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作者：罗伯特·海恩
目 录
前 言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
第六章第七章
第八章第九章
前言
转变也许是一件痛苦和启发兼备的事，当你置身于光明与失明或失明与光明之间时尤其如此。当我得知失明十五年之后而又可能重见光明时，痛苦似乎变成了启发，它促使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我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开始，我用盲文打字机写，随着视力日渐清晰而改用手写。后来，呆滞已久的眼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逐渐看清了书上的印刷字迹，我开始阅读盲人写的书。这是一个略带强制性的过程。失而复明不仅令人激动，它还让我必须懂得我所发生的一切，懂得失明和复明的原因。别人的经验也许能说明我的一切。然而，荷马、参孙、海伦·凯勒或约翰·弥尔顿都太遥远了，只有目前在这个复杂而可怜的世界里生活的现代人才有借鉴价值。
例如，约翰·胡尔和我都是大学教授，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探索自身遭遇意义的哲人。失明对他来说是一种“全身视觉”，他用整个身体代替了眼睛。然而，这是一种“痛苦的馈赠”，他不是专为黑暗带来光明的以赛亚。他“思考的是失去光明的原因”，宛如《失乐园》中的那些堕落的天使，在黑暗中寻找上帝。
在书中，我发现了一位具有神秘意味的法国盲人雅克·吕塞朗，我们能从法国抵抗运动的阵营中、从布痕瓦尔德恐怖的集中营里听到他的声音。失明对他来说不是黑暗，黑暗只有当他感到害怕、愤怒或生病时才会到来。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我是光明的囚徒，受到惩罚，因而看不到光明。”
在书中，我认识了埃莉诺克拉克。她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才华的诗人，一位文笔典雅的作家。她能打网球和滑雪，住在康涅狄格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写小说，获得过全国图书大奖，并且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她丈夫罗勃特·佩恩·沃伦所属的文化领域。她对失明十分憎恨：“谁说你尽管不太喜欢，但还必须接受和体验失明的遭遇呢？”她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通过钩子、拐杖或特洛伊木马来工作。”
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确实不乏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有探索新世界的勇气。他们是沉默的另一面发出的呼声。但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听到的只是克拉克的叫喊和牢骚。
有时候，我认为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并不代表盲人，他们代表的只是神学和神秘主义。我既不是神学家，也非神秘主义者，我只是一名大学教授，一个写几本描写美国野蛮西部的书的人。我和他们到底有哪些共同之处呢？克拉克是不是我真正的代言人？倘若他们也能体验一下重见光明的奇迹，我怀疑他们的想法是否也会改变。
最后，我对两种不同经历进行了深入探讨。卡尔·比亚恩霍夫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名男孩用手指使劲挖自己失明的双眼，当眼睛感到疼痛时，他看到了流星。天文学家并不相信失明的眼睛能看到血红的流星，但男孩说得千真万确，令人无法怀疑。而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想象出维德·梅赫塔在克莱尔蒙特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情景。此外，转变还有各种不同方式。安德鲁·波托克努力地争辩说：和他这样一个画家相比，作家兼历史学家们根本不存在失明的问题。对此，在勘萨斯城俯案工作的萨丽瓦格纳也许会微笑地说：这是一句“蠢话”。我听说罗伯特·墨菲和汤姆·苏里文因为一个问题发生了争论：最积极的人是运动员，但他们是否也是最不健全的人？詹姆斯·瑟伯1面带微笑地讲述着自己发生的变化：随着视力的减弱，他笔下的狗画得越来越精炼了。
这里，我不是想和他们争辩，而是喜欢他们这样。这种情形好比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主意，但实际上却是统一的。与胡尔和克拉克相比，我失明的时间比他们长，但和很多其他人相比则自愧弗如，然而我知道重见光明后的快乐。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奇遇带给这个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别无所求了。
第一章 莱德维尔
当你二十岁的时候，谁会相信一个古怪的老头儿说你会失明的话呢？他端坐在那里，头上歪戴着一个圆圆的反光镜，像动画片里的独眼巨人一样。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迟早会失明的，现在应该开始做准备，学学盲文、练习一下走路。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有意思了。谈话是在丹佛一个医生冰冷的诊所里进行的。那地方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后来再也没回去过，既没去医生的诊所，也没去过那个城市。我想，当时我并未多说什么，只是出于礼貌向他道了一声多谢。以前我看过很多医生，但从来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
公共汽车驶进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脉，驶向我当时住的城市莱德维尔。我孤身一人，凄凉抑郁，科罗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这一切，因为一切都好似《呼啸山庄》里的一幕：没有沮丧的旅程，没有最后而长久地向太阳、白雪和人们的面孔张望，也没有声泪俱下地向命运发出抗争。小提琴在哪里？二十岁的人还不到咒骂和反抗命运的年龄，统计结果忽略他们的存在，预言是为其他人准备的。特尔斐女神回去吧，带上你的医生回到属于你们的幽静的隐居地去吧。
也许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龄无关？是的，我顺从命运的摆布。这种性格使我成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为失明而嚎啕大哭会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己难堪。当我回想起一些办过的傻事时，尽管算不上什么灾难，却使我感到汗颜。至今，我仍然为那个夜晚感到羞愧。当时很多年轻人挤在一辆汽车里，西尔维娅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无意地偎依着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冲动。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彼此的对话。她有口无心地大声问我裤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冲口便说：“一支手电。”可笑的是这竟是事实，我那里确实装了一支小手电筒。然而真实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谈话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讨论有关性和金钱的基本话题。我和西尔维娅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对我说我需要买一双绿袜子，因为我身上灰褐的颜色太多了。
就是这样一个灰褐色的我独自一人乘车返回到莱德维尔。面对失明消息的首次发布，我不过耸耸肩膀而已。我还不至于那么惨，还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问题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个小小的尖峰。多年来，我一直与之抗争的是可恶的小儿风湿性关节炎。和西尔维娅分手后不久，延髓膨胀侵袭到我的膝盖、肘和手腕关节。事实上，我身上的所有关节，包括面部的颌关节都在发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状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样吞服着水扬酸盐药片。17岁那年我是在床上度过的，长期的卧床不起使我的关节锁死，最后不得不请几个身强力大的理疗师在热水池中为我松动关节。尽管如此，我的膝盖和双肘还是变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无法弯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不能做出双膝蜷屈的姿势，而且也不会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大部分已成为过去，谁会为过去的事而伤心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车上，我们从丹佛蜿蜒缓慢地向莱德维尔沉闷的街道进发。车上很拥挤，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德维尔在迅速膨胀，忙于为盟军生产枪枝所需要的铅、黄铜和钼。我踏着泥泞回到了鲍威尔太太那张铺着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个人在那里包饭，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达姆达姆等等。这些以前曾经当过拳击手、码头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现在成了双孔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们从军队退武或听从征兵局的调遣来重要的矿山工作。他们庆幸脱掉了军装但却不满意现状，称自己是“倒霉的奴隶”。这群手上长满老茧的人永远搞不懂我，搞不懂一个步履蹒跚、戴着墨镜和干一些剥甘蓝菜皮工作的大学生。
从蒙特罗斯来的路易布莱恩是唯一能够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欢我。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简易宿舍并送给我一些矿石标本(我在日记里它们称为“莱德维尔矿山里蹦出来的漂亮石子”)。阁楼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床，屋顶的椽子上垂挂着衣服。一名矿工坐在床上用嘴吹着漫长忧伤的小曲儿。不管怎样，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诉路易了。他不擅言谈，屋子里面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内的孤独男人的气息。他们渴望女人和家庭，他们陷入在一个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萨特存在主义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寻找着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楼上，房东是斯特朗太太。莱德维尔太拥挤了，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同时吃住的地方。我在鲍威尔太太那里吃饭，在两条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觉。我的住处小得可怜，放下一张床之后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个小桌，从那里可以看到泥雪夹杂的街道、邮局和哈里森大街对面长老派教堂的方尖顶。朋友们送给我一架电唱机和几张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着暴风雪，我一边写着长长的家书，一边漫不经心地换着唱片，欣赏着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外出时必须戴上墨镜，有时在光线明亮的房间里也是如此。当我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黑色的镜片走在莱德维尔的大街小巷时，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欢我的。我在家信中写道：
莱德维尔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无所不在。它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齐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纳德救护犬。我刚到这个地方时，身穿羊驼呢大衣，头戴墨镜，立刻成了无数猎狗的注意目标。它们见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时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过留下的伤疤。只要哪只狗接二连三地咬人，警察就会赶来将其击毙。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镜渐渐在群狗的世界里闻名，它们知道我既不是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对我嚎叫了。相反，它们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莱德维尔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我征服了。
信的结尾明显是为了取悦母亲。那些狗除了对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没有过任何其他举动。
我来莱德维尔的原因确实有点儿奇特。关节炎使我的双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说是虹膜结状体炎。关节炎和眼部并发症让医生施展出浑身解数：配制水扬酸盐、服用葡萄糖酸钙、黄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蛰嘴、静脉注射伤寒菌(是真的，绝无夸张！)、肝部组织提取(此举出奇地疼痛)、结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鲁氏菌疫苗。后来，我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约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疗法。至此，我真怀疑他们有点儿黔驴技穷了。他建议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个月。他解释说，去高原地带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总数，这些增加的抗体将组成强大的阵营与关节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时值二次大战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举。我的父亲在一家船坞工作，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两个孩子。一位姨姥姥跑来说：“你们打算把这个可怜的瘸腿男孩单独送到哪里去？难道就因为医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话吗？他至多是建议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又有谁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想，钱对父亲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担一部分开支。另外，这个建议看上去至少比注射伤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护性缓冲立场，他们目睹我多年来一直饱受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尽弃。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有能力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应付一切，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办法吗？我们几乎尽了一切努力，而这个建议又不无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点儿乘火车的路费，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钱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我的母亲是位读书人。十九岁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学，梦想成为一名新闻撰稿人。后来，她和我二十一岁的父亲私奔并生下了我。现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寻找美国大陆上最高的城市。搜寻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够改变我的白血球数目。莱德维尔满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购买火车票，其余的工作则留给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个天寒地冻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奥格兰德的列车抵达莱德维尔火车站。火车站奇异荒凉，地域偏僻，周围两三英里内渺无人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城里。食宿地点安排妥当后，我踏着积雪来到哈里森大街，这时一幅“史福威食品杂货店”的招工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卖的农产品。此刻，我志得意满，怀着独立的喜悦回到住处，提笔给家里写信。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住处时发现了父母给我发来的电报。“立刻停止史福威杂货店的工作，”电报上白纸黑字地写道。父母告诉我，医生认为搬运蔬菜一类的工作会给治疗带来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杂货店工作后发生争论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会使眼内娇嫩的血管受伤的，我们必须问问医生。
我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次日给我家里写信时尽量显得很潇洒：
昨晚接到你们的电报，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电报拿给史蒂夫看(他是铺子里的经理)，他说既然对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态度很和善。由于几天来我一直在熟悉工作，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资，可他坚持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们来信告诉我具体原因，因为我感觉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来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释，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不快。
没有发现医生让我辞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实认为它不会给我造成危害，但辞去工作会使你们更高兴，何乐而不为呢？也许以后会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镜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为伍。晚上我睡12个小时，白天再睡三个钟头。很明显，这是无聊之极的表现。奇怪的是，我没有想到去犯罪，甚至没出现过任何邪念。我只担心的是过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疗。
每天，我沿着旋转扶手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楼。楼梯的右边有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发黄的视力表和积满灰尘的眼科仪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朗大夫办公室，一名眼科医生的诊所。如今，他的遗孀心惊胆颤地把楼上租给了房客，但却原封不动保留了丈夫的诊所。这间无人使用的房间像一个神秘的不详之兆，预示着将来我要永无休止地在无数眼科诊所之间奔波。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莱德维尔并没有使这些懒惰的白血球发生改变。在很多寒冷异常的时刻，我期待和想象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当冰雪偶尔融化的时候(在莱德维尔的冬天太难得了)我又深信不疑地认为我眼中的寒冰也随之消融。例如，1月3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确实感到右眼视力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尽管物体的轮廓仍很模糊，但已能比较轻松地区别它们了。
然而到了三月，眼睛红肿发炎像进了沙子一样疼痛。种种迹象表明，葡萄膜炎恶化了，我不得不跳上长途汽车沿着号称北美大陆分水岭的落基山脉前往丹佛。医生的诊断让我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我翻看过去的日记时恍然发现，自然界的冰雪和我眼中的寒冰并没有消失，我不但过分乐观，而且还不自觉地产生了放弃视觉和依靠听觉的趋势。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写的日记里我曾这样描写冬天：“风把新雪从积雪上吹开，发出沙沙的声音”、“新雪踏上去柔软而宁静”、“积雪在吱吱作响”。我在慢慢地步入北极苍茫的暮色。我的基本感觉正在发生转变。
在从丹佛返回的汽车上，我的反应冷淡，我身体中的一部分早已知道它会降临。失明虽然在20年之后发生，但我可能早就向它投降了。然而，希冀的藤蔓是共生的，像菟丝密密麻麻的枝条，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才明白我会失明的。
我父亲意识到了吗？我奇怪地想。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迷信的赌徒，赌博是否认现实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经》，曾经通读过全书，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阅读，直到睡着后书从手中落地为止。他看不懂，也没有乐趣，但他坚信《圣经》是保护他的护身符。他手心痒痒时便往上面吐唾沫，然后在裤子上擦掉，因为那是来钱的象征。咖啡冒泡时，如果能在它们破灭前将其喝到嘴里，便会发财，一个泡一块钱。他开车时会绕行好几英里，目的是为了躲避一只黑猫。对他来说，这些绝不是无稽之谈。在内心深处，他一定认为我的失明肯定会被他众多的好运所征服。有时周末他会突然失踪，那是他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华纳。
我的母亲比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谈起受伤的动物都会潸然落泪。她很难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实，恐怕到她去世时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当时我的视力已经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比我小八岁。他们十来岁时我离家去了莱德维尔。迪克生性自由，积极向上，但多少继承了母亲的一些性格。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面对一只行将死去的小虫子而失声痛哭。帕蒂不太喜欢上学而愿意同男孩子玩耍，并且很讨人喜欢。在我看来，帕蒂和迪克相处得非常好。突然，他们唯一的兄长生了病，失去了雄伟的体魄，让父母不断操心，他们必须多费口舌地向朋友阐述哥哥的病情。这主要是关节炎造成畸形的缘故。我时常认为，我的失明对他们来说过于遥远和难于想象。现在我知道，至少对妹妹来说，我的视力好转是她多年来面对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烛时许下的心愿。
我母亲的姐姐凯瑟琳姨妈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姨。她对孩子特别亲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当关节炎使我卧床不起时，她奋力帮我驱赶病魔。她用药水为我擦洗膝盖和双肘。她将葡萄煮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榨出汁液来喂我。蜜蜂蜇嘴疗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锅里烧热为我浸泡关节。眼睛出现并发症后，她坚持为我热敷。她为我竭尽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终认为我的眼疾可以治愈。
无论何时，我对厄运的来临总是默然接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是和平主义者，那他还能战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疗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圣雄”甘地、亨利梭罗或托马斯默顿在什么情况下会坦然接受一切？难道我的日程上还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写一首诗描写鲜血染红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条约、还是筹建民族团体呢？
也许，采取不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诺克拉克？她在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讨厌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说充耳不闻”)之间徘徊。她说，给我“良好、健康的体魄去悲哀和绝望吧。”
我连诉说这种悲哀和绝望的勇气都没有，它使我更像一个毫无英雄气概、一个必须穿绿袜子的普通人。这正是我在莱德维尔的感受，一个虚度年华、无所事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车旅游的人。
关节的疼痛开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数目没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应该立刻离开的莱德维尔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了。尽管视力在不知不觉地下降，但还够用。我慢慢地摆脱掉丹佛咒语的笼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连同鲍威尔太太一起抛到九霄云外。趁还能看得见走得动的时候，我回到学校，学习完历史专业，并被推选进ΦΒΚ联谊会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结成伉俪，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从未让我穿绿袜子，她以我本来的面目接受了我。我们结婚时，右眼裸眼视力为20/100，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视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够让我看清卷曲在雪莉脖颈周围的又长又直的金发，它们掩盖了雪莉的坚强性格。她让我保证不再说那些为她好一类的话。她那双热情的蓝眼睛告诉我，她完全清楚嫁给一个有我这样的膝盖和眼睛的男人的风险，但决不后悔。我想，她从我的眼中也看出了同样的执着。
我们一起冒着各种风险，激烈程度超过了在史福威杂货店里工作的任何行为。第一个大的冒险行动是：先大学毕业，后进发耶鲁。纽黑文冬天的严酷程度和莱德维尔相比毫不逊色。要在历史系毕业对任何健康的视网膜都是一种挑战，而对一个将要学习盲文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疯狂的举动。但雪莉对此坚定不移。她到温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个女招待。(后来她偶然看到了当时面试的表格，表格的上方用铅笔标着“金发女郎+”的评语。)我们在一个波兰犹太寡妇的楼上租了间房。房东喜欢吃胡萝卜炖鸡，经常把大碗的鸡汤端给我们。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也许和她的馈赠使我们免遭饥馁不无关系。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首先我得到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河畔校园新创办的文学院里任教。那时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约12年。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我尽量使自己相信丹佛医生的残酷判决是误诊。虽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营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烦。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等待过无数时间，没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莱德维尔斯特朗大夫的诊室那样昏暗和布满灰尘。可我必须承认，鲜艳的地毯和讲究的装饰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频繁的就医常常唤起我埋藏在心底的忧虑。那些年，为是防止瞳孔缩小，防止里面的沉积物永远将瞳孔封闭，我必须每天两次往眼里滴阿脱品、澳洲毒茄碱、东茛菪碱或新辛内弗林。当可的松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出现之后，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药膏或眼药水。除此之外，那几年还使用过其他药膏药水。看病和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从来没和外人提起过，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这些对我来说和每天刷牙一样平常。
