德卡内心里的某种声音却告诉她说，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一个人需要为其成长过程付出一定的代价，她正在为此而无怨地付出。事实的确如此：一天清晨，一觉醒来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生活愿望。她好久没有像那天一样地吃过饭，然后就出门找工作去了。

　　她不仅找到了工作，还得到了一个小伙子的关切。此人英俊而聪明，是许多女人追求的对象。一年之后，她与他结了婚。

　　这引起了她的女友们的羡慕与称赞。夫妻两人搬进一所舒适的住宅，还拥有一个小庄园，正对着穿越卢布尔雅那市而过的那条河流。他们有了孩子，暑假便去奥地利或是意大利旅游。

　　当斯洛文尼亚决定脱离南斯拉夫时，他被征召入伍。泽德卡是塞尔维亚人——即“敌人”——，她的生活面临着发生剧变的威胁。在随后十分紧张的十天中，军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宣布独立将会产生何种结果，不知道因此而需要流淌多少鲜血。泽德卡此刻才察觉出她对丈夫的爱情。直至那时为止，她一直认为上帝离她十分遥远，而现在却成了她的惟一指靠，于是她无时无刻不向上帝祈祷：只要她的丈夫能够回来，她可以向圣徒和天使做出任何承诺。

　　如她所愿，他回来了，孩子们也可以进入教授斯洛文尼亚语的学校读书了，战争的威胁转移到了毗邻的克罗地亚共和国。

　　三年过去了，南斯拉夫与克罗地亚的战争又转移到波斯尼亚。这时候，塞尔维亚人进行大屠杀的罪行开始受到揭露。

　　泽德卡认为，因为某些疯子的胡作非为而把整个一个民族视为罪犯是不公正的。她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种她从末期待过的含义：骄傲而勇敢地捍卫她的人民。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电视上露面，组织报告会，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至今外国人依然认为，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要为大屠杀的暴行负责。然而泽德卡知道，她已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在困难的时刻抛弃自己的兄弟姐妹。她的做法得到了斯洛文尼亚丈夫、自己的孩子以及那些不受双方宣传机器摆布的人们的支持。一天下午，她从斯洛文尼亚伟大诗人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走过，不禁想起了诗人的一生。三十四岁时，诗人有一次走进了一座教堂，看到了一位名叫儒利妞·普里米卡的年轻姑娘，并狂热地爱上了她。像古代吟游诗人那样，他开始给她写诗，希望能娶她为妻。儒利妞出身于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除了在教堂里意外地见到她一面之后，普列舍伦再也未能走近她的身边。但是那一次的相遇却使他产生了灵感，写出了最好的诗篇，还以姑娘的姓名为中心创作出了一则神话故事。在卢布尔雅那中心的小广场上，诗人雕像的双眼注视着一个方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就会发现刻在广场另一侧一间房屋墙壁上的一个女人的面容。儒利妞当年就住在那里。即使在死后，普列舍伦依然永久地注视着他那无法得到的意中人。倘若当年诗人更加努力地去争取呢？

　　泽德卡的心猛然一阵乱跳——也许是发生某种不幸的预感，可能是她的孩子们出了什么意外。她急忙跑回家去，看到孩子们正边吃爆上水化对有电视。

　　然而她的忧伤却并未消散。泽德卡躺下来，睡了近十二个小时，醒来之后便没有了起床的欲望。普列舍伦的故事使她第一个情人的形象重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分手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过他的任何消息。

　　泽德卡自问道：当初我是否坚持得足够呢？我没有寄希望于事情朝我所期盼的方向发展，相反却接受了情妇的角色，应该这样做吗？我曾执著地为我的人民而斗争，是否也以同样的执著为我的第一次爱情而斗争了呢？

　　泽德卡自信答案是肯定的，但依然无法使忧伤消散。从前被她视为天堂的东西——邻近河流的住所、爱着她的丈夫。电视机前吃着爆玉米花的孩子们——开始变成了讨厌之物。

　　今天，在经过多次太空旅行和多次与有学识的灵魂相遇之后，泽德卡明白了那一切统统是无稽而荒唐的。她是在把无法得到的爱情当作一种托词，一种借口，目的在于切断与她当时的生活——远非是她真正期待的那一种——之间的联系。

　　然而十二个月之前的情况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她开始发疯似地寻找那个远方的男人，花费许多钱拨打国际长途电话，可他已不住在原来的那座城市，所以不可能找到他。她以快件方式寄了一些信去，结果全被退了回来。她与所有认识他的男女朋友都进行了联系，可谁都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她的丈夫对此却一无所知，这不禁使她几近发疯，因为他至少应该猜测到一点什么，然后大吵大闹，怨气冲天，威胁要把她赶到大街上去。泽德卡转而坚信，国际长途台的女接线员、邮局工作人员以及她的女友们全部被丈夫收买了，而丈夫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泽德卡卖掉了结婚时收到的首饰，买了一张去大洋彼岸的机票，直到有人劝阻说美国面积很大，没有准确的地址去了也没用时她才作罢。

　　一天下午，她躺在床上，空前地受到了爱情的煎熬——连她当年不得不返回卢布尔雅那市重过厌烦的日常生活时都未曾如此过。那天夜里以及翌日整整一天，她都呆在了房间里。接下来的一天依然如此。第三天，她的丈夫叫来了一位医生——他是何等地仁慈！对她是何等地关心！难道这个男人真的不明白，泽德卡正在企图与另外一个男人见面和通奸，由一个受人尊敬的女人变成一个不能见人的纯粹情妇，永远地离开卢布尔雅那以及自己的家和孩子们吗？

　　第四章

　　医生来了。泽德卡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她用钥匙把房门锁上，直到医生走了之后才又把它打开。又过了一个星期，她甚至连卫生间都不想去，开始在床上大小便。她不想别的，满脑子装的全是对那个男人的残存回忆，而且深信那个男人也在寻找她但却没有找到。

　　她的丈夫恼人地宽宏大度。他为她换床单，用手摸她的头，说什么一切最终都会好的。自从她无缘无故地打了一个孩子的耳光——打过之后便跪了下来，吻着被打孩子的双脚请求原谅，还把衬衣撕成碎片表示她的绝望与后悔——，孩子们就再也不肯进入她的房间了。

　　又过了一周——其间泽德卡不止一次把唾沫吐在给她端来的饭菜里，数次进入和离开现实人生，晚上整夜不眠，白天则大睡不起——，两个男人没有敲门就闯进了她的房间，一个人抱住了她，另外一个给她打了一针，泽德卡醒来时已经住进了维莱特。

　　“压抑症。”她听到医生对她丈夫说，“有些时候是因为最普通的原因引起的。她的机体里缺少一种叫作血清素的化学物质。”

　　从病房的天花板上，泽德卡看到男护士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来了。韦罗妮卡继续留在那里，企图与她的躯体对话，对她呆滞的目光感到失望。过了一会儿，泽德卡考虑是否可以把正在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人们从她的讲述中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需要自己去发现。

　　男护士把针头扎进她的胳膊，注射了葡萄糖。仿佛被一只巨大的手臂推了一把，她的灵魂离开病房的天花板，高速地穿过一条黑色隧道，重又回到了她的躯体。

　　“啊，韦罗妮卡。”

　　韦罗妮卡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你好吗？”她问道。

　　“好。我终于可以幸运地逃脱这种危险的治疗方法，这种情况再也不会重复了。”

　　“你怎么知道呢？这里不尊重任何一个人的意见。”

　　泽德卡知道，因为她在太空旅行时到过伊戈尔医生的办公室。

　　“我知道，但我无法进行解释。你还记得我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吗？”

　　“‘什么样的人是个疯子呢？”’“一点不错。这一次我会不无根据地回答你：疯子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的人，就像你到了一个别的国家，看到了一切，明白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可却没有办法进行解释和求得帮助，因为你不懂那里的人所讲的语言。”

　　“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因此不管怎样，我们所有的人全是疯子。”

　　装有栏杆的窗子外面繁星满天，一轮弯月正缓缓由山后升起。诗人们都喜欢圆月，并为它写出了数以千计的诗篇。韦罗妮卡却喜欢半月，因为它有可以扩展的空间，在不可避免地沉落之前能把光亮铺满它所有的表面。

　　韦罗妮卡萌生了到客厅去弹奏钢琴的愿望，她要用在中学时代学到的一首美妙的奏鸣曲欢庆那个夜晚。眼望天空，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惬意，仿佛宇宙的无垠也在展示着它的永恒。然而她的愿望却被一扇钢门和一个永远也读不完手中那本书的女护土所阻隔。除此之外，谁也不会在深夜的这种时刻弹奏钢琴，那将会把所有的邻居吵醒。

　　韦罗妮卡笑了。所谓“邻居”就是那些住满了疯子的病房，而那些疯子又全服用了足量的安眠药。

　　然而惬意的感觉依然存在。她起身下床，来到泽德卡的床边。泽德卡正在沉睡，也许是因为她要从所经历的可怕的感受中恢复过来吧。

　　“回到你的床位去。”女护士说，“一个好姑娘这个时候应该正在梦中与大使或是情人相会。”

　　“别把我当成孩子看待。我不是什么都害怕的温温顺顺的疯子。我会暴跳如雷，我会歇斯底里大发作，我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生命。今天我犯了病，我望见了月亮，现在我想要找人说话。”

　　女护土打量着她，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

　　“你怕我了吧？”韦罗妮卡接着说道，“再过一天或是两天我就要死了，我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姑娘，为什么你不去散一会儿步，让我把书看完呢？”

　　“因为这里是一所监狱，还有一个女看守，她装作在读一本书，目的仅仅是为了向别人表明她是个有学识的女人，可实际上，她正注意看病房里的每一个动静，保管着房门的钥匙，仿佛那是一件宝物。规章里应该是这样讲的，她则照章办事，因为这样她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丈夫和孩子们的面前，她是没有这种权威的。”

　　韦罗妮卡浑身发抖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钥匙？”女护土问道，“门一直是开着的。你也不想一想，我怎么能留在这里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呢广”门怎么会开着呢？几天前我想离开这里，这个女人一直跟到卫生间对我进行监视。她正在说什么呢？“韦罗妮卡想道。

　　‘你别以为我看管得很严。“女护士说道，”病人都服用了安眠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进行严密的监视。你是冷得发抖吗？“

　　“不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愿意，就出去散一会儿步。”

　　‘俄实话，我真正想做的是去弹钢琴。“

　　“客厅在一个单独的地方，你弹钢琴不会打搅任何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韦罗妮卡的颤抖变成了羞怯和克制的低声抽泣。她跪了下来，把头放进女护士纷怀里，不停地哭了起来。

　　女护士放下书，用手抚磨着韦罗妮卡的头发，让她如浪的悲伤和哭泣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两个人就这样持续了近半个小时：一个伤心地哭泣而没有说明为什么，另一个进行安慰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韦罗妮卡终于停止了哭泣。女护土把她扶起来，挽着她的一只胳膊，将她领到了门口。

　　“我有一个女儿，年纪和你一样大。你来这里的时候，吊着血清瓶和插满了管子，当时我就想，一个来日方长的年轻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会决定自杀。

　　“你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你留下了一封信——我从不相信这是你自杀的真正原因——，你的心脏出了毛病，无法治好，所以活不了几天了。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女儿的模样：万一她也决定去做同样的事情呢？只要能活着就要为活着而斗争，这是生活的自然规律，为什么有些人想要对抗这种规律呢？”

　　“我正是因此才哭的。”韦罗妮卡说道，“当我服用安眠药时，我想杀死的是一个我所厌恶的韦罗妮卡。当时我不知道，在我的身上，还有着我会喜欢的另外一些韦罗妮卡。”

　　“一个人为什么要厌恶自己呢？”

　　“也许是因为缺乏勇气，或是说总害怕自己做错什么，不能像别人期望的那样行事。几分钟之前我还很高兴，忘记了我已被医生判处了死刑。当我再次明白了我目前的处境时，我就感到了恐惧。”

　　女护主推开了门，韦罗妮卡走了出去。

　　她不可能是在问我这些的。她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哭？难道她不知道我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有愿望也有担心，提出这类问题——现在已为时晚矣——，会让找产生恐惧吗？

　　从病房看到的那盏走廊里的电灯光线十分微弱，韦罗妮卡从中穿行时发现一切都为时晚矣，她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恐惧。

　　“我需要自我控制。我是一个能把决心要做的任何事都做到底的人。”

　　的确，在她的一生中，她将许多事情都一直做到了底，但那都是些小事，比如把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争吵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或是断绝与她所钟情的一个男人的联系，因为她认为这种关系不会有任何结果。她恰恰是在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上表现得十分严格，以向自己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冷漠，而实际上她却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她从未在学业上、学校的体育比赛中和试图维持家庭和睦方面有过出色的表现。

　　她克服了自身一般的不足，却因此而在重大和主要的事情上遭到失败。当她极其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却能给人以独立妇女的假象。她每到一处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但晚上却通常是一个人独自呆在修女院里，打开电视知从不改换频道。她留给所有的朋友一种令人羡慕的堪称楷模的形象，井竭尽全力企图使自己的举止符合她为自己所设计的形象。

　　因此，她从没有多余的精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一个和世界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得到幸福而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但是与其他人相处实在太难了！这些人的反应难以预料，他们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保护起来，同她一样，对一切都显得十分冷漠。如果有人对生活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会立刻将他拒之卜「，或是令他忍受痛苦，将他砚为低贱和“天真。

　　她以她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很多人，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空虚，彻底的孤独，维莱特，死亡候车室。

　　韦罗妮卡再次对企图自杀感到侮意，但她又坚定地把这种念头赶走，因为现在她正体验到一种过去从不允许产生的情感：仇恨。

　　仇恨。差不多如同墙壁、钢琴或病房这类实物一样，她几乎可以触摸到发自体内的一种具有毁灭性的能量。她放任这种情感的萌生，而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只要能够自我控制、加以伪装并以适当的方式流露就行了。韦罗妮卡希望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天或是三天里尽可能地举止失当。

　　她先是在一个最年长的男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又与男护士大吵一场，当她想一个人独处时就板起面孔不与其他人交谈。现在她有充分的自由去体会仇恨，尽管为此要有足够的机敏，以免破坏周围的一切，并不得不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躺在病房的一张床上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仇恨此时此刻所能见到的一切：她自己，整个世界，面前的那把椅子，走廊里损坏了的一个暖气，十全十美的人，罪犯。她住在一所精神病医院，可以感受到世人对本身加以隐藏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人接受的教育都只是要我们去爱，去接受一切，去试图找到一种出路，去避免发生冲突。韦罗妮卡仇恨一切，但主要是仇恨过去指导她生活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她一直未能发现自己的体内生存着数以百计的另外的韦罗妮卡，她们风趣、疯狂、好奇、大胆和勇于冒险。

　　在某个时候，她开始对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她的母亲——也产生了仇恨。母亲是个出色的妻子，白天工作，晚上操持家务，牺牲自己的生活以便使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送她去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让她穿得像个公主，为她购买网球和名牌裙裤，而自己则把穿过几年的旧衣服打上补丁。

　　“我怎么能仇恨只给了我爱的人呢？”韦罗妮卡羞愧地想道，并想改正自己的情感，但为时已晚。仇恨已被释放出来，她已然打开了自己的魔鬼之门。她仇恨母亲给予她的爱，因为母亲不求任何回报，而这是荒谬、失真和违背自然规律的。

　　不求任何回报的爱使她充满一种责任感，一种要与母亲的期待相符的意志，哪怕这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这种爱试图在若干年内向她隐藏世间的挑战与腐败，却不知道迟早有一天，她会发现这一点却没有进行抵抗的能力。

　　那么父亲呢？她同样也仇恨父亲，因为和整日忙碌的母亲相反，父亲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常带她去酒吧和剧院一起娱乐消遣。在她还是个少女时，曾偷偷地爱上了他，不是像爱一个父亲，而是像爱一个男人。她仇恨父亲，因为他总是那么迷人，对所有的人总是那样地坦诚热情——只有对她的母亲不是这样，而母亲却是实际上惟一最值得他善待的人。

　　她仇恨一切：讲解人生的书籍堆积如山的图书馆，迫使她整个晚上都要学习代数的学校，尽管她不知道有任何人——教师和数学家除外——为了生活得更幸福而需要懂得代数。

　　为什么要强迫她学习那么多的代数、几何和一大堆绝对没有用处的东西呢？

　　韦罗妮卡推开客厅的门，来到钢琴前，掀开琴盖，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敲打了一下琴键。空荡荡的房间里响起了疯狂而恼怒的互不相关的合奏声，撞到四周的墙壁，变成尖利的噪音，又回到了她的耳内，仿佛抓伤了她的心灵。这正是此刻她心灵的最好写照。

　　她用双手又敲打了一次，不和谐的音符再次混杂在一起响彻了四面八方。

　　“我是个疯子。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仇恨一切，可以敲打钢琴。从何时起，精神病患者懂得要让音符和谐一致呢？”

　　她又敲打起钢琴来，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每敲打一次，她的仇恨就减少一分，直至最后彻底消失。

　　于是，她的心中重新充满了一种深度的宁静。韦罗妮卡再次注视繁星遍布的天空，一轮她所喜欢的弯月把温柔的光线洒满了她所在的地方。她又一次感觉到无限与永恒正携手而进，只需看到它们中间的一个，比如无限的宇宙，就能发现另外一个，即永恒的时间：它不会消逝，而是持久地停留在现在，那里包含着生活的全部秘密。在由病房去客厅的路上，她已经把仇恨强烈而集中地进行了发泄，现在心中已没有余留下任何怨愤。她让多年来压抑在内。动的消极情感最终流露了出来。她已经体验过了这种情感，现已不再需要，可以让它们离去。

　　地静静地过着她的现在的时光，让爱去占据仇恨所腾出的空间。当她感到可以开始时，就转向月亮，为它弹奏了一支奏鸣曲。她知道，月亮在倾听，并为此感到骄傲，但却引起了群星的妒忌。于是她又为群星弹奏了一支曲子，为花园弹奏了一支曲子，为群山弹奏了一支曲子——夜里虽然看不见群山，但她知道它们就坐落在那边。

　　在为花园弹奏曲子时，另一个疯子来到了客厅。他叫埃杜阿尔德，是个无法治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韦罗妮卡对他的出现没有感到吃惊，相反还对他荣尔一笑。使她吃惊的是，埃杜阿尔德也对她微微一笑。

　　在她那遥远的世界里——比月亮还要更加遥远——，音乐可以穿透一切和创造奇迹。

　　“我非要买个新钥匙链不可了。”伊戈尔医生边开他在维莱特小小诊室的房门边想道。原来的那个摔碎了，用来装饰它的一个小金属盾牌掉在了地上。

　　伊戈尔医生弯身把它抬了起来。怎么处理这个作为卢布尔雅那标志的小盾牌呢？最好是把它扔掉。不过，也可以拿去修一修，让人做一个新的皮抓手；或者也可以送给他孙子当玩艺儿。他认为后两种选择未免荒唐：一个钥匙链不值几个钱；他的孙子整天都是看电视或是玩从意大利进口的电子游戏机，对盾牌根本不会感到兴趣。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扔掉，而是把它装进衣袋，留待以后再决定究竟如何处理。

　　因此，他是收容院的负责人而非患者，因为他在做出任何一项决定之前都要进行反复思考。

　　他打开了灯。随着冬季的来临，天亮得越来越晚了。光线不足以技家庭发生变故或是离婚，乃是压抑症患者数目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尔医生盼望春天立刻到来，并帮他解决一半问题。

　　他看了一眼日程安排表。他必须要想出一些措施不让埃杜阿尔德饿死。精神分裂症使这位患者行为无常，现在他彻底不吃任何东西了。伊戈尔医生已经开了静脉注射营养液的处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埃杜阿尔德二十八岁，身强力壮，即便给他注射血清，最后也要变得虚弱不堪，骨瘦如柴。

　　埃杜阿尔德的父亲是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位著名的驻外大使，是九十年代初期与南斯拉夫进行微妙谈判的代表之一，他对这件事会做出何种反应呢？此人曾多年为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功地战胜了对他进行低毁的人——这些人指控他为敌人效力——，继续留在了外交使团，只不过这一次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国家。他有权有势，声望甚高，所有的人都惧怕他。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片刻——如同刚才考虑钥匙链上的盾牌该如何处理一样——，但随后就把不安的念头赶走了：对一位大使来说，儿子外貌的好与坏并无关系，他不打算带儿子去参加官方的聚会，或是让儿子陪伴自己前往他被任命为政府代表的国度。埃杜阿尔德住进了维莱特，并且会永远或是在父亲继续领取高薪期间留在那里。

　　伊戈尔医生决定停止营养液的静脉注射，让埃杜阿尔德再瘦弱一些，直到他自己想要吃饭时为止。万一情况恶化，他就提交一份报告，把责任推给管理维莱特的医生委员会。‘办果你不想陷入困境，那就总把责任分摊开来。“他的父亲曾这样教导过他。他的父亲也是位医生，曾有几个病人死在他的手里，可当局却从未找过他的任何麻烦。

　　开完停止给埃杜阿尔德输液的处方之后，伊戈尔医生着手处理下一件事情：报告书说，患者泽德卡·门德尔已结束了她的治疗期，可以出院了。伊戈尔医生想亲眼进行核实。归根结底，对一位医生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收到在维莱特治过病的患者的家属投诉。这种事几乎总要发生——在一所精神病医院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患者极少能够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发现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伊戈尔医生不遗余力地为此而奋斗，正撰写着一篇将使精神病学科发生彻底改观的论文。在精神病医院，临时性的患者与根本无法治愈的患者生活在一起，结果前者的社会适应力就会开始退化，而这种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加以阻止。那个泽德卡·门德尔最终还要回到这里来——这一次将是出于自愿，她所以无病而装病呻吟，目的只是为了回到似乎比外边的世界能更好地理解她的那些人的身边。

　　然而，如果他能发现抗击维特里奥洛——伊戈尔医生认为它是造成疯癫的罪魁祸首——的方法，那么他的名字就将载入史册，斯洛文尼亚也将最终在世界地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上个星期，一个机会由天而降，一位潜在的女自杀者住了进来，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浪费掉这一机会。

　　伊戈尔大夫感到十分高兴。虽然由于经济原因，他还被迫同意使用早已被医学界禁止使用的治疗方法——比如通过注射胰岛素造成休克——，但同样也是由于经济原因，维莱特正在更新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他不仅拥有时间和物质条件从事维特里奥洛的研究，而且在收容院股东们的支持下可以让那伙被称为“兄弟情谊会”的人留下来。收容院的股东们同意可以容忍——请注意，不是鼓励，而是容忍——这些人住院的时间比需要的更长一些。股东们振振有词地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让刚刚痊愈的患者自己来决定他们回归社会的最好时间。这就意味着允许一批人作出留下来的决定，犹如留在一间自选旅馆，或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俱乐部。伊戈尔医生终于得以让精神病患者与正常的人生活在一起，以使后者对前者产生正面的影响。为防止情况恶化——精神病患者最终要对已经治愈的病人产生负面的影响——，所有兄弟情谊会的成员每天至少要离开收容院一次。

