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作者:安妮塔·伍瑞芙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消逝的生命、被拯救的生命，交织出一个情爱复杂的世界。在故事的开头，一名雪地里的弃婴被孤独的父女二人所拯救，但正是这一个可怜的婴儿，给了这父女二人与社会的联系，给了他们打开封闭心门的理由。那些掺和着甜蜜记忆的悲伤过去，如同电影的定格般慢慢浮现。那个14岁的少女，在那场大雪里突然的成长起来，她想用自己那过于纤细的胳膊，拯救那被痛苦迷惑了灵魂的父亲。却恰好也拯救了那个因为抛弃婴儿而被恐惧、内疚、伤痛所折磨的女子。在那场大雪停下之时，他们见着了重回的爱。

　　第一章

　　她的声音使我想起了

　　人们在谈论死去的人的样子，

　　或者谈起很久以前爱过的人，

　　可能现在仍然爱着，

　　偷偷地。

　　父亲工作间的窗外，仲冬的阳光洒落在银白色的雪地上。父亲站了起来，伸伸腰，问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很好。”我说。

　　他放下打磨机，伸手去取挂钩上的皮夹克。我的手在桌面上乱摸。桌面满是锯木的细末，但细末下面却十分光滑。

　　“你准备好了吗？”他问道。

　　“我准备好了！”我说。

　　我和父亲离开了他在库房里的工作间，走到了雪地里。啊，阳光下冷清的风扑面而来。空气干燥得仿佛僵硬，就连呼吸的时候，鼻子也觉得疼。我们系紧鞋带，雪地鞋重重地踏在冰雪地面上，发出“扑哧”的响声。树皮变成了铁锈色，太阳在树后留下一道道紫色的阴影。

　　我们避开松树的枝丫，迅速地移动，树枝上的雪花不时洒落在脖颈上。父亲说：“我感觉就像是一只在一天末了的时候被放出来遛遛的狗，好极了！”

　　寂静的树林总是让人觉得有什么意外的东西，就像安静下来观看演出的观众一样。在一派安详的寂静后面，我能听到枯叶的沙沙声，树枝的噼啪声，冰雪下小溪的流水声。树林外传来89号公路上卡车的轰隆声，飞向黎巴嫩的飞机发出的嗡嗡声。我们沿着一条熟悉的小径走去，这条路通向离山顶不远的一道石头围墙。这道墙是方形的，有三面，围墙里面曾经是一位农场主的房屋。住宅和谷仓都不在了，只剩下残破的地基。父亲有时会坐在围墙上抽一支烟。

　　在这个十二月中旬的下午，我十二岁（可是我现在已经三十岁了）。那时我根本不知道青春期就要来临，也不知道那是一个十来岁女孩的固执。总想在每天放学后，和父亲在树林里走一走。散步似乎已经成了我和父亲的习惯。父亲埋头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我知道他需要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这张桌子做好后，父亲会把它放到前面的房间里，和另外一些他已经做好的家具在一起。两年做十四件家具，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这是他自己看书自学做成的。在书里学不到的，他就会去请教五金店里一位叫做斯威策的人。父亲做的家具虽然简陋，但他觉得挺好。家具的线条很好，漆得也不错。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工作让他很忙、很专心，和他以前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

　　一根树枝突然折断，挂伤了我的面颊。太阳落下山了，天黑以前我们大概还有二十分钟。回去的路都是下坡路，很好走，用不了十分钟。我们还有时间去那围墙。

　　突然，我听到了哭声，我想那是一只猫。我停在一棵松树的篷盖下，又听到一声有节奏的、大声地哭叫声。

　　“爸爸！”我叫了一声。

　　我朝着声音的方向迈了一步，但就像它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在我身后，雪重重地落在地面上。

　　“是猫。”我父亲说。

　　我们开始爬陡峭的山路。双脚变得沉重。我们到达山顶时，如果时间允许，父亲就会坐在石头围墙上辨认灯光，看是否可以认出哪一点灯光是我家的——那透过树林的一点点黄色的灯光。“就在那里，”他指着山下对我说，“你能看见吗？”

　　父亲以前是做案头工作的，现在他的体重变轻了。他的牛仔裤的大腿处已经破旧了，被锯末染上了铁锈色。他最多隔天才刮一次脸。他的皮夹克是浅褐色的，上面油迹斑斑。他自己给自己剪头发。他那蓝色的眼睛总是那么蓝。

　　我跟随着他的足迹，我再也不会跟不上他了，我为此而自豪。他扬起手臂，扔给我一颗维特糖，我在空中接住了它。我脱下棒球手套夹在手臂下，开始剥开糖纸。这时，我听到远处有关车门的声响。

　　我们听着引擎运转的声音，它似乎是从山坡东北边汽车旅馆的那个方向传过来的。那汽车旅馆的入口在镇的另一头，不在通到我们家的路上。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开车经过那里。但我还是知道它的存在。有时候在我们徒步行走的途中，我会透过树林看见它——一栋矮矮的、鹅卵石砌成的房子。每当滑雪季节，那里的生意都相当好。

　　突然，我又听到了哭声，一种令人心碎的、带着恳求的、渐渐变弱的哭声。

　　“嘿！”我父亲叫了一声。

　　他开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狂奔。每跑几步他就停一停，让哭声指给他方向。我跟着跑，天色越来越暗。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把手电筒，揿开。

　　“爸爸！”我叫了一声，心里一阵发慌。

　　手电发出的光束随着他的跑动在雪地里晃动。父亲开始用手电筒在前后左右扫射。月亮从地平线上升起，我们的寻找路途中多了一个伴儿。

　　“有人吗？”他大声喊。

　　我们在斜坡下移动。手电筒的光芒闪烁，父亲来回摇晃它，想要重新接好电池。突然，电筒从父亲的戴着手套的手中滑落，掉到了树旁软软的雪坑中，照出了一个奇异的锥形。他弯下腰拾起手电筒，就在他起身的时候，光透过树，落在一块蓝色格子花呢上。

　　“喂！”他喊了一声。树林一片寂静。

　　父亲来回用手电筒照着。我想我们似乎应该转身回家。晚上待在树林里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迷路。但父亲打着电筒不停寻找，似乎在他找到那块蓝色格子花呢之前要来回穿梭二十遍。

　　雪地里有只睡袋，法兰绒的开口处有一角是往外翻的。

　　“你呆在这里。”父亲说。

　　我看着我的父亲穿着雪地鞋向前奔跑，就像有时候人在梦里那样，总是跑不快。他探出身去，保持着平衡，将手伸向睡袋。拿着那格子花呢法兰绒睡袋后，他把它打开。我听到他发出一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他在雪地里跪了下来。

　　“爸爸！”我边向他跑去边叫喊。

　　我双臂胡乱甩动，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父亲身边时，他没有叫我离开，我低下头，往睡袋里看——

　　一张小脸凝视着我。眼睛大大的，尽管脸上有许多褶皱。尖尖的黑发和分娩时的一些东西粘在一起。婴儿被包在一张带着血的毛巾里，嘴唇发青。

　　父亲把自己的脸颊靠近那小小的嘴。我很清楚，我不能够发出任何声音。

　　父亲迅速地收起冰冷的睡袋，把那只睡袋抱紧，站起来。但那布料粗劣、光滑，他不能够把它好好地抱紧。

　　我伸出手臂去接那婴儿。

　　父亲再一次在雪地里跪下。他放下睡袋，拉开自己皮夹克的拉链，扯开他的法兰绒衬衣，衣扣也随之崩落。他打开包着婴儿的带血的毛巾。我后来知道那个六寸长的东西是婴儿的脐带。父亲把婴儿靠近他的肌肤，一只手掌端着头部。我一看就知道婴儿是一个女孩。

　　父亲蹒跚地走着。他用法兰绒衬衣和皮夹克裹着婴儿，并用双臂紧紧压着。他不断地变换姿势，想挡住冬天的寒气。

　　“尼基！”父亲叫我。我望着他。

　　“如果你需要就抓住我的夹克，”他说，“但别太落后，不要超过一两英尺。”我拽着他皮夹克的衣角，“把头低下，看着我脚下的路。”

　　我们随着烟的味道前进。有时候我们能闻到烟味，有时候又不行。我只能看见树的轮廓，看不清树枝。

　　“坚持，坚持住！”父亲说。但我不知道他是对我说呢，还是对怀里的婴儿说。

　　我们半滑半跑地到了山下。我双腿僵硬。父亲在把睡袋留在雪地里的时候也丢了手电筒，现在也没有时间再回去找了。我们穿过树林的时候，树枝刮破了我的脸。我的头发和脖子都被融化的雪水浸湿了，在前额结成了冰。我的恐惧在增加：我们迷路了！啊，我们如果不能够及时地把婴儿送出去，她会在父亲的怀里死去！不会，不会的！我对自己说。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就算找不到我家的房屋，我们最后也会到达我们必须去的高速公路。

　　我看见父亲工作间里的灯光了。“爸爸，你看！”我说。

　　最后几百码的路程似乎是我一生中所走过的最长的路程。我打开门，并为父亲将门支住。我们穿着雪地鞋就进了谷仓。我们走到炉子旁，踏得竹子之类的东西啪啪地响。父亲坐到一张椅子上。他打开他的夹克，低头看着那张小脸。婴儿的眼睛闭着，嘴唇还是带着青紫。他把手背放到她的嘴边，然后闭上了眼睛。从他闭眼的那一神情，我知道她还活着。

　　我解开我的雪地鞋鞋带，然后帮父亲也解开。

　　“救护车上不了山。”父亲说。他抱紧孩子，站起来说：“跟我来。”

　　我们走出谷仓的门，从过道进到后廊。父亲一步两梯地进了卧室。地上是乱扔的衣服，床上有一摊杂志。我几乎没到父亲的卧室来过。他抓起一件毛线衫，但又扔了，因为毛线太粗。他捡起一件法兰绒衬衣，但发现它是没有洗过的。角落里有个蓝色的塑料洗衣篮，大概一个礼拜我和父亲就会带它到自助洗衣店去一次。其余时间里，他把它当做一个衣柜抽屉在用。

　　“把那个递给我。”他指着篮子说。

　　父亲用一只手臂抹开床上的杂志。我把洗衣篮放在床垫上。他从怀里取出孩子，用两件干净的法兰绒衬衣抄着把她包起来，脸露在外面。他用被单在篮子里做了一个窝，然后轻轻地把婴儿放进去。

　　“好了，”他安慰自己，“现在好了。”

　　我爬进卡车，父亲把篮子放在我的腿上。

　　“你还好吧？”他问。

　　我点点头，知道没有其他可能的回答。父亲上了卡车，拿钥匙打火。我知道他在祈祷能够发动引擎。在冬天，只有一半的时间可以一次点燃。发动机喀喀了几声，他又试了一次，发动机吼了起来。我害怕看塑料篮里的婴儿，担心再也看不到寒冷空气里那微弱的、像我一样的呼吸。

　　父亲以他最快的速度开着车。我习惯性地磨着牙。冻结的小路从初雪到解冻时一直坑坑洼洼。在春天镇上来人铲平之前，泥路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去年春天，正值两周的融化期，我不得不住在朋友乔的家里，以便上学。我父亲则是备受孤独之苦。最终有一天，徒步来到镇上。一是来看看他的女儿，二是解其幽居之困。

　　里米店管登记的玛丽昂用她的五十铃车送他回家，但她到第一个拐弯处就过不去了。父亲只好自己走完剩下的路程，小腿上的肌肉痛了好几天。

　　婴儿发出呼哧声，这让我很是惊讶。她又哭了一声，就在微弱的汽车仪表板的灯光里，我仍然能看见她皮肤刺眼的红色。父亲伸出手来抚摸她，在黑暗中低声说：“好女孩！”

　　他一直把手轻轻地放在柔软的法兰绒衬衣做成的襁褓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安慰克拉拉的那份心情又回来了，胸口又开始疼了。下山的路似乎比我记忆中的要长。真希望老天保佑这婴儿一路都这样哭着！

　　当父亲开上大路后，他加大了油门。车碾压着冰雪，晃动着一路驶去。他尽可能开快车。

　　我们经过了加油站、银行和只有一间房屋的小学（我一年前刚从那里毕业）。我在想父亲是否会在里米店停下来，把婴儿交给玛丽昂。她可以打电话叫来救护车。

　　但是父亲绕开了那家店。因为他知道停下来只会耽误他现在正在干的事情，那就是把婴儿交给一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人。我们的车驶过了小村的公共草坪，那里冬天用作溜冰场。中央有一根旗杆，上面有一盏聚光灯。

　　是谁把婴儿丢在睡袋里的呢？

　　在去医院的路标处，父亲转弯了。透过路两边橘黄色的路灯光，我看着这婴儿皱巴巴的脸，现在觉得挺丑的。但我记得树林里她盯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双黑黑的、静静的、警惕的眼睛。

　　我一旁的车门打开了，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的头探进车里。

　　“按喇叭干什么？”他问。

　　第二章

　　婴儿消失在厚重的自动门后面。

　　父亲仰起头，靠在后背上，闭上眼睛。当我们听到远处的警笛声时，他坐了起来，用夹克的袖口擦了擦鼻子。他哭了多久了？他转动点火开关的钥匙，点燃引擎，松开离合器。他就像新手一样，按着指路牌的指示把车开向停车场。我们从车上下来，他低下头，这才发现他夹克下面的衬衣还没有扣上。

　　在急诊室大门前面的路边，我的父亲在犹豫。

　　“爸爸，怎么了？”

　　他伸过手臂揽着我的肩膀，我们向门口快步走去。

　　淡黄和薄荷色的门厅内空无一人，似乎有很多闪闪发光的东西。那些灯太亮，像闪光灯一样地闪烁，我眯上了眼睛。我不知道婴儿此刻在哪里？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呢？父亲随着指示牌，脚步重重地踏在瓷砖上，一步步向“伤情鉴别处”走去。

　　转过一个弯，我看见一个小房间。有五六个人坐在连在墙上的塑料椅子上。一位穿着牛仔裤和毛线衫的妇女在房里踱来踱去。她黄色的头发还裹着发卷筒。她似乎很烦躁，为一个闷声不语的男孩生气，那大概是她的儿子。他坐在塑料椅子上，还穿着外套，下巴上满是通红的粉刺。我想我知道他来这里的原因了。他的右手吊着，是手指头受了伤，还是手腕？父亲朝“伤情鉴别处”的窗口走，里面一位妇女在打电话，没看见他。他站在窗口边。

　　我双手插在外衣口袋里，向走廊的一头看去。那里有个房间，一张小床，一位医生正在抢救一个婴儿。她还活着吗？这时那位女接待员看见了父亲，她敲敲窗户，父亲听到了。

　　“我带来一个婴儿，”父亲说，“是我在树林里发现的。”

　　她一时没讲话。随后问道：“你发现了一个婴儿？”

　　“是的。”父亲说。

　　她在一叠纸上写了些什么。“婴儿有伤吗？”她问。

　　“我不知道。”

　　“你是婴儿的父亲吗？”

　　“不是，”他说，“我是在树林里发现她的。我和她没有血缘关系。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接待员再次打量了一下我父亲。我知道她在留意什么：一个个子稍高的、穿着褪了色的褐色皮夹克的男人；四十岁，也许四十五岁；三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深褐色头发，有些许白发；两眉间的皱纹又深又直。我突然意识到，从前天早饭以后，父亲可能就没有洗过澡。

　　“姓名？”

　　“罗伯特·狄龙。”

　　她很快记了下来，用红色的墨水。“地址？”

　　“博特山。”

　　“你买保险了吗？”

　　“买了，我亲自买的保险。”父亲回答。

　　“我能看看你的卡吗？”她问。

　　父亲在他所有的口袋里找着，然后他停了下来，说：“我没有带钱包。我把它忘在门厅的搁板上了。”

　　“没有驾照吗？”

　　“没有。”父亲说。

　　接待员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她放下手里的笔，十分克制地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像是怕有突然的什么动作似的。“坐下，”她说，“马上会有人来。”

　　我坐到一个脸色苍白的人旁边，那人穿着黑色的防寒服，把头缩进领口轻轻地咳嗽。灯光很刺眼，一点不讨人喜欢。过了一会，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走了进来。他的口罩挂在脖子上，听诊器塞在他胸前的口袋里。他的身后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是狄龙先生吗？”医生问。

　　父亲起身去到屋中间，迎着这两个人。我也起身跟着父亲。这位医生面色苍白，碧眼金发。太年轻了，看起来不像是医生。“你就是发现婴儿的人吗？”他问。

　　“是的。”我父亲回答。

　　“我是吉布森医生，这位是博伊德警官。”

　　谢泼尔德镇上只有两位警官，其中一位就是他。我知道他是蒂米·博伊德的父亲。爷俩都很胖，而且都长着同样黑色的棱角分明的眉毛。博伊德警官从制服的衣兜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短短的铅笔。

　　“她现在还好吗？”父亲问医生。

　　“她会失去一根手指，一些脚趾头也有可能保不住。”医生搓着额头回答，“她的肺部可能受到了损害，不过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你在哪里发现她的？”警官问我父亲。

　　“在我屋后面的树林里。”

　　“在地上吗？”

　　“在一个睡袋里。她被一张毛巾包裹着放在睡袋里。”

　　“毛巾和睡袋现在在哪里？”博伊德问，一边舔着铅笔的笔尖。我曾看见我祖母在开列购物单的时候也是这样舔着笔尖。他说话就像新罕布什尔州大多数的本地人那样，带有重重的“啊”音，语句带点节奏。

　　“在树林里，我把它们扔在那里了。”

　　“你住在博特山，是吧？”

　　“是的。”

　　“我在附近见过你，”博伊德说，“在斯威策的店里。”

　　“我想就是汽车旅馆附近的那家店吧，”父亲说，“我记不起名字了。”

　　警官转过身去，对着别在肩膀上的对讲机说话。我观察着他制服上的装备。

　　“她被扔在那里有多久了？”医生问我父亲。

　　“我不知道。”父亲说。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那孩子还在黑暗中、在雪地里的画面，叫出声来。父亲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

　　“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她的。”博伊德对我父亲说。

　　“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去树林散步，我们听到了哭声。最初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我们以为是一只猫。随后听起来就像是人的声音了。”

　　“你看到了什么没有？婴儿旁边有没有人？”

　　“我们听到了汽车关车门的声音，接着是引擎发动的声音。”父亲说。

　　博伊德警官的对讲机里发出了信号声。他对着肩膀应答。他好像激动了起来，转身背过我们。我听到他说“……二十八年的经验……”，“……他就在这里……”。

　　我听到他在低声发誓。

　　他转过身来向着我们，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和铅笔，动作缓慢。“你看我把狄龙先生安顿在哪里好呢？”警官问医生，“我要去接州警察局重案组的一个侦探，他就要从康科德来了。”

　　医生捏了捏鼻梁，他的眼睛因疲劳而充满了血丝：“他可以在员工休息室坐一坐。”

　　“我可以把这女孩送回家去。”博伊德警官说，“再说我也要走那条路。”

　　我靠着我的父亲，小声说：“我想要和你呆在一起。”

　　父亲看看我的脸，说：“她要和我呆在一起。”

　　我们随着医生来到了离候诊室不远的餐厅。里面有高高的金属寄存柜，一副越野滑雪板靠在一个角落里，靠墙放的桌子上有一堆煮熟了的土豆皮。我坐在另外一张桌旁，仔细端详着自动售货机。我觉得饿了，但我想起父亲没有带钱夹。

　　我想到那婴儿会失去一根手指，也有可能会失去一些脚趾头。她是否会因此成为残疾。没有了脚趾，她学走路会有问题吗？少一根手指，她也能打篮球吗？

　　“我可以给乔的母亲打电话，”父亲说，“她可以来接你。”

　　我摇了摇头。

　　“等这一切结束了，我会来接你的。”他补充道。

　　“我在这里很好。”我没有说我饿了。我知道，我要这样肯定就会被送到乔家去。“那婴儿会好起来吗？”我问。

　　“我们得等等看。”父亲说。

　　“爸爸？”

　　“什么？”

　　“这事很奇怪，不是吗？”

　　我挪动着臀部，坐到了自己的双手上。“而且也让人很害怕。”我说。

　　“有一点。”

　　父亲从夹克口袋里拿出香烟，但又考虑了一下，没有抽。

　　“你认为是谁把她扔在那里的呢? ”我问。

　　他揉搓着下巴的胡子茬，说：“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们会把她给我们吗？”

　　父亲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惊讶。“她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可以要她。”他很小心地说。

　　“但是我们发现她的。”我说。

　　父亲的身体向前倾，把他的双手合起来，放在双腿间：“我们发现了她，但她并不属于我们。他们会设法找到她的妈妈的。”

　　“但她妈妈不想要她了。”我反对说。

　　“这我们还不能够肯定。”父亲说。

　　我毫不含糊地摇了摇头。“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肯定，”我说，“什么样的妈妈会把自己的孩子扔在雪地里冻死？我饿了。”

　　父亲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颗维特糖，顺桌面上给我丢了过来。

　　“婴儿会怎么样呢？”我一边剥开糖纸一边问。

　　“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问问医生。”

　　我把糖塞进嘴里，藏在腮帮下：“但是爸爸，我们去告诉他们我们要这个婴儿吧。你会要她吗？”

　　父亲没有剥开他那颗糖的糖纸。他把玻璃纸团了团，然后又把糖悄悄地放回口袋。“不，尼基，”他说，“我不会。”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半小时过去了。我又向父亲要了一颗糖。头上有台电视机，屏幕上一位新闻播报员在发布减少预算的消息。来自于怀特里弗章克申的三个少年涉嫌抢劫而受到传讯。一个风暴云系正在移动。我仔细看着天气态势图，然后瞟了一眼钟, 六点过十分。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转悠着。其实这里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让我转悠。那排柜子的末尾有一个书本大小的镜子。因为牙箍的缘故，我的嘴向前突出。我尽量不笑，但有时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我的脸光光的，根本看不到一个粉刺。我有着父亲那样蓝色的眼睛，波状的头发。但头发现在却扭结在头上，我试着用手指头把它们弄直。

　　一位穿着藏青色外套、戴着红色围巾的男子，没有敲门就进来了。我想他也是一位医生。他取下围巾，把它搭在一张椅子上。我看出父亲想要拉开夹克的拉链，但他又不能这样做。他的衬衣没有扣子了。

　　那人脱下外套，放在围巾的上面。他搓着手掌，似乎在期待着一个美好的时光。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棒针毛线衣，一件运动夹克。他的脸上满是粉刺的疤痕，右下颚有一道突出的疤痕，像是经历了一场车祸，或者跟别人动过刀子。

　　“你是罗伯特·狄龙吗？”他问道。

　　我很吃惊这个医生怎么也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接着我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医生。我坐直了身子。父亲点点头。

　　“我是乔治·沃伦，”他说，“叫我沃伦吧。要咖啡吗？”

　　父亲摇摇头，说：“这是我的女儿，尼基。”沃伦伸出手来，我和他握了握手。

　　“你发现那婴儿的时候她和你在一起吗？”沃伦问。

　　父亲点点头。

　　“我是州警察局的侦探。”沃伦说。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些零钱，塞进咖啡机里。“你告诉博伊德警官说你在博特山上发现了那个婴儿。”他背对着我父亲说。

　　“是的。”父亲说。

　　一个厚纸杯滚了出来。我看着咖啡从龙头流出来，流进杯子。沃伦拿起杯子，吹了吹。

　　“那睡袋和毛巾应该还在那里。”我父亲补充说，“我是在一个睡袋里发现她的。”

　　沃伦用一个木质小棒搅拌着咖啡。他的头发是灰白色的，但他的脸显得年轻：“你为什么把睡袋留在那里？”

　　“它太光滑了，”我父亲说，“我怕会把孩子掉出来。”

　　“那么你是如何带走她的呢？”

　　“我把她放在我的夹克里。”

　　沃伦瞅了瞅父亲的夹克。侦探用他的“天伯伦”牌靴子的靴尖从桌下钩出一把椅子，坐下来。“我能看看你的身份证件吗？”他问。

　　“我把钱包忘在家里了。”父亲说，“那时我急着尽快把孩子送到医院来。”

　　“你没有报警吗？也没有叫救护车？”

　　“到我们所住的地方有一段很长的坡路，路况不好。我担心救护车来会被陷住。”

　　沃伦抬起眼，从杯沿上方注视着我父亲，说：“跟我说说那睡袋。”

　　“它的外面是绿色的，很亮，里面是格子花呢。”父亲说，“便宜货，就像是在艾姆斯买的那样。那里还有条毛巾，白色的，沾着血。”

　　“你们在博特山住了很久了吗？”沃伦又嘬了口咖啡。他的眼神既机敏又冷漠，像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身边一样。

　　“两年。”

　　“你们来自于哪里？”

　　“我在印第安纳州长大，但是从纽约州来到这里的。”

　　“在纽约市里吗？”沃伦一边说，一边拉拉耳垂。

　　“我工作在市里，但住在纽约市的北面。”

　　“如果不是你，狄龙先生，”沃伦说，“我们在春天再发现就是几根骨头了。”

　　“你不热吗？”沃伦问我父亲，“把外套脱下来吧。”

　　父亲耸耸肩，但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在这个过热的房间里流着汗。

　　“你们发现婴儿的时候在干什么呢？”侦探问。

　　“我们在散步。”

　　“是什么时候？”

　　我父亲想了一会儿。是什么时候呢？因为他的手表被工具磕着碰着，他就不再戴表了。我瞟了一眼门上方的钟，六点二十五分，感觉像是午夜。

　　“那是在太阳落山以后，”我父亲说，“太阳刚刚落到山顶上。大概是在那以后十到十五分钟，我们发现了她。”

　　“你们那时在树林里？”沃伦说。

　　“是的。”

　　“你们常在太阳落山后到树林里散步吗？”

　　侦探把咖啡放在桌上，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翻开，用铅笔在上面记着什么。我想要一支那样的铅笔。

　　“天气好的话，”我父亲说，“我一般三点四十五分左右停止工作。我们想在天黑之前散散步。”

　　“你和你的女儿吗？”

　　“是的。”

　　“你多大了？”侦探又扭头问我。

　　“十二岁。”我说。

　　“上七年级？”

　　“是的。”

　　“是在地区学校吗? ”

　　我点点头。

　　“你什么时候下校车？”

　　“三点十五分。”我说。

　　“走完剩下的上山的路还要花十五分钟。”父亲补充道。

　　沃伦又转身向着父亲，问：“狄龙先生，你是怎么发现那婴儿的？”

　　“用一把电筒。我们听到了她的哭声。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她，找这个婴儿。”

　　“你们散步有多久了？”

　　喇叭里传来的找吉布森医生的声音打断了他们。不知道是不是那婴儿有什么紧急情况。“大概三十分钟。”我父亲说。

　　“你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声音了吗？”

　　“我开始以为那是一只猫，”父亲说，“我听到了关车门的声音。然后是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是一辆卡车还是一辆轿车？”

　　“说不准。”

　　“是在找到婴儿以后吗？”

　　“不，是在之前。”

　　“在你听到第一声哭声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父亲说，“我当时认为一定是一个男子或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散步。”

　　“在树林里？在冬天？”

　　我父亲耸耸肩。“我正在博特山的背面往上走。那里有一堵石墙。我们常常把它作为终点。”

　　我想起父亲总是坐在墙上，抽上一支烟的情景。我们还会去那里吗？

　　“你能找到那地方吗？”沃伦问，“你发现婴儿的地方。”

　　“我不能肯定，”父亲说，“那里可能还能看到足迹。我们都穿着雪地鞋，但地面很硬。早上我恐怕能给你指出大概的位置。”

　　侦探靠着椅背坐着，向我瞟了一眼。“狄龙先生，”他说着，又停顿了一下，“你知道谁有可能给这个婴儿生命吗？”

　　这个问题把我父亲吓了一跳——问这样的问题，而且是当着我问。“不知道。”他勉强地吐出这几个字。

　　“你结婚了吗? ”

　　我看了一眼父亲。

　　“没有。”他说。

　　“还有其他孩子吗？”

　　我心头一热。

　　“只有我女儿和我生活在一起。”父亲说。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搬到了这里来的呢？”侦探问道。

　　一小阵子沉默。我真希望我没有被允许呆在这个房间里。“当时，这样做似乎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听到父亲说。

　　“不喜欢那里的压力吗？”沃伦暗示。

　　我抬起头，看见父亲盯着角落里的雪橇。“差不多吧！”他说。

　　“你在纽约干什么工作呢？”

　　“我为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沃伦点点头，表示他了解这些情况了。“那么你现在在博特山上做什么工作呢？”他问。

　　“我做家具。”我父亲说。

　　“做什么样的家具？”

　　“一些简单的东西。桌子、椅子什么的。”

　　在我身后，我听到休息室的门开了。吉布森医生进来了，他一边走一边脱身上的白大褂，脱下放到角落的一个柜子里。他向侦探点头示意。我想他们认识，至少在侦探来这间休息室以前他们讲过话。“我工作完了。”医生说。他显然累坏了。

　　“婴儿怎么样了？”父亲问。

　　“好多了，”医生说，“她现在情况稳定了。”

　　“我能看看她吗？”父亲问。

　　吉布森医生从柜子里拿出一件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夹克。“她正在重症监护室睡觉。”他说。

　　我看见医生和侦探交换了一下目光。医生看了看手表。

　　“好吧，”吉布森说，“就看一眼，但不准看伤口。”

　　我们跟着吉布森医生走过长长的走廊，这些走廊都被漆成了薄荷色和浅黄色。侦探走在我们后面，他准是在观察我和父亲。

　　小儿科的重症监护室建成一个车轮状。护士站是轮轴，一个病房就是一个轮辐。我从那些坐在塑料椅子上的病儿的父母们中间走过。他们盯着仪表盘和闪烁的红灯。病房里一有什么情况，准有人会叫出声来。

　　吉布森医生示意我们走进一个房间。同放在塑料盒里的小小的婴儿相比，这个病房就太大了。他给我们口罩，叫我们戴在嘴上。

　　“我想他应该在婴儿室里。”父亲透过那绿色的口罩说。

　　“初生婴儿一旦离开了医院就不能够再回到婴儿室了，因为有可能会感染其他婴儿。”医生解释说。他俯身在小床上调整了一下导管，查看显示屏幕。

　　婴儿躺在一个保暖的树脂玻璃盒里。缠着绷带的手和脚像洋娃娃一样从那皮包骨似的身子上伸出。那黑黑的头发柔软如羽毛，盖在皱皱的头皮上，就像鸟冠一样。我们看她的时候，她正有轻微的吸奶的动作。

　　我想要把我的面颊靠近婴儿的嘴，去感觉那呼向我皮肤的热气。在树林里发现她可能是我和我父亲所做过的唯一的一件大事。

　　“她会怎么样呢？”父亲问。

　　“青少年事务和家庭处会收留她的。”吉布森医生说。

　　“接下来呢？”

　　“寄养。如果幸运，她会被人收养的。”

　　我们四人乘着电梯下楼，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父亲在想什么。我们走出电梯时，吉布森医生向我父亲伸出手来。“我支持你，”他说，“我很高兴你发现了她，狄龙先生！”

　　我父亲和医生握了握手。“我想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他说，“我想知道她怎么样了。”

　　“我整天都在。”吉布森医生说。他递给父亲一张名片。然后我们看着他离开。

　　“你的车在哪里？”沃伦侦探问我父亲。

　　我父亲一时没回过神来。他想了一下，说：“在前面停车场里。”

　　“我想要你来我车上和我走一趟，”沃伦说，“我有东西想让你看看。”

　　“可我的女儿累了。”我父亲说。

　　“我们可以把她留在这里，”侦探说，“我把你送回来的时候你再接上她走。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

　　“不，爸爸。”我马上说。

　　侦探刚张嘴要说什么，父亲止住了他。“那么她和我们一起去！”我父亲说。

　　第三章

　　沃伦开的是一辆红色的吉普，对于一个州警察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选择。大概是因为他做隐蔽工作的时候不多吧，或许在乡间道路上追捕罪犯他需要这样色彩醒目的车。

　　“你得给我指路，”沃伦说，“我没有怎么到这边来。”

　　“去哪里？”父亲问。

　　“汽车旅馆。”沃伦说。

　　我们穿过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名叫“谢泼尔德”的小镇。1763年有个从康涅狄格来到这里垦荒种地的农场主名叫阿·亨利·谢泼尔德，小镇的名字便由此来的。不过在当地的电话簿里，至少有三十个叫“谢泼尔德”的。

　　“明天天气有变，”沃伦说，“听无线电广播说会结冰。我讨厌结冰！”

　　我父亲什么都没有说。吉普车里冷得要死。我坐在后面。侦探却敞着外套开车，他的红色围巾也松松地挂在脖子上。

　　“黑冰最害人，”沃伦说，“两年前就有这么一家人，他们从北卡罗来纳州来，在格兰瑟姆出口的坡道上滑出了路面。他们是去滑雪的，一点也不了解黑冰的情况。他们乘坐的雪佛兰汽车也飞上了半空。”

　　我注视着父亲呼哧、呼哧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查，有一对男女在汽车旅馆登记入住。”沃伦说，“旅馆的老板给我们描述了那个男人的样子，但她说没有看见那个女的。男子，白种人，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二十岁或二十一岁，黑色鬈发，穿一件藏青色的厚呢短大衣。她说他开的一辆沃尔沃车，车龄有六七年的样子。他们应该知道那车的牌号，但她说不知道。”

　　“沃尔沃车？”我父亲很惊奇，问道。

　　侦探离开我们的路，向东驶向通往汽车旅馆的专用车道。汽车前灯的光有一小部分射进路旁的树林，就是那片紧挨着我们住所的林子。透过挡风玻璃，我看见夜空中一道扑朔迷离的红光。

　　沃伦费力地开着车。我父亲从来都是自己开车，也多年没有当过乘客了。我可以闻到我前面的侦探身上的气味。一种混合着湿羊毛和咖啡的气味，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留兰香。

　　“在这里转弯。”父亲说。

　　沃伦拐弯上了专用车道。这条道沿一个小山坡而上，直通到一个红色木瓦盖顶的汽车旅馆。停车场里有两辆巡逻车和三辆其他的车子。汽车旅馆后面的树林被一排刺眼的探照灯照亮。

　　沃伦下了吉普车，示意我父亲和他一起走。

　　“你就待在这里。”父亲对我说。

　　“我也想去！”我说。

　　“我马上就回来！”

　　汽车旅馆一个房间的门敞开着，我可以看到屋里面有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就是博伊德警官。我父亲跟着侦探穿过停车场。

　　我两膝并拢，又双臂抱住。我旁边的车窗很脏，但我仍能看见父亲跨过门槛、走进亮着灯的房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一个人留在这车里。如果扔下婴儿跑掉的那个人还在这附近怎么办？

　　我侧身倒下，斜倚着靠背，蜷曲着躺在后座上。我现在是在一个侦探的车里。隐隐有一种兴奋夹杂着恐惧的感觉。

　　借着停车场的灯光，我查看了一下车厢的地面。边上有一只空的可乐易拉罐，用过的卫生纸和撒落的几个硬币。在座椅靠背的兜里有一本地图册和一盒磁带。这是什么？我把手伸了进去，摸到一条士力架，还没有打开过。我把手缩了回来。有一个长长的金属样的东西放在后座的下面，可能是一种工具。除此之外，吉普车还是挺干净的，不像父亲的卡车，到处都是破布、木条、锯木屑、工具、外套和袜子。而且还有烂苹果的味。父亲发誓说车里没有苹果，因为他彻底地找过，但我肯定车上某个角落至少有一个烂掉的苹果。

　　我让自己哭了一会。感觉好多了。我什么也没有带，就用袖子擦着鼻涕。我记得父亲在停车场里哭的样子，旁若无人。

　　我和父亲救了一条人命。我会成为学校里尽人皆知的人物。我希望父亲不会叫我不要去谈起这件事情。我是否会上报呢？我的牙齿开始打颤，固然是因为天冷，或许跟我自身的情绪也有一点关系。我开始回想我们的散步，回想在树林里怎么找到了婴儿，回想父亲跪在雪地上的样子……我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会被冻僵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下车进到屋里的一个充足理由呢？

　　我坐直了，凝视着窗外。窗户上已经有了些水蒸气。父亲已经去了多久？我的手指头很冷。我的连指手套呢？我好饿！自从在学校吃过午饭后，我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我想到了那条巧克力。如果我吃了它，侦探会发现吗? 如果他发现了，会介意吗？我伸手从座椅靠背的兜里把那条士力架悄悄拿了出来。我把它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汽车旅馆房间的门。我得很快吃了它，然后藏好包装纸。我可不想嘴里还有半条巧克力的时候被逮住。

　　我撕开包装纸。因为天冷，它变得硬了，但的确很好吃。我尽快地吃了它，用手指擦了擦嘴，把包装纸塞到了我牛仔裤的兜里。我靠后坐着，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我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我缩着脖子，从吉普车里走出来；我关上车门，走过坑坑洼洼的停车场。现在我可以听到声音了，是技术人员工作时那种从容不迫的、平静的声音。我在台阶上犹豫，等着挨骂。

　　房间很小，即使没有从床上扯下来的、沾血的床单和污秽的被盖，也令人十分沮丧。墙上装着薄薄的墙板，它看起来像松木。房间里有只五斗柜、一台电视机，有很重的霉味。一条沾血的床单就丢在唯一的一扇窗户下面，窗户开着。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映在雪地上的探照灯光。