多年来主要给我看病的是埃玛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严格，说话严谨的德国眼科医师，诊所在丰塔兰。每隔几个月我去她那里诊治一次。在漫长的等待和视力检查之后，我熟练地坐到在那个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执行死刑的电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时候对着裂隙灯抬起下额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开令人眩目的强光，它越来越亮，像摄影灯一样直射我的眼球深处。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时，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样，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键盘一样交替地检查眼压。后来出技术有了发展，她让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药水(可能是麻醉剂)，然后把一个老式的色谱仪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个微型天平，小指针来回摆动显示着眼压的读数。
然后，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行字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海因先生，我发现变化不大。和以前一样上药，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诉我眼中开始出现白内障，无法断定其生长速度，她将密切注视病情的发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但当时认为可的松能治疗葡萄膜炎，况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导致白内障，因此治疗和往常一样进行。1967年，我结束了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从那时起到1970年，白内障像野草一样在一个潮湿的夏季疯狂地生长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进入了艾伯特瓦伊达所谓的“云雾时代”，他在伦敦失明时和我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了暗处，眼前便会出现漂浮的烟云，原来缓慢移动的黑块儿此时疯狂地在眼前飞舞。
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视力增强工具，圆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镜、微型望远镜、架在书上的阅览器和带照明灯的放大镜。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话说，它们是“从床头或电话机旁向上斜视的大鱼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样塞满了抽屉”。
“后来我一听‘爱滋病’这个词，便会错误地联想起这些助视工具。”这是她的原话，绝非杜撰。
我开始用触摸笔写字，字母越写越大。我的备课讲义用黑体字书写，最后字迹大得每张纸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变得越来越重。
你也许会问，既然是白内障导致失明，为什么不动手术摘除呢？白内障手术不会造成多大威胁，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手术的地步。你肯定会彻底失明，大夫经常对我说，看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我曾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最后，我顺从的天性占了上风，因为从心底里，我是相信医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她请来了三位同事(温特斯、艾肯和奥斯曼斯基医生)共同会诊。有人认为白内障摘除手术可以考虑，死马当活马医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左眼，情况远比右眼严重。他们承认确实存在危险，手术可能会使右眼恶化，并且导致眼球穿孔。除了彻底失明之外，剧烈疼痛在所难免，并且可能导致面部变形。我尤其担心最后一种苦难，担心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双眼时的痛苦。
我们也曾到其他地方就医，去过威尔谢大街雷欧文医生的豪华诊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问我看到了什么颜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红光，视力弱的眼睛则毫无反应。对于好眼，他在病历中写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积伴随中央角膜水肿及未成熟的皮质性白内障，边缘处可见带状角膜病变。”坏眼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内障已完全成熟”。双眼眼压很低，左眼尤其如此。关于白内障摘除手术，他的结论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虑，根本没有治愈机会。至于右眼，他说：“我对手术非常犹豫，根据我的经验，在风湿性关节炎的活动期，白内障手术一般不会奏效。此外，手术极有可能带来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样，造成眼球萎缩。”
他和华盛顿国家医疗研究所的风湿病眼科专家王弗农博士探讨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兰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塞缪尔J.基姆拉医生见过类似的病例，他建议欧文不要冒然动手术。很明显，手术治疗的呼声不高。事实上，保守派的理论似乎更让我信服，我就这样拖延下去，穿着灰褐色的袜子，直到视力完全消失为止。
1970年我49岁。右眼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挥动。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两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能感觉出它和墙壁的区别。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笔直的道路消失了。”从那时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将一直陪伴着我。丹佛的医生会说：“喏喏喏，我说过它迟早要发生的。”
第二章 在森林里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样。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丝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试探着行走。例如，一节好的历史课要庞征博引，不仅要引用书信、日记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诗歌和文学作品。讲到西部的皮货贸易时，为了使内容生色，杰迪代亚史密斯、布莱克埃尔克、华盛顿欧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弃我而去，我的盲文阅读速度尚不够应付课堂的需要。不过，走运的是我认识一位具有甜润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脱腾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录成磁带，上课时我只要带一架便携式录音机，在必要的时候按一下相应的按键就万事大吉了。
由于我在讲课过程中喜欢展示有关人物的图片和绘画，如阿尔弗莱德雅各布米勒和卡尔博德默尔，用幻灯和解说词把他们联系起来十分方便。我看不见，很难根据解说更换幻灯。然而，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在磁带上录入了可以控制幻灯机的信号，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久，我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方法。我同时使用两个屏幕和数百张幻灯片，它们彼此衔接，同时代的文献和画面配上相同时代的音乐。70年代的学生非常喜欢音乐，有时我和助手偶尔播放一些“甲壳虫”、或“克劳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的幻灯，他们十分高兴。在讲述西部狩猎历史时，我们把“今天你打到了什么，野牛比尔？”作为背景音乐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讲到皮货交易市场时则换上“让好日子越过越好”的乐曲。这些精心制作的演示大约持续20分钟，和讲授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讲授的有关美国西部和加利福尼亚的两门主要课程中。为了使学生全面了解历史，每当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艺术气氛时，如妇女在荒原定居时的寂寞、对西部英雄的男子汉气魄和暴力行为的崇拜、与印第安人签订盟约、以及攻占加利福尼亚后奇卡诺人的迁移等，我便使用这些演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为教学做出了贡献。我的同事罗恩托比说我是我们系里的塞西尔B.德米尔1(美国电影导演兼制片人，1881-1959)。我把这些手段用于教学之后很长时间，肯伯恩斯才利用类似技术为电视台拍摄了倍受欢迎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历史文献片。然而，至少有两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语四百万美元和浑浊的视觉。
盲文使我获得了基本拯救。发明盲文的路易布莱叶2真是太聪明了！盲文把人类的思想移植到纸上，由我把它们重新读出。我和过去写字或打字一样，把笔记记到单页纸上，然后根据主题把它们装订成册。我把用盲文写成的内容提要和笔记连同有关书籍一起放在书房，并在书脊上贴上盲文标签。上课时我运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讲授方案、构思和所需数据制成3×5英寸的卡片，一只手拿着卡片，一只手阅读。有时我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用手指辨别盲文一边讲课。失明使人的记忆力得到何等强化！只有身临其境者才有切身体验。
标准二级盲文学起来不算太难，但这不等于说从阅读转向摸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约好几个月，我的手指辨别不出任何信息。我放弃了弹奏吉它，因为手上的老茧有碍摸读。我反复摸读“浓雾，浓雾的露珠”，最后取得了成功。
对于习惯了阅读的人来说，摸读永远太慢。这也许就是盲文永远无法和聋哑人使用的手语相提并论的原因。奥利弗萨克斯曾说，手势可以同语言分庭抗争，“它可以表达得十分精确并富有诗意，既可用于哲学分析，也可用来表达爱情。实际上，它的易学易用程度有时能够超过语言。”的确，一旦学会了手语，当你恢复听觉后也许仍爱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须承认，盲文对于那些生来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们恢复了视觉，每个字母都必须像儿童一样从头学起。但从书写和印刷方面角度来看，盲文确实很慢，并且没有任何其他长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向三级盲文进军。三级盲文是一种速记型版本。大多数音节压缩成一个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写也取消了，因为大写字母可以靠上一个句点断定。几千个字被压缩成一至两个字符集。它是一种精炼的文字体系，去掉了语言中的多余成分。由于出现了很多帮助盲人阅读的电子装置，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三级盲文了。但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识里，我发誓决不做一个没有著作的历史学家，不做没有诗歌的荷马，不唱没有曲调的歌。失明之后，我在历史研究写作方面发现了不止一种的选择。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种：盲文及录音、现场朗读，以及后来出现的会说话的电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首要问题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书写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关所有历史题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书籍和唱片问世，7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种多轨慢速放音磁带(播放速度为每秒15/16英寸，而标准磁带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读物对历史学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各种历史文献、小报期刊和稀有书籍很快就会用到。对于盲人历史学家来说，请别人朗读是唯一的选择。
请学生为我朗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里，我每年平均请两到三个学生来帮助我，面对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们有男有女，有新入学的大学生，也有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较激进。有人生性开朗，也有人一本正经。他们只要张口朗读五分钟，我就能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胜过任何统计数据。他们是如何朗读那些很难正确发音的词汇呢？例如，他们如何念“开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尔”、“笛卡尔”和“爱丁堡”呢？当他们遇到个别词汇，如“热力学”或“同性恋”等，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是含糊地一带而过，还是清一清喉咙呢？当我听到他们把“耶稣受难”发成“骑兵”的读音时，我能估计出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事，当然是对我而言。
有时，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一位名叫“礼萨”的伊朗学生带给我阿月浑子果，我们一边敲坚果壳，一边工作。还有一次，他们给我带来了墨西哥甜面包。我把我的书题献给那些为我朗读的学生，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们的名单。
很多学生都是在联邦政府“工作学习”资助方案的支持下学习的。他们挣不到很多钱，因此对他们来说，利用课余时间或每天晚上为我工作一两个小时是非常合适的。我根据他们所学的专业安排工作。请历史或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为我朗读历史书籍，会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多的收获。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说，视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于表露天性，因为对方看不到他们虚伪的面具。我相信他们的话。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的学生渐渐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来越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瘫的人类学教授，对此，他有同样的感受。每当他的学生离开他时都轻轻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说，尽管和其他指导教师一样，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严，但“他们冲破隔阂，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我身体上的不便使他们更靠近我，因为我没有盛气凌人的的姿态。”
偶尔，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离我最近和最难让我忘怀的地方。她对于我好似荒原上出现的“玛哪”。这种感情当我还没大学毕业、初次领略她蕴含的宝藏时就产生了。深红色封面上的乔叟烫金画像、书中莎士比亚那丰采迷人而又显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肃然起敬。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图书馆授予我为期两年的会员资格。很多夏天，我们来到圣马力诺，在凉爽宜人的气候里工作学习。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里，每年我只去一至两次。好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一个没有玻璃的隔音房间，让我的朗读者们在那里为我朗读各种文献、手稿和珍贵的书籍。
我的学生，约翰迈克法拉格继续充当美国西部历史学家，朗读着他那制作精良和获奖的大作。更多的人捧起有关60年代社会历史的书，在激烈动荡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伊丽莎白洛佩斯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另外一个人则当上了银行职员。我为他们选择职业贡献力量，他们协助我准备课程，帮我清扫历史垃圾，并为我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们朗读的时候，我在盲文书写器上工作。这些盲文笔记按题目分类，然后根据它们列出提要，最后写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后需要打字，转化工作由我完成。双手在盲文和打字机之间来回移动是一件单调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要朗读以便进一步提炼，与此同时，我要么重新打字要么请秘书帮忙。这种工作方法虽然很慢，然而却是有效的。
这并不等于说我已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了。在学术方面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有些题目或活动更适合于盲人进行。我的论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课题就属于这一类型。由于童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度过的，因此我对社会的功能、解体和重建抱有浓厚兴趣。我开始了酝酿已久的研究，着眼于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我描写了摩门教派一类的宗教群体和那些聚居在卡维亚和草原地带的人们，他们向往神智学说和社会主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些群体默默无闻，鲜于记载，因此他们的史料具有广阔发掘余地。然而我对他们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虑到后来的情形，沿着这一线索继续开拓可谓明智之举。然而，我想摆脱把丹佛的诅咒，将其打入阴间地府而后快。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一书问世之后，立刻对其他课题发生了兴趣，开始踏上另一条征途。我选择的道路是艺术研究，重点是美国西部绘画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艺术的学者屈指可数，感兴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艺术临摹的人，没人对西部艺术的重大影响和丰富内涵加以分析。当时，威廉格茨曼尚未对“美国移民的西部”进行探索，雷比林顿亦没开始《野蛮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一书的创作，而我捷足先登，发表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描写爱德华克恩的书，克恩是1840年代追随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西部探险家和西部地图的绘制者)的艺术家。另一部是关于约翰拉塞尔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战争之后测绘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课题对视力的要求，它们需要极其敏锐的视觉，需要对绘画作品进行细致的观察。
古根海姆基金会1也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派我去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此行为期半年，以前我从未去过英国。我的申请写于1966到1967年，当时的视力尚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我拿到批准，办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终于登机启程时，已经到了1968年4月。那段时间是我的视力极度恶化的时期。我们在皮姆里科安顿下来之后，鲜艳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为了不辱使命，我竭尽全力地搜寻着每一张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我跑遍了英国所有的美术馆、国家庄园和博物馆。我当时还能分辨出物体的主要轮廓和大面积的色彩。虽然我的助视工具把很多细腻的笔触变成了印象主义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调整。雪莉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帮我指出漏掉的细节。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时面对巨幅绘画随手记下来的讨论记录。
那时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赏德拉克洛瓦、博纳尔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误入歧途。我的行为有如让贝多芬当音乐评论家、请罗斯福1参加短跑比赛一样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馆的台阶，匆匆跑回住处，我们的小女儿正在
可怜巴巴地等待我们。如果雪莉能够陪伴她该有多好啊。然而，她却和我东奔西走，帮我在雨衣口袋里寻找望远镜，因为我要用它观察公共汽车的号码。我的直觉告诉我，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进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罗伯特弗罗斯特2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盲人却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弃了西部艺术，回到了开始起步的地方。我继续研究公有社会的现代内涵以及60年代出现的群居村。如果说有关美国早期乌托邦现象的记载寥寥无几，那么面对后来大量涌现的现代原始部落则根本无人问津。它们像一股浪潮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园里和乡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和很多人交谈。时至70年代初，群居活动蒸蒸日上，我的视力却每况愈下。由于我还有良好的听觉，因此决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里，我和雪莉每个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访问，将近访问了一百来个。我们学会了如何寻找它们的踪迹。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了解情况的最好去处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捎上一个搭车人，这样你基本都能如愿以偿。“我知道那个地方，顺着这条路向前走是泰伯尔山，见到红色路标往左拐，然后就能直达黑文利市。”顺着所指的方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大批破烂的“大众”汽车、圆顶房屋或尖顶帐篷，见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数正经的群居部落都平静地生活着，他们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讨厌不速之客的造访。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尚不在不受欢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为了证实自我。况且他已年届花甲，尤其是双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专程来访。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艺术家那样胡做非为的。我们通常带着礼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苹果或柑桔。
我们和这些群居者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旁放着录音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憧憬和规划，聆听他们回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在录入他们谈话的同时，还录进了婴儿的啼哭、猫和山羊的叫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我们听ohms，吃豆腐，和一大群赤裸的年轻人在用柴禾加热的土制浴缸里洗澡。有一天特别炎热，我们一边在土路上散步，一边和这些男男女女交谈，他们十分自然地脱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而我却对于他们的举动茫然不知，无动于衷。还有一次，他们递给我一截大麻，我随手扔掉。这样做不是因为厌恶，而是我把它当成胡萝卜根了。和在伦敦一样，雪莉一直在我身边随时向我做出简要的说明。
回想起我所漏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即使素材搜集起来十分容易，但对一位失明的历史学家来说仍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如此，我还是将研究结果补充到《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的修订版中，当然，有关裸体和大麻一类的细节自然要受到局限。
也许，我可以举出一个最明显的失明改变研究课题的例子。那是在80年代初，理查德埃图莱恩请我协助他完成“西部人物志”中的一部。那是一套为普通读者写的短篇系列丛书，颇受人们的喜爱。我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面起源于大萧条给我留下的烙印。我经常琢磨社会主义的问题，和群居现象相比，它为什么在美国西部形不成气候呢？为了搞清其中的原委，大人物比尔海伍德是理所当然的目标。海伍德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科罗拉多和爱达荷矿工激进运动的组织者，并且只有一只眼睛。埃图莱恩的邀请给了我为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树碑立传的机会。说不定我能通过这本书为保守的西部历史增添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呢。
为了这一课题我奋力钻研了大约一年的光景，我和我的朗读者查阅了各种传记和辅助材料。在亨廷顿和班克劳夫特图书馆，雪莉为我朗读了一些更加晦色难懂的资料。我逐渐意识到海伍德对于盲人作家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主题。他不断地被人拖到法庭，在无数城市留下了连篇累牍的诉讼档案。联邦政府将海伍德列入危险分子的名单，华盛顿记录他的行踪，在若干年里，有关他的行踪甚至具体到每一分钟的地步。我必须仔细阅读无数档案，粗略浏览根本无济于事，仅看标题和个别字句得不出任何印象。这真是一件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并且，它意味着需要完全依靠雪莉，因为在不同地方寻找朗读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放弃了海伍德，转向手稿容易合并、材料易于掌握的人物。取代这个西部激进分子的是一位西部哲学家，他叫乔赛亚罗伊斯。用我朋友特德辛克莱的话说，放弃海伍德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理智上看，罗伊斯是一位社会哲学家，除了与我的激进情绪有点儿抵触之外，和我所从事的群居现象研究倒非常吻合。从盲人的角度出发，他是一个理想的主题：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堆积如山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