　　伊戈尔医生明白，股东们同意已被治愈的人继续留在收容院的理由——“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是这样说的——只是一个借口。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个迷人的小城，他们担心这里没有足够的有钱的疯子来支撑这所费用昂贵的现代医院。除此之外，公费医疗系统拥有一流的精神病医院，这就使维莱特在争夺精神病人的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形势。

　　股东们在把旧军营改为疯人院时，他们把那些可能在与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男男女女都作为住院的对象，然而战争历时却很短。股东们确信战争将会再度爆发，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发现，作为战争的牺牲品，有些人会患上精神病，但与紧张、厌倦、遗传性疾病、孤独和自我封闭相比，它所造成的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则微乎其微。当一个集体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时——比如一场战争，或一次极度的通货膨胀，或一场瘟疫——，自杀的人数会有少量的增加，但是患压抑症。

　　妄想狂症、精神病的人数却会大大减少。一旦这种重大的问题解决之后，患这一类疾病的人数则又恢复到正常时期的水平，这便表明——伊戈尔医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具备相应的条件时，一个人才会成为疯子。

　　他的眼前还放着另外一份最新研究成果，来自刚被一家美国报纸评选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加拿大。伊戈尔医生看到了下列的数字：。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资料，已经患有某种精神病症状的人员分布‘情况如下：十五岁至三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四十；三十五岁至五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三十三；五十五岁至六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二十。j ＠－。估计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失调症状。。每八个人当中有一人因精神错乱一生中至少要住院一次。

　　“多么好的市场，比这里强多了。”他想道，“人们越是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就变得越加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分析了一些病例，仔细衡量着哪些应该与委员会一起分担责任，哪些可以独自处理。当这一切都结束之时，天已经大亮了，于是他关上了灯。

　　他立刻吩咐让第一位求见者——那位企图自杀的女患者的母亲——进入他的诊室“我是韦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讲出真情，以免使她无谓地担惊受怕——说到底，他也有个名叫韦罗妮卡的女儿——，但最终还是决定闭口不谈为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撒谎说，“我们需要再观察一个星期。”

　　“我不明白韦罗妮卡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哭泣着说道，“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她，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让她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尽管我们夫妻之间存在着问题，但仍然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可以说是面临不幸却能坚持下去的榜样。她有个好工作，人长得也不难看，可即使这样…··‘”

　　“…··哪使这样还是企图自杀，”伊戈尔医生接过了她的话，“你不必吃惊，太太，事情正是这样。人们不懂得幸福，如果您希望的话，我可以把加拿大的统计数字告诉您。”

　　“加拿大？”

　　韦罗妮卡的母亲惊讶地望着他。伊戈尔医生看到他已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便接着说道：“您要清楚，太太到这里来不是想要知道您女儿的情况，而是为了开脱您在她企图自杀的这件事上自己的责任。她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也就是说，已经是个有过生活阅历的成熟女人，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并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与您的婚姻或是您以及您丈夫做出的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一个人独立生活有多长时间了？”

　　“六年。

　　“您看到了吧？她已经彻底地独立了。虽然如此，由于一位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我敢肯定太太听人谈起过他——曾著书立说，谈及父母与子女们之间的这种病态关系，所以时至今日，所有的人还是对所有的一切都进行自责。子女变成了凶手是父母教育的牺牲品，印度人是这样认为的吗？请您回答。”

　　“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道。

　　这位医生越来越使她感到惊讶，也许此人受到了他的病人们的传染。

　　“我来告诉您答案。”伊戈尔医生说道，“印度人认为罪责在于凶手本身，而不在于社会，不在于他的父母和他的先辈。

　　因为一个儿子决定要吸毒并要胡乱开枪射击，日本人就会因此自杀吗？答案与上一个相同：不会！据我所知，日本人可以为随便一个什么原因而自杀。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有个年轻人因为没能通过大学预科入学考试就自杀了。“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问道，她对日本人、印度人或是加拿大人不感兴趣。

　　“马上见，马上见，”伊戈尔医生说道，对自己的话被打断不禁有些气恼。“但是在见之前，我希望太太明白一件事：除了某些严重的病理学案例之外，人们是在企图逃避常规惯例时才会发疯的。太太懂了吗？”

　　“我很懂。”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说，“假如先生认为我无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 ——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法照顾她，那就请您放心好了：我从未打算要改变我的生活。”

　　“太好了。”伊戈尔医生表现出某种轻松之态，“太太是否已经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比如说，在那里，我们无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去重复同一件事情呢？再比如说，假如我们决定只有饿了的时候才吃饭，家庭主妇和餐馆又怎么来安排呢产”饿了的时候才吃饭更正常。“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但因为担心对方不准她见自己的女儿而没有讲出来。

　　“那将会乱成一团。”她说道，“我是个家庭主妇，知道您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就一日三餐：早饭、午饭、晚饭。每天都必须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每周休息一次。有圣诞节是为了赠送礼物，有复活节是为了在湖边度过三天。假如您的丈夫，仅仅因为一时感情激动，决定在客厅里与您做爱，您会感到高兴吗？”

　　“这个家伙在乱说什么？我是来看我女儿的！”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

　　“我会感到难过。”她小心谨慎地说道，希望回答得正确。

　　“好极了。”伊戈尔医生欢叫起来，“做爱的地方是在床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树立一个坏的榜样，使混乱状态得以扩散。”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伊戈尔医生让了步。这个乡下女人永远听不懂他讲的话，对从哲学角度探讨精神病并无兴趣，哪怕明知道她女儿是真的企图自杀，而且曾进入了昏迷状态。

　　他按了一下铃，女秘书应声走了进来。

　　“你去把那个想要自杀的姑娘叫来。”他吩咐说，“就是给报社写信，说她所以自杀是想表明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姑娘。”

　　“我不想见她。我已经断绝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当着所有人的面，本来很难在客厅里把这样的话讲出来。但是那个男护士太冒失，扯大嗓门对她说她的母亲正在等着见她，仿佛这件事与所有人都相关似的。

　　韦罗妮卡不愿意去见母亲，因为两个人都会因此而难过。最好是当作她已经死了。韦罗妮卡一向厌恶离别场面。

　　男护士顺原路回去了，韦罗妮卡把目光转向群山。一周未见的太阳终于重新露了面——前一天夜里她就已经知道，因为在地弹奏钢琴时月亮告诉了她。

　　“不对，这太离奇了，我正在失去自我控制。天体是不会说话的，只有那些自称是占星术上的人才不这样认为。如果月亮跟某个人交谈过，那么这个人准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刚想完这些，她就感到胸部一阵刺痛，一只胳膊失去了知觉。韦罗妮卡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心脏的疾病发作了！

　　她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欣的感觉，仿佛死亡将把她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好了，一切都已完结！也许她会感到某种疼痛，但是五分钟的痛苦却能换来永恒的宁静。现在她推一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因为她最害怕看到电影里睁着眼睛死去的人。

　　然而，心脏疾病发作的情景似乎与她想象的不同。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她惊恐万分地发现，她正要去经历她最害怕的事情：窒息而亡。她将仿怫是被活埋或是被突然推向海底那样死去。

　　她踉踉跄跄，最后跌倒在地，感到脸上受到重重一台，接着就拚命用力呼吸，但却吸不进气。最糟糕的是她没有死去，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能够继续分辨出物体的颜色和形状。惟一感到困难的是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喊声和惊叫声仿佛都那么遥远，似乎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再真切不过了。所以吸不进气，只是因为空气不肯服从她的肺部和她的肌肉的指挥，而她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她感到有人抓住了她，并把她翻转成仰卧的姿势。现在她已失去了对眼睛活动的控制，任它们天旋地转，发送出数以百计不同于其头脑所想的影像，把窒息的感觉与完全混乱的视觉融在了一起。

　　这些影像也渐渐地远去了，当痛苦到达顶点之时，她终于得以开始吸气，同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把客厅里的人全都吓呆了。

　　韦罗妮卡不能控制地开始呕吐。这种几乎是灾难的时刻一过，一些疯子便对眼前的‘情景发出了嘲笑。韦罗妮卡感到蒙受了羞辱，脑子乱成一团，无法作出反应。

　　一名男护土跑了进来，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

　　“请你镇静，已经没事了。”

　　“我还没有死！”韦罗妮卡开始大喊大叫，并朝住院的病人方向走去，呕吐物把地面和家具全给弄脏了。“我还得继续留在这所该死的收容院，不得不和你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每日每夜我都生不如死，可却没有一个人同情我！”

　　她又转向那个男护土，从他手中夺过注射器，然后向花园扔去。

　　“你想干什么？明明知道我已经非死不可，为什么不给我注射毒剂？你有没有感情？”

　　她控制不住自己，重又坐在了地上，开始不停地痛哭、喊叫和大声抽泣。几个住院的病人在发笑，对她全被弄脏了的衣服议论纷纷。

　　“给她打一针镇静剂”一个急匆匆赶来的女医生吩咐说，“要控制住局面！”

　　可是那位男护士却愣在那里发呆。女医生离开客厅，随后带着另外两名男护士和一个新的注射器返身回来。这两名男护士抓住了在客厅中央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韦罗妮卡，与此同时，女医生在她脏乎乎胳膊的静脉上注射了一针镇静剂，连一滴药水都没有剩下。

　　第五章

　　韦罗妮卡被送到伊戈尔医生的诊室，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身上盖着新的床单。

　　伊戈尔医生听了听她的心脏。韦罗妮卡装作仍在睡觉，但内心深处却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伊戈尔医生在讲话时断定她能听见他的话。

　　“放心吧，”他说道，“凭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你能活到一百岁。”

　　韦罗妮卡睁开了眼睛。她的衣服被人换过了。难道是伊戈尔医生换的吗？他看到她裸露的身体了吗？她的头脑还不完全清醒。

　　“先生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放心吧。”

　　“不，先生刚才说我能活到一百岁。”韦罗妮卡坚持道。

　　“在医学上，一切都无法确定。”伊戈尔医生假。已假意地说道，“一切都有可能。”

　　“我的心脏怎么样7 ‘”没有变化。“

　　无需再多问什么。面对病情严重的患者，医生会说“你能活到一百岁”，或是“一点也不严重”，或是“你的心脏和血压跟小伙子的一样”，不然便是“我们需要再做一次检查”，仿佛他们害怕患者会把整个诊所砸烂似的。

　　韦罗妮卡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整个房间开始旋转起来。

　　“你再多躺一会儿，直到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时为止。你呆在这里对我没有什么妨碍。”

　　“很好。”韦罗妮卡心里想道。“但是，假如有妨碍呢？”

　　作为一位颇有经验的大夫，伊戈尔医生沉默了片刻，装出对桌子上的报纸很感兴趣的样子。当我们面对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一句话也不讲，局面就会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伊戈尔医生期待着韦罗妮卡首先开口，这样他就能为他的有关疯癫症的论文和他正在研究的治疗方法收集到更多的论据。

　　但是韦罗妮卡却一言不发。“也许她维特里奥洛中毒程度太深了，”伊戈尔大夫想道。与此同时，他决定打破正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的沉默。

　　“看来你很喜欢弹钢琴。”他说道，并竭力仿佛是偶然脱口而出似的。

　　“疯子们喜欢听。昨天就有一个人被吸引过来听了。”

　　“是埃杜阿尔德。他跟人说过他曾酷爱音乐。谁知道他会不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地重新进食。”

　　“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喜欢音乐？还跟人说过这一点”是的。我敢保证，你对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概念。“

　　这位医生——因为头发染成了黑色而似乎更像一位病人——说得很对。韦罗妮卡多次听人讲到过这个词，但对它的含义却一无所知。

　　“能够治好吗？”她问道，想看看是否能得到更多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知识。

　　‘咱B 够控制。人们还不完全清楚精神病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新的，每十年它的进程就会出现一次变化。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倾向，直到有一件事情——严重或是微不足道要因人而异，——使他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情况可以发生演变，直至这种现象完全消失——我们称它为紧张症——，或是好转，使患者可以从事工作和过上一种实际上是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只取决于一件事：环境。“

　　“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韦罗妮卡重复道，“什么是现实呢？”

　　‘哆数人认为应该如此的东西就是现实。它无需是最好的，无需是最合乎逻辑的，但要符合集体的愿望。你看看我脖子上系的是什么？“

　　“一条领带。”

　　“很好，你的回答合乎逻辑，与一个绝对正常的人相一致：一条领带！

　　“但是，一个疯子却会说，我脖子上系的是一条可笑而无用的彩色花布，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捆住脖子，结果给头部活动制造了困难，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才能使空气进入肺部。当我靠近一台电风扇时，一不留神就可能被这条带子勒死。

　　“要是一个疯子问我系领带是为了什么，我就必须这样回答。什么也不为，甚至不是为了装饰，因为如今它已变成一种屈从、权势和疏远的象征。领带的推一用途就是回到家里把它取下来，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已从某种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但是这种轻松的感觉就能证明领带的存在是合理的吗？不能。可即使如此，假如我去问一个疯子和一个正常的人这是什么，回答说这是一条领带的那个人就将被认为是智力健全者。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理性。”

　　“由此您得出了我不是疯子的结论，因为我给那条彩色花布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

　　“不是，你不是疯子。”伊戈尔医生想道。他是这方面问题的权威，诊室的墙上挂着的几张证书便是证明。谋害自己的生命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他知道许多人正在这样做。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表面上却继续给人以天真和正常的假象，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一种引起轰动的自杀方法。他们是在慢性地自杀，受到了伊戈尔医生称之为维特里奥洛的物质的毒害。

　　维特里奥洛是一种有毒物质，在与他所认识的男人及女人的谈话中，伊戈尔医生已经辨认出其所造成的症状。现在他正就这一问题在撰写一篇论文，准备提交斯洛文尼亚科学院进行研究。在精神病学领域，这将是继皮内尔①医生——①皮内尔（174 －1826）：法国医师。以人道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驱。

　　一七九二年任巴黎比塞特尔男性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主任医师，首次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解开患者的锁链。一七八四年他任硝石库医院院长，对女性精神病患者实行了同样的改革。

　　当年曾下令撤去锁绑患者的铁链，他的某些精神病患者有可能被治愈的看法震惊了整个医学界——之后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弗洛伊德医生确信，里比多是一种导致产生性欲的化学物质的反应，但尚未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够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与里比多一样，维特里奥洛是处于恐惧状态之下人的机体散发出的一种物质，虽然现代光谱仪还不能将其检测出来，但它很容易通过其味道加以识别：不甜也不咸，而是发苦。

　　伊戈尔医生是这种致命的有毒物质的发现者，但尚未被人们所承认。他为这种物质取了一种毒药的名称：维特里奥洛。

　　从前，当皇帝、国王以及形形色色的情人需要把一个所厌恶之人彻底赶走时，都曾广泛地使用过这种毒品。

　　有皇帝和国王的时代多么好哇。在那个时代，生与死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凶手邀请受害人共进丰盛的晚餐，侍者端着两只漂亮的高脚杯走进来，其中的一杯酒里兑上了维特里奥洛。受害人的做法是何等地令人激动——他端起酒杯，讲上几句或是动听或是刺耳的话，仿佛是再饮一杯美味的开胃酒一样喝了下去，然后吃惊地望着东道主，接着便扑通一声突然倒在地上！

　　现在这种毒药不仅昂贵，而且难以在市场上见到，它已经被更可靠的谋杀手段所取代，比如手枪、细菌，等等等等。伊戈尔医生天性浪漫，将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毒药名称为他已能诊断出的这种精神上的疾病命名。他的发现很快将会震惊世界。

　　奇怪的是，虽然大多数受害者辨别出了它的味道，谈到过如同苦味剂中毒似的过程，但却没有一个人在提及维特里奥洛时把它当作一种致命的有毒物质。所有人的机体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苦味，就像几乎所有的人都携带着结核病杆菌一样。这两种病只有患者处于虚弱之时才会发作。就苦味症而言，当患者对被称之为“现实”感到恐惧时，这种疾病就有了生成的土壤。

　　有些人渴望建立起一个任何外部威胁都无法渗透过来的世界，因此就过分地增加了对外部事物——陌生之人，新的地方，不同的经历——的防御，而拆除了内部的设防。以此为起点，苦味症便开始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苦味症（或维特里奥洛，此乃伊戈尔医生所偏爱的叫法）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意愿。染上这种病的人会渐渐地对一切都失去渴求，在不多的数年之内，就已无法离开他的世界，因为他在建筑高墙以使现实成为他所希望的那样时，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能量储备。

　　为了免受外部的进攻，他们同样也限制了内部的成长。他们继续去上班，看电视，抱怨交通拥挤，并且生儿育女。但是这一切都是机械地进行的，内心并无任何激情冲动，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中。

　　苦味症中毒的最大问题是诸如仇恨、情爱、绝望、兴奋、好奇等激烈的情感同样也不会再有所流露。过上一段时间之后，任何渴求都已不复存在，既不愿活着，也不想死去，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对苦味症患者而言，英雄和疯子总是迷人的，因为他们对生与死都不感到恐惧。无论是英雄还是疯子，他们在危险面前都毫不在乎，尽管人人都说不能去那样做，而他们却依然勇往直前。疯子自杀，英雄为一种事业殉难，但是双方都死了，而苦味症患者可以用许多夜晚与白天去议论这两类人的荒唐与荣耀。这是苦味症患者有力量攀上他们防御的高墙和稍微向外望上一眼的推一时刻，紧接着他们的手与脚都感到疲乏，于是便又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慢性苦味症患者每周只有一次能发现自己的病情：星期日的下午。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工作或常规例事可以减轻其症状，他们便会察觉到某种东西很不对劲。下午的宁静令人难以忍受，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不前，于是一种持久的恼怒就毫无拘束地表现了出来。

　　然而一到星期一，苦味症病人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症状，并且诅咒从没有时间休息，抱怨周末过得太快。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病惟一的巨大好处就是它已然变化成为一种规律，所以无需住院治疗——中毒太深以致其行为已开始对他人造成伤害者除外。大多数苦味症患者可以继续在医院外生活，而不会对社会或他人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周围修筑起了高墙，完全与世界隔绝，虽然表面上仍生活在其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现了里比多，并且创立了治疗由它引发的病症的方法：精神分析法。除了发现维特里奥洛的存在之外，伊戈尔医生还需要证实，苦味症同样也有可能得到治疗。他期望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医学史的史册，虽然他对要使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抱幻想，因为“正常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甚感满意，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而那些”病人“却使疯人院、实验室、研讨会等诸如此类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知道现在人们不会承认我的努力。”他自言自语道，并且对不能被人理解而感到十分骄傲。总而言之，这是天才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先生您怎么了？”在他对面的韦罗妮卡问道，“您似乎进入了您病人们的世界。”

　　伊戈尔医生未能听出这句话的不敬之意。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对韦罗妮卡说道。

　　韦罗妮卡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伊戈尔大夫开着电灯，不过，每天早晨他都是如此。来到走廊上，她看到了月亮，才发现她睡的时间比她想象的要长。

　　在前往病房的路上，她注意到墙上的一幅镶着镜框的照片：卢布尔雅那中央广场，当时还没有普列舍伦的雕像，几对男女正在散步——可能是个星期天吧。

　　她看清了照片的日期：一九一O 年之夏。

　　一九一0 年之夏。这些人的子孙们已经作古，而他们却把自己生命中的一瞬留在了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全都身着厚重的连衣裙。男人则戴着帽子，穿着外套，系着领带（或如疯子们所称的彩色布条），绑着裹腿，胳膊上挂着一把雨伞。

　　气温呢？大概和现在的夏天一样，阴凉处摄氏三十五度。

　　假如这时来了一位身穿齐膝短裤和只穿衬衫——更适合于热天穿的衣着——的英国人，他们会怎样想呢？

　　“一个疯子。”。现在她已完全理解了伊戈尔医生想要表达的意思。同样，她也明白了，她在生活中一直得到过许多关爱、亲见和保护，但却缺少了一样使这一切变成为一种幸福的东西：她应该更加疯狂一些。

　　她的父母亲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爱她，但由于害怕伤害他们，她却一直不敢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付出代价。她把梦想深埋在记忆的深处，虽然在出席一场音乐会或是偶尔听到一张悦耳的唱片时也会被唤醒。但是，每当她的梦想被唤醒时，因为挫折感过于强烈，使得她立刻又让其幻想重新进人昏睡状态。

　　韦罗妮卡从小就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成为一名钢琴家！

　　十二岁上第一堂钢琴课时，她就产生了这种感觉。她的女老师也察觉出了她的天分，并鼓励她成为一名职业的钢琴家c 然而，当她为自己刚刚在一场比赛中胜出而感到兴高采烈，并告诉母亲她准备放弃一切只致力于钢琴的演奏时，她的母亲亲切地望着她回答道：“孩子，没有人能靠演奏钢琴生活。”

　　“可您却让我上钢琴课！”

　　“那是为了培养你的艺术才能，仅此而已。当丈夫的欣赏这一点，你也能够在节日活动中出人头地，忘掉当钢琴家这件事吧，你要去学法律，将来当律师，那才是有前途的职业。”

　　韦罗妮卡听从了母亲的话，相信母亲具有足够的经验理解什么是现实。中学毕业后她进入法律专业，并以高分获得了一张毕业证书，但结果却只找到了一份图书馆馆员的工作。

　　“我当时应该更疯狂一点。”然而，大概和多数人的情况一样，这种发现已为时过晚。

　　就在她转身想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有人拽住了她的胳膊。给她注射的强效镇静剂还在她的静脉中流动，因此，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轻柔地领她朝不同的方向——客厅——而去之时，她没有表示反对。

　　天上挂着的依然是一个弯月，应埃杜阿尔德的无声请求已经在钢琴前坐下来时，韦罗妮卡听到从饭厅传来一个声音，有个人正带着外国人的腔调在讲话。韦罗妮卡不记得在维莱特听到过这种腔调。

　　“埃杜阿尔德，我现在不想弹钢琴。我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旁边的人们在讲些什么，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

　　埃杜阿尔德只是一个劲地微笑，也许对她刚才所说的话一个字也没有听懂。韦罗妮卡想起伊戈尔医生曾经讲过，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进入和离开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现实。

　　“我就要死了。”她接着说道，希望自己的话能够被理解。“死亡的翅膀今天掠过了我的面颊，明天或更迟一些就应该来敲我的门了，所以你不应该习惯于每天晚上都听我演奏一支钢琴曲。