　　一个技术人员正在仔细检查那张床。

　　“一个妇女在这里生产了。”沃伦说。

　　靠墙的桌上有半杯水。一只袜子丢在地毯上。“这里肯定有指纹。”我父亲说。

　　“这里到处都是指纹，”沃伦说，“但它们对我们不会有什么用处，除非其中有一个有记录，这点我十分怀疑。”侦探从裤子后袋里取出手绢，擤了擤鼻涕。他说：“记得你们发现的那个小女孩吗？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然后有个人（极有可能是她父亲）把她从那扇窗户弄了出去，想要她死。没有人把那婴儿放到一个温暖的可以被发现的地方，没有人报警。就在这样一个十二月的冬夜，一个男子把这个只有几分钟大的婴儿带了出来，走进树林里。在温度这样低的天气里，把她赤裸裸地放在一只睡袋里。如果你们没有发现她，我们也有可能会发现。可那是什么时候呢？三月？还是四月？如果还在以后，说不定第一个接近她的就是狗了。”

　　我想到一条狗嘴里叼着骨头穿过雪地的情景。侦探和技术人员在讨论，我的父亲就站在旁边。博伊德警官背靠着墙，双唇紧紧地闭着。我现在站的地方，他看不到。我尽力想象着在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我对生小孩的事不太懂，但我可以从墙上，从皱巴巴的床单、丢弃的衣服中感受到当时那种失控的情绪。那女的知道男的会怎样对待婴儿吗？袜子灰白色，可能是安哥拉兔毛的。从它的大小可以判断是一只女人的袜子。一个技术人员把它捡起来，装进了一个塑料袋里。

　　“这十五年里我都在州警察局，”沃伦说，“我已经看到至少二十五起弃婴案了。三个月以前，在黎巴嫩，一个妇女把婴儿丢在她房子外面的垃圾桶里。因为她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当我们发现那婴儿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鼻子上还粘有金宝牌的汤。”

　　一个技术人员问了沃伦一个问题，打断了他。

　　“去年，”沃伦继续说，“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把她的婴儿从二楼的窗户扔了出去。她被控谋杀。”沃伦观察着床头柜上的一只水杯和一个塑料袋。“在纽波特，我们在艾姆斯的一个商场货架上发现了一个活的、刚出生的女孩。在康韦，我们在一个餐馆后的垃圾筒里发现了一个刚出生的男婴。孩子的母亲只有二十岁。外面很冷，她也被控蓄意谋杀。”侦探蹲下来看看床底下。“另外还有什么呢？噢，在曼切斯特，一个十八岁的母亲把她的婴儿遗弃在了公园。她把婴儿放在一个塑料袋里，两个十岁大的孩子在骑车穿过公园时发现的。你能够想象吗？母亲也被控蓄意谋杀且手段残忍。”沃伦站了起来，指着床下，问了技术人员一个问题。“再听这个案子：两年前，一个高中生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什么也没有说。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她穿宽大的圆领长袖衫和裤子，一心渴望着会流产。但是她没有。秋天，她去上了大学。感恩节的前一天，所有人都回家之后，她在学生寝室的地板上生下了一个女孩。她用T 恤和针织衫把婴儿包起来，放到一个食品塑料袋里。然后她带着她下了三层楼梯，把她放到了宿舍外垃圾筒的旁边。”

　　沃伦走到窗前，往外望去。

　　“但这个大学女生还有点良心，”他说，“她给校园保安打了匿名电话，他们来找到了婴儿。没有多久也找到了孩子的母亲。她承认犯了危害他人罪，被处一年软禁。”

　　“你是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男人干的呢？”我父亲问，“在你刚才提到的所有其他案例中，都是女人遗弃了婴儿。”

　　“跟我来，”沃伦对我父亲说，“我想给你看看这个。”

　　两人转过身来。他们转身时，就看到正站在门口的我。

　　父亲走过来站到我面前，像是想遮住我的视线，不让我看到屋里的情景。但我们俩都知道，这已经太晚了：房间里可以看到的一切，我都已经看到了。

　　“我想我告诉过你要待在车里。”父亲说。他感到吃惊，同时又很生气。

　　“那里太冷了。”

　　“如果我叫你呆在车里。那么就得呆在车里！”

　　“没有关系，”沃伦悄悄走过我父亲身边时说，“她可以和我们一起看看。”

　　父亲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他让我走在他的前面，跟着侦探在汽车旅馆后面走。积雪很厚。沃伦示意要我们踩着他的脚窝走。他走得慢，但步伐精确。在旅馆后面的一扇窗户外，另有一行足迹延伸到了树林里。灯光很强，我不得不用手挡住眼睛。在离我们站立的地方五十英尺处，有两个警察弯着腰在雪地上查勘。

　　“这人穿的是靴子，”沃伦说，“靴子印有时陷下有两英尺。十码半的靴子。每隔二十英尺左右，他就会跪倒在雪地上一次。这一路下去，总有500 码吧，随后回来又是500 码。你知道这样做有多困难吗？”

　　父亲说他知道这样做的困难有多大。

　　“你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腿都会弄断的。”沃伦说。

　　父亲点点头。

　　“城里人，你说呢？”侦探问。

　　“或许吧。”

　　“一个刚生产的女人是做不到的。”

　　“我不这样认为。”父亲说。

　　沃伦转向我父亲，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父亲闪开了。“尽管你不拉开你夹克衫的拉链，”侦探说，“你的衣领上有血迹，你看起来有点粗野，你住的地方又在汽车旅馆附近偏僻的路边，但你会很高兴地知道我认为这并不是你干的！”

　　我们和博伊德警官一起坐车回到了镇上。早上，每个人醒来都会知道这个新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去旅馆生下孩子，然后又将女婴置于死地。我努力想把这对男女的形象勾画出来。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到达医院的停车场时，父亲说：“那边那辆卡车就是我的。”博伊德警官把我们载到那里，我们下了车。“谢谢你送我们过来。”父亲说。但是博伊德没有应答，仍然紧闭双唇。他离开了停车场。

　　我们爬上卡车，父亲转动钥匙。一次就点燃了引擎。当我们等着卡车热起来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望过去。车窗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晶，在停车场路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冰晶的那边是急救室的前门，再过去是一张小床，在那张床上，一个新生的女婴正在努力开始她的生活。

　　“你不该听到那些的，孩子！”父亲说。

　　“不，我不这样认为。”

　　“那是什么？”

　　“我只是在想克拉拉。”

　　卡车在启动时颠簸了一下。我的脚下有一个空的可乐罐，很是让我烦。父亲加大了油门，在空空的停车场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接着，我们的车驶入了夜色之中。

　　第四章

　　刹车的痕迹有四十英尺长。大卡车在公路上推着大众小汽车就像清除路面的积雪一样。

　　我母亲当时就死了。克拉拉在医务人员把从她汽车残骸中弄出来的时候还活着，但在去医院的途中就死了。那是圣诞节的前十天，母亲带着她去商场为圣诞购物。是什么原因我们将永远无从知晓——是克拉拉的可爱呢，还是她的哭声使得母亲转过头去？就在那一刹那，母亲的车滑到了公路上迎头驶来的那辆卡车的道上。在这场车祸中幸存的卡车司机（他只有一边肩膀脱臼）说，当绿色的大众汽车滑过来时，他行驶的速度还不到65码。

　　那天晚上，父亲在曼哈顿他们办公室的圣诞聚会上待到很晚。当他的妻子和孩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他正喝着第二杯马提尼酒。快到午夜了，他都还不知道有关车祸的情况。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中空无一人。大概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开始四处打电话。先是给我母亲的朋友，接着是地区医院，然后是警察局，直到最后得到妻儿罹难的消息。但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他都无法相信这一切。后来几个月里，他都在想：要是自己不打那个电话多好啊，这样就永远不会听到这个噩耗了。

　　那晚，他开车去了医院，精神几近崩溃。他过去辨认遗体时，医护人员赶快扶住他，而且不得不努力解开他的领带，使他得以缓过气来。在他确认了我母亲的遗体之后，工作人员给了他一分钟时间和克拉拉待在一起。奇怪的是，克拉拉只是前额一侧有个椭圆形的紫色淤伤，其他部位都完好无损。如此的阴差阳错，让人难以接受，克拉拉的完美遗体对人更是特殊的折磨。

　　车祸发生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正借宿在塔拉·赖斯的家里。星期六的早晨，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赖斯太太，看到我父亲这么早就来到她家门前，感到很是惊讶。她在塔拉房间地板上的几个睡袋中间找到我，叫我收拾好我的东西。当我走到厨房，见到父亲时，我就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那张脸，五官脱离了原位，面目全非了。他帮我穿上外套，带我朝车走去。途中，我就冲他大喊大叫：“怎么了，爸爸？到底怎么了？”

　　“告诉我，爸爸。为什么我得离开？”

　　“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发生什么了？”

　　我们走到车旁时，我挣开他抓住我肩膀的手，往回跑去。或许我想，如果我回到塔拉的家里，就可能将时间止住，就会永远不去听父亲告诉我的那个可怕的消息了。他一把抓住了我，把我的脸紧紧揽在他的怀里。

　　我的悲痛无法用言语表述，唯有失声痛哭。我躬着身子重重地撞击地板，或者将床上的被单撕烂。有一次，我抓起镇纸就朝我的房门扔去，从中间把它砸破了。父亲的哀痛不像我这样外露。而是牢牢地锁在心底。他的身子保持僵硬的姿势，下颚紧锁，弓着背，双肘放在膝盖上。我常常看见他以这样的一种姿势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桌子上是给他送的水或咖啡，有时候是食物。

　　好几天，父亲都在家里坐着，没能回到办公室去上班。圣诞假期以后，我该回到学校去了。我的祖母来照顾我们，但父亲并不想让她待在这里。因为那只会让我们想起当年夏天去印第安纳州相聚的快乐时光。在那里，上午的时光我们会在悠闲中度过。克拉拉在一个塑料的浅水池里玩耍，母亲穿着一件细长的、黑色的吊带睡衣，优雅地躺着。炎热的下午，有祖母看着我和克拉拉，父亲和母亲有时候就会溜到他儿时的睡房去小睡一会儿，而我可以摆脱他们的管束。

　　车祸发生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乘巴士从学校回到家。我看到父亲依然坐在那天早餐时我离开他时他坐的椅子上。我可以肯定，桌上那杯咖啡还是早上八点时他给自己倒的那一杯，黑黑的咖啡淤积在杯底。想到我在学校里的所有这些时间里——在我们上数学和科学课的时候，在英文课上我们看一部片名叫做《查理》的电影时——他都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觉得好可怕！

　　三月，父亲告诉我说我们要搬家了。我问他搬到哪里去，他说去北部。在我问去北部的什么地方时，他说他也不知道。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看见从窗帘边缘透进的光。我掀开被子，走到冰冷的地板上。拉起窗帘，我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每个树枝、每片迟迟未落的树叶都罩了一层闪闪发光的寒冰。我一下子轻松了。要知道，即使在新罕布什尔州，校车也不会冒险在冰上开行的。我打开收音机，收听学校停课放假的消息。格兰瑟姆公立学校，停课；纽珀特公立学校，停课；地区中学也停课。

　　我洗了澡，用毛巾擦干身子，穿上牛仔裤和运动衫；再给自己冲一杯热热的巧克力。我端着杯子，走过屋里的一个个房间，转过一条狭长的拐角，走到通向西边的走廊，找我的父亲。房子被漆成黄色，带有深绿色的边。夏天，一条野葡萄藤沿着走廊的栏杆往上长。油漆的时间太久了，需要补一下漆。我父亲打算夏天就来做这个工作。去年夏天，父亲在我家房屋的二楼上弄了一块小小的草坪，要我定期修剪。夏天的晚上，我们有时就坐在走廊上，父亲拿着一杯啤酒，我端着一杯柠檬汁，看着不知名的小鸟在茂密的草地上翻腾，偶尔，我们也会各自读一本书。

　　我走进前厅。它的宽度是整个房屋的宽度，有两个长长的向南的窗户，父亲买下这个地方的时候，窗户油漆过，但封闭着。还有两盏失去了光泽的枝形吊灯挂在天花板上。墙上贴有绿色的墙纸，已经退色并开始脱落。壁炉也用木板封了起来。父亲看中这所房子完全是因为它同外界隔绝，而且自己承诺隐姓埋名。但当他两个星期以来除了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什么都没干之后，他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决定剥去墙纸，现出它本来的样子。

　　从前厅开始，他用石灰刷了天花板。那丑陋的天花板就像是放了一天变硬的、盖了一层糖霜的生日蛋糕。他撕下墙纸，把墙刷成了白色。他买了一架打磨机，将地板再抛光，磨成了蜂蜜样的暖色。有时候他要我帮忙，但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现在这个房间里除了一些父亲在过去两年里学做木工时做的几件家具：桌子、书柜和直背直腿的椅子等，其他什么都没有。房间很干净，成色很简单，就像教室一样。这是父亲无意中做成的，是他一直想要达到的效果，他似乎是想要回到儿时那样的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当五金店的斯威策先生带顾客来的时候，父亲就把这个地方当做展示厅。对父亲来说，木工也是一种职业。尽管他过去的谋生手段不是这个。

　　父亲在原来是餐厅的房间里建起了落地书柜，又摆满了他的书。他放了一把皮椅子、一张沙发、两盏灯和一张小毯子。这是我们有时吃饭和阅读的地方。我们把它称做“书斋”。改变房间原来的样子似乎可以给父亲一种特殊的快乐，比如把客厅改成展示厅，把餐厅改成书斋，把旧的谷仓改成工作室。厨房的外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用奶油色的板条装饰，钉着一排齐肩的、结实的挂钩。走廊的另外一头是一间小屋，父亲还不知道要利用它来做什么。他把它打扫干净，把那些从来就不打算打开的箱子放了进去。结果我们俩从来没有进去过。

　　楼上有三间卧室。一间给我，一间给父亲，一间给祖母来探望我们时住。

　　厨房是另外一个父亲没有改动过的房间。那里有个“福米卡”柜台，红木面板上镶着金属框条。尽管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做很多自己的事，但父亲走进厨房只是为了尽快弄杯咖啡或一个三明治，或是给我和他准备一顿很简单的饭。我们从来不坐在那里吃饭。当我们要一起吃的时候，我们会把食物带到书斋。当我们分开吃的时候，他会把食物带到工作室，而我则把食物带回自己的房间。

　　先前在纽约时，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厨房是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两个厨房并不怎么相似，但对以前那个厨房的记忆立刻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桌子总是被杂志、信件占去一半。父亲和母亲对持家都不是很讲究。因为克拉拉才一岁，常常芝麻大的事情就使家里变得一团糟。母亲在柜台上用奎茨那特弄婴儿食物，台上摆满了榨汁机、搅拌机、微波炉和一个咖啡打磨机等器具。它发出的噪音同手提钻一样大，每次都会把克拉拉吵醒。在桌子和碗柜之间是个婴儿的摇篮。下巴上流着口水的克拉拉可以在这个摇篮里面高兴地跳上跳下，父亲和母亲则可以趁此机会在桌上把饭吃完。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常把克拉拉抱在腿上，引她去拿各式各样的食物。克拉拉用胖胖的小手捏住食物，放进嘴里。在她闹的时候，父亲会抖动膝盖，轻轻地摇着她。待到一餐饭吃完，他的工作服上就会粘满带有胡萝卜、肉汁和奶油豌豆的手掌印。

　　我的照相簿里，有一张母亲抱着克拉拉在餐桌旁吃饭的照片。克拉拉的一根手指放在嘴里，流着口水。母亲的身影有点模糊，她背对着我，似乎那时她正在上下摇动着克拉拉，好让她安静。母亲旁边的厨房窗户里，有炫目的闪光灯的反光。在光环里，我能辨认出父亲。他手里拿着啤酒，张着嘴，似乎正想喝一口。我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会觉得吃饭时有必要照这样一张照片。为什么我会认为捕捉到母亲的背影或指头含在嘴里的克拉拉的影像会很重要。或许是因为照相机是新的，我想试试吧。

　　我还有一张照片是母亲抱着还是婴儿的我在后院的荚莲树下照的。母亲的头发又长又厚，浅褐色，烫着在1972年还很流行的样式，那时我刚一岁。她穿着格子花呢开口衬衣，深褐色小山羊皮外套，我想那时应该是九月。照片里的她看上去栩栩如生，正向父亲微笑（父亲可能是在相机后面）。我戴着一顶可笑的粉红色帽子，似乎在啃指甲。我继承了母亲的褐色头发和大大的嘴巴，但眼睛则和父亲的一样。生下克拉拉后，母亲就把头发剪短了，我就再也没看到她留长发了。

　　我走到谷仓，看见父亲坐在炉子边的椅子上，手里端着咖啡杯。地板上满是锯末，角落里堆积着装满刨花的塑料袋。空气中充满了灰尘，就像夏天里正在散去的雾。我看着他把杯子放到了窗台上。他合起双手，胳膊肘放在大腿上，两腿分得很开。现在，他的悲痛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了，没有眼泪，没有发怒。我想，他只是把它深深地隐藏在心底。

　　“爸爸。”我说。

　　“嗯。”他一边抬起头看着我，一边回应。

　　“今天学校没有课。”我说。

　　“我也没说今天有啊！现在几点了？”

　　“大概十点吧。”

　　“昨天你是不是睡得很晚？”

　　“是的。”

　　透过窗户，就在松树的那一边，我可以看见一小块湖面。它在夏天是一面绿色的镜子，在秋天则是蓝色，而在冬天呢，它只是一个白色的楔子。湖的左边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只有三条道的滑雪坡道，坡顶上还有缆车的遗迹和一个小房子。据说以前开缆车的是个叫做阿尔的快乐小伙子。当到这里来滑雪的人从缆车的椅子上下来的时候，他总是会向每个人都打招呼，表示欢迎。

　　在父亲清除出来的空地前面，树林很快就又是密密实实的了。夏天，那里到处都是蚊子和黑蝇。我不得不在全身喷满避蚊剂。父亲考虑要不要在走廊上装上纱窗，但我知道要着手干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就是一两年之后了。

　　“你吃了早饭没有? ”他问。

　　“还没有。”

　　“那里有英国松饼和果子冻。”

　　“有时候我喜欢蘸着花生酱吃。”我说。

　　“你母亲常常把花生酱和松软干酪在一个碗里和着吃。”他说，“这总是让我作呕，但她又是那么喜欢。所以我从没有告诉她那有多么恶心。”

　　我屏住呼吸，低头看着自己的杯子。父亲几乎从来没有说起过母亲，除非是回答我提出的关于母亲的问题。

　　我咬紧了牙齿。我知道如果眼泪涌了出来，这就将是今后一段时间里父亲和我分享的最后一个回忆了。

　　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一颗小小的石子从墙上掉出来。一块石头推着它，直到把它从墙上挤出来，落到地上。其他的石头也移动着位置，想要填补那个空缺。但那里仍然有个孔，水以记忆的形式，从这小孔中缓缓地流出。

　　渗漏（seepage ）。九月，我在拼字比赛会上碰到了这个字。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字，但我还是拼错了，拼成了seapage 。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也并非完全不合逻辑。

　　“我敢说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地方，”我说，向父亲表明来找他的理由。“当我们走到足够近的时候，橙色的带子就会告诉我们那地方在哪里。”

　　我又一次想起那个婴儿还在睡袋里的样子。我想如果我们昨天没有散步，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她呢？幸运就像厄运一样让人不可理解。

　　我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警察驻守。我认为不会有。有什么理由他们还要待在那里呢？犯罪已经结束，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收集。我想那只睡袋和带血的毛巾一定是在警察局的一个架子上的塑料袋里放着，好好保存着。我想起了那个带疤的侦探。现在他肯定又在忙于另外一个案件了。

　　父亲没有答腔。

　　“那好吧，”我说，“我就只有自己去了。”

　　在后面的走廊里，我从挂钩上取下外套，戴上帽子和手套。就在后门外，我系紧了我的雪地鞋的鞋带，向前迈了一步。这鞋在冰上没有附着力，我身子一晃，两手乱抓，想抓着什么东西。在走了几步、重重地滑了一跤以后，我一步一滑地往回走。不知父亲是否看到我滑倒在地、一步一滑地走路的样子，是否暗自发笑，他从来没说。

　　我给自己弄了些蘸花生酱的英国松饼，想着吃松软干酪的母亲。我走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挂着纽约扬基棒球队的锦旗和加菲猫的海报。在有一面墙上，我画了一幅新英格兰所有滑雪山的彩色图，包括桑迪瑞尔、阿蒂塔西、卢恩芒汀、布鲁姆利、基灵顿、金瑞吉、苏那比等等。勾画轮廓就花了我前一年整个圣诞假期的时间。以地势图的形式画出，我认为很不错。所有我去滑过雪的山，我都画成罩着白雪；那些我还没能去滑雪的山就仍为绿色。在这座房子里，也只有我的房间里允许使用收音机。我和父亲有个约定，那就是我可以在我的房间里听任何我想听的节目，只要声音不传到房间之外。

　　我们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报纸。我们刚刚搬到新罕布什尔州来的时候，父亲试着订了份当地的报纸。一天早上，报纸的头版报道了一件事：一个妇女倒车时，其奥尔兹卡迪拉斯轿车从她十四个月大的儿子身上碾过。父亲起身从书斋走进厨房，把报纸塞进了垃圾桶。就这样他就不订报纸了。

　　我有个画架，我可以在我的房间里画画。房间里还有一把椅子，偶尔有朋友来访时可以变成一张单人床使用。我在书桌上做串珠首饰，在床上读书。我讨厌去自助洗衣店，真希望我们能有一台自己的洗衣机。我要求过，希望能有一台作为圣诞礼物。

　　这天下午，我正在读书，猛然听到了滴水声，就像夏天下雨一样。我走到窗户边往外看。冰雪开始融化了！房屋周围的世界变得湿润起来，冰雪坚硬的地表开始变软。

　　我走到谷仓。

　　“好吧，”父亲抬头看了一眼，说，“走吧！”

　　穿着雪地鞋在厚厚的正在融化的雪里走，几乎和在冰上行走一样困难。地表融化了，但每走一步都要深深陷入雪里，让我们失去平衡。我们还没走过一百英尺，我的腿就开始痛了。光线变得单调起来，这是走路或滑雪时遇到的最糟糕的光线。我既看不见路上不平的地方，也看不见有何印迹。有时就好像我们是在雾中航行。我们穿过一块在夏天的时候是草地的开阔地带，进入了树林。

　　我半眯着眼睛从这讨厌的光线中看进去，试图跟着昨天我们在雪地里留下的足迹走。有时我们还不得不猜一猜确切的路线在哪里，因为路上的痕迹在被冻住以前就被吹来的雪盖住了。我在相反的方向看到了痕迹，记起前一天父亲手里抱着婴儿我们那疯狂地一阵跑。我的呼吸变粗变快了。我看见父亲也加快了脚步。我们在寻找听到婴儿哭声后停止爬山，转向山间小路的地方。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她是特地向我们大声喊叫：“噢，来把我带走！”

　　头顶上的风呜呜吹过松树林，吹落枝头小团小团的雪，像棒球一样敲打在硬硬的地面上。外套里面被汗湿透了，我拉开拉链，让寒气凉凉我的肌肤。我脱下帽子塞进一个兜里。我用手拨开矮树枝。我想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痕迹，但父亲只是急着往前赶。

　　父亲拥有二十英亩岩石层的阔叶树和斜坡地。他制作家具用的所有木料都来自这块土地：胡桃木、橡木和枫木；松树、樱桃树和美洲落叶松。当地的储木场将这些木材锯开、刨平，弄成一块块的厚木板储存起来。父亲几年也用不完。

　　过了一会儿，父亲发现了早些时候我们留下的足迹。我们放慢脚步，跟着这些足迹走。我们大约走了十五分钟的时候，我看见不远处有一条橙色的带子。“就是那里，”我说。

　　我们走到被警戒线围住的地方。带子穿过一棵棵的树，围成了一个圈。圈里就是睡袋所在的松软的地方，以及用一道红色的喷漆画出轮廓的我父亲的雪地鞋的鞋印和同样画出的一个十号半大的靴子印。前一个晚上我和父亲都没有注意到靴子印。如果警察发现了父亲的手电筒，是否有必要将它要回来呢？父亲对沃伦侦探讲过手电筒的事吗？我努力去回忆。他们会不会以为它是别人的呢，从而浪费很多时间试探循着这个线索追下去呢？

　　我们走了一圈，背对着汽车旅馆站着。我审视着放睡袋的那块松软的地方。

　　“爸爸，”我说，“如果他有心要她死，那为什么又把她放到睡袋里呢？”

　　父亲抬头看着赤裸裸的树枝。“我不知道，”他说，“或许他不想让她冻着。”

　　我拉了拉塑料带子，看看它们是否有弹性。“你看他们会把她叫做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

　　“或许他们会让她姓我们的姓，”我说，“可能会叫她狄龙宝宝。记得他们怎么叫克拉拉的吗？贝克·狄龙宝宝。”

　　我们站了一会儿，都没有说话。我知道父亲正在想着贝克·狄龙宝宝。我可以感觉到思念像波浪一样在他心中涌起。我将带子在我的手套上缠绕着。

　　“爸爸。”我说。

　　“什么？”

　　“为什么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有那么多的血和其他一些东西？”

　　父亲拾起一些软软的、湿润的雪，捏成球形。“女人生产时要出一些血，”他说，“有个叫做胎盘的东西，里面全是血，由它供给婴儿营养的。婴儿出生了，它也就从母体出来了。”

　　“我知道了。”我说。

　　“所以，有那些血是正常的，自然的。不是说那个女的受了伤，或者说受到了别的伤害。”

　　“那的确很痛苦，是吧？”

　　单调的光线下，父亲看起来显老。他眼睑下面的皮肤几乎成了淡紫色，很松弛，并有了皱纹。“是的，”父亲小心地说，“但是每次生产都不一样。”

　　“在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很痛苦吗？”

　　父亲把手中捏成的雪球猛力向一棵树砸去。“是的，她很痛苦。”他说，“但是如果她在这里，她会告诉你那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雪地上咯吱咯吱的走路的声音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们转过身去一看，是沃伦侦探，脖子上裹着深红色围巾，就在离我们不足二十英尺处。“哦，不是故意要吓着你们的。”他说。

　　“见鬼！”父亲压着嗓门说。

　　沃伦站在那里，双手揣在大衣兜里。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他可不像是到汽车旅馆后面来闲逛的。“到过你们家，但没有应门。估计你们可能在这里，就开车过来了。”他向前移了一步。“你们还要看一次现场，是吗？”

　　他踩着头天晚上技术人员留下的脚印走，每一步都把他那“天伯伦”牌的靴子踩进人家留下的脚窝里。

　　“人都是有预感的，狄龙先生，”他说，“我们回到了曾经带给我们震撼的地方。情侣们总是这样。”

　　他继续朝着我们移动，每一步都很小心。“今天的报纸上都是你们的消息，狄龙先生。让我惊奇的是，我在你家里没有看到第五频道。顺便说一下，你家的门是开着的。”

　　“你进屋了？”父亲说。

　　“我找你是想告诉你关于那女孩的事情。我一路开车到你家，顺便说一下，你打的家具真不错！”

　　父亲没搭腔，不想被他的恭维牵着鼻子走。

　　“那婴儿很好。”沃伦说。

　　父亲猛地一脚朝一个硬硬的雪堆踢去。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狄龙先生。”沃伦说。

　　“哪一边？”

　　“你发现了婴儿，救了她的命！”沃伦一边说，一边从一包骆驼牌香烟盒里弹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你抽烟吗？”他问。

　　父亲摇了摇头，尽管他是要抽烟的。

　　“而我找到了干这件事的家伙，”沃伦说，“就是这样。我们是一边的。”

　　“我们不是。”父亲说。

　　“我打电话到韦斯特切斯特，”沃伦说，“和一个叫做蒂博多的人说了话。你记得蒂博多吗？”

　　连我都记得蒂博多。蒂博多警官在车祸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我们家，那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我父亲冲他大嚷大叫，要他从我家台阶上滚开。

　　“一个可怕的事情。”沃伦说，“换了我，可能也会像你那样做——把家搬走，重新开始生活。我只是不知道会去哪里。或许是加拿大，或许就在这座城市里隐姓埋名。”

　　我把橙色的带子缠绕在手套上。我又用力拉了拉。

　　“我有两个男孩，一个八岁，一个十岁。”沃伦说。

　　“我们走，尼基。”父亲说。

　　“我想要这个孩子。”沃伦说。

　　“我想我们在这儿的事已经完了。”父亲说。

　　侦探把几乎不能再抽了的烟屁股扔到雪地上。他把手套从兜里取出来，再戴上。“这儿的事还没人能了呢。”沃伦说。

　　第五章

　　我们回到家以后，父亲就给吉布森医生打电话。我就在小书斋里闲待着，这样，我可以听到父亲在厨房里打电话的声音。

　　“我只是想知道那个婴儿怎么样了。”我听到父亲在电话里这么说。

　　“情况还不错，是吗？”父亲说。

　　“她现在在哪里？”他问，

　　“她会在那里待多久？……”

　　“给她取名字没有？……”

　　“多丽丝宝宝。”父亲重复着。听起来他有些吃惊，也有些不解。“你是说她要送去寄养？……”

　　“似乎是这样——”

　　吉布森医生一定对寄养和收养发表了意见，因为父亲说：“是的，感觉不到温暖。”

　　我可以听到父亲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又怎么办？……”

　　“她应该被起诉，尽管……”

　　“谢谢，”父亲说，“我只是想知道婴儿是不是很好。”

　　父亲挂了电话。当我走进厨房的时候，他正小口地喝着那杯不冷不热的咖啡，望着窗外。“嗨，”他听到了我进来的声音，说。

　　“她还好，是吧？”我问。

　　“她很好。”

　　“他们叫她多丽丝宝宝？”

　　“是的。”他放下杯子。“我要去斯威策的店，”他说，“你想去吗？”

　　我当下就答应了陪父亲去镇上走一趟。

　　我们进五金店的时候，父亲为我撑住门。斯威策先生正在看报，报纸摊开在收银机旁边的柜台上。他抬起头，说：“哈，我们的英雄来了！”

　　“你听说了。”父亲说。

　　“就在头版。你自己看吧。”

　　父亲和我走到柜台前。在一家以中学体育新闻，星期日连环漫画栏和购物优待券闻名的报纸上，我看见一条大字标题：雪中发现婴儿。下面是一个标题：当地木匠在带血睡袋中发现活婴。我弯下腰，和父亲一起读这个报道。记者所叙述的大部分情节都正确无误。他提到了汽车旅馆、沃尔沃汽车和那件藏青色的厚呢短大衣。但没有提到我。

　　“他们把你的名字拼错了。”斯威策说。

　　“是的，我看见了。”父亲说。

　　将“狄龙”拼成了“迪伦”。这是常有的事。

　　“想要我给你剪下来吗? ”

　　父亲摇摇头。

　　“那到底是怎么个事情呢？”斯威策问。

　　父亲拉开拉链。店里取暖靠的是角落里一个温度不稳定的火炉。房间里的温度在九十度和六十度之间变动。今天感觉好像是八十度。“我和尼基在散步的时候听到了哭声。”父亲说，“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一个动物的声音。然后我们听到了关车门的声音。”

　　“那个婴儿躺在一只睡袋里吗？”斯威策问。

　　父亲点点头。

　　“真是怪事。”斯威策说，一边捋着头顶缕缕的红头发。他刚刮过脸，现出凹陷的下巴、苍白的皮肤就像刚蜕皮的动物身上长出的新皮一样。“你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是的，你根本料不到！”父亲说。

　　“这就像我妻子过去常常给孩子讲的童话故事一样，”斯威策说，“一个木匠走进树林发现了一个婴儿。”

　　“在童话故事里那就应该是个公主了。”父亲说。

　　“你应该是这样幸运的。”斯威策说。

　　斯威策家给这个位于汉诺威和康科德之间的真空地带的五金店运来大量的工具。斯威策喜欢这些工具的分量和形状，他讲这一点和我父亲相似。除了这些摆放工具的架子之外，就是放其他东西的货架。比如派热克斯耐热玻璃餐具，神奇生长牌肥料箱子和宣威油漆的罐子等等。这家店还有一个小一些的棚屋似的附属建筑，斯威策在那里销售古董。“古董”这个词用在这里不怎么严密，因为他所销售的大多数家具都不过是六十年代的东西而已。

　　“那对夫妇星期五到你那里去了吗？”斯威策问。

　　“什么夫妇？”

　　“当有游客提出想要夏克式家具风格的桌子时，我就把他们打发到你那里去。我说你做的东西就像夏克式家具风格。”

　　“没有看见他们。”父亲说。

　　“去你那里的路太糟糕了。”斯威策说。

　　斯威策从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就一直说我们的路简直糟透了，可是到现在一年多了，他都不断介绍人到我父亲那里来。虽然只有很少的人不畏路烂难行，只要历经艰苦到这里，都要买点什么。

　　“我需要一个水准仪。”父亲说。

　　“你旧的那个怎么了？”

　　“我把上面那个小玻璃瓶弄破了。”

　　“那可不容易。”

　　“是的，不过……”

　　父亲向我指着一个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读数的水准仪。

　　“我要到雷鸣店去喝杯咖啡。”斯威策一边说，一边把手臂伸进一件黄色的格子花呢大衣“你要一杯吗？”

　　“不，谢谢。”父亲说。

　　“要一个德雷克的什么吗？”

　　“不用了，谢谢。我吃过早饭的。”

　　“尼基，你呢？”斯威策问道，“你要一个吗？”

　　“一个德雷克咖啡蛋糕好吗？”我问。

　　“你看，她要一个。”斯威策说。

　　斯威策离开店后，我告诉父亲我需要白色的颜料: “圣诞后我要和乔去冈寺塔克滑雪。”

　　“现在多少？”他问。

　　“七个。”我说，指的是我壁画上的七个白色的山峰。

　　“你们什么时候去？”父亲问。

　　“就在圣诞第二天。”

　　“你已经明确地说你要去了吗？”

　　“怎么了？我不能去吗？”

　　“奶奶还在这里呢。”父亲说。

　　“那么我就不能去滑雪了？”我问，语气立即变得有些挑衅。

　　“不是这样，你可以去。”父亲说，“我说的是你应该事先问问。或许我有什么安排，或许我们会去什么地方。”

　　“爸爸，”我说，声音里充满了不信任，“我们从来就没有去任何地方！”

　　我提上一品脱的亚麻白颜料，然后走过去看那些古董。那里有套枫木的卧室家具和破旧的绿色格子花呢沙发。角落里还有台自动唱片点唱机。不知道还可不可以用。

　　斯威策把肩膀靠在门上，带着一杯咖啡和一块德雷克的蛋糕进来了。父亲选了个装有固定的小玻璃瓶的水准仪，拿着走到前台付账。找给我父亲零钱的时候, 斯威策给了他一小块剪报。

　　“我还是把它给剪下来了, 喏，送给你吧！”斯威策说。

　　父亲开车离开了斯威策店的停车场，向回家的方向驶去。那个水准仪和剪报放在我的大腿上。我咬了一口德雷克蛋糕，碎屑落在外套的前襟上。“爸爸。”我说，“我们需要买些食物。”

　　“你列单子了吗？”

　　“没有，但是我知道我们需要些什么。我们要牛奶和奇里奥斯甜麦片⑨。”我说，“做三明治的面包。博洛尼亚香肠。晚饭吃的东西。”

　　“我可不想去里米店了, ”他说，“已经受够了什么本地英雄之类的话。”

　　父亲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驶向巴森食品店。这是个离镇上很远的食品店，父亲在那里进出有时可以不遇见任何认识的人。我们经过了美孚石油公司加油站和1978年建的只有一个教室的谢泼尔德山村校。这是镇上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读书的地方，学校操场是一个用沙砾铺就的前院。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就乘公共汽车到镇外的地区学校就读，单边（以我为例）就需要四十分钟。

　　学校的旁边是个公理教会的教堂。这是一个装有白色护墙板的建筑，有着陡峭的屋顶、高大的窗户和黑色的百叶窗，还有一座钟楼。父亲和我都从来没有进去过。

　　我们的车驶过镇上的三座堂皇宅第，其中两座已风光不再。我们经过一座浅棕色拖车式活动房屋、义务消防队（宾戈游戏，每星期四晚六点半），然后到了克罗伊登房地产公司。我们驶进去，慢慢停下来。这还是我们来镇上的第一次。在克罗伊登，现在仍然可以花上26000 美元买一套房子，虽然不是很好，但总是房子。夏天，我和父亲有时去乡村做探险性的驱车旅行。我们在荒郊野外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发现零零星星的精心打理的房舍。“他们如何谋生呢？”我父亲总会问。有一次我们遇到一头驼鹿在前方漫步。狭窄的道路被它占住，我们无法通过，只好跟在它身后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走了二十分钟，不敢超过它。

　　经过了克罗伊登房地产公司后，有四英里的空白地带——除了树林和一条与路并行的小河外则一无所有。我父亲在通过医院时放慢了车速。这是过了那段空白地带后的第一批建筑物。这家医院是1930年代改建的，过去是一个砖结构的四层楼的宾馆。虽然两侧都有了现代化的边房，但在原大楼的前门上方仍镌有“德·沃尔芙酒店”的字样。