这样，我先后两次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这种改变是否说明我在历史观方面发生了变化呢？从表面上看，我一如既往地用心筛选史料，评价各类文献，为证实某一事件或事实至少提供两项确凿的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得出结论。然而，和任何现代历史学家一样，我在内心深处玩世不恭地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没有改变。
失明迫使我改变选择的主题，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我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呢？历史学家应该能在他的史料中来去自如，但我只能选择那些适合我的主题，并且无法控制。在我和真理之间出现了另外一种过滤装置。而麻烦在于，它成为了真理的一部分。筛选器不再具有分离作用，反而增加了创造功能。历史蜕变成克利福德格尔茨式的文化：“涵义结构取决于人们自身的经验。”我正在创造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盲人文化，它取决于我的经验，取决于我所写出的历史作品。
失明似乎把我造就成一名相对主义者。我有自己看待问题的方法，我的现实世界有别于视力健全的人。我的作品使读者感到，世界不仅美丽而且完美无缺。我有成为贝克莱1式理想主义者的危险。视力健全的人蛮横地认为视觉至上，但他们无法懂得我们通过感官感觉到的“真实”世界，我当时对此类说法颇为赞同。后来我又了解到，号称第一个懂得盲人心理学的迪德罗2把这种观点运用到道德领域，他惊呼：“我们的道德观与盲人的道德观是何等的不同啊！”
此外，对我而言，历史文献在没人朗读时，我只能以盲文的形式阅读，而盲文是如何处理其中的比喻和提喻等修辞手段的呢？不应忘记，我失明的年代正是评论界出现解析主义理论的时刻。根据解析主义者的观点，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是需要探索的中心问题，它独立于作者的意图或历史背景。我努力使自己想象，我面对着支持自己盲人文化的另外一种语言。它会取得某种效果吗？它像语言学家分析德语对歌德作品产生的影响那样重要吗？我讲的词汇是视力健全者的语言(对盲者不算重要障碍)，但这些词汇的视觉形象却消失了。盲文在发明上不同于印刷的文字，它是压缩的音节，是组合的词汇。这些一连串儿的圆点千篇一律，连字型的区别都没有。词汇的基本单元不是字母，而是盲文符号。字母是开放的，利于表达，而盲文符号却是封闭的，
令人禁锢。如果雅克德里达能就明信片做出一套学问，那么他在盲文面前会有取得什么结果吗？
然而，我对盲文的解析并未成功。它对于我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哲学。失明既没有把我变成相对主义者，也没使我成为解析主义的历史学家。如果说我感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真理按照规律自成一体，万物中心存在着基本统一。对于盲者来说，规律无法假设或假定，只能通过实践加以证实。不论是由于什么理由，失明使我背叛了比尔海伍德，把我送入到乔赛亚罗伊斯的怀抱。
罗伊斯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容忍把盲人作为弱者，接受他们自卑的谎言。它们是导致失败和失明的原因。罗伊斯喜欢探索失败。它们为他的理想社会增加了重要内容。只要盲人懂得诚恳待人，知道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他们就永远不会像长着双眼的人那样蛮横。视力健全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所占据的位置是唯一能够代表和判断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历史学家却另有一番优势。也许他们能凭借意志、技能和谦逊的态度从发现历史的矛盾之处入手，发现历史的本来意义及其错综复杂的程度，从而成为一个讲究实际和注重史实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前进，利用自己的特殊经验，和罗伊斯一样，最终达到统一和绝对主义的境界。
不论我皈依了什么哲学，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方针，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历史。很多学者好像驾驶着新型汽车，于不动声色之中取得了飞快的进展。对此，我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我的老爷车逐渐落后于他人。对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说：“我有一种即将落伍的感觉，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健全，我们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艰难跋涉，对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时我和她一样，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后来，计算机革命来临了。1983年，我在圣地亚哥参加历史学术会议时首次听说有一种会说话的电脑。马里兰弗莱斯特电脑公司的业务代表让我坐在他的终端机旁。我在他的指导下往电脑里输入文字，然后回放，根据电脑的朗读纠正输入错误。这种机器发出的语言乍听起来十分难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从此摆脱必须请别人朗读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尴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动。此外，电脑还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价格。全套系统，包括打印机和软件在内，需要11，448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过于昂贵了。我咨询了一些电脑用户，尤其是那些使用语言功能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对马里兰的产品称赞不已。
购买问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出乎意料地解决的。学校院长主动表示提供一部分资金，历史系也随之响应。但出资最多的是我们大学的退休人员部，他们认为电脑能给我的工作带来巨大好处。通过多方努力筹集到大部分资金，我投入的2，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后来的培训方面。
这样，我多了一个会讲“匈牙利语”的伙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我们一同搬进了计算机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为它起了个名字叫“斯坦尼斯罗斯”。它为我朗读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单词和整个句子，一切都取决我把光标放在哪里和按动那个按键。我一旦删除了某个字母或单词，它会立刻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俩世界以外的人可能听不懂它的话，对它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它表达得清楚极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仆人和伴侣。
盲人记者萨丽瓦格纳把她的伙伴称为“卡斯珀”，说它是一个“友好的鬼精灵”。但我没听说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怀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罗斯”先进。
在我失明的那段时间里，我在购买电脑前后一共写了三本书、若干文章以及为学术杂志撰写了20多篇书评。其中部头儿最大的是我在购买电脑之前完成的《美国边远地带的群居社会》一书，该书的笔记及手稿全部为盲文。为了它的问世，我们准备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表格。这里，我用“我们”二字是为了说明我的学生所做的贡献，他们为我朗读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资料一起保留着。为了我们的友谊和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把这部著作题献给他们。我希望看到他们，我珍视他们的友情，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却模糊不清，他们通过声音传达给我的音容笑貌，永远没有那么鲜明。
我渴望亲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们是我的思想产物与脑力结晶。然而，每逢接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时，我只能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无法欣赏里面的文字与插图，无法阅读那些熟悉的字句，它们从我的头脑里诞生，由一架叮当作响的盲文打字机转化成文字。印刷的书籍对能够目睹其中的文字、书脊和封面的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它能换取人们阅读的愿望。的确，新书能带给你一种不同的感受，它散发着特有的油墨香味儿，就连第一次翻阅时发出的声音都不同凡响，这些我完全能够体会。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颜色以及环衬(尽管它们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页，看一眼献词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标题的版式和缩写字母的处理，我想看清表达我的思想的所有字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书籍，录音磁带和盲文读物无法取代，它们过于沉重，冷漠无情，令人难于亲近。
此外，书店也是无法替代的。那里摆放着各种五光十色的书籍，你在书中既可找到诗歌瑰丽的佳句，也能发现艳情的细腻描写，新书里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落。然而，这些美好的一切渐渐弃我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烦恼。
我知道，我的读者在那里，我的新书也在那里。然而，我和他们却如此遥远。我像一辆在错误道路上行驶的货车，走的是无法调头的单行线。我彷惶不定，也许我将无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渊。正如盲人记者瓦格纳所说的那样：“适应环境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因为你不知道要‘适应’到何时为止。”有时，这种过程本身就使人厌烦。
我的女儿艾利森十几岁时十分烦燥，常常为获得一副芭蕾舞演员式的身材心烦意乱和拒绝吃饭。为此，我们争论、劝说乃至声泪俱下，真是伤透了脑筋。
这里不是讲述我女儿故事的地方，我只想说明那些年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她的问题有多少与我的失明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我在伦敦完成古根海姆使命的半年却使我们彼此受尽折磨。那是我视力衰退的最后阶段，走路摇摇晃晃，不但要紧张地用望远镜观察汽车站牌，而且要不断向陌生人问路，痛苦程度可想而知。由于我在伦敦的乐大于苦，所以并不如何在意。艾利森则不然，她讨厌这种情况，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拒绝离开我们临时栖身的公寓。她的顽固使我大为恼火，我们争吵，闹得不亦乐乎。弗吉尼亚伍尔芙1笔下的叫喊和我们的相比也只能自愧弗如。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吵闹不休呢？
有时，我的失明是其中原因之一，她说。回家以后，她留下了一个自杀的纸条(后来自杀未遂)，上面要求在她死后把双眼移植给我。还有一次，我们动起手来。我抓住她，她一边反抗一边叫喊说，她看不到我的眼睛，无法隔着那层象征死亡的白内障看清我。这些话让我十分难过，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说双眼是感情交流的工具，眼睛可以表达爱与恨、信任与怀疑、赞同与谴责。没有它们，孩子如何同父母沟通呢？
艾利森对父亲失明发表的意见仅仅道出了盲人不利因素的一个方面。对于盲人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看不到亲人可爱的面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亲人的相互微笑。眼睛既可接收又可表达，是唯一可以同时完成两项工作的器官，耳朵、皮肤或舌头对此都无法胜任。眼睛如此重要，是面部五官之首。试想，我们见到一个陌生人时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多少信息；想一想我们如何通过五官表达彼此的敬重与轻蔑。没有了双眼，我们的基本存在便会受到威胁，好比一个人顾影自怜但看不到自己的尊容。
在我的脑海里保留着我所熟悉的所有面庞，然而他们的实际形象正在日益改变，年轻人尤其如此。我知道，艾利森的变化很大，我头脑中的印象是她15岁时的情形，如今她已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妇人了。我抱过她的两个孩子，但从没看见过。他们停留在不属于我的视觉世界里，他们的面容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团迷雾，把他们抱在怀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时常担心我的手指会不小心碰到他们的眼睛，或走路时把他们的胳臂拉扯得太大了。我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血缘上的外公而已。
此外，盲人在心理上还有一种不十分明显或公开的罪恶感。作为一个失明的年轻女人，克拉克在她的公寓遭到诅咒和房客们纷纷离开时，感到了这种情绪的存在。
我们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不敢面对他人，好像正在从事一场重大犯罪活动。我想，这种罪恶感是由于我们已在训练自己破我们的记忆，把它们驱赶到生活以外。我们能在梦中和它们相见，但却惧怕做梦。
然而，雪莉的面庞似乎永远在我面前，另我百看不厌。我们的生活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我对她十分自信，她的面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且坚定不移。我知道，我们都在变老。彼此能够看到对方变老的过程是一件好事。对于相爱至深的人来说，看和被看、想看和想被对方看是非常重要的相互关系。如果到了无法以你爱人的角度看你自己的地步，无可奈何的遗憾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结束驾驶生涯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郊的人来说，放弃开车有如放弃了自由。从不再驾车的那一天起，我的日程安排便取决于他人了。我的感觉好似墨菲描写他下肢截瘫、成为一个被动者时的心境那样，“等待世界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向我走来。”我停止开车的时间在瑟伯之前。他这样描写他离开方向盘时的最后时刻：
夜间开车的危险是尘土扑面而来，成群的虫子飞到挡风玻璃上，它们时而像身穿旧军装的舰队司令，时而像卖苹果的瘸腿老妇，时而又像无数翘起的驳船船头。我冲出它们的阻拦，越过壕沟、穿过田野、冲上草坪。那些诩诩如生的舰队司令和瘸腿老妇也许真有其人，他们在休息之前到路旁呼吸新鲜空气，而我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唉，我是如何欣赏瑟伯那种出类拔萃的感觉啊：“我开夜车时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奇怪欲望，现在虽然克服，但仍止不住抽泣。”不久，他告别了可以随意支配的方向盘，从此引退。
然而，我不应该哭泣。生活对我来说不像瑟伯开车时那样阴暗。诚然，我常常和他一样“像一个戴眼罩的人在黑色的地毯上寻找黑袜子”，但从不记得有过他那样的绝望：“我只卖一毛三分钱。”我从来不借酒浇愁，从来没像约翰尔1那样陷入痛苦孤独的深渊，直到“触摸到沟底的岩石”。相反，我的签名永远向上，生气勃勃。有人告诉我，突然到来的灾难(我和瑟伯的灾难是慢慢降临的)更容易使人丧失勇气、使人悲伤。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慢慢从消极中寻找积极因素是减轻痛苦的唯一手段。
事实上，在我走向失明的漫长过程中的确有过很多轻松愉快的时刻。我记得办公室发生停电时的情景，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们办公的楼房主要用于藏书，几乎没有任何窗户。没有电灯，室内和走廊一片漆黑。每逢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其他人立刻惊慌失措，而我则没有任何不同。“鲍勃2在哪儿？我们请他帮忙！”大厅里传来人们的呼唤。我拿起手杖，用它敲击着地面，领着众人手拉手地穿过大厅、走下楼梯，来到外面的光明世界。
春天，系里为了应付研究生发出的挑战，偶尔在周五或周六举行一次垒球比赛。我通常参加他们的野餐活动，并且乐于充当系里委任我的公证人的角色。这时，学生们总要对我在历史系的地位问题假装进行一番抗议，仅此而已。
然而，我父亲葬礼那天发生的事却完全不同。葬礼在一个小教堂里举行，只邀请了一些朋友参加。我们家的人从侧门入场然后在棺材和牧师前面落坐。有人把我的手放在椅子的靠背上，而我却认为它的方向不对，想背朝着棺材坐下。我的弟弟迪克十分魁梧，体重足有250磅。他站起身，二话不说把我抱起来，转了个圈儿后又放在椅子上面。这时，人群中忍不住爆发出笑声。后来，在牧师短暂的布道过程中还有人不时地发笑。对此，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家太缺乏教养了。
我们隔壁的邻居伊丽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寡妇，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物色男人。有一次邻里间举行聚会，我去卫生间方便，我坚信不会把她豪华的设施弄脏，因为很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于坐着而不是站着小便了。然而，我把一大摞纸巾碰翻到洗手池里。对此我毫无察觉，直到水涌了上来，我摸到一大团软绵绵、湿漉漉的东西时才感到不妙。我叫人帮忙时，大伙儿哄堂大笑。伊利打趣儿地说我是故意的，原来每一张湿淋淋的纸巾上都印着一个裸体女人。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重新开始了早在孩提时代就放弃了的钢琴课。雪莉和我一起学习。贝蒂祖尔克两周一次地来我家教我们二人弹琴，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女子。对于雪莉，她采用的是传统式教学方法，从车尔尼到莫扎特，按步就班地练习。对于我，她采用的是彻底的实用主义方法。我喜欢快活泼的作品，如斯科特乔普林的钢琴曲。她煞费苦心地把双手弹奏的音符分别录到录音带里，并且加上解说哪里是五度音程、哪里是属音和弦、哪里是三连音等等。我们总是以升F调弹奏，因为它的第一个音符是钢琴键盘上的一个良好起点。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学，然后把整个乐曲合并到一起，这种方法十分奏效。当我为邻居们演奏时，那种自我感觉真是棒极了。
令别人感到惊讶能给自己带来莫名其妙的欢乐。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永远使人惊诧不已。然而，只有盲人才能真正懂得声音多么具有表现力，它在表达激动、紧张和恐惧情绪方面和面部表情是何等地接近。视力健全的人对盲人善于利用这些细微感觉的能力总是十分愕然。
尤其是孩子们对盲人的行为经常感到困惑。我很庆幸过马路时总有一群孩子为我带路，他们经常自由自在地出入我家。查德喜欢带我四处游逛，至少我认为他喜欢如此。当变形金刚一类的玩具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风靡之后，他们经常把它们的活动关节扭得奇形怪状，然后让我通过抚摸说出他们创造的形象。变形金刚能够锻炼人们的想象力，所有造型都能改变，既可规规整整，也可毫不对称，确实很有趣儿。
视力健全的人无法充分体会触摸的快乐。彻底失明数年之后，赫尔终于懂得了这个道理：“我逐渐发明出一种用双手‘端详’的艺术，我喜欢反复拿起一个美丽的物体，或者捧在手里仔细把玩，用心揣摩它的每一个细节。”在博物馆里，人们允许盲人用手触摸雕塑。亨廷顿图书馆的斯科特画廊首次对外开放时，一位对其他观众十分严厉的保卫人员破例请我用手抚摸雅各布爱泼斯坦创作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半身塑像。我的手指像眼睛一样仔细地欣赏那座青铜雕塑，它们慢慢探索着上面的每一个阴影，充分体会着作品所要表达的力量、挑战、独立精神和聪明睿智。透过坑坑洼洼的金属表面、通过抚摸大刀阔釜塑造出的头发和缕缕皱纹，我感觉到了作品人物的伟大智慧。
我脚上的灰袜子既没使我变得多愁善感，也没使我感到罗曼蒂克，而是尽量让我取得最好的结果。我可以十分沉着地穿过熟悉的走廊，只有一次偶然碰到了墙壁擦伤了皮肤。如果声音能够成为媒介，我会尽量利用声音。雪莉根据鸟的羽毛判断它们的种类，而我则要学会听懂它们的歌声，我们是一对十足的爱鸟夫妇。我购买了一套根据“彼得森指南”录制的奥杜邦协会3的鸟鸣录音磁带。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山雀和鹪鹩求偶和交友的鸣叫，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它们的叫声。我想辨别其中的区别，但始终没有成功。我能欣赏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对话磁带，但鸟语录音却永远和我无缘。
我想，这种努力也许是一种病态表现，是我对失明的反应。既然事情要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的职业不仅薪水优厚，而且成为了一个避难所。我对办公室的环境熟悉之极，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动它一草一木，我在那里没有失明的感觉。那里是我实现工作愿望和获得报答的所在，它能满足身患残疾的精神病学家阿诺德贝瑟想认真生活的强烈需求。我甚至幻想学生把我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相信确实有人需要阅读我的大作。学校对我的教学表示满意，晋升也不失时机。我所写的书评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我是否已经停止怀念往日的光明了呢？至少我已经不再多想了。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雪莉和我一样，准备和失明陪伴终生。
穆勒医生离开了诊所，接替她的温特斯大夫一年之后也步其后尘。1979年，我的病历移交到一名我后来为之倾倒的医生手里，不过当时没有任何预感。我的新任眼科医生，珍妮基利恩，是一位已婚的爱尔兰女士，她欢快而年轻，有三个小孩。有一天，我终于从她办公桌上的相片里看到了他们，但那已经是后来发生的事了。她的声音充满欢乐，胜过灵丹妙药，那是纯洁的微笑，令人信心百倍。
第三章 导盲杆一族
20世纪60年代，当我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200时，实际上已经失明了。这是美国广泛采用的定义。然而，我拒不承认瞎眼的事实，我不认为这是失明，尽量避开这个字眼儿。我巧妙地向别人和自己隐藏这一缺陷，我喜欢对别人讲，我的眼睛有毛病，甚至说我有视觉障碍。然而不久，我的视力下降到比20/200还惨的地步，除了“失明”二字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措辞了。正如艺术家安德鲁波托克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噩梦式词汇，盲人拿着要饭的铁筒，无依无靠，前途渺茫，是人类没用的垃圾。”当波托克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为瞎子时，他恨不得放声尖叫。
我第一次拿起导盲杆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痛苦经历，我不情愿，内心极其反感。尽管从安全角度出发确有必要，但我很多年一直拒绝使用那个象征怯懦的标志。这个现象几乎是一种共同反应。艾伯特瓦伊达用雨伞代替可怕的导盲杆，当他不得不使用后者时，他把那把倒霉的雨伞埋在了花园，并为它举行了一个庄严的葬礼。瓦格纳女士痛恨她的导盲杆，她说自己是“十足的傻瓜”，称她的杆子为“真正的废物”。她走路时从未掌握好用它前后刷地的节奏。有一次杆子一头插进了裂缝，另一头扎进了她的肚子。她迷路时，导盲杆对她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而“最坏的是”，她说，“我拿着它好比打着一面宣扬自己是盲人的旗帜。”
1975年，我从台阶上栽了下来，重重地摔在砖地上。那时恰逢感恩节，我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我情绪高涨，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盲人。那天早上我如愿以偿，收到了研究美国边远地区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人类学捐赠基金。口袋里装着华盛顿的来信，走起路来宛如腾云驾雾，然而我不折不扣的实现了这种感觉。本以为走完了所有的台阶，但实际上还差三四级才到地面。
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室内，往嘴里灌白兰地，然后送上救护车。聚会因此取消，我失去了向朋友宣读获得科研基金来信的机会。这件事使我对好运的降临感到惶恐，不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灾祸。我的屁股摔破了，缝了一针，过了数月才完全愈合。说来难以置信，到了这步田地，我仍然寻找借口拒绝使用导盲杆。
还有一次，我欣然同意六岁的小邻居查德领我上楼探听上面发出的声响。由于他害怕的缘故，我一脚踩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这次地上铺有柔软的地毯，因此没有严重摔伤，但划破多处。以前，我的十岁小朋友阿伦赛林格曾经把他心爱的旋转木棍送给我，但我没理解他这样做的真正含义，甚至没有考虑木棍的用途。然而，自从第二次跌倒之后，我的自尊开始减少，开始小心地使用拐棍，我甚至听从别人对我的行动发出劝告。雪莉一直提醒我，使用导盲杆能避免误会，它能使别人明白你为什么对他们的微笑没有反应，明白你四顾茫然，视若无睹的原因。后来，有些人警告我说，在公共场所如果由于不使用导盲杆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或连累他人，我将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这种劝告一语中的。我开始规规矩矩地使用起那根该死的木棍儿。然而我经常记得波托克的叫喊：一旦拿起了导盲杆，你就成为了“人们噩梦中的阴影。”
有一种观点认为，失明好比你身体中的一部分永远丧失，我们一般不会对它轻易投降，当失明慢慢地降临时，它只是延长了你的战斗时间而已。人们对此总能找到一些轻松模糊的解释。对我来说，黑暗的来临不是突然产生的悲剧，它像午后的斜阳慢慢投下的阴影，给我带来错觉，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至少没有那么严重。当你继续工作、教书和写作时，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已经失明了呢？我在现实中生活，用过去欺骗自己。在失明的那些年里，尽管没有任何用处，我却自始至终地戴着眼镜，有时雪莉不得不提醒我镜片太肮脏了。我不是平稳地走入黑夜的，我遍体鳞伤，怀着无法控制的恐惧，生怕从另一个楼梯上摔下来，自始至终戴着那副可笑的眼镜。最后，我终于拾起导盲杆，向世界宣布投降。
对于很多盲人来说，导盲杆和楼梯并不令人讨厌。竹杆是手臂的延伸，是帮你开拓的工具。它一尺一尺地为你探路，恰似你的眼睛一公里一公里地为你看路一样。台阶对盲人似乎并不可怕，你一旦走上楼梯，脚下的路便可以预料，通常旁边还有扶手。偶尔，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杂物，但决不会出现半开的门或能撞到你脑门的障碍。所有这些有关楼梯的优点都千真万确。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不敢对它掉以轻心。即使一想到楼梯都会产生坠落的恐惧。导盲杆固然很有用，但我永远没有感到解脱。
当我加入导盲杆一族时，我对这一人口群体没有任何概念。如果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委，我将懂得统计盲人人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拒绝承认自己失明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直接影响统计数字的准确。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视力已经下降到20/200的法律定义之下，但他们仍然说自己不是盲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年盲人的数字从441，000到1，700，000不等的原因，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功能性失明的人，他们即使戴上最合适的眼镜也无法阅读一般报纸。我认为有关盲人的比较可靠的数字是1992年统计得出的七十五万人。而我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如果我出生在其他国家，我所认为的盲人人口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其他国家通常对失明的范围定得比较狭窄。有时只有在三英尺内看不清自己的五个手指时才算失明。根据这种定义，德国的每十万人中只有五十三个人失明；瑞士的每十万个人中有58个人为盲人。还有一些国家走另外一个极端，例如进度和埃及，每十万人中的失明人数超过五百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国家对于失明的范围定得过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国家不良的卫生状况。七时年代，全世界的失明人数在一千四百万到两千二百万之间。如果想充分说明联邦政府的失明定义在社会和实际中产生的影响，结果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联邦政府的定义是这样的：“当其必须借助其他替代手段方能有效完成视力正常者的工作时即可认为失明。”根据此说，我第一次在讲课过程中借助磁带播放名人语录时就失明了。
