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蜘蛛巢的小路》

这是一个关于皮恩的故事，他是皮匠的学徒，二战时在海边一个古代利古里亚人的要塞长大，当时德国军队驻扎在镇里，而游击队正从山区打回来。皮恩是个瘦小的孩子， 为了生存下去，他要削尖脑袋去想办法。与其他那些有家的孩子相比，他是个社会的“弃儿”：除了一个当妓女的姐姐，他没有亲人没有家。在“烟雾腾腾，混暗的小酒馆”里，皮恩"被迫在成人的世界里寻找避难所”，那里他听见那些引起了猥亵笑声的谈话，他能模仿那些谈话，但不知道它们的意思。他唱伤感的歌，学会侮辱和诅咒他人--但没有一刻他不在期待成为游击队的一员，“和年轻的伙伴们在一起，他会给他们看蜘蛛建巢的地方，或者和他们在河床上的竹林里战斗。”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如何加入游击队，并和另一个社会的"弃儿"结为朋友（这是《人鼠之间》之后最奇特的结合之一）;但这个故事更主要的是一个男孩的一幅既粗犷又温情脉脉的肖像，这个男孩生活在一个从不需要他参与，也从未打算让他参与的世界里；作者叙述时绝不带有任何多愁善感。事实上， Sean O'Faolain发现作者“对Pavese的性格和Vittorini的硬朗和天真多少有一些主观上的认同。”第一版由Einaudi在1947年出版。1957年由Beacon Press出版英文版，Archibald Colquhoun翻译。

《通往蜘蛛巢的小路》作者序（第一部分）

伊塔罗．卡尔维诺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除掉些许短篇小说不算，这本长篇小说几乎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果。当我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时，此时的我作何感想呢？（注 1）这本书与其说是出于我自己不如说是出于时代的群体氛围、出于道德张力──至于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了时刻，我们的世代在这种文学品味中指认自己。

在那个时代，意大利的文学狂潮与其说是艺术事件，还不如说是肉体的事件、存在主义事件、群众事件。那时我们才经历了战争，我们年轻一辈的人（在大战时，我们太年轻，未能加入游击队）并不觉得失败、挫折、虚脱。恰好相反，我们是胜利者，才刚结束的战争驱动了我们，我们得天独厚拥有战争留下来的宝藏。然而，我们并非轻易乐观，也并不无端亢奋——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自己所持有的宝藏，是相信生命得以从伤痕重生的信念、是对诸多问题的通盘关切，甚至是我们足以熬过折磨绝望的内在能力——此外，我们还多具备了一些大胆的欢愉。许多事物就从这样的氛围中滋生出来——我处理最早的一批短篇小说以及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态度，也是当时的产物。

时至今日，这种特色尢其触动我们：时代的音量比写作者发声来得强大，比仍未确定的个人式转音来得有力。当时的经验、大战与内战无人得以幸免，作者和读者都一概受苦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也就格外顺畅了。大家面对面，势均力敌，各有好多故事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歧路、高潮与冒险；我们从彼此的嘴角摘下词语。重获说话的自由之后，我们立刻感受到叙述故事的热望：在恢复行驶的火车上，在塞满乘客、面粉袋、橄榄油桶的车厢中，每一位乘客都对陌生人述说似真半假的故事；廉价饭馆餐桌前的每一位食客以及商店外排队购物的每一位妇女也都有故事要说。日常生活的灰黯彷佛属于另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得以走入七彩故事的国度。

于是，在那年头开始写作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处理故事素材的时候，就像是没没无名的口传叙述者（注 2）。我们亲身经历或目睹的故事和我们曾经听来的寓言混杂合一，揉入了嗓音、腔调、模仿的表情。在游击战场中所经历的故事，都遭扭曲变形，化为黑夜里炉火边的闲谈——这些故事增生出风格、语言、虚张声势的气味、追求痛苦骇怖特效的企图。我的部份短篇小说以及这本长篇小说的部份章节，就是从这种新生的口传传统、从这些事件、从这般语言之中孕生出来。

可是……可是，在那时，写作方式的奥妙并非只在于写作内容的基本性、普遍性；写作内容并不是写作成品的主要来源（我着手写下这篇序的时候，一开始就回忆当时的群众情绪──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忘记自己其实是在谈论一册书，一种以字句写在白色纸页上的东西……）。反而在许久之后，我们才发现：那时候的故事，只不过是生而不熟的材料──当时激发年轻作家的自由爆发力，并不见得是作家急于记实、报导的愿望，反而该是作家急于「表达」的欲望。表达什么呢？表达我们自己，表达我们才刚体会的生命苦味，表达当时我们「自以为懂」或「自以为是」的人事物──或许在那时节，我们真的「懂」，也真的「是」。角色、风景、射杀行动、政治宣言、行话、诅咒、诗心、军火、性爱，这一切都只是调色盘上的颜料，只是乐谱上的音符；我们都很明白，歌剧的音乐总是比歌剧的台词重要。虽然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多加关心作品的内容，可是我们却正是最死硬派的形式主义者；我们理当扮演客观冷静的记者，但是我们却比抒情诗人还要滥情。

对当时揭杆而起的我们来说，这就是「新写实主义」了。这本书就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型录，展示了「新写实主义」的优缺点。产出这本书的动力，就是开创文学的青猛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此一「流派」的特色之一。时至今日，有些人记忆中的「新写实主义」仍然大抵是文学遭受的一种污染，或是文学之外的因素（注 3）施加在文学上头的包袱──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尽然正确。实际上，文学之外的元素屹立不摇，无庸置疑，看起来简直就是天生的事实。对我们来说，一切的问题就是文学的问题；我们只想要将这个世界转化成文学作品──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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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流派。（我们必须试着准确地陈述事实。）「新写实主义」是多种声音的组合；这些声音大致上都是边陲的。「新写实主义」大规模发现了意大利的多种地方风貌，甚至──或者该说，尢其──许多意大利的地方风貌都不曾在既往的文学中呈现过。正因为彼此未曾往来（或，误以为彼此未曾往来）的意大利各地风土是多彩多姿的、正因为繁异的方言和术语可以揉捏合为文学语言，所以才有了「新写实主义」。不过，「新写实主义」并非只局限于地方风情── 19 世纪的「写实主义」（注 4）才着眼于区域性格。在「新写实主义」风潮下，作家借着刻画地方风情来为他们的作品增添真实的风味，他们作品的关注焦点并不是地方风情本身，而是这整个世界：就像1930年代作家笔下的美国乡野一样──许多批评家就曾指称，我们是这些美国作家直接或间接的徒子徒孙。于是，语言、风格、步调对当时的我们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写实主义」会和「自然主义」越离越远（注 5）。我们为自己画出一条阵线，或者该说是一个黄金三角──威尔加（注 6）、维多里尼（注 7）、帕维瑟（注 8）──我们从此展现，每个人各自以自己的地方语汇和风景为写作基础。（我总是说「我们」而非单一的「我」，彷佛我所谈的运动组织完善，经过熟虑。但我要解释，当时的实情正好相反。多轻易呀──当人在讨论文学的时候，就算身置最为严肃、最实事求是的讨论场合中，也会不知不觉地捏造事实…… 也因此，文学的讨论越来越让我感觉恼怒──无论是别人的或我自己的文学议论，都让我烦厌。）

我笔下的风景，是让别人嫉妒的，我自己的私有物（我可以从这里为自序开头：将「一个文学世代的自述」这个命题加以压缩精简，一开头就谈论和我自己直接相关的事物，或许我可以因此避免空泛笼统的弊病……），以前都没有人将这般风景真切写在纸上。（只有诗人蒙塔列（注 9）例外──虽然他来自里古利亚的里维拉那边。在阅读蒙塔列的时候，我觉得从他的意象和语言，可以读出我们共同家园的记忆。）我自己则是波南提的里维拉人，我的家乡是圣雷莫。我偏激地将观光味浓重的海岸从圣雷莫的风景中抹去──那样的海岸，充斥着棕榈树、赌场、饭店和别墅──我似乎以这观光景致为耻。我从旧城的窄巷下手，爬上河床，避开几何形状的康乃馨花床，我偏爱葡萄园阶地以及围墙古老干枯几欲颓圮的橄榄树林，我在苔草蔓蔓的山丘骡径探险，抵达森林的起点，近处先是松树，再过去就是栗树，然后我看见海──从高处总是可以清楚看见海，那是一条夹在两翼绿荫之间的蓝带。我一路从海平面来到里古利亚阿尔卑斯山低处的迂回山谷。

我拥有风景。可是，如果要描绘这片风景，风景只会具有次要地位：人民、故事，会比风景更重要。抗战时期即呈现了风景和人民的交融。这，就是我的小说了，我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将它写出来。我整个人生的日常景致，已经全然变得特殊、惊险：这个故事从旧城的幽暗拱门开展，一路延伸到森林。这个故事追寻、藏匿武备的人们。我发现当时的别墅都已经被征收、改建为禁闭室和监狱，于是我在小说里重绘别墅当年风貌；康乃馨的花田早已是无人管理的废地，无法横越，甚至还自然生出一场火灾，而我也将昔日花事写下了。因为作者可以将人间故事嵌入风景之中，所以「新写实主义」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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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说里（我最好言归正传。现在就为「新写实主义」写下辩护状，是言之过早了些；甚至，在今日分析我们为何和「新写实主义」决裂，都还比较贴合我们的情绪），那个文学时期的陈迹和作者少年时代的刻痕交织一起。在小说末尾，暴力和性的主题都被激化，而这样的手法看起来是太过天真的（而今日的读者则可以适应更加火辣的口味），也太过勉强了（作者后来的作品中，暴力和性都只是外围的、暂时的主题，而此可知作者无心于此）。

这本小说塞入了意识型态的论点。这种手法看来真是太天真、太勉强了，更何况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根本就建立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基础上：在语言和意象方面，都是直接呈现、客观叙述的风格。为了要满足意识型态的需求，我使出一招权宜之计：我将所有的理论思考全放在第九章之中；在风格上，这特别的一章和书中其它章节有很大的差异。第九章收纳了政治委员金姆的思维，这一整章简直就像插在一本小说中腰的序文。果然，这样的权宜之计惨遭我的早期读者全面批评，他们进而劝我将这一整章砍去。我明白，这本书并没有完好的一统性格（在那年头，风格的统一性是美学的少数评断准则之一；不同风格和语言交杂并置的手法在今天虽然风光，但是在早年却还没有流行），但我坚持不改：这本书就是这副德性了，充满综合的、不规矩的元素。

后来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语言－方言的主题。在此，这个主题的面貌还处于初步阶段：方言凝结成为色块（然而在我较晚的作品中，我试着将方言完全吸收在语言中，宛如重要却隐形的血浆）；有时候好像很可贵、有时又流溢而来的，质地不均匀的文字，则全都用来呈现直接的描述；俗民文化（俗谚、歌谣）详列出来，像纪录片一般，简直达到民俗研究的水平……。动词的时态是个问题：因为方言中并没有「简单过去式」，此外光用「完成式」又太单调了，于是我便决定以「现在式」写下这整本小说……。

另外（我继续罗列时代的符号，这些符号或属于我，或遍及众人。在此时写下的序文必需具有批判性，才会显得有意义），描述人物性格的方式也该留意：夸张怪诞的相貌，扭曲的面容，暧昧的、俗世的、群众的戏剧。意大利的文学和造型艺术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表现主义」（注 10）盛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达至高峰。或许，意大利那段时期的标签应该是「新－表现主义」而不是「新写实主义」吧。

「表现主义」风格镜头的扭曲表现，可以在这本书中的人物脸孔看见。这些脸孔本来都属于我的亲朋好友。我努力伪饰这些脸，让人看了认不出来，让这些脸变得「负面」──因为我觉得唯有在「负面」里头才存有文学意义。同时，我也对真实人生怀抱懊悔──真实人生是更繁异，更暖和，更不可定义的啊；我对真实的民众懊悔──我知道他们的人性是更丰富良善的啊；懊悔的心境伴我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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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我现在重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它在我身上产生了何种效果？（我这时已经找到一个好论点了：懊悔之心。我应该在序文开头就谈懊悔之心。）这部小说为我带来长期的不适──这些不适，有一部份已经稀释，有一部份却仍然残存。这种不适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面对远比自己巨大许多的事物，是因为我所有同侪所纠缠的情绪，是因为悲剧，是因为英雄风度、慷慨作为、天才行径，是因为出自良心的黑暗剧。抗战：这本书在「抗战文学」中的位置在哪里？当我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创「抗战文学」似乎是种迫切的使命；解放才不过两个月不到，维多里尼的《人与非人》（注 11）就出现在书店橱窗里，散放我们死亡与欣悦的太初方言。米兰的都市游击队也马上有了他们的小说，尽数在城市的向心地图上快速进击；曾为山中游击队员的我们也想要自己的小说，小说里要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步调和律动……

译注

1. 本篇「作者自序」和《蛛巢小径》小说本文两者的写成时间相隔甚久。小说本文当初于1947年初版，而自序则写于1964年。值得留意的是，市面上《蛛巢小径》的版本不只一种，之间或有相当程度的差异。甚至连英文版的书名译法均未统一，不同的英译者对于内文也有不同的呈现。

2. 昔日的口传叙述者——如吟游诗人之类——所说的故事并非叙述者自己发想，而采自长辈流传的寓言或民间传说。然而，作家的书写大抵上应是个人的创作。口语传播的叙述者和执笔的作家虽然都说故事，但照理来说两种角色通常是大异其趣的。

3. 即政治风气，社会背景等等。

4. 意大利的「写实主义」（verismo）并不尽然等同英美文学的「写实主义」（realism）。意大利的「写实主义」盛行于 19 世纪末以及 20 世纪初，企图客观呈现（下层阶级的）人间处境。「写实主义」习采直接而未加文饰的语言，细节鲜明，对话写实。「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o），意大利的文学、电影运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兴起，试图写实刻画战前事端以及战时、战后的社会问题。「新写实主义」大致上和先前的意大利「写实主义」近似──事实上「新写实主义」就是「写实主义」的延伸；不过，法西斯迫害以及大战伤痕等等经验为「新写实主义」灌注了新的关怀。当时诸多1930、40年代英美小说涌入意大利，这些作品的社会改革性格也在意大利文坛造成影响。

5. 「自然主义」（naturalism）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文学、美术运动，由自然科学（尢其是达尔文的研究）所启发。在文学的领域里，「自然主义」是「写实主义」传统的延伸，追求更忠实客观的写实呈现，最好可以呈现「生活的横切片」。但「自然主义」又和「写实主义」不同：「自然主义」强调科学决定论，着重于文学角色的环境、生理面，而非角色的内里、心理面。后来「自然主义」作者遭受批评，因为他们的作品仍然含蕴偏见，根本不如他们声明的那般客观真实。 就时间脉络来看，应是较晚的「自然主义」向较早的「写实主义」求异，而非「写实主义」重审「自然主义」。不过卡尔维诺文中「我们的『写实主义』」并不是原先的「写实主义」，而应是修正版本的「新写实主义」──从上下文看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重点与其说是忠实客观，不如说是热血激情，和「自然主义」有所不同。

6. 威尔加（Giovanni Verga, 1840-1922），小说家、剧作家，意大利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作家，他的小说也被改拍为著名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大地动摇》（Terra trema，导演为威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

7. 维多里尼（Elio Vittorini, 1908-1966），小说家、翻译家，小说作品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风格著称。

8. 帕维瑟（Cesare Pavese, 1908-1950），意大利诗人、批评家、小说家、翻译家。他和维多里尼一样，将许多现代英美文学引介至意大利。

9. 蒙塔列（Eugenio Montale, 1896-1981），意大利诗人、散文名家，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0.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重点并不在于客观现实，而在于艺术家的主观情绪。表现主义出于对物质主义、中产阶级优势、都市化、家庭主义等等保守倾向的反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与战后的德国勃兴。表现主义在美术和电影的表现尢其可观。后来遭纳粹压制。

11. 《人与非人》（Uomini e no, 1945），为维多里多在抗战时期的个人经验描述。

《通往蜘蛛巢的小路》作者序（第二部分）

我当时对于文化并非全然无知，我明白历史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缓慢的、经常矛盾的。我很清楚，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产生伟大的小说，甚至最卓越的「小说世纪」也一样。我知道，「复兴运动」（注 12）的伟大小说并没有写出来过。我们全都晓得，我们并没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目睹过、见证过历史，心中就会生出特别的责任心……

就我来说，这种责任心终究让我觉得──历史的课题太过重要、太过严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负担。而且，我为了避免自己被这样的课题吓住，便决定不要迎头硬攻，而改从侧面切入。我利用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孩子所在的环境充满顽童和游民。我发想出这个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牵连游击战、英雄主义和牺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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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可以如何定义、重审这部小说呢？（我必须从头开始重写这篇序文。我行进的方向错误：我几乎要说，这部小说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很聪明，逃开「使命感」的重担──事实正好相反……）我将这部小说定义为一种「使命感」文学，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广义。在今天，当人们在讨论「使命感的文学」时，通常都会陷入错误的想法──人们会以为，这种文学只是用来注释早已定案的论述，和任何文学表现无关。但，实际上，所谓的「使命感」，是种承诺，是可以在各种层面跳出来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与文字，姿态，步调，风格，轻蔑，违抗。

选择这样的课题，就已经是一种几近大胆挑衅的炫耀。向谁挑衅呢？当时的我会说，我要同时站在两种战斗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战诋毁抗战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战将抗战精神过度神圣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种作战位置：解放结束不过一年的时间，正经十足的体面人士就再次占据高位，抓住那时期的任何机会大肆发作──举凡战后青年生活困顿、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难重重，他们都有意见。他们大声疾呼，「看哪，我们早就说过了；这些游击队，总是那副德性；他们不必大费周章告诉我们抗战时期的童话；那种理想，我们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这种社会气候之下写出我的作品；我利用这本小说，吊诡响应那些正经人士：「好极了，你们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办。我不会在小说中描写最好的游击队员，我反而要写出最坏的一批。我的小说焦点将会放在一组极其狡猾的角色上头。我故意描写坏角色而不写好人物，这又如何呢？这些未加深思虑就投入混战的角色，也都是由人类互救的人性冲动所趋使啊，这种冲动就使他们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们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这把劲！」但这种论点，这种挑衅，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要指出，即便在当时，这本书也只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并不是历史论证过程中的元素。同样的，如果你仍然感觉到一丁点情缩挑拨，这种微微的刺痛全都来自那时候的争辩。

来自双重的争辩。至于在第二种作战位置上头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离现在的我很远了。那时，针对艺文活动的「政治指导」才正要开始。有人要求作家创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写出在社会行为与革命战力方面的正当形象、说教标尺。这，我说过，只是起头；我还要补充，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在意大利发挥效力，也得不到支持。然而，新文学隐然就要遭遇危险，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劝说的差事。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甚明白压力的降临；不过，我已经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准备对抗新起的高调。（我们那时维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种很难维护的资产。虽然这笔资产已经不再完好如初，却仍然支撑了我们，让我们度过一段轻易许多却也非常危险的时期……）

我在那段时期的反应，可说是这样的：「啊，你们想要『社会主义的英雄』，嗯？你们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吧？好啊，我就写一篇游击队的故事给你们，这故事里没有人是英雄、没半个人具有阶级意识。我要献给你们一个充满车衣妇、流浪汉、『下层无产阶级』的世界！（注 13）〔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新观念；我以为这是一个大发现。我那时并不知道，原来下层无产阶级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最好写的小说领域。〕这样，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何必去关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物呢？从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的过程，才应该被写下来啊！既然社会上还有人尚未具备社会意识，我们就该去关心这种人，而且只该关心他们！」

当时我就这样推想。我满脑义愤，投入写作，将我至亲好友的面容性格加以扭曲。曾有好几个月，我就是和这一批好朋友分享一只烂罐的板栗，以及死亡即至的威胁。我曾经担怕这些友伴的运命；当他们焚烧走过的桥梁时，我好崇拜他们毫不在乎的模样；我钦羡他们置个人私我于度外的生活方式。而我却为他们制作面具，时时为他们戴上扭曲的脸孔，装上怪诞的身形。在他们的故事里，我创造出明暗对照的浓密云朵──或者该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以为那就是明暗对照的云……（注 14）到头来，却觉得一种懊悔感跟随着我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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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写这篇序文，从头开始。我根本还没有写到重点。我说过，乍看之下，藉由书写这部小说，我好像可以厘清脑海里的整套想法：理由、论点、对手、文字美学…… 可是，假若这整套想法仍在存在，就必然停滞于混乱无形的状态。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出现，实在出于偶然；我在着手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明确的情节。我从顽童主人翁下手，从对于事实的一段直接观察下手，从挪移、谈吐、与大人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下手。小说需要虚构的基础，于是我发想出顽童的姐姐，以及从德国人手中偷来手枪的故事。接下来，游击队员的部分是比较难写的──我要从顽童的浪徒故事（注 15）跳接至游击队的群体史诗，这个大动作简直要毁坏一切。我只好发明一项工具，好让我将整部小说维持在同一个层面上──于是我创造出「德历托」这个角色，德历托的疏离感让我方便写作。

一如以往，我所写的故事逼使我想出几至强迫的解决之道。不过，在这个写作计划中，写作的模式似乎自行生成。我将自己刚出炉的经验、一串声音和脸孔、滔滔的论辩、阅读与经验的交织物，全都倾倒进这个写作计划中。

阅读以及人生体验，并非两种不同的宇宙，而是同一种。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旦需要加以诠释的时候，就该仰赖阅读，两者熔合为一。事实上，任何书本都是其它书本的产物，这可算是一条真理；只不过，这条真理看来是和另一条真理起了矛盾：另一条真理指出，书本是真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产物。才刚结束游击队的活动时，我们发现了（先是读到发表在杂志上的片段，后来才读到整本书）一本关于西班牙境内战事的小说，是海明威在六、七年前写的：《战地钟声》。这是第一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头，我们转化成为我们看过、感受、体验的叙事、主题、文句。帕布罗和碧拉就是我们。（注 16）（但，现在我最不喜欢的海明威作品恐怕也正是《战地钟声》；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海明威的其它作品──尢其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之后，有感于他写作风格带来的真实启发，我们才将海明威视为我们的作者。）

那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文学，充盈了人性、残酷与自然。在内战时期，俄罗斯人也吸引我们注意──在苏维埃文学还没有变得精雕细琢、一副维多利亚德性之前──我们将俄国人当成同志。巴勃（注 17）尢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基督受难像》（Red Cavalry）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就是《蛛巢小径》的背景。不过在年轻时代，只要又读了一本书，就像又张开了一只眼；以往的肉眼视觉，以及藉由阅读而来的认知，都一概改变。认识了文学新观念之后，我渴望能够创造幼年以来一路诱惑我的各种文学宇宙…… 于是，我除了驱使自己写出海明威《战地钟声》之类的作品，我也想写史蒂文森《金银岛》（注 18）之类的书。

帕维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径》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学喜好。帕维瑟是第一个指出拙作具有童话质素的人；而我，本来还不了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后来才大彻大悟，之后便试图实现他对我的定义。我就要写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发现，早在写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齐备。

或许，到头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才是唯一重要的书。或许作家只该写出这第一本书。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作家跨步跳跃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作家得以一口气表达自我，让作家趁此时机打开心结。如果没有把握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或许一生之中只有某个年纪可以写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年纪就是年幼时刻。当那个年纪一过，不论有没有把握机会表达自我（是否表达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才清楚──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力评断），在所有的纸牌都摊在桌上之后，作者也只能够回头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够成功说出千真万确、无可取代的言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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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个题。任何讨论只要停留在纯文学的层次──假使是真诚的讨论──就会进入一条死巷；写作总是引入死巷。所幸，写作并非只是文学的行为；写作还是「其它」东西。再说一次，我觉得有必要修正这篇序文的进行路径。

这个「其它」，就我当时所知，就是游击战的定义。有一位和我同辈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位医生；当时他像我一样是个学生，在那时夜夜和我耗时讨论。我们都觉得，抗战是很基本的经验：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务，才刚过二十岁就担任游击队支队的委员。而我在同一支队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 19）。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我们当时觉得，大家谈论抗战的方式全都错了，人们唱出高调，而这派胡言遮掩了抗战的真实要义、基本性质。现在我很难重建当时他和我的讨论内容；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反对一切变成神话的意象，我们将游击队意识化约成简单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在我们最老实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这种简化的游击队意识，是认知当下和未来的钥匙。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制服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 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 19 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 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 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 「浪徒故事」（picaresque 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

16. 《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为海明威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场景设于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罗为书中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领袖，而碧拉是帕布罗的勇敢妻子。

17. 巴勃（Isaak Emmanuilovich Babel, 1894-1941），前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后为苏联）短篇小说小说家，以战争题裁以及敖德萨（俄国著名港口）的故事闻名。

18. 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苏格兰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小说《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以及《变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著称。

19.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带领著名的「红衫军」游击队协助意大利统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为 19 世纪人，和卡尔维诺属于不同时代。卡尔维诺自称曾为加里波第子弟兵，应是参加后人为纪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击队。

《通往蜘蛛巢的小路》作者序（第三部分）

在此同时，写作此书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关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以及关于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我的同辈来说，他们为哪一边作战，全是由机运决定。他们的角色经常唐突对换：死忠的法西斯分子会变成游击队员，反之亦然。不管他们是为哪一边作战，他们都杀人，也都被人杀。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的政治选择凝止不变。（帕维瑟写出这种情境了：「每一位罹难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难者问幸存者，凭什么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 casa in collina）的最后一页如此写道。当时帕维瑟正夹在两种情绪之间：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没有加入战斗，另一方面又想真诚辩解自己为何拒绝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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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已经发现铺陈这篇序文的方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企图描述第一人称的游击队经验，或描写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些加以发表了，另一些则丢进字纸篓。我的写作进度很笨拙。我一直没有办法彻底镇伏多愁善感与道德主义的激情。总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对我来说，我的个人史看来是卑微的、低贱的。有些事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而我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心里满是矛盾情绪，顾忌再三。我开始撰写不一样的小说，故事里不再有我自己出现，此后一切顺利：语言、韵律、形貌都精准而有效率。我越将小说写得客观、无我，这样的小说就越能取悦我自己──以及别人。我将这些小说带给给同行人士，他们都是我在战后早期所认识的文友──米兰的维多利尼、都灵的金芝柏（注 20）──他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都不再有负面意见。于是我终于知道，小说只要越无我、越客观，就越是属于我。

自此，「客观」写作的天赋对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过了；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很快就要丧失这份天赋。我的十足信心推动了每一篇小说，小说存在的空间就是我知之甚详的世界：「我的」经验就是这个小说世界，他人的经验资益了我的经验。正因为我将历史意义、道德与情感收藏隐匿起来，它们才得以存在。

我在组织里识得一位少年游击队员。当我着手计划一篇以他为角色的小说时，我并不觉得这一篇小说会比我的其它短篇小说来得要长。但，这一则短篇小说后来为什么转变成一部长篇小说呢？因为──我后来才明白──小说主人翁和我之间的认同关系变得复杂了。少年宾这个角色和游击战之间的关系，象征呼应了我自己和战争之间的互动历程。宾的自卑感──他处于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中──应和了我自己的自卑，他和我的处境相同，只不过我属于中产阶级。宾出身低下，但他却引以为傲，让他觉得足以和党羽共谋，甚至他认为自己简直就比任何「亡命之徒」来得优越，他也因而大胆妄为；而我自己则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来掌控情势，从不大惊小怪，让自己不受情绪影响。而且，由于两者之间的转换（请注意，我后知后觉，后来才得悉这些转换。这些转换是迟来的助力，让我得以认识自己写出了什么），本来隐灭我私己观点的小说又再一次成为「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主题，是一段维持太长久的青春期。故事里的少年将战争视为一种「不在场证明」──不论就这个词的原义和隐喻而言。在数年之内的空间里，「不在场证明」变化为「此时此刻」。对我来说，这样的「此时此刻」是太快了些，或者该说是太晚了点：梦境拖行太久，而我尚未准备承受这些梦。我首先要面对的事实是：与外国抗争的战争逆转，昔日面目模糊的叛贼变成今日的英雄与领袖。此时，在承平时刻，鼓舞所有人际关系的新进能量颇具热力，热力渗进公共生活的所有机制；突然间，遥远的文学城堡也开启大门，彷若邻近友善的避难所，张灯结彩迎接乡下来的年轻人。一股爱的电流通过空气，点亮女孩的眼睛──战争与和平将这些女孩保留给我们，让我们得以接近──女孩这时果真成为我们的同年友伴，我们的彼此了解就是和平初期的新贺礼。复兴的意大利，夜晚暖和，充溢了话语和笑声。

虽然四下都是召唤人心的大好机会，我却没有办法成为我在试验前夕所梦想的角色：我是游击队的最后一人；我是个犹疑、不满、笨拙的情人；文学并不是随兴、超然的技法，而更像一条让我无法启程的道路。我心中充满年轻人的欲望和紧张，却丧失年轻人的潇洒自若。时代突然成熟了，然而我自己的不成熟却也益加明显。

所以我的小说主人翁富有象征色彩，具备走回头路的意象：主人翁是个孩子。宾的目光充满稚气与妒意；在他眼中，「武器」与「女人」都是遥不可及、无法理解的。在恶鬼幢幢的世界，我的哲学着意擢升，我的诗学企图转化，然而我的滥情却增添了地狱般的绝望色彩。

写作时，我将小说事件置于写作风格之上。我最喜欢的意大利话，就是「在家里就不说正统意大利话」那种人的语言。我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将自己想象为自学的写作者；这种写作者如何书写，我就照办。