　　“爸爸，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吧。”我说，“我想看看她。”

　　我父亲凝视着医院。我知道他也想看一看那个婴儿。但过了几秒钟后，他摇了摇头。“算了! 这样那样的手续、询问，太烦人了。”他说罢，加快了车速。

　　医院的那一头沿公路是一个购物中心，父亲拐了进去。他在一个标牌前面把车停了下来。标牌上写着：烈酒批发商店，巴森食品店，家庭连锁店，弗兰克·雷娜塔牙科医学博士。

　　我想，我们要买些牛奶、奇里奥斯甜麦片、咖啡、带星号的鸡肉、美国奶酪、汉堡包肉，或许还要买些林丁糖。

　　满载着一个星期的食品杂货，父亲走原路返回——驶过医院，然后经过空白地带、房地产公司。过了三座堂皇宅第，就是里米店和斯威策的五金店（它们分别在街的两边，面对面）。到我们家的路在镇外六英里。沿途我们经过座座房屋，那些房屋前面的门廊里堆放着长沙发、塑料玩具和空的燃气罐。其中有座房屋是一个装有白色护墙板的小别墅，带一个小小的用篱笆围着的后院。前面门廊里几乎被自行车、儿童三轮脚踏车、棒球拍和曲棍球杆塞满。从晾衣绳上晾晒的衣物可以看出里面住的是些男孩：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T 恤杉、牛仔裤、曲棍球衫或随季节变化的不同的游泳衣裤。在这些晾晒的衣物中，有时可以看到一个乳罩或一件衬裙或漂亮的女睡袍。冬天我们开车经过时，偶尔能看见那家的母亲在艰难对付着那些洗过的被冻住了的大床单。冻硬了的床单看上去和硬纸板没有两样，与风共舞。我总是会向那位妇女挥挥手，她微笑着，也向我挥手。在夏天，有时我很想在那里停下自行车，向他们打招呼，然后走进那座房子，去见见那些男孩子，看看那儿我想象中的那种一团糟的样子。

　　父亲将车开上我们家的私用车道。“你买了意大利面条？”他问。

　　“还有拉古调味汁。”我说。

　　他在谷仓旁平常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关闭了引擎: “就用它做晚餐好吗？”

　　“很好。”

　　“我买了布雷耶。”他说。

　　“唔，我看见了。”

　　“还有黄油山核桃，你的最爱！”

　　“爸？”我说。

　　“什么？”

　　“那婴儿怎么就取了个”多丽丝“的名字呢? ”

　　父亲伸手去拿烟——这是他紧张不安的一种表现——但随后决定放弃了，因为车里有我在。“我不知道，”他说，“或许那里有个护士就叫多丽丝吧。”

　　“听起来就像是飓风的名字一样。”

　　“他们或许有规定。”他说。

　　“你认为他们那里经常都会有这样的婴儿吗? ”

　　“我没这样想。我希望不会。”

　　“这名字太老气。”我说。我倚在我这边的车门上。父亲的手则握着他那边车门的把手，似乎急于要下车。

　　“现在给孩子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点奇怪。”他承认。

　　“会怎样安顿她呢？”我问，“吉布森警官告诉你了吗？”

　　“她可能会交由社会福利部门安置。”父亲说。他把手放在车把手上，将门开了一条缝。

　　“她会有新妈妈、新爸爸和新的兄弟姊妹吗？”

　　“很可能有。”

　　“这似乎不太好吧。”我说。

　　“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我们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尼基。”他打开车门，表明这场谈话该结束了。

　　“爸爸！”

　　“什么事？”

　　“为什么我们不收养她呢? 我们可以去把她领回来，让她和我们在一起。”

　　这个想法既令人震惊又很突然。在我十二岁的心里，竟有了用一个婴儿取代另一个婴儿的想法。我一说出这话、瞥见父亲的脸，就明白我说了什么话了。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所能做的，就只是为自己辩解了。“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用一种受委屈的、被误解了的、耍孩子脾气的语调问。（这种语气生来就会。）“这样不就让你觉得克拉拉回来了，回到我们中间了吗？那或许就是我们应该收养这个女孩的理由吧？”

　　我父亲走下车去，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不，尼基，事情不一样，”他说，“克拉拉就是克拉拉，而这个婴儿又是另外一个孩子。她不是我们家的孩子。”他两眼望着谷仓，再回过头来看着我。“帮我把这些食品杂货搬到屋里去，不然冰激凌要融化了。”

　　“爸！现在气温超过二十度了。”我说，“冰激凌根本就不会融化的。”

　　但我说这话时父亲已经转过身去了。他已经关上车门并且从后厢里搬了一袋食品下来。我看着他向屋里走去。我知道悲痛像一个坚果一样埋在他的心里。

　　第六章

　　那天夜里，雪又给冻住了，还刮着狂风。在冰雪的重压下大树枝折断的声音惊醒了我。树枝断裂的噼啪声响就像枪声一样——有的像是带了消音器的，有的就像放烟火一样刺耳。这些声音拂晓时就把我惊醒了，我就在卧室的窗边等着天明。空地外的树林里到处都是折断的树，断树的树枝弯到地面，就像遭受了一场飓风袭击似的。

　　我听见父亲在楼梯上的脚步声。我穿上睡袍、拖鞋，在厨房里找到了他。他正站在“咖啡先生”的旁边，等着这机器给杯里盛上咖啡。他靠水槽站着，穿着长袜，两臂交叉。衬衣换过了，是另外一件法兰绒衬衣；但还是那条牛仔裤，已经穿了一周。我还注意到他的胡子已经长了，该刮了。

　　“爸爸，”我说，“或许你该刮脸了吧。”

　　“我正考虑要留胡须呢。”他摸了摸他的下巴。

　　“或许你该剃了。”

　　咖啡从咖啡机里流了出来。

　　“是树枝的响声让你起床的吧？”他问。

　　“它们把我吵醒了。”

　　“春天要做的清理工作真多。”他微微弯了下腰，往窗外看去，“我很担心积满厚厚冰雪的屋顶。屋顶前面的倾斜度太小了。我本来该在秋天就把它弄好的，但我讨厌弄屋顶。”

　　“为什么？”

　　“我会觉得眩晕。”

　　这是我不知道的。他给自己倒了杯咖啡。我打开冰箱拿出牛奶。

　　“我应该到屋顶上去把雪铲下来。”他说。

　　“我帮你。”我满怀激情地说。能爬上屋顶去俯视我们这个小王国是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

　　“还有一周的时间。”他说，“然后你就可以出去过圣诞假期了。”

　　圣诞期间，我祖母照例要来我们这里。她为我们做饭，在床头上挂上装满礼物的长统袜子，就像她喜欢说的那样，“好好过一个圣诞”。我父亲对这些都是敷衍应付，没什么兴趣。但我喜欢小甜饼、剥好的橙子，喜欢看到圣诞树周围散布的礼物。

　　“你穿戴好。”他说，“否则你就赶不上公共汽车了。”

　　“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检查一下屋顶？说不定又是一个下雪天呢? ”

　　“我想你应该穿戴好了。”他说。

　　我在学校出了名。尽管报纸上没提到我的名字，但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发现婴儿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问到详细情况，我如数家珍。我讲了听到婴儿的哭声、找到婴儿、去医院和被侦探询问等一系列情况。

　　“那睡袋上有血？”乔问我。乔的个头差不多和我父亲一样。她有金色的头发，从她的面庞向后披洒，就像那位北欧海盗船船首的女神。

　　“有一点，不多，”我说，“主要是毛巾上沾满了血。”

　　“那么，你出生的时候也有血了？”她问。

　　“当然。”我说。

　　“血是从哪里来的？”

　　“胎盘。”我说。一边把柜门关上。

　　“哦。”乔说，一脸的迷惑。

　　我是从纽约州来的，初到新罕布什尔州时，我被看做外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至少要两代人的时间（也可能是三代），当地人才不会把我和我父亲看做外来者。

　　我在学校里有两个朋友——那个“海盗船女神”和罗杰·凯利。我们三人一起吃午饭，一起上一些课，而且我和罗杰还在校乐队。要想在课后或周末见到乔或罗杰还真不容易，一切都得事先安排。乔的母亲毫不掩饰地说她不喜欢驾车跑那么远的路到我们家来，我猜想她是信不过我的父亲。如果要在别人家里留宿的话，我通常是住在乔家里。我当然不会和罗杰一起过夜，但我们有时候课后一起打篮球，然后我坐最后一班巴士回家。

　　住在纽约的时候，我就不止两个朋友了。单是在我那所小学里，四年级就有四个班，而我们镇上共有三所小学。我常常在朋友家过夜，同样，我也常常让她们在我家留宿。我参加了舞蹈课和体操课的学习。我是一个童子军。我的卧室是淡紫色和白色的。里面有一张带有蚊帐的床。厚厚的地毯上可以放下六七个女孩的睡袋。我们在客厅里看电影，然后在十一点的时候上楼（这是父母准许我们待到的最晚时间）。我们修剪指甲或玩“真心话与大冒险”游戏，直到半夜以后……我们学会了如何放低声音咯咯地笑而不惊动我的父母。

　　当克拉拉六个月大的时候，就把她搬到了我隔壁她自己的卧室里。我的朋友到我这里来的时候都喜欢和她玩。她们试着给她编头发，但她一直都没有足够多的头发可以编个让人满意的辫子。她的房间是黄色、橙色和蓝色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在一面墙上画了黄色、橙色和蓝色的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鱼。这些鱼可能是你一生都不会遇到的，哪怕是在加勒比海。有时候我就想，在我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后，房子的新主人会怎么对待那面墙呢？他们会让那些黄色、橙色和蓝色的鱼在水里游呢，还是会同我父母一样：用一个大滚筒把墙刷成白色，抹掉我的艺术作品。

　　在我刚搬到谢泼尔德的时候，我穿着随随便便，还时不时地哭上一阵子，这在校舍里很难掩饰。为了掩饰我失控的情绪，我假装对一切都厌倦和不屑的样子，似乎是像我这样一个领先于同龄人很多的纽约人，无须把太多心思放在课程上。我渐渐地意识到这种想法的错误。到了五月，我的数学终于赶了上去。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第一个夏天，七月的一天，我和父亲偶然发现在我们的地里有许多悬钩子树。我们摘下悬钩子果实带回家去，有段时间我们几乎吃任何东西都和着它吃，像谷类、冰激凌和牛排等。因为地里的悬钩子树太多，我和父亲吃不了那么多果子，我就决定到这条路的路口去卖。父亲鼓励我去问问斯威策，看他是否知道我在哪里能弄到几十只木质的水果箱。斯威策（他似乎可以弄到任何你要的东西）以5 美元的价格卖给我好几大堆的东西，可暂不付款，算是先借给我。但在第一个周末，我就自豪地把这笔钱还给他了。

　　每天早上，我穿着粗斜纹棉布的短裤和淡雅的T 恤到树林里去摘悬钩子果子，把它们放在挂在我肩上的篮子里。当我采到足够多的果实时，就骑着自行车走完我们这条泥路来到路口。那里有张很轻便的小桌和一把塑料的阳光椅。我把悬钩子果子装满果箱，然后就坐下等着。我靠得住的顾客一天至少有四位：一位妇女，虽然我从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似乎她家里的客人很多；克拉珀太太，她是个上门服务的护士，每天都会带一个箱子到她的病人那里去；博尔达克先生，他每天都会经过这里，到镇上去取他的报纸和邮件；斯威策先生，我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开车从我们的路口经过。我或许另外还有四五个顾客。他们无疑都觉得很惊讶：在偏僻树林边的路上有个小女孩在卖悬钩子果子。他们觉得有道德上的义务要停下来看看。我摘果子要花一小时，骑车来回要二十分钟，再就是三四个小时守着摊子卖果子——总共大概是六个小时。我卖的悬钩子果子75美分一箱，幸运的话，一天可赚6 美元。一周六天守在摊位上（有几天下雨，就躲在一把破雨伞下）可以挣到36美元。这对当时十一岁左右的我来说似乎就是一笔小小的财富了。我常坐在椅子上，有时读读书，但大多数时候我盯着辽阔的天空。有时我会看到一对君主成婚的情景，或者是安妮女王的缎带突然一下子断开了的样子。那个暑假我学会了做白日梦。也就是在那时，我有了克拉拉仍然在成长的想法。在那个夏天，她应该差不多两岁了，或许是个调皮的小东西。但在我的想象中，她在杂草和野花丛中玩耍，她的头顶淹没在黄色和红紫色的花簇下，或是伸手去拿悬钩子果子，弄翻了一箱果子。我想象着她趴在我的轻便小桌上小睡，我拍她的背……

　　星期天是我的母亲和克拉拉的忌日。我知道，父亲也知道，但一整天都没有谁提起。我知道我父亲记得，因为他不停地从谷仓走到房子，然后又走回谷仓，就像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中午，他洗了澡，一般他都不会在这个时候洗澡，而且在浴室里待的时间也很长。我知道在那里有一张我母亲、克拉拉和我的照片。我十二岁了，对重要的事件和纪念日特别敏感，我认为这个日子应该纪念。

　　“爸爸，”在他终于从浴室里出来了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以到巴森食品店去一下吗？”

　　“去干什么？”他问。

　　“我想他们那里有花卖。”

　　他没有问我买花来干什么。

　　已经出了两天太阳了。我敞着外套，父亲也只穿了一件套头衫。他刮过胡子，头发也很干净。相比于去年，这是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和他在一起不再觉得难堪了。在那场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个纪念日，父亲一整天都坐在谷仓里，没有挪动过。我觉得孤独、悲伤，需要安慰，但我没有勇气走到谷仓去，看到我可能在那里看到的情景：父亲，我的爸爸，他的嘴张着，像是鼻塞。他两眼茫然，看到的只是过去的影像。我翻看影集里的照片、做一条串珠项链。祖母打来电话时，我应答着，然后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停地哭，以致最后她坚持要我去叫父亲来听电话。

　　在巴森食品店里，父亲去找餐具洗涤剂，而我则站在摆满鲜花的冷冻货架前面。那里有雏菊、康乃馨、满天星和玫瑰。尽管这些花束看起来或多或少有些类似，但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来决定到底买哪一束最好。康乃馨看起来是假粉红色，我很不喜欢。有一束几乎全是黄色，中间插着一枝长的、看起来让人生厌的花，好像是百合花。

　　“那束花很漂亮。”父亲指着一束主要是淡紫色和白色的花说。

　　“那些蓝紫色的花是什么花？”我问。

　　“我不知道。”

　　“你猜妈妈会喜欢吗？”

　　“我想她会的。”他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都抱着花，想着应该把花放在哪里。在厨房的一个橱柜里我们有一个梅森食品罐。我想我就把它们插在里面，但我不会把它们留在厨房里。我可以把它们安置在书斋的咖啡桌上，虽然那对我来说是普通了一点。如果放在父亲的房间里，我就看不见它们了。最后，我把它们放在了后走廊的搁架上，然后坐在对面的长凳上欣赏。“它们很漂亮。”父亲从屋里出来去谷仓时说。

　　但还有些事情困扰着我。把这些花放在屋里似乎不怎么合适。更重要的是，我担心母亲和克拉拉看不到它们。当然，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克拉拉和母亲变成了灵魂，她们实际上就可以在天堂上往下看到地球，那么也一定可以看透房屋——但我改变不了我的想法。我穿上外套，带着罐子走到空地的边沿、开始有树林的地方。我把罐子放在雪地里。

　　我往后站。那束花在阳光下显得更有活力。我知道它们明天早上就会死去，但我还是相当满意。

　　我想起了母亲和克拉拉。我闭上双眼，想象着她们就在我眼前。我时不时地就会这样，以便能够让她们的样子清晰深刻地留在我心里。我心中的这些画面有温度、有味道、有动作，是我不可以失去的财宝。

　　圣诞假期的前一天，我们在学校我们的年级教室里开了晚会。在纽约，我们把光明节和圣诞节合在一起庆祝。但在新罕布什尔州，这只是一个圣诞晚会，我们学校里没有人过光明节。我们相互交换礼物，而且因为这个半天，男孩们出奇地疯狂。我抽到了莫利·柯伦的名字，我给了她一盒有二十种颜色的指甲油。我一贯是这样，送给别人的礼物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从比利·布鲁克那里得到的是一盒警察乐队的磁带，很显然他送礼的原则同我一样。但糟糕的是他不怎么了解我，不知道我没有录音机。在从学校回家的巴士上，我考虑着向父亲要一台录音机作为圣诞礼物，不要洗衣机了。

　　我回到家，挂好外套，发现父亲在他的工作间里。他正全神贯注地做黏合的准备工作。这是项精确又让人手忙脚乱的工序。弄不好它可以在十五分钟内将你几个星期辛辛苦苦做成的东西毁于一旦。你得涂好胶水，把要粘的部件放在一起，用适当的夹具夹紧，看看是否平直，然后把多余的胶水擦去——所有这一切大约在一分半钟完成。父亲正在做一个抽屉。这个餐具柜他必须在圣诞之前做好，这是他的第一个受托做的东西。

　　“在学校过得怎么样？”他问。

　　“很好。”我说。

　　“最后一天哦！”

　　“是的。”

　　“晚会怎么样？”

　　“很好。”

　　“你得到什么了？”

　　“一盘警察乐队的磁带。”

　　我看着父亲的眼睛，希望他正在想：买个录音机，作为给尼基的圣诞礼物，好主意！

　　这天是我和父亲走进树林发现婴儿后的一周又两天了。我一直禁不住要想：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多丽丝宝宝，她会怎么样。我想象着睡袋被冻成了一个硬壳，四周是像匕首一样的长长的冰柱。在与吉布森医生的又一次通话中，父亲知道这婴儿不用切除脚指头了。“她真是个战士！”医生告诉我父亲。这话转达给我的时候，我感到相当自豪。我还知道她今天会被社会服务部门接走，送到一个家庭暂时寄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非常不安。因为我希望婴儿可以留在医院。那样我们就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她到哪里去了。整个程序给我的印象是证人保护程式，隐姓埋名，新的家庭成员：新妈妈、新爸爸和新的兄弟姐妹。甚至没人会告诉我们婴儿新的名字。对我们来讲，她将永远是“多丽丝宝宝。”

　　我离开父亲，回到屋子里。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弄了杯热巧克力。我把一块英国松饼放进烤箱。这时我想起了母亲把一碗松软干酪和花生酱混合在一起的样子。就在前一天，我还想起母亲在花园里的情景，弯着腰，腿晒得黑黑的，裤子高高地挽在大腿上。我父亲正驾着约翰·迪尔割草机，朝我的秋千开去。因为他正盯着看我母亲（我现在想起来，当时他是想从正面更好地看她），开着机器剪着草不知不觉地就进了秋千场。约翰·迪尔割草机的头部撞在秋千上，秋千就向天上荡去。父亲向后一跳，滚到一边。父亲倒地时引擎就停止了转动，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割草机仍然被秋千卡住，鼻头朝天。母亲笑了起来，用手背掩住了嘴。

　　昨天晚上，我回忆起在他们的床上，母亲躺在父亲旁边，她睡觉穿的吊带裙松开的肩带暴露出她部分丰满的胸部。他们很小声地说着话，以免吵醒床边的儿童床上出生仅仅一个星期的克拉拉。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为什么我进了那房间呢？我记不起来了。他们低声说话的时候，一点污渍在母亲的睡裙上散开，乳汁突然渗漏出来，像一朵大花。我记得我母亲的手赶忙伸向胸部，一边小声地对我父亲说，噢，罗布；噢，你看！

　　我在厨房里闻到了糊味。英国松饼黏在了烤箱里。我拔下插头，用叉子将松饼铲了起来，把烤焦了的部分甩到水槽里。

　　这时我听到了敲门声，我想那是树枝在敲打房子。随后我听到是人有节奏地敲门声：敲三下，停一下；又敲三下；再停一下。我想可能又是那个侦探吧。我是不是该说我父亲不在呢？但如果侦探径直闯了近来，发现我在撒谎又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因为对司法人员撒谎而被告发呢？我走到门口，开了门。

　　有一对夫妇站在门口。天已经开始下起小雪来了。那女的戴着一副大的方形的蓝边眼镜。她的头发油光可鉴, 厚厚的，剪法很生硬。这是在整个新罕布什尔州都不可能看到的发式。她擦着樱桃色的口红，这和她的皮手套很相配。她穿着白色的鸭绒衣，显然不是在L.L.Bean买的。那男的拉开他的黑色派克式滑雪衫的拉链，微笑着说，“我们在古董店听说有个叫做狄龙的先生可以做夏克尔风格的家具。我们找对地方了吗? ”

　　我说是的，他们找对了，但我却很迷惑。斯威策告诉那对夫妇有关我父亲所做家具的情况不是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吗？这段时间他们跑到哪里去了？时间停留了吗？外面下着雪，我请他们进屋来。我得去叫父亲，我补充说。

　　“爸爸，”我走到他的工作间时说，“来了两个人，他们想要看看你的家具。”

　　父亲正在黏合。他使劲地摇了摇头，像是在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尼基，不是现在吧。

　　“我把他们带到前厅去吧。”我提议说。

　　这男人和女人跺着脚把靴子上的雪抖落在垫子上。我告诉他们父亲很快就会过来，我现在带他们去看家具。那女的瞥了那男的一眼，微笑着，像是在说，她不是很可爱吗？

　　我带他们来到了前厅，那里的家具有：两把直背椅子，三张小桌子，一张矮矮的正方形茶几，一张胡桃木餐桌，一个橡木书柜和一个小橱柜。

　　“我的天啊！”女的说。

　　“我明白古董店那人为什么那么说了，”那男的说，“这些家具看起来很像夏克尔式。”

　　“简单，但很漂亮。”那女的说。

　　“做得真是好。”那男的说。

　　我想他们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才称赞我父亲的家具。当有人来看家具的时候，父亲几乎总是要找个借口离开，到外面去抽支烟。他不喜欢当一个推销员。顾客往往都是成对的来——从马萨诸塞州或纽约来的夫妇似乎都想要带些东西回他们的住宅去，这样的东西能够使他们记住那个假期。我正想着如何给展示室除虫的时候，父亲走了进来，一边用块抹布擦着手。“对不起！”

　　父亲没有刮脸，也没有理发。他的眼圈红红的。天啊，他哭过？不，我对自己说，那是胶水的缘故。他满身都是锯屑，他那样子，说实在话，挺吓人的。

　　一阵沉默。又一阵沉默。足够让我仔细看看那个男人，他正盯着我父亲。然后我再看看我父亲，他也盯着他。

　　“罗伯特吗？”那男的问。

　　“噢，史蒂夫。”我父亲说。

　　两个男人走上前相互握手。

　　“我听说你搬到新英格兰的什么地方去了。”史蒂夫说，一种疑惑的语气，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简直没有想到……弗吉尼娅，这是罗伯特·狄龙。在纽约我们曾经在一起工作。”

　　弗吉尼娅走上前来和我父亲握手，父亲的手很粗糙，长满了老茧。我知道还能闻到松节油的气味。

　　“这是我的女儿，尼基。”父亲说。

　　“我们已经见过了，”史蒂夫说，向我笑笑，“是她带我们进来的。”

　　又是一阵沉默。

　　“嗯，”史蒂夫说，“你做的家具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是不是，弗吉尼娅？”

　　“是的，”弗吉尼娅说，“非常漂亮。那古董店的人是对的。它们太像夏克尔式家具了！”

　　“听着，”史蒂夫说，一只手放在额头上，“我只是想说……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我是多么地难过。关于……你知道。”

　　我父亲很快地摇了一下头。

　　“你记得吧，”史蒂夫对他的女友（或者是妻子）说，“我告诉过你有个人他的妻子和孩子……”

　　“噢！噢，对！”弗吉尼娅突然反应过来，大声地说。“噢，我很抱歉，”她补充说，“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难。”

　　弗吉尼娅紧握小包放在胸口。史蒂夫清清嗓子，环视了一下房间。

　　“你还和波特一起住吗？”父亲问。

　　“没有了，我现在住自己的房子了。”史蒂夫说。转换了话题，他显然轻松了许多。“一年前，我在第五十七街的一幢楼里买了两套公寓，”他停了停，“现在的价格已经是我买时的两倍了。我们住一套，另外一套做了办公室。雇了三个人为我工作。”

　　“菲利普还在老地方吗？”我父亲问。

　　“菲利普？”史蒂夫摇摇头，就像他现在简直记不起菲利普是谁似的。“哦，菲利普，”他说，“不在老地方了，菲利普搬走了，去了旧金山。”

　　“哦。”父亲说。

　　“嗯。”史蒂夫说。

　　“你来这里是度假吗？”过了一会儿，我父亲问。

　　“是的。”史蒂夫说，再一次松了口气。“我们到不同的山去滑雪。我们去了卢恩和桑迪瑞尔。翻过了基灵顿。弗吉尼娅，我们还去了哪些地方？我们星期五回家。趁今年初雪，你知道的，要赶在圣诞节人潮以前。”在我的父亲旁边,史蒂夫显得十分光鲜。“你呢？你去滑雪了吗？”

　　“过去我常滑雪。”我父亲说。

　　“我去滑雪了！”我同时说。

　　“我们现在几乎都穿雪鞋在树林里走。”父亲说。

　　史蒂夫向窗外扫了一眼，像是在找寻树林。“穿雪鞋在树林里走路，”他想了想说，“有空真想试试。”

　　“对，”弗吉尼娅说，“我一直就想试试这个。”

　　“一定是个很好的锻炼。”史蒂夫说。

　　“是的。”我父亲说。

　　“噢，”史蒂夫扫视了一下房间，说，“我们来这里是想买茶几。”他走到父亲做的茶几前，手在光滑的桌面上抚摸着。我在想，如果这不是我父亲做的，如果父亲没有失去妻子和孩子，如果父亲不是看起来像身无分文，史蒂夫和弗吉尼娅还会对这个茶几感兴趣吗？

　　“这是什么木头做的？”史蒂夫问。

　　“樱桃木。”父亲说。

　　“那么，这就是它的自然色，”史蒂夫说，“没有染色？”

　　“对，是天然的。时间长了色泽会变暗。”

　　“真的！这最后一道漆是什么？”

　　“聚氨酯，漆后再上蜡。”父亲说。

　　“你读几年级了? ”弗吉尼娅一边问，一边从随身小包里拿出无色唇膏在嘴唇上涂了起来。

　　“我读七年级了。”我说。

　　她双唇合在一起抿了抿。“那么你就……”

　　“十二岁了。”

　　“是个好年龄，”她说，把无色唇膏放到了小包里，“圣诞节你准备干什么呢？”

　　我想了想。“我的祖母要来。”我说。

　　“哦，那太好了，”弗吉尼娅把小包背到肩上，说，“我的祖母常常在圣诞节期间做番佛努斯香酥球。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那么，价格是多少呢？”史蒂夫问我父亲。

　　“真是太好吃了，”弗吉尼娅说，“这是一种卷着蜂蜜和香料的小甜饼，在上面撒上精制细砂糖。”

　　父亲清清嗓子。他讨厌在这样好的气氛下商讨价格。“250 美元。”他很快地说。

　　我瞪了他一眼。我知道这茶几定的价格是400 美元。我看过价格表。根据斯威策的建议，父亲印了两百本小册子，每本里面都夹了一张价格表。我父亲散发出去的小册子还没超过二十本。关于定价，斯威策和我父亲有过争论，他坚持说我父亲的报价太低。

　　“这些东西都很好，”史蒂夫说，“你做这个茶几花了多少时间? ”

　　“这不重要，”我父亲说，“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了。”

　　父亲赢了这场争论。现在他觉得这价格合理，甚至是很适当。我父亲是靠卖纽约的房子的钱和以前的积蓄生活的。这个茶几尽管卖了250 美元，但也是等于白送。

　　“成交。”史蒂夫说。

　　接下来就是讨论把茶几拆开装到他俩的车上带走呢还是另外请人送。最后，他们达成协议，由我父亲把茶几交人托运。弗吉尼娅小心翼翼地写好支票，放到一张茶几上。

　　我们一起走到屋后走廊。他俩拉上外套的拉链，和我父亲握手。“很高兴见到你们。”史蒂夫说。

　　“很高兴见到你们。”弗吉尼娅对我和父亲说。

　　“或许我们哪天可以聚聚，”史蒂夫说，“出去吃顿饭，或者喝上一杯。我们要在伍德斯托克旅馆待到星期五。我给你打电话怎么样？”

　　我父亲迟钝地点点头。“当然可以。”他说。

　　史蒂夫又说：“我要记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父亲去了厨房。

　　“你想要看看我画在墙上的滑雪山的图吗？”我突然问。除了父亲，祖母和乔，几乎还没有人看过这个图。

　　“噢，是的，我们很想看，”弗吉尼娅说，“它在哪里？”

　　“在我卧室里。”我说。

　　我转身带路，相信他们会跟着我走。真的是这样，他们跟着我，不断问我问题。问我喜欢住在谢泼尔德吗？想念纽约吗？在学校参加什么体育活动没有？当我发现一包卷筒卫生纸就塞在楼梯扶手中间时，我后悔提出了这个邀请。我把一条湿毛巾丢在了楼梯平台上，而且可以看见卫生间里面一团糟，卫生纸还留在水槽边，另外一张毛巾皱巴巴地挂在马桶的上方。父亲和我在星期六早上打扫房间，但到星期二房间就乱糟糟的了。我等着弗吉尼娅和史蒂夫上楼。我们经过父亲房间的时候，我真想去把他的门关上，以免他俩看到没有整理的床和地板上的洗衣篮。客人们进到我房间的时候，我深感后悔。我没有理床，我的法兰绒睡衣丢在地上，我的床头桌上有个空的CD盒。更糟糕的是，一条内裤就挂在椅子的柱子上。

　　“哦，太难以置信了。”弗吉尼娅说。

　　“你真是个艺术家。”史蒂夫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弗吉尼娅说。

　　“你用的是哪种颜料？”史蒂夫问。

　　我看了看墙上的图，就明白是因为什么了：一幅拙劣、粗糙的地图，包括新英格兰北部的三个州，加拿大向上伸出都快到天花板了，马萨诸塞州的名字拼错了又不恰当地用黑色的颜料改过来，涂得过白的石灰色的山峰表明我已经去滑过雪了。

　　“你肯定是个滑雪的好手。”史蒂夫说。

　　“或许你和你爸爸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滑雪。”弗吉尼娅用一种我三岁时都不会用的声音说。

　　我把内裤塞进了衣服口袋里。

　　“那是瑞士山中的牧人小屋吗？”史蒂夫问。

　　“噢！看，史蒂夫——阿帝塔希雪场。”弗吉尼娅说。

　　我向门口走去。

　　“你有你父亲的天赋，”史蒂夫说，“或许你可以像他过去那样成为一个建筑师。”

　　“我要下去了。”我说。

　　“真可惜他不得不放弃，”史蒂夫顿了一下，说，“但这并不是说他做的那些家具就不好。”

　　“我爸爸以前干建筑很在行吗？”我问。

　　“他是最棒的，”史蒂夫说，“他的图画得很好，这可不是所有的建筑师都能做到的。”

　　“哦。”我说。

　　“或许这就是他做的家具有这样好的线条的原因。”他补充道。

　　“啊! 一串珠子，”弗吉尼娅惊叫，“你做的项链！”

　　我们在后走廊遇到了父亲。史蒂夫从父亲那里接过字条，在空中挥动了一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

　　我看着这对男女踏着渐渐增厚的积雪，向他们的车走去。当史蒂夫做三点转向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彼此没有说话。他们要在离开我们视线以后才会把内心的话说出来。就在汽车驶上私用车道离开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微笑着。

　　“你完成了你的黏合工作了吗？”我问父亲。

　　似乎过了一分钟他才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差不多了。”他回答说。

　　“你和他很熟吗？”我问，“我到你的办公室去时就从来没见过他。”

　　“不是很熟。他在另外的部门工作。”

　　“她很漂亮，你说是吗？”我从挂钩上抓起一顶针织帽，在空中拍打。

　　“我想是吧。”他说。

　　“你在纸条上写了些什么? ”

　　“就是一个号码。”

　　“谁的？”

　　“没印象了。”他说。

　　帽子掉在了地上，我把它捡了起来。“你要金枪鱼三明治吗？”我问。

　　“听起来不错。”

　　但我们还是站在走廊里，谁都不想离开。我注意到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

　　“爸爸！”我靠近他一些，说。

　　“什么？”

　　我戴上那顶帽子。“你在纽约市工作的时候，你喜欢那个工作吗？”

　　“我喜欢，尼基，”他说，“是的，我喜欢。”

　　“你干得好吗？是一个建筑师？”

　　“我相信我干得好。”

　　“你设计些什么？”

　　“学校，旅馆，还有一些要恢复原貌的公寓大楼。”

　　“你会再回去干这个吗？”我问。

　　他摘下我头上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不会。”他说。

　　“要下一场大雪吗？”我问。

　　“可能吧。”父亲说。他戴着这帽子显得很可笑。

　　“真让人扫兴，”我说，“现在是假期呢。”

　　“你只是过一个下雪天罢了。”父亲说。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我问。

　　“明天晚上。”

　　“你给我准备圣诞礼物了吗? ”

　　“不告诉你。”他说。

　　“我在想我可能喜欢有个录音机。事实上是我需要一个录音机。”

　　“是这样吗？”父亲说。

　　后来，在那天下午，当我在给祖母做串珠项链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我走到窗口往外看，看见车道上有一辆蓝色小车。我看着那车一直开到了谷仓旁边我父亲停放卡车的地方。

　　哇，我想，是赶在圣诞节前来买东西的吧。

　　我跑下楼，打开门。一位年轻妇女站在门阶上，双手插在淡蓝色派克式外套的衣兜里。她仰头看，深栗色的头发搭在脸上。她把脸上的乱发理到耳背后。她的头发很好，笔直。

　　“狄龙先生在吗？”她问的声音好小，我要把头伸出门外才能听到。

　　“你是说狄龙吗？”我问。

　　她点点头。

　　“是的，他在这里。”

　　“古董店的一个男的说狄龙先生做家具，还说有些家具要出售。是吗？他说我应该过来看看。对不起，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停车。”她的声音很不自然，而且她说得很快。她眼睛的颜色和她外套的颜色相近。她的眼睫毛上挂着雪花。落在她头顶上的雪，就要形成一顶带边的帽子了。

　　“你最好进屋来。”我说。

　　她跨过门槛。她的牛仔裤罩在靴子上，裤脚边已经湿了。她迅速地瞟了一眼后走廊：毛线帽和棒球帽、秋天和冬天的外套、架子上的一包路盐和一罐WD-40万能防锈润滑剂。因为下雪的缘故，天色暗下来。我打开了灯。这女人突然后退了一点，头轻轻颤动了一下。她的头发又搭在了脸上，她把它们卡到耳背后。

　　“我去叫我父亲。”我说。

　　我沿着过道跑到谷仓。他正在做抽屉，抬头看着我。

　　“你简直不会想到，”我说，“我们又有一位顾客了！”

　　“我想我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了。”他说。

　　他和我一起回到屋里。那女的还站在后门口。她的肩膀高耸着，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家具在前厅。”父亲一边说一边做手势。

　　“我应该把我的靴子脱下来。”女的说。

　　我正要说那没有关系时，她就已经拉开一只黑色皮靴的拉链。她脱下它，接着又解开另外一只。她把两只靴子并排放在垫子上。她的裤脚边落到了地板上。当她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的面色苍白。这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冬天是不正常的。

　　“我需要给父母买些东西作为圣诞礼物。”她说。

　　“我可以给你看看我做的东西，”父亲向窗外看了一眼，问，“你来的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没有？”

　　“路很滑。”她说。

　　我跟着父亲和那女的进了前厅。她的皮大衣在她的臀部上闪光。头发簇在后衣领上。

　　在前厅，那里的灯光让我和父亲看见：樱桃树的、胡桃木的和枫木的桌子及椅子上都盖上了薄薄的一层灰尘。

　　“我去拿抹布。”父亲说。

　　他离开这屋后，那女的把她的头发从衣领上放下来。她拉开大衣的拉链。我观察着她的穿着。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没有扎进牛仔裤里。外面罩着一件粉红色开襟羊毛衫。颈前挂着一只银色的护身符，穿在一根皮绳上。我做的串珠项链穿在细牛皮绳上，带有银色的扣子。我计划夏天把它们和悬钩子果一起卖。

　　“我喜欢你的项链。”我说。

　　“哦！”她用手摸了摸，说，“谢谢。”

　　“我也做首饰。”我说。

　　“很好，”她说话的声音很明显地表明她想的不是首饰。

　　她用手指在一张桌子上摸了摸，在灰尘上中留下了几道弯弯的痕迹。

　　“你需要买个礼物。”我说。

　　“是的，”她说，“给我父母。”

　　“你住在谢泼尔德吗？”

　　“我只是来买东西。”她说。

　　“很抱歉。”父亲拿来了抹布，说。

　　父亲抹着桌子，那女人站在旁边。“你做的东西很好。”

　　她一件一件地看，用手摸着每一件家具。她的手指在椅背、书柜的表面滑动。“或许他们需要一个书柜。”她说。我以为她还要说什么，但她闭上了嘴。她的脸很圆润，尽管她似乎并不是特别的胖。但是，她的眼睛看起来和脸很不配，就像是属于另外一张脸，或许是一张不健康的脸。她的眼睑下面是蓝色的月牙形。

