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完美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中国

　　第一章 扬帆驶出刘家港

　　如果此刻退回到1405年夏末，明代皇帝朱棣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如果此刻置身于扬子江汇合口，那么港口城市刘家港展现给您的将是一幅如此壮观的景象：一支舰队，一支在这个世界上从未看见过的舰队，正在驶向中国南海，以便由那里出发，驶往大西洋，也就是印度洋，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称之为大西洋。一望无际的扬子江面上是丛林叠嶂的红旗，它们覆盖了整个水面；空气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

　　“三宝”太监郑和所率领的这支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想想看，即使在183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舰队充其量也就只有132艘船！在郑和的这支舰队中，有62艘九桅杆的“宝船”，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所能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其中船身最长的是135米，最宽的是55米；而哥伦布在1492年开往中亚，并且在美洲登陆的那三只“核桃壳”船，加在一起也就刚刚66米，假如把这三只船装到郑和的这艘大船里，充其量也就只占半船的容积。这些多层的宝船上装满了礼物，那是准备送给沿途造访的外国王公贵胄的。这些礼物包括：丝绸、锦缎、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的珍贵礼物。返航时，这些船将给皇帝带回异国他乡的奇石珍品，还要将所访国度的君主或者他们的使者带回南京，以便他们亲自向大明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并亲手呈献贡品。为了能够按照礼仪解决那些达官贵客的食宿，这些宝船还设有豪华的客舱和接待大厅。

　　围绕着这些宝船还有250多艘随航船，其中包括：八桅杆“马船”，去时运马匹到东南亚，返程时携带珍禽异兽；五桅杆的战船以及防御海盗袭击的快速出击船。扈从与将士加在一起，这支舰队大约拥有2800人。

　　郑和舰队的使命就是，把朱棣皇帝登基、永乐年号，即“永远保持友好、欢乐”的消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并展示这位万能的统治者的权力及其王国。舰队先沿着中国海岸行驶了400海里，随之在福州南部的闽河入海口抛锚停泊。为了等候东北季风，舰队在那里停留了四个多月，随后于12月底开到她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位于蝉木琶的占城（越南南部）。舰队由此横穿南中国海，扬帆驶往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随后开往马六甲，也就是马来半岛的门户。然后再驶往苏门答腊岛，在北部地区上岸暂息。接着，舰队横渡印度洋的东部，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靠岸，短暂停泊后又扬帆抵达位于印度西南海峡的海滨城市奎隆，之后从1406年12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驻扎在大型贸易中心城市卡利卡特。然后，舰队借助西南海风，返回刘家港、南京。返程的船上满载着来自郑和所访国家的使臣，他们要前往大明的首都南京，向这位皇帝表达他们效忠的意愿，并请求得到加入这个中心之国的贸易体系的许可和接纳。在舰队回归途中，郑和歼灭了一支占据着马六甲海峡的强大海盗舰队，至少消灭了五千余名海盗，并将俘获的海盗头目带往南京，以便让大明皇帝对他们的生死作出判决。

　　随后，在永乐皇帝年间又继续了五次远航：1407年一次，1409年一次，1413年一次，1417年和1421年各一次。所有远航都是在郑和的统帅下进行的。

　　第二次远航时，舰队曾驻扎在泰国的暹罗，并且把暹罗国王志愿派往明朝的使臣带回南京。郑和在卡利卡特安抚了那位新国王，并且把大明皇帝所赐玉玺授予这位国王。

　　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年秋。其使命之一就是把大明皇帝赐予卡利卡特国王的新印授予他，因为这位国王的第一枚大印被暹罗人（原来泰国人的称呼）抢走了。郑和在那里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皇帝对当地马六甲人的愿望，那就是“臣服于中国，以示有别并超脱出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这种附属状态并非被视为社会地位的降低，而是得以提高。同时，他把这个新国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免它为暹罗和马六甲强敌所吞食。舰队此行不仅访问了奎隆和卡利卡特两座城市，同时还访问了卡利卡特的贸易竞争对手城市科钦。归途中曾在锡兰发生激战，郑和打败僧伽罗人的军队，俘获了其国王，并把他带往南京。1411年7月，舰队返回南京。明皇帝赦免了锡兰国王，由此也把锡兰列为附庸国，令其定期进贡。舰队所造访的其他的王侯和首领们向明朝皇帝献上他们臣服的贡物，当然也收到惊人的馈赠。那些随舰队而来的商人们随之获得了在明朝国土上开办商店、销售自己商品的权利，而这种附属于中国的进贡关系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与华通商的强烈欲望。附属国通过敬献贡品获得明皇帝回赠的赐品，这种交换在当时不啻为一种贸易方式。

　　随后郑和三次出使南洋。

　　第四次远航（1413年秋到1415年8月）经卡利卡特开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是著名的宝石、珍珠、珊瑚贸易地。归途中，郑和平息了苏门答腊岛北部地区的内乱，扣留了叛军首领，并把他带往南京。

　　第五次远航（1417年到1419年）的任务是，把那些随第四次远航舰队来到南京的外国使节们送回家去，因为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两年了。舰队在霍尔木兹稍事休整后继续行驶，第一次访问了位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随之扬帆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前行，直抵马林迪（今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舰队在非洲东部地区装上了满载野兽的贡品箱，有狮子、豹子、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以及作为最珍奇的动物的长颈鹿。

　　这支舰队还于1421年再次开往非洲东部地区，以便送那些在此之前已经前往南京的外国使节们回国省亲。

　　舰队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远航中，在从北苏门答腊岛前往锡兰的途中，数艘船只离开主舰队，并向北驰驶入孟加拉湾。归途中，他们带上了当地的国王。这位国王要呈献给明皇帝一只珍禽异兽：一只他自己从东非获得的长颈鹿。随后的远航自首次抵达东非时起，就陆续把长颈鹿运回南京。中国人把长颈鹿看作童话中的“麒麟”，它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有了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预示着王朝处在“永和”盛世。

　　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处在其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皇帝，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臣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化，这在当时是与中国通商的一道门槛，对此许多外国统治者都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不仅可获得贸易的特许，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对付国内暴乱方面获得某种保护，从而巩固了自己管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郑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舰队，去说服那些地方的当权者，让他们认识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处。当然，在当时，中国人也只是满足于顺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换之，而不是自己去统治这个地区。

　　永乐皇帝的贸易王国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它不同于百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地式的统治。对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既不奴役他们，也不驱逐和灭绝他们。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纪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国移民在北美对待印地安人的方式。中国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种要自己去统领的殖民地，而是满足于他们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形式上的认可，并按照中国人的规则与中国通商。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与欧洲殖民地统治者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相比，中国这种以宗主国身份所制定的规则及其贸易体系还是比较合理与经济的。而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已是在大约四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在15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控治着海上。假如它的舰队此时绕过好望角，出现在欧洲港口，那么它的世界霸权地位也许将会受到打击，不会吗？可这只是假设，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中止了这支强大的海上舰队，中止了它的继续远航，并且从海外撤了回去。

　　1421年5月，一次雷电击中了明朝首都北京新建的皇宫，三栋华丽壮观的大殿毁之于这场大火之中。迷惑不解的皇帝在一道圣旨中询问他的大臣们，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致于上天对他如此恼怒。1424年8月这位皇帝去世。新登基的皇帝下令停止造船业，可是他在位不久也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于1430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舰队远下西洋，旨在重建这些朝贡和贸易关系。随着宣德皇帝于1435年驾崩，出海远航也就彻底结束了。远洋造船业被停止、造船的图纸被销毁，随着当年制造远洋船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的去世，有关宝船的设计资料随之也就从大地上消失了。1477年，当一名太监要求在资料馆中翻阅郑和的航海记录本时，一位儒教大臣却把这些资料销毁了，旨在令后人永久无法再做造船尝试。私人远航也被禁止，1525年，港口官员接到旨令：销毁所有远洋船只，把所有私自拥有远洋船只者统统送进监狱。

　　这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讲，永乐时期，由于国家同时进行造船远航、在北京修建皇宫以及出兵征服安纳姆（越南北部地区），其巨大的耗资使得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北部重新崛起的蒙古族部落也造成了新的威胁，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的举动就已经说明，从国内安全政策角度讲，北部防御再次上升到首要位置。然而，这一切也只能说明政府何以停止国家资助的远航和继续造远洋船，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销毁已有的远航船只，甚至连私人远航也要严令禁止。

　　当时禁止继续远航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要重新回到儒教传统上来，要“偏离”永乐皇帝的航海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按照儒家学说，农业经济是王朝的唯一经济来源（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与此相近），商人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最下等阶层。别提外贸！昂贵的远航究竟带来了什么？给皇帝的珍禽异兽、奇石瑰宝、药用植物。就拿药用植物讲，它们毫无用处，中国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昂贵的远洋航海纯粹是作表面文章，它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纯粹是用钱打水漂。

　　在这里也显示出：仅仅靠一条长长的远洋航线，也就是中国在东部和南部所拥有的航线，还不足以形成远航的理由。更富有吸引力的应当是那些位于大海彼岸的富饶的国家，那些童话般的神秘而富饶的国家。哥伦布、达?伽马之所以着手进行远航探险，为的就是前往那些富有的、神化般的亚洲国家，像印度、中国。但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作为中心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而且所有一切应有的自己都有。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认为外贸污染道德文明，蚕食王朝至上的权力。它把陌生的思想带进这个国家，从而冲击了社会的和谐。贸易不仅助长了宦官的权力，也是儒教官员竞争者之间倾轧、内讧的一种催化剂。故此，这些儒家弟子们在宣德驾崩、新帝登基之后，就严厉实施了海禁，重归习惯、传统的轨道上。此时的明皇帝以修筑“长城”而取代建造远洋船只，中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远洋舰队成为历史。在“黄河”那持续的内陆农业文明与“蓝色海洋”那波澜式开放文化的对抗中，“黄河文明”获得了胜利。

　　15世纪中叶中国远航的终结，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人放弃了自己成功的远航之时，欧洲人却准备去认识海洋，以便开辟前往亚洲的航线。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国王发现了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终于绕过好望角，并在卡利卡特登陆；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那个在大明皇帝保护伞下的马六甲，随之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了自己设置在中国国土上的第一个贸易基地。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步其后尘，于17世纪强行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并且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澳门、巴塔维亚（现在的雅加达）、加尔各答（印度）和马尼拉就成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的贸易中心，他们在此组织着欧亚之间的贸易，而更多的是组织着亚洲内部的贸易。如果中国的远洋舰队还存在的话，如果它们还在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可是，就像面前的事实这样，中国把通往南洋的海洋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日渐壮大的欧洲列强，直到19世纪受到欧洲人的攻击时，就海上防卫而言，可以说中国毫无自卫能力。

　　第二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进步的文明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

　　公元50至1820年中国、欧洲、印度以及全世界人口情况估算（单位：百万）

　　*指印度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昔日的大印帝国并不包括整个印度次大陆。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1998年 巴黎版 第20页。

　　公元50至1820年中国、欧洲、世界人均收入情况估算（按1990年国际市场的美元价）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1998年 巴黎版 第25页和第40页。

　　崛起（公元前221年到公元906年）

　　秦、汉两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与罗马帝国并存的超级王国

　　在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440年间，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及其后来的汉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与罗马帝国遥遥相对的另外一个泱泱大国。就其人口、面积、交通网络的长度而言，两个帝国彼此相当。罗马帝国作为环绕地中海诸城市及诸国的一种联邦，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城市文明。罗马帝国的圆形露天剧院（如罗马的大型斗兽场）、浴场、大型会议厅等的壮观，标志着它在公用建筑方面超越了汉代。两个帝国彼此相似的仅有皇宫，可中国皇帝那时的陵墓却是罗马大帝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汉朝在农业技术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是相当先进的，影响到整个的生产经济。当时两个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完全是两个分离着的世界。罗马通过中间商用黄金从中国进口丝绸，故此早在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元老们就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亚洲。

　　两个帝国都是在北部原始部落民族的冲击下终结的；在其衰落的那个时代都接受了外族宗教：罗马人是基督教，而中国人是佛教。两国并列到此为止，因为西欧在公元6世纪开始陷入了一个持续两百年的黑暗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走向没落；东罗马在公元7世纪由于阿拉伯人进入巴尔干和土耳其而被削弱。中国人的王朝相反在隋、唐时期（公元589～906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进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代。这是世界上一种没有竞争对手的却持续发展了几千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叶欧洲的快速发展时期。

　　唐代（公元618～906年）——世界文化的中心

　　唐代是一个惊人的爆破性发展的时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东北扩展到满洲、朝鲜，向南占领了安纳姆（今越南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扩张当属向西北的推进。经过戈壁、穿过草原、越过无数高达5000米的风雪连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军队暴风般地冲过中亚走廊，经过介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沙漠，在遥远的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武装保护国。

　　重新开通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贯通了与西亚、地中海周围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所在处）成为世界活动的中心。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维吾尔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僧伽罗人、藏族人、鲜族人。巴格达也像拜占庭一样给这里派驻了使臣。仅在城墙围起来的长安都市里，就居住了数万名外国商人和使者。除长安城外，在唐王国土上还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里分布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外国人居住区。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团，都在传教、发展信徒。唐朝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铜铸塑像以及巨幅壁画来装饰他们的寺院。也正是这个时代，纯粹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抒情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18世纪初叶所整理的唐诗集，收集了2300余名诗人的4.9万余首诗歌。唐朝文化之光越过国界，朝鲜、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在此时期学习并接受了中国文化。

　　唐朝当时属于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它的开放程度对这个地理位置上封闭的国度来说，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时代的终结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大约公元8世纪时，出现了排外情绪。在公元842到845年间，4600所佛教寺院被毁除、所有外国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与政治和经济分离，尽管它作为一种宗教很快又复兴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权被推翻。唐代的光辉与佛教的光辉同时熄灭。

　　儒教文化的高峰——宋代（公元960～1279年）

　　随着大唐王朝的崩溃，中国陷入了持续约半个世纪的军人混战、诸侯割据的岁月，直到宋代的开国皇帝于公元960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唐王朝所掠夺到的中亚也就随之丢失了，而且在北部，辽、夏还占据了长城以外原属于唐朝的土地。宋代的朝廷统治的是一个比较小的王国，而且是一个仅仅关注王国境内事宜的朝代。反思传统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纯正的中国创造达到了一个辉煌的登峰造极的高度。新儒教运动把儒家的道德学说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哲学，并在其中确定了人的位置。从而，这种以仁、理为主的哲学成了中国社会精英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纪末，在这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不仅是社会精英们人生和思想的准则，而且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纽带。但是在明代，当那个在唐代那么开放的中国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因循守旧的社会时，儒家学说也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在宋代，儒教的复兴却是一场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发展运动。如同哲学方面一样，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园为主的水墨画当属于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人被作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现出来。

　　宋代的皇帝都是经过严格培养的儒家子弟，身边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员。这些管理着国家的官员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这种考试很快地就成为社会上流的主题。儒家教育的发展对于印刷业自然地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宋代第一个把唐代的这个发明付之于大规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传统儒家的典籍整理为130卷，于公元953年交付印刷并且由国家发行。私人印刷业则出版了大量的年历、诗歌集、佛教经卷以及其他的许多书籍经典，其中不乏以百万册付印的书籍。一个规模巨大的印刷业由此诞生。就当时书籍印刷在社会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当属世界第一。

　　技术：先于欧洲数百年

　　在技术认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1620年，英国哲学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划时代的著作《新工具论》。在书中，他对欧洲人进行自然研究的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观察发明的结果、影响以及其动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没有什么能比那在古代鲜为人知的三大发明更说明问题。这三大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第一项发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项发明是在进行战争方面，而第三项则是在辨别方位方面。随着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力量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

　　弗朗西斯?培根当时并不知道，这三大发明以及与书籍印刷密切相关的造纸术的发明都是来自于中国。造纸术早在汉代初期即公元前100到公元前200年之时就已发明。中国人把纸用作书写的材料，也大量地用于其他方面：包装纸、手纸、漆画垫纸，他们也用纸制做窗花、墙画，甚至冬季保暖服装，也基于纸的重量比铁轻等特点而作为盔甲辅助材料。纸真正地作为书写材料最早大约是在公元110年左右。如果没有纸的话，中国这种官吏体制国家的建立将是无法想像的。公元8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守了造纸术的秘密，并以巨额利润把纸销往欧洲。13世纪时，欧洲的造纸术在意大利得以发明，大约晚于中国1500年。

　　书籍印刷术大约是公元8世纪初叶在唐代发明的，其产生的原因就是由于佛教经书必须大量地重复抄写之故。印刷术的第一阶段是雕版印刷，也就是把每页上的文字和插图雕刻在一块木板上。活字印刷术是毕升在1041年到1048年之间发明的。由于汉字拥有数千个字，故此雕版印刷无疑是必经之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取得了难以想像的成就。他们把五种颜色用于印刷，从而形成了能够刊印高质量艺术品的彩绘书籍。印刷术最早进入欧洲大约是在蒙古人的时代。成吉思汗大帝1283年占领了匈牙利，并且已经站在了德国的边境上。雕版印刷很快就在德国出现。1440年，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他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先驱的启示。从印刷术的出现到传入欧洲，过去了至少700年。当中国在宋代以数百万册的印数印刷书籍时，中世纪的欧洲仍然靠修士们成年累月的抄写来复制书籍。

　　磁铁指南针大约是公元前400年最早在中国发明的。当时它的主要用途是确定地理位置，但它却是被看作依据某种磁性技术来确定住宅、城市与地球引力、气力之间的和谐的工具。指南针作为定位仪器最早也许是在唐末或者宋初用于航海的。欧洲从中国人那里接受了指南针，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190年左右。如同造纸术一样，也是在中国人发明它数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火药大约是在唐朝的晚期于公元850年发明的。最初是那些炼丹士们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尝试的结果却是发明了火药，一种后来演变成为大规模杀伤人的武器手段。第一次在欧洲的文字中出现描述中国火药的当属1285年，而此时，火药的发展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所有流程：从火药到爆炸品，最后到弹药。

　　在这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宋代的中国还为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技术发明，它们比欧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少早几百年。

　　其中成就中最大、持续最长的当属农业技术。早在公元前600年，中国人在播种时就实施特殊的沟种，它确实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已经使用简单的播种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在公元前200年研发出了多管播种机。中国人在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还有，铁犁以及精制的结构特殊的犁片（大约公元前600年，至少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欧洲。直到进入新时代时，欧洲农作物的收成与种子的比例还保持在4：1时，而中国人早已经达到了10：1。当欧洲人在十七八世纪学习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后，欧洲农业才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中国人还培育出了不同种类的早熟农作物。公元11世纪初，宋朝的真宗皇帝赵恒（公元997～1022年在位）从越南南部引进了早熟稻种，使得插秧到收获的时间从原来的150天缩短到100天，从而使稻子一年两熟成为可能。到15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把稻子成熟的时间减少到60天；到19世纪初叶，这个时间近乎又缩短了一半。相反，欧洲基本上还保持着这种行业差距上的规律，即中国在12世纪时的水平，欧洲人在20世纪才达到。

　　中国在冶炼技术方面走得更快。早在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能控制高炉中的所需温度，以便浇铸所需要的铁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控制铸铁易脆性的方法，用这种铸铁浇铸了数百万个犁头。而直到13世纪末，欧洲才出现值得一提的铸铁生产，落后中国近两千年。公元5世纪，中国人研发出炼钢技术，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1864年西门子－马丁技术相当。宋代时的中国在1078年就已经生产出11.4万吨的生铁，这样的生产能力对于英国来说，最早也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时，即18世纪末才达到。

　　在造船和定向仪方面，中国人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先进性。从宋代初期到明朝宣德皇帝在位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公元1433年），在这近500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霸主。这位霸主并非很少把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用之于军事技术，并非像我们中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只是用火药造爆竹。其实不然，他们用火药造了一连串的火器，如能够用投石器抛向敌方的火药包、火弹，还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弹和火炮等。新型武器上常常还刻写着显示其奇妙功能的名字，譬如“穿心箭”、“魔力溅毒火雷”、“活霹雳”、“水火龙”（一种二节式对付船只的火箭）。第一架真正的火药炮应该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炮弹里充填着石子和铁丸，当然是由“震天雷”发出，在落地爆炸时散射出置人于死地的碎铁片。相对于火药来说，欧洲人在接受大炮方面，花费的时间很短，可以说第一张有关火炮的设计图早在1327年就出现了。可是，不同于中国人的是，欧洲人马上投入全力去发展它。

　　欧洲把先进于他人的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真正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今天，把这种相互关联的认知传播开来，当属英国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先生的功绩。在一个由中国和西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的支持下，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对古代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了研究。他那浩瀚、多卷的《中国科学和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尽管尚未搁笔，但是在促进人们从欧洲中心的历史观转向真实、客观的世界历史观方面，他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

　　经济：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

　　只要认可宋代是精神艺术生活与技术革新的黄金时代，那么就不会否认它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而有些观察家甚至称之为一场经济革命。他们所讲的革命是指在扬子江流域引进水稻栽培，并由此迅速地扩展到近乎整个中国南部。这种发展原本开始于唐代，而到了宋代，由于皇帝全力支持水稻栽培，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从而使年收成几乎翻了一番。当地水稻亩产量迅速地超过了北部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的农作物，落后的南部地区，从而很快地成为了国家的“粮仓”。宋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苏常熟，天下足”。

　　农业经济的遽然崛起带来了手工业、手工制造业以及贸易业的直线上升。扬子江及其辅助河流和引向北部的运河为贸易提供35万公里船运网络。当时世界上最大、桅杆最多的舰只就航行在这些河流上。国内大型商业城池比比皆是。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金融经济的进步。在唐代就已经被发明的纸币在宋代经历了其辉煌的时期：由国家发放的、品种多样的三色纸币大量地流通起来。钱庄在发展，支票已经出现，转账和货币兑换成为可能。如同国内贸易一样，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大量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上的国家以及非洲东海岸诸国出口。国民人口数量由唐代的5000万迅速上升，在宋代末期达到1亿。人均生活水平据估计提高了1/3。随着水稻栽培、手工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的崛起、贸易的扩大以及技术的进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生产推动力。按照现代专业术语的说法，宋代经济增长不单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和其他资源的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而且也是（基于有效利用资源方法提高所带来的）集约型增长。

　　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从我们前面介绍15世纪中叶远航被终止的历史中，我们也许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与儒家的道德和统治体系并不协调。前者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而政府中的儒教精英们的立足点则是维持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对等级秩序的认可与某种严格的待遇规定相统一。对此种平衡的任何冲击，势必都受到儒家官僚阶层以及作为这些官员根基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猛烈反击。儒家瞧不起商人，并把他们看作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尤其是根本不准备先与“寄生虫们”分享国家权力，最后再罢免他们。这正是欧洲贵族们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所采用的手段。宋代儒家精英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开启中国未来之路，让私人企业阶层进入社会上层，就将面临着逐渐失去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这是否值得？他们选择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的音符：南宋王朝（1127～1279）

　　来自外部的灾难不仅终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朝的衰落。公元1126年，女真族由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南下，占领了宋朝首都开封并俘虏了徽宗皇帝——一位艺术家的赞赏者、颇负盛名的水墨画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女真族竟然能够征服一个有1亿人口的、高度发达的宋王朝！显然，这里暴露出的是儒家道德及其管理体制中的第二个弱点：无力抵御任何军事力量，怀着一种和平主义的信念，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足以抵抗任何来犯之敌。

　　女真族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即金朝，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的管理体制。徽宗的后人把所有能够从大宋王室抢救的东西，全都带往中国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南宋，并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朝抗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失却了中国北部这个曾经给宋朝带来辉煌的、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是它所带来的损失却是有限的。因为随着宋王室的南迁，南部逐渐发展成了中国经济和人口居住的中心。在南宋王朝刚刚建立时，那里的人口充其量也就占全国人口的60％，而且绝大部分是由北部逃亡到此的。而到南宋末期的1279年，居民人口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80％。

　　北部人口的剧减说明了中国终止发展的另一个深层的灾难性原因：蒙古游牧族首领成吉思汗于1234年灭了北部的金国，他们在所到的城市，烧杀掠夺，所有的城池遭受了地震般的毁灭。成吉思汗父子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把肥沃的粮田变成他们的牧马场。此外，如同欧洲一样，14世纪中叶瘟疫也在中国蔓延。在蒙古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因此几乎减少了近1/3。作为中国文化摇篮的北部，在这场灾难的打击下从此一蹶不振。

　　在灭亡了北部的金王朝之后，蒙古人随之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攻击。从这种长期争战可以再一次看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对待军事技术以及进行战争行为上的差异，中国人对武力战争特别的反感。值得提示的是，此处所谓的长期战争是相对于蒙古人风暴般席卷俄罗斯和东欧时所用时间而言的。在与南宋的战争中，扬子江上的水上厮杀是一场关键性的决战。1276年南宋首都杭州陷落，1277年广州陷落，南宋王朝终于在1279年灭亡。

　　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随着他们战胜南宋而逐渐趋于稳定，忽必烈于1260年称大汗；于1267年把大蒙古国的政府机构从原来的漠北迁往北京；于1271年采用了中国的朝代名制，改国号为元。从1275年就一直住在漠北原大蒙古国王宫的马可?波罗，曾经从漠北去过当年的南宋首都杭州，亲身感受过宋代辉煌的晚霞。杭州的情景令他惊叹不已！这座百万余人口的城市远远超过了他所熟知的、宏大壮丽的威尼斯，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不过5万。

　　衰落在不经意之中悄然而至（1279～1799）

　　明代（1368～1644）

　　蒙古人执掌元朝也只有短短80年的时间。1368年，一场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起义的领头人是一个农户的儿子，他在父母去世后在饥荒年月出家当了和尚，并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他夺得了皇冠并且建立了明朝，意即光明照耀的朝代。重振中国的工作开始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继承了南宋和元朝的海上技术，并把它发展到一个高峰，建立了囊括整个亚洲海域的海上王国。可是在他去世（1424年）后，传统的儒家官员们控制了国家的权力，重新把中国引向闭关自守。衰落开始了，尽管它在不经意中悄悄持续了几百年。

　　到乾隆盛世为止的清代

　　自17世纪30年代起，明朝逐步走向衰亡。1644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他那支马背上的军队攻占了北京。明朝最后一位不幸的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脚下的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的将军们向金的后代，即向满族人求救，并为他们打开了长城。正是明朝至今为止一直以武力拒之于关外的满族人打败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并且建立了新的王朝，即清朝（纯净的意思）。中国北部不战而降，但是南部中国的反抗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671年那场大规模的冲突之后，也就是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反抗活动才真正得以平息。

　　满族人自视为统治阶层。他们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强迫汉人顺从他们，并且留满族辫子。为了圈地，这些新的统治者们纷纷抢夺农民的私有土地，而那些被抢夺了土地的农民和那些战争中的俘虏就得在满族人所圈的土地里干活，尤其是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可以被买卖。他们还推行了一种严格的种族划分政策：禁止汉人与满人结婚；京城北京也被分成北部的满族人城区和南部的汉人城区。

　　当然，新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政权无法靠残酷压制延续下去，而自由人的劳动效率远比奴隶高得多，因为奴隶所想的只是逃亡。由此，在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中，出现了一个儒家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皇帝所创建的。他们是：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

　　在乾隆年间，中国经历了它在亚洲发展权力的最辉煌时期。可是除了这些表面的辉煌之外，中国在技术和军事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欧洲。随着乾隆时代在1799年的终结，中国开始衰落了。进入19世纪后，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

　　第三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轴心时代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基础确立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卡尔?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4那时中国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发展；在印度，奥义书的作者们对整个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图士特拉设想了那副善恶相争的挑战性世界图景；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谱写的诗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人把自己由盲从以及神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进而追求逻辑思维世界。之后又进一步，黑格尔式的去表述那“潜在的、忘我的普遍意志”。就这样人开始了反诘和怀疑。人想自己去辨别，“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伟大的觉醒开始了，但是无人知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这觉醒绝非所有人的觉醒。在“群众”与少数精神精英之间，也就是与那些智力最高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宽的断裂带。而且这种觉醒也并非整个人类的觉醒，充其量只是人类内部的一种觉醒。

　　世界有三个区域处于大发展中：所有三个均位于欧亚大陆。它们当年创造了这样的基础，今日世界这三大文化圈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大约2500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圈；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圈。而第三个文化圈内产生了三个姐妹文化：欧洲文化、拜占庭和俄罗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青铜器时代那种统一的文化熔化了，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吞食了当年那些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黄河流域的高级文明，使它们仅仅作为历史保留在记忆中。唯有中国人在继续前进，他们把神话时期看作为自己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持续不断的文化的意识，一个使自己从整体中得到确认的、自豪的意识。所有在这个轴心时代的转折时刻没有保持住自己位置的民族，仅作为“自然民族”得以延续下来，即他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的没有变化的轮回圈中。直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这些早在2500年前就诞生了的文化才开始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发展，也使保留不多的“自然民族”融化在其中。

　　中国文化的结构形成

　　这个轴心时代在中国却是一个政治与道德秩序遭毁灭的时期。大约自公元前1040年起，周朝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一个封建领主国家。公元前771年，周朝设在西部的京都却被游牧民族占领，周王被一个叛臣谋杀，这个封建王国终结。新京都洛阳位于稍远的东部。留给东周的诸侯们的权力仅仅是担当所谓的礼仪角色：他们可以单独祭天。另外，有数千名昔日的封地侯，他们事实上独立于周王室，而且彼此为了扩大地盘连年厮杀。

　　中国的轴心时代与古代史

　　*源于中国历史书的传统资料。

　　现代的历史书把周朝建立的时间修订为公元前1040年。

　　如同政治秩序一样，道德伦理秩序也混乱了。中国人信天意，天被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主宰，它对人世间的善恶进行奖罚。公元前8世纪周王朝的没落也动摇了人们对上天的信仰，与此同时，作为另外一根柱石的周礼也倾倒了。所谓礼原本指“礼貌、礼节”，但是周礼作为周朝的礼仪，它在社会等级秩序中规定着从祭祀到每日生活以及个人举止等所有的关系、秩序、方式。

　　天下此刻大乱，战火连绵；百姓终日生活在始料不及的侵袭、蹂躏和死亡威胁之中。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中国哲学围绕着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其他所有思辨性自然哲学的是，中国哲学是以伦理道德哲学的形式开始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它论述的对象就是人。面对着如何重建和平与和谐这样的问题，在争鸣的“百家”中有三家对于这种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家、道家，尤其是儒家。这三家确定了中国文化。

　　法家的绝对国家观

　　法家学派源于公元前4世纪，其学说在韩非（公元前280～前233）的著述中得以阐述。法家的出发点是：一个新时代之所以能取而代之，那是因为周朝的价值和统治方式已经失却了其存在的合理性。韩非写道：“古人寡，故粮有余……而今人多，故粮缺。是故人之有争。”5按照法家的观点，在一个这样的新世界里尝试着用旧的礼仪去治国，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和平和秩序只能通过某种全新的王权系统去重新建立。这种王权系统不是靠呼唤那种神圣的道德法则就能建立起来的，相反，只能凭借王者那严厉、有规可循的法去强制实现。新的“王者”要实施严刑和重赏规则。

　　法家进而指出，名同虚设的周朝最终只能被一个为绝对王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所取代。这位王者依靠官吏来治理国家，而官吏当是王者根据他们的才能所选拔出来的。由此，在昔日周朝的贵族席位上，出现了平民官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与平民官吏没有区别，对他们所要求的，不是道德上的认可，而是绝对的服从。面对出现的社会危机，法家们给出了类似于两千年后英国内战时托马斯?霍布斯所给予的解决办法：创立由绝对权威者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通过威慑和镇压手段强制人们走向和平和秩序。

　　道家的回归自然

　　道家学派可追溯到“老子”，他属于公元前600年时昔日儒家的同代人。他著有一部有关“道的力量”的书，即《道德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诗歌式、富于哲理的名著之一。在道家的眼里，文明是所有灾难的起因，因为它使人背离了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自然。故此，他们提出回归自然，而两千年后的卢梭①所提出的观点近似于此。那就是：人应该平静、无为地顺从于自然的秩序，也就是顺从“道”：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

　　道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它主张个人要维护自己的人生，以便把自己从那陌生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实现自身原有的清静、纯洁。道家的观念是：以“隐世”取代为名声而拼搏，在无声、无息中去发展自己的本质。

　　道教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宗教潮流，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力量。它不仅激起了对自然的沉思，而且也给予宋代的田园画家以及中国园艺家创造的灵感。通过它对常生不老药物的尝试，使它变成了早期化学的鼻祖和中国自然研究的驱动力。以保护和强化生命之能量（气）的气功在此基础上产生，中国医学也产生于此。

　　在汉代那混乱的百年期间以及随后的王朝分裂时期（公元221～589年），它变成了一种起源于道教哲学并传遍全中国的、有经书、礼仪、主持人和庙宇的宗教。它是于公元142年由神奇的张道林在四川的一座山上借助于敬老子为道教先师而创立的。老子在此成了“天师”。道教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作为国家礼仪的儒教、外来的佛教。

　　作为关注个人的哲学和宗教，道教不同于儒教的是，它可以把人性中的一些自然属性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另外一个部分使人得以发展。也正因此使得道教有可能成为威胁国家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在道教与佛教的神秘社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爆发的。其中，那种由佛教中所接受的基于对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要求的世界末日期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孔子理性建立的道德秩序

　　那最终上升为国家宗教的学派就是儒家。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61至公元前479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政治生涯是在一位侯爵那里作政治幕僚。像柏拉图一样，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就对教育方面的热情、付出而言，我足以与他人相比，但是我却没有获得一种贵族的生活（言外之意，他作为一个侯爵的幕僚，只是把自己的道德思想付之于现实）。因此他作为私人教师去教书。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贵族世家付给侯爵家庭工作人员的工资越来越少，愿求知、实践者更少，孔子只能周游列国，四处讲学，以召募学生。

　　孔子心中的问题也是法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孔子所指出的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正是被法家所斥责的一种愚蠢至极的方法，即恢复传统的道德秩序。按照他的思想，秩序与和谐无法通过法律惩罚来实现，法家的方式是完全依靠外部的强制措施保证秩序与和谐。孔子主张，只有当人们内心接受了道德之后，秩序与和谐才有可能实现。

　　按照孔子的说法，这种美好的社会和理想的国家就是周朝初期的那个样子，而理想的国君就是周朝初期的两个国王，文王与武王，其中也包括周公旦，正是周公旦在武王驾崩后全力辅助未成年的王子。孔子就是由此为出发点去研究历史、诠释道德，并把它们列为自己讲学的基本内容。其中心论点见诸下述五部书：

　　——易经：关于发展变化的学说

　　——书经：关于历史的学说

　　——诗经：关于诗歌的书

　　——礼记：关于礼仪的书

　　——春秋：关于春秋时期的编年史（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的鲁国史）

　　按照传统的说法，上述五本中的前四本应属孔子编著的，而鲁国史则是他自己撰写的。这五本书最终成了儒家学说的经典。属于儒家经典的还有孔子学生整理编辑的孔子演讲，即《论语》，以及其后的孟子的著作，即《孟子》。孟子生活在公元前371至公元前289年。

　　周朝初期的道德秩序是一种贵族礼仪（礼），它所确定的责任是以贵族社会的价值观念为依据，并且借助于敬天，也就是靠坚信上天会赏善罚恶而维持的。如同法家一样，孔子完全明白，那时的秩序在笃信上天方面失却了它的基础，故此他要通过对人的自然本性和历史经验的理性分析，为这个秩序寻求新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现存的贵族和等级观念体系予以道德和美学的新解，从“君子”（王、侯之子）这种周代贵族社会上层之专称推演出一种理想的、观念化的“高贵的人”，提出了“君子”之说。这类人的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出身，而是在于它们特征归属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孔子由此用精神和道德的贵族取代了天生的贵族。

　　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一幅天然生成的法权家庭的等级秩序。在孔子所提出的基本的五大社会关系中，就有三个属于家庭范畴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第四个关系是君臣（包括百姓）关系，也是参照家庭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君为父，国为“家”，以此就从天然性的角度找到了归属。唯有第五个关系，即朋友关系，显示出某种平等的关系，但它也是参照兄弟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对儒家道德秩序来说，有两个决定性的要求。其一是：这种等级秩序并非单方面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包含有多种彼此相互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小的服从和信任大的，而大的也因此要解决小的所遇到的问题、保障他愉快生活。其二是：上不应凭借强制和惩罚实施自己的意愿，而要借助于自己道德形象的感召力。在所有严密的等级制度中，就其理想而言，唯有儒家的社会当属一种真正富于人性的社会。

　　只要当每个人都担负起自己在整体中所应负的角色，并履行着按照社会等级关系所确定的彼此关系中的自己那部分责任时，国家和社会就会处在秩序与和谐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孔子在他那著名的论断中就是这么强调的。这种角色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而且受到内心道德力的驱动。产生道德内力的方法就是教育。完全不同于法家的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所有教育不外乎就是启发人们内心潜在的善。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就是孟子。尽管早期儒家哲学第三个代表人物荀子（公元前300到公元前230年）认为，人性本恶，但是他仍然主张，恶可以通过教育而从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儒家相信教育的力量：知善者必行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教育在儒家文化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周朝早期的礼仪属于贵族的礼仪。那些“小人”、农民以及那些靠为贵族服役而生活的人，处在贵族王朝统治的下层。但是孔子同时也考虑到，要对这些作为贵族顾问的政府精英们和官吏们予以理性道德的教育。这些精英们不仅要拥有管理国家的实际能力，尤其要具有完美的个人品行以及较高的道德水准。儒家教育的目标是所谓的“君子”，他在国家和政府管理中不仅有思想，而且有道德感召力。

　　与法家相同的是，孔子在其新的社会结构中也不再提天生的贵族问题。可是法家所提倡的天下平等，是在一人统治下的平等，也就是有一个绝对王者。而孔子却把社会以是否受过教育为标准分为两个阶层。儒家的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努力去学习。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7在另一处他又强调说：“有教无类”8。孟子更进一步并断言说：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尧或者舜9，成为中国神话中的明君和远古史上的文明奠基人。

　　儒家这种基于理性基础、根植于人心的道德秩序设想，也就是让人出于心灵之需要而去行善行的思想，属于人类最高尚的思想形式之一。孔子以此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圣贤大师，成为中国和东亚文化的最伟大的缔造者。犹如即使基督本人已不复存在，但欧洲人的基本道德观念仍然深深地打上基督教文化的烙印一样，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越南人以及东南亚的中国裔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至今依然只能从儒家文化中获得解释。

　　儒家思想发展成为国家宗教

　　孔子生活在一个从周朝诸侯持续200年的混乱走向终结的过渡时期，随之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战国”时期开始了（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诸侯割据演变成毁灭性的厮杀，那些余留下来的大国凭借着用战车装备起来的数十万大军点燃了战争的滚滚硝烟，那也许是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残杀。那时中国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在绝对集权统治下的统一国家。

　　此刻对于孔子人性学说的需求显然时机未到。“无人愿意接受我的思想”，韩国的儒家弟子刘祥（公元前77～公元前6年）一针见血。诸侯们需要另外的国策，他们在法家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中也看到了王者的任务。此任务不在于考虑民众的疾苦和幸福，而在于扩大国家的霸权。为此，也得要求并激励国民去强化国家经济、壮大国家武装力量。实现的方法就是，推行严酷刑法，实施重奖制度，按级悬赏敌人首级。法家的国家是一种在王者极权统治下的国家，王者就是执法者。国家是依法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并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封建贵族的所有残余都被弃之不用，旧时的掌权者为国王新任命的官员所取代。按照法家的思路，法制国家的长处在于，它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即便是在王者软弱、官员一般的情况下。

　　事实上，在“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国家中，法家这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思想使得最先接受并持续运用它的国家，即西部的秦国最终脱颖而出。在短短不足1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公元前230到公元前221年间，秦王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其他诸侯国。他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名称：皇帝，并作为“秦始皇帝”统治着这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区域内的王国。他实行了一个由上而下严密组织管理的国家体系。国家由32个郡组成，每郡设一名文官和武官，他们分别由一名皇帝的钦差所监督。在整个新王朝中只许有一种意识和一部法律：法家学说。所有其他哲学学派都被禁止，他们的著述全部被烧毁，许多历史典籍也因此而失传。据后来的史书记载，460名儒家弟子被秦始皇帝活埋；强制国民服劳役修筑国家建筑工程。由此，这位皇帝在连接旧有的防御工事的基础上，第一次修筑了长达两千公里的“长城”。在其首都咸阳（位于今西安附近）驱使10万余犯人为他修建一个巨大的皇宫，其中包括所有被他吞并了的诸侯的宫殿。驱使70万劳役为他修造陵墓。时至今日已经挖掘出7500个与活人大小相近、姿态各异的兵俑，它们作为警卫，守护在这位始皇帝陵墓的入口处。

　　在后来儒家历史书中，这位始皇帝的名声不好是显而易见的。他被称之为残忍的暴君。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道德历史学家也许最应该重新评价这位始皇帝。

　　秦王朝持续的时间很短。繁重的劳役、苛捐杂税以及酷刑使人们怨声载道，因而随着秦始皇帝的驾崩公元前221年终于爆发了起义。经过5年的战争，出身于农家的小官吏刘邦最终成了赢家。而由他所建立的汉朝持续了400余年，即从公元前206到公元221年，这是一个与辉煌的罗马帝国并行的朝代。

　　儒家的时代到来了。秦王朝的短命，绝非单纯为秦始皇帝的暴政所致，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一个能使国家与社会得以协调起来的基础。汉代的第一个皇帝尽管接受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但是却借助于道德的秩序使其合法化，并且回归到儒家学说上来，从而产生了儒家学说与合法的国家机器相结合的“国家化儒教”。

　　汉朝的第一位皇帝开始从儒家学派中为自己召募官吏。而法家则由于秦王朝的残暴而声名狼藉，因此汉朝的皇帝们也只是从道家中聘请法师，让他们提出一些有关神秘力量的建议。同时，汉朝初期，皇帝还得先与某些新产生的权贵们分割权力，即使刘邦的皇帝尊严也只是在部分诸侯那里得到认可，而且还不得不借助重奖安抚他的主要竞争者。

　　一直到了武帝（公元前140到公元前86年）这位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之一，才真正地重建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儒家学说国家化的第一次辉煌时期便由此开始了。为了管理那日益扩大的王朝并保持统一，武帝需要两样东西：远离京都的官员以及那些外省侯爵们的忠诚；官吏治理下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站在拥戴皇帝的一边。这二者唯有借助于儒家学说中那严肃的道德责任观才可加以保障，也正是因此，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于公元前124年在其首都长安建立了专门用于培养高级官吏的国立儒学院。其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目了然的，它所具有的影响类似于法国的高级管理学院，国家经济和管理的精英们在这里受到统一熏陶。

　　在武帝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大地主、富豪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新的贵族阶层，他们占据了国家上层统治地位，儒家出身的官吏们被纷纷赶走。公元220年，最后的一位汉朝皇帝被废黜，汉王朝在一场灾难性的起义中结束了。“战国”时代重新开始。危难之中的人们求助于宗教。自汉代就已经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历了其重要的发展时期。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也由哲学发展成了宗教。佛教和道教此刻一起占领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一个宗教的时代结束了儒家的人性哲学时期。甚至到了隋、唐两代（公元589到618年），这种状况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儒家学说尽管在政治领域和皇室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仍然处在低潮阶段。在公元6世纪，没有任何一位儒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出人头地。

　　随着民族文化在唐代末期的复兴，儒家在公元9世纪时期出现了转机。宋代的皇帝们（公元960到1279年）把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贵族阶层被取缔，军人力量为统治阶层所排斥。整个国家都把握在皇帝和他的官员手中。这是儒家的国家形式的最佳时代：皇帝统治、官吏管理。同时，这也是儒家思想一个最活跃的时期。大量的新儒家哲学在寻求与宗教竞争的同时，也给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以及国家学说补充了一种解释宇宙形成的形而上学，这是他们在借鉴佛教和道教之际，从易经中发展出来的。

　　儒家学说最终上升到这样高的地位，以至于它凌驾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并且在随后的千年中逐渐成为绝对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也成了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儒家著述得以普及、传播。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今山东省境内），有一座为祭祀孔子而修造的宏大的庙宇，它的壮观可与宏伟的皇宫相媲美。环绕四周有一道长达10公里的围墙保护着孔子的陵墓，孔庙是这个王国的圣庙和政府精英们的朝圣地。

　　1279年，忽必烈统治下的蒙古人灭亡了南宋，当他们统治着整个这个国家时终于发现，中国离开了儒家体系是根本无法治理的。

　　1368年，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崩溃。在随后汉族统治的明代300年（1368到1644年）中，儒家的精神统治继续得到了发展。如果说以前儒家学说只局限于政府和教育精英们这一方面的话，那么此刻儒家学说形成了社会化，因为地方官吏、农村绅士以及私塾的先生们对市民和农民灌输儒家思想。尽管许多人未必理解儒家的哲学，但是他们了解儒家的道德要求。当这些普通人继续走进佛教和道教庙宇，相信神灵和魔力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儒家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社会等级秩序以及君臣父子的思想。儒家学说的世界观和道德原则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1644年，明朝为满族人推翻，可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改变儒家的政治体系和道德体系。入关之前，满人还属于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此刻却接受了儒家学说，至少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以便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因此他们的所做所为与保守的汉族儒家弟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学说由此也就彻底的教条化了。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清朝有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由于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儒家的帝制才显示出其真正的生命力。

　　第四章 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

　　治理国家

　　“天之命”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当时位于中国文化地带西部边缘的周朝尚未建立，周族诸侯为了灭商建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灭商的战事合法化的，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信念，那就是上天，他在伐商之前的誓师大会上对将士们这样说，授仁者以治国之大任；如果这个王朝失却了仁，天将收回成命。此刻就是收回成命的时候，因为商暴虐百姓、不敬祖先、骄奢淫逸而违背了“天命”。因此上天把此大任转授于周。10

　　这个新的学说不仅使灭商合法化，同时也使建立新朝代成了自己的天职，是顺应天命，换言之：统治是为造福人民幸福。围绕这个说法有必要追溯一段记载在中国历史书中的话。言者是周公旦，即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位被孔子看作值得崇敬的真君子。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在武王死后辅佐年幼的成王。他以这段话告诫未来的国王：“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鳏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

　　以天和德的概念，周朝为中国文化引入了两个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迄今所发现的商代的甲骨文字中尚未见到。周朝把天解释为道德的主宰，上天赏善罚恶。德的概念与天的概念相对应，所表述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举止，德使人的行为举止与天道保持一致。以此表象以及由此所引申出来天命王权之说使得周朝摆脱了商代那种神秘的世界及其萨满教式的、预言化生活的、原始舞祷式的习俗，废除了一些恐怖的和用人祭祀的做法，向未来的理性社会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众弟子们在此基础上朝着建立某种道德和统治秩序的方向不断推进。他们持这样一种宇宙学说：所有的秩序、原则都必须在人间道德秩序中被反映出来，所谓“识天”也就是理解宇宙与人之间的道德关联。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周公旦以此要求结束了这段话，然而这段名言却成了随后两千余年中儒家皇权学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以德治国，其德行不仅为官吏、民众树立榜样，而且成为鼓励他们行德行的动力。在国家中，皇帝是道德和秩序的动力源泉，这犹如家庭中父亲所扮演的角色。孔子以道德感化的治国理念与法家独裁专政的理念形成鲜明的对立。他在《论语》中是这么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孔子之后，孟子把天命皇权学说完善成了一个真正的理性的学说。一个王朝是否合天命，取决于民意：因为夏商两朝失却了民众，所以他们失却了江山；正是由于他们失却了民心，故此失却了民众。这就是赢得江山之道：得民众者得江山。这就是赢得民众之道：得人心者得民众。这就是赢得民心之道：给予他们所期望的，不强迫他们作自己不情愿的事情。如同水往低处流、动物向野地山林跑一样，民众所追随的是那仁慈的君主。

　　孟子再进一步，确立了反叛的权利。民为本。祭祀地神、谷神次之。侯再次之……一位侯危及地神、谷神的祭祀，那么另外的一位就会取代他。

　　孟子甚至认为谋杀国王是正确的。他是这样推理的，暴君并非君主，而是一个被废黜者：曲解有效性者就是一个曲解者；破坏公正性者就是一个破坏者；一个属于曲解者和破坏者的人，只是一个被废黜者。我只听说过伐纣（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这个被废黜者的事情，没有听说过什么弑王之事。15

　　暴君失却了天命。这就是19世纪时中国人把欧洲的Revolution一词翻译成“革命”的缘故，也就是：革换天赋之命。

　　孟子把神圣的宗教化的天命最终转换成了一种对被推翻的政权的理性裁判，但是在孟子那里也如同在其他儒家弟子那样，为了民众原有政权可以被新政权所代替，但是绝对不会是民众想像的政权。德者和智者照顾民众。在儒家的学说中，绝对没有（普通）民众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的那种思想。

　　理想与现实

　　尽管儒家学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其实基督教文化也如此）有着比较大的鸿沟，尽管有过残酷与暴虐的皇帝或者软弱无能而为后宫或者宦官所控制的皇帝，尽管有过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在其两千余年的历史的长河中，还是熏陶出不少形象伟大的皇帝，而且也培育了难以计数的明智官吏，其中不乏忠诚的谏臣，即使面对暴君、面临杀头之危险，面对皇帝在德行和政策上的问题，他们依然敢于直言苦谏。像基督教历史上一样，有的成为儒家的殉难者。

　　我们现在不妨认识一位鸿儒皇帝。通常一位皇帝去世后，朝廷要向民众宣读其遗昭，在遗昭的最后要任命他的继位人。这种由大臣所拟定的遗昭，无非是以僵化的陈词滥调来标榜已故皇帝是儒家理想之中的所谓明君而已。可是清朝的皇帝康熙却想让后世追随他的思想和行为，于是他在1717年12月召集他的重臣和政府要员进行廷议，并要求他们为自己拟一道遗昭，尽管此时距离他的去世还有5年。现从中摘引几段：

　　“（朕）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七旬矣……齿登耆寿，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盛安。虽未敢谓家给人足，俗易风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终如一。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

　　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

　　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头晕复作，步履艰难。倘一时不讳，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

　　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祗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倦倦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卿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16

　　在欧洲，与康熙写遗昭同时代的路德维希十四也有句名言:“我就是国家”。这位太阳大帝由于修建豪华的宫殿和在欧洲进行毫无休止的战争，把百姓的钱财洗劫一空，直到1789年上天收回了曾赋予他的为帝之命。

　　皇帝与他的大臣们：内部制约圈

　　汉代初期，在融合儒家伦理哲学与道家治国方法的基础上，儒家学说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从而在中国统治体系形成初期就埋下了一种深层的内部裂痕。按照法家的观点，皇帝当属至高无上的极权者，而儒家学说则是给皇帝套上思想的紧箍，那就是：皇帝个人的形象与其统治的合法性成正比。皇帝的德行受到其官员的监督，官员们绝对忠诚于王朝，从儒家出身的官员中，很难找到背叛皇帝的例子，即使某个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众臣子也会基于儒家对王朝的忠诚而辞职、隐退，尽管此举为原本与天命之学说相矛盾。另外他们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矫正皇帝的行为举止，只要皇帝有越轨之举，即刻辅佐他返回道德上。他们甚至还设有专门的监察大臣与监察机构，任务不仅是监督官吏，也监督皇帝。当年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部门，如果皇帝把监督官员的指责看作为诬告而驳回的话，这个监督官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甚至被砍头。儒家学说作为王朝意识的历史，尤其是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正像沃尔夫岗?鲍尔形象地表述的那样，是“统治者与其官吏之间的内部制约圈”17的历史。

　　在儒家的王朝学说中，国家可以与天上行星的秩序相比。就像北极星居中不动，而其他行星围绕它转一样，地上那不动的中心就是万能的皇帝，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在国家体系中，皇帝的任务就是，以他的道德榜样激励民众和官吏，“犹如青草沐浴着春风一样”。皇帝所要做出的是官吏们自身所无法带来的成就：他必须赢得民众的呼声并且始终如一，以便保障统治的合法化。

　　这个任务的实现还有赖于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儒家接受了周王为天子的观念，并把它作为神话的外来形象嫁接到他们的理性王朝学说上。皇帝作为天之骄子，有义务通过德行和施天礼使天上与人间保持和谐。这种说法尽管给皇帝的道德魅力赋予了神秘的光环，然而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可能把自然灾害喻意为上天因不满皇帝的标志而加以惩罚。官吏们则会以类似的上天标志去为仁慈的皇帝进行辩护。

　　为了保护皇帝的神秘的光环，因为此光环对民众效忠皇帝相当重要，皇帝就得生活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深墙宫院之中，围绕着他的是宫女和宦官。在这一方面，儒家的要求与法家和道家并无两样。这里有一段公元前300年法家韩非的话，就其有助形成人们对王者之尊严的效果来看，完全像是出自一位儒家哲学大师的手笔：“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取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18

　　按照儒家的“规则”，皇帝在所有政府之功能中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选贤任能。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放手不管国事，而仅仅去做那道德的榜样和威严高尚的君主。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至少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些诏书或者命令随时随地都得由皇帝亲目颁布，也只有得到皇帝的“朱批”，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但皇帝未必要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只需要在大臣们上呈的建议中选出一个，或者像个仲裁人，对争执做出裁决。

　　在一个这样的体系中，每个皇帝在其位上如何行为，也就只有三种可能性：

　　——他可以按此“规则”行事，政府事务交由他所任命（且随时可以罢免）的大臣负责。事实上中国自汉代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历代朝廷都照此执政。这是一种基于统一意识基础上的官僚政府。

　　——皇帝可以自己亲临主政，并且调动其大臣加以辅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皇帝基本上如此。

　　——皇帝让官僚机构自行运转，而他则抓住决策权，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他尽管身在朝中，但是在朝廷之外通常又设立一个顾问圈，尤其是重用皇宫内的宦官。这就意味着宫廷与大臣形成对立。

　　这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部制约在明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朝的开国皇帝执政时就与大臣对立。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是一个农民，对读书人特别反感，他在宫廷前院经常杖责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大臣，甚或处死，此举确实是前所未有。后来的明朝皇帝听天由命。万历（1572～1820）皇帝经常不上朝，没兴趣与大臣们朝会，就连空缺的位子，也懒得去任命官吏，更不用说去批阅那些上奏的折子了。但是在清朝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他们根除了国家统治体系内部的这种分裂，而且形成了高效政府所需要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核心和正常的运转机制，所有的政策均由皇帝确定。

　　九品制官吏与绅士

　　极少数的官员领导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清朝晚期约有四亿人口、两万官吏，还有一种说法：四万官吏。这也就是说，对“官吏”的定义出入比较大。中国的官吏原本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的人士。按照他们的职务，那些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就相当于我们西方的部长、高级官员；在省衙门从事管理的就像我们的州长、议长等。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先生的相当于19世纪初叶德国的大学教授。也许最好的方式是通称他们为行政管理者，或者像葡萄牙人的做法，称为行政长官。

　　儒家的科举考试开启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大门。官吏考核选拔以及教育的思想形成于汉代，而其第一次辉煌则是在宋代，也就是在笔试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后。此后，在国家以及政府精英们和所有那些意在加入这个行列的人们的生活中，科举考试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已形成极为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保持不变一直沿用到1905年止，随后也就几年的时间，确切地说，到了1911年，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帝制就寿终正寝。

　　明代的科举考试包括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主考之前都有两次预考。第一级考试是乡试，在州、县层次进行。先是由一名考官在县衙门举行，然后在州府衙门进行第二次复试，随后是参加由省“教育督办”主持的省级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既要书法好，又要风格和内容好，才能取得好成绩。这种考试造就了文学匠，这也是考试所期望的，因为要使考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把其中的道德学说熟记在心。合格的考生就被定为“科举生员”，从而有资格参加省级的第二次考试，以便合格后获得“举人”之称。第三级考试将在首都举行，而口试则在皇帝的殿廷举行，由皇帝亲自考核，故此也叫廷试，或殿试。合格者就被授予“进士”，成为高级精英。进士返回故里犹如古希腊时的奥林匹克冠军凯旋而归。在京城的孔庙里，这些人的名字将被刻在石碑上，以供后人们瞻仰。最后两级考试不合格者，就失去了成为官吏的机会，但事实上也就是那些“进士”有可能获得好的位子，成为官吏。

　　每级考试政府都给各省份规定一定的合格比例，也就是允许多少考生及格。这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在19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清朝末期，科举考试情况的记录做得最好的，报名参加乡试的考生约有200万人，合格的只有3万，占考生1.5%。在这3万“科举生员”中，仅有1500人获得了“举人”，占5%。达到“进士”的也就大约300人，占报考“举人”的20%。“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5岁。

　　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参加第一级的考试，但事实上那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穷农民或者佃户的孩子无缘参考，因为家里无力长期资助一个男孩去学习。普通的“科举生员”考生至少出身于富裕的地主或者商人家庭，尤其是富裕而有权的“大家族”。当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数代为农的家族为了其家族成员中某个天赋高的孩子能去求学而凑钱或者寻找资助者。明代近乎半数、清代超过1/3的“进士”出自于这样的家庭，他们家中三代没有出过“科举生员”，可见他们受家庭教育的程度极其有限。可以看出，人人都有受教育机会的儒家理想尽管没有实现，但是也绝非是一枕黄粱。不同于欧洲贵族以及印度那严格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的是，在论功行赏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等级有其可变动性。有名望的家庭会由于没有造就一个出色的儿子而衰落，而贫困的农家却会因为培养出一个杰出的儿子而出人头地，当然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尽管考试过关的比例是如此之低，为什么一年会有200万人蜂拥着去参加乡试，并且为之多年埋头苦读？答案是现成的：科举考试提供了进入上层官吏的机会，甚至在第一次考试合格后就可以踏入令人敬仰的“绅士”阶层。

　　在把中国的“绅士”一词翻译成德语时，人们借用了英语的Gentry（绅士，但是属于英国贵族下层）一词，这可以算作为把外国说法套到汉语词上去的做法。英国的“绅士”作为一种头衔可以由贵族出身的长子继承，而中国的“绅士”属于教育程度的一种贵族标志，是不能继承的，只能由个人通过科举考试去争取。通常，英国的“绅士”从自己的田庄获得收入，而中国的“绅士”却主要依靠于皇帝给的俸禄，除非他像“生员”那样没有获得官位，而只是在当地作为名流、在私塾任教。19英国的绅士属于下层贵族，与上层贵族遥遥相对。而中国的绅士包括教育程度上达到这个水平的所有人士，尽管事实上他们也有上下之分，其中下等绅士属于“生员”，而“举人”、“进士”以及高层官吏构成了上等绅士。在此，英国的绅士与上层贵族属于并行而不可逾越的两个阶层。人们认为中国的绅士主要是指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下层绅士，而不包括生活在王朝统治中心的那些上层绅士。

　　此外，下层绅士也有许多特权。绅士可以通过他们的服装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权在家中竖旗，以显示自己应试中举的级别。他们可免于刑罚，那些严酷刑法只用于平头百姓，并不触及他们。他们还享有许多税收豁免权，尤其是他们在州县作为当地的社会名流而手握实权，许多好处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在清朝走向没落的时期，仅1850到1900年之间，在册登记就有90万名绅士。同时还有50万名誉绅士，他们是靠钱买来的。在此时期，王朝也真没少出售绅士称号！这两项加在一起就有140万绅士。绅士的特权也延展到家庭内部成员。以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那就是说，绅士特权到清末时就汇积到大约7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近2%。而这2%的人口，拥有全国24%的收入。20