然而，在我所在的这个群体中，没有很多人是因为同样原因失明的。葡萄膜炎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在有关统计中，由于葡萄膜炎造成失明的只占2.5%，如果仅考虑年轻人，比例可能更高一点。有时它与性病有关。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葡萄膜炎与麻风病和热带发热有特殊联系。在所有地方，葡萄膜炎由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如肺结核或梅毒。偶尔也有类似我的情况发生，由风湿性关节炎引起，尤其是少儿性风湿病。生病的细胞侵袭眼内的各个部分，如角膜、巩膜和葡萄膜。
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什么是葡萄膜，在我失明的头几年，最困难的事就是向别人解释我的病情。我喜欢把它说成是眼球外面的一层厚厚的葡萄皮。其实，它是眼内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葡萄膜里的脉络通过丰富的毛细血管把血液输送到视网膜外层，由睫状体生成房水。房水是外界光线进入眼内的必经之路，起着维持正常眼压的作用。葡萄膜中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虹膜，这对一般人来说并不陌生，我和病友交谈时尤其如此。六十年代，有些狂热人士认为虹膜中隐藏着整个身体的各种秘密。我时常想，葡萄膜炎使我的虹膜轮廓和颜色逐渐发生变化，他们从中能得到那些发现呢？
我知道，他们能看出我的虹膜持续发炎，分泌物不断渗出，堵住了我的双眼。慢性炎症通常能逐渐(有时也十分迅速地)诱发白内障。使用可的松也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可它偏偏被认为是治疗炎症的特效药。
解释白内障比解释虹膜容易。大多数人都知道，白内障在眼睛中用于折光的晶状体内形成。晶状体和角膜一样，里面没有血管组织，白内障将持续发展，成熟后的白内障使晶状体失去透光性，造成失明。
白内障使我加入到盲人群体中一个很大的亚群体。在发达国家中20%的盲人由于白内障失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因白内障失明的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比例。由于母亲的疾病，有些小孩生下来就患有白内障，但每个人都可能随着年龄的老化而患上这一疾病。造成白内障的原因可能是人在一生中接受紫外线照射的结果。老年性白内障与疾病造成的白内障不同，其生长位置通常靠后，与晶状体囊接近。
大多数人还知道，治疗白内障通常采用手术摘除的方法，并且成功率很高。美国每年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万人进行白内障摘除。就人口数量来讲，大约有八百万人动过此类手术。这一事实使其他人难以相信我对白内障居然听之任之，让它夺走视力。对此，我必须解释葡萄膜炎为什么会妨碍手术进行的原因。
盲人社会里的成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走到一起。他们中有动态失明的患者，他们能够看到静止的物体，但看不到运动中的物体。普通光线会使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功能性失明的人的眼睛感到疼痛。心理创伤可以造成功能性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干脆拒绝使用眼睛。例如有关报导说，目前羁留美国的一些柬埔寨妇女就患有此类疾病，她们远离家乡，造成心理障碍。我们目前的心理学研究将无可避免地把失明同心理疾病联系在一起。
然而，最有讽刺性和最可悲的是氧幕造成的失明。本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人们把早产婴儿放在氧幕里治疗，大约有八千名儿童由于早产致使视网膜发育不良造成失明。一位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盲人学生卡里施密特就属于这种情况，人们对于医学所抱的希望换取的却是适得其反的残酷结果。
卡里来大学以前，他的中学老师听说我是盲人因此特意为我们介绍。小伙子十分腼腆，他叫我海因博士，直到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在我的反复建议之下改口叫我鲍勃。他的声音充满活力，喜欢用“哇”表示感叹。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动作灵活、前额留着黑发的高个青年。他成为了我的学生和朋友。在他就读期间，我们一起喝过无数次咖啡，吃过无数次午饭。他一边用手杖敲击着路面，一边拉着我穿过校园走向餐厅，盲人带领盲人。他不服输的独立性格使他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我追赶不上常常请他放慢速度。他和赫尔十分相像，赫尔认为绝大多数帮助都是多余的，那些“向右转”、“小心”一类的好心提醒于事无补，充其量只能使他忘记正在记忆的电话号码。
卡里同寝室的伙伴很有积极性，他们准备了咖哩菜肴招待我和雪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发现了一台奥普特康盲人电子阅读仪，他正借助机器阅读亚历克斯康福特的《男欢女爱》。我没有读过这本书(尽管以后会读)，也许是由于我的过错，我们彼此从未私下谈论过有关女友一类的亲密话题。我想他的室友一定热衷此道。然而，我和卡里仍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彼此帮助。作为顾问，我倾听他准备将来在大学讲授中世纪历史的宏伟计划，委婉地劝告他如何避开那些不利于盲人研究的课题。他比我更为积极，鼓励我学习三级盲文。当他暑假回家时，我们用三级盲文通信，然后互相纠正彼此的错误。
卡里圆满地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研究生。那里的指导教师对于他的未来并不像我那样乐观，卡里只读了一年，然后回到河畔在公立盲人和残疾人学校里教书。他受到人们爱戴，忠于职守，先后在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北部任教。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梦想，同时庆幸自己在失明之前成为了教授。
卡里受到排斥壮志未酬使我耿耿于怀。我强烈支持盲人协会要求取消这种歧视行为的努力。重要的是，盲人协会是盲人自己的民权运动组织，不是别人为盲人而成立的。它诞生于罗斯福的新政期间，成熟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1时代。盲人协会抵制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反对有关限制盲人乘飞机旅游和禁止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餐馆的规定。它抗议语言中那些歧视盲人的说法，如把“死胡同”说成是“瞎胡同”等。盲人运动的目的是使盲人摆脱遭到忽视的现状，让公众听到他们的呼声。
我认识许多大学盲人教授，他们在事业上非常成功。雪莉的大学好友吉姆伯恩斯就是一个例子。吉姆五岁时由于一种极其罕见的青光眼导致失明。当他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寻找教师的职位。国家法律规定：如果其他条件全部合格，不得拒绝盲人申请教师工作。但法律未提到雇佣方面的具体规定，而教育当局要求所有教师必须拥有良好的视力。吉姆毕业后七年一直没有工作，曾在国家劳工部门的门口卖过报纸和糖果。洛杉矶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对这种践踏人才的做法十分愤慨，他鼓励吉姆申请一个以三年试用期为条件的职位，这样吉姆伯恩斯开始了为期三十年的心理学教师的生涯，其间多有建树。
我十分羡慕他的才能。他阅读三级盲文的速度超了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人(每分钟150个字，接近一般讲话的速度)。听他一边朗诵瑟伯的小说，一边用手指飞快地摸读真是一种享受。他在钢琴上弹奏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热情洋溢，潇洒之极。此外他还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兹有此君一首打油诗为证：
吉尔是个烟花女，
身价纹在酥胸上。
方便盲公行好事，
粉臀刺着盲文价。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沃纳马蒂和我一样，也是搞历史的，他在中学踢足球时不幸彻底失明。五年后，在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帮助下，他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他加入了大学生联谊会，伙伴们鼓励他尽量像常人那样生活，谈话时把眼睛对准对方，不要四处游移。结果，不少认识他的人根本不晓得他是盲人。他在附近一所师范学校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以助教的身份进入研究生院，最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走运的是，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考伊。在他的指导下，他完成了以征服加利福尼亚为题材的博士论文，后来以《命运的使者》的书名出版。然而，伴随博士学位而来的却是寻找工作的艰苦历程，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寻找机会，然后来到波莫纳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农学院求职。经过三年的不断申请和反复接触，最后终于获得了正式职位，他在那里成功地工作了21年，并且担任了九年的历史系主任。
我不认识约翰格瓦斯米，但据说十分不幸，他是一位黑人盲人。格瓦斯米是人类学教授，他在《害羞的人》一书中描写了他在一个小村庄里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那是一个盲人村庄，造成失明的原因是一种苍蝇传染的疾病。他说由于是盲人的缘故，因此他的发现是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得来的。他在书中描写了骤然响起和逐渐消失的丧钟、步枪的枪声、此起彼伏的狗叫以及操着本地语和外来语进行交谈的各种谈话。他的著作是通过“盲文书写器、打字机、录音机和一对善于聆听和富有洞察力的耳朵”写成的。他在盲人村进行野外考察时，陡峭多石的地理环境使他用断了六根导盲杆，最后不得不使用钢制手杖。
盲人村里的人和我以及美国知识界盲人十分遥远，有如隔世。他们漠然地接受命运的摆布，没有工作，只能沿街乞讨。人们经常使用“和瞎子一样贫困”的比喻，弦外之音，溢于言外。尽管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改变着社会，但对于盲人则不然。儿童习惯为盲人作向导，人们普遍认为盲人受到了特殊保护。格瓦斯米的(以及我的)优越生活和他所研究的盲人遭遇形成了鲜明对照，发人深省。
罗伯特拉塞尔七岁失明。他身体强壮，曾获得过摔交冠军，“个头儿矮小墩实，像一只火鸡”。他努力完成了盲人学校的学业，然后到耶鲁大学读学士学位。他在大学里迷上了诗歌，和华兹华斯1、克尔律治2以及伊迪丝西特韦尔3一起，将“灵魂置身于春天和煦的阳光之中”。尽管失明使他感到“像一头怪兽被邪恶的女神拴在了天堂的大门之外”，但他继续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然后进军牛津大学的文学学位。尽管学业如此辉煌，就业方面却依然步履维艰。他在备受压抑的盲人工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以维持最低生活。多年来，他写过无数的求职信，经历过无数次毫无结果的面试，最后终于在宾夕法尼亚的弗兰克林-马歇尔学院找到了永久性工作。拉塞尔和其他人的遭遇使我不禁想到，如果我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前失明，如今的境况又会如何呢？
然而，学术界对于盲人毕竟还算友善。根据戴维泰奇的统计，美国至少有600名盲人教师，泰奇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全国盲人协会至少有两名领导人是大学教授，一位是加利福尼亚的雅各布斯布罗克，另一位是夏威夷的弗洛伊德马特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进化学家戴维斯吉拉特弗梅杰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会员，三岁时失明。
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是首先接纳盲人的领域之一，大学生在纪律方面较中小学生容易控制，盲人教师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全国盲人教育协会的费德里克施罗德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数有了明显下降。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盲人比以往拥有更多的专业就业机会；雇佣机构错误地担心盲人无法应付大学教学科研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盲人儿童缺乏基本的盲文训练。据施罗德估计，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数不到以前的一半。
出乎意料的是电视台准备在黄金时间播放一部有关盲人学者的喜剧作品。我参与了部分外围演出，产生了一种盲人教授也有出头之日的感觉。我的大学好友鲍勃托马斯担任联合报业协会的好莱坞编辑，他大张旗鼓地为美国广播公司创作了一部描写大学盲人教师的电视连续剧，取名“阳光先生”。他认识制片人吉纳雷诺德。许多名演员如亨利温克勒和约翰里奇等参加了拍摄。演员中还有一些同样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如杰弗里坦勃、南马丁和巴巴拉巴布科克。
托马斯向雷诺德提起了我，他说我是一位真正的大学盲人教授，并且住在附近。我料想他会仔细观察我的生活，探索我的内心活动，由于这是一部好莱坞的作品，也许还要添上一些性方面的描写。尽管他对后者一定十分失望，但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非常忙，但他让秘书取消了所有约会，留下来用午餐，然后一直谈到傍晚时分。他对我的很多事情感兴趣，如备课用的盲文卡片、课堂上的点名方式、盲文书写器和会说话的电脑、写书的方法步骤、与学生和同事们的关系等等。
我依然记得试放样片时的情景。影片的主人公保罗斯塔克和我一样，在大学当教师期间失明。然而他的妻子无法分担他的不幸，离开了他。斯塔克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利用视觉以外的其他手段获得了学生的信赖。
我和雪莉认真研究了样片，然后我在给雷诺德的信中写道：
应该放慢保罗斯塔克走路和阅读盲文时的速度。仅仅学了两年盲文的人阅读起来还很吃力，不会像斯塔克那样快。使用导盲杆时，刷地的范围要宽一些，以覆盖所走的路径为准。剧中有关他不爱使用导盲杆的描写十分正确。
我喜欢这部连续剧，情节有趣感人，涉及了人们关心的人际关系问题。作品体现了戏剧心理学家乔纳森米勒的观点：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取笑盲人，因为他们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相比之下，耳聋的人则不然，他们要求别人大声讲话，反复重复，使对方着急上火。然而盲人却总是那么可笑，他们一不小心便会撞到物体上；和错误的人握手；想出门但却走进了厕所；对着一张空椅子讲话等等。
由于斯塔克是讲英国文学的教师，因此可以适当加入一些他讲述弥尔顿生平及其失明方面的镜头，通过叙述弥尔顿失明后与妻子产生矛盾烘托斯塔克本人的婚姻问题。我想你要强调的可能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盲人是不受欢迎的性伙伴，或者常人与盲人在性生活方面存在障碍。
以人的某种缺陷作为喜剧素材本身就是一种巨大发明。在大多数现实生活中，从事物的反面或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问题常常可以得到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结果。您在制片生涯中已对残疾人题材进行了大量探索，我认为十分正常，望您继续努力。
您真诚的，
罗伯特海恩
雷诺德邀请我参加连续剧另一集的拍摄。我和雪莉坐在派拉蒙摄影棚里听众席的前排，由于是同期录音的关系，雪莉无法给我过多的提示，然而我对剧本已经了如指掌，可以轻松地根据对话做出相应动作。具体内容是盲人与女友的约会(这对盲人来说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玩笑)。表演和观众的掌声结束之后，坦勃跑过来和我握手，我喜欢他握手时的活力和对所演角色投入的热情。和别的演员相比，他对盲人题材似乎更感兴趣。他告诉我，洛杉矶盲文研究所给了他很多帮助，使他受益匪浅，然而，我和雷诺德的谈话却没有涉及过此类话题。
我是在开拍后相当一段时间才介入的，因此我的主要贡献大概在于最后八集的拍摄。然而，我能感觉出很多细节明显地受到了我的影响，比如主人公借助辅助工具教学和以不同寻常的手段巧妙地使用盲文等。在后来一集里，学校演出话剧时一位演员突然病倒，临时请斯塔克接替，因为他能把手藏在衣服里偷偷阅读台词。这个情节肯定仿效了我在上课时把手插在口袋里的做法。
除了最后四个字母之外，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阳光先生”这个剧名1。它既娇揉造作，又令人伤感。影片的广告给人以同样的感觉，斯塔克在广告中是“一个头脑聪明、脾气暴躁的家伙，他把失明作为一种挑战，令观众捧腹大笑。”尽管如此，“阳光先生”本身不失为一部热情洋溢的作品，其制作和表演都相当出色，盲人一类的素材不是“麦什”或“全家福”一类影片所能驾御的。1986年春夏之际，美国广播公司播放了十集“阳光先生”，由于没有继续拍摄，随后便销声匿迹。作为影视圈里的一名大学盲人教授，我的演出生涯也随之结束。
第四章 电影与光明
在我逐渐失明的最初几年，大约1972年左右，我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名为《自由蝴蝶》的影片，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的主人公名叫唐贝克，他是一位受到父母宠爱的青年盲人。他置身体与社交上的种种不便于不顾，决心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服了对他百般呵护的母亲，让他到圣弗兰西斯科的一所公寓里独立生活两个月。
那座公寓是盲人世界的一个缩影，一切以盲人的意志为转移。貌似凌乱，实际上井然有序。任何东西一旦放错了位置，不但变得毫无用处，而且形同虚设。烟灰缸放错了桌子无异于放到了火星。观众通过一位19岁的女演员吉尔(由戈尔迪霍恩扮演)进入了这个世界，她住在唐的隔壁，是一位富于幻想和热情向上的女子。当她第一次来到唐的房间时，简直无法适应这个有条不紊的天地。如果挪动一下烟灰缸，他的烟灰就会弹到桌面上。此刻，我的头脑中联想起各种有关回忆不知不觉中移动了玻璃杯；咖啡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笔记随手一放就再也找不到了。
毋庸讳言，《自由蝴蝶》是一部令人伤感的作品，但它表达的正是我在失明早期开始体会到的情感。例如，下雨的一天，吉尔提议席地而坐，一起吃土豆沙拉和萨拉米香肠。可唐想出了一个更妙主意：让我们去海边儿吧！他知道一处长满棕榈树的僻静的沙滩。它在哪儿？桌子那边就是。如果你双目失明，它就会更清楚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记得有一次，我和雪莉看戏时感到极其得意，那是根据《毛发》改编而成的舞台演出。在那幕经过广泛宣传而人人皆知的裸戏中，音乐渲染加上内心想象使我感到十分煽情。雪莉抱怨说，舞台上的光线太暗了，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然而，我头脑中的舞台却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
我读瑟伯的作品时也有过同样的感触，他在书中抱怨巴黎的一家夜总会说：“直到清晨五点，我在乐队的伴奏下开始唱歌时才知道，在此之前的演出全是脱衣舞一类的东西。”他们至少应该向我讲明，他悲哀地讲道，或者从我喝香槟酒的帐单中减去四个美元。他的另一种解决方法是要求允许他“在姑娘们脱衣服时用手抚摸她们。”在伦敦的一部滑稽小品中，英国文职官员戴维布莱克霍尔受到了更为精彩的欢迎：“巴斯蒂，他看不见。就让他以盲人的方式检查你一下吧。”人们的想象力，竟是如此丰富！
我认为这正是影片《自由蝴蝶》的精华所在。盲人与正常人的竞争关键在于想象。不论听觉和触觉变得多么敏锐，想象力必须丰富。只有这样，盲人才能超过正常人。
“对于失明不要感到难为情”，唐说，“人们总是抱有心理负担。”我想，我的父母就是如此，他们对我的那种无边溺爱正是他们潜意识中对我失明感到内疚的一种表现。我怀疑，他们是否也和吉尔一样认为“盲人十分古怪”。即使我的父母不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如此。这种感觉使人们容易产生心理局限或窘迫不安。尽管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依然感到自己可能会变得十分“古怪”，我的世界逐渐模糊，需要用耳朵洞察一切，对外界的恐惧可能会使自己的脾气发生改变。
吉尔和唐发现，视觉健全者与盲人之间可以打开一条门缝。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光明与黑暗世界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沟通渠道。吉尔成为了唐的爱人，光明战胜了黑暗。在人们眼中，唐不再是备受误解的“偷窥者汤姆1”了，她“解放”了他，带他去大商店购买新衣服。他们以性为基础结合到一起。
作为二人世界以外的第三者，唐的母亲(以及我的母亲)尽管认为他们十分班配，但他们无法理解光明与黑暗能够彼此相安，因而感到惶恐。唐试图从盲人与明眼人的结合中获得独立，可一旦从这方面去证明他的价值却使他感到受到伤害。他懂得迪伦托马斯1的诗句：“我无法坦然地走入黑暗，我对日渐消失的光明暴怒不已。”然而，此刻我和雪莉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心境坦然地步入了我的黑夜。”
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促使我对盲人律师哈罗德克伦茨展开研究。借助一本有声读物，我阅读了他的自传《与风赛跑》。书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克伦茨童年时代的遭遇，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七岁的时候，由于双目失明，男孩子们对他百般嘲弄，女孩子们则围着他一边跳舞一边唱道：“你看不见，你看不见。”有一位妈妈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儿，因为他是瞎子。到了九岁，他下定决心“不做盲人世界里的盲人。”说得好，哈罗德，我要和你永在。
多年以后，我对大学里的一位盲人女士说，我觉得克伦茨对遭受别人欺辱的事过于耿耿于怀。她不愿说我孤陋寡闻，而是皱皱眉头道：她认为克伦茨的话恰如其分。她小的时候就被一个骂她是瞎子的男孩打得鼻破血流，此外还有很多其他遭遇。她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其他孩子嫉妒盲人儿童，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因此便恶作剧。
现在我知道了她是对的。我阅读了拉塞尔描写遭受顽童戏耍的故事。他们把一只涂上胡椒的青苹果递给他，“脸上泛着诡秘的笑容，眼睛里面闪烁着得意的光芒，我完全在他们的摆布之下，但他们却毫不留情。”他认为，其他孩子害怕盲童，因为不知道如何与盲童一起玩耍。
我听说盲人因为别人说他们是骗子而遭受袭击。有一个在盲人世界里广泛流传的故事，一名警察痛打了一位盲人，因为他手里拿着导盲杆却在阅读报纸。
“我妈妈就是瞎子，”警察向这位误以为是骗子的人吼道。后来，他突然发现那人的报纸是倒拿在手中的。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盲人心中的愤怒远远超过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因此我认识到，与社会上其他受到敌视的少数群体一样，盲人如果要使自己变得坚强和富于想象，就必须像克伦茨那样积极地争取独立。克伦茨认为，他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原因在于朋友们没有对他的失明姑息迁就。例如他说，一个朋友“认为我能和他一样爬树或翻跃篱笆，而我确实具有这种能力。”这样的朋友是不容易找到的。
看电影是我们当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直乐此不疲。尽管人物的形象、动作以及色彩在我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但精彩的对话，出色的音响效果和独具匠心的制作，仍为我带来不少乐趣。用心倾听影片的背景音乐是调动情感的一种手法。通过影片的声音去揣摩宏伟的场面、燃烧的激情和欲望、人物的追求以及各种神秘的场面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看电影时，我坐在远离他人的地方，以便雪莉为我讲解。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屡试屡爽。看《上帝发疯了》这部影片时，雪莉不停地捧腹大笑，而我却无动于衷。字幕是另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尽管我们躲得老远，由雪莉为我朗读字幕，但这样做毕竟太麻烦了。因此，《Z》成为了我们看的最后一部外国电影，此后不再涉足字幕影片。
对我来说，动作少而对话多的影片是最适合的，《和安德烈吃晚饭》就是这种作品中的佳作。影片讲的是两个男人一起吃晚饭的故事。他们一个纵情声色，一个热衷学问，边用餐边倾心交谈。我看不到的饭桌上的情景，但能感觉出菜肴在影片中起的重要作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脆皮鸡、冒泡的沙司和脆嫩爽口的芦笋。我头脑中的菜谱与影片声音所表达的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次观看一部名叫《E.T.》的影片时，我们碰巧坐在一群孩子后面，他们是河畔聋哑学校的学生。他们去电影院为的是视觉上的享受，而我完全是为了去听声音。聋哑人生活在可视的世界里，那里一切都是直观的，永久而稳定；而我却生活在飘忽不定的声音世界中。在电影院里，除了我与雪莉的座位之外，其他空间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聋哑学生而言，那里的一切都是空间，从模糊的墙壁和通道，乃至银幕上的广阔天地。这里，我想说明的不是盲人与聋哑人之间的区别，而是他们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对世界感知方式上的不同。
我发现很多头脑清醒的盲人作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其中领悟最深的是我提到过的那个名叫雅克·吕塞朗的法国人1。他八岁起双目失明。他记得童年时，别人家孩子的母亲不让他们同自己玩耍，因为他是瞎子。他为他们难过，同时为所有受到所谓保护的盲人而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失去了用另一“视觉”了解世界的机会。对于盲人儿童而言，吕塞朗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视力健全者的想象，他们认为视觉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手段，以耳代目非但不行，而且这种“看”法十分可笑。吕塞朗感到最难过的事情之一是他与一名盲童玩耍的经历，在这种误导下他彻底失明了。吕塞朗的“第二生命”是一条充满“光明与欢乐”的小溪。他说：“我沿着溪水在岸边行走，与目的地越来越近。它打开了我的心扉，将我带入到一个所在，一个岩洞之中。那里有我发生过的一切，它们回旋激荡，良久不绝。”
几乎所有盲人作家都热衷于谈论光明，这是能够理解的。然而，他们对于光明的看法通常是相对黑暗而已。玛丽·梅科伊将其称之为“形影不离”的黑暗和“野兽”，尽管如此，它们最终还是让位于光明。梅科伊学识渊博，喜好巴尔托克2和芭蕾舞，观点尤其贴切。她对光明的看法与吕塞朗相似，她说，光明是内在的，甚至可以听到。
在感官转移方面，吕塞朗和梅科伊的观点相辅相成。探讨光明时，吕塞朗经常使用与其他感官有关的词汇，如“行进中的肌肉运动”和“岩洞内的回声”等。在各种声音中，他对语言的感觉可能更为强烈，更具有意义。人的语言好比光明溪水中流淌出来的欢快曲调，是人类的基本精华，通过语言他能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对于吕塞朗，语言是心灵感受中最接近光明的东西。
对我来说，吕塞朗和梅科伊对失明世界的表达与匈牙利籍的伦敦盲人艾尔伯特·沃伊道的说法更易理解。后者认为，了解人一般是通过声音，但有时对方甚至不用开口。他说，他的直觉来自颜色：黄色说明对方是骗子；白色代表性情粗暴；蓝色代表伪君子；而红色则是真诚与体贴的象征。
韦德·梅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作为印度人，他的看法本该与吕塞朗相似，但由于他在远
离印度的地方长大(其多卷本自传取名《异国他乡》)，因此作品中很少出现有关心灵感受方面的描写。他双目失明，远离家人，他所熟悉的声音很快便从记忆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盲人学校读中学，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波摩拿学院读大学，最后在牛津大学毕业。梅塔称得上是一位讲究实际的世界公民。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看”世界的方法。他能在克拉雷蒙的街道或在西雅图的湖边同女友一起骑自行车。然而，每当他想到他对女友衣服的颜色一无所知或看不到她的容貌时，恼怒和遗憾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另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是波托克，他住在新英格兰，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波兰籍画家(有人曾把他比作约瑟夫·阿伯斯)。他喜欢读克鲁泡特金3的作品，醉心于贝多芬的四重奏。他和梅塔一样性格开朗，说自己属于那种喜欢航空港的人，因为那里是“运动创造危险与巧合的所在”。
我和波托克产生共鸣的原因部分在于我们都是逐渐失明的。他患是视网膜色素炎，与基因遗传有关。这种病在他所属的波兰籍犹太人中较为常见，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特殊的染色体所致。逐渐看不清颜色和形状给他带来了巨大灾难，其可怕程度比我更甚，因为他是画家。我们都曾领教过一些野蛮的疗法。我接受的蜜蜂疗法仅限于嘴唇，似乎还有点儿科学道理，而他的却更加肆无忌惮。这齣悲喜剧是伦敦的一位疯狂的女人一手导演的。她放出了无数蜜蜂蜇在他头上和脖子上乱蜇一气，直到他拼命讨饶为止。
