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探险家》

　　我们刚一走进店铺，所有人都中止了对话，接着被压得更低的嗓音又重新响起，仿佛当着“斯特德搭档”的面用正常声音说话是冒犯他们如此酷爱的隐私。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

　　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时代的开始。

　　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

　　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许多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

　　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版。）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

　　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

　　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梦幻与追求。

　　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是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韦恩·约翰斯顿的两部获奖小说：《纽约的探险家》和《梦碎之地》。

　　主编：赵　伐　张敏生

《纽约的探险家》第1章

　　达夫妮叔母说，1881年我刚满周岁不久，我父亲就告诉家人他报名参加了摩拉维亚弟兄会①为改善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生活而组织的希望谷传道团。他打算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作为一名游医沿拉布拉多海岸行医。他说，不管怎样，他都始终是个英国国教徒。不过，最让家人担忧的倒不是怕他成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而是变成傻瓜一个。

　　在他即将出发前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包括我母亲和祖父母，还有叔父爱德华，都试图劝他别去。

　　他们没法反驳他要去的理由，因为他根本就没给出任何理由。

　　他也不肯反驳大家提出的他应当留下的理由，而是以缄默应对大家的每条劝告。

　　祖母告诉他说，这么成年累月地离开家庭，像个使舵弄桨的人，只把醉酒没用完的那点钱捎回来养家糊口，这样做太有失体面，不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男人的所作所为。

　　祖母还邀来牧师，和大家一起来责备父亲。

　　可父亲默默无声地忍受一会儿，然后告辞，起身上楼躲进他的书房，仿佛他已经走了，已经远离了我们。

　　也许，只是在他当了游医之后，他才想起要去探险。

　　也许当他在拉布拉多行游时遇见了探险者或听到了有关他们的事。

　　我说不准。

　　总之，他在希望谷传道团只干了一年，完成了第二个半年任期后回到家，又去响应他在一份美国报纸上读到的一则广告，申请担任随船医生首次参加极地远征。

　　他写道："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着一种需要艰难远行和长期离家的职业。""多年"而不是"一年"。

　　他说，对于即将成为远征队员的人来说，如此粉饰是常有的事。

　　1882年，他签约加入了他的第一次远征。

　　一艘从波士顿驶来被他称作"北上"的轮船拐进圣约翰斯港，把他接走了。

　　之前跑去传道行善，如今又离家探险。

　　可他有妻有儿，儿子才两岁，还有个他答应要终身搭档的兄弟--我的叔父爱德华。

　　我祖父斯特德是个医生，他的愿望是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他"同堂坐诊"，这个要求他们答应了。

　　我父亲比叔父大一岁，为了跟爱德华叔父一同报到上学，他推迟了一年去爱丁堡大学。

　　1876年回来时，兄弟俩成了两位医生。

　　在圣约翰斯，英国国教徒看病要找信奉国教的医生，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回来后，国教徒医生的数量增加到了9位。

　　在家庭诊所的招牌上，列着本城三分之一的国教徒医生名单："A．斯特德医生，F．斯特德医生，E．斯特德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仿佛"斯特德"不再是个名字了，而是他们三位所赢得的代表某种资格的缩写，代表把他们全都吸纳进去的某一医学团体的缩写。

　　兄弟俩大学毕业三年后，祖父去世了，可那个家庭诊所没有改变。

　　祖父去世之前，兄弟俩分享一个候诊室，祖父去了之后，我父亲搬进了大厅对面祖父的诊疗室。

　　他的名字从那扇嵌有兄弟俩名字的门上被取走了。

　　在祖父诊疗室门上的那块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只需做一个小小的改动：把字母A取下，安上字母F，F是"弗朗西斯"的缩写。

　　即使祖父没了，家庭诊所依然兴旺。

　　当问及谁是他们的医生时，人们回答"斯特德兄弟"，体检、诊断、治疗，好像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样样事都搭档着做。

　　当新病人初来看病时，接待的人不问他们要哪位医生看，并且大多数人来时也主意未定。

　　病人们都是依次被分配给兄弟俩的。

　　信任他俩中的一位，就是信任另一位。

　　可祖父去世后，"斯特德"这块招牌就不如从前了。

　　有一阵子，诊所的业务有所减少。

　　爱德华叔父说，不少才怪呢，因为他俩中的一个曾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肯与自己的同类为伴，而更愿意与爱斯基摩人和摩拉维亚弟兄会为伍，如今连医生也不做却当起"保姆"去照顾满满一船的社会另类。

　　既然兄长非要这样做，那小弟又有何办法？在同一档次的人中，斯特德家族的声望也有所降低，仿佛隐藏在这个家族中的某种性格缺陷终于昭然若揭了。

　　我父亲的病人不肯穿过大厅去找爱德华叔父看病，而是去找别的医生。

　　爱德华叔父的一些病人也这样。

　　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来自更低阶层的病人。

　　在写回来的家书中，我父亲强调说有朝一日他会重操旧业的。

　　他向叔父许诺会付给他房租的，就用把自己的诊室出租给别的医生换来的钱，可这句话等于白说，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全部房产。

　　爱德华叔父没找别的搭档，也没把家庭诊所拆分开来，挂上某个陌生人的名字，而是原封原样地保存下我父亲的诊室，一样东西也没动。

　　你瞧瞧那扇门：医生早已离去但门上依旧嵌着他的名字。

　　爱德华的病人肯定以为，为了自己离去的长兄，爱德华陷入了某种漫长得有些过分的悲恸之中，简直不忍心重新安排他的财物，更不用说将其变卖了。

　　每天，当他来来回回经过时，那扇门，那块墨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嵌的名字仅有一个字母跟他的不一样，所有这些都无法不让他想起自己的兄长弗朗西斯。

　　父亲说，"北上"远征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地图，又给这世界增添了三座渺无人烟的荒岛。

　　不久，一次次的远征成了我父亲人生的计时单位了。

　　每次远征回来，要过数周之后他才不再询问时值何月、何日。

　　他总是去自己的办公室，把爱德华给他留在那儿的一摞报纸从最新的那张看起以了解他不在的时日里世界发生的事情，寻找关于他服役的远征队都写了些什么报道，创了什么记录。

　　由于父亲还不是远征队的队长，因此这些记录没有一项是属于他的。

　　这些记录很少有什么"第一"、"最远"，但多数却是耐力的记录，因为灾难、失误、厄运而必不可少的英勇壮举。

　　宣布一项记录往往是体面地承认失败的一种办法。

　　"首次在纬度以北过冬……"是"船只卡在远离格陵兰的冰洋上，极地探险队被困数月"的一种委婉表达。

　　一熟悉完这些信息，父亲又走了。

　　只要时机成熟，只要队长为下一次远征筹集到赞助，只要他的申请得到认可，父亲便又离开了。

　　他从来没法告诉母亲回家的具体日期，只知道他的船会在春天的什么时候靠岸。

　　何时回家探望几乎没个准。

　　母亲回想起那些日子，与其说他人走心也走，倒不如说他影在人不在，知道他回家却很少见到人。

　　母亲说他们一起就餐的时候，那沉默令人难堪。

　　要不然，他就猫在自己的书房里，阅读书报，研究地图、海图，母亲认为他是在为下一次远征做准备。

　　那书房有人时总关着，没人时总锁着。

　　父亲不在时，我们家很少有客来访，也很少去拜访别人，母亲几乎没接过什么邀请。

　　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有时来访，不过次数很少，而且是爱德华坚持的结果。

　　照叔母的描述，爱德华叔父坐在客厅里一把椅子的边缘，老是转动着圆顶硬礼帽的帽檐，刚一进门看上去就像是要离去的样子。

　　她说，爱德华就这模样。

　　不管他们去拜访谁，他的帽子要不在他头顶，要不就拿在手上。

　　他的背从来不靠着椅子。

　　大约过了15分钟，他们便走了，其间母亲和爱德华几乎什么话也没说。

　　母亲告诉叔母："在我面前提'丈夫'、'父亲'、'医生'或'儿子'，大家感到尴尬。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尴尬，因此也回避这些词，包括字典里的好多其他的词。

　　只要我不在场，只要德夫林没跟我在一块，大家就想起了弗朗西斯，因为报纸上总有关于他的报道。

　　"达夫妮提醒母亲说，那些报道不是有关父亲个人的，而是他参与的远征队，是当地报纸转引自国外报纸上的报道，中间塞进一段有关我父亲的文字。

　　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他的名字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大家肯定经常谈起他--探险家斯特德医生。

　　即使他像其他远征队员一样中间休假时也回家，他们还要谈论他。

　　况且他不回家，大家更要因此谈论他了。

　　探险家，却是个失职的丈夫和父亲。

　　尽管我装着没注意，可怎么可能让大家在我面前装出一副从没听说过他的样子？这明明是一目了然的事。

　　大家都在装，大家都很不自在，包括我。

　　我简直是受够了，我不知道……""不要为你丈夫烦恼，阿米莉亚。"一天晚上，当斯特德家的所有人全都集聚在客厅的时候，祖母对母亲说，"总有一天他会觉得自己是多么地想念我们。

　　他会回家的，再也不会离开了。

　　"在另一场合，祖母又说："他逃避的是婚姻，不是你和孩子。

　　婚姻、责任和约束。

　　"她说这话的语调跟预言他回家的语调一样，单调乏味，像是在诵读祈祷书。

　　母亲是个独生女，18岁时父亲死了，不久母亲也跟着去了，给她留下那幢我和她居住的房子和一大笔钱。

　　假如精打细算，即使我父亲拿不出一分钱来，这笔钱也是足够我们维持生活的。

　　可是，用母亲继承的部分遗产，父亲不但建起了他的诊所，而且还花在了自己的首次远征上，可这一点并未征求母亲的意见。

　　虽然父亲是长子，但祖父把一切全留给了爱德华。

　　按照习俗，身为有儿子的寡妇，祖母什么也没得到，连她居住的房子也没给她。

　　爱德华借我和我母亲来彰显他如何慷慨、如何顾及家门名声。

　　只要母亲在他和旁人面前稍微提及缺什么东西，那东西就会赶紧送到我们家门口，像是一种责备，言下之意是他得赶紧，以防母亲向他人抱怨或说他的不是。

　　他装出一副柔心弱骨、慷慨豁达、很容易被人占便宜的样子，被他失职长兄的妻子、这个挥霍无度的兄嫂纠缠着不放，其目的就是要把他最终给挤干。

　　每次经过诊所，达夫妮叔母总要看看招牌上爱德华叔父的名字，就在我父亲的名字下面。

　　这招牌似乎在说：瞧，医生世家的最后一位，继承的不仅是他父亲的诊室，还有他兄长的欠债和义务，所有这些如同招牌上的雨水，一点一滴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我和母亲很少外出。

　　我们定期的也是无法逃避的外出就是星期天的礼拜，这是每个人显摆自己人生际遇的场合。

　　我和母亲沿着教堂的中央走廊走到与爱德华和达夫妮同座的那条长凳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想起我那位缺席的父亲。

　　寡妇的身份只有在她孤身一人出现在教堂时最引人注目。

　　同样，我们所遭遇的抛弃、我父亲的失职也一样昭著。

　　即便在进门时有人大声通报"玩忽职守的探险家斯特德医生的被弃妻儿阿米莉亚和德夫林·斯特德驾临"，人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众目睽睽地盯着我们。

　　从我们在教堂所受到的关注，从无意间听到的话中，达夫妮叔母觉察到有人认为我们的伶仃孤苦是故意的，是我们母子俩喜欢这样离群索居，我们生性甘当局外人，冷漠，甚至孤傲。

　　礼拜结束后大家离开时，男人们面朝母亲，摸摸帽檐，女人们朝她点点头，以示招呼，问声日安，其口气不容你多应答半个字。

　　偶有一两个人问道："今日可好，斯特德太太？"可眼睛却看着我，等我答话。

　　母亲回答很好时，他们却带着安慰的微笑看着我。

　　除此之外，母亲和我像块岩石，人群从两边绕着流过。

　　在房子后面的一间小马厩里，母亲自己养马，马的名字叫皮特。

　　"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马。"她说。

　　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事。

　　她惟一需要帮忙的是把皮特套上她所谓的马车，或者解下来。

　　那是辆双轮马车，栗色的皮革车篷往后叠着。

　　要是周围没有她认识的人，母亲会干巴巴地站在车道的尽头，等着某个她能求助的男人或男孩经过。

　　"但愿我不听爱德华的话，多陪她一阵。"有一次叔母对我说。

　　就像我父亲和叔父原来那样，我和母亲也成了传说中的一对"斯特德"搭档，赶着那辆双轮马车到处乱跑，头顶车篷，全神贯注，神情急切地仿佛要急着回家，急于恢复那种与众不同、不曾有过的度日方式。

　　母亲带着我去商店，有一两次达夫妮叔母与我们同行。

　　我们刚一走进店铺，所有人都中止了对话，接着被压得更低的嗓音又重新响起，仿佛当着"斯特德搭档"的面用正常声音说话是冒犯他们如此酷爱的隐私。

　　"日子过得还好吧，斯特德太太？"肉店的屠夫常问道，母亲总是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这句冷不丁冒出来的问话，说日子过得还好。

　　屠夫用牛皮纸把母亲买的肉裹好，然后用绳子捆了一圈又一圈，边捆边拿眼睛看着我，每隔几分钟朝我挤挤眼，好像我和他分享着什么秘密，不得在母亲面前泄露。

　　有一次，我俩坐着马车从一些女人的身边经过时，母亲无意中听见有人说我们是"一对隐士"。

　　"一对隐士。

　　"母亲对达夫妮说，她好像弄不明白过去的她为何变成了现在人们眼中的她。

　　终于在一次远征之后，我父亲不再回家了。

　　从那时起，在写给母亲和爱德华叔父的信中，他借口不断，总说自己因为不可掌控的情况而没法回家：因拉布拉多外海的冰厚而滞留；急救；天灾人祸；或者因为有人请求他参与救援其他探险队员。

　　凭良心讲，这些请求他是不能拒绝的。

　　他找这些借口仅仅是出于形式，他甚至不希望这些托辞能蒙骗我们，甚至想让我们一眼看透。

　　"我生病了。

　　"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不是太严重，但医生说为了康复我最好别走动。

　　"1886年的春天，在从远征返回的路上，在离开巴特尔港往南去之前，父亲寄回来一封信，里面写到他要搬到纽约住。

　　事实上，他要径直去那儿，等找到房子，再来接我们母子俩。

　　他说他做了个"重大决定"，计划尽早地组织起自己的极地远征队。

　　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听从"无能之辈"的差遣，服从那些他认为是"愣头愣脑"的命令，本该直言不讳却闭口缄默。

　　他说自己"在北极地区的经历比在世的任何人都长"。

　　（爱德华叔父说，这话不实，即使是事实，那也不是家书该写的内容。

　　）可是，正如许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当务之急他必须把纽约作为基地。

　　他说："纽约对于探险者就如同巴黎对于艺术家一样重要。

　　"他必须去纽约，在那儿，从那些希望能受雇参加极地远征的众人当中，他能挑选出迄今为止最好的团队。

　　在那儿，他会结识那些自以为万事俱备，只欠像他这样的人的实业界巨擘、金融巨子。

　　这些人愿意为他们自己不敢涉足的探险埋单，仅靠他人来感受荣耀。

　　举世瞩目的竞赛即将开始，争夺北极，争夺南极，不住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就休想被人视作重要的竞争者。

　　他声称，搬去纽约后，他会挣很多的钱，还会寄一些回家。

　　"我亲爱的妻子，终有一天，我这种孤独的浪迹甚至很有可能让我们富有。

　　"他写道。

　　纽约，虽然是向极地进发的最好的出发地，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它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我父亲终究没有来接我们。

　　这是母亲从他那里接到的最后一封信。

　　不知道达夫妮叔母关于我的故事究竟在哪儿中断，我自己的故事究竟从哪儿讲起，不过，我经常在想，也许就从这儿开始吧：念一年级时，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屋子空空的。

　　屋后的马厩也是空空的，那匹马和马车不见了。

　　我以为母亲外出办什么事去了，于是等着她回来。

　　我等到5点以后，天几乎黑了。

　　接着，我沿着德文街走到爱德华叔父家。

　　他还没从诊所回来，诊所在街的那头。

　　我问达夫妮叔母看没看见我母亲。

　　第二天，在信号山的山顶，人们发现了那匹马和那辆马车。

　　据正式的说法，母亲是意外溺水死亡。

　　但照有些孩子巴不得让我偷听到的那种说法，母亲爬下朝向大海的那面陡坡，爬下一块长满青草的礁石，从那儿跳进一条狭窄的海峡，一侧是海岸，另一侧是绵延伸向海天交汇之处的坚冰。

　　两年了，我们给在纽约的父亲发了许多信，但都没有回音，就连那封关于母亲死讯的信也没回复。

　　这期间，我跟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住在一起，住在我母亲的房子里，他们是在发现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后才搬进去的。

　　那实际上是张纸条，爱德华称之为"一句话遗嘱"："我把一切都留给达夫妮。

　　"母亲走的前一年，祖母就去世了。

　　从那年起，爱德华和达夫妮成了斯特德家房产唯一的所有者。

　　我母亲的房子要小些，更适合一对夫妇加一个孩子住。

　　于是，斯特德的房产被卖掉了。

　　1888年秋的一天，他们被正式确立为我的监护人，法院判定即使我父亲回来，情况依然如此。

　　那天，达夫妮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晚餐。

　　她让我穿上我最好的上衣。

　　她打扮得好像要去什么正式的场合。

　　披肩下面，她穿了件紧身的丝绸连裙，有裙摆和裙撑，黑绿相间的条纹上点缀了一朵朵的刺绣，也许这是件新衣裙，以前我从没见过。

　　爱德华穿了件对襟的双排扣长礼服，翻领是绸面的。

　　他的头发用润发油抹得油光水滑，向后梳着，中间分开。

　　"喂，德夫林，"就坐前叔母问道，"你最近怎样了？"爱德华吃惊地看着她，好像以前他从没意识到，有他在的时候我还继续存在。

　　可达夫妮执意追问。

　　她想知道我的近况：学得怎样，玩得怎样，唱诗唱得怎样。

　　我回答时，爱德华在自己的盘子里切着食物，发出丁零当啷的声响，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好让我的话被人听见。

　　当有关我近况的话题谈完后，屋子沉默了。

　　风使劲吹，一股突如其来的阵风夹着沙砾和石子撒在窗户上。

　　爱德华凝视着我身后的炉火，仿佛被什么事驱使，郁闷地沉思起另外的什么事。

　　我看着叔母，她身穿盛装，好像一腔希望若不满足便很伤心的样子。

　　我想，为了今晚，她精心准备，精选服装，保证一切安排妥当，并且敦促爱德华也这样。

　　她试图用自己的打扮来传递无法用言辞表达的情感，却并不巧妙，因此有些令人同情。

　　祖父家有条规矩：饭桌上要等到大家都吃完后才能讲话。

　　这也是爱德华的规矩，不过，这规矩不可能遵守，因为他吃得非常慢。

　　吃着吃着，他好像精神恍惚起来，一边咀嚼，眼睛一边茫然地呆望。

　　"我们早就在你之前吃完了，你可能觉得我俩在狼吞虎咽？"达夫妮说。

　　开始，爱德华不理她，可像这样被激了几次之后，他回答道："你们吃得太快。

　　""如果你时不时地说几句话，我们可能会吃得慢些。

　　"她说，但爱德华没反应。

　　一顿饭就这样吃完了，漫长的沉默时而被叔母的说话和叔父简洁、精练的回嘴所打断。

　　叔父吃光盘子里的东西，但没推开盘子，叔母就站起身，又给他盛上，同时歉意地看我一眼。

　　等他吃完，他突然站起来，走进客厅，喝他的白兰地，抽他的雪茄去了。

　　"你想想，要是只有我们俩，那会是啥样？"达夫妮笑着说。

　　她隔着饭桌把身子探过来，悄声对我说："他们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他却在槽边反刍得津津有味。

　　"仿佛她认为这个特殊的场合正是透露机密的时刻。

　　我查了字典，发现了"反刍"的意思。

　　在学校，我念叨着这个对句，这句话本身没什么恶意，也许是因为我的解释很不到位，没有哪个孩子能真正听懂。

　　可这句话以及它的作者还有它所针对的那对夫妇被学校的老师知道了，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这句话竟从他们那儿又传回到爱德华的耳朵里。

　　一天晚上我上楼睡觉时，发现枕头上有一张爱德华写的纸条，上面写道："听说你到处吟诗作赋，说我'反刍'。

　　可惜，我的热诚慷慨没有激发你去做更高尚的事情。

　　"只要报纸提及我父亲服役的远征队，达夫妮总要对爱德华说些俏皮讥讽的话，没有意识到我能听见。

　　"谁不知道格陵兰　冷？不需要人去那儿带着冻伤回来证实。

　　"她说。

　　"白人研究爱斯基摩人。

　　爱德华，你会不会认为不久的将来，爱斯基摩人也会出现在圣约翰斯的街道上，被派来研究你我？"她又说。

　　她说的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是一本有关格陵兰爱斯基摩人的一个小部落的语言的词典。

　　"他们被称作'阿库克'。

　　"她说，"爱德华，跟阿库克人呆一块儿，我再也不会无话可说了。

　　圣约翰斯的宴会再也不会以争论阿库克人的单词怎么写而告终了。

　　"一天晚上，在大声地读完一则被困远征队最近被营救的报道之后，她说："瞧瞧，大家都怎么在说我：'你看达夫妮·斯特德，她大伯子就是那个几个月靠吃狗肉为生的家伙。

　　'"上床之后，作为回击，爱德华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我母亲，他的声音很大，肯定知道会传到我的房间来。

　　"难怪，我兄长跟她结婚两年了，终究还是觉得北极更值。

　　"他说。

　　达夫妮作了回答，但我听不清。

　　"我不知道这样的女人究竟有多少？跟她一起生活还比不上在刺骨的寒冷中度过半年的暗无天日更有诱惑？"他问。

　　"爱德华，"叔母叫道，用责备的口气继续说着，显然是叫他小声点，不过，这一次我依然听不见她说的什么。

　　"我说弗朗西斯是说着玩的，可你……"她说。

　　"谢天谢地那小子还只是她的一半。

　　"爱德华说，"另一半是弗朗西斯的。

　　至少有那么一点点。

　　在弗朗西斯最终跟她缠上之前，他身上有时也有许多可贵之处。

　　"也许是自己的记忆、想象或者是达夫妮的讲述，我记得这样一个情景：我正穿过走廊，这时我父亲从他的书房里冒出来，看见我，弯下身子跟我一样高，然后对我说了些什么。

　　可我所能看清的大概只是一个男人的轮廓。

　　我对母亲的记忆要多一些，但也和我对父亲的记忆很相像。

　　我记得的那个模模糊糊的轮廓，知道那就是她。

　　我记得跟她在这幢房子的不同房间里呆过，跟她一道坐马车，跟她手牵手在一条街上走，我猜想那是德文街。

　　可我记不得她穿的是什么，记不得她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记不得我们去的地方。

　　我想不起她的面容。

　　母亲死时我才6岁。

　　父亲离开时我更小，难怪对他我只保留了那个模糊，可能还是虚假的印象。

　　不过，似乎我应当有些记忆，母亲不仅仅是个印象，不仅仅是她和我的血缘关系。

　　我对母亲的记忆好像融进了对父亲的记忆，他早就从视野中沉了下去，好像母亲正在被父亲往下拖，虽然能看见她，但已经陷得很深很深，辨不清她的细部了。

　　总有一天，就像父亲那样，也许正是因为他，她也会完全消失。

　　奇怪，两个我依稀记得的人却能对我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好像这两个人我从不认识却跟我形影不离。

　　其他人，比如达夫妮和爱德华，也记得他们，看见我时就想起他们。

　　仿佛他们就站在我的左边或右边，除了我，大家都看得见。

　　房子里有我父亲的两张照片，挂的地方很考究，不张扬。

　　一张是用银版照相法拍摄的侧面照，夹在众多照片当中，挂在客厅的餐具柜上，就在楼梯脚边。

　　另一张挂在楼梯边墙上，四张照片中的第三幅，上楼时，借着我房间射出的灯光便能依稀可见。

　　对客人来说，这种挂法似乎更像是一种表示，而非为了纪念，所传达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屈辱到靠否认他的存在来偿还他的失职，但在我们心中，他也不再有多大影响了。

　　当然，这不是真的。

　　我这位总不在身边的父亲的肖像从来没有不使我着迷的时候：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紧贴着头颅，从中间分开，浓重的八字胡两头往上翘起。

　　如同所有银版照片中的眼睛，他的眼睛好像也从里面发亮。

　　我不知道这是拍摄出来的效果。

　　客厅里有张我母亲的银版照片，反面潦草地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据达夫妮说，那是我母亲的笔迹。

　　她说这照片是他们订婚后不久拍的。

　　母亲双手叉腰站着，眉毛扬起，也许是因为感到好笑，认为被这个称作照相机的新玩意儿瞄准，自己很有可能站不稳了。

　　达夫妮喜欢宠我，可爱德华却很不乐意看到她这样。

　　我觉得，他看我时就想起了他的兄长，他凭什么福气不浅居然有个许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儿子？圣诞节的时候，我生日的时候，我解开礼物上的丝带，撕开包装，达夫妮陪着我坐在地板上，可爱德华却远远地坐在一边。

　　每次我发出欢快或惊喜的叫声时，达夫妮总要看一眼爱德华，笑一笑，而他没法也不愿假装自己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她，也会笑一笑，那是施与一个孩子的双唇紧闭的抿笑，似乎在表示：这孩子对可能的幸福的向往或许是可以满足的。

　　我想，也许男人对孩子就这样：冷淡、漠然，我父亲无非是把爱德华所代表的这种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通常，爱德华好像很冷漠，疑心重重，似乎他的职业和性格已经合二为一，总是带着诊断的目光看待一切，总是在寻找、收集大量的观察资料，他的表情暗含着一种不会轻易表露的机警和精明。

　　我去水塘和溪流钓鳟鱼时，达夫妮跟我一起去，这城市就是围着这些水塘和溪流建起来的。

　　我用夜晚从地底下爬上草丛的大蚯蚓作鱼饵，即使打着手电筒也很难找见这些蚯蚓，更不用说捉了。

　　房子背后的院子里，草不深，因此很适合大蚯蚓生长。

　　"该玩找虫捉虫的游戏了。

　　"天一黑，达夫妮就说。

　　找虫者提着桶，拿着手电，捉虫者跟在蚯蚓后面爬，没等它钻进地里，双手一捧把它捉牢。

　　通常，我是捉虫者，可要是我捉的蚯蚓有一半钻进了土里，达夫妮会来帮我。

　　她会放下手电，我俩跪下，像一对外科医生弓腰俯在蚯蚓之上，四只手一点点地把虫从土里抠出来。

　　她把脸扭向一边，不忍看到蚯蚓万一被扯断的情景。

　　爱德华站在厨房的窗户前观看，达夫妮朝他挥手时，他总是转过身去。

　　"爱德华，我们过去不也常玩找虫捉虫的游戏吗？"有一次我上床之后，听见达夫妮在对叔父这样说。

　　"我们有自己的玩法，跟德夫的不一样，是不？"声音听起来好像她正站在楼梯脚，可没有响应。

　　"是呀，我们自有我们的玩法。

　　"她的声音更加轻柔。

　　爱德华发出几声听不清的响应。

　　由于城南有座名叫"眉脊山"的山峰阻挡，站在圣约翰斯城的大多数地方，你只能看见海港却看不见大海。

　　你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海港是一片湖，眉脊山那边伸展开去的依然是更多的湖泊和山峰。

　　你只能在某个地方透过峡口看出去，在峡口的地方，海水突然变了，被风搅动起来，但在海港内离峡口仅一英尺远的地方，你却感觉不到这风，海港和大海的水面迥然不同，很难相信这峡口的里外同是海水。

　　"是时候了，你真的该看看大海了。

　　"一天，达夫妮对我说。

　　我和她坐在母亲的马车里，被皮特拉着爬上信号山的山顶。

　　上山时，我回头看着这城市，从这个高度看，圣约翰斯的形状就像地图上的一样。

　　我们住在文明的边缘。

　　城的北边有几处有名有姓的定居点，但不能称作城镇。

　　城市紧靠着自400年前划定之后就没多大改变的边界。

　　我在想，要是从海上看这城市会是什么模样？会不会是往北而去时海岸上的最后一团灯火，是最后一处值得考察的地方？边远房屋背后的那片森林跟城市中心的森林一样茂密。

　　在街坊之间的树林里，人们布下圈套捕捉野兔，在离校园百尺之内用枪猎杀野鸟。

　　就在城内，就在某个地方，文明退却了，让位于荒蛮。

　　沿着道路爬上半山坡，来到一片坐落着两家医院的高地，一家专门收治白喉和热病病人，另一家收治天花病人，都是严格隔离的。

　　道路离它们远远的，一直退到岩石的边上。

　　我抬头看了看山顶上的那间木屋。

　　只要驶向圣约翰斯的船只一出现，商号的旗帜就会从那儿升起。

　　升旗的目的是提醒码头边的商号，他们的船只要到了，给他们准备接船和卸货的时间。

　　"我第一次看海才12岁。

　　"达夫妮说。

　　她讲述了那天自己不听父母和老师的话第一次爬上信号山的情景。

　　她说，那不是为了看海。

　　她跟别的几个女孩去的，她们真正的目的是去看那副绞架，关于那东西她们听过好多的故事。

　　可是她们走岔了路，最后来到了山顶。

　　"我早就知道那边就是宽阔的大海。

　　可就像早知金字塔一样，没亲眼见过。

　　"她说。

　　我们到了山顶，达夫妮让皮特停下来。

　　我看见了辽阔的大西洋。

　　"到了。

　　"她把脸扭向一旁，大声吼道。

　　风在怒号，突然到处都是。

　　"海面好平啊！"我说。

　　她笑了。

　　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可说。

　　天空，风，光，空气，寒冷，灰色，遥远，咸味，海腥味。

　　如今，所有这些词拥有了以前从来没有的意思，而"海"这个词包含了它们的全部。

　　"海"在我的脑海里弥漫开来，淹没了所有的脑室，我知道的所有词汇被这个单词改变了。

　　在见到大海之后的第二天，我发现，不管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不管在室内、室外、家中、学校，还是深夜在自己的卧室里，我都更加能够闻到它，尝到它。

　　"他们不知道我们住这儿。

　　"达夫妮说。

　　"我们知道自己住这儿。

　　我们知道他们，可他们不知道我们住这儿。

　　""他们是谁？"其他地方的人，她说。

　　我们通过书和杂志了解他们，以他们的生活为典范，像他们那样吃穿，照着他们的房子布置我们的房子，学着他们消遣娱乐。

　　"英格兰在那边。

　　"达夫妮说，"加拿大在那边。

　　美国在那边。

　　"接着，她指着海岸说，"拉布拉多在这边。

　　还有格陵兰群岛，在右边，在拉布拉多的东北。

　　""我父亲去的是哪儿？"我突然问。

　　她笑了，点点头。

　　笑容消失了，她久久地看着我。

　　我意识到，她带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激发我提起我的母亲。

　　自从她去世之后，这是我俩一直闭口不谈的话题。

　　"他们是不是在山脚下找到了我母亲？"我用手指了指说，不过，从我们站的地方看不见水边。

　　"是的，在下面什么地方。

　　要是在这儿让你难过的话，我们可以走。

　　""我不难过。

　　"我说，"她好看吗？我真的记不起她了。

　　""她非常好看。

　　"达夫妮说。

　　"她为什么跳海？""没人能真的弄懂这种事。

　　"她说，"这不是谁的错，更不是她的错。

　　"看来，她相信我从学校听来的是真的。

　　她把我拉到跟前，吻了吻我的头顶。

　　晚上，达夫妮要大声读书，不是读给我或爱德华听的。

　　不管屋子里有人无人，她都这样读，并且等我们上床之后，她经常在客厅里自言自语地读，声音微弱、怪异。

　　她说，这跟孤独或无人交谈或我们上床之后房子太静因而无法忍受没关系，只不过是因为她喜欢这样。

　　她说，即使自己是只群居的牛蝇，她也会大声朗读自己依然有时间阅读的书籍。

　　她说，自己是在给父母大声朗读时养成这个习惯的，他们发现晚饭后听她读书是一种消遣。

　　这样做不管是不是为了驱赶寂寞，但听起来她确实很孤独，我不忍心听见她一个人在楼下念叨，仿佛在跟虚构的朋友交谈，仿佛除了我和叔父外，她所拥有的生活只能从书中寻找。

　　听到她的朗读，我禁不住想起了我母亲。

　　一天夜里，我坐在楼梯顶端，一直坐到她发现我。

　　"我是不是吵得你睡不着了？"她问。

　　我摇摇头。

　　"要是愿意，你可以到我房间里读。

　　"我说。

　　她坐在我床边的一把高背藤椅里，头顶的墙上有盏煤气灯。

　　她只点上这盏灯，因此她的影子投到对面墙上，被放大了，轮廓更加清晰。

　　每次她翻页时，我都看着她的影子，此时她停止朗读，一会儿又开始了。

　　她读简·奥斯丁　的小说，还有查尔斯·狄更斯　的，弗朗西丝·伯尼　的，萨克雷　的，勃朗特姐妹　的。

　　一开始，我几乎没注意她读的小说的名字。

　　夜复一夜，在我头脑里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些人物的名字。

　　一连几个晚上，那可能是卡米拉、塞德利和曼德伯特，接着是塞西莉亚、德尔维尔、莫蒂默和蒙克顿。

　　还有爱玛、哈丽特和奈特利，以及伊丽莎白、达西、宾利、凯瑟琳太太。

　常常是一本新书要等她读到一大半我才意识到反复不断出现的是另一组人物。

　　"是本新书？"我问。

　　即使我俩都知道，她不是在给我读书，只是相互做伴，但对她所朗读的内容如此健忘，令她很不舒心。

　　"是的，是本新书。

　　"她说。

　　"只剩10页没读了。

　　"她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跟上她的朗读了。

　　一天晚上，我让她帮我回忆那个100多页以前出现过的人物。

　　我睡着很久之后她仍在读。

　　有时，我把自己弄醒，发现她依然在读，声音压得更低，语调更像是在内省。

　　尽管我就躺在她身边，但此时此刻她早已没了那种在为别人朗读的感觉，而是在对她自己读。

　　不过，我还是尽可能久地让自己醒着，用枕头支起身子，几乎坐着，背靠着床头板。

　　旁人看来，她好像是在给一个病人读书，一夜夜地陪着他熬过漫长的康复期。

　　有时，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会醒来，此时已是深夜，甚至外面开始天亮了。

　　我发现她坐在椅子里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膝头上的书依然翻开。

　　她说，要是两点以后我醒来发现她睡着了，不要弄醒她，否则她再也不能入睡了。

　　有时，她会在我房间的椅子上度过整夜，吃早饭时，爱德华叔父会对此表示不满。

　　我去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国教徒中上流社会的孩子全都上这所学校。

　　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们或许不知道我父亲长期不在家，或许不懂其中的含义，他们都很渴望跟我谈论我父亲。

　　他们羡慕我有这样一个有名的父亲，他传奇式的职业是"探险家"，而他们的父亲却是律师、商人、政客。

　　他们总是要我在教室的地图上指出我父亲目前在北方的位置，问我他最近的一封家书中讲了什么历险。

　　我满口答应，瞎编一通。

　　"他在这儿。

　　"我会用手指着拉布拉多或格陵兰的某个地方，或更北面的某块大陆或一片无名的冰洋。

　　这些地方上面盖满了问号，表明它们的形状甚至存在完全是猜测出来的。

　　"他大概在这附近。

　　"我说，"可这是'arctusincognita'　，因此没人真正知道。

　　"无名北极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

　　我给他们讲险遭溺水的事，与北极熊的遭遇，海象和其他怪兽，数周不停的暴风雪。

　　在我的故事中，有许许多多的灾难，所有这些都使我父亲的英雄壮举或迄今仍无法梦想的精湛医术不可或缺。

　　我因此受到一个名叫摩西·普劳迪的男孩的注意。

　　摩西的父亲是个法官，祖父是位猎捕海豹的船长，与他相比，亚哈王　可谓善良和温和的化身。

　　"催命鬼"是这位船长的绰号，即使他的船早已远远驶过哪怕是最鲁莽的船长也得掉头返航的地方，但为了猎捕海豹，他依然催命似的命令水手前进。

　　在冰海中，他的船常常被毛皮压得沉到了船舷上缘。

　　仅有一次他被船员说服同意减轻载重，结果是让35名水手坐上救生艇随波逐流。

　　在摩西身上更多地保留着猎豹船长而非法官的特性，不过在学业上，他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以一种毫不费劲的才气拿到高分，但老师们却对他的这份才气不加称赞、不予评论，而是无言地、略带嘲弄地微笑着把他的论文和考卷还给他。

　　他们似乎相信，摩西家的人终究是摩西家的人，在费尔德中学获得的知识只会被滥用。

　　他的肌肤平滑、红润，一张小小的圆嘴看上去老是好像刚刚吞食了一块饱浸油脂的肉。

　　他用润发油把头发往后梳，又光又滑，穿一件马甲，戴一只金表链的怀表。

　　他14岁，个子却有6英尺高，不仅个头超过了他的父亲，而且体重也多出50磅。

　　据说他父亲都害怕他。

　　老师们却不怕他，至少在成群结队的时候。

　　听说老师们曾告诉过他，要是他敢动一动其中一个，那他就得应对所有其他老师。

　　他兜里揣着雪茄，而且堂而皇之地当着老师们的面一边若有所思地吞云吐雾，一边站在街对面注视着学校和操场。

　　因为抽烟，因为带着威士忌酒味上学，因为被发现拥有"淫秽"书籍，他经常遭到鞭笞，可他毫不畏缩，仿佛他的屁股是皮革做的。

　　"摩西·普劳迪让我彻底改变了对'男孩'的定义。

　　"达夫妮叔母说。

　　可老师们又带着某种喜爱看待他，认为通常那些外表看起来最没前途的男孩内心却怀有神圣的使命，有时是意识不到的。

　　听到这话，摩西总是笑笑，抬抬眉头。

　　"普劳迪，你有领袖的魅力，"费尔德中学的校长盖恩斯说，"准确地讲，那是圣灵之光。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是位领袖。

　　你这个年龄的男孩是最没能力抵御诱惑的，最容易受撒旦伤害，因为孩子们的单纯和诚信让他怀恨，令他妒嫉。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你将成为什么，所以他引诱你比引诱别的男孩更加厉害。

　　如果上帝召唤你，撒旦就没法得逞，如果上帝召唤你，你也没法抗拒。

　　换句话说，除了束缚，你的未来一无所有。

　　这只有让时间来证明。

　　"一天，当我走路回家时，摩西来到我身边。

　　他俯视着我笑道："你叫斯特德，是不是？伟大的探险家斯特德医生的儿子？"我点点头。

　　"我能叫你德夫林吗？"他问。

　　"当然啰。

　　"我回答。

　　"当然啰！"他说，"对我们这些知道自己老爸是咋样的人来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他笑了，于是我也笑笑。

　　"德夫林，"他边说边用手搂住我，光是这一举动就足以引来其他男孩的目光。

　　与我相比，他年岁长得多，个子也大得多。

　　年长的大个儿男孩是不跟年少的小个儿孩子结伴走路回家的。

　　而在所有年长、个大的男孩中，摩西这样做就更引人注目。

　　"摩西，"他的一个朋友喊道，可他装着没听到。

　　我很快发现，有关同学家长的事情，摩西跟许多成年人了解得一样多。

　　真真实实的事、半真半假的事、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他全都知道。

　　他也讥讽、骚扰其他男孩，但似乎把我和我的父母作为最有价值、最有兴趣的目标。

　　"你知不知道，德夫林，所有南下船只在去大陆之前都在圣约翰斯停靠？"我摇摇头。

　　"比如说，你父亲的船中途也到圣约翰斯停靠。

　　去年春天，他坐的一艘船就来过圣约翰斯。

　　他在圣约翰斯，但他没来看你，是不是？奇怪，离家这么近，干吗连个招呼都不打？或者去看看你妈的坟？"我问达夫妮，摩西说的是不是真的，她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我父亲作为军医服役的远征船队有两次停靠圣约翰斯港。

　　但她知道没人见过他，就连找他采访的记者也没见过他，两次都被告知他生病了。

　　"你知道他来过？"我问。

　　"是的，我知道他来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一次，我捎了封信去船上。

　　"达夫妮说，"但他没回。

　　我甚至不知道他收没收到信。

　　我不想让你失望。

　　""那我母亲呢？她活着的时候父亲的船靠没靠过岸？""靠过。

　　"达夫妮回答。

　　"她去看过他吗？"达夫妮摇摇头。

　　"为什么不去？""他知道你在哪儿住。

　　"她说，"要是愿意的话，他早来看你了。

　　""他为什么不愿意？""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德夫林。

　　"摩西又说话了，"德夫林，你父母结婚7个月后你就出生了。

　　你知道这是啥意思？""知道。

　　"我回答，希望以此堵他的嘴，不过，我根本不知道我出生的时间与我父母的婚姻有何关系。

　　"那就是说他们得赶紧结婚。

　　你妈是个婊子，你爸是个色鬼。

　　他娶她是因为没办法，是因为你。

　　他之所以跑掉，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门勉强的婚事。

　　"我该怎么办？跑掉？对于他的指责我也是一知半解，我又如何去为父母辩解呢？我最害怕的是其他男孩会旁听到他的话。

　　他既然这么有名，我的任何反应肯定会引来一群听众。

　　我再一次去问达夫妮叔母。

　　"我的上帝，我不敢相信，"她说，"这个普劳迪才14岁，就这么恶毒，肯定是个魔鬼！"对于我父母结婚7个月后便生下我这件事，她做了解释。

　　"我早该亲口告诉你的。

　　"她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丑事。

　　毕竟，在圣约翰斯，我父母并非是唯一一对在婚前就提前圆房的夫妇。

　　结婚后7个半月母亲就生了我，人们都善解地佯称我是早产的。

　　"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深深相爱的。

　　"她说，"你出生时，他俩依然相爱，也爱你。

　　我不知道你父亲为何变了，我真的不知道。

　　"又是摩西。

　　"斯特德要是在街上碰见他父亲，他也不认识。

　　"如今，他的听众包括曾经专注于我一言一语的那些年纪小一点的孩子。

　　"那个伟大的探险家也不认识他儿子。

　　斯特德根本就不知道他父亲在哪里，跟我们一样只能读读报纸。

　　他父亲从来不给他，还有他的叔母和叔父写信。

　　那个伟大的探险家早已把他们抛弃了。

　　"他又跟我一道走路回家，把手放在我肩头上，朝我歪着头。

　　"你爸宁愿肏土著婆娘，也不肯肏你妈，"他压低嗓音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德夫林？"我知道"肏"是什么意思，至少知道它的过程细节和生物学目的。