　　在明朝晚期，以2万也许4万的官吏去管理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这确实是太少了。一个县太爷所治理的区域内平均居民为20万。京城的中央政府不设置县级副职，也就是一位或者两位助理，一位负责税收的税务监督，一位监狱看守。县太爷要自己拿钱去雇一名负责书写负责呈文的师爷以及其他的“跑腿的”，也就是雇佣那些下层人，为县太爷去跑农村或者帮着维持秩序。县衙门通过收取地方税等来维持自己的开支，具体收费多少由县衙门按惯例定。对于百姓来说，这些地税能赶上国税那么高。

　　即使增加了这些靠县太爷自己付酬的下属，还是无法满足判案、维持秩序以及管理等五花八门任务的需求。故此，县太爷就得求助于这些绅士们。没有绅士们的帮助，很难想像一位县太爷能够完成他在本地区的管理任务。村镇以及小的贸易城、区实际上由当地绅士的家族治理，他们组织修路、架桥以及修筑灌溉渠道等等公益性事务，也征收税务；调解和审判民间纠纷和小的暴力事件；开办学校；救济穷苦人家；筹建、资助民团，组织集会按照道德要求宣读皇帝诏书，灌输农民忠君从上的儒家思想。

　　无可置疑，绅士并非出自慈善而做这一切的，而是有代价的并以此在其他方面获得回报。地方绅士原本是一些“生员考试”的落榜者，但是后来当了教师或者县太爷的工作人员，他们却归于“知识分子”。

　　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属于一种弱化政府行政管理的国家。国家尽管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如黄河筑堤、修建北京到长江的皇运河道、修筑长城，但是它所保护的是防止外面越过国境，而且是通过税收来资助这些项目。国家的主要成就在于，通过皇帝的道德榜样以及儒家的教育、伦理，在社会上形成并维持一种普遍的道德氛围，并使秩序与和谐得以发展。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学会服从，使精英们成为“仁者”，为官者诚心为民。儒家君主的任务就是，对自己所统治的社会实施伦理道德的监控。对占人口80%的农村的自治任务来说，生活在那里的那些绅士（乡绅）责无旁贷。这些农民出身的儒家绅士置身于2万官吏（下）与数亿农民（上）之间，他们是支撑儒家国家的中间阶层。故此汉学家们有“绅士国家”之说。

　　第五章 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

　　从商代到第一个皇帝，经过一千几百年，中国文化在这个时期围绕着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形成，21并且不断发展，而围绕着他们的是文明程度低一些的民族，这曾是中国人的感受：东北是狩猎和森林采集的民族；北部和西北部是游牧民族；西南部是山野民族，南部则是原始民族。而秦始皇帝所建成的第一道长城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屏障，构成了被开发的农田与北方的草原和沙漠之间的一道界限，这也就把农业文明给禁锢了起来。

　　就是这种感受，使中国人具有超越其他所有民族的优越感，直到19世纪末，他们还带着这种意识。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文明看作与其他文明并存的文明，不是看作“中国人的文明”，而是绝对的文明。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中国的，而其他民族，都属于未开化的。英文的China一词是欧洲人提出的，它是由第一个皇帝的秦朝推导出来的，而中国人的叫法是“中国”，中心之国，而且称自己为“我们中国人”。中国在他们的想像中是全球的中心，东临太平洋，其余周边全是未开化的野蛮区。这种想像同时也就解释了他们自己的优越感：文明之花在中心开放，就像自己国家的第二个名字“中华”所意味的那样：中心的文化之花。

　　皇帝不仅是中国的主宰，也是“整个天下”的主宰。他的两个称号就显示了其在宇宙万物中的双重角色：作为“天子”，他负责祭祀，以保持天上和人间的和谐；作为“皇帝”，他是人间的万能主宰。这个万能主宰不是作为直接、政治上的主宰来考虑的，作为直接的、政治上的主宰只是统治中国人的国家，对于其他所有的国家来说，他只是道德上的主宰，是杰出的中国文明的灯塔。这就是皇帝的道德魅力，按照儒家的理念，正是它吸引着那些尚未开化的蛮人。在晚清的《会典》中有这样的说法：“伏以帝业光天，损益善百王之治；皇猷揭日，经纶成一代之书。存金鉴于朝端，焕瑶章于海内。”

　　早在汉武大帝（公元前141到公元前87年）统治时期，远行的驼队已经从西方带回了这样的消息：沙漠的那边还有其他的发达文化存在。在中亚的古印度文化以及随着亚力山大大帝带入中亚的古希腊文化。阿若德?托因比对此做了这样的评注，22这个消息肯定给那种汉人为中心的意识带来震动，就像16世纪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给予欧洲基督教所带来的打击一样。而更大的震动也许是随之而来的事情：随着汉王朝的灭亡（公元221年），中国开始了持续约四百年的“王朝分裂”，中国人逃避到外来的宗教中去，以求从佛教中寻找解脱。可是这种意识已经长久而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因此外来的冲击也只能是触动外表。随着中国在唐朝诸皇帝的统治下（公元618～906年）真正上升为光耀全世界的文明国度，而朝鲜、越南以及日本都自愿成为中国文化后裔，并且接过了中国著述以及儒家经典，这成了中国人尤感自豪的最光彩的证明。

　　进贡关系

　　因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意识中，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载体，就不可能给予其他民族一个平等的关系。他们期望那些未开化民族的统治者，承认万能的皇帝是人间最高主宰，或者亲自前来晋见，或者派使者前来，以便与天子建立一种附庸关系。未见皇帝前，礼宾部要先教会他们叩头，以便他们对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然后呈上“贡品”。这种所谓的附庸关系包含下述实质性内容：

　　——这个新附庸从皇帝那里获得授权书和大印，以此他可以与皇帝进行书信往来；他将获得清贵族头衔。他要做的是：按时给皇帝呈文；按期派使者给皇帝进献“贡品”。

　　——皇帝赐予他回赠并派使者前往附庸国王室，尤其是带去授权书和大印，如果必须如此的话。

　　欧洲人把这种关系解释为“进贡关系”。其实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向中国王朝进行经济上的进贡性付出，而是对皇帝、天子在道德上的中心位置的一种形式认可。皇帝的回赠通常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他所收到的“贡品”，而且这种“进贡关系”在汉语的解释中不是“藐视的贬低”，而是荣幸地被皇帝恩准进入中国文明。在这些“附庸侯爵”看来，尤其是远离中国治理着各自的国家的统治者看来，这种认可皇帝为最高主宰的效忠，并非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效忠，而是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通行证。

　　当欧洲各国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平协约中把平等、独立确定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方向时，在欧亚大陆的那一端，清朝的官员们却把那流行了千年的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的概念最终纳入到自己的模式中去。对于邻国的其他民族来说，中国人的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的秩序，因为所有民众都置身于万能的皇帝、天子这个明主之下。内、外秩序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无法分开、缺一不可。一旦仁慈皇帝的道德感召力对外不足以使蛮族认可他是人间道德的最高主宰，那么内部的叛逆能量就有可能增加，以至于形成反对皇帝的力量。事实上，绝大部分王朝的崩溃都是基于两方面的冲击力：内部不断扩大的混乱和外部的入侵。历代皇帝无不意识到，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得保持对外关系开发，而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就是对此的证明。这就显示出内部政治的重要性，显示出那些外国的“效忠表述”的必要性，那么当欧洲各国要求采取平等的外交关系时，就不能不令中国皇帝对这种冒犯表现出疑虑。

　　皇帝的道德力量以及中国文明的优势对外有三个重点传播区：

　　第一个传播区为东亚邻国：朝鲜、越南、琉球群岛23以及日本，尽管这在明代只是暂短的。

　　第二个传播区是北部、西北部的草原、沙漠以及中国王朝在东北的森林区。

　　第三个更外部一些的传播区包括（背叛了的）日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

　　在中国文化中心区域中，皇帝的道德统治以及文化主导有时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主导。典型而且唯一的是朝鲜的效忠使团，他们所进献的贡品，价值数倍于皇帝所赐赠的，在此，这种作为效忠表示的见面礼确实成了进贡。而与朝鲜的关系按照中国方面的解释属于中国高度文明的阳光普照。就是在明朝被推翻后，一位朝鲜的鸿儒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新的清朝应受到尊重的原因不在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而在于它是伟大的儒家文化的继承者。24

　　在这个中心区域外，中国这种道德和文化的辐射力随着距离的扩大而减弱。如果这些“天边的蛮人”想与中国进行贸易，那么中国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先按礼仪承认万能皇帝是最高主宰。许多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城市与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些，甚至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早在17世纪就已经做到了。他们派出的使团在皇帝的大殿上大显身手，以此也确实获得了难得的在京都进行商品贸易。

　　汉人中心世界秩序这一理念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于亚洲内部。那些出生于亚洲内陆草原的民族不允许汉人中心化，这些游牧民族从根本上有别于汉人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忽略的是，这些草原骑兵不断地偷袭城市与农村，大肆烧杀掠夺，对中国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危险。故此历代强大的皇帝都实施对亚洲内陆进行镇服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最终在儒家王朝统治寿终正寝前的18世纪中叶为乾隆皇帝所实现。而在此之前的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整个宋代（公元960～1279年），当王朝受到游牧民族铁骑的威胁时，皇帝们只得以进贡换取和平。而此时，在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里的进贡真的是表示臣服的进贡，只是方向反了。但是当这种巨额的贡品被说成为王朝的大度赐舍时，皇帝就在这种进贡的方式面前保住了面子。

　　文化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1126年，来自关外（现在的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金人入主了中国北部。随着攻陷南宋的京都，蒙古人于1279年统治了整个中国。1368年，当明代的开国皇帝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时，尽管实现了把蒙古人赶出中原的意愿，可是它却连300年也没有坚持下来，就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推翻。中国又一次陷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

　　我们已经目睹了一次这样的两难矛盾：600万金人战胜了1亿人口而且经济和技术水平占有绝对优势的宋朝。在这个两难矛盾中，关节点就是儒家帝制学说的致命弱点：轻视军事武装力量。儒家哲学试图从美好愿望出发去消除战争和暴力，它所要建成的是一种太平的平民世界。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学说和典籍，所讲的都是军事武装思想的反面。它厌恶所有与暴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它瞧不起那些凭借战争和暴力起家的人，即将军们。在儒家的社会等级次序中，将军不如商人，甚至三教九流中根本就没有武将的位置。究竟怎么来划归武将的社会地位呢？儒家思想使武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他们的道德形象。这种思想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忽视军事武装的危险。于是，北宋皇帝把军队变成纯粹的雇佣兵，从社会的渣滓中召募，不训练、不管理，在紧急情况下自然毫无战斗力。

　　就这样，伟大的中国先后经历了金人、蒙古人、满人的统治。在这里还遇到第二个两难矛盾，尽管我们欧洲人也把这一点也看作为两难矛盾：汉族人认为，正是这种经历证明了儒家道德、文明的优越性。金人、蒙古人（在其统治的末期）以及满人还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国家学说和文明，并且建立了儒教思想指导下的王朝。在满族首位皇帝统治下，儒家的帝制学说就皇帝的外部影响力而言，甚至发展到了顶峰。他们把儒家官吏的平民领导艺术与满族人的武装军事思想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自汉、唐以来各位皇帝一直所梦想的目标：控制整个亚洲内陆、建立一个从帕米尔高原到朝鲜的东亚多民族的王国。

　　受天赋之命而成为万能主宰之说并非只适应于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个群体，王者也可以是汉人之外的人，只要他接受了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古代中国为基础的特殊观点定义为“文化主义”，它与欧洲的民族主义相对立。对它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出自于什么样的种族，或者什么样的家庭，关键在于他所接受儒家学说达到了何种程度。一个外族人只要适应于中原文明并且以此生活，那么他就变成了中国人。

　　第六章 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

　　童话般的王朝

　　“崇敬的皇帝、国王和侯爵、骑士、市民和所有那些希望认识世界上不同肤色的民族、不同地区的丰富多彩的人们，请拿起这本书，亲自阅读一下！从中您会发现许多惊奇的东西以及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鞑靼儿人、印度人和许多其他国家人的巨大差异。”

　　马可?波罗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一书中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述。中心人物是忽必烈。从1275到1292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跟随着忽必烈，生活在他的身边。在马可?波罗的眼中，这位大汗是历史上最英勇、最有权威的君主。这位“本世纪最有权力者”，马可?波罗写道，“所拥有的财富是无人能比的”，他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大的，他新建的大汗城的城墙长达24英里，有12个大门，每个大道都竖立着一座宫殿。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的话，你就无法想像那皇宫的壮丽以及宫中宴会的盛大。忽必烈的朝中有1.2万名大臣，他们分为13种并且身着不同颜色的珍贵的服装，有绣着金边、镶嵌着宝石的，还有貂皮的。每年有13次庆祝活动，这些大臣们每次参加活动时都穿着不同颜色的朝服。马可?波罗还介绍了这个王国的其他城市，尤其是南宋的首都杭州。他发誓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最富有的城市。1.2万座桥跨越内河，城市的中心是一个周长达30里的湖，在湖畔有一座王朝修建的皇帝行宫，有3000眼喷泉，热水从泉眼喷涌而出。

　　这是马可?波罗于1298年在一所战俘营中的口述，在那里，他同室的鲁思梯谦把它笔录成书。马可?波罗向鲁思梯谦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而这位同伴作为宫廷小说作家则记下了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一切，以宫廷式的传统法语把它写了出来，简直不需要任何修饰和发挥。这份报告很快在欧洲传开，而且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多明我修道会也命人把它翻译成拉丁语。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与实际情况出入颇大，以至于欧洲的许多读者把这些故事看作童话里的中国王朝，把亚洲看作童话世界。尽管如此，马可?波罗使欧洲人所形成的中国印象还是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的上半叶。科里斯多夫?哥伦布阅读了其拉丁文译作，那是1485年早期的古版印刷的版本。他仔细认真地研究了这部记实书，并且在书上所有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地方，都作了评注，以至于每页的页边上都写得满满的。这些资料增强了他心中珍藏已久的宏愿，激励他去探索通往那充满迷人色彩的、富饶之国的海上航线，前往中国和印度（当然，在哥伦布的地理概念中，东方的中国包括了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群岛到锡兰的整个地区）。

　　中国既是榜样，也是对立的世界

　　随着16世纪的发展，马可?波罗有关中国奇迹的报道完全被另外的报道所取代。耶稣教会在北京成功建立了一个使者站。他们通过自己的数学和天文知识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在他们的协助下，那急待修订的中国年历得以与实际年月日相符。修订年历是最重要的皇命之一，因为春耕播种的时间要从年历来推算。尽管明朝已经被推翻，但是耶稣会还保留着他们在前朝宫廷所担任的职务。在康熙大帝统治下（1661～1722）的清朝，耶稣会的影响力达到了最高峰。作为天文台的负责人，科隆的汤若望以及他的继任者被赐以一品花翎顶戴，成为最高一级大臣中的成员。

　　耶稣会在北京的代表们不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而且还精通汉语，能说会写。欧洲那些自16世纪90年代起所收到的、发自中国的信函、文章，都是以科学文体所撰写的地理人文知识。他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关于中国的图画，在其中，欧洲被表述为一个位于中亚末端拥有同样高度文明的世界，而中国就其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政治制度而言，所实施的是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原则。

　　有一个西方人，他是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杰出学者，他如同一个大臣一样生活在北京的朝廷。他力图使天主教适应中国传统的尝试，没有获得教皇的批准。

　　在耶稣会会员的这幅中国图中，暗示着某种精神炸药，一旦被点燃，欧洲的贵族统治以及教会体系都将从根基上受到震动。从此时到其真正发生，持续了差不多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引发这包炸药的导火索正是1680到1715年的那场“欧洲思想危机”25，欧洲人在这场震动中开始怀疑贵族制度和教会。

　　欧洲属于另一个与中国相对而拥有高度文明世界的思想，是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首次真正的提出来的。他在1699年写道：“有谁可以想像到，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一个民族，他们拥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高于我们的文明生活，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甚至只有我们创造了整个道德文明。可是事实又如何呢？”26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莱布尼茨对这一发现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想像的激动。

　　莱布尼茨作了一下对比：在生存的实际能力方面中国与欧洲相当；在科学思维、逻辑、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不如欧洲；在军事技术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是造成此情的原因“与其说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所致，因为他们藐视所有与武力侵犯人身或者相互厮杀有关的事情、东西，同时也因为他们厌恶战争，在此有些类似耶酥，出于高尚精神，而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出自于恐惧。”27此外，毫无争议，在伦理道德以及政治方面，中国超过欧洲。

　　莱布尼茨出生在30年战争的最后时期，眼前的事实令他满怀疑虑，在引导人们礼貌而和平的去生活方面，基督教在欧洲似乎无能为力。故此他认为迫切需要的是，让中国把他们的传教士派到欧洲来。他是这样进行论证的：中国人现在利用耶稣会会员在学习数学、自然科学，从而也就弥补上了在这些方面的不足。而欧洲人就应该加快学习中国人那理性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自然神学。如果只是单向传播认知的话，那么在这些领域欧洲人很快地就会被中国人抛在后面。欧洲必须向中国学习。为实现这个目的，莱布尼茨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且为《东方见闻录》②写了前言，而上面的那段话就出自于该前言。

　　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之后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1694～1778）为此而振臂高呼。中国的形象，那通过耶稣会会员撰写的文章而介绍的以及通过他们所翻译、出版的儒家经典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似乎完全适合于他们所发起的启蒙，一个绝对开明的君主制度，它将扬弃波旁王朝时代所有的愚昧和垃圾。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来说，中国给他们提供了思想辩论的灵感和武器。

　　这些哲学家们从中国所获得的不外乎是两样东西：教会的错误和世袭贵族的错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兴奋地宣讲的：中国显示，一个国家的国民不需要教会，照样能够文明而礼貌地生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庙里的和尚一样，都是依靠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寄生虫。无神论在传播，而且对人们的思想实施某种无法忍受、不容异端邪说的监督。正像启蒙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中国人信天以及他们的理性伦理道德显示了通向自然神论之路。这种自然宗教不需要《圣经》，因为所有的启示都隐含在自然之中。这种自然宗教只是被那些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作为无神论而打入冷宫罢了。在借用中国为例来批判教会的言行中，一个比较辛辣的嘲讽就是：耶稣会前往中国，志在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可是却使本土的基督教信仰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

　　如同教堂是多余的一样，在欧洲启蒙运动家的眼里，欧洲的贵族世袭制也是垃圾。与此相反，中国则提供了理智的榜样：当某种懒惰、不创造价值的世袭阶层在欧洲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发展时，在中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官员却在领导着国家，而且这些官员是代代更新。1731年，时任路易王朝的财政部长埃季延?杰?西卢埃特（1709～1767）在他关于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政府领导一书中就是这样介绍的。28从耶稣会会员的文章中，这些启蒙运动者看到了曙光：即使是一位州长去世，在中国其子也不能继承此位。要想获得其父之位，他不仅要具有杰出的才能，还得通过科举考试并且用他的政绩去争取。在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战友们的眼中，柏拉图的国家学说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实现。伏尔泰兴奋不已：“人类思想领域内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比中国现在的更好了，在中国政府中，所有的问题都由官吏决定，而官吏全是男性，他们的能力是通过多次严格考试得到了证明的。”29

　　启蒙运动的反对派尝试着去丑化这些赞扬中国的观点、表现。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是如何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统治的。可是，在伏尔泰看来，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的国家体系是十分圆满的，因为满人入关后是以儒家的方式治国，其国体、政体在少数民族执掌之后仍然继续着。当罗马文化随着其王朝而衰落的时候，满族统治者却接过了汉人的伦理道德及其国家设置。重农学派的奠基人弗兰策斯?魁奈③在他1767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国家体制的文章中进一步证明：中国国体与政体的持续、稳定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适合于那种处在繁荣发达状况下的政府的生存原则，还可以作为所有政体借鉴的模式。

　　启蒙哲学家们对中国的崇拜引发了一个知识与文化界以及上流社会对中国的崇拜热。耶稣会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及大量的旅游报道越传越广，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没有人没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从来没有像18世纪那样的浓厚。带有中国风光的工艺美术品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成了最时髦的东西。中国的瓷器，甚至迈斯勒④那带有中国装饰的瓷器，还有中国的漆器、墙画以及墙画上的图案，其题材多种多样，有漫步在中国田园风光中的学者和窈窕淑女；有辉煌的皇宫建筑房间，还有中国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它们取代了法国古典的几何式的园林艺术。小说、话剧、歌剧采用中国题材，如果没有中国的灵感，那么洛可可⑤艺术以及生活方式将是难以想像的。洛可可式娱乐文化变成了一种贵族文化的代名词，它不仅使贵族文化由此不再那么阳春白雪，而且填平了宫廷文化那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洲遇到了中国儒家精英们所担心的问题，开放通往外国的大门势必伴随着对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冲击。虽说对波旁王朝统治没有太大冲击，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却随着外来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的传入而遇到了震动，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这种震动。由此直至欧洲在19、20世纪毁灭中国文化之前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化巨人笼罩着欧洲。

　　视中国为“东方专制政体”的典范

　　并非所有启蒙思想家都推崇中国和中国文化，保守的思想家们尤其持反对的态度。他们指责耶稣会的会员们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中国图画，指责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中，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这些批评家们所引证的这些实际情况，出自于越来越多的游记报道，尤其是商人们的报道。商人们生活在城镇，他们所看到的并终日与之打交道的是那些傲慢自大、贪得无厌、不学无术的海关人员。

　　第一个提出了一张与启蒙运动家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照的是孟德斯鸠。他的描述对于有关中国问题争论的继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保守的孟德斯鸠首先就启蒙哲学家们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反对意见：一个国家体系无法从抽象的原则构成，而更多的是由具体的条件形成的，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体、政体的成长，那么人们也必须由此出发去了解这个国家。1748年，他出版了《论精神法则》一书，奠定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础。在该书中，他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的、等级的和专制的。每种政体都由某种富有特定的精神原则所支配。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德；等级政体是世袭；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敬畏。唯有专制政体是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这种敬畏不仅体现在官吏们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人们的交往中，使得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告密者，并且被告者有可能受到严酷的刑法。

　　在孟德斯鸠之前，也就是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所有继承者那里，专制政体是等级政体的一种蜕化形式。而现在它却第一次变成了一种专门用来表述东方政体的形式，即“东方专制政体”，这对于后来的讨论颇有意义。尽管孟德斯鸠是从波斯以及土耳其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出发，对这种东方专制政体予以推演，但是他把中国也归属于这种专制政体之列，尽管他自己也不时地对这种归属表示异议。把中国看作“东方专制政体”的认识形成于18世纪末，此观点在整个19世纪，直到现代仍有市场。一个自由的欧洲所面对的是一个缺乏自由的中国。从此，启蒙运动时代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赞叹、仰慕被浇上了冷水，甚至变成了蔑视。

　　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崇敬向与日俱增的蔑视的转化，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膨胀创造了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如果那些“愚昧落后的中国人”不愿意主动地敞开大门与英国人继续进行文明的贸易，那我们就得强迫他们享受这些文明。英国在1840年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中国宣战的，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继续进口那些来自英印地区的鸦片，不愿意让自己的国民继续受此毒害。继英国之后，几乎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都变成了“解放者”。那位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先生⑥就是这样来评说的：随着这种专制政体的消灭，亚洲各民族将开始某种新的腾飞。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是，琼斯认为，东方民族有能力驾驭自由，但是却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故此欧洲要把自由带给他们。30欧洲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这种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在继续着，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美国以及那被其牵着的欧洲国家总是把此看作为西方的使命，那就是：使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使中国回到西方自由的民主体制上来。

　　作为专制政体表象的中国在20世纪，即当民主中国在1949年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时，获得了新的发展。1957年，经济学家和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夫格尔发表了他对“东方专制政体”31的研究报告，并以此一举成名。他在这本书中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这个专制政体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从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之稳定和保持秩序的必要性出发，他认为，为了保障大型水利工程，如引水工程、灌溉渠道以及水运河道等的顺利畅通，就得对水施加压力、提高水位。中国以及亚洲的专制政体就其出发点而言，也属于这样一种“液压型专制独裁”。

　　在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历史上，实际也只有一个独裁专制者：秦始皇。它源之于法家的统治学说，众所周知是一个“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政府”。在后来的历史中，秦始皇帝以其短命王朝，即天赋之命很快就被上天收回的教训而成为所有后来者的警钟。他们从中意识到了另外一种实现统治的途径：以增长国民的富裕生活取代增长国家的权力。他们也意识到了另外一种统治方式：通过道德教育去维持统治。

　　尽管，儒家的帝制借鉴了法家学说，对小民实施刑法，但是它仍力图通过对百姓从小就开始教育，通过皇帝及其大臣们的道德表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存并保障社会等级秩序。皇帝及其大臣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发挥作为社会道德榜样的影响力。通过儒家伦理道德的普遍渗透，再加上由地方绅士对具体社会团体，如村镇、集市、商业行会等的领导，进行国家治理。儒家的帝制形式所显示的是，长期的道德灌输和礼貌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生活以及国家的稳定是何等的重要。欧洲的专制主义规则是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管理体制的。

　　即使“经过启蒙的绝对君主专制”也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的管理体制。康熙的帝制法则，即他在遗昭中所表述的法则，尽管似乎可以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那“国家第一公仆”之说相比，但是康熙的国家尚未经过“启蒙”！当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与过去的迷信进行抗争时，儒家的皇帝们却把理想和榜样放在远古的周朝。此处的区别一清二楚，借用弗里德里希的口头禅就是：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对于一名儒家的皇帝来说，这样的口号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恰恰相反，他和他的大臣们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引导国民统一生活在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基石上。

　　停滞的王朝

　　随着19世纪开始的专制政体理论，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对中国的敬仰之情最终被彻底地揉碎了。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处在乾隆盛世的早期，耶稣会会员所报道的正是此时的中国。但衰落是在慢慢地进行着，而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急剧改变并非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回忆，而是针对由欧洲自己所形成的深刻变化而言的。由于1789年的法国政治大革命以及英国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的工业革命，欧洲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把欧洲引向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欧洲把过去远远丢在身后，全力奔向自由和富强的未来。欧洲的新信仰是对先进的信仰，而18世纪启蒙运动者们所表示的那种对中国的敬仰，即对文化的延续和稳定的敬仰在这种新精神环境下变成了令人嘲弄的东西。对中国的新观点完全集中在专制主义理论上，认为造成中国思想发展停滞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自由。

　　法国人所想的只是文明的进步，对他们来说，中国似乎只有落后的文化。英国人所想的只是经济的进步，他们把中国看作停滞的经济体，根本就没有增长的能力。德国人把哲学理念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归之为自由的个人意识中的精神进步，而且这种发展是从东方到西方运动的，中国和亚洲构成了这个发展的起点，而且仍然处在“这个历史的童年时代”：东方人早就知道而且至今也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是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的世界知道，所有的人是自由的。那第一个形式，也就是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所看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就是民主和贵族统治；而第三种就是君主立宪”。32

　　汉学家们自此刻起，努力着去证明，中国自从王朝建立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在文化和国家发展方面，有着何等深刻的进步，但是他们的反驳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处在停滞状态”的特征。自从儒家确立其统治地位以来，中国的文化就变成了一种以过去为基点的文化，也就是以他们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即早期的周朝为理想境地的文化。儒家由此目标出发，排斥所有新的东西。任何意在能有一个好的、始终的新东西，都得想方设法披上再生的外衣。在从“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直到宋末的两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尽管以过去为理想，但它仍然是世界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在国家机构、技术和经济诸方面，它创造了最先进的世界文明。

　　可惜，中国事实上还是停滞下来了。数百年的明、清两朝靠过去的成就活着，这些继承者们不仅没有新的发明创造，相反甚至使许多技术发明和知识失传；军事技术，这些原本可以使中国强大无比的现成的技术，却没有得到继续发展。自从15世纪出海远航被停止以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这时的中国王朝忙活自己已经够了，它们把所有的兴趣和精力全都集中在国内。按福兰策斯?福库雅玛那著名的，也是借之于黑格尔的说法，这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对于国家的政体、对于社会的共同生活以及经济和文化来说最理想的体系已经被找到，领导集团的任务就只剩下了守住这个体系，而且别让它为外部影响所感染。

　　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起到清朝于1911年终，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儒家为中国带来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稳定的文化和国家机器。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封建王朝的和平统治之下，而历代王朝最后的覆灭要么是农民起义所致，要么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所为。中国文明也以此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基督教文明自从创立以来一直处在持续反复的毁灭性内战的厮杀之中。而在同一时期儒家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持续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排斥现代人伴随着疾速的社会变化而向前迈进，有时不免让人感到羡慕、嫉妒。

　　19世纪初叶，恒久持续的中国世界还是走到了终点。远在西方的欧洲越洋过海，按照所谓的进步原则打破了中国的大门。这个欧洲要中国，也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只有这样的选择：抛弃过去，要么随欧洲一起进入某种新的未来，要么孤立而无望地与这种欧洲理性进行抗争。

　　西方的这种强权文化获胜了。此时此刻它所揭示的是，它要把人类引向精神和物质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平等，还是为人类吹响走向没落的悲凉号角。

　　第二部 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1793～1949）

　　第七章 帝王朝代周期

　　轮回的末日（1793～1838）

　　1793年：最后的一次机会

　　1793年9月8日，在距离北京150公里的东北热河，皇帝行宫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外国使团活动。在百名中国陪同的护送下，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全权代表罗德

马戈尔尼在近百名使团成员的簇拥下进入了下榻的府邸。乾隆皇帝把英国使团看作归顺的使团，感到自己道德感召力之大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足以感召遥远西方的蛮人，吸引他们前来自己的皇宫朝拜。33英国人宣布是以祝寿使团的名义前往中国，而且带着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给83岁的乾隆皇帝的祝寿信。但是马戈尔尼真正想要到达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眼里的革命性目标，与中国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达成在北京和伦敦相设使馆的协议。所有这些内容都写在他要面呈乾隆皇帝的英王亲笔信中。

　　当时在欧洲，英国已属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人不仅购买了中国市场上1/7的茶叶，而且还大量进口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大黄药物等。可是只允许在一个地方进行贸易，那就是广州，一座远在大清王朝南部的城市。前往广州的英国货船无不经常受到贪得无厌的海关人员敲诈勒索，而且英国人的贸易业务还得经过垄断专卖的“十三家贸易商家”，即所谓的“十三行”。这样，英国所有的贸易船只，才能畅通无阻。在十月到来年一月的贸易期间，英国商人住在珠江的一个名为沙门的小岛上，这个小岛远在广州城墙之外。他们的生活与中国人完全隔离，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实际上被局限在这个贸易点。马戈尔尼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清朝皇帝肯定对此一无所知。他尤其是要尝试着，让中国尽可能自己向英国敞开进出口的大门，至少能让皇帝答应给英国再开放几个贸易港口。

　　对于中国人来说，与这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贸易原本是一种惠顾，旨在让他们学习中国文明。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他们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根本不需要外国商品。英国人在与中国贸易方面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简直是可笑至极，根本不值得予以答复。特别是他们那双方互派使团的建议更是荒唐，似乎他们的英王和大清天子之间有什么平等可言。早在皇帝接见英使团的礼仪问题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马戈尔尼不愿在拜见皇帝时行磕头礼，不愿在皇帝面前三跪九拜。大清皇帝对于无知的蛮人表示了“宽容”，最后允许马戈尔尼采用英国公爵们的礼仪，以单膝跪拜礼代替中国的三跪九拜。马戈尔尼自认为这是外交上的胜利，可是他实际上却是失掉了面子：他不愿意给天子磕头证明了英国还属于尚未开化的国度；而他拒绝磕头之举不仅仅是冒犯了乾隆皇帝，而且破坏了宇宙秩序的和谐。

　　9月14日早上6点钟，晋见正式开始，而外交使团必须提前三个小时到达，等待皇帝的接见。马戈尔尼屈膝致礼，并把一个盛放着乔治三世亲笔信的金盒子面呈乾隆皇帝。作为亲自带来的礼物，他还面呈了一对搪瓷烧制并镶嵌有宝石的时钟。作为回赠给乔治三世的礼物，乾隆交给这位英国使节一个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的玉如意，并且补充说，他祝愿英国国王像他一样长寿。随之，乾隆宴请了使节代表团。乾隆所显示出来的尊严给马戈尔尼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些在回忆录中赞誉为“灵光闪烁的英明国王”。

　　英国人带来600大箱、价值1.56万英镑的礼物。这些礼物并非是按照中国人的口味挑选的，而是作为显示大英帝国现代高超知识和技术，并为英国手工业制品作广告而精心挑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按照太阳系运行而制作的天体运行仪，此外还有一些科学仪器，一架望远镜、一个气筒、一只透视镜、出自伯明翰和舍菲尔德的钢铁产品以及韦奇伍德瓷器等等。中国回赠的礼物有绿色玉如意、景泰蓝花瓶、珍珠编串的丝绸钱袋以及其他贵重礼品。双方所挑选的礼物形象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化特征。白发苍苍的乾隆大帝并未注意到英国礼物中所展示出来的现代化特点，他为自己的大臣们所误导，因为他们告诉他，这些礼物已经被摆放到北京皇宫的收藏室了。

　　这些英国人所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与他们会谈。正像马戈尔尼所惋惜的那样，这个使团只有纯粹礼节上的涵义，当参加完皇帝的祝寿活动之后，使团的任务便结束了。

　　回到北京后，马戈尔尼于10月3日早上再一次被召到皇宫，为的是与总理大臣和绅会面。他在太和殿照旧等了3个多小时后，和绅才和他的随员们出来，并随之有一场令人惊奇的礼数。大殿中央放着一把扶手椅，上面陈放着大清皇帝的亲笔信。对着皇帝的信札，中国的大臣们施以磕头大礼，马戈尔尼和他的随员们则施单膝跪拜礼。下午，也就是在马戈尔尼回到他们下榻之处后，皇帝的这封信才通过隆重的礼仪方式正式交给他。这封信是以诏书的方式写给英国国王的，乾隆以此向英国国王应诺，允许他们以附属国的方式加入中国文明圈。“奉天承运，我皇昭英王曰”，这封信就这样开头了。而英王关于互派使团和开放中国市场的要求尚未提及就被否定了。互派使团没有必要，贸易对于中国同样是不需要的，“我们瞧不起技术戏耍，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手工业产品”，乾隆的信就这么写着，而且是以这样的要求结束他的信的：“国王，你当顺我意愿行事，增强你的忠心并永保服从，以保你国共享神圣的和平”。

　　乔治三世以及马戈尔尼自己从未真正阅读过这封信的内容。那位把这封信翻译成拉丁语的使团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弱化了乾隆的口气，譬如，他省略了开头的那句话。而马戈尔尼自己则删掉了所有有损于英国尊严的句子。34

　　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此相逢，各自都想向对方显示，自己是何等的进步和文明。他们相逢然而却错过了接轨的机会。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没有权力取代另外的一种。

　　英国人使团遭当头一棒便终结使命。代表团成员回国后所写的报道在欧洲迅速传开，它们实际上是向昔日欧洲推崇中国情结泼了一盆冷水。就中国方面而言，坐失了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欧洲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面对欧洲的快速发展，中国却一无所知地停滞在那里。中国停着不动就足够了，马戈尔尼的副手乔治?施涛彤评述说，“这个国家的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杰出的，认为任何改进都是多余的，要么就是鸡蛋里挑骨头”。35

　　那在皇帝眼里对中国没有意义的外贸，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极大的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茶叶、瓷器的出口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它还支撑了中国的白银货币政策。也许在中国人看来，外贸会削弱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影响力，因为从外贸中人们就能会想像到，中国也离不开其他民族。也正是因此，当乔治三世邀请乾隆作为始创成员加入新建起来的世界贸易行列时，乾隆马上拒绝了。也许中国有此方面的能力，也许乾隆和他的儒家大臣们已经知道，发展与欧洲的贸易肯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故此他们拒绝加入。英国人用战舰、大炮强迫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那是至少50年后的事情了，是加入作为一个置身于“不平等条约”之下、被掠夺与剥削的贸易合作者。

　　帝国在没落中

　　在乾隆宽容地拒绝英国国王提出的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时，中国在亚洲的权威正如日中天。蒙古、东突厥以及西藏等，都属于大清军事保护下的、由原统治者管理的附属国。乾隆时期的中国疆土大于以往的任何朝代，而且两倍于明朝。以其1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远远超过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960万平方公里）。在这规模巨大的疆土开拓方面，乾隆自己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通过血战征服了远在西北的蒙古后裔，并且把天山山脉以北的草原与沙漠以及南部的伊斯兰教的世外桃源统一成为中国的“新区”，即新疆。

　　两千多年来，中国作为农业国一直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游牧民族征服或者占领部分或者整个中国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刻，来自北部的威胁被彻底的消除了；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目标终于实现了，中国和亚洲内部圈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深层的象征性意义上讲，这种中国与亚洲内圈的水乳交融般连接的价值就在于，这个新的王国是由满族游牧民族建立的，这个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民族文化，而且产生了三位儒家思想的皇帝。

　　新王朝的权力覆盖了近乎整个周边的亚洲国家：朝鲜、整个印度支那、不丹、尼泊尔、阿富汗、中亚的可汗国，譬如可坎德或者布卡阿、卡萨克国等，都向北京派出进贡的使团。从北部的外蒙到南部的马莱半岛，从东部的朝鲜到遥远西部的中亚地区，大清王朝的影响力辐射整个地区，在亚洲拥有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王室是如此的光耀夺目！乾隆时期的艺术风格影响到欧洲，以中国化的形式渗透到洛可可艺术中。

　　在英国大使马戈尔尼1793年“抵达皇宫”时，中国就有3.3亿人口，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其人口数目相当于欧洲人口总和的2.5倍，是世界人口的1/3。中国距离成为世界国民经济大国及世界手工业的中心确实还相当遥远，但是皇家的景德镇瓷器厂在17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10万工人。家庭作坊织出的南京棉纺织品在价格和质量上要比1930年时来自英国兰卡夏的机器纺织的产品还要好。

　　乍看起来，乾隆回绝英王平等交往要求时那种高高在上的盛气令人不解，但是乾隆王朝时期的中国，确实上升到了亚洲霸主的地位，尽管这是最后的一站。自宋末（1279年）以来，中国文明实质上处在停滞状态。有关在欧洲最近所发生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不久就将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变化，中国方面显然一无所知。中国对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一无所知；对开始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就外部的光环而言，帝制的中国早在1793年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尽管它凭借武力夺得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发挥其对贸易应有的作用。而英国人却夺得了海上的控制权。

　　第一次与英国交战，真正拉开序幕的是在1840年，即鸦片战争。然而这个王朝的内部已经开始走向没落，这一点早在乾隆末期的几十年中就显示出来了。清朝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它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儒家史学家来说，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向前，而是如同自然万物一样，处在永恒的起和落、生与死的更迭之中。更迭的法则也适合于所有王朝。

　　——一个王朝失去天赋之命也就到了这一轮的终点，一场农民起义，或者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推翻了这个王朝。随之，新的一轮就又开始了。胜利者通过其胜利就证明，他已获得了天赋之命。战争使田园荒芜、人口减少，而新的王朝也就以此恢复到和平与秩序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得以发展，人口也就随之增长。

　　——这个王朝此刻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尽管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进度很慢，但随之就加速度，然后就走下坡路。一个强大而开明的皇帝之后常常跟着一位软弱的继位者，他无力也无兴趣使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普照臣民。政府管理的质量下降，腐败之风俱增。与此同时，国民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均农业收成下降，贫穷和饥荒四处蔓延。而国家就陷入更加巨大的经济困境之中，只能设法通过增加税收来摆脱困境。对农民的剥削加剧，贪官污吏更使小民们雪上加霜。农民的生活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弃家出逃，被逼上梁山。自然灾害，如旱灾或者黄河泛滥，就将冲毁原本缺乏维护的坝堤，这就给小民们以这样的意识，当朝的统治者失去了天赋之命。

　　——此刻，那些一直处于地下的宗教反抗力量就获得了信号。他们的使命就是唤起民众的信任并鼓励他们为了特定的信念去斗争，这个信念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一个公平的新时代就会来临。那些占山为王的叛民们听从号召组建成军队，并且追随那声称获得天赋之命的旗手。那些腐败、缺乏训练而又懦弱的官兵面对农民起义军节节败退。部分农村的绅士们也归属到赢者旗下。于是原王朝被推翻，起义军首领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获得了政权，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儒家君主。这个王朝揭开了新的一页。

　　按照这种改朝换代理论的说法，在一个朝代的没落过程中，有三种变化在相互发生作用：王朝德行能力在衰退；人口在巨增，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程度，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外部的入侵，而且与王朝内部相呼应。这个说法完全适合于清朝的没落史。

　　清朝内部的没落当开始于1775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乾隆，一位65岁而且感到力不从心的老人。他偏爱一位25岁的满族出身的宫廷卫士。这位名为和绅的满族年轻人因此一举成名，一年内上升为皇帝的内务府总管，随之又负责财政和人事的监管。这就是前面所提及的马戈尔尼与那位傲慢自大的官员。在当时的满清王朝中，和绅可谓大权在握，为了他那填不满的私欲，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皇帝的信任。在乾隆死后的1799年，当他被新登基的嘉庆皇帝处死时，他所收敛的家财达到八亿余两白银（约十五亿美金），相当于清朝过去20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像和绅这样一个在大清遍布爪牙、权位显赫的人，还向其他官吏索要贵重“礼物”，于是中央政府官员便向各省索要“礼物”，省级的又向区、县的要，逐级而下。可见腐败之风已经席卷朝野上下到何种程度。随之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人的盘剥也越来越重。

　　在这层层盘剥下，那原本由于人口膨胀而引起的农民贫困化犹如雪上加霜。从1700年到1800年，大清的人口从1.38亿上升到3.42亿，到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朝总人口已达到4.12亿。36此刻中国的人口与150年前相比，整整增加了三倍，可是农业耕种面积仅增加了50%。多亏引进了美洲的土豆，它可以在贫瘠的田梗地边种植。尽管产量提高了许多，可很难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农产量的增长无法与人口的增长幅度保持同步，人均农产品数量下降，而此时，政府通过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以恶劣残暴的手段想方设法不断对农民敲诈勒索。绝望的农民们纷纷逃离田园，结伴去作了强盗。在皇家道德蜕化、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上天已收回了赋予清王朝的天命。地下的反清教派便浮出水面，组织发动小民们反抗。

　　第一个举起大规模反抗火炬的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把道教、佛教以及魔术混合在一起的迷信教派。该教派在推翻蒙古人执政的元朝时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元璋这位获胜的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就属于白莲教成员，而他在登基之后即刻下令取缔该教。可是该教此时重新浮出水面，并且宣称佛祖预示，一个新的公正的王朝将要出现。1796年，起义爆发。起因是抗议地方小官吏强行征税，起义犹如一把烈火，迅速在整个中国燃烧起来。直到1804年，起义9年后，才被嘉庆皇帝镇压。

　　嘉庆继承了其父的王朝，一个表面光耀夺目，而内部却已在衰落的王朝。国内人口在继续增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凭借诛杀和绅并不能扭转腐败之风，而平息白莲教之乱耗资白银两亿两，也就是五年的国库总收入。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迫使政府增加农民税收。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地出售官爵，而这些新官们则通过在其管辖区巧取豪夺来弥补买官时所付出的银两。清朝的没落日趋加剧，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出现了一个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分崩离析：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八章 内乱外患（1839～1899）

　　鸦片战争（1839～1842）

　　儒家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中国戏剧性的倒塌归之于西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而从1775到1839的50余年中，中国的衰落主要是内部原因所致：人口大爆炸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贫困化；管理的落后，要知道，官员的数量保持在原有的基础上，而人口数量却成倍增长；最后，引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日渐扩大的腐败。1839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使得一场外部的巨大冲击波终于同内部的没落相汇合。内部的没落因素（内乱）与外部入侵（外患）祸不单行，古老中国的经验学说得到了新的证明。

　　自当年马戈尔尼的使团访华时，英国人就已经找到了一条消除贸易逆差的途径：贩运鸦片。尽管中国从1800年起就禁止鸦片，但这并不碍英国人的事。他们在孟加拉湾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然后从加尔各达用船运往广州海域，随后经过他们的秘密网络偷运到中国各地。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贩运鸦片，也像奇迹般发家的英国贾尔迪－马瑟宋贸易公司一样，美国的阿斯特商贸王朝也是以贩运鸦片而起家的。在1800到1810年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达4500箱，每年约140磅。而在随后的20年代、30年代中，贩运的数量急剧增加。仅仅在1838年末到1839年初的这个贸易旺季，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就超过40万箱，也就是560万磅。英国的对华贸易更多的是以贩运鸦片为主。东印度公司，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它的赢利主要来自于此，对于英国财政部长来说，国家财政收入的1/10来自于这一方面的关税。

　　英国的鸦片残害着中国国民并且削弱了中国军队。在城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萎靡不振的瘾君子。鸦片的贩运同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1826年止，估计约五亿西班牙银元（当时的世界货币）流入清王朝，它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然而从1827年起，中国贸易转向了持续的负增长，巨额的银子流出中国。据估计，仅在1827到1849的这20年中，中国纯白银外流数额，就相当于其过去150年流入额的一半。中国硬货币的流通开始萎缩，到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处于银根紧缩、发展停滞的状况。

　　不断增长的银币短缺还带来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当时流通铜币与银币。19世纪初铜钱与银币的兑换率为1000比1。可是随着白银的外流，兑换率不断上升，1850年时一个银币竟然要用2230个铜钱来兑换。37这对于农民是相当残酷的，因为他们所收到的通常是铜钱，而交税却要用银元。英国贩运鸦片不仅残害着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鸦片带来的这种剧烈的经济风暴也加速了中国内政的不稳定。

　　1838年皇帝“终于”决定，对鸦片贩运采取措施。他派遣年轻精干的官员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林先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中国烟贩，而且收获卓著。他也想方设法从根源上杜绝烟贩的货源，也就是对英国鸦片商人采取行动。他强制他们交出货舱中所囤积的鸦片，这些共计1400桶，价值900万美金，被全部销毁，同时要求英国商人书面保证，以后不再从事任何鸦片贩运活动。

　　伦敦把此举看作为对他们的宣战。在武力上，尤其在军舰和所配备的火炮能力上，软弱的中国与英国不是同一个等级。1842年中国政府投降并且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的要点如下：

　　——中国对外国领事、商人和神职人员开放五个港口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上海。外国租界区属于特殊地区，不受中国法律管制。

　　——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中国支付战争赔款2.01亿两白银。

　　——中国撤销原来的贸易专卖行。

　　——中国对进口像对出口一样实行“公平而稳定”的关税；今后的进口关税固定为商品价值的5%。

　　鸦片贸易尽管尚未合法化，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那就是：中国政府将不再对贩运鸦片采取任何抵制措施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鸦片仍然是绝大部分西方商人对中国贸易的主要货物。早在1858年，清朝政府就放弃禁烟。自此，鸦片也开始在中国大量生产。1879年鸦片进口以5000桶的数量而达到最高峰，这个数量近乎于1839年的一倍。据估计，到19世纪末，1/10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而且5%的人是瘾君子。鸦片实质上加剧了中国在19世纪的贫困化。

　　《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确定了一个为欧洲所指挥的、新的外贸体系的基础，并由此解除了中国的进贡体制，那就是：“租赁港”。所有欧洲列强以及美国、俄国，还有后来介入的日本都加入了这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列强彼此设防，以免某个强国单独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为此他们还达成了一个“互惠条约”，按此规定，只要中国给予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某种权利，那么其余的国家就自动获得此权利。

　　到清末有80个租赁港，而所有租赁港的租借方式都相同。在城墙围起来的“中国城”外，沿着河流的是外国人区，领事馆的上空飘扬着陌生的国旗。外国人区有自己的酒吧、教堂、运动场。商业活动的中心是“联盟区”以及宽敞的港口大街。大街上是一座座用石头结构建筑的大商号分店和银行。大街上人来人往、终日熙熙攘攘：拉着沉重车子的苦力们；匆匆赶赴业务会谈的外企老板和那些中国白领们；身着专门服装的神职人员，还有那悠闲浪当的水兵。租界归领事馆领导；租界前面的河中，停泊着一只炮艇，它保护着这块儿租界。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开始由一个不大的农业城市向世界中心城市转化。上海位于扬子江的入海口，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由此出发，可以把进口的货物沿着扬子江一直运送到中国内陆。同时也能把要出口的货物运往海上。上海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即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港口。早在1853年，上海的贸易额就超过了广州。

　　随着发展，上海逐渐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不同于其他租借港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划分成了一个“国际租界”和一个“法国租界”。在这个为英国人所领导的国际租界上，住着的是法国人以外的其他外国人，当然法国人毫无疑义也可以住在国际租界。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到1930年时，几乎达到10万人。上海成了中国土地上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

　　所有的外国租界都有公园，而中国人却被禁止入内。在上海港口大街北部的黄浦公园入口处，立着一个牌子，这里不仅禁止狗和自行车入内，而且也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个牌子上的字深深的刻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华人与狗禁止入内”。如果您真的想理解今天的中国，那么您就必须完全了解所有这一切。外国人给予中国人所带来的贫穷、羞辱以及心灵上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

　　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

　　对西方野蛮人之战的屈辱失败，极大地动摇了皇帝在中国官吏、军队以及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对外国人的仇恨与长期潜藏于心中的对异族统治的清朝的仇恨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满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向野蛮人妥协，从而把沉重代价转嫁给汉人。在此，内乱和外患交织在一起。

　　在本世纪中叶，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一个接着一个：1851～1864年发生在江苏、四川、安徽和湖北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72年发生在贵州的苗族起义；1853～1868年发生在山东、河南的捻军起义；1855～1874年发生在陕西、甘肃以及云南的穆斯林起义。此外还有无数地区性的不同教派的起义。到60年代初，清王朝的许多地区完全在起义者的控制之下。按照改朝换代的理论，清朝或许早就该被推翻，但是西方的入侵改变了这种改朝换代的循环。清朝的统治又继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11年，才最终自己埋葬了自己。

　　影响最大的起义是太平革命，它覆盖了扬子江中下游的中国经济核心区。在长达15年的厮杀中，2000万人丧生，太平革命以此而成为19世纪最大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太平革命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第二点：这是一场基督教的起义，它的追随者信奉一种汉化了的基督教。他们并非是为了建立一个儒家的帝制王国而去推翻清朝，而是要摧毁儒家的帝制以及绅士制度，以便形成一个人人平等、兄弟般友爱的基督教王国，故此太平起义成为中国自第一位皇帝以来两千年历史中一次最大的社会革命。

　　这场革命的宗教领袖是洪秀全（1814～1864），一位科举落榜生。他出生于广东一个小户农民家庭，属于客家籍。他的双亲尽管生活艰辛，但是仍然设法为这位高智商的儿子创造学习机会。1837年，当洪秀全第三次在广州的生员考试中名落孙山时，他的精神全跨了，不得不被人送回家中。他絮絮叨叨向双亲诉说自己的无能，而且晕倒后40余天神智昏迷。在幻觉中，他梦到自己升上天，并被领到一位坐在御座上的金须白发老翁面前。老翁交给他一根龙杖和一把宝剑，要他根绝地球上的恶魔，把这个世界引上正道。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心灵透彻、充满力量，而且身负重任；他的双亲和亲戚们一直耽心他的精神创伤尚未痊愈。1843年当他第四次科举考试榜上无名时，他不再抱怨自己，而是斥责清朝的制度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洪秀全从一名基督教传教士那里所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他数年前在广州得到的，但当时把它放在了一边。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本以中文表述的册子，谈到世界末日的到来、谈到复国救主的弥赛亚、谈到天国。洪秀全感到恍然大悟，书中所讲的是他梦中所见。这位金胡须的人就是耶和华，老翁把他唤作耶稣的弟弟，要他把清朝和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恶魔们彻底清除，并且在地球上建立起上帝的王国。人们在这个王国中将进入“太平”的时代。

　　洪秀全开始了传教的使命，并且在广西东部紫藤山的客家族内建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很快地就越出了本地区的客家族而不断传播，到40年代末，教徒达到一万余人。随着教徒的增多以及官府、绅士民团等的不断追踪，他们在紫藤山一带居住成了问题，故此洪秀全与其他领导人商议，放弃广西根据地。拜上帝会形成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1850年他们点燃了自己的房屋，毁掉了身后的桥梁，然后带着妇女、孩子向东北转移，进入扬子江的富饶地区。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一样，洪秀全领导着拜上帝会的教徒走出山区，以便夺取上帝所赐予的土地。

　　在第一次打败了政府军的战斗之后，拜上帝会于1851年1月11日，即洪秀全的38岁生日那天宣告建立“太平天国”，并尊洪秀全为“天王”。拜上帝会开始了一场公开的革命运动，它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太平的中国式基督教王国。按中国传统受到男人歧视的妇女获得平等，裹脚被绝对禁止。与其他民族相比，太平天国放弃了汉人中心主义，追求基督教的所有民族平等的信念，但是同时又坚持中国的民族权利，也类似于清朝政府，绝不把它出让给外国。

　　在进军扬子江的途中，许多虔诚的农民、烧炭工、纤夫以及其他教派的信徒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围截太平军的清政府军队十分涣散，根本不是军纪严明、充满自信的太平军的对手。1852年太平军攻陷扬子江边的湖北重镇武汉，到此时，其追随者已经达到50万人。在讨论继续北上，而攻陷北京，还是南下拿下扬子江边的富饶城市南京时，太平革命的领袖们最终决定进军南京，实际上是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清王朝。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把它更名为“天国的京都”，即天京。

　　至此，太平军已经发展为200万人的规模，而且这支冲击力锐利的军队变成了天王的附属军。天王和他的诸位亲王们住在豪华的宫殿中，沉醉于妻妾成群、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但是对于太平军的普通人却实行严格的道德禁忌。1856年发生了内讧，几位亲王以及他们的数千名亲信为之丧生。洪秀全逐渐的难以控制住局面了。基于坚强信念而由普通人所组成的、能征善战的太平军已成为过去。这种局面又持续了8年，太平军才被镇压。

　　可是打败太平军的并非政府军，而是地方部队，是一支由儒家出身的总督在地方绅士帮助下、按照新方式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最高指挥就是湘军那位鸿儒官吏曾国藩。皇帝最终把统领全部抗击太平革命的武装权力交给了他。

　　太平革命失败那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那么太平起义或许应该显示出其轰轰烈烈的声势；或许应该联络地方绅士帮助起义军将领去管理地方；或许应该继续北上，直到推翻显然失去了天赋之命的清王朝。可是，它并非传统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受陌生宗教所引导的。它要摧毁儒家的社会秩序并取缔绅士。绅士以及源于绅士阵营的儒家官吏们因此成了清朝的后盾，因为清朝虽然不是汉人的政权，但却是儒家的。这些绅士们通过协调民团和地方武装，组成了一支抗击太平军的新力量。太平军只占领了城市，而农村几乎全在绅士们的手中。儒家学说再一次显示了道德在保卫国家政权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儒家的官员变成了军事力量的构成分子，他们不遗余力地拯救这个儒家帝制的国家。

　　绅士们也从外部、即从西方列强获得帮助。尽管洪秀全信奉外来的基督教，而且所提供的是唯一的一次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机会，但是他的基督教方式充满了仇恨的使命。洪秀全似乎并非以诚意而接受外来宗教，而是对其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式要求。作为耶稣的天弟，他把自己说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这是何等的亵渎神明！他既非教皇，也非《圣经》，可是他却去规定信仰的教条。正是基于类似的原因，西方的商人以及他们的政府拒绝了洪秀全。尽管不同于儒家皇帝的是，洪秀全承认各民族的平等，而且显然想在中国实施各民族的平等，可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一个软弱的、纸面上万能的清朝显得更加好驾驭，故此他们决定支持清朝政府。英、法和美国人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那位中国总督的地方部队，帮助他训练士兵并且给“长胜军”派遣军官，甚至还组建欧、美和中国的联合志愿军。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南京，并且在一场残酷的屠杀中把太平军杀得一个男人也不留。借助于现代的武器装备，这些地方军横扫起义军，到70年代初，他们平息了中国各地的起义。奇迹出现了，大清重新恢复了对整个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又被保持了下来。希望还没有破灭，而改朝换代的轮回学说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例外，清王朝又重新爬起来。可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个王朝没有来得及喘息，还没有顾得上弄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新的，更大的灾难即已降临。

　　“瓜分”（1856～1899）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与太平军的战火尚未熄灭，英国人与法国人联盟，又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12月，英法联军的炮艇攻陷广州，随之沿海岸北上，抵达距离北京百公里的天津，强占了大沽要塞和这座城池。1858年的《天津和约》扩大了1848年《南京条约》的内容，对中国行使主权方面设置了限制。中国还得再开放10个租赁港口，其中包括内河港口如扬子江边的南京以及杭州；传教士们获得了在中国各地传教的权利。

　　清政府最关键的让步是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此举重创了皇帝作为万能主宰的重要权力。故此，皇帝对和约中的这一部分犹豫不决。随之，英法联军于1860年开进北京，迫使皇帝逃往热河，联军抢劫并烧毁了乾隆当年精心修建的圆明园。这片废墟至今仍然作为中国耻辱的记忆活活地保存在那里，在废墟上，到处都立有这样的牌子，上面写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2000年5月，在火烧圆明园140年后，国际上曾引发了一次热点新闻，那就是英国的索斯比拍卖行以目中无人之态公然把四件当年从圆明园盗来的艺术品在香港当着中国人的面进行拍卖，它们是：三件铜器和一个景泰兰花瓶。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且最终以百万元的价格把它们买到了手。

　　1860年，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前把他的弟弟恭亲王留在北京，并且委托他与英法联军进行和谈。在恭亲王看来，这些赢者尽管占领了北京，但是似乎并非想统治中国，而只是要求中国为他们的贸易敞开门户，并且想在北京设立外交使馆，他故此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真与英法合作。他的想法是，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以便借助于西方的帮助，使中国的武装力量强大起来。他对于西方当然还寄予这样的希望，即帮助清政府扑灭太平革命，对此，西方人并没有让他失望。

　　慈禧后宫专权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去世。他那作为继位人的儿子只有6岁。在恭亲王的支持下，这位小皇帝的母亲，也就是皇帝的一个嫔妃，开始垂帘听政。此后，作为后宫的慈禧，总是把儿皇帝扶上宝座，在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就经历着这样的政权，清朝所展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俄国从北部入侵

　　在1860年与英法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除了小规模的起义以外，社会开始出现了安静和合作的局面，但是北部出现了第三个帝国主义强国俄国。西伯利亚的州长穆拉维约夫早在50年代时就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并把它划归到俄国东西伯利亚的83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中国除了承认俄国所圈领土外，别无选择。由此，中国失去了环绕满洲的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俄国人在那里修建了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参崴，意即“占据东方的女王”。1871年，俄国人又在西北占领了富饶而有富有战略意义的伊犁山谷，而它是进入新疆的咽喉。在后来的和谈中，中国尽管最终收回了伊犁山谷，但是这已经清楚表明，在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威胁之际，北部又冒出了一个虎视眈眈的列强。

　　东部的日本：第四个帝国主义列强

　　到第四个扩张的列强，即日本由东部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也就短短数年的时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南京和约》签署11年后，即1853年，美国人佩里统领下的黑船队在大炮的威慑下，强行进入野多海湾（东京），强迫日本向西方打开贸易大门。这是国耻之日，它永远清醒的刻印在日本民族的记忆中，而且至今依然是振奋日本外贸出口的强心剂。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对这种挑战的应对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国人。对这个耻辱条约的愤怒浪潮席卷整个日本，整个日本民族以明治维新（1868）为基点，倾注全力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志在使日本强大起来。

