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幕[德]克里斯托夫·彼得斯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从一种文化通往另一种文化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要短。而同时,它又比我们想象的要长。您现在手里正捧着小说《夜幕》,这个事实表明,这条路是多么短。但我同时也发觉这条路是多么漫长,因为当我为《夜幕》被译成中文而高兴时,我才意识到我对今天的中国是多么缺乏了解。
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从来未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经济和政治代表团频繁地从东方前往西方,从北方前往南方,或者反之,为的是在不同地区拓展紧密合作的道路。此外还有旅游者、科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在另一种文化中度过了生命中的一段时光,重返家乡后,他们就会讲述种种见闻:口述、手写,或用影像展示,讲给好友、同事或者公众。人们还签订了各种科学或文化交流项目的协议和合资企业的合同。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一个结果:我们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这种直接接触也给这些彼此不同的文化提出了新的问题。每一次旅行,每一回在陌生地方的停留,都会引发一些自我反思:由于那些陌生地方的人们有着全然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旅行者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就会比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看得更清楚。陌生的事物迫使他批判地、同时也怀有自我意识地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因为显然还存在着其他的生存于世的方式,那些方式同样会导致幸福与不幸,同样会为爱、恨和痛苦提供空间,也同样带给人慰藉或悲哀。
在《夜幕》中,一群德国人来到土耳其旅行,这个国度所处的中近东地区很长时间以来已成为西方和东亚之外的第三大文化区域。他们在这里丰富了自己,也受到了困扰,并被迫使着反思自己的内心,最后他们带着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回到了德国。悬而无解有时候让人觉得难以忍受。而您也找不到简单的答案。但也许恰恰是让确定的事物变得不确定,才是加深不同文化间理解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我衷心地向你们致意,并祝你们阅读愉快。
克利斯多夫·彼得斯
2004年11月21日
译者前言
克里斯托夫·彼得斯一九六六年出生于德国下莱茵州的卡尔卡尔,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四年在卡尔斯鲁厄造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在法兰克福机场担任乘客检查员。一九九九年出版长篇处女作《城市国家河流》。二oo一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来来往往停停》。
《夜幕》是其第二部长篇小说,二oo三年出版后获得极大好评,评论界普遍赞誉这部小说独特的叙事结构和作者对小说娴熟的驾驭能力,德国《时代》杂志称它是“人们在当代的文学集市中长久以来就在寻找的最精致的织物”。
《夜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年轻的德国伴侣阿尔宾和丽维娅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度假的经历。阿尔宾是石雕家,丽维娅是摄影师,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多,现在却面临着爱情的危机,因此想借这次伊斯坦布尔之行挽救两人之间的感情。但阿尔宾无休止的酗酒已经让丽维娅失去了耐心,当她在伊斯坦布尔邂逅了性格坚毅的艺术系大学生扬之后,便不由自主地与扬坠入了爱河。表面上看,是丽维娅离开了阿尔宾。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对于阿尔宾来说,五年的共同生活其实只是为了验证丽维娅是否爱他,如果爱的话,这份爱是否有限度。
阿尔宾要求的是无限度的爱——正如他的母亲无限忠诚于他粗暴的父亲一样。一旦最后证明丽维娅的爱不能达到这种要求,他就会离开她。因此,阿尔宾和丽维娅之间的爱情危机并不是简单的一方抛弃一方另寻新欢,而是另有深刻的根源。正如阿尔宾在小说中自问的那样:究竟是谁要离开谁? 是丽维娅离开阿尔宾? 还是阿尔宾离开丽维娅? 然而,小说虽然以阿尔宾和丽维娅的感情危机为背景,但故事的主线索却是一桩扑朔迷离、悬念重重的凶杀案: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天,阿尔宾就目睹了一场枪杀案:住在对面苏丹酒店里的美国商人米勒被一颗从窗外射进来的子弹击中身亡。除了阿尔宾以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事,此外,苏丹酒店的门房也一口否认曾经有一位米勒先生住在这个酒店里。种种迹象表明,阿尔宾是这场枪杀案惟一的见证人。但阿尔宾由于长期酗酒导致酒精中毒,已经有了震颤性谵妄的症状,因此就连他的女友丽维娅也不相信他曾经目击了一场枪杀案。阿尔宾怀疑米勒之死与俄罗斯黑手党有关,他开始独自调查这件事,并因此在伊斯坦布尔这个东方神秘都市有了种种离奇的经历。
从内容和表面情节上看,《夜幕》既可以算作一部爱情小说,也可以算作一部侦探小说。小说记录了丽维娅的心理斗争和阿尔宾的内心独白,爱情无疑是小说要探讨的主题之一,因此《法兰克福汇报》称它是一部“极富艺术性的、构思精巧的、浪漫的、非常有趣的爱情小说”是不无道理的。
但译者认为,严格说来《夜幕》其实不应该算爱情小说,爱情只是小说涉及的众多主题之一,小说更根本的意图是展现一个敏感而脆弱的艺术家与周遭世界碰撞的精神轨迹。同样地,对“凶杀案”的调查也只是小说表面上的情节线索,作者更多地是想以此思考真理与图像、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小说开始之前有几句引言:“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4 —5 节) 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伊斯兰教的图像禁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一种谎言,它教我们如何认识真理。”( 帕布洛·毕加索) 以及“艺术是艺术,别的东西是别的东西。”( 艾德·莱因哈特) 似乎在暗示我们:小说意图思考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本丢·彼拉多的一句“真理是什么呢? ”再次强调了对真理的思考。这些引言促使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头脑中始终怀着几个问题:图像究竟意味着什么? 存在着绝对的真相或者真理吗? 然而作者在小说中并未对这些问题给出直接的回答,而是要读者从小说中自己去寻找答案。
可以说,无论是爱情,还是侦破,都不是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东西。在小说中,主人公阿尔宾的精神状态是所有情节和全部悬念的关键点。阿尔宾虽然只有二十八岁,但心态却已经像一个老人。这种精神状态一方面源于他童年时的不幸经历:他的父亲是一个性格粗暴的酒鬼,在公司破产后自己放火烧了公司,抛下妻子和孩子逃到了阿根廷。童年的经历在阿尔宾心里留下了始终无法抹去的深刻烙印,对父亲的仇恨和对生活的无力感一直延续在他的生命中。
另一方面,阿尔宾作为一名石雕家也是失败的。因为他始终无法克服自己的一道心理障碍,每次都会在作品完成之前的最后一刻将作品砸得粉碎;此外,他跟随着一位民间墓碑雕刻者习得的石雕技艺虽然极为精湛,但却并不为学院派现代艺术观念和商业化的艺术工业所青睐。而小说中叙述的这场伊斯坦布尔之行对他来说意味着丽维娅最终也将离他而去,他的事业、爱情和生活似乎全部都已经丧失了希望。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所评论的那样:伊斯坦布尔之行对阿尔宾来说是一次“向黑暗中的旅行,在那里,爱情、艺术、生活统统结束。”此时的阿尔宾已经由于精神世界的行将崩溃和酒精中毒症的加剧而陷入双重的谵妄状态中,因此,他所目睹的枪杀案的真实性是无法让人完全相信的。
他在寻找枪杀案线索的过程中发现的每一条线索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作全然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线索在阿尔宾的头脑里却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确凿证据。小说借扬之口这样描述这种状态:“如果你现在脑子里盘旋着的全是一些关于阴谋的理论的话,那么最平常的偶然也会被你当成阴谋的证据。妄想症侵入了你的大脑,排挤掉了清醒的理智,把无所不在的怀疑带进你的思维结构,在那里不加控制地蔓延着……一直到你忽然看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向你走来,你还以为是你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呢。”因此,读者无法判断阿尔宾的叙述有多少是清醒理智的,有多少是幻觉。也许作者也试图借此向读者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存在着绝对的真相吗? 小说的整个故事是由两个不同的叙述者讲述的:一是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宾(偶数章节) ,另一个是整个故事的见证人欧拉夫( 单数章节) 。两人的讲述一个按正常的时间顺序进行,一个是倒叙;其中一个是当事人的“主观”视角,另一个是旁观者的“客观”眼光,两人叙述的内容并不完全统一,在细节上始终存在冲突,究竟谁的话更加可信? 阿尔宾虽然是事件的当事人,但是小说一开头就借丽维娅之口交待了一点:阿尔宾是个酗酒者,长期饮酒引起的酒精中毒已经使他有了震颤性谵妄的症状,也就是说,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有可能仅仅是他的幻觉。欧拉夫虽然是个清醒的旁观者,但是在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他并不是始终在场的,他所讲述的很多内容都是从其他人嘴里获悉的,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同样无法让人完全确信。作者在书中借阿尔宾之口提到了一部日本电影,熟悉电影的读者一眼就能从情节上看出,这部电影指的是黑泽明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改编的著名影片《罗生门》。《罗生门》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树林里的抢劫杀人事件,在法官面前,三个当事人和一个目击者分别讲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三个人的讲述各不相同,这让事件的线索变得扑朔迷离,读者很难从这些讲述中获悉事件的真相,甚至借巫师之口还魂的死者所讲的内容也不完全可信。作者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多角度叙述的方法来强调所谓“真相”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在语言上,《明镜》周刊称《夜幕》是一部“诗意”的小说,我想这主要指的是小说中阿尔宾所叙述部分的语言的诗意。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阿尔宾因酒精中毒症发作而引起精神混乱时,他的语言带有明显的意识流特点。尽管如此,译者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却并不感觉晦涩沉重,因为彼得斯的语言风格是多样的,他在叙述中巧妙地将“反讽、轻快、幽默、诗意、简练和深刻的内容”( 《世界报》) 融合在了一起,让读者在追踪情节的发展、思考事件的内涵的同时,还能体会到一种轻松的幽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传神地展现了伊斯坦布尔这个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无论是对西方人还是对东方人来说都有某种传奇色彩的大都市的独特风情:繁华喧闹的街道、商贩拥挤的露天集市、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迷人风光、伊斯兰教著名的清真寺、诱惑与危险并存的吉普赛人居住区……阅读这部小说,在跟随主人公经历一场心灵之旅的同时,还能领略伊斯坦布尔的种种独特风情,这不啻为一种额外的快乐。
二00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1
“保重你,宝贝。”
我很疑惑阿尔宾怎么会想到这个滑稽的句子。他应该不可能听到这句话。除非是强劲的陆风把它吹到了他耳边。奥岱洛·苏丹酒店离大公宫殿酒店很远,一般情况下从这边不大可能听得清那边说的话。再说这句话应该说成“保重你自己,宝贝”。
丽维娅后来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详细地把这件事讲给了我,但是她没有提到风。她说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清晨的太阳的金黄色光芒从浓重、低垂的云层间照射下来;难以确定天气会怎样,也许会是晴朗的一天,也许还会像昨天和前天一样下雨。宜人的光线,散淡,但清爽。阿尔宾沉默不语,尽管我们并没有争吵。他看上去有些苍白,无精打采地嚼着一块芝麻面包,大口地喝着咖啡。尽管如此还是一个漂亮男人,丽维娅想,像白垩岩一样漂亮。她醒来时饥肠辘辘,因此在冷餐台前给自己的盘子里盛满了橄榄、羊奶奶酪、烤香肠和火腿,这些东西都是阿尔宾早餐时拒绝吃的。但今天他对此一反常态地未作任何评论。他们认识的时间之久已经足以使两人之间的沉默不会令彼此难堪,所以对丽维娅来说,也不存在什么理由来打破这种沉默。但这沉默明显是由阿尔宾先开始的。她本来已经准备开始盘算一下这一天如何度过,思考一下侍者们中问流行的神秘的粉刺问题,或者思考一下米勒的生意。但这时候他却没头没脑地开了腔,他含糊不清地说道:“寺院的尖塔像针灸的刺针一样耸入天空,为了疏导内力。”
丽维娅没有搭腔。她喜欢这个比喻。她转过身来,因为这样可以看到他视野中的景象,看到这个有着数不清的清真寺的城市,看到遮棚集市;而从她这边看到的却是倾斜的小巷尽头的大海,目光可以在海面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思想都消失了,仿佛睡眠般温暖。突然——之前她并没注意到什么,也许她的目光在阿尔宾发出评论之后变得锐利了一些——海天交界处奇怪地跃入她左边的视野,似乎比先前近了许多,在那里,一艘船燃烧起来。那艘船已经倾斜,随时可能沉人海中。浓烟仿佛黑色的旗帜向着西南方飘扬。她等待着一场无声的爆炸,至少是火光冲天的一刻。
至于船上的人有没有危险,或者船上到底有没有人,她没有去想,她甚至没有想到叫阿尔宾一起看那船的沉没。有一瞬间她在考虑要不要到房间里去取照相机,倒不是因为照出来的照片可能卖个好价钱,灾难总是能卖好价钱的,而是因为——说到这里丽维娅停顿了一下,耸耸肩,点上一支香烟——因为有某种东西让她感到异样,有某种东西不对劲。
当她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她依然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她的那种不安,但不管怎么说,她没有回房间去拿照相机。然后,根本没有什么海天交界处了,也没有什么船,只有一排狭长的港口大厅,在房屋之间间或露出来,大厅的房顶上是一个漆成红白相间横道的烟囱,烟囱里冒出普通的炉烟。说到这里时丽维娅笑了,或者说她很想笑一笑,但还没等真正笑出来,她就停住了,既而摇摇头,因为那种异样感并没有随着场景的改变而消失,相反,却留下一种心里没底的感觉,就像人们忽然之间就看不明白钟表的表盘了,或者把钥匙插进了一扇陌生的房门。
芝麻面包吃了四分之三之后,阿尔宾走到遮棚阳台上,把剩下的面包扔给那两只海鸥。他知道它们会争夺它。面包屑还没落到地板上,它们的角逐就已经开始了,两只海鸥蹦着跳着,互相发出敌意的咕噜声,细小的舌头像刀子一样颤动。丽维娅在早餐桌边可以清楚地观看这个场面。随后阿尔宾消失在通往人造草坪的路上,估计他是想从对面的某个窗子里发现点什么,比如一个正在穿衣服的女人,或者一个正在打骂女儿的父亲。丽维娅说,直到那时候,她还没有发现阿尔宾有什么变化,就连他的沉默也和往常没什么不同。
对于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我依据的只是丽维娅的叙述,因为当时我正坐在马克格雷夫勒兰号城际列车上,列车行驶在曼海姆和法兰克福之间,莫娜坐在我旁边。从十分钟之前开始,她就拿着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盯着她那本崭新的旅游手册上的城市地图,但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们将要住的酒店所在的那条街。索引上写着大公宫殿酒店在F5区,但却没有旅行社的信中所说的迪亚特罗大街这个名字。拉马达、男爵、名望和苏丹这几家酒店应该也都在F5区。但在地图上,这块地方却只标了四个蓝色的H(( 饭店) 的缩写) ,而且标得很不精确,以至于对每个H 来说都有两三条街道可能是其坐落的地方。借助地址目录,莫娜确认了拉马达、男爵和名望酒店的位置,但尽管如此也仍然还有两个酒店可能是苏丹酒店。
“我现在一定要弄清楚接下来的十天我们会在哪里度过,”莫娜说。
“算了吧,”我说,“这几家酒店的直线距离最多五十米,知不知道也无所谓。”
“但我还是想知道。”
“等我们到了地方就……”
“我现在就想知道,欧拉夫,不是以后! ”
尽管伊斯坦布尔和那布勒斯纬度相同,但是这里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却相当冷,西伯利亚已经是冬天了。阿尔宾冷得发抖,他正倚在阳台栏杆上,借着坡度向下望着奥岱洛·苏丹酒店。莫娜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地图上是不画酒店的外观轮廓的。在奥岱洛·苏丹酒店那边,米勒先生和他的女友伊琳正好也在吃早餐,不过不是在早餐餐厅里,而是在他们的套房里,除了咖啡之外还有香槟,火腿片不是从加了热的金属锅里拿出来,而是直接在平底锅里煎的。阿尔宾看着米勒点燃一根细长的小雪茄,蓝色的烟雾自由自在地漂浮在残余食物的上方。当莫娜的铅笔在地图上的最后一个H 上画了个圈,却不能断定这个H 是否就是大公宫殿酒店的时候,大公宫殿酒店里的丽维娅正走向房间,准备冲个澡。伊琳身体往后一靠,将头发挽成一个松松的髻。在伊琳楼下的房间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松弛的后背从暗处闪现出来,她正费劲地系着胸罩的扣子。阿尔宾撇了撇嘴角,既是出于对那个老女人的一身肉的鄙视,也是针对自己这种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的无聊劲儿,此外还因为他的胃在灼痛。那两只海鸥栖息在栏杆上,怀疑地打量着酒店里的客人们。莫娜会愿意把它们画下来的,她特意向酒店管理人员求得特别许可,就是为了能多坐一会儿,但是当十点半左右冷餐台撤掉之后,它们就从栏杆上飞了起来,向港口方向飞去。她还没来得及画出它们那种怀疑的眼神:莫娜的绘画能力有限,但她却是一个很多人都渴望得到的模特。
那时候阳台上非常安静,阿尔宾后来说道,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早餐之后都要到那里去呆上半个小时的原因。伊斯坦布尔是由嘈杂声组成的,至少对阿尔宾来说是这样,除了这里,他还没发现任何一个安静的地方。嘈杂声是把这个城市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没有它,这个城市就会散开。后面这句话是阿尔宾喜欢用的戏剧化的表达,但是对于大公宫殿酒店的阳台上的那份安静,他说得没错。无处不在的由摩托车、喇叭、汽车皮带、刹车片发出的噪音,恼怒的司机、叫卖的小贩、呵斥孩子的母亲和没教养的孩子的喊叫声,所有这些声音都被酒店房屋的正墙挡在了途中,在楼上这里能听见的只是一种遥远的喧嚣,与海浪的声音相差无几,偶尔也会传来一两声汽笛的呜叫。
阿尔宾说,当时米勒那边的阳台门敞开着,他听见伊琳的笑声,笑声持续了很久,而且富有旋律,稍微有点造作;米勒在这笑声中向她俯下身,对她耳语了点什么,他听不太清楚,但是伊琳却好像突然吓坏了,然后——不管你相不相信,阿尔宾说——米勒就说了那句:“保重你,宝贝。”当时阿尔宾还在想,这句话哪怕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也太没品位了,但是几秒钟之后,房檐上传来一声短促的闷响,一种类似于橡胶被撕开或者葡萄酒瓶的木塞子被打开的声音,米勒向前扑倒,小雪茄还在嘴里,没有挣扎,脸上也没有痛苦。他的额头先是砸碎了盘子,然后砸碎了玻璃桌面。米勒是个大个子,至少有一米九高,三公担( 在德国一公担等于五十公斤。) 重,像一座肉山,鼓囊囊的眼袋、油腻腻的头发,样子有点像晚年的马龙·白兰度。
2
现在,在黑暗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发动机太旧了。我得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得清我的话。发动机不时短促地突突几声,发出三、四下另一种节奏的声音,然后稍微安静一点点。但音量其实是次要的。一种声音如果长时间地持续,并且遵循某种简单的节奏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安静感。
相反,在隔音房间里人们却会被自己的衬衫发出的声吓一跳,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要好半天才会消失。航行中有轻柔的海风。
也许因为嘴里叼着一根燃着的香烟,我成了一个很好的目标。
支离破碎的美国流行歌曲的片断从弹簧门的门缝里飘出来。门玻璃上打磨着很特别的装饰图案。绳子、螺丝、锚、奇异的花朵和叶边在穿透玻璃的光线中相互缠绕着。
如果这一切都隶属于一个体系的话,那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体系。在家乡,我们把所有的游轮都叫作蒸汽船。我趴在船舷栏杆上,身子如果继续往下探的话就会失去平衡,至少有失去平衡的危险。如果那样的话,在船靠岸之前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失踪了。除非丽维娅忽然想起什么必须要马上跟我说的话。但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黑色的、黏稠的,随着船的行进而缓慢地波荡。也许只是因为海浪没有打在船体上,只是因为听不到那拍击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印象。仿佛船驶进了一片油海。今天早上,蓝色的水面还波光熠熠,仿佛布满抓痕的钢板,阳光闪耀之处,就是钢板上的抓痕。最后几朵云也向西聚拢而去。看上去它们只是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下雨。
没有月亮。月亮要到半夜才会上来,然后在天上游荡到凌晨,然后渐渐淡去。不包括船员在内,甲板上大约有三十来人。他们不会为这么少的人点亮那一串串彩灯的。
又痛了。现在更剧烈了一些,但还不算非常痛。可能是胃,或者是胆囊、肠子、肝。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它们痛得更厉害了,但是恐惧却消失了。
岸上的灯火在水中的倒影被切割成一条条细长的带子。纳格尔教授躺在那些褪了色的照片中间睡着他酣畅的午觉,从前人们可以从那些照片中学习游泳救生衣的穿法。
纳格尔教授四十五岁左右,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霓虹灯的照射下,他的脸看上去像一张未经整容的尸体的脸,而且死者毫无疑问还喝得烂醉。长条木椅上的油漆已经被擦拭得很斑驳了,布满了经年刻下的模糊的留言。以感叹号结尾的土耳其语。一个正在射精的阴茎。“操他妈的美国”,“约翰到此一游,七一年七月三日”。心形图案很少见。米勒的名字也叫约翰,准确地说是约纳坦,但是伊琳叫他约翰。我不知道他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是哪年,但我很怀疑他会把名字刻在一条长椅上。我想了一会儿这个刻了名字的约翰,这样他也算没白刻字。
七一年夏天父亲买下了马林港附近的那所芦苇棚顶的度假屋。我在海边捡螃蟹和海星,把它们放进塑料袋子里,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死翘翘了。克萨韦尔老是坐着,母亲经常在哭,但不是因为克萨韦尔。克莱斯试图给他的豚鼠夏洛特动手术。
疼痛还在持续,隐隐的,不爆发也不停止,仿佛那是别人的疼痛。仿佛有一只姬蜂把它的卵注射了进去。可能已经注射进去好几年了。一只圆滚滚的、分泌着黏液的肉虫凭着一种对人体结构的直觉了解,小心翼翼地围绕着性命攸关的那些器官工作着。在它开始变成蛹之前,我不能死。
现在,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种种迹象都显现出来:大汗淋漓、脉搏急促。街上的狗嗅到了什么,它们夹起尾巴,把身体躬成一个大弓形。一到夜里,睡意总是逃得无影无踪,我仰躺着,能清楚地分辨出别人的血液搏动和自己的心跳。空调单调地嗡嗡着,没有喉咙发出的咕噜声,也没有咕哝声,甚至没有露水在通风口颤动。我旁边躺着丽维娅,她的呼吸显得有些急促。
纳格尔和我是这里仅剩的两个还呆在外面的人。他带领的那些姑娘们觉得冷,都回房间去了。丽维娅也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们也走了。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好显得他们不是追她们去的。扬是第一个走的,他现在坐在她房间里,我敢打赌。丽维娅一边说话一边给他拍照。我真奇怪她在他身上能找到什么。我也奇怪她在我身上找到了什么。片刻之后离开的是哈根和舍尔夫,据说是去取啤酒。