视力所剩无几时，他和其他14位新近失明的成年患者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一家康复中心接受了为期四个月的训练。他们的一位培训教师以前曾是雕塑家，最早学过艾尔·格列柯4的绘画，脾气粗暴而富有才气。他要求他的学生对看不见的事物进行形象思维。学生们像梅塔骑自行车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物体或环境之上，调动所有感官，利用“声音的影子”辨别事物。“要记住颜色，”他说，“要积极地、有意识地回忆颜色。要做精神健美操，使脑海里重现湛蓝的天空、鲜艳的柠檬、橙子和柑桔。否则它们将永远从你的记忆里消失。”梅科伊运用了这种方法，使一切免于褪色；比尔·耶茨在新英格兰的农场上利用这种手段和消失的色彩抗争；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取得了成功。
波托克的故事有很多精彩之处，而我感觉印象最深的却是涉及盲人与性的有关部分。他讲述了一个令人痛苦夜晚。他的女同学卡蒂年轻而有魅力。有一次她深夜大醉而归，情欲勃发。波托克听见她一边用导盲杆拼命抽打他的床铺，一边大叫他的名字。
我的第一感觉像是在森林里突然遇到了一只饿熊，惊慌失措，害怕得要死……我不是害怕和女人在一起，不是因为卡蒂缺乏魅力。实际上，她温柔、丰满、十分可人。但我感到窒息、害怕，因为她是盲人。面对这可怕是事实，我想大声尖叫。我想惩罚自己，想挖出自己的眼珠。
很多年来，我在读书的过程中似乎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例如瓦格纳就曾这样描写过一个唐璜式的人物：
他承认，他一直想和我发生一次“真正的关系”(什么意思，姑且不说)，但他不擅辞令，不知如何开口。“你……为什么……为什么看不见呢……不管怎样……你……怎么会吻一个盲人女孩呢？”他语无伦次地说。
“那你就见机行事好啦，我的洛金伐尔1，”这就是瓦格纳当时所能想到一切。
希拉·霍肯是另一位盲人女士，她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是盲人，因此他不可能爱我，”她说。
拉塞尔的态度较为实际，他懂得他在社交方面所受到的局限，例如他无法对女子的容貌做出评价。“假如自己都认为自惭形秽，那么在女人的眼中还能如何呢？”
这就是他们每个人在性方面的不同遭遇：受到拒绝、忧愁烦恼、困惑不解和自惭形秽。然而，我在性方面感觉如何呢？我是怎样处理遭受拒绝和性无能的问题的呢？首先我必须指出的是，在失明与性的问题上我比他们幸运得多。我第一次的性经验是在有视力时获得的。与吕塞朗的情况不同，他童年时的性意识只能靠摸索去一点点积累。我在青春发育期和结婚时尚未失明，因此失明之后，性生活对我来说已是轻车熟路，需保持现状，在感情上没有因为陌生而感到害怕。此刻我想说的是，雪莉从未像“阳光先生”的第一任妻子那样未厌恶过盲人，或者像波托克那样采取采用惩罚手段。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说，因为它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表达完的。
在此，我又一次重申我在性生活方面是个幸运儿，但仅此而已。我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与我的职业和年龄有关。同失明的画家与瘫痪的运动员相比，失明给盲人大学教授带来的不便远没有他们那样严重。大学教师的工作把失明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尽管我看不见，但校园对我来说不是监狱，而是天堂。同事和学生们对我十分体谅。和在副校长埃得·布鲁格领导下的残疾学生委员会里任职一样，我在州里的一些其他组织中也担任了若干职务。社会与校园不同，必须进行调整，有时并不容易做到(例如在伯克利的会议上，
我必须清楚地了解具体的与会者)。尽管如此，我一直从事着写作和讲学的工作。我想，失明并没有严重削弱我在历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洞察力。
失明后，我至少在一个方面十分习惯。我酷爱整洁，与《自由蝴蝶》中的唐十分相像。童年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在十二岁上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我把房间里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喜欢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喜欢归纳段落大意。至今，我仍然在制订各种工作计划，以便随时检查。我用完圆珠笔后绝不会忘记套上笔帽儿。
有人或许认为，这一点对于任何儿童和成人来说都极难做到。《真正信徒》一书的作者埃里克·霍弗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一位在沿海地区长大的哲学家。对此，我一直思考他的思想形成与其十年失明经历(他曾在五至十五岁之间失明)之间的关系。一位少年，他在书中写道，“既失去了认识世界的能力，又没有成年人特有的成熟，他渴望兴奋和欢乐，以此摆脱苦闷。”霍弗在青春发育期时恢复了视力。
因此，霍弗能够应付混乱，混乱创造了生活；他和亨利·亚当一样逃避秩序，秩序只能使人墨守成规。亚当在书中表达这种观点时，他既不年轻，也没有失明，而是一位脾气暴躁的新英格兰老人。他对秩序应该有所了解，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了盲人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生活表示怀疑，感觉出其中的不平静。我在环境上的优势隐藏了其中的不利一面，掩盖了逐渐滋生的不安。秩序形成习惯，习惯束缚创造。人一旦习惯了失明，对之应付自如，他便再也不会成为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人。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和令人忧虑的原因。
但愿我能像一位失明少年那样体验一下霍弗渴望“兴奋和欢乐”的感觉。我认识一位名叫朱迪思·萨拉戈萨的女子，她二十多岁，十岁左右失明。她说她最渴望的是自由，想上汽车就上，想游泳就去海边，随心所欲。然而，盲人的生活秩序使这一切化为乌有。
由此看来，年纪大或喜欢按步就班的人更容易适应盲人墨守成规的习惯。我本人没有多久便认识到，东西一旦放错了地方便找不到，所以把一切都摆放在固定的位置。我认为这种做法和我的丰富想象一样，使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与明眼人竞争。正如胡尔所说：“熟悉的环境、规律的事物、同样的物体、同样的人、举手投足中规中矩，这些都使盲人变得和孩子一般，对喏大的世界不知所措。”
因此，不甘寂寞的盲人总是感觉存在危险，时常担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心会变成恐惧”。而我几乎感觉不到这种威胁，我非常喜欢循规蹈矩，多采的世界唤不起我任何欲望，即使是性欲。如果循规蹈矩能够征服失明，我就会按步就班地将其实现。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胜利。当然，如有可能，我还是倾向于光明。正如迪伦托马斯所说：“黑暗是漫长的”。黑暗与悲伤确实存在，我永远也不会否认。我不是禁欲主义者，不是基督教科学派1的信徒。然而，失明是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不论其是否具有创造性，我必须生活。
第五章 摘除白内障
我正坐在书桌前工作，听着我的“匈牙利人”声音低沉地从屏幕上为我朗读。突然，凯泽医院的护士打来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检查眼睛并已为我做好安排。护士主动预约病人是极其罕见的，事实上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我并未多想，时间很合适，雪莉正好有时间，因此我们如约前往。我想，这不过是同往常一样进行例行检查罢了。
检查确实一如既往，但当基利恩医生测量眼压时(穆勒医生的老式色谱议早已成为古董，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声波眼压计)却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结果。我右眼的眼压上升到32，而正常值在10-20之间。我们一直担心长期使用可的松可能导致青光眼，但事情似乎并非如此。成熟的白内障正在破裂，堵塞了眼中的所有组织，眼压升高形成二度青光眼。
“我们长期犹豫不决问题如今有了答案，”她毅然宣布道，“必须尽快做手术。”
然而，首先必须用药物降低眼压。一个星期之后，眼压从32降为18。那是担惊受怕的一个星期。自从丹佛确诊之后，多少年来我第一次陷入狂想，不能自拔。手术失败怎么办？必须摘除眼球怎么办？安装玻璃眼球会是什么情景？它疼吗？晚上睡觉前要将它取出来吗？我是不是要生活在比现在还黑暗的世界里呢？
手术定于1986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我没吃早饭，仅喝了些水。各种手续似乎没完没了，手术室安排急救措施又拖延了不少时刻。
大约中午时分，我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服了镇静剂后又上了不少眼药控制眼压。我的胳臂上插入静脉注射的针头后，由麻醉师和护士推入手术室。护士的名字叫玛丽，讲话时带着柔和的南方口音。麻醉师往静脉里注射了更多的镇静剂，玛丽则在我的脸上涂抹药水。一切进行得极其自然，似乎经过了无数次操练。我的心思完全放在了手术上，尽量显得轻松自如。可护士和手术室里的工作人员却在谈论其他话题。玛丽似乎是一个垒球队的什么教练，谈论的全是那方面的事。
心电图机安放好了之后开始工作。我的鼻孔里插入了供氧器。血压计每隔几分钟便测量一次血压，不停地在胳臂上充气放气，好似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基利恩医生进来了，我决不会搞错她那悦耳的嗓音。我试图想象她戴着口罩、把头发放在白帽子里边的样子。她轻快地和我交谈，在我的眼睛四周进行局部麻醉。她把纱布粘在我的眼皮上将它们分开。她告诉我她安放好了显微镜并且开始工作。首先切开的是结膜和巩膜，然后打开眼囊。
我几乎没有感到疼痛，但非常不舒服。眼球受到触动是十分痛苦的事，即使习惯了也是如此。一想起手术刀要切入我们最敏感的器官——眼球的晶体时，我顿时丧失了全部勇气，产生了一种被阉割的感觉。然而，除了心理上的痛苦之外，实际感觉毕竟还是不同的。
我看到了一片纯净的蓝色田野，宽广而明亮，白色的光线象跳动的电子一样在上面闪烁。有时，它们与直光和弧光交织在一起，宛如马蒂斯1、克勒2和阿伯斯的作品转化到运动的艺术之中。它们在万花筒里围绕着那片深邃的碧蓝色不停地跳动着，越来越大。我想，服用了致幻剂之后的感觉大概就是如此。
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能看到这些光线就值得动这场手术。”仿佛从一个十分远的地方传来了基利恩医生的回答：“太好了！”我的心里感到了一股热流，她一直在聆听我的谈话，我看到的景象是一种良好的征兆。她的工作是无非对成熟的白内障进行乳化，冲洗病灶，然后用吸引器将白内障吸出。
我听到她对助手说：“我要切开眼囊。”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脑子里全是脑白质切除术一类的念头。我想她一定遇到了手术方案以外的难题。假如这是原计划的一部分，她会事先告诉我，或至少在手术过程中向我说明。难道要将整个眼囊像切除阑尾那样全部摘除吗？眼球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呢？
当瓦伊达接受类似手术时，他听说主刀医生要增加结膜切除范围后顿时慌了手脚。
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结膜，但它决不是一段香肠。它是我的眼球的一部分，纯属个人所有，我必须尽量保留，决不能任凭宰割。
然而我的情况不同，手术方案忽视了病情的发展过程。那层软奶酪似的沉积物全部清除后，基利恩医生意外地发现，长期发炎造成眼囊外壁严重感染。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可能会对表面进行清理，但很可能造成伤害，导致无法安装后置晶体。有时，进行第二次激光手术也是一种解决方法。身为手术的主刀医师，基利恩医生当机立断：少许切开眼囊壁，让光线直接通过。
基利恩医生随后进行的工作也许是全部手术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了。这种技术在十年前很少有人采用，即移植人工晶体。移植工作首先从眼内测量开始。安装的晶体属于后置类型，即安装在虹膜之后。基利恩医生用弹性组织重建一个安装空间，然后用“发送器”将晶体植入。发送器上的微型折叠装置将晶体放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弹出，其环状物将晶体固定。
最后一步是缝合结膜，正常的切口约为四厘米，缝合一至两针。我的结膜切口出奇的大，一共缝了十四针。基利恩医生采用的是一种可以不必拆除的尼龙缝合线，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有选择的拆线，纠正眼球的形状，校正散光。
人工晶体安装到位，十四针缝合完毕。眼前跳跃的光线逐渐减弱，蓝色的电光越来越暗，三十分钟之后完全消失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既显得十分漫长，又似乎是短暂的一瞬。时间概念属于充满活力和能够随心所欲的人。对那些不幸把命运交给医生、药物和手术机械来掌握的人来说，时间是停滞的，失去了任何意义。
不知过了多久，基利恩医生终于说道：“海恩先生，白内障摘除完毕。”从她那兴高采烈的语调中，我知道一切噩梦都已结束。那种任凭阉割、遭受脑白质切除和安装玻璃眼球的恐惧倾刻间烟消云散。我的眼睛蒙上了厚厚的绷带，然而我不在乎，和失明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恢复室里躺着许多其他患者，有的已然清醒，有的尚在昏睡。基利恩大夫叮嘱我好好休息之后便离开了。玛丽端来了热汤和苹果汁，让我用吸管喝饮料。血压计和心电图的探头一个一个地从我身上取下。一个小时之后，我坐着轮椅来到雪莉身边，然后登上汽车。下午四点，我们回到了自己家中。
然而，手术后的当天晚上，我忐忑不安，难以入睡。我和失明的弥尔顿一样，生怕“希望会被茫茫的黑夜所吞没”。我平躺着，尽量不向左侧翻身。大夫说，翻身不会造成危险，但我宁愿如此。父亲二十年前做完类似的白内障手术之后用沙袋将头部固定，这种做法恐怕不无道理。
早上，我感觉好些了。除了避免碰到绷带之外，我照常洗脸、剔须、吃早饭。八点钟以前打电话享受半价，亲友们纷纷致电慰问。出乎意料的是，我突然接到《美国历史》杂志打来的长途电话，请我为一部介绍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电视片撰写评论。影片根据伊万·康内尔的《晨星之子》改编，预计四月份播出。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请一位盲人为可视媒体作品发表评论，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且没有告诉他们我刚刚动完手术。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眼睛还蒙着绷带，已经有人请我为电视节目发表评论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十分吉利的征兆吗？我尽管不会发表评论，但却有可能亲眼看到这部作品！
谁能想到这个早上就是我新生伊始的第一天呢？
上午十点，我坐在了基利恩医生的诊所里，迫不急待地等待拆除绷带的一刹那。帕特护士负责这项工作，我十分了解她，知道她一向信心十足。她慢慢揭开我眼睛上的绷带和纱布，当最后一块纱布拿掉之后，我目不转睛地向她望去。我看见她了，或者说看见了一个身穿白色衣裤的模糊人影。她从我身旁走开，开始摆弄医疗仪器。她的动作在我的眼中显得十分夸张，宛如正在表演哑剧的演员。我想起了以前从电视片中看到的人类登上月球时的情景，他们在一望无际的丘陵上行走，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引力。
然而，所有这些几乎在一瞬之间骤然结束，我把头转向了一个我一直渴望再次看到的人：雪莉闪光的银发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她那可爱的面庞和充满笑意的双眼。对我来说，她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因为，在失明的这些年里，我一直牢记她的形象，利用各种感官在脑海里塑造她的容貌。如今，她的头发白了，但在我的脑海里她始终是一位金发女郎。十五年过去了，她的脸上仍然洋溢着那种熟悉的温情。她的衣服十分鲜艳，也许她今天特意为我穿上了这件漂亮的花格裙？我抚摸着她的衣服，辨认着上面的各种色彩：黄色、蓝色和绿色。
基利恩医生检查了我的眼睛，情况十分乐观。她说，视网膜虽然长期掩盖在白内障之下，但基本上完好无损，没有发现葡萄膜炎。目前的眼压为10。
我环顾四周，有如置身于新奇的人间仙境。检查室里十分明亮，深黄色的桌面、透明的玻璃瓶、玻璃瓶上的各种标签以及银光闪闪的眼科仪器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到目不暇接，所有美妙的词汇都已成为现实。
回家的路上，我感觉似乎驶入了迪斯尼乐园或全景电影院。五颜六色的汽车朝各个方向飞奔，它们从我们的车子旁边掠过，近得吓人。公路上的各种交通标志线看上去宛如一幅蒙德里安1的油画。它们分黄线、白线；有单线、双线；它们在十字路口处彼此交叉，在左转弯处突然停止或骤然转向。有时，车道变窄，直线变成箭头，路面出现了多处分支。十五年以前，公路上的标志十分简单，如今，它们复杂得像老妪脸上的皱纹。
我们从维多利亚棕榈大道拐入红树大街，然后驶入自家的车道，开进车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房子，它属于我们还不到八年。车库里的景象首先使我震惊，里面有摆满旧杂志的书架，有堆放杂物的箱子。有的箱子盖着盖，贴着标签，有的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废旧物品。长条凳上放着各种清洗剂、工具和电线。我和雪莉不愧是搬家能手，我们的车库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货舱。然而，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却显得五彩缤纷，看上去那么绚丽，那么令人激动。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琢磨视力与美的问题。一个孩子能够看见周围的世界，但他知道如何领略美吗？如今，我返老还童，一切在我的眼前都变得如此美妙，完美无缺。即使是那个堆满了破烂儿的车库也显得鲜艳夺目，错落有致。做出某些重要判断时需要视力，但也需要经验和时间。那天，我成为了儿童时代的主宰者，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满意。
我走进了的卧室，卧室里面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我推开拉门，绿色的庭院映入眼帘，那里芳草茵茵，鲜花盛开，蓝色的和黄色的小鸟到处飞舞。我十分激动，眼睛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我哭了，雪莉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们本应到家之后滴一些眼药水，冲洗一下眼睛，但现在没有必要了，因为泪水已经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
电话铃响了起来并且几乎响了整整两天。我弟弟迪克在电话中得知道这一消息后，一时语塞，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有些沙哑的嗓音说，他要定定神儿再给我打电话。
我没能吃下午饭，感到有些头晕恶心。午睡之后，我感觉好些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基利恩医生的感激。我想，她能使我重见光明也一定十分高兴。这种情况也许对她来说已经屡见不鲜，但我敢保证决不会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多年之后，我偶然看到了一本由希拉·霍肯撰写的书。霍肯女士是英国人，属于诺丁汉家族。她和我有类似的经历，有许多相同的感受。她患有视网膜发育不全和先天性白内障，十九岁时完全失明，靠导盲犬带路来往于阿文公司的书摊。结婚后几年，一位医生提出为她动手术，她决定冒险一试。当打开绷带时，她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光，一片令人目眩和几乎无法忍受的白光。然后是动人的蔚蓝色，美得无法想象。它有如世界的开始，美妙神奇，难于置信。
我和霍肯虽然素不相识，但可谓神交。我们的同感简直太多了：新鲜的阳光和绿草、第一次从车窗里向外望时所看到的情景“一切都在向后旋转……宛如乘坐着一匹巨大的旋转木马”、路面上的交通线(“唐，你瞧呀，路上画了竟然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线条”)以及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家时所留下的难忘印象。
现在，我明白了我避免了许多不幸。例如，心理创伤就是一种巨大灾难，这种事并非每个明眼人都能理解。盲人重见光明后不一定全都十分愉快，手术后情绪消沉是经常发生的事。
心理学家阿尔贝托·瓦尔沃曾经研究过这样一个病历，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为HS。HS是一位十分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十五岁时因化学品爆炸造成失明。二十二年后手术恢复了他的视力。手术前医生对他进行的测试说明他的心理没有任何缺陷。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
手术后大约一个月我开始感到沮丧。我总想放声大哭，但却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吧……这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路，把我带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我甚至认为不如以前愉快。如今，我似乎十分脆弱，一种极度的疲劳感经常把我征服。
大多数经过多年失明而又重见光明的人都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人的心理在视网膜和视网神经慢慢重新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感到必须重新认识世界，他们不再是盲人了，人们会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瓦尔沃所总结的那样：“手术后的患者一旦开始怀念过去失明的痛苦就会变得抑郁寡欢起来，他们情绪消沉、爱发脾气并且容易疲劳……他们渴望回到过去，藉此获得安宁和保障，得以解脱。”除了这些基本原因之外，盲人恢复视力后还会由于眼中的现实不如想象中的美好而大为失望。此外还有一种原因也比较合理：有人因为痛惜失明给自己视觉享受带来的损失而倍感悲伤。
这些描述使我深有感触。所有这些——心理变化、更高的要求、失去的安全感以及潜在的失望情绪——我都有所领略，只不过还没达到心情抑郁或意志消沉地步而已。也许是我的灰袜子本性挽救了我。然而，我十分同意HS日记中的说法：“我感到最痛苦的是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模糊感觉，记得父亲去世时我有过类似的情感，那是一种任凭命运摆布而无可奈何的感觉。”我的感受也正是如此。
重见光明后的第一个夜晚，我的老朋友唐·斯图腾博鲁夫来到我家，探听有关手术的情况。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多年来一直为盲人说话，目前正准备写一个剧本。在他的提议下，我们来到室外散步。天上冰轮乍涌，我尽管还看不到繁星，但那盘金黄色的满月却已显得如此瑰丽。今晚，共睹明月之人有谁能比我更快乐、更幸福呢？
唐以前曾为我朗读过阿根廷盲人诗人乔治·路易·勃格斯的诗歌，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最后玫瑰之娇美兮，置之眼前而不见”。
如今，那看不见的玫瑰和一度消失的明月都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此情此景，唐也有些难以自已，眼中不禁涌出了热泪。
第六章 重见光明
尽管离正常人的视力还相差得很远，但目前的状况已经让我感到欣喜若狂了。看来我已完全摆脱了失明，然而等待着我的又是什么呢？以前那个充满自信、对丹佛宣判不屑一顾的男人在那里？七十年代初那个视力模糊、到处跌跌撞撞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我能带着心爱的妻子、女儿和外孙像一个正常人那样驾驶自己的汽车吗？这种愿望似乎太过奢侈，似乎有些高不可攀。然而无论怎样，我都是一位历史学家。不论事情如何发展，我都要详细地记下所发生的一切，我要把所有动人心弦的时刻保留下来。我继续写我的日记。我的盲文打字机在拆除绷带的当天又重新开始工作。有关日记内容如下：
3月27日，星期四。早上，我打开了厨房的碗厨宛如打开了一个首饰柜。牛奶盛放在蓝色的奶罐里。多年来，我每天喝牛奶用的纸杯不是想象中的乳白色而是桔黄色，上面印着鲜红色商标，“PERO”几个字母赫然在目！我家的煤气灶和厨房的桌案竟然是绿色的，以前我从未想到会是这种颜色。
下午，我的视力变得更加清楚。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物一一映入我的眼帘：我看见了我那三岁的外孙以及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诺娜(雪莉的妹妹)。我看到了雪莉的脸，看到了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每个房间都有好看的图片，我的写字台上挂着三张耶鲁大学的照片，还有我们在伦敦购买的那幅画着老虎的油画。我有一种故友重逢人的美妙感觉。埃丽从花园里为我剪来了第一束玫瑰花，那是一种布兰迪的黄玫瑰，花蕊处的颜色比外面鲜艳。埃丽一共进来过三次，每次都换一件上衣，让我辨认不同的颜色。透明的红色牙刷吓了我一跳，我一直以为它是白色的。我的衬衫漂亮极了，尤其是彩格呢的那件，它和白色的餐巾纸一样令我惊奇，没想到上面竟然有许多漂亮的图案。
3月28日，星期五，天气晴朗。视力有些模糊，因此到基利恩医生那里进行检查。我能大致看清视力表上第一行那个大写的“E”，通过小孔能够辨认出第二行的符号。检查结果令基利恩医生感到放心和高兴。我的眼内没有葡萄膜炎感染，视网膜正常，眼压为13。她说，从这种视力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好。我问有没有可能达到20/80，回答是可能更高，甚至能达到白天开车要求的视力水平。
晚上九点，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美国广播公司首次播出的系列剧《阳光先生》，剧本和当时吉纳雷诺德把我作为盲人教授让我发表意见时的一模一样。所有台词我都了然于胸，但却是第一次看到影片的动作场面。我看到了留了一把大胡子的杰弗里·泰伯，看到了他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阅读盲文的情景(证明雪莉当时的观察十分正确)。
3月29日，星期六。早上，雪莉为我朗读了一篇题为《“阳光”爱好者的一束新的阳光》文章，那是河畔专刊上一篇有关我的报导：“阳光先生”昨晚欣喜异常，此君乃罗伯特·海恩。海恩先生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电视节目是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系列连续剧《阳光先生》云云。我目前的视力水平还无法阅读报纸，但却能看到上面的照片。那是我的一张旧照，双目失明，意态萧索。
我依然沉浸在失而复明后的欢乐之中。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牛奶或葡萄酒倒入玻璃杯，看着自来水从龙头里喷射而出。我看着朝阳把我们的全部房子照亮，房后的草坪在朝阳中一片安然，翠绿欲滴。以前我对雪莉说，我很喜欢这所房子，我们买了它吧。如今我敢说，这个地方与我十年前在契约上签字购买的所在肯定大不一样。
现在弹钢琴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同。过去失明时学的乐曲现在演奏起来十分困难，眼前的两只手看上去十分碍事。我在使用盲文打字机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手指的跳动使我感到注意力分散。也许，音乐和文字在失明的情况下能更直接地与乐器和大脑进行沟通？
很快，我便掌握了眼睛与双手之间的关系。我在弹钢琴时有了真正的自由，不必再把手指永远固定在升F音一类的位置上。我能随心所欲地用眼睛找到任何一个音符。即兴演奏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乐趣，我能对乐曲进行自由发挥。钢琴键盘宛如整个世界，我将其尽收眼底，我重新拥有了全部世界。
拉里和罗伊来了，他们的身材看上去十分苗挑。和我的想象相比，罗伊的面庞更加坚毅，拉里的头发实际上更短。他们向我表示“祝贺”，这是一个最近在电话和贺卡上经常出现的字眼儿。我没有完成任何业绩，这种表示可谓用辞不当。也许，人们对此无法找到更确切的词汇，但其中包含的欢快之情却毋庸质疑。有时他们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件十足的好事。在一个日趋军事化的世界里，人们相互猜疑，道义上含混不清，一个人失而复明成为了一段佳话。
早饭时，我首次看到了自己的两部大作，一本是那部研究群居社会的作品，另一本是《克恩》一书的再版。尽管还读不了内文，然而老克恩的那些画片儿和爱德华·克恩的肖像已经跃然纸上。我喜欢群居社会一书中的大幅插图，小一些的还看不清楚。护封上的文字在我眼中虽然模糊不清，但绚丽多彩的封面已然使我激动不已。
3月30日，复活节。我从雪莉的缝纫用品中仔细地挑选了一条浅蓝色的缎带，用它包起导盲杆。蓝色是我在手术过程中看到的颜色。格雷伯一家来到我家，约我们一起去圣乔治教堂(那是校园附近的一所圣公会教堂，在我失明期间，我们就是在那里和格雷伯一家相识的)。教堂内部比我想象的富丽堂皇。向外探出的圣坛上祥光笼罩，墙壁上悬挂着各种旗帜，圣坛和管风琴的后面是唱诗班。我骤交好运的消息已然不胫而走，人们在简报和祈祷纷纷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激之情。我们一进入教堂，艾伦·查尔方特神父立刻与我交谈。他接着我的话碴儿说，重见光明后最令人兴奋的不是看到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汽车，而是能够看到我从未见过的朋友的面庞。在正式布道之前，他反复重申这一观点。
玛丽·伯顿也和其他人一起来到我跟前。她的失明引起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到底谁更幸运。我轻声地安慰她不要放弃希望。她大声地回答说，医生很早以前就告诉她没有任何希望了。然后，她转过身，昂着头高傲地走开了。
仪式过后，朋友们把我包围了起来。我惊诧地看到乔·雷诺德长着一把大胡子，而汤姆却生就一副胖胖的身材(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个瘦高型的运动员式的人物)。大多数熟人的变化都出乎我的意料，和我的记忆相比已然面目全非。
他们的变化使我感到惶恐，因为我看不清他们具体的面容。我看得见嘴，但看不见嘴唇；看得见双眼，却看不清睫毛。当光线十分强烈时，例如今天早上在教堂外面时，他们的面容变得十分夸张，宛如马戏团的小丑。我尽量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朋友们变老了的缘故。也许，我很快会便发现十五年的时间并没有使他们显得过于苍老。