　　到1879年，明治维新刚刚11年，日本就感到有力量去兼并清王朝的一个附属国，以便把琉球群岛、台湾和日本南部的九州岛连接起来。琉球群岛的国王自明朝初期就是中国万能皇帝的附臣，定期向北京进贡。而事实上，这个岛上王国早从17世纪初叶就受到位于九州南端的封建贵族的控制，中国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双重的附属关系。而此刻，日本觉得再没有必要俯首听命于中国了。

　　以汉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终结

　　数百年来，中国都在附属国家簇拥下，而现在一个一个的附属国却被抢走。俄国向中亚扩张，并且把以前中国人的附属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关系重大的是中国于1879年失去了琉球群岛，这可是归顺中国有500余年的附属国。到了八九十年代，核心附属国，像安南（越南北部）、缅甸，最后是朝鲜，都一个接一个地由汉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分割出去了。

　　围绕着安南，中国于1884年与法国发生了战事。法国人向中国舰队以及福建最大的船坞开炮。迫使中国在和平条约上签字，而法国人也就把越南变成了自己的领地。英国人以法国人为例，也于1886年把缅甸划归到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版图中。在1895年的对日战争中，中国失却了朝鲜，也就是自己最重要的一个附属国。

　　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

　　在围绕朝鲜而进行的对日战争中，中国的统治者所受的经历与中国舰队的灾难性覆灭并无两样。中日和约强加给中国的条件更加苛刻：承认朝鲜独立，从而事实上让日本占领了朝鲜，并且于1910年把它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同时，中国还得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开放更多的内陆港口，而且日本人享有在租赁港开设工厂的特权。仅开设工厂这一条所带来的让步就相当可怕，因为按照最惠国待遇，其他所有列强也都有权这么做，从而就使得未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在和约中，日本还要企图占领辽东半岛，但是俄、法、德三国的共同介入迫使日本放弃了此要求。

　　对日战争的失败使大清国脸面尽失，因为日本是大清多年的附属国，而且日本文化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从此，大清国的末日开始了。

　　瓜分中国（1896～1898）

　　对日战争的失败把大清国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从而也引发了一场列强瓜分中国的热潮。他们“就像切西瓜一样”，把中国分成自己的租界地、影响区和殖民基地，这些所谓的“租界”情况如下：

　　——俄国在1896到1898年之间租赁了辽东半岛南端的两个战略港口：旅顺港和大连港。还要确保其横贯满洲、直到海参崴的1500公里的铁路运输权，并要修建一条从满洲中部南下直达大连的铁路线。

　　——德国在1897年借两位传教士被杀之由，要求建立海军舰队基地，并以此占领了山东海岸的胶州湾和海滨城市青岛。同时企图把整个山东半岛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在1889年把位于山东半岛之端的威海租赁为舰队基地，从而与俄国的大连基地形成对鼎之势。同时，借助于租赁“新区域”英国扩大了香港租借地，并进而获得了北京到杭州铁路的修筑权。

　　——法国于同年租赁了广州港并且设立了租界地，使印度支那铁路延伸进广西和云南；索取了沿途的矿山开采权。

　　从西南的境外、南部一直北上到满洲的海港，中国所有的海岸港口全部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这些所谓的开放型租赁港口以其实质上的租界形式由海滨经扬子江向上，一直延续到西部诸河流的入江口，甚至中国心脏深处的内河，列强所到之处，一个个省份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区。外国资本控制着所有的现代经济命脉：银行、海运、铁路、矿山。在航运业中，外国海运公司不仅控制了远程海运，也控制了近海运输以及扬子江运输的绝大部分。1907年，矿山冶炼的100%、铁路的93%、船运的84%为外国资本所控制。38中国甚至连关税的控制权都失掉了。只允许中国对进口商品收取不超过产品价值5%的关税，从而使得中国根本无法保护新生的民族企业。

　　第九章 儒家帝制的终结

　　（1900～1911）

　　义和团起义

　　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迅速增长、蔓延。义和团起义于1900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北部爆发。由于清政府在某些情况下诱导义和团义军去攻击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使参加的群众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外国人。39一位中国观察家讲述了1900年6月义和团起义者冲进北京时的情景，尽管他在此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最后的一天，万余名义和团由四面八方进入北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简单的农民，既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武器。他们自己承担途中的费用，而且自带小米和玉米。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的去战斗，他们不怕牺牲并且随时准备在拼杀中献出生命。他们同仇敌忾汇集在这里，万众一心要消灭外国人、清除基督教，但决不想伤害普通人。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正义而战斗。”40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拳与我们常说的拳击和拳击手没有多大关系。中文“拳”的含义是拼搏性体育运动，我们在武打电影中对此已经不陌生了。就其原意而言，这些拳手们在村的基础上构成协会，经常在村子的“武术场”一起训练拳脚和气功，以便增强自卫和进攻的能力。

　　义和团仇恨基督教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所签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外国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四处走动、传教。他们在中国组建了基督教团体，并把它们置于清政府的保护下，而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使团在北京监督中国政府，使其保证对这些基督教团体的保护。大清的各级政府、官员，从县衙门到州府衙门，都战战兢兢，唯恐给传教士们以进京抱怨之机，那就有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传教士们借助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也经常出格，在他们的教区扮演第二行政长官的角色。有的甚至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表示品级的花翎，让人用轿抬着，招摇过市。

　　引起普通老百姓憎恨的原因，主要在于传教士们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方法。那就是，他们以许诺人们在犯罪情况下不受惩罚、在地方争斗或者冲突时给予支持，以此赢得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许诺无疑刺激了人们加入基督教团体。有一次，数千名白莲教的教徒一起要求接受天主教洗礼，以便逃脱清政府的追捕。批评传教士们在基督教的旗帜下纠集了一些土匪和流氓，这也不无道理。

　　基督教教徒在自己居住的村庄、城镇发展成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群体，长此以往就难免引起对立，而其他人为自卫就组建对立群体，从而这在各省迅速蔓延。这样的群体自90年代中期就在山东省的西部地区，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出现。这些团体最早攻击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团体是在1896年。1897年11月份，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意志帝国以占领胶州半岛作为对此的反应，从而更加激发了这种仇恨。从1898年开始，义和团运动最终发展成了一场驱赶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基督教团体的反抗运动。义和团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扶清灭洋！”北京政府犹豫不决，究竟是否要对这个新的群体、运动采取镇压，故而保持静观。义和团运动因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

　　1899年底到1900年初，义和团就像决堤的浪潮，冲出山东省界，淹没了整个中国北部。到1900年5月，反对洋人和基督教团体的群众战争进入了高潮。义和团烧毁教堂、砸毁火车站、杀死中国教友和外国传教士。6月，发疯般的群众占领了天津、北京。他们相信，只要以萨满教的方法、让神灵罩身，就会刀枪不入。6月11日，象征性阻击义和团的清军在北京打死了日本使团的一名书记官。6月13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南主教堂，并且杀死了数百名教友。6月17日，一名中国士兵射杀了前往清政府总理府各国事务衙门的德国驻华公使冯?凯特勒（中文名字克林德）。6月21日，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清军和义和团包围了使馆区，而指挥官显然注意到，此举并非真的要占领使馆。此时此刻，义和团在中国北部继续扩大对基督教教友的攻击。总计200余名外国人和数千名中国教友丧生。

　　帝国主义列强组织了一支国际联军。1900年8月14日，国际联军占领了北京，解除了近两个月的对使馆区的包围。慈禧乔装成一名村妇仓皇逃往远在西部的西安。这些“文明的世界”在北京大肆报复。他们把北京洗劫一空，而那些传教士们也参加了洗劫活动，他们还残忍的捕杀义和团成员。美军指挥官这样写道：“可以肯定地说，每杀死一名真正的义和团成员，至少还有50名普通的农民和人力车夫被误杀，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41

　　联军总司令是德国“远征军”的指挥官阿勒夫德?冯?瓦德西伯爵。威廉二世在远征军出发前在布莱梅港口作为动员令时曾引述了一位著名的匈奴人的说法：“一千年前匈奴人在国王率领下赢得远征军称号，此称号至今依然鼓舞人心，德国的远征军称号也要在中国响彻四方，要让中国人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德国人。”

　　作为胜利者的列强们表示，不把中国分割成不同的殖民地，因为他们担心殖民地的瓜分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火拼。他们彼此商定，要让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正像后来孙中山所讲的那样，中国从此处在一个连“殖民地还不如”的地位，因为它不是受一个列强的控制，而是被所有列强共同所控制。清朝政府可以保留，因为留下一个软弱而缺乏独立性的北京政府更适合于列强的利益。在《辛丑条约》中，八国向中国提出了实现和平的条件：6名支持义和团的清朝高级官员被判处死刑；大沽炮台以及其他的要塞全部毁除；列强驻军驻扎在使团区的周围，并且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必须为这场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如同以往的战争赔款一样，中国必须为此向外国申请贷款。每年的本息使大清得拿出当时每年全国税收的50%。

　　清朝的覆灭

　　儒家的帝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皇帝个人尊严的基础上。可是19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清朝接二连三的丢失颜面。在19世纪末的10年中，这种耻辱达到了极点：1895年，与中国人一直所瞧不起的日本“倭寇”之战失败；中国被瓜分成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区；尤其是最后的那场灭顶之灾：义和团起义以及八国列强的义和团备忘录。这是要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承担主要责任的。清朝再也没有力量去保护中国的尊严和主权。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天赋清朝之命显然被收回了。

　　到这座腐朽的大厦整个坍塌，时间还持续了10年。可是当真正的终结到来的时候，它却不仅仅是清朝的终结，也是两千多年古老的儒家帝制的终结。

　　就像自清朝以来的那样，反对满人的是一些传统的秘密社团，他们主要的是由农民以及其他的贫民阶层所构成。新的、决定性的变化就在于，越来越多的绅士的后代纷纷背叛满族的清朝。尽管他们的祖父、父亲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保护儒家帝制王国，并且拯救了清朝，可是这些理应继承这一统治的后辈们，此刻却要反对清朝。除了这些农村绅士的后代以外，站在清朝政府对立面的还有那些企业家和商人后辈的新派“商人绅士”。这些新派人物属于那些留洋回来的学生，以及新军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他们要学习西方，在社会生活中担负起知识分子应该担负的角色。清朝政府的这两个反对派之间也发生对抗。农村绅士的后代主张改革，更新国家机构，把儒家的帝制改成君主立宪制。而新派却主张革命，他们要推翻清朝政府，用共和取代帝制。

　　起初，改革派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慈禧太后为了扼制革命派，在1901年表示支持改革。清朝在1898年就进行了改革尝试，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由儒家弟子康有为领导，并且赢得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可惜这场改革仅持续了100天，便被慈禧太后所发动的宫廷政变所扼杀，而康有为则逃亡日本。之后，这位慈禧太后又接受了原来的改革建议，并宣称这些改革都是她的设想。而这场由康有为在日本所领导的改良运动，显然与革命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

　　1905年，日、俄两个列强由于在满洲争夺影响势力范围爆发了战争。日本在海、陆两个战场都大获全胜，这一胜利在帝国主义历史上开始了一个转折，因为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战胜的还是一个大国。整个亚洲欢呼雀跃。在此，中国的改革派把这个胜利看作日本立宪帝制优越于俄国专制政体的一个有力证明。日本宪法把议会与政府统为一体，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人心振奋、步调一致，从而迅速发展成现代化的军事强国。在北京，慈禧太后被迫答应实施君主立宪。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慈禧太后并非真的愿交出政权，她所做的，只是想利用改革派重新把大权收回到满人的手中，并且在北京控制整个国家权力。在太平军革命时期，各省军队的指挥权隶属于各省衙门，而这些衙门的都督绝大多数是汉人。慈禧现在想把这些权力收回到北京，并且把其中的主要权力交给在北京的满族人掌握。这就给原本支持改革的中国绅士们当头一棒，使他们对在清朝统治下实施改革彻底失望，从而由改革派转入到革命派中去了。

　　革命运动的真正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1866～1925），他以一位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职业革命家的新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康有为（1858～1927）是获得进士头衔的人，他所进行的改革即便是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本质上仍然是儒家思想。而孙中山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名基督教徒。孙出身于广东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但他不属于绅士阶层，故此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他必须长期奋斗。他13岁时来到夏威夷的檀香山，投奔企业经营上颇有成就的长兄。在那里，他在圣公会教堂学校念了小学，又在当地上了中学。从1887到1892年，他在香港医学院学习西医，但是他后来选择了作职业革命家，而没有去作一名医生。

　　1895年10月，在联合原有的反清秘密组织的基础上，孙中山筹备第一次起义。他想控制广州，并以此为革命根据地。可惜起义计划提前泄漏，孙经香港逃亡日本。像康有为一样，他把日本作为自己反清活动的基地，并且由此周游世界，以便说服东南亚、美国以及欧洲的海外华侨团体，获得他们对革命的支持，请他们对在华组织起义予以经济帮助。

　　自从赢得了1895年对清政府战争以来，日本就成了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的社会样板，因为它证明，一个亚洲民族怎样才能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尤其是1905年对俄国的战争胜利以后，日本的声誉不断提升。日本政府也明白，借助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口号，就可以把中国人的仇恨转移到西方列强身上去，并由此形成整个亚洲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团结。年轻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日本去求学。1902年在日本有500名中国学生，1905年增长到8000人，1906年就增加到1.3万人。而中国的改革派和革命派都纷纷从这些中国留学生中为自己召募追随者。东京发展成了中国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

　　在20世纪初的5年中，康有为凭借着他的维新运动而置身于孙中山这位“非智者”之上，所谓“非智者”也就是没有接受过儒家系统教育的人。可是，彼此这种位置状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05年8月，孙中山在留学生中组织了革命团体“同盟会”，并被推选为会长。他所起草的同盟会纲领追求的是三大革命：

　　——一场民族革命，把中国从满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恢复它的主权；

　　——一场民主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一场社会革命，实施平均地权，同时在城市中采取措施限制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以避免产生一个贫困的无产阶级，也就避免发生孙中山在伦敦所看到的现象发生。

　　后来，孙中山把这三点总结为“三民主义理论”。1905年思想、计划的中心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它符合中国自对日战争失败以及义和团的教训以来所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1906年到1911年4月之间，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以及反清秘密组织在中国南部至少组织了8次起义，其中6次是在广东。可惜全部失败了。1911年秋又获得了最佳机会，因为北京的清政府与渝、鄂、湘、粤的绅士和商人由于广东至杭州以及四川到杭州的铁路的国有化问题陷入僵局，这些铁路是唯一由中国人建的，而且是这些绅士们拿的钱，可是清政府却要收回。1911年10月10日，武昌（今日的武汉三镇之一）爆发了武装起义，这是同盟会领导下的起义，而且起义军接管了这座城市。清王室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顷刻之间就塌陷了。短短的六周时间内，15省就宣布脱离清朝政府。除了环绕北京的几个省份外，其余部分全部为革命军所掌控。此时，孙中山还在美国。他立刻起程回国，除了在伦敦为了获得对革命军的认可而简短停留外，他风尘仆仆，一路不停，于1911年12月25日赶到上海。4天后，各省代表几乎一致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南京为国家首都。

　　北京的王室对此无能为力。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去世，而37岁的光绪皇帝却先她一天而去，他极有可能是被慈禧的党徒所毒杀，因为他们对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掌权非常害怕。新皇帝是3岁的溥仪，其父出任摄政王。他在危难之际求助于袁世凯，而袁是慈禧当政时的军队首领和颇有影响力的大臣之一。在慈禧死后，摄政王曾因袁世凯参与1898年颠覆光绪的事变而将他解除。而此刻摄政王却期待得到驻扎在北京附近的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帮助，以便平息南方的革命暴动。

　　而袁世凯却与革命军进行商谈。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政府高级领导人，也就是那些志在避免内战，因而愿意与北洋军妥协的领导人表示，可以满足袁世凯想当总统的愿望，但是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强迫清朝皇帝逊位；支持建立共和。袁世凯表示，同意接受这两个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形式上逊位。中国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帝制从此寿终正寝。

　　第十章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

　　（1912～1937）

　　袁世凯的总统制（1912～1916）

　　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却马上食言，拒绝把南京作为首都，而待在他的权力基地北京。8月10日，国民议会举行选举，可是选举权却与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财产拥有情况相挂钩。这种选举所产生的只能是一个绅士议会，普通国民几乎无法参与这个新民主政体。孙中山的同盟会因此与其他几个团体联合组织了普通国民的党派，即国民党，而且该党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而此刻的袁世凯就像当年背叛清朝一样，又背叛了共和。1913年7月，南方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起义，很快就被镇压。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起义的罪名取缔了国民党，并把所有国民党议员从议会赶了出去。1915年，当他试图把事实上的皇帝统治变成世袭帝制、建立新朝代时，他在军队中的许多追随者以及绅士们纷纷离他而去。在各省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梦。1916年6月6日，他因急病突然去世。

　　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

　　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中国陷入了混乱，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被那些手握军权的将领们分割成了许多势力范围，拥有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大小小的将领，或者按照英文称作军阀的就有100余人。他们有的控制着一两个地区，有的控制着一个省，而势力强大的则控制着两个甚至三个省。在北京尽管还有一个国家政府，尽管外国政府也认可这个政府，可是所控制的也就仅仅在北京军阀炮火所能威慑的范围内。

　　军阀混战，小到磨擦，大到大规模血战，总是不断发生。据历史学家统计，在1916到1928年间共发生140次战争。据一位把小型战争也计算在内的历史学家介绍，仅四川一省在这段时期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除了一些大型内战涉及到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外，其余的绝大部分也只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或者保护自己的控制区。有些军阀在自己势力范围区实施一定程度上的秩序管理，甚至进行改革，包括教育改革。而许多军阀却蹂躏民众，对百姓巧取豪夺，以补充军队的给养、维持战争，与此同时，军阀及其追随者们还中饱私囊。他们大肆掠夺农民的牲畜、粮食，而败军逃亡时更像强盗一般，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中国所面临的状况与格里默斯豪森的简单主义笔法下所描述的30年战争时的德国情景相似。在军阀混战时期，总体说来，中国人生活在暴力、苛捐杂税以及洗劫的罪恶深渊之中42。

　　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所提出的共和根本就没有实现。像以前所有王朝覆灭所经历的一样，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期。也像清朝被推翻时的情景那样，要求结束中国的分裂状态。

　　竞争中的两党、两军（1921～1949）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共产支部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相继建立之后，1921年7月12名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开会，以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下把中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出席会议的这12名代表肩负着50名党员的重托，28岁的毛泽东是代表之一。共产国际的代表给这个新党设立了一个列宁主义组织结构，党的决定大权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政治局，尤其集中在党的主席。当时在法国、德国等国也诞生了共产党支部，隶属于巴黎支部的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国民党的新组织

　　1922年8月，苏联代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表示愿意给他提供经济和组织上的帮助。孙中山对西方列强失望，而且正面临着被广东军阀赶出广东，处于特别需要帮助的境地。他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与他们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按照列宁的原则重新改组了他的国民党。也像中国共产党组织中那样，决定的权力集中于一个很小的高层圈内，也就是常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最后由党主席控制。

　　自1912年1月宣布共和以来的痛苦教训使孙中山明白，党需要一支军队。在此方面，苏联也从经济、组织和武器上予以援助。在珠江中距离广州20公里的一个岛上，孙中山于1924年5月亲自举行了黄埔军校的开学仪式，他把年仅37岁的蒋介石（1887～1975）任命为校长。蒋是1907年送往东京军事学院去培养的青年军官，也是在那时，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埔军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的军事人才，而同时还要给他们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从而要为党培养一支富有军事和政治头脑的军官队伍。黄埔军校的学生在1925年初，也就是在反击广东军阀的进攻、保卫广东的战斗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且他们以此战使国民党终于控制了整个广东省。这些由黄埔军校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军官们，在后来的抢夺权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党的新机构诞生，揭开了与苏联合作的新的一页。党的纲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准，并要求进行三大革命，即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

　　民族革命置于第一位。现在，在推翻了清政府以后，它又增添了两个新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第二个目标最初这样表述为：打倒帝国主义，这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定义的。在党纲中，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党的任务就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拯救出来，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有的外国特权。

　　孙中山在他的理论著作《建国大纲》（1921年）中，把民主革命的实现划分为三个阶段：军事政府时期，训导政府时期以及宪法政府时期。在第一二两个阶段，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由此就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考虑的绝非是西方式的多元制民主，而是在传统儒家框架下的一党统治，这种统治是为人民的，但绝非是通过人民来管理的统治。毋容置疑，党纲也就是这么考虑的。它把党作为高于国家和社会的先锋。而且只要涉及到民主政体的建设，所有的解释都大同小异，即“背叛民族的人，就既不可能承认民主，也不可能承认人权”。

　　孙中山的第三个革命，即社会革命，作为党纲的内容，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类似。

　　就这样，两个在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对立的党派产生了。而形成两党根本区别的因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追随者构成：中国共产党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基础，而国民党则建立在农村绅士、新产生的商人绅士以及军官的基础上。从而，两党追随者的兴趣也无法调和。两党的领导们很快的就引发了生与死的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1927）

　　尽管如此，两党在苏联的推动下，开始在反军阀和反帝方面形成了统一战线。1920年，列宁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建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应该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党派联合起来。当革命在西方世界失败之后，他觉得要从根基上铲除资本主义，首先要先铲除殖民地。共产国际代表按照列宁的策略，强迫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其共产党员身份仍然保持。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共产党能渗透到国民党中去，并且最终能够控制它。共产党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1925年发展到不足1500名党员。可是国民党在1923年已经有5万党员。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想马上把多年来一直计划的北伐统一中国的战略付之于实施。1924年11月，他借助于北方军阀混战，尝试着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他只身前往北京，可是病倒在港口城市天津，经查是肝癌。尽管他在病床上仍然进行商谈，可是统一的尝试未能成功。同年12月份，一辆特别列车把病魔缠身的他送到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死后的孙中山成了传奇人物。蒋介石的共和国在南京的紫金山修建了一座宏大的陵墓，并且把孙中山尊称为“国父”。随后在台湾，蒋介石又把孙中山半神话地予以祭祀。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把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先驱”予以纪念。台湾在实施农业改革时，面对美国的压力，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为自己的依据。在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特别强调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去世无疑也带走了一些力量，尤其是带走了凝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翼的力量，以及与共产党持续合作的控制力。围绕着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到了白炽化的程度，最后蒋介石获胜执掌了国民党。初时，由于北伐使得这种分裂不太明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从广州出发北上。这是一次极为勇敢的行动。这支由10万余人组成的队伍中，有6000多黄埔军校的学生，这支队伍要攻打的是超过100万人的北洋军阀。通过闪电式的战役，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国民革命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占领了中国东部、南部，直到长江的整个地区。9月攻克武汉，11月占领南昌，12月夺取了福州，1927年3月又夺取了上海和南京。

　　在那振奋人心的第一场战役胜利之后，联盟内部的矛盾终于爆发了。随着国民革命军越来越近的消息，上海工人通过起义控制了这个城市除租界地之外的所有地区，并且给蒋介石的部队打开了城门。3月29日，刘少奇这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控制了其他的一些城市；在农村，共产党也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国民革命军的西路纵队，也就是占领了武汉的那支革命军，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左派构成。包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自身，高层领导人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人一起联合起来的。蒋介石对此比较担心，他怕共产党抢了领导权。故此他采取了闪电式的血腥武力行动。在获得西方列强默许的情况下，他在上海采取了行动，1927年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使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与蒋介石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也没少出力。据共产党的统计资料，当时有五千余人丧生。上海的这场突发行动向蒋介石所执掌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信号，一场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的活动开始了。工人运动在这场打击下进入低潮。

　　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罢免蒋介石的总指挥，但蒋根本不理这一套，毅然把南京作为与之抗衡的首都。结果，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翼很快就动摇了。分裂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共产党的南昌起义以后，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人从他们的权力范围内赶出去。国民党的右翼获得了胜利，蒋介石成为政治领导人。他开始了又一次北伐，1928年7月8日，他进入北京。在一片夺得政权的喜悦庆典中，蒋介石向孙中山的亡灵报告说，他统一中国的梦想得以实现。

　　经过17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的混战，和平与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又恢复了。蒋介石政府在南京从其接受政府管理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江西苏维埃和长征（1928～1936）

　　在与国民党的联合悲惨、壮烈地结束后，共产党于1927年4月转入地下。党分成了两个联盟体：上海党的领导把北伐军中的左翼将士组织成“红军”，并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在南部许多大城市举行起义。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每次失败后都有共产党领导人被砍头。党被鲜血染红。在1927到1937年间，估计有一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它的追随者们丧生。毛这位主张把重点放到农民运动上的共产党人，早在1927年3月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份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43他在这份报告中证明说，中国革命只有以占人口80%的农民为基础，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农民有4亿，而工人只有300万。可是，党的领导人却以毛的策略与马列主义理论不一致，而驳回了他的建议。并且强调说，农民的本质属于小市民、保守，他们只对自己那一小片土地感兴趣；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本质。农民只能作为联盟的对象，而不能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毛不理会莫斯科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所确定的路线，与几个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依然走着自己的路，继续发动农民。1927年8月，毛按照党的指示在湖南的省府长沙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500名起义幸存者，他们转移到位于湖南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岗山，在那里，与两个秘密农民组织一起共同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此后，南昌起义的幸存者也辗转投奔到他这里来，其中包括后来中共的著名将军朱德、陈毅和林彪。1928年7月，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13日）的幸存者也先后投奔毛的根据地，其中还有后来的著名将军彭德怀。

　　很快，井岗山作为根据地就显得太小了，另外它也经常受到政府军的侵扰。于是毛把根据地迁往江西省的南部，把瑞金作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并于1930年8月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也像苏联军队一样，红军实施双层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1932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50万人口。红军当时达到2.5万人，而且背后有大量的民兵作后盾。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每次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以重创政府军而击退了进攻。他们把政府军引入山林深处，而游击队就在那里消灭他们。毛后来有关游击战所写的文章，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论述，并且对后来世界上的游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击战术之所以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支持红军的部队，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鱼儿在水中”。人民群众支持游击队，不仅不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政府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抱怨说：“我们盲人瞎马的打仗，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农民的信任是毛通过红军长期、持续不懈的守纪和帮助群众的行为，以及合时宜的土地改革赢得的。他的土地改革就是解放贫雇农、改善农民生存状况，而不是通过极端行为把富农和地主搞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也避免采取影响农业生产的作法。

　　1933年初，在上海的局势发展到实在待不下去的情况下，党的中央领导们也辗转投奔毛的瑞金根据地，但是他们同时采取行动，解除了非正统的毛泽东的权力。同年10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他动用了70万兵力，而且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政府军这次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他们包围了江西苏维埃区，并且修建工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对占领区实施纵横交错的防御策略，这就使红军陷入了无望的境地。故此，红军决定冲出包围圈。1934年10月15日，8.5万名士兵、1.5万名家属以及35名高级干部的夫人开始了长征。绝大部分的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以及伤病员只得留下。红军冲出政府军的封锁线，向西撤退，随后杀向中国南部，然后回身向北，以便奔向远在北部的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一路翻过高山，越渡过湍急的河流，走过漫无人烟的草地。长征队伍不断受到政府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一年的艰辛长征，8000名筋疲力竭、面黄肌瘦的幸存者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成了中国革命的史诗，其意义有些像犹太教中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它把“长征的将军们”浇铸成了一体，并且造就了在胜利后执掌中国的领导层。长征途中，毛泽东登上了领导的宝座，同时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朱德三人的保持终生的领导同盟。延安这座位于黄河之滨、中国文化摇篮的农村城市，从而成了新的红色之都和革命圣地。在长期采访毛泽东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之后，美国记者斯诺以虔诚的赞美之声记述了这次长征和延安的简朴生活。他的书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为题于1938年出版，深得读者所推崇。

　　第二次统一战线（1937～1945）

　　1935年时，蒋介石也许就已经把自己看作为胜利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已经被根绝，在农村也就只有一点儿。所谓一点儿就是说，只剩下了星星之火。江西的根据地已经被铲除，残留的红军被驱赶到了北部的贫瘠山区。政府军还在准备着在短期内消灭最后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尤其是灭掉延安。

　　所有这些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发展所打断。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愈演愈烈。1931到1932年间，日本占领了满洲；1934年建立帝制的所谓的“满洲国”，并且把1912年废除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扶上了皇位。日本下一步的政治目标就是，把整个中国北部拿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对日本的仇恨以及军民的抗日呼声达到了极点。尽管形势如此，蒋介石却还要继续他既定的方针，即先安内，也就是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从民族意识上组织抗日。1936年12月，他前往西安，计划与北方军就进攻延安进行商谈。可是北方军却扣留了他，逼他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使得蒋介石在短时间内投入了抗日战争。

　　南京政府的经济报表（1928～1937）

　　借助于北伐的巨大胜利以及中国的重新统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许可以转入国家的重建和现代化中去。当然，说到建设，形势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严峻的。在国内，他们认为要结束共产党的持续反抗，而国外还要应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同时，清朝末期150年来以及共和国第一年所造成的巨额债务犹如泰山压顶。由于历次战争赔款所借的外国贷款每年支付的本息一项就占国家财政的37%，军费开支还需要40%，因而对社会保障和经济建设的资金就捉襟见肘了。在此情况下，这个政府无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国家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蒋介石也只是统一了一部分军阀，对许多军阀他们还得采取妥协、商量的办法，也就是说，承认他的中央政府那些军阀是有前提的，即他们对中央政府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政府起初真正控制的也就是江苏、浙江两省。

　　农村的社会革命在犹豫不决的尝试之后就停滞了。其失败之原因就在于他能波及到南京政府大员们、农村的绅士阶层、城市的商人阶层以及军人阶层的利益，他们占有着国家的土地、山林，控制着贸易和钱庄。可是贫苦的农民却强烈要求改革。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备受蹂躏与剥削。清代的人口爆炸以及砍伐山林所引起的荒山面积急剧扩大，还有在河流涨水时作为蓄水处的湖泊的干涸，导致了农业的恶性循环。旱、涝灾害连年发生。

　　地主们不顾农民疾苦，变本加厉地剥削。正是由于这些绅士们的家人在皇帝时代属于上层人士，故此他们在村镇担负着重要角色，他们靠地租生活，成了纯粹的寄生虫。他们不再顾及儒家的道德规范，也不理睬儒家的形象影响，而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式的精神对农民和佃户进行穷无止境的盘剥。长江以南的情况尤为恶劣。在江南，佃户和农村短工达到60%～90%。据农会统计，佃户不仅要拿出收成的四到六成去支付地租，还得额外再拿出一部分去为地主支付农业税。在此就显示出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它们没有办法改变农村的这种日益恶化的状态，这就埋下了它们必然垮台的种子。每次改革的延误和失败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有助于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反对政府的农民起义。

　　孙中山社会革命纲领中所设想的控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在蒋介石领导下却发展成了一副令人厌恶的讽刺漫画。政府是控制着资本家，但不是为了限制其对工人的剥削，而是为了充实他们个人的腰包。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扼杀了企业家的自豪感，甚或走得更远：政府和军队敲榨富有的商人，对于那些不太情愿者，他们就指使青帮的杀手们实施绑架，甚至谋杀。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建立宪政的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的命运别无异样，因为南京政府发展成为蒋介石的一人军事独裁。孙中山“训政”阶段所设想的借助于反对派对政府施加压力、监督政府的方针被完全废除。新闻检查不仅用以对付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更多的是用以对付民主、自由作家对政府的批评。在此状态下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为什么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国民党而转向左翼。最后，几乎没有哪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不是同情共产党的。鲁迅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1930年以后明确表示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立场。

　　南京政府更多地把“保持稳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通过秘密警察以及青帮铲除反对派。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试图以此重新唤起儒家的伦理道德延续两千年帝制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并且以它来维持现在的社会结构，规范国民的行为。正是因此，他强烈地反对“五四”运动，并绝对禁止有关它的一切活动。此刻，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把一种失去了力量的伦理道德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这种“新生活”运动也包含了一些从欧洲法西斯运动传染进来的内容。他们要“使全国国民生活军事化”，并教育市民要“忍受贫苦，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而献身”。“兰衣社”这个精英组织更类似于欧洲的纳粹，他们是新生活运动的急先锋，而且宣布效忠于蒋个人。

　　显而易见，作为党的使命的那场革命已经失败了。蒋介石自1932年以来只是为自己谋利益。南京政府辩解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也就是蒋介石从上台第一天就面临的问题，去进行一场民主和社会革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只是在一点上是对的。这种歪理也说明了，国民党上层何以在胜利后即刻腐败并抛弃了其革命使命。这位与亿万富翁之女结婚的蒋介石，尽管其个人保持一种基督教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并不想对自己圈子里所蔓延的收受贿赂进行限制。从而使贿赂之风蔓延到军队、党以及整个国家管理机器之中。政府要员、政治家以及官员们从事经商活动，而企业家和商人则兼任国家官员。他们把国家和个人混合在一起，以便利用国家专权、机构、发展资金以及经济计划，充实自己的腰包。由此形成了一种体制，共产党人把它斥责为“官僚资本主义”。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蒋所关心的更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的统治阶层范围内的利益。为了保持这个体系的“稳定”，蒋介石雇佣了两千名青帮会员作特务，有人估计青帮会员多达10万。这些人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会领袖，压制工人罢工，对那些面对敲榨不愿痛快交钱的商人实施恐怖，并且谋杀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的这些腐败宣告了自己的垮台。日本入侵只是加速了这个垮台的进程，但是垮台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其自身。44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

　　（1937～1949）

　　抗日战争（1937～1945）

　　1936年底，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宣告建立，由此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自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一大批日本军队长期驻扎在北京。1937年7月7日，一支日本武装部队在北京西南郊附近的芦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方即刻由满洲以及日本本土调集大批军队，开往北京。可是，中国人这次真的决定要全力抗击。一场不宣之战开始了。

　　日本的将军们计划着，以闪电战在三个月内控制中国的中心，从而迫使中国人自己坐到和谈桌上来。开始时这个如意算盘似乎还打得不错：不到7月底，人已疏散了的北京就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的情况却不同，蒋介石派出几支经过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精英部队迎战日军，血战中的日本军围着上海苦苦打了三个多月。直到第二年，当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摧毁了大英帝国在新加坡的军事要塞时，西方人才真正的明白，中国人抗击日军的顽强精神不得不令人敬佩。尽管如此，这些牺牲仍然没有换取胜利：1937年11月，上海前线失守，日军通往南京之路敞开了。蒋介石把首都迁往四川的山城重庆。12月，日军攻陷南京，一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日军残暴地血腥横卷一条条大街，强奸妇女、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在一个广场上，为数众多的市民和士兵被成批地枪杀。仅此一地，至少有30万人被屠杀。

　　当时西门子驻南京的代表，德国人约?拉勃，就救了10万余人的性命。纳粹和日本人知道，拉勃在柏林颇有影响，他便借此尽力帮助中国难民。他担任了一个国际安全区的主席，并借此在日本大屠杀的那一周使25万中国人顺利逃亡。45中国人在南京为他竖立了一个纪念碑。日军的暴行作为“南京大屠杀”而记入史册，而且至今仍然是中、日关系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之一。

　　1938年底，日本军占领了广州和武汉，控制了这里的铁路线以及经济中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拒绝任何妥协、投降。此时的情况显示，日军在华的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中国中部、西部那茫茫无际的山林、沙漠拦在他们面前。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战争终于在爆发16个月之后进入了对峙阶段。

　　内战在持续

　　统一战线的双方从一开始就开辟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抗日战场，一个是国共战场。共产党人把中国北部边境的大片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敌后“解放区”，也就是说，日军只是控制了其占领区的城市以及借助于铁路线上的碉堡才能触及到的地区和附近的村庄。

　　中国分成了三个势力范围：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蒋介石控制下的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以及共产党控制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由中国北部边境的两个地区构成：陕甘宁边区和陕北、河南和内蒙地区，以及主要是分散在中国北部的零星“解放区”。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控制的18个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一亿，红军由当年的7.2万发展到91万人，党员由当年的4万发展到120万人。

　　1941年1月，蒋介石部队袭击了活动在重庆政府控制下的安徽省的共产党的“新四军”，杀死了3000余将士。这使人联想起1927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突然暴力行动。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由此就被埋葬了，尽管两党在公开场合回避这个问题。

　　“延安精神”

　　毛在延安开始了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上的莫斯科保护运动。在一系列的理论著作中，他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把那指导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转化成为指导农民革命运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Proletariat在中文里表述为无产阶级，普通意义上包括所有“没有财产者”，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

　　日本占领区的农民仇恨日军，因为他们烧杀掠夺、奸污妇女，抢走耕牛和粮食。这种民族仇恨有助于共产党人发动农民群众。在“解放区”，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从而真正赢得了农民的拥护。他们发动贫、雇农，在党的领导与红军的保护下分土地，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就这样，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农民阵地，这个阵营不再惧怕地主，他们对民族革命毫无兴趣，但对社会革命积极性却很高。

　　党的干部在敌占区独立开展工作，而且远离延安。这就很需要一个严格的党的纪律，以使党的所有干部按照这个意识形态统一开展工作。为此，毛在1942到1944年间，发动了第一次统一党的意识形态的运动。

　　以其延安文化艺术讲话，毛泽东确立了未来文艺事业的原则。共产主义的中国，毛这样强调说，只允许一种服务于国家和革命的文化艺术。无论西方的观察家们是否愿意，延安都成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富有人性的中国的希望。

　　内战（1945～194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围绕着收复日军占领区和收缴武器，国、共两党之间开始了一场竞赛。在中国北部，共产党的“解放区”原本接近那些被日军所占领的城市所控制的铁路线，可是国民党借助于美国的在海空方面的帮助，迅速赶往这些北部的城市，从而在竞赛方面获得了优势。另外，日军也获得了指示，只向国民党的军队缴械。唯一例外的是满洲地区，挺进到该地区的苏军把日军的武器转交给共产党。但这也只是在开始时的情况，当苏军在1946年1月撤离时，国民党的军队也接管了这里的大城市。共产党只是按照以往的办法，把满洲的农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经过土地改革建立了农民基础。

　　到1946年初，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中国中部、西南部以及西部那些战争时期的“和平中国”区，还有那些直到战争结束时仍然为日本占领的长江以南的中国东部地区，都落入蒋介石的手中。而中国北部以及东北部虽然在蒋介石军队的控制下，但是情况像日军占领时那样：他们只控制着大城市、铁路线，而周围的农村却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城市有可能被包围，最终被迫投降。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力图在两党之间进行调和，但是蒋介石拒绝任何妥协，因为他的军队在强大程度上至少要4倍于红军，而且有美国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他认为自己稳操胜券。

　　公开的内战开始于1946年7月。开始时蒋介石的军队连连获胜。到1947年7月，共产党的“解放区”至少丢失了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早在1947年3月，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延安就已经陷落，这是一个标志，尽管它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少值得庆贺的。可随后，战争的局势却发生了逆转。在1948年10月到11月之间，共产党取得了第一次巨大的胜利：林彪在一场大规模的包围战中，消灭了满洲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损失了他王牌军中的47万将士。

　　与此同时，在中部，在淮河入海区，打响了淮海战役。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蒋派出了他现代化的坦克部队，但是这里却以壕沟战取代了运动战。这支以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红军包围了政府军，切断他们的给养。当蒋家军在1949年1月打算突破包围圈时，他们发现，数十万农民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挖了难以计数的坦克陷井。蒋家军投降了。在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之际，北京和天津的政府守备部队已经宣布和平起义。

　　1949年4月21日，红军轻松地跨过长江，3天后攻克南京。5月27日收复上海。1949年12月，蒋介石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从广州逃往台湾。两党统治者历时23年的抗争一锤定音。

　　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但是这失败并非由于军事领导的无能，而是由于它们失去了民心。农民遗弃它们，因为南京政府尽管在国民党的党纲中许诺要进行社会革命，可面对贫困化和残酷剥削在广大农村蔓延的事实，却熟视无睹。随之，国民党也失却了自己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的积极追随者。货币贬值把小市民阶层以及下层官员弄得入不敷出、无以生存，而军队和党内的腐败又对此火上浇油。共产党成了更新中国的唯一希望。如果说市民对共产党的进城还报以观望态度的话，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失败，却鲜有人掉眼泪，这一点是绝对肯定的。

　　第十二章 伟大文化的慢性衰落

　　（1861～1949）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到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结束，在这100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令人痛心彻骨的悲剧：一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文化对自身产生了怀疑。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文化而得到确认，由于中国文化而获得了优越于世界其他民族的自豪感，而中国也因此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花朵。可是此刻，这个文化的精神领袖们却把它说成是一种错误的东西。中国人要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去接受一种新的外来文化：强盛的西方那以自由、民主形式为基础的文化，或者就像绝大多数人最后所做的选择那样，以共产主义专政形式为基础的文化。唯有这样才能阻止中华民族的灭亡。古老中国文化的衰落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形成了“自强运动”，它包括了从1861到1895这一时期。占领北京以及火烧圆明园在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进步的儒家官员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中国必须向“西方蛮人”学习。而他们要向西方学习的，也就是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如何营造大炮和战舰。

　　二、1895年为日本“倭寇”所战败进入了第二阶段，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许多中国人迷惑不解的是：“我们怎么会这么软弱？”他们意识到，光凭现代化武器装备根本不够。它们需要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以便有用武之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绅士们开始着手考虑政治问题。一场民族改革运动开始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康有为，他呼吁改革儒家的帝制，同时他的改革建议赢得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可是，1898年的改革刚刚铺开，慈禧太后就罢免了光绪皇帝。等到发生了义和团那场灾难之后，改革已经太迟了。在1911年的革命中，清朝以及儒家帝制走向终结。

　　三、随之的就是第三阶段（1915～1923），“五四运动”是这一阶段的高峰。面对西方的“物质文化”，康有为对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丝毫也没有产生怀疑。可是，“五四运动”却把中国软弱的原因归之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中国人面临抉择：或者抛弃自己腐朽过时的文化，或者坐等国家和民族灭亡。中国需要一种新文化。在此时的第一个年头，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赞成接受西方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知识分子发现，这种新的强大的文化就在马列主义中，故此主张以苏联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榜样，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四、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文化的生存奋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它包括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一时期。毛完成了“五四运动”的使命。“五四运动”要摧毁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而毛通过解放妇女、群众运动、儿子造老子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等，彻底打碎了儒家的社会秩序。他借助于“文化大革命”不仅最终摧毁了许多古老的文物和艺术品，而且也同时摧毁了西方自由思想中已被接受的东西。

　　“五四运动”曾提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在什么根基上中国文化才会有真正的破旧立新？1978年12月邓小平获得了领导权，中国向西方开放。中国又一次要向西方学习，但是这个学习也像上次，只是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而思想和政治秩序依然丝毫不动地保持原状，尽管它现在的内容并非是中国儒家的，而是马列主义的。这同时也就带来了类似于这样的两难选择，这也是自强运动派早就提出来的问题：整体中的部分现代化究竟能否成功？再进一步就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观念，而不让西方思想影响传统的政治禁区，这是否可行？

　　自强运动（1861～1859）

　　早在1840到1842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就已经显示了他们在军事技术方面咄咄逼人的优势。一名中国观察家无可奈何地说：英国人的大炮以其远距离射程的能力，可以从安全带以外炮击中国防御工事；英国的蒸汽轮可随意进退，根本不需要考虑风向因素，想来就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场灾难性的失败之后，北京的清朝政府中竟然没有几个人把西方武器的这种优势看作一种挑战，竟然那么自信，认为中国的道德和文化将最终获胜。

　　政府官员中那些儒家出身的精英们从研究两千年中国历史中得出结论，蛮人占领中国通常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这些蛮人过不了多久就得拔灶走人。如果他们真的想长期待下来并持续统治中国的话，那他们就得接受中国文化的熏染，使自己儒家化。这些儒家官员们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看待所面临的新挑战，就是这样解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他们认为，如同北方的游牧蛮人一样，这些“大西洋的蛮人”最终也不免是要么自己滚蛋，要么为中国文化所改变。在租界地的割让中，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中国地域的损失，而认为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以此可以把蛮人限制生活在中国南部港口城市那个犄角旮旯。

　　皇帝在北京继续四平八稳地领导着他的王朝，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1850年太平军起义令政府不敢掉以轻心。在北京的政府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西方武器的先进程度。也许他们中确实没有见识过这些火炮舰船，也无从就此公开报告。要知道，这类报告不免要涉及到肯定大西洋蛮人的优势，说他们超过中国人，即便是仅仅局限在某一个方面，也有可能招致背叛自家祖宗文化的罪名。

　　1850年，当福建的都督出版了一本有关世界各国的书，并在书中对汉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中国文明享有绝对优势的观念提出质疑时，他马上被撤了职。可是在1861年，一支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并且一把火让乾隆修建得富丽堂皇的圆明园毁之一炬。西方列强的挑战再也无法回避了。清廷的恭亲王此时把自己的立场转变到与西方列强合作的政策上来。英、法和美国人在剿灭太平起义方面予以清政府帮助。他们供应现代武器，并且派遣一支外国志愿军支持那支由外省都督们所率领的军队。

　　剿灭了太平军之后，儒家的管理体系早已病入膏肓，而且在所有的战火燃烧地区几乎都支离破碎，可是这些都督们却把精力集中到重建儒家帝制、恢复儒家道德伦理上来。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保护下的儿皇帝所命名的同治维新，由那常胜的湘军奠基人曾国藩和他的助手李鸿章推行着。这次维新尽管没有带来中国持续飞跃的发展，但是对于处在轮回圈的下滑时期的清王朝来说，终究赢得了一个30年的平静时期。

　　随着儒家维新运动，中国第一次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准备。在“以夷制夷”的口号下，中国现代化的初次尝试开始了。这个尝试是以古老的儒家观念“自强”来表述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目睹了西方武器的威力，他们与其他的自强运动领导人一起，在西方工程师和进口机器的帮助下，在各自的管辖省内建造现代兵工厂和造船厂。曾国藩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包括兵工厂和造船厂在内的江南制造局，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他在企业中设立了一个翻译处和一所技术学校。翻译处在英国人约翰?费莱尔领导下，把百余本西文书籍翻译成了中文，其内容涉及到数学、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等方面。李鸿章于1885年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军事学院，并且派遣年轻的军官、舰长到国外去学习。自70年代起，这些自强运动派一直致力于现代民用工业和运输企业的建设。出现了上海的轮船公司、武汉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天津北部的开滦煤矿，并建起第一段铁路线（1881年），以便把煤运往港口。

　　然而，所有这些现代化并非是在某种工业化的意义上进行的。完全不同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是，这并非是一种由中央政府统一指导的全国性的努力奋进，而仅仅是几个比较开明的都督以及高级官员的个人尝试。尤其是，这种工业化的尝试仅仅服务于力争军事现代化之目的。它不仅没有考虑到把儒家的国家和社会思想现代化的问题，而且相反，它要借助现代技术去维护现存的中国秩序。1889年，清末的最后一位鸿儒大臣张之洞把自强的改革策略总结为这样的形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的思想为核心，所谓的体，也就是生存的原则，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生活方式、儒家的社会和国家秩序；而西学是表象，即出于实用，譬如修造蒸汽轮就很实用）。

　　尽管做出了如此严格的界限，然而改革者的每一个项目无不遇到保守派的极大的阻力。1861年，恭亲王在北京为协调与列强的关系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总理府，在里面还特设了一个翻译学校。他于1866年在一封奏折中建议皇帝，把这所翻译学校改建成翻译学院，而学生在校也应该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民法，他却受到了享有最高儒家权威的翰林院院长、大学士倭仁的强烈批评。倭仁证明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其在技术方面的水平如何，而是取决于其领导人及其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何。他强调，如果让外国的教授们现在来教授这些学子的话，这些未来臣子的思想就可能为这些外国的思想所影响，那么他们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儒家弟子。

　　倭仁写道：奴才们从没有听说过，数算能让一个软弱的国家强大起来……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是，我们的先生们能够给子民们讲清楚儒家的道理，使百姓知廉耻、守德行。现在的这些能人志士是为了将来委以重任而专门培养的，可是如果改变他们所学的科目，让蛮人去教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想与行为，而且会弃善从恶。那么世界就将走向没落，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子民驱赶到蛮人那里去了。46

　　我们尽管更多地把倭仁的这番话看作蒙昧主义的表现，但是倭仁显然比改革者更清楚，部分西化是行不通的。学生一旦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那么他们就势必也会用之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儒家的道德也就可能被败坏。

　　但是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不但部分西化的计划在教育领域遇到了阻碍，难以进行下去，而且就连建设强大军事力量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对日战争的失败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中国的战舰在现代化方面未必落后于日本，从设计能力上甚至还比日本的还要先进。许多观察家因此对中国感到失望。可是，在海战中，远程大炮不仅缺少炮弹，而且有的弹体中装的竟然不是火药，而是沙子。旗舰的“将军”是原来的一名骑兵将领，他把战舰成一字型列队，结果成了日本炮击的目标。自强运动的部分现代化愿望以失败而告终。

　　革新运动在继续（1898～1900）

　　百日维新（1898）

　　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曾有过，那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情，正是由于拿破仑的征服政策引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出现在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所涉及到的不外乎是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今所涉及的是如何把中国和中国人作为国家和民族去拯救的问题。这新的民族精神震撼着年轻的官员将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以及农村的绅士们，唤起了他们强烈的要求改革的呼声，这种认识与要求远比自强运动要深刻得多。那些仍然把中国文化看作为最卓越的而要全盘保留的保守派，对改革提出异议：“如果国家丢掉其过去，那么前辈们的思想观念还能保持下去吗？”

　　走在这场民族运动最前面的是两位年轻的儒家子弟：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两位都是神童。康有为在7岁时就能用很复杂的古文风格撰写杂文，而梁启超17岁时就考取举人。在参观了香港以及上海的外国租界地之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他致力于研究西学，并逐渐形成了信念：作一名中国的改革者。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儒学的影响力，那么进士的头衔是必须的。故此，康有为于1895年与梁启超一起，前往北京参加殿试。当他们到达北京时，刚刚传开消息，政府要与日本签署辱国丧权的和谈协议。康、梁撰写了给皇帝的万言请愿书，并且征集了准备参加殿试的603名考生的签名。这是中国的现代史上第一次“大学生游行”。这份请愿书向皇帝呼吁，驳回和谈协议，撤离首都，继续战斗。正如所想像的那样，请愿书到不了皇帝手中，但它却铺垫了康有为成为改革领头人的道路。

　　从此刻起康有为一封又一封不断上书给皇帝，而其中仅有一封到了皇帝手中，这也许是由于这封信更多的是以现实的经济问题论述了政治改革的缘故。此外，康有为和他的改革同僚们还经常为那些颇有份量的政治期刊撰写文章，对政府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康是以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的。正是通过这场改革，日本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强国，而且它把儒家的伦理、西方的政治机构、军事装备以及工业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持续稳定的帝制结构把天皇与人民统一在一起，并且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为了使自己的改革建议“完整系统化”，康有为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提出了一种儒家的新观念。早在1891年，他就完成了《新学伪经考》。1897年又出版了他那有独创性的《孔子改制考》。他试图证明，孔子不仅整理编辑了许多典籍，而且自己也著书立说。康有为把过去理想化，并找到了一个珍贵的黄金时代，以赢得统治者对改革的支持。该书在儒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像上一本书一样，为政府所禁止。

　　1897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从而引起了新的危机。此时康有为终于获得了皇帝的召见。他把自己的第五封上书面呈皇帝。在这份上书中，他围绕着把中国变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作为例证，他向皇帝介绍了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的任何一次继续延误，只能给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入侵以机会，而且有可能灭亡清王朝。后来当他的上书不能继续上呈皇帝时，他们就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这些内容传遍中国，光绪皇帝终于在1898年决定，康有为可以不经过有关衙门而直接面呈折子给他。皇帝的尊严增加了，他要借助于康有为及其改革派的帮助，成为明治（维新）皇帝第二。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康、梁以及改革派的其他成员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由此开始，皇帝发布改革谕，启动改革变法，此持续了103天。

　　按照诏告，他们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撰写论现代改革的文章取代了那令所有考生不得不多年苦练的文体特别的“八股文”。提出在北京设立大学，在各省建立现代学堂，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新东西都要学习。他们还提出了许多管理改革措施，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命进步的改革者为官；为农、工、贸的发展，设置了12个办公室并建立相应的专业学校，规范铁路建设，加强军队现代化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充分显示了改革者的人生追求，但是他们既没有考虑年轻皇帝缺乏管理经验，也没有考虑到他受约束的真正后台，从而忽略了寻求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的机会。显然他们只是想依靠从理论上讲儒家帝制中那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事实上无权无威，尤其是维新派是以假定皇帝会抛弃旧传统、愿意走一条新路为前提的。

　　1875年，慈禧太后在其子早逝之后，过继了一位当时才3岁的侄儿光绪，并把他立为小皇帝，以便自己作为母后能够继续垂帘听政。1888年光绪成年，并接过了朝廷的领导权。而慈禧则搬迁到重新修建的颐和园，从这里她继续遥控着清王朝，尤其是她手中握有北洋军阀。慈禧起初不得不认可了现代的改革维新，只是不满光绪所诏告的改革计划走得太远。特别是她也意识到了，这场改革同时也含有解除她的权力之目的。由此，这场改革也就变成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之争。

　　慈禧冷眼旁观，当这场改革使整个幕后权力集团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她便即刻出击。1898年9月21日，她以宫廷政变结束了这场“闹剧”。她拘禁了皇帝，把他囚禁在皇宫西南皇家园林中的一个小岛上，直到1908年他去世。康、梁逃亡日本，改革派的第三号人物谭嗣同却拒绝出逃，宁死不屈。他与另外五名改革者一起被处决。光绪的改革诏告基本上全部被废除，其中很少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皇家大学的诏告。慈禧太后在一封旨昭中把康有为的著述宣判为“堕落而不道德者”，并宣称：“我大清王朝是按照儒家学说领导的”。

　　无法拯救清朝的改革（1901～1911）

　　1898年，国家改革运动作为第一次尝试被终止了，但是发展却没法被停止下来。两年后，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太后及其身边的满族贵族所执掌的中国陷入灾难，太后反动的保守主义面临危机。为了尝试着拯救自己和拯救清王朝，慈禧太后此刻不得不顶着内部的反对意见，转向改革。政府在1901年以来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以光绪皇帝的诏书昭告天下。1905年，日本获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国的维新党把它解释为保留帝制对俄国君主专政的胜利，慈禧由此看到，还得继续实行帝制。可惜改革来得太晚了。它不仅再也无力拯救清王朝，而且只能加速它的垮台。

　　一个富有成效的改革就是，1905年8月废除了儒家的科举考试，从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废除科举考试也就自然的结束了那种自宋代以来由国家倡导支持的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吏和绅士阶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接受了不同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一个由工程师、经理和自然科学家所构成的特殊阶层。

　　废除科举考试，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儒家独尊时代的结束。为了掌握儒家文化，多年甚至终生攻读古文典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在世的儒家官员去世，之后尤其是当仕途以及绅士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儒家的科举考试去赢得的话，那么后辈中还有谁会准备以毕生精力去攻读儒家学说？研读儒家经典只是成为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也就是专门从事学问研究，就像西学中研究古罗马哲学一样。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的一名中国人他也许认识古汉语经典中的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字中的涵义，更不用说去弄懂全书的涵义。他所遇到的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一名意大利人尝试着去弄懂拉丁语文章。

　　儒家学说作为书面文化和高级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回顾一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就可以看到，伟大的非现代的儒家学说当属唯一的一种从实践生活中完全消失的信仰”，著名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马尔克?埃理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47能剩下来的，不外乎是“小人物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常人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态度，这是两千余年的儒家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所形成的影响。“小人物”是奥斯卡?维格尔的说法。可是，即使是这些剩下来的内容，也在现代化的蚕食下在慢慢消失。48

　　“打倒孔家店！”（1905～1923）

　　19世纪90年代，儒家学说还支配着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可是仅仅过了10年，随着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及1912年废除帝制，儒学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前10年中，由于军阀混战，儒学被埋葬，而且不是以崇敬哀悼的方式，而是在千夫所指、万人诅咒的态度中埋葬的。在20世纪初的25年中，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裂变。

　　康有为尽管要求改革整个国家机器，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儒家子弟。对他而言，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属于发展程度最高的人类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西方也只是在物质文明以及政体设置方面有优越之处。康有为向西方所要借鉴的，也就是这些，而且要把它们嫁接到儒学中去，以便复兴儒学。可是他却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不再追求改革，而是要革命的一代所超越。康有为曾警告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儒家学说的人们，你们是否认真想过，整个中国文化是与儒学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抛弃了儒学，难道中国文化不也就走向消亡了吗？”

　　康有为的警告讲的是实话，然而这些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是康有为认为不可为的：抛弃过去的文化。因为他们正是儒学的核心，即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这三大道德和社会伦理原则，是致使中国贫穷软弱、饱尝失败和耻辱的主要根源之一。要想拯救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就得抛弃整个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正是基于这种中国文明的，可是现在，这种“文化主义”却让步于另外的一种新的、根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诞生于1895到1898年之间，直接起因是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把中国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向中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一个“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此举燃起了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火焰。短短几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新民族主义群众性抗议。当人们听说，列强在凡尔赛和谈桌上提出，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五千余名大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抗议、游行在其他城市也陆续爆发。商人罢市、工人和职员罢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站在学生一边。在民众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属于被动的防御。两本译自英语的著作给这种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态度：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中国显然属于弱者。这是消除造成软弱之原因，即消除儒学、创造一种旨在使中国强大起来新文化。属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主要是这几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7～1940）、胡适（1890～1962）和鲁迅（1881～1926）。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随后又在国外学习过。其中陈在法国，蔡在德国，胡在美国，而鲁在日本。他们也都是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返回中国的，而鲁迅则是出于抗议二十一条而离开日本的。

　　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了《新青年》杂志，把它作为反对传统儒学的工具。《新青年》每月出一期，很快就成为影响中国的主要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告青年书》。他在这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反复证明说，儒家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并不适合现代社会。它所宣传的，是一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道德”，而且它“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这种“蒙昧而陈腐的文化”必须完全铲除，以使青年人从暴君式家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民族的能量得以释放。他与保守派毅然对立，并宣告：“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49

　　胡适提出意思类似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他把类似于拉丁文的古汉语通俗话，倡导用白话文著书立说、出版杂志，并作为简化文字运动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而《新青年》早在1918年就开始以白话文出版，其他杂志也紧随其后，一个大众化的政治和思想讨论从此得以展开了。

　　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基于对中华民族有可能被灭绝的担心，以尖锐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儒家的道德学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在这份“日记”中，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把儒家社会看作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在虚伪的道德口号下的人是狼，所谓的友好和诚信实际上是人吃人。他指责传统的卫道士们口口声声要维护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上所要维护的，全是“糟粕”。

　　新文化，你在何处？（1923～？）

　　这种新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新青年》以及其他杂志的作者们都以“新”这个定语在标题中所表示的中国文化，所要创造的东西，是由西方文化中优选出来的东西所构成的。一场在西方世界所有现代哲学和文化著述中去搜寻建筑材料的热潮开始了。蔡源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成了讨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心，而所有这些新的东西无不来自于西方。蔡把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汇集到他的大学。陈独秀领导着哲学院，胡适教授着文学。