《蛛巢小径》就是从这种完全缺乏特性的情境中产出，一方面带给我几至折磨的苦痛，另一方面又供我想象吹嘘。如果时至今日我还能在书中找出任何价值，大概就是以下这种小说人物的形象吧：这种小说人物的生命能量仍然暧昧，既具有「少不更事」的困窘，同时又陷于流浪者和社会边缘人的穷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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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那时候的文学出自于穷困处境。不过，与其说我在讨论一种意识型态的行动，不如说我想谈谈一种深化于吾等之辈的事物。

今天，写作已是一种寻常的职业。小说是一种有「市场」、有「供」

「需」的「商品」。小说被广告促销，可扬名立万，有公式可循。意大利小说全部达到「一种不错的平均水平」，置于这个易于满足的社会中，算是浮妄的商品之一。若要在此时此刻怀想当年文学精神，就很困难了──那时候，我们还试图开创新的小说体呢，并且完全倚赖亲手打造。

我一直提及复数的「我们」，不过我已经解释过：我所说的意念是四分五裂的，而不是有志一同的；是从各个省分纷杂角落孕生出来的；并不具明确共通的理念，就算真有共通理念，也是残缺而暂时的。除此之外，这种理念可以说是一种传播广远的潜能，在空中漂送。然后随即绝灭。

在1950年代，文学景观为之大变，先是大师的变动：帕维瑟去世；维多利尼因为反对立场而封笔；谟拉维亚（注 21）走入不同的文学脉络，展现不同的文学意义（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变成自然主义）。意大利小说走上一条哀惋的、中庸的、社会学的路途。我们终于都为自己挖出一个个可以安身的孔穴，或多或少得以安适（或者该说，我们发现得以逃逸的路线）。

但，当时还是有人坚持那条原先的、碎裂的史诗之路。大致说来，这些人是比较孤立的，是留住气力的局外人。其中最为孤立的一位，成功写出一部我们人人梦寐以求的小说──本来，我们对这种小说已不再抱持期盼了。费诺里奥（Beppe Fenoglio，注 22）就写出这样的小说，《战士钱宁》（Il partigiano Johnny），可惜未能完成。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去世，死后此书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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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几乎可说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品。如今，我该如何谈论它呢？我会这么说：最好避免写下自己的第一本书。

只要一个人还没有写出第一本书，就拥有自由──这份自由，写作者毕生只能享用一次。在写作者其实还没有被别人定义的时候，第一本书早就定义了写作者。而这种定义，是写作者可能终其一生都要背负的──面对这份定义，写作者可能会试图加以肯定，或加以延伸，或加以修正，或加以否认……但，写作者永远没办法消灭这个定义本身。

此外：对年纪尚轻就投入写作的人来说，在一次「有好多事想说」（在这里、在许多其它领域，指的都是战争）的经验之后，第一本书立刻成为写作者和经验之间的分隔板。第一本书将写作者和事件接合。第一本书会耗尽记忆的资产。记忆其实是可以变成资产的──如果写作者有耐心保存记忆的话，如果写作者不急于使用记忆、挥霍记忆的话，如果写作者不替储存起来的意象强设一种专断秩序……然而，写作者却强行区隔两种记忆，一边是自己私爱的题裁，另一边则是自己太在乎或太不在乎的材料，并将前者视为盛装文学情绪的容器，而且认定后者是不配描述的无物──也就是说，写作者恃才傲物，建立起另一种扭曲变形的记忆，却将轮廓模糊的既有记忆加以舍弃，也就此丢去重拾记忆的无穷可能…… 写作者在写作时，对自己的记忆施加了太多暴力──记忆再也无法回复原形了：写作者将自己偏爱的意象使用殆尽，将这些意象过早送进文学课题；写作者是另有一些想要私存的意象，私自盘算将这些意象留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之中使用，孰料这些储藏的意象也会凋萎，全因为它们和记忆力的自然整体割离了，再也不是生猛、流动记忆力的一部分。事物一旦投射进入文学的空间，从此就在文学里永远僵止固定了；文学空间这下也占据了记忆的领域。本来草木得以在记忆的国度里互相滋养，然而文学空间却让记忆的植被为之褪色粉碎。记忆──或者该说是经验吧。所谓经验，就是记忆再加上记忆在人身上留下的伤痛，并且再加上记忆在人身上造成的改变，经验因而让人异于既往。经验，先是文学作品的滋养物（却不只是滋养了文学作品而已），又是写作者的真正财富（也不只是写作者自己的财富），而当经验被形塑为文学作品之后，就衰颓了，以至于亡灭。于是，写作者又沦为人群中最可悲的一种人。

我回首张看，望向那个乍看盈满意象与意义的时节：那场游击战；可抵过好几年时光的那几个月；我甚至可以从那几个月的经历中萃取出脸孔、警示、风景、思绪、情节、字词、情绪，甚至一辈子都萃取不尽。可是这一切都已经辽远模糊，只剩书写文字的纸页。纸页上写着寡廉鲜耻的自信心，但我很清楚这份自信纯属伪骗。写妥的纸页已和记忆起了冲突──这份记忆在当年仍是鲜活存在的，踏实的，看来稳定持久的，是一种「经验」──但这些纸页对我而言已经没有意义。我在书写过程中毁坏了太多，就算一本写成的书也无法弥补我：如果将那段经验珍藏一生，或许我就可以加以利用，写成我的最后一本书吧。虽然，那段经验只够让我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而已。

1964年6月，伊塔罗．卡尔维诺

译注

20. 金芝柏（Natalia Ginzburg, 1916-1991），意大利作家，作品常冷静探讨家庭关系。

21. 谟拉维亚（Alberto Moravia, 1907-1990），意大利小说家，以人际疏离等主题著称。

22. 费诺里奥（Beppe Fenoglio, 1922-1963），意大利作家。

一

阳光紧贴着冰冷的墙壁垂直往下照，一直照到小巷尽头，一些拱形建筑使得深蓝色天空看上去像是被分成一段一段的。

阳光垂直往下照，照在墙上杂乱无序的窗户上，照到放在窗台上的锅子里栽着的罗勒和牛至等植物上，照到绳子上晾晒着的内衣和衬裙上，一直照在台阶和卵石铺的路面上，路中间有一道骡子尿排泄沟。

皮恩只要一喊，或是开始唱歌前在小店门槛上鼻子朝天的一喊，或是皮匠彼埃特罗马格罗的手打在他后脑勺之前他发出的一喊，各个窗台上就发出抗议和辱骂的嘈杂声。

“皮恩!这么早你就来折腾我们了!给我们唱一曲，皮恩!倒楣鬼，皮恩，他们把你怎么了?猴相的皮恩!但愿你有一次口干舌燥!你和你的那个偷鸡贼老板!你和你那个献床垫的姐姐!”

皮恩站在小街的中间，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衣服对他太大了，他一个一个地看着这些人，面无笑容。“喂，切莱斯蒂诺，你消停一会儿，你穿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说吧，有人偷了莫利·努奥维的布，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好吧，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好，卡罗利娜，那次还不错。是的，那次你丈夫幸好没看床底下。还有你，帕斯卡，大家告诉我说确实发生在你的小镇。是的，加里波第给我们带来了肥皂，你的同乡却把它吃了。吃肥皂的帕斯卡，坏小子，你们知道肥皂卖多少钱吗?”

皮恩的声音沙哑，像个老小孩似的，说每句话都很低，表情严肃，而后，突然嘻嘻大笑，像吹口哨一样，红黑色的雀斑像黄蜂似的集中在眼睛周围。

皮恩总是有歌可唱：他清楚小街的所有事情，谁也不知道他要说出什么事来。早晨晚上他在窗下又唱又喊，而在彼埃特罗马格罗的修鞋店里，磨破底的鞋子堆成山，不一会儿就盖满了皮匠的工

作台，流到街上来。

“皮恩!倒楣鬼!丑家伙!”有的女人对他喊，“不要在那里整天折磨我们，给我换换鞋底!破鞋在那里堆了有一个月了。我要问问你的老板，什么时候修完!”

彼埃特罗马格罗每年有一半时间在监狱中度过，因为他生来不幸，每次附近失了窃，最后总是把他抓起来。回来的时候看到堆成山的破鞋，店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于是，坐到工作台前，拿起一只鞋，翻来覆去地看看，又扔回鞋堆里，然后用消瘦的双手抱着汗毛特多的脸开口骂人。皮恩吹着口哨进来，还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他来到了彼埃特罗马格罗面前，见他双手已经举起，瞳孔周围发黄，脸上的黑胡子像狗毛一样。他大喊一声，彼埃特罗马格罗抓住他不放开，打累了，把他留在店里，自己钻进酒馆里。那一天，再没有人见到他。

每隔两天，那个德国水兵晚上来皮恩姐姐家。每次他上岸的时候，皮恩在小街上等他，向他要根烟抽。开头，他还很大方，甚至一次给三根、四根。戏弄德国水兵很容易，因为他不懂，用他那张一直刮到太阳穴上、像牛奶皮一样凝固的毫无轮廓的脸东张西望。他离开的时候，可以在他后面做鬼脸，因为肯定他不回头看。从后面看他很可笑，从水兵帽垂下来的两条黑带一直垂到屁股上，外套太短，像女人一样肥硕的屁股露在外面，上面带着一支德国手枪。

“拉皮条的……拉皮条的……”人们从窗户里冲着皮恩说，声音很低，因为和那类人最好不要开玩笑。

“戴绿帽子的……戴绿帽子的……”皮恩反讥道，吞下一口烟，再从鼻孔出来。香烟对他这个小孩子的喉咙来讲还很厉害。但他还是吞烟直到拼命地流泪咳嗽，不知为什么。然后，嘴里叼着烟，走进酒馆，说：“无赖们，谁请我喝一杯，我就对他讲一件事情，再谢我一声就行了。”

在酒馆里总是那一帮人，多年来，整天泡在里面，双肘支在桌子上，托着下巴，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或是看着杯底的酒。

“怎么了，”法国人米歇尔说，“你姐姐降价了?”

其他人笑起来，敲着桌子：“这次的回答你满意了吧，皮恩?”

皮恩在那里，通过额头上的刘海儿从下向上打量他。

“坏小子，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你们看看，他总想着我姐姐，我告诉你们，他一直在想，从未断过。他爱上她了。爱上我姐姐，多勇敢……”

其他人放声大笑，拍他的脑袋，给他倒上一杯。皮恩不爱喝酒：喝了嗓子不舒服，起鸡皮疙瘩，使人想笑想喊想干坏事。尽管如此，他还是喝了，像吸烟一样一饮而尽，像夜里偷看姐姐和裸体男人在床上一样令人恶心。看见她这样就好像是受到一种粗鲁的抚摩，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男人们要求的事情：烟，酒，女人。

“皮恩，唱吧。”大家嚷道。皮恩用他那沙哑的孩童声音，挺着胸，唱得很好，很认真。他唱的是《四季歌》。

当我想到未来我将失去自由时

我要吻她，而后死去

而她去睡觉……一无所知……

男人们静静地听他唱，像听教堂颂歌一样眼睛向下看。所有人都蹲过监狱，谁没蹲过监狱就不是个男人。这首拉皮条的老歌充满了那种沮丧，那种在监狱中，晚上看守过来用铁杆敲门时，从骨子里产生出的沮丧，慢慢地，大家停止了吵架和漫骂，就剩一个人唱这支歌，就像皮恩现在这样唱，没人让他停下来：

夜里我爱听哨兵的喊声，

当月光照亮我的牢房

我爱月亮慢慢地过去。

皮恩还真是没蹲过监狱：那次有人想把他和无赖们关在一起，他逃跑了。每次城市警察因袭击菜市场顶棚抓到他，他都会大哭大叫闹得警察没办法只好放掉他。但是他蹲过拘留所，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唱得很好，很有感情。

皮恩会唱酒馆里的男人们教他的所有那些老歌，歌曲讲述的是流血事件，如那首讲“卡塞留，回来吧”，和那首讲被中尉杀死的佩比诺的故事。当所有人都心情悲伤，看着紫色的杯底咳痰时，皮

恩突然在酒馆的烟雾当中做了一个轻巧的旋转动作，高声唱道：“我摸她的头发，她说不是那些，越往下摸越漂亮，亲爱的，你若爱我，就应该再往下摸。”

男人们用拳敲桌子，女用人收拾好杯子。他们喊着“嘘……”，并用手打拍子。酒馆内的女人们，一些满脸通红的老年女酒鬼，比如“女阻击兵”，迈着蹩脚的舞步跳起舞来。皮恩满脸通红，疯狂地

咬着牙，声嘶力竭地唱歌，直到激起大家的热情：

“我摸她的小鼻子，她说你这个小傻瓜，再往下摸有一个花园。”

男人们用手为跳舞的老“女阻击兵’’打拍子，齐声唱道：

“亲爱的，如果爱我，你就往下摸。”

那一天，德国水兵也上岸来，心情很坏。他的故乡汉堡每天遭轰炸，他每天都等妻子和孩子们的消息。这德国人有多情的性格，一种移植给北海人的南方人性格。家里子女很多，现在，战争使他远离家乡，他就竭力享用占领地的妓女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没有烟。”他对迎上来对他说“你好”的皮恩说。皮恩斜眼看着他。

“好啊，同志，今天还留恋这地方?呃?”

这时，德国人看着皮恩；他不懂问话。

“来找我姐姐吧?”皮恩漫不经心地问。

德国人说：“姐姐不在家?”

“怎么，你不知道吗?”皮恩虚情假意地说，像是教士抚育大的孩子一般，“你不知道，她被送进医院了。可怜的人!她病得很重，但发现得早，看来还能治。她肯定病得很久了……你想，住院了，可怜的人!”

德国人的脸变得像凝固的牛奶一样，急出了汗，结结巴巴地说：“医一院?重一病?”这时从一、二层间夹楼的一个窗户里伸出一个长着长脸和黑人一般的头发的年轻女人的上半个身子。

“别听他的，弗里克，别听那个无耻的家伙，”她喊道，“这回，你付给我钱Dn：傻小子，差一点你毁了我!弗里克，上来，他在开玩笑，别听他的!让他见鬼去吧!”

皮恩向她做了一个鬼脸。“同志，出了一身冷汗吧!”他对德国人说，突然拐进一条小巷。

有时候，开一个坏玩笑会给人留下苦涩，皮恩独自一人在街上转悠，大家都喊着骂他，赶走他。他想和一帮伙伴在一起，或者告诉他们蜘蛛做巢的地方，或者和他们一起在沟里用棍棒打仗玩。但是这些男孩子不喜欢皮恩。皮恩是大人的朋友，知道对大人说什么会让他们喜和怒。不像他们，大人说话的时候，一窍不通。皮恩有时候想和同龄的男孩在一起，求他们让他玩掷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求他们告诉他去市场的地下通道。但是孩子们把他晾在一边，有时候，还揍他。因为皮恩的胳膊瘦长，是他们中间最弱的。有时，他们去找皮恩让他解释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什么事情。皮恩就满街喊，拿他们开玩笑。母亲们喊着自己的孩子：科斯坦佐!贾科米诺!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和那个没教养的孩子在一起!

母亲们说得对：皮恩只会讲男女之间在床上的故事，被杀男人和被捕男人的故事，大人们教给他的故事，尤其是大人们之间讲述的寓言故事，假如皮恩不添油加醋，不加一些大家听不懂猜不到的事情，这些故事听起来也很美。

于是，皮恩只能留在大人的世界里，尽管大人们也不欢迎他，女人对他来说和对别的孩子一样，是不可理解的，是有距离的，但是，利用他们喜欢女人和惧怕宪兵的心理，开他们玩笑也很容易，直到他们玩累了和要打他的后脑勺时为止。

现在，皮恩只能进到烟雾腾腾的酒店，对那些男人说些下流事情和从未听过的骂人话，直到弄得他们变得疯狂，打起架来。唱些动人的歌曲，折磨自己，甚至哭起来，使他们也哭起来。编些笑话，做些鬼脸，使他们开怀大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轻晚上积郁在自己心中的孤独感，像那天晚上一样。

但是，在酒馆里，男人们都是背朝着他，其中有一个新来的，又瘦又严肃。男人们看着进来的皮恩，然后看着陌生人，说着什么。皮恩看到气氛不同以往，手放在口袋里慢慢往前走，说道：“无赖们，你们该看看德国人的脸部表情。”

男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玩笑话来回答他。一个一个慢慢地转过身来。法国人米歇尔第一个看到他，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是个拉皮条的混蛋。”

皮恩的脸色马上变了，然后又静下来，瞪着小眼睛说：“跟我说为什么。”

“长颈鹿”转过头来说：“你走吧，我们和与德国人打交道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你和你姐姐依靠你们的关系，”司机基安说，“最后会变成法西斯大人物。”

皮恩尽量装出开玩笑的表情：“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和法西斯党没有任何关系，和法西斯少先队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姐姐愿意跟谁就跟谁，没惹着任何人。”

米歇尔挠了挠脸：“当改变一切的一天来到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像烤去毛鸡一样把你姐姐脱光拔毛翻转着烤起来……对你嘛……我们会研究出你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种服务。”

皮恩没有慌张，但看得出他心里难受，咬着嘴唇：“当你们变得更狡猾的一天来到时，我会告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第一，我和我姐姐之间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事。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去做拉皮条的

人；第二，我姐姐没有和德国人站在一起，那为什么和他们保持联系，因为她是国际主义者，如同红十字会一样。今天和他们，明天和英国人、黑人，以及后来的所有人。(这些话都是皮恩从大

人——就是现在和他谈话的那些人——那里听来的，学来的。为什么现在轮到他向他们解释?)第三，我和那个德国人做的就是骗他的香烟，作为交换，我给他说些笑话，就像今天你们对我做的使我晕头转向，我再也不向你们讲这些了。”

但是，他转移话题的企图没有奏效。

司机基安说：“开什么玩笑!我到过克罗地亚，在那里，一个德国傻瓜只要在某个地方和女人在一起，就连尸体也找不到了。”

米歇尔说：“迟早有一天让你在坟墓里找到你的德国人。”

那个始终在那里一言不发，既不笑也不表示同意的陌生人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说：“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话。”

其他人表示同意，还看着皮恩。他们想要他干什么呢?

米歇尔说：“你说，你看见德国水兵有手枪吗?”

“他有支手枪。”皮恩答道。

“好，”米歇尔说，“把那支手枪给我们拿来。”

“怎么拿?”皮恩问道。

“你自己想办法。”

“他总是挂在屁股上，我怎么拿，你们自己去拿吧。”

“好吧，我告诉你，某个时候他不脱裤子吗?那时他也摘下手枪，你肯定行。你去取来手枪。你会有办法的。”

“如果我愿意的话。”

“听着，”长颈鹿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开玩笑。如果你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你该知道怎么办。否则……”

“否则?”

“否则……你知道什么是‘加波’?”

陌生人用胳膊肘触了一下长颈鹿，并摇摇头：似乎不满意那些人的做法。

对皮恩来说，新词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好像是影射某种被禁止的秘密行动。“加波”?“加波”是什么东西?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他说道。

“是什么?”长颈鹿问。

“是在你……你全家的那个……”

男人们没有听他说下去。陌生人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凑过来，小声说着什么。像是训斥他们，大家示意他说得有道理。皮恩完全被排除在外。什么没说就要走了。手枪的事最好不要再提了，这件事毫无意义。他们可能已经忘了。但是，皮恩刚到门口，法国人抬起头，说道：“皮恩，那件事我们就说定了。”

皮思想再次装傻。突然觉得自己在大人中间是一个小孩，他的手把住了门框。

“否则，你就别再露面了。”法国人米歇尔说道。

现在，皮恩走在小街上，天色已晚，万家灯火。远处，开始听到小河中青蛙的叫声。这个季节，青年人晚上都到湖边来捉青蛙，抓在手中的青蛙使人感到黏糊糊的，滑溜溜的，使人联想到女人，滑润而赤裸的女人。

一个戴眼镜穿长裤的少年走过来，是巴蒂斯蒂诺。

“巴蒂斯蒂诺，你知道‘加波’是什么吗?”

巴蒂斯蒂诺眨眨眼，好奇地说道：“不知道，你告诉我，是什么?”

皮恩开始嘲笑他：“问问你妈‘加波’是什么!对她说：妈妈，送我一个‘加波’做礼物，行吗?告诉她：我以后给你解释!”

巴蒂斯蒂诺怏怏不乐地走了。

皮恩走在小街上，天差不多黑了。他感到孤独无援，迷失在那个流血的和裸体的故事也就是男人们的生活中。

二

在他姐姐的房间里，以那种方式观看，总觉得是置身在云中：一条垂直的带子上挂着不少东西，周围带着黑影，从缝隙中近看或远看，好像一切东西的大小都会变。像是通过女人的袜子看东西，气味也相同，就是木门那边传过来的他姐姐的气味，从那些皱衣服和那张从来不整理不通风的床上发出来的气味。

皮恩的姐姐在家做事总是马马虎虎，从小就是这样：抱小皮恩时弄得他总是哭闹不止，满脑袋痂皮。于是，她把他放在洗衣盆边上。自己和一些调皮鬼在人行道上用粉笔画的长方格内跳格玩。爸爸的船不经常回来，关于父亲，皮恩只记得他的胳膊，粗大，什么也没戴，把他抱起来抛向空中时，紫黑的血管显出他胳膊强壮有力。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回来的时候越来越少，最后没有人再见到他。听说他在海那边的一座城里又有了新家庭。

现在，皮恩住的地方，说是房间，倒不如说是个储藏室，是木隔板那边的一间小房，窗户又窄又高，像个天窗，开在老房的斜墙上。隔板这边是他姐姐的房间，隔板上有缝隙。通过缝隙斜着眼可看到周围的一切。对世上所有事情的解释都来自于那块隔板后面。皮恩从小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使他眼睛变得像胸针一样尖。里面发生的一切他全知道，尽管他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这使得皮恩每夜双手抱胸在床上缩成一团。储藏室的各种影子变成了怪梦，两个全裸的身体互相追逐，互相厮打，互相拥抱，最后他感到自己的那个东西也莫名其妙地燥热骚动，抚摩它，使它保持亢奋。这就是对一切的解释。对已忘却的快乐感的回忆。 现在德国人披着短袖毛衣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两只胳膊像大腿一样多肉红润，他不时地走过来盯住缝隙。有时能看到姐姐在空中转动或是放进床单的双膝。现在皮恩要弯曲身子以便观察手枪和皮带放在哪里。在那边，像一个怪水果似的挂在椅子背上。皮恩但愿自己有一只像眼光一样细的胳膊，能从缝隙中伸进去抓住手枪，拉向自己。现在，德国人已脱光衣服，微笑着，每次他脱光衣服时总是笑，因为他还有一种女孩子贞洁感的残余。他上床关灯。皮恩知道，在床开始嘎吱作响之前，要在黑暗和安静中过片刻时间。 现在是时候了，皮恩应该光脚进到房间里，爬着前进，不得出声，从椅背上拉下带枪的皮带，这一切可不是为了开玩笑，然后又笑又唱，而是为了某种严肃而神秘的事业，这是人们在酒馆对他说的，他们的眼白里有种捉摸不定的眼神。皮恩总是喜欢和大人做朋友，愿意大人们与他开玩笑，信任他。皮恩爱大人，喜欢捉弄大人，捉弄那些强壮但愚蠢的大人(他知道他们的所有秘密)。他也爱那个德国人，但现在这是一件不可弥补的事情。以后可能再不能和那个德国人开玩笑了。但和酒店里的伙伴们就不一样了，有某种事情将他和他们连在一起，跟他们不能嬉笑和讲下流故事，他们将会总是用笔直的眼光打量你，会小声问你一些越来越奇怪的事情。皮思想躺在自己的床上，睁着眼睛胡思乱想。此时，德国人在那边气喘吁吁，姐姐像是腋下发痒似的发出嘘嘘声。他想像一帮孩子推举他当头领，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大家一起去反对大人，打他们，做出一番惊人的事情来。让大人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并让他当头领，让大人们喜欢他，抚摩他的脑袋。而现在，他却要在夜里单独行动，大人们恨他，就让他去偷德国人的手枪。这可不是玩铁皮手枪和木剑的那些孩子干的事情。谁知道明天他到他们那里，他们会说些什么。他慢慢地打开，向他们展示一支明亮的令人害怕的真手枪，好像能自动开火。他们可能害怕。皮恩把枪藏在衣服里面也有点害怕：他有一支小孩玩的枪就够了，射出的红色闪光，足以使大人害怕，使他们倒地求饶。

现在皮恩爬到门槛上，光着脚，头已伸过了帘子，闻到了刺鼻的男人和女人的气味。他看到房内家具的影子，床，椅子，带支脚的特长洗下身盆。好了，现在开始听到两人的呻吟声了。现在可以慢慢地匍匐前进。可也许皮恩还希望地板嘎吱嘎吱响，德国人听见，突然开灯，他不得不光着脚逃跑，姐姐跟在后面骂道：混蛋!皮恩也希望邻居也能听到此事，并在酒馆里谈论，他可以向司机和法国人讲述这件事的经过，许多细节让人心服口服，使他们说：够了，事情做的不好，不要再提它了。

地板真的响了，而同时许多别的东西也嘎吱嘎吱响了，德国人却没有听到。皮恩终于摸到那条皮带了，不是想像，是真的触到皮带了。皮带从椅子背上滑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竟丝毫也没有磕在地上。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起初的假怕现在变成真怕。现在要赶紧把皮带卷在枪套上，藏在衣服里面，还不能绊住腿和胳膊。然后按原路爬回来，慢慢地慢慢地，不能将舌头从牙缝中抽出来，如果将舌头从牙缝中抽出来会有可怕的后果。

一旦出来了，就不能想回到自己房间里将手枪藏在床垫下面，就像藏匿从水果市场上偷来的苹果。过一会，那个德国人就该起床找枪，把一切都弄得底朝天。

皮恩出门来到街上。手枪没让他心神不定，手枪藏在衣服里和其他东西一样，甚至让人忘记有枪。他不喜欢这种无动于衷，宁愿感到害怕，提醒他藏枪这件事。一支真手枪。一支真手枪。皮恩以此来激励自己。一个人有了真枪就什么都能干，像大人一样。就能以杀人来威胁，让男人和女人为他服务。

皮恩要握着手枪，走路时，手枪也得保持瞄准姿势。没人能夺下他的枪，大家都怕他。然而，现在手枪还是卷在皮带里藏在衣服下面，不动它。他差不多希望以后找枪时，枪没了，丢在他身体的灼热里了。

在楼梯下一间隐蔽的小屋内，皮恩可以看枪了。人们通常在里面玩捉迷藏。路灯斜照进一道反射光。皮恩展开皮带打开枪套，像抓猫后脖子似的抽出手枪：枪确实很大，令人生畏，如果皮恩敢玩它的话，可以装成是一门炮。皮恩像玩炸弹一样摆弄它，保险，保险在哪里?

最后，他握着枪，小心手指别动着扳机，紧紧地握着枪把。只有这样，才能握好枪，瞄准想打的目标。皮恩首先瞄准屋檐靠近金属板的管子，而后瞄准他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向后仰，凶狠地小声说：“要钱包还是要命!”后来又找到一只旧鞋，便又瞄准旧鞋。瞄准鞋后跟，瞄准里面，又把枪口对准鞋面的缝线。真好玩!一只鞋，对他这样一个修鞋伙计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支手枪，一个非常神秘的物体，几乎是不现实的；要是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做从未想到的事情，可以用它们编出精彩的故事。

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皮恩再也顶不住引诱，将枪瞄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这是个令人眩晕的举动!枪向前靠，触到皮肤，感到铁器的冰凉了。现在可以把手指放到扳机上。不，最好压低枪口顶住颧骨，直到感到疼痛，觉得空铁管里面藏有子弹。突然，枪离开太阳穴，可能是空气涡流使枪开了一枪。不，没开枪。现在可以把枪管放在口中，感到在舌下的味道。而后，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将枪对着眼睛看里面，黑洞洞的枪管里好像是一口井。有一次，皮恩见到一位青年人用猎枪打瞎自己的一只眼，被送进医院，一大块血块盖满半边脸，另外半边脸全是黑色的火药粉粒。

现在，皮恩玩的是一支真枪，玩的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把枪给那些向他要的人了，巴不得给他们。他没有枪了，就好像没偷过枪。德国人又可以跟他发火，他也可以重新和他开玩笑。

第一个刺激可能是他跑进酒馆当众宣布：“我弄到了，没逃出我的手!”众人欢呼：“真棒!”他觉得更好玩的是问大家：“猜猜我带来什么了?”在告诉之前让他们先着急。当然，他们立刻会想到是手枪。那就马上进入正题，用十种不同的方式向他们讲述偷枪的经过，让他们也明白事情并不顺利。等他们急得不能再急了，再拿出枪放在桌子上，说：“看我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再看看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

皮恩踮着脚尖走进酒馆，一声不吭，人们围着一张桌子窃窃私语。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像在那上面扎了根一样。只有那个陌生人不在。他的椅子空着。皮恩躲在他们后面，没人发觉。他期望人们突然看到，惊跳起来，将询问的眼光投向他。然而没有人转身，皮恩搬动一把椅子，长颈鹿扭扭脖子，看看他，又转过去小声谈话了。

“好心的人们!”皮恩说。

大家看了他一眼。

“丑小子。”长颈鹿善意地应道。

没人再说话了。

“那么。”皮恩又说。

“那么，”司机基安说，“还要和我们讲什么?”

皮恩有点泄气。

“好哇，”法国人米歇尔说，“没斗志了?唱支歌吧，皮恩。，’

“在这里，”皮思想，“他们也装傻，却已经好奇得不得了了。，’

“我唱。”他说。但是没唱，因为嗓子很干不畅，像是怕哭时的感觉。

“我唱，”又说，“唱什么?”

“唱什么?”法国人米歇尔问。

长颈鹿说：“今天晚上真烦人!我要睡觉了。，’

皮恩再也受不了这种游戏了。“那个人呢?’’问道。

“谁?”