　　"我真同情你那可怜的老妈。

　　"他说，"丈夫还没死就得自寻寡妇之欢。

　　你知道什么叫'寡妇之欢'吗？不知道吧？去问问你叔母叔父吧！"令我如释重负的是，他说完就径直朝前走了。

　　可第二天又是这样。

　　"这下，你知道什么是'寡妇之欢'了吧？"他问道。

　　我摇摇头。

　　"他们不肯告诉你？哼，这不奇怪--""我没问他们。

　　"我说，尽可能地无动于衷。

　　"真可怜，父亲失职，母亲死了，监护人又不管你。

　　那我来帮你吧。

　　所谓'寡妇之欢'，我还是这样说免得惹你心烦。

　　你知道不？你上学时，男人路过你妈房子，你妈就把他们带到楼上房间。

　　他们付给她钱。

　　你现在住的房子以前是妓院。

　　谁都知道。

　　"当我把这个最新的"发现"告诉达夫妮，问她是否真实时，她说她已经受够了。

　　第二天，她让我呆在家里。

　　放学后，她去找盖恩斯校长。

　　回来时，她的面颊因为愤怒而通红。

　　"这下好了。

　　"她说，"这下再没麻烦了。

　　盖恩斯校长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鞭打摩西·普劳迪一顿。

　　'不准摩西再欺负德夫林。

　　我向你保证。

　　'这是他说的。

　　我费了些口舌才让他说这话的，不过他终于说了。

　　"盖恩斯说对了，摩西具有领袖的魅力。

　　没过多久，其他的男孩，甚至那些与我同龄的孩子，都鼓动他（用他们的话说）"盯紧斯特德"，都纷纷围在他周围，听他接下来怎么讲我或我父母。

　　"德夫林，"摩西说，"因为被抛弃了，你妈曾要求主教对她的婚姻作无效判决，可主教不同意，说你爸可能会回来。

　　'无效判决'的意思是她跟你爸不再是夫妻了，要是她愿意，还可以跟其他人结婚。

　　'抛弃'的意思是--""胡说！"我回答，然后照着他的小腿就是一脚。

　　我心里十分清楚可能的回报是什么。

　　他用单腿跳了几下，时间很短，我没时间逃跑。

　　我回到家，鼻子流了血，一个嘴角肿起，颜色像洋李。

　　当达夫妮承认摩西说的都是真话时，我质问她这么多的秘密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想等你长大，懂事后才全告诉你。

　　"她说，"没想到像摩西·普劳迪这种比你大得多的男孩会这样盯上你。

　　"她又跑去找盖恩斯校长，说鉴于摩西没有被鞭笞吓住，不服管教，应当暂停上学。

　　校长说，摩西过去被暂停过，但效果甚微。

　　于是达夫妮说，那就应当除名。

　　对于这个建议，校长的回答是：他们可以把摩西·普劳迪从学校开除，但他们没法把他开除出圣约翰斯市。

　　只要愿意，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我，而且他肯定是愿意的，只要他知道他被开除是因为我的缘故。

　　很早以前老师们就决定，为了大家，也为了他本人，要尽可能久地让他羁留在学校的管辖之内。

　　"我们还没放弃摩西·普劳迪。

　　"盖恩斯校长说，"心怀希望总不是愚蠢之举。

　　要是他硬是想证明我们错了，那么受损的只是他本人的名声。

　　"没多久，我又带着新伤回家。

　　摩西不再需要小腿被踢上一脚这样的挑衅了。

　　"我们怎么办，爱德华？"一天晚上，达夫妮叔母说，"那个普劳迪小子不会罢手的，不会的。

　　他毕业至少还要等4年。

　　""我不知道德夫林能不能更放开点。

　　学校的事情应当在学校里解决。

　　"达夫妮说起要送我到别的学校。

　　"可一旦发现他为何离开费尔德中学，他们也会把他生吞活剥了，而且摩西依然知道怎么找到他。

　　"吃晚饭时，她坐在那儿，手撑着头，朝一边歪着，拇指摁在面颊上，四指分开捂着太阳穴和额头，盘子里的食物都冷了。

　　那天夜里我上床时，她已经好几个钟头没说话了，呆望着炉火。

　　"该叫这小子'催命鬼'摩西。

　　"他们上床后我听见达夫妮在说，"他不会放过德夫林的，就像他祖父不会放过成群的海豹一样。

　　""你对德夫林太溺爱了。

　　"我听见叔父在说。

　　"我不能让那个大个头小子欺负我儿子。

　　""你儿子？瞧瞧，你怎么这么容易自欺呀？他是你侄子，不是你儿子。

　　一个月内你就去见了校长两次。

　　你把他娇惯得在学校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过不了多久，他连猫都会害怕的。

　　""爱德华，你小时候跟弗朗西斯在一起，可德夫却没个伴。

　　""我见过普劳迪。

　　在你侄子的那个年龄，我面对过跟他一般高大、甚至比他更高大的男孩。

　　""喂，别吹了。

　　弗朗西斯总是护着你，不让恶棍欺负你。

　　可他们都没普劳迪一半高大。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在场。

　　我--"爱德华说。

　　尽管在争吵，但她笑了，不是嘲笑，而是怜爱地笑了，因为他说话的口气很当真，以为自己在人人都知道他无可救药的地方真的很能干。

　　"你的意思是认为我是个懦夫，是个弱者？""对不起我笑了，真的对不起。

　　我之所以嫁给你，并不是因为你在费尔德主教中学揍了多少男孩子。

　　""你是知道的，他不是你儿子。

　　你这样做让人看不起，可怜。

　　他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儿子，是那个疯女人的儿子。

　　他身上没有你的一滴血，永远也不会有。

　　任何人身上都不会有你我两人的一滴血。

　　"我听见达夫妮下了床，不一会儿便下楼去了。

　　"我叔母会编诗骂你的。

　　"摩西在学校又一次欺负我时，我愚蠢地对他说，"就像她给我叔父编的那样。

　　""我也会编。

　　"摩西说。

　　不久，一首题为《朝拜者的勇气》的匿名诗用铅笔誊写成许多份开始在男孩子中传开了。

　　"医生娶了斯特德太太/立刻跟她上床做爱/他用麦秆挠她直打喷嚏/可哎呀呀她却很难欢喜。

　　"这诗尽管匿名，但肯定是摩西的杰作，这小子在学校操场上凭着记忆大声朗读。

　　老师们把能找到的稿子全收了，对不主动上缴的男孩处以鞭笞，可还是有许多稿子没有查到，传入其他学校，又从其他学校传到大人们的手里，最后，在圣约翰斯市，几乎无人没有读过这首诗，或至少听说过这首诗。

　　这首诗流传开来之后，费尔德主教中学的绝大多数男孩是不可能与我来往了，他们都不理睬我，甚至连那些最不受欢迎、最招人欺负的男孩也远远地避开我，不愿给他们的折磨者提供折磨他们的新理由。

　　即使对摩西来说，我已不再是他的目标了。

　　我想，自己像是最终被革出教会的人，反而被看成是被逐者的吉祥物，几乎赢得了那些男孩的好感。

《纽约的探险家》第4章

　　我父亲去纽约已经5年了，但他依然没法为他自己的远征筹足经费。

　　他再一次应征参加别人组织的探险，成为由罗伯特·皮尔里海军上尉指挥的北格陵兰远征队的两名军医之一。

　　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试图发现我偶尔听到达夫妮所说的"人人拼死都想知道的"真相：格陵兰究竟是座岛屿还是大陆？1892年7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圣约翰斯城，不过，地处城东头高地的德文街幸免于难。

　　爱德华叔父和城里的其他医生被临时招募进医院。

　　达夫妮志愿参加了许多为救济受灾者而组织的委员会和基金会。

　　我跟许多被征募来的学生一起，帮着用车把房屋的废墟运出城去，以便修建新房。

　　就在我们大家忙于赈灾的时候，皮尔里的远征船"风筝号"在杳无音信了15个月之后，于1892年9月在费城靠了岸，皮尔里宣布他的远征圆满成功。

　　他告诉那帮他还没来得及下船就蜂拥而上的记者，格陵兰冰盖仅到维多利亚入海口以南为止，他声称这项发现证明格陵兰是座岛屿。

　　同时，在报纸边角的补充报道中，他还传达了一则消息：在所有的远征队员中，惟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没有回来。

　　我们是从当地的报纸最先得知我父亲失踪的消息的，或者说是爱德华叔父最先知道的。

　　当时的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城市灾后重建的消息。

　　"斯特德医生失踪"、"斯特德医生未归"、"斯特德医生下落不明"，这些是"风筝号"停靠费城后的那天早晨爱德华在自己诊所门廊处发现的堆在那儿的报纸的标题。

　　我父亲失踪的消息头天很晚才传到当地报社，因此记者们没来得及与斯特德家的人联系，了解他们的反应（以为他们已得知此事了）。

　　作为父亲的近亲，爱德华叔父的名字虽然列在皮尔里的航海日志上，但皮尔里并没立刻给爱德华发来唁电。

　　为此，爱德华写信指责他没有用恰当的渠道报告我父亲的失踪，但没收到任何回信。

　　我是从达夫妮那里得知父亲的死讯的，她没有叫醒我，而是让我一直睡到平常该起床的时候。

　　她在哭，没等她来得及告诉我，我便知道父亲发生了不幸。

　　我有父亲的一张照片，还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记忆，如今他死了，估计是死了，不过，达夫妮能够狠下心说的话只是"风筝号"返回时没有搭上他，"还在那儿"，我父亲还在那儿，可能永远在那儿。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把他找回来。

　　我们是坐在餐桌旁度过上午的，达夫妮在上面放了杯牛奶，还摆上所有的糖果：半个苹果派、一块磅饼　、还有高高的一堆奶油曲奇饼干　。

　　9点半了，桌上依然摆满了糖果，这样铺张使得氛围更加沉重，极不相称。

　　爱德华叔父整天大多呆在楼上，不过我时而瞥见他，为自己的所见感到吃惊。

　　从他脸上和眼里的悲伤来看，你或许以为我父亲还从没离开过，以为就在几个小时前爱德华还见过他，他过的就是斯特德家族所指望他的那种生活，直到这么一个早晨，在去诊所的路上，他这才遭遇了某种致命的灾祸。

　　在我看来，似乎对爱德华来说，他过去指望过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哥哥，如今他的指望被证实了。

　　对于他，这似乎没多大区别。

　　"他去纽约很久以后，他停止写信回来很久以后，你母亲还不断写信给他。

　　"达夫妮说，"我一直在回忆他，回忆他离家前的模样，我们相见时的情景。

　　但我没法把弗朗西斯年轻时的样子与他后来的样子分开。

　　我没法在脑子里再现那个年轻人，同时又假装不知道他后来的样子，哪怕是假装一会儿。

　　""我根本记不起他。

　　"我说，愚蠢地以为我对他的记忆比她还少会对她是个安慰。

　　"德夫，对你的不幸我很同情。

　　"她说。

　　她看着我，仿佛觉得她应该用某种形式来正式宣告我父亲的过世，稍微总结一下他的生和死，好让它们有所意义。

　　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我抱在怀里。

　　当地报纸在披露我父亲死讯的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及我父母疏远的关系，只是未加评论地提到"斯特德医生住在布鲁克林"，他妻子多年前"溺水死亡"。

　　"风筝号"靠岸两天后，报纸上披露了一份正式的"报告"。

　　这份关于我父亲失踪的报告是应皮尔里上尉的要求，由远征队的另一位军医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在离开麦考密克湾驶往费城期间写的，其目的是陈述报告人所说的"关于斯特德医生的怪事"，在质疑皮尔里可能玩忽职守的猜测之前抢先刊出。

　　由库克医生起草的这份报告包括了关于我父亲失踪的全部可以披露的内容。

　　按照远征队的常规，全体船员都曾在保证缄默的法律文书上签过字。

　　皮尔里早已事先把这次远征的报道权给卖了，唯独他才有权就此次远征写东西，或接受采访，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之后，当他写作和受访时，也根本没提我父亲。

　　关于同事、同伴斯特德医生失踪的情况报告8月18日，在红石屋，我们醒来时便发现斯特德医生不见了。

　　他的睡袋丢在地上，里面空的，没有捆。

　　远征队进行了仔细搜寻，对找到失踪者的当地人奖赏一支步枪和子弹。

　　搜寻者在一条冰川脚下发现了一些脚印，以及一张咸牛肉罐头的商标，除此之外再没查到任何踪迹。

　　据发现，斯特德医生把自己全部日志都带走了，或藏起来了。

　　他的大部分衣物被他藏在红石屋的许多地方，其用意我们无法揣度。

　　搜寻到第5天，严寒气候开始了，派克船长报告皮尔里上尉说如若我们不赶紧离开，就很有可能被迫留在麦考密克过冬等待下一年了。

　　"风筝号"出发前，皮尔里上尉写了一张便条留在红石屋，告诉斯特德医生如果回来，那些爱斯基摩人会照顾他，等到第二年的6月，一艘捕鲸船会驶进麦考密克湾来接他。

　　但是我们担心，他也许永远看不到这张纸条了。

　　对于斯特德医生离奇、神秘、不幸的失踪，我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

　　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也就是他失踪的那个晚上，不论是精神和身体，我并不觉得他过度疲惫。

　　他也没向任何人说起自己要离开的打算。

　　尽管这样说对解释这次神秘失踪于事无补，但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德医生的神秘失踪在极地探险的记录中根本算不上是最离奇的。

　　其他人也有消失的，想必是在梦游时他们试图跨过冰川裂缝，这些地方就连爱斯基摩人也不敢在天黑之后冒险前往。

　　不管他现在的命运如何或可能如何，令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的上司、他的同伴还有那些土著人已经为寻找他的下落竭尽了全力。

　　谨此呈报指挥官R．E．皮尔里海军上尉。

　　北格陵兰远征队随队外科医生、人种学者　　F．A．库克医生　　敬上　　1892年9月9日　　写于"风筝号"轮船　　尽管公布了库克医生的报告，还有全体船员保持沉默的允诺，但没过多久传闻便开始散布开来。

　　9月24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个来源不明的说法：我父亲和皮尔里上尉之间曾发生过争吵。

　　据说从远征一开始，我父亲就"缠着"皮尔里要他准许他留在北方以便更好地熟悉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和语言。

　　而皮尔里大概认为我父亲要求留下的真正意图是继续往北，也许是去北极，因此他没有同意。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据说斯特德医生穿着美国的裤子，但身上却穿得很少，几乎每天他都要通过冰面上凿开的洞，赤身裸体钻到水里。

　　他不承认自己冷，想方设法让自己适应这严酷的气候。

　　他穿着破鞋到处行走，光着脚丫踩着冰冻的泥土，让爱斯基摩人觉得很有趣。

　　"报道说，在费城为皮尔里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提到过我父亲，说他开小差，因此政府和远征队的资助者没有义务再派人前去寻找了。

　　"皮尔里上尉说，总之，进一步寻找已无意义。

　　虽然他说自己无权沉溺于猜测，但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相信斯特德医生依然生还的机会是没有的。

　　"一想到这篇描写我父亲在北极的行为的文章正在被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阅读，达夫妮就感到伤心。

　　"我才不管写的是否真实。

　　"她说，"他没法替自己声辩，他们这样写他太不公平了。

　　不过，我相信那不是真的。

　　当然，我是不像自己曾经以为的那样了解他，但我敢肯定，他绝不会像那样行事。

　　"她写了下面这段声明，并劝说爱德华叔父作为声明唯一的签名人，然后发给当地所有的报纸以及《纽约时报》："我了解我哥哥。

　　我知道在他思维正常的情况下，他是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的。

　　显然，鉴于远征的严酷和艰辛，他的本性出现了失衡，对此，库克医生和皮尔里上尉肯定是看见的。

　　为什么不采取防范措施阻止他伤害自己？这是两位绅士必须回答的疑问，今生今世无法回答，那就来生来世回答。

　　我哥哥的声誉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失踪而受损，事情的真相定会大白于天下。

　　在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眼里，在他们的心中，他从来没被久久地遗忘过，他的形象也从没遭受玷污。

　　"当地报纸转载了来自美国的其他报道。

　　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达夫妮坐在餐桌前，双手几乎遮住了整个脸，正透过指缝看一份《邮报》，头版上刊登的是根据船员提供的描述绘出红石屋的室内布局。

　　皮尔里的妻子约瑟芬（昵称"乔"）虽说算不上真正的远征队成员，但当时作为客人也参加了对格陵兰的远征。

　　在麦考密克湾的那幢美其名曰"红石屋"的房子里，她与皮尔里以及全体队员共同过冬。

　　那幢"屋"比我的卧室还小。

　　墙壁里里外外蒙上焦油纸，又挂上红毛毯阻隔寒气。

　　这房子有两间屋，一间放着皮尔里夫妇睡的床，另一间是全体队员睡的地铺，共有半打人，我父亲和库克医生就在其中。

　　这两间屋子仅靠皮尔里太太用两面丝旗做成的帘子隔开。

　　皮尔里夫妇的床头柜是船上用的木箱，上面摆着一个碗和一只有柄的大水罐。

　　沿一堵墙边立着的是简陋的书架，放满了书，每当北极的夜晚降临时，读这些书便成了他们主要的消遣。

　　报道说："墙上是皮尔里太太挂的家里亲人的照片，他们是她不变的思念。

　　"另一间屋子是我父亲和其他队员睡觉的地方，里面有樽水壶模样的大肚炉子，一张桌子和几把临时凑合的椅子，还有一排铺位，上面盖着用地毯做的床垫。

　　队员们轮流睡铺位，要不就围着炉子躺在地铺上，头离炉子只有几英寸远。

　　我父亲就是从这圈人当中悄然离去，没有惊醒任何人，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失踪才被人发现。

　　我凝视着这幅貌似照片的画，凝视着这位艺术家所画的原木地板，仿佛它描绘的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被发现还活着的地方。

　　乔·皮尔里太太有张照片让我看了特别惊奇：她站在格陵兰岛荒芜的岩石上，好像是周日要去散步一样，穿着一件束带的丝裙，配了件背心，撑着一把大阳伞为自己遮挡阳光。

　　她的眼光朝下看着一家爱斯基摩人，像是大人站在孩子面前，高出他们所有人一大截，包括那对夫妇。

　　那些爱斯基摩人身披兽皮，而她则穿着或许我母亲也会穿的连衣裙，两者极不相称，仿佛她根本就没在照片里面，而是鲜活地站在照片之前，把所有文明的标志都展现在画框之外。

　　"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达夫妮说。

　　不过后来，爱德华说，据他的一位朋友讲，她是"费城的笑料"。

　　我看见照片中的乔·皮尔里，眼睛矜持地俯视着，阳伞为她遮住阳光。

　　那些爱斯基摩人的脸干裂、起皱，头发很长，缠结在一起。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女人背上的婴孩，眼睛刚好掠过背带的边缘向外窥视。

　　报上刊登了一段皮尔里家的故事，还配有一幅他小女儿房间的照片。

　　里面全是纪念物，床上堆满了与极地有关的纪念物。

　　玩具海豹、贝壳、羽毛，还有皮尔里在北极发现的陨星碎石，他称这些石头叫"星星石"。

　　第二天，在肉店里，有个人看见我和达夫妮叔母进去，便对另一个人说："他大概是疯了什么的。

　　夜里趁其他人睡觉的时候走了，一去不复返了。

　　"他肯定不知道我能听见他。

　　在他的语调中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不知怎的，我父亲的死跟我母亲的死一样神秘古怪。

　　不久我便感觉到，这是大家的看法：我父亲的死终于证实了斯特德医生和他妻子阿米莉亚的疯癫。

　　虽然在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我父亲是个不负责任、嗜好浪游的人，他抛弃家人的做法不可原谅，但总有那么些传闻，模棱两可、毫无根据的传闻，说是因为要逃避我母亲，父亲才去参加远征的，爱德华叔父似乎也这样认为，但不肯公开这样说。

　　我记得有一次摩西问过我："你爸宁愿肏土著婆娘，也不肯肏你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现在，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一个与其说是自愿倒不如说是被迫前去远征的人终有一天会被远征逼疯，或者被他的妻子、被她的古怪逼疯。

　　即使他去了北极，即使她死了之后，即使他多少年都没见过她，但他是无法忘记的。

　　人们看着我好像在问：有这两个如此怪谲的人作父母，这孩子将来会是怎样？就在爱德华准备前去纽约打理我父亲的后事时，他收到一个自称"斯特德医生同事"的人的来信，说我父亲租过一套几乎没有装修过的公寓，没去远征的时候他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为穷人看病，有一点点薪水。

　　他死了，没立遗嘱，银行里只有140美元，除衣物和书籍外没有其他财物。

　　达夫妮叔母决定，这笔钱将由他们为我托管，直到我21岁。

　　爱德华叫我父亲的同事按照他所认为的合适的方式处理那些衣物和书籍，因为把这些东西邮寄到纽芬兰的费用比它们本身还要贵。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关于我父亲的任何新消息的报道。

　　爱德华叔父说没有意义再等到明年6月，到那个时候库克医生报告中提到的捕鲸船才会例行公事似地驶进麦考密克港。

　　他的意思是，没有意义要等到那时才为我父亲举行葬礼。

　　所有报纸都与皮尔里的看法一致：即使有这个可能，如今斯特德医生也无生还的机会了，更不用说捱到明年6月。

　　在报上刊出的那则讣告中，爱德华没有给那些不了解我父亲的人透露丝毫这样的信息，透露他如何背离众人期望他终生追求的正业，透露他如何荒度了过去的10年，如何死去的，而是："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圣约翰斯市艾尔弗雷德·斯特德医生与其妻伊丽莎白·斯特德（娘家姓哈得逊）之子，于1892年8月17日辞世。

　　其子德夫林、弟爱德华·斯特德医生、弟媳达夫妮（娘家姓杰斯帕森）悲痛至极。

　　其妻阿米莉亚（娘家姓杰克曼）早已仙逝。

　　"房子不远的墓地里，在埋葬自家亲人的那块地上，一块刻有我父亲姓名的墓碑在我母亲的墓旁竖了起来。

　　这是一次简短、非公开的葬礼，由一位长期找爱德华叔父看病的牧师主持。

　　达夫妮叔母哭了，不过好像更多的是为我而不是我父亲，因为她不停地看我，试图微笑。

　　在爱德华叔父的脸上，那天获悉父亲死讯时我见过的那悲痛的阴影依然挂着，但他没有也不能摆出比这更伤心的模样。

　　父亲的墓碑象征着他最后未被标示、不为人知的安息之地。

　　墓地里还有其他人的墓碑，他们大都死在海上，尸骨根本就没找到。

　　"可怜的人！"达夫妮看着墓碑说。

　　可怜的人，我心里在想。

　　对我来说，这碑石、房子里的那两张照片、"可怜的人"这几个单词、在红石屋他曾住过的房间的图片、报纸上有关他失踪的报道，这些是他一生留在这世上的全部结果。

　　我努力把自己也想成是他存在过的一个结果，但做不到。

　　达夫妮每晚依旧大声读书，有时在楼下，有时在我房间里。

　　我注意到，夜复一夜地这样苦读，她的声音有时会变得沙哑。

　　她会频繁地喝放在椅子旁边的一杯水，每读完一页便喝一口。

　　"干吗不让我给你读？"一天夜里，我问道。

　　从此，我们轮流朗读，每个晚上书要递来递去两三次。

　　有时，她得把头伸过来，看我指的单词，帮我认字。

　　对于我不认得的单词，我学会了发音的诀窍，学会了根据上下文猜词义的诀窍。

　　"你干吗不去为盲人朗读？"爱德华说，"至少那样你大声读书才合乎情理。

　　""两人同读一本书就这样。

　　"达夫妮叔母回答，"要么三人也行？"可我们刚一开始朗读，他便跑上楼去听他的胜利牌留声机了。

　　我喜欢这样两人结伴着阅读书籍。

　　它有别于一同目睹某一真实的事件，比如她带我去参加的像音乐会和戏剧这样的演出。

　　相互间大声的朗读就像是在合作编织什么不断发展永无穷尽的秘密。

　　我俩心照不宣，从不谈论两人之间读过的书，仿佛我和她都不想知道对这些书的印象是否不同或如何不同。

　　我觉得每天都有这么一段时间，我的脑子反映了她的思想，我喜欢这种感觉，哪怕它仅仅是幻觉。

　　一天晚上，我们读完书后，她说："我想让你懂得，发生在你父母身上的事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不是你父母的结果。

　　你就是你，德夫林。

　　懂吗？"我点点头，如释重负，感激她说了这话，感激她不仅猜到我需要有人来安慰自己不会最终沦落成我父母那样，而且还猜到我终日惶惶，不敢鼓起勇气向她说明这一点。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好像她努力说服的人不仅是我，还有她自己，但这没有关系。

　　她也需要安慰，也情不自禁地抱有疑虑，尽管都是些转瞬即逝的想法。

　　我17岁那年的冬天，爱德华向达夫妮建议要我去他诊所做个体检。

　　他说他觉得我看上去跟平常不一样，也许没什么，但还是小心为妙。

　　第二天放学后，我去了诊所，扫了一眼那块已经没有我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只剩下爱德华名字的招牌。

　　走进诊所，我瞥了瞥爱德华诊室对面的那扇门，依旧没变，上面写着"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

　　爱德华甚至连再找一位搭档的话也不说了。

　　候诊室里，我前面有好几个病人，可等他看完的那个病人出来，他把我叫了进去。

　　"坐下，德夫林。

　　"他指着桌旁自己对面的那把椅子说。

　　"你觉得我哪点跟平常不一样？"我问。

　　他摇摇头。

　　"这里是我俩见面最好的地方。

　　"他说，"最保险的地方。

　　"有好几秒钟，他胳膊肘搁在桌上，手指相互搭着做成一个牢笼的形状，没说话，仿佛在考虑，在试图预见我对他要说的话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他往后靠了靠，转动椅子，背朝向我。

　　"我有封信。

　　"他说，"是弗雷德里克·库克来的信，所有报纸刊登过他写的关于你父亲失踪的报告，就是那人，记得吗？"我点点头。

　　"这封信是写给你的。

　　没有直接寄给你是因为库克医生不想让达夫妮看见。

　　遵照他的建议，我也没看，不过我相信这里面没有……假话。

　　我决定，除了你，这事我对谁也不说。

　　相信看了这信后，你也会觉得谨慎是明智的。

　　"我的心在狂跳。

　　以前，从未有成年人像这样对我说过话，更不用说爱德华叔父了。

　　"他干吗要我向达夫妮叔母保密呢？"我问道，"难道她认识他--""当然，你根本不需要看这封信，不必看这封信。

　　假如你愿意，我可以把它一烧了之。

　　"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壁炉。

　　"没看这封信之前，很难保证我会保持谨慎。

　　"我说。

　　以前，我从没用过"谨慎"这词，从没如此一本正经地对任何人说过这词。

　　但在这种情势下，似乎不模仿他说话的口气不太可能。

　　他耸耸肩，"即使你能保证，你可能也会改变主意的。

　　我在这儿只不过是为库克医生扮演一个类似'信使'的角色，一个中间人。

　　假如你非要看这封信，那看了之后，你可以做自己认为恰当的事。

　　我觉得我知道你会做什么事，不过，也许我会猜错。

　　""我也可以把信给达夫妮叔母，让她先看。

　　"我说。

　　他摇摇头，"我不愿让你太晚了才后悔没有及早选择谨慎。

　　我觉得你必须当着我的面看，然后把信还给我。

　　""好吧。

　　"我说，难道看了这封信会对我或达夫妮有何伤害？为什么库克医生等我父亲死了3年之后才写信给我讲他的事？我猜想他的信里有我父亲的消息。

　　我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来解释他为何写信给我。

　　也许，他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也许他认为如今我已长大成人了，该明白这些事理了。

　　爱德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曾经是白色，可如今成了黄色的小信封，很平很薄，看上去里面好像是空的。

　　信是封着的，除了我的名字外，上面什么也没写。

　　这信一定是装在另外一封写给爱德华的信封中寄来的。

　　"我去后台站站。

　　"爱德华一边说，一边站起身，绕过桌子，把信递给我。

　　"10分钟后回来。

　　"他走到与我进来的那扇门相对的另一扇门，缓慢地把它推开，走到外面，然后又缓慢地把它合上。

　　我拆掉封泥，撕开信封的一个角，抽出信纸，小心翼翼地展开。

　　这信纸看上去很陈旧，要是不好好地拿着，好像会破成碎片。

　　折叠的地方被压在一起，像是被熨斗烫过，或者被什么平的重物压了数月。

　　笔迹是草写的小字，潦草得几乎没法辨认，两面都有，一直写到信纸背面的底行，最后几行字挤在右边的页边空白处，仿佛写信人已经用完了自己的信纸。

　　我亲爱的德夫林：我一直在想你。

　　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这话很奇怪吧？说这话我也觉得奇怪。

　　但在我写信的地方，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地方，一切都好像很奇怪。

　　在我写信给你叔父时，我原本早该出发去南极探险了，而不是在尚未离开码头的船舱里，在酷热的里约热内卢。

　　从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刻起，我下船的次数还不到6次。

　　去年春天，就在我们准备出发前，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攥住了我的心。

　　我想象着皮尔里从北极得胜而归的情形。

　　在我梦中，宣告他大功告成的报刊头条频频出现，我只得下令所有报纸不得上船。

　　皮尔里从未在公共场合承认过我和你父亲在远征北格陵兰期间救过他的命。

　　在一次暴风雪中，他的腿被船的舵柄压成粉碎。

　　要是遇上医术差一点的医生，他必死无疑。

　　德夫林，最平凡的事情似乎是最有先兆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状态，是因为我一直在犹豫不决，该不该向你吐露这个秘密。

　　我发现自己事事都犹豫不决，甚至连最简单的决心也很难下定。

　　我听说皮尔里20岁时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出名，必须出名。

　　"他比我强在为实现目标他可以不择手段，而我……我却缺乏那种铁石心肠，对于探险这种事，恐怕那种心肠是必不可少的。

　　德夫林，除了你，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着折磨。

　　我不敢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他人。

　　要是大家知道了我的思想状态，谁还会愿意资助我去远征？谁还会信任地让我统率这些远征？我常常从记不得的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据船长告诉我，睡梦中我莫名其妙地尖叫，好像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这就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的身体状态，船长因此以为我染上了疟疾。

　　我告诉他，由于为本次远征筹资耗尽了精力，我现在所经受的是"短时衰弱"。

　　再过三周，我们本该驶往巴塔哥尼亚　，7月份我们从那儿出发去南极冰川。

　　但船长和其他人不肯走，要等到他们所说的我身体好转之后。

　　他们也不肯就这样既不去南极，又不折回，白白地再等上一个春天。

　　如今，我们已经在此停留了7个月。

　　我知道自己绝望的缘由，但愿因此也知道疗治的办法。

　　就是那件事，就是你父亲失踪前夕我便无法忘却的那件事。

　　你接下来要读到的将令你吃惊，或感到震撼，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想象不到库克医生会对我透露什么样的事。

　　我头晕目眩，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

　　在北格陵兰探险途中，在你父亲失踪前不久，他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一件事。

　　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一个人因为极地远征的严酷而变得疯疯癫癫一阵之后的幻觉。

　　然而，他喋喋不休的应该说是对他妻子的责难吧，只不过他的语气是如此的镇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说你不是他的儿子。

　　我要他拿出证据，证明他不是你父亲，而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知道你是他儿子，想以此来让他意识到远征的过度疲劳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

　　但他提供的一些细节却使我深信他透露的事情是真的。

　　那些细节还为我证实了我心中秘而不宣的某件事情。

　　我一生中跟不少的女人有过来往，不可能全记住她们。

　　但作为老于世故的人，我还是能记住我的初次。

　　在你父亲讲他的事情时，我意识到他提到的那个男孩正是我自己的儿子。

　　相信我，所有这些完全不是我的捏造。

　　捏造这样的故事除全然没有必要之外，向你吐露这些事等于是把我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你手里拿着的这份以我的笔迹、我的签名写成的信一旦公之于众，可能会极大地伤害我和我的声誉。

　　你叔父和叔母也会受罪，在人们的记忆中，你父母，尤其是你母亲的形象会受到极大的毁损。

　　从你父亲--应该说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口中得知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当时我的心快要碎了，从未有过的痛苦。

　　德夫林，你还太小，不懂真爱是如何的珍稀，在这世上是如何的少有，当它真正出现时，又是如何的短暂。

　　而且它一旦失去，无爱的生活是如何的艰难。

　　我曾试图"写信"给你母亲，把我的思想传达给她，权当她依然活着，但我却从中得不到任何慰藉。

　　最后，我意识到，我应该写给的人是你。

　　写这封信时，我充分意识到它将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法想象我自己像你这样的年龄会如何接受这样的消息。

　　如今，你我作为父与子仅仅是血缘上的关系，生物学上客观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如何改变，我无法预见。

　　显然，我不能公开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叔父会就此与你细谈）。

　　不管怎样，我能再次给你写信吗？在下一封信中，我会向你提供细节，向你证明我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在这封信中，我之所以略去不写，并不是要激起你的好奇，而是我不忍向一个也许收不到他回信的人倾吐我的全部故事。

　　等你叔父对你说完他的话，我想让你当着他的面在这个信封上写下"是"或"否"，然后把信封给他。

　　他会把你的回答转寄给我。

　　如果你回答"是"，我会给你写信，你会以我向你叔父建议安排的方式收到我的信。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我会不再给你写信。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7年2月11日　　读完这封信，我脑子里翻腾起模糊不清的思想和疑问。

　　平台的那扇门开了，爱德华叔父迈步进来时，我被惊了一大跳。

　　在他看到我的表情之前，他还是很镇静的。

　　直到我看见他盯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惊恐的神情，我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抖得如此厉害，信纸因此也抖得厉害。

　　"不用说，达夫妮会反对你与库克医生通信的。

　　"他竭力想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如果她发现了这事，她会与他联系，你就再也收不到他的信了。

　　如果你同意接收库克医生的来信，那等你读完、手抄完每封信后我就把它烧掉，你可以抄这封信。

　　你可以等在这儿，看着这封信烧掉。

　　从现在起，我们就在你父亲的诊室会面。

　　记住，就说你手抄的这些信件是你自己写的，不过，这些信的风格和内容不像是你这样年龄的孩子能写得出来的，因此，把它们拿去给别人看是愚蠢的，让他们以为你是在自己给自己写信。

　　"他指了指桌上的笔和墨水池。

　　"把你的答复写下来。

　　"他说。

　　我走到桌子跟前，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把信封递给他。

　　他看了看我写的字，叹了口气，是无可奈何、如释重负，还是自怨自艾，很难说。

　　"把这信抄了。

　　"他边说边递给我两张白纸，"快一点。

　　"我飞快地抄着信，爱德华交叉双臂站着，背对着我，好像是在保证他没看到一个字。

　　"抄完了。

　　"我说。

　　"把抄好的信放进你的夹克口袋里。

　　"他说。

　　等我放好，他转过身。

　　"先把原来的那封信折起来。

　　"他说。

　　我把信折好，递给他。

　　他接过信，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手臂伸得老远，仿佛他不想跟这信有丝毫的干系，飞快地把它扔进火里。

　　"叔父--"我叫道，可他举起手，然而他的脸色似乎表明，参与进这场诡计当中，他是心甘情愿的。

　　他为何如此冒险深陷其中？好像他特别急于让我与库克医生联系。

　　如果我说"是"或"否"，他的得与失又是什么？毫无疑问，他很想看到我跑去找达夫妮叔母，或许已经预见到终有一天整个事情会把我俩分开。

　　他嫉妒我，认为她更喜欢我而不是他，这似乎很荒唐。

　　也许从这些信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一线希望，不必继续在她仅次于对我的关爱下度过余生。

　　可这些理由根本无法解释他为库克医生充当"信使"的原因。

　　无疑，他以为由他作中间人，斯特德家门再遭辱没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他知道，库克医生写给我的信属于见不得人的那种。

　　他行事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库克医生要我在信封上写下我的"答复"，他是知道的，可他似乎又真的没有看过这封信--给我的时候信依然封着，而且事先告诉我等还给他时他会烧掉它，仿佛必须要我看着他烧掉，以证明他从未读过这封信。

　　他走回到自己的桌前，坐了下来，转过椅子面朝窗户。

　　"不知道库克医生什么时候再写信来，什么时候他的信寄到。

　　他肯定要收到我的回信后才寄出。

　　从……"--他胡乱地指了指天花板--"天知道从哪儿寄来，可能要寄很长的时间。

　　因此，我得预先提醒你，必须耐心等。

　　我估计最早也得到12月份了。

　　"离现在还有三个月。

　　"信来没来，这样你就知道了。

　　"他说。

　　清晨下楼吃早餐时，他会在自己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塞一张红色的佩斯利手帕。

　　达夫妮叔母最讨厌这张手帕，觉得为了她他至多只能隔几个月才佩一次--这可能与收信的次数差不多。

　　"只要我一佩上它，那就是你庆'信'的日子。

　　"他说，后悔般地皱眉蹙眼，仿佛是我在用双关语捉弄他。

　　那一天，他会告诉护士他要在门厅对面他兄长的诊室里用午餐，因为在那儿他可以拿本书安静地休息一下。

　　我会告诉达夫妮，因为唱诗班要练歌，所以中午我不会回家吃饭。

　　为了确保不让其他同学看见，我会去他的诊所，先绕到那扇通向后面僻静花园的铁门（他会让那门开着锁），然后经过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门，缓慢地、悄悄地上楼，走到楼梯平台处。

　　在我父亲诊室门外的平台上，他会坐在一把椅子里，病人进来的那扇门从外面反锁着。

　　换句话说，我的一进一出都没法不让他看见。

　　我得在12点半准时到达，不要对他说一句话，然后走进诊室，那封信会在桌子上方抽屉里等着我。

　　在诊室里，灯不能开。

　　大白天读信和抄信，光线是够的。

　　等完成之后，我回到楼梯平台，把原信给他，不能说一句话。

　　接着，我俩一同回到诊室，相互当着面在壁炉里把信烧掉，然后我再离开。

　　到达和离开，以及在我父亲诊室的这段时间里，我不能说一句话。

　　假如有人看见我离开诊所，问我在做什么时，我就说是来看我叔父，做个检查。

　　万一去诊所这事让达夫妮知道了，我们就说为了免除她不必要的担忧我们才没把检查的事告诉她的。

　　离开诊所后，我没回学校，也没有直接回家。

　　在我见到达夫妮之前，在她看见我，问我出了什么事之前，我得有所准备。

　　她非得问出点什么，否则是不会罢休的。

　　我担心哪怕是陌生人也会注意到我的悲伤，于是我抄小路钻进树林，沿小路走了一段，然后离开小路，背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

　　在那儿，过路的行人看不到我。

　　难怪库克医生没法想象他的信会对我产生何等的影响。

　　既然原信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想象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也是件容易的事，或者说库克医生疯了，甚至那封信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的。

　　可第二封信会接着寄来，因为我在信封上写下了"是"。

　　读了第一封信之后，我又如何能告诉他不再写信给我？我的头在旋转。

　　要是库克医生说的话是真的，那我的父亲从一个我没有记忆的人变成了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

　　对于我，父亲永远是个陌生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

　　可如今，好像他又活了。

　　如今，这个陌生人名字不同，而且依然活着。

　　我的这两位父亲都是从医生变成了探险者。

　　两者无从区别，除了有一位给我写过一封信。

　　我记得信中的词句，不必去翻阅口袋里的那份手抄的拷贝。

　　"生物学上客观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如何改变，我无法预见。

　　""你手里拿着的这信……一旦公之于众，可能会极大地伤害我和我的声誉。

　　"那份原件会给他带去极大的伤害。

　　可爱德华叔父说，我的拷贝要是拿给别人看的话，则只能伤害到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他为何写信给我？如他所暗示的，如果我们不可能相见，不可能作为父子公开出现--甚至不想让我给他回信--那他为何给我写信？他为何以为写信给我就能重振他的勇气？在开头几段，他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差点失去了理智。

　　还有我母亲。

　　想想看，她竟然让我，甚至鼓励我把她那位离家出走的丈夫想成我的父亲，而她自己却始终知道他根本不是！我们共同生活的那段短暂的时光已不再像她所营造的那样了。

　　每时每刻已经被讽刺、被她所知道的和我所不知的那一桩桩的事实所动摇，那些事实她一定是准备永远瞒着我。

　　我起身朝家走去，犹豫着是否应该告诉达夫妮。

　　走到家门时我还没拿定主意。

　　等我推开门，达夫妮沿着门厅迎了上来，几乎是一路小跑。

　　"你终于回来了。

　　"她说，"谢天谢地，你放学回家太晚了，我正要……德夫林，爱德华没查出你什么问题吧？他说了些什么？"我本该回答"没有"，以免她错下结论，但我不敢信任自己的声音。

　　"德夫林？"我摇摇头，努力吞咽着以免哭出来。

　　"亲爱的，你看上去……爱德华说了什么？""他说我很好。

　　"我飞快地说，又咽了一口。

　　"肯定有什么问题。

　　出了什么事？"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让任何解释听起来令人信服。

　　"只是有些我不想说的事，摩西·普劳迪说的事。

　　就这些。

　　""爱德华真的没查出什么问题？"我点点头。

　　"如果您愿意，问他吧。

　　"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躺了下来。

　　她是不是有可能知道一切，也在一直误导我？我决定拖延一阵才告诉她，至少拖到下一封信寄来的时候。

　　经过那扇门，走进为父亲保留着的那间诊室，拉开桌子抽屉，读信，抄信，看着爱德华把原信烧掉，我在想做这些事会是什么感觉。

　　与叔父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特别期望他下楼吃早餐时背心口袋里塞的是张红手帕。

　　可他佩的却是蓝手帕，第三天是绿手帕。

　　一想到库克医生给我的信正在路上，我就很难去想别的任何事情。

　　爱德华说，从现在算起三个月以内期盼来信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三个月里，每天早晨我都要看他佩的手帕是什么颜色，只要哪天他下楼时口袋里伸出一截红手帕，我就会欣喜若狂。

　　三个月的时间满了，从爱德华把我叫到他诊所的那天算起刚好三个月，可他的手帕是灰色的。

　　我问自己，叔父估计的信件寄到的时间有多大的准确性？信没到，这种估计就没有意义。

　　从这时起，我是多么急切地等着看他下楼时佩戴的是什么手帕呀！当没看到手帕，或者看见手帕不是红的时，我真的难以掩藏自己的失望。

　　于是，我猛吃鸡蛋、土司，猛喝茶水，想借此缓解失望的情绪。

　　你说奇不奇怪，我情绪的好坏好像取决于叔父手帕的颜色。

　　又过了三个月，每天早晨我都要经历这段相同的感受。

　　最后，我开始纳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许叔父改变了主意，不肯为库克医生充当"信使"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不向他人提及信件的事，他不会让我永远纳闷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或许是库克医生改了主意，觉得爱德华叔父还是不可信赖，或者决定不再向我透露任何事情，毕竟我还是个孩子。

　　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假装生病，这样就可以去爱德华的诊所找他，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不去。

　　在家时，他格外小心，不与我单独相处。

　　当着达夫妮的面，他像平常那样看我，对我说话。

　　我想起库克医生在关于我父亲死讯的正式"报告"中有段话："尽管这样说对解释这次神秘失踪于事无补，但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德医生的神秘失踪在极地探险的记录中根本算不上是最离奇的。

　　其他人也有消失的，想必是在梦游时他们试图跨过冰川裂缝，这些地方就连爱斯基摩人也不敢在天黑之后冒险前往。

　　"看来库克医生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可我却在煎熬中等着接收他的来信。

　　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或看着达夫妮往我盘子里堆食物时，我心里在想：此时此刻库克医生在哪里；我为他的安危担心，而以前我从没为我父亲的安危这样担心过。

　　从收到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起差不多6个月过去了，最后我几乎放弃了再收到库克医生来信的希望，可此时爱德华叔父却佩着红手帕下楼吃饭了。

　　那手帕看上去好像特别的耀眼，达夫妮好像不可能猜不到他佩戴的理由。

　　就像很难掩藏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一样，如今，掩藏我的喜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敢肯定自己的脸与那张手帕一样的通红，眼睛没法从那儿移开。

　　我的心在狂跳。

　　爱德华叔父跟以往一样无动于衷。

　　我知道他肯定在想什么，肯定在担心什么，在渴望我的言行不要引起他妻子的怀疑。

　　不过，即使是我也无法从他脸上发觉任何异乎寻常的表情。

　　我如何才能度过上午上学的这半天时间？好歹我熬过了上午，午饭时分，我来到德文街，横穿过街，停下脚步。

　　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从身旁驶过，路上没有行人。

　　我绕到诊所的后面，推开后院的大门，身子挤进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房门，轻轻地在身后合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

　　平台上，爱德华正坐在一把椅子里，远离窗户，这样没人能从外面看见他。

　　他已经不再佩戴那张红手帕了（不过，后来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又佩上了）。

　　在他翘着的二郎腿上放了本书，手指还没完全离开嘴唇就浏览完了一页。

　　他的手飞快地一挥，示意我径直走进那间诊室，不得停下。

　　诊室的后门敞着，毫无疑问是他打开的，这样，他的护士和病人从门厅那边就没法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了。