现在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这里到柜台还不到二十米远。
弗里茨忽然也觉得冷了。没人愿意孤枕独眠。欧拉夫·拉德马赫嘟囔着:“画点什么吧。”他是惟一一个我相信不是在编借口的人。他的鼻翼翕动着,似乎想嗅出什么气味。现在他正呆在不远处,在草稿纸上掷着骰子。
丽维娅想来伊斯坦布尔,尽管——也许正是因为——她的脑子里已经塞满了关于这个城市的种种陈词滥调。在此期间,她决定开始给这些学艺术的大学生拍照,他们和我们俩一样,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很难想象有哪家杂志会对她拍的照片感兴趣,但那是她的事。
在河东岸,在那些哈里发、大臣和将军们的夏宫的后面,人们燃放的焰火射入高空。天空努力地显出壮观华丽的样子。一九七八年,当我们的公司连同公司里所有的货车、挖土机、起重机、拖拉机全部烧毁时,我十二岁。四周以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了一封电报。父亲在电报里让我们不要担忧,他说他对一切自有安排,但是不想讲出细节。
尽管不时发生抗议行动,但格拉尔德叔叔的养鸡场当时已经有了不错的收益,每月一号,他会准时汇款给我们。父亲失踪以后没几周,他就开始搭建一套新鸡笼。克莱斯恨格拉尔德叔叔。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又敢在除夕夜里上街。——可能是某个有钱有势的人在为自己的女儿筹办一场他希望二十年以后人们还会谈起的盛大婚礼。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建筑车辆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充斥了整个大厅。尤其是发动机燃料的油箱爆炸时。烟火上方是大熊星座,这是我确切认识的惟一一个星座。纳格尔的鼾声可以和发动机一比高下。他越是酩酊大醉,就越是毫不掩饰他对莫娜的好感,尽管他在科隆有一个明显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他走到哪里都要为这两个小女儿买点小礼物。他称他的妻子为一流老婆。她长得不难看,甚至算得上漂亮。他说,到了某个特定的年龄之后,每个男人都会把繁衍后代视为首要需求,到了这时候,结果——也就是性——就比爱情更重要。他的妻子曾经是一个艺术品商人的秘书,这位艺术品商人带纳格尔去了文献展( 指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以绘画、雕塑、装置和素描展览为主,每四到五年举办一次。) ,尽管纳格尔的水平和展览的水平还相差甚远。现在她的全部工作就是照看他的后代。他从来不提她的名字。不过他自己的真正的名字其实也不是纳格尔,而是瓦尔特·绍伯一谢弗尔博克,这是丽维娅从扬嘴里听说的,扬在入境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他的护照。他应该算是我的朋友。
我肯定丽维娅已经和扬睡过了。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我不感兴趣。
一阵抽搐从胸口一直蔓延到胳膊。午饭喝的是拉基酒,虾仁非常新鲜。我试图在黑乎乎的水中发现自己的倒影,这倒影像岸上的灯火一样被水波分割成一条条。
就要结束了。很快。过去的一切都是徒劳。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我没能建立起一种关联。我在一个光滑的、陡峭倾斜的平面上,穿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跌滑下去。各种假装的行动,因为人总得做点什么,因为人做不到无所事事,基于一些外在的要求。回头看去,这些行动就构成了生活。
那辆大车(指大熊星座。在德语里,大熊星座又有“大车”的意思。)是空的,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我真希望能学会像荒漠商队的头领或老船长那样根据星星辨别方向。那样我就可以去布兰卡港(阿根廷地名)找到我父亲的坟墓,然后朝他在石碑上的头像吐唾沫。在我们家里,除了克莱斯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分辨出不同的鸟的叫声,更不用提星座了。
克莱斯对各种鸟叫声的分辨是借助唱片自学成才的。我很想知道约纳坦·米勒为什么要被人用枪打死。我目睹他死去,这让我和他之间有了关联。死是一件私密的事情,目睹死亡的机会并不多。——为什么梅苏特·耶特要激烈地否认米勒曾经住在苏丹酒店? 伊琳失踪后去了哪里? 如果我知道这一切,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改变。——一点一点地,我成为这个陌生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外壳,包裹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完全由我构成。这让我的全部的灵长目动物的组织结构重新转变成某种远古昆虫的简单的组织结构。我能感觉到这个昆虫的每一次活动,感觉到它如何试图挣脱茧的硬壳。
香烟足够抽到船靠岸的。即便实在不够了,欧拉夫也会借给我一些烟叶。晕眩,仿佛在微醺中攀登着陡峭的台阶。打火机在颤抖,因为一艘装载了很沉的货物的货船正从我们旁边驶过。光点紧贴着我的脸,闪亮,消陨。心脏的一次跳动将我的胸腔撕成碎片。然后,温暖弥漫开来,无声无息。冒出的烟有一股钢铁的味道。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痛? 丝绸般的酥痒,颤动的毛细血管。血管壁嘎吱作响,像一台废旧的蒸汽轮船被一个发了疯的火夫烧得全速航行。
每一次呼吸都引起血管更剧烈的搏动。在腹股沟,在太阳穴。在喉咙处。蒸汽推得涡轮机嘶嘶作响。但船走得却不是越来越快,而是越来越慢了。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挡在桨轮上。丽维娅说,要拍摄运动着的物体时,照相机每秒钟至少要曝光五十次,是正常曝光次数的两倍。也许肾上腺素突然涌向大脑也使大脑能够处理比平素多得多的大量信息,乃至所有的运动都在一瞬间忽然定格了。
3
伊琳没有喊叫。她的声带发不出声音。她踉跄着奔向房门,转动钥匙,打开门,小心地挪进走廊,然后双膝一软瘫倒在地。她竭尽全力,终于在即将昏倒的最后一刹那克制住了昏厥,仿佛在最后一刹那接住了一个被某只胳膊肘不小心从架子上撞落下来的珍贵的茶杯一样,只是她并没有显得轻松一些。在米勒那件肥大的、英国乡村式样的夹克衫的遮挡下,阿尔宾看不到他的伤口和血。衣服上还粘着桌子的玻璃碴儿。伊琳寻找着电梯,她记不起电梯在哪个方向了。她的呼吸非常急促。她倚着墙,指甲抓进粗糙的墙皮里,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墙皮脱落下来了,她滑倒在地。她的头发蓬乱不堪。米勒的上半身往玻璃桌面里陷得更深了,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她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得后退了几步。房间里一定非常安静。死神趴在椅子靠背上,食指按在噘起的嘴唇上。她终于还是叫喊起来,至少她的嘴巴动了。她发出求救,希望能有人赶来,也许米勒还活着,也许他还有救。但是本来就没住满的几个邻近房间的房客要么去吃早餐了,要么已经出门游览;商人们签订着一个又一个合同,清洁工们不紧不慢地干着活儿。
后来阿尔宾说,当时有几秒钟、几分钟——具体多长时间他也不知道——他像一个白痴一样站着,呆呆地看一眼死了的米勒,再看一眼可怜的伊琳。走廊的灯很亮,所以他能清楚地看见她,尽管像是在看一个幽灵一样。趴在碎玻璃当中的米勒让他想起雅克·库斯托那艘陷在冰层中的卡利普索号(雅克·库斯托(1910--1997),法国海洋学家,探险家。“卡利普索号”
是一艘由旧扫雷艇改造成的科学考察船。)。当然,阿尔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前一天晚上曾经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认为这并不影响什么,相反,他说他曾经在度过了一个通宵畅饮的不眠之夜以后去参观一家博物馆,他发现自己的感觉无比敏锐锋利,锋利到简直能切割石块。他甚至能描绘出当时苏丹酒店上空的云朵的形状,那是一些高高地漂浮着的白色的、让人觉得有些混乱的卷层云,卷层云底下是深灰色的积云,风从云块边缘吹开一些云丝,云丝很快卷入蓝天消失不见了。据他说,有一会儿阵风甚至吹得很猛烈。
当伊琳决定在左边寻找电梯时,阿尔宾的瘫痪症终于消除了,他开始急促地走来走去,往前走十步,再往后走十步,转着圈儿——怎么办? 他思忖着,一边在周围的屋顶上和窗子里寻找那个枪击者,此人现在可能正在拆装他的武器,以便把它塞进一只不引人注意的小箱子,然后顺利地、不紧不慢地顺着消防梯溜走。就像烂俗电影里所演的那样。重要的也许是找出他藏身的地点。说不定某个房客曾经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或者某人提供了自己的卧室让枪击者使用,并且做好了惊喜地得到一大笔钱的准备。
也许侦探们可以借助子弹轨迹的研究和计算机模拟来重现一些场景。阿尔宾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也没有哪处窗帘慌张地掀动。他真想问问别人是否也看见了什么,比如某个侍者或者某个表情严肃的酒店客人,以便确认自己不是产生了幻觉,因为四只眼睛总比两只眼睛看的东西多。
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不断摇着头,离开了窗口,他走得很慢,没有回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莫名其妙地踏出一个箭步,惊起了那两只海鸥。也许他是想踢它们一下,正如当人们在人行道上看见一个铁皮罐头盒的时候,会条件反射似的踢上一脚。当时那两只海鸥已经在房檐雨槽里呆了很久了。工作人员和仅剩的几个喝咖啡的客人都没太注意他。估计事后没有人会发誓说阿尔宾确实曾经在这个星期一横穿餐厅走过去,脚步拖沓,惊惶失措;没有人注意到他在神经质地扯着自己的耳朵。
他乘电梯下到三楼他们的房间,房问里,丽维娅正站在淋浴喷头下。电梯在中间各层一次都没停。肥皂般滑腻的音乐在他听来似乎充满了恶意。丽维娅正享受着热水,并且想象着一个好发型师的双手在按摩她的头皮。当阿尔宾对着浴室喊“米勒被人枪杀了”的时候,她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当他再次重复了他的话之后,她想,这肯定是他惯常的闹剧之一。
“事后看来,”丽维娅说,“当时没有相信他显然是个错误。你是知道他这个人的,欧拉夫,过去哪种情形下你愿意相信过他? ”
“没有。”
“但是纳格尔却相信他。”
“那又怎样。”
阿尔宾经常编造一些故事迷惑别人,看对方会不会上当,那是出于蔑视或者好玩。他在讲那些故事的时候,脸上总是很严肃,这种严肃能让不了解他的人相信那些离奇的事情:比如他由于某些特殊的天赋而受雇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接下来的十天要乘宇宙飞船绕地球飞行;比如他父亲在亚马逊地区开采出一个金矿,所以他不用工作。然后他会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是一颗子弹。二十分钟以前,吃早餐的时候。”
她问他是否需要一位医生,并且说他也许——纯粹只是个建议,不用有什么压力——应该少喝点酒。
“他还说了一句‘保重你,宝贝’。”
听到这句话,她关掉了淋浴,尽管身上的浴液还没有完全冲干净,然后抓起毛巾裹在头上,像个大理石做的古希腊美人一样站在他面前,高挑、优雅,臀部没有赘肉。
“他还能说什么呢? 也许他是纽约的科萨诺斯特拉组织(科萨诺斯特拉美国的一个黑手党组织)的教父,他向他的女友——她叫什么来着? ”
“伊琳。”
“……他向伊琳透露了所有秘密,因为他已经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亲眼看见的。”
这时候丽维娅已经肯定,他的声音中搀杂着一种请求的、甚至是恳求的语调,这让她一瞬间有些迷惑,阿尔宾还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语调。但她认为是自己听错了。最初注意到事情有点不对劲,是因为她发现,他那种评估式的眼光不见了,平时当他判断她的裸体是否还能引起他的兴趣时,他就会露出那样的眼光。他看着她旁边的某个地方,左手在按一个打火机,右手试图在不把香烟盒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的情况下,完好地从盒中抽出一支香烟来。他的目光在盯着瓷砖上往下流淌的泡沫。
在她擦干身体的时候,阿尔宾一眼都没看她。她听见他重重地躺在床上,打开了电视。平时他很少这样,顶多是在醉酒归来或者决意要喝个烂醉的时候。
就在前一天晚上,当我们在饭店的酒吧里消磨时光的时候,阿尔宾还说,原则上他讨厌电视,但是科技产品无可比拟的完美运行又能让他恢复对自己的行动能力的自信,他也能把车开得那么好,但是随后丽维娅却会两天不和他说话。
一个浓妆艳抹的丰满女人不停地对着那个她想象中的情人唱着歌,她晃动着脚腕上的小铃铛跳着舞,背景是战争的叫嚣。广告:茶叶广告唱着一支幼稚的歌曲;杀虫剂广告画了一幅羞劲的漫画,画里的蟑螂让人产生同情的感觉;茶点;浴室瓷砖;去污粉,啦啦啦啦。
阿尔宾关掉电视,打开窗子,希望能听见警车或者救护车呜叫的声音。但是外面只有平常的汽车喇叭声和喊叫声。他想,他的证词可能很重要,他无论如何得和警察联系,很可能除了伊琳以外他是惟一的证人呢。再说苏丹酒店里还有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酒吧。
丽维娅站在盥洗盆前往脸上搽润肤霜,她对镜子里的自己产生了疑问,犹豫片刻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得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她已经和阿尔宾生活了五年,这五年的时问大部分都是可怕的,而且不仅仅是可怕。她真希望从来没跟他结过婚。她希望自己没和任何人结过婚。说到底,她随时都可以离开。
很快就要接近法兰克福火车站的时候,莫娜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地放弃了对酒店的寻找,她一脸愤怒地咬着铅笔,恨不得把这根铅笔戳进什么人——科琳娜、斯凡蒂叶、舍尔夫,或者舍尔夫那个油嘴滑舌的追随者哈根——的后背里,正是他们选择并促成了伊斯坦布尔作为此行的目的地。
“就是因为我们其他人太笨、太懒、太不热心建议别的地方了。你愿意去伊斯坦布尔吗? 你知道哪怕一个土耳其艺术家吗,欧拉夫? ”
“几何形装饰图案还是蛮有趣的。”
“也许你觉得有趣吧。但无论如何你们也应该说点什么,你和扬。扬平常从不愿意和哈根有争执的。”
“还是等等看吧。”
“扬肯定又要最后一分钟才来。”
扬没有和莫娜在一起,尽管学院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这当成一件新鲜事,尽管她给他当裸体模特,只给他当。
如果莫娜和扬之间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一定知道的。扬和我上的是同一所中学,在同一年开始读大学,直到不久前还住在一起。但是莫娜每次都要等到通往扬房间的门关起来的时候才肯脱衣服。
4
如果一切在静止之后开始倒转会怎样? 黑色像一条浸满沥青的披巾一样包裹着我,尽管城市越来越近,尽管映着我的倒影的水面片刻之前已经开始摇晃起一片灰绿色的鬼火。那是一片不断扩大的发光表面,像一个枕垫被吹得鼓起来,然后瘪下去,然后又重新被填满,安静而有规律。轻盈的水母大概就是这样在空气中游弋的。这片光影牢牢地吸引着我的目光,当我盯着它看的时候,它没有碎掉。这很不寻常。我能辨认出五条口子,它们也许是呼吸口,也许是器官,也许是伤痕,每个角上各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看起来稍微大一些的。我不禁想到一张扑克牌:黑桃A 。
发动机的隆隆声现在听起来很遥远,仿佛是从另一侧的岸上传过来的。一个类似跌落的运动,包裹在夜幕之中。
我们在杜苏努伦地区踩着摇摇晃晃的木板重新回到船上的时候,时间是四点半。在码头堤岸和船体之间的水面上漂浮着一条野狗肿胀的、布满浅粉色脓疮的尸体。
它的眼睛没有了,腹部已经裂开。黄绿色的毛皮与水中倒映出的天空的色彩合在一起,让人想起巴比伦的带状瓷砖雕饰花纹。倾泄而出的蓝色颜料上的狮子、羚羊、鹿和虚构的动物。一群小鱼在底下碰撞着它的肚子,也许出于贪婪,也许出于贪玩。“明天它就在什么人的盘子里了,”我对紧跟在我后边的丽维娅说,“全身都用油煎过,还有狗肉灌肠。”
丽维娅发出一声呻吟。有一瞬间,我以为她要吐了,她的脸非常苍白。她咽了咽唾沫,但是并没有转过身去。她注视着狗的身体毫无抵抗能力地被水波荡漾着,感到惊讶,甚至忘记了恶心。在甲板上,她急急忙忙从包里翻出照相机,用广角镜头换掉摄远镜头,身体趴在栏杆上,趴得那么倾斜,以至我很担心她。随后她在两分钟之内照完了一整卷胶卷,而我放在她那美得让人受不了的屁股上的手只能是一个她不可能记起的记忆。
蒸汽缭绕,但是一切却又清晰无比。簌簌的声响——不是海的声音——由千千万万个声音的点组成,包括了能够想象得出的所有音高,每一个声音的点都和它背后蛰伏着的寂静清晰地区分开来。如果我的眼睛能“听”的话,满月照耀下的山间的湖在冰川和冰层覆盖的岩石之间发出的声音必定是这样的。
梅苏特·耶特说我们的感觉只是暂时的,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他,如何能够设想一种最终有效的感觉,他笑而不答。
“这是我在这里拍摄的第一批好照片,我肯定,”丽维娅说,尽管她到目前为止只看见了一条真实的狗尸体,而没有看到任何照片,“而且一定卖不出去。”她看上去似乎为此感到特别高兴,而两周以前她还骄傲地告诉我,今年她终于能靠摄影挣到足够的钱了。
几乎没有什么主题像死狗一样无人问津,除非它们能够很好地激起正义的愤慨。
哈根从岸上向那只死狗扔了块石头,但是没有打中它。
舍尔夫怪声怪气地叫道:“你这个白痴。”那群鱼结队而去,游到深水区消失不见了。丽维娅脸上的鄙视几乎能把哈根杀死,后者在码头上搜寻着其它投掷物,他捡起一只空可乐瓶扔了出去,打中了目标。一团肠子沉进水里,丽维娅的紧张一下子消失了,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似的。她突然变得柔弱无助。我一直觉得,这种时候的她最美。自从成功以后,她很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的软弱。当我抚摩她的后背时,她一闪身说:“你喝醉了。”真该感谢她能这么迅速地想出一个拒绝我的理由。她分期支付着她的告别。扬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和欧拉夫聊着天,他的目光与她的空洞的目光相交,然后朝我的方向嘲讽地扯了扯嘴角。丽维娅回以一个微笑,这个微笑泄露了她。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
扬的嘲笑事实上针对的是纳格尔,后者正平伸着两条胳膊试图在木板上保持平衡,他不能肯定那木板到底是因为镶嵌得松松垮垮的木条,还是因为波浪,抑或是因为烈酒而在摇晃。他嚷嚷着:“这些东西都是劣质材料,用它们做点艺术品还凑合,斯凡蒂叶在哪儿? 她应该把这玩意儿打包寄走,没准儿期中考试还能得个1 分( 德国学校打分一般采取六分制:1 分为优,2 分为良,3 分为中,4 分及格,5分不及格.6 分最差。) 呢。”
丽维娅一言不发地拿起她的摄影包,慢慢地走向带凉棚的长椅,瘫软地坐下。她坐在那里,向前躬着腰,两眼直直地盯着地面,手指缠弄着几缕头发。
就是这个姿态,再好不过,用卡拉拉的大理石。
扬结束了和欧拉夫的对话,溜达到她身边,在她旁边坐下,仿佛那里是他固定的老位子似的。他什么都没问,也没有提出任何刚刚想出的、并且是特意为她而想出的话题,因为那样会显得像是在没话找话。他只是递给她一根香烟。
然后是点燃的打火机。距离恰到好处。配合得如此默契,好像他们已经练习了好几年似的。尽管他知道我在看着他们。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我会喜欢他的。我再次看了一眼那条狗。它现在是愚蠢而丑陋的痛苦的化身。鱼群重新聚集在这堆撕烂了的腐肉周围。丽维娅一连串的快门和哈根的投掷偷走了它的表情。或者说,在傍晚愈来愈浓重的天色里,毛皮、伤口和水组成的三和弦失去了彼此之间的关联。能把寺院尖塔映得火红的光线,不见得适用于一条腐烂的死狗。
丽维娅摇了摇头。扬显然终究还是想到了一句什么话。他肯定说得很轻,只有她听得到。但是她却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个人的膝盖贴在一起,至少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是这样。也许扬还把他的手伸到了她的大腿底下。她的头发在夕阳中很美,她的头发在任何光线下都很关,而此刻,它闪着古铜色的光芒。
很可能丽维娅和我在一起一直都不幸福。有些时候我应付不了生活,但谁又能应付得了呢? 遮阳棚底下安装了霓虹灯管,乳白色的锥状光束穿过舷窗投射在水面上。在这朦胧的光线中,那条狗好像忽然变透明了,仿佛肚子里吞进了磷粉一样,从里向外发着光,但是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看见。我想:它根本没有死,只是在装死,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来。然后又自忖,这对一只动物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也许根本没有任何好处。梅苏特·耶特给我讲过一些关于精灵的事,他说精灵有时候喜欢愚弄我们。他严肃地警告我说,即使是那些善良的精灵也很危险,因为它们根本不知道人类是多么脆弱。
当我趴在船舷栏杆上的时候,扬拉起了丽维娅的手,也可能是她拉起了他的,或者他们互相拉起了手,如此熟练,就像当他用打火机给她点烟时清楚地知道距离该是多少一样。我们之间的爱情从来不曾这样过。
纳格尔被弹簧门绊了一下,发出大声的咒骂,我转过身来,这时候他们已经又分开了。纳格尔在想念莫娜,不过破天荒地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而是因为几分钟以后船就要起锚了。他担心一头信任他的小绵羊可能会走失,于是扳着手指头数着人数,还被自己的香烟烫到了手指。他试图把大伙儿的面孔和名字对应起来,最好能数出来有十个人。
他的确数出了十个人,但是莫娜仍然没回来,因为丽维娅虽然公开和扬站在一起,但是并不属于他们那伙人。“这让我们明白了一点:下次你们分两排走,我举着伞走在前面,像日本人那样! ”他的额头上挂满了油腻腻的汗珠,领带扯开了,衬衫最上面的一个组扣也解开了。他随手抓住身边的一个船员或乘务员,跟人家说,船必须要等一会儿才开,务必,至少等几分钟,因为他这儿少了一个姑娘,她可不能整晚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土耳其。然后又说自己是教授,德国美术学院,你知道,他带着全班学生出来旅游,他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博士、学院、德国,船必须等一会儿再开,你听懂了? 那个男人不断地点着头,但是显然什么都没听懂。纳格尔在皮夹子里翻着,翻出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对那男人摇晃着,低声说道:“德国马克。”当莫娜在岸边出现时,钞票已经进了那个男人露出针脚线的制服上衣口袋了。
莫娜含混不清地喊着什么,挥舞着她的速写本,往这边跑着。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纳格尔翻了翻白眼,神情一下子放松了,这是因为他一看到莫娜就立刻忘记了这个傻乎乎的女大学生刚才差一点害得他心肌梗塞。他筋疲力尽,以至于连爆发新一轮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抱怨道:都说他是教授,其实却像是幼儿园老师,可是他连看管自己的两个女儿都还应付不来呢。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弄不清是在抓还是在挠着自己那仿佛涂了发油的头发,看上去就像一只掉进水里的湿漉漉的老鼠。
莫娜上船的时候,扬站了起来,离开了丽维娅几步。而她对此显得既不生气也不困惑,很可能她并没有注意到个中关系。
有那么一会儿,我很想问她是否知道扬和莫娜之间是什么关系。也许他昨天晚上已经对她解释过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解释的。我还想问她,她是否为只拥有半个男人而觉得遗憾。
( 反问:你还记得你在过去的五年里睡了多少个女人吗,阿尔宾?)船缓慢地从码头边调过头来。莫娜对扬微笑着,仿佛他可以代表众人原谅由她引起的不安,因为她画起画来就忘了时间,而他对此并不陌生。她说,当时一个屠户的橱窗里摆着一头山羊和一头小羊羔的标本,标本制作得非常粗陋,以至于让莫娜忍不住发笑,尽管她觉得仅仅为了装饰就屠宰一只小羊羔是很恶心的事情。小羊羔的脖子上挂了一颗胖乎乎的蓝色玻璃心,心里面有一只人造眼珠,而羊羔自己的眼睛却往下耷拉着,像一颗松了的纽扣。我也注意到那个橱窗了。弗里茨刚才坐在水边,也已经把它以漫画的形式画在了他要寄给女人们和朋友们的无数张明信片中的一张上。丽维娅肯定也拍了照片。对于那些对旅游趣味有更高要求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主题:“你想看看吗? ”
扬想看看,至少他这样说。他摆出一副好奇的表情翻看着莫娜的画,看得很慢很仔细,不失时机地赞美一下,用鼓励掩饰着一些批评,努力不让莫娜觉察出她的拙劣画艺带给他的折磨。她是惟一一个尽管毫无天赋,但他却不见怪的人。而对于其他人,除了欧拉夫,或许也除了弗里茨,他恨不能禁止他们买铅笔。
丽维娅又在抚弄她的头发了,她刚刚通过各种不同的镜头断定光线太暗不适合拍照,船、城市、天空、水面和人都已经消失在一片金黄色的雾霭中。她对莫娜和扬不感兴趣。我很想走到她身边去,但是我想不出任何一句可以对她说的话,连一句下流话都想不出。
在卖啤酒的柜台前,我又碰到了纳格尔。他靠在柜台上,用手撑着下巴,正在看着柜台后边的那个女人整理零钱。三颗肉疣分别长在她的左侧鼻翼、右侧颧骨和下巴正中上,构成一个三角形,每个肉疣中都长出一撮黑毛儿。她似乎并不急于卖啤酒,也可能她对于自己的丑陋感到痛苦,因而滥用她的垄断地位来羞辱我们。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纳格尔可能会大喊一声吓唬吓唬她。但现在,当那女人终于来招呼我们的时候,纳格尔把我的啤酒钱也一起付了。
他想知道我这几天对那个米勒的调查是否有什么进展。
我避开他的问题,给他讲了一些我理不出头绪的细节问题,并告诉他,事情很复杂。
在我讲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绷得很紧,一会儿又迅速放松,颔骨间发出格格的声音。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思考,也看得出不吭声的思考对他来说特别困难。他喝了差不多整整一瓶啤酒,才挤出一句话:“说到底,不管是你真的经历了那件事,还是编瞎话,其实都无所谓。”