“原先坐在那里的那个人。”

“啊。”其他人说道，摇摇头，又小声交谈起来。

“我，”法国人米歇尔对大家说，“对委员会的这些人，不能妥协 的太多。我不能为了他们的面子而承担风险。”

“好吧，”司机基安说，“我们怎么办?有人说：我们会看到的。 现在最好和他们保持联系，但不许诺什么，等着时机。从一起上前 线开始，我就和德国人有账要算。如果有仗要打，我愿意打。”

“好吧，”法国人米歇尔说，“注意，和德国人开不得玩笑，不知 道结果如何，委员会希望我们组成‘加波’。那好，我们就为自己组 成一个‘加波’。”

“同时，”长颈鹿说，“也让他们看看我们站在他们一边，武装起来。一旦我们武装起来了……”

皮恩已经武装起来了：上衣里面有手枪，一只手握在上面，像是有人要夺似的。

“你们有枪吗?”皮恩问道。

“没想过，”长颈鹿说，“你想着德国人的那支枪，我们已经说定 了。”

皮恩竖起耳朵；现在该说：“你们猜猜。”该说了。

“如果你有了，可要看住别丢了。”

事情不像皮恩希望的那样。现在他们为什么不重视此事?难 道希望他没拿到枪，希望他还回到德国人那里把枪放回去。

“为了一支手枪，”米歇尔说，“不值得冒险，再说是一支老型号枪：很笨重，老卡壳。”

“还有，”长颈鹿说，“应该让委员会看看我们在做事，这很重要。”他们又小声谈起来。

皮恩再也听不见什么了。现在他决定不把手枪给他们：他眼含着泪，咬牙切齿。大人们是一群虚伪的、背信弃义的人。没有孩子游戏中的那种严肃态度。然而，他们也有越来越严肃的游戏。 在这种游戏中别人弄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游戏。原先好像是和陌生 人一起玩游戏反对德国人，现在他们又单独反对陌生人，不能相信 他们说的话。

“皮恩，给我们唱一支歌!”他们说，好像先前什么事也没发生。好像他与他们之间不曾有过一个极为严肃的协议。一个被“加波’，这一神秘字眼约定的协议。

“唱。”皮恩脸色苍白地说，嘴唇颤抖。他知道现在不能唱，本来想哭，结果他尖声一叫，大骂起来：“你们这些狗杂种，狗娘养的!”

大家看着他，不知出了什么事。皮恩跑出酒馆。

在外面，第一个冲动应该是找那个人，那个叫“委员会’’的人，把枪交给他。现在他是惟一让皮恩尊敬的人。尽管原来他很严肃又不说话，不被人信任。但是现在他是惟一能理解皮恩，为他的举动而欣赏他的人，还可能把他带上一起与德国人作战，只有他们两人，都有武器，隐蔽在街角处。可是现在“委员会’’在哪里?不能到处问，原先谁也没见过他。

手枪还留在皮恩那里，皮恩不给任何人，也不告诉别人说他有。只是想让大家明白他有一件可怕的东西。大家必须服从他。有真枪的人应该做一番惊人的游戏，做一些别的小孩都没做过的游戏。可是皮恩是个不会玩的孩子，既不会参加大人的游戏，也不会参加小孩的游戏。现在，皮恩将远离所有人，带着他的手枪一个人去玩，玩谁也不懂的游戏，玩谁也不会的游戏。

夜幕降临，皮恩躲开一片老房子，走过菜园和垃圾堆之间的道路。黑暗中，苗圃周围的金属网在月光照亮的灰地上留下一道影子。母鸡排着队在鸡舍里睡觉，青蛙都爬出水面，从源头到河口，在小河旁哇哇直叫。向青蛙开一枪会发生什么事：可能在石头上溅上绿色的黏液。 皮恩顺着小河旁的小路走，这里很陡，没有人种东西。还有些路只有他认得，别的孩子也急于想知道：有一个地方，蜘蛛在那里筑巢。这地方只有皮恩知道，整个山谷，也可能是整个地区就这么一个地方。除了皮恩以外，别的孩子都不知道蜘蛛筑巢这件事。 可能有这么一天，皮恩找到一位朋友，一位明白事理和能够明白事理的真正的朋友。那时他就把蜘蛛巢的地方告诉他，只告诉他一个人。一条石头小路向下通向小河边，两旁是土墙和草墙。蜘蛛在草墙中筑巢，这是些小洞，周围糊有干草，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这些巢都有一个小门，也是干草糊的，圆圆的，可以打开和关闭‘ 每当皮恩惹了大祸和笑过之后，心里总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便一个人顺着小路寻找蜘蛛筑巢的地方。用根长木棍可以捅到巢的尽头，刺穿一个蜘蛛，一个黑色的小蜘蛛，身上带有灰色的斑点，像老太太夏装上的一样。 皮恩很高兴拆下巢上的小门，将蜘蛛串在木棍上，觉得很好玩，还高兴逮蟋蟀，细细观看它们愚蠢的绿脸，然后把它们切成小块，在一块石头上拼成带爪子的奇怪图案。 皮恩对动物很坏，认为它们是不祥之物，像大人一样不可理解。做一个小动物应该是丑陋的，也就是说是绿色的，拉屎一滴一滴的，总是害怕像他这样有一张长满红黑斑点的大脸、爪子可以撕碎蟋蟀的人到来。 漫长的夜晚，青蛙还在叫。皮恩一个人，周围是蜘蛛巢。他虽孤单一人，但身上带着手枪，像那个德国人一样把带枪的皮带系在屁股上。只是，那个德国人胖，皮带能够让皮恩斜挎在肩上，像电影中看到的武士们挂的子弹带。现在，他可以像抽剑那样做出个巨大的动作拔出手枪来，说：“冲啊!勇士们!”就像孩子们玩海盗游戏一样。但他不知道那些流鼻涕的孩子在说和做那些事的时候有何感觉。皮恩在草地跳了几下，手枪瞄准橄榄树的影子，然后感到烦了，不知道用枪还能干什么。 这时，地下的蜘蛛正在吃蚯蚓，或者雌雄在交配，排出几丝黏下，冒烟，沾满了土，蜘蛛洞塌了，土从上面落下来。周围的干草被烧焦。

开始皮恩害怕极了，接着，又欣喜若狂。一切都这么好玩。火药味很好闻。真正使他害怕的是青蛙突然不叫了，什么也听不见了，好像那一枪打死了地上的一切。然后，远处的一只青蛙又开始叫起来。随后是一只略近一点的，接着是其他更近的叫起来，最后大合唱又起来了。皮恩觉得叫声更大，比先前大多了。从房屋中传来一只狗的叫声，一个妇女也从窗子里向外喊。皮恩没再开枪，因为那种寂静和那些叫声使他恐惧。但是，第二天夜里他还来，那时就没什么让他恐惧了。到时候，他要打光枪里的子弹，打蝙蝠，打那时还在鸡舍周围窜的猫。

现在，应该找一个藏枪的地方：橄榄树洞里；不，更好的是埋在地下；最好是在蜘蛛巢的草墙上挖一个洞，然后用土、草盖上。皮恩用指甲在土松的地方挖，因为有很密的蜘蛛巢，土已被腐蚀变松。他从皮带上解下手枪套，然后将枪带套放进洞里去，再用土和草以及蜘蛛巢壁的碎块盖严，然后放些石头，作为识别记号。然后，用皮带抽打着灌木丛慢慢离去。回去的路要经过沟上面的一些小渠，旁边有一条窄石路可走。

皮恩拖着一头在水里的皮带慢慢走，吹着口哨，以压过越来越大的蛙鸣声。

然后，走过菜园、垃圾堆和房子：在一个地方他听到一些不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在说话。宵禁时，他照样在夜里经常出来。因为他是小孩，巡逻队对他也不说什么。但这一次皮恩感到害怕，因为德国兵可能正在寻找开枪的人。他们冲他走来，皮思想跑。但是，那些人已经向他喊着什么并追上他。皮恩用皮带像鞭子一样做了一个僵硬的防卫姿势。德国兵盯住那根皮带并要它。突然他们揪住他的脖子把他带走。皮恩嘴里说个没完：求情，哀伤，漫骂。德国兵什么也听不懂，他们比城市警察还坏。

在小街里，也有一些带武器的德国和法西斯巡逻队，他们抓了许多人。其中有法国人米歇尔。皮恩被放到被捕人中间走上一条小路。周围很暗，台阶上头有一处因为太黑才有一盏路灯照着。

在小街上头，皮恩借着路灯灯光看见那个德国水兵气红了脸用手指着他。

三

德国兵比城市警察更坏。和那些警察起码还可以开开玩笑，可以说：“如果你放了我，我可以免费让你和我姐姐上床。”

德国兵不懂大家说的话，法西斯分子又是些陌生人，根本不知道谁是皮恩的姐姐。这是两个特殊的人种：德国人，红润，肥胖，没有胡须；法西斯分子，黝黑，消瘦，脸色浅蓝，留着小胡子。

在德军司令部里，上午第一个被审讯的是皮恩。他对面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德国军官和一个留着胡子的法西斯翻译官。在角落里坐着德国水兵和皮恩的姐姐。大家表情都是干巴巴的。在水兵看来，为了那把被偷的手枪，他应该编个故事，说明枪丢了不怪他，因此要说许多假话。

在军官的桌子上，摆着那根挂枪的皮带。问皮恩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有这东西?皮恩半醒半睡：昨天他们躺在走廊地板上过夜，法国人米歇尔挪过来，靠近他，每当他要睡，米歇尔就用胳膊捅他，捅得他很疼，小声对他说：“如果你说了，我们就扒你的皮。”

皮恩说：“但愿如此!” “他们打你，也不能说，明白吗?要说我们教你的那些话。”

皮恩说：“我要死了。”

“听明白了，如果我的同事见我没回家，他们会杀了你。”

皮恩：“如果你得了重病呢?”

米歇尔战前在法国的饭店里工作，尽管人们时不时地称他为通心粉或法西斯猪，但日子过得不错。一九四O年他被送进集中营，从那以后，厄运接踵而来：失业，回国，搞非法活动。

哨兵有时发现皮恩和法国人米歇尔小声谈话，就把皮恩带走。因为他是主要嫌疑犯，不能和任何人交谈。皮恩睡不着觉，他已习惯挨打，反倒不害怕了。使他苦恼的是审讯时不知该取什么态度。一方面，想报复米歇尔和其他所有人，马上向德国军官招供说，把手枪交给酒馆那些人了，还有什么“加波”；但是告密是另一种不可挽回的行为，和偷枪一样。也就是说再不能在酒馆里白喝酒、唱歌、听人讲下流故事。再说，可能还牵扯到“委员会”，他总是那么伤心不高兴。这使皮恩很遗憾，因为“委员会”是他们中间惟一的好人。这时候，皮恩真希望“委员会”穿着雨衣进到审讯室，说：“是我让他拿枪的。”这应该是个好举动，配得上他，他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恰恰在纳粹要抓他的时候，像电影上的一样，会听到：“我们的人来了广于是“委员会”的人跑进来解救出所有人。

“我捡到的。”皮恩对问他皮带的德国军官说。军官举起皮带，用尽全力抽他的一边脸。皮恩差一点倒在地上，觉得脸像针刺一样疼，脸肿了，出血了。

姐姐叫了一声。皮思想到姐姐也曾打过他，差不多也像现在这样重。那是因为他说谎惹她生气。法西斯分子带走姐姐，水兵指着皮恩用德语说了一通话，但是军官让他闭嘴。又问皮恩是否想说实话：谁派他去偷枪的?

“我拿枪是为了打一只猫，完了就还回去。”皮恩说。但脸上装不出天真的样子。因为脸肿了，想让人抚摩。

又抽了他另外一面脸，比刚才轻些。皮思想起对付城市警察的方法。在皮带抽到脸之前，大叫一声，叫声不断。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皮恩跳着闹着又哭又喊，德国人追他抓他抽他，他喊、哭、骂，用同样的话回答审讯。

“你把枪放在哪里了?”

现在皮恩也可以讲实话：“放在蜘蛛巢里。”

“在哪里?”

说到底，皮恩还是想和这些男人做朋友。城市警察也打他，但后来他们就拿他姐姐开玩笑。如果这次和他们取得一致，就告诉他们蜘蛛巢在什么地方。他们感兴趣就和他一起去，指给他们所有蜘蛛巢。然后可能一起去酒馆买酒，再都去他姐姐的房间喝酒，抽烟，看她跳舞。但是，德国兵和法西斯分子是没胡子的或浅蓝色脸庞的人种，和他们讲不明白。他们继续打他。皮恩决心不告诉他们蜘蛛巢所在的地方。没告诉过朋友，怎么可能告诉他们。

他夸张地大哭，像个婴儿似的，又哭又骂，捶胸顿足，闹得整个德军司令部里都听得见。不能背叛米歇尔、长颈鹿、司机基安和其他所有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这时，皮恩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是这些杂种的敌人。米歇尔可以放心，皮恩决不会背叛他。他当然能听到皮恩的哭闹，会说：“坚强的孩子，挺住。不能说。”

皮恩的哭闹到处都听得见。别的办公室的军官也开始烦了，不断有人因请示工作进进出出德军司令部，让人听见他们连孩子也打，当然不好。

娃娃脸军官接到命令停止审讯，以后换个地方再审。现在让皮恩静下来不闹可不容易。他们想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但皮恩的尖叫盖过了他们的说话声。许多人过来让他安静，他跑、挣脱，哭得更凶。他们叫他姐姐进来安慰他，他几乎要跳到她身上咬她。过了一会，进来一队战士和德国兵让他静下来，有人抚摩他，有人替他擦眼泪。

最后，皮恩筋疲力尽才安静下来，气喘吁吁，没有声了。一个战士送他回监狱，明天再送他来审讯室。

皮恩走出办公室，后面跟着那武装战士。他粗硬的头发下面脸显得很小，眨着眼，雀斑被泪水洗过了。

在门口，遇见了被释放的法国人米歇尔。

“你好，皮恩，”他说，“现在我回家。明天开始执勤。”

皮恩张着嘴，挤着小红眼睛看他。

“是的。我问过黑色旅的事。他们向我讲了好处和工资。还有，你知道吗?皮恩，搜捕时，你愿意去谁家搜查就去谁家。明天发给我制服和枪。好好干，皮恩。”

送皮恩回监狱的那个战士戴着一顶黑贝雷帽，上面有个红色束棒绣饰，个子很矮，还没有他的枪高。他不属于法西斯分子浅蓝色人种。

他们两人走了五分钟，谁也没说话。

“如果你愿意，他们也会让你进黑色旅。”战士对皮恩说。

“如果我愿意进你老奶奶母牛的那个……”皮恩毫无担心地答 道。

战士假装生气：“你说，你信谁?你说，谁教你的?”停住了。

“行了，送我回监狱吧，快点!”皮恩拉着他说。

“想什么呢，你以为在监狱里能让你安静吗?他们老审讯你， 打你。你喜欢挨打吗?”

“而你，你喜欢在……”皮恩说。

“说的是你喜欢。”战士说。

“你喜欢，你父亲喜欢，你爷爷喜欢……”

战士有点傻了，完全失望了。

“如果你不愿意挨打，就加入黑色旅。”

“然后呢?”皮恩说。

“然后，就去搜捕。”

“你也搜捕吗?”

“不，我是司令部的值勤兵。”

“算了吧，谁知道你杀死多少造反者，你不愿意说就是了。，，

“我发誓，我从未参加过搜捕。”

“除了你参加的那几次。”

“除去他们抓我的那次。”

“搜捕中他们也抓你?”

“是的，那是一次严密的搜捕，组织得很好，全体警察出动，把我也抓了。我当时藏在鸡舍里。真是一次绝妙的搜捕。”

现在皮恩和米歇尔在一起觉得不舒服，不是因为觉得他干了坏事，是个叛徒。而是自己每次都弄错，不能预见大人们干的事，这使他非常恼火。他期望一个人有一种想法，而那家伙想法与众不同，经常改变主意，让人难以捉摸。

实际上，皮恩也愿意加入黑色旅，佩带头颅徽记和机枪弹夹到处转，让人害怕。愿意和老年人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使他与那些大人分开的仇恨壁垒又将他与老年人连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想到此，他才决定加入黑色旅，这样至少可以取回那支手枪，持有它，公开地带在制服上，还可以用捉弄来报复那个德国军官和法西斯军士，使他们哭笑不得。

黑色旅有一首歌唱道：“我们属于墨索里尼，被人称为恶棍……”下面是淫秽歌词：黑色旅可以在街上唱下流歌曲，因为都是墨索里尼的恶棍。这太好了!可是这个值勤兵是个笨蛋，令皮恩生气，所以每次问话他都以恶言相对。

监狱原是英国人的一个别墅，后被征用，因为德国人在港口的老炮台上安放了高射炮。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别墅，位于一个南美杉树公园中，可能原先就有监狱的气氛。有许多塔楼、平台和大烟囱，原先有大铁门，后来又加上一些。

现在，房间都改成一间间牢房，样式很怪，地板是木头和亚麻油毡的，墙壁上有大理石壁炉，洗脸池和洗下身盆堵满了破布。塔楼上有荷枪实弹的哨兵。平台上犯人们排队打饭和分散着放风。

皮恩到时正是开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很饿。人们也给了他一个饭盆，让他排队。

犯人中间有许多是逃避兵役的，还有许多是倒卖粮食的，私自屠宰的，走私汽油和倒卖英镑的。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不多，反正现在也没人抓小偷了，还有些人在服以前判的刑，因为超过了为获得赦免而要求参军的年龄。政治犯很容易区分，因为脸上青肿，审讯时被打的缘故。

一看就知道皮恩也是“政治犯”。他喝汤的时候，过来一位大块头青年，脸青肿得比他更厉害。光头，戴着一顶有帽舌的帽子。

“他们打你了，同志?”他说。

皮恩看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反问道：“没打你?”

光头说：“我，他们每天审讯我，用牛筋鞭子打我。”

他说话时很自豪，好像这对他是一种荣誉似的。

“如果你要我的汤，拿去吧。”他对皮恩说，“我不能吃，因为喉 咙积血。”

他向地上吐了一口红痰。皮恩很感兴趣地看着他：对能吐血 的人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特别喜欢看肺结核患者是怎么弄 的。

“怎么，你患肺结核了。”他对光头说。

“可能是他们使我变成肺结核患者。”光头庄重地说。皮恩敬 佩光头，他们可能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把汤给了皮恩，皮恩很高 兴，因为太饿了。

“如果这样下去，”光头说，“他们把我一生都毁了。”

皮恩说：“你为什么不报名加入黑色旅。”

光头站起来，用肿胀的眼睛看着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你是谁?”皮恩说。

“你从来没听说过红狼吗?”

红狼!谁没听说过呢?法西斯分子遭到袭击，司令部大楼里发生爆炸，每次奸细失踪，人们都会偷偷说出一个名字：红狼。皮恩还知道红狼十六岁，原先在“托德特”工厂当机械工。这是那些为了免除兵役在“托德特”工厂工作的青年人告诉他的。因为他总是戴着俄式帽子，总是谈论列宁。有人给他起个绰号“格伯乌”。他酷爱甘油炸药和定时炸弹，他在“托德特”工厂工作好像就是为了学习制造地雷。有一天，铁路桥被炸，以后在“托德特”工厂再也见不着“格伯乌”了。他上山了，夜里下山进城，俄式帽子上有一颗白红绿三色星，随身带着一把大手枪，留着长发，人称红狼。

现在，红狼就在他面前，还戴着俄式帽，但三色星没了，大脑袋剃得光光的，眼圈被打得发青，吐血。

“是吗，真是你吗?”皮恩说。

“是我。”红狼说。

“什么时候抓到你的?”

“星期四，在波尔高桥：当时我带着枪，帽子上有星。”

“他们要把你怎么样?”

“可能枪毙我。”还是很庄重地说。

“什么时候?”

“可能是明天。”

“你?”

红狼又往地上吐血，问：“你是谁?”皮恩说了自己的名字。他曾渴望见到红狼，渴望看见他夜里突然出现在老城的小巷里，但同时他也感到害怕，因为姐姐和德国兵在一起。

“你为什么在这里?”红狼问，语气和审讯时法西斯分子的一样。

现在该轮到皮恩摆架子了：“我偷了德国人的一把手枪。”

红狼做了一个善意、严肃的鬼脸。问：“你参加组织了?”

皮恩说：“没有。”

“你没组织?你不是‘加波’?”

皮恩很高兴又听到“加波”那个词。

“是，是，‘加波’!”

“和谁在一起?”

皮思想了想，说：“和‘委员会’。”

“谁?”

“‘委员会’，你不认识他?”皮思想显得优越，可是不成功，“一个很瘦的人，穿着浅色雨衣。”

“你在编故事。委员会由很多人组成，谁也不知道是谁。他们准备起义，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谁也不知道是谁，那你也不知道了。”

皮恩不愿意和这样年龄的青年人说话。因为他们总想高人一等，不信任他，把他当小孩子对待。

“我知道，”红狼说，“我是‘西姆’的一员。”

又一个神秘的字眼：西姆!加波!谁知道还有多少新字眼：皮恩想都知道。

“我也什么都知道，知道你还叫‘格伯乌’。”

“不对，”红狼说，“不要这样叫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搞社会革命，只是争取民族解放。当人民解放了意大利，我们就迫使资产阶级承担责任。”

“什么?”皮恩说。

他不懂的事情，想说些懂行的话题。

“不知道。”

“是‘长街的黑女人’。”

“谁?”

“什么谁?是我姐姐。大家都认识她。长街的黑女人。，，

难以想像，像红狼这样的青年会没听说过他姐姐。在老城，甚 至六岁小男孩就开始议论她，向小女孩讲她和男人上床时干什么。

“说吧，不知道谁是我姐姐。这真有意思……，’

皮恩真想叫其他犯人过来，说些轻浮话。

“现在，女人我看都不看，”红狼说，“起义成功后，有的是时 间……”

“如果明天你被枪毙了呢?”皮恩说。

“这要看谁先动手，是他们枪毙我，还是我枪毙他们。，’

“什么意思?”

红狼想了一下，弯腰对着皮恩的耳朵说：“我有个计划，如果成 功，今晚就越狱，到那时，法西斯杂种们对我的折磨，我要让他们一 个一个地付出代价。”

“越狱，往哪里跑?”

“到支队去，去比翁多那里，我们在准备一次行动，以后他们会发现的。”

“带我去吗?”

“不。”

“你真好，狼，带我去吧!”

“我叫红狼，”他纠正道，“当政治委员告诉我说‘格伯乌’情况不妙时，我就问他我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狼吧。我说我想要个带红字的名字，因为狼是法西斯动物，他说那就叫红狼吧。，’

“红狼，”皮恩说，“听着，红狼，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这就是原因。”

一开始，因为偷手枪的事，好像和红狼能成为严肃的朋友。可是到头来，还是把他当孩子看待。这使他不悦。和其他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皮恩至少靠谈论女人可以高人一头，可是和红狼在一起，这个话题就行不通了。不管怎样，和红狼一起参加组织，炸桥，进城袭击巡逻队，还是很美的。可能比参加黑色旅还美。只有黑色旅有头颅徽记，那比三色星有用多了。

平台上许多人正在吃饭，周围有高耸的烟囱，塔楼上的哨兵荷枪实弹。我却在那里和一个明天将被枪毙的人交谈。似乎这不可能是真的。周围全是南美杉树的黑影。真像一个迷人的场面。皮恩几乎忘掉了挨的打，也不能肯定这不是一个梦。

现在，监狱看守让他们排队回牢房。

“你的牢房在哪里?”红狼问皮恩。

“我也不知道要把我带到哪里。我还没去过呢。”皮恩说。

“我想知道你在哪里。”红狼说。

“为什么?”皮恩说。

“你以后会知道。”

皮恩很生气那些人老说：你以后会知道。

突然，在行进的犯人队伍中他好像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非常熟悉的脸。

“红狼，告诉我，你认识前面那个人吗?干瘦干瘦的，走路那个样子?”

“是个普通犯人，算了吧!不能依靠普通犯人。”

“为什么?我认识他。”

“他们是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红狼说。

四

“彼埃特罗马格罗!”

“皮恩!”

一个看守送他到牢房，一开门，皮恩惊叫一声。他在平台上看得没错，走路吃力的那个犯人正是彼埃特罗马格罗。

“你认识他?”看守问。

“不认识他才怪呢!他是我的老板。”皮恩说。

“这下好了，你们整个公司都搬到这里来了。”看守说完，关上门走了。彼埃特罗马格罗关进来才几个月，但皮恩见到他，好像已过去许多年。他皮包骨头，皮肤焦黄，脖子干瘦，胡子也好长时间没刮了，坐在牢房角落的一层草上，双臂像枯枝一样耷拉在两侧。他看见皮恩，抬起双臂。在皮恩和他的老板之间，惟一的关系就是吵闹打架。可现在皮恩看到他这个样子，既高兴又感动。

彼埃特罗马格罗讲话与以往不同：“皮恩，你也来了!”说话时声音沙哑，伤心，没有骂人话。看得出来他也高兴见到皮恩。他拉住皮恩的手腕，但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揍他；他用无神的黄眼睛看着他，说：“我病了，皮恩，病得很重。这些狗杂种不愿意送我去医务所。在这里真是让人什么也搞不懂：现在这里只有政治犯，总有天，也会把我当成政治犯枪毙我。”

“他们打我了。”皮恩说道，并指给他看伤痕。

“那么说你也是政治犯。”彼埃特罗马格罗说。

“是的，政治犯。”皮恩说。

彼埃特罗马格罗想了想，说：“是的，肯定是政治犯。我早就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因为你早就讲过监狱。因为一个人进过一次监狱，就再也离不开了。放他出去多少次，他还进来多少次。当然了，如果你是政治犯就另当别论了。你看，假如我以前知道，从小我也干政治了。因为犯普通罪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偷得少的进监狱，偷得多的有楼房、别墅。犯政治罪和犯普通罪一样都要进监狱。干什么事都要进监狱。只希望：有那么一天，出现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再有监狱了。这是一位政治犯向我这么保证的：很多年前，他和我一起坐牢，留着黑胡子，后来死在牢里。我认识普通人，认识管粮的，收税的，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不认识像政治犯这样的好人。”

皮恩不太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但他可怜彼埃特罗马格罗，好心地看他脖子上一起一伏的颈动脉。

“你看，我的病使我不能小便，我需要治疗。可在这里坐在地上，在我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色的尿。我不能喝酒，可我真想醉上一个星期。皮恩，刑法是错误的，里面写的都是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做的事情：偷盗、杀人、窝藏赃物、挪用公款等，而没有写一个人处在一定条件中，如果不做这一切，可以做什么事情。皮恩，你在听吗?”

皮恩看他没刮胡子的黄脸像狗脸一样，感到他的喘息也吹到自己脸上。

“皮恩，我快死了。你应该向我发誓，照我说的发誓，我发誓：为不再有监狱，为重写刑法典而战斗一生。你说：我发誓。”

“我发誓。”皮恩说。

“记住了吗，皮恩?”

“记住了，彼埃特罗马格罗！”

“现在帮我逮虱子，我身上都爬满了。会捻死虱子吗?”

“会。”皮恩说。彼埃特罗马格罗看了看衬衣里面，然后给皮恩一个衣边。

“注意看衣缝里。”他说。为彼埃特罗马格罗逮虱子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他令人怜悯。他血管里充满黄尿，也许活不了多久了。

“店铺，店铺怎么样?”彼埃特罗马格罗问。不管是老板还是伙计都不大喜欢那工作，但现在他们开始谈论那落后的工作。皮革和细绳的价格，谁将为邻居修鞋。现在两人都在监狱里坐在牢房角落里的草堆上，逮着虱子，谈论水罐以及鞋和换鞋底，而不痛斥自己的工作。这在他们生活中是从来没有的。

“你说，彼埃特罗马格罗，”皮恩说，“我们为什么不在监狱里开一个修鞋铺，为囚犯修鞋?”

彼埃特罗马格罗从未想过此事。以前他愿意坐牢，因为可以什么活不干白吃饭。现在他愿意工作，因为假如能工作，就不觉得有病了。

“可以试着问问。你同意吗?”

是的，皮恩会同意的。这样的工作可能是件新鲜事，是他们发现的，像游戏一样好玩。待在监狱里也不觉得烦恼了。和彼埃特罗马格罗待在一起也不再挨打了，还可以给囚犯和看守唱歌。

一个看守打开门，红狼站在外面，指着皮恩，说：“是的，我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看守把皮恩叫出来，关上牢门，里面只剩下彼埃特罗马格罗，皮恩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过来，”红狼说，“帮我把那个垃圾桶搬下来。”

在走廊里不远处，有一个装满垃圾的铁桶。皮思想：让红狼这样遭殴打的人干重活，帮他的人也是个孩子，这太残酷了!铁桶很高，高到红狼的胸部，也很重，很难搬动它。他们在那里搬的时候，红狼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好好干，机会来了，”然后稍微大点声：“我让人到各个牢房找你，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真是件奇妙的事。皮恩想都不敢想。皮恩很快喜欢上这里的环境。监狱也有吸引人的地方。他好像愿意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万一能和红狼一起逃跑更好，可现在是刚来呀。

“我自己能干，”红狼对帮他把铁桶扛上肩的看守们说，“我只需要这个孩子跟在后面别让桶翻了。”

他们就这么开始了：红狼被压弯了腰。皮恩举着手臂托着桶底使桶稳当。

“你知道下楼的路吗?”看守们在后面对他喊，“小心!别在楼梯上摔倒!”

拐过第一个楼梯角，红狼让皮恩帮他把桶放在一个窗台上：累了吗?不累!红狼有话要对皮恩说：“注意，现在你到下面的平台去，和哨兵说话，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别让他的眼睛离开你。你个子矮，他要和你说话得低着头，但不要太靠近他，行吗?”

“你干什么?”