　　我想象得到，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坐在平台上，担心我的到来会弄出什么响动来。

　　我走进诊室。

　　以前，我曾进来过一两次，但从未单独进来过。

　　我能听见门厅那边传来的低语声。

　　一个身影投到我父亲诊室门上的毛玻璃上，是个男人在戴帽子。

　　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吸墨台和父亲曾经用来写处方和转诊介绍信的那支笔，插在一个笔架上，用一根闪闪发亮的银链系着。

　　还有那块从海边捡来的用做纸镇的石头，放在吸墨台的最右上角。

　　墙上挂的只有他在爱丁堡获得的证书。

　　诊室里有一个带玻璃门的空书架，一把深褐色的皮沙发，涡卷形的扶手上钉满了黄铜纽扣。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开着，又是爱德华的小心之处。

　　他好像正坐在阴暗处，手指放在嘴唇上。

　　迎面看到的是放在空空的抽屉里面的那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

　　德夫林，就这三个字，没有邮戳，没写回信地址。

　　我想，不用说又和上次一样，是装在给爱德华的信中一并寄来的。

　　信封是裁开的。

　　我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仅是演练，尚未来信。

　　"我把纸条放入信封。

　　我极度失望地回到平台。

　　爱德华伸出手。

　　我把信封递给他。

　　我们两人回到诊室。

　　他擦燃一根火柴，伸向信封，然后举着信封在壁炉里让火焰由下而上燃烧，几秒钟后，那信封烧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卷暗红的灰烬。

　　他两眼盯着信封，手一挥示意我走。

　　我照着他的指示慢慢走下楼梯。

　　没过几天，他又佩上了那张红手帕。

　　我怀疑这又是一次毫无必要的演练。

　　同样，他又坐在平台上的那把椅子里，腿上放着那本看起来跟上次一样的书。

　　我径直走进父亲的诊室。

　　同样，爱德华早把信封裁开了，裁得齐齐整整，可能用的是解剖刀。

　　可在我看来里面的信好像没被抽出来过。

　　他是出于谨慎才把信裁开的，以减少撕开信封时的沙沙声。

　　我轻轻地从信封里抽出封好的信，撕开封泥，那是用红蜡做的，上面戳有一艘帆船的印记。

　　这封信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页，而是几页，扎扎实实地折在一起。

　　我轻轻地把信展开，开始读起来。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在参加北格陵兰远征时，弗朗西斯·斯特德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12年前，也就是1880年，他妻子曾经参加过一次由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毕业生举行的酒会。

　　他提到的那个男人和女人的名字没错，酒会是在他们家举行的。

　　你母亲告诉弗朗西斯·斯特德，在这次酒会上她喝醉了，被人占了便宜，可她什么也记不清，甚至连那人的脸和名字。

　　她说，除开始的半小时外，酒会的其余事情她一概记不起了。

　　她接下来有记忆的是黎明前醒来，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幢陌生房子许多卧室中的一间里。

　　这次遭遇使她怀了孕。

　　我们见面时，你母亲没有告诉我她未婚夫的名或姓，因此，在弗朗西斯开始讲他的故事前，我还不知道与我共事的这位军医和我所共有的经历。

　　没等他讲完自己的故事，我便意识到他是何许人也，我是何许人也。

　　她在酒会上遇见的那个所谓的姓名不详、面貌不清的男人就是我。

　　"阿米莉亚"，弗朗西斯第一次提及这个名字时，我毫无察觉，虽然我确实觉得有些巧合。

　　通过一点一点令人痛苦的细节的叙述，我了解了真相。

　　我是一个男孩的生身父亲，他名叫德夫林，正由他的叔父叔母抚养。

　　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他妻子死了时，我几乎忍不住要痛哭起来，深受打击，他说的那个意外溺水而死的女人就是我的阿米莉亚。

　　他一边在讲，我一边在想：我是这一切的祸首，这一切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生了，他对你和你母亲的抛弃，他自己一生的堕落，他糟糕透顶的心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的阿米莉亚，要是她从没遇见我，上天会安排让她远离那场夺去她生命的意外事故。

　　接下来，我还要为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谴责我自己。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沉住气，坐在那儿聆听，假装在等着想听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尽管我正是他故事中的一员。

　　要是有第三者在场，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觉察到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故事对我产生的影响。

　　可弗朗西斯太专注于自己的讲述了，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

　　"结婚前我没跟她来过。

　　"弗朗西斯对我说。

　　他看着我，想让我明白他说的"来过"是什么意思。

　　我点点头。

　　他说你母亲央求他为她保住这个秘密，有两个办法，他和你母亲选择了最体面的办法：他们对家人讲是他使她怀孕的。

　　接着很快他们便结婚了。

　　"结婚后我也没跟她来过。

　　"弗朗西斯·斯特德说着，从我身边走开。

　　几个夜晚之后，他离开红石屋，失踪了。

　　在报纸上刊登的那篇我写的报告，以及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很早以前，在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情以前，他的确跟皮尔里争吵过，的确要求过我们其余人返回之后他留在北方。

　　他对爱斯基摩人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我，非常入迷。

　　皮尔里不许他留下，他们因此几个月没说话。

　　我不想暗示皮尔里应对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我已说过，我自己必须承担责任--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再也不会作为一员参加皮尔里率领的任何远征了。

　　我再也不愿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不会再提起他。

　　接下来是18年前在曼哈顿发生的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你母亲有个家住曼哈顿的表姐，名叫莉莉。

　　她的母亲跟莉莉的母亲是亲姐妹。

　　阿米莉亚的母亲过世了，莉莉的母亲死了丈夫，后来再婚。

　　她们经常通信，并在一封信中决定，在阿米莉亚的婚礼上，莉莉将为她作伴娘，虽然她俩从未谋面，婚礼在圣约翰斯举行。

　　对阿米莉亚来说，请母亲最亲密的姐妹的女儿作自己的伴娘，是对自己母亲的一种纪念。

　　莉莉邀请你母亲结婚前去纽约跟她住几周，这样她俩可以相互了解。

　　她也准备在参加婚礼前先到圣约翰斯住几周。

　　对你母亲来说，这是离开纽芬兰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以前她从未有过，要是等到结婚之后，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有，生活就是这样。

　　她俩参加了为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毕业生举行的毕业酒会。

　　年轻男女喝了很多的酒。

　　和其他女的一样，你母亲不像男人那样习惯喝酒。

　　也许以前她最多只喝过一两杯。

　　我不是参加酒会的客人。

　　我只有16岁，平日干勤杂工，周日找到什么零活儿就干什么。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都是医生，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教授，女的是个顺势疗法医师。

　　每年的这场酒会名声不好，因此不管人手多缺，没有哪个女招待愿意来帮忙，于是他们雇了4个跟我一般年龄的男孩作酒会的帮手。

　　我们兑酒、送酒、送吃的，收拾丢在一边的盘子和杯子，给其他人腾出地方。

　　虽然是被雇来帮忙的仆人，但我的身份却不完全是仆人。

　　其他三个男孩都是医生的儿子，算得上半个客人，对他们来说，来酒会帮忙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仪式。

　　我帮着收租的那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是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开的，另外的人帮着在管理。

　　偶然有一次这对夫妇去公司走访时我正巧也在。

　　他们跟我聊起天来。

　　当我告诉他们我去世的父亲曾经也是医生时，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

　　那个女的是这个国家各科中少有的几个女医师之一，她想知道我父亲是在哪儿"学的医"。

　　我所知道的只是大概在德国--我想是汉堡。

　　我记得当我提起汉堡时那女的脸上的表情。

　　那是一种既不冷淡，也不屈尊，而是心照不宣的表情。

　　立刻，她知道了我的家史。

　　我的双亲是从德国来的移民。

　　在德国，我父亲原本不是医生，而是"博士"，科克博士。

　　不过，他学了很多医学知识，因此他居住和"行医"的那个镇上的人都称他"医生"。

　　他的病人没钱，就把自己农场上种的或养的给他作报酬。

　　他移民去了纽约州的那座小镇，那镇上的人也一样；也是在那儿，尽管是医生，他自己却死于一种到新大陆来的穷人很容易得的叫做肺炎的疾病，撇下我们后，我们就像其他的移民家庭一样，艰难度日。

　　（德夫林，我跟你一样，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

　　）我们家从杰维斯港搬到纽约。

　　等我长大能干活时，我跟三个哥哥一起拼命地干，帮着养家糊口。

　　我发现，所有这些那个女的都了解，从我的脸上，或许她觉察到了我的一点点羞耻和怨愤。

　　总之，她邀我去他们的酒会当个跑腿，我欣然接受。

　　我想当医生，因为我父亲曾经是位医生，但我没向任何人讲。

　　我不知道给医学生和教授们端酒送三明治何以能把我与那个目标拉近，但我感觉有这个可能。

　　像往常一样，周六早晨我告诉母亲，说是去曼哈顿的富尔顿市场看有谁愿意雇我干点杂活。

　　可在曼哈顿消磨了些时间之后，下午5点我去了他们给我的那个地址。

　　酒会不到一个小时，我们4个男孩中最大的那个就喝醉了。

　　其他男孩看见没人注意时，每兑好一杯酒便呷一口才送出去。

　　以前，我从没去过这种场合。

　　房子拥挤不堪，客人们得把自己的酒杯举到空中，以免玻璃杯被挤碎。

　　我猜想这是纽约典型的酒会。

　　食物之多，可供我们一家6口足足吃上一年。

　　到处都是咬了一口便扔到一边的三明治，还有一盘盘的烟熏鲑鱼，一块块西瓜和切成楔形的柚子。

　　有些东西像馅饼、鱼子酱、肉冻，我从未见过，或者不知叫什么，应当怎么侍奉。

　　这些叫不出名字的食物也没人碰，或只吃了一点点。

　　我想这些食物一定有什么问题。

　　尽管很饿，我是一口也不会吃的，因为其他三个男孩对食物没兴趣，我想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天真得没有意识到我的衣服却让我露了馅。

　　这不是我的世界。

　　一连几个小时，我在这个在此之前只能瞅一眼的世界里来来去去。

　　我曾在夜晚沿着街道行走，下班回家抄近路时绕过这样的街区。

　　我曾站在街对面，隔着巨大的窗户往里看，这是观看这些房子内部的最佳位置，因为站在窗户边的那条人行道上不可能看到窗台以上除枝形吊灯以外的任何东西。

　　在这些房子里，每个房间都照得灯火通明，但我不敢停下来长时间观望，只瞅一眼那一群群穿着我现在才知道叫晚礼服的男男女女入座用膳，由女仆和男佣服侍着，这些佣人尽管也很招人注意，但相比之下似乎并不存在。

　　我曾看到年轻的男女坐在椅子里，看着他们的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我们一家6口住在布鲁克林一处名叫威廉斯堡的两间房子里，离东河很近，终日被罩在我们称作"糖塔"的阴影中，那是一家炼糖厂，工人干活的时间比我母亲的还要长，从那儿传来的男人和机器的嘈杂声不绝于耳，从那儿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糖浆味久久不散。

　　可今天，我却在这样的豪宅里面，与那些住在豪宅的人说话，兑酒送酒，端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大家不停地喝，那三个男孩甚至不必躲躲藏藏地偷着喝了，因为没过多久，客人们便开始自斟自饮了。

　　有一对小提琴手正在一个房间里拉里尔舞曲，莉莉说你母亲祖上是"爱尔兰人"，因此坚持要她伴舞。

　　小时候你母亲练过很长时间的踢踏舞，于是不一会儿，屋子中央只剩下她一人在跳了，其余人全在一旁鼓掌。

　　那是个初夏，纽约已经很热了，她不习惯这样的天气，于是脱掉外衣，里面穿了件前面带排扣的普通紧身胸衣，下面是一条带荷边装饰的褶皱裙，脚上穿着长筒袜和带扣的靴子。

　　那件裙子几乎没到膝盖，因此跳起舞来很方便。

　　当她喊口渴时，我被叫了出来，有趣的是，在客人们的催促下，我竟给她兑了杯酒端上去。

　　要不是因为跳舞，我想她肯定会吐出来。

　　当她再也跳不动时，问题就来了。

　　刚一停下脚步，她便晕了，或者说开始晕了。

　　我一把抓住她，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喝彩，声音之响，把她惊醒了些，这时，在莉莉的帮助下我搀着她站起身，可她不停地说屋子在旋转。

　　莉莉说她们最好还是回家，可你母亲却执意要莉莉和她一起留下。

　　她说要是能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我看得出莉莉是不愿离开如此热闹的酒会的，因此她也觉得躺一躺或许是个办法。

　　要是你母亲睡着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搀着她朝楼梯走去，在楼梯脚，你母亲停了下来，说剩下的路她自己能走。

　　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居然轻轻松松地上了楼，莉莉转身回到酒会。

　　我跟着她上了楼。

　　在楼上，她朝一扇门走去，不知是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还是又晕了，她一个趔趄朝前，本能地伸出双臂不让自己倒下。

　　"你怎么啦，小姐？"我问。

　　她转过头，仰望着我。

　　她的眼睛特别的大，特别的圆，很蓝，但头发却是黑的。

　　"但愿不要伤了自己。

　　"我说，"大概是酒喝多了。

　　你不会喝酒。

　　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给你的最后两杯酒实际上是水，可你好像没注意。

　　""你叫啥？"她问道，我觉察到那是我以为的英国口音。

　　我以为从前没听过的口音都是英国口音。

　　"弗雷德。

　　"我答道。

　　好像这名字短得可笑，短得简直不像个名字，当她说"我叫阿米莉亚"时，她证实了我的这个感觉。

　　6个音，4个是她的名字：我叫阿米莉亚。

　　要是我说"我叫弗雷德里克"，那听起来一定很好笑，可她说起来好像阿米莉亚不仅仅是她的称呼，而就是她这个人。

　　我蹲下身，一条腿跪在地上。

　　我俩的眼睛平视，离得很近。

　　"你家住哪儿？"她问。

　　"布鲁克林。

　　"我说，"你住哪儿？""纽芬兰。

　　"她回答，"可我一直告诉别人说我是从爱尔兰来的，这样就不必解释纽芬兰在哪儿了。

　　""船从英国出发，往北去就要在纽芬兰停。

　　"我说，"我没去过那地方，除了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我哪儿也没去过。

　　""家住这里，谁还愿意去别的地方？"她问。

　　我发现她在看我的衣服。

　　"每样都是别人的。

　　"我指着裤子说，"这是我哥哥的，"指着背心说，"这是我叔叔的。

　　"就连鞋子也不是我的，我解释说那是我父亲的，他几年前死了。

　　"你是个好心的年轻人。

　　"她说。

　　她朝我笑时，我往一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看着她的眼睛。

　　"你该回家。

　　我去叫你的朋友。

　　"我说。

　　"是表姐，"她说，"是表姐，也是好友。

　　不过我已经好了。

　　""你的舞跳得真好。

　　"我说。

　　"好多年没这样跳了，还是小的时候像这样跳过。

　　自己跳，很有趣的。

　　在圣约翰斯从没这样跳过，因为长大了。

　　我不懂为什么人们教我们跳舞，长大后又不让我们跳了。

　　""你要结婚了？"我看着她的订婚戒指问。

　　"是的。

　　"她答道，也看着那戒指，"我18岁了，订了婚。

　　他是个医生。

　　"她沉默了。

　　"你喜欢纽约吗？""比圣约翰斯大多了。

　　不过，我喜欢。

　　要是我一生都住这儿，不知会成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从没过河来过曼哈顿。

　　"我说，"她说不喜欢站在布鲁克林看这城市的模样。

　　"她笑了。

　　我告诉她："将来有一天你会很幸福的。

　　"她看着我，我认为她是想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看得出她是不幸福的。

　　她笑了，似乎是在向我证明，并非所有人都把她看成是不幸福的。

　　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居然对她表达同情？要是其他什么人，她也许会生气，视他的同情为放肆。

　　不过，后来她说，她看得出我并非嫉妒酒会上的那些人因为出身而拥有的特权。

　　她说她相信，探究他人的本性是我人生的主要乐趣。

　　这话部分正确。

　　"只是我感到有点不适应。

　　"她说道，可看上去她好像在默想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快。

　　"玩不玩弹子游戏？"我们身后有个声音在问。

　　那是莉莉，终于上楼来看看你母亲怎样了。

　　"她只是绊倒了。

　　"我说。

　　我和莉莉把你母亲扶起。

　　"这儿我来吧。

　　"莉莉边说边牵着她朝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走去。

　　我返身下了楼。

　　她说第二天她常想起我，她说我好像知道她来到纽约便产生了怎样的感觉，知道她对自己未婚夫的疑虑，知道她多次想着要逃脱，逃脱她的生活，在人群中与莉莉走失，让自己在曼哈顿无穷无尽的人流中走失，不再回到纽芬兰去。

　　她要莉莉安排我俩再见面。

　　莉莉从一开始便知道你母亲喜欢上了我。

　　她也知道你母亲是不幸福的。

　　显然，你母亲曾经告诉过她，也许是在信里。

　　大概是这个原因莉莉才邀请她来纽约的。

　　我想，莉莉并没把我看成是婚配的对象，未婚夫的替代，而是你母亲摆脱现状所需的几个步骤中的第一步。

　　有莉莉的帮助，在你母亲住在曼哈顿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我们三人去快乐宫殿（如今叫游乐园）全景画、博物馆、坦幕尼协会会堂的歌舞杂耍、画廊、剧院。

　　我们在长亩广场漫步，是个名叫阿斯特的有钱人家建的一条街，现在叫时代广场。

　　这里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有许多高档的"院子"，被称作大礼帽妓院。

　　莉莉是我俩的陪伴，我俩的借口，我俩的掩护。

　　这样我和你母亲就能挽在一起了，我们三人挽着胳膊，莉莉和你母亲在我的左右，我们一起沿着百老汇大街漫步，观赏一家家商店。

　　我们希望在旁人看来，莉莉像我一样跟你母亲"要好"，同时也像你母亲一样跟我"要好"。

　　她跟我们一起漫步，我们说话时她几乎一声不吭，有时，当她觉得我俩想单独呆一会儿时，她便稍微落在后面。

　　我和你母亲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莉莉则打着阳伞在我们面前闲散地踱来踱去。

　　我们去了最大的手推车市场，即下东区的那个。

　　你母亲来时，这里已经改变很多了，但即使这样，在她看来，下东区还是人头攒动，房子拥挤，她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紧紧地偎着莉莉或我，而我们却漫不经心地往前走。

　　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有集市，只要远处忽然聚起一群人，你母亲就会想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故或有人打架，她说在圣约翰斯，这通常是人群在外面聚集的理由。

　　我告诉她，曼哈顿岛过去有50多万人，如今却住有200多万人。

　　在我看来，与现在的这个纽约相比，当时的纽约不足挂齿。

　　她说，没法想象在一座13英里长、两英里宽的岛上住着比整个纽芬兰的人口还要多出5倍的人，而且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人住。

　　这密度，这喧嚣让她不知所措。

　　布鲁克林大桥还没彻底完工，但几乎在布鲁克林或曼哈顿的任何一处你都能看到它，桥拱伸向对岸，从这样的角度，站在桥的一头你是看不见桥的另一头的。

　　桥是从两头建起的，准备在中间合龙。

　　由于中间的桥梁还没架起，因此两边的拱桥像是悬在半空中，仿佛连接这两座拱桥的横梁坍塌了似的。

　　这景象已经很完美了，她说，忘了它不久即将拥有的实际用途。

　　水里的船只密密麻麻，你几乎看不到水面。

　　我们乘坐渡船从河的一边渡到另一边，只是为了感受东河凉爽的风。

　　我和莉莉还带你母亲去看三一教堂，那是当时曼哈顿最好的建筑，这座仿哥特式建筑高耸在百老汇和华尔街上。

　　我们坐着缆车和高架火车跑遍了整个曼哈顿。

　　后一种车很受欢迎，因为有笑话说，要躲避从高架铁道上雨点般落下的通红滚烫的煤渣、油污和煤灰，唯一的办法就是干脆坐进这肮脏的东西。

　　煤渣给人行道上方的遮阳棚上烧出许多洞来，掉在马和行人身上，当火车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这些行人被煤灰呛得没法呼吸，还要查看自己的帽子，看有没有被烧坏。

　　除了乘客，人人都在咒骂高架火车，但坐上它很带劲。

　　如今，大部分的线路已经电气化了，不像以前那么令人讨厌了。

　　曼哈顿使你母亲心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渴望独处的静谧和天地的宽阔，另一方面又向往着像莉莉那样在这里自在地徜徉，她觉得我也是这样。

　　这里使她想起她的未婚夫，使她希望他们从未谋面（她和莉莉都从没提起过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名或姓）。

　　有时，她想赶紧离开回家，可有时，她又没法想象再回圣约翰斯的生活。

　　她原来总以为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像她这样的家庭是"微不足道"或"无关轻重的"。

　　可如今她发现，这些词语还远远不够。

　　她正在目睹着一场大众的追求，可追求者们却说不清在追求什么，也不知道所追求的这东西有多么宏大，不过，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仿佛表明真的有这东西。

　　她说，即使纽芬兰被完全抹掉，那也不会让这个城市的人停止下来。

　　假如纽芬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那也不会减缓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进度。

　　"建大桥的一些人就是从纽芬兰来的。

　　"我说。

　　"是可以替换的。

　　"她说，"别的地方来建桥的人可以把他们换掉。

　　"她说莉莉的"圈子"好像没有止境。

　　参加了接二连三的宴会和聚会之后，相同的脸庞她没见过第二次。

　　她不知道莉莉对圣约翰斯会是什么印象。

　　在社交场合，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不安、欠缺。

　　她告诉过一位妇人，说自己来自纽芬兰。

　　"是吗？"那女的说，"我想，我听说过那地方。

　　你是在哪儿学的英语？"她说，有时她想到从这儿逃走是多么的容易呀。

　　她常望着曼哈顿的那座伸向半空的巨大的桥拱，像一座代表生机的里程碑。

　　她想到要是自己愿意，她完全可以就此消失，不像在圣约翰斯，需要花多少力气。

　　她完全可以一走了之。

　　她想象着自己登上渡船，独自坐在上面，让船载着她驶过哈得逊河，驶向新泽西。

　　那是她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

　　接着往哪儿去，什么打算，何以养活自己，她没有考虑。

　　她一门心思想的就是逃避。

　　逃避。

　　我问她，逃避什么？她只是耸耸肩。

　　一天傍晚，我们三人要了辆双轮马车沿麦迪逊大街行驶，这条街上住的人家虽不富裕，但也殷实。

　　接着，我们拐进中央公园。

　　车窗敞开，车棚的帆布卷起。

　　你母亲说来纽约后她还没抬头看过夜空。

　　天很晴朗，但星星不像在圣约翰斯的夜空中明亮。

　　"人们说夜晚站在布鲁克林大桥的高处，曼哈顿看上去就像这片夜空。

　　"她说，"群星一样的灯火，中间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你觉得好不好看？"我告诉她，我觉得好看。

　　夜幕下的中央公园，被这座城市包围的城中荒野。

　　如今，这里看上去不再像以前那么荒凉了。

　　对于这座公园的建造者来说，他们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像是在海滩沐浴，或天黑后来海滩漫步。

　　仿佛这就是建这座公园的目的：允许在这儿表达某个阶层伪称是不该表达的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这里有马蹄发出的声；有你一走近就会停止，然后又重新响起的呢喃细语；有从一盏煤气路灯到另一盏煤气路灯之间没有照亮的小径。

　　草地凉爽，泛着露水的银光。

　　树林间飘来水的气味。

　　尽管地上的空气静止不动，但你能依稀听见树梢上的微风。

　　别处没法说的事在这儿说了，欲望袒露了，内心的恐惧和希望也承认了。

　　你不会觉察不到你是被这座无形的城市包围着。

　　因为知道这一切不会长久，这更使人感到真切。

　　它使眼前的一切充满捉摸不定、耐人寻味的忧伤感。

　　离开这公园，回到城市，就像美梦初醒一样。

　　没人会提起这梦，因此很快便被遗忘了。

　　可怜的莉莉小心翼翼，耐着性子，装着没看见我俩在窃窃私语，没看见我的胳膊搂在你母亲的腰间，公园的氛围对她毫无影响，唯有她才能抵御它的魔力。

　　"据说到1900年，曼哈顿的每一寸地方都要亮起来，连天上的星星都要黯然失色。

　　"你母亲说。

　　1900年，离现在不远了。

　　她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活到那一天看看此话是否当真。

　　可现在还不是。

　　在曼哈顿，你依然能看到星星。

　　第二天，我俩坐在麦迪逊广场公园里，莉莉好像是预先安排了似的，在远处散步，比以往更远。

　　你母亲告诉我，她跟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订了婚，可她并不想结婚。

　　开始，我不知道说什么。

　　"他很好。

　　"你母亲说，"跟我一样出身不错，不过我父母去世了。

　　我俩被说成是'天生一对'。

　　天生一对大都婚姻美满，可我俩不会。

　　我本该不答应他的求婚，可现在好像太晚了。

　　""还不晚。

　　"我说，"你还没结婚呢。

　　可不要因为担心变了主意怕难堪而让自己终身不幸福。

　　也许你觉得现在结婚还不合适，要不就是你觉得跟某个别的男人结婚会更幸福。

　　"她看着我。

　　"我已经遇见了那个会使我幸福的男人。

　　"她说。

　　"我看是吧。

　　"我说。

　　我俩知道，离开纽约的最后一天，她应当跟莉莉的家人在一起，因此，在这天的前一天，在没有莉莉的帮助，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俩最后一次相见。

　　我们只打算两人单独呆一个完整的下午，诉说在莉莉的陪伴下或她在附近时不敢说的话。

　　可我们发现，即使莉莉不在场，我俩也没法在大庭广众下像期待的那样甜言蜜语。

　　她说自己好像觉得是在圣约翰斯，人人都在看我们。

　　我说，尽管曼哈顿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有时在街上也会偶尔遇见熟人。

　　我俩都觉得应该找个能说话的隐秘的地方。

　　我告诉她说我知道在下百老汇街有家便宜但也不错的旅店，她点点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终身难忘--太美了。

　　"我爱你。

　　"我低声说。

　　我俩各自坐车去了那儿，先后到达，各租了一个房间。

　　没有结婚的证明，我们是不准同租房间的，即使准许，我们也没法忍受由此而生的难堪和窘迫。

　　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单独租房就已经是够让人难堪的了。

　　我首先登记好，然后在大堂读报，等她到达。

　　她拿出自己的房间钥匙好让我看见，然后上楼去了。

　　15分钟后，我去了她的房间。

　　在一起了，终于私下单独在一起了。

　　不久就要天各一方，不久就要山水阻隔，可眼下我俩在一起。

　　在这个房间里相聚几小时，声音从外面的世界，从下面街道上来来往往懵然无知的人群那里飘了进来。

　　我俩相拥着躺在那儿，我觉得好像不可能再有谁曾经这样相爱过。

　　她小睡了一会儿，额头贴着我的面颊，脖子上是她温暖的气息。

　　如今我才意识到，她冒的风险比我大得多。

　　我冒着失去她的风险，而她却拿自己的一切在冒险。

　　我们一遍遍地说着相爱的话。

　　我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她说愿意。

　　我告诉她等她回到曼哈顿，我会给她戴上订婚戒指。

　　我告诉她，她得跟自己的未婚夫正式解除婚约之后我们才能再次相见，然后在报上登一则解除婚约的公开声明，就说终止婚约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不是她未婚夫的任何言行所致，因为在他们相识期间，他的行为无可挑剔。

　　然后她就搬到曼哈顿来跟莉莉一起住，然后我们就开始体体面面不慌不忙地求爱、订婚、最终结婚。

　　在她的前一个婚约解除之前，我们不告诉莉莉任何事情，也不把我俩下午相会的事告诉她，不过，你母亲说她很肯定不论什么情况莉莉都是支持她的。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谨慎行事，就不会引起什么流言蜚语，最多是些与她解除婚约有关的议论我俩何时何以相识的短命传言。

　　她说，我最好不要给她写信。

　　我们分手了。

　　她回到了家乡。

　　通过莉莉，我收到她的来信，有时一天两三封，信封没有开启。

　　莉莉知道寄给她的信中哪些是写给她的，哪些是写给我的，因为在写给我的信封上，在她的名字旁边有个"X"记号。

　　你母亲的信中没什么消息，表达的只有期盼和急躁，埋怨自己无法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知道必须得做的事情。

　　在一封信中她写道："我马上对他说。

　　"可此后，信便中断了。

　　我再没收到她一封书信。

　　三个星期后，莉莉来找我，说是阿米莉亚捎信给我，想让我知道她和未婚夫不久要结婚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烦得寝食不安。

　　她变了心。

　　她爱上的不是我，而是曼哈顿。

　　她幻想着离开纽芬兰，梦想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逃避--不仅逃避与自己不爱的男人的那场婚姻，而且逃避她厌倦的一切。

　　或许她真正爱着的还是她的未婚夫。

　　我发现这个想法尤其无法容忍。

　　当然，如今我才知道，她做了自己以为对谁都是最好的选择。

　　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了真相之后我便知道了。

　　她嫁给了一位爱她但自己却不爱的男人。

　　因为爱我，她保住了我的声名不受伤害，我曾向她表明过，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名满天下的。

　　那场酒会让我结识了你母亲，办酒会的人自愿要改善我的境地。

　　我成了他们的帮手。

　　我敢肯定，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不会像这样优待我了。

　　一年一度的酒会他们都邀我去帮忙，直到我也成了一名医学院学生。

　　我不敢拒绝他们的邀请，害怕因此失去他们对我的兴趣。

　　每次酒会，我都会找些借口上楼去看看那条走廊，在那儿，我曾经遇见过一位用奇怪的口音说"我叫阿米莉亚"的姑娘。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帮助我挣钱读大学，先借款给我办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又开了一家小的牛奶奶油公司，跟我兄弟一起经营。

　　1887年，他们帮我说服了教务长，接收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说因为我是"内科医生"的儿子，所以我的入学费用应该减少。

　　余下的部分由他们来付。

　　至今，我跟他们非常友好，不过，我家搬到市区的另一头之后，每天来往哥伦比亚大学对我来说成了不可能的事。

　　我转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不像以前那样常见到我的资助人了。

　　他们依旧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一年一度的酒会，可我不再去了。

　　举办酒会的时候我很少在城里，即使在城里，我也远远地避开，因为对于我，那幢房子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相之后，那些记忆成了令人痛苦的回想。

　　德夫林，你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都应归咎于我，不论这有多么的间接。

　　纽约使你母亲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使她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

　　可我没这样的理由。

　　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你母亲的死时，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羞耻和罪过，几天之后，这种羞耻感和罪过感又因为他的失踪而变得更加强烈。

　　许多年来，我背负着这沉重的秘密活着，努力让自己相信，不论当时我占你母亲便宜时其行为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但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结果呢？这些年来，我曾试图不去想你，不去想那个因为我而成了孤儿的男孩，不去想那个由我的鲁莽所铸就的第三个也是唯一活着的牺牲品，可这做不到。

　　他的母亲是我至今依然珍爱的女人，尽管我们相识只有三周。

　　最近，因为我在头封信里向你描述过的那些原因，我痛苦到了极点，我意识到，应当对那个唯有我才知道他是我儿的男孩吐露我的过去。

　　只有这个办法，别无其他出路。

　　好像对我来说，这是偿还我所造的罪孽的第一步。

　　你身上依然有你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否认你的存在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拿出了足够的证据让我确信他的话全是真的，可由于不熟悉他所说的人和地方，你也许依然心存疑虑。

　　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忏悔就是为了乞求宽恕，不过对于我，这么快就请求你的宽恕显得太放肆了。

　　我只是请求你，假如你认为我的任何请求依然值得尊重，假如你允许我继续给你写信（像上次那样，在信封上写下"是"或"否"），请再一次遵守你许下的保持谨慎的诺言。

　　我现在还不能见你，不过我希望到能见的时候，你会认为我赢得了这个权利，到那时，你会发现相见的想法不论对你对我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

　　企盼回复。

　　你的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898年3月14日　　附：我必须请求你不要给我写信，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总之，不写对你我更有益。

　　为了证明他是我父亲，他给我讲了我母亲的过去，有多少男孩像我这样听说过自己母亲的事情？有谁如此详细地被告知自己生命形成的细节？谁会告诉他这些？更不用说会是自己的父亲。

　　这些最隐秘的细节从库克医生的心中，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似乎毫无顾忌。

　　他把这一切讲给跟我母亲邂逅相遇后所生的儿子听。

　　我怀疑即使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有哪个男人能有他一半的坦率。

　　我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无比荣幸。

　　我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空白纸来，一阵狂抄，生怕爱德华会等得不耐烦，管我抄没抄完便进屋来把信烧掉。

　　我一字一句、一标一点地抄完了库克医生的信，离开时兜里的信等于就是原件。

　　我不会向任何人展示这封信。

　　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保守秘密，有能力把这几页信纸隐藏下来，不为人知。

　　（我把这封信塞进自己卧室的床柱里，第一封信和今后要寄来的信全都这样藏在柱子里面。

　　8岁时我意外发现，床柱的顶端很容易拧开。

　　我把信纸叠在一起卷成圆筒，这样要比折叠起来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走到楼梯平台，把原件和信封交给爱德华，他默默地接过信，从椅子上起身时头也没抬，眼睛仍然在看书。

　　我跟着他走进屋子，静静地站在壁炉边，看着他又一次执行起烧信的庄严仪式。

　　他擦燃一根火柴，点燃信封，让火苗从下往上燃烧，从壁炉的两根铁栅之间塞进炉里。

　　我们看着信烧掉。

　　等信烧完，他点点头，动作细微得几乎看不出来。

　　我离开房间，慢慢地走下楼，关上身后的门，匆匆走向后园的大门。

　　这封信使我深信不疑，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

　　我觉得他过于自责了。

　　事情的缘由很清楚，他的罪责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深重。

　　不过我觉得只要牵扯到罪责和羞耻这种事，推理和逻辑对于他没什么意义，就像对于我一样，因为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相信了摩西·普劳迪曾经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我的双亲之所以结婚，我的父亲之所以抛弃我母亲，我的母亲以及后来我父亲之所以死掉，都是因为我这个出乎意料的孩子。

　　读我母亲的往事，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在她跟我毫无关系之前就认识她的男人的角度来了解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信中的那位年轻女人不是背后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字样的那张照片上的年轻女人。

　　在那张照片中，她的姿势是摆出来的。

　　可怜的弗朗西斯·斯特德。

　　即使她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了，他依然娶了她。

　　为什么？因为爱她？因为她"乞求他为她保密"？不过，他们结婚之后，事情肯定发生了变化。

　　在北格陵兰远征中失踪的那个人不是我父亲，我很高兴，这不只是因为我的父亲还没有死，而是因为我终于如释重负，知道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痴心于荒野的男人，他的死成了一个可怕的不可思议的谜，一个他身后的亲人永远无法解开却要纠缠终身的谜。

　　我的母亲没有变，我依旧是她的儿子，可我终于摆脱了他。

　　对我来说，他这个谜已经解开了。

　　至于我母亲，她把自己的耻辱在心中秘藏了5年，让谁都不知道，尤其是我，我是这耻辱的人证，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提示。

　　那些年，她一直在担心丈夫会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别人。

　　到头来他还是告诉了别人。

　　我不想对达夫妮讲任何事，否则她会写信给库克医生，那肯定意味着我再也收不到库克的任何信了。

　　欺骗她我感到内疚，但我对自己说，我这样缄口会免她伤心。

　　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名叫库克的医生可能会取代她和爱德华叔父作为我双亲的位置，她一定不会心安的。

　　我没法想象：我怎能给她讲我母亲订婚后的那段韵事，告诉她我就是那段风流的产物？我没法想象：当她从我口中得知母亲是跟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男人生的我，而我与那个人人都视作是我父亲的人其实毫无关系时，她会怎样？不，为了我，也为了她，不能把这些告诉她。

　　"我母亲有没有离开过纽芬兰？"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爱德华晚上加班没回家，我忍不住问达夫妮，眼睛搜寻着她的脸，可什么也没发现。

　　"离开过一次。

　　"她回答，"她去了纽约。

　　她在那儿有个表姐叫--什么--莉莉，大概是吧。

　　是她邀请的。

　　你母亲快要结婚了。

　　莉莉告诉她成家之前应当出去见见大千世界，至少走几个地方。

　　""母亲讲没讲纽约是啥样子？"我问。

　　"讲了，她说那地方很刺激，人很多。

　　"我又一次搜寻她的表情，依旧一无所有。

　　这些年来，这件事她从没提起过。

　　我母亲找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场什么样的交流。

　　如果她同意的话，作为医生，他可以做出库克所暗示的不太体面的选择。

　　不知道他们谈没谈过这事，谈没谈过那种简单的处置办法，没等我出生就给打掉。

　　"结婚后我也没跟她来过。

　　"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场婚姻一定是非常孤寂的。

　　夜晚，在我自己的卧室里，点上蜡烛，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库克医生是多么地不同于我所认识的任何男人。

　　他居然写信给我，请求我的宽恕，我的赦免。

　　他仿佛认为自己健全的心智，自己整个的生命，全都维系在这上面。

　　要不是这封信，不知有多少事情我会永远不知道。

　　虽然我对写这信的人有所了解，但它依旧犹如从天而降。

　　又有一封信来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不知如何告诉你，你让我无比欢喜。

　　你回答的"是"恢复了我的精神和勇气。

　　在收到你叔父的信之前，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真真实实地存在。

　　我第一次是跟利比·福布斯结的婚，她生下一个孩子后便死了，孩子也只活了几个小时。

　　真是祸不单行，一时间我好像无法复原。

　　我现在的未婚妻叫安娜·福布斯，是利比的妹妹。

　　最后一次在纽约见她时，她病了，大概是担心我在这次远征中会出什么事。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除了你，我还没有孩子。

　　德夫林，我很幸福。

　　至少可以这么说，许多年来我第一次相信自己还存在有幸福的可能。

　　得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自己造就的孩子，有一个身体的一半是跟自己一样的人，我从此会带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真正这样想过。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巴塔哥尼亚了。

　　明天我会再写封信给你寄去。

　　你读到信时，我已经到了巴塔哥尼亚。

　　我的心又开始驿动了。

　　停滞了如此长久的世界又蠢蠢欲动起来。

　　我又要前往南极了。

　　去过那儿的人甚至相互之间都说不清是什么感受。

　　不过我知道，只要去过一次，没有谁不希望再去，没有谁不被那景象彻底改变。

　　在去过极地的人和没去过极地的人之间有一堵不透光的、无法逾越的墙。

　　前者所目睹的不仅有人性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

　　你会经常听人说极地远征展示出"最好的"人性。

　　可除了我在给你的信中所暗示的，你从没听说过它会昭示最坏的人性。

　　我猜想你或许以为自己懂得在探险中"最好"和"最坏"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你不知道，而且无论我怎么描写都无法使你懂得。

　　我的所见，我的所做，使我不可能再把社交这样的大戏当回事了。

　　需要补充的是，不把演戏当回事往往使人演得更加得心应手。

　　我和皮尔里就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一个不是探险的人，其动机以及所谓内心深处的渴望在我看来其实跟孩子的一样显而易见。

　　我不会再被语言所误导，所迷惑了。

　　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在南极，或者在巴塔哥尼亚的什么港口，不论我在哪里遇见这样的人，那双眼睛，那张脸，那张脸的颜色，还有那身体的姿势，都清清楚楚地向我昭示着他的真实自我。

　　一次，有个人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了几个小时，单凭他的声音我就很快判断出他的人品，他的声音与他讲话的意思毫不相干，常常还相互抵触。

　　这就是我要你不要给我写回信的原因之一。

　　要是写了，你会无意中引起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走样，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你会故作姿态，明显得使我对你产生恶感。

　　你也许认为我这是双重标准，也许感到奇怪，既然我对语言如此怀疑，甚至鄙视，不让你给我写信，那为什么我还在给你写？显而易见，我们见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有可能，也是不明智的。

　　你在我前面提过的那堵墙的外面。

　　我在用你唯一懂得的语言，也是我们唯一可用的途径把信息抛给你。

　　暂且告别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8年8月3日　　

　　我的生活仿佛与这个社会一直格格不入，可这些信驱散了生活中的孤独和沉闷，成了我在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生活。

　　上教堂、听音乐、看演戏、去野炊，达夫妮叔母老是想方设法，徒劳地企图通过这些让我结交些朋友，但所有这些，甚至连跟她在一起的朗读，却仅仅是排遣的方式，让等信的那些间隔好受一点，让阵阵孤独好受一点，此时我只需想想这些信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信也成了我掩饰、伪装自己心神不宁的手段。

　　只有当我读到它们，重读它们，或心想着下一封何时到来，会写何事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做着生活中的正经事。

　　要是没这些信，也许我得去寻找，或不得不去寻找别的什么适应的方式。

　　我并不感到缺少什么，相反，我相信在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的男孩中，名气再大的人，他的生活也没法与我的媲美。

　　当我爬上楼梯朝"我父亲"的诊室走去的时候，当我知道里面有一封信在等着我，而没人知道写信的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哪个男孩的生活中有我所经历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男孩子看的惊险小说里写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也惟有我，这些东西是真真切切的，当然，爱德华叔父的参与也不同寻常。

　　每次，当我慢慢地爬上楼梯，这位乐于助人、不可思议的爱德华叔父总在现场，库克医生信赖他，我也信赖他，他成了一名不求我回报只求我谨慎的默默无声的哨兵（每次总是看不见那张手帕，可回家时又出现了）。

　　在街上行走时，为了寻求犯事的快感，我会自言自语地嘀咕："我是库克医生之子．我是库克医生之子，并非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之子。

　　库克医生是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则不是。

　　"我把这事闹着好玩，看看朝我走来的人或被我追上的人在离我多近的距离之内我还敢大声地把这秘密唱出来。

　　有人听见我了--听见了我的声音，听见了那古怪的节奏--可他们听不懂意思。

　　我不在乎这种行为给我留下疯言疯语的名声，不在乎是否会引起人们议论，说我已明显地在朝着我父母的方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信如同对肉体的监禁，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其中，被囚在其中，比从前更加离群索居。

　　信中的世界成了我的所爱，使我自己的世界变得仿佛不那么真实、实在了。

　　过久地逗留在这信中的世界，身后的那扇门即将关闭，使我身陷其中，我看到了危险。

　　我想象这种情形会发生，为何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如愿以偿地制止它？我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的确，有一阵子我再也没法如愿地让自己脱离他的世界了。

　　走在上学的路上，坐在教室里，我的心却在北格陵兰远征的途中，跟随弗朗西斯·斯特德和库克医生，听斯特德向库克讲那个除了结局他早已知道的故事。

　　我站在库克医生的身旁，在1880年他16岁的时候，当他搀着我母亲走上曼哈顿那幢房子的楼梯，我跟着母亲离开酒会，回到她表姐的家，看着她躺在床上，尽管闭着眼睛却无法入睡。

　　我想象着库克医生遗漏的细节，从只言片语中编造出漫长的故事。

　　在南美，在他的船舱里，当他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汗流浃背。

　　我注视着他给我写信，注视着他的脸，有时是那支在纸上滑过的笔，写出的字因为阅读了多遍而铭记在心。

　　我注视着他写下我的名字：德夫林。

　　我从读他的信变成了听他的信。

　　信中的那些词语在我脑子里自发地冒出来，当我坐在客厅里时，我为他想象出的那声音便朗朗响起，达夫妮似乎不可能听不见，或者说我不可能没有大声地把这些词语说出来。

　　有一次夜晚在我房间里，我呆望着那根床柱，所有的信都一层层地卷着塞在里面。

　　像爱德华烧掉原件那样把床柱里的这些信一烧了之，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那会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再也毋须在吃早饭时心神不宁地等着看爱德华的手帕是不是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解脱。

　　整个事情就会一了百了。

　　可在我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些信更珍贵的了。

　　没有那种对下一封信的期待，没有那种因为不能预知自己和库克医生的人生道路而产生的刺激，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