　　“埃杜阿尔德，任何人都不能养成任何习惯。你只要看看我的情况就能明白：我又重新喜欢太阳，喜欢群山，喜欢难题，甚至承认生活所以缺乏意义责任在于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我想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广场，感受恨与爱、失望与厌倦，感受构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所有那些简单而又愚蠢但却能给人生带来乐趣的东西。要是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我会容忍自己成为一个疯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疯子。最糟糕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疯子的人，因为他们只是重复别人吩咐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不过，这一切都已无可能，你明白吗？同样，你也不可能整天盼望夜晚的到来，盼望一个住院的女患者为你弹奏钢琴。你我的世界都已到了末日。”

　　韦罗妮卡站起身，亲切地摸了一下小伙子的脸，然后就直奔饭厅而去。

　　推开饭厅的门，她就见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所有的桌椅都被推到墙边，正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兄弟情谊会的全体成员都坐在地上，听一个身穿西装套服和系着领带的男人讲话。

　　“……于是便邀请苏菲派①大师纳赛鲁丁来作一个讲座。”那个男人说道。

　　门被推开时，饭厅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韦罗妮卡。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朝她说道：“坐下来。”

　　韦罗妮卡坐在了地上，身边便是满头银发的马莉太太——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她是何等地气势汹汹。令韦罗妮卡吃惊的是，这一次马莉却微微一笑，对她表示欢迎。

　　那个男人继续说道：“纳赛鲁丁把讲座定在下午两点，人们反响强烈，一千张①苏非派：阿拉伯文S ［Jfi 的音译，意为”羊毛“，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织在以示质朴，故名。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产生于七世纪末期，既以（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为依据，又接受新柏拉图主义、印度瑜伽派等某些外来思想。

　　门票销售一空，另有七百余人在厅外准备着闭路电视的转播。

　　“两点整，纳赛鲁丁的一位助手来了，说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讲座将要推迟进行。有些人气愤地站起身，要求退票，然后便离去了。尽管如此，大厅内外依然留下来许多人。

　　“从下午四点开始，由于苏菲派大师依然未到，人们陆续退票离去：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该回家去了。到下午六点时，最初的一千七百名听众只剩下不足一百人。

　　“就在这时候，纳赛鲁丁走进了大厅。他仿佛完全喝醉了似的，开始拿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漂亮女郎开起玩笑来。

　　“大吃一惊之后，人们感到十分气愤：连续等候了四个小时之久，这个人怎么能够这样行事呢？大厅里可以听到一些不满的抱怨声，可是苏菲派大师却毫不在意，他继续高喊着说，那位女郎能够引起性欲，还邀请她与他一起去法国旅游。”“这是什么大师。”韦罗妮卡心里想道。幸好她从不相信这类事情。

　　“对抱怨的人们讲了几句粗话之后，纳赛鲁丁打算站起身来，不料却重重地跌倒在了地上。人们愤怒了，纷纷决定离去，并说这一切都不过是骗人的自我吹嘘，还说要在报纸上揭露这种卑鄙的把戏。

　　“只有九个人继续留在大厅里。不满的人们刚一离去，纳赛鲁丁便站了起来，他神态适度，双眼放射出光芒，身体四周环绕着尊严与智慧的清风。‘你们这些留下来的才是一定要听我讲课的人。’他说道，‘你们已在精神之路上通过了两种最艰难的考验：等候某一特定时刻到来的耐心和不对所遇到的事情感到沮丧的勇气。我所要教的人正是你们。’”接着，纳赛鲁丁就教授了他们一些苏菲派的技巧。“

　　那个男人停顿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奇怪的笛子。

　　“现在我们休息片刻，然后就进行默思。”

　　兄弟情谊会的人都站了起来，韦罗妮卡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你也站起来。”马莉拉着她的手说道，“我们有五分钟的课间休息。”

　　“我要走了，我不想添乱。”

　　马莉把她领到一个角落里。

　　“你都快要死了，难道还什么都没有学到吗？你不要总是想作正在使别人不舒服，正在给别人添乱！假如他们不喜欢的话，那就让他们抱怨好了！如果他们没有勇气抱怨，问题就是他们的！”

　　“那一天我走近你们的时候，做了一些过去我从未敢做的g g 事情。”

　　“你让疯子们一个纯粹的玩笑给吓唬住了。为什么你不继续勇往直前呢？你担心失去什么呢？”

　　“我的尊严。我不想留在一个我不受欢迎的地方。”

　　“什么是尊严？是想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品德高尚、表现出色、对他人充满爱心吗？你要尊重天性。你该多看一些有关动物的电影，留意它们如何为争夺自己的空间而厮杀搏斗。我们所有的人都为那一天你扇的那记耳光而感到高兴。”

　　韦罗妮卡已经再没有时间为争夺任何空间去厮杀搏斗了，于是便改换了话题，问起刚才讲话的那个男人是谁来。

　　“你正在进步。”马莉笑了，“你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担心别人会认为你是个冒失鬼。他是一位苏菲派教师。”

　　“苏菲是什么意思？”

　　“羊毛。”

　　韦罗妮卡不懂。羊毛？

　　“苏菲派是托钵僧的一种精神传统，那里的大师们不寻求表现自己的智慧，弟子们跳舞、旋转，然后进入昏迷状态。”

　　“这有什么用处？”

　　“我也不十分明白，但是我们兄弟情谊会决定体验一下所有被禁止的东西。在我的整整一生中，政府总教育我们说，人们寻求精神寄托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问题。现在请你回答我：难道你不认为，力图理解生活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

　　是的，是一个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她已不能再肯定现实这个词语的含意究竟是什么。

　　那个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据马莉说是一位苏菲派教师——要求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圈。他把饭厅一个花瓶里所有的花都取了出来，只留下一枝红色玫瑰，然后把花瓶放在圆圈的中央。

　　“看看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韦罗妮卡对马莉说道，“过去某个疯子才认定冬季可以养花，可现在整个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玫瑰。你认为一个苏菲派教师，利用他的全部知识，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马莉仿佛在猜测韦罗妮卡的想法。

　　“以后再进行这种讨论吧。”

　　“我力图马上弄明白，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现在，而且看来非常短暂。”

　　“所有人拥有的一切都是现在，而且总是非常短暂，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们拥有一个积累了许多东西的过去，而且还拥有一个会积累起更多东西的将来。说到现在，你已经手淫过很多次了吗？”

　　虽然镇静剂仍在起作用，韦罗妮卡还是回忆起了她在维莱特听到的第一句话。

　　“当我来到维莱特，还插满人工呼吸用的管子时，就清楚地听见有人问我想不想让人为我手淫。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里人们会想着这样的事情呢？”

　　“这里和外面并无两样，只是这里无需遮遮掩掩。”

　　“那天是你向我发问的吗？”

　　“不是。不过，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你的快感能达到何种程度。下一次，你要多少有点耐心，与让你的性伴侣引导你相反，你可以把他带进那种程度。哪怕你还能活上两天，我认为你也不应该离开人世却不知道你的快感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

　　“我只能找那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正等着听我弹钢琴。”

　　“至少他是个蛮英俊的男人。”

　　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要求大家别出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他吩咐众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支玫瑰花上，把其余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

　　“这些念头还会回来，但是你们要力图加以阻止。你们有两种选择：控制你们的思想，或是被它所控制。你们已经选择过第二种，被恐惧、激动、犹豫牵着鼻子走，因为人具有一种自毁的倾向。

　　“你们不要把疯癫和失去控制混为一谈。请你们记着，苏菲派主要的大师纳赛鲁丁就是被所有人称作是疯子的那种人。恰恰因为你们城市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所以纳赛鲁丁就有了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讲出来的可能，有了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的可能。如同中世纪王宫里的小丑，他们能提醒国王警惕一切危险，而大臣们却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职位。

　　“你们也应该如此。继续当疯子，但又要像正常人那样行事。要敢冒与众不同的风险，但又要学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朵花的上面，让真正的自我现出原形。“

　　“什么是真正的自我？”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也许其他所有的人都知道，但这并无关紧要，她应该少担心是否会打扰别人。

　　那个人对自己的话被打断似乎感到十分惊奇，但依然回答说：“就是你原本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把你变成的那个样子韦罗妮卡决定参加练习，尽最大努力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维莱特的这些日子里，她体验到了过去从未如此强烈感受过的东西——仇恨、爱恋、对生活的渴望、恐惧、好奇。也许马莉讲的有道理：难道她真的体验过性高潮吗？或者只是达到了男人们想要把她带往的那种程度？

　　身穿西装套服的那个男人开始吹奏起笛子来。音乐渐渐使她的心灵趋向平静，使她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朵玫瑰上。

　　可能是镇静剂产生了效力，不过，事实是从她离开伊戈尔医生诊室的那一刻起，她的自我感觉便十分良好。

　　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去，害怕又有什么用呢？害怕对她不会有任何帮助，也不能避免心脏疾病注定要发作。最好是充分利用还能活着的几天或是几个小时，去做那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音乐十分柔和，饭厅里股俄的光线造成了一种近似宗教的氛围。宗教，为什么不试图沉浸于其中，看看自己还余下多少信仰与忠诚呢？

　　因为音乐把她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使她头脑一片空白，不再思考任何事情，而仅仅成为一个生物。韦罗妮卡专心致志地凝视着玫瑰，看清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她喜欢自己，并且对自己过去竟如此草率感到遗憾。

　　静心凝视结束，苏菲派教师走了。马莉留在饭厅又与兄弟情谊会的人聊了一会儿天。韦罗妮卡说自己累了，立刻离开了饭厅。上午服用的强效镇静剂足以使一条公牛入睡，而她却有力量使两只眼睛一直睁到这一时刻。

　　“青春就是如此，它确定了自己的极限而不问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而身体却总是可以承受。”

　　马莉并无困意，她很晚才睡醒，然后就在卢布尔雅那转悠了一圈——伊戈尔医生要求兄弟情谊会的成员白天都要离开维莱特。她去了电影院，在座位上又睡了一觉，因为那部讲述夫妻冲突的电影实在令人厌烦。难道就没有别的题材了吗？丈夫与情妇，丈夫与妻子和生病的儿子，丈夫与妻子，情妇和生病的儿子，为什么总是重复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呢？人世间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讲述。

　　饭厅里的闲谈历时很短，静心凝视令所有的人感到松弛，他们决定回房间睡觉去了。只有马莉是个例外，她离开饭厅去花园散步。路过客厅时，她看到韦罗妮卡还没有回房间，而是在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弹奏钢琴，后者可能一直在钢琴边等候着她。疯子就跟孩子一样，只有看到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才肯罢休。

　　冷气逼人。马莉回到房间，取了一件防寒衣，又走了出来。到了外边，在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她点燃了一支香烟。她一边毫无愧意不慌不忙地吸着，一边想着韦罗妮卡、正在听到的钢琴声和维莱特围墙外面人们的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

　　在马莉看来，所以难以忍受不是因为生活混乱无序的缘故，而是过于井然有序的结果。社会的规矩越来越多，法律则与这些规矩作对，而新的规矩又与法律相对抗，结果搞得人们个个担惊受怕，面对指导一切人生活的那种看不见的规则，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马莉对这种事了如指掌，疾病把她送进维莱特之前她已从事了四十年的律师工作。刚当律师不久，她便很快放弃了对司法机关的天真幻想，懂得了制定法律不是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要使一场争执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遗憾的是天主、耶和华、上帝——人们怎么称呼他无关紧要——未曾生活在当今的世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依然生活在天堂里，与此同时，他却要对上诉书、呼吁书、请求书、委托书作出答复，而且不得不在无数次听证会上就他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①的决定进行解释。亚当和夏娃仅仅触犯了一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专断禁令：不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假如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他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而不是它的墙外呢？倘若马莉被找去为他们两个人进行辩护，她肯定要指控上帝“疏于管理”，因为他不仅把树安放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且没有在它的周围张贴告示，围上栅栏，采取最起码的安全措施，而是置所有的过往行人于危险之中。

　　马莉还可以指控他“诱导犯罪”：是他提醒亚当和夏娃注意那棵树的准确地点。假如他什么也不说，一代又一代的人从那里经过而不会有任何人对禁果产生兴趣——既然它本应被置于一片森林当中，那里到处都是同样的树，因而它就没有任何特殊价值可言。

　　然而上帝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制定了禁令，又找到一种诱导某个人去违反它的方法，目的只是为了创造惩罚。他知道，亚当和夏娃最终会对这么多完美的东西感到厌倦，他们的耐心迟早会要经受考验。上帝在那里等候着，因为也许他——无所木能的上帝——同样对所有事情都运行得十全十美感到厌倦：假如夏娃不吃知善恶果，在这亿万年间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一件也没有。

　　禁令遭到破坏时，上帝——无所不能的法官——还假惺惺地进行了一番搜寻，仿佛他不知道他们的所有那些可能的藏身之处。天使们对这一游戏感到开心（自从明亮之星离开天国之后，对她们而言，生活大概同样也变得非常令人厌倦），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上帝开始上路了。马莉设想，《圣经）的这一段可以为一部惊险电影提供一个精彩的场面：上帝的双脚在行走，亚当和夏娃彼此交换着惊恐的目光，一双脚突然在他们藏身之处的旁边停了下来。

　　第六章

　　“你在哪里？”上帝问道。

　　“我听见您在园子里的脚步声，心里害怕，就藏起来了，因为我赤裸着身体。”亚当回答说，并不知道这样一讲就等于招供自己犯下了一桩罪过。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计谋——假装不知道亚当藏在何处以及他躲起来的原因——，上帝就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为了不让作为观众正在注视着这件事的天使们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你怎么知道你赤裸着身体？”上帝又问，并且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吃了让我懂得这一点的禁果。

　　通过这个提问，上帝向天使们表明他是公正的，他惩罚亚当和夏娃是以全部现存证据为基础的。到了这种地步，知不知道过错是否是夏娃的和亚当是否请求上帝原谅就无关紧要了。上帝需要一个范例，以便使任何其他的生灵——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不再敢违反他的决定。

　　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子女最终也为这一罪过付出了代价（与现今罪犯们的子女的遭遇相同）。司法制度由此而产生：法律，违犯法律（至于它是合情合理还是荒诞无稽则无关紧要），判决（有经验的战胜没有经验的）和惩罚。

　　鉴于整个人类受到惩罚而无权对判决进行修正，人们便决定创立辩护机制，以防止上帝决定重新证明其专横权力的可能性。然而，在数千年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制定了太多的上诉类别，结果便过了头，使现在的司法成了条款、法规和谁也无法真正理解的相互矛盾的文本的大杂烩。

　　因此，当上帝决定改变主意，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世界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他的儿子陷入了他所创立的司法罗网。

　　复杂的法律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后导致他的儿子被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其过程远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程序：从一大祭司亚那到大祭司该法亚；从两位大祭司到彼拉多——彼拉多借口说，依照罗马法典，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又从波拉多到希律——希律借口说，犹太法典不允许判处死刑；从希律重新回到彼拉多，彼拉多依然企图挽救耶稣。

　　最后，彼拉多使用了有利于法官——而不是被审判之人——消除疑虑的条款：拿水洗手，以此表示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又是一个计谋，通过它可以维护罗马司法制度，同时又不伤害与地方审判官的良好关系，还能把做出决定的重大责任转移给公众——如果判决最后惹出麻烦，帝国首都的某位观察员就必须亲自来验证所发生的情况。

　　司法，权利，虽然为了帮助无辜者此乃必不可少之物，但其运作方式并不总是能令所有的人感到高兴。马莉为自己远离了这种乱成一团的职业而感到高兴，虽然今天在响起钢琴声的夜晚她还不能完全确定维莱特是不是她的永久安身之地。

　　“即使我彻底离开此地，也决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再和疯子们共事。这些疯子自以为是正常的人，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惟一的职能就是让一切对其他人而言都变得更加困难。我要去做个裁缝，或是绣花工，或是去市剧院的对面卖水果。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部分毫无意义的疯癫工作。”

　　在维莱特允许吸烟，但禁止将烟头扔在草地上。她十分开心地做了不准做的事情，因为呆在这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遵守规章秩序，即使违反了也无需承担后果。

　　她走近医院的大门，看守——这里总有一位看守，无论如何这是规定——点头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了门。

　　“我不想出去。”她说道。

　　“多么美妙的钢琴声。”看守说道，“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会听不到了。”说完她便急忙走开，以免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她想到韦罗妮卡走进饭厅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恐惧。

　　恐惧。韦罗妮卡可能会感到犹豫、羞怯、窘困、不自在，可为什么会恐惧呢？这种神情只有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时——比如野兽、携带武器的人、地震——才会流露出来，从不会在面对饭厅里聚集的一群人时产生。

　　“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她自我安慰说，“他们用恐惧替代了他们的大部分情感。”

　　马莉十分清楚自己所讲之话的含义，因为这正是把她送进维莱特的理由：恐惧综合症。

　　马莉的房间里保存着她收集的大量有关这种疾病的文章，如今，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它。不久前，马莉曾看过德国电砚台的一个节目，有几个人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就在同一个节目里，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恐惧综合症，虽然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极力隐瞒自己的症状，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疯子。

　　不过，在马莉初次发病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马莉边想边又点燃了一支烟。

　　钢琴依然在发出声响，韦罗妮卡看似有足够的精力彻夜不眠。

　　自从韦罗妮卡进入收容所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触动，马莉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尽量避免见到韦罗妮卡，担心会唤醒后者的求生欲望。既然韦罗妮卡再也无法逃出此地，还是让她继续求死为好。伊戈尔医生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依旧给她打针，但韦罗妮卡的状况依然明显地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

　　住在里面的人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与这位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姑娘保持着距离。然而，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近：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所以不必多说；另外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

　　马莉需要和埃杜阿尔德谈一谈，此人对她的话一直是尊重的。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明白，他正在把韦罗妮卡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吗？难道不明白，这是对一个没有希望获救的人所能做出的最坏的事情吗？

　　她想出了对此事进行解释的无数种可能性，但所有的可能性都会使小伙子产生负疚感，而她是永远不会这样去做的。马莉又思索了一会儿，决定让事情倾其正常节律进行。她已经不再是律师了。这里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她不愿在这样一个地方成为制定新的行为准则的坏榜样。

　　韦罗妮卡姑娘的出现触动了许多人，一些人准备对他们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在兄弟情谊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在维莱特，死人的事或者发生得很突然，不给任何人以考虑它的时间；或者是发生在久病之后，这种死总被认为是一种幸福。

　　然而，韦罗妮卡的情况却使人为之动情，因为她还年轻，并且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自问道：“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现在我有一次机会，我正在利用它吗？”

　　有些人对该答案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早就予以放弃了，已经成为一个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要被迫进行思考，马莉就是其中之一。

　　韦罗妮卡中断了一会儿演奏，望着外面在寒夜中只穿着一件薄外套的马莉。难道她想要自杀吗？

　　“不，曾经想要自杀的是我。”

　　她又重新开始弹奏起钢琴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梦想：用心灵去弹奏，想什么时候弹奏就什么时候弹奏，在她认为是最好的时刻弹奏，哪怕听众只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也无关紧要。小伙子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莉从未想要自杀过。相反，五年前，就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里，她毛骨保然地看了一部讲述萨尔瓦多贫困状况的电影，并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地重要。当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职业。她决定放弃令人厌烦和永无休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一所慈善机构。国家将要爆发内战的传闻日甚一日，而马莉却不相信：在世纪之末，欧洲共同体不可能让一场新的战争发生在其家门口。

　　然而，在另一个半球，所作出的选择却充满了悲剧，萨尔瓦多便是其中之一：那里的儿童在街上挨饿，而且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坐在旁边软椅上的丈夫说道。

　　丈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马莉推迟作出这一决定已有很长时间了，但现在也许该和丈夫谈一谈了。他们已经得到生活所能奉献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住房，工作，称心的子女，必要的安逸舒适，还有娱乐和文化。为什么现在不能为他人做点事情呢？马莉与红十字会有联系，知道世界许多地方正绝望地需要志愿人员。

　　她厌倦了整天与官僚阶层和诉讼程序打交道的工作。有些人要花上几年时间去解决一个并非由他们造成的问题，而她却无力相助。然而在红十字会工作，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她作出决定：一离开电影院，就请丈夫去一个咖啡馆，与他商量一下自己的想法。

　　银幕上出现了萨尔瓦多的一个政府官员，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十分冷漠地作了一番辩解。就在这时，马莉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她对自己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许是电影院里空气不好使她感到憋气。万一这种感觉持续下去，她就去休息厅换换空气。

　　然而，随着银幕上一连串的画面快速掠过，马莉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她开始冒起冷汗来。

　　马莉吃了一惊，力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影片上，看看能否把一切不祥的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但她发现，她已不能与银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步而行，影像继续出现，字幕也能看清楚，而马莉却仿佛进入了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现实之中，那里的一切都古怪离奇，与她所熟悉的一切相距甚远，属于一个她从未到过的世界。

　　“我不舒服。”她对丈夫说道。

　　她曾竭力避免讲出这句话来，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她感到某种不妥，但她已不可能把这句话再拖延下去。

　　“我们到外边去吧。”丈夫回答说。

　　当他拉起妻子的手准备扶她起身时，发现她的手像冰一样地冷。

　　“我无法走到外边去。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吓了一跳。马莉的脸上淌满了汗水，眼睛里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闪光。

　　“别担心，我出去叫个大夫来。”

　　马莉感到恼火。丈夫的话合乎清理，可其他一切——电影院、昏暗的阴影、坐成一排排望着闪亮银幕的观众——都仿佛对她是一种威胁。她断定自己还活着，甚至能触摸到身边那仿佛是固体一样的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

　　“无论如何，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站起来，和你一起出去。你慢慢地走。”

　　两个人向坐在同一排的观众示意要离去，然后开始朝放映厅的最深处走去，出口的大门就在那里。马莉的心脏不停地猛烈跳动，她相信，绝对地相信，她将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了。她所做的一切，她的每一个动作——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示意别人让她过去，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臂，吸气与呼气——似乎都是经过思考而有意为之，而这一点令她感剂惊恐不安。

　　在她的一生中，马莉从未感到如此害怕过。

　　“我就要死在一家电影院里了。”

　　她认为自己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许多年前，她的一位女友就死在一家电影院里：大脑的一个动脉瘤破裂。

　　大脑的动脉瘤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在血管形成的微小的静脉曲张仿佛旧轮胎上的气泡，可以存在于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而不发生任何问题。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动脉瘤，直至它被无意发现一比如因为其他原因而给大脑拍X 光片，或是在它破裂之时才能断定，而一旦破裂，就会将一切淹没在血里，导致病人立刻进人昏迷状态，通常会造成病人在很短时间内死亡。