“我给他扣上钢盔。你看吧，扣上墨索里尼钢盔，明白你该干的事吗?”

“明白，”皮恩说，实际他还是什么也不明白，“然后呢?”

“以后告诉你。等等，张开手!”

红狼拿出一块湿肥皂，抹了抹皮恩的手掌，然后抹双腿。从里向外，尤其是膝盖。

“干什么?”皮恩问。

“你会看到的，”红狼说，“我研究好了行动的细节。”

红狼属于靠惊险彩色画册接受教育的那一代人，只是他学得认真，生活没有欺骗他。皮恩又帮他把桶扛上肩，他们走到平台门口时，皮恩走在前面要和哨兵搭腔。

哨兵靠在栏杆上伤心地看着树。皮恩双手插在口袋里走上去。感到又回到自己家乡，又有了在小街上的机灵劲。

“喂！”他说。

“喂!”哨兵说。

这是一张陌生的脸：一个表情忧伤的南方人，脸上有被剃刀刮

破的地方。

“无赖，看那边是谁！”皮恩喊道，“我早就说过：在无赖去的地

方总能见到你。”

悲伤的南方人使劲睁开半闭的眼皮看着他：“谁?你是谁?”

“狗小子，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姐姐?”

哨兵否认：“我谁也不认识。你是囚犯?我不能和囚犯说话。”

红狼还没到!

“别说了，”皮恩说，“你敢说到这里值勤以来，从来没和一个有

鬈发的褐发女郎……”

哨兵慌了：“是的，我去过。这事和……?”

“在一条小街上，转身向右拐，教堂后面一个广场上，扛着梯

子?”

哨兵直瞪眼睛：“什么乱七八糟的。”

皮思想：你这就要看到在她那里究竟是什么回事!这时红狼

该到了，他一个人能扛桶吗?

“现在我告诉你，”皮恩说，“你知道市场广场在哪里吗?”

“唔……”哨兵说不出来，又看别的地方。不行，应该再找别的

更能吸引人的话题。可是如果红狼不来，他就白费力气了。

“等等。”皮恩说。哨兵又转过身来看着他。

“我口袋里有张照片，给你看看。我只给你看一部分。头部，

是的，如果让你全看了，今晚就睡不着觉了。”

哨兵冲他弯下腰，终于睁开两只穴居动物似的眼睛。这时，红

狼出现在门口。垃圾桶压弯了他的身体，但他还是踮着脚尖走。

皮恩从一只口袋里抽出合在一起的双手，在空中晃晃，好像手里藏

着什么东西：“喂，你喜欢吗?嘿！”

红狼静静地大步走过来，皮恩慢慢地从一只手转向另一只手。这时，红狼已到了哨兵身后。哨兵看着皮恩的双手：涂着肥皂，为什么?根本没有照片?突然，一堆垃圾倒在他头上，不只是垃圾，还有什么东西打他，周围全是垃圾。他呼吸困难，但摆脱不了。他被俘了，枪也被缴了。他倒在地上，觉得变成一个圆桶，在平台上滚动。

这时红狼和皮恩早已跨过栏杆跑了。

“那边，”红狼对皮恩说。“抓住那里，别松手。”向他指着一个房檐旁的排水管。皮恩很害怕。红狼几乎把他扔到空中。皮恩不得不抓住排水管，但是，涂肥皂的手和膝盖很滑。于是就像顺着楼梯扶手一样滑下来。他怕极了，既不能往下看，也不能松开管子。

红狼在空中一跳，要自杀?不是，是要跳到不远的一棵南美杉树的树枝上紧抱住。他抓的树枝断了，从断树枝和针形树叶中间掉下来。皮恩觉得快落地了，他也不知道是为自己害怕，还是为可能摔死的红狼害怕。他落地了，差一点摔断腿，在南美杉树下他立刻看到红狼躺在地上，身下是一些树枝。

“狼，摔疼了吗?”皮恩问。

红狼抬起头，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些是审讯时的伤痕，哪些是摔落地时的伤痕。向四周看看，枪声四起。

“快跑!”红狼说。

红狼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跑。

“快跑！”他又说，“往这边跑厂

红狼认识所有的路，现在领着皮恩跑向一个被遗弃的公园，到处是野生的攀缘植物和带刺的草丛。塔楼上向他们射击。公园里有许多篱笆和针叶树。他们可以隐藏着向前跑。皮恩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射中，反正没感到有伤。忽然，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红狼领他到一个小门，过一个旧暖房，帮他翻过一面墙。

突然，公园中的阴影没了，跟前出现一道彩色强光，像是用移画印花法做的。他们做了一个可怕的动作：立刻扑倒在地，展现在

他们前面的是荒芜山丘，周围是广阔、安静的一片大海。

他们进到了一片康乃馨花地，在一些按几何图形立着的灰色柱子之间有戴大草帽的妇女们在浇花。他们向前爬行，不能让她们发现。在一个水泥水池后面有一条弯曲小路，附近有折起来的席子，这是冬天为避免康乃馨受冻用来盖花的。

“到这里来。”红狼说。他们藏在水池后面，拉过席子盖上人发现不了。

“必须在这里等黑夜。”红狼说。

皮恩回想起自己挂在屋檐上，想到哨兵的子弹，出了一身冷汗。使他感到更怕的是，以后还会遇到这些事。现在在红狼身边不能害怕。在水池后面和红狼坐在一起美极了，像是在玩捉迷藏游戏。只是在游戏和生命之间没有区别。这次不得不认真地玩，皮恩喜欢这样。

“你疼吗，红狼?”

“不太疼。”红狼说，用混涎的手指抹擦破的地方。“折断的树枝减缓了我的坠落。我都估计到了。你怎么样，涂上肥皂?”

“机灵鬼，红狼。你知道你是个奇才吗?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无所不知，”红狼答道，“对任何困难共产党人都能想出办法解决。”

“他是个奇才，”皮恩想，“遗憾的是做什么事都好装腔作势摆架子。”

“有一件事我很遗憾，”红狼说，“我没枪了，我不知道为一支‘斯坦’该付多少钱?”

又一个神秘的字眼，“斯坦”，“加波”，“西姆”，怎么能记住这么多字眼。这一发现使皮恩很高兴，现在他也可以摆架子了。

“而我不想这个问题，”他说，“我有手枪，没人动过。”

红狼看着他，尽量不使人看出他很在意此事：“你有手枪?”

“嗯，是的。”皮恩说。

“多大口径?什么牌子?”

“一支真枪。从德国水兵那里弄来的。我把他的枪弄到手因为这个，我才被关进监狱。”

“告诉我，枪是什么样的?”

皮恩尽量向他解释，红狼则讲述手枪现有的各种型号，最后认定皮恩的那支是P38型手枪。皮恩很兴奋：P38型，P38型，多美的名字!

“你放在哪里了?”

“在一个地方。”

现在皮恩该决定告不告诉红狼蜘蛛巢的事。红狼肯定是个杰出青年，能做出各种奇事。但是蜘蛛巢是个大秘密，只能告诉真正的朋友。尽管这一切，皮恩还是不太喜欢红狼，因为他太与众不同了，总说些严肃的事，对他姐姐不感兴趣。如果他对蜘蛛巢感兴趣，会变得更讨人喜欢，尽管对他姐姐不感兴趣。实际上，皮恩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男人那么喜欢他姐姐。她牙很难看，腋下有黑毛，但大人跟他说话时最后总提到他姐姐。皮恩深信这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他也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是长街的黑女人的弟弟。但是，他也深信蜘蛛巢比他姐姐和所有男女间的事更有意义，只是还没找到明白这些事的人。如果找到了，他也会原谅对姐姐奈拉没兴趣的人。

他对红狼说：“我知道一个蜘蛛筑巢的地方

红狼说：“我想知道你的P38在哪里。”

皮恩说：“好吧，就在那里。”

“给我讲讲。”

“你要知道蜘蛛巢是怎么做的吗?”

“我要你把枪给我!”

“为什么?那是我的。”

“你是个孩子，只对蜘蛛巢有兴趣，用枪干什么?”

“那是我的，无赖。我愿意的话，可以把它扔进沟里。”

“你是个资本家，”红狼说，“资本家们才这样思维。”

“假如你死了，”皮恩说，“比如……你淹死了。”

“你疯了吗?说话这么大声?别人听见了，我们就都完了。”

皮恩离开红狼，两人沉默了一会。跟他不再是朋友了。红狼把他从监狱救出来，这也没有用，他们不可能再和好了。可是，皮恩害怕一个人留下。手枪的事把他和红狼紧紧地连在一起，因此又不能断绝关系。

皮恩看见红狼找到一块炭在水池的水泥壁上写着什么。他也拿起一块炭画些下流画：有一天他在小街的墙上画满了下流画，圣朱塞佩教堂的神父向市政府提出抗议，命人把画都涂掉了。现在红狼专心致志地写着，根本没注意皮恩。

“你写什么呢?”皮恩问。

“处死纳粹—法西斯分子，”红狼回答，“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在这里可以搞些宣传。拿上炭你也写。”

“我已经写了。”皮恩指着自己画的下流画。

红狼勃然大怒，上去擦掉。

“你疯了!我们应该做好的宣传。”

“你想做什么宣传?谁愿意到这个蜥蜴窝来念这些宣传?”

“住嘴!我想在水池上画些指示箭头，再在墙上画，一直画到路上。这样，谁顺着箭头方向走就能到这里来看。”

这是只有红狼才会玩的又一个游戏，他的游戏很复杂，使人着迷，但不令人发笑。

“应该写什么?列宁万岁?”

很多年前，小街墙上总有一条标语：列宁万岁!法西斯分子来把它擦了，第二天又出现了。后来有一天他们把木匠弗朗塞抓走，标语再也见不到了，据说弗朗塞死在一个岛上。

‘‘你写：意大利万岁!联合国万岁！”红狠说。

皮恩不喜欢写字。在学校他是个千夫指，他从桌子下面看苎女老师的腿是畸形的，还有他总把字母w弄错。最好找句更容易的话来写。皮恩想了一会，开始写：C．U，L．．．

白天开始长了，老不黑。红狼不时地看一只手，那只手就是他的表。每看一次，就显得更暗一点，什么时候只看到一个黑影，就说明天黑了，他们可以出去了。红狼和皮恩又和好了，皮恩将带他去有蜘蛛巢的小路，把手枪挖出来。红狼站起来：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皮恩问：“我们走吗?”

“等等，”红狼说，“我先去侦察一下，然后回来接你。一个人比两个人危险小。”

皮恩不愿意一个人留下，但是他也害怕这样出去，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

“红狼，你说，，’皮恩说，‘‘不会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吧?”

“你放心，”红狼说，“我一定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取P38。”

现在皮恩只能等了。红狼不在，所有的影子都变成奇怪的形状，所有的声音都像是走近的脚步声。在小街高处用德语大嚷大叫的水兵到这里来找他，没穿衣服，只披着薄毛衣，说皮恩也偷走了他的裤子。娃娃脸军官也来了，牵着一条警犬，用挂手枪的皮带抽它。警犬的脸和小胡子翻译的脸一样。他们来到一个鸡舍旁。皮恩害怕是他们，他藏在鸡舍里面。他们没有进来，却发现送皮恩去监狱的那个值勤兵像鸡一样缩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

一张熟悉的脸伸进皮恩的藏身处，对他微笑，是法国人米歇尔!可是米歇尔戴上帽子，微笑变成了奸笑，戴的是黑色旅的帽子，上面有头颅徽记。红狼终于来了!有个人追上他，此人穿着浅色雨衣，用肘部触了触红狼，指着皮恩做了一个“不”的示意，面带着不悦的表情：是“委员会”。他为什么不愿意红狼追上他?他指着水池上的画。画很大，画的是皮恩的姐姐与德国人上床的内容。

水池后面堆满垃圾。皮恩原先没发现这些，现在想在垃圾中间挖一个藏身处，却触到一个人头：有个人被活埋在垃圾堆中，是那个脸刮得很干净、表情悲伤的哨兵。

皮恩惊跳起来：睡了多久?周围一片漆黑。红狼为什么还不回来?他是否遇上巡逻队被捕了?或者他回来过，叫他他不醒，以为他死了就又走了?也可能是有人在周围乡下到处寻找他们两人，他们不能离开一步?

皮恩从水池后面出来，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大海在深夜像一把闪闪发亮的剑。在野外有一种奇异的渺小感觉，这不是惧怕。现在，皮恩孤单一人，就他一个人。走过康乃馨和金盏花地，在山坡上走要尽量站直，他通过司令部控制区，然后下到沟里，那是他的地方。

他饿了，这个季节樱桃熟了。远离房子有一棵樱桃树，难道是由于魔法而在这里长出这棵树?皮恩爬上去猛摘起来。一只大鸟抓他的脸：鸟在那里睡觉。这时候，皮恩愿意和所有动物做朋友，但愿没打扰这只鸟。

当他不感到太饿了，便朝口袋里边装满了樱桃，然后跳下树来，又上路了，嘴里吐着樱桃核。他想法西斯分子可以顺着樱桃核追上他。但是世上除了红狼之外没人这么机灵会想到此。对，如果皮恩留下樱桃核，红狼会找到他，无论他在哪里!只要每二十步扔一粒樱桃核就行了!转过一道墙。皮恩吃一粒樱桃，在老榨油机房旁吃一粒，过了枇杷树又吃一粒。这样可以一直走到蜘蛛巢小路。但是还没走到水沟旁，樱桃已经吃完了，皮恩明白，红狼永远找不到他了。

皮恩走在差不多干涸的沟底里，里面有白色大石子和芦苇废纸，走在上面沙沙作响。井底下睡着的鳗鱼像胳膊一样长，弄干水用手就可以捉到。在老城的河口处睡着一些醉汉和得到满足的女人。皮恩的姐姐单独睡或是有人陪着睡，已经把他忘了，不想他是否活着。在牢房的草堆上，只有老板彼埃特罗马格罗醒着，血管里的血正在变成黄尿，离死不远了。

皮恩到了自己的地方：他的水渠旁小路，他的蜘蛛巢捷径。他认出了那些石头，看看土是否被人动过，没动过，没人碰过。用指甲急切地挖起来，当触到手枪皮套时，感到非常亲切激动，就像小时候摸到枕头下面的玩具一样，赶紧取出手枪，用手指抠出枪里的土。突然，从枪管里出来一只小蜘蛛，它在里面做窝呢。

他的手枪很美，皮恩在世上只剩下这个东西。他握起手枪，想像自己是红狼，尽量想像红狼手里有了这支枪会干什么。但是，这也提醒他，他是一个人，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不管是酒馆里那些不可捉摸的人，还是他那做叛徒的姐姐，还是狱中的老板彼埃特罗马格罗，都帮助不了他，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把手枪，也不会上子弹。如果入们发现他手里拿着枪，他必死无疑。他把枪装进皮套，又用草、土和石头盖上。现在他只能朝村子走去，不知道怎么办。

他又走上水渠旁的小路，黑暗中道路不平人容易失去平衡，脚踩进水沟里或者掉下去，皮恩集中精力保持平衡，强忍住不哭出来。他确实想哭，眼泪在眼眶里转，先是低声哭泣，而后是痛哭流涕，他边哭边走，看见一个人影，停住，那个人也停住了。

“谁在那里?”那人问道。

皮恩不知如何回答，眼泪涌了出来，他绝望地大哭起来。

那个人走近他，很高很胖，身着便装，带着冲锋枪，短斗篷斜挂

在肩上。

“说，为什么哭?”那人间。

皮恩盯着他，此人高大，塌鼻子的脸就像个人形喷泉，脸上两

撇小胡子，口中牙齿不多。

“这时候，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人问，“迷路了?”

那人身上最怪的是帽子：一顶绣边的呢帽，上面有丝球饰物，

不知是什么颜色的。

“你迷路了。我不能送你回家，我不认识几家，再说，我也不能领走迷路的孩子！”

他说这些话与其说是向皮恩解释，还不如说是向他自己解释。

“我没迷路。”皮恩说。

“那怎么了?怎么转到这里了?”戴呢帽的大块头说。

“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

“好孩子，”那人说。“你真棒!你是个好孩子，为什么哭?我在夜里去杀人。你怕吗?”

“我不怕，你是个杀人凶手?”

“你看，连小孩也不再害怕杀人的人。我不是凶手，但照样杀人。”

“现在你去杀人吗?”

“不，我回来了。”

皮恩不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有的人杀人，但照样是好人。红狼总是谈论杀人，但他是好人。他家对面的画家杀死了妻子，也是好人。法国人米歇尔现在若杀了人，也是好人，依然还是法国人米歇尔。还有这位戴着呢帽的大块头，他忧郁地谈论着杀人，好像是受罚去干这件事一样。

“你认识红狼吗?”皮恩问。

“见鬼，当然认识他。红狼是比翁多的人，我是得利托的人。你怎么认识他?”

“我先前和红狼在一起，我把他丢了。我们从监狱跑出来。我们把垃圾桶扣在哨兵头上。他们曾用手枪皮带抽我，因为枪是我从和我姐姐好的那个水兵那里偷的。我姐姐是长街的黑女人。’’

戴呢帽的那人用手指捋捋胡子，说：“是，是，是，……”尽量想一下子明白整个故事。“现在你想去哪里?”

“不知道，”皮恩说。“你去哪里?”

“我去营地。”

“带我去吗?”皮恩说。

“来吧。你吃饭了吗?”

“吃的樱桃。”皮恩说。

“好，拿着面包。”他从口袋里拿出面包给他。

现在他们在橄榄地里走。皮恩吃着面包，眼泪又顺着面颊流下来，他把它混面包一起吞下肚。那人拉着他的手。这是一只大手，又热又软，像是面包做的。

“我们看看是怎么过来的……最开始你告诉我……有一个女人……”

“我姐姐。长街的黑女人。”皮恩说。

“当然了，所有结尾不好的故事开头都有一个女人。错不了。你年轻，学学我跟你说的：战争完全是女人的过错……”

五

皮恩醒来时，从树枝间望见零散的天空，亮得有点刺眼。天亮了，这是晴朗自由的一天，鸟儿在唱歌。大个子已经站在他旁边，卷起脱下的短斗篷。

“走吧，天快亮了。”大个子说。他们几乎走了一夜。经过橄榄园，荒芜的土地，然后是黑暗的松树林，还看见雕鸠。皮恩不感到害怕，因为戴呢帽的胖子一直拉着他的手。

“你困极了，我的孩子，”大个子说，又拉了拉他，“不想让我抱着你吧?”

皮恩困得睁不开眼，很愿意在树下的蕨类植物中睡去，直到被它们淹没。差不多上午了，他们来到一个煤站的空场上，大个子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下。”

皮恩躺在煤烟熏黑的地方，像在梦中一般看见胖子给他盖上短斗篷，然后来回搬木头，劈开，点火。

天已大亮，大个子在熄灭的火灰上撤尿。皮恩站起来在他身边也往上撒尿。一边看着那人的脸：他还没在光亮下好好看过他。影子慢慢移开树林和惺忪的眼睛，皮恩继续在大个子身上发现某些新东西，他比外表看上去要更年轻，体型不是太胖，胡子微红，蓝眼睛。嘴大牙不齐，鼻子又扁，像面具一样。

“从这里走一会就到了。”穿过树林时他不时对皮恩说。他不会长篇大论，皮恩喜欢和他一起静静地走路。说实在的，他有点怕这个夜里一个人去杀人的人，但这人对他很好，还保护他。好人总

使皮恩感到尴尬：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想气他们一下看他们怎么反应但和戴呢帽的胖子在一起却不同，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可以承认他是个毫无内疚的好人。

大个子只知道谈论没完没了的战争，谈他当了七年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后还不得不背着枪到处转，最后说这些年惟一活得最好向是女人，说他走南刚b，知道女人是最坏的人种。皮恩对这类话题没有兴趣，这些都是这个年代的老生常谈。但是关于女人，他从未听人这样说过。这人和红狼不同，红狼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个人好像很了解女人，可能有什么个人恩怨。

他们离开松树林，走进栗子树林。

“过一会，我们真的到了。”大个子说。

实际上，过了一会他们遇见一头骡子，带马具但没有驮鞍，吃着草随便地走着。

“我间问这是否是鲐妓女派骡子的方法，用不着拴它，”大个子记，“过来，到这里来”

他抓住骡子的缰绳．牵过来。这是一头伤皮的老骡子，温柔听话。他们来到林中的一片空地，那里有一间农舍，里面烤着栗子，屋里没人，大个子停下，友恩也停下。

“出什么事了?”大个子问，“怎么人都走了?”

皮恩明白这里可能有可怕的东西，但他不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也不会被吓住。

“喂，谁在那里?”大个子问，声音不高，一边从肩上拿下冲锋村。

这时从农舍里走出一个较矮的人，肩上扛着口袋，看见他们来了，便把口袋扔到地上，泊了拍手：“你好，表兄1今天是音乐节。”

“曼奇诺!”皮恩的仅伴说，“活见鬼!其他人都哪里去了?”

此人搓着手迎过来。

“路上要开过来满清三卡车人。是今天早晨接到通知的，全营

都去欢迎了。再过一会音乐就开始了。”

此人穿着水兵上衣，秃头上戴着兔皮帽子。皮思想他就是住在林中那家农舍中的一个矮人。

大个子用手指擦着胡子说：“好，我也应该去打击他们。”

“如果你来得及，”矮人说，“我留在这里做饭，我肯定中午他们就能消灭敌人回来了。

“既然你在这里，就看好骡子吧。”大个子说，“如果没碰见这头骡子，我们可能走到海边去了。”

矮人拴好骡子，盯住皮恩。

“这是谁?你有了一个儿子，表兄?”

“与其说是有儿子，不如说是伤透了我的心。”大个子说，“这孩子和红狼一起斗争，迷路了。”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皮恩也很高兴他这样介绍自己，可能大个子故意这样说，使他的形象更好。

“皮恩，”大个子说，“这是曼齐诺，支队的炊事员，你要尊敬他，他年纪大。因为不这样他不多给你汤。”

“听着，革命的新兵，”曼齐诺说，“你能削土豆皮吗?”

皮恩本想用什么脏话来回答，以此来讨好他，结果没找到词，只能说：“我能。”

“好极了，我早就需要一个帮厨，”曼齐诺说，“等着，我去取刀。”消失在屋子里。

“你说，那是你表兄弟吗?”皮恩问大个子。

“不，表兄是我，所有人都这样叫我。”

“我也?”

“你也什么?”

“我也可以叫你表兄吗?”

“那当然。这是个普通的名字。”

皮恩对此很高兴，突然试着叫一声：“表兄!”

“干什么?”

“表兄，卡车来干什么?”

“来杀我们。但我们要迎上去杀他们。这就是生活。”

“你也去吗，表兄?”

“当然了，我应该去。”

“你走路不累吗?”

“我已经走了七年了，穿着鞋睡觉，即使我死了，脚上也穿着

鞋。”

“好家伙，七年没脱鞋。表兄，你脚不臭吗?”

这时，曼齐诺回来了，不光是拿来削皮刀，肩上还扛着一只大

鸟，它拍打着剪去尖的翅膀，被链子拴住一只爪，像拴鹦鹉一样。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皮恩问道，用手指摸着鸟喙下面。大

鸟瞪着黄眼睛，差一点咬上一口。

“啊，啊!"曼齐诺讥笑道，“差一点咬着你的指头，同志!小心，

巴贝夫是只好报复的猎鹰!”

"你在哪里抓到的，曼齐诺?”皮恩问，他越来越学会不信任大

人，也不信任大人们的动物。

“巴贝夫是队里的老兵，小时候在窝里被我捉到的，是支队的

吉祥物。”

“放飞这只猛禽更好，”表兄说，“吉祥物带来的晦气比神父还

多。”

曼齐诺把一只手放在耳朵上，示意大家别说话：“嗒，嗒嗒……

听到了吗?”

大家注意听，深谷中传来枪声。连射声，点射声，手榴弹爆炸

声。

曼齐诺一只手拍打握拳的另一只手，尖刻地笑着：“我们胜利

了，我们胜利了，我在这里说过会全部消灭掉。”

“好。我们留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我去看看。”表兄说。

“等等，”曼齐诺说，“你不吃点栗子吗?是今天早晨剩下的。吉里雅！”

表兄猛然抬起头，问：“你叫谁?”

“我妻子，”曼齐诺答，“她从昨天晚上就在这里。黑色旅在城里追捕她们。”

在农舍门口出现一位女人，尽管有些衰微，但还算饱满年轻。

表兄皱皱眉，捋一下胡子。

“你好，表兄，”女人说，“我被疏散上来。”她揣着手走过来，穿着长裤和男式衬衣。

表兄看了一眼皮恩。皮恩明白：把女人带上来，结果不妙。他很自豪，他与表兄之间有秘密，有只能用眼神交流的关于女人的秘密。

“你来带来了好天气。”表兄挖苦道，移开他的眼光指着山谷方向，那里还传来枪声。

“你要什么天气，比这个还好?”曼齐诺问。“听，重机枪声多好听，听见激烈的枪声吗?吉里雅，给他一杯栗子，他要下山。”

吉里雅以奇怪的微笑看着表兄。皮恩发现她长着一双绿眼睛，活动着像猫背一样的脖子。

“没有时间了，”表兄说，“确实该走了。你们做饭，好好干，皮恩!”

他走远了，肩上斜挂着短斗篷，背着冲锋枪。

皮恩本想追上表兄和他一起去，但是遭遇许多不幸之后，他也实在累了。深谷里的枪声使他莫名其妙地害怕。

“你是谁，孩子?”吉里雅问，一只手摸他竖起的鬈发。皮恩摇摇身子，因为从未受到女人的抚摩。再说他也不高兴她叫他孩子。

“我是你儿子：昨夜你没发觉自己在分娩吗?”

“答得好!答得好！”曼齐诺叽里呱啦地说道，用一把刀磨着另一把刀，逗着焦躁不安的猎鹰。“对一个游击队员，永远不能问：你

是谁?可以回答：我是无产者的儿子，我的祖国是国际，我姐姐是革命。”

皮恩斜眼盯着他，使着眼色：“什么?他也认识我姐姐?”

“别听他的，”吉里雅说，“他老谈革命，弄得队伍里的所有人都厌恶他。政治委员们也反对他：托洛茨基分子，说他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

托洛茨基分子，又一个新词。

“什么意思?”皮恩问。

“我也不十分知道是什么意思。”吉里雅说，“但这个词肯定适合他：托洛茨基分子。”

“白痴厂曼齐诺叫着反驳说，“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你上山来就是为了气我，那你就马上回城去，黑色旅等着你!”

“可恶的自私鬼!”吉里雅说，“由于你的过错……”

“住口!”曼齐诺说，“让我听听：为什么重机枪不响了?”

一直射击的重机枪，突然不响了。

曼齐诺看着自己的妻子，担心地问：“出什么事了?子弹没了?”

“……机枪手可能牺牲了……”吉里雅焦急地说，两人都注意地听，然后相互看看，脸上又有了怨恨的表情。

“好吗?”曼齐诺说。

“我刚才说，”吉里雅又嚷道，“由于你的过错，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你还不愿意让我上来躲躲。”

“母狗!”曼齐诺说，“母狗!我上山是因为……听!枪又响了!"

重机枪又开始射击了，停停射射。

“这还不错。”吉里雅说。

“……是因为……”曼齐诺喊道，“你让我看到的一切使我再也不能和你在家里过了！”

“是吗?可是什么时候这场战争才会结束，船再出航，我才能一年只见到你两三次?……你说，这是什么声?”

曼齐诺不安地听着：“是追击炮吧……”

“我们的，还是他们的?”

“让我听听!这是出发的枪声……是他们的。”

“是到达的枪声，在山谷那边，是我们的……”

“你总是跟我作对，我好像到了认识你那天所在的地方!是的，是我们的……很好，吉里雅，很好……”

“我早给你说过：托洛茨基分子，这就是你，托洛茨基分子！”

“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可恶的孟什维克！”

皮恩开心极了，在这里他觉得不错，原先在小街里，丈夫和妻子成天吵架，他在窗底下能听几个小时，像听收音机一样，不漏过每句话。还经常与哭喊着出来的女人搭话，因为有时吵架的两口子不吵了，就从窗户伸出头来痛骂他这个坏小子。

在这里一切都很好玩：森林中间，伴随着枪炮声，听着一些有色彩的新词。

一切都静下来，深谷里的战斗大概结束了，这夫妇二人互相看着，再也不说话了。

“嘿，你们不愿意这么快结束，”皮恩说，“你们思路断了?”

两人看了看皮恩，又互相看了看，在想着要说点什么，和立即反驳什么。

“唱歌了!”皮恩惊喜地喊起来。实际上，深谷里传来了分不清是什么歌的回声。

“唱的是德语……”厨师嘀咕说。

“傻瓜厂女人叫道，“没听见是《红旗歌》吗?”

“《红旗歌》?”侏儒拍手转了一圈，猎鹰在他头上要飞。

“是的，是《红旗歌》。”

他跑出去，跑向峭壁，唱着：“红旗必将胜利……”一直唱到崖边，耳朵冲着峭壁。

“不错，是《红旗歌》!”

他欢叫着跑回来，猎鹰跟着链子振翅，像只风筝一样。他吻妻子，拍皮恩的脑袋，三人拉着手唱起来。

“你看，”曼齐诺对皮恩说，“你不会相信我们是真吵吧：是开玩笑。”

“确实如此，”吉里雅也说，“我丈夫有点傻，但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

她一边说着，一边摘下他的兔皮帽，在秃头上吻起来。皮恩不知道是不是大人们总是这样捉摸不定和撒谎。不管怎样，他很开心。

“下面是削土豆皮!”曼齐诺嘱咐，“两小时后他们要回来了，饭还没做好!”