　　我拧开床柱，解开那些信，像我从前见过的拉开航海图那样用两只手把它们展开。

　　"库克医生是我爸爸，"我说，"1880年在纽约他遇见了我妈妈。

　　"就在这幢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曾经住过，眼下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正睡着的房子里，大声地把这些话说出来，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

　　说到这些信，我为之遗憾的，当然也是爱德华的得益之处，就是达夫妮了。

　　这些信把她信以为真的一切全推翻了。

　　当着达夫妮的面，我一无所思，唯一在想的就是自己的一生所依据的是一条不真实的前提，我知道那前提是假的，可她却依然相信那是真的。

　　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我父亲。

　　我父亲原来不是我父亲，母亲在与我共度的每时每刻里却假装着他是。

　　我想象着她夜晚坐在客厅里，读着书，或呆望着炉火。

　　她就坐在那儿，无动于衷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带着那种自我认罪的坦然掩饰着。

　　可这不公平。

　　她误导我，当我是傻瓜，跟弗朗西斯·斯特德结婚，当他是傻瓜，这不公平。

　　爱德华不是我的叔父。

　　我跟斯特德家族毫无血缘关系。

　　这一点甚至连爱德华也不知道。

　　好像他并不想知道库克医生为何给我写信。

　　好像他极其不想知道，当他递给我那些信时，都是封好的，他非常注意当着我的面把信烧掉。

　　似乎万一我们的事情被发现了，我可以向达夫妮证明，向任何人证明，他没有读过那些信。

　　他在帮着库克医生欺骗，却不肯泄露理由。

　　他和我在合谋欺骗达夫妮，可我们之间对这场阴谋却从来只字不提。

　　骗局比比皆是。

　　我怀疑还有谁是表里如一的。

　　我已经不再表里如一了。

　　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在隐瞒什么，或向谁隐瞒。

　　"你好像不再盼着和我一起读书了，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达夫妮说，"但愿不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认为自己这么大了，干吗还让叔母给自己读书？"我向她保证不是这样的。

　　"以前所有的书都是我挑选的。

　　你干吗不选几本？"她说。

　　我从图书馆挑选了几本书，我知道这些书她会喜欢的。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要是把我隐藏的所有书信在我俩之间一分为二，相互朗读，那会是什么情形？我想象得到爱德华叔父惊慌的模样，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楼下，从达夫妮和我的口中听到的是库克医生不许说的话时，他精心练就的镇静将彻底不在。

　　我心想，要是在别的情形下，要是听我给她读这些信，让她给我读这些信，达夫妮会有多么的高兴。

　　最能理解这些信件对我产生意义的人却是最不能知道它们存在的人。

　　我不禁觉得，自己忠诚的天平已经从叔母的这一边斜向叔父的那一边。

　　他和我共享着一个不让她知道的秘密。

　　这个秘密只有增加我俩之间的憎恨，可这并不重要。

　　就像爱德华被排斥在我和叔母的相互吟诵之外一样（即使是他自愿的），达夫妮也被排斥在这些书信之外，非但不知它们的内容，就连它们的存在也不得而知。

　　有时候，爱德华的表情似乎在说：不管这些信中写的是什么，50年前写的几页小说怎能跟这些信件的内容相比？我跟他共享着信息，共谋着把信从他向我进行传递，由此我俩的盟约远比我跟叔母相互吟诵简·奥斯丁和弗朗西丝·伯尼时结下的同盟更加牢固。

　　当我和叔母开始朗读时，叔父便走上楼，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两个相互读吧，愿读多久就读多久，嗓子愿扯多大就扯多大。

　　他知道这是假的，知道我是装的，可他不敢冒险向我扮鬼脸，甚至连朝我笑笑也不敢，害怕叔母察觉，或者害怕引我露馅。

　　不过，他很少看我，因此，除了我所赋予的那种意思外，那些眼神不可能会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感到很虚伪，特别是在为叔母朗诵小说的时候。

　　我无法忍受自己的声音，每一个单词都在增加我对她的背叛。

　　我声音单调地读着，因为带着感情，带着真诚去朗读仿佛成了嘲弄她的笑话，字字句句被一种讽刺所弱化，这讽刺她一无所知，而我和人不在场却正在偷听的爱德华却在共享。

　　当她朗读时，我感到是在遭受责罚。

　　如今，在这些朗读中，仿佛涉及我们三个人：两人在读，还有一个人不读不听，却怀着暗中颠覆的沉默坐在那儿。

　　我甚至有些希望叔母会发觉我们。

　　我想象着她说这样的话："你们唱诗班练歌那天爱德华干吗总戴红手帕？"于是，我会坦白一切。

　　一天，在书房里，达夫妮叔母问我："德夫，你最近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更好了。

　　"我真想说，我所不如的那个从前的"我"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

　　从我的变化中，她为什么就想当然地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产生这一变化的缘由。

　　可是，难道她看不出我更加快活，更有生气了吗？"你好像始终无精打采的样子。

　　"她说，"看上去很疲倦，很苍白。

　　"她所说的恰恰不是我所感觉的，可对着镜子看时，我吃惊地发现她没说错。

　　我所看到的与自己的感觉完全相反。

　　我的内心和外表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也许是因为青春发育期。

　　"达夫妮说。

　　我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

　　几个月来我沉醉于异常的欣快之中，几乎完全醉心于自我了，近乎于狂热，那狂热从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开始，从来就没有消退过。

　　我因此简直不敢正视镜中的自己。

　　"这孩子也会'那个'的，等着瞧吧。

　　"一个周日，当我们离开教堂时，我听见身后有个妇女在说。

　　她的口气在暗示，人们说这话或这样说已经有好多年了。

　　要是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无意中听到这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

　　我心想，我让自己陷入的这种状况是否就是"那个"的先兆？对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变化，我能表现出其中的原因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母亲的一生中，不是也有类似的原因吗？不过，人们认为我也会"那个"，依据是我的双亲都已经"那个"了。

　　可是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丝毫基因，而且在库克医生的身上也丝毫没有"那个"的基因。

　　因为守着我母亲曾守过的秘密，我就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这没有道理。

　　更多的是她的秘密，而不是我的。

　　我更多的是在为她和库克医生，而不是在为我守护这秘密，其负担也完全不像她曾承受的那样重。

　　我告诉自己，因为达夫妮说过"你最近不如从前了"，她已经从我身上察觉到可能是发病的最早征兆，我母亲快30岁时，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样想太可笑了。

　　我注视着她，想发现她是不是在看我，想看看从她的表情中，我是否能看出她有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怀疑我的血液里存在"那个"的基因。

　　然而，从她的脸上，我什么也没发现，只有那种一如既往的安详，自信在她的呵护下，谁也不会真正受到伤害。

　　她叫我到爱德华那儿去再做个"检查"。

　　"查查保险点。

　　"她说。

　　这一次，爱德华真的给我做了个体检，望闻问切，还提了些问题。

　　在我快要离开时，他才拐弯抹角地提到那些信的事。

　　"小心你的举动。

　　"他说，"甭以为别人都看不见你。

　　小心你的模样。

　　希望你最近的行为不是更糟糕的事情的前奏。

　　比如说精神崩溃之类的。

　　要知道所有这些都与我无干哟，知道不？""当然，知道。

　　"我说。

　　"不会有什么相反的证据吧？""不会。

　　"正如爱德华叔父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牵扯进任何事，那么，他为何如此害怕呢？我要是把库克医生的事情告诉别人，或出示我誊写的用我的笔迹签写他名字的信件，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会遭到嘲笑，甚至更糟糕。

　　假装成另一人自己给自己写信，在信中用一个素昧平生却想象成自己真正父亲的人的口气说话，难道这不就是德夫林·斯特德会做的事情吗？就连达夫妮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

　　尽管我是相信库克医生的，但他自己也无法证明他就是我的父亲。

　　突然，我意识到爱德华为何做这般安排了。

　　他不是怕我万一去达夫妮那儿把信的事告诉她时为他自己找个不知情的托辞。

　　他不需要托辞。

　　要证明自己没看过这些信，他的对象不是达夫妮，而是库克医生。

　　连看也不看便把信转给我，上面的封泥没有拆开，我还给他时立即当着我的面把它们烧掉，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小心，而是在遵照库克医生的指示行事。

　　库克医生告诉他不要看信，而且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

　　唯有一种解释：爱德华并非心甘情愿地在为库克医生和我充当"邮差"。

　　库克医生怎么知道爱德华没看过这些信？我是唯一知晓的人，可库克医生又明确地要我不得写信给他。

　　也许我错了。

　　很难解释爱德华为何这般安排。

　　不过，一想到库克医生为了与我联系，也许恐吓过他，我便有种变态的得意。

　　而且我对自己该如何面对他，心中更有数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8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在我返回之前，这是你将收到的我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是坐雪橇出发的。

　　我们补给队的最后一批队员明天返回，把我们每个人给各自亲人的信带回去。

　　之前，在每次远征的这个时刻，便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向我袭来，因为除了对我的兄弟姐妹之外（我与他们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亲密），我能说"暂时告别了"的人就没有谁了。

　　我必须坦白的是，即使可以给你和安娜写信，我仍然感到有些忧郁。

　　明天，我们这队精挑细选的人真的就要开始如此伟大的壮举了，在这前夕，人总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次远征一旦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我的目标是通过这次远征吸取教训，使下一次远征失败的可能性小点，可我没有把这个目的透露给此次远征的资助者或全体队员。

　　极地探险就是这样成功的，靠一次接一次失败的启迪和教训。

　　可这不是人们想要听的，更不是资助者们想要听的。

　　那些资助者。

　　这是我第二次担任远征队指挥官，但就已经讨厌他们了。

　　有钱的男女付钱给我，把我发现的什么地方，某个岛屿，海岬或海湾，命上他们的名字，如今，在地图上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名字。

　　谁给我的钱最多，我就用谁的名字命名最显眼的地方。

　　百万富翁们付钱给我，要我远征时带上他们的儿子，好把他们塑造成才。

　　我被指定为这次南极远征队的副指挥官。

　　远征南极，朝南极圈而不是北极圈进发，这似乎是浪费时间，因为从前我去过那儿多次了，对那儿了解得够多了。

　　我想去的是北极--用皮尔里曾说过的话，是"地球之巅，而非地球之脚"。

　　但我必须努力做到专心致志。

　　我可以从这次远征中学到许多可用于北极探险的经验。

　　北极可达，但永不可占。

　　我相信，在自己尚未垂老得无法率队远征之前，将会有人抵达北极，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个活着的人更有可能比我最先抵达那里。

　　当光线还充足的时候，我便阅读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我的那本诗集是拿外科医生用的胶布粘在一起的。

　　《鲁拜集》，算不上是对南极昏天黑地的一种排遣吧！"在春天的暖火中，扔掉你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这诗句。

　　它在诗中有何意义已不再重要了。

　　我被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重压着在寒冰上跋涉，此时，我是多么地企盼能扔掉这层层外套，感受源自身体以外的温暖。

　　夜晚，空气中，水中，冰上，地上，有种东西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法入睡。

　　为了看到夜空，我已经习惯了钻进睡袋，躺在离帐篷不远的冰上。

　　开始，我的牙齿打颤，全身肌肉发抖。

　　我想让体温快些散发出来，快些温暖睡袋里的空气。

　　我把睡袋拉紧，只留一个类似吹气的小口，透过小口我能呼吸，看到星星。

　　其他人说，从帐篷里往外看，月光下能看见我的气息不时地冒出来。

　　他们觉得我奇怪，心想我何以能忍受这严寒，既然给自己留的睡觉的地方最宽，又为何要这样，露营时每晚睡在外面，像个孩子？如若我不是头儿，他们是不会容忍我这古怪的行为的。

　　没有风，没有声响，唯有我挪动时身下的雪发出的嘎吱嘎吱声。

　　我很高兴自己无法入睡，更喜欢这宁静，而不是我那些嘈杂的梦。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我不知道你何时再会接到我的信，极地探险就是这样。

　　希望你会想着我，在你的祈祷中记住我。

　　就此暂别。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8年4月17日　　摩西·普劳迪曾告诉我，而且达夫妮叔母也证实过，我父亲的船间或在圣约翰斯停靠，可虽然近在咫尺，他却不肯联系我们。

　　我心想，自从北格陵兰远征开始，自从库克医生发现他是我父亲之后，他是不是也到过圣约翰斯？通过翻阅图书馆里的过期报纸，我可以断定，自格陵兰远征以来，他没有来过，没有往北来过。

　　也许原因很多，还不只是"那些资助者们"的异想天开。

　　一旦他把注意力转回到北极，他的船队或许会在圣约翰斯停靠。

　　他会愿意见我吗？安排某种形式的相会？或者像我父亲以前那样躲避我？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只要他的船靠岸，我就能找到他，找个机会我们相见，不过在信中他只字未提。

　　既然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给我写信，那么他肯定不愿与我公开相会。

　　但我发誓，假如他真的停靠圣约翰斯，我一定要找个途径把我自己介绍给他，或者至少不声不响地看看他。

　　我决定尽其所能了解库克医生，从他写的书中，从杂志和报纸上有关他远征的报道中把他的人生故事拼凑起来。

　　但我不可能做到。

　　关于别人率领的远征，他是不准写的，也不得接受采访，因此有关他早期的探险经历没多少东西可以读到。

　　按照他跟像罗伯特·皮尔里上尉这样的远征队指挥官达成的协议，他只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没有稿费，没有读者，除了那帮相信极地探险能促进医学事业发展的为数不多的医生。

　　他的文章包括："居住地球北极的部落"（《纽约医学考察》1893年）；"关于北极爱斯基摩人患病、死亡和悲伤的奇特风俗"（《今日》1894年6月）；"爱斯基摩人的妇保与助产"（《布鲁克林医学杂志》1894年）；"北极寒冷、黑暗与光线的某些物理作用"（《美国医学会杂志》1897年）；"从风筝号上观察到的北极光"。

　　最后一篇文章共12页，对极光进行了非常客观的描写。

　　这些文章我全读了，但大部分都没法读懂，我寻找着他无意中流露出的那些少有的，简短的轶事和感想，却无法找到他写给我信中的那个库克医生的丝毫痕迹。

《纽约的探险家》第9章

　　"比尔及亚号"晚了6个月。

　　此前我老早就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如今我更有理由。

　　报纸推测说这艘船太往南冒进了，它还没来得及折回，冰便把退路给封死了。

　　除非它的木制船体能够承受冰块的挤压，否则船会被挤碎，船上所有人都会没命。

　　毁灭的噩梦在半夜里把我惊醒。

　　我再一次读起库克医生那段关于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神秘失踪的报告。

　　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也许现在正卡在某座冰川的缝隙里，模样看上去与那天晚上坠落时没多大差别。

　　我一遍遍地给自己朗读库克医生的书信。

　　要是没有那些我誊写的可以拿出来看的信，我可能就不再相信他曾写过信给我。

　　有时候，我仿佛觉得站在他和毁灭之间的其实就是我，仿佛只要我脑子里想着他--读着他的信，时不时地努力唤起他可能的真实的形象--他或许至少还有一次从另一世界回返的机会。

　　但是，要是我不保持觉醒，要是我让自己长时间地连想他一下都不想，他便会死去。

　　我不知道，也真不忍心知道那种等待是什么滋味。

　　我从图书馆借来理查德·哈克卢特　的《航海大事记》，书中探险者被称作"航海家"；我读以利沙·肯特·凯恩博士　的《极地探险》，这书讲述的是在北极的史密斯海峡一连数月船被冰冻住后的生活。

　　那艘船当时被认为是船毁人亡了，可很久以后它居然回来了。

　　我寻找其他类似的书籍，寻找有关早被人认为是船毁人亡却又回返人世的故事。

　　我偶尔读到一段关于格里利　率领的远征队的故事，这队人在萨宾角遭遇海难，传说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吃自己同伴的死尸。

　　虽然格里利给予否认，但如今大家都相信那些传说是真的。

　　我读关于富兰克林远征队的图书，这支队伍消失得无影无踪，本身成了其他注定要失败的远征队搜寻的目标。

　　无疑，我和库克医生还没有相互彻底地了解，因此他不会这么快就消失的。

　　每天早晨，我急切地等着爱德华叔父下楼来，希望看到那张从他背心口袋里伸出的红手帕，情不自禁地希望我会第一个得知库克医生返回的消息，不过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那消息会先出现在报纸上，而不是在他给我的信中。

　　我想知道爱德华在想什么，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在浏览报纸，寻找有关南极探险的消息。

　　他是否知道"比尔及亚号"已经迟返很久了？或许我所害怕的正是他所希冀的：但愿再也不要接到库克医生的书信了。

　　最后，"比尔及亚号"仍迟迟不返，甚至连最乐观的人也断定它肯定遭遇了什么不幸。

　　我几乎相信库克医生在企图抵达南极的途中已经罹难了。

　　报纸上有关那艘船本该何时返回，何时停靠巴塔哥尼亚的故事和补充报道越来越少了。

　　可是有天早晨，等爱德华翻完报纸后，我翻开报纸首页，一条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比尔及亚号平安返回"，还有一条副标题："除一人外全体队员生还"。

　　除一人外。

　　我扫视着这段报道，寻找库克医生的名字。

　　由于没找到，于是又放慢速度又看了一遍。

　　在南极冰海上被困了13个月之后，"比尔及亚号"于1899年3月28日出现在蓬塔阿雷纳斯。

　　死去的那个队员叫埃米尔·丹柯海军上尉。

　　库克医生的名字没有提到。

　　现在，比起那船杳无音讯的当时，我不那么为他的安危担忧了，但我依然不敢肯定，依然不愿冒险妄信他平安无事。

　　有关远征归来的最先报道常常是不准确的。

　　终于，在报纸刊登第一条消息一个月以后，爱德华下楼来吃早饭，惹人注目地佩戴上了那张如今有些褪色的红手帕。

　　从爱德华的表情看，我接到库克医生最后的那封信似乎只是头一天的事。

　　从他的脸上我什么也没发现，既没有失望，也没有宽慰，更没有丝毫迹象表示这一天有任何非同寻常之处。

　　爱德华完全可以走下楼来大声宣告："库克医生没死，还活得很好。

　　"可他甚至都没瞥我一眼。

　　我看着那张手帕，一直看着，眼睛不敢移开，生怕一移开，那手帕就会不见了。

　　一时间，我敢肯定自己会叫出声来，可这冲动却被一阵狂喜所代替，使我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爱德华假装没注意。

　　"有啥好笑的，德夫？"达夫妮问。

　　"没啥。

　　"我说。

　　显然，看见我兴致这么好，她也就没再追问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自从我上次写信给你，你已经快长大成人了。

　　毫无疑问，你从报纸上早已读到很多有关我远征的消息了。

　　一方面，希望你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另一方面，我又不愿去想你会因长久没有我的音讯而对我的命运失去兴趣。

　　我担心，这个世界早已接受了我的消失，重新融入它也许会不可能。

　　除了抵达地球的最南端，我们这次远征真的一无所获。

　　我们究竟登没登上南极大陆，好像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我本该早些给你写信，可是在蒙得维的亚，我发现有封信在等着我，信上说在我离家的时候，我深爱的安娜去世了。

　　我被告知，在我出发去南极之后有一阵子，她的病好像有所好转，可当报纸开始猜测说"比尔及亚号"和全船队员遇难之后，她旧病复发，慢慢地死于一种更凶险的疾病，比我离开纽约前那些专家让我相信的那种病更致命。

　　自从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挣扎在内疚和悔恨的双重重压之下。

　　等这些痛苦稍有缓解之后，我再给你写信。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9年4月15日　　"我深爱的安娜。

　　"前几封信中他都这样称呼他的未婚妻，可我却没想过她，这个和我同样的人在千里迢迢之外跟我遭受着同样的煎熬，而且至死也不知道我的存在。

　　她香消玉殒的过程我最能想象。

　　在我收到他下一封信之前，他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尔及亚号"远征的报道。

　　我兴趣盎然地看了这篇文章，但更感染我的是他刊登在《世纪》杂志上系列文章中的那些照片。

　　每个月我都从公共图书馆借来杂志，藏在外衣里面偷偷带回家。

　　不知道爱德华和达夫妮发现后会做些什么。

　　我想爱德华是不会拿走这些杂志的，但在读这些文章前我不想听他说东道西。

　　库克医生的这些文章是为了怀念弗朗西斯·斯特德的，献给这位"足智多谋、坚忍耐心、和善可亲和善于沉思的斯特德医生，因为他的勇气和智谋，北格陵兰远征队生还的队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才得以幸免"。

　　他说，要是斯特德还活着，他终有一天会在世界伟大的探险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我再也想不起有谁比他更在乎自吹自擂，但没有哪个探险者的探险动机有斯特德医生的那样单纯。

　　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他的目的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

　　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那些名副其实的探险者来说，探险不是争夺，而是一项事业。

　　"我很注意这段有关弗朗西斯·斯特德人品的描写。

　　即使是库克医生在他给我的信中，即使是我母亲或爱德华在他们对他的责难中，都没有谁曾如此详细地描写过他。

　　毫无疑问，这段献词和描写一半是出于内疚而写的，一半是因为知道我会读到它们，或脑子里认为有这种可能，他才写的。

　　《世纪》上的文章没有那些照片有趣，是用写冒险故事的语气写的。

　　一个故事的副标题这样写道："库克医生直面极地险境，幸得生还"，大标题是"身陷绝境"。

　　这些文章根本不像他的那些信，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请人代写的。

　　在给我的下一封信中，库克医生会写到这些照片："我不知多少遍地告诉自己，假如我们不能生还，我拍的这些照片就将成为我们的遗物。

　　我记得这样想过：等到被人发现，这些照片早就损毁了，或者还没等送回家就被哪个心怀好意的傻瓜给损毁了，那该多可惜呀！我写了封信给在我们死后碰巧登船的人，告诉他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以及保管的恰当方式。

　　当然，我最担心的还是全船人员的安危，但就像他们对我一样，我对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整天，我呆在甲板上，或站在冰上晾晒那些照片，共有100张。

　　我用本计划用来毒杀动物制作标本的毒药做成氢氰酸，代替使用完了的定影剂。

　　不用说，我有自己的暗室。

　　想想看，在南极，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在冲洗照片时更有生命危险？"根据致谢所示，所有照片都是库克医生拍的，有白熊、企鹅，有一张"比尔及亚号"被困在冰上的照片，月光下看上去好像被套在光环之中，桅杆、横杆、绳索、卷起的船帆，还有救生艇，全都蒙上了白霜。

　　有一张拍的是三名队员，根据照片说明，其中两人"来自纽芬兰"，尽管在冰上被困了13个月，但他们看上去依然兴高采烈。

　　有一张是在冰沟里埋葬埃米尔·丹柯上尉的照片。

　　虽然有库克医生的照顾，但他还是死于肺炎。

　　最有趣的还是库克医生自己的照片--他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

　　以前，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但没有哪一张能与这些相比。

　　他一共有6张照片，每张都取名叫"库克医生的自拍像"。

　　不知何故，除了他自己，好像总是没人为他拍照。

　　在我看来，那就是他的孤独、他寂寞人生的写照。

　　一个长久失去了友情的人，一个给从未谋面的16岁男孩写信的人，谁会可能为他拍照呢？他总是拍自己的侧面像，除一张例外，总是从右边拍，从不正视相机，好像不知道相机就在跟前，而是凝视照片以外的某一点。

　　照片的质量很高，表明他是下了功夫的，照片下面写着"自拍像"，这些都破坏了他的那种拍摄手法所造成的假象，使他自己看上去好像是在蔑视相机。

　　在拍摄上的别出心裁似乎是信手拈来的。

　　我努力想象他在南极的情景：用三角架支起他的相机，望着一位旁观者，仿佛正准备拍摄镜头瞄准的任何东西，然后从遮光布下钻出来，在相机前面站好位置，做好表情，"咔嗒"一声摁下用线连着相机的快门。

　　他肯定不会满足只照一张照片。

　　他不敢肯定在这张照片中，甚至在10张照片中，他能否拍到一张自己喜欢或在返回途中能保存下来的照片。

　　于是，快门一声接着一声地响，烟气一股接着一股地冒，镁光灯一片接着一片地燃，极地的白昼顷刻间变得更白，像两团白炽映在照片中他的那双眼睛里。

　　在南极大陆的中心，他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地摆着姿势，醉心于自我留影、留念，他的随从们远远地注视着他，在他这样忙着的时候，他们却干着他给布置的繁重活。

　　自拍像，也就是说，拍每张照片的时候，他都是用总在画面以外的那只右手捏着快门的。

　　看着这些照片，我没有那种疑而不信的感觉，我似乎能看到那架相机，或那只捏着快门的看不见的手。

　　"自拍像，1898年"。

　　玻璃板底片，那是在照像室里用的--照像室是其他探险队员拍照的唯一地方，因为照人像，人看上去就得梳理得最油最亮。

　　就像皮尔里一样，在他的照片中，他看上去总是特别的豪爽、特别的认真、特别无所顾忌地想产生一种好的印象。

　　可库克医生却不是这样。

　　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脸朝向一边，几乎与相机成了直角，脸转过来对着相机，两只眼睛刚好照出来，不过外面的那只在鼻梁上几乎只是一条透光的缝，里面的那只被他难得拂到一边的那缕头发遮了一半。

　　他这副模样好像是除了他，没人会看到这些照片，好像相机就是一架自我检查的机器，好像他的意图就是拍一些自己的照片，用于客观研究，仔细凝视，发现这一个体向他表明的种类特性。

　　没有哪张照片显示出足够的景物，产生背景的感觉。

　　他身后岩石上的雪，掠过肩头能看见的云或冰，这些景物也只有了解这照片拍摄时的情景的人才可能认得出来。

　　有一张是他在室内的照片，紧挨着一堵光秃墙壁的侧面像。

　　还有一张下面写着："摄影师库克，由库克医生拍摄"，这照片肯定是他对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拍的，镜头凑得很近，你看不见镜子的边缘，库克医生手里捧着一架很大的盒式相机，面带微笑：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凝视着自己的眼睛。

　　这把戏很妙。

　　那微笑也因此很妙。

　　这些照片拍摄时所发生的事情，无人知晓，唯一的迹象就是他的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凌乱的胡须、凹陷的眼睛、憔悴的面色，还有大衣和衬衫破损的边沿。

　　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屈从于这样的事实：等世界看到他的这些形象的时候，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仔细打量照片中库克医生的脸，寻找他与我的相似之处。

　　我站在自己卧室墙上的那面镜子跟前，把我的脸与登在《世纪》上照片中的那张脸进行比较，我把那张照片贴在镜面上（事后我又把它取下，以免别人看见）。

　　我看一眼镜子中我的脸，又看一眼库克医生的脸。

　　我感觉很傻。

　　镜子里看不出来。

　　我原以为用它能同时看到我们两人的影像，但要看到库克医生的脸，唯一的办法就是眼睛要从我的脸上移开，反之亦然。

　　以前，我从未用这种方式端详过自己的脸，估量过自己的五官，凝视过自己的眼睛。

　　我感到很不自然，比不上库克医生，在他那个时间静止了的世界里，他脸色镇静、冷凝，而我的脸却时刻在变。

　　直到我把自己最近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他的照片旁边，我才能更好地做个比较，不过，我仍然找不见自己所希望的。

　　我俩看上去并非完全不像，但也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我从抽屉里拿出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一张照片，是那张与报道他失踪的消息一并登在报上的照片，我剪下来的。

　　我把三张照片并排着摆在衣柜的台面上。

　　看上去我既像弗朗西斯·斯特德，又像库克医生。

　　或者说，我跟这两人都没有明显的相像之处。

　　我把母亲的照片（那张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的银版照片）放在我父亲和库克医生中间，把我自己的照片放在她的正下方。

　　我母亲的一侧是斯特德医生，另一侧是库克医生。

　　（好像我甚至连我母亲也不像。

　　我希望这意味着在其他更不肤浅的方面我们也不相像。

　　）从她看上去的年龄可以判断，这张照片一定是在她去纽约前或刚从纽约回来时拍的，在她遇见库克医生之前或之后。

　　我努力想象母亲的长相与库克医生的相貌混在一起会是什么模样，但我想不出来。

　　他们的相貌类型完全是相反的，她瘦弱、娇小，近乎于玲珑剔透，而他总的来说五官粗大，头发又直又粗，额头很高，嘴唇丰满，颧骨尖突，还有他那从侧面看比正面看更瘦削的鼻梁。

　　远征途中他让自己的头发蓄长，不过看上去好像他经常柿梳洗过。

　　他的胡须蓬乱，但是故意这样的，好像他正在培育某种形象，好像他不相信，身为探险者就可以使自己像个探险者。

　　我想，也许再等我长大一点后，我会更像库克医生。

　　后来我才认识到，没有一双像他那样的眼睛，谁也不可能长得真正像他。

　　虽然他从未正视过相机，但在所有的照片中，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眼睛。

　　不论他是在照片的正中或者只是在框内，不论他的脸占了整个照片，或是只占了一部分，我的眼睛总是立刻碰见他的眼睛，我敢肯定，即使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他，我也会这样。

　　随着我的成长，不管我的脸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拥有像他那样的眼睛。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那双眼睛的形状：眼白很大，眼睑很不匀称，上下都没有触及虹膜，因此整个虹膜完全可见。

　　不过，那双眼睛还包含着什么，还表达着一种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

《纽约的探险家》第10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在我给你的第二封信中，我谈到补偿我所造成的伤害。

　　假如这些信件是赎罪途中的第一步，那什么又是第二步呢？在被困南极的那段长久的时日里，我认定，对你我应当担负的其实就是父亲的责任。

　　同时我也认定，公开承认父子关系对于你我都是愚蠢的做法，这不仅是出于我在第一封信中所陈述的那些理由，而且还因为这样做会剥夺我最宝贵的财富，并因此而使我无法给予或留给你这笔财富。

　　我是个探险者。

　　除了作为父亲，与其说我是个医生、兄弟、丈夫（但愿上帝让我名副其实），倒不如说我是个探险者。

　　那么，除了让你成为一名探险者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除了我的职业，我还能给予你什么更伟大的事业？等你长大了，强壮了，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远征吗？假如有一天你回答愿意，那对我来说意义有多么重大，你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正如我以前写过的，在去北极的征途上，我经常带上富人的儿子。

　　他们以为只要跟着库克医生扬帆去趟北极，自己就步入了成人的行列。

　　与此同时，我按照他们掏钱的老子们的意思，满足他们的每一个要求，确保让他们吃苦吃得恰到好处，好让他们确信自己真的是在"冒险"。

　　跟我同行北上是哈佛和耶鲁许多学生的毕业礼物。

　　我提这些年轻人，只是想减少你的顾虑，认为自己缺少北极旅行的经验。

　　我特别擅长带年轻人去北极，再把他们毫发无损地带回来。

　　对于北极，就像所有事情一样，总是有第一次的。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熟知它的人来说，它曾经也是不为人知的。

　　鉴于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遭遇，鉴于我在其中所扮演的不管是多么无意的角色，我这样发出邀请在你看来一定很奇怪吧。

　　我得坦白，发出这样的邀请不仅仅是为了补偿我对你的欠缺，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作为父子俩，可以去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同时，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要求是多么的冒昧，因为我要求你答应跟一个人去干这样一件事，而这个人的手你还没握过，他活生生的脸你还没见过，他还不允许你给他写信。

　　假如你要参加我的远征，我会把你作为我的门生。

　　假如在某种情况下摆明了我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你，我的儿子，如果那时你觉得你已准备就绪，就继续我的求索吧。

　　最近，南极远征之后，我感到特别的压抑，用爱斯基摩人的话叫"piblocto"，人世的重负朝我压来。

　　独自承担起这个重负，连今后获得援救的希望也没有，这个压力如今已远远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

　　在南极等待解救的那段漫长时日里，尽管我知道解救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我经常想起你，自我安慰地想：即使我死了，但我会留下一个儿子，他自己也会生儿育女。

　　我想起我的第一个妻子利比，还有我们没有取名的女婴，想起当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我说那个全世界都以为是他儿子的男孩其实是我的儿子，我好像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又失而复得了。

　　即使罗伯特·皮尔里有几个年龄够大足以加入远征的儿子，他也不懂接收门生的意义。

　　唯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己的成就。

　　不过，好像我也身陷其中。

　　惟有你能把我从实现抱负的孤独中解脱出来。

　　放弃这一抱负我也依然无法解脱，但我能放弃吗？因为我相信自己是受上天的召唤承担这一使命的，就像教士和牧师接受召唤从事他们的神圣职业一样。

　　正如在介绍弗朗西斯·斯特德时我曾写到的，我相信自己的辛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效力人类。

　　你或许觉得愿意立誓跟我的年轻人有的是--不像你，那些20来岁的人年龄够了，可以跟我一起远征了；我可以指导他们，而不是等你长大成人，这样会增加我或者我指导的人摘取殊荣的可能性。

　　可他们中谁也不是我的儿子。

　　你只有18岁。

　　或许你还太小，不懂"是"与"不"的涵义，不懂它们对于你自己和我的涵义。

　　现在强求你做出一个许多年之后你也许会后悔，但由于已经应允却要坚守的承诺，这样做不公平。

　　你可以说"不"，你可以认为这样做是未来几年里我在北极可能遭遇的某种灾祸的起因，要不是因为老缠在我心中的疑问，那场灾祸是不会发生的。

　　因此，让我明白我向你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请求。

　　首先，你不应当有任何负罪的感觉，不能因为害怕要是你拒绝我就会出什么事而接受我的邀请。

　　我描述了自己的境况，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我的本性，而不是逼着你做出让我最高兴的回答。

　　我敢肯定，你叔母和叔父是不愿让你去探险的，理由很明显。

　　除了我，在我见过的人当中谁也体会不到你可能会给他们带去的悲伤。

　　一个人要么在他的心灵中渴望我过的那种生活，要么没有那种向往。

　　我希望你有。

　　倘若你有，倘若如我所想，在你的血液中也像在我的血液中一样必定流淌着对极地的向往，那么，你所面对的有关危险的描述无论怎么长篇累牍，都不会把你给吓退。

　　倘若我错了，你没有我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长篇累牍同样也是没有必要的。

　　不过你还小，因此，唯一我不能接受的回答，至少现在不能接受的回答是"是"。

　　你可以对我说"不"，或者你可以对我说"也许"，但你不可以对我说"是"。

　　（把你的回答写在信封上，留给你的叔父，就像你写在我以前给你的其他信上一样。

　　）如果你的回答是"也许"，那么我们把这事留到你长大成人，能完全理解说"是"或"不"的可能含义之后再说。

　　如果你的回答是"不"，我会理解的，而且不会再费力劝你。

　　不过，我会继续给你写信。

　　在你长大成人能够远征北极的时候，假如我仍未抵达极点，我会带上你，把我知道的一切全教给你，那些东西是为数极少的几个活在世间的人所能教给你的。

　　如果到某个时候我被迫放弃探险，假如你代替我抵达了极点，我不会感到惋惜。

　　如果在我的帮助下你率先抵达极点，我将确保不让任何不应得奖的人获得这一殊荣。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900年4月19日　　他为什么不让我回答"是"？但愿我能在信封上写下大大的一个"是"。

　　假如我写了"是"，他会怎么着？他会不会感到高兴，会不会认为我太草率，不能指望我谨慎行事？我写了"也许"两个字，比以前更强烈地希望我能直接写信给他，告诉他不论何时他说出那句话，不论是下周还是下月，我都会遵照他的指示，任何指示。

　　想到探险，我并不畏惧。

　　相反，我畏惧的是除非去探险，我将过的那种生活，爱德华叔父过的那种生活。

　　成为一个在跟像达夫妮这样的女人的婚姻中毫无乐趣的男人，这才是我所畏惧的。

　　探险对我来说仿佛充满了诱惑，尽管有那些危险和孤独，尽管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先例。

　　他的一生的确有教训可学。

　　那天夜里他走出帐篷，走进冰川，并不是因为北极生活的苛严所致。

　　他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无法放弃对生活的苛严。

　　同样，在我母亲的生与死中也有东西，即便不是可学的教训，但至少也是应当记住的：丈夫从事探险并非她的死因。

　　对于库克医生和其他所有描写探险历程的人来说，没有谁能想象出比探险者的生活更显赫的生活了。

　　我坚信，探险中的那些艰难困苦和风险危机都不能阻挡我。

　　我宁肯在"比尔及亚号"上与他一起被困13个月，也不愿呆在家里，为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人的安危而烦躁不安。

　　虽然迄今为止在我人生经历中还没有极地探险的丝毫准备，虽然我未曾上过船，开过枪，或在户外睡过，但这无关紧要。

　　虽然我从未见过狗拉雪橇，更不用说狗群了，但这也没有关系。

　　探险家依靠他们的队员、他们的船长、他们的仆役、他们的向导来完成保证他们安全的艰巨重任，这样他们就能去争荣夺誉了。

　　尽管我身体的一半来自于库克医生，但我的教养与他是多么的不同！像大多数探险家一样，他是个城里人，从事探险相对较晚。

　　就像他过去跟着像皮尔里这样的人学过一样，我也可以跟着他学。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熟知它的人来说，它曾经也是不为人知的。

　　"他智慧、熟虑，像城里人对生活抱着怀疑却同情的观点，期望有所成就，真正值得实现的成就，期望因此而被人缅怀，因此而出人头地，我敢肯定，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在他开始探险之后获得的，或磨练而成的。

　　他在一本刊物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无论是谁最先到达极点，他都会以全人类的名义做到这一点，在全球激发起精神、钦佩、敬畏和友情。

　　"我当时读的时候就相信这话，不过现在更加坚信无疑了。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远征吗？"一读到这句话，我仿佛立刻觉得自己整个一生等待、期盼的正是这份邀请。

　　如像库克医生呆在被困船上苦等解救，却不知何时或能否获得解救那样，我也一直在苦等。

　　我相信自己跟任何人一样，有理由怀疑文明，但同时又不愿彻底地放弃它。

　　文明，除非成为一名探险者，或者除非像我母亲那样，谁也无法摆脱它。

　　探险无疑是摆脱它的唯一途径，既不必撒手人寰，也无须遁世隐居。

　　有人只是一走了之，在为一个接一个上司的服役中消耗生命，无所成就。

　　他没有对我谈起我俩将如何合作，将如何告诉别人我俩怎么成了合伙，将如何向公众解释他为何要把他所认识的许多年轻人孜孜以求的荣誉给予我。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谈到何时来接我，没有谈到在从未见过我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我已"长大了，强壮了"，可以探险了。

　　像困在浮冰当中的"比尔及亚号"一样，我依旧飘浮不定，依旧等着解救，虽然现在看来获救是必定无疑的了，但好像还要等6个月或一年后才能如愿以偿。

《纽约的探险家》第11章

　　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库克医生提到弗朗西斯·斯特德曾告诉过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喜欢在春天爬上信号山去"看冰"。

　　我不知道除了那山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看冰，但自从小时候跟达夫妮叔母一起去过之后，我就再没去过那山，因为我不想让它使我回想起母亲的命运。

　　那是从拉布拉多往南漂来的浮冰，夹带着与海平面齐高的格陵兰冰河漂出的流冰。

　　春天，浮冰经过纽芬兰的东海岸往南漂去，像秋天树叶变色那样很有规律。

　　以前，我见过那些浮冰，是站在城市北面一处高地上掠过峡口隐隐约约看见的，是在港湾里面看见的。

　　被风暴吹着经过峡口，进入港湾的浮冰，在煤灰和舱底污水中漂浮了数周之后变得污秽不堪。

　　我想，这些冰，这些几乎是黑色的大块漂浮物，难道就是人们在谈论浮冰时所指的东西？得知弗朗西斯·斯特德常去看冰的地点之后，我一连几周遥望天际，等待着海天一线之处的一丝变化，心想浮冰会来的。

　　终于，一天早晨，我透过楼梯平台的窗户看到了浮冰，看到了一排参差不齐，凸凹不平，酷似锯齿的东西。

　　离我最近的"锯齿"也有50或60英里远。

　　又过了两周，在一个周日下午，我跟步行的和坐车的人们一起，沿着那条路登上那座山，任何只要以为那浮冰"值得吊着下巴呆望"的人，爱德华叔父都称作朝圣者。

　　当浮冰漂得很近时，来往船只少了。

　　这天，信号杆上没有旗帜飘扬。

　　从工棚烟囱里冒出的一缕烟被风几乎吹成了横向。

　　当我第一眼看见那冰时，即使身边有人，我也无话可说。

　　以前，看见大海，我从没意识到这世界上还有"异乡"，也没在我心里激起流离的欲望，像那浮冰一样。

　　海洋消失了，那浮冰仿佛一路延伸，直到英格兰。

　　浮冰、混杂着雪的浮冰、成排成排的浮冰，全都拥挤在一起，碰撞在一起。

　　从那天起直到初夏，我经常去那山上，唯有冰山位置的变化显示出它的底下有水，要过几天或几周才能看得出它在往南漂移。

　　这浮冰完全不同于近海的冰，即所谓的"新冰"，洁净、脆薄、平坦，几乎透明。

　　这陈年顽冰看上去多历年月，一块块冰堆凹凹凸凸，达数英尺之厚，仿佛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灾难之后漂来的一大片残骸。

　　很难相信，导致我眼前这一切的是春天的到来，是空气和海水的变暖，是白昼的延长。

　　岸上，雪早已融化，青草翠绿，树枝上挤满了蓓蕾和大小一般的叶片，可紧挨海岸的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冬天突如其来，这里的一切如此惨白，在晴朗的日子里，那浮冰光芒闪耀，像第二个太阳。

　　在这片冰的天地里，很难区分不同冰块的形状。

　　就连那一座座冰山也很难辨认，除了那些远离陆地，像云朵一样突现在天际的冰山。

　　一座巨大的冰山从冰堆上昂起头颅，雄伟、突兀，它的底部肯定从海床上犁过，像在雪地里一样。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冬天，而是冬天的原始。

　　铸就这浮冰的雪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远古的，如顽石一般久远，仿佛整个格陵兰四分五裂了。

　　很难相信这整个景象第二年会再次出现，很难相信这浮冰漂来的地方是否还有冰块残留。

　　我经常爬上那座山去看那浮冰。

　　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站在即将与库克医生一起共同经历的一种全新生活的边缘。

　　我想象自己在山下的浮冰上，与库克医生肩并肩站在由一队狗拉的雪橇滑板上。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作为一名探险者更伟大的了，那是我深信不疑的信念：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他的过去决定的。

　　可不久，谣言便传开了，说我沉湎于对母亲的某种追忆之中，因为她的遗体就是在我正观看的这样的浮冰边找到的，就在几百英尺的山脚下。

　　我听见人们在说，我是在痴心地为她和父亲守望。

　　我父母的古怪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在别人的眼里，他们的儿子也继承了这种古怪，或许还会因为这古怪会遭遇他们一样的命运。

　　一天，站在我身旁的一个男子对另一个人说："就在他现在站的那地方，人们发现了她的马和车。

　　"他似乎以为没有对我说话，我就听不见他的话。

　　"她就是在那儿下去的。

　　他每天都站在那儿，只是呆望。

　　"两个人好像以为我不在意别人的审视，以为只要仔细审视我的脸，就可能解开阿米莉亚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谜团。

　　一天晚上我下楼时，突然听见叔母和叔父在交谈。

　　我在客厅外面停下脚步，以为他们听见我来了，达夫妮会马上问我需要什么。

　　可他们依旧在谈。

　　"人家在说，他在学他的父母。

　　"爱德华说。

　　"唉，好多年来大家都这么说。

　　"达夫妮回答。

　　"每天下午他都去那山上，在那儿站几个小时看冰。

　　别的人每年去那儿一次。

　　可他，每天去。

　　不管有多冷，不管风吹得多猛，他都在那儿望着那冰，像尊雕像。

　　人家说他迷了心窍。

　　就站在他母亲……下去的地方。

　　人家说他曾对人讲，他父亲并没有真正死，终有一天，那冰会把他平安带回家，他会从那儿踏上陆地，一切都跟他离去时一样完好如初。

　　""谁这么说，谁就是捏造。

　　"达夫妮回答，"他从不对任何人讲他父母，甚至对我也不讲。

　　他现在比过去想得更多，这非常正常。

　　不久就会过去的。

　　现在，他只是真的开始懂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或者说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弄懂他们的事。