我夹不住香烟,它从我的手指间滑下去,掉落,在掉落的过程中翻着个儿,最后落在船舱板上,弹了一下,滚到一边去了,有半米多远。燃着的烟头被摔裂,分散成好多小颗粒,散落在船舱板上,仿佛一个陨落的天体留下的残余。我想把它们踩熄,但是在想要执行大脑的这个命令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走出很远了。
5
很难精确地重新回忆起那个早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的先后顺序。
丽维娅从浴室出来,她刚刚用电吹风吹了头发,还涂了唇膏和眼影——阿尔宾非常看重这些。她发现桌上有一张纸条:“我去苏丹酒店了,为米勒的事,阿。”
她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从房间出去的,没打招呼,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关门的声音。阿尔宾显然是刻意要悄悄溜走的。所以丽维娅的第一个猜测是:刚才的整个故事都只是一种障眼法,因为他想喝一整天的酒而不被指责。
她看到他的身体在床单上留下的印儿和他放在枕头上的遥控器。烟灰缸里冒出一道细烟,发出过滤嘴烧焦的味道。此外她还发现她的摄影包被打开了,阿尔宾放在桌子上的那部美乐时相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撕开了的空胶卷盒。
丽维娅试图回忆他是否曾经发抖,这可以作为一条判断的依据。早餐的时候他没发抖。她开始考虑要不要独自出去看点什么,一座清真寺,一片墓地;或者在城里随便转转,顺其自然、不紧不慢地拍点什么。“有些画面比猎物还容易受到惊吓呢,”丽维娅想。
然后她突然又想起了他奇怪的眼神——那眼神瞥都没瞥她一眼——和他的声音里那种近乎恳求的音调。她对于阿尔宾在撒谎或演戏的怀疑忽然动摇了,她开始相信他真的看到了什么。两个小时以后他就会回来,也许会带回一个谜一样的故事,他想讲这个故事,她想听这个故事。如果他找不到她,他就会开始喝酒,到了明天早上,他会忘记故事的一半,或者一夜之间编造出整整一打不同的版本来。
给酒吧吧台上的每个不同的邻座各讲一个不同的版本,再给破晓时分带他回家的女人讲一个版本。于是丽维娅决定等他回来。她翻看着前一天从街边小摊贩手里买的那套带有拜占廷马赛克图案的明信片,在一只正从细细的枝条上往下啄嫩枝的孔雀和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的耶稣基督头像之间犹豫不决,那个基督那么悲伤地望着她,让她真想干脆就信仰他算了。不过这张图上还有其他人的眼睛。于是丽维娅决定用那张孔雀的:“亲爱的特亚:我担心阿尔宾已经彻底疯了,我不太肯定。很可能——不,毫无疑问,这次旅行之后我们就会分手,也有可能更早。我很希望到时候能在你那儿住上一阵子——当然,前提是这张明信片比我先到达。我会和你联系的。
祝好。丽维娅。“
阿尔宾走出酒店的时候,狭窄、坡度很陡的迪亚特罗大街还笼罩在阴影中。天气很冷,所以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堆里的水果皮、菜叶子、骨头和鱼刺还没开始发臭。附近面包店里刚烤出来的扁面包和甜点心发出的热气暖烘烘地吹在他的脸上。
阿尔宾看到一幅巨大的图画从遥远模糊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星期六和斯道特。他听到弗兰克太太在第一百遍单调地问:“还要点什么? ”他感觉到母亲骨骼粗大的手把他从装糖果的玻璃罐前扯开,他感觉到无力和愤怒像银制餐具一样被打磨得锃亮——尽管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母亲。
苏丹酒店门前——阿尔宾说——连一辆警车都没有,大厅里也没有任何激动不安。他本以为会看到经理、负责人和清洁女工们比划着手势跑来跑去,或者蜷缩在沙发垫子里啜泣,同时还会有一个蓄着大髭须的警长正在紧张地寻找着证人和线索但却一无所获。然而事实是:只有门房一个人站在服务台后面,正在填写一份表格,直至阿尔宾走到离他不足两步远的地方,并且咳嗽两声之后意味深长地开口说“我……”时,他才抬起头来。
“您好,先生,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您想要一个房问吗? ”门房用无可挑剔的德语问道。
“谢谢,我不需要房间。我来这儿的原因是:我住在大公宫殿酒店……”
“那也是一家非常好的酒店,您在那里会很愉快的。”
“我太太和我都很满意。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一个小时之前,我在屋顶平台上坐着……”
“今天早晨的空气好极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清新的海风,空气中一点烟雾都没有。请相信我,您为您的伊斯坦布尔之旅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间。”
“您听着,一个小时之前,一个男人在您的酒店早被人枪杀了。是米勒先牛。我在对面看到了,亲眼看到的,为什么您却不知道? 他的女朋友伊琳在场,她现在很可能藏起来了,得有人照顾她,这事您得安排一下。他叫米勒,七楼或者八楼,马尔库斯,伊达,路德维希,路德维希,埃尔莎,莱纳。如果警察来了,我可以做重要的证词。射击者当时肯定是在周围某个屋顶上……”
“很抱歉,先生,但是我们酒店里没有住着什么米勒先生。”
“我……”
“最近一个月以来我们这里都没有住过什么米勒先生,据我所知,未来几天里也没有一个叫米勒的人在我们这里预订房间。如果说有谁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话,那就是我。”
“我亲眼看见米勒先生在这个酒店、在他的房间里被人用枪打死了,昨天晚上我还和他在一起来着,我希望……”
“米勒先生不住在这儿。”
“如果您不立刻叫人到七楼和八楼去看看的话,我就叫警察。”
“年轻人,如果您想挑衅滋事的话,我会让您叫来的警察在一分钟内把您从这儿扔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平时能毫不费力地顶住一百公斤花岗岩的二十八岁的石雕家阿尔宾·克兰茨的背部肌肉现在却存一个可疑的土耳其门房面前屈服了,他的肩膀耷拉着,个头儿缩短了十厘米,陈列橱窗的蜡像在被烧化时的感受一定与他此刻的感受一模一样:瘫软在由他自己溶化成的水坑,只有硬邦邦的衣服和内部的几根线还在撑着。
“您知道吗,我本来不想到伊斯坦布尔来,是我太太劝说我来的。后来我也一直不愿意,不过……您结婚了吗? ”
“结婚二十三年了,我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一个女孩。”
“那么您了解女人。”
“您也有孩子吗? ”
“没有。”
“很遗憾。不过您还年轻。”
“酒吧在哪儿? ”
“左转,然后沿着走廊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后再左转。
如果您愿意,可以先看一眼我们的屋顶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大学和苏莱曼清真寺,也很迷人。“
“不用了、”
阿尔宾按照门房的指点和讲解走了过去。
奥岱洛·苏丹酒店里的酒吧叫“爱尔兰酒吧”,像所有国际性酒店中都必定会见到的酒吧那样装修得俗气而愚蠢。
左边是一个椭圆形的硬木吧台。每个分隔镶板上都嵌着一个健力士啤酒的商标,不过人们在这儿也能喝到斯特拉和喜力啤酒。一面面与墙同高、印着威士忌广告的大镜子包围着桌子,把桌子和桌子分隔开。这样一来,每张桌子就都有了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在镜子里叠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无穷无尽的空间,乃至会让胆小的欧洲人产生一种感觉,怀疑有人在他们的饮料里掺了毒药。高凳和长凳都包着红色的皮革。内部装潢师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张也许连一条沙丁鱼都兜不住的薄薄的鱼网,网里放着塑料做的鱼、螯虾、螃蟹和海星。在同样镶了硬木板的墙上,挂着镶了廉价画框的招贴画,画上是绿油油的草地、清亮透明的小溪或者波浪翻滚的大海。这些画下面的署名分别是图拉摩尔、凯勒堪尼或者夏农的凯里克,其中一个署名肯沃尔。酒吧老板看上去似乎在擦拭柜台上昨天夜里留下的啤酒污痕,其实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电视上那个黑人女王带了金环的肚脐上——电视挂在他工作台的上方,没开声音,那个黑人女人正无声地翕动着巨大的嘴巴。清洁女工推动着一台声音很吵的吸尘器正在给棕色的地毯吸尘。
阿尔宾坐在柜台边上要了一杯双份的波本威士忌,脑子里想着米勒,一口气喝光了酒,然后点上一根香烟,让侍者再给他一杯酒。
“您认识一位六十五岁左右的、非常胖的美国人吗? 他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
“当然,您说的是……等一下,他叫什么来着……您说的是马龙·白兰度。”
“没错,就是马龙·白兰度。”说完这话阿尔宾感到惊讶,自己竟然能如此自然地脱N 说出这个名字,仿佛他真的已经找这个名字找了好几天一样。
“一个高大的男人,高大而不幸。我们土耳其人很喜欢马龙·白兰度,尤其是《教父》。”
“他今天早晨被人用枪打死了。在这里,伊斯坦布尔。
他正在这儿拍一个新片子。“
“不可能! ”
“千真万确。就在这家酒店里,我亲眼看见的。他扮演一个走私故事里的钻石商人约纳坦·米勒,B 级片,您有印象吗? ”
“不,没有。另外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抱歉。”
“请再给我一杯威士忌。”
与此同时,我们的火车停在了地下的机场车站。列车员帮助萨宾娜下了车——由于一种很麻烦的踝骨骨折,她走路时拄着拐杖。连斯凡蒂叶都没忘记带任何东西。我们站在那里茫然四顾,谁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走。舍尔夫自称对尼泊尔、哥伦比亚和摩洛哥比对S 城都熟悉,但却从来没有从法兰克福机场起飞过。哈根看上去有些胆怯。就连我们究竟应该乘坐通往A 厅、B 厅还是C 厅的滚梯这个问题,都引起了争论。阿德尔说,开往贝鲁特的飞机一直都在C 厅起飞;科琳娜肚子痛,想先去厕所,又怕找不到我们了;萨宾娜在找直升电梯,因为她抬不动她的箱子。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让我们看明白意思的指路牌,给所有能够设想的需求都各指出了好几个方向。斯凡蒂叶建议抽签,但是谁手边都没有火柴或者牙签。七个学艺术的大学生就这样站在行李搬运工、空姐、度假者、商务旅行者中间,期待着能发生点什么。但是什么都没发生,直到莫娜忽然痉挛般地大叫一声:我们全都疯了! 然后她以一种数学的精确性向我们证明,最有意义的办法是先乘坐通往B 厅的滚梯,因为从逻辑上讲,B 厅应该在整个大楼的中间;如果我们的登机口是在A 厅或者( :厅,那么从B 厅通往另两个厅的距离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先上到C 厅或者A 厅去而最后证明我们必须在A 厅或者C 厅登机的话,我们就得再走双倍的路。她问我们是否明白了她的意思,是否需要她画一张地图。她反正不知道哪个厅在统计学意义上更有优势,而且伊斯坦布尔不是贝鲁特,厕所则到处都有,而电梯根本就没有,就算抛开这些不谈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反正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呢。
没人敢反驳她。阿德尔一声不吭地拎起萨宾娜的箱子;科琳娜说她上厕所也不是特别急;舍尔夫觉得自己像受到了训斥一样脸上无光。哈根问莫娜为什么要那么激动,莫娜不屑于回答。但在滚梯上,她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6
我脚边的烟头的火光渐渐黯淡了,与此同时,夜色也渐渐变得透明了。我们正在靠近一座城市,城市的上空笼罩着由无数灯火和灯箱广告的反光构成的一口大钟。马达的声音现在小了一些。我斜靠着,想着星星的运动:它们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相互远离,至今仍在不停地相互远离,直到有一天到了时间的尽头。到那时,或者说,在那里,它们在一个瞬间的千万分之一的、绝对寂静的时间里停滞,然后开始反方向运动。
船在杜苏努伦地区靠岸时已近中午。一只海鸥在摇摇晃晃的快艇前面的一个橙黄色浮标上小心翼翼地收起翅膀,结束了它的长途飞行。丽维娅四处张望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但却到处都找不到。我从两扇门之间的缝隙里看着她。莫娜一边翻着她的旅游手册一边念道:“在拜占廷时代,这里的两岸之间有铁链相连,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停泊船只的地方。”没有人对她读的东西感兴趣。码头旁边,一座尚未竣工的酒店已经倒塌,成了野猫和鸽子的家。一种让人觉得口干舌燥的热烘烘的气息渐渐从里面散发出来。丽维娅问欧拉夫:“你看见阿尔宾了吗? ”他没看见我。我仔细倾听她的声音,想听出其中是否有担忧的语气。扬说:“他在里面。”她说:“他需要烈酒。”——没有担忧,只有轻蔑。
我转过头来。在城市散发出的雾气的笼罩下,阳光显得黯淡虚弱。逆光中,丘陵、楼群和清真寺的剪影仿佛涂了一层透明的水彩。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土耳其年轻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甚至应该算丑的,但是她们确信自己会生活得很好,这种自信让她们发出光彩。我推开门。我用的力气太大了,丽维娅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她的目光里有一个问题:他喝酒了吗? 而不是“你喝酒了吗? ”——这就是区别。一个身穿绣着金线的迷彩制服的船员逐一跟每位乘客告别,每告别一下就用手指尖轻轻地碰一下帽檐儿。
我为什么要相信梅苏特呢? 他不过是伊斯坦布尔成百上千酒店中的一家酒店里的一名毫不起眼的门房,艰难地抚养着一家子人。为什么从一个星期以前开始,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哪怕他是在胡说八道? 纳格尔饿了。“杜苏努伦地区的鱼餐馆非常出名”,莫娜说,这次没有再打开她的旅游手册。“我不去,”我说。丽维娅犹豫着是该跟我走还是和他们在一起。她皱着眉头,像在权衡各种理由。她当然是愿意和扬在一起的。每当人们开始一场新的恋爱时,分离总是令人无法忍受,即便以前已经无数次地分离过,即便幸福无非是转化成一些共同度过的时间而这些时间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我替她做了决定:“你和他们呆在一起吧,你帮不了我。我们回程前在港口碰头。”
有一瞬间,她没能克制住自己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她说:“我不喜欢你自己去做调查。”——“我不做调查,我必须找出一些东西。”
我试图有系统地沿着街道走,这很困难。这些街道彼此相似,极易混淆。到处是停在饭馆门前的载着鱼和海产品的木制手推车、摆放得满满的蔬菜摊和挂售牛羊肉的肉店,间或还能见到一些卖地毯的商店和一些陈列着皮革制品和工艺品的橱窗。咖啡馆里坐的清一色全是男人。所有的街道看上去都好像是围绕着一个市中心,但是你却找不到这个市中心。到处都见不到广场或者比较高的建筑。我不紧不慢地走着,怀着一种对梅苏特的没来由的信任,像一个逃跑出来的精神病人一样两眼发直地盯着人们。天气很冷,我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这样它们就不会失控。必须阻止它们颤抖,剧烈的、从后背蔓延开来的颤抖,否则别人会以为你病了。一个半大孩子推着一个有轮子的玻璃货柜往前走着,柜子里放满了蔬菜和煮羊头。羊头肉。我从来没见过别人啃动物的头。我倒很想看看那死了的眼睛发出的眼神。
是不是梅苏特有个线人要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才让我到这儿来呢?如果是的话,我是应该让自己醒目一点还是应该表现得不引人注目,以免引起不相干的人的怀疑呢?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约定碰头地点、碰头时间或者暗号? 疲惫。渴望着像条老狗一样趴在附近一所房子的门道里,一口气睡上二十个小时。我要喝点东西。也许得吃点什么,为了胃。莫娜说得对,这里的鱼看起来不错。饭馆老板冲到门口,站在我旁边,挥动着胳膊:“请进,先生,请进,我们的鱼是杜苏努伦地区最好的。”我刚才只不过是盯着他的货物看了几秒钟而已。“你叫什么名字? ”他搂着我的肩膀,尽管我比他高出一个头。“阿尔宾,”我答道,但用的是美国发音方式。“艾尔宾,我的朋友。”我耸耸肩,扔掉手中的香烟。“艾尔宾,相信我。”我没有防卫的力气。也许他认出了我——根据梅苏特在电话里对我进行的描述:也许他要带我去见什么人,那个人会继续帮助我,告诉我米勒被杀、伊琳失踪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可以消失了,带着或者不带着丽维娅——照我的意思最好不带。如果带着她,我就不能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艾尔宾,你一定得尝尝我们的鱼。”
屋子的墙皮到处在剥落。天花板上的浅蓝色油漆也在脱落,角落里堆满了硝石。一只霓虹灯管悬在电线上,每次开门,灯管都要摇晃好久。烧焦了的大蒜味,煎肥肉。我在能看见电视的地方坐了下来。电视里正在放一部粗制滥造的连续剧,剧中的男人们还戴着非斯帽①,所有女人都还蒙着面纱。我周围坐的是一些失业者和天亮前就已经捕完了鱼的渔民。他们不是在玩牌就是咒骂政府。桌上的牌有土耳其式的、英国式的和德国式的,被油乎乎的手抓得油光发亮。我要了啤酒和不带水的拉基酒。老板放起了东方流行歌曲,但是我更喜欢那些不得志的歌手们的声音。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四下看了看,在我的邻桌坐了下来,然后打开一份报纸,但却不读。和店里其他客人不同的是,他不是老板的熟人。“我要油炸大虾,”上饮料的时候我对侍者说,同时心里很高兴能借助外语保护自己。邻桌那个男人仔细打量着店里的客人,但却避免和别人有直接的目光接触。可能他从码头就开始跟踪我了。现在,他像我一样对我们俩的第一次接触感到害怕;或者他害怕某个第三者,因为他相信后者会对我们俩产生威胁。一只布谷鸟从手工雕刻的黑森林挂钟里蹦出来报时:一点半。那个男人摇了摇头,表情像一个对难以理解的事情表示惊讶的人。食物上来的时候,我又要了拉基酒。我听不懂他点的是什么莱。他劈头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从头到尾都在讲英语,他为什么认定我是德国人呢? “您是在问我吗? ”——“对,问你。”——“从德国来。”城市的名字我可不想说。“德国不错,我也在那儿呆过很长时间。”——“在哪儿? ”——“吕瑟尔斯海姆。”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但我没有那份耐心,于是我问:“你认识梅苏特吗? ”——“我当然认识梅苏特,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梅苏特。”——“我叫阿尔宾。”——“伊尔马茨。”一个脸上长着脓包的年轻人给伊尔马茨端来一种白色的汤,汤里漂浮着几块像胶皮似的肉片。伊尔马茨用土耳其语说了几句话,听起来像是在下命令。一分钟以后老板叉给我上了一杯拉基酒。“算我的。”显然,他有很多事情急于告诉我。他一边用汤匙喝汤,一边谈起他自己。伊尔马茨现在正在逃亡中。“一件很蠢的事,”他说。尽管在德国呆了很长时间,他还是没有足够的钱赎出自己,逃避兵役。一回到家,他便立刻被征入伍。本来三个月以后他的兵役就该结束了,但在这该死的三个月里,他的部队被派往库尔德斯坦。所有士兵迟早都得去库尔德斯坦打仗。去年秋天,他的一个堂兄被抓走,后来是被装在塑料口袋里回伊斯坦布尔的。所以伊尔马茨上个周末便没有再回营地,他逃跑了。那是六天以前。五天以前米勒先生被枪杀,这事儿伊尔马茨没有提起。他在杜苏努伦地区的一个叔叔家里藏身。他觉得还算安全。如果他们抓到他,他就得进监狱。土耳其的监狱可不是甜点心.尤其是对于逃兵来说,简直就是地狱。他要试试看能不能从东边的山口到达边境。“在高加索,只要你不想被人发现,就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他的叔叔能帮助他,他的叔叔是卖地毯的,和伊朗的亚美尼亚人有联系。“你是我的客人,”我们吃完时,伊尔马茨说。然后又说:“我们可以去叔叔家里喝茶。我不喜欢呆在街上这么长时间。”米勒在高加索也有生意伙伴。
伊尔马茨在柜台结了账。“来吧,离这儿不远。”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椅子腿儿歪进一块瓷砖的裂缝里,翻倒了。
“在街上不要提军队的事情。”
冷风飕飕地吹着我的脖子。“你对地毯感兴趣吗? ”——“我父亲以前收藏过地毯。”说收藏有点夸张,但他的确在地毯上花了很多钱。我们谁都不想要那些地毯。它们被放在克萨韦尔的阁楼里。伊尔马茨的脚步有点紧张。
“我们走左边。”他把他的黑色棉帽压得低低的,遮住额头,把皮夹克的领子竖得高高的,蜷缩着肩膀。房屋相互之间靠得很近。街道上方四楼高处的地方拉着晾衣绳,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毛巾和床单。一个女人的声音忽而尖叫、忽而恳求、忽而啜泣。路有个向上的缓坡。我开始出汗。空气中飘浮着烤羊肉的味道。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既没有当地居民也没有旅游者。“我叔叔会很高兴的,他很好客。”在一个如此偏僻的街区,一个卖地毯的何以为生? “街角右转。”又走了五十米,小巷通到一个小广场,广场旁边是一堵很高的墙,就像过去执行枪决时的那种高墙。“我们到了。”
伊尔马茨的叔叔住在一幢漆成浅绿色的两层小木楼里。百叶窗和缩进式的阳台让人想起侦探片里那些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的夏日场景。所有窗子上都挂着印染着粉红色花朵图案的窗帘。没人能想到这样的窗帘背后竞然有人做生意。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一座铁皮钟发出“当当”的报时声。站在突然变暗的环境中,我两眼什么都看不见。“等一下,”伊尔马茨说,然后消失了。在房间的另一端,一扇门打开了,伊尔马茨像幽灵一样溜了出去,随手关上门,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我的瞳孔慢慢适应了,开始能够把墙和半身高的货物堆分开。货物堆之间留有过道。听得见的安静,这安静是由几百万根羊毛线制造出来的,它们把所有声音都吸了进去。这是一个堆放碎布片的仓库,可以吸收掉所有声音,甚至叫喊声。我辨别着布片的颜色:红褐色、紫色、朱砂色——深浅不同的血的颜色。有人从隔壁房间给我点亮了一盏廉价的枝形吊灯。在同一时刻,门再次打开。伴随着一阵大笑声,伊尔马茨回来了。笑声是由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胖胖的矮个子男人发出的,他的大髭须一直遮住了下嘴唇。我无法判断那笑声究竟是友好的、恶意的,还是诡计多端的。“这是欧克秦叔叔,”伊尔马茨说,然后他开始换了土耳其语继续说下去,中间好几次提到我的名字。
“请允许欧克泰叔叔荣幸地欢迎您——德国的地毯行家、梅苏特的朋友——光临他的商店。”我说:“塞拉姆(塞拉姆.士耳其语.意为”平安、和平“,是一句问候语。),”这是我跟莫娜学的。枝形吊灯上的好几个灯泡灯影闪烁,照得地毯上的图案动了起来,仿佛它们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暖风吹拂的草原上的青草和满园的罂粟花织成的。——“我们祝愿梅苏特身体健康。”——青草和罂粟花之间生长着玫瑰、郁金香、百合和银莲,花瓣上落满泛着松绿色光彩的甲虫、玉蝴蝶、珍珠母和红榴石。——“欧克泰叔叔想给你讲一点地毯的历史。”——光影闪烁的空气。怪物摇晃着尾巴,口中吐出火焰。豹子撕咬着羚羊,老虎追逐着山羊。树杈上,一只朱鹭醒了过来,振翅飞去。茴芹的味道,灰尘的味道。——“关于编织艺术的起源有数不清的理论。每种理论都是正确的,每种又都是错误的。”我努力倾听着伊尔马茨的翻译,我想知道欧克泰叔叔究竟说了些什么,这样才能从他的话里找出暗藏着的信息,这样才不至于掉进陷阱。
“最早的一张著名的地毯产于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是在一个王室坟墓里发现的,发现时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欧克泰叔叔的话在房间里划出一道道弧线,这些线条柔软而优美,同时又无比清晰。咒语一定就是这样念的。尽管他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我还是觉得很难集中精神去听伊尔马茨的翻译。“中间是一个十字烛台形的装饰图案,这种图案直到今天还在采用。”随后欧克泰回答了我并没有想提出的问题——为什么? “在蒙古可汗帖木尔时代,地毯在各省城是帖木尔本人的象征,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大使馆。逃亡的人只要踏上可汗的地毯,就安全了。”——我们家有一把专门用于梳理地毯穗的梳子。我曾经一连几个小时梳理地毯的穗,想把它们梳得整整齐齐。——“这么古老的地毯欧克泰叔叔当然无法提供。”——父亲很爱他的地毯,至少有几年是这样的。他对待它们很不好,像对待一切他所爱的东西一样。它们一层层地铺在我们的起居室的硬陶土地砖上。——“欧克泰叔叔问你想喝茶还是想喝摩卡。”——下雨天他从花园进屋的时候,从来都不换鞋。夏天时,光着脚踩在地毯上感觉很舒服。——“摩卡。”——说到底,他对它们并不感兴趣,就像他对母亲和我们不感兴趣一样。他只是想拿它们在他的生意伙伴面前吹嘘罢了。“欧克泰叔叔可以给你看看各种不同的地毯,波斯的、高加索的、埃及的,甚至还有几张中国的。不过我们仓库里最贵重的地毯是安纳托利亚产的。”——有一天深夜,他把母亲拽到了地毯上,我当时应该是七八岁左右,因为刚刚做了一个噩梦,正站在虚掩着的门后。——“这是一块肯尼亚产的祷告地毯,制作精美,一百五十年历史。”我刚想缩回手,欧克泰叔叔已经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抚摩地毯的绒毛。他抓得很有劲。我感觉到地毯的表面粗糙而干燥。“别怕,你可以摸它。”——“我没怕。”一个女人用一个黄铜托盘端来三个小杯。“中间的部分是黑色的,象征着麦加风格的祷告龛,非常罕见。”他松开手的时候,我的手腕隐隐发病。“先知最喜爱的颜色是黑色,并不是人们认为的绿色。黑色是没有月光的沙漠之夜,精灵们开始施妖作恶,除了安拉以外没有人能保护人类。
