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

［长篇小说］

消失的踪影．．．．．．．［美国］斯蒂芬·怀特　著　张廷佺　译

［短篇小说］

女士手包．．．．．．［印度］桑加米特拉·博斯　著　郁　葱　译

一年合同．．．．．．．．．．．［日本］井上靖　著　赵德远　译

幸福的日子．．．［乌克兰］德米特里·普拉图拉　著　于正荣　译

她想去蹦极．．．．．．［韩国］李万教　著　薛　舟　徐丽红　译

［诗歌］

茨木则子诗六首．．．．．．．［日本］茨木则子　著　张继文　译

［散文］

马拉美．．．．．．．．．［法国］安德烈·纪德　著　徐知免　译

［外国文学大奖点击］

荒诞与真实．．．．．．．．．．．．．．．．．．．．．．胡宝平

柳暗花明又一村．．．．．．．．．．．．．．．．．．．．谭成春

［名家名作评论］

在土星的标志下．．．．．［美国］苏珊·桑塔格　著　姚君伟　译

［外国作家介绍］

魏尔甘斯．．．．．．．．．．．．．．．．．．．．．．．胡小跃

［外国作家访谈录］

美国总有一天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阿根廷］丽塔·吉贝特　著　尹承东　译

［国外风情］

蛰居康沃尔．．．．．．．．．．．．．．．．．．．．．．黑　马

［本期作品评析］

谁的“踪影”消失了？．．．．．．．．．．．．．．．．．李　燕

［外国新作故事］

《时间游戏》．．．．．．．．．．．．．［美国］大卫·鲍尔达奇

［世界文坛动态］

世界文坛动态

［译林在线］

编者的话

消失的踪影

［美国］斯蒂芬·怀特　著　张廷佺　译

　　斯蒂芬·怀特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曾有八本小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总销量超过六百万册。怀特笔下的悬疑小说兼具逻辑推理式的缜密和心理分析式的细腻，大胆探索伦理与罪恶的界限。1979年怀特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心理医师多年，积累的经验为日后创作小说奠定了基础。1989年怀特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绝密信息》(Privileged Information,1991)，讲述的是心理医师艾伦发现自己的一位病人可能是杀人凶手，但碍于职业的特殊性，又必须对一些信息加以保密，由此引发了伦理道德上的难题。此后，怀特以艾伦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侦探悬疑小说。1996年的《艰难之路》(Harm's Way,1996)使他首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更高权威》(Higher Authortity,1994)、《遥控》(Remote Control,1997)、《危险信号》(Warning Signs,2002)、《无情报复》(The Best Revenge,2003)、《盲目》(Blinded,2004)等作品更是为他赢得了“最成功的悬疑小说家之一”的美誉。2005年3月，怀特推出了力作《消失的踪影》。惊险和悬念相交织的情节、扑朔迷离的各色人物让人不得不屏息静读，不忍释手。

　　1

　　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傍晚6:30，我与黛安娜一起来到汉娜·格兰特的办公楼后面。五分钟前，我们还在争论，她突然一把把我从办公桌后面拉起来。现在我与她一起来这儿，就说明我输给她了。她把绅宝车瑞典名车。熄了火，还做了番推论。“如果找不到汉娜，早上我们就走不了了。就这么简单。”

　　她说的没错。

　　离圣诞节只剩下九个购物日，我和黛安娜·埃斯特维茨计划经落基山脉飞往拉斯韦加斯参加一场周末专题研讨会——黛安娜似乎对眼动脱敏与再加工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用于创伤后早期的心理干预，减轻心理创伤，重建希望和信心。很感兴趣，但我猜那更多是装出来的——汉娜则会好心地在我们离开时，替我们揽下诊所里所有的心理诊疗事务，否则我们是走不了的。

　　黛安娜把我们在边界航空公司美国国内航线航空公司，基地设在丹佛。订的航班从第二天中午提前到大清早，这样她就能挤出几小时玩骰子了，但计划中这个微小的变动需要汉娜的同意。而汉娜——她有许多典型的强迫症症状，别人不回电她就心情忐忑，像在鞋里踩到一粒硌脚的石子一样——早饭后，黛安娜发给她三条短信，她一条都没回。

　　“那是她的车？你知道她开什么车吗?”我问道。在这个极小的停车场里，仅有的另一辆车是部银色的大众帕萨特。

　　“似乎是她的。”黛安娜的语调带着几分嘲讽，我猜她更在意这是辆新车，而不是品牌或型号。黛安娜的绅宝车上罩着一层米灰色的泥灰，与这辆一尘不染的帕萨特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科罗拉多秋末的暴风雪会使所有行驶的车辆溅上一层泥，上周末我们就遇到一次。

　　我下了车，朝汉娜的车内瞥了一眼。仪表盘上整整齐齐，车厢厢底没有薯片屑，杯托里也没有健怡可乐罐。只有后座一本没拆封的《世界时装之苑》才能说明这车不是刚从车商展示厅里抢劫来的。

　　杂志的邮寄地址栏上写着“H.格兰特收”，收件人地址是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角落的编码显示预订到明年4月将要结束。“是她的。”我说。

　　黛安娜也走到帕萨特旁。“汉娜看《世界时装之苑》？”

　　我的反应跟她略有不同；我在想，汉娜会把杂志落在车里？怎么会这么粗心！我说：“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这表明她正在里面接待病人。她一有空就会给你回电话的。”

　　“这些我不知道。不过我有种感觉，”她说。“不祥的感觉。”

　　“对汉娜？”

　　“一点点，但更多是对拉斯韦加斯。”黛安娜声音低沉。她把双骰子赌博看得很重。“我们进去吧。”她说。

　　汉娜是个社会医学工作者，她的诊所就在百老汇大街最靠近山脉一侧的一排老房子里，离珀尔商业大街也只有几个街区。原本在这儿一排大大小小的房屋中开店的都是律师和会计师，但十几年来，许多心理诊疗师搬到这儿，逐渐占领了这片城区的大部分地皮，把他们统统赶走，然后开办了许多心理健康诊所。被赶走的专业人士只得搬往新建于停车场上的摩天大楼，虽少了份宜人，但与坎宁大道仅隔几个街区，显然多了份实用。

　　这是栋平房，后门锁着。我和黛安娜沿着一条石板路走下去，路边一小丛丁香花正赤裸裸地等待着寒冬的到来。我们走到房前，上了几级楼梯，走进一间原本很可能是客厅的候诊室。里面开着灯，房间一头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一头鬈发，浓密得令人吃惊。她坐在绿天鹅绒沙发上一边翻阅《瑜伽杂志》，一边大声嚼着一袋奇多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主要品牌之一，包括天然薯片、虾条、玉米圈、威化和小米饼等。。我注意到她抬头瞄了我们一眼，接着又看了下手表。

　　我发现她指尖和头发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汉娜的办公室是哪间？”我小声问黛安娜。我从没来过这儿。而汉娜是黛安娜的密友，我相信黛安娜应该知道她的办公室在哪儿。

　　“走廊尽头左侧那间，右边是玛丽的。”

　　“玛丽”是玛丽·布莱克，医学博士，精神病医师。几个星期前，就在感恩节前夜，她没用人工催产素就生下了三胞胎。玛丽做母亲的时间和产假有所延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汉娜将在这儿单独工作一阵子。

　　黛安娜沿着走廊走向办公室。“看，”她说。

　　汉娜办公室的门缝里塞着四张折好的纸条，两张写着“汉娜收”，另外两张分别写着“H.格兰特收”和“H.G.收”。黛安娜拿起了写有“H.格兰特收”的那张，这张纸条看起来是写在了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日历上还印有小布什无意间所说的幽默语句。

　　“黛安娜，你干吗？”我脱口而出。“这可能是病人留下的，你不能看。”

　　黛安娜立刻把我顶了回来。“当然是病人留下的，这就是关键，”她说。她看了那张便条一眼，递给我说，“看，汉娜错过了1点的预约。”接着，她抽出写有“H.G.收”的那张。“看到吗？4:30的也是。如果她的车在这儿的话，怎么会错过所有预约呢？呃？这怎么解释？”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

　　其余两张是更早的病人留下的。显然，汉娜至少错过了上午9点后所有的预约。

　　狭窄的走廊里，那个一头罗莎娜·罗莎娜达娜美国电视节目《周末快报》的记者，其发型为蓬松鬈发。式橙发的女人出现在我们身后。虽然踩着又高又粗的鞋跟，但要看到黛安娜的眼睛，她还是得仰着头，保持锐角角度。“你们找汉娜？”她问。“我和她约在每个星期四6:15，她从不迟到。”

　　这女人口气中不只有些恼怒，还有些别的什么。关心？害怕？我不知道。但她说汉娜从不迟到是没错的。汉娜的强迫症在朋友和同事中是出了名的。她以前从不迟到！

　　从不。

　　我开始感到嗓子里有点酸；我也有种不祥的感觉。但与黛安娜不同，我的感觉与骰子绝对无关。我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门。我这样小心谨慎在黛安娜看来显然太怯弱了；她以美国曲棍球联合会级别的力量用屁股把我顶到一边，握住手柄。

　　门徐徐开了。

　　2

　　汉娜那只崭新的高级黑漆皮手提包巧妙地立在房间的地板中央。拱形提手也恰好竖着。只是包被放在了地板上。

　　它本不该在地板上的。

　　看到手提包在房间中央，黛安娜的反应显然与我一模一样。但由于她大脑皮层到口腔的距离比我短得多，她先说出了结论：“汉娜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

　　黛安娜是指包被放在了地板上。不会。

　　在房间中央。从不。

　　汉娜肯定有专门摆放手提包的地方。一个专门的地方。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儿。也许是桌子抽屉，或是标有“P”的文件柜里某个更隐蔽的地方。但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她绝不会把包放在房间的地板中央。

　　办公室其他地方都很整洁——强迫症造成的整洁，只有一个例外：汉娜的外套扔在桌上。我看到外套口袋里露出半截卷皱的救生圈美国纳贝斯克公司出品的一种卷糖品牌。糖纸。

　　那个与汉娜约在6:15、头发颜色像切达干酪原产于英国切达地区的一种特别种类的奶酪。的女人在我们身后，想尽办法往办公室里张望，但她太矮了，被我们挡住了视线。她拍了拍我的后背，我转过身去。

　　我说：“您好，我是艾伦·格兰戈里医生，格兰特女士的同事。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您不妨先在候诊室里坐一会儿。”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用了安慰人的口气，好似裹在羊毛里的开水瓶，温暖却不烫手。

　　但无论是我的话，还是语气都没达到预期效果。“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这女人边抗议，边敲敲手腕上花哨的紫色瑞士斯沃琪手表瑞士名牌手表。表面。我可以听得出她很生气，一想起那袋奇多，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汉娜为她诊疗时努力避免临床回归心理学专用词，指退回到较早的或较不成熟的感情或行为方式。的场面。

　　“我知道，”我的口气更加平和了。“我知道。但今天情况有点特殊。如果您愿意留下姓名，我保证一旦我们把事情搞清楚，格兰特女士就会打电话给您。我会告诉她您来过。我保证。”

　　可她一点儿都不满意。“我就在这儿等着，”她说。“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但愿现在不用收费。”

　　我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坐回到候诊室的天鹅绒沙发上。她坐下时指尖在深绿色天鹅绒软垫上留下鲜亮的橙色印迹。看她坐定了，我便回去找黛安娜，她正站在汉娜办公室的门口。

　　我说：“黛安娜，你应该去洗手间看看。可能汉娜滑了一跤或是什么。”

　　“哦，天哪！”她说。“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她立刻从我身边冲进走廊。

　　如今我也不确定自己当时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觉得茫然又愚蠢；也许是出于直觉；又也许是以为“奇多”女士可能会回来，想找个地方躲躲。我不知道。

　　我朝狭窄的走廊另一边跨出半步，转了转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把手。我吃惊地发现门没有锁。我忙松开手，可紧接着门自动打开了，好像这栋老房子朝那个方向倾斜了些似的。

　　只往里看了一眼，我就知道汉娜死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活人的肤色不可能是那种暗灰色，而且活人不可能也不会摆出那种姿势。汉娜仰卧在一张方形皮软凳上，头距离敞开的门只有一码。双腿随意叉开，上身与下身成四十五度角。双腿下方的印度手纺毯上有一摊篮球大小的深色印渍。我内脏的反应告诉我：是血。但我的鼻子告诉我：是尿。

　　汉娜的右手臂弯曲着，右手拇指被丝绸衬衫靠近腋下的那块布勾着，就好像死亡时在考虑要搭车去哪儿一样。

　　奇怪的是，汉娜衬衫的左半片前襟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露出了几英寸灰白的腹部。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把衬衫塞在胸罩下面呢？我摸不着头脑。

　　汉娜的嘴张开着，一如她的双眼。她漂亮的深色头发披散开来，有八九英寸，正好从脑后一直垂到已脱漆的地板上。

　　我单腿曲膝，伸出三根手指，用指尖碰了碰汉娜颈部平展的肌肤。我避免直视她深棕色的眼睛，但她的双眼就像一潭深水把我吸引过去。我的指尖移来移去，可怎么也找不到颈动脉。不过这已不重要了；指尖感觉到的冰冷已经告诉我不可能找到了。

　　汉娜死去已有一段时间。我想起塞在她办公室门缝里的那四张便条，看来那天早晨的某个时候她就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了。这很容易计算。我的表显示现在是傍晚6:45，汉娜错过的第一个预约大概是十小时前，即上午9点。我早期曾做过不长时间的验尸官调查员，懂得了一些小知识，尸体在室温下会以大约每小时一度的速度降温。我估计刚才指尖感觉到的温度比我的体温足足低了十度。

　　但我知道也可能略高或略低。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有限的。我把死亡时间的可能性放宽到前一天晚上，试图回想从一个人死去到尸体发出恶臭大约得过多久。但想不起来。

　　我有意识地轻轻吸气，就好像从没呼吸过这间房间里的空气似的。空气很不新鲜，还有股酸味，惟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便是那股尿味。

　　我知道验尸官推算死亡时间会计算飞行昆虫及其卵和蛆的生命周期，但我立即决定把那些昆虫学方面的计算留给他们去做。

　　我也足够清醒，知道自己一直在胡思乱想，这样就不用强迫自己去面对事实：我竟然独自和一位朋友的尸体待在她的办公室里。

　　身后传来冲马桶的声音，紧接着是水流声、开门声和走廊里熟悉的脚步声。黛安娜显然忘了这儿不止我们两个人，她大叫道，“汉娜不在那儿，可我憋不住了。”

　　我退出房间，看见黛安娜正从洗手间走回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的表情让她警惕起来，并迅速变为震惊。我挡在玛丽·布莱克办公室门前，一把抱住黛安娜，不让她进去。我贴着她的头发，低声说，“你的朋友死了。我非常，非常难过。”

　　黛安娜听到了我的话，喉咙里发出悲恸又令人心酸的声音。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现实，以及最初难以置信的悲伤，都融合为长久而忧伤的哀号。

　　我抬起头，发现那位“奇多”女士正站在走廊另一端，眼泪从她脸上滑下。从脸颊上鲜亮的橙色痕迹，看得出她曾经想拭去悲伤。

　　但是没有成功。

　　3

　　黛安娜和我都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了。

　　我费尽全力才把黛安娜从她朋友那僵硬的身体旁拉开——我还是无法称其为尸体——又

　　使出浑身解数才说服了黛安娜和“奇多”女士到屋子外面等警察来。

　　汉娜的死令我震惊，但与黛安娜或是汉娜的病人相比，我失去的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不久就可以振作起来。

　　但黛安娜现在就需要振作。

　　我用手机拨打了911，与黛安娜一起无助地站在屋前的走道上，她说，“我不想留下汉娜一个人。她不应该一个人待着。让我进去陪陪她。求你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紧紧抱着她的肩膀，低声回应了她的请求，但现在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我紧紧抱住黛安娜，再次强调：她不应该回屋去。

　　如果汉娜是在家里病死的，我会领着黛安娜到她朋友的床边，绝对不会阻止她。但现在很明显，汉娜很奇怪地死在了同事的办公室里。以前当验尸官调查员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我，在一切水落石出以前，事故现场应当维持原样。

　　三件事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

　　汉娜死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她自己的办公室。

　　汉娜的手提包在自己的办公室地板中央。

　　她的衬衫被向上折起塞在了胸罩下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那位一头鬈发的女士走到一边，脱掉鞋子。她坐在屋前通往木质走廊的楼梯上，双手托着下巴，几乎一动不动。泪水已经不流了，只剩下一脸的震惊。

　　“你确定她死了吗？”没过多久，这个问题黛安娜已经问了不止一遍。我解释说我已经测过脉搏，汉娜的皮肤也已是冰冷的了。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

　　但我对那摊深色尿渍只字未提。

　　“她不喜欢全身冷冰冰的，”黛安娜坚持说。“汉娜不该挨冻。她不喜欢冬天。也许该找条毯子。我能找条毯子。我车里就有一条。拉乌尔叫我在车里放条毯子以防……”

　　我好不容易把黛安娜安顿在形状像肾一样的水泥长椅上，长椅周围有些杂草，紧挨着前面的小路，离街不远。之后，我走到一码以外，取出手机，按下快捷键，拨通了妻子劳伦的电话。她是博尔德县的代理地方检察官，这会儿应该刚刚下班回到家里。

　　“嗨，是我。真高兴你在家。”

　　“怎么了？”

　　她觉察出有点不对劲。

　　“汉娜·格兰特，”我说。“记得吗？”

　　“黛安娜的朋友。”

　　“本来她要在我们去拉斯韦加斯时替我们打理诊所事务的。可她死了。我们刚刚在她办公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现在在等警察来。”

　　“天哪！你们还好吧？”

　　“还好。打个电话给拉乌尔，好吗？告诉他黛安娜要晚点回家。说不准多晚，你知道这种事情的程序。可能要有一会儿。”拉乌尔·埃

　　斯特维茨是黛安娜的丈夫。“黛安娜很难过。她们是好朋友。”

　　劳伦暂时放下悲伤，开始办正事。她的本行就是跟警察、法庭、律师和坏人打交道。“你和黛安娜需要律师吗？”

　　“不，不需要。黛安娜发信息给汉娜要她帮忙打理诊所事务，但汉娜没回复。我们有点担心。后来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了她的尸体。就这样。”

　　“你肯定？先想一想，别急着回答。”

　　我想了想。“我肯定，就这样。”

　　“她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没看见血。可能是自然死亡，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她死的时候姿势很滑稽。”我仍在想地板中央那只黑漆皮手提包和折起塞在胸罩下面的衬衫前襟。“有没有什么原因会使一个女人把衬衫前襟折起塞在胸罩下面？”

　　“什么？前襟？”

　　“对。”

　　“不知道，我想不出。”

　　我听到刺耳的警笛声正从珀尔商业大街南部迅速向这边靠近。

　　我说：“警察来了，宝贝儿。我得过去了。”

　　“我会打电话的。保持联系。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说。黛安娜走到我身边。我说：“劳伦会打给拉乌尔，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她问我。“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四辆警车开了过来，第一辆开到路边，又加大马力开上人行道，把路堵住。车上跳下两个我不认识的巡警。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对于到百老汇大街这个地方，他们要么是对调度员告诉他们的原因感到难以置信，要么就是希望调度员搞错了。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告诉他们是我报的警，然后解释了我们在屋内看到的一切。

　　一个警察走向前门去证实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另一个则与我们三个目击者站在外面。一分钟后，两个急救医生开着醒目的厢式小车来了。他们也进去核实我已知道的情况。每个人的每项行动前后似乎都伴随着对讲机里的低语声。

　　对我来说这都像慢动作。我在想：有人死了，我们应该快点。现实显然不同：人已经死了，快有什么用？

　　不到几分钟，又来了一些巡警，简短询问了先到的那两个警察，接着，又有两个警察拉开一条长长的犯罪现场隔离带，一直拉到房前路边的大树，把两边的大房子和花园都围在里面。司机们都呆呆地张望着，交通很快就堵塞了。

　　说是倒霉也好，说是娶了个检察官太太，或是有个警察朋友的副作用也好，我曾见识过许多犯罪现场，也了解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对于黛安娜、“奇多”女士和我很快被隔离开一点都不惊讶。

　　两位女士分别被安置在两辆警车的后座上，我则被带到隔壁修复得很好的有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前。我站在正门走廊那儿，看着那群警察分散开来。两个提着一大盘隔离带朝屋后走去。留在房前的几个明明是在干等，却装做在干什么重要的事情。急救人员也在等着。

　　我们都因这起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被判了刑，刑罚就是等待，直到一辆没有标记的车送来侦探。

　　我有点希望从侦探车上下来的是我的朋友，萨姆·珀迪。

　　这是出于自私的一面。

　　出于无私的一面，我希望他今晚不上班。

　　4

　　萨姆今晚不上班。

　　重案组的当班侦探刚走出车门，一眼就被我认出了。淡黄色皮肤，方下巴，小眼睛的那个是贾里斯·斯洛克姆。一年多前，我去第三十三大街公共安全大楼的侦探办公署找萨姆时，曾在长廊上碰到过斯洛克姆，萨姆把我介绍给他。等我们走出电子窃听区去别处吃饭时，萨姆又说，“斯洛克姆是个混蛋。”

　　我也认出了斯洛克姆的搭档，尽管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警察。他跟我一样，是个忠实的业余自行车运动迷。在博尔德的后街，或在附近的峡谷，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几次。今年9月，我们一同参加了几次攀登弗麦尔山的即兴组队训练，令人十分难忘，但之后就再没碰到过。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不怎么争强好胜，他的双腿和肺功能似乎是专为攀登陡坡而生的。他比我年轻，比我强壮，也比我帅。我只知道他叫达雷尔。

　　我正一个人站在隔壁的门廊那儿，两个侦探慢慢走过人行道，在负责记录的巡警那儿登记了一下。我看到巡警朝我指了指，然后他俩就爬上房前的斜草坡朝我走来。

　　我想起了萨姆对斯洛克姆的评价，便先向那个自行车手侦探打招呼。“嗨，达雷尔。今晚真糟糕啊。”我伸出手去。“我是艾伦，艾伦·格兰戈里。记得我吗？”他不记得了。“几个月前，我们不还一起爬弗麦尔山的吗？我有几次看到过你骑车。”

　　达雷尔想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了我。“艾伦？哦，嗨。你，呃，跟这事有关？”他举起左臂，朝汉娜·格兰特尸体的大致方向挥了挥。

　　“很不幸。是我发现了她。汉娜。她是我的同事。曾经是。我是心理学家。”我发现最后一句完全说得莫名其妙。我猜达雷尔肯定也有同感，便又说，“汉娜是个社会工作者。”

　　“你就是报告方？”他发现不该用警察用语，就说，“那个打电话报警的人？”

　　“是的。”

　　斯洛克姆走上前来向我问话。他的闯入就如同有人在感恩节晚宴优雅的氛围中突然打了个嗝。“坐在那儿，先生。对，就坐在你身后的台阶上。在我们来向你问话前请保持沉默。知道了吗，先生？”

　　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他说话时像校长般的口气——我不由得怀疑他反复使用“先生”是否出于真心。

　　贾里斯·斯洛克姆可能没认出我，这并不奇怪，但还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就是他记起我们先前见过面，并决定对萨姆·珀迪的每一个朋友都很苛刻。

　　五十英尺外，一个好女人的尸体躺在那儿。在来往车辆的间隔中，我可以听见黛安娜在那辆巡逻车后座上哭泣。“奇多”女士似乎仍像刚刚失去世界上惟一的朋友。把这一切放在一起会怎样呢？我绝对没有心情听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的“我是老板，你应当惟命是从”的废话。

　　“你是——”我问。我的语气显然不是“我愿意合作，侦探”。

　　达雷尔侦探的警徽夹吊在皮带上，非常醒目。斯洛克姆却没有。虽然我问的是他的同伴，但达雷尔主动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正忙着熄灭我和斯洛克姆之间已经点燃的怒火。他说：“这是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这位是艾伦……”

　　“格兰戈里，”我说。

　　“我和他有时一起骑自行车，”达雷尔向斯洛克姆解释说。

　　“那很好。现在坐下，艾伦·格兰戈里。我们一会儿回来和你谈话。等着我们，明白吗？”

　　“我还没看你的警徽呢，”我不该这么说，但还是说了。

　　斯洛克姆找不到警徽夹。他把每个口袋都翻遍了，然后又挨个儿拍了一遍。最后，他气呼呼地吐口气，吼道，“肯定在车里。”

　　斯洛克姆要是想把那几个字里的火气抽掉，就得用辆手推车或牵引式挂车才行。

　　“我可以等，”我说。“去车里拿。我想看证件。这是我的权利。”

　　我和斯洛克姆本人都知道他不会照我的吩咐，偷偷溜回他那辆大福特车，在车里摸索着找他的侦探徽章。他冷冷地白了我一眼。“我说了，坐下。”

　　我说：“我站着挺好。”

　　他朝我迈近一步。“我说坐下。”

　　我差点就说出“他妈的”，我的下嘴唇已经贴到下齿龈了。

　　达雷尔察觉出有些不对劲，好像他对斯洛克姆或是对我真的很了解似的。我知道他真正了解的那个人不是我。

　　“够了，”他说。

　　他是冲着我俩说的。

　　这两个侦探回来时，我已经空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据我观察，这段时间里，他们或是分开，或是在一起，反正大部分时间都跟“奇多”女士和黛安娜在一起。起先，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到办公室里面去查，汉娜和证据都在里面，但后来我想到他们可能在等搜查令。

　　与此同时，我又冷又累又饿，又难过又气愤又着急，如果坐在台阶上而不是在正门走廊打转，可能会舒服得多。

　　但我还是站着。这是面子问题。或是不屈的象征。诸如此类。

　　关于发现汉娜尸体的来龙去脉，我讲的并不复杂，等我和斯洛克姆心中的怒火稍稍平息了一点后，我很容易就从这两位侦探的问话中察觉出斯洛克姆和奥尔森主要对我陈述中的两个方面颇感兴趣。另外，我还从自行车手达雷尔的警察证件上看到了他的姓，还有中名的首字母C和R。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走到走廊另一边去开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我坚持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给不出答案我就脱不了身。这两位侦探——要么是好警察达雷尔·奥尔森，要么是自然就成为反面人物的斯洛克姆——在我们相对简短的谈话中至少问了我五遍为什么去开玛丽·布莱克的门。我回答了五次，他们似乎还是不满意。我告诉他们我也想找到更好的解释，可是找不到。

　　两位侦探的第二个关注点与我关系更密切。今天黛安娜把我从办公室里拉出来，开着她的绅宝车来到汉娜办公室。他们想知道之前的每小时、每分钟，我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你是指从我起床开始吗？那么早？”斯洛克姆再三强调我必须详细说出一整天去了哪些地方时，我有点不屑一顾地问道。

　　“当然，”他回答道。“假定在那个时间段你也有目击证人。”他的眼神冷冰冰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但他突起的颧骨足以证明他有多得意了，他自认为暂时处于上风。

　　那晚我已不止一次地想，天啊，萨姆，你说得没错。斯洛克姆是个混蛋。

　　“事实上，我的确有个目击证人。我希望你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准备好了吗？”

　　他瞪着我，好像不愿意照我说的去做，倒是想拿根长棍子打我一顿，但他还是拿起了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方打转。

　　为了让他写起来方便，我把每个音节都重读了，我说，“今天上午，我的目击证人是博尔德县检察官办公室的代理地方检察官劳伦·克

　　劳德。”我慢慢报出家里的十位电话号码，又着重说出了劳伦的办公室电话。“请给她打个电话。我能确定，她准会很兴奋地告诉你们她丈夫今天早晨是几点起床的。”

　　斯洛克姆停下了笔。

　　达雷尔·奥尔森向后退了一步，这么一来，他的同伴就看不到他在笑了。

　　我说：“我现在要回家了，侦探先生。如果有其他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能找到我。”

　　斯洛克姆快速向我这边走过来，或者说就是朝我冲过来，但达雷尔上前一步，在斯洛克姆做出会令他后悔的事前先开口了。“搜查令到了，贾里斯。走，我们进去看看会发现些什么。”

　　我没有马上回家。我看到黛安娜的丈夫拉乌尔正在警方隔离带外面走来走去，就把下午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他太紧张了，我说的话他没听进去几句。拉乌尔·埃斯特维茨的许多亲戚都在佛朗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统治西班牙时期丧生，因此，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缩在警车后座，被执法人员连珠炮似的问话时，他不太能接受。

　　“她没被捕吧？”他问，他呼出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团水汽，就像漫画里的那样。虽然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实际是第四或第五语言——拉乌尔的英语比查尔斯王子都好，只是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会把他搞糊涂。我只会说英语，虽然水平不及查尔斯王子，而且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也同样使我感到困惑，但我毕竟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我觉得有责任把程序解释给拉乌尔听。

　　“不，他们只是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些什么而已。马上就好了。她没看到多少，是我发现了汉娜的尸体。”

　　就在这时，斯洛克姆从警车上跳下来，我以为他要到后座去扶黛安娜下车。显然他没有接受伙伴的建议去屋子里四处查看一下。

　　“看到了吗？”我转身对拉乌尔说。“好像已经结束了。”

　　黛安娜突然大叫道：“把你的爪子拿开！”

　　拉乌尔的声音变得很难过。“我看未必。”

　　我又转向警车。斯洛克姆已经把黛安娜拖下了车，然后顺势把她按倒在警车上，面朝后挡板。她被迫双腿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又被扳到背后，戴上了手铐。

　　我惊呆了。“不要，拉乌尔。”我只能挡在拉乌尔前面，阻止他穿过黄色隔离带卷入这场冲突。我稳稳站住，双手顶住拉乌尔厚实的胸膛。终于，他退了回去。

　　十秒钟后，我打电话找到劳伦。“快叫库兹到这儿来。贾里斯·斯洛克姆好像因为什么原因逮捕了黛安娜。”

　　劳伦说：“斯洛克姆？天哪，他最近太不像话了。”

　　显而易见，大家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5

　　库兹·梅特林就住在街角那儿。

　　我站在隔离带外张望，看到库兹走过山上最后一段斜坡来到人行道上，这段斜坡从马克斯韦尔直通百老汇大街。尽管隔离带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伸长脖子傻看的人，他还是很容易被认出。库兹身高有6.9英尺。

　　我看了看表，距贾里斯·斯洛克姆给黛安娜戴上手铐，并把她粗鲁地推回警车后座还不到七八分钟。

　　我指着街角对拉乌尔说：“那是劳伦叫来的辩护律师。”

　　“好快啊。他真高。”

　　“他人很好。几年前他帮劳伦处理了那事，你也知道的。嗨，库兹！”

　　库兹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招手。或许他的头稍稍抬高了一或两毫米，也只有这个能说明他听到我叫他名字了。他身穿西装，我猜他早晨去市中心上班时，穿的也是这件——西

　　装是海军蓝偏黑色的，还有暗灰色的条纹。白衬衫像是新上了浆，黑皮鞋可以算是整个街区最亮的东西了。

　　再加把漂亮的长柄雨伞或是根手杖来装饰这身行头也不会显得不合适。

　　我们握了握手。“晚上好，艾伦。最起码我到这儿很方便。12月能有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不错了。没刮大风雪。我心中的感激真难以形容。”

　　“你这么快就赶来，多谢了，库兹。这位是拉乌尔·埃斯特维茨。拉乌尔，这位是库兹·梅

　　特林。”

　　“幸会，埃斯特维茨先生。我了解你的职业。”那是库兹特有的用来表明他不担心报酬的方式。“是你的妻子被拘留了？”

　　“在那辆车里。”拉乌尔指了指那辆警车，那车正停在草坪上，斜对着汉娜出事的那栋楼。

　　“你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

　　“我只知道有人在这儿奇怪地死了，别的就不大知道了。如果你们俩有谁与死者关系亲密，请接受我的哀悼，”库兹毫无诚意地说。他抬起长腿，跨过隔离带，他走上草坪时甚至很有王者风范。他停下脚步，转身对拉乌尔说，“给我点时间来解决。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他又向前走了一步，扭过头来对我说，“劳伦说我要和贾里斯·斯洛克姆打交道。真的吗？”

　　我点点头。斯洛克姆侦探的人格明显有缺陷，我考虑了一下对此发表评论是否明智，还是决定不再做什么，以免把事情搞得更糟。

　　“斯洛克姆真是……难对付，”库兹说。萨姆·珀迪跟我说过斯洛克姆是个混蛋，劳伦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种表达似乎骂得更凶。

　　“今晚我一直这么觉得，”我回答道。

　　我百感交集。悲伤、愤怒、失望、恐惧，好在库兹来了。但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甚至愿意马上掏出钱包，取出信用卡里所有的钱买张票观看，不过，我后来免费观看了这一切。

　　库兹立刻大步走向警车，走到那个奉命监视黛安娜的巡警面前，那警察继续在车后座上吸烟。库兹毫不迟疑地迅速逼向他，一点也不客气，直到快踩着他的脚趾才停下来。警察是个黑人，还年轻，身高大约6.2英尺，警号210。

　　库兹高出他许多。

　　库兹一开始就先自我介绍了一下，才几句话，就逼得那警察直往后退，好留出点空间来呼吸。可他本来就靠在车上，想退都没法退，只能伸长脖子来看到库兹的脸。我感觉这个视角就像站在拉什莫尔山美国著名的总统山，因有四位总统的巨型山石雕塑而闻名。山脚抬头看山顶。

　　巡警不等库兹再开口就高声喝道：“后退，先生！后退！马上！我警告你！”

　　警察的手想去碰枪套。

　　我屏住呼吸，本能地拉住拉乌尔的手臂，不让他做出什么英勇或愚蠢的事来。我认识他很久了，知道他两种都做得出来。

　　库兹当然没有后退一英寸。他不怕那警察对他动手。如果那个警察想动手，他会奉陪到底。警察的话不容分辩，但库兹也毫不示弱，还提高了几个分贝以示强调，“我是她的律师。我要和我的当事人讲话，警官。警官……”库兹向后仰了仰，去看警察的姓名牌——“……利曼，很高兴见到您。我的当事人——就是受您保护的这位——今晚不会，也不愿意再接受侦探们的问话了。”

　　这番独白的音量使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警车上，包括贾里斯·斯洛克姆。他当时正在前廊上，随后马上紧握双拳，朝警车大步走去。库兹肯定感觉到他过来了。他转过身，跟斯洛克姆打招呼，“见到您总是让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真的被拘留了吗，侦探？”

　　在离库兹五英尺远的地方，斯洛克姆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保持距离——也许是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就不用去握库兹已经伸出的手了。斯洛克姆试图想控制事态的最新发展：一个高大、威严的辩护律师穿过隔离带，看上去就像在为那些围观老百姓的利益发表演说。斯洛克姆的嘴张开一厘米，又合上了。

　　情况不妙。

　　“还没决定吗？是吗？也许我可以帮忙，”库兹奚落道。他用词礼貌，更聪明地是语调也显出敬意。但每个人，特别是斯洛克姆，都知道这是奚落。

　　斯洛克姆又一次张开嘴，但还是没出声。最后他咕哝了一句。“我正在这儿调查一宗很离奇的命案。”

　　库兹迅速回答。“您真好。作为一名纳税人，您如此……尽责，我要为您鼓掌。但此刻命案发生地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对吗？您知道的，手头的问题，简单得很。”库兹弯下腰，冲坐在警车后座上的黛安娜笑了笑，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斯洛克姆身上。“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库兹的声音穿过12月凝重的空气，就好像他正在环球剧场伦敦著名大剧院，因上演莎士比亚剧而闻名于世，已成为英国文化象征之一。中央舞台上演一出悲剧。

　　“她没有被捕。”

　　“啊，但我问的不是这个，对吧？”他愈发显得像《亨利四世》里的奥利维尔英国演员、导演，扮演过许多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曾在《亨利四世》等剧本中演出。。“我在问您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我听不清斯洛克姆的回答。我猜他说的是“目前，她……嗯，要留下接受问话”。

　　“感谢您澄清了这件事。不过从现在起，她将正式拒绝您进一步问话的请求，所以依我看，她随时都可以走了吧。”库兹弯下腰，摆出一副注视警车后座的架势。他又装出很恐惧的样子问道：“她被铐住了吗，斯洛克姆侦探？”他报出了贾里斯的姓，这样一来，周围的民众就知道谁是被嘲笑的对象了。要是他接着读出斯洛克姆的警徽号码——如果他戴了的话——我也不会吃惊。“这怎么可能？她真的被铐在警车后座上了？难道你打算带她去监狱登记？”

　　“她不与警方合作。”

　　库兹伸出手腕，用最浑厚的男中音反驳道，“是吗？如果博尔德警察局选择这样的方式对待守法公民，我也会像我的当事人一样拒绝跟警方合作。”

　　“梅特林先生，”斯洛克姆恳求道。

　　那时，我倒是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产生了一丝同情。库兹做得有点过火了。

　　库兹对斯洛克姆的恳求视而不见，他故意伸出手腕，展示他那法式翻边袖口，看看斯洛克姆敢不敢给他再戴上一副不那么雅致的“袖口”。“你是不是也想把我铐上？难道现在对待公民行使默哀这种宪法特权，政府部门就采取这种政策？”

　　我敢说当时贾里斯·斯洛克姆最想做的就是把库兹·梅特林铐上，但五十几个围观者迫使他按捺住更出于本能的冲动。

　　显然，在和他的搭档合作时，达雷尔·奥尔森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洞悉斯洛克姆是否将与博尔德的任何一个居民发生冲突。达雷尔再一次沉着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冲上前，一把拽住斯洛克姆的胳膊，把他拉到屋子那边——远离库兹——跟他面对面争论了半分钟左右。我听不清他们的话，但不管达雷尔·C.R.奥尔森在吼什么，我对他的敬意已无限膨胀。待两位侦探交涉过后，斯洛克姆走上门廊，大步跨进了汉娜出事的老房子。

　　奥尔森走到库兹跟前，压低声音带头与他讲话，希望他能消消气。他说话时摊开双手，掌心向上，就像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尽力安慰同伴。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至少讲了一分钟。

　　库兹回答时却没有压低声音，仍像在做精彩的演讲一样。“不，侦探。不是过一会儿。是马上。我要你们打开我当事人的手铐，放了她。就现在。朋友的死已经让她悲痛欲绝。没有任何理由延长她的痛苦。我向您保证今晚的问话到此结束了。”

　　奥尔森微微低下头，又说了一遍什么。看来他还是坚持表现得恭恭敬敬，试图给这次冲突稍稍降降温，但尽量也不完全顺了库兹的意。

　　听到达雷尔再三恳求，库兹想了想，还是决定不答应。他说：“就现在，侦探。”库兹指着老房子和贾里斯·斯洛克姆，口气平和了很多，他压低声音说，“那个人是你的问题，与我无关。我理解你，但仅此而已。现在就请放人。”

　　奥尔森摇摇头，搔搔耳朵，双手插进口袋，对利曼警官咕哝了些什么。然后他微微点点头，从库兹和警车边走开了。

　　利曼打开警车后门，把黛安娜扶起来，解开她手上的手铐。如果把黛安娜眼中的怒火聚集起来，足以点燃街对面的蜡烛。

　　库兹向他的当事人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小声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楚。黛安娜又流下了眼泪。她说：“谢谢，谢谢。”然后，就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大声号哭道：“天哪，汉娜死了！”

　　拉乌尔说：“就这样了？”其实他要说的是，“结束了吗？”

　　我说：“暂时。”

　　6

　　我和黛安娜没去成拉斯韦加斯。

　　汉娜·格兰特的骨灰是在周二埋葬的，葬礼在市中心一个教堂里举行。我在博尔德从没看到过那么多研究心理健康的同仁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我非常理解警察为什么会因此而不知所措。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尚未找到线索。劳伦断言，即使再过一星期，调查也只是原地打转。我的朋友萨姆·珀迪是博尔德的侦探，他通常不与像我这种无权知道案情的人讨论重大案件，但听我提到汉娜时，却转了转眼珠。

　　这一举动对我来说意味深长。

　　一天深夜我们通电话时，他向我坦白，“我们听到的都是废话。”他就说了这句。

　　劳伦发誓说要对我保密，但还是透露斯洛克姆和奥尔森没有找到证人，无法证明这是起谋杀案。汉娜出事当天，没人看到她离开位于博尔德南部的公寓，但她很早就到了拉利斯伯特健身中心健身，并在8:30前离开。时间点基本可以确定。两个目击者记得更衣室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汉娜洗完澡回来时曾被另一个女人的运动包绊了一下，两人都重重地摔在地上。有关汉娜做完运动，开车离开前更换衣服的时间，这两个证人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件事她们也十分肯定。汉娜摔倒时，头肯定撞到了瓷砖地面。有人想帮忙拿些冰块。但汉娜谢绝了；她说她没什么事，要去上班了。

　　没人看见她到过办公室。几个在出事当天有预约的病人主动去找警察谈话，把凡是对调查有用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

　　侦探想不出任何谋杀动机。从汉娜的私生活里也找不到有用的线索。她的财产分文未动，工作记录中也没有病人的正式投诉。

　　警方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事实上，他们拥有的证据太多了。这栋小小的办公楼里满是指纹和脚印。每周都有几十个病人在这儿进进出出。

　　头发？纤维？所有警察都希望能找到这类东西，越多越好。显然，汉娜的强迫症倾向使她过于强调“干净”，而忽略了“整齐”。调查人员因为汉娜家务管理上的缺陷伤透了脑筋。如果要利用脚印证明的确有人闯入的话，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就得先把所有常客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他们最起码要取得所有这些人的指纹及DNA样本，其中包括汉娜和玛丽·布莱克所有的病人，还有其他许多人，比如说送信的那个女人、发送特快专递和联邦快递的那些人，还有附近珀尔大街餐馆里刺着文身、打着耳洞的送外卖的小孩……

　　玛丽·布莱克是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与汉娜在一栋楼里工作。她拒绝向警方提供病人名单，坚持说医生有责任替病人保密。黛安娜受汉娜的委托在她死后替她关闭诊所，她也拒绝向警方提供汉娜的病人名单，也说有责任替病人保密。当警方催逼她交出名单时，她就把库兹·梅特林拉出来帮她解围。

　　而对于自己是否要提供信息，黛安娜举棋不定。汉娜出事那天贾里斯·斯洛克姆对她的所作所为使她尤其不愿跟他合作。但为了找出与汉娜的死有关联的人，她又不惜一切地希望能提供帮助。至于汉娜病人的名单，黛安娜认为斯洛克姆根本没有资格过问。

　　出事八天后，博尔德的验尸官公布了一份报告，之前汉娜的死因一直被警方定为“可疑”。验尸官确定汉娜的头部曾于不同时间受到两次重击，并认为汉娜的死因在于头部外伤导致脑出血。他把她的死亡方式归为“未定”这类。他认为，与平滑表面撞击产生的危害，如拉利其瓷砖地面，并不能导致汉娜的死亡。汉娜的死亡是由第二次撞击引起的，而这次撞击来源不明。

　　事故当天早上，她曾在健身中心摔倒过，这两次撞击有可能是那时不小心碰到的——一次撞在瓷砖地面上，另一次撞在别的什么上面——或者两次都是由袭击者故意击打其头部所致。萨姆看问题很敏锐，他提醒我还有第三种可能：第一次是在俱乐部摔跤所致，第二次，也是致命的一击，是汉娜在办公室遭人袭击所致。

　　黛安娜先听到了验尸官的报告。她总是先听到小道消息。我不知道她在验尸官办公室里发现了什么，但星期五一早，她就到办公室来找我，当时我们正好都没病人，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可能是有人杀了她，艾伦。天哪，可能是有人杀了她。为什么有人要杀汉娜呢？”

　　她哭了，我抱住她。自从汉娜死后，我已经记不清这样子有多少次了。她的泪水并非无穷无尽，但的确是呼之则来。黛安娜悲伤起来，就像八月的季风。之前之后都是晴空万里，丝毫没有预兆，难以预料。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问题在之后一阵子，黛安娜每天都要问十几次。为什么有人要杀汉娜呢？

　　我想不出答案。我安慰自己：汉娜也许只是死于意外，只是健身俱乐部更衣室里一次可笑的意外事件造成了不寻常的后果。

　　但警方又发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为什么汉娜的手提包会在办公室地板上？她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为什么汉娜的尸体会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她并没有理由去那儿。还有就是，为什么她的衬衫前襟会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

　　光明节犹太教节日，始于12月25日，延续八天。到了，圣诞节也更近了。

　　天气变冷了，要找出汉娜的死因也愈发困难了。

　　媒体对这宗案件的兴趣很快减弱，汉娜的死虽众所周知，但很快变成了，也许一直就是——一场个人的悲剧。

　　7

　　如果你碰巧不喜欢购物，不喜欢在圣诞节后疯狂采购打折物品——就像我——并且恰巧你那天不用工作——那是个周末，我不工作——那么，圣诞节后那天你就可以好好睡个懒觉。

　　或者也许——如果雪神与滑雪仙子串通好，在比弗河上游倾倒了十英寸厚的雪花香槟，你要好的朋友又慷慨地邀请你们去她的巴彻勒峡谷滑雪别墅免费住上两天——那么，圣诞节后那天则可以好好玩一玩。

　　我和劳伦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把滑雪用具、冬装以及许多已经用了三年的随身物品打包完毕。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了，本来还指望能避开滑雪前的交通高峰，因为冬天通向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七十号州际公路一向都很堵。劳伦在为我们还没睡醒的女儿格雷斯准备早饭；我则负责把东西都搬上车。当我再次回到厨房，想把冰盒推进车库时，劳伦问，“看到了吗？”

　　“什么？”

　　她指着厨房里的小电视机，频道被调到了当地的电视台，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滑雪地的交通情况。为什么要知道？我也说不清。如果交通很拥挤，我们会走七十号州际公路进山，如果交通很顺畅，我们还是会这么走。她说：“看屏幕下面。”

　　我想她指的是滚动字幕，这玩意儿搞得我该看画面时视线却老被它吸引过去，当它讲的是当天的什么重要新闻值得一看时，我又总是视若无睹。从我第一眼看到这些字幕，我就发现自己没法边读这些滚动的文字，边留意屏幕其他地方。我很早就下了结论：我不具备二十一世纪的头脑。

　　我抱起冰盒，天晓得里面装了什么东西，重得要命。我踉踉跄跄朝门口走去。“没，没看到。”

　　“说是——”

　　“博尔德警察局传来惊人的消息，”早新闻主持人打断了她的话。听到这段新闻导语，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但我又只顾看字幕，因此搞不清两个主持人中到底谁在讲话。“表面看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表面看来，真是难以置信，在博尔德又有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失踪了。我们正派记者赶赴现场，马上就会带回更多的消息。琼？”

　　琼说：“对，真难以置信，这种事情又发生了。对于不熟悉博尔德的观众来说，这儿就跟上次一样，没怎么变，那是八九年前了吧？我们会马上获取更多详细资料，休息片刻后，将为您继续报道。”

　　劳伦说：“我去看看格雷斯。”

　　“我起床时去看过她了，亲爱的，她很好。”

　　“我也看过了，不过还是再去看看吧。”

　　她匆匆跑向格雷斯的房间。我把冰盒放在了地上。

　　又一个博尔德小女孩在圣诞夜失踪了。

　　劳伦踮着脚回到厨房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格雷斯没事，”她说。

　　“好。”我搂住她，轻轻拍拍她的屁股。我们的女儿没有在圣诞夜失踪，然而在博尔德的其他某个地方，有对夫妇就不能这么说了。

　　“他们找你了吗？没吧？”我问。博尔德每天都得有个检察官随时待命，以防发生什么紧急事件，需要地方办事处派代表出面。偶尔，上头会命令劳伦赶赴犯罪现场，比如去小女孩失踪的现场。

　　“没，没有，”她边说，边从我的怀中挣脱开去。“如果由我待命，我就不能离开市里了。你清楚的。我去叫醒格雷斯好吗？”

　　“让我先把东西放到车上再说。她多睡一会儿，我们也能省不少心。”

　　一小时后，我们已沿七十号州际公路经芒特弗农大峡谷进山，与我们同行的车至少有一百万辆，或许是两百万辆。每辆车上的人都跟我们一样，为了避开交通高峰一大早从被窝里爬出来。这情形，我肯定能想出哪句话来讽刺一下。

　　车后，格雷斯坐在那把她专用的高科技安全汽车座椅上，翻着一本厚厚的有关博学小狗的硬纸板书。她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劳伦坐在我旁边，不断地调着收音机频率，希望能听到一些有关那个失踪的博尔德小女孩的最新消息。我其实不在听收音机，一方面，虽然格雷斯的自言自语除了她自己没人能明白，但她实在太可爱了，让人难免想仔细听听她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些电台主持人谁也不知道最新情况，他们在节目里讲的都是另一个在八年前的圣诞夜失踪的小女孩。

　　这些节目不断地重提旧事，我早就不收听了。

　　“是个少女。据说今年才十四岁。”这时，渐渐听不到丹佛电台的节目了，没办法，在山谷里总会失去信号，劳伦跟我讲了一下大概情况。“她父亲今天早上去看她时，她已经不在了。他们本来也计划今天去滑雪。跟我们一样。和格雷斯也一样。”

　　我想，在家时，我们的格雷斯可是躺在床上的，我感到一股寒气沿脊椎往上蹿，肩膀和脖子直起鸡皮疙瘩。如果她不在床上的话……？

　　我安慰自己这回并不像上次的失踪事件那么可怕。没那么可怕。

　　上次失踪的那个女孩才六岁。

　　上次有人在楼梯上发现了一张可怕的字条。

　　我自我安慰说，六岁大的孩子不会自己跑出去，事实上也不可能自己跑出去，更何况是圣诞夜，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事实。但我又提醒自己，十四岁的孩子倒是可能的。

　　十四岁的孩子是会自己跑掉的。这个女孩可能就是自己跑掉了，很有可能。

　　六和十四这两个代表两个小女孩年龄的数字排成直线出现在我眼前，就好像自动售货机上旋转的符号。它们暂停旋转时，我做了个小小的计算。今天失踪的十四岁小女孩与八年前失踪的六岁金发小女孩恰巧同一年出生。如果那个小女孩还活着的话，这两个孩子或许是同学、朋友，或许会在对方家中过夜。她们两家人或许还曾一起在圣诞节后出去滑过雪。

　　我又感到一股寒气。

　　“你知道吗，那家人住的地方离那儿只有几个街区，”劳伦说。她说的那儿是指那个六岁小女孩的家。圣诞节后一天，她父亲在地下室一间空关着的房里找到了这个漂亮小公主的尸体，她的头被打破了，脖子上被人残忍地缠着自制的铁环。”

　　“具体在哪儿？”

　　“他们说在第十二大街上。”

　　三个街区的距离，三个街区和八年的时光把两个同在圣诞夜失踪的博尔德小女孩隔开了。

　　这时，我们正从高速公路的一块数码显示牌下开过，这种显示牌往往用来提醒驾驶员前方有积雪，小心路滑。但这次更为醒目——是

　　黄灯警告。它呼吁所有市民帮助寻找一个失踪的孩子，金发，体重115磅，身高5.6英

　　尺，14岁，没有显示名字。

　　我的第一反应？我变得很自私。但愿我不认识她，但愿她不是我朋友的孩子，也不是我病人的孩子。我希望能身处事外，减轻我的焦虑。我希望她对于我仅仅是个陌生人而已。

　　“黄灯警告。”我对劳伦说。“看。”

　　她一直盯着指示牌，直到我们从它下面开过，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们的女儿说，“格雷斯，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

　　格雷斯笑了。

　　我想，健忘，可以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的侦探朋友萨姆·珀迪后来告诉我说，他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是有人在附近偷偷搭了个巨大的仓库，当失踪小女孩的案子最终被人忘却之后，所有的卫星卡车、微波发送车、各路媒体劣质的便携式帐篷，还有几百台相机、扩音器都被悄悄撤走，为下次发生的事件做准备。

　　下次是发生在哥伦拜恩的大屠杀指1999年哥伦拜恩中学的两名学生制造的校园惨案。，再下一次是科比·布莱恩特NBA洛杉矶湖人队球星，曾因涉嫌在格地罗拉酒店性侵犯而被伊格尔县警察局逮捕。在伊格尔县的闹剧。科比事件过后，所有的器材都被撤回一个秘密仓库，等待下一次，下一次，再下一次在科罗拉多某市发生大规模袭击事件时，那些小题大做的媒体就倾巢而出。这是萨姆能够想到的惟一一个原因，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器材会如此神速地在圣诞节后一天出现在博尔德的大街上。

　　我决定什么都不管。

　　一直到节礼日每年的12月26日或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周日。这一日传统上要向服务业雇员赠送圣诞节礼物。的中午，格雷斯一直享受着，或是忍受着她在“滑雪学校”的第一天，我一直在努力追赶劳伦，她滑得比我好得多，尤其是在这种最适宜滑雪的雪地上，她沿着比弗河上游的戈尔登伊格尔森林边缘滑得飞快，她滑的路线还没人试过，因为之前雪地上没有滑过的痕迹。

　　在博尔德，也就是我们下方三千英尺的地方——这是萨姆后来告诉我的——相机已经各就各位，高科技卫星及微波发送车纷纷在发送信号，制片人也都已开始选择地势，好让主持人站在最佳位置播报晚间新闻。

　　从上次在博尔德发生这类事件起，一些报道员已为人们所熟悉了。还有一些也可以认出来，因为这期间整个国家发生了不少悲剧，如发生在钱德拉·利维联邦政府女实习生，与加州民主党某议员有不正当关系，2001年神秘失踪，2002年发现其尸体。、伊丽莎白·斯马特犹他州十五岁少女，被绑架半年后才被警方解救。美国总统布什为此签署了一项儿童保护法案。、莱西·彼得森一怀孕妇女，被丈夫斯科特·彼得森杀害后，尸体被抛弃在旧金山外的海湾。这一杀妻案轰动了全美。身上的事，华盛顿周围环形公路上的一些狙击手开枪打死无辜者的事，科比·布莱恩特一群人在格地罗拉酒店闹出的事，还有迈克尔·杰克逊最近为了什么被指控的事，还有其他案件。

　　还有……

　　在美国，从不缺少这类事件。

　　每件新发生的惨案上升为一宗特大新闻事件时，电视、报纸、网络、杂志就会无休无止地出现令人厌烦的报道，有的是针对这宗案件，有的则是针对所有以前的受害者和罪犯，还有就是针对虽然没有嫌疑但显然无比好奇的大众。

　　一定有人是被迫关注这一切的，对吧？

　　我猜自己一定会厌烦最近发生在我家乡的这次暴行——罪犯的暴行和媒体的暴行。我决定什么都不管。

　　我决定了，真的。

　　我和劳伦下午才在比弗河旁一家叫斯普鲁斯萨德尔的山间大饭店里吃了午饭。我还记得科比遇见那个年轻女人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几个山头，而那个结束这出闹剧的法院离这儿也只有一步之遥。

　　劳伦选了一张靠近悬挂式电视机的桌子。这样，她就可以了解博尔德小女孩失踪案的最新情况。我坐在一边，心想她对这件案子如此感兴趣，是出于为人父母的同情——或

　　是刻意让自己产生一种能够为人所理解的做父母的悲痛——又或者纯粹出于检察官的职业兴趣。我仅仅做了些猜测，绝对没有把自己的妻子想成窥淫癖者的意思。我猜不出，便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劳伦刚合上手机。我背朝电视机坐了下来。

　　这样，我正好面对着格地罗拉酒店。

　　“你打给谁了？”我问。

　　“办公室。”

　　“噢，你都问到什么了？”我其实并不想了解这个，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问。也许这跟我开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是同一个原因。

　　“这是我的工作。以后我可能得管这件事。我需要……你知道……这个小女孩……是否……”

　　不是太糟，只是有点儿令人生气。“我知道，”我说。我探出身子，轻轻吻了她的唇，防晒唇膏把她的嘴唇涂得又滑又亮。“那你问到什么了？”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想知道答案，却还要问。我说服自己我只不过是出于好心：劳伦想找人谈谈。

　　“眼下发生这些事，他们不知该从哪着手。但由于上次发生的事——你能想像到——他

　　们非常，非常小心。虽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们像对待重案一样处理现场。小女孩的家人都很合作。到目前为止，案发现场还是被保护得很好。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当然，她是指与上次案发现场一片混乱相比，这次要好得多了。上次出事的那个美丽的金发小公主以前还常常穿着迷人的牛仔装，跳着唱着到我家来。

　　“警方怎么说？这算是诱拐吗？”

　　“有些证据证明是诱拐。但有些又证明不是。”她环视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我们讲话，然后把自己稍高的嗓音降低了几分贝。“现场没发现什么危险物品，也没有字条之类的东西。没人打电话来索要赎金。也没发现强行入室的痕迹，但有些血迹。”

　　“多吗？”

　　“好几滴。我电话里就问到这些。已经是第三第四手资料了。”

　　“她会不会是自己跑了呢？”

　　“看上去有可能。警察正在联系她所有的朋友，恰逢学校放假，难度不小。她有些很要好的朋友都出城了。”

　　“但她的家人觉得她可能是自己跑了？”

　　“我想是的。显然，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之前这个小女孩的情绪有些起伏。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

　　问下一个问题时，我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用手把前一个人撒在桌上的盐推向一边，堆成一个由钠组成的小斜坡。“他们把地下室没人去过的房间都检查过了吗？”

　　几年前另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就是这么被发现的。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一间很少使用的房间。她父亲悲痛至极，找到她后，把她的尸体抱上楼，所有人都看见了。

　　“查过了，至少查了两次。这次的情况不同。好像说房子很漂亮，但没有那栋宽敞气派。只有一间小小的地下室，还有一间跟我们一样的小房间，底下就是铺管道的地方了，他们都查过了。”

　“两次？”

　　“三次。”她苦笑了一下。

　　“谁查的？”

　　“我办公室的人，安迪。”

　　“警方有谁查了？”

　　“一大队人马。萨姆和露西也去了。”

　　“萨姆肯定不高兴。他以前从不用管这码事，还因此而洋洋得意。”

　　“我觉得没人会高兴，”劳伦说。“记者们见人就问，他们只能把路都给封了。你知道每个侦探都会被人仔细观察，就像在显微镜下似的。”

　　或是在麦克风前。“贾里斯·斯洛克姆也去查了？”

　　她一把握住我的手腕，打断我的话。“宝贝，我们在度假。别再说这些事了。”她拿起了手机。“我想打个电话问问格雷斯在滑雪学校怎么样了。我是不是很疯狂啊？”

　　“你是个母亲，可以得到特许。”

　　她打了个电话。格雷斯在滑雪学校挺快活。这个并不让我感到吃惊。随着她慢慢长大，我对她越来越了解，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快乐，我发现我们的小女儿能很好地克服困难。

　　劳伦合上手机。我问，“你体力还好吧？”这是我用来询问劳伦多发性硬化症的问法，较为安全与直接。凭我以往的经验，在这种难得的好天气，滑几小时的雪后，她的腿就会变得跟煮过头的芦笋一样。我们已经一路爬上山，滑了几小时的雪。

　　对劳伦来说，这已是相当大的运动量了。

　　“我很好。我要脱掉这些靴子，吃饭时把腿抬高。这样会好些。”

　　我信吗？不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下山去吃。你知道，我们明天还可以滑一整天。星期二上午也可以。今天不必那么急。”

　　“我很好，艾伦。我要赶在雪被别人滑光前到巴彻勒峡谷的顶峰试试。我喜欢那儿。”

　　我只能跟她争，但无法说服她。饭店里的食物被摆成了一长排。我站起身，“你歇会儿，我去拿点吃的。你要点什么？”

　　两天后，星期二，我们很晚才吃完早饭，之后便开车下山回博尔德了。

　　滑雪让人感到愉快。与往常不同，劳伦滑雪时精力充沛，这也算是赐予她的节日礼物吧。而格雷斯则在滑雪学校一直待到星期一下午，现在她已经可以——从水平长十一英尺、坡度为两度的斜坡上——像扫雪机一样慢慢滑下来。我跟劳伦兴致勃勃地花24.95美元为格雷斯刻录了一张DVD，庆祝她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中午的韦尔山口并不很拥挤，艾森豪威尔隧道入口处的交通情况越来越差，但还算不上瘫痪。我们是在分水岭的东侧。我吃惊地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些大卡车似乎就要失控了，因为它们从坡度大约有七度的山顶公路上开下来时，气闸就已烧坏了。

　　格雷斯和劳伦从科珀山一路睡到戈尔登山。

　　在我们滑雪的四十多个小时里，我成功地避开了——几乎完全避开了——媒体对小女孩圣诞夜失踪案的大肆报道。劳伦告诉过我一些新消息，但由于我的努力，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内，我对传出的新消息几乎一无所知。

　　对于这点我很得意。

　　但当七十号州际公路开始沿着弗兰特岭变成弯道时，当丹佛城区冬天棕色的薄雾开始在远处出现时，很显然，短暂的假期就要结束，我不得不正视现实了。我关了奥蒂斯·雷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灵魂乐歌手。的CD，调到KOA台，这是丹佛市的一个调频电台，它有足够强的功率把模糊的信号送到弗兰特岭山麓小丘的缝隙中。没过多久，我便听到了一则最新消息——“博尔德悲剧事件的最新消息”——这让我明白那个叫马洛里·米勒的小女孩还没找到，博尔德的警察还是把此案定为“失踪案”，而不是“绑架案”。

　　过了十五分钟，我的车开在九十三号高速公路上，正要进入科尔克里克峡谷，小女孩的父亲威廉出现在电台中。这是现场直播！他请求女儿回家，请求绑架她的人放了她，或是两者都有。他对女儿说，不管怎样，问题总能解决的。

　　他的恳求让人心碎，但我没有听全。我被某个东西分了心：他的名字。

　　老天，我想，我在博尔德认识一个名叫比尔·米勒的人。

　　8

　　详情总免不了会被泄露出来。

　　我通过和劳伦的谈话又了解到一些事。虽然她在新年假期结束以前都不用回办公室，但还是每天都和同事保持联络。根据她的说法，在起初关键的那几天，负责调查此案的侦探内部分成两派：一派相信马洛里是自己跑掉的，而另一派则认为她是被诱拐的。这么一来，舆论也自然分成了两派。

　　警方内部也流传着不少谣言，劳伦发现，大多数人认为是马洛里自己跑掉的。

　　电视及报纸对背景信息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一小时接一小时。与披露的极少数事实真相相比，背景信息太多了。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四千名记者、摄影人员还有制片人是不可能搞错的。

　　真的是这样吗？

　　马洛里和她的爸爸，还有十二岁的弟弟里斯一起住在希尔第十二大街。米勒一家人分居两地，妈妈在孩子们很小时就从博尔德搬走了。警方已经找到她，但发现她对女儿的失踪不能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她似乎连媒体都躲过了，这真够叫人吃惊的。

　　人们对圣诞节晚上发生在米勒家的事知道多少呢？

　　圣诞节晚上，马洛里一个人在家。他们一家本来是应邀去朋友家吃晚饭，但后来马洛里说肚子疼，所以就只有米勒先生和里斯两个人去了。米勒先生本来也不打算去，但马洛里坚持说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问题。

　　米勒家里的物证有些反常。靠近后门有扇窗，既没窗帘，也没上锁，但米勒一家说这窗一直都这样。警方认为即便是强行入室，也不大可能通过后面这扇窗进来，更何况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是强行入室。

　　从马洛里在二楼的卧室开始，血滴顺着楼梯往下延伸，里屋有扇门可以通往厨房和其他房间，离那扇门几英尺的地方，血迹突然没有了。对血迹的DNA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初步判断这正是马洛里的血迹。楼上马洛里与里斯共用的那间浴室乱得一团糟。据报道，里斯曾告知警方，“即便对马洛里来说” 浴室那么乱也是少有的。

　　血迹与乱糟糟的浴室能否证明那儿曾发生过搏斗呢？显然，那得看你问谁了。

　　电话录音显示，从她家人出去吃饭到8:50她

　　爸爸打电话回来，马洛里一直在家。她爸爸在出门这段时间里一共打了四次电话回家。他们大约在9:20左右到家。

　　马洛里留了张字条在厨房台面上，感谢圣诞老人让她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字条上写她已经上床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要去滑雪，她得早点睡，这样明天才能有个好精神。

　　字条里没有提到肚子疼。

　　米勒先生和他儿子一致认为字条写得很急。马洛里平时常在信件和学校作业本上画满花和心的符号，还常常有XXX——吻你，吻你，吻你——然后再签上名字，而她这次只草草地写了个M，平时她的签名要么全部是小写的花哨的“mallory”，要么就是小写的充满自嘲的“mall”。

　　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米勒先生关上房门，关掉圣诞树上的彩灯，10点前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比尔·米勒就进了他女儿的房间——他说是4:30——因为他计划开车去斯廷博特温泉，而且里斯坚持要在索道开动前排上队，因为这样，他就能在新鲜干净的雪地上试试新滑雪板了。但马洛里不在房间里。从今年夏天她开始在外面扩大交际圈起，她就常常很晚睡觉，而且不叠被子，所以根本无法判断她是否上床睡过觉。

　　她为滑雪准备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包里，搁在了地上。

　　米勒先生的第一反应是他女儿在前一天晚上溜出去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后由于某些原因，天亮前没能赶回来。他猜她可能是在某个姐妹家睡着了，他正想打给她的好姐妹卡拉时，里斯发现有血迹从她卧室一直滴到浴室。

　　比尔·米勒找卡拉的电话号码时，里斯打911报了警。

　　据她的两个好朋友，卡拉和塔米所说——她们因为要对着摄像机被采访开心得不得了——马洛里有个泪滴状的背包不见了，这个包常被用来当作手提包，而不是书包。还有她的手机、钱包和记事本也统统不见了。这本记事本很重要，因为马洛里把什么都往上记。上面很可能记有她朋友的电话号码、周末安排，还有她最近的心情故事。这两个女孩子还告诉警方说马洛里有写日记的习惯——她们看过一些，但最近没有看——警察没能找到日记本。

　　找不到记事本和日记本，就意味着失去了有关马洛里生活状况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手机也很关键，因为里面存储着马洛里认为重要的电话号码。

　　街对面的邻居克兰德尔一家报告说在圣诞夜还没下雪时，他们看到有人在米勒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溜达”。他穿得厚厚实实，一直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他们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表面上看来，这仅仅是桩青少年出逃案，媒体对此案进行了大规模报道。而其中也有新奇又有趣的杂闻：不少全国知名的主持人都迫切希望能对米勒先生进行一次专访，但他统统拒绝了。比尔曾在一个慈善长跑的组委会中认识了当地一位名叫斯蒂法妮·里格斯的电视记者。比尔只接受了她的两次简短的录像采访，偶尔也会有人拍到他独自站在门前院子里的镜头。每次他都表示自己很爱女儿，并且恳求她回家，至少打个电话回去。

　　他又说，如果有人抓了她，请把她放了，拜托。

　　他没有每次都想上报纸电视，这点让我很钦佩。

　　我觉得他的语气就像很肯定女儿是自己跑掉的一样。

　　主要负责此案的两个侦探都已上了年纪，萨姆对这两人印象不错。但我一个都不认识。另外还有几支小分队帮忙。

　　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负责向附近邻居询问情况，查找线索。

　　另两个侦探负责弄清案发过程中具体的事件及时间。他们是萨姆·珀迪和他的搭档露西·坦纳。

　　9

　　我们一家三口去滑雪的那几天，由黛安娜帮忙打点诊所事务。

　　我从邻居阿德里安娜那儿领回我们的狗，把滑雪工具从车上拿下来放好，然后连忙打了个电话给黛安娜，告诉她我们回家了，我也要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下山了。没你的事了。有谁打过电话来吗？”我问。

　　“没有电话。你的病人表现都很正常。玩得怎么样？”她敷衍地问。

　　“好极了——雪积得很厚，天气很好。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你跟拉乌尔圣诞节过得不错吧？”

　　“不错，你现在有空吗？”

　　“有空。”我说。我察觉出有些不对劲。黛安娜的口气有些严肃。几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猜我们又要提到汉娜以及为什么有人要谋杀她的事了。

　　“我想向你咨询些事。”她说。

　　“像临床诊疗那样？”

　　“对。”

　　“好啊。”

　　“我不是开玩笑的。这次咨询不是闹着玩的，要认真对待，艾伦。我今天对你说的话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当时正站在厨房里，看来得找个凳子坐下了。因为黛安娜的口吻听起来是要坐下好好谈一谈。

　　“当然。”

　　天哪，我想。会谈些什么呢？

　　“这次咨询的内容就是有关一次咨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这样。”

　　“我准备好了，黛安娜。”

　　“你知不知道过去汉娜常常跟我谈起她碰到的病例？她吃不准时就会拿来问我。”

　　“这点我不吃惊。你很出色嘛。”

　　“我有经验，但这不是关键。她出事前几天曾在下班后叫我一起去喝酒。当然这没什么，我们每个月都会出去喝一次。”

　　“很好啊。”

　　“她想跟我讨论一个病例——是前一个星期五她看的一个孩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现在也不确定。”

　　黛安娜讲的事并不罕见。心理诊疗师们经常相互咨询，而且不透露病人的姓名。

　　“然后呢？”

　　“奇怪的是——也就是汉娜想问我的——这

　　孩子是自己来的。她父母并没有事先预约。这孩子自己来到她的办公室，在候诊室里等着，想要咨询。”

　　“没有预约？”我问。据我所知，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都是需要预约的。

　　“没有。”

　　黛安娜不为青少年做心理诊疗。我倒是偶然会做做。我说：“一般都是父母来联系，然后先来谈一会儿。那个孩子一个人来，这本来应该引起注意。”

　　黛安娜清了清嗓子，她不喜欢我老说些废话打断她。她说：“这我知道。”她的口气不只是责备我故作谦虚，她其实还想说，就算没吃过肥鹅肝，还能不知道鹅长什么样吗？

　　我努力回忆科罗拉多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法案，我记得不需要父母事先同意，独自接受诊疗的最低年龄为十五岁，但我不肯定，得查一下。

　　“这孩子多大？”

　　黛安娜回答说：“十四五岁——我不肯定。但我能保证汉娜说的是‘青少年’，只是……”

　　我突然猜出了接下去要谈什么。但我不喜欢这个谈话的方向。相当讨厌。我感到黛安娜在暗示汉娜·格兰特曾给马洛里·米

　　勒进行过心理诊疗，之后不到一星期，汉娜就死了，再过一星期，马洛里就失踪了。我说：“你该不会觉得汉娜的那个神秘病人就是马洛里·米勒吧。”

　　“可现在看来正是这样。”

　　其他许多疑点开始像伞兵一样空降到我的头脑中。为什么马洛里不跟她父亲说一声就寻求诊疗呢？为什么她要找汉娜？汉娜有没有为她做第二次诊疗呢？汉娜做出诊断没有？马洛里有什么烦恼的事呢？马洛里想自己跑掉，汉娜有没有说过什么呢？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不要再听到关于这件案子的任何消息了？

　　但是黛安娜似乎非得把我拉到这件案子里，我没料到她会接二连三地问我问题。“我不能跟别人说这事，对吧？汉娜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个。我建议她静观其变，看看这孩子接下来会怎么样。现在，我想问问你，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想了想她描述的特殊情况。正当我沉思时，黛安娜打破了沉默：“方圆一千英里，你是最疯狂的诊疗师。如果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没人会知道了。”

　　我没理会她的话，并不介意它是褒是贬。我说：“你应该不能再对别人提起这事，但最终还得看这个小女孩对汉娜说了些什么，还有她到底几岁。为了遵守法律，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自己当成汉娜——你跟汉娜一样从看到那个小女孩起就有责任为她保密。你是不是在考虑要不要告诉警方？是吗？”

　　“是的，我还在想是否还要去看看马洛里的父亲。我想他有兴趣——”

　　“也许你不能告诉他。除非出现虐待儿童的情况，否则你不能告诉他人。即便现在你可以肯定这孩子就是马洛里——看来你也不能肯定——我觉得你不能向别人提起这孩子来过诊所的事。”

　　我以为她会跟我争执。但她没有。她问：“你想知道她说什么了吗？为什么会去诊所吗？”

　　“要我给你出主意，也许我必须先了解些情况。”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想知道。”

　　黛安娜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的也不多。这个小女孩在节假日会感到很沮丧。她想妈妈。”

　　10

　　虽然你在博尔德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但它毕竟只是个小城市。在这样一个小城里，每个人似乎都会认识那个某某人，这个某某人又认识某某人，而那个某某人与失踪的小女孩多少有点干系。那年圣诞与元旦之间的一周里有不少无聊的谈话节目，太多了，而谈论的都是那些关系的疏离度。

　　我的朋友兼邻居阿德里安娜是博尔德的一名泌尿科医生。她很确定地说过这出戏里的一个主要演员——一个与米勒一家，或者与执法小队中某个稍有名气的人物有干系的人——是她的病人。我在骑自行车时认识了两个朋友，他们的女儿跟那个失踪的小女孩是同一个俱乐部的——U15俱乐部足球队。劳伦法律助理的儿子跟小女孩也是同龄，而儿子最好的朋友以前常去失踪小女孩的家里除草。

　　诸如此类。

　　就像我刚听说马洛里的父亲名叫比尔时所怀疑的那样，我也同米勒一家搭上了边。我会跟他们搭上边纯粹是因为时间。几年前——我

　　得查查记录才能确切说出是多少年，但我估计是八九年，甚至是十年十一年——

　　我曾为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仅那一次。隔了那么久，我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的诊断结果实在令人沮丧。

　　米勒先生是硬把他妻子拖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做自我介绍时，我就看出来米勒太太很不情愿进我的办公室。她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孩子为了躲避看一次牙医，宁可发誓再也不吃糖一样。她就差没使劲跺脚了。

　　我诊疗方面的直觉也因为她的外表而变得更敏感了。任何一个长期与重度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士都能察觉出她的脸色有些憔悴。她的发型、化妆、穿着——每样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寻常。我为他们做咨询时正值9月宜人的初秋时节，米勒太太穿着一套羊毛套装，提着一只草编包，拖着一双已经磨损了的平跟鞋。她戴着一副又大又亮的贾姬式太阳镜贾姬即杰奎琳，肯尼迪总统夫人，当年曾委托一位眼镜设计师帮她设计了一款大尺寸的胶框墨镜，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仍十分流行。。单看每个部分，都很不错。至少过得去。但在一个舒适的秋日把这些凑到一块儿，如此装扮也许只有米勒太太自己才能完全明白。

　　再说米勒先生，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显然是惟恐避之不及的。看上去，他至少暂时说服了自己，要用传统的“心贴心”交谈诊疗法把妻子拖回本就属于她的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任由她在旷野中央漫无目的地游荡也不是个办法。

　　米勒太太究竟游荡到哪里去了？

　　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不会。吸毒？酗酒？绝不可能这么一般。

　　事实是，米勒太太参加过很多婚宴。一个月两三次是家常便饭，有时结婚的人一多，她去得还要频繁。“一个月十次，”米勒先生打电话给我预约第一次诊疗时，他这么说道。“这是最高纪录。就是7月份的事。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她会一周去十次。”

　　她每次参加婚宴都会穿得相当端庄典雅。她买来用在婚宴上穿的衣服有几十套，还有各式各样的帽子，春天戴的，夏天戴的，一应俱全——米勒先生称其为帽子，但米勒太太则称其为“我的礼帽”。她为每对新人买礼物，她的很多衣服和准备的礼物都是通过有线电视的家庭购物频道购买的。她从不注册——“哪儿用得着别人告诉我买什么东西？我的天。”她在诊疗时大叫——她似乎常挑一些陶瓷小塑像作为礼物，往往是小狗、小猫之类的，偶尔也会是天使或小孩。

　　结婚送礼往往价格不菲。“这是她惟一的缺点，”米勒先生为妻子的大方辩护道，这点值得赞赏。在一个结婚高峰月，每对新人都收到了——她是看了一小时的在QVC电视台“买这个没错”清仓大甩卖广告节目后买的——一台闪闪发亮的铬合金家用煮咖啡机，是意大利产的活塞式的，很漂亮。这些煮咖啡机差不多花了她两千美金。

　　那些负责米勒家所在地区业务的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小伙子和联邦快递的小姐跟他们一家子都已经混熟了。

　　除了多次参加婚礼和越来越多的花销，还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米勒太太在婚礼上一向都是不速之客。一向都是。可她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每次都是贵宾，如果有人问起，她则会编出一通详尽却荒谬的理由来。

　　她常常是在婚礼开始的前一刻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教堂，然后侧身挤到前排观看仪式进行，她常常坐在第二或第三排，就在新人的亲属后面，而且常常是坐在新娘的一侧，靠近中间的过道那里，接着她会向其他客人招手微笑，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

　　在新人宣誓时，她总会落泪。

　　好几次婚礼结束后，她会和新娘的家人一起走出教堂，然后一起乘轿车去参加婚宴。

　　心理诊疗师总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个男人／女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来寻求帮助？为什么不是上周，上个月，或者下星期，下个月？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总爱说的“突发事件”。

　　对于米勒夫妇来说，寻求心理咨询这一突发事件十分明了。上星期米勒太太参加一个婚礼时，由于新郎脾气暴躁，新娘又不愿和解，于是她被警察硬生生地从博尔德拉多酒店的婚宴上赶走。她突然被赶走是因为她很有礼貌地打断了新人跳舞，又坚持要和新郎跳一曲华尔兹。

　　“对不起？我想你忘了和我跳舞了，”她拍拍新郎的肩膀，苦笑着说。“你不会介意吧？”她对着一脸茫然的新娘又说了一句。然后，米勒太太就举起双臂，等待着裙摆拂地而起。

　　而新郎恰恰是博尔德的一名代理治安官。婚宴上一半的客人都是博尔德的治安人员。没人认出穿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最重要的是，连新娘——她对自己婚礼的每一个程序烂熟于心，就好像一个大厨对自己厨房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一样——都没能认出这位身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

　　那天晚上，在市里另一头的警察局里，米勒先生把米勒太太保释了出来，警察强烈要求米勒太太接受心理健康诊疗。

　　所以他们就来我这儿了。

　　我的诊断？

　　就米勒夫妇所说的来看，米勒太太是逐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基于他们的描述，我估计她第一次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大约是在二十三岁左右——她二十二岁时结了婚——生下女儿后不久，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人也越来越偏执。那时她二十四岁。两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症状更明显了。我怀疑这期间的几年，她家人一直都忽视了她许多古怪又独来独往的行为，——她不参加婚宴时也是独来独往的——他

　　们刻意把她的很多行为都合理化了。她身边的人往往对她的精神病视而不见，断然否决。

　　患精神病的是米勒太太，而串通起来、假装此事不存在的则是全家。她的丈夫比尔是个大好人。他们在我这儿待了五分钟，我就发现他是妻子忠实的拉拉队队长以及忠实的拥护者。“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做，”他说。“无论什么事。”

　　我有件苦差事，就是建议米勒夫妇在谈论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前，米勒太太也许应当先接受个人心理诊疗，帮助她解决区分现实及幻觉上的困难。

　　“有那么糟糕吗？真的吗？”我问米勒先生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感觉如何时，他表现出一种自卫，为自己，也为另一半。“我很爱雷切尔。在那么一大堆事中，这只是个小问题，不是吗？我是说，我们讲的是婚礼，不是癌症之类的大事。很多时候，她似乎一切正常。”

　　我曾在一个成人急性精神病院的住院部里实习，当时，有个病人令我的挫败感上升到了极点。那是个魁梧的萨摩亚男人，精神分裂使他的语言能力极度降低，只能不断发出“吼吼”的男中音，有时只发出一声，有时则不断重复。除了严重的精神病以及硕大的个头以外——他至少比我重两百磅——他还算性格温和、乐于合作。我们一星期进行数次简短的一对一“心理诊疗”。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他总是听我说话——有时我怀疑他根本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在空中挥动他厚实的手掌，发出“吼吼”的声音，有时他会打断我的话，有时则礼貌地等我把话说完。

　　偶尔他还会面带微笑，或者瞪大迷茫的双眼。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

　　我的萨摩亚病人已经用了大量的氟派啶醇一种镇定剂，尤其用来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紊乱。，这剂量足以使一头大象镇定下来。诚然我还缺乏经验，但对他奇怪的精神病我已竭尽全力，却只是白费力气。

　　我的指导老师对这个情况很了解，我坦白地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病人无能为力。然后他说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首先，他说有些人处于疯狂状态比处于正常状态更好，甚至比我还要好。那个萨摩亚人就属这一类。

　　然后，他又说从心理诊疗的角度来讲，有些病人得的是癌症。当然，他用了比喻，但当我的临床医术难以医治病人的疾病时，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话。

　　那天比尔·米勒带着妻子走进我办公室进行咨询时，我就想与他分享这两句智慧的结晶。他的希望太不切实际了。他把妻子从旷野拉回正常道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愿相信妻子患了精神癌症。我觉得事情可能真是这样，但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希望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虽然我极力想帮助米勒先生，不让他的愿望破灭，但那天，我最终的诊断以及病人需要多加照料的口头处方抽空了房间里所有的氧气。

　　包括最后一个氧分子。

　　与躁狂抑郁精神病一种精神上的狂乱，其特点为愉快情绪与抑郁情绪交替出现。不同，精神分裂症是思维或感知的混乱，而前者则是情绪上的混乱。分裂性精神思维会导致一系列认知上的混乱。幻觉、错觉还有妄想都是最为常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在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世界里，逻辑思维体系会开始瓦解，认知脱离了一般限制，开始受外界的干扰。这就导致了其他人眼中的反常、偏题、反复或者是奇怪的参考内容。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的萨摩亚病人所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吼吼”声。但是错误用药对精神分裂病患者的大脑所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有时，后果甚至是悲剧性的。

　　在对米勒太太进行简短的诊断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错觉相当严重——尤

　　其是她非理性地坚持认为自己是被特邀参加这些婚礼的。虽然她不肯告诉我她受邀的详细内容，但是我在做诊断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上面。

　　米勒先生看到我的处方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在房间里注入了氦气，可以产生足够的浮力，托起他的希望之舟。但是米勒太太对此不满，她和我们争论，还谈条件。她解释说自己参加婚宴是受某种力量所迫，如果把她的这种想法比作火车的话，我真有些跟不上。但事实上，她的想法更接近于不到十岁的孩子开的碰碰车，而不是火车。

　　五分钟里，她一直在默默流泪，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和她丈夫的鼓励。她丈夫自始至终十分温柔，并且不断保证不管怎样都会陪在她身边，当然我向她保证要解决她的思维紊乱，我的办法是最好的。我确信她完全是出于这些原因才接受的。

　　当她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是我长期以来在办公室里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眼中噙满泪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他说：“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诊疗的时间太长了，我都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米勒太太当时愿意接受似乎就意味着前方的路将变得平坦无阻。

　　“不能再参加婚礼了吗？”她刚连说了八个“好吧”，她丈夫又连说了三个“有我在”，才不一会儿，她就又疑惑地问我。“哦，威利威廉的昵称。，这是不是说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婚礼了？”

　　比尔——威利——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说：“是的，恐怕是这样。”

　　我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了她的失望，她悲叹道：“他们会做什么呢？噢，他们会做什么呢？”

　　我从她眼中看到的不是关切，而是恐惧。她说的不是“我该做什么呢？”而是“他们会做什么呢？”她担心的是“他们”。

　　当然，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是她还没出席过他们婚礼的新娘新郎？还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些在她耳边嘀咕或者大声乞求她去参加婚礼的邪恶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估计她也不会告诉我。至少那天不会。

　　当米勒夫妇坐在我办公室里时，我就自认不是市里最适合为米勒太太做个人诊疗的心理医生，我的设备不够好。我把我的基本判断跟他们解释了一下，并且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给玛丽·布莱克打了电话——就是在汉娜死前跟她一起办公的那个精神病医生——问

　　她能否接手这桩紧急病例。

　　我为米勒太太选一位精神病医生是因为我知道米勒太太的初期诊疗以及之后的长期护理都会涉及到对安定类药物的搭配和处理，而在科罗拉多，这类药物的供应仅限于医学领域。我选玛丽·布莱克做米勒太太的精神病医生不仅因为玛丽为人不错，还因为她来这儿时间不长，渴望接触新病人。我觉得让米勒太太等上几星期再接受诊疗不好。

　　玛丽欣然同意下午晚些时候就为米勒太太做诊疗。米勒先生开车把妻子直接送到了玛丽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同时见过米勒夫妇了。

　　几个月后，我和玛丽一同去我们的一个朋友家参加夏日派对，玛丽·布莱克对我说——“你

　　还记得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人吗？那个总是参加婚礼的女人？”——她的意思是对米勒太太的诊疗已经变成了杂乱无章的胡乱对付，传统药物的失败尝试，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化合物的使用以及反反复复的短期、稳定、紧急入院诊疗的大杂烩。

　　市里的婚礼筹划者、牧师、神职人员、拉比们都听说了米勒太太的事。市里几乎每场婚宴的引座员都有她一张10×8大小的，参加婚礼时的照片，六个月后，她的心理健康诊疗毫无起色，而且几乎每星期六她都会被某一座教堂拒之门外。

　　这正是我担心的后果。

　　玛丽跟我讲完米勒太太的事之后，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说：“我觉得我丈夫不会像她丈夫对她那样支持我。那叫鼓舞，真正的鼓舞，他为她做了那么多……”

　　玛丽的眼神还告诉我一件事：她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欠她一个好丈夫。

　　比尔·米勒一年多后回来看我。当时刚过完圣诞节，正是1月份，博尔德的金发小公主恰好就在那个可怕的圣诞节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地下室里。我与比尔只聊了一会儿，大概十五分钟。他来是想感谢我对雷切尔的帮助。我对他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什么忙都没帮上。

　　虽然他也知道玛丽·布莱克对她的诊疗并没什么效果——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和雷切尔分开了一段时间的缘故——但是我没问的细节他也没提及。我们聊了聊小女孩在圣诞夜被谋杀的事，他还提到这事对他孩子影响很大，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照相机日报》上的一则报道，讲的是圣诞节前几天，一名整牙医生在切托卡被车撞死的事。我说我看了这篇报道。他告诉我他目击了这起车祸，我猜他可能正是为了这事才回来找我的。

　　但是当我正等他具体说说这桩事时，他却接着讲别的事了。他说他和孩子们过得还行，还特别提到说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他刚被提升到渴望已久的职位——他似乎想强调，虽然妻子有病，他们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完全崩溃。

　　虽然我现在记不清了，不过即使当时在谈话结束前，我的确主动要提供一些普通帮助，我也不会感到很吃惊。我说的应该是“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尽管找我”。

　　他好像说的是“谢谢”，就这么结束了。

　　11

　　“小女孩在节假日感到不安？她想妈妈了？她跟汉娜就讲了这些？没别的了？”我对黛安娜说。

　　“不，不，还有，”黛安娜说。“拜托，我现在全凭记忆。当时这事也没什么特别，我没做任何记录。整个咨询过程大概也只有五分钟。天哪，我应该做些记录的，真的应该。”

　　“你还记得什么吗？”

　　“小女孩和汉娜说她妈妈有严重的精神病，几年前离开了博尔德。小女孩没什么机会跟她联系，很想她。汉娜猜测她妈妈患的是躁狂抑郁精神病或是精神分裂症，但她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多。她担心小女孩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

　　我想告诉黛安娜其实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告诉她米勒太太参加了那么多的婚礼，她的漂亮帽子，那些在家庭购物网上购买的礼物，错觉，还有耳边的那些声音。我想告诉她我觉得米勒太太得的是精神分裂症，不是躁狂抑郁精神病。

　　但是我说：“黛安娜，你不能对别人提起此事。除非你有理由认为她家有，或可能有，虐待儿童的情况，你才能透露她到汉娜那儿做心理诊疗的事，否则，还是什么都不要讲。”

　　“但她不满十五岁，未经父母允许是不能接受心理诊疗的呀。”

　　“你肯定吗？”我问。

　　“对。”

　　黛安娜经常对看似错误的事坚定不移，但我觉得这次黛安娜是对的。“即便这样，我不知道她作为病人的特权是否会被剥夺。”

　　“但有可能会。”

　　“你连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不是马洛里都还不能肯定。你要想确定她的身份就会侵犯病人的权利。天知道这事会不会惹上律师，如果惹上律师，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怎样，现在就是不能侵犯病人的权利。如果明天他们起诉你，那么直到明年山杨树开花，你都没法答辩了。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律师。”

　　“你什么意思？你娶了一个人，而我，”她顿了顿，有意强调，“我嫁了个地中海海神。”

　　我不想跟她兜圈子。

　　“如果她死了怎么办？”黛安娜问。

　　妈的。“黛安娜，你知道她——”

　　“不，不，我不知道，不知道。但如果她死了，如果她真的死了，我想我是否可以——”

　　“不，你不可以——即便死了也得保密。如果她父母问起，你不想说也得说。因为他俩很可能有权处理她的财产，包括病历，但是——”

　“为什么他们会问起？如果他们并不知道她接受过诊疗，又怎么会问？”

　　“没错。”

　　在与劳伦结婚前，我跟黛安娜就已经搭档共事了。我们了解彼此的想法。但这次谈话我们像打乒乓般推来推去，着实令我感到尴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掌握一些资料，可都不知该如何处理，既不想一人独占，但又不知道能否告诉对方。

　　“小女孩还对汉娜说——”

　　“等一下，我想跟你当面谈谈。我今天傍晚有个病人要看。我要进城的。你有空吗？”

　　她叹了口气。“我刚想去商场买些圣诞后的打折商品。如果不早点去，东西就被别人挑光了。”

　　到珀尔商业大街买圣诞节后的打折商品？那我宁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欣赏一组小夜曲。

　　“跟拉乌尔一起去？”那是我的主观愿望。派对越糟糕，我就越希望拉乌尔陪着她去。圣诞后去购物听上去就是一场糟糕的派对。

　　“去买东西？跟我？你没开玩笑吧？他才不会跟我去买东西呢。”

　　这可不是件美差；拉乌尔是个聪明人。我忍住没有叹气。“好吧，那你会去什么地方？我到那儿接你。”

　　我跟黛安娜一起办公的那栋不大的办公楼非常普通——就好像街边匆匆走过的路人，而绝不是油画中雍容华贵的贵妇人，它坐落在沃尔纳特的西端，是一栋二十世纪初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离珀尔商业大街只有几个街区。圣诞节与新年之间是清仓甩卖、疯狂抢购的时节，这种时候，想在博尔德市中心找到停车位的可能性就好像被一头大白鲨吃了一样微乎其微，所以黛安娜想把她的绅宝车停到我们办公楼后面，然后再去市中心西侧的第九大街和珀尔大街淘便宜货。我有个病人要看，也得把车停在办公楼那儿，所以我提议3点在佩泊康购物中心门口碰头。

　　商业大街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旁照不到阳光的地方还能见到脏兮兮的雪，这还是圣诞夜刮暴风雪时留下的，虽然是冬天，但出了太阳倒是挺暖和的。我坐在街边，享受着下午没病人时短暂的闲暇时光。大约3:10左右，黛安娜拎着两大袋东西，慢悠悠地向我走来。我上前给她一个拥抱，亲了亲她的脸颊，然后她要我帮她提一袋东西。在许多方面——大多数，并不是全部——我和黛安娜看起来像老夫老妻。

　　我们并肩走着，太阳在我们身后慢慢落下。我帮她提的那袋东西重得很，估计她把能买的全买下了——不论是石头还是金砖。

　　“你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她说。“就像一贯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神秘小女孩和汉娜的事，谋杀、绑架、警察、罪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似乎是被卷进去了，但你才是处理这些事的专业户，与我无关。”

　　我想争论说汉娜是否被谋杀还有待调查，马洛里的失踪更可能是她自己跑了，而并不是绑架。但黛安娜的总体论调是没错的。我似乎注定会碰上一连串的倒霉事。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对我来说，这些事也是甩都甩不掉的，黛安娜。”

　　她沉默了一会儿。也许她没听清，没完全相信，也许她把我的话当作一种出于同情、令人不快的敷衍而不予理会。

　　最终，她回答道：“可以肯定的是，你无法摆脱汉娜的事。我知道，我知道你当时在场。还有，你跟另一件事也有关系，但这仅仅是因为我把你给拖了进去。听着，如果你希望我跟别人而不是跟你说这事，我可以理解。但我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出出主意，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于这种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只知道你是很有经验的。”

　　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又想跟她争论，但考虑到就算争论了也没什么用，我说，“事实上，在我们谈话以前，我已经陷到马洛里的案子里去了。”

　　这回她听进了我的话。她的声音变得警觉了起来。“你说什么？”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我也需要向你咨询，我跟你一样，搞不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像步兵一样前行，她渐渐走不动了，突然停了下来。我察觉后便也停下来，转身面向她。越过她的头顶，在西南方弗兰特岭顶峰那儿，太阳的余辉明亮而温和。我脸上感到微微的暖意。

　　“告诉我。”她说。

　　这句话有所省略，是心理诊疗的速记术语，表示“继续”或“别停，接着说”或“憋在心里有个屁用，有话就说”。

　　“我是认真的——现在是正式的咨询——你

　　不能对别人讲。”

　　“拜托，”她说。

　　我希望自己正戴着太阳镜而不是把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太阳光太强，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拜托？“你答应不对别人说了？”

　　“我在考虑。艾伦，你陷入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要锳这个浑水。”

　　她在跟我玩游戏。“当然要，”我说。

　　“对，没错，我这个人不怕罚，好吧，说吧。”她扬了扬下巴，把头歪向一边，好像做好准备接受什么审判似的。我刚要开口，她就改变了主意。“等等，让我猜猜。”她做了个鬼脸，就像是个调皮的学生模仿别人玩深沉，她这样玩了几次后终于说道，“算了，我不玩了。”

　　“几年前，我为米勒夫妇，也就是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就一次，但时间很长，超过两小时。他俩是一同接受诊疗的，我很快发现米勒太太的个人问题……很严重，我把她介绍给玛丽·布莱克继续进行诊疗，同时结合药物诊疗，这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俩。玛丽接手了这个病例。后来米勒先生曾回来感谢我的帮助，但我从没见过他们的孩子，也记不得是否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黛安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立刻做了丰富而合理的联想。“有可能那就是马洛里听说过汉娜的原因吧，对吗？我打赌这个发了疯的母亲在接受心理诊疗时把马洛里留在了候诊室里。你说是吗？要是汉娜看到马洛里一个人待在候诊室里，一定会跟她聊上几句。你知道她是这种人。她们会成为朋友的。特别是见马洛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的话，可能性就更大了。一定是这样的。”

　　“对，”我同意。“有可能。”汉娜待人友好就和她的强迫症一样远近闻名。我很容易就能想像出汉娜在候诊室里，蹲在地上，陪一个或孤单或害怕的小女孩聊天，直到她妈妈做完心理诊疗。

　　嗨，宝贝儿，你叫什么？

　　我叫马洛里。

　　我叫汉娜，你在等妈妈？

　　“拜托，”黛安娜重复道。

　　黛安娜又开始朝着商场走去。我跟在她后面。“拜托”是黛安娜新学的一个词。我开始希望这词会像微软设计的大多数东西一样，注定会被淘汰。

　　我说：“我愿意用我的抵押贷款打赌，她的病情并不稳定，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几年前，雷切尔·米勒毁了玛丽·布莱克为治愈她的病所做的每一项尝试。”

　　黛安娜显得有些不安，她说，“为什么你要说‘失衡’？几乎每个人都是说‘错乱’。”

　　“有很多人说‘顾客’，但我说‘病人’，你知道为什么吗？‘病人’一词来自拉丁语，它的意思是指‘遭受不幸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更适合。”

　　她笑了，语调变得有些嘲讽，“我打赌如果有个新顾客走进你办公室，整天听你分析拉丁语，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变成那个‘遭受不幸的人’了。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其他人说的是‘错乱’？”

　　“对。”

　　情况也许并非如此。黛安娜爱在这类事上钻牛角尖，而这种事往往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管怎样，我很快就想出了应对的答案。“想一下，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失、衡。你不认为这更符合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吗？”

　　我用余光察觉到黛安娜对我的回答不屑一顾，就像刚才她对我的取笑一样，取笑我对高中所学的拉丁文只记起了那么一点点。我自我安慰，她对丈夫拉乌尔就政治事件所作的评论同样不当一回事，对我这样也就没什么了。

　　谢天谢地，她不再钻这个牛角尖了，她说，“可能你不知道，她在拉斯韦加斯。小女孩告诉汉娜说她妈妈在拉斯韦加斯，会定期打电话来。而她爸爸并不知道她们母女间保持的联系也像他们夫妻之间那么频繁。这是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小女孩不知道该怎么办。”

　　“拉斯韦加斯？”我问，但与其说这是个问题，还不如说这是个“啊哈”式的感叹。我在想，雷切尔·米勒当然在拉斯韦加斯，她那么爱参加婚礼，除了那儿，她还能去哪儿呢？

　　“你好像并不吃惊嘛，艾伦。她平时赌博吗？这是不是造成她的病症和心情焦虑不安的部分原因？”

　　“她不赌博，”我说，我不会上她的当。“她老是去参加婚礼，这就是这对夫妇寻求心理诊疗的原因。雷切尔·米勒参加了许许多多的婚礼。她自认为是所有婚礼上的特邀嘉宾。这就是她假想世界的中心所在。我估计她患上了幻觉症，但她在我们那次诊疗过程中并没有承认听到什么声音。而她的丈夫告诉我说她的确听到些什么。”

　　“妄想精神分裂症？”

　　“我曾一度这么认为，但你知道吗，诊断标准改变了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该下怎样的结论了。”