　　我想她一定不好意思问价格，就主动地提到价格表。“我们有价格表。”我说。

　　父亲赶忙摇了摇头。

　　那女的把脸上的头发捋开，说：“是的，当然。”

　　我不理睬我父亲，从壁炉架上拿下价格表递给她。她看着价格表。“这是什么做的？”她指着一个小橱柜问我父亲。

　　“这是胡桃木做的。”父亲回答。却没有说它有镶了板条的门，装了铰链，表面还上了蜂蜡。他真不是当售货员的料。

　　那女的绕到一把椅子背后。她伸出一只手，靠在椅子上面，说：“这真的好漂亮。”

　　她往一侧迈了一步，踩到了牛仔裤的脚边。她弯下腰，把裤脚往上卷。她做这事时我仔细地看着她。她卷起另外一条裤腿后站了起来，而我还在看着她的双脚。这时，那双棒针线织补边的袜子——灰白色的安哥拉兔毛袜子——就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印象。她对我父亲说，“其实我到这里来不是买家具的。”

　　第七章

　　我父亲一时间给弄糊涂了。他想她可能是一个记者，找了个借口来采访他。

　　“我不明白。”父亲说。

　　但我知道，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那双脚后跟有些磨损的安哥拉兔毛袜子。同样，我从她的脸上也能看出来。尽管这和我不相称，我还小，只有十二岁。她的虚胖、眼睛下面蓝色的斑点、湿润的皮肤，都让我明白了个中的缘由。

　　她放在椅子上的手紧紧地往下压，我真担心她会站不住。“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她对我父亲说。

　　“为什么？”父亲问。

　　这时候是她似乎有些吃惊了。“感谢你们发现了那个婴儿。”她说。在说到“婴儿”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小，像是她不敢说出这两个字，也像是她不该在这里说出这两个字。

　　但总是似乎什么都懂的父亲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感谢你们发现了她！”她重复了一遍。

　　父亲皱起眉头，很快地摇了摇头。

　　我低声对父亲说：“这就是她的妈妈。”他的头猛地一仰，这才一下子明白了。

　　她的脸颊红了，使得她的眼睛蓝得就跟我以前在克拉拉卧室里画的鱼一样。

　　雪无声地在窗外下着。放在椅子靠背上的那女人的手，白得和珍珠一样。

　　“你就是那个被扔在雪地里的婴儿的母亲？”父亲问。

　　“是的。”女人说，紧咬着双唇。

　　“那我得请你离开了。”父亲说。

　　“我只是想说……”

　　“不用了。”父亲冷冷地说。

　　她不说话了，但也没动。

　　“你不可以在这里，”父亲说，“你竟然将一个婴儿扔在雪地里，让她去死！”

　　“我想去看看那地方。”她说。

　　“什么地方？”

　　“你发现她的地方。”她说。

　　对于她的请求，父亲似乎有些不解。“那地方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在想，要是她自己并没有带婴儿去，她怎么会知道婴儿被遗弃在了什么地方了呢？那个侦探不是说是一个男人把婴儿放到睡袋里的吗？

　　“我不该来这儿，我现在就走。”女人说。

　　“请吧。”父亲说。

　　那女人开始拉上大衣。

　　“你应该离开这个地区，”父亲说，“他们正在找你。”

　　“我知道。”她说。

　　“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问。

　　“你会告发我吗？”她问。

　　“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你想知道吗？”她问，一副任由我父亲处置的样子。

　　“我根本不想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父亲说。

　　女人闭上了眼睛，我觉得她会昏倒。我向前迈了一步，但又停住了——我太小了，帮不上忙。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我父亲问。

　　“那不是……”她开始要说。

　　我肯定她要说，那不是我，不是我干的。显然父亲也这样认为，他问道：“你当时也在那里，是不是？”

　　“是的。”她说。

　　“那么什么也不要说了，”父亲转向我说，“尼基，让她离开这里。”

　　“爸爸。”我说。

　　那女人的膝盖一弯，像是要蹲下去。她双臂向前伸去，但下巴磕在了桌角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人昏倒的情景。完全不是在电影里看到的或书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一点都不优雅，而是很吓人！

　　父亲在她旁边跪下来，把她的头从地上抬起来。她几乎马上就醒了过来，但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尼基，给我一杯水。”父亲说。

　　我不情愿地离开了房间。拧开水龙头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颤抖。水杯里的水盛得很满，在途中溢出来一些。当我跑到的时候，那女人已经坐了起来。

　　“我怎么了？”她问。

　　“你昏过去了，”父亲说，“来，喝点水。”他把水杯递给她。“你可以走到车那里去吗？我们得送你去医院。”

　　她的手猛地伸了出去，抓住我父亲的手腕。“我不能去医院，”她说，看着我父亲，“我不去。”她面色苍白，很快又变青了。“我现在就走，”她说，放开了我父亲的手腕，“我真的不该来。对不起。”她努力要站起来，前额冒出豆大的汗珠。

　　“坐下。”父亲说。她迟疑了一下，坐下了。“你最后是什么时候吃过东西的？”

　　“如果你送我去了医院，警察就会逮捕我的。”她说。

　　女人腰一弯，吐在了牛仔裤上。

　　父亲把一只手放在她背上。我真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这些：昏倒、呕吐——这都不该发生在我们家里。

　　“尼基，”父亲说，“给我湿纸巾和罐子。”

　　我在厨房里扯下一卷纸巾，浸湿。又在橱柜里找到一只炖锅。我回去后，把纸巾递给那女人，让她把自己擦干净。当我把炖锅放到地上的时候，我还在发抖。

　　那女人擦了擦牛仔裤，靠着桌腿，说：“我要去卫生间。”她努力站了起来，有些摇晃。父亲抓住了她的手臂。

　　“稳住。”父亲说。

　　父亲扶着那女的去了后走廊，卫生间就在那里。我看着她独自进了卫生间，关上了门。

　　父亲抓着头，很不安。“这真是不幸。”他说。

　　“你不能把她送到医院去。”我说。

　　“她需要医生的帮助。”

　　“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吃东西。或许她只是累了。”

　　“她不能留在这里。”

　　“但是，爸爸……”

　　父亲和我站在厨房和卫生间之间。如果那女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听见。但我们听不到里面的动静。父亲把手放到兜里，弄得里面的硬币叮当响。那时，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接受了眼前这个事实：这个女人进了我们的家，简单地说，还闯入我们的生活。父亲走到后门，打开它，凝视着外面的风雪，然后又把它关上。他又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天啊！”他说。

　　我上楼去我的房间。在我衣柜的一个架子上，一个粗呢料的袋子后面，我找到了一套祖母给我做的睡衣。我不喜欢这套睡衣，想扔掉。但父亲坚持要留着，并要我在祖母来的时候穿。睡衣上面饰有粉红色和蓝色的可爱的小熊，松紧腰，很宽松。

　　我回来的时候，父亲在厨房里。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烟雾升了起来，随着窗外来的冷空气急速左拐。我们都在犹豫着。父亲抽着烟，我则抱着法兰绒衣服。像是准备随时营救卫生间里的那位年轻女士。先是救了那个婴儿，现在是救她的母亲。

　　门开了，那女人探出了头。她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我。“我可以和你说说吗？”她问。

　　我指着我自己，那神情像是在问：“你是说我吗？”

　　“是的。”她说。

　　我走过去。

　　“你有‘高洁丝’吗？”她小声地问。

　　高洁丝，我想了想。噢，天啊，她要的是“高洁丝”卫生巾。

　　“没有。”我有点懊恼。

　　“没有？”她似乎很惊讶。

　　“没有。”

　　她歪了歪头。“你多大了？”

　　“十二岁。”

　　我有一包卫生巾，但在学校里我的存物柜里。那还是开学时学校护士发的，七年级的所有女生每人一包，说是以防万一。“对不起。”我说。我真的感到很抱歉。除此之外，还有些难堪。

　　那女人看看窗外飘舞的雪花。“外面的天气很恶劣，是吧？”

　　我把法兰绒睡衣递给她。

　　“这是什么？”她问。

　　“睡衣，”我说，“它对我来说太大了。腰部是松紧的。”

　　她的双臂从门缝里伸了出来，我看到她光着腿。她又看了看窗外。“或许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

　　“爸爸，”我说，“我要去里米店。”我的口气有点挑衅，像是等着要吵架。

　　“里米店? ”父亲一边说，一边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

　　“我要去买点东西。”

　　“买什么？”

　　我耸耸肩。

　　“买给你的还是给她的？”他问。

　　“给她的。”我说。

　　“是什么？”

　　“给她的东西。”我重复道。

　　父亲站起来，又走到窗前。他看着雪，观察雪下的大小，估计可能积雪的深度。他的卡车和那辆绿色的轿车所留下的车辙都已经被雪盖住了。

　　“这很重要。”我补充说。

　　“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吗？”他说。

　　“没有。”我说。

　　“你肯定吗? ”他说。

　　是的，或许布或毛巾会有用。但以前从来没人要我做过这样的事，我一定不要让这个女人失望。“求你了，爸爸。”我说。

　　“那我去吧，”他说，“你留在这里。”但他在说着话的时候，我看出他有了新的考虑。他不想让我单独和那女人留在家里。

　　“不用担心，你可以和我一起去。”他说。

　　我们默默地穿戴好雪天出门的衣帽。我敲门告诉女人说我们要去一下商店，一会儿就回来。我们上车，父亲打开引擎，然后又出去刮去挡风玻璃和车窗上的积雪。我在心里说天气还没有那么糟糕。但事实上却十分恶劣：雪越下越大，越下越急。

　　我们路上的雪没有清扫，车轮下面很滑。父亲专心致志地开车，我们没有说话。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都想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这样把一个陌生的女人留在了家里，而且是一个企图谋害自己孩子的女人。“谋杀自己的孩子。”我的脑子里怎么也不能相信。自从我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开车走这么远的路到这山上来。但在过去的九天里，我们有了三起访客：沃伦侦探、史蒂夫和弗吉尼娅，以及现在一个我们连名字都还不知道的女人。

　　我们经过了学校、教堂和镇上的公共绿地。在斯特珀街和缅因街的拐角处，车的后轮开始打滑，滑过了街道。父亲的手松开了方向盘，似乎过了好多秒钟以后，我们才停下来。父亲换了挡，把车开到了我们走的道上。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祈求我们不要撞上什么东西。如果那样的话，就都是我的错。

　　我看见了前面的里米店和斯威策的五金店，但父亲突然拐弯，把车向邮局开去。我想他可能是想去看看是否有他的邮件。但他没有在邮局停车，而是把车开到邮局那幢楼后面的另一幢楼，那里既是警察局也是镇政府职员办公的地方。

　　“你要干什么？”我问，瞪大了眼睛。

　　父亲没有回答。他停好车，熄了火，打开了车门。

　　“爸爸，你要干什么？”我问。

　　我看着父亲向警察局走去。我打开门，跳了出去。他一直都是打算要来这里的吗？他答应去商店只是为了把我带出来，当警察逮捕那个婴儿的母亲时我不在家里吗? 我的父亲会这样做吗？“爸爸！”我大声叫道，跟在他后面跑。

　　父亲在门口停下来，等我追上他。他弯下腰，用一种平静的（但我知道那是毋庸置疑的）语气对我说：“回到车上去。”我知道他是认真的。

　　“你要干什么？”

　　“这和你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可以……”我伸出双手，说, “你真的不可以。”我觉得不能出卖一个女人，即使我不认识。我不停地摇着头。

　　父亲感觉到背上被轻轻地碰了一下。他让到一边，以便门可以打开。是佩姬，镇上的职员，头上裹着头巾。“嗨，尼基。”她说，从门里走出来。

　　我申请在路口卖悬钩子果的许可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佩姬。她收了我7 美元。

　　佩姬对父亲微笑着。“你找我吗？”她问。

　　“不是，我找包艾德警官。”父亲说。

　　“你刚好错过了，”她说，“他和保罗接到电话就去了98号公路。一个路口出了车祸。”佩姬看了看天，说：“很急吗？我可以用无线电和他联络。”

　　我瞪着父亲。

　　“不用了，”过了几秒钟他才说，“没有关系，我会给他打电话的。”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呃，你现在是新闻人物了哦，”佩姬戴上手套，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现个婴儿。”她看着我说：“你也有份，是吧？”

　　我点点头。

　　“我去斯威策的五金店，”佩姬说，“我得赶在天气变得更糟糕之前去买些电池和路盐。你想到里面去等吗？我不锁门。”

　　“不，我们这样就很好，谢谢。”父亲说。

　　“提前祝你们圣诞快乐！”佩姬说。

　　父亲和我回到我们的车。我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一个问题都不要问，一个字都不要说。

　　父亲把卡车慢慢地靠到里米店的路边。透过乳白天空和布满水蒸气的窗户，我可以看见收银台上方一个灯泡的暗淡的黄色灯光。父亲递给我一张10美元的钞票，说：“动作快一点。”

　　台阶上的积雪被粗略地铲过。当我走进店时，门铃响了，告知主人有客人来了。玛丽昂放下手里的毛线活。“尼基，”她说，“我的小甜心，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英雄！自从你们发现了那婴儿之后就没有见过你了。也没有见到过你父亲。”

　　“我们有点忙。”我说。

　　“哦，我猜就是这样！”

　　玛丽昂，有着红色的头发，脸上的皮肤很有弹性。经过一场惊世骇俗的恋爱之后，她嫁给了她姐姐的丈夫。这让那些最崇尚新罕布什尔的极端非现实主义的州座右铭“不自由，毋宁死”的人也感到震惊。但这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她是这个社区的主心骨。她的丈夫吉米，曾经是地区明星队的四分卫，体重300多磅。玛丽昂的一个儿子在新罕布什尔州大学上学；另一个因为持枪抢劫在州监狱服刑。

　　我几乎没有看见过玛丽昂手里没有毛线活。今天她在织着一件有红色和黄色条纹的东西。我希望那不是给一个大于两岁的人。“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她说。

　　“嗯。”我在想怎么说。

　　“说点报纸上没有的。”

　　我又想了想。“我们用法兰绒衬衣包住她，把她放在一个塑料的洗衣篮里。”

　　“你们是这样干的？”玛丽昂对这些细节似乎很感兴趣。“你们简直吓坏了？”

　　“吓得要命。”我说。

　　玛丽昂拿起她的毛线活，问：“你也去了医院吗？”

　　“是的。”

　　“你去和那婴儿待在一起了吗？”

　　“我们只是去看了一小会儿。”

　　“接下来她会怎么样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说。

　　玛丽昂脸上没有了那有弹性的笑容。“啊，真使人难受！”她说。

　　“是吗？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把她发现了。”我说。我还不想失去英雄的角色。

　　“不，我是说干这事的人一定很难受，”她说，“我想，她肯定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

　　我想的是这时候正待在我家卫生间里的那个干这事的人怎么样了。

　　“你给你父亲织的帽子织完了吗？织得怎么样？”

　　“很好，我想很适合他。”我说。

　　“你是用滚边收尾的吗？”

　　“是的。”我说。

　　我七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编织了。但后来忘记了，不会织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在收银台旁织东西的玛丽昂，我承认我会编织。“承认”这个词很恰当。在那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编织不是一个十三岁以下的孩子乐意承认的业余爱好。而玛丽昂总是很热情，坚持要我给她看我织的东西。我给她看了，一条丑陋的围巾，不想她却大为赞扬。她借给我一些紫红色的羊毛织另一件东西，要我给自己织一顶帽子。从那以后，我的编织就没有停过。这能让人上瘾，也让人觉得很舒服。而且有那么一会儿，让我觉得和母亲越来越近。当我不知道某一针或某一图案怎么织的时候，我就去店里，玛丽昂总能帮我解决。通常，我都会被玛丽昂所织的东西吸引。一个线团在她的手里会神奇地变成一件毛线衫或是一张婴儿毯。但今天我只想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想着父亲还在车里等着，这样大的雪一定已经盖住挡风玻璃了。

　　我知道女性用品放在哪里的，我就朝那个方向走去。高洁丝的盒子比我想象中的大。我把它从架子上拿下来，回到了收银台。

　　玛丽昂把她的毛线活放到了她的大腿上。“唉嗬。”她看到了高洁丝，说。

　　我冲口而出，真是又愚蠢又鲁莽。“不是给我的。”

　　玛丽昂歪了歪头，露出母亲似的笑容。很显然，她没有相信我说的话。

　　我从兜里拿出那10美元。玛丽昂把价格输入计价器，问我：“你感觉还好吗？”

　　“我很好。”我说。

　　“如果你对什么事情有不明白的地方，随时都可以来问我。”

　　我点点头。我的脸发烫了。

　　“你知道，你妈妈不在你身边。”她轻轻地说。

　　我咬了咬嘴唇，只想着离开。

　　“今天这里没什么人，”玛丽昂说，“但昨天，你真该来看看人们抢着买牛奶和罐头食品的情景。卖得快缺货了。据说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雪将要到来，他们说是这个季节中最大的一场。”

　　我把钱放到收银台上。

　　“从那晚以后，你还看见过那婴儿没有？”玛丽昂一边给我找钱，一边问。

　　“没有。”

　　恰在这时，我身后传来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这不是尼基吗？”

　　一件蓝色的外套和一条红色的围巾从我的身边飘了进来。我怎么没有听到门铃响沃伦侦探就进来了呢。我意识到或许那里根本就没有门铃；或许他已经在店里了，只是在另外一个过道里。

　　“你好吗？”他问。

　　“很好。”我挤出几个字。

　　玛丽昂把高洁丝放进了纸袋，但沃伦侦探一定已经看到我买了什么东西了。我身上直冒汗。我微微地低着头，弯着腰站在那里。沃伦把他要的杂志和一包口香糖放到了柜台上。

　　“我要走了。”我说。

　　“骆驼牌香烟。”沃伦说。

　　“圣诞快乐，”玛丽昂对我说，“告诉你父亲，我认为他也是个英雄。”

　　“是的，祝你和你父亲节日快乐。”沃伦说。

　　我尽快地向门口走去。我脑子里唯一想的是，如果父亲看到了侦探会怎么做。在我开门的时候门铃响了。我脚下一滑，从最高一梯滑了下来，屁股着地。我站起来，向卡车跑去。

　　我砰地关上门，头往椅背上一靠。纸袋里飞进了些雪粒。“快走！”我说，“我要撒尿。”

　　第八章

　　回家的路途又长又让人紧张。有好几次父亲都差点找不到路。在积雪的路面上驾驶，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后车轮的摇摆、打滑。在路上，我们只看见几辆其他车子。看来很少人愿意在暴风雪的天气出来冒险。

　　我们经过里面住着男孩那个小小的白色村舍。我擦去车窗玻璃上凝固的水汽，努力想看到屋子里面的情况。这房子的窗户上安有蜡烛。我能看见客厅里一棵点亮了的圣诞树。那位母亲正在厨房里的餐桌旁边。她把她的头发向后梳成马尾辫。这时，我记得的过圣诞节的情景片断浮现在眼前：

　　母亲把为婴儿准备的圣诞饰品挂到了树上。

　　礼物的包装盒上捆扎的缎带是鲜艳的红色，缎带的剪开处卷成螺旋状。

　　父亲跪在地上，低着头在树枝下面找电源插座。

　　想到圣诞树和树上的装饰物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告诉了玛丽昂卫生巾不是给我自己买的吗？潜藏在过道里的侦探有没有听到？

　　真是蠢、蠢，真蠢！

　　父亲把车停到谷仓外侧他一贯停车的地方。我打开车门，看到了那女人的蓝色轿车。我下了车，朝着房子走去。我发现她正坐在后走廊的长椅上。她穿着她的白色衬衣，下面是我的那套法兰绒睡衣。那睡裤勉强能穿——饰有粉红色和蓝色的小熊的裤腿在她大腿上绷得紧紧的。裤脚边只在她的膝盖下几英寸处。从裤脚边到她安哥拉兔毛袜子边，露出白白的腿。她把她的牛仔裤洗过了，正挂在钩子上晾干。

　　她看起来很乖、很温顺，像是一个等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学生一样。我把纸袋递给她。她说声谢谢就跑进了卫生间。我脱下外套，挂在了衣钩上。离她的牛仔裤不远。

　　在卫生间门外，我听到了撕开包装盒和取用时的沙沙的声响。

　　这女人已经生过孩子了。我想问问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但这并不等于我就知道了我想要了解的一切东西。生孩子时会痛吗？她害怕吗？她爱孩子的爸爸吗？那个被可笑地叫做多丽丝宝宝的孩子是不是就是他们相爱的结果呢？卫生间里面的女人是不是在为自己的男人和失去的孩子而哭泣呢？

　　女人从卫生间出来了，看上去没有一点精神，很疲惫。我们在后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我该拿她怎么办。“谢谢，”她又说，“外面很不好走吧？”

　　“还好。”

　　父亲跺着脚，抖掉靴子上的雪，带着一股冷空气进来了。他脱下外套挂在钩子上。“你应该躺一躺。”他对女人说。

　　我带她走过厨房，来到了书斋。我指了指躺椅。她就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在白衬衣的腰部，可以看到睡裤松紧带上面鼓起的肚子。衬衣并不干净：沿着袖口里边的一圈污渍，就像是针脚一样。她闭着眼睛侧躺着，我审视着她，这个送上门的猎物。

　　她的嘴唇干燥，没有化妆，有点令人失望。但她的眉毛精心修饰过，说明以前她是很注重打扮的。她的眼睫毛是黄棕色的，很粗。鼻子上有黑头粉刺，两颊有一两个浅浅的坑。她的头发垂下来搭在了脸上。我想她一定是已经睡着了，也就感觉不到了。她的乳房很大，朝着躺椅的垫子垂下。

　　我在一旁候着，就像是一个待在母亲床边的人，在等着她醒来或者等着她睁开眼睛似的。我听到厨房里电动开瓶器的呜呜的声音以及炖锅碰在炉子上的声音。我用一张用钩针编织的毯子盖着她。那张难看的黑红相间的毯子是祖母织的，父亲不让扔。我把枕头塞到她的头后面，心想这会把她弄醒的，还真的就把她弄醒了。

　　她一下坐了起来，又是一副似乎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样子——就像是童话里那个一睡千年的美人。

　　“我已经离开他了。”她说。

　　我腰一挺。离开他？那个男人吗？就是把婴儿放到雪地里的那个人吗？

　　她颤抖着。

　　“你冷吧，”我说，“我去给你拿外套。”

　　“我的羊毛衫在卫生间里。”

　　我正盼着自己能够为她做点什么事，就马上起身去了卫生间。我在水槽边找到了她的折叠好的粉红色的开襟羊毛衫。是用马海毛（不是安哥拉兔毛）织成的，前面有一排大大的珍珠母纽扣。

　　当我回去的时候，那女人已自己站起来了。我把开襟羊毛衫披在她的肩上。她的双臂似乎都已失去作用，身子也很沉重。

　　我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房间里摆满了书柜，高过了我们的头。在躺椅的旁边，只有两盏灯、一张咖啡桌、一把父亲从纽约的家里带过来的皮面的安乐椅和另外一把椅子。父亲端着一个盘子进来了，里面放着一碗鸡肉通心粉汤，一盘撒盐饼干，一杯水。“你脱水了。”他说。

　　她让自己坐了下去。她手握着勺子的时候都在颤抖。

　　“这暴风雪一停……。”他向窗外指了指，说。

　　这暴风雪一停，什么意思？我想要知道。暴风雪一停就把那女人丢进卡车送走？还是让她自己开着她那蓝色的车走？就在这条冰雪的道路上？

　　父亲坐了下来，又是他的老姿势：低着头，腿分开，胳膊肘放在膝盖上。房间里暗下来了，父亲伸手去开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他问。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们的报道，”她说，“上面有你的名字。这样就很容易查到你住在哪里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大片大片地。“你看过医生没有？”他问。

　　她抬起头。

　　“在你怀孕的时候。”他补充道。

　　“没有。”

　　“你从没有看过医生吗？”

　　“没有。”她再一次这样回答。

　　“这很愚蠢。”父亲说。

　　她开口要说什么，但父亲举手止住了她。“我不想知道原因，”他说，站了起来，“尼基，我要你去铲雪。”

　　“现在？”我问。

　　“是的，现在，”他说，“我得到谷仓去把那个五斗橱完成。”

　　“但是——”

　　“没有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除去积雪，我们就永远别想出去。”

　　我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扫了一眼躺椅上的女人。她没有抬头看我。我磨磨蹭蹭地走到后走廊，坐在凳子上，穿上靴子。我心里想，如果她需要我怎么办？我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和手套。把她一个人留下来对不对？我走到外面，低头抗着风雪。如果她有什么事，我又不在，怎么办呢?

　　我用了一把宽铲子，就像犁一样推着向前。在所有的家务活里，我最讨厌的就是铲雪了，特别是在下雪的时候。因为几个小时后，我又得重新再来一次。我一铲挨着一铲，把路面上的雪推到那一头。我简直受不了，记着时间干。二十分钟后，我审视了一下我所干的活。干得太马虎，路面乱糟糟的，但我在外面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我把铲子靠在后门旁边，走进了屋子。

　　那女人还坐在躺椅上，盘子放在膝上。她把星状的通心粉剩下了，浮在碗底黄色的油汤上面。我总是先吃那些星状的通心粉。当她侧身去放盘子的时候，我把它接了过来。我立刻想到了克拉拉·巴顿和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她又躺下了，灯光洒在她的头发和脸上。我又一次坐在了地上，手放在靠垫上。“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你父亲不想知道，”她说，“你也不该在这里。”

　　“我不会告诉他的。”我说。

　　她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总该知道怎么称呼你啊。”我指出。

　　女人想了一下，最后说：“你可以叫我夏洛特。”

　　“夏洛特？”我问。

　　她点点头。

　　夏洛特，我在心里重复着。我不知道还有谁叫这个名字，从来没有遇到过。“是个很好听的名字，”我说，“是你的真名吗? ”

　　“是的。”她说。

　　这时我就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了。她多大了？从哪里来的？那男人是谁？她很爱他吗？但我却说：“婴儿现在很好。”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忍了一次，又一次，没忍住）。她的眼睛皱在一起，鼻涕顺着嘴唇流了下来。哭相很不雅。她用粉红色的衣袖擦着鼻涕。我跑到卫生间拿了一卷卫生纸出来。

　　“对不起，”我说，“我什么都不该说的。”

　　她挥挥手，示意我不必为此道歉。

　　“给我说说吧。”我恳求道。

　　“不，”她说，擤了下鼻涕，“现在还不能说。”

　　但是，这个“现在”很关键，不是吗？“现在不行”是否就意味着“将来可以”，意味着以后她会信任我，会告诉我她的故事。只要我能等下去，只要我有耐心。她这话把我弄昏了。

　　“我想我真的需要睡一觉了。”她说，最后擤了擤鼻子。

　　“我们有间客房。那是留给我祖母的，她圣诞节要来这里。你可以关上门，在那里睡一觉。”我说。

　　“你父亲不会介意吗？”

　　“不会。”我说，尽管我没有权利说这个话。

　　她从躺椅上起来，脱掉羊毛衫和围巾。我带她去了后面的楼梯。她摇摇晃晃地走着，扶着栏杆上了楼。她跟着我进了房间，里面有张双人床。这床几年前是我父母的，用白布盖着。我从衣橱里拿出一床被子，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铺在床单上。床边是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盏灯。右边是一个带镜子的衣柜。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一把摇椅，旁边是一盏很亮的灯。这是父亲专门为祖母配置的。她来了可以坐在这里读书了。那女人径直走到床前，拉开被子就躺了下去。

　　“我一会儿回来，看看你怎么样。”我说。

　　女人闭上了眼睛，好像已经睡着了。

　　我只好转身离开。我很小心地关上了门，下楼，在最后一个梯级上坐了一阵子（这个时间可以用来把屋子近旁的雪好好铲一铲了），然后走到了谷仓。

　　“我把她安排在客房了。”我说。

　　父亲停下台锯。“我不想你和她说话，”他说，拿低他的护目镜，“我想这一点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耸耸肩。

　　“雪一停，我就要她走！这事和你无关，尼基。”

　　“你是说你和这事无关？”

　　“不，我是说你。”他指着我说，“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都不能说。现在，以后都这样。明白吗？”

　　父亲还要继续说教下去，我转身离开了谷仓。我把书斋里的盘子拿到厨房，把碗、碟等都洗了。我用勺子直接从炖锅里舀汤，把锅里的汤吃光。我又爬上楼梯，站在客房的外面，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任何可以产生一个故事的动静。但没有。我失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桌边坐下来，试图继续做给祖母的串珠项链。这串项链带有雕刻挂坠，是一件很复杂、难度相当大的工艺。但我平静不下来，我的手指不听我使唤。我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到窗边看外面飘飞的大雪。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外面起风了，天空白茫茫的，预示着一场大风雪的来临。我在想，可能衣物是一个问题，但她可以穿我父亲的衬衣。她的牛仔裤一会儿就可以干了。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象着夏洛特将和我们度过一个礼拜的情景。父亲知趣地离开了，她给我讲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突然我有了一个主意。我坐起来。

　　我把楼上卫生间里的吹风机拿到楼下来。我取下后走廊挂钩上的牛仔裤，然后把它挂在了卫生间门背后的挂钩上。牛仔裤大腿的内侧都是湿的。我把裤腿翻过来用吹风机对着吹。

　　吹干这厚重的粗斜纹棉布牛仔裤所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多。我希望这吹风机的声音没有吵醒夏洛特。我只是想让她见到自己的衣服时，它们是暖和的，也是叠得好好的。

　　在我关掉吹风机的时候，我听到了敲门声。

　　又是一个顾客？我想这不可能啊，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也几乎走不了那条路。

　　我走出卫生间，从门上的窗看到外面有红色的警灯在闪烁。我一下子就僵住了，像小孩游戏里的雕塑一样。我倒吸了一口气，别无选择，只有走过去开了门。

　　“尼基。”沃伦走进来说。

　　重重的脚步戛然止住，雪落到了地板上。“你父亲在吗？”他问。

　　我耳朵嗡嗡响。“不在。”我说。

　　“我只是有一两个问题要问问他。我想赶在天气变得更坏之前过来一趟。”沃伦说。雪开始在门垫上融化。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在哪里? ”沃伦看着我问。

　　“嗯，他去树林找他的斧头了，”我说，“他把斧子忘在树林里了。他想趁它被雪埋没以前把它找回来。”

　　我感到眩晕。撒了个大谎。精彩！

　　“是吗。”沃伦说。他两手拉开大衣，抖动着，像一只展翅的鸟。

　　从后走廊，穿过厨房，我看到了书斋，看到了里面的躺椅，以及那难看的、红黑相间的、钩针编织的毯子。

　　“外面真够受。”沃伦说。

　　她那件粉红色马海毛织的，有珍珠母纽扣的羊毛衫正搭在枕垫上。而且是铺开的，就像有个女人刚从那里起来。

　　沃伦把他的脚在门垫上擦了十多次。“我能进来喝一杯水吗？”他看着挂在钩子上的外套问。

　　“当然。”我说。

　　他和我一起向厨房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往楼梯上看。“我用的是雪地防滑轮胎，但还是不好走。”他说。

　　在厨房里，他观察着洗碗槽里的碗和盘子。我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玻璃杯，从水龙头上接满水，递给了他。我从他的气息里能闻到薄荷的味道。我尽量不去看他的伤疤。

　　“我找到一把手电筒，”他说，“我想知道是你父亲的呢还是那个男人的。”

　　“有可能是我父亲的，”我马上说，“那天晚上我们掉了一把在雪地里。”

　　“我想也可能是。”沃伦说。他从我头上望过去，看着书斋，问：“你们还没有把圣诞树立起来吗？”

　　“我们在圣诞前夕才做这事。”我说。

　　沃伦喝了一大口水，问: “你多大了？我忘了。”

　　“十二岁。”我说。

　　我听到了开后门的声音。“爸爸。”我望着侦探的身后说。

　　“怎么了？”父亲问，皱着眉头。

　　“我来问问你在发现婴儿的那天晚上是不是丢了把手电筒。你找到你的斧头了吗? ”沃伦说。

　　父亲什么都没有说。

　　“爸爸，记得你说过你要到树林里去找你的斧头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我们找到了一个手电筒。尼基说你们在那天晚上丢了一把。”沃伦说。

　　“是的。”

　　“是什么牌子的？”

　　“我不知道。但记得是黑色，黄色按钮。”

　　“是了，就是这个了。”沃伦说。

　　我把一只手放到小腹上，闭上眼睛，微微弯一点腰。这个样子同我在学校里看到的那些女孩做的一样，似乎在等着月经痛过去。

　　“你们准备好过圣诞节了吗？”

　　父亲脱下外套。

　　“我们已经把圣诞树立起来了，”沃伦说，呷了一口水，“我的一个孩子喜欢圣诞树，他八岁，患有孤独症。”

　　父亲点点头。

　　“康科德镇有个专家，据说是新罕布什尔州最好的。就因为这个，我们搬到了这里。”沃伦说。

　　楼上走廊里传来轻微的吱吱响声。我瞥了沃伦一眼，看他是否也听见了。

　　我从挂钩上拿下一块抹布，用脚踩着在地板上滑着走，把地板擦干。父亲常让我这样做。

　　“但是，”沃伦继续说，“这对我太太玛丽来说仍然很难。汤米，就是我儿子，他不愿意人家碰他。”

　　父亲低声说着什么。停顿了一会儿，又是一串话。我滑到了楼梯下面，往上一看。夏洛特正在楼梯平台上，脸上还留着睡痕。

　　“圣诞夜我们有一大帮亲戚朋友要来，”沃伦继续说着，“大概有十多二十人。”

　　我瞟了一眼沃伦，发现他没有注意这里。我就把头一摇，示意她不要做声。

　　“玛丽和她姐姐要做三百多个馅饼，”沃伦又说，“我的太太是波兰人。”

　　我捡起抹布，手拿着去擦梯步。在心里乞求夏洛特能够明白。

　　这时她探出了头，在她听出一个外人的声音的时候，我从她的眼睛里发现她明白了。她像芭蕾舞女一样伸出了双臂，我当时还在想她恐怕会从最上面一级梯子上摔下来。她脚尖着地，身体旋转了一下，重新在楼梯平台上站好了。

　　我非常小心地从楼梯边走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透过窗户，我看到融雪变成冰，砰砰地落在草地上。

　　“我会给你送点馅饼过来。”沃伦说。他把水杯放到搁架上，又说：“外面看来真是糟糕透了，你最好还是再准备一把手电筒。”

　　“好的。”

　　沃伦推开被一英寸厚的雪挡住的门时，往我这个方向看了看，轻轻挥了挥手，一手裹紧了外套，躬着身子走进风雪里。他头缩在衣领里，艰难地走过车道，到了车旁。他用手套扫落挡风玻璃上的雪，然后钻进了他的吉普车。同时，他看了一眼被大雪盖住的模糊的车轮印。从他站的位置是看不到卡车和那辆蓝色的车的。他可以往树林方向再走远一点，就有比较好的视角的，但他没有那样做。我看着他倒车，转弯，然后离开。

　　父亲关上门，对我说：“你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吗？”

　　我低头看着地板。

　　“你会给我们惹上比现在更多的麻烦的！”

　　我抬起头，说：“我只是想尽快摆脱他。”

　　这是真的，但不完全是。

　　“她在楼梯上面。”我补充道。

　　“我知道，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

　　“是的。”

　　“你觉得沃伦听到了没有？”

　　“我不知道，”父亲说，“但因为你，我希望他没有！”

　　父亲生气地拉上夹克的拉链。“我在谷仓里。”他说。

　　第九章

　　我们离开纽约的那天，父亲把盒子、工具、箱子以及自行车、滑雪板和书等装上拖车，再用一块绿色的塑料防水布把所有的东西都盖上，将塑料布系好。

　　整个早上我都想帮着打包、装车。搬运家具的人要在我们走后才来装运那些大件的东西。但父亲却让我在厨房里和一摞旧报纸、十多个新的纸板箱待在一起，要我守着那些杯盘碗碟。我愤怒，我不愿意自己像东西一样被打包送走。我是能够帮忙做点什么的。我拿起一件东西，看一看又放下来，然后又把它拿起来，想：我该如何收拾食品压榨机呢？那台食品加工机又该怎么办呢？我生气，我把腿碰伤了，手臂也弄破了。我哭着、叫着，头都痛了。我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在这最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夜里看到我的走廊。这是我最后一次坐在我的秋千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橱柜里拿奇里奥斯甜麦片……。离开，恰似一块重物，压在整座房屋及其一切东西之上，即便只是拿起一个杯子，也似乎艰难无比。我恍恍惚惚，不加区别地把杯子和盘子装在同一只箱子里，多出来的盘子又用另一只箱子装上，而且还忘了给箱子贴上标签。搬到新房子以后的几个月里，要找烤箱或者量杯或者木头勺子，我们得一连打开六七个箱子才行。

　　父亲叫我上车的时候我才离开。但他又撂下我，自己又再去各个房间查看，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衣柜、橱柜，看看床下有没有丢下什么。最后，他只得带着我走了，离开了这个我熟悉的唯一的家，这个有我母亲和克拉拉留下了痕迹的地方。在去马萨诸塞高速公路的路上我一直都在哭。