《古兰经》中说道:我求庇于曙光的主,免遭他所创造者的毒害,免遭黑夜笼罩时的毒害。“——在我最喜欢的那家荷兰酒馆里,肥肥的烤鸡躺在粘满西红柿酱和啤酒的桌子上。——”这块地毯产于肯尼亚,过去为纳萨克的阿卜杜尔·拉赫曼长老所有,他曾经在这块地毯上度过很多不眠之夜,试图找出藏于其中的秘密。“——有好几十次,我喝得酩酊大醉,在回家的路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干脆就睡在露天里,因为我走都走不动,更别提骑车了。”你看,花的图案已经磨掉了,能看见白色的纬纱。你可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现象或者是质量不好的表现,绝对不是。长老经年累月地在这地毯上鞠躬,每次鞠躬时都陷入黑暗之中。他害怕永远陷落在无边的黑暗里,这种恐惧让他的心都变得阴郁了。“
他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呢? 米勒先生做的是珠宝生意啊。
对于地毯我可一无所知。“但是在圣迁后一二七一年的那个命中注定的夜晚,天色尚未破晓,当纳萨克的长老的眼睛还不能分辨黑色和白色的丝线的时候,当他的额头不知是第几千次碰触地毯的时候,他看到,就在他的眼前,有一道细长的光从地毯对面照射过来。一个礼物! 真主保佑,这是怎样的一个礼物啊! ”——凭着三把刮胡刀片,我们建立了一个生产神圣地毯的手工作坊。“你可以拥有这块地毯。
它非常宝贵。“我早该知道了。”很宝贵,但是价格不高。跟白送差不多。“在伊斯坦布尔呆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早该知道,每次邀请之后,必然跟着一段劝你买东西的话。”你不喜欢它? “——”如果它能飞,我就买下它。“伊尔马茨看上去很尴尬,他把装有摩卡咖啡的杯子递给我。”你想试试吗? 飞到港口肯定没问题,那是下坡路。“摩卡的味道让人恶心。欧克秦叔叔开始笑起来:”不过你可要当心,别从码头上冲出去,水很冷的噢。“起初他只是轻声地格格地笑,后来他的身体倒在旁边的货物堆上,笑得像雷鸣一般,而且一边笑一边拍着大腿,笑到肚子发疼。他的笑声越来越大,最后竞变成了咆哮,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几乎要震裂我的耳膜。我真想捂住耳朵,真想大喊:”让他不要笑了! “就在这时,欧克泰叔叔的笑声戛然而止,没留下半点余响。有一秒钟完全的寂静无声,然后他站起来走向我,离我非常非常近。我们鞋尖碰着鞋尖。他虽然个子比我矮,但却俯视着我。他的目光牢牢地盯着我,仿佛两根铁棍,将我的头抵在一堵不存在的墙上,让我动弹不得。然后这目光又变成一道灼热的光,将我的骨头都烤化了。我掉进一个平静的漩涡里,摇晃着,我的膝盖瘫软下来。即便是坐着,我的脊背也几乎无法挺直。我想让自己相信那是因为拉基酒。但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拉基酒。欧克泰叔叔的嘴里吐出一句尖利、刺耳的话。伊尔马茨对着我俯下身,”你把你的游戏玩砸了,我的朋友,“他在我耳边轻轻说道。这句话是只对我说的。我得到的不是纳萨克的阿卜杜尔·拉赫曼长老的地毯,而是这句话,我有一种重复这句话的冲动,闭着眼睛一直重复下去,嘴唇活动的节奏就像草原上满月照耀、东风吹拂的野草,但是我克制住了自己。
“我想知道是谁杀死了约纳坦·米勒,为什么杀他。我就是为此到这儿来的……”我说,然后我的声音哑了。
我得到的答复是:“赶紧走吧,否则你会错过你的船的。”
7
伊斯坦布尔之行如今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由于没有写日记,我很可能遗漏了一些细节。后来发生的事情肯定也改变了我看待旅行之初发生的事情的视角。
扬坐在旁边一个低矮的黑色皮椅子上抽着烟。我远远地看着他,但什么话都没说。与莫娜的担心相反,他并没有最后一分钟才到达机场,而是比我们其他人都先到了。他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他那个黄褐色的背包,没有这个包他从不出门。他透过入口处的玻璃门望着外面的天空。强劲的风吹散了层层覆盖的乌云,露出纯净的蓝天。停在门前的汽车反射着淡淡的光。从车里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西装革履,步履匆匆。
扬穿了一件灰色的衬衫,外面套着他那件破旧的皮夹克,脖子上系着一条深红色的方巾。在他的头顶上方悬挂着一个修整一新的三十年代的飞机螺旋桨。秋口的阳光被对面写字楼的玻璃窗折射进候机大厅里,照得那个螺旋桨闪闪发光。扬踩灭烟头,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折叠小刀,开始清理自己的指甲。他的牛仔裤的两个膝盖下方都破了洞。
他就像大英帝国的一个落魄贵族,刚刚结束了穿越殖民地的漫长旅行归来,不知道该怎样开始自己未来的生活。
“伦敦也是个不错的旅行目的地,”我对莫娜说,“你去过伦敦吗? ”
她没有回答我,而是喊了一声:“扬在那边! ”然后跑了过去。
与此同时,丽维娅正在酒店房问里踱来踱去,心里生着闷气——因为她没有相信阿尔宾,因为她曾经差点就相信他了,因为她只是在等待,因为她觉得等待让人沮丧。她憎恨自己没有决断的能力。在这种气恼和憎恨的表面下,还藏着好几层恐惧。
“在过去的六天里,”她最近对我说,“一切都被恐惧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所有我做过的和想过的事情,无论是迟疑的决定,还是我平时喜欢的东西,比如陌生的城市、饮食、买衣服、博物馆,全都黯淡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医生刚刚对你说:您患了癌症,做手术也无济于事。”
早在旅行前的几周里,阿尔宾就变得特别容易激动。
他动不动就责骂那些服务员和售货员,还莫名其妙地说丽维娅欺骗了他,说她是婊子。他睡不着觉,坐着不动的时候也满身大汗,早晨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丽维娅很担心,但嘴上却没说出来。这次旅行出发之前,她曾经在百科全书上查过“酒精中毒”,书上说阿尔宾的症状是“震颤性谵妄”的预兆。这时候只要再有一次酗酒就可能引起致命的全身血液循环崩溃,从而导致精神失常。然后病人会看见很多白老鼠,会对着一堵空墙念出一些神秘的信息。尽管如此,她当时没有勇气取消预订。
丽维娅站在窗前盯着人造草坪,草坪绿得像有毒一样,覆盖了庭院的大部分地方。她问自己,究竟什么更让她害怕:是米勒谋杀案是阿尔宾已经崩溃的内心世界看到的第一批幻象,还是在确定时间、确定地点发生的一起真实的事件。丽维娅看到自己将要面对的事情:要么,她不得不陪一个刚刚失去理智的男人去土耳其的心理诊所,要么,这个男人真的目睹了一场谋杀,一场——据他的简短描绘所说——从手法上看像是职业杀手所为的谋杀。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现在就处在生命危险中,而她也跟着受了牵连。丽维娅注意到,院子的地面分好多层,层与层之间有螺旋形台阶相连,仿佛各式各样的阳台,人们从很多房间都可以到达这些平台。还有两把折叠梯,园丁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它们的高度。在这一刻,丽维娅真想立刻离开这里,尽管当初是她自己选择了伊斯坦布尔作为旅行目的地,并且不顾阿尔宾的反对坚持来了。她拿起桌子上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她很快就要和阿尔宾分手了。她被这句话的坚决吓了一跳。一旦有人读到这张明信片,“分手”和“也有可能”两个词之间的那个逗号就再也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了。丽维娅问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了迈出这最后的一步,如果不是的话,最好就不要把这一类打算分手的宣言寄出去。
她对自己轻声说道:“如果我离开阿尔宾,他就会彻头彻尾地放弃,那么责任就在我身上。如果我留在他身边,我就会自我放弃,这个后果我可真的只能自己承担了。" 丽维娅听着自己轻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但是这对她没有任何帮助。分手以后阿尔宾会捣毁自己的房间,把家具从窗户扔出去,故意把汽车撞成一堆废铁。至于她本人,她估计他倒不会对她动粗。她咕哝了一句”自我确认“,转身离开了窗前。她的双手做着一种奇怪的动作,这动作让人想起东方人做的早操,但眼下它的作用却是帮助她看清楚一个清晰的想法的模糊图像:”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De facto(拉丁语。意为“事实上”。法律用语。)。“
以我对丽维娅的了解,她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丽维娅的举动并不是特别积极,而且她也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如果这整件事里掺杂了哪怕一点点虚荣的痕迹,她就不可能对我提起了。
首先,她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上,还从里面把门反锁上。然后她从包里取出三角架,把照相机固定在三角架的螺钉上。她透过取景器看了看,借助球窝结上的水平尺校正了轻微的倾斜,把三角架往右挪了挪,再往前推了推,拉出远视杆,直到找出一个合适的点,让她能够通过衣柜镜子的反射拍摄到浴室里面。她把浴室里两个洗脸池上方的灯都打开,然后自己开始卸妆。在把脸彻底清洗干净以后,她回到三角架旁,把照相机慢慢地向前斜压,直至镜子的垂直线和门框的垂直线形成两条平行的线。最后,她把照相机一毫米一毫米地向左转动,好让那些空白的平面与小片的中心区域之间形成张力关系。她在心里记下马桶、长形浴盆、毛巾架和圆形浴盆在镜头中的排列顺序。她安静地、全神贯注地做着这一切,像在筹备一个祭祀仪式。
知道没有人会突然来打扰她,她坐在床边,脱掉靴子,然后又脱掉套头毛衣、衬衣,摘掉胸罩,胸罩的杯尖在她的乳房上留下了一点压痕。她解开纽扣,裙子滑落在地,她从裙子里面走出来。然后她重新坐下,轻轻褪掉黑色的长筒丝袜,顺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腿,觉得自己的腿太胖了。在设置光圈值和快门时间的时候,她身上只穿了一条三角裤,她觉得有点冷,但是没去管它。丽维娅既不知道镜头会以怎样的光线把她投射到底片上,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审美观调整光线和阴影的关系。然后她把自己完全脱光。是漂亮还是难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她按下自动快门按钮,迅速跑进浴室,把头发往脑后甩了甩,双手叠放在后背上,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张照片,丽维娅是背对着照相机照的。直到快门的声音响过,她才重新开始呼吸。她一共给自己拍了十八张照片,中间三次重新摆放了照相机的位置。到最后她不再通讨镜子的折射。而是直接站在镜头面前,拍了一张典型的裸体无头半身像,照片从她的下巴开始,到大腿处结束。
穿衣服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想。重新涂口红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放在化妆包旁边的手表: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过去了。
丽维娅坐到写字台前。她把给特亚的明信片放进一个信封,粘上信封口,写好地址,然后塞进自己的手提包。
阿尔宾要了第三杯威士忌,喝的时候一言不发地抽了好几根烟。他思忖着,如果他想弄清楚的这个事件、甚至连当事人的存在本身都已经被否定了,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是有意义的呢? 由于没想出任何一个这样的有意义的问题,他结了账,没给小费,也没打招呼就走了。他不打算跟那个门房再有第二次交谈了。想一想酒吧老板的那种奇怪的反应,他坚信,这个酒店里的每个人都想把他当猴子看。他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走在走廊里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一个怀疑:站在服务台后边的那个男人并不是他自称所是的人,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本来应该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杀手所在的组织很可能在酒店入口处安插了另一个同伙。阿尔宾决心牢牢记住那张脸,并记下属于那张脸的名字。真正的门房很可能已经被反绑着关在衣柜里,或者已经死了,尸体被藏在锅炉房里。只要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土耳其当局就肯定会寻找证人。阿尔宾可不想在这个案件上因为自己的耽搁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事后自责。
不管站在服务台后边的那位老先生的身份和任务究竟是什么,一看见阿尔宾,他就立刻放下了电话听筒,迅速地将紧绷的、严肃的面部表情换成一副温暖如春的样子。
阿尔宾做出一种严厉的语调:“请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这样我好知道我刚才是跟谁说了这件事。”
“梅苏特——这个牌子上写着呢,梅苏特·耶特——您想写下来吗? ”
“谢谢。”
“您呢? ”
“阿尔宾·克兰茨。我住在……这个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了。”
说完以后阿尔宾才意识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这个门房有点轻率,但是已经太晚了。
“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 ”
“我很好。”
五天以后,阿尔宾已经不记得当时梅苏特是不是在他身后喊了一句:“您自己要当心! ”也可能这句话是他后来自言自语的时候说出来的,那天以后他经常自己跟自己说话。
不过至少有一点他还记得,那就是他没有回答这句话。
阿尔宾从自动转门走到室外,琢磨着自己该怎么办。
他摇着头往大路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地念叨着一些没有具体含意的音节,为的是能给自己那些支离破碎的思想配上声音。到了大路以后,他往右边拐去,但在走了两百米以后却并没有拐进坐落在迪亚特罗大街上的酒店,因为他对丽维娅的絮叨实在没有兴趣。一个胸前挂着木箱的孩子在他旁边几步远的地方走着,在兜售仿冒的名贵香水。
阿尔宾考虑着要不要就近登上一辆有轨电车或者公共汽车,然后一直坐到终点站。在终点站下车以后,他可以沿着随便什么方向,想溜达多久就溜达多久。既然他对任何一条线路的终点都不了解,那么所有他计划发生的相遇就都不会发生;既然他对任何一个郊区都毫无想象,那么他就不会抱什么希望,也就既不会实现希望也不会失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跟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出于纯粹的偶然。
汽车站坐落在叶尼·塞里勒大街的中央。马路上车来人往,阿尔宾想找到一个红绿灯。就在这个时候,马路对面出现两个牵着熊的人。那是两个具有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面部特征的男人,一个年纪稍大,一个年轻一些,两个人手里各拿一根很粗的棍子。他们的熊被他们用一条链子拴在腰带上。
阿尔宾的父亲曾经多次给他讲过带着会跳舞的熊的吉普赛人的故事:他们皮肤黝黑,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替人磨剪刀或者补锅。他们还带着一头熊,这头熊会用跳舞来为主人换取零钱或面包。严格说来那不能算是跳舞,只是微微地扭动身体、摇晃几下、拍拍巴掌。由于有一个吉普赛人在旁边演奏小提琴,所以孩子们就信以为真,以为那头熊真的在跳舞。与此同时,一个耳朵上佩戴金耳环的女人给祖母看手相预测未来。有些预言真的会应验,祖母说。每年夏末这伙吉普赛人都会出现,他们在一片草地上宿营,一呆就是几天。他们走之后人们点数村子里的鸡,每次都会少了几只。“简直就是无赖。”阿尔宾当时也曾想象过如果自己过那样的生活会怎样。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的美乐时相机,想拍张照片。
但是还没等他按下快门,那两个男人连同他们的熊已经站到了马路这边。对他们来说,那成百上千辆不停按着喇叭的汽车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其中一个男人把一只红色塑料碗举到他眼前,碗里用油腻腻的黑色毡头笔写着一个很大的数目,这是阿尔宾为那张他根本还没拍的照片而应该付给他们的钱数。阿尔宾摆出一副笑脸,希望他们能从这副笑脸中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他们的兄弟。但是他露了马脚,因为他摇了一下头,这个动作激怒了那个年轻的吉普赛人,他让他的熊——这头熊嘴上没戴嘴套,正龇着牙——很近地凑到他跟前。在离阿尔宾不到一胳膊远的地方,他命令熊直立起来,对阿尔宾发出阵阵低吼,直到阿尔宾从裤子口袋里随便摸出一张钞票扔进那只碗里。这场袭击从头到尾只持续了几秒钟。离开的时候,那个年纪稍长的男人从他那镶金大门牙里吐出一句阿尔宾听不懂的话,听起来像是威胁。
阿尔宾看了看手表。他感觉双腿发软。到现在为止,米勒已经死掉两个小时了。
我们的飞机十二点四十五分起飞。我们很早就在检票口集合了,尽管如此,那里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队。纳格尔教授还没到,他一个人从科隆过来。队伍中站着的清一色都是土耳其人。他们都带着多得惊人的行李,除了旅行箱和旅行包之外,还有冰箱、自行车、汽车零配件,因此行李交付进行得非常缓慢。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注意到航空公司的一个年长的雇员在对扬低声耳语,那样子就好像他很久以前就认识扬,但却忘记了是怎么认识的。扬说:“也许他是同性恋吧。”
拿到登机牌之后,我们分散成一些三两人的小圈子:科琳娜、萨宾娜、阿德尔一起;哈根和舍尔夫一起;扬、莫娜和我一起。斯凡蒂叶耸着肩膀从一个小圈子晃悠到另一个小圈子,拿不定主意该加入哪一伙的交谈。弗里茨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里溜达着。大家都没有旅行前的兴奋,反倒有某种说不清的低落。不过这个印象也有可能是我如今回想起来时的错觉。只有莫娜兴奋得脸颊发红,讲述着一年前她和家人在土耳其的里维埃拉(土耳其的一处海滨度假地。)度假时的见闻:水是什么颜色的,烤鱼的味道多么香,沙子比席凡宁根(荷兰的一处著名海滨度假地。)的细,但是比阿尔加威(葡萄牙南部的一个省.著名度假地)的粗。扬点着头,好使她相信他对她讲述的东西感兴趣。然而他眉宇间深深的褶皱泄露了他郁郁的情绪。我猜想,他的坏情绪来自于他为了讨莫娜开心而心血来潮地同意了和这批人共度一周时间,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他都不喜欢。而且,当初如果他以筹措不到这次旅行的费用为借口的话,除了莫娜以外,没有人会生气的。
差十分钟十二点的时候,萨宾娜走过来问我们,如果纳格尔不准时到这里我们该怎么办,他早就应该到了;她还问莫娜是否知道些什么,因为莫娜曾经和纳格尔通过电话。
“没有他照样起飞,”没等莫娜回答,扬就说道,他的目光掠过萨宾娜的头顶看着远处,“那样的话我们就在没有师傅的情况下起飞,这有什么问题吗? ”
萨宾娜没说什么,而是转身回到科琳娜和阿德尔那边。
她害怕扬。扬重新陷入沉默。我还记得,当时我想:扬要抽身而退了。但却没注意到,他一直都在听舍尔夫说话,后者正在向哈根阐述自己的一个大作品的构思,旅行回来之后他就会开始着手创作。扬突然大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连检票口的接待台后面的那两个土耳其女人都在疑惑地往这边看。扬说:“舍尔夫,你讲的东西就是·堆烂屎。”
莫娜翻了翻白眼。尽管她原则上也赞成要和舍尔夫争执,但现在可不是时候:乘坐土耳其航空公司318 次航班的乘客已经被要求在B42 号登机口等候,不时有飞机从天上降落下来,而纳格尔还没出现,就算所有这一些都很顺利,也没有人知道在土耳其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噢,是吗,为什么? ”
“因为这场圣像之争和艺术毫无关系,并且东方的教派分裂(指公元一0 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也不是发生在十八世纪,而是发生在一。五四年。”
“圣像之争提出了很多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现实。而这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教派分裂。”
除了扬和舍尔夫以外,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但是大家都很诧异于他们二人都已经着手做了关于拜占廷历史的研究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纳格尔教授出现在滚梯上,他一边走一边喊道:“你们已经等很久了吗? ”然后过去让检票口的人给他开出了登机牌。
莫娜非常愤怒。她尽量控制着自己,到了海关人口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了,吼道:“机票上写着,应该在起飞前两个小时到达这里,但是看来您好像没看见! ”
“莫娜,小宝贝”,纳格尔教授用双手抱住她的双肩,说道,“我从来不理那些废话,我太老了,要是理那些的话我就不用工作了,我得好好分配我的时间,好让每个人都能从我这里得到些东西,艺术、家庭、我亲爱的学生们,尤其是我的理财顾问。相信我,想让所有这些人都满意是很难的事情。
最糟糕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干脆没有我就出发嘛。我不会计较的,你们肯定也不会。“
8
距离在扩大。船舱里不断有声音飘过来。那些声音属于我熟悉或不太熟悉的人们,也属于陌生人。所有人都在同时说话,片语残言叠加在一起,像什么地方山体断面上的岩层。我能辨别出其中一些单个的岩层,获悉一些本不是对着我的耳朵所讲的事:丽维娅很高兴认识了扬;某人今天早上才知道,他的儿子伊姆勒活不过明年夏天了,在东经二十九度、北纬四十一度的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艘锈迹斑斑的船上,我在想:南方的十字路口,火热的土地。父亲就死在那里。,他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岩石上向我们招手。他的背后是灰色的大海.比天空还耍昏暗。
五点半,我回到房间。空气里有股油炸味儿,因为厨房的排气管道是通到内庭的。丽维娅的那半边床像我的半边一样没有动过。我被鞋子绊了一下,摔倒在敞开的衣橱门前,幸好没有撞碎镜子。突然记起一种特殊的疼痛,那是责打带来的疼痛。丽维娅从没有不告诉我她出去做什么就彻夜不归。我一直都很信任她。电视机旁边挂着的绘画复制品有点歪斜:扛着滑膛枪的土耳其近卫兵,油画,法国,十九世纪。他不会在我身上浪费一颗子弹的。我从来不曾怀疑丽维娅欺骗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她对我总是一副拒绝的态度。过去的几个月里,她经常外出奔波,为杂志,为书的项目,像一条游荡在各个陌生城市里的狗,我怎么可能知道她遇到过什么人呢?最后一杯金汤尼酒我本来不该喝的,但那时欧拉夫嘴里吐出的话越来越不干不净了。为什么我再也不能停止高谈阔论了? 他感到无聊。从昨天到现在,房间里的玫瑰花已经掉落了大把的花瓣。窗子被高高地推起,开得那么大,连一个成年人都能钻进来。丽维娅不是那种某一天忽然在某个地方大头朝下跳下去的人。丽维娅从不放弃,她相信,人能赢得战斗。这一点在过去曾经是我的幸福。我得小心点,她说。自从星期一开始,她开始害怕破门而入的罪犯。
人造草坪在霓虹灯的照射下发着蓝光,棕榈树看着不像真的,尽管它们被种植在装了土的大圆木桶里。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给塑料棕榈树浇水,在伊斯坦布尔也不会,这里的人只会在夜里让他们的熊撕咬那些身上长疮的狗。我看着园丁拿着胶皮水管子从一个木桶走到另一个木桶。也许有人曾经进来过,并留下了痕迹。这个人知道我们不在房间里,于是想利用这段时间的机会。但是一眼看上去我没发现什么变化。那两把梯子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和昨天、前天一样。
我用打火机照着床底下看了看,尽管那里连一只老鼠都不可能藏身;我一把拉开浴室的门,准备赤手空拳打死那家伙。有人把烟灰磕进了浴缸里。那些烟灰不是我的。在丽维娅出门之前,曾经有人拜访过她,然后丽维娅没关窗子就走了。也可能那个不知是何许人的家伙坚信自己不会遇到麻烦。我不太熟悉丽维娅的化妆包,不知道她带走了哪几支唇膏,留下了哪几支。那些药片不见了。她每天早晨刷牙之前都要吃药。她的牙刷摸上去是干的:丽维娅昨晚是在别处过的夜。她没有在清晨起床去观察一些特别的东西、拍摄某种独特仪式的照片,那些仪式总是在大清早举行,一个小时之内就结束。她给我讲过这些。仪式结束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呢。丽维娅讨厌用闪光灯的照片。而且她的摄影包还放在桌子底下。
她和扬在东方豪华酒吧的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坐了很长时间。然后两个人都消失了。我没看见他们是一起走的还是分头走的。一起走的也好,分头走的也好,都既不是什么证据也不是辩解的理由。她说她和扬交谈很愉快,谈她的工作,谈各种艺术。到目前为止,我从他嘴里听到的所有关于摄影的话都是轻蔑的。很可能他指望通过丽维娅的关系寻找办画展的机会,但尽管如此却仍然觉得她的工作很差劲。她认识几个画廊老板,都不是什么大人物,其中的一个对具象绘画感兴趣。扬想利用丽维娅,想在她身上找乐子,仅此而已。也有可能她是他的理想爱人。他会让她生孩子,出去遛狗,她早就想养几条狗了;他会靠她的收入过着舒服的日子,会生活在那些五年前、三年前由我为她挑选的家具什物中间,那时候她尽管从她那富有而慷慨的父母那里得到不少钱,却对于是否该买某把椅子、某个柜子全无主意。她把她的床称为我们的床,因为她认定那张床没有过去。我的床只属于我,她不喜欢在那上面睡。,丽维娅不会再躺在我身旁盯着天花板。盯着天花板的时候,她可以什么都不看,自言自语地讲一些逻辑混乱的故事,这让她放松。那些故事我第二天就不记得了,因为在她讲的时候,一块柔软的、形状很规则的地毯底下有什么东西开始活动,发出一种声音,我无法判断那声音到底来自何处。地毯位于她和我的上方,在家具、镶木地板顶上,它挡住了从我们的身体里散发出的热量,以至于墙壁开始变软,气泡像落满积雪的高原上隐约可见的山峦前面的温泉沼泽泥浆一样冒出来,直到表面的张力崩裂了,气泡爆破了。然后,粘稠的颜料缓慢地从山脊和峭壁上流淌下来。那些颜料越来越接近平原,其不同色调也越来越容易被辨别出来。