　　“混合思维以及精神紊乱？你是这么想的吗？”黛安娜问。

　　“差不多，是的。”

　　我们已经走过了四个街区，走到了商业区的最东面。我们站在路口，等着绿灯亮起好穿过第十五大街走到珀尔大街还有阳光的一侧。我说：“你是要继续往前还是调头？”

　　“无所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走到丹佛。我只想听你多说点有关马洛里母亲以及那些婚礼的事。”

　　我花了不少时间向她解释米勒太太对婚礼的错觉，黛安娜也提了很多问题，有些与心理有关，更多的则是关于婚礼的筹备，比如衣服啦、礼物啦。

　　关于心理和婚礼两方面的问题我其实知之甚少。她接连问了几个问题后，我开始转换话题，“我见到米勒夫妇就那么一次。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如何听懂她的故事，怎样为他们安排一次和他们走进这间办公室时所期望的截然不同的诊疗上。”

　　“还有婚宴？”黛安娜问，她对我不了解实情的借口置若罔闻。

　　我说是的，雷切尔也去参加婚宴。我还把她在博尔德拉多酒店参加婚宴，后来被警察赶走的事也告诉了黛安娜。

　　黛安娜还有一大堆问题。我说关于婚礼的事我几乎一无所知，黛安娜便责备我，说我为他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诊疗，肯定还有什么不肯透露。

　　黛安娜终于问完了关于米勒太太以及她出席婚礼的问题，接着轮到我提问了，在她告诉我汉娜曾为一个有可能是马洛里的小女孩做心理诊疗时，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了。“你觉得马洛里有没有可能自己去拉斯韦加斯找妈妈了呢？就汉娜曾告诉过你的情况来分析，有没有这种可能？会不会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就是这样？”

　　“有可能。汉娜强调说这个小女孩很想妈妈。她好像说了好几遍，让人不得不觉得奇怪。汉娜着重提到了这对母女的关系以及父女之间的不和。”

　　“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为什么会在圣诞节那天肚子疼，”我说。“还有她对节日的不安，对母亲的思念。”

　　“身心失调？”

　　“为什么不是呢？如果她已经不安到得自己寻求诊疗，她就绝对有可能因此而出现众多症状。”

　　走了几步后，她又停下来。那时我们已经一路走到了第十八大街，离停车场差不多已有十个街区远的距离了。我也停下来，转过身，面向西。12月底的黄昏，分水岭和公路上只剩一缕斜阳，商业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变得稀少。

　　“她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艾伦？有没有可能是她把马洛里带走了？”黛安娜问。

　　“我猜也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但是——”

　　“警方应该已经查过了，对吧？他们应该已经去拉斯韦加斯找到她母亲，并调查孩子是否在那儿，她母亲是否回过博尔德。”

　　“对，”我说。我还在想博尔德的警察们到了拉斯韦加斯一定会发现这个母亲有多么失常。

　　黛安娜随意地拍拍我的肩，把另一袋东西递给我，我像个傻子似的接了过来。

　　我们开始朝着山的方向往回走。西面的天空比东面要亮得多。她说：“准备好了吗？”

　　不论这个问题具有多大的跳跃性，我都能明白她的意思，毕竟我们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当然，那么，这个小女孩还对汉娜说了些什么？”

　　12

　　太阳在落基山脉后面渐渐落下去后，天变得越来越冷。微风变成了刺骨的寒风。黛安娜也察觉到了，她的两大包东西都在我这儿，她可以戴着手套再把手插入外套口袋中。

　　我的手套在车里，手已经冻得跟一块生熏肉差不多颜色了。

　　“小女孩担心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或‘已经怎么怎么’。她给汉娜的感觉就是无论这‘怎么怎么’究竟是什么，她都很反感。孩子觉得她得为这事或别的事做点什么。”

　　“‘有可能怎么怎么’？这是小女孩的原话吗？”

　　“我记得是这样，当时的咨询不是很正式——我

　　没有刻意去记住什么。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那么多事。”

　　“‘别的事’是什么意思？”

　　黛安娜耸了耸肩。“我当初应该问一下的。但我没问。她和朋友之间也有点问题，跟一个男孩也有过些摩擦。”

　　“男朋友？”

　　“我猜是的。”

　　“你当时觉得这是常见的青少年问题吗？”

　　“当时我是这么觉得。”

　　“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汉娜也不清楚。”

　　“她是突然来的？”

　　“就是这事。我也这么问过汉娜，她觉得小女孩好像有什么急事，但她不肯承认。”

　　“秘密？”

　　“不知道。”

　　“假期？”

　　“汉娜没强调那个部分。不过我想有这可能。”

　　“警察应该要了解这些情况，”我说，“博尔德最近两宗最大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汉娜的死以及马洛里的失踪。黛安娜说了。“案子。你要说的词是‘案子’，‘重案’也行。”

　　“不管了。两件事之间潜在的联系——重大联系，警方会想知道的。但现在除了你，没人知道。”我说。

　　“还有你，”她提醒我。

　　“主要是你。如果你不告诉警方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她向前跳了一步。为什么？谁知道？“我打赌那个笨蛋斯洛克姆想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有情况不告诉他，他可能又会把我铐起来，让我蹲监狱。”

　　我觉得不仅斯洛克姆侦探想知道，黛安娜·索耶②③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凯蒂·库里克②、杰拉尔都·里韦拉，还有奥普拉③也都一样，更别提《询问报》、《太阳报》、《星报》等报纸了。

　　当然还有比尔·米勒。

　　我觉得黛安娜仍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怀有敌意，这是她继续哀悼汉娜的方式之一，虽然可以理解，然而那时把这个事实告诉她肯定不妥。跟她相处了那么多年，我学会了对她察言观色。

　　“拉乌尔要我起诉斯洛克姆。我跟你说过吗？”

　　“为什么？”

　　“他不管。他管他叫‘那个小法西斯’。‘我们起诉那个小法西斯吧，宝贝，’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有时真像个典型的美国人，虽然我这么说，他听到会不高兴。”

　　我说：“拉乌尔太闲了。他应该开家新公司，或者找些别的什么做做。”黛安娜的丈夫是个著名企业家，他不是在别人刚起步的技术公司里帮忙，就是在忙着筹备资金设备，成立一家自己的新公司。

　　当我们从第十五大街走回商业大街的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时，黛安娜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汉娜留下了什么纸条吗？”

　　“她在遗嘱里说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要我帮她处理关闭诊所的具体事务。但我没找到任何有关那次诊疗的字条。什么都没有。”

　　很少有心理诊疗师足够有远见，会在遗嘱里立下关于死亡的条款，但汉娜做到了。我说：“她知道保尔·温曼的事吧？”

　　“对，她知道。”保尔是黛安娜的朋友，是个心理学家。几年前，他在布雷肯里奇滑雪时撞在树上送了命。他的猝死让别人很难处理他手头的案子和病历，这件事让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们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考虑如果自己突然死了，手头的案子该怎么办。

　　“警方有她的工作安排吗？”我问。

　　“汉娜只写首字母，跟我们一样。他们得把她的工作安排和收费记录或是诊疗文件相对照，才能搞清楚她都看了些什么人。库兹正帮我应付警察，不让他们看到保密的资料。”

　“汉娜的记录中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吗？”

　　“没有。帮她关闭诊所，剩下的只要按程序办就行了。我去看过她的几个病人，收了诊疗费，回答了一些有关汉娜的死的问题。我决定接手几个案子。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打算去看一下汉娜出事当天也在场的那个女病人？”

　　“那个发型很怪的女人？”那位“奇多”女士。“你要帮她做诊疗？”

　　“对，她问题很多。想到这点，我为她做诊疗应该不会太让你吃惊吧。她变得有点像南希·德鲁南希·德鲁侦探丛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劲地想自己的心理诊疗师究竟怎么了。”

　　“发生这事后，你去看她不觉得有点怪吗？”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无法确定。心理学家是不能为之前已有关系的人做诊疗的。比方说，我不能为格雷斯的学前家庭教师做诊疗。但我不知道如果双方同时出现在某处可能是谋杀现场的地方是否算得上“之前有关系”。以前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都没提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想把黛安娜逼疯，所以我不再犹豫，我说，“没有，我觉得其他的没问题。”

　　“好，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汉娜的其他几个病人介绍给了市里的心理诊疗师。你别难过，我没有无视你的才华——他们都只要女分析师，宝贝儿。但大部分病人都想暂时停止诊疗。最难办的是告诉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她死了，又是怎么死的。”

　　“想像得到，”我们又向前走了两步。“你会跟她谈谈吗？”

　　“跟谁？”

　　“马洛里。”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她会打电话来，而且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噢，我的天。”

　　“嗯？”

　　“有可能。我接到过两次很难应付的电话……一个女的……很年轻——我猜是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她要找‘格兰特’医生。我忘了自己当时有没有问她的名字。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挂了，噢，天啊。”

　　“她是什么时候打来的？”我问。

　　“上星期，可能是星期一。天啊，我可能就是跟她在说话。”

　　“你还记得说了什么吗？”

　　“我当时心里很烦，”黛安娜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空洞。“我可能没处理好。汉娜的病人问我她是怎么死的，我……”

　　“透露她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不仅仅是我，艾伦。每个人——那些报刊——不仅仅是我……”

　　我拍拍她。“没关系。”

　　“那孩子真的很难过。我本想提出跟她见个面，但她挂了。”

　　黛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几天可能跟她谈过话，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可能马洛里搁下电话后就相信她的心理诊疗师被人谋杀了。

　　“另一次电话呢？你说你接到两次难对付的电话。”

　　“另一次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病历记录会怎么处理。我回答说会由我来保管，并向他保证我会绝对保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问我如何才能拿到病历记录，我跟他讲了。他不要我帮他介绍别的分析师。他真是……急躁。”

　　我没有立刻回答。黛安娜接着说：“提到病历，汉娜的律师——那个帮她立遗嘱的人——在

　　圣诞节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我，问汉娜有没有留下记录好准备账单。”

　　“给她病人的账单？”

　　“对。”

　　“真无礼。那个律师是谁？”

　　“他叫杰里·克兰德尔。我不认识他。他只处理一般事务，通常不接手离婚的案子。”黛安娜的确接过很多有关离婚和拘留的心理案例；她认识市里所有的私人律师。“我也这么告诉他这样太冷漠了。他说他受汉娜委托，有责任帮汉娜追回应收账款，这是她的财产。”

　　“信托责任归信托责任，我可不想收到我已故的心理诊疗师寄来的账单。”

　　“他是律师，和我们不一样。先让我说完吧。”黛安娜不等我说好，又接着说，“我告诉他我会查一下，然后再联系他。那段时间你们去滑雪了，我就查了查汉娜的工作日程，与她最近的咨询记录做了对照，然后就把应收账款明细给了他。我做这事时没找到那个孩子的咨询记录，汉娜肯定没收她钱，这是惟一一个没有写在工作日程上的咨询。”

　　“别的咨询都做了记录？”

　　“我找到的都做了记录，汉娜毕竟是汉娜，她一向严谨。”她重重地吐了口气。“艾伦，我该做些什么呢？”

　　“简单地说，什么都不用做。黛安娜，你根本不确定那个孩子是否就是马洛里。我觉得你该为那个孩子保密，所以，有关那次咨询，你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

　　“一定是她。”黛安娜说。

　　我没理会她。“咨询中有没有发现她家有虐待儿童的情况？”

　　“没有。”

　　“好吧，你得保密，对警察也不能说。”

　　“如果警方查出马洛里被人绑架了呢？如果她父母收到了什么条子，或被人勒索，我还是不能说吗？”

　　我思考了好一会儿，三个年轻妈妈在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从我身边经过，这场面就好像高速公路上货运车并驾齐驱，你追我赶一样。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按理来说，孩子被绑架的话，事情的性质就等同于虐待儿童，这样的话你就无须为她保密了。如果真的认定孩子是被绑架的，而你又觉得你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从道义与法律两方面来说，你都应该把一切告诉警方。”

　　黛安娜说：“但警方说是她自己跑了。只要这种说法不变，我就不能按她被绑架的情况出牌。”

　　商业区街道两旁树上挂着的假日彩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亮了起来，不出几秒钟，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长条弯弯曲曲的灯龙。黛安娜和我注视着这一颇为壮观的景象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真美，”我说。“遗憾的是你手头空不出来。”

　　其实她没心情观赏美景，而我是真的没法观赏——天气很冷，又提着两大袋东西，我的手早就麻木了。

　　“我想这是要告诉我不能把账单寄给马洛里的父亲。”

　　黛安娜半开玩笑地说，但我察觉出这玩笑中似乎还带点别的什么，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倒挺有意思的，黛安娜。”

　　“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想让她父亲知道你掌握了什么资料，从道义上讲，把账单寄给他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他就有理由踏进心理咨询室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想这么做？”

　　“我不肯定。但为了方便讨论，就当作你相信因为汉娜给小女孩做咨询从而了解到的情况将有助于找到那个孩子。”

　　“如果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呢？”

　　“如果没有账单，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好机会去跟马洛里的父亲谈一谈，但前提是你能确定那个孩子就是马洛里。汉娜有没有提过她为小女孩做咨询后，账单是怎么处理的？”

　　“没有，从没提过。但我得先假定这孩子并不希望父母知道她咨询的事，对吧？我了解汉娜，我想她一定是免费为孩子做的咨询。”

　　“你为什么要假定孩子不希望爸爸妈妈知道咨询的事？”

　　“为什么？因为孩子没预约就过来了，因为她说过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而对此她很不高兴。”

　　我仿佛成了魔鬼的拥护者。“可如果就是他送孩子来就诊的呢？如果他对她离家的原因心知肚明呢？来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中，99%都是有人送来的，而且往往是父母送来的，很少有一个人来的。”

　　黛安娜对我的话有些不以为然。“如果真是她爸爸送来的，他应该会告诉警方他孩子最近接受过心理诊疗吧，这是弄清孩子为什么会失踪的重要线索。”

　　“没错。”

　　“然后警方会找到那个心理诊疗师，弄清孩子究竟有什么问题吧。”

　　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除非警方知道那个分析师已经死了。”

　　“如果他们知道那人正是汉娜，他们就会给那个保管咨询记录的人——也就是我——寄传票，向我要这些记录。”

　　“没错。如果警方知道，他们会这么做的。”

　　“可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没有哪个警察问过我关于马洛里的事，当然我也没收到过什么传票。”她越说越多，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快，我得小跑才能跟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马洛里是一个人去找汉娜的，也就是说她不想她爸爸知道这件事。或者说……的确是她爸爸送她去的。但考虑到他事后对此保持沉默，我觉得他并不想警方知道他女儿接受心理咨询。”

　　我说：“所有情况你都考虑到了。”

　　“作为心理诊疗师，这两种可能都让我不怎么舒服。但我觉得前面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们走到百老汇大街，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车辆很多，没法穿马路。我把黛安娜的两袋东西放在地上，举起手，让她看我的手指头都直不了了。我说：“你不介意自己把东西提回去吧？我的手都冻僵了。”

　　她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虽然我迟了些才明白为什么她丈夫不愿意陪她逛街，但还是明白了。

　　13

　　我跟米勒一家还有一层关系，这层关系符合任何人对“搭边”的定义，带有“毫不相干”的特质。那天傍晚，我陪黛安娜买完圣诞节的减价商品，当了回夏尔巴人居住在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边界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部族，常为珠峰探险队作向导、搬运物资。，要不是后来又做了一次心理咨询，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层关系。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层关系的产生会是因为这个人。

　　鲍勃·布兰特。

　　鲍勃来我这儿接受心理诊疗已经有两年了，进展缓慢得很，就跟冰川融化似的，而且是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前。但我对此既不吃惊，也不失望。依据诊断，鲍勃的基本性格特质属各种中毒性病症的相互渗透和深度混合。要是他有医疗保险——他没有——根据《心理疾病之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是美国心理疾病的诊断标准。，保险公司所要支付的金额位数跟威萨信用卡的最高数额的位数不相上下。

　　这串数字的前五位会用于诊疗他的人格分裂症。他除了有严重的人格分裂，还长期患有抑郁症和轻微的妄想症。他四十三岁，在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做了二十年文职工作，没什么前途。

　　他在世的亲人只剩母亲和哥哥两个。长大后，他一直与母亲保持着联系，然而几年前，他哥哥写信告诉他，母亲要搬到科罗拉多南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疗养院居住。鲍勃觉得他哥哥写这封信是让他以后别再管他哥哥与母亲的事了，从那以后，他和他们不再联系。

　　事实是什么呢？很遗憾，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鲍勃收到这封“诀别”信时心情怎样。他回避了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拒绝谈论他哥哥的那封信。

　　鲍勃目前没有朋友，也没有女朋友，我也没什么资料可以从中了解到他过去的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情况。他惟一的社交活动就是偶尔参加当地一家拼字游戏俱乐部的拼字游戏比赛。大多数时候，他都喜欢一个人上网玩游戏。

　　网络，一个匿名的世界，是精神分裂者的乐园。

　　人格分裂。

　　字典上另一个与心理学无关的解释是“不相干事物的共存”。一个东西一半是这样，一半是那样的。但心理学上的那个解释却与韦氏字典里的解释毫不相干。在精神病理学上，还有一个与它意义相似的多音节术语，精神分裂，但两者也不相干。与精神分裂不同，人格分裂不是思维紊乱。

　　绝对不是，人格分裂指的是关系的紊乱。

　　人格分裂症患者往往从青少年时期甚至更早就表现出不合群，他们情感冷淡，不在乎受表扬或挨批评，往往缺乏快感——无法感受快乐——情感不丰富。

　　这些与鲍勃的症状正相符，就像一件特制的西服那样贴身。

　　鲍勃自称是“呆子、笨蛋、傻驴，所有失败者的同义词，都是我”。他头的形状跟船头差不多。我猜他在两三年级时就开始逐渐秃顶了。人们得仔细琢磨，才能弄清楚他究竟有没有下巴。他的眼睛很小，有时似乎就在眼窝里眨几下。这叫人看着真不舒服。刚开始时，我还真让他先去神经科查了查这两颗会动的小球。

　　神经科医生对此有专门的解释，他对我说“良性”。但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时，我已经把那个医学名词抛到脑后了。这正是我的风格。

　　鲍勃很喜欢车，确切地说是过于迷恋他自己的那辆车。他那辆卡马罗车已经开了三十年，这车的大马达还是他从来自朗蒙特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城市。的一个人那儿买来的。那人把这个马达珍藏得很好，表面的乌木亮丽如新。鲍勃每次提到他的旧大马力车——至少每次咨询提到一次——他都让我觉得这是辆“新车”，每隔一两个月，他都会在我耳边唠叨一次这辆车各部件的型号都匹配，不是随便拼成的。

　　这些话我听了两年还是摸不着头脑。

　　鲍勃在第十九大街与派恩大街附近租了带有独立车库的房子里的两间，住在车库楼上。他称房东为“老头、老太”，而且从没同他们讲过话。虽然两家的住处相隔不到五十英尺，他每月的房租支票都是寄过去的。

　　他步行去学校上班，卡马罗车只是偶尔用来去市里兜兜风，或是在周末晚上去希尔等学生常去的地方。有一次，他竟然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承认说自己开着宝贝车，在宜人的傍晚去市里转悠是想让周围的人看看他的车多酷，他说他知道其实无论是车还是他自己都极少引起周围人的兴趣，顶多只是被那些学生们嘲笑一番罢了。

　　鲍勃生来胸口那儿就有一块牛眼大小的胎记，他也习惯了别人的指指点点，对此他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老实说，学生们的嘲笑并没有让他怎么难过，让他难过的是他们没有发现他的车很酷。

　　对鲍勃来说，这是很让他受不了的。

　　从去年起，他开始常常光顾博尔德的俱乐部和酒吧，每个月都要去好几次。虽然常常去酒吧逐店豪饮，但他每次都喝得不多——他

　　二十出头时有阵子酒喝得太厉害了，还发誓要戒酒。他也买不起夜总会里的那种酒，而且他也不愿在那些俊男靓女的光芒下走来走去。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说吧，鲍勃，你究竟为什么要去？”——他终于不得不坦白说他去夜总会是为了“看看那些人”。

　　我猜他指的是那些女孩子，但他不肯承认。所以我又想到了另一面，鲍勃也有可能是在看男孩子。他从来不当着我的面承认他对任何一类人有暧昧的感觉或是性冲动。

　　他对自己爱去酒吧的原因就说了这些，他是去“看看那些人”。我不由纳闷：如果这种“看看”不是出于一时的性欲，莫非是窥淫癖？还是出于人类学研究？还是某个神秘的社会学实验？我猜了两年还没弄明白，每个星期二晚上，我做完他的咨询开车回家时，脑子里还在琢磨着他狭隘的生活圈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有那么多事我都不知道，真烦人。

　　我猜那些把鲍勃迷得神魂颠倒的俊男靓女大口喝下特制的鸡尾酒后抬起头，发现鲍勃正对着他们眨巴双眼，一定会跟我一样感到心烦。

　　我甚至有点怀疑如果鲍勃发现他的猎物已经有所察觉，他就会移开目光，我这么说是因为两年来，在咨询的时候，他和我的眼神交流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

　　据我所知，除了与大学物理系的女上司不可避免的接触外——就是她坚持要鲍勃接受心理诊疗的——他来我这儿接受诊疗几乎就是他全部的人际接触了。当然上网不能包括在内。虽然我估计他更信任我，但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他对学校上司的信任都是相当有限的，对我的就算多也不会多到哪儿去——在

　　偶尔的休假期间，他都不肯把他桌上的那盆秋海棠交给她照料。

　　他对我肯定算不上非常信任，因为他不肯采纳我提出要他接受精神药理诊疗的建议。我提过好几次，但都是轻描淡写。我希望适量的抗抑郁药能让他把悲观的情绪发泄出来，但通过药物改变他那种人格紊乱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我得承认——想通过心理诊疗让他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极小。

　　但这并不是说我会放弃尝试。

　　鲍勃毕竟还是很信任我的，因为他每星期二下午4:45都会来找我。那是我们关系的根基。两年来，他只缺席过一次，而且四星期前他就已经提前取消了那次诊疗。一星期一次，四十五分钟，我们说好的。鲍勃知道诊疗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是一百次诊疗后，他对诊疗时会发生些什么只有一个最模糊的概念。

　　我特地把他的诊疗费调整到原来的一半，这样他就不至于因为没钱而不来就诊了。鲍勃总是在每月最后一次诊疗开始前，不等我把账单给他就把钱付了。他每次都把支票封在同样的信封里，同样的折法，封两次，第一次把信封粘好，第二次再用两条斯科奇牌胶纸封好。

　　鲍勃的字又圆又小，好在还算清晰。第一次我是用放大镜看他支票上的数字的。我不知道大学信贷协会是怎样看清他的支票的，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看清了。

　　有时，我们的心理诊疗采用非传统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进行的交流在外人看来更像是社交技能培训，而不是心理诊疗。鲍勃对如何进行人际交流一无所知，跟艾斯伯格综合征与自闭症类似，主要特征为非语言交流障碍，语言交流奇特，社交中的自我倾向，对他人情感的认知化处理没有情感性的共鸣等。患者差不多。有时他是出于好意，但却造成无心伤害。有时他显得非常冷酷，而其实，他只是想自我保护。第一年秋天，我曾花了六次诊疗时间教他如何在学校物理系上班时，对走到他办公桌前说“早上好”或“您好”的学生做出不同的反应。

　　他过去一直这样回答——“有区别吗？”，对他来说，这个回答再好不过了。

　　说到在为鲍勃做心理诊疗过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随着诊疗次数的增多，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像豪猪一般容易相处的人。用行话来说，就是我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反移情在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中，反移情概念是治疗师自己还没有解决的心理情结，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被激活而将这部分内容投射到治疗过程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对他的困境产生了无限的同情。

　　我发誓要一直留心这事。

　　14

　　鲍勃同米勒一家的关系没有表现得很特殊或很有趣。他没有照看过马洛里，也不是米勒太太的高中同学。他跟他们不是朋友关系，也从没在他们的家庭假日聚会上扮演过圣诞老人。其实，鲍勃之所以跟小女孩失踪一案有关，似乎是因为他跟许多其他收看有线电视新闻的观众一样，看了之后心情沉重，而鲍勃似乎更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担心他再这么下去，就会轮到我因为小女孩的失踪而困扰不已，至少在每星期四十五分钟的咨询时段会这样。

　　鲍勃因为马洛里的案子而不知所措，我发现这点时，并没有十分激动。他告诉我他已经深陷其中时，我默默恳求：不，请不要这样。从临床诊疗的角度出发，鲍勃已经有太多的困扰。他同时患有那么多病症，没必要再对他说上一大通，让他多一层困扰。从自私一点的角度出发，我已经开始希望——就像大部分博尔德人一样——就让小女孩失踪一案随风而去吧，就当萨姆和他那些志趣相同的同事们说的都是对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失踪案。且不谈从黛安娜那儿听来的最新情况，我们希望马洛里·米勒仅仅是个普通少女，因为促使少女离家出走的众多糟糕的原因之一而自己跑掉了。

　　可我没那么走运，从鲍勃第一次说出她的名字——“那个马洛里，你猜她是跑了还是被绑架了？”——我就意识到我们得花上若干个星期二咨询的时间，就有关她的最新消息及她本人的故事喋喋不休。从他仔细翻阅《询问报》和《星报》开始——不是他买的；他从学生会那儿找了些被扔掉的杂志回来——我就开始被迫听他讲关于马洛里的小道消息，而这些消息从稍稍正规一点的消息渠道是得不到的。

　　这些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鲍勃曾因科比的事困扰不已，后来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事，当然还有斯科特·彼得森的事。这回也差不多。

　　我很不情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似乎都不能摆脱马洛里·米勒的阴影了。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那周的咨询跟以前的几次一样，鲍勃显得心不在焉，我们常常冷场。令我吃惊的是，结束前他提出一个以前从没提过的要求，问我能否在那星期的后几天再见一次面。

　　我是否看到了“圣杯”《圣经》故事中耶稣受难前与十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即“最后的晚餐”时用的杯子，后来给了亚利马太人约瑟，现在多指渴望得到但又不易得到的东西。——在对一个人格分裂患者诊疗的过程中出现的转机与希望？几乎不可能，但我仍欣然同意在星期四，也就是那一年的倒数第二天再为他做一次咨询。

　　15

　　那天晚上，我帮格雷斯洗澡时，电话响了。劳伦接了电话，她讲了几分钟，然后走进浴室，把一条毛巾和无绳电话一起递给了我。“黛安娜找你，”她说，于是，陪格雷斯在浴缸里玩耍时的快乐心情转为了这通电话带来的不确定的愉悦。

　　还好，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嗨，”我边打招呼，边走出浴室，穿过卧室，来到窗前，正对着山。月光下，山上还没融化的雪泛着荧光。

　　“我在想，”黛安娜说。

　　“嗯。”

　　“汉娜的事。”

　　我一点也不吃惊。从汉娜死后我们已经谈了十几次。我们会再谈十几次，然后也许再谈十几次。我的这个朋友喜欢把喜怒哀乐都大声说出来，她还在想着汉娜的死。

　　“这种事得花时间，黛安娜。一直如此。你知道，尤其是一年之中的这段时间，节假日更不容易忘掉。”

　　她叹了口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把一通用来安慰人的话咽了回去，又说，“没事，你接着讲。”

　　“如果她是因为跟马洛里·米勒见过面才死的，那怎么办？如果她就是因为那时见了这个孩子一面才招致杀身之祸，那怎么办？”

　　“嗯……我在听。”

　　“别这样，我讨厌这种口气。你觉得我疯了？难道你没这么想过？”

　　“实话告诉你，我真没这个想法。”其实我想到过——那么一瞬——但我不能这么承认，否则一不留神，又会惹得黛安娜的多疑症发作了，就好比把一条恶犬放进了一个洞穴，而里面住着一条龙。

　　“汉娜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有这个可能吗？”黛安娜声音低哑，感觉像有什么阴谋。我不明白。

　　“你在家吗？”我问。

　　“对。”

　　“你说话怎么那么小声？”

　　“我也不知道。不过说这种事时总该小声点的，不是吗？”

　　“没事，我只是有点奇怪。”

　　“回答我的问题吧。”她还是说得很小声。“汉娜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

　　“对啊。”验尸官的结论是死因“不明”。这无法说明汉娜是被谋杀的，也无法说明她不是被谋杀的。我们都知道黛安娜对这件事早有猜测。

　　她把她的推理全盘托出。“斯洛克姆找不出谁有谋杀汉娜的动机，对吧?”

　　“对。”我可以欣然赞同黛安娜的观点，斯洛克姆没查出作案动机，而且我还知道他也没能查出凶手的作案手段和时机。案件三要素他一个都没查出来。

　　“那么，如果动机在于马洛里告诉了汉娜某些事，某些需要保密的事，那会怎样呢？”

　　我想了想。不可能。时间上不可能。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一星期就死了。

　　“那她会说什么呢？”

　　“不知道。我认为你能够……猜得到。这是你的专长，我可不行。”

　　专长？但愿这词跟“拜托”不同。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发挥我的“专长”要让黛安娜失望了。马洛里可能告诉汉娜什么秘密，我真的一无所知。

　　劳伦在浴室里大叫：“宝贝儿，帮我去看一下炉子，我在煮东西。”

　　我嗅了嗅，一股诱人的香辣果子酒的味道，我顺着香味进了厨房。冒着热气的苹果酒里掺着根肉桂枝和一些丁香。黛安娜打来电话时，劳伦正在准备晚餐。我把煤气关掉，但就站在附近，这样香气就能扑到我脸上了。

　　黛安娜等得不耐烦了。“你还在听吗？”她问。

　　“我在想事情。”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要不要往果子酒里加点威士忌或者朗姆酒。

　　“想出来了吗？”

　　我说：“要是汉娜在马洛里失踪后才出事，你这样考虑可能还有点道理，但汉娜是先死的，而且是在马洛里失踪前一个多星期就死了。”

　　“你肯定觉得我疯了。”

　　她总算不问问题了。“没有，打电话以前，我也没觉得你疯。”

　　“有意思。”

　　“从你跟我讲的这些来看，她们俩应该没讲到什么要紧事，没什么事值得杀汉娜灭口。”

　　“她提到她爸爸‘可能怎么怎么’。记得吗？”

　　“但问题在于她的意思可能是她爸爸要她学中提琴，或是转学，或是戴矫齿架。谁知道呢？汉娜没说明白啊。”

　　“我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艾伦。”

　　那当然，这是我的专长。我说：“抱歉。”

　　“你不想管这事，是吗？”她问。

　　黛安娜这么问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她只是太晚才意识到我不想同任何跟博尔德最新的小女孩走失案有关的事扯上关系。

　　“我是不想，但我会管。”

　　“是因为格雷斯吗？”

　　“我想有一点。”

　　“还有呢？”

　　“我正关注这件事。我不想八年前的悲剧重演。这种事太恐怖了，我现在是个父亲了，所以……”我本想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竭尽全力，但那样的话，黛安娜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其实我想与马洛里·米勒这件事彻底划清界线。

　　她口气软了下来。“好好想想吧。也许你能想到什么。至少把这事放在心上，好吗？”

　　“好吧，”我说。“我会考虑的。”

　　格雷斯吃得一脸果酱，劳伦裹着法兰绒睡衣，纤细的脚上穿着一双乌格牌羊皮棉拖鞋。我捧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果子酒暖手。我们三个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一起读着关于女孩、鲜花、小狗还有小伙伴的睡前故事。

　　格雷斯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咯咯地笑。

　　劳伦一天忙下来声音有些沙哑，听上去却平静而舒缓，我抱着格雷斯，比平时抱得更紧了。

　　格雷斯去睡觉了，劳伦悠闲地沉浸在台球游戏中——要是我们有些桌子、椅子，而不是这张锦标赛规格的台球桌——这间房本该是用作餐厅的。然后我走下楼，到地下室开始做室内山地车运动。我很快热完身，可能太快了点，因为不一会儿我就达到了想要的速度。

　　我在想，要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到我的诊所来要求接受心理咨询，我会怎么办？

　　马洛里很可能对汉娜说过这事“很重要”或类似的什么话。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心理医生，没有谁会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说明这事有可能跟虐待儿童有关。而且一个孩子要报告这类事，那么成人，特别是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就有责任仔细倾听。

　　我还在想，大约十年前汉娜应该在候诊室里遇到过一个小女孩，现在看着眼前这个站在她办公室里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她会想起她吗？马洛里的话有没有让她想到些什么呢？

　　还记得我吗？我是马洛里。

　　我尽量设身处地地去考虑问题。我会在十年后记起这个孩子吗？或者更进一步，我还会认出这个孩子吗？

　　我想不会。米勒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而且孩子长得快，有时才几年，我朋友的孩子就会长得变了个人似的，让你认不出来。阿德里安娜的儿子乔纳斯去年一年就完全变了个样。萨姆的儿子西蒙甚至在几星期内，就从一个小毛孩长成大孩子了。

　　即便汉娜没有忘记那个小女孩，这段记忆对她也没什么帮助。她不可能知道玛丽·布莱克给雷切尔·米勒做诊疗的事。

　　可是为什么马洛里提到她父亲时那么含糊其词？

　　最让我困扰的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坚持要做心理咨询，却又对她家里的事闪烁其词？

　　我做了几个有关诊疗的较有把握的假设。

　　汉娜可能直截了当地问马洛里家里有没有人吸毒特别是酗酒。但她没跟黛安娜提到过这些，显然那就是说，如果她问了这个问题，马洛里的回答令她很满意。

　　如果马洛里说出她母亲有精神病史，我猜汉娜会直接或间接设计一些测试，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遗传了她母亲的精神病。如果是这样，那马洛里通过测试了吗？

　　我不知道。可能吧。未知数太多了。

　　劳伦在台球桌上传来忽重忽轻的撞击声，我听了会儿那声音，又把注意力重新放到自行车上。我提醒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无端的猜测。

　　马洛里说过她爸爸“将会怎样怎样”。

　　那他到底会怎样呢？

　　这跟马洛里对假期产生忧虑有关吗？

　　还有，为什么马洛里要选择在那天去找汉娜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连还过得去的答案都想不出，更别说什么妙解了。

　　16

　　科罗拉多人最受不了灰蒙蒙的天。

　　别的天气都可以忍受，惟独灰蒙蒙的天，让人受不了。

　　科罗拉多位于北美大平原，靠近落基山脉弗兰特岭，属内陆沙漠性气候，每年的六七月份酷热难当。当地人对此却几乎毫无怨言。他们自我安慰说虽然室外的温度高达华氏103度，但毕竟只是干热。

　　也许你会问他们怎么受得了那十年一次的暴风雪，那气温连续零下的寒冬，还有那凛冽的寒风？其实这些都没什么，谁让这儿是地球上最适合滑雪的地方呢？

　　也许你还会问，那么每年一二月份从山间刮来的风速高达每小时一百英里的奇努克风此处指冬春两季从落基山脉东坡吹下的干燥的西风或北风。呢？嘿，弓着身子走就行了呗，不就一点儿风吗？

　　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冰雹呢？夏天的狂风暴雨呢？这是沙漠地带，需要湿气。

　　要是见不到阳光呢？

　　如果连着两天都是阴霾的天气，人们就开始抱怨了，每个人都会变得急躁不安。交警不再指挥交通了，人们对狗也变得凶巴巴的。要是第三天还是阴天，甚至——但愿不会这样——第四天天空的颜色还是像水泥似的，那么差不多所有的人，特别是当地的居民，就会问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般惩罚。有些人如果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甚至会偷偷看看自己的身份证，心想难道自己是被发配到像西雅图、克利夫兰或是布法罗那些终日不见阳光的地方了。

　　其实也不能说这儿终日阳光普照，但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旅游局的人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一年之中至少三百天是晴天，阳光比圣地亚哥和迈阿密还要充足。我不清楚这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我能肯定：在科罗拉多，每天早晨醒来我都有理由相信这天的日照时间会足够长。

　　只要哪天是阴天，就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如果连着两天都是，那和一场小灾难没什么两样了。

　　要是超过两天，那就得引起警惕了。

　　那天傍晚，我跟黛安娜在商业区边走边谈米勒一家的秘密，太阳落山了，然后那星期里——那是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一星期，也是马洛里失踪后的一星期——后来的几天在气象意义上是寒冷的。星期四，天空阴沉沉的，还飘起了雪花。星期五的天气把人们都给玩弄了一番——云朵移动得很快，太阳的轮廓时隐时现，那温暖的阳光还没来得及触及地面就已消失殆尽，人们别想在地上找到一点点太阳的影子。星期六，雪花断断续续地飘了一整天，寒风从怀俄明一路呼啸而来，傍晚时分下起了鹅毛大雪，篱笆那儿开始有积雪，那些胆敢直面北方的矮墙就像长在了雪里。

　　这一切看来，就好像太阳从我们这儿消失了——也许是永远消失了。

　　一大帮记者在博尔德外面扎了营，他们仍在等待，或者说是在期待有谁在博尔德的某个地下室里找到一具被绞死的尸体，但愿不是这样。

　　马洛里·米勒还是没找到。

　　我被拖进她失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每个人火气都不小。

　　每个人，但萨姆·珀迪除外。

　　萨姆是有理由暴躁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朋友，他脾气一直很坏。他的经历也算坎坷。他刚刚度完假，这是他重做单身男人后的第一个假期。前不久，他刚庆祝自己成功熬过了心脏病突发后的第一年——他告诉我，心脏那玩意儿换了个方式跳——另外，他总算连续十二个多月没有长出新的胆结石。

　　他还在学着如何独自照顾他儿子西蒙。

　　由于马洛里·米勒的事，他现在又不得不加班加点，接手这个节日里最引人注目的案子。这事也不是非他插手不可，肯定不是非他不可，毕竟他只是众多侦探中的一个。

　　但是萨姆心情不错。与他在明尼苏达艾恩岭曾是明尼苏达州最大的高级铁矿出产区，虽一度没落，但开采及提炼含铁度较低的角岩已成为目前重要产业。的家里所遭受的一切比起来，博尔德阴霾的天气根本算不了什么。说到身体健康？他对此已经看得很透了，感觉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合理饮食和体育锻炼——好控制病情。婚姻呢？除了些小摩擦，对于离婚这件事，他跟谢丽都很平心静气。他的收入够开销吗？当然不够——萨姆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住在该死的博尔德，钱怎么会够用呢？”萨姆的儿子西蒙？他是个好孩子。虽然父母的不和使他不得不承受一些痛苦，但是萨姆有信心他能挺过去。

　　我也这么看。

　　马洛里·米勒的案子？从一开始，萨姆就认为孩子是自己跑了，他已经把“帐篷”搭在了“别太毛躁，她自己跑了”的“营地”里。但他是个称职的警察，除非上司跟他讲了，否则他打算彻查此案，就好像孩子真的被某个神秘的入侵者绑架了一样。

　　我了解萨姆的私生活。我知道萨姆工作如此努力不是因为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他对待生活积极向上则是因为一个女孩。

　　其实是一个女人。她叫卡门·雷诺索。她是个警察，侦探，十分出类拔萃，住在加利福尼亚拉克纳海滨警察局附近，她跟萨姆正在恋爱中。他们是一年多以前一起调查一宗连环杀人案时相识的。

　　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和我也有关，我乐意把自己想成是他们的介绍人。

　　萨姆和西蒙有机票，或者说是航空公司的电子机票，反正他们会飞到约翰·维恩国际机场去和卡门还有她的女儿杰西一起过新年。杰西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她答应会带西蒙去迪士尼乐园玩。

　　在萨姆的世界里，不管灰蒙蒙的天还是碧蓝蓝的天，同样让人感觉凉爽。

　　年底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我在博尔德高速公路旁一个新建的溜冰场里和萨姆见了面，天灰蒙蒙的，西蒙所在的小队在打比赛。西蒙跟他爸爸不同，打的是后卫，比赛结束后他在一个队友的家里过夜，我和萨姆则出去找了个地方喝了点酒。我们很久没一起出去了。

　　也许那些贴在溜冰场大门上的海报本应该引起我的警觉，但跟博尔德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了。海报主要有两种。都是标准的8.5×11大小的。鲜黄色的纸上写着醒目的“失踪！”字样，还印有马洛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她正从蹦床上跳起，下面是简短的特征描述。另一张是白色的复印纸，附有一张彩色照片，是学校的摄影师所拍的众多学生照中的一张。大大的粗体字写的是“你见过她吗？”

　　没有，回答很简单。

　　我没见过她。但是马洛里失踪才短短几天，我看到她的海报就已不下几千张。志愿者们把博尔德所有垂直的平面都贴满了，有些水平面上也贴得满满的，黄的，白的，更多的是黄白都有。

　　整个博尔德都成了马洛里的世界。

　　黄白交织的马洛里的棋盘。

　　我对海报本身熟视无睹，但海报上的信息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失踪！”和“你见过她吗？”就像恐怖电视连续剧下面的字幕一样萦绕在我脑海中，像烦人的电话铃声一样在耳边盘旋，挥之不去。

　　马洛里的两张照片——一张微笑，很满意的样子，另一张则很淘气——这些照片给我的感觉比那些大字标题更为微妙。她的照片在我的前意识里徘徊，让我噩梦不断，因为我也是个父亲。我不止一次从梦中惊醒，感到害怕与无助，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我——出事的差点就是我女儿。

　　萨姆去年一年瘦了很多——我估计足足有三十多磅——但脸还是胖乎乎的。他变瘦主要是由于药物的原因。几年来，他有过轻度的心脏病、肾结石和胆结石。他现在为了跟病魔作斗争，调整了饮食。

　　他发誓戒掉炸面包圈、熏咸肉和麦片粥，去年一年他都没怎么吃汉堡包和炸薯条。他学着自己烧菜做饭，还要我陪他一起跑步，好参加春末的博尔德长跑比赛，跑完他的第一个一万米。

　　虽然他从没向我承认过，但我知道，他想在各方面完善自己，除了为锻炼好身体以外，他最近先是分居，后又离婚，后来又在加利福尼亚找了个新女友，这些都是主要原因。萨姆成熟稳重，是个办事认真的好警察，也是个称职的父亲。但他还想做个体育爱好者，因为这样，他就能找到女朋友了。

　　那晚之前，我从没见萨姆观看他儿子参加任何体育竞技比赛，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没什么意思，尤其是曲棍球比赛。萨姆有一点蛮横——据我看，有能力的警察都有点蛮横，因为他们必须这样。此外，萨姆还有明尼苏达人生来的傲慢，因为他们自称比任何当地的——他们指的是美国人——裁判都要精通曲棍球，这些裁判最多也只不过是在科罗拉多的某个大仓房里系上冰鞋，穿上外套而已。萨姆声称加拿大人有打曲棍球的禀赋。

　　我怕他那臭脾气迟早会惹事，而且我担心再这么下去，萨姆就会成为那种爱给年轻人热衷的体育运动冠以某个老掉牙的名字的家长了。如果是这样，我会不好意思跟他坐在一起，随时换到离他尽可能远的座位去。

　　萨姆总能让我明白是我错了。他在场边大声叫出的每句话都充满了鼓励。他知道西蒙每个队友的名字，并且对他们的击球及传球毫不吝啬地给予喝彩，特别是对他们的站位及防卫更是大加肯定。他甚至还鼓励对方的球员。

　　他还两次朝裁判叫好：“嘿，吹得好！”

　　中场休息时我问他：“你是不是忙着查案都忙疯了？”

　　“没有啊，”他说。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如果那种事能拿我怎么样，那我早在你办公室里上吊自尽了。”他说这话时，自己也笑了；萨姆对心理诊疗没什么好感。然后他压低声音，把大脑袋瓜朝我凑近了些。“还有人认为有谁把她带走了，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她是个有问题的孩子，艾伦。孩子自己跑了，就这么简单。可那些媒体，还有，你知道的——之前发生在另一个小女孩身上的事——使他们在这个案子上花了过多的人力物力，非得找出那个藏在背后的入侵者，他们记下了所有的一切证明自己是对的。可是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表明她自己跑了。

　　“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离家出走了？真叫人难过。特别是在圣诞节发生这种事。但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这次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城镇、错误的街区和错误的环境之中，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这家人的悲剧上演。但仅此而已：这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我担心她跑掉以后会不会出事；这种想法让我失眠。她会不会掉到阴沟里去？会不会被谁撇在某条高速公路路边？或者落到哪个流氓手里？我想，要是我知道她出了什么事，肯定会伤心不已。想问我的建议吗？随它去吧。”

　　可能他是对的。但黛安娜告诉我汉娜·格兰特曾为马洛里做过心理诊疗的事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我没法就这么“随它去”。

　　“那么邻居克兰德尔一家看到的那个人怎么解释？那个下雪前在小区里闲逛的家伙？”

　　萨姆做了个鬼脸。“如果这些人真那么热心，为什么他们不在看到那人时就打电话给我们？可能那人只是在圣诞节大餐后出来散散步。也有可能他的孩子在挨家挨户地唱圣诞歌，他只是出来看着他们。你知道出了这种事后，人们都自以为知道一切。”

　　“那血迹呢？”我问。

　　萨姆斜着眼睛看着我，似乎这个问题让他吃了一惊。“西蒙去年夏天在后门那儿擦破了脚后跟。我的天，竟然流了血。他单脚跳着，到处找我要我为他包扎，等到他找到我时，房里已经到处是血了。我到现在还没把血迹擦干净呢。我不是个好管家，我也决不愿让那些家伙到我家检查这些血迹。米勒家里有些血迹，但这不能说明他家发生什么大案了。嘿，我打赌要是我带些发光氨一种化学制品，只要与血液接触，即使是数年前的血迹也会发出蓝绿色光芒。去你家的话，我肯定也会把你家弄得亮堂起来。”

　　“那么，那些雪又是怎么回事？”

　　17

　　雪。

　　上星期六是圣诞节。那天晴空万里，很冷，但是华氏二十四五度的温度在冬天还算是高的。很快，冷空气来了。傍晚7点左右，雪花飘了下来。一开始，雪就这么下着，地上积了三英尺厚，9:30左右风向转了，雪停了一个小时，接着又一刻不停地下着，地上的雪越积越厚，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停。

　　“就这些问题？这不像你嘛，”萨姆说。“难道你没事时，还帮《询问者》做特约记者？”

　　“我其实一直都想回避。”

　　“不幸，你已经陷进去了。”

　　“我想不通那些雪是怎么回事，你解释给我听听。”

　　“我也不明白。”萨姆承认。

　　马洛里肚子疼，比尔和里斯·米勒就留她在家两个人去赴约，那时差不多是6:30，雪还没开始下。马洛里家的电话录音显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她打过电话给她的几个朋友，都是女孩子，也接过几通电话。第一个打出去的电话是在6:39。最后一个打进来的是在8:50，是她爸爸打来的，问她在家里怎么样，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比尔·米勒说他女儿接了电话，并在电话里说她很好。她已经把第二天滑雪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正抱着个热水袋看她那天早晨借来的DVD。

　　“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问萨姆。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我也想不明白。每件案子里面我都会有些地方想不明白。常常这样。”

　　“为什么她的脚印不见了？”

　　“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不知道。”他把一粒花生米弹进嘴里，指着冰说。“你猜，像这种地方，从哪儿搞来钱买那样一部磨冰机？”

　　那部赞伯尼磨冰机时不时被用来修整冰面，却仍然很新，闪闪发亮。它的表面被漆成了绿色，跟查特酒似的，让我很不舒服。车身上面有很多商标，比美国汽车比赛协会车子上的商标还要多。

　　“不知道。”我说。

　　“我退休后，就想在这种地方开开赞伯尼磨冰机。不要报酬，只是为了好玩，也为了孩子们。你会开赞伯尼磨冰机吗？知道怎么启动吗？”

　　我承认说不知道。

　　萨姆会开。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赞伯尼的历史，就好像他是跟赞伯尼先生的女儿一同长大，经历了整件事似的。我听了很吃惊，倒不是因为赞伯尼的故事，而是我没想到萨姆知道的还挺多。其实萨姆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向了解得不少。你要想在这方面跟他比试，输定了。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琐碎的小事？”他讲完赞伯尼的故事后我问他。

　　“我记性好。所以我能做个好警察。而且我不觉得这些是琐碎的小事。”

　　“不是吗？”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不是经常派得上用场，但算不上是琐碎的小事。”

　　“你的意思是知道第一部赞伯尼磨冰机是由一辆旧军用吉普改造而来的，有时还挺重要的？”

　　“是啊。你说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所有这些都是知识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些就派上了用场。得以防万一。”

　　雪地上没留下脚印的事也一样，我想。

　　米勒家住在第十二大街的东面，面向几个街区外高耸的山脉。在博尔德的西部，落基山脉有多陡峭？这么说吧，在马路这边你还在平缓的小丘上，而到另一边你就已经在山坡上了。

　　但那是博尔德西部的情况。在博尔德山谷的那个地方，“向东走”的意思就是下山。向东走一个街区，从他们家朝北走几户人家，新搬过来一家人。米勒一家不认识他们。那是哈特一家，他们春天里搬进了这栋都铎式的房子，两个月不到，他们就已经整理完毕，开始为圣诞节做装饰了——他们用彩灯把房子的正面及整个前院装饰得缤纷华丽。

　　全家人在面对媒体时都喜欢也的确是常常把灯叫做“点”。那些灯的数量足足有五位数。六幅主要的灯饰画从三英尺到九英尺高不等，其中三幅描绘的是《圣经》故事。另外还有十一幅会变换图案的灯饰画，覆盖了整栋房屋，一直延伸到屋外的树上，上面描绘着弯着腰的小精灵，闪烁的星星，向前迈步的小毛驴，还有正在飞翔的麋鹿。一个有早期人格紊乱症又充满事业心的记者竟然在屋顶不同的地方找出了一百一十六个不同的圣诞老人。在房屋中央山墙一侧的一大块屋顶上，还有一排巨大的拱形红色霓虹灯，向整个街区宣布这是“圣诞节的哈特”。

　　的确不同凡响。

　　那些喜欢到处看看别人怎么做圣诞节装饰的人们肯定会对哈特一家赞不绝口。第十三大街上的车辆常会在哈特家门口排起长队，哈特的邻居，哈特邻居的邻居，对此就不太满意了。

　　博尔德毕竟是博尔德，争论成了一种娱乐活动。人们开始抱怨说这是光污染，把那么多的电能用于如此华而不实、稍纵即逝的东西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同时当地的一家报纸《照相机日报》刊登了一系列的相关信件，第一封把哈特家的华丽装饰比作基督的陈设，而余下的信件则很有预见性地贬低了那些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的人的审美观。

　　“可是，”我问萨姆，“你觉得这些报道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想法吗？”

　　“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萨姆说。“我觉得报道还算真实。我对福克斯新闻没有太多异议。好吧好吧，那样说不是很正确。还是这么说吧，我对福克斯新闻里就米勒所在那个小区在圣诞夜那几分钟发生的事所做的报道没有太多异议。”

　　“然后呢？”我问。“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雪啊。”

　　“不明白。”

　　“你不明白？”

　　他笑了。当然不是冲着我笑的。他这么笑就好像是在取笑我的诧异。“就这样？你也无法解释吗？”

　　他无法解释的是福克斯新闻的直升机在圣诞夜拍下的那一系列镜头。那是九点晚间新闻直播镜头——当晚新闻里还宣布了福克斯城市最佳圣诞装饰房屋的三位得主。哈特一家得了三等奖，他们对此肯定大失所望，但在那晚的新闻里他们是第一个出现的。记录显示那晚直升机是在9:16起飞开始拍摄的。有些观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最终评选结果，只好一直锁定新闻播报，因为直升机得穿过整个城区一直飞到奥罗拉才会拍下大奖得主的镜头。

　　“雪那时差不多停了，对吗？7:00左右？”我问。

　　“在我家那儿是这样的。”

　　“电话录音显示马洛里8:50还在家？”这则消息在这星期前几天时媒体已经报道了。当地一家附属电视台报道了这则消息，好像这消息重要得像有关什么抗癌新药似的。

　　萨姆还没来得及回答，孩子们就已经上了溜冰场为下半场比赛做热身准备。“为了便于讨论，好，咱们就当马洛里在8:50时的确用过电话。”萨姆说。“比赛时我不想再谈这事了，所以抓紧。我对这个已没兴趣了。”

　　直升机拍完哈特家的照片后，又倾斜着朝整个小区拍了大约三秒钟——福克斯显示是2.8614秒，他们说多久就多久——第十二大街上米勒家光秃秃的房子也被拍了进去。马洛里失踪两天后，一个精明的福克斯制片人突然想到在圣诞夜拍的那个片子里可能会有些线索。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浩大的闪电战，宣称自己拥有“对马洛里·米勒一案至关重要的最新消息。星期二独家报道。锁定九点福克斯新闻”。

　　“米勒先生和里斯是在9:20左右到家的，对吗？”

　　“有点出入。”

　　“差不了多少。”

　　“差不多。”

　　“那时马洛里已经不见了。”

　　“对。但这只是我们的想法。人们忘了一个小细节：事实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有人去找她的。她在时间上有优势。”

　　“你觉得她9:20还在家里？”

　　“不是，她已经走了。但我乐意跟你争论一番，挺有意思的。”

　　福克斯对圣诞夜拍的东西进行了数码处理，拍到的米勒家的画面经处理后呈颗粒状，底色有些偏暗，但是录像很清楚，福克斯就此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根据福克斯的录像来看，米勒家周围的雪地上没有脚印。人行道、街道、院子里都没有脚印。从街道到车库也没有车辆驶过的痕迹。”我等着他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却什么都没说。于是，我又问：“屋里的灯亮着，对吧？两层楼都亮着。”

　　“那又怎么样呢？哪个孩子会记得关灯呢？”

　　“那时是9:16？”

　　铃声响了。萨姆说：“其实是9:18，不过干吗要为这斤斤计较呢？我们是朋友嘛。”他指着脚下新磨好的冰层。“比赛开始了。”

　　“那么你是说马洛里正好在9:18和9:20之

　　间跑了出去？”

　　萨姆和善地冲我笑笑说：“也许她就在看福克斯新闻里关于圣诞节的报道，然后算好时间跑出去迷惑直升机。听说她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做了个鬼脸，以示对他这番话的不满。

　　他用膝盖轻轻地顶了顶我。“嘿，艾伦，关于你从别处听到的那些事，直到现在，我只是同意你对那些事的看法。其中也许有些是对的，也许有些不对。你应当了解，即使这些想法不包括那些因为我的警察身份才得知的东西，我也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但除此之外，你又了解些什么呢？不管是自己跑了也好，被绑架了也好，其实是一回事。你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不管怎样，没有脚印留下都是反常的。孩子跑掉却没有脚印。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局部气候不同？我猜不出。哦，好像西蒙要打下半场了。咱们为他们加加油。”

　　西蒙的确上场了，在左侧。两队人马传球时都不如上半场利索了。我正想问问萨姆孩子们会不会不适应赞伯尼磨冰机刚磨好的冰面，他先开口说话了。

　　“里斯·米勒是个曲棍球运动员，你知道吗？我看他打过几场比赛，打得不错。”

　　报纸上从没报道过马洛里这个弟弟的兴趣爱好。然后，我又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不过问到这件案子的其他小道消息。“我不知道。”

　　“他最近有些麻烦。”

　　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好让萨姆注意到我在看他。“你怎么会知道？因为你是个警察，还是因为你是个父亲？”

　　“因为我是个父亲。”

　　“他有什么麻烦？”

　　“我的天，你今晚真是多管闲事。你没听说他爸爸把他送出城，直到这件事结束才会把他接回来吗？”

　　“去别人家？”我问，我的确没听说。

　　“我不应该说的，但确实是这样，”萨姆说。“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这么做。这种时候好像最希望跟孩子在一起了。”我刚想张嘴表示同意，萨姆已经开口结束了谈话。“让我们看比赛吧。”

　　18

　　离新年还有两天，我为鲍勃增加了一次诊疗，那天他走进来时，手中提着一台立体声唱机。

　　马洛里·米勒失踪有五天了。

　　我为鲍勃做诊疗差不多有上百次了，他从来没提过立体声唱机或之类的东西进来。他没说话，只是狡黠一笑，这么一笑，他本来短小的下巴几乎就看不见了。他把立体声唱机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按下了播放键。一开始，我没听出他放的是什么——最近几年我都没怎么听男子乐团的歌——但我很快听出这是德尔·香农的名曲《逃跑》曾于1961年连续四周登上排行榜榜首。，磁带已经很旧了。

　　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鲍勃对歌曲的品位实在不敢恭维，《逃跑》这一经典之作的翻唱早已泛滥，而且这个男子乐队还着实缺了点阳刚之气。我努力扮演好听众的角色，心里纳闷为什么这次诊疗需要音乐伴奏——而且就算需要音乐，就算非这首不可——为什么不选德尔·香农近乎完美的原唱，而非得听质量那么差的翻录。鲍勃好像一步步都计划好似的，突然又关闭了声道，唱起了卡拉OK。他的嗓音糟糕透了，听上去就像女高音中混杂着什么。原本我办公室里的气氛融洽，他这么一唱，一下子令人毛骨悚然。

　　歌词本应是：我想知道，我想，想，想，想，想知道。但鲍勃唱的是后面那句：为什么/为，为，为，为什么她要逃走/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我的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他伸出手按下停止键。

　　我在想该不该鼓掌。

　　看来不用。鲍勃又清唱了这么一句，自始至终一个调子地重复那段：“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

　　我该为他起个调的。

　　我确信他唱完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鲍勃坐了下来，歇了一分钟后，他说，“我在写些跟这有关的东西。”

　　“是吗？”我问，试图掩饰自己对于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切的惊讶。难道鲍勃在写歌？

　　“真的。”

　　鲍勃常玩棋盘游戏，他最喜欢的是拼字游戏，他常说自己象棋下得很好，这点我并不怀疑。我还知道他曾开着卡马罗，专程赶到内华达劳克林的一家赌场参加强手棋由两至八人玩的投骰子棋盘游戏。比赛。在鲍勃眼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是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大家井然有序，即便产生争执，也可以通过参考什么什么指南来协商解决。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为人处世都不按什么游戏规则，也没什么指南可供参考。现实中，鲍勃常常因为别人的行为举止而感到很沮丧。

　　按照鲍勃以游戏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他显然也把这种处世哲学用于谈话中——现在轮到我说话了。他那声沉闷的“真的”就是他所说的全部，这也意味着又该是我讲话了。看着摆在我们中间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又想到他在写东西，我觉得现在再提人际交流的实际限定因素这一话题实在不合适，这个话题虽然关键，但已是老生常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写什么呢？”

　　“写一个故事。我想会是一本小说。还不知道。”

　　又轮到我说话了。“你写的是有关……什么的？”

　　我当然是知道的。我希望我弄错了，但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关于那个失踪小女孩的事。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这个，但后来很多都是我编的。”

　　“你知道些什么？”我问，尽量掩饰我的怀疑。

　　“我知道一些没有报道过的情况。我想我该把这篇小说命名为《逃跑的孩子》。”

　　又是那首歌。

　　“小女孩”指的是马洛里，没错？现在使鲍勃着迷的就是她，没错？一定就是她了。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在心理诊疗上，“假设”好比白蚁，任何建立在假设上的判断都迟早会因为这些白蚁而坍塌。我现在至少得先消灭一只白蚁，我说，“你指的是马洛里·米勒？你知道她的事？”

　　“对啊。”他上身向前探去，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在前，十指交叉。

　　鲍勃的这一举动让我很吃惊。为什么？为了跟我靠近些？他可从来不会“靠近”的呀。人格分裂患者是不愿与他人靠近的，就像害怕蜘蛛的人躲避蜘蛛一样。起先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打开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再唱一首歌。

　　但他没碰那玩意儿。这么做另有原因。

　　我猛然想起又轮到我说话了。“哇唔。”我不知该说什么。

　　看到我赶上了对话的进程，鲍勃赞同地点了点头。“写她在想些什么之类的东西。谁也不了解。”

　　他说完这些我就知道，他身子往前探是为了告诉我他的秘密。这应该是诊疗过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我开始觉得可能是鲍勃克服了重重困难，病情正在逐渐好转，但很快，我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要是他能说些别的该有多好——性、小偷小摸、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噩梦。什么都行。

　　只要别说马洛里。

　　鲍勃有很多缺点。有些是因为他的病，有些则很难解释。他很冷淡，很暴躁，很偏执。我觉得他是个疑心很重的顽固佬。有机蔬菜都要比他更富有同情心。他的缺点还有很多很多。但通过两年的诊疗，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任何人少，在我看来，鲍勃至少是个诚实的人。

　　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鲍勃的确是在马洛里失踪的事上知道些别的什么，至少对她在失踪前脑子里想过什么有些了解。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鲍勃自以为知道些什么。

　　但是他有可能那么糊涂吗？人格分裂并不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啊。虽然人格分裂的症状可能会表现为特异思考，但是仅仅丧失联系事物的能力并不会导致丧失正常思考的能力呀。然而我也提醒自己，这并不排除人格分裂会导致严重的思维紊乱的可能。

　　鲍勃有可能正表现出代偿失调的初始症状，我强迫自己接受这点。这种事情放到平时根本没什么。至少出了诊疗室，不管怎么处理都不会有问题。但那时呢？那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一切话题的主角，马洛里，还没找到，而且……我发现自己不知该怎么把话说完，又突然意识到又该我说话了，我问：“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显然不是顺着我的思路来回答的。“我为我的卡马罗租了个车库。我跟你提起过。所以，它到现在还是那么漂亮。”

　　“是的，我们说起过车库的事，”我压抑住怒火。

　　“车库就在马洛里·米勒家隔壁。”

　　他又停顿了很久，时间足够让我反应过来，又该轮到我说了。我对他的话饶有兴趣，但我还是想隐藏我的意图，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比方说，“是吗？那么巧？”但鲍勃好像还没说完——他是个犹豫不决的棋手，落了棋，却迟迟不肯把手拿开。

　　他说：“瞧，我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们说‘知道什么就写什么’。我是知道一点的，至少有一点。”他扮了个鬼脸。我还没来得及问问他为什么要扮鬼脸，他又说话了，“但我不想上电视。”

　　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先前的问题——“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但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任凭我怎么努力，鲍勃接下来对马洛里的事就是只字不提。直觉告诉我，要是再隔一个长长的周末，他就更提不起兴趣来聊这个小女孩的事了。我说：“我们明天接着聊吧。”

　　“啊？”

　　“这事很重要。你明天还能过来做次诊疗吗？”

　　“因为她？”

　　“因为这主意听上去不错。我觉得。”我心里默默地想：一星期之内为一个人格分裂患者做三次诊疗实在是个荒谬的临床策略。

　　“我付不起钱的。”

　　“这个我会想办法解决。”

　　他没有表示同意；他默认了。

　　和开始时提台立体声唱机进来相比，他离开时要正常得多了。这次，他又像前几次一样请求我允许他从办公室后面的落地窗直接走出去。其实，他也可以先走到我跟黛安娜合用的那个厅，然后穿过候诊室出去，但这样就有可能碰到别人，而大多数情况下，鲍勃是不愿意这样的。我当然同意，然后他一把抓起东西走了出去，没说“谢谢”，没说“再见”，也没说“明天见”。

　　我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穿过这栋老房子的后院，从南面的破篱笆艰难地侧身出去，消失在远处坎宁大道的人行道上。

　　看着他慢慢走远，我这才感到奇怪，刚才讲到马洛里和他知道的事时，自己干吗要那样逼他。可如果我是个赌鬼，刚才我一定会下注打赌鲍勃所谓知道马洛里的事只是幻觉而已。

　　想到这儿，我感到很难过。但不管怎么样，很快我就会知道更多了。

　　第二天为鲍勃·布兰特做的将是那一年我做的最后一次诊疗。

　　19

　　黛安娜知道的不少。

　　“你那位人格分裂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黛安娜问我。那时，我俩正利用短暂的诊疗空隙时间一起冲向我们办公楼仅有的一间洗手间。

　　我从没跟黛安娜讲过鲍勃患有人格分裂症。但她是个机敏的诊断医师，而且她去候诊室接她的病人时，跟鲍勃有过一两次颇为尴尬的接触，由此她根据《心理疾病之诊断与统计手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装出不太情愿回答她问题的样子。“对，上一个来接受诊疗的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还放了首歌。隔着墙你也能听见吗？”

　　我放慢脚步，好让黛安娜能先走进我们那个不大的厨房。可她冲进隔壁的洗手间时，都没停下来谢我一声。

　　“什么歌？”她在里面问。

　　黛安娜就是想聊聊天。她其实对放什么歌并不感兴趣。看到她心情好些了，我也很高兴。自从汉娜死后，她很少开心过。

　　“《逃跑》。”

　　“德尔·香农的歌？”

　　“不是，是一个男子乐队翻唱的。”

　　“拜托。哪一个啊？”

　　我很吃惊，她还在用“拜托”这个词。“我哪会知道？我也就偶尔听听拉菲儿童歌曲创作歌手，歌曲风格极为广泛，在儿童歌曲界享有盛誉。和摇摆家族澳洲四人乐队。四成员分别身穿黄红蓝紫四色服装，以演唱欢快的儿童歌曲而深受儿童和家长的喜爱。的歌罢了。”

　　“你很快就会开始听男子乐队，而且比你料想的要快，那时你会怀念你听拉菲的日子。跟马洛里有关吗？他放歌与马洛里有关吗？”

　　里头传出冲马桶的声音。黛安娜那么强的联想天赋让我心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水流迅速流过洗脸盆排水口的声音。门终于开了。

　　“因为我是心理学——家，”她说，就好像这能够解释她不凡的洞察力似的。

　　“什么？”

　　“没什么。他会不会得了艾斯伯格综合征？你的病人？那个唱机先生。”

　　黛安娜的洞察力又让我吃了一惊。还好，我有心理准备。“单纯地从社交角度来看，有这个可能。但是他的症状正符合人格分裂症的特点。”

　　“你知道，这个现在正流行，诊断性艾斯伯格综合征。人格分裂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啦。”

　　“是啊。”我从她旁边挤进洗手间。谈论对鲍勃的诊断时，我总感觉不自在，而且，我快憋不住了。

　　“要咖啡吗？”她问。

　　“不用，谢谢，”我在门后一边乱摸拉链，一边大叫。那时要是再想到来点其他什么液体，特别像利尿剂那种，可真是自虐。

　　黛安娜说：“警方还没确认汉娜为马洛里做诊疗的消息。但我觉得他们会知道的。”

　　“都过了那么久了，我觉得他们不会知道了。”上完洗手间，我感到浑身轻松，真是太舒服了。大声说话都好像会破坏了这种享受。

　　“你觉得她是自己跑掉的吗？”黛安娜问。

　　“是的。”

　　“我从汉娜那儿知道的事也应该让别人知道。”

　　我走到一边去洗手，没有回答。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如果这件事能让别人知道当然好，可是你不能说。”

　　“太多人自以为了解那家的情况。媒体、警察，可能还有马洛里的父亲。而事实是很多人都掌握一点点情况，但没人互相通气。也就没人了解事情的全部。”

　　我一边擦干手，一边考虑她的话。我得承认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虽然我可以说，换成其他任何家庭，任何情况，这番话都是对的，但米勒家是个特例。尽管法律及媒体对他们的私生活强加干涉，但还没人知道米勒一家在圣诞夜之前究竟做了什么。

　　“我在想，”黛安娜说。“玛丽·布莱克会不会找我谈话？”

　　我打开门。“谈什么？”

　　黛安娜半个屁股坐在厨房的桌上。她捧着一大杯咖啡小口抿着。“米勒太太，马洛里的妈妈。”

　　“当然不会。为什么要谈她？”

　　她没理会我的问题。“那她会找你谈话吗？是你把米勒太太介绍给她的。”

　　“我把她介绍过去后，就再没看过她的心理健康记录。”我从黛安娜身边挤过，在我们的小冰箱里找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你想通过跟玛丽谈话了解些什么呢？”

　　“我不能跟她父亲谈。所以得想个办法把一切都串起来。”

　　“‘一切’指的是米勒家的情况？”

　　“对。”

　　她回答得那么简单就好像还没说完。我猜她藏在心里的另一半话应该是有关汉娜的死以及不断的悲伤，因为那些警察——尤其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混蛋，贾里斯·斯洛克姆——没

　　有尽全力找出杀死汉娜的凶手而悲伤不已。

　　黛安娜依旧坚信汉娜是被人杀害的，凶手就在某个地方。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认为现在跟我一起去找出凶手是不明智的。我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她，所以就静静地想了想这几年我处理的一些棘手的案子，希望从中可以找出“把一切串起来”的方法。

　　但我能想到的只是怎样不重犯以前的错误；我一个好主意都没有想出来。我说：“有时根本就没有把一切都串起来的方法，黛安娜。有时我们忙乎一阵后，才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别人早就知道了。这都很正常。”

　　她的回答？“这咖啡不新鲜。你什么时候泡的？”

　　“午饭前。”

　　她把咖啡倒进了下水道。“我知道会有人来找我谈话，让我填些表格。”

　　“谁？”我知道我又要大吃一惊了。

　　她在柜子里乱翻一通，拿出一卷薄荷口味的米兰诺饼干。“我还没去成拉斯韦加斯呢。”

　　我纳闷饼干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心想早上我怎么就没找着，但很快我意识到她可能不是在开玩笑。“黛安娜，你不会吧。”

　　“不会？看着吧。这儿冬天那么冷，你不会没注意到吧。那边很暖和。那边的双骰子赌博游戏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不想去吗？”

　　她走出厨房，穿过大厅朝她的办公室走去。

　　我把头探出门。“你在开玩笑吧？快告诉我你在开玩笑。”

　　她转向候诊室去接她的下一个病人时，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回答。她回头大声说：“从记录来看，我也觉得他是人格分裂。艾斯伯格综合征，我的……”她又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结束。

　　20

　　新年前一天的下午又多加了一次诊疗，但这次鲍勃没带立体声唱机来。

　　我一点也不吃惊。事实上，我倒有些希望他会表现得很平常，就像根本没跟我聊过马洛里的事一样。

　　鲍勃把他背上那只老式的诺斯菲斯牌的皮底背包搁在地上，在我对面重重地坐下。他一年到头都穿着那种蓝色，领口处有纽扣的牛津布衬衫，外面再罩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羊毛衬里的粗斜纹棉夹克衫。他懒得把外套脱掉。鲍勃有两件夹克衫。这件有羊毛衬里的是冬天穿的，另一件没衬里的则是春秋两季的。

　　他没跟我打招呼。从我到候诊室把他接进办公室起，他就没往我这儿扫过一眼。他看上去疲惫不堪，神情恍惚。我不由地想，为这么一个总是尽力与他人保持距离的精神病患者再进行一次诊疗是否明智。

　　我说：“你好啊，鲍勃。”

　　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左肩，直愣愣地定在了我身后那堵墙上。我真想转过身，看看到底是什么那么吸引他。但我知道那儿除了油漆，什么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查一下我最近一百个病人的家族史，你会发现不少人的童年比鲍勃更为不幸。我这么说不是指鲍勃小时候所承受的痛苦微不足道，我只是想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说明问题。

　　但那些病人现在的心理状况比鲍勃要好得多。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鲍勃现在的心理问题并不完全是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的。

　　鲍勃的父亲脾气坏极了，后来听说他还喜欢动手打人，对此我并不吃惊。在鲍勃四岁时，他就抛弃了他们。鲍勃的哥哥与母亲住得很近，在高中曾是个足球明星，在大学里也很有名气，现在是个成功的税务律师。鲍勃心里很清楚，虽然他们两兄弟曾在同一屋檐下长大，但他们从不属于同一世界。

　　他的姐姐比他大五岁，鲍勃一直认为她几乎是个圣女。在他父亲抛弃他们一年后，死于白血病。那天鲍勃正好开始上幼儿园。

　　她是早饭前死在家里的，可母亲坚持要鲍勃在开学这天去学校。

　　按照鲍勃的描述，他的母亲忽冷忽热、捉摸不定。我猜，要是她走进心理诊疗室，再出来时就有可能被诊断为301.83型边缘性人格分裂症患者。

　　一个人在童年时碰上这些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我发现他总会遇上更糟糕的事。

　　一直如此。

　　如果说鲍勃怪异不定的性格并不完全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那他的本性、他家族世代的基因遗传会不会是成因呢？有可能。

　　然而最大的可能是他的遗传特性和不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两个重要因素的相互结合，还有基因结构之间无法预知的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鲍勃现在的性格。

　　但对此我并不肯定。我惟一的慰藉就是对于他的一系列病症，从孤独症到人格分裂，我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从中我获益匪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再遇到鲍勃这样的病人时，我就能应付自如了。

　　鲍勃说：“多伊尔的房子卖出去后，我就得帮我的卡马罗车另找个地方了。”

　　多次诊疗后，我发现鲍勃常常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话，开始我们的交谈，就好像在他的脑海中，我们已经就这个话题聊了很久，和我在一起时——也许他只是漫不经心，但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他是有目的地，下定决心要把他心里所想的说出来。我只是奇怪，前后呼应、过渡、衔接这些必不可少的修辞手段为什么在他的讲话中全都不见了呢。要把鲍勃彻底治好，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就目前来说，跟上他的思维节奏也是我的职责之一。

　　然而，那天最引我注意的是鲍勃并没有以马洛里为话题开始我们的谈话。

　　“多伊尔是……？”我问。

　　“租给我车库来停我那辆卡马罗车的人。”

　　鲍勃很不耐烦地为我把这个简单的事实又复述了一遍，好像是被迫这样做似的。虽然那星期他提过车库的事，但我能肯定此前他从没提过多伊尔这个名字。

　　“他要卖……？”我猜他要卖车库。

　　“他的房子。秋天起就已经开始出售了。等他真的卖掉了，我肯定得重新找地方停车了。”

　　鲍勃把车停在马洛里家的隔壁。这栋房子是一个叫多伊尔的人的。

　　有意思。劳伦从没跟我提过这事。我也从没在报纸上读到有关这事的花边新闻。博尔德的《照相机日报》上没有，丹佛的报纸上也没有。

　　在马洛里失踪前，这栋房子已经开始出售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详细的报道吗？不知道，有可能。我提醒自己，我可不是专门研究这起案子的。

　　鲍勃很担心没有车库停放卡马罗车。

　　需要核实。

　　“鲍勃，你跟这个叫多伊尔的人说过话吗？你知道他怎么安排……那个车库的吗？”

　　对于鲍勃来说，凡是跟人际交往有关的事，即使是理所应当，他也不会去做。

　　“他要卖房子。外面已经竖起了招牌。有什么好问的？两个月前他就搬走了。那地方真不错，我可买不起那样的房子。”

　　鲍勃的回答比平时急躁些。我发现自己很小心翼翼。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明显感觉到自己说话十分谨慎，“他把房子卖掉后，你得另找地方停车了吧？”

　　鲍勃的下嘴唇抵着尖尖的上门牙，又松开，这么做了三四次，他说，“其实我不用付钱给他。”

　　又轮到我了。“你不用付钱？车库的钱？”

　　“唔……你知道，他帮有钱人造喷水池啦，池塘啦，小溪啦，瀑布之类的东西。那是他的……他的生意，做得很不错。我指的是，他最起码买得起那栋房子，对吧？那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个家庭影院——一个真正的家庭影院。看上去……绝对是个看电影的好地方。实在太棒了。他生意一定做得很好。我帮过他几次，多数是在周末。他就让我把车停在他的车库里，还让我看过几次电影。这难道是他的三部曲？哦，那是交易。那肯定是交易。我也许是吃亏了。我不知道。我当初应该仔细考虑一下的。”

　　认识鲍勃两年了，可我不知道任何有关多伊尔的事，也不知道他周末帮忙造水池的事，那些有钱人为了自己贪图享乐，竟然如此糟踏沙漠地带稀有的水资源，仅仅是为了装饰他们的豪宅。对于眼前这个男人，我还有多少没了解的呢？

　　凭我的经验，对于像鲍勃这样的人，我不了解的事往往多得惊人。

　　“三部曲？”我问，试图避免冷场。

　　“知道《指环王》吗？”他向我解释，当我是笨蛋一样。

　　“当然，”我想自己真是自取其辱。当然。鲍勃还能知道什么别的三部曲呢？“我不知道你为别人工作，鲍勃。”

　　“只是运运土而已。”

　　“你是指这些事情并不重要？”

　　“有什么重要的事？铺乙烯基衬里，搬石块，排水管，安水泵。都很容易。但人们付给他很多钱。你应该去看看他的院子。四周环绕着小径，还有假山。一个大水池，一条小溪，一座小桥，两条瀑布，还有那些鱼——哇，真是太棒了。为了这些东西，我们运掉好多泥土呢。我喜欢开那辆小拖拉机，红猫牌的？那种感觉真叫人兴奋。”

　　“就这些吗？”

　　“我告诉过你，他搬走了。在房子卖掉前，我帮他看房子。铲掉路上的泥土，扫扫地，检查检查定时器、灯之类的东西。我想我会回去好好算一算。我可能吃亏了。”

　　就算他真的吃亏了，他好像也没有很沮丧。

　　如果鲍勃有情感，我想知道他要表达的是哪种。是因为失去车库而恼火？是因为不能再做修建喷泉之类的兼职而难过？是因为怀念跟多伊尔的什么关系？

　　所有这些？我不知道。

　　“你会怀念它吗？”我问。我故意用了“它”。这样，鲍勃可以自己选择“它”所指代的东西。车库，工作，朋友。由他选择。

　　“怀念什么？”他问道，立马戳穿了我的把戏。

　　为了努力保持平静，我便问了一个很明显地有所省略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你会怀念什么呢？”

　　有时鲍勃会半摇头做出反应。他会把头转向一边——我觉得总是右边，但我没有证实过——然后开始摇头，而在鼻子转回到中间位置时便戛然而止。这个姿势生硬又不优雅，他的脸会像是突然撞到了哪个透明障碍物一样一直抽搐着。通常他嘴里还会发出鲍勃特有的“嘘……”的声音。

　　几年前，我的另一个病人也会做出同样怪异的举动。我觉得那挺稀奇的，就好像同时认识两个肘部长出第六只手指的人。

　　那天——我再次逼问他，如果多伊尔卖掉了房子他会怀念什么，之后——鲍勃把头转到一半戛然而止，并发出“嘘……”的声音来强调他有点被激怒了。

　　跟往常一样，我把他这个小小的舞蹈动作视为不耐烦的表现。要是其他病人，我自己想想也就算了，但对于鲍勃，我得尽量把一切都表现出来。人类的行为对他来说已经深不可测了，更不用说思想了。

　　“你不喜欢我的问题？”我想一步步让他了解我的想法。

　　“我不喜欢任何人问任何无聊的问题。”

　　鲍勃说“任何人”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不想我把“无聊”误认为他对我个人的不满。他学会了表达不满应对事不对人，我将这点视为我诊疗过程中的一大进步。要是在别的时候，哪怕看到鲍勃在同情心方面微不足道的进步，我都会得意不已。

　　但那天不会。我知道又轮到我了，但我决定沉默。鲍勃接下来要说的会说明些什么。

　　我察觉到鲍勃正等着我在我们现实里的棋盘游戏中走下一步棋。许久后，他把目光从我身后那面引人入胜的空墙上移开，偷偷向我瞥了几眼，接着又看着自己的手。眼神又开始迷离了。

　　这总是让我毛骨悚然。

　　终于，他对我不遵守游戏规则，搅乱他那个世界的秩序也无可奈何，他说，“现在还不安全。我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什么。太快了。”

　　嗯？“什么太快了？我不大明白。”

　　“有很多东西我没得到，”鲍勃说。

　　我们到底在聊什么？“因为多伊尔要卖房子吗？”

　　“我搞不懂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怎么发生的……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我稀里糊涂被牵扯进去了，是的，被扯进去了。这种事不常有的。”

　　“你是不是又在讲马洛里的事了，鲍勃？”

　　他又半摇了摇头，大叫，“嘘……”

　　21

　　在心理诊疗时，我总是——几乎无一例外——考虑得很周到。我的一言一行都是经过斟酌的。诊疗时我很少会胡乱说话或鲁莽行事。我这么说不是指在我事后反省时，从不觉得自己给出的建议不恰当或是说得实在愚蠢。我只是想说我每走一步都目标明确，即使这一步是否可行充满争议，但至少是经过我再三考虑的。

　　但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却着实没经过大脑思考，就好像在汉娜·格兰特出事那天，我穿过走廊去转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把手一样。我说的是：“为什么不谈谈多伊尔的事呢？”

　　多伊尔无疑是相当重要的。鲍勃的生活缺少人际交流，然而不管怎样定义人际交流，他跟多伊尔有所交流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次心理诊疗过程中，对于这个病人，对于他的问题，他与多伊尔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把鲍勃的病症比作大陆板块，多伊尔在鲍勃生活中的出现是否标志着板块发生了漂移，病症发生了变化呢？我得承认有这可能。鲍勃真会有朋友吗？但如果多伊尔对他真的很重要，为什么之前鲍勃从没向我提起过他呢？

　　多伊尔的突然出现是不是说明了一些不容我错过的事？关于我和鲍勃的关系或者可能更重要些，关于鲍勃怎样看待我和他的关系？

　　鲍勃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到多伊尔的，这个问题对于他的心理诊疗也是个关键。鲍勃在讨论“失去”时决定谈谈多伊尔。这个“失去”，表面看来，指的是他珍爱的卡马罗车失去了车库，但他在谈话中提到多伊尔，这本身就意义重大，不是吗？

　　有可能。我承认我不是很清楚。我隐隐觉得自己可能正要完成心理诊疗方面的经典之作。

　　我的工作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多伊尔没什么特别的，”鲍勃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尽量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接着说，“但你认识他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吧，我记得你以前没有提到过他。”

　　“我不了解他。我只是把车停在他家。另外，我肯定提到过他。”

　　“你有时还为他工作。”

　　他仔细考虑了一下，好久才说，“我还为科罗拉多工作呢，可我并不了解州长啊。”

　　他反驳得很巧；我提醒自己鲍勃是个聪明的家伙。他在大学里工作，政府对这所大学的资助越来越少，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因此鲍勃对科罗拉多州长比尔·欧文的领导风格有些不满。鲍勃也会常常痛骂政事，有一次他提到了州长，特地把“欧文州长”说成了“看不见的比尔”。

　　我不想在政治话题上浪费时间。“上星期前你确实从没提过多伊尔。”

　　他又像开始时那样了。“随你怎么说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来这儿是讨论问题的。多伊尔不是问题。他是人。我为他做点事情；他让我用他的车库。各位，就这样。”

　　原来鲍勃还会模仿《疯狂的曲调》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的系列动画片名。里说话的腔调，真有趣，这以前我从没听到过。跟鲍勃的谈话中，有趣的地方就像小童星脸上的青春痘一样少之又少。我告诉自己先别管这个，如果真的重要的话，以后肯定还会再碰到这种情况的。同样，我本也可以让多伊尔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也许我应该这么做。但我选择了进一步追问。“我觉得你以前从没提过他，真有趣。”

　　他感受到极大的挫败。“真的吗？你觉得这很有趣吗？我也从没提过我在银行使用的出纳员，可我同样也是每星期都看到她的。”

　　他说“使用”？他“使用”出纳员？当今这个自动取款机的时代，还有谁会每星期都在意银行的出纳员？一个患有人格分裂的家伙不是该更喜欢自动取款机吗？

　　接下来该讲什么，我有几个选择，其中之一就是让人感兴趣的关于银行出纳员和自动取款机的问题，但我猜这也会是条死胡同，就像“看不见的比尔”和《疯狂的曲调》一样。我提了个不需思考就能回答的问题：“你现在谈到多伊尔，这是否表示他已经构成了问题？”

　　“只有当我必须找一个新车库时他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嗯……我就有问题了，不是吗？”

　　“如果多伊尔卖掉了房子呢？”

　　“是的，直到他卖掉房子。”

　　“你现在的房东没有车库可以租给你？”对大多数病人我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但鲍勃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么就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而且我的工作也包括帮助他理解身边的世界，尤其是其他人居住的那部分世界。

　　“他有一辆又笨重又难看的货车。车库里没别的地方了。”

　　我身子慢慢往前倾，肘部支在膝盖上，稍稍拉近了些我们两人的距离。我几乎能肯定这个举动在鲍勃看来是不受欢迎的入侵。不过没关系；这正合我意。“你刚才说现在还不安全，指的是什么？跟多伊尔有关吗？”

　　我比平时追问得更紧了。我的许多其他病人，也许是大多数病人，不会把类似于我对鲍勃关于多伊尔和车库的追问视为对质。但鲍勃对我的穷追不舍感到有压力，就好像我把他逼到了墙角，于是他伸出手在背后乱摸一气，试图碰到墙壁。他的呼吸变得更急促了，本已苍白的脸颊变得更没血色了。

　　“有关的吧，”他说，但只是试探性的。他比我想像的更擅于自卫。

　　当我自问这样坚持对于临床诊疗是否有意义时，我把一句已经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我觉得你好像很挂念马洛里。”

　　他立刻回答：“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

　　又一个巧妙的回答。这让我对鲍勃刮目相看，但也许我不该这样。因为通常人格分裂病患者具备的本领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两年多了，在鲍勃身上，我还是会有新的发现。

　　鲍勃的戏谑在心理诊疗上是个好兆头，但我不想就此停止提问，我还想从鲍勃的回答和暗示里了解更多有关多伊尔和马洛里的情况。“这星期前几天——是你放歌的那次吧？——你提到借你车库的那个人后，立刻表现出对马洛里的关心，还提到了你在写作。而且今天你又说‘现在还不安全。’”

　　“那又怎么样呢？”

　　“多伊尔的车库，你写的东西，还有马洛里，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鲍勃的嘴足足张开了半英寸，下颚往前伸出了好多，让他看起来好像突然有了下巴。他说：“她失踪……很久了。每个人都很关心。我想你也是。不是吗？”

　　我也是？“鲍勃，这很重要。你觉得多伊尔跟马洛里的事会有关系吗？”

　　他摇了摇头。“真正了解一个人很难，不是吗？你以为你了解……可是，”他说。“我觉得，事实往往与你想像的不同。”

　　这番话虽然是陈词滥调，讲的却是事实。而且鲍勃的病症让他比我们更容易对周围人的动机起疑心。但我也明白，鲍勃不想让我用心理学原理去分析他的话。我问：“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他说。然后又以略带嘲讽的口吻说道，“我的妈妈。”

　　我又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多伊尔的事？”

　　鲍勃用牙齿咬住舌头。松开后，他说，“我认识她，马洛里。我觉得你不会……”

　　什么？你觉得我不会什么？

　　22

　　我认识她，马洛里。

　　不管是有趣的不合逻辑，或是看似不合逻辑。反正他没有回答我关于多伊尔的问题，倒是把我的注意力又转到了马洛里身上。或者说……也许谈论马洛里对他来讲就是谈论多伊尔。

　　耐心点，艾伦。

　　“你认识？”我问。“你认识她？”虽然我知道车库的位置，也知道多伊尔一点点事，我还是没想到鲍勃会认识马洛里。为什么？

　　因为鲍勃就是鲍勃。

　　“我们说过话。在我为多伊尔工作的时候。她有时会路过。她对我们做的事情很好奇。她很喜欢那些鱼。还有瀑布。她说从她房间的窗外会传来水流声。我有时看到她。在窗边。多伊尔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会下来坐在池塘边看鱼。”

　　鲍勃不会把短句并成长句。他天生谨慎，可现在他比平时更谨慎了。是因为想起了马洛里？

　　一定是。或者也许鲍勃提到马洛里仅仅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他是不是觉得谈论多伊尔有些不自在，所以把我引向一个令我感兴趣的话题？鲍勃有那么狡猾吗？我觉得不会，可我没法排除这种可能。

　　“我们隔着篱笆讲话，”他抢先说。“有几次。”

　　他抢先讲话同样表明他不自在。他跟马洛里隔着篱笆讲话？我猜篱笆把他们隔开正合他意，这让他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感觉舒服些，甚至使他与别人的谈话成为可能。形象地说，这很优雅。

　　可是仍然……“接着说，”我说。

　　“她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你和她讲话了？”

　　“是的，好几次。”

　　嗯，鲍勃，是“几次”还是“好几次”？

　　他眯起眼睛，抿紧嘴巴。这个怪相使得下巴又缩了进去，似乎下巴缩短了半英寸。“她是我的……朋友。”

　　鲍勃和马洛里有过接触，这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我却不怎么感兴趣，这不过又是一则有关马洛里的花边新闻而已，就像最近在博尔德非常流行的“我认识某某某，他……”之类的。但是，比如说他和马洛里单独聊过天，还好几次，还把她当成朋友，对于鲍勃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

　　就我对鲍勃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了解——在那天的诊疗开始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大部分资料——只要不是被逼，鲍勃是不会跟别人搭讪扯上关系的。

　　他就是不会。

　　“她是你朋友？你们聊了什么？”

　　“我告诉过你了。瀑布，池塘，鱼。她很喜欢瀑布。还有别的。她也喜欢我的车。”

　　“还有别的？”我快要得到答案了。我知道就要快了。

　　“是啊。”

　　“比方说……”

　　又扮了个鬼脸。然后，又是，“我的妈妈。”

　　又转到了比较保险的话题上，我不想这样。但我觉得要是我再进一步反而会把他推得更远。“你觉得她很不错？”

　　这些话刚从嘴边滑出，我就意识到自己太不够谨慎了，但是太迟了，一问一答的断断续续的谈话恐怕不得不就此结束。寂静降临到了这个房间，就好像拉上窗帘时黑暗慢慢笼罩下来一般。我在等待。鲍勃开始用嘴呼吸。他每呼出一口气，都会发出轻微的哨音。

　　最终他开口说话了。他说：“她看上去不像个十四岁的孩子。”

　　我感到体内一阵抽搐。至少我的肠胃肯定是——那里面突然有什么东西缠成了一个又大又厚的结。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并不希望听到这些。

　　“时间到了，”他说。

　　我看了看钟。

　　没错。时间到了。

　　我不要紧。我真希望自己有什么魔法能让鲍勃留下来告诉我他到底在烦什么。因为有些事的确一直困扰着他。然而我没有什么魔法，所以我只得盯着我担心的问题再问。“你觉得她看上去不像个十四岁的孩子？”

　　“你觉得呢？”他说。

　　说实话，我也觉得不像。在博尔德，大多数十一二岁的女孩看上去就像十四岁似的。十四岁的女孩看上去，嗯，就更成熟些——有时要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但我不想这么对鲍勃说。我觉得他对马洛里年龄的评论跟对青春期少女性心理趋向早熟的社会现象的看法并没有多大联系。

　　我说：“鲍勃，请看着我。”

　　他照我的话做了，目光保持了有两秒之久。我问他：“你知道马洛里什么事吗？她现在在哪儿？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多伊尔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我一下子问了太多问题。太多了。现在也说不清，究竟是病人还是医生更慌乱？

　　“也许你知道一些什么，你应该把这些告诉警察，”我又说——如果说这次诊疗是道菜的话，那么我已经把它给烧煳了，我总得添点作料，弥补弥补。

　　鲍勃又半摇了摇头，这次他没发出“嘘……”的

　　声音，而是说，“我得走了。”

　　我没听清他的话。他先前说的“她看上去不像个十四岁的孩子”——还在我脑中久久回荡。我用了黛安娜的口头禅，心想，“拜托”。

　　“鲍勃，你是不是在圣诞节前跟马洛里谈过话？你当时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得走了。”

　　“我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聊会儿。”

　　鲍勃没有接受我的提议。他站了起来，一把抓起背包，向通往后院的落地窗走去，但这回他没有事先征求我的同意。他拉开窗，外面比我想像的冷得多，一阵寒风吹了进来，我的双脚顿时冰凉。他在窗那儿停了下来，转头往我这儿看。

　　我们的目光没能相遇，就差十度左右。就好像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想找到我的目光，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

　　他说：“如果没人知道你可能知道什么，那还叫不叫秘密呢？”

　　我的肠胃还是揪在一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成为秘密，别人就得知道，是吗？或者……是吗？我把事情告诉你，你就得保密。但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怎么样？

　　我猜鲍勃说这些话时要么是非常不设防，非常坦诚天真，要么就是他提了个狡黠的问题——就像一棵树倒在了树林里之类哲学问题。如果一棵树倒在了树林里却没人听到，究竟算不算有声音呢？换句话说，这是有关声音到底是人类主观的感知还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的问题——但我找不出陷阱在哪儿。我很不情愿地说：“我觉得，秘密就是秘密。”

　　他突然转移了目光，我们四目相对，但只过了可以让嗡嗡飞的蜜蜂振翅一次的时间，就又移开了。他坚持说：“但如果别人都不知道一个秘密，只认识知道这秘密的人，那这个秘密算不算一个真正的秘密？还是别的什么？会是什么呢？”

　　“我们在说什么呢，鲍勃？这个……跟马洛里有关吗？她现在怎么样啊？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别人都有秘密。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我是说我以前知道一点，但我没有……其实我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只是不像一开始时想得那么简单了。我连自己知道的那部分都不怎么能确认，你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

　　我能感觉到他想离开。但他没有向前再挪一寸，毕竟经过长时间的诊疗，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定的亲密关系，然而鲍勃也不会坚持太久。他现在就像是一阵疾风中的氦气球正要随风而去。

　　我试图抓住气球的绳子把他拉回来。我说：“可是你知道些什么吧，你知道一个秘密？”

　　我还在想鲍勃说的那句她看上去不像个十四岁的孩子。

　　“你也知道秘密，”他回答道。“人们都把事情告诉你。就像我一样。你是医生。”

　　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随便说说，还是特指一些他认为我知道的事情？

　　我不知道。

　　他撅起薄薄的嘴唇，微微地摇了摇头，似乎对我有些失望。“事情还没结束，我得搞搞清楚，究竟该相信谁。我觉得我已经做错了一次。多伊尔不是……我想像的那个样子。”

　　相信我。请相信我。

　　“多伊尔不是什么？你是指什么？”

　　“也许你应该读读。我写的东西。”

　　我刚想张嘴说话，鲍勃走了出去，关上了门。

　　我是想说：“好啊。”屋里很冷，并不仅仅是因为外面吹进了冷风。

　　我出门走进了寒风中。“鲍勃，”我叫道。他在院子里向前走了两步后停了下来，转向我。他没有看我，只是面对我。我说：“星期二见面，老时间，好吗？”

　　“好。”

　　“如果你在这之前就想见面也可以。别担心钱。”

　　“好的，”他说，然后耸了耸肩，低下头，这样一来显得下巴更短了，接着他便走进了黑夜之中。

　　23

　　萨姆在“奔跑者之家科罗拉多州最好的运动鞋销售商。”花了不少钱。

　　如果一年前你问是一块巨型陨石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大，还是萨姆·珀迪穿一身流行的葡萄酒色莱卡面料的衣服的可能性大，我一定会提醒每个人尽量避免这种难以回答的问题。但那天萨姆来了，就站在我家前门口，原地小跑，嘴里呼出的气结成了冰霜似的雾，就好像深蓝色的天空中一个个的闪光点。

　　那天正好是新年第一个星期一，该死的，一大早，才5:10。我醒来时脑子里想的还是几天前跟鲍勃的那次令人不安的交谈。

　　“你准备好了吗？”萨姆问。“我们不如先慢跑几公里，然后稍稍加速争取在九分钟内跑完一英里。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看能不能跑得更快点儿。”

　　我系好鞋带后说：“现在是1月份吧，萨姆，这种事可以等到三四月。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比赛在5月份呢。”

　　萨姆要参加的是有名的“鲍德尔博尔德”万米长跑比赛，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一个周末进行。也不知道为什么，春天还没到，萨姆就非要急着开始跑步强化训练。我毛遂自荐当了陪练，可不幸的是他最近对健身的热情高涨，实在让我吃不消。

　　“埃米莉来吗？”

　　萨拇指的是我们那条大佛兰德牧犬一种浅褐色或黑色的身强力壮的狗，产于比利时。。埃米莉很强壮，力气又大，天生更适合去放牧牲口，而不是带着两人小跑。“也许下次会来吧。它不喜欢一路直跑。它喜欢到处溜达。让我们瞧瞧没有它会怎么样。”

　　“那个小的呢？安维尔？”

　　“不太可能来吧。三公里对一条小卷毛狗来说已算得上是马拉松了。至少它是吃不消的。恐怕这次就我们两个跑了。”我往黑暗中望去，“这么早可能连送牛奶的或是送早报的都还没起呢。”

　　“爽，我们走吧。”

　　虽然萨姆一贯喜欢自己发号施令，这次他却让我来控制速度。有两个原因：我常常出来遛狗，所以对附近的小山比较熟悉；还有就是我以前参加过几回“鲍德尔博尔德”长跑比赛，所以他把我当成了跑步方面的权威。

　　我知道我享有这种地位的时间长不了。快跑完一英里的时候，我问他：“里斯·米勒惹上什么麻烦了？”

　　萨姆步子很重。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缺乏经验，技术烂，还是因为他太胖了，或者其他什么的，反正在这座西班牙山的泥地上，与其说他是在笃笃地跑步，还不如说他是像一匹克莱兹代尔马一种强壮耐劳的苏格兰种挽马。一样橐橐地蹭着地。我也不是很擅长跑步。自行车才是我的专长。但是跟萨姆比起来，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飘。

　　“打架。”

　　我没想到他会回答我，不过他这么回答也太吝啬了些。我猜他可能是因为跑步的缘故没法多说话，可他看起来状态好极了，我就想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用意，所以比较谨慎，防止说漏嘴。

　　“因为冰球打架吗？”