　　在第一年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德先生”（民主一词英文音）和“赛先生”（科学一词英文音）成了主导的标志。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主的偏爱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西方深感失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庄严的誓词宣告了民族自决的权利，可是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想放弃它们在中国的优惠权，而且在凡尔赛还要把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转给日本。事实上，权力政治游戏仍像过去那样，强者对弱者继续享有一切特权。而新的苏维埃却宣布，它们放弃当年沙皇帝国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证明，一场这样的革命在一个非工业国家也是可能的。俄国革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先锋队。人民群众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所领导，中国的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此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负有神圣使命的领导任务。

　　即便中国知识分子略微早一些接受了西方民主，他们所希望的也未必是一个民权、民主的政府，而更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人人都充满爱国热忱的国家形式。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砸碎儒家的封建枷锁，唤起每个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于这么两个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科学的理论，并以此赢得了对科学充满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尚。第二，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人历史使命，中国不必与西方捆绑在一起，相反，它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故此，陈独秀最初还是追求西方民主的主要人物之一，很快就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类似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曾安排年轻的毛泽东作图书馆助理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帮助下，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于1920年分别在上海（陈独秀领导）、北京（李大钊领导）和湖南（毛泽东领导）诞生。

　　1921年，在上海会议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3年，孙中山接受列宁主义重新改组国民党。由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竞争确定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五四运动”的时代结束了，它以摧毁古老的儒家文化而为随后的时代作了精神上的准备。“五四”的成果在于，它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问号，那就是：儒家文化的位置应该由什么来取代？在此后不久，共产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1949～1976）

　　第十三章 后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

　　（1949～1952）

　　北京，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在昔日皇帝居住过的高墙深宫前的广场上，人们静静地等待着。在中国人心目中，这里是中国和世界的中心。下午3点，天安门城楼上终于涌动了起来，在经历了长征考验的最亲密的战友们的陪同下，毛出现了。他穿着一套蓝色的中山装，这套服饰后来被世人称为毛式服装。毛俯视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用激动而略微颤抖的声音向世界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不同于1918年彼得堡的列宁，他并非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宣布者，而是以民族的解放者出现的。他在胜利前就将红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同样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也欢呼他为民族的解放者，他使中国深受几百年的屈辱之后重新获得了独立和统一，获得了尊严。

　　新成立的中国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属于人民范畴内的不仅有工人和农民，也有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商业者以及餐饮业人员）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农村的“封建地主”和城市里的“官僚资本家”被排除在外，后者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联系密切。

　　共产党显然是人民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谁属于人民范畴，谁不属于是由共产党决定的。共产党也清楚，什么对人民有益，什么有害。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问题，毛于1940年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做了阐述。他认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废黜了皇帝，建立了共和，但是其他的目标远未达到，那就是彻底推翻农村的封建地主统治，从外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中国，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使其免受与租界地的外国列强的竞争之苦。因此，只有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道才能完成1911年开始的革命。然后在第二个阶段才能够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共产党的领导

　　随着胜利，毛的游击队成了执政党，共产党领导了国家，管理着大城市。

　　北京1949年1月没有打一枪一炮就和平解放了。然而，毛在进入他未来的首都之前曾有几个月住在城市的西部，即香山地区。在那里他对领导这个国家将要采取的未来制度做了周密的思考，并从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统治的智慧中获得灵感，这些治国智慧蕴藏于他所喜读的些著作中，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的《史记》和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毛在人民共和国早期所建立的统治体系由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三个部分构成：党、政府、军队。这种基本结构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

　　前两个部分的运行，即党和政府的运行是并列的，有相同的四个层面：党中央/中央政府，省级党委/省级政府，县级或市级党委/县级或市级政府，乡级或大城市的区级党委/乡政府或区政府。

　　不少省在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还设置了一个中间层面：专区。

　　城市按照其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分了不同的级别，毛的时代三个城市是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1998年重庆成为第四个“国家直辖”的城市。

　　中国与苏联一样，党的任务是决定政策，政府的任务是落实政策。理论上讲政府是一个纯粹的管理机构。

　　第三部分是人民解放军，她是“国中之国”，隶属于一个党的专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中央政府级别相同，政府的国防部长根本无权支配人民解放军，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国来访者。通常情况下，他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四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层面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了主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上。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是政治局常委会，由5～7人组成，是中国的领导者。其他领导机构的最高位置均由政治局常委们分别担任，例如国务院总理、军事委员会主席、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等。政治局常委会下属的各级领导机构分别是：20多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300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1500多位代表参加的党代会。这是领导的实施环节。按照组织原则，权力的形成正好相反，即由下而上，党代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政治局选举常务委员会。在毛的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毛的后期长时间没有举行，从邓的时期开始每5年举行一次。它的任务是宣传党的领导层所做出的重大政治决定，并使之合法化。中央委员会一般情况下每年召开两次全委会，讨论并通过党的领导层做出的决议。

　　箭头所指方向是指各项决定贯彻的程序。

　　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

　　中央政府在中国的体制中称为国务院，国务院由各委员会和各部组成，其中前者，例如计划委员会从级别和重要性来说超过了部。国务院由总理领导，这个职务从1949年起一直由周恩来担任，直到他1976年1月去世，也就是说直到毛的整个时代最后几个月为止。除总理之外还有若干副总理，他们分别领导几个部的工作，通常情况下均为政治局委员，他们中的重要人物还会是政治局常委。

　　总理和副总理由全国人大任命，即由有3000位代表出席的全国人大会议任命。人大常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政府规划。在决策环节上程序也相反，因为有关任命和决议是由常务委员会和政府预先做出的。

　　党监控政府和军队。党决定这两个机构中各级所有重要岗位的人选。据估计，党总共要决定各部门800万领导岗位的人选，政府和军队由这些人掌控。在北京的各部委中，党的核心组织是权力中心。在政府和管理机关的其他层面上各级党委和党支部也是权力中心。人民解放军和前苏联的军队一样，将军是军事指挥者，党的书记（政治委员）是负责政治思想的领导者。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入北京时，毛天经地义是党的领袖。他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领导着党走向辉煌的胜利。在党内他是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的领袖。毛在由他所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掌管着两个有政治决策权的关键位置：党的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最初的10年中，他还担任了国家主席这一象征意义的职位，1959年这一职位交给了刘少奇。

　　毛在党内为自己设立了主席的位置，在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都未设主席一职，而是设立总书记一职，领导书记处，主持政治局会议。

　　共产主义思想的贯彻

　　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布的“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一起建设国家，并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建立管理体系与经济体系。毛的人民解放军接收了这个被战争破坏了国家，城市经济萧条，供给系统崩溃，通货膨胀，人民挨饿。共产党以出色的方式展示出胜任这一任务的能力。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共产党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恢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战胜了通货膨胀，清除了社会黑势力，结束了毒品交易。人民解放军战士修整街道、桥梁、水管、铁路。自1911年以来遭受了军阀时期、抗战时期以及国内战争时期无数苦难的人民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感到，人民解放军是前所未有的一支军队，与军阀时期到处抢劫的匪兵和蒋介石后期横行暴虐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人民的军队帮助人民，到处洋溢着激情兴奋的场面。

　　但是，不久共产党就显露出她革命的、无情的一面。毛的整个时代不间断地进行着群众运动。

　　早期的运动，即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到1952年春季结束的思想改造运动铲除了旧社会的影响，为国家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做了准备，即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准备。

　　土地改革

　　新中国初期5.5亿中国人中有80%住在农村，大多数生活贫困。共产党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说成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整个农村，仅有2%的地主或相关组织拥有超过67公顷的土地。地主占有的土地没有我们德国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的土地多。许多人拥有的土地就更少了，农村绅士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做官的俸禄和经营服务性行业。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主要是一些个体私营者，44%是个体私营农民，23%的农户部分土地是个人财产，部分土地是租佃的，33%是佃农。最贫困的农民，即没有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10%。

　　20世纪30年代初期，平均一个农户拥有1.7公顷土地。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农户可以养活6.2口人。1933年，农业纯收入的16.5%来自租金，5.2%来自地主将土地转让给农民耕作所获的利润。另外还有4.3%的收入来自资金借贷。土地改革后农业收入的26%作为利润提留，用于工业建设上。50

　　土地改革，也就是将土地分给那些耕种的农民，从开始就是共产党纲领中的一项任务，中国共产党靠着它赢得了穷苦大众的拥护。在国内战争时期被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和东北的“解放区”，土地改革提早就开展了，后来又扩大到了新占领的4/5的地区。

　　1950年6月，政府公布《土地改革法》，将农村人口分为四个等级：

　　贫农，包括有少量私有财产的农民、佃农和无土地的农民，根据共产党的统计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70%。

　　中农，占农村人口的20%。

　　“富裕”农民，这些人的土地部分是自己耕种，部分租给他人或佃农耕种，占农村人口的6%。

　　最后是“封建”地主，他们自己不耕种土地，像“寄生虫”一样靠租金生活。共产党划定的地主有2000万人，占人口的4%，占有全国30%的耕地。

　　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和一些像氏族祖宗祠堂等机构的财产，将没收的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共产党没有更多地对富裕农民采取行动，因为这些人所耕作的土地收成高。

　　随着土地改革，毛又联想到要改造农民意识。因此，土地分配不是通过行政法规，而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党的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运动。他们根据《土地改革法》把农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发动农村积极分子，举行“斗争大会”，并让全村农民都参加。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农民大会，因为在这之前农民分为各个家族团体，即以乡绅为中心的氏族团体。在斗争大会，或所谓的“诉苦”大会上，农民批判斗争地主，殴打他们，甚至在一些地方当场打死他们。许多地主在斗争大会结束后就被处决。根据保守的估计，至少有100万地主被处死。

　　农民们在斗争大会上所面对的地主常常是他们的亲戚和同一家族的成员。毛以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彻底打破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乡绅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代替他们的是党的干部这类新的领导层，他们是斗争大会上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朝鲜战争

　　土地改革的严酷程度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与此同时中国范围之外的冲突也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就在土地改革法令公布的同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发动了战争。当他们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到鸭绿江，即与中国接壤的界河时，中国于1950年10月参加了战争。他们派出了100万志愿军，在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将美国人赶到了“三八线”，即战争开始前的界线。阵地战进行得异常残酷，直到1953年，即进行了两年半之后才停战。中国军队在战争初期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整个民族欢欣鼓舞。中国军队首次战胜了西方的军队，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就像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在整个亚洲所引起的反响一样，中国人的胜利预示着一个新的强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将第七舰队派到了台湾海峡，并承认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样美国就直接介入了中国的内部战争，这种状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除。当时，反革命的幽灵在中国有所抬头。毛担心内战可能会重新爆发，美国的介入会使共产党的革命陷入两面受敌的战争困境中，就像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要被扑灭一样。

　　毛以开展两个群众运动做出对应：第一个运动是宣布“抗美援朝”，矛头对着那些仍然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他们被驱逐出境。中国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止。第二个运动开始于1951年2月，号召肃清“反革命分子”。

　　思想改造的三个运动

　　1951年冬，肃清反革命运动还未结束，在城市中又开展了三个新的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不同，这些运动是针对“人民”内部进行的。尽管在运动中也出现了非人道的行为，但目的并非是消灭革命的敌人，而是巩固共产党在城市的统治，加强思想控制。

　　“三反”运动是针对共产党自己的城市管理干部开展的，要根除“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项祸害。有5%的官员被撤职或降级。

　　“五反”运动是针对城市里的工商业主进行的。在批斗会上，政府查明45万企业主有偷税、行贿、骗取国家定货、偷窃国家财产以及泄露国家经济机密等无罪行为。一般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罚款，罚金定得很高，以至于企业主们被迫将企业的一部分财产卖给国家。这样就出现了公私合营企业。在这类企业中，私营企业主还是占有一定财产份额的经理。

　　第三个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结束于1952年春季末，是“思想改造”运动，涉及到了知识分子，即大学里的教授、中小学老师和作家等。

　　这三项城市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没有发生人身暴力行为，但是批斗大会和侮辱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了难以忘却的精神创伤。

　　“新民主主义”的终结

　　1952年底，毛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建立了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农村党的干部取代了乡绅的统治地位。古老的封建帝国曾经是成千上万个“乡村部落”的集合体，它们以集镇为中心形成独立的小单位，实行自我管理。现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首次将其统治权深入到乡村，甚至深入到了每个农户。对地主的批斗使农民产生了新的思想，他们的目光超出了乡村和集镇，他们的生活溶入到了全国之中。

　　在城市，人们将自己的工作地方，例如部委、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机构一概视为单位，而这些单位对自己的人员负责，同时又要监督他们。给他们分配住房，发放生活票证，颁发结婚许可证，批准旅游，组织休假，调解纠纷，并建立包含思想政治观点的档案卡片。对于那些没有工作单位的个体人员来说，由位于居住区的第二个组织，即居民委员会负责，后者行使与工作单位相同的职能。

　　1952年底，在几乎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既控制了农村，也控制了城市。个人的发展与进步与党组织直接相关，党的书记的一个指示，单位档案中的某个记录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共产党拥有无比的威力，在它掌权的初期，如果不考虑思想宣传的话，那么与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直接的关系。土地改革是一项基本的社会革命，它给几百万热爱土地的农民分配了个人财产。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混合型经济体”，银行、大型企业和大型商业实现了国有化，政府掌控有70万工作人员的现代经济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不仅有几百万家庭手工业、餐饮业和小商业，而且还有15万“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这里的从业人员有200多万，1949年到1952年间其人员增加了6倍。共产党在统治初期所形成的社会，在农村是小私营经济的，在城市是中小业主的社会。这种发展与毛的战略完全相符，被视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补充。

　　至1952年底，孙中山没有做完的各项工作均得以完成：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独立与国家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部如此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重新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而且经济增长超过了1936年，即日本入侵前一年南京政府的鼎盛时期。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毛进入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

　　（1953～1957）

　　195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之际政府宣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时期结束。共产党向企业主和农民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将一步一步地进行，要用15年之久的时间来完成。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原理，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952年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毛于1952年宣布：“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走上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道路。

　　1953年1月1日，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它与苏联1927到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非常相似，集中全国力量加速重工业建设：建发电厂、搞电气化，建钢铁厂、机械厂、载重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厂，制造化学基础材料所需的生产设备。该计划总投资的90%用于工业，仅有10%用于占全国人口80%的农业上。工业投资中的88.8%用于重工业，仅有11.2%用于消费品生产。重工业的建设核心是150个大型项目，对此苏联在技术上给予了极大支持，而在资金上给予的支持却很少。在大城市周围建设巨大的完整的实施工业联合体是工业化战略的标志。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鞍山是东北地区的中心。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该公司钢铁产量占全国的2/3。

　　中国不仅工业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而且国家和社会体制也在照搬苏联的模式。北京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莫斯科政府很相似，他们建立了与莫斯科相同的部委，例如一个完整的计划委员会和一系列主管各工业系统的部：机械制造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等。而且教育也是按苏联的模式搞的，学校和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现代化工业培养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教学计划来自苏联。掌握俄语是个人前程发展的先决条件。1.2万多位苏联和东欧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来到中国，3万名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工人和大学生赴苏联进修学习。

　　在一些部委、省级管理机关以及一些国有企业里，那些曾经生活在群众中的农民革命者们的位置被城市官僚取代，他们在写字桌上发号施令。专家和技术权威换下了那些游击战出生的干部。尽管共产党仍然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许多人毫不怀疑这种宣传，但实际情况只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为了这个目标，平均主义社会的理想必须要区分差异性。到1955年，共产党的干部分成了26个不同的级别。

　　毛在偏离苏联模式

　　人们会惊奇地问道，毛怎么会推行一个与延安精神相矛盾的发展模式呢？在50年代初不仅毛将苏联作为落后国家迅速发展工业的一个榜样，而且在民主制的印度，尼赫鲁也接受了苏联的发展模式。甚至西方也有人提出警告，注意苏联计划经济将要超过西方市场经济。

　　从工业发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辉煌。中国甚至超过了苏联相关时期的工业化速度。按照官方的统计，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18%。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发展为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几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中国照搬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而出现的问题。建设重工业所需资金来自农业税收，农民为城市的工业化担负费用。然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上，农业人均生产1952年时仅是苏联五年计划开始时的1927年的20%。中国的农业没有什么“盈余”可提取。以加重农民的负担来积累资金所导致的后果，正像毛后来所说的那样，是“清干了池塘的水来捕鱼”。

　　与欣欣向荣的城市相比，农业的增长却缓慢乏力。1953到1975年期间，农业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计划指标。按西方的估计，中国农业生产每年仅增长2.7%，略高于人口的增长率（2.2%）。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给重工业建设在资金上带来了更多的缺口。第二个问题是城市中失业率迅速增加。大量投资的重工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然而城市人口却增长很快，当然也包括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早在1955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实施期间，毛就开始疏远苏联的发展模式。外部俨然不知，党内已出现了两个阵营，这最终导致了10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

　　毛和毛的追随者们主张放弃苏联的发展模式，提出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的发展道路。在寻求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上毛的想法是，动员5亿农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群众定能移山。

　　反对毛的这个“唯意志论”政策的人是一些列宁主义者，以刘少奇为代表，在政治局占多数。他们主张继续实行苏联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准备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实际，对农业的投入给予倾斜。

　　农业集体化（1955～1956）：党内冲突爆发

　　两个阵营之间爆发冲突的焦点是农业集体化的速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个谨慎的、长期的发展战略，用15年的时间分阶段实现集体化。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应该自然衔接，其办法是让农民们认识到，集体化可以使他们更加有效地耕作土地，提高收入。

　　这是党的行之有效的路线，然而毛在1955年中旬要求加快集体化的速度。他在党内的大多数同事对此犹豫不决。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强制实施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时1000万富农被杀害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农业生产全面崩溃，导致饥荒，工业建设也止步不前。毛以党内从未有过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争论。1955年7月31日，他越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直接对省、市和县级党委书记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新高潮……”51

　　这个讲话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它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毛的乐观主义式的期待，省级领导和地区干部的政治热情与贫苦农民的理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高兴地说是一个“快速的浪潮”，波及到了全国。1956年中旬，即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集体化基本上完成。几亿农民集中在48.5万个农场。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有所不同的是很少发生公开的暴力行为，没有严重地影响生产。

　　集体化运动的成就鼓舞着毛在城市里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通过“五反”运动已经士气低落，很快就被说服，将他们的企业廉价卖给国家。有些人舞狮和舞龙，以示欢庆。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城市集体企业中，这样到1956年底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仅有两种形式：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城市的国家所有制或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如果把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于1956年底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与苏联处于同一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的过渡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毛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并且战胜了党内思想保守者和优柔寡断的人。他决心利用这次胜利，迫使共产党开始一条新的航线，从经济和政治上与苏联模式彻底决裂。然而就在1956年这位伟大的主席遭受了打击。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1956）

　　1956年2月2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凌驾于党之上、搞个人崇拜的篡权者。这个讲话震惊了全世界的共产党组织，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即党的领袖究竟要不要高居党之上，要不要搞个人崇拜。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毛的同事们想利用这次讨论限制他的权力。

　　而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提供了机会。1945年制定的党章在这次会议上要进行修改，该党章已经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次会议删除了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党重新要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领导。除此之外在党章中还增加了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章节。在组织结构上会议决定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增设了由邓小平担任的党的总书记一职。所有这些决定都削弱了毛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毛的威望受新闻报道的影响而继续下降，报道说操之过急的农业集体化导致了混乱和生产的停滞。1956年，粮食产量事实上仅增加了0.3%，棉花产量下降了6%。列宁主义者们立即指出，党要重点谨防“左倾冒险主义”而不是右倾保守主义。

　　就在半年前，即1956年4月25日毛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首次阐述了新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但他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看到，党代会毫不客气地将他的讲话搁置一边，而对计划委员会制定的1958到1962年的新五年计划热烈赞成。该计划包含一些有利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修改措施，提出继续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

　　第十五章 “大跃进”（1958～1960）

　　这个开端源于毛的观点，他认为苏联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不是通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而是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滋生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它不符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以剥削农民的方式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按照斯大林的方法，粮食是以非常低的国家价格向农民征购，而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农机设备却要农民支付很高的价格。然而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农民，还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上，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只有当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资金。

　　“愚公移山”

　　毛制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迅速与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脱钩。这种战略思想的形成源自于农业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们1955年夏天在毛主持召开的大会上所做的经验介绍。当时王国藩合作社的介绍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在王的带领下利用冬闲时间上山砍烧火用材来卖。所得收入用于改良土地、购买化肥。由于投入扩大，农业产量增加，在第三年许多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要求加入合作社，因为那些原先贫苦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些人的水平。毛把王国藩合作社的经验介绍给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加以宣传报道，使其成为神话。这样毛就将这一事例作为他不同寻常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模式。

　　这样农村的发展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农村人口始终占80%。毛将这个在中国唯一充足的资源视为他的根基，他要动员这些大量未被利用的资源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让农民们兴修水库、修建水渠、建设公路、开发新的农田、沿河筑坝以防洪水。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收成和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农机设备、化肥和消费品的投入。这些需求对建立小型工厂以满足当地农民的生产所需提供了可能。经济螺旋式上升，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和需求，增加了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城市的现代化工业提供了新的市场，农民们的劳动变成了资本。

　　新的战略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合作社的农民靠自力更生，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也会对官僚机构的权力产生遏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增长将会同步进行，促进社会变革，解放群众潜在的生产力。社会革命和生产发展并非矛盾，而是相互促进。

　　毛的发展新战略从基本思路来看是冷静理智的，它符合世界银行当时对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发展思路。然而，该发展战略与其第二个思路，即“大跃进”的思路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就出现了问题。毛认为，靠新的发展战略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加速重工业的增长；动员农村未被利用的劳动力，建设小型简易工厂几乎不需要资本投入，反而会创造资本，增加积累；现代化重工业的建设不仅可以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要同时快速发展。“大跃进”会使中国15年后超过英国。正是“大跃进”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灾难。

　　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大跃进”。中国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与苏联决裂，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与其相对抗的第二个中心。

　　在一些农村，党的地方官员和农民们于1958年初就开始了“大跃进”。农村各基层党组织的决议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推动力。为了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在农村建立工矿企业，河南省于4月份就将集体合作社变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体。毛激动地将这种联合体比喻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河南农民将他们的联合体自豪地称之为“卫星公社”。到这一年底，即8个月之后中国已有5亿农村人口组成了2.4万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2万人，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有些公社达到10万人。

　　人民公社应该是农村新的基层单位，把农业、工业、手工业、教育、管理和农村医疗统筹在一起，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应该有自己管理的权力。这仅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公社和下设基层单位的党的干部和党的县级书记。那些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农民在公社里却没有决定权，他们被迫为巨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筋疲力竭地劳动着。

　　然而，对此农民们后来才有所认识。起初他们以火热的激情参与。毛曾许诺，中国用3年的努力会变成一个人人富裕的天堂。他打动了农民们千百年来那颗期盼的心。他们将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劳动中，在红旗下、在歌声中参加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农田让（没有经验的）妇女耕作，人人在公社的集体食堂吃饭，孩子们进了幼儿园。在“家庭后院”大炼钢铁成了农村工业化的标志，1958年7月有3万个高炉，到10月增加到了100万个，几百万人进行着赶超英国的“钢铁大会战”。

　　公社设立了教育机构，培养农村工业化的技术人员，边劳动边学习，培养人的目标是：“又红又专”。还建起了“红专大学”以及夜校，让农民们读书识字，普及乡村工厂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群众要人人成为“技术能手”。毛想用这种方式解决当时进退两难的困境，即一方面现代化的经济需要专业知识人才，而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又无法争取过来为党的领导服务。

　　在那个年代，许多公社直接按共产主义的形式分配商品，农民们将个人的财产上交公社，而公社在分配劳动所得时却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而采用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

　　走上灾害之路

　　1958年底，“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农村炼铁被证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生产出的钢无法使用。由于干部非人道地催促农民劳动，使他们已疲惫不堪，各种错误使农民更加士气低落。许多公社一片混乱。1958年12月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重新讨论稳定的问题。由于毛的反对，过分激进的政策没有能够出台，仓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被否定，个人财产又退了回去，重新实施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半年后，即1959年7月底在疗养地庐山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内领导人的争斗变得公开化了。毛的老战友、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在给毛的一封公开信中描述了这个发展战略给农村带来的贫困。他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林彪成了新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他在1966年站在毛的一边，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

　　1959年秋，又一次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在此期间饥饿这个恶魔出现了。1958年的粮食产量统计中，农村干部在上级领导、直到省级领导的指使下将产量目标越定越高，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据被无限制地夸大，说这年的粮食收成与1957年相比增加了两倍达到了3.75亿吨，而实际上仅生产了2亿吨。1959和1960年同样被说成是粮食收成增长迅速。然而，这两年与收成特别差的年景相比没什么两样。

　　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了15%，仅收获1.7亿吨，1960年又下降到1.435亿吨，1961年的收成虽然略有提高，但仍停留在1960年的低水平上。那些曾经许诺要获取高产的地方干部不敢向上面汇报生产目标未达到的实情，收成比1958年还低。国家粮食收购单位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确定粮食上交数额，提高上交额度。他们强迫农民上交其赖以生存的粮食。在许多城市的仓库里储满了粮食，粮食出口不断增加，但是在农村却有人被饿死。

　　雅斯佩尔?贝克尔复述了河南省一位女农民对1960年冬天的回忆：“在走出村子泥泞的路上有十多具未被掩埋的尸体；一些人躺在光秃秃的田野上；有些活着的人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寻找一些草籽草根充饥……天很冷，一些活着的人看上去健康，然而他们脸浮肿，四肢肿大，身躯瘦小。有些人在艰难的行走中倒地而死，没有一点呻吟。死者只能躺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因为再没有人有力气将他们掩埋，整个村庄一片寂静。耕牛死了，狗被宰杀吃了，鸡鸭老早就被当地的干部抵作粮食充公了……在邻近的村庄，有一位妇女将她亲生的婴儿杀死，和丈夫一起吃掉，之后她便疯了。另外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村支书带领下企图冲入公社的粮库，结果被开枪打死了。”

　　这位刘女士所在的村庄有300人，饥荒之后幸存下来的仅有80人。后来解放军开着卡车来了，扔下了装有粮食的口袋。刘女士一直认为，这是毛主席派军队来拯救活着的人。

　　直到1960年期间领导才意识到了农村饥荒的严重程度。中央派军用汽车把粮食运到农村。然而，这对三四千万农民来说已经太晚了。

　　此外就是与苏联的决裂。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撤回了苏联专家。他们带走了图纸，许多建设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不少工厂停工停产。1956年，工业生产下降40%。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的“痛苦三年”所遭到的冲击超过了3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

　　第十六章 一个短暂的休整期

　　（1961～1965）

　　调整恢复

　　1960年间，当十分可怕的灾难公开化后，毛退出了政治。务实派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过了领导权，开始将低落的经济又重新运转起来。“大跃进”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被取消了，有社会差异的苏联式的发展模式又重新得到认可。

　　农村人民公社正式保留下来，但它的功能却大大地受到限制。在公社下面又设立了“大队”和“生产小队”，后者由一个村庄的20～30个农户组成。农田耕种等类似的事务由生产小队决定。许多没有效益的农村工厂被关闭，许多农村学校和临时授课机构以及农村医疗站也同样被关闭。用物资刺激提高生产的方式又重新得以采用。生产队实行按劳取酬，酬金以“劳动工分”计算，允许经营自留地，农家允许饲养猪及其他小牲畜，重新开放农贸市场。农民的自留地最多可占其耕地面积的12%。60年代中期，农民的私营生产收入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1/3。从1962年起农业生产提高，产量达到1.9亿吨，达到了“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

　　工业发展比农业更快。到1962年形势稳定。1963到1965年间重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7%，轻工业增长27%。刘和邓在工业生产中采用了与农业生产一样的金钱刺激方法。分红补贴和计件工资使得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佣农村便宜的劳动力，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也享受不到固定工人的福利待遇，例如劳动安全保险、免费住宅、公费医疗等。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形成了两种工人等级制度。

　　随着经济的复苏，党内的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也得以恢复。秩序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退居后位。1960～1961年的整风工作中，许多干部，从乡村干部到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其原因是“不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而被视为左倾分子。相反许多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招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党和国家管理机构迅速发展。

　　新领导所推行的政策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而是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1962年召开了党代会，主要讨论允许农民种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个论断那样表明党在60年代初期的思想和精神。

　　毛准备搞“文化大革命”

　　1962年后经济形势和供给状况慢慢趋于平稳，毛从自己选择的沉默中重新露面。他1月份出席了党的会议，并在措辞严厉的讲话中批评了党对人民群众的背叛，代表们鼓了掌，但会后没有任何反应。1962年9月，毛倡议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农村干部中腐败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形，这场运动要对农村党组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精神教育，同时也要对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农民重新进行思想教育。就像1957年“百花运动”那样，让贫苦农民组成小组对当地党的干部的举止行为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推动党的改革。党内又鼓了掌，中央在1963年5月通过了“十条纲要”，用于指导教育运动的实施，但仍然没有丝毫效果。这场运动遭到党内消极抵抗。

　　第十七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

　　1966年夏天，当毛72岁时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重大的革命斗争。在后来的3年中，即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在中国的城市，即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属于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中国的范围，它的思想成了美国和欧洲大学生造反的推动力。

　　“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同时也是这位老迈的领导人为了挽救“他的”革命而所做的拼死尝试。就像列宁临终前还对他的继承人不放心一样，毛担心他胜利领导的革命政权最终被新的剥削阶级所取代，即被共产党的官僚政府所取代，担心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毛强迫共产党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要借用外部的力量整顿共产党，让群众批评共产党。然而这样的计划自“百花运动”以来总是遭到党内的抵制。

　　共产党应该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转变为一个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艰苦奋斗的组织。它应该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疾苦；应该安慰他们，起草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然后共产党要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解释这些纲领。共产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对毛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原则。但是人民应该有批评的权利，这样会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在英勇的延安时期，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有这种思想，因此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毛决心要把已经蜕变为官僚机器的党重新改建成延安时期的党，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清除出党。毛认为这些人在党内近5%，其中有许多是同他一起经历过长征的领导同事。

　　毛动员青年还有第二个目的：青年人不仅要改造共产党，而且还要通过革命斗争进行自我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斗争中能够产生一代继承毛遗产的革命青年人。毛总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应该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

　　与“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不符合人的自然性。群众不会有同一个利益，在他们中间有一条社会鸿沟，将其分为制度的反对者和制度的捍卫者。反对者仇恨的绝不仅是党内5%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青年人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内战，使城市一片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会遭受极其可怕的失败，使中国的发展倒退许多年。

　　红卫兵风暴 （1966年5月到10月）

　　1965年底，毛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严厉批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属于江青圈子里激进的知识分子。他谴责北京市副市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被毛指责为针插不进的北京长城毫不退却。支持吴的是北京市共产党的首脑彭真，他以剧本的历史真实性为题开展学术讨论进行解释。

　　1966年5月，毛回到北京，之后事件纷至沓来。彭真和北京市市委的所有委员全都被撤职，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被撤职，北京市委的管理和宣传机构由毛的人掌控。除此之外，毛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激进分子组成，并让江青负责。

　　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发动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组成了“革命战斗队”。5月25日，激进的年轻助教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大学校长陆平，并号召师生起来进行革命：“全体革命的知识分子投入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人的信仰牛鬼蛇神是邪恶的神灵，它们变成人的样子干坏事。如果被看穿的话，它们就又恢复原形。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是毛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北京大学的领导马上让人撕下大字报。但是毛听说这件事后，通过电台和报纸将大字报的内容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他赞扬这张大字报是“北京的（巴黎）公社宣言”。至此这场风暴开始了。许多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大中学生组成的革命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后来更名为红卫兵。城市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7月，毛离开北京。刘少奇试图采用过去的方式将这场运动置于监控之下，派遣了党的工作组进驻大学和中学。工作组将矛头指向老师、教授、作家和资产阶级旧家庭成员，试图以此来转移群众对党的领导层的进攻。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学生中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

　　学生按照家庭出生被分为三个等级：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工人和贫苦农民家庭的学生，也包括父亲1949年前加入共产党的学生。他们是学生中的“红色精英”。

　　“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富裕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商业和手工业）家庭的孩子们，也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和一般职员家庭的孩子。

　　“黑色阶级家庭”的学生：他们的范围比较小，属于出生于“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其他敌对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这些人几乎很难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是大学和中学的特权阶层。而党内高干子弟的举止言行常常表现出他们是父辈的继承者和未来的主人的样子。这就使得另外两个阶层的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了仇视。

　　最初组成的红卫兵并非来自那些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而是由高级干部和政府官员的孩子们领导组织的。他们在共产党派遣的工作组指挥下没有像毛所想像的那样，去攻击“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攻击他们的老师和旧有的资产阶级。中学和大学的校园被搞得天翻地覆，学生们举行大会，斗争老师和教授，侮辱他们，折磨他们，有些被迫害致死。这种行为十几年前在中国是根本无法想像到的，这表明了这个中央大国距离古老的孔夫子社会已经多么遥远了。

第55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

　　当年的红卫兵裉陵（音译）在他的自传中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在运动场上我看到几位老师，他们头和脸被涂上黑颜色，这样他们真正像‘黑帮’一样，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某某，阶级敌人某某……每个牌子上都划有一个红叉，这样老师们看上去就像被判刑的囚徒一样。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装有石头的桶。我看到了校长，他的桶很重，以致于系桶的铁丝深深地嵌入皮肉中。他们被迫围着运动场跑步，并不住地喊：‘我是黑帮某某……最后他们都跪在地上点燃线香，请求毛泽东对他们的罪行给予宽恕。”52

　　没过多久，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也组成了革命战斗队，他们同红卫兵中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向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进行了斗争。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学生一直被排斥在运动之外，造反派出于名誉上的考虑也不敢接纳他们。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年轻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只是它的牺牲品。

　　红卫兵中红色家庭出生的保守派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要捍卫他们享有特权的现政权，保卫他们的父母亲。而造反派却相反，他们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支持下要推翻他们所藐视的党的统治。两派都喊着毛的口号，却隐藏着一场生死之战。“文化大革命”成了红卫兵两派的内战，1966年底，工人中对立的两派也形成了。这是一场血腥味越来越浓的战争，直到最后军队动用枪弹才结束了这场战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然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有些过分着急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1966年的夏天吧。6月16日，毛在回北京之前畅游了长江。在农民气息很重的中国，很少有人会游泳，敢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游泳，会使人感到是一种奇迹，还带有一种使人进入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意念。53在长江上游泳，不仅展示了72岁的毛强壮的身体，还实现了一个象征着抵达新的彼岸的行为。毛游泳的照片通过电视传播到全中国，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毛在狂热的欢迎声中回到了北京。他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过去的50天是“白色恐怖”，命令党的工作组马上从大学和中学撤出。在中央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上（8月1日至12日），毛确定了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党进行革命。在北京的大街上有林彪的部队巡逻，红卫兵的吵闹声穿透了中央会议大厅的窗口。

　　8月5日，在中央会议召开期间毛将自己亲手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贴在了开会大厅的门上。上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的这张大字报无疑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高层领导，即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场斗争公开化了。

　　8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十六条纲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它是革命者的大宪章，提出了两项任务：

　　第一，推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第二，向旧社会的四项残余，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斗争，因为旧有的剥削阶级想利用“四旧”腐蚀人民群众，达到其复辟的目的。

　　纲要认为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内的革命干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人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纲要还决定文化革命战斗队要实行类似于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制度。

　　就在同一天，毛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百万年轻的红卫兵。林彪站在他的身旁。许多年轻人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身穿军装、臂带红袖章时欣喜若狂。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毛还进行了相同的7次检阅活动，总共有1100万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受到检阅。军队动用火车和卡车免费运送，并负责他们的食宿。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几百万学生以20到30人为一个战斗队，敲着震耳欲聋的鼓，手举毛的小红书穿过大街小巷。红色子弟的战斗队闯入旧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砸碎旧家具和旧瓷器，焚烧书籍和照片。他们毁坏寺庙和博物馆。他们押着教授、老师和领导头带白色高帽游街，在“批斗会”上羞辱折磨他们，让他们“承认罪过”。这些被批斗的人的名单大多数是由当地的党组织提供的。与此同时，红卫兵中的“造反派”也组织批判会，对那些党的干部进行批斗，而这些人起初也参加了文化革命战斗队。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残酷斗愈演愈烈。

　　上海公社 （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

　　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面对各省党的机构的阻滞和反抗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命令。新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登上了舞台。但是像学生们一样，工人阶级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派别。一派是国家企业终身聘用的正式工人，他们有“铁饭碗”的保证，企业对他们从生到死都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金。要说城市中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工人了。另外一派主要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他们签有短期合同，工资低，不享受社会保险。

　　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就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上海。由市政府依靠的国家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支被称为“红色队伍”有80万人。与其相对立的是那些激进的无任何特权的辅助临时工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工人。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这两支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整个城市运转在12月底全线瘫痪。

　　这场斗争是在北京的干预下进行的。1966年11月，张春桥从首都来到上海，他7月份前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张站在了工人司令部一边，宣布它为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被推翻。整个中国为“一月革命”而欢呼。造反派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建立了公社，取代了旧的市政府。上海公社以秘密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企业工人代表的原则组成。在各企业中，工人们废除了旧的管理机构和党的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

　　他们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1月6日，张春桥在批判吴晗的作者姚文元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上海。他们两人同来自纺织工人的上海工人司令部领导王洪文结成了联盟。这三人帮的情况，我们在毛时代后期的四人帮中还要讲述。他们三人一起决定了公社的领导成员，而对工人们当时的选举结果答应以后考虑解决。2月5日，上海公社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宣布成立。它与巴黎公社的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并非是工人阶级统治了上海，而是张春桥联合王和姚，依靠军队和公安机关统治了上海。但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第一次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决定权。

　　以上海为榜样，激进的工人和红卫兵在中国各个城市夺取政权，建立公社。毛总是把民主选举的巴黎公社视为榜样，然而他在实践过程中对此产生了怀疑。共产党在自己管理的公社体制中究竟占据哪个位置？毛想要改造共产党，使其重新焕发革命精神，但他绝没有废除共产党的意思。就像在他红小书中的第一句所强调的那样，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文化革命的紧要关头，毛突然改变了想法。他命令解散上海公社，按照其他模式组建市政府。这个新模式就是“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党、军队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各占1/3。这就意味着在拥护毛的党内干部的支持下由军队来实行统治。

　　革命的结束 （1967年3月到1969年4月）

　　1967年1月23日，林彪命令部队支持革命左派，重新恢复秩序和纪律。实际上部队主要是执行第二项任务。在许多地区激进的红卫兵和工人组织被解散，成百上千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几千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

　　1967年5月，激进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占了上风，武斗风暴席卷全中国。在北京，群众冲击部委，破坏机密档案。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是“红色资产阶级”的领袖。红卫兵将他围困在办公室里。8月造反派占领了外交部，烧毁了英国国旗，因为英国在香港的管理机构禁止在那里成立红卫兵组织。在一些省里，造反派用从军队仓库抢来的武器向部队进攻。自从年初军队干预运动后，造反派也将仇恨的矛头指向了他们。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残酷斗争发展到了武装冲突。动乱也波及到了农村地区，武装起来的农民联合在一起向城市进军，向党和政府办公大楼进攻。

　　广东省造反派在报纸上对一场红卫兵流血事件做了详细的报道：“这场发生在（1967）9月11日的可怕的流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这场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造成的流血事件是由一小撮保守派的头目策划的，他们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目的是……要把‘批判陶铸’的斗争引入歧路……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在建国饭店红旗公社和红色小学司令部进行了现场调查，特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9月11日，‘春雷’战斗队、‘地区司令部’战斗队和‘保卫纲领’（或‘卫纲’统一战线）战斗队等广东的保守派组织聚集了他们的成员，乘车去了中山路5号……他们的头目带着机关枪、手枪、手榴弹和其他杀人武器，开始了蓄意屠杀……13位革命群众被杀害，150人受伤，其中17人伤势严重……除此之外，许多群众被‘地区司令部’和‘保卫纲领’战斗队的成员用石头砸伤。7人被拉上汽车带走。”54

　　中国面临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形势下，毛于1967年9月5日命令军队用武力恢复秩序。这位曾经将造反权利授予群众的领袖现在要把它收回来。毛开始了反对“极左派”的行动，最主要的牺牲者就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他们被指责搞阴谋诡计，随即被逮捕。江青公开表示要收回过去的言论，这才挽救了她自己。

　　1968年春夏之际，群众最后一次奋起反对背叛革命的行为。然而军队毫不留情地向造反者开枪。6月，毛将红卫兵头目召集在一起，指责他们说：“你们欺骗了我，更主要的是，你们欺骗了工人和农民。”这就成了红卫兵的终结。毛派遣了几百万中学生和大学生到中国的北部和西部那些偏远的农村，让他们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69年4月1日召开了第9次党代会。毛宣布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林彪做了政治报告，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79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的委员几乎占了一半。军队统治了党。林达到了他权力的高峰。新党章给他带上了“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的桂冠。同时，党代会指出了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建设党并发挥它的领导作用”，这预示着下一个冲突的开始。

　　结局：“文化大革命”埋葬了文化

　　“文化大革命”是从对共产党的攻击开始的，要求重新变成一个革命的党。它却是以在古老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下重新建设共产党而结束的。唯一变化了的是：党的机器又重新掌握在了毛的手中，他是绝对的统治者。毛泽东思想又重新在党章中确立，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了党的思想基础。

　　在“文革”中，几百万人的生活遭到破坏，没有人知道死了多少人，是50万，还是最新猜测的几百万呢？几百万人因身体和心灵折磨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并将一直陪伴着他们度过余生。最早的牺牲品是那些老师、教授、作家、艺术家和过去高阶层的家庭成员。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例如老舍这位写过《骆驼祥子》的世界知名作家就是其中一例。如果说普遍性的迫害随着文化革命结束就停止了的话，那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延续了十几年，直到1976年才结束。

　　党的干部和城市里的政府官员也遭受了不少苦难。约70%的干部被赶下了台，大多数人活了下来，事后又重新恢复了职务。但也死了不少人，除刘少奇外还有两位政治局委员也都遇害。1958年庐山会议后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折磨致死，吴晗也同样如此。邓小平由于流放在农村躲过死难，但他的长子邓朴方却遭受了红卫兵的严刑拷打，从北京大学的五层楼上跳下，造成下身瘫痪。

　　大多数死亡的人主要是那些来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队伍中的人，他们在相互之间的流血冲突中死去，有的在1967年9月5日后被人民解放军镇压或被群众处决。1968至1969年间，红卫兵解散后有400多万高中生和大学生从城市来到农村，后来几年又有几百万人到农村。大多数人在毛去世后又返回了城市，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却受到了影响，成了“失去的一代”。

　　农村的6亿人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未参与的人是唯一得到“文化大革命”好处的人。刘少奇在1961年将“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大多数集体企业关闭，其原因是没有效益和浪费资源。毛又重新搞起了农村工业化发展纲要，直到他1976年去世建起了几十万家大队和公社所属的企业。

　　1969年，城里的工厂又恢复了旧秩序，重新强调组织纪律，工人们又被束缚在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尽管取消了对个人实行的物资刺激，但工资制度仍然差距很大。工人的工资分8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分15级；管理人员从基层到高层，一直到党的监督干部的工资分30级。没有变化的还是两部分工人，即固定的终生制工人和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实行相对平均的工资待遇的要求被指责为“极左思想”，严格禁止。

　　高等学校的形势直到毛的时代结束时仍然灾难严重。1970年，大学重新恢复教学，但教学规模缩减。学生人数仅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3。入学考试被取消，许多人上不了大学。没有任何学术活动，书店空空如也，许多博物馆都已关闭。中国陷入了危机的时期。有一尖刻的评论曾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就是埋葬文化。”

　　第十八章 大结局（1970～1976）

　　毛时代的最后几年是一个萧条的时期，群众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熄灭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这种火焰再次点燃。痛苦的回忆、对不停遭受压制的恐惧、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当后文革时代到来，一切都冷静下来时，外交政策的狂热梦想也随之消失了。1968年，苏联在勃烈日涅夫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对那些偏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随时有权进行军事干预。1969年4月，在东北的界河乌苏里江上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中国开始认识到，苏联是它安全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迅速转移方向，回到了传统的利益政治上。“世界革命”不再是目标，而“和平共处以及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成了外交目标。

　　“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被宣布为主要敌人。1971年7月11日世界惊异地获悉，亨利?基辛格访问了北京，为第二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中国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这是世界变化的一个转折。1971年10月25日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这个位置从前是由台湾占据的。中国也成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紧接着中国同日本和西欧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长期与西方隔绝的状况从此结束了。

　　对林彪的势力清除加速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恢复。许多与林有牵连的军队干部被清理出党，政治局委员人数缩减了一半。另一方面，许多文化革命期间失去职务的党政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3月，二号人物周恩来经毛的同意，成功地将邓小平重新招了回来。到这年年底，在周恩来的政府中整个领导权都重新由党的老干部所控制。

　　与老干部站在对立面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大起来的“四人帮”，即江青以及上海公社时期著名的三驾马车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如果说老干部掌握着党和国家机器的话，那么“四人帮”掌握着宣传机器和文化舞台。

　　1974年6月，周恩来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起初他还坚持在病床上领导政府。1975年初，经毛同意，邓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他好像被确定为周的接班人。“四人帮”动用宣传机器集中全力向邓开火。邓对此不以为然，他于1975年10月提交了3份文件，要求彻底改变经济和科学政策。他相信，实践得出的结果比政策的正确更重要。在第一份文件，即在《党和国家一般性工作规划》中，他用激烈的言辞写道：“一个单位生产搞得一团糟，革命却搞得很好，这纯属无稽之谈。谁会相信这样的童话，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增长。”

　　邓的不幸是周恩来比毛早去世7个月，即1976年1月去世。在此期间，“四人帮”有足够的时间向毛说邓的坏话，以便阻止他担任总理一职。他们对争得此职位也没有把握。毛任命了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为“代总理”。华当时既不知名，也不显赫，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由于能够听从毛的政治主张，被提升了职务。

　　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大地震。本世纪最可怕的自然灾害发生在北京以东200公里的地方，工业重镇唐山化为一片废墟。24万人（1/4人口）遇难。地震波击到了北京和天津，那里有一些房屋也倒塌了。

　　中国民间迷信把这次自然灾害看作是统治朝代的一次更迭。上天收回了它的授权，1976年9月9日毛去世。4周后，悼念期几乎还没有过去，卫戍部队就于10月6日早晨逮捕了“四人帮”。1977年11月到1978年1月进行公开审判，电视做了转播，“四人帮”被判处终身监禁。毛的时代结束了。

　　第十九章 毛的遗产

　　成为革命者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距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东南50公里的韶山村，他的父亲是个中等家境的农民，有1.2公顷土地。在毛的童年时代，他父亲以辛勤劳作，成了“富裕”农民（按1950年土地改革时的标准）。55毛6岁开始在父亲的农田上劳动；8岁到13岁，他利用早晚时间干活，白天在本村的小学读书。然而父亲认为花太多的时间读书没有必要，13岁起，毛便成了农民。

　　一部书改变了这位年轻农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位改革者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完成的著作，它以忧心忡忡的言语告诫人们，如果中国人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没有能力抵御外来的侵略，那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受到威胁。这部书唤起了毛继续学习的愿望。由于父亲不支持，16岁的毛于1910年离开家乡，去了附近的县城。通过听课，主要是靠在图书馆的自学他继续完成着学业。最终他的父亲相信了，接受教育有前途，可以挣更多的钱。毛读完了长沙的师范学校，1918年，即24岁时毕业。接着他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一名助理馆员的职位。馆长是李大钊，《新青年》报的编辑，后来成了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人。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见到了许多“五四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并没有留意这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毛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时说道：“我试图与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他们都非常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位有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说话。”56

　　1919年初，毛回到湖南，1920年担任了长沙一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就此开始了他日后成为世界历史上伟大革命家之一和被神化的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生涯。

　　新中国的缔造者

　　毛自己习惯于与第一位皇帝和国家的缔造者秦始皇比较。同秦始皇一样，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绝对权威统治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同他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毛从不畏惧权势和暴力。

　　中国官方对毛的评价是将毛的经历分为两部分：从1934/35年的长征到1956年党代会的召开和从1957到1976年。第一个部分是辉煌的时期：延安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抗日战争的斗士，蒋介石的战胜者，国家的缔造者。第二部分是“失去的20年”：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后来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党内右倾分子，又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结束。在这个时期，好的阶段是1962到1965年，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后重新恢复了中国的经济。

　　毛最严重的“错误”被认为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它不同于“大跃进”，这场革命的牺牲品不是农民，而是党的干部；和“大跃进”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那些党的干部对那场“文化大革命”不负任何责任。“文化大革命”罪行的真正责任要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他们利用了毛的错误，在他的背后做了许多坏事。

　　1981年，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出了公开的评价，认为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积极革命家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本人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次谈话中对毛的功过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对毛的评价并不是始终如一的。1981年党内对毛的功过是非做出“最终”评价后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

　　没有效益的工业化

　　当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接手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的国家，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到1952年国家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就时，5.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为300万，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小工厂工作。

　　当毛1976年9月去世时，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亿吨；发电由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中国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而且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70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了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毛的时代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固定印象，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于1978年的邓小平时代，这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

　　然而，西方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并非偶然，人民的贫困状况在1957到1976年的“失去的20年”中并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常常出现超负荷的劳动、工作，但他们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28%的群众生活在低保线下。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3平米减少到1977年的3.6平米。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强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但资本积累率却不断提高，从1952年的21.4%上升到了1978年的36.5%。毛并不认可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苦行主义的。毛不同于封建皇帝，他像“五四运动”的革命者那样对国家强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关注人民的幸福。

　　在毛1/4世纪的计划经济期间（1952到1976年），中国的生产按照官方的统计年增长率为6.1%，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4%，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增长率在4.4%到2.3%之间。57不论哪个数据正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地落后于四小龙，即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更主要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同时不断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国民经济的投资率持续增大，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益却很低。整体生产效益，即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来提高生产，在毛的时代平均每年下降0.8%。

　　毛的计划经济，自1958年以来一直是垄断经济，效益很低。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来说，它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不相匹配，1976年中国人均生产的粮食还没有1957年多；

　　对于农村的社队企业来说，大多数生产都是亏损的，直到邓的改革创造了新的条件后，农村企业的极大潜力才被发掘出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工业企业组成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工厂联合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工人和职员队伍庞大，而且从生到死都由企业负责到底。1964到1971年期间，毛让许多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大工厂建立在中国内地的深山里，以防外国军事进攻。“三线计划”起源于对美国，1969年后对苏联进攻的防御考虑。因此，中国一部分大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缘故至今仍然被认为没有竞争力。

　　经济增长仅仅靠不断提高资源投入，而生产效益却不断降低，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同时资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除去大型和赢利的集体企业的工人）来说几乎没有福利保障。他们生活在早期的雇佣与解聘的世界里。不论工人失业，还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者破产，都只能回到自己农村的家里。

　　从其他方面说，乡镇企业也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业。它是中小型企业的世界。相反，国有企业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造的，有上千个大型企业，生产着2/3的产品。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奇迹是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杰作，这一点西方很少有人知道。当国家给了他们搞生产的自由时，生产马上就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收成连年创记录，然后从1983年开始乡镇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0%，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增长率带来的。

　　农村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体制转型的动力。乡镇企业从基础上改变了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它们从受计划经济保护的领地中被赶到了竞争经济的自然猎场上。农民们破坏了计划经济，他们也改变着政治体制。久而久之或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亿个体农民和几百万私营乡镇企业（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个体企业）将会统领这个国家的工业。

　　第二十二章 城市改革

　　（1984～1988）

　　农村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4年农业创记录的收成再次展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从政治上鼓舞着邓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经历了初期的蓬勃发展后停了下来。

　　城市是计划经济的世界，是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体制所管理和控制的世界，同时也是实行改革极其艰难的地区。改革者们在这里遇到了党和政府中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人感到自己党内的地位、个人的地位和特权受到损害。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情况下，不赞成改革的人失去了机会。邓小平让他的总理赵紫阳和赵的有自由思想的智囊小组制定国有企业的改革纲领。在邓的支持下，赵在1984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这个纲领。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城市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赵紫阳按照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样板搞企业经理生产责任制。过去对国有企业只搞一些被动的改革。各专业部委对下属的企业做出规定，哪些产品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可以生产，销售价是多少，全部利润都上交国家。国家对企业投资，并承担风险。生产不景气的企业靠效益好的企业养活，“大家都在吃大锅饭”。对效益好、搞革新的生产单位没有任何物资奖励。

　　现在，改革赋予了企业经理对生产、质量、价格和投资的决策权。企业不再像以前上缴全部利润，只需照章纳税。经理可以随意使用税后利润，部分可发放职工福利补贴或支助有关的福利机构。企业可以用它剩余的利润或银行贷款来满足它的资金需求和资本需要。

　　各个企业必须按照约定的价格提供约定的生产计划数，除此之外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推向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计划价和市场价的两级价格制。只要产品缺乏，市场价就会高出计划价，有时会高出很多。企业一旦完成了计划指标，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既可以出售超计划的产品，也可以换取必要的原材料和配件。由于计划生产预先确定产品的数额，所以市场和它的价格将决定企业的经济行为。这是改革的一个理论问题。

　　为了确保企业经理的决策自主权，改革将企业中党的书记的领导地位与经理的管理权限相分离。人们可以想像得到，赵紫阳在这方面克服了多大的阻力。企业里党的书记和党支部只限制于做思想工作这个范围，企业经理成为最有权威的老板。

　　从计划中走出来

　　与管理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是，赵想使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冻结计划的总额。在国有企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不断地下调计划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迅速减少了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因为乡镇企业生产的增长率从开始就在计划之外。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产量的比重从1984年的80%下降到了1991年的16%，在邓时代的最后几年降到了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性行业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

　　私营企业合法化

　　1984年，中央委员会公开承认“个体企业”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城市里也出现了街道两旁的商品销售点和小饭馆，小旅店，不久出现了卡拉OK厅，建立了各类修理点和手工产品生产点。毛时代萧条的城市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个体企业职工数限于7人的规定通常也不严格控制了。我对中国的务实主义有亲身的感受。我从与一个省的“个体企业”协会主席谈话过程中获悉，我的谈话对象总共雇佣了24个工人。我困惑不解地问道：“但是您只允许雇佣7个人呀？”回答是：“是的，但是我有4个企业。”这就是中国！

　　1988年官方取消了只准雇佣7人的限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可以合法经营了。然而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人企业、家庭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世界。500人以上的大型私营企业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凤毛麟角。我们将在第三十六章继续讲述此方面的发展情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城市改革随着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984年起进入了一个5年的轰轰烈烈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1984年和1985年分别是15.2%和13.5%，1986年回落到8.8%，1987年和1988年又重新上升到11.6%和11.3%。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中，1987年10月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赵紫阳任新的党总书记。赵在取得欢欣鼓舞的成就中继续推行改革。他在工作报告中要求全党“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用邓的思想告诫全党：“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68

　　赵公开与保守派进行辩论，后者指责邓的改革是“搞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指责他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是补上发达国家19世纪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要以资本主义阶段为基础。

　　赵也公开承认，改革的最终目的必须是搞市场经济，“新的体制必须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它与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来调节资源配给的问题毫不相关”。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赵的胜利。当然主要是邓的胜利，此时的邓就地位而言仅次于当时的毛。赵在他的报告中讲到，在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60年的历史中有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伟大复兴之路找到了，这条路与赵主持的党代会所指出的路是一致的。共产党将会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二十三章 对外开放

　　邓改革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对外开放。毛坚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隔绝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是要防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受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毛的闭关自守部分原因自然是由于西方的封锁而被迫所为，1960年以来又被迫与苏联决裂。

　　邓扭转了毛的政策，把中国溶入世界经济作为新的目标。他很清楚，没有国外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对产品进口、国外投资、科技交流和旅游“进一步开放”的政策从开始就是邓不变的改革政策，它直到今天仍然未变。

　　对外贸易

　　对于毛来说，对外贸易是祸害。他虽然未完全禁止，但要求尽可能少做。在60年代毛政策影响高峰时期，中国几乎没有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加在一起只有30到40亿美元。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外贸总额到1975年提高到了150亿美元。

　　邓掌权后进出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1978到1997年间，即到邓去世的那一年，外贸进出口额增加了16倍，从210万美元增加到325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4740万美元，是1975年，即毛在世最后一年的32倍。中国的外贸进出口经过1/4世纪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对世界贸易市场的价格和竞争条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外贸* 1952～2001 （以10亿美元为单位）

　　*只是商品贸易，不包括服务性贸易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2年

　　如果把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联系在一起看的话，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比重达到44%。这对于大陆的国民经济来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中国人喜欢列数据，列出21%的进口额，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国家对贸易的坦诚。但是人们必须要对这个数据做出明确的校正，因为进出口贸易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交易的，而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远比世界市场价格低得多。如果不把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汇率，而是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同等购买力来计算的话，那么人们得到的生产总值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这个生产总值是按汇率换算后的3倍，因此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就降到了15%。这是按照美国的参数所做比较的一半。需要补充的还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一半几乎是建立在加工业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进口原料和零部件的再加工基础之上的。在装配业方面，它的再出口额度也常常达不到20%。中国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以及再出口这两方面才使得贸易额增大。因此中国继续扩大对外贸易还是有许多空间的。2000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国外贷款

　　毛去世时中国没有任何外债。1978年，北京开始向日本和其他国外银行贷款，后来发展成仅次于印度的世界银行第二大贷款国。世界银行通过庞大的驻北京办事处和不断派遣项目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为其走市场道路承担着顾问的角色。

　　2000年初，中国向国外总贷款1540亿美元，净贷款740亿美元。这些贷款是以1620亿美元的货币储备（包括黄金储备）作为后盾的。它完全能够支付得起这些债务。这也使中国政府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安全的债务国。

　　国外留学

　　在毛的时代直到1960年，即与苏联决裂时共有7500名中国人到过那里的大学学习。1978到1999年期间，有32万大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到国外学习。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属自费留学，其他一些人获得官方奖学金，一小部分人获得国外奖学金。许多学生已经在国内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大多数为学士毕业），然后在国外大学继续学习。超过一半的人选择美国的大学，居第二位的是在日本学习，然后选择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或德国。在德国目前有1万名中国留学生。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在美国就读的，主要选择工程和自然科学以及企业管理专业学习。通常情况下他们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州的精英大学必须实行名额限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整个班级都是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人的现象。

　　在32万留学生中，目前仅有11万，即1/3的学生返回中国。大多数学生学习结束后留在国外，特别是留在美国。工资待遇、研究条件和日常生活条件比在国内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和韩国的留学生中是常有的事情，但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回去了，而且为台湾和韩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的留学生将来也会是这种情况，他们许多人同国内有紧密的联系，定期回去搞学术活动或者合作搞科学研究，美国的硅谷公司在中国的高技术园区设立有子公司。

　　今天，在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回国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他们在政府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经济领域承担着重要的职务。如果说中国的顶级大学在此期间部分地达到了美国大学的水平，那么应该感谢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科技工作者。在上海，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返回的人员到2000年1月总共建立了758个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新兴的高技术企业。69

　　这样中国政府从1996年起通过担保的方式，努力促使那些享受国家奖学金的留学生按规定期限返回。对于那些移居美国的有才智的科技工作者，政府也不当作人才外流来看待，而是设立人才资源信息库，为中国将来动用这些人才资源做准备。