不同色调的溪流汇成一些大理石花纹似的湖,湖水四面流去,在地面上扩散,使地面最终变成一个色彩的平面,凝固成湿土、杂草和沙子。上一次雷雨天留下的雨水既没有渗入地面也没有晒干,贮存在我眼前的一片水洼里。水中倒映出层层云朵,那些云在天空中如高塔一般,几乎要冲破大气层,在重力和失重的交界区域打着旋儿。在我脚下的水坑里,它们像一个漩涡,被树枝、木桩和铁丝网搅散,右手边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一片由沼生植物组成的芦苇的海洋,摇摇摆摆的空管儿,以及丽维娅的身影。她的坚定的脚步比我的要快一些。砾石在我们的脚踝下嚓嚓作响,她蹦着,跳着,张开双臂转着圈儿。她倒退着来到我面前,捡起石块,将石块扔进水里,扔到天上,扔得那么高,一直扔到苍穹尽头,从苍穹与未知世界的分界线飞出去,永远不再落下来。丽维娅大笑着,一阵轻风吹进她的发问,吹起她额头的几缕发丝,轻拂着她的脸颊和脖颈,阳光将她浓黑的影子投射在溪流那泛着涟漪的水面上。风推动着水面一波一波地荡漾,宜人的水波围绕着一根根的草茎流动。和煦的春风融化了山上的积雪,小溪涨水,变成河流,漫过河岸,淹没草地、田野和荒地,但我们却不害怕,我们不会遭遇任何不幸,我们脚下的土地坚实可靠。我们解开狼狗的皮带,狼狗们追逐着鸟儿投下的影子,捕捉着阳光透过灌木丛投下的光斑,灌木枝上长着有毒的莓果,有黑色的也有红色的。就在我们走过的时候,矮树丛已经淹没在不断涨高的河水里,变成轮廓模糊的篱笆,被滑溜溜的水藻包围着。安静流淌着的河水里漂过浮木,蒴果,还有一根羽毛。在我们身后耸立着高大的树木,树叶在阳光里熠熠发光。在我们面前,闪着银色光芒的平原一直伸展到天际,而我们的狗就脚不沾地地跨越平原飞出天际。远远看去,它们只有蜻蜓一般大小了。像两个飞驰的黑点,不停地奔跑着。我在后面喊它们,趁它们还没有消失在围墙里:当它们消失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喊着它们,但却没发出任何声音,因为我的声音只是风景画里的一个声音的构思,依据我对身旁的想象,那个给女人的单词,她的名字……
无法进入梦乡,只有:漆黑。
“早上好,这是您的唤醒服务。我们祝您在伊斯坦布尔度过愉快的一天。”——直到说了三遍“O .K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跟我说话的是一个自动电话。我没有预订什么唤醒服务啊。七点半。凡是安排一天的日程之类的事,我都可以交给丽维娅去做。她还没有回来。九点钟所有人都要在大厅集合,然后一起去港口,这是莫娜决定的。我们干嘛要跟着这个幼儿班到处跑呢? 我们原本是想弄清楚我们是否还是一对伴侣。丽维娅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催着我和她一块出来,到某个一切都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难道我错误地理解了她的意图吗? 我想阻止这次旅行,因为我知道她的结论会是:不,我们已经不是伴侣。从几年前开始,丽维娅的所有朋友就都希望她最终能够说出这个”不“字。我对她越不好.她就越明白:她必须离开了。没有我,丽维娅会重新振作起来。床单上有鞋子留下的脏痕,房间服务员应该换条干净床单。
我是在三个小时以前喝下最后一杯金汤尼酒的,根据实际观察,我的手会在十点钟开始发抖。套头衫发出臭味。一艘船吹响了起航的号角。我本想关上窗子的。一会儿我要去跟那个线人碰头,他提供的信息会让整个事情呈现全新的局面。但愿如此。这样我就可以在星期一启程离开了。
在此之前不能露出任何已经把酒喝掉了的痕迹。我必须让水位保持原来的高度。丽维娅应该没有检查过房间冰箱里摆放的酒,再说她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回到房间里的呢? 今天夜里两点钟我可以再喝个够,别人也这么干,但却不会有人因此指责他们是酗酒者。他们在冰箱里存放一大堆花生千嘛? ——“喝伏特加嘴里没酒气,”库尔特说,“不管你喝多少,也没有一个工地的头儿能闻出来,但是你可千万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我把那些小空瓶子摆在桌子的正中央。丽维娅会认为,我什么都没瞒着她,因为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或者我把这些空瓶子用水装满,然后重新放回冰箱里。那样的话,什么时候再专门在她面前给自己的杯子里倒上酒,或者要不要对之前住店的客人的欺骗行为表示愤怒,以及打不打开威士忌,这些就都全都取决于我了。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为了让丽维娅高兴,我已经比以前喝得少多了。我把那些小扁酒瓶全都藏了起来,嘴里含上薄荷糖,一直含到感觉很难受。包括今天,我也会在出去吃早餐之前用香皂把全身都彻底地洗一遍,这样可以去除已经凝固了的酒味,此外还要用口腔喷剂漱口,再嚼上一块口香糖。
丽维娅没用过她的毛巾。
……漆黑,仿佛我跌到了世界之外,仿佛从未来过这世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甚至在自己的记忆中都没有。现在是惟一可能的机会了。为此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失去一个女人。只要是有可能的事,就一定真的存在。
我从自助餐台上拿了些带酸奶的玉米片,走到桌边,在欧拉夫身旁坐下。他疑惑地看了看我,却没有说话。他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分别用蜂蜜、果冻、果酱、果仁酱和糖浆涂了一片又一片的白面包片,不停地吃着。吃完最后一片以后,他拿出他的凡奈里烟丝给自己卷了一根香烟,并且在用火柴点燃这根烟之前,把掉落出来的烟丝碎屑弄回到了袋子里。
差五分钟八点半的时候,丽维娅出现了。她的目光飘忽不定,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这种情况以往从没发生过。她没有立刻看见我,也没有寻找我。她是一个人来的,而不是和扬一起,这完全有可能是他们安排好的。丽维娅现在收入颇丰,如果她想和扬上床,只要在别的酒店再开一个房间就行了。他们只需约定好谁在什么时候回到大公宫殿酒店。扬可以在途中去喝一杯摩卡咖啡。她看上去疲惫不堪,不奇怪,最后这两天几乎所有人都没怎么睡觉。她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肩膀上。外面没有下雨。看来她在什么地方洗了澡。她把盘子装满食物,然后坐在欧拉夫旁边的位子上,斜对着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就开始和欧拉夫谈论出游的事情。甚至连一个廉价的小小的谎言在她看来都没有必要。欧拉夫显得有些尴尬。他盯着我,像是在向我道歉,不管是为了什么。我怀疑他的尴尬完全是由丽维娅一个人引起的,尽管他像大部分人一样爱上了她。不过她不会喜欢他,她不喜欢褐色眼睛。他很清楚局面的尴尬。
扬是他的朋友。也许他觉得自己也负有责任,因为他昨天晚上对我隐瞒了一些事情。
“你是不是也很开心? ”丽维娅问得如此毫无恶意,以至我只能笑笑,“看样子天气会一直都这么好。”——“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想当一名海员,”我说,同时在她脸上搜寻着可疑之处,看她的下巴上或者脸颊上是否有发红的部分。
扬昨天刚刮了胡子。她的嘴唇是不是比平时要饱满一些? 颜色是不是更红一些? 我一边搅着咖啡里的糖,一边想着她做爱后是什么样子,但却完全想象不出。对丽维娅的所有想象都已经消失了。“你去哪里了? ”——“外面。”——“在五点半的时候? ”——“我想看看正在苏醒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我本可以说:“你忘记刷牙了。”或者说:“看城市还要带着药片吗? ”但说出来的却是:“我估计你是研究了伊斯坦布尔劳动人民的生活习惯,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差不多吧。”丽维娅说谎了。她知道我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但却不觉得羞耻。
扬比她晚十五分钟走了进来,不早不晚,仿佛他为了遵守这个约定好的时间间隔而上了闹钟似的。他的头发也是湿的。他和她用的毫无疑问是同一个淋浴。莫娜在喂那两只海鸥。由于她不想见到它们争夺食物,所以两只海鸥都得到了一些吃的。纳格尔在试图说服科琳娜。昨天开始他决定只喝矿泉水和茶,因此今天感觉很好。乘船出游是他的主意。如今他经常和他的女儿们一起做这样的出游,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父亲。
“真是奇迹,你竟然已经起床了,”我走上楼顶平台的时候,莫娜对我说道,带着一种厌恶和敬佩混杂的情绪,“……很有可能你一直都没睡? ”——“没睡。”她让我受不了。我没有兴趣和她说话,于是在离她五米远的地方靠在栏杆上,也不管她会不会觉得受了冷落。
米勒被枪杀的那个套房已经被重新布置过了。窗帘之间细细的缝隙里透出灯光。随后,灯光熄灭了。几秒钟之后,一个身穿长裤套装、脚穿高跟鞋的年轻女人拉开了窗帘。她的样子有点像伊琳,只是她戴着一副很大的有色眼镜。我坚信伊琳还呆在这个城市里,但我现在没有力气跑到苏丹酒店去不停地敲门,一直敲到她打开门或者门锁忽然弹开。那个女人转向右边,经过阳台门走到餐具柜前。
她走动起来的样子也和伊琳一样:像在做时装表演似的。
她把弯曲着的食指放在下巴上,在水果篮前俯下身,犹豫好久都不能决定该拿起哪只水果。最后她拿起一只橘子,向窗外看了片刻,然后坐了下来,正好坐在米勒被枪杀时伊琳坐的那把椅子上。桌子已经换了新的。她把脸转向我,开始剥橘子,她把每一瓣橘子上的白色细丝都仔细地摘除干净,然后才送进嘴里。她一边吃着,一边重新走到玻璃窗前,向我这边张望着。我很想知道她身后那个笨重的画框里挂的是什么画。她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非常美丽,像是在展示自己。什么都没发生。我想,我现在该走了。她向我招了招手。
9
在飞机上,扬和舍尔夫的座位离得很远,这样他们的争沦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在我们脚下,片片白云沿着阿尔卑斯山北麓一路覆盖上来。透过云朵之问的缝隙可以看到山上的草地、冰川和岩石。莫娜向我探过身来,问:“你知道那个该死的圣像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以为你在学校里留意过这个问题。”
“拜占廷人永远都在为一些今天已经没人能理解的事情争论。”
这个班里没有人知道,利奥三世(利奥三世( 约680 —741),东罗马帝国皇帝(717—741)。伊苏里亚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实行“圣像破坏”政策,没收教会和寺院土地,分赐军事贵族。)于公元七二六年在宫殿大门口摘掉了基督的圣像,他的这一行动引起了一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无数人被拷打、砍断手脚或处死,只因他们对一幅圣像的神学含义的判断不同于当时的统治者为其所做的规定。我们当中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哪个时代哪个帝国的国王会去研究这一类问题。但是这场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不是什么叛国者,而是那个执行了这项任务的官员。那次行动之后,他很快就在一次突发的民众起义中被愤怒的妇女们打死了,那些妇女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被说成是神圣的和可敬的。
我不知道舍尔夫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知道了这场圣像之争的。他自称很长时间以来就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跟这次伊斯坦布尔之行毫无关系。他说,早在他给学院的申请材料中就有一系列用颜色涂抹过的圣像复制品。这个主题自此以后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且早先的那个系列仅仅从几个角度对该问题的部分层面做了思考。此外,他当时也缺乏驾驭这类复杂题材所需的艺术手段。
他现在考虑的是一个由几部分构成的装置。他想从随便某本书里翻拍下来一个拜占廷风格的基督圣像和一个圣母玛丽亚像,照片必须拍成黑白的,并且要故意拍得很业余,以此强调该图像的复制品特点和可随意使用性,因为这两点是与其作为崇拜对象的独一无二性相冲突的。这两张底片将会被制成铂金一钯一版,分别曝光到七块厚厚的、陈旧的橡木板上,随后舍尔夫会把这些橡木板以七种不同的方式摧毁或破坏掉:他想把第一对木板在他父母家的花园里埋几个月,第二对木板在花园的水塘里放一个夏天,第三对用锤子砸烂,第四对用碎玻璃片划烂,第五对淋上硫酸,第六对烧掉——烧的时候要控制火的大小,以保证烧了以后的残余还能辨认出来。最后一对木板他打算系在他的汽车的拖车钩上,然后在乡间土路上拖着走。然后他要为这些伤残的木板做十四个类似圣坛的木座——他上大学之前学过木匠活儿——,并且把木座朝上的一面——那些木板最终就要坐落于此——镀一层金。木座面对面地分成两排摆放,彼此之问的间距刚好可以让观赏者穿过。舍尔夫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在教会界引起一场丑闻。严格说来,任何形式的愤怒都是这个装置作品的必然的延续。只有通过公众的尖叫声才能表明,拜占廷的圣像崇拜者的学说尽管与现代艺术理论相悖,但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在这个意义上,舍尔夫又讲到圣斯蒂芬诺二世之死:一次,在与忠于国王的圣像破坏者争论的时候,斯蒂芬诺将一枚铸有国王浮雕像的硬币丢进了灰土中。他要通过这个行为——舍尔夫认为,斯蒂芬诺完成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行为——向他的对手表明,对图像的敬重或诋毁是指向其原型的。圣像破坏者们非常气愤,他们以亵渎国王罪将斯蒂芬诺就地拷打致死,却也因此在不知不觉中证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扬其实只是附带性地对圣像之争有些兴趣。他在从事肖像画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关于圣像的问题,并发现拜占廷历史读起来很吸引人。
我直到今天也不清楚,究竞是什么导致两人之间的争论激烈得就像一千两百年前君士坦丁堡那互相敌对的两派。也许他们纯粹只是欣喜于找到一个主题,可以通过这个主题来表明彼此对对方的艺术观的蔑视。
莫娜说:“不过我估计扬是正确的。”
“很有可能。”
阿尔卑斯山南边的空气像玻璃般透明。机舱顶上的折叠电视机里显示着不停变换比例大小的局部地图。紧靠威尼斯的地方,一条红色的线从绿色区域伸向蓝色区域。真正的海洋其实是仿佛镶了珐琅的绿松石色。空姐开始提供饮料,不过酒精类饮料得另外付钱。纳格尔不愿意一个人喝,因此买了啤酒请大家的客。出于飞行恐惧,就连萨宾娜和科琳娜也接受了这份邀请。
在那条红线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即将到达的地方,阿尔宾正站在大街上数着自己的钱,他发现,他为了一张根本没拍的照片而扔进那两个吉普赛人的碗里的钱换算起来有将近一百马克。尽管天气很冷,他却在冒汗。看着一个土耳其女人丰满的臀部,他没看见她的脸,他想起了丽维娅褐色的眼睛。他仍然不想和她说话,既不想和她谈米勒谋杀案,也不想谈他与那个门房以及那个酒吧老板的谈话,更不想对她说起遇到吉普赛人的事。他仿佛看见她巨大的、沉甸甸的乳房压在自己身上,看见她紧闭着的嘴唇,仿佛听见她的叫声,他想和她上床。简单、清楚,没有多余的话。上一次是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已经不记得了。阿尔宾犹犹豫豫地转过身,向大公宫殿酒店的方向走去,心里想着如何才能让她同样也想和他上床,现在立刻就上。以前这并不难,那时候他们每个白天、每天夜里都做爱,在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地方。后来,这条理所当然的纽带被扯断了。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已经不再知道自己的哪种眼神、哪种抚摸是丽维娅所不能抗拒的。如果他对她说:“我想和你做爱。”她会回答说:“我不想和你做。”或者说:“以后再说吧。”然后他就只好走开。至于应该怎样要一杯啤酒或者伏特加,他倒是还记得。汗水蒸发以后变成寒意。阿尔宾开始发冷。快到酒店的时候,他停下来靠在一面墙上,因为地面在快速地旋转。走进酒店大堂以后,他感到一阵恶心。他冲进洗手间,跪倒在马桶前呕吐起来,一直吐到只剩下胆汁。然后他提起精神盯着马桶,以确保不出现幻觉。黄褐色的液体,面食的小碎块,芝麻粒儿。正是他吃下的和喝下的东西。这是基础和前提。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洗脸池边,漱口,洗手。
镜子里,一张苍白的脸盯着他。黑眼圈包着一双丑陋的水蓝色眼睛。一个刚刚呕吐过的人,就是这副模样。他大声地、清楚地说道:“米勒被人枪杀了。”
那毫无疑问是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在镶着瓷砖的空荡荡的洗手间里回荡。
后来阿尔宾没有按原计划去找丽维娅,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也许他在这一点上也撒了谎,因为被拒绝让他感到难堪,而丽维娅也没有说任何能够保护他的话。至于丽维娅最后又跟他睡了一次,这在我看来不太可能。我不知道他五点之前去了哪里,只知道五点左右的时候,他回到房间,问丽维娅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酒店的酒吧里喝一杯。
拍了照片、把给特亚的明信片装进信封、然后又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之后,丽维娅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她想离开阿尔宾。有一瞬间,似乎有一股混杂着汗臭、烟味、酒味和刮胡水味的气息从他的枕头里向她的这半边飘过来。至少她有这种感觉,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她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女人,她和这个女人之间的距离难以逾越。她失去了阿尔宾。
五脏六腑都感到紧张而疲惫。她把手伸进套头上衣和衬衫里,慢慢地抚摩着自己光滑的小腹,以减轻压力。她做了一个决定,但却想象不出该怎样实行它。自己的体温让她觉得很舒服。臀部和大腿也是。阿尔宾只抚摸她的性部位,不顾其它地方,她有时候喜欢这样,更多的时候不喜欢。几个星期以来,丽维娅第一次感受自己的肌肤,一个陌生女人的、有着无数个感觉细胞的肌肤,被她遗忘了的肌肤。她有意无意地隔着胸罩抚摩着自己的乳头,一阵电流不带任何疼痛地沿着她的脊背传到骨盆。她轻轻地抱着自己,体会着每一次抚摩带来的回味。当她把右手伸进内裤时,阴唇已经柔软地张开了。她小心翼翼地用指尖试探着张开的地方。她很久没有这样做过了。轻轻地划着圈儿,然后稍微用力。勘探。不需要男人。一种美好而悲伤的感觉传遍全身。像记忆中度过了灰暗童年以后照射在裸露着的后背上的阳光。
丽维娅醒来时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觉得很饿,但不想去饭店,而是叫了带烤鸡肉的沙拉让人送到房问里来。二十分钟以后,一个脸上长满粉刺的侍者来敲门。丽维娅的注视使他非常害羞,以至于当丽维娅接过托盘并给了他一大笔小费的时候,他连她的脸都不敢看一下。
我们的飞机正点到达。飞机通道里的空气的气味显得很陌生,黏度也让人不习惯。十分钟之后,科琳娜在行李传输带旁询问失物招领处在哪里,她一边咒骂着便宜机票,一边解释说,她没有钱重新购置物品,如果她的箱子还在法兰克福的话,她就得打道回府了。最后她的箱子到底还是被运进来了。在机场门口,一个工作人员举着一块塑料牌子在等我们,牌子上用加了花饰的字母印着“大公宫殿国际酒店集团”,底下还印着四颗星,贴了一张写着“德国大学生旅行团”的纸条。“我是纳茨姆,”他说,“你们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找我。”接下来,在把我们领到停在门口的大巴之前,他又讲了一大堆关于土耳其如何好客、如何具有东方生活情调的套话。在往城里开的路上,他用麦克风给我们讲了一些幽默地总结出来的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居民、经济等方面的情况,那些内容我在一分钟内就忘掉了。他强调了大公宫殿酒店的中心位置,人们可以从酒店步行到所有重要的景点。在服务台,他帮我们填好了各种表格。扬和我住一问房。
我们约定,一个半小时以后,所有人都在大公宫殿酒店的酒吧里集合,一起喝点餐前的开胃酒。酒吧的名字叫东方豪华酒吧。在这家酒吧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了阿尔宾和丽维娅。
10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的身体里藏着一头野兽,欧拉夫,它以我的五脏六腑为生,从里面撕咬着我,很快它就会变成蛹,经历一个蜕变的过程,然后它会钻出来,进裂我的空壳。
丽维娅好像已经走了。你能看见门口,告诉我真相,不要有不必要的顾虑。她肯定是和你的朋友扬一起走的,也许是一个人,那不重要。我不指望你出卖他。钟的指针快指向三点了,我还要在这儿呆一会儿。
我们彼此错过了,丽维娅和我。准确地说是我错过了她。我太寄希望于她了,多于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抱有的希望。五年之久,只为了确认她是否爱我,如果爱,这份爱是否有边界,而如果有边界,我就会离开她。
我几乎还不认识你,欧拉夫,但你是个好人。我对你的人际关系、恋爱、家庭,对你的全部过去一无所知,但已经对你讲了三个小时我的生活。你还要再喝一杯威士忌吗? 我现在要喝今天的或者昨天的最后一杯金汤尼酒,无所谓,现在是哪一天并不重要,听着:那件事发生在一条名叫弗里斯的河边,那是一条又窄又浅的河,河中央也顶多不过八十厘米深,河水流动得很慢。那并不是一件让人有理由自暴自弃的事。再过一个半月我就十一岁了。比方说吧,那件事跟米勒被枪杀一事就远远不能相比。也不能和我母亲的死相比。它只是一件不幸的事,没有人故意让它发生,它就那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一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意外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影像,一个烙印,它像我下巴上的疤痕一样无法消除。它什么都不肯原谅。那件事本来和我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你不了解我们那个地区:弗里斯河将斯道特城一分为二,流过市区以后,它穿过一片由草地和牧马场组成的辽阔的平原,平原坐落在一片冰河时期形成的连绵的丘陵脚下,那是这片宽广开阔的地区惟一的一片隆起的地带。之后,它又从国家森林的边上流过。那件事发生在夏天,在一次星期天的郊游时。当我的父亲既没有因通宵酗酒而疲劳过度,也不阴沉着脸的时候,我们就会偶尔做这样的郊游。耀眼的阳光从树叶间射下来,在光斑的装饰下,我们周遭的一切——光影斑驳的地面、树根、枝桠——仿佛都融化了。透过我的儿童太阳镜,眼前的场景几乎成了黑白色的。那一切看起来很像一部日本电影,电影的名字我忘记了,是一部老片子,讲的是在某次战乱中被洗劫过的一个寺庙的废墟里发生的故事。我至少是在六年以前看的那部片子,是某天夜里在家里看的,当时还喝醉了酒,所以电影的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有四个人在法庭上讲述一件发生在某个偏僻森林里的袭击案。他们是:樵夫,此人发现了一名武士的尸体,尸体身上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武士的妻子;强盗;以及借巫婆之口提供证词的武士本人。故事的情结很简单:强盗抢走了武士身上的所有财物,将其绑起来,并强奸了他的妻子。之后他杀死了武士。故事中的谜团在于:强盗在杀武士时是否得到了武士妻子的帮助——因为她曾被她的丈夫打骂? 抑或是因为他面目狰狞、眼露凶光地威胁夫妻二人,乃至胆小的武士屈服了? 或者,武士做了勇敢的反抗,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 而那个女人呢? 当强盗强奸她的时候,她是感到厌恶还是获得了隐秘的快感,抑或完全麻木、没有感觉? 武士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是在经过了艰苦的搏斗之后才死去的吗? 还是双手被绑在背后,被强盗无声无息地刺破了喉咙? 还是强盗在那女人明确的请求之下杀死了他? 三个当事人的陈述彼此大相径庭,使得法官无法做出判决。死者本人的话也并不比其他三人的话更可信。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通道上并不存在一个提纯的过程。在寺院里,樵夫——他是惟一的似乎比较中立的证人——收回了他在法庭所作的证词。他并不是在整个事件都已经结束之后才来到现场的。当时他听到了叫喊声,于是在一片树丛中藏了起来,战战兢兢地目睹了事件的某些片断,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尽力不被人发现了。当周围重新清静下来时,他从树丛里爬出来,偷走了被扔在路上的被害者的短刀,因为他得抚养很多孩子,而那把短刀的象牙刀柄很值钱。四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撒谎。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喝了一瓶奥波斯特勒啤酒,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在椅子上睡着了。一定是当时的光线导致了记忆的混乱,那是一种不安地颤动着的光线,空气仿佛是由数以百万个用显微镜才看得见的、不停地飞动着的小飞虫组成的。这片由小飞虫组成的云雾覆盖在物体上,让一切都显得有些模糊。仿佛一层飘动的轻纱笼罩着所有事物,让眼睛无法辨别任何东西。那个星期天的午后,笼罩在弗里斯河边的森林里的也是同样的光线。在我父亲失踪以前——他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的第二年失踪的——,我们会时不时地到那里的一家典型的郊区饭店做一次典型的郊游。我不知道那家饭店现在是否还在,我从那件事以后就再也没去过那儿。当时那家饭店的生意很好,要运气好才能有座位。饭店还有一个附属的游乐场,游乐场里有滑梯、秋千、跷跷板,还有一只小小的渡船,人们可以用手拉着钢丝绳划到河的对岸去。这只渡船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此外,店主还建了养着野鸡、猫头鹰、鹰的鸟舍以及养着山羊什么的牲口圈;大笼子里还养了好几只野鼬鼠和一只狐狸。