　　“这只是原因之一。”

　　“还有别的？”

　　“你电视看得太多了，这对身体不好。”

　　我可能是看了太多电视新闻，但我并不打算把这点告诉萨姆。其实都是因为鲍勃，还有黛安娜透露的消息。“大概吧，我一向比较好奇。”

　　“你还问我呢，你对这事也未免太过好奇了。”

　　“萨姆，是你先提起里斯的，不是我。”

　　“一开始是我提起的。我现在后悔了。这回可是你先提起的。还有那个贾里斯·斯洛克姆，你还在生他的气？”

　　他换了话题，我对此并不吃惊；我吃惊的是他竟提起了贾里斯·斯洛克姆。“当然，你看看他是怎么对黛安娜的，这个混蛋。”

　　“这是有原因的。不是借口。是原因。警察也是有压力的。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

　　“粗暴地对待一个刚刚发现自己朋友死了而无比悲痛的人也是有原因的？呃？什么样的原因？”

　　“你应该试着去体谅他，消消气。毕竟让你难过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那个女人的遭遇。”

　　“那个女人”指的是汉娜。“我会考虑一下的，”我说，真奇怪萨姆怎么会突然对贾里斯·斯洛克姆那么好。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吧？”他问。

　　“什么？”

　　“你为什么要问起里斯的事。”

　　回飞镖又扔回给我。我只问了一个“什么？”

　　“我想你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不想让他发现我说话有所保留，可还是瞒不了他。事实上我对里斯的事并不怎么感兴趣。我只是想通过谈里斯的事引出萨姆对米勒一家最近发生的事的看法，好让我放下上次跟鲍勃见面那件事。

　　我说：“没有。上次你在西蒙的冰球比赛上说的话让我想到一些事情，所以我就一直想听听里斯的事。别管是不是警察，像父亲一样谈谈就行。”

　　“是吗？你只是想知道我这个做父亲的知道的一些事？”

　　“对啊，仅此而已。”

　　“真是这样吗？”接下来我们都没说话，只听见萨姆重重的脚步声。邦，邦，邦，邦。气氛有些紧张。他打破沉默说：“你知道珀尔大街长跑比赛吗？我估计还不止一万米呢。”

　　珀尔大街长跑比赛在每年仲夏的某个黄昏举行，选手会绕着市中心的博尔德商业区跑。比起“鲍德尔博尔德”那种节假日般的热闹场面，珀尔大街长跑比赛的声势可小多了。

　　“没长多少。”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他，又说，“你要放弃‘鲍德尔博尔德？’”

　　“不是。只是想看看我这一型的适合跑多长。”

　　“你觉得你是爆发型的，而不是耐力型的？”

　　萨姆几乎总能听出我是不是在讽刺他。

　　“上帝赋予了你什么，你就拥有了什么。”

　　反过来，我也能听出他的意思。

　　“我知道。”

　　萨姆突然停下脚步，把手支在大屁股上。我向前跑了几步后转过身来。他并没有大口喘着气，不过每呼出一口气，圆圆的脸便笼罩在一层雾气之中。

　　我家所在的西班牙山是郊区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山坡上大多都是典雅别致的别墅——我

　　们的房子例外——这些小屋一起组成了博尔德山谷东面的高地，在不远处的博尔德公路上就能看到。山谷西面是落基山脉的弗兰特岭。相比之下，东面开满香子兰的山坡给人一种软弱无能的感觉。

　　萨姆正好在我家东北方的一个圆顶山脊的最高处停了下来。从我站的地方看去，萨姆的右耳朵正好挡住了那块叫做“魔鬼的拇指”的岩石。其实我一直觉得那块巨大的天然雕塑其实更像魔鬼身体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部位，不过可能那只是我的胡思乱想而已。

　　“什么？”这两个字我那天早晨已经说了十次了。

　　“你是知道些什么的。不要隐瞒了，告诉我吧。别掩掩藏藏的，把秘密说出来吧。”

　　萨姆并不霸道。他完全可以命令我，但他只是客气地提了出来。他的面部特征突然变得鲜明了些，这种表情应该叫做启发，而不是自省。在我身后，一轮红日正从大平原宽广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我和萨姆以前就来过这儿。我在诊疗过程中了解到的那些事他也应该知道，但我却不能告诉他。按照规定，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能把从病人那儿听来的事告诉萨姆。但是过去几年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又让我明白，一味地遵守这些规定有时反而比违反规定更可怕。因此我决定找个巧妙的方式偷偷地向萨姆透露一些。

　　在我们的下方，由泥土、沙砾铺成的蜿蜒的小路上，一辆汽车的车头灯闪闪烁烁，朝我家的方向驶去。晨曦迷蒙，我看不清这是辆什么车。送早报的人？不，不是，那人开的是一辆破旧生锈的战后道奇大马力车，它总是发出隆隆的低音，在山间颠簸着前进，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早报来了，就像卖冰淇淋的人甜甜的吆喝声一样独特。

　　我注视着这辆车前行，直到它在横亘的山脉后消失。我们的邻居阿德里安娜是位泌尿科医生，这人可能是她雇来的保姆，有时她为了赶上早晨的出诊，会大清早找保姆来帮忙照看乔纳斯。

　　我对萨姆说：“你们认识米勒家的邻居吗？就是要卖房子的那家？”

　　“我们？”

　　“警察。”

　　萨姆开始慢跑。我注意到那条红宝石颜色运动裤紧紧地包在他结实的大腿上，这让我想起了意大利帕尔玛的熏火腿。

　　我们从斜坡上俯冲下来。他转过头说：“你觉得我们——警察——应该认识一下那个邻居吗？”

　　跑了几步，我说，“那倒也不一定。”

　　“不一定？还是根本不需要？”

　　我对米勒的那个邻居知道得不多，所以无法回答萨姆这个问题，而且我不想再跟他谈这个话题了，我问，“里斯怎么会惹上打架的麻烦？”

　　“如果你常看有线电视，你就会了解孩子们的那些事了。他是个好孩子。”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我跑快点得跟紧他；他跑第二个一千米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你是说他跟他妈妈的事吗？”

　　萨姆不假思索地就说：“你知道他们妈妈的事？”

　　突然，我意识到三件事。第一件？东面的天空已经亮了。第二件？新的一天开始了。第三件？也许有线新闻里根本没有报道过这些孩子跟他们的妈妈之间有什么事，而我却对萨姆·珀迪说我了解一些事情，这些事在他看来我是不应该知道的。

　　哎呀。其实这些事并不重要。那我有渠道得知这些事又是否重要呢？萨姆会发现这很重要。

　　24

　　最后一千米萨姆跑得很快，一半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法交谈。虽然我平时常常接受高强度的骑车训练，但是一个早上跑下来，我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还好萨姆也累得要命。

　　刚跑到我家附近，我就开始私下里寻找刚才开过来的那辆车。没找到。我家门前没有，阿德里安娜家门前也没有。

　　我看了看天色，估计现在六点还不到。我请萨姆进屋喝咖啡。他婉言拒绝了。“西蒙在谢丽那儿，谢丽要去上学，一早就会把西蒙送过来。我得回家弄早饭给他吃，然后送他去学校。”

　　谢丽是萨姆的前妻。她住在诺斯格伦，丹佛北部的郊区，在奥拉里亚上学。她把鲜花生意转给了别人，现在正读书打算做急诊医生。她跟萨姆商定出的那套照看孩子的安排复杂得很，似乎还要靠一元积分方程才能写得明白。但他们的安排很奏效；我从没听萨姆抱怨过这方程中费解的逻辑关系。

　　他打开了那辆老式海军切诺基车的车门。车身下半部分溅到的泥巴已经干了，在微弱的晨光下，看上去就像是特意漆成这样的。“你这辆车跑了多少里程了？”我问。

　　“跑了一百四十七英里左右的时候里程计坏掉了。那天正好是最高法院宣布新任总统的日子。所以肯定不止一百四十七英里。远远超过一百四十七英里。”

　　“这车开了多久了？”

　　“1990年买的。”他爬了进去，一屁股正好坐在了凹下去的座位上，就像我们女儿稳稳地坐在劳伦的翘屁股上一样。恰到好处。他的眼里隐约透出一丝笑意——笑得很顽皮，近乎嘲讽——他说，“你知道吗？这车和马洛里·米勒一样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还没说完。“另外那个小女孩也一样。我肯定你没忘。她也是1990年出生的。”

　　萨姆说的是那个前些年在圣诞夜被谋杀的小女孩。一个金发小美女，妈妈曾经是选美冠军，并且希望女儿以后也能像她一样。不幸的父亲把她的小尸体从地下室里抱出来时，就像捧着一束被人糟蹋了的鲜花。是的，我没忘。记得清清楚楚。

　　“再见，”萨姆说。“谢谢你陪我跑步。”

　　他的切诺基车嘎嚓嘎嚓沿着小路向北开去。车还没开远，道奇大马力车隆隆的响声就传了过来，送报的小伙来了。我看到车灯在草丛中一闪一闪，然后我就进屋喝咖啡去了。过了会儿，我又洗了个澡，不久格雷斯就醒了。我和妻子同时冲进女儿的房间，在门口撞了个满怀。她还没睡醒呢。

　　我最珍惜我家早晨的时光。我喜欢妻子刚睡醒时慵懒的样子，睡衣松散地搭在肩上，还没来得及扣好最上面的两粒扣子，露出了嫩嫩的肌肤。我喜欢女儿一夜美梦后脖子那儿散发出来的香味。我还喜欢调皮的小狗在每个清晨给我们带来的活力。

　　我喜欢新鲜果汁散发出的独特气味、香蕉的质感和大丰收牌面包烤后的酵母香。我喜欢热咖啡的香浓，也喜欢第一口小啜后的回味，与此同时，我还能尽情沐浴在晨光中，晨光倾泻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在我们的小厨房里逗留片刻，便蹦跳着爬上平顶脊，在表面形成水晶般的图案，像钻石切面似的闪耀着光芒。

　　那天早晨我本不用为了7:15的诊疗像个疯子似的跑来跑去好准时赶到市中心的办公室，可我还是急急忙忙，我觉得这么做是应该的。

　　这么做的确是应该的。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能抱着对生活的热爱，带着最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对此，我充满感激。

　　一年半前，劳伦买了辆迷你宝马车作为礼物送给我。她这么做是为了帮助我摆脱已经陷入的职业性恐慌，她选这辆车也尊重了我的喜好，我年轻时曾经钟爱一款叫做萨迪的经典迷你库珀车。这份礼物我享用了一年多，只在天气好的时候开，后来就把它卖了。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而是因为每次开着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好好照顾它的责任。这车所有的数据都证明了它的安全性。问题在于它太小了。跟一辆庞大的福特越野车比起来——当然还得考虑博尔德的道路状况——我的迷你车就像一只娇小的瓢虫。

　　秋天大白杨的生长旺季步入尾声后，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卖车广告，最终还是把车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大二的排球运动员，她一定是说这车很安全才说服她父母买下的。

　　我按动按钮打开车库门，眼前这辆即将载着我去市中心办公室上班的是一辆奥迪车，有三年历史了，四轮驱动，已经行驶了两万七千英里。我从黛安娜的隔壁邻居手中买下这辆车，她邻居受不了科罗拉多冬季的严寒，就搬去菲尼克斯享受亚利桑那夏季的温暖了。开奥迪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虽然没我的迷你车有趣，但还是很有意思的。除了太厚的积雪外它什么路面都可以对付，车子后面还有空间可以让我的两条狗待在那儿，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车的气囊比汽缸多，比迷你车有更多的金属薄板，这样的话，我把格雷斯放在后座时，不管这种行为是否理智，至少在心理上我不会觉得自己神志不清了。

　　离车库门只有两步的时候，我注意到有辆车闪着车灯沿着蜿蜒的小路开了过来。

　　我停了下来。早晨7点前有四辆车经过我家？对于我们来讲，这简直是游行了。

　　开过来的这辆车发出低沉的隆隆声，跟送报人那辆大马力送货车的砰砰声不一样，肯定不是消音效果很好的、装了催化转换器的本田或者富士车。

　　虽然已经拂晓，但这车的车灯直射我的双眼，还是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直到这车开出有二十英尺远，我才缓过劲来，呆呆地站着。突然，这车向左急转，戛然而止，车轮在泥土沙砾铺成的路面上滑了足有一英尺。

　　这是一辆卡马罗，黑色的油漆闪闪发亮，比萨姆的切诺基旧多了，但跟送报小伙的老式道奇车比起来，也算是现代汽车界的奇迹了

　　。

　　鲍勃·布兰特从方向盘后爬了出来。他没熄火，那个大马达轰隆隆的声音依旧在山间回荡。鲍勃没有对我说“你好”，或者“早啊”，也没说“对不起，打搅了”，或者其他任何之类的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

　　我也没有说什么。我没说“你这么一大早在这儿干吗呢？”或者“你是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我从不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我的住址也一向是个严守的秘密。我从不让病人在我下班后打给我。当然我也不让他们随随便便想来就来。然而清晨的宁静带给我家的祥和就这样如同发烫的平底锅上散发的蒸汽一般消失了。

　　鲍勃出现在我家的车库门口，这让我有种被侵犯了的感觉。但另一方面我又挺高兴，因为我又能跟鲍勃谈马洛里·米勒的事了。

　　鲍勃先开口说话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很显然该说话的是他。“你觉得我这车怎么样？”他问我。这辆卡马罗的马达——他曾经告诉过我一次，两次，还是十次这马达是396型的？——这车发出阵阵的撞击声，就好像一个短路了的超低音扬声器。

　　我可没有心情在早晨7点跟鲍勃评论他的车，而且这地方与我家前门和我的宝贝女儿只有几步之遥。“早上好，”我说，心想鲍勃如此这般打搅我肯定有他的理由——一个正当的理由。

　　鲍勃还是一成不变的装束。丝光滑斜纹裤，长袖蓝衬衫，粗斜纹棉布夹克衫——有衬里的那件。他看上去有些紧张。我从没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见过他，但我相信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紧张兮兮的。

　　“我有些……”他看到了我的奥迪。“那是你的车？”

　　他的语气听上去有些吃惊，就好像他觉得我的车库里会停着别人的车似的。“你那辆迷你车怎么不要了？”

　　他问的时候似乎已经把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感觉理应得到回答。但我不想回答。

　　“你更喜欢这辆？”他问，始终围绕这辆车。

　　他已经问过三次了。“鲍勃，你说你有些……什

　　么？你要告诉我的——”

　　“是有些东西要给你。那是增压器吧，是增压器吗？”他还是盯着这辆车。说“专注”似乎更为确切。

　　“我猜你来我家肯定是有什么急事，鲍勃。”我其实可以直接问，“你来我家干吗？”

　　鲍勃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想了一会儿才说：“得有什么急事吗？”

　　患有严重人格分裂的人就跟睡觉打鼾的人一样，发作起来都是一阵一阵的。连基本规律都没有。勉强还能保住性命，但有时就不行了。对于他们来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最理所当然的事也变得不再理所当然。

　　我强迫自己坚信鲍勃一大早来我家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虽然他知道我家的地址这一点让我很不舒服，但我还是硬把这种心情搁在一边，说话时尽量保持镇定。我问，“你怎么会一大早就来我家，鲍勃？”

　　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马洛里”。

　　“我得……”他说。我就知道他会顿一顿。“我想给你看看……我写的东西。我提起过的。记得吗？”

　　当然记得。

　　他侧身探进卡马罗车，拿出一只又旧又脏的深蓝色盒子，上面印着金科印制公司的商标。

　　“给你。不过还没完成，”他说。

　　他伸出手递给我。我接了过来。这只盒子跟一张印刷用纸一样大小，里面东西不多。我估计不到一百张纸。我想：就是这个？这就是他一大早来我家的原因？就为了给我看一部分小说？

　　“现在先不要看。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看的。”

　　“你把这个给我，却又不希望我看？”

　　“是的。”

　　我觉得我的问题应该得到更好的回答。很显然，鲍勃不这么认为。“就这事？”我问。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还在努力得到……我

　　希望能在你看之前把它弄好。”

　　“这东西能不能先放在你那儿，等到你希望我看了再给我？”或者等到明天我们见面了再给我？

　　他小心地瞥了我一眼，想看看我是不是生气了。“这只是个复印件。不是原稿。我也有一份。”他这么说，就好像这东西能解释一切似的。

　　他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这对鲍勃是常事。

　　“好吧，”我说。我已经想好第二天诊疗时我们必须谈些什么了。

　　“你会明白的，”他向我保证。“我告诉你可以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你会为我解释吗？”

　　“是的。喜欢吗？”

　　我把盒子举高了两英尺。“你什么时候告诉我可以看了，我会告诉你。”

　　“我是指我的卡马罗车。真漂亮，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注视着那辆黑得发亮的卡马罗。它光洁的油漆表面只有少许西班牙山上的尘土。“当然，”我说。“很漂亮。”

　　“就是啊，”他同意我的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后问他：“鲍勃，上星期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后来考虑过了吗？你是不是知道一些有关马洛里·米勒的、应该告诉警方的事？”

　　他踢着地。“你认识那个……那个被杀死的女人？那个死了的女人？在百老汇大街的那个？那个跟你一样是个心理医生的女人？”

　　跟我一样？我的背后顿时起了鸡皮疙瘩。“汉娜·格兰特？几个星期前？”

　　“是她。她是马洛里的……心理医生。她死后马洛里很害怕。是真的很害怕。她以为……马洛里觉得这件事跟圣诞节有关。邻居看到的那个人？这事你可知道？”

　　噢，天哪。“谁？圣诞夜吗？在外面吗？那个男的吗？”

　　如果鲍勃还知道马洛里和圣诞夜那个男的别的什么事情，就表明马洛里失踪后他还见到过她。

　　“当时我在看电影。”

　　“在多伊尔家？当时你在那儿吗？”

　　“圣诞前她觉得可能有人已经发现了……噢

　　，天啊。因为……所以……她不舒服。不，不是这样。”

　　“所以什么？”我提这个问题的口气足以把火箭送上天。

　　镇定，艾伦。镇定下来。

　　“她不怎么喜欢圣诞节。我也是。她很害怕自己有可能——唉。我不能，不应该……这

　　事发生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得走了。我不希望你……”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不想迟到。”

　　你不希望我怎么样？“我很有兴趣听你继续说下去，鲍勃。只一会儿就好了。你那么老远过来。”

　　我的声音听上去肯定像是在哀求。

　　“我必须走了。”他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塑料的座位套很冷，一坐上去就嘎吱作响。

　　“你也因为什么事感到有些害怕吧，鲍勃？”我隔着玻璃问。

　　他摇了摇头。

　　“你知道马洛里现在在哪儿吗？你有线索吗？请告诉我。”

　　“我要迟到了。”

　　“那我们明天再见，”我说。

　　“好，”他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

　　他把车调了个头，车尾晃了晃，向小路开去。马达的隆隆声把我的耳膜都快震破了。

　　她很害怕。他说她很害怕。

　　我是不是很想看看鲍勃写了什么呢？当然，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还知道鲍勃其实是在挑战我的好奇心，而且还不止这些。

　　鲍勃让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马洛里的一些事却又不让我得到证实，他为什么要耍我呢？他告诉我说他认识她，跟她是朋友，已经戏弄了我一回。他刚刚又说汉娜给马洛里做过心理诊疗。他甚至还让我觉得圣诞夜他正好在隔壁多伊尔的家里。他还说马洛里很害怕。

　　我不知道鲍勃跟马洛里在搞什么名堂。没有一点头绪。但是信任——我跟鲍勃之间通过心理诊疗建立起来的信任——正通过这个金科牌盒子里的手稿表现出来。这点相当明显。

　　鲍勃真的知道一些关于马洛里的重要线索？这可能性有多大呢？

　　很小，可能性很小。

　　鲍勃的生活是烟，不是火；是热，不是光。鲍勃说的很多东西对我而言，已不再是新鲜事。马洛里找汉娜做心理诊疗的事我是知道的。那个在外面溜达的男的我也是知道的，其实这个谁都知道。鲍勃所说的话中惟一有价值的就是马洛里很害怕。

　　还有就是当时他就在隔壁看电影。

　　但愿第二天鲍勃能告诉我马洛里害怕什么。我可以等。

　　还没等卡马罗车开过后扬起的尘埃落定，我就已经啪嗒一声打开了金科牌盒子的盖子朝里面看。这个薄薄的纸盒子里面只放了四分之一的纸，都是8.5×11大小的。封面很简单，字体很小。

　　逃跑的孩子

　　R.C.布兰特

　　在纸的右下方，鲍勃很仔细地画了个表示版权标记的带圈的Ｃ，在旁边打上了“版权”的字样，还有年份。

　　我盖上了盒子。

　　25

　　星期五我一般不安排诊疗。黛安娜则是星期一不做诊疗。所以星期一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那个破旧的车库门口一般是看不到她那辆绅宝车的。而且她曾经拜托我，如果她跟拉乌尔出去度周末，就请我帮她照看一下，通常黛安娜的周末要到星期一才结束。

　　但那天晚上她打给我的电话实在是让我猝不及防。晚饭已经做好，厨房也打扫干净了。劳伦和格雷斯正在洗母女泡泡浴。她们的笑声充满了整栋房屋，就像一首很有活力的摇滚乐曲，让我的心情也愈加欢快。

　　小狗躺在我脚边。生活真是惬意。

　　“你能听见吗？”黛安娜问。

　　我听见很多杂音，但这应该只是信号不好的缘故吧，手机常常这样。我听出来黛安娜正在绅宝车里，要么正向着某座小山丘开去，要么就是在博尔德蜿蜒向西通往落基山脉的某个峡谷深处。

　　“不，听不见。没什么声音，你挂断了。”

　　然后我就听见了——先是中了头奖后吃角子老虎机发出的疯狂的汽笛风琴声，接着是一个人癫狂的叫喊“我赢了！我赢了！噢！噢！我跟你说过这台机器的吧！”我几乎能听到一大把硬币掉在不锈钢盘子上的声音。

　　“你在布莱克霍克？”

　　“不是。”

　　“森特勒尔城？”

　　“再猜一次。”

　　我本想猜克里普尔克里克的，不过这样我就白白浪费了最后一次机会。克里普尔克里克是科罗拉多三个最先允许赌博的山城之一。不过我最终还是猜中了那个头奖。

　　“你在拉斯韦加斯。你肯定去了。”

　　“猜对了。”

　　“你输掉拉乌尔多少钱？”

　　“我自己赚了很多钱的。”

　　“是啊，可你曾经告诉我说你只用他的钱赌博。”

　　“跟你说过吗？真不敢相信我这么跟你说过。我输了一千左右。”

　　“左右？”

　　“大概还多一点。多一位数。”

　　“一位数后面再加多少？三个零？”

　　“我会时来运转的。我把诊疗都换到了星期四以后。我现在输得一塌糊涂。谈点别的好吗？谈谈婚礼怎么样？想聊聊婚礼吗？”

　　我有些不大乐意。但我还是说：“当然。”

　　“我找到她了。米勒太太。她待在一个叫做爱在拉斯韦加斯的婚礼小教堂里。”黛安娜特地把这个爱字拖长，发出两个音节。“在拉斯韦加斯从事婚庆业的每个人都知道她。她是当地的传奇人物。我只跑了三个小教堂，没问几个问题就找到她了。”

　　我能想像得到。

　　在一座既不华丽漂亮也不醒目的教堂里，一位曾经很美丽的女士，穿着曾经很时髦的衣服，戴着曾经很醒目的帽子，独自坐在靠新郎的一边，为一对新人祝福，他们彼此也许刚认识几个小时，也许是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

　　埃尔维斯也许也在那儿，也许不在。

　　这个女士听到了她耳边的声音，残忍又凶恶的声音。你只要看她一眼就会明白她的生活中痛苦多于安逸。她的脸已经被扭曲了，神情紧张，目光怯生生的，嘴歪着，嘴唇向上翻卷，露出舌头。她总是不合时宜地同耳边的声音小声对话，周围所有的陌生人都不敢接近她。

　　她邋里邋遢，却浓妆艳抹，显得稀奇古怪。她戴着劣质假发套，好遮住那头乱糟糟的头发，偶尔清醒时，她也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法再把头发打理整齐了。

　　她的牙开始掉落，还有很严重的口臭。

　　她住在某个为无家可归者而设的收容所里，也许更糟的地方。

　　她有个塞满药片的纸包，大多数的时候，这些药片的副作用比她耳边的声音更让她受不了。她偶尔会吃几粒来平息心中的愤怒，消除最初的恐慌，或使绝望感不那么强烈，那种绝望逼着她向无济于事的自杀这条路越走越近。她拖着这个棕色的药包到处走，那对她似乎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图腾般的意义。

　　她是一个迷失的生命，受到某种无形力量的驱使，为一对对陌生的新人庆祝婚礼。这些新人急着相信他们的生活只有承诺，当他们走出某个破旧不堪的教堂时，无论在米勒太太的眼中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未来，这些都会像婚礼到场者向妻子所作的在拉斯韦加斯规规矩矩的承诺一样，不复存在。

　　这就是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

　　“你要说的会不会让我很难过？”我问黛安娜。“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有时我跟劳伦深夜躺在床上收看电视新闻时，她也会问同样的问题。那时往往正要报道一则什么消息——关于谋杀、强暴或是在地球某个角落意想不到的绝望与伤恸。主持人眼神坚定，声音凝重，劳伦会一边砸着靠垫，一边问，“我知道这事有什么用呢？”

　　赌场里又传出了另一台机器中奖后的乐曲，这一次的声音听上去更远了些。紧接着便是中奖者在狂欢，黛安娜听到这个以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她说，“这儿是拉斯韦加斯。在这儿你不会一直悲伤的。”

　　我知道，对我说的这番话，其实更是对她自己说的。

　　“但我知道她却一直处于悲伤之中。”

　　“马洛里的母亲？是的，”黛安娜承认。“我想是的。”

　　我指的还有里斯的母亲，但我没说，免得她搞不清楚。上星期与萨姆一起跑步时谈的话还在我脑海中回荡。

　　“她还疯疯癫癫的吗？”我问。这个问题有些唐突，用的词也不够婉转。还好黛安娜明白，其实我的心中充满了同情。

　　“你知道的，”她说。

　　我的确知道。这是因为我很清楚答案肯定会让我难过。“你听说什么了吗？”我问，但我想的是：她能听说什么事呢？米勒太太能知道些什么呢？我觉得马洛里是不可能跑到拉斯韦加斯去找她妈妈的。米勒太太也不会知道什么能够帮助黛安娜了解马洛里同汉娜的关系。

　　“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我也没想到。来这儿见见她怎么样？跟捅马蜂窝没什么两样，一大帮子人会被牵涉进去。这……是个秘密。我在这儿不方便说——我得出去，或找个安静点的……从这儿走出赌场还真不容易；如果电话断了我会再打给你。你真得听听这事。”接下来她的话就是一句简单轻松的“好了，我出去了”。我猜刚才那句是说给赌桌管理员听的，就是坐在赌桌边负责摆放骰子筹码一类东西的那个人。

　　黛安娜的手机掉在了地上——至少听上去是掉地上了——她骂了一句，踢了一脚，然后又捡起来，接着说，“你还在吗？”她笑了。“我想把我所有的筹码都拿在手里，可手机却掉了下来。”

　　“我还在听着。”

　　“好。我赢了五百块。太棒了。这地方真够大的。”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嗨。你知道怎么走出去吗？”

　　嗨？她在跟我说吗？

　　“那就是说你刚才只是下楼……什么？”我问。

　　砰。我估计她的手机又掉在地上了。

　　“黛安娜？你还在吗？”

　　电话断了。

　　黛安娜没马上再打过来。

　　我等了她五分钟，便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一直没人接，最后转到了语音信箱。

　　又等了半个小时，这期间我每隔十分钟打一次，都是老样子。我想了很多种可能性，也许是技术上出了问题，也许是她的手机突然坏了，也许是网络中断了。

　　我还想也许是她改变主意，不想打给我了。也许她正巧走过一张二十一点牌的赌桌，在桌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浮雕状的镀金字母，或是发现有个空位，于是就坐了上去，雄心勃勃要赢一把。

　　我还想可能是她遇上熟人了——黛安娜的交际圈是最广的——她走出赌场时碰到哪个人，然后就一起去喝一杯，吃一顿；或者……还

　　会发生什么事？

　　我估计黛安娜住在威尼斯酒店，威尼斯酒店是高速公路旁的一座赌博宫殿，建造得跟意大利的威尼斯差不多。汉娜出事后她就是在那儿帮我们订了房间。我后来没去，她告诉我说酒店里有不少商店，凭我对她多年的了解，橱窗上一个大大的“大减价”就会让她驻足流连。她很容易会那么做。

　　这些猜测都合理。但我觉得都不可能。

　　要是她的计划有变，她肯定会打电话来说过会儿再打给我。她肯定得先告诉我一声。要是手机坏了，她也会用投币电话打给我。她找到了一个失踪女孩的母亲——这个女孩是她已故朋友的病人——又跟我说她有消息告诉我，她肯定会千方百计再联系上我。她不可能让我干等着，胡思乱想。

　　不可能的。

　　我想打电话给拉乌尔问问他有没有黛安娜的消息，他不在。

　　劳伦和格雷斯的笑声传了过来。我循着笑声穿过客厅，发现她们正躺在卧室的床上，劳伦正绘声绘色地给格雷斯读《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我打断了她们，劳伦说拉乌尔的手机号在她的掌上电脑里。真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差不多等于从这儿飞到加德满都再飞回来——还与夏尔巴人会了次面——我才问到了拉乌尔的手机号，拨通了十位号码。

　　“我是拉乌尔，”他很快就接了电话。

　　他听上去有些疲惫。声音经过无线电传输已不像平时那么洪亮了。

　　“嘿，拉乌尔。我是艾伦。你在哪儿？”

　　“旧金山。正在讨论一个愚蠢的恒温器。那些家伙还想通过那玩意儿赚钱，我真弄不懂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出什么事了吗？”

　　他的问题问得真好。我从没打过拉乌尔的手机。所以，他自然知道我不可能请他推荐酒店什么的。

　　“没什么事，”我说。

　　他回答道，“呵，无聊。”

　　26

　　拉乌尔的童年是在加泰隆尼亚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度过的，但只要他愿意，他说起话来可以丝毫不带加泰隆尼亚口音。我还没好好想过，这种语音游戏是否需要花费他大量的精力或注意力。我总觉得他可以毫不费劲地在美国口音和加泰隆尼亚口音之间随意转换，就像一位高明的演员，上一秒说克立郡爱尔兰西南部一郡。话，下一秒发新泽西音。

　　拉乌尔说：“想一想。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什么时候打你电话的？”

　　从他完美的英语发音中，我听出了一点巴塞罗那口音，也听出了一丝担忧。我想应该是因为听出了担忧才听出巴塞罗那口音的吧。手机的来电记录显示，从黛安娜在赌场打给我电话到现在，不多不少，正好四十七分钟。

　　“四十五分钟前，”我告诉拉乌尔。

　　“也就是说和她失去联系还不到一小时？”

　　“没错。”

　　“那不是什么大事。”

　　其实先前，我一直在这样自我安慰。但我清楚地记得，汉娜·格兰特死后，当贾里斯·斯洛克姆把黛安娜扣押在警车的后座时，拉乌尔是那么怒不可遏，怎么也不能放下心来。我知道他现在正努力保持平静，想说服自己眼前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最终对他也没什么好处。眼下黛安娜已经四十七分钟没消息了，总得有个说法啊。

　　如果我告诉拉乌尔我所知道的事，我想他也会同意我的观点的。

　　“拉乌尔？你知道黛安娜为什么去拉斯韦加斯吗？”

　　他顿了顿，在想我问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否别有用意，然后回答说：“她喜欢那儿，上个月没去成，那时……你知道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现在去吗？”

　　还是同样的问题。要是再省掉几个字的话，就成了有关突发事件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拉乌尔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几乎可以听到他脑子里的齿轮正在运转，努力思索我的问题究竟有何用意，我究竟想把他往哪儿引。

　　“她告诉我有个病人的母亲在那儿。在拉斯韦加斯。她想和那人谈个病例。这只是借口，其实她想玩骰子。山上赌场的赌注一把最多也就五美元。玩小的她提不起劲。”

　　“拉乌尔，她要找的人不是她病人的母亲。”

　　“我不明白。”

　　“就是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的那个病人，不是黛安娜的病人；是汉娜·格兰特的。”

　　我可以听到他的呼吸气流重重地喷到手机话筒上的声音。“这些你都知道？你知道她去拉斯韦加斯就是为这个？”

　　这是在责备我。他分明是在说“那你还让她去？”我感觉他用手指指着我，指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没法拦住黛安娜不让她去拉斯韦加斯，就像我没法不让1月比7月冷。但拉乌尔不理解这些，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黛安娜告诉我她打算去拉斯韦加斯找这个女人谈谈。我以为她只是在刺激我。你了解她的脾气。我没想到她真的会去。”

　　“黛安娜做事总会出人意料。她就是这样的。”

　　又一次谴责。一语中的。“要是我当时认真听她说就好了。对不起。”

　　拉乌尔没空计较我的过失。“黛安娜以前跟这个人，这位母亲，谈过吗？”他问。

　　我回想了一下和黛安娜最后一次对话的细节，然后才回答。“通电话时，黛安娜说她查到了那人的下落。但我不清楚她们到底有没有谈过。她走到外面应该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她说这事很重要。”

　　“艾伦，你知道这个病人的来历，对吗？”

　　我一时冲动，想隐瞒。但出于诚信，我没有这么做，而是简单地说“是的”。

　　“你也知道病人的母亲是谁？”

　　“是的。”

　　“告诉我。”

　　“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拉乌尔娶了个心理诊疗师。心理健康专家的配偶都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拉乌尔答道：“我们说的是黛安娜。你比我更清楚规矩是怎样的。”

　　“拉乌尔——”

　　我想让他就此打住，把注意力先放回眼前这件要紧事上。于是我说，“我连她住哪儿都不知道。你去拉斯韦加斯会住哪儿呢？”

　　他深吸了口气。“没必要的话，我不会去拉斯韦加斯的。但如果去的话，我会选择贝拉吉奥酒店，因为那儿的建筑和景观都是模仿意大利的。那儿的喷泉……很不错。黛安娜会住在威尼斯酒店，”和我想的一样。“她喜欢河流。我带她去威尼斯，去圣彼得堡，去阿姆斯特丹；而她最喜欢的却是拉斯韦加斯一些无聊赌场里的沟沟渠渠。”

　　“我打到她房间试试，过会儿再打给你。”

　　“你打过她的手机了吗？”他问。

　　“打过好几次了。”

　　“妈的。”听得出，这不是加泰隆尼亚语，拉乌尔又讲起了法语。在我认识的人中，这个男人骂人的语言种类是最多的。但他从不用英语骂人。至少不会当着我的面。

　　“也许她什么事儿也没有。”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这么说只是因为这种时候人们都这么说。

　　拉乌尔还没挂电话。我又从劳伦包里拿出她的手机，输了黛安娜的手机号码。响了三下后，有人接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黛安娜，“喂？哪位？”

　　我几乎同时冲着两部电话在喊，“等一下，拉乌尔。有人接她的手机。”

　　“接着说，”他说。“接着说！此处说的是加泰隆尼亚语。”

　　黛安娜的手机那头有人说话了，“鲁尔是谁？”

　　这女人轻快的语调触动了我某根诊疗方面的神经。我本能地又回到心理诊疗师的角色，说得更确切些，是精神疾病急诊室里的诊疗师。我的声音平静下来，耳朵变得对未知事物极其敏感。从心理上来讲，我已经全身警备，随时准备全方位出击。

　　“我是格兰戈里医生，想找黛安娜·埃斯特维茨。您接了她的电话。”

　　“哦，她不在家。”那女人大笑。“没人在家。就这样，不是吗？不在家？这是我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没错。”

　　我原想可能是自己拨错了黛安娜的手机号，也可能是自己被电话串线给弄糊涂了。但当我听到吃角子老虎机发出熟悉的疯狂汽笛风琴声时，我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拨错号码。这女人正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手里拿着黛安娜的手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手里的手机是我一位朋友的。您介意我问您是怎么拿到的吗？是捡到的吗？”

　　“医生？是个医生的？鲁尔？鲁尔医生的？”

　　“是的。”由她去了，我也懒得向她解释谁是鲁尔，谁是拉乌尔。

　　“哦，”她说。“我猜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又一阵大笑。她咯咯的笑声又尖又响，就像一只热带鸟在痛苦地嘶叫。要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一部还不错的喜剧，你准不愿意坐她旁边。

　“挺逗的。”我话语中尽量让她能听出来——无

　　论她做什么我都觉得很做作。“不过我是说真的。您到底是在哪儿找到我朋友手机的？这很重要的。她……向您道谢时，一定想知道的。”

　　“我在玩吃角子老虎机。两台机子——我总玩两台。我坐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在左边那台机子放东西的凹槽里。还是右边那台？我常把左、右弄混，特别是在我喝酒时。我一直喝到现在了。你这家伙是谁？”

　　我亮出了医生的招牌。“我是格兰戈里医生。”

　　“你也在外面玩高尔夫吗？”又一阵大笑。我只好把话筒从耳边移开六英寸远，这样笑声会没那么刺耳。

　　黛安娜出赌场时把手机弄丢了。这样一切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她出赌场后没按约定打给我；为什么我一次次打过去她都不接。

　　一切都很简单。“你在威尼斯酒店的赌场？”

　　“你想下注吗？”她大笑。“要不……我想下注。我想我已经在下注了。”

　　“怎么称呼您？”

　　“米歇尔。听说过沃鲁班卡伏特加吗？”

　　“是一种鸡尾酒，对吗？”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点，要引她到正题上来，而不是套死她。

　　“说得——好，这儿没人知道该怎么调。没一个人知道。我叫了一杯沃鲁班卡伏特加，他们却总给我龙舌兰日出鸡尾酒。你能想像到吗？我不喜欢红的那种，我喜欢黄的。用高脚玻璃杯盛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喝了几杯？”

　　“三杯……不——不，四杯，”她顿了顿。“不算这杯是四杯。哦，这杯也快光了。你知道要在吃角子老虎机上赢钱有多难吗？真的很难。即使你把赌注下到最大，就像我有时那样，我是说真的，我真的会那么做，就像……可

　　就算你赢了也是拿……呃，角子。这公平吗？”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威尼斯酒店玩吃角子老虎机？”

　　“没错。”

　　“米歇尔，周围有赌场工作人员吗？没准就在你身后？穿制服的，在换零钱的或者……在

　　送鸡尾酒的，或者跟这差不多的，有吗？有服务生吗？”

　　“哦，有，正好有一个——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有摄像机对着我？我像不像电视节目里的那些人啊？”

　　“请你把我朋友的手机交给那位赌场的工作人员好吗？告诉他我想和他通话。”

　　“她。”

　　“她。好的。”

　　“给你，”她对某个人说，可能是赌场的工作人员，反正肯定不是我。“有个叫鲁尔还是格兰戈里还是叫别的什么的医生打高尔夫时掉了手机。拿着，给你了，继续聊，我可不要手机，我要更多的角子。”

　　接着说话的那人口音很重——是加勒比海还是牙买加口音？“女士，您需要什么？零钱吗？”

　　电话就这么断了。

　　“拉乌尔，你还在吗？”

　　“当然在。”

　　“黛安娜的手机没带在身边，被赌场里一个喝醉酒的女人捡到了，刚交给赌场工作人员。刚才电话断了。我过一会儿再打去试试。黛安娜准是掉了手机。”

　　“掉在威尼斯酒店了？”

　　“那女人是这么说的。”

　　拉乌尔说：“我打她房间电话。你别关手机，说不定她会打给你。”

　　“那当然。拉乌尔，我想没事的。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他已经挂了电话。

　　黛安娜只是掉了手机。拉乌尔打她酒店房间的电话时，会发现她正坐在大床上，大声斥责着某个酒店保安，抱怨他们失物招领的手续是如何如何的烦琐。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心底里我并不相信这些。事情听上去再平常不过了——一个朋友只不过没遵守约定，没在一小时内回电话——但直觉告诉我，黛安娜出事了。

　　“你真得听听这事，”她这么说过的。黛安娜一定会想办法打给我。

　　我又打了一次黛安娜的手机。铃一下没响就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我简单说了几句，留了言：“嘿，黛安娜。我是艾伦，一直都在打电话找你。回我个电话。我有点担心了。拉乌尔也是。记得打给他。”

　　我猜是那位工作人员关了黛安娜的手机，而且把手机设置成关机后来电就自动转至语音信箱。

　　我走过大厅。劳伦和格雷斯已经在大床上睡熟了。劳伦紧贴着格雷斯，护着她。我帮她们盖好被子，轻轻关上灯，拿走了枕边的睡前读物，又在两人的额头上亲了亲，然后就回到厨房柜子那儿。过会儿，我还要把格雷斯抱回房间。

　　我的电话响了。才响半下，我就接了。

　　是拉乌尔。他说：“她一直没接电话。真他妈该死的。”

　　该我了。我只会一种语言。就一句，“妈的。”

　　27

　　“我又打过她手机了，”我说。“我想有人把它关了。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

　　“够了。我要直接打电话问酒店保安。”拉乌尔说。“让他们管管。”

　　“让他们管什么？”我轻轻问。“告诉他们你有一小时没联系上妻子了？然后呢？在拉斯韦加斯，那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你知道保安会说什么：她遇上了熟人，分神了。她遇上了陌生人，分神了；她去看演出，去俱乐部，去散步，找了台抢手的吃角子老虎机或更抢手的赌桌，去吃饭，去喝酒。这不就离开一小时了吗？没人会在意的。不要说一小时，一天，就算一星期也许都不会有人管。在拉斯韦加斯没人会在意这些。”

　　“他们不了解黛安娜。但是我了解，你也了解。这不像她。如果她说要打电话，就一定会找到电话机。她一定会打过来的。”

　　“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不了解黛安娜。对他们来说，她只是个掉了手机的游客。芝麻点大的事儿。”

　　拉乌尔还是不死心，“我要找保安。”

　　“好吧。”我知道，换作是我，不管有没有用，我也会做点什么的。

　　“记下我酒店的房间电话。”他把电话号码报了出来，“一有她消息就打给我。我手机一直开着。”

　　我的舌尖抵着上腭，用力吹气，刚好让足够的气流穿过空隙，发出一声哨音，不响，但很刺耳。埃米莉，那条大佛兰德牧犬，立刻就有了动静。我听到它正从屋子另一头慢慢向我靠近。它拖着庞大的身躯从地毯移到木地板上，尖尖的爪子弄得地面吧嗒吧嗒作响。而那条迷你卷毛狗安维尔则一定会跟在后面。它跟过来倒不是被我的哨音所吸引，而是只要埃米莉觉得迷人的东西，它就觉得迷人。

　　两条被阉过的狗中，埃米莉是亚马逊亚马逊为女权至上社会，文中埃米莉是雌狗。君主，安维尔是宦臣。

　　我穿上夹克，把厨房里的无线电话和劳伦的手机分别塞进两个衣袋。两只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跌跌撞撞出了前门。

　　埃米莉立刻穿过了通往阿德里安娜家的那条小路。在它看来，这就像去一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串门一样。我小声告诉它，大家都还睡着；但很显然，它才不管这些哩。安维尔在土堆里撒了一长泡尿，然后朝同样的方向大步慢跑过去。

　　我的困境在拉乌尔看来很简单。他认为我掌握着某些能帮他找到妻子的信息。当然，和一位心理诊疗师结婚多年，他非常清楚自己想知道的东西是保密的。但现实中他当然管不了这么多。换了谁都会像他一样。

　　其实，我已经向他透露了一点：那些事至少跟汉娜·格兰特的不幸身亡是有那么点联系的。不过这只是让他更加坚持要我泄露机密，说出他想知道的。但同时，他并不知道汉娜的那个病人正是马洛里·米勒，在拉斯韦加斯的正是马洛里的母亲。他也不知道黛安娜突然失踪让我如此焦急，不仅仅是因为我担心这会和汉娜的死因有关，还因为我害怕这会跟马洛里的失踪有所牵连。

　　我打定了主意。不管是否道德，只要我认为黛安娜被卷进了那个旋涡，我就马上告诉拉乌尔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不合规定，但事已至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带着小狗出来了有十分钟，我觉得有点冷。显然埃米莉是不会觉得冷的——除非风刮得气温降到零下十度以下——它急着要冲到它晚上常去溜达的那条小路上。但我担心这样走下去，我们会走出无线电话的通讯范围，于是我扯住两条狗，只在我家和阿德里安娜家中间的那块地上转转。埃米莉嗅到什么很强烈的气味，很快又适应了。安维尔紧跟着埃米莉。我刚哄着小狗不情愿地进了前门，拉乌尔打电话来了。

　“嗨，拉乌尔？”我接了电话。“打听到什么了吗？”

　　“没黛安娜的消息。保安不愿帮忙。我正打车去机场。两小时后到拉斯韦加斯。”

　　“你确定这是——”

　　“是的。我确定。你没她的消息吗？”

　　拉乌尔打断了我的话，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一贯的沉着冷静、彬彬有礼正慢慢消失。“没有。”我说。

　　“如果明早醒来，我的妻子还没躺在我身边，我会找这位病人的母亲谈谈。作好准备，帮我找到她。”

　　“拉乌尔，我——”

　　他挂断了。

　　“——会尽力的。”

　　28

　　黛安娜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她不像我那样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也没这个必要。

　　通常，每个工作日，我的车总是在上午8点前第一个驶进办公楼旁的停车场，而每星期二的早上，黛安娜也会在9点或9点半左右出现。这个星期二本也不例外。

　　那天晚上的电话里，她说过星期四前的预约已经全被取消了。尽管这样，只要想到在威尼斯酒店发生的事，我就觉得到处都空空的。车道上没有她的绅宝车，很空；候诊室里没有她的病人，很空；办公室中没有她的笑声，也很空。

　　从旧金山飞到拉斯韦加斯后，拉乌尔住进了威尼斯酒店。午夜前，他从酒店那儿给我打了个电话。从他住的总统套房俯瞰，甚至可以看到仿造的理亚德桥威尼斯的象征。，但他没有好消息告诉我。黛安娜没有打给他。她也没有在拉乌尔的手机里留下一条消息，以前可从没发生过这种事。要是他们中的一个出去旅游，或是两人分开旅行，一天结束时，他们总会聊上一会儿，一向如此。

　　说了一堆好话，又塞了张五百元美钞，拉乌尔总算让服务部经理点了头，答应帮他查查黛安娜的房间。她没告诉拉乌尔具体是哪个房间，只是说房里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下午四五点后她在房间待过。房里的电话从下午两三点起就没有新的来电记录。中午小酒吧冰箱添过东西后也没再被动过。房间的服务生说她大概在6:30左右完成了晚间打扫。从表面上看，此后就没有人碰过床具或沐浴用品。

　　黛安娜的手机被那个玩吃角子老虎机，狂饮沃鲁班卡伏特加的女人交给赌场服务生后，又立刻被送到了赌场的失物招领处。

　　黛安娜没去问过。

　　拉乌尔想看黛安娜走出赌场大厅和我通电话那会儿的录像，于是便开始和酒店保安部的负责人周旋。过程非常艰辛和漫长，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他认为酒店的摄像机肯定会录下赌场二十四小时内每一平方英寸的动静。然而，保安部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他的恳求。

　　酒店保安部的理由是什么？妻子在拉斯韦加斯做什么是她自己的事，丈夫管不着，不是吗？

　　拉乌尔是欧洲人，自然会明白。不是吗？酒店保安部肯定不会把来赌场玩的人的录像带放给他的家里人看。能吗？这公平吗？在拉斯韦加斯开始就在拉斯韦加斯结束，不是吗？

　　拉乌尔了解她，我也了解她。

　　可威尼斯酒店的保安不了解她。她在赌场大厅究竟遇到谁了？保安认为那是她的事。

　　她有没有离开过赌场？那还是她的事。

　　科罗拉多当地时间午夜零点前，拉乌尔还做了些什么呢？

　　他打遍了方圆十英里所有医院的电话，想找出所有与他妻子入院或接受诊疗有关的蛛丝马迹。什么也没打听到。

　　他打到拉斯韦加斯警察局，描述了一下黛安娜的长相，想知道当地警方是否见过有谁长得与黛安娜哪怕只有一点点像。什么也没打听到。他打到捷运公司提供全面服务的证券经纪公司。，询问是否可以得到他妻子前二十四小时的信用卡消费清单。负责人答应第二天早上会与他谈谈。

　　他给了威尼斯酒店门卫一百美元小费，让她找一家二十四小时复印店，把他皮夹里那张黛安娜的相片扩印一百份。

　　她保证明天早饭前一定把照片复印好。

　　“我早饭吃得很早。”他说，对她的话有点怀疑。

　　“我睡得很晚。”她笑着回答。

　　“是那套客房的作用。”他向我解释。“他们肯定看了我的信用报告。我猜她巴不得我是条刚出娘胎等着喂奶的鲸鱼。”

　　拉乌尔半夜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劳伦。让她担惊受怕一夜睡不安稳也没什么好处，于是我语气温和地向她解释说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拉乌尔没能联系上她，有点担心，所以打来问我后来有没有又和她聊过。

　　我和她聊过吗？我妻子想知道。没有，我告诉她。傍晚过后就没再联系了。我吻了她，轻轻说继续睡吧。

　　早上喝咖啡时，我跟劳伦说了面临的混乱局面，言语中间接强调了要我保住秘密困难重重，特别是昨晚挂电话前，拉乌尔又说他想知道前一天和黛安娜谈话的是哪位病人的母亲，真的是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劳伦不认识我的病人鲍勃，对他和米勒家邻居多伊尔之间奇怪的关系也一无所知。她自然不会知道，黛安娜想去拉斯韦加斯见的是马洛里的妈妈，雷切尔。

　　“黛安娜没来电话，你觉得要紧吗？”我正和劳伦还有格雷斯吻别，准备去上班，这时，劳伦问我。

　　“我很担心，这不像她。”

　　“黛安娜不会无故失踪的。”她说。

　　“但愿如你所说。可我想不出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消息。黛安娜不会不跟人联系的。”

　　“她总是出人意料。”

　　“有时是这样。但她不会不跟人联系。那一点上，她像日出一样是雷打不动的。”

　　她又吻了我一下。“如果拉乌尔到中午还没有她的消息，告诉我，看看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也许会有人认识拉斯韦加斯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好吗？”

　　“谢谢。”

　　“萨姆没准也能帮上忙。”她又说。“他可能跟那儿的警察有联系。”

　　然后呢，我想，我是不是得以米勒一家、鲍勃、多伊尔和汉娜·格兰特为诱饵，来诱使他去找拉斯韦加斯的警察帮忙？“也许她会打来。”我说，虽然心里不太确信。

　　我打开大楼前门的锁，开了候诊室的灯，又去那个很小的厨房泡了一小壶咖啡。7:43，办

　　公室里的红色指示灯亮起，我的第一个病人到了，我们约在7:45。

　　该上班了。

　　29

　　拉乌尔有我呼机号。我告诉他一有黛安娜的消息就呼我，我会尽快回复。

　　可都到午饭时间了，他还是没消息。我打他的手机。电话转到语音信箱；于是我留言让他一有消息就立即通知我。

　　没有回音。

　　下午的时间过去了一半后，我又打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想到自己前面的留言可能会被覆盖，我在拉乌尔住的威尼斯酒店的客房也留了一条语音信息。

　　没有回音。

　　4:45左右，办公室墙上的红灯亮起，我突然意识到黛安娜几乎已经一整天音讯全无。我对她的担忧已经快上升到红色警戒线了。

　　我到大厅去接鲍勃。对这次诊疗，我十分担忧。鲍勃也许真知道一些关于马洛里的重要事情，我已经信了八九分。

　　鲍勃不在候诊室。候诊室里没人。

　　我的第一反应？是谁按了红灯的开关？

　　看了看表，4:44。

　　我等了一分钟，4:45。以前的会诊，鲍勃迟到过吗？也许有那么一两次，但他爽约绝属反常。难道是忘了我们昨天的约定？怎么可能呢？想到昨天傍晚在我家门前那戏剧性的一幕，我确信，鲍勃一定记得平时预约的老时间。

　　我关了那盏闪个不停的红灯。回到大厅，核对了一下日程表，又查了查语音信箱。我还是相信鲍勃会随时出现。

　　我错了。

　　5:00，5:15，5:30。以往这时候，我和鲍勃的谈话都结束了。

　　事实上，总会有病人错过预定的诊疗时间。如果那个星期很忙，我就会指望有那么一两位不要出现。有时，病人确实是忘了预约，就那么回事；而有时病人则故意把诊疗隔开，这可就和心理诊疗有点关系了。当然，生活中也难免意外，比如孩子受伤了，碰上交通事故了或者飞机晚点了，这些都很正常。

　　但是鲍勃呢？他从不错过预约的诊疗。从不。

　　我想起了鲍勃昨天给我的那个深蓝色的金科牌盒子就放在我书桌边的文件柜里。鲍勃说过，“现在先不要看。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看的。”

　　他递给我的时候，我想我说了，“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记得鲍勃回答的是：“好，”鲍勃会不会当时就知道这次诊疗他不会来？如果是别的病人，通常我会收拾东西，回家，把错过的这次诊疗先放一边，不再多想。但鲍勃不是普通病人：鲍勃是多伊尔的朋友，而且还认识马洛里。

　　鲍勃认为他知道马洛里在想什么。马洛里失踪那晚鲍勃就在隔壁。鲍勃还写了一个和马洛里失踪有关的故事。鲍勃觉得马洛里很害怕。

　　我有一份他写的东西。

　　而他告诉我不要看。

　　呼机早上刚换好两节新电池，现在电力十足，在我后腰震个不停，真烦人。屏幕上显示的手机号码是拉乌尔的。

　　我立即打了过去：“拉乌尔，是我，艾伦。”

　　“我要杀人了。告诉我内华达州有死刑吗？我想我该支持死刑成为合法的刑罚之一。”

　　“杀谁？”

　　“随你挑。拉斯韦加斯的警察，威尼斯酒店保安部的那些法西斯分子，还有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里那个该死的牧师。没准第一个就杀他。”

　　“怎么回事？”

　　“我又给了客服部经理两百块，让她到黛安娜的房间找她的记事本。没找到，但是她给我看了电话机旁的便条。黛安娜去了许多婚礼教堂。她想到教堂找一个叫雷切尔的人。便条上列了三家教堂。我都去过了。爱在拉斯韦加斯看上去最有可能。”

　　我脱口而出：“很高兴你找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完。

　　拉乌尔知道。“你想说的是靠我自己。”他说。

　　“是的。你和这个——雷切尔谈过了吗？”

　　“教堂里没人肯吐露一个字。但是他们认识她，一看就知道。那个牧师还装出一口英国腔，趾高气昂地四处走动，仿佛自己是在上议院忙了一天后到这儿来度假似的。我提到雷切尔时，他表现得可小心了。明天我就会找到她。”

　　“找到黛安娜？”我说，满怀期待。

　　“但愿吧。但是我会找到雷切尔的，她能帮我找到黛安娜。如果没有炫丽多彩的霓虹灯狂欢节，没有放荡不羁的世博会般的氛围，拉斯韦加斯不过就是个小镇。在这儿金钱就是弹药。这方面我很有优势。我已经全副武装了。”

　　“警察不管吗？”

　　“说‘不管’算客气的。”

　　“威尼斯酒店的保安呢？”

　　“他们可能去看了黛安娜离开赌场时的那段录像。就是她掉手机的那段。”

　　“你觉得他们反应大吗？”

　　“有些反应。但他们不肯告诉我原因。”

　　“在拉斯韦加斯发生就在拉斯韦加斯结束？”

　　“差不多。保安部有个女的想和我谈谈。我和她调了会儿情。我想等她下班时拦住她。她8点换班。”

　　我想像着拉乌尔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拒绝与失败。他的决心显而易见，他为掩饰挫败所做的一切更令人敬佩。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缠着我问问雷切尔的事？”

　　“黛安娜不希望我这么做的。她不和我谈她的病人。这么多年来，不论有……多难，你都能守口如瓶，这让我很是佩服。我会努力尊重她所尊重的。”

　　“谢谢。可我现在也是进退两难。我真的想帮忙。但黛安娜不是惟一和……”

　　“和什么？”

　　“和雷切尔的……麻烦有牵连的人。我跟你讲的已经太多了。”我知道这句话让人听了很不满意。如果我是拉乌尔，准想用拇指掐死我自己。

　　他语调平静，透出的绝望却越来越浓，“朋友，这是缓刑，不是赦免。一旦我在雷切尔这条路上走进了死胡同，我会立刻回头，当着你的面，逼你讲。说不定更狠。”说到最后他挤出了一点笑。

　　“等着瞧了。”我说。

　　“我得走了。在和那个女保安见面前，我还想找找看有没有游客记得昨晚在赌桌上见过黛安娜。但愿他们中有人还会再来玩。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Adeu。”

　　“Adeu”是加泰隆尼亚语中的“再见”。和拉乌尔做了多年的朋友，除了脏话，他教我的惟一一句加泰隆尼亚语就是用来询问附近是否有不错的酒吧。如果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滨的话，我一定会迫不及待用一下那个短语。

　　我说：“Adeu，拉乌尔。”但他已经挂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文件柜的抽屉，取出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带着无比的虔诚，我掀开盒盖，拿起写着题目、作者的那页。

　　逃跑的孩子

　　R.C.布兰特

　　我瞥了盒子一眼，发现最上面的那页并不是鲍勃故事的开始。第二页是手写的，是张便条。上面是鲍勃熟悉的笔迹，整洁却又极难辨认。格兰戈里医生：

　　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

　　鲍勃

　　他的字又小又潦草，难以辨认，就像是写给小人国居民的。我猜第一行写的是我的名字，最后是鲍勃的。至于中间两行，刚开始时我怎么也看不清，后来我把纸拿开约一手臂的距离时，总算看清了。“格兰戈里医生”后面写着“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鲍勃。”

　　我不情愿地把这两张分别写着题目和警告的纸放了回去，盖上盒子。

　　看了这份鬼东西能有什么坏处？

　　我看到鲍勃手写的便条就像见了鬼似的。他怎么预料到有必要再次告诫我，让我不要看他的手稿呢？我决定问问他。我在通讯簿里查到了号码，打到他家。

　　电话铃响了又响。还是没人接，甚至连答录机也没开。挂电话时，我知道自己刚刚破例了。病人一次没有赴约，我便试着跟他联系。通常我会怎么做呢？通常，我都会先把这事放在一边，直到下次见面再说。

　　但这回，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计划。

　　30

　　我看她大概十五岁左右，但她发誓说她十七岁了。其实我不用问她年龄，因为她显然已经习惯了要为自己抗议——她的年龄要比看上去大。在告诉我名字前，她用了整整一分钟强调她是十七岁，真的是十七岁。她叫詹尼弗·唐纳德。她指出詹尼弗只有一个“n”，这并不是拼写错误造成的。我猜想，这是年轻父母们由于专注于为女儿起个一生受用、不同凡响的名字而做出的错误决定。

　　詹尼弗来自于南卡罗来纳的克莱姆森，这次来博尔德是为了看望祖父母。他们住在博尔德原先的市中心的北端，靠近第十八大街和派恩大街的交叉处。“他们很可爱，真的。”她在说她的祖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父母和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但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聪明可爱。”

　　“克莱姆森？克莱姆森学院也在那儿吗？”我问。

　　“是大学。”她连忙纠正，显然她很在意这个区别。“那是我理想中的学校。我希望能得到乐队奖学金。我是个鼓手，有很好的机会。我的学习能力评估测验两种大学入学标准考试之一，有“美国高考”之称。预考的结果要比预想的好，并且好得多。下个月我就要参加学习能力评估测验了——我很希望，很希望，很希望自己能考好。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希望我还能考虑一下科罗拉多大学。我告诉他们我会的。这就是我在这儿的原因了。”她的眼珠转了转。要是在科罗拉多大学和克莱姆森大学之间做选择，好像没人会挑后者。

　　她的嗓音陌生却又活泼轻快，渐渐温暖了我的心。我也喜欢她的直率，就像她站在两层砖楼的前门冲我打招呼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詹尼弗漂亮的脸蛋和她的举止一样讨人喜欢，金发笔直垂肩。“您是看什么病的医生？”她问。她的问题不带任何猜忌，纯粹出于友好。

　　她开门时，我自称是“格兰戈里医生”，原想这个称呼能让我在孩子面前占点优势。但我现在后悔了。我不能告诉她我是个临床心理医师，因为这会暗示鲍勃正在接受心理诊疗。

　　“鲍勃不在这儿吗？”我问，乘机转移话题。

　　“后面楼上那人吗？是鲍勃？爷爷叫他‘那个房客’。我不清楚。”詹尼弗说到“那个房客”时，声音故意压得低沉、沙哑。我猜这是在学她祖父的口气。“这次来，我还没见过他。我今天刚到博尔德——这儿真冷，您怎么受得了？爷爷奶奶出门赴约去了。普——罗提，不，是普——拉——提一种以德国人约瑟夫·普拉提命名的健身法。。要用那些器械的？在南卡罗来纳，我们不大做这种运动的。”

　　她大笑，我也被逗笑了。她是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的爷爷奶奶可爱，博尔德也别有一番风情。“哦，那些器械。”我说。

　　她回以一个微笑，摇摇头，“您愿意进来等吗？我可以帮您弄点吃的。”

　　“谢谢。”我说着走进屋里，“你是鼓手？鼓乐队的？”

　　“还有管弦乐队。”她说。

　　通往后屋的过道很短，透过厨房的窗户可以看见车库上面的房间拉着窗帘。“那是鲍勃的房间吗？”我问。

　　詹尼弗说：“当然是。”

　　“楼梯在哪儿？”

　　“走道的另一头。”

　　后屋走廊的篮子里堆着一大摞信。

　　詹尼弗见我在看。“看到没？我敢肯定，你朋友鲍勃要是在家的话，一定早就把信拿走了。”再开口说话时，她又把声音压得很低，“他准是收到了一大堆的商品价目表。”

　　“你说得没错。他一定不在家。”

　　“嘿，我是个很棒的厨师。您想吃烤奶酪吗？再来一杯美味的瑞士黑麦酒。”

　　詹尼弗说“瑞士黑麦酒”时的语音语调就仿佛那东西罕见得像河豚一样。

　　我说：“事实上我有点担心他。我和他原打算今天早些时候见面的，但他没出现。这不像他。”

　　“您以为他可能病了？”她的声音里一下子充满了关切。

　　我耸耸肩。鲍勃的确可能病了。这说得通。我问：“我能去敲门吗？你看行吗？”

　　她从我身边跳过，蹦着出了门，又穿过了后屋走廊。“我看没什么不行的。敲门又不会伤害人，对不？”

　　她从篮子里取出用橡皮圈扎好的信件，把我带到走道上，自己跑上楼梯，敲了敲鲍勃的房门，看他到底在不在。她边敲，嘴里还边模仿着“咚，咚”的敲门声。

　　我们等着鲍勃来开门，等了很久，詹尼弗好像在观察我的脸色。终于，她微微皱起鼻子，问道，“您很担心，是吗？”

　　我说：“是的。”

　　“您真是太好了。在这儿等着。”她跑下楼梯，拐进拐角，很快又提着一大串钥匙冒出来，蹦蹦跳跳地回到楼梯上，打开锁，转动门把，推开了门。

　　“就看一眼。”她说。“我肯定他不会介意。我就从这儿把信投进去。所以没人——”

　　詹尼弗往鲍勃房里迈了一小步，几乎同时发出尖叫，那音量足以让任何一位警报器设计专家心生羡慕，因为那音高几乎超越了人耳所能识别的声音极限。

　　我三步并一步跨上楼梯，“怎么了——”

　　31

　　“萨姆·珀迪侦探，这位是詹尼弗·唐纳德。她是从南卡罗来纳过来看她爷爷奶奶的。”

　　“很高兴见到你。”萨姆说。

　　我很想告诉萨姆，詹尼弗甜美得就像8月的蜜瓜，也很想提醒他詹尼弗的实际年龄要比看上去的大。但我还是没这么做。要不了多久，他自己就能看出来。

　　萨姆“啪”的一声打开皮夹，给詹尼弗看他的证件。詹尼弗见了，吓得连忙往后跳开，就像看到一把上了膛的枪似的。

　　“詹尼弗，其实你不住这儿。这儿不是你的家吧？”

　　“不是，先生。我是不是应该叫您‘长官’？”

　　“叫我侦探就行了。格兰戈里医生说你到这儿是来看你爷爷奶奶的。他们什么时候回家？”

　　萨姆穿了身新衣服，至少我以前没见他穿过。这说明了两点：第一，去年一年他体重减了不少，旧衣服已经不合身了。第二，看来他真的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了。萨姆下身一条盖普牌的牛仔裤，上身一件雪白的T恤丝毫没有泛黄，外罩一件鸡心领条纹羊毛套衫。整套装扮穿在他身上十分有型。

　　詹尼弗见自己把侦探都给招来了，立刻显得很焦急。这让我很不安。她说：“快了，应该快了。说不定下一秒就到了呢。不过我也不能确定。他们出去做什么普拉提之类的。不好意思，您知道那个吗？要用器械的那种？”

　　萨姆叹了口气。他知道。萨姆一向主张健康饮食。至于锻炼呢？他也开始接受了。不过说到普拉提和瑜伽呢？在萨姆看来，那简直是对人体的折磨，他还不怎么能接受。在搭档露西的强烈要求下，他陪她上了惟一的一期高温瑜伽课——基本上都是在桑拿浴室里进行的那种——他吃惊又很沮丧地发现原来人的鼻子也会出汗。

　　而且是大汗淋漓。

　　为这所花费的钱也令他咋舌。

　　我估计要让他脑筋转个弯，开通地来看待普拉提和瑜伽还要花些时间。

　　“那么鲍勃这个人，是你爷爷奶奶的房客？”他问詹尼弗。“他租了一间房？”

　　“是两间。是这样的，先生。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浴室。电热锅、微波炉也都有。我以前来的时候就住那。很不错。在落叶的时节，你能很清楚地看到山。还是应该说‘很清晰’？不，不——是很清楚。”

　　我们就站在鲍勃租的房间的楼梯下，离走道不远。萨姆看了我一眼，接着问詹尼弗。“你们两个是谁进了鲍勃的房间？”

　　詹尼弗咽了下口水，眼睛睁得像鲜食葡萄般又大又亮。“是我。我就是那时候看见的，我不该那么做的，对吗？哦，天哪！我是不是有麻烦了？这位医生很担心，我想他……哦

　　，老天！哦，老天！实在是太对不起了。在家的话，我们会——但是，哦，真的真的对不起。我不会再这么做了。我保证。请不要……”

　　她甚至差点把“抓我”都说出来了。

　　“‘这位医生’——”萨姆瞪着我“——说你进去时看到一些血迹，房间也乱成一团糟？”

　　“是的。真对不起。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些什么，真不知道。竟然就这样进了别人的房间？在家的话，我们也许会那样做，但这儿不是——你们——”她叹气。“我大叫。血。房间一团糟。真的很对不起。”

　　“没什么，”萨姆像慈父一般安慰道。“别担心。你只是做了你觉得该做的事。”萨姆爬上了通往鲍勃房间的楼梯。快到顶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转身对我和詹尼弗说，“接着我要做的在法律上叫做‘安全检查’，意思是我会到房里快速转一圈，确保里面没人需要帮助，然后就立刻出来。”他盯了我一会儿，接着说，“我只是生怕有人会很好奇我究竟在里面做什么。明白了吗？”

　　“明白，”詹尼弗回答，尽管萨姆需要的并不是她的理解。

　　他侧身闪了进去，动作干净利落。一分多钟后，又从鲍勃的房间转了出来。门的位置让我看不清整个过程。当他站回楼梯顶端时，萨姆看着我摇摇头，“里面没人，有些血迹。但不是很多。就你在门口那边看到的有一点。里面也的确一团糟。詹尼弗，和你说的一样。”

　　“他们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詹尼弗说，指着通往派恩大街的车道。

　　一辆黑色的大型敞篷通用货车正拐进屋前的车道。我们都等着。

　　詹尼弗的祖父母刚钻出货车，她就大声说，“警察来了。是问房客的事。房里有血。我进去看了。真对不起。真的。”

　　32

　　“上车吧。”萨姆指着他那辆切诺基车说。

　　我上了车。这时候唱反调会让我不能静下心来思考。

　　“没多少血。”他说。

　　“这得看情况，”我反驳道。“如果是你的血，我想你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反正，圣诞节后那天，提到马洛里家的血迹时，你不也这么说的？”

　　“事实证明，圣诞节后那天，我对马洛里家的血迹所做的判断是正确的。只是小孩流鼻血而已。屋里溅到的血迹和突然流鼻血的情形完全吻合。”

　　我本可以反驳他的说法，但王牌显然在萨姆手上。“那又怎么解释房间一团糟？”

　　“你真没进去过？”

　　“我只瞄了一眼，萨姆。当时我很担心。”

　　“房间弄得一团糟并不犯法。我见过十几岁孩子的房间，比这更乱。没有迹象表明这家伙的屋里发生过什么非法的事。那孩子的祖父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墙上有几滴血，家里乱糟糟，仅此而已。见鬼，说不定现在他正在社区医院缝合手指呢。急诊医生曾和我说过，总有人在切百吉饼先蒸后烤的发面圈。时把手指都给剁了下来。百吉饼，我以前都不知道那玩意儿。”

　　“可地毯上也有血。”我争辩道。

　　“你说你没进去过。”

　　“从门口就能看到。”

　　“地毯上的血很少。”

　　“是新鲜的血迹吗？”

　　“我没停下细看。”

　　我张嘴想问下一个问题，但被萨姆打断了。“我们有规矩的，艾伦。想起《人权法案》了没？我已经做了安全检查。没发现任何需要帮助的人，也没找到任何理由让我不请自来，还在陌生人家里赖着。所以我离开了。就这样。”

　　“你不准备调查，是吗？”

　　“调查什么？”

　　我就怕他会这样回答。“他失踪了。房间里的东西还被别人翻过。”

　　“被翻过？只是你这么说而已。你能肯定些什么呢？”他等了很久，看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和他争辩。“我可不这么看。”他继续阐述他的观点，“詹尼弗的爷爷奶奶可以确定鲍勃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吗？昨天晚上？”

　　“应该是前天晚上。他们说鲍勃一个人在房里只是因为他总那样。实际上他们并不确定鲍勃是否是一个人。”

　　“好吧。就算他们不能肯定昨晚他是不是一个人。现在是傍晚，他不在家。这就他妈的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了？这犯什么法了？詹尼弗的祖父母收留了一个房客，又在屋里弄了一个蹩脚的临时厨房。在我看来，也就这点违反了地方法规。不过我也不准备追究这个。”

　　“你真是高尚。”我说，尽量使这话听上去不要太挖苦人。事实是我没法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又管住自己不要把那些不能说的都告诉他。

　　萨姆想了想为什么我会突然安静下来不再和他争辩，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就知道他会意识到这点。“他是其中一个，对吗？是你的……病人？”萨姆问道，也没指望我会回答。“还有……我猜，是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却没到。但平时他总是准时来就诊，可靠得就像氧化镁乳剂。所以你很担心他。”萨姆甚至都懒得把这些句子说成疑问句。

　　我没否认。也没承认。

　　“你想让我也担心。”他又说。

　　总算可以如实回答了，我感觉一阵轻松。“那挺好的。”我说。

　　“你直接打911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打给我？”

　　我盯着萨姆看了一会儿。我没法告诉他我这样做是因为信任他。我没拨911，是因为在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中，我只能向贾里斯·斯洛克姆介绍一下詹尼弗，强调一下她名字里只有一个n，仅此而已。这会让萨姆觉得我依旧不能接受贾里斯·斯洛克姆，我不想又因为这个和萨姆发生无谓的争执。

　　我出了另一张牌。我担心出这张牌可能会犯规。但我说服了自己，不管出不出这张牌，不管会不会犯规，都不会怎么样。“我很想知道他有没有车。也许他的车能帮我们找到他。”

　　萨姆挤出一丝笑容。“你想知道他是否有车？”他的下巴缩了半寸，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把嘴巴上方的胡茬捋到两侧。“你留在这儿。我再进去问问鲍勃的房东。要不是你受了那么多限制，我确信你能告诉我所有问题的答案。”

　　他又诅咒了一句，接着就没再说什么了。

　　萨姆走后，我打电话给劳伦，告诉她我得晚些才回去，要比上次电话里说的更晚。她问我要不要留饭，也想告诉我格雷斯又做出了很可爱的新举动，还想知道我被耽搁的原因，以及黛安娜和拉乌尔那边的最新进展。我说回家后会告诉她一切，让她代我给格雷斯一个吻。至于晚饭？我自己会解决的。

　　大约五分钟后，萨姆回来了。他坐到驾驶座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切诺基车头朝着西南。树丛中露出一道空隙，从前到后一直没有任何东西挡住视线，正好可以看到夜空下第二平顶山的轮廓。一小束月光反射回来，浓淡相宜。

　　萨姆说：“他有一辆旧的大马力汽车，卡马罗牌的。停在第十二大街的某栋房子里。”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紧张得都屏住了呼吸，于是便强迫自己吸气，呼气，尽量表现得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具体在第十二大街的哪个位置？”

　　“你真打算装得什么都不知道？好吧。我陪你玩。唐纳德先生不清楚具体在哪儿。但我想也许你能带我找到那儿。你知道的，就像那些棒小伙，他们能毫厘不爽地帮你找到该挖井口的地方。应该怎么称呼他们？拿着带叉棍子的家伙们？或是探矿者？啊，谁在乎这些？我们还得开一段路呢。”

　　萨姆发动吉普车，穿过市中心，开到希尔，又拐到第十二大街，继续往南，山脉与大街平行，在十几个街区以外隐约可见。萨姆把车缓缓停在了路边，正好位于路边两栋房子的中间。一眼就能看出其中一栋是马洛里失踪的地方，另一栋与其相邻，在北边，要小些。

　　是多伊尔的房子。

　　“我猜鲍勃那家伙把他的大马力汽车停在这儿了。”萨姆说。“不过只是猜测。做警察的直觉。”

　　我没做声。萨姆选中多伊尔的房子，可能是因为其实唐纳德告诉了他在哪儿可以找到鲍勃的车，也可能是因为早上跑步时，我已经向他提过马洛里邻居家的房子。萨姆总能把信息用对地方。

　　我忙着看屋前的房产标牌，把上面的代理人名字记在心里——弗吉尼亚·唐纳，弗吉尼亚·唐纳。我问：“你打算去车库里看看那儿是否有他的车吗？”

　　“当然。走吧。”

　　多伊尔房子前院的地势就像梯田一样。高高低低堆砌而成的无灰泥石板支撑着层层叠叠的苗床，从曲面的中心向四周扩散，起起伏伏，像地志图上的线条。还有球形的常绿植物和其他一些我没见过的东西点缀着用来装饰院子的干草。

　　我把手插进口袋以抵御一月的寒冷，跟着萨姆沿着前院的小径走到与之相连的通往后院的另一条小路。走了几步，我看到了后院尽头那儿一间单车车库的尖顶。

　　“你不准备和住这儿的人打声招呼介绍一下吗？”我问，装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

　　“房子是空的。房子的主人两个月前搬走了。听说要价高得简直吓死人。想想现在的市场和利率就知道了。可又有谁弄得清楚这些日子博尔德的房市到底怎么了呢？我和你说过现在房产代理人天天到我那儿跑一趟，缠着要我卖房子吗？说什么已经有了买主，能让我大赚一笔。我猜他是个开发商，想拆掉我的小破屋，好去做些投机的交易。我拿了钱，但得到怀俄明另找个地方住。这意味着什么？我要来来回回坐车，西蒙还要找新学校。”

　　你若是观察得不仔细，就很可能会把萨姆的东拉西扯误认为是抱怨，或是一场友好讨论的开场白，例如讨论博尔德房产的价值规律，还有追求美元升值对道德和经济造成的影响。但我看得更清楚。萨姆在放烟幕弹。根据以往经验，他玩烟幕弹的手法和魔术师一样高明。

　　那他不想让我知道什么呢？

　　萨姆以前来过多伊尔的院子。

　　我可以肯定萨姆来过。尽管一片漆黑，他领着我在宅院里穿梭，熟悉得就好像景观设计师开会时他也在场。后院有一条石道，穿过一座小木桥蜿蜒向前延伸，桥下则是曲折迂回的人工溪流。一进后院，萨姆就沿着石道往前走，直至岔口出现，选了一条继续朝里延伸的路。

　　由很多人造花岗石砌成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悬崖后面——很想找个更好的词来形容，我们看到了车库的上半部分。在那看似几乎浑然天成的石壁脚下是一个大小适中的池塘。如果没有干涸的话，应该与我们先前看到的小溪相连。这很容易就能让人联想到瀑布沿着岩壁倾泻而下，落入池塘形成泉水的情形。

　　“这边，”萨姆说。他在车库窗前停下，打开手电筒从窗外往里照了照。很明显，里面是空的。

　　没有车。没有那辆漂亮的卡马罗。

　　“就这样了。”萨姆说，“你那个病人开着车去了某个地方。这是自由的国度。谜底解开了。用不着博尔德的警察提供服务。”

　　“说你吗？”

　　“是说我。是这栋房子，没搞错吧？”萨姆问。他拿着手电筒，放在我们俩中间，靠近他的腰际，手电筒的光线笔直射向夜空。向上的光线把他浓密的鼻毛照得一清二楚，清楚得都让我有点不舒服。他呼出的湿气在他的脸和脑袋外面蒙上了一层雾气，勾勒出的轮廓有点可怕。

　　我想说些什么来回答他的问题。但又想不出有什么不用保密可以随便讲的。

　　他微笑，猜出了我的哑谜。“你也这么想。”

　　从他的肩上看过去，我发现米勒家有动静。楼上的窗户映出一个黑色的人影。我看着那儿，装作没在看的样子。我说：“我担心黛安娜。”

　　“什么？”

　　我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担忧。

　　“你的搭档？那个黛安娜？”

　　“两天前她去了拉斯韦加斯。昨晚她在赌场打电话给我时，电话突然断了。她失踪了。她丈夫两小时后飞去了那儿，可连她的影子都没找到。拉斯韦加斯的警察也不管。”

　　萨姆把手电筒的光从我们脸上移开。我又快速瞥了一眼隔壁米勒家的窗户，那个黑影正在移动。一瞬间，它就消失了。

　　“你朋友黛安娜去了拉斯韦加斯？”

　　萨姆不会漏掉我告诉他的任何事情。对萨姆，我很少会把事情说上两遍。“是要去找个人谈谈。”我又强调了一下，以防万一。

　　他点头，伸出舌头舔了舔下嘴唇。“你在盯着我背后看。别这样。看我。看着我的眼睛。好，好。怎么回事？”

　　“楼上窗户那边有人在看我们。”

　　“还在那儿？”

　　我摇头。

　　“是那个父亲？”

　　“说不准。只是一个黑影。”

　　“哪扇窗？”

　　“离街最近的那扇。”

　　他点点头，挠了挠头，然后又把手插进牛仔裤的后袋。“黛安娜去拉斯韦加斯找人，昨天却突然失踪了？你的一位病人刚刚也不见了踪影，你担心他也有可能失踪了？现在我们站在第十二大街一栋房子的后院，据说是你病人停放他那辆旧车的地方。而碰巧隔壁有个小女孩在圣诞节失踪了。到目前为止，我都没说错吧？”

　　“你说得很对。”我心想，汽车那部分有一点出入。卡马罗也许有点年代，但还是保养得很新的。

　　“很好，听到这个真让我高兴。我得在本子的列表上再添两件开始引起我关注的事。你知道马洛里·米勒母亲的一些事，在我看来这些事情，你完全没理由会知道。你甚至很可能还知道她住在拉斯韦加斯。我认为，你对里斯家强烈的好奇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尺度。不久之前，你还作过类似的推断，说我们会因为米勒家隔壁的房子而起冲突。”

　　“是三件，萨姆，至少是三件。”

　　“帮帮忙，别跟我讲算术。”

　　“我不能承认你说的。不过也不能反驳。”

　　“对于你，这已经算是举双手赞成了。”

　　我耸耸肩。

　　萨姆真的很体谅我，他说，“好吧。这么多失踪的事情。听上去又蠢又呆，我也无话可说了。”他开始走动。“走吧。我想多了解一点有关黛安娜她在拉斯韦加斯发生的事。”

　　他领着我折返，穿过多伊尔院子里静止不动的水景。快到萨姆停车的地方时，我开口了，我感觉自己说话时十分小心，但实际可能更谨慎。“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我和黛安娜都在那儿。”

　　他都没朝我瞥一眼，说，“我知道。你他妈的以为我还不知道？”

　　33

　　我的车停在市中心的另一头，在唐纳德租给鲍勃房间的那栋楼外。萨姆向我逼问了更多有关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失踪的细节之后，开始朝我停车的地方开，好把我放下车。

　　“那栋带有水上公园的房子的主人，你对他了解多少？”我问。

　　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那些我实在不想听到的乡村挽歌终于从我耳边消失。我等着——关于那个多伊尔的问题，估计他正面回答我的可能性有30%——我已经不止一次有这种想法：萨姆喜欢的乡村歌手中，大多数都有必要接受一两次心理诊疗。

　　“房子的主人离开有一段时日了；房子现在是空的，圣诞节期间一直没人住，如果这些是你想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不过没错，我和那个房子的主人谈过，是通过列出房子出售信息的女房产代理人与他联系上的。”

　　萨姆就此打住了，真可恶。好，他想激怒我。他正等着看我是不是会因为自卫意识太薄弱，而在此关头提醒他上回透露给我的事——一

　　位美丽的金发小公主在圣诞节那天，在三个街区外被杀了。那次，萨姆整晚都在喝酒，他承认说：所有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包括警察、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在事情过去了十一个月后，才开始去找住在女孩家隔壁的邻居了解情况。

　　周围的一些居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案现场，但是在女孩被残忍杀害后的十一个月里，没有任何警察询问过他们。

　　在我看来，这简直难以置信。

　　但我没有插嘴。萨姆用不着我提醒。

　　他接着说：“房子的主人同意我们调查。没有半点犹豫。没说半句废话。非常合作。房产代理人开了门，我们进去搜了搜，但一无所获。这是马洛里父亲报案后几小时之内的事。”

　　“那房子的主人还在市区吗？”

　　多伊尔。我想把他的名字大声叫出来，但我不能。我想知道多伊尔是否还在市区。

　　“不在。”

　　“马洛里失踪后你们猜她可能会去哪儿？”

　　“隔壁的空房？我们要搜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儿。”

　　“但是一无所获？”

　　“只是间空房。厨房比我家的大不了多少。院子很不错，不过没地方让我颠两下球。这房肯定贵得离谱。嘿，城里哪样东西不贵呢？”

　　在博尔德房价暴涨的问题上，萨姆比我想得多，但是这种间接的问题并不会让我得到很多的消息。于是我问：“圣诞节那天搜查时，那辆卡马罗还在车库吗？”

　　“问得好。我不记得它在不在。不过如果在的话，我确信肯定会有人按着车牌找到你那位病人的。我想我们还没和你那位病人谈过话。”

　　我能看出来，萨姆仅仅分了一半注意力给我。他在考虑某些我看不到的问题。他对我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几近诚恳，却依然有所保留。不过我对他同样有所保留。“你的大脑袋里在想事情。想什么呢？”

　　我的问题让他微微吃了一惊。他把车从第九大街拐进派恩大街。“我在把线索串起来，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犯罪行为。我得找个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

　　“什么意思？”

　　他没有马上回答。快到唐纳德家了，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车就在前面不远处。鲍勃房间的灯依旧没开；不过如果灯真的亮了，那倒会吓人一跳的。

　　一辆货车迎面开来，萨姆亮起切诺基的前灯。货车司机也立刻亮起前灯，那灯光昏暗了半秒才完全亮起来。他按了按喇叭，让别的司机不要小看他的前灯装备。在那种强光下，我看不清货车司机的脸，但我敢打赌，他正对着萨姆伸出中指。

　　我说：“那傻冒仗着一辆大货车就为所欲为欺负人了。”

　　“算他走运，我今天心情不错。”

　　我大笑。

　　“这儿没我的事了，艾伦。你那位病人不在家，这又怎么了？他走了一天也有可能是两天？门口滴的血非常少——地上扔着几件衣服。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也没有目击者。人不在。车也不在。因此是他自己离开的。人们自己离开时从来不发通告，也不打招呼。即使是他们的心理医生也不会事先得到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东西能让我的上司产生丝毫兴趣。早摸透了。我清楚他会跟我说：到目前为止，这都不干警察的事。和我告诉你的一样：这不干警察的事。”

　　“好吧，”我说。

　　“还有你的朋友，黛安娜？说真的，她的事远远超出了我的管辖范围。站在拉斯韦加斯赌场的立场，除非是几天后旅店要用她的房间做下一笔生意，否则我也不会在她的生死问题上浪费一秒钟。同样，如果我是拉斯韦加斯的警察，我差不多也会那么想。成年人做成年人的事。可万一她真的失踪了呢？当人们开始担心四处寻找时，也许一切已经太迟了。但愿她没事，可又有谁会像她那样从赌场失踪呢？我不想听你告诉我的事。虽然目前情况确是如此。但我情愿它不是。”

　　萨姆把车停在我的轿车前，两辆车子几乎是车头贴车尾。他关了前车灯。路灯的灯光从驾驶座一侧照进车里，在车窗上留下萨姆的侧影。

　　“其实我对自己正在串连的线索更感兴趣，”他说，“你看。如果我戴上解码眼镜，我几乎可以在我留意的每一处都发现你的脚印，不过只要想到以往你在这类事情上的记录，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张嘴想反驳。又闭上了。他想说什么？

　　萨姆接着说：“首先，我想你和你的搭档黛安娜也许与米勒家有着某种关系——我猜是米勒太太，雷切尔——这个我不大了解。想再让我猜吗？好吧，我怀疑那是几年前的事。也许更早。我能猜出这是什么关系吗？是的，我可以猜出来。”他停下来，让我先把这些话吃吃透。

　　“其次，我想你那位开卡马罗的病人与那个拥有水上公园的家伙也有着某种关系。因为某种原因，这关系让你异常紧张，如果只是简单的借车库的问题，你不会那么紧张。一定是另一码事。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但凭经验，今晚我在你这儿是连屁都问不出来的，所以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头痛。目前我的推论是你认为这一切都和马洛里·米勒有关。坦白说，这让我很担心。我担心是因为你又开始扮演起侦探的角色。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你可能也有份，这也让我稍稍有点担心。”

　　萨姆的肚子在咕咕叫了，像是在抱怨好久没看到饭菜了。这声音让我意识到自己也饿了。不知道劳伦有没有给我留点饭菜。

　　“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是你和黛安娜在百老汇大街发现了受害者。然后——”

　　“萨姆，你刚刚说汉娜是受害者？”

　　“我不该这么说。她是你朋友。抱歉。习惯了。对不起。”

　　“我不是这意思。你认为汉娜是受害者？你认为她死于他杀？验尸官说死因‘未定’。难道有变化了？”

　　“那是斯洛克姆和奥尔森的意见，不是我的。我在那个案子上没有发言权。昨天是一切未定。今天仍是。事情到此结束。抱歉。”

　　换作是其他任何一种情况，我会继续对他旁敲侧击。但现在，我需要萨姆把注意力集中在黛安娜和鲍勃身上。汉娜的事可以以后再谈。可我仍忍不住要想：警察究竟知道些什么？

　　“还有呢？”我问。“你刚准备说的。”

　　“里斯·米勒，”萨姆说，他忘了要用哪根手指头来表示他要说的最后一点，于是便伸出那根粗壮的拇指来代表里斯·米勒。“为什么你对他那么感兴趣？他在这件事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他把头转向我，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你甚至连这些都知道？”

　　我张嘴，又合上，发出了某种声音，更像是一声叹息。里斯对我来说也是个未知数。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对他真的一无所知。”

　　“好吧，”他说。“听着。我得把保姆接到家里，我还答应西蒙帮他修改他写的诗。你像他那么大要写诗吗？不过让孩子多写点是件好事。随时通知我黛安娜的情况。”

　　我打开吉普车门，外面的温度低得惊人，我还是头一次感到一月的夜晚原来这么寒冷。“谢谢你，萨姆。”

　　“嗯，”他说。接着又说：“等等。”

　　我把身子侧回车里，萨姆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几秒钟，然后又移回来。“我知道你希望我能找到法子来帮你。但我也无能为力。总归要有个钩子。总归要有个可以让我抓到的东西。”

　　“萨姆，我也特别不希望自己和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自从马洛里在地球表面失踪那天起，我就拼了命地想让自己离它越远越好。但它紧咬着我不放。在我看来，只要你离这件事够近，你就能找到和一平方英尺大小的维可牢商标名。此处指一种互相粘连的尼龙织物，常用作代替服装纽扣的褡裢。一样多的钩子。”

　　我砰地关上车门，车开走了。

　　34

　　我走进屋子前门时，时钟显示快到8:30了。埃米莉给了我异常热烈的欢迎。母女两个在主卧室里睡得正香，依旧蜷曲成熟悉的大勺包小勺的姿势。她们周围一圈散落着各种睡前读物和格雷斯心爱的绒毛玩具。而我们那条没那么多绒毛的狮子狗安维尔，则在格雷斯的膝盖上蜷作一团。

　　我很懊悔自己总是如此频繁地错过每晚睡觉时应例行的一些事。

　　格雷斯的入睡时间相对于她的上床时间显得有点早，即便对于劳伦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多重硬化症让她消耗的精力总是难以估算。这种病的症状有很多种。如果哪一天这病没有发作，没有给她带来剧烈痛苦，这时候你问她，她就会告诉你对于这病，她最恨的一点就是白天的时间被缩短了很多。病痛的折磨年复一年，劳伦开心的时间越来越少，健康的时间越来越少，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她被病痛和虚弱拖倒在床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如果你问她得了多重硬化症后，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她会告诉你她希望白天能加长。她会告诉你大多时候，她的精力能够维持的时间就和安克雷奇12月的白天一样短。

　　这显然是说，那天是育空加拿大西北地区与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一个地区。

　　的一天。这是她的叫法。我会在工作时打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几乎总是回答，“你懂的，宝贝，今天是育空的一天。”

　　我帮她们把羊毛毯拉拉好，让女儿和她母亲都能盖到。然后吻了吻她们的前额，把安维尔从床单上抱起，领着它和埃米莉出去撒尿。当这对搭配怪异的狗夫妇完事后，我们又安全地在屋里小转了一圈。然后我看了看留言，真希望有拉乌尔的留言，最好是黛安娜的。

　　但是一无所有。

　　我煎了两个蛋，夹在涂有蜂蜜的小麦吐司里，然后端着盘子进了客厅。我站在窗前边吃边往外看，从窗口望下去便是博尔德，我想找出詹尼弗祖父母的房子，想找出第十二大街上那栋靠近山麓小丘，有水上公园而且贵得离谱的房子，想找出百老汇大街汉娜·格兰特被发现身亡的房子。

　　西边很远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群山的另一头，拉乌尔也许还在和威尼斯酒店的女保安约会，也有可能他还在赌桌前和赌徒聊天，试图能找到有谁还能记得他妻子？

　　该死的，在这些亮起的车灯中到哪儿去找鲍勃和他那辆漂亮的卡马罗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是在我办公室里那个金科牌的盒子里吗？

　　我一时冲动想冲进城里找出答案。

　　我提醒自己，鲍勃写的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是虚构的。

　　是他编的。

　　是该等到以后我才能读的。

　　35

　　黛安娜极少会流露出对自我的不确定，但在谈到她与拉乌尔的结合时，她总会一脸惊奇。“为什么是我？看看我。看看他。他到底为什么会选中我？”

　　拉乌尔是西班牙人，橄榄色皮肤，目光敏锐，聪明绝顶，生来就有企业家的革新精神，对金钱的嗅觉如猎狗般灵敏。他的微笑甜似蜜，头发浓如墨，在阳光的照射下却又变成一团金黄色的火焰。他可以教乔治·克鲁尼电影电视明星。如何做到举止优雅，在环境需要时他的一言一行犹如欧洲绅士，他会套上退色的牛仔服和牛仔靴，溜进农场大谈特谈南科罗拉多的水权问题，就好像是他的家族率先切断了与古老的圣路易斯河谷相连的灌溉水道。

　　就像每一位大屠杀此处特指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后代那样，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给拉乌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阴影，在西班牙与法西斯眉来眼去的五十年中，拉乌尔遍体鳞伤——几乎要被打入肉体不复存在、灵魂受煎熬的地狱——对永远逝去的亲人的回忆以及落入佛朗哥长枪党手中噩梦般的影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成为他对权利永久的抗体。

　　结果怎样呢？拉乌尔有着宽宽的肩膀，只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时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他长得很英俊。

　　最终我还是等不及想听最新进展，在上床之前拨了拉乌尔的号码。三声铃响后他接了。

　　“喂？”他说，伴着拉斯韦加斯的背景声。音乐，车辆喧嚣声。还有别的——嘶鸣，轻微的爆裂声。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接电话时说出的第一个字饱含期望，每次电话铃响，他都希望电话那头是黛安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我，拉乌尔的希望正意味着他还没找到黛安娜，于是我的希望就变成了平静湖面上跳跃的扁平石块，同时沉入满是淤泥的湖底。

　　“是我，拉乌尔，你没找到她？”

　　他用加泰隆尼亚语说了一些话，听上去像“流氓妓女”，从他唾沫星子飞溅的语气中，我就知道准是脏话，用不着翻译，虽然我一直很想多了解些他母语中的脏话。

　　“你和酒店保安部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吗？”为了能盖过那片嘈杂，我几乎在大吼。

　　“马利纳知道些事情，”他说。“不幸的是，她得花时间来说。”

　　“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她是从墨西哥来的，她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她哥哥，还有他从奇瓦瓦位于墨西哥的北部，与美国接壤。到图森那路上发生的事。她想找人倾诉。对某些女人来说，这胜过一切。她就是那类女人。我得一个人演完这出戏。相信我，这是我惟一的办法。”

　　拉乌尔谈论女人就像他谈论首发股与随机存储器一样绝对权威。我再一次希望他能翻译一下加泰隆尼亚语，但我没说出来。

　　“你还没打探出什么来吗？”我问。

　　“还没有。”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干——我们每谈一次话，拉乌尔似乎就多一分焦虑。电话那头出现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他妻子的，这无疑夺去了他在海上赖以漂浮的救生圈。我能听出希望溜走时他有多泄气；他乘的船一直在漏水，不管那是什么船，他一个劲地把水往外舀，他感到累了。

　　“赌桌上有人记得黛安娜吗？”

　　“我把贷款最高额设为五百万美元。我想这能让我在赌场里进出更方便些。”

　　简直难以想像。“什么？你赌多少的？”

　　“五个或十个筹码。有时二十个。”

　　一个筹码一千。“你没输过吗？”我问。

　　“我表现不错，”他说。我了解拉乌尔，他从不把在赌桌上赢大把的钱当成乐趣。赌桌上的千金一掷和他在各类技术性投资中玩的筹码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想到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如果他赢到的钱是从威尼斯酒店的金库领来的，并且是大大一笔的话，拉乌尔或许会找回一丝乐趣。

　　“有多顺？”

　　“最好一次玩到了八十个筹码左右。到这个镇上，只有在赌桌上比较走运。”

　　我吹了一声口哨。“一个筹码一千元？”

　　“还要减去四千元小费。两个发牌的人也跟着沾了光，拿到些小费。我希望他们能心存感激，接受我邀请他们喝酒。”

　　那两个发牌的人在遇到了拉乌尔后个个比之前富了两倍。得了那么丰厚的好处，他们应该愿意在换班后和他喝上一杯。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下班？”

　　“大概三小时后。到时就知道会怎样了。我没抱什么希望。我塞了些钱给一个女人，让她分别传纸条给这两个发牌的，告诉他们我想找他们聊聊。她说她传了。谁知道呢？他们的老板可能早就警告过他们要注意一点了。”

　　“令人沮丧的一天？”

　　“这是他们的房子。他们拿着牌；他们决定赌注大小。我惟一的优势就是我的目的性比他们强。他们还没意识到这点。赌桌上有个人听到我问他邻座有关黛安娜的事后，就递给我一张名片。他是某个购物中心的代理开发商。是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

　　“一个赌徒？”

　　“他心底里差不多是个赌徒。我等他离开赌场后二十分钟打他的手机。我告诉他我是赌桌上的那个人。他说：‘现在不行。’我问：‘什么时候可以？’然后他说：‘我现在有了你的号码，我会打给你的。’接着就挂断了。”

　　“笨蛋。我想他在耍我。”

　　“他没打来吗？”

　　“拉斯韦加斯的夜晚总是充满活力，不是吗？而我呢？我比昨天这时候要老了二十岁。再这样过一个星期，我肯定得换皮纳克尔一种两到四人玩的牌戏，使用四十八张牌的一副纸牌，通过采用轮圈抓牌或形成某种组合计分。玩玩，老玩掷骰子可不行。”

　　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我拿着电话，从黑暗的厨房慢慢走到同样全无光亮的客厅，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博尔德那片暮色里寻找第十二大街，寻找米勒家和多伊尔的房子。

　　我耳朵里听到的是西纳特拉美国歌唱家和演员，曾出演电影《从这儿到永恒》，该片获奥斯卡奖。的歌声和嘈杂的打击乐。还有车辆喧嚣声和警报声。

　　“你在夜总会？”