　　"听到她声音中饱含着如此多的同情和理解，我不知有多么内疚。

　　我不知道爱德华会有什么感觉，他装作对自己知道的事一无所知，无法告诉达夫妮她的同情和理解给错了对象，我是不配得到它们的。

　　而且他知道，是库克医生的那些信使我开始上那山去守望的。

　　他不知道那些信里都写了些什么，这个不知道却让他颇费心思。

　　既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他因此没法预见我可能做什么，库克医生可能做什么。

　　他的着迷不亚于我的痴心。

　　不过，他忍不住要给达夫妮讲那些传言，即使冒着她会更加关注我的风险，而且我相信她会的。

　　一天夜里上床之后，我注意到月亮很圆，可看见峡口之间那浮冰放出的微弱光芒。

　　我想起了那张"比尔及亚号"的照片，月光下的那艘船被罩上一圈光环，因为严霜而发白。

　　库克医生在信中经常提到北极无尽的夜晚。

　　迄今，我只在白天见过那浮冰，在北极，那只是半年的景象。

　　我得看看它在另一半时间里的景象，这一半夺走了更多远征队员的性命，尤其是他们的意志。

　　我走到藏信的地方，找寻库克医生的那封信，信中描写了他所形容的"无尽的黑夜"。

　　他写道："试想，太阳下去了，虽然你知道在此后的90天里，它再也不会升起，但你仍禁不住希望每天'清晨'会如期来临。

　　"他把"清晨"加上引号使我毛骨悚然。

　　三个月没有清晨。

　　三个月里清晨不曾存在，除了在你的怀表上和你的心里。

　　库克医生写道："时感混乱并不罕见。

　　有那么几天会看到黄道光　，日落和日出时沿天际展开的那顶蓝色花冠。

　　此后，至于光，你最多能看到我所说的月照。

　　要是碰巧没有月亮，只剩下微弱的星光。

　　要是遇上阴天，甚至连……"信中的另一段写道："在你夜半三更听见冰的响声之前，你没真正听到过冰是什么声音。

　　由于没有膨胀的空间，但又必须膨胀，因此整个冰层开始抖动。

　　我发誓，我曾听见的那声响是流浪者疲惫的脚步声，是木轮缓慢的滚动声，是马蹄发出的嘚嘚声。

　　在冰雪中，我读过《战争与和平》　，因此，'似乎听到'法国人在莫斯科城下战败后穿过俄罗斯辽阔冻原往西逃跑的沉重步履。

　　夜晚，冰让你产生的幻听永无穷尽……"我意识到，要想目睹、聆听他在信中描写的这些，我毋须再等待。

　　第二天礼拜五，晚上，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去参加一个慈善舞会，为1892年那场大火烧毁的部分城区的重建工作筹集款项。

　　他们告诉我说要很晚才回家。

　　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信号山上是不会有人的。

　　而且我能很容易地在叔母和叔父回来之前返回。

　　我望着窗外，等着他们离去，心中祈祷眼下晴朗的天不要变脸。

　　他们离去后，我一直等到黄昏。

　　在北方，夏季有两个时间的光线最暗：午前太阳和夜半太阳　最低的时候。

　　在食品贮藏室的橱架底层有两盏多年没用的提灯，弗朗西斯·斯特德天黑出诊时曾把它们挂在他的马车上。

　　我给其中的一盏灯灌满海豹油，这是最后一点海豹油，是达夫妮装在金属罐里，放在屋背后的那间棚子里以防万一的。

　　天刚黑，我飞快地绕过城市街道，借着提灯的光亮，循着那条窄路上了信号山。

　　天空无云，月亮快满。

　　吹了一整天的西风如今只剩下一丝微风。

　　我站在山上，俯视那片白里透蓝的浮冰。

　　那是一个整体都用相同物质构成的世界。

　　我努力去想象木头的世界，岩石的世界，盐的世界，煤的世界。

　　最接近的沙漠的世界，可沙漠却没有这无穷无尽，变幻多端的形状。

　　像一座建设早期的城市，或像那些分崩离析的古城。

　　那是个怪诞却美丽的景象。

　　在那"无尽的夜晚"当中，它是否依然这样？对一个像弗朗西斯·斯特德那样精神遭受折磨的人来说，作为一名远征小队的成员，四面八方目光能及的地方一无所有而全是这般景象，那也许是无法忍受的。

　　作为或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中唯一不是冰造的事物，我禁不住想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在他的最后时刻孤独地站在那儿，在冰上徘徊，茫然、迷乱，陷入恐慌，对于人来说，在黑暗和荒野中迷失就意味着末日来临。

　　他从红石屋的地铺上站起身，走出门，向冰川走去，没有弄醒任何人，包括库克医生，躺在睡袋里的其他同事，睡在布帘背后房间里的皮尔里夫妇，还有爱斯基摩人，他们的圆顶冰屋连成一排，你从红石屋也能看到。

　　我告诉自己，不应当再去想弗朗西斯·斯特德了，应当想库克医生和所有其他人，想皮尔里太太，他们没有从红石屋出走。

　　我背朝峡口对面阿默斯特堡和斯皮尔海角上的灯塔，仔细聆听。

　　我听见长长的一阵咯吱声，接着是突然折断的劈啪声，仿佛是一棵树被慢慢地弯曲，直到折断。

　　一阵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从海岸深处某个地方传来，像是在形成断层，好像是一面厚重的冰层被砸成碎片，然后无数的冰块像小型炸弹从天而降，散落在地上。

　　好像到处都是炸裂声，应当还有火光伴随，但却没有。

　　只有冰，那片奇形怪状，白里透蓝的冰，月照下的冰。

　　灯塔上的灯光阵阵闪烁，那浮冰立刻被照得透亮，像是在拍照。

　　"冰让你产生的幻听永无穷尽。

　　"我怀疑，对于这些幻听，还有哪个听者比我更敏感？我仿佛听到白天藏匿于冰洞和冰窟的大群动物眼下正四处游荡，重新搬弄着东西好让自己舒适些，或表面上漫不经心，实则迫不得已地守着冰，被一种它们无法抗拒的本能所驱使。

　　我举起提灯来回摇晃，像是在摇香炉，像是人们在暴风雨的夜晚给海上的船只发信号。

　　我想起库克医生信中更多的话："城里人把极地夜晚想象得很悲惨，但那持续的黑暗也有它的迷人之处。

　　人走进屋子迎面扑来的一股暖气让人愉悦。

　　从船外看船里的灯光。

　　从圆顶冰屋外看屋里的灯光，那光使这冰的穹隆变得透明、乳白。

　　冰海上月光如银，繁星晶亮。

　　这景象有一种毫不遮掩的野性，这风暴有一股疯狂，这夜晚的死寂有一种尽管压抑但令人钦佩的庄严。

　　生活在阳光和鲜花之地的人们是无法用他们的语言描写这些极地夜景的。

　　在极地的夜晚，人处在一个动物本能至上的世界里，人类胆怯的本性已被遗忘。

　　"开始下雪了，但依然能看见月亮，我以为那是海上的阵雪。

　　山下的声音越来越响，好像那些冰窟里的动物看到劳作即将结束，正在合力做最后的努力。

　　四面八方传来了迸发和坍塌的声音，吱嘎作响，好像无数根冰梁正在被抬起，或者因为头重脚轻突然断裂，稀里哗啦地砸到地上，发出新的声响。

　　我挥舞着提灯，把它甩得更高，弧度更大。

　　提灯的绳索从我手中滑落，灯掉到山下，里面的灯火依旧燃着，直到砸在山下的岩石坡上。

　　我听见玻璃砸破了，看见火苗一闪，顷刻，一块岩石被照亮，接着又黑了，又静了下来，只有冰低沉的劈啪声。

　　我抬起头，看不到月亮。

　　此时的雪下得很大，因为无风，雪片直直地落下。

　　同样，我也看不见雪，可扬起的脸上能感觉到。

　　我什么也看不见，不管是城市的灯火，还是半山坡上的那两家隔离医院。

　　没有提灯，我不可能找到返回的路。

　　如果往左多走些路，我会一脚踏空摔下那座悬崖，如果往右，我会最终走进森林，或踩进什么池塘，上面的结冰所剩不多，承受不起我的体重。

　　即使我万幸摸到了来的那条路，可山坡陡峭、岩石嶙峋，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掉下路的两边都是要命的。

　　我尽其所能大呼"救命"，心想那座名叫巴特雷的渔村里或许有人能听见我的呼救。

　　那村庄坐落在山背风的西面。

　　无人应答。

　　天已经很冷了，而且还会变得更冷，这么冷的天，没有遮蔽是无法过夜的。

　　我想起升信号旗的那间圆木小屋。

　　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右边的什么地方。

　　我记得圆木小屋周围有一段矮栅栏，一直延伸到山脊。

　　我手脚着地，用左手摸索着顺着山脊往前爬。

　　几分钟之后，我的右肩碰到栅栏，沿着栅栏摸到门口，推开门，然后才站起身。

　　我知道自己就到了圆木小屋的跟前，可我依旧看不见它。

　　我抬起双臂，慢慢地往前走，直到双手触到像门一样的东西。

　　我用从地上撬松的石块砸开门锁，然后走进屋里。

　　黑暗中，我在屋里摸索着，找到一个依然暖和的柴火炉，旁边有一小堆引火柴，但没有真正的柴火。

　　我往炉子里扔了些引火柴，不一会儿火光亮了，能看见四周了。

　　在最近的那堵墙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几盏提灯、几根蜡烛和一盒火柴。

　　我思量着是不是点燃一盏提灯试着下山，可想了想觉得不行。

　　我点燃一根蜡烛。

　　炉子里的火烧不了多久的。

　　屋子里有一把长沙发，一张铺位，照管这屋子的人休息时肯定在这上面小睡。

　　我坐在铺位上，背靠着墙。

　　屋子中央有一把楼梯通向天花板上的一扇活板门。

　　我猜想人们就是从那儿爬上去升信号旗的。

　　屋对面的墙上有一些隙缝模样的窗户，人们肯定是从那儿扫视大海，发现船只的。

　　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完，只是暂时被困，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会等待多久，确信自己的等待肯定不会徒劳。

　　在我跟库克医生首次北上的征途中，这样的困境何以能与每日遭遇的困境相比？我自豪地想，当提灯从我手中掉下去时，我没有惊慌。

　　希望有一天我能把这次自救的壮举讲给库克医生听。

　　明天该向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做何解释，那是我该担心的。

　　可除了说真话，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我把身子往下挪，头碰到了枕头。

　　天很冷，于是我蜷缩在毯子下面。

　　达夫妮回家看见我不见了，她会怎么想，会做什么？我睡着了，没有做梦。

　　奇怪，我并没因身子酸疼而醒来，比在家里还醒得晚。

　　醒来时，炉子里的火熄了。

　　但面朝大海的那堵墙上的窗户有光，不是拂晓的微明，而是清早的晨光。

　　我站起身，往窗外望去。

　　天色阴暗。

　　那片浮冰像一条山脉的山麓小丘，无遮无掩地矗立在天边。

　　从地上的新雪可判断雪刚停不久。

　　我刚转过身，圆木小屋的门便被推开了。

　　一个身材魁梧、胡须很长、穿着工作外套的男人看着我，然后又看了看没有整理的床铺。

　　"你就是他们正在找的人。

　　"他说，"斯特德家那娃，想出走，是不是？"我摇摇头，给他讲了丢提灯的事。

　　"可你当初干吗来这儿？"我差点说，来看冰，来听冰。

　　可我想了想没说。

　　我耸耸肩，他也耸耸肩。

　　"看来我得把你送回家。

　　"他说。

　　他送了，在圣约翰斯城里绕了一大圈，大概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他找到了我，找到了"斯特德家那娃"，这样，身边站着我这么个活证据，他就可以更加真实可信地向更多的人讲述他的故事了。

　　我坐在他的四轮马车上。

　　我可以跳下车跑掉，但我知道会被追上，那只能让我的名气变得更大。

　　"跟你坐一起的是谁，查理？"一个老妇人问。

　　"斯特德家那娃。

　　在山上的圆木小屋找到的。

　　在那儿呆了整整一夜。

　　真的。

　　""在圆木小屋？他整整一夜在圆木小屋里干吗？""不肯说。

　　"查理回答。

　　"他没事吧？""好像没事。

　　跟平常一样。

　　""你呀，真不该。

　　""你没事吧，德夫林？"一个像爱德华叔父一样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男人问道，他叫出我的名字，好像认识我，可我却不认识他。

　　大概他是听说了找我的事。

　　我点点头。

　　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凑到我们旁边。

　　"是他吗？"他问。

　　"是他。

　　"查理回答。

　　"我先去斯特德医生家。

　　"骑马的人说完，飞快地走了。

　　接着，我在哪儿被找到，我失踪整整一夜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

　　"在圆木小屋里。

　　整整一夜。

　　天黑后上的山。

　　"一个女的传给另一个女的，仿佛谨言慎行用在我身上是个浪费。

　　"斯特德，整个晚上你在圆木小屋里干嘛了？"一个跟我一同上学的男孩问我。

　　我没理他。

　　"这就是德夫林·斯特德。

　　"一个小孩子说道，好像他以前听说我多少次了，可从未见过一样。

　　在我住的那个街区，每家每户的门全打开了。

　　人们站在门外，双臂合抱，在交谈，在摇头，在说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人"。

　　他们已经知道我被找到了，因此看见我时便停止了交谈，看着我，仿佛我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被抓捕的。

　　在前门的两边，灯依然亮着。

　　毫无疑问是一夜未熄。

　　我推开门。

　　"是德夫林吗？"是爱德华叔父。

　　我一声没吭，也许这个原因，他没有出来见我。

　　我拐过门廊，看见他正坐在一把安乐椅里，面朝着门，脸被壁炉里的余火映照得只能依稀可见。

　　他叫我名字时我尽管没应答，但我觉得好像已经把什么事都给招了。

　　"你去哪儿了？"他问。

　　"上山了。

　　"我回答。

　　"我大半个夜晚都坐在马车上，满城找你。

　　每次没找着你回来，你叔母又把我撵出去。

　　""抱歉。

　　"我说。

　　"上山去了？""是的。

　　""太阳出来后很多人都去找你了。

　　达夫妮也去了。

　　她叫我守在这里，万一你回来。

　　她说坐在这儿干等，她再也受不住了。

　　还不晓得她知不知道你已经找到了。

　　""我在圆木小屋里。

　　"我又把给查理解释过的提灯的事和砸小屋门锁的事说给他听。

　　"'斯特德家那娃走丢了。

　　'人们都这么说。

　　全城的人都这么说。

　　'斯特德家那娃走丢了。

　　'当然，尽管人家从不当着我和你叔母的面说，但大家的意思不只是说你走迷了路。

　　'斯特德家那娃'，这称呼听起来好像你是个怪物，让所有姓斯特德的人都成了怪物。

　　要是有人在海里找到你，没人会觉得奇怪的。

　　我也一样。

　　整个晚上，达夫妮都在说你可能跟哪个女孩在一起，要么就是喝醉了。

　　我想告诉她，这些是正常男孩失踪的理由。

　　可我假装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不过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在圆木小屋呆一整夜然后被带回家；周六早晨7点半坐上马车被送回家；从信号山上被人送回家，你妈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人从那儿抬回来的。

　　左邻右舍肯定在这样想。

　　""不要提我母亲。

　　"我说。

　　要把他吓得不敢作声是件很容易的事，只消问问他为何如此害怕库克医生，或把那些信的内容告诉他。

　　"你为什么去那儿？"他问。

　　"去看冰。

　　"我说，"去听冰。

　　""天黑了去看冰？去听冰？去听冰？"他说，"你妈25岁后才开始做这些事的！""告诉你不要提我母亲。

　　""声音小点。

　　""你干吗帮我和库克医生？"我问。

　　"我谁也没帮。

　　"他说，"上楼去，要是跟你吵起来，上帝知道达夫妮回来时我会说些什么。

　　"达夫妮叔母回到家，听爱德华说我回来了，赶紧跑上楼，冲进我的房间，我正躺在床上。

　　她跪在我床前，又是哭，又是吻，又是搂抱我。

　　"啊，德夫，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你去了哪儿，宝贝？没事吧？整整一个晚上你去了哪儿？我担心死了。

　　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她说。

　　我告诉她圆木小屋的事，告诉她我去山上听冰的声音。

　　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似乎只有发了高烧才能解释这样的事。

　　"你该不是在想……你该不是在想做什么伤害自己的事吧？"她说。

　　我不敢相信她居然说了这话。

　　我翻过身，不让她看见我是怎样在克制住自己不哭。

　　"我就是我，记得吗？"我说，"记得你说过的话吗？我就是德夫林。

　　我不是我父母的结果。

　　你要是不信，干吗对我讲这话？干吗假装呢？你是不是以为，要是我知道自己不正常，我会感觉更糟？""可你为什么去那儿，德夫，晚上独自一人去？要是你告诉我你想去，我会陪你去的。

　　""怕我伤害自己？""怕你独自一人。

　　当然，也是怕你万一出事好帮你。

　　""你没问过我是不是想过会出事。

　　伤害自己，这可是你说的。

　　""那么，要是我整夜不归，你会怎么想？""我会担忧的。

　　会找你，但不管其他人对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父母为何人人皆知，我都不会想你想过的那种事。

　　"此前，在我躺在床上等她回来时，我在想她会接受我的解释的。

　　我会说自己上山是为了听冰的声音，看月光下的浮冰，不巧丢了提灯，被迫在圆木小屋里躲避。

　　她，也只有她，会觉得这事没什么不吉利的，不像那些把我的一言一行当成恶兆的人。

　　"当初我真不该带你去那儿。

　　"她说，"当时你还小。

　　记得吗，我说：'你该看看海了'，于是我们去了那儿，谈起了你母亲。

　　你告诉我说你母亲的马整个晚上都站在那儿等她，到早晨还站在那儿等，直到人们发现它。

　　可这个春天以前，你再没去过那山。

　　"她在责备自己。

　　她肯定觉得我有问题，否则她没什么好自责的。

　　她这种感觉产生多长时间了？她坚持了多久才终于承认爱德华这种人所说的话是真的，承认自己一直在欺骗自己？"德夫，我真为你担忧。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想。

　　你想想，我回到家发现屋子里没人。

　　你想想，我是怎么度过那几个小时的，想到外面这么冷，会把你冻死的。

　　我尽量在想你可能去的地方。

　　你不会相信我都希望了些什么。

　　我希望你在跟妓女过夜。

　　我希望你喝醉了酒，在哪个屋子里睡着了。

　　要是我不相信，一开始我就不会把你单独留在家里。

　　你得承认，你做的事是很危险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我对信号山如此感兴趣，对此她一无所知，但即便这样，我的这个危险举动也不至于使她产生那种想法，使她问出那样的问题。

　　要是别的男孩，别的年轻人做了同样的事，她还会这样问吗？"别担心，"我说，"我不会再去那儿了。

　　我会远离危险。

　　我会忍住伤害我自己的冲动，不做我父母做出的事。

　　""德夫林，我爱你。

　　"她说，"我非常爱你。

　　你信吗？以前我从没告诉过你。

　　我早该告诉你。

　　"我知道她爱我。

　　我知道自己曾经、刚才、昨晚、以及过去常常对她不好。

　　但我也知道她不再相信我了，已经有好一阵子她不真正相信我了。

　　她已经在想：这场危险过后、这次莽撞过后、夜深人静爬上信号山过后，接下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她外出时会再次留我一人在家，但只是为了让我相信她是信任我的，可与此同时，她会一直担心等她回来我是否还在。

　　她已经预见到自己会终身保护我不受外人的伤害、不受我自己的伤害，没有怨愤，也没有期待任何回报。

　　我最后一次上了那座山，是在下午，没有理睬另外那些浮冰的朝拜者，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仿佛我就要一头栽下那座山，跳进水里。

　　几周前，我注意到北边的天际又变直了，不再参差不齐。

　　浮冰的终端快出现了。

　　在海岸对面我看不见的地方是开阔的水域。

　　那是浮冰的终点，浮冰的后缘。

　　我想看看那冰，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

　　站在山顶，从我这个有利的位置望去，浮冰的边缘很平整。

　　我站在四个世界的交汇之处：陆地、坚冰、大海和天空，各自的界限绝对分明。

　　大海的一半是坚冰，一半是辽阔的海水。

　　在海天交汇的那条连绵不绝的地平线上，海水突然消失了，坚冰出现了。

　　"我要去纽约见库克医生。"我说。

　　我俩在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诊室，如同在那些收信的好日子里一样，爱德华叔父告诉他的护士，说他要在那儿吃午饭。

　　我叫他在那儿见我。

　　那是8月初。

　　我在报纸上读到库克医生没能准备好远征，只得在布鲁克林住一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会在第二年做一次探险北极的尝试。

　　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将和他一道向北极进发。

　　我告诉爱德华，我去找库克医生，但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甚至没告诉他我要去。

　　我打算不打招呼就这么露面。

　　该走的时候到了，到发出这些书信的地方去，不再梦中虚构了，让它成为真实，实际上就是抛开这个无论哪个方面我早已抛开了的世界。

　　"你不必对他提寄信的事。

　　"我说，"等我到那儿后，他自然不会再寄了。

　　要是我走后有信寄来，你可以转寄给我。

　　""我的天！"他叫道，眼睛看着门。

　　他意识到，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不能跟我吵。

　　当库克医生第一次写信给他时，当他第一次把我叫到诊室时，他肯定早就预见到，我俩之间的这种"安排"不会仅仅是接二连三没完没了地收信，必定会有别的后果。

　　他肯定有这个预见。

　　他几乎恐惧地预见到会出现如今他所面对的这种结局，但由于不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他没法准备。

　　我看得出他吓坏了。

　　他已经竭尽所能想阻止因为库克医生的异想天开而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最想的，他一直以来最希望的莫过于让那些信件不要再来，莫过于终止我们之间的这种"安排"。

　　但如今当这种安排好像要结束了，他又吓坏了。

　　害怕什么？如今我不能问他，不能让他对我产生敌对情绪，因为我即将离去，而就我所知，纯粹出于恶意，他有可能会阻止的。

　　我敢肯定，他不知道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

　　我不清楚他何以能够忍着不读那些信件，同样，我也不清楚他为何一开始就答应了库克医生的要求。

　　我所能想到的理由依然是讹诈。

　　难道库克医生知道了什么让爱德华害怕的事情？"我要和你做个交易。

　　"他说，在"交易"二字上顿了顿，我等着他接着说。

　　"如果你不告诉达夫妮你要离开，我就不把你的打算告诉那个给你写信的人。

　　同意不？你可以突然去找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是不要告诉达夫妮你要离开。

　　""你不会告诉他我要去找他？"我问。

　　"什么也不会说。

　　"一旦我在纽约找到住处后，爱德华叔父愿意按照我给的地址把他后来收到的信转寄给我吗？"我得考虑考虑。

　　"他说，"我的意思是考虑最佳的办法，对我们两人来说最安全的办法。

　　记住，不要对达夫妮提一个字。

　　"把我的决定不假思索地告诉爱德华是对的。

　　一想到跟库克医生的这种有来无回的通信还要拖泥带水继续许多年，我就没法忍受。

　　既然已经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门生，那不跟他住在同一城市又有何意义？我一直担心，尽管他发出了邀请，但他可能满足于永远这样继续给我写信。

　　可我不满足。

　　如果以后的信件不再有更精彩的东西，我会厌倦它们的。

　　如果由着他，那我到了30岁可能还在收他的来信。

　　想想好像也很奇怪，我怎么等了这么久才去见他？我想，不管他如何担心我的年龄，他或许会让我跟着他，在他下一次的远征中至少跟一程。

　　我发过誓，终有一天要在极地探险中做他的门生。

　　这一天为何不能早些到来？6月我就从学校毕业了，快要20岁了。

　　等我到了纽约，我就去找他，等他独自一人时，给他来个意外造访。

　　在尽快说明我的身份后，我会明确地告诉他，我来纽约的目的不是公开他是我父亲的秘密，也不是让他在公众面前有任何难堪。

　　我想让他大吃一惊，就像他的第一封信让我大吃一惊一样。

　　我不想把所有这一切考虑得太清楚，害怕遇上障碍使我失去勇气。

　　我只是想离开，去纽约，去布鲁克林，去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拐角处，他就在那儿居住，去把我自己介绍给他。

　　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跟库克医生一样，我也在竞跑--如果他抵达北极，或者皮尔里或其他人在他之前抵达北极，我也许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音讯了。

　　除了以最不经意的形式，他，或者我们，如何设想一个相互交往，结伴而行的理由呢？在社交圈子里，我们是没机会的。

　　只有在外面，在远离它的地方--只有作为探险同伴--我俩才能具有类似父子的那种关系。

　　我再一次跟着爱德华走进父亲的诊室，此时此刻使我想起第一次去那儿见他的情景。

　　他示意我坐下，十指相扣做成一个笼子的形状，透过笼子看着我。

　　很显然，自从我俩上次会面后，他已经恢复了镇静。

　　他有时间思考，谋划了。

　　我祈祷但愿他没有找到毁约的办法。

　　"去纽约？"他说。

　　纽约。

　　对于我母亲，对于弗朗西斯·斯特德，它是灾难，希望破灭，青春终止的同义词。

　　"我读了很多介绍。

　　"我说，"去那儿的人都说它很快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

　　有些人认为它已经是了。

　　"他笑了。

　　"你父亲在那封信中是怎么说来着？'布鲁克林对于探险者就如同巴黎对于艺术家一样重要。

　　'"我点点头，不过，弗朗西斯·斯特德说的是"纽约"，不是"布鲁克林"。

　　"你是不是以为，你父亲离开家，离开你和你母亲，是为了效力什么事业而做出的什么巨大的牺牲？"我想起库克医生发表在《世纪》上那些文章中的一句献词："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

　　"这话听起来好像他也读过那些文章。

　　"是不是为了某些他原本不愿做，但为了更大的益处不得不做的事？什么更大的益处？""我不知道。

　　"我说。

　　他笑了。

　　突然，他"啪"的一声把手掌放在桌面上，把我吓一跳。

　　"至于你提的第一个要求，我不会把你也要去的消息告诉你的通信人。

　　至于你的第二个要求，我将销毁你走之后寄来的所有信件，因为我和那个通信人都不想让你拥有信的原件。

　　"我耸耸肩。

　　"你是在没有父亲引导的情况下长大的，甚至连长者也没有--我本来很愿意担当起后者的责任，但一开始你就明确表示，你不想让我这样。

　　"他停了停，话似乎说完了。

　　我想告诉他，我真正的父亲早就给我写了好几年的信了。

　　他旋转着椅子，几乎面朝窗户。

　　"你可曾处在我的位置上想过？一个成年人为他的侄儿暗中跑腿。

　　我觉得自己像个送信的伙计，给老板送信，自己还不准看。

　　""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看。

　　"我说。

　　"想想看，每天早上我都要在诊室里翻弄邮件找信，找那个大小颜色对得上的信封，然后藏在抽屉里，傻乎乎地佩上那张红手帕，爬到楼上你父亲的诊室，把信放进抽屉里，坐在那把椅子里，等你到来，在外面把门，让你读那些宝贵的书信，然后把信烧掉。

　　"的确，我没有设身处地想过这些。

　　"你不得告诉任何人我为什么一开始就鼓起勇气向你提出这事。

　　作为你和那个通信人的中间人，我冒的风险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我注意到那些信件寄到后不久你身上发生的变化。

　　我无法欣赏那种对冒险的渴望，然而我相信，沉湎其中乃至把它作为主要职业是不负责任的。

　　不过，你毕竟是你父亲的儿子，我知道你会做你想做的事，不会考虑对他人有什么影响。

　　"我的脸羞愧得发烧。

　　他说对了。

　　"我想，你去纽约，不仅仅是去看那个通信人，而是有朝一日加入他的远征。

　　我还在想，他要是带上你就够蠢的了。

　　要是达夫妮知道你的打算，她再也不会有片刻的宁静。

　　你知不知道她想让你去学法律，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离开圣约翰斯了。

　　她已经在打听了。

　　"这事她一点都没告诉我。

　　她已经开始着手保护我免受自己的伤害了。

　　"你想没想过如何离开，如何不让达夫妮知道？"他问。

　　我摇摇头。

　　我没去想这些，没去想会对她有何影响。

　　"你知道，她是不会让你单独一人去纽约的。

　　她会试图说服你放弃，如果不行，她会坚持跟你同去。

　　只要可能，她绝不会让你离开她的视线。

　　"我去纽约见库克医生，达夫妮在我身边或随后就到，那怎么行？这会让他非常恼火，再也不会跟我继续来往了。

　　爱德华隔着桌子朝我俯过身来。

　　"对她，对你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干脆消失掉，"他说，几乎是耳语，"什么也不告诉她。

　　留张纸条，但不要告诉她你去了哪儿，为何离开。

　　"说到底，这样做是为他，不过他不会明说的。

　　"她最终会知道我去了哪儿。

　　"我说，"而且为什么离开。

　　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登在报上。

　　"我已经在构想了。

　　我的一幅照片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在纽约的报纸上。

　　"在这群探险者中，有一位名叫德夫林·斯特德，弗朗西斯·斯特德之子，他与库克医生共同……""到那时你更大了，可能更成熟了，达夫妮不会那么喜欢干涉了，你也不会那么依赖她了。

　　到那个时候，她也习惯了你不在她身边。

　　""可我就这样拔腿就走--""她会担忧的。

　　可要是知道你决定步你父亲后尘，那她更加担忧。

　　不要忘了你父亲那么一走所导致，所留下的东西。

　　她会很快习惯你的离去，比你想象的要快。

　　过去有段时间，没有你她不是过得很好？这种情况还会再来的。

　　一家三口有两口已经消失了，没了他们我们照样生活。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消失。

　　你要是走了，我兄弟一家全消失了，总有一天在她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毫无疑问，他是在想，或者希望我与库克医生的相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会终于忘掉自己的童年，按照移民的传统在美国另起炉灶，因为在那儿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我在纽芬兰的过去不曾有过。

　　他干脆说：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我兄弟一家"，他从没把我看做是他家的一员。

　　我仅仅是个客人，如今做客的时间到了。

　　他与库克医生的交易不久就会终止，那些书信不会再来，他的痛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会消除。

　　走吧，走吧，不要回来。

　　永远不要回来。

　　不要写信。

　　让我们忘掉你的存在。

　　我对他没有好感，但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对我的蔑视。

　　"我给你买张去纽约的二等舱船票。

　　"他说，"达夫妮用你父亲留下的钱开了个托管账户，我照上面的数目有多少就给你多少。

　　原因很清楚，我是不能从那账户上取钱的，不去问达夫妮，你也不能。

　　我会给你加到两百元。

　　你上路完全够了。

　　"这听起来像贿赂，简直像是犹大的钱，我真想拒绝不要。

　　可我没钱付路费。

　　如何去纽约一直是我盘算的问题。

　　"要是你想对达夫妮保密，不告诉她你的去处，你也得对所有人保密。

　　不能让人看见你上船，因为全圣约翰斯城的人都知道这船是去纽约的。

　　我会另做安排，回头再通知你。

　　"几天之后，我们又碰面了，他告诉我说已经为我安排了一条去哈利法克斯的帆船，在那儿我可以搭上一艘从英格兰开来的客船，因为这船不在圣约翰斯停靠，所以船上不会有人认识我。

　　我上帆船的地点不在码头，因为那儿肯定有人会看见，而在峡口的外面，在天黑之后，或在拂晓之前，那时不太可能会有人看见帆船临时改变航道。

　　"他们会抛锚停下，放一条划艇来接你。

　　"他说，"这是夏天，这个时候在外面呆几个小时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

　　""我的箱子怎么办？"我问。

　　"你不必带太多的东西，这个包就够了。

　　"他边说边递给我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经用过的医生提包，上面依旧有他名字的缩写，一个提手的一头下面是F，另一头是S。

　　"等你到纽约后，你可能得换个名字，看看那个给你写信的人怎么想。

　　"他说。

　　留张纸条。

　　给这个爱我，视我如子的女人就这么留张纸条？亲爱的达夫妮叔母:我的出走并不是因为您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我走了，但不是永久。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您。

　　走多久，我不知道。

　　如今，我知道自己的做法没有错。

　　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如果您能让自己相信这一点，您就不会过多地为我担心，不会怀疑我们是否还会相见。

　　"我把一切都留给达夫妮。

　　"我母亲曾经说过。

　　她知道她做不到的，您能做到。

　　您使我幸福，但愿我也能让你如此。

　　希望我们再相见时，我会更加值得您爱，您永远是值得我爱的。

　　爱您的　　德夫林　　我该不该这样对待她？我甚至在想，干脆只字不留或许会更好些。

　　不论我写什么，都不是她应得的。

　　当她读到这纸条时，会有何想法？尽管我已说明了，但她认为自己应受责备，认为我的出走是因为她问过我是不是想伤害自己，认为我之所以要走，是因为我要伤害自己，在她根本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伤害自己。

　　如果是前一种想法，她或许还有些正确。

　　如果是后一种想法，那她对我的信任比我想象的还要少。

　　我发誓，只要可能，无论如何我将以某种不会危及我与库克医生关系的方式让她放心。

　　我一只手拧着提灯，一只手提着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用过的提包，沿着陡峭的坡路朝海边走去。

　　往下走了10分钟后，路又成了上坡。

　　这路差不多是我母亲走过的路。

　　她在仲春时节走过这山路，当时地上或许还有残雪，路很难找到，不过，她走的也许不完全是同一条路径。

　　也没人知道她是不是一直等到天黑才下山去大海的。

　　我努力不去想她。

　　我怀疑这种离奇的巧合是不是爱德华有意安排的：母亲和儿子踏上同一条路"离走"。

　　也许真的没地方让帆船抛锚而又不被码头上的人看见。

　　就我所知没这地方。

　　"斯特德家那娃又跑了。

　　"第二天，这消息会传遍全城。

　　这一次是一去不返了。

　　留了张纸条，寥寥几个字向他可怜的叔母道别。

　　达夫妮会坚持叫人去寻找，去查寻，以为还能找到我。

　　爱德华会依着她，尽力帮她，然后在一无所获后安慰她。

　　我翻过第二个山头，看见离海岸300英尺远的那艘帆船上的灯。

　　我挥了挥提灯，帆船上的一盏灯也来回地晃了晃。

　　我走下山，看见在岩石嶙峋的岸边还有一盏灯，我想那是划艇上的灯。

　　这里没有沙滩，陆地在我右边突然沉了下去。

　　这路真不知怎么走。

　　当接近那盏灯时，我看见一条干涸的河床。

　　于是我沿着河床一直走到划艇的上方，那小船正在水上颠来荡去，靠一头锚和一个大个子稳在水面上，那人正用双手抓住一块岩石。

　　"还好没风浪。

　　"他说。

　　小船离我站的地方至少还有十英尺低。

　　"我怎么上来？"我问。

　　"把灯灭掉，然后跟包一起递给我。

　　接着你跳下来。

　　""包我拿着。

　　"我说。

　　包里除了我的个人物品外，还有我母亲的那张单人照和我保存的库克医生写给我的信，这些信被紧紧地裹成卷在床柱子里藏了很多年。

　　"随便你。

　　"他说。

　　我把提灯递给他，当他松开一只手接住时，船颠得更厉害了。

　　他把灯放在身后尽可能远的地方，另一只手没有松开岩石。

　　"好了。

　　"他说，"跳吧。

　　"我犹豫了，又一次想起了母亲。

　　人们在远离海滩的地方发现了她，就在这艘船现在的位置。

　　尽管现在是夏天，水也一定很冷。

　　头还没入水就会感到寒冷刺骨，冷气倒抽，大口喘气。

　　如果人们正好在发现她的地方又发现了我，这样的巧合既离奇又合适。

　　我感到一阵恐慌。

　　如果有人在15年前我母亲跳海自尽的那块岩石下找到我的尸体，谁还怀疑我不是死于自杀？我告诉自己，这样想很滑稽。

　　爱德华肯定不会这样做，他肯定还没绝望到要把我从他生活中除掉的程度。

　　我跳了。

　　当那人抓住我的时候，他尽量在颠簸的船上保持身体的平衡，手卡在我的腋下，感觉好像是手在捏紧，拇指差一点就和其他指头合拢了。

　　甚至在他把我举在半空的时候，我还在担心他会不会把我举过船帮，摁到水下。

　　他这样做轻而易举，而且不留痕迹。

　　他慢慢地把我放下，让我坐好，面朝着他。

　　他坐下，拉起船锚，把划桨架在桨架上。

　　只划了一下，船便升到了浪尖。

　　很快，小船飞快地滑行起来，仿佛正被一艘蒸汽船牵引着。

　　此时，借着提灯的光，我能看清他的面容了。

　　他头戴一顶破烂的冬帽，一簇簇赤色的粗发从破烂处露出来。

　　怎么想他也不可能是爱德华的同伙。

　　爱德华叔父。

　　达夫妮叔母。

　　也许，我把她孤独地留了下来，永久地留给了他。

　　"年轻人，从哪儿来？"轮到我时，他问道。他已经秃了顶，脸犹如甜菜一般红，冒着汗。他的穿着完美无缺，在这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分，毫无疑问已经醉意渐浓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13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每天，我站在曼哈顿隔江遥望布鲁克林，或应邀跨过布鲁克林大桥，此时，我是多么地珍爱这地方。

　　科学、商业、工程、运输、交通，各个领域的发明家们每天都在申请专利。

　　每一个居住在曼哈顿的人似乎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某项任务的大师，这任务事关重大，非他莫属。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往上"的趋势。

　　在曼哈顿已经找不到建新房子的空间了，于是人们拆掉老房子，改建更高的楼房，有些房子建了还不到10年就拆了。

　　去年，一幢20层的楼房落成了，报纸说不可能再建更高的大楼。

　　可如今人们又在建更高的楼房，建30层、40层，让最雄伟的大教堂看上去像教区小教堂。

　　街道上交通拥挤，于是，在这些街道上面又建起了新的"街道"，高架铁路把唯一能射进街道的那一点点阳光也挡住了。

　　江面上挤满了渡船，于是，江上得架起桥梁，桥上有桥。

　　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人好像是在峡谷的深处。

　　只是在曼哈顿这样的峡谷里，没有孤寂和宁静，只有弥尔顿　所描写的地狱的喧嚣。

　　高架铁路的修建，只考虑到了那些乘车的人。

　　在下面行走是绝对危险的，每次火车疾驰而过，每次火车拉闸刹车，都会向下面的行人倾泻大量的通红滚烫的煤渣、火花、煤块和令人窒息的煤灰。

　　有时，我去曼哈顿的北面，参加一些募捐活动。

　　在那儿你能看出不久前整个岛是什么样。

　　一堆堆尚未连成片的棚户区，住着从未见过曼哈顿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它存在的唯一证明是那些建筑发出的灯光，在夜晚映亮了南面的天空。

　　站在这片棚户区遥望南边那片光亮，站在这不断变窄变小的过去，遥望远处的现实和未来，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特别是我。

　　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看过曼哈顿的两面，一面在扩张，另一面则在萎缩，即将消失。

　　曼哈顿就像是个庞大的立体模型，展示了科技在过去百年发生的种种变化。

　　如果说棚户区的人们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存在，那么城市里的人们更不知道棚户区的存在。

　　城北以外究竟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住这儿的人被称作棚户人家，我没有给他们谈起日复一日往北步步逼近的伟大城市，不过他们已经听说过了。

　　我想，不久他们就能听到它雷鸣般的建筑声。

　　要是我告诉他们，就在几英里以外，房屋拔地而起，拆房和建房都一样地快，告诉他们速度就是一切，像是赶在敌人入侵之前修建要塞一样，这些棚户人家肯定会以为我在说疯话。

　　在建筑工地，工人们像蚂蚁一样拥挤。

　　他们没有吊带，也不系安全绳，像猫一样信步走在几百英尺高的铁架横梁上，庞大的幕墙被这些铁架支起，就像帐篷的帆布被支架撑起一样。

　　有一次，我站在这样的一栋高楼里，工程已完，里面没危险，街对面的另一栋楼还在建。

　　我离铁梁上的人很近，看得见他们脸上的表情。

　　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不相称，仿佛不是他们爬上了这个高度，而是大地从他们的脚下消失，他们正巧站在这些铁梁上。

　　这些横梁好像没有垂直的铁柱支撑，没有铁锚固定，而仅仅是悬在半空，不知能悬多久。

　　在纽约的这些建筑物上，假如现在干活的人全都从楼上掉下去，第二天这些建筑场地将依然如故。

　　如今能用的劳动力可真是太多了。

　　我听人说，曼哈顿的下东区是地球上居住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我读到，轮船每隔几小时便启航一班，犹如排成一路纵队的舰队，像一辆接一辆的火车每天从美国伸向欧洲，艘艘满载，尤其是统舱，里面装来的就是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建设自己所需要的众多原材料的一种。

　　客船则满载他们的行李。

　　报纸说，每天经过埃利斯岛　获准进入美国的移民有10000人以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永久地留在了曼哈顿。

　　如今，人口最多的群体不再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了，而是东欧的犹太人。

　　每天，3000个新的陌生人进入这座城市，他们不仅对曼哈顿感到陌生，而且对美国、对英语、对除自己同胞的习俗和传统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感到陌生。

　　3000人。

　　要是没有看见他们迷茫、无语地浪迹街头，这似乎难以置信。

　　他们推着装有自己全部家当的箱柜和大车，其他家当早已被永远地抛弃在了不会再见的家乡。

　　在哈得逊码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走下轮渡，便再也不会离开曼哈顿岛，甚至不会坐船过江，或坐上最原始的马拉车跨过雄伟的布鲁克林拱桥。

　　就只这么一次，他们看看曼哈顿岛，看看它差不多完整的全貌。

　　当他们挤在围栏边观看我们这位绿铜色的，高举火炬的伟大女神时，当他们望着那些在亲戚的来信中读到过的高楼大厦时，我怀疑这些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亲戚比他们早来，为了让旧世界的人前来而在信中大加渲染，因为曼哈顿的这些新世界的人孤独、思乡。

　　可是，德夫林，一旦看见了它，你就不可能离它而去，似乎它根本不存在。

　　那些新来者从远处看到了它，看到远处用石头垒起的带状的曼哈顿--被关在船上两周之后，这景象雄伟、恢宏、令人欣喜，没有那种压抑得受不了的感觉，即使有，他们也乐在其中，因为这些人所希求的就是那种受不了的感觉。

　　对于自己做出的而且是没法不做的这个决定，他们深信是正确的。

　　对他们来说，这个城市看上去似乎永远是这幅景象。

　　于是，他们走了进去，很快便忘了局限他们生活范围的那些小树林实际上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一天他们站在远处瞥见的那一大片绿茵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既使我感到振奋，又使我感到恐惧。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恐惧，并不是因为这飞速的成长所蕴涵的重大意义仍然很难解读，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跟不上这速度，有可能被甩下。

　　我没有屈服于这恐惧，继续与之抗争，当然这样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这样说或许你会吃惊，因为我似乎巴不得彻底地抛开文明一走了之。

　　但看到了这一切，你就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落伍，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被人抛弃。

　　这好像正是鼓舞每一个人追求的动力--不仅是那些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还有那些付钱让他们干活，付钱给建筑师和工程师的人们。

　　没人愿意落伍，可至于前方的目标是什么，几乎也没人想过。

　　报纸上用"新开端"的振奋来解释人们在这里感受到的夜以继日的狂热。

　　但我却觉得，这一切与其说像新的开端，倒不如说是最后的机会。

　　什么机会？谁知道。

　　那就是我从人们的眼睛里所看到的。

　　我觉得如果这种狂热再加一码，这场争先恐后的竞赛就会变成一场争先恐后的撤离，这场追求就会变成一场大逃亡。

　　除了概念不清的"进步"外，我们所追求的，或者有朝一日惊恐逃窜避之不及的会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但即使对此毫无头绪，我依然很难抗拒它的吸引。