克莱斯恨不能把它们都放了。我们在大平台上找到一个空位,坐在红白相间的遮阳伞下面吃了带薯条的煎肉排。然后克莱斯去捕蝴蝶。他举着一张巨大的网和一些装满酒精棉球的玻璃瓶子跑来跑去,蝴蝶一旦被放进那些玻璃瓶子,仅还能扑棱几下翅膀就死掉了。克莱斯说,必须弄死这些昆虫,否则就无法对它们的组成成分进行科学记录。在进行最后那次郊游时,我哥哥克萨韦尔已经十四岁了,整个下午他都和三个在学校里认识的女孩呆在从游乐场到树林之间的一个阴凉的角落里,尝试着给她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他吹着泡泡糖,给她们递香烟,用我父亲遗失的美国产的银色汽油打火机点烟。吸烟的时候,他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着香烟,这样,如果有人走近,就可以用手遮住香烟。每吸一口烟,他都像詹姆斯·迪恩((1931 一1955) .美国电影演员。)一样眯起眼睛。我觉得他让人作呕。但是他站在女孩们身边,并且让她们发出笑声。她们的笑声听起来几乎已经像是成年女人的笑声了。
渡船被一帮从斯道特来的中学生霸占了,凡是不属于他们一伙儿的人,他们就不允许上船。我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着,心里希望能有人和我搭腔,我知道,和以往每个无聊的星期天一样,今天也同样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克萨韦尔发现了我,对我喊道:“小家伙,过来! ”我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羞耻。但是我喜欢站在他身旁的那几个女孩。“给我们弄点喝的来,”他说着,递给我一张折成长条的二十马克纸币。
我父亲付钱时就经常把钱折成这样。尽管我很想朝他的脚边吐口唾沫,但我还是去了,为的是还能再回来。也许他还会给我一根香烟。当我把四罐可乐和剩下的零钱交给克萨韦尔时,他说:“去玩吧,我们聊的东西你不懂。”我一时想不出反驳的话。“快去吧:那边有沙箱。”我坐到父母身边,开始用啤酒瓶盖搭金字塔。我是用啤酒瓶盖搭金字塔的高手,我搭的最大的一个金字塔有一米二十高。我父亲看上去好像被激怒了。他面前放着一只空的白兰地酒杯和半杯啤酒。母亲用吸管小口地吸着矿泉水。她穿了一件很贵的、印着深蓝色圆点的白得耀眼的新裙子。裙子非常配她。
因为天气很热,她把头发高高地挽了起来,这让她修长的脖子格外醒目。我敢肯定,周围的人都以为她是一个电影明星呢。我父亲已经有点大舌头了,嘴里还散发着危险的气味。母亲定定地盯着桌面,好让他看不见她的眼睛。他们在因为生意不景气的公司而争吵。或者不如说,他们在拿公司的糟糕状况作为理由而争吵。我父亲几个月以来一直盼着能拿到修建通往荷兰的高速公路的最后二段的订单,结果订单却被考伊泽兄弟有限公司拿去了,他们拥有的卡车数量是我们的四倍。父母本想对我们孩子隐瞒公司即将破产这件事,但是没瞒得住。因为他们彼此太憎恨对方了,争吵的时候根本做不到悄声细语或者关上房门。克莱斯拿着他那些有毒的玻璃瓶子过来了,他把十多只死蝴蝶塞进玻璃折纸里,再把玻璃折纸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塑料罐子,他忧心忡忡地瞥了我一眼,耸了耸肩膀,又走了。“我能做到,我以前不是一直都做到了嘛,”父亲说,“公司没那么容易被搞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他们旁边呆了下来,我本来随时都可以站起来溜之大吉的,那样也许更合他们的心意呢。“我们的血液里有一种自强精神,格拉尔德和我,我们总是能重新站起来。”也许我违心地让自己相信,只要我呆在旁边,他就不会对她发作。“明天我会和霍尔曼博士一起再算一遍,最后一遍,他得有点心里准备了。”他们也许根本没注意到我。我很善于让自己变得不引人注意,也很善于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们的周围环绕着茂密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巍巍山林,被明晃晃的阳光照射着,人很容易就可以消失于其中。“如果他不给我过渡性贷款,那他就把他的钱全部扣除算了,他会一分钱也得不到的,一分钱也得不到! ”如果我现在慢慢地站起来,蹑手蹑脚地一步一步往后退,我发出的声音会很轻。不等他们注意到,树木肯定就已经把我遮挡起来了。“我们会笑到最后的! ”——“我们现在债台高筑,我可不愿意直到临死前都把挣来的每一个马克付给银行,”母亲说。她的这句话惹怒了他。她穿的是那件漂亮的裙子,她的动作显得比平时更优美,同时也很胆怯,就像一只小野兽一样。而且她独自一人和他——这个我所认识的最粗鲁的人——呆在一起,没有任何保护,看起来是如此柔弱。“生意上的事你懂什么,依娜? ”他对她咆哮道.“你压根儿就什么都不懂。如果没有我,你连你那几个学坏了的儿子都管不住。”我堵住耳朵,头扭向一边。“看看他,这个窝囊废,什么都不会干,光知道吃饭。”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再能伤害我了。母亲一言不发。争论涉及到我们的时候,她从不反驳。在那个星期天也是,她长久地沉默着不回应他的话,父亲只顾着喋喋不休,但是我从侧面看出来,她心里正在积蓄着某种东西。我还看得出她在害怕,但不是怕他。她被自己尚存的勇气、骄傲和自尊吓着了,这些东西如今正从遗忘之中进发出来。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不能自抑的怒火,嘴角也同样无法控制地抖动着,他的话已经不能引起她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她已经不再听他说什么了。倒是邻桌的那些人还在听他说着,他们已经开始窃窃私语了。
忽然,她的目光中闪过某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她说:“瓦尔特,你根本没有当老板的能力,还是把公司卖掉,到什么地方找个工作吧,趁现在还不算太晚。”有短短的一瞬间,我父亲像泄了气的皮球,似乎被她说到了痛处。也许她果真说到了他的痛处,他最后一次聚集起全身的力气,仿佛在一瞬间清醒过来似的,他用他宽大的巴掌打了她一个耳光,打得那么重,以至于她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然后他站起来,一把抓住她瘦弱的胳膊,把她从座位上扯起来,拖走。尽管她喊着:“你弄痛我了! ”但是他对此并不关心,正如邻桌的其他客人对此也并不关心一样。他娶了她,他现在要让她知道他为什么教训她。走了几米之后,父亲又转过身来,说道:“你呆在这儿,我和你母亲有事要谈。”那个纤弱的女人,她的左颊是火辣辣的红色,她的头发是初夏柔和的淡黄色,还有几缕发丝从发夹中滑落出来——她是一个多么无助的人儿,我的母亲,她踉踉跄跄地跟在那个身高两米、失去控制的男人身后,她根本无法跟上他的速度,他粗暴地把她拖来拖去,她对此毫无抵抗能力。她摔倒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而是在林中地面上继续拖着她,直到她重新站起来。他喊着:“起来,快点,婊子! ”她既不吭声也不哭。我知道,他要杀死她了。这话他以前说过很多回,现在他不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要这么干了,那样我们就没有母亲了,我们就成了半个孤儿,克萨韦尔、克莱斯和我,还有一个呆在监狱里的父亲。我站在桌子旁边,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当他们消失在第一个转弯处,当他的声音不再传来,我的双腿又能动弹了,我跟着他们跑去。我从一棵树后面跑到另一棵树后面,总是等到马上快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我才敢现身出来。那男人肯定不会发现我在跟踪他们。他们在路上停了一会儿。他不知什么时候感觉到了她爆发出的反抗。她放弃了。他把她扯进右边的灌木丛,穿过田野,继续往前拖,同时咆哮着:“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 ”随后他们穿过一片幽暗的冷杉养育林,这里的冷杉树种植得非常稠密,我只能看见他们细长的身影,所以被拉下了一大截。她毫不反抗地跟着他,只是偶尔低一下头或晃晃头。低矮的树枝划伤了她的脸。突然,一道明晃晃的光线从山毛榉树冠间照射进来,那么刺眼,以至于我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就连微风吹拂下的树叶也在反射着熠熠的光。
如果他把他的双手放在她的脖子上,如果他想用他长满老茧的建筑工人的大拇指去掐她细小的喉咙,我就会冲出去,冲到他们两人之间。在熠熠闪光的树叶底下,在微微颤动的光线里,一切事物都被抹去了界限,目光辨别不清任何东西。女人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听之任之,心里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最后,他终于在一片开满黄花的、绿得耀眼的草地中间停下来,放开了她。她无力地瘫倒下去,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喘着气。我躲在一根粗壮的树干后面,呼吸时尽量不发出声音。我挪到前面一棵树的后面,然后又挪到再前面一棵树后面。我站的地方离他们只有几米远了。
男人背对着我。她慢慢地支撑起来。她跪在他面前,无言地看着他。我在她脸上找不到一滴眼泪,她的脸通红通红的,还有汗水在往下淌。他用手在前面解着裤子,就在女人发现我的那一瞬间,他把他粗大的阴茎塞进了她的嘴里,用他肥硕的双手抱住她的后脑勺,推着她的头缓慢地一前一后地动着。她在看着我,而他死死地抓着她,强迫她重复着那节奏不变的动作。我想,这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侮辱,这比他杀了她还可怕,她永远不可能再挺直腰板了。她一刻不停地看着我,她的目光好像来自一个陌生的地方,既不是绝望也不是求救,那是一种只能适合于那种似乎永远不会停下来的一前一后的机械运动的目光。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父亲的.精液从她的下巴上流下来——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还以为他往她嘴里撒尿了——,滴在那条她穿起来特别漂亮的印着蓝点的白裙子上,她把那种混合着唾液的液体从通红的脸上擦去,继续看着我。她的目光那么陌生,有一瞬间我简直以为她是穿着母亲的裙子的另一个女人。当他把阴茎塞进裤子里以后,她说:“你儿子阿尔宾站在那边,正看着你呢。”那个曾经是我父亲的男人说了一声:“这个小杂种。”然后从还没系好的裤子上抽出皮带向我走来,皮带紧紧攥在手里。她发出心不在焉的微笑,又好像思绪飘得很远。而我站在那里,脚底好像生了根,喊也喊不出来,跑也跑不动。就算能跑也没什么用,他比我快多了,他永远比别人快,比别人高大,比别人强壮,所以他能往母亲的嘴里撒尿。
“你们的弟弟撞到树上了,”当克莱斯和克萨韦尔赶过来的时候,母亲说。我躺在停车场边的一条长椅上,盯着万里无云的天空,衬衫上满是血迹,地上放着绷带箱。她蹲在我面前剪一块止血纱布。“你真是个毛手毛脚的孩子,阿尔宾,”她说,“睁着眼睛做梦。”我父亲坐在驾驶副座上,喝得醉醺醺的,他想抽根烟,但是却睁不开眼睛,香烟从他手指间滑落。回到家里,她打开门,把他扶进起居室,一边还柔声对他说着话,告诉他一切都很好,告诉他不用生气。她指给他沙发在哪里,让他躺在沙发上,她不愿意让他上床。接着我们开车去了医院,一个年轻的、和善的女医生用两根线给我——这头莽莽撞撞的瞎猫——缝合了下巴上的伤口。
由于我非常勇敢,一声没吭,母亲在回来的路上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五个球的,可以自己挑选,那是我童年时吃过的最大的一个冰淇淋。三个小时以后,我父亲仍在睡觉,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你干什么了? ”当他在吃早饭时看到我下巴上厚厚的绷带时,他这样问我。“我昨天撞到一棵树上了,”我回答说。“真不错,我怎么有这样一个白痴儿子,”父亲说道。
我们可以再喝一轮,欧拉夫,你觉得呢? 没有人在等我们,其他人也都有自己的乐子,谁知道我们以后是否还会再次坐到一起呢? 你再来一杯伏特加吗,还是想喝点别的? 我请客。
“真不是什么美好的故事,”欧拉夫说。
“千千万万个丑陋的故事中的一个。”
11
六点半左右,我和扬一起走进了东方豪华酒吧。纳格尔、莫娜和弗里茨已经坐在那里,面前摆着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在他们和一对年近三十岁的夫妻之间有两把空着的凳子。扬溜达到柜台前,问那女人:“对不起,我们可以坐在你旁边的凳子上吗? ”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仿佛她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在那一刻被扯断了。过了一会儿,她才有些迟疑地用德语回答道:“请坐。”
她的反应让扬感到有些迷惑,他说了声:“谢谢,真好。”
自从这次旅行开始以来,他第一次露出微笑。他喜欢她,尽管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忧伤的气息。扬绝不想因为自己的困惑而让她感到尴尬,于是尽力不让她发现自己的困惑。那女人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道:“请原谅,我走神了。”
几周以后丽维娅回想起这次相遇时仍然还在惊奇不已,她说:“当扬站在我身旁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大脑忽然没办法将他归类了。每种类型都不足以描述他。那时候阿尔宾已经和我说了一个半小时的话,给我讲米勒枪杀案,讲他在苏丹酒店的奇遇。他对杀人背景、杀人动机以及杀人组织的联络方式做了一大堆新的推理。这些推理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而这反而更加刺激了他的想像力。”
“早上的时候,当他走进浴室,说了那句滑稽的、据他说是从米勒嘴里听来的‘保重你,宝贝’之后,我就在各种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可能阿尔宾说的确有其事,他真的看到了米勒被人枪杀——这个想法让我直冒冷汗;也可能他的理智和清醒程度值得怀疑,那同样会让我感到恐慌;最后我坚信,他又在玩他的骗人把戏,目的就是想让我摸不着头脑。
为此我憎恨他。而扬的声音,他用另一种语言问的问题,打乱了我头脑里仅剩的一点正常思维。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周遭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对视了很长时问,至少在我记忆里是这样。扬的脸上有一种坚毅,早在我和阿尔宾第一次相遇时,阿尔宾就缺乏这种坚毅。那时候阿尔宾早已经自暴自弃了。我用了五年半的时间才明白这一点。扬身上散发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心里释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我也吓了一跳。我突然想起放在我手提包里的那张写给特亚的明信片,我紧紧地抱着手提包,因为我担心阿尔宾会打开它、撕开信封,读到我写的那些话。与此同时,我仿佛听到自己在重复一句话:‘我喜欢看着这双眼睛。’所有这些混乱的图像和感受叠加在一起,导致我在几秒钟里忽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想要干什么。“
“你们也从德国来? ”扬问道。丽维娅点了点头。
“怎么样? 伊斯坦布尔如何? ”
“疯狂,”她说,“绝对疯狂。”
阿尔宾加了一句:“你们可得有点心理准备。这里会发生一些你们在最可怕的噩梦中都想象不出的事情。”
“听起来不那么让人振奋哦。”
扬在酒吧里和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这样的事我无论是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都没有见过。起初我以为,扬是因为一想到未来的八天要和纳格尔及整个班级一块度过就无法忍受,所以才去找那些他觉得让他舒服一点的人。我压根儿没有想过,从第一分钟开始,扬就一心想要认识丽维娅。
“阿尔宾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
“度假,”阿尔宾说,“至少我是度假,丽维娅拍一些照片,不过不知道拍来做什么。”
“这不正确。”
( 那天夜里,当我们坐在房间里喝着从冰箱中取出的啤酒时,扬宣布:“我要这个女人。现在你不必对此做出评论,欧拉夫,我是不会顾虑你的看法的。我已经输掉了一次爱情,就是因为顾虑太多,因为不想给任何人带来伤害。那是一个错误,我会为此遗憾一辈子。但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不知道扬觉得自己输掉的是哪一次爱情。虽然我们是十多年的朋友了,但我们很少谈及这些事。) “你们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吗? ”扬问。
丽维娅试图猜测我们会做何反应,她有点无措地看着阿尔宾,阿尔宾避开了她的目光。他要独自决定是否讲以及讲什么。他努起嘴,无声地深吸了一口气,舌头在两腮之间滑来滑去。“我知道,”他说,“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吓人,而且我妻子也怀疑我的神志是否清醒。今天早晨,我看见一个美国商人在对面的奥岱洛·苏丹酒店被人开枪打死了。
死者名叫约纳坦·米勒,在前苏联做珠宝生意,子弹射中他时,他正在和他的情人伊琳坐在一起吃早餐。子弹是从阳台门射进去的。那支枪的消音功能一定非常好,因为一点射击声都听不到。米勒先生大头朝下栽倒在桌子上,砸碎了好多餐具,当时我还暗暗惊奇于:在那样重重的撞击下,玻璃桌面竟然还能保持完好无损……他至少有三公担重。“
阿尔宾后来再给我讲时,有好几个细节与这次讲的不一样。但是丽维娅说,在我们来之前他对她讲时,也说那个玻璃桌面没有被砸坏。她还说,阿尔宾这次讲的时候口齿已经不清楚了。这一点我倒没注意到。当然了,她很有可能察觉出了他发音中的一些细微变化,而我却把那些变化当成了他通常的说话方式。尽管阿尔宾一天到晚不停地把各种酒精饮料灌进自己肚子里,但我却只听过一次他口齿不清地说话,那是在东方豪华酒吧,在最后那天夜里天快亮的时候。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我怎么都没想到,他已经从早上开始喝了一整天的酒。
扬和我要了啤酒。
“我们干嘛不相信这事儿呢? ”扬说。“很可能他还不是今天惟一的一个在伊斯坦布尔被谋杀的人。再说了,这件事是可以证实的啊。”
“等等,你先听听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丽维娅说。
“我去了苏丹酒店……”
“你先回了趟房间。”
“好吧,如果这让你满意的话:我先是往浴室里看了看,我看到你站在镜子前面,赤裸着身体,正在拔眉毛。后来我、就去了苏丹酒店,因为我以为我会在那儿见到警察,现场保护,以及诸如此类的场面,他们会高兴听到我的证词的。但是那儿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位老先生站在服务台后面,正在若无其事地填表格。好吧,我想,也许伊琳昏倒在走廊里了,显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我走到那个门房面前,对他说:几分钟以前,在您的酒店里,一位客人被枪杀了,是米勒先生,我从对面的大公宫殿酒店的楼顶平台上目睹了这一切,现在您得叫警察,叫急救车,也许那男人还活着。但是那个门房没有抓起电话,而是回答我说: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米勒先生,没有什么米勒先生曾经在我们这儿住过,也没有一位米勒先生预订我们的房间。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住嘴,他就要把我扔出去。”
“听起来很奇怪,”扬说。
“如果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你认识的人被人枪杀,然后有人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你会做何反应?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我的反应是先去了酒吧,喝了一杯双份的波本威士忌。”
“那么警察说什么? ”我问道。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报警。尽管我也许有点厌倦生活,但还不至于要去挑衅俄罗斯黑帮。我可不想临死之前被人割掉鼻子或者眼睛什么的。”
阿尔宾一边说,一边捻动着他的打火机的小轮子,让打火机发出火花。他的左手始终夹着一根没有过滤嘴的、燃着的香烟。纳格尔、莫娜和弗里茨已经中断了他们的交谈,他们也在听着阿尔宾的讲述。纳格尔拿不定主意是该贡献出自己的某些经历,还是应该听阿尔宾把故事后来的发展讲完。莫娜皱着眉头,某些东西让她不能赞同。这时候哈根和舍尔夫走了进来。他们和我们打了声招呼,但是并没有坐到柜台这边来,而是坐在了人口不远处的椅子上。
“阿尔宾前天夜里和一个美国商人在东方豪华酒吧里喝得烂醉,”丽维娅说,“我先上了床。我很奇怪你竟然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我只记得,当时在那边角落里坐着一个胖胖的家伙,他旁边坐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阿尔宾说他长得像马龙·白兰度。不管怎么说,那个人应该就是米勒了。他们聊了一会儿。”
“那天晚上你也觉得他长得像马龙·白兰度。”
“我当时困得要命。”
丽维娅看上去仍然有点有气无力。尽管如此,对于我们的在场,她还是显得很高兴。她脸上的紧张表情放松了一些。
“我们在大街上就见过米勒和伊琳。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很小,人们总是反复遇到同一些人,”阿尔宾说。
扬叫了白兰地。他脸色苍白,闭上眼睛喘着气,好像身上哪里在痛。
“不管怎么说,你应该去报警,”莫娜说,“那个门房知道你目睹了这场谋杀。从他的表现来看,他肯定和这事儿有关,或者至少是知情者。你相信吗,这些人算准了你不会报警,就因为你只是个游客。”
阿尔宾没有回答。
“后来怎样了? ”扬问。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进展。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是我毫无疑问得做点什么。不能太莽撞。我叔叔常说:一觉醒来,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等你一觉醒来,杀害你朋友米勒的凶手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莫娜说道。
“我征求你的意见了吗? 而且米勒也绝对不是我的朋友。我们只不过是在凌晨三点到五点之间聊了几句,喝了些威士忌。最后他付了两瓶酒的钱。”
“不错,”纳格尔说道,“如果是品质好的威士忌酒的话,喝两瓶应该还是可以的。陈年苏格兰威士忌非常易于消化,在胃里也是。”
“米勒坚持要喝波本。”
“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才喝波本。您是做什么的——在您不目睹谋杀案的时候? ”纳格尔问道。
“您也觉得这个故事是我编造的? ”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石雕。”
“石雕? ”
“有什么不对吗? ”
“石雕已经死了。”
“是的,已经死了。”
“那么您就是盗尸者喽? ”
“可以这么说。”
“是墓碑雕刻还是艺术雕刻? ”
“当我需要钱的时候,就仿制一些古老装饰,那些东西破损得太严重了,只能用复制品来替换。有时候也雕刻一些人物。您呢? ”
“艺术。造型艺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概念性的,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艺术。看一看,想一想,然后创作。
然后从头开始再来一遍。直到满意为止。不久前我评上了教授。这是我的学生们。有几个姑娘还没到,她们得把裙子、套头衫、长裤、大衣、鞋子——总之是一个女人八天时间里需要的东西都摆放到柜子里去,这样那些衣物才不会出褶子,否则她们晚上看上去就不漂亮了。“
“十年前我也想学艺术来的,还去看了看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学院,后来放弃了。”
“艺术很可能没什么用处。但也没什么坏处。”
“您肯定吗? ”
“您有没有想过,石雕艺术是什么时候死的? 怎么死的? 我认为,这种艺术是不久之前才寿终正寝的,它有着两万多年的古老传统:用锤子和凿子雕刻石头,然后把它们打磨得漂亮而光滑,最后甚至用羊毛来打磨,光滑得像镜子似的,布朗库西就曾经用羊毛打磨过他的作品,您知道吗? 那时候石雕还活着,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哦,不对,那时候它还身强力壮,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活不了多久了——为什么? 我的理论是,这和技术的进步有关。技术的进步使一种全新的完美雕塑成为可能,和这些新雕塑相比,手工制作的雕塑总是显得很拙劣的。飞机、坦克,甚至连最简单的小器具,比方说厨房用具吧,您知道那种美国产的厨房用具‘厨房好帮手’吧? 只要放点佐料进去,按一个按钮,成了。而且样子也很漂亮。我太太圣诞节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就是这些东西让传统的雕塑死掉的。这个过程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如今,您可以把随便一个物体用激光进行精确到毫米的测定,这些数据被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上连接着一个精细铣刀。您只要选择一种材料,就可以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了。我们的双手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
阿尔宾坐到了纳格尔旁边。
“纳格尔是个不错的家伙,”扬对丽维娅说道,“但是他从早到晚都在胡说八道。”
由于他挡住了我的目光,我看不见她的脸。我当时以为那只是他的疏忽。我没有看出来,他是有意地只和丽维娅聊天,有意地把我排除在谈话之外的。