　　“我在贝拉吉奥酒店。在外边，看喷泉。我喜欢喷泉。尽管过于华丽，但我喜欢。你见过吗？”

　　“只在电视里见过。”

　　“哪天来看看吧。”

　　“好。”也许。“和黛安娜一起。”

　　“和黛安娜。阿兰？”

　　我心里一跳，他好一阵没用法语念我的名字了。

　　“我在。”

　　“如果某个男人和我妻子纠缠不清，你会告诉我吗？”

　　“什么？你说——”

　　“是的。除了我之外的男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是吗？”

　　我很惊奇。拉乌尔竟会因别人对不忠的看法而如此轻易地产生情感波动。对于浪漫的爱情，拉乌尔要是没了自信就好比蜘蛛侠忘了该怎样爬墙。

　　我说：“就我所知，我可以告诉你这事和别的男人没有半点关系。半点也没有。”

　　“谢谢，我不得不问问。”

　　“拉乌尔？知道你一直在找的雷切尔是谁吗？她是马洛里·米勒的母亲。黛安娜到拉斯韦加斯想找的就是她。”

　　他沉默了。电话没有断线；我仍然能听到西纳特拉的歌声和喷泉的声音，还有镇上车辆的喧嚣嘈杂，但拉乌尔没有说话。间隔越拖越长，猛然间我又回想到那天晚上黛安娜在赌场和我通话时还好好的，突然就失踪了。我心跳加速，就像一个青春期少年正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追求一位漂亮女孩。

　　“拉乌尔？你还在吗？”

　　“我在。”

　　“我怕断线了。”

　　“没断；我在想问题。黛安娜是去找那个失踪女孩的母亲？”

　　“如果你关注新闻里对马洛里事件的报道，你还会知道雷切尔·米勒有精神问题。你最终找到她时，知道这个也许会对你很有用的。”

　　“我不看那些东西。黛安娜和我说过，但她没提起过这些。她得的是什么精神病？”

　　我不确定小报上有没有报道这个。“我知道你问题的答案，拉乌尔，但我不能说。她的病挺严重。只能说到这儿了。”

　　“有攻击性吗？”

　　“雷切尔？不可能，绝不可能。”

　　“为什么黛安娜想找她？”

　　“我能找出个理由光明正大地告诉你雷切尔是谁，但要告诉你为什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你是否有帮助。如果我发现它有用的话，我会告诉你的，我保证。”

　　马洛里的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或是住在拉斯韦加斯并且有严重的精神病，这些新闻媒体都曾报道。我没有告诉拉乌尔任何新东西。如果病人告诉心理诊疗师太阳在每天早上升起，这事就没必要保密。心理诊疗师就可以把这告诉别人。

　　拉乌尔问：“黛安娜被卷进马洛里·米勒那件事了？”

　　“我不能……”——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就此发表意见。”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就能。”

　　我在心里说，谢谢。拉乌尔说得对极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会告诉他。但我并没有否定，于是他准确无误地推断出了那意味着什么。“我没法反驳你的结论，拉乌尔。”

　　“这团乱麻——不管它是什么——都是从汉娜的死开始的，是吗？”

　　我想了想自己该怎样回答。“汉娜的死让许多球滚了起来。”

　　他答了一句：“如果我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我就是狗娘养的。加泰隆尼亚有强烈的独立欲望，此句意即说加泰隆尼亚不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人不是西班牙人。”从他的语音语调，我就猜出那是句骂人的话，而且就单凭那个“西班牙”，我想西班牙人一定不乐意从这个加泰隆尼亚人的嘴里听到。

　　36

　　我很久没去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了。一月不是我最喜欢的到处逛逛的季节。杜安物理实验室更不是我希望去的地方。但当星期四11：15的预约被取消后，我发现午休的空闲时间延长了不少，足足空出了七十五分钟。于是我决定走出办公室，去大学里走走。

　　物理楼坐落于博尔德校区东侧，是一座角状的大型现代复合式楼群。楼群中间被车道和别致的石板结构的设计物隔开，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校园原有的地中海式建筑的精髓。杜安物理楼周围是几栋晚些建造的人文楼，赫然耸立，和杜安物理楼一样，由混凝土浇铸而成，墙上贴满石板，屋顶镶满红瓦，一闪一闪地向着这块土地上托斯卡纳人的灵魂致敬。

　　对于杜安物理楼我早有所闻。这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从孟辛格心理学大楼出来后，穿过科罗拉多大街就到了，一眼就能看到。但是由于自己与物理学，至少与物理学研究几乎搭不上边，我从未有什么理由走进杜安物理楼。当我跨进那道门找鲍勃时，杜安物理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是所规模庞大却鲜为人知的州立大学。布告栏上的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更中肯地说，在那一刻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看不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有个教授要找助手研究毫微微秒光频木梳。另一间实验室要研究如何在冷却至0.1K的超导薄膜基础上开发微卡测定器和辐射测定器，正需人手帮忙。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连边儿都摸不着，但我几乎能百分百地确定我成不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些在了无生趣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学生——他们赢得了我的敬意，因为，不像我，他们可能有着想要能够诠释布告牌上内容的坚定信念——我常去校园里其他地方转转，已经习惯于遇见那种学生，但杜安物理系的学生看起来更严肃些。

　　一栋大楼不为人知，而里面却到处是治学严谨的学生？我想鲍勃应该是无意间走进物理系的；不由自主地受其吸引，然后一头栽进去，在这儿他可以生存——对于鲍勃来说，更好地生活不是个能否选择的问题——长久以来，他一直在对下一秒的等待中消磨时光。

　　在拐错几个弯，走错几间办公室后，我终于知道鲍勃是某个办公室或实验室的办事员或秘书，等离子物理学家就在那儿研究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鲍勃的上司是个叫诺拉·萨娜坦格勒的中年妇女，体形就像一大截自来水总管道，她也很想知道鲍勃的下落，对鲍勃的怪癖也有很好的出于直觉的认识。

　　我自我介绍时略去了医生这一段。我告诉萨娜坦格勒女士——她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那种愿意让下属或是我这样的到访者称其为“诺拉”的上司——我是鲍勃的朋友，我们约好昨晚见面，但他没赴约，也没接我的电话。

　　她有些不信：“你是他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他有朋友。”

　　萨娜坦格勒女士直击要害。

　　我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让她重新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我不知道鲍勃在哪儿。“今天早上我打过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生病了没来。但他也不在家。我很担心。”

　　“好吧，坦白说，我也是。我还没打过他家里的电话——鲍勃不会……乐意的。2003年春天那场暴风雪，他有一天也没来上班，但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惟一的一次。”

　　鲍勃上次没去上班有着毋庸置疑的理由：2003年3月的那场暴风雪至今让人难忘，博尔德的积雪几乎有四英尺厚。“他今天没来过电话吗？”

　　她摇头。“昨天也没有。鲍勃总在自己的桌上吃饭，埋头看书或者玩网络游戏。有时玩拼字游戏。有时下象棋。他从不和其他同事一起玩。从不。但是星期一那天怎么样呢？那天上午11点左右，他告诉我他要出去吃午饭。他直接进了我的办公室，直接走到我桌前，说：‘萨娜坦格勒女士，我要出去吃午饭了。’我很惊讶，也很高兴——我让他好好放松，玩上个一小时。”

　　“他出去了吗？”

　　“这小子肯定出去了。他根本没有回来，也没打过电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是这样啊，”我一边说，一边回味这句话。这星期鲍勃的这出失踪戏开场得甚至比我预料的还要早。

　　我和萨娜坦格勒女士一起站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发现，她管状的体形正在逐渐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发誓，她的大腿、臀部、腰部、胸部和肩膀完全是同一个尺寸。她不是特别胖，看上去像是发育时被迫在一根香肠套子里冬眠了很久。

　　“听着，”她说，“鲍勃……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我从赫尔姆斯转到这儿后就成了他的新上司——赫尔姆斯是历史系。以前我觉得学历史的家伙古怪，但这些物理学家呢？别让我说起头；他们是另类的。而鲍勃，他更是怪胎的典型。我有话直说，请见谅，但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应该早知道。他喜欢和别人保持距离，周围的人很难与他相处，尤其是那些对他的——也许可以这么说——脾

　　性毫无察觉的人，但他会完成工作。没别的了，我告诉你，真的就这么多了。他只干自己的活。后来我又把他安排到一个实验室，他在那儿和别人相处得还可以。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鲍勃和这儿的一些人不一样。他比较自由。但不管他……怎么不受约束，我都不会因为这解雇鲍勃。”我注意看了看她的表情，她似乎想到了一些先前没想到的事。“当然，这很合情理。”

　　“萨娜坦格勒女士，您似乎挺了解他。您能告诉我，在哪儿也许能找到他吗？”

　　她想了一会儿，摇头。“抱歉。”她边说边往门口迈了一步。“但你只要有消息就会通知我的，对吧？我很担心。鲍勃就靠你了。”

　　就像是蘑菇。我想。或是块菌。那些寄生类的。

　　“当然。”我在身后的桌上看到了可再贴便条纸，便在上面飞快地写下呼机号，递给她。“您有消息了也会告诉我吗？”

　　她说她会的。我朝门口走去，快出门时我停下来，转身看着她。“鲍勃有没有带走他的秋海棠？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她冲我微笑。“我当然明白。你的确很了解他。但我知道你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他的办公桌看看那棵可恶的圣诞秋海棠？”

　　她领着我穿过大厅，走向鲍勃的办公区域。我想，萨娜坦格勒女士年轻时嘴巴一定不饶人，只不过她雄心勃勃，自我约束力又强，才能从一个满口“他妈的”、“该死”的年轻女子转变成一个只说“见鬼”、“可恶”的中年妇女。

　　那棵圣诞秋海棠在鲍勃桌上的一角，他上司说鲍勃一直把它摆在那儿。我从这棵植物身上知道了一点，萨娜坦格勒却看出了两点。她告诉我，如果鲍勃知道自己会连续几天不在办公室——她说的那几天应该要比大周末还要长——他会小心翼翼地把秋海棠搬回家。搬运的过程复杂至极，包括要用一个啤酒箱底，还要套上棕色的食品袋。她还说如果鲍勃会有一至三天不在办公室，他会把秋海棠和鹅卵石托盘从桌角移到屋子最末端的齐腰高的书架上，就在朝东南窗户边。

　　“总是这样吗？”我问。

　　“总是这样。”她毫不犹豫地确认了我的话。“他从不把秋海棠放在阳光可以直射到的地方。他总是从下面开始浇水。你知道，就是从鹅卵石托盘开始。他知道该怎么养。这东西在鲍勃的打理下一直开着花，从每年的感恩节到春分，都好些年了。人们看了它，总要夸两句，从不例外。”

　　我早就注意到这棵秋海棠长得很好，花瓣很大。我说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鲍勃本来没打算离开这么久，是吗？”

　　萨娜坦格勒女士弯下腰，摸了摸秋海棠娇嫩的花蕊。“是的，他没这个打算。我想我应该把它移到书架上，这样鲍勃不在时，它也可以有光照到。鲍勃会这样做。我知道他会。我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让我这样做。”

　　我的视线跟着她的手指移到桌面上，我迅速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线索可以知道鲍勃星期一去哪里吃饭了。然而除了圣诞秋海棠，他的桌上找不到任何私人物品。我问：“鲍勃玩游戏时，用的是这台电脑吗？”我指的是那台占了他桌上三分之一空间，根本谈不上走在时代前沿的机器。

　　“不，他不用这台。他有台笔记本电脑。他每天带着它来上班。很早的时候，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午饭时间连到校园网上玩游戏。我说可以。鲍勃不骗人。要是他对哪条规章不是很清楚，他就会问。”

　　她的回答让我有点泄气。“他带着笔记本电脑去吃午饭吗？”

　　“见鬼，我也不知道。”说着，她开始在鲍勃的抽屉里翻找起来。从我的角度看过去，这些抽屉就像是被神通广大的壁橱管家收拾过似的。

　　“别看了，”她说，“他肯定带走了。”

　　“你知道什么能帮我找到他吗？随便什么，只要有助于找到他的都行。”

　　“我希望我知道，”她说。“真可恶，我真的希望我能知道。”她双手握拳，顶着下巴。“我有些手下非常可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剩下的那些？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如果他们像鲍勃这样离开一段时间——离开几天——我

　　理都不理。我会觉得这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鲍勃？他不属于任何一类。他不中规中矩，也不标新立异。他……”

　　“你猜我要说什么？我只能说：虽然我不是非常非常喜欢鲍勃，但我还是……喜欢他的。你明白吗？我真心希望他没事。”

　　我明白。

　　我挤进了百老汇大街马斯特塔德以卖热狗为主的餐馆，在美国各地都有连锁店。，稍微停留了一下。享受着热狗的香气，我心里稍稍有些不安。回到办公室时，离下一次预约只差几分钟。

　　37

　　这个由我一手拼凑而成的下班后的计划算是个好主意吗？很可能不是。但当我一天的工作接近尾声时，我发现自己想不出一个好点子，于是只好拿这个漏洞百出的先凑合凑合了。

　　原以为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轮到我走进多伊尔的房子去看房。但我错了。我打了个电话给那个代理人，问她能否带我去看房。她如今已是卖家的全权代表。显然是想到说服我成为买家后的光明前景，她的眼里开始闪动美元符号。她问我什么时候下班。我说6：00。一秒都没犹豫，她就问我6：15是否合适。“您一定想像不到后院的水景，”她连声说。“光水景就值这个价。相信我，它们……”

　　我没告诉她我早就知道了。

　　我打给我们的钟点工保姆韦弗，她告诉我劳伦也会晚回家。韦弗让我放心，说她很愿意多陪格雷斯一会儿。我已经打算除了每月的工资，再加给她一小笔奖金。我又打到劳伦的办公室留了语音信息，告诉她晚饭我会带泰国菜外卖回去。

　　和我见面的女人叫弗吉尼亚·唐纳，她把车停在了多伊尔的房前，这是一辆银色凌志运动型多功能车，豪华型的，从头到尾活脱脱就是另一辆梦幻般的陆上巡洋舰丰田旗下最具盛名的一款车型。。我隔了几户人家把车停在了更北面的地方，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在前门的走廊附近遇到了她。

　　“格兰戈里医生？”见我走近，她绽开笑容。“您马上会彻底爱上这儿。浴室稍微打理一下就可以。不过哦，哦，将来这儿的……”她

　　又高又瘦——让我想到了“苗条”——穿着优雅，稍带口音，可能很小就移民到美国的。即使不考虑她的姓，我也会猜她来自巴西。她衣柜里的衣服很少会为冬天做调整，她不穿大衣，踩着高跟鞋，来去生风。一句话，一点也不像博尔德人。

　　“唐纳女士？”

　　“是的，是的。我很抱歉。我一兴奋就忘了礼节。这栋房子，它……”她伸出手和我握了握。“抱歉，能等我一会儿吗？”她按下了手机上的快速接通键。“是的，是的，格兰戈里医生在这儿。我们正要进去。好的，好的，是。我很确定。格兰戈里医生。没错，在第十二大街。谢谢！”唐纳女士转身面向我。“考虑到丹佛某些倒霉代理人的遭遇——我相信您听说过——我们不得不在个人看房前先确认您的身份。我希望您能理解。这是……”

　　“当然。”

　　她很快走到上锁的信箱前，取出前门钥匙，打开门，让我先进去。“我很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房子里还没摆放什么家具，还没怎么布置，就拿出来给人看。但……”她叹口气，“我已经尽量想办法让房子的主人去租点东西，你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有了合适的家具，整个屋子就会让人眼前一亮……”

　　唐纳女士显然习惯了说话只说一半。但不管怎样，我很感激她讲起了多伊尔。我立刻问道，“房子的主人住在市区吗？换了套大房子吗？”

　　她领着我穿过狭窄的房门，进入卧室：卧室里的红橡木地板上满是刮痕，窗户仍是旧式单页铁框的，壁炉也不起眼。“住在市区？不，不。不是这样的。但我们经常联系。经常联系。我向他保证只要一降价就会有回应，顶多等上一天。他松口了，事实上——他已经降过一次价。别误会，我完全是为他好。您住在博尔德吗？”

　　这个问题明摆着希望我回答“是”，然后我就能为她创造轻松赢得房产交易三连胜的机会：买主从代理人手上把房子买走，接着授权该代理人负责销售他现有的房子。三重委托——卖家，买家，卖家——和如瀑布一般源源不断的房产交易会。

　　“是的，我住在西班牙山。不过我在市中心商业大街附近工作，就在沃尔纳特。想想最近的交通，开车真是越来越……”想了好久，我最终敲定一个合适的词，“累。”

　　听到我透露的信息，她按捺不住兴奋。西班牙山的单子？如果说出一个比这更值钱的小区名称，她的反应也会近乎疯狂。但在博尔德，没有一整块地皮能比西班牙山更让当地房地产供应商激动不已了。在西班牙山，“有存货”一般是指那儿只有一间待售的房子。在我宣称自己住在山谷另一边很珍贵的一块地上之后，我瞬间感受到屋里的气氛有所改变。

　　唐纳女士知道她必须把手头的房子脱手给我，但又不能触动我离家的感伤。她不动声色，伪装得很好。“我能不知道吗？”她说。“这就是住在这儿，住在希尔的好处。离哪儿都近：肖托夸美国纽约州肖托夸市。，市区，绿化带，山区，收费公路，购物中心。这个地段真是太……”

　　完美？

　　我见她眼睛盯着我的左手，于是猜出了她的下一个问题。“您结婚了？”

　　“是的。”

　　“有孩子吗？”

　　“一个。”

　　“西班牙山？”她沉思。“山上很美。我有些客户等了好几年想……那儿视野非常……”

　　开阔？那儿的房子也很……贵。我可没勇气告诉她我住的是整个居民区为数不多的普通房，即使按博尔德的标准也是最普通的那种。她会失望至极的。

　　“是的，那很不错，”我说，一边打量着这间普通客厅的墙壁凹陷处，一边纳闷：我在多伊尔的空房子里乱逛到底想找什么。我从客厅走到同样很普通的餐厅里。唐纳女士跟在我后面。

　　“大小正合适，不是吗？”她说。“这儿有足够的空间来……”

　　放一张桌子？办一次家庭聚会？

　　厨房最近刚整修过，一个小角落被专门辟出作为吃早饭的地方，而且靠着大窗，正对着院子，很不错。一间食品储藏室本来就不大，却硬要辟出一小间洗衣室。重修后房子的质量和它的要价并不相称。那些新的细木家具和家用电器都可以在博尔德租借服务公司的仓库里找到。

　　唐纳女士显然和我想的一样。“这儿有些新的厨房工作台面，可能是石头的，也可能是混凝土铸成的，你得再加工加工……”

　　什么？我分不清楚。“是的，”我说。我开始了解，要卖出这套房子对她来讲真是个大难题。她想把这栋房子在博尔德的冬天卖掉，卖点是院子。然而院子里没有绿色植物后，看上去并不怎样，精美的水景被抽干了水分子后，也很一般。

　　我们很快逛完了楼上的两间卧室和另外两间相邻的小浴室。她先前的说法十分正确：浴室需要一把大锤和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主浴室四面墙都用上了齐胸高的长条塑料板。颜色很像格雷斯得了鼻窦炎后鼻子里流出的液体。

　　当我对房子的热情不再高涨时，唐纳女士对于她房产买卖前景的热情也开始降温，但她仍顽强地抓住最后一丝希望不放。“地下室的家庭影院和令人惊叹的后院都是这栋房子的两大亮点。你想先看哪个？”

　　不等我回答，她就打开了后门旁边的两个开关。院子立刻亮堂得像度假胜地。我的目光迅速被那天晚上在黑暗中看到的花岗岩瀑布所吸引。

　　“很不错。”我说。

　　“不错？想想水流溅到花岗岩上，想想那溪水声，那池塘里的鱼儿。还有花儿啊，鸟儿啊。到春天，我想你会觉得这儿……”

　　令人吃惊？

　　“地下室呢？”我问道。“楼梯在哪儿？”

　　地下的空间没有地上的那么大。家庭影院倒是够宽敞的——估计有十五英尺长二十英尺宽——但整个地下室还没有两间家庭影院那么大。一个普普通通的化妆间，一间器械房和一间又长又窄的储物室构成了楼下地层的整个布局。离储藏室顶端三分之一处有个带铰链盖子的很宽的通道。

　　“用来放东西的吗？”我问道。

　　“是槽隙天花板上面或地板下面高约二英尺可使工人进入维修管道、电线及设备的槽隙。。”唐纳说。

　　“可以进去看看吗？”我问道，握住门把手。

　　“当然可以。”

　　我掀开遮阳篷式的盖子，朝里面看了看。通道大约三英尺高，里面很干净。整个空间的地上都铺满了几密耳用于测量金属线直径的长度单位，等于0.001英寸

　　。厚的塑料板。

　　“是氡吗？”我问道，尽量表现得很感兴趣。

　　她点头。“别担心。在控制范围内。完全受到控制。我有所有相关资料，放射性已经减弱到安全标准，邻居们都会想去买的。真的，它……”

　　随你怎么说。我关上槽隙的盖子。

　　“你看到家庭影院里的投影仪了吗？”她问。“那可是一流的伦科牌的。还有，是的……是

　　的。全都到位了。所有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音频，视频，全齐了。天龙牌的，B&O的。可都是世界顶尖品牌。家具也是。用不着我说，你也能看出这些都是活动躺椅，可以随意调节，而且他们不是La?Z?Boy牌那种货色的。全都是原装的，绝对货真价实。电子设备，表面抛光材料，所有的一切。在这方面他可从不省钱。房子的主人对他的家庭影院，他……”

　　我对她嘴里讲的器材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有些人无法想像在地下室看DVD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我不像他们，我可以假装自己正坐在电影院里。我宁愿能和妻子、女儿还有小狗在卧室那台老掉牙的录像机前围成一圈看录像。

　　“哇，”我说，尽量表现得很感兴趣。

　　“哦，我忘了，这个屏幕……”她抓起我的手，领着我走到家庭影院另一侧，一大幅白色电影屏幕挂在墙壁上，外镶的一个木框雕刻得十分华丽，而且很有光泽。我猜是红木。“怎么，不碰碰吗——有指纹，指纹。我忘了这个是谁做的——一个很了不起，不，很伟大的人。我记在便条上了。这个和斯皮尔伯格好莱坞著名导演。家私人电影院的屏幕一样，他家在……一模一样，像是……最好的。我向你保证我办公室里有这个人的名字。我可以找来告诉你。我会的。第一件……”

　　事？“哇。”看上去很像电影屏幕。斯皮尔伯格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对着空白屏幕瞪了一会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领着唐纳上了楼梯。当我们走出前门时，我把自己对这栋房的看法告诉了她。“我想它对我们家来说或许小了点。”

　　她对这早有准备。“哦，我知道，知道，但它的发展空间呢？你可以找一个优秀的建筑师想办法把楼梯往上移一点，转眼间你就能把二楼拓宽。想想底下被遮去的门廊和从搂上新的主套房往下看的风景。想想吧！你将拥有看得到弗拉提伦的露天平台！还有橱柜呢？哦，用不着我来说了吧，对吗？你很有……”

　　远见？

　　晚上很冷。风从北边的萨斯喀彻温省加拿大中南部一省。刮来，吹得脸上阵阵刺痛。

　　唐纳女士把钥匙放回信箱里，她坦言说非常想向我展示其他一些“东西”，尽管“那儿的价格要比这儿贵上一两个等级”。我婉言拒绝了，虽然私底下我很好奇在博尔德房市通货膨胀到无可救药的情况下，一个“等级”需要多少个数字来填补。告别时，她递给我一张名片，也向我索取我的名片。

　　“很抱歉，”我说，“我身边没带。”

　　这话半真半假。我的确没有带。

　　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我沿着蜿蜒的小路送她到那辆凌志车前，和她握了握手，向她致谢。从她的左肩上——在

　　马洛里·米勒家楼上的窗户那儿——

　　我看到了前天晚上我和萨姆闯入后院时看到的人影，我想是同一个人。

　　唐纳女士见我在看。“真可怜，”她说。“那女孩的父亲一定很……”

　　痛苦。

　　38

　　“要在这儿找到真相，就好比要从修道院里找出安全套。也许会有一些散在周围，但真要找到它们可没那么容易。”

　　拉乌尔在和我讲拉斯韦加斯，讲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他的说话声听起来很疲倦，就像我那刚学会走路的女儿过了睡觉时间还没睡时的声音。拉乌尔有着企业家的特质，天生就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从未想过会看着他在绝望的大海里挣扎，感觉像在做梦一般。

　　拉斯韦加斯警方对拉乌尔妻子的失踪依旧不感兴趣。他向他们施压，想确定究竟怎样黛安娜才会被认定为“失踪”。一个侦探告诉他，“像这种情况，当然是要超过一个长长的周末才算数。到目前为止，埃斯特维茨先生，她只不过是离开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医院里还是没有名叫黛安娜或是长得像她的病人。拉乌尔绝望了，他在当地雇了一个私家侦探，那家伙花钱的速度显然要比找寻黛安娜的下落要快得多。他至今只查到了雷切尔的地址。他去那儿找她，但是没人。

　　马琳娜，那个威尼斯酒店保安部的女保安，她怂恿拉乌尔在挤满当地人的市中心附近给她买了顿早餐。两人边吃边用西班牙语交谈。拉乌尔知道了她兄弟被亚利桑那移民规划局扣留着，知道了他怎么到了那儿——至少马琳娜说他是那样到的——至于马琳娜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也了解得相当清楚，但就是不知道赌场的监控录像带里到底录下了些什么。

　　吃完这顿不顺心的早餐后，拉乌尔开始把调查目标转向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当他把在那儿发生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时，我感觉倾诉的过程正让他渐渐放松。

　　在拉乌尔的故事里，那个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的牧师叫做霍华德·J.霍顿。他曾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年轻时在百老汇大街小有成就，甚至在荒诞剧《英国大兵之歌》中担任过主演的替身。后来，他就来到了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寻找发迹机会，霍华德在好莱坞并没有像多数人一样混不下去，而是一直跌打滚爬到三十七岁。他在情景喜剧和警匪片里混过几个小角色，偶尔在大制作的故事片里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台词。近二十年里，他在电影里为肖恩·康纳利调鸡尾酒，被阿尔·帕西诺用枪击中，还不知羞耻地和莎朗·斯

　　通调情，接着被男主角的一顿老拳打得连连讨饶。

　　拉乌尔觉得这几部电影自己都没看过。

　　这些小角色没能把霍顿扶上他梦寐以求的一线男星的位子，得到的角色的年龄也远赶不上他的脸老得快。为了填饱肚子，他最终沦落到在餐厅剧场表演，后来又来到了拉斯韦加斯。在拉斯韦加斯，他主持了几场脱衣舞秀，又吸上了海洛因，还很有英雄气概地和那个“狗娘养的婊子离了婚”。后来在一场扑克牌游戏中，他赢得了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39%的股份。那次他和几个当地人一直从星期三晚上的鸡尾酒时刻打到上午近中午，或是中午近下午——霍顿记不清了；这类游戏通常都会玩到第二天。

　　霍顿四十七岁了，是个牧师，在爱在拉斯韦加斯教堂已经做了将近七年。日子不顺的时候，他自我安慰说，现在这份工作起码可以填饱肚皮。

　　霍顿的英国腔和贵族式礼仪都是为前来拉斯韦加斯参加婚礼的游客准备的，完全是噱头。在内华达持续不降的高温下，他身上那套面料十分光滑的维斯蒂曼特意大利奢侈服装制造商，1979年开始成为阿玛尼的授权制造商之一。牌套装除了做戏外别无他用。这身套装是他在一场扑克游戏中从一个来自亚特兰大的男同性恋者手上赢来的。那张桌子除了霍顿以外挤满了外地人。他告诉拉乌尔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他们赌完后交换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裤。霍顿贡献的是一条他最喜欢的短裤和一件很旧的汤米牌巴哈马系列的丝织衬衫。

　　拉乌尔向我保证以后会抽空告诉我后来谈了很久的、那条亚特兰大人的皮带的事。

　　“你保证？”我说。

　　“当然。”拉乌尔再次承诺。

　　城市的游客正一本正经地准备观赏奢华壮观的场面，而霍华德在爱在拉斯韦加斯主持的婚礼却很安静，很朴素，很精致，至少感觉上是这样。在爱在拉斯韦加斯，所有在这儿对上眼的游客都可以成为夫妻。这儿不需要埃尔维斯的扮演者，也不像太阳马戏团1984年由一群加拿大街头表演者成立，现今已成为国际奇迹。里反对穿着异性服装，这儿只有爱国的英国贵族的满腔热情。他一心想着把自己对于最棒的英格兰教堂的理解带到内华达的沙漠。

　　拉乌尔想问有关黛安娜和雷切尔·米勒的事，所以他等着与霍华德单独谈谈。现在他要么在屋外停车场上受着华氏93度高温的煎烤，听说这温度在一月份十分罕见，要么就在有冷气的教堂里找个位子坐下，舒舒服服地观看专程从得克萨斯的斯普拉贝里开车赶来的年轻情侣的婚礼，在拉斯韦加斯喜结良缘。斯普拉贝里就在米德兰的外边，离敖德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城镇，与乌克兰著名城市敖德萨同名。不远。

　　 这两个互订终身的新人写下了他们的结婚誓言，还带来了想在婚礼进行时播放的音乐卡带。新娘的誓言留在了三页法律文件大小的黄色纸张上。

　　新郎没有。

　　新娘穿着白色的、连着长拖裙的、皇家款式的结婚礼服，很不合身。在波士顿，菲妮斯地下室每年都有一次婚纱一概二百九十九美元的促销活动。她二堂姐像疯牛一样冲进去，终于抢到了这一件。新娘二十二岁，但看上去不到这个年龄。她单纯得就像草原一样。脸上挂着每个女人第一次结婚时都会有的好奇。

　　从斯普拉贝里一路到十号州际公路上的埃尔帕索，新娘在黄色法律文件纸上写下了誓言，在九十五号公路通往拉斯韦加斯的最后一段路途上，她很勇敢地试图把誓言全都背下来。但在正式仪式上，当她背诵那篇关于永恒的爱的长篇誓言时，仍得时不时看一下稿子。

　　拉乌尔在重述时很宽容地把这归结为紧张。

　　新郎二十六岁，穿着从姐夫那儿借来的无尾半正式礼服以及一件前面带褶边的、不配领带的无尾衬衫，很干净，熨过，是兰格勒牌的。一路上，他的头发油光可鉴，被梳成了一撮，滑溜、光亮得像是在冰箱里待过一段时间的鲻鱼。这是他第三次结婚、也是第二次在拉斯韦加斯举行婚礼。他先前的老婆死了，重新娶了一个，但后来又离婚了。从他的行为举止看来，他是那类对爱忠诚、至死不渝的新郎。但从以往的记录来看，他显然不是那样的丈夫。不过他一再向未婚妻保证——包括婚礼上的那次——那些风流韵事将成为过去。

　　新郎手写的誓词显然抄自于某一流行的标准版本，又把句子的结构做了分解。在拉乌尔看来，这家伙巴不得什么都不干，只是看着霍华德像英国牧师一样主持婚礼。但拉乌尔注意到新娘似乎并不介意她未来的丈夫不擅于写誓言。

　　婚礼的音乐是一首欢快的曲子，沙妮娅·特温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在美国乡村歌曲上取得较大成就。唱的，歌词带着大量的哦，哦，啊，放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像中了邪似的进入闭合回路就出不来了。拉乌尔没从这调子里听出什么柔情蜜意，但那一声声单纯重复的哦，哦，啊音量逐渐升高，最终还是致使拉乌尔甘心接受这位嗓音轻柔的歌星的含蓄警告，她说唱什么就什么吧。仪式结束后，这对新婚夫妇亲了又亲，手拉着手走过通道，走向守候在外的沙漠般炽热的地狱。拉乌尔庆祝了这对斯普拉贝里夫妇的婚礼，知道了有关他们的一切，也明白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听什么见鬼的哦，哦，啊了。

　　永远都不想。

　　“霍华德也许是和‘那个婊子’离了婚，但他还在和他的表妹睡，”拉乌尔告诉我。“他喝了点酒，接着又喝了一点。我们在一个拉斯韦加斯商会不想让游客发现的沙龙里待了大半个下午。我听了他的人生传奇和那对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幸福小两口的有趣背景。不得不夸这家伙一句，尽管霍华德知道是我付钱，他点的还是每天在酒吧里喝的廉价苏格兰酒。他没有因为由我掏腰包，而让服务生新开一瓶麦芽酒。”

　　“你打听到什么了吗？”

　　在科罗拉多已经很晚了，将近晚上十一点，我很累。尽管内华达要比这儿早一个小时，可从拉乌尔的声音里听得出来，这漫长的一天和这个冗长的故事把他折腾得够呛，绝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也许比我更累。不过今天的事起码暂时让他不那么失望了。

　　“他不和我谈雷切尔这个女人。他的小花招瞒不过我，我看得出来他知道雷切尔是谁，但他就是不愿回答我的任何问题，甚至都不愿承认她在他的教堂里出现过。我给他看黛安娜的照片时，他也不愿承认以前见过她，我知道他在说谎。我不知道哪些是谎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他在说谎。我开始想，也许我得埋伏在这个该死的教堂附近，等着雷切尔出现，然后让她带我去找黛安娜。”

　　“我很难过。”

　　“不，不。就在那时，我想到了。我把说话声放得很轻，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堆威尼斯酒店赌场的千元圆形筹码，在面前摞好，然后问霍华德究竟收了多少钱。”

　　“收什么钱？”我问。

　　“他也这样问我。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霍华德是个聪明的家伙。他已经被逼到了底线，但他还有些自尊。他其实还算老实。在教堂里，尽管那些仪式很奇怪，但他靠主持仪式为生。他玩高额赌注的扑克游戏，把从中赢来的钱或是其他人们愿意拿来赌的东西用来补贴收入。但他游戏玩得很公平。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人们兴奋不已，靠的是演技比他们预想的好。他赢他们的钱，靠的是赌技比他们预想的更高明。那这次呢？我已经知道他是个挺不错的演员，但我不会考虑坐下来和他玩一把得克萨斯扑克牌。”

　　“然后？”我开始一只耳朵听拉乌尔讲拉斯韦加斯的故事，一只耳朵听格雷斯房里的动静。她睡觉时发出一些声响。那通常是某个不眠之夜的序曲，发展到最后就是我或者劳伦在她一旁的摇椅上打盹到天亮。我默默地祈祷我的小女儿只不过是做了个噩梦。

　　拉乌尔说：“最终，他告诉我了。我得表明我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但他最终说，‘50’。”

　　“对不起，拉乌尔。我太累了。我没听明白。”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雷切尔·米勒一定给了他钱,所以他才让她参加所有的婚礼。我猜她可能一次塞给他五美元或十美元。但他却要我相信她每次付五十美元——就为了坐在那个破旧的教堂，听霍华德装模作样地说‘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妇’的场面话。”拉乌尔顿了顿。“你知道在拉斯韦加斯每天平均有多少人结婚吗？153。这是霍华德告诉我的。”

　　“如果算人数的话，难道不应该是152或154吗？”我问道。“也许你说的是对数；不然这数字不应该是奇数。”

　　拉乌尔叹了口气：“艾伦，你怎么看？”

　　我算了笔账。一星期五次婚礼就要两百五十美元。一星期十次婚礼就要五百美元。假设一天五次婚礼，每星期去六次就要一千五百美元。这就意味着雷切尔·米勒如果想尽兴地参加婚礼的话，每月就得花两千至六千美元，也就是说每年要花掉两万四千至七万多美元。

　　再加上礼物。老天。这个得了精神分裂症、住在拉斯韦加斯大街上的女人到哪儿去弄这笔钱？

　　我问拉乌尔：“你相信他的话吗？”

　　“起先我以为他故意说高了数目，想看看这场交易中我能承受的最高价位，想让我坐在沙龙里看他喝苏格兰酒，等我为了某个疯狂的理由，出比雷切尔更高的价钱。你知道，出高于五十美元的价让他回绝她。”

　　“光是让她在婚礼上转一圈就让他赚了一大笔。”

　　“那是不用说的。告诉我，雷切尔的病情怎么样了？不用很详细——我不会问那些你们必须保密的东西——告诉我她的病情怎么样了。让我明白就行。”

　　我没法把雷切尔的具体病情告诉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真的不了解雷切尔目前的精神状况。“如果有人得了雷切尔这种病，要是患病时间和她一样久——症状可能会很明显。比方说我们以十为基数来估算这类人的病情，那么，病得厉害时，如果没有正确服药，她的病可能会发作到两位数。”

　　“以十为基数？”拉乌尔问道。

　　“是的。”

　　他响亮地吹了声口哨。“看，和我想的一样。这种病会令我这样的人害怕，也就是说雷切尔的病已足以使她成为爱在拉斯韦加斯这种地方正常开展活动的严重障碍。有哪个新娘愿意前排有人在她婚礼举行时捣乱呢？”

　　“霍华德收的是保险金。他让她付完钱后参加婚礼。谁知道呢，没准他对她参加的婚礼还有所限制，也可能会由他来指定。他得衡量哪些婚礼她去了也没事，哪些她去了就会出乱子，影响他的生意。”

　　“拉乌尔，如果所有雷切尔想去的婚礼她都去了，如果她出的真是那个价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

　　话还没脱口，我就听到格雷斯房里不停的啜泣声。真见鬼。 　“在这镇上？”他问。“能回答这个问题的邪门方法太多了。太多了。”

　　一想到有人不怀好意地想从病得像雷切尔·米勒这样的人身上捞到好处，我就毛骨悚然。“霍华德最后和你说了什么？”

　　“只说了她给他钱，他让她参加婚礼。但有一点很有趣——钱不是由她自己付的——而是由别人付的，某个让霍华德坐立不安的人。他不愿告诉我这人的名字。他说，‘即使你请我喝上一天一夜的苏格兰酒，我也不会告诉你名字。’我甚至从威尼斯酒店千元筹码中抽出一块，推到他面前。我说，‘霍华德，告诉我名字和电话号码，它就是你的了。’他拿起筹码，弹了一下，手指从表面掠过，又推回到我这边。

　　“我又加了两块。堆了个漂亮的造型。他全部推回给我。我又加了两块。他还是推了回来。”

　　霍华德拒绝了五千美元。我在想，哇哦。“那你接着怎么做的，拉乌尔？”我问道。

　　“我从那堆筹码里抽去了四块，轻轻一推，剩下的那块滚到了桌子另一头。我说，‘换个问题。男人还是女人？’

　　“‘什么？’霍华德问我。‘一千美元？那就是你想知道的？’我说没错，他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他很顾忌那个付钱让雷切尔参加婚礼的人。事实上，他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告诉我那个人的性别，而是要不要拒绝我的一千美元。最终，他拿起筹码，放进衬衫口袋，就好像那是一盒火柴。他说，‘这人’是男的，而且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就这样吗？”我问，“这就是你用一千美元得到的吗？”

　　“生意场上，你不是总能在关系刚建立时就赚到钱的。一开始你签订合同，建立工厂，确保渠道。我花了一千美元让霍华德帮我办事。而且我把可疑人的范围缩小了一半。”

　　“你准备怎么找那个男人？”

　　拉乌尔叹了口气。“你记得丹佛那个叫诺姆·克拉克的家伙吗？以前为《落基山新闻报》写过东西的那个？”

　　我记得他。“那个戴眼罩的闲话专栏作家？”

　　“对。对，我认识他——在科技兴盛时代，他报道过我。他现在住在拉斯韦加斯，他认识所有人。一会儿我要下楼和他见个面，喝一杯。希望他能帮我找到霍华德口中的那个男人。”

　　格雷斯时高时低的呜咽声突然爆发成一阵哭叫，就凭那个猛劲我敢打赌，她的肺一定被临时换成空气压缩机了。

　　不需我多说，拉乌尔知道对话到此结束。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格雷斯的房间，心里祈祷着要在劳伦被吵醒以前让她安静下来。

　　39

　　睡了四小时后，接下来的四小时我一直预感又有什么糟糕事会发生。同时，在这四小时里，大部分时候我都在想，有这种预感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从来没有十分坚定过。

　　如果病人打我办公室的电话，会有语音留言告知他们，如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呼我。病人呼我的频率是多少呢？糟糕的时候，一个月一两次，次数太少，弄得我呼机上一出现陌生号码就会心神不宁。所以，在星期四早晨上班的路上，当我不紧不慢地走到百老汇大街和贝斯莱恩路的交叉口时，呼机突然震动，显示出一个陌生的号码（303）443-，我一下子变得很紧张。

　　号码的前三位是443，表明是从博尔德打来的。我只知道这些。

　　一进办公室我就立刻回了电话。

　　“我是艾伦·格兰戈里，”我说。“有人呼过我，我回个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用“医生”这个称呼，因为我不能保证呼我的人接电话。很可能是其他人接的。如果是别人接的，一贯谨慎的我就会对自己的职业保密。

　　“您这么快就回电话真是太感谢了，”电话那头的男人说。“我是比尔·米勒。”似乎是怕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又说，“马洛里的父亲。”

　　我想，真是悲哀，他居然用女儿众所周知的失踪案来迅速说明自己的身份。更悲哀的是，他是自愿的。

　　“米勒先生，”我边说边尽量争取时间，心里在想他打给我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能抽时间给我安排一次咨询吗？这……很

　　重要。”

　　“嗯，嗯，”我搪塞过去。这种情况下，我能说出这两个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今天，”比尔·米勒说。

　　我在想，他是要我“今天”给他答复呢，还是约我“今天”和他见一面？

　　如果你让我给心理学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出道伦理题，或者为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综合考试出道有趣的伦理难题的话，我可想不出有什么题目比眼前的两难处境更难的了。

　　“您抽得出时间吗？”他问。我当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好心地故意装作没发现这点，“我随时都可以。”

　　这个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并不在我的日程计划之内。我那天的工作日程其实和往常差不多。一般来讲，只要我愿意少吃一顿饭或是下班晚一些，我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应付一起急诊的。

　　然而，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以心理医生的身份与比尔·米勒见面。职业道德把这个原本简单的我们俩能不能有空见面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对这个道德难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尔·米勒不能被当作病人对待。但我又不能确定这个突然的判断是否正确。情况很复杂。我很快就得出结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遇到过如此复杂的情况。

　　同意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很容易回答。虽然时间不长，他曾经也是我的病人。他目前的状况——至少我了解的那些——别人都知道,又如此不幸，这些都会促使他寻求专业帮助。无论是因为深有同感还是出于怜悯，我都应该帮助他。

　　拒绝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事情会从这儿开始变得棘手。从道德上来讲，心理学家必须避开专业上所谓的“双重关系”。这本质上是一项与利益冲突有关的规定，是为了让心理诊疗师能自由地为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避免因竞争力而使问题复杂化。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心理诊疗师不能在病人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简而言之，这就意味着我不应该为我的女理发师做心理诊疗。我也不应该参加由我的病人发起的读书小组。

　　很简单，不是吗？

　　通常情况下是很简单。但不妨尝试一下把这些简单的规定运用到我和比尔·米勒的关系上。从早上接完他的电话直到最终答应中午和他见面，我一直都在尝试着这么做。

　　可我还是没能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多少。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博尔德的警察，他参与了比尔·米勒的女儿圣诞节失踪案的调查，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

　　我不知道。但这种关系似乎疏远得风马牛不相及。

　　我的搭档接手了一位很可能是死于谋杀的心理医生的工作，而几星期前，这位医生曾为比尔·米勒的女儿做过惟一的一次心理诊疗，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又一次，在棋盘上，我和比尔·米勒的地盘之间又被一片空白所隔开。

　　我看见一位病人把车停在米勒隔壁邻居的车库里。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单个看，我觉得“不是”。我的病人和比尔·米勒的女儿聊过天，还把她当作朋友。这是我所了解的鲍勃和米勒家的关系。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兼好友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旅行时失踪，她去那儿是想和比尔分居的妻子见次面，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我完全不知道比尔·米勒和这些事有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黛安娜是我的好朋友，我充满热情地把她的丈夫也看作好朋友，而他正忙着寻找比尔·米勒分居的妻子，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呢？

　　很可能不是，原因是相同的。

　　但我不能百分百地确定。我不清楚我是否应该考虑相加效应。如果a不大于z，b不大于z，c不大于z，那我是不是得考虑a+b+c是否大于z？

　　研究生院里没学过这样的道德代数。

　　我先把比尔·米勒的难题放在一边，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黛安娜还没消息，但是她本来预定星期四回办公室和病人见面。尽管我和黛安娜在一栋楼里上班，可工作上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她有多少约好的病人，也不知道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我得找个既不得罪人又充满同情心的方式来通知黛安娜的病人，告诉他们黛安娜那天不在办公室。我的办法是在我们那栋小楼的前门上贴一张便条，那儿是病人入口处。上面写着：致与黛安娜·埃斯特维茨医生预约好的各位：

　　埃斯特维茨医生因紧急事件必须暂时离开办公室。

　　她无法亲自取消预约，但她今天不在办公室。

　　回来后她会与各位单独联系。

　　她对您的理解与宽容表示感谢。

　　艾伦·格兰戈里医生

　　在字条最后，我又匆匆写上一句：如遇紧急情况可与我联系。当然，我留下了呼机号。

　　我回了电话给比尔·米勒，最终和他确定预约时的情形就和那张留给黛安娜病人的便条一样含糊。“比尔，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和你见面。我可能会有道德难题。”

　　“怎么了？”他问。“我们很久没有谈过了，嗯，有好几年了。”

　　“这很复杂，”我说得有气无力，“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道德难题。我只是担心可能会是。”

　　“好吧，那你看这样行吗？”他说。“我们定个时间。在这期间，你可以随时考虑你的道德问题。见面后我们谈谈。我会把我的事告诉你，然后由你决定你是否可以帮忙。”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我记起比尔·米勒多年前陪他妻子来看病，似乎他那时总是头脑冷静，通情达理。我提醒自己这样说的话有些过头了。

　　“11：45怎样？”我问。

　　比尔·米勒晚到了将近十分钟。我白天的空档时间不多，安排了和他见面，我的午餐时间就被占用了。趁着他还没来，我忙从桌子里的紧急储藏处掏出一块补充能量的东西，狼吞虎咽起来。

　　“又见面了，啊？”他边说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雷切尔不在，坐在这儿好别扭。那天我永远忘不了。”

　　我本能地想先安慰一下比尔，对马洛里的不幸表示同情，同时再自责一番，因为我没治好雷切尔的病才酿成了她的悲剧。但我没有这么做。我默默地想：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重逢时他最先想到的是分居很久的妻子，而不是女儿刚刚失踪的悲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精神诊疗师来说，在心理诊疗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必须时不时地遏制住人性自发的善心。如果我一见面就对比尔·米勒他所处的境遇表示同情，或是对于他的不幸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怜悯，或是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在他背上拍一下，再说一句热情如火的“嘿，好家伙”，不知不觉中我可能已影响了他想拿起话筒的欲望。

　　所以我等着。其实我把手伸到背后去够我精神治疗的箭囊时，大多数时候，我最后都抽出最钝的那枝箭，上面有“闭嘴，等下去”的记号。

　　“我打赌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比尔说。

　　“是的，”我很平静地回答。“我很想知道。从这儿开始讲挺不错的。”

　　比尔穿着一条法兰绒毛料裤，一双高档的平底皮鞋，还有一身簇新的和他眼睛颜色一样的蓝色礼服衬衫。他的运动服上装不很新，但看上去像是开司米的，剪裁精良，呈褶状下垂。他没系领带，在博尔德男人很少系领带。

　　“你有什么道德问题？”他问道。这个问题很友善。他可以问一个我说过会让我很忐忑的问题。

　　“解释这些内容会让我陷入另一个道德困境。这些道德问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如果我做出了决定，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很显然，为了这次会面，这个问题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

　　“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你为什么来见我。这也许会让我的事没个定论，也许会把事情理清楚，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计划就是这样。

　　比尔闭上了眼睛，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五秒，十秒。终于，他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两天内你到我家附近两次。为什么？”

　　40

　　就像一位结结实实挨了一记上钩拳倒在拳击台的地板上、直愣愣地盯着头顶上的强弧光灯、听着裁判数“八，九，”的拳击手一样，这时他有很多种选择。我也是。

　　我可以把手伸回箭囊里去拿那枝比较安全的“闭嘴，等下去”的箭。

　　或者我可以说一些既与诊疗有关却又傲慢无礼的经典语句，比如，“这不是我的事，比尔，这是你的事。”

　　或者，当然，我也可以彻底撒个大谎：“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然而，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我做了另一个选择，这样我可以赢得时间来思考，同时，它进一步拉宽存在于我与病人间、并且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鸿沟。至于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家附近，我是这样回答的：“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是吗？比尔？”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什么意思？”我真的被他的迅速回答给弄糊涂了。比尔·米勒究竟想暗示我出现在他邻居家和什么是巧合？我真想知道。“你说的巧合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在两天内和两个不同的人去了我邻居家两次？”

　　他显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我自然也不会回答他的。我不可能对比尔·米勒说我去他邻居家是因为我担心我的另一位病人和我搭档兼好友的离奇失踪。

　　“这次见面——”我在我们俩之间挥了挥手“——算是专业诊疗吗？你来这儿是为了心理诊疗，还是为了别的？”

　　他犹豫了很久，让我意识到他在犹豫，同时也说明了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这个区别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合作，这个区别很重要。”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专业性的，”他说，“我需要您的帮助，格兰戈里医生。但我也很关心为什么你最近这几天会……离我家这么近。”

　　这样的顾虑对他而言算不算合情合理？如果算合理，我可以说出理由，如果不算，我同样也可以说出理由。但合不合情理是关键吗？“如果往前倒退三天，比尔，你还会考虑打电话和我预约进行心理诊疗吗？”

　　“这是什么意思？”他吞吞吐吐地问。

　　“你说这两天看到我去了你邻居家两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起因，或者说在那以前你是否考虑过向我寻求帮助。”

　　妈的。我说了一大通，只给了他一张如何回答的示意图。

　　果然，比尔在回答前参考了一下示意图。“我一直在考虑。看到你出现在隔壁，所有的事情浮出水面了，很多以前的回忆，没解决的问题，你知道，还有发生了这些事后的……感受。所以我决定打电话，安排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有权知道你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邻居家。我有权。”

　　他有权得到解释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真有兴趣买下多伊尔的房子，这很可能让我成为比尔·米勒的邻居。如果我和他成了邻居，双重关系的道德约束肯定起作用。不管以前我们有没有心理诊疗关系，不管他女儿有没有失踪，我都不可能为隔壁邻居提供心理诊疗。

　　我决定告诉他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好打消他的顾虑。

　　“比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去你邻居家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

　　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我并不确定。

　　“你准备买那栋房子吗？”比尔问道。

　　这个问题总算不难回答。“不，我不准备买。”

　　“可你和那个挂牌卖房子的女人在一起。”

　　“我再说一遍。我没打算买那房子。”

　　“那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呢？”

　　“我去那儿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直接关系。”那有间接关系吗？要讨论是否有间接关系就得牵扯到鲍勃·布兰特以及他与马洛里隔着栅栏的对话。这个间接关系问题的答案要么记录在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里的纸上，要么没有。我的筹码仍押在“没有”上。基本没有。

　　我接着往下说。“假定有段时间内我们都觉得合作愉快……”

　　“好的，”比尔说。

　　“我能帮什么忙？”我迅速瞥了一眼时钟。十二点半我还得去候诊室接病人，时间不多了。

　　“我压力很大。”

　　我只能凭空想像。

　　“我睡不着，体重也在下降，一点也没胃口。”

　　难道就像逃犯有的一系列症状一样？沮丧，焦躁，受伤后的紧张。想想比尔的生活状况，他会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那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去假定比尔·米勒的病因。但我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做。

　　我大声逼问，迫切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答得很笼统——“事件”，“孩子”，“工作”。我试图让他回答得更详细一点。他却只和我绕弯子。

　　抵触——心理诊疗学的“长城”，这使得那么多病人不愿谈及他们最敏感的话题。我觉察到抵触了吗？——可能吧。我决定试一试，看看他究竟抵触到什么程度。“她情绪怎样，比尔？”

　　“你是说我女儿吗？”

　　不是马洛里。我女儿。我点头。

　　“节日对她而言是种折磨。总是这样。今年也如此。节日一直让她备受折磨，自从……”

　　我把后面没说完的话说完：自从她母亲弃她而去后。

　　“这是怎样一种折磨呢？”我问道。

　　“她变得紧张，孤僻，易怒。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比尔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和孤僻。想想媒体并没有报道过马洛里不安的假日情绪，随着这次谈话的最后一点时间悄悄溜走，我决定不再进一步试探比尔究竟会抵触到什么程度。我们暂定下星期一再见。我告诉他，如果最终我感觉自己的道德顾虑严重得让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我会打电话给他。

　　比尔·米勒直到离开办公室都没提过一次他女儿的名字。

　　那对他来说是太痛苦了吗？

　　我不知道。

　　41

　　让我欣慰的是，门上的便条没白贴，黛安娜的病人没有一个在候诊室里干等。

　　直到四点。

　　四点，我出来接待一名预约好的病人，却遇上了不止一个急于见我的人，而是两个。

　　这位不速之客一头干酪色头发，在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坚持要见她的精神诊疗师的正是这个女人。我想起黛安娜告诉过我说她已经开始为这个女人做心理诊疗。她是为了见她才来这儿的吗？

　　我和那个本来约好四点见面的年轻男人打了声招呼，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领着这位“奇多”女士走向大厅。走到离我办公室还有一半路，可以肯定从候诊室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我问道，“您看到我贴在门上关于埃斯特维茨医生的便条了吗？她今天不在。”

　　“我看了你那张很傻的便条。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汉娜死后的这几个月，她的急性子一点也没改。“很遗憾，她临时有事离开了，”说到“很遗憾”、“临时”这些词时，我有点结巴。

　　“什么意思？”

　　“她回办公室后会打电话给您。”

　　“汉娜出事时你也这样说的。”

　　她说得没错。汉娜出事时我是这样说的。

　　“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理解您的心情，格兰特女士遭遇不幸后，确实很难让您再接受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把体面的副词都给用光了。

　　“她离开多久了？”

　　“站在我的立场，恐怕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改变你那该死的立场。”

　　她那个满头鬈发的脑袋几乎就要顶到我的下巴了。头发有一股味道，让我想到了令人皱眉的印度餐馆。“我可以——”

　　“我才不管你可以做什么 ，你检查过黛安娜的办公室没有？”

　　黛安娜，而不是埃斯特维茨医生。“没必要检查她的办公室。”

　　“那么你知道她在哪儿。真见鬼，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很遗憾黛安娜没能前来赴约。她一有空就会立刻打电话给您。现在还有人等着我。请原谅。”

　　我把她带回了候诊室。

　　“这事还没完。”那女人离开前说了一句。

　　在和我的病人见面前，我冲回大厅，抓起钥匙，打开黛安娜办公室的门。里面没人，我松了口气。

　　“杰伊？”我恢复镇定后回到候诊室，对约在四点的病人说，“进来好吗？很抱歉开始晚了。”

　　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预约从五点开始。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还有四十五分钟，今天马拉松式的诊疗就要结束了。我踱着步子穿过走廊，然而，我再一次发现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在等着我。

　　一个是我约在五点的病人。一年前，这位三十八岁的妇女在我的治疗下，抑郁症有所好转。她最近被查出患有乳癌后，严重的忧郁症又开始复发，于是就来找我帮忙减轻病症。她的上臂还留有中央静脉人工血管化疗前，医生通常会先为病人植入中央静脉人工血管，避免病人因化疗而得静脉炎，也能使化疗更方便。，正准备接受第二阶段的化疗。她坐在候诊室里，两手叠放在膝盖上，眼睛闭着，若有所思，大概是在感叹人生的反复无常。

　　那一刻，我对她的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另一位等在候诊室里的是我的朋友，萨姆·珀迪。他穿着工作服——在冬天就是一条很旧的羊毛裤，一件长袖衬衫，一条领结有点松动的领带和一件运动型外套。说到那件外套，就算他愿意捐赠，慈善机构也会把它扔到破旧衣服堆上。他以往穿的夹克总是很不合身，加上他最近体重轻了不少，那件外套穿在他身上就好像是沙发上罩了个糟糕的沙发套。那天，萨姆的裤子是最近流行的那种，领带也是。这些年，萨姆没几条领带，单从上面的污渍我就能辨认出哪条是哪条。但这条是新的，很有品位，最让人吃惊的是，它看上去好像还是丝绸的。

　　我猜萨姆的新女朋友过新年时带他逛了街。我敢说他家里一定还有条他不知该如何搭配的丝质短裤。

　　萨姆在看《纽约客》，漫画让他咯咯直笑。他抬头看我时，我一脸很不满的表情。他微微摇了摇头，扁起嘴，这样一来，双唇全被胡子给遮住了，他又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以示“一切都很酷”，很像垒球裁判不诚心地做了一个表示“安全上垒”的手势。

　　我又摆出了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他敲了敲手表。

　　我耸了耸肩，把那个女人领进了我的办公室。

　　四十五分钟后，我的病人离开了。我走回候诊室。萨姆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脚边堆了五六本杂志。

　　“嘿，萨姆，”我说。

　　他没做声。

　　“萨姆，”我又喊了一声，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

　　他还是没反应。

　　汉娜·格兰特的尸体四肢张开，倒在皮革沙发凳前，这样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突然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说, “哦，妈的。”然后立刻冲到房间最里面。

　　“骗到你了，”他忽然笑道。他肯定很久没用剃须刀刮过胡子了，脸上都长出了胡子茬。他可能和我一样累。

　　“你这傻瓜，”我说。“到这儿来干吗？”

　　“我偶尔会过来转转，好把杂志看完。你们这儿的东西真好，不像我那牙医的办公室。你真该看看他办公室里都有些什么玩意儿。”

　　我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他站起身来。“我请你吃饭，”他说。“走吧。”

　　“萨姆，劳伦在等我——”

　　“她不会等你了。我已经和她说过了。今晚你手上有自由通行证，可以和哥们儿一起出去消遣消遣。”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

　　“真的。”

　　“走过去还是开车去？”

　　“走过去。”

　　尽管今晚在外面溜达有些冷，我们还是走到了位于珀尔商业大街那一头的太阳花饭店。要不是萨姆心脏病发作，我估计他永远都不会踏进太阳花饭店一步。太阳花饭店称得上是回归自然的绿洲。当他选择了这个吃饭地点时，我已经不是一点点怀疑，但我只是把这放在心里。事情总是和表象不一致，这家与众不同的饭店正好就应了这句话。我们走了几个街区才谈起孩子的事。萨姆抱怨说西蒙既要完成曲棍球计划，又要兼顾滑雪的日程安排，都快把他的父母给逼疯了。但我能看出来，只要不过火，萨姆其实很高兴自己的儿子正越来越热情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去。

　　女老板一开始推荐了一张位于饭店正中的餐桌，这个位子是再好不过了。但是萨姆拒绝了，要了远处角落里的火车座饭店里有桌子和位子的座位区，位子的高靠背作为隔离物。。我们刚被领到他选中的那个偏远角落，他就坐上了那张面向餐厅巨大空间的长凳，留给我的座位对着一面砖瓦墙，墙上装饰着大幅有情色意味的图画，画的是几个生茄子和一些熟了的无花果。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D.H.劳伦斯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艾伦·贝茨电影《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主演。。

　　接着我知道了：我是联想到了电影《恋爱中的女人》。想到过去，我微微一笑，又偷看了一眼无花果。“说真的，你这是干吗？”我问道。

　　“西蒙有谢丽照顾，所以我想和你好好聚聚。”

　　“嗯？在太阳花饭店？你真以为我会相信？”

　　“我很心痛，”他说，只是盯着菜单看。“甚至连向朋友表达一下心意都不可以。你想吃什么？看看——”他指着主菜单，“——所有的东西随你点，随意点，想怎么点就怎么点，只要你高兴就行。”

　　“卡门最近好吗？”我暂且不问这次见面的目的。我不急；迟早会知道的。“她帮你挑买的领带？”

　　萨姆抬起头，飞快地扫了餐厅一眼。我想我看到他点了点头，虽然动作幅度小得不能再小。

　　我必须忍住不要亲自回头看。突然，达雷尔·奥尔森出现在我旁边。两秒钟后，贾里斯·斯洛克姆站在他身后。

　　42

　　“嗨，伙计们，”萨姆冲着那两个侦探打招呼。他没有装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应该称赞他一番。

　　我瞪了萨姆一眼。他扮了个鬼脸，做了个手势以示“嗨，一切都好”，和我问他为什么跑来我的候诊室看杂志时的样子一样。

　　“挪点地方出来，”他对我说。

　　我滑了过去，很快就紧紧贴到了墙上，被达雷尔·奥尔森一挡，无处可逃。

　　萨姆和贾里斯·斯洛克姆的胸和肩膀比我和达雷尔宽得多，这样一来，桌子另一头就完全没地方了。女服务员走过来，拿走我们的饮料单，显然是因为感到桌边的紧张气氛，她没有调情，也没有露出笑容。我们都要了啤酒。四种不同的牌子。再一次说明了我们不是一起喝酒的好朋友。

　　“你们几个饿吗？”萨姆问道。

　　“没错，”达雷尔说。“我喜欢这地方。”

　　一道谜题解开了：达雷尔早就选好了这家饭店。我把菜单推到他那边。我自己已经没多少胃口了。我瞪着萨姆问道：“这是干吗？斯洛克姆侦探，如果要再面谈一次，你该先问问我的律师。我们甚至不该——”

　　他迅速回击。“这个我很清楚——”

　　萨姆打断斯洛克姆的话，让他不要插嘴，“叫他贾里斯，艾伦。在这儿大家都是朋友。”

　　什么？

　　斯洛克姆又试了一次。“我完全了解我应该通过你的律师来讨论……那件事。我一直热切地希望能有机会和梅特林先生谈谈。但我和达雷尔来这儿不是为了汉娜·格兰特。”

　　要不是脑子里还想着萨姆那句“在这儿大家都是朋友”，我可能早被他对库兹那句莫名其妙的嘲讽给惹怒了。我们是朋友？我们什么时候成朋友了？如果我们到这儿不是谈汉娜，那我们要在这儿谈什么？真是活见鬼了。在那一刻，我想到了鲍勃·布兰特，接着我没有特别对着谁说：“该你了。”

　　“嘿，我先来，”萨姆说。“这次小聚是我的主意。”

　　我眯起的眼睛和皱起的眉头已经足以让萨姆明白，到目前为止他精心编排的聚会没有一点让我满意。

　　“得先说些背景，”他边说边继续假装跟我们像朋友一样，一起喝啤酒，一起品尝松脆的三角豆腐饼。“贾里斯和达雷尔负责调查马洛里·米勒失踪案的部分案情。我和露西负责弄清时间线。他们奉命沿着两个最可疑的方向追踪：一处是隔壁的空房——目前待售——另外就是女孩可能最后去了她母亲那儿。”

　　“那么，这是要谈马洛里？”我问道。尽管语气是怀疑的，但我知道自己这样问就意味着妥协。我本应该把我的酒钱扔在桌上，扭头就走，把这三个博尔德警察都甩得远远的。

　　“稍微有点耐心，好吗？”萨姆说。酒来了。萨姆等女服务员走后接着说，“我一直在想你和我之间的谈话，你知道的，关于那个有车的家伙，那辆经典的卡马罗车，米勒邻居家的瀑布和其他东西，还有你朋友埃斯特维茨医生以及她在拉斯韦加斯发生的事。”

　　达雷尔说：“萨姆来找我们。我们听了他的想法后开始考虑这些事之间是否会有联系，是否会有什么东西把它们串到一起。”

　　“联系？”我问道，比刚才更怀疑了。我早就担心鲍勃、马洛里和黛安娜之间会有什么瓜葛，现在又从达雷尔·奥尔森和贾里斯·斯洛克姆的嘴里听到这些，我基本已经相信这是事实了。

　　“嗯，”斯洛克姆说。

　　在我看来，他顶多不过是个有后台的废物。“谈这种事让我很不舒服，”我说，尽量压着火气。但萨姆的表情告诉我我做得并不成功。我感觉就像是桌上飘着个气球，里面装了我保守多年的病人的所有秘密，而这三位侦探正轮流用刺刀的尖头戳着气球，搅拌那些乳胶液。

　　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知道，为了保守秘密，我对萨姆耍了小花招才使自己落到了今天这地步。

　　“听我们把话说完，”萨姆说。

　　斯洛克姆的第一杯差不多已经见底。他要么是真渴了，要么就是真急了。他看看女服务员，举起杯子，扬了扬眉，想要续杯。

　　达雷尔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有车的家伙就是租米勒家邻居车库的那个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条新线索。可能是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本该抓住它的，但它从裂缝里溜走了。”

　　我瞪着萨姆。“从裂缝里溜走了，嗯？”

　　斯洛克姆接过话头：“还有你朋友在拉斯韦加斯失踪了？我们对这也很好奇。”

　　“好奇？”

　　“当然是挺担心的，但也很好奇。从眼下的情形看来是这样。”

　　“那些情形包括？”我问道。

　　“一切，”斯洛克姆回答。

　　“一切？”

　　“是的。”

　　我发现虽然我们现在是一起喝酒的朋友，我直呼他“贾里斯”，但我还是十分讨厌他，就像那天他命令我待在汉娜·格兰特的办公室外，我喊他“侦探”时一样。我说：“看在过去的分上，贾里斯，请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小市民，就像那天在汉娜办公室那样。告诉我，‘一切’究竟是指什么。”

　　“艾伦，”萨姆说。

　　我还是不相信已宣布的这次临时会面要讨论的内容。“我们不准备马上谈汉娜·格兰特的话题？你们确定自己想这么做？如果要谈，我的律师可能会对此不太乐意。再想想，我妻子也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把劳伦搬出来。那只是件小事，但当时我也很小心眼。

　　达雷尔举起手示意萨姆不要说话。他说，“让我来，萨姆，请让我来。”达雷尔安慰道，我们发现汉娜尸体的那个晚上，他跟斯洛克姆以及后到的库兹·梅特林说话时也是用这样的语气。我猜达雷尔担当抚慰者角色的时间就和他学会骑自行车一样长。在他冲动好斗的父母吵得要撕扯掉对方脖子上的肉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出面劝架了。

　　“艾伦——上个月我们和你还有埃斯特维茨医生见面时，没有开好头——我和贾里斯没有。但这已经是泼出去的水了，不是吗？这样说行吗？萨姆把能说的都和我们说了，听上去你和她似乎都与我们正在调查的另一个案子有牵连。”说到这儿，他的声音稍微轻了点儿，向我凑近了些。“是的，我在谈马洛里。到目前为止，这可能只是巧合。总有这可能，但同样也可能每件事之间都有关联。”

　　我忍不住猛地回击。“如果这些事到后来被发现的确都有联系，那你和斯洛克姆侦探——贾里斯——可能在调查的一开始就遗漏了某些重要的细节。”

　　萨姆说：“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有帮助，艾伦。”

　　我转向他。我的语气很平静，但说的话呢？可不是那样。“那么萨姆，你难道是最好的评判员？评判哪些有帮助？拜托。他——”我

　　指着斯洛克姆，“——上个月粗暴地对待黛安娜可能只是因为他那天很不顺，或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天知道是为了什么。现在呢？他却希望和我吃一顿美美的晚餐，灌几杯啤酒下肚，然后就以为我会弯下腰帮他掩盖他在——”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压低声音，沙哑着说。“——马洛里·米勒案子上的惨败。我认为这些不过是他妈的遮羞布。”

　　斯洛克姆脸红了，他喝干了第一杯杯底剩下的一点酒——像是数到十要让自己镇静下来似的——然后说，“我猜你需要帮助才能找得到她。想找到那辆旧卡马罗车的主人就更不用说了，你肯定也需要帮助。我不指望你会对我有什么好感——老实说——我他妈的不在乎——但我很乐意能帮忙找到他们。想不想把事情解决？那是你的事。我可没空陪你玩胆小鬼的游戏。”

　　胆小鬼的游戏？我想那意味着我和贾里斯不再算是朋友。“你们打算帮什么忙？谁不知道拉斯韦加斯在内华达。”

　　萨姆重重地吐了口气。我想他是看到大半的牌都摊到桌子上了，心里如释重负。

　　女服务员在那个时候给贾里斯送来了第二杯酒。她以创纪录的速度把酒放下，离开，就好像她刚记起浴缸里的水还在流。

　　“如果从这儿向拉斯韦加斯警方请求帮助，”达雷尔在她离开时说，“可能会引起他们更多的兴趣来调查她的事。我想那可能会带来一个明显的转变。眼下的情况——一个来自其他州的找妻子找了两天的丈夫——恐怕不会在这座罪恶之城引起人们多大的好奇心。”

　　没错，他说得对。我问道：“那么另一个呢？那个有卡马罗车的家伙呢？你们准备怎么帮他？”

　　“一个电话——接着一道通告——科罗拉多所有的警察就都会紧紧地盯上那辆车，”贾里斯说。

　　我还没动过酒。我拿起杯子，慢悠悠地长长呷了一口。“条件是什么？”我问道。

　　桌子对面，斯洛克姆已经把第二杯酒喝了大半。萨姆察觉到贾里斯又准备跳起来干一场，于是立刻干预。他说：“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讨论出个法子。没你想得那么困难。顺带提一句，通告就是查找——”

　　“我知道什么是通告，”我马上打断，差点把酒给喷出来。“你想从我这儿知道点什么，贾里斯？”

　　萨姆的戏还没演完。“你看我们先点菜怎么样，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快饿晕了。达雷尔，哪道菜比较好？我要个印尼豆豉肉饼怎么样？”

　　萨姆问的有关印尼豆豉的问题纯粹是为了我而上演的荒诞派戏剧。印尼豆豉的味道和他喜欢的标准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远到连哈勃美国天文学家，于1929年发现哈勃定律，即星云的速度随距离增加而增加。都找不着在哪儿。

　　萨姆一定是觉得自己打了胜仗，还洋洋得意。

　　43

　　从太阳花饭店走到商业区，再走回我的办公室，一路上我们基本没说话，直到他开口，“如果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和我去的。”

　　“你他妈的说对了，”我说。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萨姆一点也不愤怒地说，“你应该放下架子，和我们一起从下往上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样的。”

　　“真见鬼，这又是什么意思？”不像萨姆，我可一点也没掩饰声音里的恼怒。

　　“你生命中一直珍爱着的角色——你知道，心理诊疗师，也是整个世界秘密的看守者——它

　　并不像你想得那样特别。你他妈的不就干着这样一份该死的工作吗。你要维持别人对你的信任。好吧，稀奇，很稀奇的是，别人也这样。其他人对待工作丝毫不比你马虎。

　　“我？今晚？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能帮黛安娜摆脱困境的方法。我似乎是多了几个能帮我找出开卡马罗的那个家伙的眼线。你希望我能找到可以抓住这一切的钩子。好吧，我发现了一个。说我看事情的方式太天真也行，但我的计划不会沾上一滴血。一部分人可能要丢些面子——是的，包括你——该死的那又怎样？你以为这次见面贾里斯就很轻松？这家伙忙得很，相信我。”

　　我差点想说，我才不管贾里斯高不高兴，但最终我还是忍住了。

　　我们说话时萨姆把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盯着地面，过第九大街时，他没看左右两边就带头朝前走。事实上，他哪个方向都没看。没过半秒，一个骑着自行车往北走的家伙就差点把我们撞翻。要不是那家伙尖声警告，我估计萨姆还不会意识到。

　　那家伙嘴里不干不净，他好像也无动于衷。他喃喃地说：“这天骑车太冷了。”

　　我们从沃尔纳特走向我的办公室。当我们经过一家不知道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富有博尔德传奇色彩的早点店时，萨姆说，“我很怀念南希那家。那些香草奶酪煎蛋？很棒。露西尔那家也不错。但我还是怀念南希那家。”

　　“我也是，”走了三四步，我又说，“你说得没错，萨姆。”

　　“南希吗？那当然。”

　　我开始说的并不是南希，但他说的那个也对。“美味的饼干。还记得那些饼干吗？我只是想说你说的都对。”

　　“我明白，”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承认并不会改变什么，也不意味着下次的事会照你的意愿发生，说不定还会照我的意愿发生呢。目前惟一改变的是，一些在意他们工作的人会尽力去找一些失踪的人。”他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把领结拉紧了些。“那样的话，事情又能变得有多糟呢？”

　　他说得没错。

　　“对不起，”我说。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我是个混蛋。”

　　“你是说胆小鬼吗？”

　　我大笑。“包括那个。”

　　“嘿，”他说。

　　是这样没错。

　　差不多又走了一个街区，他坐到了切诺基的驾驶座上。“卡门喜欢给我买衣服，”他说。

　　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萨姆又提到了斯洛克姆和奥尔森突然出现时，我们在饭店里正在讨论的话题。那时我正好在问他的领带。“我预料到了，”我说。

　　“你觉得怎样？”

　　“你是说你的新衣服？”我问道，“还是说卡门喜欢给你买衣服？”

　　萨姆微微摇了摇头，黑暗中我能听到他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看，你就是这样。别人可不会问我那样的问题。还不止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时你是个混蛋，但我还能容忍你的原因了。”

　　“晚安，萨姆，谢谢。”

　　在回家的路上，我走了一半才想起来忘了告诉萨姆昨天我和房产代理人去了多伊尔的房子。

　　44

　　我到家时，女儿和妻子都已在各自的床上睡着了。只是小狗行为古怪，害得我只好花了十分钟在门外安抚它们，它们这才慢慢安静下来。我们沿着小路回来时，埃米莉就一路在嗅什么动物身上的气味，一进门又立刻把楼上搜了个遍，以确定是否有没被看见的敌人溜了进来。最后，它终于确信我们的防线依旧牢固，于是，在我脚边“扑通”一声趴下，满意地呼了口气。

　　它落地的那一瞬间，整栋房子都震颤了一下。

　　萨姆知道我去了多伊尔家的话肯定会火冒三丈，我正考虑要不要打给他，让他消消气。这时，电话响了。

　　我扑过去一把抓起电话：是拉乌尔。

　　“事情有点眉目了。我发现几条线索。”拉乌尔说。

　　他的语气告诉我，他还没有找到黛安娜，于是我也没有问。而他的话告诉我，他想亲自去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克制住，不去问他我事先计划中的第二个问题：你要怎么处理这些事？而是问道：“你得到什么消息了？”

　　拉乌尔先说了坏消息，也不能这样说，在我看来，这倒是个好兆头：“马琳娜那儿是条死胡同。这女人真的是威尼斯酒店保安部的人吗？我明天再跟她吃顿饭，以后就不找她了。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女人会离过两次婚了，虽然我至今都想不通她居然结过两次婚。她一直都在耍我。”

　　“好吧，你得到什么消息？”

　　“两条。那个在掷骰子赌桌上遇到的男人，也就是那个购物中心开发商，和黛安娜在同一张赌桌上玩过双骰子的那个，他今天早上终于打给我了。他说我打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于是忘了回我电话。他是在删除手机通话记录时才看到我号码的。他说那晚在双骰子的赌桌上黛安娜是他的福星，所以每当黛安娜出手押钱时他也跟着押。他一直跟着她在赌场里转。”

　　“听起来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是的。他说黛安娜走在赌场里时，有两个男人走到她面前打了声招呼。两个人穿着相当体面，差不多都四五十岁的样子。一个个子很高，另一个中等个头。其中一个人低声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听了好像挺高兴，然后他们三个开始边走边谈。她手里本来拿着手机，后来要和其中一人握手时，手机掉到了地上。那个人帮她捡起了手机，她又把手机塞进了手提包。可是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又立刻从黛安娜身后把手机从她包里取了出来，扔在一排角子机前的地板上。那个开发商说，这男人动作娴熟，从黛安娜包里取东西的手法就像个惯偷。而在此之前，他还一直以为这两个男人中可能有一个是她的丈夫或者男朋友。”

　　“和我记得的相吻合，拉乌尔。”我顿了顿，然后才说，“赌桌旁的那个男的是想和她上床吧？所以他才会一路跟着她？”

　　“是的。”拉乌尔的口气里毫无敌意。他明白这些事。

　　“就这样？他从没告诉过别人？”

　　“他说黛安娜看起来没有陷入困境，虽然手机的事有些令人费解，但她当时是自愿跟着他们走的。”

　　“可他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吗？”

　　“他们朝大厅方向走了，不过他没有跟着走出赌场，而是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你怎么看？”我问。

　　“我觉得那个男人对她说的事可能和雷切尔·米勒有关。所以她才会跟着他们走——她

　　以为会有机会和雷切尔说上话。”

　　“我也这么想。”我停顿了一下，“一定有人把手机从地上捡起来放在了吃角子老虎机的托盘里，然后被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女人捡到了。”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威尼斯酒店保安部怎么也不愿意让我看监视录像带。在他们看来，这更像是一次约会。你明白，一种……成

　　年人之间的。”

　　“但是他们一定会有些镜头拍到那两个男人，不是吗？”

　　“不错。你走出赌场时不可能不被监视器拍到。绝对不可能。”

　　“你说你有两条消息。那另一条是什么？”

　　“诺姆·克拉克来了。我到这儿第一天就应该打给他，我真是个白痴。”

　　在听到这个意第绪语历史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所用的语言。的瞬间，我愣了一下——不，是惊呆了。我并不知道拉乌尔还会说意第绪语。我从厨房拿来一瓶啤酒，然后坐着听他慢慢讲述诺姆·克拉克这个人。

　　任何一份成功的大都市日报，只要风格不是太严肃，它的旗下都会有一个专栏作家，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的几家能幸运地拥有一位很特别的作家，写出些引人入胜的专栏文章。就我记得的有旧金山的赫伯·凯恩著名专栏作家，被称为旧金山先生。，丹佛的比尔·赫斯特德《丹佛邮报》的著名专栏作家。。

　　他们的角色是什么？闲话专栏作家？城市事务通？如果他们很优秀的话，那这些评价对他们似乎有失公允。这些男人，还有几个女人，时刻把握着城市的脉搏。他们告诉我们紧闭的大门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酒吧打烊以后又是怎样一幅景象，有哪些新鲜事儿，哪些已经过时了，又有哪些将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他们邀请我们共同了解关于城市冷饮水箱发动机和混合器的最新状况，又悄悄告诉我们城市后花园里的最新菜式。他们知道当地年轻人干了哪些好事坏事，也知道那些大名鼎鼎的来宾在哪儿，正和谁在一起，在干什么。

　　而在拉斯韦加斯，这个神通广大的人就是诺姆·克拉克。

　　当年在科罗拉多时，诺姆一度与赫斯特德针锋相对，在无聊的落基山脉弗兰特岭周围四处搜罗一些没什么价值的独家新闻。不过，几年前，他离开了那儿，转向拉斯韦加斯这块孕育着丰富新闻素材的宝地，开始在《评论杂志》大展拳脚。报道的范围横跨大盆地位于内华达州和犹他州，气候十分炎热干燥。，纵贯落基山脉，一路追踪到丹佛。凭借着这些报道，诺姆立刻在这个城市大受欢迎。

　　他认识拉斯韦加斯所有的重要人物，到处都有他的眼线，到处都有人请他吃饭，他可以轻易走进任何一场演出的后台，被前呼后拥地送到最前排，也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家最时尚的俱乐部。在这片沙漠中待了几年以后，诺姆写出了一本反映拉斯韦加斯真实面貌的书，同时，他还在马不停蹄地为再版搜集素材。每到周末，他的大头照和专栏都会为《评论杂志》的头版增色不少。

　　在拉斯韦加斯，得不到诺姆承认的名人永远算不上真正的名人。因此不少人都请求得到他的笔墨。而另一些则敦促经纪人和公关人员不断打电话来恳求他千万、千万、千万要忘记他的所见所闻。

　　当年还在《落基山新闻报》时，诺姆曾于1990年初对拉乌尔以及他如何带领博尔德科技公司走上成功之路的秘诀做过特别报道。拉乌尔一贯对公众宣传不屑一顾，他照例认为这则报道的目的只是为了钱，不过他与诺姆却因此结下了交情。这些年来，尽管各自的生活都愈加复杂，两人却始终保持着联系。

　　拉乌尔打电话给诺姆请他帮忙寻找黛安娜，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诺姆很少遇到的请求：拉乌尔请他保守秘密。

　　拉乌尔和诺姆的第一次碰面大约是在二十四小时前，地点选在威尼斯酒店主楼层上的一家房价高、面积大的酒吧里。几句寒暄之后，拉乌尔告诉诺姆有件私事想请他帮忙，同时又问他能否不要公开自己所说的事情。接着便向他讲述了这起发生在拉斯韦加斯的离奇事件：黛安娜来拉斯韦加斯是为了与一位病人的母亲见面，很自然她会利用这次机会在赌场里玩几把赌注不大的双骰子游戏。星期一晚上，黛安娜用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当时她正要穿过威尼斯酒店的赌场，突然电话就断了，然后就再也没联系上。她失踪了，既没有回到酒店的房间，也没有打给任何人电话。什么线索都没留下。

　　就在她失踪那天的早些时候，她曾一路追踪那位病人的母亲，到了拉斯韦加斯大道上的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很显然，她在那儿找到了雷切尔·米勒——是的，拉乌尔向诺姆说起了雷切尔·米勒这个人——但是拉乌尔始终没能找到她。拉乌尔把自己与霍华德牧师在爱在拉斯韦加斯教堂里的对话以及霍华德的建议也告诉了诺姆：也许能通过一个中间人找到雷切尔——一个男人，一个显然令霍华德不寒而栗的男人。一个可怕的家伙。

　　诺姆承认他手头没有那个中间人身份的线索，但他怀疑那个男人并不住在拉斯韦加斯那些令他专栏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但是……”拉乌尔意识到了些什么，开口说。

　　“但是，”诺姆立刻接上他的话，“我想我认识一些人可能帮得上忙。”

　　不久后，拉乌尔告诉我，差不多就是在我和萨姆、达雷尔还有我的新朋友贾里斯一起在博尔德市中心的太阳花饭店吃饭时，他和诺姆碰了第二次面。

　　诺姆在为他专栏的下一篇文章做准备，在这座位于曼达雷湾最新落成的大楼里，在这家城里最时尚的饭店里，要不了几个小时，不少时下的社会名流就会聚集一堂，出席某个慈善鸡尾酒会。酒吧新装修好，很豪华，很漂亮，一群服务生绕着那些仍然空无一人的位子忙得团团转，他们七手八脚地一边安排座位，一边把那些即将堆满诱人的贝类、寿司和生鱼片的吹制成的玻璃大浅盘摆放整齐。

　　拉乌尔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找到了诺姆，在这个座位上可以把这座路边小镇黄昏时分的霓虹美景尽收眼底。诺姆面前的那张桌子几乎是空的，上面只放着他那部片刻不离身的手机，一包几乎没动过的长嘴库尔斯香烟，还有两张鸡尾酒会上用的餐巾纸，诺姆正用一支毡制笔尖的钢笔在上面涂涂写写。

　　诺姆抬起头：“拉乌尔，嗨。运气怎么样？”

　　拉乌尔一边摇头，一边坐下。

　　诺姆问道：“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谢谢。”

　　诺姆把啤酒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我估计你是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了。特别是我已经找到了你一直在找的那个人。听好了吗？他的名字是尤利塞斯·保尔·诺斯，也就是U——P——诺斯英语中，up是在……上部的意思，north(音译为“诺斯”)有北方的意思。，或者是……北方的上部。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卡纳达英语中，人名卡纳达与国家名加拿大的发音相同。。”

　　拉乌尔花了一秒钟的时间把所有线索串到一起，突然激动得难以自已：他终于笑了。“北方的上部？卡纳达？是真的吗？”

　　诺姆也笑了。他举起手，像个童子军在发誓，“我保证，我不可能捏造那些线索。”诺姆咧嘴一笑，颧骨微微突起——虽然只是一点点——这个动作也让他那块总是戴在右眼上的标志性的黑色新月形眼罩向上动了动。

　　拉乌尔说：“还有更多的消息，对吗？”

　　“的确还有。很显然，卡纳达是那种地头蛇。街头的地头蛇。”诺姆抿了口啤酒，“如果这块地方是好莱坞。”他凝视着楼下仿造的纽约城映在天空中的霓虹闪烁的轮廓，贝拉吉奥酒店喷射着白色水珠的喷泉，还有远处那些仿造埃及、巴黎和威尼斯的标志性建筑或雕塑，“或者说卡纳达的手下都是电影明星的话，他可能会被称为经纪人。但是，这儿显然不是好莱坞，而卡纳达那些客户，嗯，也绝不是什么电影明星，所以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确切的词来描述他正在干的这份工作。”

　“他不是个拉皮条的吗？”

　　“不。他可能把一些皮条客和妓女都视为自己的……客户。”

　　“他不是那种收取保护费的街头流氓吧？”

　　“一般来说不是。但一旦有需要，所有的街头地痞都听他的。这些就是我得到的消息。”

　　“我想他会得到一部分的……”

　　“的确如此。我听说他会提供给……客户——抱歉，我总是在这个词上卡住——一些生意上的建议，帮他们出谋划策。我敢保证，这是他们这一行的规矩。他只在必要时插手，尽量阻止帮派之间在他的地盘上发生争斗，也处理一些时不时冒出来的争端。他所干的这些事也使他得到了一部分……客户的收入。”

　　“难道他的客户都是些地痞流氓？”

　　诺姆思考了一下，以决定如何回答。“这么说吧，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收入上报给国家税收系统。”

　　“那个卡纳达真的那么可怕，可怕到干这种……活？”

　　“人们说他在必要时下手决不留情，有时为了告诫其他人他不是好惹的，手段还会更狠毒。”

　　“给你提供消息的人认识他？”

　　“只知道有这个人。”

　　拉乌尔往后一靠。“你的消息网无处不在。”他这么说既是在称赞，但也是在问诺姆这是否属实。诺姆听出来了。

　　“任何地方都有我的消息网。我在报社的这份工作要求我们掌握尽可能多的最新消息。”他耸了耸肩。“杰克逊被控告后，没有人知道他躲在哪儿，是我找到了他。布兰妮刚刚结婚十分钟，我就抢在她母亲之前得到了这个消息。罗伊·霍恩魔术师罗伊·霍恩在拉斯韦加斯表演时曾不幸被虎咬伤，生命垂危。被老虎咬伤之后情况如何？他的护士不清楚的细节我都能知道。

　　“至于今晚，这儿的一个服务生将会准确地告诉我有哪些人出席了这场盛大的舞会。提供消息给我的有时会是派对的主人，偶尔也会是个厨师。而我最好的消息来源则是那些刚能跻身于社会最高层的那些人物。他们应邀参加各种最前卫的派对，回来后再告诉我还有哪些人也出席了这场派对。干我这行要牢记一条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每个人都可能认识一些大人物。”

　　“那你认识的人中有谁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卡纳达吗？”

　　“你找不到他的。他不希望与圈外的人接触。不过如果你愿意，给我提供消息的那个人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转达给他。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诺姆耸耸肩，表示他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很抱歉，也承认了这事完全不受他控制。

　　拉乌尔坐回椅子上：“卡纳达到底是什么人？是内华达的本·拉登？头缠戴斯达尔清真寺的阿訇或教长头上缠的布。，被赶进沙漠的山洞里去了？”

　　诺姆的表情依旧很平静。“我是个记者；我不会编这些事。我也是直到今天才听说这个家伙的，而且很可能过了今天我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这些都是拉斯韦加斯北部的事，远远超出我关注的范围了。”

　　“那你相信那个人吗？给你提供消息的人。”

　　诺姆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为了写专栏我没日没夜地干。这活儿可没那么容易。为了写好它，我必须有敏锐的直觉，还得拼命工作，除此之外，我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否则我会沦为别人的笑柄。拉乌尔，我无法保证所有的消息来源都可靠，但我能肯定绝大多数都不会有假。直觉告诉我这条消息是真的。

　　“我在蒙大拿一个偏远的小镇长大，不过世界真的很小：和我一起上高中的一个家伙现在也在拉斯韦加斯，整天在北部的街头闲荡。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配在一篇介绍无家可归者的文章旁边，于是便找到了他。他就是我这条消息的来源。他没有理由对我说谎，而且很显然他真的很怕那个叫卡纳达的人。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教皇最喜欢的那个妓女。”

　　拉乌尔认真地考虑了几秒钟。“你认识的那个人？他有没有告诉你关于雷切尔的事？”

　　诺姆摇了摇头。

　　“黛安娜呢？”

　　“也没有，很抱歉。”

　　诺姆的手机响了。他向拉乌尔解释道：“对不起，我必须接一下电话。我一直在等着确定明天专栏的内容。关于拉斯韦加斯的棕榈树酒店。”他接通了电话。“您好。”

　　拉乌尔并不知道关于棕榈树酒店的情况，他宁愿自己不知道，反正明天早上他就能在诺姆的专栏里读到这篇新的报道了。

　　诺姆听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转向窗外，对着电话说，“那当然，是的。”接着他握住电话听了很久，差不多有整整一分钟，然后才开口说，“他现在和我在一起。”停顿了一下。“嗯，你已经知道……你想让我问问他？”

　　诺姆把手机搁在他和拉乌尔之间的桌面上，冲拉乌尔点点头，同时伸出拇指和小指在耳边做了个接听电话的手势，示意拉乌尔电话还没挂断。

　　“这是卡纳达……手下的人。如果你同意不让警察插手这件事，并且完全不惊动他们的话，卡纳达愿意跟你谈谈。”

　　拉乌尔立刻回答说：“同意。我妻子她现在安全吗？他能不能告诉我？求求他了？”

　　诺姆耸耸肩，不知道答案。他拿起电话重新放回耳边。“你听见了吗？”他又听了一会儿，边听边点头，最后又说，“没问题。他会去那儿的。”然后合上手机盖，挂断了电话。

　　“我会去哪儿？”拉乌尔问道。

　　“七点到拉克索单轨铁路站。只剩二十分钟了。”

　　“离这儿远吗？”

　　“如果我们开始跑得够快，冲到窗前跳出去，也许可以马上到那儿。但从这儿这么高的地方出发，又不能飞过去，我们到那儿足足要花二十分钟。”

　　“那你认识路？”

　　诺姆站起来。“当然。”

　　拉乌尔扔了二十美元在桌上，两人飞奔出去。

　　“我们不得不一路飞奔。”拉乌尔对我说，“从电梯下来，一路要穿过车站上方像卢森堡那么大的赌场。等车，上车，乘车去拉克索。这种单轨列车就像乌龟一样，实在太慢了，让你忍不住会怀疑人们干吗还要费劲把它造出来。我母亲一直拄着拐杖走路，可就连她走得都比这列该死的乌龟车快。最后我们总算到了拉克索站，离约定的时间也只剩下两分钟了。”

　　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

　　“然后呢？”我问道。

　　“没有然后。我们站在那儿等了半个钟头，却一无所获。列车一辆接一辆地进站离站。我们什么也没等到。”

　　“没有人来见你吗？”

　　“没有。”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拉乌尔说。“我要另想办法找到卡纳达。”

　　我听着拉乌尔讲他与诺姆·克拉克之间的会面，讲那个叫卡纳达的男人，不禁越来越困惑。于是我站起身来，慢慢走到大玻璃窗前，从这儿可以眺望远处的山脉。我的走动让埃米莉有些兴奋。但它已经懒得动弹，它抬起大脑袋看看我在干什么，即使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似乎也费了它好大劲。

　　“你知道吗，就在我回到这儿之前不久？”拉乌尔说。

　　“什么事？”

　　“马琳娜给我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是盒画面模糊的赌场监视器的录像带。黛安娜是和两个男人一起走出赌场的。他们都被拍到了。”

　　“她看起来怎么样？”

　　“一切正常。”

　　“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知道。”

　　“这会有帮助的，对吗？”

　　“会有帮助的。”

　　“拉乌尔，我得到一条消息，本来以为这会对你有所帮助，但现在看来却似乎是条坏消息。”

　　“什么消息？”

　　“博尔德警方开始插手这件事了。他们要求拉斯韦加斯警方高度重视黛安娜失踪这件事。”

　　我听到一句熟悉的加泰隆尼亚粗话。然后他说：“我必须告诉诺姆，让他马上通知卡纳达。”

　　45

　　“假如这就是汉娜的死因……假如有人杀了汉娜是因为她曾与马洛里见过一面，这又怎样呢？”

　　我把脑袋埋进枕头，只想好好睡一觉，可是黛安娜原先那套关于汉娜·格兰特死因的推理——那个曾一度被我抛在脑后的假设——此

　　刻却像电子乒乓球游戏里的电子小球一样在我脑子里上蹿下跳。

　　“假如这就是汉娜的死因……假如有人杀了汉娜是因为她曾与马洛里见过一面，这又怎样呢？”

　　我毫无睡意，一直在思考这些事，但很快我又开始思考新的问题：如果黛安娜是对的，汉娜被杀的确是因为她从马洛里那儿知道了一些事情，那黛安娜和鲍勃会不会已经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这个想法令我不寒而栗。

　　黛安娜曾向汉娜咨询过有关马洛里的事，而鲍勃则和马洛里隔着篱笆聊过天。他们都与马洛里有牵连。

　　说起来似乎有些牵强。可是，汉娜的死、马洛里的失踪、黛安娜的失踪和鲍勃的失踪，这一连串的事件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联系？难道在那个十二月的下午，当马洛里决定与汉娜·格兰特见面时，这一系列的阴谋就已缓缓拉开帷幕？

　　可是，为什么呢？

　　事态又是如何发展的？

　　我索性不睡了，跌跌撞撞地回到客厅，去想想这些事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如果黛安娜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米勒一家肯定隐藏着一个秘密。而在与汉娜的单独会面中，马洛里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了汉娜。或者说，至少有人认为她已经把这个秘密泄露了。

　　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圣诞节后的那个星期，也就是马洛里失踪以后的那个星期，黛安娜曾经说，“她说她的父亲‘可能会怎么怎么’，记得吗？”

　　那么，比尔·米勒究竟会怎样呢？

　　是家事，还是工作中的事？是计划改变一下职业，还是要改变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而且，我很奇怪为什么比尔·米勒会如此好奇，那么迫切地想知道我那天为什么出现在多伊尔家？

　　对啊，为什么呢？

　　那天早些时候，我和比尔·米勒在做心理诊疗时见过面，当时我正因为被他撞见自己在多伊尔家四处窥探而尴尬不已，以至于忽略了很明显的一点：比尔·米勒为什么会对我去看他隔壁正在出售的房子这件事如此好奇呢？

　　46

　　我吵醒了萨姆。这让他很恼火。好不容易等他稍稍平静下来，我开始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打扰他的好梦。本想慢慢切入主题，可他很不耐烦，我不得不提前承认自己去过了多伊尔家。“我装得很有兴趣买那栋房子，并且让房产代理人昨晚下班后就带我去看了房子。”

　　“你把我叫醒只是为了谈房地产吗？”

　　他糊弄了我很长时间，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真的听得稀里糊涂。“萨姆，拜托。那栋房子是关键。它很重要。”

　　他仍然在糊弄我。“你喜欢那栋房子？我认为它太贵了。厨房还没我的大，而且劳伦也不会喜欢。她一定会抱怨后院里的那些水池对格雷斯不安全。至于那座桥，你还记得你有一个正在学走路的孩子吗？艾伦，你一刻都别想太平了。”

　　“别这样，萨姆。”

　　“好吧，好吧。不过记住，是你吵醒了我。那你干吗非得去米勒家隔壁的那栋房子？那只是栋空房子而已，我们都去过了。”

　　“想想发生的一切，去看看那栋房子似乎很重要。我有种感觉，米勒家的邻居是所有这些的关键。”

　　“所有什么？”

　　“每件事。马洛里、黛安娜、鲍勃和他的卡马罗车。萨姆，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失踪了？已经失踪三个人了。这些你想过吗？甚至……”我差点儿说出来，“甚至是汉娜·格兰特。”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所有这些事中，我与汉娜的惟一联系是通过黛安娜建立起来的，我没有权利打破这一惯例。

　　“有三个人失踪了？可能是两个，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根本没人失踪。就算我接受你的说法，已经有三个人失踪了，那栋房子跟黛安娜又有什么关系？”萨姆问道。

　　萨姆可不好骗。我虚晃一枪，但没能糊弄他多久。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也不清楚。这部分被移走了，但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我能感觉到这一点。”

　　“被移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能说。”

　　他叹了口气。“你本来打算说另一件事的。你说了‘甚至’，然后就突然停下了。甚至什么？”

　　“甚至一切。”虽然漏洞百出，却已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回答，“我想说的是一切。”

　　萨姆打了个哈欠。“你还知道些别的，对吗？一些不能告诉我的事？”

　　我毫不迟疑地说：“是的。”

　　“妈的。”他小声嘟哝着。“在这儿跟你聊这些有什么屁用？一直在猜谜语。我简直就像是在期望一个政客能说实话。”让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萨姆咕哝着指责我时，用词并不尖刻恶毒。“我没办法进行调查，艾伦，因为你还有秘密不肯说出来。你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以前谈过这些。”

　　“那些雪又是怎么回事？”

　　“哦，天哪，别再提那些雪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些可以绑在树和东西之间的绳子？那叫什么来着？假如绳子被绑在马洛里和多伊尔的房子之间，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那会怎么样？说不定这就是她离开房子却没有留下任何脚印的原因呢？”

　　“是哪个病人告诉你的吗？她从这些绳子上滑下来的？这就是你最后得出的结论？你是不是疯了？”