　　穿过黑暗大厅的过道时，马莉想起了那位死去的女友。然而最奇怪的是，仿佛动脉瘤的破裂正在损害着她的感觉功能：她似乎被送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星球，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似的。

　　令人感到恐怖和无法解释的害怕。孤身一人呆在另一个星球的惊慌。死亡。

　　“我不能胡思乱想。我必须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而且一切都会好的。”

　　她尽量让自己的举止保持自然。有几秒钟时间，这种奇怪的感觉有所减弱。从第一次感到心跳过快到行至出口处，她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恐怖的两分钟。

　　然而，一走进灯光明亮的休息厅，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各种色彩强烈而鲜明，外面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从各个角落传了进来，所有的东西都绝对缺乏真实性。她开始注意到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种种细节，比如说，视觉的光区仅限于我们双眼集中的那一小块范围，其余的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模糊。

　　不止如此：她知道，她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不过是她大脑里的电脉冲使用透过被称之为“眼睛”的胶状体的光脉冲所产生的一个场景。

　　不，她不能去琢磨这些事情。如果这样想下去，她最终会完全成为一个疯子。

　　此刻，她对动脉瘤的恐惧已然消失：走出放映厅时她依然活着，而她的那位女友却来不及离开座椅便死去了。

　　“我去叫一辆救护车来。”看到妻子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时丈夫说道。

　　“叫一辆出租车吧。”马莉要求道。她能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感觉到声带的振动。

　　去医院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而马莉已然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使事情恢复本来的面目。

　　两个人走出休息厅。刺骨的寒冷似乎产生了某种积极效果，马莉稍微恢复了一定的自我控制力，尽管还依然感到惊恐和莫名的害怕。当丈夫绝望地试图在夜间这种时刻拦到一辆出租车时，马莉坐在了人行道的石沿上，尽量不去看自己周围的事物，因为正在玩耍的儿童、行驶的公共汽车以及从附近一个娱乐公园传来的音乐声，似乎全都绝对是超现实的，令人生冒畏和缺乏真实性。

　　终于来了一辆出租汽车。

　　“去医院。”丈夫边说边帮助妻子上车。

　　“看在上帝的份上，回家去吧。”她要求道。她不想再去陌生的地方，她急切需要见到她所熟悉的、始终如一的那些东西，它们能够减轻地所感到的恐惧。

　　当出租车驶向指定的目的地时，马莉的心跳过速得到了缓解，体温开始恢复正常。

　　“现在我好多了。”她对丈夫说道，“大概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造成的。”回到家里之后，世界仿佛又重新成了自童年起她就熟悉了的那种模样。看到丈夫朝电话机走去，她便问丈夫要干什么“叫一位医生来。”

　　“没有必要。你看，我已经好了。”

　　她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原状，心脏跳动正常，无法控制的恐惧也已消失。

　　那天夜里马莉睡得很沉，醒来时她深信不疑：有人在他们进入电影院之前往他们喝的咖啡里放了麻醉品。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危险的玩笑而已。她准备傍晚时分叫上一位公诉人一起去酒吧，试图发现是谁不负责任地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她上班去了，处理了几份有待决定的文件，并试图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昨天的经历还依然使她略微感到心有余悸，她需要向自己表明，前一天的情况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她与一位同事谈起了有关萨尔瓦多的那部影片，顺便讲到她已经厌倦整天都做着同一件事情。

　　“也许到了我该退休的时候了。”

　　“您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同事说道，“法律工作是年龄越大越具有优势的极少数职业之一。为什么您不请一段长假呢？我相信您会满怀热情地重新回到这里工作。”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发生一种突变：经历一次冒险，帮助一下别人，做一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谈话就此结束。她去了广场，在一家比她平时总去的要更贵的餐馆吃了午饭，然后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办公室——从那一刻起，她的退职便告开始了。

　　其他职员还没有回来，马莉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还放在办公桌上留待处理的文件。她拉开抽屉，想取出总放在固定位置上的一支钢笔，然而却没有找到。刹那间，她想到也许自己的做法有些奇怪，因为她没有把笔重新放回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

　　这就足以使她的心脏重又开始猛烈地跳动，前一天晚上的那种恐惧感也全部再次卷土而来。

　　马莉一下子愣怔了。太阳透过百叶窗，把室内的一切都涂上了一种与往常不同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更加夺目，而她却产生了再过一分钟她就要死去的感觉。一切都是绝对的奇怪，她在这间办公室里正干什么呢？

　　“上帝啊，我并不相信你，不过，请你帮帮我吧。”

　　她开始再次冒出冷汗，并且发现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来，就会发现她那惊恐的目光，而她则不知该如何做是好。；她想到了寒冷。

　　前一天寒冷曾使她的感觉好转，可怎么到街上去呢？她再次察觉出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呼吸的节奏（有时候感到假如她不进行吸气和呼气，躯体本身就不能自行完成），头部的运动（眼前的影像不停地变换位置，仿佛一个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在旋转），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全身都被稠糊糊的冷汗湿透了。

　　惊恐。毫无理由地生怕去做任何一件事，生怕迈出任何一步，生怕从坐着的地方离开。

　　“这种情形会过去的。”

　　前一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她正在上班，该怎么办呢？

　　她看了一下手表，感到手表也是一个荒谬的机械，两根指针围绕着一个轴心转动，标出一个时间单位，而任何人也从未说明过为什么应该是十二点而不是十点的理由。其他人为制定出的单位也是如此。

　　“我不能想这些事情，它们会使我发疯。”

　　发疯，也许这个用词准确地说明了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马莉凭借着她的全部意志力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幸好办公室依然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内——在她看来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就来到了她想去的地方。她洗了洗脸，惊异的感觉减轻了，但是恐惧感依然存在。

　　“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昨天就过去了。”

　　她回忆起前一天这一切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隔间里，坐在马桶上，弯下身用双手抱着头。这个姿势使她心跳的声音放大了，马莉立刻把上身直立起来。

　　“会过去的。”

　　在隔间里，她觉得自己不再认识自己，她已然木可救药地完蛋了。她听到人们进出卫生间的脚步声，还有就一些日常琐事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谈话声。不止一次有人想要推开她所在的隔间的门，但只要她低语一声，便没有人再坚持了。冲水箱的声音响得有些吓人，似乎能冲毁整个大楼，把所有的人送进地狱。

　　然而，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恐惧的感觉渐渐过去了，心脏也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幸好她的女秘书笨得甚至没有发现她的不在，否则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到卫生间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看到自己已经能够重新控制住自己时，马莉打开了隔间的门，洗了很长时间的脸，然后便准备回办公室去。

　　“太太没带化妆品。”一位女实习生说道，“您想借我的用用吗？”

　　马莉没有理睬。她走进办公室，拿起她的手袋和私人物品，然后对女秘书说，现在她要回家去。

　　“可是已经预定了许多会面！”女秘书不满地说道。

　　“你不要下命令，而是接受命令。你就完全照我现在的吩咐去做：取消所有的会面。”

　　女秘书目送马莉离开了办公室。她给马莉当秘书快三年了，这个女人一向温文尔雅。大概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也许是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和一个情妇在家里鬼混，她想去当场捉好。

　　“她是个出色的律师，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女秘书对自己说道。可以肯定，明天马莉律师就会向她道歉。没有明天。当天夜里，马莉和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异常现象。两个人一起得出了结论：出冷汗、惊异、无力、不能自控，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恐惧。

　　丈夫和妻子共同探讨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丈夫认为妻子的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但没有讲出来。妻子猜想这是要发生某种可怕事情的先兆，但也没有说出口。他们以成年人的逻辑和理性寻找着可供谈话用的共同之点。

　　“也许最好你去做一些检查。”

　　马莉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马莉向律师事务所申请三十天的无薪假期并被接受。丈夫本想带她去奥地利，那里有治疗脑科疾病的著名专家。但是马莉不肯离开家——现在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发病的时间越来越长。

　　马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服用了镇静剂，才与丈夫来到了卢布尔雅那医院。马莉接受了一连串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一个动脉瘤也没有发现——，这使马莉在以后的岁月里安下心来。

　　然而，恐惧的袭击依然如故。当丈夫忙于采购和做饭时，马莉每天都强迫自己对房间进行清扫，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她开始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精神病的书籍，但随即又停止阅读，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每一种病都似乎与她的相吻合。

　　最可怕的是，虽然发病已然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但即便这样，她也依然感到恐惧，对现实感到惊异，无法控制自己。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对丈夫的处境感到自责：丈夫不得不加倍地操劳，取代她承担起家庭主妇的事务——清扫房间除外。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马莉开始感到并流露出一种激烈的暴躁情绪。无论什么事都会使她失去平静和大吵大闹，最后又总是忍不住地哭上一场。

　　三十天之后，马莉办公室的同事来到了她的家中。他每天都打电话来，但马莉或是不接电话，或是让丈夫回话说她正有事忙着。那一天下午，同事直接投响了门铃，一直等到马莉把门打开。

　　当天上午，马莉的心请很平静。她为同事准备了一杯茶，两个人谈起了事务所的情况，后来同事问她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我再也不回去了。”

　　同事回忆起那次有关影片《萨尔瓦多》的谈话。

　　“您总是把事情做到最好，您有权选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听完这一番话，马莉失声痛哭起来——现在她通常十分轻易地就会如此。

　　同事一直等到她平静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什么都没有问。他知道，此时此刻，沉默比提问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答案。奋果然如此。马莉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从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她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而丈夫却是那样地支撑着她。

　　“我成了一个疯子。”她说道。

　　“这是一种可能。”同事回答说，流露出已明白了一切的神情，然而声音却十分柔和，“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两件事可做：或是去治疗，或是继续病下去。”

　　“像我现在的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我还能完全控制大脑功能，我所以感到紧张是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并没有精神病的惯常症状，比如缺乏现实感，比如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或是禁不住要伤害他人。我只是感到恐惧。”“所有的疯子都说他们是正常的。”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马莉又为同事添了一些茶。他们谈论天气，谈论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成果，谈论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现在出现的紧张局势。马莉整天看电视，对这一切都十分了解。

　　辞行之前，同事又提起了治疗一事。

　　“市里刚刚开办了一所疗养院，”他说道，“外国人投的资，具有发达国家一流的治疗手段。”

　　“治疗什么？”

　　“可以这样说吧，治疗各种失衡。过分恐惧就是一种失衡。”

　　马莉答应考虑一下这件事，但并未做出任何决定。她又继续被恐惧侵扰了一个月，最后终于明白，不仅她的生活，而且还有她的婚姻，都正处于崩溃之中。她又服用了一些镇静剂，并大胆地走出了家门——这是六十天之中的第二次。

　　她乘坐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来到新开办的那所疗养院。路上，出租汽车司机问她是不是去探望什么人。

　　“听说那里面非常舒适，不过也说疯子们都很狂暴，还说治疗办法包括使用电击。”

　　“我去探望一个人。”马莉回答说。

　　仅仅一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使她两个月来所受的折磨走到了尽头。院长是位高个子男人，头发被染成了黑色，应诊时使用的名字是伊戈尔医生。他向马莉解释说，她所患的只是一种恐惧综合症而已，这种病刚刚被世界精神病学年鉴所承认。

　　“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他很细心地解释说，以使对方能完全听懂他的话，“问题是患有这种病的人通常都加以隐瞒，生怕被别人混淆成是个疯子。其实如同压抑症一样，它仅仅是机体化学物质的失衡。”

　　伊戈尔医生为她开了一张处方，并让她回家去。

　　“我现在不想回去。”马莉回答说，“虽然您对我讲了这么多，可我仍然没有勇气到街上去。我的婚姻情况变得一团糟，找的丈夫两个月来一直在照顾我，我需要让他也缓口气恢复一下。”

　　鉴于股东们希望收容所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和往常发生这种情况一样，伊戈尔医生接受了马莉的住院要求，虽然他已明确表示没有这种必要。

　　马莉服用了对症的药物，再加上心理治疗，症状逐渐减轻，最后便彻底痊愈了。

　　然而在此期间，马莉入住疯人院的消息不胜而走，传遍了卢布尔雅那小城。她的同事——她多年的朋友，与她一起不知共同度过了多少欢乐与忧虑的时刻——前来维莱特探访她，称赞她有勇气接受他的劝告和寻求帮助，但随即便讲出了他此行的原因。

　　“也许现在您真的到了退休的时候了。”

　　马莉听懂了这句话后面的含义：谁也不愿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一个曾进过疯人院的律师。

　　“您讲过，工作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需要回去，哪怕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马莉等候着同事的回答，但是对方却一言不发。马莉接着说道：“是您建议我来这里治疗的。当初我考虑退休的时候，本想要功成名就地光荣离去，完全是自愿和自发的。我不想因为失败而放弃我的工作，请您至少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恢复自尊自重，到那时，我会主动要求退休。”

　　她的同事清了清喉咙。

　　“我建议您来治疗，并没有建议您住院。”

　　“可这是个关系到我能否生存的问题，当时我根本无法出‘1 上街，我的婚姻也眼看就要完结。”

　　马莉知道自己正在白费口舌，无论怎样她都不可能说服时方——归根结底，这会使事务所的信誉承受风险。尽管如此，她还是又尝试了一次。

　　“我在这里接触到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没有机会重返社会；另一种是已经彻底痊愈，但却宁愿装成疯子，目的在于不必去承担生活的责任。我愿意而且也需要重新珍视自己。我应该说服自己，我有能力做出决定。我不能被推到不是我所选择的道路上去。”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犯许多的错误，”身为律师的同事说道，“但有一种除外：把我们毁掉的错误。”

　　再谈下去也无济于事。在她的身为律师的同事看来，马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两天之后，她被通知说又有一位律师前来探访她。这一次的律师来自另外一个事务所，该事务所被马莉现在的前同事们视为最有力的对手。马莉感到了鼓舞：也许此人知道她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接受一个新的职位，这乃是地恢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个机会。

　　那位律师走进会客室，在马莉面前坐下来，然后微微一笑，问她是否感觉好些了，接着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几份文件。

　　“我是受您丈夫的委托到这里来的。”他说道，“这是一份离婚申请书。当然，他会支付您在这里住院的费用。”

　　这一次，马莉的反应平静。她在所有的文件上都签了字，虽然她知道，根据她所熟悉的司法规定，她可以无限期地将这场争执拖延下去。马莉立到去见伊戈尔医生，说她的恐惧症状又出现了。

　　伊戈尔医生知道她在撒谎，但还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她的住院时间。

　　韦罗妮卡决定去上床睡觉，但是埃杜阿尔德依然站在钢琴边不动。

　　“我累了，埃杜阿尔德。我需要睡觉。”

　　她很想继续为他演奏，从麻木的记忆中找出所有她所熟悉的奏鸣曲、安魂曲和柔板，因为埃杜阿尔德懂得欣赏，而且不提任何要求。但是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

　　他是个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假如他至少能走出他的世界片刻，并且把她当成一个女人相看，那么她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个夜晚就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因为埃杜阿尔德是惟一了解韦罗妮卡是位艺术家的小伙子。通过一支奏鸣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的纯真情感，她与这个男人有了一种地从未与任何其他人有过的联系。

　　埃杜阿尔德是个完美的男人，他敏感和富有教养，粉碎了一个毫无趣味的世界并在自己的头脑里将其加以重建，把色彩、人物、故事都换成了新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包括了一个女人、一架钢琴和一个不断升起的月亮。

　　“我现在就能热恋上你，把我的一切全奉献给你。”韦罗妮卡说道，以为他不会听懂她的话，“你只要求我为你演奏一点音乐，其实我比你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我很高兴与你分享另外那些我所懂的东西。”

　　埃杜阿尔德微微一笑。难道他听懂了吗？韦罗妮卡感到有些害怕，因为行为手册上讲不应该以这么直截了当的方式谈情说爱，更是永远不能对一个只见过很少几次面的男人这样做。但她决定继续讲下去，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

　　“埃杜阿尔德，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淮一能够热恋的男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死去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少了我不行。我不知道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但是肯定不应该会去想念某个人。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你对夜间不再能听到音乐感到奇怪。但是只要月亮一出现，就会有人准备弹奏奏鸣曲，尤其在一所精神病医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所有在这里边的人全是些‘受月球影响的’人。”

　　她不知道疯子与月亮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应该非常密切，因为人们使用“受月球影响的”这个词来指精神病患者。

　　“我同样也不会感到少了你不行，埃杜阿尔德，因为我就要死了，就要远离开这里。正因为我不怕失去你，所以我不在乎你会还是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今天我像热恋中的女人为你弹奏了钢琴。太好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

　　韦罗妮卡看了一眼外面的马莉，想起了马莉对她说过的话。她再次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小伙子。

　　韦罗妮卡脱去毛线衫，走近埃杜阿尔德——如果你想干些什么，现在就来吧。马莉不会在外面的严寒中忍受很长时间，一会儿她会进来的。

　　埃杜阿尔德向后退去，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她再回到钢琴前去呢？什么时候她会弹奏一首新的乐曲，以那些疯狂作曲家的同样色彩、折磨、痛苦和欢乐来充实他的心灵呢？那些作曲家以他们的作品跨越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外面的那个女人对我说过：”手淫吧，让自己知道自己希望快感能达到何种程度。‘难道我能超出一直固有的那种感觉吗？“

　　她拉起埃杜阿尔德的手，想把他领到沙发那里去，可埃杜阿尔德彬彬有礼地拒绝了。他希望站在他所在的钢琴旁边，耐心地等待她重新进行演奏。

　　韦罗妮卡感到不知所措，但立刻发觉自己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她就要死了，害怕或是坚持过去一直限制她的生活的种种成见又有什么用处？她脱去衬衫、长裤、胸罩和内裤，赤身裸体地站在了埃杜阿尔德的面前。

　　第七章

　　埃杜阿尔德笑了。韦罗妮卡不知道他笑什么，但注意到他笑过。她轻轻地拉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阴部。埃杜阿尔德的手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韦罗妮卡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把他的手拉开了。

　　某种东西比与这个男人的肉体接触更令她兴奋不已：她可以随心所欲，她可以不受任何限制，除了呆在门外可能随时会进来的那个女人之外，所有其他人都应该入睡了。

　　血液循环开始加快，脱衣服时感到的凉意渐渐消失。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她一丝不挂，他衣着完整。韦罗妮卡将手伸到自己的阴部，开始了手淫。她从前也手淫过，或是独自一人，或是与某个男伴在一起，但却从未像现在这样：一个男人站在面前，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这令人兴奋，异常令人兴奋。韦罗妮卡两腿分开站立着，用手触摸着自己的阴部、乳房、头发，从未如此地沉迷过。这并木是因为希望看到眼前的那个小伙子能走出他隔离的世界，而是因为她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开始哺哺自语，讲出一些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来，其父母淇朋友淇祖先都会认为这乃是世界上最见不得人的东西。第一次性高潮出现了，只见她紧咬双唇，以免惬意地叫出声来。

　　埃杜阿尔德凝视着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目光，好像正在明白菜种事情，比如活力、热能、汗水以及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味。韦罗妮卡仍未感到满足，她跪了下来，再次开始了手淫。

　　她愿意就这样尽享着欢愉惬意地死去，想着并做着过去一直不能想和不能做的一切：恳求一个男人来触摸她，摆布她，对她为所欲为。韦罗妮卡还希望泽德卡也在场，因为女人了解女人的全部秘密，所以要比任何一个男人更懂得如何触摸另外一个女人。

　　跪在那个站立着的男人面前，她感到自己已被占有，已被触摸，于是便用粗俗的语言讲出她想要他对她做些什么。一次新的性高潮渐渐出现了，这一次的程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强烈，仿佛她周围的一切都要爆炸似的。她想起那天上午她心脏疾病曾经发作过，但这已根本无关紧要，她将在尽享欢愉和爆炸中死去。她很想伸手去抓埃杜阿尔德的阴茎，它正靠着自己的脸，但她不愿冒任何破坏这一时刻的风险。恰如马莉说过的那样，她正体验到一种更强烈的快感，与过去的不可同日而语。

　　她把自己想象成既是女是又是女奴，既是支配者又是被支配者。在她的幻觉中，她正在与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同性恋者、乞丐做爱。她属于所有的人，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她连续出现了一次、两次、三次性高潮。她想象出了从前从未想象过的一切，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最庸俗又最纯洁的性事之中。最后，她终于情不自禁高声地喊叫起来，因为惬意，因为连续性高潮产生的疼痛，因为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通过她的想象之门进出于她的肉体。

　　她躺倒在地，一动不动，全身汗水淋漓，心灵充满了宁静。过去她把自己暗藏的欲望隐秘起来却从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而且也不需要有一个答案。只要做了已经做过的事情便足矣：全身心地投入。

　　世界渐渐又回到了它的原处，韦罗妮卡站起身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埃杜阿尔德一直僵立不动，但却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眼睛流露出了柔情，一种非常接近属于这个世界的那种柔情。

　　“我终于明白了性爱的全部，甚至就在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面前，这真是太好了。”

　　她开始穿衣服，并且感到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在场。

　　马莉在房间里。韦罗妮卡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不知道她听到和看到了什么，尽管如此，她也并未感到羞愧或是害怕。她只是像观看一个离自己过分近的人那样望了马莉一眼。

　　“我按您的建议做了。”她说道，“惬意极了。”

　　马莉没有作声。她刚重新回忆过自己一生中几个十分重要的时刻，现在多少感到有些不快。也许到了她重返社会的时候了，她要与外面的世界相抗衡，要宣布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大的兄弟情谊会的成员，哪怕他们从未进过一所疯人院。

　　比如说韦罗妮卡这位姑娘，她住进维莱特的惟一原因是自杀未遂。她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症，什么是压抑症，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幻觉，什么是精神病，也不知道人的想象力能把我们带到何处。她虽然结识了那么多的男人，却从未体验到埋藏在最深处的欲望究竟是何种味道，结果便是连生活的一半滋味都未曾品尝过。啊，假如所有的人都能了解自己内心的疯狂并且与之和睦相处，那该有多好哇！世界难道因此而会变坏吗？不，人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合理与幸福。

　　“为什么过去我从未这样做过呢？”

　　“他希望你再演奏一支乐曲。‘玛莉望着埃杜阿尔德说道，”我认为他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我会满足他的。不过您先回答我，为什么过去我从未这样做过呢？如果说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去想我所希望的一切，可为什么过去我总是避免去想那些遭到禁止的事情呢？”

　　“遭到禁止的？你要听好：我曾经是位律师，熟悉法律。我还曾是位大主教徒，能背诵出任经》的许多内容。你用‘遭到禁止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马莉走近韦罗妮卡，帮她戴上了胸罩。