他们把土豆倒出来，坐在一起削土豆皮。削完的扔进大圆锅里。土豆冰凉，冻手指头。然而和这类侏儒在一起削土豆也蛮有意思。不知此人是好是坏，他妻子更让人弄不明白。吉里雅不削土豆皮，倒梳起头发来，这使皮恩很生气。他不喜欢自己干活时有人在面前闲着。曼齐诺继续削着土豆皮，他大概习惯了，因为他们之间总是这样。

“今天做什么吃的?”皮恩问。

“羊肉土豆，”曼齐诺回答。“你喜欢羊肉土豆吗?”

皮恩只知道饿，回答说喜欢。

“你做饭好吃吗，曼齐诺?”皮恩又问。

“看你说的，”曼齐诺说，“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在船上当厨师已有二十年了，各个国家、各种式样的船上都待过。”

“也有海盗船?”皮恩问。

“也有海盗船。”

“也有中国船?”

“也有中国船。”

“你会中国话吗?”

“我会天下各国的语言。会做世界各地的饭菜：中国菜，墨西哥菜，土耳其菜。”

“今天你怎么做羊肉土豆?”

“爱斯基摩人做法。你喜欢爱斯基摩人吗?”

“什么，曼齐诺，爱斯基摩人做法。”

在曼齐诺破裤脚露出的踝骨处，皮恩看见上面画着一只蝴蝶。“这是什么?”他问。

“是文身。”曼齐诺回答。

“有什么用?”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

水开了。第一批人回来了。

皮恩总是渴望见到游击队员，今天在农舍前空地中间他目瞪口呆，不能专心看某一个人，人人都不一样，都带着武器和机枪弹夹。

看起来他们也像兵，像是很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中迷路的一个连，在树林中转来转去，找不到回去的路，穿着破军服、烂皮鞋，好长时间没剃头发和胡子了，拿的武器现在也只能用来杀野兽了。

他们很疲惫，汗流浃背，身上也沾满了土。皮思本来想他们会唱着歌回来，而现在却是一声不吭，表情严肃，静静地倒在干草上。

曼齐诺异常兴奋，活蹦乱跳，用一只手掌拍打另一只握拳的手，大笑着说：“这一次，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我们是怎么打的?给我说说!”

大家摇着头，躺在草地上不说话。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好像是打败仗回来的。

"那么说，仗打得不好?我们有人牺牲了?”曼齐诺挨个问，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德利托也来了，他是支队司令。消瘦，年轻，黑眉毛，鼻孔动作很怪。他转了一下，训斥大家，抱怨饭为什么还没好。

“到底出什么事了?’’厨师问，“我们没打胜?不跟我讲清楚我就不做饭了。”

‘‘胜了，胜了，我们打胜了。”德利托说，“打毁两辆汽车，打死二十多名德国兵，缴获很多战利品。”

他说这些时很不耐烦，好像不太情愿似的。

“那么说，我们有很多人牺牲了?有我们支队的人吗?”

“伤了两人，是别的支队的，我们支队安全无恙，明白了!”

曼齐诺望着他，可能开始明白了。

“你不知道，我们被调到了山谷的另一面，”德利托喊道，“我们一枪也没能开!旅部应该决定：要不信任我们中队，就把我们解散。要么相信我们和别的游击队员一样，那就派我们参加行动。否则，下一次让我们做后卫部队，我们就不去。我辞职，我病了。”

他吐了口痰，走进屋里。

表兄也来了，他叫皮恩。

“皮恩，你想看全营部队通过吗?下去，到崖边去，在那边能看见道路。”

皮恩跑过去，在灌木丛中露出头来，在他下面是条大路，一排队伍在向上走。但这些人不同于以往见到的：身上涂着颜色，闪闪发光，都留着长胡子，全副武装。他们的军服很怪，墨西哥式宽边帽，钢盔，皮外套，上半身光着，红围巾，各种军队的军服，武器也不一样，都是没见过的。俘虏也过来了，脸色苍白，垂头丧气。皮恩以为这都不是真的，是太阳光在道路尘土上照的。

突然，他跳起来。他见到一张熟悉的脸，没错，是红狼。他喊他，很快追上去：红狼扛着一支德国枪，走路一瘸一拐，脚踝肿了。

还戴着俄国式的帽子，但上面有一颗星，是红的，中间是白圈和绿圈。

“好孩子，”红狼对皮恩说，“你回家了，真棒!”

“红狼，”皮恩不明白，“你怎么在这里?我等了你很久。”

“你看，我从那个地方出来后，想看看下面德国人停汽车的地方，我进到附近的一个花园里，在围栏处看见一队全副武装的德国兵。我想：他们在准备进攻我们，如果现在开始准备，可能黎明进攻。于是我去通知他们，事情很顺利，只是我摔倒，脚踝肿了，现在瘸了。”

“你真是个奇才，红狼，了不起。”皮恩说，“你还是个骗子，把我扔在那不管。而之前还对我以荣誉担保。”

红狼按了按俄国式帽子：“首要的荣誉是事业的荣誉。”

两人一起来到德利托的营地，红狼从上到下打量所有人，冷淡地向大家回礼。

“你到了一个好地方。”红狼说。

“为什么?”皮恩不无辛酸地问道。他已习惯这里的环境，不愿意红狼再把他带走。

红狼凑到他耳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知道了。旅部最无能的混蛋们被派到德利托支队里来了，他们可能留下你，因为你是个孩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想法让你换个地方。”

皮思不高兴因为他是个孩子才留下他，还有他认识的那些人也不是混蛋。

“告诉我，红狼，表兄是混蛋吗?”

“表兄是一个要让他自己干的人。他勇敢、能干，总是一个人到处转。好像有人说他的一个情人，去年冬天让人杀了我们三个人。大家都知道与他没关系，但他还是平静不下来。”

“告诉我，曼齐诺真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皮恩想：可能现在他会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政治委员对我说，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你听他的吗?”

“不，不。”皮恩赶紧说。

“红狼同志，”曼齐诺肩扛猎鹰走过来大声说，“我们让你当老城苏维埃委员!”

红狼都不正眼看他：“极端主义，共产主义的幼稚病。”他对皮恩说。

六

周围是一片树林，树下面有满是栗子皮的草地和满是硬树叶的干涸池塘。晚上，栗子树间飘动着雾气，它和苔藓与地衣合作，使树背发霉。还没走到这里，就能通过树顶升起的烟和树林中的低声合唱猜到这块营地。这是一幢石房子，两层楼，原先底层地上铺土养牲口，上层铺着树枝供牧人睡觉。

现在上、下两层都住着人，以鲜蕨和干草做褥草。底层点火的烟没有窗户出去，都积存在房顶下面，使人眼睛流泪，嗓子咳嗽。每天晚上，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大家围在屋内有火的炉灶旁，你压着我，我压着你。皮恩在反射光照亮的地方，像在小街酒馆里一样高声唱歌。这些人和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样，支着肘部，目光生硬，只是面前没有酒杯。他们手里有武器，明天要出去向敌人射击。

这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有敌人，对皮恩来说，这是新的、陌生的含义。在小街里白天黑夜都有喊叫、争吵、男人和女人的恩恩怨怨，却没有敌人的苦涩想法和夜里不让人睡觉的愿望。皮恩还不明白“有敌人”是什么意思。对皮恩来说，所有人既有某种像蛔虫一样令人厌恶的东西，也有某种吸引人的好的热情东西。

这些人不知道想别的事，比如恋爱。讲什么话的时候，嘴唇哆嗦，眼睛发亮，手指抚摸枪的标尺。他们并不要求皮恩给他们唱情歌或令人发笑的小调：他们愿意听他们自己的充满鲜血和动荡的歌曲，或者只有他才会唱的监狱和犯罪歌曲，或者非常下流的、需要发出厌恶的叫喊才能唱出的歌曲。当然，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令皮恩感到佩服：他们知道装满死人的汽车的故事，知道那些在土坑里裸体死去的奸细的故事。

农舍下面，森林分散成几条带形草地，有人说那里埋着奸细，皮恩夜里经过那里时有点害怕，为了壮胆，他在野草中用手扳着脚后跟走路。

皮恩已成为组织的一员，和大家关系密切，对每个人都能找出话来开玩笑，或追赶着胳肢人或打架。

‘：好哇，司令，”他对德利托说，“有人对我说你已叫人做好了制服，下山时穿上，有军衔、马刺和剑。”

皮恩和指挥员们开玩笑时，总是尽量使他们高兴，因为他愿意做他们的朋友，也为了逃避值班站岗和做杂役。

德利托是个瘦青年，南方移民的儿子，笑时不自然，长睫毛，老垂着眼皮，职业是服务员。这是个好职业，因为总是生活在富人周围。一个季节工作，另一个季节休息。他更愿意整年把健壮的双臂放在头下躺在地上晒太阳。然而，现在却是违背自己的心愿，整天骑着摩托车到处忙，鼻孑L老动，像支天线，他慢慢喜欢上摆弄武器。在旅司令部里大家都防备他，因为从委员会传来对他不利的消息，说他在行动中喜欢自作主张，太愿章指挥别人，而很少愿意做榜样。他乐意的时候，非常勇敢。现在指挥员很少，就把一个支队交他指挥，但对该支队不能太依靠，用它来孤立那些可能破坏别人的人。德利托为此对司令部不满，干些工作还懒懒散散。时不时地说自己病了，就躺在屋内的鲜蕨床上，双臂放在头下，垂着眼睛。

要他起来，需要一位了解他的支队政委。贾钦托政委被虱子弄得筋疲力尽，虱子多到他难以控制，就像他不知如何在指挥员和战士面前树立权威。他经常被叫到营部或旅部，让他评论局势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还是白费力气，因为他回来后，从早到晚依旧无所事事，假装不知道司令干什么事，也不知道战士们说什么话。

德利托动动鼻孔，不自然地笑笑，接受皮恩的玩笑，并说皮恩是全支队最棒的，并说自己病了，想隐退，大家可以把指挥权交给皮恩，反正事情总也不顺利。于是大家围在皮恩周围，问他何时采取行动，会不会向德国兵瞄准射击。听到这话，皮恩勃然大怒，因为说实在的，他听到枪声就害怕，没有勇气向人射击。但是当着同志们的面，他愿意让人相信他和大家一样。于是向人讲述若让他参加战斗时，他要干什么，把双拳靠近眼下，做拿机枪射击的姿势。

他激动了：想到法西斯分子，想到德国兵抽打他的时候，想到审讯室中那些没胡子的浅蓝色脸。哒，哒哒哒，都把他们打倒了，他们在德国军官的办公桌底下咬地毯，满嘴流血。

他变得粗野鲁莽，有杀人的愿望，也想杀藏在鸡舍里的执勤兵，尽管他是个傻子。正因为傻才杀他；还想杀悲伤的监狱哨兵，正因为他悲伤刮破了脸才杀他。这种愿望和他以前的爱情愿望一样遥远。味道和烟酒一样令人厌恶，令人刺激。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愿望。因为所有人都有，包含神秘的快感使人得到满足。

“如果我像你一样是个孩子，”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对他说，“我就不会下山进城，向一个军官开枪，然后再跑来。你是个孩子，没有人注意你，你可以钻到他鼻子底下。逃跑对你来说很容易。”

皮恩气得难受，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是为了取笑他。再说他们不给他枪，又不让他离营地太远。

“派我去吧!看吧我会去的。”他说。

“好，你明天出发。”大家起哄说。

“有一天我下去，消灭一个军官，打什么赌?”皮恩说。

“行。”其他人说，“德利托，给他武器吗?”

“皮恩是帮厨，”德利托说，“他的武器是削土豆刀和长柄勺。”

“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武器!小子们，我有一支德国水兵的手枪，和你们任何人的都不一样。”

“见鬼啦!”其他人惊叫起来，“放在哪里?在家里?一支水兵手枪，是水枪吧?”

皮恩咬着自己的嘴唇：有一天我去取枪，做些惊人的事，惊你们一下。

“我有一支P38型手枪，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我们打什么赌?”

“你把枪藏起来，算什么游击队员?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去取。”

“不行，这地方只有我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蜘蛛在那里筑巢。”

“说什么呢?蜘蛛什么时候筑过巢?是燕子吧?”

“如果不信，给我一支你们的枪。”

“我们的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我们缴一获一的。”

“那支手枪也是我缴获的，小子们。在我姐姐房里，当时那小子……”

众人大笑，不明白其中的故事。皮恩真想离开，带上自己的手枪单独做一名游击队员。

“我能找到你的P38型手枪，打什么赌?”

问这话的是佩莱，一个虚弱的孩子，总是着凉得病，干燥的唇边刚长出胡子。这时正在用布细心地擦枪封闭器。

“赌你姑姑，反正你不知道蜘蛛巢在什么地方。”皮恩说。

佩莱停下来不擦了，说：“小屁孩子，沟里的地方我全都了如指掌。我放在岸边躺下的女孩有多少，你难以想像。”

佩莱有两大爱好毁了他：武器和女人。他对皮恩非常懂行地谈论城里的所有妓女和称赞他姐姐“黑女人”，说明也很了解她，从而得到皮恩的敬佩。皮恩欣赏他，也厌恶他：他这么虚弱总是着凉得病，总向人讲他冷不防抓住姑娘的头发，将她们按倒在草地上的故事，或是讲黑色旅送给他复杂的新式武器的故事。佩莱年轻，但随着野营和行军也走遍了意大利，枪不离手，逛遍所有城市的妓院，尽管还不到规定的年龄。

“没人知道蜘蛛窝在哪里。”皮恩说。佩莱露出牙床笑着说：“我知道。现在我进城，到一个法西斯分子家去拿一支冲锋枪，也去找你的手枪。”

佩莱经常进城，回来时总带着不少武器，他总能知道枪藏在什么地方，知道谁把枪放在家里。为了增加自己的武器，每次他也冒着被捕的危险。皮恩不知道佩莱说的是不是真话。也许佩莱就是他要找的伟大朋友，知道女人、手枪、蜘蛛巢等所有事情，但他冰冷的小红眼睛也令自己害怕。

“如果你找到，会给我吗?”皮恩问。

佩莱冷笑道：“我找到，自己留着。”

向佩莱要枪太难了，支队里每天都发生不少事情，因为佩莱不是个好同志，总夸耀自己有权支配自己弄来的所有武器。来支队之前，为了得到一支冲锋枪，他加入黑色旅。宵禁时，他满城转悠，向猫开枪。后来就偷了武器溜走了。从那以后，就经常出入城里，搞到一些怪异的自动武器、手榴弹和手枪。他经常谈论黑色旅，添油加醋，还算有些吸引力。“对黑色旅一些人这么干……又那么说……”

“德利托，我去找，说定了厂佩莱说，伸出舌头舔舔上嘴唇。

一般不应该让一个闹自由主义的人来来去去。但佩莱出去总有收获，从来没空手回来过。

“我放你出去两天，”德利托说，“不许多了，这样说定了。别胡来让人抓着。”

佩莱继续润着嘴唇，说：“我带新‘斯坦’枪。”

“不行，”德利托说，“你有一把旧‘斯坦’，新的我们用。”

又是老一套。

“新‘斯坦’是我的，”佩莱说，“我弄来的，我愿意什么时候带就什么时候带。”

佩莱吵架时，眼睛发红，和哭一样，鼻音更重了。德利托冷冰冰地毫不动摇。开口之前，只捅了一下鼻孔。

“这么说，你不去了。”他说。

佩莱开始诉苦，说自己的功绩，并说如果是这样，他就离开支队，带走他所有的武器。德利托打了他一巴掌，说：“照我说的办，行吗?”

同志们看着他并同意他的做法。他们不尊重佩莱，也不尊重德利托，但很高兴看到指挥员让人尊敬他。

佩莱愣在那里，摸摸苍白的脸上的五个红手印。

“你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出去。

外面，大雾弥漫，大家耸耸肩。以前许多次佩莱也这么干过，回来时又总是带着新的缴获物。皮恩跑上去跟着他，说道：“你说，佩莱，我的手枪，听着，我的那支手枪……”不知道该问他什么。可佩莱已经消失了，大雾吞没了叫喊声。

皮恩又回到大家中间，大家头发里夹有细草，目光辛酸。

为了活跃气氛和让大家开心，皮恩又开始对不能自卫的人开玩笑，自己也被别人开玩笑。这时候，卡拉布里亚大区的四个青年被领进大家中间：公爵、侯爵、伯爵、男爵，他们是连襟，为了与由卡拉布里亚大区移民到此的四个同乡姐妹结婚来到此地。在公爵带领下，为了自己也干点强盗事。

公爵是他们的老大，有威信，戴一顶圆皮帽，扣得很低，方脸，有胡子。腰带上挂一把奥地利大手枪。谁要反对他，他便拿出枪瞄准你的肚子，嘴里用气愤和怪诞的双词尾语言嘟囔着吓人的话：“打死你，打死你！”

皮恩调皮地对他说：“嘿，老乡!”

公爵不知道这是开玩笑，马上跑到他后面用奥地利手枪顶着他，叫道：“我烧你的脑袋，打断你的角。”

皮恩不害怕，因为知道其他人和他站在一起，保护他。和卡拉布里亚人在一起也很好玩。侯爵有张海绵脸，头发盖过前额；伯爵很瘦，表情忧郁，像个黑白人的混血儿；男爵年纪最轻，头戴一顶黑色的大农民帽，一只眼斜着，衣服扣眼上挂着圣母像章；公爵职业是地下屠宰户，支队里有动物要宰，可以让他干。他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血崇拜。四个兄弟经常出去，到康乃馨种植园，那里住着他们的妻子四姐妹，在那里，他们和黑色旅有神秘的决斗、埋伏和报复，就像过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家庭间的对立而进行战争一样。

有时候，晚上，细高个泽纳，又叫木帽子，叫皮恩不要说话，因为他找到一本好书，要大声念给他听。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整天不出门，躺在碎干草上，在油灯下读一本厚书，书名叫“超级侦探书”。战斗时他也带着书，德国兵来之前，把书放在机枪弹盘上继续读。

现在，他用他那单调的热那亚口音高声念着书，内容是一帮人在神秘的中国人街区失踪的故事。德利托喜欢听人念书，还让别人不要说话。他一生中没有耐心地读过一本书。有一次，在监狱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一位老囚犯大声读《基督山伯爵》，他很喜欢。

皮恩不明白念书有什么乐趣，他厌烦了。他说：“木帽子，到那天夜里你老婆会说什么?”

“哪一夜?”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问，他还不习惯皮恩的打趣话。

“第一次和她上床的那一夜，你还继续没完没了地读书!”

“豪猪脸!”细高个泽纳对他说。

“牛嘴唇!”皮恩针锋相对。这个热那亚人长着一张苍白的宽脸，两片宽嘴唇，眼睛无神，有沿的皮帽子像木头做的。细高个泽纳大发其火，站起来：“为什么牛嘴唇，为什么叫我牛嘴唇?”

“牛嘴唇!”皮恩还这么叫。站在他两只大手能打到的范围之外。“牛嘴唇！”

皮恩不惊慌，因为知道这个热那亚人不会追他，过一会还是让他说，他自己又接着读书，用粗指头做着记号。他是队伍中最懒的人：他有一个装卸工的脊背，但在行军中总是找借口不背东西，各个支队都设法摆脱他，最后派他到德利托支队来。

‘‘人们被迫工作一辈子，这太残酷了。”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说。

在美洲有些国家，人们不受累就成为富翁：等到轮船启航时，细高个泽纳就去那里。

“自由的主动性，一切的秘诀就在于自由的主动性。”他说。躺在屋内的干草上，舒展一下长胳膊，手指点着书，接着读下去，书中讲述那些国家的自由幸福生活。

夜里，其他人都垫着草睡着了，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折好读到的那页书的一角，阖上书，吹灭油灯，脸放在被子上睡着了。

七

游击队员做梦很少也很短，夜里饥饿时才做梦，梦见的也是食物少还要分给许多人吃。梦见把咬碎的面包放进抽屉里。无主人的狗应该也做这样的梦，梦见把啃碎的骨头藏在地下面。只有肚子吃饱了，火也点着了，白天走路不太多，晚上才能梦见裸体的女人，早上醒来时有鲭鱼和香槟酒，像起锚时一样欢乐。

这时睡在干草上的男人们开始谈论自己的女人，谈过去的，谈将来的，或制定战争结束以后的计划，或传看发黄的照片。

吉里雅在又矮又秃的丈夫那边，靠近墙睡着了。早晨，听见充满欲望的男人们的讨论，觉得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她，就像干草中的一排蛇。她起来，去喷泉洗脸。男人们留在黑屋里还想着她解开衣服，往胸部擦肥皂。一直不说话的德利托也起床了，去洗脸。大家骂皮恩，因为他说破他们的想法并讥笑他们。

皮恩在他们中间像在酒馆的男人中间一样，但是这里更有色彩，更有野味，比如在干草上度过的那些夜晚，胡子上爬满昆虫。除了大家都有的这种对女人的可笑欲望外，他们身上有某种新东西吸引皮恩，又令皮恩害怕：他们回来时经常带来一些陌生人，这些人环视四周，好像闭不上张大的眼睛，又好像张不开嘴，以便向人问话来解开心中的疑惑。

来的人顺从地和他们一起到树林尽头的多雾干枯的草地上去，然后再也见不到他回来了。有时候，在某个人身上能见到他的帽子，或是他的上衣，或是他的皮鞋。这是种神秘的迷人的事情。

皮恩每次都想跟随一小队人到草地去，但是别人用脏话把他赶走。皮恩在房前跳着，用一把扫帚逗猎鹰，同时想像在多雾潮湿的草地上举行的秘密仪式。

一天夜里，德利托和他开玩笑，告诉他在第三片草地上有个东西会让他惊奇。

“告诉我是什么，德利托，坏家伙!”皮恩很好奇，但黑暗中那些灰蒙蒙的林中空地也使他有点害怕。

“往前走，一直找到草地。”德利托说，嘴边露出奸笑。

皮思一个人朝黑处走，恐惧就像潮湿的雾气一般，钻到骨头里。他顺着山脊走着，已经看不到农舍门里点火的光亮了。

他及时停下来，差一点踩在一只脚上。在身边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在草地上：草丛中有个背部已肿胀的人体。皮恩惊呆了，地上还伸出一只黑手搭在人体上，滑来滑去，像是一只溺水者的手。不是手，是一只癞蛤蟆!是夜里在草地上活动的一只癞蛤蟆爬到了死人的肚子上。皮恩吓得毛骨悚然，急忙跑出了草地。

一天，公爵回到营地，他和三个兄弟执行了一次神秘的任务。回来时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围巾，手里拿着小皮帽。

“同志们!”他说，“他们杀了我的兄弟侯爵。”

大家从屋里出来，看见伯爵和男爵也来了，脖子上都围着黑围巾，抬着用葡萄架和橄榄枝做成的棺材，里面装着他们的连襟侯爵，他是被黑色旅在康乃馨花地里杀害的。

连襟们把棺材放在屋前，脱帽，敬礼。这时，看见两个俘虏，他们是在前一天行动中被俘的法西斯分子。现在他们光着脚，头发很乱，在那里刮土豆皮，身上的军服上还带着扯破的饰物，没完没了地向走近他们的人解释说自己参军是被迫的。

公爵命令两个俘虏拿着铁锹和杆子，抬着棺材到草地上安葬他的连襟。他们上路了：两个法西斯分子扛着棺材慢慢地走着，后面跟着三连襟，公爵在中间，其余两人在两旁，每人左手拿着帽子，放在胸口处：公爵的是小圆皮帽，伯爵的是毛料登山帽，男爵的是一顶黑色的大农民帽。右手拿着瞄准的手枪，稍后一点是其他人，大家默默地走着。

过了一会，公爵开始祈祷：拉丁语祷词从他口里说出来像是义愤填膺的骂人话。两个连襟跟着他祈祷，胸前拿着帽子，手枪一直瞄准着。送葬的队伍缓慢地向草地走去。公爵命令法西斯分子走稳点，把棺材抬好，拐弯时小心。然后命令他们停下来挖坑。

其他人在稍远点的地方也停下来，看着他们。棺材和挖坑的法西斯分子附近站着三连襟，脱帽，围着黑围巾，手枪瞄准着，口中念着拉丁语祷词，法西斯分子干得很快，挖完了一个深坑，看着三连襟。

“再挖!”厂公爵命令道。

“挖深点?”法西斯分子问。

“不，挖宽点！”公爵说。

法西斯分子又继续挖，往上扔土。又挖宽了二三倍。

“行了！”公爵说。

法西斯分子们小心翼翼地把侯爵的遗体放在坑中央，然后想上来填土。

“别上来，”公爵说，“待在下面盖土。”

法西斯分子们铲土掩埋遗体，他们站在遗体两边的小坑里，不时地往上看看公爵是否允许他们上来。公爵让他们继续盖土，死者上面形成一个很高的坟。

大雾来了，其他人离开三连襟走了，三连襟仍是不戴帽子，手枪一直瞄准着。一场浓雾，使人看不清东西，听不清声音。

卡拉布里亚人葬礼的事旅司令部知道了，引起非议。贾钦托政委又一次被召来报告事情经过。与此同时，战士们待在农舍里欣喜若狂地听着皮恩的笑话。那天晚上因为三连襟在服丧，皮恩有所收敛，只是攻击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

吉里雅跪在火旁边，给在烧火的丈夫一点一点地递劈细的柴火，也听着别人的谈话，笑着，绿眼睛转着。每当她的眼光与待在暗处的德利托的眼光相遇时，德利托也笑，笑得不自然还带着恶意，两人就这么相互看着，直到吉里雅垂下眼睛，恢复了严肃。

“皮恩，停一会，”吉里雅说，“给我们唱那支歌：谁敲我的门……”

皮恩让热那亚人消停一会，开始挑逗她。

“你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告诉我，吉里雅，”皮恩说，“你愿意谁敲你的门。”

厨师抬起被火烤得通红的秃头，别人开他玩笑的时候，他也要反击一‘下：“我倒喜欢你去敲门，公爵拿着刀跟在你后面，说：我割断你的肠子!当着你的面关上门。”

但是把公爵扯进来的做法比较笨拙，也没意思。皮恩走近曼齐诺，冷笑着对他说：“你看，曼齐诺，那次你真的没发现吗广

曼齐诺现在也学乖了，知道不该问是哪一次。

“我没有。你呢?”他奸笑着答道。他知道皮恩不会放过他，其他人也等着听他说什么。

“那一次，你出海一年后，你老婆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送进养育院，你回来了，什么也没发现吗?”

大家专心致志地听着，这时哈哈大笑，把厨师拉到中间，说：“噢，曼齐诺，怎么样?这事你可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曼齐诺也大笑起来，笑得像绿柠檬一样酸。“为什么?”他说，“你在杂种养育院时遇到过这个孩子，他对你说的?”

“够了，”吉里雅听不下去了，“皮恩，你能像好孩子一样待一会吗!给我们唱唱那支歌，那歌很好听。”

“我如果愿意，会唱的。”皮恩说，“根据命令，我不干。”

德利托慢慢地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说道：“唱吧，皮恩，唱她说的那支歌，或者警卫线那支歌。”

皮恩撩开眼前的额发，逗他说：“但愿德国人别上来。支队司令今晚很动感情嘛。”

皮恩防备挨耳光。德利托在厨师的大脑袋上面看着吉里雅。皮恩摆好姿势，下巴向上，挺着胸开始唱起来：

谁敲我的门，谁敲我的大门

谁敲我的门，谁敲我的大门。

这是一首神秘的令人恐怖的歌曲，是他从小街上一位老太太那里听来的，可能是以前集市上卖唱者唱过的歌曲。

是摩尔人头领带着他的仆人

是摩尔人头领带着他的仆人。

“柴火。”曼齐诺说着，向吉里雅伸出一只手。吉里雅递给他一把扫帚，德利托在厨师的头上伸出手，接过来。皮恩唱道：

告诉我，戈代阿，你的儿子在哪里

告诉我，戈代阿，你的儿子在哪里。

曼齐诺还在伸手，德利托正点着扫帚。吉里雅在丈夫头顶递过来一把高梁秆，手碰到了德利托的手。皮恩注意地看他们捣鬼，继续唱着：

我儿子去打仗，再也不回来

我儿子去打仗，再也不回来。

德利托拉着吉里雅的手，用另一只手接过高粱秆扔进火里。现在放开吉里雅的手，两人互相看着。

他吃的面包能够噎死他

他吃的面包能够噎死他。

皮恩随着火苗做各种动作，每唱两句就增加激情，像是全身心投入进来了。

他喝的水能够淹死他

他喝的水能够淹死他。

这时，德利托跨过厨师，靠近吉里雅。皮恩声嘶力竭地继续唱。

他睬的地能够陷下去

他踩的地能够陷下去。

德利托蹲在吉里雅边上：她给他柴火，他扔进火里，其他人都注意听歌，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你说什么呢?我的戈代阿，我就是你的儿子

你说什么呢?我的戈代阿，我就是你的儿子。

火苗太高了，需要从火中撤出一些柴火，不能再往里加了，否则会烧着上面一层的干草，可是他们两人还继续传着柴火。

我说了你的坏话，原谅我，好儿子

我说了你的坏话，原谅我，好儿子。

皮恩汗流浃背，最后一个尖音非常高，使得在房顶附近的猎鹰

也在黑暗中振动翅膀，发出沙哑的叫声：猎鹰巴贝夫醒了。

我抽出剑，割下她的脑袋

我抽出剑，割下她的脑袋。

曼齐诺把手放在膝盖上。这时听到猎鹰醒了，便起来去喂它。

脑袋在厅里跳了一下，走了

脑袋在厅里跳了一下，走了。

厨师总带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动物内脏。他把猎鹰放在一个指头上，另一只手喂它吃带血的腰子。

大厅中间长出一朵美丽的花

大厅中间长出一朵美丽的花。

皮恩尽力唱完最后一句，走近他们两人，冲着耳朵大声喊：

这是被儿子杀死的一位母亲的花

这是被儿子杀死的一位母亲的花。

皮恩扑倒在地，精疲力竭。大家使劲为他鼓掌。猎鹰巴贝夫拍打着翅膀。这时，在上层睡觉的人喊起来：“火!火!”