　　当他大声说出这个假设时，听起来的确很愚蠢。对此，我只能回答一句“不是的。也许是吧”。萨姆并不知道我已经按先后顺序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只是跳过第二个和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萨姆问我。

　　“什么为什么？”

　　“如果她想逃跑，干吗要在意离开房子时会不会留下脚印？干吗要那么费事？她不知道雪会在什么时候下，什么时候停；她也不知道福克斯会派来一架直升飞机。她只是个孩子。如果她想逃跑，她就跑。其他一切都是废话，你应该清楚这一点。”

　　我从未想过要质疑马洛里逃走时不愿留下痕迹的动机——这显然是我的疏忽——但我很欣慰萨姆一直用现在时描述马洛里的行为，至少在萨姆看来，马洛里还没死。

　　萨姆还没有说完。“之前你说‘他们’？‘他们’是谁？”

　　“那些邻居，还有……”

　　“马洛里？拜托，他们当时在一起吗？你现在是在谈那些同谋了，对吗？艾伦，你打电话来把我吵醒，这点我会原谅你，我知道你担心你的朋友，可现在真的很晚了。”

　　“萨姆——”

　　“我们搜查了整栋房子。也和邻居聊过，可什么都没发现。随它去吧。”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院子里时，有人从楼上的窗户窥视我们？”

　　“怎么了？”

　　“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他？”

　　即使萨姆刚从睡梦中醒来三分钟，但比起累了一整天的我，他的反应还是快得多。“肯定是个男的，对吗？只有比尔和他儿子住在那儿。”

　　“米勒家就不能有客人吗？我并不了解这些。博尔德和这儿的法律难道就不希望有警察在这儿吗——专门抓那些在街上胡作非为的人。”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怀疑，还带着调侃的语气，而现在已变成不断升级的嘲讽。对于萨姆，这样的进展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声音里不自觉地充满了戒备，我说，“我认为应该是男的。”

　　“然后你问‘为什么’又是什么意思？有人从自己卧室的窗口看着你，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看看周围的邻居，比尔·麦克可是这个街区的负责人。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偷看邻居家的院子又不构成犯罪。如果是的话，这儿一半的老太太早被逮捕了。”

　　“你们和那些邻居亲自谈的吗？是你还是露西？”

　　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有耐心，但没什么用。“我和露西在忙其他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就是斯洛克姆和他们谈的了，对吗？”

　　“你想说的是？”

　　“拜托你亲自去和那些邻居谈一谈。我不信任斯洛克姆。”

　　“我想，今晚贾里斯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谈不上。他似乎很紧张。而且当时你和达雷尔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我还是无法信任他。”

　　随之而来的沉默在我看来预示着萨姆要说一些其他关于贾里斯·斯洛克姆的事。但他没有。他说：“你谈到那个开卡马罗的家伙时就好像他是个受害者似的。你认为他会和这些事有关吗，比如，犯罪意义上的？”

　　“这么说不太合适，”我说。“应该说是心理意义上的。”

　　“在你的世界里，人们从未有过反常的举动吗？”

　　萨姆的这个问题有几分嘲讽。“去和那些邻居谈谈，萨姆。”

　　“我以什么身份去和他们谈呢？”他问道。

　　“你在找卡马罗。你想要借口？这就是借口。既然通告已经贴出去了，你希望事情先告一段落。斯洛克姆自己也说第一次和他们谈话时并不知道卡马罗车的事。你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一个电话就够了，你可以约那栋房子和车库的主人一起聊聊。”

　　十分钟后，我爬上床，在我那一侧伸开四肢，面对着妻子的后背。劳伦静静地靠过来，直到我大腿的前半部分感受到她的身体在晚间所散发出的温暖气息。

　　我几乎已经睡着了，突然一个新念头促使我在黑暗中猛地睁开双眼。

　　也许这个秘密是和雷切尔·米勒有关，而和马洛里并无关系。

　　也许一切都与雷切尔·米勒有关。

　　这就是黛安娜失踪的原因。

　　她已经知道了雷切尔的一些事，或者她正打算去了解。

　　我一跃而起，套上袜子，冲进厨房打电话给拉乌尔，想警告他当他走进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和霍华德牧师见面时，也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险境。

　　但是，拉乌尔没有接听他在威尼斯酒店房间的电话。

　　他也没有接听手机。

　　我的下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告诉萨姆卡纳达这个人，他一定会把我杀了。

　　47

　　我在电话里只是告诉比尔·米勒在确定能否为他进一步进行心理诊疗之前，我必须再深入问他一些问题。他欣然同意星期五上午再来一次。如此匆忙地安排见面，比尔却如此配合，这的确让我很惊讶。时间已经过去了不止十二个小时，但我仍然没有拉乌尔在拉斯韦加斯的下落，肯定因为这个才让我举棋不定。

　　对于拉乌尔的失踪，劳伦和我同样感到不安。那天早晨她正要去洗手间，我拦住了她，说拉乌尔始终没接我的电话。当时她的表情就像是听到我说我不仅弄丢了车钥匙，而且连备份钥匙都放错了地方似的。“黛安纳和拉乌尔？”她最后大叫起来。在关上洗手间门之前，她又说了一句，“亲爱的，找到他。最好就在今天。”

　　比尔坐到了我对面，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顾虑，他说，“问吧，我已经准备好了。问吧，我想尽早把这件事解决了。”

　　按照一般的诊疗模式，我所问的绝不只是一个问题那么简单。“非常感谢你的配合。”我说。“我想进一步了解关于你和你前妻雷切尔现在的关系。”

　　“这个，”他靠在椅背上。“我没想到你会问这个。”他沉默了一会儿，一直用手拉着那条熨烫平整的裤子的裤缝。

　　我当然是很想知道他原本以为我会问的那个问题是什么，但我并没有问他，只是耐心地等待。

　　“雷切尔和我分居了，但没有……离婚。出于什么原因，我想你也已经知道了。我感觉自己已经没什么秘密可言了。我们没有去办完整的法律手续。对我来说，并没有这个……必

　　要。或者说我根本不该这么做。想想她的处境，我不能……你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很了解这背后的情况。”

　　事实是，在这件事上，我并没有玛丽·布莱克了解得多。“你们是合法分居吗？”

　　比尔努力想找到合适的语句来回答，最终他说，“雷切尔是我的妻子。”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吗？”

　　他坐在椅子上，跷起一条腿，把左脚脚踝搁在右膝上，换了个姿势。然后花了一会儿时间仔细检查了一下裤脚能否很好地遮住袜口。我不清楚他是否打算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不过最后他还是开了口，“雷切尔在拉斯韦加斯，仍在参加各种婚礼，仍有妄想症，依然……精神错乱。令人难过的是，她好像没有好转的趋势。”他顿了顿。“她搬到那儿只是为了参加婚礼，她还有强迫症……拉斯韦加斯从不缺婚礼，这是肯定的。”

　　是的，我知道。我还知道很多关于霍华德牧师和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的情况。

　　“她依然很痛苦，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她和病魔抗争，还有……还有那些药物。她讨厌吃药。新的旧的她都讨厌。所以她只是偶尔吃药，暂时会有些疗效，但终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药物不是治疗的关键，至少对她不是。”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希望你不介意我问一句，这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讲了一大通实实在在的有关心理医生有责任避免和病人发生双重关系的话，然后又解释说，作为心理医生，如果我不了解这种关系的存在，就很难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故意说得很复杂，很难懂，看起来比尔是被说服了。不过，我也早料到他会被说服的。

　　早料到他会相信，我的声音平稳得就像刚测过垂直度的门，“比尔，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雷切尔现在的关系。这是我最关心的。”

　　说到“关心”这个词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似乎眯了一下，也许没有。我后悔自己刚才没有说“感兴趣”。

　　“这个，”他说，“并不完全正确，我刚刚说的是……”

　　显然比尔很想和我就这一点争论一番，但又改变了主意，他似乎认为我说的话还是挺有道理的，于是便决定随它去。

　　“我们仍有联系，”他说。“如果你觉得可以这么来形容我们的关系的话。”

　　没问题，你可以这么说。“接着往下说，”我提醒他。

　　“我们基本上每星期谈一次。也不能这么说。我每星期给雷切尔打一次电话，但很可能我们一个月只能交谈两次。”他深深叹了口气，作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她不怎么……给

　　我打电话。有时候，我会给她留言。事实上，即使我联系到了她，也总是我一个人在说话。我会告诉她家里发生了些什么事。”

　　“她，嗯……我还是认为……也许说‘有希望’并不合适。但是，我曾……祈祷……”

　　比尔那一贯不可动摇的镇定表情在我眼前土崩瓦解，我看得都出神了。

　　“然后呢？”我提醒他接着往下说。

　　“雷切尔总要问孩子的事。不管怎样，她几乎每次都问。她总是游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你明白，她的思维还停留在另一空间。那些婚礼，新娘，新郎，还有他们的家人。就好像她很了解他们，而我也很了解一样。通常她总要问孩子们正在干什么，她似乎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很感兴趣。对她来说，孩子们一点都没变，他们永远不会长大。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说的。”

　　虽然我情愿比尔用不着我催就自己说下去，但不管是以直接还是委婉的方式，我决定再问些有关钱的问题。“你一直在支援她吗，比尔？我指在经济上。她怎么做到收支平衡呢？根据你刚刚所说的情况，我很难想像她可以自己谋生，或靠社会救济活下去。”

　　“这个嘛……”他开口了，显然被我问得有些措手不及，“我没想到我们今天会讨论这些。我觉得这和你的……道德顾虑也没多大关系。”

　　我只有等着。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负责她的开销，”他的腔调听起来似乎高傲得很。“她的开销都由我来付。我自愿这么做。我觉得自己对她有……责任。结婚那天，我说过‘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我是认真的。即使雷切尔生病时，我对她的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即使她决定要搬去一个有更多婚礼的地方，我的爱依旧没有改变。我一直记得自己的誓言。是这样的，我是在帮她支付开销。”

　　他的语气是不是有点自以为是？是的，的确有一些。但比尔近十年以来为他妻子所做的一切并非常人所能做到，这是事实。面对同样的情形，很少有男人会像他这么做。他的同情和执著打动了我。

　　“这一定给你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吧？”我说。

　　“我并不这样看，至少经济上不是。但在感情上，是的——真的好痛苦，我很怀念……和我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她离开以后，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块。在经济上，我认为那是……我们共同的钱，雷切尔和我共同的钱，而现在她只是需要其中的一部分来生活。就是这样。实话告诉你，我比她用得更多。我的爱并不会因为她的病而减少一丝一毫。我告诉自己事情很可能会更糟。”

　　那她可能会得癌症，我暗想。

　　又一次的等待。

　　“你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对吗？我从来没有……向别人承认过自己还在继续资助雷切尔。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理解。”

　　理解？理解什么，理解你是个大圣人？为什么连这种事都要保密？

　　“比尔，我不会把你告诉我的事泄露出去的。我也不会告诉别人雷切尔的开销一直由你来支付。”

　　“很好。”

　　“孩子们知道这件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他们知道我爱他们的母亲。这就够了。”

　　我开始考虑他瞬间的犹豫。那说明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一点上撒谎？

　　对于我为什么要问下一个问题，我无法从诊疗角度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连试都没试。但我还是问了。“那要多少钱？替像雷切尔这种情况的人支付开销？这一定是个沉重的负担。”

　　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犹豫。“那当然。她还可以享用我的医疗保险，这一点倒是帮了很大的忙。老实说，这也是我永远不会和她离婚的原因之一，即使我对她的感觉变了。如果我们离婚了，雷切尔就只能享受公共医疗。这对她将是……一场悲剧。光是那些药……不

　　定时的住院……在急诊室看病？”

　　比尔看着我，希望得到我的肯定。我立刻表示赞同，“可以想像。”

　　他叹了口气。“她在拉斯韦加斯有一套公寓，地方不大，不过，是在一个很不错的小区里，环境很好。我雇了……个人……来照顾她，保证她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服，并且时刻保持整洁。而且，我也为她提供那些……

　　婚礼上需要的东西。礼服、礼物之类的。她很大方，这点你也知道。我不想让她蓬头垢面地待在街上。我希望她生活舒适，而且很安全。”

　　我差点叫出声：“一个照顾她的人？”但我没有。我前一刻还在怀疑，比尔找来照顾他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的很可能就是卡纳达。但此刻，我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算这笔账。“这些钱都要算在总数里。”

　　“是的。”他说。我以为他还会讲些其他的事，可他却不说了。

　　我一边等他接着说下去，一边又重新开始算那笔钱。按照比尔刚才所描述的，支付雷切尔的开销每月需要两千、三千甚至四千美元，包括房租、诊疗和药物的费用。那么一年就需要两万五千到五万美元。这可是笔大数目。

　　如果再加上霍华德牧师告诉拉乌尔的那笔费用，也就是卡纳达替雷切尔支付的参加婚礼的那笔费用——据我计算应该是个差不多的数目。又是两万五千到五万美元一年——

　　这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还有一大笔没算进去，因为比尔还要另外付给卡纳达一部分服务费。每年五万到十万，直觉告诉我，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比尔·米勒应有的承受能力。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是纳完税的了。

　　比尔想尽力解释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给妻子。“我的收入很不错。这么多年来，公司一直待我不薄，事业也发展得很顺利。如果去内华达工作，待遇还会更好些，但我不能去。我想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和孩子只用掉收入的一个零头。我们生活得很简单，这样就可以了。我的车就比你那辆旧得多。”

　　比尔注意到我的车了？这不由让我一惊。

　　“雷切尔现在不接受诊疗？”我问。

　　“她不喜欢。”

　　“你没用过家庭健康护理服务？”

　　“我试过了，但雷切尔……很难照顾。这些年来，有些服务……似乎挺有效果，这几种我就同时用。这些符合她的需要。”他对我微笑了一下，很不安地咧嘴一笑。“就这些了吗？没有其他想问的了？”

　　“还没好，”我回答道。“我还有一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差不多。”

　　“问吧。”

　　“你和你隔壁的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

　　他点点头，“多伊尔？”

　　我立刻意识到他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而且一直都在等我问他。这也没什么奇怪，比尔曾两次看到我在多伊尔家溜达。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房子的主人的名字，于是，我问，“他的房子是在你北面吗？”

　　“是的，那是多伊尔，我不太认识他。”

　　“不太认识？”

　　“我们做了大约……四年的邻居。但互相不熟。他一个人住，是个单身汉。他总是一个人待着，他在外面干活时我们也打过招呼。仅此而已。他有一次邀请我去看他的新瀑布和池塘，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可能是我们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了。感恩节前他搬走了，也可能在万圣节前就搬了。房子现在空着。不过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明知道他是在挖苦我，但我没有反唇相讥。“你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在什么时候？”

　　“我不明白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尽管我知道比尔·米勒难以理解是因为这些根本就与我无关，但我还是重申了那套“双重关系”的理论。不出所料，对我的解释比尔似乎不像第一次那样满意了。

　　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声音变得很谨慎。“你和多伊尔……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吗？如果我是他的朋友，你就不能为我进行诊疗？是这样吗？”

　　“我无法透露当前患者的资料。在这一点上我想你会尊重我。你希望我能提供帮助。但在答应你的要求之前，我有责任确认没有任何障碍存在。”

　　“障碍？”

　　刚才我正一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无比焦虑，一边试图松弛紧绷着的神经，竟然愚蠢地用了这个词。但我还是坚持说，“是的，障碍。”

　　比尔看着我，好像我的花招在他面前就像玻璃一样透明。他说：“是在去年秋天的什么时候。他告诉我他要把房子卖掉。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多伊尔说话。”

　　一沓白纸、一支铅笔和一块新橡皮。还有一大堆的推测。

　　结束了和比尔·米勒的会面，我忙着计算在这个索价过高的世界里，住在这个城镇索价过高的小区里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多少钱。我自己就有一个孩子，我住的小区和他住的档次也差不多，所以我可以基本准确地估算出比尔·米勒在博尔德供养一家三口需要多少钱。抵押贷款，财产税，伙食费，医疗保险，养车费，一部分娱乐开销，孩子们一时兴起……天哪，我还没考虑比尔还要为他退休后的养老额外存一笔钱。

　　在稿纸的底部，我又加上一笔为他妻子支付的大致费用。他妻子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州的住处所在城市既是赌城又是旅游胜地，她还有无节制地参加婚礼的怪癖。

　　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再将个人所得税计算在内，我能够大致地估算出比尔·米勒在税前究竟要赚多少钱才能维持所有的花销。得出的结论是，我估计比尔·米勒每年至少得赚三十万美元。

　　心理医生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倾听病人谈论他们的个人隐私，比如收入之类。这些年来，听了这么多病人谈到各种职业不等的工资水平，我已经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在博尔德这块地方干哪行过哪样的日子。

　　作为一家零售连锁药店里的地区经理，比尔·米勒不可能一年赚三十万美元。在我看来，比尔·米勒能赚多少呢？最低八万到十万美元。最高十五万到十八万。最多十八万。

　　不可能再多了。

　　这根本不足以让比尔支付两处住所的开销，光是应付雷切尔爱参加婚礼的怪癖，他的手头就已经很拮据了，当然这还不包括付给霍华德牧师的那笔钱。

　　是家里的钱吗？可能是什么地方的信托基金，或是一位很大方的亲戚刚刚去世所留下的钱，这些都有可能减轻米勒家的经济负担。但比尔并没提到任何有关他靠家里的钱减轻经济负担的事。

　　我又开始疑惑，比尔·米勒到底是从哪儿得到钱可以负担得起两处住所的开销？这还不包括他支付给卡纳达和霍华德牧师以及提供雷切尔参加各种婚礼所必需的钱。

　　我不知道。但我开始觉得这个答案一定很重要。

　　马洛里曾说她的父亲可能怎样怎样。

　　我把铅笔扔到桌上，然后看着它滚过桌面，落到地板上。

　　有那么几分难过，但更多的是无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刚刚已经跨过了一条重要的道德底线。与比尔·米勒的会谈不是一次诊疗，我与他见面并非为了他的临床诊断。

　　不管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我和他见面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

　　48

　　星期五上午通常由我一个人来照顾格雷斯，因为那天我休息。那天上午，劳伦要审判一个案子，而韦弗从十点到十二点要上化学课。好在韦弗人很好，她答应在我和比尔·米勒见面时帮忙照看格雷斯，但我必须尽快赶回去照顾女儿，以确保韦弗上课不会迟到。

　　格雷斯和我通常利用星期五外出和购物，但冬天的早晨太冷，我们有时就把这种“通常”扔到一边，舒舒服服地窝在家里，享受滚烫的苹果酒、温暖的炉火，和听话的小狗待在一起。还有书。

　　一夜之间，气温跌到了个位数，窝在家里似乎是个绝妙的主意。然而黛安娜、鲍勃、拉乌尔和马洛里让我很不安，无法去享受这份惬意，于是我用棉毯、羊毛毯和填絮纤维毯一层层把女儿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她抱到外面的奥迪车里，把车座加热器的功率调大，开始向西行驶，那时候大概是在9：30左右。格雷斯是个很好的旅行者，虽然天气恶劣，但她状态似乎好极了。

　　眼前平顶山的崖壁一侧罩上了一层薄雾，就像是哪位设计师觉得这些山麓小丘在那个清晨正需要一层轻纱作装饰。正当我们转弯接近城市北部陡峭的山地时，冰冷的薄雾中有些很小的闪闪发光的结晶体落下来。“快看，格雷斯，在下钻石雨呢。”

　　格雷斯笑了。每个星期五上午，在她想小睡一下之前，我都会觉得非常快乐。

　　在接下来一英里左右的旅途中，我一直在向她解释什么叫三胞胎。我曾一度相信她已经弄懂了三胞胎的概念。然而当她开始大声嚷道“三个我，三个我”时，我十分肯定我还要给她看一个实际点的例子才能让她明白这一点。

　　我事先没有打给玛丽·布莱克说我们会去她那儿，主要是考虑到她可能会让我们别去打扰她，不过这也是因为我几乎能肯定她正待在家里，而且如果事先通知说我会去她家，就给了她整理思路的时间，对我来说并没有这个必要。我之所以会如此肯定玛丽在家，是因为在一月份这种接近零度结冰点的天气里，带一个孩子出门都要花番力气，如果要让玛丽帮三个六星期大的小家伙都穿戴好，然后再拖出家门，实在需要有个好理由。

　　玛丽的丈夫戈登是一个麻醉师，他俩与他们的三胞胎一起住在宽敞的现代化农场里，位于一块远离富特希尔斯公路的飞地属于某行政区管辖但与本行政区主体不相毗连的土地。上，就在勒弗特汉德大峡谷峡谷口的正南面。这栋房子并不适合有三个婴儿的家庭，它远离市区，几乎完全位于山区，给孩子的就医、入学和踢足球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当我看见房前竖着一块标有“出售”字样的牌子时，我一点儿都不惊讶。孩子可以改变很多事，确实是这样。

　　而三胞胎可以改变一切。

　　下车之前我想看一下语音信箱里有没有拉乌尔的留言，但由于山体的阻挡，我的手机接收不到信号。也许这是三胞胎父母决定搬得离市区近一点的又一原因。

　　气象工作人员预测的奇努克风还没有袭来，我松了口气。奇努克风是一种十分猛烈的下坡冬季风，是加利福尼亚传说中的魔鬼圣塔安娜风风速度快且较干燥，是加利福尼亚历史上大范围森林火灾的主要帮凶。的兄弟。奇努克刚从大陆分水岭蜿蜒穿过蒙大拿西部山区，是一条区分北美洲大平原与太平洋海岸区的自然地形线。的顶峰吹下来时是温暖的，但穿过峡谷时，受到挤压，开始加速，最终以每小时50到100英里的速度从丘陵地带向科罗拉多弗兰特岭周围的区域呼啸而去。

　　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不要站在大象呼吸的地方。同样，在博尔德县，当奇努克袭来时，勒弗特汉德大峡谷峡谷口也不适合停留。

　　我摁了摁门铃，玛丽过了一会儿才来开门，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她在家。

　　“艾伦，你怎么来了？”

　　她似乎很惊讶。这点很明显。惊喜？那不大可能是真的。玛丽两手各抱着一个胖嘟嘟的儿子，而这个刚诞生不久的三人合唱组里的另一个成员则在里屋的某间房中大哭大闹。玛丽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哭声。

　　“嗨，玛丽，这是格雷斯。格雷斯，这是玛丽·布莱克医生。”

　　“你好。”格雷斯向她打招呼。

　　“孩子很可爱，玛丽。”我说。

　　玛丽叹了口气，挤出一丝微笑。“是啊。谢谢你提醒我。进来吧。”她很郁闷地说道，领着我们来到客厅，这儿已经按需要改造成了保育室。那些成年人的家具——有很多皮革的、石料的，还有玻璃材质的——都已经被移到了这个狭长的房间的尽头，剩下的绝大部分空间都堆满了婴儿用品，包括三只从仓储商店买来的好奇牌巨型玩具箱和两张相同的换尿布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尿布桶的特殊气味。

　　“稍微等一下，我去把孩子交给保姆。格雷斯，你想和我一起过去看看小宝宝吗？”

　　格雷斯兴奋极了。她看着我，希望得到允许——我点点头——随后她便牵着玛丽的手，跟着走进里屋去了。

　　“有时候，我想肯定再也没人愿意上这儿来了。”玛丽回到客厅时对我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她摇摇头，但我觉得她的表情在说她知道。难道是我误解了？玛丽看起来很憔悴，头发乱糟糟的，脸上也很久没有化过妆了，身上的那件羊毛衫也被乳汁弄脏了，那些乳汁本应该是被婴儿喝下去的，也可能是它自己流出来的。是睡觉时留下的吗？我猜不是最近留下的。

　　“三胞胎的确很难带，我完全能够理解。”

　　“难带？一只小狗也很难养，艾伦。一个孩子能改变一切。这一点你知道的。三个？你简直无法想像这会怎样。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了。我对圣诞节的概念都模糊了。”

　　“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再次问她。

　　“一点都不知道。”

　　她回答得很谨慎，还有点儿戒备心。“不管你信不信，我来是希望你能和我一起会诊一个病例。”

　　她的眼神仿佛在说“你肯定在开玩笑”。“我真的……不在工作，假期还得延长。原计划休息六个月，但现在看来还不够。我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我建议你还是和别人去谈吧。”

　　现在我能肯定：她的确很谨慎。同时，我也开始第三次怀疑她是否早就预料到我会来找她，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

　　玛丽和我只是同事，算不上是朋友。在汉娜的葬礼上我们已经互相安慰过对方，所以我觉得不必在一些社交细节上浪费更多时间。尽管她没有明确同意会诊，但她也没有明确拒绝啊。于是我问她，“玛丽，你知道汉娜去世不久之前曾为马洛里·米勒做过预诊吗？”

　　看到她眼睛一亮，我立刻明白了玛丽还不知道。她回答说“不知道”，不过这完全是多余的。“你确定吗？”她又问了一句。

　　“预诊结束后，她就与黛安娜谈起了这件事。当时，黛安娜还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但事后她把所有线索串在一起，发现就是马洛里。”

　　玛丽满脑子都是宝宝，还有宝宝的事，她似乎正很努力地转变思路来权衡我这条消息的轻重。“这和她出的事有什么联系吗？”她问。

　　“没有直接联系。”

　　她换了个问法。“和汉娜出的事有关吗？”

　　“黛安娜正是怀疑这一点。上周末她去拉斯韦加斯找雷切尔·米勒谈有关马洛里的事。黛安娜觉得雷切尔可能会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我顿了顿。“你知道雷切尔住在拉斯韦加斯吗？”

　　“当然。为什么黛安娜不直接找比尔谈谈？”

　　不是“马洛里的父亲”，也不是“比尔·米勒”，而是“比尔”。“这么说吧，因为汉娜告诉了黛安娜有关马洛里诊疗的事，而这么做是不允许的。”

　　这话引起了她的注意。“我不清楚你想说什么，艾伦。”

　　我不想向玛丽透露更多的情况。“星期一晚上黛安娜在一家赌场里失踪了。从那时到现在，还没人有她消息。”

　　“什么？”

　　“她和两个男人一起走出赌场，然后她就……失

　　踪了。”

　　“黛安娜去拉斯韦加斯就因为她和汉娜谈了谈马洛里惟一的一次预诊？”

　　“那次预诊后的两星期内，汉娜死了，马洛里又失踪了。黛安娜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找出事情的真相。你知道她的个性。”

　　“天哪，”玛丽转过头去，仿佛已没有勇气直视我。“你认为我会知道些什么……相关的事？”

　　“玛丽，你知道什么？”

　　她走到一边，开始叠一堆刚刚洗熨好的睡衣和几件小得难以想象的T恤。“但愿这事不复杂，艾伦。但愿不复杂。”她又重新望着我。“你知道我们的规矩。黛安娜找到雷切尔了吗？有时，我很想知道雷切尔的情况。她对诊疗一直都很抵触。”

　　“是的，黛安娜找到她了。在拉斯韦加斯的一家婚礼教堂，这一点儿都不意外。至于她有没有和雷切尔说上话，我还不知道。”

　　三胞胎很安静。格雷斯正在唱歌给他们听，是拉菲的《躺在海湾边》。我不清楚她是从我还是从她母亲身上遗传了歌唱天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隐性基因。

　　“你想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玛丽问道。这个问题毫无挑衅的意味，她似乎真的很好奇。

　　“我想知道比尔·米勒要干什么。他的女儿告诉汉娜说她的父亲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无论怎样，我担心黛安娜已经被牵连进去了。”

　　“警察呢？”

　　“拉斯韦加斯的警察？毫无用处。”

　　“可能会怎样？”她的呼吸变得急促。“你是指什么，比尔可能会怎样？”

　　“我不清楚。比尔似乎有办法得到本不属于他的钱。他为了资助住在拉斯韦加斯的雷切尔花了一大笔钱，我想知道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听了我的话，她往后退了几步。“艾伦，我——”

　　“难道是哪个亲戚留给他们很多钱？”

　　“没有。我不该和你谈这些的。”

　　她是对的；她不该和我谈这些。

　　但这是她的问题，而且我现在不想给她时间仔细思考。“关于一个叫卡纳达的男人，你知道些什么？”

　　“噢，天哪，”她说。“你知道卡纳达？你是怎么知道卡纳达的？”

　　“拉乌尔正在拉斯韦加斯找黛安娜。他找到了卡纳达。”

　　我并不打算告诉玛丽我正在为比尔·米勒做诊疗。让我很感兴趣的是玛丽也知道卡纳达。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无法判断。

　　那卡纳达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同样不知道。

　　“你知道他的什么事吗？”我又问玛丽。

　　“比尔有一次问我是否该信任卡纳达和他的动机，让我给他些建议。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什么时候？”

　　“几年前。雷切尔搬走不久。”

　　“你告诉他什么？”

　　“我告诉他，仅凭他对卡纳达的背景的了解，是很难去预知……这个人是否可靠，是否值得信任把雷切尔的安全健康都交付给他。我告诉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无论在哪方面，我都可以提出反对的理由。”

　　“背景？你指什么？”

　　“卡纳达跟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长大。他还很小，大约才十一岁的时候，他母亲在酒吧和一个男人混在了一起，于是抛弃了他，跟那个男的私奔了。他一直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下。”

　　“有道理。”不过在我的事上，事后的认识总是很有道理。先见之明固然更有价值，只是这种情况太少了。“你们最后争论出的结果怎样？”

　　“艾伦，求你了。”

　　“玛丽，你要帮我找到黛安娜。”

　　“我反对他的决定。我建议比尔如果他无法负担家庭健康护理代理服务的话，可以通过社会服务机构来帮助他照顾雷切尔。”

　　我改变了策略。“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汉娜死在你的办公室而不是她自己的办公室里？”

　　“不知道。”

　　她回答得很快，也许太快了点。我并非不相信她的回答，我只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相信。

　　“但是你很想知道原因。”

　　“我当然想知道。”

　　“汉娜有什么理由去你的办公室吗？”

　　“我不在时，她从来没有进去过。一次也没有。”

　　“但是她有钥匙。”

　　“是的，我们都有彼此办公室的钥匙。”

　　我和黛安娜也有对方办公室的钥匙。“她为什么会把手提包放在地板中央呢？”

　　玛丽睁大眼睛，摇了摇头，“她把手提包放在了地板中央？”

　　“是的，就在她办公室的地板中央。我和黛安娜进去时就发现它在那儿。”

　　“这太奇怪了，警察没有告诉我这一点。汉娜不会这么做的。她通常都把手提包放在档案柜抽屉的最里面。”

　　“你的资料在办公室吗？我发现汉娜那天并没有看到那些资料。”

　　“什么资料？”

　　“医疗档案。具体一点就是雷切尔·米勒的病历档案。”

　　“我的柜子嵌在后墙里，看起来就像护墙板。”

　　那天，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其他事。汉娜四肢伸开，靠在地板的方形皮软凳上死去，直到现在，这个画面还会时不时地闯入我脑中。

　　“雷切尔的档案也在那儿吗？”

　　“我想是的，为什么汉娜的死和米勒有关，艾伦？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我本可以告诉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我还是说了实话。“汉娜和马洛里在圣诞前两星期见过面。不久之后，她俩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

　　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很冷静地说：“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艾伦。”

　　是的，很科学。

　　“但我们都清楚，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玛丽。”

　　49

　　我们决定各自开车去市区。在这一两个小时里三胞胎由保姆照顾。而格雷斯会和我一块儿去。我最终在小楼后找到一个空车位，我和黛安娜发现汉娜尸体的那天晚上，汉娜那辆很新的帕萨特恰巧也停在同一位置。

　　玛丽那辆迷你本田两用车已停到另一个车位上，车上还临时放了些碟子。我猜，这已经成了她新的婴儿车。

　　这栋老房子的后门没有锁。我和格雷斯发现玛丽正站在走廊里，双手无力地垂在大腿两侧。狭长的走廊里灯光昏暗，远处窗户上隐约勾勒出她的轮廓。她似乎很迷茫。我和格雷斯走近时，她开口说，“我不再喜欢待在这儿了。很奇怪，我从未想过会有这种感觉。以前我很喜欢待在这儿的，”她说，“汉娜和我一起在这儿时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

　　“我只能想像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我对她说，“玛丽，我要先找本书或是别的什么把格雷斯安顿好。马上就回来。”

　　我把格雷斯带到我和玛丽要说话的地方，然后领她到候诊室，在咖啡桌上腾出一块地方给她放书、蜡笔和纸。格雷斯在绿色丝绒沙发上坐下来，那儿正是那位“奇多”女士在汉娜死的那天所坐的位子。她很快安定下来，把蜡笔和纸都放在书上。格雷斯如此配合并没有让我觉得惊讶，我早就认为她在生活中增强忍耐力方面的技巧必将使她今后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勇往直前。

　　玛丽已经打开办公室的门，站在房间里，离门两英尺远。我从她身后挤进去，发现那张方形皮软凳和那块弄脏的地毯都被拿走了。松木地板裸露在外面，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整个房间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我注意到一排凹进去的把手，那是嵌在后墙里的档案柜。这三个高高的档案柜看上去的确很像护墙板的一部分。

　　“我只回来过一次，和警察还有我的律师一起回来的。侦探想知道有没有丢了什么东西。我转了一圈，告诉他们东西都在。当时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被动过，不过我没列财产清单。”

　　几年前，黛安娜的一位病人的丈夫曾袭击过她，之后，我一直觉得很难再踏进自己的办公室。我碰了碰玛丽的手臂。她把手放到我的手指上。

　　“你知道当时她的……尸体在哪儿，对吗？我是说，确切的位置。”她问我。

　　“是的，你想让我……”

　　“不，不是现在。如果我想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的。”她走开了。

　　“好的。”我说，“那天她穿着一件衬衫，玛丽。我记得是件有领的前开式丝绸衬衫。大体就这样。”

　　“这又怎么样呢？”

　　“我发现她时，她衣服的左半片前襟被折起，塞到胸罩下面，露出了腹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女人这么做。”

　　“警察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你肯定是这样的吗？”

　　“我肯定。”

　　“这倒挺有趣的。汉娜是I型糖尿病患者，依赖于胰岛素。她通常都注射在腹部。而且她习惯于卷起衣服，露出腹部，而不是解开衣服。警察有没有在附近找到注射器？她是不是刚注射完胰岛素？”

　　“我没有看到注射器，不过我想可能被压在她身下了。”

　　“你看到尸检结果了吗？糖份指标怎么样？”玛丽问我。

　　“我想应该在正常范围内。没人提过有什么异常。”

　　“如果衬衫被折起塞到胸罩下，那她就是正准备注射胰岛素。没别的解释了。”

　　“可是，是在你的办公室？”

　　“这一点似乎不合常理。她把胰岛素放在厨房。在那儿她就会把药加到注射器里。不过，她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注射。汉娜是个谨慎的人，她从不向其他人提起自己的病情。”

　　“一贯如此？”

　　“一贯如此。”

　　接着是令人痛苦的沉默——我猜她依然在矛盾是否真想知道汉娜死时的确切位置——玛

　　丽走到那些内置式柜子前。“档案就在这儿。”

　　钥匙被隐密地放在一个不大的青瓷罐里，在档案柜上面的架子上。玛丽取出钥匙打开了中间的柜子。她从沙发上拿过一个靠枕扔到地上，然后跪在上面，拉开最上层的抽屉，开始寻找档案。她的中指、无名指和食指依次拨动着那些彩色标签，仿佛正在跨栏。当她的手指掠过标有字母表中间某个字母的区域时，她停了下来。

　　她找到了那份档案。

　　玛丽平静地说道：“就在这儿。我差点儿漏掉了，不过在这儿。”她拍了拍这本满是灰尘的红色文件夹，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我的声音听起来和她一样平静——毕竟，我们都是心理医生——我建议道，“你为什么不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它有没有被……我也不清楚，有没有被乱翻过？”

　　她盘起腿，坐在垫子上，慢慢翻看那沓1.5英寸厚的档案，里面有一些字迹潦草的纸片、用药记录、入院许可和出院的大致情况。

　　“东西似乎都在这儿了，艾伦。我不能完全肯定，但似乎一样都没少。就和我放进去时一样。”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是欣慰？还是失望？我也不确定。

　　她抬起头望着我。“你以为有人把这东西偷走了，对吗？你以为那天我的办公室里有人，汉娜听到了动静，就赶过来看看怎么回事，然后就被杀了。”

　　“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都取决于这份档案里的东西。”

　　她合上档案，站起身来。“你很清楚我不能告诉你里面写了些什么。”

　　“如果是会诊的话，你就可以。”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你不能把我告诉你的事透露给任何人，这毫无用处。”

　　“整整一星期我一直在找黛安娜。我已经了解到其他一些事。每条线索都有用。如果我能把所有线索都串到一起，也许就可以找到她。我担心快没时间了。”

　　“你不会把我告诉你的事泄露出去吧？”

　　我说：“不会。”我也希望自己没有撒谎。可如果能帮到黛安娜的话，我会情愿撒谎吗？

　　是的，我会。玛丽必须理解这一点。

　　“如果是在今天，我不会用相同的方式为她进行诊疗。也许，都不会做出相同的诊断结果。”玛丽极为后悔地说，手拿着档案微微颤抖。“我们已经知道得够多了，不是吗？带我出去喝杯咖啡吧，艾伦。我太想和成年人一起坐下好好喝杯咖啡了。”

　　我露出抱歉的表情，“格雷斯得和我们一块儿去。”格雷斯知道要去喝咖啡的话一定兴奋得不得了，在她看来，生活中没什么比一小杯浮着巧克力末、漂着牛奶泡沫的浓缩咖啡更美好的了。

　　玛丽垂头丧气，移了一步，重重地倒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我忘了。她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可她不是个大人。”

　　“是啊，至少我刚才看到她时还不是。”

　　一阵狂风从西面十个街区以外的桑夏恩大峡谷向这呼啸而来。奇努克风到了吗？狂风撼动了整栋房子，光秃秃的树枝一律向东倾斜弯曲。空气中到处是碎片和灰尘。

　　我说了声抱歉，然后走到候诊室去看格雷斯。她似乎没有觉察到大风，事实上她正忙着涂颜色，连我走进房间都没发觉。又是一阵狂风，更猛烈。相比之下，前一阵狂风真算不了什么——那些已经有了百年历史的前窗玻璃都开始嗡嗡作响。女儿仍然全神贯注，我站在一边又静静地多看了她一会儿，这才沿着走廊走回到玛丽的办公室。

　　她移到了沙发上，盘起腿，又使劲把靠枕拉到胸前。她问：“比尔·米勒有没有向你提起过他做的一件事，一件并不是让他感到很自豪的事？一件老是困扰着他的事？”

　　“我不记得了。这事很重要吗？”

　　“我想那可能很重要。他从来没有完整地跟我讲过这件事，但是我记得这事好像跟他亲眼目睹的一场交通事故有关，还死了一个年轻妇女。这件事几乎都要把他撕碎了。”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还记得一些。“死的是个牙医，”我说。

　　风停了。真是怪事儿。

　　玛丽说：“对的。”

　　50

　　玛丽得回去照顾三胞胎，我也差不多该带格雷斯回家吃午饭，睡午觉了。但想起玛丽先前说的话，我决定再出去办件事。我没有向格雷斯解释博尔德县的验尸官办公室到底是管什么的，只是告诉她，爸爸还要去见个人，但不会很久。

　　几年前，我还当过验尸官调查员，时间不长，当时的上司叫斯科特·特拉斯克特。斯科特为人很好，我一直都很喜欢他。而且我一直觉得一旦哪天我不在他手下做事了，他也会逐渐喜欢我的。我和格雷斯来到了位于坎宁大道的司法中心，斯科特正在办公。我把他介绍给格雷斯后，我们俩又询问了各自的近况。然后他问我：“有什么事吗？”

　　“在汉娜·格兰特的事上，我想我可以帮上点小忙。”

　　“是吗？”他似乎很感兴趣，不过略带一丝怀疑。“我也很想把它从‘未决案件’这栏中删掉。”

　　斯科特改变了一下措辞，没有直接提到死亡或者谋杀。为了照顾格雷斯幼小的心灵，我知道他很乐意这么做事。

　　他接着问道：“为什么来找我，却不找那些侦探们呢？”

　　我本可以随口编个理由蒙混过去的，但对于斯科特，没这必要。“我和贾里斯·斯洛克姆之间有点问题。”

　　“明白了。”显然斯科特一点儿也不意外。

　　“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我问。

　　“那要看你问什么了。”

　　这很公平。我说：“汉娜是个糖尿病患者，I型的那种。这点你我都知道。那你知道当时她的血糖指标是多少吗？”

　　“我不记得了，不过应该在正常范围内。”他伸出右手去拿鼠标。“如果你想知道确切数字的话，我可以通过电脑把她的血糖指标从实验室数据库调出来。”

　　“好的。那晚侦探们有没有发现注射器？”

　　“你是说装着胰岛素的？没有。他们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些空的，但是没有找到现成可以用来注射的。”

　　“那你有没有听说她的外衣口袋里有一卷开了封的救生圈糖？”

　　他双肩一垂，皱着眉头说，“没有啊，没人向我提过救生圈糖。报告里也没有。”

　　“肯定有，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已经开了封，包装纸还卷曲着露出了口袋呢。”

　　“她肯定觉得自己的血糖太低了，可事实上却很正常，这有些蹊跷。”

　　“的确有些蹊跷。那晚你有没有处理她的……”我有意没说“尸体”或者“遗体”。斯科特补充完整了。

　　他说他处理过了。验尸官调查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命案现场，收集数据，准备把尸体运到太平间。

　　我说：“我发现汉娜时，她的衬衫前襟被折起，塞到了胸罩下面。”

　　“我到那儿时看到的也是这样。”

　　“你以前在命案现场看到过这种情况吗？”

　　“从来没有。”

　　“她的一个好朋友刚告诉我，汉娜这么做是为了在腹部注射胰岛素。这样折起衬衫，就不会碍手碍脚了。”

　　斯科特双臂交叉，坐回原处。“我没有考虑到这点，但我本该考虑到的。我赶到时，斯洛克姆已经把这当成一起谋杀案了。”他得儿一声打了个响舌。“你到时会提供有关救生圈糖的证词吗？”

　“当然；我打赌在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上肯定能看到那些包装纸。”

　　“我会看一下。那她的朋友愿不愿意提供有关衬衫衣襟的证词呢？”

　　“肯定愿意。可为什么一个糖尿病患者刚吃完糖，又马上准备注射胰岛素呢？”

　　“这点我也想不通。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随后我们就道了别。我把格雷斯又裹成原样。出去取车时，她问我，“救生圈糖是什么东西呀？”

　　于是，回家途中我在便利店停了停，给她买了卷糖。我猜想她是喜欢“奶油环”的小孩。

　　事实证明我猜对了。

　　当我们迂回穿过山谷回到家时，韦弗已经快把一锅意大利通心粉和奶酪做好了。我们三个快吃完午饭时，我的手机响了，是那个房产代理人弗吉尼亚·唐纳打来的，我曾以买房为名骗她带我进多伊尔家看了看。

　　她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回，也没细说什么就接着说下去，语调就像在策划一起阴谋。“规则变了。他们似乎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是吗？钱德勒先生一死，买家们就走出山谷，寻找划算的买卖。动作快点的话，你还可以买到那栋房子，只要花……”

　　花很少的钱？什么房子？

　　我走出了厨房。“钱德勒先生死了？”我问。

　　“是的！你能相信吗？这种世道！有时……”她

　　叹了口气。“今天有个侦探打给我，想知道我最后一次和他交谈是什么时候。当他告诉我钱德勒先生死了，而且还可能是被谋杀时，我差点晕过去。谁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呢？真可怜！被谋杀？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坦白告诉你，在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并不清楚有关这个房产的秘密情况，但有时候人们——我是说继承人——在这种时候的确会急着要处理一些后事，特别是经历了……所以，如果我可以说服你……”

　　出价？

　　她接着说。“即使一个虚报的低价也会是……”

　　可以接受的？令人开心的？

　　我问道：“唐纳女士，钱德勒先生到底是谁？”

　　“什么？就是我带你看的第十二大街上那栋房子的主人啊。有水景和很棒的地下家庭影院的那栋。抱歉，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多伊尔？”

　　“是的，多伊尔·钱德勒。”

　　“他死了？”

　　她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嗯嗯嗯——”这就是她的回答。随后，她就没再说什么，大概是想让我先理一理头绪吧。

　　“哪个侦探打给你的？”我问。我想也许是萨姆。

　　“我记不太清楚了。钱德勒先生的尸体是在艾伦斯帕克附近找到的。也许是那儿的某个侦探打来的吧。”

　　艾伦斯帕克是一个山间小镇，距博尔德大概三十分钟车程，不远处就是落基山脉国家公园的东部边界。如果不包括夏季游客的话，估计艾伦斯帕克的人口一般在两百左右。这个小镇不大可能有专门负责命案的侦探，就像小镇不可能拥有交通巡逻直升机一样。艾伦斯帕克负责命案的调查人员都隶属于县级治安部门，要么是从博尔德这种大一点的城市借调过去，要么就由科罗拉多调查局直接委派。

　　我没有和她继续争论下去，而是说，“我会和我妻子商量一下再告诉你结果。这房子对我们来说还是小了点儿。”

　　“两个字：悬臂可以支撑一个阳台或走廊的支架，在山上没有地方打地基时甚至可以支撑一栋房子。房产商的意思是可以扩建。。我给你的名片上有我的手机号码。随时可以打给我。一旦……这个消息传开，明天下班之前，肯定又有人出价。肯定没错。单这个星期就已经有四个人看过那栋房子了，我想你也知道一月初通常是过得很慢的。还有那个地下室的大屏幕？记得吗？你肯定记得的。我确认过，那是斯图尔特牌的电影屏幕。我跟你说过那是最好的。好好想想——那样的房子，那样的位置，又在……”

　　这样的状况下。

　　“我明白，”我说。但其实我并不清楚。

　　我打给劳伦。直到下午三四点，她才利用庭审休息时间回了我电话。她已经听说了执法部门内部的小道消息，据说是在一个浅坟地里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男尸，不远处就有一条小路蜿蜒通向博尔德县北部的七号高速公路。劳伦认为这个位置是在艾伦斯帕克的东部，确切地说离莱昂斯和海金更近些。我让她尽可能多收集些相关消息，然后打电话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感兴趣？”她肯定会问我。不过听口气，她显然只是随便问问，并不一定要我回答。

　　“这可能与黛安娜有关。”我说。

　　“我过两分钟再打给你，”她说。

　　她用了四分钟。“我们得到的信息也不是很多。验尸结果还没出来，这似乎是一起谋杀。尸体被野兽咬过。从现场找到的身份证上看，这是个男的，可能叫……”

　　“多伊尔·钱德勒。”

　　“你怎么知道的？他是你的病人？”

　　我本可以或者说本应该这么回答劳伦：“你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却说：“不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会保持沉默。劳伦和我都知道默认的“是”和说出来的“不是”一样能说明问题。

　　“难道是黛安娜的病人？”

　　不错，这也是种思路。如果黛安娜曾为多伊尔做过诊疗怎么办呢？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说：“不是。”

　　“难道你认识他？”她问。

　　“我和他没有私交。多伊尔·钱德勒在希尔的房子就在马洛里家隔壁。马洛里失踪时，他已经搬走了，并在市场上公布了房产信息。”

　　“我想今天下午警方并没有提到这点。你确定是这样吗？”

　　“是的。”

　　“与马洛里的失踪有没有关系呢？”

　　“我不知道。但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黛安娜的失踪呢？”

　　“这我也不知道。”

　　“但你有怀疑的理由？”

　　“是的。”

　　“这样的话，有个消息可能对你很重要：萨姆已经赶到那儿了。他得到了县治安官的批准。”

　　“批准进入发现尸体的现场？”

　　“是的。”

　　“我会打给他的。”

　　“你有没有拉乌尔的消息？”劳伦问。

　　“还没有。我还在担心他。”

　　“随时告诉我最新情况，好吗？”

　　和劳伦通完电话后，我发了条消息给萨姆：“我知道多伊尔的事。请回电。艾伦。”

　　在等萨姆回电时，我接到了斯科特·特拉斯克特从验尸官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帮我个忙好吗？”他问。

　　“当然可以。”

　　“我们知道格兰特女士在拉利斯伯特健身中心摔了一跤，磕到了头，对吧？在更衣室的瓷砖地面上？这已经得到确认了，是吗？”

　　汉娜·格兰特，好的。我好不容易换了个话题。“没错，”我说，“目击证人似乎都这样认为。”

　　“汉娜告诉更衣室里的一个女的说她没事，然后就直接开车回到了办公室。”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好的，我们这样认为。在途中，或上车不久，她开始感到有些不太对劲，也许有点头痛，也许有点迷迷糊糊、晕头晕脑，但她并没有想到刚才撞到头可能会导致脑震荡，或者更糟。相反，她以为是健身后血糖偏低了。当时她还在车里，身边也没有橘子汁，所以就吃了几粒救生圈糖。明白我的意思吗？”

　　“目前为止都明白。”

　　“当汉娜回到办公室时，她还是感觉不太舒服。救生圈糖没起什么作用——她没觉得好一些。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很简单：她把手提包放在了地板的中央。她所有的朋友都说她有强迫症，是强迫性神经紊乱症，这样的人确实会很偏执。所以手提包又怎么会在地板上呢？这不像她，完全不像她的性格。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她当时感觉越来越糟，而不是有所好转。或许是糟糕得多。”

　　“为什么会糟糕得多，斯科特？”

　　“验尸报告里注明发现两处硬膜下血肿，记得吗？其中一处肯定是由粗钝的表面造成的——也就是先前在健身俱乐部的瓷砖地面上跌倒的那次。”

　　“不错。”

　　“由此可知，一处血肿是来自早些时候的外伤。而我认为实际上她已经有两处血肿了，一次是因为磕在地上，另一次是因为碰到某个棱角分明的东西，也许是更衣室的长凳，而且其中一处的血肿开始大量出血，或者两处都在出血。格兰特女士一直服用阿司匹林，这点你可能还不知道。她有心脏病家族史。”

　　“我确实不知道。”

　　“这不要紧。她的脑压在慢慢增加，症状逐渐明显。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她越来越神志不清，昏昏欲睡，说不定还头晕目眩，还可能焦虑不安。这些因素降低了她的思维能力，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她能想到的只是胰岛素分泌系统有点紊乱，血糖有些问题。艾伦，就像你说的那样，救生圈糖在她的口袋里。我看了看犯罪现场的照片，可以确认这一点。她发现吃这些糖没用，于是就采取了相反的措施，觉得可能是需要注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

　　“她的思路变得十分混乱；她失去了方向感——甚至无法走对路。她没有去厨房拿检测血糖的仪器，而是先把衬衫翻上来，塞到胸罩下面，就像平时注射前做的那样。”

　　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之后，她并没有去厨房拿胰岛素，而是迷迷糊糊走错了方向，穿过大厅到了办公室？”

　　“正是这样。也许一到那儿，她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于是便坐了下来。也不一定是这样。但那个办公室是她倒下的地方。她最终失去了知觉。而血肿处还在出血。最终，格兰特女士死于颅内压迫。”

　　“接着说，”我说。

　　“那正是你发现她的地方。她的衬衫被折起塞到胸罩下面，就像她正要进行注射一样，但周围又没有注射器，也没有胰岛素。她完全有可能吃了些糖。此外，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凶器与她头部第二处外伤相吻合。我还漏了什么没有？”

　　我想不出哪些地方还有疑点。“没有了，斯科特。我想你可能揭开了谜底。没人闯进来，没人袭击，没有凶手。头部也没受到过第二次撞击。”

　　“也没有什么‘未决案件’了。汉娜·格兰特的死是意外。”

　　“我总算松了口气，真不知该怎么向你形容这种感觉。”

　　“帮我个忙吧？”

　　“什么忙？”

　　“我还要和其他验尸官交流一下意见，在这之前，请你先保密。”

　　“当然可以。”

　　我在想什么呢？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这消息告诉黛安娜。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关于多伊尔尸体的那条信息发出后，过了好几个小时萨姆才回我电话，但毕竟他还是回了。

　　“你是怎么听说这件事的？”萨姆问。事实上，他不像在提问，更像在命令。

　　“是女房产代理人告诉我的。她觉得这起不幸事件能为我带来买房契机。”

　　“妈的。你都告诉哪些人了？”

　　“劳伦。你们这帮家伙怎么搞的，都没有告诉地方检察官多伊尔·钱德勒就住在马洛里隔壁？”

　　“我太忙了。”

　　是的。“你们还在艾伦斯帕克附近吗？”

　　“他们只是清理一下现场。我在回博尔德的路上。”

　　“你调查的那个人死了有多久了？”

　　“我调查的那个？”萨姆笑开了，像在哼玛丽·韦尔斯歌手，被称为“底特律之声的第一夫人”。小调的副歌一样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我调查的那个死了有一会儿了。这儿冷得要命，所以尸体冷藏得很好。不过，野兽也在忙它们的事，你猜它们先啃的是哪个部分？让我告诉你吧，这简直让我对自然界失去信心。法医们得为此好好忙上一阵子了。”

　　“是谋杀？”

　　“如果是自杀的话，他考虑得真周到，还想好要把自己埋了。如果是意外的话，他只需要失足掉进一个浅坑里，那岂不是更省事。”

　　“你为什么去那儿？”

　　信号忽然变弱了，时断时续，重新变强后，我就听见萨姆说，“……然后有人说服我应该向这位多伊尔·钱德勒先生打听一个男的，钱德勒在博尔德有个车库，这个男的在那儿停了一辆经典的老式卡马罗车。房产代理人认为自从钱德勒搬出了博尔德的房子后，就在外面生活。我给县治安官打过电话，告诉他我要找钱德勒谈谈，以此作为马洛里·米勒事件的跟进调查。治安官得知一些滑雪者发现了一具好像是钱德勒的尸体后，就很客气地打电话告诉了我。

　　“先不管死者到底是不是多伊尔·钱德勒，反正这具尸体本不该在冬天被发现。往年尸体至少会一直被掩盖着直到春天才被人发现，你一定想知道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吧？一位女士和几个女友一起去滑雪，后来她一个人去树林里蹲在圆木后方便，完事后正要跨过那些排泄物离开时，她突然看到圆木下伸出了一截手。那些犯罪现场的侦探们不得不把那东西也收集起来作为证据，真是可怜。”

　　“收集什么东西？”

　　“她的……你应该清楚的。”

　　我明白了。“然后呢？”

　　“20分钟内我得去接西蒙，他在练曲棍球。”

　　“想不想让我去接他？然后在你家碰头？我很乐意帮这个忙。”

　　“谢谢你，不过我想我能行。我会及时赶到那儿的。有没有黛安娜的消息？”

　　“什么都没有。通告贴出去后有什么消息吗？”

　　“也没有。回家吧，艾伦。别再耍警察了。”

　　刚说完这句话，信号消失，电话也断了。

　　我还没想要停止耍警察。白天的这些事让我震惊，我准备去办件事，我想干这事已经想了一星期了。我开车回到市中心的办公室，打开深蓝色的金科牌盒子，开始阅读鲍勃·布

　　兰特的作品，《逃跑的孩子》。

　　一个逃啊、逃啊、逃的孩子。

　　51

　　我猜这本手稿约有一百页，但由于没有标上页码，我不知道确切数目。

　　鲍勃的故事以一个很具有煽动性的短语作为开始。这个短语竟然就是一句、一段、一页乃至整章的内容。

　　紧随其后的是几段简短的随笔，和主题扯不上什么关系，一段写到德尔·香农的童年，另一段涉及如何建造水景，维护费用才不会太高。

　　看来这并不是一本有趣的书。

　　盒子里一半以上的纸都是空白的。

　　但首页惟一的一个短语却足以使人产生回想，使整部手稿在最关键处引起了读者的共鸣：鲍勃的故事的确为圣诞节前夜发生在马洛里身上的事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也为她如何不在雪地上留下任何痕迹就能离开家这一谜团提供了某种有趣的解释。

　　我把首页上的几个字读了又读，其间，我至少提醒了自己五遍：鲍勃说过这只是一篇小说。

　　小说。的确是吧。

　　我把手稿通读了一遍，然后制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行动前，我还有点儿时间可以消磨。于是我开车回家，路上在一家越南小餐馆给我家的女孩子们带了她们最爱吃的外卖，这家店是韦弗极力推荐我们去的，在博尔德洪族人来自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我们一起吃着外卖，格雷斯开心极了，而且她似乎很喜欢米粉黏在一起的样子。

　　数不清有几重滋味的调味酱拌着美味的鲶鱼和新鲜的洋葱。享用完美食之后，我打给劳伦，告诉她我找到一些重要线索，也许会对那天下午在艾伦斯帕克附近发现的尸体的调查工作有所帮助。劳伦想让我进一步说明，但我不能详细说给她听。不过她还是很热心地打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证实了我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猜测：博尔德警方已正式申请对多伊尔·钱德勒在第十二大街的住宅进行搜查。

　　“多久能拿到搜查许可证呢？”我问。

　　“很快。”劳伦说。“赫勒法官已经收到申请了；我相信她会同意的。这件事并不复杂，用不着多想。如果有谋杀的可能性的话，警方当然需要搜查被害人的家。”

　　“我得去那儿一趟，亲自见一下萨姆。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我想帮他在多伊尔家找一样东西，我不去的话，他可能找不到。如果我不告诉他我想找到什么，而结果又证明我是错的，那我就不必泄露秘密，告诉他那究竟是什么了。”

　　“你是怎么知道那男人家里藏了什么东西的？这也不能告诉我吗？”

　　“我的预感来自某一个——一个病人……告

　　诉我的故事。现在我无法向你解释清楚。如果我是对的，明天你就会知道一切了。”

　　9：30左右，我来到了多伊尔家所在的街区。警察局有关人员已经出动，开始执行搜查令——我数了数，有五辆警车停在房子前面，大多没有警方的标志。多伊尔的邻居们对这热闹的阵势很是好奇；尽管晚上很冷，他们仍三三两两地聚集在附近的小道或前门廊上，看事情接下来会怎样。我把车停在了拐角附近。因为我不想在办这件事时被比尔·米勒发现。

　　我在车里拨通了萨姆的手机。

　　“我想我说过让你回去的。”他说。

　　“是的，没错。你去接西蒙时没迟到吧？”

　　“差点儿。”

　　“现在谁在照看他？”

　　他不耐烦地问：“有什么事，艾伦？我现在很忙。”

　　“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看。”

　　“我忙着呢。明天吧。”

　　我能感觉到尽管他正努力表现得和气些，也做不到更礼貌了。“我知道你在忙，萨姆。所以我才问谁在照看西蒙。我就在外面，有东西要给你看。”

　　“就不能等等吗？”

　　他似乎又疑惑，又恼火。我说：“对，不能等。我想给你看的东西在多伊尔家里面。你会想看的。相信我。”

　　“什么？你就在屋外面？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在拐角处。”

　　“我不能把你带进来。”

　　“你当然可以。”

　　“希望是件好事。”萨姆说。我们站在多伊尔家门前狭窄的通道里。萨姆深吸一口气才挤进去了。

　　“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不是。”

　　“看在老天和所有人的分上，我觉得这第二种可能性让我觉得把你带进去不太好。”他朝房里指了指。“我们上哪儿找你说的宝贝呢？”

　　“地下室。对了，露西人呢？”

　　露西侦探是萨姆的老搭档。

　　“在凯伯圣卢卡斯、坎康、伊克斯塔帕那样的地方。我本来也该去的，不过后来没去。”

　　我带着萨姆一路沿着大厅往前走，穿过厨房，来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前。“像这样一栋空房子搜查起来很容易的，对吧？用不着翻箱倒柜了。”

　　“我们从不‘翻箱倒柜’，我们一向很小心的。”

　　萨姆显然忘了我家曾经也是搜查的对象。我完全可以就警方搜查的实际情况有理有据地和他争论一番；但现在不是时候。

　　“你在搜查申请书里明确写了些什么？”我问。

　　他没吭声，苦笑了一下，就跟着我沿楼梯进了地下储藏室。我其实也没指望他会回答。我从他这一笑中读出的意思是：“问得好。”

　　萨姆戴着乳胶手套，而我却光着手。“你还有这个吗？”我指着他的手套问。

　　“我不希望你碰任何东西。把手放在口袋里就行了；那儿是放你双手的好地方。”

　　“那开门吧。”我指着那扇带有雨篷的从地下室通往隔壁槽隙的门。

　　“不好意思，里面我们还没进去过，要等拍了照才能进。你当然也是。”

　　“那个门把手上已经留下我的指纹了。那位房地产代理人带我来看房时，我就打开过。”

　　“糟透了！我会上报这件事的。但愿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没有你的指纹记录。否则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我耸了耸肩。“那就等摄影师们拍完了再说吧。”

　　萨姆又改变了主意。“或者你直接告诉我要找什么。我真的没时间陪你玩。”

　　“如果我认为在这儿的东西实际并不在这儿，那我就不打算说出来了，免得坏了规矩。如果它确实在，那我自然就会找到它，而你也就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了。”

　　他考虑了一下我的计划。“如果你把这一切都弄错了的话，我会被你害得像个白痴一样。”

　　“不，萨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俩都会变成白痴。”

　　“我才不管你像不像白痴呢。我在意的是我自己的形象。”虽然说得不太情愿，他还是打电话到楼上，从顶楼叫了个摄影师到槽隙来拍照。

　　他让我坐到其中一张活动躺椅上，这儿是个绝妙的家庭影院，多伊尔允许鲍勃在这儿看电影。

　　“坐在这儿，别到处走，”萨姆命令道。“我得回楼上一会儿。等摄影师拍好了我会告诉你。然后你就可以进入槽隙，揭开你那个惊人的秘密。”萨姆走到门口时停住了。“我是说真的。坐在这儿，等我回来。别想趁我离开的时候进入槽隙。”

　　我冲他笑笑。“你不介意我看DVD吧？我听说这儿的投影仪——”我指了一下，“可是一流的伦科牌的。而且屏幕和斯皮尔伯格的家庭影院里的那个是一样的。斯图尔特牌的，萨姆。真正的斯图尔特大屏幕。”

　　萨姆冲我竖起中指，上楼去了。

　　才五分钟我就坐不住了。我已经玩遍了多伊尔这张豪华真皮躺椅上所有的控制杆和按钮。除了可以选择三十七种不同的斜躺姿势外，这张椅子还有一个座位加热器和一对凹进去的杯托，就差一个按摩器的投币口了。

　　我仔细看了看那个被人大吹特吹的伦科牌投影仪，它被安装在房间后半部分的天花板上。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看什么，所以这事也只花了我不到二十秒。

　　隐藏式扬声器呢？也就看了十秒钟而已。关掉声音的话，一个隐藏式扬声器没什么好羡慕的。

　　考虑到修建时投入的大把钞票，多伊尔的家庭影院实际上还是设计得相当简洁的。没有爆米花机，没有老式的西部风格的酒吧间，后墙也没有桃花心木的吧台。看不到XBOX世界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公司微软所开发、销售的家用游戏主机。游戏机，也看不到加强版的任天堂日本著名掌上游戏机制造商。游戏装备。剩下的这个高级斯皮尔伯格大屏幕就是我惟一要检查的东西了。我缓缓走到屏幕前，把所有的东西都扫视了一遍。再次看到这个大屏幕，我的感觉还是和第一次一样：它看起来不怎么像个电影屏幕。

　　我坐回到萨姆要我坐的那张躺椅上。遥控器在哪儿呢？我打赌多伊尔肯定有个神奇的可设计编程的遥控器，用来操控这个街区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他邻居的烤箱和微波炉。这会是个有趣的发现，不是吗？我至少会花上几分钟，好好研究一下这玩意儿。也许电视上正在播曲棍球比赛呢。我想萨姆会让我看的。

　　可我找不到遥控器。我检查了其他的躺椅，看看有没有暗盒或者隐藏的抽屉。可都没有发现足够大的地方可以藏匿一个神奇的遥控器。

　　我开始检查房间四周的墙壁，看看墙板后面有没有暗藏了什么壁橱。考虑到这个房间的墙板装的可能是弹簧锁，需要按压才能弹开，于是每隔十二到十八英寸，我就用胳膊肘在墙上按一按，希望能找到。

　　没有任何动静。大部分墙板都加上了衬垫，铺上了墙布。再往里，感觉就是石块了。

　　遥控器在哪儿？如果没有遥控器的话，这儿所有的电子设备又有什么用呢？

　　我正在考虑是不是有人到多伊尔家看房时偷走了遥控器，突然又想到，我在找的储藏柜也许就藏在斯皮尔伯格屏幕后。我回到屏幕前，小心地只用手指甲抠了抠桃花心木外框的一边。

　　没动。

　　我走到另一边，也用指甲抠了抠。

　　还是没动。

　　我想可能会藏着和弹簧锁一样的机关，便用胳膊肘在正上方的外框上摁了摁。

　　桃花心木外框向后滑动了半厘米，然后喀哒一声。

　　嘿，看啊！

　　我移开了胳膊肘，屏幕通过外框反面的隐形铰链开始向上翻转。

　　我不由地张大了嘴。

　　不错，我想，看来书中这部分不是编的。

　　我撑住身体，钻进屏幕后面的通道，用手指甲轻轻按了按，喀哒一声打开了电灯开关，睁大眼睛看着，想在被赶出这间房子之前，好好记下每一个细节，因为我十分确定自己就快被赶出去了。

　　我在那儿大约坐了一分钟——检查，推算，记忆——之后我急忙跳出来，迅速关了灯，让屏幕回到原样，然后去厨房找到萨姆。他正和一个穿便装的女人说话。我估计这女人是个侦探，或是个刑侦技术人员。打断他们的谈话时，我故意用了很惊讶的语气。“不好意思打扰了，珀迪侦探，我想让你去楼下的家庭影院看些东西。”

　　和萨姆一起的那个女人看着我，似乎在问：“你到底是谁。”萨姆也瞪着我，似乎准备等火气小一点之后，再把我好好训一顿。或许是因为我打断了他们的重要谈话，或许是因为我没听他的话，乖乖待在楼下。

　　或许两个原因都有。这样的可能性极大。

　　“就现在，”我说。“很重要。”

　　“等我一分钟。”萨姆说。这话不是对我，而是对那个穿便服的女人说的。

　　52

　　那天傍晚，我回到办公室，从深蓝色的金科牌盒子里拿起最上面的一沓稿纸，放在膝盖上。我一页页翻着这些稿纸，翻到一张手写稿时，我踌躇了很久，鲍勃在上面写了些东西，警告我不要再读下去。

　　但我最终还是翻过了那页。与那天下午违规安排比尔·米勒进行伪心理诊疗相比，违背对鲍勃·布兰特的承诺，未经他允许就看了手稿，这似乎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职业过失。无论是对是错，我都给自己找好了理由：很显然，鲍勃已经失踪，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以前的约定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开始发现自己是如此善于找借口，看来可以去竞选议员了。

　　盒子里的下一页纸其实才是鲍勃小说的第一页正文，用的是他喜欢的小号字体。

　　没人想过可能有地道。

　　这就像是刚开始讲笑话就把点睛之语说了出来。

　　地道？“没人想过可能有地道。”

　　我的天哪。

　　53

　　多伊尔显然对地道的挖掘进行了周密策划。

　　这条地下通道很长，但并不是难以想像；多伊尔家地下室的南面和米勒家的北面相隔只有十五英尺左右。这并不是一条公路隧道；地道的钻孔近似圆形，最大处的直径达到三十英寸左右，就在距斯皮尔伯格电影屏幕后的入口约几英尺的地方，而最小处直径仅为二十四英寸左右，在米勒家附近。平行排列的角钢导轨嵌在地道平坦的地面里，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一长串户外纯白满天星装饰灯挂在地道上方用来照明。

　　地道的地面比我想像的还要陡，这让我很好奇，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斜坡是有意被设计成这样的。这样，地道的斜面在极短的水平距离内就下降了六到七英尺。多伊尔家的基础墙外有个用螺栓固定的绞盘，一根结实的线管把这个牢固的绞盘与房子的电力系统连接起来。绞盘上结实的缆绳连接着一个由四组滑板轮子构成的精巧装置，滑轮上面是两块厚实的狭长夹板，夹板中间用铰链松松地连接着。雪橇也临时派上用场，下面的滑轮正好卡在通道里的角钢导轨上。

　　地道中有个用车库开门装置简单改装而成的简陋遥控器，多伊尔用它可以在地道里的任何位置操纵绞盘。只要趴在雪橇上，保持好平衡，按下遥控器，多伊尔就可以慢慢收放绞盘里的电缆，这样既能把雪橇放低，慢慢滑向米勒家，又可以把自己拉回去。

　　简单。绝妙。

　　建造这条地道无疑是件很枯燥的事。但只要多伊尔每天挖六英寸，一个月多一点就能竣工。每天挖一英尺的话，则只需两星期。从地道里挖出来的泥土，毫无疑问被用来修建成多伊尔家后院私人水池蜿蜒的边缘和堤岸。

　　马洛里离开时为什么没在雪地上留下足迹呢？

　　谜底解开了。

　　54

　　萨姆跟着我下了楼，回到多伊尔的家庭影院，“你该关上门，”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浓眉紧锁，尽管更多是因为恼怒而不是好奇，但还是照做了。门框装有隔音垫圈，关上门后，就听不见外面的说话声了。

　　我走到房间另一侧，不动声色地抬起胳膊肘，按住屏幕的边框。屏幕通过长长的铰链向上翻卷，露出了多伊尔家的通道入口。

　　萨姆走近了几步，身子往里探了探。“真他妈见鬼。”

　　“是啊。”

　　萨姆也像我先前那样做了一遍，不过他先戴上了一副新的乳胶手套。他爬进电影屏幕后面的通道，轻轻打开灯，注视着里面的东西。我看见他先看看满是尘土的洞穴，再看看钢轨，最后又看了看满天星装饰灯、铰链和雪橇。

　　我想他正和我一样把所有事情都放到一起考虑，当然我并不肯定他在这么做。起先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慢慢地在摇头。他是在赞叹？是失意？还是吃惊？我不知道。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都没说话，萨姆把多伊尔家地道里的特殊元件和连接设备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从地道里跳出来，站到我旁边。“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他悄悄对我说：“没错，是一条地道。”

　　“不过你原本以为是在槽隙里？”

　　“这只是猜测。因为我觉得在那儿的可能性最大。我以为能在槽隙门口的塑料雨篷下面发现通道。”

　　“你不打算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他问。

　　“没这个打算。”

　　“你怎么发现的？”

　　“因为无聊。靠运气吧。”

　　“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也许我本不该告诉你地道的事，萨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

　　看来他暂时还是接受了我的回答。他像朋友一样把手搭在我肩上，说道，“来吧。我们得离开这儿了。现在我们动作要快，还得耐心等待。”

　　“为什么要走？”我不想离开；如果他允许的话，我打算留在这儿，看着摄影师和刑侦技术人员一件件处理在地道里发现的东西。

　　“这并不在我们申请搜查的范围内。我必须修改一下申请书，然后去找赫勒法官。”他顿了顿，鼓起腮帮子用力吐了口气，接着说。“现在我还得再去申请一张搜查米勒家的许可证，看看地道另一头是什么样子的。”

　　他似乎有点疲倦。“我以为这会让你很激动的，”我说。

　　“你在想马洛里的事，对吗？”他回过头去，看着墙壁里的通道。“那天晚上，她难道就是这么离开的？这难道就是雪地谜团的谜底？”

　　“没错。你得承认这条地道为案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我以前就告诉过你：小女孩失踪的那个晚上没在雪地里留下脚印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条地道让我们知道了马洛里是如何离开米勒家的，但这并不是重点。这并不是挖地道的目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知道了多伊尔是怎样进入米勒家的。”

　　“但我们还不明白隔壁那家伙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萨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多麻烦。”

　　“这就像银行抢劫犯为了潜入装满钞票的金库而挖的地道。但如果多伊尔·钱德勒是想闯入米勒家行窃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法分子一般都是直接破门而入，而且还能逃之夭夭，甚至连邻居干这种事也不会被抓住。他们撬锁，破窗。如果这条地道并不是为了某一次入室行窃而建造的，那就会长期派用场。而比尔·米勒从未因失窃向警方报过案。如果多伊尔并不是为了偷东西的话，那他为什么这么急着想进入米勒家呢？”

　　“是因为马洛里？”我回答了萨姆的问题。

　　“嗯，也许就那么简单，也许他是个性欲反常者。时间会证明一切。”

　　“如果你的假设错了呢，萨姆？如果她没有逃走？如果多伊尔通过地道把马洛里带走了呢？如果这就是他想进入米勒家的原因，那事情又会怎样呢？”

　　萨姆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就好像他的发作性睡眠病又犯了，突然站着睡着了。甚至有好一会儿都不怎么能看出他在呼吸。终于，他睁开了眼睛，“还是那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而且还有很多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比如？”

　　“比如……地道的出口会在米勒家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上个月没有发现？当时那栋房子可比半裸酒吧新来的女服务生还要吸引眼球。”

　　“因为当时你并没有寻找地道啊。要不是我怀疑这儿会有地道的话，我也找不到。”事实上，我并不想向萨姆坦白，我在地道里踉踉跄跄往前走时其实是想找多伊尔那个绝妙的遥控器。“谁会料到竟然有人挖了条通往邻居家的地道？谁会做这种事呢？”

　　萨姆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怀疑。“那地道你不会已经走过了吧？走到另一头了？告诉我你没有破坏证据。”

　　“我没有比你多走一步。”

　　我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等着，萨姆则到各个房间命令所有的搜查人员收拾好设备，立刻撤离多伊尔·钱德勒家。他上楼时，我慢慢走到客厅南面的窗户前，想看看那个熟悉的身影是否还在米勒家楼上的窗边，但没看到。

　　萨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一个字都别说出去，”我们走到前门时，他对我说。

　　“什么意思？”

　　“我不想让比尔·米勒知道我们正要去他家。我只是告诉队里的人我要修改宣誓书。他们还不知道地道的事。”

　　我在嘴边做了一个把拉链拉上的手势。

　　萨姆又说：“连劳伦也不能告诉。”

　　“她可能已经睡了。我明早告诉她。”

　　“那好吧。你可以明早告诉她，但是别说你的消息来源，你的病人和一切相关情况。”

　　我很疑惑地看着他。

　　“因为我知道你缺乏洞察力。我也知道这条地道是有人告诉你的。那个人不是多伊尔·钱德勒，因为过去的几天里，我想他并没有和别人说过什么话。所以应该是其他人。也许是开卡马罗车的小子，也许不是。不过没关系。你自己保守这个地道的秘密吧。”

　　“我明白了。”

　　“等一下。”他瞪着我。“你没有为那孩子做过心理诊疗吧？”

　　“马洛里？没有。”

　　萨姆愤怒的表情慢慢转换成一脸怀疑。“那黛安娜呢？”

　　我摇了摇头，暗暗庆幸自己没被一台测谎仪缠上。

　　“你没瞎说？”

　　“没有。”

　　“你那个病人还没找到，对吗？”

　　“谁呀？”

　　“开卡马罗车的小子？你还没和他谈过话。”

　　我一时差点忘了鲍勃所处的困境。“是的，他还没找到，我也没和他谈过。”

　　听了我的回答，萨姆看了我几秒钟。我想他正考虑是否要相信我。

　　“我还想知道其他一些事，”他说。

　　“什么事？”

　　“如果说开卡马罗车的小子也知道地道的事，那么他在这出戏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你担心他是个受害者。但我不这么认为。他的名字在我们的嫌疑犯名单上。一件件事又开始上演，艾伦。从圣诞节开始的每件事。”萨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妈的我也被卷进去了。”

　　此时此刻，我不再指望萨姆会因为我帮他找到地道而感激我了。不论发现地道说明了什么，他显然不太乐意自己也被卷进这些事。

　　“萨姆，马洛里可能正一个人待在某个地方。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全错了——如果她没有逃走，如果她是被多伊尔绑架的……嗯，多伊尔死了。她可能一个人被锁在山里某间破旧的小屋里，也许连吃的喝的都没有。外面又那么冷，她可能需要帮助。”

　　“这些我都知道。”

　　“你们查到多伊尔从这儿搬走后住哪儿了吗？”

　　萨姆只是摇摇头。“我们有一个手机号码，就这些。他非常注意保持低调。”

　　“为什么？”我问。

　　“我们不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不愿告诉我？”

　　“是不知道，”萨姆承认。

　　“你们找到他的车了吗？”

　　“只知道是卡车，但还没找到。”

　　最后，他打开前门，让我先走。“回家吧。这些我们能办妥的，”他说。

　　我想他这么说只是想说服他自己，但我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55

　　刑侦技术人员依然在多伊尔家门前挤作一团，我利用他们作掩护，迅速穿过多伊尔邻居家的草坪，朝车子走去。但愿比尔·米勒没有发现我来过这儿，但我没有转身看窗口是否有他的身影。

　　晚上天气变得很冷，冷得刺骨。每走一步，脚下的积雪都会发出吱吱声。我竖起了夹克衫的衣领，把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一阵北风吹过，我把头埋得低低的，以抵挡加拿大冷空气带来的严寒。每阵风吹来都像是玻璃碎片从身上划过似的。

　　“我想你刚才在那儿。”

　　有人正靠在我那辆奥迪车的马达盖上，全身裹在滑雪衫里，一顶毛线帽拉得低低的，遮住了耳朵。我想了会儿：这个人到底是谁——

　　首先，是个男人，其次，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比尔·米勒。

　　“晚上好，”我说。我想我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慌乱。

　　“我们需要谈谈。”他说。

　　我很有礼貌地回答：“嗯，我想我们已经约好时间了。不过我没带日程表。”我并不是真的想借此回避问题，但这么做似乎是有必要的。

　　不过没用。

　　“不，就现在。你又回到了我住的地方。还和一大帮狗屁警察在一起。所以我们今晚就得谈谈。要问的是不是太多了？”

　　狗屁？这不是比尔·米勒会用的字眼。

　　我冷得发抖。室内很温暖，车里也有座位加热器，身上的衣服只够在这两处之间做短距离行走，但要我顶着一月呼啸的北风在博尔德的人行道上逗留，那可就嫌少了。

　　“在这儿见你不太合适，比尔。这儿不适合正式谈话。”

　　“你想到我家去？”

　　比尔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些讽刺意味。我还没回答，他又说，“或者我可以跟你去你的办公室。那样也行。”

　　我的手已冻得有些不听使唤了，摸索着找到了车门遥控器上开锁的那个小按钮。“到车里去吧，里面暖和些。至少你得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比尔的滑雪衫总是弄出很大动静。他坐到前排座位上时，不知道是尼龙、戈尔-泰克斯美国戈尔公司生产的一种透气防水布料。，还是其他一些光滑材质一直在作响。我一边耐心等待这些声消失，一边把钥匙插入点火器上的钥匙孔，发动马达，开启座位加热器。说实话，我买这辆奥迪，一半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座位加热器。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有这玩意儿，不过事实证明，下身暖和了，整个身体也就不冷了。

　　真是个神奇的发明。

　　我努力在想比尔·米勒接着会说怎么说。但什么也想不出来。

　　比尔把帽子往后拉了拉，高高地顶在头上，就像戴着一顶无檐儿童帽。他盯着我看。在别的情况下，我会觉得这副样子很滑稽，可能还会笑出声来。但那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笑不出。

　　“怎么了？”我问。

　　比尔在座位上把整个身体都转过来，紧紧盯着我。他的滑雪衫又开始作响，这下我发现这衣服的面料并不是戈尔－泰克斯，因为戈尔－泰克斯发出的声音没这么响。他说：“在拉斯韦加斯？雷切尔在那儿？有个叫卡纳达的男人。”

　　我的天，我心里不禁感叹。我的天哪。

　　56

　　当然，此事我无从知晓，过了很久拉乌尔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而那时，他的处境与我相似。

　　相似，但并不完全一样。

　　他告诉我，那段日子拉斯韦加斯的天气很暖和，内华达南部沙漠地带的温度保持在华氏70度左右。不用说，没人会穿滑雪衫，戴绒线帽。凡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开着座位加热器。

　　但拉乌尔和我一样，也在想着卡纳达。

　　驾驶座上的男人戴着帽子，拉乌尔也坐在这辆车里，但他不能确定那帽子是什么料子做的，应该不是羊毛。这种面料富有弹性，类似很能突显女性身体曲线的泳装面料。他刚理过发，所以帽子紧贴着脑袋，那帽子是深炭黑色的，不细看的话还以为是黑色的。他穿的衬衫不是戈尔－泰克斯面料的；而是一款透气的无袖罩衫，就像那种玩短型冲浪板时为防止皮肤发疹而穿的外套。他外衣上那些杂乱的垂直透气缝让拉乌尔觉得像是用剃刀弄出来的。那人脚穿一双荧橙色的橡胶底凉鞋，脚跟那儿几乎都要磨穿了。

　　“你身上带什么了吗？”他问拉乌尔。“我待会儿会检查，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

　　拉乌尔回答说：“什么也没带。”

　　“手机呢？”

　　“被放我下车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拿走了。我倒是很想去拿回来的。”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蒂克说。碰到红灯时，他们停了下来。“U.P.不会胡闹的。你必须清楚这点。无论你家在哪儿，回去吧，你不会明白的。别想了。”

　　他们坐的是一辆很旧的大众牌轿车，和几十年前拉乌尔在美国买的第一辆车很像，当时那辆车还是在他的学生签证到期后买的。从仪表板来看，拉乌尔猜测蒂克的车是60年代后期的旧款，没过多久，大众又在1968年推出了新款，但保险杠那部分却设计得很烂。这辆“甲壳虫”依然保留着原来那种米色漆和原装收音机。车里正在放着嘻哈音乐一种说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音乐，由歌手读出一大串歌词，配以刮碟声及击鼓声，十分具有节奏感。，从那刺耳的声音能听出这辆车还保留着原装扬声器。

　　拉乌尔喜欢这辆车，因为它唤起了纯真年代的许多回忆。

　　这个男人的民族和种族是个谜，甚至对拉乌尔来说也是如此。在拥挤的咖啡馆里，拉乌尔可以区分出门地内哥罗南斯拉夫西南部一地区。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可以区分出埃及人和伊拉克人，他对此一向引以为豪。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司机带有亚裔血统——拉乌尔猜测是藏族——也有一些美国黑人血统，但他的DNA中还混有其他成分，对此拉乌尔无法判断。

　　“U.P.就是卡纳达，我只是想弄清楚，”他问。

　　那男人点点头。“和他说话时可别这样。人们这么叫他，但当面并不这么称呼他。你懂吗？”他熟练地切换着汽车的四个挡，就像呼吸那样简单自如。他时而用右手中指，时而用虎口移动调挡杆，把马达转速保持在一定范围内，这样马达就不至于隆隆作响。

　　“谢谢你的忠告，”拉乌尔说。“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称呼他呢？”

　　那个男的看来真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

　　“你是怎么称呼他的？”拉乌尔问。

　　“老板。”

　　“我这么称呼他不太适合。叫他诺思先生怎么样？”

　　他想了想。“应该可以。”

　　“你叫什么名字？”

　　“蒂克。”

　　“谢谢你，蒂克。”

　　“嘿。”

　　拉乌尔那几天一直在寻找黛安娜，对拉斯韦加斯也有了足够的了解，他知道这辆大众车正逐渐驶离市中心的另一端拉斯韦加斯大道那一片所代表的繁华文明。他知道自己以前从没到过这儿。不管是事实还是想像中的，都是如此。

　　星期四晚些时候，拉乌尔打给诺姆·克拉克，让他提醒卡纳达一声，拉斯韦加斯警方将展开细致的搜查，寻找失踪的黛安娜，在接下来等待回复的几个小时里，拉乌尔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终于，诺姆回电话了，他告诉拉乌尔与卡纳达的会面安排好了，让他在当晚11：30之前到威尼斯酒店会议室外面的某个地方先等着。来接拉乌尔的是个年长的金发男子，他开的那辆拉斯韦加斯出租车比当地一般的破出租还烂。司机耳朵里长着玉米穗般的耳毛。他是个烟鬼，就像大瘟疫时期的焚尸炉。穿过斯特里普区的短短行程中，出租车里已满是万宝路的难闻烟味。

　　接下来的二十多个小时里，拉乌尔一直待在一辆老式的房车里，这里说的老式是指 “破旧”，而不是“经典”，这辆十六英尺长的清风房车孤零零地停在特罗皮卡纳大道上的一个活动住屋的贫民窟。几个街区外就是浮华的拉斯韦加斯大道。而那些不能移动的村庄——就

　　像虚幻、贫穷、绝望的避风港，跟不上时代潮流——占据着麦卡伦国际机场在拉斯韦加斯。跑道尽头大片的廉价地皮。拉乌尔待的那辆房车似乎已经在那儿停了很久了，几乎和周围环境融为了一体。

　　拉乌尔被带到这儿后，就一直一个人待在房车里。为了打发这无聊的数小时，他数着飞机的起降，翻了几本60年代末出版的二十一点玩法指南，又看了会儿拉斯韦加斯当地的电视新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关他妻子的简短报道。这是台小型黑白电视机，两根天线一直伸到清风房车的拱形车顶。后车窗的遮阳篷肮脏不堪，从窗口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辆温尼贝戈房车一种美国产房车。粗犷的尾部。那车的车牌早就不见了，表面的铝壳凹凸不平，油漆也掉光了，就连保险杠上的那些贴画也被太阳晒得褪了色，拉乌尔只能勉强分辨出其中一张是火山口湖的广告画。他试着让自己沉浸于对清凉的深水和乡村清新空气的美好想像中，可是做不到。

　　他努力不去想黛安娜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也做不到。

　　出租车司机告诉过拉乌尔不要在房车外闲逛，说很快就有人来接他去见卡纳达。

　　“吃的呢？”拉乌尔问。

　　“那儿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吧，”那家伙说。

　　事实上，这辆清风房车的碗橱里只有一只装着玉米粉的黄色盒子，一听已经生锈而且没有标签的罐头，还有一个很旧的黄油桶，一半装着类似红辣椒的东西。

　　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还有股老鼠尿的味道。

　　拉乌尔觉得这倒是个开始绝食清肠的好日子。

　　尽管处于饥饿、烦躁和深深的忧虑之中，拉乌尔最终还是破解了蒂克血统之谜的最后一部分。

　　太平洋群岛。也许就是夏威夷。拉乌尔笑了笑，生命相互交融，激情相互碰撞、融合，而在经过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细胞分裂后，这些最终是怎样又是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个集藏族、太平洋群岛、美非等诸多血统于一身的人的呢？拉乌尔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此时，蒂克正驾驶着一辆老式德国车，穿过内华达拉斯韦加斯市区，朝着荒凉的大漠驶去。

　　但与此同时，在蒂克的大众甲壳虫车里，拉乌尔和我一样，还老想着黛安娜，老想着卡纳达。

　　卡纳达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的心头。

　　57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比尔。”

　　实际上我已做了番猜测。比尔会继续那天早些时候与我在办公室里的谈话，关于雷切尔离家搬到内华达后，他到底给了她多少资助。

　　“在拉斯韦加斯照看雷切尔的那个人？是个男的。卡纳达是个男的。卡纳达是他的名字。也许是道上的名字。我不清楚。他，嗯，就像收养了雷切尔一样。他照顾她，保证她的安全。这些年来他做了那么多，我欠了他一大笔人情。我……很感激他。”

　　就像收养一样？这是什么意思？

　　比尔说的都是不连贯的短句。接在后面的每个句子都是附加语，就像后一句完全是上一句的补充。他以前说话从不这样断断续续。这让我意识到他感觉到了什么，并且是他以前与我在一起时从未感觉到的。那究竟是什么呢？他究竟感觉到什么了呢？

　　焦虑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词，尽管作为一种解释，还不算很到位。

　　我说：“好吧。”虽然言不由衷，但我还是这么说了。

　　“你早就知道他了？”他问。

　　“知道谁？”我结结巴巴地问。

　　“卡纳达？”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撒了谎。这能自圆其说吗？很可能不行。我撒谎的本领就和我的滑雪技巧一样糟。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都比我拿手，我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卡纳达可不是助人为乐。为了这些我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些？比尔是指他在照顾雷切尔时终究还是碰到经济问题了吗？我想我最好保持沉默，等会儿再找出答案。

　　但他换了个话题。他说：“我们在一起应该有三次了吧？而你还没问过有关马洛里的事。这几个星期我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知道你这样会有多怪吗？”

　　我想：不错，比尔，我们在一起应该有三次了吧？而你还没有提到过任何有关马洛里的事。这几个星期以来你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知道你这样会有多怪吗？

　　可我没这么说，我说了另外一些事实，但并非出于真心。“那不是我能要求的。我想等你准备好了，你自然会告诉我的。”

　　“准备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准备好？你一定在开玩笑。真见鬼，你到底怎么了？”

　　说完他又安静下来。我决定像心理医生一样跟他交流。我说：“你提到了一个男人，是叫卡纳达吗？就是你说的照顾你妻子的那个人。然后你又拐弯抹角地提到你女儿的处境。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我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问得太直接了。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作为心理医生，我的工作就是紧跟你的思路，搞清楚你想说什么，看看你身后的情况如何。这样，有什么事你没想到或者还不准备去想，我也许能帮你指出来。”

　　“真是这样吗？你说还没准备去想的是指什么？”

　　比尔其实并不想知道我的答案，他没有一点想知道的诚意。他在挑衅，激怒我，伸出手指对着我的胸膛指指戳戳，想让我放弃……某

　　些东西。

　　“你还提到了钱，”我又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猜比尔并不愿意谈论钱。

　　“不，你才是那个提到钱的人。”

　　“今天下午，我的确提到了。但今晚，则是你。”

　　“我只是说那很贵。”

　　我已疲于口舌之争。我想回家，拥着妻子，搂着女儿，逗逗小狗。吃点儿热的。喝点儿酒。我想一个人静静待几个小时，没人打扰，没有含沙射影。我有种想逃跑的冲动，这让我觉得自己既自私又胆怯，因为至少我确定，如果我更善于思考，有些东西就不会错过，但无论如何，我得找个法子。“比尔，显然这些事对你很重要。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等到约定的时间再谈。”

　　我的建议让他感到自由，给了他机会再次改变思路。虽然我不希望这样，但至少眼下，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气氛缓和些了。

　　“隔壁发生了什么事？”他问。“为什么都是警察？没人愿意告诉我。我也联系不到我的律师。”

　　“我不能说。警方在某些事上需要我帮忙。”

　　“和我的女儿有关吗？”

　　“对不起，我向他们保证过我不会说出去的。”

　　“到底是不是？”

　　“比尔，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们不让我谈这些。”

　　“他们这样进去，多伊尔允许了吗？”

　　多伊尔已经死了。比尔。他再也不能允许或同意什么了。我一边这么想，一边又仔细揣测比尔的问话有多少是假的。我在想比尔是否早就知道多伊尔已经死了。

　　“我很抱歉。”

　　“他妈的。”比尔的嗓音突然变得嘶哑而低沉，毫无疑问，他很生气。“要是这样，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和你继续见面。”

　　如果这是一种威胁，那么它就像拿着一把橡皮刀对准我的喉咙一样毫无用处。“这当然是你的选择，比尔。我很乐意为你介绍其他医生，如果你喜欢的话。”

　　“是啊，”他轻蔑地说。“上次这招很有用。”

　　这是什么意思？玛丽·布莱克尽可能地在帮助雷切尔。

　　“马洛里去看过一个心理医生。你知道这事吗？”他问。

　　这话让我大吃一惊，但我还是控制住，别乱了方寸，“你说什么？”

　　“那个死去的女人。马洛里在圣诞节前几星期见过她。她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日记里提了一笔。”

　　我有好多好多问题想问。其中一个就是：你告诉过警方日记的事吗？但我选择了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不太清楚。”

　　“警方知道吗？心理医生也许会留下了一些……记录。”

　　比尔没有回答。他啪的一声打开车门，准备下车，又停了下来。“你知道她的事吗？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你不会这么做的，对吗？”

　　这些问题都很棘手。我一时难以回答。

　　“我现在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与你谈话，艾伦。这是父亲之间的对话。”

　　“我也希望自己知道些什么可以帮你找到女儿。如果我知道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了。”

　　他听了我的回答，考虑了一会儿，品味着这些实话所带来的甜蜜。“你也是父亲。你也有女儿。想像一下失去她的感觉。要知道我现在有多么不堪一击。”

　　我把话咽了下去。我实在不愿想起那种感觉。

　　比尔接着说：“一个父亲会不惜一切来保护他的家庭。不惜一切。这你也知道的。孩子出事，尤其是女儿出事，你不希望我遇到的，对吧？我也不希望你遇到这种事。”

　　我开始考虑自己刚才的回答到底有几分真切。我惊奇地发现，除了地道的存在和马洛里独自去找汉娜做心理诊疗以外，我的确不知道马洛里的什么真实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这多奇怪啊。

　　“你不会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泄露给警方吧？”

　　“当然不会，”我说。我不知道比尔对于马洛里的处境又了解多少。“依你看来，马洛里究竟出什么事了？逃走了？还是被绑架了？”

　　“只有这几种可能性吗？”他问。

　　什么？他是在嘲弄我吗？“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为什么要逃跑呢？”比尔问。

　　“比尔，孩子们有时也会任性。尤其是心里乱糟糟时。”

　　“她的确很烦。圣诞节对她来说总是很难熬，”比尔说。“一直这样。可我原以为今年我们会顺利度过的。”

　　鲍勃也这么说过——圣诞节对马洛里来说很难熬。嘿。我提醒自己，多年前雷切尔就是在过节的时候离开家的，马洛里年年都有这样的反应也不足为奇。

　　“你说你们会顺利度过是指你和她？”我问。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在搜集信息。”

　　“搜集信息？”

　　比尔犹豫了，他在我车门前半进半出地磨蹭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下了车。我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像冻住了一样。比尔承认有他女儿的日记，并且还没让警方看过，这一点依然困扰着我。“咱们明早再谈吧，比尔。到我办公室来。十点行吗？”

　　他举起戴着手套的右手，伸出两根手指。“十点不行，我下午两点到那儿。”说完他便砰的关上了车门。

　　冰冷的空气让我的鼻毛都结霜了。

　　但我的确感觉到臀部又暖和，又舒适。

　　58

　　同一天晚上，差不多也是同一时刻，拉乌尔仍在想着黛安娜和卡纳达。

　　他后来告诉我，亲眼看着拉斯韦加斯延伸到北部沙漠是件很奇妙的事。没有天然的分界线，没有河流、山脉，甚至连玩掷骰子的赌桌上也没有围栏。满地沙尘中没有一条界线能让游客看出这边是拉斯韦加斯，那边就不是了。在某种程度上你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城镇，而这时有人向你提供了一组极其诱人的赔率，你很想去赌一把，却怎么也回不去，找不到赌场的确切地点。

　　拉乌尔回头看看远处的拉斯韦加斯，望着地平线上耸起的高楼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光。他猜自己和蒂克出城约有五公里了。也许是七公里，或是三公里，但他猜是五公里。

　　一路上，蒂克驾驶着那辆大众车拐了好多弯，但拉乌尔觉得他们不过是穿过一片平坦的荒地，从A点到达B点而已，根本用不着拐那么多。但现在这样，拉乌尔只知道自己身处拉斯韦加斯以北几公里外的沙漠而无法确定具体位置，这样蒂克就达到目的了。

　　一栋栋房子被大片大片斑驳的土地所隔开。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那些可耕种区，各家之间保持这样的距离可能还说得过去，但在拉斯韦加斯外的沙漠里，户与户之间却尽可能隔得远，拉乌尔觉得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得到些个人空间。在科罗拉多山区，一处山脊，一块突出的岩石，或是一片密密的黑松林，就足以让人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在这片无边无际的沙漠里，地理条件并没有为人们的隐私提供天然的屏障，间隔显然就意味着个人空间了。

　　蒂克关了大众车的前灯，又往前驶了几百码，在一扇造价不菲的锻铁大门前停了下来，而门口那堵灰泥高墙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晚上没有月光，沙漠里一片漆黑。拉乌尔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儿，但他猜这栋建筑物应该是住宅。蒂克朝装在墙上的安全摄像机随意挥了下手，几秒钟后，大门就当啷一下，向内打开了。

　　里面没什么可看的。这是一处无规划的低矮的农场住宅，屋檐向外延伸，为居民们遮挡内华达毒辣的阳光。拉乌尔估计这些房子是在六七十年代建造的。曾经有人做过一些景观美化，但这些成果似乎早就被废弃了。农场四周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废弃的希腊空花瓮，这些大花瓮在夜色下显得模模糊糊的。破旧开裂的水泥车道旁有个黑桃形的游泳池，里面的水浑浊不堪，只到水池池壁三分之一的地方。独立式泳池设备控制间的前门几乎全被垃圾堵住了。残砖碎瓦和一块看似废弃太阳能电池板的东西破坏了阴影下小屋红砖屋顶的对称美。

　　拉乌尔说：“我们穿过的那道围栏比这栋房子还要值钱。”

　　“老板对东西不讲究。除了人，什么都不长久。这是他说的，他一直都这么说。”

　　“我猜他不游泳。”

　　“别瞎猜，伙计。”蒂克笑了。“别瞎猜。别开有关游泳的玩笑，明白吗？”

　　“我明白了，”拉乌尔说。“谢谢。他住在这儿吗？”他没指望蒂克会回答，所以得到答案时，他很惊讶。

　　“有时在这儿住一段日子。在其他很多地方也住。很多。他碰巧去一个地方，然后就住下了。这儿可能很快要被卖掉，他会换个地方，然后再换其他地方。就这样。买下房子，再卖掉。我们走吧。”