　　开放旅游

　　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外国旅行者在中国的城市中到处可见，成了常见的街头风景线。2000年中国接待了1000多万外国旅游者和商务旅行人员，其中220万来自日本，130万来自韩国，110万来自俄国，90万来自美国，30万来自德国。同时有700万旅游观光者来自香港地区，他们中大多数人到临近的广东省，特别是到新建设的城市深圳观光游览；有300万商务旅行人员和旅游者来自台湾地区。

　　世界旅游组织预计，中国到2020年将超过当今的主要旅游大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成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该组织估计到那时将有1.3亿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同时将会兴起巨大的国内旅游热。旅游业在90年代初几乎等于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行业之一，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而且到国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1994到2000年这5年期间，出国旅游人数从610万增加到1050万。其中2000年有560万人是自费出国旅行。在城市里，许多旅行社用彩色广告招揽游客到泰国的海滨度假，或者组织价格便宜的旅游路线到旧金山、纽约和伦敦之旅。中国的中层人士到国外度假的越来越多。科隆大教堂的女管理人员告诉我，现在参观大教堂的中国人超过了日本人。

　　国外投资

　　邓对外开放政策中迈出的最大一步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与毛的自力更生政策彻底决裂，而且也使人们想起了那个屈辱的年代，当时欧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内地建立了许多租借地。

　　邓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摸索和试验。他按照一些东亚国家的模式于1979年首先在中国的西南部，即在广东和福建省设立经济特区。清朝皇帝在十七、十八世纪开放广州，即广东省省会与“西方野蛮人”开展贸易活动，其目的就是让这种活动远离帝国的中心。邓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经济特区一方面向外国企业提供各种有吸引力的政策，例如减免关税、对进口产品部分减免税收、提供廉价的土地，并提供西方式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经济特区是一道隔离区，保护这个地区的群众免受到精神污染。

　　邓于1979年总共设立了4个特区，其中3个是沿广东省的海岸设立的，有紧靠香港的深圳，澳门附近的珠海，与台湾南部隔海相望的汕头。第四个特区设在福建省的厦门，它紧靠台湾海峡，和汕头一样1949年前属于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开放的90个沿海城市之一。邓的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同时还有其政治目的，就是要使香港和台湾重新加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1984年，邓到深圳考察之后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其中有一些是抗战前外国有特权的海港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从前德国的殖民地）和大连。除此之外，海南岛成了单独的省，被整体宣布为经济特区，它要成为第二个台湾。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沿海地区全部开放。长江三角洲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闽江三角洲，通过开放成了新的经济中心。中国沿海广阔的地区，从东北的秦皇岛和大连到最西南的北海全部开放。沿海各省的生产总值占中国的一半。90年代对外开放继续深入，内陆各省先后开放。到邓时代的最后一年，即1997年，外国人几乎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包括内地城市都有投资。

　　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的投资条件不断改善。最初只允许搞合资企业，自1986年起这种限制越来越少。今天，如果外国企业完全或者主要为中国的国内市场生产的话，就可以在中国的大多数工业领域100%的投资，搞自己的子公司。中国政府逐步允许外国企业在服务性行业中进行投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宾馆饭店、商业、企业咨询、法律顾问。

　　80年代最早的投资者：

　　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

　　经济特区设立后最早来投资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在香港劳动力和土地都很贵，与低工资地区相比工业失去了竞争力。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良机。香港的企业家们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全部系统地搬迁到了大陆。“到大陆”最初是指到比邻的广东省，也就是说到大多数香港人的故乡。最早建立的一些工厂，例如加工衬衣和装配电子仪器，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80年代末，香港的大企业也发现了大陆商机，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批香港大型企业开始了几十亿的投资，在大陆的大城市里到处都在建豪华宾馆、商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收费的高速公路，高架桥等等。

　　80年代3/4的大陆外直接投资来自香港，它当时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投资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面貌，使其成为一个轻工业的世界中心，沿三角洲几百个泥泞的贫穷村庄和集镇变成了香港的工厂。1979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只有2.5万居民靠种田与捕鱼为生的荒凉的边界小镇，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金碧辉煌。

　　1987年，台湾当局取消了到大陆旅游的限制，台湾的投资者们像潮水一样涌入对岸的福建省。台湾投资之于福建正如香港投资之于广东。他们使这个南部偏远的贫穷省份变成了一个沿海富裕之省。以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为榜样，80年代末东南亚海外华侨中拥有几十亿巨资的企业老板也来中国投资，他们中有泰国的谢国民⑦，马来西亚的郭鹤年⑧和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⑨

　　1992年：外国投资的高潮

　　1992年，邓的“南巡”带来了新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不但要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发展。他以此掀起了外国投资的真正高潮。

　　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侨的投资迅速增长。同时西方、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大公司的投资形成了第二个浪潮。这些企业以前在中国的投资是小规模的，现在开始参与竞争。如果说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们在经济特区和中国南部沿海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成百上千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型工厂的话，那么这些新的投资者建立的都是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合资的大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开始了中国现代工业建设之路。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投资的中型企业也不断增加，它们为大型合资企业提供配件，并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西方、日本和韩国的这些企业更喜欢把他们的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北京、天津、大连、南京和上海等城市成了现代投资的中心。

　　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

　　几百年来，中国一直与外部世界隔绝。自从邓的改革以来，中国不仅通过对外贸易和国外贷款溶入了世界经济，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国外投资。中国对外国投资的法规尽管在法律程序上还存在着不足，给投资领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已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最宽容的法规。今天在中国有30万家外国合资企业和子公司，这些企业和公司不仅设在大城市，也有的设在中国内地的县城里。

　　在中国过去的两次对外开放中，即唐朝（618～906）和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开放（1912～1937）中外国人只是浮在少数的几个国际化大都市里，从未涉足广阔的内陆地区。今天，外国人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美国的大众文化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美国化了的大众文化也在这个国家广泛流传。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

　　第二十四章 上海的再生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于90年代初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巨大的经济特区。特区的地址被确定在拥有523平方公里的黄浦江东岸，与昔日的国际化大都市隔岸相对。在上海的西部（浦西，即黄浦江西岸）对岸出现了一个东城，即浦东（黄浦江东岸）。

　　从“东方巴黎”变成单调的工业城市

　　上海从20世纪前几十年到1937年被日本人占领一直是亚洲最灿烂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美称。在英国人居多的国际性移民区和法国租界地里生活着近10万外国人，有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和原西班牙犹太人。沿着这些地方有许多古典式的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装饰派风格大楼，供外国银行和商场使用。

　　从形式上看，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由外国领事们管理，但事实上是由那些银行和商场的大老板们以及那些在华的外国大班们控制的。这里是富豪财阀们的天堂。混杂在这里的也有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国富人，他们最初做外国人的代理，后来发展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中有一个人名叫宋嘉澍（查理宋）的人，后来移居波士顿，成了卫理公会教徒，他就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岳父。70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创造出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文化和亚文化，使东方与西方文化在这里同放光彩。新闻记者、作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在这里可以不受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审查。上海是1917年由胡适发起的文艺革命的中心，中国的近代作家以西方为榜样在这里用大众的语言，在他们的小说、剧本和杂文中反映社会问题。上海同时也是娱乐业兴旺的城市，有酒吧和夜总会，有赌场和鸦片馆，还有668家妓院。红灯区由黑社会控制，领头的是“青帮”，它的老板叫杜月笙。他同时又是上海商界的显赫人物。蒋介石与他有密切的联系。他为他们敲诈中国的富豪，如果必要的话也绑架这些人，目的是强迫他们向国民党交纳“费用”。在关于上海的《名人录》一书中，他被列为“法国租借地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这就是真实的杜月笙！

　　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诅咒上海是罪恶的温床，有一句流传的话是：“如果上帝容忍上海的话，那它就要为罪恶道歉。”共产党人谴责上海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恶习的代名词。是共产党，而不是上帝结束了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历史。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上海，接过了政权。上海完全都变样了，时髦的和外国的东西没有了。上海大多数的企业家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就逃到香港，他们在那里又建了一个新上海。

　　这个“帝国主义的妓女”在毛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单调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极左主义的中心。上海在战前已经是中国的工业中心，但基本上是轻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现在共产党人在这里要建设重工业，60年代初，536家归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有480家建在这个城市里。企业必须把全部赢利上缴北京。上海从中央得到的财政经费远远地少于上缴的资金。上海衰退了。出生于上海的历史学家贝蒂?裴梯?魏1980年首次返回了她1945年离开的这个城市，她讲述自己的印象：“上海35年来除了没有对城市清扫外，什么都没有变。”71

　　外国资本重新返回

　　一切很快都变了。80年代的老上海还能看到不少陈旧之物：住房拥挤不堪的小区，四周被高楼和大型起重机围着。没过多久这些小房子就被拆掉了，它们的老住户搬到了城区边上的高楼大厦里。黄浦江的另一侧，即浦东地区，1990年前还是一片农田，现在变成了亚洲的曼哈顿，摩天大楼敢与纽约和香港的相比。而且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就耸立在这里，它是由日本企业家建造的森塔楼，因为上海人自然不甘认可吉隆坡的双子星塔是亚洲和世界最高的大楼。

　　上海再生的年代是1990到1992年，这次被视为东方的纽约。邓1990年催促北京政府要在上海建一个大型的国际经济区。他后来承认，80年代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来建设。如果说1979到1980年开始的经济特区按照当时的想法搞的是出口和轻工业而引进的国外技术很少的话，那么建设浦东的目的就是要把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吸引过来。它应该成为现代工业的中心，即成为电子、电器、石化、汽车制造和机械制造工业的中心。邓希望中国国有企业和日本跨国大公司以及克服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影响后和美国、欧洲的大公司联合搞大型合资企业。

　　李鹏总理1990年4月宣布在浦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时，中国的上空还笼罩着后天安门时期的压抑气氛。北京的保守派计划着要把浦东塑造成社会主义纯净的样板特区，与深圳形成对比；中央政府要直接管理这个特区，并考虑为建设现代国有企业大量注入资金。随着邓1992年1月的“南巡”和10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气氛就突然转变了。这样浦东的发展就进入了高潮。邓对西方和日本投资者的希望变为现实，上海成了美国、日本、欧洲许多跨国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投资的中心，同时德国人也到这里投资。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公司共同建立了合资企业，通过与外国、特别是与德国下属的配件公司的联合经营使上海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汽车城，中国小汽车市场超过50%的产品由这里提供。

　　旧上海和浦东十几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场地，市长曾自豪地宣布，世界上每6架起重机中就有一架在上海。办公大楼、豪华酒店、地下铁路、高架路桥以及通向浦东的黄浦江大桥以欧洲人无法想像的速度建立起来。在1992到1994年这3年里，浦东建起了面积为47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所，这么多的建筑面积，香港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面积为523平方公里的浦东几乎和新加坡一样大。这个经济特区下属6个区：陆家嘴财政商业区、金桥出口商品交易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张江高技术工业园和孙桥农业食品加工区。

　　到1998年底有5630家外资企业落户于浦东，占上海1.76万家外资企业的1/3，其中有98家是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公司，最大的投资者是通用汽车公司，投资10亿美元，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别克君威系列轿车。其他大的投资者还有西门子公司、蒂森克努伯钢铁公司、阿尔卡特公司、科达公司、摩托罗拉公司、英特尔公司、日立公司、日本电器株式会社和夏普公司。1997年，上海6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即汽车制造、通讯设备、石油化工、电子技术、电力设备和钢铁冶炼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0.7%。在这些企业中有外国资本参与的占到了40%。更重要的是600家由上海市选定的高技术企业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这些企业资金的一半是来自国外。72战前外国资本在这个城市居统治地位，然而此次资本是在中国人的控制之下运转的。

　　自1992年以来上海的经济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即使在通货紧缩的1998和1999年增长速度仍然超过10%。如果说80年代是属于广东的年代，那么90年代是属于上海的，而且可以预计，新的世纪仍然属于上海。

　　上海：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大后方是一直到南京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一直到中国最大的内陆港口武汉的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从宋朝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的北部一直就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地区。这一地区有许多历史名城和经济重镇，例如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属于这个区域之内的还有许多中小型工业城市，如距上海东北方向50公里的太仓，这里是巴登符腾堡州企业集团的集中地。这个经济区的农村地区也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有成百上千个农村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几乎都是私营的，农业只占农民家庭收入的15%。

　　“长江下游”经济区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它的“龙头”当然是上海。中国人盼望的是经过长期的努力使上海成为世界城市的老大，现在看来是可能实现的。它不仅要有世界最大的港口，而且也要有最大的机场。国际机场的第一期工程已经于1999年在浦东开工。德国的磁悬浮列车将用来连接内地城市，世界上第一个磁悬浮列车将在上海行驶。这也是上海和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象征，对于德国来说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难以说出口的反象征。

　　今天的上海已是中国和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地位，成为国家的财政中心，然后在国际金融与股市交易中超过香港，最后赶上纽约。作为财政商业中心的陆家嘴就位于黄浦江的东岸。“东方明珠”，这个高有468米的亚洲最高的电视塔作为一个象征，耸立在这里。1999年，江泽民在那里为被称作“东方华尔街”的世界最现代化交易所大楼举行了落成典礼。

　　上海还想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亚洲文化都市的地位。90年代中期，在老城区的人民广场中央，在市政府大楼的对面建起了世界上最美的博物馆。它的形状就像一个3500年前的带有4个手柄的商朝青铜器皿，这里的收藏品仅次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是第二个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馆。它的斜对面，在市政府的旁边，按照法国著名设计师夏邦杰的方案建起了新的大剧院，剧院由闪闪发光的玻璃和铬合金不锈钢架组成。在浦东的岬角地带建起了最大的“东方音乐厅”。上海决心重新赢得作为亚洲文化和知识中心的荣耀。这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中国除了有市场经济的自由外，是否还有思想和政治上的自由，即有一个社会的自由、一个新闻出版的自由和一个民主的自由。

　　第二十五章 从邓的“南巡”到他的逝世

　　（1992年1月～1997年2月）

　　1992年1月17日，邓坐着专列火车从上海开始了他的南巡，他从1990年10月以来就一直住在那里，利用这段时间解决了上海党组织的问题。第一站是扬子江畔的内陆港大城市武汉。1月19日到达深圳特区，这是邓的杰作，有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也是出卖中国的象征。邓出现在深圳，并表扬这个城市是快速发展的样板，这对那些保守派人士来说是一个震动，就像一位美国总统出现在拉斯维加斯把五光十色的宾馆和赌场说成是美国的一个新模式所产生的震动一样。

　　邓避开了北京冬天的寒冷，在南部的广东一直待到2月中旬，其间访问了珠海经济特区，经由上海，于2月22日回到北京。他在所到之处同当地干部的谈话都表达了两条信息：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所有人都很清楚，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而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是为实现这个任务服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是赵紫阳在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讲的，成为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邓重新明确表示，他坚持拒绝按照西方的模式搞民主改革，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搞的“和平演变”阴谋。在这一点上邓同他的对手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改革开放的态度上他是走在前面的。他像毛一样，把反对改革的人比喻为“小脚女人”，不敢往前走。他公开要求撤销反对改革的人的职务，甚至在北京还点过这些人的名。73

　　邓的遗嘱

　　2月底，邓的支持者把他“南巡”讲话的主要部分在党内印发。这些内容又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74这是他向全国人民留下的遗嘱，成了“邓小平理论”，至今仍然指引着共产党前进：

　　一、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

　　二、向外国学习：

　　“‘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三、怎样认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五、“发展不平衡”：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六、主要的危险来自左倾：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

　　七、以四小龙为榜样（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止，甚至等于后退……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八、承认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速度：

　　“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

　　九、新加坡是一个社会秩序好的榜样：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十一、革命的老一代去世后，对未来表示担忧：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3月底，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关于邓“南巡”的新闻电视片，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了邓的重要讲话内容。

　　3月20日，李鹏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必须敢于创新，大胆改革开放”。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他以双倍的激情要求党的干部“建设崭新的社会制度，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一贯坚持改革的副总理田纪云讥讽那些反对经济特区的人，他说，搞一个“左派经济特区”，没有国外投资，也不允许外国人参与，经济特区100%地搞计划经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得分配，居民们都必须排队购买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田纪云问道，那么反对改革的这些人，你们是否准备放弃北京的舒适生活搬到这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特区住呢？

　　一个新的经济繁荣

　　政治局和国家媒体重新置于改革人士的控制后，保守派再也无法阻挡邓的进攻了。事实上，“南巡”带来了繁荣，首先在沿海各省出现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如果说李鹏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规定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6%的话，那么1992年的增长率就达到了14.4%，1993和1994两年又分别保持在了13.5%和12.6%的水平上。

　　一股资本的狂热向人们袭来。上海交易所的行市1992年上半年增加了1200%；深圳交易所1992年8月出现骚乱，致使城市瘫痪两天。由于在新股票发行时需求量大大超过了供给量，交易所采用了摇奖的办法。未来的小股东们可以得到分配股票的资格证。500万张资格证获奖比例为10:1，要在8月10日发出，每张价格为100元。8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来。8月9日是星期日，排队的人群有几公里长。然而星期一开门很快就买光了。一无所获的群众指责警察、银行和有关机构侵吞了这些票证或为他们的朋友预留了。那些在烈日下排了好几个小时队的人觉得受了骗，就涌向市政府大楼示威，直到第二天道路还堵着，给警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市长许诺再增加500万张资格证，之后人群才平静了下来。媒体向世界公布了深圳交易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骚乱的照片，它向西方人表明中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绝不再是3年前的样子了。

　　新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的“南巡”不但对经济增长，而且对改革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1992年10月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口号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目标。与迄今为止实施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商品经济”相比，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不仅可以使商品市场从仍然保留的计划经济成分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为市场提供了土地和劳动的生产要素。农村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劳动市场，但城市中，在从业人员占3/4的国有部分的工作岗位仍然由劳动部门分配。在未来，工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时单位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人员。国家退出了对经济的指挥，通过宏观经济措施间接调控市场。

　　计划经济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的评论家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只是一个补充；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繁荣，全体人民生活富裕。

　　江泽民在党代会上赞扬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要求党员制定计划，除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要学习“邓的理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对改革有意见的人，离开了中央委员会。46%以上的委员是新当选的，84%的委员大学毕业，其中大多数毕业于理工科院校。

　　在北京高层领导中提升了一些新人，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邓80年代初发现了这位经济专家，并请他做了顾问。之后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1989年继江泽民后，又任市委书记。1991年春，邓把他召回了北京，担任副总理，让他主要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现在，邓选择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设计。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邓的改革进入了第二个新的发展阶段。一直由下面发动的没有明确目标的试验性改革成为了由上而下进行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只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邓的去世（1997年2月19日）

　　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不属于邓的时代。这位卓越的领导人不得不将这个新任务留给了他的接班人。1992年，他凯旋而归后就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他最后一次露面是1994年2月在上海欢庆中国的春节。在一个电视转播的镜头中，身体虚弱的邓在向党的领导干部问候。他最后一次号召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但声音不是他的，而是播音员讲的。帕金森氏病和其他疾病使他很难参与政治。最后3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医院度过的，医生们用了最大的努力延缓他的生命。邓为他的国家帮了最后的忙。通过延长他的生命，邓为他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赢得了时间，为按照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意图领导党并巩固江的权力打下了基础。1997年2月20日21时8分，邓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西方预言家们对邓去世的这天做了阴森森的预测：认为会发生学生抗议、群众游行、党内领导层的斗争、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和中国的分裂以及几百万试图躲避混乱的逃亡者将涌向香港。然而2月20日，即邓去世播发消息的那一天，几乎与平时一样。国家电台播放了严肃的音乐，并号召人民在这个时刻坚定地团结在党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周围。城市中人群拥挤的情形几乎没有发生，人们仍然忙于挣钱。中国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消息连交易所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邓去世前谣言传开时，股票交易下降，当正式的消息播发后，又回升了。西方预言家们需要看清事实，人们对邓的去世早已有所考虑，几乎不是什么事。北京大街上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邓的去世不同于毛的去世，不会出现一个时代的变更。政治和经济将会在邓所设置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十六章 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交给他的接班人们一个变化了的中国。中国已经完全变样了：摩天大楼、购物商场、豪华宾馆、饭馆餐厅、卡拉OK、巨大的迪斯科舞厅、城市中道路两旁的广告牌、高速公路以及工业化了的农村地区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这一切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性变化的外表现象。邓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使占人类1/4的人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的预言在多次失败后好像就要成为现实：“如果中国这头睡狮醒来的话，大地将颤抖。”

　　邓结束了毛持续不断革命的政策，以搞经济代替了搞政治。他还给人们个人生活的空间。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内做想做的事。邓时代的早期，农村的生产队变成了单一的各家农户，生产大队又重新恢复到了正常的行政村。城市中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失去了毛时代所具有的监督机关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不属于某一个单位的人，例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几百万农民工。

　　邓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并指出了它的任务是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任务。事实上，中国的今天还是社会主义早期的状况。邓在他的讲话中一直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人富裕，对于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可行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稳定发展。他还认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首先搞经济建设，而且这个阶段可能持续100年（从1949年算起），在此期间，对于发展不平衡除了容忍外别无选择，采用其他政策都可能扼杀经济增长。采取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邓用流行的列宁主义论点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战胜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是必要的。然而要仔细听的话，就可以发觉邓的解释有其他的意思。他曾强调说，为了确保政治稳定，专政是必须的，没有政治稳定就不会有经济发展。邓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早期那个残酷而漫长的经历，并认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中国取得发展成就是不可能的。他在1987年解释说：“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一旦中央做了决定，就会迅速实行……当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马上实现了。我们不需要无止境地讨论，不需要政府的一个部门和其他部门协商，虽然做了决定，但不能实施。”75

　　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早期讲话中（1986）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美国三权分立的无效率做了对比说：“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搞资产阶级民主或引进三权分立制度。我在同美国客人谈话时常常批评他们，说这实际上是不同方向上的三个政府。”76

　　知识分子们1987～1988年期间就“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现象研究定义为“新权威”主义。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是政治上的集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强硬而开明的领导人无不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这些领导人都有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做顾问。

　　这个定义使赵紫阳，也使邓感到了极大的兴奋。撇开社会主义不谈，赵紫阳被宣传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根治党内和政府机构蔓延着的腐败现象，坚持中国走优势显著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台湾所表现出的情况，同时又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专制原则与市场经济最佳的结合。“新权威”主义认为，民主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就像80年代末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呈现出的状况。在发展的艰难和危险时刻不可能有民主。民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是经济发展的终端产品。

　　“南巡”后，邓停止了他那无形的影响力，在同年10月的党代会上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形式逐步现代化，旧中国的特征被摈弃。

　　从封闭的社会到“和平演变”

　　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与从明朝到远洋舰队灭亡（15世纪中期）直到鸦片战争（1840～1842）迫于武力开放这四百年相比，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加隔绝。几乎没有对外贸易，没有国外投资，没有外国旅游者，也没有外国的电影、电视和广播。少数外国人，例如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以及个别商务考查团队全天24小时受到监督，活动受到限制。不允许两人4只眼睛公开会谈，中国的谈判人员总是配有助手和监督人士。最好不要搞私下接触，这会给中国的谈判人员带来危险。中国人常常躲避外国人，就连向他们问路也很困难。如果一个中国人同一位外交官打招呼，尽管他们是由于公务而认识的，事后有人就要过问，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就要询问情况。

　　邓开放了中国，因为中国搞现代化需要外国的技术和资本，需要外国的机械设备和管理方法。然而随着技术和机械设备的引进，也涌入了外国的思想和习俗，例如民主和人权的思想等等。国外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在传播，例如可口可乐广告、麦当劳餐厅黄色的招牌、迪斯科舞厅和摇滚乐厅比比皆是。吸毒、色情、妓女又重新出现了，尽管这些原本不是来自西方。中国的开放又退到了老的“体用”问题上了，中国从它的第一次改革尝试以来就一直伴随着这个问题。19世纪中期的自强运动就是想保护中国的体，即保护儒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装备工业的生产。

　　西方关于人权的思想，即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它既不是国家恩赐的也不能被国家拿走的；西方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些都与中国人的思想相冲突。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城市，而且西方的影视也迷住了党政精英的孩子们。台湾流行歌手邓丽君演唱的爱情与忧伤、渴望和寂寞等内容的歌曲都是资产阶级的演变，对此有人说，年迈的邓小平统治着白天，年轻的邓丽君统治着夜晚。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塞尔描述了他对歌星崔健于1990年初，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后在挤满人的南京体育馆演出摇滚音乐的印象，他说：“音乐结束时，那些身居要职的南京高官仍然冷冰冰地坐在原座，没有一点活力。我想，他们的沮丧和消沉不仅由于崔破坏了毛的一切文学艺术都要为党的政治服务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油然地产生了这种想法，即中国的年轻人面对老一代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以为然。一万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反文化的自由区域里，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仰视着这位31岁的老歌手，而面部表情深沉的干部们看到，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这一代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77

　　邓对开放带来的问题从开始就意识到了，他说：“有一些人说，我们不应该打开窗户，因为苍蝇和臭虫会进来。他们希望关着窗户。这样我们由于缺少空气就会呼吸困难。因此我们说，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但同时要与苍蝇和臭虫做斗争。”

　　出于这种原因，党内的保守派在邓的同意下总是周期性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国外进来的“精神污染”。每2～3年就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清理运动，例如1981年、1983年、1987年、1989年的运动。但无济于事，西方思想的侵入可能会通过中国的重新封闭再返回到毛的闭关自守政策上而受到阻挡或者延缓，不管这种封闭在当今电视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影响下能否成为现实，但它会对邓的经济改革产生破坏作用。

　　共产党为了不失去其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就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毛巨大的画像一定要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邓知道，西方的思想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影响，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来说意义也是特别重大。

　　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以及这些国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正因为如此，邓要把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上。他再三告诫全党，要想避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就要坚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的现代化。

　　邓的思考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天安门危机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搞了非政治化，他们出售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换来了挣钱的权利。我曾经在邓时代的后期与一位年轻的中国籍教授进行了交谈，至今一直印象很深。他在西方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访问。他出身于一个上层文化世家，祖父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巡抚。他的思想一直受封建传统影响，就是学者要为国家服务。他一直自责自己在国外生活，总是考虑是否回国。我不会忘记，他对自己在北京的经历是那样的失望，他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北京的一些大学教授在一起，几乎每天晚上谈论的都是同一个题目：如何挣钱。一位教授卖掉他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为他在美国的儿子筹措费用；另一位给一家外国公司做顾问；第三位教授帮助日本公司推销微机打印机。没有人谈他们大学的工作，也没有人谈中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在精神方面出现真空。如何填补这个真空？怎样能够保留和宏扬社会道德价值？很明显，共产主义思想很难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雷锋的故事或许还能够对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产生影响；城市里的有些年轻人对此已经感到无聊或开一些玩世不恭的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90年代初发现了爱国主义和伟大的中国古老文化教育的力量。中国辉煌的历史以及对历史所产生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可以抵制西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阴谋。1991年8月，莫斯科发生的政变失败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答案和战略抉择”的系列文章。文章中写道：“爱国主义的唯一吸引力和中国引以为自豪的高尚文化传统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重新建立起道德和精神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上的崭新文化。”

　　毛的红卫兵曾袭击了位于山东省的曲阜，这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儒家学派的朝圣地。他们破坏了孔子坟墓，说其是“儒家尸体腐烂味的散发地”；捣毁了庙宇、宫殿、纪念厅和孔子后人的坟墓。这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而现在共产党就像中国的历朝历代那样又发现了孔子思想的价值，就把孔子的学说，例如服从、容忍、苦干、勤俭、道德和学习热情放在了教育的中心地位。这样共产党又把孔子思想拿过来为自己服务。重新大规模地修缮曲阜，重建孔子庙宇，修复所有过去的纪念碑，使其成为中国旅游的朝圣之地。1994年，为了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范围内的孔子研讨会。国家主席和党的首脑江泽民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政治局常委中另外两位委员，李瑞环和李岚清也都出席了会议。李岚清在讲话中说：“孔子思想为从思想、道德和遵守纪律方面教育青年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21世纪应该是一个物资和精神文明同时发展的时代。”

　　邓时代的后期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罕见的融合，即西方化、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的融合。所有这一切都并存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式的拜金主义、中上层阶级的西方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所产生的自豪，以及中国受外国列强屈辱的百年历史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能从这些要素中产生新的中国文化吗？对于中国人来说21世纪会有什么样憧憬？这些憧憬对世界将会意味着什么？

　　第二十七章 邓的经济遗产：

　　在一条把中国

　　引向强大的路上

　　从一个弱者变为巨龙

　　在毛实行计划经济的1/4世纪中（1952～1976），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地落后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更为严重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完全依靠提高资源投入，这种投入越来越失去效益。要素生产率，即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每年平均下降0.8%。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

　　这种现象在邓的时代（1978～1997）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生产率增长方面创造了世界记录。它的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2.2%，而韩国为1.5%，日本是0.66%，美国是0.38%。78这种生产率的增长自然是建立在毛的没有效益的经济增长背景下的。

　　解释这个经济奇迹是很容易的，邓领导中国一步一步地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使中国人巨大的潜力得以释放。他还给了农民劳动的动力，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城市为几百万人提供了个体经营和“发财”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爆炸性的，它又重新成为一条巨龙。

　　根据官方统计，在邓时期的20年中，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9%。中国以及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增长数据夸大了，世界银行警告说，价格上涨的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实际增长率应该比现在低1.2%，这样年增长率为8.5%。

　　不论真正的增长率应该统计为多少，那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在邓时期的发展是极其巨大的。谁在邓时期经常访问中国，他就会亲身体验到这种巨大的发展，不论是沿海各省，西部地区，还是中国的内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沿海各省发展速度更快，奠定了更高的基础，但内陆许多地区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亚洲问题专家彼得?绍尔－拉图尔描述了中国内地省份之一新疆的情况，1995年10月，他访问了乌鲁木齐，中国最西北的省会城市。他1980年第一次去那里，当时觉得乌鲁木齐就像“一个由许多棚屋组成的巨大的居民区”。

　　他写道：“乌鲁木齐在15年内由简陋破烂的住所，由亚洲的贫民之都变成了干净的、非常现代化的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这次住在豪华的‘假日皇冠酒店’，有便利的通讯和网络设备。红山上的大雄宝殿重新得到修复。清代灰塔扩建成了设备齐全的公园，供人们业余时间游玩。一个缆车把我们送到那里。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修缮完好的居民区与苏联早期的平顶住宅形成了对照。四车道的沥青路四通八达，车辆交通形成规模。商店里各式各样的货物齐全。人们看上去营养丰富穿着体面。‘经济奇迹’这个词对乌鲁木齐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不少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品漂亮的宣传广告。为了表示向世界开放，官方的口号译成了英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我读起来都有些吃惊。”79

　　我也曾经有过与绍尔－拉图尔同样的经历。在乘车游览中国内地时，我不仅在省会城市，而且在偏僻地区都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景象：建起了现代化的商店和住宅大楼，修筑了马路和高速公路，设立了经济开发区，办起了工厂。外来的访问者禁不住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或许是正确的。尽管从国家管理机关人员和市长们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是夸大的，他们自己想使其成为真正的“增长亮点”，尽管他们低估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但从另一方面说，有些涉及私营企业和半私营企业的数据却被统计人员和相关机构遗漏了。

　　贫困状况迅速减少

　　在邓时代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为8.5%，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9倍。

　　1978年，即毛时代结束时，1/4的中国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按照抽象的经济术语讲就是在饥饿和疾病中艰难度日。到邓去世的1997年，绝对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到了不足6%。

　　邓的改革使2亿多人从绝对贫困中解救了出来。在人类历史上，如此众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物资生活状况得到如此大的改善是从未有过的事。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中在几乎没有生存可能的农村贫困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人员的解雇以及农村流动人员进城，城市中也出现了绝对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到2000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3%。

　　克服贫困最明显的时期是邓改革的初期到1984年，当时农村的集体化解体，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很快。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停滞不动。

　　尽管社会生产继续发展，但基本上对那些富人有好处。社会的不平等迅速扩大。自从1992年以来，即在邓的最后几年里，多亏“南巡”后出现的繁荣，使得绝对贫困人数继续减少。

　　形成了世界最大的

　　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

　　邓时期另外一个对于未来意义重大的成就就是振兴大学教育。这种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彻底破坏。1970年，情况最遭时，全中国仅有4.8万高校学生。到199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320万，到2000年达到了560万。

　　在70年代，在毛活着的时候，入大学的决定条件是思想好，并非学习能力。邓重新采用了入学考试的方式。中国的精英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根据学生的质量以及根据教学水平来看属于世界优秀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学习的专业是工科和自然科学。中国建设着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

　　上升为第九个出口大国

　　1978年，当邓刚刚接过统治大权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仅为98亿美元；1997年，邓去世时出口商品已经达到了1830亿美元。中国步入了十大出口国之列。

　　如果说毛时代中国数量不多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原材料的话，那么1997年工业品占了出口总量的88%。但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出口加工产品。

　　中国年轻的妇女们用提供的原料缝制出口衬衣和衣物，根据提供的零部件装配电子仪表仪器。世界上许多圣诞装饰品来自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是世界花炮之都，40万人在那里生产花炮。《纽约时报》2000年7月4日报道了美国人在他们的国庆节所放的花炮是如何在中国生产的，说在美国天空上绽放的壮观的红星是中国人民庆祝50周年的象征。

　　中国在邓时代的后期成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强国。但同时已经表明，中国也开始涉足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用不了多少年，中国会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国家的竞争者。

　　按照购买力：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

　　1997年，邓去世的那年，中国的国内经济生产总值达到7.31万亿元。按照外汇比价8.29元人民币比1美元计算，近9000亿美元，中国位于意大利后，居世界的7位。人均年收入达到730美元，国民的生活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巴黎1998年 第97页

　　然而在中国，8.29元人民币所购买的商品或得到的服务远比1美元多得多。食品价格、家用电器和工业产品（不包括汽车）以及服务性行业的价格在中国是很低的，国家分配的住房月租金在邓时代的后期为30～40元（4～5美元）。社会产值用美元计算的话显然是过低的估计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2年将人民币的购买力折合成相同的美元购买力做了计算，结果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超过日本，后来的计算证实了这个结果。

　　如果按照同等的购买力计算的话，邓的改革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上升为世界上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仅居美国之后。

　　吸引国外投资的一块磁铁

　　199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同等购买力的水准所计算得出的结果在西方和日本大公司的总部如同爆炸了一枚炸弹，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中国热的时代开始了，许多跨国大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参与竞争。

　　我本人经历了爆炸后余震的感觉，那是1993年10月美国商务委员会在威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有美国100多位大企业和大银行的董事长参加，会上的发言人之一是当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奥尔特曼。他告诫这些公司的大老板们不要一味地与欧洲搞联系，眼睛要盯一下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如亚洲。他这样说：“当我提到亚洲时，并不是指日本，我指的是中国。”他讲话的其余部分也是关于中国的，能够感觉到，奥尔特曼对他的听众所讲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大国，这种观点与邓1992年初“南巡”带来的经济繁荣交织在了一起，使得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迅速增加。80年代第一个投资浪潮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个浪潮继续高涨。紧跟着的是第二个强大的投资浪潮，这是来自日本、美国、欧洲和韩国的浪潮。如果说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的部分企业所投资的工厂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话，那么西方的企业投资的主要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投资的数额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上升到580亿美元，1993年达到1110亿美元。直接的现金投入到1997年超过450亿美元。中国位于美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外国投资接受国。

　　西方的许多企业把中国视为他们发展全球战略的亚洲中心。这个战略中心首先是那些大型国际跨国公司设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它们的产品，也把中国视为其中心。今天对于许多商品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大多数产品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这样，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关键性市场之一，对一个企业的全球性竞争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很能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通信网络市场，每年新增2000多万个用户，中国的市场比欧洲和北美加在一起都大。这对于生产厂家的竞争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通信系统的生产成本关键性部分有两个，即研究和开发。系统的软件开发成本占总成本的80%或更多一点。开发成本是销售一个系统还是上百万个系统，销售系统数量越大（成本费可以分摊在系统上），每个系统的成本费用就越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设在中国的生产厂家来说，不仅失掉了巨大的潜在销售机会，而且它的生产成本比起在中国设厂的竞争对手来说高出了许多，这样使它在全球性竞争中失去能力，最后也使它在本国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出于这种考虑，90年代初所有的国际性大型通信设备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建立企业，例如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卡特、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瑞典的爱立信、日本电器株式会社和富士通。直到1995年中国还在进口通信系统，但从那之后所有的设备都在本国生产了。中国的生产厂家也在迅速发展。

　　当西方企业纷纷把中国作为它们在亚洲的战略中心时，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到世界各地投资。邓时代结束时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估计有200亿美元。这些投资大部分流向香港，其余部分主要用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原材料开发上。这也是中国企业的第一次“全球性投资”，中国紧随日本和韩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投资。邓的中国准备成为全球性的经营者。

　　第五部 平稳过渡走向未来：江泽民时代(1997～2002)

　　第二十八章 第三代领导登上舞台

　　随着邓小平于1997年2月19日去世，“第三代领导”正式接替了权力。事实上，邓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以致于他在1995年底就连听取内部政治情况介绍的力量都没有了，从那时起，第三代领导们就已经执掌了领导权。在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里，医护人员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以便尽可能地延长这位首席长老的生命。邓也是尽力配合着，并以此向他的国家做出自己最后的巨大贡献，那就是为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赢得时间，去构筑他的权力基础。

　　一个由专家组成的领导集体

　　1997年10月，第十五次全国党代会通过选举政治局，确定了最高领导集体，也就是这个要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由以下七人组成：

　　江泽民（1926年出生）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李鹏（1928年出生）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自1998年3月起）；

　　朱镕基（1928年出生）任国务院总理（自1998年3月起）；

　　胡锦涛（1942年出生）任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李瑞环（1934年出生）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尉建行（1931年出生）任中央纪律监查委员会主任；

　　李岚清（1932年出生）任副总理并分管教育和外交事务。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最年轻的是出生于安徽省的现年55岁的胡锦涛。他被确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而且要在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接任总书记职务，同时要带领第四代领导集体。作为书记处书记就使得胡拥有了人事权，可以对党内和政府内的高层人事任免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便建构他的权力基础。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另一个方面，就使他有机会积累外交政治经验。

　　1998年3月初，李鹏在达到最长十年的任期后，交出了总理职务，随之接替乔石出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形式上，他是二号人物，但是他在新的位置上对政治的影响力事实上更大。

　　朱镕基早就属于“经济权威”，随着1998年3月出任总理，他就肩负起对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重任，也就是营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李瑞环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部国家机器此刻恢复到了共和国初期的状况，即当毛泽东在1949年把中国作为“新民主”的国家建立起来时的状况，也就是它肩负着把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凝聚起来的重任。也就是在那时，这个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和那在1949年10月被宣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份政府工作计划。1978年，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它的尊严，并且在宪法中确定了下来。属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有那些小的、形式上独立的民主党派以及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正如同其名称那样，主要是协商、建议，但它对于共产党来说，确实是听取人民声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机构。

　　尉建行，这位中央纪律监查委员会主任，对于党的未来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反腐败。

　　李岚清是教育政策的最高负责人。把教育政策直接落实到中央政治局某个常委的做法，说明了信息社会中教育和人的培养问题在这些领导层心目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个新领导集体是一个由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团体。除李瑞环外，其他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要么是工程技术专业，要么是企业管理。江泽民先是从1943年到194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电子机械，又于1955～1956年期间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接受了半年的继续教育。他会讲俄语、英语。他是经过了国家大型企业以及机械部的成功经历后而进入高层的。李鹏，是电力工程师，他也像江泽民一样，50年代中期曾经在莫斯科停留过一段时间，任务就是在一家电力工业研究所接受继续教育。他是经过领导电厂以及负责电力部的工作而升上来的。朱镕基1951年作为电子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这是中国一所培养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精英的高等学府。朱主要是作为计划专家，而且自1984年以来还作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和院长。胡锦涛像朱镕基一样，毕业于清华大学，专业是水利专业工程师。尉建行在大连技术学院学习了机械制造专业，还于1953～1955年间在苏联学习企业管理。李岚清于1949～1953年间在上海的精英大学，也就是复旦大学学习企业管理。没有出现在这些高等学府课堂上的只有李瑞环。他作为木工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干了15年。他曾两次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于80年代被提拔为天津市副市长、不久后又任市长。

　　如同常委们一样，绝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大学毕业，而且基本上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22名政治局正式委员中至少有5名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干部摇篮”，也像哈佛毕业生在美国和东京大学毕业生在日本一样，清华毕业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领导网络。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局的一名委员罗干当年曾经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的露天矿学院学习过。

　　“文革”时，除当年才25岁的胡锦涛外，其余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被诋毁为“专家”，而且被强制去参加体力劳动。受罪最大的是朱镕基，他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并且在“文革”时再一次被发配到农村达5年之久。他在那里养猪、打扫猪圈。

　　江泽民作为领导集体的核心

　　江泽民在80年代中期进入了党的领导高层，当时他的情况是：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两年后出任市委书记并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天安门事件中，他非常明智、和平地解决了上海的学生游行。同时，以1989年4月在上海查封自由化领头羊的《世界经济导报》，他也证明了自己在思想意识上的坚定性。此举也使他在邓小平的眼中成了难得的人选，尤其是在赵紫阳问题之后。邓把江选定为党的新任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人。1998年11月，邓交出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把它给了江。1993年，邓又把江确定为国家主席。

　　以此，江泽民形式上集三权于一身，这是邓自己也从来没有做到的。唯一的是华国锋，他曾在形式上把更多的权力集于一身，因为他还兼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但是当时的国家主席职务早已经被取消）。可实际上，形式上的权力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邓可以辞去职务，但是并非实际权力。他的权力建立在他在作为长征要员及其个人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而这些都是他在多年的工作中所形成、建立起来的。这个影响使他在1989年11月份，尽管辞去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最后一个职务，也就是军委主席，但仍然能以个人的身份从幕后对中国施予影响。

　　而江泽民在众常委中却是身居首席，按中国的说法就是：“领导集体的核心”。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时代，以及不能完全令行禁止、权力不那么绝对的邓小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领导集体来执政，而这也正是列宁主义的党章所要求的。这也是革命元老统治的结束，也就是以邓为首的顾问委员会从幕后遥控政治的结束。从现在起，真正决定政策的是党的这个正式确立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江泽民通常可以获得半数以上的票，但是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他就得做一些重点的游说，以便使他的建议得到通过。中国的这个领导班子在规范化，也在现代化。

　　中国以及西方的观察家们认为江泽民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华国锋第二，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会在过渡时期中逐渐浮出水面的。可是他们都失算了。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他交往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士所看见的：一个平易近人、慈祥的国家主席。他表扬、鼓励一下翻译；在愉快的气氛中抄起吉它唱一首歌。在1996年马尼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论坛上，善于交往的江泽民与菲律宾总统费德尔?拉莫斯联合演唱了著名歌手埃利维?普劳理的英文歌《给我以真诚的爱》，在当天成了轰动性新闻。

　　这位慈祥而善于待人的江是真实的，他并不是在演戏。但是，这只是其本质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纯粹的政治权力。自从出任总书记以来，通过在党、政、军内所营建的个人权力网络，他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现在，在政治局、党的机关、宣传机构、军队、各部委以及各省政府中，关键位置上的人都与江关系密切。

　　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江泽民属于美国风格的现代政治家，他借助于所有媒体来维护自己的公众舆论形象。在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每天的第一条新闻无不是江的身影：要么在会见外国客人；要么在与边防哨所的战士谈天；要么在抚摸着贫穷农民孩子的头，并给他们分发礼物……

　　如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江相信，中国只有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它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像邓一样，江要继续施行一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前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撤职后，当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他讲了一句话，可算是画龙点睛。他说：他们之所以被免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他将不再重犯这个错误。

　　按照中国目前流行的等级划分法，江属于“新保守派”。这个派别赞成市场经济改革，但是坚持党的绝对权力，并要求实行强大的中央集权。在文化领域，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江积极地与外国“污染”以及西方的“糖衣”进行斗争，防止通过一场“自由革命”使中国西化，从而把他逼到多党派民主的路上，这一点也与他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代表的利益似乎相矛盾。

　　江把新加坡看作为榜样：经济上是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上是一党统治的。在江的眼里，邓的模范城市深圳属于一个充满了美国西部原始资本主义活力的城市，而苏州（江苏省）附近有一个有80万人口的城市，它属于国家的榜样城市。江宣传讲，张家港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60％，而且早在90年代中期就实现了人均1.5万元的收入。但是，这所城市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并不忘抓“精神文明”建设。它们实行的是一个模范的基本教育体系。在那里，刑事犯罪、卖淫、赌博都没有听说过。一言一蔽之，张家港是马列主义和儒家美德结合的典范城市。

　　江把保持政治的稳定看作为头等大事。“如果离开了政治上的稳定性，那么改革、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建设都将无法正常进行”，1995年7月访问德国时，他在波恩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强调说。在中国，当他外出视察时也是这么对他的听众讲的。另外，不同于邓的是，江顾及风险。在主持工作中，他总是把自己看作为协调、平衡左、右人两翼的中间人。遇到激烈争论的题目，邓总是以明了、严厉的口吻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江在此完全不同于邓的是，他采取党内常见的太极拳方式。即便是经济改革是一团乱麻，他也不是像邓那样，快刀斩乱麻，而是灵活地左右梳理、协调，直到把乱麻理顺、重新把改革引入正轨。当然，这也就不免失去了一些时间。

　　与江泽民的“策略式的双层涵义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镕基，江把第二阶段市场经济改革的重任交给了他。朱是一位干将，是一位要尽快看到结果的经理，而且说话、办事清楚明了，甚至是严厉的经理，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位没有废话的人。他憎恨官僚主义，就因此他开掉了一些办事不力的官员。在视察工作的途中，他没少在听完工作汇报之后，马上把一些高级官员给解雇了。朱的工作带来了效率，但他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在党内和政府内树敌不少。另一方面，以其主持公正也使他为绝大多数人所尊敬，并成为老百姓最喜爱的政治家之一，尤其是在社会精英阶层备受欢迎，但其中党内和政府内的官僚主义者例外。人们认可，这位苦行僧式的朱是难得的一位，他愿为中国的强大赴汤蹈火。有关朱的形象流传着一种特别的说法，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就是：他准备了100口棺材，其中99口是给腐败的干部准备的，一口是为他自己，也就是对自己被那些仇恨他的人所谋杀做好了思想准备。

　　在经济改革中各自的角色显然是这么划分的：江在党内为改革铺平政治之路；朱在实际中实施改革。此种分工在上海时，当江任上海市委书记，朱任上海市市长时，就多多少少是那么回事了。

　　令人头晕眼花的要求

　　邓的发展模式尽管有发展的高峰和危机的低潮，但是创造了一个国民经济20余年绝对高增长的发展。现在这个发展到头了，继续的增长唯有通过某种根本性的改革方式才有可能，也就是它得通过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去消除局部市场经济。

　　邓在1992年已经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了这个目标，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靠那些后来人了。现在所面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邓时代那种“改革人人获益”的改革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势必要求党和国家撤出企业，以便让企业在市场上变成具有自治能力的参与者。它同时要求，政府最终真正的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也就是解决邓20年来一直推迟的问题。国有企业大量裁减工人、干部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时候。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毛下乡，邓下海，江下岗。”

　　进入市场经济之路变成了改革与保持政治稳定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

　　第二十九章 邓的增长模式的结束

　　后工业化的三种模式

　　后工业化并非是按照新传统经济的规则和英美的自由经济、贸易的模式发展的。在20世纪所有富有成效的后工业化国家中，国家更多的是作为发展的推动力，这一点对于成功相当重要。三种模式被试验过：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日本的出口促进增长模式；邓的局部市场经济。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是通过牺牲农业和普遍的节衣缩食，从而把国家的全部物力财力集中到建设重工业上来。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可能形成一种绝对的工业化，并创造出类似于发射人造卫星、宇宙空间卫星站这样令人自豪的技术成就，并在西方引起震动。美国经济学家卡尔文?胡佛在1957年警告说，苏联经济将在70年代初超越美国。赫鲁晓夫也相信这一点，他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用鞋使劲儿的敲着桌子，并威胁道：“我们要把你们送入坟墓！”就在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瓦斯理?利昂铁夫在内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坚信不疑时，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

　　用计划经济的形式尽管可以建立一种工业，但是无法形成经济效益型企业。平均分配方式压抑个人的积极性和成就意识。经济增长率不是通过提供生产力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不断的资源投入：人力、技工以及更多的投资。但是，增加资源的投入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一旦到头，那增长也就停滞了。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逐渐地进入了停滞阶段，到90年代初开始了萎缩。

　　靠出口作为驱动力的日本模式

　　60年代，当苏联模式的光彩逐渐消失的时候，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就是日本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东亚几条小龙，尤其是韩国，随之是东南亚的几只小虎所接受，并且对邓时代的中国改革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也像在苏联模式中那样，日本模式中的国家也属于“驱动发展的动力源”，但不同的是，在日本模式中，国家不是通过国有化企业来完成此任务，而是通过私有企业。国家创造一种环境，它鼓励国民竭力节约，随之又在部委的精英官僚与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精诚合作中对工业项目共同进行“战略性”选择，并引导人们把这些节省下来的资本投入到这些“战略性”选择出来的增长性工业和出口性工业中去。作为标志性的工业，日本在70年代中期以来把重点放在电子和汽车两个领域。在这些战略性工业中，企业在银行和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远远超越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其目标就是抢夺世界市场。在规模生产方面，赢利的思路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根本就不值一提。企业也就根本不考虑负债问题，经营管理人员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增加生产能力，抢夺尽可能多的市场占有部分。这种日本模式中潜含着一种企业过度超额投资和超额负债的趋势。

　　这种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发展得不错。在掠夺世界市场方面，日本在从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中，成为世界上富有成果的工业化国家。到80年代末，日本工业似乎成为世界高技术工业的领导。美国和欧洲以及日本本土的许多观察家都赞成一个这样的说法，那就是：日本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就会超越美国，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号。尽管这个预言为许多人所认可，可是日本经济的增长现在却一下子就停滞了。这种模式不灵了。支持其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显示出来，通过不断的增大出口和财政补贴来促进经济增长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也就是当日本在世界经济整体中所占比重比较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今的日本已经升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当年为了刺激外贸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实施的出口财政补贴，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世界市场所能承受的程度。此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不准备再配合日本了。

　　最后是到了1986年，日本这时也许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以便通过国内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就解决这种与老的体系胶合在一起的利益问题来说，日本的政治家显得太软弱。他们取代改革而在1986年到1990年间，推行了一个特别优惠的投资政策。可是现在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以及刚刚落成的这些高层商贸大楼，至今却找不到客户。1990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梦幻气球爆破，经济大地震发生。自此以来，日本陷入持续通货紧缩和经济持续衰退状况，政府通过庞大的巨额国家经济扶持项目也许可以扭转这种下降趋势，至少可以变成为经济的零增长。80

　　邓的局部市场经济

　　不同于日本模式的是，在邓的工业化模式中，登台表演者并非是受政府官员“指导”的私人企业，而是党、政管理干部自己和国企的经理们。

　　中国行政划分为27个省、自治区和4个相当于省级的“重型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大约700座城市、2000多个县、4.5万多个乡和70万个村庄。直到80年代初，党委书记、省长、市长、县长、社长和村长们在所有这些单位都响应邓的号召，解放农业生产力。他们所有人都以巨大的精力投身于这项新任务，所有人都围绕一个目标：引导他们属下的单位焕发出最大的经济增长率。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农村，干部们在村庄、乡镇创造了大规模的轻工业，它们成为与城里的国有企业齐名的第二大工业。这个世界上演了一幕令人瞠目结舌的戏剧。可不，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市场企业的奠基人。他们鉴定投资的可能性，寻找能人，并在国有企业中挖掘工程师，在离退休干部中返聘，尤其是在能干的农民中招贤；他们通过干部关系网挖掘技术；他们想方设法地让地方银行分行提供贷款；他们保证新企业获得税收优惠，等等。这些由农村干部所建立的企业最初属于村镇集体企业。这些干部也给予地盘上的私人企业以保护，并接收他们的“红包”，而这些私人企业对外也就惯以集体名义。当然，对那些公开宣布的私人企业，甚至对那些小的家庭企业（个体户）来说，干部们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负责抓企业。村、镇变成了多样化的企业。1993年，江苏省华西村集团的工业产值达人民币10亿元；天津大邱庄村集团以其拥有固定资产33亿元人民币而成为中国最富的村。

　　在城里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像政治领导干部一样，依据他们企业的大小而评为不同的级别，丝毫不落后于农村的干部。他们追加投资、扩大生产，根本不考虑企业承受能力，也不考虑市场的现实需求。当然，为了提高他们单位的工资，在北京的部委以及各省的职能厅局没少在商海方面投注精力。铁道部在1993年就有大约4.6万个“创收”企业；外经贸委，一个专门负责外贸和经济合作的职能部委，一个与有关部门一起决定外国企业投资权限的部委，下设有外资企业投资咨询公司和外企高级管理人员中介公司。

　　党的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像国家部委一样。工会至少拥有13万家企业。国内最大的企业当属人民解放军的企业，他们不仅建立兵工厂、参与武器出口，而且也建立日用品生产厂、组建贸易公司、开设宾馆、夜总会。在邓的经济增长号令下，党、政干部以及军官们纷纷变成了企业家：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地方领导干部、国家管理人员以及军队干部们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生产能力的增长率。所有这一切大同小异，因为这一目标使得邓的局部市场经济在最终的结果上与日本的增长模式殊途同归。

　　盲目增长

　　邓创造了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就像创造了一台强大的经济增长机器。但这是一台没有方向盘的机器。邓的市场经济只是半个。市场规定着需求和价格，但是它无法规定投资和资本的分配。这随之自然由政治来调节。

　　乡镇和城市干部们的目标就是：投资、再投资。通向票子和升官的途径导致了对个人所管辖地区经济增长和创造劳动位置以外的东西的追求。以同样的方式方法，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创造了本企业最大的经济增长（但不是赢利！），以便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这些干部同时也以多种方式使自己在经济上也获得增长，并富有起来。至于企业究竟是否赢利，这样的问题也像何以造成增长的原因一样，在干部们的思想中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在此就显示出私人资本主义与局部市场经济的区别：私人企业家投资之目的是赢利，以自己的钱来冒风险；干部企业没有自己金钱上的风险，却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但不是从赢利中获益，因为赢利不是他的。他所要避免的不过是，自己所管辖的企业集体不要亏损到让他陷入到没有支付能力的境地，那样的话他就得宣布破产。大型企业的经理们绝对不会遇到这样困境，因为他们可以放心，国家会把他们的亏损补上的。

　　最大限度的投资，而非最大限度的赢利，这是邓工业化模式中的驱动力，正是它生成了经济发展的高强度增长。它从而与日本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殊途同归。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中心向外推动的，而是由数千个地方性中心驱动的，它们之间没有统一协调，并且相互制肘。在开设新企业方面，村、镇、县、市以及省竞相攀比。各个县、市争相在本地区建立最大的经济开发区，以便落户新企业，并尝试着去吸引外资。没有人对这种经济开发区进行实际的统计，据估计，在90年代中的高峰时期，全国就已经有1万个经济开发区。在此之后，还建立了不少。

　　每个省市、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投资于同样的工业领域。以日本为先例，位于第一位的是“战略性增长的工业”，在中国被称之为“先导工业”，它包括：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24个省和几个省级市都把电子工业确定为先导工业，而22个省区把汽车工业规定为先导工业。1996年底，中国有325家汽车制造企业，它们的汽车总产量达到145万辆。平均起来每个企业的生产量为4461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的汽车厂年产量达不到一千辆。其中只有一家在1996年达到20万辆，也就是刚刚达到了一个效益性汽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生产量。这家企业就是上海的大众汽车制造厂。其他所有汽车制造厂都处在赤字状况下。

　　汽车工业所面临的状况也是其他绝大部分工业所面临的，那就是：在全国各地，在几乎所有各省里，企业都生产着同一类型的产品。其中的绝大多数从规模上属于“非理想型的”，也就是从效益性角度讲规模实在太小了。1700家钢铁厂在1996年平均年产量为5.4万吨，其中半数以上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数。56家电视机生产厂家在1991年时的总产量相当于韩国三家企业的生产量。

　　各省、市之间相互保护自己的市场。上海规定小出租车只能使用排气量在1.6以上的汽车。这显然是为上海大众汽车生产的中型桑塔纳汽车确保市场，因为其他城市生产的小型汽车借以就被强行排除在外了，尤其是抵制了天津与日本大发公司合资生产的夏利小车。而武汉则对桑塔纳实施特别税和特别手续费，甚至高达百分之百，以便保护当地的雪铁龙型小车，这个型号是当地一家集体企业与法国的标致合作生产的小车。81邓的局部市场经济模式带来了一个经济上“军阀混战”的副作用。清朝被推翻后的军阀从政治上割据了中国，此刻的问题是，这种经济上的军阀是否会把国内市场割据成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性保护市场。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了。1997年2月17日，邓去世前两天，《中国日报》发出了警报：“大量的重复对经济发出挑战”。许多省份，这家报纸这样评述说，都拥有同样的工业结构，到处都是“重复”建厂，以同样的工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有限的资源消失在创造多余的不经济的生产能力上。经济由于这种不理智的投资而完全失控。

　　确实如此！邓小平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繁荣与破产之间的大幅度螺旋式回旋：在繁荣时期，投资的40%和不少的社会产值都流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里去了；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导致了极度增加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此刻只能紧缩贷款；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之后势必是一个衰退，而中国基于劳动力的疾速增加原本就应显示出4%的增长率，而这在工业国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经济衰退。一个这样的经济增长断裂构成了1989年天安门危机的背后原因之一，而这种极度的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已经有所预感。邓却宽容地把这种摇摆看作经济飞速增长难免的代价。

　　贪污受贿在蔓延

　　伴随着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贪污受贿在蔓延。

　　在毛的计划经济中，那是一个大家都贫穷的时代，贪污受贿的机会极其有限。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那就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权力，而同时又控制着经济大权的人，难免不先从突突喷出的金矿井里，给自己捞上一把。故此，这种现象蔓延极快，以致于它在邓的晚期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体系的一个构成毒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程度，不妨以90年代末期贪污受贿状况为例，下面是几段摘要：

　　政府在1999年8月份公开了国家财政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发现，上半年有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4亿美元）被官员贪污，并转到私人账号上去了。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98年上半年发表了一条消息，国家财政拨款中有1200亿元被挪用，这笔数目相当于中央政府税收的1/5。

　　1998年，一个由朱镕基委派的检查组发现，在1992到1997年间，巨额粮食收购款的40%被吞没或者被挪用。粮食收购部门的亏损一年比一年高，这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得不到全额现金，手中拿着白条，以致于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私吞和挪用的不仅仅是粮食收购款，而且还有日常的公款。铁道部、邮电部离退休金部门的负责人员仅仅在1999年上半年就盗用了人民币10亿元，而煤炭工业系统挪用的离退休金高达60亿元。甚至扶贫款的被挪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2000年7月，《羊城晚报》披露，财政拨出扶贫款专款488亿人民币，而其中有43亿，也就是10%，并没有用之于扶贫；这些钱却被以假发票转走了。