　　“你好好望着我的眼睛，不要忘记我下面说的话。只有两种事是遭到禁止的——一种是被人为的法律所禁止，另一种是被上帝的法律所禁止。你永远不要逼迫某个人与你发生性关系，那会被看成是强奸。你永远不要与儿童发生性关系，那是罪行中最恶劣的一种。除此之外，你是自由的。总有某个人恰恰愿意得到你所希望的同样东西。”

　　马莉缺乏耐心把这些重要的东西教给某个行将死去的人，她完尔一笑，说了一声“晚安”，便离去了。

　　埃杜阿尔德没有动，正在等候着他的音乐。刚才他站在韦罗妮卡的面前，看着她如痴如狂的举动没有表现出惊恐或是厌恶，仅此一点，就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欢愉，为此她需要好好地奖赏他。韦罗妮卡坐在钢琴前，重新开始了演奏。

　　她的心情十分轻松愉快，甚至对死亡的恐惧都不再令她痛苦。她已满足了过去对自己都一直隐瞒着的欲望，体会到了处女和妓女的快感，体会到了女奴和女皇的快感——更多是女奴而不是女皇的。

　　那天夜里，她奇迹般地回忆起了她所会的全部歌曲，让埃杜阿尔德得到了几乎是与她同样的欢愉。

　　伊戈尔医生开灯的时候，吃惊地发现韦罗妮卡坐在他的候诊室里。

　　“现在还太早，而且我一天的日程都排满了。”

　　“我知道是早。”韦罗妮卡说道，“今天的日程还没有开始。我需要占用您一点时间，仅仅一点时间。我需要您的帮助。”

　　她眼圈发黑，皮肤失去了光泽，这是彻夜未眠之人的典型特征。

　　伊戈尔医生决定让她进入诊室。

　　他请韦罗妮卡坐下，然后打开诊室的灯，拉开了窗帘。不到一个小时天就要发亮，很快他就可以节省下电费来。股东们对支出——哪怕是最小的支出——都一直十分看重。

　　伊戈尔医生迅速瞥了一眼他的记事本：泽德卡已经完成了她最后一次胰岛素休克治疗，反应不错，或是说比以往更好，终于成功地承受住了这种非人的治疗办法。这是个特殊情况，好在伊戈尔医生已要求医院理事会在一个声明上签了字，万一有什么后果，由它来承担责任。

　　接着他开始审阅情况汇报。根据男护士们的反映，这天夜里有两三名病人举止蛮横，埃杜阿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凌晨四点回到病房，并且拒绝服用安眠药片。伊戈尔医生需要采取一种预防措施。无论维莱特内部如何宽容与自由，但在表面上必须要维持它乃是一个保守的和严肃的医疗机构。

　　“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请求。‘韦罗妮卡说道。

　　伊戈尔医生没有予以理睬。他拿起一个听诊器，开始检查韦罗妮卡的肺部和心脏。他试验了一下她的膝部反射情况，又用一支小手电筒查看了她视网膜的底部。他发现，她几乎不再有维特里奥洛——或接大家所喜欢的那样称之为苦味剂——中毒的迹象。

　　接着他拨通电话，吩咐女护士把一种名称复杂的药物送来。

　　“看来昨天夜里你没有打针。”他说道。

　　“可现在我的感觉好多了。”

　　“看看你的脸吧：眼圈发黑，满面倦容，膝部反射迟钝。如果你想利用好余下的不多时间，那就请你按我的吩咐去做。”

　　“我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来找您的。我想好好利用不多的时间，但是要按照我的方式进行。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伊戈尔医生从眼镜框的上方看了她一眼。

　　“您可以告诉我。‘令罗妮卡坚持道，”现在我已不再害怕，也不再无动于衷，什么都没有了。我有的是要活下去的愿望。但我知道，光有愿望是不够的，我听天由命。“

　　“你想怎么样？”

　　女护主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伊戈尔医生用头部示意了一下，女护士便轻轻地挽起了韦罗妮卡毛线衫的袖子。

　　“我还能活多久？”女护士为她打针时韦罗妮卡再次问道。

　　“二十四个小时。也许更少。”

　　韦罗妮卡垂下眼睛，咬了咬嘴唇，但依然能控制住自己。

　　“我对您有两个请求。第一，给我服用一种药，或是打一针，怎么都可以，只要能让我醒着，只要能让我利用好我生命中最后的每一分钟就行。我现在很困，但我不想再去睡觉，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过去，当我想到生命是十分漫长的时候，总是把许多事情推迟到将来去做。当我开始认为生活毫无意思的时候，就对这些事情失去了兴趣。”

　　“什么是第二个请求呢？”

　　“离开这里，死在外面。我需要爬上卢布尔雅那的城堡。以前我总到那里去，可却从没有产生过要从近处看看它的好奇心。我需要和那位冬季卖栗子、夏季卖鲜花的妇女谈一谈。我们木知相遇过多少次，可我却从没有问过她日子过得好吗？我想不容外套在雪地上行走，去体验一下特别寒冷的滋味。从前因为害怕患感冒，我总是穿得暖暖的。

　　“伊戈尔医生，总而言之，我需要让脸淋淋雨，需要向那些对我有兴趣的男人报以微笑，需要去人们邀请我去的所有咖啡馆。我一定要亲吻我的母亲，说我爱她，躺在她的怀里哭泣，毫不害羞地表示出我的感情来，因为这种感情一直存在，只是我把它们隐秘起来罢了。

　　“也许我还要进入教堂，去看看那些从未对我讲过任何话的神像，或许他们最后会对我说点什么。假如有一位讨人喜欢的男子邀请我去夜总会，我会接受，并且要跳上一整夜的舞，直到累倒在地上为止。然后我会与他上床，但要与过去和其他男人上床的方式不同。过去我总是力图控制自己，或是假装体会到了实际上并没有体会到的东西。现在我想投入到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城市的怀抱，投入生活的怀抱，最后再投入死亡的怀抱。”

　　韦罗妮卡讲完之后，诊室里出现了一阵令人感到压抑的沉默。医生和病人彼此人神地互相对视，也许都陷入了对短短的二十四个小时所能提供的多种可能性在进行思考。

　　“我可以给你一些能起兴奋作用的药物，但我劝你不要服用。”伊戈尔医生终于开口了，“这些药物能使你不发困，但也会使你失去要经历这一切所需要的平静。”

　　韦罗妮卡开始感到难受。每一次注射完这种针剂，她都会产生某种不适的感觉。

　　“你的脸色更难看了。也许最好你去卧床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韦罗妮卡再次想哭，但依然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明天了，先生您是知道的。伊戈尔医生，我很疲乏，疲乏到了极点，所以我才来找您要药吃。昨天我一夜没睡，时而感到绝望，时而又听天由命。我可能像昨天一样，再次因为恐惧而歇斯底里发作，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说我还可以活二十四个小时，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事情等待我去做，我认定最好是把绝望弃之脑后。

　　“伊戈尔医生，求求您让我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活好。你我都知道，等到明天可能就晚了。”

　　“你先去睡觉。”医生坚持说，“中午回到这里来，我们再谈。”

　　韦罗妮卡毫无办法。

　　“我去睡觉，然后再回来。不过，我们现在还能再谈几分钟吗？”

　　“很少的几分钟。我今天特别忙。”

　　“直截了当地说吧，昨天夜里，我第一次完全自由自在地进行了手淫。我想到了从前我从木敢去想的一切，过去让我感到害怕或是厌恶的事情，昨天却令我如醉如痴。”

　　伊戈尔医生尽可能地摆出一副与其职业更相符的姿态。

　　他不知道这场谈话可能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也不愿与他的上司们发生什么问题。

　　“医生，我发现我是个堕落的女人。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一点促使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我身上有许多东西连我自己也并不了解。”

　　“好，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罢了。”伊戈尔医生心里想道，“无需叫进一名女护士来为这次谈话见证，以避免将来告我性骚扰。”

　　“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他回答道，“我们的性伙伴也同样如此。这是不是错了呢？”

　　“请先生您来回答。”

　　“完全错了。因为当多数人仅仅是心存幻想而只有少数人才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自己是个胆小鬼。”

　　“哪怕这些少数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谁强大谁就正确。在这种情况下，胆小鬼反倒成了最无畏的人，并且能把他们的想法强加于世。”伊戈尔医生不想谈得更多。“请你去休息一会儿，因为我要为其他患者看病。如果体育合作的话，我会看看就你的第二个要求我能做些什么。”

　　韦罗妮卡走了。下一个应诊的患者是泽德卡，她应该今天出院。伊戈尔医生要她稍等片刻，他需要为刚才进行的谈话做一些笔记。

　　在他的有关维特里奥洛的论文中，必需包括一个篇幅很长的章节来谈及性的问题。归根结底，相当多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起因就缘于此。他认为，幻觉乃是大脑里形成的电脉冲，当幻觉末能实现时，就把其能量释放到了其他的领域。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伊戈尔医生曾读到过一部颇有意思的关于少数人性行为的专著：性虐待狂，性受虐狂，同性恋，看到。嗅到或接触到粪便就产生性冲动，看到他人交清或只看到他人的生殖器便产生性冲动，交清时要讲污言秽语的欲望，总而言之，可谓名目繁多。开始时，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功能失调的人发生了偏差，因为他们不能与其性伴侣发生健康的性关系。

　　然而，随着他的精神病学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加上不断地与他的病人们进行交谈，他发现所有的人都能讲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来。这些人坐在他诊室舒适的软椅上，眼睛望着下面，开始讲述起长长的有关他们称作是“病”的（仿佛他不是医生！）或是“反常的”（仿佛他不是负责进行判断的精神病专家！）经历来。

　　这些“正常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讲述了他们的离奇幻想，与那本著名的有关少数人性行为的专著所记载的情景不谋而合。这部专著旨在捍卫每个人获得他所期盼的那种性高潮的权利，前提是不能践踏对方的权利。

　　在修女学校读过书的女人幻想她们遭受强暴；穿西装系领带的男人和高级公务员说，他们把钱花在罗马尼亚妓女身上，只是想能舔舔她们的脚；小伙子热恋上了小伙子；姑娘爱上了中学时代的女友；做丈夫的希望目睹妻子被他人占有；做妻子的每发现一次丈夫与其他女人通好的迹象时就会手淫；做母亲的必须克制冲动，以免献身给第一个按门铃送什么东西而来的男人；做父亲的讲述了他们与极其罕见的人妖的秘密艳史，这些人妖费尽周折才通过了严密控制的国境线。还有秘密的纵欲聚会，似乎所有的人一生之中至少会有一次想去参加这种聚会。

　　伊戈尔医生把笔放下了片刻，想到了自己。他也是这样吗？是的，他同样也会喜欢的。在他的想象中，这种聚会应该是毫无秩序可言和充满快乐的，占有的观念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纵欲求欢和一片混乱。

　　对相当数量的苦味症患者而言，难道这是导致他们中毒的主要原因之一吗？结婚强迫人们遵守一夫一妻制，据伊戈尔医生小心地存放在他的医学书架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婚后的第三或第四年，对性的要求就要消失。在此之后，女人会感到自己受到了轻视，男人则感到自己成了婚姻的奴隶，这时候，维特里奥洛，或是说苦味剂，就开始要摧毁一切。在一个精神病科医生面前，人们的谈话要比在一位神父面前更加坦率，因为医生不能用下地狱来进行威胁。在他担任精神病科医生的长期工作中，伊戈尔医生实际上已经听到过他们所能够讲述出的一切。讲述，而极少付诸实践。做过多年精神病科医生之后，他仍然在自问，人们为什么那么害怕与众不同。

　　在寻求其原因时，他听到的最多的回答是：“我的丈夫会认为我是个淫妇。”假如他面前是个男人，回答则总是千篇一律：“我的妻子值得尊重。”

　　谈话通常到此为止。每个人对性的态度并不相同，其差异恰如他们的指纹一样。对他们讲这些话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一点。由于担心对方仍是偏见的奴隶，所以上床之后自由行事是非常危险的。

　　“我不会去改变世界。”伊戈尔医生屈服了，他吩咐护士让那位压抑症已经治愈的女人进到诊室来。“不过，至少我可以在我的论文里讲出我的想法。”

　　埃杜阿尔德看到韦罗妮卡走出伊戈尔医生的诊室，然后又朝病房走去。他曾想讲出自己的秘密，向她敞开自己的心扉，并且如同前一天夜里韦罗妮卡向他裸露出自己的身体时那样他诚实与大胆。

　　自从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住进维莱特以来，那是他经历过的最严重的考验之一。他终于挺了过来，并且为此感到高兴，尽管想要重返社会的愿望开始令他感到烦扰。

　　“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姑娘活不到周末了。一切都将无济于事。”

　　或者恰恰因此，也许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她是件好事。三年来，他只与马莉讲过话，而且即使如此，他也不能肯定马莉是否能够完全理解他。作为母亲，马莉应该认为他的父母是有道理的，他们只是一心为了他好，而天堂的幻影则纯属青少年的可笑幻想，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

　　天堂的幻影。恰恰是它把他带入了地狱，使他与家人不断争吵，令他产生强烈的过失感而失去了反抗的能力，逼得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躲避起来。假如不是因为马莉，也许至今他仍然生活在自己封闭起来的现实中。

　　然而马莉出现了，她关心他，使他重新产生了被爱的感觉。幸亏如此，埃杜阿尔德还能知道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几天前，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姑娘坐在了钢琴前，弹奏了“月亮奏鸣曲”。不知是因为音乐的缘故，或是姑娘的缘故，或是月亮的缘故，或是他已在维莱特度过的时光的缘故，埃杜阿尔德感到天堂的幻影又开始困扰起他来。

　　他尾随韦罗妮卡，一直来到女患者病房，却被一名男护土挡住了。

　　“埃杜阿尔德，这里你不能进去。回花园去吧。天快亮了，这一天会很美的。”

　　韦罗妮卡回头看了一眼：“我去睡一会儿。”她对埃杜阿尔德温柔地说道，“等我醒了之后我们脚一聊。”

　　韦罗妮卡不明白为什么，然而这个小伙子已经成为她的世界——或是说她的来回不多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她确信埃杜阿尔德能听懂她的音乐，欣赏她的天分，虽然他没有讲过一个字，可是他的眼睛却说出了这一切。

　　如同此时此刻，在病房的门口，当有人说着她不愿意听到的事情时，小伙子的眼睛正在讲话。

　　温柔。爱情。

　　“和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使我很快变成了疯子。”韦罗明卡想道。精神分裂症患者感觉不到这一点，他们不理解这个世界。

　　韦罗妮卡感到一阵冲动，想回身去吻他一下，但又克制住了。男护士会看到的，并会去告诉伊戈尔医生，而医生肯定不会同意一个吻了男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女人离开维莱特。

　　埃杜阿尔德一直盯着男护土。这个姑娘对他的吸引力比他想象的要更加强烈。但是他必须要控制住自己，去征求一下马莉的意见，她是谁一知道他的秘密的人。可以肯定，马莉会对他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想要体验的东西——爱情——危险且徒劳无益。马莉会要求埃杜阿尔德放弃这种愚蠢的念头，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接着她便会开心地大笑，因为这句话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他和其他住院病人一起来到饭厅，吃了给他送来的饭菜，然后便离开饭厅，按照规定去花园散步。在进行“目光浴”（那天的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的时候，他想靠近马莉，而马莉却露出一副想要独处的样子。无需对埃杜阿尔德讲上一句话，因为他充分了解孤独与寂寞，懂得尊重马莉。

　　一个新入院的患者来到埃杜阿尔德的身边，他大概还不认识这里的人。

　　“上帝惩罚了人类。”他说道，“上帝惩罚了瘟疫。我在梦里见到了他，他要求我前来拯救斯洛文尼亚。”

　　埃杜阿尔德离他而去，此人大喊大叫道：“你认为我是疯子吗？那你就去读读《福音书》！上帝派遣过他的儿子到人世来，现在他的儿子第二次来了！”

　　然而埃杜阿尔德已经听不到这个人的话了。他望着外面的群山，并问自己，现在我怎么会这样。如果说他终于找到了他曾如此寻求的平静，为什么又产生了要离开这里的愿望呢？家庭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为什么他要冒重新使他的父母感到羞耻的风险呢？他开始感到不安，走过来又走过去，等待着马莉打破她的沉默，两个人能够一起谈谈，可是马莉却仿佛流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冷漠。

　　他知道如何逃离维莱特——保安措施尽管可能看似严密，但却有许多漏洞，理由很简单，因为病人一住进到这里来，就极少想回到外面去。西侧有一段墙，可以不太费劲地爬上去，因为墙壁满是裂缝，谁要是决定翻过它，马上就可以来到墙外的一片荒野，朝北走上五分钟，就是通往克罗地亚的一条公路。战争已经结束，原来的兄弟又成了新的兄弟，边境不像过去监视得那么严密了，加上一点运气，六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贝尔格莱德。

　　埃杜阿尔德曾有几次来到公路边，但又都决定顺原路返回，因为他还没有收到一种让他继续前进的信号。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信号终于出现了，表现形式便是一个绿眼睛、栗色头发的姑娘，还有她那惊慌的举止——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埃杜阿尔德本想直奔西侧的那段墙，离开这里，并且永远不让人在斯洛文尼亚见到他。可是姑娘还在睡觉，至少需要向她辞行。

　　目光浴结束之后，兄弟情谊会的成员们集聚在客厅里，埃杜阿尔德也加入其中。

　　“这个疯子到这儿来干什么？”兄弟情谊会年纪最大的那个男人问道。

　　“让他留下来吧。”马莉说道，“我们同样也是疯子。”

　　大家都笑了，然后便开始议论起前一天的讲座。问题是，难道苏菲派的静心默想真能改变世界吗？理论，建议，使用方式，相反的看法，对讲演人的批评，对多少世纪遗传下来的东西加以改进的方法，众人纷纷地表达着自己的见解。

　　埃杜阿尔德对这类讨论感到厌烦。这些人被关在一所精神病医院，却在那里拯救世界，而且不用担心会冒什么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有了非常具体的想法，外面的人也会把他们所有人称作滑稽可笑的家伙。他们每个人对所有事物都有着自己一套特别的理论，并且相信这是谁一重要的真理。他们天天、夜夜、周周、年年地谈个不停，却永远不肯相信在每一种思想背后存在的推一真理：这种思想无论好坏，只有当某个人准备将其付诸实践的时候它才存在。

　　苏菲派的人静默思是什么？上帝是什么？如果世界需要被拯救的话，那么这种拯救又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假如这里的以及外面的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且也让其他的人这样做，那么上帝就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每一个芥子的颗粒里，出现在一片时隐时现的云彩上。上帝就在身边。可尽管如此，人们依然相信需要继续去寻找，因为仅仅接受生活乃是一种信仰之举似乎过于简单。

　　在等待韦罗妮卡回到钢琴前的时候，埃杜阿尔德想起了他听说的苏菲派教师教授的那种极其单纯和简易的练习来：凝视一枝玫瑰。仅仅这样做就足够了吗？

　　即便如此，在进行了深深的人静默思之后，在已经如此接近了天堂的幻影之后，这些人却仍在这里进行着讨论、争辩。批评和创建各种理论。

　　他的目光与马莉的相交在一起，马莉却躲开了。埃杜阿尔德决心要彻底结束这种局面，他走近马莉，抓住了她的胳膊。

　　“别这样，埃杜阿尔德。”

　　埃杜阿尔德本来可以说：“跟我来。”可他不愿当着众人这样做，因为这些人会对他的坚定语气感到惊讶，所以他宁肯跪了下来，用眼睛来乞求马莉。

　　众人不分男女都笑了起来。

　　“马莉，在他的眼里，你变成圣人了。‘市人说道，”这是昨天入静默思的结果。“

　　实际上是多年的沉默不语教会了埃杜阿尔德用眼睛说话，他能把他的全部活力置于眼睛之中。如同他绝对相信韦罗妮卡已经察觉到了他的温柔与情爱一样，他知道马莉也会懂得他的绝望心清，因为他现在十分需要她的帮助。

　　马莉又拖延了片刻，最后把埃杜阿尔德扶起来，拉着了他的一只手。

　　“我们散步去吧。”她说道，“你现在的心情很紧张。”

　　两个人又回到了花园。当他们刚一远离开众人，确信谁也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时，埃杜阿尔德便立刻打破了沉默：“我在维莱特已经有好几年了。”他说道，“我已经不再使父母蒙羞，已经放弃了我的雄心壮志，但天堂的幻影依然存在。”

　　“这我知道，‘玛莉说道，’哦们已经谈过许多次了。我还知道你想要干什么。现在是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埃杜阿尔德抬头看了看天空。难道她也有同感吗？

　　“全是因为那位姑娘的缘故。”马莉接着说道，“我见过许多人死在了这里，并且总是死在人们没有料到之时，通常都是在他们已经放弃了生活之后。但这一回却第一次发生在一个年轻、漂亮和健康的姑娘身上，有许多事情还等待着她今后去经历。

　　“韦罗妮卡是谁一不想永远继续留在维莱特的人，这使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呢？我们在这里想要寻求什么呢？”

　　埃杜阿尔德点点头表示赞同。

　　“昨天夜里，我也问自己，我在这所疗养院里每天都干些什么。我认为，到广场去，到三座桥去，到剧院对面的市场去买苹果和议论天气，要比呆在这里有意思得多。当然我们要面对那些已经被我们忘却了的东西，比如要付的账单、与邻居发生的别扭、不理解我的那些人的讽刺目光、孤独、子女们的抱怨。不过，我想这一切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面对这些小问题所付出的代价比不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我正在考虑今天到我前夫的家里去，只是为了说一句‘谢谢’。你的看法如何？" ”没有任何看法。难道我也要回到我父母的家里，也去说同样的一句话吗？“

　　“也许吧。从根本上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过失都只能怪我们自己。很多人同样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困难，但他们的做法却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寻求了最容易的办法：一个与世隔绝的现实。”

　　埃杜阿尔德明白马莉说的有道理。／“埃杜阿尔德，我现在想重新开始生活。我想去犯那些我一直希望但却从未有勇气去犯的错误。我要挑战可能会卷土重来的恐惧症，它的发作只是会造成我疲惫不堪，因为我知道它不会使我死亡或是陷入昏迷状态。我可以结交新的朋友，教导他们要想成为智者就去当疯子。我会告诉他们不要按照行为手册办事，告诉他们要去发掘自己的生活、愿望和勇于冒险，还有必须活着！我会给天主教徒们弓l 用《传道书神，给伊斯兰教徒们引用《古兰经》，给犹太人引用《律法书》③，给无禅论者引用亚男士多德③的著作。我再也不想当律师了，但我可以利用我的经验去举办讲座，介绍那些了解生活真谛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著述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活着。“假如你活着，上帝就与你同在。假如你拒绝承受生活的风险，那么上帝就会回到遥远的天国，而仅仅成为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题目。