　　“那辆清风房车呢？”

　　蒂克又笑了。“有一阵子是他的。现在也许不是了。”蒂克把车熄了火。那一刻，气门发出的咔哒声充斥了拉乌尔的整个耳朵。

　　拉乌尔说：“你老板和我有点像。买了又卖。我也有点像个投机者。”起初，拉乌尔以为蒂克在考虑怎么回答，但实际没他想得那么好。“能给我些忠告吗？”

　　“忠告？”蒂克往下拉了拉帽子，整个头被包得更紧了，甚至不用摘帽，颅相学者就可为他做一次彻底检查。“所有你能想到的都有可能在这儿发生，兄弟，是你错了。这就是我给你的忠告。如果你以为你在这儿，是因为你想和U.P.谈话，那你就错了。想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这是因为U.P.要和你说话。没有其他什么狗屁理由了。”他打开门，轻轻跳下车。“现在我要搜你身了。请别介意。”

　　拉乌尔跟着他走到车道上，抬起胳膊。“没关系。我身上有股味儿，很抱歉。清风车上的淋浴器没法用。”

　　59

　　我沿贝斯莱恩公路开车回家，今晚月色朦胧，坐在车中向东望去，只能远远看到月亮外面一圈银白的晕轮。平日里，由于交通晚高峰，我一般都走南博尔德公路穿过山谷，但是那晚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走贝斯莱恩公路了。车子在富特希尔斯公路上遇到了红灯，我便停了下来，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吱吱地响了。我摸索了好一阵才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用几乎冻僵了的手指按下那个小小的接听键，“我马上就到家了，我保证。我正在回来的路上。对不起。”

　　然而，不是劳伦打来的。而是萨姆。

　　“好甜蜜啊，”他说。“我甘拜下风。我发现男人身上的温柔真是太有魅力了。你在哪儿呢？”

　　“贝斯莱恩公路上。在赛福卫北美最大的食品和药品零售商之一。商店对面。”

　　“太好了，离我这儿不远。快到警察局来，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

　　“现在？”

　　“是你想看的。”

　　红绿灯的箭头变绿了。我看了看后视镜，然后在十字路口一连横穿两个车道，又违章左转调头，加速赶回阿拉珀霍。

　　“告诉我吧，”我说。

　　他不耐烦地说：“耐心点。”

　　几分钟后，我来到位于第三十三大街的公共安全大搂，把车停在了楼前那条空旷的街道上。萨姆在大堂里来回踱着步，正啃着一块奇普多专营墨西哥玉米煎饼的连锁餐馆。墨西哥式煎饼，还剩几口就吃完了。这煎饼没吃时差不多有一条神奇面包美国最著名的面包品牌，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那么大。那诱人的香味惹得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了。

　　“包的是鸡肉吗？”

　　“是墨西哥猪肉，含脂量不高，用尼曼牧场牌猪肉做的，不含激素或垃圾物质。我没加酸奶油和干酪。在博尔德住了一段时间，我也开始习惯这种奇怪的吃法了。”他把最后一块煎饼塞进嘴里。“可能是盐放多了，有点咸。不管怎样，吃这玩意儿还真是一种享受。如果是一年前，我可能正吸着吞奇蛋糕长方形的裹着奶油的小蛋糕。中间那团白色奶油呢。”

　　“有什么新发现了？”我问。

　　“哈。来吧，”他说着，把包装锡纸揉成一团，丢进前台旁的垃圾桶，又拿出餐巾纸把嘴抹干净，也丢了进去。

　　“你已经修改过搜查许可证了吗？”

　　“就等赫勒法官的答复了，然后再到希尔那边跑一趟。”

　　我跟着萨姆穿过中央走廊，来到侦探工作区，那儿装了台视频监视器。三张层压板做成的桌子被摆成了难看的U字形。桌上凌乱地堆放着其他一些案件的调查材料和最近吃剩的快餐。

　　侦探们铲除罪恶的同时显然没有打理好自己。

　　“随便坐吧，”他指着把椅子说，但那椅子看起来不会让人舒服。

　　“躺在家里的床上会更惬意。”

　　“是呀，”他的语气里充满希望，却一点也没有同情我的意思。

　　我坐下来。“你想让我看什么呢？”

　　他指着那些视听设备。“你来告诉我吧。”

　　他喀哒一声打开显示器，摁下遥控器按钮，启动卡带录像机。一阵机器转动声过后，屏幕上出现了福克斯新闻台当地分台那熟悉的台标。

　　“我们用TiVo美国数字视频公司，创建于1997年，两年后开始生产数字视频录像机。的设备把这些新闻录了下来。楼上有人帮我转录成磁带。卡带录像机我还勉强应付。让我用TiVo？不好意思，我可不会。”他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我们局里使用该死的TiVo的设备。我刚来这儿时只有黄色的警车可以开开。”

　　他提到的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我没理会这个，却笑着回想起在试行社保治安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博尔德的警察曾开着香蕉黄的巡逻车满城跑，真是很有趣。

　　对于即将看到的福克斯当地分台的新闻录像，我以为可能是有关那天下午在艾伦斯帕克附近发现多伊尔尸体的报道。可为什么要看这个呢？萨姆到时会告诉我的。之前他是不会说的。但萨姆经常让我大吃一惊，今天也是。

　　“圣诞节当晚，”萨姆说着，屏幕上出现了那组让福克斯大赚一笔却又声名狼藉的关于马洛里·米勒的镜头：那晚直升机在希尔拍下了一系列镜头，从录像带上可以看到，下大雪后，米勒家附近没有任何脚印或轮胎印。

　　“看清楚了吗？”他问。

　　“是的。”这组镜头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很了解其中的情况。如果马洛里失踪后那几天里，你住在科罗拉多，又常看电视，那你在电视上看到这组镜头的次数绝不低于看到选美大赛上的博尔德小女孩跳舞。

　　萨姆暂停了画面的播放，拿起一支激光笔，把红点定在屏幕某处说，“这儿是哈特的房子。”

　　“看到了。”这些假日彩灯无疑是他们家的。

　　“米勒家和多伊尔·钱德勒家在这儿。”他在显示器后面的墙上点了一下。

　　“就在他们一贯所处的位置。”

　　“福克斯电视台挺周到的，屏幕底部还显示了时间。”他又开始继续播放。“这就是争议开始的时间：9：16。”

　　这组镜头被福克斯电视台进行了放大处理，在圣诞节过后的几天里一直被反复播放。这段剪辑从圣诞节当晚9：16开始，长约十几分钟，在那著名的最后几秒内，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没有任何足迹或轮胎印显示有人从米勒家离开。

　　“我看过这个了，”我说。

　　“嗯，但你看到那个了吗？看屏幕的右下角——这儿，多伊尔·钱德勒的车库。”他停住画面。哈特家在屏幕正中央；出现在屏幕下方的是多伊尔家，而不是米勒家。

　　我从没注意到多伊尔家在福克斯开始的几个镜头中曾出现过。萨姆说：“那是车库周围的雪地，对吗？”

　　“是的。”

　　“你能肯定是刚下的雪吗？”

　　“是的。”

　　“直升机一直在动，盯着车库看。圣诞节灯饰和阴影的干扰让这有点困难，不过尽量吧。”

　　萨姆用激光笔辅助我；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让红点停留在屏幕上，指出多伊尔车库所在的那块暗暗的区域。摄像角度随着直升机的移动而改变，好几次车库完全不在镜头之内；有一次车库在画面中足足消失了半分钟，另一次差不多也有这么久。

　　我说出了这个明显的情况：“大部分时间都看不到车库，萨姆。它在屏幕以外。”

　　“我知道。正因为你看不到，所以很重要。就要到最后几秒了——仔细看。”

　　福克斯把所有的技术力量都集中在米勒家的房子上，没有对画面上有多伊尔车库的这部分进行放大处理，尤其是受到屏幕中央来自隔壁街区哈特家耀眼的圣诞灯饰画灯光的影响，要辨别画面中其他部分的细微之处就非常不容易了。

　　圣诞节的哈特。

　　“那儿，”萨姆说。他又暂停画面，把红点标在多伊尔家车库和小路之间短短的车道上。“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我站了起来，走近显示器。我越靠近，屏幕上显示的像素就越大。起初我还不能肯定自己看到的，甚至觉得自己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然后我看到了。

　　我转过身，面向萨姆。“那些是……离开多伊尔家车库的轮胎印吗？”我问。“一开始是没有这些的。”

　　“没错，我注意到的也是那个，”萨姆故意说得轻描淡写，但能听出他很得意。

　　是鲍勃，我想。就在车库再次从屏幕上消失的那段时间里，鲍勃开着卡马罗车离开了多伊尔的车库。

　　地道。该死的地道。

　　该死的地下室，该死的影院，还有那该死的电影屏幕。

　　难道鲍勃真的和马洛里的失踪有关系吗？

　　我很震惊。“萨姆，是他帮助马洛里离开的？还是他把马洛里带走了？”

　　不用说“他”是谁，萨姆知道我指的是鲍勃。

　　“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吗？”萨姆问。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过的。我真的不知道。”

　　“这不会又是你这个心理医生要保守的秘密吧？”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那你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吗？”

　　我稍微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

　　萨姆发出一种粗嘎的声音——好吧，他对我咆哮——看嘴形，他要说的是“操”。即使我不懂唇语，也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萨姆。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告诉你了。多伊尔已经这样了，鲍勃的处境可能也很危险。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告诉你了。”

　　看来他对这回答并不满意。“你知道些什么的，对吗？你知道些什么可以帮我，对吗？一些你不肯告诉我的事？”

　　“萨姆……”

　　“你小子……”他猛地站起来，差点把椅子掀翻。

　　五分钟后，萨姆和我一起走回我的车里。他似乎一点也不怕冷。我敢打赌，他一点都不在乎他的切诺基里没有座位加热器。

　　“明天刮奇努克风，”萨姆说。

　　“他们本以为今天就会刮的。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一边回答，一边想着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天气。“如果奇努克风真的开始刮了，至少天会暖和一点。现在太冷了。”

　　“媒体就不知道怎么去应付那风了。”萨姆说。“应该很有意思的。”

　　“什么？”

　　“他们明天又会回来了。你知道他们会的。得到了有关地道和多伊尔·钱德勒的消息会怎样？所有的转播车和摄像机都会回到米勒家门外，开始愚蠢的现场报道。有线电视上的那些白痴律师会说我们又搞砸了。这儿的我们是指博尔德警察。‘就像八年前的圣诞节一样，’他们会这么说。但那时已经九十点了，奇努克风开始刮了，它呼啸着把那些讨厌的专家们全都吹回丹佛去，甚至更远。风还会吹得转播车上都不能架设天线。我真希望我能在那儿；这场景一定很好玩。”

　　我看了看他的表情。他好像真的会因为错过这些而感到很遗憾似的。

　　“萨姆，我准备把这一切都告诉劳伦。地道、多伊尔、鲍勃和所有的一切，”我说。“我需要她提些建议。”

　　“让她在明早之前别说出去。接下来的几小时，我们的基地会被好好报道一番。今晚先替我好好睡一觉吧。”他把手插进口袋。“我是不可能睡多少了。”

　　“你怎么会把这些事情想到一块儿去的呢？”我一边问，一边用遥控钥匙打开车门。“因为卡马罗车吗？你怎么会想到重新看一下那盒录像带呢？”

　　“这还远远不止想到一块儿那么简单。地道的存在改变了一切。我们也因此开始想究竟该注意哪栋房子。有关马洛里失踪的地点，我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米勒家，而不是多伊尔·钱德勒家。在回这儿修改搜查令的路上，我记得你问过我马洛里失踪后第二天，我们搜查时，多伊尔家的车库里是否有辆车。当时我告诉你我觉得没有，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找到鲍勃的话，有些事我要好好问问你这位病人。”

　　“但你决定先看看福克斯拍摄的录像，对吗？太聪明了，萨姆。你现在可以解释这一切了吗？今晚——地道和这盒录像带——是否改变了你对马洛里失踪的看法呢？你还坚信她是逃走的吗？”

　　“我有好几种假设，”他说。“你呢？”

　　他等待我回答。

　　我没吭声，他又说，“我就知道会这样。如果你告诉我你的想法，那我也告诉你。”

　　我没理会他的话。“你早上还想跑步吗？如果你很忙的话，我很高兴能逃一次。”

　　“我想跑的，”他说。“没理由不跑啊。但既然是星期六，我就让你睡个舒服觉。7：30出来吧——我懒得按门铃。”

　　60

　　我终于从警察局回到了自己家，还没遛狗，出去补了一圈，然后我就爬上床，抚摸着劳伦的后背，直到她醒来。尽管我在叙述中遗漏了一些人和事，但我告诉她的已经足以让她清楚地了解到我现在所处的两难境地。最后我问她有什么建议。

　　她的回答很简洁。“高一点，脖子那儿。就那儿。”

　　“就这些？”

　　“当然不是。一方面你已经知道了不少，但另一方面，你知道的又很不够。你需要好好权衡一下已经掌握的东西。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救出黛安娜，扭转局势。”

　　“你清楚我这样做的后果吗？我会受到指责，会丢掉医生执照。”

　　她翻过身来面对着我。我的眼睛已适应了黑暗，可以看到她闪烁的双眼。她说：“要想让那没用的州委员会吊销你的执照，你得先和病人睡一觉，然后杀了她，再和这具死尸发生性关系，你应该清楚这点。但如果他们真的吊销了你的执照，那又会怎样呢？你、我还有格雷斯又会怎样呢？即使你不得不换个职业，我们也能过好。我们会的。如果你明知道自己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黛安娜，但却没做，你觉得良心上过得去吗？我想不会。在这件事上你过于谨慎了，艾伦。有时候打破规矩是必要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打破那些烦人的规矩，救出你的朋友，然后承担一切后果。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她从床罩下伸出温暖的手臂，把手指搭在我脖子一侧，声音轻得就像深夜里的悄悄话。“亲爱的，在某些事上我很了解你。你不太饿时是个更好的厨师。你不太宠孩子时是个更好的父亲。还有，你不太冲动时是个更好的情人。”

　　“你想说的是？”

　　“你太想把事情做好了，这样反而影响了你的判断。退后几步想想。摘掉那顶心理医生的帽子。首先站在一个朋友的位置上，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不用多想就知道她说的非常有道理。

　　“怎么了？”她问，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我不太冲动时是个更好的情人？真的吗？”

　　她笑了，耸耸肩。然后垂下手，从我赤裸的胸膛上滑过。“你还想证明别的什么吗？”

　　事实是，我的确不能证明别的什么，至少那会儿不能。

　　61

　　拉乌尔事后告诉我，那个晚上结束时，他跟我一样，只剩下最后一丝希望。

　　那儿铺的地砖比拉乌尔以前看到的还要多。都是大块18平方英寸的砖红色地砖。表面不太平整，砖缝间脏兮兮的水泥条和成人的手指差不多粗。砖块从门口的走道开始一直铺满整个大厅，每个大厅都是如此。这所房子显然就是瓷砖装饰的坟墓，70年代那些滥贴瓷砖的设计早就过时了。

　　拉乌尔本以为卡纳达身边会围着一帮乌合之众，一群没用的吃干饭的家伙。他以为自己是免不了要和一帮喝着水晶香槟和拿破仑加可乐的恶棍较量一番。

　　结果，他看到的是一名结实的赤足男子，穿着一条皱巴巴的亚麻休闲裤，一件退色的马球衬衫，衬衫的颜色就像熟透的芒果肉。屋里有两把很大的扶手椅，中间摆着一张长沙发，似乎很不协调。这两把扶手椅正对着客厅里的落地玻璃推拉门。卡纳达跷着二郎腿，坐在其中一把扶手椅上。左脚小脚趾旁边的那个脚趾甲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就像刚烤过的咖啡豆。

　　屋里只有卡纳达一个人。

　　“坐，”他对拉乌尔说。

　　出了后门有个铺有地砖的停车场，蒂克从靠近后门的一个房间里慢慢走进来。他说：“一切都好吧，老板？”

　　“嗯，你自己找点东西吃吧。”

　　蒂克举起两根手指从右胸前滑过，做了个敬礼的姿势。拉乌尔猜这是“遵命”之类的意思。蒂克转身时凉鞋与地板摩擦发出一阵很刺耳的声音，然后他便啪嗒啪嗒地向厨房走去了。

　　“我找不到她，”卡纳达说。“坐过来吧。”他指着身旁的椅子。“想喝点什么吗？”

　　拉乌尔挺想喝的，但还可以等一等。你找不到谁？这问题却是他迫不及待想弄清楚的。他说：“不了，谢谢。”

　　他觉得U.P.诺思应该不止三十五岁了，也许已经四十了。这男人肤色很白，一头乌黑的鬈发，不过很显然他没有躲开沙漠里的强烈日晒。他很强壮，但不是健身房里练出来的那种，而是拥有私人教练，经常打网球锻炼出来的那种强壮。

　　拉乌尔忽然觉得自己了解这个男人，至少了解像他这种男人。在博尔德的一些聚会上，他也遇到过这种自鸣得意，骄傲自大的人，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干的那些事你连听都没听说过。”U.P.诺思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那种游手好闲、靠父母供养的浪荡儿。但拉乌尔警告自己诺思不简单，绝非一眼就能看透。

　　拉乌尔觉得有胁迫感了吗？目前他还没感觉到。

　　他的血统？一定来自美国的东北部。不过还不止这些，掺杂了一些法国血统，还有其他一些什么。会不会是东欧血统呢？还是犹太血统？拉乌尔不能肯定。他不知道自己手中的线索是否足够。

　　拉乌尔坐了下来。“你找不到她？我的妻子？”

　　三道玻璃推拉门在夜空下敞开着。但因为是推拉式的，门的一半还是被玻璃挡着。拉乌尔在清风房车里出的一身汗还没干，挤在蒂克的大众车里又是一身汗，直到现在浑身还是湿漉漉的。那晚，在这广阔的沙漠里，没有一丝风吹过。

　　“我喜欢这样的温度，”卡纳达好像知道拉乌尔在想什么似的。“我讨厌空调。”

　　拉乌尔及时意识到他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决定不再追问。诺思讲话时并没有对着拉乌尔，而是对着玻璃门中拉乌尔的影像。拉乌尔转移了一下视线，发现在玻璃中招待他的这位主人的影像背后是个黑漆漆的大窟窿，接着他就这样对着玻璃说，“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杯啤酒，谢谢。”

　　卡纳达大声说：“蒂克？给我们的客人来杯啤酒。”

　　蒂克来了，又走了，留下一瓶长颈库斯啤酒该啤酒厂建于上世纪初，现在排名全美第三，全世界第七。，很快就有水珠沿瓶壁淌下，比拉乌尔的汗还多，不久就在桌上留下一圈圆圆的水渍。

　　“你喜欢这儿的沙漠吗？”卡纳达问。

　　“我在地中海长大，”拉乌尔间接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现在住在山区。”

　　“我是在长岛长大的，离琼斯海滩位于纽约州长岛。不远。不过我更喜欢这儿的沙漠。”

　　“个人偏好问题，”拉乌尔说，“很个人的东西。”

　　诺思把这话细细玩味了好一会儿。“我们也做些迎合个人口味偏好的蠢事，还得循环往复地做。就像日出日落、阴晴圆缺、潮起潮落。你打高尔夫球吗？”

　　“偶尔会打。我打得不好，”拉乌尔回答。

　　诺思笑了。“虚伪的游戏。打高尔夫……在

　　做买卖时……和尊敬的贵族，和女人们在一起……我一直很擅长加击非正式比赛的高尔夫球游戏中，由于击球不好特允许再多打一次，但不为得分，尤指在发球处进行。。我……

　　很珍惜‘重复’到来的机会。就像我最好的工作都是在‘重复’中完成的。”

　　“重复？”

　　“那些重来的机会。重做一次。这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必须学会的。必须学会。不过这在打高尔夫时不怎么有用。从一次发球到下一次之间，很难学到些什么。如果你加击时比第一次表现得好，可能只是撞大运。应该只是撞大运。然而，生活中这种重来一次的机会却是很少的。这样的机会让明智的人有时间调整适应，同时他们也因此心存感激，充分把握第二次机会。你事业有成，肯定明白我说的‘重复’是什么意思。所有我遇到过的成功人士都知道好好利用‘重复’。”

　　啤酒瓶被放回桌上时，瓶中的酒一下子从贴着标签的地方下降了三分之二那么多。拉乌尔终于喝痛快了，他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想我还是懂一点‘重复’的。”

　　“雷切尔就是我的‘重复’之一。”卡纳达紧紧盯着玻璃里的拉乌尔，就像一个壮汉握手时，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不放，但他盯得太久了些，给人感觉就好像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这么做而已。“她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拉乌尔觉得是时候把黛安娜再次引入谈话中了。“我妻子是一个心理医生。我从她那儿知道了一些事。”

　　诺思点点头。拉乌尔觉得这个意思是说，“随便怎样，我可不在乎。”

　　“我母亲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小到大，我一直看着她干些疯狂的事。谁也帮不了她。一个人也没有。人们嘲笑她，有些人没法远离我们，就占我们便宜。最后她跟一个在摩托车族酒吧里遇到的混蛋远走高飞了。那个男人陪她一起回家，卷起一些东西就走了，说是很快会回来。但我再没遇到她。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愿去想她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拉乌尔感觉这段谈话已铺垫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直奔主题。“那么，对雷切尔来说，你就是决定她后来命运的人？”

　　“这就是‘重复’。当‘重复’回来时，你得到了另一次机会。并不总是如此，但有时会发生。当你获得这种机会时，把事情做对是很重要的。老天爷正看着呢，他会记下来的。”

　　“你在照顾她吗？”

　　“我只是保护她。这不同。没人可以阻止她发疯。这点我小时候就得到过教训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疯狂是因为他们脑子里最细的神经都缠在了一起，这些是我们根本无法想像的。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伤害她，我也只能做这些。只能做这些。我要让这些人知道，如果他们想找她麻烦，得先过了我这关再说。城里的人早已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来的还需要点教训。这本来是我想为我母亲做的事。”

　　卡纳达把视线的焦点从屋内移向了屋外，从拉乌尔的眼睛转向了沙漠茫茫的夜空中，在玻璃里，拉乌尔一时看不清他的眼神了。

　　“你真慷慨，”拉乌尔边说边怀疑自己的感觉是否正确。

　　“是吗？”

　　拉乌尔不想在这点上多加争论。他善于改变辞令，于是模仿这位主人的口气说道：“最近有人找她麻烦吗？”

　　“从城外来的人很多。这些人一向不受欢迎。我们必须插手。”

　　拉乌尔听出一些暗示：黛安娜是从城外来的。他决定摊牌。“我的妻子黛安娜飞去拉斯韦加斯找雷切尔。她有些问题要问雷切尔，关于她那个失踪的女儿。我敢肯定你是知道这件事的。她还没和雷切尔见面，就在威尼斯酒店赌场那一层失踪了。那是星期一晚上。我很担心她，非常担心。我想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我很乐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诺思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威胁，言语中带着一丝辛辣，他说，“你乐不乐意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除了一件事，拉乌尔？我可以叫你拉乌尔吗？”

　　“当然可以。除了什么事？”

　　“这不完全和你妻子有关。”

　　拉乌尔听出了要挟的意味。他少说了几句，提醒自己既不能退缩，又必须明白所有好牌都在卡纳达手里。“好的，”他回答。

　　“听着，我已经说过了，我找不到雷切尔。你感觉到‘重复’了吗？你感觉到了，我也是。”他撅着嘴，呼出一口气。“因为找不到她，所以我很不开心。拉乌尔，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是不是？你和我？在‘找不到雷切尔就不开心’的船上？”

　　“是这样吗？”拉乌尔问。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拉乌尔凝视着主人的眼睛，好像就要钻进他的眼眸似的。他感觉到了什么，于是快速瞥了一下手中剩下的几张牌，全都打了出去。“星期一晚上，黛安娜被两个男的带出了威尼斯酒店赌场。那些是你的手下吗？”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玛丽娜给他的不怎么清晰的监视器截图，摊平，递给卡纳达。

　　“你觉得他们是我的人？”卡纳达快速扫了一眼，照片上三人正一起走出威尼斯酒店赌场。

　　虽然拉乌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说的话充满挑衅的意味，但还是说了，“我是这么觉得。”

　　“如果他们真是我的人，你早就是具尸体了。你感觉自己死了吗？”

　　“我承认我一直很好。”

　　卡纳达笑了。沉默了半分钟，他接着说，“他们不是我的人。”他用拇指和食指夹起照片，把照片正面转向拉乌尔。“你不认识那个高高的家伙了？这真让我惊讶；你看起来观察挺敏锐的啊。”

　　拉乌尔弯下身，朝那个高个子瞟了一眼。“我认识他吗？”

　　“我听说你管他叫‘霍华德牧师’。”

　　“什么？妈的。他的头发……”

　　“那不是真发。也许从纸牌游戏里赢来的。”

　　拉乌尔参与过无数次谈判，有些甚至涉及上千万美元。每笔生意他都跟着直觉走。靠着这样的直觉，即使一片黑暗，他也能摸索出前进的方向。“你没有让霍华德带走黛安娜？”

　　卡纳达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你认出另一个了吗？”拉乌尔问。

　　卡纳达又飞快地朝照片扫了一眼。“如果我承认我认识，那又怎样呢？”

　　拉乌尔上钩了。“如果黛安娜一切都好的话，我发誓我会——”

　　卡纳达伸出左手，示意让拉乌尔停下。“不，朋友。不是的……不是的。只有我才能假设。你根本没有假设的余地。这两人并不替我办事。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对谁做了什么。对你来说，这就意味着没什么可假设了。我们之间的事清楚了吗？”

　　不，拉乌尔心想，但嘴上还是说，“清楚了。”

　　“好极了。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我承认我确实认识他们，会怎么样呢？”

　　“我会很感激你的帮助，”拉乌尔说。

　　“有多感激呢？”

　　卡纳达是不是想敲诈一笔？这个念头在拉乌尔脑中一闪而过。他回忆起在车里时蒂克的忠告——什么都不长久，除了人。那是他一直说的话。这样看来，卡纳达应该不会向他索要报酬。拉乌尔说：“我会真心感激你。感激到你以后再也不必处理这事。”

　　“永远？”

　　“永远。”

　　“如果你碰巧遇到雷切尔了呢？”

　　“那还用说，我会让你第一个知道。”

　　他轻轻地拨动照片。“这个家伙？和霍华德一起的这个？比你妻子在城里早出现一两天，他跑到雷切尔的公寓找她，但是没找到，于是便开始四处打听怎样才能找到雷切尔。霍华德向我们通报说这个家伙去了教堂。现在看来，霍华德在同时讨好两边。这个游戏真比纸牌还难玩——即使霍华德现在还没后悔下注，他很快就会的。后来我们就开始留心这个新来的人。有段时间我们曾失去了他的音讯。后来又找到了他，可最后他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真是件伤心事。”

　　“恶性交通事故？”拉乌尔问。

　　卡纳达装出很同情的样子。“在山区开车的时候，判断失误拐错了弯。他的车挂的是科罗拉多牌照。蒂克？”他召唤道。

　　蒂克拿着一块吃了一半的冷比萨急匆匆地冲进来。嘴里塞得满满的。卡纳达指着照片。“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蒂克瞥了一眼照片，然后看看拉乌尔，咽下嘴里的东西后说，“我也许能找到。”

　　“那带我们的朋友去吧。”

　　“晚上能不能找到我就没把握了，老板。不过你让我去的话，我一定尽力。”

　　卡纳达用修过的指甲轻轻敲着椅子扶手。“给拉乌尔找张床过夜，再准备些干净的毛巾和食物。你可以明天早上带他去。拉乌尔，这样可以吗？”

　　“可以。”

　　“你不介意我把这个留下吧？”他拿起照片。“我想让霍华德看看。”

　　62

　　星期六早上萨姆要到我家和我一起去晨跑，他来之前，我早已浑身疲倦，却久久无法合眼。冬天就是这个样子，虽已是黎明，天还是黑漆漆的，卧室里也冷得让人不想钻出温暖的被窝。我等着，直至听到送报人那辆道奇大马力车的隆隆声渐渐靠近又离去，看到第一缕阳光射进房间，我才很不情愿地又开始忙碌的一天了。

　　连我家的狗都以为我疯了。埃米莉朝我呜咽了几声，但它懒得起来看我究竟要干什么。安维尔的耳朵似乎也突然失灵了，一点儿都没注意到我的动静。

　　我勉强自己喝了几口水，不知是劳伦还是韦弗放了些羊角香蕉在水果盘里，我想都没想拿起一根剥了吃。香蕉还没熟透，剥起来不是很容易，皮都被我扯断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和一根变种奇基塔香蕉较劲。

　　怎么办：只好把这该死的香蕉放回盘里。

　　忽然，我好像听到门外小路上有汽车声，便从前门偷偷向外看了一下，这时是7：25。不是萨姆。我希望他决定暂停一次晨跑，或者干脆睡过了头。清晨只有华氏15度，在这样的条件下跑步，就和吃生香蕉一样让我没胃口。

　　7：30了。萨姆还没来。外面又响起汽车声，我开始祈祷，“休息一次吧，萨姆。今天就别跑了。”但这时，萨姆已经把车开到了门外小路上。他穿了一套精美的运动服，脚蹬一双崭新的软底运动鞋，从切诺基里爬了出来。他的呼吸又长又深，在嘴边变成白雾。劳伦昨晚说的那些话的确很有道理，直到现在我仍这么觉得，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告诉萨姆些什么来帮助黛安娜。我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幸好萨姆救了场，“咱们先活动活动筋骨。我要告诉你有关搜查地道的事。”

　　多伊尔家的地下室就是地道入口，接着以很陡的角度一路往下延伸至米勒家的扩展式地基基脚。轨道和滚轮的装置也随之延伸到这儿，然后就可以看到一根直径约为两英尺的转轴垂直通向米勒家的槽隙。一块一英寸厚的夹板正好盖住轴顶，夹板上用高强度工业粘合剂粘附着大量泥土。

　　即使有人闯进了这个槽隙，也不会发现这项工程，因为两堵基础墙之间铺着一块被细细打磨过的黑色塑料板，把这一块地方遮得严严实实。这块塑料板用来吸收科罗拉多土壤中常见的天然氡，这样这些气体被排放到室外，就能保护屋里的住户不会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而使肺部受到影响。

　　通过地道进入米勒家的设计很有创意。在最靠近转轴的角落里，一块假基石连着基础墙的顶端。塑料板被人从原来的基石上拿了下来，连着那块假基石，这样很容易就可以抬起塑料板，往后翻转露出那儿的地道入口。如果闯入者准备回到隔壁的多伊尔家，他只需把假基石搬回原处——这样塑料板也会回到原先的位置——然后把转轴上面的夹板盖上即可。

　　如果只是粗粗检查一下米勒家的槽隙，连地道的蛛丝马迹都不会被找到。萨姆下到槽隙时，也花了好几分钟才搞清楚这一整套玩意儿究竟是如何操作的，何况之前，他已经大致知道了地道出口在米勒家的位置。而找到地道出口的惟一线索，据萨姆所说，只是因为塑料板上的尘土有一丝划过的痕迹。

　　比尔·米勒对地道的发现感到很惊讶，也表示自己并不知情。由于萨姆已经把修改过的搜查令送到他的家门口，他在这件事上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很合作地让警方进入他家的槽隙进行搜查。

　　同时，比尔把事情联系到一起，很快就推测出了什么。“多伊尔在哪儿？”比尔问。“你们这帮人和他谈过了吗？他被逮捕了吗？谁能把事情告诉我！他知道马洛里在哪儿吗？”

　　萨姆的手段很高明，允许比尔在搜查时留在他身旁——他想监视比尔，但也不会完全相信比尔的举动。“他知道地道在那儿，”萨姆告诉我。“也许他还知道多伊尔已经死了。”

　　“他知道地道的事？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当你和足够多的人面谈过后，你就会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撒谎。梅丽尔·斯特里普著名女影星，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对我撒谎后可以成功地瞒混过去，阿尔·帕西诺好莱坞男影星，曾获第六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大概也行。安东尼·霍普金斯影、视、剧三栖演员，曾获第六十四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面部表情绝对能骗到人。但比尔·米勒呢？他根本无法与那些弗拉提伦的演员相比。对于这点，你在工作中也应该很有体会。”

　　事实是，我的病人经常对我撒谎却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我经常会因为轻信别人而陷入尴尬处境。为此我想找借口说服自己：病人们向我撒谎时其实也在对他们自己撒谎，这就是我没能揭穿他们的原因。

　　其实真相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太好骗了。我说：“没错。”

　　他咯咯地笑个不停。“就和我说的一样。一模一样。”

　　我问：“说到上当——贾里斯·斯洛克姆把他负责调查的那部分全都搞砸了，不是吗？”

　　萨姆点点头。我本以为他会为斯洛克姆辩解，不过没有。他说：“如果你再问一次的话，我也许会否认，不过斯洛克姆的确从未注意过米勒的邻居。斯洛克姆一开始在钱德勒家没查到什么，于是之后的询问他全都采取了电话的方式——可恶的电话——而不是面谈。”萨姆顿了顿，做了个鬼脸仿佛自己长了颗蛀牙。“而且他从没上报过他手头的资料。”

　　最后一点简直让我不敢相信。萨姆在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博尔德警方从未在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的数据库里核查过多伊尔·钱德勒的个人详细资料。

　　“他从来没有上报过他手头的信息？如果他报过的话，圣诞节后一两天你们就会盯上多伊尔，对吗？”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可能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对马洛里来说会有很大的不同，也许对黛安娜也是，”我说。这已是保守的估计了。

　　“那只是本来和可能。”

　　萨姆似乎并没有为支持过贾里斯·斯洛克姆而感到懊悔。我希望他懊悔吗？我想是的。看来，在包庇贾里斯这件事上，萨姆的一帮同事都有份。“什么意思？”我问。萨姆不在看我；他正注视着自己和猪腰部差不多粗的右腿腿肚子。

　　“贾里斯现在正和上司们开会。他们想找法子解决这事，同时又不影响部门声誉。但无论如何，结果对贾里斯来说都不太妙。”

　　我回想了一下自己在太阳花饭店吃饭时所目击的一切。“是酗酒的缘故吗？”

　　“这只是一部分，”他终于把视线从腿上收了回来。

　　“你还知道其他的原因吗？”我说。

　　“他妻子在一年前离开了他，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夺走了孩子的监护权。受到这次打击后，贾里斯对律师和心理健康专家逐渐产生了一种憎恶感，这你可能也会想到。那天晚上，我们本不该派他去汉娜·格兰特办公室的，但这已是后话了——谁又知道之前他已经和精神病医生还有律师们纠缠上了呢？”

　　“听起来他的上司本该了解一切，制止他的行为。你包庇他。达雷尔·奥尔森也是。”

　　“这是从谢丽离开我后才开始的。尽管我一向不喜欢他，可还是有点同情他的遭遇。我想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弄清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帮他隐瞒错误，所有人都这样做。因为这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艾伦。很有可能同样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你身上。贾里斯的事你想好了吗？我还有其他事要告诉你。”

　　“萨姆，之后的第二天，他又喝了一晚上酒。”

　　“喝了几瓶啤酒而已。”

　　“他猛灌啤酒，就像刚跑完马拉松，猛灌佳得乐一样。”

　　“然后呢？”他说。话里带着点挑衅意味。

　　“然后什么？”

　　“你又来了，艾伦。”

　　“我怎么了？”

　　“警察也是人。你知道吗？我们也有困难。有时能处理，有时则不能。就和精神病医生或者教师一样。每个人都如此。贾里斯·斯

　　洛克姆把事情搞砸了。这是偶然。人们对他的过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达雷尔·

　　奥尔森这样的好人都这么做。斯洛克姆利用这点放纵自己。这也是偶然。忘了这件事吧。没人知道他对多伊尔·钱德勒的调查敷衍了事，也没人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萨姆朝我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没有比这更像标点了。我把它理解为一个句号。

　　我说：“好吧，我问完了。”

　　“聪明。说到昨晚搜查时我们发现的新线索，有条和鲍勃·布兰特的右手食指有关。”

　　“哦，见鬼，”我说。

　　“是啊，”萨姆说。“见鬼。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了他的指纹，在马洛里从她家失踪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又发现他的车从车库离开，而这个车库属于地道另一端的那户人家。这样看来，情况似乎对他不太有利。”

　　“通告贴出去后还是没用吗？”

　　“他的车很少见。照理应该不难找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找到。我想可能正停在某个车库里。只要鲍勃还在用，我们迟早会找到的。晚一点，我们要去鲍勃在斯普鲁斯的那个家，这次带上搜查令。我们要去验一下那儿的血迹。”

　　“我很想知道结果。”

　　“嗯，我也一样。”

　　“代我向詹尼弗问好。”

　　“詹尼弗？”

　　“那个可爱的孩子呀？就是想去克莱姆森的那个呀？”

　　“我一定把你的问候带到，”萨姆略带几分揶揄地笑了。

　　63

　　跑步时萨姆不怎么说话，我也一样。我正在科罗拉多刺骨的寒风里进行心血管锻炼，我的肺部正在努力适应被迫吸取足够多的氧气。萨姆说了开跑之后，足足1/4英里内他都没再咕哝什么，一直紧跟着我。突然，他奋力几步超过了我，说，“新消息。”

　　我以为他在问我有没有黛安娜的音讯。我轻轻拍了拍衣袋，“没有。我带着手机呢，拉乌尔打过来的话随时都能接。”

　　“我不是说这个，我有些新消息要告诉你。关于那个邻居的。”

　　“多伊尔？”

　　“你很快就会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多伊尔·钱德勒是个冒牌货。他盗用了别人的身份。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哦，应该说生前是谁。”

　　“你在开玩笑吧。”其实我明白他没有。

　　“那个多伊尔·钱德勒的社会保障号并不是他本人的，其主人，也就是真正的多伊尔·钱德勒早在1967年就在弗吉尼亚的罗阿诺克死于一起车祸，同在车祸中丧生的还有他父母雷内和丹尼斯。当时他才六岁。住在米勒家隔壁的那个男的盗用了这孩子的身份。他已经用了十六年。”

　　“那这具尸体到底是谁？”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多伊尔”。

　　“暂时还不知道，也许永远都没法知道了。虽然他的科罗拉多驾照上有他的食指指纹，但掌纹和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记录。国家犯罪信息中心也没有任何记录。”萨姆顿了顿，喘了几口气，继续边跑边说。“在发现尸体前，野兽们几乎吃掉了尸体所有的指尖和大部分脸。我们无法从剩下的部位采集到可用的指纹。当然还有他的牙齿，但这个男人好一阵没看过牙医了。”

　　“那他家呢？那儿应该有指纹。”

　　“技术人员对此不抱多大希望——他搬家后，每个角落都经过专业清理过了。不管怎样，得找些东西与之相匹配。”

　　“这个案子，”我说。

　　“跟我说说这个案子，”他同意了，退到我身后。

　　五分钟后，在小区上方的山脊最高处我看到一辆没有装前灯的私家车朝通往我家的泥路交叉口驶去。我认不出那是辆什么车。只知道是辆通用车，颜色很浅，四四方方的，看上去至少开了十年。难道是邻居阿德里安娜家的新保姆？有可能。我一直看着这辆车转入我家门外的那条小路。我还想继续观察它的动向，但我们已经翻过山脊的最高处下坡了，所以我看不到它究竟要去哪儿。

　　萨姆在下山时超过了我，并在最后1英里时开始加速。跑完后我精疲力竭，他看起来也气喘吁吁的。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慢跑了。“进来吗？”我问。“我给你弄点早饭。”

　　我四处张望，寻找那辆通用车。可它既没停在我家，也没停在阿德里安娜家那儿。

　　“我得去忙了，”萨姆说。“西蒙和谢丽在一起。”

　　我继续思量着萨姆所说的“多伊尔是个冒牌货”，但也想不出什么，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萨姆的暗示——他怀疑鲍勃与马洛里失踪案大有关联，然而对此，我也没理出什么头绪。鲍勃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我以前遇到的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对我来说，无论是鲍勃还是别的什么人绑架了马洛里，都如同一个娈童癖患者闯入了老年人家里，完全是天方夜谭。

　　“你不再认为是马洛里自己跑的了，对吗？”

　　萨姆说：“我反复想过。如果她是逃跑的话，似乎有人帮她离开了家。如果不是，我们又遇到另一个不同的问题。那个邻居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是他带走了马洛里？是他帮助了马洛里？卡马罗车的主人鲍勃又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呢？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似乎他难逃干系。我只是不知道具体情况。我还是想知道多伊尔最初挖地道的原因。他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进入米勒家呢？”

　　这对我来说很明显，嗯，显而易见。“他住在隔壁。人们有时把孩子当成猎物，萨姆。也许他对马洛里着了迷。”

　　“一个偷窥狂？这就是你的结论？”

　　“我想比这更严重。”

　　他皱起眉头。“那为什么要挖地道呢？”

　　“做他要做的事情呗。这是达到他目的的途径。”

　　“这他妈的也太危险了。那栋房子里住了三个人。如果他为了得到那个女孩而在那儿逗留的话，肯定会被抓住的。地道派不上什么用场。要偷窥隔壁的孩子有很多更简单的方法。”

　　“也许等晚上他们都睡着后，他通过地道进入米勒家。”

　　“难道还有喜欢看女孩子睡觉的性变态？”萨姆问。

　　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萨姆剩下的那点天真还真的让我没法预料。

　　“有些性变态什么都喜欢。”

　　他做了个表示停止的手势。“我不想听这些。”

　　我在想多伊尔家地下室里的那个家庭影院。那些一流的电子设备。“多伊尔有没有在米勒家装监视器呢？比如在马洛里的房里藏个摄像头？或在浴室？或在其他类似的地方？”

　　“我们检查过了。常用设备都没被做过手脚，阁楼也没问题。没发现有什么小洞打在很奇怪的位置。什么都没有。米勒家连一条多余的电线都没有，更不用说一条穿过地道通到多伊尔家的电缆。也没有发报机。即使多伊尔确实装过监视装置，他在搬走时也应该全都拆走了。”

　　我想了一会儿，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到了一些基础的东西上。基础心理学。一个人过去的行为最能预示出他未来的行为，或许也是惟一的预示。我说：“偷车贼偷车？抢劫犯抢银行？”

　　萨姆看我的眼神就像一下子发现我是个弱智一样。“是啊，还有心理学家问愚蠢的问题。”

　　“我们对多伊尔·钱德勒到底了解多少？”

　　“不多，”萨姆承认。“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他是被开枪打死的？”

　　“没有，你没提起过。”

　　“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在耳后稍稍偏上一点的位置。皮肤上没有灼伤的痕迹，开枪的人应该离得不是很近。子弹似乎是.38毫米口径的。第二、第三发子弹射向了他的背部。但这只是为保险起见补的两枪。第一发子弹击中多伊尔时，他就被解决了。”

　　“有哪几个嫌疑犯？”

　　“卡马罗车主鲍勃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不愿听到的。于是我又把话题转回到多伊尔身上。“萨姆，你知道了多伊尔的另一项罪行：他盗用身份，”我说。

　　“是呀？”

　　他知道我要说什么。“你想知道挖地道的动机。现在就告诉你。”

　　“多伊尔潜入米勒家，是要为自己捏造一个新的身份吧？”萨姆说。

　　我欣慰地发现，他回答的语气已经相当肯定了。

　　“还有哪儿比这更好吗？假设白天比尔和孩子们各自去上班、上学，多伊尔就趁机而入。他可以掌握这栋房子里的一切。包括比尔摆放在各处的个人档案、财政记录、工作材料、计算机文件、电子邮件，也许还有密码，就像是专为盗用身份者开了家沃尔玛超市美国著名连锁零售店。。有了地道，他可以不慌不忙地填满每个空当，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

　　“是四处掩藏。比尔会把四处都掩藏好。而不是四处摆放。”

　　我笑了。“你给我上这堂免费英语课是不是意味着我其他部分都答对了？”

　　“也许吧，”萨姆说。虽然已经歇了几口气，他还是把手搭在屁股上，就像个精疲力竭的运动员，然后瞪着我，突然不再吝啬自己的评论。“第一次是我们搞砸了。八年前那件事？我们的确搞砸了。我才不在乎我们小心维护的公众形象呢，该死的真相就是我们搞砸了。知道吗？我不想把这次也搞砸。如果你知道什么能帮我找到那个小女孩，请一定要告诉我。生活中重来一次的机会不多。现在我有了一次。我们需要救赎自己。”

　　自八年前那个小女孩死后到现在，我从没听到萨姆对执法部门做过如此无礼的评论。“好吧，我答应你，”我说道。

　　“答应是指你的确有什么要说，还是你理解我的意思了？”

　　我有什么要说吗？即使有，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说：“是指我理解了。”

　　他朝那辆切诺基走了过去。“我不需要你的理解。”

　　64

　　看着萨姆逐渐消失在这条满是灰尘的小路上，想着他刚才说的话，我迈开步子往家走。刚要踏进家门，就见一辆方头方脑的车子朝我开来。车子沿着小路行驶了大约一百码后，在路边的停车道上停了下来。

　　这就是我早些时候看到的那辆通用轿车。此时太阳已经露出了地平线，阳光照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被反射回去。从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看去，我终于可以看清这是辆土黄色的车。马达罩上的标志告诉我，这是辆凯迪拉克。

　　我把双手塞进胳肢窝里好暖和一下手指，站在一边静静等待。

　　一个男人从驾驶座上爬了出来，双手插在口袋里，朝我走来。

　　是鲍勃·布兰特。

　　即使在一百码外，我也能认出那件粗斜纹棉布夹克。此刻我只是在想：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有人去过我家，”他走到离我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压抑，也没向我打招呼。

　　难道就没什么新消息了？

　　“我知道，”我说。我的结论是多伊尔把鲍勃家给砸了，但我没有说出来。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他问。

　　这就是鲍勃出现在我家的原因。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泄露了他的秘密，所以他来惩罚我了。不过这很公平，我的确这么做过。“鲍勃，你好，”我又顿了好一会儿重新组织语言。“我一直很担心你。”

　　“为什么？”

　　鲍勃的“为什么”是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问的问题，但问得很真诚。神经紊乱使他对“关心”的理解只停留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至少对各种人际关系的理解也是如此。

　　“我一直都没你的消息，还以为你……有危险了。”

　　“哦。”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我去了一些地方。你知道出什么事了吗？谁到过我家里？”

　　“你还好吗？”

　　“累死了。开了一晚上的车。”

　　“你一个人过来的？”

　　他转过头，看着那辆车，好像要确认一下。“是啊。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我让你别看的。你应该看到我写的字条的。”

　　“我说过，你让我很担心。我想反正你还是希望我看的。不然你也不会把它给我了。我们可以谈谈你写的这些东西。”这是心理医生的谈话方式，不过碰巧也都是实话。

　　“我才刚开始写。这只是个故事。”

　　“但地道那部分是真的。”

　　他咽了一下口水，目光开始迷离，有点惊慌失措。然后他挤出一个词：“那又怎样呢？”

　　鲍勃的回答就像小孩子逞强，仅此而已。

　　“我现在怎样才能帮到你呢？”我问，继续扮演医生的角色。

　　他对我主动提供帮助感到很惊讶。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问得好。”

　　他后退几步，我担心他在心理上也退却了。我本能地想给他台阶下。“那是你的车吗？”

　　他看着那辆凯迪拉克说：“是我母亲的。”

　　你母亲的？鲍勃在开玩笑吗？我不能肯定。“你喜欢这辆车吗？”

　　他又朝我这儿望过来，但目光越过我，落在远处的收费公路那儿。许久，他才说，“动力强劲，性能也不错，很舒适，而且才跑了十四公里。”

　　“不如你那辆卡马罗好看呀，”我说。

　　“差不多，”他说。“基本差不多。”他用嘴唇发出一种很陌生的爆破音。“也许你可以帮到某个人……我知道你可以。”

　　“是你的一个朋友？”我问。请告诉我马洛里平安无事。

　　早不叫晚不叫，埃米莉偏偏挑在这个时候发作了；它显然意识到有个陌生人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而这是它的地盘，它的地盘已受到侵犯。埃米莉那凶猛的吠叫声——即使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也把鲍勃吓得连退几步。

　　“不用怕，它不会怎么样的，”我说。

　　“我不喜欢狗，你知道的。”

　　我想我并不知道。“它会待在里面的。鲍勃？”我沉默了一会儿，直到他注意我，才接着说道，“警方正在找你。他们想和你谈谈有关马洛里的事。我想你得找个律师，然后和他们见次面。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个律师。”

　　“嘘，”他说着，又微微地半摇头。

　　我有一种奇怪的欣慰感，我终于找到些东西能和萨姆分享了。我说，“你应该明白，无论你打算做什么，我都会告诉警方你来过这儿。”

　　他一头雾水。“这是……规定吗？你一定得告诉他们吗？”

　　“不是。这可能会违背某些规定。但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

　　他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想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你可能有危险。多伊尔死了。”

　　“没有，他没死。”

　　好吧。争辩也没什么用。“警方要和你谈谈。”

　　“我没有做错事。”

　　“那就好。我来帮你联系律师。”

　　我的手机响了。我从口袋中掏出手机，看了看号码：是萨姆打来的。我说：“不好意思。等我一会儿。”接着便走开十几英尺。“喂，”我小声地说。

　　“在开出你们小区的那条路上，我的车与一辆凯迪拉克戴维利车——我们慢跑时看到的那辆——擦肩而过。我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于是就通过数据库查了查。那车的违章传票已经过期了，车主名叫维娜·布兰特，她住在……”

　　“我知道。”

　　“他在你那儿？”

　　“是的。”

　　“一位代理治安官正赶往你那儿。我很快会跟上。”

　　我转过身。鲍勃正径直走向那辆凯迪拉克。“别走，”我大声叫。

　　他跳上车，在尘土中一个急转弯，技术娴熟得就像每周末都练习驾驶一样，很快便开走了。

　　此时，一阵狂风从西边刮来。我一时没准备，差点儿被风掀倒。正如刚被打的人总想看看打他的是谁，我好不容易站稳，立刻往山那边望了望。天气预报说得没错，奇努克风真的来了；远处大陆分水岭那边的冰霜被风吹散，给弗兰特岭套上了一件雪白的外衣。

　　我站稳后打给萨姆，但没人接。一直等到代理治安官和萨姆开车到了，我才告诉萨姆刚刚发生的事。我多么希望这天可以重新开始。

　　这个星期六早晨，劳伦正打算带格雷斯出去逛逛，最后她决定两人一起去弗拉提伦买衣服。如果晚些时候风不大的话，她们准备来个母女自助游，去一些在格雷斯看来是个大秘密的场所玩玩。我一上午都在等拉乌尔和萨姆的回音。但没等到。为了打发时间，我写了几篇拖欠已久的稿子，做了些家务活儿。一切弄妥之后，我跳上车，向西开了几公里，到了办公室，准备与比尔·米勒见面。

　　对于这次见面，我并不十分期待，甚至有点希望他会因为奇努克风而取消这次约定。

　　65

　　比尔在等我。

　　他停车的地方离那扇从办公室通往后院的门不远，黛安娜也经常把她的绅宝车停在那儿。他站在汽车的两盏尾灯之间，背靠行李厢，双臂抱在胸前。一月份的太阳早就落到西南的山下了，东西要是没拴牢，就会被狂风一下子从城西吹到城东去。用不了多久，奇努克风也会把我们这个已经摇摇晃晃的车库从市中心的这一边吹到另一边去了吧。

　　我把车并排停在他旁边——比平时离车库远了几英尺——然后下车。我不喜欢他把车停在后面，也讨厌他不在前门那儿等我。

　　他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的”。

　　我选择为自己辩解。这样做明智吗？不见得。“比尔，我已经向警方保证过不说的。我想很快你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他点点头，也许想通了这点。“你在这些事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他问。“为什么昨晚你会在多伊尔家？还有之前那几次？”

　　他的声音在风中听起来比意念更为有力；我的声音却像往大海里吐口水一般很快就被吞没。“这和我担心的一些事有关，和我谈过的那个双重关系问题有关。”

　　比尔又点点头，似乎是听懂了。但我怀疑他根本就没听见我说话，更别提听懂了。点头应该表示别的意思。

　　“昨晚我们谈话时，你就知道多伊尔死了吗？”他问。我感觉他有了好多问题，准备一个个问我。不过，我又觉得他并不指望能从我的答案中听到什么新鲜事儿。

　　“比尔，和以前一样；我还是不能和你谈这个。我只知道无论如何，你明早一定会弄明白的。”

　　他突然转过头去，迎风凝望着西边的山脉。头发在脑后飘啊飘，看上去就像个卡通人物。“你知道我女儿在哪儿吗？”

　　这个问题一半是我听到的，一半是看口形猜的。“不，我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我说

　　。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问道，“你知道她在哪儿吗，比尔？”

　　“不知道。”

　　“那第三种可能是什么？那天晚上你曾经提到并非只有逃跑和绑架两种可能。”

　　“躲起来。”

　　“躲起来？躲什么？”

　　他突然快步走近我，吓了我一跳，距离近得让我不舒服。“生活，是的。她在躲避生活。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

　　事后再看，我那时就该阻止他讲下去。我应该走开。告诉他心理诊疗结束了，或者根本从未真正开始过。然后把我的执照给他当杯垫用。告诉他州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号码，委员会将严厉批评像我这样胡作非为的心理医生，对我做出相关的处罚。

　　但我没有。我依旧怀着一丝希望，希望比尔知道些什么可以帮我找到黛安娜。

　　“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天，”他开始叙述，“我下班回家，竟然发现多伊尔在我家，他坐在厨房的桌上喝啤酒。喝的还是我的啤酒。我的个人资料——文档、账单、支票簿，凡是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全都摊在他面前的桌上。”

　　“比尔，我——”我想打断他。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因为直觉告诉我应该让他停下来。

　　“我还没说完呢。”他眉毛一扬，长长地吐了口气说，“让我说完吧。我有权这么做。”我不自觉地后退几步。但他马上又向我逼近。“多伊尔知道我的一切。他说花了将近一个月来研究我的东西。文件、信件、纳税申报单、计算机文件、密码。所有东西。他知道雷切尔的事，知道她……精神上有问题。他知道孩子们的成绩和他们老师的名字，也知道我患有前列腺肿胀，低密度脂蛋白超标。我们家和街对面克兰德尔家有什么不同，以及每个私人生活细节，他都知道。”

　　我突然脑子一热，也没考虑是否合适，就想去安慰一下比尔，告诉他住在隔壁的那个多伊尔·钱德勒是假的，真正的多伊尔·钱德勒是个男孩，他和父母在1967年罗阿诺克的一场车祸中丧生了。我想安慰比尔：玩弄他的是一个手段极其高明的骗子。

　　一阵狂风卷着沙砾吹到了我的皮肤上。刚才的冲动也随之消逝了。

　　比尔接着说：“我很恼火。我问他在我家做什么。他只是大笑。我让他立刻滚出去，因为孩子们随时可能回来。他站起身，走到冰箱那儿，指着我们家的日历说，‘不，他们不会那么快的。里斯要练曲棍球，练到七点。教练通常很晚才下课，这点你很清楚。而且这次轮到凯尔的母亲开车去接他们了。上次途中她带孩子们去吃必胜客了，记得吗？这次很可能也会这样——弗兰妮一家都这样，慷慨大方，真是大好人。马洛里么，正在卡拉家学习。马洛里和卡拉这两个孩子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他知道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你花一分钟想像一下。试试看。想像一下这是什么感觉。他知道你所有秘密，所有隐私，所有见不得人的事。当你认为自己已经体会到这有多糟时，把这感觉加倍，再加倍。你就知道我的真实感受了。”

　　我试图感受一下这种非法入侵究竟给一个父亲带来怎样的感受。但无法想像。

　　一大块泡沫塑料越过围栏向西飞去，一头撞在比尔的汽车一侧。我连忙闪开；但他似乎对狂风视若无睹。我强迫自己好好观察他，尽可能看透他此刻的情感。我并不十分清楚他此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显然他的内心极易燃起对多伊尔·钱德勒的怒火。不过这种复杂的情感中，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无法触及。

　　“多伊尔调查了我所有的东西，之后，他又觉得仅仅盗用我的身份太亏了。他当然会想要钱，”比尔说，“很大一笔钱。”

　　“为什么不——？”

　　“——去报警？因为有些事我不能说。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我不能去报警。因为同样的原因，在马洛里失踪后，我发现了她的日记，但也不能上交给警方。”

　　“不能说的事？”

　　“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每个人都如此。对某些人来说，是些尴尬的事。甚至是耻辱。而对另一些人，这些事的性质则……更严重。几年前为了挽救家庭，我曾做过一些铤而走险的事。我矛盾了很久才做出这个选择。对我来说，那件事很严重。”

　　“关于雷切尔和卡纳达吗？”我猜想比尔的秘密也许与钱有关。但很快，我开始后悔自己不该妄作猜测，至少不该大声说出来。

　　“你知道吗？我不确定……没关系。我会告诉你。”

　　“比尔，这不是——”

　　“嘘。我还没说完。”

　　一瞬间，我从他身上感到一种威胁，但这种胁迫感很快便一闪而过，就像一个漂亮女人从你身边轻快走过，身上的香水味很快就闻不到了。我多么希望是自己误解了他的意思，其实根本没什么威胁。就算真的有，也把它当成幻觉，让奇努克风一起吹走好了。事后再看时，这么做是个错误。

　　“雷切尔的病几乎在经济上葬送了我们全家的幸福。很久以前我们去找你做咨询时，情况就已经很糟糕了，但之后呢？那年之后呢？天哪！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那些见鬼的婚礼就别提了，总是越来越多。总是。雷切尔去参加婚礼时病情才会好转，而且是好得多。她耳边那些声音不会那么频繁地响起，也没那么恐怖了。所以我只好填着这个无底洞，不断地为她置办全套行头、礼物和其他东西。这些都远远地超过了我的经济承受力。能抵押的都抵押了，信用卡也透支了。每个月我都要绞尽脑汁，拆东墙，补西墙。

　　“我准备宣告破产。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然而，雷切尔耳边又响起那些疯狂的声音，要她搬到拉斯韦加斯或者……”他停顿了片刻来回忆他妻子内心某个非常阴暗的角落。“那意味着她会需要更多的钱。我恳求她不要去，但她耳边的那些声音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就要失去一切了。房子、孩子和雷切尔。

　　“然后，我找到了一条出路。我的老板刚升为西部地区的经理——对他来说，这可是件大事。圣诞节前夕，他的妻子为他在弗拉格斯塔夫酒店开了个惊喜派对。那时很晚了，将近凌晨两点，我跟着老板的车沿贝斯莱恩公路开着，然后……”比尔摇了摇头，不愿相信似的。“我猜是他分心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个行人要从希尔赶往肖托夸，正在横穿贝斯莱恩公路。我离她只有一个半街区那么远，清楚地看到她头埋得低低的，把手插在口袋里御寒。这时，沃尔特的车撞向了她。

　　“她至少被弹出了一百英尺。后来我们得知她是个年轻的母亲，是位整牙医生。沃尔特甚至都没踩刹车，径直朝她开过去。我现在还记得她身体被撞飞时的惨状，有时还会做噩梦。

　　“毫无疑问，他把她撞死了。她当场就死了。”

　　比尔停了下来，我提醒他，几年前，他顺道过来感谢我帮助雷切尔时，就已经跟我说过那次交通事故的相关情况了。

　　“我没告诉你后面那部分。沃尔特惊呆了。他只是不停地嚷嚷，‘怎么了，比尔？怎么了？’我看到机会来了。我让他闭嘴，听我说。他几乎有些神志不清了，听了我的话。警察赶到时，我告诉他们我所看到的情况：一辆白色货车沿贝斯莱恩公路迎面开来。那女人突然从货车后面冒了出来。而我的老板不可能事先看到她。我告诉他们我就在老板后面，直到她被撞飞到半空中，我才看到了她。这完全不是沃尔特的错。我的故事讲完了。”

　　“你编造了一辆货车？”我问。

　　“当时是凌晨两点。我估计我是惟一的目击证人。我老板的描述也和我一致。这就行了。不是吗？检查出来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比法律限制标准还低那么一点儿，所以他没被警方拘留，不用罚款或者坐牢。升迁也没受到影响。他的家庭……也没事了。”

　　“你救了这混蛋？”

　　“我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他。我在拯救我的家庭。我告诉过你我豁出去了。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沃尔特。他很讨厌。”

　　“我不理解，”我说。但事实上我理解了。在我离开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前，她的暗示已经足够让我猜出剩下的部分。

　　“我知道沃尔特会很感激我。”比尔突然有点透不过气似的。

　　“所以你得到了提拔，”我帮他说完。“就是几年前你告诉我的那次？”

　　“是的，就是那次。我的薪水大幅上涨，后来又涨了一次。每年圣诞我都有奖金。这样已经有八年了。我有了份很好的工作，收入比我应得的要多得多。我终于赚够了钱，基本可以维持家里的收支平衡，并保证雷切尔在拉斯韦加斯的安全。”

　　“直到多伊尔·钱德勒出现在你厨房的桌边？”

　　“我保留着这件事的所有记录，以防沃尔特哪天和我翻脸。多伊尔潜入我家时，刚开始只是盗用我的身份，但是之后……之后他发现了我保留下来的所有关于沃尔特和整牙医生的材料、新闻剪报、便条和所有东西。他想通了我干了些什么，抓住了我的弱点，就立刻改变计划。他想好好敲我一笔。”

　　“要多少？”

　　“一开始他要一万美元一个月。后来我们谈好先定为五千。但我知道连五千我都维持不了多久。卡纳达要的钱也越来越多，只有我答应他的要求，他才愿意继续在拉斯韦加斯罩着雷切尔。雷切尔病得更重时，他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付给更多的人，这样才能让他们放过雷切尔。我还有什么法子呢？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已经陷得这么深了。

　　“多伊尔秋天搬了出去，并在市场上公布了房产信息。我想他也许是注意到我们家放钱的抽屉空了，你知道吗？他对我收支状况的了解程度，一点也不比我差。也许比我还要清楚。我以为——天哪，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还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但这时多伊尔又盯上了沃尔特，并且开始勒索他。沃尔特和我意识到他是为了不让我们找到才搬走的。我的老板很不开心。这种时候他可不好相处。”

　　天色逐渐变暗，尽管吹着暖风，我还是觉得一月的严寒有点刺骨。然而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比尔，你要不要进来？”我问。“要不坐着谈？”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好像还需提醒自己我们的确还在室外似的，然后他点点头，跟着我走向办公室的后门。进去之后，我打开几盏灯，坐在他对面，就像医生与病人一样。

　　我们真的是吗？有几分是，也有几分不是。但不是的成分更多。所有我一直坚守的职业准则都是为了避免医生对自身扮演的角色认识不清，就像我现在一样。这些准则同时也用来保护病人，使他们远离利益的纷争，而比尔正卷入其中。我真是把一切都搞砸了。

　　关键是，对此我并没有感到不安。

　　比尔一会儿交叉着双腿，一会儿又放开，然后突然站起，走到朝南的窗边。他背对着我，似乎正透过一片腀岑树的缝隙，目不转睛地看着太阳慢慢落下。我感觉他不知该如何继续说下去。我本该默默等待。但我没有。为了帮他重新开始，我决定先引导他，“你是不是在那时发现他挖了条地道？多伊尔出现在你家厨房里的那天？”

　　“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昨晚才知道了那儿有条地道，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条地道？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秒钟都没有。我以为多伊尔有我家的钥匙，也许他发现了我们藏备用钥匙的地方，或者不知怎地弄到了某个孩子的钥匙。是他故意引导我这么想的。因为他告诉过我不要装警报器，也不要换锁，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会后悔的。他每次这么威胁我时，都会提到孩子们。”

　　“他也威胁孩子们？”

　　“他曾经想过要这么做。不过我也警告他。我说，如果孩子们在家时他溜进来的话，我会杀了他。如果他敢和孩子们说话，我也会杀了他。我想他应该相信这话。”

　　她吓坏了。鲍勃这样形容过马洛里。她吓坏了。

　　这是否就是她害怕的原因呢？

　　“马洛里知道这一切吗？”我问。

　　“马洛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呼出来的气把他面前那块玻璃弄得模糊不清。“马洛里。”

　　我觉得他快哭出来了。

　　66

　　“从六岁起，她就没有开心地过过圣诞节。”比尔边说边凑近玻璃，“整整八年，从她长大到现在，大多数时候都这样。她讨厌圣诞节。”

　　“她很想念她妈妈。”这点黛安娜先前跟我提过。早在马洛里六岁那年，雷切尔就抵不住拉斯韦加斯婚礼的诱惑，抛弃了整个家庭。

　　心理诊疗中的基本事实：马洛里注定会失去圣诞节，无法挽回。

　　我想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马洛里坚持要去汉娜·格兰特那儿做心理诊疗：马洛里从六岁开始，就没有一个圣诞节是开开心心度过的。她不想因为过于思念母亲，这样备受煎熬地度过圣诞节，于是便跑去找汉娜。

　　“她很害怕，”比尔说。“每年感恩节一过，她就开始担惊受怕。”

　　害怕？鲍勃也是这样形容马洛里的。她很害怕。可为什么呢？

　　“害怕？”我问。每年在她母亲离开的那个日子，马洛里确实可能会有点焦虑沮丧，这很正常。可为什么会害怕呢？

　　比尔揉了揉眼睛。“她以为这个圣诞节又要这么过了。这几年，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法安慰她。”

　　雷切尔八年前抛弃了家庭。马洛里是不是害怕父亲也会像母亲一样弃她而去呢。难道这就是她的心结所在？“你说什么，比尔？马洛里以为又要出什么事了？”

　　他转过身，背对着窗户。脸又红又亮。“不知道八年前的那个圣诞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那时起，马洛里就开始担心那个男人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她。”

　　天哪，我真是个大笨蛋。马洛里是因为她朋友被谋杀才害怕的呀。“她们是朋友吗？很小时就是了吗？”

　　“是同学。在对方家中过了一两次夜。你知道对于像她们那么大的女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的。那个圣诞节，马洛里因为她母亲的事本来就很脆弱了。那晚的事又把她吓坏了。每次看到电视上的那些照片她就不停地哭啊哭。那些照片又随处可见。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战胜对圣诞节的恐惧，从中摆脱出来。她真的很想让这一切都快点过去，那么想得到点安全感。”

　　“这些警察都知道吗？”

　　“当然；所以他们才会认为马洛里自己跑了。他们觉得马洛里被吓坏了，所以才去找她母亲，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她知道多伊尔吗？知道勒索的事吗？”

　　“她知道我出了些事，状态不是很好。她在日记里提过这事。”

　　“那她知道地道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到底是怎么从屋子里出来的。但她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也直到昨晚才知道有地道的啊。她很怕地下室的。八年前，她朋友的尸体就是在地下室里被发现的。她是永远不会去地下室的。永远不会。”

　　“多伊尔？”

　　“我猜多伊尔可能带她去看过地道。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事情泄露出去的话，他会失去很多。而且我想他应该明白，我会说到做到的：如果他敢接近孩子们，我真的会杀了他。”

　　我想应该是鲍勃。应该就是这样。地下室里发现了鲍勃的指纹。多伊尔的空房子也一直由他照看。他还知道家庭影院——他曾经告诉过我，他觉得那是个很适合看电影的地方。而且鲍勃百分之百知道还有个地道。

　　鲍勃和马洛里曾经谈过。

　　圣诞节那晚，鲍勃真的躲在多伊尔的家庭影院里看电影吗？

　　马洛里的朋友——另一个小女孩，那个美丽的金发小皇后——死于八年前的圣诞节前夕。

　　她很害怕，鲍勃也这样说过马洛里。

　　比尔说过，马洛里以为又要旧事重演了。她担心有人会闯进家里，像八年前对付她朋友一样对付她。碾碎她的脑袋，扭断她的脖子。在圣诞夜把她杀死，然后把尸体抛弃在她家那个破旧的地下室里。

　　是多伊尔？是鲍勃？还是那个在外面闲逛的男人？

　　究竟是谁？

　　我很容易受骗上当。但我很清楚自己这个弱点，所以有时，我会下意识地看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再停顿很久来想想自己听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就在这时，我停了下来，问自己我相信比尔说的话吗？

　　我似乎信了。

　　他说的是真话吗？可能不完全是。

　　我把先前比尔·米勒的话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多伊尔秋天搬了出去，并在市场上公布了房产信息。我想他也许是注意到我家放钱的抽屉空了，你知道这事吗？他对我收支状况的了解程度，一点也不比我差。也许比我还要清楚。我以为——天哪，我真是太天真了——我还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但这时多伊尔又盯上了沃尔特，并且开始勒索他。沃尔特和我意识到他是为了不让我们找到才搬走的。我的老板很不开心。这种时候他可不好相处。”

　　“什么，”我问道，“那么多伊尔开始勒索你老板时，你老板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跟我一样，用钱来买些时间。都这么多年了，总不希望被抓的。”

　　谈话的内容就像心理诊疗的春药。对于一个诊疗师来说，跟随故事情节的发展，沉浸在事实、承诺和故事详情里，这一切都太诱人了。然而诊疗师屈服于这样的诱惑时，内心又将如何矛盾，又将经历怎样的痛苦啊？

　　事情的经过，也就是房间里发生的事几乎总是真相所在。我强迫自己做好诊疗家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于是把注意力又放回到事情的经过上。

　　“比尔，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不知道哪些事你已经想通了。事实上，我倒认为你知道的太多了。这对我们将是个全新的考验。”

　　“我们？”

　　“我和沃尔特。”

　　“我不是很理解，”但其实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

　　比尔说话的语音语调就像在道歉，“我已经绑住了你的双手，艾伦。你不能把我告诉你的事透露给任何人。这些现在都成为机密了。一旦有人知道我的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后果我可负担不起。沃尔特也一样。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保险起见，我要牢牢封住你的嘴。”

　　比尔说得对吗？

　　从他对我的职责和法律的理解来看，这么做完全正确。

　　从他对我本人的了解来看，却是做错了。他没法知道是对是错，但我早就想大喊一声“够了，别再说了。”我是不是很生气？是有那么一点。但我原以为自己会更生气的。“所有的一切多伊尔都知道了，”我说。“他可能已经——”

　　“多伊尔已经死了，记得吗？”

　　“是不是你——”

　　“我杀死他？没有，老天，我没有。我本来可能会，其实我很想这样做，但是……我没有。”

　　“那是不是你老板干的？

　　“他很可能会这么做。现在，沃尔特正在拉斯韦加斯全力寻找雷切尔。另外也看看马洛里是不是和她在一起。雷切尔必须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在这件事上，我和他在一条船上。我们的家庭都已经岌岌可危了。”

　　“雷切尔知道那个整牙医生的事吗？”

　　“她是我的妻子；她当然知道。我从不向雷切尔隐瞒什么。”

　　我说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你们后来都豁出去了。你还有……沃尔特？”

　　“是的。”

　　“那他为什么要去拉斯韦加斯呢？”

　　“我们中总得有人去找雷切尔吧。我不行，那些新闻媒体可能已经盯上我了。他们可是无处不在的。”

　　这点我早发现了。“你以为马洛里会在那儿？”

　　“我希望是这样。”很明显，对于女儿的事，他已深深地陷入绝望之中。“其他那些可能实在太恐怖了，我甚至不能……”

　　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了看显示屏：是拉乌尔。谢天谢地。“我得接个电话，”我说。“很要紧的事。可能会有马洛里的消息。”

　　“接吧，”比尔说。

　　“拉乌尔？”我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我正在医院里陪着她。她还不错。”

　　黛安娜？“稍等一会儿；我这边有人。”我用手掩着手机转身对比尔说。“我要接个电话，你能到候诊室坐一会儿吗？”

　　他走出我的办公室，又下了楼，我觉得他很不情愿。我一直用手掩着手机，直到听见比尔打开候诊室的门又关上，才松开了手。

　　67

　　“她真的没事了吗？”我问。

　　“已经安全了。她握着我的手跟我聊了一会儿，后来又稍微吃了点东西，现在睡下了。”

　　“她去哪儿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开始还以为是黛安娜在卡纳达手上，或者他至少应该知道黛安娜在哪儿。可是我全搞错了。”

　　“你的意思是？”

　　“从星期二开始，卡纳达手下的人就再没见过雷切尔。后来我才知道，我到了拉斯韦加斯后就一直被卡纳达牵着鼻子走。他一直在监视我，先是担心在雷切尔的事上，我会不断地为他制造麻烦，后来又希望我能带他找到雷切尔。”

　　“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黛安娜的？”

　　话音刚落，他深吸一口气，放慢语速，开始向我讲述这个漫长的故事，关于那辆破旧的出租车，关于他在清风房车里无所事事，浪费时间，关于那辆破旧的大众轿车和蒂克，还有和卡纳达周旋。

　　拉乌尔到了城外的那片沙漠，在一座四周有围墙的房子里和卡纳达见了个面。第二天天没亮，蒂克就发动那辆大众车，把拉乌尔送到拉斯韦加斯西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区。拉乌尔记得在快到目的地时曾看到过一个布卢戴蒙德的地域标志——不管那东西到底在哪，反正离最终目的地不会很远。天快亮时，蒂克把他那辆大众“甲壳虫”停在了山路的转弯处，问拉乌尔想不想下来走一走。

　　“这儿就是事故发生的地方？”拉乌尔问他，回想着前一天晚上卡纳达的故事。

　　“那家伙开得太快了，”蒂克说，手往下指着那条路。“真太快了，开到转弯处——

　　就那个转弯处——看到路上站着个人拿着一把口径0.45英寸的自动手枪对准他的挡风玻璃。”他举起了双手。“我后来又听说那人开了一枪——

　　你知道，只是警告——稍稍往车上方偏了点。驾驶员没有控制好车就……真是怪事。”蒂克啪嗒啪嗒一阵乱踢，脱了鞋，套上老式的橙色高帮凯德软底帆布鞋，又做了个表示从悬崖边俯冲下去的手势。

　　几分钟之后，拉乌尔跟着蒂克从既肮脏又满是碎砾巨石的山坡一侧下了山，走了一百多英尺，来到一条窄窄的小溪前，这个地方从公路上方看是看不到的。一辆挂科罗拉多车牌的青铜色西尔弗拉多车翻倒在一块巨石上，那石头差不多有蒂克那辆大众车一半大小，车身已经被撞扁了。里面有具男尸。散发出阵阵恶臭，让人毛骨悚然。

　　蒂克说：“这个男的就是照片里跟霍华德一起的那个人，在威尼斯酒店遇到过你妻子。要我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吗？”拉乌尔不知怎么回答，蒂克已经戴上工作手套，爬进翻倒在一边的卡车里。一分钟后，他递给拉乌尔一张科罗拉多的驾照。

　　这个名字对于拉乌尔没有任何意义。“再往上走还有些什么？这个人要去哪儿啊？”拉乌尔问道。

　　“山上还有两栋老房子。可能挺重要的。总之，对你蛮重要的。”

　　“对你就不重要？”

　　“这次……事故？在雷切尔跟老板失去联系前就发生了。所以那儿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感兴趣。你知道，这不关我们的事。别人的事我们决不掺和。这是老板的原则之一。”

　　“那我们能看一下吗？”拉乌尔问他。“就看一下这两栋小屋？就现在？”

　　蒂克说：“我的时间不多。”

　　路边总共只有两栋房子，他们查看第二栋小屋时发现了黛安娜。拉乌尔独自走了进去，发现黛安娜被铐在一张铁床上。她被困在那儿很久了，已经神志不清，几乎就要不省人事了。

　　蒂克拿手机打到拉斯韦加斯，让那儿的人找人帮忙。接着他又告诉拉乌尔：“我必须先走一步了，你知道的……兄弟？警方也没必要知道那辆西尔弗拉多车的事。这样对大家都好。”

　　拉乌尔告诉蒂克他心里有数，并且答应到时会编个故事来应付警察。

　　一刻钟后，开始有人上山帮拉乌尔救走他的妻子。

　　我把前几天晚上告诉劳伦的话又大致跟拉乌尔讲了一遍。跟他讲那个地道的事，告诉他那辆车差不多是在马洛里消失的同时离开多伊尔车库的，还有那个多伊尔·钱德勒是假冒的，不管他到底是谁，反正已经死了。

　　“你们是不是快回来了？”我问。

　　“只要他们说黛安娜能离开了，我们就回来，”他说。

　　“你能告诉我西尔弗拉多车里那个男的是谁吗？”

　　“这很重要吗？”他问。“我发过誓我不会插手这件事的。警察没发现。事情还是要维持原样。”

　　“我想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谁？”

　　真够讽刺的：拉乌尔也在保守秘密。我告诉拉乌尔那个他已经知道的名字：“一个叫沃尔特的男人。”

　　他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你知道这人有多久了？”

　　“今天下午。就刚才。”

　　“他是个坏人？”

　　“他在竭力隐瞒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他害怕黛安娜可能会从汉娜那儿了解到什么。”

　　“等我回来咱们好好喝一杯，你得跟我讲讲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很期待哪，拉乌尔。听着，我现在正和……病人在一起。等黛安娜醒来能和我谈谈了，给我来个电话，好吗？可以吗？”

　　我们互相道别前，拉乌尔又问我他该怎样感谢他妻子的救命恩人。“卡纳达？”我很好奇这位救命恩人到底是什么人。

　　“不是，是诺姆·克拉克，”他说。

　　我好像记得在哪儿看到过诺姆一看到鹅肝酱，嘴巴就忍不住，但我还是答应拉乌尔帮他想想其他办法，然后我就走到候诊室去见比尔·米勒。

　　前门敞开着。咖啡桌被掀翻了，杂志散了一地。

　　比尔不见了。

　　风好像已经停了。

　　68

　　哈。比尔这么急着离开到底是为什么？桌子怎么会被掀翻，门又怎么会敞开着呢？我跟拉乌尔通电话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难道是因为我接了个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诊疗，所以他想表示一下对我的失望和恼怒？

　　令人欣慰的是黛安娜现在很好，也很坚强，所以不管比尔为什么离开，我都不烦，只是有些困惑。他怎么会离开得这么突然？

　　我更加相信圣诞节前夜，马洛里是在鲍勃的帮助下逃出去的。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呢？我猜马洛里又说服鲍勃开车带她去了某个地方，不管怎样，我希望她已经顺利到达拉斯韦加斯，见到她的母亲。这对母女现在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反正听了拉乌尔的故事，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比尔的老板沃尔特至死都没能在拉斯韦加斯找到她们。

　　可鲍勃在哪儿呢？如果萨姆已经抓到他的话，他肯定会打电话跟我说的。

　　我径直走出候诊室，回到办公室给比尔·米勒家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留了言，让他听到后立刻回我电话。接着我又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她们母女俩出去玩，还没回来。于是我便给劳伦留言，告诉她我要出去办点事，但会准时回家吃饭。

　　走到外面时我惊奇地发现奇努克风变小了，天气也比早些时候暖和了好多。奥迪车里的座位加热器看来有点多余了。于是我啪的一声按下开关，关掉加热器，准备往东开去办点正事。

　　我在全食美国最大的天然食品零售商。排队等着买些晚上吃的鱼时，呼机震动了。劳伦说要刺鲅一种美味的海鱼。还是月鱼？记不清了。我把呼机从皮带上拿下来看了看，号码很熟悉，是米勒家的。这时，我已经排到鱼摊前了，于是我在脑子里假想着抛了下硬币做出选择，挑了条很大的月鱼。然后漫步走到一家相对比较安静的乳品店，去回比尔电话。

　　“我们需要谈谈，”他说。

　　“我回到候诊室可是——”

　　“我刚接到一个有关马洛里的电话。”

　　“谁打来的？”

　　“科罗拉多巡逻队。他们发现一具尸体，是个女孩的，在大章克申美国科罗拉多州西部城市，梅萨山县县城。西部七十号州际公路附近的一条水沟里找到的。”

　　“天哪，”我说。“那我能做些什么呢？”

　　“不管再发生什么，我只想先跟你谈谈。我需要确认一下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比尔，你刚刚等于承认了你想借诊疗为名让我闭嘴。我想我并不适合来——”

　　“你可以拒绝进行诊疗，但请等到明天。今晚我需要帮助。”他似乎像发狂了一般。我都想像不出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到我办公室。十分钟后，”我说。

　　“我必须待在这儿，待在家里，他们可能还会打过来。我走不开。你能过来吗？”

　　“我很快就到，”说着，我把月鱼往乳品店的有机黄油样品上一扔，快速向车跑去。

　　69

　　可能那时刚过黄昏。或者也有可能，正如萨姆预测的那样，奇努克风闪电般的猛烈侵袭把所有人都吓跑了。当媒体结束了在米勒家外的驻守后，整条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多伊尔家黑洞洞的。

　　我在前门遇到了比尔，根本不用去敲门。

　　“你能来真是太感谢了，”他边说边领我往里走。“要些什么？喝点茶？我做的热巧克力味饮料很不错的。至少孩子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不用了，谢谢。”

　　他领着我进了里屋，屋里摆着一张很旧的橡木桌，桌脚是爪形的，还有几张不配套的靠背椅。比尔热忱的招待让我很不自在。“请坐。”他指给我一个对着门廊和后院的位子。接着又是声“谢谢”。

　　“我能帮上些什么忙吗，比尔？”无论比尔到底要我来做什么，我希望先切入正题。我要回家。我也想让自己确信，答应这次临时家访不是个错误的决定。

　　“你能过来就已经是帮我忙了。”

　　我可不想听他讲这个。“比尔，我很高兴我的到来能够让你感到欣慰。但我的建议很简单：把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诉警察。包括日记，所有一切。如果你还得到什么新消息，也有必要通知他们。马洛里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很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好的建议。几年前处理雷切尔的事时，你的做法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正了解我现在进退两难的处境。报警不是个办法。”

　　“马洛里的安全最重要。你是否受法律制裁是次要的。”

　　“我是她的父亲。她需要我。两个孩子都需要我。”

　　“我知道这是事实，但是——”

　　“没有但是。如果有人劫持了你女儿，或者妻子，或者两个都是，无论做什么事，你都会尽力救出她们的，不是吗？任何事？”

　　我有过这样一次经历。一次，有个疯子试图闯进我家，我就豁了出去，闭上眼睛，扣动扳机，保护我已经怀孕的妻子。如果有必要，我还是会这样做。以后也一样。

　　刚才静静回想时，比尔的话没停过。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当我重新仔细听他讲时，他说，“就像刚才，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家人在哪儿，我打赌你肯定会不顾一切找到她们，保证她们的安全。对吗？”

　　“当然。”

　　“那你现在知道吗？”

　　“知道什么？”

　　“知道你的妻子和女儿现在在哪儿吗？”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竭力控制说话的音量。但我知道我无法控制。

　　“你的家人？你知道她们现在在哪儿吗？”

　　不，我不知道。“现在？你在说什么，比尔？”

　　“没什么。我只是试着用一种其他父亲也能理解的方式来描述我现在的处境。我的绝望。你能体会到那种绝望吗？”

　　“你是不是在威胁我的家人，比尔？”

　　“你究竟在说什么啊？”

　　“你有没有对我的妻子、女儿做过什么？”

　　“看到了吗？这恰恰就是我在说的。现在？我想你开始有点体会到了。我的那种绝望。这很好。”

　　“回答我的问题。”我站了起来。“你究竟有没有对我的家人做过什么？”

　　一阵咯吱咯吱声穿过了整栋屋子。地板？门？还是我弄出的声音？

　　“你听到了吗？”比尔问。他也站起身来。

　　“听到了。还有别的什么人在这儿？”

　　“没人啊。可能根本就没什么。老房子了，你知道的。”

　　他是不关心呢，还是根本没当回事呢？我不得而知。

　　又一阵咯吱声。

　　“又来了，”比尔说。“我去周围转转看看。你想打给妻子、女儿的话，放轻松点，尽管打好了。”

　　比尔站起身离开厨房。我立刻拿出手机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又打劳伦的手机。还是没人接。我把手机放在前面的桌上。心怦怦直跳。这时，比尔回到了房间里。

　　“看到什么了吗？”

　　“没什么。”他看到了桌上的手机，“别担心，我保证她们都很好，”他说，好像早就知道我没有联系上劳伦似的。

　　我已经很不耐烦了，我问，“我能帮些什么忙，比尔？你说是有关马洛里的。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然我要走了。”

　　又一阵什么声响，像照片一样清晰可辨。还混杂有玻璃被打碎的声音。这刺耳声一下子打破了寂静，充满了整栋屋子。

　　“妈的，”比尔说。他站了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从哪儿发出来的？”我低声问。

　　“听起来好像是从地下室发出来的。”

　　我并不是十分确定，但毕竟这不是我的房子。

　　他朝着楼梯移动。“我先下去看看。可能只是邻家小孩想吓唬吓唬我。好像就在附近。”

　　“我去打911报警。”

　　“不要，这是我家。我不想警察到我家来。我会处理好的。你待在这儿。”

　　他喀哒一声打开灯，消失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这时，我发现厨房柜台上有一个刀架，于是拖着脚步稍微靠近了点。

　　我还没来得及碰到柜台，屋里的灯一下子全熄掉了。

　　70

　　我踉踉跄跄地往桌那边退，想去拿手机，没想到伸手时，反而不小心把手机碰到地板上去了。手机咔嗒咔嗒地掉进一片黑暗之中。我蹲下身子在地上摸索着。

　　“艾伦！”比尔在地下室里叫着我的名字，故意把声音放得很轻，好像怕被别人听见似的。“快下来，求你快点。”

　　“我这儿也需要帮手呢。”

　　“求你了，是马洛里！”

　　是那个地道吗？我连忙站起来，摸索着朝地下室的楼梯口走去，好不容易找到了入口，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刚下一节楼梯就撞到一个人，差点吓得我连魂都没有了。

　　“是我。”比尔低声说。我的脸上可以感觉到他的气息。“跟我来。”

　　他把手搭在我的腰间，领着我走过一个房间，又穿过一个门道。“我想这儿就是玻璃被打碎的地方。”

　　我开始并没有看见碎玻璃。但后来还是看到了些。“你不是说是马洛里吗？她人呢？”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地道在哪儿？”我问道。

　　“在槽隙那儿。”

　　不远处，有一扇关着的门。比尔松开了我的手臂，走回到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门口。

　　我也跟了过去。

　　“嘘——”他说。

　　“这下面有我的手机吗？”我低声问道。

　　“安静。我要仔细听一听。”

　　我们所在的房间里挺远的另一侧，有扇门慢慢打开了。有个人停在门口——几乎呈黑色的背景下只看得出一个黑色的轮廓，感觉就像铁锅上烧焦了什么似的。

　　马洛里？不会的，人影太大，而且太像男的了。

　　鲍勃？有可能吧。

　　我刚要叫出鲍勃的名字，那个黑影就举起了他的右臂。刹那间，一道炫目的强光从我眼前一闪而过，震耳欲聋的巨响充满了整个耳朵。我还没缓过神来，又响了一次。接着，我想还有一次。只见那个人影慢慢跪了下来，双手抓住门框，使劲支撑住身体。

　　但无济于事。很快，他还是往前倒在了地板上。

　　我的耳朵暂时已听不见任何声音了，地下室里黑得就像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任何东西，此刻，只能闻到一股烧焦的火药味。我正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尔碰了碰我的手臂，把一个手电筒塞到我手里。我打开手电筒，看见比尔拿着枪。那是把连发左轮枪。是个大家伙。

　　“这儿，”比尔说。我顺着他的声音把光照了过去。他已经走开了，站在灰色的控电板前。借着手电筒的灯光，他伸出手，用力拉下了那个主电闸。

　　瞬间，屋子里又恢复了明亮。

　　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倒在楼梯脚的这个人时，我总算松了一口气。那绝对不是鲍勃。

　　地上还有把手枪，枪头离那个男的鼻尖只有两英尺。难道他刚才一直拿着？可我不记得听到过手枪掉到地板上的声音啊。我问道：“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比尔靠近了些说：“他是多伊尔。”

　　比尔似乎一点儿都不惊讶。

　　71

　　我大吃一惊。

　　“多伊尔已经死了，比尔。”

　　“在山上发现的肯定是另外某个人。这个才是多伊尔，多伊尔就在这儿。”

　　我用脚尖移开手枪，蹲下身，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指靠在这男人的颈部一侧。感觉不到脉搏。我想起了汉娜，就在一个月前，同样的两根手指，同样没有感觉到任何脉搏。

　　“那在艾伦斯帕克附近发现的那个人是谁？”我问。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反正多伊尔现在肯定已经死了。这对我可是个好消息。”

　　比尔很镇定。

　　“你为什么……要开枪？”

　　“他闯进了我的家。这你是亲眼看到的。”

　　“他不是第一次进你家了，以前你怎么就不开枪杀死他呢？”

　　“你目睹了发生的一切。破窗而入。黑暗中的闯入者。他想开枪杀死我。杀死我们。”

　　他特意重读了“闯入者”和“黑暗”。总让人感觉他好像已经练习过要怎么来解释似的，紧接着，我又问比尔是不是早就知道多伊尔会出现在他家里，出现在他的地下室。“你早知道他会来？”

　　比尔没有回答我。“是不是？你知道他会来的，对吗？”

　　他还是没有回答。妈的，你现在开心了。

　　这一切你早就计划好了，你这个混蛋。

　　偷车贼偷车。银行抢劫犯抢银行。对于比尔，这不过又是起白色小货车和整牙医生的意外而已。

　　我走上楼梯，准备去拿电话打911报警。大概走到一半时，听到一个女的在喊。“威利？你在下面吗？刚才是什么声音啊？”

　　72

　　威利？

　　雷切尔。

　　“雷切尔？宝贝？”比尔说。

　　这次他听上去很惊讶。

　　73

　　萨姆没有最先到，几个巡警先赶了过来，不过他还是在15分钟内到了米勒家。

　　他似乎有一大堆不开心的事。看到我在比尔·米勒家里，他不开心。比尔·米勒说听见玻璃打碎时，我们正在进行心理诊疗，他听了也不开心。我和比尔都认为开枪前他对我说的话必须保密，他知道了还是不开心。

　　什么事才能让萨姆高兴呢？

　　雷切尔·米勒当时在那儿，而且她一直坚持认为女儿马洛里没出什么意外。我想这点让萨姆十分满意。“她随时都会回到这儿。随时，”雷切尔接着说。“别担心，别担心。”

　　在警察把我和比尔分开以前，比尔承认他开枪杀死了那个闯入者，也就是比尔一直坚持说是他邻居的那个人，多伊尔·钱德勒。

　　萨姆安排我待在米勒家的客厅里。“你没事吧？”他问道。

　　我说我很好。

　　“很好。那雷切尔怎么样？”他问。“你觉得她怎么样？从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角度来看。”

　　“据我现有的一点观察来看，她还不错。我怀疑她在服药。我需要确认一下，但她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

　　“那你相信她说的关于马洛里的话吗？”

　　“我觉得她对自己所说的话十分自信。可能是她的错觉，也可能不是。我不知道她已经恢复得那么好，都可以告诉你是或不是了。”

　　“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医生。”

　　“她说的可能是事实，萨姆。这是件好事，我们都希望如此，不是吗？她有没有说过她是怎么到这儿的？”

　　“‘跟马洛里还有她朋友一起。’我在想她口中的朋友是不是鲍勃，开卡马罗车的那个。”

　　“你今天早上没有找到他吗？”

　　“没有。”

　　“比尔是不是说开枪是件‘让人很开心’的事？”

　　科罗拉多有一条“无罪出狱在强手棋中，如果玩家手中有这张特殊的牌，即使不小心进了监狱，也可以不受惩罚，继续进行游戏。

　　”的边境审判法由于美国部分边境地区曾有段时期治安较乱，政府专门制定了边境审判法，允许公民使用武器保护自己。，允许公民使用致命武器来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如果你闯入了科罗拉多人的家里——又搞出了不小的动静——你最好祈求主人手中并没有什么武器，因为即使你丝毫没有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他也可以把你撕成碎片，这是完全合法的。这条法规一般被称为“让人很开心”法。

　　“是的，”萨姆说。“他动静挺大的。是吧？”

　　“我可不是律师，不过可能是吧。先是玻璃碎了，紧接着就停电了，那个男的又突然出现在地下室里。比尔就朝他开了枪。我想应该是开了三枪。”

　　“三枪？”

　　“是啊。我觉得是三枪。他连开了三枪。”

　　“那个男的有武器吗？”

　　“当时漆黑一片看不清楚。灯亮了以后，我看到地板上有把枪，就在那个男的旁边。”

　　“一切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

　　“可能是吧，我也不太清楚。比尔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碎玻璃？你看到了？”萨姆问。

　　“没有。”

　　“可能不是窗玻璃。在地下室窗台上放几个空花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也一样啊。任何人只要一开窗就会把花瓶什么的弄翻掉。我觉得这点挺可疑的。”

　　“人们总在窗台上放些东西。”

　　“窗户又没锁，”萨姆说。“没有迹象表明窗户是锁着的。”

　　“最近有很多人在这栋屋子里进进出出。”

　　“你在为他说话？”

　　我也不想这样。“萨姆，比尔说他开枪打死的男人是多伊尔。你说有这可能吗？”

　　“是的，我也听说了。可能他有个双胞胎兄弟，”他说。“这一切真是乱七八糟，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觉得到处都有多伊尔·钱德勒的影子。”他站起来。“再跟我说一遍，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与他对视着，告诉他这些情况是保密的，这几乎等于告诉他所有他想知道的。

　　黛安娜已经脱离危险。我必须保守秘密。

　　“明白了。”他一边盯着我，一边用手捋着头发。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斯科特说你已经解决了汉娜·格兰特那件事了。”

　　我耸耸肩。“我只是把我的一个想法说给他听。然后他把所有的事都串了起来；我猜那个验尸官同意了我的观点。”

　　萨姆扬起眉毛，这比他的话语更讽刺，“想法？你也有想法？你似乎有很多想法。”他顿了顿。“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

　　如他所愿，我把萨姆的评论当作一种谴责。

　　一个女巡警把脑袋凑了进来，“侦探？那辆凯迪拉克？还有通告上说的那辆车？我们找到了。”

　　“在哪儿？”

　　“在体育馆附近的科罗拉多大学停车场。特警队报告。”

　　他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会固执己见。我想我让他吃惊了，我说，“杜安等离子物理实验室。四楼。”

　　萨姆一边冲出房间，一边对着对讲机重复了一遍地址，留下我一个人。

　　我走向那张破旧的桃花心木写字台，拿起听筒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劳伦和格雷斯已经到家了，下午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丹佛的布朗宫大酒店喝下午茶。格雷斯看来很喜欢烤饼、乳酪块和盛在瓷杯里的薄荷茶，黄瓜三明治也让她十分着迷。我跟劳伦大致讲了讲博尔德这边的情况，告诉她我很好。挂断后，我又凭记忆拨了第二个号码。

　　“库兹？”我说。“真不愿意在星期六来打扰你，但我认识的一个人需要一位律师。”

　　74

　　鲍勃确实告诉了马洛里那个地道的事。

　　马洛里深信有些坏人正等着对她下手，就像八年前对她的朋友一样，于是她在圣诞节前夜利用那个地道逃了出去。她发现鲍勃正在多伊尔的家庭影院里看电影，便向鲍勃求助，让鲍勃帮助她逃出去。

　　鲍勃同意了。

　　离家后的前几天，她一直待在鲍勃那儿。她刚从圣诞节前夜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又开始担惊受怕。她的逃跑已经使得局面十分混乱，回去后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后果，这些都让马洛里感到恐惧害怕。她并不清楚自己曾求助过的那位诊疗师被杀的事实真相。

　　出于无聊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最终又成功地用甜言蜜语说服鲍勃，让他陪她一起去见“我们的母亲”。

　　第一站是拉斯韦加斯，就在那儿，他们带上了雷切尔。接着，他们一行三人在科罗拉多南部的一个疗养院简短地拜访了一下鲍勃的母亲。鲍勃还在那儿换了辆车——那辆卡马罗的离合器出毛病了——换了他母亲一辆1988年出产的土黄色凯迪拉克戴维利车，虽然跟鲍勃那辆20世纪60年代的高性能豪华车差不多，但没有鲍勃那辆漂亮。

　　真正的假多伊尔被比尔·米勒在地下室里杀死后，警方要确认假冒的假多伊尔的身份就不难了。

　　在艾伦斯帕克附近那个浅坟里发现的男尸最后被证实是一个名叫埃里克·布鲁斯特的流浪汉。显然多伊尔先以雇佣为名把埃里克骗来，然后把他杀死，接着又把尸体搞得血肉模糊让人无法辨认，最后扔到树林里。当初多伊尔从夏延大街找来埃里克时，多伊尔很可能不是这样向埃里克描述这份工作的。多伊尔早就准备让多伊尔·钱德勒这个身份永远消失，并且小心谨慎地挑选了跟他体型和肤色都差不多的布鲁斯特。他给了布鲁斯特几件他自己的衣服，带他进了树林，然后开枪射中他的头部。多伊尔把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尸体放在了一起，有理由相信，经过一整个冬天和春天后，任何线索都会遭到破坏，除非通过DNA检验才能证实死者的身份。他也知道如果没有比较样本的话，即使DNA检验对司法执行也没有任何帮助。

　　多伊尔·钱德勒至少已经死了两次。

　　星期一，也就是拉乌尔救出黛安娜后的第二天，他专门包了一架医用飞机把黛安娜接回家。从医学角度来讲，她的身体会慢慢恢复。但心理上呢？我们不能确定，只能让时间证明一切。爱和支持，这些她需要的她已拥有。但这些足够了吗？但愿够了。黛安娜很坚强的。