读完《马可福音》后，我重新想起了有关视觉失真的问题。《马可福音》中讲述了一个基督在伯赛大使盲人重见光明的故事。当那位伯赛大的盲人受到基督的抚摸后，他看到人们像一棵棵行走的树。等到第二次仪式完成之后，他才“真正看清了每一个人”。目前我仍处于第一阶段，我最初看到面庞显得巨大无比，它不同于瑟伯画的漫画：在椭圆上用一条线代表嘴，用一个圆圈代表眼睛。它们看上去奇形怪状，有如行走的大树。我要么看不到牙齿，要么看到一些巨齿獠牙，鼻孔在我的眼中大如井口。我想起了弥尔顿有关“眩目的天眼”的诗句。在我重见光明的最初几天，很多形象都令我感到眩目。不过，这种奇特的现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朋友的面容日渐清晰，和我记忆日趋接近。
人的面容使我联想起很多问题。我们一向认为脸是人类沟通的主要手段之一。“面对面”是语言中的一个基本词汇。在我曾研究过的那个群居社会里，它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缔造稳定的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但脸对于盲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盲人看不见彼此的面容，他们是否因此而被社会排除在外呢？情况显然不是如此。盲人不必彼此“照面”(虽然他们经常这样做，向说话的人转过头以表示尊敬或出于习惯)。他们的做法是一种特殊束缚的结果，以头脑中根据声音生成的形象或精神感受为基础)。尽管从最近开始，人的面容对我来说又重新变得宝贵起来，然而我懂得，盲人有他们自己的面对面的方式。这对于我，甚至对整个盲人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雪莉从教堂外面买了一束兰花，这种花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才能买到。圣坛使者送给我和雪莉每人一束百合，教堂里顿时鲜花盛开。除了百合花之外，朋友们还送给我们一盆红色的郁金香、凯文和戴比送了一花篮春天的鲜花、菲比从花园里为我们采来了玫瑰。
3月31日，星期一。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我的眼睛有些疼痛并且持续时间很长。我躺在床上戴上眼罩。我发现以往在我眼前浮现的云雾不再是灰白色的了，它们不停地变换着色彩：红色、蓝色、绿色、黄色，五彩缤纷。仿佛我的大脑正在慢慢体验新近降临的种种欢乐。
我闭上眼睛，但我仍然能看到那些动画形象。他们好似启思东笑剧1里的警察，疯狂地挥舞着手臂。他们长着奇形怪状的头和脸，在各种颜色的衬托下欢腾跳跃。他们的形象非常生动，经常在即将入睡或醒来的时候出现。
我想，这种现象一定是由于我的视觉系统在长期感受不到色彩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各种颜色从而生成了浮动的影像。例如，瓦尔沃研究过的那位病人HS曾这样描述他的体验：“我经常看到一些五颜六色的水晶体和马赛克，它们以完美的几何形状呈现在我的眼前。”然而，这种现象不完全是突然看到颜色结果，有些盲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对于后者，这些形象来自记忆，我的盲人学生兼好友朱迪思看到过这种景象。瑟伯把这些图形称之为“神圣显灵”，一种狂燥的“色彩流动，与布拉克2的某些绘画极其相似”。胡尔说它们是“一片粉红色区域，状如团扇，有时呈桔黄色，在‘视野’周围滚动”。
当然，胡尔既热衷于想象，又能在彩色的梦境中自得其乐。他把梦作为逃避失明的所在，与忘记过去异曲同工。“每当我醒来之后，”他写道，“我又成为了盲人”。很明显，梦中的色彩因人而异。对于我来说，彩色的梦和艳丽的场景只是在我重见光明之后才与我结下了缘份。
至于那些动画形象，所有研究盲人复明心理学的有关文献均提到了这一奇景。HS说，他“好像做梦一样，眼前的一切以前全部看到过。”瓦尔沃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新视觉体验的幻觉性再现”。其他心理学家认为幻觉分三种不同形式：有火花状的简单式幻觉、有方形或圆形的几何式幻觉，以及结构化的人物式幻觉。手术后的不同阶段，我分别体验了所有这些幻觉。瓦尔沃得出结论说：它们代表了“盲人脑海里积累的形象，在丧失视觉多年以后重新展现出来。”
早上，姨妈和帕蒂开车到来。她们有意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帕蒂穿红、姨妈着绿。姨妈的精神好极了，手里虽然拿着拐杖，但基本不用。帕蒂看上去更加成熟，面颊和我的记忆中相比丰满了许多。再次看到她的笑容和她抬头的样子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陪着他们在房间里四处观看，告诉她们最近的各种发现。几年前，姨妈为我们做了一个小尖枕头，为我们织了几条围巾。当我们搬入这所房子之后，她送来了景泰兰台灯。圣诞节时，帕蒂为我们缝制了一个小布袋。午饭后她们离开时，看着帕蒂·诺娜说：“我喜欢你，你很率。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是吗？”
今天令我意想不到新发现：洗碗机中的旋转泡沫和迅速排出的水流；往杯子里倒咖啡时不用再将一个手指放在杯口以防溢出；从达尔芒安得(我们的女婿)的像片中发现他长得很老并且留着一把大胡子；菲比很年轻，姿势很独特；《美国新闻》杂志的封面五彩缤纷(过去是暗黄色的)；用扫帚扫地时能够随心所欲；可以用羹匙取出葡萄珠；抹黄油时想要多少就抹多少；知道了食品在盘子里的位置。那种“前方是青豆，左边是土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十五年来，有多少次由于叉子叉错了地方误食了很多黄油，而我只能装做若无其事而已。
日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想起了胡尔有关视觉形象与欲望的论述：饥饿让人很快想到食物；看到食品很快便会感到饥饿。盲人如果都像胡尔这样，他们就会对吃饭感到厌倦，对食品丧失兴趣。以上有关黄油和葡萄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对吃重新发生了兴趣，视觉与欲望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
4月11日，星期二。帕蒂·诺娜和我们告别，家中只剩下我和雪莉二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适应。我发现每逢我遇到障碍时，雪莉总是情不自禁地向我伸出手。她伸出手，看到我肯定没问题时再让我自己处理。我还注意到有一次她不但把一幅画递到我手里，而且还为我讲解。
失明期间，我经常在心里默默地背诵诗歌。和光线与色彩一样，这是保留过去的方法之一。手术后的最初几天我失眠了。有一天夜里，《驶向拜占廷》突然闯入了我的脑海。然而，它慢慢地变成了另外一诗。几天后，我把改写的结果呈献给基利恩医生。
亲爱的基利恩大夫，
我想您一定喜欢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威廉B.叶芝的诗吧？如果如此，您也许会记得下面的诗句：
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要
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
而是要古希腊时代金匠所铸造
镀金或锻金那样的体型，
使那个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唱吟，
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当今
唱给拜占廷的老爷太太们听。
昨天夜里，难以入睡。我改写了以上的诗句并将其献给您。
归航(写于人工晶体移植之后)
待我死时，我希望不要
携带任何自然之物或血肉之形，
而要眼科医生用磨光珐琅所造
人工晶体义睛
使沉睡的虹膜清醒；
或在颤动的眼睑下嵌定，
令所有不见天光的盲妹盲兄
来日重建光明。
顺致深深的谢意。
罗伯特·海恩
第七章 回到往日的世界
双目健全者也许对我的大惊小怪感到难以理解。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视力还不如我和雪莉结婚时的情景。手术一周之后，视力尽管大有好转，但也仅仅达到20/100的水平，过去的视力为20/400。现在，我无法开车，无法阅读报纸。夜晚的视力更加不堪，头上的灯光出现双影，好像有两盏相距很远的灯同时发光，到了很近的地方，它们才合二为一。然而，我在日记中十分快乐地记录下所有这一切。要过多久我才能认识到我无法征服明眼人的世界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如此。
4月1日。早上，雪莉开车送我去校园。拐出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翠绿街道映入眼底。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便道上那些记忆中的小树已然长得枝繁叶茂。天上没有阳光，柔和的光线更容易唤起我过去的记忆。一切十分协调，没有耀眼的反差，绿色的林荫道与图书馆的拱门浑然一体。
雪莉把我送到办公楼前，我一个人走了进去。门上的字母显得十分生动，那个“拉”字看得一清二楚，像一颗的明亮的宝石。楼梯上打着蜡，光亮照人，然而我却能在学生与陌生人之间自由行走。我走进电梯，电梯的四壁也闪闪发光。
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克莱尔那张黑色的笑脸，然后是康妮漂亮的金发。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我心情激动，声音断断续续说不出太多的话。会客室正中摆放的桌子看上去比我过去围着它感觉出的尺寸要小。我看到了热水器并且走上前自己泡上了茶。过去，我只能等待别人代劳，生怕被开水烫伤。
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奥利弗·约翰逊站在大厅外面。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皱纹，但没有告诉他我的发现。他陪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加百列1来到了天国之门一样。墙上印第安招贴画和内瓦霍挂毯的柔和的深褐色逐渐透过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很多小事令我惊讶。罗伊斯的《加利福尼亚》(很多读者都对我提到它)摆放我的办公桌上的一角，封面上赫然画着查尔斯弗里蒙特的画像，以前没人告诉过我出版社以他的画像为封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那台说话电脑上连接着的打印机不是想象中的黑色，而是白色的，磁盘驱动器也比想象中的大两倍。
在我恢复视力后的最初几周，不仅是物体颜色和图案，而且它们的大小和比例都一次次地使我惊讶。我已经注意到公路的宽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今会客室里的桌子和磁盘驱动器的尺寸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所熟悉的房间在大小上总与我的想象不同。门的宽度尚属意料之内，但高度却太低了，几乎必须弯腰才行。以前失明时，门的高度与宽度一类的比例问题对我关系不大，因此逐渐遗忘。
对盲人复明后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时，物体尺寸的混乱是一种常见的问题。盲人的空间意识与明眼人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手臂的伸展和导盲杆的长度。视力恢复后，物体与明眼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只有通过多次观察后方能确定。这个道理好比一个人无法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外语一样。
我和主讲加利福尼亚历史的多恩·黑德利一起向1102教室走去，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仪表堂堂2。电梯外面，我习惯地拉住他的手臂，然后又放开手，自己从中间打开的门走进了电梯。我手里拿着那根扎着蓝色缎带的导盲杆，或许是对它有点儿依依不舍，或许是我认为它可能还用得着。尽管需要慢慢建立信心，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它了。我在你来我往的人流中寻找着自己的道路，心中感到一阵狂喜。
我走进教室，五十多个学生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我能看见他们所有人的脸，一排一排地面对着我。教室里灯光明亮。我平静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决没想到你们长得这么漂亮。”因为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恰当的词语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平静之后，我开始讲课，这节课的内容好在是一般性介绍，不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幻灯演示和精神高度集中。
我和哈里·劳顿(他可比以前发福多了！)一起走回办公室，一边走一边闲聊。我必须承认，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了从我们身旁经过的学生身上，我注意着他们的脸和他们走路的神态：“姑娘唇如玫瑰，小伙儿步履轻松”。哈里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继续前进，我一个人走路，感到十分伟大。
在四层的大厅里，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路，微笑着向我做手势，让我猜猜他是谁。我判断他是本系人士，因为大约有十三四个我十分熟悉的新同事仍然只闻其音未见其貌。现在他正在考验我，我猜了几个名字，但风马牛不相及。直到他笑出了声，我才意识到他是主讲中世纪历史的马克·史密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长得如此健壮。后来，我没费什么力气便认出了阿奇·格蒂，虽然他的大胡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辨认肯·巴尔金的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夏伦长得很漂亮，头发出奇的黑。约翰的模样让我想起英国的一名摇滚歌星。罗恩总是在各个房间里忙碌地走动。罗杰似乎更年轻，个子更矮。琼娇小美丽。我的助教伊丽莎白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和一双发亮的眼睛。
今天最惊奇的事：打开电动剃须刀发现里面是白色的胡子渣；身体在T恤衫或衣服里移动时布料产生的褶皱；从饮水器喝水时不会喷一脸水而感到的兴奋；家里墙上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一颗高大的棕榈树直指蓝天白云。晚上我用白话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句：
在灰暗的年代里，世界几乎消失，
我高兴地见到了苍天，看到了我的国家，
我像一只黎明前的百灵鸟，
从沉闷的黑暗中赞美着光明的到来。
4月2日至3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我为春季开学的美国西部研究生班的学生第一次上课。一共有十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熟悉，但却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流行发式、他们的T恤衫及其上面的图案。(一个学生的背心后面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C”，我立刻联想到视力检查表。)很快我便觉得看着他们的脸和动作记忆他们的名字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我在课上使用的是盲文笔记，因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转化为普通文字，但我已经在盲文旁边用圆珠笔写新笔记了。
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将很快发生变化。失明期间，为了保持研究生的数量我吃了不少苦头。看到本应在我的指导下读博士的学生选择了其他系，作为一名导师无疑十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听了别人劝告的结果。同事们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肯定认为，明眼人对博士论文提出中肯的建议尚且十分困难，对盲人来说则几乎不可能。学生们也许抱有同样的想法，生怕他们宝贵的论文变成别字连篇、语法不通的废品，被人家瞧不起。我无法证明学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是否认为我很危险，也许他们自己尚未完全意识到我的种种不利因素，但失明后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急剧减少，这一点却是毋庸质疑的。
我与沃尔夫妇一起回家。欧文剃掉了胡须，脸变得比我记忆中的尖了一些。萨拉看上去很可爱。通往停车场的路非常漂亮，芳草茵茵，景色宜人，和记忆中的荒芜景象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到家之后沃尔夫妇进来和我们一起喝雪利酒。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欧文无数次驾车送我回家，冬天的晚上他常常围在炉火旁与我喝一杯再走。此时，我们不禁想到这样的时光是否就要结束了呢？
星期四的课进行得十分成功。我在题外讲了一些有关手术的情况，这是星期二本来想说但由于太激动而没能说出的话。学生们十分安静地听我讲述。
课上我们观看了一部名叫《艾什》的影片。(多年来我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课上放映这部影片藉此说明印第安人在加利福尼亚遭受驱逐的情况。)我听了无数遍的影片全然不见了，影片平静的场面给我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印第安人耐心地打磨石器、晒凉兽皮。我看到了艾什那张皮革似的脸，上面流露着怜悯和迷惘。
有趣的是，看完《艾什》之后我又出席了历史系与两个真正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之间的会晤。这对名叫鲁珀特·考斯托和珍妮特·考斯托的印第安人正在探讨他们是否可以当教师讲授印第安历史。我到场时谈话已经开始。过去迟到时，我只能用导盲杆四处乱敲，然后听从别人拉着我的手把我按到一个空座位上。如今，我能轻而易举地自己找到座位，没有给别人造成任何干扰。
然而，对我来说这毕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系里的很多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会议进行时，我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一个个地扫过。其中一半左右几天来已经见到过，其余却是陌生的。我看到了卡罗斯·科尔特斯和萨拉·斯塔奇。我感到我对萨拉十分了解，她的那张热情圆脸立刻吸引了我。埃德·盖于斯塔和蔼削瘦的面颊透过时间的迷雾慢慢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对会议内容没有太注意，但也没有因此而内疚。
晚上，我和雪莉点燃了壁炉。我出神地望着那些跳跃不定的蓝黄色火苗，仿佛以前没有看到过一样。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声音依旧那么动人，然而火苗的颜色和动感使人更加心旷神怡。
在浴室里，我像青春发育期的少年那样仔细观察着我的身体。我发现我的体型并没像我想象的那样臃肿，对此我惊喜交加。视力仍然在作怪。我老了，但我希望手上的血管、皱纹和皮下的关节看上去不像现在这么明显。我看不清胳臂和身体上的毫毛，它们像一片片的黑癍。我搞不懂为什么有的东西看上去无比清晰，有些东西却模糊不清呢？我知道我已经脱发，但没向想到前额会变得如此突出。在灯光无情的照耀下，我从浴室的镜子中看到了一张只要稍微一动立刻皱纹密布的脸。
端详自己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我欣赏。虚荣心与人的视觉息息相关。梳理头发时，我已然小心翼翼。但这些年来我凭手指感觉出来的发式究竟如何呢？我希望我的身体看上去更加年轻，肌肉多一些，腹部的脂肪少一点儿。我在理智上认为，为了雪莉我必须这样做，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自我和不存在自尊。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脸一样，是我们自身的体现。我们身体的清晰形象是我们自身的全面写照。盲人没有视觉，他们是否因此而依赖于人的精神范围呢？“盲人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卡尔·比亚恩霍夫曾说，“这是造物主特别的恩赐。”说这话的不是小巨人，而是一名超凡脱俗的盲人萨满教徒。难道视力健全者，尤其是重见光明的人，必须更加借助精神的力量吗？
身体还是性的体现。刚才我把新获得的视力比喻成青春期的萌动。我从盲人天真无暇的心理一下子跳跃到青春期的自我崇拜和跃跃欲试的状态。对于性我不必讳莫如深。我很高兴自己能够结婚，雪莉也愿意嫁给。我们一起阅读过亚历克斯康福特的《男欢女爱》及其续集，并且我很喜欢这部书。欣赏人的身体是一种高度的视觉享受，它在性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知道，盲人在销魂的一刹能够自我补偿，他们凭借内在的思维、幻想和想象，而明眼人的感觉也不过如此。性的主要感官是触觉，不是视觉。但视觉能够增加彼此的亲密程度。对能满足自己性欲的人完全抛弃视觉渴望是不容易的。对此，胡尔也不否认。香水的气息和温柔的嗓音与亲眼看到女人相比显得极不真实。
不论人类的身体对性本身有哪些含义，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抱有浓厚的兴趣。盲人把自己囚禁在他们的身体里。他们的身体对其周围环境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动，却看不到山峦树木正向他们走来。如今，我既能从外面看到自己的身体，又能从内心看到它的存在。我不仅能感到它在吱吱做响，而且看到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日益臃肿起来。我把我的身体与其他人的相比，幻想着能和他们那样生机勃勃。人类的身体不仅是自由自在的化身，而且是每个自我和整个环境的伸延，使自己和他人的意识得到升华。
4月4日，星期五。雪莉把我送到凯泽的候诊室之后就回家了。我能自己找到男厕所，并且能一直走到小便器前，对此我颇有些沾沾自喜。过去，我必须费劲地寻找马桶或小便器，用导盲杆在四周敲敲打打根据形状确定它们是否是我所寻找的目标，然后摸索到上面的手柄，最后就位开始方便。
基利恩医生很高兴。眼压为12，呈下降趋势。检查发现虹膜有轻微感染，但她认为是那是手术后的必然结果。我想，这也许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每天早上我都感到眼睛有些疼痛的原因。我问基利恩医生，为什么晚上遇到强光时我会产生一种看到水晶状的放射式光线的感觉。她回答说，由于葡萄膜和虹膜长期发炎，虹膜已经变得僵化而失去弹性了。为了通过开口摘除白内障，必然留下裂痕，因此造成缺口处不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她在虹膜的不同地方造出一些小的V字形凹槽，让光线通过这些凹槽换一个角度进入晶体。这个问题，如果能称其为问题的话，不久便会得到基本解决。不过，晚上灯光四周将出现光晕，并且我的虹膜再也不会正常地张开闭合了。
到基利恩医生那里去最令人兴奋的结果是她提出了一项有关阅读的试验性方案，至少能阅读正常大小的字体。内置式人工晶体主要是为了看远处。如果可能，只需四到六周的时间。届时，她为我验光配镜。简直无法想象我听到消息后有多么高兴！我又能够读书、看杂志、看文件，直接进行学习了。我又能手捧诗集，为雪莉朗诵诗歌了。我能看着电脑屏幕，在上面打字，然后自己进行修改。也许，我又能在亨廷顿图书馆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了！
内心里，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即这里面也许隐藏着不利的一面。我对过去的工作做过很多反思。我在多大程度上由于身为盲人而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双重标准，如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所取得的成就，那么在视力的支持下取得进步又将何其艰难呢？过去我是盲人，与众不同；如今我和其他人一样了。
4月5日，星期六。今天去逛哈里斯百货商场。观赏五颜六色的领带、仔细分辨着纹花呢中的浅蓝色和红颜色确实是一大乐趣。后来我看到了一双绿袜子，那是一种非常鲜艳的绿色。我想起了西尔维娅，但我认为我还没到穿绿袜子的地步。我帮助雪莉挑选了一些首饰，我想她一定喜欢我陪她一起挑选。我们买的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不在乎。
视力几乎在逐日好转。起床后我首先看一眼在耶鲁拍摄的那些像片，检查一下又能看出多少高楼，或者能否数清草坪上中央教堂有多少根柱子。然后我再用墙上的东方挂毯进行检查，我端详着上面的图案——在大圆圈里出现了新的圆圈，深色细腻的纹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宛如魔术一般。吃早饭时，我用客厅对面的蚀刻画作为视力表，我发现每天莱汶汉或埃里教堂的拱形屋顶都比前一天清楚。
大约十年以前，我们在圣地亚哥北海岸购买了一小座别墅，它位于卡尔斯贝得村，开车大约两小时。我们在河畔住烦了之后便去那里散心。那儿的美妙之处简直难以形容，尤其是对一个盲人。夏天的清晨或多风的冬日，我在海边漫步，只有雪莉的手轻轻地拉着我，我一边呼吸着大海的新鲜空气，一边聆听着海浪的声音和海鸥的鸣叫。不难想象，现在我多么渴望到那里去看一看啊。
4月11日，星期五。今天我们第一次去卡尔斯贝得。十五号公路和原野一样宽阔，泰姆卡拉牧场翠绿无比。翻过最后一座小山，是一片花圃，山坡上鲜花盛开，姹紫嫣红、争芳斗艳。卡尔斯贝得就位于小山的下面。我置身于花的海洋之中，目不暇接，仿佛要在片刻之间补偿我过去的全部损失。到达目的地时，云雾笼罩着海面。迷雾渐渐散尽后，我看到了大海。它是那么灿烂，和我梦中一样蔚蓝。
卡尔斯贝得之行可谓一段难得的经历，因为在我失明期间，我看不到那里的一切。相比之下，河畔的一切由于我早年视力尚在，因此已然深深地印入脑海，尽管失明后形象变得暗淡起来，但依然存在。卡尔斯贝得代表了失明的十年，那里积累起来的所有画面都是由声音组成的，尽管这样说似乎并不恰当。
卡尔斯贝得和我在失明期间游览的其他我所喜爱的地方一样。事实上，当我们在公路上行驶时，雪莉一直在问我那些地方需要故地重游。比如，大特顿山和詹妮湖，我虽然去过那里，但我必须亲眼看到它们。
实际上，旅游对我来说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回顾以往，我怀疑过去是否有必要进行旅游。我知道，即使是盲人，他们也能够收集新数据，会见新人物(听到新的声音)并且回来时也能讲一些新的见闻。但盲人的收获是无法和明眼人相比的。没有视力就无法目睹丰富多采的大自然界，看不的雄伟多姿的建筑物。即使走进一家新客房，也无法用眼睛环顾四周，只能用导盲杆四处敲敲打打。我同意胡尔的对于盲人的看法：旅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拉塞尔发现了双人自行车之后，他却认为旅行令人十分恼火：“我对我所经过的地方找不到任何感觉。”瑟伯甚至在还没有完全失明以前就因为“经常把出口和入口搞错”而再也不进行任何旅行了。他说：“每逢我想到我将漫无目标把余生消磨在南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康拉德小说里的人物：沉默寡言、无法思议。”
在卡尔斯贝得，我产生了一种要亲眼看世界的欲望。过去旅游时的那种紧张不安心理已经不复存在。卡尔斯贝得的大海和鲜花盛开的山麓不仅激发了我对过去美好经历的怀念，而且使我产生了一种崭新而强烈的感觉，让我进行更多的体验。
我们的别墅很小，但充满了色彩。很多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如艾利森小时候画的画(颇有点儿米罗1的味道)、床后悬挂着的木头框镜子、雪莉用来作墙围的印花床单等等。物体的尺寸和距离又一次使我感到困惑。凉台下的建筑物看上去似乎比实际距离要近，车库看上去也显得十分拥挤。
当晚，迪克和帕特根据事先安排从塔克森赶来作客。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我兄弟一定比十五年以前胖了许多，但实际上他和帕特都十分苗挑。我注意到帕特的动作十分灵活，一点儿也没见苍老。这是一场快乐的团聚。我们和我们的芳邻海伦一起喝香槟进行庆祝。第二天我们到斯图腾伯鲁夫的家里继续聚会(他们是和我们同时搬到卡尔斯贝得来的)。菲利斯穿了一件耀眼的红上衣，而唐则在白短裤的外面套上了一条红色的游泳裤叉。他们想试试我能否注意的，我当然没有使他们失望。每个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多年来，我不小心碰了头或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唐总是开怀大笑。我们的关系密切而坦诚，没有任何虚伪。我这样的朋友不多，唐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人遇到这样的事总是犹犹豫豫，不愿明说。对于我，朋友直率的笑声能填补彼此的鸿沟，使一切更有人情味，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如今又听了这样的笑声实在是一件好事。
4月12日，星期六。今天我们沿着峭壁行走，在水里寻找鲸鱼，然后来到了海边。我已经忘记了海浪打在乱石上激起泡沫的样子。海鸥在在我们四周飞翔，我们的心情欢快无比。我们手拉着手，并不是我有这个必要，只因为我想这样做。
回河畔的路上，我和雪莉中途停下来在我们的老朋友格里斯皮诺家里吃早饭。其间发生了一件怪事。雪莉为夏洛特和乔拍了一张照片。他们站在壁炉前，背景是一张乔治亚·奥基夫1油画的仿制品。在画的中间，我看到了一大片我在手术期间见到过的蓝色。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我发现画面中央的蓝色居然是我的脸。我站在照相机的后面，闪光灯把我的反射形象准确地映射的照片上，真是一件奇怪的巧合。
4月14日，星期一。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电影院，这是我动完手术后第一次看电影。片名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内容很朴实，没有任何夸张。我为我的视力感到狂喜。也许，这部影片也能打动很多其他人，但对我来说那种感觉简直无法表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大量面部特写，这些镜头真是制片人在十五年以前拍摄的吗？多么了不起的一部影片呀：意大利夏季的山峦、佛罗伦萨优美的景色、葱翠的英国花园、美丽的海伦娜·波恩海姆-卡特、即使是在游泳池游泳的赤裸的男人都显得那么漂亮。我仿佛回到了电影王国享受着那里的一顿丰盛的筵席。
我看的第二部电影是《丰收之行》。也许再没有那样的影片了，再没有其他影片能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样给我如此的快乐。
我的日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原因不是劳累，而是因为过于繁忙和精力分散的缘故。然而，到基利恩医生看病又使我恢复了记日记的习惯。