　　福建有一个走私团伙，数百名党、政干部同流合污，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未经海关而偷运进中国的货物价值达150亿美金。为了把2200辆汽车从俄罗斯和韩国偷运到中国，北海舰队动用了战舰。海关估计，由于偷运使海关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元（相当于120亿美元）。独立观察家估计，国家每年的开支也就是300亿美金，这才是1997年登记进口额的1/5。

　　1998年，重庆的一座大桥断裂，不少人掉下深谷。大桥的建筑公司与建设部门的官员勾结，使用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把规定的高质量建材的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建筑工业和建筑部门官员的贪污受贿问题尤为严重。据估计，由于使用不合格的建材以及粗制滥造的建筑工程，使得每年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人民币。

　　如同清朝末期一样，卖官的事情重新出现。一个县级党组织负责人事的领导，在两年内出售了不少于200个政府官员职务。在另外一个县，县委书记公然出售反贪局局长的职务，要价26万元人民币。而这个大价也说明，这个位置的油水有多么大。

　　我们在国有企业的财产流失中已经看到，这些总经理通过种种方式把国有企业收入的部分甚至全部挪为己用。据官方估计，到1997年底，已经有12%的国企资产被他们的老总变成了私人财产。在国企和集体企业拍卖中，买主支付“佣金”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佣金甚至达到合同总额的10％。

　　裴敏欣（音译）在一篇题为《中国要变成印度尼西亚第二吗？》82的文章中估计，每年由于贪污受贿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5％。贪污受贿所导致的实际损失恐怕远比这个数目还要大，因为贪污受贿助长了经济的非有效经营性发展，尤其是由于它使得政府订单到了那些不具备生产水平、能力的企业，从而假冒伪劣的产品得以出现。

　　贪污受贿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纳税或者合理的不纳税。邓时国家不设税收确认和征税管理机构。国家获得的税收很低。地方公共事业开支的60%，而农村的则是80%，要靠纳税和手续费来填补。

　　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服务公司”，它们向任何一项能够想到的服务都征收手续费：谁想就某项法则做一些了解，或者获得某项行政管理条例，就得给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服务公司付费。尤其是地方管理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在许多方面征收费用。其中有些费用是合理的，但是有些纯粹是为了让一些当官的发财致富，为了保障他们丰盛的宴席，为了让他们去购买豪华小轿车，营造豪华别墅，提高补助津贴等等。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地方管理部门所增加收费名目中，有90%是未经批准或者完全违法的。其中至少有3000余不同名目的收费条例是违法的。在农村和乡镇，这些非法的收费经常引起农民的强烈抗议。也正是因此而使一些私人企业迫于地方干部强加的额外税收而关门、破产。而国有企业也不免遇到这些地方性额外的税收，但是他们能痛快的支付，因为国家银行会把他们的损失补上的。

　　这种贪污受贿危及到他改革的中心目标：它蚕食经济增长；它危及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文章中，裴敏欣就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情况发出警告：在1966到1998年的32年中，印度尼西亚实现了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但是在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萎缩和国内民众的富裕生活收缩时，其国内的腐败政权也随之就垮台了。人们尽管不得不提防这种令人可悲的状况，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不是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总统不顾民意，把国家的财产转给他的妻、子。苏哈托的六个儿子控制着数千家企业。如此明目张胆的、令人唾弃的贪污受贿在中国的高层还没有。

　　从党的领导干部到普通的农民，邓在全国范围发动起一场全力投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民运动。他把数亿人从他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中解脱出来，并把他们带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同时引发起他们的企业精神、意识。农村私人企业的50%、城市私人企业的20%都出自于农民资金。对人的这种精神唤起为中国经济创造了超过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巨大发展气氛，并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是邓给予他的后来者所留下来的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宝贵遗产。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相信，一个像中国这样大的农业国家能够在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达到10%，直到中国发展的事实让大家领教了。在90年代中期，西方许多的观察家们从这种发展的速度中形成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到2010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这也像那种50年代末期时对苏联的预言、80年代末期对日本的预言那样。也正像苏联以及日本在经过20年后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邓富有成就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到了这样的时刻，作为最大经济国家的预言也落入这样的循环，即它到了发展的最大限度。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第三十章 通货紧缩和亚洲危机

　　（1997～1999）

　　邓的南巡——繁荣处在萎缩中

　　1992年，邓小平以其“南巡”掀起了继1989～1990年萎缩之后的这场巨大的经济繁荣发展。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在1992年到升达14.2%，并且在1993和1994年分别保持在两位数：13.5％和12.6％。这种繁荣主要是由在工业设备以及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所带来的，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增长率在1992年约为44％，在1993年约为62％。资源使用的剧增也使得价格猛涨。1994年零售价指数上涨21.7％，而服务行业的消费价格指数大约上涨了24.1％。这场繁荣由此也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当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即刻对银行贷款紧急刹车。1996年底，中国庆祝这场“富有成效的软着陆”。朱在不扼杀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终于把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压低到了6.1％，而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9.6％的高水平。这也就像以往那种规则的摇摆于繁荣和萎缩之间的涡轮一样。

　　可是，在此究竟还是出现了新的情况：着陆尚未完结。通货膨胀仍然在继续。1997年11月，通货膨胀冲破了基准线，并转入通货紧缩；零售价指数在1998年下降了大约2.6％。通货紧缩持续了三年，直到2001年末局势仍未明朗，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否解决了？由于通货紧缩也使得经济增长持续滑坡，经济实际增长在1999年只有7.1％。

　　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在1998和1999年应该是各自水平的4.5％，而其中的2%是“人为”的通过政府的凯恩斯主义赤字型经济支出形成的。人们习惯于引用官方报道的经济增长数字，尽管这个数字在这几年似乎特别得高，但是常常以在名义上经济增长数中减去1.5％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数字。

　　邓的南下－繁荣（1992～1995）完全与日本的平成景气或者说泡沫经济（1986～1989）相似。像平成景气一样，南下繁荣是通过剧烈投资所形成的；也像它一样，在房地产和工业产品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同时留下了许多高债务的企业以及成堆的银行无法收回的难题贷款。作为中国高速发展标志的、为世界所共认的、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在1998～1999年也成为通货紧缩危机的标志。新建的商贸大楼和住宅大楼70％都空着，平方米租金跌到了低谷。

　　无论是北京、深圳或者广州，所面临的情况与上海是大同小异，别无两样。为富人们修建的别墅山庄无人问津；高大、敞亮的豪华商店走马灯似的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按照邓的想法要建成第二个台湾的海南，在1998年时，沿着数公里长的海岸大街旁躺着的是一幢幢尚未完工的半成品楼，这些都是在朱镕基1994年控制贷款后，由于资金短缺而不得不停建的工程。房地产行业1998年时压在手中的滞销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估计有9000亿人民币，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12％。除此之外，那些为了满足新增长的电子和通讯设施需求而建立的生产企业，其生产能力充其量只能使用50％，甚或更少，这是几乎所有这个领域的企业所面临的状况。对于棉纺织业、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自行车、摩托以及汽车等制造行业来说，市场上的价格战都震耳欲聋，这是被动的降价趋势，它同时也把企业赶上绝路。1998年3月，工业产品的库存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3％，其中许多根本就没法销售。

　　如同10年前日本的情况一样，邓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头。这种模式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市场快速增长。在90年代初期，那曾经为毛所形成的贫困经济被战胜，商品的短缺为大量的生产所消除，卖方市场转换成了买方的市场。随着对外开放，尤其是随着进口以及外国投资从而也把一股巨大的外国竞争力带入中国市场。在这种从根本建构上全新的基础上，这种借助于超额投资所建立起来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房地产显得供太大于求了。许多商贸和民用住宅大楼都是在这种不良环境下或者是以不合理的方式建成的，其中有些恐怕根本就找不到买主或者租房人。同样的是，许多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的生产设备水平太老了，把它们作为废铁去卖还说得过去，因为它们在目前的条件下根本就没有竞争能力。在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剧烈投资中，形成了一种“泡沫工业”，它们现在的生产能力远远低于自己的规模所应有的。

　　1997～1998年亚洲经济风暴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它们抗争了6个月，想维持住泰铢对美元的兑换率，可是此刻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第一天泰铢对美元的比率就下跌了15％，到年底下跌了近乎一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东亚和东南亚其他与美元挂钩的小老虎都面临危机，它们的货币随之几乎一个接一个地垮了下去。韩元与美元的兑换率在1997年初还是844：1，可是到了12月底就创造了下跌的记录，1891韩元兑换1美元。印度尼西亚的货币也同时被击垮，因为在1997年初2383个印尼兑换1个美金，但是到了来年的1月22日就变成了16000：1。唯有香港政府在10月23日面对港元所遇到的打击进行了一场戏剧性的保卫战，也就是采取了隔夜拆借利息折年利息300％的措施。港元的保卫战也就以高利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破产以及严重的经济萎缩的代价开始了。如同货币一样，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也崩溃了。最糟糕的是印度尼西亚，这场经济危机也致使苏哈托政府垮台。台湾显示出了其具有反击力，在这场危机中，其货币和经济增长也只是略微被削弱了一些。

　　这场亚洲危机从核心上被解释为货币和经济危机，解释为由它们所导致的危机，起因于日本、欧洲以及美国银行突然把它们的资金从东亚诸国抽回去的动作。但是，这些解释仅仅是表面性的，问题是：这些银行为什么要撤回它们的资金？对此的回答只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几只小老虎经济增长策略的有效性已经结束了。这完全像日本不考虑利润和欠债而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目的是把产品投放到世界市场上去一样。这也像电子工业在日本形成主要的出口产品一样。早在1996年，也就是在亚洲危机爆发前一年，就有迹象表明，世界市场就已经无法承受东亚出口的洪流了。韩国的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31.5%下降到只有4.1%；所出口产品的数量尽管还在增加，但是出口的价格却迭下去了。譬如作为韩国当年出口产品的16兆的储存片，出口价格下跌了80％。那长期行之有效的日本增长模式，此时使这些经济发展的小老虎走到了尽头。

　　祸不单行

　　中国的通货紧缩也被绝大多数观察家看作为亚洲危机的组成部分。就两个危机所显示出来的许多类似性来说，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危机是由外部点燃的，也就是由于撤回外国资金所拉响的，而中国则是由于通货紧缩。随着东亚和东南亚邻国货币在1998年疾速贬值及其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就触及到了前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出口和外资流入，从而也给中国所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火上浇油。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中国主要销售市场之一：中国出口的17％销往日本；5％销往韩国；4％销往其他亚洲国家。1998年中国出口到亚洲的总量大约减少了25％，而此借助于增大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依然无法抵消。如果说1997年时的总出口额还增长了21％的话，那么1998年也就只增长了0.5％。那给1997年经济增长加上了2％的成绩的贸易，在1998年也就只能加上很小的一点点，而且这个增加的真正原因还是由于进口减少了1.5%的缘故。亚洲经济发展诸小老虎的货币严重贬值也增强了其对中国企业的竞争，这不仅反应在世界市场上，也表现在国内市场上。中国出口的价格下降，尽管1998年实际的出口产品额增加了大约8.2％，但是出口所创外汇额却只增加了0.5％。在国内市场上，尤其是韩国的进口产品加剧了市场价格战，并增加了通货紧缩。

　　而外资流入额的减少，也加剧了已经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境外直接投资的80％以上来自于这个地区，即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作为主要的投资者。而亚洲危机中，这些投资显然疾速减少。这些减少借助于来自欧、美的直接投资而得到了抵消，但是外国银行，尤其是日本银行大量的撤回贷款所造成的缺口却无法抵消。与此有关的还有香港股票市场的萎缩。在1997年9月时，中国股票在香港创造了上涨记录，但1998年H股（中国国有企业股票）相对于高点下跌了80％；红星股票下跌了69％。北京政府为了大量地吸收资本，帮助许多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但是所有这些计划现在都不可避免地落空了。

　　“由此刻开始，亚洲的领头羊是中国，

　　不再是日本”

　　面对这样严峻的亚洲危机，中国尽管如此艰难，毅然自己去消化经济难题；经过这场危机，中国的政治形象在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一下子提高了。朱镕基采取了放弃通过货币贬值去解决通货紧缩的做法。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人民币贬值会再一次燃起亚洲邻国连锁的货币贬值，并最终也会使中国受到拖累。中国甚至还投入了10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护泰国货币稳定的项目。

　　东亚和东南亚的危机也涉及到权力的转移，这是90年代以来在这个地区就一直酝酿的。一个过时、变得缺乏勇气和目标的日本已经过时了。在70年代，在一代人以前，日本接受了这个角色，要带动东亚、东南亚向前迈进。可是它现在却把这个地区向深沟里推：日本银行撤回巨额资金；日本企业通过出口补助、想方设法拯救自己，却放弃通过扩大进口帮助其他陷入这场危机中的国家。而中国相反却在这个地区的货币贬值中作为中流砥柱；当日本在1998年通过日元相应贬值而强化了亚洲危机时，中国却坚持人民币的价值维持稳定不变。作为美国总统克林顿的9天国事访问的序曲，这个置身局外的中国却做出了高尚的牺牲，《哈拉尔德论坛报》在1998年6月29日这样写道：“由此刻开始，亚洲的领头羊是中国，不再是日本”。肯定，现在做出这样的估计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去取代日本在对南亚的发展援助和银行贷款。但是《哈拉尔德论坛报》的这种欢呼声是在宣布未来。

　　第三十一章 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

　　（1995～1999）

　　邓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解体

　　当邓1978年重返政坛的时候，所有的生产设施都属于国家。农业经济是公社集体所有；78％的工业是国有企业，22％属于城乡集体。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区别也就是纸面上的。掌握集体农场和集体企业实际上并非理论上的所有者集体，而是地方的党、政干部。

　　邓的改革使这些实质上挂在国家经济车头上的列车一节一节地被解除掉。邓允许农民回归到事实上的私人农业经济上去。随之，他又允许村、镇以及城里人独立开业。在城市里，这种新的独立开业者最初着重活跃在服务性行业，在街道边摆摊、开出租车、开饭馆和零售商店；自从1987年以来，在个体户和家庭企业的同时，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至少有7名雇工）。与服务性行业并列，在农村也出现了庞大的第二产业，尽管其中的绝大部分还属于村镇所有，但是它们从一开始就以私有经济的模式在运作，而且现在已经成了私人所有。中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构成了解除国有经济的第三个方式。在80年代，香港、台湾的华人在轻工业领域开办了数以万计的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自1992年始，传统的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也进入中国，并且以巨额投资和高技术在华开办大型合资企业和分公司。到1997年，也就是在改革20年后，当年那清一色的国有经济已经转变成为色彩斑斓的企业经济，在其中，不同特色的所有制形式相互竞争、并存。

　　这份官方统计区分如下：

　　国有企业：1997年有30.5万国有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12.8万家企业活动在生产领域，2/3的设备投资给了它们。30.5万家企业分布在四个政府层面：材料工业和重工业的大型企业、铁路和通讯归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能部委；大型企业由省政府以及四个省级大城市所监管；中型企业落户在当地的省政府（只要有的话）和地、县、市政府或者拥有类似权力的地方政府。

　　上市公司：直到1997年，此类企业也只是那些投放到股市的国有企业。国家拥有其多数股票，或者拥有足以能够控制企业的份额。这些股票在上海和深圳两地的国内股票市场以两种形式上市：只销售给国内人士的A股，和只销售给国外人士的B股。第三个重要股市是香港。在此也同样有两种形式的中国股票：H股和红星股。“红星”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香港子公司。总公司把其部分生产企业或者服务企业放到香港，除对子公司保持一定的资本控制外，把其他的部分投放到股市。以此形式，中国电讯这个通讯巨人在香港建立了一个香港电讯分公司，即中国香港电讯（现名：中国移动），它把移动电话的业务转交给多个省份。

　　城市集体所有制：其起源于50年代小企业的公私合营。它们实际上属于国有企业中的二等公民，即其员工的工资、福利都低于国有企业。

　　村镇企业：这些企业从其名称中就可以得知，属于村镇集体所有，但掌管它们的实际上是党支部书记和村镇的管理干部。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像一个依赖于市场的私人企业那样的运转着。到了邓的末期，其中许多转变成了私人财产，而私有化由此就加速了。到了2000年只有个别“村镇企业”还保持着集体所有制的特色。

　　个体企业（个体户）：个体企业的涵义是个体和家庭企业，而且其雇工不超过7人。它们构成了农村和城市私人所有制企业的巨额数字。

　　私人企业（私营企业）：在中国统计数字中，这样的企业是指超过7名雇工的。这类企业的合法化开始于1988年的政府“关于私有企业的规定”。

　　由港、澳、台资本投入的企业：中国从来没有把这三种民间投资看作为外国资本。香港、澳门在1997年和1999年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的部分，只是作为“特别行政区”并维持它们现行的法律和经济体制。而台湾对北京政府而言，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省。

　　外国企业：在巨额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领域，如汽车制造业、电讯设备制造业至今几乎只是与中国国有企业合作的合资企业。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消费品生产、运输业以及边缘产品生产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全资的外国子公司。香港、韩国以及日本企业经常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面与中国的企业合作。

　　在邓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到国民总产值的78％；在1997年邓去世时，这个比重下降到只占有34％，而一年后就只有28％了。

　　陷于新环境中的恐龙

　　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陷入危机。从1985到1995年中，上报亏损的国有企业数目从9.6％上涨到45％。1996年竟然达到70％。83国有经济第一次从整体上陷入亏损；所有那些效益性企业，其中包括利润丰厚的国家专营企业像中国电讯，也无法把这些亏损企业所带来的赤字抵销。

　　公开的数据难免粉饰情况。譬如有些在报表上显示赢利的国有企业，而实际经济状况应该属于亏损企业。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经济管理所的爱德华?斯坦费尔德对一系列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作了调查。84所有这些企业都证明，它们在1992到1995年这段时间是赢利的，而事实上它们几乎都陷于无经济支付能力的状态。

　　以位于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为例：这是一家有22万职工的大型钢铁企业，1994年鞍钢账面上赢利人民币2.24亿元。对这个拥有190亿资产的企业做了一个短期资产评估，发现它可以使用的只有3％的现金；61.5％是应收账款（钢材用户无力对它们支付的欠条）；34.4%是库存产品价值。应收账款中绝大部分收不回来；库存产品中绝大部分是销不出去的产品。如果鞍钢把这些相应的账款计算进去并重新予以平衡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严重亏损企业了。它的赢利只是账面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鞍钢几乎总是摆脱不了没有支付能力、无法给职工开出工资的状况，而仅当国家银行给予新的贷款时，它才能重新运转。正像斯坦费尔德所强调的那样，鞍钢是一个典型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且也并非是一个经营特别差的企业。想一想，那些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在账面去抵消支出的企业的情况，那将会是何等的状况呢？

　　为了避免大量的裁员，政府总是给亏损企业不断的输血。先是通过国家财政补贴，但是随着补贴数目的不断增大，政府把这种靠钱来养活国有企业的任务转让给国家银行。这种输血量一年一年的上涨，直到它们把贷款额的90％就这么样的投入到国有企业中去，而且明知，这些钱连成本也很难收回。也像它们的客户，也就是这些国有企业一样，这些银行在它们的财务报表上也对外界显示着赢利。救急贷款不考虑价值。一家国有企业在贷款过期过后，银行要求偿还贷款，而它无力偿还，并要求银行通过新贷款支付旧贷款和利息时，就这么解释的。而银行账面上获得了利息，而那笔救急贷款就从账面上消失了，而这笔新贷款将在两年后重新作为救急贷款在账面出现。而银行以此方式不断地进行投资，而国有企业的亏损依然不断上涨，而这些救急贷款部分在国家银行里的价值也就变成了废纸一张。

　　在邓最后的几年里，这种发展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1997年，也就是邓在世的最后一年，中央银行承认，四大银行所发放贷款的25％属于这种救急贷款；5％～6％的贷款是根本不会还回来的死账。独立观察家估计，保守的讲，这种救急贷款达到所发放贷款的50％；这种死账至少达到30％。这30％的死账作为没有价值的数字呆在银行账面上，它使银行自身资本成倍的增加，从而国家银行也就像它们的那些国家企业客户一样，技术上变得没有支付能力了。它们只能凭借日益增长的私人存款来维持资金流动。

　　凭借其现有的模式，国营企业在日渐发展的市场上缺乏生存能力。它们成长于计划经济之中，此刻面临着所变化的环境的威胁，就像恐龙一样，面临着绝境。最直接受到威胁的是数以万计的小型国有企业，它们面临被新的竞争，也就是那些快速、灵活的农村企业所形成的竞争赶出市场的危险。面临倒闭威胁的还有许多老工业领域的大恐龙，它们设备、技术的大部分依然是50年代的水平，它们已经意识到，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进口和西方以及日本的合资企业的发展，它们面临被取代的危险。

　　不是为市场而生产

　　在毛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6）时，国家工业也就开始建立了，但是他的目的并非是参与市场竞争和赢利。国家工业的任务是：它要为中国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这种国家消费品工业应该由政府承担经济；高赢利在此不是通过高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来获得，而是通过价格专控。在70年代又增加了一个任务，那就是：生产企业也要做好在战争状态下生产军备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的准备。毛发展出了这个“三线”并在中国内地的深山处修建大型工厂，这一切原本就不在乎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基于经济和政治安全之考虑，划拨生产任务、创造劳动位置。至少对于一部分中国民众来说，也就是对于这些国有企业的工人、干部来说，社会保障、国家许的愿都被兑现了。给他们创造了“铁饭碗”；长期工作位置和终生的社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些工人称为“国家的主人”。到毛去世前，这些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共计约7500万人，接近于劳动人口总数的1/5，他们构成了党领导的稳固基础。如同国有企业拥有最好的生产设备一样，这些企业同时也有很好的福利待遇。它们支付离退休金。那些在50年代初建立的企业，到90年代时，它们的离退休人员已经达到在职工作人员总数的一半。所有在国有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全部社会保险都在其所工作的企业中，这一点对于绝大部分城里人来说，无论是雇主，还是社会保险者，都是同样的对待。

　　如果爬上鞍钢高炉，往下眺望烟囱林立、规模巨大的厂区，就会看到炼钢设备、厂房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在鞍钢的中部是22万工作人员那浩大的生活区，六所医院、九所中学和职业学校，以及其他等等。围绕着这22万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这个核心企业部分，鞍钢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建立了300余家集体企业，以便为核心企业的家属、子女创造就业位置。在这些集体企业中工作的有17.8万人。此外，鞍钢还有11万的离退休人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任务就是完成计划所要求的。这种不计竞争力的方式就导致了严重不求经济效益生产的后果。生产任务所追求的方向就是，尽可能多的创造就业机会。同时，绝对保障在职人员终身的工作位置也属于企业的基本目标、要求之一。直到1992年，中国对国有企业仍然没有破产之说，也没有解雇、辞退长期工作人员之说。这种工作位置绝对保障的做法势必导致劳动道德的下降。邓晚期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工资靠贷款，干活靠民工”。

　　改革尝试

　　在80年代中期，以他有效解决了农村非效益经济问题的方法，邓尝试着去解决国有企业的非效益经济。在农村，通过把生产责任转交给农民产生奇迹。他故此把国有企业的生产责任转交给企业的负责人，他对生产、赢利负责，他享有独立自主权，自己安排生产、在企业确定工资发放，并规定产品销售的价格。由此，绝大部分的做法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与北京的职能部委，具体的是与地方的主管部门签署一份长期“赢利合同”，在其中规定，企业的经理有责任，使该企业的赢利要在一定的百分比上逐年增加。

　　尽管有赢利合同，但是它并不能扭转企业经理行为所面临的局面，使他把赢利放在第一位。作为经理，他首先要考虑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事情：他必须与企业的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弄好关系，因为决定他仕途升降的是企业的党组织，而不是那些与他签署赢利合同的部门。而党委书记的兴趣点却是政治性的，那就是：书记的成功取决于企业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不满意。因此，经理就得满足于企业内部工人们提高工资、增强福利和其他额外补贴、待遇的要求，以免在企业内形成不安定因素。事实上，实施经理负责制以后，国有企业工人工资的提高程度远比企业的生产能力要大得多。可见，这个企业赢利还是亏损，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

　　经理进一步还得与所有那些对其个人命运产生影响的为数众多的党、政部门搞好关系，即便是中央直属的大企业也是如此。不仅北京方面要求他们交税，他们企业所在的省、市也期望他们在经济上有所贡献。这个城市要修一条街道，或者要建一个游泳池，自然会有一个特别合理的要求，这个建设项目对这家国有企业的职工也带来了某种好处。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而去拒绝这种要求，就不免会给这家企业经理的仕途带来阴影，既然如此，那经理也就乐于笑脸相迎，予以合作。譬如，鞍钢总公司1992年上缴的营业税、个人收入税等共计25.3亿人民币，而企业自己从330亿元总产值中仅仅留了一部分赢利。公司的总经理感慨地说，他们公司上缴给国家的税，超过了整个广东省。说穿了还是，这不是他的钱。

　　以此我们也就涉及到了农民与国有企业老总们的区别。农民利用生产的自主权，为的是给自己创造利润；但是国企的赢利，根本就不属于它们企业老总的。他因此也就没有积极性把赢利放到第一位，同时它也没有外部的压力。当然，即便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并不指望企业的经理们完全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组织生产、进行管理，而促使他们为企业尽心尽力更多的是出自于体制的制约。这里有严格的会计制度和财务检查人员，它们对财务检查报告负责；对定期发布的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股份公司来说，它们设有监查委员会，它们以名义上的所有者对老总行使主人的权利；还有专职的国家干部，他们严格监督资本市场；还有银行，它们依照严格的经济规则对贷款进行保障；对于上市公司，有独立进行分析的投资银行，它们从外部对企业进行评估；有大型债券管理机构，他们受到经营管理方面的“有效监督”，如果没有让资本带来高红利的话，他们就面临被解雇的危险；还有，也是最常见的，只要某家企业没有发挥出它的赢利能力，那么就有被收购的危险。概括的讲，市场的运作并非形成于自身，它必须借助于有效的法律系统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机构、体制，从而才能使它有效地运作。

　　所有这一切在中国还都不健全。它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系统，现有的法规、法则尚未完全为法庭所执行；还缺少一个有效监督经理们的体制。在目前的条件下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放开手脚，那恐怕只能走向灾难。而且更可能的是，经过这种改革之后，企业的效益性和赢利性不是好些了，而是更糟了。

　　在此，经理们用以创造账面赢利的技巧还在推波助澜。构成原因是：生产和产品并非是依据市场客观需求发展起来的。厂家把产品卖给自己的用户，尽管明知这些用户根本就不可能付款，却依然继续，把这种拿不到钱的只有纸面意义的发票记入经济报表，从而显示出账面赢利。这种发票总数越大，企业所显示的账面赢利越高。既然企业已经无法最大的获得真实赢利，那么至少创造了最大的“纸面赢利”。这种赢利策略变成了一种蚕食价值的策略，因为只它使企业债务持续增加，却没有带来等价的创造。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国家银行为了避免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大量的裁员而不断的给予贷款，从而形成了某种蚕食价值的恶性循环。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员工们所有需求都取之于企业的收入。

　　一连串的国家机构、部门掠夺这些企业，只征收营业税不管企业的货款是否收回；规定所得税也不管实际赢利情况；征收额外捐款只考虑能够想见的名目。

　　经理们把投资耗费到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上。因为企业越大，他们的级别也就越高，从而也就容易造就账面上的假象赢利。

　　银行把它们所收来的存款不断的投入到国营企业那填不满的黑洞中去。

　　这种体系显然是在延续企业破产。1992年后，一个新的改革再次产生了某种推动力：国营企业股份化和把少数股份投放到股票市场去。这场改革应该从两翼获益：为国营企业引入其所急需的资金；同时形成明确的财产所有关系，使长期以来所努力的国家与企业脱钩的政策得以实现，并且给企业经理创造真正的一种以赢利为方针的管理条件。可是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假象。就这种改革所带来的效应问题，爱德华?斯坦费尔德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对位于安徽省的马鞍山钢铁总公司（简称：马钢）进行了调查，调查所获得的是令人失望的结果：毫无改变！

　　为了把马钢投放到股票市场上去，需要做准备，这家企业被分成一家控股公司和一家马钢钢铁股份公司。控股公司接收了那些（不赢利的）铁矿井、工程公司、整个社会福利部分，像住房、医院、学校以及8.3万员职工中的3万人。控股公司同时也接过了所有员职工的离退休金部分。剩下来的也就是只有钢铁生产企业自身了，它就是以这种富有吸引力的方式投放到股票市场上去的。控股公司持有马钢钢铁股份公司62.5%的股票，而其他的部分则在1993年10月26日被投放到两个股市，其中投放到香港股市的是H股；投放到上海股市的是A股。

　　可在进入股市以后，马钢股份公司的运作依然一如既往，没有改变。它极大地扩大生产能力、增大产品，继续把产品销售给（无支付能力的）白条客户，并且继续为库存而生产。在经营管理方面，“现代化”股份公司的马钢与传统国有企业的鞍钢没有区别。在改善的财政方面，马钢股份公司保留了应付给控股公司的一部分：它只把协议规定的社会保障、福利部分支付给控股公司，却不支付红利部分。这就是这个控股公司有别于其他持股人的地方。而控股公司对此也无可奈何，尽管它是控股者，因为像股份公司总经理这样的要员，对他的任免权是党组织的。同时，省政府、地方职能管理部门，还依然向公司征收税务和额外赞助，但是也只是向控股公司伸手，而不动那处在国际股票市场灯光下的股份公司。在此情况下，这控股公司的命运也不外乎是，在破产的危机中尽力挣扎。为了避免大规模的辞退员工，国家银行也就予以帮助。

　　进入股票市场带来了66亿元人民币的新资本。股票在开始上市时冲到每股8个港币，可是从1994年2月份以来一直下跌，现在摇摆于每股一到两个港币之间。这种增加资本的方式是无法考虑的。如果上市的国营企业继续以这种方式管理、运作的话，那么这些资本流入的源泉很快就干枯掉了。

　　“吞食资本的机器”

　　与国家统计局合作，世界银行对1.6万家大、中型中国工业生产性企业1995年到1997年的经济报表进行了调查，这种评估按照五类结论如下：

　　第一类：67％的公司在支付工资、利息并在扣除了必要的生产设备减值后获得纯利。

　　第二类：7％的企业都证明有现金流动。它们可以支付工资和利息，但是在扣除必要的生产设备减值方面只能兑现一部分。

　　第三类：7％的企业尽管可以给员工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却不能偿还利息；他们根本不能兑现扣除必要的设备减值部分。

　　第四类：12％的企业不能偿还到期的利息、无法兑现必要的生产设备减值，而员职工工资也只能支付一部分。

　　第五类：5％的企业自己只能支付所欠其他企业的货款的一部分。

　　这份内部研究报告所调查的大、中型企业，从总体上的实力远比那11万家小型生产企业要好得多。尽管，它们所显示出来的情况，远比调查整个国营企业实际情况所得出的结果要好得多，但是从这里已经显示，在这些被调查的企业中，有1/3的在从事着亏损运营，如果没有某种行之有效的改革，那它们就很难继续下去。这五类中有8％的企业是纯粹的吞食资本的机器。它们既无力支付工人工资，也无力偿还利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不足以支付它们所购买原材料及其运输费。关闭这些企业并给这些员工支付全额工资，也许远比让它们运转更经济些。甚至对于从第二到第四类的占总数26％的企业来说，它们也是或多或少地在快速的消耗自己的资金。而其余的67％的赢利企业，正像研究报告所强调的那样，相当一部分属于垄断型企业。这份研究报告并没有提及，第一类中的企业所达到的平均资本利润率有多高。据估计，其中许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都低于国际标准，因为它们也浪费资本。

　　几乎所有贷款都流向那没有经济效益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蚕食中国经济价值的领域，而那真正的具有创造工作岗位和经济增长的私有经济领域却由于缺乏资金而使其发展受到影响。即便人们可以把银行的倒闭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中国继续以这种资本流失的方式往下走的话，那么经济的增长势必中断。一场对国营企业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也就是那场邓长达20年反复斟酌的改革，已经无法再回避了。中国的未来就压在这场改革上。

　　干，你该死！不干，你就更该死！

　　一场真正的国企改革！我们现在明白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一场真正的改革首先意味着，国家银行今后只按照严格的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行事，从而只把贷款发放给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由此将有数万家国营企业破产。此外，即使是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也必须裁减多余的员工。所谓的真正改革也就是：国家工业领域内的就业位置要大规模的减少。一场真正的改革也将使国家机构中的数百万人失业。如果国营企业变成按市场竞争运作的自主体，那么设在北京的机械工业部及其在省、市的分支干什么？如果市场决定投资，那么还要位于北京的计划委员会以及省、市的计委干什么？

　　1995年，1.91亿城市就业人员中，有1.13亿属于国有制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占3/5；可以说，其中至少有半数是无所事事的多余人员。此外，在城市里还有3100万集体企业的员职工，这些企业的境况总体上都不景气。这也就是说，在城市里，大约3/4的工作位置靠国家和实际上的国有集体企业在提供。在有些城市，尤其是在当年的满洲里，也就是国家重工业基地，这个比例甚至更高。以1995年的数字为出发点的话，恐怕在这场真正的改革中，国家所有制中得有半数的人失业。城里人面临着大量失业的威胁，而且围绕失业者的社会保障网络还不健全。

　　邓的改革原本想着人人受益。它现在因此必须克服党内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抗，因为改革并非完全是搞平均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不定要在哪个地方触及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公有制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城里，形成的原因在政府的管理，而且这种倾向仍然在继续。尽管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要比私有制企业慢，但它们在1978年到1997年间，还是增加了40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一个保险的工作位置，而且工资和社会福利持续稳定增长。在农村，解散农业集体使干部的权力首先被削弱了，而工资收入也减少了。但是农业领域的工业化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难以比拟的机会，为权力、收入的增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新出现的市场也给数百万人提供了某种全新生活的机遇。农民，这些在毛时代终日埋头在田间的土包子，重新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邓的改革允许富有勇气的企业精神，允许“下海致富”。邓的改革只是创造了赢利者，尽管只是少数人的赢利远比多数人多。

　　农村改革是以没有泪水而终结的，可现在要开始的这场改革却要造成数百万甚至更多的牺牲者，使更多的人感受到生存危机。强烈的对抗再所难免。譬如，一开始就让22万员工下岗，尽管这仅仅是多余员工中的一小部分，谁敢说，这22万人不会到北京去游行呢？谁能安抚住这些群众呢？别忘了，还有那些被取消了职能和裁减位置的官员的对抗力。一场国有企业的真正改革是一场对政治稳定带有相当高风险的改革。

　　第三十二章 第二阶段改革的突破

　　（1997年9月）

　　徘徊的几年（1995～1997年9月）

　　到9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5。一场国营企业的改革就得行进在继续萎缩公有制因素的道路上，而最后的情况应该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国营企业在一片私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仿佛那矗立的海岛。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一条不可触犯的原则，它要求，所有生产方式都必须是公有制。这条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与自由民主溶合，但是与企业的私有化绝对不相容，因为后者是回归资本主义，那么中国就会失却其社会主义特色。

　　尽管从给私有企业开了口子之日起，邓的改革就与这条生产方式公有制的原则发生冲突，但是90年代时，城市里的私有制几乎仅仅局限于小型家庭企业和个体户，而且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像零售业和餐饮业等。回想一下，在生产型企业领域里的私有制那时也只是在农村有所发展，而且这些所谓的私有制企业也都是作为村、镇共同所有的。故此所有这一切还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统一起来。街道旁的擦皮鞋工或者理发师并不能改变国家总体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宪法就是这么解释的：私有制是国家经济的“补充”，它填补了国家经济的漏洞。

　　但是，此刻已经到了不容继续回避意识形态上的模棱两可了。在邓1992年“南巡”以来，那扭扭捏捏的私有企业明显形成了巨大冲击力，向前猛进，而国营企业相反却越来越深的陷入危机。在消费品以及轻工业生产领域的小型国营企业迅猛下跌。

　　自1995年以来，在稳定的表象下，存在着一股无法调理的暗流。在党的机关和宣传部门中，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

　　那么，江泽民是什么立场呢？他在改革与反对派之间搞平衡。他批准了一条不许接收私人企业家入党的禁令出台，显示他好像站在反对派一边。尤其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讲政治”。这个口号让人联想起毛的“突出政治”。难道江真的要回到毛的路上、改变邓小平那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的方针吗？不同的是，毛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激烈革命，而江是要反腐败、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等等。尽管如此，许多改革派人士还是不安，耽心这位党的领导人倾向于左派，而江自己也得尽快地消除这种印象。

　　从1995年初到1997年9月，也就是在国营企业状况急剧恶化的这段时期，党内的政治徘徊了大约两年半。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时机对于江似乎才成熟，他走到了改革者的一边。

　　1997年9月：

　　开始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9月，2048名党代表走进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为的是参加第十五次党代会。他们代表了57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数目比英国和法国的国民人数还多。这些党代表所要确定的，就是党把12.5亿中国人带进21世纪的纲要。

　　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85在报告中，他发出了改革国营企业的信号。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它的意义可以与邓1978～1979年时的改革相比。当时的改革是围绕着农业集体经济，而今则是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石和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基础。如同当时的保守派一样，现在的保守派依然用改革是把党的未来作为儿戏为由进行批评。江泽民对前几年的激烈争论一带而过，似乎他所宣布的不是继续进行邓的改革，而是某种必要的“新突破”。

　　他的报告首先为这个突破做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正像报告题目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报告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提高到党的信仰认识的高度。“邓小平理论”，报告中这样表述，“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与邓小平理论并存的，依然是党的指导思想，这个“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在公开场合是这么讲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所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还富有生命力的，都在邓小平理论中被陈述了。三大理论贯穿了这样的精神，并且表现为“核心”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理论被作为党的新的指导思想，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也就向所有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人表示，共产党坚持邓小平思想，而且要在他的旗帜下走进未来。

　　在他的报告中，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国营企业改革的主要观点，也就是那种生产方式私有制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江进行了不提名的批评。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江毫不畏惧地引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可是赵紫阳在1987年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观点。江泽民这么论证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这是一个不可跳跃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去20余年的不幸，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任务，正是由于它完成了这个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并非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家“作为追求价值的狂热者……为了生产而要把人的本质变成产品”，“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创造，并以此构成某种发达社会形式的现实基础…”86如同前任赵紫阳一样，江泽民以辩证的推论把这种早期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使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伴随中国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合法化。“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江泽民补充说。

　　对于国营企业的改革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生产方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合法化。江泽民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必须发展不同形式的所有制。“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江泽民总结说，“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作为对改革反对派的妥协，江泽民谈到，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中，公有制形式必须占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首先把国有制变换成了包含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同时，江泽民还从本质上延伸了公有制的概念。他把国家或者集体持有控股部分的股份有限公司也算作公有制之列，“不能笼统地说”，江泽民以此结束了党内二十余年的争论，“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规定，究竟必须掌握百分之多少的股票，才能作为控股者，李鹏曾对此明确讲过，通常持有20%就可以控股了。

　　江还进而把所有建立在股份形式基础上的共有性企业也归之于公有资产范畴。这种共有性企业是90年代新出现的企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经理和工人共同拥有了该企业的资产；该企业的股份不可以自由买卖，而只能在本企业内部的员职工之间进行买卖。江在最后还对这个概念作了延伸：所谓的“公有资产占优势，”他明确地指出，主要表现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在他对公有制的概念进行了延伸之后，江开始转到了对这个题目的论证，那就是：“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营企业改革的新突破就以此而顺利地开始了。即便是国家把国营企业分化出去了，即便是公有制比例减少了，但是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改革，江在此是这样勾画出它的底线的，所要形成的关键性结果就是：国家保留大型企业，放开小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将投放到股票市场，建成为跨国公司。而小型企业所面临的就是，国家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江并没有说要对多少企业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听众们都明白，宣布这个改革战略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30.5万家国营企业中，国家将保留1000家大、中型企业，并把它们投放到股票市场，以便为其引入新的资本。对于其余的30.4万家国营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中的员工来说，适用的就是这个口号“能救就救！”一部分被大型国营企业所兼并；半数以上被原企业的总经理或者私人企业买了，其中不少的企业是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而贱卖了。其中也不乏被外国企业所购买的，尤其是美国投资基金会，为了获得合适的购买对象，他们早就让自己的代理人在这个国家内到处活动。剩余的部分也就破产了。在大会堂外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严肃地讲：“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必须被淘汰，这是市场的法则”。

　　这场改革对于所有工人意味着什么，江在他的报告中讲得比较谨慎：企业改革“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表示，党和政府要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明确的说法就是：党收回了对职工以及社会困难户予以终身生活保障的国家担保，即“铁饭碗”被砸碎了！

　　政府部门以及管理机构的裁员也将开始，这又是一个失业源：“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失业的第三个源泉就是裁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要裁军50万。

　　江泽民把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一并看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到2010年前的“改革进程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他指出，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私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此用“非公有制经济”来表述私有经济，并把它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说：我们“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至此，私人经济首次被党不再作为国家经济的“补充”来表述，而是提到作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这个高度，这种表述也就使私有经济“合法化”了。

　　江这样尽全力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把经济改革向前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他却持谨慎的态度。

　　在涉及政治改革方面，江泽民对于所说的“西方模式”原则上予以否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唯一的一个实质性进步就是，宣布城、乡基层直接民主选举。至今为止这种直接民主选举也就只是在村这个层次上。由于通货紧缩和亚洲经济风暴使得经济形势加速滑坡，这也就不得不延缓这项在全国范围实施城乡基层直接选举的计划，而只是在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实验。

　　江泽民把制定文化政策看作为基本的任务，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多元文化在他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他也呼吁，“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江泽民也赞同邓小平的双重目标，认为，通过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使中国富强，但同时在这个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也必须绝对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少说为佳”

　　江的十五大报告是“委婉式改革策略”的范例，这个策略尽管邓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江可以说是优秀地发展了它。中国转变成市场经济，但是这种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所具有的意义，没有必要对人们去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似乎还有效，但是所有知情人都意识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这随之也带来这样的效应，外国人就不太容易弄明白，中国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究竟走得有多远。

　　我们不妨就这种委婉式改革策略，从江的报告中摘要几个例子。首先是江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新理论：按照邓时代的表述规则，国有企业应该构成经济的主体，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也确实如此。但随后，国有经济比重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经济一直下降。在1978年，国有企业产值占整个国家工业总产值的78％，但是到了1997年，就是在江泽民作这个报告的那一年，已经降到32％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滑。国有企业尽管依然掌握着经济领域的主导工业，譬如：原料工业、重工业、电力工业、银行和邮电、通讯，但是它们的生产总值达不到国民总产值的1/3。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1997年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小部分”。

　　江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并因此而把国家所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修订为包含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按照1997年的官方统计，国家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年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保持在70％以上，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拯救。

　　可是，这种统计不能解决长远的实际问题。许多在这个统计中作为城、乡集体所有的企业，逐渐的私有化了，而且这种私有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江在报告中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有制经济的这种“控制力”。可是，这种控制力也在弱化，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淡化了，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解决。

　　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表述法，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委婉表述，不如说是对变化的淡化。除了知情者外，谁能想像到，当江论述“战略性改组”的时候，是宣布要疾速的收缩国家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当他讲，政府要“加速放活国有小企业”时，是在暗示，这些小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要从国家的大锅中拿出去，而且要让他们自己面对现实；当他歉意地说，“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时，是在对裁减3000万到4000万人表示歉意，而且这些人之中的许多人由于年龄缘故以及教育程度太低而很难获得新的工作位置，从而也就很难保持他们在原有工作位置中所具有的价值。

　　江的这种委婉、淡化和暗示性改革策略确实使得改革反对派在党内很难从意识形态上找到借口，很难对改革进行指责。但是对于唤醒国民去理解和适应面临的改革这个主题来说，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策略？“眼泪和汗水”⑩的报告也许未必能给工人和群众清楚的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别无选择，但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把中国引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用这种貌似社会主义式的口号来堵住反对者的嘴，以便把改革继续下去，这在邓小平时代是必要的策略，因为那时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比较强大。而今，极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时代过去了，继续改革的真正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这也许是用开诚布公而认真的说法去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支持的时候了。

　　第三十三章 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

　　邓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邓的后继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完成邓的改革，建设一个完满的市场经济。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为改革的第二阶段打开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航道，而实现第二阶段改革的重任，就落在了新任总理朱镕基的肩上。

　　朱在1998年3月19日上任，任期5年，到2003年3月份。这位69岁者对自己所面临的重任并没有心存侥幸。“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在当选为政府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月5日到19日期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以绝对多数票把改革的重任交给了朱这位可信的候选人，98％的选票任命了这位总理候选人。

　　这位政府总理提交了在他任期内的改革纲要。三大结构改革要同时开展，而且三年内必须结束：

　　一是，政府和管理机构改革。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江泽民在1998年7月对这项改革作了补充，即他作为军委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把军内赢利性强权经济部分交给国家。同时，类似的命令也发给武警、国家安全系统以及司法机构。

　　三是，银行和货币市场的改革。

　　朱镕基进而决心毫不妥协地解决官僚主义以及国有企业的问题，以便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愿望变为现实。以此使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进口和外国投资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由此也使得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感受到竞争的压力，逼迫实施结构改革和方向调整，尽管这并非朱当时的意图。

　　正像朱所宣布的那样，一场这样的改革势必剧烈冲击到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故此它也只能在解决这些危机中得以完成。一场由于中国的投资过热和亚洲邻国的危机所引发的危机已经发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贪污腐化使整个政府机构垮台，那么它根本就再也谈不上保障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了。对于人代会的许多代表来说，这位财政专家和富有拼搏精神的管家朱镕基是危难时的救火队长。

　　政府机构的改革

　　自50年代以来，政府至少9次采取措施，力图阻止政府和管理机构那与日俱增的膨胀。所有措施都收效不大，国家机构在持续膨胀：从1978年到1998年，国家人口增加了27％，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了86％！在朱镕基的领导下，第十次措施出台了。他规定，到1998年底，中央政府减员一半；1999年是省政府，2000年是地方政府，要求裁员比例与中央相同。到2000年底，800万政府和管理人员总共要裁员400万。

　　朱通过裁员改组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务院机构，也就是官方常说的中央政府。他把原来的40个部委减少到29个。主要裁减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行业部委，如机械工业部，化工部等。这些原本遥控指挥着国有企业的行业领导中心下降为行业协调局，而经贸委也下降一格。它们的任务减为行业的协调，不再具有对下属国有企业经理下指令的权力。譬如，化工部分为化工（行业协调）局和将要投放到股市去的化工国有企业。国家今后对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只局限于作为所有者：它向企业要求获得所拥有的资本红利，而不再干预企业的管理，而所有对赢利负责的事情，那都是企业经理的责任，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通过解决行业部委，朱镕基既推开了旧体制的主要代表以及反对改革者，也刨掉了贪污腐化的一个源泉。

　　在这场改革中，那重权在握的计划委员会也受到消减。它被更名为“发展计划委员会”，它的任务被局限在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

　　新的机构把经贸部变成了重权部。朱把中国石油的老总石广生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

　　朱把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并以此为信息社会的基本设施建设专门设立了一个部。

　　朱只有不断通过其个人的直接干预才能克服强大的官僚主义阻力，使裁员和机构改革得以落实。但是，在改革方面，他有全国人大在人事上的支持，同时还有政治局成员那坚定不移的后盾。一个改革后的政府系统，即一个基于市场经济要求为基准而设置并运作的政府，就这样的产生了。

　　同时过渡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是一项相当艰巨的重任。对于设立、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来说，还面临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一个新的选拔官员的方式、途径。各部委从此刻起，通过选拔来招聘工作人员，而高级官员的任命依然由党组织负责。

　　收 权

　　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建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税收和金融体系要向中央集权的问题。邓小平把经济和财政决定权的绝大部分下放给各省，这种放权有助于克服中央内部的思想意识反对派的干预，同时也创造了活跃的干部化企业，它们在80年代也确实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现在却到了把放下去的权力收回来的时候。

　　放权导致了中央政府收入的疾速下降。1978年，国民总产值的30％还在中央，可是到了1997年，却只有10.7%。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却号令能力的威胁。朱镕基早在1993年就已经着手这个问题，并且在高层与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税收法，以便使中央政府所得税收今后能随着各省税收的增长也不断获得相应增长。

　　现在，朱着手于解决第二个，即贷款决定权在各省的问题。在邓小平南行期间，干部化企业进入了一场真正的投资热，而且既不受计划限制，也不在乎中央政府的警告，执意扩大生产能力，结果使供严重大于求。为了使这些闲置的工厂运作起来，省、市政府之间相互保护，国内市场被分割成许多小的地区性市场。这种投资热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银行和国家银行的分行受制于地方，它们因此常常不得不对省、市的项目发放贷款。把国家银行从地方政府控制下解脱出来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朱镕基顶着强大的阻力，建立了中央银行分行的新机构，一个跨省、区的不受省、市长制约而能够监控国家银行及其贷款政策的新机构。

　　在投资热经济运作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还有省属投资银行，它们甚至不经中央银行许可，就从国外申请、接受贷款。朱镕基严厉地处理了这类事情。在这些银行中，能量最大的当属广东的国际信托公司，它因此而在1998年陷入困境，朱也就令其宣告破产，尽管此举有可能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丢面子。广东在过去的那些年中，是所有省、市中最不听中央招呼的。现在，朱杀一儆百。

　　国有企业改革

　　朱镕基的国有企业改革遵循着党代会的原则：“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国家从掌握绝对多数国有企业的原则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经济主干中的大型企业：资源、电力、原材料、铁路、航空以及电讯等。党和政府将依照经济原则对企业实施监督控制，即便国家所有制的比例在缩小。

　　在生产领域内，涉及到生产总值在国有企业中占到60％的几千家大型企业。所有这些企业中那些在1998年3月份仍有亏损者，即日起三年内要恢复到赢利水平，而且其中所有尚未进入股市的绝大部分要准备上市。政府将把这些企业股份的49％投放股市，以此为这些企业引入新的资本。通过改造、合并和收购，要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为加入世贸组织作好准备。

　　在1997年企业改革计划中，关键性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形成大型企业集团，它们应该进入美国经济杂志《财富》每年所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被选入改造的企业有120家，它们要通过合并、收购其他企业以及产品多样化等途径，形成能够与西方以及日本、韩国的跨国公司抗衡的大型、国际化综合型企业集团。作为所选中的企业有，譬如，中国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长虹（在四川），中国著名的电冰箱和空调生产厂家海尔（在青岛），中国最现代化的钢厂宝山钢铁公司（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以及那由北京大学创立的方正科技集团，也就是中国的头号软件公司。

　　中国领导人（包括朱镕基自己）对韩国的综合型企业集团，也就是财阀式集团模式，特别推崇。按照他们的想法，正是这种企业集团使得韩国在世界经济强国的竞赛中能够进入竞赛队，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就不会有韩国的腾飞。在朱1998年宣布他的改革方案之后，亚洲经济风暴的风浪已经暴露出了财阀集团战略的致命弱点。许多财阀已经宣告破产，甚至那四家世界级巨人企业现代、大宇，三星和LG似乎面临绝顶的债务。实际上，大宇在1999年就宣告失却支付能力，这家企业的所有者至今仍在潜逃中，而这家世界有名的韩国汽车制造集团，也是韩国综合型企业集团的核心，变成了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企业。

　　这些经验引起中国政府的深思。它们把财阀集团战略的危险看得更清楚了。即便一种这样的财阀集团战略所创造的垄断带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它最终会不会形成一种以破产的财阀集团来代替亏损的国有企业的局面呢？如果长虹由一个世界水平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借助于兼并变成为一个综合型企业集团，也去生产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通讯设施以及电子产品，为的是它尽快的扩大，以便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名单，那么它未来的状况究竟会如何？这样是否会分散长虹在电视机生产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它丧失其原有的领先地位？

　　由此，这种综合型企业集团计划就被搁置下来了。那些已经合并起来的企业集团，就形成同类产品之间的联合企业。目的不仅仅是扩大企业，更重要的是压缩生产能力，避免今后无协调的重复生产设备投资。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政府把化工行业中的生产性企业主要的分为两个集团：北部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南部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它们包括了从石油勘探、冶炼到化学原料加工的所有部分。这是以国际石油集团如英国石化集团为模式的。

　　但是，在国有企业合并和收购过程中还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手术不是由市场引导的，而是由管理部门组织进行的，而官员们对市场需求的考虑，远不如受特定权、益的影响大。难免经常以健康的企业去合并亏损企业，风险不言而喻，赢利的企业有可能变成亏损企业。

　　银行改革

　　与企业改革并行而密切相关的是银行改革。过去，国家银行是按照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指令给那些亏损的国家企业划分补助贷款的机构。现在，朱镕基要让它真正的成为银行，也就是独立的按照企业以及项目的偿付能力发放贷款，而且不受党、政部门的干扰。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一个能把贷款合理、有效的投放到那些需要资金并能使其增值的企业的银行系统，那么就没有办法继续保持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率。

　　要使国家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首先需要的是，得把它从巨额的负债中解放出来。据独立的专家估计，1997年它已经负债3000亿美元了，这可是一个数倍于它的资本的数目。作为第一个紧急措施，朱镕基在他出任总理之际，马上给国家银行输入了2700亿人民币（约325亿美金）。随之的解除债务计划是，为这四家最大的国家银行建立了防倒闭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以票面价值收购了这些银行所发放的救急贷款，并给予这些银行相应的由政府担保的资金。这些防倒闭联合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收购回来的救急贷款做出估价，并给予九年的清算时间，如果所付给银行的资金到那时仍然不能偿还的话，这些票面价值的1/3就可能要被划掉。专家们把此看作为空想，并估计，防倒闭联合会最终充其量能够收回其为了收购救急贷款而发出的资金的15％。也就是说，九年后，一大笔的债务就归到中央政府的名下。中央政府能承担得了吗？

　　美国的中国银行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丁对2000年初做了一个预算：中央政府因此所承担的债务要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0％。它为防倒闭联合会所担保的债务达12万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另外的12万亿元人民币的救急贷款趴在国家银行的账面上，而这最终也得算到中央政府的头上。还有就是，中央政府还得承担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仅这一笔所造成的债务就达国民总产值的50％。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这些债务就达到国民总产值的100％。87

　　在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处在类似于此的国家高债务中的国家还有日本、比利时和意大利。对于北京政府来说，其1997年的收入还不到国民总产值的11％，故此它所面临的债务还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利息，尽管它在1997年构成了财政支出的1/5，却在年终时被完全消耗掉了。基于税收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国民总产值的0.6％。以这种增长率来计算的话，也就是意味着，国家赤字将达到60～70％的高点。要想解决这个国家赤字问题，就必须做到，第一：国家银行不得再发放死贷款；第二：国民总产值在未来的10年中的增长率最少保持7％。这样的想法也使得人们意识到，政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将处在何等艰难的经济环境中。

　　一个繁荣经济的计划

　　这场改革开始于这样的时刻，一个使中国经济穿过双重危机而前进的时刻：一个是国内投资热所引起的货币紧缩危机，另一个是有外部加剧的亚洲经济风暴。经济增长、国内购买力和国内投资、股市、出口、外国资本流入等等，都在下降。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强化这种倒闭速度。朱镕基起初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经济增长滑坡，因为它有可能使正在进行的改革夭折。

　　朱决定采用凯恩斯的扩展性经济政策手段，并实施大规模的国家投资。这种扩展性经济政策项目计划进行三年，而且每年拿出相当于国民总产值1.5％的投资。这些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1/3多用之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譬如：灌溉和引水渠道的修建、清理湖泊以防洪水工程、植树造林、修建粮仓等。其他的投资用于修建铁路、高速公路、通讯设施以及城市污水处理。

　　这确实是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它不仅有效的避免了造成工业领域的生产能力过剩，而且由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为未来经济效益和整体生产能力水平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有的建设项目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从而也就为农村创造了数百万简单劳动力位置。这些投资的大部分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的省份。在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之目的就在于要把沿海各省的经济增长向内地推进。

　　一场人民的住房私有化运动

　　朱镕基的第二个促进经济增长计划的推动力就是城市住房私有化和商品化。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分配制将发生一场根本性的改变。按照毛的分配制，国有企业和政府要给本单位员职工提供住房，而房租也只是象征性的。在北京，1997年时，一套40平方米的住房每月52元的房租，也就是大约10马克，这个房租连房屋维修保护的费用都不够。当然，年轻夫妇为了从单位分得一套住房，也就得耐心地长期等待。

　　这一切现在都要改变。朱镕基决定，国家分配住房的做法到1998年7月1日终结。需要住房者应该转向购买房屋，当然国家在此方面要鼎力扶持。房屋以补助性价格出售，买房金额的一大部分可以通过银行的抵押贷款或者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住房津贴来支付。已经从政府、国家企业获得住房者，要考虑的是，可以优先购买自己所住的房屋，而房价将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为了刺激房屋的购买，房租在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中，由原来家庭平均收入的6％提高到15％。这种提高的房租也同时通过提高工资而得以补偿。

　　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实际上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应：一方面它把国有企业和政府从建房、维护房屋方面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并且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时，它使国民个人在银行的巨额存款因此而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到2000年底大约64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到购买房屋中去，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在住房私有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中，还潜伏有一种促进其他经济行业发展的巨大的潜在能量。适中的销售价格使得城市的商品房成为民众最迫切、最乐于投资的需求。按照政府的计划，在此之后，城市居民的90％要住进自己的房子。同时，人均住房面积要不断的得到增长，要由1997年人均8.7平方米发展到2000年时人均10平方米，到2010年时人均13平方米。据估计，城市人口在2010年时大约会增长到1.4亿，以此出发，那么城市住宅房建筑面积的增长数目每年至少要在5.2亿平方米以上。一个如此巨大的住宅需求将不仅刺激着劳动密集型的建筑行业，在那里创造大量的新工作位置，而且也将带动一系列的生产行业，譬如钢铁、砖瓦制造、玻璃、家具、家用电器、日用品电子等等。同时，银行也将由于购房贷款而将形成新的巨大的借贷业务。在未来的十余年中，私人住房建设的腾飞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新奇迹的动力。

　　此举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拥有私人住房也使人生以及家庭意识等发生了变化。对于那些住在自己房屋中的、占城市居民90％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封闭的单位小城市而言，因为他们的居住已经与工作以及单位生活分开了。

　　第三十四章 成功与失误

　　（1998年3月～2002年9月）

　　新的经济发展奇迹

　　朱镕基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具体讲：一方面是国内投资热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一方面是围绕中国的亚洲邻国陷于经济危机。故此，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防止那在邻国所发生的经济崩溃在中国重演。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消费、多次的降低利息以及旨在抵消放弃人民币贬值所造成亏损的出口专项补助等，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得到了保障，其中1998年维持在7.8％，而1999年维持在7.1％。这是官方的数字，许多人认为，这个数字超过了事实上的增长率。但是，无论如何，朱确实阻止了有可能使改革夭折的这场经济崩溃。

　　1999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以6.8％的平均增长率创造了奇迹。由此开始，它就走上坡路。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约8％；2001年退回到7.1％，但是在2002年上半年又回到7.8%。

　　尽管，这并非像1991到1996年那段时间那样，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在增长，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变得如此巨大的国家经济来说，这样的成绩应该是令人比较满意的。当然，1998年所获得的这种增长率并非那种可以自然形成的增长率，而是借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以及增加出口所带来的。在1998到2000年的这三年中，政府向经济发展计划投入了4500亿元人民币，其中的3600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又通过国家银行和地方管理部门投入了1.5万个亿。根据朱镕基政府在1998年3月份的说法，所有这些经济发展项目应以三年时间为限，但是政府事实上被迫将这种每年1500个亿的刺激消费投资在2001和2002年继续进行。经济自身的发展能力还不能达到保持7％的增长率的程度。