　　“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可是谁也不肯迈出第一步，也许是担。已被人叫作疯子。埃杜阿尔德，至少我们没有这种担。乙，因为我们已经在维莱特生活过。”

　　“我们只是不能去竞选共和国总统，因为反对派会对我们的过去刨根挖底。”

　　马莉笑了，表示赞同。

　　“我厌倦了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我能否战胜我的胆怯，但我讨厌兄弟情谊会，讨厌这个花园，讨厌维莱特，讨厌把自己装扮成疯子。”

　　“假如我离开这里，您也会这样做吗？”

　　“你不会离开。”

　　“我几乎想这样做，就在几分钟之前。”

　　“我不知道。我厌倦了这一切，不过，又习惯了这一切。”

　　“在我被诊断是精神分裂症住进这里之后，您回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关心我，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我臆想出了另外一种现实，也习惯了我已经决定要过的那种生活，可是您却不让我这样做。当初我因此恨过您，而现在我爱您。马莉，我希望您离开维莱特，就像我离开自己的封闭世界一样。”

　　马莉离他而去，没有回答。

　　埃杜阿尔德去了他从未去过的维莱特的小小图书室。他没有找到（古兰经》，没有找到亚里土多德的著述，也没有找到马莉提及过的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但却看到了一位诗人写下的诗篇：“因此我对自己说：”荒唐人的命运也将是我的命运。“‘”去吧，高高兴兴地去吃作的面包，快快活活地去饮你的美酒，因为上帝已经接受了你的行为。

　　让你的衣服总是洁白，头部永远不要缺少香味。

　　上帝给了你阳光照耀下的浮华岁月在你的每一天里都去与你心爱的女人共享生活的乐趣，因为这是阳光下你疲倦的生活与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沿着你的心灵和眼睛中的欲望之路前行，你知道上帝会要求你作出解释。“

　　“上帝最终会要求作出解释。”埃杜阿尔德高声喊道，“而我将会说：”在我生命的某个阶段，我凝视天空，忘记了播种，没有享受我的岁月，甚至没有畅饮奉献给我的美酒。但是有一天，我自认为准备停当，并重返我的工作。我像博斯、凡·高、瓦格纳、贝多芬、爱因斯坦①和其他疯子在我之前做过的那样，对人们讲述了我的天堂的幻影。‘很好，上帝会说我离开疯人院是为了不想目睹一个姑娘死去，不过，她将会去天堂，并将会为我求情。“

　　“你在说些什么？”图书管理员打断了他的话。

　　“我现在就想离开维莱特。”埃杜阿尔德回答说，声音要比正常的人高，“我有事情要做。”

　　图书管理员按响了一个铃，很快就来了两名男护土。

　　‘哦要离开这里。“埃杜阿尔德激动起来，”我没有病，让我去找伊戈尔医生谈谈。“

　　但是两名男护士已经一人一只胳膊抓住了他。埃杜阿尔德虽然知道没有用处，但依然试图从两名男护土的胳膊中挣脱出来。

　　“你犯病了，快安静下来。”一名男护土说道，“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埃杜阿尔德开始挣扎。

　　“你们让我去找伊戈尔医生。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他，我相信他会明白的尸‘两名男护士开始把他向病房拉去。

　　“放开我！”埃杜阿尔德喊道，“至少让我跟他谈上一分钟！”

　　去病房要从客厅的中间穿过，其他所有的住院者都正聚集在那里。埃杜阿尔德拚命挣扎，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放开他！他是疯子！”

　　有些人在发笑，有些人用手敲击起桌椅来。

　　“这里是疯人院！谁也不能被强迫跟你们一样地行事！”

　　一名男护士对他的同伴低声说道：“我们需要吓唬他们一下，不然的话，局势很快就会失去控制。”

　　“只有一种办法。”

　　“伊戈尔医生会不高兴的。”

　　“要是这群疯子把他心爱的疗养院毁掉，他会更不高兴。”

　　韦罗妮卡被惊醒了，浑身冒出了冷汗。外面的喧闹声很大，她要继续睡下去则需要安静。然而喧闹声仍在继续。她昏昏晕晕地起了床，朝客厅走去，刚好看到埃杜阿尔德被两名男护士拖着往前走，其他的护士正拿着准备好的注射器快速地赶来。

　　“你们在干什么？”她喊道。

　　“韦罗妮卡！”

　　那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她讲话了！说出了她的名字！她又害羞又惊讶地企图靠近他，但被其中的一名男护士拦住了。

　　第八章

　　“这是干什么？我到这里来并非因为我是疯子！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她终于推开了那名男护土，此时其他的住院病人开始大喊大叫，发出了一阵喧哗声，使她感到害怕。难道我应该去找伊戈尔医生，立刻离开这里吗？“韦罗妮卡！”

　　他再次呼叫出了她的名字，并以超出常人的力气，挣脱开了两名男护士。但是他没有跑掉，相反却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那里，同前一天夜里的姿势一模一样。仿佛魔术师施展了某种魔法，所有的人也都停止不动了，等候着开始下一个动作。其中的一名男护士重新向他靠近，但是埃杜阿尔德再次使出他所有的活力，死死地盯着他。

　　“我会跟你们走。我知道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也明白你们希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请你们只等一分钟。”

　　这名男护士认为应该冒一次风险。无论如何，一切似乎都已恢复正常。

　　“我认为你…认为你对我十分重要。”埃杜阿尔德对韦罗妮卡说道。

　　“你不能说出来。你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你不知道我叫韦罗妮卡。昨天夜里你没有跟我在一起，求求作了，你说你没有和我在一起。”

　　“我是和你在一起的。”

　　韦罗妮卡抓着了埃杜阿尔德的手。疯子们开始喊叫，鼓掌，讲起下流话来。

　　“他们要带你去什么地方？”

　　“去做一次治疗。”

　　“我跟你一起去。”

　　“用不着。即使我向你保证一点不疼，什么感觉也没有，你也会吃惊的。要比注射镇静剂好得多，因为可以更快地清醒过来。”

　　韦罗妮卡听不明白他所讲的话。她后悔自己刚才抓着了他的手，想尽快地离开他，以掩饰自己的羞怯，并再也不与这个目睹过她最见不得人的举动却仍然继续温柔地对待她的男人见面。

　　就在这时，她想起了马莉说过的话：你无需对任何人解释你的生活方式，包括你面前的那个小伙子。

　　“我跟你一起去。”

　　护士们认为也许这样更好：已经用不着对这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采取强制手段，他会自愿去的。

　　来到卧室之后，埃杜阿尔德主动躺在了床上。已经有两个男人在等着他，还带来了一台奇怪的机器和一个装着布条的袋子。

　　埃杜阿尔德转向韦罗妮卡，要她坐在旁边的床上。

　　“几分钟之内，这件事就会传遍整个维莱特。所有的人都会安静下来，因为连最暴怒的疯子都会感到害怕。只有经历过这种疗法的人，才知道其实它并不是那样地可怕。”

　　护士们在一旁听着，不相信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说的话。应该是很疼痛的，但谁也无法知道一个疯子的头脑里所想的东西。只有一件事小伙子说对了，那就是它令人害怕。这件事会很快传遍维莱特，局势马上就会恢复平静。

　　“你躺下得早了。”一名护士说道。

　　埃杜阿尔德从床上站起来，护士们在上面铺上了一条类似橡皮的床单。“现在行了，你可以躺下来了。”

　　埃杜阿尔德躺了下来。他很平静，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在按常规办事。

　　护士们用几个布条把埃杜阿尔德的身体捆住，将一块橡皮塞进了他的嘴里。

　　“免得他不自觉地咬破舌头。”一名男护士对韦罗妮卡说道。他很高兴在提供一个技术知识的同时又附加了一个警止他们把那架奇怪的机器——比一个鞋盒大不了多少，上面有几个电钮和三个带指示针的探望镜——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机器的上半部露出两根电线，电线末端是个类似耳机的东西。

　　一名男护士把两个类似耳机的东西置于埃杜阿尔德的太阳穴上，另一名男护士时而向右时而向左地旋转着几个电钮，仿佛在调试机器。虽然因为嘴里塞了橡皮而不能讲话，埃杜阿尔德用眼睛望着韦罗妮卡的眼睛，似乎在说：“别担心，别害怕。”

　　“已经调到每零点三秒一百三十转。”调试机器的男护士说道，“马上开始。”

　　他按下一个电钮，机器立刻发出一阵嗡嗡响声。就在同一个时刻，埃杜阿尔德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身体开始在床上扭动，如果不是被布带子紧紧捆住，其猛烈程度会把脊柱弄断。

　　“快停下来！”韦罗妮卡喊道。

　　“已经停了。”那名男护士说道，同时从埃杜阿尔德的头上取下了耳机似的东西。即使如此，埃杜阿尔德的身体仍在扭动，脑袋向两侧来回摇摆。看到摇摆得过于猛烈，其中的一位男护士决定把他的头部按住。另一个男护士把机器收进一个袋子里，然后坐下来点燃了一支烟。

　　这种情景持续了几分钟之后，埃杜阿尔德的身体似乎恢复了常态，但接着又开始重新抽搐，此时那位男护士更加用力地按住了埃杜阿尔德的头部。抽搐渐渐地减弱，最后完全停止下来。埃杜阿尔德的两只眼睛还睁着，一个护土就像对死人做的那样把它们合闭上了。

　　随后这位护士从埃杜阿尔德的嘴里取出橡皮，给他松了绑，将布条收进装着机器的袋子里。

　　“电击的效力要持续一个小时。”他对韦罗妮卡说道，此时的韦罗妮卡已不再喊叫，似乎眼前的情景使她感到精神恍格。“一切都很好，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变得更加安静。”

　　刚一受到电击，埃杜阿尔德就体验到了从前已然经历过的那种感受：正常的视力渐渐减弱，仿佛有人拉下一个窗帘，直至一切都彻底消失不见了。没有任何疼痛或是难受的感觉，但他曾见过其他疯子接受电击治疗，知道那种场面看上去是何等地令人心生恐惧。

　　埃杜阿尔德现在显得十分平静。如果说不久前他发现自己心中萌生了某种新的情感，如果说他开始察觉到爱不仅仅只是他父母亲所给予他的那一种，那么电台——专家们更喜欢称之为电痉挛疗法——肯定将会使他恢复常态。

　　电痉挛疗法的主要功能就是使患者忘却最新的记忆。埃社阿尔德不能怀有无法实现的幻想，不能期盼一个并不存在的未来。他应该固守原来的想法，否则的话，最终他会产生重返生活的愿望。

　　一个小时之后，泽德卡走进几乎是空无一人的病房——只有一个小伙子躺在一张床上，一位姑娘坐在一把椅子上。

　　当她走近时，发现姑娘又吐了，脑袋耷拉着歪向了右边。

　　泽德卡转身想喊人求救，但韦罗妮卡抬起了头。

　　“没事。”她说道，“刚才犯病了，但是已经过去了。”

　　泽德卡亲切地拉起韦罗妮卡，把她带到了卫生间。

　　“这是男卫生间。”韦罗妮卡说道。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你放心吧。”

　　她帮韦罗妮卡脱掉被弄脏的毛线衣，洗过之后放在暖气的散热片上面。然后又脱下自己的毛线衫，给韦罗妮卡穿上。

　　“这件衣服你留下吧。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你辞行的。”

　　韦罗妮卡心不在焉，仿佛什么都不再能引起她的兴趣。泽德卡又把她领回她刚才坐的椅子上。

　　“埃杜阿尔德过一会儿就要醒过来。也许他难以回忆起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能恢复记忆。万一刚开始时他认不出你来，你不必吃惊。”

　　“不会吃惊的，”韦罗妮卡回答说，“因为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了。”

　　泽德卡拉过一把椅子，在韦罗妮卡身边坐下来。她在维莱特已住了这么长的时间，陪这位姑娘再多呆上几分钟并不算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一天我向你讲了一个故事，试图说明世界恰恰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人人都认为国王是个疯子，因为他想强制维护他的臣民们头脑里已经不复存在的一种秩序。

　　“与此同时，生活中有些东西，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它们总是不会变的，而且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比如说爱情。”

　　泽德卡发现韦罗妮卡的眼睛发生了变化，便决定继续讲下去。

　　“我这么说吧，如果有人只能活很短的时间了，却决定要在这余下的不长时间里守在一张床前，看着一个男人睡觉，那么这就有爱情在其中了。我还要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人的心脏病发作了，却又默不作声，目的仅仅是为了可以不必离开那个男人的身边，那则是因为这种爱情可能已经是很深了。”

　　“也可能是绝望，”韦罗妮卡说道，“是企图证明，无论如何都没有公开继续下去的理由。我不能爱上一个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男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假如你看看繁星满天的夜空，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不同的天体结合在一起，便组成了星座、太阳系、银河系。”

　　韦罗妮卡起身来到埃杜阿尔德的床头，亲切地用手抚磨着他的头发。她很高兴能有个人陪她说话。

　　“很多年以前，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母亲非要我学弹钢琴不可。我曾对自己说过，只有当我热恋之时，才能弹好。昨天夜里，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仿佛在我对自己所做的动作毫无控制的情况下，音符就从我的手指中跳了出来。

　　“有一种力量引导着我，使我弹出了昨天的那种旋律和谐音，过去我从未想到过我会具有这种能力。我全身心地痴迷于钢琴的演奏，因为我刚刚全身心地痴迷于这个男人，虽然他没有触摸过我的一根头发。昨天，无论是在手建时，还是在弹奏钢琴时，我都不再是我自己了。尽管如此，现在我却认为，昨天的我还是我。”

　　韦罗妮卡摇了摇头，接着说道：“我说的话一点都无法理解。”

　　泽德卡想起了自己在太空中与所有那些飘浮着的大小各异的生灵相遇的情景。她本想把这告诉韦罗妮卡，但又担心讲出来会使她的思想更加混乱。

　　“在你重复你就要死了之前，我想说几句话：有些人整整一生都在寻求你昨天夜里的那种时刻，却未能如愿以偿。因此，假如说你现在就会死去，那你就心里充满着爱情而死吧。”泽德卡站起身来。

　　“你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掉。许多人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而不让自己去爱，因为他们要考虑很多的东西，考虑很多的过去和未来。你的情况不同，你只有现在。”她走近韦罗妮卡，吻了她一下。

　　“假如我在这里再多呆上一会儿，我就会放弃出院的想法。我的压抑症已经治好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另外类型的疯癫。我愿意这些类型的疯癫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要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生活。

　　“我刚来的时候是个感到压抑的女人。现在我成了一个疯女人，并且为此感到骄傲。到了外边，我的表现会完全地和其他人一模一样，比如去超级市场购物，和女友们聊些平庸琐事，在电视机前浪费一些重要的时间。但我知道，我的心灵是自由的，我能够梦想到其他的世界，并与那里的人们交谈，而在住进这里之前，我甚至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存在。

　　“我会让自己做出一些蠢事，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说：她是从维莱特出来的！但我知道我的心灵将是完整的，因为我的生活有某种意义。我能够看到日落并相信上帝就在它的后面。假如有人令我十分讨厌，我就会恶语相加，而不去理会别人的想法，反正所有的人都会说：她是从维莱特出来的！

　　“我会打量大街上的男人，在他们的注视下，不会因为感到被人垂涎而害羞。但随后我会马上去一家进口品商店，根据我钱的多少尽可能地去买最好的酒，并且让我的丈夫陪着我喝，因为我那么爱他，希望与他同乐。

　　“他会笑着对我说：你疯了！我会这样回答：当然了，我进过维莱特！是疯狂把我给解放了。亲爱的丈夫，现在你每年都必须要申请假期，带我去认识一些危险的山脉，因为我需要冒险的生活。

　　“人们会说：她是从维莱特出来的，现在让她的丈夫也失去了理智！而他明白这些人是有道理的，并且会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婚姻现在才刚刚开始，而我们都是疯子，就像创造爱情的人全是疯子一样。”

　　泽德卡走了，嘴里哼着一支韦罗妮卡从未听到过的乐曲。

　　这一天虽然很劳累，但却没有白忙。伊戈尔医生虽然尽量保持着一位科学家的冷静与淡漠，却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兴奋：治疗维特里奥洛中毒的试验有了惊人的结果！

　　“您没有事先预定今天来。”他对马莉说道，后者没有敲门就走进了他的诊室。

　　“我不会耽搁您很多时间。其实我只想征求您的一个意见。”

　　“今天所有的人都只想来征求一个意见。”伊戈尔医生想道，因为他回忆起韦罗妮卡那位姑娘以及她的有关性的提问。

　　“埃杜阿尔德刚刚接受了一次电击。”

　　“电痉挛疗法。请您使用正确的名称，不然您会认为我们是一群野蛮人。”伊戈尔医生终于掩饰住了自己的惊讶，不过，他决定随后要查清楚是谁做出了这一决定。

　　“如果您想征求我对这件事的意见，我就应该向您阐明，电痉挛疗法今天的使用已经与过去不同。”

　　“但有危险。”

　　“过去非常危险。那时人们不知道精确的转速，不知道放置电极的正确位置，许多人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脑溢血而死亡。不过，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电痉挛疗法正被重新使用，技术的精确性比过去要高得多，其优点是可以迅速造成记忆缺失，从而避免因长期使用药物造成化学中毒。请您去阅读一些精神病学杂志，不要把电痉挛疗法与南非拷问犯人时用的电击混为一谈。

　　“好了，我已经讲了我的意见，现在我必须要重新开始工作了。”

　　马莉没有动。

　　“我不是来问您这个的。其实，我想要知道的是我能否离开这里。”

　　“您想什么时候离开都可以，愿意的时候再回来，因为您的丈夫还有钱为您在这里保留一个昂贵的床位。也许您应该问我：我的病治好了吗？而我要用另外一个问题回答您：治好了什么病？

　　“您会说：治好了我的害怕，治好了我的恐惧综合症。我会回答说：好，马莉，您已经三年没有受它的折磨了。”

　　“那么我已经痊愈了。”

　　“当然不是。您患的不是这种病。在我正撰写的准备提交给斯洛文尼亚科学院的论文中（伊戈尔医生不愿详谈维特里奥洛），我正试图研究被称为‘正常的’人类行为。在我之前许多医生已经做过这种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正常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或是说，如果很多人认为一个东西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成了正确的。

　　“有些东西是合乎清理的，比如把扣子钉在衣服的正面就符合规律。因为如果把它们钉在侧面，系起来就非常困难。如果把它们针在背面，就根本无法系上。

　　“然而另外一些东西却是逐渐地让人被迫接受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必须要这样做。我给您举两个例子吧。您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非要按那种顺序排列呢？”

　　“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件事。”

　　“让我们把它称为QWERTY键盘，因为它的第一排字母是按这种顺序排列的。我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并且找到了答案：第一台打字机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于一八七三年发明的，目的在于改进书写。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人们用很快的速度打字，字排就会互相碰撞和损伤机器。于是肖尔斯设计了QWERTY键盘，一种迫使打字员放慢速度的键盘。”

　　“我不相信。”

　　“然而这是事实。当时制造缝纫机的雷明顿公司在它生产的第一批打字机上使用了QWERTY键盘，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要被迫学习这种制式。随后更多的公司开始生产这种键盘，直至它成为现存的推一制式。我再重复一遍：打字机和计算机上的键盘是为了让手指的动作更慢而不是更快而设计的，您懂吗？假如您试图变动键盘字母的位置，那么您就找不到任何一个购买您产品的顾客。”

　　第一次看到打字机键盘时，马莉曾自问过为什么不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但她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她相信，这是为了能让人打得更快的最好设计。

　　“您去过佛罗伦萨吗？”伊戈尔医生问道。

　　“没有。”

　　“应该去，离这儿不是很远，那儿有我的第二个例子。在佛罗伦萨主教堂，有一座极其漂亮的挂钟，是一四四三年保罗·乌切洛①设计的。这座挂钟有个奇怪之处，即虽然它和其他所有的挂钟一样都能表示时间，但是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它的指针是反方向运行的。”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

　　“我就要谈到这一点了。制造这座挂钟时，保罗·乌切洛并非想要标新立异。实际上，当时有些钟就是这样运行的，而另外一些钟的指针走向则与今天我们见到的相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公园的君主有一座挂钟，其指针的走向就是今天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这一种，这位君主最后就强行地把它定为是惟一的走向，而保罗·乌切洛的挂钟则成了一种越轨之物，成了一种疯癫。”

　　伊戈尔医生停顿了一下，但是他知道马莉正在紧随着他的思路而行。

　　“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病。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天性、欢愉的方式和寻求冒险的精神，具有其推一性。然而社会却要把一种集体的行为方式强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于是人们便要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非要这样行事不可。他们仅仅①保罗·乌切洛（139 －147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画家。是接受而已，就像打字员接受 QWERTY 制式是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键盘这一事实一样。在您的一生中，您所认识的人有谁这样问过：为什么钟表的指针要朝这个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运行呢？”

　　“没有。”

　　“假如有人这样提问，他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你疯了！假如他坚持再问，人们会试图找到一种理由，但随即就会转变话题，因为除了我刚才的解释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理由。

　　“现在我回到您的问题上来，请您把它重复一遍。”

　　“我的病治好了吗？”

　　“没有。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却想要与别人一模一样。在我看来，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与众不同很危险吗？”

　　“强迫自己与别人一模一样才危险，它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妄想狂。想与别人一模一样后果是严重的，因为这是在扭曲天性，违反了上帝的法规——在世界所有大大小小的森林中，上帝没有创造哪怕是一个与其他树叶相同的树叶。但是您却认为与众不同是一种疯癫，并且因此而选择维莱特作为生活之地。由于这里所有的人都各不相同，您也就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了。您明白了吗？”

　　马莉点点头表示明白。

　　“因为没有勇气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所以人们就会违反天性，于是机体就开始产生维特里奥洛，或叫苦味剂，人们通常是这样称呼这种毒药的。”

　　“维特里奥洛是什么？”

　　伊戈尔医生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太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于是决定换一个话题。

　　“维特里奥洛是什么并不重要。我现在要说的是，一切都表明您的病没有治好。”

　　马莉具有多年的法庭经验，她决定把这些经验拿到这里来实践一下。她的第一个招术是假装同意对手的看法，以便随即将其引导到另一种思路上去。

　　“我同意您的看法。当初我住进这里是因为一个十分具体的原因——恐惧综合症——，而最后留在这里的原因却十分广泛：没有能力正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丈夫。我同意您的这种看法：我失去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愿望，我需要重新习惯新的生活。让我把问题扯得更远一些，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在一所疯人院，尽管那里使用电台——对不起，应该是电痉挛疗法，这是您喜欢的叫法——，尽管要按作息时间表进行活动，尽管有些住院的患者歇斯底里症会发作，但是与您所说的尽一切可能使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那个世界的法律相比，它的规章制度更加容易让人容忍。