4月29日，星期二。手术五周之后，今天早上我又见到了基利恩医生。视力检查结果为20/80，略有轻微好转，两个星期的时间没有太大的进步。但结果还是令人乐观的：虹膜和葡萄膜都没有发炎，视网膜的状况良好，眼压为15。她告诉我，我的眼睛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白天不需要再戴保护性眼镜，晚上也不用戴眼罩了。眼药水可以减少到每天一次，但为了保险起见，再用一、两个月还是有好处的。再过十几天，我的远看和近看的视力都会好转，届时应该能够配眼镜了。由于角膜上存在癍痕，因此基利恩医生建议不要配那种双光眼镜，最好是两副眼镜，不同的情况使用完全不同的镜片。
我问白内障是否会复发，回答是不会。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手术后由于晶体后表面出现云翳视力会出现第二次模糊，但正如我早先提到的那样，我在手术中制造了一个让光线通过的入口，因此不会发生视力模糊的现象。我右眼的白内障已经完全被治愈了。唯一的问题是视力究竟能好转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阅读和驾驶车辆的要求？此外，基利恩医生还说，现在讨论另外一只眼睛的手术问题还为时尚早。
在一间辅助的手术室里，基利恩医生借助显微镜为我的眼球拆线。我的眼球上一共缝了十四针，现在拆除了三针。拆线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散光，四十八小时之后应该见效。晚上视力出现双影的问题可能也会改善。
4月30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视力有了大幅度提高，我想这一定是拆线的结果。我从挂毯上看出了新的图案，从耶鲁的像片上看出了奶牛和人群，看到了莱汶汉教堂以前看不到的拱形屋顶。我想今天如果检查视力，结果至少在能达到20/70。
第八章 第二次碰运气
由于日记过于琐碎零乱，因此必须把主要事件归纳一下。这一年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年啊！我戴眼镜后的校正视力达到了20/40，即使是单眼视力也达到了驾驶车辆的最低要求。车辆管理局发给了我一个为期两年的驾驶执照，我像小青年一样开始驾驶第一辆汽车。我看懂了自动出纳机的详细使用说明，对过去十五年金融系统发生的技术进步感慨万千。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报纸，和其他老年夫妻一样谈论着新闻，随便打断对方的阅读。日子似乎天天如此。
我们在夏天和秋天两次到圣克鲁斯岛旅游。我应该发现加利福尼亚变得比以往更拥挤、更郁闷，污染更严重。我会慢慢认识到这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但在最初的几个月情况恰好相反。在去圣克鲁斯岛的途中，我对小镇与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上的景色惊诧不已。我从车中再次看到了葡萄园与生菜地的交界线。山上仍然长满了橡树。我自由自在地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到处行走，再也用不着导盲杆了。更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十五年未见、已经三十岁的女儿艾利森。我见到了她的两个男孩斯凯伊和克里斯托弗，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我为他们读书，带他们去图书馆。我看见他们在笑，他们的母亲落泪时，又看到了他们不知所措的表情。
年底之前，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看到拆除那台会说匈牙利话的老伙伴的时，心里一阵阵发痛。我有一种把朋友放在盒子里用船运走的感觉。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校园残疾人服务社里的盲人学生，回来时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我在工作时，尽量避免经过高速公路，我乘坐校园巴士每周去一次亨廷顿图书馆。十五年的岁月给亨廷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在研究区新建了一座配楼。我走进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大厅里铺着地毯，墙壁上悬挂着油画和艺术挂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坐到那张长毛绒的扶手椅上的情景。我翻阅着各种学术期刊，一会儿举到手中，一会儿放在桌上，欣赏着上面的标题或里面的插图。世界上能在如此优雅的环境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并不多，如今它有重新向我敞开了大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在那一年写了两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使用过一次盲文！
尽管我对那些朗读者、盲文打字机和会说话的电脑充满感激之情，但我知道，和我现在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相比，它们好比四轮马车之于飞奔的火车。盲人的境遇正如波托克所说，他们只能“缓慢而随意地获得信息”。朗读者通常要努力地念出每一句话。磁带是对书中内容逐字逐句的复述，跳跃播放有漏掉有用内容的危险。而人的眼睛却能迅速地浏览过期的报纸，寻找有用的材料，跳过没用的废话。
这就是阅读的真谛。对此我必须惋惜，我为盲人无法阅读感到遗憾，为那些明眼人能够读书却不读书而悲哀。我明白为什么盲人“诗人兼蹩脚文人”的克拉克指责年轻人的缘故了。
“天哪，”她说，“他们看得见，能够阅读。他们可以读荷马史诗、读历史、读多少年来人们梦寐以求、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任何作品。可我呢？如果我能再次阅读该有多好啊，哪怕只有一周，甚至一天——？”
埃莉诺克拉克，我真想和你分享这一切，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重新获得阅读和浏览的机会。
那一年冬天，基利恩医生多次和我讨论是否已经到了摘除左眼白内障的时候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担心，至少是我自己害怕，左眼的手术会影响到已经恢复正常的右眼。我知道瑟伯就发生过同样的事。他在小时候的一次事故中丧失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后来由于眼内交感神经发炎最终导致了双眼全部失明。拉塞尔由于一片飞来的金属片打坏了一只眼睛后也由于交感神经发炎造成全部失明。然而，基利恩医生向我保证说，尽管过去手术中存在交互感染的现象，但现在这种情况几乎很少发生了。最后她鼓励我碰一碰运气，因为也许有一天必须对左眼进行手术。白内障成熟后可能产生破裂，所以在紧急情况出现采取措施是更好的选择。
次年二月，我写信通知基利恩医生我决定接受第二次手术。手术日期定于4月16日。4月2日，我按计划接受A超，用超声波测量今后需要移植的晶体的尺寸。两次测量之后，第一名技师请另外一名技师帮忙，又进行了两次测量。他们说，眼球长度的差异过大(过短)，因此在继续工作之前必须请示医生。
基利恩医生向我解释说，我的左眼处于一种结核状态，这种现象一般是手术后眼内葡萄膜炎引起的常见不良后果。但我的情况是，还没动手术就出现了这种症状。眼球的长度减少为18厘米(正常的眼球应在23至25厘米之间)。手术之后可能出现角膜脱落的危险，但她对我说，万一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可以移植一个新角膜。对我来说，移植新角膜会使我的眼睛感觉更舒服。她又一次体现了她的乐观精神。
4月15日，手术的前一天。早上，通过B超拍摄了十张照片。我越过技师的肩膀看到他把一些白色的纸片粘贴在透明的曲线图上，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代表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很快，我又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说：“眼球的长度太短了，这是葡萄膜长期发炎造成的结果。没有任何晶体能够形成合适的焦距。我们尽量用最大的、最有力量的晶体，以取得最好的近距离观看效果。视力也许不会非常清楚，但即使能够看到物体的形状，比如能看到左边出现的汽车，也是非常有用的。”两眼的眼压均为19，极其正常。
我满怀信心地重新写日记，这次是用笔书写，不是用盲文。
4月16日。手术在中午进行。在候诊室里，我看到了伊内兹·斯托贝尔，她是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太太。昨天我还同她开玩笑说她喜欢吃麻醉师桌子上的红色棒糖。如今我们发现我们都在等待基利恩医生在同一个下午给我们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我们吻了吻我的妻子和她的孩子，然后随护士进入了手术准备室。
伊内兹十分害怕，一想到要进行静脉注射和测量血压便全身发抖，因为这些使她想起了以前一次噩梦般的手术。我们并排地躺在床上，测量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然后用药。我含混不清地向她讲述我一年前的手术情况，她听了之后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她生于特立尼达，嫁给了一位瑞士人，并且对她的七个孩子感到十分自豪。静脉注射减少了她眼中的泪水。我很高兴她在我以前进行手术，减少了她担惊受怕的时间。
对于我，准备工作好比故友重逢。打针的护士多洛雷斯说她还认识我。当然，去年我只是感觉到她，因为那时我看不见。麻醉师戴夫听说过“阳光先生”的事，把我像一个知名人士那样介绍给大家。(别人记得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手术过程中，我看到了所有设备，看到了升降式的显微镜和血压监视器。我看到了一张张俯在我身上的戴着口罩的脸，去年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如今我用那只好眼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大挂，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白色的。她向瞳孔内观看。她说散瞳不够充分，因此要格外小心(指切除扇形虹膜)。手术的第一步往往是最关键的。
然后她动手开刀，我觉得她离我很近，仿佛就在我的眼球外面。我害怕之极，然后便失去了知觉。麻醉师把我麻醉了过去，这次，我没有看到蓝色原野上跳动的光线，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那里了。
尽管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在恢复室里喝了两小碗汤，但我真正记起的第一件事是我在当天晚上在自己的床上醒来之后。雪莉说，我曾经和基利恩医生说过话，自己穿好衣服，然后从轮椅上走进汽车，到家后，我脱掉衣服，在雪莉的帮助下上完卫生间，然后上床睡觉。然而，我对这一切完全失去了记忆。
4月17日，受难节1。早上11时，我和伊内兹又在基利恩医生的候诊室里再次相逢，和她一起来的有她的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帕特为我解开绷带，她和去年一样穿着一件宽大的连衣裙。动了手术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从左边看到了一些物体发出的光。由于结核病变的缘故，这次手术没有植入人工晶体，要等下一次手术才行。右眼植入的人工晶体的屈光度为13。目前人工晶体的最大屈光度是30，而我的左眼却需要43度的晶体。
由于角膜还处于肿胀的发炎的状态，因此基利恩医生看不到眼底。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结核病变，视网膜多处发生褶皱，阻碍了光线进入视网膜的某些区域。只有等几周之后，眼内有了好转，我们才能掌握更多的情况。
基利恩医生说，以后可以通过配戴高度隐形眼镜藉此增加一些视力，这种眼镜是儿童切除了先天性白内障之后经常配戴的。我发现有一些黑点儿在视力下方浮动。基利恩医生说，那是气泡造成的结果，几天后会完全吸收。
伊内兹的情况不错。解开绷带后她便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我告诉她，过几个星期视力还会好转。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地签字，准备在六月份摘除另外一只眼睛里的白内障了。
4月18日，圣星期六。昨晚眼睛很疼，直到今天早上仍然严重发炎。然而洗净眼睑之后，雪莉说眼睛看上去不那么红了，也许吃早饭时会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然而除了左边看到的一些浑沌不定的光线之外，仍然一无所有。
失望！扫兴！和去年手术后相比尤其如此！奇迹往往引起人们不现实的奢望。手术前没人给我更多的许诺，但另外一只眼睛却好得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我必须闭上我的那只好眼睛想一想，玛丽·伯顿即使能看到这团云雾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我一旦睁开眼睛便可以写日记，我能看到纸上一行行的字迹，不用像一年前那样仍然需要叮叮当当地敲打盲文机。明天我可以自己开车去教堂，不会像过去那样手握导盲杆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了。振作起来吧，朋友，难道这一切还不能使你满足吗？
4月19日，感恩节。圣乔治教堂里的庆祝仪式举办的十分成功。除了基恩神父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动了第二次手术，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我还是告诉了玛丽·伯顿并祝愿她感恩节愉快。她扭过头，似乎要和自己一年前说过的话作对似地说“希望永远存在。”
4月20日，星期一。昨晚眼睛很疼，似乎是眼药膏在作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切开的虹膜晚上在膨胀的缘故。白天疼痛减弱。眼睛仍然很红(用雪莉的话说是“血红的”)。但我确信我比昨天看得清楚一些了，或许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发现走路时闭上我那只好眼后看到了一些粗糙的图案(白墙、图片、床铺和厨房的桌子等)。
4月21日，星期二。昨晚几乎没有感到疼痛。我打电话给基利恩医生的护士帕特，询问眼睛为什么仍然发红。她说是眼内轻微出血的结果，几天后会自然消失，不用担心。视力依然如故。
4月22日，星期三。早上去校园和办公室。视力可能有所好转。我能用左眼看到白墙上的手指。
4月24，星期五。今天基利恩医生十分高兴。事实上，直到我们离开之前她可爱的面庞上一直挂着笑容。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葡萄膜炎，尽管无法完全看清视网膜上的癍痕，但基本上完好无损。帕特护士记录下视力检查结果：三英尺外可以看到手的移动。基利恩医生认为，鉴于目前角膜依然肿胀，因此以后的视力还会好转。由于怕影响恢复伤口，没有测量眼压，但估计不会太高。
我问基利恩医生将来是否能移植人工晶体。她回答说，由于晶体的作用不大，因此不愿再对那只眼睛做任何手术。但如有必要进行角膜移植，倒有可能随便移植晶体。她寄希望于八周后配戴永久性儿童隐形眼镜，与玻璃眼镜同时使用。
我可以洗头发，但不要做任何运动。
4月25日，星期六。我的视力为我创造了一个彼此分割的世界。我的左眼看到的是莫奈1笔下干草垛上的迷雾或杰克逊·波洛克2笔下的混乱朦胧的状态；我的右眼却使我欣赏到威廉·哈尼特或诺曼·罗克韦尔3细腻的作品。我在这两个世界的伴随下在山坡上漫步，四周的景色随着我的思绪随时变换，或者像一只鸟一样看着两个互不融合的画面。在左眼的视力中有一种中间的部分，它不如外部边缘那么清晰。外面的部分如今经常让我想起一年前我刚刚解开绷带时的情景。
晚上我们参加了由约翰·菲利普斯、阿奇·格蒂和萨拉·斯特奇为沙伦·塞林杰举办的聚会。当他们向我询问有关手术的情况时，我借着酒意作了一番十分乐观的讲演，不知道别人是否相信我的话。
4月26日，星期天。眼睛非常不舒服，视力似乎没有任何好转。尽管亲戚们打来了电话，但生日过得仍然很冷清。我们去了教堂。晚饭后格雷伯一家到我家品尝雪莉做的蛋奶酥。
5月11日，星期一。基利恩发现角膜康复得非常好，但仍有轻微的水肿妨碍光线完全进入视网膜。她发现的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右眼眼压为17。她说话时仍非常乐观。她说6月1日可以验光配戴隐形眼镜。现在可以游泳，但要避免眼睛进水。可以进行体育锻炼。睡觉时朝左，可以不用眼罩，不用上软膏，但要继续滴眼药水。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不知道应该失望还是欣喜。但我怀疑我的情绪使我的日记逐渐中断了。自此以后大约一个月没有记日记。
7月13日，星期一。在配镜师的指导下我戴上了专为左眼定做的隐形眼镜。
下午，我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帮我重新摆正隐形眼镜的位置，因为它已跑到眼睛上方去了。说实话，我感觉不到眼镜是否处于中心的位置上。然而，手术对于她来说十分成功，角膜恢复得很好，没有任何并发症。几周前为了使眼睛更加润滑，她在我左眼的泪管里放入了一个泪管塞，为了避免刺激，这次将其取出。从今天起，我每天使用氟甲龙眼药水(一种效力较弱的可的松类药物)。
右眼的眼压为17。视力检查结果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惊讶：尽管十分费劲，我居然能看到20/30水平上的两、三个字母了。
7月14日，星期二。验光师在我配戴了一夜隐形眼镜后为我复查。他验完视力后宣布说，我左眼的视力目前为20/750，是配戴隐形眼镜之前的两倍。因为分泌物增多，他要我早、晚各一次用生理盐水冲洗眼睛并且每两周来此一次接受清洁指导。再过两个月，他将考虑为我配制一副新的玻璃眼镜，将右眼的视力提高到最大程度。
日记到此结束。1987年春天，我接受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并非全部成功的悲惨事实。隐形眼睛的实际用途不大，几周后为了避免麻烦，我把它们抛在了一边。拉彭泽尔的眼泪不会永远能使王子失而复明。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动过两次白内障手术。戴维·布莱克霍尔在完全失明之前经历了四次失败的手术。瑟伯也是在四次手术失败后才彻底放弃努力而完全失明的。我的成功机会是二比一，至少比他们都好。
我只能永远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了。我甚至可以见到司快尔先生在他的《尼古拉斯·尼尔克莱比》中说：“他只有一只眼睛，而人们往往大多不喜欢独眼的人。”一只眼睛看东西时没有立体感，但也没有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因为我是从完全失明的路上走回来的。假如我双眼健全而突然失去了一只眼睛，那么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严重了。
有时，一只眼睛确实使我感到烦恼。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一种原始文化的故事：人们害怕独眼人，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孩子。这种反常现象说明一只眼睛是恶毒的，它能带来死亡和毁灭。记得书中说过，在那个社会里，父母有时故意毁掉孩子唯一的一只眼睛，因为人们宁愿变成双眼瞎，也不愿成为恶毒的独眼人。我试图证实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但徒劳无获。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故事，令人感到害怕。我认为，即使它千真万确，但每种文化现象都有其相对性的。在丹麦的盲人学校里，比亚恩霍夫看不清物体被认为是“过于邪恶”的结果。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属于怪物，而长了一百只眼睛的阿耳戈斯也是如此。还有一句话是：“盲人国里，独眼为王。”
我开始注意历史上只有一只眼睛的人物。泰摩兰1率领过蒙古的千军万马。汉尼拔2跨过阿尔卑斯山劫掠了意大利。在哥本哈根，纳尔逊3为了避免执行令人反感的命令而把他的盲眼放进玻璃杯；在特拉法尔加，他甚至靠一只眼睛取得了胜利。大比尔·海伍德为了西部矿工像老虎一样斗争。现代人物莫伊舍·达扬4在指挥以色列保卫战中为戴眼罩的人增添了光辉。以上这些独眼人似乎都是大英雄，但也有像小萨米·戴维斯这样喜欢用自己的毛病开玩笑的人。在一次高尔夫锦标赛中，人们问他什么地方有残疾，他回答说：“我是一个独眼的犹太人，属于有色人种。”
和萨米·戴维斯一样，如今我对只有一只眼睛能够坦然处之。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再次失明，失去唯一的一只眼睛。
失而复明后的更多乐趣接踵而来。我注意到我和学生谈话时发生的变化。对于任何人来说，同遇到麻烦的研究生谈心都是一种挑战。他们在上课、写论文和考试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父母不和、恋爱失败、资金不足、死亡、恐惧和不安全感等等。打开面巾纸的盒子必须从上面开口。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通过观察发现他们落泪的前兆——撇着嘴或紧咬双唇、目光下垂和眼眶发红等。失明期间我错过了多少观察这些表情的机会呢？当然，我能听出声音上的变化：言语停顿、清喉咙、叹息和喘气——声音毕竟能向你传达很多信息的。但看不到面部表情依然不够。如今所有的暗示一览无余，我能保持主动，在需要的时候取拿出面巾纸。
我看到人们在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经常笑容满面。朋友告诉我，我看上去比以前快活多了，显得更有信心，也许这就是原因。我能向别人报以笑容。胡尔说，盲人向别人微笑好比发出了一封收不到回音的信。现在我可以收到回信了。霍肯的视力恢复后，朋友们说她“比以前更有生气，面部表情更丰富了。”她学会了使用以前不会使用的面部肌肉。
走路时，我的身板比以前直。动完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从百货商场的大镜子前面走过时发现，我走路的时候向前弯着腰。失明期间，由于害怕不小心碰到半开着的门因此总是向前伸着双手，因此形成了弯腰的习惯。有些盲人为了避免在走路姿态上形成难以改掉的习惯而尽早参加了使用导盲犬的训练。如今，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腰板比以前直了，走路时挺胸收腹，心里感到十分振奋。
走路数步子的习惯很难改掉。对于盲人来说，形成这种习惯十分自然，无需过多的解释。要想掌握从车库门到大门口或者从办公室到厕所的距离，数步子是一种简单而效的方法。而且，当你下楼梯时，数台阶能确保安全。现在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了，但积习难改。我发现只要走路时不考虑别的事情，不论去哪儿，我仍然在数脚下的步子。
过去失明时，姓名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对方不够大方，说话时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我是无法辨别出他们的声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单刀直入，询问他们的尊姓大名。姓名对我来说，好比大海里漂浮着的一根桅杆。如果对方是熟人，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名字对号入座，从脑海里搜寻过去的形象。如果是陌生者，我也要根据他们的名字创造新的形象。如今，和那些想不起姓名或不认识的人交谈时我感到自如多了。我意识到，别人的名字在需要的时候会自动出现，有了丰富的视觉线索精神可以十分放松。
别人的形象也是对自己的形象的一种加强。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因为我们能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如果无法做到这点，我们本身的形象也会变得模糊起来。胡尔在失明期间经常说“自己像一个幽灵、一个鬼魂、一种记忆”，因为别人都脱离了的肉体“变成了声音、从子乌虚有里说话，在虚无飘渺中消失”。
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某些兴趣与更明显的自我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呢？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的回答范围，但我重新扮演起以往失明时无法扮演的角色，这个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所有跛子、瘫子或有生理缺陷的人，他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残疾人。不论他们身为父亲、丈夫、一家之主还是学生，但都摆脱不了残疾人的身份。如今我能通过很多小事使自己得到支持。我能自己开车上班、自己加油、打扫车库、自己付款和向服务员付小费。我的残疾人的身份已经被其他角色所取代，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正常人。
做完脊锥手术之后，墨菲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好像心灵和肉体都获得了新生。”虽然我在失明期间心如止水，现在却更加平衡。我有一种要充分利用所有感官的想法。我像一部发动机，所有的汽缸都在运转；我像一棵大树，意气风发，枝繁叶茂。
现在，我是否更比以前更像男子汉了呢？在过去失明的岁月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妻子身后，拉着她的手，让她领着我前进。我坐在车上，让妻子开车把我拉来拉去。餐馆里，她要付帐单；车子坏了，她要送去修理。所有这些都可以十分容易地解释为对男子角色的妥协。在与性有关的陈辞滥调中，盲人没有自由，不属于任何群体。我曾担心会不会由于自己失明而忽视了雪莉的各种需求。她是否渴望过能有一个高瞻远嘱的男人？是不是需要一个能在危险到来之际挺身而出替她抵挡一切的丈夫呢？我不是阿诺德·施瓦辛格1，不是约翰·韦恩，但我在视力恢复之后却对这些成见产生了同感。
弗洛伊德对此曾经做过研究。他把视力同性满足联系在一起，因此失去视力便等于遭受了阉割。同样，在埃斯库罗斯2的悲剧中也存在这种模糊暗示：俄狄浦斯3由于性方面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因此受到双目失明的报应。李尔王失去国王的权力之后，失明似乎是莎士比亚为他安排的最恰当的结局。我怀疑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俗套的影响，我在手术台上也曾出现过遭受阉割的一闪念。我想充当新角色的愿望是否支持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呢？只有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只是各种象征和社会的固定是模式时才能如此。盲人当然不能和遭受阉割的人划等号。尽管性满足和男子汉的角色是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但在很多事情上却可相提并论。
奥利弗·萨克斯说，他的一个神经病病人突然感到嗅觉变得极其敏锐，令人无法想象，以至产生了一种新奇感。在这种情况下，嗅觉的增强使他无法对其他物体进行分类。过分灵敏的嗅觉压倒了其他感官对具体事物的判断。这种感知上激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手术后的第一年，我也曾被这种强烈的感觉所征服。尽管我不像萨克斯的病人那样重病缠身，但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能断定我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一种体验，过去我只能将其隐藏在心底，因为它在广阔的环境中看不到，现在我可以将之公开了，我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可以在所有人之间进行交流。重见光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为这种对巨大外部环境的鲜明理解和个人的不同内在感受相互结合奠定了基础。
我没有放弃有条不紊的做法。或许这是天生的，或许我很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把一切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可以让人们接受和适应失明带来的厄运。我知道哪里有我需要的物品并且能从那里继续寻找。如今，同样的规律已经打破轾梏，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十八世纪的狄德罗1认为，明眼人更容易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上帝的自然女神所创造的巨大秩序。然而，那些可怜不幸的盲人却无法看到上帝。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我重新获得的视力缩短了我和天籁的距离，至于获得这一感觉的方法，恕不奉告。
所有这一切都是伴随一只眼睛而来的。我将永远不会为没有得到另外一只眼睛而遗憾。
第九章 弃旧从新
摆脱你邪恶罪恶的看法吧。承认头上的天空是固体的天空，承认那些有关月亮和星星的说法是荒谬的。接受盲人的科学和哲学吧，我们不会因此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些是我在读了H.G.威尔斯的《盲人国》之后所获得的强烈感想。该书是对固执和偏见的一种讽刺。在这部书里，盲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努涅兹说话的。努涅兹是一位视力健全的旅游者，他在“厄瓜多尔安第斯荒原”的悬崖上一下子跌入了盲人的国度。这个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他们世世代代地生活着，忘记了很多事，同时也凭想象发明了很多事。”他们住在整齐但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们沿着导槽在街上行走。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工作，在温暖的白天睡觉，因为光线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来到这个世外桃园，他想起了那句“盲人国里，独眼为王”的古训，因此他想做盲人国的国王。然而，他在这个不懂光明的世界里所做的种种艰苦努力均付之东流，甚至不得不殴打一名盲人。他的暴力手段使他陷入了饥饿的境地，最后沦为了一名可怜的奴仆。
他爱上了一名美丽的少女，但当权者却认为他们的婚姻无法接受。盲人科学家认为，他所描述的世界是明眼人的世界，是视力造成的幻觉。如果他接受手术除去视力，就有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正常人。那名少女也乞求他接受手术。由于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因此他决定做出牺牲。在动手术的前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看到了清晨，清晨就像一名穿着金色外衣的天使一样从台阶上徐徐走来。在灿烂的光明面前，他和他的爱情以及峡谷盲人世界里的一切顿时失去了光彩。”他看了看绿树青山，转过身，慢慢地爬出了峡谷，永远离开了那个他“曾经相当国王”的所在。