　　一个靠国家建筑投资和增加出口来推动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允许长期持续下去的，这一点早在日本那痛苦的经验中已经得到了显示。出口补贴不可能无止境的增长下去。同样，国家的赤字投资政策也不可能无止境的继续下去。国家到了它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国只有当它真正的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经济增长环境后，它才能保障其高增长率的持续发展。通过这种刺激消费和出口补助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那只能使中国重蹈日本发展的覆辙。

　　朱镕基早就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999年11月份的领导人会议上，他解释说：“为了度过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难关和长期发展的难关，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扩大国内市场的原则。消费品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像刺激住房和教育投资那样，在消费领域大作文章，以便促进城乡消费的提高。”88

　　政府遵循朱镕基所提出的方针，把存款利息从7％下调到2％，并且引入了利息税，以便淡化人们存款的兴趣。同时，还提高大学的学费；把2000年劳动节假日延长到一周，以便人们有机会去消费。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计划：4600万中国人去旅行，消费金额高达180亿。

　　住房私有化当属一个最有成效的政策，它启动了城市居民的固定存款。这个成绩表现在：在2000年私人购房增长了52％，高达2840亿元人民币（305亿美元）；住房建设领域以此在整个国民经济那8％的增长率中，写上了自己的1.5％。在中国最富有的都市上海，有60%的居民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

　　对于增加消费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农村收入的不流动以及农村消费问题。中国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从平均水平上讲，相当于城市人的36％。在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尤其是耐用品市场。在90年代，城市人在家用电器方面燃起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热，刺激了电子工业的发展。而今，城市人的需求基本饱和，当属在农村，随着农村收入的提高，一种这样的需求和继续的需求浪潮将会到来，这将可能使这两个工业领域的生产能力应接不暇。农村消费的热潮和城市私人购买住房的热浪有可能形成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然它是与投资“信息社会的新经济”相联系的。

　　最后，对于继续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共产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进入市场经济之路持续不变地走下去。邓的“干部化企业”推动增长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在其最后，也就是当各省、市甚至县都围绕着同样的工业修建同样的工厂时，最终还留下了一个重复生产、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尤其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厂家都不能达到有效经济生产规模的程度。那么，新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就只能是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现在不妨回顾一下，那在1998年3月份所宣告的改革计划在1998到2002年是如何进行的。在限制国家机构对企业经营干预方面，是否结束了行政对企业的干预、贪污腐化是否得到了扼制？在工业结构改造方面，非效益性生产是否在被取缔、效益性生产企业的增长空间是否被创造？在银行体系现代化方面，资本是否依据企业的效益在流动？一言一蔽之，一个为市场所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否形成？

　　改革的进步

　　政府机构的裁员与收权

　　中央政府裁员半数的计划在1998年底就实现了。这是在长期缩减政府和管理机构尝试的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把计划只写在纸上。2000年初，也就是比计划的时间晚了一年，第一批省、直辖市开始了管理改革和政府的裁员工作。在省、市所属厅局级管理部门这个面上，要把现有的平均约为53个削减为40个。广东省和北京市政府宣布，他们将以中央政府为榜样，裁员达到50％。在地方上，行政主管部门致力于改善这些被裁减官员的经济收入，可以想见，新的机构改革在省、市所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央政府所遇到的还要大。

　　财政体系方面的收权至此可以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97年的10.7％上升到2000年时的14％。在各省的贷款发放方面，中央银行现有的9个跨省市分行不再扮演省属银行的听喝角色，他们的仕途不再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省、市政府。

　　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是，国家放开对小型企业的控制，集中整顿大型企业并使其效益化。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对小型国有企业的放权早从1997年9月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就开始了。其运作、发展过程是按照邓小平的改革方式由下而上：有些部门行动很快，而且还采取了某些新的改革措施。只要某项改革合理、有效，那它就会迅速开展，也会为北京的党中央所认可。官方的认可加速了这项改革的进程，并使其在全国开花。此刻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党代会上宣布了放开小型国有企业这项政策后，省市以及地方政府都马上开始了出售小型企业的活动，其中也包括不少中型企业。沈阳市的市长，也就是东北老工业区的中心城市的市长，走遍欧洲，为的是出售本市的企业。这显示出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有多大！

　　无望的企业就让其破产；那些看上去还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中的一部分为大型企业所兼并，此外也有一部分则归属于私人企业和投资者，其中也不乏外国投资者。占比例最大的部分是原企业的经理和员工们购买本企业，在这种以共同购买而所形成的“合作股份公司”中，总经理常常持有多数股份。这样，当年的国有企业就私有化了，尽管它们在统计报表上显示为“公有制企业”。尽管，这种放开小型企业的政策实质上成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共产党依然坚定的表示，“一种这样的私有化绝不动摇”。

　　这种私有化可是地方党和管理干部以及企业经理说了算的事情，他们的发财机会来了，因为他们可以压低价格并把它弄到手。批评者称之为“地方干部最后的晚餐”。北京政府在1998年7月1日也拉响了警报，并对此种挖墙脚式的拍卖方式提出警告。西方媒体把此称之为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停滞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正如我们从江泽民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所领略的那些概念、定义一样，在中国，人们不单要听别人怎么说，而且要观察别人怎么做。这种拍卖小型国有企业的活动仍然在继续，到7月份时，绝大部分已经被拍卖了。一些步子放得大的省市还表示，他们愿拍卖所有的国有企业，不仅小型的，还有中型和大型的；不仅亏损企业，也包括赢利性企业。国有企业的数目在疾速下降，从1997到2001年就从12.8万家减少到6.3万家。

　　当各省和地方职能部门致力于拍卖职权范围内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时，中央政府则全力于大型企业改制和效益化建设。在此也有值得介绍的成就：

　　——在国有企业从股市收取资金方面，经过1998、1999两年的准备，到2000年时已经启动。中央政府把三个大型企业集团投放到香港、纽约的股票市场，它们是：第二大国家电讯公司中国联通以及两个新建的化工企业，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政府通过这三家公司吸收了100亿美金的新资本。而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中国企业在2000年也吸收了180亿美元的资金。上海和深圳股市自身的市场资本在1998到2000年之间，由19万亿上升到47万亿元人民币。这种发展仍然在继续。2002年时，第一家国家银行以中国银行之名出现在香港的股票市场。尽管如此，外国的投资者依然对购买国有企业的股票有些犹豫不决。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有企业的透明度还不够，从而构成了对少数持股人缺乏保护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削减过剩生产力的工作走得比较快。纺织工业在1998～1999年销毁了900万台老纺织机。仅上海一地就在其185家纺织企业中，破产了34家，几乎达到1/5。报废这些老纺织机的事情在上海电视节目中给予了报道，而且讲，这是出于把有潜力赢利的纺织企业从价格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目的进行的。全国因此而使120万员纺织工人下岗。到2000年，政府关闭了3.4万家小型煤矿，并裁减了30万吨煤的开采能力。与此同时，也着手解决了小型钢铁厂的大部分，因为它们的生产是以高耗能和严重污染为代价的。因此，1990年时的2500家钢铁厂，到了2000年就只留下294家。

　　——库存生产被停止。按照官方统计，2000年轻工企业（包括所有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内）销售其生产产品的97％；重工业领域的企业销售额占其生产量的98％。在上海，A级办公楼的出租率由1998年的65％上升到在2000年时的94％。

　　——人民解放军按照江泽民的命令交出了它们的经营性企业。到2000年止，军队把3500家企业连同23万员工交给了国家，其中有大型贸易公司，中国最大、利润丰厚的三九医药集团，高级宾馆，夜总会以及其他等等。大约4000家企业被关闭。几乎没有哪一位观察家能够想像到，军队能够这样不折不扣的执行江泽民的命令，甚至有几位还琢磨着，军队与政府之间会出现某种关系危机。然而，今天军队的领导们，确实是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为目标，大量的商务性活动不仅会干扰这个目标，而且会造就贪污腐化的漏洞，并影响军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现在回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留存下来的、在国家控制下的企业究竟如何创造效益和赢利？政府自豪地说，在1998到2000年之间，国有企业纯赢利由450亿增长到2300亿人民币（约合280亿美金）。可是，这些对于巨额的投资来说，仍然属于微小的红利。在1999到2000年间，这些国有企业仅仅通过把银行贷款转化为股票资本就被政府免除了1.4万亿人民币的债务，即便按7％的利息算，这一笔钱的年息就相当可观。另外，还有许多的财政补助进入其中的许多企业。此外，它们中的一些还有意美化自己的财务报表。绝大部分的独立观察家认为，这些国有企业的成绩还得以亏损继续，即便其中的有些企业如海尔或者宝钢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银行改革

　　按照朱镕基的改革计划，与国有企业改革并行的是，把国家银行变成现代化的、能够带来赢利的金融机构。

　　这首先意味着，至少先把银行从救急贷款所造成的压力下解放出去，以便使它具有灵活机动性。基于这一目的，给四大国家银行建立了四个财产管理公司，它们截止到2000年底，把银行发放的14万亿救急贷款以有价证券的方式接了过来，其数目按照1997年底的情况估算，相当于所有无法收回的贷款的一半多。银行商定，这些由国家担保的债务以2.25％的利息计算。

　　这些财产管理公司把这些收回来的贷款兑换成欠债企业的股票，作为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它们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整理。为了介绍它们的做法，不妨举例如下：由中国建设银行建立的财产管理公司，也就是信达接收了有4.2万员工的河南省郑州矿务局向银行借的9.7亿救急贷款。信达计划把这些债务的51％出让给一家新建立的公司，而这家公司是由郑州矿务局那健康部分所构成的一家企业。郑州矿务局的其余企业部分（以对新公司股票49％的持有者身份）有权利，在8年内买回那些由信达所收购的债务。它究竟是否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必探讨了。剩余的企业部分是所有不能赢利的企业部分的汇合，还包括有3万员职工。信达要从自己的股份中拿出一部分投到股票市场上去，而郑州矿务局却为了能给员工开工资，不得不一点一点的出售自己手中的49％股份，更不用谈买回信达的股份了。可能性的结果是：郑州矿务局自身逐渐萎缩，大部分将垮下去；那新建的股份公司将转到私人投资者手中，并将从国家所有制的名单上被消除；信达将在这个转型改制中也许能有所赢利。89

　　再看政策的执行情况，结果究竟如何？

　　今天的国家银行无疑远比改革开始时要现代化了许多。即便是内部工作人员还有些超员，但是它们已经变得轻快多了。管理人员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明确的以赢利为目标。可是，却依照的是政治性需要，把贷款的绝大部分分拨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它们的财政状况一如既往。

　　1997年，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讲，此类救急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5％，但是独立的分析家估价达到50％。在2001年时，戴项龙讲，此类贷款达到28％，但是分析估计应该在50％左右。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解除15万亿元人民币救急贷款债务的做法，并没有使四大国家银行轻松多久。它们从技术上几乎已经彻底破产了，尽管有大量的存款流入银行，而这些存款的动力是基于国家对其资金的信誉、担保。

　　资产管理公司从其本身来讲，所能做的也就是把所收购的债务贷款做价。他们作为大股东或者持多数股者，所有试图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拍卖或者清理，以便尽可能从中获得对自己投入资本的拯救的尝试，常常都被政府或者地方干部所封杀。

　　尽管5年过去了，但是银行改革距离其原来的目标还比较遥远。形成健康的银行，使它从财政上支持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并把存款引向那能够创造价值之处，这一切还需要时间。

　　反贪污腐败宣传

　　与改革相联系，一场真正的强硬的反贪污腐败第一次开始了。严打也用之于党、政高级干部。2000年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由于接收1400万元人民币贿赂款而被判处死刑。福建厦门的大走私案给14人宣判了死刑。至此，反贪污腐败取得了成功，这至少使贪污腐败者收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是打击走私活动的效果，豪华型小轿车，如奔驰、宝马由此很难走私再进入中国了。那些由于走私的不正当竞争而遭遇价格危险的许多国内生产企业，在市场投放以及价格方面获得了改观。

　　加入世贸组织

　　在2001年7月中旬的日内瓦，又经过大约半年的反复争论，世贸组织决定接收中国为成员国。11月份，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在卡塔尔召开，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被世贸组织接收为成员国。2002年3月份，北京的人代会正式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由此正式生效。这是江泽民时代富有意义的重大成就之一。

　　早在1986年，中国政府就提出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但是它并没有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1995年11月份，它采取了新的一轮尝试，这次是直接向新建立的世贸组织提出加入的申请。可是，对于加入世贸组织而在进口和外国投资方面应有的自由性措施方面，却遇到了国内职能部委以及国有企业从政治上的反对。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商谈持续数年却没有进展。

　　面对此种情况，在1999年4月份的美国访问期间，朱镕基作了一个漂亮的突破性尝试。他向美国总统递交了一份作了大量妥协的总体计划，他以为，美国总统不会再拒绝了。可是克林顿此刻正在为莱温斯基丑闻所困扰，根本没有考虑是否要接受这个报价，也没想它是否在讨论中会被拒绝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国内由于贸易补贴创记录而潜在的贸易保护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对于朱尤其糟糕的是，美国行政署公然把中国建议的要点交给了新闻媒体。

　　1999年9月，顶着美国经济界人士的激烈批评，克林顿总统着手这个问题，他给江泽民挂电话，希望他重新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11月初，在克林顿第二次去电话之后，中国邀请美国世贸组织谈判代表团前往北京的正式邀请信到了。可是，代表团在北京的谈判再次面临失败，美国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已经把她的行李箱发往飞机场。在她最后要起身离开宾馆时，她给朱镕基挂了一个电话。朱马上赶到经贸部，并且在与巴尔舍夫斯基进行了简短的商谈之后，双方就诸多争议性问题达成了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从总体上讲，这个新达成的方案对美国方面远不如4月份时中国所提出的华盛顿建议案优惠。随后，江泽民出席了中美这份协议的签字仪式以及随后的酒会，但是朱镕基却没有露面。

　　随着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出口机会。当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不到其出口总额的62％，到欧洲的不到48％，而且受到其他附加关税的限制。这一切都将随着中国入世而被排除了，尤其是排除了美国人突然以进口中国产品太多为由提出紧急制裁的可能性。中国入世的赢家将是那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工业，如：玩具、运动器材、鞋子、手套、箱子等的生产商，尤其是纺织工业和服装工业。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多种纤维协定使得中国服装出口量不得超过世界出口量的17％。在2005年废除了这个限定之后，中国的服装出口可以上升200％。中国的经济学家估计，仅此将在纺织和服装工业领域创造500万个工作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入世也将取消这道保护墙，也就是中国为了防止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以及现代信息、服务性行业的竞争所设置的那道保护墙。那么所失却的不仅仅是部分关税，而且还有数百种特别关卡。那么，外国企业由此将有资格直接建立销售和客户服务网络。而至今为止，只有那些在中国生产的外国企业可以直接在中国销售其产品，所有进口产品必须经过国家贸易机构销售。

　　随着中国入世，一连串的保护措施都要被废除，根据这些措施的结构情况允许有2～5年的过渡时间，但是最晚到2007年，中国工业将以全新的竞争面貌出现在国内市场上。

　　受到冲击最大的当属汽车工业，因为汽车进口税将从此时的80％～100％降低到2006年7月1日时的25％。至今仍然拼搏在市场上的120家汽车生产厂家的绝大部分将可能被淘汰，因为它们的产量太小，以致于没法形成竞争力。事实上，随着众多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合资工厂的建立，中国汽车工业已经处在严峻的时刻。对于许多汽车生产商来说，要想形成效益性生产，中国的市场目前还是比较小。随着进口税由现在的50％降到10％，那么汽车生产商势必会在进口产品的压力下，考虑直接购买零部件，只要价格便宜。

　　朱加入世贸组织的危险还有银行系统方面的因素。至今为止，外国银行在贷款方面只局限于外汇，为数有限的几家在浦东有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尽管获得给本国在华外资企业支付人民币的业务许可，但是数目有限。同时，外国银行分行主要的局限于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随着中国入世，这些限制都将被取缔。两年内允许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包括贷款和存款），5年内可以开始中国人的个人银行业务。外国银行随之也可以在华开设分行，城市由自己来选定。到2007年，外国银行将与中国国家银行享有同样的待遇。那么国家银行所面临的就是，要么改制并富有竞争力，要么就陷入危机，因为中国企业和个人有可能被外国银行竞争去了。

　　而危及政治稳定的情况有可能在农村发生。农业补贴最高允许达到在什么程度上？在日内瓦细节谈判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从2004年起，小麦也就只能通过14.5％的进口关税得到保护。中国北部一部分小麦产品必须通过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来解决。中国政府被迫放弃长期以来的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许多农民都得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和高价值型的农产品生产，譬如：蔬菜、水果的种植。在这些生产方面，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有相对的优势。这种转变适合于中国可耕种土地面积小、水资源不多的特点，而且这也是环境保护政策所期望的。但是，如果组织、引导不好的话，这种转变就有可能在那些所涉及的农村形成不安定的因素。随之的一个问题就是豆油问题：进口豆油的价格低于国产豆油的1/4，如果进口豆油的配额被取消，那么许多小油坊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当中国入世给城市人带来了一个4.6％收入增长时，它给农村人所带来的却是拿掉了其收入的2.1％。90

　　举出这些例子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入世将给中国经济提出了哪些竞争压力。反对中国入世的人士所担心的是，一部分国家工业会垮台、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和信息服务市场会陷入外国企业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担忧，同时也是有些外国人所期盼的，都考虑得太多了。到2007年这些保护全部失效还有五年的时间，这五年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速度来说，不是一段短时间。许多中国企业，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已经私有化的企业，将有效的抓住这五年的过渡时期，以便锻练自己的竞争力。在过去的岁月中有足够的例子证明，中国企业如何在短时期内达到相当于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且最后超过了外国企业。在此方面的如，90年代初叶占领彩色电视市场的是外国产品：菲力浦、索尼、东芝、松下等，这些机子或者进口或者是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但是今天，中国电视机市场的80％以上是在国产电视机厂手中，其中的四大生产厂家达到国际水平，它们是长虹、康佳、TCL和熊猫。自1996年以来，它们迫使外国生产厂家陷入残酷的价格战，并且自己开始大规模出口。这也使得一些外国企业提心吊胆，因为它不知道在中国将遇到何等强劲的竞争力。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进、出口都将被推向前进。它也将使国外每年直接投入中国的资本数量疾速增大，观察家们估计，这个数目在中国入世后会翻一番，到2007年时，每年的外资流入量大约有1000亿美金。尤其是，入世将使中国形成一种效益性经济，而且将上升到一个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水平上。这原本就是朱镕基的目标，就是他致力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动机。

　　“中国的时间是现在时！”

　　我们以斯迪芬?罗阿西的说法来作为江泽民时代（1998～2002）经济改革成败的总结。罗阿西是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即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经济和中国问题专家，他在改革中期，也就是2000年6月写了一篇文章。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21世纪论坛。他写道：“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回顾我过去27个月来对中国的9次访问，我发现了一种强大的合力，它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引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变化进程中。也许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把促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放到如此陡峭的路上，那都是一件异常危险事情，但是我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应该说：是时候了。这些个别的单个部分彼此精确地汇合成了一个整体。投资者别错过这个机会……伴随着中国富有成效的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势必将形成一场新的、巨大的外国投资浪潮。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外国跨国公司代表团的影子，如此多的代表团确实是我从未看到过的。一种感觉，那就是步伐很快，就像飘浮在空中一般。”即便是此刻，2002年，人们所感受到的依然如此：北京大街上的外国代表团不少。

　　在北京，罗阿西经历了高层政治领导人会谈，按照他的写法，这显示出“对改革的高度热情”。对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江泽民与新加坡已退任的元首李光耀的谈话。李光耀警告说，要谨防投机膨胀的危险以及由于美国投机危机所引起世界经济危机的危险。但是江却予以乐观的回答。他对美国股票交易所的运作、对美国综合股价指数方式显示出特别的兴趣（这种反应也是一种我从个人经历中可以证明的）。对江来说，罗阿西这样写道，强大的美国之内涵就是综合股价指数以及硅谷企业文化。江接着补充说：“中国人也喜欢冒险。”这就是中国人的企业精神，罗阿西评述道，江泽民通过改革所要予以发挥的就是这种精神。91

　　第三十五章 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进步党

　　私有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的载体

　　1994年，在作为企业之一员18年后，何芝华被上海钟表厂解雇了。她的丈夫林宇华在她之先就从原来的国有企业下岗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何、林夫妇二人晚上打扫饭店和办公室。1996年4月，她们在上海建立了瑞新清洁公司。这家公司发展很快，到1998年时职工已经达到35人，他们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这夫妇俩今天说：“我们不过是下岗早的人！”

　　庄红薇和她丈夫的情况基本上与此相当。她也是1994年从上海一家走下坡路的国有企业下岗的。她的第一个挣钱的尝试失败了。随后，她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那就是开公司，生产并供应家用速成食品。他们发现，在上海的双职工家庭中，夫妇二人下班后没有时间去采购、没有时间去准备做饭，这就是他们的客户。今天，在她们公司上班的有100余人，他们都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92

　　1998年中期，上海已经有8.3万家注册的私人企业，其中10％的企业是由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开设的。像这两对夫妇这样的私人企业在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体上受到赞扬，在今天的中国，他们是学习的榜样。与毛把雷锋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相比，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呀！

　　自90年代中期新的工作位置只是形成于私人所有制以来，即产生于个体户、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公司。按照统计，私人所有制企业在1996到2000年期间，在城市创造了1900万个工作位置，而外国企业和港、台企业还创造了90万个工作位置。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相反裁减了4600万个工作位置。并非所有私人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位置都是新创造的，其中一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交过来的，而且常常是在大量裁员的基础上运行下来了。但是，主要的部分是通过新建的私人企业或者扩大原有的私人企业所创造的。

　　1996～2000年就业人员发展（单位：百万）

　　*国家所有制包括国有企业以及政府和管理机构、社会服务性和医疗保健性设施、新闻媒体、研究所、高校。在国家所有制中1996年的1.12亿就业人员中，有0.77亿在国有企业工作，其中的0.32亿工作在老工业企业。算在这个国家企业名下的还有那些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页和第364页

　　在农村，私人企业的工作人员从1996年起，由600万增长到1100万。而村镇企业相反却在1997到1998年间，就业人数在减少。尽管它们今天大部分都私有化了，尤其在沿海省份是如此，但是它们都是把部分市场经济时期的过剩生产量和超标人员接受了过来，而现在都由此解脱了出来。在统计中没有说明的是，农村个体户的就业人数何以严重减少，估计一些家庭企业被划归到私营企业中去了，但是这所能说明的也不过是就业人数减少的一小部分。

　　最先明白这种新形势的是地方干部。卖方市场向买方的转换就已经彻底改变了竞争的条件。只有真正以私营方式运作的企业在这种形势下才能形成新的竞争力。在部分市场经济方式建立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中，许多都在亏损而且经济运作陷入危机。一些城、乡的政府便当机立断，开始采取措施。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和山东省的诸城早从1992年就已经开始，尽可能地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解出去。而其他城市的管理部门也紧随其后。当江泽民在十五大上宣布，国家放开小型国有企业，并把此作为党的新政策时，这个新进程早已经开始了。

　　官方的正式认可加速了这个变化的进程。观察家们估计，到1999年底，城市内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中、小企业的80％已经被卖掉，而乡镇企业已经出售的比例还要高。今天，甚至有些地区几乎就没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了。最有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720万人口的城市温州，在这座城市里，只有送变电站、邮政和电讯是国家所有；在温州市下属的县城里，有许多企业链条联盟，它们常常是由同一生产行业的数百家企业组成，以便共同占领市场。譬如：桥头镇链条联盟式生产的钮扣销往全国；虹桥镇电子元器件产业链；柳市镇的开关、插座以及其他低压电子附件等的产业链等。温州市几乎没有失业人员，甚至130万来自市外的人口，也在此有工可干。

　　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珠江三角洲的古镇，它有一个由大约千家注册的和600家尚未注册的灯具生产厂家形成的产业链。其中的第一家企业在1986年建立。现在的古镇产品占有中国灯具市场的46％，故此自豪的称之为“灯具城”。几乎每40个居民就有一家拥有自己的生产厂。这些厂家不仅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工作位置，而且还安排了四万多的外地工人。

　　此类私营企业也在深圳、上海、北京、以及其他现代化城市迅猛发展。在“新经济”领域，它们并非是等闲之辈，而是涉足软件、信息技术的咨询、生物技术等领域，在把新技术以及信息服务推向前进。

　　2000年底，全国有170万私营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但是也不乏3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处在最前面的当属新希望集团，四川省的一家生产饲料的私人综合企业，营业额超过50个亿；电冰箱规模生产厂家之一的科龙集团；世界上最大的电风扇生产厂家美的，以及中国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厂家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私人企业如深圳的华为已经是中国电讯设施领域的主导企业。

　　1998年时，整个私营企业（其中包括外国企业）所创造价值在国民总产值占33％，以此它与国有企业几乎相当，而2001年底，它就远远的超过了国有企业。如果把农业经济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2/3来自于私有成分，或者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来自于“非国家所有”成分。

　　对私营企业的希望

　　一个完整的回旋。1956年毛把最后的那些私营企业公有化了；经济增长、工作位置增加通过国家重工业的建设形成了。在邓时代，家庭企业以及农村那些乡镇企业创造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工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奇迹。现在，党把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家身上，把他们看作为创造经济增长的就业机会的第一力量。

　　就业情况发展表格上的数字却显示，私营企业目前还不具备如此的能力，无法创造足以安置所有被下岗职工以及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工作位置。要想让私营企业大规模的创造工作位置，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党要给他们打开所有的通道，以便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台湾有120万家中、小型企业，它们把台湾经济建设成世界上富有活力的经济之一。台湾的经验说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只要获得了发展的自由，他们就有能力强大起来。

　　在不久的过去，中国的私人企业依然为诸多的绳索所束缚，1988年才第一次真正的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可是随后马上又给晾在那里了。它们没有资格向银行申请贷款，更不要提投放到股票市场去了。在城市里，它们进而被局限在零售和餐饮业上，以便使它们不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为了免受敲诈，它们不得不花一部分精力、拿出有限赢利中的一部分，去建立关系网，去寻求保护伞。私营企业在这样条件下、以这样短缺的资金所获得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叹不己。

　　面对国有企业的危机前景，党和政府从9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把对私营企业搁置起来的政策转换成鼓励、支持。党的十五大把它们定义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在1999年3月份的人大会上又从法律角度对这个定义作了确认。政府宣布，过去所有歧视、非难私营企业的都将被废止。在2000年初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除了国家安全方面以外，其他所有领域都必须对非国有制企业开放。在企业的审批、征地、收税、进出口诸方面，所有的限制和歧视性条例都要废除。非国有企业在上市方面要享有等同于国有企业的机会。”93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如果说国家银行至今以来是尽可能的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发放贷款的话，戴项龙说，那么也将这样的给私营企业以贷款。现在，国家银行已经设立了新的特别部门，它们将从事这些新的业务。

　　事实上，私营企业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经改观了许多。数千家私营企业获得了直接出口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通了上市的渠道。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而言，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法律系统，它使企业的私有财产真正的得到保护，使合同规定得以继续下去。北京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政府和人大在1999年就通过了一部专利法，以便保护知识产权。1999年12月，人大通过了党的十五大所呼吁的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政府一再表示，要严惩、制止地方干部乱摊派、乱收费的非法行为。政府还努力提高法官的质量；因为过去不时有离退休的军官没有经过法学教育就被任命为法官的事情，而今，法学学习毕业是进入法院的必要前提条件。

　　正像在实际生活中总会有看不到的地方一样，这里有一个例子：北京郊区一家私人企业家以45万元注册资金建立了一个有15名职工的汽车修配厂。他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就土地的使用签署了一个10年的合同。可是在他修建好修配厂、正式开业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通知他，必须10天内把这块儿地方清出来，因为这儿要修一条路。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赔偿，尽管有合同、法律在那里。一家年轻的企业和15个工作位置就这样的给毁了。这事情就发生在1998年底，不仅是在北京的大门口，而且十五大已经决定，“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

　　国家现在保护企业家对自己企业所有财产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需要通过一个法律体系来保护，而不是通过那宣布有效的法律或者传统习惯来保护。数千年来，那些政治强权者凭借个人兴趣对企业家和商人的财产发号施令。党的干部在此也不过是按照传统行事。今天也有一点儿像在过去的中国，私人企业家因此不免求助于政治保护伞，以便保护自己不受“肆意巧取豪夺”之扰。但是保护伞是要付费的。他们将参与企业分红，提出费用要求，以便强化他们自己在党内或者官场的地位。如果今天的干部资本者要求用私人企业取代集体企业，那么绝对不意味着，他们要退出企业。在北京的政府是一片好意，要把权、益在经济中落实到底，但是面对数千年传统的地方霸权习惯，也就是面对今天依然借机参与私人企业分红的现实，也只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逐渐的教育、扭转。

　　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股票市场发展的计划问题。此举原本出于吸引大量的闲置资金投资于工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浦东，江泽民为那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股票市场大楼剪了彩。这座27层高的、由玻璃和钢材构成的摩天大楼矗立在金融区的中心。在交易大厅有5700台计算机荧光屏和3万条电话线。多么先进的硬件！可是组织机构软件却是那样的落后。没有强制上市股票公司定期通报自己财政状况的有效法律；对于财务报表缺乏严格的会计规则，也缺乏对这种规则进行监督的独立的经济考核人员；缺乏监委会，没有人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缺乏防止把赢利作为少数私人股份的措施；缺少禁止知情购买的法律，而这也就难免发生了；缺少能够给经营管理层以压力的强大的资本储存基金。只要所有这些机构、设施还不健全，那么这座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装备最好的股票市场就无法为中国的建设吸引来数十亿的资金。

　　在这些刚刚超过1000家的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于2000年底上市的企业中，大约有950家国有企业，政府在其中持多数股。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股票通常是如何购买的。股市在叫喊；5000万中国人已经为股市开设了账号。这些叫喊并非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基于投资银行对企业的分析，而是根据传闻，即便是道听途说。

　　是的，政府在这几年为股市颁发了许多法律、法规，而且建立了必要的监督机构。但是，到所有这一切完全进入状态，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私营企业家作为党的发展对象

　　1989年8月28日，天安门事件过后两个月，中央委员会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决定修改党章，要发展私人企业家入党，也就是发展这个新生社会基层入党。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宣布，私人企业家有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当江泽民把对共产党所作的新定义，即“三个代表”的理论，交给新闻媒体的时候，他早就从2000年初为这种转变作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由此，党作为三个利益者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此之前，就有私人企业家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事情，但那所涉及的主要是那些以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干部，而他们是随着改革而变成私人企业家的人。尽管如此，围绕着共产党究竟是否应该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的问题，党内还是有争议，而且一直持续到江泽民这个讲话之后。预计到2002年9月份的中共十六大，江的“三个代表”以及党对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之说将被确认，并要写入党章。江也将因此而作为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位理论缔造者被载入这个共产党的历史。

　　自江的讲话以来，私人企业家大量的涌入了这个有6440万党员的党组织。仅仅在讲话后3周内，就有10万企业家被批准入党。那么，以此就解决了党对企业的领导问题了吗？未必！私人企业家作为党员有可能强化了党对企业的领导，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成为在党内宣传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也像在实际中所看到的那样，也许43岁的软件工程师、新大陆集团所有者胡钢可以为例，他是一位把自己的公司投入深圳股票市场的企业家。93胡作为书记领导着自己企业中的党支部，并且给各支部提出两项任务：一是，党员从工作的强度和积极性方面要作为其他员工的榜样；二是，党支部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便员工了解旧中国历史，尤其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中国受到列强蹂躏的历史以及党领导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的历史。党支部并不参与企业决策活动，而是激励、焕发员工为祖国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政治干部和私人企业家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这样精英阶层，他们要使中国再次强大起来。

　　接受“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许已经显示出有可能使中国接受民主之途径，那就是：今天依然实施绝对领导的党的领导已经意识到，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的继续必须走向民主，争论的问题要点只是，基于现在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把民主往后推呢？还是现在必须马上开始？统一的是，所有党的领导们都拒绝实施西方的多党制，他们所考虑的是，党领导下的一种民主制。

　　第三十六章 大中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零时整，英国国旗在香港下降，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参加这个回归仪式的，中国方面有：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总理李鹏；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外交部长钱其琛。英国方面有：王子查尔斯；总理布莱尔和外交部长库克。4000名荣誉客人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仪式。

　　随着香港的回归，中国结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200年的耻辱历史。早在回归前一年，天安门广场的一座大钟就开始倒计时。在电影院，放映着有关鸦片战争的纪录片。在香港举行回归仪式的第二天，北京人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告别耻辱庆祝活动。此刻，也像毛的红军解放了中国、邓小平把中国引向强盛一样，江泽民及其政治局将进入中国的史册，一本显示结束了耻辱的史册。

　　随着回归，香港也从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区”，也就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保持原貌，即保持：香港的经济体制、香港的货币、香港的新闻自由；议会按照一种联合的双系统方式选举形成，70名议员中的36名依据职业结构选举，而另外的24名通过普选产生。这就是说，香港政府首脑最终要由北京政府确认，这同时也就有效地防止了香港经济巨头对议会的控制、保护了工人利益。

　　1841年1月26日，当英国军队首次在香港升起他们的联邦旗帜时，这个贫穷的渔村也就1.5万居民。没有好气者把这个岛不满地称之为“光秃秃的石崖”。在英国156年后把香港归还中国时，这一片光秃秃的的石崖变成了一个有670万人口的与伦敦和纽约相媲美的城市。

　　90年代中期，香港属于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奇迹城市之一。英属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理念似乎在这里得到了实现：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纯粹自由主义的经济，它不仅为企业活动创造了一定的市场经济环境，而且使其得以顺利实现。1949年时，香港还很贫穷，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它就一跃上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而且人均收入超过了英国。香港以其玻璃、钢铁构成的摩天大楼所形成的侧影使它成为世界现代城市和最著名的观光城市。它也是自由经济那无穷创造力的一个证明。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所做出的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名列中，香港总是与美国、新加坡一起，名列前三名之中。在许多方面，它都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榜样。

　　按照其经济结构，香港现在属于纯粹的服务性行业城市，生产性工业在国民生产总产值中仅占9％。95

　　最大的服务性行业主要集中在进、出口方面。在这座城市，有11万家进出口公司，在1995年时大约有54万员工。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口，最大的集装箱在这里可以运转。香港新机场每年客流量3500万人次，货运量为300万吨，而且可以逐渐改造、提高到8700万人次，900万吨。香港成为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最大的转运机场。香港出口的87％是进口产品的再出口，而且进、出口的价值是其社会总产值的2.5倍。这些价值中的一部分形成于本地，因为香港并非只提供港口服务，而且通过对某些进口产品的再包装、向世界推销从而在再出口方面创造价值。在香港可以说是在不同层次上形成价值创造。譬如，一家香港服装企业，它帮助一家美国现代服装公司征集设计，组织采购、生产并把新服装发往零售服装店。而设计在香港完成，面料、钮扣、拉链等在整个亚洲采购，裁剪在香港，然后把所有准备好的材料运往中国大陆。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中，香港的作用就是了解行情：市场需要什么，在哪里可以采购，在哪里可以加工，如何有机地把许多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组织、协调起来，并把成品最后准时地运往收货人。

　　香港也是最大的零售商业城市。对于前往这个地区的游客，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来说，香港可是一个购物城市。它是东亚、东南亚的博览会城市；许多西方的大型商店都在这里设有分店。

　　香港还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几乎世界上的各大银行都在此设立了代表处，香港一共拥有500余家银行。146家财团进驻香港；设在亚洲的基金组织都以香港为基地，它们的战略计划也都出自于此处。香港是对华直接投资的转盘。在1994年到1997年间，仅仅直接在华投资就使香港在世界所有大型境外投资排名上名列第四。

　　香港也是一个企业咨询、会计事务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城市。在这几个领域，1995年有两万家企业，15万员工。

　　香港也是许多西方、日本以及外籍华人大型跨国企业在亚洲的重镇，他们由此组织、指挥、监控自己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商贸活动。

　　香港尤其属于最大的房地产集团城市，它们是随着香港的建设而形成起来的。在1983到1992年之间，香港投资的60％进入到房地产领域。今天，香港的房地产集团不仅是香港地区，而且是中国大陆地区最大的房地产商。

　　香港也是最大的影视片生产地，在出口美国影视片排名中，它名列第二。

　　香港也是私人旅游和公务旅游的城市。香港有一连串的世界上有名的饭店和宾馆。

　　香港也属于一个工业城市。尽管按照统计数字，香港本土的加工工业只占国民总产值的9％，但是别因此而产生误会。香港的生产企业把那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其他低工资国家或地区，也正是因此转移使得香港在服装、电子产品、钟表、玩具等方面成为举足轻重的出口商。

　　我们以香港发展的高峰90年代中期为基点对它作了介绍，但是1997年爆发了亚洲经济风暴，这个以服务行业为主的地区受到严重冲击。这场危机暴露出香港的致命弱点：土比金贵的地价。造成这种地价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自然土地很少，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长期以来人为的缩减建筑用地。建筑用地价格的持续上升，以致于最终只有少数大型房地产集团还能支撑得住，而且房地产业也就由此而垄断化了。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以及房租在90年代中期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京。故此，香港的工薪阶层为了能够支付买房的钱和房租，就只能提高工资收入。香港这个在90年代初期的采购天堂，至此已经变成了高价格的城市。那些以前来自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旅游者，也就是来此的采购者，因为这场危机而不再前来了。宾馆、饭店、商店空了。外国企业、银行把它们的代表处纷纷迁往亚洲那些便宜的城市，迁往新加坡、曼谷。

　　另外，不同于其他亚洲卷入这场经济危机的国家、地区的是，香港没有对自己的货币贬值，因此它必须紧缩货币来恢复港币的竞争力。第一个跌价的是房地产，随后是降低工资收入。1998年，香港的社会总产值减少了5.3%。1999年，经济增长率回升，2000年时已经快速回升到超过10％的增长率。进入2001年后，经济增长率就又自然而然地退回到0.2％，而且在第一季度时保持在零增长。已经开始的通货紧缩计划要持续5年，那多年以来很少听说的失业率，上高到7％。

　　香港还没有度过这场经济危机。它似乎不得不面对逐渐失却作为中国的仓库这一功能的局面。大陆企业对外贸方面积累的经验越多、对外联络越广，沿海城市修建的现代化海港越多，那么大陆进出口通过香港昂贵的中介服务的需求就越来越少。作为一种解决方式，香港政府以台湾为榜样，发展高技术工业，并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科技园：香港数码港。另一个科技园就是硅电子工业园。此外，作为与新加坡并行的第一个城市，香港在2000年实现了宽带通讯网络平面实施建设，包括私人住宅也基本上完全有玻璃光纤线接网。由此，香港为变成电子贸易中心创造了最好的基本设施。

　　北京政府所涉及到的，就是一直坚守它所作的承偌：“一国两制”。要说到香港人现在所忧虑的事情，一位银行职员在2000年6月所说的这句话就完全代表了：“五年前”，他解释说，“我担心，失却自由。而今，却担心失却工作位置”。部分人士已经嗅到了香港所面临的、一种无法改变的衰落，并且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做出威尼斯那样的预言：昨日的贸易中心，明日的地方城市。但是，香港终究是世界上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它所拥有的知识和资本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法取代的推动力。

　　台湾何时归来？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澳门是1557年第一块为欧洲人所强占的中国领土。随着澳门的回归，亚洲告别了欧洲列强的时代。作为中国重新统一，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台湾的回归。这是中国今天外交政策中的要点。

　　早期，台湾还是一个高山族居民集居生存的岛屿，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人不断迁往这里。1590年，葡萄牙人登上此岛，随后的1633年，荷兰人的东亚贸易开始。现代台湾史以1644年满人统治中国开始，当时约10万汉人由沿海各省逃往台湾。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并以此为基地，旨在收复整个中国大陆。可是20年后，清军战胜了郑成功后人的舰队，占领了台湾，把它划归为大清帝国的一个地区。台湾就这样持续了200多年，直到1895中日战争失败，和谈条约中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1945年，美国把台湾归还给蒋介石政府。国民党政府开始时在台湾显示了类似于其在大陆那样的腐败、无能，直到1947年2月台湾人起义，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了这次起义，2.8万台湾人遇难，其中包括整整一代的专业技术人员。1949年，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对垒失败以后，带着他的残余部队、现代生产设备、官员、教授等逃亡到台湾。他以战争状态方式治理台湾。而美国第七舰队驻扎台湾海峡，以防共产党的进攻。

　　当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一个对付苏联的战略性合作被形成了。台湾当局必须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交还给大陆政府。当卡特总统在1979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他停止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从此，美国与台湾的交往只通过非官方的形式进行。

　　如果说，台湾的国民党与大陆的共产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一直是一致的，而所争论的不外乎是双方之中的哪个政府是合法的话，那么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他在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表示，要把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他向北京做出了商谈表示，并准备满足北京的一个重要要求，一个他的前任一直拒绝的要求，那就是：开启直接贸易交往，与大陆直航、直通邮政。他把自己称作为中国的第十位总统，以此表明，他将对国号、国体等现状不做任何改变。确实，为了解除北京对他未来政策的担心，他作了形式上的保证，他说：“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即李登辉的理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

　　如果台湾放弃宣布独立，而对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统一长期保持沉默，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从双方利益的角度看，极有可能的是，长期保持现状。大陆和台湾将会像大陆和香港一样，越来越趋向于发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但是如果涉及到民众呼声，那么这种客观、冷静的利益分析未必一定能获得多数人的赞成。大陆的军队在进行着收复台湾的军事训练；宣称已经开发出了导弹巡洋舰；从俄罗斯以每艘8亿美金的价格购买了两艘带有导弹发射装备的现代化的核潜艇。可是，中国经济杠杆很快就会显示出某种超过导弹的推动力。台湾将越来越显示其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性，尤其是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中国领导人现在似乎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把他们的战略逐步转移到一种对台湾的经济交往上来。

　　2000年6月，新加坡原来的总理李光耀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对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感到担忧。他以严厉的语言表示了对李登辉的不满，因为李登辉把台湾问题复杂化，从而迫使人民解放军去强化海军装备。陈水扁接过了这个烂摊子。李光耀建议说，台湾当局应该以说服台湾人认识到，与大陆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来取缔那种竭力从民众中需求台独支持的做法。美国人不可能永远保护台湾，如果让台湾人寄托幻想于美国人的话，那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台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

　　70年代，在西方企业的视野中，东亚浮现出四种国民经济形式：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学家很快就为这些快速发展者发明了一个名称：四只老虎。随着中国大陆在80年代的腾飞，人们对于这四个也属于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又赋予新的名称：“四小龙”。

　　从这“四小龙”经济中，也就只有一家堪称腾飞式经济，那就是：台湾。韩国是日本模式的翻版：它建立大型综合集团，以日本战前的经连会金融集团以及其演化出来的工业集团为样板，既不在乎欠债，也不考虑市场需求，而一味地扩大生产能力。新加坡邀请西方以及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香港沿用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台湾相反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国民经济体，一种富有灵活性核心的小型的父权式家庭企业。

　　90年代末，台湾有120万中、小企业，而台湾就业人口80％工作于此。中国人的想法是：与其到别人的企业去干，还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企业中。每18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个是企业家。一个笑话就是：“往街上扔一块砖头，准砸着一个董事长”。《经济学家》杂志曾经这样描述说：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蚂蚁兵团”式经济。这个蚂蚁兵团在90年代占领了世界计算机市场。

　　台湾计算机工业的主要成品（在世界市场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台北市场情报中心，技术、信息研究所，2001年1月。

　　我们现在看一看这“蚂蚁战”：以洪先生创立的建准公司为例。在80年代手提电脑的奔腾处理器迅速提高时，高温问题出现了，像日本的大公司美蓓亚（Minebea）一样，建准公司集中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研发出了一种很小的冷却排风扇，它甚至比奔腾的芯片还要小。现在，几乎世界上1/3以上的手提电脑都使用这种排风扇。

　　90年代末，台湾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计算机硬件生产地，仅仅小于美国、日本。在计算机的许多零部件方面，世界市场的50％～80％都为台湾所占有。

　　台湾的企业是在埋头苦干，但是他们的眼睛却盯着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上，谁认识第一流的国际计算机，也就是认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转换电路板生产商？谁认识光宝技术，也就是台湾80家计算机显示器生产商中最大的那家？谁认识家庭企业家昆盈公司（Kye），即第三大鼠标生产商？谁认识世界上最大的小计算器、台湾最大的传真机生产商光宝公司（Cal－Comp）？

　　形成所有这些现象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台湾企业供应零部件，并把它们发往组装整机的地方，也就是零部件规模委托加工，他们的产品不是直接给予终极用户，而是销售给了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计算机生产企业，而这些企业把零部件组装起来，并且以自己的商标对外销售。譬如在2000年，世界上半数以上的手提电脑都是由台湾生产的，然而这些电脑却都是以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计算机公司如康柏公司等的名称对外销售。2000年初，据经济报介绍，也就只有手提电脑的世界名牌东芝公司在台湾整机生产。世界著名的大型集团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IBM）、康柏公司、东芝公司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这些零部件供货商，依赖于数千家中、小型台湾企业的委托加工。日本的卡西欧公司小型计算器的80％来自于光宝公司。只有少数的台湾公司如计算机生产商宏基在世界市场上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如果台湾突然消失在海洋中的话，那么世界计算机市场也就将随之而陷入混乱。

　　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前提是，只要把企业产权的自主性给了他们。对此，台湾人是活生生的例子。那最初把希望寄托在大型国有企业上的台湾当局所做的决策是相当明智的。他们对于这场高技术奇迹所做的只是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然而却是关键性的：当局为这场奇迹投入了基本设施建设；筹建了一个官方实验室：“工业技术研究所”，如同美国的史丹佛大学那样，这个研究所使许多富有成效的高技术企业得以腾飞。围绕着这个研究所，当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高科技工业园：新竹园；还鼓励那些风险资本企业的形成；而当局却在它们形成之际止步了：它为高技术企业创造基本设施，但是并不去指挥这些企业的发展。那么，台湾就不会发生那些在日本所发生的，因为日本政府和计算机工业界为了“打垮国际商用机器”，集全部精力于大型计算机集团的建设。可是当年轻的硅谷公司在90年代实施全新的计算机模式时，即网络计算机模式转化时，整个日本计算机企业遇到了技术老化的打击。

　　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工业也使台湾人在90年代引发了半导体工业。在此，他们也发现了一个“小空间”，而今它却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即：“芯片铸造业”。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商并不自己设计转换电路，而是接受台湾人以及日本人和西方企业的委托加工，半导体转换电路按照委托方的设计进行加工生产。现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芯片铸造商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也就是位于新竹园的台湾半导体元器件公司。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生产厂家之一。因为台北的新竹园已经没有地方了，当局因此在台南建立了第二个高科技园。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信息技术岛，变成一个巨大的硅谷。在此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当属那些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派：美国精英大学的台湾毕业生和那些多年在美国高技术企业从事研、发的富有经验的台湾人。

　　经济大中国正在实现中

　　如果没有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出口以及管理知识，大陆经济在80和90年代腾飞的现象是不可想像的。

　　香港投资者

　　1979年，当邓小平通过在广东、福建建立四个经济开发区对境外直接投资敞开大门时，他所想的首先是吸引港台的投资者。事实上，香港企业从一开始就蜂拥而来。中国大陆给它们所发出的邀请恰到好处。在香港，由于土地和人工的价格猛涨，那么相对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进入世界市场前列的东南亚几只老虎来说，老的工业已经失却了自己的竞争力。此刻，正好出现了邓的开放。

　　香港企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往中国大陆那些人力和土地比较便宜的地区。它们先是迁到紧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随着大陆开放的不断发展，这些投资者逐渐发展到整个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随后发展到整个大陆。今天，几乎香港的整个制造业都迁到了大陆，仅有很小的一部分迁往东南亚。仅仅在大陆的南部，就有40万家香港企业，工人达到500万人。珠江三角洲的村、镇都成了香港生产厂家的集中地。而留在香港的，也就只是研究开发、设计、包装以及推向世界的销售部。整个生产都在中国大陆。以香港最大的玩具生产企业港陆实业公司为例：1992年，该企业在广东有7家工厂、1万中国工人，而在香港的总公司相反只有400名员工。

　　对于大陆的农村企业发展来说，香港企业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与农村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合作关系，以便为出口加工、生产。就农村工业的出口奇迹以及中国出口的奇迹来说，香港是有功的。

　　香港企业向中国大陆所开放的，就是廉价但接受过较好教育的、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而且这些工人没有受到自由工会的保护。在大陆的香港出口加工厂，也包括台湾以及韩国的厂家中，笼罩着一种这样的气氛，一种让人回想起早期英国原始资本主义的情景。90年代初期，当一家香港的布娃娃生产厂家使80余名年轻女工被烧伤后，世界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工厂的大门被锁着，理由是防止这些女工偷拿布娃娃。一连串的此类丑闻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干预。从此，这些工厂里的情况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仍然是相当糟糕的。在生气的时候也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工厂里工人的生活，远比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处在生存边缘的中国人要好多了。工厂外面还站着许多失业者，他们等待着这家企业下一个空位子尽快出现。

　　80年代末期，香港的大型资本家也出现在大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像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集团、恒隆地产、恒基兆地产、合和实业等。由于劳动密集型工业某个生产厂所需要的资金相对比较小，故此流入大陆的资本也就几十个亿。而香港房地产界修建收费高速公路和桥梁，并且在以写字楼、高级宾馆、商业大楼、别墅区使中国显示出大城市的形象。香港的宾馆饭店集团、商业集团以及其他的高级连锁网络也随着它们进入了中国大陆。香港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

　　在80年代时，中国3/4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来自于香港，那时它还是英国领地。90年代时，尽管各国的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但是在投资数目上，香港仍然遥遥领先，尽管香港的投资额在2001年时下降到整个境外年投资总额的36％。从1979年到2001年，香港投向大陆的总资金达1920亿美金，相当于整个境外在华投资总额的半数。并非所有这1920个亿都是香港资本，其中的一部分是出自于外国企业在香港的分公司，它们由香港向大陆投资的。另外的一股，而且不可忽视的资本来自于大陆自身，也就是中国企业，其中有些是高干子女，搞一个“曲线救国”，他们先把钱弄到香港，然后转投到深圳和其他城市，以便获得减免税以及其他吸引外资的优惠待遇。

　　香港投资的绝大部分进入广东，因为它是与香港接壤的省，而且还是许多香港人的故乡。在广东，他们讲相同的方言，也有许多亲戚关系。在中国开放前，广东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为主的省份。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广东成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最富的省，而且成了市场经济的“领头省”。

　　广东在中国整个出口额中占到了40％的份额。广东出口的大部分是出口加工：在成千上万的小工厂里，年轻的中国女孩子在缝制销往世界的衬衣、服装；来自农村的工人制作着玩具、运动器材、粘接运动鞋、校对电子电器、加工时髦的礼物和圣诞节装饰品，等等。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至今依然是一个世界轻工业中心，它以低价商品养育着这片土地上富有起来的人们。

　　在毛去世时，深圳还是一个仅有2.5万居民的荒凉的边境城市，而居民靠种稻子和捕鱼为生。1980年提升为经济特区使这个小城变成了淘金城，来自香港和外国的企业家、商人、投资者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冒险家、骗子和卖淫者纷纷涌入这里。80年代中期，几个极端的革命派代表访问深圳，他们伤心地说道：“就连市府大楼上都没有了五星红旗，还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吗？”

　　自特区建立以来的20年中，深圳的经济以31％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今天的深圳作为400万人口的城市，以其耀眼的摩天大楼与香港竞相媲美。它依然属于中国一个充满发展潜力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城市。1990年，深圳已经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出口城市，并且在进口自行车、钟表、照相机和家用电器方面跃为中国第一号。此时，深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高技术城市的先导。90年代末，它拥有1500家计算机及其零部件生产企业，500余家软件开发公司和200家研究、发展中心。在此，两家颇有成就的国内通讯设备生产企业已经落户，那就是：华为和中兴。深圳还有中国最大的生物企业天达。国际商用机器的大中国集团在四家工厂组织生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深圳大学一起在深圳建成了一个科学、技术中心，并把它作为科研成果市场化的基地。1999年，高技术企业的总产值达到本市社会总产值的45％，同时也在出口方面占到了出口总值的1/3。

　　以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金使深圳成为大陆最富的城市。深圳修建了一个新港口和新机场。它从香港的乳儿变成了竞争对手，尤其是对于香港的高技术化设想来说。深圳在地价和人力方面是那样的便宜，而科技人员的数量却又是那么富有；香港人在美英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学习企业管理、经济、法律，希望通过投资银行或者律师而富有起来。大陆人相反，半数以上学习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精英大学如清华，每年把近万名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输送给经济界。这就是香港的高技术企业何以在深圳建立分公司的缘故。香港转过头来，以便发挥其从全球吸引人才的策略，从美国以及大陆的精英大学吸收中国的信息专业技术人才。

　　台湾投资的两个高峰阶段

　　如同香港一样，台湾在80年代时人力和地价剧增。也像香港一样，台湾需求把劳动密集型生产迁移出去的可能，以便面对东南亚经济老虎之国保持竞争力。如果把这些加工线就近放到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也就是当年的故乡，那会如何呢？可是台湾当局却竭力反对此举，禁止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接触。1987年，当局解除旅游禁令，台湾投资一下子蜂拥般的前往对面的海滨。

　　台湾带给这片土地上的首先是鞋子制造业，并且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鞋子出口国。一个万人的制鞋厂对于小小的台湾来说，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地价和人力都比较便宜的大陆，给予台湾制鞋业提供了进军和占领世界运动鞋和普通鞋市场的可能性。台湾的制鞋企业保晨公司（音译）借助于大陆的劳动力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鞋企业，它以1.2万名工人承担了耐克和锐步运动鞋的生产任务。

　　在起初的那些岁月里，台湾投资者的名言是：“把你那过时的机器运到大陆去，换得世界市场的出口合同和份额”。90年代中期，第一阶段的低技术含量投资的浪潮被第二阶段的高技术投资浪潮所取代。台湾的计算机和电子企业在大陆修建现代化的生产线。复制甚至大于其在台湾的母公司的复制线：台湾大型跨国计算机公司宏基在苏州建立了一个有6000名员工的生产厂。在几公里路处，声宝集团公司建立了一家计算机显示屏生产厂，而且同巨（Yageo）是为宏基、菲力浦、国际商用机器以及其他公司生产电阻的厂家。在珠江三角洲，普玛斯（Promax）在东莞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鼠标生产厂家，有3500名工人。台湾的计算机企业使大陆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平台。

　　按照大陆的官方统计，到2001年底，台湾在大陆的投资部分达到300亿美金，而台湾人估计有600亿美金，而且这个数字只少不会多，因为许多企业基于台湾当局对于去大陆投资的掣肘态度，只得隐瞒自己在大陆的投资额，或者通过香港甚或通过拉丁美洲的维尔京他岛屿去大陆投资。与此说明相关的是，还有一份资料：中国统计介绍，维尔京他岛屿在投资名列中居于第六位。25万台湾人作为经理和工程师工作在大陆的4万家企业中。台湾企业家建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并行工业，并且在中国出口总额占有了12％的比例。

　　如同香港投资在广东那样，台湾的投资把福建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省变成为富有的沿海省份。厦门市现在已经是一座国内享有盛名的高质量生活的城市。

　　台湾的投资也涉及到其他地区，也正是因此使得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变成了一个台湾城市。4万台湾人工作在这里的3000家工厂中。现在，长江三角洲，尤其是历史名城苏州的工业园已经成为台湾高新技术投资的热点地区。

　　也像如果没有港、台的投资及其管理知识，今日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一样，反过来，台湾经济的未来也不外乎是像香港那样，依赖于大陆，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经济迫使大陆与台湾走向一起。

　　大中华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经济权威。它在进出口、投资以及货币能力方面超过了日本。就调整社会生存而言，它的收购平衡力也远远地超过了日本。

　　2000年时的经济大中华

　　材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海外华侨

　　围绕着经济大中华，把这些企业分为两个团体，即东南亚的华人和欧、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华人。

　　在3300万海外华人中，有2700万生活在东南亚。在新加坡，华人以77％达到绝大多数。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华人属于少数，但是当这些少数的华人控制了零售业时，那些华人经济巨头们却控制着私人企业以及大型银行的大多数。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只占全国人口的3.5%，但是却控制着300家最大的上市企业集团的68％和10家大型私人企业中的9家。泰国四家举足轻重的私人银行全在华人手中，其中包括泰国最大的银行：曼谷银行。海外华人的企业也是以纯粹中国人的方式，即以家长式的方式领导着，而且都是通过某种网相互联系在一起的。96

　　东南亚华人在人口和股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按照澳大利亚外贸部1995年所发表的《亚洲的海外华人商业贸易网》一文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海外华人少数的经济巨头和他们在经济上的网络关系，在占多数的本土民族中引起了妒忌和仇恨。以致于不断发生对华人的报复行为，1998年亚洲经济风暴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就是一例。许多华人取了当地人的名字，以便保护自己。泰国甚至把取当地人的名字作为规定。而报复的结果就只能使华人更加抱团、接成网，并且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让中国强大成为亚洲的代表。他们多样化的进行投资，并使中国在90年代成为投资的重点。香港是东南亚华人贸易和网络的中心。那些大企业在此建立了它们的分公司和银行：像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印度尼西亚的沙林集团和力宝（Lippo）集团；泰国的正大（Charoen－Pokphand）集团以及陈氏（Sophonpanich）集团。它们以这些子公司为基础，自80年代末以来，向大陆投资了几十个亿。

　　除了这个东南亚华人圈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圈，它包括北美的五六百万华人，西欧的94万和澳大利亚及大洋洲的54万海外华人。重要的团体是美国的华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在那里生活着数百万华人。大部分的美国华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代或者数代，而且美国化了，他们对于前辈的故乡已经不那么特别的热心了。但是其他的，尤其是许多在经济、科学领域工作的华人，他们与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华人的硅谷企业在大陆建立了子公司，那些华人研究人员和教授们定期地访问大陆，举行讲座、参加学术讨论。

　　全世界的华人企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球华人企业家大会（华商大会），大约有数千名华人企业家参加，其中有来自于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经济巨头。经济大中华以香港为海外华人的中心城市，以此形成了全球华人网络的中心。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是汇入了某个新美式的21世纪，而是引入到一个中国人的21世纪。

　　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

　　与华人经济网络并行的是，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正在形成中。世界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增进联系，并且重新开始了那在19世纪末期所开始的需求现代中国文化的探索。两种思路对立并存：北京、上海和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现代儒家文化和一种政治并存的社会体系，即技术官僚和等级制度，而且所考虑的是秩序等级。这种观点与香港、台湾以及剑桥、哈佛、巴黎等的不同政见者团体的思路相对立。后者所追求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而且是以西方为榜样。与高层次文化讨论并行的是，一种中国大众文化已经在音乐、电影和小说中传播开来。香港和台湾已经发出了他们的共鸣。此种群众性文化是美国式的、个性化的，也是享乐主义的。此由港、台电视、香港的电影以及港台流行歌手们推动着，而且席卷大陆城乡直到村镇。广州、上海和北京的音乐生产商以及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电影制作厂家尝试着逐步冲破这种港台垄断。共产党针对这种流行文化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还击，要通过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通过爱国主义和禁欲主义生活态度来深入人心。