“阿尔宾的想法和你们那位教授的一模一样,”她说.“他叫什么? 必须认识他吗? ”
“纳格尔。我直到四个月之前还不认识他。”
“阿尔宾说,他恨石头。至少目前是这样。几个星期以前他还想要把石雕艺术从没落中挽救出来,还细致人微地给我描绘各种人物组雕,各种神态,各种表面结构。他总是在转变立场,有时候一天里转变好几次,这完全要看他喝了多少酒。一旦他创作出点什么,就一定会是很伟大的东西。
你无法相信,一个人可以把那么细腻的形象用石头表现出来。只不过,一旦作品完成了,他就会对这个作品感到厌恶,然后会在一周之内把它砸成碎片。用大锤子。“
“你搞摄影? ”
“眼下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摄影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去年我拍的报道图片顺利地人选了,但是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当个摄影记者。这是一种妥协。我想要……我究竟想要什么呢? 表达。思想强度。某种浪漫派鼎盛时期的东西。再说我读了五年大学也不是为了当个餐馆服务员、挣一点生活费。何况又不是非这样不可。这就是让我纠缠不清的问题……问题之一……眼下很多事都搅在一起。我必须做几个决定。也包括个人生活方面的,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至少到此时为止,扬和丽维娅是把我遗忘了的。我没有再听下去,而是又要了一杯啤酒,思忖着,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才认识了半个小时的人袒露如此私人的事情。很可能阿尔宾的故事让丽维娅完全失去了平衡,以至于她非得找个局外人讲讲不可,她非讲不可,能讲多少讲多少,讲她作为摄影师的工作,讲她和阿尔宾在一起度过的日子,讲她作为一个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却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的女人的一切。她需要一个持中立态度的人做出某种判断,而他甚至无需告诉她他的判断是什么。
斯凡蒂叶来了,她坐在弗里茨旁边,要了一杯苹果汁。
纳格尔和阿尔宾在大笑。他们俩现在像扬和丽维娅一样聊得火热。我站起身,想看一看酒吧的布置。一张装饰着雕花和镂花图案的木质天花板试图给人们造成一种置身于苏丹的宫殿中的幻觉,几乎覆盖了整个镶木地板的厚重的地毯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撇开真正的酒吧部分不说,整个厅堂里还配备了好几组棕色的皮椅。墙上挂着十九世纪的东方绘画的复制品:集市场面或者沙漠商队、一个跳舞的乞丐、蒙着面纱的妇女带着孩子,牵着一头驴。全部镶着华丽的画框。一种由工艺设计品和俗气内容混合而成的杂烩。
走过舍尔夫身边的时候,我听见他正在讲他的“圣像之争”
装置。他想问哈根,画匠或木匠是否能教他如何进行复合镀金。哈根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他考虑到,金子的使用原则上来说比较难,而且很容易被误解。科琳娜和萨宾娜与阿德尔一起走了进来。他们饭前不想喝东西。“我快饿死了,”萨宾娜大声抱怨着,让纳格尔无法听而不闻。
“这附近有一家烧烤店,那儿的餐前小吃也不错,”阿尔宾说。
“您给我们带路,我请你们的客。但是要明天才请。等到大家都精精神神地来吃早餐的时候。今天你们得自己付账。谁也别说我没有认真履行我这个教授的责任。”
我们出了酒店,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已经是差一刻八点。清凉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纳格尔和阿尔宾走在前面。纳格尔打着手势。丽维娅还在轻声地、断断续续地和扬说着话。她时不时地摇摇头。
“我估计这两个人会让我们有的操心,”莫娜说。
“有可能。”
“那家伙真让我受不了。”
12
我想让那个男人把计价器打开,但是他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显示屏上还是零。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我要去哪里。如果想达到真正的平静,这还远远不够。不能再呆在过去四十八小时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氛围里了。
当我告诉珀斯根我们要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说:“最近电视三台放了一部电影,讲的是发生在一家古老的咖啡店、彩票咖啡馆或者诸如此类地方的事情。一个法国诗人在这里秘密地和深宅大院里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土耳其女子相会。姑娘后来忧伤而死,因为那个诗人没有勇气做出娶她的决定。他只是让人把她的墓碑运到了法国,并用他的日记的内容创作了一部小说。但是那家咖啡馆非常棒。
它位于郊外的一个小山丘上,那里视野非常开阔,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少电视里演的是这样:脚下是数不清的寺院尖塔、圆顶和塔楼。你们应该去那儿看看。——给我寄张明信片。“
如果没有米勒的死和那些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的学艺术的大学生,我早就已经去过了,哪怕只是为了对老珀斯根说一句:“师傅,你说的没错,那是最棒的地方。”
石子路上的雾气越来越重,云层低低地压下来。在这种雷雨天气里跑到一个位置较高的地方去看风景实在是没有意义。
也许距离远一点能让我感到平静。也许在想象中,一旦雨过天晴,呈现在眼前的壮丽风景会开阔我的视野。
我是猎手还是被追捕的猎物? 雨总算停了。旁边车窗上的最后几颗水珠也滑落了。
几天以来,我的衣服始终是潮湿的。湿气从毛孔钻进身体里,满足了那个幼虫的饥渴。我已经完全被掏空了。它开始作茧。如果不是因为大量的神经毒素打断了这只已经半大的幼虫的变形过程并试图杀死它的话,它接下来就会开始变形了。它的最后一次畅饮是在昨天夜里,当时的场景还漂浮在我眼前,一刻不婷。我要淹没我的脑细胞,直到它们再也无法接收任何信息。如果有人问我,我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会编造一些寻常的地点和我遇到过并说过话的无关痛痒的人:一个忧郁的酒吧招待,烟雾缭绕、灯光昏暗,乐队演奏着爵士乐的旋律。当酒吧里的最后一个女人离开以后,我也走了,摇摇晃晃地……哦,不……笔直地.也许我还迷了路,因为雨水使我看不清十字路口的路标和喷泉。街道越来越狭窄,一直通到一个漆黑的、没有光亮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个钟点还在那里游荡。因为我找不到出租车,时间太晚了。丽维娅会信以为真。这样的故事她听过几百遍了,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如果我反复谈论着那些从新西伯利亚走私来的烈性伏特加,反复描绘那些酒吧高凳上的红色丝绒,以及那个坐在我旁边的、尽管很想带我一块走,最后却独自一人回了家的高颧骨的土耳其女人.如果我反复声称亲眼看见一个持枪小分队乱枪打死几只流浪的野狗,那么这些场景就会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对昨天夜里的记忆就会淡化,并且迟早会被彻底抹去。
在混乱的思绪中,我强迫自己做了片刻的深呼吸。没有我,他们会继续消遣、无聊、交配、谋杀。
没有人比丽维娅更了解我。而丽维娅几乎不了解我。
她的爱碰到了边界,缩回去了。没有理由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她不会相信的。
这辆出租车里有一股臭味。司机坐在屁股底下的那块兽皮脏乎乎的。有时候他会短促而恶毒地咒骂几句,仿佛他黯淡的生活全都是坐在其它汽车里的那些人的过错,其余时候他就不停地咬着他那被烟熏得发黄的髭须。就连他的喇叭发出的声音听起来都充满了怨恨。由于空调时好时坏,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会儿摇下车窗一会儿关上车窗。
他把他的毛料帽子压得低低的。我要么窒息而死,要么就得忍受着湿冷的空气打在脸上。
安静一下,集中心思,想一想接下来的步骤。
我最好呆在丽维娅身旁,即便这不能改变她的决定。
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她不能没有任何交待地就溜之大吉,她至少得说一句:她对我们俩已经放弃了,我们失败了。也许她还在怀疑自己的决定。或者她可能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有暴力倾向的人,因此她小心翼翼地做好了应对我的准备。
根据我的方向感,我们在这儿应该转弯了。
自从我们和那些大学生一起在这个城市里游逛,丽维娅就让我觉得恶心:她总是轻轻地拍着我的胳膊,做出假惺惺的关心的样子,一副护士的口吻。扬一看她,她脸上就放光,就好像她才十五岁而他是她的初恋似的。
我们早就应该到岸边了啊。右边怎么会是那个位于大学门前的集市呢? 左边是通往大公宫殿酒店的迪亚特罗大街。方向完全反了。
又是一个牵着熊的吉普赛人。
一连好几个星期,丽维娅都不知道该拍些什么,我听着她为工作危机唉声叹气,而现在她又到处按快门了。每一个五颜六色的橱窗都被她拍过了,还有垃圾堆里的猫、蓄着大胡子的老人以及她用几个里拉打发了的脏兮兮的小孩。
吃早餐的时候,她谈论着什么相对于“真实的体验”的“间接的真实”。都是一些她在大学里学来的空洞的词汇。还不是为了让那个装模作样的人认为她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用市场流行的产品来换取好价钱的工匠,其实后者才是她的真面目。
古罗马高架渠肯定不在他要走的那段路上。
我恳求这个身上长着虱子的白痴山区农民沿着金角湾旁边的那条路走,因为我没有兴致去看什么水,就算它是一个秽气冲天的臭水坑。他点了点头,不过只是快速地点了一下.做出听懂了我的意思的样子,还说了几句“没问题”、“好价钱”和“关紧门”之类的话。
我想看雾气从水面升起,想看成团的雾霭散开、飘走、消失于白墙后面。我想看看这里的雾霭是否有着和秋天清晨弗里斯河边的雾霭一样的运动方式。
我还没来过这个区。年轻男人们穿着没有洗过的脏衣服无所事事地靠在房子边上。如果他在这里把我扔下去,那么我今天晚上肯定就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底了,脖子上还绑着一块石头。情况已经发展到:如果对面开过来的一辆出租车没有按照我期待的路线行驶,我就会感到惊惶失措。
他们不可能是在等着我。就算他们日夜不停地盯我的梢,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打算干什么:当时我在就近的一个出租车站点上了一辆正常排队的车,没有告诉任何人。通常情况下我是步行的。在看到一个门楣上的金银线编织的星星装饰物时,我想起了珀斯根。这是我惟一一次想要实现他的愿望。
“金角湾不在这里! ”——“你想去皮埃尔‘罗蒂咖啡馆,这条路没错。" ——”但我不想走这条路。“——”这条路好一些。“他对着麦克风说了几句话,一个女人一边回答他一边发出笑声,他们好几次提到皮埃尔·罗蒂,除了这个词以外我就一个词都听不懂了。既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到米勒,更没有提到梅苏特·耶特。麦克风里又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了很长时间,中间偶尔被口哨声打断。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在解释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只有在所有人都听他指挥的情况下才能完成。我的司机点着头,说了几声”塔玛姆(塔玛姆.土耳其语.意为“好的.没问题”。)“,但是并没有按讲话键。
“你知道皮埃尔·罗蒂的故事吗? ”——“你给我讲讲吧。”——他如愿以偿地摇身变作了导游,以获取更高的小费。——“皮埃尔·罗蒂是法国人,非常有名,是个海军军官。他已经死了很久,有一两百年了。”——会不会是他们要求他做一些事情来转移我注意力,好让我注意不到我们在往哪里开? ——“他的土耳其语讲得好极了,而且还穿我们的土耳其服装,就像过去那样:宽长袍、非斯帽,甚至还在腰带上别一把弯刀。他就住在你想去的那家咖啡馆附近。
他坐在那里和人们谈论着政治啊、宗教啊什么的。但更多的时候,他遥望着远方,想着他的心上人。她叫阿兹雅黛,是一个老香料商人养在深宅大院里的最年轻的妻子,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皮埃尔·罗蒂当然只能秘密地和她幽会。
幸运的是他有个朋友,叫艾姆勒,是他真正的好朋友。皮埃尔·罗蒂是个高级军官,艾姆勒是个普通渔民,但是他有一副好心肠,只要有可能,他就在夜里用小船把他带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尽管一旦被抓到的话,他就会被杀死。从这点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多么忠诚的朋友。“——我现在可不能激动,我太累了,酒喝得太多了。——”后来她丈夫发现了她一直都在欺骗他,就让人处死了她。如果她讲出了皮埃尔.罗蒂的名字的话,本是可以得到饶恕的。但是她一个字都不肯说。就因为这个,土耳其的男男女女们有时候敬佩她,有时候仇恨她,完全视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而定。“——很快他就会停下来了,停在某个我可以购买手工制作的皮埃尔·罗蒂、阿兹雅黛、艾姆勒以及那个坏蛋香料商人的木偶像的商店门口,这家商店是他小舅子开的,同时还出售特价的镶嵌工艺木盒、骆驼鞍子和茶具。要不然就会有一只左轮手枪的枪口顶在我脖子后面。——”皮埃尔。
罗蒂在山上一连坐了好几个星期,一言不发、眼含泪水地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他想死。有时候他的朋友艾姆勒也会到山上来,试图安慰他。他知道什么是爱的疼痛。半年以后,俄罗斯人挑起了战争。因为对阿兹雅黛的爱,皮埃尔‘罗蒂站在了我们这边,为我们而战。他在战斗中就像一头雄狮,因为他根本不怕死。他为我们的国家牺牲了。是在卡尔斯战役中。死时手里还握着哈里发的旗帜。“
我们在一个红灯前停下了,我们眼前是狄奥多西斯(东罗马帝围皇帝(379—395))
的城墙废墟。司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我该对他的故事说点什么。他现在显得友好多了。“你喜欢伊斯坦布尔吗? ”——“我在这里工作。”——“做生意? ”——“是的。”——“进出口? 旅游? 还是机械制造? ”——“电影商业。”——“电影商业好啊。非常好。你可以拍一部关于皮埃尔·罗蒂的电影,肯定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就像《飘》一样,爱情、战争、帆船、马。人们就爱看这些,相信我。”——“我们在拍一部恐怖片。今天就上演。”——“如果你想知道什么,问我好了,我熟悉伊斯坦布尔就像熟悉自己家的客厅。”——“故事讲的是珠宝走私、俄罗斯黑帮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主演是马龙·白兰度。”——“我是马龙·白兰度的忠诚影迷! 我最喜欢《叛舰喋血记》了。你见到他了吗? ”——“他是我的朋友。”——“那你能帮我弄到他的亲笔签名吗? 替我儿子也要一个,再替我的两个外甥要两个行吗? ”——“你给我留个地址,等我回到美国以后,我给你寄一打来。”——“你怎么称呼? ”——“艾尔。”——“我叫阿齐兹。艾尔,下次你到伊斯坦布尔来的时候,来我家里做客吧。在我家吃晚饭。我妻子是最棒的厨师。”然后他说道:“我们到了。”我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一家咖啡馆。“剩下的一段路你得自己走,没有汽车道通往皮埃尔·罗蒂咖啡馆。沿着墓地一直往上走。”他从杂物箱里取出纸和笔,写下了他的地址。“你觉得马龙·白兰度会不会在明信片上写上‘给穆斯塔法’? ”他问道,同时非常害羞地看着我,让我觉得很羞愧。“穆斯塔法是我儿子。”——“我问问马龙吧。他是个不好说话的人。”——“如果不行也没关系,”他说着,向我伸出手,“保重,艾尔,我祝你的电影好运。”
阿齐兹的车一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就把那张纸条扔了。
这条路破损得很严重,沥青裂了一条条缝,裂缝里长出青苔,有的地方整块沥青都脱落了。路从一片坟地旁经过,坟地上一个祭拜死者的人都没有。尸体下葬之后塌陷的土坑也没有再用土填上。除了野生灌木之外只有满目野草。
就连很高的柱子和墙墩在建造时都没有打地基。一些刻有阿拉伯文字的古老遗迹被掩埋在底下。它们歪歪斜斜地立着,有些翻倒了,跌落时摔成碎块。几千根石灰岩柱子被一堵及胸高的围墙包围着,横穿草地沿着山脊蜿蜒而上,仿佛一支被打败了的军队。几米之外的草已经显得发白。一切都消融在石头和雾霭的颜色中。
在这样的天气里跑到山上看风景实在是没有意义。也许我在街边的小贩手中就能买到这片风景全貌的明信片。
我现在一定是位于埃玉普的北边,埃玉普再往南我的地图就到头了。这儿离水边应该不太远。街道很荒凉。小水洼里漂浮着的汽油呈现出彩虹的颜色。房屋已经坍塌了,但还有人居住。在这个时候,孩子们和老人们都在忙些什么呢? 铁皮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我听到有人在念古兰经的祷告词,录音机播放着单调的音乐,稍远的地方有一把电锯发出刺耳的声音。所有窗子后面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一盆花掉光了叶子,没有人清理。空气在皮肤上留下一层油腻。这条路是一条沙子路,通往山下。烂洋葱味儿。
我的方向感值得信赖:木桅杆和帆具渐渐从雾气中显露出来。码头上只有几只船。渡船和渔轮。它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油漆过了。如果有一天它们沉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它们的消失。从高速公路桥到大公宫殿酒店大概有六七公里,如果我不紧不慢地走的话,得走一个半小时。我必须在六点钟赶到苏丹酒店去找梅苏特。我要边走边想,边想边走。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认识我的那些人不知道,我正在追踪其行迹的那些陌生人也不知道。
我是在原地转圈儿。也许我理解错了一个细节,把一个暗示做了错误的归类,所以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关联,但是没有结论。我曾向市场的那些摊贩打听情况,他们宁愿啃着手指做出一些无用的回答,也不肯承认他们帮不了我。越是不了解情况,越要讲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目的无非是希望我能出于感谢而买他们的东西。
该怎样区分有意的欺骗和出于尴尬而说的谎话呢? 那个自称尼古拉的俄罗斯人承认,米勒直到几天前还在城里,为的是监督一批从乌拉尔地区运来的绿宝石交货。他不排除信使已经被人发现的可能,认为这也没什么可激动的。米勒死后我至少还见过一次伊琳,她在我面前跑掉了,尽管我是那场谋杀惟一的证人。在他们住的房间的隔壁住进了另一个美国人,梅苏特说此人在一家专门做航运保险的保险公司里工作。美国的旅行策划者要求渡船按照他们的标准保险,这样,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的话,他们的相应索赔才能得到实现。
噪音变得模糊了,仿佛是被雾霭的大钟罩住了。雾气在这毁灭一切的噪音中创造出一种奇怪的安静。
梅苏特为什么否认米勒住在苏丹酒店里? 但是随后他又做出一些暗示,在我看来那些暗示是想表明,让我放弃调查并不是他的意愿。他希望我继续调查,但是要沿着另外一个方向。他好像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他知道一些他不可能知道的关于我的情况。
不远处有人在用锤子凿石头。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做石雕。几个男人的影子,他们正在把石子铺的路面夯实。
路边种了一些小树,挂起了彩灯。他们在建一条林荫道。
地面被挖开,推土机和集装箱之间是瓦砾堆和沙堆。敲击声轻了,余音回荡着。就连车辆的噪声也显得很遥远。脚步声的节奏里蕴藏着一支进行曲,那是父亲拥有的惟一一张唱片上的进行曲。胜利进行曲。
到处都没有卖啤酒的小店。
当我在五点半钟来到奥岱洛·苏丹酒店的大堂时,梅苏特正低头看着他的表格,他眼睛都没抬一下就对我说道:“很好,您来了,阿尔宾,我有新情况要告诉你。”他看了看我,断定我显得非常疲惫。“您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您怎么知道的? ”——“我在这家酒店工作了三十年。大多数第一次来土耳其的男人们都看了那些好莱坞拍的东方影片,他们想在这里有点不同寻常的经历。集市和清真寺虽然很漂亮,但是一定还有什么地方藏着鸦片窟和热情如火的女人。但是不管他们钻进了什么地方,第二天早晨他们的模样看上去一准儿就像是经过了炼狱,他们会需要他们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们的钱和证件都丢了。”——“我什么都没丢。”——“也许有人保护您。”——“胡说。”——“您听着:有人打电话给我,这个人我认识。他知道很多很多情况,并且想帮助您。您和其他人一起乘船去杜苏努伦地区吧,就算您和丽维娅闹翻了,也应该去。那儿比市中心这里安全。有人会和您碰头,带您去见线人。
碰头的地点嘛,您到了那里就知道了。要视情况而定。您不用想太多,当然了,风险还是有一点的。“——”我为什么要相信您? “——”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说明白了。“——”中间人如何认出我? “——”他认识您。“——”那还好。“——”眼下我也不能告诉你更多的情况了。“
13
晚餐的时候,纳格尔和阿尔宾继续着他们的关于艺术和世界现状的交谈。纳格尔一刻不停地说着话,阿尔宾只是偶尔插几句他的看法,纠正一下纳格尔的思路。两个人都很高兴能遇到一个在他们一边开怀痛饮一边发表越来越大胆的言论时不会扫兴地数杯子的人。夜里,当我们在这一天里第二次坐在东方豪华酒吧里时,他们已经彼此以“你”相称了。纳格尔宣布说,当他解释一些内在关联的时候,阿尔宾能够理解他的意思,这是他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全班都抱怨他的意思表达得不清楚,现在看来问题不在于他表达得不清楚,而是我们理解有困难。他咧着嘴,用手指头挖着耳朵说: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担心他会从现在开始给我们打负分,因为说到底就连他太太也是赞同我们的观点的。重要的是,她能忍受他。而他也不会因为她连算一道他用脑子就能算出来的算术题都要用计算器而笑话她。
阿尔宾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自从我们坐在丽维娅旁边的座位上以后,丽维娅就在一直不停地和扬说话。这一点如此明显,就连哈根都悄声对我说:“她想从扬身上得到点儿什么。而扬好像也挺感兴趣,尽管莫娜也在这儿。”莫娜断言道:“这个雕刻家和他的摄影师女友……如果你问我的话,欧拉夫,他们俩之间完了。但愿扬不要被卷进去。尤其是那个谋杀的故事,至少我是不知道该怎么看待。”
十二点半左右的时候,丽维娅告辞了。她轻抚一下阿尔宾的肩膀,在扬的左右脸上各亲了一下,对大家摆了摆手。没过多久,扬就问我能不能和他一起上楼去喝一杯房间冰箱里的啤酒,他说这里的谈话越来越漫无边际,而且他还有事情要告诉我。纳格尔和阿尔宾要了伏特加。纳格尔还顺便打听了那个酒吧女招待的一些私人信息,比如她是否住在附近,她的男朋友是否也上夜班之类的,以便以后跟她搭讪。他这样做只是出于习惯而已,并不真的相信会有什么结果。那个姑娘熟练地和这种喜欢搭讪的男人保持着距离,笑着回绝了他。
据丽维娅说,阿尔宾是在三点多回到房间的,他只是有点微醉,而且奇怪地表现得很安静。自从这次旅行出发以来,他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咒骂这个散发着臭味的畸形城市里的贪婪的人们。他说:“我喜欢这个纳格尔。他绝望得不可救药,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让人觉得,这一切似乎很有趣,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艺术家的绝望无法给任何人以帮助。”
然后他用他那双被烈酒冲洗过的眼睛望着丽维娅说:“你相信珠宝商人约纳坦·米勒被人枪杀了吗? 还是你并不相信? 我想听诚实的回答,否则就干脆别说。”
“我无法告诉你我相信什么,我相信的东西每分钟变五次。”
“你有什么建议,我该怎么做? ”
“喝点水。或者可乐。”
“你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
阿尔宾翻了个身,睡着了。
这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清醒地躺着,思考着在她的内心之眼前转动着的那些图像,并得出一个又一个的结论:她要把给特亚的明信片投进信筒;她要试试看能不能电话联系到特亚;她要对阿尔宾解释说:她已经做出了决定,旅行结束后就和他分开……但是所有这一切她都不会去做。
第二天早晨,空气潮湿而寒冷。阿尔宾走进早餐餐厅的时候对着我们的方向点了点头,这个问候是给纳格尔的。
莫娜叹了口气,继续聚精会神地朗读着圣索菲亚教堂是如何从教堂变成清真寺、又从清真寺变成博物馆的。阿尔宾从自助餐台上拿了两块芝麻面包,坐在我们这张桌子最靠后的一个座位上,一言不发。莫娜在朗读旅行手册中的这几段时,还加进了一些她自己对于早期基督教异端的一知半解的知识以及她对自己盘子里的不同种类的奶酪的赞叹。纳格尔嚼着他的果酱小面包,痛苦地扯着嘴角,他真希望他太太在这里,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负责让他不受任何陌生声音干扰地开始适应新的一天。尽管莫娜可能很漂亮——昨天晚上他还想抚摩她的头发呢,但是今天早上他很难分享她那种愉快的情绪。十点之前应该安静。早晨应该是荒芜、空旷的,就像创世之初一样,只有这样,第一个思想才能有勇气从保护着它的混沌黑暗中来到光天化日之下。
“最亲爱的莫娜,”纳格尔说,“等我们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再给我们念不好吗? 肚子咕咕叫时谁也听不进去的,我们还没有吸收精神营养的能力呢。”
“教授先生,我总是喜欢提前了解一点我要参观的地方的信息。否则我就只能像傻瓜一样呆呆地看着那些风景名胜了。”