　　从纽约到新罕布什尔州开车只要三个小时。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所花的时间似乎远不止这个数。父亲驾车在91号公路上行驶。这是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之间的一条公路。而这时父亲还不知道我们要到哪个州落脚。疲惫的他最后在怀特里弗章克申把车停了下来。在那里我们要了一份午夜餐，但我俩都吃不下去。我们打听到了去最近的汽车旅馆的路。到旅馆后，我衣服没脱就倒在了床上。心里想着要起来刷牙、脱衣服，但结果却没能爬起来。就这样没刷牙、没脱衣服，直到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地醒来。我觉得就好像被夹在过去和将来的生活之间，最后从一个洞里溜了出来。我对将来没有一点热情，我知道父亲也是这样。

　　早餐时我一直抱怨蓝莓烤饼，父亲也觉得恶心，彼此都没吃早餐。最后我上车时，他正尽力找到一条可以走出怀特里弗章克申继续北上的路。我记得那里有好几个交叉路口，让人弄不清方向。一两分钟以后，父亲才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在89号公路上朝南走。“我们会知道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他耸耸肩说。

　　公路慢慢地爬上了小山，山上突出的白色岩石令人吃惊。瀑布冻住了，结成了蓝色的冰。树木和房屋朝北的一边还留有斑斑点点的雪。我们没有走多远——只有半个小时——父亲就从出口处下了公路。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还不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回到马萨诸塞州去；也或许只是因为他要加油，现在我不记得了。我们出了出口，转到了10号公路。我们又行驶了一两公里，穿过一个小镇，到了克罗伊登房地产公司前面的一个车站。

　　我是乘客座上一个不愿配合的家伙，双臂交叉放在臃肿的大衣上，下巴缩到了衣领里。我甚至看都不看一眼我的父亲。

　　“尼基。”他轻轻地叫我。

　　“什么事？”

　　“我们要在这儿重新开始了。”他说。

　　“重新开始干什么？”我问。

　　“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他说。

　　“我不想重新开始什么生活。”我说。

　　他叹息了一声，我听到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急促敲打的声音。“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难！”他最后说。

　　“你不知道。”我说完，蜷缩得更紧了。

　　“我想我知道。”他声音故作平静，故意显得镇定。

　　我却做不到，叫了起来：“这多么不公平啊！”

　　“是的，很不公平。”他说。

　　“但是这是为什么？”我哭叫着说。

　　“这没有为什么，尼基。我们别无选择！”

　　“有，”我说，“我们完全可以不离开，我们可以留在家里的。”

　　“不，尼基。我们不可以。”

　　“是你不可以！”

　　“是的，我不可以。”

　　我哭了起来，浑身随着哭声开始颤抖。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父亲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肩上。我使得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对不起，尼基。”他说。

　　我摔开他的手。我坐了起来，往周围一看，突然惊慌地叫道：“他们在哪里？”

　　一个女人从克罗伊登房地产公司的大门走出来。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穿着毛皮短靴。

　　“谁在哪里？”父亲问。

　　“你知道我是问谁，”我说，“妈妈！还有克拉拉！他们在哪里？”

　　“噢，尼基。”父亲绝望地说。他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椅背上。

　　“我恨你！恨你！”我尖叫着说。

　　我打开车门，走出去站在汽车和路沿之间。我正在气头上，竟然忘记了我在车上是把靴子脱了的（我几乎总是这样，以免我的脚太热）。我站在一摊雪泥中，脚上只穿着袜子。克罗伊登房地产公司门前台阶上的那个女人停了下来。父亲把头趴在了方向盘上。

　　那女人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车里的父亲。她看到了盖着防水布的拖车，把我们当成了买房的，就回到办公室去了。我的脚踝被冰冷的水浸痛了。我跳着回到车上，使劲砰地一下关上车门。父亲打开门走了出去。他整了整自己的灰色斜纹软呢大衣（这是他最后一次穿这件衣服），跳过一个水坑，向房屋销售部走去。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谢泼尔德镇。

　　我爬上楼梯，走向客房。我一边敲门一边叫着夏洛特的名字。

　　我没有听到回应，又叫了一声。我把门开了一道缝。

　　窗帘拉上了，屋里很暗。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习惯了昏暗的光线。我看见她坐在祖母的椅子上，双手合着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

　　“夏洛特？”

　　“你要我下楼去吗？”她平静地说。

　　“不。”我说。这时我明白了：穿着那不合身的睡裤的她，正等着被叫下去，送走，甚至可能是被逮捕。“不，”我又说，“是我，尼基。我把你的牛仔裤给你拿来了。在这儿。”我说。一边把粉红色的羊毛衫递了过去。

　　“没事了？”她问。

　　“没事了。”我说。即使在这样暗的房间里，我也可以看见她的肩膀放松了。

　　“那么，他是谁呢？”她问。

　　“一个侦探。他叫沃伦，是要找你的人当中的一个。”

　　“噢，天啊。我猜就是这样，”她说，“他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我想他不知道，”我说，“他来这里是要告诉我父亲他们找到一把手电筒……”我停住了，怕她又昏倒，赶忙说：“在……你知道。”

　　“你父亲没有说我在这里吗？”

　　“没有。”

　　“噢，天啊。”她又说。但这次她的声音很平和，没有了惊慌。

　　“没事了，”我说，“他走了，不会回来了，至少在这样的天气里他是不会再回来了。”

　　“我把你当成帮凶了。”夏洛特说。

　　帮凶？我在心里重复着。我喜欢这个词。

　　她的一只手摸着放在腿上的粉红色的羊毛衫。

　　“你想吃点东西吗？”我问。

　　“现在还不想。”

　　“我该让你睡觉。”我说。

　　“不要走。”她说。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牛仔裤和羊毛衫放在垫子上。她走到床前，拉起被子钻了进去。似乎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房间里，这样一个平常的姿势，使得我想起了她所干下的丑恶事情。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就在床旁边的地板上坐了下来，腿叠在身下。

　　“你知道关于那个婴儿的一些情况吗？”她问。

　　我很惊奇她有勇气问了这个问题。但我担心我回答了她又会哭。在这昏暗的卧室里，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她像孩子一样躺着，手合起来垫在脸颊下面。我想我可以闻到她身上的味道：一股温暖的、发酵的味道，不难闻。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很快地说：“她很快会好的。真的好起来。但是她失去了一根手指。不过，她的脚趾头和其他任何地方都很好。是哪根指头我不知道。”

　　“噢。”夏洛特没有哭，只是很小声地“哦”了一声，在角落里湮没。

　　“她现在由一个寄养家庭照看着。”我说。我现在说话很小心，因为每个字都有可能引发她的号啕大哭。

　　“在哪里？”夏洛特问。

　　“我们不知道，”我说，“我想他们也不打算告诉我们。他们把她叫做多丽丝宝宝。”

　　“多丽丝。”她很吃惊地说。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她，”我说，“这也许是他们的规矩吧。你知道，就好像要给飓风命名一样。”

　　“多丽丝。”她重复了一遍。我从她的声音里能听出了一种气愤的语调。她稍稍坐了起来。

　　“那不该是她的名字……你知道……但随后……。”我说。

　　“有人会改了它的。”她说。

　　“很可能。”

　　夏洛特的头靠到枕头上，说：“那个名字太难听了。”

　　“你可以把她要回来，”我很快说，“我肯定你可以把她要回来的。”

　　她什么都没有说。

　　“难道你不想把她要回来吗？”

　　“我不能够照顾她。”夏洛特说。她的声音反常的平淡，不带一点感情。“我没有地方可以住。”她又说。

　　“简直没地方可住吗？”我问。

　　她翻身仰面躺着，望着天花板。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屋里的黑暗，能看见她的轮廓：微微突出的下巴，紧闭的双唇，睁开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光滑的前额——“没有。”她说。

　　“你肯定在某个地方住过。”我说。

　　“哦，以前当然是有地方的，”她说，“只是我不能够回去。”

　　我想要问她为什么，但我告诉自己要谨慎一些，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耐心，就像父亲发动汽车时那样。“你多大了？”我问，换了个话题。

　　“十九岁，”她说，翻过身来向着我，“只是你和你父亲吗？”

　　“是的。”

　　“你妈妈怎么了? ”

　　“她死了。”我说。

　　夏洛特伸出一只手摸着我的肩膀，说：“我很抱歉。”她的手在我的肩膀上又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缩回到被子里。“是你多大时候的事情？”

　　“我十岁的时候。”我说。

　　“那段时间你一定很艰难，是吧？”

　　我耸了耸肩。

　　“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克拉拉，当时只有一岁，和妈妈一起在那场车祸里丧生。”

　　我期待她再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但她的手却留在了被子里。“她长什么样？”夏洛特问。

　　“克拉拉吗？”

　　“你的妈妈。她长什么样？”

　　“她很漂亮，”我说，“她不是很高，但身材纤细。她有一头长长的浅棕色鬈发。在克拉拉出生后，她就把长发剪了。但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她留着长发的样子。”

　　“像你吗？”夏洛特说，“给我看看照片好吗? ”

　　“好的，”我说，“我会的。”这样说时，我的心里已经想到了我房间里那本影集了，想到我和夏洛特翻看着影集的样子。

　　“我真希望也有张照片，”她说，“你知道的，一张就行！”

　　她的这个愿望就像一个篮球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想到她可能连孩子像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医院给孩子拍过照吗？警察局的档案里有孩子的照片没有？“你过去住在哪里？”我问。

　　“我不能……”她说。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我父亲。”

　　“假定就是这儿北面的一个小镇吧。”她说。

　　“在新罕布什尔州吗？”

　　“嗯，或许吧，”她说，“你父亲看起来是个好人。他不想我在这里，而且很生气，但他还是和颜悦色，没给我难堪。你读几年级了？”

　　“七年级。”我说。

　　“你喜欢上学吗？”

　　我说：“有一点吧。”事实上我很喜欢上学，但我不想表现得那么明显。万一夏洛特以为凡是喜欢上学的人都很可悲呢。我很在意她怎么看我。

　　“这之前我也在上学。”她说。

　　“是吗? ”我想象不出夏洛特坐在课桌前读书的样子。

　　“我在上大学，但我辍学了。”她停了停，说：“不过我打算回去。”

　　我感觉到她的整个故事——我渴望知道的故事——就在那个停顿之中。

　　“你有男朋友吗？”她问。她把她的头挪到了床边。我能闻到她的气息。我没有回答，心想我唯一的男性朋友就是可怜的罗杰·凯莉，他根本就不符合我的要求。

　　“还没有。”我说。

　　“哦，你会有的。”她说。我真想知道她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我低下头，用手拉了拉地毯。现在是时候了，该问她那个男人的情况了。但我犹豫了一下。就在这迟疑的时候，我失去了自然轻松问这个问题的时机。

　　“外面怎么样了？”她问。

　　“还是很糟糕，”我说，抬头往外看了看，“你必须要待在这里。”我以为她会反对，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这让我很振奋。

　　“你恐怕得在这里待几天了。”我试探地说。

　　“噢，我不能在这里待几天。”她说。她把手从被子里拿了出来，“我是说我不能待在这里。”

　　“你要去哪里？”我问。

　　“噢，我有地方。”她含糊地说。

　　透过关上的门，我听到父亲在下面楼梯口叫我的名字。我赶忙站了起来。我不想等他上楼来，看到我在这个黑黑的屋子里，坐在夏洛特的床边。“我要走了，”我说，“他在叫我了。”

　　“他不想你待在这里，”她说。她用一只胳膊肘把自己撑了起来。“谢谢你弄干了我的牛仔裤。”她又说。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下楼来。”我说。

　　“我不该来这里的。”她说，凝视着窗帘周围模糊的光线。

　　“我很高兴你来了。”我突然说。

　　“她像个什么样子？”她问，“在你们发现她的时候？”

　　这时，我意识到我知道一些她不知道的情况，但不能轻易地告诉她。我听到父亲又在叫我的名字了。再有一会儿，他就会上楼来找我了。

　　“她有点脏，”我说，“但她的眼睛很漂亮。她看起来很平静，像是在等着我们似的。她的头发是黑色的。”

　　“很多婴儿最初都是黑色的头发，”夏洛特说，“然后脱落。这是我从书上读到的。”

　　“她很漂亮。”我说。

　　她发出一种动物的低沉的叫声——像是一只母牛在哞哞呼唤它的小牛；一头母狮子在寻找它的孩子——当一切归于寂静的时候，我离开了房间。

　　第十章

　　在纽约的时候，我一年有两三次要去父亲的办公室。父亲的办公室在麦迪逊大街，帕特里克大教堂附近。父亲很喜欢这里，当他要搭乘火车时，他可以从这里一直跑到中央火车站去。这也是一个母亲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她“一日游”的中转站。每当她问“想出去玩一天吗”，我就知道是要进城去了。我就得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和鞋（不能是运动鞋），而母亲又照例要叮嘱几句，重温一下“礼仪课”，这同定期要求飞行员检查飞行设备很相似。

　　我们上了车，母亲总是让我坐靠窗的位置，这样，在火车穿越曼哈顿时我就可以看到哈得孙河，看到岸边的悬崖峭壁和乔治·华盛顿大桥。当火车接近城市的时候，如果有座位空着，我常常会移到车厢的另一边。我试着想象那些住在铁路旁边的房子里的人的生活。我凝视着市内住宅区长长的大道。随着火车“咔嗒咔嗒”地向前行进，我被两旁高高的公寓大楼所震撼；我想知道，二十五层楼那么高的阳台是不是有人真的在使用。我们穿过了隧道，然后出现在了巨穴似的中央火车站。在石头地板上走过的时候，我要尽力才能赶上母亲的步伐。她牵着我的手，直到父亲办公大楼的旋转大门前，才会把我的手放开。

　　父亲办公室的休息厅里摆放着装在玻璃箱子里的大楼的模型，这些大楼都是他们公司设计的。这些模型很复杂但做得很精确，房屋由火柴棒大小的部件搭成，灌木丛比我的指甲盖还要小。我真想爬到这些微缩世界里去。我们到达的时候，父亲总会从办公室里出来关照一番。他的白色衬衣扎在皮带里，袖子卷了起来。领带紧贴衣领。这情景和履行仪式一样。不同于礼拜仪式的是，他要吻我母亲一下，叫她别花钱太多。母亲就总是笑一笑，然后叮嘱我要听爸爸的话，做个好女孩儿。

　　当父亲和我在一个个小隔间的过道里走过时，那些秘书和绘图员都会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或者用他们的手拍一下我的手。我记得有个叫彭尼的，她把糖果保存在一个罐子里，她总是要邀请我到她的隔间里去，给我几块糖尝尝。我特别喜欢安格斯，我父亲的老板。他把我放到绘图桌前的高凳子上，给我一套还没有开封的彩色铅笔。他还会给我一把丁字尺，吩咐我干一份差事：比如画一座房屋，或一所学校，要不然就把一家商店的正面画出来。我全副身心地投入这些工作，而且总是会得到父亲和安格斯的过分的赞扬。“你多大啦？”安格斯会一本正经地问我。“或许你中学一毕业我们就该雇用你了。”

　　有时候我会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在他接电话或在绘图桌上工作的时候，装作是他的秘书。中午，他停下工作，穿上外套，然后我们一起去吃午饭。我们到楼下的熟食店。在那里，我可以点奶酪薄饼卷和一碗凉拌卷心菜。甜点轮流放在一个玻璃容器里。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很苦恼，不知道该选择奶酪蛋糕、指形小饼还是奶油巧克力派。父亲一般都不吃甜点，但他高兴时也会给自己来一个，这样我就至少可以品尝两个品种了。午饭后，我们会去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或是去一家书店，我可以在那里挑一本书。在办公室里，我父亲是罗布；在熟食店里，我父亲是狄龙先生；在我眼里，他就是实实在在的爸爸。身穿白色的衬衣和西服套装的他，成熟而有魅力——我们走在人行道上，他的大衣敞着，随风摆动；他举起手臂，伸出手指，招呼出租车。

　　三点半的时候，我就有点疲倦，感到无聊了。但母亲总是准四点才回来。在她“一日游”归来的时候，两手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脸庞红红的，有点气喘吁吁的样子。我总觉得她一直在跑。那些购物袋很特别：有的是闪光的粉红和白色相间的条纹，有的是黑色的，印着金色的字母。对于这些无节制的花费，父亲会假装感到震惊，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并不在意的。有一次，他们以为我到洗手间去了，就背对着门站着。母亲拿出一件她买的东西来，打开纸包装。我看到一条折叠起来、蓝色丝绸的、精致的蕾丝内衣。父亲戳了一下母亲，母亲笑着躲开了。

　　我和母亲该走了的时候，父亲总是要用力地抱抱我，就像是我们要飞到巴黎去，他会几个月都见不到我们似的。其实随后，就在六点二十分，他也会回家的。我和母亲要跑着去搭乘火车。在我们穿过隧道以前，母亲总是会睡着。这时我就会瞅瞅袋子里的东西。掀开鞋盒的盖子看一看，或者用手指摸一摸那些羊毛的、丝绸的或棉的东西。我时常也会睡着，头靠在母亲的肩上，或者完全倒下去睡在她的大腿上。

　　晚饭的时候，夏洛特穿着牛仔裤、白色衬衣和羊毛衫出现了。她抱着双臂站在厨房门口。她的眼睛看起来很是疲惫，鼻孔红红的。

　　“嗨。”我说。

　　我正削着土豆。土豆和沙拉是由我负责的。父亲站在炉子旁边，油煎着三个鸡胸。他背对着夏洛特站着。当我叫到她名字的时候，他也没有转过头来。他的头发向上竖立着，黏结的样子就像他刚刚摘下羊毛帽子。这个下午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不停地铲雪，暗暗地和雪较着劲儿，但以失败而告终。

　　在离开夏洛特房间后，我到楼下看看父亲要我干什么，其实也是为了证明我没有在夏洛特的房间里。然后我回到我的房间去包那几件要送出去的圣诞礼物：给父亲的一顶蓝色和白色条纹的卷边帽子和给乔的一双棒球手套（不久我就要和他一起去滑雪了）。我还必须要完成给祖母做的串珠项链。好无聊！我溜到书斋去，把火生了起来，用从我父亲工作间里拿来的木屑往炉子里添。火让我想到了果浆软糖。我在厨房的抽屉里发现有一袋，袋口半开。这还是夏天留下来的，变得像纸板一样硬。我解开一个衣架，把糖袋挂在炉子边上烤，弄得自己有点恶心，也败了我晚餐的胃口。于是我就躺在沙发上休息，双腿张开、看着火，直到我不再感觉不舒服。我在想，一个小小的决定是如何改变一个人命运的。而做出一个决定只是在转瞬之间。如果十多天以前的那个十二月的下午，父亲从他正在做的凳子上抬起头来，问我准备好了没有的时候，我回答说没有，会怎么样呢？那样的话，我就得回到屋子里去。或者我就饿了，或者我就得开始做我的家庭作业。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出去散步，现在也就没有什么多丽丝宝宝了。她就一定死在雪地里了，而且我们也可能已经从马里恩或斯威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了。我想我们也一定会感到震惊和难过，罪恶就发生在自己住所附近，换上你也是一样的。或许我和父亲会因为那天我们没有到树林里去散步而感到内疚。但这样也就不会有夏洛特，也不会有沃伦侦探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

　　“尼基是你的真名吗？”这时夏洛特在厨房里问我。

　　我等着父亲来回答，但他没有。于是我回答道：“是尼科尔的简称。”父亲仍然背对着夏洛特，就像是他根本不知道她在这里。“是不是，爸爸？”我故意问道。

　　父亲什么也没说。

　　“要我帮忙吗？”夏洛特问。

　　“不用。”我说。

　　“那我来摆桌子吧。”她说，向周围看了看，找桌子。

　　“我们不用桌子。”我平静地解释道。

　　“那么……那么我就只能坐着吃饭了。”很显然，这样的交谈让夏洛特难堪。她离开了厨房。

　　“你为什么这样？”她走了以后我问父亲。

　　“怎么样？”他用钳子把鸡肉从锅里夹出来。

　　“你知道……没教养。”我说。

　　“你弄的土豆怎么样了？”

　　窗外，风呼啸着。雪稳定地下了片刻后，又往窗户玻璃上猛打。我想到了沃伦，他回到他的两个孩子身边了吗？我想到了多丽丝宝宝，她是不是按照安排被寄养了，离开医院后的第一夜她是在哪里度过的呢？

　　夏洛特、父亲和我坐在书斋里，腿上放着盘子。我和父亲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一技能，但这样的用餐方式似乎却让夏洛特难以适应。她的鸡肉在盘子里滑来滑去。膝盖上落有少量的沙拉。她用纤细的手指撕下生菜的叶子。父亲一如既往地吃着，他的脸像是戴上一副面具，除非不得已，他会忽略夏洛特的存在。我也吃，一边关注夏洛特，体谅她目前的处境，同时越来越对父亲不耐烦了。这顿晚餐把夏洛特弄得狼狈不堪。她吃得很少，看起来是我们三个当中最不自在的一个。她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盘子，艰难地咽着每一口。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就像是感到羞愧。我想她会从椅子上站起来跑掉。父亲僵硬的态度也让我无言。我们和着窗外的风声吃着晚餐。灯闪了一两次，像是在提醒我们随时可能停电。在新罕布什尔州过了两个冬天后，父亲和我有了一个相当大的放烛台的隐蔽的地方、一些燃了一半的蜡烛和随时可用的手电筒。我喜欢停电。因为在这暴风雪之夜，我和父亲可以搬到带壁炉的书斋里去。我们在睡袋里睡觉。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我们要娱乐，还要准备饭食，这对我们的聪明才智是一个考验。这样的时候又惬意又温暖。当电来的时候，突然灯光大作，就像是警察的聚光灯射了进来，我总是会感到有点沮丧。

　　“我们这里肯定会停电的，”我说，“夏洛特和我可以睡在这里。睡在睡袋里。”

　　父亲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我在楼上就挺好。”夏洛特说。

　　“不，不好，”我说，“那里没有供暖的东西。我们这里唯一的暖气来自壁炉。”

　　父亲从座位上起来，拿着盘子到厨房去。夏洛特放下手里的刀和叉，很庆幸这场游戏的结束。她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我站起来，拿上我和她的盘子，跟着我父亲出去了。他和我分摊洗碗的工作。一天晚上是我，一天晚上是他。而今天晚上我确定应该是我洗，但他已经开始干了。

　　当我再回到书斋的时候，夏洛特仍然闭着眼睛，我想她睡着了。我在她对面父亲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她。她的眼皮带蓝色，她的嘴微微张着。我想要知道在过去的这十天里她到过哪里，干过些什么。

　　我想到在沃伦侦探来访的时候，父亲本来是可以很容易地告诉他夏洛特就睡在楼上的。真是这样的话，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穿着我的缀粉红色和蓝色小熊的睡衣的夏洛特就会在后走廊里被戴上手铐带走。或许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她了。父亲就会总是对我说那是最好的结局，而我则会永远认为他是错的。

　　我常常在想，沃伦把手铐放在哪里的呢？他有没有带枪？

　　我拿起一本断断续续读过的书，我找到读到的地方，想要专心地读一读，但我做不到。我重重地把书扔到了桌上。

　　夏洛特睁开了眼睛。

　　“你想看看我的房间吗？”我问。

　　她坐了起来，眨着眼睛，有点迷惑。

　　“我给你看我母亲的照片吧！”我说。

　　“噢，好的。”她说。

　　我们一起上楼进了我的房间。趁着夏洛特睡觉的时候，我已经把房间收拾了。我的睡衣和空的CD的包装是看不到的了。一跨过门槛，夏洛特似乎就放松了。她站着欣赏着我的壁画，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奇怪的是，现在它看起来似乎没有以前那么业余了。我想到了史蒂夫和他拿到的那个虚构的电话号码，不知道谁会接到他的电话并且感到莫名其妙。

　　“这好棒！”夏洛特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后袋里说。这姿势把她突起的小腹显出来了。我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再次扫视我的房间：书桌上放着用鞋盒装着的珠子和生牛皮卷；床上是在纽约买的淡紫色、白色相间的被子；架子上是我不再玩了的游戏；床旁边的桌子上有阅读台灯和收音机；地板上一本《杀死一只知更鸟》，是我上学必须要读的一本书。

　　“你做过法式发型吗？”她问。

　　“没有。”我说。

　　“我想你做法式发型一定很漂亮，想要我给你做一个吗？”

　　“好的。”

　　“坐在这里。”她说。她将我的头发理到我的耳背后，她的手指轻轻地移动着，这让我闭上了眼睛。自从母亲死后，就没有人这样摸过我。

　　“我需要一把梳子。”她说。

　　“在窗台上。”

　　我移动到书桌旁边，夏洛特站在我的后面。她把我的头发往上梳。梳在头上就像是妈妈的手指头在头上移动，温柔中使人感到甜蜜。我进入了一种梦一样的境界，在睡着和清醒之间。她给我弄头发，没有说话。

　　“你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吗？”我问。

　　“不，”她说，“我有两个哥哥。我的父母是法裔加拿大人，是虔诚的信教徒，生活十分严谨。两个哥哥都是我的保护人。”

　　“他们知道你的事吗？”

　　“噢，天啊，不知道，”夏洛特说，“他们会杀了我的！我的哥哥还肯定会杀了……你知道，我的男朋友的。”

　　男朋友。听到这个词就像当时听到“帮凶”一样，让我全身一震。

　　“你们以前住在哪里？”她问。把我的头发分成了一束一束的。

　　“纽约。”

　　“你们为什么搬到这里来？”

　　“父亲执意要搬的。他说他必须要离他的记忆远一些。他说他不能够再住在以前的房子里了。”

　　“你不介意吗？”

　　“开始我很气愤。但后来，我理解到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吧，我习惯了。”

　　我摸了摸她正在给我做的发型。真专业，每一根头发在我头上完美地鬈曲着。“哇！”我说。

　　“我怎么没有看见电视机？”夏洛特把一束头发分到了我的左边。

　　“我们没有电视机，”我说，“我有个收音机。我的父亲母亲都不赞成让孩子看太多的电视。而自从那次车祸以后，我想他就害怕他在电视上看到事故和灾难。”

　　“你的母亲和妹妹是什么时候死的？”

　　“两年前。”

　　“从那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人给你梳理过头发了？”

　　“没有。”我说。

　　夏洛特把我的头发放下来。我从桌上的小圆镜里可以看到她。我看到她闭上了眼睛。时不时地，她会想到那晚和第二天，想到她所做的事情，想到在汽车旅馆里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感受。当我刚刚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时候，不管是在橄榄球场上还是在乐队的练习室里，悲痛都会突然袭来。甚至在我并没有想我妈妈的时候，她也会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会突然想到她，看见她端着杯咖啡站在厨房里我给她照相的地方，或是开着她的大众车带我兜风，或是我在看迪斯尼动画片的时候她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织毛线。每次都让我很痛苦，现在仍然是这样。

　　“你还好吗? ”我问。

　　“我很好，”她说，我看到她的脸色又有了红润，“刚才睡那一觉很管用。还有食物。”

　　“你根本就没有吃什么。”

　　“没有吃太多。”她说。

　　“我们等会儿可以下去吃热巧克力，”我说，“实际上，我是靠热巧克力活下来的。”

　　我听到楼梯平台上有脚步声传过来，紧接着就是敲门声。

　　夏洛特把梳子放到了桌子上，站得离我远了一点。

　　父亲进来了。他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夏洛特，最后盯着我问：“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干什么？证据很明显，都摆在我的头上。

　　夏洛特走上前来，走到我旁边。当她轻轻走过父亲身旁、走出房间的时候，她都没有回头看我父亲一眼。

　　“要我把她锁在房间里吗？”他问。

　　“不。”我说。

　　他摇摇头，说：“暴风雪越来越大了。”

　　这太好了，我想。父亲不能够让夏洛特离开，而沃伦侦探也不能到这里来了。我真希望下几周的暴风雪。

　　“你有手电筒吗？”父亲问。

　　“有。”

　　“有电池吗？”

　　“有。”

　　“听，这风的声音——我们有可能需要它们。”

　　“那她呢? ”我问，头往客房的方向歪了歪。

　　“我放了一把手电筒在她床头柜上。”

　　“几点钟了？”我问。

　　“大概九点半了。”他说。

　　“你对我的头发什么都没有说。”我说这话时含有挑战意味。

　　“你怎么叫它？”

　　“法式发型。”

　　“很漂亮。”父亲一脸的疲惫，显得比他四十二岁的年龄要老。

　　他叹一口气，说：“去睡觉吧。”

　　我没有脱衣服就爬上了床。我关掉床头灯。我摸着我整齐的新发型，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不时产生幻想，想象中我听到有汽车在我们的专用车道上行驶。我搜寻着引擎的声音。我想到了沃伦侦探。他相信我说的关于斧头的事吗？我不知道。或许他还很高兴当时我的父亲没有在场呢：没有父亲盯着，他会更方便地四处看看。

　　听着铁锨铲在花岗岩台阶上的声音，我睡着了。

　　第十一章

　　三月的那一天，我们不经意间来到镇上的时候，那个戴围巾、穿皮靴的房地产经纪人领我们看了三所房子。第一所是在斯特罗泊公寓，离里米店不远。奈特太太解释说这是一套需要重新装修的房子。车库的卫生间把我吓了一大跳，那里有一个锈迹斑斑的碗，里面一只不明动物的尸体已经腐烂。厨房里有绿色的橱柜，餐桌，地上铺着棕色的瓷砖。但如果要我在这里吃饭，就是一餐，我也不干。我站在门口，不肯上楼，表现出了我对这里的反感。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所房子所在的街道是镇上几条来来往往的人最多的街道，这对父亲来说太暴露了一点。他想要找的是一个洞穴，一个能让自己在里面躲藏的地方。

　　房地产经纪人是个好打听的女人。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对谢泼尔德小镇感兴趣？我们在这一带有没有亲戚？我读哪个年级？我和父亲都保持沉默，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其实父亲可以瞎编一气来让她闭嘴的，他有这个能力。但那时他的想象力，就像他的心一样，离开了他的身体。

　　我们去看的第二所房子叫做“果山农场”，位于十二英亩的苹果园中间。那是一栋普通的，但却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房子。它有一个柠檬黄色的厨房，很明亮。即使在三月，似乎就有苹果的味道了。我走上楼，发现有四个卧室。窗户上挂着白色的窗帘，床上高高地堆着被子。我真想在床上躺下来，一觉睡去，醒来就在纽约了。

　　父亲只是礼节性地看了看这栋房子，因为旁边就是个售货亭。虽然我们不会在那里卖苹果，我不敢想象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走到门口，向以前的顾客解释说：“没有，今年没有苹果酒。”

　　“我还有一所房子，”奈特太太说，“但它在城外，有点远。”

　　父亲出乎意料地说：“我想去看看。”

　　“下了大道后还有一大段车程才能到，”她说，看了一眼我们的绅宝车及连着的小拖车，“或许你女儿上学不方便。”

　　“我很想去看看。”父亲重复道。

　　“那么，就搭我丈夫的卡车去吧。”奈特太太说。

　　卡车一路上颠簸，在积雪融化后的泥浆里打滑。那村舍坐落在一处空地，还有一个谷仓。我一看见这个房子，就知道这正是父亲想要的。这农家小屋对我和父亲来说是足够大了，而且它是腾空了的。我知道这也正是父亲所希望的情况，我们可以立刻搬进去。更重要的是，它和外界是隔绝的。

　　我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既不能够用卫生间的奇形怪状来劝说父亲不要这房子，也不能以我们适合住在农场里的理由来反对。

　　不到一小时，父亲就以全价买下了这座房子，这让房地产经纪人很高兴。办完各种手续花了十天时间，在这期间我和父亲住在镇外一家汽车旅馆里。早上，父亲开车送我到加油站喝牛奶、吃油炸圈饼，然后送我去上学。后来，我们就搬进来了。

　　我不停地抱怨，说校车只能开一半的路程，自己走的那段路简直要杀了我。我的卧室冷得要死。学校的同学智力迟钝，老师又是跛的。楼上卫生间里没有电吹风的电源插座，淋浴水一点压力都没有。一天晚上，在我做作业的时候，我坚持要父亲在书斋里陪我。我缠着他，要他帮我；但每当他尽力给我解答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打断他。我用铅笔裹着铁皮的一端（铅笔头上的橡皮擦被我用牙齿咬下来了，这毛病老也改不了）敲打着数学试卷，把卷子都打破了，并且在卷子下面咖啡桌的木头桌面上留下了我愤怒的“印痕”。父亲站起来，走出屋子，去了谷仓。我一时不知所措，手里拿着铅笔，坐着。我想用唾沫将我刚才用铅笔头在桌上留下的印痕盖住。随后，也去了谷仓。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给自己辩护的话：这不公平；我在这里没有朋友；那些孩子都是笨蛋；房子也好怪异！我打开谷仓的门，一开始我什么都看不见。父亲还没有把灯打开。最后，在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里，我发现了他。他站在这洞穴式的房间的另一边，靠在墙上。或许他只是在抽一支烟。但从我看来，他已经很疲惫、很沮丧，一个明白自己失去了一切的男人！

　　我轻轻地关上了门，走回屋里。我坐在沙发上轻松地完成了作业，这本来是我一直都可以做到的。我在橱柜里找到了一罐可可粉。就在炖锅里烧开了水，冲了两杯热巧克力。我端着杯子，出屋向谷仓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叫着父亲。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灯亮了。我走了进去，就像是刚刚一个小时以前，书斋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要热巧克力吗？”

　　我们一起坐在长凳上。“这正合我意。”他说。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出自内心的喜悦。我们谁也没有提刚才吵架的事情。

　　“这儿好冷！”我说。

　　“我会把壁炉修好的。”他说。

　　“我想我要为我的卧室买些海报。”

　　“在黎巴嫩肯定有你能够买到海报的商店。周末我们就可以弄清楚。”他说。

　　“我还需要另外一件东西，”我说，“一张书桌。”

　　父亲点点头。

　　“你准备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来干呢？”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或许我可以干些手工活。”

　　我在安静中醒来。风已经停了，没有了雪粒打在窗户上的砰砰的声音。世界仿佛完全不动了，就像是经过了前一夜长时间的战斗以后的休整。地板很冷，我光着脚一蹦一跳地到了窗户边。天是灰色的，雪还在下。

　　我穿上拖鞋和睡袍，打开卧室的门。我听到从厨房里传来的关冰箱门的声音。父亲一定起来了，我想。

　　但那天早上我在厨房里发现的人不是我的父亲。夏洛特站在炉子边，手里拿着抹刀。她穿着那件缀着粉红色和蓝色小熊的法兰绒睡衣和她的灰色安哥拉山羊毛袜。我看着有线电视节目，但有一阵子，我眼前所出现的都是那家汽车旅馆、那个有带血床单的房间的情景。我抬起头来，看了看夏洛特的脸。

　　“我在做法国土司。”她说。她的头发湿湿的，长长的鬈发呈波浪形从后颈垂下。她的脸洗过了，在头顶灯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干净，“你喝咖啡吗？”

　　“不，”我说。夏洛特的改变让人有些不安。她看上去休息得很好，但远不止这一点。她不知怎么健康了一些，精力充沛了一些。

　　三个盘子和银餐具已经在炉子旁的餐桌上放好了。夏洛特在一个盘里放了两片土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果汁，所以没给你倒，”她说，“你要的话，就自己动手吧。”

　　“你看起来好多了。”我说。

　　淡黄色的土司浸在融化了的黄油里。我倒了一杯果汁，端着餐盘去了书斋。几分钟后，夏洛特也跟来了。

　　她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我的椅子上，就像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在家里的位置。她的餐盘倾斜了一下，果汁流到了法兰绒睡衣上。“对不起。”她一边用手指把它抹掉，一边说。

　　在俯身向餐盘的时候，她用一只手把头发向后拢着。她用餐叉胡乱地切着土司，刮得盘子吱吱响。她的随便和懒散，就像是同我在这个书斋里一起吃过好几年早餐的人一样。

　　“你看外面的积雪有几英寸厚了？”她问。

　　我看看窗外，说：“我不知道，或许有三英寸厚吧！”

　　“对滑雪者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她说。

　　“圣诞节后我就要去滑雪了。”我说。

　　“在哪里？”

　　“冈寺塔克。”

　　“那么，你就要在墙上画上另外一座山了。”她说。

　　“我已经买好颜料了。”

　　夏洛特往后一靠，靠着后背坐着，餐盘仍然在她腿上保持着平衡。我看看我的早餐，基本上没有动。我没有胃口。对这个可以在瞬间伤心欲绝，接着又会是充满活力的人，我还没有适应。

　　“扫雪机把路面清除干净要花多少时间？”她问。

　　“我不能肯定，”我说，“我们刚好是在镇上要清扫的最后一条路附近。可能要一天，或许要更多的时间。”

　　“那么久。”她望着窗外说。

　　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很想知道夏洛特离开我们以后会到哪里去。

　　我没有解释，站了起来，拿上餐盘到厨房里去了。和夏洛特一起待在那个房间里让我觉得紧张，担心父亲下楼来会看到夏洛特在我们家里这样自在。我上楼去敲我父亲的门。我把耳朵贴在门上，什么也没有听到。“爸！”我轻轻地叫道。

　　“进来。”他在门里说。

　　他已经穿戴好了坐在床边。他穿着牛仔裤，法兰绒衬衣外面套着藏青色羊毛衫。他已经穿上了袜子。两侧的头发紧贴，顶上的头发竖起，就像星期六早间动画片里的怪鸟。

　　在暗淡的灯光下，我看到他的五斗橱上堆满了杂志、零钱、一张揉成团的手帕、一只皮手套和他的钱包。角落里是一把椅子，却被他当做柜子用了。这天早上高高地堆放着法兰绒衬衣、牛仔裤和毛巾。他的床头柜上有个闹钟、一个白色的杯子和一本关于内战的书，还有一支放在烛台上的蜡烛和一个手电筒，以防万一。