　　我自己也身陷于一场竞赛之中，它的真正目标有时候好像也和那些房屋建造者的目标一样令人费解，无法确定。

　　探险者用崇高的语言表达迅速抵达南北极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非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

　　我觉得自己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位如此辛劳的人。

　　当望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城市建造者时，我看到的没有自己，而是那些像皮尔里这样的人。

　　每个人都以为前方一定有目标，否则大家干吗要跑呢？于是，他也跑了起来。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身旁的那个人知道往哪儿跑，因此必须跟上他。

　　每个人都这样想：我不能、不得、不会落伍的。

　　你的　　F．A．库克医生　　1900年5月11日　　船从哈利法克斯驶出后，我把库克医生的这封信读了好几遍。

　　这是我接到的最后一封信，是6月寄到的，它使我坚信，自己长久考虑的离家出走的计划不能一推再推了。

　　我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前往美国的移民，而是这新世界土生土长的人，我和库克医生无非是出生地不同而已。

　　我心想，要是我看见他描写的那奇特景象，那些从东欧和南欧涌来的移民，我也会产生他那种感觉。

　　但当我从二等舱舷窗往外看，第一次看到那片毫无特征的北美大陆时，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们在海上过了两夜。

　　前方难道是大陆吗？直到注视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大陆。

　　一开始，我把它当成一座小岛，地平线上模模糊糊的一个裂口，时有时无，只有当我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它才再次出现。

　　不一会儿，它好像又变成了几座岛屿，然后这些岛屿又连成一座更大的海岛。

　　这景象像这样持续了好长一阵，小岛渐渐成形，然后相互连接，最后似乎成了一条横挡在我们面前的高低起伏的屏障，我们得驾驶着船穿过这屏障才能抵达大陆。

　　虽然在我记忆中，地图上没有与之相符的标示，但我依然没想到这片隆起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就是自己的目的地。

　　我觉得，要走近那个这些年来一直觉得是非常遥远的地方，自己在海上的时间还不够长。

　　这些"岛屿"形成了两大片陆地，中间有条狭窄的水道，我不敢相信就连这条最后的通道会不会被不断膨胀的陆地所关闭，不敢相信自己正望着的这片似乎刚从海底崛起的土地就是北美大陆。

　　我似乎在岛上住得太久，太孤陋寡闻了，习惯于海岛变形的幻象，直到这种幻觉过于低俗，不得不放弃为止。

　　在此次航行之前，我从未远离过纽芬兰，发现它是个岛屿，从未真正想过它就是个岛屿，从未真正相信过假如沿着海岸走，你就会回到当初的出发地。

　　驶离哈利法克斯之后，从陆地多久以后才消失的，我就知道现在我们离陆地还有多少小时的航程。

　　我们没有直接驶向大陆，而是往西南航行，右边是陆地，左边是辽阔无垠的大海，可惜我看不见。

　　我告诉自己，只要我盯住它看，这片毫无特征的"大陆"就不会改变形状、线条和颜色。

　　虽然十分激动，但我依然躺在铺位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半梦半醒，过去几天的记忆在头脑里随意流过。

　　我回想起在哈利法克斯最后那次奇怪的记忆：搬运工用推车把乘客的行李箱推上甲板，而我却只提了个医用提包。

　　我梦见那艘英国轮船船体上写的字母，尽管我知道它们拼起来是什么英语单词，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辨认不出来。

　　我从没看见也没听见坐在统舱里的那些旅客，不过我知道，他们就在我的舱位的下面。

　　有个乘务员的英国口音让我肃然起敬，我试图掩盖这感觉，但没用。

　　他教我怎样关上舷窗盖子，使船舱保持黑暗，好让我一直睡到平常起床的时候。

　　接着，他彬彬有礼地等着小费，可直到他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

　　我再次把他叫来，把他已经告诉我去餐厅怎么走的问题又问了一遍，等他答完，我飞快地朝他扔去一块硬币，他接住钱，身体畏缩了一下，好像以为我想砸他。

　　我在餐厅里转悠，想找个空位，一对老者邀我坐在他们旁边，可我拒绝了，嘴里咕噜着，像是在说"我的朋友在别的什么地方"。

　　有天半夜，我起了床，觉得有人在敲我的舱门。

　　可站在黑暗中，除了轮船单调的嗡嗡声以外，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试图用电话联系库克医生。

　　以前我从未用过电话。

　　我一遍遍地对着话筒说话，可就是没回音。

　　我又一次醒来。

　　船上声音嘈杂，好像人们正在慌忙撤离。

　　头顶上和外面走廊上，传来奔跑的脚步声和孩子的呼叫声。

　　在脚下，我第一次听到从统舱传来的声音，像是被捂住的，听起来像惊吓甚至恐慌的叫声。

　　我从舷窗斜着看出去，瞥见我以为的曼哈顿，但后来才知道那是斯塔滕岛。

　　我离开自己的船舱，加入到人流当中，朝二等舱的甲板走去。

　　来到甲板，海风吹拂着我的脸，此时我才意识到空气是多么的热。

　　船舱内依然保留着大西洋凉爽的空气，可甲板上却又热又闷。

　　我走到舷栏边，所有人都站在那儿，凝望着那尊自由女神的雕像，巍然如同伟大的预言者，全世界的人都见过她的照片，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下面统舱里，由各种语言汇集而成的旅客的喧嚣声沉静了下来。

　　船从雕像的旁边驶过，仍有一些旅客回头凝望，但大多数人期待着曼哈顿更令人惊叹的壮美。

　　我见过这个角度拍摄的曼哈顿的图片，巴特雷的城墙像雾中的幻象一样若隐若现，仿佛在它们背后的土地上，还有更多更大的奇景。

　　但那些图片依旧让我对眼前的这景象措手不及。

　　站在这儿，在得知这座城市一幢幢大楼的名称之前，在行走于楼与楼之间的街道之前，在通过亲身体验而非从书本上得知这片带状的石头建筑实际上仅是眼睛的错觉之前，在得知这艘轮船将驶往哪个码头停靠之前，在得知码头只有号码没有名称之前，我必须努力记住它的全貌，记住它给我留下的印象。

　　还有好多我无法称呼、没有看见的东西，我只是把所有这一切都统称为"曼哈顿"。

　　这城市看起来不像是由许多建筑构成，而像是一个整体，从单独的一块巨石上耸立而出的座座高楼。

　　我忍不住想寻找它的核心，与所有其他建筑相连接的核心结构。

　　最奇怪的是，我从库克医生的信中所得知的这座不断成长，不停变化的城市看起来却非常陈旧，那些楼房像我在书刊中看到的哈得逊河边的岩石一样古老、久远。

　　想想可笑，这就是我对那个"异乡"的初次感受。

　　我回想起当初站在信号山山顶上所看到的情景，一排巨大的冰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昂起头来，像一座城市从平坦空旷的平原上拔地而起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人工建造的庞然大物。

　　据我所知，船上再没有第二个纽芬兰人了。

　　我想，在这条船上所有人当中，包括儿童，也许只有我是从未出过远门的人。

　　即使是那些在偏远山村过了大半辈子的旅客，在这次即将结束的旅程中，也曾经见过欧洲的一些旧城，见过它们伟大的城堡、宫殿、桥梁和大教堂，或者见过更加古老的城市的废墟，巨型神殿的柱头。

　　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座他们为之张口结舌的城市实际上起源于他们抛在身后的那些城市。

　　可我现在意识到，自己既不属于旧世界，也不属于新世界，而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偏远，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儿的人类生活与别处的人类生活迥然不同，这个概念需要反复地查阅古籍和地图才能消除。

　　这座城市从根本上讲是这些新来者的，不是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而且我禁不住怀疑今后会不会是。

　　我仿佛跻身于历史，他们的历史当中，加入了他们抛弃过去，重新开始的一个新历程。

　　我跳上了他们那艘正在航行的船，是个偷渡者，比统舱里的那部分人更无根基，他们孤身一人飘洋过海，没有家人或朋友陪伴。

　　然而我告诉自己，这些都会改变的，因为这就是我眼前这些信件中所描写的世界，这就是库克医生的世界，是我人生起步的地方。

　　顷刻间，所有其他的东西--我的过去、我的母亲、弗朗西斯·斯特德、达夫妮叔母、爱德华叔父、我住过的房子、圣约翰斯城--仿佛全都成了一场梦中的些许残余，正在快速淡出。

　　但接着，这种感觉被另一种相反的感觉所取代，眼前的这个新世界似乎不那么真实，变得遥远了。

　　我刚想要接触它，或者准备走近它，便感到了这一点，这城市会从我眼前撤退，就像我们在梦中追逐的所有东西一样。

　　我嫉妒那些移民，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来这儿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对他们来说，疑虑、三思、乡愁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必沉醉其中，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

　　对于他们，从第一眼见到这个新世界起，旧世界肯定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再也看不见它和他们留在那儿的亲人了。

　　这很残酷，却非常简单，有一种我所渴望的专断。

　　可比起他们，我的家却离得很近，至少从距离上讲，我无法选择一个世界而摆脱另一个世界。

　　我想不出一个能一锤定音，摆脱一切犹豫和怀疑的办法。

　　我曾以为自己能像库克医生那样，带着同样奇怪的同情和高傲俯视与我同行的这些移民。

　　可我大错特错了。

　　突然，我觉得这好像是个错觉，我真的曾经收到过库克医生的信吗？我真的是他儿子吗？这个库克医生就在这个城市的河对面长大，他伴随着它的成长而成长，常常勇敢地走进它，有时候他说起话来好像对它早已习以为常，好像他的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唯有极地探险才能使其充满生气--凭什么说这个库克医生觉得非得要把我找到，要寻求我的帮助，要乞求我跟他一起生活？我心中充满了一种令人难受的疑虑。

　　我是他儿子，万一这说法是个虚构，是服务于他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在纽约停靠的时间并不长，可之后他便稀里糊涂地死了。

　　很难说一个在这儿度过一生的人会不受到影响。

　　我走到船的另一边，那儿只有几个人，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的轮廓他们一定是看过好多次了，他们斜倚在舷栏上，神情茫然地注视着对面的布鲁克林，谈话时流露出讥讽的表情，当激动的欢呼从船的另一侧响起时，他们不时地相互笑笑。

　　布鲁克林也有自己令人难忘的景象。

　　假如河对面与之媲美的不是曼哈顿的街区，而是美国的其他城市，那让旅客瞠目结舌的肯定是布鲁克林。

　　沿岸，纵帆船的桅杆林立，看上去犹如一片树枝和树皮全被剥光了的树林，树林的背后是一排排随意排列的仓房，像两辆迎面会车的火车车厢。

　　工厂向四面八方无限伸展，在它们变细了的烟囱之上，在那片仓房之上，在那块我已经看出是曼哈顿岛上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城市，好像被分割成了一格格的教区，一座尖塔就表明那是布鲁克林的一部分。

　　教堂的尖塔比比皆是，耸立在房屋、树林和建筑物之上，与河对面的相比，这些建筑物很矮，不过远比我在此之前所见过的要大得多。

　　驶过总督岛，我能看见布鲁克林大桥。

　　因为这两座城市应有的烟雾，大桥仿佛悬在半空，没有支撑。

　　库克医生住在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拐角处，在一个名叫布希威克的街区。

　　可那地方在布鲁克林桥塔的哪个方向，哪个位置，离桥塔有多远，我不知道。

　　我咒骂自己的土气和内向，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整个旅程中，这癖性使我窝在自己的舱位里，好像是不屑或者是不敢与非纽芬兰人或其他陌生人交往。

　　我说不清那到底是因为孤傲，还是害羞。

　　不过，我发誓，自己到纽约来不是为了成天碌碌无为，于是，我回到舱位，去拿自己的东西。

　　我收拾好那个印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姓名起首字母，装着库克医生书信的医用提包。

　　我想这些信虽然是他写的，我抄的，但可以作为我与他见面的介绍信。

　　在准备行李时，我曾打算把所有的信缩减成六七卷，可结果是不可能，首先是因为信的页数简直是太多了，其次是因为有些信我很多年都没看过了，很多年都没展开过了，我不敢把它们打开，害怕信纸破烂。

　　因此，当我走上甲板时，我的提包里装有三打卷起的信件，有的用线系着，有的用丝带捆着，像是文凭。

　　为了不让其他东西压坏这些信卷，我把它们放在提包的最上层，因此看上去好像包里装的全是这些信卷。

　　我想，要是有人往包里看，这些东西看上去一定很奇怪，很像什么奇怪的禁运品，明文禁止旅客带上船的什么物品。

　　但我没有理由认为有人会往包里看。

　　那艘把我从圣约翰斯送到哈利法克斯的纵帆船上的人告诉过我，坐一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只要外表没病，只须粗粗检查一下就可以上岸。

　　船的右舷靠上凸出海岸300英尺远的码头。

　　在得知离下船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后，我沿着舷栏一直走到一团铁丝网状的障碍物前。

　　此时，我站在左舷，这里正发生的场面似乎对右舷的人或岸上的人没有任何吸引力。

　　透过障碍，我看见统舱的旅客正踩着几根跳板朝印着"埃利斯岛"字样的轮渡走去。

　　有些旅客像是以为不准他们进入美国，他们又哭又闹，奋力挣扎，被毫不留情的官员拖下船去，我想，这些官员已经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了。

　　我知道，在埃利斯岛上，要是你有情绪不稳的迹象，你就会遭到拒绝不得进入美国，你的肩上或背上就会被人用粉笔胡乱地涂上一个"X"。

　　我母亲要是坐统舱来美国，或许会遭到拒绝。

　　"外表没病"。

　　精神有病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我担心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看来，对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来说，我会不会"外显"出许多人都坚信的那种留在骨子里的疾病。

　　我不觉得自己有毛病，可同样，对那些认识她的人来说，我母亲似乎也没显示出她有什么毛病。

　　一个坐统舱的人，胸前捧着一包信卷，我想象得到他被立刻驱逐的情景，尤其是某个官员不厌其烦地读了那些信之后。

　　我想不出任何能解救自己的理由，更不能说那个远非简单的事实了。

　　最不能说的也是那个事实。

　　纵帆船上的那个红头发曾告诉过我，如果问起，我应当说自己的行李已提前用行李箱托运走了。

　　"不要告诉他们你只有这个小提包。

　　"他说。

　　突然，我感到害怕，害怕被发现，一种对自己此次使命的古怪感觉油然而生。

　　顷刻间，我站在别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要是他们不仅知道我提包里装的什么，而且还知道我此次旅行的目的，他们会怎么看我？必须说明的是，那一刻，我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奇特、古怪的年轻人。

　　我回到右舷。

　　乘务员叫我们在离舷梯10英尺远的地方排成队。

　　我排在很后面，看不见队伍的起首，不过我能听见在每个人下船之前，有个男的在飞快地说着什么，像是在向这些人表示某种正式的欢迎。

　　全城的人好像倾巢而出，跑来迎接这艘船。

　　在人群的前面有一些警察，如果他们的举动有丝毫的协调一致，我或许会认为他们围起的是一条警戒线。

　　可在人群的前头，他们好像胡乱地分散开来，这儿站三两个，然后几百英尺以内却没有布岗。

　　有些警察背对着船，可只是为了便于跟前面的人交谈，其他警察背对着人群，手插在裤袋里，对为何把他们安排在那儿站岗的问题，努力装出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

　　偶尔，浑身肮脏的小男孩从由大人筑起的人墙前排中蹦出来，径直朝那些双脚刚刚踏上陆地的旅客冲去，抓起他们提包和箱子的把手，仿佛要偷他们的东西。

　　显然，警察也给逗乐了。

　　有些旅客毫无反抗地松开手，让那些面容凶蛮的男孩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中，自己跟在他们身后，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另一些旅客则紧紧地攥住自己的箱子，那些男孩经过一阵短暂、滑稽的抢夺之后，只得放弃努力，跑回到人群当中。

　　我看见在拥挤的人群后面排着一长串运载东西的车和马匹，此时我才意识到那些男孩是自己找活儿的搬运工。

　　我看见他们爬上各式各样的马车，站在车夫跟前，朝那些被迫成为他们顾客的人招手，高举起这些人的行李，以便让他们知道要坐的是哪辆车。

　　马车夫戴着高高的黑帽子，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睡着了似的。

　　等旅客和行李上了马车，男孩从车夫那儿得到报酬，然后又朝轮船跑去。

　　有个男子是这样把自己的包递给一个跑得疲惫不堪的男孩的，他把包拎起，离自己的身体有一英尺远，好让男孩从后面上前双手更容易抓住包。

　　我似乎听到人群中有几声赞许，既是为那男子，又是为那男孩，因为这行李交接得如此顺手，好像他们相互之间已经训练了好几年。

　　这也许是这座码头所独有的惯规，或者是全美所有港口普遍的现象，警察既不禁止，也不鼓励，只是冷漠地观望。

　　不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肯定会干预的，否则他们在这儿干吗？如果哪个旅客的箱包不是由身穿制服的搬运工在搬运，那他就得面对那些扑上前来的小男孩，自己捍卫自己了。

　　大家似乎以为，不管怎么说，人，甚至包括新来者，总是能自己想出办法的，不需要官员的介入。

　　要不是自己马上就要走进这场箱包的拉扯之中，否则我很愿意欣赏这有趣的混乱场面。

　　我心想，除了双手把提包紧抱在胸前，我别无选择，然而就像我构想的那个可怜的移民，那样做又不可能通过检查。

　　我得用一只手提着包，经过队伍前头的那个人，我听前面有人说，他是个医生，可他连装样子的听诊器也没带。

　　"年轻人，从哪儿来？"轮到我时，他问道。他已经秃了顶，脸犹如甜菜一般红，冒着汗。他的穿着完美无缺，在这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分，毫无疑问已经醉意渐浓了。

　　"纽芬兰的圣约翰斯。

　　"我回答，可他早已把目光移到我身后的那个人身上了，似乎能说英语就足以证明我没带任何的传染病。

　　我双手高举着提包走下舷梯。

　　刚一着地，一个男孩朝我冲来，好像要把我撞倒，我一转身躲开了他，可由于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我没看见另一个男孩从旁边冲过来，一个跳跃从半空下来双手抓住了我的提包把手。

　　当他双脚着地时，他几乎是在猛夺提包。

　　我把包抓得更紧。

　　"我自己会拿。

　　"我说。

　　那个男孩好像没听见，或者没听懂我说的话，眼睛盯着的不是我，而是提包，脸因为用力而扯歪了，腮帮鼓起，眼睛眯缝着快要闭上了。

　　我简直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力气。

　　我俩旗鼓相当，拉扯着提包开始转圈，像是在玩什么游戏一样四只脚在鹅卵石上拖曳。

　　"你会把提包扯坏的。

　　"我说道，可他紧盯着的就只是提包。

　　我朝警察望去，希望他们插手，又害怕他们插手，担心要是包被扯开，里面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信卷倒出来该怎么办？最后，我担心再这样拉扯下去，警察可能会干预，于是只好作罢，松了手，由于松得太突然，那个男孩往后一仰，失去了平衡，后背在鹅卵石上磨擦着，可双手仍高举着提包。

　　他转过身，站起来，身体还在往后滑。

　　他穿过人群，朝马车跑去，全速在跑，因为那提包几乎没有重量。

　　我跟在他身后，努力盯紧人群中的他，害怕盯错了人，再也看不见那些信卷了。

　　我撞上了无数的人，庆幸自己听了纵帆船上那个红头发的话，把钱从钱包转移到了我的裤袋里。

　　他说，偷裤袋里的钱更难。

　　他还明确地告诉我，在纽约，到处都有小偷。

　　"200元现钱！"他边说边摇头，看着我把钱从钱包里拿出来揣进裤袋。

　　以前我见过美元，但手里从没拿过。

　　"两个口袋都放点。

　　"他说，"一旦安顿好，就把钱存进银行，否则很快就没了。

　　"我看见那个男孩跳上一辆马车。

　　就在他伸手去拿车夫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的那块硬币时，我赶紧一把从他那儿抢过提包。

　　那个车夫体壮如牛，戴了顶很不合适的圆顶硬礼帽，蓄着四四方方的小胡子，他一把捏住硬币，眼睛看着我。

　　"先生，想坐车吗？"他用我觉得像是爱尔兰人的口音问道。

　　我看了看那个男孩，他的眼睛像是粘在了车夫的拳头上，里面捏着他挣来的但可能得不到的硬币，在我看来，他的眼神跟我俩抢包时的一样呆滞。

　　提包不重，我原打算走路，可我不知道往哪儿，于是，我还是说："好吧。

　　"车夫扔下了那块硬币。

　　钱刚一落进手掌，那男孩拔腿便走。

　　他飞跑着回到人群当中，朝轮船奔去。

　　我叫车夫带我去相对比较便宜的旅店。

　　那天晚上，在溽热的房间里，我躺在毯子上面。

　　两扇窗户我都打开了，但依然无法入睡，即使在这个时分，噪音也毫无减弱的迹象。

　　我心想，这城市离江河、大海这么近，为什么一丝风也没有？像沙漠里干渴的人渴望水一样，我渴望来一阵微风。

　　窗帘纹丝不动。

　　在圣约翰斯的室内也不会像此时曼哈顿的室外这般热。

　　我闭上眼睛，回想起抢我提包的那个男孩的脸，我怀疑以后会不会再见到他，不过我敢肯定，即使一年之后在街上碰见他，我也会认出他的。

　　他或许是跟这城市一同长大的，曼哈顿的一个产物，我跟他完全不一样。

　　我怀疑他究竟会不会讲英语。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似乎深信这就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可我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模糊的、茫然的失望。

　　我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我猜想，大概是第一眼看见这座曾孕育过我的城市时所产生的一种激动的感觉，或许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到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

　　从前，当我看着曼哈顿的图片或明信片时，我经常这样想，我是在看一个孕育自己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曾经想过，当我亲眼看见真正的曼哈顿时，我的感受肯定比看见它的照片时强烈1000倍。

　　可在船上，在坐着马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知这是为什么。

　　我的脑子里只是在想，当弗朗西斯·斯特德再也不肯回家，再也不愿一看见我就想起自己不是我父亲时，他选择了逃避，这就是他跑来生活的城市。

　　这里不是布鲁克林，不是我真正的父亲在远征的间隙生活的地方。

　　然而，即使看见了布鲁克林，我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激动过。

　　不知道库克医生每次在河对面遥望曼哈顿时是否想起过我，是否想起那天他坐渡船过河，在酒会上遇见了我母亲？站在布鲁克林，望着太阳沉入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之后，他也许想过许多崇高、远大的事，在所有那些思想中，是否有过"那儿，就在河对面，是孕育我儿子生命的地方"？每次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时，他是否想过那一天？我想起了达夫妮叔母，立刻意识到是一种负罪感抑制了我理应感到的兴奋，我感到有罪，因为我抛弃她比弗朗西斯·斯特德抛弃我和我母亲还要突然。

　　算上我出发的那天晚上，这是我离家出走的第四个夜晚。

　　我怀疑自从在我的床中央发现我留给她的那张便条之后，她有没有安睡过片刻？在度过了快14年的时间之后，她又一次跟爱德华叔父一起，孤寂地守着那幢房子。

　　"要是只有我们俩，那会是啥样？"她曾开着玩笑说，然后给我念了句诗："他们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他却在槽边反刍得津津有味。

　　"这下是她"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了。

　　我猜想，除了对我，她从没大声地念过这诗。

　　如今，我人在曼哈顿，可满脑子想的却是纽芬兰。

　　第二天一早，我暗自决定当天就去面见库克医生。

　　入住时旅馆侍者曾告诉我，可以坐高架火车过布鲁克林大桥。

　　我起了床，朝浴室走去，突然看见离门边几英寸的地上有个信封。

　　我以为是旅店的什么通知。

　　我捡起信。

　　信口是封住的，上面什么也没写，连我的名字也没写。

　　我打开信封，抽出一张折叠好的信纸。

　　即使没有展开信纸，没有看到笔迹，我还是知道库克医生不知用什么办法已经发现我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欢迎来纽约。

　　知道你要来已经有些时候了。

　　我刚结婚的妻子玛丽将整天不在家。

　　我已经想了各种借口和差事把仆人全打发走，但愿他们整个下午都不回来。

　　如果你2∶30到我家，在玛丽回来之前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单独在一起。

　　见面时我会解释这一切的。

　　我已经想好了安排，相信会有用。

　　信末没有致意，也无签名。

　　爱德华竟然食言了，把我来纽约的事告诉了库克医生。

　　库克，或者替他办事的人，在轮船到达时就已经等在那儿了，然后跟踪我到了旅店。

　　这封信搁在那儿有多久了？整个晚上？在我躺在毯子上热得无法入睡时从门缝下无声无息地塞进来的？抑或是太阳升起后的什么时候？我感到受骗了，同时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被骗去了自己精心预谋的让他大吃一惊的机会，就像他进入我的生活当中一样，从天而降进入他的生活。

　　我如释重负，因为至今我还没能想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让他吃惊的办法。

　　我害怕自己安排的见面过于笨拙，以至于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好，或者使他过于惊愕，讨厌以后再见到我。

　　安娜·福布斯死了还不到两年。

　　在信中他没有提到自己再次结婚的事，从没提过玛丽的名字。

　　不知为什么。

　　"我已经想好了安排，相信会有用。

　　"又是他谋划的什么安排。

　　这一次会是什么呢？写更多的信？只是如今允许我回信？我来纽约可不是单单为了给他写信！2点30分。

　　现在是8点。

　　照旅馆侍者所说，从这儿到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只要90分钟，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还用不了那么久。

　　假如我提前露面，在那些仆人仍然在家之前出现，我依旧会让他吃惊的。

　　不过，他也许不在家，或者在他的诊室，只有那些预约过的人才能见到他，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

　　我完全可以不理睬他的便条，而是给他另外送一封信，叫他在别的什么地方见我。

　　但既然他这么不嫌麻烦在我联系他之前抢先联系我，我怀疑他肯不肯让步，按照我的安排行事。

　　如果我给他写信，或许我再也等不到他的下一封信了。

　　我离开旅店，去街对面一家便宜饭馆吃早饭。

　　在我餐桌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宣传"即将竣工的地铁"，眼下正在挖掘地铁的河底隧道。

　　海报上画的是地铁车厢里面的景象，看上去像装饰精美的坟墓，车站像矿井下的水平坑道。

　　我一边吃，一边读着早报，上面全是些预言、发明和有关发明创造的传闻。

　　"无马车"即将问世，由马拖拉的车辆即将过时。

　　曼哈顿所有街道都将与大桥相连，渡船拥挤的东河将留给游艇，这一天即将到来。

　　每天都有专利注册，有项专利是关于中央制冷的装置，可以像散热片抵御寒冷冬季那样对付夏日的炎热。

　　我衷心希望这装置能成功。

　　地铁将使所有的地表交通变得多余。

　　不久，通往布鲁克林的地铁也会开工。

　　火车会在河床底下深挖出来的隧道里奔驰，一滴河水也不会漏进隧道。

　　从饭店到高架火车车站，我看见几百条招工的广告。

　　大多数广告这样写道："只要你读了这广告，这份工作非你莫属。

　　"如果需要，我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

　　我爬上一条盖着屋顶，层层盘旋的楼梯，每隔五六级台阶就有个平台，气喘吁吁的老年人站在上面喘气。

　　车站里有间候车室，但空空如也，人们都走到外面有顶的站台上，等着火车驶来。

　　火车在楼宇之间蜿蜒前行，我在座位上无论怎么往下蜷缩都看不见这些楼宇的屋顶。

　　高架火车，这名称似乎名不副实，因为它高出地面最多不过40英尺。

　　在高架火车上，我能看见布鲁克林大桥，15分钟过后就能到达。

　　大桥上，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好像桥两头这对城市正在相互交换人口。

　　火车开始上升，很快，大桥的第一组钢缆斜立在车窗之外，不过我们的脚下依旧是大地，从这个角度看，远处的河流被桥柱和网状的钢缆遮挡着，几乎看不见。

　　我的膝盖上放着那个提包，里面除了我母亲的那张照片和库克医生的信件以及这天早上我发现的那封信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把自己唯一的几样东西从提包里拿出来了，留在房间里。

　　我没敢把信件留下，因为想不出绝对安全的藏信的地方，我只得亲自照管。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这一次的使命非常奇怪。

　　一时间，好像从一个无所不见的视角，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刚从纽芬兰来的年轻人，在离开曼哈顿前往布鲁克林的路上，正坐在高架火车上跨过布鲁克林大桥，腿上支着一个皮革提包，里面装着一个名叫库克医生并且自称是他父亲的人的信卷--这些信不是库克医生的手迹，而是这些信件的接收人，即这个年轻人自己誊写的，仿佛他是疯子，仿佛整个事情都是虚构出来的，事情的高潮马上到来，与其说即将有所结果，倒不如说即将无果而终。

　　我庆幸自己拥有那幅照片和那些书信，因为这样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面对库克医生了。

　　这些东西类似于某种介绍信。

　　它们成了库克医生的一部分自传，写给我的自传。

　　我想象着拉开提包，朝他递过去，这样他能看见里面那堆成卷的书信，还有我母亲的照片。

　　他也许没有母亲的照片。

　　经历了这么些岁月，他如何能真真切切地回忆起她的面容？我会把照片拿出来给他看，递给他，告诉他可以把它留下。

　　自从我离开圣约翰斯之后，我把这场面想了许多遍。

　　与他相见的时候，除了我母亲的照片，我还能给他别的什么更加合适的礼物？交通层层叠叠，横跨江河，把布鲁克林市区和曼哈顿市区连接起来。

　　我知道，我们正在一条木制的人行道下行驶，但坐在车上看不见，在我们脚下还有缆车和有轨电车，在它们之下或旁边还有马拉的车辆和汽车，汽车的轰鸣把那些与它们赛跑的马匹惊得神经紧张。

　　再往下，汽船、渡船、被拖轮拉着的驳船、昂贵的单桅帆船和更小的船只驶过江面。

　　水下，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河床之下，有朝一日将有地铁穿过。

　　2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库克医生曾坐渡船跨过那片水域去了曼哈顿。

　　因为那一次，因为在他年轻时曾千百次去曼哈顿中的那一次，如今我朝着相反的方向，沿着大桥跨过江河，去布鲁克林最终与他见面。

　　我努力设想那天他出发去曼哈顿的情景：冬季刚过不久，一个男孩坐上渡船，衣衫过于单薄，牙齿打颤，浑身发抖，为了保暖缩成一团；从太阳升起，这个男孩就跟自己的兄弟一起在布鲁克林干活，等其他人都收工了，他的工作仍然没干完。

　　有人雇他去曼哈顿的一个酒会"帮忙"，帮什么忙，他一无所知。

　　他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地址，得从码头出发自己走路去寻找。

　　他向母亲编了个理由，因为她不许他用这种方式挣钱，也不许他以任何理由独自去曼哈顿。

　　渡船驶进尚未竣工的大桥的阴影中，这时他抬头张望。

　　因为太阳的那个角度，桥的阴影要比桥本身还要高大，而且在阴影中空气更冷。

　　男孩看了看那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大了一倍，然后又仰望着那座桥。

　　他母亲很担心这座桥完工，她说那将是他们所熟知的布鲁克林的末日。

　　在他出生之前，人们就在建这座桥了。

　　在他的世界中，那座"桥"始终在建。

　　好像桥就是属于那种总是没完全建好的东西。

　　不过，在他看来，这座桥已经建完了。

　　墩距的最后一段即将安装到位。

　　用钢丝和铁丝编成麻花状的缆索比一个人的腰还粗，紧紧地绷在桥塔和头顶上的桥柱之间。

　　在男孩匆匆的一瞥中，包括了大桥的一段，20年后的现在，他的儿子将从那儿俯视桥下的河水。

　　可那个男孩没有察觉任何的先兆，既没有察觉20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也没察觉两个小时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他们刚靠上码头，桥上一串串的弧光灯突然全亮了。

　　那些灯不像烧煤气或煤油的灯，没有火焰，从不闪烁，发出的光很不自然。

　　几个月来，这些灯一亮起，两岸的人们就知道这一天快完了。

　　天黑很久以后它们依然亮着，因为人们在赶着修建这座桥。

　　等他半夜返回布鲁克林时，这些灯依旧亮着。

　　此时，有营业执照的渡船已经停开了，不过他可以花三倍多的船费去坐一个男子开的夜船过河。

　　这拖轮何时停靠、何时出发，没有固定时间。

　　当被困岸上的人累计到一定人数，船老板觉得跑一趟划算时，他就开始收钱，然后驶往对岸。

　　在这期间，男孩在甲板上等着，呆望着河下游桥上依然发亮的弧光灯，身子瑟瑟发抖，脑子里除了惊叹一无所有。

　　我把自己从这幻想中唤醒。

　　大桥缆索在所有的东西上都投下了一格格的阴影。

　　时值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直射下来，旅客们都闭上眼，像是在祈祷，同时挥舞着扇子．在桥的最高处，我唯一看得见的只有水面反射上来的令人目眩的光辉。

　　接着，桥塔出现了。

　　我记得库克医生曾经写到他似乎觉得这巨大的拱门就是一尊雕塑，在即将竣工时有人偶然发现它自身还能作为一座桥梁。

　　在每座桥塔的里面，还有两个半椭圆形的，顶部呈尖角的哥特式拱门，像两扇被取走了玻璃的教堂大窗户。

　　曾经有人建议建造罗马式的半圆形拱门，可这个建议被否决了，采用了哥特式的风格，目的是为了平息僧侣们的愤怒，因为这座让大教堂矮了一截的大桥冒犯了他们。

　　一个拱门让朝东行驶的车流穿过桥塔，另一个拱门留给朝西行驶的车流。

　　我们朝东驶去，直到穿过了桥塔我才觉得自己离开了曼哈顿，真正上了桥。

　　直到我们穿过布鲁克林那头桥塔上的半椭圆形拱门，我才觉得自己到了布鲁克林。

　　在两座桥塔之间，我感到了一种暂离闹市，失去位置的快感。

　　突然间，周围如此空旷。

　　我觉得好像这是我昨天从船上下来后的第一次深呼吸。

　　火车仿佛刚刚驶过一个叫大家开窗的信号牌，旅客们纷纷放下车窗，车厢里猛地吹进一股爽快的凉风，大家闭上眼睛，面朝着风。

　　女人们把自己的扇子搁在一边，男人们摘下帽子。

　　显然，沉浸于从河上、从海上吹来的微风，这是大桥带给本地的一个奢侈，只有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如此地远离烟雾，如此地凉爽清新。

　　人们面朝着风，如同在春天第一个温暖的日子里圣约翰斯的人们面朝太阳一样。

　　车窗放下时，一并吹进来的还有外面的声音：车轮的铿锵声、车轮下桥面的嗡嗡声、缆索奇怪的蜂鸣声。

　　我们刚一驶过布鲁克林这头的桥塔，车窗全又拉上了。

　　桥下，在沿河两岸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是那些仓房，从船上望去，它们仿佛是沿着水边铸起的一堵实墙。

　　船坞、干船坞、谷物升降机、货运站，还有在它们的阴影下库克医生度过童年的炼糖厂，好像维持纽约城五大街区生活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布鲁克林运来的。

　　布鲁克林的这部分街道要比曼哈顿的宽敞，人行道也一样，因此街道和人行道都不那么拥挤。

　　这里的汽车比曼哈顿要多，不过，马拉的车辆就更多了。

　　街上驶过一辆闪闪发亮的四轮四座大马车，顶棚撑起为它的主人遮挡太阳，两匹马跟车夫一样梳理得油光水滑的，车夫手持缰绳高高站立，仿佛在向所有其他车辆显示自己车辆的优先权。

　　在默特尔大道有个车站。

　　到那儿后，我问一个跟我一起下车的旅客去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路口怎么走。

　　他说："你应该继续坐下去，那地方也有个车站。

　　"他给我指了路。

　　我沿着布希威克街步行，经过一片接一片的用砖砌成的坚实的独幢楼房。

　　这些楼房外表很不起眼，看上去更像堡垒，不像住宅。

　　库克医生的房子也不例外。

　　这房子楼高三层，中间有个五层的小塔楼。

　　最上层的窗户呈山形，下面几层的窗户是凹进去的，上面是半圆形弧拱。

　　房子被一圈铁栅栏围起，不过没有前院。

　　我把胳膊伸过栅栏就能摸到房子。

　　前门差不多就开在人行道上，之间只隔了几级水泥台阶。

　　门洞凹了进去，顶上是用黑大理石一层一层垒起的拱门，拱门的底座、门的两侧是两根嵌入墙内的白色大理石柱子。

　　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库克医生的名字，也没有哪儿写着这房子住着一位医生，里面还有个诊室。

　　仔细查看之后我才发现，门上塞邮件的狭缝上方有几个花押字，几个小小的银字：F.A.C.我思忖着是否敲门，但想想这样做除了让我们俩尴尬之外也许没有别的结果。

　　很难说谁会在房子里面。

　　朋友、同事、病人。

　　我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自报家门。

　　站在屋外，我可能会被他或其他人从窗户看见，或者他可能会出来，或在门口出现，与谁道别。

　　我从口袋里掏出表。

　　12点半。

　　我只用了旅店侍者所预计的一半时间就赶到了这儿。

　　我在附近转悠了一个小时，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寻找庇荫的地方，可很难找到。

　　这地方没有公园，没有遮荫的商店，只有一幢接一幢没有尽头的房子。

　　我站在那幢房子的街对面，在另一幢楼房的跟前，头顶上的树叶半遮半掩着阳光，双手交叉着把提包提在面前，好像这样提着包能让我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这样的动作更显得合理。

　　掠过蜂拥来去的马车、大车和汽车，我注视着那幢房子。

　　仆人一个接一个地从靠屋后的那扇门离开了。

　　2点20分，我被热得头晕眼花，衣服被汗水湿透了。

　　可没有见到他，我怎么能回曼哈顿过夜，让这一天的大事半途而废呢？如果等下一次--不论何时--我再从曼哈顿来布鲁克林，我会显得很荒唐，整个事情都可能弄糟的。

　　我穿过街道。

　　房子的前门开在中间那栋高大塔楼的底层。

　　我差点没找到门环在哪儿。

　　我提起门环，敲了几下。

　　门开了，有人在跟着门往后退，因此那门好像是自动打开的。

　　"请进。

　　"一个男子说，声音很大，很正式，我猜想可能是仆人，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没被支走，或提前回来，可能是库克医生信得过的能保密的人。

　　我走进屋。

　　从阳光下走进这无窗的门廊，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转过身面朝那个开门的人时，他转过去面对着门，两只手都放在门上，一只捏着门把，另一只手五指伸开平放在门面的木头上，轻轻地毫无声息地把门关上。

　　他转过脸来，背靠着门，头倚在门上，仿佛刚刚撵走了哪个他很乐意摆脱的人。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根据许多我看过的照片，我认出了那轮廓。

　　"你就是德夫林？"他说。

　　"是的。

　　"我说，希望在回答我的名字时也加上他的名字。

　　可"库克医生"不是回答"德夫林"时用的，而且这样称呼他还为时尚早，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这样称呼他。

　　"你知道我住哪儿。

　　"我说，语气里没打算要责备他。

　　他似乎也没把这话当成责备。

　　相反，他朝我挥挥手笑了，仿佛他不配得到我的恭维。

　　这时，我能看清他的模样了，看上去跟他在"比尔及亚号"上拍的那些照片没多大区别，脸修得很干净，但头发很长，梳到了耳朵背后，人跟照片上一样瘦削，脸同样憔悴、深陷。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脸刮得很干净，穿得很好，一件白色的带镶边的衬衫，一件黑色的背心，一条黑色的便裤。

　　他突然走上前来，用胳膊把我抱住，拥抱时他下巴和喉咙弯曲的地方紧紧地贴着我的脖子。

　　他很壮，抱得很猛，我几乎倒在他身上，双臂无力地提着那个皮革提包，在我俩的身体之间那提包被挤压得吱吱作响。

　　就在我放下提包准备也拥抱他时，他却松开了手，提包掉在了地上，我也差一点倒在了地上。

　　"你不舒服？"他问。

　　"外面太热。

　　"我说，"大概还不习惯吧。

　　""这天气你穿多了。

　　"他说，"都湿透了。

　　快进来，喝杯凉水。

　　真正谈话之前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我似乎觉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仓促，赶紧拎起提包，跟着他穿过门廊，走过挂着一连串椭圆形镜子的前厅，来到一间很大的客厅。

　　他指着沙发的一头让我坐下。

　　"我去给你倒杯好喝的凉水，马上回来。

　　"他说。

　　客厅的天花板很高，等他说完，一阵拖长的回音依然在空气中振动。

　　我模模糊糊能看清这房间。

　　镀金的天花板，墙与墙之间的地毯，黑色的小雕像，带着巨大把柄的大花瓶，或真或假的蕨类植物和叶子，还有一张大理石台面的写字台，上面放了本砖头模样的书。

　　他很快就回来了，端着一大杯捣碎的冰块和橙汁。

　　我坐着，怀里抱着那个提包，两只手握住提手。

　　我松开一只手，端起杯子，一时间毫无意识贪婪地猛饮起来。

　　"好喝吧？"他这样问，似乎我正带着好情绪在喝他开的什么味道难喝的药水。

　　我一口气把橙汁喝完，只剩下冰块。

　　"还要吗？"他笑着问。

　　我摇摇头，心想要是我开口，肯定会打嗝的。

　　他拖来一把扶手椅，正对着沙发坐下。

　　"德夫林，见到你真高兴。

　　终于见到你了。

　　我没有你的照片，不知道你啥样。

　　"可我下船时他就认出我了。

　　他肯定不会把我认错的，那个东张西望，孤身一人的年轻人除了是德夫林·斯特德，还有可能是别的谁？他说："通常，当你写信给谁时，你脑子里就会有那个人的形象。

　　当我写信时，我发现自己在想你的母亲。

　　我这样说应当感到不好意思，但我没有。

　　即使在我知道你是我儿之前，我就经常回忆起她的容貌，记得比别的人都更真切。

　　"我意识到，此时不是给他看照片的时候。

　　"我也很难。

　　"我说，"只是收信，读您的信，不能给您回信。

　　"他点点头。

　　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

　　我告诉自己，第一次会面就期待我所有的疑问得到解答，这样未免太不合情理了。

　　"您和爱德华叔父通了很多信？"我问道。

　　他皱起嘴唇仿佛在说："这要看你说的很多是指多少了？""可以说我和你叔父有必要时才相互写信。

　　""你叔父"，而爱德华也称他是"你的通信人"。

　　只要涉及对方，他俩都不提姓名。

　　"爱德华掺和进来，掺和进整个事情，我感到很吃惊。

　　"我说。

　　"实话告诉你，"他说，"我自己也有些吃惊。

　　但他做了，那是我俩的运气。

　　有时间我会把一切全告诉你。

　　"我点点头，好像我早已期待他会说这话。

　　"还有一点是我俩的运气。

　　"库克医生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把我的帽子摘下来，这样能把我看得更清楚。

　　"你跟我长得不太像，除非有人有意在你我之间寻找相似之处，其实也很容易。

　　"听到这我非常高兴，同时感到纳闷，为什么我在比较我俩的照片时没能发现这样的相似。

　　他不必拿自己的照片跟我的比较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猜想，他经常给自己拍照，因此他能如实地想象自己的长相，而我却不能。

　　在镜子里或照片上，我的长相总是让我惊诧。

　　我看着他，努力想从他的脸上找到他从我脸上看到的什么。

　　我在想，母亲会怎么看我，好像她不知道我父亲是谁，不知道我的另外一半，那个不属于她的一半是从谁那儿遗传而来的，不知道我在长大后开始显露的究竟是谁的相貌特征，她是能够发现这些特征的，就像库克医生那样，而不像我。