　　“昨天夜里，我听到一个女人弹奏的钢琴声。她弹得相当出色，我极少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我一边听，一边想到了为创作这些奏鸣曲、前奏曲、柔板而受苦受难的所有作曲家，想到了他们把这些独树一帜的作品拿给在音乐界发号施令的人物看的时候所遭受到的讥讽，想到了他们为了让某个人资助一个乐队而遇到的困难和羞辱，想到了他们可能从还不习惯于这种谐音的听众那里受到的嘲笑。

　　“我想，更糟糕的是，不仅这些作曲家忍受了痛苦，还有热情地用灵魂演奏他们作品的那位姑娘，因为她知道她就要死了。而我难道不同样也会死吗？为了能以她的那种同样热情演奏我的生活乐曲，我把我的灵魂留在了何处呢？”

　　伊戈尔医生默默地听着。看来，他所想的一切都正在得到验证，但要完全肯定尚为时过早。

　　“我把我的灵魂留在了何处呢？”马莉又问了一遍，“留在了我的过去，留在了我所期望的那种生活之中。我把我的灵魂囚禁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有一个家，有一个丈夫，有一个我想摆脱却又从没有勇气去摆脱的职业。

　　“我的灵魂一直留在我的过去，但是今天它却热情洋溢地来到了这里，我在我的身上重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我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才明白了生活正把我推向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而我不愿意去走这条路。”

　　“我认为我正发现您有了某些好转的迹象。”伊戈尔医生说道。

　　“我无需提出离开维莱特的要求，只要我走出大门就可以永远不再回来。但我需要把这一切讲出来给某个人听。现在我要告诉您，这个姑娘的死使我理解了我该怎样去生活。”

　　“我认为这些好转的迹象正奇迹般地变化为痊愈。”伊戈尔医生笑着说道，“您打算怎么办？”

　　“吉萨尔瓦多，去照顾那里的儿童。”

　　“无需去那么远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萨拉热窝。战争已经结束，但问题还继续存在。”

　　“那我就去萨拉热窝。”

　　伊戈尔医生从抽屉取出一张表格，小心地填好，然后站起身，把马莉领到了门口。

　　“愿上帝保佑。”他说道，随即便转身回到诊室，并立刻关上了门。他不愿对他的病人们产生什么感情，却又一直无法避免。维莱特将会缺少了马莉。

　　埃杜阿尔德睁开双眼时，韦罗妮卡依然还留在那里。最初几次接受电击之后，要经过很长时间他才能够回忆起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说到底，这恰恰是电台所要达到的治疗效果：造成部分记忆缺失，使病人忘记困扰他的问题，从而变得更加安静。

　　然而，随着电击的次数不断增加，其效果就难以持续很长时间了，埃杜阿尔德很快便认出了韦罗妮卡。

　　“你睡着的时候讲到了天堂的幻影。”韦罗妮卡边说边用手抚摩着他的头发。

　　天堂的幻影？是的，天堂的幻影。埃杜阿尔德望着韦罗妮卡，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

　　就在这时，一名女护士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

　　“你现在该打针了。”她对韦罗妮卡说道，“这是伊戈尔医生的命令。”

　　“今天我已经打过了，我不会再打任何针。”韦罗妮卡说道，“我也不想离开这里。我不会服从任何命令、任何规章，不会做任何你们想要强迫我做的事情。”

　　女护士对这类反应似乎已习以为常。

　　“可是很不幸，我们一定要给你注射兴奋剂。”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埃杜阿尔德说道，“让她打吧。”

　　韦罗妮卡挽起毛线衣的袖子，女护土给她打了一针。

　　“好孩子。”女护士说道，“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阴森的病房，到外面去散一会步呢？”

　　“你在为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感到羞愧吗月当两个人漫步在花园时，埃杜阿尔德问道。

　　“曾经羞愧过，但现在我为此感到自豪。我想了解天堂的幻影，因为我曾非常接近过其中的一个。”

　　“需要朝更远的地方看去，在维莱特楼房的那一边。”埃杜阿尔德说道。

　　“那你就看吧。”

　　埃杜阿尔德向后望去，他要看的不是病房的墙壁，也不是住院病人静悄悄散步的花园，而是另外一个大陆的一条街道，那里或是雨水很多很多，或是一滴也不落。

　　埃杜阿尔德嗅到了那块土地的芳香——时值旱季，灰尘钻入他的鼻孔，使他感到惬意，因为感觉到土地的气息就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十七岁的他骑着一辆进口的自行车，刚刚驶离巴西利亚的一所美国中学——所有外交官的孩子都在这所中学读书。

　　他讨厌巴西利亚，但是喜欢巴西人。两年前，他的父亲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驻巴西大使，当时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国家会发生血腥的分裂。那时候米洛舍维奇还在执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生活着，力求超越地区冲突而和睦相处。

　　他父亲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恰恰就在巴西。埃杜阿尔德所梦想的乃是海滩、狂欢节、足球比赛和音乐，然而他的居住地却是远离海边的首都。这个首都仅仅是为政客、官僚沙D 交官及其子女们而兴建起来的，但这些子女却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中该去做些什么。

　　埃杜阿尔德讨厌住在那里。他整天埋头学习，并力图与班里的同学建立起联系，但却未能成功。他努力寻求一种可以使他对汽车、运动鞋、名牌服装、年轻人之间惟一谈论的话题产生兴趣的办法，但却没有找到。

　　偶尔也有节日聚会，喝得醉酸酶的小伙子们集中在大厅的一侧，装出一副无动于衷模样的姑娘们则集中在大厅的另一侧。总有毒品流传，埃杜阿尔德实际上已经尝试过所有可能得到的各种毒品，却从未对其中的任何一种产生兴趣。毒品使他时而过于兴奋，时而过于昏沉，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兴趣。

　　家里人很是感到不安。他们需要对他加以培养，使他也能从事父亲的职业。虽然埃杜阿尔德具备几乎所有必需的才智——求知的欲望、良好的艺术兴致、学习语言的能力、对政治的兴趣——，但却缺少从事外交活动的一种基本素质，即他难于与其他人进行交往。

　　尽管父母亲常带他出席节日聚会，尽管他们为他在美国中学的朋友们敞开了家庭的大门，尽管每月交给他一笔可观的费用，埃杜阿尔德仍然极少带人到家里来。一天，他的母亲问他，为什么不带他的朋友们来吃顿午餐或是晚餐。

　　“我已经知道了所有运动鞋的牌子，我已经知道了所有轻易就能与他们上床的姑娘的名字，我们已再没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可谈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位巴西姑娘的出现为止。当儿子开始外出二并且很晚才回家的时候，大使及其夫人都比原来安心了。谁也不确切地知道他与这位姑娘是怎么相识的，但有一天晚上，埃杜阿尔德把她带回到家里吃了晚饭。姑娘颇有教养，大使及其夫人都感到很高兴。他们的儿子与生人交往的才智终于得到了开发。除此之外，两个人还都想到——但彼此并未交流过——，这个姑娘的出现卸去了压在他们肩上的一个沉重负担：埃杜阿尔德不是个同性恋者！

　　他们像未来公婆那样对玛丽娜（这是姑娘的名字）十分亲切，尽管他们知道两年之内他们将被调往另外的地方去任职，而且巴西是个充满异乡情调的国家，他们根本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与当地的某个女人结婚。他们的计划是让儿子在法国或德国遇上一个家庭境况良好的姑娘，能体面地与儿子共度美好的外交生涯——大使正为儿子能进入外交界在做准备。

　　然而，埃杜阿尔德对这位姑娘的热恋却显得日甚一日。母亲忧心冲忡，就跟丈夫谈起了这件事。

　　“外交艺术在于要让对手产生期待。”大使说道，“初恋可能永远不会被忘怀，但又总会结束。”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埃杜阿尔德彻底变了。他开始往家里带回一些莫名其妙的书籍，在自己房间里堆起了一座金字塔，每天晚上还和玛丽娜一起焚香，全神贯注地几个小时望着钉在墙上的一幅怪异的图画。埃杜阿尔德在美国中学的成绩开始下降。

　　母亲不懂葡萄牙语，但可以看明白这些书籍封面上的图案：十字架、火焰、被吊起的女巫、异国的象征物。

　　“我们的儿子正在阅读一些危险的书籍。”

　　“巴尔干半岛正在发生的事情才是危险的。”大使回答道，“有消息说，斯洛文尼亚地区想闹独立，而这可能会把我们卷入一场战争。”

　　但埃杜阿尔德的母亲根本不关心政治，她要知道的是自己的儿子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焚香的怪病是怎么回事？”

　　“是为了掩盖大麻的气味。”大使说道，“我们的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不应该相信这些有香味的小棍根能够招魂。”

　　“我们的儿子吸毒！”

　　“这只是暂时的。年轻的时候我也抽过大麻。他很快就会感到厌恶，就像我过去那样。”

　　妻子感到骄傲与踏实：他的丈夫是个有经验的男人，曾经吸过毒，又成功地戒掉了！一个具有这种意志力的男人能够控制住任何局面。

　　风和日丽的某一天，埃杜阿尔德想买一辆自行车。

　　“你有司机和一辆奔驰，要自行车干什么？”

　　“为了接触大自然。玛丽娜和我要一起外出旅行十天。”他说道，“附近有一个地方，那里储藏着大量的水晶，玛丽妞很肯定地说，它们可以放射出强大的能量。”

　　母亲和父亲都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接受的教育：水晶只不过是一种矿物质，按某种固定的形式由原子组成，不会放射出任何种类的能量——无论是正的还是负的。他们了解过并且发现，“水晶振动”的说法正开始变得时髦起来。

　　万一他们的儿子在一次正式场合中决定谈及这个话题，在别人的眼中就可能会被视为荒唐可笑。大使第一次承认，情况开始变得严重了。巴西利亚是个流言满天飞的城市，很快人们便会知道埃杜阿尔德参与了原始的迷信活动，使馆里大使的对手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外交不仅是等待的艺术，而且还需要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表面上都永远要符合常规和礼仪。

　　“我的儿子，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父亲说道，“我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有朋友，你将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官，所以必须要学会如何面对世界。”

　　埃杜阿尔德离家外出，当天夜里没有回来。他的父母与玛丽妞的家以及该市的停尸房和医院进行了联系，结果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母亲失去了对丈夫治家能力的信任，虽然他是一位与外国人进行谈判的好手。

　　第二天，埃杜阿尔德又饿又困地回来了。吃过饭就去了自己的房间，焚上香，向自己的信奉物祈祷，下午和晚上的其余时间则一直睡觉。当他醒来时，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正在等候着他。

　　“去看你的水晶吧。”母亲说道，“我会向你父亲解释的。”

　　于是，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干燥下午，埃杜阿尔德骑着车高兴地朝玛丽妞的家奔去。城市的设计如此之好（建筑师的看法）或如此之差（埃杜阿尔德的看法），竟至几乎没有街角。他沿着一条高速车道的右侧前行，眼睛望着布满云层而不会下雨的天空。就在此刻，他感到自己以极高的速度冲向了天空，紧接着又落了下来，撞在了沥青路面上。

　　砰！

　　“我出了车祸。”

　　他想翻过身来，因为他的脸紧贴在了沥青路面上，但却发现身体已不再听他使唤。他听到了汽车刹车时所发出的噪音，听到了人们的喊叫声，有个人走近他并想动一动他，但立刻听到了这样的喊声：“不要动他！假如这时有人动他，他可能一辈子都要成为残废户时间一秒秒地慢慢过去了，埃杜阿尔德开始感到害怕。与他的父母亲不同，他相信上帝，相信死后的来生，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公正的——十七岁就死去，而且是在异国他乡看着沥青路面而死。

　　“你怎么样？”他听到一个声音在问。

　　不好，他的情况不好，他动弹不了，而且讲不出一句话来。最糟糕的是，他没有失去意识，很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知道他目前的状况。难道他不会昏迷过去吗？恰恰在他不顾一切如此急迫地寻找上帝的时候，上帝对他竟毫无怜悯之心吗？

　　“医生马上就到。”另一个人拉着他的手低声说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我的话，不过，你放心好了，没什么大事。”

　　是的，他能听见，并且希望这个人——一个男人——继续讲下去，保证没什么大事，虽然他已是个成年人，足以懂得，当情况非常严重时，人们总会这样讲的。他想到了玛丽妞，想到了贮藏着水晶的那个群山环抱的地区，那里的水晶充满了正能量，而巴西利亚，则是他所认识的负面事物的最大集中地。

　　时间由秒变成了分，人们继续试图安慰他。出事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感觉到疼痛。疼痛得非常厉害，从头部中间开始，接着便似乎传遍了全身。

　　“医生来了。”抓着他的手的那个男人说道，“明天你又可以重新骑自行车了。”

　　然而第二天埃杜阿尔德却躺在了医院里，两条腿和一只胳膊打上了石膏，差不多要三十天左右之后才有可能出院，迫使他不得不听母亲哭个不停、父亲神情紧张地拨打电话、医生们每五分钟重复一遍最危险的二十四小时已经过去，大脑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他的父母与美国使馆进行了联系。美国使馆从不相信公立医院的诊断，他们自己拥有一套极其精良的急救设备，还有一份他们认为有能力为其外交人员看病的巴西医生的名单。为了奉行好邻居政策，有时他们也使用这些设备为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提供服务。

　　美国人带来了他们最新一代的器械，进行了超出原来十倍以上的新的检查与测试，然后得出了他们的一贯结论：公立医院的医生们诊断准确，措施得当。

　　公立医院的医生们可能是优秀的，但是巴西的电视节目却同世界任何地方的一样糟糕，而埃杜阿尔德又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玛丽妞来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也许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男友，同他一起前往那贮藏着水晶的群山。

　　与他女友的冷淡表现相反，大使和夫人每天都来看望他，不过，却拒绝把家里他的那些葡萄牙文书籍带到医院里来，借口是他们很快就要被调往其他国家，没有必要去学习今后永远都不需要使用的一种语言。埃杜阿尔德只能满足于和其他病人聊天，与男护士们讨论足球，读上一两本落入他手中的杂志。

　　直到有一天，一名男护士给他带来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这位男护士刚刚得到的，不过，他认为“读起来太厚了”。恰恰从这一时刻起，生活开始将埃杜阿尔德置于了一条奇怪的路上，把他领进了维莱特，使他看不到现实，完全远离了与他同龄的其他小伙子在随后的岁月将要做的事情。

　　第九章

　　这本书所讲述的全是震撼了世界的幻想家，他们对人间天堂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毕其一生精力向其他人进行宣传。书中讲到了耶稣基督，也讲到了达尔文及其人类起源于猴子的理论，还有断言梦具有十分重要性的弗洛伊德，为寻找新大陆而典当女皇首饰的哥伦布，认为人人都应该得到同等机会的马克思。

　　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圣徒，比如依纳爵·罗耀拉①，这位巴斯克地区出生的人与他能够睡到的所有女人都睡过觉，在无数次的战斗中杀死过几个敌人，直至在潘普洛纳受伤为止，最后躺在一张床上在逐渐的康复之中理解了世界。阿维拉的圣特雷萨③，她千方百计要寻找到上帝之路，但只是当她无意间沿着一条走廊行进在一张图画之前停下脚步时才如愿以偿。圣安东尼③，一个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男人，他决定自我流放到荒漠，和魔鬼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经历了形形色色的诱惑。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个与埃杜阿尔德同龄的小伙子，他下定决心与鸟类进行交谈，把父母亲为其生活所设计的一切统统弃之脑后。

　　当天下午，埃杜阿尔德就开始阅读那本“厚书”，因为他没有其他更好的消遣方式。午夜时分，一名女护士走进病房，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埃杜阿尔德用一个简单的手势把她打发出去，眼睛根本没有离开他正在读的那本书。

　　和他、他的父亲或是他的女友——他知道他在失去她——一样，那些震撼了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也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也都有着所有人在他们固定的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疑虑与不安。这些人对宗教、上帝、思想传播或是新的观念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直到有一天，是的，直到有一天，他们决定要改变这一切。这本书比其他的书更为有趣，因为它讲述了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个神奇的时刻，使他们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天堂的幻影。

　　这些人没有虚度生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或是沿街乞讨，或是对国王阿决奉承，或是打破清规戒律，或是直面当时权贵们的愤怒，或是使用外交手段，或是动用武力，但却从不放弃努力，总能战胜每一个貌似强大的困难。

　　第二天，埃杜阿尔德把自己的金表交给送书给他的那位男护士，请他把表卖掉，将所有与这个题材相关的书籍全部买回来。只有这一本。他阅读了有关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传记，结果发现，书中总把这些人描写成仿佛是精选出来的、具有灵感的男人或女人，而不是为了肯定自己的想法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需要进行斗争的普通人。

　　那本书给埃杜阿尔德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竟然使他认真地考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利用这次车祸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从而成为一位圣徒。不过，他的双腿现在摔伤了，在医院里他未曾产生过任何幻觉，未曾从一幅使他心灵感到震撼的图画之前路过，没有朋友为他在巴西高原深处修建一座教堂，而荒漠又远离此地，并且那里政治问题成堆。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学习绘画，并试图把那些男人和女人曾经目睹的幻影展示给世人。

　　当去掉石膏回到使馆时——作为大使的儿子，他从其他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各种各样的照顾——，他请求母亲为他报名参加一个绘画班。

　　母亲说，他在美国中学已经拉下了许多功课，现在该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了。埃杜阿尔德不肯这样做，他根本不想再继续学什么地理和其他的课程。

　　他想成为一名画家。有一次，他一不留神说出了其中的原因：“我需要画出天堂的幻影。”

　　母亲没有说什么，答应和她的几位女友谈谈，看看哪个是该市最好的绘画班。

　　同一天下午，大使下班回家时，看到妻子正在房间里哭泣。

　　“我们的儿子疯了。”她泪流满面地说道，“车祸使他的大脑受到了伤害。”

　　“不可能！”大使气冲冲地说道，“美国人指定的医生为他做了检查。”

　　妻子把儿子所说的话告诉了丈夫。

　　“这是年轻人正常的叛逆心理。你等着看好了，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这一次的等待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埃杜阿尔德急于要开始他的新生活。两天之后，母亲的女友们还迟迟没有做出决定，等得不耐烦的埃杜阿尔德自己在一个绘画班里报了名。他不仅开始学习色谱和透视，还开始与那些从不谈论运动鞋品牌或汽车款式的人有了交往。

　　“他和搞艺术的人混在了一起广母亲哭着对大使说道。

　　“由他去吧。”大使回答说，“他很快就会感到厌烦，就像厌烦女友、水晶、金字塔、香火、大麻一样。”

　　然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埃杜阿尔德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临时的画室，里面放着在他父母亲的眼里乃是毫无意义的一些图画：圆圈、不同颜色的奇异组合、正在祈祷的人与原始象征物的混杂体。

　　在巴西利亚的两年中，埃杜阿尔德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小伙子，从没有把朋友带到家里来过，现在却让家里挤满了陌生的人。这些人个个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把音量调到最大收听令人毛骨惊然的迪斯科乐曲，不加节制地喝酒、吸烟，对什么叫良好的行为举止表现出一种一无所知的样子。一天，美国中学的女校长把大使夫人找去谈话。

　　“您的儿子大概吸毒了。”她说道，“他的学习成绩已处在正常水平之下。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我们将不能给他重新注册。”

　　大使夫人直接去了大使的办公室，把刚刚听到的话告诉了他。

　　“你一直说，时间可以使一切恢复正常！”她歇斯底里地喊道，“你的儿子吸毒，疯疯癫癫，大脑的毛病非常严重，而你关心的却是酒会和社交！”

　　“你小点声讲。”大使要求道。

　　“只要你不采取办法，我就不会小声讲话，永远都不会！这个孩子需要帮助，你明白吗？医生的帮助！你要想想办法，采取点行动。”

　　由于担心妻子大吵大闹可能有损他在下属面前的形象，同时也因为不相信埃杜阿尔德对绘画感兴趣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于是大使——一位讲究实际的人，知道所有事情的正确做法——制定出了解决问题的几个步骤。

　　首先，他打电话给他的同事美国大使，请求允许他使用美国使馆的检查器械。这个请求被接受了。

　　他重新找来那些信得过的医生，向他们说明了情况，请求他们对当初做过的检查进行一次全面复核。因为担心可能会引发出一场官司，医生们便完全按大使的要求做了，并得出所有检查未见任何异常的结论。在大使离去之前，医生们要求他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字，声明从即日起，他将不追究美国使馆提供他们的姓名的责任。

　　接着，大使又去了埃杜阿尔德入住过的那所医院，找院长谈了话，介绍了儿子的情况，要求医院以进行一次常规检查为借口，为他的儿子验一次血，看看他的儿子是否吸毒。

　　验血结果表明，他的儿子根本不吸毒。

　　还剩下第三也是最后的一个步骤：和埃杜阿尔德本人谈谈，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掌握了全部情况之后，他才可能做出他认为是正确的决定。

　　父亲和儿子坐在客厅里。

　　“你很让你的母亲担心。”大使说道，“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不能重新注册入学的危险。”

　　“爸爸，我在美术班的成绩上升了。”

　　“我认为你对艺术的兴趣非常值得赞许，但是你可以把这种兴趣往后放一放。现在你需要完成中学学业，使我能够把你领到外交生涯的这条路上来。”

　　埃杜阿尔德在开口之前想到了许多事情。他回想起车祸的情景，回想起讲述幻想家们的那本书——说到底，那本书只是他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的一个借口——，还想到了他再也没有听人谈起过的玛丽妞。他犹疑再三，但最终还是做出了如下的回答。

　　“爸爸，我不想成为外交官，我想成为一名画家。”

　　父亲对此早有准备，并且知道如何应付。

　　“你会成为一名画家的，不过，你先要完成你的学业。我们可以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为你举办画展。凭我的影响，我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但你必须要完成自己的学业。”

　　“爸爸，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选择了一条最容易的人生之路。我会进入随便一所大学，毕业于某个我并不感兴趣的专业，但是它却能给我带来金钱。这样一来，绘画就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并且最终会使我忘记自己的爱好。我应该学会靠绘画来挣钱。”

　　大使开始生气了。

　　‘俄的孩子，你已经拥有了一切：疼爱你的家庭、住房、金钱、社会地位。但是你要明白，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困难时期，已经有了要爆发内战的传闻，也许明天我就不能留在这里帮助你了。“

　　“爸爸，请您相信我，我会自立的。将来有一天，我会画出一系列被称为《天堂的幻影》的绘画，它将是男人和女人只能在他们的内心感受到的那些东西的画卷。”