　　我走近一步，问：“你还好吧？”

　　“很好，为什么这样问？”

　　“你没有下楼来。”

　　“昨天晚上我睡得晚。”

　　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灰暗的光线，我注意到父亲耳边有了一小撮新长出来的灰白色头发。

　　“还在下雪吗？”他问。

　　“是的。”

　　父亲站起来，按摩着他的后腰。“我想要把我们到柴房的路上的积雪清除掉，以防停电。”

　　“让我来吧。”我说。

　　父亲一侧的眉毛扬起来。我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要帮着做我所讨厌的家务活。他走到窗户边拉起窗帘。尽管仍然是暴风雪天的那种灰暗的光线，但还是照见了五斗橱上的一张小照片。

　　那是克拉拉一岁时的一张照片，可能是在车祸前不久拍的。照片上，她穿着品蓝色羊毛衫。但有人（可能是我）把父亲的藏青色围巾裹在了她的脖子上，把他（父亲）的滑雪帽戴在了她的头上。帽子下面不均匀地露出了刘海，耳朵旁边也伸出来一些头发。她的眼睛不是一般的大，有着和那件羊毛衫一样的颜色。闪光灯的光照到了她宽阔的面颊和鼻子上，反射出来的光线就像是它们本身发出来的一样。她的下嘴唇也闪着紫色的光。似乎这身新打扮使她很高兴，她笑着，露出了上面两颗牙齿。她右边的眉毛上有个红色的小疤，只有豌豆那么大。

　　这是最近才放在父亲五斗橱上的一张旧照片。虽然我很少到父亲的卧室里来，但我可以肯定，在我们发现婴儿的那天晚上，这张照片都还不在那里。

　　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紧紧地挤压着，就像是一块被紧拧着，要绞出水来的海绵。

　　“她很漂亮。”父亲在我背后说。

　　第十二章

　　在克拉拉一岁生日的那天早上，父亲把我带到地下室。我们把彩色气球一个个地接到储气罐上，给它们充满氦气。父亲吸入了一些氦气，说话时声音听起来就像唐老鸭一样。我们把气球拿上楼去，放开它们。这些气球飘到空中，三五成群地贴在各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黄昏的时候，它们还悬浮在离天花板大约两英寸的地方。但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掉了下来，落到了地板上、椅子后面和电视机后面。从而引发了父亲的谈兴，就给我们讲起气体的性质、空气压力和地心引力来了。

　　车祸发生以前，父亲经常给我们上这样的“课”。他认真地讲，也希望能得到我们相应的重视。有时母亲会转动眼睛，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我们又开始上课了！”我很喜欢听父亲的教导。他的说教有时是关于科学或历史的，但本质常常是关于道德品质的培养教育。父亲很多次说“你可以做到”，通常是在我担心的考试或比赛之前。最难忘的，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男女生联谊会，我听到了父亲“名誉无价”的教导。而且我还会定期听到父亲“熟能生巧”的教导，那就是在我抱怨某次数学作业，或者是我厌烦了吹奏单簧管的某支乐曲时。到我九岁的时候，我可以将印入我脑海的父亲所给的教导背出来。但我仍然对他心怀敬畏，不敢有一点不恭。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那场大祸，到我十岁时，我们会是怎么样的呢？到那时，我恐怕就会努力说服自己，父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了。

　　就在车祸发生的前一天，母亲开车送我到商业区去给妹妹选生日礼物。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店里买东西，既兴奋又紧张。母亲给我讲了很多规定。还让我把见面的时间地点复述了三遍。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从猪形储蓄罐里取出来的10美元）去给妹妹买礼物。

　　我从一家“五分一毛店”的便利店开始。我在玩具区里逛着，摸一摸洋娃娃、看一看智力玩具或棋盘游戏。我拿不定主意，但我心里明白，克拉拉除了能把积木堆到一起或把塑料戒指套到一个锥形体上之外，实际上什么都不会干。我离开便利店，走进隔壁的童装店。这里有罩衫和亚麻童帽卖，但就连一双袜子也要6美元。我到杂货店去看了看，或许婴儿区里有一件合适的玩具，但结果那里只有一个半身塑像。我又回到了便利店。当我在货架之间的过道里闲逛的时候，脑子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想法。克拉拉真正需要的礼物是她能够逐渐适应的、经久耐用的东西，一个我一直都想要而又没有得到的一种玩具，一种现在我可以玩，而以后又可以教她怎么玩的玩具。

　　我提前五分钟到达了约定的地点，母亲也是。

　　“你买了什么？”她问。

　　“神奇画板。”我说。

　　母亲做了一个火车形状的生日蛋糕。她让我用糖霜把车身分别装饰成黄色、绿色和蓝色。乘务车厢是红色。这辆火车有果浆软糖做成的烟囱和“救生圈”硬糖做成的窗，躺在餐桌上用甘草糖做成的轨道上。在我们把这些都做完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和玩具一样。当我们吹灭了克拉拉那唯一的一根生日蜡烛之后，谁都不忍心切开它。

　　那天早上，克拉拉因为耳朵疼醒了。她一整天都不时地尖声叫喊或哼哼唧唧，折磨着母亲的神经，也使得父亲沉重地叹气，直到第一个客人的到来。我的小妹妹这个样子真不是时候，特别是在我有些嫉妒角落里的那些大包小包礼物的时候，其中一件又是我等不及地想要动手去拿的东西。

　　给一个一岁的孩子开生日派对决不是为了这个一岁的孩子。这是为了我的父母和我。我是一直想接近那件要打开的但并不属于我的礼物，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自撕开包装。克拉拉没有任何兴奋的表示，被自己的烦躁不安弄得精疲力竭，在我们为她唱“祝你生日快乐”时就睡着了。母亲不要我们把这个脾气暴躁的小宝宝弄醒，她说没有克拉拉我们仍然要把活动继续下去。所以，那天我们拍的大多数照片中，克拉拉都在睡觉，头上戴着一顶锥形的帽子，嘴张着，流着鼻涕。我穿着紫色的紧身裤，一件“我的小波尼”体恤，一心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母亲皱着眉头，她那天晚上牙疼，需要在随后做牙根管填充手术。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以后，母亲拍了一张照片：父亲在躺椅上睡着了，地上满是揉成团的纸。克拉拉趴在他的胸口上。就在这张照片里，你仿佛可以听到他的鼾声。

　　我说的话应验了。父亲正在给祖母打电话，落实她到黎巴嫩的行程安排（因为暴风雪，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或者取消了）。我穿上我的毛皮大衣和滑雪裤，戴上帽子和滑雪手套，开始替父亲打扫去柴房路上的积雪。对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来说，祖母的旅程将是一个壮举。首先她得自己驾车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到纽华克，再搭乘另一个航班到波士顿；在波士顿等候到黎巴嫩的航班。这个航班的飞机只有十个位置，大多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不愿坐这样的飞机。到达黎巴嫩后，再坐上父亲驾驶的卡车到谢泼尔德镇。像她这样一站接一站地走上一趟，要花八个小时。她相信这是值得的，但我知道不久她就不能够进行这样的旅行了，而我们就不得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在一个十二岁孩子的眼里，一天能够坐上三趟飞机，那还不像是到了天堂一样！

　　雪花已经变成了细小的冰晶在空中飞舞。如果我不低头，雪粒就会打在脸上把脸刺痛。草地和矮树丛都已经被积雪所覆盖。四下里白茫茫一片，只有树木在雪地上冒了出来。但树冠上都是雪，就像我的目标柴房一样，有一个白色的顶。那一个个白雪覆盖的矮树丛像驼峰一般，而树林里也已经没有了初冬时分沙沙作响的声音。我们被困在风雪之中了。我在想，这房子建于十九世纪后期，那时住在这里的人们怎么办的？那时，不会有镇上的扫雪机来清除路上的积雪，让道路通畅。我还想到，在这里还没有房子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是不是得自己把自己从雪地里挖出来，才能见到天日？

　　天看起来要放晴了，我想，这雪下得小了，可能这场东北风暴也就要结束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这同样的景色就会变得炫目，让你什么也看不见。与通向这个屋子的车道平行的是一个狭长的开阔地，够得上作滑雪场用。然而，只有在下了大雪的时候，我才可以说服父亲把我们雪橇上用的铝制圆形碟子拿出来，他自己滑上几趟帮我把雪压紧。

　　我试着铲了几下后，发现积雪很厚。随着气温升高，积雪也越来越紧。铲到柴屋至少要花一个小时。我希望父亲给航空公司打完电话后会怜惜我，帮我一把。

　　我认真铲雪，很快身上就开始出汗了。要举起满满的一铲子雪然后把铲子翻过来把雪倒掉，要费我很大的力气。我取下围巾。摘下帽子，敞开外套。过一会儿，我就觉得冷了，又得戴上围巾和帽子，拉上外套的拉链。这样反复了三次。就在我刚打算去喝杯热巧克力的时候，后门打开了。

　　“嗨。”我听到有人招呼我。

　　夏洛特半个身子在门里，半个身子在门外。她的头发还没干，披在肩上。

　　“你还有多的帽子和手套吗？我借用一下。”她问。

　　“干什么？”

　　“我想帮你铲雪。”

　　我摇摇头。“你不能。你……”我尽力想该用什么词才恰当。说“生病”，不对。我说：“你……你太累了。”

　　“我很好。我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如果父亲看到夏洛特在外面和我一起铲雪会生气的。对了，他在哪里呢?“把长凳上的座位掀开，”我说，“那里有帽子和手套。”

　　她回到了屋里，一会儿又出来了。她深深地吸了几口空气。她把牛仔裤塞进了靴子里。她的靴子是皮的，但不适合在雪地里穿着。她拿的是父亲参加全州滑雪比赛用的旧皮手套和我十岁的时候我给自己织的一顶彩色帽子。

　　“好的，”我说，“你从我停下的地方开始。我去另外拿一把铲子，从柴屋那头开始。我们在中间会合。”

　　靠着谷仓的雪堆得高高的，差不多齐我的腰部了。我找到了门闩，打开门进去，带了许多雪到这个黑黑的谷仓里。同平时一样，这巨穴似的屋子总是有浓烈的锯屑和松树的味道。我用不着开灯，我知道铲子放在哪里。父亲在他的卧室里或许很随便，但在谷仓里，他却很讲究。他的工具都放在长凳上或长凳上方的配挂板上，件件工具都有固定的地方。像铁铲、耙子这类比较大型的工具都在门口，靠在墙上，放成一排。

　　我扛着铲子，拖着双腿，费力地穿过雪堆。我拐过墙角，就看见夏洛特双臂舞动，雪被撒到路的一侧。她干活的力气就像个男人。看得出在我离开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她干的活比我整个时间都多。

　　她把帽子扔在地上，她的头发有节奏地左右飘动。她大口大口地呼吸，但还没有气喘吁吁。

　　我受到了挑战，弯下腰干了起来，想要努力赶上她的速度，只是我的手臂不够强壮。我有决心赶上她，但我抬头看看夏洛特的进度时，我就明白她取得的进展还是大于我。

　　我们在靠近我这头的地方会合了。夏洛特最后一挥铲，结束了这项工作。她在地上重重地敲打着铲子，抖落铲子上面残留的雪。“好啦，我们干完了。”她很满意地说。

　　“这不是比赛吧。”我说。

　　“谁在比赛了？”她脱下手套。雪差不多停了。

　　“我要进屋去了。”我说。

　　“我随后就进来。”

　　我坐在屋里的长凳上，脱下靴子。我脱下滑雪裤，穿着我的长内衣裤和毛线衫站在那里。我的头发黏结在头上，流着清鼻涕。嘴巴冷得说不出话来。

　　“她在干什么？”父亲在我身后说。

　　我没有听到他下楼来的声音。“她刚才帮我铲了一下雪。”

　　“她在铲雪？”

　　“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站在那里。我看她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我正打算给我们弄点热巧克力。”

　　父亲盯着我的脸。

　　“让我们暖和暖和吧！”我马上补充道。

　　父亲走进厨房，我想他是去给自己倒一杯咖啡。但他在柜台前站住了。他把手按在福米卡柜台边上，头低着。这事就那么巧，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想给沃伦侦探还是给博伊德警官打电话吗？他站直了，搓着脖子。“我在谷仓里。”他说。

　　热巧克力冲好了，但夏洛特还没有进来。我把杯子放在后走廊的长凳上，把头探出门外。她在屋子外面大约走了（或者说是爬了）四十英尺，站在那里往树林里面看。她的皮靴这下算完了。

　　我叫了她的名字，她没有回答，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听到，也或许是她被景色深深地吸引住了。她的手插在大衣的兜里，像是遥望着大海，等候着丈夫远航回来。也像是在搜寻着一个刚刚在视线里消失了的小孩。

　　“夏洛特！”我更大声地、反复地叫着。

　　她转过头来。

　　“进屋来吧！”我喊道。

　　开始我以为她不会理我。随后，我看到她扭动着身子、沿着原来的脚印，开始向我走来。她努力地把每一步都踩进先前留下的靴子印里，跟我前几天看见沃伦侦探的动作很相似。她跌倒了一次，自己又爬了起来，前进了几步，随后开始一跳一跳地在雪地里走，就像海边沙滩上的一个小孩在拍岸浪中穿行一样。到达后门时，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冲了热巧克力。你的杯子在长凳上。”我说。

　　“谢谢。”她说，从我身边走进门去。

　　“你连望的方向都没有对。”我朝着她的背说。

　　她坐在长凳上。我坐在楼梯上。我可以听到她说话，但只能看到她的靴子。我想告诉她把靴子脱了，但我没有开口。我想象着她端着杯子，暖着手。她的鼻子和脸颊都冻得通红。我能听到她吹热巧克力的声音，然后喝上一口。“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地方好吗？”她问。

　　“不行。”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不明白有什么不好。”

　　“有太多不好了。”我说。尽管如果她追问起来，我也不能肯定就能说出到底有什么不好。

　　“我只是想看看。”她说。

　　“为什么？看了有什么好处吗？”

　　“我没法解释。”

　　“别傻了。”我说。

　　她沉默了。我放下杯子，双手抱头。“走路去会很艰难，”过了一会儿我说，“也很危险。你可能从来没有穿过雪地鞋吧！”

　　我听到她擤鼻涕的声音。“当然穿过了。”她说。

　　她穿过？我对她的生活知道得太少。“我不确定是否能够找到那个地方，”我说，“雪已经把足迹都盖住了。”

　　事实上，我确信我可以找到那地方。我已经从那里来回两次了。自信可以辨认出连着斜坡的那些树的形状。我清楚地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雪已经停了。”她说。

　　“那又怎样？”

　　“我们会很容易地循着我们的足迹回来。我们会留下很多足印的。”

　　“夏洛特，那里除了一些橙色的带子，什么都没有。”

　　她又什么都不说了。在后来的沉默中，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虽然我知道这样做不对，而且自己也肯定会后悔，但还是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好吧，我们做个交易吧。”我说。

　　“什么交易？”

　　“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可能就会带你去。”我说，知道自己是回不了头了。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她回答了，我就得履行我的协议。

　　“好的。”她说。

　　我猛出了口气，问：“他是谁？”

　　“他叫詹姆斯。”夏洛特一点也不犹豫地说。

　　詹姆斯，我想了想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大学里认识的。”

　　“哪所大学？”

　　她踌躇了片刻，“这个我不能回答，”她说，“问我别的问题吧。”

　　“你还爱他吗？”我问。她肯定听到我的声音在颤抖。

　　她犹豫了一下，小心地说：“我不知道。但我曾经非常爱他。”她停了一下，“我曾经对他很疯狂！”

　　她的声音使我想起了人们在谈论死去的人的样子，或者谈起很久以前爱过的人，可能仍然爱着，偷偷地。

　　“他知道你在哪里吗？”我问。

　　“不知道。”

　　这个回答让我很放心。我可不想他正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或镇上的某个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旅馆里等着她。

　　“他很漂亮。”她平静地说。

　　我从来没有听到用“漂亮”这个词来形容一个男人。“他长什么样？”我问。

　　“他前额留有很黑的鬈发。他常常把它往后弄。绿色的眼睛。因为打曲棍球的原因，前面的牙齿包上了。他不是很高。”

　　“是谁把婴儿带出去放到雪地里的？”我问。

　　那时，对坐在楼梯上的我来说，似乎我的将来取决于她的回答，她所说的话将永远影响着我对人们的一切了解和看法。

　　夏洛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拐角处把头探了出去。看见她背靠墙坐着，两眼直直地望着窗外。

　　“我们都同意去那家汽车旅馆。”她小心地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回答，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已经问了我的问题，她也已经回答了。我站了起来，两腿很无力。我把手放到大腿上，站稳了。我又深吸了口气，呼出去。

　　“好吧，”我说，“现在我就带你去。”

　　第十三章

　　克拉拉出生的那天傍晚，父亲来到我的卧室门口，告诉我说我得到塔拉那里去过夜。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家里被什么事打乱了，比方说钥匙丢了，或小狗小猫在地毯上受了伤而引起了骚动。我可不想卷入这些琐碎的不幸事件中去。克拉拉的出生提前了三周，父母很意外地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分娩的痛苦。

　　我正在床上看书。父亲显得有些紧张，那样子就像是父母不愿意吓着孩子，但又不由自主一样。他从衣柜抽屉里拖出些衣服来，塞进一个纸袋里。我穿着睡衣、裹着外套就走出来。我给母亲道别，但她全神贯注于应对她身体里的那场地震；我想要妈妈拥抱我一下，但父亲拽着我的袖子，我只好跟他走了。父亲平常驾车都是从容不迫的，但现在他却把方向盘抓得很紧。对于我的问题，他的回答都很简短，注意力明显在其他地方。从我们家到塔拉的家只有一公里，但似乎这段路走了很久。“怎么了？”我问，“妈妈要死吗？”

　　“不。一切都很好。很好。”

　　我们到达塔拉家的时候，赖斯太太很夸张地欢迎我，这让我更加担心了。“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她对着父亲迅速离去的背影小声地说。我站在窗边，看着父亲朝着他的绅宝车小跑而去，像个哭着的少年消失在路边。婴儿会死吗？我抽泣着，塔拉站在我的身边，她咬指甲都咬着活肉了。“好啦，孩子，”赖斯太太说，“你要吃点什么吗？”美国人在劝慰别人的时候都会这样说。

　　在一段时间里，我忘记了忧伤。塔拉和我跟她哥哥一起玩“龙与地下城”的游戏，玩到很晚，第二天早上十点才起来。这天是感恩节。当我走进厨房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得知我有了个小妹妹，她的名字叫克拉拉。

　　后来我知道了细节。医院的护士在用轮椅送我母亲上楼去分娩室的时候，妹妹却迫不及待地要出来。眼看就要在电梯里降生了，这可吓坏了护士。她马上停了电梯，大声求助。适逢一名穿着衬衣、打着领带、在医院加班后正等着回家和家人团聚的外科医师在那里，他帮忙接生下了我的妹妹。每个人都弄得很疲惫，特别是我父亲。就在他的女儿要落到地上的时候，他跪下去接住了她。

　　父亲来接我，带我去那家医院。他和前一天晚上把我留在塔拉家的那样一个父亲判若两人。他一个手指头放在方向盘上，开着车，吹着口哨，讲述着电梯里的故事。他还不时咯咯地笑，就像是刚听到一个很棒的笑话。他把我带到育儿室，把妹妹指给我看。我以为他弄错了。我核对名字，没有错。小床上方的标签上写着：贝克·狄龙宝宝。

　　克拉拉的头挺畸形的，眼睛就像老鼠的眼睛一样细细的一条。当她哭的时候，皮肤就出现红色和紫色的斑点。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杂志上的那些婴儿，当父亲问我“她是不是很漂亮”时，我一时无言以对。

　　我被带着去见我母亲。她的皮肤有点松弛。她不停地问父亲——“你看到她没有？她是不是很漂亮？”——这让我觉得很不安。我的父母怎么了？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已经在我身上发生过了吗？“我们有了一个感恩宝宝。”我母亲欢叫着说。

　　我被送回到赖斯家里，在那里吃感恩晚餐。节日里不和自己家的人一起吃饭，而和别人家的人在一起，在一个孩子的生活里，几乎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烦意乱的事了。所有的食物都不对头，——赖斯家做了豌豆，吉露果子冻沙拉和焙牡蛎。我把焙牡蛎错当成填料吃了，不得不吐了出来。——孩子的餐桌在厨房里，我的头和柜台上平底锅里冻结的肉汤高度一样。整个晚餐的时候我都会突然想起——我有了一个丑陋的小妹妹，这个事实让我恼火，但我说不出口。

　　母亲和婴儿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家里了，父亲又一次来接我。我把我的衣服装到皱巴巴的纸袋里，跟着父亲上了车。他很疲惫，脸色苍白，也没有吹口哨。我有种被欺骗和被出卖了的感觉，什么也没有问，两眼盯着窗外。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没有必要这样。

　　一到家，父亲把钥匙丢到厨房的柜台上。我放下纸袋，任我的外套滑落到地板上。我听到母亲在她的卧室里叫我的名字。

　　“快去。”父亲说，感觉到了我的不情愿。

　　我慢慢上楼。我在卧室门口犹豫着。母亲穿着父亲给她的那件丝绸的和服式晨衣，看起来有些虚弱和笨拙。她的头发拖在脑后扎成马尾辫，穿着红色的短袜。“进来，”她说，向我挥挥手，“来，和我们一起坐在床上。”

　　我爬到高高的白色床上，跪在母亲面前。她抱着睡着了的克拉拉。我妹妹身上一天前的斑驳的色彩已经不见了。她的嘴唇微微动着，身子软软弯着。“你想抱抱她吗？”母亲问我。

　　我不想抱她，正如若干年后，我第一次不想坐在汽车方向盘前，或者我不想拴在绳索上通过冰河一样。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我会弄伤她。但母亲坚持，温柔地鼓励我。“来吧，”她轻轻地说，“你可以做到的。”

　　我转过来，把背靠着床头板上。母亲很小心地把婴儿送到我的怀里。克拉拉被包裹得就像是北美印第安人的婴儿一样，我立刻为她的体重和她的暖和感到惊奇。她看起来不再像个老鼠，更像是一头猪。她睁开一只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的脸，随后又闭上了。我笑了。我肯定她在说，嗨，姐姐，等到我可以看、能够说话的时候我们再见！

　　父亲走进房里。他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片。我们住在纽约的所有那些日子里，这张加了框的照片一直放在客厅里的壁炉架上。我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后，我坚持不让父亲打开它的包装，把它放到书斋里的架子上。照片里我看起来很开心，像是有人拿片羽毛在里面胳肢我。

　　我穿得就像是准备到阿拉斯加州去执行什么任务似的。我给了夏洛特一双手套、一条围巾和一顶更好的帽子。随时准备着父亲突然出现，向我们咆哮，然后把我赶回我的房间。至于夏洛特的皮靴，我就无能为力了。她穿九号的鞋，我穿六号半的，而我父亲又是穿十二号的。“我没有问题，”她说，“靴子对我来说无所谓。”

　　一到外面，我就给了她一个快速培训，教她如何穿雪地鞋。“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把鞋用带子捆扎好，然后开始走，就像我这样。”我又说，一边给她示范。

　　“我知道这个怎么做。”她说。

　　夏洛特爬上路边的雪堤，她的两腿就像是木头一样，她得拖着腿走。我告诉她要放松，而我自己则始终要朝谷仓瞟上一眼。我想我听到了锯子的声音，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走到树林边而不被他发现。我已经不记得上次我从家里偷跑出去是什么时候了，在最近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在我们到达一个可以停下来喘喘气的地方时，夏洛特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弯着腰，双手放在膝盖上，就像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选手。我问了她好几次她是不是还好，最后她叫我不要问了，她很好。我知道如果父亲抓住了我们，我最大的过错不是带夏洛特去看了她的婴儿被遗弃的地方，而是我带她去那里是在拿她的生命冒险。我相信，虽然我并不怎么了解夏洛特，但我相信，如果她真有什么问题的话，她会预先告诉我的。

　　“你肯定你行吗？”我问。

　　“我肯定。”

　　雪从松树枝上落下，像小雨一样。夏洛特开始出汗了。她松开围巾，把外套的拉链拉开，拉到肚子处。她的牛仔裤湿到了膝盖，我觉得每一步都是在向灾难靠拢，但是一个人的自尊、执著或者只是一种前冲力使得我继续向前。

　　我开始不去想有关那灾难、父亲和夏洛特的事情，专心行进。在我的记忆中，我能清楚地看见那条路，但要从这树林的地面上找到它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辨认出一块露出来的岩石，那是我和父亲向右转的地方。但那以后，我多半都是靠直觉在走，不那么肯定了。我们是沿着山间的小路向右爬上山去的吗？我尽力地回忆我们第二次去那里并遇到沃伦侦探时的情景，真希望当时我能多留心一些。

　　我和夏洛特已经形成一种惯例了。每走一百英尺，我就会回头看看她是不是在我的后面，然后等着她赶上来。她看上去不像刚出发时那样笨拙了，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在等她的时候，脑海里就出现了大难临头的场景，但我赶走了它们。现在我意识到，对夏洛特的最不利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干下的蠢事父亲要责骂我；最严重的情况还是我们迷了路，要其他人来找我们。

　　我们走到了一片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空旷地。我努力要说服自己我和父亲上次来的时候只是从旁边绕过去了，但事实上我知道没有。我不愿告诉夏洛特我拐错了弯，那就等于自己承认错了，但我没有选择。

　　夏洛特又是气喘吁吁的了，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会找到路的。”我说。

　　我们沿着脚印折回去，在这洁白的雪地上很容易找到脚印。鸟的细小的V 形脚迹在雪地表面显得很模糊，偶尔我可以看见某个动物奔跑时留下的痕迹。我知道困难的是要找到我走错路的地方。我走得很慢，仔细检查着每一棵树，每一丛低矮的树枝上有没有挂痕；但我和父亲有可能碰过的矮树丛又几乎都被雪覆盖着。

　　如果说我没有向夏洛特承认失败的话，我已经向我自己承认了。就在那时，我看到远处有个很小很小的红点，像是一个悬钩子果实。

　　“在这里等着。”我说。

　　我尽快地向前移动。当我走到离那红色的东西不到三十英尺的地方时，我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我的帽子，就是我第一天晚上掉的那顶帽子。它被一个小树丛挂住了，有可能是让前一天晚上的风吹到那里去的。我叫喊着夏洛特跟上我。

　　我伸手从小树丛中取下我的帽子。失而复得使我很是高兴！

　　“这是我的帽子，”夏洛特到我跟前时我对她说，“那条路必然就在附近。”

　　父亲和我来回两次留下的这条路径使得地面微微下陷，就像是雪下面有条小溪在流动。我示意夏洛特跟着我，我循着模糊的痕迹走。我们又走了十五分钟，直到我看见了，在远处，有一条橙色带子的警戒线。

　　我等着夏洛特跟上来。“那就是了。”我指着说。

　　夏洛特停了一会儿，想让气出得匀一些。我等着看她将会干什么。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只是一个带路的。在这里，除了指给她回家的路之外，我没有别的用处了。

　　夏洛特向前走去，我跟着她。现在我俩的地位刚好相反。风吹得松树低下了头，把雪撒落到了地上。

　　夏洛特钻进了橙色的警戒线内。

　　用红色颜料标出的脚印的轮廓已经不见了。隆起的雪堆可能成为穴居动物的温床。一个婴儿可能就这样被放在了这里，被雪埋了起来，好像盖上一大堆被子。那样的情景，我不愿意去想。

　　夏洛特走到中间，跪下来。她戴着我给她的那顶有紫色和白色条纹的帽子；她已经取下了手套。穿着雪地鞋跪着的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它们使她的双足弯曲，抵进她的腰背部。

　　她捧起雪按到自己的脸上，盖住了嘴巴、鼻子和眼睛。她就这样似乎过了好几分钟。因为脸上的温度，雪开始融化，从她的下巴上流了下来。她在哭泣，肩膀在颤动。她猛地一动，像猫一样扑倒在雪地上。脸埋在雪里。

　　我站在警戒线之外。过了好一会儿，看她还没有动，我就叫她的名字。“夏洛特？”

　　她迅速恢复到跪着的姿势，用手打起雪来。先用她的右手，然后用左手。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右手、左手。一边疯狂地拍打，一边嘴里说着什么。最初我听不出她说的什么，我以为她只是在呻吟或者哭泣，但随后我听到她说“我多么蠢啊”，再后来，我听到她说“我怎么……”。在狂乱之中，她身子前倾，两手抓在雪地上。我听到她说，上帝啊，上帝，我的上帝啊。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场面。我以为她已经复原了，到这儿就算是了愿了，她会很平静的。没想到她是这样地狂怒，这样地悲痛欲绝。

　　夏洛特转过来，坐在雪地上。腿弯到了一边，两手撑在后面。她的脸通红，满面泪水。

　　我等着，有种我从来没有过的无助的感觉。

　　“上帝啊。”她说。当然不是和我说，她仰起脸，朝着天。

　　她身子向前倾，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她低着头，似乎自我封闭一样。这样的姿势她保持了五分钟，一动不动。

　　“夏洛特？”我说。

　　她抬头一看，似乎很惊讶我还在那里。她将脸上的头发拨开。

　　“我想我们最好是回去了。”我说。

　　她困难地站了起来，被雪地鞋绊了一下。她钻过警戒线，离开这个被围起来的地方。我看到她把那顶紫色和白色相间的帽子掉在了那里，但我不愿再叫她回去拿。

　　“这次你走前面，”我说，“我们来时留下的痕迹很容易找到，你跟着它们走。如果你走错了，我会告诉你的。”

　　她的脸被挂伤了，有几处明显的挂痕。她撞在桌角上留在下巴上的淤伤变得又黄又绿。她看起来就像是被人打了一顿。我回去拿到帽子，塞进衣兜里。我看着她穿着蓝色风雪大衣的后背。她用衣袖擦着鼻涕，我想着她刮伤的脸，担心她在把脸埋在雪地上的时候可能又给自己添上了冻伤。

　　夏洛特走得很慢，我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她的雪地鞋。然而我又不想走到她前面去，是因为我怕她会倒下来。她是对自己感到愤怒呢还是对那个把婴儿遗弃在那儿的男人？不是男人，是男孩儿。一个念大学的男孩儿。一个就像她自己一样的学生。她也只有十九岁。我想知道，一个十九岁的人是女孩还是女人？是男孩还是男人？

　　在我弄错方向的地方，我提前叫住了她，告诉她正确的路。她就像一个竹竿上的机器人，只有继续朝前走，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她停下来，她就会倒下去，蜷缩在雪地里。我也不可能再让她站起来。有一次她绊了一下，她伸出手去想稳住自己，结果手掌在粗糙的松树皮上挂伤了。

　　“戴上你的手套。”我说。

　　我们走了一半的路程以后，我感觉到饿了。早饭后我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早饭我又吃得很少。我在兜里搜寻，想找到一块在学校午餐时留下的口香糖或者一块包着玻璃纸的碎饼干。夏洛特在我前面停下来，我踩到了她的雪地鞋上。

　　“怎么了？”我问。

　　在她什么都还没有说的时候，我看了看她的身后。在远处，我看到一个移动着的浅褐色的身影。

　　“糟糕! ”我说。

　　我走上前去迎着我的父亲，因为我知道如果要他向我们走过来话，他会更加生气的。我们穿着雪地鞋在路上相会了。他的狂怒是可想而知的。

　　“你们上山来干什么? ”他问。

　　“我只是——”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他问，打断了我的话，“她有可能又晕倒了。你们也可能迷路了。你们两个也都可能死掉了。”

　　我几乎认不出父亲那气得变了形的脸。他指着他来的方向，说：“我要你用你最快的速度到那屋子里去。”他看着我身后的夏洛特说：“至于你……”

　　但夏洛特受伤的脸让父亲闭了嘴。那些伤痕现在更加明显了，她的眼睛也肿了。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我和夏洛特都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在橙色警戒线里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作为一个十岁、十一岁或十二岁的孩子，我目击到了不该目击到的事情，我看到了我不该看到的东西。我还知道我已经不能够抹去夏洛特在狂乱中拍打着雪地的印象。

　　第十四章

　　我走过树林，知道父亲会等着夏洛特。我不想被告知要去自己的房间。我要愿意，自己就去了，爬上床，用被子盖住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很快睡着，一觉醒来一切都忘记了。

　　回去的路很容易找到：三个穿着雪地鞋的人在上面踏过。父亲正生气，踏下去的痕迹最深。我还没有到家，雪又开始下了。

　　我总是对大雪的降临感到惊奇。最初只是几片小小的雪花飘浮在空中，我不敢肯定是确实在下雪了呢还是风将树枝上的雪吹了起来。随后就是漫天的雪片缓缓飘落，和在电影里看到的下雪场景一样，就像是满天飞舞的圣诞卡片，慢慢落在大地上。

　　我离开父亲和夏洛特走了有十五分钟。我感觉似乎是暴风雪来了。我想我是不是该在路上等着，以防在父亲和夏洛特到达我所站的地方之前，雪就把那些痕迹盖住了。但我又想到，父亲肯定是知道回来的路的，我用不着去管他们。我不想去想他们默默地走在路上的情景：夏洛特走在前面，父亲跟在后面，两个走在树林里的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到了家，我脱下雪地鞋，走进屋去，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一包林丁糖，然后赶忙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把湿透的衣服一件件地脱下，扔到了地板上，只剩下内衣。我在书桌上的镜子里照了照，发现我的脸很红，头发黏在了一起。我走到床边，坐在床沿上，往嘴里塞着林丁糖。

　　我一边嚼一边在床上躺了下来，把被子拉到脖子下。窗外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听到后走廊上开门、关门和靴子踏在垫子上的声音。又一次开门、关门的声音，靴子踏在垫子上的声音。没有说话，只有穿袜子的脚踏在楼梯上的声音。我听到客房门吱吱地响了一下，接着楼梯上又传来脚步声，这次比前一次沉重一些。随后，我听到父亲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躺在床上，听着，但只是一片寂静。

　　一阵敲门声把我弄醒了。我觉得很冷，卧室里是不该这样冷的。我用肘撑起身来，发现外面一片漆黑。

　　“尼基。”父亲说。

　　“等一会儿。”

　　我把被子掀到一边，从门后取下浴袍，穿上。我系上腰带，打开门。

　　父亲站在黑黑的走廊里。他手里的手电筒照着门，我只能看清他的脸。

　　“停电了。”他说。

　　“几点了？”

　　“七点。穿好衣服到书斋里来。把她叫醒，也把她带下来。”父亲仍然不愿意叫她的名字, “还有，尼基。”

　　“什么？”

　　“你不要……我是说……你别再像那样乱来了。”

　　我看着手电筒照在地板上的光圈。

　　“要知道，再过半个小时，我就可能找不到你们了。”他说。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了怒气，但父母亲对于儿女的那种满怀关爱的责备依然在。

　　“对不起。”我说。

　　“我希望如此。”父亲在黑暗里说。

　　我必须去摇夏洛特的肩膀，叫醒她。她的脸压着枕头，嘴微微地张着。就在我要触到她的时候，我想知道她梦到了什么。她梦到了她的那个名叫詹姆斯的男朋友？梦到了多丽丝宝宝？或许她的梦更加具体、更为恐怖——她梦到的是一个被埋在一堆雪下面的婴儿吗？

　　“停电了，”她坐起来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们得到楼下书斋去，那里有壁炉。”

　　她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问：“什么? ”

　　“穿暖和一点。”我说。

　　“几点了？”

　　“七点。这桌上有把手电筒，你拿上用，特别是在下楼梯的时候。”

　　当我走进书斋的时候，壁炉里已经升起了火。咖啡桌上放有五六支燃着的蜡烛。凭以前的经验，我穿得很厚。我穿了两件羊毛衫，两双袜子，牛仔裤里面还穿了条长的睡裤。我听到父亲在厨房里。我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雪。暴风雪已经停了，云层正在散去。西边的天上出现了星星和月亮。我喜欢月光洒在雪地上的景象，一幅晶莹的、泛着浅蓝色光的凝固的图画。沙发旁边有两个卷起来的睡袋。通常是预备着给我和父亲晚上需要靠着炉壁睡觉时用的。但现在我想应该是给我和夏洛特用的了。我知道，父亲是不会和夏洛特睡在同一个房间的。

　　父亲进来了，问：“她就下来吗？”

　　“是的。”

　　“那里有件羊毛衫，是给她穿的。”一件厚厚的灰色羊毛衫叠好放在沙发的扶手上面。

　　“你在弄什么？”我问。

　　“炒鸡蛋和熏肉。”

　　父亲在厨房里把煤气炉点燃就可以保持暖和。我现在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他今晚睡觉的地方。

　　我在壁炉前面跪下来，往里面添了一点干木柴。木头地板上有两处烧焦的痕迹，那是一块长木头倒下时溅出的火花留下的。壁炉的内壁黑黑的，是烟熏的。

　　夏洛特出现在门口。她穿着她那件粉红色的羊毛衫，头发刚梳过。在火光下，她的皮肤是玫瑰色的。

　　“我爸爸在做饭。你饿了吗？”我说。

　　“饿了。”