　　我想象她仔细打量我的脸、我的肤色、我的眼睛、我的嘴巴，努力想从两个生命的交融体中辨出哪些特征是他的。

　　这个人就在这儿，这个陌生人，这个她认识了仅三个礼拜的人，正透过她儿子的脸注视着她。

　　在库克医生看来这么一目了然的事，我怎么就视而不见呢？"这房子真是不一般！"我说，心想大概是用远征的回报建造的，我觉得他在信中夸大了自己对"资助者"的依赖。

　　不过，自我进门后一直挂在他脸上的那种笑容消失了。

　　"是的，很不一般。

　　太奢侈、太过分了。

　　我对玛丽说过，这房子太大了，大得每个房间的气候都不一样。

　　人家说这房子是靠啤酒建的，是库克太太买下的。

　　布希威克街上的许多房子都是靠啤酒建成的，而且依旧住着酿啤酒的人，所谓的啤酒大王，就是那些德裔酿酒商人。

　　你是知道的，我父母生在德国，但我父亲是医生，不是啤酒大王。

　　这房子还被邻居们称作'豪宅80窗'，但事实上它有84个窗户，是西奥博尔德·恩格尔哈特为一个名叫克劳斯·利普休斯的人设计和建造的，可因为是他出钱，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房子是他'建造'的。

　　我吓过玛丽，说看到过他的鬼魂，我称之为'游鬼利普休斯'。

　　这房子很大，鬼魂出没几个世纪也不会有人看见。

　　我相信，在某些人的眼里，我是个受人供养的男人，不过，也许仅仅是因为我有时觉得自己在依赖别人，才怀疑别人会这样看我。

　　玛丽的钱大部分都用在了这幢房子上。

　　她的财力还远远不能完全资助我的远征。

　　但用她的钱，我能把自己那匹白马拉的单车换成四缸的富兰克林牌轿车。

　　我开着它四处转悠，转动着方向盘绕过街角，感觉像个孩子，像是母亲给自己买了件别的母亲买不起的玩具。

　　用玛丽的钱，我还买了台X光机。

　　很少有医生拥有这样的机器，这东西至少对别人有用，但不是我。

　　也许这样对自己不公平，但我觉得自己给福布斯一家带去了伤害。

　　不过，这一家两个健在的女儿和她们的母亲告诉过我，她们为我和玛丽感到高兴。

　　在遇见玛丽之前，我原以为通过婚姻获得幸福--以及婚姻本身--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对她来说，这也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婚姻随着她丈夫的去世而告终，她丈夫叫威利斯·亨特，是个有点名气的顺势疗法医生，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钱。

　　""有个医生同事在听说我结婚之后，写信说他为世界失去了我'这样一个最狂热、最能耐、最坚定不移的探险家'而悲叹。

　　他补充道：'毫无疑问，你选择了更幸福的命运。

　　'你会认为宣布我结婚，就等于是宣布了我事业的终结。

　　难道皮尔里拥有了妻子和孩子就放慢了他竞争的脚步，或丧失了他作为探险家的地位？我担心那位朋友说这话的部分理由是因为玛丽继承的那笔财富。

　　人们觉得我变成了中产阶级。

　　这真是大错特错。

　　当我向玛丽求婚时，她坚持要我继续探险，甚至隐讳地表达出类似乔·皮尔里太太的那种只要情形许可甘愿陪同我远征的想法。

　　"他停止了说话，看着我笑，好像在为自己的滔滔不绝表示歉意。

　　他把前臂放在大腿上，双手握住。

　　"你真的应该去上学。

　　"他说，"你选了什么职业？""我还没拿定主意。

　　你在《世纪》中曾写道：'所有现存的探险难题将在下一个10年内被攻破。

　　'如果我现在去上学，到我毕业的时候也许再没有什么可攻克的了。

　　""有这个可能。

　　不过，我们这些探险家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让资助者掏腰包。

　　也有可能我说错了，10年之后那些难题依然存在，没有攻破，也许永远没法攻破。

　　到那时，你没有能挣钱的职业，在社会上也没地位。

　　""大学和学院会照样办嘛！"我说。

　　他笑了，点点头，然后朝我凑得更近，像是担心要是说话声音太大，等他妻子回来时话音仍留在空中似的。

　　"我给玛丽讲了你，说你是我以前一个朋友和同事的儿子，这人叫弗朗西斯·斯特德，现在去世了，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不幸遇难，这事她是记得的。

　　我告诉她，我俩是在曼哈顿邂逅相遇，你希望在纽约住些时候，在完成学业前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

　　我告诉她你刚刚下船，看上去人地生疏，无所依靠，要是长时间没人庇护，说不准会出什么事情。

　　我向玛丽建议，我现在一方面在训练，一方面在准备远征，雇个人，比如说你，作为我的助手倒不是个坏主意。

　　我还建议，考虑到这房子很大，助手也需要在我身边，你住在这儿也不无道理。

　　她同意我的建议。

　　"他轻轻一笑，因为我的表情看上去一定和我的感觉一样，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对他的怀疑消失了，感到内疚，不该抱有那些怀疑，不该抱怨他抢在我突然造访之前安排与我见面。

　　如今我发现，无论我做的是什么样的"安排"，都将会是很鲁莽的。

　　显然，任何安排只能留给他来做。

　　我看着提包，那些书信再也没有了丁点儿虚构的气息。

　　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当真的。

　　此时此刻，他正在做曾经说过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因为我的急躁，我竟然把这一天想成永远是那么遥远、模糊的一天。

　　我没有等他的正式邀请，从天而降来到纽约想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但尽管这样，他还是主动邀我走进他的生活，在那儿已经为我留出了位置。

　　"怎么样？"他问，"愿意作我的助手，跟我们一起住这儿吗？"他的建议正中我下怀，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从没想过那会是个建议，他所能想到的除了我感恩戴德地满口应允外，还会是什么别的回应？"好哇。

　　"我好不容易回答，"很愿意。

　　"他又笑了。

　　我或许就像个小孩，对于礼物所作的回应完全如他所想的那样，他禁不住乐了。

　　"玛丽以为你叔母和叔父知道你在哪儿。

　　你说话时尽量注意，不要让她产生别的想法。

　　事实上，最好你不要提你叔母和叔父，除非她提起，也许她不会的。

　　玛丽给仆人们讲了你。

　　我会把你引荐给大家，你见到谁也可以自我介绍，说你是我以前同事的儿子，如今受雇作我的助手，为了你我方便住在我家里。

　　至于我和你，只有当我们像现在这样确保无人在旁边时才敞开说话。

　　你必须小心，不要留下一点点需要保密的片纸只字。

　　"我真想告诉他不必担心，告诉他我早已训练有素，知道如何在眼皮底下骗人，如何在家里与一个人共谋向另一个人保密，不过，我还是仅点了点头。

　　我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与摆脱的那个处境有奇怪的相似之处，仿佛我把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换成了库克医生和他妻子玛丽，依旧像从前那样戴上同样的伪装，与男人共谋对付女人；依旧不得与男人谈论此事，除非他允许；依旧客居他人之家，第二次被人收养，不过这一次是被自己的父亲收养。

　　不过，我发誓自己不会因为欺骗库克太太而感到负疚。

　　我和库克医生的谨慎既对我们自己好，也对他人好。

　　谁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而有所好处？谁又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而有所伤害？"我一直在想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你应当怎么称我。

　　除了'库克医生'外，我没想到合适的称呼。

　　假如用别的称呼，你可能会在有人的时候无意中说漏嘴。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当然，说漏一两次嘴倒不会露馅，但可能会使你我尴尬。

　　"我点点头。

　　"我们就对玛丽说，你的行李箱在码头的行李房给弄丢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他知道我的全部行李就是那个提包。

　　我猜想，安排我如何离开圣约翰斯也是他向爱德华授意的，这个安排具体到了我应该随身带上多少行李。

　　即使在他提到我那根本就不存在的行李箱时，他也没看一看我的提包。

　　在我看来，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在他说话这期间，我坐在那儿，怀里抱着提包，里面装满了所有我刚刚承诺不会大意，要保藏好的秘密。

　　我希望来这儿之前能找个什么保险的地方把它放好，希望当初没把它带进屋。

　　走进门廊的时候，他没有主动伸手来接我的提包。

　　也许从我拎包的样子，他知道我大概是不肯松手的。

　　他甚至可能还猜出了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倘若果真如此，那他把自己的窘迫掩藏得一丝不露。

　　突然，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坐姿，从坐下开始，我就摆出和保持着一种很奇怪的姿势。

　　从一个展示镀银餐具的橱柜窗户里，我看到了自己模糊的影子。

　　肩膀耸着，膝盖拘谨地碰在一起，双脚扁平踩在地上，两只手把提包抓在怀里，像女人抓住钱包一样。

　　我发誓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怪人了。

　　我要从头再来。

　　在纽约，无人对"斯特德家那娃"有任何的了解，除了我或许永不再见的那些人以外，谁的脑子里会有"斯特德家那娃"的记忆？在纽约，人们理应把我仅仅看成是库克医生的助手。

　　"我会把你引荐……你见到谁也可以自我介绍……。

　　"我不知道如何社交，不知道社交的规矩和惯例。

　　虽然不太清楚，但我已经预见到了会有一系列灾难性的结果，以及随后自己的退缩和库克医生对我的潜能的重新评价。

　　我把提包放到沙发上，就在我身旁，伸手就能抓到，以防哪个外出的人突然回到家。

　　我手心朝下放在大腿上，腿上黏糊糊的，跟裤子粘在一起。

　　"德夫林，将来有一天你会很幸福的。

　　"库克医生说。

　　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我记得在他遇见我母亲的当天他曾说过的就是这句话。

　　我看着他，心里纳闷，在他眼里我的不幸福是不是就那么明显？希望他不要听到"斯特德家那娃"的事。

　　他再一次肯定地朝我笑了笑。

　　我觉得自己心中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强烈情感，眼泪盈眶。

　　"我把自己的信任全都给了你。

　　"他说，"把一切全告诉了你，包括我所拥有的和希望拥有的，包括我的现状和希望实现的梦想。

　　"等玛丽回来，库克医生对她说我就是"那个向你提起过的年轻人"。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非同寻常的表情，好像除了同自己的妻子见面，同死去的同事和朋友的儿子、自己的助手见面之外，并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玛丽的脸小巧、漂亮，但除此之外，她应当属于身材粗壮的那种。

　　紧握着她手的是一个小姑娘，大约有3岁，嘴里吮着另一只手的手指。

　　玛丽告诉我说她叫鲁思，是她初婚时唯一的孩子。

　　我从库克太太的眼里看到了一种旷日持久的疲惫，还有时刻保持的一种警惕，好像她一直在提防有人会欺诈，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她一直很难提防的人。

　　她对我彬彬有礼，这一点非常明显。

　　毫无疑问，这样做清楚地表明，虽然我住进了这房子，但身份仍然仅仅是个雇员。

　　"斯特德先生，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她问。

　　"有点累。

　　"我回答，心里在想：她能看得出我跟库克医生长得像吗？不过这没关系。

　　即使她觉得她丈夫和我看上去有点像，她也不会朝那方面去想的。

　　"从昨天起我丈夫就一直谈起你。

　　'斯特德医生的儿子快来了。

　　'他说这话肯定有20遍了。

　　我知道他和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

　　探险家们远征归来，要么成为亲密好友，要么就是终身宿敌。

　　当然，还有些人根本就没归来，看来这个痛苦的事实你是知道的。

　　我也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希望你不要从我丈夫身上染上那种'极地热'。

　　非要探险，去希望公园冒险就够了。

　　"这话几乎不能证明她有乔·皮尔里太太的那种甘愿做他远征伴侣的想法，不过我忍住没去看库克医生。

　　他通过婚姻确实获得了幸福。

　　"我还要劝你，就呆在河这边，万不得已不要去曼哈顿。

　　不过，我怀疑即使我给了忠告，你还是要学我丈夫的样。

　　嗨，我相信你会成为他得力的助手。

　　希望你在布鲁克林住得愉快。

　　"她说最后两句话的口气好像是不相信她和我是否还会再次见面。

　　她猛地一转身，离开了客厅。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住的房间在这幢房子无人居住的一侧，离客厅很远，被他称作"达科他"　，就是西边那一整排从未住过人的房间。

　　照他所说的，那排房间"就一直在那儿"。

　　这幢房子减去"达科他"这部分就是库克夫妇的住处。

　　他告诉我说，他是借1884年在上西区修建的一幢公寓楼的名字给这一侧房子命名的，当时那幢楼的位置很偏，这名字似乎比较合适--现在依然合适。

　　他说："这城市还没真正往西推进多少。

　　"达科他。

　　听起来不像是一幢建筑，而是一片建筑。

　　或者更像是一片土地，上面建好了房子，干干净净地等着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人们。

　　一座从未有人住过，但总是在等待有人来住的鬼城。

　　"你是第一个住进去的。

　　"库克医生说，"而且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过有时我也会去的。

　　这房子大得很。

　　""希望我住这儿不会让库克太太感到不便。

　　"我说。

　　"她是累了。

　　"库克医生说，"有贫血病。

　　否则她会很高兴你呆在这儿的。

　　这病可能会加重，今后可能只得呆在家里，她因此很不安。

　　"我的房间很大，天花板同这幢房子的主楼部分一样高，陈设非常豪华。

　　因为天花板很高，加上两扇摇头的大电扇，房间里很凉爽。

　　我有自己的浴室，自己的冰柜，里面是当天上午新放进的冰块，还有软饮料和水果。

　　库克医生说，仆人们会一直增添冰柜里的这些东西。

　　我唯一的任务他会布置的。

　　"太周到了。

　　"我说，"你和库克太太真是太慷慨了。

　　""那是你的报酬。

　　"他说，"当然，除了你的花费之外，我还会付些报酬，你应当把这些都看成是你的报酬。

　　"他问我有没有在旅店里留下什么东西。

　　"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洗漱用品。

　　"我回答。

　　"我叫人帮你取来。

　　"他说，"你现在就住下来。

　　"他依然没有看一眼我放在床上的那只提包。

　　恐怕大多数晚饭你都不会跟我们一起吃，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内。

　　"他说他的书房和诊室在这幢房子的另一头，大约跟"达科他"是等距离的。

　　从他书房顺着走廊走下去紧挨着的那间小房子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他说等我安顿好后，他会告诉我在那个地方我究竟需要干什么，作为他的助手我究竟需要做的事情。

　　至于"达科他"的其他部分，他让我自己去熟悉。

　　他说这房子本来是为大家庭设计的，但利普休斯一家尽管很大，还是散居在不同的房间，因此"达科他"从未有人住过，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住过。

　　当他们搬进来时，整幢房子所有的房间都是两套，有的甚至三套--饭厅、客厅、起居室、书房等等，都是两三套。

　　有些房间他们改为其他用途，但"达科他"没有动过。

　　在依然沉睡的"达科他"，有几个房间因为我而重新启用了：卧室，紧挨卧室的浴室，相对较小、惬意的书房，这书房四面都是墙，没有窗户。

　　库克医生说我可以在里面的书桌上吃饭，他不忍心让我一个人坐在饭厅的桌子旁吃饭，其余的39把椅子空无一人。

　　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摁饭厅外面墙上的电铃叫厨房的人。

　　我把这里的房间转了好几遍，最后一遍是在天黑之后，我边走边打开所有的灯。

　　我觉得除了有人检查灯是否能亮之外，这些灯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不过，这些灯还是每周清洁两次。

　　天花板的角落里甚至连蛛丝也没有。

　　镀金的天花板、格板的墙面、地板以及没被地毯覆盖的地板，都熠熠生辉，仿佛"达科他"是从昨天起才没住人的，家具才罩上了被单。

　　所有的大件家具都盖上了白色被单。

　　有些被遮盖的家具看上去像是无名的塑像，大理石一般褶皱的服装下依稀露出躯体的轮廓。

　　从被单的形状大致能看出下面遮盖的东西是什么。

　　我原以为，除了为我而启用的房间外，"达科他"的其他屋子可能仅仅是关着门的空房间，除了墙壁装上壁板、地面铺上硬木外，不会布置别的家具。

　　然而，要不是那些被单，要不是那些干干净净的壁炉，要不是这些房间里没有丝毫的气味，很少有迹象表明这里没有人住。

　　到处都铺着地毯，挂着系有流苏的帏帐；我看见被单下隆起的油画、人一般高的花瓶，油亮的桌子、装软垫的椅子和沙发、没有靠背和扶手的长软椅、玻璃台灯、装满瓷器的橱柜、搁满水晶器皿和银质器皿的碗柜。

　　库克夫妇完全可以照样舒适地住进"达科他"，除了化妆用品和换洗衣服外，其他什么也不必搬来。

　　他们住处的一切东西，"达科他"也有。

　　这些房间不只是为了能住下大户人家而设计的，还可容纳几十位应邀来访的客人；还可用来举办舞会、招待会、季节性的拜会、每年一次的聚会等，我猜想，这些聚会都是在库克夫妇住的那部分房屋里办的，而这部分屋子却一直空着。

　　这地方有种气氛，使我想起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诊室，似乎这地方是为某个人保留的，而这个人也许不会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没人再相信他会回来，似乎库克医生和他妻子的心中另有目的，不忍心将其摒弃。

　　当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我禁不住在问："到底是什么目的？"单单在"达科他"，一大家子的人就能过得宽绰、奢华。

　　幸好一切全都盖上了被单，否则哪怕是这里的一小部分，我也不可能一一"住"遍。

　　夜复一夜独自一人坐在那些大如洞穴的房间里读书或听唱机，我会觉得滑稽可笑。

　　悬吊在客厅天花板上的是一盏巨型的枝形吊灯，当灯点亮时，我能听见它嘶嘶作响，好像充满生机，一时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在颤动。

　　这灯呈碗形，吊着在我看来像是一根根对称的冰柱，每根冰柱里亮着灯，将各自的影子投射到其他冰柱上，整盏灯犹如亮光充盈的洞穴，像一间颠倒的圆顶冰屋。

　　前不久，在这间原本沉睡的大客厅里，有个角落因为库克医生而重新启用了。

　　他说的有时候去过"达科他"，指的就是这地方，他称之为自己的"窝"，需要绝对安静进行思考时所去的地方。

　　这地方在客厅最远的角落，靠近壁炉那小半圈家具没盖被单的地方。

　　他喜欢夜里去那儿，独自坐在沙发上或扶手椅子里。

　　他说，即使我住进了"达科他"，他也会经常来这儿，因此，如果听见客厅里有什么响动，或看见门关着，里面有灯光，我不必吃惊。

　　他说，门关着时他希望不要去打扰他，但如果是开着的，我可以当做是让我进屋的邀请。

　　库克医生说，我的主要工作是"挑选信件"。

　　不久后我发现，他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信件，把少数几封值得一读的信从一大堆无用的信中分拣出来，他发现这很麻烦。

　　在这堆纷至沓来的信件中，有发明者的来信，请求他在下一次远征时使用他们发明的什么新玩意儿，借以宣传、证明这些玩意儿的功效。

　　"发明成了国人的娱乐。

　　"库克医生说。

　　有人请求他试穿用某种"保暖性能优于毛皮且完全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衣。

　　还有可同时用做望远镜的防雪盲墨镜。

　　一种"折叠式的、轻型的打孔钻，其钻冰的性能优于钢钻"。

　　一种更轻、更坚固、更快的雪橇，因为它的冰刀是用某种"无摩擦合金"制成的。

　　燃烧时间更长的蜡烛。

　　一种"不用燃料只须用水的"微型火炉。

　　一种"能弥合冻伤的皮肤修补剂"。

　　"能确保预防、治愈雪盲的"眼罩。

　　能预防冻伤的鹿皮鞋。

　　"一种不知疲倦的狗，能帮助你战胜所有坚持用爱斯基摩犬和其他犬类的竞争对手。

　　"我的任务就是回应这些广告，代表库克医生礼貌地回绝他们，解释说"库克医生更愿意使用他自己发明的装备"。

　　"写信给名人却得不到答复是最伤人感情的。

　　"他说。

　　除了"有毛病"的人写的信我应处置外，其他所有写给他的信都得答复。

　　包括猎人、摄影师、记者、小说家、商人、医生，有许多人写信给他，自荐参加他下一次的远征，或提出付钱给他，要他带上他们或他们的儿子去北极。

　　我得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库克医生不再作为北极向导而受雇于他人，如今他只带领以前曾跟他一起旅行过的人去远征。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因为他妻子有钱，他不再受雇于他人了，在他看来，为了向那些跟他故意作对的人证明自己并非为钱结婚而拒绝接受这笔钱是毫无意义的。

　　他给了我一张"正统探险家"的名单，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但大多数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欧洲人。

　　这些人的全部信件我都得送交给他，不得拆开。

　　许多名字我很熟悉，比如皮尔里、阿蒙森、戴德里克、卡格尼、阿斯特洛普、巴特利特和韦尔曼。

　　一旦我熟悉了这城市，我还得把他的信件和包裹送给住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人。

　　他的书房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十年来从极地收集来的纪念物。

　　有六分仪和地球仪，鸟的羽毛，雪鞋，巴塔哥尼亚人的遗物，巴塔哥尼亚地区一个名叫雅干人部落的一本词典，燧石做矛尖的长矛。

　　墙上挂着的是一架木制的小雪橇。

　　就连滑板也是木制的。

　　"是梣树木。

　　"库克医生说，"13磅重，却能载重500磅。

　　几乎每自重一磅就能载40磅。

　　是我自己设计的。

　　"他的书桌上层层叠叠铺满地图，每张地图都各自不同地绘出了从南格陵兰岛通往北极的线路。

　　他仔细研究这些地图，在自己的日志里记下笔记，查阅旧杂志和其他探险家写的东西。

　　我看不见墙，因为上面挂了许多照片，有的是类似《世纪》上刊出的那种自拍照。

　　在一幅自拍照的下面，在玻璃框里面的一块木头上，蚀刻了一句不知是谁说的话："人虽年轻，却有年长者的缄默与谦逊。

　　"一句描述，仿佛照片中的这个男人早已死去。

　　"这些遗物中有的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库克医生说，"是在北格陵兰远征的时候收集的。

　　皮尔里委托我保管。

　　我跟你叔父联系过，但他说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他说，他不愿让家里堆满那些--他怎么称呼来着？--'野蛮人的小玩意儿'"。

　　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遗物中有骨头做成的刀和针，一根海象的长牙，用驯鹿皮做的手套和睡袋，却没有他的任何照片。

　　装在木头和玻璃框里的是1892年在红石屋圣诞晚宴的菜谱：鲑鱼、兔肉馅饼、鹿肉、葡萄干布丁。

　　菜谱画得非常精致，上面还有一幅库克医生的漫画，把他画成一头长发，双手叉腰正在审视一位裸体的爱斯基摩女人。

　　菜谱的空白部分画了个量瓶，上面是恶魔般的头颅和交叉腿骨的图形。

　　"弗朗西斯·斯特德画的。

　　"库克医生说，"他给我俩一人做了一个，都是仿造的，他甚至还仿造了一个自己的头颅，可惜我忘了什么样。

　　"库克医生审视一个裸体女人。

　　对这个不经意的讽刺，他肯定不会视而不见，但他还是把这幅漫画挂在了自家的墙上。

　　这房子里到处都有曾经属于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东西。

　　我真想问他，每次坐在书桌旁抬起头，他怎能容忍看到这些东西，想起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的母亲？这是不是一种赎罪式的自我惩罚，永无止境的弥补？一天下午，我问他眼下有没有什么在他看来可能会成功的极地探险。

　　他告诉我皮尔里正在北方，大概试图征服北极，但事实上是在拖延一次早已失败了的远征，他们从停靠格陵兰到现在有18个月了，由于人员受伤和糟糕的天气，他们没有丝毫进展。

　　他说，尽管不知道皮尔里的具体位置，但目前皮尔里正进退两难。

　　我感到很吃惊，既然知道皮尔里正在试图到达北极，不论成功的机会多么渺茫，可库克医生却能如此的乐观、自信，此时此刻他却在布鲁克林，仅仅是在为今后不知何时的远征做准备，远征的经费还有待于筹集，出发的日期还没确定。

　　"难道你不担心他会到达北极？"我问。

　　"你不懂。

　　"他说，"我倒不担心皮尔里现在成功的几率，他根本就没几率。

　　从一开始就没有。

　　他和他的队伍被困在了什么地方。

　　最后一次听到他们消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走了18个月了，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他们还在格陵兰岛的最南端，计划等再次下雪时往北走。

　　等到那时，他们的远征就超出两年了。

　　那个时候，皮尔里唯一真正的雄心将是能够活着返回。

　　他还能拖多久才承认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

　　离开前有种说法，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努力。

　　他现在45岁，如果能回来的话，至少46岁了。

　　这些都不是猜测，都是必然的事。

　　报纸上也不会出现令人惊讶的大字标题。

　　只有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才依然在等待皮尔里抵达北极的消息。

　　皮尔里本人心里清楚，全世界所有的探险家心里都清楚。

　　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有些会员心里清楚，正不顾一切地向媒体，向其他会员封锁消息，俱乐部开会时，那些会员人是不到的，但钱照交。

　　当然，我不会公开说这件事。

　　我不愿把自己同行的坏影响留给那些一两年以后有望支持我征服北极的人们。

　　"他叫我别去想皮尔里，说到这名字时他发出冷笑，并且提醒我，任何一次远征成功与否要看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他说："与其去5次北极却只能弄点吹牛用的新材料，倒不如好好地尝试一次。

　　"他说，自从1892年以来，皮尔里已经去过格陵兰好几次了，每次都带点能打动俱乐部成员的什么名堂回来，不让人们注意他又没抵达北极。

　　他带回来三颗陨星，称其为星石，借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莫里斯·杰瑟普同时也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会长。

　　他还带回来6个爱斯基摩人，在他的照顾下，4人死于肺结核。

　　库克医生挥了挥手，似乎想把一切有关皮尔里的思想从我俩的脑子里抹去。

　　在布鲁克林，每个人都认识他。

　　一个周六下午，我跟他一起在布希威克街上散步。

　　他左臂搭着夹克衫，右手拿着帽子，见到一家小旅店的看门人时，举起帽子同他打招呼。

　　那人也脱下帽子以示回应。

　　他又举起了帽子，这一次是对着一个站在自己商店门口的珠宝商，等库克医生走过，那人走进商店，好像他是专门跑出来跟他打招呼的。

　　在默特尔线的高架火车站候车室，他简短地跟人们交谈，我发现这些人都认识他，可他却不认识。

　　人们之所以亲近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名气。

　　他好像从没发现谁没意思，觉得人人都具有魅力，别人说话时总是专心致志地倾听，这博得了大家的欢心。

　　他并不开朗，但当他以自己特有的直率朝大家笑时，他便释放出那种绝对的自信，好像这些人赢得了一个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的赞许，好像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工作从某种角度讲都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很有价值的，唯有他和这些人才能意识到。

　　在布鲁克林，我俩要么步行或坐火车，要么开着那辆富兰克林牌轿车到处跑，像是只有一辆车的游行队伍，布希威克街上的人们向我们打招呼，人人朝我们挥手，和善地取笑他的这辆"飞（非）马车"。

　　纯属偶然，这辆车与一个众所周知遭遇灭顶之灾的北极探险队同名。

　　多数人都取笑他不可能让这辆车载着他去北极，然后返回。

　　"你应当把那些爱斯基摩人留下。

　　"我们飞驰而过时，有个骑马的人叫道。

　　库克医生告诉我，这笑话指的是有一年他从拉布拉多带回布鲁克林12个爱斯基摩人的事，我感到很吃惊。

　　他在自家院子里搭起两座大帐篷让他们住下。

　　"我对待他们比皮尔里好。

　　"他说，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惊讶。

　　他说，在布鲁克林，他们尽可能地像爱斯基摩人那样生活，当地人自始至终都在透过围墙上的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冬天，周末，他和这些人坐上狗拉雪橇在布希威克街上奔跑，狗在狂吠，吃惊的布鲁克林人成群结队徒步跟着，试图赶上雪橇。

　　尽管他服侍周到，但当其中的一个爱斯基摩人死后，他同意了他们返回拉布拉多的请求。

　　"我在布鲁克林很有名，但在曼哈顿却不为人知。

　　"他说。

　　他说，开着富兰克林轿车进曼哈顿麻烦得很，那里的街道很窄，很拥挤，汽车和马匹挤得太近，马很不乐意。

　　第一次我俩一同过桥时，我看见一辆毋须马匹牵引的汽车把十几匹马惊得前蹄扬起，马车上的车夫、乘客和货物全都倾卸了下来，马儿的前腿高举，危及行人，大家朝那司机尖叫，叫他"弄匹马来拖车"。

　　一周里面有好几次，我俩乘高架火车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

　　如果去的地方不通火车，我俩就赶马车去。

　　他说，他喜欢这样，不喜欢租车，因为出租马车车夫是出了名的喜欢偷听，爱传流言蜚语。

　　他说，这样旅行我能看到并了解曼哈顿。

　　有时候，对于这城市的布局和排列，我好像的确是在接受辅导，他说，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需要更好地熟悉这里，就像我熟悉圣约翰斯一样。

　　"从南到北纵向的称作大道，从东到西横向的称作街。

　　大道比街更长，相隔得更宽，比街更多。

　　街是编了号的，而有的道既编号又有名字……"他一声不吭地继续赶着车，一连几个小时在城里疾行，仿佛寻找什么遗失的东西，我在他身边仿佛仅仅是给他做伴。

　　我俩以不亚于疯狂的速度，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朝北而去，除非有什么道路作为捷径，基本上是绕着中央公园的边缘走的。

　　我想，在我到来之前，这难道就是他消磨空余时间的方式？尽管他劝我要有耐心，也许这就是探险者焦躁不安的一种征候。

　　他在家里，而不是在他喜爱的远征途中，因此他无法安心地坐下。

　　有一次，在即将外出游走之前，我经过书房，库克太太正准备离开，尽管依然时值9月，但她浑身裹满了毛衣和外套。

　　我在她家已经住了好几个星期了，可与她见面还是第二次。

　　库克医生偶尔提到她，通常都是传达她的歉意，说她的"状况"不容她与我共度时光。

　　我打了声招呼，她咕哝着应答了一下，听起来似乎对我很生气，好像是受我的鼓动她丈夫才如此疏忽她的。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我还是没叫他"库克医生"。

　　虽然明白不叫他"父亲"的道理，但我依然无法让自己那样称呼他。

　　称他"库克医生"，让我俩即使在私下也保持着那种伪装，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

　　我称他"你"，很尴尬，尤其是在他经常叫我名字的情况下。

　　我俩单独在一起时的叫法与有旁人在时不一样，但很难用文字说出哪点不一样。

　　他谈起曼哈顿，好像这城市不是为住在那儿的人们建造的，而是为那些前去揽胜的人建造的。

　　我们仿佛是在穿过一座巨大的名叫曼哈顿的博物馆，里面展示的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陈列着社会各阶层各层面鲜活的展品，最新的技术发展，所有已知的职业，所有已知的语言，各种样式的服装，各式各样的技艺和娱乐表演。

　　我差一点觉得他似乎要指着坐在一辆马车上的两个人，一个中年，一个少年，两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游客代表，年长的那个也许也正用手直指着我们。

　　一开始，我理解这是布鲁克林人的自卫的本能，大概是比不上河对面的对手之后，所有居民似乎觉得在曼哈顿应该装出的一副孤傲、轻蔑的姿态。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理由。

　　怀疑，内心矛盾。

　　他好像是在评判这座城市是否能够满足某种目的，可他无法确定，始终无法确定。

　　每次旅行完，当我们跨过大桥回到布鲁克林时，他默不作声，一副极不满意的样子。

　　我们去看歌舞杂耍，虽然他觉得台上的丑角好笑，但也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关注那些观众，不论他的注意力放到哪儿，他都饶有兴趣。

　　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他来到书房，我正在看《白鲸》　，这是他推荐的一本小说，说是能帮助我理解"他探险的本质"。

　　"我得出去走走。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抓着手背，指甲在皮肤上刮擦出声响。

　　我俩坐着他的马车跨过大桥，来到下东区的赫斯特街，这里是犹太人群集的地方，是手推车集市，即使是下午的这个时候，这里依然很拥挤，我简直分不清谁是小贩，谁是顾客。

　　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黑胡须，头戴毡帽、身穿厚重大衣的男人分出一条道来让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茫然，好像根本就没看见，只是感觉到前面有障碍物。

　　"他们都是犹太人。

　　"库克医生说，"但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

　　他们语言不同，因此需要学英语。

　　""搬运工。

　　"他说，像是在指着纽芬兰的一种长不大的树木。

　　男人、女人和孩子背负着一堆堆没有完成的服装，艰难地从一家血汗工厂搬到另一家血汗工厂，重压之下他们的脸几乎快贴到地上。

　　好像是经过了什么灾难之后，一切都在重建，人们以这样的速度干活，以为会有止境的。

　　"可这永远没有止境。

　　"库克医生说。

　　一个披着头巾的女人，下巴下系了个蝴蝶结，被一大捆用带子扎牢的男式衬衫袖箍压得步履蹒跚。

　　另一个女人头顶一个大木箱，库克医生对我说里面肯定是空的，可以用做引火柴。

　　离这儿只有几条街便是小意大利　--桑树街。

　　库克医生说，如今从百老汇到包厘街，到处都住有意大利人。

　　在第59街的东西两边，住着爱尔兰人，他告诉我，跟他们住一起的还有许多纽芬兰人，他们抛弃了自己辽阔、空旷的海岛，拥挤在这窄小的地方。

　　我说最好别去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担心被来自圣约翰斯的谁给认出来。

　　他点点头，似乎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知道要是达夫妮叔母发现我在这儿肯定会做什么。

　　我俩兜一大圈，来到圣胡安山，来到第60街和第64街之间的阿姆斯特丹大道，来到离未来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很近的第7大道。

　　这些地方住着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黑人。

　　库克医生称之为"搬运城"，因为这里所有受雇的黑人男子都是板车车夫、马车车夫、赶牲口的车夫、行李搬运工、打包工和信使，在这座城市里要么运人，要么搬货。

　　他指着一群群被他称作"街头阿拉伯小子"的儿童给我看。

　　这些孩子在廉价的出租房里出生，因为父母付不起房租被赶了出来，如今流落街头。

　　他们的脸和衣服肮脏不堪，好像是刚从矿井里钻出来似的。

　　他说，在没看到这些男孩和女孩之前，他原以为不论具体境况如何，童年是人生中充满憧憬的时期。

　　"看到他们，我常常想起你。

　　"他说，他们不是儿童。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不能作为儿童而生存。

　　于是，为了他们，也因为他们，好像出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人生时期。

　　只有在夜晚他们看上去才像儿童，此时，他们在门道、在楼梯井躺下，三五成群紧紧依偎在一起，你分不清缠在一起的是谁的脚，谁的腿，谁的胳膊。

　　有时候，你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堆外套、帽子和鞋。

　　"可我得提醒你，"他说，"你来这儿办事时会碰见这些人。

　　他们会发现你是新来的，如果感觉到你怜悯他们，他们就会占你的便宜。

　　像狗嗅到恐惧一样，他们会嗅到怜悯。

　　他们会告诉你说自己的母亲或父亲或妹妹需要帮助，只有你才有这副好心肠听他们倾诉。

　　一旦你相信了他们是如何的值得同情，你是如何的非同一般，他们就会把你领到一条背街，他们为之效忠的那群流氓会在那儿等着你。

　　"我们去了上东区，从第34街的茉莉山驱车到了第91街，经过了许多宅邸，相形之下，库克太太的房子像是小客栈。

　　即使走近看，这些房子依然不像住家，倒更像旅馆或银行，整个街区到处都是。

　　这些房子的前后左右都没有院子。

　　"在曼哈顿这地方根本就没有院子的空地。

　　"库克医生说，"如果你想拥有这样的大房子，院子是没有的。

　　不过，在乡下或者海边有其他的房子，跟这些房子一样大，或者更大些，周围有成片的空地。

　　"他把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52街的范德比尔特　豪宅指给我看，还有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65街的阿斯特　豪宅，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91街的卡内基　豪宅。

　　我们游览了上西区，沿着滨江大道驱车而行，街的一旁有许多新建的宅邸，有些还在建造之中，脚手架上罩着帆布，好像不久就要被揭开。

　　我们去了坐落在中央公园西路和第72街的那幢名叫"达科他"的公寓大楼，库克医生就是借用这名字称呼他房子西侧那部分建筑的。

　　这公寓有8层楼高，正面的圆柱上有许多三角形的饰物，顶上有尖塔，像埃利斯岛上的那些房子一样，第六层楼的栏杆被许多用大理石雕刻的宙斯和狮身鹫首怪兽支撑着。

　　他说，在曼哈顿，这是他最喜欢的建筑。

　　"人们说，晚上站在楼房上面往北看，你依旧能看到棚屋区燃起的火。

　　看见那些火突然冒出来，背景除了夜空什么也没有。

　　这楼房方方正正，两边各有11排窗户。

　　你瞧，从打地基到现在已经17年了，这里的街道甚至连路都没铺过。

　　住在这儿的人不想铺路，以此阻拦游客和开发商到这儿来。

　　有钱人，那些靠从事艺术、出版书籍和搞音乐的人，租这儿的房子住。

　　西奥多·斯坦韦　曾经住过这儿。

　　那是19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这地方是城市的最西边。

　　当时，从房子朝北的窗户望出去，人们能看见的只是树林、农场和满是棚屋的小镇。

　　据说站在楼上的那些窗户前，可以猎杀到小野物。

　　想想看，足不出户甚至不用下楼，就能打猎，那是什么情景？枪声一停，棚屋里的人便冲出树林，收捡猎物，有兔子、狐狸，然后在露天燃起篝火，烧来吃掉。

　　"他说，住在楼下的人是提着枪，乘坐电梯上屋顶花园的。

　　当时，电梯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坐电梯本身就是很新奇的事。

　　我能想象那帮人像群暴徒，涌出电梯，冲向栏杆，占据最佳位置。

　　我能想象人们站在远处，注视着这幢楼，听着枪声，看着楼上、护栏旁冒出的阵阵硝烟，仿佛这幢楼的住户每晚都得捍卫他们的堡垒，抵御入侵者。

　　这建筑真的像座拔地而起的城堡，仿佛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之后，整片土地正回归荒野之时，唯有这幢曾经是中心建筑的楼房还依然保留。

　　它像一座堡垒，抵御着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

　　我想起那些站在屋顶上和下面窗户旁的房客，瞄准棚屋小镇上的那些人，仿佛他们正准备入侵。

　　他的声音没有丝毫说教的语气，但从他的话中明显看出，对他来说，"达科他"就是划分新世界与旧世界，荒野与城市、贫穷与富裕的界碑。

　　库克医生称上城区是曼哈顿岛最北有人居住的地方。

　　这地方住着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资助人，那些拿钱支持皮尔里最近一次北极探险并且相信他依然会成功的"百万富翁们"。

　　库克医生在想，要是知道自己所资助的探险只是一场为了保全面子而在格陵兰毫无意义地拖延下去的逗留，他们会作何感想？"贫穷的人各式各样，有钱的人也是各式各样。

　　"库克医生说，"住这些房子的人，英国的贵族是最看不起的。

　　他们不屑与布希威克啤酒大亨们交往，啤酒大亨们又不屑与医生们交往，医生们又不屑与顺势疗法医师交往。

　　我对玛丽说，修建我们房子的那个游鬼利普休斯正是这种势利小人，因此他从不显灵。

　　我们的有些邻居对利普休斯家族把房子卖给玛丽这样的女人不以为然。

　　他们讨厌看到他们当中出现这样一个寡妇，她的前任丈夫曾经靠向忧郁症患者兜售骗人药物而发了财。

　　他们倒是认可探险家，但只不过是为了向别人夸耀探险家就住自家的隔壁。

　　"他这样说着，像个社会学家在发表客观的言论，丝毫没有流露出自己的偏好或身份。

　　我看见，或者说我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这城市，因为我自己的双眼还不能看明白。

　　无论是它的富庶，还是它的萧条；无论是它的奢华，还是它的贫困，这地方远远超出了我以前的所见所闻，太无边无际，太斑驳陆离了，在我的感知中除了留下混沌一片，一无所存。

　　他同意，这里的确令人惊愕，但如他所说，这里还存在着未来派的那种幼稚，那种追逐时髦的狂热，似乎那些所谓的发明创造总有一天会被人抛弃，那些为之而钟情，为之而投资的人将会成为笑柄，似乎这城市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未来世界的人会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这个阶段。

　　历史会把世纪之交的曼哈顿作为最容易受骗上当的极端例子记录下来。

　　他说，从我们经过的那些人的脸上，他看到了这种轻信，在一片乐观和躁动之下，他差不多也感觉到了这种轻信。

　　他相信，每次听到什么新的发明，什么新的更好的做事方法，这个城市的人，或者说有些人，便愚蠢起来，这些人可以被称作社会的笨蛋。

　　"你知道这些笨蛋是什么人吗？"他问。

　　"不知道。

　　"我说。

　　他说，不是有钱人，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发明家，更不是穷人，那些用自己双手建造这座城市的穷人。

　　"那会是谁呢？"我问。

　　"你和我。

　　"他说，"中间这帮人。

　　"社会的这部分人，他们的轻信和单纯成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们是这座新城想要感动的人。

　　它是不是想要感动那些街头流浪儿，那些住在廉价出租房里从不露面的房客？除了圣约翰斯，住在这里的人要比纽芬兰任何一处的人都还要多。

　　在我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像雅各·阿斯特这样的富人因为布鲁克林大桥而张口结舌？不会。

　　这城市是想诱惑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分享那些自己并未参与创造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享受得起，却不知它们的意义，无法掌握它们。

　　"是的，就像我这样的人。

　　"他说，"至少像我在爱上一位碰巧富有的人之前的那个层次的人。

　　"他的话我几乎根本听不懂，更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滔滔不绝。

　　他用手指着那些头戴汉堡帽的人，这些人拄着拐杖，注视着蒸汽挖土机在挖掘现场摇摇晃晃，茫然地呆望着一幢正在被拆除的建筑，这建筑比他们的年岁大一倍，此时此刻，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它行将灭亡。

　　库克医生说，这些中产阶级的出现，要比把所有的创造发明加起来还要意义深远。

　　我们沿着中央公园的东侧朝西走了几个街区，然后又往南，再一次来到挤满人群和车辆的街道。

　　"这噪音似乎也是推动这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

　　"他说，"就像这昏暗、拥挤、令人窒息的环境。

　　似乎这已经是定论了，纽约要以现在这个速度发展，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

　　"大多数路面电车和高架火车都电气化了。

　　头顶上到处都是电线，悬挂在城市上的俨然是一张松松垮垮编在一起的网。

　　"不过，与阿米莉亚在这儿的时候相比，至少再没有煤灰和炭渣从头上倾泻而下了。

　　"他说。

　　他既然提到我母亲，我便问他，他与她相遇时的那幢房子是否依旧存在。

　　"20年前的建筑几乎都不存在了。

　　"他说。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补充道："我想那房子还在那儿。

　　15年前我曾经去过那儿。

　　自从我最后一次在那儿当侍者之后，我就再没有从外面看过这幢房子。

　　曾经拥有这幢房子的医生很早以前就搬走了。

　　我也绕着道回避他们，还有他们的这幢房子。

　　不知道现在是谁住在那儿。

　　""你愿意带我去那儿吗？"我问。

　　"如果你想看，你可以独自去。

　　我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我不能跟你一起去。

　　""我只是想去看看。

　　"我说，"我不想进去。

　　你干吗不能跟我一起去？""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同去。

　　""去那儿时你我之间的关系似乎就不那么神秘了。

　　我知道这个秘是要保，但不是在你我之间，不像你要我叫你库克医生，即使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经过那幢房子会唤起我痛苦的记忆，令人羞耻的记忆。

　　""可你看见我时肯定也有那些记忆。

　　""那不一样，德夫林。

　　""我觉得是一样。

　　你不想去那使我感到羞耻。

　　""这件事我们私下谈得越多，就越难在别人面前伪装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的死不是因为你。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去。

　　我可以给你地址。

　　你可以坐出租车去那儿，然后跟我在--""不，我厌倦了老是这么鬼鬼祟祟的。

　　"我说，"假如有一天你改了主意，我们再一起去。

　　"他没说什么。

　　我们继续向前。

　　过了一阵，我注意到我们正朝大桥驶去。

　　街道远不及刚才那么拥挤了。

　　布鲁克林上方的天空不再湛蓝。

　　光线正快速地褪去。

　　"我在信中写给你的不全是真话。

　　"他说，两眼紧盯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我是个出钱搭车的乘客。

　　我感到一阵恐慌。

　　我将听到的会是什么？在这座城市里，好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此时此刻，即使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让使我感到自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格格不入。