　　大使赞扬了儿子的决心，以美尔一笑结束了谈话，决定再给儿子一个月的考虑期限。归根结底，外交是推迟做出决定的艺术，直至问题自行解决为止。

　　一个月过去了，埃杜阿尔德依然把全部时间用在了绘画。

　　他的陌生的朋友以及大概会造成某种精神失调的音乐上面。更为严重的是，他因为与女教师就是否有圣徒存在一事发生了争论，结果被美国中学开除。

　　已经没有继续推迟做出决定的理由，大使再次把儿子叫来，进行了一次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作为最后的一次尝试。

　　“埃杜阿尔德，你已经到了要承担起自己生活责任的年龄。我们已经尽可能地进行了忍让，不过，现在该是你结束想当画家这件蠢事和给你的生活制定一个方向的时候了。”

　　“爸爸，当画家就是给我的生活制定了一个方向。”

　　“你不懂得我们对你的爱，不知道我们为了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所做出的努力。鉴于你过去从来不是这样，我只能把眼前发生的事情归结于车祸造成的一种后果。”

　　“您要明白，在我的一生中，我爱你们甚过爱任何其他一个人或是一件东西。”

　　大使清了清嗓子。他不习惯儿子如此直接地表示爱意。

　　“那么就以你对我们的爱的名义，去按你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去做，在一段时间内放弃绘画这件事，结交一些与你的社会地位相同的朋友，重新去上学读书。”

　　“爸爸，您是爱我的。您不能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您一直在为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奋斗，为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您不可能希望我成为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男人。”

　　“我说了，是以爱的名义。我的孩子，过去我从本这样要求过你，但是现在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看在你对我们的爱的分上，看在我们对你的爱的分上，你重新回到这个家里来吧，不仅仅是指你的身体，而且还指你的心c 你错了，你在逃避现实。

　　“从你生下的那天起，我们对生活就开始寄予了最大的热望。对我们而言，你就是一切，你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过去。你的祖父母都是普通的公务员。为了进入外交界并能求得发展，我需要像一头斗牛似地拚命努力。这一切，都仅仅为你打开了空间，使事情变得更为容易一些。至今，我仍保留着作为大使我签署第一份文件时所用的那枝钢笔，我满怀眷恋之情把它收存起来，准备在你也做同一件事的那一天交给你。

　　“我的孩子，你不要令我们失望。我们活不了很长的时间了，我们希望，能在知道你已经走上一条正确的生活之路时放心地死去。

　　“假如你真的爱我们，你就按我的要求去做。假如你不爱我们，你就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

　　埃杜阿尔德几个小时之久地望着巴西利亚的天空，打量着飘动在蓝天上的云朵——虽然美丽，却没有一滴雨水可以落在巴西中部高原干旱的土地上。他像云朵一样空空洞洞。

　　假如他坚持自己的选择，母亲最终就会因为痛苦而衰弱，父亲则会对事业渐渐失去热情，两个人都会因为对心爱的儿子在教育上的失败感到内疚。假如他放弃绘画，就永远创作不出天堂的幻影，而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使他产生热情和快乐。

　　他打量着四周，望着自己所绘的图画，回忆起每一笔所注入的爱和含义，并认为它们都是些平庸之作。他是个冒牌货，想去做一件事，却从未是被挑选出来去完成它的人，而且还要以父母亲的绝望作为代价。

　　天堂的幻影是为那些精英们准备的，他们在书中是作为英雄和为信仰而献身的殉难者出现的。这些人从小就知道世界需要他们——书上写的纯属小说家的杜撰。

　　吃晚饭的时候，埃杜阿尔德对父母亲说他们是有道理的，他的想法是年轻人的幻想，他对绘画的热情也已然过去。父母亲都十分高兴。母亲紧紧地搂着儿子，流出了快乐的眼泪。一切都又恢复了正常。

　　入夜之后，大使打开一瓶香按，一个人喝了，暗自庆祝他的胜利。当他回到房间时，看到妻子许多个月以来第一次安心地入睡了。

　　第二天，他们发现埃杜阿尔德的卧室一片狼藉，所有的画都被一个利器所毁掉，儿子坐在一个角落里，两眼望着天空。母亲拥抱了他，并说自己是多么地爱他，但是埃杜阿尔德没有应声。

　　他不再想弄懂这种爱，对此他已感到厌烦。他本以为他能够改变主意和听从父亲的话，然而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已经越过了把一个人同他的幻想隔开的深渊，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他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于是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逃避。

　　埃杜阿尔德在巴西又呆了五个月，交由专家们负责照看。根据专家们的诊断，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精神分裂症，或许是那次自行车车祸造成的后果。随后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大使被紧急召回国内。要处理的问题成堆，家里无法照顾他，惟一的办法便是把他送进新开办的维莱特疗养院。

　　埃杜阿尔德讲完他的故事时天已经黑了，两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

　　“我们进屋去吧。”他说道，“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我小的时候，每次去看我的祖母，都总要看墙上挂着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个女人，天主教徒们称她为圣母，她站在天上，两手向人间张开，从那里放射出光芒来。

　　“这幅画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个女人脚下踩着一条很逼真的蛇，于是我问我的祖母：”她不害怕蛇吗？她不认为蛇会咬伤她的脚趾，会用毒液把她杀死吗？‘“我的祖母说：根据《圣经》的记载，蛇把善与恶带到了人间，而那个女人能用她的爱来控制善与恶c ”

　　“这和我的故事有什么相关呢？”

　　“因为我认识你才一个星期，说我爱你未免太早。因为我大概活不过今夜，说我爱你又未免太迟。但是男人和女人的高度疯狂恰恰就在于一点：爱。

　　“你向我讲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我认为，你的父母是真。已实意地为了你好，可这种爱几乎毁了你的一生。如果说，我祖母那幅画上的圣母脚下踩着一条蛇，那就意味着这种爱具有双重面孔。”

　　“我懂得你所讲的意思。”埃杜阿尔德说道，“我挑动他们对我施用电击，因为你使我不知所措。我知道我感受到了什么，可是爱已经毁灭过我一次了。”

　　“你不用害怕。今天我已经请求伊戈尔医生让我离开这里，去选择一个我希望永远闭上我的双眼的地方。但是，当我看到你被男护士们抓住的时候，我明白了什么是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想要看到的形象：你的那张脸。所以我决定不走了。

　　“当你在电击的作用下入睡的时候，我又犯了一次病，而且我以为我的死期已经到了。我望着你的脸，企图猜测出你的故事，并且准备幸福地死去。但是死神没有来，我的心脏又承受住了一次打击，也许是因为我还年轻的缘故。”

　　埃杜阿尔德低下了头。

　　“你不要因为被爱而感到害羞。我不会对你提出任何要求，仅仅是要你让我喜欢你，让我再为你弹奏一个晚上的钢琴，如果我还有力气弹奏的话。

　　“作为交换，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就要死了，请你到我的病房去，让我实现我的愿望。”

　　埃杜阿尔德许久没有讲话。韦罗妮卡以为他又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的世界，不想如此早地离开那里。

　　望着维莱特围墙外边的群山，埃杜阿尔德终于开口说道：“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我就带你出去。只是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取外套和一些钱来，然后我们两人立刻就走。”

　　“埃杜阿尔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这你是明白的。”

　　埃杜阿尔德没有回答。他走了进去，很快又拿着外套回来了。

　　“韦罗妮卡，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要比我在这里度过的千篇一律的日日夜夜还要长久。我在这里一直企图永远忘记天堂的幻影，而且几乎已经忘记了，但似乎它们现在又回来了。”

　　“我们走吧。疯子就要做疯事。”

　　那一天晚上，住院病人集合起来吃晚饭时，发现少了四个人。

　　泽德卡，大家都知道，经过一段长期治疗之后，已经获得了自由。马莉，像往常一样，应该是去了电影院。埃杜阿尔德，也许还没有从电击中恢复过来——一想到此，所有住院的病人都感到害怕，于是便静悄悄地开始吃起饭来。

　　最后少的一个人是那个绿眼睛、栗色头发的姑娘。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大概活不到周末。

　　在维莱特，没有人公开谈论死亡一事。然而，少了人就会被发现，尽管所有的人都力求表现出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一个流言开始一桌接一桌地传开了。有些人哭了，因为她充满了活力，而现在大概已经躺在了疗养院后面的小小停尸间里。只有那些胆子最大的人常从那里路过，即便如此，也只有在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才敢这样做。停尸间里有三张大理石桌子，其中的一张通常总是停放着一具新的尸体，上面盖着床单。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韦罗妮卡这个夜晚躺在了停尸间。那些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很快就忘记了疗养院在那个星期里又少了一个人，此人有时曾用钢琴声搅乱了所有人的睡眠。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多的几个人，主要是那些在急诊室曾陪伴韦罗妮卡度过几个夜晚的女护土，感到了一些悲伤。疗养院的工作人员都受到过训练，不会与住院病人发生密切关系，因为这些病人有的会出院，有的会死去，而大部分人的病情则会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悲伤历时很短，马上就又烟消云散了。

　　多数住院病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则故作惊讶和悲伤，实际上却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死亡天使再一次路经维莱特，而他们却得以逃过一劫。

　　晚饭之后，兄弟情谊会聚会时，一位成员带来了如下消息：马莉没有去电影院，她走了，并且不再回来，还留给了他一封便函。

　　似乎谁对此都没有予以十分重视：她总是显得与众不同，精神失常得有些过分，不能适应大家在这里所处的理想环境。

　　“马莉从不理解我们是多么地幸福。”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按照常现生活，有时我们一起外出去观看节目，有时邀请人到这里来就一些重大问题举行讲座，然后就他的观点展开讨论。我们的生活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这是外面许多人渴望得到的东西。”

　　“更不用说在维莱特我们所受到的保护。这里不存在失业问题，不受波斯尼亚战争的影响，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暴力。”另外一个人说道，“我们终于过上了和谐一致的生活。”

　　“马莉给了我一封便函。”那个带来消息的人说道，并给大家看一个封着口的信封。“她要求高声朗读这封便函，似乎是想与我们大家表示辞行。”

　　年龄最大的人打开了信封，按马莉的要求高声朗读起来。他本想中途停止，但为时已晚，于是便一口气把它读完。

　　“当我还年轻和从事律师工作时，有一次读了一位英国诗人的诗作，其中的一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要成为漫溢而出的泉水，而不是永远蓄着死水的池塘。‘过去我一直认为他错了：漫溢而出是危险的，因为可能最终会吞没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存之地，用我们的爱和我们的热忱将他们淹死。因此，我一生都力求使自己的表现如同一个池塘，永远不越出我内心围墙所划定的界线。

　　“后来，由于某种我永远都不会明白的原因，我患上了恐惧综合症。于是，我恰恰变成为我曾努力不使自己成为的那种东西：漫溢而出淹没了我周围一切的泉水。

　　其结果是我住进了维莱特。

　　“病愈之后，我又回到了池塘，并且结识了诸位。感谢你们对我的友谊和热忱，使我度过了那么多的幸福时刻。我们像一个鱼缸里的鱼儿生活在一起。我们感到幸福，因为有人按时喂养我们，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透过玻璃看到外面的世界。

　　“但是昨天，因为一架钢琴和一位今天大概已经死去的姑娘的原因，我有了某种非常重要的发现：这里的生活与外边的生活恰恰是一模一样的。无论是在外边还是在这里，人们都结成团体，修筑起他们的围墙，不让任何局外之人扰乱他们平庸的生活。他们所以去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如此，他什］研究一些毫无用处的问题，他们消遣娱乐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去做。至于其他的人，随他们去吧，那是他们的事。这些人最多看看电视新闻——就像我们多次一起观看那样——，目的只是为了确信，在一个问题成堆和充满不公正的社会里，他们是何等地幸福。

　　“换言之：兄弟情谊会的生活与外边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恰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避免知道鱼缸玻璃外面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会令人感到安慰和有益。

　　但是我们会变的，现在我就正在寻求冒险的经历，尽管我已经六十五岁，深知这种年龄带给我的诸多限制c 我要去波斯尼亚，那里有人正在等着我，虽然他们还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知道，我是有用之八，而且知道，一次冒险的经历，抵得上一千天舒适安逸的日子。“

　　听完这封便函之后，兄弟情谊会的成员都回各自的房间和病房去了，他们自言自语地说马莉是彻底地疯了。

　　埃杜阿尔德和韦罗妮卡选择了卢布尔雅那一家最贵的餐厅，要了最好的菜和三瓶一九八八年酿造的葡萄酒——本世纪最好的葡萄酒之一。在就餐过程中，他们没有提到过一次维莱特，也不谈过去和将来。

　　“我喜欢那个蛇的故事。”埃杜阿尔德说道，同时第一千次把酒杯斟满了酒。“但是你的祖母太老了，不会诠释这个故事。”

　　“你要尊重我的祖母！”已经喝得醉醇酸的韦罗妮卡高喊起来，引得餐厅所有的顾客都转过身来朝她张望。

　　“为这位姑娘的祖母干杯！”埃杜阿尔德站起身来喊道，“为我面前这个大概是从维莱特逃出来的疯女人的祖母干杯／众人又回转过身去，把注意力集中到各自的饭菜上，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

　　“为我的祖母干杯！”韦罗妮卡也喊了起来。

　　餐厅老板来到他们的桌前。

　　“请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举止。”

　　两个人安静了一会儿，但很快又高声地交谈起来，尽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还做出一些不得体的动作。餐厅老板再次来到他们的桌前，说他们可以不用付账，但必须立刻离开。

　　“我们可以省下如此昂贵的酒钱了！”埃杜阿尔德欢呼道，“我们要趁这个人还没改变主意之前赶快离开这里。”

　　这个人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他正在拉韦罗妮卡坐的椅子，表面上显得很殷勤，真正的意思却是帮她尽快地站起身来。

　　他们来到市中心小广场的中央。韦罗妮卡望了一眼她在修女院住过的房间，醉意很快就消失了。她再次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去再买点酒来！”她向埃杜阿尔德请求说。

　　附近有一家酒吧，埃杜阿尔德买回来两瓶酒，两个人坐下来开始继续喝酒。

　　“我祖母的诠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韦罗妮卡问道。

　　埃杜阿尔德醉得太厉害了，需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回忆起刚才他在餐厅里讲过的话。但他终于还是想起来了。

　　“你祖母说，那个女人所以踩着那条蛇，是因为爱必然能控制善与恶。这是一种美丽而浪漫的诠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也见过这幅画，这是我设想要画的天堂的幻影之一。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总是把圣母画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作为女人活力的化身，圣母是代表智慧的蛇的伟大统治者。假如你注意伊戈尔医生所戴的戒指，你就会看到它的上面有医生的象征物：两条蛇盘绕在一个手杖上。爱高于智慧，就像圣母高于蛇一样。对她而言，一切都是神的启示。她对善与恶并不进行评判。”

　　“你还知道什么？”韦罗妮卡问道，“圣母从不在乎别人在想些什么。你没想一下，她不得不向世人解释圣灵的故事！她并未做任何解释，而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你知道其他人大概会怎么说呢？“

　　“当然知道。说她疯了！”

　　两个人都笑了。韦罗妮卡举起杯子。

　　“为她祝福。你应该把天堂的幻影画下来，而不仅是说说而已。”

　　“就从你开始画起。”埃杜阿尔德说道。

　　小广场旁边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有一座小城堡。韦罗妮卡和埃杜阿尔德沿着斜坡路爬了上去，他们亵读神明并笑个不停，在冰上滑行又抱怨太累。

　　城堡旁边有一台黄色的巨型吊车，它给第一次到卢布尔雅那来的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城堡正在修复之中，而且很快就会彻底完工。但是卢布尔雅那当地的居民都知道，吊车停放在那里已经有许多年了，虽然谁也不清楚个中的真正原因。韦罗妮卡告诉埃杜阿尔德，幼稚园的孩子们在画卢布尔雅那城堡时，总把那台吊车也画人其中。

　　“另外，那台吊车还总比城堡保存得更好。”

　　埃杜阿尔德笑了。

　　“你大概快要死了。”他说道，虽然酒劲还在，但声音却流露出某种畏惧，“这样爬山，你的心脏承受不住。”

　　韦罗妮卡久久地吻着埃杜阿尔德。

　　“你好好地看着我的脸，”她说道，“用心灵的眼睛把它保存起来，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够把它画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从这张脸开始画起，但你一定要重新拿起画笔。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请求。你相信上帝吗？”

　　“相信。”

　　“那你就以你所相信的上帝的名义发誓，你要把我画出来。”

　　“我发誓。”

　　“把我画出来之后，还要继续画下去。”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发誓做到这一点。”

　　“你能的。我还要对你说：感谢你给了我生命一种意义。我到这个世界来就是为了经历我已经历过的一切，然后是企图自杀，损害我的心脏，遇到了你，爬上这座城堡，让你把我的脸铭刻在心。这是我到这个世界来的惟一理由。我要使你重新回到你中途止步的那条路上去。你不要让我感到我的生命一无所用。

　　“也许是为时过早或是过晚，但我要以你对我的同样方式对你说：我爱你。你不需要相信，也许这是一句蠢话，是我的一种想象。”

　　韦罗妮卡紧紧拥抱着埃杜阿尔德，祈求她并不相信的上帝此刻把她带走。

　　她闭上了眼睛，并感到埃杜阿尔德也闭上了。困意袭来，她睡得很沉，没有做梦。死亡是甜蜜的，散发出酒的香味，抚摩着她的头发。

　　埃杜阿尔德感到有人摇动他的肩膀，当他睁开双眼时，天已经开始亮了。

　　“你们可以去市政府的避难所。”一名警卫说道，“如果你们继续留在这里，那是会冻坏的。”

　　转瞬之间，他回忆起前一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的怀里，错缩着一个女人。

　　“她…‘··她死了”

　　然而那个女人却动了动，随后便睁开了眼睛。

　　“发生了什么事？”韦罗妮卡问道。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埃杜阿尔德回答说，并把她扶立起来，“或者最好是说发生了一个奇迹：你又可以多活一天。”

　　伊戈尔医生刚一走进诊室和打开电灯——天继续亮得很晚，那个冬季漫长得超过了需要——一个男护士便来敲门。

　　“今天开始得真早。”他说道。

　　因为要与韦罗妮卡那个姑娘谈话，今天将会是个麻烦的日子。他为此已做了整整一周的准备，头一天的夜里几乎没有人睡。

　　“我有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那位男护士说道，“两个住院病人不见了，一个是大使的儿子，一个是心脏有问题的那位姑娘。”；“你们真是些没用的家伙。医院的保安措施总是让病人心怀许多希望。”

　　“过去没有任何人试图逃走过。”男护士胆战心惊地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会有这种可能。”

　　“滚出去！我必须要给股东们写出一份报告，要通知警察局，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告诉大家，谁也不要来打断我的工作，因为办理这些事需要许多时间！”

　　男护士面无血色地走了出来。他知道，这件重大事故的部分责任最后要落在他的头上，因为强者对弱者总是这样行事的。可以断定，不等今天过完，他就将会被解雇。

　　伊戈尔医生拿起一个活页夹，放在了桌子上面。他刚要开始动手去作笔记，却又改变了主意。

　　他关上灯，让刚升起的太阳把办公室勉强照亮，然后宛尔一笑。他成功了。

　　过一会儿他就要作出必要的笔记，讲述他所知道的维特里奥洛的惟一治疗方法：生存的意识。他要说明，他用患者进行第一次伟大的试验中所使用的是何种办法：死亡的意识。

　　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治疗办法，但是伊戈尔医生决定，他的论文只集中谈及他有机会进行科学实验的那种惟一的办法，一位姑娘无意中成了他的研务对象，她入院时情况极具严重，深度中毒。开始进入了昏迷状态。

　　一周都处于生死之间，这就有足够的时间使他萌生了要进行一次实验的绝妙想法。

　　一切都只取决于一件事情：这位姑娘的生还能力。

　　而她终于活了下来。

　　没有留下任何严重的后果，或是说不可逆转的问题。如果她关心自己的健康，所活的时间可以与他的相同或是比他的更长。

　　但是只有伊戈尔医生一个人知道此事，同时他还知道，自杀未遂者具有一种或早或晚再次自杀的倾向。为什么不把她当作豚鼠一样加以利用呢？

　　于是伊戈尔医生构思出了他的计划。

　　使用一种名为费诺塔尔的药物，造成一种心脏病发作的假象。在一周之内，韦罗妮卡每天都要接受这种药物的注射，所以她应该感到万分恐惧，因为她有时间想到死，有时间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样一来，根据伊戈尔医生论文的观点（其论文最后一章的标题将是（死亡的意识激励我们活得更长久），韦罗妮卡便清除了其体内的维特里奥洛，并有可能今后不再自杀。

　　本来今天他要与姑娘见面，告诉她说，多亏为她注射的这些针剂，她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心脏病发作之前的状态。韦罗妮卡的出逃避免了他再说一次谎的不愉快经历。

　　伊戈尔医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治愈维特里奥洛中毒的病例产生了扩散效果。在维莱特，许多人因为意识到将无可挽回地慢慢死去而感到恐慌。所有的人都应该想到他们正在失去的东西，被迫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重新评价。

　　马莉已要求出院。其他一些患者正要求对他们的病症进行复查。大使儿子的情况最令人担心，因为他干脆无影无踪了——肯定是企图帮助韦罗妮卡出逃。

　　“也许现在他们俩还在一起。”他想道。

　　不管怎样，万一大使的儿子想回来的话，他是知道维莱特的地址的。伊戈尔医生对自己取得的成果兴奋不已，所以对这种小事并不关心。

　　有片刻时间，伊戈尔医生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韦罗妮卡迟早都会发现，她不会死于心脏的疾病。肯定她会去找一位专家，而这位专家会对她说，她的肌体一切都完全正常。那时候，她就会认为，在维莱特给她治病的那位医生完全是一窍不通。然而，所有敢于研究那些被视为禁区的人，都需要某种勇气和某种不被人理解的胆量。

　　然而，在今后许多天里，那位姑娘会不会不得不为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而担惊受怕呢？

　　伊戈尔医生久久地思考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她会认为，每活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考虑到我们脆弱的生命每一秒钟都有发生各种意外的可能性，情况的确如此。

　　他注意到阳光正开始变得越来越明亮，这意味着此刻住院病人应该正在吃早餐。候诊室里很快就会坐满了人，他又要重新处理例行的各种问题了，所以最好马上开始写出他的论文的笔记。

　　他开始仔细地把在韦罗妮卡身上所进行的实验记录下来，而将有关医院保安条件不足的报告推迟到以后去写。

　　一九九八年于圣贝尔娜黛持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