在此，我借用威尔斯对固执偏见的讽刺说明盲人与明眼人世界之间的种种误会。我和努涅兹一样走出了峡谷，走出了那个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国王的所在。在那个峡谷里，我以半途失明作为资本获得了很多优势。如今，我再次试图成为王中王，或者成为一名预言家，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身体缺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威尔斯的话为我的这种感觉提供了依据。“束缚”一词是墨菲喜欢的说法。胡尔采用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比喻：残疾好比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它吸走了人们的记忆、兴趣以及他们对时间、地点的感知，对此他们需要重新适应。我也逐渐懂得，重见光明也和失去视力时一样，需要再一次适应环境。失而复明好比死而复生，我要把以前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弥补回来。
在解释重新适应环境方面没有比塑造和重新塑造人的面容更能说明问题了。回顾过去，我发现人们的面容和我的日记标题一样千篇一律。过去，我在脑海里为周围的人一一塑造了形象，熟人的面容通过声音在我的脑海里维持，陌生者的脸也通过声音加以创造。只有几个亲密的人，我可以用手抚摸。尽管有时别人请我摸他们的脸，但我一直感到很尴尬。我和瓦格纳一样：“生怕碰掉了对方脸上的假睫毛或把手指捅到人家的鼻子上。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我所认识的脸只是声音而已。
在正常人的世界，触觉和听觉的感官等级是不同的。失明后，这两种感官对我来说无疑变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明眼人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时才能感觉出它们的重要。例如，声音对于我来说是感觉别人的头的形状、肤色和年龄的手段。我记得，聚精会神地听自己讲话(尽管我不十分喜欢这样做)甚至能够让我知道自己脸上发生的变化。
视力恢复后，声音突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我意识到声音能够引起很多误导。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包括很多信息，如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身材比例、动作和手势等。它们的出现使我脑海里根据声音形成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模糊的景象立刻被鲜明的色彩所取代。各种感官的级别发生了改变，因为我知道过去所谓的正统方式并非唯一的，并且也不是至高无尚的。
和努涅兹一样，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盲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盲人作用于社会，社会也同样作用于盲人。分析社会的各种不同做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仅以一件事为例：与其他残疾人相比，盲人受到社会不同寻常的关心和注意。为什么盲人和弱视者在罗热1编纂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中用了两栏多的篇幅进行同义词辨异，而对于失聪者却仅仅用了半栏的篇幅？为什么对视力的解释要比对听力的解释多一倍以上？为什么多年来盲人是残疾人中唯一能够享受免交所得税待遇的群体呢？因为盲人是残疾人中的“宠儿”。
当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公正性。眼睛无疑是感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眼睛能够辨别方向、判断远近；眼睛的动作最灵活；眼睛可以任意旋转；只要一合眼皮就可以闭上眼睛；眯缝起眼睛可以改变视觉效果使物体模糊；眼睛具有最聪明的保护机制，能够流泪和迅速眨动。失去眼睛好比丢失了一台出类拔萃的仪器。
很明显，以下这些话说出了人们对于失明所抱的恐惧：“除非上帝安排，否则决不失去双眼”、“宁死不当盲人”。这种精神用肯尼斯·杰尼根的话说就是世人对于“灾难的看法”，不幸的是，这种灾难观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感伤。且看我们从一部娇揉造作的作品中摘录的一段文字吧：
盲人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他们的处境那么可怜，所有善良的人都想迫不及待地帮助他们。即使是心肠最硬的人，看到盲人摸索着走过来的时候也会站在一旁为他们让路。
我认识的一些熟人在我看得见的时候对我不屑一顾，而我失明后，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向我提供帮助。安德列·迪比说，人们对受伤者似乎存在着一种共性，他们能把盲人做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变成鼓励。饭后洗餐具是一件既容易又简单的工作，但我却为此赢得了不少赞扬，好像我有多么了不起似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愉快地对我说，我刷茶壶的时候比她睁着眼睛看着刷还干净，并且我那“万能的”手指居然能发现壶底沉积的水碱。请相信我，这是真话，我对他们没有任何不满，他们心地善良，几乎每个人都使我高兴。他们不过是运用了伊利诺伊州西斯普林斯一位盲人公理会牧师的夸张手法而已。这位牧师说：“鲍勃·肯珀好似一头跳芭蕾舞的大象：这种芭蕾可能不太好看，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能够跳得出来。”
不过，偶尔我也会对某些行为产生反感。盲人广播剧作家赫克托·舍维尼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直言不讳地说，他不会到医院探望舍维尼，“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他)无法忍受葬礼。”耶茨说，这种人喜欢“用自己健康的体魄”与残疾人相比。我怀疑，在奥罗斯科2绘制的那幅名为《普罗米修斯》的壁画中，他一定是逃跑的人，决不会向烈火伸出双手。
社会上的另外一些人不仅对失明怀有恐惧和伤感，并且还讨厌盲人。我听说碰一下瘸子会交好运，但从未听说摸一下瞎子会发财的。苏珊·桑塔格认为，我们向癌症病人隐瞒病情，“不仅是因为得了癌症便等于宣判了死刑(或者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看法)，而且由于它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从癌症一词的原始意义上看，它具有倒霉、难受和令人作呕等含义。”对于盲人，也存在类似的态度。
也许，更确切的说这是一种怨恨的情绪。它向两个方向发展，盲人和明眼人都会产生。明眼人在下意识中可能觉得盲人有一种威力，一种使他人感到内疚、无能和尴尬的威力，一种引人注意的威力。盲人的力量可能遭到别人妒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推崇吕塞朗的聪明才智，然而重要的是，他为反对法国抵抗运动做出了切实而重要的贡献。
嫉妒盲人的这种威力可以理解但却令人不快。明眼人通常以不愿看到盲人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关心。他们问别人：“他吃糖吗？”“他喜欢把杯子放在哪儿？”等等。从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对盲人的不满。盲童挨打和遭受欺辱的事情屡见不鲜，克伦茨、拉塞尔和我的朋友朱迪思都有过类似遭遇，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舍维尼说，偏见从根本上看是不公正现象造成的，黑人和犹太人遭受的不幸，盲人也颇有领略。
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里，人们崇尚年轻完美的体魄，根本目的是保持身体灵活。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我虽然重新见到了光明，但身体上却更加不堪一击。尽管我们都懂得以弱小衬托强大是不道德的，但从反面看这个问题也同样令人不快。身体的残疾使人们痛苦地发现了人类的脆弱以及人的思维所面临的各种潜在威胁。对此，墨菲曾针对视力健全的人做过如下阐述：
残疾人永远是一种看得见的形象，随时让健康人懂得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不平等和痛苦现象存在。他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乐园里，同样不堪一击。因为，残疾人体现了他们担心害怕的事。
也许，弗洛伊德把失明与遭受阉割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惧怕某种可能”的象征。崇拜完美体魄确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它与其他恐惧和担心交织在一起，隐藏在对盲人的关怀之后。
我知道，盲人自己也会产生这种怨恨。我理解胡尔在别人故意炫耀自己视力优势时感到的愤怒。例如，有一次一位讲师故意大声对他说：“约翰，你可能想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它是黄色的。”听到这句话，胡尔产生了一种受到排斥、与世隔绝和低人一等的感觉。看到社会对于盲人的态度和所抱各种偏见，舍维尼进一步寻找有力的措施呼吁盲人进行反击，他说：
解救盲人要避免一种恶性循环，即世界对盲人有一种成见：盲人的无助是造成无助的原因，盲人因此表现出的无助又使世界的这种成见得到确认。
这种循环是一种全面的循环。明眼人对盲人的怜悯(我看得见，你却看不见，真是太不幸了)恰好说明了他们的恐惧，他们担心盲人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看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更为有效、也许更加高超。这种心理和白人对待黑人的心理十分相似。他们尽管不愿成为黑人，但对黑人的性活力却充满想象，对此他们嫉妒、害怕并且恼火。
高人一筹使人感到愤愤然，除了种族偏见外，盲人也认为高人一筹。我的朋友比尔·布兰登推荐我阅读奥维德1写的有关提瑞西阿斯的故事。读完之后，我对盲人高人一筹的说法感触颇深。故事讲述了提瑞西阿斯在森林里行走并遭遇毒蛇的传说。这位年轻的底比斯人走路时被一对正在努力交配的毒蛇绊倒。他用拐杖击打毒蛇后立刻被变成了一个女人。此后，他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生活了七年。后来他又回到了那座森林，又遇到了那对正在交配的毒蛇。再次击打毒蛇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性别。因此，提瑞西阿斯成为了一生中领略过男女不同生活的人。上天赋予了他从别人的角度观察生活的能力。
故事随后转移到了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和赫拉为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争吵：在男女做爱的过程中，谁能获得更大的快感？宙斯说是女人，赫拉则认为是男人。无可奈何之际，他们找到了提瑞西阿斯。由于他有了解双方的天赋，因此解决了他们的争端。他对宙斯说：
如果把爱的欢乐分为十份，九份属于女子，一份归于男人。
他的回答触怒了赫拉，提瑞西阿斯因此失明。在无法违背妻子的意愿和可怜提瑞西阿斯不幸的情况下，宙斯赐予了提瑞西阿斯先知先觉的能力。因此，在希腊神话中，盲人先知始终是哲人的化身，即使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大英雄也去请求盲人指点迷津。
现在，事实应该十分明了，我在失明期间从未感觉过高人一筹，请相信我的话。我不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爱穿灰袜子的人在性方面能有什么特殊悟性。然而，提瑞西阿斯的故事却使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资格对盲人和明眼人的问题了发表议论了。尽管我没有任何先知的感觉，但我认为像吕塞朗和胡尔这样的盲人正以一种现代提瑞西阿斯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失明。可以明确地说，他们二人正在证明盲人具有这些天赋，打破社会认为盲人没有视觉的残酷论断。
我从未见过正在交配的蛇，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失明期间，我有幸受到了最好的保护，没有认真思考失明造成的许多神秘暗示。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看出失明与先知先觉之间的联系，盲人的先知能力来自他们办事的规律性。人一旦准备迎接将来并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将来对于他来说就是可知的。盲人的秩序不是神赐的，也并非盲人所独有。丧失视力后，有条不紊的生活对于盲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秩序进一步加强，成为了盲人的附属感官。也许，宙斯赐与提瑞西阿斯的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对秩序逻辑的准确判断。
既然盲人对秩序如此敏感，秩序又是美感形成的基础(比例、平衡、典雅的姿态等等)，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认为盲人对于美有特殊的欣赏方式。可惜，我对失明的有限体验并没使我在这方面得出任何结论。视力对我来说更有用。首先，当我判断比例和距离的时候，视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容易。的确，在失明的那些年里，我确实有过美的体验，我从音乐演奏、鸟的歌唱、风的呼啸以及抚摸形状可爱的物体时都感觉到美。如今，我在听见风声的同时能看到绿草在地上摆动、白云在天空飘浮；我去听音乐会，看得见各种乐器；听见鸟语便看到了鸟。过去，我曾绞尽脑汁地根据声音和触觉猜测物体的颜色、形态和运动方式，视力恢复后，一切迎刃而解。要想欣赏美，视力无疑是第一感官。
然而，我也曾有过不能完全相信视力的体验。在手术后的最初几周，我几乎分不出美丑，即使是那个既不整洁、又不漂亮的车库。那时，我又成为了一个小孩，一切都十分新鲜，经常大惊小怪。满是油污的地毯在我眼中呈现出奇妙的色彩和图案。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我才从一度认为十分辉煌的事物中发现了它们的丑陋和庸俗。如果成熟和重要的艺术判断需要视力，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历史，需要对时间和经验进行衡量。
当然，视力不仅仅是用来欣赏美，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视力使一切变得容易和直接，对此我深有体会。现在，我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我能一直走出门外，不用中途停下来用手触摸门框。我能更迅速地从架子上拿起茶杯、果断地把插头插入插座，既不用担心触电，更无需摸索。进行乘法计算时，我不再需要用脑子记住所有数字。挤牙膏时我能一次完成，不需要再用嘴试探挤出的牙膏的长度。用电动剃须刀时，我能在胡子刮干净时立刻停止。现在，无论干任何事情几乎都能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
我想念过去失明的岁月吗？毋庸讳言，盲人确实有一些优势。据我所知，看不见外界有利于思考，用瑟伯的话说就是“做盲人有注意力集中的好处”。然而，我和他的情况不同。瑟伯几乎完全失明后凭借大量的生活积累，从过去的记忆中反复挖掘新鲜题材，组成故事和硬笔漫画。作为《纽约人》的一名盲人撰稿人，他的成果甚至比失明之前更出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越来越依靠出色的记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内在的世界里”反复修改他的腹稿。
重见光明后，我的内在世界几乎荡然无存，注意力经常受到各种外界干扰。我发现参加会议时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集中了。我不停地打量身边的一切：我留心发言者身后摆放着什么书、观看桌子上的文件或书籍的护封、端详着闪亮的咖啡具和杯子上印的字。学术会议要求花大量时间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过去我能很轻松地跟上发言的要点，如今发言者依旧，但他身后的窗子外却有一棵随风摇曳的大树。我在欣赏窗外美景的同时忘记了身在何处。我读过历史上很多有关复明后产生心理抑郁症的记载。心理学家解释说，这种紊乱与视觉突然过于丰富和感官同时持续作用有关。
失明期间，我的其他感官是否变得更加敏锐了呢？在此，我对胡尔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失明以后，他的面部和手上的皮肤对光线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把脸对着灯的方向就能知道出它是否开着。比亚诺夫说，他拉着心爱姑娘的手时能知道她的眼睛什么时候闭上。吕塞朗声称他的手特别有灵性，比以前更柔软，对大小、重量和压力感觉得更准，当他用手触摸物体时，物体同时也在触摸他。吕塞朗说的这一切，无疑已经超出了黑白比白色更能吸收阳光的热量一类的范畴。对此，我只能认为他的这些话是对第六种感官的描述，即所谓的特异功能。
“树木和岩石把它们的形状像手指在蜡上留下指纹一样传给我，”吕塞朗说。他简直是圣方济的化身，圣方济恰好也是盲人。
我可以证明，盲人能对障碍物能够有所感觉，这一点和蝙蝠有些类似。他们能感觉出障碍物的大致形状或所谓的“面部视觉”。波托克认为这是因为物体有“视频辐射”和“声音阴影”的缘故。吕塞朗说：“失明好比一付药，它使某些感官得到加强，经常使听觉和触觉突然变得敏锐起来。”
我认为，对于盲人感官增强做出最好解释的人莫过于拉塞尔了。他既不用导盲杆，也不用导盲犬，然而却能准确地辨别出方位和距离。他依靠的是脚步发出的回声。当两只耳朵不能同时听到回声时，他就调整头的方向直到两耳能够同时听到为止，以此辨别面前出现的物体。他知道声音从他脚下传到他的耳朵时所需的时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将其与物体发出的回声相比较，从而判断出物体的距离。研究认为，盲人对物体的感觉是通过声波和听觉实现的，拉塞尔的说法为其提供了证据。此外，没有任何研究说明盲人不具备辨别物体的能力。
我不敢说我也有这种敏锐的感觉，只记得自己在游泳时的感受。每当我游到池边时都能预先知道，因为水的声音向我发出了警告，强度达到了构成“面部视觉”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明眼人也是如此，他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有所体会。瓦格纳同意我的看法，她说：“你听不见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即使失明能使其他感官有所加强，那也主要是盲人努力的结果，心理变化居其次。
然而，如果有些盲人确实具有出类拔粹的敏锐感觉，那也是天生失明使其然。我成年后失明，竭尽心力地培养这种感觉犹有不及。掌握面部视觉宛如学习一门外语、好似锻炼肌肉、好比年轻人明亮的双眼，越年轻越好。
失明期间，我从未有过感觉得到加强的体验。我知道，全国盲人协会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受到了有害的蛊惑。然而我的感觉恐怕恰恰相反，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萎缩了，就像一部没有小提琴的交响曲(或用吕塞朗的话说是琴弦松垮垮的)。我经历了心理学家乔安·勒梅斯特(本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病)描述的很多感情阶段，例如对医学的无能为力感到气愤、对“幽灵般的自我”感到沮丧(“如果不失明我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命运无可挽回的情况下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重打鼓另开张等等。即使我产生过感官不完整的想法，那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我确实认为，这一过程肯定会使人的性格有所改变。胡尔失明四年之后，他感到胆子变小了，在酒吧中既不能、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
我发现自己失明时很难对陌生人找到感觉，需要通过名字而非面孔慢慢体会，因此我理解胡尔变得怯场的原因。我认为，随着背景的消失，头脑中对各种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视觉永远是一种诱惑。在我失明的十五年里，我对视觉世界逐渐变得淡漠了，不像开始时那样执着。人和环境的视觉形象似乎离我远去，无关痛痒。正如胡尔所说，“已经开始习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了”。这一点也说明了提瑞西阿斯变性后在性格上发生的变化。
谈论什么是完整的感官无异于自寻烦恼。我发现，在探索原子和星云一类的问题时，即使五种感官皆在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说四种感官不健全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只是定义，即所谓的完形概念，而非基本内涵。失明在此应当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在新的局限内的完整单位。舍维尼举过一个例子说：一辆四轮马车坏了一个轮子，把剩下的车轮移到中间，马车还可以行走。蜥蜴失去尾巴后体型发生了变化，但行动却和完整的蜥蜴相同，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不妨假设有可能对感官的完整性重新定义，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刚才有关盲人优势的问题。残疾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如果你是一名听话的学生，她会让你懂得什么是自豪、虚荣和限制。我十分欣赏拜塞尔对问题的回答。别人问他，瘫痪多年以后假如能够重新行走将会怎样？对此，他反问道：“那么我将为此放弃什么呢？”他的回答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明确的表示：欢乐总是伴随着悲伤，两者永远同在。
我怀疑盲人对流离失所的人有一种更亲密的感情，克拉克无疑就是这样：
我认识那些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和在门道里过夜的人。他们经常和我交谈。有人可能躺在肮脏的地上认为残疾使我进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人也许会说我还无权走入他们的阵营。
那些权力的外部象征，如卡迪拉克和布鲁克斯豪华套间等，对盲人来说没有多大作用。盲人只有亲自接触到有权势和受歧视的人之后才能对他们有所认识。我不知应该如何对此进行一步阐述。很早以前我就是一个心肠软弱的逍遥派，并非失明使其然。我知道，有些事眼不见心不烦，例如蓬乱的胡须、肮脏的衬衫和各式各样的鼻子等。一些让人产生偏见的因素失明后看不见了，我想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把正义比喻为盲目一定有其道理的。
我经历过依赖别人和听任摆布的痛苦阶段。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祈求和希望过别人帮忙，但我在内心中还是不情愿地悄悄这样做了。有时，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感到自己必须接受明眼人的帮助，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必须使用盲人手表、必须等待朗读者或者司机的到来。有时我必须多等半个小时，否则就会耽误别人的时间。无论我多么渴望自由、多想写自己的书、多想自己讲课、多想为自己的家庭尽一点义务，但都无济于事。我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把自己放在首位。失明使人产生依赖与合作的意识，好比一种衬衣，故意把纽扣缝在背后够不着的地方，藉此培养人们互相帮助的习惯。
回顾过去，这种依赖只是我在向明眼人寻求帮助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盲人是最需要依靠别人的群体，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人类的共生关系。拜塞尔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别人，但并不孤单。”我想，他的话无非是要说明没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类的亲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诉他，视力恢复后他能看得更清楚。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有时我能很容易地正视自己的残疾。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瞎眼的男人；我不是教授，我是一名盲人教授。萨克斯医生的一位病人雷伊曾说：“假如你能摆脱疾病会怎样呢？疾病就是我，没有它我也荡然无存了。”萨克斯的结论是，雷伊认为没有疾病就无法生活，因此不在乎病魔缠身。后来有一种药物能够抵抗雷伊的病痛，但他逐渐拒绝服药从而回到了以往的状态。萨克斯的另外一位病人把他的残疾归结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所致。此外，陀斯妥也夫斯基1有一句闻名于世的话，他说：即使人生的所有欢乐也换不走疾病带来的乐趣。
对于残疾的这种看法，尤其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补偿之后，往往使人感到欣慰。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欣慰之情被一次以意外的手术夺走了。它使我回到了光明的世界，无法继续在幻觉中沉迷。我被迫看到了健康与残疾合二为一的事实。我们在生活中既是赢家，也是输家，此一时，彼一时。有时活蹦乱跳，有时病魔缠身；有时明察秋毫，有时双目失明。因此，我的一个盲人朋友说，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暂时没患残疾而已”。
此刻，如果任何人能和我一样思考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复明比失明更富有悲剧意味。盲人和世上所有的明眼人一样，他们能够爱。如果没有爱，仅仅减去残疾人的所得税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盲人像勒梅特所说的那样，对于一切都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黑暗至少是有方向的，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光明，虚无飘渺之中无法辨别方向。光明和黑暗对于无所谓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奇迹创造者不理会人们是否愿意，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让盲人复明。从耶稣开始乃至用蜜蜂为波托克治病的女人都喜欢把治疗失明作为奇迹。有多少人曾告诉过我失而复明是一种奇迹？如果他们的意思是为了表达祝福，当然无可厚非。我喜欢海伦·凯勒1的说法，当安娜·沙利文走入了她的生活之后，她突然产生了出现奇迹的感觉：
我走出埃及到达了西奈。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看到光明，见到了众多奇迹。我听到一个声音从神圣的山上对我说：“知识就是爱，知识就是视觉和光明。
倘若海伦·凯勒能够见到光明，她将写出多么伟大的文字啊！
萧伯纳在《圣女贞德》一剧中说：奇迹是创造信仰的任何事件。如今，我对医学科学无疑有了更多的信任。然而我懂得，我之所以能够重见光明并非完全由于科学。时机在这里似乎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护士打电话约我第二天就诊；我与基利恩医生之间的缘份；眼压突然增高要求必须进行手术；多年的感染居然没有破坏眼内的清澈，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我不想说明哪些是科学，哪些是奇迹。我知道我能重见光明，或云失而复明，应该完全感激人的信念，其中包括对科学的信念。
除了意外因素之外，改变生活方式似乎应该成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起点，我是在体验了十五年失明痛苦之后获得新生的。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失明也好，复明也好，不论考验何时到来，我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和提瑞西阿斯一样，经历过两个不同的世界。
和提瑞西阿斯不同的是，我不会向众神说出我对性的看法(尽管我现在穿的是一双新的绿袜子)，甚至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如何看待黑暗与光明的。如果有人问起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认为我用明眼人的观点解释过去的失明，我将含混地告诉他们一些有关事物双重性的理论。也许我会引用那句有关失明和不失明的老话：我们都是不健全的。过去，我曾希望在盲人的国度里充当一名小小的国王，为此我请求原谅。我要向他们背诵一首“百鸟齐唱，不知谁鸣”的诗，诗的出处虽然已经忘怀，但诗中说：“蝙蝠热爱黑暗”。
由于本书未做任何脚注，因此我在书后附上一份带有注释的引文参考书目，它们取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河畔图书馆，可以外借。
我对阅读过手稿和/或提出建议的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是：H.G.吉姆·伯恩斯、约翰·麦克·法拉格、凯西·菲施巴赫、奥古斯特·弗吕热、埃德温S.高斯塔德、玛丽·盖兹利、米歇尔·霍夫南、珍妮L.基利恩医学博士、罗·马苏尔、沃纳·马尔蒂、斯蒂芬·芒兹医学博士、詹姆斯B.帕森斯、罗伊·哈维·皮尔西、奥利弗·萨克斯医学博士、费德里克·施罗德、唐·斯图腾博鲁夫、戴维·沃伦、堪达斯·沃特，以及朱迪丝·萨拉格萨。我要特别感谢威廉·布兰登对我始终一贯的鼓励。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斯坦利·霍维兹对我的热情关怀(“跑，不要走，一直跑到最近的邮箱”)。能和他以及米歇尔·诺顿、戴安娜·法因贝格和希拉·勃格等编辑一起工作确实非常愉快。
本书的所有篇幅都表达了我对雪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