　　“我也是。我都要饿死了。”

　　夏洛特双臂交叉着，坐在沙发上。

　　“你们走回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我问，“我父亲说什么了吗? ”

　　“没有。”她说。

　　“一个字也没有说？”

　　“没有。”

　　“哦。”这是我的一般性应答。我的手轻轻拂过她的牛仔裤，说：“你的裤子是湿的。”

　　“只是一点点。”

　　“你会冻坏的。”

　　“没事儿。”

　　“在这儿等着。”

　　我上楼去到父亲的房间。我在一堆干净衣服里找了一条裤子。干净的衣服是叠起来的，我只能凭这一点把它们同那些丢在地上的脏衣服区别开。父亲的裤子穿在夏洛特身上，会显得空荡荡的。

　　“我不能穿。”当夏洛特看到我给她拿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时说。

　　“你可以穿的。”我平静地说。我不愧是我父亲的女儿，不由分说，“把它穿上，这里有腰带。还有，那件羊毛衫是给你的。它比你身上那件暖和。”

　　夏洛特犹豫了一下，然后站了起来。她接过衣服，向起居室走去。

　　“把你的牛仔裤挂起来晾干，”我喊道，“挂在门上或其他地方。”

　　我把盘子放好，倒上牛奶。我很用力地开关着冰箱门，就像里面有只野兽，想要逃出来。父亲端上了炒鸡蛋。闻着熏肉的香味，我直流口水。

　　我平端着两个盘子，发现夏洛特坐在沙发上。她卷起牛仔裤翻边，把父亲那件羊毛衫套在她粉红色羊毛衫上面。看起来就像是在万圣节的晚会上她扮演着他。我把一个盘子放到她面前。她看着盘里的食物，但没有动手拿起叉子。

　　父亲端着他的盘子，提着灯进来了。看到夏洛特穿着他的衣服，他显然有些吃惊。在灯光的照耀下，在窗户的旧玻璃里我可以看到我变了形的脸。

　　夏洛特举起叉子，拘谨地咬了一口。我知道她一定和我一样饿，但她的表情动作拘谨，显得过于正式。

　　我在想，是什么构成了家庭？父亲和我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个家庭，但我俩现在谁都不会用这个词。是的，我们是父亲和女儿，但因为我们是一个被撕裂了的家庭的成员，现在我们把自己视为半个家庭或把我们的家庭看做是一个影子家庭。然而，当我们坐在那里，膝上放着餐盘，我就感觉到，或许只是想象，这就是一个由我父亲、夏洛特和我组成的“家庭”。

　　我有这样的想象是因为我想要这样。我想要个姐姐，她不能完全替代母亲或克拉拉，而只能代替她们的某个方面。她会告诉我如何梳头，或者怎么和男孩子交往，她可能也懂得如何着装。我父亲、夏洛特和我没有共同的血液，但我们被一个人联合到了一起。这个人或许就在这屋子里徘徊，或许就正躺在屋子中央温暖、柔软的垫子上。

　　“这很好吃。”夏洛特说。

　　父亲耸了耸肩。

　　电话铃响了，声音既刺耳又陌生。我总是忘了停电时电话也会响。一时间我们谁也没动。我想到了沃伦侦探，就一下跳了起来。“我去接。”我说。

　　当听到那头是乔的声音时，我松了一口气。“嗨。”我说。

　　“你在干什么？”乔问。

　　“吃饭。”

　　“我好无聊啊。”

　　我往书斋里看了一眼。如果乔知道那个被遗弃的婴儿的母亲就坐在我父亲对面时，她就不会觉得那样无聊了。

　　“这次暴风雪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乔说。

　　“是的。”

　　“在这场暴风雪之前，我们去看了电影。”

　　“和谁去的？”

　　“我的表兄妹。你还是要来滑雪吧？”

　　“是的。”我说。

　　“你一天都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我带着被弃婴儿的母亲到树林里去了，然后看着她悲痛欲绝的样子。

　　“没干什么，包装了几件礼物。”我说。

　　“我也是。”

　　“我想我得走了，以后再打给我好吗？”我说。

　　“好的。”乔说。

　　我挂了电话。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又吃了一块熏肉。当我回到书斋的时候，夏洛特已经吃完了，呆呆地坐着，像是在等着指示似的。父亲也吃完了。

　　夏洛特站起来，从我父亲手里拿过盘子，放到自己盘子的下面。我看着她走进厨房。

　　“乔有什么事吗？”父亲问。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样做。”

　　“做什么？”父亲问，尽管他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和夏洛特说话。和她说话会要了你的命？”

　　“我根本不认识她。”父亲说。

　　“她并不是想要住在这里，”我说，“她一直在说她要离开。”

　　“一旦路上的积雪被清除干净，她就可以走了。”父亲说完站起来，“这不是一个社交场合。”

　　“你知道什么是社交场合吗? ”我大声说道。

　　我到厨房的时候，夏洛特正在擦盘子。我把灯放在炉子上。夏洛特的头发在灯光下闪着金黄色的光。

　　“你会下棋吗？”我问。

　　“不怎么会。”她说。

　　“你想把果浆软糖烤一烤吗？”

　　“在火里烤？”

　　“是的。”

　　“嗯，不怎么想。不过你可以弄一些。”她说。

　　我记得昨天我是多么渴望这样。我听见父亲在外面铲雪的声音。

　　“如果你有其他游戏或别的什么，我可以和你玩。”她又说。

　　“以前你晚上都干些什么？”我问，“你和詹姆斯住在一起的时候？”

　　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有些难堪。或许他们整个晚上都在做爱。

　　“他要训练到很晚才回来。我们吃饭，也可能会听一会儿音乐，然后他去学习，我看看书或者看看电视。有时候我也打打毛线什么的。”

　　“你会织毛线？”我问，有些吃惊。

　　她点点头。

　　“我也一直在织毛线，”我说，掩饰不住兴奋，“记得你今天戴的帽子吗？那顶紫色和白色相间的帽子？那就是我织的，大概一年前吧。”

　　“真酷！”她说。

　　“我还没有遇到过谁会织毛线呢，除了老太太们。山下店里的马里恩也会织。”

　　“谁教你的？”

　　“我妈妈。”

　　“我是我的祖母教我的，”夏洛特说，“她教我编织、画画和缝纫。过去她还要求我只能和她讲法语。”

　　“不是你妈妈教你的吗？”我问。

　　“妈妈一直在工厂里工作。”夏洛特把所有的脏碟子都放到水槽里。她擦干净盘子，然后放到了冰箱上面。“夏天，我和詹姆斯就在后院里坐一坐。房东允许我们在那里开了个园子。我在里面种了些蔬菜，但多数都是花。”

　　父亲把壁炉的温度定到了两百度，这足以让厨房也暖和起来。但厨房里没有椅子可坐。我回到了书斋，正遇上父亲搬了一些木头进来。他一言不发地把木头放到壁炉边，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夏洛特来了，和我一起待在壁炉旁。

　　“你读几年级了？”我问。

　　“大二。”她说。

　　“你不回学校去了吗？”我问。

　　“不回去了，”她说，“再也不回去了。”

　　“是因为他有可能在那里吗？”

　　“他会打曲棍球。因此他获得了一个奖学金。”她停了一下说，“他想进医学院。”

　　“噢。”我拉了拉毯子说。

　　“所以我不能够告诉任何人。”她说。

　　“没有人注意到吗？”

　　“我穿着宽松的运动衫和运动裤，”她说，“我有个研究生班课程放弃了，其他都是在礼堂上的大课。最后我把那些课程都放弃了。”

　　“可是你的朋友或室友都没有说什么吗? ”

　　“我所有的时间都待在詹姆斯的公寓里。我几乎没有见到过我的室友。或许她认为我长胖了，我不知道。我全身发胖。或许你看到我时不会这样认为，但我应该瘦些才好。”

　　我不这样认为。夏洛特现在这样子正好。

　　“如果不是婴儿早产了，人们可能就已经注意到了，”她说，“我想大概早了一个月。”

　　“你不知道你怀孕了？”我问。

　　“不怎么懂。”

　　“你的家人不知道你有孩子了吗？”

　　“若我父母知道了，他们会杀了我的。还有我的哥哥们——我甚至不敢想象他们知道后会干些什么。”她很快地摇了摇头。“我知道这很难被理解，”她看着我说，“但你叫我怎么办呢？我等于已经把自己交给了他。交给了詹姆斯。”

　　“是吗？”

　　“还有，尼基。”

　　“什么？”

　　“我想要那孩子。我真的想要她！”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问。

　　她歪着头，审视着我。“你没有谁可以谈论这些事情，是吗？”

　　“没有。”

　　“你不能问问你的父亲？”

　　“不能。”

　　“朋友呢？”她问。

　　我想到了乔，那海盗女神，说：“我想她并不比我懂得多。”

　　夏洛特收起腿，把膝盖放到胸前，用手臂抱住。这样的姿势一定不舒服，因为她立刻又把腿放到了一边。“那和你能想象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她说。

　　屋外一片寂静——没有引擎的轰鸣，没有从锅炉里发出的嘎嘎声，只有木柴静静燃烧的噼啪声。偶尔，透过窗户，我可以听到铲子和雪的摩擦声。

　　“你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能说是不对，但就是感觉到不一样，”她说，“直截了当地说吧，吃东西时觉得味道不对。”她摸摸她的咽喉，说：“这里有种金属味。你过去很喜欢的食物现在闻起来就想发吐。而且你的乳房也疼。乳房变大变软。接着你会意识到你该来月经的时候却没来。因此我买了一个检测器。是在一个药店吧？对，确实是在那里买的。还买了粉红色的炸面圈。”

　　我想我知道那粉红色的炸面圈指的是什么。

　　“我一直没有告诉詹姆斯，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到那时我感觉很不好。我感到恶心，不只是早晨。那是种让人头痛的反胃的感觉。”

　　“你就告诉了他？”我问。

　　“是的。”她说。

　　“他说了些什么？”

　　“他开始很吃惊，然后不停地问这事怎么可能发生，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她看了我一眼，想知道我懂不懂“小心”的意思。我点点头，尽管我对怎么个小心法并不清楚。

　　“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她说，“有时候他会说，‘我们该怎么办呢？’然后又问我怎么样了。他一点也不开心。我想他可能认为他的一生都给毁了。”

　　我比以前更恨詹姆斯了。“但是你的生活呢？他关心吗？”我问。

　　“他关心，”她说，“他当然关心了。他没有叫我去做掉孩子。他是个天主教徒。我想他知道不该叫我那样做。但他确实说过在孩子出生后放弃她。他一直在说，‘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这个行动。’”她停了一会儿，拱起背。我感觉到这让她很难过。“早上恶心的感觉没有了。感觉……那感觉……真的太好了。我没有办法形容。你感觉到婴儿在肚子里踢，”她说，“是在里面挠痒痒，像是气泡在里面乱窜。但是又不一样。每一件东西都和你以前的感受不一样。你只是感觉到……饱饱的。就是吃不下东西。”她微笑着，“即使你总是很饿。我最最想吃的就是炸面圈。上面什么都没有，清淡的，有脆脆的皮。但要是热的，我和着牛奶吃。”

　　夏洛特伸直腿放在前面，往后靠，用胳膊肘撑起自己。她打了个哈欠。“这对你来说很难理解，”她看着我说，“这是很奇妙、很完美的事，而且不会有坏的结果。我肯定。”

　　夏洛特又打了个哈欠。“谢谢你带我到那里去，”她说，“很抱歉让你和你父亲不愉快。”

　　“没有关系，”我说，“他会原谅的。”

　　我坐到壁炉的一边，不时地捅一捅炉子，让火烧得更旺一些。我又放了一块木头进去。我想起我还要去把给祖母的项链做完。

　　我拿到手电筒，站起来，对夏洛特说：“我得上楼去我的房间拿珠子。”

　　夏洛特又打了个哈欠。“这炉火让我直想睡觉。”

　　没有手电筒我也可以找到路，但我还是用了它。我把装着珠子和生牛皮的鞋盒子拿到了书斋。我坐在火炉边，这样我可以借助火光分清珠子。我翻遍了鞋盒，找皮革弯折器。

　　“它很漂亮。”夏洛特说。

　　“是给我祖母的。”

　　这条项链有六颗黑色的肯尼亚圆珠，中间有个银的垂饰。

　　“我真想戴戴，”夏洛特说，“你一定有个很酷的祖母。”

　　夏洛特看着我忙着弄皮革弯折器，这是做项链的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我必须把这条生牛皮安装到这个小东西上，”我说，“然后夹住，这样生牛皮就不会掉出来，这就可以做扣了。”

　　“哦。”她说。

　　我把那细细的生牛皮穿过皮革弯折器，用压紧器把它压平。当我完成的时候，我又拉拉生牛皮，看皮革弯折器是否起作用。生牛皮可以自由地动。“真扫兴！”我说。

　　我在盒子里面的珠子中搜寻，找另一个皮革弯折器。楼上我的书桌抽屉里可能有一个，但我不想又爬上楼去。

　　珠子在盒子里闪烁，并反射出火光。我有玻璃小珠子和鸡血珠，中间有气泡的珠子和巴厘岛银珠。“这是什么珠子？”夏洛特举起一个蓝色的珠子，对着光问。

　　“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是一种用火抛光的珠子。”

　　“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它很漂亮。”她说。

　　“你该白天来看它们。你想要吗? ”

　　“噢，不。”她说，把珠子放进了盒子里。

　　我又把它拿了出来。“我有六颗这样的珠子，”我说，“你也可以做一条项链。”

　　“但是它们是你的珠子。”夏洛特说。

　　“我有很多珠子。”我说。

　　夏洛特看着我，像往常那样歪着头。“谢谢。”她说。

　　我递给她一卷生牛皮。我在盒子里找另外那五颗蓝色珠子。在黑暗中很难分辨颜色，但这些珠子有着很容易分辨的形状——圆形的、多面形的。夏洛特把珠子放到地上，然后开始把它们串起来。

　　我拿起祖母的项链，举到火光下。珠子闪闪发光，垂饰正好在中间。

　　我看了看夏洛特，她已经把珠子串在生牛皮绳上了。“等一下，”我说，“我本来应该先就告诉你的。如果你那样做的话，珠子会滑来滑去，而扣环会留到前面。你必须要做的是每颗珠子的一头打个结。因为你有六颗珠子，你必须把第一个结打在细绳正中的位置。”

　　我靠过去给她示范。我打了个简单的结。

　　“好的。”她说。

　　我递给她生牛皮绳。我看着她穿上了一颗珠子。她灵敏的手很容易地打了个结，位置刚好。她的头发落下来搭在脸上，她不得不把它弄到一边，这样才能在火光下看到东西。我看着她穿了一颗珠子，又穿了一颗珠子，然后又从另外一边开始。这是个制作起来很简单的项链——所有的过程真的都很简单——但这是她的第一次，而且要把对面的结的间隔留得刚好和第一面的一致是需要技巧的。

　　我观察了好一阵。夏洛特脸上是全神贯注的神情。我想，她学习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吧！

　　她穿上最后一颗珠子后，她拿着项链向着光。珠子的表面闪着光。“看起来很棒！”我说。

　　夏洛特把项链平放在她的白色衬衫衣领里面一小块三角形的肌肤上。

　　“你早上会爱上它的。”我说。

　　早些时候，我在盒里翻动着找那六颗蓝色珠子的时候，我感觉到另一个皮革弯折器就在我的指头下面。“我想就在这里什么地方。”我说，把盒子举起来，倾斜着靠向火光。我在珠子里面仔细地翻找着。有一个银色的东西在反光。“看，这就是最难的部分。”我说。

　　电话铃响了。在这样惬意的火光下它似乎又是响得不是时候。就像有什么东西从一个世纪冷不丁地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纪，让人不快。我向厨房那边看了一眼。“又是乔吧，”我说着站了起来，“我就回来。”

　　我走进厨房，拿起电话。“嗨。”我说。

　　“是尼基吗？”

　　我一阵眩晕，背向着书斋。

　　“我是沃伦侦探。你父亲在吗？”

　　我听到屋外有节奏的铲雪的声音。我吸了口气。

　　“不在，”我说，“他在洗澡。”

　　我听到夏洛特来到了我后面的门口。

　　“他出来以后叫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吗？”沃伦说。

　　“好的。”

　　“我给你号码。”

　　沃伦侦探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但我没有记下来。

　　“你们停电了吗？”他问。

　　“是的。”

　　“这里也停电了。注意保暖。”

　　“我们会的。”我说。

　　我挂了电话，转过身，看着夏洛特。

　　“噢，天啊！”我说。

　　“什么？”夏洛特问。

　　“是侦探。”

　　夏洛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找谁？”

　　“他找我父亲。”因为撒了谎，我感觉有些透不过气来, “我说他在洗澡。”

　　“明天早上我就走。”夏洛特说, “你不能继续这样了。”

　　我想着父亲如何开车去邮局后面的警察局，如何想要告诉博伊德警官。如果当时博伊德警官在那里，那么夏洛特现在就应该在监狱里面了。

　　夏洛特转身走回到书斋。我跟着她。她在壁炉边站了一分钟。“或许我该睡觉了。”她说。

　　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她看了看房间，说：“我们是在这里睡吗？”

　　我铺开那两个睡袋。我把她的紧靠着壁炉放，因为那是最好的位置。我想着夏洛特告诉我的每一件事情。一个真心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怎么可以希望她在孩子出生后就把孩子遗弃呢？遗弃孩子的想法——更别提扔在那里等死了——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这样的事我不敢想象。这难道不会给你的整个生活带来伤害吗？就像失去克拉拉，即使我不去想她，也会让我很伤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克拉拉还在长大，她依然活着。我随时随地都会想到她。

　　夏洛特爬进她的睡袋里，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枕头。我坐在壁炉另一边，时不时地捅一下炉子，让火燃得更旺。我又加了一块木头。我仍然没有睡意。

　　夏洛特立刻就睡着了。我听见她开始小声打鼾。

　　我拿起夏洛特的项链，把它做完，放进盒子里。早上，我会坚持要她戴上。我钻进睡袋里，看着天花板。想着早晨发呕和炸面圈。想着喉咙里的金属味。我看看夏洛特，又想起她是那被遗弃的婴儿的母亲。她睡在我们家的地板上，而且就在我旁边。她有可能会被抓进监狱。父亲和我也有可能进监狱。

　　我翻过身，看着橘红色的炉火。我觉得我可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或许我得去找到我的书，就着壁炉的火光读。

　　但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在心里描绘着另外一种未来——在这个未来的图景里，夏洛特没有被抓；在这个图景里，她要回了她的孩子；在这个图景里，她和她的孩子同我和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我还在这个未来的图景里看到了更多的细节。一张白色的婴儿床放在客房里；一把我曾在斯威策店里看到过的有红色皮座的高凳放在书斋里；一辆轻便婴儿车放在后走廊；夏洛特的车上有加了垫的给婴儿的座位。白天我要去上学。当我回家的时候，夏洛特正背着孩子在后走廊散步。她穿着她那粉红色的羊毛衫和牛仔裤。她会准备核仁巧克力饼等着我，还会问我关于我男朋友的问题。或许她有什么事要去办，或者晚上要去上学，她就会让我帮她照顾婴儿。晚上，当我们一起做功课的时候，我们会很小声地说话，以免吵醒婴儿。夏洛特会带我去汉诺威染头发, 她还会开车送我和我的朋友去看电影。

　　没有詹姆斯。

　　父亲会过来。

　　我会给夏洛特做个脚链，给婴儿织条毯子，用马里恩一直想要我买，而我一直没有买的蜡染彩色纱线。不，我要用曾在纽波特里米店看到的柔软的黄色纱线。夏洛特会带我去那间店，我要用我自己的钱买那些线。我正在想着毯子的织法时，炉火带来的温暖在我身上起作用了，正像它一定在夏洛特身上发生了作用一样，睡意向我袭来，我最后听到的声音，是父亲在后走廊里跺脚抖掉靴子上的雪的声音。

　　第十五章

　　夜里我醒了一次——我听到有什么响动——但因为铲雪、带夏洛特去树林里走了一趟，弄得我疲惫不堪，马上又睡了过去。然而，只隔了一会儿，我又醒了，是被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惊醒的。我不想听到那些声音，我还想回到梦乡里去。但那声音让我睁开了眼睛。是人说话的声音？低沉连续的说话声，长串长串的音节，简单的答语，但我听不清在说什么。火快要熄灭了，只有一点点余烬在发光。我看见夏洛特不在她的睡袋里。

　　后来我得知，夏洛特夜里醒来，想要喝杯牛奶，就起身到厨房去。但她不知道我父亲那晚就睡在厨房里，被睡袋（父亲正睡在里面）绊了一下，手重重地撞在了炉子上的格架上。父亲被惊醒了。他点燃煤油灯，检查了夏洛特的手，用塑料袋做了两个冰袋。他叫夏洛特坐到睡袋上，背靠着橱柜，把冰袋放到擦伤了的手掌上。

　　我爬出睡袋，走到走廊里。我看到夏洛特手里抱着冰袋，父亲站在对面的角落里，离她不远，因为厨房太小。父亲背靠着柜台拐角处。因为有煤油灯的光，我可以看见他们。但走廊很黑，他们却看不见我。我正要进厨房去的时候，听到夏洛特说：“你不该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责备尼基。”

　　我停住了脚步。

　　“那是我的主意。是我求她这样做的。”夏洛特说。

　　“她应该知道这样做不对，”父亲说，“你们俩都该知道这样做不对。”

　　我转过身，背靠着墙。

　　“那真是糟透了。”夏洛特说。

　　“我想也是这样。”我父亲说。

　　我不敢确定是哪一件事更让我吃惊——是我父亲和夏洛特一起待在厨房里，还是他们终于能互相交谈了。

　　“手怎么样了？”我听到父亲问。

　　“有点麻木。”她说。

　　“把冰袋一直放在上面。我本来应该在你们睡觉以前就告诉尼基晚上我要睡在这里的。”

　　“我没有看见你。”

　　我顺着墙滑下去，坐在地上。我把下巴放在膝盖上。

　　“你暖和吗？”父亲问。

　　“我很好。”夏洛特说。

　　我想象着夏洛特正歪着头靠在橱柜上的样子，或许还闭着眼睛。

　　“你明天就要离开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说，“明天下午扫雪机就该清扫到这儿来了。”

　　厨房里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想要你知道，遗弃婴儿从来就不是我们的计划。”夏洛特说。

　　父亲什么都没有说。

　　“詹姆斯只是说：‘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当我说到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他总这样说。我想到时候他会知道该怎么办的。他在一家医院工作过一个学期，他也打算要去读医学院。”

　　我听到冰块在塑料袋里相互挤碰的声音。我的呼吸短促，不得不大大地吸上一口气。

　　“我想你认为你爱他。”父亲说。

　　“我的确爱他。”她说。

　　“你多大了？”父亲问。

　　“十九岁。”

　　“是该自己拿主意的年龄了。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如果事前不让任何人知道的话，你就有可能危及孩子的生命吗？”

　　“你是说，应该告诉医生？”夏洛特问。

　　“是的，告诉医生。”

　　“我想到过，”夏洛特说，“我到图书馆去了，翻阅了有关怀孕和生产的书籍。夏天才开始的时候我感到恶心。就是妊娠初期的那种反应，早上恶心、呕吐，有时候会持续一天。我很担心。但如果我去看了医生，又怕我父母或学校会知道这件事。”

　　“有诊所啊。”父亲说。

　　走廊上很冷，我又没有睡袋。我只好把自己缩成了一团。

　　“我在一个保险公司做临时雇员，”夏洛特说，“从一个办公室到另外一个办公室，顶替那些休假的人。那时我已经和詹姆斯住在一起了。我父母以为我是和另外一个女孩合住一套公寓。一旦周末我父母来看我，我们就不得不把詹姆斯所有的东西搬到他车上去。一次，我父亲在卫生间里发现了一期《体育画报》，我只好临时编造一个谎言，说我刚刚迷上了棒球。”

　　夏洛特停了停。

　　“在秋天，”她继续说，“我就几乎没有去上课了。我长时间地散步，还学会了做几样菜。”

　　“你们那是在过家家。”父亲不屑地说。

　　“我想是吧。”

　　“你父母住在哪里？”

　　夏洛特没有回答。

　　“我并不是要去给他们打电话，如果这正是你所担心的话。”父亲说。

　　“不是，只是……”

　　“我也不会给警察局打电话，”他又说，“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我早就已经做了。这是你现在就要做的一个决定。”

　　在走廊里，我开始冷得打颤。我想冲我的手哈哈热气，但我又不敢暴露我自己。如果父亲知道我在偷听，他会很生气的。

　　“他们住在拉特兰。”夏洛特说。

　　“佛蒙特州？”

　　“是的。他们在一家造纸厂工作，”夏洛特说，“他们被解雇了。现在我母亲在一家杂货店上班，但我父亲仍然没有工作。”

　　“付学费一定是个问题。”父亲说。

　　“那时, 是我的一个哥哥在帮我。我有贷款，虽然除此以外我就可能是一无所有了。”

　　“那么这车呢？”

　　“那是我哥哥的。是他旧的那辆，他给了我。”

　　“你读哪所大学？”

　　“佛蒙特大学。”

　　“你们从伯灵顿到这儿来，路很长呢。”我父亲说。

　　我知道伯灵顿在哪里。我曾在斯托滑过雪。那里离佛蒙特市北部不远。

　　“当阵痛开始的时候，我们上了车。詹姆斯想走得尽可能地离学校远些。随后阵痛停了一会儿，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当阵痛又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寻找汽车旅馆。这是詹姆斯的主意，找一家汽车旅馆住进去，然后自己把孩子生下来。他说如果有什么危险的征兆，他会确保在几分钟内立刻把我送到医院去。如果我们没有必要去医院的话，那又何必冒险呢？”夏洛特说。

　　父亲发出一声不满的声音。

　　“是的，我想我是在过家家。我让我自己相信詹姆斯会和我结婚，我们会要那个孩子，我们会生活在他的公寓里，他会去读医学院，一切都会很好。之所以不让人知道，那只是……只是想让这一切显得浪漫一些。”夏洛特说。

　　我想父亲在摇头。

　　“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夏洛特说，声音里有一丝颤抖，“或者从现在起以后会发生什么……”她吸了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回忆。我忘不了我和他，我的宝宝，在一起度过的日子。因为她就在我体内，我和她说话，我……”

　　我听到扯纸巾的声音。

　　“对不起。”夏洛特说。

　　“给你，用这个吧。”我听到父亲说。

　　夏洛特擤了擤鼻涕。“谢谢。”她说。

　　“他的家在哪里？”从我父亲的声音判断，他似乎又靠到了橱柜上。

　　“你不会……？”

　　“我告诉过你我不会。”

　　“他的父亲是个医生。他们就住在波士顿郊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他不想让他的父母知道？”

　　“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那么，对于你和那个婴儿，最终他将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我不知道。”她说。

　　父亲清了清嗓子，问：“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孩子？”

　　“有些想。”她说。

　　“你能照顾她吗？”

　　“不能。”

　　“我不懂法律，”父亲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她给你，甚至在法庭做出判决之后。”

　　“当她还在我体内的时候，我很想要她！”夏洛特说。

　　“夏洛特。”父亲低声说。这是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我大吃一惊，“你眼前有你的整个人生。不，不要把脸转过去。听我说。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都会有个结果。这是严酷的现实。你以后的日子就得面对这样的现实。但你首先要想想，首先要为婴儿想一想，想想怎样对她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或许你应该为她争取，我不好说。只有你能回答。”

　　“你失去了一个孩子。”夏洛特突然说。

　　夏洛特的话犹如电击，穿过空气，指向角落，击中了我。我等着传来脚步声，传来父亲离开厨房的脚步声。

　　“对不起，”夏洛特立刻说，“我不该提这个。”

　　“这不一样。”我父亲说。

　　“真的，我很抱歉。”夏洛特说。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我知道，”夏洛特说，“我知道。你不该受到责备。你没做错什么。只是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

　　“你知道那场车祸。”我父亲说。

　　“是的，尼基告诉我的。”

　　“是吗？”

　　“只是那件事，那件事发生的情况。”

　　我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嘎嘎的响声。

　　“或许你该把冰袋拿开了。”父亲说。

　　“我想告诉你汽车旅馆里发生的事情。”夏洛特说。

　　“我不想知道。”

　　“拜托了，”她说，“我想要你能理解。”

　　“为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是你发现了她。”

　　“尼基睡着了吗？”我父亲问。

　　“我起来的时候她正在打鼾呢。”

　　我的头突然抬起来，问自己：我打鼾吗？

　　“詹姆斯和我开着车走了很远，”夏洛特说，“我必须马上下车，我再也坚持不住了。我甚至等不到走进树林里去。我只能走到雪堤处。接着就是一阵可怕的令人浑身发抖的感觉。我看见了有血和……另外的东西在雪堤上。……我吓坏了，大声叫起詹姆斯来。他下了车来，当他看见血时脸都吓白了。因为痉挛和宫缩引起的疼痛十分厉害，我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拖着我上了车，我们就这样去了汽车旅馆。”

　　在走廊里，我两手攥成拳头样放在下巴下面。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尽管什么也看不见。

　　“停车场里大概还停着另外两辆车，”夏洛特说，“那里几乎一个人都没有。詹姆斯去了登记室，而我留在车里。他叫我不要叫出声来，所以我咬住了我的手。他出来后把我带进了我们的房间。房间是什么模样我几乎记不起来了，有绿色格子的窗帘。很难看。”

　　“我看见过那个房间。”我父亲说。

　　“我躺在床上，”她说，“宫缩大概每一分钟一次。中间几乎没有间隔。我呻吟着。我以为出了血，孩子很快就会出来了，但没有。似乎我在那里有几个小时。”

　　“你没有考虑过去医院吗？”我父亲问。

　　“我说过一次‘我得去医院’，宫缩来得那样快，我觉得我任何时刻都会生产。我也不想生在车里。而且我太疼了，我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回到车上去。”

　　夏洛特停了停，“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反正我是吓得要死。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要死了。”

　　“那时詹姆斯都在干什么？”

　　“有时候他坐在我旁边。我抓住他的手臂。我记得我每次宫缩的时候，我的手指甲都深深地掐进了他的皮肉。他在屋里走着。他以前买了些德美罗止痛药以备疼痛时服用，就给我两片，倒了一杯水给我，叫我服下去。当疼得更厉害的时候，他又给我两片。我恐怕已经吃了一百片了。我只想赶走疼痛！”

　　我听到父亲在叹气。

　　“我开始想用力把孩子推出来，”夏洛特说，“我意识到我已经不能够再走到车上去了。不管将要发生什么，都只能发生在这家汽车旅馆里了。而就在那时，詹姆斯是真正的崩溃了！他不停地大声叫喊，‘我们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所以我得告诉他。整个过程都得由我给他讲该如何做。我问他看到头没有。我要他把他的手洗干净。但随后我就只能是呻吟了。我努力照书上说的那样呼吸，但行不通。”

　　我用手臂抱住两腿。

　　“接着我不停地用力推，那疼痛真是难以忍受。”夏洛特说。“我感觉自己被撕开了一样。我想我死定了。我叫喊着。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竟然没有人听到我们的叫喊声。”

　　厨房里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后来，她出来了。”夏洛特最后说，“那孩子出生了！詹姆斯哭了。我叫他把孩子捡起来，把黏液擦干净。这时孩子哭出声来了。她的身子上覆盖着那种白色的东西。詹姆斯觉得她身上有什么地方没有对。我叫他把脐带剪断（剪刀就在我的包里），他照做了。接着我叫他用毛巾把婴儿裹起来。我叫他注意着胎盘，胎盘必须要出来。我那时还是觉得很痛，这使我很吃惊。我想有什么东西被撕裂了。我在颤抖，头痛得厉害。”

　　又是一阵沉默。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了詹姆斯是多么不想要那孩子。”夏洛特说，“我开始感到不能理解了。我哭着。我叫他把孩子捡起来，抱着她，检查一下她的手指和脚趾。那时他似乎平静了许多。我说，‘把她给我。’他照做了。他把她平放在我的腹部。我把手放在她身上，但这时我觉得自己飘起来了，飘过来又飘过去。我记得我支撑着起来看着她。她的脸转过来朝着我。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轻松极了。然后我又躺了下去，只是想休息一下。接着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昏过去了？”我父亲问。

　　“后来我就只记得詹姆斯面对着我说，‘起来。我们得离开这里。我得把你弄到车上去。’我说，‘孩子在哪里？’他说，‘她在车上。她就睡在我们买的篮子里。但是外面很冷，我们得走了。’”

　　“他帮助我起来。我很疼，几乎不能走动。‘就像没事一样走路。’他说。他锁上了汽车旅馆房间的门，并带走了钥匙。他把我放到副座上。他打开后厢门，俯身在篮子上面，像是把孩子放进了篮子里，说，‘她睡着了。’我说，‘我必须要喂喂她。’但他说，‘等她醒来的时候再喂吧。’我记得我转过头去，也看见了那个堆着我们买的那条毯子的篮子，我以为她就在里面。我得把手绕过去才能摸到毯子。詹姆斯用钥匙点燃了火，发动了车子。我又昏过去了。我醒过一次。我不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了，我说，‘她还在睡吗？’他说，‘是的。’就是这样，只说了个‘是的。’”

　　“随后我又睡着了。”

　　“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看到过她？”我父亲问。

　　“就那一次，就是把她放在我肚子上的时候。”夏洛特说。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我父亲问。他的声音很平静。

　　“当车开上到我们公寓的车道时，我醒了。我说，‘去看看孩子。有点不对劲，我没有听到她的声音。’詹姆斯说，‘她醒过一次，那时你在睡觉。她很好。’我说，‘是吗？’而他说，‘我先把你弄进去。然后我来抱孩子。’”

　　“于是，他来到我这边，扶着我下了车，上了楼，进到了屋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都在说，‘我很好，你快去抱孩子吧。’他帮我脱下外套。我坐在沙发上，他出去抱孩子。就这样。”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想可能夏洛特已经把她的故事讲完了吧。

　　“我一定又昏过去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夏洛特说，“因为当我醒来的时候，詹姆斯坐在我对面，他在哭。”

　　这时，夏洛特的声音很低，我得使劲地去听她在说什么。

　　“我立刻知道糟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詹姆斯告诉我孩子已经死了。‘这不是真的，’我说。‘我听到她哭了。’他说她只活了几分钟，然后就死了。他说他努力要救活她，做了心肺复苏什么的，但也没用，她还是死了。他说他很惊慌，用毛巾包住了她，带到了汽车旅馆后面，然后把她的尸体装进他放在行李箱中的睡袋里，扔了。”

　　“我疯了，我打他的脸。我倒在地上，‘她本来是可以活着的。’我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不，’他说，‘她死了。’”

　　“‘那么，篮子里面是什么？’我喊道。他说，‘什么也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想你知道了会发疯的，我就没有办法把你弄上车了。我想先把你带回家。’”

　　“我说：‘什么家？我不如死了算了。’”

　　走廊里，我把头低到了膝盖上。

　　“接着，我发现詹姆斯也在哭，他和我一样的伤心。这吓着了我，他的眼泪让我相信了他。我知道这都是真的，噢，天啊，我太伤心了。”

　　我用手臂抱着头。

　　“‘这是惩罚。’我对詹姆斯说。”夏洛特继续说：“‘对什么的惩罚？’詹姆斯说，‘是对我们处理这事的方式的惩罚。我们隐瞒了这件事，我们没有去医院。如果我们去了医院，她现在就一定活着。’他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但我相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把一切都弄得如此的糟糕。”

　　“他那天夜里和我待在一起，第二天的大多数时间也是这样。但后来他说他要回家去，回到他父母那里去。是圣诞假期了，他已经找了太多的借口不回家。我说我会好好的。我想要他回去。我只想一个人待着。詹姆斯装好他的行李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我记得我们当时甚至没有接吻。我记得我在想，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他想离开我，就像我想要他离开一样。”她停了一下。“他不爱我了，是吗？”

　　“不爱。”我父亲说。

　　“你不会这样对你所爱的人，是吗？”

　　“不会，你也不会。”

　　夏洛特开始哭泣。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在擤鼻涕。“大概一个小时后，我走进卧室，躺下来。当时收音机开着。我记得这使我很吃惊。那时我已没有力气绕过床走过去把它关掉。我只是爬上床去，用被子蒙住头。当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听到关于‘被遗弃的婴儿现在情况稳定’的报道。我坐了起来。播报员说到新罕布什尔州、谢泼尔德镇。我不知道那汽车旅馆所在的小镇叫什么名字。我车里有张新英格兰地图。我出去把它拿了出来。我在地图上找到了谢泼尔德镇所在的位置。我马上跑回屋去拿钥匙，立刻开车到店里去买了份报纸。上面有关于婴儿的报道。我是那样地高兴。真高兴孩子还活着。”夏洛特停了停，“但也在那时，我感到受到了伤害。我意识到这都是詹姆斯干的。他竟然把她丢在那里，让她在风雪严寒中去死！开始我真不敢相信。我告诉自己他只是犯了个可怕的错误。他以为她死了，但她没有。后来，我慢慢明白，他一定知道她还活着，但他还是走到外面，走到雪地里，把她扔在了那里……我几乎不能呼吸了。我没有哭。我没有尖叫。什么都没有。”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父亲说，“他知道孩子还活着。”

　　夏洛特沉默了。

　　“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父亲说。

　　“我不知道，”夏洛特说，“或许他只是吓坏了。我不相信他那样开着车出去，就是为了要杀了她。”

　　“那么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害怕！”夏洛特说，“如果我去了警察局，我知道我会被控蓄意谋杀。我很害怕。所以我开始想，好了，现在这样就好了，不是吗？她还活着，而且会有人照顾她。我不能够很好地照顾她。我没有钱。我不得不离开詹姆斯的公寓。但我又不能带着一个婴儿回家去。所以这样很好，不是吗？”

　　父亲沉默了。

　　“我给詹姆斯家里打了电话，”夏洛特说，“他不在那里。他的妈妈说他和朋友们滑雪去了。”

　　“滑雪？”父亲问，表示难以置信。

　　“这回答让我惊呆了，挂了电话。”

　　“不可思议。”我父亲说。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夏洛特说，“我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我心力交瘁，我太疲惫了。最后，我起床开车去了图书馆，查找所有的过期报纸，直到找到了有你的名字的那篇报道。”她停了停，“然后，我就开车来了这里。”

　　“为什么？”

　　“我得看看你！”

　　“我不明白。”

　　“如果我不来谢谢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夏洛特说。

　　她这句非同寻常的话——比她的忏悔更令人吃惊，比她叙述的可怕的故事都还要令人惊恐——夏洛特的话飘过厨房，飘到外面的走廊上。一连串持续的跳动重重地撞击着我的耳鼓。.