　　斯科特·特拉斯克特估计汉娜·格兰特不幸死于一次意外，黛安娜一直靠这句话支撑着自己。不到一星期，黛安娜就回来工作了，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她回来头一天的第一个病人是？

　　是“奇多”女士，还是挺合适的。黛安娜领着她的病人从候诊室经大厅走到她的办公室时，我们俩擦肩而过。她把我当好朋友似的朝我笑了笑。

　　看来，我们已经尽释前嫌了。

　　黛安娜、鲍勃和马洛里都已安全了，我继续保守秘密。我很清楚如果拉乌尔晚半天找到黛安娜的话，我可能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比尔·米勒的一切都说出来了。我的朋友现在都已脱离险境，不过我知道，即使把从病人那儿得知的东西全都说出来，也不过是种自杀性的报复行为而已。

　　请相信我，我仔细考虑过。

　　我没有说出比尔、沃尔特和那个牙医的事。起初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是个心理学家，我没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把这些事说出来。守着这些秘密好受吗？不，我不好受。

　　内心深处，我十分赞成公正，但即便如此，这不适用于我现在的境况。

　　沃尔特的家人很快就报警说他失踪了，但我闭口不谈他的尸体在哪儿。拉乌尔也和我一样。要是不给比尔做诊疗的话，我就不会知道沃尔特的事，所以在我看来，这些是必须保密的。然而事实是：我所知道的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不再徒劳地寻找他们失踪的丈夫、父亲。这是不是让我很苦恼？

　　是的，我很苦恼。

　　我还怀疑比尔是为了干掉多伊尔才把他引到自己家的，而比尔安排我去他家，只是为了让我充当他的目击证人，这些我都没有说出来。虽然这些我还不能证实，但我坚信都是真的。我觉得萨姆也是这么想的。他告诉我警方已经掌握了一些电话记录可以为这些猜测提供旁证。

　　但萨姆觉得他也不能证明什么。劳伦承认，在地方检察官审查证据时她也这么认为。

　　米勒一家又团圆了：马洛里回家了，里斯与他住在其他州的亲戚度假回来了，雷切尔搬回了家。这个家庭的幸福会继续下去吗？我有点怀疑。玛丽·布莱克依然被三胞胎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把雷切尔介绍给丹佛的一位精神病专家，这位专家曾经用鸡尾酒疗法成功治愈了与雷切尔症状相同的病人。

　　奇迹有时还是会发生的。雷切尔就需要一次，她也应该得到一次。

　　比尔？

　　随着尘埃落定，事情慢慢平息，我打电话给他，很客气地要求给他做最后一次诊疗。

　　他婉言谢绝了。

　　我改变措辞，重申了我的要求，语气没有上次那么客气，比起邀请的口气要更为强硬些。他妥协了，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他到办公室来见我时，我没有在诊疗的细节上花一秒钟。我告诉他我希望他的两个孩子也能接受诊疗，并且谨慎地为他俩分别挑选了两名诊疗专家。我明确表示我不是在提建议，如果不接受我的忠告，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吗？”他说，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的意思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之前，我已经把胡桃木框的科罗拉多心理学家执照倒扣在我们中间的桌上。

　　“是的，”我说，没理会他的傲慢自负。

　　他双臂交叉摆在胸前。“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但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显而易见，实际上他并不感激我。我伸出手，把执照的正面翻了过来。生怕他不认识这份羊皮纸文件，我又说，“这是我的心理医生执照。”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又怎样？”

　　“即使失去执照我也心甘情愿。”

　　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我想他是不相信我的决定。

　　我又问道：“那你又会放弃些什么呢，比尔？”

　　“你不会这样做的。”

　　我递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其实前一天就寄出去了。“读读看。这封信只缺个名字。事实上只缺你的名字。”

　　他花了几分钟读了读。

　　“要是你这样把我的名字泄露出去，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吧。”

　　“可能吧。我那些州职业道德委员会的同事们总是太宽容，甚至对待错误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我愿意冒险。即使最后执照被吊销，我想我还能找到份工作，不过有些事告诉我结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也不希望陪审团调查你在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你知道，陪审团里都是些顶着博士头衔，而且总是持怀疑态度的陌生人。”

　　我在勒索他吗？

　　是的。

　　对于勒索，比尔知道得很多。他既勒索过别人，也被别人勒索过。

　　最终，比尔还是别无选择，接受了我对两个孩子的诊疗意见。我怎么知道他照做了呢？因为两位诊疗专家之后都打来电话，感谢我把那两个孩子介绍给他们。想到里斯和马洛里正在接受最好的诊疗，我感到了些许安慰。可这样就能拯救他们了吗？

　　说真的，可能不会。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才算拯救他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75

　　我与比尔见面前寄出去的那封信？

　　科罗拉多心理学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的主席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心理学家一般不会告发自己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

　　可我却这样做了；我以多次违反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为名举报了自己。

　　有一种被称作“无为”精神分析中通常指一种强迫性神经机能病症状。的心理现象，有时也被称作“执行无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防卫。厚颜无耻的丈夫与女秘书调情后会送花给妻子。女儿仅仅因为没盖好牙膏盖，而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之后母亲又会为她准备特别的小点心。这是潜意识里一种错误的心理指引——用一些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来取代那些无法接受的。在心理防卫的世界里，这是一块巨大的黑板擦。

　　而举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我自己对“执行无为”的曲解。

　　我详尽地准备了一份关于我在对比尔·米勒和鲍勃·布兰特的诊疗过程中多次违反职业规范的报告，并把它提交给职业道德委员会。虽然我不得不保留很多细节——包括我病人的名字——我还是写进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以便让同事们能看清我无数次的道德堕落。

　　我也请求鲍勃和比尔做出书面允许，同意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道德规范调查员们，但他们都不愿透露姓名，并拒绝接受调查，这并不意外。他们也不想延长对他们行为的公开的详细审查。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病人的合作，只有我对自身职业行为的自我谴责，委员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委员会主席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本人想要他们如何处置我，似乎略微有点愤怒。

　　我提了个处罚建议：接下来的一年里，由一位资深的高级心理学家来监督我行医。

　　委员会马上就同意了，他们很高兴不用再为这件事而操心。

　　我感觉稍微好了些，但也没好多少。众所周知，作为一帖自我止痛膏药，“执行无为”的作用只是缓解疼痛，治标却不治本。而且当你知道自己在这样做时——并且在无动机地去做时——就像我，这就是在不诚心地承认错误。

　　76

　　鲍勃？

　　他和马洛里在科罗拉多大学杜安物理楼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接待处被警察撞了个正着。洛城特警队的警官们冲进去时，马洛里正看着鲍勃摘去圣诞秋海棠枯萎的花朵，他俩被吓得魂都没有了。此时离我们每星期二下午4：15的预约差不多有两天。

　　和往常一样，他低着头走进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把背包扔在地板上，没打招呼就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们一直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上百次了。

　　鲍勃在警方的拘禁下忍受了一晚上的煎熬，与此同时，库兹·梅特林正设法使警方相信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不小心触犯了法规，并没有犯什么大罪。马洛里也再三强调鲍勃没有强迫她做任何事，也没有怂恿她逃跑，马洛里还强烈坚持说公路旅行是她自己的主意，并且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自始至终，鲍勃没碰过她一下。事实上，马洛里惟一的抱怨就是鲍勃不怎么友好，除了谈论汽车和下棋外，他几乎从不开口。

　　雷切尔·米勒也认为鲍勃行为端正，彬彬有礼，是她和她女儿的好伙伴，就是有点闷。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反面的证据。没有。

　　我稍微等了一会儿，待他坐好后，我说，“好啊。”

　　鲍勃正盯着他的双手。我估计鲍勃已经知道我安排库兹做他的律师。不论迈克尔·

　　杰克逊和任何律师做搭档，鲍勃·布兰特和库兹·梅特林可算是最古怪的当事人和律师组合了。我猜库兹对鲍勃说过请他做律师是多么的幸运。我估计鲍勃不会跟我提这个，我在想如果他不提，我是不是该说说这事。

　　“会收我钱吗？”他终于打破了沉寂，在我快要做出决定时，把我从想像中拉回了现实。

　　被指控“指控”这个词在英文中兼有“收费”的意思，此处鲍勃指的是收费，但文中的“我”误解为指控。绑架？似乎不会，但这个问题应该由库兹解决，而不是我。该我说了，于是我反问他：“指控你什么？”

　　“上星期的那次。”

　　噢。“你错过的那次诊疗？不会，那次不收你钱。”

　　鲍勃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但并没有感谢我。我期望他感谢吗？不，不完全是。

　　他终于抬起了头，我发现他的下嘴唇长了一个豌豆般大小的疱疹。圆圆的，看起来是新长的，还起了水泡。一定很疼，我想，是压力太大了吧。他沉默了许久，然后说，“我差点丢掉了我的工作。真够笨的。”

　　“什么很笨？”我本来可以这么问他。但是最近实在干了太多蠢事。太多了。他是这样，我也如此。

　　不过他干得更多一些。

　　我等着他回答。金科牌盒子就摆在我椅子旁的那张小桌子上。不知道鲍勃进来时有没有看到？我感觉他几乎没朝我这边瞧过一眼。

　　“她问过了。我没有绑架她。嘘。”

　　没有摇头，只是嘘了一声。

　　实际上这时该我回答了，鲍勃却接着说道，“一开始我就不该带她去那个地道。”

　　我本可以在这点上跟他谈一谈，也许他不该带着一个未成年人开车横跨好几个州，更何况警方正在全国范围寻找此人，但我有的是时间。一年之内还会安排许多次会面。我跟他迟早会谈到这点的。

　　“那个诊疗师死后她很害怕，”他说。“我以为她知道怎么逃出家门。”

　　他的语调让我感觉他在自卫，这并不奇怪。全世界都在发疯似的寻找马洛里时，他却决定帮她藏起来。难道真的是马洛里的恐惧让他觉得自己该这么做？我怀疑不是。

　　为什么？要推迟谈论这点的话，鲍勃得先让我确信他突然间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了。很遗憾，前几星期发生的事既没能让比尔·米勒获得一个有用的超我弗洛伊德理论中自我的一部分，由父母和社会道德标准的内在化而形成，审查并约束自我。通常为无意识的，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也没能让鲍勃开始学会理解他人。“接着说，”我说。

　　他转过头，把手伸进背包里摸了好久，接着又叹了口气。他拿出一个跟软皮书差不多大小的电子设备，提着让我看。

　　我忍不住要笑。这是个奇怪的可编程遥控器。毫无疑问，是从多伊尔的地下室里拿来的。

　　“也许你该把这个交给你的律师，”我说。

　　他把遥控器塞回包里，凝视着窗外。天色已近黄昏。他说：“她看上去真的不像十四岁。”

　　这次我没发脾气。我任由地球引力把我牢牢吸在椅子里。

　　“告诉我，”我说。

　　我觉得我想当一会儿诊疗专家了。

　　(张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邮编200083)

女士手包

［印度］桑加米特拉·博斯　著　郁　葱　译

　　“你确信手包里没有钱？”警长问他。“钱……？没……没有……”他结结巴巴地说。

　　他在路边树丛解完小便，拉上裤子拉链，转身离开时，突然发现离他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有一个女士手包。他鬼鬼祟祟地四下看了看，发现周围没人，便诡秘地走过去将手包捡起。这是一个深棕色鳄鱼皮手包，样式新颖，柔软光亮。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手包。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女士。

　　他的手摸着光亮柔软的手包，心想，它一定属于一位容貌美丽、穿着漂亮的女士。手包为什么会在树丛里呢？他不理解。这么新的手包就被扔掉不可能。会不会是有人从主人手里抢了手包，将里面的钱拿走之后扔在这里的？他决定还是放在那里不去管它为好。可他舍不得这个给他生活带来激动的手包。他再次小心地朝周围看了看。只见几辆小车飞驶而过，坐在有色车窗里的陌生面孔都无动于衷。他走向自己的摩托车，将手包放进车座下面的箱子里。

　　激动之下，他甚至把他已经失业两个星期和房租时间已到都忘记了。他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确信周围没有人之后，才骑上摩托车，朝他租住的房子驶去。他从哈希姆·拜伊家租了一间房子与主人合住，这样的环境使他没有机会接触女人。在过去五年中，他每天一大早就去面粉厂财会室上班。他羞于交朋友，他的口吃更使他不敢与人交往。

　　要是有人看到他大下午的拿着一个昂贵的女士手包跑回家，必定会感到非常奇怪。一进到房里，他就把门插上，以便让自己急速跳动的心恢复正常。

　　他的房里除了一张床，其他什么家具也没有。他坐在床上，将手包打开。当他检查包里的东西时，他能感到他的心脏在激动地怦怦直跳。只见包里有几张发票，一支口红和一把指甲刀。他拉开手包的另一层拉锁，发现里面有几枚硬币和一块折叠好的面巾纸。他饶有兴趣地研究起面巾纸。他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看到雪白柔软的面巾纸，他一阵激动。当他将面巾纸贴近脸颊，顿觉一股扑鼻的花香味道。香味使他激动，好像他就在女士身边，抚摸着她，欣赏着她皮肤散发出的芳香。接着，他打开口红盖。这是一支褐红暖色调口红，已经用了一多半。他小心翼翼地将口红举到唇边，只觉一股水果味直冲他的鼻孔。他感到他好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感觉世界。

　　他恍恍惚惚地度过了那个下午余下的时光，极力想像着带有花香味和抹着褐红色口红的女士。她一定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头发油黑、发型短俏。不知怎的，他确信她留的是短发。夜里，他想像着她穿着他曾经在一家商店橱窗里看到的那种透明的白色睡衣躺在床上。他激动不已，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睡着的。

　　当他醒来，他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放在他身边的手包。他爱恋地轻抚了它一会儿，便起床收拾房间。中午，他要去一家药房应聘面试。明天，他还要到一家豪华购物中心新开的百货商店面试。他希望至少有一家能够聘用他。要是他没有口吃的毛病，他会很容易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他遗憾地想。如果不是自己的生理缺陷，他甚至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收入很好的工作，而且有机会与各方面的人接触。

　　早餐之后，他决定把捡到的手包交给警察。他不想再让失主等待。于是，他带上手包，毫无把握地走进当地警察局。

　　“我可以见见警长吗？”他对值班警察说。他感到释然，因为他在说这句话时没有结巴。值班警察向他指了指警长办公室。他走进警长办公室，警长停下案头工作，抬起头来，一双浓眉大眼透着威严。

　　“我……我……我……捡到一个手……手……手包……”他口吃地说，脸涨得通红。

　　“你是在哪里捡到的？”警长漫不经心地问道。

　　他费了好几分钟才把捡到手包的经过讲清楚。但他没有说他是在前天捡到的。警长伸手接过手包。这时他才意识到他不想将一直抓在胸前的手包交给这样一个不太在意的人。可他没有别的选择。警长打开手包，检查里面的东西。他则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

　　“你确信包里没有钱？”警长声音很粗地向他问道。

　　“钱……钱……？没……没有……”他结结巴巴地说，想到他把包里的那张面巾纸放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他就感到有点内疚。

　　警长疑惑地看着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哦……

　　哦……”着。

　　值班警察把他的名字和住址记下来。

　　“暂时就先这样。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相继收到了好几起手包被抢的报告。我们将通知那些报案的女士前来认领。”警长说。

　　他离开警察局，赶紧去应聘。然而，在面试时，他比平时更口吃了，药店老板面试了两分钟就让他走人。

　　他再次回到他租住的房子，陪伴他的只有那张旧床和依然散发着花香的面巾纸。那天夜里，他就把面巾纸贴在胸前睡了一夜。他的下一次面试定在下午。他一上午都在警察局附近荡来荡去，密切注视着进入警察局的每一位女士。

　　下午两点刚过，他的监视有了收获。一位身材修长的女士从小车里出来。只见她留着一头棕色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黑色眼镜。他感到血管中的血液流动在加快。一定是她。他感到好像认识她。他急切地等在树下。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女士从警察局出来，手里提着的还是她进去时提着的那个大塑料袋。或许，手包就在塑料袋里面，他想。他快速发动摩托车，紧随小车而去。幸亏路上车不多，且她住的不是太远。他看到她走进一座公寓。他把摩托车停好，也跟她进入公寓。他与她一起走进电梯。她摘下太阳镜。她看上去二十七八岁，但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漂亮。她瞥了一眼他手上戴着的磨损的手套和脚上穿的破鞋，便蔑视地转过脸去。她在七层下电梯之后，电梯内仍有一股很浓的香水气味。他乘电梯回到一层，感到很尴尬和傻气。

　　他突然想到他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面试。他不顾人们的辱骂，加大油门，强行超车。一路朝面试的商店疾驶而去，可还是晚了十五分钟。他头发凌乱，慌慌张张地进到面试的房间。

　　负责面试的是一位老妇人。“是不是交通出了问题？”她和善地看着他，客气地问。

　　他肯定地点了点头，因为他怕一开口又结巴。她要过他的证明材料细看了几分钟。

　　“你为什么要离开你原来的单位？”老妇人问道，“我看到你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五年。”

　　“过去两年，我所在的单位生意一直不好，他们在不断裁员。”他很有条理地解释说。

　　她同情地点了点头。

　　“你过去的工作表现不错。”她从他提供的证明材料中看到。然后，他听到在每次面试之后他渴望听到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录用你的。”

　　“谢……谢……您……您，太太。”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惊奇地抬起头，然后，安慰地朝他嫣然一笑。

　　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收起他的证明材料离去。他心里想，尽管他至今还不知道手包的主人是谁，可他确信是手包给他带来了好运，使他顺利通过面试，很快又找到一份工作。他跨上摩托车，启动马达，高兴地疾驶而去。

一年合同

［日本］井上靖　著　赵德远　译

　　星期五傍晚时分，大植三郎接到美佐子打来的电话。当时，大植三郎刚刚开完领导干部会，如释重负地回到经理办公室。因为碰上一大堆棘手的问题，会议比平时开得长了一些。

　　“明天，没问题吧?”美佐子开门见山地问道。

　　“唔。”

　　大植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虽说与美佐子约好每个月只见一次面，但大植回忆起上次见面时曾对美佐子说过，下个月只有最后一个星期六或星期天才能抽开身。大植心想，明天不就是周末了吗?由于每年一到七八月份生意都不景气，这些日子他正每天都在为筹措资金而四处奔波，因此，直到方才接了电话才想起美佐子这码事。

　　“这么快就到明天啦!”

　　“是呀。”

　　“真快呀!转眼就是九月了?”

　　这句感慨跟美佐子毫无关系。大概是说，进入九月，秋风送爽时，营业上也可以喘口气了。

　　“很忙么?”

　　“反正不轻闲。”

　　“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唔。”

　　“该告别了。”

　　“好，去吧。”

　　大植口里这样说，脑子里却想，不错，这次确实是与美佐子的最后一次旅行了。既是最后一次，纵使耽误一些时间也是要去的。

　　“那就明天中午，在新宿的什么地方碰头吧!

　　”

　　“您打算去哪里呀?”

　　“这个还没考虑，总之是顺着中央线到信浓的一个什么地方吧!下午有一趟快车应该是12点半左右，无论到哪儿都得乘这班车。”

　　“在新宿什么地方碰头?”

　　“这个嘛……”

　　“S饮食店知道么?”

　　“不知道。”

　　“真拿您没办法，一家有名的饮食店嘛!火车站正对面有一幢大楼，在一层，一看就知道。中午12点，对吧?”

　　美佐子最后又叮问了一句，便挂上了电话。放下电话，大植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美佐子清脆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这声音每隔一个月才能听到一次。她的电话每次都只用直通经理办公室的专线。而且，仿佛每次都有约在先似的，总是在大植刚回办公室或就要外出时打进来。可以说，除每月一次外，美佐子几乎从不主动打电话。

　　当天夜里，由于要在当地的一家酒店里宴请银行方面的几位客人，大植一直奉陪到很晚。饮酒过程中美佐子曾在脑海里出现过两次，心想必须赶快把要去的地点决定下来，但直到最后也无暇顾及此事。

　　走出酒店坐进汽车时，时针已过11点了。本来平时酒量就不大，这天晚上也许是太累了的缘故，醉得很厉害。一钻进汽车就睡着了。回到家以后，已经跟了他五年的中年女佣阿雪正迎到房门口，说道：

　　“太太那里寄来了明信片。说是下个月初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看样子阿雪是看过了妻子正子给自己寄来的明信片，不过大植对此并未加以责怪。因为他知道，正子在伊豆半岛西海岸的一家疗养院里已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阿雪整天盼着正子出院，其心情之急切真可谓达到了一日三秋的程度。阿雪嘴里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太太不在家里到底还是不行啊!大植出于工作或因公赴宴等原因时常回家很晚，但阿雪却不这样理解，她似乎认定大植就是吃喝玩乐去了，而原因就在于妻子不在家，家庭里缺少温馨的气氛。大植走进卧室，喝了一杯阿雪送来的水，随即换上了睡衣。心里想看一看妻子的明信片，但又懒得动手从一大堆邮件中把它找出来，便穿着睡衣一头扎进了被窝。

　　第二天一觉醒来时，已经8点钟了。公司来的车早已候在外面。大植一点食欲都没有，把面包、牛奶、两个半熟的鸡蛋和番茄汁填进肚子里，这时才把正子的明信片看了一下。那上面写道，正子本来在六月份就可以出院的，但出于天生小心谨慎的性格，硬是把日期拖到了现在，如今总算定下来于九月初出院了，因此请到疗养院来接一下。

　　刚好与保持了一年关系的美佐子就要分手，妻子正子回到家里恰似与美佐子换班似的。尽管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是有意安排的，但结果却真的犹如天意一般。

　　早饭过后，大植即带上一个小旅行皮包直奔公司而去。公司里早已有五名来客等候在那里。过了11点，大植始终没有得闲，不是见人就是看文件。就这样一直忙到11点半才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便直接赶往新宿。

　　所谓S饮食店，出租车司机一听就知道。美佐子身上穿着一身蓝色西服套装，并没有进到店里面去，而是一直站在店门口那里等，她手里提着一个蓝色小旅行皮包，头发上压着一顶跟皮包同样颜色的帽子。美佐子跟往常一样，并不现出急于看到大植的神态，而是把脸凑近紧旁边一家妇女饰品商店的橱柜，专心致志地瞧着。每次见到美佐子的第一感觉都是这样的，在她那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捉摸的用心周到的举止里，总是流露出一种非同一般的清新纯洁的气息，说她是正派人家的少女似乎也毫不为过。

　　“早来了?”

　　“不。”美佐子并没有马上抬起头来，只是问道：“去哪儿?”

　　“还没定。”

　　“哎呀，真不像话。”

　　美佐子这才抬起头来抱怨了一句，不过从表情上看对目的地并不那么特别挂心，并不像话说的那么严重。白皙的脸庞上，两眼露出笑意。

　　“喝茶时再考虑。”

　　二人随即走进那家饮食店，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坐下了。

　　“您来点什么?”

　　“啊，冰淇淋吧!”

　　于是，美佐子向招待点了一份冰淇淋，自己则要了一杯水。

　　“你呢?”

　　“我不要了。火车还有二十五分钟就要开了，不敢耽误太多时间。”美佐子说，“我真想到一个有湖的地方去呢。”

　　“要说湖的话，沿中央线就有河口湖、相模湖、蓼科湖，还有一个诹访湖呢!”

　　“诹访湖好。”

　　“没去过么?”

　　“没有。”

　　“好吧!仅凭不用换车这一点来看，也是诹访湖最好啊。你真想去的话，咱们就去那儿吧。”大植说道。

　　大植从学生时代起就到诹访湖一带去过多次，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但既然美佐子提出想去，觉得到那里去一下也无所谓。在大植思想深处，不得不承认还有另外一种心情在起作用，这将是和美佐子的最后一次旅行，尽管这种心理并不那么明显。

　　二等车厢里座位很空。三等车厢那边吵吵嚷嚷地挤满了身着登山服装的年轻男女，而二等车厢里却最多只有七成左右的乘客。大植和美佐子占到的是面对面靠窗户的座位。

　　“这是最后一次啦。”

　　列车开动以后，大植说道。

　　“嗯?”话并未出口，美佐子像反问似的两眼紧盯着大植，过了一会儿才冒出两个字：

　　“什么?”

　　“和你一块儿旅行。”

　　大植刚说完，美佐子便问道：

　　“您不打算继续了?”

　　“可是，你每次不是都要精确计算一下吗?……什么接下来还有几次，还剩几次。”

　　“……”

　　“一年总算过去了。”

　　“那只是嘴上讲讲嘛。”

　　“难道心里不是那样想的吗?”

　　“不，……不过，就这样吧。因为说好是一年合同嘛!”

　　美佐子说完就从旅行皮包里取出一个小瓶，砰的一下打开盖子，从里面捏出一团渗着酒精的脱脂棉，然后把它递给大植。

　　“您还没吃午饭吧?这里有三明治。”

　　美佐子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包三明治和一个热水瓶。热水瓶里装着热咖啡。

　　“你不是不喜欢咖啡么?”

　　“嗯，不过今天准备好就带来了。还放了白糖。味道应该不错的。”

　　大植一直看着美佐子那费力拔出热水瓶盖的纤细的手指。这动作里包含着美佐子对大植的爱情，而大植则有大植的心事，对美佐子做出一连串动作的手指的目不转睛的注视这一事实表明，他内心里一直涌动着一种对美佐子近似于爱情般的东西。

　　大植第一次见到美佐子是在一年前的九月初。大植平时很少到不熟悉的酒吧去，但那天晚上是大学时同学的聚会，会后被几个同学硬拉着去了另一间酒吧。这间酒吧在京桥附近，门面虽小，却很精致。就是在这里，大植第一次见到了美佐子。虽说见到了美佐子，但也不等于说当时就对她有了什么特别印象。屋子里充满了混乱嘈杂的气氛，在所有处在这种环境的女人里美佐子居然很少开口，她那纤细苗条的身躯本就不显眼。当天晚上大植醉得很厉害，因此对于在那家酒吧里都说了些什么，自己也完全不记得了。

　　第二天，大植在公司里接待了美佐子的来访。当楼下接待室报告来访者姓名时，大植自然已毫无印象。他让要求面谈的人接电话，很快就传来了对方清脆的声音：

　　“我是昨晚在榭拉内华达酒吧跟您见过面的美佐子。我来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大植想会是什么事呢?不过最终还是决定让手下把她引到房间里来。当时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去结账就离开了酒吧，因此，他猜想说不定就是来要求付账的。

　　在她来到房间之前，对于这位叫美佐子的女子，大植根本想不起来在昨晚闹闹哄哄一起待了一两个小时的女人中究竟哪一个是。美佐子刚进房间时，大植也只是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至于昨晚是不是真的与她说过话，则已经是毫无记忆了。

　　“啊，请坐。”

　　大植请美佐子在办公桌对面坐下。大植一直在等美佐子先吭声，可对方却始终低着头，迟迟不肯开口。

　　“究竟是什么事呀?”

　　听到大植说话，美佐子微微抬了一下头，但马上又垂下眼帘，说道：

　　“本来是有件事要求您帮忙的，不过还是不提了吧。”

　　“说也没关系的，什么事呀?”大植加重了语气。

　　“可是，跟昨天晚上那位大植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了嘛!……还是算了吧。真没法跟您说。”

　　说完，美佐子便站起身来，脸上露出明快的笑容，尽管在大植眼里感到有些勉强。

　　“跟昨晚不是一个人?是这样吗?我竟会醉到那种程度吗?”

　　“您看上去可是一点都没有醉。把您当时说的话当真了。可我……”

　　“会说些什么呢?”

　　大植做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美佐子又说：

　　“说出来也许不碍事吧?……不过，还是趁早打住吧。”

　　“没关系嘛。”

　　“那我就说了。”

　　接下来美佐子把身体动了一下，用侧面冲着大植，说道：

　　“想请您包下一年时间。”

　　“包下?包什么?”

　　“哎呀，还是……所以我早说还是算了嘛!”

　　美佐子满脸通红地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大植脑海里依稀想起了也许是昨晚自己讲过的一些话。虽说谈恋爱的心思早就没有了，但若能用金钱包下一个女人的话，包一个也无妨嘛。大植觉得自己似乎是讲了这种类似于很开放的话语。这当然只不过是酒后的胡言乱语，但内心里却承认也许当时从嘴里就是冒出了这些话。

　　“包一年时间，指的是你吗?”

　　大植试探了一句。美佐子定定地站在那里，还保持着刚才从椅子里站起来的姿势，只把头微微地冲大植点了一下。

　　“为什么?”

　　对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大植自己都感到问得未免有点太残酷了。哪晓得，美佐子竟意外坦白地说道：

　　“我需要钱。”

　　“很多么?”

　　“不，不过对我来讲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足够结婚成家的钱。”

　　“结婚的人定了么?”

　　“嗯，现在正在一艘跑国际航线的轮船上，明年秋天回来。我想在那之前先存一点钱。

　　”

　　“噢。”

　　大植重又把目光盯在对方的面庞上。对方讲出来的话语是够大胆的，可乍一看也就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孩，充满稚气的脸上露出怪有趣的故作郑重其事的样子，跟她讲出来的那些话全然对不上号。

　　“以前也跟别的男人有过这种关系么?”大植问了一句。

　　“没有。”美佐子这次使劲摇了一下头，“不过，要说有过的话，那只出去过一次。”

　　“好几个吗?”

　　“不，只两个人。”

　　“只两个?”

　　“嗯。”

　　美佐子言谈中毫无羞怯的样子。对方的这种表现反倒令大植产生了一种怪新鲜怪纯洁的感觉。她那小巧的身躯，白净的脸庞，清澈的眸子，任凭怎么观察也想像不出竟然跟几个男人有过关系。

　　“是因为手头拮据才跑来的喽?”

　　“不，不拮据。我是刚才离开家时，突然想起您昨晚讲的那句话的。”

　　“这么说，是一时心血来潮了?”大植笑了。

　　“啊，对不起。让您如此见笑了。”

　　只有在这一时刻，美佐子才面露尴尬，目光里透出一丝悲凄，直直地盯着大植的笑脸。

　　那以后又过了五六天，大植又到榭拉内华达酒吧去了一次。接下来又连续去了几次之后，大植才在十月初的一天叫上美佐子到千叶海滨做了一趟只住一个晚上的旅行。妻子正子一年前就因肺病住进了伊豆的疗养院，对于始终被迫过独身生活的大植来说，美佐子实在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伴侣。

　　在第一次过后的第二天早上，美佐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还剩下十一次啦!明年九月，拜拜!”

　　美佐子说的意思是，每月只约会一次。

　　“否则，彼此的生活就被打乱啦。还是按合同办吧!”

　　话讲得很有道理，还挺有分寸。

　　就大植来说，这样的伴侣也实属难得。虽说以此为营生的女人每次完事之后就互不相干了，但大植从年轻时起就对这类女人死活也提不起兴致来。话虽这样说，在妻子不在家的这么长时间里，在摆平正当年的精力旺盛的男人躯体方面，并不等于就跟任何人都没有过关系。不过，每次事过之后，大植都要感到后悔，可以说回回如此。因为这样会惹出一些麻烦事，比如对方缠着不放，或要求住进家里来等等。倘若只是一种完全没有感情纠葛、容易一刀两断的关系的话，无论是对病中的妻子，还是在无需浪费不必要的感情方面，都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对于大植来说，美佐子的出现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

　　自此以后，大植便每月一次跟美佐子到外地去做只住一宿的旅行。星期六离开东京，星期天晚上必定返回。尽管住一宿的旅行无法走得太远，但大植已充分享受到了与一个年轻女人旅行的乐趣。美佐子则有美佐子的感受，虽说只是一年合同，但看上去对一个月一回的幽会还是蛮有兴致的。大植常常是多给出一些钱，于是美佐子便会用这些钱在下次旅行时换上新的套装或皮鞋。

　　“这样一来，岂不就不能积攒成宝贵的结婚费用了吗?”大植说道。

　　“并没有全用。结婚费用每次都存起来了。再说，我也还有工作嘛。偶尔也该做一身套装的。”

　　美佐子解释说。而且有时还会从小手提包里拿出外国明信片来给大植看，那是那位作为结婚对象的小伙子寄来的。

　　“这种东西还是不看的好。”大植说。

　　“哎呀，您嫉妒了么?”

　　美佐子表情严肃地回了一句，马上又把明信片放进手提包里。在大植看来，每逢遇到这种情景时，美佐子都会莫名其妙地显出若有所失和哀戚的样子。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大植每月一次从星期六到星期天，带着美佐子去了不少地方，其中包括大洗、铫子、沼津和箱根等地。大植再没有去过美佐子上班的酒吧。美佐子也不止一次地对此表示感谢，大植则是出于另一种心情，即不想再看到美佐子在酒吧工作的样子。而每月一次见面时，美佐子身上根本就嗅不出一丝酒吧的味道。

　　在诹访湖站下了火车以后，大植从站上工作人员那里打听到几家一流旅馆的名字，随即一面讲出其中的一个一面拉开了一辆守候在站前的出租车的车门。

　　旅馆就在湖边。被安排的房间是一个六铺席和十铺席的双套间，面向诹访湖一侧配有很宽的檐廊。而且，里面还摆放着年代久远的古色古香的桌椅。

　　美佐子一走进房间就从完全敞开的窗口放眼朝湖面望去，手里还不停地用手帕往胸口里扇风。大植觉得，美佐子的这种表现，一年前在她身上是看不到的。在与大植交往的这一年里，美佐子身上已经多了一种独具韵味的成年女人的举止。

　　大植从房间旁边的专用浴室出来时，美佐子仍然坐在檐廊的椅子上望着湖面，身上的衣服也没有换。

　　“洗澡去吧!”大植说。

　　“这湖真像一个水池子呢。”美佐子说，身子依然朝着对面。

　　“本来就是一个水池子嘛。”

　　“明天早晨再看这湖水的话，会感到寂寞的吧。”

　　“为什么?”

　　“为什么?该分手了呀。真快呀，一年时间。真想再延长一年。”

　　“算了吧!”

　　“您是说会违反合同吧。很为难么?”

　　“那倒不是。”

　　“那倒并非为难吧。”大植刚讲完，美佐子就学着大植的腔调来了这么一句。说完就离开椅子，走到房间一角准备洗澡去了。

　　洗完澡出来之后，美佐子让服务员将晚饭推迟一会儿，二人便到湖边漫步去了。太阳已经西下，湖边沙滩的道路笼罩在暮色里。大概是由于有沙滩的缘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在湖边，毋宁说就仿佛是在海边。与东京相比，风实在是凉快。

　　“这个月就要回来了吧?”

　　“情人?”

　　“坦白讲嘛。”

　　“说是这个月回来，前几天刚来过信。……

　　可是，该如何是好呢。”

　　“什么该如何是好?”

　　“结婚嘛。”

　　“烦了吗?”

　　“倒不是烦。不过，毕竟许久不在一起了，也没有什么烦的理由。只是，我想再稍微延长一小段时间。”

　　“指合同吗?”

　　“不，您没猜对。是结婚的事。……拖上半年以后再结婚。可我知道对方很着急，没有理由再拖半年啦。若说烦的话，这一点才叫人烦呢。真是太性急。……凡是船员都性急，沉不住气嘛。……要是看到这些，您准会生气的。”

　　“那肯定生气。”

　　“您不必担心，肯定没问题。”美佐子停下脚步，朝湖面转过身去，又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还要延长吗?”

　　大植感到不能贸然回答，便一直没有吭声。谁知道美佐子突然转过脸来问了一句：

　　“太太什么时候出院?”

　　“下个月初。”

　　“这么说，马上就到了。该换班啦。”

　　“不要讲怪话吧!”

　　“可是，是真话嘛。您与太太是一辈子的合同呢。不管哪一方先离开人间。……要是一开始我不定成一年，而是定成一辈子就好了。”

　　“那可不行。是你主动提出一年的嘛。”

　　美佐子对此没作回应，而是说：

　　“我这边倒是可以把婚期延长，不过人家却延长不了呢。太太很快就要出院了。明天一分手就互不相干啦。我不认识人家，人家也不认识我。都要做出这样一副面孔啦。”

　　美佐子不禁吃吃地笑了起来。

　　“你今晚似乎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呢。”大植说。

　　“根本没那么回事。在讲合同嘛!一开始就定下来的嘛。只是明天不一起回去，一大早就干脆分手吧。……我趁早晨离开这里。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坐下午的火车从从容容地出发了。”

　　美佐子说完就稍微加快了脚步，径自离开大植，一个人朝旅馆方向走去。

　　当天晚上，大植很少有地比平时多喝了点酒。美佐子也喝了一点，不过跟先前却判若二人，不时地讲一些自己曾看过的电影之类的话题。完全是平时美佐子的那副样子。反过来讲，大植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已经是不愿让美佐子离开了。美佐子拿起筷子时从浴衣袖口露出白皙的手腕的样子，深深地印在大植的眼里，马上面临分手的心绪则始终缠绕在心头。

　　“我也想延长了呢!”

　　“不行，不行。”大植刚说完，美佐子便笑着明确地说道。“合同就是合同。当初定的就是一年，再延长不行。到最后期限又变得伤感起来，不对劲嘛。”

　　“这么说，你是打算马上就结婚啦!”

　　“什么结婚不结婚的，一切都无所谓。我这边推迟结婚是当真的。不过合同不能推迟。

　　”

　　“不要说推迟不推迟了，还是干脆结婚吧!这样好。”

　　“是不想看见?还是恋恋不舍?……如果还有这份恋恋不舍的话，也还可以为你再考虑一下。”讲到这里，美佐子两眼使劲盯住大植的表情，同时说道：“瞧瞧，听人家这么一说就坐不住了吧!不过，刚才讲的是假话。”

　　加重语气讲完最后一句话后，美佐子随即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早晨，当大植一觉醒来时，美佐子早已起床换上了套装，正在檐廊里看报纸。当得知美佐子真的要乘坐早晨的特快返回东京时，大植心里一下子显得有点慌乱。

　　“要回去么?”

　　“可是，这会儿不回去合同就延长了呀。不过，要让我留下来，现在还来得及哟!现在要留的话，我就不回去了。”

　　美佐子以一种坚定的表情直面大植，脸色煞白。

　　“留下。”

　　“真的?”

　　“算了，别回去了。”

　　大植这时才知道，自己还是不能放弃这个年轻的女人。

　　“合同延期?再续一年。”

　　“嗯。”

　　谁知美佐子却仰起头使劲摇了一下：

　　“如果您不留的话，我倒真想再赖下去。不过，您已经留过我了，所以现在我还是要回去。”

　　接着美佐子便站起身来，走到大植跟前，低下头在他额头上飞快地吻了一下。然后马上离开，对着镜子把帽子戴好，拿起手提包走出了房间。大植只顾瞧着美佐子的这一连串动作，连说句话都忘了。当回过神来时，屋子里已经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整个房间显得极度空旷。

　　大植用过早餐后，整个上午时间都用来处理随身带来的公司的文件，或是写一些必要的信件。然而，目光仍不时离开桌子，心思自然而然地仍要跑到美佐子身上去。大植用一个多小时就把工作处理完了，虽说时间有点不对，但还是让人立即把酒送过来，独自一人饮了起来。倘若没有点酒下肚，就觉得总是坐立不安似的。大植喝光了五瓶酒，然后就仰头躺了下去。

　　睁开眼一瞧，头下面已给放上了枕头，身上盖上了一条薄棉被。看看手表，已经下午两点钟了。接下来一直到下午5点，大植就一直坐在檐廊的椅子上，跟昨天美佐子一样把目光投向湖面。实在是没心思回东京去。

　　大植让旅馆给叫了一辆车，准备在5点钟时绕湖边转一圈。他只穿了一条西服裤子加一件衬衣，坐在一辆大型车正中间位置上。据司机讲，沿湖边转一圈要一个小时。

　　“天黑之前能返回旅馆吧。”

　　“绝对能。”

　　车子沿着湖边朝左转弯开了大约有十分钟左右，大植试探着问了一句：

　　“有什么合适的地方能看到整个湖面呢?”

　　“刚好有一座?望台。”

　　司机露出一副本地通的表情说道，然后就把车子停在了一座正好能望到对岸诹访湖市区的小山包底下。

　　从通汽车的路到小山包顶上，一路都是凸凹不平的斜坡。大植一个人从那里爬了上去。山顶平地上有一座供奉观音像的古庙。站到庙前一看，果然不错，整个湖面一览无遗。傍晚的湖面显得有些发暗，上面布满了细细的波纹。西边的天空飘着几道长长的晚霞。

　　大植真想让美佐子到这里来站一下。不过，马上就抛开了有关美佐子的念头，沿着通往庙宇已经开始朽烂的木头台阶，往上爬了几级。从正面的格子窗往里瞧了一下，里面很暗，究竟是不是供有观音像，根本看不清。

　　正堂两根柱子中间那块叫做“承尘”的横板上，挂着好多块已经辨认不清文字的匾额。所有匾额上面的文字似乎记录的都是在这里举行赏月活动时所吟唱的歌词，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具体的词句和作者的姓名，都很难识别了。大植仰起头看了许多块大同小异的匾额，在其中发现了写着“三对夫妇头上有苍天”的一段文字。其他的文字统统都辨认不清了。感觉大概应该是这样一段话：三对夫妇头上有苍天，今霄月儿圆，清辉洒人间。

　　大植一边看着匾额一边想道，在这儿赏月肯定是一件惬意的事。大约是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前，有三对夫妇来这里赏月，其中一人将当天晚上的感慨作歌咏唱，并被选中与其他几十人的诗歌一起被刻写下来的吧。

　　大植内心莫名其妙地涌出一种失落感，头脑里不时浮现出三对老夫妇在这座小山头上仰头赏月的情景。大植忽然间试着把美佐子和自己摆到了其中一对的位置上。与此同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大植感到自己眼睛一酸，泪水竟涌出了眼眶。您与您太太是一辈子的合同呢。虽然美佐子昨天是这样说的，但大植却似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认为自己与美佐子的不幸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当初未能定下一辈子的合同，二是彼此均不具备可能定下此类合同的性格。

　　（赵德远：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防语言文化研究所日语教授，邮政编码：471003)

幸福的日子

［乌克兰］德米特里·普拉图拉　著　于正荣　译

　　德米特里·普里图拉1939年生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市。职业为医生，同时也是散文家，曾出版过多本著作，现系苏维埃作家协会会员，居住在俄罗斯的罗蒙诺索夫市。

　　如果能在一天里同时遇到两件叫人高兴的事儿，那还不算幸福的日子吗？

　　对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来说，第一件喜事是：女儿瓦利娅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应该说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一直是瓦利娅多年来的梦想。这一天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特别是，她没有通过打点就考上了一个公费的专业。她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因为妈妈最担心了；第二件喜事是：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收到了小外孙女从美国的来信。当然这封信是她的养父母写的，因为三岁的孩子还不会写字呢。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即使先后生活在两个语言不同的国家里，她也不会因此变得聪明两倍。所以，她这个三岁的孩子还没学会用任何一种文字来写信。

　　当然了，首先要讲的不应该是小外孙女，而应该是她的两个女儿。没有女儿，哪里来的外孙女呢？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有两个女儿：娜塔莎和瓦利娅。在娜塔莎只有八岁，瓦利娅只有四岁时，亲生父亲就抛弃了她们，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他们很快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显然，他的做法在别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准尉。作为一名军人，应该有责任心，况且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抛妻弃子就意味着又一轮动荡年代的开始，而且这种动荡日子又不可能一天、两天就结束。凡是有类似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女儿还是要抚养的，而他却另寻新欢，爱上了别的女人。“我要走了，住房、积攒下来的家产，如：新电视机，其他家用电器，家具，我没有资格要了。我‘净身出户’，只带走衣服、剃须刀和牙刷。”就这样，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

　　现在来谈一谈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吧。她是一个厉害的女人，甚至有点冷酷：她不是外表冷酷，平时上班也穿着讲究、得体；只是她对丈夫过于严厉，有点不讲道理，甚至有些粗暴：你不能因为任何什么事儿去喝酒应酬，也不能去看什么足球比赛。你这样做会对孩子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而他是一个准尉呀，在单位每天接触的人，不是士兵，就是首长。在家里，妻子还向他发号施令。或许这是他离开妻子的一个原因，也或许不是，这很难说。现在的妻子就不同了，她是一个现役的年轻女兵，视他为长官。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不仅严厉，而且高傲。自从丈夫和她离婚以后，她就不允许女儿们和亲生父亲见面了：“这种卑鄙小人，我们不需要他，不管怎样，我都会把你们带大的。”不过她没挺多久，秋天就来了。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是学校里的总会计师，学校虽大，但给她的钱很少。女儿们需要买过冬的靴子，而且一次要买两双。她不得不放下自尊向丈夫索要女儿们的抚养费。她总是定期地从邮局领到这部分抚养费，只是他们两人从不单独接触。物价不稳，这点儿抚养费就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了。她的前夫需要抚养前窝的两个女儿，还要抚养后窝的两个女儿。没过几年，他退休了，只能从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娜塔莎和瓦利娅的抚养费。也许，他可以再找个地方打打工，比方说，做个保安什么的，因为他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如果那样的话，他可以让人捎钱给她，用不着上抚养费税了。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女儿们还是勉强维持生计。除了学校那份工作，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还在一家个体小商店做兼职。那里不需要她每天上班，只是需要她整理整理文件，做一个报表什么的。只要文件书写正确，合乎法律程序，对老板有利就可以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娜塔莎已经十六岁了，而瓦利娅也十二岁了。当时，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刚过四十，大概四十二岁吧。“不行，我还得为孩子们活着，能动弹一天就干一天吧。现在哪个人不是这样奔波忙碌呢？所以根本没时间重新考虑个人问题，再说，我也没有那种欲望和要求了。”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如是说。

　　娜塔莎十六岁，瓦利娅十二岁，于是小外孙女的故事就开始了。

　　明年，娜塔莎就要中学毕业上大学了（她想成为一位经济师。这个职业现在正时兴）。这时一个美丽的故事开始了。

　　娜塔莎有个最要好的女友（比她大一岁）。女友的未婚夫从车臣回来了。她忠实地等了他整整两年。现在他总算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立了功，还获得了勋章。他说：“我们三个战友商量好，如果我们能活到复员的话，那么在找到工作之前，先到住在海边的一个战友家住些日子。他自己有一处房子。我们将在海边待一个月，喝啤酒，晒太阳，不用担心子弹会再次打来。我带你一起去，就当度蜜月吧，顺便把娜塔莎也带去。我的战友那儿也没什么外人，我们仨一起去，他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同意了女儿的请求：虽然女儿下学年要非常忙，功课也很多，既有毕业考试，又有升学考试，可是女儿还从来没去过南方呢，这次又是和她最要好的女友及未婚夫一起结伴同行。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但是作家长的又没有太多的余钱让孩子们去玩。孩子们都非常懂事，她们在外面摆了个小地摊卖鱼。姑娘们卖，小伙子充当搬运工和“护花使者”。他们很快凑足了去南方的旅费，洗掉身上的鱼腥味儿，就出发去了黑海。

　　当时正值八月。既然是八月，那么我们就不难想像，那里的天气是炎热的，夜是漆黑的，海是蓝蓝的，水是暖暖的。正像孩子们所期望的那样，三个小伙子（房主，娜塔莎女友的未婚夫，一个不知是来自奔萨还是来自比尔姆的小伙子）躺在沙滩上喝着啤酒，吃着自家果园里的水果。娜塔莎很自然地就和第三个小伙子在一起了。那个小伙子也是个战争英雄，还获得了勋章，在他的手上和胸上还留有疤痕。“你想像一下，”娜塔莎动情地对女友说，“如果子弹再向左偏三厘米的话，他就没命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相识了。甚至我无法想像，假如我的生命里没有他，我怎么能一个人苟活在这个世上？我将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在娜塔莎的眼里，那个小伙子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看来，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假期。

　　分手的时刻到了，因为娜塔莎和她的女友9月1日开学，娜塔莎要回到她的中学，她的女友要回到她的技校了。娜塔莎的“意中人”对娜塔莎说：“我没什么钱，几乎一贫如洗，居无定所，甚至没有固定的地址。一旦我有了固定地址，就马上给你写信。” 从此这个小伙子便杳无音信了。

　　娜塔莎就像中了子弹一样，爱情的魔力使她不能自拔。对那个小伙子来说，这一个月的光阴或许只是作为由于战争造成的恐惧和曾为之流血的“理所当然”的奖励或补偿吧。当然，也许无可厚非，这只不过是曾经发生在南方的一个普通的小故事罢了！可是，要是仔细想一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形影不离地在一起待了一个月，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就可想而知了。

　　社会上不是普遍存在这么一种怪现象吗？人们常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经验’，他们的模仿力极强。当他们看到一些男女之间搂楼抱抱的场面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学、去模仿。”可是娜塔莎没敢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女友和她的妈妈，她已经怀孕了。也许她一直在期盼着男朋友的来信，到时候她会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或许那个男孩会想出什么法子来。当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开始发觉自己要做姥姥的时候，娜塔莎才向她承认了一切。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非常惊讶地问：

　　“为什么你不早说呢？”

　　“我……害怕！” 娜塔莎说。

　　“你怕什么呢？你怕我让你打掉这个孩子吗？”

　　“不，是怕你生气。”

　　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快要中学毕业的小姑娘暗地思忖着，一切事情都会平安过去，就像长在脸上的小疙瘩一样早晚会退去的，而妈妈呢？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生气了。这都是因为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太严厉了。

　　她意识到对女儿喊叫打骂都无济于事，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女儿做人流也不可能了。

　　一切全都完了。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但是这多么令人费解呀：一方面小孩要出世，他将来做什么？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既然娜塔莎已经决定留下这个孩子，那就只能这样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非常现实性的问题：怎么生存下去呢？生活可不只是喘喘气那么简单的事儿，生活的经济来源又是什么呢？本来手头就不宽裕。

　　“没什么大不了的，娜塔莎，怎么都能活下去。”除了说这些话，做母亲的又能说什么呢？难道能说“你小小年纪，就如此放荡，还怀上别人的孩子，怎么会干出这种丑事……”这样的话吗？

　　说这种话为时已晚，再说，这种话对怀有身孕的准妈妈和胎儿都没什么好处。头半学年娜塔莎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学校，转到夜校学习，因为她去日间学校是不合乎教育规则的，再说也会因此引起流言蜚语，甚至会被当作反面教材。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说：“娜塔莎，妈妈是这样打算的：孩子满一周岁前，你在家照顾他。小孩满周岁后，我们就送他去托儿所，你继续学习，我再找一份别的工作。”

　　这是一个可以被忘掉的计划，因为计划几乎没有被实施。娜塔莎还没来得及通过毕业考试，一切计划就破产了……

　　小外孙女平安地出生了，可她的妈妈却没能从产房里出来。

　　丧女之痛使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肝胆俱裂。她仿佛感到自己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纪，而是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年代，甚至可能是在公元十二世纪。

　　后来，医生们向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解释，娜塔莎腹中的胎儿位置不正，胎儿的情况十分危险。她不能顺利生下来，要么必须做剖腹手术或许能保住孩子，要么就得拿妈妈的生命做赌注。“不，你们不能拿胎儿作赌注，这是婴儿母亲娜塔莎的选择，不是我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的意思。”

　　一切都结束了，娜塔莎没有出产房。小孩子生下来才两天就成了孤儿。应该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只有默默承受这一切。

　　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叫娜斯佳。她在产房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被送到婴儿室，没有地方可去。

　　经历了失去女儿的打击，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整个人都垮了。首先肾脏不好，后来血压也变得忽高忽低，有时血压高得连医生都瞠目结舌：

　　“你的血压已经超过了仪器所能测量的范围，这是不可能的。”

　　“医生，这种情况在你看来不可能，可是它确实存在。我常常头疼，眩晕。”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说，“每次迷糊过去，又清醒过来，我就觉得这种情况太让人高兴了，以至于我会惊呼‘噢！生活仍然是美好的！我还活着！’”

　　“治一治，吃点降压药吧，不然的话，会导致脑出血，那你就有生命危险了。”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听从医生的话，但她吃的都是一些非常便宜的药，因为她的收入并不多，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医生所说的话，知道有一天自己会脑出血，那他可能就会听从医生的意见了。

　　结果，那一天真的来了。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的身体开始感到麻木，只是她麻木的症状比较轻，右手和右腿不太听使唤，说话有些结结巴巴的。她住了一个月院，基本上痊愈了。最重要的是，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又可以写字了，只是说话还有些结结巴巴的，但是她让自己慢慢地说，尽量分清每一个词。渐渐地，她说的话也清晰了，甚至比电视台播音员的吐词都清楚了。

　　医生当着她的面儿合上病历说：“我无权给你开继续工作的证明，你应该申请伤残退休。”

　　“退休？说得轻巧。退休了，女儿和小外孙女怎么生活呢？那我只好拿自己的健康做赌注了。”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心里暗暗地想着。

　　半年以后，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的身体旧病复发了。她只好又住进了医院……但是这次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没能完全康复，她走路看起来有点跛。这次她不能再冒险工作，只好退休了。她流了很多伤心的泪水，但再多的泪水也不能换回学校里的那份工资了。没有必要再和别人嗦“我该如何生活下去”这个问题，这对于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最让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不安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呢？她已经受住了两次打击，第三次打击的危险性已经非常明显了，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她极有可能经受不住第三次的打击。虽然常常听到有人抱怨生活，但生活依然是美好的。可她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不得不告别这美好的生活。当然，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不会轻言放弃生命，相反她始终坚信奇迹会发生：突然有一天，她的血压正常了，再也不会升高了。当然，这一天会到来的。但是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不得不考虑到更加严重的情况。万一过几年她真的离开人世了，女儿和小外孙女怎么办呢？没有她，女儿和外孙女将如何生活呢？女儿有住的地方，这是最大的优势了，也许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不在了，女儿瓦利娅也会大学毕业，当一名售货员或者考一个会计进修班什么的，也能凑合着过日子，而小外孙女娜斯佳怎么办呢？她还住在保育院里。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只是在周六、周日接她回家。

　　恐惧、不安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呢？瓦利娅安慰妈妈说：

　　“别担心，妈妈，我来养活娜斯佳。”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瓦利娅，开什么玩笑。妈妈不在了，你们怎么办呢？不，没有妈妈可不行。”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说，“如果妈妈不在了，那你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生活照旧，一年四季都得不停地奔波忙碌，起早贪黑，不分酷暑严寒。更糟糕的是，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娜斯佳怎么办呢？是让什么人收养她，还是把她送到孤儿院？”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没有任何亲人，除了她的前夫。可是他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抛弃，更何况他的外孙女呢？应该立刻放弃求前夫帮忙的想法。

　　噢！有一次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最好的朋友建议说：“我有一个熟人，但你不要把他想像得特别好，他正好是做这种‘买卖’的。他将帮你找一个条件非常好的美国家庭，并替你把一切手续办妥。而你呢？除了同意，也不需要做什么。众所周知，美国人有钱，他们可能给你一笔钱，数目相当可观，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你用这些钱自己生活，瓦利娅也可以顺利完成学业。 当然你一定不会同意我的建议，你也许会说‘我曾经读过报纸，我们这儿的一些强盗把孩子卖到国外并卖掉他们的器官。你别认为这儿不可能。’但我指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一切都通过法律的程序，况且我这么想，这些美国人一定会亲自来这儿的。你有足够的时间证明他们不是吸血鬼。”

　　长话短说吧，这对美国夫妇真的来了，在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那儿住了一个星期。这对夫妇不到四十岁，非常善良，但上帝却没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他们懂俄语，在一所大学里教俄罗斯文学。他们非常喜欢娜斯佳这个孩子，并通过最合法的手续把她带到美国去了。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得到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但她只把这些钱用在刀刃上：买药了，给瓦利娅买衣服了，主要用来让瓦利娅完成学业。

　　当然，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把小外孙女给“卖”了，她只是说把娜斯佳送到一个亲姐姐那儿住个一年半载的，除了她最好的女朋友和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人们指责她是对的，毕竟她“卖”了自己的小外孙女。但这都是为了生活呀！有些人也能理解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这不是她的错，还不都是由于她生活窘迫嘛。

　　这对美国夫妇的确是好人，信写得工工整整，还寄来了照片。信中写道：他们特别喜欢娜斯佳，并感谢好心人的帮助，他们的生活才如此幸福！

　　这一天，幸福的日子终于来了，这是特别值得庆祝的一天：瓦利娅考上了大学，娜塔莎的养父母还从美国写来了信。

　　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和瓦利娅一遍一遍地读着信：（养父母）我们一切都很好。我们努力让娜斯佳不忘记母语，但是她几乎什么也不懂，况且她周围的人都说英语……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和瓦利娅长时间欣赏着照片。一张照片上，娜斯佳正和她的养父母在一起；另一张照片上，她一个人在海边，抱着玩具熊，熊比她还大，小女孩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令人惊喜的是，这对美国夫妇还邀请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明年夏天到美国做客。这就意味着这对美国夫妇不想让娜斯佳忘记从前的故乡和亲人，而且路费也由他们来负担。

　　这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她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晚饭以后，瓦利娅出去散步了。拉丽莎·格里戈里耶夫娜幸福地微笑着，接着她看了看瓦利娅的房间，又看了看厨房、卫生间，当她确信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里时，就把门上了两道锁，脸上依旧洋溢着笑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却一头栽倒在床上，大哭起来，确切地说是号啕大哭。听到哭声的人还以为她要告别尘世，正在诅咒生活和命运呢。她哭了好长时间，后来突然停止了哭泣，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口。她感到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眩晕也没有了。

　　窗外，两只卷毛狗正在互相追逐嬉闹，小孩子们正在踢球，金色的阳光洒满绿色的草坪，又映到对面楼群的窗户上，显得光彩夺目。天蔚蓝蔚蓝的，就像南方的天空一样。原来，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于正荣：辽宁大学公共外语部，邮政编码110036)

她想去蹦极

［韩国］李万教　著　薛　舟　徐丽红　译

　　李万教，1967年出生于忠清北道忠州市，1993年毕业于培材大学。1992年，以诗歌作品获得《文艺中央》新人文学奖，从此登上文坛。1998年，短篇小说获得《文学村》冬季文艺奖。2000年，他的长篇小说《结婚也疯狂》获得《今日作家奖》。短篇小说《她想去蹦极》入选“90年代代表小说二十二部”。

　　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味道呢？她手里攥着丈夫的臭袜子，心里犯起了嘀咕。

　　连她自己也没想到，竟会攥着一只臭袜子思考人生。如果这是在结婚以前，不管她思考什么，总要为自己倒上一杯摩卡咖啡，或者乘坐夜班火车去看冬天的大海。然而现在，狭窄的家似乎要比冬天的大海更辽阔也更苍茫。此时此刻，她在床底和衣柜后面翻来找去，并非是为了思考人生，而是寻找另一只袜子。其实她要找的也不是袜子，而是她自己。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袜子的臭味扑面而来。

　　每当她来到冬天的海边，都会习惯性地坐在那里，怅然若失。一双懵懂的眼睛，仿佛要看到世界的另一边。她手握化妆镜久久地凝望。

　　在那面小小的镜子里，一个衰老的女人正面对面地盯着她看。无论表情，还是年纪，那面镜子都像母亲的照片。只要到了冬天的海边，她全身都会感觉到凄凉的岁月的风声，这风声在她眼角也在她的肺腑里荡漾。

　　有时她也会和隔壁的女人们一起唠叨，一起发牢骚。所谓牢骚，无非是丈夫把脱下来的臭袜子随手乱扔，或者经常开着电视睡觉，每天只知道股票和体育新闻等等。女人们无不随声附和。

　　——我以为他抱着枕头睡着了，掀开被子一看，谁知不是枕头，竟是他的大肚子。

　　话虽这么说，等到丈夫回来，她们都会准时起身回家。

　　这时候她意识到，从今往后的生命就要在抱怨丈夫中度过了。对丈夫的抱怨再加上对命运的感叹，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主妇们将她也变成无所事事的主妇的最后一步。

　　丈夫回到家里，把袜子一扔，脚也不洗就躺在电视机前，嘴里喊道“我要吃饭”。这时，她终于说出许久以来一直想说的话，“你自己找吃的吧！”说完便回到旁边的房间，抱着膝盖哭了。如果丈夫此时跟她进来，不管说什么，都会爆发一场战争。然而直到股市动向和体育新闻结束，丈夫才悄悄靠近她身边（通过丈夫的脚臭她早就发现了），把手插进她的腋窝胳肢她。她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输给丈夫。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为了争取今后更美好的人生必须忍住胳肢不笑，于是她就咯咯笑了。母亲一笑，天地灿烂。（小时候看到母亲生气，她就常常这样想）三岁的女儿也许是害怕了，不停地转动着眼珠，看见她笑了，这才笑着跑到她身边。

　　岁月之所以默默流走而不爆发，就是因为有人忍耐，有人宽容，她想。这一点只有忍耐的人自己知道，至于其他人，则以为无论如何，岁月总会向前流淌。甚至有人洋洋自得，认为是自己的出色使得家庭、公司，以及自己所在的团体顺利运转。为了反驳这种不知廉耻的自信，只有放弃忍耐和宽容，尽情爆发。然而，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却不会有任何人受益。所以，只能怀着对世界的爱和忍耐和宽容，并且品尝着不为人知的凄凉。

　　那天，她不但精心为丈夫准备好了晚饭，还为看电视的丈夫按摩肩膀。哈，这个愚蠢的男人，竟然将她的行为当成某种信号，夜里爬上了她的肚子，大声呻吟着用力不止。

　　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躺在丈夫身下，她在思考。

　　可怜的丈夫被某种义务感所驱使，用尽浑身的力气。啊。啊。她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在虚伪的尖叫声中回望人生。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有些痛苦，有些虚无，她甚至感到滑稽。后来她感觉到一点点刺激，于是就在臀部用力。她的臀部就像握紧的拳头，一经用力，丈夫就被她掀了下去。

　　直到这时，她才惊异地发现，也许今天就是那个特殊的日子。人不就是经历这样的过程才来到世界吗？正是这一天，世界上的愚蠢丈夫们因为成为爸爸而骄傲。她洗完阴部，蜷缩着身子进入水中。浴盆仿佛子宫，狭窄而又宁静。她面部朝里（手里没拿袜子，或者躺在呻吟的丈夫身下），保持这样的姿势思考人生。因为浮力的作用，她的臀部孤独地露出水面。那里仿佛有一个通往另外的世界的洞口，而她就像一个想要进入其中的人，把臀部铺在世界上，固执地低下头，她第一次在浴盆里思考人生，而且是另外的人生。此时此刻，在这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之中，一个出人意料的想法诞生了。她突然有了蹦极的欲望，而蹦极是她前所未有的想法。如同一个瞒着丈夫去和情人偷欢的女人，她开始换内衣。万一发生意外，一定要穿着漂亮的内衣。出于这样的考虑，她挑选了最富挑逗性的内衣。

　　第二天，她把女儿托付给邻居，穿上性感的内衣，心情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恋爱时节。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年轻，她穿上少女时代的衣服，身体就像真皮沙发，充满了弹性。这段日子以来，她安逸得就像一个臃肿的沙发。有时候，她甚至坐在沙发上用遥控器操纵洗衣机或电饭锅。同时她还是可供丈夫和女儿依靠的沙发，或者随心所欲进行操纵的遥控器。他们总是坐在同样的位置，期待她来伺候。由此看来，也许他们真的将她当成了松软的沙发。她二话不说就离开家，丈夫一定会对她产生怀疑，甚至在心里想像出一个第三者。臃肿的沙发怎么会自行走开呢？丈夫家那些顽固的人们肯定无比惊讶，惊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沙发自己长腿溜走。几天前，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离家出走。早晨看着朝阳转动洗衣机，傍晚对着夕阳匆忙张罗晚饭。对她而言，生活的智慧不过是等到打折的时候去购物罢了，对此她从不怀疑。不管怎么说，能乘坐电车摆脱家庭那是何等的幸运。拿好钱包和购物袋回家，她深信不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尤其是当她买回来的打折水果特别好吃时，连丈夫都能看出她对自己的选择有多么满足）。这样的她，这个连别人的牙刷都必须放在固定位置才能安心的她，竟然胆大包天毫没来由地想要飞翔在三十米的高空，她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安了。现在，她刚在公共汽车站买了车票。此时此刻，如果有人碰碰她的肩膀，她肯定会像悬挂在三十米高的悬崖尽头一样惊慌失措。临到汽车出发时，她想是不是应该回去，但她想到丈夫会不耐烦地追问“你去哪儿了？”如果以平时说惯了“去超市”的语气告诉丈夫，“我刚才去蹦极了”，他的表情一定很惊讶，就算为了欣赏丈夫惊讶的表情，也一定要去蹦极。她下定了决心。然而，她之所以坚持去蹦极，却绝不仅仅是想看到顽固丈夫的惊讶的表情（如果想见识丈夫的惊讶，穿迷你裙去一趟市场就足够了）。不管怎么样，她一定要重塑人生。

　　她想通过从三十米高空坠落的紧张来挽救自己的人生。出了事故怎么办？不知哪里传来了丈夫的声音。

　　出事也无所谓！她神经质地对丈夫说。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即便缺少了其中的某一天也不会感到特别，既然生命就是由这样的日子组成，那么活得再长再久也没什么意义（二十岁的时候她就曾经想过，只要活到二十九岁就行了）！

　　……

　　抛弃杂念，她终于站到了蹦极台的顶端。

　　站在上面，她感到眩晕，眼前一片漆黑，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站到这里的。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她再也不会来蹦极了。

　　地上看热闹的人们渺小得如同蚂蚁。她看着他们，心里最想告诉他们的是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现在的处境多么安逸，你们知道吗？

　　我疯了，我一定是疯了。她心里这样想道。她是穿着紧身衣出来的，所以每次拉绳子的时候，甚至就连往下跳的瞬间，她仍在担心裤子会不会撕破。她决定收紧臀部。

　　她凝视对面天空中悠然漂浮的几朵云彩，稀里糊涂地画了个十字，然后瞪大眼睛，果断地把自己抛向空中。

　　落地以后，她两腿发软，下颚不停颤抖。这真是死而复生。这真是死而复生。她喃喃自语。她走进附近一家快餐店，坐下，为了安慰怦怦乱跳的心脏，她要了杯冰咖啡，连吹带嘘地喝了下去。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她茫然地望着田野尽处遥远的晚霞，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生活，孤独得令人厌倦。她哭泣着凝望晚霞。不管怎么说，做姑娘时穿过的紧身衣没有被撕破，这总归是件幸事，她嘿嘿地笑了笑，又哭了起来。

　　她去了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遥远地方，经历九死一生，然后回来。可是公寓前的广场却一如往常，孩子们在游戏场里玩闹，非常平静。

　　原以为丈夫会抱着哭泣的女儿寻找突然失踪的妻子，然而通过紧锁的玄关，她看到丈夫还没回来。顿时，她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背叛感，感觉浑身就如虚脱一般。

　　刚想到邻居家接回女儿，却又悄悄地后退几步（她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担心被别人发现），离开公寓来到工地，坐下了。每当和丈夫吵架或者碰上什么伤心事，她经常在阳台上呆呆地凝望这片工地。

　　虽然有路灯，但她坐的地方却被山茱萸挡住了，看不太清楚。傍晚的凉风冷飕飕地掠过胸口，她感觉自己变成了透明人，又像死去已久的灵魂。她呆呆地望着自家熄了灯的窗口。

　　一阵风吹来。漫长岁月的风不知道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的渊源，风从她坐着的长椅边拂过，消失在另一个不可知的地方。

　　她拿出一支烟点着了。然后她就改变了主意，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准备晚饭，甚至还是像往常那样唠唠叨叨，让丈夫把袜子脱下来扔进洗衣机。

　　在丈夫睡着之前，她总感觉自己的紧张得不到松弛。她总是想说——哎，今天我——

　　然而狡猾的舌头总要背叛她，她不得不咬紧牙关。今天有棒球直播，丈夫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她开玩笑地说——今天我累极了，感觉就像蹦极似的——丈夫只是敷衍，听过就算了。直到丈夫沉入梦乡，她才为拥有一个自己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秘密而安心，而欢呼雀跃。

　　回头想想，自从恋爱时被丈夫强迫着夺走了纯真，今天她还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秘密。

　　丈夫不停纠缠。她说“只接吻好吗？”“嗯，知道了。”说完便关灯。一会儿，他开灯问道，“喜欢吧？当你对所有事情都表现得神经质的时候，我看出那是激素过分分泌引起的歇斯底里！”她因疼痛（不是因为高兴）而昏厥，丈夫仍然开着玩笑慢慢地享受（那时候他的力气就是那么大。她感觉结婚前一年的时间才是他们的新婚）。

　　在男人面前没有任何秘密的女人，比任何人都更贫穷，而婚前与别的男人相爱过的女人是幸福的。至少，她拥有不为丈夫所知的属于自己的秘密。

　　可是，年轻的她把一切都暴露给了丈夫，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美丽的裸体和娇媚也被丈夫发现了，并被他一股脑地带走，变成了他的东西。对她来说，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想彻底封住了解自己全部的男人的嘴，那就只有这一个办法。

　　尼采曾经说过，结婚是性交最冠冕堂皇的形式。于她而言，性交成为她走向结婚的最冠冕堂皇的形式。然而就在此刻，她第一次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秘密，就如同有一个隐藏多日的情人，她心里忐忑不安。

　　一天，又过了一天，她渐渐虚脱了。一切都没有改变。偶尔也会遇到伤心事，或者感觉到无聊，她再次微笑，犹豫着要不要再去蹦极。可是，想到余生之中除了独自蹦极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她激动，也再无惊险可言，她开始觉得自己很可怜。

　　正在这时，她收到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女儿的名字，开始她以为明信片寄自幼儿园，上面只写着“请把照片取走，锡”几个字。备注里写道，我要出国留学了，所以这将是最后的机会。然后写明了时间和地点。

　　她漫不经心地把明信片扔在餐桌上，突然间大吃一惊。明信片是排队等候蹦极时认识的一个带相机的青年发来的。在他执意帮她拍下蹦极瞬间的时候，也许她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了。

　　甚至当她收到明信片以后，她不得不微笑着承认，这几天她之所以意志消沉，并不仅仅因为她想到余生之中除了独自蹦极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她激动，并且再无惊险可言，而是因为这个青年没有和她联系。

　　蹦极回来后，那个青年的朋友们用女儿的名字呼唤她，“柔拉小姐，柔拉小姐被阿锡拍下来了。这家伙是个十足的摄影狂。”说完之后，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她也呵呵笑了。久违的无遮无拦的笑。

　　——十足的摄影狂？这么说你是摄影家了？

　　——如果发现美，拍出来的照片也一定很好看。柔拉小姐的照片一定很漂亮。

　　阿锡毫不犹豫地回答。

　　她已经毫无保留地暴露给了丈夫，身上还能藏着什么样的美丽吗？阿锡说完后，又用快拍给她拍了几张照片。

　　那是一张好看的脸。喀嚓，喀嚓，喀嚓……

　　按动快门的声音仿佛穿透了她的心脏，又像是封闭她的灵魂的铁窗棂的声音。喀嚓……

　　她锁上门，陷入了沉思。怎么办？她的心里忐忑不安。怎么办？怎么办呢？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真像是没有安全装置的蹦极，而她独自站在苍茫茫的天空下。要不要去见他，到底去还是不去？

　　去。她终于得出了答案（不，应该说这个答案早在几天之前就决定了）。说是去见他，可是，难道不是去爱他吗？你爱上一个具有飞翔气质的青年了吗？不知从哪里飘来了丈夫的质问声。

　　怎么会爱上他呢？他马上就要去留学了。她为自己辩解。不过，他和她之间，最后的机会。这对她来说仿佛有着强烈的诱惑。

　　就像前往蹦极的那天，她把每件内衣都试了个遍，最后选了一件最为端庄的内衣。她走上阳台，不止一次地叮嘱自己。他很快就要离开了，如果你爱上他，彼此都会痛苦。不过，如果他主动诱惑，她会不顾一切。不，既然如此，她可以率先摆出让他有机可乘的姿态。

　　和她的孤独相比，和他的外表相比，她之所以摆脱不了诱惑，最重要的也许因为这是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机会。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爱，尚未发芽就将消失！只有一次，期待……

　　没有机会掺进自私的打算和迟疑，也没有时间产生什么庸俗的欲望，他们将迅速相爱，迅速诀别，也许是这样的事实使她变得大胆。为防万一，她甚至连避孕的准备都做好了。

　　穿好衣服快要出去了，她突然感到身体有些发烧。跟一个即将诀别的未成年男子开始一生一次的爱情，这是所有家庭主妇们掩饰不住的希望，也是她们期待的浪漫。

　　她的丈夫偶尔会在衬衫上沾口红印，但她也只是表面生气。她推开咖啡厅的门走进去，那个名叫“锡”的青年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那女人看来比锡还小，笑的时候突然隐藏起一双大眼睛，然后突然暴露出来。那是个会施魔法的神秘女孩。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想放弃，她一直努力向锡发出某种信号。递菜谱的时候，或者女孩子去卫生间的时候，她总是向他发出某种信号，或者做出某种眼色，示意他们下次再见面，或者找个借口把女孩支开。他会不会把这些信号发给那女孩子呢？她的紧张片刻也得不到缓解。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喝完咖啡他们就走了。直到最后，她都和他们两个人握手，而且不停地向他们挥手，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拐弯处。

　　当他们两个人的身影彻底消失时，她扑通坐在了地上。此时此刻，他给她的照片也哗啦啦滑落出信封。她仍然期待信封里不仅装着三张照片，或许还有他留下的某种信号，于是她晃了晃信封。

　　什么也没有。这时候，她借着路灯的光线看照片。第一张照片好像是蹦极结束后用快拍照的，照片上的她忘了眼角的皱纹，尽情地欢笑。

　　第二张是她悬挂在绳子上的时候拍的。因为角度太远，所以分不清悬在绳子上的是她还是大猩猩，或者是沙发般的包裹。

　　第三张拍的是她向下坠落的瞬间。也许是特写镜头的缘故，她的表情拍得清清楚楚。可是她无法理解自己的表情，怎么看也不理解。

　　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而哑然失色，又像哈哈大笑欢呼雀跃，又像不可思议的表情，或者是指手画脚在争论什么。

　　不管她再坐多久，那个看上去对她毫无留恋的家伙好像都不会回来了。她觉得自己应该离开了。可是她的腿麻了，她想重新坐下，却不小心坐了个屁股蹲儿。大概是胯骨撞到了楼梯的栏杆，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仿佛遇上了怪物，她重重地坐在地上。

　　就这样坐着，她把头转向风吹来的方向。既然是这样的见面，还谈什么美不美，谈什么最后的机会。他为什么不把照片寄给自己？该死的小子！她痛骂那个无罪的男孩。

　　可是她的眼里怎么会流下不听话的眼泪？她自言自语地叹息。她闭上眼睛。

　　——这比强奸更可恶！

茨木则子诗六首

［日本］茨木则子　著　张继文　译

　　茨木则子出生于1926年，日本诗人。二十岁的时候正值日本战败，写了很多戏曲和广播童话。二十三岁结婚以后，开始诗歌创作。1952年与川崎洋一起创办了诗刊《擢》。与谷川俊太郎、大冈信、岸田衿、吉野弘等人一起成为战后诗坛引路先锋。出版的诗集有《镇魂歌》、《自己的感受》、《寸心》、《女人的话语》、《看不见的邮递员》、《歌中生活的人们》、《人名诗集》、《对话》、《自我挑战》，翻译出版了《韩国现代诗选》等。她用女性特有的敏锐目光注视着生活，以战后日本女性的活跃、自立和女性的真实感受为题材，创作出很多批判现实、歌颂美好生活的著名诗作。诗集《我不依靠》打破现代诗集销售纪录，成为畅销书。茨木则子在日本有“战后现代诗坛第一女诗人”的称号。

　　听的力量

　　我们不能

　　驻足在人的内心湖畔

　　去倾听

　　它的深浅

　　我们为风声惊恐

　　我们为鸟鸣迷恋

　　全神贯注、侧耳倾听

　　跟随这种表情，思绪飘向遥远

　　是因为明白了小鸟的话语

　　古老的树木消除了痛苦与心烦

　　一段民间故事

　　竟将美丽少女病魔驱赶

　　这种顺风宝儿，能将美好呼唤

　　只是自己在忘我陶醉

　　微红的舌头来回打转

　　用尽各种语言

　　渴望将这种情感展现

　　可是

　　话语不能表露全部蕴涵

　　寻觅，一直在将其他东西寻觅

　　惟有领会，才能深切地体验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街道叮当崩裂震响

　　难得一个意外的地方

　　才能看到青空朗朗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周围的人接连死亡

　　在工场、在海边、在无名小岛

　　我的青春容姿渐变沧桑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没有谁给我把多情的礼物送上

　　男人们只会举手敬礼

　　留下温柔的眼神，匆匆走向战场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我的头脑一片空荡

　　我的内心凄惨干枯

　　只是手脚闪着栗子色的光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战争中，我的国家败下战场

　　竟发生了这样的蠢事

　　我们挽起衣袖，卑屈地行走在大街上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收音机的爵士乐在四处播放

　　如同烟瘾发作，头脑昏昏沉沉

　　我们贪婪地听着外国音乐的狂响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

　　陪伴我的是不幸与忧伤

　　如同一个傻瓜虫

　　在寂寞中度过了青春时光

　　现在，我想

　　要尽可能将生命延长

　　上了年纪之后，描绘出美丽的画像

　　如同法国的鲁奥伯伯一样

　　我不依靠

　　我不想

　　依靠现成的思想

　　我不想

　　沿袭已有的宗教信仰

　　我不想

　　凭借原来的学问臂膀

　　我不想

　　依赖一切权威与力量

　　延长自己生命

　　这是我心底所学所想

　　凭借自己的耳目

　　凭借自己的双脚

　　一切都很正常

　　如果依靠

　　那就是

　　椅子后背的靠梁

　　学校，不可思议的地方

　　夕阳照进午后的课堂

　　洒落在德语的教科书上

　　纸面被染成了玫瑰色

　　年轻的教师严厉异常

　　脸上见不到丝毫的笑容

　　或许，将要奔向战场

　　他，还在给我们把古老的德国民谣诵唱

　　时间如河水缓缓流淌

　　说起青春时光

　　猛然想起的是午后课堂

　　想起那染成淡淡玫瑰花的页面

　　写的是什么，现在早已遗忘

　　“比我们更小的孩子

　　能够自由学习，不受任何影响

　　真的令人羡慕、令人向往”

　　一边眺望着漫天星空

　　同龄的友人漫无边际地流露着感伤

　　学校，那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钻入校门，厌恶它如同蛇蝎一样

　　离开学校，如森林般令人留恋难忘

　　今天也有许多小的森林

　　像水仙一样的友情散发着芬芳

　　如同新鲜的葡萄酒

　　掺上一些东西，已开始了陈酿

　　从学校奔出的人们

　　如同小鸟，开始自由飞翔

　　如同猛兽，无畏而有力量

　　自己的感受

　　不要把渐渐枯竭的内心

　　归罪于别人

　　是自己懈怠灌溉与滋润

　　不要把抑郁和不欢欣

　　归罪于友人

　　温柔的消逝到底是谁的原因

　　不要把焦虑烦闷

　　归罪于亲人

　　什么都不好是自己的责任

　　不要把自己意志的消遁

　　归罪于生活的艰辛

　　最初只不过是孱弱的决心

　　不要把一切的不顺

　　归罪于时代的更新

　　那是仅有尊严的燃尽

　　自己的感受思忖

　　是靠自己把守归因

　　否则，那太愚蠢

　　根府川的海

　　根府川

　　东海道上的小站

　　鲜红的美人蕉将其装点

　　这里有着十足的营养

　　鲜花的对面

　　是蔚蓝的大海，水天相连

　　一边听朋友讲述她与中尉的恋情

　　我们两人在这里流连忘返

　　奔放的青春

　　已将挎包装满

　　出征的动员令还在口袋里乱窜

　　离开了激情燃烧的东京

　　奔向白色柑橘花布满的家园

　　一路辗转，始终有你相伴

　　高高的美人蕉

　　静静的相模湾

　　海面是闪光的波浪一片

　　啊，我那少女时代同样耀眼

　　可现在，已像气球般消失了踪影

　　无知、天真、徒劳的岁月

　　失去的只是一个海盗箱篮

　　纤细的身条

　　苍白的脸

　　固守着家乡

　　紧锁着双眉

　　小小的我只有劳动服来装扮

　　根府川的海呀

　　我是否还留在你记忆里面

　　女人的年轮也在旋转

　　当我再次来到这里

　　已经过去八年

　　培育起的是我的果断与勇敢

　　大海啊

　　和你一样

　　我也在眺望着那不知边际的遥远

马拉美

［法国］安德烈·纪德　著　徐知免　译

　　从十八岁起，一个年轻人就打算从事写作。在教室里听老师曾对他说，要想写得好，首先必须好好地感受，好好地思考。对此他心里完全信服。他在拉布吕耶尔拉布吕耶尔(1645—1690)，法国作家。《品格论》是他的一本散文集，书中有简短格言和对当时一些人物的素描。的《品格论》中读到“写书是一种技艺”这句话，他想，这就是说，这是一个人能够而且可以学到的东西。

　　要做画家，就得追随著名大师在画室里学习，那么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他该走向哪里呢?

　　皮埃尔·路易和我，我们早年曾经是同班同学，彼此敞开心扉，畅抒情怀，几乎无话不谈。如果不说是兴趣完全相同吧，至少我俩都一样地热爱诗歌。路易比我能闯，也更大胆，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跑。

　　他带我去了马拉美家。

　　每个礼拜二晚上，马拉美总在他罗马街的寓所接待宾客。关于这些聚会的情况，人们常常谈起；若不是为了记述这位诗人的风采，阐明他的教导的某些特色，我真不想在这里对你们再次重提。他的教导，既有异于当时的一般情况，也与今天一切人们所见、所说和所做的完全不同；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其特色愈加鲜明，愈加卓越。

　　马拉美的内心和外表都很淳朴。他在贡多塞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的工资不容许他有任何奢侈，然而他家里所有的东西无不呈现出一种优雅的趣味。他接待我们的小小餐室只容纳得下八个人，顶多也就是十个。大家环桌而坐，在平时摆饭菜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盛烟草的大罐子。大师本人站着，背靠一座棕色的陶瓷火炉。马拉美夫人早已悄悄退去。敲十点钟的时候，他女儿日内薇埃芙，面带微笑，款款地托着掺糖水的烈酒走了进来。有时，客人不多，她会停留一会儿，但很稳重，从来不加入到谈话中来。几乎常常是马拉美一个人在说话。后来他写的那本《拉杂随谈》中，有些就是他当时谈话的如实反映。我记得他说话的声调，他的微笑，那不是发自唇边，而是从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一种谨慎的、隐秘的、怯生生的笑意；在说话的同时，他常常伸出食指轻轻一掠，以表示探询和期待……啊!在罗马街的这所斗室中，我们远远离开了纷繁城市的喧嚣，离开了那么多的政治谣传、阴谋和诡计。大家跟随着马拉美进入了一种超然的境界，在这里，金钱、荣誉、掌声均已消逝，没有什么比他的那份光辉更不引人注目、更隐秘的了。今天，有教养的人都知道——

　　而在当时只有我们很少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马拉美把我们的诗歌引向一个更高阶段：音韵铿锵，富于形式和内在的美，诗，显现出它从未有过的神奇魅力——我想，在艺术上，完美的东西不复旧，主要是永远向前，别出心裁。

　　马拉美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在他身上闪闪发光的，正是他的圣洁。在这一方面，他完全不属于世俗，他这个人仿佛在从事某种天赋的圣职。他的言谈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他的风范激动了我们的心灵——而他，却显得十分平常，一点大师的架子都没有。可以说，对于我们，他总是以德行教导我们，而身教更多于言教。我看，确确实实，他是一位圣者。我就是这样看他。用一句简单的赞词来赞美他，我想应当强调的是他的某些品质，表面上看似乎非关文学，而实质上却是文学之所依存，却正是我们的文化所依存的东西。什么是这种德行的要素、组成成分呢?……这就是对绝对真理的信仰和信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任何事情，无论在马拉美周围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动摇，怀着对真理的无限挚爱，在真理面前，一切都退避、消逝、变得无关紧要了。

　　不过，我看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这种对现实的轻蔑态度将会走向何方：这必然引导人们离开生活。而诗人一旦脱离现实，就有使文学堕入抽象和冷漠区域的危险。这种对客观世界的忽略，请允许我用一件轶事来加以说明，这样也许才不致因为我老是在谈论马拉美的师表风范，而使我的讲话过分严肃。

　　当年由于对自然主义很反感，而且也想给象征主义加上一篇小说创作(直到那时，象征主义只有诗作，而小说独缺)，我写了《于里安游记》，并抽出其中第三和最后一部分另印单行本，以书名《斯匹兹堡游记》出版。我送了一本给马拉美，他接受时乍一看书名，不禁眉头微皱，他大概把这本小说当作一部真实的旅行记了。几天后，他又碰到我，他说：“啊!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担心你真去过那里呢!”他的那份微笑简直美极了。

　　在这以后不久，我认为在文学和客观世界之间应该建立起直接而感性的联系。这很重要，就像我在《地上的粮食》的序言中所写的：“要让她赤脚踩在地上。”于是，我离开了马拉美，不过我仍然常常记起他的教诲：无论在文学还是在生活中，憎恶那些过于随和、讨好，或一切逢迎媚俗之举；对己对人，都要怀有一份不渝的热爱，要真诚而正直；他还要求我们坚信：体现人的价值、荣誉和自尊的东西总是胜过，而且应当胜过其余一切；其余的一切只是从属品，必要时俱可抛却。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值得注意，不知道别人是否已经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这种永不妥协、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出间接的后果，就像在“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国武官，遭到逮捕，判刑，终生监禁；其后经反复申诉、辩论、调查，至1906年始获昭雪。这一事件搅动了整个法国，影响到政治、文化，以至全国各个阶层。发生时，坚定的正义事业吸引了不少热情的捍卫者走到马拉美身边，如费迪南·艾罗尔德、皮埃尔·吉雅尔、贝尔纳·拉扎尔……

　　因此我有理由说罗马街的谈话不仅是使我们在精神上获得教益，而且也深深地陶冶了我们整个心灵。

　　(徐知免：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邮政编码210093)

荒诞与真实

胡宝平

　　有道是：疑猜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这不，诺贝尔奖其他奖项开始一一揭晓，原本于2005年10月6日宣布文学奖得主，却传出消息：文学奖将延期至少一周才能揭晓。一时间，世界的无数角落，有无数“好事者”抬起了头、扬起了眉：“啊？为什么？”有人大胆猜测：诺贝尔文学奖这回可能空缺——毕竟，这样的事情早已发生过：自1901年开始颁授文学奖以来，曾经7度空缺。一片议论纷纷中，惟独瑞典文学院保持沉默。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英国剧作家、诗人兼政治活动家哈罗德·品特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奖的得主往往出人意料。等到评论者大书特书某人确实该得时，已经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众多观察家看好的有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卡洛尔·奥茨、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索马里作家努鲁丁·法拉赫、秘鲁裔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叙利亚诗人阿里·艾哈迈德·萨伊德（别名阿多尼斯）、韩国诗人高银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而品特不是特别看好。有例为证：在“拉德布鲁克斯”赌博网站开出的赔率中，品特甚至未入三甲。

　　不过，人们依然信服评委的慧眼。“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戏剧中，哈罗德·品特是公认的最杰出的代表。”瑞典文学院如是说，“品特让戏剧回到了它最基本的元素：一个封闭的空间、无法预料的对话，身处其中的人彼此操控，伪装撕碎了。作品情节极为简略，戏剧性来源于其中的权力争斗和捉迷藏般的对话。”品特“揭示出日常闲谈中的危机，切入了压抑所在的封闭空间”。

　　哈罗德·品特1930年10月10日生于伦敦东区哈克尼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隆隆之时，满眼的断壁残垣与无时不在的惊惶恐怖在少年品特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读书时，语文老师约瑟夫·布雷尔利为品特后来进入戏剧界打开了一扇门，在他的指导下品特演过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罗密欧等角色。品特二十岁未满开始当演员，先后在广播剧、巡演戏班子中扮演一些角色（就是在成名后，品特依然表演过广播剧、舞台剧，还亲自导演自己的剧本）。演出经历使他戏剧语言、节奏和技巧运用等有了切身体会。当然，品特最突出的戏剧成就无疑是创作，共写出了29部剧本、13出几分钟短剧，以及多部电视、电影脚本。舞台剧中的《生日晚会》、《看管人》、《回家》等早已是公认的经典，《往昔时光》、《背叛》、《送行酒》和《山地语言》等反响也很好。他的《情人》和《背叛》也已经登上中国舞台，不过更为中国观众熟悉的应该是由他改编的电影剧本《法国中尉的女人》。品特也写诗，很早就有诗作在《伦敦诗刊》上发表。20 世纪80年代以来，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国际、国内政治（如抗议伊拉克战争、美国入侵南斯拉夫等等），以至于有媒体戏谑地称他“愤怒的老先生”。

　　任何一个成名作家，身上总会被人贴上一堆“标签”。标签当然一般都有其道理，可是标签再大，也只是特定时期特定的“厂家”生产出来的，且只能盖住一小块。有时候，背后的“粘胶”还不牢靠，一不小心被人揪下来。品特的情况也是如此，最醒目的标签如“威胁的喜剧”、英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品特风格”，另外还有“厨房洗碗槽剧”、“存在主义戏剧”等等。

　　譬如“荒诞派”。二战、大屠杀、种族灭绝……

　　人为了自己的幻想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訇然崩溃，俗世的生活显得荒诞而没有意义。《等待戈多》中那个黄昏时刻、土墩、枯树和茫然地等待，一下子抽象成这个无意义世界的象征。但是，品特的舞台世界和贝克特的相比，非常具体而有生活气息，品特个人的“一间屋子两个人”这一经典模式就是明证。他的第一部剧作《房间》中，女主角罗斯放眼窗外，屋外的漆黑、寒冷、危险与屋内的光明、温暖和安全在她的心里形成了强烈对比，可是这个“封闭的空间”并不安全，不停的侵扰和威胁感让她心里充满恐惧。品特极为平实地描述着日常生活细节，观众却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最终意识到现实的无常、无序和不可预知。

　　这样的威胁成分在《生日晚会》更为明显。剧中的主人公斯坦利来历不详，租住在某海滨度假胜地的皮蒂和梅格夫妇的家里，没有孩子的梅格对他亲近有加。一天早上，梅格告诉斯坦利，有两个人也要来她家住一晚上，斯坦利顿感不妙，十分紧张。来的人是戈尔德伯格和迈克凯恩，斯坦利如临大敌。梅格说这天是斯坦利生日，戈尔德伯格他们决定开个小晚会祝贺。晚会结果成了斯坦利的噩梦，戈尔德伯格和迈克凯恩用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对他展开审讯，折坏他的眼镜，后来把他带到楼上他们住的屋里。一夜过去，斯坦利俨然换了一个人，最后戈尔德伯格和迈克凯恩开车把他带走了。究竟他们何去何从，无人知晓。

　　《生日晚会》与卡夫卡的小说《审判》有很多相同之处。品特十七岁时曾读过这部小说并深深地喜欢上了卡夫卡的作品，为此他用三个星期时间阅览了哈克尼公共图书馆中所有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对品特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生日晚会》明显生不逢时，只上演了一周还倍遭诟病，原因是戏里人物的来历无从知晓、行为动机不明不白、角色对话牛头不对马嘴。剧中交待不明的地方太多。譬如：斯坦利来到海滨似乎是为了躲避什么，可是他到底从何而来、要躲避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曾和戈尔德伯格和迈克凯恩这两位不速之客所属的组织（或机构、部门）有什么联系？如此种种，观众都不得而知。但是，恰如哈罗德·霍布森所云，模糊不明正是作品艺术性所在。生活现实本来就有很多无法知晓、难以捉摸的因素，人生万事本来就有很多偶然不定的成分。要不然怎么会老是有人喝凉水都塞牙呢？就其本质而言，品特以极其直接的方式说明：表面现实具有大量隐蔽、零乱、反复无常的成分。进一步说，人总有趋利避害之心，总是力图为自己找一方平静的空间、一个安乐的窝巢。斯坦利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威胁随时存在，暴力随时可能出现；人们因为事发突然而惴惴不安、心怀恐惧——这才是个体生活的实际状态。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该剧时，品特说该剧剧情并非“无中生有”或“完全超现实主义的”，《生日晚会》里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有人突然来到门口，欧洲过去二十年来肯定一直都在发生。不仅过去二十年，过去的两三百年都是”。这么看来，历史仿佛成了本荒诞大全，可是最荒诞的，莫过于明知荒诞却逃不了荒诞，眼睁睁地一天一天继续荒诞下去。

　　《看管人》是品特第一个取得票房成功的戏。戴维斯这个穷困潦倒的糟老头在一场殴斗中被艾斯顿救了出来，艾斯顿把老头领到自己家里，为他提供食宿。艾斯顿的弟弟米克对戴维斯的到来十分不满，故意捉弄戴维斯。后来，戴维斯发现米克才是屋子的主人，一次，米克偶然提到要让戴维斯接替艾斯顿当看管人，戴维斯觉得有机可趁，对艾斯顿的态度立即变差。但是，毕竟是兄弟相亲相近，戴维斯最终被艾斯顿兄弟逐出大门。流浪汉戴维斯反客为主的企图和见风使舵的伎俩、艾斯顿乐善好施的性格和精神失常的状况、艾斯顿的弟弟米克对戴维斯的百般捉弄以及米克对哥哥的实际爱护，在杂乱的屋子里步步呈现，突出表现了控制与被控制、力量联合与制衡、人物身份变动不定等主题：一屋之内同样有权力和政治纠葛。为了生存，人们需要和别人组成联盟，可是这样的联盟常常随结随散，不能持久。面对压力和焦虑，人们经常靠虚构和幻想在现实中苦苦支撑。

　　《回家》也突出地表现了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戏中的男主角特迪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没有事先和父亲联系就带着妻子鲁思回伦敦老家探亲。夫妇俩深夜到家，没人欢迎，没有温馨。两个弟弟和父亲都争相与鲁思求欢，鲁思也不含糊，利用性这个工具，将几个男人一一“制服”。戏的最后，鲁思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当妓女维持一家生计，而特迪则一个人回到美国，因为谁也不需要他，他也不想要谁。

　　一切都显得荒谬之极：公公和媳妇、弟弟和嫂子之间可能的淫乱，一个女人甘愿卖淫来养活一窝男人，弟弟要哥哥为眼下还依然是嫂子的女人介绍生意……剧中人物的动物本能被暴露得一览无余，以至于在一次演出中，一位女观众忍不住大骂：“简直就是一帮畜生！”

　　品特以语言为主要手段，把鲁思这个角色塑造得独特而有深度。她是幻想和欲望的发酵剂，是特迪这个大学教授的得力助手，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工具。她不愿意随特迪回美国过那种枯燥乏味的学院生活，显示出她独立自主的一面。在伦敦这个家里，她是几个男人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是牺牲品，可同时又是个成功的掌控者，让那几个男人服从她的要求。品特剧作中的女性一般都有无奈的一面，同时也有灵活和主动的一面，鲁思是个典型例子。借她这个角色，作品质疑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揭示出男性软弱的地方。《回家》集中了此前作品的特点，探讨了女性角色和性别政治问题，它稳稳地确立了品特在戏剧界的地位。

　　到20世纪60年代末，品特的作品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由前期的现实主义布景转为印象主义式布景，人物由处于社会底层的转为中产阶级人物，对话变得近乎个人独白，前期作品中直接的冲突和肉体的侵犯转为思维与智力的较量，舞台动作大量减少。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剧中人利用自己的回忆，搬演出各自关于往昔的不同的版本，而正是各自叙述间的差别和矛盾，显示出人物间的关系和争锋——这些在《往昔时光》里有很好地体现。

　　《往昔时光》有三个角色：安娜、凯特和迪利。第一幕中，安娜回忆她与凯特早年在伦敦共同生活的经历，这在迪利看来具有同性恋意味，尽管已经过去，似乎仍然对迪利与凯特的婚姻是潜在的威胁。因此，过去似乎成了竞技场，一场无形的较量开始了：迪利和安娜都直接利用过去、利用对方的回忆为武器来打倒对方，较量的目标则是凯特。第二幕中，凯特加入到他们当中，她有时同意迪利的回忆，有时同意安娜的回忆，直到控制整个局面。三人的回忆都有强烈的主观性，恰如剧中人安娜说：“有些事情即使根本就没发生过，人们却记得。有些事情我记得可能根本就没发生过，但因为我的回忆，它们发生了。” 它是有效的心理控制策略，因为同意某个叙述或者反对某个叙述，意味着认同、拒绝或者孤立他人，人物关系与心理斗争由此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矛盾与竞争的结果，也许是关系分裂和孤独——如戏剧的结局所示：迪利颓丧地坐在躺椅上，安娜躺在床上，凯特坐在另一张床上。将剧中对时间和回忆的探讨加以引申，可以形成一个更深刻的也很骇人的结论：不仅个人，其实大到国家、民族历史，其过去和现在与将来一样，都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可以为了某些需要进行人为地加工与编造。

　　1975年，品特与妻子维维恩·麦钱特离婚。自从《看管人》完成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之后越来越大，其间品特与其他女人也有过交往。《背叛》是他离婚后的第一部舞台剧，里面虽然没有明显的自传性成分，但是与他本人的感情经历仍然有一定关系。