　　我真愚蠢，原以为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历史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是他的历史，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其中没有哪一点属于我。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等着他袒露那句真话：他终究不是我父亲；我的那些最坏的担心全都得到了应证；我是他儿子的说法是为了满足他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虚构出来的，如今，既然我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走进了他的生活，他这就要一吐为快，以便把我摆脱掉。

　　终究，我不是自己所以为的那个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又成了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

　　我浑身冒汗，感到虚弱，他赶紧抓住我的胳膊，没让我从马车上跌下来。

　　"在这儿不能告诉你。

　　"他说，像是在大吼，又像是在耳语。

　　"我更愿意赶着车在城里跑，而不是给你讲这些事。

　　也许我本该独自一人出来溜达。

　　"我告诉自己，我没有证据。

　　他也没有证据。

　　不可能有证据。

　　我相信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人的话。

　　他究竟是谁？除了他告诉我的之外，关于他我还知道些什么？因为我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所以我没法抗拒那些信件。

　　等第一封信到来之后，这世界似乎不再狭小，未来似乎不可预料。

　　"库克医生--""我们在'达科他'见面，我在那儿给你讲。"

《纽约的探险家》第15章

　　他去自己住的地方，告诉他妻子我俩有事要谈，然后在客厅与我见面。

　　这是达科他最大的房间，我们可以坐在离门和墙很远的地方，尽可能不让我们说话的声音传到外面去。

　　即使我俩坐在里面，这个从未有人居住过的房间似乎依然空空荡荡，唯一的作用就是更增添了我不属于这儿的感觉，犯下了某种可怕的、不可逆转的错误的感觉。

　　即使回纽芬兰也不能更正这个错误，无论怎样都无法更正这错误。

　　我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即使是仅仅在脑子里，我也要一直走下去。

　　得知自己向往多年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也根本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就这样回去，还不如像我母亲那样一死了之，像弗朗西斯·斯特德那样。

　　毕竟还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

　　以前，我只在梦里有这样的担心。

　　"你不是我父亲？"我悄声问。

　　"当然是。

　　"他说，看上去很吃惊，接着不安起来。

　　"当然是。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往别处想。

　　从不会让你往别处想。

　　我想说的完全是另一件事。

　　德夫林，请你不要有这种感觉，在我这儿你没什么可怕的。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是何等的如释重负，刚才我是如何的害怕。

　　这也许会使他怀疑我的情绪是否可靠。

　　即使再一次得到了保证，我依然心存疑虑。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过分依赖他了，过分在乎他的认可，在乎满足他的期待，也在乎他满足我的期待，以为我俩所共有的是某种联系在一起的命运，这太危险了。

　　不应当这样去依赖一个人，更何况这是个如此捉摸不定的人。

　　我俩坐在壁炉的两侧，摇曳的火光映在壁炉上方的镜子里，映在装饰华丽的镀金天花板上。

　　虽然屋外很暖和，但他坚持要生火，说晚上这房间总是很冷。

　　我们没有打开灯，不过即使如此，我依然能看见头顶上的吊灯，没有点亮但依旧发出微光，被看不见的铁链吊在天花板上，仿佛悬在半空。

　　我俩没有面朝炉火。

　　他坐在沙发上，从那儿能看见两扇门。

　　我没有跟他坐一起，而是拉来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

　　"告诉我，"他说，"等我死了以后，等那些最容易受到真相伤害的人死了以后，你觉得你会做什么？""有些人已经死了。

　　"我说，"比如我母亲，弗朗西斯·斯特德。

　　""你在不在乎人们对他们的记忆？对我、我妻子、我的其他孩子的记忆？你在不在乎人们对你的记忆？""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是我父亲。

　　"我说，"没有人会知道。

　　你应当相信从我这儿你没什么好害怕的。

　　你是我父亲。

　　"我父亲，父亲，我终于叫出了这称呼。

　　听到这称呼，听到我没有按照保证只叫他"库克医生"，他打了个哆嗦。

　　从此以后他会不会不再关心我，不再说我是他儿子了？可在信中，他却是经常用"父亲"和"儿子"这两个称呼的。

　　"我相信你。

　　"他说，"如果人们不像现在这样，谁还有理由害怕真相？可现在的人要是知道了真相，是绝对不会理解的。

　　"我一直在权衡是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犹豫不决。

　　从你到来的时候起，我倾向于前者。

　　希望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弗朗西斯·斯特德曾一度非常爱你母亲。

　　也许比我更强烈。

　　""他或许爱过她，但他肯定恨我。

　　"我说。

　　"在远征北格陵兰期间，18个月的时间，我了解他。

　　有人给你讲过他吗？讲过他长什么样？""除了不得已，没人提过他。

　　""我先给你讲弗朗西斯·斯特德。

　　他根本不知道人的动机，好的或坏的，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

　　他不觉得自己的性格水清可鉴，以为自己高深莫测，就像别人在他眼中的一样。

　　"他总是给我讲他自己的事情，以为这些事我很难想到。

　　他总是一本正经，几乎严肃认真地自我袒露，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解脱：终于有人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缺陷，那是多年来埋在心里的可耻秘密。

　　"'我不善言谈。

　　'他曾经说过，好像我从没见过他试图开口讲话。

　　"我简直不忍心告诉他，他喋喋不休向人袒露的那些事实际上都是常识。

　　我让他变得像个孩子在说话，真的像个孩子。

　　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

　　假如他发现或怀疑有人拿他开玩笑，他会生气。

　　并不是生他们的气，而是他自己，气他的举止言谈让自己成了傻瓜，但通常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家笑他，但一般都是善意的嘲笑。

　　他的'故事'大家有点知道。

　　我们听说他抛开自己的妻儿来参加远征，听说他不在时，他妻子死了，不过详情不知道。

　　我们大家以为她死于什么疾病。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妻子和他孩子是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阿米莉亚只是曾经称呼他'我未婚夫'。

　　莉莉也从没说起过他。

　　"在探险者当中他颇受喜爱，他说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他为何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不过，他们也笑他--笑他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笑他朝三暮四的追求目标，这些东西他夸夸其谈，好像已经实现了似的。

　　今天是北极，明天又是南极，后天则是世界最高山脉的顶峰。

　　"要是他有自知之明，要是他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伟人，也许他会成功的。

　　但你听他讲话，好像伟人们已经把他算进了他们的行列。

　　人们禁不住会笑他。

　　"'我为什么经常被人嘲笑？'在北格陵兰远征的时候他问我。

　　"'没人笑你。

　　'我说。

　　"'妈的，我只是……'他说，'为什么我不能……'他从来没把这些话说完，而只是东拉西扯的，更让人感到好笑。

　　"他告诉我说，他觉得自己是这次远征队里的吉祥物。

　　在他看来，之所以成为吉祥物，也许是胡乱之中的选择。

　　"很明显，从远征一开始，皮尔里之所以雇他，是因为他能欺辱他。

　　弗朗西斯以为皮尔里是他的朋友，因此对皮尔里的任性一味地迁就。

　　"远征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可怜他，因为皮尔里那样对待他，让他做最贱的活，好像皮尔里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弗朗西斯不肯屈尊去做的事。

　　弗朗西斯，身为医生，却要倒垃圾，为皮尔里的住处扫地板，厨师病了还得顶上。

　　在"风筝号"上的船员和付钱乘船的旅客当中有这种说法：船上有两个男仆一个医生，而不是两个医生一个男仆。

　　"不过，渐渐地，弗朗西斯变了。

　　等到沿陆地返回格陵兰南部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返回麦考密克湾的时候，他开始公开顶撞皮尔里了。

　　当皮尔里在忙别的事情时，弗朗西斯两眼紧盯着他，似乎想与他对抗，不满皮尔里这样虐待他，不过此时的皮尔里已经尽量地不理睬他了。

　　有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弗朗西斯紧盯着我，脸上带着他紧盯皮尔里时的那种表情。

　　除了一开始皮尔里更乐意接受我的医疗建议以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对我不满的。

　　"弗朗西斯越来越令皮尔里讨厌了。

　　他死后报纸上刊登的有关他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真的。

　　有时，他离开船或红石屋，身上的穿着好像是要去希望公园散步的模样。

　　他不止一次地脱光衣服，在冰冷的水中游泳，声称对冰冷的水没有感觉。

　　他模仿爱斯基摩人的样子，蓄着长发，脸却刮得干干净净。

　　"他告诉皮尔里，等春天到来时，他不愿跟远征队的其他人回去，而是留下来跟爱斯基摩人在一起，他愿意过他们的那种生活。

　　尽管很显然，弗朗西斯根本不可能抵达北极，甚至不可能再往更北的地方去，但皮尔里还是很愤怒。

　　"我们大家告诉皮尔里，弗朗西斯要么像许多探险者一样，是要'返璞归真'，要么就是得了爱斯基摩人称作'piblocto'的病，一种很快会过去的极地癫狂症。

　　我告诉皮尔里，最好是迁就一下他，等他自己好转，但皮尔里却当面指责他的一言一行，这只能使他每况愈下。

　　"北极的夜晚降临时，他独自一人走到外面，来到一堆岩石旁，这成了他的习惯。

　　他总是坐在岩石上背朝着红石屋，坐在背风、看不见他的地方。

　　石堆中有一条类似长凳的凸出部分，他可以坐在上面，离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此他得把腿放直伸出，否则只得蹲着。

　　他不在那儿时，我自己曾去过一两次。

　　在岩石上，在岩石前面的雪地里，有许多烟蒂和一小堆一小堆燃了一半的烟丝。

　　"不难想象，黑暗中他坐在那儿，浑身裹着毛皮，嘴里吞云吐雾，沉思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会一举成名，成为一名伟大的探险家。

　　也许他相信，因为自己知道漫漫长夜会对大脑和身体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这些影响对他毫无作用。

　　"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回避与人交往。

　　这种病态的沉思因为黑夜漫漫而无法抵挡。

　　可黑暗却让他愚蠢地以为，与人交往是在浪费宝贵的精力。

　　每天，当他离开房子时，他告诉我们说他出去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存办法。

　　他把我们做的一切都看成是某种错觉的症状，一种证明，这种错觉很可能会相互传染。

　　"不久，凡是我给其他远征队员开的处方，他都从中找茬儿。

　　这些人极度虚弱，不知道到底该听我俩谁的。

　　他说皮尔里锻炼得太多了，皮尔里太太最好不要锻炼（女人最好要做的总是与男人最好要做的相反）。

　　他说范霍夫书看得太多，吉布森睡得太多，亨森又睡得太少。

　　我们应当食用煮熟了的罐头肉，不该吃新鲜的生肉。

　　过了一天，他又说完全相反的话，或者把自己批评的矛头改变对象，挑剔亨森的睡眠方法和皮尔里太太的读书习惯，不过除了我，没人注意他在说什么。

　　"我不得不经常反驳他。

　　没病的时候，其他人不会把他的话当真，但有病时，由于两个医生的意见相左，他们的心中便充满疑虑和害怕。

　　他们不仅跟我吵，还跟他吵，甚至连皮尔里也这样，我提醒他不要再多吃罐装肉，他却告诉我斯特德医生说多吃罐装肉会增强血液循环。

　　"我甚至怀疑弗朗西斯是不是想通过乱下医嘱来破坏这次远征，不过，他焦虑不堪，几乎快要神经失常了，我怀疑他有没有能力谋划并且实施任何这样的计划，这样毫无意义的罪恶阴谋。

　　"每天早晨，我俩的巡视总是以争吵而告终，当着那些不知所措的病人的面，我俩大声争吵，直到最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出红石屋，几个小时都不回来。

　　我只好劝那些最容易轻信他的人，或者身体最弱的人不要跟他一起出去。

　　"等他回来后有人问他时，他总是说库克医生的建议也不错，或者说那些既然早晨不听他医嘱的人，晚上就不应该来向他请教。

　　"他肯定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写他的日志的，因为平时没人看见他写过一个字。

　　他走到哪儿就把日志带到那儿，厚厚的十几个本子，边沿已经磨得呈锯齿形了，最上面放着一本新的，每一页依旧是空白的。

　　我想象他坐在月光下，手握成拳头，捏着铅笔，一边吐着烟雾，一边潦草地写着。

　　在红石屋里，我只见过他阅读自己的日志，全神贯注的样子，好像那些东西是别人写的。

　　"我们有三个月没见到太阳了，此时他的境况越来越差，我开始怀疑他是否还能康复。

　　当时的天气很糟，就连他也不出门了。

　　红石屋三面凹进一座小山，像是掘出的一个洞穴，只有房子的正面露在外面。

　　"暴风雪接踵而来，持续了几个星期。

　　暴露在外面的那堵墙像一张床单来回地扭动，似乎抵挡不住狂风。

　　那扇门虽然有好几层，每层跟地窖的门一般厚，但依然嘎吱作响，仿佛有什么巨人正试图挤进屋来。

　　"范霍夫蜷缩在离门最远的角落里，双手蒙住脸，战战兢兢地在呜咽，好像有人在揍他。

　　皮尔里夫妇呆在帘子背后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吉布森坐在桌子前，两只手捂住耳朵，无法忍受风的尖啸。

　　我努力让自己看书，却禁不住看着那堵墙，担心会不会被风吹垮。

　　"弗朗西斯不再挑毛拣刺，不再给人下医嘱了，他默不作声，慢慢地放弃了随队医生的角色，变得非常消沉，不跟任何人讲话，甚至连我也不理，甚至连有人直接招呼他也不理。

　　一开始，人们对他的这种变化似乎还很欢迎，但不久，看见他成天背靠墙壁，下身钻进睡袋里，像个紧张症患者一动不动的样子，大家开始不安起来。

　　"我担心他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身体得了什么病，但给他做检查时，他好像毫无觉察。

　　可以这样说，比起其他人，他要健康得多。

　　那些人还以为他们会在某天的清晨一觉醒来发现他死了呢！"太阳再次出现的时候，天气依然很糟，可是当范霍夫指着从挡住窗户的木板边沿透进的光线时，他几乎是立刻走出了精神恍惚的状态。

　　我觉得他的恢复太突然，令人难以置信，不过，看到太阳，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会这样极富戏剧性地突然好转的。

　　我们什么话题也不谈，只谈春天的来临，以及会搭上什么船只返回家乡的可能。

　　"一天，接我们的船只快要到了，我俩为两个爱斯基摩人看完病，翻过一个碎石山坡往回走，他问我他可不可以向我吐露点事情，然后把我引到那堆岩石旁。

　　"他坐了下来，拍了拍石条示意我也应当跟他一起坐下。

　　我照办了，以为他把我拉到一边是为了道歉。

　　在过去的几周，他又履行起医生的职责，似乎很不好意思，不愿谈论过去几个月的事。

　　"在远征结束之前向自己的上司或队里哪个表现最佳的队员袒露心声，这并不罕见。

　　后一种人往往是随队医生，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有他才真正有要干的事情，面对恐惧和黑暗，再没有什么比手上有事更能从中得以解脱的了。

　　"这些人私下与你相见，一是想知道回去后怎么向世人讲述自己的表现，或者怎么加以修饰，二是想让你确认，他们没有怯弱，没有丢脸。

　　"我决定一开始先狠狠地训他一顿，然后再尽可能巧妙地劝他今后不要再申请参加远征。

　　"他扫视了远处的冰川，叹了口气，身体再一次沉入岩石堆中，像是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椅子里移了移重心一样，仿佛他的安排原来就是只看日落，他想让我做的原来就是给他做个伴。

　　可是接着，他往前欠了欠身，收起双腿盘坐起来。

　　"他告诉我，他家里有个妻子，还有个他抛弃了的儿子，原因是这孩子不是他亲生儿子。

　　他说他妻子告诉他，因为喝醉了酒她被人占了便宜，可是他不相信她。

　　他说最近他找到了谁是这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没说怎么找到的。

　　"他说，他们订婚的时候，他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了。

　　当时在圣约翰斯只有不到20个医生，包括与她有亲戚关系的人。

　　她不知道谁的嘴巴更紧，值得她信赖。

　　"于是，在他的诊室里，她把那件事告诉了他。

　　她告诉他，因为有很多喝的，从走进那儿半个小时之后到她离开之前，究竟那次酒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她一点也记不得了。

　　她说自己知道跟某人在一起，可就是记不清他是谁了。

　　"他的反应是她始料不及的。

　　她原来想他会认为自己是故意背叛他。

　　可他说，他相信她。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她没有责任，这件事由他们共同来处理。

　　"对于那个在她酒醉之后不由自主的时候占有了她的男人，他连骂也没骂一句，而是说他想给她做个检查，确认她的怀疑是否有误。

　　她说这没必要，但他坚持要检查。

　　"'好了，好了。

　　'检查的时候，他不停地在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他检查的这个女人，过去他连吻都没吻过，从没看过甚至碰过她的身体，可现在却要确认她是否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

　　"'这不能改变什么，真的。

　　'他告诉她。

　　'就当我们收养了一个孩子。

　　我们可以告诉那些需要知道这件事的人，就说是我让你怀孕的。

　　他们想怎么反应随他们的便。

　　我们相爱，这才是最要紧的。

　　'"他告诉我说，他讲呀，讲呀，没有觉察到实际上他想说服的是他自己。

　　这个心中不存芥蒂，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应对，都会一样地钟爱自己妻子的弗朗西斯·斯特德，跟那个可能会第一个到达北极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同样，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他说，他本该劝她考虑第二种选择，本该提醒她，既然他是医生，他们完全有办法永保她怀孕的秘密。

　　除了他俩，别人永远不会知道。

　　"可他们没有说出这第二种选择。

　　他自己坚信，无论怎样，他俩都会结婚的，而且会白头偕老。

　　"'现在我才明白，她跟我结婚是为了那孩子。

　　'他说，'而且为了那孩子，她努力让我们的婚姻能维持下去。

　　'"她的一家，包括只剩下的姑妈、伯母、舅妈和伯父、叔父、姨丈，他的一家，也就是斯特德家族的人，全都知道了。

　　斯特德家族的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相信这件事，就是他让她怀孕的，全家人对此深信不疑。

　　但究竟该怪罪谁，他们却丝毫没有疑虑。

　　"她怀孕的事成了公开的秘密。

　　婚期只好马上更改，因此许多被邀请的人都不能来了。

　　他的弟媳妇作伴娘，可他和你母亲几乎不认识她。

　　"弗朗西斯说他没办法，只觉得他们真正的秘密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全圣约翰斯的人都知道她怀的这孩子不是他的。

　　"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因为未婚夫而怀上孩子倒不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

　　假如果真如此，那些有关她的传言也不会让他心烦。

　　"孩子出生后不久，弗朗西斯似乎觉得他们三人还是有可能成为一家的。

　　可他忘不了这孩子是另一个男人的儿子，不是他的。

　　除了他和他妻子，没人知道这个事实。

　　他说他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兄弟。

　　可尽管如此，他还是老觉得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事。

　　在他看来，自始至终人们似乎都在嘲笑他，因为他们觉得他迟早会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且现在笑得更厉害，因为他决意要证明他们错了自己对了的做法，其结果是恰恰证实了他们的预言。

　　"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蠢，没有看到他所谓的'纯真'在首次面对真正的考验时却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更使他痛苦：看到这孩子，还是看到他妻子。

　　他感觉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怨愤、恶毒、仇恨。

　　而在此之前，这些还仅仅是字面的东西。

　　"他尽可能地躲着他们，让人把晚餐送到书房。

　　他告诉妻子为了确诊某个疑难病症，自己要在书房查阅资料。

　　上午，他总是声称自己在工作时睡着了。

　　"几个月后这'疑难病症'还是没确诊。

　　有一次，他妻子开玩笑说，他试图确诊的那种病早就传染开了，第一个染上的人肯定早就呜呼了。

　　他看着她，仿佛在说只有像她这样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如今，他对她说，她跟另外一个男人一起背叛了他，骗他结婚，骗他相信自己能抚养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好像是他自己生的。

　　她得到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如愿以偿了，既然这样，她还有什么必要假装爱他呢？"一连几个月，除了同住在一起必须要说的话以外，他对她没说过多余的话。

　　"在那次，也是第一次爆发之后，他再没有，也再不会对她发怒了。

　　"她说了很多很多，想让他相信她依然爱他，他们的婚姻依然能够维持，但不论她怎么说，他都不肯回答，甚至连一点听到她说话的表示也没有，而是带着一种对这样无缘无故的批评早就习以为常的样子，干脆离开了房间。

　　"最后，他终于对她说话了，告诉她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好像是因为她在坚持，这样的日子才持续到今日。

　　"'我已经想了好久。

　　'他说，'我应当改变自己的生活。

　　'说完，他转过身，上楼进了他的书房。

　　"他已经决定要离开她和那男孩。

　　可他不忍心就这么消失了，去到别的什么国家从头开始。

　　他仔细查看地图，考虑过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

　　可他无法想象自己在这些国度孑然一身的境况，为自己编撰出不太丢脸的过去，让人可怜他，或敬佩他。

　　这些都只是些幻想。

　　"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彬彬有礼地对她说话，甚至不时地带着她误以为是宠爱的表情看着她和孩子。

　　"一天夜里，等孩子睡着之后，趁她正在前厅看书时，他从书房走下楼来，面朝壁炉站在那儿，开口讲话了。

　　"'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到北方去。

　　'他说。

　　"她等着，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拉布拉多希望谷传道团急需医生。

　　'他说，'我自愿报名参加，被接受了。

　　只有6个月的时间，结束之后也许再延长6个月。

　　这样我更有时间再考虑考虑。

　　我经常在想，北方究竟像啥样。

　　'"他说：'她的表情告诉了我两个事实：第一，她爱着的是另一个人，第二，她从没爱过我。

　　'"弗朗西斯在想：'这另一个男人在哪儿？对他的孩子，她一分一秒也不忍心离开。

　　他知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她如此爱他，可他是不是背弃了她？'"弗朗西斯懒得向她提这些疑问。

　　他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她是不肯松口的，对她来说，说出真情也为时已晚了。

　　他无心对她说话，无心看她或那男孩，对他来说，仿佛任何谁都可能是他的父亲。

　　"就这样，他当上了传教士，后来又成了探险的人。

　　他告诉我说，他不想被人遗忘，或者给人们留下坏印象。

　　最好让人们觉得他抛弃婚姻是为了探险这个更加浪漫的使命，觉得他离开妻儿其实是极不情愿的，是因为他结婚后才发现自己天生是做大事的，可惜对于他的妻儿来说，这个发现来得太迟了。

　　"他在希望谷传道团干了一年。

　　等他回到家，告诉她自己不再行医而是去北极探险，她彻底放弃了他。

　　"可他对她没有放弃。

　　他说，他满脑子想的依旧是她和那个他不知名的男子。

　　"库克医生把面朝壁炉的脸转过来，看着我。

　　"故事讲到这儿时，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我、皮尔里还有他妻子之间的事。

　　这话太突然了。

　　在这之前，我感到忐忑不安，但在我看来这件事仅仅是个偶然。

　　他的未婚妻因为另一个男子而怀了孕，而我也曾让一个订了婚的女子怀了孕。

　　听到他讲自己的境况，我只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可这时他突然说：'我知道你和皮尔里还有我妻子之间的事。

　　'"他知道跟自己妻子一起背叛了他的那个男子就是我。

　　他知道我曾经做过的事。

　　也许在远征队离开纽约之前早就知道了，否则就是皮尔里最近告诉他的。

　　"既然他终于让我大吃一惊，就没必要再提皮尔里了。

　　但他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知道在曼哈顿的那次酒会上我不仅遇见了你母亲，其实还遇见了罗伯特·皮尔里。

　　但弗朗西斯给我讲这段故事，这段我比他更熟悉的故事时，却用他一直使用的那种口吻，仿佛此时此刻我只是他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对下一步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皮尔里跟你和我母亲有什么关系？"我问库克医生。

　　"他刚加入美国海军，军衔是海军上尉。

　　"他说，"因为他接受的是土木工程师的训练。

　　酒会上他身穿军服，没人理他，我在信中曾说过，那场酒会是为了庆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毕业生而举办的。

　　皮尔里的母亲跟这家女主人是熟人。

　　似乎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朋友的礼貌，皮尔里才应邀来参加酒会的。

　　"他身着军服，再加上身高和体魄，还有搭配得当的红头发蓝眼睛，看上去非常英俊。

　　可是，他似乎很尴尬，好像他不愿意这样引人注目，不乐意让自己的长相对他人产生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女人。

　　酒会上，看上去比皮尔里更不自在的人只有我了。

　　我们四个有可能成为医学生的男孩为人端茶兑酒，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尤其感到格格不入。

　　"酒会上，皮尔里和一个即将毕业的医科学生发生了一场近乎于争吵的口角。

　　好像是因为皮尔里最近突然跟一个年轻女子解除了婚约，据说这对那女子很不公。

　　要么是那个年轻的医生对此事说了点什么，要么是皮尔里误解了他无意中听到的话。

　　皮尔里对那个年轻人吼了几句，一开始，那人一脸迷惑，接着变得好斗起来，他朋友只好把他从皮尔里身边拉开。

　　"皮尔里离开现场，来到吧台，我正在那儿招待其他客人。

　　他默不作声地在那儿站了几分钟，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他正毫不掩饰地用蔑视的目光注视着我。

　　"'听说你打算今后当医生。

　　'我俩目光相遇时，他说道，尽管此前有所改变，但他的口齿仍略微不清。

　　我看得出他依然因此而很不自然，很痛苦。

　　我告诉他是的，我打算当个医生。

　　他笑了，好像从未见过比我更无希望的医学院报考人，好像看到我这个双手抖个不停，酒和冰撒了一地，摔坏杯子的人，作为医生将会是多么的无能。

　　"我猜想他知道这次酒会的举办人因为可怜我，可能或多或少要资助我去读医学院。

　　我无话可说。

　　他的笑声终止时，嘴巴啪嗒一声合拢了，声音很响，后排的大牙咔嚓一声咬合在一起。

　　我觉得他正准备用同样的口吻对我说话，就在这时，站在离他几英尺远正等着添酒的一个年轻女子上前插话了。

　　她把脖子伸过前面人的肩头，大声说道："'皮尔里上尉，看见你笑，我很意外。

　　'"'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意外的。

　　'皮尔里吃了一惊，嗓门提得像她的一样高。

　　'更何况我们从没见过嘛。

　　'"周围的人全都停止了谈话，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了这个冒昧的年轻女子身上。

　　"'你之所以笑，是不是因为在这儿比只跟你妈呆在一起时更快活？'她说，'听说你妈最爱把她的宠儿唤回去。

　　'"皮尔里又笑了，笑得比刚才更加做作，停止时嘴巴又一次啪嗒一声合拢，像是他还没能完全掌握的什么机械装置。

　　"'小姐，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

　　'他说。

　　"'梅·吉尔比说你从来不笑。

　　'那个女子说，'其实她说你只有为了不失体面才笑的。

　　'"很清楚，这个吉尔比就是跟皮尔里订婚的那个女子。

　　这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因为这话被这个好像是无人陪伴的女子当众说出，似乎把皮尔里概括得完整无缺。

　　大家都看着他，仿佛在衡量那个与他订婚的女子对他的评价是否贴切。

　　"笑声越来越响。

　　皮尔里涨红着脸，大步穿过人群，走进另一个房间，那里的人还不知道他的窘迫。

　　"那个出来替我说话，让他尴尬的女子就是你母亲。

　　她的表姐莉莉给她讲过皮尔里和梅·吉尔比的事。

　　"几个小时后，你母亲的确喝多了，我把她扶上楼，当时你母亲跌倒在地，我单腿跪在她旁边，直到这时，我才又一次遇见了皮尔里。

　　"'可惜那些觉得你那小玩笑有趣的人没来看看你们现在这模样。

　　'皮尔里说。

　　"'先生，她只是多喝了一点点。

　　不要紧。

　　'我说。

　　"皮尔里摇摇头，好像不相信。

　　'她一个陌生人，居然骂我亏待我的未婚妻。

　　可她自己手上戴着订婚戒指却躺在这儿，搂着一个布鲁克林的送奶小子。

　　'"一定有人给他讲过我跟自家兄弟开了家小的牛奶场。

　　皮尔里自己也是出生在缅因州的一座不大的农场上，不过他从不愿意让人提起这事。

　　他俯视着我俩，笑了，然后从我俩身边迈过，朝走廊尽头走去。

　　"你母亲离开曼哈顿之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遇见了皮尔里。

　　当时我和你母亲在中央公园散步，莉莉在我们中间，正好看见他跟一个女的手挽着手朝我们走来，我看那女人是他母亲。

　　你母亲和我相互笑了笑，那是两人之间的心领神会的笑。

　　这就是你母亲说的那个'最爱把她的宠儿唤回去'的女人。

　　她这样昵称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俩朝我们走来，满脸阴沉，仿佛为了不失体面才笑已经成了他们家族的特征。

　　皮尔里狠狠地盯着我们，好像他认出了我们，而且还猜到了我俩会心一笑的含义。

　　我觉得，看见我跟你母亲在一起，他很吃惊。

　　那句说她"搂着一个布鲁克林送奶小子"的猥亵话原本只不过是随便骂骂，简直没想到就是真的!"他和他母亲从旁边经过时，皮尔里移开他的目光，大家都没说话。

　　"弗朗西斯·斯特德说，好几年之后，他从圣约翰斯来到布鲁克林，而且阴差阳错地跟皮尔里交上了朋友。

　　皮尔里并不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跟许多年前在酒会上讥讽他的那个女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一次，弗朗西斯告诉皮尔里，他有个妻子和儿子在圣约翰斯。

　　他告诉他那个孩子不是他的，不知道究竟是谁的，不过他相信这孩子的父亲就住在纽约的什么地方。

　　他把阿米莉亚讲的因为喝醉了被人占了便宜的故事又讲给皮尔里听，可是他说不相信这是真的。

　　当他说出自己妻子的名和婚前姓的时候，皮尔里知道了。

　　这个女子为了庇护我，曾经讽刺过他，侮辱过他，他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这种事。

　　他也记起了我的名字，他认为，那个处境卑贱的小子正是让他丢脸的起因。

　　他想起了我们两个人，想起曾经在中央公园看见过我们，想起看见他跟他母亲在一起时我俩的相视一笑。

　　他把自己知道的全告诉了弗朗西斯。

　　"'亲爱的斯特德，这不是什么谜。

　　'皮尔里最后说，'你老婆蒙骗世人说那孩子是你的，其实他的父亲是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斯特德，在曼哈顿的那次醉酒聚会之后库克和你老婆之间发生的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很多人都知道你家里的那个男孩不是你儿子，甚至在圣约翰斯也有人知道，知道你不是他父亲。

　　这些人一直在背后嘲笑你，已经许多年了。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作为朋友我再也无法容忍你这样被人愚弄了。

　　当然，对于我告诉你的有关库克医生的事，我没法证实，而且假如你把这事讲给别人听，我也会否认曾给你讲过这事。

　　'"'现在，你或许知道为什么皮尔里会那样对我。

　　'弗朗西斯对我说，'遇见他时我无亲无友，因此我崇敬他。

　　当着别人的面，尽管他没有泄露我的秘密，但他总是取笑我，拿我开涮，开只有我俩才听得懂的下流玩笑，把我支来支去，为他和其他人跑腿。

　　人家都知道我成了皮尔里的仆人，而我也毫无怨言地承受了这一切。

　　'"库克医生看了看我。

　　"你可能会想：既然把我的事告诉了弗朗西斯，那他为什么还把我们两人都招募进他的远征队？按皮尔里的判断，弗朗西斯是个没用的乌龟王八，根本没胆量向欺负他的人复仇。

　　至于我，当申请作为北格陵兰远征队随队医生的时候，我为了获得极地探险的经验，也把对皮尔里的厌恶搁在一边，因为我知道在他的带领下，我能学到很多东西。

　　皮尔里接收了我，大概也是为了有利于远征队，他同样把内心对我的所有仇恨搁在一边。

　　我们没有提及第一次相见的事。

　　我认为，皮尔里觉得把我和弗朗西斯放在同一支远征队里会是件很有趣的事。

　　看看弗朗西斯如何鼓起勇气跟我作对，这一定让人开心。

　　他也许曾认为，弗朗西斯会公开谴责我让他妻子为我生了个孩子，因此羞辱我，还可能让我名誉扫地。

　　我断定，他认为弗朗西斯不会有什么非常举动，危及那次远征。

　　对于人的个性，他从来都把握不准。

　　"但是，坐在石凳上向我吐露真相的这个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那个任由皮尔里辱骂虐待的弗朗西斯·斯特德。

　　在表露出他知道我就是那个跟他妻子一起背叛了他的男人之后，他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看着我。

　　我竭力保持着镇静。

　　"'斯特德医生，我的确遇见过你妻子。

　　'我说，'可我们只是偶然认识。

　　我跟她表姐莉莉更加熟悉。

　　'"'库克，我是带着要杀你的意图参加这次远征的。

　　'他说，'我有很多次机会，不仅可以杀你，而且还不被发现。

　　作为同事，别人常常看不到我俩，就像现在这样，有时候在某些地方，只要脚下一滑就意味着死亡。

　　我只需把你推进哪条冰缝，然后向其他人报告说是事故。

　　可我没法让自己这么做。

　　我妻子在我离开她几年之后自杀了。

　　她死了。

　　我认为你有责任。

　　可不知为什么，我没法鼓起勇气杀你。

　　我签约加入这次远征，似乎就是为了把你拉到一边，把这一切告诉你。

　　你就是我妻子的儿子的父亲，对此我不再怀疑。

　　现在我相信了，好像相信就已经足够了。

　　'""德夫林，你要知道我这是第一次听到阿米莉亚的死讯，第一次听到她是怎么死的。

　　也许，他从我眼中看到了痛苦，那就是他的复仇。

　　"他的声音非常镇静，非常从容。

　　我早该知道他只有最后一件未竟的事了。

　　"听到他曾经想杀掉我，我浑身发抖。

　　虽然他说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但这并没让我安心多少。

　　他能这样当面说起这些事，本身就表明他也会马上又变回来。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别人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他身上好像没武器，可在我俩的医用包里各有一套解剖刀。

　　他发现我在看着那两个包，并排着放在我俩之间的地上，用绳子缠好的两个粗麻布捆。

　　"'别担心。

　　'他笑了，好像如今在我脑子里的那想法早已在他的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

　　'如果你承诺为我保密，我会承诺为你保密的。

　　'他把我的沉默当做了认可。

　　的确，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他离开那堆岩石，回到红石屋。

　　那天晚上，他走出那幢房子，就再没有回来。

　　"因为大家都以为我跟他接近，所以皮尔里要我写了刊登在报纸上的那份报告。

　　"回到布鲁克林，我与圣约翰斯登记出生和死亡的机构进行了联系。

　　他们向我确认，阿米莉亚·斯特德的确已死，不过正式登记的死因是意外溺死。

　　"库克医生叹了口气，似乎他的故事讲完了。

　　不过，可以肯定他没讲完，可以肯定自从我来到布鲁克林之后他的心里还有话要说，有与他在信中的说法不尽相同的解释。

　　可以肯定他讲的这些不是几小时前他曾提及的事情，当时，他的声音因为畏惧而颤抖，说他还有事情没告诉我，那是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能向我袒露的事情。

　　"我不懂，你没必要害怕什么。

　　"我说。

　　"你母亲离开纽约回到纽芬兰后，还给我来了封信，不像以前我所写的那样，再没写信给我。

　　"他说。

　　他把手伸进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把它展开递给我，双手突然抖动起来。

　　纸上写道：我最亲爱的：我怀上孩子了，可他的父亲不是我的未婚夫。

　　这两点我可以向你担保。

　　除了我对你的爱，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难以确定。

　　如果你依然想娶我，你只须说是，我就会去纽约见你。

　　因为我必须立刻得到你的答复，请用"莉莉"的名义给我发个电报，简单地回答是还是否。

　　如果你说否，或者一周内没收到你的电报，我就不再给你写信了。

　　今后假如你给我写信，我也没办法了。

　　请不要担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的名字。

　　爱你的　　阿米莉亚　　我读完信，抬起头，看见库克医生已经双手掩面了。

　　"这么说，中断联系的不是她，而是你？"我问。

　　"是的。

　　"他回答，"'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的名字。

　　'我知道她是说话算数的，无论如何她都会信守承诺。

　　我的名誉，或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至少会拥有的名誉，会不受损害。

　　为了她和我，还有你能一同生活，她几乎甘愿抛弃一切。

　　可我却不肯。

　　我没有用上一周就下了决心，我甚至连给她发个答复是'否'的电报的勇气都没有。

　　德夫林，我甚至连个'否'字都没给她。

　　我只是照常生活，好像我们从没见过，让她别无选择，只好这样。

　　你不知道对我自己的作为我是多么的惭愧，多么的后悔！"我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说'是'，对谁都不会有好处，我的背信弃义可以得到原谅。

　　我问自己，假如我说'是'，我们两人还有孩子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失去了名誉，她也失去了名誉，嫁给了我这个没有前程的人，我们的孩子只能在贫穷和耻辱中成长。

　　我有抱负，你是知道的。

　　我也曾给她讲过我的抱负，讲过我在贫穷中长大，在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布鲁克林长大，紧邻那诱人的城市。

　　可是，我也许会远走高飞，似乎那城市不可能有我的一席之地。

　　作为年轻人，我决心要为自己争得这一席之地，要在某个方面成就功名，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

　　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她的未婚夫会毁掉这桩婚约，她怀孕的事会不为人知，孩子会生下，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抚养，送给别人，这样母亲和父亲都可能有希望过上好日子。

　　"我们赶着车到处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你母亲，我们带着莉莉也这样没完没了地转，只是为了大家在一起。

　　我带她去过的所有地方，我也带你去了。

　　大多数地方如今已变了样子，但它们仍然使我想起她，就像你一样。

　　我一直将信将疑，觉得会在哪条街上看见她，坐在另一辆马车上朝我驶来，旁边坐着年轻的我。

　　"自从你到来之后，我随处都能感觉得到她的存在，像这样的感觉以前从没有过，即使在刚接到她的信后我在曼哈顿度过的那段时间里，我也只是闷闷不乐地为自己伤悲而不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

　　"阿米莉亚，还在大桥的这一半时，她的名字仍然在我的嘴上，可过到对面之后……也许这名字到处都写着，因为我的心中经常听到它。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抛弃她，就是为了这里，为了不在这里失去我的机会，为了不被挤出这里，可现在，与她相比，这一切似乎毫无价值。

　　"我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

　　"我妻子利比·福布斯在生产时死了，紧接着我们的女婴也死了，我想这是因为我背叛了你母亲和她的孩子，上帝对我们的惩罚。

　　"他说，"利比和孩子死了，可我没死。

　　阿米莉亚和弗朗西斯死了，可我没死。

　　我的未婚妻，利比的妹妹安娜死了，可我没死。

　　就这样一次次我都没死，活下来了，似乎上帝对我的惩罚就是把不幸带给我珍爱的人，却让我自己得以幸免。

　　"我觉得在你母亲给我写最后那封信时，她其实知道自己永远得不到我的回信。

　　那封信读起来像是在原谅我接下来的做法。

　　"我没法在信中告诉你是我背叛了她，或者说是我导致了她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亡，甚至可以说比我原先在信中所透露的要更加直接。

　　我害怕要是告诉了你，你会不肯再接收我的信。

　　我原打算永远不告诉你这件事。

　　可如今我们见面了……从你眼睛里我能看到你母亲，德夫林，好像她又回到了我身边，就像我们初次相见的那样，她就像你这年龄，而我则更加年少。

　　"说到为什么不让你回信，我有几个理由。

　　我没有回复你母亲的信。

　　因此，我的信也不要回复，这似乎最合适不过了。

　　另外，我不忍心让你字斟句酌回复那些误导人的信件。

　　"德夫林，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真爱的女人所生。

　　玛丽，我也很爱她，跟她结婚不是为了钱，可是在我梦中出现的是你母亲的脸，那张可爱的少女的脸。

　　要是你返回纽芬兰，要是你像我对待你母亲那样忘了我，照常生活，我是不会责备你的。

　　"炉火早就熄了，我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容。

　　我说不出话，似乎觉得被生拉硬扯拽出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就像当初接到他的第一封信时那样。

　　他和我母亲不是我原以为的那样的人，那么回事。

　　对他的孩子，她一分一秒也不忍心离开。

　　我母亲曾经如此地爱过我，不过她还是抛弃了我。

　　我说："我母亲的死因，官方说是个事故。

　　但弗朗西斯·斯特德是对的。

　　在圣约翰斯，人们都认为她是自杀的。

　　"我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像谴责，等于在说："因为你她才自杀的。

　　"不过，这太晚了，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你最好还是走吧。

　　已经很晚了。

　　"我说。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

　　"我把母亲的信留下来。

　　"我说，"过一阵就还给你。

　　""晚安。

　　"他说，默默无声地朝最近的那扇门走去，经过后没有把门带上。

　　等他的脚步消失后，我在原地又坐了一会儿。

　　我想起了那卷书信，现在，它们已经蒙上了一层不同以往的色彩。

　　我想起他第二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我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卧室。

　　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

　　虽然有些奇怪，但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失望，感到受到欺骗。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高兴。

　　因为我似乎觉得，对他来说，他讲的这些，最坏的后果就是表露了他对我的感情。

　　他是多么地害怕我会弃他而去！在此之前，他似乎很疏远，好像随时都会重新考虑是否兑现他的承诺，让我进入他的生活。

　　如今，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库克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像原先的那个人了。

　　信中以及在过去几周里的那个理想、完美的人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人任何地方都不会存在。

　　今晚，他向我吐露了自己最可耻的秘密。

　　此时此刻他正躺在床上，想知道我会干什么。

　　我会留下来。

　　我依旧相信他，依旧信任他。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母亲写信的笔迹与她那张照片背面的笔迹做了比较。

　　我尤其比较了两处的签名，信上签的"阿米莉亚"和照片反面签的"阿米莉亚"，她曾在反面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

　　在我看来，两处签名完全相同。

　　写信的那张纸因为年份久远早已起皱了。

　　毋庸置疑，我母亲20年前是写了这封信。

　　我注视着床边墙上的那面镜子。

　　"从你眼睛里我能看到她。

　　"他刚才说过。

　　可从我的眼睛里，我什么也没看到。

　　第二天他从外面散步回来，我经过他的书房。

　　如今，要称呼他库克医生更难了。

　　"我想告诉叔母我现在很好，但不告诉她我在哪儿。

　　"这句话更像是个要求。

　　不过言下之意正是他所希望的。

　　"这个好办。

　　"他说。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话时不正视我的眼睛。

　　他看上去既兴高采烈，如释重负，又局促不安，深感自责。

　　我想，此时此刻我无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应允的。

　　"怎么办？"尽管我知道怎么办，但我还是问道。

　　"我想，可以最后一次利用你叔父。

　　寄给他一封没有落款的信。

　　叫他对她说是街上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塞给他的。

　　""好的。

　　"我说。

　　库克医生曾向爱德华保证过不会再给他去信，因此，又收到他的信，我想象得到爱德华的反应，想象得到在他看了信里的内容之后的反应。

　　这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利用他，因为我向达夫妮叔母说过，会让她放心我的安全。

　　亲爱的达夫妮叔母：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很好，您不必为我担心。

　　我一无所求，只希望您在我身边，如今，我非常想念那种生活，但却不得这样做。

　　但愿过去的几周您没有太难过，但愿您不会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而看不起我。

　　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您我为何出走，不过，有些事情我得永远不予解释。

　　希望借这封短信祝愿您和爱德华叔父身体健康。

　　您的德夫林这就是我递给库克医生的信。

　　同时，我把母亲的那封信也还给了他。

　　"德夫林，这下好了，现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了。

　　"他从我手中接过信，说道。

　　冬天，我开始独自一人去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帮库克医生送信，同时把别人给他的信带回来。

　　他告诉我说，我真正在做的，实际上是去见我需要认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