　　在所有思路中，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流行文化，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对中国辉煌的历史的自豪感。即便是共产党强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仔细阅读起来，首先更多的是儒家的道德希望要求。

　　第三十七章 中国能成功吗？

　　中国同时进行着三个革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化。1997年，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儒家的关系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入了第二阶段，也是关键的阶段。邓那只有赢家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头，不可避免地使江进入到面对“带着泪水的改革”的阶段，也就是要对现代化和自由的社会过渡支付代价的时刻，即面对：失业、不平等、贪污腐化、无所适从、犯罪。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其重新腾飞起来过程中最艰难、风险最大的历程。

　　在我们展望未来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上被中国克服了的问题：

　　人口过多：这是第一个，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中国疆域辽阔，但是大部分为山脉和沙漠所覆盖。人口主要拥挤在东部平原，其中以南部沿海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主。2000年中国统计有12.7亿人。尽管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现在人口增长依然保持在0.9%的幅度，也就是说，在40年里，人口将增长到15亿。

　　失业危机：这是人口过多所直接引起的无法避免的问题。

　　在2000到2010年之间，中国新生的劳动力增长数额超过7000万，这不包括由于其他原因而离开原工作位置的人。这就是说，中国每年最少需要创造700万个新的工作位置，那么它在五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劳动位置数目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工作位置。除此之外，还有随着公有制行业的裁员而下来的人，这就还需要每年额外增加大约500万的新工作位置。就是这些也还没有囊括所有需求。到2010年，由于每个农户只有0.55顷耕地，它远远不足农民耕作的需求，从而由村经济中将分离出来7500万劳动力。在1984年到1996年之间，新生的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位置，但是，1996年时这种大爆炸结束，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农村工业中的就职人数减少。在2000到2010年这10年中，农村企业至少要安置2000万无田可耕的农民，那么在农村还有大约5000万人没有工作。

　　在毛的时代，按国家规定，户口是在出生地，因此农民就固定在农村。即便是到了农村迅速发展的辉煌时期，农村工业也无法把所有缺少耕地的农村人都安置下来，因此寻找工作者就不顾户口规定，外出进城去寻找工作。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流动工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现在，至少有1.5～2个亿的农村人口，以非法的身份或者以暂住证的方式待在城市。他们作为建筑工、工厂工人、餐馆工人、马路清洁工、保姆，简单地说，他们做那些使城市美化的工作，所获得的是数目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待遇，处在没有社会保险，子女们没有学校可上，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人关心的境况。

　　除这个流动民工群体之外，在城市里还有另外的一个无产者群体：失却了国家铁饭碗的城市人。1996年以来，这个人数每年以五六百万人的数目在递增。其中半数的找到了新工作，或者在私人企业，或者自己单干。而另外的一半就靠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钱是不死不活，即便如此，这一点儿钱也并非总能获得。

　　官方统计，城市失业率是3.1%，但是它只统计了那些注册登记了的失业者，并不包括那些下岗、继续待在家里的人员，这些人不仅收入很少，而且他们原来的企业还未必总能保证按时发下岗津贴。它也不包括那些进城的流动民工，因为从统计角度讲，他们生活在农村。它也不包括那些刚刚成年，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观察家估计，城市的失业率在20％以上。而在上海、北京和广州这些私人企业发展比较快的城市，情况稍微好一些。在北部和西部那些在此之前只有国有企业的城市，情况就糟糕多了。

　　中国怎么样去为它那十多亿而且仍在持续增长的人口创造工作位置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最遗憾的是，中国在由贫乏救济进入供大于求之后，它在创造劳动位置方面的经济实力确实在严重下降。在1986到1990年间，社会总产值的每个百分点都带来151万个新的工作位置，但是在1991到1995年这个时期，也就只能带来85万个新的工作位置。97即便是8％的增长率也就刚刚消化了那些新增长的劳动力，还不完全能消化那些已经失业的数字。农村企业所创造的那个就业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了，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迫使工业行业提高劳动生产力。

　　环境破坏：这是第二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与人口过多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98中国的城市无不沉陷在工业污染和汽车废气之中。中国的农业用地在被侵蚀和荒芜；中国的河流、湖泊由于污染和大型的排水管而坏死；黄河每年有几个月的干涸季节。缺水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农业需要水，工业需要水，城市也需要水。由于过量的使用，使得北方的地下水水位疾速下降。1999年北京的水位下降了3.5米，这是指靠地下水补充北京需求的2/3的那部分水。在东部和东北部平原，水井经常必须钻到深达70米的程度，以便提取地下水。这费用之高以致于农业耕作得不偿失。为了保证救济、政府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水价，但是这同时也就像在德国把汽油价格提高到5个马克一样。尽管政府已经关闭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工厂、或者在长江上游禁止砍伐等有效措施，并且把国民总产值的1%用于环境保护，但是被破坏的环境尚未完全恢复。对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说，中国面临水源、土地和空气枯竭的危险。

　　不平等：在前面两个基本问题之后，现在到了由快速救济发展所带来的最艰难的问题。首先是增长的不平等：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沿海城市与内地省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势必带有“不同的增长速度”：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矛盾差异，并且认可其存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平等性属于一种新的经验感受。几千年来，他们生活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在广大民众之上的只有极少数的政府领导上层，也就是皇帝和他的两万大臣以及地方那些由念过书的先生们、占有土地的地主们以及商人们所构成的中层。在毛的时代，绝对的平均主义盛行。随着邓的市场改革，中国社会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开始分化。至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于整个人口来说作为极少数的百万富翁，在他们的车库里停放着奔驰600和红色法拉利。有一个大约包括3亿人的中上层和那些进出于咖啡馆、迪斯科舞厅的城市公子哥儿们群体，同时也有一个包括大约3亿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一个至今为止还没有被经济增长真正顾及到的阶层，其中包括那些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以及改革中的没有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克服绝对贫困方面，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胜利，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使大陆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那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沿海省份远比内地诸省要快，况且它们原有的基础就高一些。故此，西方的一些观察家们就夸大这种分化，并预言中国会分裂。要知道，内地的不少地区在增长率上还是相当高的，它们从总体上也在前进。政府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投资把经济增长率向中部和西部推进的政策，将会控制这个东西差异问题。在经济发展快的沿海省份，没有人想着从大陆中国政体中分离出去。对于他们来说，内地省份不仅仅是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储存地，更重要的是千年来的这种国家统一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而更为危险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的分化。按照官方统计，1985年时，农村人口平均年收入只有城市人均可实际支配收入的54％，而到了2000年，这种比例下降到36％。在收入发展方面，农民没有办法做到同步，这就造成了一个增长的苦果。

　　道德的空白地带：这是一个由于发展的速度所带来的问题。它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它把人们拉出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却不能提供取代这些传统的新的价值观。一种精神的空白迅速形成。许多人除了对钱的渴望以外别无所求。党组织试图用爱国主义以及对中国儒家历史的自豪感来填充这种空白。许多人返归教会门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他教派，甚至法轮功经历了它们的大规模扩张时期。

　　精神的空虚也就意味着一种道德的空虚。城市里刑事犯罪骤增。城市人把这归之于农村流动工的罪责。这些属于一种新的现象。几千年来，人们生活在他们出生的村庄的范围内，现在这种固定的规则被取消了，1.5～2个亿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看到了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纸醉金迷。这一切造就了刑事犯罪的土壤。

　　贪污腐化：对于政治稳定来说，党政干部中所蔓延的贪污腐化是最危险的因素。它可是引发其他问题的导火索。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上，它总是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在今天的环境下，它有可能重新发生。这就是江泽民和朱熔基何以严厉打击贪污腐化，不惜对高级干部动以死刑的缘故。

　　危及稳定的因素在增长

　　在这些社会问题的压力下，农村的不稳定在令人担忧的增长。在城市，尤其是在东北和四川，老工业基地不断出现工人抗议活动。绝大部分的抗议活动都是以“上诉”的方式进行，他们聚集在市府门前，并持着类似于这样的牌子：照发工资、退休金；恢复工作；惩处贪污腐败的管理人员或者政府依法办事。市长常常对请愿者尽力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家，并允诺，他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安慰他们，也就是允诺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照发。

　　但是有时也发生暴力冲突。2000年2月，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一座东北煤矿城，两万名工人与警察持续了三天的马路冲突。工人不满的不仅仅是失却了工作位置，更重要的是不满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关闭前，把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都转给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一位还在这家企业余留部分工作的工人对西方记者说：“我们矿工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为共产党和中国干，可现在矿山的一部分突然私有化了。”

　　在城市工人请愿之外，还有农村的农民的请愿。他们抗议那些不合理的摊派、抗议买粮打白条以及地方政府的那些不合理政策。2000年7月，江苏省由于地方官员要把两个乡合并起来而导致了一场群众抗议。要被撤销的那个乡的5000居民举行了请愿活动。当警察介入并力图解除请愿活动时，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不少警察和请愿者受伤，29辆警车被毁坏。99

　　中国领导人必须在市场经济改革与维护社会安定之间保持平衡。

　　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社会保险系统。在这个系统完全自如运作之前，政府努力着对城市失业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可是，这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是对于城市人口，数百万进城的农村流动工人以及在农村的农民和那些在村镇企业的工人，依然没有社会保险。而恰恰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

　　谁清楚的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谁就可能很容易的获得这样的结论，这种状况无法长期持续下去，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这些问题所吞没。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因此而特别悲观。但是，这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是从邓的改革开始以来就有的。中国总是一次又一次以新的东西驳斥了那些悲观主义者。

　　其原因就在于，迎战问题的力量要比所面临的问题还强大：中国自邓以来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层。正像共产党通报中所介绍的那样，这个领导班子清楚的意识到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尝试着去因势利导。围绕2010年完全实现一个独立运转的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这个领导班子不仅紧紧抓住重点，而且很有能力。那些作为市场救济所需要的人才，已经初步具备。他们来自于中国和西方的精英大学。在现在的政府部委以及大型企业中，已经活跃着一代毕业于美国高校的人员，他们取代了那些在苏联高校毕业的老一代。

　　中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就是她的人民。这是一个年轻的群体，12.7亿人的1/3是不到20岁，而65岁以上的也就只有7％（而德国则是17％）。而且他们是崇尚事业、乐于学习的人，他们有能力而且准备去接受艰苦的工作，“吃苦”但不放弃。这就是中国人，将创造中国救济奇迹的人。你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加直觉到：他们能成功！我因此对于那认为中国将失败的预言，充其量给予10％的可能性，而90％以上的可能性是，中国会成功，一个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将会建立，而且经济将持续增长，即便是出现旋流。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将依然以7％的经济增长率继续迈进。

　　第三十八章 2015年的中国：世界

　　上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体

　　199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1万亿美元（以1美元：8.30元人民币的兑换率计）；2001年达到1.2万亿美元。如果把香港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大陆和香港的社会生产总值就是1.36万亿美元。这几乎是印度和俄国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两倍。

　　中国2000～2001年时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国八国以及印度之比较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德国银行研究

　　相对于意大利、法国或者英国来说，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其1.36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不能算作为中等经济强国。尤其是对这个有12.7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来说，人均收入仅仅860美金，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亚洲专家杰勒德?西加勒主张这种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为《外国动态》写了一篇文章，在其中他提出了“中国会怎样？”的问题。100他对此问题作了确定的回答：中国的影响力远比绝大部分西方人所想像的还要小。它所代表的也就是一个中等经济国家，而且西方用中等经济国家来对待中国，这已经是充分估算了。一付多么令西方人平静的安慰剂！

　　这篇文章发表于1999年9月，并在亚洲经济风暴时获得了西方人的特别关注。但是，它却把人们引向歧途。这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有洲际导弹的核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的国家，在今天的实际政治中，它早已经不再属于名列“意大利之后的中等国家”。此外，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中国今天的经济状况如何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未来的10年直至20年里，中国将会如何！

　　1998年发表的两份研究报告谈了这个问题：一份是世界著名的加利福尼亚研究所的发展与研究中心的报告101，而另外一份是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马迪松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写的报告。102两份报告以不同的计算方式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社会生产总值在2015年将超过美国。查理斯?沃尔夫从发展和研究的角度估计，以1997年的美金购买力为基础稳定发展的话，到201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2万亿美金，而美国则仅仅是11.5万亿。而到那时，14亿人口的中国只是人均8570美金的购买力，而美国以其人均3.72万美金的购买力，还得使人口数量达到3亿以上，才能与中国相当。即便如此，中国到2015年仍然是一个刚刚达到中等水平的国家。

　　“世界加工厂”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许多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到了2015年，它将成为所有产品的最大销售市场。自然，最大市场所在地，也将是最大的工业生产落脚之处。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钢铁、肥料、自行车、钟表、电冰箱、电视机以及电话通讯中转设备等的生产基地。而且，使中国成为最大生产基地的不仅仅是市场，而且还有大量的廉价而教育程度日益增加的劳动力，以及不断增长的工程技术和研究开发人员。

　　劳动密集型工业早已经开始了大规模落户中国的动作。80年代香港把他们的加工工业推向中国大陆，90年代台湾紧随其后，而今几乎全世界的加工业都转向中国大陆。从世界上的经济报纸上天天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消息：东芝关闭了它在日本的电视机厂，并把它们为国内生产的厂子迁往中国。NEC计划把它在中国为日本生产的计算机部分由10％提高到17％，以便与台湾计算机业基于在大陆生产而提高的竞争力进行抗衡，并制止自己在计算机领域的滑坡。美能达停止自己在日本的照相机生产，并以其在上海生产的照相机取代之。国际商用机器把自己生产和销售40个千兆字节的主板转让给中国的长城集团。摩托罗拉自1992年以来，在华投资100个亿的美金，从而中国成了它的美国之外的第二大生产基地，在手机生产的同时，还生产半导体元件。西门子把它在上海的工厂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厂，自2002年以来就由此向德国销售。爱普科斯（Epcos）考虑要关闭它在德国的工厂，并代之而在中国生产。

　　这股加工业迁往中国的潮流并没有冲击到东南亚和东亚。戴尔公司（Dell）把它计算机生产的一部分从吉隆坡迁往中国。位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的雅达电子、电源公司关闭了它的两个电子工厂，而代之以在中国生产。作为最后的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惊讶的生产线迁移当属印度的大型旅行箱生产企业，这是世界上第二大旅行箱生产商，印度1/3的工作位置出自于它，而它也把生产线向中国转移，因为即便这家公司向印度返销时要增加60％的进口税，但是它的产品成本依然要比在印度生产便宜。103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外国投资的条件从根本上有了改善，从而也就加速了世界各地的工业向中国大陆迁移的速度。中国将成为世界加工工业的中心，成为世界工厂。

　　尤其是中国将成为世界信息工业的加工厂，计算机硬件的绝大部分都在中国生产。这一成就首先得归之于台湾投资者。现在，台湾信息工业产品的生产有半数以上是在大陆实现的。在2000年，台湾的显示器在世界市场的占有份额是58％，而其中60％是在大陆生产的。台湾的扫描仪在世界市场的占有量是91％，但是台湾扫描仪的85％来自于大陆工厂。1999年，台湾的计算机生产量还大于大陆，但是在2000年大陆的生产量就超过了台湾。大陆和台湾的生产量超过了日本，而且跃为世界计算机硬件的生产中心。唯一领先于它们的也就只有美国，而这主要基于美国在软件市场方面的优势。

　　世界上的半导体加工业也开始了向中国的迁移。半导体生产在此分为两个部分，即从事芯片的设计部分和产品浇铸生产部分。芯片的浇铸生产企业所担负的任务是，根据客户所提供的设计完成芯片的生产。芯片的浇铸生产企业是在台湾发展起来的，而今它们在这个行业里依然是世界的领导。现在，新的芯片浇铸生产企业在大陆建立起来了。英国大型的芯片浇铸生产企业需要数千名工程师，而大陆有这类工程师。当台湾高等院校每年以4000名电子技术工程师的数量向社会输送时，大陆却每年有15万名电子技术工程师走出高校大门。在上海，一名工程师的费用仅仅是一名工程师在台湾费用的1/4。这就是半导体工业何以从台湾转向大陆的原因。去年，两个大型芯片生产厂已经投入生产：注册资本12亿美金的上海华虹电子有限公司，而日本的NEC占有其中20％的股份；在天津投资19亿美金的摩托罗拉生产厂。另外的14家芯片生产厂家正在修建或者正在计划之中。仅仅在浦东的长江高技术开发区，上海就打算落户20～30家半导体生产厂和150家芯片设计企业。正在兴建之中的最大的生产厂家是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一个投资20亿美金的项目。

　　各国和地区信息技术产品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台北工业信息研究所

　　对于中国半导体发展的不利条件是，美国的禁运条例，它禁止把新一代的，即生产12inch的晶片（硅片）的仪器仪表以及结构小于0.25微米的芯片向中国大陆出口。所以，现代的芯片浇铸生产就只能放在台湾，那么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的规模不可能像它的市场那样大。但是，未来的半导体生产会像计算机零部件的生产一样，主要的生产基地将落户中国。美国的信息技术工业现在已经开始对中国在生产、配件方面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独立性表示忧虑。

　　首要的是独立的知识产权

　　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完成了产品，而这些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研发和设计出来的；而工厂也常常属于境外企业的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到2015年，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工业中的占有率可以达到30％。而“境外”工业的3/4握在华人手中，它们来自于香港（现在已经属于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剩余的1/4涉及到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投资者。这些生产中的绝大部分，包括生产投资在内，都是在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工业领域，譬如半导体工业、电讯设施、通讯器材、汽车工业、稀有金属、机械制造、电厂建设、石油、化学领域。即便是那些大型境外投资项目，也不外乎都是50：50的共同企业，甚或是中国持有多数的企业，中国并不想只把自己的市场交给境外企业。在共同企业中，人们学习技术，随之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再建立独立的、纯粹的中国工业。

　　有关这一策略最早的例子就是娱乐性电子工业。早在90年代初叶，彩色电视机市场被菲力浦、索尼、东芝等所控制，它们在中国的共同企业中生产这类产品，而且也进口。但是，纯粹的中国品牌就以残酷的价格战迫使外国牌子退让，而且到了2000年，强占了至少80％的市场。现在的共同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出口上。中国最大的四家娱乐性电子集团长虹、康佳、TCL和熊猫已经达到了世界标准，而且自己现在也进入了出口领域。

　　在计算机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1995年时，中国计算机市场固定在美国计算机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康柏公司以及惠普的手中，它们在中国合资生产，同时向中国出口。纯粹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始于北京科学院教授们所创立的联想计算机公司，面对他们的竞争就有些类似于大卫与高利阿特之争（并非同一等级）。可是，四年后，位置发生了倒转。在1999年第四季度，联想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7％，几乎两倍于国际商业机器、康柏公司以及惠普之和。现在，联想拥有中国市场的1/3，而方正拥有7％的市场，大约一半的计算机市场为那些“无名”的计算机生产者或者买元件拼装起来的机子所占有。

　　以其现在30亿美金的营业额，联想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除日本之外的亚洲最大的、增长最快的计算机生产厂家。在2001到2002年3月份这一个营业年度中，当除了戴尔公司之外的所有西方和日本公司由于竞争而不得不停产时，联想却报出了赢利增长率为43％的好消息。联想充分发挥了它在计算机市场的优势，并且开设了一个因特网入口。联想计算机还设置了一个键，以此用户可以直接与联想网络联系。在2001年7月，联想与世界最大的互动服务供应商美国ＡＯＬ在京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共同投资2.3亿美元。目的是携手使中国市场的硬件、软件以及信息有机的结合起来。不少人已经把联想集团看作为未来的国际商业机器，尽管它距离这个目标还比较远。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电讯装备设施生产的快速发展。我是在1995到1999年的大使任期内，从一开始就耳闻目睹了这一发展过程的。那时我刚刚到达北京不久，与西门子通讯部门驻京负责人有一次谈话。我们坐在一起看一份市场占有额分布图表。它所涉及的是电话通讯网络中转设施。中国以难以描述的高速度在全国修建电话通讯网络，在1990到1999年之间，铺设了1.2亿部电话接口，这两倍于整个德国的电话接口！电讯网络从技术要求上完全满足于数码通讯中转机。对于这种综合程度高的电讯系统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它之大甚至大于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市场之和。世界上最大的七家电讯设备生产厂家：西门子、阿尔卡特(法国电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北方电讯、爱立信（瑞典）、NEC、富士通都向中国出口，并且在中国建立大型合资公司。1995年90％的大型设备进口，尤其是出自于当地的合资公司。但是随后，在市场分布图表上出现了三家纯粹的中国企业：华为、中兴、大唐。它们拥有10％的市场份额。我问坐在身旁的西门子代表：“这几家企业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他们呀，也就是为小城镇生产简单的通讯设施，不用管他们！”我也就把他们放到脑后了。到了1999年1月份，大概是我任期结束前，我们两人又一次看一份新的市场分布图表。此时，这三家企业的市场占有量是30％，而且华为接近了西门子的17％市场份额。我说：“这恐怕不仅仅是简单的通讯设施！”这位回答说：“华为已达到了世界级水平，而且他们已经把我们在巴基斯坦和埃及的业务都给抢去了。”

　　4年内在一个如此复杂的技术领域到达了世界级水平！这令我感到瞠目结舌，而我随后飞往深圳，参观了这家在1988年建立的私人企业。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和老板给我介绍了企业，并分析了长处和短处。“西门子系统”，他说，“还比较稳定，而我们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在世界打响，但是政府扶持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研发水平并不低于西门子，但是费用却少得多。”随后，他对那谦虚的介绍补充了一句话，一下子说明了那鼓励华为创造出如此惊人成就的动力，那就是：“这三个中国生产企业名词的第一个字一起构成了大中华！”

　　现在，围绕着移动电话基本设备如基础发射台、中转系统、手机等的竞争战役已经打响了。在移动电话方面，中国到2002年中期以1.9亿的用户上升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按照市场研究所IDC的预计，到2005年时，用户将翻一番达到3.2亿。依然像在兴建固定通讯网络那样，国际上的大型电讯设备集团公司此刻在移动通讯设施方面大显身手。在基础发射台以及中转系统设施方面有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在手机方面有诺基亚、摩托罗拉和有一定距离的西门子。而纯粹的中国生产企业也再一次以富有成果的增长速度进入了市场：华为在基础设施生产方面以及手机生产方面，有一支由11家企业组成的精锐部队，4年后，也就是到了2005年，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境况？

　　类似于移动电话这样的快速爆炸性发展的还有因特网。到2002年，中国因特网用户增长到4000万。在因特网的光纤输送线方面，华为已经冲到前面，并且已经在路由器和转换系统方面开始对思科发动攻势。

　　华为正行进在成为一家国际化企业的进程中。它正在进军欧、美市场，而且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它的第一家子公司。2001年时，其营业额达到24亿美元。尤其是，当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电讯集团公司，当朗讯科技、阿尔卡特由于销售额下降被迫为保持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华为在2002年上半年把自己的国际销售额增大了210％。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新建的生产厂，是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生产基地，其中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研发实验室。其中85％的员工都是大学毕业生（学士或者硕士）。华为创始者任正非曾经是一位军官，现在持有企业5％的股份，估计拥有5亿美金的资产。

　　按照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中国出口计算机硬件，印度出口软件。但是，中国已经显示，决不会把整个利润丰厚的软件出口出让给印度。自2000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下，中国的软件工业以30～40％的增长率在迅速发展。而这些发展主要是由那些现在正准备进入股票市场的私人企业创造的。当前经济的衰退却为硅谷带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机。它使得大批富有经验的中国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返回中国，同时每年从国内的高校还有5万名软件工程师毕业。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也处在领导地位。在此方面，中国也给那些年轻、有为、富于敬业精神的科学家以很高的待遇、名誉。在绿色生物技术领域，动、植物基因改变在中国应用相当广泛，在研究方面，中国仅落后于美国，应该属于世界第二名。与欧洲相反的是，在富于乐观主义的中国，没有人阻止对动植物基因改变的实验。

　　令中国感到自豪的是，终于在航空航天领域并列美国成为第二名。1999年11月20日，中国发射了自己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神州一号，以“长征”运载火箭把它送入宇宙。这艘宇宙飞船是无人飞船。随后的2001年和2002年3月份，第二次无人宇宙飞船试飞。到2005年，要发送第一艘载人飞船，而且到2010年要登上月球。也许在21世纪中叶，如果信息社会已经着手于建立通向宇宙空间之路，而且与月球、火星取得了联系、并且登了上去，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也在其中，这一点绝对不同于欧洲。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大部分还处在低发展水平下，而且以落后的技术和低生产力进行生产；而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形成了大型的现代艺术都市、高度现代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也不同于欧洲的是，对进步的信任、崇尚在中国是没有终止的。“高技术”这个富有魔力的名词对社会精英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对政府的吸引力。

　　这个思想的核心早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时就已经形成。那是在1980年，当时美国的未来学者阿尔文?托普勒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预言：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它拥有足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有可能跨越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那时，中国领导人就把托普勒的这本书作为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物。

　　由此以后，此种新思想就规定了教育、科研以及工业政策。在2000年，中国高等院校有560万注册大学生，其中半数以上学习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高校的录取选拔严格，而且对学习成绩还有严格的要求。名牌大学在质量和学习成绩方面对大学生的要求要比西方名牌学校高。在1999年，有40万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生毕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现在所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远比日本要多，而且质量要高。该杂志作出此结论的理由依据是，中国科技人员是从竞争性选拔中脱颖而出的。

　　除了这些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外，还有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者，尤其是从美国大学学习结束后，并多年在美国的实验室以及硅谷作为研发人员和工程师，或者作为企业家积累了经验的归来者。自邓的时代开始的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向国外送出去了30多万大学生，其中的绝大部分去了美国，而学成回国的不足1/3。但是，最近几年来，回国的数量持续增加。从人才外流中形成了一个人才的回流。上海和北京是高收入者的生活乐园，而回国者又收入高。不久前，外国企业还抱怨，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经理，而今，这种情况显然得到了改善。充足的高质量的研发人员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企业，使它们把寻找人才的目光转向中国大陆。国际商业机器、英特尔、微软、甲骨文等等，它们都在中国筹建了大型实验室，以今后5～10年时间段为目标，开展未来技术研究。阿尔卡特在其上海的合资企业贝尔公司中，筹建了一个研发中心，中心有3500名工作人员。

　　今天，中国的一些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实验室从装备能力上，足以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并立。其中一部分的研究人员来自于美国的实验室，或者德国的马普所，或者其他的著名研究中心。

　　北京的中央政府、各省政府和管理部门全力支持教育、科研和高技术企业的迁入。兴建的高科技园有数百个，其中最大的是中关村，它位于北京的西北，两所精英大学：北大和清华构成了它的心脏。中国的硅谷形成于此。

　　中国研究决定，要成为世界高技术强国之一，而且最终要成为世界上那唯一领先的高技术强国。1998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府确认了这个决定，并且通过了高技术发展计划，要予以大规模集中投资，到2020年，中国要发展成为仅落后于美国的第二个高技术强国，也就是要领先于欧洲和日本。这个目标显然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十九章 世界工业品市场上的“中国恐惧”

　　通用电器公司前任总裁、传奇式人物杰克?韦尔奇在他名为《杰克?韦尔奇自传》中曾这样警告说：“你从未听说过的中国企业将在最近10年中以强大的竞争对手形式出现，会直接威胁到你企业的生存。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她会迅速成为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中国/香港104在最近15年中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第四大贸易出口强国。我们德国人不像日本人和美国人，至今还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什么，中国的经济腾飞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好像觉得中国离我们很远，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口主要是一些廉价产品，例如礼品商店中的装饰品和瓷器。尽管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已经有了巨大的赤字，但一直还把她视为一个市场，而且是一个未来的市场。我们曾经也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日本的，然而七八十年代日本风暴刮来时，摧毁了我们的照相机生产工业、钟表工业、电子工业、电动机生产工业，然后又在1992～1993年间的经济危机中几乎把我们的机床制造业，甚至把我们的汽车制造业全部摧毁。105今天随着中国的发展，“更强的日本式”风暴席卷世界市场。另外还有一个对比，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粮食出口使欧洲粮食市场价下降一半。现在中国工业产品出口迅速增加引起了世界工业产品市场通货紧缩恐惧。

　　2000年10个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和地区

　　* 包括再出口

　　资料来源：《国际财经统计》 2001年5月

　　中国最大的竞争压力来自于东南亚和日本。东南亚联盟中的一些国家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视为它们未来的威胁。随着纺织品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配额限制会被取消。这类出口产品的增加直接威胁到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同时，中国将逐步把这些国家的电子配件产品挤出市场，并与他们争夺日本和美国的直接投资。这种发展也威胁着新加坡，该国总理吴作栋将其视为最大的挑战，他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将淹没整个市场。”

　　据美林公司亚洲问题专家比尔?贝尔彻的估计，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每年会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2%的影响。那么有人就会问，如果毛没有把中国从世界市场上拉回去的话，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可能。目前，东南亚国家在此方面的悲观思想是有些夸大。如果这些国家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经济结构，迎合了中国的需要，也可能会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事实上，今天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远远地超过了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来说，中国游客迅速增加成了该地区旅游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悲观主义者们担心，东南亚会下降为食品和原材料提供国以及旅游国。针对中国的这种发展最有效的战略措施只能是将拥有5亿人口的东南亚国家最终结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就连日本也陷入了“中国恐惧”之中。新闻媒体一片恐慌，报纸、电视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的企业不断在中国建厂生产的情况。曾经如此强大的电器公司离开了驻地日本，来到了仅有300公里之遥的邻国，这里每小时的工资是日本本土的1/15到1/40。日本的工业生产在2001年下降了8%，然而中国却上升了10%以上，而且前一年甚至升了15%。日本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大。

　　日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同样受到了中国的排挤。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可能会超过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曾经占垄断地位的日本电器产品今天在中国也能以相同的质量生产，尽管部分关键零部件仍需日方的帮助。这些电器产品有：空调、家用电器、电视机、DVD机、半导体、微机和微机辅助设备、电话交互系统和移动电话等通讯设备。所有这些产品都以微薄的利润成批生产，只是高级技术还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尽管日本在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上是亚洲的中心，然而日本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感受到了就业的威胁。如同美国的高技术企业一样，日本的企业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和设计中心。例如东芝公司，计划将它在上海的微机芯片研究人员数增加到上千人；世界最大的电器公司松下公司在中国已有4万员工，现在他们又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手机和数字电视研发实验室，在苏州设立了家用电器实验室。到2005年，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将达到1500人。那么，日本本土的研究人员将来做些什么呢？

　　西欧、特别是德国的工业景况还是不错的。德国工业的核心是由几千家中型企业构成的，她们拥有“藏而不露的冠军”殊荣，控制着世界许多特殊产品的市场，从装瓶机到彩色蜡烛颜料配制设备都由德国公司控制。在下面这些领域中中国几乎还不可能造成什么威胁，例如高效能机器、印刷机、机器人和其他自动化设备以及光学、激光技术和医疗技术等。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同样如此。汽车工业在世界市场上主要被五六个大型企业所控制。大众汽车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样德国的化学工业在全球范围内就技术而言占主导地位，有强大的竞争力。

　　但是标准产品生产厂家，例如标准钢、标准机械、电视机和家用电器的生产厂家在德国，而且在欧洲都面临着严酷的局面。汉堡港口负责设备的经理说，他们的集装箱设备以前都是从德国厂家订购的，但2001年首次购买了中国的产品。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灯具生产厂家抱怨，中国的竞争给他们带来了威胁。如果我们把绘画当作产品看的话，连巴伐利亚州的乡土画画家都抱怨说，中国的画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与他们相类似的画。

　　就连美国的经济界人士，或许也包括英国的经济界人士都在考虑调整结构，避开中国工业在许多领域中的挑战。如果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很大，那么主要由于进口了纺织品、服装、鞋、花炮、餐具等美国不再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从中国进口，也得要从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

　　在中国的德国企业

　　德国对华贸易出口在欧盟国家中占第一位，几乎占这些国家对华出口总额的40%。德中贸易额在2001年达到了320亿欧元，德国出口额增加了28%，增长120亿欧元；从中国的贸易进口增长7%，几乎达到200亿欧元。德国对华贸易赤字近80亿欧元，2002年，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额超过了对日本的出口。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直接投资情况良好。投资额度看上去有些低。根据中国经贸部的统计，到2001年底德国累计直接投资额只有76亿美元。这个数字与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地位相比并不匹配。但这个统计没有考虑到再投资的问题，没有包括德国企业的一些子公司从香港、美国或者从欧洲其他国家投向中国的资金。如果把这些投资都算在一起，那可能是76亿美元的几倍。德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生产上，是由高度现代化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设备和条件构成。德国设在中国的企业与在世界市场上的企业一样都具有领先地位。

　　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地位非常显赫。它生产的小轿车占中国市场的50%还多。2001年，在上海和长春的两家企业共生产轿车36万辆。上海大众公司是中国市场销售最好的外资企业，它把几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汽车型号拿到中国生产，例如在上海生产的有帕萨特和波罗，在长春生产的有捷达和奥迪A6。2002年有望销售43.5万辆，预计这一年整个汽车市场会销售85万辆轿车。其他亚洲国家的汽车是丰田的王国，而中国却是德国汽车大众品牌的王国。

　　戴姆勒－克莱斯勒和宝马是引进生产豪华轿车的著名品牌。这两个企业最初为在中国建厂生产还费了不少周折。现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公共汽车，并准备把北京吉普车联合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此外他们好像还准备建立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大型载重汽车。重要的还有，它要同中国一起发展航天航空工业。宝马最终在2002年允许建立合资企业，生产3～5排座的中型汽车。

　　大众汽车公司引来了200多个汽车配件厂到中国生产，其中包括世界第二大汽车配件生产厂家、德国的博世公司，该公司在中国建立了不少合资企业和子公司，员工总计有8500人，预计在2002年销售额将达到7亿欧元。博世公司在中国不仅生产汽车配件，还有其他产品。博世数控机床比模拟机床还便宜。

　　德国的化工企业也显示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主要的投资厂家是巴斯夫公司，公司董事于尔根?哈姆布来西特（贺斌杰）将投资战略定位在了中国和亚洲。到1999年底，巴斯夫公司共投资10亿马克，建立了合资企业和独资的分公司。它今后的投资会更大，已经决定与中国石化公司合作共同投资26亿马克在南京建立一个化工联合企业，其中巴斯夫公司的投资额占一半。另外该公司将投资5亿欧元在上海建设相关的工程项目。几乎所有新建的合资企业以及分公司都是赢利的，迄今为止所有的投资都获得了利润。巴斯夫公司驻北京代表对他们的发展这样评论说：“我们在中国获得利润所用的时间是在美国的一半。”

　　巴斯夫公司，这个世界化工领域排行第一位的大企业，在中国化工行业的投资也是最大的。新建的生产基地是该公司除了在欧洲和美国之外的第三大基地。如果这里的工作进展顺利的话，于尔根?哈姆布来西特可能会从2003年5月起接替于尔根?施特鲁伯的职务，任公司董事长。

　　与巴斯夫公司走着同一条路的还有拜耳公司，它到1999年共投资4亿马克，只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合资企业和独资的分公司。据说它将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要在上海的曹江化学工业园区投资31亿欧元，建设一个大型化工联合企业，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聚碳酸酯生产基地。像汉高和赫斯特这类大型化工企业也在中国投资，赫斯特公司分为安万特制药企业和原来的化工企业两大部分。

　　在中国市场上最著名的德国公司是西门子。它有50多个合资厂和独资的分公司，生产范围很广，从通讯交互系统、移动电话、发电设备、自动化设备一直到医疗技术和家用电器。1993至1998年，西门子的销售额每年平均增长45%，达35亿马克，其中一半的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销售最兴旺的2000年达到了48亿马克。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说，中国是它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市场。

　　蒂森－克鲁伯公司在浦东与宝山钢铁公司合作，于2001年中旬开始第一期扩建工程，总投资计划为14亿欧元，其中60%的资金来自蒂森－克鲁伯公司。它最大的赌注是磁悬浮列车，与西门子公司联合建造一条从浦东国际机场到浦东市区的30公里长的铁路。如果磁悬浮列车运行顺利，它们希望能够得到建设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列车线路合同。

　　除了大型企业外，德国有1600家中型企业与中国建立了联系，大部分还限于设立办事机构，但也有几百家在这里建了合资企业和越来越多的独资企业。对于许多中型企业来说，中国已经成了它们最重要的市场。一些企业通过当地生产再出口的方式使其销售量提高了20%以上。共同的看法是：在中国建立的大部分合资企业或独资分公司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获利，甚至有部分企业赢利很大。

　　尽管德国的投资迄今为止主要是在工业生产上，但有1/7的投资用于服务性行业。德国的银行设立了分支机构；德国联盟保险公司于1997年成功地获准为上海合资企业办理人身保险这一十分难得的许可，2001年又允许办理财产保险业务。贝塔斯曼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图书俱乐部，它的成员迅速扩大。欧倍德公司于2000年6月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园艺市场，2002年中旬已经扩展到3家市场，计划到2003年再增加12个园艺市场。到2001年底，仅用一年半的时间欧倍德就成了在中国该行业中的第二大公司，并向第一大公司挺进。上海市场是欧倍德公司在世界范围内450个市场中销售排名第五的市场。

　　还有汉莎航空公司在中国的地位也值得一提。法兰克福－北京、法兰克福－上海航线属于该公司赢利最好的线路之一，它是欧洲唯一一个每天都有班机飞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空公司。2002年，该公司又开通了每周三班从慕尼黑到上海的航线。公司总裁于尔根?韦伯预计，到2010年底每天将有4个航班飞往北京和上海。除此之外，汉莎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合作要建立亚洲最大的大型客机维修中心。

　　汉堡瑞克莫斯远洋公司有“老朋友”之称的特殊地位，通往中国的远洋航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线路之一，许多物品靠这条航线运往或运自中国。该公司与中国的联系在19世纪有所减弱，今天它在中国设有6个办事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海运公司在上海港拥有继续装运货物的国际性自由贸易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其有义务为外国投资者更多地开放服务性行业，就像过去的情形一样。这必将加速德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简而言之，德国的企业于21世纪初在中国找到了大有发展的希望之路，这条路是由于中国人对德国投资者们的特殊信任关系而开辟出来的。朱镕基有一次对我说：“德国的投资从数量上看不是第一位，但质量上是绝对的第一。”

　　一些德国投资者自然会问，中国，这个传统上一直封闭的国家是否会持续不断地允许外国企业在她的经济领域中存在。这种担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把外国企业引入中国，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也使中国人学会了现代化的管理。合资企业所签定的合同是有时间保障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前景。中国已经在向国外投资，就像日本和韩国一样，建立自己的跨国大公司。从这种发展战略来看，中国是能够长期接受外国企业在自己本土生产的，并且能够像对待自己的企业那样对待外国企业。国家主席江泽民2002年4月访问德国时，将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合作伙伴的合同延长到了2030年。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此有了一个新的、长期的考虑。

　　第四十章 21世纪的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

　　2001年4月1日，中国的截击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创伤了美国的侦察机。美国的飞机在海南迫降，中国的飞机坠入大海。该事件就像无声的闪电一样表明了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从冷战开始的全球政治是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美国和中国争夺霸权地位的世纪。

　　中国“富强”后会怎样呢？是否还会回到中央帝国几千年的传统上，要求亚洲各国承认万能的皇帝所拥有的最高统治地位？还是建设一个与东亚邻国平等相处的新中国呢？这个对东亚未来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新加坡国家强人李光耀在1996年北京关于21世纪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出来了。

　　美国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东亚地区的威胁。而中国却要求该地区平安无事。她批评美国的军事霸权，称其所扮演的维护地区秩序角色，是“过时了的做法”。美国国会两党中间形成了一个反华联盟，战略家们想阻止中国发展，人权主义者们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工会组织者们要求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反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涌入。报刊与书籍不住地描述将与中国发生的冲突。

　　在中国，大学生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虽然竖起了模仿美国自由女神的雕像，但反美的情绪已经产生。尽管他们个人梦想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与此相连的是，许多人表现出了对美国的仇视，因为他们阻拦中国的再次崛起。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要看一下对2001年9月11日所发生事件的态度：伊斯兰极端分子对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后，中国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美国。中国还承认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打击，在塔利班训练营地里还有要求新疆独立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因此，推翻塔利班政权符合中国的利益。

　　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对手之间的竞争，同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双方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没有恐怖分子的世界。双方都认为处于一个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中国1/3的产品出口美国，并且依靠美国巨大的工业投资实现她经济的现代化。出口崩溃和投资停滞会使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反过来对美国也会产生严重影响。尽管工会指责同中国出现的巨大贸易赤字，这个赤字按美国的统计2000年为840亿美元，但是美国不同于日本，并没有因进口中国的产品而失去工作岗位。进口的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从中国进口，也得要从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相反美国的农民和波音公司期望向中国出口产品；美国的微机生产厂家依赖于中国提供的零配件；美国的企业对在中国投资充满信心，在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它们自己全球竞争的能力。

　　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他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要求双方要有冷静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国不仅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现存体系中，而且要赋予她领导地位。中国也要承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国地位，并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冲突。

　　就像塞缪尔?亨廷顿在墙上所画的一样，美中之间没有文化冲突，没有思想冲突，有的只是利益冲突和对利益的不同看法。这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个新的强国就会进入世界多极体制中。这项任务能否实现，取决于美中关系的发展。欧洲本身对亚洲没有政治野心，可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先决条件是，欧洲人首先要明白，亚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崛起。

　　注 释

　　第一部

　　1 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第一卷，伦敦1620年版，第129警句。

　　2 安格斯?麦迪松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1998年巴黎版 第31页。

　　3 参见前书第24页。

　　4 参见卡尔?亚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慕尼黑1949年。

　　5 莱比锡1994年版的韩非的《战国策》，第545～546页。该书是维勒马?米

　　格陵选译自古汉语的《韩非子》。

　　6 参见《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论语》的外文版有不同的翻译，首推D.C.

　　劳的《孔子文选》，1983年香港版）。

　　7 同上书卷九，阳货第十七。

　　8 同上书卷八，卫灵公第十五。

　　9 参见《论语》卷六B，第二章。

　　10 参阅《书经》V，1。（出处：詹姆斯?雷戈的《中国经典名著》第三卷，上海1935年版，台北1985年再版）

　　11 同上书，参阅12（“召诰”）。

　　12 《论语》卷一，为政第二。

　　13 《论语》四A，9。

　　14 《论语》七B，14。

　　15 《论语》一B，8。

　　16 参阅乔纳森?斯潘塞的《中国皇帝——康熙的遗诏》，纽约1974年版，第143页。

　　17 参阅沃尔夫岗?鲍尔的《中国——一个理想国家的实现》柏林1965年版第159页。

　　18 参阅韩非《王道》，同上书第五章。

　　19

不同于英国绅士的是，中国绅士的地位和收入不是取决于占地面积，而是考试的成绩。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绅士收入的48%来自于俸禄、当地的名流和教员。只有34%的收入来自于农业，其余的17%来自于贸易（此时，一些富商以钱买此名）。参阅苏赞讷?贝泊尔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与激进主义》，剑桥大学1996年出版，第50页。

　　20 同上书。

　　21 通过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发现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南部地区也有过高度文明，而中国文化正是为数众多的文化流域的集合。

　　22 参阅阿若德?托因比的《历史研究》，纽约1948年版第143页，注2。

　　23 琉球群岛现在为日本所占，其中最大的是冲绳岛。

　　24 参阅约翰?费尔班克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哈佛大学1968年版第111页。

　　25 参阅保罗?哈扎特的著名描述，见《欧洲人意识的危机》1680～1715（1935年正式出版）。

　　26 参阅莱布尼茨《论中国之最》，莱斯拉特和莱波特翻译，科隆1979年版第11页。

　　27 同上书第9页。

　　28 参阅埃季延?杰?西卢埃特的《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道德》 巴黎出版1731年。

　　29 参阅古特?路特斯的《欧洲人政治思想中的中国》，出自托马斯?李编辑的《中国与欧洲》，香港中文大学1991年版 ，第72页。

　　30 参阅于尔根?奥斯特哈迈尔的《把亚洲从魔状下解放出来》，慕尼黑1998年版第309页。

　　31

参阅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夫格尔的《东方的专制政体——对绝对权力的调查和比较》科隆/柏林1962年版（1957年的第一版以《东方专制政体》发行）。

　　32 黑格尔《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讲座》，汉堡1996年版（这个讲座首次是1822年冬季到1823年春季学期在柏林举行的）。

　　第二部

　　33 有关罗德 马戈尔尼的介绍主要以法国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阿兰?佩里费特的书为基础。书名为《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mondes》1989年巴黎版。此外还参阅下述著述：萨彼讷?达波仁豪森为约翰?克理斯蒂安?胡特莱尔著的《英国使团中国之行报告的导言》，齐克马林根，1996年版；伊马努埃尔?许的《现代中国的崛起》，牛津大学1970年版，在此参阅1998年第六版第七章的《广州贸易系统》；大卫?兰德斯的《多民族的幸福和贫困》，纽约1998年版（德文版是1999年在柏林出版的）。

　　34 中文原文翻译可在阿兰?佩里费特的书中看到。

　　35 引自大卫?兰德斯上述著作的342页。

　　36 参阅安格斯?麦迪松的著述，第342页。

　　37 参阅苏珊?纳晴和伊夫林?纳威斯克的《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一书，耶鲁大学1987年版，第234页。

　　38 参阅奥斯卡尔?维格勒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13～14页。

　　39

到目前为止，关于义和团起义有两本颇有影响的专著：约瑟夫?埃舍理克的《义和团起义的始末》，加利福尼亚大学1987年版；保罗?科恩的《历史中的三个关键问题——义和团的事件、经历和神秘》哥伦比亚大学1997年版。

　　40 引文出自约瑟夫?埃舍理克上书的第291页。

　　41 参阅上书第310页。

　　42 有关军阀混战请看大卫?宝纳维雅的《中国的军事强者》，牛津大学1995年出版。

　　43

参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1968年版，第21～63页。这篇报告属于毛最好的作品之一，而且至今以其凝练、直接的表述而作为优秀的范文。

　　44

作为《南京政府的财政表》的补充，可以参阅沃尔夫刚?福兰克的《1851～1949年中国革命的一百年》慕尼黑、维也纳版，第228～241页。以及上述伊马努埃尔?许的著述的第540～573页。

　　45

参阅艾尔文?维科尔特的《约?拉勃-南京的德国友人》，斯图加特1997年版。也可参阅伊尔斯?张的《洗劫南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伦敦1998年版（第一版出自纽约）。

　　46 摘自Ssu-Yeu Teng 和约翰?费尔班克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份有关1839～1923的记实性评述、分析》哈佛大学

1979年版，第76页。

　　47 马尔克?埃理文的《孔教的崩溃》，见《另一种历史》，悉尼大学东亚系列，堪培拉 1996年，第352页。

　　48

参阅奥斯卡?维格尔的《改革后的中国——以儒家之镜窥视二十一世纪》，汉堡亚洲研究所资讯1996年号第333页。维格尔为这种小人物的儒家学说以“后儒家学说”的定义，在此以“后”令人联想起长期的影响。

　　49引文出自Chow Tse Tsung的《五四运动》，哈佛大学1960年版，第46页。

　　第三部

　　参考文献说明：

　　毛时代最详细的情况介绍参见《中国历史剑桥录》14卷（1949～1965）与15卷（1966～1982）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与1991年。另外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奥斯卡?威格尔《中国历史》；莫里斯?迈斯那尔《毛及毛之后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纽约1999年；参见伊曼纽尔?赫斯，约翰?费尔班克《中国——一个新的时代》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有启发性的著作：肯内思?丽博尔塔尔《统治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纽约1995年。最近出版的关于毛的两部传记：乔纳森?斯潘思《毛泽东》纽约1999年，主要描述了毛青年时代的经历，很有启发意义；菲利普?肖尔特《毛的一生》纽约

2000年，全书共626页，有大量详实的数据。

　　50 参见安格斯?麦迪松，第69～70页。

　　51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第一卷。赫尔姆特?马丁，慕尼黑1979年第

170页。

　　52 肯陵《毛的红小将》，引自埃克哈德?劳那尔与雷那德?威尔克——劳那尔《以中国为例》哥廷根，1989年，第61页。

　　53 沃尔夫岗?鲍尔对游泳时宗教的象征性意义进行比较，见《中国以及对幸福的期望——天堂、理想国、向往》慕尼黑 1971年，第563页。

　　54 《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帕特丽莎?巴克利?艾伯利出版，伦敦1981年，第397～399页。

　　55 毛在延安向斯诺讲述他青年时期的情况，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纪》第四部《共产党的创立》纽约 1938年，第31页。

　　56 见埃德加?斯诺，第151页，

　　57 参见安格斯?麦迪松，第66页。

　　第四部

　　58 邓1980年11月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讲话，引自《纽约时报》1980年12月30日，第2页。

　　59 韩光《论现代工业的发展》见《北京周报》1979年3月24日，第9页。

　　60 “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会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1994年，第191页。

　　61

数据引自克里斯蒂讷?王关于中国改革过程的叙述，见《从中央计划到市场经济》第二卷，拉那和哈米德编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47页。

　　62

关于共产党根据农民们创造出的事迹而做出的各个决定参见，朱秋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变迁和它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汉堡亚洲学研究所，1997年。

　　63 参见凯特?晓周，第四章。

　　64

克里斯蒂讷?王《毛模式的重新思考：地方自给和乡村企业的资金投入》见《文化大革命的新视角》约瑟夫/王/茨威格编著，哈佛系列之八，1991年，第183页。

　　65 罗小平《农村改革和地方主义的兴起》，见《改变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贾豪、李哲民编著 Boulder/Colorado出版社，1994年。

　　66 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137页与第412页。

　　67 巴里?诺屯《计划外增长——1978～1993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68 赵紫阳讲话参见奥维尔?善尔和戴维?沙默堡《中国读者——改革年代》纽约1999年，第51～77页。

　　69 《中国时事》汉堡亚洲学研究所，2000年2月，第126页。

　　70 斯特林?西格瑞夫在其畅销书《宋氏王朝》，（纽约，1985年）中，既写了宋氏的丑闻，也写了上海抗战前的行为。

　　71 引自威勒姆?芬?科美纳德《中国、香港、台湾》纽约1997年，第296页。

　　72 《远东经济周刊》1998年2月27日，第28页。

　　73 彼得?席尔《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最后决战》引自《中国时事》汉堡亚洲学研究所1992年4月，第230页。

　　74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8～370页。

　　75 参见前书第24页和238页。

　　76 参见前书第24页、195页。

　　77 奥维尔?斯凯尔《摇动、碰撞和滚动》参见《中国读者》第283页。

　　78 参见安格斯?麦迪松，第66页。

　　79 彼得?绍尔-拉图尔《未来的战场——高加索和帕米尔之间的地区》柏林， 1996年，第479和482页。

　　第五部

　　资料说明：对所有从事今日中国研究的人士来说，汉堡亚洲所每月的报道及其杂志是必不可少的读物。每月一期的报道是以“今日中国”之名出版的。基于这家亚洲所，德国在对华研究方面位于世界前列，正如同我在北京所经历的那样，它使欧洲的其他民族对我们在此方面感到嫉妒。

　　颇有帮助的还有两本综合性报道的书：一本是赫尔曼?皮拉特和米歇尔?拉赫讷合著的《中国报道》，波恩联邦政治教育中心1998年出版；另一本是布龙希尔德?斯泰格著的《中国报道》，达姆施塔特2000年出版。

　　此外，还有大量的英语资料、文献。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源是BBC的新闻联播；“世界广播综述”，第三部分，“亚洲和平”。它把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中文报纸的资料以及中国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讲话、发言翻译成英文。

　　另外一本颇为重要的书是《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2002年版。

　　还有两本论述江泽民的书：布鲁斯?基莱著的《河畔之虎》，加利福尼亚大学1998年出版；威利?乌拉普编著的《江泽民时代》，纽约1999年出版。

　　有关国有企业和银行问题的介绍可以参看：爱德华?斯坦费尔德撰写的《进行中的中国改革》，剑桥大学1999年出版；尼古拉斯?拉丁撰写的《中国尚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华盛顿1998年出版。

　　80

有关日本发展模式及其终结请参考我的书：《竞赛进入二十一世纪——介于美国与亚洲之间的欧洲未来》，柏林1998年出版。1999年修订后出版了袖珍版。

　　81 参阅《今日中国》1996年9月19日号第4页，《汽车工业需要尽快的检查》。

　　82

参阅《外国政治》，1999年秋季版，第94～108页。还可参阅裴敏欣的《争分夺秒：中国机构的毁灭与新生》刊登在威廉?约瑟夫主编的《中国简讯》，纽约1997年版第11页。《中国调查》，刊登在《经济学家》，2000年4月8日，第8～10页。

　　83 参阅上述布鲁斯?吉勒理的书，第282页。

　　84 参阅上面所引爱德华?斯坦费尔德的著述，第81～123页。

　　85 这个报告的德语版刊登在《北京瞭望》1997年第40期。我的引文使用了中国新华社发表的英文译本。

　　86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柏林1983年版，第618页。

　　87 选自《中国调查》，参见上书第10页。

　　88 SWB1999年12月13日，FE/3716G/3。

　　89 《远东经济回顾》，2000年7月13日，《煤炭工业》第62页。

　　90 有关中国入世请参阅罗兰特?贝克尔等合著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2000年1月。

　　91 斯迪芬?罗阿西的《中国的时间是现在时》刊登在摩根斯坦利的《名符其实的中国经济》2000年7月4日第10页。

　　92 《远东经济回顾》，1998年8月6日，第60－61页。

　　93 SWB，2000年1月7日，FE/3731/G/6。

　　94《远东经济回顾》，2001年3月8日，第14页，14ff。

　　95

参阅下属资料：米歇尔?恩雷特、伊迪斯?斯科特和大卫?多特威勒合著的《香港的优势》，香港1977年版；苏珊娜?贝科和理查德?李斯特合著的《香港制造》，香港1997年版。

　　96 澳大利亚外贸部发表了一份有关东南亚华人经济网的详细介绍，题目：《亚洲的海外华人商业贸易网》，堪培拉1995年版。

　　97 参阅杰弗里?默理的《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丛书，雷希蒙特1998年版，第37页。

　　98 有关毁坏环境的问题，可以参阅世界银行的《2020年的中国》系列，第22集：清水、灰雪，华盛顿1997年版。

　　99 SWB，2000年7月27日，FE3903。

　　100 有关杰勒德?西加勒的《中国会怎样？》可参阅《外国动态》1999年9～10月份刊第24页ff。

　　101 查理斯?沃尔夫的《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吗？》，刊登在詹姆斯?铎恩主编的《进入新的千年的中国——市场改革与社会改革》，华盛顿1998年版。

　　102 安格斯?马迪松的《在逐渐退化中的中国经济》，1998年巴黎版第 97页。

　　103 参阅《经济学家》2001年6月2日第98页的《印度经济述评》。

　　104

香港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基地。1999年，香港出口贸易的87%是再出口，其中60%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出口的13%来自当地的增值。再出口产品1/3销往中国大陆（主要是美国和欧洲通过香港转口的产品）。2/3销往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再出口产品中估计有20%是香港的服务业（例如码头装卸、包装等）。销往中国大陆的全部出口产品中有155亿美元产品是当地生产的，200亿美元属于再出口贸易的增加值。总计355亿美元占香港总出口数额的20%。如果认可2000年的这个比例的话，那么香港出口贸易中400亿美元是因本身的增加值所致，这个数字又被加在大陆的出口贸易中。中国/香港2000年出口额为2850亿美元。

　　105 关于日本风暴的描述参见我的著作《日本——美国的挑战——德国高技术工业为生存而战》慕尼黑 1990年版和1994年第6次再版。

　　译后记

　　15世纪初叶，明朝的舰队七出南海，横渡印度洋，远抵红海、非洲东海岸，雄风万里、举世无双，一幅何等壮观的远洋航海雄风图！仅仅四百余年后，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挑起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法联军在北京横冲直闯、火烧圆明园，大清王室仓惶出逃、义和团弟子赤身面对火炮洋枪，一幅多么屈辱、悲惨的情景！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虽迎来了秦王朝的一统天下，却陷入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势中；有“四大发明”的科技基础和繁荣如《清明上河图》之景，人口逾亿的大宋王朝却败北于人口不足六百万的女真族；虽有汉武大帝的铁骑、贞观之治的鼎盛、清三代的明君圣主，最终亦难逃脱遗失天命、改朝换代之规律……

　　德国前驻华大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赛茨（Seitz）先生以犀利的笔锋，在本书中向读者勾画出了六百年来中国的沉落起伏，并追根寻源，解析了今日中国之改革成就，展望明日之崛起。该书自2000年首次在德国与读者见面以来，短短七年间，连续再版10次！对于富于理性又注重经济效益的德意志民族来说，这样的再版速度多多少少也能显示该书的价值和影响力。

　　在书中，作者提出并分析了许多问题，诸如：为什么中国历史自秦王朝以来总是难逃此规律？为什么儒家思想会持续数千年？高度文明、发达的宋、明何以为游牧民族所取代？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明治维新何以在日本成功，而在中国却只有“百日维新”？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农村改革何以顺利？国企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作为译者，我是以某种虔诚的心境阅读了原著，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说，对“虔诚”二字也许有另外的见解，但对于自以为明白中国文化，尤其是历史、哲学的我来说，书中的观点、论述确实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令我深思。感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慧眼识金，让这本书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本书不是中国通史简编，而是在全面解析昨日中国的基础上，对明日中国发展及其在亚洲和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地位、作用的展望。

　　作者在简述中国的沉落之际，直进文化之根源。在作者眼里，五四以来，一批批、一代代中国有识之士追根寻源，一次次掀起了探求中国崛起的思潮，试图改造、振兴中国。陈独秀等人尽管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修订儒家文化，可是唯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人的个人创造精神真正得到了发挥，使平均主义第一次真正受到了冲击。中国开始了经济上的腾飞。亚洲经济风暴使中国人的实力、精神和意志受到了考验，从而也赢得了世界的敬重，并且有可能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柱石。

　　在作者看来，儒家思想不仅造就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作风，也维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中国不仅将在自己的国度上持续、稳定地发展，而且还以其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在内的大中华和儒家文化根基，成为21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但是他提醒中国人要注意的是，邓的改革使中西文化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大融合，儒家的思想与共产主义一样受到了冲击，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新的中国文化究竟应该以何种精神和伦理道德为基础来建设？对于一个近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件大事！

　　自秦王嬴政统一之后，中国首次作为一个行政上完整的国家被确定了下来。他当属开国之君！可是他却被后人看作为十恶不赦的暴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难道中国的史学家不应该重新认识秦始皇吗？

　　诸如此类的情节，举不胜举。字里行间，透着作者对中国的期望和关切，他的呼唤和批评一直在我耳边回荡。赛茨先生的书不仅仅是一位外国专家看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令我们深思的问题、观点，也展示了一幅未来中国的发展图。这本书不仅适合于青年读者，而且对于中老年人，尤其是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时事的有识之士，不失为一本新派读物。其新在于赛茨先生作为德国政治家、作为大使有多年在华的政治、生活经历，以外来的和尚念了这本中国经。其中有些事情也许是您、我、他看过的、听说过的，或者经历过的，但是却没有这样想过的。而他的分析、综合、论述，会令您恍然大悟，甚或引发您的联想和高见。如果能这样，作为译者，我和李卡宁先生就满足了。

　　 许文敏

　　2007年1月30日于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