火苗变成了大火，扩展到盖树枝篱笆的干草上，劈劈啪啪地

响。

“快跑啊!”慌乱的人们争抢在别人睡觉的地方看到的武器、皮鞋和被子。

德利托一跳站起来，恢复了镇静，喊道：“快搬东西!先搬自动武器、弹药，然后搬旧式步枪!最后搬口袋和被子。还有食品，先搬食品!”

已经脱衣睡觉的人吓得惊惶失措，胡乱地抓些东西向门口冲去。皮恩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通往外面的路，跑到外面找一个地方看这场火灾：一个动人的场面。

德利托拔出手枪，命令道：“没把东西搬出去之前任何人不许走!把东西搬出去后再回来搬!谁先跑，我就开枪。”

大火已经烧到墙壁，人们镇静下来，冲进烟火中抢运武器和必需品。德利托也进去了，在浓烟中咳嗽着发布命令，又跑出来叫别的人，阻止他们逃跑。他发现曼齐诺扛着他的猎鹰和全部行李在一片草丛中，德利托踢他一脚让他回屋拿军用大锅。

“谁不回去搬东西谁就倒楣!”德利托说。吉里雅平静地经过他身旁，朝火堆走去，面带她特有的怪异的微笑。他对她小声说：“你走吧!”

德利托的心很软，但是有指挥员的果断。他知道火灾的原因在于他的失职。也知道上级指挥部肯定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不幸。但现在他还是支队司令，活动鼻子，指挥抢运火里的物资，阻止正在休息的人四处逃散，他们为了逃命，可能会丢掉所有东西。

“进到上边去广他喊道，“还有一挺机枪和两背包子弹。”

“进不去!”大家说，“篱笆都着了。”

突然有人喊：“篱笆塌了!大家都出来!”

人们听见第一阵爆炸声：是稻草中的几颗手榴弹炸了。德利托命令：“所有人都出去!离房子远点!把东西搬开，特别是那些爆炸物！”

皮恩在一个小丘上观察蔓延的大火，夹杂着爆炸声像焰火一样。也听到枪声，从火堆里传出的连发声，子弹夹一个接一个地响。从远处听像战斗一样。天空中出现很高的火光，栗子树冠好像变成金黄色。一些树枝甚至变得很热，大火蔓延到树木，可能会烧到整个树林。德利托在清点缺少的东西：一挺“布里达”，六个弹夹，两支旧式步枪，还有手榴弹、子弹和一百公斤大米。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再不能指挥了，可能被枪决。不管怎样，他继续活动鼻子，分配大家带东西，好像是一次正常的转移行动。

“我们去哪里?”

“以后再告诉你们。先从树林出去，前进！”

整个支队带着武器和行李，鱼贯地向草地走去。曼齐诺扛着军用大锅，上面站着猎鹰巴贝夫。皮恩拿着所有厨房用具。队怔中传着焦虑的声音：“德国人听到枪声，看到火光，很快会追来的。”

德利托脸很黄，不动声色，转过身来说：“安静!谁也不许说话!向前走！”

他们好像是打了败仗后正在撤退。

八

新的营房是一个于草仓库，人在里面很拥挤，房顶漏雨。早晨，大家抢着到悬崖边有杜鹃花的地方晒太阳，躺在霜打过的灌木丛中，脱下毛衣逮虱子。

皮恩很高兴曼齐诺派他到附近的地方去干事，到喷泉用水桶打水，到着过火的森林中用一把小斧子砍柴，到小河中去捞做凉拌菜用的水田芥。皮恩唱着歌，看着天空，早晨的世界真清爽，五颜六色的山地蝴蝶在草地上自由地飞来飞去。曼齐诺每次都不耐烦，因为皮恩总是让人等。等他满嘴草莓汁、看够了飞舞的蝴蝶回来时，火也快灭了，或米饭糊了，他就用各种语言把皮恩痛骂一通。这时，皮恩又重新是长街上的有雀斑的孩子，吵吵闹闹几个小时，把分散在杜鹃花丛中的人聚集在厨房周围。

早晨，皮恩走在山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忘记了旧街道，那里积存着骡子尿和他姐姐凌乱的床上的男人和女人气味，以及从打开的封闭器冒出的烟和抠扳机后的辛酸味道，还有审讯室内的鞭子声。在这里，皮恩有了色彩斑斓的新发现：从松土里长出的黄褐色蘑菇，在极大极细蜘蛛网里的红蜘蛛，在小路上突然出现又忽左忽右消失的长腿长耳朵小兔子。

一个突然短暂的引诱，就可以使皮恩又接受毛茸茸的暧味的人类群体的感染：满脸雀斑，转动着眼睛偷看蟋蟀交媾，或者将松针插入小癞蛤蟆背上的疣中，或者在蚂蚁窝上撒尿，看着尿湿的土发出吱吱声层层脱落，冲掉成百上千红黑蚂蚁身上的泥土。

皮恩还感到受人类世界的吸引，这些人目光模糊，满脸怒气，使人难以理解。他回到曼齐诺那里，曼齐诺总是冷笑，从来不参加活动，总围着大锅转，肩上扛着那只变坏的猎鹰。

曼齐诺最值得欣赏的是文身，身体各部位上的文身：蝴蝶、帆船、心、锤子、镰刀、圣母。有一天，曼齐诺大便时，皮恩发现他屁股上也有文身：站立的男人和跪下的女人互相拥抱。

表兄却不一样：好像他总是抱怨，只有他知道战争是多么困难。他总是带着冲锋枪单独行动，来营房是为了几小时后又违心地离开营房，像是被迫似的。

德利托每次要派人到某个地方，就看着大家，问道：“谁愿意去?”

这时，表兄摇摇大脑袋，好像是不公正命运的牺牲品，背上冲锋枪，带着他那张像喷泉面具一般的温柔的脸，叹息着离去。

德利托躺在杜鹃花中间，双臂放在头下，双膝夹着冲锋枪：旅指挥部肯定正在采取制裁他的措施。大家很困，胡子也没刮，德利托不高兴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因为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对他的怨恨。但他们还是服从他，好像是双方都同意似的，避免大家步人歧途。但是德利托还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地站起来下命令，不能让人改变把他当头领的想法，一刻也不行，因为那样等于把他们丢掉不管了。

皮恩不在意房子是否烧掉，反正大火的场面很好看，新营房周围有许多待发现的好地方。皮恩有点怕靠近德利托：他可能会把火灾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因为是自己唱歌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但是，德利托叫他：“皮恩，过来！”

皮恩走近躺在地上的德利托，不想说什么，知道大家恨德利托，也怕德利托，这个时候靠近他能长他的威风，颇有自己是他帮凶的感觉。

“你能擦手枪吗?”他问皮恩。

“可以，”皮恩答，“你拆开，我来擦。”

皮恩这孩子能说会闹，使所有人都有点怕他。但是德利托觉得那天他既没提到火灾，也没提到吉里雅和别的事情。因此认定他是惟一可以与自己为伴的人。

德利托把手绢铺在地上，把慢慢拆开的手枪零件放在上面，皮恩问能否让自己也拆拆，请他教自己。和德利托这样在一起小声交谈，谁也不谈烦心事，皮恩觉得很开心。皮恩可以比较一下德利托的手枪和自己那支埋起来的手枪，讲讲哪些零件不同，这支枪的哪些零件比那支枪的哪些零件好。德利托也不像往常那样说不相信他藏着一支枪。也可能大家并不是不相信，这样说只是为了开他的玩笑。说真的，德利托也是个很会说话的青年，讲解手枪功能时，很着迷，思想也不坏。研究了手枪的作用，也可以说手枪不再是杀人的工具，而是好玩的迷人玩具。

其他人，没刮脸，站得远远的，没注意皮恩在周围转，也不想唱歌。当灰心丧气像地上的湿气一样渗人到人的骨髓里的时候，事情就难办了。他们不再信任任何指挥员，他们看见带着火焰喷射器的德国人正在杜鹃花的山坡上将他们包围，好像他们的命运注定就是在山谷里躲来躲去，最后一个个死去，好像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有时候，他们也谈论战争，谈论战争何时开始的，谁愿意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后比以前是更好还是更坏。

皮恩不清楚有战争和无战争的区别。自他生下来，好像就听人没完没了地谈论战争。轰炸和宵禁是以后才有的。

有时飞机也飞到山顶上空，不用像城里那样躲到山洞里，就能看到飞机肚子，然后能听到远处海边那里炸弹的轰隆声。战土们想到他们大概已成瓦砾的家，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我知道谁愿意战争，我见到过他们!”宪兵跳起来说，“是学生们。”

宪兵比公爵更无知，比细高个泽纳更懒惰。他的农民父亲看到没办法让他拿锄头，就对他说：“参加宪兵吧!”他当了宪兵，穿上黑色制服，挂上子弹带，在城市和乡下执勤。然而对人们让他干的事，他全然不懂。“九月八日”行动后让他抓逃兵的父亲和母亲。后来有一天他知道，因为人们说他支持国王，要把他送往德国，他逃跑了。起初，因为他抓过人家的父母，游击队员们想杀死他，后来看他也是个可怜虫，便把他放在德利托支队，因为别的支队没人要他。

“四零年我在那不勒斯，我知道!”宪兵说，“是学生们。他们举着旗帜和标语牌，唱着马耳他和直布罗陀海峡，要求每天吃五顿饭。”

“住嘴!你当过宪兵，”大家说，“你当时站在他们一边，你去领了红卡。”

公爵用力吐了口痰，手摸着奥地利手枪：“混蛋杂种蠢猪宪兵!”他狠狠地说。他的故乡有与宪兵长期斗争的历史，许多宪兵被打死在苦路上圣体龛的脚下。

宪兵焦急不安地抗议，在低额头的小眼睛前挥动着农民大手。

“我们宪兵!我们宪兵是反对他们的!是的，先生们，我们反对战争，学生们愿意战争。我们执勤是为了维持秩序!我们一个人对付二十个人。战争就是这样起来的！”

曼齐诺离得不远，抱怨着。他搅动大锅里的米。只要一停，米就粘住，人们的谈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当大家谈论政治时，他也愿意参加进来，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需要他来解释。可是现在他离不开大锅，急得他跳着小步直搓手。“资本主义!”他不时地喊道。“剥削人的资产阶级!”好像给那些人提词，那些人却不愿意听他的。

“四零年在那不勒斯，是的，先生们，”宪兵还在解释，“学生和宪兵之间发生一场大战斗!如果我们宪兵和他们打，战争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学生们要烧各地的市政府!墨索里尼不得不发动战尹!”

“可怜的墨索里尼!”其他人讥笑道。

“让你和墨索里尼得癌症！”公爵喊。

厨房里传来曼齐诺的喊叫：“墨索里尼!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市政府，学生们要烧市政府，我们宪兵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能制服他们的话，墨索里尼就不打仗了！”

曼齐诺必须看着大锅，又想和大家议论革命，也是不易。他大喊大叫直到引起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的注意，示意让他过来。细高个泽纳以为让他来尝米饭，于是就使劲站起来。曼齐诺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告诉他们是资产阶级发动战争，为了瓜分市场!”

“狗屁!”细高个泽纳对他说并转过身去。曼齐诺的话总让他厌恶：他不明白曼齐诺说的话，对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人人都要劳动的世界对他没有吸引力，他更喜欢少劳动却能过得好的世界。

“自由的主动性，”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打着哈欠，在杜鹃花丛中面朝天躺着，通过裤子的破口搔痒。“我主张自由的主动性。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自由地发家致富。”

宪兵继续往外掏他的历史观点：斗争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宪兵，想维持秩序的可怜人；另一种是学生、大人物、骑士、律师，医生和受勋者那一类人，有高工资的那类人。他们的工资是一个可怜的宪兵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可他们还嫌不够，就把钱送出去用以发动战争，为了再增加。

“你什么也不懂，”曼齐诺实在忍不住了，让皮恩看着大锅，自己跳出来说。“帝国主义的原因是生产过剩!”

“去做你的厨师吧!”大家喊道，“当心这次米饭不要再糊了！”

但是曼齐诺还是站在大家中间，个子矮，套着他那件脏水兵外套，肩上有猎鹰屎。挥着拳头说个没完：金融家的帝国主义，大炮商人，战争一结束就会在各国甚至在英国、在美国爆发革命，在飘扬着红旗的共产国际内取消边界。

大家都待在杜鹃花丛中，胡子很长，头发垂在脸上，穿的衣服也不配套，颜色和有油污的灰制服颜色相似。有的穿消防队员上衣，有的穿民兵上衣，还有的穿带破边饰的德国兵上衣。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到这里，许多人是法西斯部队的逃兵，或是被俘过来而获赦免的，许多人还很小，带有固执的冲动，不分好坏只想反对某个东西。

大家都讨厌曼齐诺，因为他总是用话语和议论而不是用射击来发泄愤怒。而议论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说的敌人大家都不知道，比如资本家、金融家。他有点像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希望大家仇恨英国人和阿比西尼亚人，而这些人大家从来没看见过，生活在大海那一边。大家把曼齐诺弄到中间，骑在他弯曲的小肩膀上，打他的秃头，猎鹰巴贝夫使坏，转动着黄眼睛。

德利托来干涉了，他离得稍远一点，顶着膝盖晃动冲锋枪，说：

“做饭去，曼齐诺!”

德利托也不喜欢争论，他只喜欢谈论武器和行动，谈论法西斯分子开始使用的小型新武器，若能摘到手那太好了。尤其喜欢下命令，让战士们隐蔽然后射击冲锋。

“米饭糊了，看，米饭糊了，你没闻到味吗?”大家冲着曼齐诺喊，推他快去。

曼齐诺把政委牵连进来，说：“贾钦托，政委，你什么也不说吗?你干什么呢?”

贾钦托这时正好从指挥部回来，还不知道该不该说有新闻，只是耸耸肩，说晚上之前旅部政委来视察。大家知道这事后又都躺在杜鹃花丛中：旅部政委来，就是要整治他，想这事没用。德利托也认为考虑这事没用。旅部政委会告诉他什么命运在等着他。于是，他也在杜鹃花丛中躺下，只是焦虑更多些，手中折着小树枝。

现在，曼齐诺向贾钦托埋怨，说在支队里没有任何人向大家讲为什么要当游击队员，什么是共产主义。贾钦托的头发根和小肚子下有许多虱子，有的还是白色的卵，他用两个大拇指指甲熟练地挤死虱子和白色的卵。嘴里还嘟囔着“嗯，嗯!”。

“孩子们，”他开始讲话，态度谦虚，好像不愿让任何人不高兴，包括曼齐诺，“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当游击队员，我以前是白铁工人，在乡下各村转，很远都能听到我的喊声，妇女们拿来破锅让我修理，我到各家去，和女佣们开玩笑。有时她们给我鸡蛋和酒。我在草地上焊容器，周围总围着不少孩子看我干活。现在，我不能在各村转了，因为他们会抓我，还有毁掉一切的轰炸。为此，我们当了游击队员，为了再回去当白铁工人，为了有便宜的鸡蛋和酒，再也不抓人，再也没有空袭警报。我们也愿意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不再有对着你关上大门的人家了，不必在夜里不得不进到鸡窝里。共产主义就是：如果你进到一家去，他们在喝汤，就给你汤喝，即使你是白铁工人。圣诞节他们在吃大面包，就给你大面包吃。这就是共产主义!再比如：这里我们大家都有虱子，使我们睡觉时也在活动，因为是虱子拖着我们走。我到旅指挥部去，看到他们有灭虱子粉。于是我说：你们真是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不送一些给支队。他们说要给我们送来灭虱子粉，这就是共产主义。”

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并表示同意，这些话大家都能明白，于是，正在抽烟的人把剩下的烟头给了伙伴，上岗的人许诺值班时不捣鬼，站满一小时岗，中间不叫人换岗。现在讨论将得到的灭虱子粉能杀死卵，还是只能杀死虱子，还是只能把虱子熏昏，一小时后咬得更厉害。

如果表兄不出来讲话，谁也不会再讨论战争。表兄说：“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依我的观点，是女人愿意战争。”

表兄用他那套关于女人的故事谈论此事时，比厨师更讨厌，可是至少他不想说服任何人，好像他为自己的事而抱怨。

“我在阿尔巴尼亚干过，在希腊干过，在法国干过，在非洲干过，”他说，“我在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里干了八十三个月。在所有国家我看到女人都在等出营房的士兵，我们越是带着臭味长满虱子，她们越高兴。有一次，我被说服了，我得到的好处是得了瘟疫，有三个月我撒尿必须到墙根尿。现在，如果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周围只能见到那样的女人，那惟一的安慰还是想想自己家，想想自己的老婆(如果有的话)或者未婚妻，说：至少有那个女人是安全的。但是，他后来回家了，是的，先生们，发现他老婆在他不在的时候，找到了替代他的人，和这个或那个男人睡觉。”

同志们知道这是表兄本人的故事，他老婆在他不在的时候，背叛了他，跟许多别的男人好，生了孩子还不知是跟谁生的。

“这还不够，”表兄继续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法西斯分子继续抓我们的人?因为有许多女人当奸细，妻子告发丈夫，所有我们的女人在我现在说话的时候，都坐在法西斯分子的腿上为他们擦枪，让他们来杀我们。”

现在大家开始不耐烦了，向他喊道：“行了，你这个倒楣鬼，你老婆向德国人告发了你，让你回不去，逼得你落草为寇。但这也不能成为你侮辱别人妻子的理由。”

“你们看，”表兄说，“一个地方来一个女人就够了……我来解释……”

这时大家又不反驳他了，因为知道这里有影射，想听听结果如何。

“……在一个地方来了一个女人，马上有个白痴昏了头脑……”表兄说。表兄愿意和所有人做朋友，有话就说，哪怕对方是指挥员。

“……白痴是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但是，如果白痴负有一定责任……”

大家看看德利托，他虽然离得稍远点，但肯定也在听。大家有点怕表兄太过分了引起口角。

“……结果是为了一个女人，纵火烧房子……”

大家想他讲完了，现在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说最好是这样，该到时候了。

这时听见轰隆声。天上有许多飞机。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轰炸机编队，可能某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浓烟四起，飞机在云中消失了。

皮恩觉得被炸得震动，飞机挂着几吨炸弹在他头上转，使他心惊胆战。这时刻，老城正在疏散，可怜的人们挤进泥泞的山洞。那边听到低沉的倒塌声。

皮恩看见德利托站在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山谷里面的情况，皮恩追上他，德利托奸笑了一下，调节望远镜镜头。

“让我也看看，行吗，德利托?”皮恩问。

“给你。”德利托给他望远镜。

镜头的颜色混乱，慢慢地出现了靠近海的山顶，升起了白烟，又听到下面的倒塌声。轰炸还在继续。

“炸吧，把炸弹都扔下来，”德利托用拳击打着手掌。“先炸我家!炸吧!先炸我家。”

九

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潮湿的背叛气氛，营房里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这种气氛。

“是谁?”

“佩莱。他到黑色旅那里去了。他一个人去的，没抓到他。他让人处死了我们在狱中的四位同志。他帮助审讯我们被抓的每个人，告发每个人。”

这种消息使人有一种盲目的失望，妨碍人们去思考。几天前，佩莱还和他们在一起，还说：你们听着，我们要打击！那次有点怪，在他们后面没听到他着凉感冒的呼吸，但他仇恨第二天战斗中要用的机枪。现在，佩莱在下面敌人的禁区内，戴着有头颅徽记的黑帽子，佩带漂亮的新式武器，再也不用怕扫荡了，总是愤怒地闪动着凉感冒的小红眼睛，舔着口干舌燥的嘴唇。这是对他们，对他昨天的同志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没有仇恨或积怨，就像同志们玩以死打赌一样。

突然，皮恩想到自己的手枪。佩莱熟悉沟周围的所有小路，好把姑娘带到那里。可能他也找到了那支手枪，现在挂在他的黑色旅制服上，抹上油铮亮，像他带的武器那样。或者是另外一码事，他编造说熟悉蜘蛛筑巢的地方，是为了去城里，背叛自己同志，受赠获得新式的德国武器，那些武器射击时几乎无声。

“现在应该杀了他。”同志们说。好像同意他命该如此，也可能眼下更愿意他第二天又回到他们中间来，带着新式武器继续在那个悲伤的游戏中和他们交替着或做战友或做敌人进行战斗。

“红狼已经下山到城里组织爱国行动小组与他斗争。”费烈拉说。

“我也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费烈拉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准备好第二天的战斗，这是一次决定性战斗，大家散去分配各小队的任务，准备武器。

费烈拉和吉姆把德利托叫到一边。

“我们收到了关于火灾的报告。”他们说。

“是这样的!”德利托说。他不想为自己辩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有人对火灾负责吗?”吉姆问。

“都是我的过错厂德利托说。

他们两人看着他，表情严肃。德利托想最好离开部队隐居在自己知道的一个地方等待战争结束。

“你有什么要解释吗?”他们耐心地等着。

“没有，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可能说：“滚吧!”或者：“毙了你！”相反，费烈拉说：“好了。关于这件事以后有时间再谈，现在要作战。你行吗，德利托?”

德利托黄眼睛看着地：“我病了。”

吉姆说：“尽快治好，明天。明天的战斗对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想想吧!”

他们一直看着他，德利托觉得越来越希望让他离开。

“我病了，病得很重。”德利托重复。

“行了，”费烈拉说，“明天你们要坚守朝圣者山的山头，监视从桥墩到第二个山谷地区，听明白了?然后，再转移，等待命令。小队与小队之间要分开，需要的时候，机枪和射手及其他战士能够转移。所有人都必须参加战斗，任何人不得例外，包括司务长，厨师。”

德利托听着布置，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

“任何人不得例外，”他重复道，“包括厨师广他让自己听明白。

“明天拂晓，大家都在山头上，明白了吗?”吉姆咬着胡子看着他。“要听清楚，德利托。”

话音中像是带有爱心，但由于战斗的严重性，语调很有说服力。

“我病了，”德利托说，“病得很重。”

吉姆政委和费烈拉司令员走在黑暗的山路上到另外一个支队去。

“你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吗，吉姆?”费烈拉问。

吉姆摇头，说：“这不是错误。”

“是个错误!”司令员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让不太可靠的人组成一个支队，让更不可靠的人当指挥员。你看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把他们分开，混在可靠的人中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样更容易指挥。”

吉姆继续咬着胡子，说：“对于我，这是我最满意的支队。”

费烈拉差一点急起来。他抬起冷漠的眼睛，挠着头：“吉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是一个突击旅，不是实验室?我知道你有科学上的满足要检查一下这些人的反应。要他们都守纪律，一部分人是无产者，一部分人是农民，还有你说的半无产者……我觉得你应做的政治工作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让没有阶级觉悟的人有阶级觉悟，达到有利的团结……不考虑军事上的效果……”

吉姆很难表达清楚，直摇头：“历史，历史!大家都在战斗，他们身上有同一种渴望，不，不同的渴望，每人有每人的渴望。但是现在都一起战斗，大家一样，也很团结。另外，有德利托，有佩莱……你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他们，也有同一渴望……一个心血来潮足可以拯救他们或失掉他们……这是政治工作……给他们一种观念……”

吉姆和大家讨论时，分析形势时，显得极其清楚、辩证。但现在两个人交谈，要阐明自己的观点，还真费劲!费烈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好吧，就给他们这种观念，让他们清楚一点，照我说的。”

吉姆吹吹胡子，说：“你看，这不是一支部队，不能对他们说：这是义务。这里，你不能谈义务，不能谈理想：祖国、自由、共产主义。他们也不愿意听人讲理想。理想很好大家都该有，另一部分人也有理想。你看见当那个极端主义的厨师说教时发生什么事?大家喊着反对他，打他。他们不需要理想、神话、喊万岁，他们就是这样行动、战斗、不喊万岁。”

“那为什么?”费烈拉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什么都清楚。

“你看，”吉姆说，“现在，各个支队开始静静地进入阵地，他们也知道明天可能有死人和伤员。告诉我，是什么推动他们过这种生活?是什么推动他们去战斗?你看，我们有农民，这里山区的居民。这对他们是很容易的。德国人烧房子、抢奶牛。他们的战争是最原始的人类战争，保卫祖国，农民们有祖国。这样，他们就站在我们一边，年老的和年轻的，带着他们的破枪和老起毛的猎服。整个地区都拿起武器。我们保卫他们的祖国，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祖国就变成一个严肃的理想，超越了他们，又变成斗争本身。他们甚至牺牲房子、奶牛，还是继续战斗。而对另一些农民来说，祖国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东西：房子、奶牛、收获。为了保留这一切，他们就变成了奸细，法西斯分子，整个地区变成了敌人……另外，工人，工人有争取工资、罢工、劳动和手挽手斗争的历史。工人是一个阶级，知道在生活中有更好的东西，应该为这个美好的东西而斗争。他们也有个祖国，一个尚需征服的祖国，他们战斗就是为了征服它。城市有工厂，以后将是他们的。他们已经看到厂房上有红色标语，烟囱上飘着红旗。他们身上没有多愁善感。明白现实和改变现实的方法。另外，还有某些知识分子或学生，人数很少，散布在各地，他们有思想，但思想模糊不清，经常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个由词汇，充其量是由几本书构成的祖国。但是通过战斗他们发现词汇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人类斗争中发现新事物，并且这样战斗着，却不提问题，直到找到新词汇，又找到已变化的古老词汇，其意义是不受怀疑的。另外，还有谁呢?外国俘虏，从集中营逃出来并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是为真正的祖国而战争，想回到遥远的祖国去，正因为遥远才是祖国。这完全是一种象征的斗争，一个人为了杀德国人，应该想到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个德国人。玩一种使头脑畸形的调换位置游戏，其中每件事或每个人都变成一种中国皮影，一种神话，你懂这些吗?”

费烈拉卷着自己的棕色胡子，他对这些一窍不通。

“不是这样。”他说。

“不是这样，”吉姆继续说，“这我也知道，不是这样。因为，众所周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一种渴望。德利托支队：小偷，宪兵，军人，黑市交易者，流浪汉。这些人在一起成为社会的弊端，在扭曲中挣扎。他们没有任何东西要保卫，没有任何东西要改变。他们或是身体有缺陷，或是固定不变，或是狂热着迷，他们像被绑在磨石机的轮子上，不可能产生革命理想，或者产生缺陷，即愤怒和屈辱的产物，表现在诸如极端主义厨师的冗长空话中。那么，他们为什么战斗?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祖国，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臆造出来的。但是，你知道他们身上有勇气，也有怒气。他们的生活受到损害，他们的街道又黑又暗，他们的家破烂不堪，他们从小就学会污言秽语，总对人使坏。只要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只要走错一步或心血来潮，就会使他们走到另外一方去，像佩莱，到了黑色旅，用同样的疯狂，怀着同样的仇恨开枪射击，对他们来说，射击这些人或射击那些人都没有什么两样。”

费烈拉哼哼唧唧：“因此，我们的人的思想……和黑色旅的思想……是同样一回事?……”

“同样一回事，你懂我想说的话，是同样一回事……”吉姆停住，用一个手指像是拿着标志指着，说：“是完全相反的同样一回事，因为在这里是正确的，在那里就是错误的，在这里解决了某个事情，在那里就强化压迫。压在德利托支队战士们身上的负担，压在我们所有人，你，我，身上的负担，我们身上具有的古老疯狂都发泄在射击，发泄在被打死的敌人上，这和使法西斯分子射击的疯狂是一样的，这疯狂使他们用纯化和解救的同样希望去杀人。于是，就有了历史。在历史上，我们是解救的一方，他们是另一方。我们这方，什么也不会失去，不管是行为还是射击，尽管和他们的相同，懂我的意思吗?和他们一样的失去了。这一切如果不是用来解放我们，解放我们的子女，那就将用来建设一个宁静的，不再有愤怒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们可以不做坏事。另外一部分是失去的行为，无用的疯狂，尽管曾胜利过，但还是失去了无用了，因为不能成为历史，对解放无用处，只能用来重复和延续那种疯狂和仇恨，直到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以后，我们和他们再继续战斗，眼里冒着同样的无名仇恨，可能自己还不知道。我们是为了解脱，他们是为了当奴隶。这就是斗争的意义，就是超越各式各样的官方意义的真正的全部的意义。基本的无名的人类解脱的推动力来

自于各种屈辱：工人来自于剥削，农民来自于无知，小资产阶级来自于抑制，被蔑视的人来自于腐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还要利用人类贫困，利用它来反对人类贫困，获取我们的解脱，就像法西斯分子利用贫困来延续贫困和利用人来反对人。”

在黑暗中，能看到费烈拉的蓝眼睛和棕胡子，他直摇头，他不懂什么渴望：他做事准确像机械工，实用像山区居民，斗争对他来说是一部准确的机器，他丁解这部机器的性能和作用。

“看来是不可能了，”他说，“你满脑子无稽之谈，看来你不可能当一个称职的和用清晰语言向群众讲话的政治委员了。”

费烈拉不懂，吉姆也不遗憾，对费烈拉这样的人讲话应该用词确切，应该说：A，B，巳对于他们，事情要么是要么否，不存在是否不清的地方，但是吉姆不计较这些，因为觉得自己比费烈拉强，他的目标是：能够像费烈拉那样思考，除了费烈拉的事实以外，没有别的事实，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

“好吧。我向你告别。”两人来到一个岔道口。现在费烈拉要去“腿”那里，吉姆去“闪电”那里。这天夜里，战斗之前他们要视察所有支队。他们分手了。

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吉姆一个人走在小路上，肩上背着那支斯坦枪像根破拐杖。其余的一切都没有用，树干在黑暗中像人一样。人总是把自己在儿童时代的恐惧一辈子都埋在心中。“可能，”吉姆想，“如果我不是旅部政委，我也会害怕。到了不再害怕的境地，那是人的最终目标。”

吉姆和其他政委分析各支队情况时，逻辑性很强。但是，一个人在小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时，事情又成为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人的生活充满了奇迹。我们的头脑中也充满奇迹和魔力，吉姆想。他不时地觉得好像走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就像小吉姆在吉卜林的那本令年轻人百读不厌的书中的印度一样。

“吉姆……吉姆……谁是吉姆?……”

他为什么夜里走在山路上，为什么准备一次战斗，为什么在他这个富人小孩忧郁的童年之后，在他这个腼腆青年枯燥的青年期之后，还要制服活人和死人?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被愤怒的失衡所折磨，行动起来歇斯底里。不，他的思想是合乎逻辑的，可以透彻地分析每件事情。但他不是个平静的人。他的父辈们，那些创造财富的资产阶级父辈是平静的人。知道自己要求的无产阶级是平静的人，现在在家守夜放哨的农民们是平静的人，决心已定、勇猛机智地作战的苏联人是平静的人，这不是因为好玩而是因为需要。布尔什维克!苏联可能已是个平静的国家，那里可能已经没有人类贫困。他，吉姆，永远不得平静吗?可能有那么一天所有人都是平静的人。我们不再懂许多事情，因为我们一切都懂了。

但是，这里，人们的眼睛模模糊糊，脸脏，没刮胡子，吉姆喜欢这些人。为解脱他们而工作。德利托支队的那个孩子叫什么?皮恩?他笑的时候，有雀斑的脸上还带着怒气……都说他是一个妓女的弟弟。他为什么战斗?他不知道他战斗是为了不再是一个妓女的弟弟。那四个“南方佬”连襟战斗是为了不再当穷移民，“南方佬”，被人看成是外人。那个宪兵战斗是为了感到自己不再是宪兵，是纠缠人的臭警察。还有表兄，健壮高大，又温和又冷酷。表兄……大家说他要报复背叛他的女人。我们每人都有别人不知道的创伤。我们战斗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创伤。还有费烈拉，可能还有费烈拉：他气愤不能使全世界像他想的那样前进。红狼，不：对红狼来说，他要求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应该让他要求正确的东西，这是政治工作，是政治委员要做的工作。要学会要求的东西是正确的，这也是政治工作，也是政治委员要做的工作。

吉姆想，有一天，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了。在我身上一切都是平静的，我将用另外一种方法，可能更正确的方法弄明白这些人。因为：可能?好吧，到时候我不再说可能，我身上不再有可能了。我将让人枪毙德利托。现在我和他们、和他们的缺陷连的太紧了，

也和德利托连的太紧了：我知道德利托应该非常痛苦，因为他不惜一切蛮横固执，世上没有比干坏事更痛苦了。我小时候有一天关在房间里两天不吃饭，我非常痛苦，但还是不开门，最后他们用梯子从窗户进来领我。我非常希望被人同情。德利托亦是这样。但他知道我们将枪毙他，他愿意被枪毙，人们有时有这个愿望。佩莱，这时候佩莱会干什么?