　　“我最好还是回去睡觉，”夏洛特说。我听到簌簌的声音和撞在橱柜上的低沉的碰撞声。“我的一条腿麻木了。”

　　“把它摇一摇。”

　　“你听到这些肯定很难接受吧。”夏洛特说。

　　“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很难接受的。”我父亲说。

　　“我说，我真的很抱歉说到你失去孩子的事情。”

　　“没有关系。”我父亲说。

　　“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是能够阻止他的。”夏洛特说。

　　好像一个炸弹在眼前炸开，无声的。我用手挡在眼睛前面，强烈的光线使人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我们的屋子里有了生气。

　　“啊！”夏洛特吃惊地叫出声来。

　　“来电了。”父亲说，听起来也有些惊奇。

　　我在电灯的强光下半眯着眼睛。地板闪着光，漆过的墙也发出刺眼的光。我想要闭上眼睛。这世界太刺眼、太丑陋，我恨它。

　　我匆匆溜回自己的屋子，爬进了睡袋里。当夏洛特回到房间的时候，我撑了起来。“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半眯着眼睛看着她。

　　“电来了。”她说。她的手掌红得发亮，鼻子也是红红的，有擦伤。她的声音有点粗。

　　“真怪！”我说。

　　“现在是半夜，”她说，“你要我把灯关了吗？这样你可以继续睡觉。”

　　“你到哪里去了？”

　　“我起来去厨房倒点牛奶喝。”

　　“你的手怎么了？”

　　“我绊倒了。”她说。她关了灯，爬进我旁边的睡袋里。

　　我又缩回到自己的睡袋里。我把手压在胸口上，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想着夏洛特告诉我父亲的一切——雪地上的血，夏洛特几次昏过去的情况和她明白詹姆斯是故意要孩子死的那一刻。一切都好可怕，好恐怖！我用手遮住脸。

　　接下来我想到我和父亲怎么从纽约驾车往北行驶，然后在谢泼尔德小镇安顿了下来。而夏洛特和詹姆斯从伯灵顿驾车往南，竟然也在谢泼尔德小镇找到一间偏僻的汽车旅馆。我们所走的路在树林里的一处交会。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和父亲在我们旅途的第二天，在怀特里弗章克申那复杂的交叉路口，分清了道路按照我们应该去的路往北去了呢？如果父亲最后决定继续在纽约生活呢？如果母亲在商场买礼物，在收银台付款时掉了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然后跪下去捡起来。这样她就晚了两秒钟上车呢？如果父亲没有像母亲曾告诉我的那样，在春天的一个早晨走进大学图书馆去，了解前一天晚上纽约扬基队和巴尔的摩金莺队比赛的情况，看见正在借书台里的母亲了呢？她当时正在准备一个化学考试，抽空在图书馆打工。而他则灵机一动，故意去问她怎么才可以获准看馆藏的杰斐逊的真迹。

　　——这样就不会有我了。父亲和母亲也不会结婚。也就没有克拉拉了。

　　我试图使自己相信父亲和我是命中注定要发现多丽丝宝宝、是命中注定给她一次从冰雪绝境中生存下来的机会。但现在，我不那么肯定了。

　　第十六章

　　生下来六天后，克拉拉开始咳嗽发烧。母亲带她去看了儿科医师。医生开了抗生素给她服，还让给她洗凉水澡，弄得我的妹妹号啕大哭。她的体温降下来，母亲就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那天下午我到父母的房间去看克拉拉，她正仰面躺着睡觉，身上只盖了一块尿布。母亲下楼去了，她从前一天晚上就没有吃东西，去给自己弄碗汤。我坐在父母的床上，望着婴儿床。我一会儿盯着克拉拉，一会儿盯着婴儿床的木头栏杆。婴儿床上的床单和床罩都是浅色的格子布，一个破旧的我们把它叫做“嘎嘎”的鸭子放在一角。“嘎嘎”还相当的完整，只是一边脸上的绒毛没有了。“嘎嘎”是我的，但我不太喜欢。在我看着克拉拉的时候，我注意到她胸腔下面的胃每次呼吸的时候都会收缩。我以前对婴儿的这种情况不了解，觉得很有趣。她的皮肤就好像是一层薄的橡皮隔膜，像是有谁正从她的背上把空气吸出来一样。我又观察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这可能不太正常，就走到楼梯口，大叫。

　　“妈妈！”

　　我听到她在厨房。

　　“妈妈！”我又叫了一声。

　　“什么事啊？”她在楼梯下问。

　　“克拉拉的胃有点奇怪呢。”我说。

　　或许是因为我的视觉高度同我妹妹一致，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无聊，没有事情干，才偶然发现了他们没有看到的这个情况。母亲一路跑着上楼来。

　　她也不知道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我给布莱克医生打电话。”

　　她坐在床上，打了个电话。她正描述着克拉拉的情况，突然停下来了。她坐直了，说：“是的。马上。”

　　她挂了电话，叫了辆救护车。

　　“妈妈，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说，“我们得给克拉拉检查一下。”她抱起克拉拉，把她的头靠在肩膀上。“拿上尿布袋。”她说。

　　“怎么了? ”我问。

　　“我们在等救护车。”她说。

　　“去医院吗？”

　　“是的。”

　　“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开车去？”

　　“布莱克医生说这样更快些。”

　　母亲走到前门，不时地望着外面射来的光。我穿着外套，肩下夹着尿布袋站着。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救护车警报器的声音。

　　母亲和我都没有被允许和医护人员一起走。母亲把孩子递了过去，多年后我才明白要她这样做是多么地艰难。救护车的后门一关上，母亲就冲向她自己的那辆绿色的大众汽车。“上车！”她冲我喊道。

　　我母亲是个驾车特别小心的人。有时候坐她车的人（通常是我）对此也感到很恼怒。但现在为了追上救护车，她一下子就把车倒了过来，尾随救护车绝尘而去。她把雷达测定器开到最大，开足马力，这样她就可以始终跟着救护车。我抓紧了扶手，尽量不说话。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母亲身子前倾，趴在方向盘上。在换道之前，她都要从两边往身后看一下，才敢换道。我从没有看见父亲这样做过，而那天母亲这样却十分地专业。

　　她把大众车扔在紧急入口处，车门开着，跟在躺着克拉拉的盖尼式床后面跑。我们在后面能听到克拉拉的哭声。我跟着母亲，那只过大的包在我的大腿上拍打着，减缓了我的速度。我看到医生在盖尼式床上面忙碌着，知道情况很严重。克拉拉被推进一个四面罩着白布的小房间。她被放到一个金属盒子里，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也把母亲吓坏了。“我抱她一下都不行吗? ”母亲恳求道。

　　“让开，狄龙太太。”医生说。

　　“如果我给她喂奶，她就不会哭了。”我母亲说。

　　“现在给她喂奶恐怕就是你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了。”他说。

　　我不喜欢这个医生，他专横跋扈，自我为中心，还对他周围的护士咆哮。他把我的母亲看成是件挡在路上的烦人的东西。

　　“情况很糟吗？”她问。

　　“你的孩子不能呼吸！”那医生说。

　　我在房间的另一头靠墙站着，任由尿布袋滑落到地上。

　　“尼基，这里有两个硬币，”母亲站到我面前说，“去找个公用电话，给你父亲打个电话。你知道号码吧？”

　　我知道。有时放学后在家遇到我不能解答的数学题时，我就给父亲打电话。

　　“马上去。”她说。

　　我捡起尿布袋，去找投币式公用电话。一个坐在服务台后面的妇女给我指了方向。最后，我在电梯旁边发现了一排电话。“爸爸，你快来呀！”我说。

　　“为什么？”他说。从他声音里，我能听出来他有些惊慌。

　　“克拉拉不能呼吸了。”我说。

　　“你们在哪里？”他问。

　　“在她出生的医院里。”

　　“告诉你母亲我马上就到！”

　　我坐在墙边，护士和帘子把我和克拉拉隔开了。她被送到医院的另外一处，我跟着随行的医护人员一起过去。那天晚上，有个时候母亲朝我这边看了看，说：“罗布，她脸色很难看。”

　　父亲走过来，坐到我旁边。

　　“她要死了，是吗？”我问。

　　“当然不会。”他说。

　　“那为什么他们忙成一团？”

　　“医院就是这样的。”他说。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就在前一年我割破手腕的时候，我们还得在急诊室等上两个小时呢。当时父亲实在忍不住了，朝着护士大叫大嚷：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女儿正疼着呢！

　　“我会给杰夫和玛丽打电话，”我父亲说，他指的是和我父母很要好的一对夫妇，就住在医院附近，“你可以在他们那里吃点东西，看电视。我过后来接你。”

　　那晚，医生在克拉拉身上忙活了几个小时。她患上了有生命危险的婴儿肺炎。我母亲被告知，克拉拉有可能过不了那天晚上，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杰夫和玛丽家里，我吃了比萨饼，看电视看到很晚；我在客房里睡觉，穿着玛丽的衬衣。早上，杰夫送我回家，以便我能够把衣服换了去上学。当我们到家的时候，前门开着，屋里很冷。一份我母亲放在咖啡桌上的报纸被吹得满屋乱飞。杰夫让我在外面等着，他弯着腰检查了整个屋子，就像电视里的警察做的那样。他回来告诉我屋里没有人，东西也没有被动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害怕踏进门槛。杰夫不得不说服我，说是因为母亲忙着去追赶救护车才忘记了关门的。我要杰夫和我一起上楼，站在我房间的门口等我换好衣服。

　　克拉拉在医院住了三天。三天里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父亲只是上午去上班，这样，当我走下校车的时候，他就在家里了。我们一起去医院，第二天比第一天感到轻松一些，第三天又比第二天轻松。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和克拉拉一起回了家。她比离开家的时候体重少了两磅。她看起来骨瘦如柴，像只被拔了毛的小鸟。在那个星期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父母时常都会彼此望一望，叹口气，然后摇摇头，像是在说，真是千钧一发啊。

　　“你妹妹的命是你救的。”我母亲对我说。

　　拂晓的时候我醒了。

　　从我所躺的地方，我看到了往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淡蓝色的天空上一抹粉红色的彩绸。在我的身旁，夏洛特还睡着。父亲似乎也还没有起来。

　　新英格兰北部的天亮得较早。我知道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的。我躺在暖和的睡袋里等着。我清晰地记得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听到了一个故事。在白天，似乎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

　　太阳升到了玻特山顶上，照亮了被雪覆盖着的树林。草地上洒满了强烈的粉红色阳光。我爬出睡袋去看。色彩渐渐浓艳，慢慢地填满了视野，这让我生平第一次想到，要有一个相机就好了。我知道我们曾经有过——我记得父亲拍的那张我在母亲床上抱着克拉拉的照片。我的影集里应该还有许多其他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自从我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后，就没有见到过它了。同以前生活中的其他每一件事情一样，那些家庭照片所勾起的回忆让父亲很难接受。但是在那天早上，有三四分钟的样子，雪就像着了火似的，我想要有一个照相机把它拍下来。我用拇指和食指做成个四边形，站在窗边，做了个掀动快门的架势，嘴里轻轻地发出咔嚓的声音。但后来，就像恶作剧一样，可爱的粉红色很快消失了。积雪又白又亮，几乎不敢正眼去看。天空的颜色加深了，变成了明信片的铬蓝色。只有高大的松树显出了绿色。

　　夏洛特还在地上小声地打着鼾。或许每个人都要打鼾吧，我很吃惊她能睡得这么好——书斋里很明亮，或许一年以来，都没有这么明亮过。房间明亮了，灰尘就显示出来了：壁炉上灰烬的尘埃；咖啡桌上细细的一层一般的灰尘；灯罩上那不一样的，网状的灰尘。阳光真真切切地照在地板上、毯子上和夏洛特身上。她翻了个身，把脸转开了。

　　我在厨房里找到燕麦片、面粉、酵母粉和鸡蛋。我把它们在一个碗里混合好，等着平底锅热起来。我在炉子和柜台间轻松地移动着。我在想是否可以在太阳光射进窗户的时候讲那隐秘的故事。我像撒种子一样撒了些悬钩子果子在面糊的周围。那些悬钩子是夏天的时候冻在那里的，一袋一袋放在地下室的冰柜里。我要把一些弄碎，和糖混合在一起，然后装在一个小罐壶里，再浇到烤饼上。

　　我从冰箱顶上把盘子拿下来，摆放好。面糊在热油里咝咝地响。我做的烤饼总是脆生生的，秘密就在这燕麦片上。

　　像往常一样，要找个地方放平底锅是个麻烦的事情。我把一个架在水槽上，另一个放在一摞书上。这时，夏洛特来到了门口。

　　她已经脱下父亲的衣服，换上了她皱巴巴的白色上衣和牛仔裤。她的脸红红的，还留有睡痕。她的头发没有梳理，纷乱地分在耳背后。她抱着手臂。“我把睡袋卷起来了。”她说。

　　父亲也出现了。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穿着栗色的T 恤衫和一双棕褐色的、脚后跟有些磨损的拖鞋。我的脑海里有好一阵想的都是父亲和夏洛特昨晚一起待在厨房里的事情。

　　“嗨。”他说。他看起来和昨天一样。我意识到我一直在期待着一个不一样的父亲，一个不一样的爸爸。

　　“早上好。”他对夏洛特说。

　　“早上好。”她对他说。

　　我看了看夏洛特，又看了看父亲，再看了看夏洛特，又看了看父亲。是他们真的接受了对方，还是只是我的猜想？

　　“有烤饼！”父亲说，“太好了，我饿死了。”

　　他从咖啡机下面拿出壶来，装满水。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夏洛特问。

　　“不用了，真的。”我说。我停了一下，有了个主意。

　　“看着这些，”我对父亲说，指的是煎锅，“我马上回来。夏洛特，你跟我来。”

　　夏洛特跟着我进了起居室，这里和其他房间一样明亮。我摸着圆形的、做得很漂亮的胡桃木餐桌。

　　“我们要干什么？”她问。

　　“我们要把它抬到厨房去，”我说，“抬着那头。”

　　夏洛特和我把桌面抬进了厨房，立起来靠在橱柜上。

　　父亲手里拿着刮铲，看着我们。

　　夏洛特又和我走进起居室，帮我把桌架搬到了厨房。我们把它放好，然后抬起桌面放上去。这桌子几乎就把厨房占满了。不过，我们厨房里有张桌子了。

　　“噢。”父亲说。

　　我把盘子、银器和杯子放到了桌上，把剩下的盘子放到了冰箱上面。我从起居室里搬了两把椅子出来，从我卧室搬来了第三把。我在杯里倒上了橙汁，在一个白色的罐壶里装满悬钩子果汁。

　　父亲坐在桌子的一端，夏洛特和我对面坐着。有一会儿，我们三个人相互对视，看着那堆烤饼。就像我们是一家人，正在考虑要不要做饭前祷告似的。我们在厨房里同坐一桌，感到既生疏又熟悉。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我和我父亲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我看着厨房里昨晚夏洛特坐过的地方。我记得冰块发出的叮当声和煤油灯洒下的那一小块光亮。我记得所有这些景象和声音，但昨晚我所听到的话语却似乎是在梦中，是梦的一部分。

　　“这些都很好吃。”夏洛特说。

　　我拿起叉子，把烤饼送到嘴里，咬了一口。黑色的桌面衬着白色的装着悬钩子果汁的小罐壶，这种视觉感受我很是喜欢。要是有照相机就好了。这是那天我第二次希望有个照相机。

　　“这桌子很漂亮。”过了一会儿，夏洛特说。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了我木工的基本技巧，”我父亲说，“我帮他建了座房子。”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看着我的父亲。关于他，或许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吧。“奶奶是什么时候的飞机？”我问。

　　“两点半。”我父亲说。

　　我搅拌着我的热巧克力。

　　“你有礼物给她？”父亲问。

　　“我为她做了个项链。”我说。

　　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开始我没有辨别出来是什么声音。我屏住呼吸仔细地再听着。那声音不大，像是发动机的声音，但又不像是汽车发动机，是那种先嘎嘎地响，随后吱吱地叫；再嘎嘎地响，随后又吱吱地叫的一种发动机。我放下勺子。在这安宁、寂静的环境里，这是个不受欢迎的声音。就如同一辆坦克碾进了一座将要夷为平地的村庄。

　　“是哈利。”我父亲说。

　　“他来得真够快的！”我说。

　　“我出去迎接他。”父亲说。

　　按照哈利清扫的顺序，我们这条路是他最后要清扫的一条路。通常父亲都会请他来家里喝杯咖啡或是啤酒。有一次，哈利到屋里来用卫生间。结果他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和我父亲一聊就是一小时。他是当地人，靠冬天为镇上和私人扫雪为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冬天是少不了活干的。

　　夏洛特喝完了咖啡，放下杯子。

　　我心里一阵恐慌。

　　“我想我要上楼去把床整理一下，”夏洛特说，“你们有干净的床单吗? 我可以为你奶奶铺好。”

　　“为什么？”

　　“她就要来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干净的床单在哪里。”我说。尽管我知道它们就放在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

　　“那我就先把用过的床单拿掉。”夏洛特说，站了起来。

　　我想象着夏洛特把床单从床上扯下来，剩下光秃秃的床垫的情景。“你不能走！”我说。

　　“我必须走！”她说。

　　“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这会有什么不好的吗？我们可以说你是我的表姐，你要和我们住上一段时间。你可以找个工作，存些钱，然后回到大学去念书。”

　　夏洛特摇摇头。

　　“可是我把这一切都想好了。”我哭着说。

　　“如果警察发现我在这里，你和你父亲就都成了共犯。”

　　又是那句话。“我不在乎。”我说。这是真的，我不在乎。我愿意成为夏洛特生活中的“同谋者”。

　　我看着夏洛特拿着她的碟子去了水槽，仔细地冲洗。她在洗碗毛巾上擦干手，又从我的椅子旁边走过，朝楼上去了。

　　我一人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我摸着桌面，回忆起夏洛特第一天在起居室里，手指在家具上轻轻滑过的情景。我听到夏洛特上楼的脚步声，我脑海里又出现了扯去床单的床垫和叠得整整齐齐的毯子。

　　我在后走廊里找到我的外套。哈利一走，我就去恳求我父亲。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夏洛特送走。我要告诉他，不能。

　　哈利坐在他的卡车上，车窗摇了下来，手里端着杯咖啡。我父亲站在他旁边。“嘿，你好。”当我走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哈利对我说。

　　“你好！”我说。

　　“准备好过圣诞节了吗？”他用那种大人对小孩子说话的口气问道。

　　“差不多了吧。”

　　哈利比我父亲大，有着稀疏的胡须和更加稀疏的头发，扎成马尾辫。他的卡车上贴满了平克·佛洛伊德的贴纸。哈利的身后是扫雪机清扫出来的一幅四英尺宽的整洁的路面。右边车道上还堆着高高的雪，他返回去的时候再清扫这一边。

　　“今天你很早。”我父亲说。

　　“干了一个晚上了。十点左右接到电话的。”

　　“你一定累坏了。”

　　“不，我很好，”哈利正了正他的红袜队的棒球帽说，“我回去还要把圣诞树立起来呢。”

　　“雪有几英寸厚？”

　　“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四十一英尺。”

　　“一定很不好干吧，雪下面还结了冰。”

　　“你要我清扫到谷仓那里去吗？”他问。

　　“不用了，”父亲说，“我们弄好了。我一直都在干。我们没有铲的雪就只是这里的一点了。”

　　哈利递给父亲空的杯子，然后把他的卡车挂上挡。他向我翘起一个指头说：“不要忘了给圣诞老人的啤酒和甜饼。”

　　父亲和我向后退。哈利降下除雪犁。我们看着他调整犁的幅宽。“爸爸。”我说。

　　“别说了。”

　　“她没有地方可以去。”

　　“她有。”

　　“我们不能把她送走。”

　　“她是个大女孩了。她会很好的。”

　　哈利掉过头，背向我们又开始了他的工作。在他沿着长长的车道慢慢向前的时候，在窗外向我们挥了挥手。

　　“爸爸，求你了！”

　　父亲走开了，去了谷仓。他看了看，似乎很满意，然后转向房子。我跟过去看父亲在看什么。他的车和夏洛特的车周围的积雪都被清扫干净了，只是车顶上还残留着薄薄的一层雪。这是我父亲整个晚上都在干的事情——确保夏洛特在早上可以离开。

　　当父亲和我走进屋子的时候，夏洛特正站在走廊里。她穿着她的外套和靴子。她的小包挂在肩上。

　　“我想我最好是走了。”她说。

　　“再有一会儿哈利就把整个车道清扫出来了，”父亲说，“把你车钥匙给我。我先去把你的车发动起来。”

　　夏洛特从包里取出钥匙。

　　“停下来！”我叫着说，“你停下来！”

　　父亲似乎不是被我所说的话，而是被我说话的声音震惊了。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一动不动，然后打开门，走了出去。

　　夏洛特把我的头发从外套衣领里理了出来。“继续编织。”她轻轻地说。

　　“我不想要你走！”我说。

　　“我没事儿。”她说。

　　“你不会没事儿的。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呢？你会给我写信吗？或者是给我打电话？”

　　“当然，我会给你写信的。”

　　“但你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你得有我们的地址啊。”我跑进厨房，找到一张餐巾纸和一支圆珠笔。我工整地写下了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又加上了我的名字，以防她忘记了这是谁的地址了。

　　“我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来到了这里。”当我把纸条递给夏洛特的时候，她说。

　　“但我想让你住在这里。”我无助地说。

　　“不可以，”她说，“你知道这一点的。”她轻叩一下她的牙齿：“你的牙箍什么时候取下来？”

　　“四月。”我说。

　　“你会很漂亮的。”她微笑着说。

　　我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我看着父亲把夏洛特的车开到屋旁。

　　“我讨厌离别，”我说，“为什么人人都要离开我？”

　　我父亲进来了，在门垫上跺着脚。他把车钥匙递给夏洛特。我不想看他。

　　“谢谢，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夏洛特说。

　　“下山的时候要小心，”父亲说，“路上的积雪虽然清除了，但路面会很滑。在街道上也要开慢一些。”

　　夏洛特伸出手来，父亲握了握。

　　“那好吧，就这样了。”父亲说。

　　夏洛特歪着头。我伸出手去拉她的双臂。她让我拥抱了她。我能感觉到她外套里子下面的身体，闻到她身上发酵似的味道。夏洛特抽出身，离开了。

　　“这一切都是错的！”我哭着说。

　　夏洛特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或许她是在调整车内温度或者收音机，或许她还在戴手套。这时，我想到前一天晚上她用蓝色的珠子做的项链。我得给她。她还不知道我已经把它做完了。

　　我在书斋里的盒子里找到了它。透过窗户，我看到她那蓝色的小车开始慢慢向前移动，像是在测试雪地上行车的摩擦力。我跑到后门，猛地把门打开。“等一等！”我在她后面叫着。

　　我穿着袜子在车道上跑着。我把项链举得高高的，希望她可以在后视镜里看到。“停下来！”我喊着。“夏洛特，请停一下！”

　　在车道中间，哈里的铲雪车已经铲得只剩下了一层冰。我踩到冰块上的时候，我穿着袜子的脚打滑，不得不摆动双臂以保持平衡。在冰又被雪盖着的地方，我突然一停，脚下一滑，我往前大迈了三四步，然后稳住了。

　　当我抬起头来时，蓝色的小车已经开走了，离我们的房子远了，我已经赶不上了……

　　透过树林，在车道拐弯的地方，我看到一点红色。接着，我看见一个男人走到车道中间。当夏洛特停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闪烁醒目的刹车灯光。

　　第十七章

　　在车祸发生的那天早上，我把去塔拉家借住要用的东西都装在一个蓝色的尼龙背包里。我还有一个三角洲航空公司赠送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把折叠牙刷、一小管牙膏、一把梳子、一双袜子和一个眼罩。尽管那个秋天我已经去她家过了几次夜，但这个袋子我还没用过。那晚，我决定奢侈一回，带上它。

　　我穿着粉红色灯芯绒裤子和紫色的衬衣。当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母亲正坐在厨房餐桌的旁边。她穿着一件破旧的格子花呢浴袍。这件浴袍即使没有穿在妈妈身上，闻起来也有她的味道。浴袍的肩部有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污迹，大多数都是克拉拉的杰作。母亲眼睛下面有花了的睫毛膏，拉直了的头发披在一边。在睡袍下面，母亲穿着一件变白了的蓝色尼龙睡衣和一双下面已经变黄了的厚的白色的袜子。妹妹克拉拉显然还在睡觉。

　　一只碗、一把勺子、一杯橙汁和一片儿童综合维生素咀嚼片放在桌上我的位置。我把奇里奥斯甜麦片倒进碗里。

　　“你的东西都装好了吗？”母亲问。

　　“是的。”

　　“别忘了道谢。”她说。

　　“妈妈，我还没有走呢！”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说，”她说，“要自己整理床、铺床。一直要这样。”

　　“我们睡在地上。”

　　“那就要卷好你的睡袋。”

　　“好的。”我说。

　　我母亲喝了口茶。“你有吃午餐的钱吗？”

　　“没有。”

　　她起身从橱柜里的一个纸杯里拿出三个二角五分的硬币。“我们十点钟来接你。”她说。

　　“十点？”

　　“娜娜和波皮明天要来和我们一起提前庆祝圣诞节，在他们去佛罗里达之前。”

　　我四周看了看：“爸爸在哪里？”

　　“他一会儿就下来。今天他去得晚。”

　　我可以听到楼上从卫生间到卧室的匆匆忙忙的脚步声。

　　“你的礼物都包好了吗？”我母亲问。

　　“还没有。”

　　“这事你还可以明天做。”

　　“我们每个人都要睡到十一点才起来，”我说，“赖斯太太给我们大家做丰盛的早餐。”

　　“十点。”我母亲说。

　　我记得她站着在给水槽上方窗台上的一盆花浇水。父亲带着一股洗发香波的味道下楼来了。他站着把他的咖啡喝了。“你看到我的钥匙了吗？”他问我母亲。

　　“在餐桌上。”

　　“你准备好了吗，调皮蛋？”他问我，戳了一下我的后脖子。

　　我穿上外套。母亲弯下腰来拥抱了我。“做个好女孩，”她说，“孩子，我爱你！”

　　“我一直都是好孩子。”我生气地说。

　　我们离开了房子，我没有回头看。我没有去注意母亲是否还站在门口，手紧抓着睡衣的领子。或许她在向我们挥手，也或许她上楼去洗澡去了，趁克拉拉还没醒来。我没有对母亲说“我也爱你”。我没有和克拉拉说再见。我不知道我的妹妹是不是趴着睡的，四肢张开，尿布紧紧地扎在睡衣下面。或是像她有时那样，蜷缩在角落里，手里抓着一条白色的毯子，贴在下巴上。我不知道玩具“嘎嘎”是不是也在婴儿床上，和她在一起。我甚至不能确定最后一次见到克拉拉是什么时候，是晚餐时我看见她在父亲的腿上呢，还是我去卫生间经过时看到她在婴儿床上？

　　我上学去了，我也没有回头看。那天晚上我在塔拉家留宿。

　　一位警官来到家里，通知我们说夏洛特已经被警察巡逻车带到康科德去了。夏洛特的车将被拖走，拖到谢泼尔德警察局去。我们谁也不能离开这座房子。一位警察很快就会来问话。

　　“沃伦侦探在哪里？”我父亲问。

　　“他和那个年轻女人一起到康科德去了。”那警官说。

　　父亲关上门，手仍然放在球形把手上，站着。这事不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想。自从我们发现那婴儿以后，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这样想过。

　　“她会认为是你给警察打的电话。”我说。

　　父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给警察打电话了吗？”我问。

　　“没有。”

　　“那就做点什么！”我叫道。

　　他把手从把手上放下。

　　“你知道她不知情！”我大声地叫喊，“你知道她没有那样做！”

　　父亲转身看着我，一脸的不解。

　　“我听到了你们在厨房里的谈话。”我说。

　　“你全部都听到了？”

　　“每个字我都听到了！”我挑衅地说。

　　“尼基……”他欲言又止。

　　“夏洛特睡着了。她是服过麻醉药的。她不知道詹姆斯在干什么。这不公平！”

　　“但她回家以后就知道他干了什么。”他说。

　　“她吓坏了，”我说，“她在生病。”

　　“她应该报警的。”

　　“是你会这样做吗？你十九岁的时候就会给警察打电话吗？”

　　他拉开外套的拉链，脱下来，扔到长凳上。“我想我会的。”

　　“那好，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把她送进监狱的。她永远也要不回她的孩子了！”我叫着说。

　　“就为这个吗？”我父亲问，脱下了他的靴子。

　　“不，”我说，“为的是救夏洛特！”

　　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你必须要做正确的事情，”我平静地说，“你必须要这样。”

　　“我怎么说，事情都不会有改变的。”

　　我看着手里的项链。我把它狠狠地向父亲砸去。

　　项链打在父亲的下巴上。从他把手捂到脸上的样子，就知道那很疼。“尼基。”他说。有些生气，但似乎更加迷惑了。

　　“那是夏洛特做的，”我说，“而现在她决不会要它了，你就拿去吧！”

　　父亲向前迈了一步，但我站着没有动。他把手从脸上放下来。被项链击中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印迹。“到你房间去。”他说。

　　“不！”

　　“够了。”他说。他的声音严厉了。

　　“不，我不会去我的房间，”我说，“你也没有办法可以强迫我。”

　　突然，我发现这是事实。父亲无法让我回房间。意识到这一点既使人兴奋，又让人害怕。

　　“你很软弱，你知道吗? ”我说，两手叉腰，“你害怕到警察局去。你害怕去任何地方。你只是在逃避这个世界。”

　　“尼基，不要说了。”他说。

　　“你就像个懦夫一样逃离了这个世界。”一种令人颤栗的惊骇透过我的脊骨。我从来没有这样和父亲说过话。

　　“这是有原因的。”他说。

　　“噢，是吗？”我问。“那么说说看，就当你想要知道，我也失去了妈妈和妹妹。”

　　父亲闭上了眼睛。一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你知道，我心里也不好受。”他说。

　　“你过的不是正常的生活，爸爸。”

　　“我尽力了。”

　　我把头一扬。“但是，我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感受吗？家中没有朋友来。没有电视看。我们哪里也不去。你从来不接电话。有半年我们甚至连电话机都没有，因为你不想和任何人交谈。你为什么要给史蒂夫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嗯？因为你压根就不想他给你打电话。这不正常，爸爸，就是不正常！”

　　“你想要得太多了。”他说。

　　“我只是想要回我的生活！是要求太多了吗？”我不想哭，人一哭会毁了双方的争论，但毕竟我还是哭了。

　　“你要不回以前的生活了。”他说。

　　我知道我已经走得太远了，但我阻止不住自己。“至少我可以有某种生活！”

　　父亲转过身去看着窗外。他把一只手放到窗台上支撑着自己。“我已经为搬家后悔了一百次。”他说。

　　“本来我们可以留在纽约的。”我说。

　　“你还小，我认为你会很快恢复过来。”

　　“不，我没有。”我说。

　　“我一直认为你生活得很好。”他说。

　　“我是在装样子，”我说，“而且是为了你。”

　　他吃惊地转过身，看着我。“你装的？”他问，“所有这些时间你都在装吗？”

　　“所以，你不该难过，”我说，“你伤心，我受不了！”

　　父亲紧紧地咬着牙齿。我看得出我伤害了他。

　　“你只是就这样伤心下去吗？”我问，“为妈妈和克拉拉一直伤心下去吗？”

　　父亲没有回答我。

　　“因为这件事，爸爸，我现在不能够再照顾你了！”我说。

　　父亲把脸转了过去。他故意慢慢地穿上靴子，拿上外套。突然，他三脚两步跨出了门。

　　我跌倒在长凳上，头晕目眩，喘不过气来。

　　我决定不跟在我父亲后面。

　　太阳光从后走廊的窗户里射了进来。太阳的温度让房间暖和了起来。袜子的底部湿透了，我把袜子脱了下来。

　　我不会道歉的。

　　我从地上拾起项链，再靠着楼梯的扶栏撑了起来，就像我有200 磅体重似的。我走到我的房间，仰面躺在床上。

　　我的胃很疼。我吃了太多的烤饼。我翻过来侧身躺着，用手揉着肚子。我想，不知那个要来问话的警察在哪里。父亲和我会被逮捕吗？我想到父亲和我戴着手铐，被带上一辆警察的巡逻车，我们被铐着并排坐着。这样的想法太离奇了。我们相互说点什么呢？接下来就会带我们去警察局。沃伦会在路的那一头等着我们，他得意地笑着。他赢了，不是吗？随后，父亲和我就会被分开。我会被一个女狱警带到一个囚室去。那狱警跟学校的迪尔恩夫人差不多，全身都粗壮。夏洛特的监室会挨着我吗？我们能够相互交谈吗？我们会不会发明一种密码，敲击着墙传送信息呢？我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烤饼呢？我腹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了。

　　我想到父亲，他一个人在谷仓里。他怒不可遏，他在用脚踢木材、把工具扔得噼啪响吗？或者比这更甚呢？还是只是坐在椅子上，在做父亲的位置上，两眼朝外，看着雪地呢？如果我的胃不是那样疼的话，我想这时我会出去，走到他那儿去。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他，我知道他已经尽力了，而且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扪心自问，我也不是一直都在装样子，实际上通常我都是过得很好的。

　　我起身去卫生间。我发誓再也不吃烤饼了。我的新年打算将是：决不吃烤饼。我在水槽边停下来，仔细地看着在镜子里的自己。我的皮肤苍白，像是有病的样子。我努力想笑一笑，但我只看到嘴里金属的牙箍。我从镜子面前转过脸去，拉开牛仔裤的拉链，坐到抽水马桶上。

　　我来那个了——这可能吗?

　　我又检查了内衣裤。

　　只是一小块污迹，但它明明是血!

　　或许只是巧合而已。也可能是争论引起的。最有可能就是时间到了。但在那使人困惑、感到兴奋的最初时刻，很难不把它看做是夏洛特传递给我的什么东西。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感到一阵痉挛，而我最想告知的却是夏洛特。

　　祖母到了以后我将告诉她，她可能要哭。圣诞节以后我们去滑雪时我也要告诉乔。我想她会长声尖叫的。慢慢地我也会让其他人知道，或者乔就告诉别人了。我的父亲会在卫生间里看到“高洁丝”卫生巾的包装盒，但他会以为是夏洛特留下的。他会把它拿走，但我又会拿一个新的出来放在水槽上，给他一个暗示。我一句话不说，最终他还是会明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时候他会以不同的眼光看着我。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会注意到。我希望这不会使他难受，因为在我到达这个里程碑的时候，妈妈不在这儿，她没有看到。

　　唉，我真有够多的哀伤度过一生了。

　　我没有看到夏洛特走时带有“高洁丝”的卫生巾盒子。我在卫生间的柜子里搜寻。那里有用过的牙膏管和几小块肥皂，没有卫生巾。我走进客房，打开壁橱门，看到盒子就在上层搁板上，半露在一床缎边毛毯后面。我伸手去拿盒子再返回卫生间。虽然没有经验，但还是领会到了那并不太难的护垫的使用方法。

　　我又往镜子里看。我是一个女人了，我对着镜子里的我说，想要说出声来。

　　我在骗谁呢？我只是一个等着警察来逮捕的十二岁的姑娘。我仍然在腹痛，但知道这并不是生病我就更是疼痛难忍。我尽量回忆乔在学校里腹痛时是怎么办的。我在药箱里找到一些镇痛药片，自己做主服了两片。

　　我听到了一个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辨别出来的声音。我知道我只有六十秒的时间坐上副座，这个时间是我父亲等候卡车启动时的时间。我迅速从卫生间里跑出来，一步两梯地下了楼，一只胳臂伸进外套的袖子，脚指头伸进靴筒。外套还悬在我的手臂上，我就向卡车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靴子带子在我的身后拖着。我打开门，爬上座位。父亲看了我一眼，随即启动了卡车。

　　“我刚来月经了。”我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