　　《背叛》分九场，时间是从1977年回溯到1968年。品特运用电影中常用的倒叙手法，通过大量重复的意象，巧妙地表现了罗伯特、他的妻子艾玛和他的同事杰里之间互相背叛的主题。如今，艾玛与杰里七年的婚外情结束已有两年，很明显，他们背叛了罗伯特——前者的丈夫、后者“最好的”朋友。罗伯特与艾玛离了婚，并说自己与别的女人有染，这是对艾玛的不忠。杰里与艾玛的关系无疑也是对其妻子朱迪丝的不忠，但是朱迪丝可能与她工作的那家医院的一个医生也有不清白之处。罗伯特服务的那家出版公司网罗的通俗作家凯西也许象征着杰里为了商业利益而对艺术操守的背叛，而凯西离开女友苏珊娜也不无蹊跷之处。其实四年前，艾玛就曾把她与杰里的关系告诉了罗伯特，而艾玛与杰里私通三年后仍然与罗伯特生了个孩子，这也许可以看作罗伯特夫妻对杰里的背叛。罗伯特和杰里都曾是诗歌杂志的编辑，都喜欢文学，可现在一个是出版商，一个是经纪人，可以说是背叛了自己早年的文学理想——更进一步说，是背叛了自我。《背叛》的情节相对简单，但手法灵活，将多重背叛绞合一起，很受观众欢迎。

　　品特非常厌恶社会上的不公、暴力与政治腐败，早年因为拒绝入伍当兵而被告上法庭，7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80年代以来写出的几出戏里，都表现了国家机器对普通人实施的暴力与摧残，《山地语言》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在这出戏里，品特匠心独运，通过表现政府暴力的表现之一——语言霸权，揭示出专制政治的黑暗。全剧分四场。第一场里，一群妇女冒着风雪在监狱外等待探访被监禁的丈夫或儿子，结果受到狱警的粗暴对待，其中一位老妈妈的手被狗咬成重伤。在狱警的口里，遭监禁的都是“国家的敌人”。第二场中和第三场中，老妈妈和年轻妇女因为说的是山区方言，遭到狱警的粗暴制止，因为山区方言是禁语。最后一场里，老妈妈的儿子因为告诉狱警她不会说首都地区的语言，遭到毒打，这时有人通知“他们改变了规定。她可以说了，可以说家乡话了。除非来新的通知”，她却说不出来了。品特从1985年开始写《山地语言》，是有感于土耳其极力压制库尔德语而作。他在一次采访时这样说：“在我看来，这个本子讲的是语言压制和表达自由的丧失。因此，我觉得它适用于土耳其，也适用于英国……它也反映了当前英国发生的情况——压制言论和思想自由。”作者的解释有其道理，不过换个角度，对山区语言的压制也象征着对地方差异的压制和对中心文化的强制服从。山区方言由遭禁到允许使用，“除非来新的通知”，表明朝令可以夕改，这最终导致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沦为牺牲品。

　　除《山地语言》外，品特还写了《温室》、《送行酒》、《聚会时光》等其他几部政治剧。在这些戏里，他对社会黑暗与不公的愤怒，对受歧视、受侵害者的悲悯之心溢于言表。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良知和人道关怀。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品特广泛撷取素材，执着地寻求洗练、明了而有力的语言、动作和视觉形象，同时思想和主题也在不断发展且表现出不可多得的连贯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93年，大英图书馆将获赠的品特手稿（包括舞台剧、电视和电影剧本及其他作品）整理后，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品特档案室。1995年，他被授予大卫·科恩文学奖，翌年被授予“戏剧界终身成就奖”。今天，“品特风格”一词已经进入英语词典成为一个词条。所有这些，是他为英国戏剧所作的贡献的最好证明，也是最好的承认和奖赏。

　　（胡宝平：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邮政编码210093）

柳暗花明又一村

谭成春

　　当地时间11月3日下午1时，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巴黎德鲁昂饭店宣布：在第二轮投票中，比利时作家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的《在母亲家的三天》以6：4的得票数，击败了法国作家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一座岛屿的可能性》，从而荣膺2005年度龚古尔文学奖。

　　不守时的作家？

　　弗朗索瓦·魏尔甘斯，1941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多年来一直住在巴黎。父亲弗朗兹·魏尔甘斯，比利时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兼小说家，是一位严谨的天主教徒；母亲则是法国人。魏尔甘斯从1961年开始创作小说，当过电影评论家、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家，拍摄过多部反映艺术的纪录片和三部虚构的长片。70年代期间，魏尔甘斯还拍摄有长片《绝症》、《肉色》，虽然都已拍摄完毕，但均因资金方面的困难以及电影制片厂倒闭而没有公映；此外，魏尔甘斯一边拍摄电影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导演了德国剧作家里夏德·瓦格纳的戏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970）。继公开出版的处女作小说《小丑》（1973）获得罗杰·尼米埃奖之后，他屡获成功：《柏林星期五》（1979）、《配角》（1980）、《科普特枪鱼》（1981）、《墨杜萨之筏》《1984》、《一个婴儿的生活》（1986）等作品都分别获奖。此外，魏尔甘斯还创作有《我是作家》（1989）以及《笑与哭》（格拉塞出版社，1990）。稍后，魏尔甘斯的《拳击手的疯狂》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并夺得了1992年度的勒诺多文学奖。此外，格拉塞出版社还出版了魏尔甘斯的处女作小说《弗兰兹与弗朗索瓦》（1997），并夺得1997年度的法国语言大奖。该书是一部与父亲有关的作品，被视为一流佳作，媒体和公众给予了极大关注，同时也为媒体关注《在母亲家的三天》打下了伏笔。

　　弗朗索瓦·魏尔甘斯常常不能按时交稿，被人视为拖沓懒散。在此次大奖揭晓之前，人们曾经担心魏尔甘斯的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是否真能如期面世。事实上，2000年6月，当他第一次向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书商们谈起自己的新作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作品会是什么模样，并打算在当年的7—8月里完成书稿。谈到《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并没有在2000年9月出版的原因，魏尔甘斯表示，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但事实上并没有把书稿写完，不过总算确定下了书名。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宣布即将出版作品之前，他可以说是一行字也没有写下；为了创作《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他查阅了很多词典，做了很多笔记，把自己给淹没在笔记堆里了。他曾经把同一段落写了十次，却觉得没有什么价值，除了他正在写作一部作品外，表面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此后，魏尔甘斯每年都宣称新作就要“紧急出版”，书名就叫《在母亲家的三天》，但很快又予以断然否认。早在2003年7月，负责出版该书的格拉塞出版社就表示：魏尔甘斯的作品尽管一再推迟出版，不过马上就要出版。最终，作品还是没有出版。魏尔甘斯说，出版社并没有因为作品一再推迟出版而感到恼火，因为他是在“同知道文学是什么的编辑们打交道”。更有趣的是，尽管魏尔甘斯的作品尚未问世，但报刊文章汇编里居然出现了一位评论家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盛赞了魏尔甘斯的某一作品。由于魏尔甘斯一再推迟《在母亲家的三天》的交稿，也由于读者与媒体长期的盼望，《在母亲家的三天》于9月底一出版就为媒体所接受，并且是在评委会开始评选前的最后时刻——10月初——才搭上龚古尔大奖列车的。

　　2005年初，他记起自己曾在2002年写过一段自我感觉还不错的文字，于是就在塞满屋子的纸堆里寻找了十天，结果也只找到了初稿，最后只好把那一段重写。魏尔甘斯把自己完成这本书时的状态叫作“轻度忧虑”，他说写这本书时经历了好几个让人觉得泄气的阶段。

　　魏尔甘斯的文风流畅而优美，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擅长拿捏笑与情感的分寸。在《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中，读者已经读到了作家那流畅而绚丽的文笔，在七年之后终于可以拜读到作者的新作了。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相比，《在母亲家的三天》也许并不是魏尔甘斯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最感动人的一个作品，书里有许多题外话和巧妙的影射。

　　 此次魏尔甘斯一下子出版了两部小说：一是龚古尔奖的获奖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一是《莎乐美》。《莎乐美》的创作开始于1968年8月，成书于1969年6月，当时作者才二十七岁，所以有人把《莎乐美》视为作者的处女作小说。魏尔甘斯说，他自己以前并不知道《莎乐美》的书稿究竟在什么地方，他是在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找到《莎乐美》手稿的。他说，文学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曾经看过这部书稿，并且给了详细的评价。当时没有出版《莎乐美》也与他那笃信天主教的父亲有关，因为书中许多地方都有色情描写，他父亲肯定不会欣赏。

　　《莎乐美》出版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再版，是在经过校正、修改之后由莱奥·舍尔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一般来说，作家最初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文稿都是在死后出版。魏尔甘斯则喜欢提前，并且他在出版该书前可能修改过这部作品。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得对。凭借自己的技巧、神经和音乐特色，他是不会把《莎乐美》弄成青年时期的作品的，也不会弄成《小丑》的草稿，而是写成与德国作曲家里夏德·施特罗斯的《莎乐美》的主题（欲望、音乐、创造）相同的一个作品。《莎乐美》歌唱女性，把所有的女性进行了概述，以及别人从女性那里体验到的经历与幻想：“用莎乐美这样一个相同的名字，我拾起了从四分省总督希罗底·希律安提帕死后那些被破坏的童贞。”在《莎乐美》完稿三十七年以后，《在母亲家的三天》中，女性与写作之间的联系得到了确定：“我对自己遇到的女性的索求，就是给我写作的欲望。”女性帮助他失去，他在失去的同时获得。

　　获奖作品是自传？

　　颁奖当天，12点45分，魏尔甘斯正在自家的浴室里洗澡，这时候手机响了。原来是他的家人特意打电话向他报告获奖的喜讯。在龚古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半小时之后，魏尔甘斯赶到了德鲁昂饭店。饭店内的场地本来就狭小，他的到来加剧了现场的骚动。由于魏尔甘斯仅仅经过评委的两轮投票就得以胜出，所以龚古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出现了少见的热闹：大片人群你拥我挤、闪光灯噼啪作响、摄像机四处飞舞。

　　在接受了本年度的龚古尔文学奖之后，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母亲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通话很短暂。她说自己非常激动。我告诉她：‘我终于给你带回了一张优秀文凭！’她非常高兴：她已九十一岁了，她的儿子获得了龚古尔奖……

　　对于她来说，这仿佛我以‘很好’的评语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一般。” 魏尔甘斯对拥挤在自己周围的记者讲述道。六十四岁了，而且已经有过获得其他文学奖的经历，著名作家面对记者也是如此的欣喜若狂，活脱一小孩子模样儿！“获奖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读我的作品。写作的目的就在这里。”

　　魏尔甘斯表示，这部小说耗时数年才得以完成，书中讲述的是一位无法完成作品的作家的故事。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是一位作家，他不知所措，无法完成自己的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在作品中，魏尔格拉夫曾这样说：“他重读自己的作品总是觉得绝望。”魏尔格拉夫写下了许多句子、描述了许多场面、做了许多笔记，看上去却并不打算把人们期待的作品写得好一些。他旅游，读书，做爱，闲逛，思考需要创作的其他作品。在魏尔格拉夫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格拉芬贝格；在作家格拉芬贝格所写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魏尔施泰因，格拉芬贝格想要讲述的也是作家魏尔施泰因的遭遇……以上诸人的名字都与获奖作家的名字相同，都叫弗朗索瓦。在书中，魏尔甘斯表现得既狡猾、又谨慎，他不断地在不同作品之间暗自构筑隧道。一旦受阻时，魏尔格拉夫，即魏尔甘斯的替身，就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的替身，每个替身都在试着创作魏尔格拉夫无法完成的作品。最终，没有人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作家相互交流了各自在创作上的无能。就在自己五十岁生日的当天，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决定取消预定的一切见面，以图弄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换工作、换老婆、换城市，甚至想换时代生活！“我不接受对过去感兴趣的人那令人作呕的一面，我想走向未来。”然而，他无法抹去自己力图摆脱的过去。他记得自己曾做过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他和妻子去了意大利，去了希腊，并险些和妻子分开。然而，记忆中的旅行却让他更爱自己的妻子。他说：“我差点花费自己的一生，去期盼着和其他一些女性生活在一起。” 魏尔格拉夫想去看望独自住在普罗旺斯的母亲，但又一再推迟行程。最后，魏尔格拉夫去了母亲家。因为母亲住进了医院。《在母亲家的三天》赞美女性，用魏尔甘斯自己的话说，是一幅用“心理上有问题的儿子和身体上有问题的母亲之间的关系”编织而成的素描。

　　 “我认为书中讲述了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作家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对母亲表示敬意。对作家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要比对母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点点滴滴感兴趣的读者少些。获得大奖，将会促使对母亲有兴趣的人去读这本书。”

　　法国文化与通讯部长勒诺·多纳迪厄·德瓦布尔也对魏尔甘斯的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一份公报中，德瓦布尔祝贺魏尔甘斯获得“如此值得”的大奖，称赞魏尔甘斯的作品是“敏感而又保持距离的一种敬意，充分地流露着温情”。

　　魏尔甘斯特别强调，《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部小说。“否则，人们会说我给自己写了自传。这个，我还没有写呢。将来会写的。” 他说，“一个月以来媒体接受我的作品的方式表明，评论家们存在着对文学表示敬意的现象。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我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事情。我是在写一位作家，我要努力把握好风格。” 魏尔甘斯说自己当时真的很难写完这本书。“尽管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写完这本书，但我知道我会完成的。”他说，“有一种悖论认为，难以写完的小说最受欢迎。” 对于书中的主人公无法完成作品，魏尔甘斯说：“这是所有悖论中最精彩的悖论，我喜欢悖论。”他说，这本书2005年9月才得以出版，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是因为书没有写完。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标题：在母亲家的三天。别人希望母亲能成为书里的主要人物，或者干脆要求我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而不是写一部小说。我只好解释说，这本书并不是真的与我的母亲有关。就像所有作家都会从生活中得到部分的启发一样，我只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而已。

　　 但评论界普遍认定《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在该书出版前的七八年时间里，魏尔甘斯都没有作品问世。由于魏尔甘斯的小说《弗兰兹和弗朗索瓦》是一部关于父亲的作品，而媒体正在期待着作者写出一部关于母亲的书，也由于获奖小说《在母亲家的三天》的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与作者同名、且姓氏相近，同时也是一位纠缠于写作中的困难的作家。评论界据此认定此书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一脉相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认定魏尔格拉夫就是作者的替身。

　　乌勒贝克败北有失公允？

　　在龚古尔奖揭晓之前，魏尔甘斯和乌勒贝克都是舆论看好的作家。应该说，《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的出版日期对乌勒贝克的作品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德库安指出，魏尔甘斯的作品“提出了问题：‘文学创作的障碍是否存在？’答案就是‘是的，存在’。这本书很敏锐。”

　　不过，《在母亲家的三天》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评奖的一些尴尬。近年来，法国读书界、出版界一直抱怨大的出版社几乎包揽了几项重要的文学奖，并由此抨击龚古尔等文学大奖成了出版社促销牟利的工具。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

　　德库安表示：“在乌勒贝克和其他人之间，我们无法选择。从今年夏天以来，人们就有了游戏已经走样的印象。” 他指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希望能借此表明龚古尔奖要保持“独立”的意愿。他影射的对象是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乌勒贝克是目前法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自出版以来一直摆出最有可能获奖的架势，而媒体围绕该书所做的宣传又声势浩大。

　　乌勒贝克的这本小说的出版时间为2005年8月底。此书是一本为衰老所困方面的科幻小说，从出版到龚古尔文学奖揭晓已经售出二十万本，成为文学奖评奖当年销售量最大的作品之一，且一直受到了重量级的评委、评审委员会前主席弗朗索瓦·努里西埃的支持。投票结束后，对于乌勒贝克的败北，努里西埃的回答则有所保留：“我不会做出什么反应的。那是大多数（评委）的选择，我站到那一边去。那就是所有人选出的获奖者，我和他们站在一起。” “乌勒贝克没有获奖，仅仅是因为他未能获得多数票。”他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回答得很简练。他还指出，评委会的决议是“严肃而公正的”。乌勒贝克一再败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伊斯兰教的猛烈抨击。

　　（谭成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邮政编码210093）

在土星的标志下

［美国］苏珊·桑塔格　著　姚君伟　译

　　苏珊·桑塔格的作品近年来不断在中国推出。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系列，包括《火山恋人》、《在美国》、《恩主》和《死亡之匣》，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苏珊·桑塔格文集》，已出的第一辑由《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和《重点所在》组成。文集第二辑也即将出版，包括《在土星的标志下》、《激进意志的形式》和《他者之痛》。这里发表的是《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标题作，发表时有删节。

　　—— 译者

　　在大多数肖像照中，他的头都低着，目光俯视，右手托腮。我知道的最早一张摄于1927年——他当时35岁，深色鬈发盖在高高的额头上，下唇丰满，还蓄着小胡子：他显得年轻，差不多可以说是英俊了。因为低着头，穿着夹克的肩膀仿佛从他耳朵后面耸起；他的大拇指靠着下颌；其他手指挡住下巴，弯曲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者般的那种凝视——似乎漂向了照片的左下角。

　　在他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张照片中，鬈发几乎还没有从前额向后脱落，但是，青春或英俊已无迹可寻；脸变宽了，上身似乎不只是长，而且壮实、魁梧。小胡子更浓密，胖手握成拳头、大拇指塞在里面，手捂住了嘴巴。神情迷离，若有所思；他可能在思考，可能在聆听。（“听得入神的人看不见东西”，本雅明在他评论卡夫卡的文章中说过。）他背后有一些书。

　　在1938年夏天拍的一张照片中（这是本雅明在布莱希特1933年后流亡丹麦期间几次拜访他的最后一次），他站在布莱希特的屋前，这时的他已经四十六岁，略显老态了，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裤子上挂着表链：一副松弛、肥胖的样子，双眼恶狠狠地瞪着镜头。

　　另外一张1937年拍的照片，本雅明坐在位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他身后不远处一张桌子前坐着两个人，两人的脸都看不清。本雅明坐在右前方，可能是在为他已写了十年的关于波德莱尔和19世纪巴黎的著作做笔记。他在查阅左手托着的一本摊开的书——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的挚友舒勒姆描述过他1913年在柏林第一次遇见本雅明的情景。那是在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小组和自由德国学生联合会犹太人成员联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二十一岁的本雅明是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他“发表即兴演讲，看也不看面前的观众，眼睛盯着远处的天花板一角，在那里慷慨陈词，高谈阔论，其演讲词据我现在记忆，马上就能拿出去发表”。

　　本雅明是法国人所谓的抑郁寡欢的人。青年时代，他表现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伤”。他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除非我们读懂了他的主要作品：1928年出版的论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及其从未能完成的《巴黎：19世纪之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忧郁理论，否则，便无法充分理解它们。

　　本雅明将自己的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他在这些对象，如17世纪巴洛克戏剧（这些戏剧将“土星式的淡漠忧郁”的不同层面戏剧化），和对其作品写出了极其精彩评论的作家——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卡尔·克劳斯身上看到的正是他的性情。他甚而至于在歌德身上也发现了土星性格特征。因为，尽管他在那篇讨论歌德《亲和力》的（仍未译入英文的）出色的辩论文中，反对通过一个作家的生活来阐释作品，但他还是在对文本所作的最深刻的思索中有选择性地运用了作家的生平，即那些揭示出忧郁症和孤独症患者的信息。（因此，他描写了普鲁斯特的“将世界拖进其漩涡中心的孤独”；他解释了卡夫卡，正如克利一样，为何“在根本上是孤独的”；他引证罗伯特·瓦尔泽“对生活中的成功所怀有的恐惧”。）我们不能借助于生活来阐释作品，但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

　　两本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小书包括了本雅明最为清晰的自画像，两本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内容是回忆他在柏林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对这位刚出现忧郁症症状的人来讲，在学校，在和母亲散步时，“孤独对我来说是人惟一合适的状态。”本雅明不是指独居一室时所感到的孤独——他童年时代经常生病，而是指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孤独，街头游手好闲者的忙碌，自由地去做白日梦，观望，思考，漫游。

　　土星的影响使人变得“漠然、犹豫、迟钝”，他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写道。迟钝是忧郁症性格的一个特征。言行笨拙则是另一特征，这样的人注意到太多的可能性，而未发现自己不现实。还有一个特征便是顽固，这是因为他渴望高人一等——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本雅明回忆童年时代和母亲散步时的倔强，母亲会把无关紧要的行为内容变成对他实际生活能力的测试，因而强化了他本性中笨拙无能（“到今天我都不会煮咖啡”）和极其倔强的层面。“我比实际上似乎更迟钝、更笨拙，也更愚蠢的习惯源自这样的散步，这样的习惯具有一种随之而来的极大的危险性，即它会使我认为比我实际上更敏捷、更灵巧，也更精明。”这一顽固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进入我视野中的东西我好像连三分之一都看不到”。

　　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时间是控制、不足、重复、仅仅实现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是他一直以来的自己；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本雅明方向感差，看不懂街上的路牌，却变成为对旅游的喜爱，对漫游这门艺术的得心应手。时间并不给人以多少周转余地：它将我们从后往前推，把我们赶进现在通往未来的狭窄的隧道。但是，空间是广阔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同的位置、十字路口、通道、弯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死胡同和单行道。真的，有太多的可能性了。由于土星气质特征是迟缓，动辄表现出犹豫不决的倾向，因此，具有这一气质的人有时不得不举刀砍出一条道来。有时，他也会以举刀砍向自己而告终。

　　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自身。

　　对于忧郁症来说，装腔作势、遮遮掩掩似乎是必要的。他与别人的关系复杂，不明朗。那些高人一等的、不足的、情感迷惘的感觉，那种不能得到想得到的、抑或甚至无法对自己以合适的（或统一的）名称讲出来的感觉——

　　所有这些感觉都觉得应该掩盖在友好，或在最具道德原则的操纵之下。使用一个由那些了解卡夫卡的人也用在他身上的词语，舒勒姆谈到了本雅明与别人的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几乎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但是，对于这个能够站出来为普鲁斯特“破口大骂友谊”而辩护的人，会无情地抛弃朋友，就像发现自己对青年运动的同志不再感兴趣就抛弃他们一样，知道了这一点，人们不会感到有什么惊讶；同时，了解到这个爱挑剔、固执、极其严肃的人也会对在他看来可能高于他的人奉承拍马，知道了他几次到丹麦拜访布莱希特时也会让他自己被布莱希特“嘲弄”（他本人语）、被他蔑视，人们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惊讶。知识生活的王子也可能是一个弄臣。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借助于忧郁理论，对两种角色作了分析。土星气质的一个特征是慢：“暴君因其情感之拖沓而轰然倒台。”“土星另一个显著特点，”本雅明说，“是不忠实。”巴洛克戏剧中弄臣的性格就是代表，其心态就是“本身动摇不定”。弄臣的操纵性部分在于“缺乏性格”；它也部分地“反映出向无法穿越的、悲愁的、相合的星座所作出的极度沮丧、泄气的投降，这一星座群仿佛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几乎是物样的(thinglike)风貌”。只有认同这样的历史灾难感、认同这样程度的沮丧的人，才会解释弄臣为何不应当受到嘲笑。本雅明说，他对同伴不能忠实如一，与他对物质具有的精神所保持的“更深层次的、更具思考特征的忠实如一”是相对应的。

　　本雅明所描写的可以被理解成简单的病理学：忧郁质将其内心的麻痹向外投射的倾向可视作不幸的不可更改性，人们遭遇这样的不幸时，就感觉它是“巨大的、几乎是物样的”。但他的观点更为大胆：他感到忧郁症患者与世界之间所做的深层交易总是以物（而非以人）来进行；他认为这是真正的交易，它们揭示出意义。完全是因为忧郁症性格经常为死亡所纠缠，所以，忧郁症患者才最清楚阅世之道。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世界向忧郁症患者而非向其他人的仔细拷问屈服。事物愈没有生命，思考事物的头脑便愈有力、愈有创造性。

　　本雅明本人作为一类收藏家，对作为物的物始终是忠实的。据舒勒姆讲，他的书房收集了很多初版本和珍本，藏书“是他个人劲头最足、维持时间最长的事情”。忧郁质在物一样的灾难面前无动于衷，倒会因为一些特别的宝贝东西激发起的激情而变得精神振奋。本雅明的书籍不仅是使用，作为专业工具；它们还是思考物，是思想的马刺。他的书房勾起“我对这一座座城市的一个个回忆，我在其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些城市包括里加、那不勒斯、慕尼黑、但泽、莫斯科、佛罗伦萨、巴塞尔、巴黎……勾起我对放置这些书的一间间房间的一个个回忆……”淘书，一如猎艳，拓展了快乐的地理空间——这又是漫游世界的一个理由。在收藏的过程中，本雅明体验到他自身聪明、成功、精明、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激情的一面。“收藏家就是知道随机应变之人”——如同弄臣一样。

　　除了初版本和巴洛克寓言画册，本雅明还专门收集儿童书籍和疯子创作的书籍。“对他来讲意义重大的那些杰作，”舒勒姆说，“以奇怪的方式放在难得一见的作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边上。”书房奇怪的格局就像本雅明的作品中所采取的策略一样，在其作品中，超现实主义灵感激发下对短暂、不可置信和被忽略的有价值的宝贝的搜寻与其对高品位的传统经典保持的忠实形影相随。忧郁的人总觉得物样的东西会控制他，因而感觉受到威胁，但是，超现实主义趣味嘲笑这些恐惧感。超现实主义在感受力方面的禀赋就是让忧郁的人变得开开心心。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他坚信，寓言确实是阅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即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莱尔的标志性方法；这一方法嬗变成哲学观点和对事物所作的显微科学分析，本雅明本人也运用过。

　　忧郁的人看见世界本身变成一样东西：避难所、安慰、诱惑。本雅明去世前不久，还在构思一篇文章，来讨论作为幻想的一种方法的缩微化。他以前曾有意讨论歌德的《新美露西娜》，拟写的这篇文章似乎是续论。歌德在《新美露西娜》中讲述的是一名男子爱上一个女子，而她其实是一个微形女子，只是暂时获得常人大小的身体，这位男子随身携带一个盒子，殊不知盒子里有一个微形王国，他爱上的女子就是公主。在歌德的故事里，世界真的缩小成一件可以收藏的东西，一件物品。

　　如同歌德故事中的盒子，一本书也不仅是世界的残篇，其本身也是一个小世界。书是读者居于其中的世界的缩微化。在《柏林纪事》中，本雅明提到他童年的狂喜：“你并非看完这些书籍；你就住在里面，在字里行间逗留。”让孩子感到极为兴奋的是阅读，最终又添加了让成年人着魔的写作。获得书籍的最值得推崇的途径就是撰写这些书籍，本雅明在一篇题为《开箱整理我的藏书》的文章中说过。弄懂书籍的最佳途径也即进入其空间：他在《单行道》中说，除非把一本书抄上一遍，否则，我们便永远无法明白书里的意思，这就好比乘飞机是欣赏不了陆地景色的，只有脚踏实地亲历一番才成。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意义的力量与死亡的出现和腐烂的力量是完全成比例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到意义，在“被委婉地说成是经历的逝去的往事中找到意义”。完全是因为过去已经逝去我们才能阅读过去。完全是因为历史当做实体来崇拜，我们才能懂得历史。完全是因为书是一个世界，我们才能进入。对于人来讲，书是他能在其中漫步的另一个空间。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讲，在被人凝视的时候真正立即想做的事情便是垂下目光，朝一个角落看。更好的做法是，他可以低下头来，看着笔记本。要不就把头藏在书墙后面。

　　土星气质的一个特点是认为该对其本质的退缩负责的是意志，于是对意志加以指责。忧郁的人相信意志是软弱无力的，便加倍努力，来发展意志。如果这些努力是成功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意志的“疯长”通常就会以工作狂的形式出现。因此，始终为“淡漠忧郁——

　　苦行僧常患的病——所苦”的波德莱尔在许多信件及其《私人日记》结尾处，总是充满激情地保证干更多的工作，连续不断地工作，除了工作，什么都不干。（“每次意志被击垮”［波德莱尔语］所产生的绝望是现代艺术家及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既是艺术家又是知识分子的人最为典型的抱怨。）一个人只好去工作，否则，他可能什么都干不了。甚至连忧郁质的迷离也用于工作，忧郁的人也许会努力培养一连串变化无常的幻觉状态，如梦幻，或者是通过吸毒以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超现实主义积极重视波德莱尔以极为消极的方式体验过的东西：超现实主义并不因意愿的消逝而感到悲伤，而是将之提升为一种理想，认为可以依靠梦的状态来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全部物质。

　　本雅明总是在干活，总是努力干更多的活，他对作家的日常生存状态作过大量的思考。

　　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他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思考是一帖有名的麻醉剂。”）事实上，忧郁的人会成为最大的瘾君子，因为真正上了瘾的体验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一位医生朋友指导监督下服用大麻麻醉剂那些疗程是精心设计的花招，不是自我投降行为；它们是为作家提供的素材，并非是要逃离意志的压榨。（本雅明认为他拟写的论大麻麻醉剂的著作是其最为重要的工程之一。）

　　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完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本雅明对婚姻的否定清楚地反映在他评论歌德《亲和力》的文章中。他的研究对象——克尔恺郭尔、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克劳斯——都从未结婚；据舒勒姆说，本雅明渐渐认为他自己的婚姻“对他本身来讲是致命的”（他1917年结婚，1921年以后就与妻子感情不和，1930年离婚）。忧郁质气质的人感到自然界、自然的情感世界并没有什么诱惑力。《柏林童年》和《柏林纪事》中，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情感完全被疏远的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有一个儿子，生于1918年，20世纪30年代中叶与本雅明的前妻移民英国），他似乎简直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亲情关系。对忧郁的人来讲，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

　　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作为一个作家，本雅明能够异乎寻常地集中思想。他能两年就完成《德国悲剧的起源》的准备工作和撰稿；其中有些章节，他在《柏林纪事》中吹嘘，就是漫漫长夜坐在咖啡馆一个爵士乐队边上写成的。但是，尽管本雅明颇为多产——有几个阶段，他每星期都为德国文学报刊写稿子，结果证明，他再也没能写出一本正常厚薄的书了。在1935年的一封信里，本雅明说到撰写《巴黎：19世纪之都》时的“土星式的缓慢进展”，这本书他1927年就动笔了，原以为两年之内就能杀青。他的典型的写作形式还是随笔。忧郁的人所表现出的注意力的集中及其耗竭设定了本雅明发展思想的长度极限。他的重要文章仿佛都正好在自我毁灭前及时收尾。

　　本雅明激情满怀，但也是以反讽姿态让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位。1938年初，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多诺后没有马上离开法国，他解释说“这里还有立场需要捍卫”。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么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非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姚君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政编码210097)

魏尔甘斯

胡小跃

　　11月3日，法国龚古尔学院秘书长迪迪埃·德库安在巴黎的特鲁昂饭店宣布，原籍比利时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的《在母亲家的三天》，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6票比4票击败乌勒贝克的《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获得了2005年的龚古尔奖。

　　他几乎成了文坛的笑料

　　提起魏尔甘斯，法国人都知道。此人得过文学大奖，拍过电影，在文化界有点名气。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七八年没出书了。没出书不等于没动静，其实他每年都搞出很大的动静。从2000年开始，他就说要出一本小说，书名都想好了，叫做《在母亲家的三天》，写一个五十多岁的作家，意志消沉，看破红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看望年老寡居的母亲。他在小时候住过的房间里翻寻旧日的物品，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母亲的坚强和乐观使他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

　　由于他早年写过一本关于父亲的小说《弗兰兹和弗朗索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读者都在等待这本写母亲的书。但到了9月，书并没有如约出版。其实，他此时连一行字都没有写，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下去。他原先想七、八两个月来个突击，一天写它十六个小时。谁知根本不可能，一点灵感都没有。第二年，出版商奥利维埃又来催稿，他干脆躲着不见，最后无处可藏了，便在《解放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今年不打算写小说了，但会出一本小册子《就说我不在》。奥利维埃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放过了他，独自伤心去了。2002年，魏尔甘斯又说今年一定要把《在母亲家的三天》写出来了，结果还是没有影子。2003年夏天，他对奥利维埃发了毒誓，奥利维埃高兴坏了，让负责新书宣传的外联部主任给各媒体寄去了小说的内容简介，并附上了如下文字：“亲爱的朋友们，格拉塞出版社荣幸地告诉你们，魏尔甘斯的新小说《在母亲家的三天》即将出版。”

　　信是7月9日寄出的，但当拉丁区的树叶都掉光时，魏尔甘斯还没有交稿。2004年，魏尔甘斯故伎重演，在一本文学杂志上表示，《在母亲家的三天》今年秋天肯定要出版。但此时，听多了“狼来了”的故事，读者和传媒已经不信了，反而拿这件事来取笑，“魏尔甘斯的许诺”都差点要成为法语新词，增补进法语辞典中了。果然，到了秋天，奥利维埃再次感到了伤心和失望。但魏尔甘斯并不是专门跟奥利维埃过不去，他的言而无信是早有“前科”：1987年，他就答应把小说《我是作家》交伽里玛出版社出版，该社还在《世界报》头版登了广告，但魏尔甘斯直到两年后才交稿；1993年，他又答应另一个出版商9月份交一本叫做《兔子》的书稿，但这本书至今未见影子。魏尔甘斯的出尔反尔把许多人都搞糊涂了，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次，他碰到一个评论家，那个给他谈起了他说要出但还没有交稿的小说，“我还没来得及读你的书，但我已经买了。”

　　前车之鉴啊！今年夏天，奥利维埃决定不再理睬魏尔甘斯，尽管魏尔甘斯说7月27日要交稿。他去外地度假了，轮到魏尔甘斯愤愤不平了，说现在的出版商真是没有一点事业心和良心，他们出去避暑了，作者却像牛马一样干活。

　　一本难产的小说

　　说句良心话，魏尔甘斯并不是存心耍出版商和读者，其实这五年来，他一直在很努力地写，每天晚上（他只在晚上工作）都在逼自己写，只是写不出来而已。他常常一连七八个小时坐在书桌前思考，手里拿着笔，无意识地翻辞典、喝饮料，给朋友或他的四个姐妹发传真。他在纸上乱涂乱写，写一些与他要写的书无关的文字，就是写不出人们所期待的那本书。他曾去买了一批酸奶，发誓在酸奶过期之前要把书写完。但到了酸奶过期的时候，书仍然没有进展，于是，他后悔当初没有买保质期更长的沙丁鱼罐头。

　　据他自己说，他“卡壳”的原因在于外界的误解，大家都以为《在母亲家的三天》是写母亲的，并且期望他写一本关于他母亲的书，正如他早年写父亲那样。但根据他的初衷，这本书是写一个看破红尘、精神压抑的年轻人的，书中的母亲只是引出故事的一个配角。读者的期望和自己的初衷形成了矛盾，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不知所措。这时，有人猜测说，他也许是想等母亲去世后才写，因为书中的一些内容他不想让母亲读到。他母亲已经九十一岁了，听到传闻，也催儿子快写，她的想法倒是跟别人不一样，她说：“儿子，这么多年了，你得出一本书了，否则别人还以为你死了。”

　　别人倒不会以为他死了，只是他的钱用得差不多了，出版商预支的版税早就用完了，再不出书就要挨饿了。他自己也承认说，最近几年，法院的执行员来得一点也不比出版商少。不过，最后促使他完成这本书的，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1969年，二十七岁的魏尔甘斯违反父命，悄悄地写了一本小说，叫《莎乐美》，写完后就锁在了抽屉里，不敢拿出来，因为同为作家的父亲不希望他搞文学创作，而是让他去拍电影。这本书稿在抽屉里一躺就是三十多年，去年，魏尔甘斯的另一个书商莱奥去他家看他，发现了那部书稿，便提议出版。但如果众人没等到《在母亲家的三天》，却等来了他几十年前的“处女作”，他不被别人骂死才怪呢！

　　说来也怪，《莎乐美》竟触动了他的灵感，他开始不停地写，原先的许多记录和片段都用上了。他有做记录的习惯，尽管当初记录的时候不知道这些文字以后将用在哪里。有时，他写着写着，发现这一段几年前写过，便到废纸堆里去找，但往往以找不到而告终，只得重写。而且每章都修改五六次。在两个月中，他瘦了九公斤。“我的瘦身方法就是写作，”他自嘲地说，“今年夏天，我没有时间刮脸，也没有时间吃东西。我用文字来填肚子了。” 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构思、修改、撕毁、重新开始，怀疑、希望、抛弃。稿子最后是一章一章寄给出版社的，还经常收回去。奥利维埃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知道那个家伙在书稿付印的最后一刻都有可能要回稿子，推倒重写。当书终于进了印刷厂开印时，魏尔甘斯说他有一种出狱的感觉，又像是在度蜜月一般。

　　魏尔甘斯从1973年出版处女作《小丑》开始，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尽管这些年他获得了不少文学大奖，但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他很看不起当代文坛上的一些快枪手，说“文学创作是不能订货的。它是烈酒，需要从原料中过滤、蒸发、发酵、成熟。看看现在的作者，我觉得他们出得太多了。我的诊断是‘太草率’。人们以为写作很容易，好像键盘比我更聪明似的。好的文字是不会自动流出来的”。

　　三个弗朗索瓦“套中套”

　　《在母亲家的三天》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在人们已经等得失望的时候出版了，而且不是单独出版，它是跟《莎乐美》一起出版的。两部小说，同一个作者，创作的时间相距三十六年，却同时出版，这在法国出版史上无疑是绝无仅有的。对此，作者并非没有压力：要是《莎乐美》比《在母亲家的三天》更畅销、更受读者欢迎，那该怎么办？要知道，写《在母亲家的三天》的魏尔甘斯完全可以当写《莎乐美》的魏尔甘斯的父亲。不过老魏尔甘斯现在可以放心了，因为《在母亲家的三天》得了法国最大的文学奖。只是，小说的内容与大家想像的很不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如何写《在母亲家的三天》以及写得如何艰难的书。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个作家，名字跟魏尔甘斯相仿，叫弗朗索瓦·韦耶格拉夫，娶了一个叫做黛尔菲娜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叫佐埃，一个叫沃格兰德，还有四个姐妹。韦耶格拉夫所写的小说也叫《在母亲家的三天》，书中的主人公叫做弗朗索瓦·格拉芬贝格，妻子叫达芙内，两个女儿一个叫克洛埃，一个叫西耶格兰德。而在现实生活中，魏尔甘斯也确实有两个女儿，四个姐妹，她们的名字也和书中相应的人物名字相仿。这种俄罗斯套娃式的写作方式曾见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小说，魏尔甘斯用这种方式把人物和事件真真假假地混在一起，三个弗朗索瓦难分难辨，但无疑就是魏尔甘斯本人的写照。弗朗索瓦见人就谈自己马上就要写的小说，说的时间比写的时间还多。他答应住在普罗旺斯的母亲，写完书后就去看她，跟她过圣诞节，但他老是写不下去，老是犹豫不决：是从跳华尔兹写起还是从加拿大旅行写起？他老是核对日期，查找词源，回忆过去的旅行和爱情艳遇。他计划多多，书还没动手写，却已经在考虑书出版后该怎么应付传媒。他在写关于苏格拉底和舞蹈的文章，写二战期间的爱情小说，写火山，关于笛卡儿和贝多芬的论文；他做运动，整理书房，喝蔬菜汁和绿茶，看望朋友，他还写情诗，然后用传真发给几个女孩。只是这本叫做《在母亲家的三天》小说总是没有进展。而且这时传来了母亲住院的消息他和四个姐妹被紧急召唤到母亲床头。他发现母亲真是个坚强的女人，她热爱生活，不喜欢“别人替她思想”。他真的在母亲家待了三天，回去后写完了那部“难产”的小说。

　　借了乌勒贝克的光

　　尽管魏尔甘斯是老作家了，但他今年获得龚古尔奖，还是让人有些惊讶，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太厉害了。今年法国的秋季文坛只有一个新闻，那就是关于乌勒贝克的新闻。乌勒贝克的确太强大了，他的《一个岛屿的可能性》还没有出版，就有三十多个国家购买了版权。但乌勒贝克太“猖狂”，许多人不喜欢他。一些明眼人早就预感到龚古尔奖的评委们不会把奖给他，以示自己公正和独立，同时，他们也不想惹事，因为有多少人喜欢乌勒贝克，就有多少人骂乌勒贝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魏尔甘斯得奖还是有点“渔翁得利”因素。

　　不过，《在母亲家的三天》也的确是一部不错的小说，它同时入围本年度的另两个大奖——菲米娜奖和十二月奖。小说以娴熟的笔法和幽默的文字展示了作者与作品的复杂关系，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角度来思考：“我们都有一些东西要完成，但我们却不断地推迟完成的时间，自己又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的这本书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作者在书中用回忆、断章和哲理思考，触及了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爱情、金钱、自恋、死亡、忧郁、压抑……塑造了一群可爱的女性形象，如充满活力的母亲、宽容的妻子、五个单纯的姐妹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安慰着着那个因创作而痛苦、困兽般焦虑的作家。众多媒体盛赞这本书，但也有人不满，说这本人们期待已久的小说是在缺乏写作能力和愿望的情况下硬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大杂烩，堆积了一些离题万里的废话，其文学质量远远不能与作者早年的《弗兰兹和弗朗索瓦》相比。但对作者来说，重要的他现在找回了写作的乐趣和创作的愿望，他说他现在正在写“一本没有主题的书，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是拿破仑第三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但愿他不要再让人们等上七八年。

　　有关资料：

　　《在母亲家的三天》第一个句子：

　　昨晚，黛尔菲娜对我说了一句：“你让大家都感到害怕了”，给一场差点扫了大家的兴的谈话画上了句号。

　　最关键的句子：

　　妈妈，好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我的小说下个星期就能完成，小说印刷的时候我就有时间去看你了。

　　最有趣的句子：

　　 大家都以为书中的那位母亲就是你。有朝一日，要是我写一本关于石头的书，他们也会问我那块石头是否就是我。

　　魏尔甘斯生平：

　　1941年8月生于比利时，父亲为天主教作家。

　　1960年在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任评论员。

　　1967年，拍摄第一部长片《阿琳娜》。

　　1970年，把瓦格纳的《特里斯丹和伊瑟》搬上了布鲁塞尔的舞台。

　　1973年，在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处女作《小丑》，获罗杰·尼米埃奖。

　　1979年，拍摄电影《肉色》。

　　1984年，出版《梅杜萨之筏》。

　　1986年，出版《一个婴儿的生活》。

　　1989年，出版《我是作家》。

　　1992年，出版《拳击手的疯狂》获勒诺多文学奖。

　　1997年，出版《弗兰兹和弗朗索瓦》，获法国语言大奖。

　　2005年，出版《在母亲家的三天》和《莎乐美》，前者获龚古尔奖。

美国总有一天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阿根廷］丽塔·吉贝特　著　尹承东　译

　　阿根廷女作家丽塔·吉贝特出版了《七作家》一书，广泛介绍她采访拉丁美洲著名作家聂鲁达、奥克塔维奥·帕斯、阿斯图里亚斯、加布雷拉·因方特、科塔萨尔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情况。作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的最后一部分是在纽约进行的，此处摘取了这次重要采访的一个片段。

　　问：您住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为什么不住在纽约？

　　答：我不住在纽约是因为受到签证的限制。1960年我曾以拉丁社记者的身份住在这个城市。当时尽管我没有从事任何与记者身份（搜集新闻和发消息）不符的事情，但在我离开纽约去墨西哥的时候，还是收交了我的居留证并且把我列入了黑名单。没办法，我只好每两三年重新申请一次签证，但每次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拒绝了。现在美国给了我多次进出签证。我想过去那种情况更多的是个官僚主义问题。作为城市，20世纪的纽约既出类拔萃又有点怪诞，因此它最终就变成了对一个人的生活限制：不能到这儿来，哪怕是每年只待一个星期。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城市居住神经也难以承受，我感到太压抑了。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因为一个能建设像纽约这样雄伟壮观的城市——这和政府及国家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民是无所不能的。我认为美国人民将会进行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会进行得很好。

　　问：《百年孤独》的成功怎样影响了你的个人生活？我记得你在巴塞罗那对我说：“我厌倦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答：《百年孤独》的成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人们问我在这部著作出版前后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我对他们说：“这本书出版之后，差不多总是又多了400个人围绕着我。”就是说，以前我只是跟朋友们交往，现在又增加了一大帮人要见我，要跟我交谈，其中包括新闻记者、大学生和读者。真是怪事……许多许多读者没有兴趣提问题，只是想谈《百年孤独》。这颇有恭维之嫌。这样的事一个接一个的来，加在一起就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麻烦。我很愿意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没这个可能，所以我不得不做些小动作……

　　对吗？比如说，我说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实际上只是换一个饭店。这种事是女明星们干的，我向来对此嗤之以鼻。我不愿意扮演女明星的角色，我对那种形象讨厌透顶。此外，欺骗别人故意躲开他们，还有某种道德问题，良心问题……但是我要安排我的生活，有一个时候我甚至不得不说谎话了。我把这种情况归结成一句话，这句话比你说的那句话还要粗鲁：“我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真他妈的倒霉透了。”

　　问：这种树大招风的现象，是不是说人一出了名，大家就一味地来吹捧讨好你了？

　　答：对，我看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困难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你怎么来对付这种现象。我不仅要对付那些读过《百年孤独》的人以及他们对《百年孤独》的评价（我听到的高谈阔论太多了），而且还要对付《百年孤独》给我带来的声誉造成的麻烦。我的著作给我带来的名声，似乎使我更像是歌星和电影演员，而不是作家。这一切就是最后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玄乎，甚至在我身上发生类似下面这样的怪事。自从我在巴兰基亚的报社里值夜班工作开始，我跟那里的出租汽车司机都是好朋友，因为我经常跟停车在对面人行道上的司机一块去喝咖啡。许多人至今仍在开出租，他们拉我时，不想收钱。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显然不认识我，他把我送到家我要付钱时，他非常神秘地对我说：“知道吗？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住在这儿。”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答道：“我经常送他回家。”看到了吗，事情走向了它的反面，狗咬起了自己的尾巴。神话逐渐降临到我的身上了。

　　问：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说你在写完《族长的没落》之后，将开始写短篇小说，而不再写长篇。

　　答：我有一个笔记本，用它随时把我想到的短篇故事记下来。现在已经记了60个，我想会记到100个。有趣的是故事本身的加工过程。故事有时来自一句话，有时来自一段生活插曲；有时一刹那间脑子里便形成了一个完整故事，有时好一阵子也想不出什么故事。故事没有什么起点，后来才进来或出去一个人物。我来给你讲一段奇闻，好让你明白我是沿着怎样的神秘之路走向故事。一天晚上，在巴塞罗那，我们家里来了些人。突然停电了。由于是局部停电，我们便叫电工来修理。我用蜡烛为他照着亮让他修理损坏的线路。我问他：“怎么就像见鬼似地一下子就停电了呢？”他对我说：“电跟水是一个道理，打开阀门就出来，一过去电表就记录度数。”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想出了下面这个故事，而且是个完整的故事：

　　在一个没有海的城市里——它可能是巴黎，也可能是马德里或波哥大——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他们10岁和7岁的两个孩子住在5层楼上。一天，孩子们要求他们的爸爸妈妈送给他们一条带桨的小船。爸爸说：“干吗要我们送你们带桨的小船呢？在这座城市里你们能拿它干什么？等夏天我们去海边时，我们租船。”听了这话孩子们并没有让步，仍旧坚持要那条带桨的小船，结果父亲这样对他们说道：“如果你们在学校考了第一，我就送你们带桨的小船。”孩子们真的考了第一，父亲买了船。当他们把小船搬到5层楼的家中时，父亲问孩子们：“你们要这条船干什么？”孩子们回答说：“什么也不干，我们就是要这条小船，把它放到房间里。”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去看电影了，孩子们把电灯泡打碎，电光像水一般倾泻下来，充溢了整个屋子，甚至有一公尺的高度。孩子们把小船搬出来，在卧室和厨房里划起来。待到爸爸妈妈要回来的时候，他们便把小船收起来放回房间，然后打开下水道把光放走，又换好灯泡，给人的印象是……家中什么事也没发生。这场游戏使两个孩子变得是那样的了不起，以致他们逐渐能使倾泻的光达到更高的高度。他们戴上墨镜，给自己安上鳍，在床下和桌子下游泳，在水下钓鱼……一天晚上，人们从街上走过，看到从窗户里倾泻出的光亮溢满大街，便叫了消防队。消防队员打开门时，孩子们已经漂在光上淹死了，因为他们在做这个游戏时是那样的心不在焉，以致光都升腾到屋顶上去了……

　　请告诉我，你觉得这个完整的故事怎么样？就像我给你说的那样，它是刹那间在我脑子里闪现出来的。当然了，由于我讲了好多次，每次我都会发现一个新的角度，改变点什么或者加个细节，但是总的意思是不变的。在所有这一切中，没有什么主观的东西和可预言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种事何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完全是被想像拖着走，是想像告诉我何时可以何时不可以。

　　问：你写长篇小说的起点是什么？

　　答：一个完全出现在视觉里的形象。我想有的作家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出于一句话，一个想法，或一个概念。我只是出于一个形象。《枯枝败叶》的出发点是看到一个老头带着他的孙子去参加葬礼；《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看到一个老头在等待什么；《百年孤独》是看到一个老头带着他的孙子到马戏团去见识冰块。

　　问：所有作品都开始于一个老头……

　　答：我儿时的保护形象就是一个老头：我外祖父。我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他们把我送到了外祖父家中。我外祖母给我讲故事，我外祖父带我去长见识。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慢慢长大成人的。现在我发现，我总是看到我外祖父的形象朝我展示一些东西。

　　问：这最初形象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答：我把他放在脑子里反复酝酿……那不是一个很自觉的过程。我的所有著作都是在脑子里酝酿了许多年。《百年孤独》我酝酿了十六七年。我动手写的东西都是在脑子里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

　　问：你写一部著作需要多长时间？

　　答：还是比较快的。《百年孤独》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完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时间。以前我是在工作后的休息时间写，每次都写得很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经济压力，专门从事写作了，我就要舒舒服服地写了；就是说，当感情冲动时才动笔。现在我正在写一部关于一个活了250岁的老独裁者的书。我采取了另外一种写作方式：信马由缰，写到哪儿算哪儿。

　　问：你在写作过程中改动很多吗？

　　答：我是边写边改。我最初写东西时是一口气写完，然后把稿子大削大砍。改完后誊清了再改。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我认为是一种怪僻。我写一行改一行。这样，一页稿子写完了，就几乎可以送出版者了。如果稿子上出现一个污点或者一个错误，我就不喜欢它了。

　　问：我真难相信你工作那么有条理……

　　答：可说条理性非常严格，简直是一丝不苟。你想不到那些稿子有多么干净。此外，我有一台电动打字机。我惟有对工作有条有理，一丝不苟，不过，这几乎是一个感情问题了。我写出的稿子是那么漂亮，那么干净，实在不忍心去改动损坏它。但是，过上一个礼拜我就不喜欢它们了。那时我就可以改动它们了，因为我喜欢的是手头正在工作的东西了。

　　问：你怎样处理清样？

　　答：《百年孤独》这部著作，尽管南美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帕科·波鲁阿告诉我在清样上可以放手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但我只改了一个词。我认为，最理想的是写好一部书先印出来，然后再去改。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出版社，印出来后再读一遍，那就等于是往前进了一步或往后退了一步，这是极其重要的。

　　选自墨西哥纳瓦罗出版社1971年版丽塔·吉贝特所著《七作家》一书

蛰居康沃尔

黑　马

　　外国人估计来康沃尔旅游的不多，因为这里没有闻名世界的名胜古迹。但这里却是英国人蜂拥而至的度假胜地，皆因为这里有英国难得的亚热带气候和温暖的大西洋海水沙滩，还有所谓英国的“天涯海角”——Lands End。这里是英国的西南角顶端，竖有标志牌，引得人们纷纷在此留影。

　　 我来康沃尔却纯属偶然，因为我研究劳伦斯的生平，了解到劳伦斯曾在此蛰居一年多，居住在一个海边小村子里。为了实地体验劳伦斯的作品，我才来康沃尔。但这里的景色竟是美得出奇，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里独特的风情令我着迷，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去处。

　　一到普利茅斯港，浓郁的亚热带风情扑面而来。这里有棕榈树，这里有英国其他地方难得的灿烂阳光！汽车从19世纪建成的跨海大桥穿过，一路沿海岸西行，一路上成串的海边石楼小镇，游客如云，海滩雪白，海水湛蓝，分不清谁是游客谁是当地居民，整个康沃尔沿海一路欢腾度假的场景，似乎这个半岛陷入了夏日的狂欢中。

　　铁路和巴士均以圣艾维斯城为终点站，这座美丽的小山城，条条石子路小巷里都挤满了川流不息的游客，从高处看恰似一条条涌动的溪水，向海边汹涌而去。街边是生意兴隆的餐馆、古董店和咖啡馆、酒肆书屋，稍微僻静的小街上则是风格各异的小门小户住家，往往是门口窗前花篮参差垂落，考究的绣花窗帘下露出些精美的陶器铜器小摆设，一派小家碧玉样。这种房子在英国通通称作村舍（cottage）,其中多半是家庭经营的小旅店，店主一家住隔壁，里面有小门与旅店相通。康沃尔气候比较热，这里每家厨房的门都像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渔民的住家那样分成两截，下半截锁住，上半截则打开着通风。

　　康沃尔因为地处海边，民房均用石材所建，山峦起伏，各色石头小楼依山而建，楼前棕榈摇曳，花木扶疏，粗砺与柔媚相映衬，煞是朴素娇憨。这石头与鲜花绿树的小镇在蓝天碧海辉映下显得玲珑剔透。很多人来这里干脆带了帐篷，支在雪白的沙滩上，白天沐浴，晚上听着海浪声入眠，这样度过两天，很是浪漫。

　　更为让我惊奇的是，在寻找劳伦斯故居时，我按照他小说中的描述，沿着海边小径一路走过去时那举世无双的景色。康沃尔半岛的奇特之处在于，陆地高出海面几十米，沿岸全是笔直的悬崖，只有少数的海滩。人们专门在沿岸开辟了行人小径，供徒步旅行观光用，这条小径在悬崖边起伏曲折，一直从圣艾维斯通向“天涯海角”，有几十英里长。据说劳伦斯居住过的小村落就在这条海边小径旁。想像住在临海的悬崖畔是什么感觉？

　　那天我带着女儿在海边灌木丛掩映的小径上跋涉，忽而下到峡谷底，涉过汩汩奔向大海的泉溪，忽而没入丛林中披荆斩棘。有时不免感到胆怯，生怕遇上什么野兽。但很快这种顾虑就打消了，因为我们不时遇上同样沿海岸线旅行的游客，有人竟是要沿路走到天涯海角的，几十英里路呢，实在顽强。据说这是康沃尔旅游的一大特色——沿海步行。

　　走着走着，前面的女儿突然大叫，说看到了天堂般的美景。我赶忙喘息着爬上山，立即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这是怎样艳丽的景色啊。脚下大西洋湛蓝无垠，头顶碧空万里，远山浅草如烟，面前竟是漫坡的紫红石楠花，恰似一块漫无边际的厚重绣毯铺展向海边天际。哦，这就是我翻译过的劳伦斯小说中的石楠丛！这种植物覆盖了康沃尔大地，茂盛得很，其花质朴憨厚，就像我们北方大地上的马齿苋，俗称“死不了”。但只有在这海边悬崖的山坡上，它才开得这么盛，与蓝天碧海构成简单醒目的三色图，让你一看惊诧，二看炫目，三看难忘。康沃尔的热烈、宁静和艳丽是它不同于英国其他地方的特色，很多英国人都说康沃尔无论从文化风光还是民风民情都和英国大相径庭，有一种异域风情，让人不虚此行。

　　劳伦斯蛰居的那座小楼就与这原始艳丽的景色近在咫尺，俭朴的农家石屋依山临海，深陷在野灌木丛中，远离尘嚣。劳伦斯给这房子起的雅号是“美人鱼村舍”，因为据说附近的海底确实有美人鱼出没，在夏夜里，能听到她们一家人的歌声。现在仍有人家住在劳伦斯故居里。隔壁的房子里住着一位从中部退休来的老人，他的房子仍保留着当年劳伦斯给起的雅号“罗南尼姆”，这是劳伦斯努力联络一批文人艺术家成立的一个远离红尘的理想村落的名字，但终归人们抗不过现实的压力和诱惑，没人响应，劳伦斯只能将这房子命名之。原文典出《圣经》，是希伯来文，意为：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

　　如今的康沃尔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当年却是地老天荒的蛮夷之地。劳伦斯夫妇选择了大西洋岸边沼地上的一个小村落住了下来，自己种菜，勉强糊口。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劳伦斯的审美情趣：铺天盖地的紫红色石楠花丛与碧蓝的海水和浅绿的逶迤山影组成了粗犷妖艳的康沃尔景观，劳伦斯从这幅自然美景中获得了安慰和写作灵感。他说他感到了康沃尔的某种魔力：这寂静的荒野，拍岸的狂涛，原始的处女地，让人想到伊甸园。所以劳伦斯说，他在康沃尔有一种通灵的感觉。

　　劳伦斯1916年来到这天涯海角的蛮夷之地，是因为他陷入了生活与创作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是劳伦斯人生中最黑暗和尴尬的一章，有人称之为劳伦斯的“噩梦时期”，但又岂是噩梦二字能了得？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之时，史诗般的小说《虹》因有反战倾向而惨遭禁毁，罪名却是有伤风化，“黄过左拉”。劳伦斯在英国名声扫地。此时的他从《儿子与情人》声誉的顶峰遽然跌入事业与生活的谷底。作品难以在英国出版，贫病交加，几乎全靠朋友捐助过活。伦敦之大，居之不易，只好选择生活费用低廉的西南一隅康沃尔蛰居。

　　在这捉襟见肘、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劳伦斯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另一部号称探索现代人方寸乾坤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但这部文稿在伦敦的各大出版社旅行数月，最终仍遭退稿（四年后才在美国出版私人征订版），理由很简单，劳伦斯是有“前科”的作家，哪个出版社都不敢承担再次禁书的后果。彼时他能够在英国出版的只有前几年创作的爱情诗和意大利游记这类销量很小、版税很少的非小说作品,既不能给他带来声誉，也不能改善他的贫困状况。

　　此时的劳伦斯几乎处在绝境中：一方面受着官方和右翼文化势力的排斥和扼杀，他们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他惟一能够亲近的文化界人士是自由派即著名的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但这些人在生活态度、社会观念和文学理念上又令他又无法溶入，与他们的分歧导致关系决裂。这个圈子里的主要人物如罗素、福斯特、凯恩斯和女施主墨雷尔夫人等文化名流和年轻的艺术家都曾对他垂青，他也对他们有过爱慕、敬重，也受惠于他们。但他出身低微，自尊心不容任何怠慢，甚至不容任何人的降尊纡贵，久而久之，一旦平视这些文化精英，也就难免发现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或污点，以他的苛刻和尖锐，无法与之为伍，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反之，劳伦斯在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的眼中本就是一个外省穷才子，出于对一个写作天才的爱护他们对他悲悯为怀，关爱有加，但不料这小镇工人的儿子自视甚高，还挟出身于德国衰落贵族之家的妻子以自重。那个与他私奔后结婚的德国妻子弗里达也没有为人妻应有的谦卑，时时处处插话插手，很不合时宜，甚至成了劳伦斯与大家交流的障碍，大家渐渐冷落甚至恶意中伤劳伦斯也就不足为奇。福斯特在给劳伦斯的一封绝交信中表示他仍乐意与作家劳伦斯交往，但决不同“劳伦斯夫妻店”打交道，极力排斥弗里达参与劳伦斯的社交活动。

　　劳伦斯因此而失去了在英国文化界惟一的强力支柱，只能作为一个拮据的写作个体，靠着几个边缘文化人和还算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的周旋，在人心叵测的英国文坛上苦苦沉浮，陷于随时都被淹没的危险境地。有人说，与这个文人圈子的决裂使劳伦斯得到文坛承认的时间推迟了二十年。不仅如此，劳伦斯对当年文坛上的巨擘如萧伯纳、班奈特和威尔斯也不曾有攀附之举，反倒时而表示出对他们作品的不屑。这种处世态度本身就将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们可以说是天性使然，也可以称之为“文人相轻”，但在劳伦斯刚刚开始步入文坛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他是不具备“相轻”资本的，只能被上流文人看作是少年狂妄，遭到孤立被认为是咎由自取。对于1910年代中期的这段恩怨，任何人都难以做出公断，只能留给历史。如果劳伦斯的妻子不是弗里达，如果弗里达甘做“贤妻良母”，如果劳伦斯本人不那么偏激，如果那些上流文人多点平常心和爱心……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令人扼腕。作为后人，重要的不是试图公断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人感情纠纷，而是了解真相，从中吸取教训：文人之间到底该怎样相处才算适度，总体上处于社会弱势的文人们该怎样既相互关爱、拔茅连茹又不因过从甚密而导致琐碎世俗。

　　但无论如何，劳伦斯是处于弱势但又不甘雌伏的，因此是更多受到伤害的一方，劳伦斯也因此心生报复，在《恋爱中的女人》一书中“就近取材”，将几个熟人做了小说人物的“模特”，差点引起名誉官司，其中一人的诉讼威胁还是以劳伦斯赔付其50英镑而私了的。

　　此时劳伦斯惟一的救命草就是美国。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开始，美国的出版社就一直很关注他，为他的作品出版美国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美国的杂志还约他的稿子。这片同文同种的新大陆对劳伦斯充满魅力，他准备战后移居美国。这个契机促使他关心起英国人不屑关注的美国文学作品，边读边写读书随笔，这同时也是为自己移居美国后做一系列的文学讲演做准备。事实证明，劳伦斯此举不仅在当年傲视一切的大英帝国是首创，他甚至比美国本土的批评家更早地将麦尔维尔等一批美国早期作家归纳为“经典”，其视角之独特，文笔之犀利，更无前例。就是这种无奈中的阅读让劳伦斯写出了一部不朽的文学批评集——《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一枝独秀于文学批评史。

　　但在这粗犷美丽的地方生活肯定是寂寞的，尤其是在夜里，漆黑如墨的天地间，只有这几间小屋的灯光燃烧着一点人气。咆哮的大西洋，如注的暴雨和冬天的风雪，能把人逼疯。更为恐怖的是当地人把他们当成德国间谍加以监视，他们认为弗里达在石楠丛上晾晒衣物是在给德国飞机打暗号，连夜间偶尔从窗帘缝里透出的蜡烛光也被认为是暗号，不时会有警察抄查他们破败的小家，抓走他们的朋友去审讯，那段时间他们过得心惊胆战。劳伦斯后来在他的长篇小说《袋鼠》里专辟出一章《噩梦》记述他和妻子在康沃尔海边的生活和遭遇。读了那一章，我才知道，他和妻子就是在从圣艾维斯买日用品回家的这条临海小路上遭到警察无理搜查的，他们把弗里达袋子里的盐包当成了照相机。结果十分尴尬，令劳伦斯夫妇欲哭无泪。他们最终因间谍嫌疑而被驱逐出康沃尔。

　　翻译《噩梦》那一章时我曾极力想像康沃尔海边的景色，想像这座空旷潮湿的沼地上的石头房子，想像劳伦斯夫妇和朋友们在这个背景上的活动。如今我真的身临其境，将我的译文与这里的景物一一对照，真有一种还乡沧桑感觉——我来过这里，我用心的眼睛早就把这里巡视了多少遍了，我这分明是故地重游。现在这里的景色依然如故，陪伴我的还有那首著名的双簧管轻音乐曲子《康沃尔的早晨》，如同一只轻灵的信鸽在蓝天碧海和紫红的石楠丛上飞掠而过，留下一串清越的鸽哨声，让人怀乡怀旧，在心头划出一道淡淡的凄楚苍凉。

谁的“踪影”消失了？

李　燕

　　斯蒂芬·怀特是从1989年开始创作了一系列兼具侦探、推理、悬疑色彩的小说。《消失的踪影》是他2005年3月推出的又一力作，其紧张的故事节奏、错综复杂的悬念设置、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出人意料的结局，都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惊奇和无限的阅读快感。

　　欲对这部扣人心弦的“心理悬疑”小说加以分析，我们就不能忽视它的书名——《消失的踪影》——那么，在小说里，它仅仅是指小女孩马洛里的失踪吗？究竟是“谁”的“踪影”消失了呢？侦探推理悬疑类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有三类：一是触犯法律的罪犯；二是与案情有关的知情者；三是破案的侦探，其中，侦探与罪犯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在《消失的踪影》这部小说中，凶手和侦探的“踪影”似乎都消失了。

　　首先，罪犯的“踪影”消失了。

　　小说一开头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凶杀案”中。“我”（艾伦）的同事汉娜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死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是谁杀了她？汉娜的死因还尚未弄清楚，曾找她做过心理诊疗的女孩马洛里又在圣诞节离奇失踪了。她是被绑架了，还是已惨遭杀害？罪犯又是谁？

　　作为侦探、推理、悬疑小说的主角之一，罪犯对案情的源起、发展与深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小说中罪犯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可以说是衡量侦探小说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罪犯作案的手段越隐蔽，越能突出侦探的智慧。可以说，从爱伦·坡的侦探小说肇始，无数著名的侦探小说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艾勒里·奎恩的《希腊棺材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莫里斯·勒勃朗的亚森·罗宾侦探系列直至日本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等，在塑造大侦探福尔摩斯、波洛、亚森·罗宾、艾勒里·奎恩等人时，亦无一例外地安排一个狡猾的罪犯为其对手，比如与福尔摩斯同样赫赫有名的其对手莫里亚提上校。可见，“罪犯”这一角色在侦探推理小说中是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寻找罪犯是侦探、推理、悬疑类小说约定俗成的中心任务。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侦探小说在英文中的别称是“谁做了这件事”，这就意味着这种题材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寻找、揭露出真正的罪犯。不管案情多么扑朔迷离，情节安排得多么高潮迭起，凶手隐藏得多么隐蔽，到了真相大白时，罪犯终将被绳之以法，于是正义昭彰，大快人心。

　　那么，在《消失的踪影》这部小说里，谁是罪犯？是同为心理医师的黛安娜？是有心理疾病的大学物理系工作的鲍勃·布兰特？是失踪的女孩马洛里的有精神分裂的母亲，还是她道貌岸然的父亲？似乎每个人都有嫌疑，都有动机，都有心理问题，都有成为凶手的可能。整个案件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在这层缥缈的迷雾之下，发生的一切却又如此诡异离奇，似乎隐藏着什么巨大的危险，能清楚感觉到但却又摸不着，逐渐积累的未知与恐怖噬咬着读者的内心。而这层挥之不去的迷雾又像一堵墙一般，阻断主人公艾伦和真实之间的距离，他一次次的探索，一次次的解谜，却始终将自己推向更大的谜团。案情大白的时刻，你会发现，竟然没有所谓的“罪犯”——汉娜医生是死于她突发的疾病，女孩马洛里是因为对圣诞节的恐惧而偷偷离家出走。让你提心吊胆、苦思冥想地分析和寻找的“罪犯”的踪影就是这样无形地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消失的踪影》的结局几乎是对侦探推理悬疑小说的颠覆。英国作家S.S.范丹从文学理论视角出发，总结了侦探小说的二十条准则，其中第十八条这样写道：“假如读者到最后发觉罪案竟然只是宗自杀案或意外事件，定会大失所望。这样一反高潮的结局，实在有负读者的厚望。不但会向作者讨还书价，还会严厉声讨作者。”《消失的踪影》这部小说显然并不符合这一准则。然而，再回头去看一遍，你一点都不觉得突兀或者意外了，因为作者精心描写的每一个细节、潜心埋伏下的每一条线索都在将你诱至种种歧路，同时也悄然将你引向这个必然的结局。而巧妙的结构布局、细腻的心理分析、紧张迭起的悬念设置，都使得这一结局方式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其次，侦探的“踪影”也消失了。

　　侦探是侦探推理悬疑小说中的第一主角，他的公开身份可以是警察、私家侦探，也可以是从事其他各种事业的业余侦探，但他必定足智多谋、身手不凡，是勇敢、智慧、正义的化身，他的思维方式与思考判断能力对案情的渐趋明朗化起着主要引导作用。如柯南·

　　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塑造的波洛，西默农塑造的梅格雷探长，江户川乱步塑造的明智小五郎。成功的侦探小说作品总是通过扑朔迷离的案情来刻画侦探的神勇，而在《消失的踪影》里，却没有人能够担当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中的智慧、有力的侦探的形象。

　　在小说开头，以“侦探”身份出现的两个人物——达雷尔·奥尔森，斯洛克姆都不过是例行公事，他们的虚张声势不免让读者产生反感和不信任，而似乎值得读者信赖和依靠的警察萨姆也不过是较多了解八年前的一桩相关案子的详情而已，他们都难以担当小说中的“侦探”这一角色。相比之下，心理医师黛安娜倒是主动地试图扮演“侦探”这一角色。她迫切地要找出杀害汉娜的凶手，她的行动也相当有条理，从汉娜到汉娜的病人马洛里，再到马洛里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她步步深入，几近真相，却因受到突然袭击而终止。然而，即使忽略她所缺少的为读者提供和分析有用的心理线索的功能，单从事件的结尾她并未能够参与揭露事件真相来说，她也不具备独立的“侦探”的角色功能。其他人物或多或少都掌握一点有用的线索，比如，大学物理系工作的鲍勃·布兰特了解马洛里离家逃跑的真相，还知道地道的秘密，黛安娜的丈夫拉乌尔探寻到了有关马洛里的母亲的某些真相等，但他们无法完成对案情的总体把握，而多是在迷离之中摸索或徘徊。

　　在《消失的踪影》中，很多人物不同程度地患有不同类型的心理疾病：死去的心理医生汉娜就患有典型的强迫症；马洛里因为儿时女伴被绑架、杀害的恐怖记忆而害怕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并患有幽闭症；马洛里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导致了她疯狂地热衷于参加别人的婚礼；帮助马洛里逃跑的在大学物理系工作鲍勃有人格分裂症，他非常害怕与人接触交往，只是养了一盆植物（症状如同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那个自闭的杀手）。因此，小说中案件调查、寻找真相的过程和各个人物心理问题症状的展现、暴露和分析、诊疗，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心理医生的艾伦也正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中逐渐接触并深深卷入了整个案件，不自觉地担负起了“侦探”的角色功能，他的“侦破”方法也与福尔摩斯等侦探截然不同，主要是接待病人并对其进行心理分析。心理分析是现代科学处理健康人的情感问题的一种方法，分析者只求引导病人谈出他潜藏的问题，使其敞开心扉。一旦围绕病人的情结被揭示出来并加以解释，病人的病症和混乱就会消失。可以说，进行这种心理分析的“侦破”工作的，只能是人的“心理”自身，即使是艾伦这样的心理医师也无法完全担当。从这个意义上看，艾伦实际上并不能担任真正的侦探的角色功能，他更像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因此可以说，传统形式的“侦探”也在《消失的踪影》中也最终“消失”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部没有真正凶手和真正侦探的小说保持了极大的张力和引人入胜的魅力呢？这一切归结为悠远深邃、难以揣测的人的“心理”。

　　与充满危险的、茫茫无际的外部世界相比，人的心理世界同样是未知的、深不可测的，审视它会使我们感到不寒而栗的恐惧。心理悬疑小说的魅力就来源于这层层迷雾之下的未知和恐惧。竞争激烈的现实压抑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和精神，导致人们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人的精神世界的紊乱势必会影响到他的现实生活，而对精神世界的探寻又势必与现实产生碰撞，这便构成了心理悬疑小说的基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句名言“平静的生活下隐藏着许多罪恶”，可以说是对心理悬疑小说主题的最好概括。只有那种以表现和挖掘现实人物的深层心理作为事件根源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心理小说，才可能产生真正慑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消失的踪影》就是一部优秀的心理悬疑作品。

　　斯蒂芬·怀特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他曾经担任心理医师多年。结合社会生活中曾经真实发生的现实事件，暴露关键人物的心理疾病，凭借对人物心理科学、深入的分析解剖，再加上合理的想像，编织出一个故事，这正是怀特小说一贯的创作方式。几年前，美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在圣诞节突然失踪，警方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都无法找到这个失踪的女孩，也无法解释她失踪的原因。这个案件就是《消失的踪影》的故事原型，而小说本身也许就是怀特本人对这一案件所进行的心理分析和个人猜测。可以说，怀特正是通过“心理悬疑”小说这种形式，对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种种不正常的、奇怪的甚至是阴暗恐怖的人和事进行自己的解释和心理分析，试图用心理分析暴露和治疗现代人幽暗病态的心理、澄清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件真相。因此，怀特的心理悬疑小说更具有接近于心理实质以及生活本质的显著特色，拓展了心理悬疑小说的文本空间，最大限度地接近心理小说的极至。从心理学层面来说，小说《消失的踪影》不仅对人性的善恶、纷乱、分裂、偏失进行挖掘，还对人性的信任底线进行挖掘，从而制造心理上的压迫感，同时通过对人性认识的已知部分进行质疑，将读者推向更大的茫然和未知。

　　在怀特的第一本小说《绝密信息》中，主人公心理医师艾伦发现自己的一位病人可能是杀人凶手，但碍于职业的特殊性，他又必须对一些信息加以保密，增加了破案的困难，也引发了伦理道德上的难题。从此，怀特就一直让他的主人公艾伦处于恪守职业道德与社会良知、公民义务之间的两难困境。在《消失的踪影》中，艾伦医师同样在恪守职业原则和澄清案件之间摇摆着、困扰着。虽然他也想破解汉娜的死亡之谜，但他并不像另一位同事黛安娜那样有强烈的侦破案件的欲望。在小女孩马洛里的失踪案上，他更是显得态度坚决，不肯介入，以免妻子女儿遭受同样的不幸。虽然后来他还是被一步步身不由己地卷入案件，走向真相，这些真相多数也是他被动接受的。他时时提醒自己遵守作为心理医师的道德准则，坚决不向任何人透露关于病人的任何情况，即使有助于案件的侦破。由于这样的叙事策略，虽然读者跟随艾伦逐步认清到事件的真相、分辨出罪犯的身份，但是艾伦为病人保守秘密的职业道德却对案件的破解构成了很大的障碍，从而增加和延宕了故事的悬念性，这种艺术效果就如同我国传统小说或戏曲中的“误会法”。

　　小说的惟一的缺失之处在于结构略显陈旧。为了同时交代黛安娜及其丈夫拉乌尔在拉斯韦加斯展开调查和艾伦的发现这两条线索，采用了传统小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平行叙事结构，从而放缓了故事的叙述节奏。而文中过多的心理学知识也使得读者不得不放慢阅读的步调，仔细揣摩其中的意味，影响了阅读的流畅感。但瑕不掩瑜，小说无疑是一部精彩而优秀的心理悬疑小说，使读者不忍释卷。

《时间游戏》

［美国］大卫·鲍尔达奇

　　赖特堡本是弗吉尼亚州一个平静的小镇，可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使该镇迅速成为全国传媒关注的焦点。命案显然是连环杀手所为，第一个受害人手表指向一点整，第二个受害人手表指向两点整……依此类推。此外凶手还从每个受害人身上拿走一件个人用品作纪念。

　　米歇尔和搭档尚受命调查此案。他们从法医希尔维亚处得知，第一个死者是在别处遇害之后被转移到树林里的，雨后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受害人的手表都是死后戴上去的，都是有十字瞄准镜图案的“黄道”表。

　　哈里律师邀请尚调查木匠小迪佛被控入室盗窃案，原告是当地首富拜陀斯家的女主人蕾米。小迪佛坚称真正的窃贼偷了他的靴子和木匠工具作案。尚觉得现场指向小迪佛的证据过多，恰恰证明他是被人陷害。小迪佛的太太露露是镇上著名色情酒吧“春药”的主管，收入颇丰，小迪佛没有盗窃动机。

　　《赖特堡报》收到凶手用密码写成的信，装在一个十字瞄准镜图案的“黄道”信封里。尚破译了该信，没有找到任何破案线索，却证实凶手的作案手段是向历史上几个著名连环杀手致敬。尚预感凶手还会继续杀人，并且不断改变作案方式。

　　尚和米歇尔去拜陀斯府查案，得知男主人鲍比已中风住院多日。蕾米一口咬定小迪佛就是窃贼，并说别的东西都不重要，关键是放在卧室暗柜中的结婚戒指被窃，令她十分伤心。勘查完现场之后，尚的心头疑窦丛生。

　　随后尚和米歇尔去拜访蕾米的儿子埃迪。埃迪告诉他们二十年前自己曾被歹徒绑架，多亏FBI探员齐普他才得以虎口脱险。当时鲍比和蕾米感情出现裂痕，一度走到离婚边缘，绑架案加上小女儿萨瓦纳降生及时挽救了这段婚姻。尚感觉埃迪和妻子多萝西之间、多萝西和蕾米之间、蕾米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都很微妙，令人生疑。

　　希尔维亚的助手凯勒花钱大手大脚，经常入不敷出。一天他在“春药”遇到一个面纱遮脸，戴着大墨镜的女人问他愿不愿意挣点外快。原来那女人是想通过凯勒定期偷取法医处药柜里的处方类精神科违禁药品。

　　小迪佛被妻子重金保释回家之后，就老老实实忙于修建自己的新家。一天傍晚，蕾米突然出现在工地，要求小迪佛把“关键”东西还给她否则就找厉害人物收拾他。小迪佛觉得自己很冤枉，一再说明是有人偷了他的鞋子和工具陷害他。蕾米愤然而去。

　　一天深夜，蕾米刚刚离开医院回到家不久，鲍比就被人谋杀了。凶手显然十分熟悉医院的地形和作息时间。尚和米歇尔到小迪佛家调查，却发现了他的尸体。直到这时，蕾米才相信入室盗窃案与小迪佛无关，可露露却怀疑蕾米雇人杀害了小迪佛，并把蕾米曾经威胁过小迪佛的信息透露给了媒体，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给蕾米一家带来很大压力。

　　在小迪佛的葬礼结束后，尚意外发现女仆玛丽到墓前偷偷祭拜。在尚和米歇尔的追问下，玛丽交代在盗窃案发生当晚，她正和小迪佛偷情，所以从一开始她就知道盗窃案另有他人所为。但是小迪佛害怕太太知道内情，所以宁可背黑锅，也不提供这个不在场证明。

　　希尔维亚突然约见尚，她终于发现了凯勒偷药赚外快的勾当，并跟踪他到了“春药”，发现买药的女人居然是多萝西！尚和米歇尔正准备着手调查，凯勒和玛丽在一夜之间分别被杀。尚开始怀疑凶手装了监听设备，因为每次都是他和米歇尔刚讨论完案情进展，涉案人就被杀了。

　　玛丽被杀当晚，多萝西和埃迪被人用药麻翻了。但多萝西因为长期滥用精神科药品，有抗药性。埃迪却到案发后九个多小时才醒。尚在医院与FBI探员齐普深谈，了解到二十年前绑架案的很多细节，并得知埃迪本来有个孪生弟弟唐纳，智力上有障碍，十七八岁时得癌症去世了。在这个冷漠的家庭里，埃迪跟这个弟弟曾经相依为命感情很好，所以弟弟去世对埃迪打击很大。

　　就在尚和米歇尔一筹莫展的时候，警方突然通知他们凶手抓到了！一个小男孩母亲被杀，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半夜回过家，还跟他说过几句话。警方在这家的隐蔽地道里发现了所有受害人丢失的私人物品。男主人虽然坚称自己当时正开车出差，却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尚勘探现场之后觉得凶手对这家人员十分了解，凶手模仿父亲和小男孩的对话就是为了吸引警方的注意力，凶手从一开始就注意收集受害人的私人物品，恰恰证明了他早有预谋栽赃陷害他人。

　　尚出了趟远门，回来时提出一个惊人的假设，凶手是埃迪！

　　原来埃迪的父亲鲍比一直在外面寻花问柳，感染了梅毒，并通过蕾米怀孕，影响到了唐纳的智力发育。埃迪一直觉得唐纳是代父亲和自己受过，因为双胞胎受梅毒感染的几率是一半一半。唐纳去世后，埃迪就计划报复父亲。他一手策划了自己的绑架案，本来打算敲诈父亲一笔钱，不料FBI探员齐普破案及时，无意中搅了局。埃迪杀的这几个人，要么是父亲的老情人，要么是私生子，要么是妓女，总之都与父亲的肮脏勾当有关。

　　赖特堡彻底炸了锅，一个令人尊敬的显赫家庭，父亲荒淫无度，媳妇吸毒成瘾，儿子现在又成了连环杀手。审判当天，埃迪却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他劫持了希尔维亚，带进深山，百般折磨之后正准备杀害她，被赶来营救的尚和米歇尔撞见。忙乱中，埃迪逃脱，不久开枪自杀。

　　一切似乎归于平静了，但尚深夜拜访希尔维亚，指出杀害鲍比和凯勒的正是她。原来，鲍比是希尔维亚的老情人，两人交往的证据都藏在鲍比卧室的暗柜里。希尔维亚偷了小迪佛的鞋子和工具，潜入卧室拿到了证据。为了不引起蕾米的怀疑，就也顺便砸了蕾米卧室的暗柜，谁知意外拿到了蕾米与管家交往的证据，使得蕾米十分惊慌，误以为小迪佛企图敲诈勒索，实际小迪佛完全是被冤枉了。鲍比中风之后，希尔维亚发现老头在遗嘱中一点东西都没有留给自己，怀恨在心，于是伺机潜入病房，用针管将毒剂注入老人的输液袋，并故意留下印记，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连环杀手。凯勒无意中发现此事真相，写信勒索她，于是希尔维亚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凯勒灭口。现在埃迪自杀了，希尔维亚得以逍遥法外，警方也是无可奈何。

世界文坛动态

　　大奖

　　门德斯获西班牙国家

　　叙事文学奖

　　西班牙作家阿尔贝托·门德斯生于1941年，2004年12月30日逝世。曾获得西班牙批评委员会主办的批评文学奖。据西班牙《世界报》文化副刊2005年10月8日报道，门德斯以其作品《失明的向日葵》又获得西班牙文化部主办的西班牙国家叙事作品奖，奖金为15000欧元。按照有关规定，这项奖授予必须在评奖年份前一个用西班牙国内任何一种语言出版的优秀叙事作品。

　　此叙事文学奖始办于1977年，已有28年的历史。历届的获奖者是何塞·路易斯·阿克夸罗尼、马丁·盖特、托伦特·巴列斯特尔、佛朗西斯科·阿亚拉、何塞·塞拉、马特奥·迪埃斯、穆纽斯·莫利纳、米格尔·德利维斯、胡安·马尔塞和曼努埃尔·德·普拉达等。

　　阿尔贝托·门德斯1941年生于马德里，大学毕业获哲学与文学硕士学位。他的文学生涯紧紧地和出版业联系在一起：在出版界工作数十年，是新科学出版社的创建人之一。2003年出版《在记忆中找回的手稿》，2004年小说《失明的向日葵》获批评文学奖，2005年又以同一部作品获国家叙事作品奖。

　　(西文)

　　科雷多尔马特奥斯

　　获国家诗歌奖

　　据西班牙《世界报》2005年10月5日报道，西班牙年逾古稀的老诗人何塞·科雷多尔马特奥斯以其诗作《无知的好处》获得2005年度西班牙国家诗歌奖，奖金为15000欧元。该奖由西班牙文化部主办，参加该奖竞争的作品必须是前一年在西班牙出版的优秀诗歌作品。

　　何塞·科雷多尔马特奥斯1929年生于西班牙阿尔卡萨尔·德·圣胡安，1936年移居巴塞罗那。大学毕业获法律硕士学位。1953年出版首部诗集《爱你的时机》。后来陆续出版《为一本书写的诗》(1962)、《即兴集》(1967)、《致利波的信》(1975)、《诗·1951—1975》、《诗·1970—1994》等诗作。1961年获博斯坎诗歌奖，1993年以双语诗集《当代卡塔卢尼亚诗》获国家翻译奖。此外，他还有关于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方面的专著，1993年获卡塔卢尼亚自治政府雕塑艺术奖。由于艺术方面的成就而被选为圣费尔南多皇家艺术科学院院士。

　　《无知的好处》中的大部分诗篇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诗人哀叹：“活着是多么奇怪”，“你的存在毫无价值”，“你没有过去和未来”，“任何人任何东西也不属于你”。其他诗篇表现具体的事物和生活琐事：孤独的散步、四月意外的雨水、一只欢跳的狗、飞舞的苍蝇、树木、海边的一列火车、拉曼都的土地等。所有的诗篇都比较简短，不事雕琢，仿佛即兴之作或笔记。而且押韵的诗不多。

　　(西文)

　　比达尔获西班牙

　　第二大文学奖

　　塞萨尔·比达尔(César Vidal)是西班牙多产作家，从教学参考书到历史小说及青年读物，已出版数十部作品，获得过“传记之光奖”(2002)等多个奖项。据西班牙《世界报》2005年10月1日报道，比达尔日前又以其诗作《光的儿子们》获得西班牙第二大文学奖——托雷比埃哈市长篇小说奖，奖金为36万欧元(仅次于奖金为60万欧元的行星奖)。参加本年度该竞争的共有406部作品，其中西班牙327部，拉丁美洲72部，其他来自美国和欧洲。

　　报道称，《光的儿子们》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从1789年的人民起义前的岁月到1793年法国国民议会成立。讲述的是一位侦探的坎坷经历：他旅行去德国的马伐利亚，调查一起杀人案，被害者是一个和共济会有关系的男子。

　　令众人感到惊讶的是，评委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卡瓦列里·博纳尔德对比达尔的获奖作品并不看好。他在称赞了此作“结构上的特点”后坦白地说，他并没有投这部小说的票，因为他认为“作品的思想阴暗、可疑、不可信”。他还说：“让描述法国革命的历史同关于巴伐利亚的另一个故事平行发展，会误导读者认为1789年的革命不过是若干歹徒迫害有钱人的历史。”

　　(西文)

　　施瓦茨获诺尔玛拉美小说奖

　　据西班牙《最后一点钟》报2005年9月21日报道，哥伦比亚作家兼新闻工作者马尔科·施瓦茨以其长篇小说《卡普兰赞歌》获得由哥伦比亚诺尔玛出版社和卡利市艺术促进学会主办的首届拉丁美洲长篇小说奖，奖金为三万美元。

　　马尔科·施瓦茨1956年生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巴兰基利亚市，曾攻读工程专业，在巴兰基利亚《先驱报》供职，1971年至1974年曾在耶路撒冷居住(父母是波兰犹太移民)，1986年定居马德里，1991年加入西班牙国籍，目前在《卡塔卢尼亚报》工作。2004年出版《圣经中的爱情》和《加勒比圣经》。现在他正在写一部表现哥伦比亚暴力的小说。

　　在谈到他的获奖作品《卡普兰赞歌》时，他对记者说：“我想写一位十分年迈的老人的故事，他是一个犹太人，从波兰来到加勒比定居，人已接近死亡，他觉得他所建立的世界就要完蛋了，因为新来了一些领导人，他们不具备领导条件，不过是一些无知的人和新富人罢了。所以这位名叫哈科夫·卡普兰的老人决定做一件急迫的事情以保证其后代的光荣地位：头脑里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重复以色列警察196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审判并绞死他的壮举。”作者说，小说中写入了他童年时代的故事和生活，比如35年前住在巴西丛林中的一个隐姓埋名的老人就是纳粹头目马丁·博尔曼。

　　(哥文)

　　马里奥·略萨获首届

　　拉萨罗·卡雷特尔文学奖

　　据欧洲通讯社9月27日发自马德里的消息说，西班牙—秘鲁籍作家马里奥·略萨获首届拉萨罗·卡雷特尔文学奖，奖金为2.5万欧元和一枚奖章。该奖是由赫尔曼·桑切斯·鲁斯佩雷斯基金会设立的，旨在奖励略萨文学创作的价值、他对研究和分析文学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和用西班牙文撰写的文章在国际交往中所起的突出作用。

　　略萨在为获奖而发表的感谢演说中坦言，他对该奖有压抑感和表示感谢，并感激所获得的慷慨奖励，他还强调拉萨罗·卡雷特尔文学奖的设立是“正确的”，拉萨罗·卡雷特尔是相当杰出的人物。出席授奖仪式的有基金会女主席赫尔曼·桑切斯·鲁斯佩雷斯、教育部部长玛丽娅·赫苏斯、西班牙皇家文学院院长维克多·加西亚·德拉孔查等要人。

　　桑切斯·鲁斯佩雷斯说，为使这一奖项开奖没有比《小山羊的节日》的作者略萨“更好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为优秀的西班牙文学作家之一。

　　拉萨罗·卡雷特尔文学奖的设立是为了纪念这位2004年3月去世的杰出知识分子。

　　（于凤川）

　　2005年度国家图书奖揭晓

　　2005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于2005年11月16日揭晓。小说奖由被普遍看好的历史小说《欧洲中心》夺得，这是一部描写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和苏联错综复杂关系的作品，作者是多产的历史小说作家威廉·T.沃尔曼。非小说奖的归属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兼导演琼·迪戴恩的《不可想像的一年》，该书曾名列亚马逊销售排行榜第二名，作者用真诚的笔调展示了丈夫去世、女儿患重病的艰难一年。琼·迪戴恩曾于1981年入围该单元的最终名单。诗歌奖花落W.S.默温，其获奖作品是《移民：新诗加诗选》。W.S.默温是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七次入围最终名单，但均铩羽而归，这次获奖，终于圆了默温的国家图书奖梦。青年文学奖颁给了珍妮·伯兹奥尔的处女作《彭德威克一家》，该作品讲述了一个单身父亲和四个女儿之间的动人故事。

　　（小林）

　　加西亚·马尔克斯

　　小说《恶时辰》将搬上银幕

　　据法新社9月21日发自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的消息说，巴西电影导演鲁斯·格拉将把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篇小说《恶时辰》搬上银幕，并无疑会保持原作者的风格。他的这番话是在该市图书博览会正式对记者说的。

　　由《恶时辰》改编的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距今五十来年的一个拉美小镇。小说描写该镇因出现揭人隐私和诽谤他人的匿名帖子而酿成的悲剧。反映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哥伦比亚由于暴力恐怖和党派纷争所引起的社会极度混乱现象。

　　在谈到改编时，原籍莫桑比克的导演鲁斯·格拉说：“我从现代物理学基础证明，观点可以成为相反或真实。比如地球可以说是圆的，同时又呈平面。”他又说，如果故事按时间顺序来叙述，那么死亡可能是同时的，我因此使用省略法，便可以陈述每件事的真实情况。尽管如此，这部影片并不是贴着马尔克斯的原著而改编，恰巧是离开原著改编的。为了将小说变成影片，必须与小说保持距离，这可能是较为忠于原文。“我承认影片距离小说的结构相当远，但是保持了马尔克斯的境界。”

　　影片的女主角之一演员雷哈内·阿乌达说：“我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的书，以便接受他的境界，然后我又脱离了一切。”（于凤川）

　　新作

　　拉什迪出版长篇新作

　　旅美英国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长篇小说新作《小丑沙利马尔》（Shalimar the Clown）于9月1日出版。全书共416页，对于喜欢长篇大论的拉什迪来说，这是一部标准长度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1991年的洛杉矶。一个名叫马克西米廉·奥弗勒斯的社会名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死在他的私生女印迪亚的家门口。杀人者就是他的克什米尔人司机。这位司机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自称叫小丑沙利马尔。被杀者奥弗勒斯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抵抗运动英雄，他有着惊人的智力而且极富个性魅力。由于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后来还成为美国反恐怖机构的首脑，所以这次刺杀事件最初被人们认为是一桩政治事件。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出于个人情感原因而发生的谋杀行为。

　　 这个故事中主要有四个人物：奥弗勒斯、他的谋杀者、他的女儿以及一个和他们有关系的女人，整个故事就由这个女人叙述出来。在故事中，拉什迪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然而每一件事情又都是有联系的。

　　（左亚琴）

　　《洋妞在北京》在美出版

　　5月9日，《洋妞在北京：新中国的幕后》（Foreign Babes in Beijing:Behind the Scenes of a New China）一书由美国诺顿公司出版发行。作者是美国姑娘蕾切尔·德沃斯金（Rachel DeWoskin），她的中文名字叫林瑞秋。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两年汉语之后，蕾切尔于1989年来到北京，期望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并亲身体会中国的风土人情。起初她在美国驻北京的某公共关系公司任公关顾问，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人拉去拍了部20集的电视剧——

　　《洋妞在北京》。她饰演的美国姑娘杰西爱上一个中国男人，害得他家庭破裂。一夜之间瑞秋成了“6亿中国观众”眼中的明星。5年后，她回到了美国纽约，北京的明星生活仍然历历在目。此后她开始写作，北京是她最主要的写作题材。2000年她拿到了波士顿大学诗歌专业的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得到一项美国诗人协会奖。

　　(田冬青)

　　萨拉马戈的新书《死的间歇》

　　据路透社巴西圣保罗10月29日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说，尽管他的这部小说谈的是死亡，但是这部作品将使读者笑。这部书名为《死的间歇》，作者在小说里描写的是，如果人不死的话，将要发生的事。

　　当这部书在巴西圣保罗举行首发式时，萨拉马戈说：“所有我的书，无一例外地谈的都是不大可能和可能的事。”这个描写死的故事就像描写一个罢工的女人一样，因为他甚至遭到所有人仇恨。而小说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医院里挤满了人，但是人们老而不死，养老金无法满足需要。不久，教会开始一场运动，以便使死亡回来。作者说：“最后我们发现，为了活着，惟一的条件是死亡。”“这是本相当有趣的书。读者多次微笑，甚至大笑。”

　　萨拉马戈的小说常常采取魔幻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自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著作已被译为30多种文字。这部书先用葡萄牙文，后用西班牙文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出版发行。

编者的话

　　这是6岁的乔恩贝尼。

　　本期的长篇小说《消失的踪影》，与十年前美国一起真实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她就是那个“消失的踪影”。1996年12月26日，科罗拉多州的帕特里夏·拉姆齐女士报警称6岁的女儿乔恩贝尼失踪，在家里发现了一张索要11．8万美元赎金的纸条。警察在现场等了数小时却没有接到勒索电话，后来在地下室发现了孩子冰冷的身躯。凶手是谁？身处上流阶层的乔恩贝尼的父母一度被视为疑凶，最终基于美国司法的“无罪推定”原则得以脱罪，真凶却成为永远的谜。《消失的踪影》不能为我们解开谜底，却让我们一窥人性复杂的心理。

　　《女士手包》讲述了一位失业者捡到一只女士手包后的所思所为，带有淡淡的幽默色彩；《一年合同》里却弥漫着一丝无奈：两位情人采用了另类的一年合同来约束两人的关系，真到解除合同之际，却又万愁千绪。好在，《幸福的日子》让我们明白，无论现实有时是多么不尽如人意，但总有雨过天晴之时，凡人的幸福感才是那样的真实。

　　诺贝尔文学奖和龚古尔奖是世界文坛和法语文坛的两大奖项，《荒诞与真实》和《柳暗花明又一村》分别对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和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魏尔甘斯加以评介。如果觉得这两篇文章风格比较正式，《魏尔甘斯——善开“空头支票”的作家得了龚古尔奖》一文则以诙谐的笔触，从不同的侧面描摹了一个除去龚古尔奖得主这一炫目光环后的魏尔甘斯。

　　读到这篇东西时，想必您也看到了那张为《译林》创刊25周年所特制的CD。一个小小的承诺至今才得以不那么完美的兑现，希望不会令各位失望。谢谢。

　　下期要目预告

　　画廊情殇

　　（美国长篇小说）

　　丹妮尔·斯席尔新作萨莎是一家著名画廊的主人，她和丈夫亚瑟皆事业有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亚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悲伤欲绝的萨莎从此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事业上，把所有的爱给予了儿子塞维尔和女儿塔蒂安娜。三十九岁的利安姆英俊潇洒，富有艺术天才，但穷困潦倒的他却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邋遢，不修边幅。妻子贝思因他和孪生妹妹贝基酒后的一夜情而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他。利安姆是塞维尔的朋友，塞维尔一直想把利安姆介绍给母亲的画廊，让母亲做他的交易商。

　　萨莎看过利安姆的画作后确定他是一位难得的艺术家，当即决定做他的交易商。糟糕的是，萨莎和利安姆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对方，他们很快就上了床。然而，一个是大家闺秀出身、循规蹈矩的交易商，一个是饱受家庭痛苦、放浪形骸的画疯子，而且萨莎比利安姆大九岁，两人的结合有着太多的不可能。果然，随之而来的性格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两人挣扎在分分合合的爱恨边缘。最大的障碍来自女儿塔蒂安娜的坚决反对，当她发现他俩赤身裸体在一起的时候，塔蒂安娜怒不可遏。虽然萨莎深爱着利安姆，但她更不愿失去女儿，她被迫和利安姆再次分手。只是儿子塞维尔和其他人都支持萨莎和利安姆的结合。饱受分离痛苦的萨莎决定和利安姆重新走到一起。此时，塔蒂安娜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然而，灾难性的事件再次降临，利安姆的女儿夏洛特在一次意外中摔成重伤，利安姆不得不离开萨莎回去照看女儿。就在萨莎默默为夏洛特祈祷之时，利安姆却回来告诉她，自己要回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