吉姆走进一片落叶松林，想着山下城里的佩莱，戴着有头颅徽记的帽子，在宵禁时到处巡逻。佩莱可能是一个人，带着错误的无名的仇恨，干着受良心责备的背叛行为，为了自我辩解他变得更坏。宵禁时他会愤怒地向猫开枪。市民们被枪声惊醒从床上跳下来。

吉姆想到德国人和法西斯纵队，他们也许正朝山谷前进，拂晓时，山顶上会给他们带来伤亡，这是一支失去能力的纵队。现在一个士兵一边被卡车的震动惊醒，一边想：我爱你，凯特。六七个小时以后，他将死去，是我们杀死他的。也可能他没想：我爱你，凯特。但结果一样，他想的和做的都失去了，被历史抹掉了。

而我走进一片落叶松林，每一步都是历史，我想：我爱你，阿德利亚娜，这是历史，有伟大的结果，我明天将作为一个今夜想过“我爱你，阿德利亚娜”的人参加战斗。我也可能做不了大事，但是历史是由无名小事构成的，明天我可能死，甚至是在那个德国人之前死，但是我死前做的事情和我的死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现在我建立的所有思想将影响我明天的历史，影响人类明天的历史。

当然，我现在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幻想，而是要思考进攻的细节、部队和武器的配备，我太喜欢继续想那些人了，研究他们，在他们身上有所发现。比如，“以后”他们干什么?在战后的意大利他们能认出由他们做的某些事情吗?他们懂得这种制度吗?用这种制度是为了继续我们的斗争，一种不同于解救人类的长期斗争吗?红狼能懂。我问：谁知道怎么做才能将它运用到实践中?他有创

造才能又有冒险精神，不可能再使用人的攻击和逃跑的方法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和红狼一样。然而也有人带着自己的无名渴望重新变成个人主义者，因此是没有收获的。堕落犯罪，成为失去渴望的一架大机器。忘记历史有一天曾在他们旁边走过，曾通过他们咬紧的牙齿呼吸过。前法西斯分子将会说：“游击队员们!我以前跟你们说过!我立刻就懂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懂，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

吉姆有一天会平静下来，现在在他身上一切都清楚了：德利托，皮恩，卡拉布里亚四连襟。他知道对这些人和对那些人如何工作，既不怕也没怜悯。有时候夜间走路时，他头脑中有很多思想迷雾，就像空中的浓雾，但他是一个会分析的人，会向支队政委们说“A，B，C’，，是个“布尔什维克”，一个能掌管大局的人。我爱你，阿德利亚娜。

山谷浓雾密布，吉姆走上一段石子路山坡，像湖岸一样。落叶松从雾中显出来像拴船桩。吉姆……吉姆……谁是吉姆?旅政治委员觉得自己是儿时读过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吉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和老“红色喇嘛”周游印度，为了找到净化河。

两小时前他还和德利托那个混蛋及妓女的弟弟谈话，现在来到“闪电”支队，全旅最好的支队，其中有俄国人小队，都是从边境修筑工事时逃来的俘虏。

“谁在那里!”

是哨兵：一个俄国人。

吉姆说了自己的名字。

“有新闻吗，政治委员?”

是阿列克谢，俄罗斯农民的儿子，学工程的。

“明天有战斗，阿列克谢。”

“战斗?消灭一百个法西斯分子?”

“我不知道消灭多少，阿列克谢，我也不太清楚有多少人活着。”

“盐和香烟，政治委员。”

“盐和香烟”是给阿列克谢印象最深的意大利语句子，他经常重复，就像一句口头禅，一句问候语。

“盐和香烟，阿列克谢。”

明天有一次大仗，吉姆是平静的，他将说：A，B，C。他继续想：我爱你，阿德利亚娜。这，不是别的，就是历史。

十

凌晨，天没亮，还很黑，德利托的队员们在房子周围静静地活动准备出发，把被子围在肩上，因为拂晓之前，在满是石头的山顶上很冷。队员们想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所带被子的命运：逃跑时丢掉，他们死的时候，被子可能沾满血，可能被法西斯分子捡到，拿到城里当作战利品。一条被子有多大意义?

在他们上面，像是在云彩上面，听到敌人纵队在活动。车轮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转动，车灯关闭，士兵们移动着疲惫的脚步，问班长：路还远吗?德利托的队员们小声说话，好像德国纵队就在房子的墙后经过。

现在队员们用饭盒吃煮熟的栗子，不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吃。这次，厨子也要参加行动：厨子用长柄勺子分栗子，小声骂着，眼睛困肿了。吉里雅也起来了，在备战的队员中间转来转去，帮不上忙。曼齐诺不时地停下来看着她。

“说吧，吉里雅，”他说，“你一个人留在这营房里有失谨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愿意我去哪里?”她问。

“穿上衬裙，到一个镇里去，他们对女人不会干什么。德利托，让她走，她一个人不能留在这里。”

德利托没吃栗子，竖起领子几乎一言不发，领导队员们做准备工作，不抬头，也不立刻回答问题。

“不，”他说，“她最好留在这里。”

吉里雅看了一眼丈夫，好像是说：“你看见了吧?”最后和眼睛都不抬的表兄吵起来。表兄说：“滚开!”她照原路回屋睡觉去了。

皮恩也在队员们中间跑前跑后，好像猎犬看主人做准备。

“战斗，”他想，尽量兴奋起来，“现在有战斗。”

“那么，”他对贾钦托说，“我拿哪支?”

政委刚注意到他，问：“什么?”

“我拿哪支，枪?”皮恩说。

“你?”贾钦托说，“你不去。”

“不，我去。”

“走开。现在不是带小孩的时候，德利托不愿意，走开!”

这时，皮恩怒气冲天，想不带枪跟在他们后面，难为他们，直到他们开枪射击。

“德利托，德利托，你真的不愿意我去吗?’’

德利托没有回答，抽烟屁股，好像在咬烟。

“是你，”皮恩说，“坏家伙，你说过这不是真的。”

“现在要打我后脑勺了。”他想。但是德利托不说话。

“我能参加行动吗，德利托?”皮恩说。

德利托抽烟不答。

“德利托说我可以去。你听见了吗，贾钦托?”皮恩说。

现在德利托想说：“行了!你留在这里!”

但是他没说，为什么?

皮恩大声说：“那么，我去了。”

他朝剩下枪的地方走去，步子很慢，吹着口哨，为了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他选了一支最轻的滑膛枪。

“我就拿这支了，”皮恩大声说，“这支枪是谁的?”

没人回答他。皮恩照原路回来，拿着滑膛枪前后晃着。他坐在地上，就坐在德利托面前，开始检查封闭器，标尺，扳机。

他低声唱起来：“我有枪了!我有枪了!”

有人对他说：“住口。你傻了?”

队员们开始按小队按小组排队，运弹手分成班次。

“我们就这样定了，”德利托说，“支队的位置在朝圣者山的桥墩和第二个峡谷之间。表兄指挥。你们会接到营部的命令。”

大家以困乏和模糊不清的目光看着他，头发盖过了眼睛。

“你呢?”大家问他。

德利托垂下的眼里有点眼眵。

“我病了，”他说，“不能去。”

就这样，一切按他的愿望办了。队员们再没说什么。德利托想：“我是个穷途末路的人。”现在一切按他的愿望办了。太可怕了：队员们不说什么，也不抗议。这说明大家已经谴责他了，很高兴他拒绝最后一次考验，可能大家早就期望他这样，可是大家不明白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德利托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一切按他的愿望办了。剩下的，他只能随波逐流了。

然而，皮恩什么都明白：他全神贯注，咬着舌头，满脸通红。在那边，吉里雅躺在草堆里，男式衬衣下面有一对热烈的乳房。她很热，夜里在草堆里翻来覆去。有一次大家都在睡，她起来，脱掉裤子，裸着身子钻进被窝，皮恩看见这一幕。当山谷里战斗正酣时，屋子里将发生令人惊讶的事情，比战斗还刺激一百倍。正因为如此，德利托才让皮恩去参加行动。皮恩把滑膛枪扔在脚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每个动作。队员们又开始排队，没有人告诉皮恩来站到队伍里。

猎鹰开始在房梁上振动翅膀，好像在进行一次失望的攻击。

“巴贝夫!我应该喂巴贝夫!”曼齐诺说，跑去拿装内脏的口袋喂猎鹰。这时，大家都转过身来看他和猎鹰，好像要把他们所有的怨恨都倾泻在某个确切的东西上。

“让你和你的猎鹰去死吧!不吉利的凶鸟!每次它唱，灾难就来!杀死它!”

曼齐诺站在他们对面，猎鹰抓在他肩上，他喂猎鹰碎肉，愤怒地看着同志们：“猎鹰是我的，用不着你们多嘴，如果我愿意，就带着它参加行动，行吗?”

“杀死它，”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叫起来。“现在不是考虑猎鹰的时候!你杀还是我们杀!”

他说着就要去抓猎鹰。大鸟在他手背啄了一口，流出血来。猎鹰竖起羽毛，展开翅膀，转动黄眼睛不停地叫。

“你看!你看!我觉得满有趣!”厨师说。所有人都围着他，怒发冲冠，举起了拳头。

“让它别叫!让它别叫!会带来灾难的!会把德国人叫来的!”

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吮手上的血，说：“杀死它!”

肩上扛着机枪的公爵从皮带上摘下手枪。

“我来开枪!我来开枪!”他哼哼唧唧地说。

猎鹰没有安静的迹象，反而更焦急不安。

“行了，行了，”曼齐诺下了决心，“看我怎么处置它。行了，按照你们的愿望办。”

他用两只手抓起猎鹰的脖子，用膝盖夹住把它的头往地上按。大家一声不吭。

“好了!现在你们高兴了!你们都高兴了，好了!”

猎鹰一动不动了，翅膀张开垂下来，羽毛立着。曼齐诺把猎鹰扔向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地。巴贝夫翅膀挂在荆棘上，头朝下，抖了几下，死了。

“排队，排队，出发!”表兄说，“机枪手在前，运弹手在后，接着是步枪手。出发!”

皮恩待在一边，不在队里。德利托转过身进到屋里。战士们静静地远去了，踏上上山的路。最后一个是曼齐诺穿着水兵外套，肩上沾着鸟屎。

屋内很暗，散发着干草的气味。在房间的相对的两个角落里，女人睡在这边，男人睡在那边，都钻进被子里。他们都不动，皮恩保证直到天亮前他们都不会闭眼。他也躺下了，睁着眼睛。他要看要听：他也不闭眼。他们也不搔痒，低声呼吸。皮恩知道，他们醒着。慢慢地他睡着了。

皮恩醒来时，外面天已经亮了。他一个人在碎草堆里。慢慢地想起了一切。今天是战斗的日子!为什么听不到枪声?今天是德利托司令员和厨师妻子亲热的日子!他站起来出去。外面是和平常一样蔚蓝色的天空，蓝得让人害怕，有鸟鸣，听鸟鸣也让他害怕。

厨房在即将倒塌的一所老房子的老墙废墟中间，吉里雅在里面，在一个装栗子的饭盒下生着火。她脸色苍白，眼睛无神。

“皮恩，要栗子吗?”她问，摆出母亲的样子，很虚假，好像是想尽量讨好他。

皮恩很反感女人们那装母亲的样子：他知道这是虚情假意，她们实际并不喜欢他，像他姐姐那样，只不过有点怕他。他恨死这个女人。

“那事”已经发生了?德利托在哪里?他决定问问她。

“好，都干完了?”他问。

“什么事?”吉里雅反问。

皮恩不回答，做着鬼脸偷看她。

“我现在刚起来。”吉里雅像个天使似的。

“她明白，”皮思想，“这个母牛，她明白。”

尽管他觉得没发生什么事，但这个女人表情紧张，好像屏住气。

德利托来了。他刚才洗脸去了，脖子上围着一条褪色的毛巾。

他有一张成熟男人的脸，带皱纹和阴影。

“还听不到枪声。”他说。

“真倒楣，德利托，”皮恩说，“他们都睡着了?”

德利托不笑，吮吮牙。

“全旅都在山顶上睡着了，你这样想?”皮恩说，“德国人悄悄地上来了。Raus!Raus!转过身去，他们在那里。”

皮恩指着一个地方，德利托转过身。他讨厌转身，耸耸肩。在火旁坐下来。

“我病了。”他说。

“要点栗子吗?”吉里雅问。

德利托往火灰里吐了一口痰。

“栗子使我胃热。”他说。

“你只喝汤。”

“我胃热。”

他仔细考虑，说：“给我!”

他捧着脏饭盒喝汤，然后放下饭盒。

“好吧，我吃。”皮恩说。用勺子喝热栗子汤。

德利托抬眼看看吉里雅。他上眼皮睫毛又长又硬，下眼皮没睫毛。

“德利托。”吉里雅说。

“噢。”

“你为什么没走?”

皮恩把脸藏在饭盒里，在饭盒边从下往上看。

“我去哪里?”

“什么问题，当然是参加战斗。”

“你愿意我去哪里，你愿意我去哪里，我在这里连我自己都不

知道。”

“什么事不对劲，德利托?”

“什么事不对劲，我知道什么事不对劲吗?在旅里他们想骗我，已有一段时间了。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每次都是：德利托，你说，德利托，这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注意，德利托，好好想想，当心，纸是包不住火的……见鬼去吧!我再也受不了了!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干脆就说。我愿意做我喜欢的事。”

吉里雅坐得比他高，长时间地看着他，鼻子直喘气。

“我愿意做我喜欢的事。”德利托瞪着黄眼睛对她说，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

听到皮恩用饭盒喝汤的声音。

“德利托，他们也许是跟你开个恶意的玩笑。”吉里雅说。

德利托靠近她。现在，他蜷曲在她脚边。

“我不在乎死，”他说。但他嘴唇发抖，像个病孩子。“我不在乎死。但是，首先我愿意……首先……”

他脑袋歪着，从下往上看着坐得比他高的吉里雅。

皮恩把空饭盒扔在地上，勺子还在里面。叮叮!勺子发出响声。

德利托把头转向他。咬着嘴唇看着他。

“哎?”皮恩问。

德利托心烦意乱。

“他们没开枪。”他说。

“他们没开枪。”皮恩说。

德利托站起来，转了转，显得焦虑不安。

“皮恩，去打点水来!”

“马上去。”皮恩弯下身系鞋带。

“吉里雅，你脸很白。”德利托站在她后面，膝盖顶着她的后背。

“我大概病了。”吉里雅叹息道。皮恩唱起那单调的没完没了

的重复词，越唱越高：“苍白!……苍白!……苍白!……苍

白!……”

德利托把手放在她脸颊上，把她的头转向自己：“你和我一样病了吗?告诉我，和我一样病了吗?”

“苍白!……苍白!……”皮恩继续唱着。

德利托转向他，脸色难看：“打水去，好吗?”

“等等，”皮恩说，“我系另一只鞋。”

他继续磨蹭。

“我不知道你病得怎样了?”吉里雅说，“你病得怎样了?”

德利托小声说：“病得不行了，再也受不了了。”

他站在她后面，抱住她的肩，靠在腋下。

“苍白……苍白……”

“喂，皮恩。”

“好了，我去，现在我去。把大瓶子给我。”

然后，他停住，竖起耳朵听听。德利托也停下来，往上看着。

“他们没开枪。”德利托说。

“没有?确实没开枪……”皮恩说。

他们两人一声不吭。

“皮恩!”

“我去!”

皮恩出去，晃着大瓶子，吹着原先的小曲。那天，他大概很开心。皮恩没有同情心。德利托吓唬不了他了，不再是指挥员，拒绝参加行动，无权指挥了。现在，厨房听不到口哨声了。皮恩不声不响，停住，蹑手蹑脚地返回来。他们大概已经躺在地上，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像狗一样互相咬着喉咙。皮恩已经在厨房里藏起来。那两人还在那里，德利托把手伸进吉里雅头发下面，摸到后颈，她像猫一样动一下，像是摆脱他。突然，他们转过身来，听到有人。

“谁?”男的问。

“我回来取另一个大瓶子，”皮恩说，“这个满了。”

德利托用一只手摸摸太阳穴：“拿着。”

女的去坐在土豆袋子旁边：“好了，我们削点土豆吧，至少做点什么。”

她把口袋放在地上，准备要削的土豆和两把刀。

“拿一把刀，德利托，这里有土豆。”她说。

皮恩发现她既傻又虚伪。

德利托继续摸自己的额头：“他们还没开枪，出什么事了?”

皮恩走了，真的是打水去了。应该给他们时间，否则，什么事也不能发生。喷泉附近有一片满是桑葚的荒地。皮恩开始吃桑葚，他喜欢吃，但现在没兴趣吃。嘴里塞满了，却觉不出味道。吃得差不多，可以回去了。现在可能还早，最好先让他们满足。他蹲在灌木丛中。一定要努力，使他开心的是想像德利托和吉里雅在厨房的废墟间相互追逐，或是想像一些男人黄昏时被带到沟里跪下，裸着干黄的身体，牙齿发抖，所有这些事情既不道德又令人难以理解，带有一种像自己排泄物一样的古怪魅力。

皮恩用叶子擦擦嘴，准备好了，走!

厨房里，土豆都倒在地上。吉里雅在屋的一角，在口袋和军用大锅那边，手里拿着刀。她的男式衬衣扣子解开，里面有又白又热的乳房!德利托在栏杆那边用刀威胁她。真的，他们在互相追逐，现在互相伤人了。

然而，他笑了；两人都笑了，他们正在开玩笑。笑得不自然，是个令人难受的玩笑，两人还是笑着。

皮恩放下大瓶子，大声说：“水!”

他们放下刀，过来喝水。德利托拿起瓶子递给吉里雅。吉里雅接过来喝水，德利托看她的嘴唇，又说：“他们还没放枪。”

转向皮恩。“还没放枪，”他又重复说，“出什么事了?”

皮恩很高兴他这样平静地问他。

“你说，会出什么事?德利托!”他问。

德利托嘴唇不碰瓶子，对着喉咙痛饮起来。然后，擦干嘴：“给你，吉里雅，还喝吗?渴就喝，喝完再让他去打。”

“如果你们愿意，”皮恩酸溜溜地说，“我给你们打一桶来。”

两人互相看着，笑着。皮恩明白他们不是因为他的话才笑起来，这是他们之间神秘的没有道理的笑。

“如果你们愿意，”皮恩说，“我给你们打水可以洗澡。”

他们继续互相看着，笑着。

“洗澡，”男人重复道，不明白是笑还是气，“洗澡，吉里雅，洗澡。”

他拉过她的肩。突然，他脸变了，放开她：“下面，看下面。”

在离他们几步远的一片荒地上，是那只僵硬的猎鹰，翅膀被缠住了。

“扔掉，扔掉!”他说，“我再不想见到它了!”

他抓起鹰的一只翅膀扔出去，把它扔到杜鹃花丛里。巴贝夫翅膀不动被扔过去，可能它从来没有这样滑翔过。吉利雅拉住他一只胳臂。说：“不，可怜的巴贝夫!”

“扔掉!”德利托气得脸发白，“我再不想见到它了!把它埋了去!皮恩，把它埋了。拿把铁锹把它埋了。”

皮恩看着杜鹃花丛中的死猎鹰：如果死鸟站起来，会怎么着，会啄他的眼睛吗?

“我不去。”皮恩说。

德利托动动鼻子，手放在手枪上，说：“拿铁锹，去，皮恩。”

皮恩提起猎鹰的一只爪子，爪尖像钩子一样又弯又硬。他扛着铁锹，提着耷拉头的死鹰走了。穿过杜鹃花地和一片森林，来到草地上。顺着台阶从这些草地可以上到山上。所有死人都葬在这些草地下面，眼睛里充满土，不管是死去的敌人还是死去的同志。现在猎鹰也葬在此。

皮恩在草地上奇怪地转了几圈。他不愿意为死鸟挖坑的时候，铁锹触到死人脸，也不愿意踩着死人，他怕他们。然而，要是能

从土里挖出一个死人，一个裸体死人，牙露着，眼睛空着，那也不错。

皮恩周围只能看到山。看不到底的大山谷，陡峭的山坡，黑压压的树林，一排山接着一排山望不到头。皮恩一个人站在土上，土下是死人。树林那边山坡那边的另外一些人在地上，男人蹭女人，一个人扑在另一个人身上互相残杀。死猎鹰在他脚边。起风了，一大片云彩在他头上飞过。皮恩为死鹰挖了一个坑。鹰跟人不一样，一个小坑就行了。皮恩拿起死鹰，见它眼闭着，翻着白眼皮，跟人死的时候一样，皮恩使劲翻开，看见下面圆圆的黄眼睛。他真想把猎鹰扔向空荡的山谷中，看着它展开翅膀，重新飞翔，在他头上盘旋几圈，再飞向远方。而他像在有仙女的寓言故事中一样跟在它后面，越过山冈，走过平原，一直到一个人人都善良可爱的迷人的国度里去。现在他把死鹰放进坑里，用铁锹慢慢地掩埋它。

这时，一声巨雷响彻深谷：枪声，炮声，在山谷中显得更响：战斗开始了!皮恩吓得向后退。可怕的巨大响声在空中回荡。声音很近，离他很近，不知在哪里。过一会子弹要在他头上飞过，过一会，从山脊里会突然冒出德国人拿着机枪向他射击。

“德利托!”

皮恩扔下插在坑土中的铁锹，跑了。他跑着，巨大的响声包围着他。

“德利托!吉里雅!”

他跑进树林。冲锋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战斗是在他梦中突然出现的，不知道在哪里。可能离他几步远，可能在那边小路的拐弯处能听到机枪的呜咽，看到分散在荒地上的死人。

“救命啊!德利托!吉里雅!”

他来到杜鹃花丛的边缘，空中的枪声使他更加惧怕。

“德利托!吉里雅!”

厨房里，空无一人，他们跑了!扔下他一个人。

“德利托，他们开枪了!他们开枪了!”

皮恩哭着跑到花丛的边缘。灌木丛中有一条被子，里面裹着一个活动的身体。一个身体，不，是两个身体。里面伸出四条腿，交叉着，跳动着。

“战斗!德利托!他们开枪了!战斗!”

十一

全旅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到达半月关。冷风刺骨，战士们筋疲力尽，难以入睡。指挥员命令在一个岩石台阶下停下休息片刻。在阴云密布的黑夜，关口在大雾环绕的两个岩石高地中间像一个凹形草地。关口那边是自由的山谷和平原，一些敌人还未占领的新地区。战士们自出发以来，还没有休息过。就是他们的斗志也难以忍受这长时间疲劳所带来的折磨。战斗热情推动他们前进。这是一场浴血的战斗，最后以游击队的撤退而结束。但这不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德国人从一个峡谷过来，发现山顶上有许多人大喊大叫，悬崖边升起喷出的火舌：他们中的许多人滚进大道的坑洼处，几辆卡车开始冒烟起火，像锅炉一样，过了一会成为一堆废铁。后来援军到了，但作用不大：只打死了几个不服从命令而留在大路上或混战中离开队伍的游击队员。因为指挥员们及时得到汽车纵队到来的情况，及时散开队伍，沿着山路返回，以避免被敌人包围。当然，德国人丢了面子之后也不肯就此罢休，于是费烈拉决定让全旅放弃这个现在有可能会成为陷阱的地区，让自己的部队进入更容易防卫的其他山谷。撤退是安静的，井井有条的，将黑暗的夜空留在后面，顺着崎岖山路向半月关前进，一支骡子队驮着辎重、食品和伤员。

德利托的战士们在岩石台阶下面冻得牙齿直打架，把毯子像阿拉伯长袍那样围在头上和肩上。支队死了一个人：贾钦托政委，白铁工人。他躺在一个草地上，被德国火焰喷射器射中。他漫游．

各地的五彩缤纷的梦想抛弃了他，让他和身上的虫子在一起，因为任何杀虫剂都驱赶不了它们。还有一位伤员，卡拉布里亚四连襟之一的伯爵手上受了伤。

德利托和他的战士们在一起，面色蜡黄，肩上围着一条毯子像一个真病号。他活动着鼻子，静静地一个一个地打量每一个人。不时地像是要下命令，结果还是一言不发。战士们也没向他说话。如果他下命令，或是一个同志对他说话，肯定会引起大家的不满，说出激烈的言词。还不到时候：大家都明白这点，好像他和其他人达成了默契。他不再下命令，也不再训斥人；别人做事也不再需要他。这样支队行军很有纪律，没人散开，也没人因轮流背东西而吵架。不能说没有指挥员。实际上，德利托还是支队司令，他一个眼神就能使大家守规矩。德利托是个杰出的指挥员，有杰出指挥员的品质。

皮恩戴着登山帽注视德利托、吉里雅，而后看曼齐诺。他们的表情和平时一样，只是因寒冷和劳累显得憔悴。每人的脸上都没有记载昨天早晨历史的有关章节。别的支队过来了，在更远的地方停下来或者继续行军。

“司机基安，基安!”

一支小队还在“立定”，皮恩在里面认出了酒馆里的老朋友，他穿着游击队队服，全副武装。基安不知道谁叫他，他也十分惊奇：

“啊，是皮恩!”

他们以不习惯互相祝贺的人的谨慎喜悦庆祝见面。司机基安变得不同了：参加游击队一个星期，眼睛已不再是穴居动物的眼睛，因为抽烟和饮酒总是眼泪不断，就像所有酒馆里的常客那样。脸周围似乎想留胡子。他在重剑营。

“我到旅部报到时，吉姆想把我交给你们支队……”基安说。皮思想：“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那天晚上在酒馆里叫‘委员会’的那个陌生人给所有人都打了小报告。”

“哇，要在一起多好呀，基安。”皮恩说，“后来为什么没送你来?”

“唉!他们说没用了：你们支队不久要解散!”

“就是这样，”皮恩想，“一个人刚来，就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皮恩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便问：“司机!小街上有什么新鲜事?酒馆里呢?”

基安酸溜溜地看着他：“你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皮恩说，“有什么事?‘狙击兵’生儿子了?”

基安吐了一口痰：“我再不愿意听人谈那些人了，”他说，“生在他们中间我感到羞耻，那些年我真受不了他们、酒馆、小街上的尿臊……尽管我待在那里……现在我要离开那里，感谢那个无赖告发了我……”

“法国人米歇尔?”皮恩问。

“米歇尔是一个，但不是他，这个无赖。在黑色旅和爱国行动小组之间搞两面手法，至今尚未决定跟哪一派……”

“其他人呢?……”

“在一次拉网式搜捕中，都被捕了。当时我们刚刚决定组织爱国行动小组……长颈鹿被枪毙了……其他人被送到德国……小街几乎空了……一颗炸弹落在炉子栏杆附近……大家或是疏散或是住在山洞里……这里是另外一种生活：我好像又回到了克罗地亚，只是现在，如果上帝愿意，我愿到那边去……”

“克罗地亚，司机，坏小子，你生在克罗地亚，情人呢?……我姐姐呢?……告诉我，她也疏散了吗?”

基安捋捋刚长出来的胡子，说：“你姐姐，她让别人都疏散了，那条母牛。”

“你说清楚，”皮恩开着玩笑说，“你知道你冒犯巳我了。”

“蠢货!你姐姐在党卫队那里穿着丝绸服装，和军官们乘汽车兜风。德国人到小街时，是她挽着一位德国上尉带领他们挨家挨户搜!”

“一个上尉，基安!狗东西，多好的职业!”

“你们正谈论做奸细的女人吗?”说这话的人是表兄，伸过来他那张塌鼻子、留胡子的宽脸。

“是我姐姐，那个母猴，”皮恩说，“从小时候起她就当奸细，可以想像得到!”

“可以想像得到。”表兄说，看着远处，呢帽子下面表情沮丧。

“对法国人米歇尔，也可以想像得到。”基安说，“米歇尔不坏，但是个无赖。”

“佩莱，你认识黑色旅那个新人佩莱吗?”

“佩莱，”司机基安说，“是人群里最坏的。”

“以前是最坏的。，’他们后面有人说。他们转过身来：是红狼带

着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武器和机枪子弹带来了。大家欢迎他，每

次见到红狼，大家都很高兴。

“那么说，佩莱怎么了?怎么回事?”

红狼说：“这是爱国行动小组的一次行动。”他开始讲述。

那时，佩莱有时回家睡而不在兵营。他一个人住在一家民房

的阁楼里，把弄来的枪都藏在那里，因为在兵营里要分给其他人。

一天，佩莱回家，和平时一样带着武器。有一个人跟着他，身着便

装，穿着雨衣，手揣在口袋里。佩莱觉得有人要向他开枪。他想，

“最好假装什么也没发现。”继续走。在另一条人行道上，见到另外

一个陌生人，也穿着雨衣手揣在口袋里。佩莱转身，那两个人也转

身。他想，“现在应该赶紧回家，一进大门就跳进屋去，从门框后面

射击，使人不能靠近。”但是，在人行道上，除了大门以外，又有一个

穿雨衣的人向他走来，佩莱想，“最好让他过去。”他停下，三个穿雨

衣的人也停下。只能尽快地进门了。在大门里面又有两个穿雨衣

的人靠在楼梯栏杆上，一动不动，手也揣在口袋里。佩莱进来了，

心想，“我中圈套要被捕了，他们会对我说：‘举起手来!”’然而，他

们好像不看他。佩莱从他们前面走过，上楼梯。想，“他们再跟着我，我就趴在台阶上向楼梯井开枪。”在第二个楼梯拐弯处往下看，他们还跟着他。佩莱还处在他们手枪的枪口上，手枪都在雨衣口袋里看不见。又一个拐弯处，佩莱又横着往下看，在他下面每个楼梯拐弯处都有一个人，佩莱贴着墙继续上楼，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国行动小组的人，他下面一、二、三、四楼的拐弯处都有人贴着墙上来，手枪对着他。六层，七层，楼梯井半明半暗，好像到处都有人慢慢上来。佩莱想：“如果到阁楼前他们不开枪，我就得救了；我躲进屋内，里面有许多枪和手榴弹，可以坚持到黑色旅来。”到了顶层阁楼，佩莱跑上最后一个拐角处，开门进去，赶紧用肩把门顶上。“我得救了!”但是阁楼的窗口那边房顶上，又有一个穿雨衣的人用枪对着他。佩莱举起双手，身后的门也开了，所有穿雨衣的人都用枪对着他，其中一个人，不知是谁，开了枪。

在半月关停下的同志们都围在红狼周围，屏住呼吸听他的叙述，有时红狼也夸张一番，但总的说来，他讲得不错。

一个人问道：“你是他们一起的吗?你是哪一个?”

红狼微微一笑，从在监狱里被剃光的头上提了提有沿帽。说：“房顶上那个。”

然后，红狼开始列举佩莱收藏在那阁楼上的所有武器：机枪，斯坦式，马基内式，马斯式，手榴弹，各种口径的各式手枪，红狼说甚至还有一门迫击炮。

“你们看，”红狼说着，展示一支手枪和一些特制手榴弹，“我只拿了这些，爱国行动小组的装备比我们差，他们需要。”

皮恩突然想起自己的手枪：如果佩莱知道那个地方，去取出来的话，那支枪也应在其中。现在应该属于他皮恩的，别人不能拿去!

“红狼，听着，红狼，”皮恩拉了拉红狼的外套说，“在佩莱的手枪中，有一把P38型吗?”

“P38型?”另一个人说，“没有，没有P38型。收藏中什么型号都有，惟独P38型没有。”

红狼又开始描述这个枪迷收集的零件，种类繁多，有的还很少

贝：。

“你能肯定没有P38型吗?”皮恩问，“不可能被爱国行动小组

的什么人拿走吗?”

“不可能。，’红狼说，“你认为我会没有注意到P38型?我们是在一起清点的。”

“这么说，那支手枪还埋在蜘蛛巢旁边，”皮恩想，“那是我的

枪，佩莱说知道那个地方，这不是真的。没人知道那个地方，那早

是皮恩的地方，一个神奇的地方。”对此，他深信不疑。无论发生什

么事情，蜘蛛巢还在，埋在那里的手枪还在。

天快亮了，全旅本来还要进行长时间行军。但是，指挥员们判

断：太阳升起以后，这么多人的队伍走在暴露的大路上，会立即被

人发现。因此决定：等到夜晚降临，再秘密地继续行军。

这里以前是一些边境哨所，多年来，将军们在这里假装备战，

结果打起仗来还是毫无准备。山上分布着许多长排低矮的军事营

房。费烈拉命令部队在营房里安顿，睡觉。整整一天都要隐蔽在

里面，直到天黑或者起大雾继续行军。

这些营房分配给各个支队。德利托支队分到一个小的水泥房

子，四周有墙与外面隔开，以前可能是马厩。战士们躺在少量的烂

草上，闭上了疲惫不堪和充满战争场面的眼睛。

早晨，人挤在屋子里面觉得心烦。每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到墙

后面小便。没有别的事就在里面休息。吃饭时不能唱歌抽烟。因

为在山谷里，树林中有奸细用望远镜四处观察并到处打听。大家

只能轮流到一个军用厨房里吃饭，它的烟道通过地下到远处冒出

去。

皮恩不知道该干什么，坐在靠门有太阳的地方，脱下漏底的鞋

和没后跟的袜子，在太阳光下看脚，揉着伤口，抠出脚趾缝中的脏东西。然后逮虱子，每天都要“扫荡”一次，否则最后就像贾钦托一样，可怜的贾钦托!可是，如果以后像贾钦托一样，有一天死了，那现在逮虱子又有什么用?可能贾钦托之所以不逮虱子，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了。皮恩很伤心，记得第一次从衬衣里逮虱子是和彼埃特罗马格罗在一起，是在监狱里。皮恩真想和彼埃特罗马格罗在一起重新在小街上开个修鞋店。然而，现在小街已经没有人了，人都跑了，或者被抓或者死了。而他姐姐，那个母猴，还和上尉们鬼混。不久，皮恩将被大家抛弃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不知道去哪里。支队里的同志们是一些他弄不清楚又敬而远之的人，像酒馆里的那些人，但他们眼里充满杀人的疯狂和在杜鹃花丛中做爱的野性，又比酒馆里的那些人更迷人一百倍，更不可理解一百倍。惟一和他合得来的是表兄，伟大、温柔又冷酷的表兄，但现在他不在。早晨皮恩醒来时，没有看见他。他经常一个人带着冲锋枪和呢帽子出去，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这个支队也将解散，这是吉姆对司机基安说的，同志们还不知道。皮恩转向他们，他们都挤在水泥房子里铺着烂草的地上。

“坏小子们，若不是我来给你们带来消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出生了。”

“怎么了?你吐痰。”大家问他。

“支队要解散了，”皮恩说，“一到新地区就解散。”

“什么，谁告诉你的?”

“吉姆。我发誓。”

德利托听懂了，但没有做任何表示，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别哕嗦了，皮恩，把我们弄到哪里去?”

大家开始谈论起哪些人被分配到哪个支队，愿意去哪些地方。

“你们不知道给我们每人一个支队吧?”皮恩说，“让我们每人都当司令。让木帽子当沙发游击队司令，肯定的，一支坐着战斗的游击队部队。没有骑兵战士吗?现在游击队员都坐轮椅。”

“等到我读完，”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说，用手指指着《超级侦探书》中读到的一页，“然后再回答你。现在我快知道谁是杀手了。”

“杀死牛的?”皮恩说。

细高个泽纳看不懂书也听不懂话：“什么牛?”

皮恩“咦”地笑起来，因为泽纳中了圈套了，“你买牛嘴唇的那头牛。牛嘴唇!牛嘴唇!”

木帽子支在一只大手上要站起来：手指还夹在书中读到的地

方，另一只手在空中挥动要抓皮恩。后来发现太累了，就又开始看

书。

听到皮恩的俏皮话，大家笑了，并喜欢看这个场面：皮恩一开

起玩笑来就没完没了，直到一个一个地把每个人都来一次。

皮恩开心兴奋，连眼泪都笑出来了。现在，皮恩很得意，周围

是大人：对自己好的人和对自己不好的人混在一起，可以一起开玩

笑和发脾气的人。他觉得自己很冷酷：毫无怜悯地伤害他们。

吉里雅也笑了，但皮恩知道她是假笑，因为她心里有鬼。皮恩

不时地望她一眼，她不低眼睛，只是嘴唇轻轻一笑。“你等着，”皮

恩想，“你笑不了多久了。”

“宪兵!”皮恩说。他每提到一个名字，大家都小声冷笑，预感

到皮恩要讲出一个新故事。

“让宪兵指挥一个特别支队。”皮恩说。

“纠察队。”宪兵说，抢在他前面先把话说了。

“不对，美男子，抓父母支队!”

每次提起他抓拒服兵役者的父母当人质，宪兵都暴跳如雷。

“不对!我从来没抓过人家父母!”

皮恩说得尖刻狠毒，其他人帮着起哄：“别生气，美男子，别生

气!抓父母支队，你抓父母很能干……”

宪兵焦躁不安，后来想，让他说吧，说累了就说另一个人了。

“现在该……”皮恩环视四周，然后停住，呲牙眯眼地笑着。大家已明白要说谁了，憋住不笑出来。公爵面对皮恩的奸笑，像被施催眠术似的一动不动，紧绷着脸。

“我折断你的角，捅穿你的屁股。”他咬着牙说。

“让公爵组织一个宰兔支队。坏小子，你的话太多了，公爵。除了掐死鸡剥兔子皮外，没看见你做过什么。”

公爵把手放在奥地利手枪上，好像要用皮帽子打人。“我捅破你的肚子!”他喊道。

这时，曼齐诺失算了，说：“我们让皮恩指挥什么?”

皮恩看看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他在那里。说：“哦，曼齐诺，回来了……离家好长时间了……你不在的时候，家里出了许多好事……”

他慢慢转过身来：德利托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吉里雅靠近门，面带虚伪的假笑。

“你猜猜，你指挥什么支队，曼齐诺……”

曼齐诺傻笑，还想抢先：“……军用大锅支队……”他说，接着又笑，好像说了世界上最诙谐的话。

皮恩严肃地摇摇头。曼齐诺眨眨眼：“……猎鹰支队……”他说，又使劲笑，嗓子里发出古怪的声音。

皮恩很严肃，示意不对。

“……海军支队……”他又说，口不动了，流泪了。

皮恩抓住他滑稽虚伪的表情，油腔滑调慢慢地说：“你看，你的支队和其他支队一样，只能走草地，走宽路，走种矮植物的平原……”

曼齐诺又笑起来，先是没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还不明白皮恩要引到哪里去，但照样笑。大家都在等皮恩的下文。有人已经明白，笑起来。

“可以到处去，除了树林……除了有树枝的地方……有树枝的地方……”

“树林……啊，啊，啊……树枝，”曼齐诺冷笑，“为什么?……”

“会被缠住……你的中队……戴绿帽子人支队!”

大家大笑起来，声音极高。厨师很不自在地站起来，双唇紧闭。笑声减弱。厨师看着周围，又笑起来，眼睛肿了，嘴也歪了，勉强地笑，狂笑，拍自己的膝盖，用手指指着皮恩，好像是说：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皮恩……你们看着他……”他说，虚伪地冷笑，“皮恩……给他，我们给他卫生间支队，给他……”

德利托也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

“到此为止!”他面无表情地说，“你们不明白不能出声吗?”

这是战斗之后，他第一次下命令。用不能出声作借口下的命令，而没说：到此为止，因为这个故事我不喜欢。

大家见他也不自然：他不再是支队司令了。

吉里雅说话了：“皮恩，为什么不给我们唱个歌?还唱那首……唱吧……”

“卫生间支队……”曼齐诺说，“头上顶着夜壶……啊，啊……皮恩头上顶个夜壶……你们想像得到……”

“你要我唱哪首歌，吉里雅?”皮恩问，“上次那首歌?”

“安静!”德利托说，“你们不知道命令吗?不知道我们在危险地区吗?”

“给我们唱那首歌，”吉里雅又说，“就是那首，你唱得非常好……怎么唱的?噢依力，噢依拉……”

“头上顶着夜壶，”曼齐诺笑得继续拍着膝盖，眼眶含着气愤的泪水，“自动武器用的灌肠器……给你做一阵灌肠……皮恩……”

“噢依林，噢依浪，吉里雅，你能肯定吗……”皮恩说，“你根本不知道……以噢依力，噢依拉开头的歌根本没有。”

“做一阵灌肠……你们看看他……皮恩……”曼齐诺说。

“噢依力，噢依拉……”皮恩开始临时编词，“丈夫去打仗，噢依力，噢依拉，妻子留在家!”

“噢依力，噢依拉，皮恩是个拉皮条的!”曼齐诺要压过皮恩的声音。

德利托第一次看到没有人服从他，他抓住皮恩的一条胳臂使劲扭：“住嘴!住嘴!明白吗?”

皮恩感到疼，他反抗，继续唱：

“噢依力，噢依拉，妻子和司令，噢依力，噢依拉，将要干什么?”

厨师使劲对着唱，不愿听他的词：“噢依林，噢依浪，妓女的弟弟。”

德利托扭皮恩的两条胳膊，手指间觉得他的细骨头几乎要断了：“住嘴，杂种，住嘴!”

皮恩泪汪汪的，咬着嘴唇，还唱：“噢依力，噢依拉，他们走向灌木丛，噢依力，噢依拉，像两只狗一样!”

德利托放开他一条胳膊，用一只手堵他的嘴。这是个愚蠢又危险的动作：皮恩咬住他一个手指，用力咬。德利托尖叫一声。皮恩松开手指，看看周围。大人们都看着他。这群不可理解、与人为敌的人!德利托吮着流血的手指，曼齐诺笑得浑身发抖，吉里雅脸色苍白，其他人，所有其他人都瞪眼看着这一幕，气也不敢出。

“你们这些混蛋!”皮恩大叫，痛哭起来，“戴绿帽的!母狗!”

现在，只能走了。走!皮恩跑了。

对于他，只有孤独!

德利托在他后面喊：“不能出营房!回来!皮恩，回来!”要去追他。

但在门口，他碰上两个带枪的人。

“德利托，我们正找你。”

德利托认识他们，是旅部的两个传令兵。

“费烈拉和吉姆叫你去汇报，跟我们走吧。”

德利托面无表情地回来。“走吧。”他说，背上冲锋枪。

“他们说，下掉你的枪。”他们解释说。

德利托眼皮不动，从肩上解下枪带，说：“走吧。”

“还有手枪。”他们又说。

德利托解下手枪皮带，让它落到地上，说：“走吧。”

他夹在两个人中间，转过身来，说：“两点钟，轮到我们去做饭，你们要开始准备好所有的东西。三点半，两个人去站岗，顶上昨夜我们没上的岗。”

又转过身去，夹在两个带枪人中间走远了。

十二

皮恩一个人坐在山顶上：长满灌木的岩石落在他脚边，山谷开阔，谷底是流淌的河水，山坡上升起的长条云遮住了远处的村镇和树木现在一件不可挽回的事件已经发生；正像他偷德国水兵手枪的时候，他离开酒馆的那些人的时候，他逃离监狱的时候，现在他再也山不能回到支队战士那里去了，再也不能与他们共同战斗了。

他作为大人世界里的一个孩子很伤心，永远是孩子，被大人当作好玩的东西和讨厌的东西来对待。不能使用他们神秘和有刺激的东西，武器和女人，永远不能参加他们的游戏。但是，皮恩有一天会长大，可以对大家很坏，报复那些对他不好的人。皮恩现在就愿意成为大人，或者不是大人，但照样令人佩服或令人惧怕。做某些杰出的举动，成为孩子，同时又是大人的头领。

现在，皮恩走了，远离这些多风的陌生的地方，回到自己的王国，沟渠、回到蜘蛛筑巢的那个神奇地方，那里有他埋藏的手枪，它有神秘的名字：P38型。皮恩将为了自已去参加游击队，带上自己的手枪，没有人扭着他的胳膊，几乎要扭断，没有人派他去埋葬死猎鹰，自己却和女人在杜鹃花丛中乱滚。皮恩要单独干，做些惊人的事情，要杀掉—个军官，一个上尉：他的狗奸细姐姐的上尉。到那时大家都尊敬他，都愿意和他共同战斗：可能会教他使用机枪吉里雅再不会对他说：“给我们唱首歌，皮恩。?”以便能和情人鬼混她再不会有情人。有一天吉里雅会让他，皮恩，摸她的乳房，外式衬衣下面粉红色的热乎乎的乳房。

皮恩走在半月关下山的小路上，步子很大，在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他发现自己对那些计划的热情是假的，预想的。发现他的幻想肯定永远不能实现，他继续是个迷途的、到处漂泊的可怜孩子。

皮恩走了整整一天，遇到一些可玩许多开心游戏的地方：跳白石头，爬歪脖树，看见松树顶上的松鼠，靠在欧洲黑莓上的蛇，以及投石子的好靶子。但皮恩不愿意玩，不停地走，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感到忧郁。

他停下来，进到一户人家要点吃的，屋里有一对老夫妇，孤苦伶仃，以放羊为生。两个老人欢迎皮恩，给他栗子和牛奶，给他讲他们的儿子都被抓到很远的地方。又靠近火炉念玫瑰经，还想让皮恩也念：

但是，皮恩不习惯和善人相处，觉得不自在，也不习惯念玫瑰经。于是，当两位老人闭着眼睛祈祷时，他轻轻离开椅子走了。

夜里他睡在草垛里，第二天早晨继续走。经过德国人骚扰的更危险的地区。皮恩知道自己是个孩子，有时也很方便，即使说自己是游击队员，也没人相信。

有时候，封锁区挡住他的去路。戴钢盔的德国人从远处就盯住他。皮恩厚着脸皮往前走。说：

“羊，你们看见我的羊吗?”他说。

“Was?”德国人听不懂。

“羊，一只羊，咩……咩……”

德国人笑了，听懂了。皮恩头发很长，衣服也不合身，很容易被当成一个小羊倌。

“我丢了一只羊，”他哭着说，“我肯定，羊来这里了：去哪里了?”皮恩混过去，继续走路，嘴里叫着：“咩……咩……”这一关也

过了。

昨天大海在天边像一层混浊的乌云，今天在山冈和房屋那边变得碧蓝，啸声震天。

皮恩回到自己的小河旁。夜幕降临，青蛙稀少，黑色的蝌蚪使井水振动。往上就通到蜘蛛筑巢的小路。从这里过了到芦苇地，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有皮恩知道。这里，皮恩可以奇思怪想：变成国王，变成神。他提心吊胆地往上走，看到蜘蛛巢了：但是，土被移动过，到处都能看出有人用手动过。拔草，移动石头，破坏蜘蛛巢，刮掉抹上去的碎草。佩莱!佩莱知道这地方：佩莱曾经在这里，气得嘴唇发抖，淌着口水，用指甲刨开土，把小木棍钉人洞里，把蜘蛛一个一个地都弄死，寻找P38型手枪!他找到了吗?皮恩再也认不出准确的位置：他原先放的石头没有了，草被一把一把地拔掉。应该是这里，他挖的壁龛还在，但是里面堵满了土和凝灰岩碎石。

皮恩抱着头哭了。没有人能还给他手枪了：佩莱死了，枪没在他的住房里。他把枪放在哪里?给谁了?对皮恩来说，这是他在世上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现在怎么办?支队是回不去了，他对大家，对曼齐诺、对吉里雅、对公爵、对细高个泽纳又名木帽子干的坏事太多。酒馆经过搜捕，所有人都被流放或杀死，只剩下法国人米歇尔加入了黑色旅。皮恩也不想有佩莱的下场，爬上很长的楼梯等人开枪。皮恩一个人留在世上。

长街的黑女人听到有人敲门时，正在试一件新的蓝色便装。

她听着：在小街的旧房子里，她怕这时候给陌生人开门。继续敲

门。

“谁?”

“开门，丽娜，我是你弟弟，皮恩。”

黑女人开门，弟弟进来。他穿着式样很怪的衣服，头发长过肩

膀，很脏，衣衫褴褛，样子很狼狈，脸上分不清是土还是泪。

“皮恩，你从哪里来?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皮恩往里走，几乎不看她，说话声音沙哑：

“别来烦我。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做饭了吗?”

黑女人温柔地说：“等着我给你做。坐下，可怜的皮恩，你累了，你很走运碰上我在家，平时我几乎不住在这里，现在我住宾馆。”

皮恩嚼着面包和一块德国造的榛子巧克力。

“看得出，他们待你很好。”

“皮恩，我真为你担心!这段时间你干什么了?流浪，造反?”

“你呢?”皮恩反问。

黑女人往面包片上抹德国麦芽果酱，递给皮恩。

“现在，皮恩，你想干什么?”

“不知道，让我吃饭。”

“听着，皮恩。你要参加党派可要当心。听着，我工作的地方需要像你这样的棒小伙子，让你生活得不错。又没什么活干，只是从早到晚转转看大家做什么。”

“丽娜，你说，你有枪吗?”

“我?”

“对，你。”

“好吧，我有一支手枪，现在我带着它以防万一。是黑色旅的一个人送给我的。”

皮恩抬起眼睛，咽下最后一口东西：“能让我看看吗，丽娜?”

黑女人站起来：“你拿枪干什么?你偷了弗里克那支还不够?这支和弗里克那支很像。给你，看吧!可怜的弗里克，被派到大西洋上去了。”

皮恩看这支迷人的手枪：P38型。他的P38型!

“谁给你的?”

“跟你说过了，黑色旅的一个人，头发是棕色的。他着凉感冒了，我不夸张，他身上有七支完全不同的手枪。我问他：怎么弄的这么多?送给我一支。他不愿让人求他，他有手枪癖。最后他送给我这支，因为损坏最严重，但照样能用。我问他：你给我的是什么，大炮?他说：这样，就留在你这里。谁知道他想说什么?”

皮恩不听她讲话：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枪。他抬眼看着姐姐，把枪贴在胸部，像抱玩具娃娃一样。“丽娜，听着，”他声音沙哑地说，“这把枪是我的!”

黑女人很不高兴地看着他：“谁给你的?你成什么了，造反者?”

皮恩把椅子摔在地上。

“母猴，”他用力喊道，“母狗!奸细!”

把枪揣进口袋，摔门而去。

外面，黑夜茫茫。小巷里空无一人，和他来时候一样。商店窗户关着。在墙边人们堆起桌子和沙土袋以防轰炸。

皮恩走上沿河的小路，好像又回到偷枪的那天夜里。现在皮恩有了手枪，一切和以前一样。只是现在就他一个人了。和那天夜里一样，皮恩心中只有一个问题：我要干什么?

皮恩一边走一边哭，开始是无声地哭，后来哭出声来。现在没有人来安慰他。没人吗?在拐角处闪出一个很大的人影。

“表兄!”

“皮恩!”

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每次都有奇迹出现。那支手枪也很神奇，像魔棒一样。表兄是个大魔术师，带着冲锋枪和呢帽。他一只手摸着皮恩的头，问道：“到这里干什么，皮恩?”

“来取我的手枪。你看，一支德国水兵的手枪。”

表兄凑近看手枪。

“很漂亮，一支P38型，保管好。”

“你在这里干什么，表兄?”

表兄叹口气，还是那可怜的样子，似乎总是在受罚。

“我去看个人。”他说。

“这是我的地方，”皮恩说，“神奇的地方，蜘蛛在这里筑巢。”

“蜘蛛筑巢，皮恩?”

“全世界只在这里蜘蛛筑巢。”皮恩解释道，“我是惟一知道的。后来来了那个法西斯分子佩莱，把巢都毁了。要我指给你看吗?”

“让我看看，皮恩。蜘蛛巢，你听，你听。”

皮恩拉着他的手走，那只又软又热、像面包一样的大手。

“到了，你看，这是巢的所有的门。那个法西斯杂种都给破坏了，这里还剩一个完整的，看见了吗?”

表兄靠近蹲着往里面看，说：“你看，你看，小门能开能关，里面是洞，很深吗?”

“深极了，四壁都是用嚼碎的草做的，蜘蛛在里面。”皮恩解释说。

“点根火柴。”表兄说。

两人蜷曲着靠得很近，看洞口的火柴光在里面有什么反应。

“快，把火柴扔进去!”皮恩说，“看蜘蛛出不出来。”

“为什么，可怜的小动物?”表兄说，“你没看见它们已经遭到很多损失了吗?”

“你说，表兄，你相信它们能重新筑巢吗?”

“如果让它们安静，我想会的。”表兄说。

“以后我们还回来看看。好吗?”

“好吧，皮恩。每个月回来看一次。”

找到表兄太好了，他对蜘蛛巢这么有兴趣。

“你说，皮恩。”

“要什么，表兄?”

“知道吗，皮恩，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懂这些事。你看，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女人在一起了……你懂这些事情，皮恩。听着，大家说你姐姐……”

皮恩又冷笑了。他，是大人的朋友，懂得这些事。遇到这种情况时，能为朋友们提供这种服务，他感到自豪：“坏家伙，表兄，跟我姐姐好好玩。我指给你路：你知道长街吗?好，在夹楼上，过了水暖工的那个门。你放心地去，路上没人。和她在一起，要小心，不要告诉她你是谁，也不要告诉她是我叫你来的。只告诉她你在‘托德特’工厂工作，路过这里。对，表兄，你可以说女人的坏话。去吧，我姐姐是个令许多人喜欢的棕发女人。”

表兄微露一丝笑意，脸上还是那么苦恼。

“谢谢，皮恩。你够朋友，我去去就回来。”

“坏家伙，表兄，带冲锋枪去吗?”

表兄用手指捋了一下胡子。

“你看，不带枪活动我不放心。”

看到表兄在这种事情上拘束不安，皮恩觉得好笑。“带上我的手枪，把冲锋枪留给我，我给你当警卫。”

表兄放下冲锋枪，揣上手枪，摘下呢帽也放进口袋，用沾了唾液的手指试着抹直头发。

“弄漂亮点，表兄。你要能打动她，你想在家找到她，你就快

点。”

“再见，皮恩。”表兄说完就走了。

现在，在黑夜里，皮恩孤单一人，靠近蜘蛛巢，旁边是放在地上

的冲锋枪。但他不再感到失望，他找到了表兄。表兄是他渴望找

的伟大朋友，对蜘蛛巢很有兴趣。但是，表兄也和其他大人一样，

对女人有神秘的欲望，现在他去找黑女人，在零乱的床上拥抱她。

想到此，他认为表兄要是没有那种想法更好。他们可以在一起再

看看蜘蛛巢，然后表兄说说他那套反对女人的话，皮恩对此明明白

白，而且同意。然而表兄还是和其他大人一样，毫无办法。皮恩对此一清二楚。

在山下，老城里，又有枪声。谁干的?可能是值勤的巡逻队。夜里，枪声更使人觉得恐惧。肯定是太冒失了：表兄为了一个女人，单独到法西斯占领区。现在皮恩怕他落到巡逻队手里，怕他在姐姐家遇到德国人被捕。这样对他也好，皮恩也觉得解气：跟他姐姐这只毛茸茸的青蛙有什么乐趣可言?

但是，如果表兄被捕，皮恩就是一个人了。只剩下使他害怕的冲锋枪，他还不会用呢。皮恩希望表兄没有被捕，竭尽全力希望如此，倒不是因为表兄是伟大的朋友，他已经不再是伟大的朋友，他是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人。而是因为他是世界留给他的最后一个人。

可是，在开始担心之前，再等等。突然一个影子走过来，是他。

“怎么这么快，表兄，全干了吗?”

表兄忧郁地摇摇头：“知道吗，我觉得恶心，什么都没干，就离开了。”

“坏家伙，表兄，你觉得恶心!”

皮恩兴高采烈，表兄确实是位伟大的朋友。

表兄又背上冲锋枪，把手枪还给皮恩。他们行走在乡间。皮恩把手放在表兄那只像面包一样又柔软又暖和的大手里。

黑暗中有星星点点的亮光，那是盘旋飞舞在篱笆上的萤火虫。

“所有女人都是这样，表兄……”皮恩说。

“唉……”表兄同意，“但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我母亲……”

“你想起了你妈?”皮恩问。

“是的，我十五岁时她去世了。”表兄说。

“她好吗?”

“是的，她很好。”表兄说。

“我母亲也很好。”皮恩说。

“这里有许多萤火虫。”表兄说。

“靠近看萤火虫，”皮恩说，“它们也令人恶心，淡红色的。”

“是的，但这样看很美。”表兄说。

他们继续走着，大人和孩子，在黑夜中，在萤火虫飞舞中，手拉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