丽维娅比阿尔宾晚十分钟到来,发现我们这张桌已经没有位置了,她没说什么,坐在了隔壁桌。我估计,这让她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这样她就不用再和阿尔宾讨论他的下一步行动。她下定决心不卷进这件事中去,也不想参加任何行动。她的眼睛盯着门口。还没等扬自己进入我的视野,我就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他走了进来。像阿尔宾理所当然地坐在我们这边一样,扬也理所当然地端着盘子走到丽维娅身边坐下了。
“他们肯定以前就认识,只是没说出来罢了,”莫娜说,但是并没有从她的旅行手册上抬起头来。
“谁认识谁? ”纳格尔问。
“无所谓,”我说。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在拱墩的拱顶上,立体拱顶和平面拱顶的各种单个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建筑部分,并且都已经失去了各自的功能。只有通过去除各别形式的材料性才能做到这一点。取代由一些单个的叶形装饰花纹构成的立体结构的,是与底部脱离的平面装饰图案。
如果想要理解这种从立体到平面的过渡,我们可以看看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提奥多斯风格的前堂的建筑雕塑就可以了,这种……“
“纳格尔,你有火吗? ”阿尔宾问道,“谁有火? ”
“……这种建筑雕塑我们可以在西方的前庭中看到,在这里,叶形装饰花纹已经被反映在平面上。——你应该问一下吸烟是否打扰我,我还没吃完呢。”
“等你念完了,我的烟也抽完了。再说我是在阳台上抽。”
纳格尔把他的打火机递给阿尔宾,然后站起来,用手势制止了一个根本没有人做出的异议。“我也去,”他说,“好让莫娜能安静地吃早餐。而且我还想看看那个米勒是在哪儿被枪杀的。”
“外面很安静,”阿尔宾边往外走边说,并顺手给那两只海鸥扔了一点面包渣。雾气使得周围房屋的剪影变得朦胧而柔和。米勒的那个套房拉着窗帘,窗帘在动,但不是被风吹动的。有人呆在这个房间里,用胳膊或后背碰到了窗帘。
应该是好几个人,因为窗帘的不同地方同时被压到玻璃上。
这种碰撞使窗帘露出一点缝隙,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房间里亮着灯,而且那灯光比一般的酒店房间里的灯要亮。有几条影子一闪而过,彼此交叉、重叠、又分开。阿尔宾想,这些人到底是不小心呢,还是并不担心有被发现的危险? 他们在被人窥视,这一点肯定已经有人告诉过他们了。他想发现一些线索,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窗帘缝太小,除了能断定里面有人之外,再看不出什么了。不管他们在那里遗失了什么,他们一定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事件。要么他们跟凶手是一伙儿的,要么就是有人给他们胡诌了一些意外啊、自杀啊一类的故事。地毯上的暗红色污渍不一定是凶杀案带来的结果,但却毫无疑问是干了的血渍,但即便是在伊斯坦布尔,也不会有人在酒店房间里宰杀牲畜的。
“不管怎么说,苏丹酒店这么近,完全可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纳格尔说。
“在有些风向中,还能听到对面的人在说什么。这些房子构成了一个扬声器,能把套房里的声音——奇怪的是只是这间套房里的声音——放大并传送过来。他说的是:保重你,宝贝。这是他最后的话。”
“不错。至少比‘亲爱的,你能把黄油递给我吗’或者‘这条裙子看起来很廉价,甜心! ’要好一些。”他们齐声大笑起来。
“你有没有兴趣一块去圣索菲亚大教堂? ”
“为什么不呢? 不过我之后要离开一会儿。”
当阿尔宾提出加入我们的活动的建议时,丽维娅的反应是拒绝。但是当他开始考虑其他方案时,她又急忙做出决定:还是和我们一起活动。
过来好半天,所有人才都集合在酒店门前的大街上。
迪亚特罗大街从马尔马拉海边开始一直通到集市的西大门,然后骤然开始上坡。没走几步,阿尔宾就有点呼吸困难。扬皱了皱眉,丽维娅见状便解释说,阿尔宾最近哮喘发作了。每次她让他去看医生,他都说,她应该知道他还没到生命垂危的时候呢。他让她感到难受。她担心我们会根据他的健康状况来推断她的。纳格尔也大口喘着气,还解开衬衫最上面的几个钮扣,用手抓着胸口。路走到一半,他们两人就并排靠在一所房子边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最后他们弯下腰,手里拄着一根看不见的拐杖,扮演起老态龙钟的老翁来,一边还发出窃笑。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莫娜从他们身边走过时说道,声音不大不小,拿不定主意是否该让他们听到。
科琳娜努力抗拒着对于陷入一种没有退路的状态的恐惧。萨宾娜把她的拐杖忘在了酒店里,因此只好挽着阿德尔的胳膊。弗里茨观赏着一家糕点店的橱窗。舍尔夫走在我前面,正在对斯凡蒂叶解释说,圣像之争是随着公元六世纪和七世纪时圣像不断独立的过程产生的。对于普通信徒来说,圣像越来越具有了某种有生命物的特点,它是某种介于护身符和天使之间的东西,绝对不只是涂在木头上晒干的颜料。曾经有过记载,说圣像能够驱妖降魔,能在梦里预言未来.或者能带来各种各样的奇迹。还有一些圣像浸透了鲜血和眼泪,因为它们真的能够复仇。举个例子说,人们把公元六八二年摧毁了特拉布宗市的那次强烈的地震归因于叙利亚人的神埃弗勒姆的一个珍贵圣像的愤怒:因为在复活节的祭祀中,一个喝醉了的副主祭将香炉里烧得通红的炭火弄到了圣像身上,导致圣像三次被火烧着。
舍尔夫一边说着,一边试图赶走一个八九岁的街头小男孩,后者死乞白赖地要卖给他一条假冒的骆驼牌香烟。
“根本没有什么教派分裂,”扬经过他身边时对他喊道,他知道舍尔夫听了这话一定会生气,于是又补充了一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是我,我就会用金色的喷漆。我是说用在基座上。”
“你根本不懂。”
扬对丽维娅悄声说了一句什么,往前推了她一下,手放在她的后背上。
据我所知,至少莫娜、斯凡蒂叶和弗里茨也对圣索菲亚大教堂感到很失望。这是一座高大的、古老的、不知道如今还能派上什么用场的建筑。它当年被占领、被重修的原因一如人们在一千年前建造它的原因一样,早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它被叫做“博物馆”,这样至少可以确定由哪个政府部门对它负责。游客们零散地或者跟着团队踱来踱去,速度有快有慢,拍着照片,这些照片将会占据他们几个月的记忆。
“我们可以一个半小时以后在大门口集合,”纳格尔说。
也许是因为这个星期二的光线不对,也许原因在我们身上,我们原本期待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这个屋子让我感到压抑,”莫娜说。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所有人都已经感觉到,阿尔宾和丽维娅正在进一步地刺激着全班的情绪。一个半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尽量适应我们的新教授纳格尔。三年时间里的六个客座教师已经让这个班级成了一盘无药可救的散沙,这次旅行的本意就是要在纳格尔的带领下消除各种艺术观点之间的争吵不休,理顺各方力量对比关系,创造某种集体感。可是没等这个过程开始,纳格尔就得出结论:他更愿意跟阿尔宾交谈。扬——这个和我一样入学时间最长的人——只是一个劲儿地和一个陷入感情危机的女摄影师聊着天。而她的生活伴侣则把我们扯进了一个让我们感到莫名所以的故事中。
“这个从画里看着我的眼神,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眼神,”当我们站在南面画廊里的基督马赛克像前时,莫娜说道。
莫娜是促成这次班级旅行的态度最坚决的人。她认为,必须得发生点儿什么,否则她的大学到最后就白上了。
但是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她的提议被否决了。
“我觉得这里的天气很像意大利南部的天气,十一月初的气温很舒服,”我说。
“我也这么觉得。”
穹顶底下的墙上画着一些大天使,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猛烈扇动着的翅膀曾经划过整个天际。再往下是一些写着伊斯兰书法的木板,黑底金字。角落里有一些放杂物的箱子。
我们集合的时候,丽维娅发现阿尔宾不见了。她看上去并不感到意外。纳格尔说,阿尔宾说要去洗手问,去了就没回来。还说阿尔宾在早餐前后曾经说过他有事情要办。
哈根说他半个小时以前曾经看见他往出El方向走了。
“他要去调查米勒事件,”丽维娅说,“我不想搅进去。”
阿尔宾起初的确是去找洗手间了,因为他忽然很想喝水,而且想喝冷水。但是走了几步以后他发现,一个原本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的博物馆保安站了起来,跟上了他。
他吓了一跳,想逃跑,但随后还是决定做一个实验,以弄清楚自己是不是患了跟踪臆想症。他连续好几分钟聚精会神地盯着由花岗岩、斑岩、暗绿色的大理石以及普尔克内索斯大理石构成的地面,从上衣口袋里翻出纸和笔,像珀斯根那样把各种岩石的名字写下来。在此期间,那个保安一直从主厅里盯着他。当阿尔宾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死角处消失之后,那个男人也加快了脚步。阿尔宾之所以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那个男人停下得太迟了,多走了两步。从这一刻起,阿尔宾确认了一点:对米勒之死负有责任的那些人已经在一天时间里搜集了一切必要的信息,开始对他这个目击者进行监控。情况好的话,他们会一直监控下去,直到他启程离开。前提是他不能犯错误。去警察局报警就是一个错误。阿尔宾放弃了逃跑的想法,穿过两个前厅,向出口走去。出了门以后,他转过身,看见那个保安的背影消失在暗处。他没有讨价还价就向一个卖东西的小孩买了一罐可乐,喝了下去。既然他们想很快除掉他,那么他也可以试着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这样还能打开一条出路呢。
至少他不能像一条在睡梦中被乱枪打死的狗一样稀里糊涂。走在路上,阿尔宾试着回忆苏丹酒店大堂的平面图,这样他就能事先决定进了酒店的旋转门以后他该往哪个方向走。二十分钟以后,当阿尔宾看到了离他五十米远的奥岱洛.苏丹酒店的大门时,他才意识到,从大堂穿过而不被门房发现是需要运气的。而且他昨天也没注意到大门旁边的那两个门童。他做出一副自然的表情,对他们点点头,好让他们以为他又认出了他们。当他穿过红地毯,走进那扇旋转着的玻璃门的时候,他们没有拦住他。他飞快地试图把大堂的建筑结构尽收眼底。左边是服务台。服务台后面站着一个年轻女人,正在打电话。没看到梅苏特,但他很有可能藏在某根柱子后面。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个好运气:就在门向里面打开的那一瞬间,从旁边走过来两个工人,抬着一块刚刚油漆过的屏风。他们给了他几秒钟的掩护,他在这几秒钟里继续观察着地形。大厅里有两排柱子,每排三根。对面,在一个绿得闪闪发光的小花园后面,挂着阳光照耀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副巨大的照片。右边是电梯。电梯是他绝对不能乘的。电梯旁边是一条有橱窗的过道。如果他能走进这条通道里,接待台的人就看不见他了。
他从座椅之问穿过去。再往左,那两个抬屏风的搬运工挡在了路上,否则梅苏特无论如何都会发现他的。在他们的掩护下,阿尔宾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最后一根柱子后面,又从那里走进了那条有橱窗的通道,接着,他又拐进一条镶着木板的走廊。一个如此规模的酒店应该有好几处电梯和好几个楼梯口,其中一个就应该在这部分。阿尔宾尽力克制着不要跑起来。在走廊尽头,他不顾那块“闲人免进”的牌子,打开了一扇门,走进一个明亮的楼梯间。他闭了片刻眼睛,深吸了一口气。首先,他要在八楼搜寻,不管是搜寻什么。如果一个像米勒那样的大块头被杀死,而且尸体被搬走了的话,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的。上了八楼以后,他不得不又停了片刻。他在思考那两条街是在哪个拐角相接的,也就是说,两家酒店是在哪个位置相邻的,他需要转变几次方向。他又回忆了一下酒店的平面图,弄清楚了自己是在建筑的哪一翼以及米勒的套房是在哪个位置。作为雕刻家,阿尔宾具有非同寻常的空问想象能力,他确认自己走对了路。他一个人都没碰到,连一个房间清洁工都没有。
米勒的套房的房门应该就在这条走廊上,但是在这条走廊马上就要分岔的时候,他听到说话的声音。他想到伊琳那凌乱的头发,想到她抓破了的指甲。尽管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他很清楚,那既不是游客的声音也不是商人的声音。
短促的命令,咒骂。地上放着一卷新的波尔多红葡萄酒颜色的丝绒地毯,地毯旁边有两个健壮的男人,正拿着折尺比比划划。其中一个背对着他,另一个已经看见了他,对着房间里面喊了一句什么,于是有两个更年轻一些的男人跑了出来。他被包围了。他们冲着他又吼又叫,其中一个还用一把割地毯的刀在他眼前挥舞着。那个发布命令的人对着套房的方向喊了一句什么,得到一声短促的回答。阿尔宾比他们四个人都高出两个头,尽管如此却毫无逃脱的机会。
他们很有可能带着武器。
“怎么? 你们想把我关起来吗? 你们想把我关在这里? ”
“是德语,”那个师傅做出结论。阿尔宾点了点头。
“小偷,你进监狱。”
他长出了一口气。当他听到有脚步声传来时,他希望来人能听他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然后,梅苏特·耶特站在了他面前。他和那个师傅交谈了几句。他的样子显得有些生气:“您在这儿做什么? ”
“我想接受您的提议看一看阳台的视野如何,但是我迷了路。现在我正在找电梯。”
“您不要撒谎。”
“否则我在这儿还能干什么呢? ”
“我们到办公室去谈这事。”
梅苏特用胳膊肘示意了一下,阿尔宾跟了上去。尽管阿尔宾毫不费力地就能将梅苏特打倒,但是当那些工人从视野里消失的时候,阿尔宾并没有逃跑。
梅苏特按了电梯,他们来到一楼大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宣传画上的花床很有可能是从一个德国疗养地公园里弄来的。
“我不知道您的任务是什么,”当他们进了服务台后面的房间时,阿尔宾说,“很可能您主要负责除掉我。劳驾您诚实地告诉我。”
梅苏特没注意到他的话里那种戏剧性的潜台词。
“您是到土耳其来的客人,阿尔宾。好客是我们的一项很高的美德,这一点您也许听说过。外来的人总是被给予特殊的保护。谁伤害了一个客人,就会得到格外严厉的惩罚。但是客人的言行举止首先必须像个客人的样子。否则他就会失去这种保护。”
“我对保护不感兴趣。昨天,约纳坦·米勒在您的酒店的八楼,在他的套房里,被人枪杀了。”
“我可以给您看过去几个月里的定房清单,您不会找到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
“我亲眼目睹的。”
“也许您看见了一个精灵。”
“什么? ”
“精灵是一种很奇异的生灵。它们会变形,还会让您看见一些它们想让您看见的东西。仅仅让您、仅仅在这个时刻看见。这时候您就成了某种反射。不过精灵是真的存在的。”
阿尔宾回忆了一下他前天喝了多少酒,思考着自己看见的会不会真的只是幻影。
“我很愿意帮助您,”梅苏特说,“请您相信我。”
相信他,这同样是一个错误,阿尔宾想,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14
大门前趴着三条小狗。当我的病秧秧的气息向它们飘过去时,它们站了起来,跑掉了。
苏丹的宫殿和内宅的木制模型装在玻璃展柜里。三桅船带着用牙签扎上去的纸帆,航行在一块落满灰尘的像台球桌一样的蓝色毡布上。那宫殿是一座用积木搭成的城市,有很多灰色的拱顸。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公园,背景是大海。地牢,童话般的森林。母亲毒死自己的孩子,兄弟之间互相勒紧喉咙。我必须杀死你,亲爱的,为了我和我刚出世的孩子。为了上帝。
我没有皮肤,我摇摇晃晃,人人都看得出来,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四肢之间的协调。莫娜的鄙视的目光。我向她吐舌头,她不搭理我。科琳娜很害怕。由于纳格尔和我的原因,她不想再继续学艺术了。她想象中的艺术是先把编好的辫子在耳朵上方盘成发鬟,然后用貂毛画笔在画架上作画。
我最后一次睡觉是在什么时候? 除了那种血肉模糊、充满哭喊声的噩梦以外,我最后一次做梦又是什么时候? “这些铁丝网做得多么好啊,”纳格尔说道,“如果必须先把这么漂亮的铁丝网锯断才能闯进去或者闯出来的话,肯定不会有人愿意这么千。”——“人们会坐在那儿,”我答道,“也许是在里面也许是在外面,一辈子都不动弹。”——“你可以做我的助手,阿尔宾。我会向学院的评委会申请,让你做我的助手。一个真正的教授需要一个助手。”
一个双手颤抖、连把香烟放进嘴里都有困难的助手;一个冷风一吹支气管就疼痛的助手。
参天的柏树、茂盛的法国梧桐,树冠间和草地上干枯的黄叶,栽种着亚灌木和灌木植物的木桶。有大理石花纹的石板。石头让我感到恶心。左边有一只黑猫。我总是记不住,到底是左边的黑猫还是右边的黑猫会带来危险。丽维娅把它拍了下来,没付任何钱。从上面的那扇有孔的木制假窗里传来一个年轻女人摄人心魄的笑声。从前,当苏丹们住在这里的时候,这里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笑声。关于那些苏丹们,人们传说着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连他们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于是建筑倒塌了,他们再也无法拯救他们的帝国。一架直升飞机轰鸣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去。
那种噪音与我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联。莫娜请了一个导游为她讲解这座博物馆和这些宅院。导游会给我们讲解那些陈列品,扯一些适当的笑话,如果我们不笑,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丽维娅是我曾经爱过的女人,即便她很少能感觉到这种爱。现在她要和扬一起走了。
一束阳光穿破云层,给海面和那些清真寺笼上一层苍白的光。墙底下传来的喊声是在对谁喊呢? “你知道他们这儿砌的这种石头是什么石头吗? ”丽维娅问。——“大理石,”我说,“上千种大理石中的一种,把它拍下来好了,珀斯根会告诉你这些石板是哪儿产的,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你根本想象不出,对我来说,它是多么无所谓。”她看上去很受伤害,按下快门之后,就把脸转向了扬。我必须喝点什么。喝下一口酒之后,我的思维会重新变得清楚,我的脚步会恢复正常,如果还是不行,我就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倒头大睡。“我很感兴趣你做过什么雕塑,”纳格尔说,“用错误的材料? 我的天,那是什么意思? ”——“我开玩笑呢。我临摹雕刻一些别人想出来的东西,这只是熟练程度的问题、手稳不稳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雕刻家今天有没有喝过烈酒的问题。”——“我该相信你吗?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带着酒? 随便什么酒。”他从夹克衫的内侧口袋里翻出一个带皮套的银制小扁瓶,塞在我手里。其他人都没注意到。我转身拐到门口,感觉到威士忌的辛辣在腐蚀我的胃壁。几分钟以后我就会感觉好一些的。“你是我的助手,”当我偷偷地把瓶子还给纳格尔的时候,他重复道。他得教一些半大孩子学习艺术,得扮演权威人物,所以不可以随身藏着小酒瓶。
一个亭子,镶着有花朵图案的瓷砖,二十种不同的图案,白地儿上的绿松石色,很少的绿色,红色。各种颜色的平面之间没有过渡,它们堆在一起,仿佛是一些用刀切割开的布料被某个蹩脚的裁缝缝补在了一起。我不明白花朵图案有什么意义。如果是作为纯粹的装饰,那么这些图案生产得太多、太奢华了。扬问欧拉夫。欧拉夫说:“有一种理论说,花朵图案在伊斯兰艺术中象征着极乐的花园。可汗说过,极乐花园这个主题代表着大自然,是被作为上帝代言人的人类塑造过的、驯服了的大自然。另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图案是对中国式图案的改进,中国式的图案通过进口的瓷器传播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这里得到完善。我喜欢那个极乐花园的说法。”——“极乐花园里到处躺着赤身裸体的姑娘,”哈根说,“全都是热情似火的天堂美女。”
“米勒先生和那个伊琳结婚了吗? ”纳格尔问。——“据我所知,没有。”——“他跟别的什么人结婚了吗? ”——“他没提起过别的女人,而且也没戴结婚戒指,只戴了一枚很大的印章戒指。”——“这事儿得弄清楚,也许她能从他的死亡中获益,如果他真的像你猜测的那么富有的话。”——“这事儿另有原因。”——“她姓什么? ”——“他一直只叫她伊琳。”——“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新德国艺术的集体画展,在巴塞罗那呆了一个星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和一个俄罗斯妓女到处转悠。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她,全部由我付账。我不愿意一个人呆着,我住的酒店旁边有一栋房子,是一家妓院,即使不想有性,也可以到那里坐一坐,临睡前喝点东西。她自称康茨塔,我们没有做爱,但我相信和她做爱的感觉会很不错……我是怎么讲起这事儿的? 噢对了,你知道那个伊琳靠什么生活吗? 你感觉好点了吗? ”——“我能再喝一口吗? ”他什么都没说,把瓶子又给了我。
丽维娅和扬走得很近,他们的肩膀都碰在一起了。他指给她看一些东西,告诉她该用什么角度,她就一一拍摄。
其间他还为她所做的关于“艺术系大学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充当模特。扬的样子像一个十九世纪的画家,带着他的拍摄效果不太清楚的自制照相机在东方旅行,为官员们和赶骆驼的人们画像。如果是在三个星期以前,我会痛打他一顿。或者把丽维娅从他身边拽走。但不会弄痛她。我不打女人,就算她欺骗了我,我也不会打她。
东方旅行者扬·肯茨西把他的手放在了女摄影师丽维娅.门特的肩膀上,对她低声耳语了几句显然很滑稽的话,两人都笑了起来,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阿尔宾。克兰茨正在试图通过喝酒让自己清醒一点。
我很怀疑母亲曾经欺骗过父亲,就连他失踪以后她都没有欺骗过他。
“我们得往回走,去入口方向,否则我们会错过导游,”
莫娜说。“苏丹的后宫里除了卧室还有什么? ”舍尔夫问。——“连女人的奶子都没有! ”哈根说道。——“我为什么要往回走呢? ”——“为了接受深造。”——“我没见过比你更愚蠢的家伙,舍尔夫,”扬说。——“闭嘴。”
我见过这个自称哈提舍的女人,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汉堡。她年近三十,身高顶多一米六,披着一头很长的、没有光泽的黑发,嘴唇很薄,牙齿很尖、牙缝很大。她自称曾经在图宾根学习艺术史和东方学。我从来没去过图宾根。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将带领诸位漫游一个世界。欧洲人,也包括伊斯坦布尔的普通人,几百年来一直在为这个世界添枝加叶,直到把它要么说成一个人间天堂,要么说成一个无法想象的残忍之地。所有这些说法在这里都既有其根源,也有其目的。诸位会发现,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皇宫生活,特别是苏丹后宫生活的真实结构、权利关系和事实真相,都和这些说法既相像而又不同。”她把“后宫”这个词的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这种发音让人很不习惯,让人无法想象那些平时要满足暴君的需求、一旦暴君不在宫中便懒洋洋地泡在温水池中的深色皮肤的女奴们。“我先讲几句开场白,然后我们看几个展览,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如果诸位同意的话——会用来参观后宫。”我和哈提舍的目光相遇了,我注意到她的话出现了片刻轻微的迟疑,我猜想,在这一瞬间,她也在试图记起我。也可能她认出了我。
我三个月以前去过汉堡。不管是谁,如果他认为这个女人有可能从那时候开始就盯上了我,那他可真是精神错乱了。
“我们现在正穿过Bab —iis —Selam 进入第二个院子,Bab ~us—Selam 在德语里的意思是‘平安之门’。真正的宫殿区是从这个院子开始的。尽管今天这里的游客相对来说不算多,但还是有一个由各种声音和街上的车水马龙构成的噪音背景。如果诸位想对这里最原本的气氛有所想象,就请您尽量想象着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尽管在伊斯坦布尔这比较难。因为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得知,如果苏丹在这里的话,就连这个半公共的区域都实行严格的言谈禁令。而且除了苏丹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在这里骑马。
花园里养着从世界各地运来的羚羊、猴子、孔雀以及其它各种珍奇的动物,任何陌生人,无论是请愿者还是使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会觉得这是一幅无法抗拒的天堂图景,而且那时候整个宫殿的围墙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不过城里的噪音和车水马龙也并不亚于今天。“
在大公宫殿酒店的阳台上,我的香烟飘出一缕长长的青烟,青烟后面是晨曦中的城市。两只海鸥咕噜咕噜地叫着,远处传来一艘出港的船发出的汽笛声。什么都没发生。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忍受得了听她讲两个小时,”我小声对纳格尔说。——“没有这个小女人我们进不了后宫,而后宫可能的确很激动人心。至少我的朋友塞普这么说。”一‘谁? “——”库尔特·塞朋贝格。你知道他吗? “——我点点头。——”当时他也去巴塞罗那了。“
纳格尔停住脚,抓住我的胳膊。“你的状态不好,”他说,说着把他那个小酒瓶又塞给了我,“喝光了吧,我楼上厉间里还有多半瓶呢。免税的。”我克制着想咳嗽出来的感觉,以免呕吐,喝了一口酒,感觉一丝暖意在身上蔓延开。
暖意变成了灼热,直冲脑门,我的两颊发红,我的呼吸像发烧病人的呼吸,一团火,这团火可以融化钢铁。我不再有幻觉了。四肢感觉稳了很多。“塞普也是这样,”纳格尔说,“不喝上五六杯他是绝不会离开房间的。”丽维娅的目光转向了我,那样悲伤,好像我已经死了,然后她沉思着望向远处,没等我的目光遇上她的,她的脸就已经变得冷若冰霜了。与此相反,哈提舍的目光像取景器一样追着我,她的嘴用标准腔的德语吐着背得滚瓜烂熟的句子。她在观察我。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她那个似有似无的微笑也是对我发出的。但她的思想却漂浮在其他地方:“我们现在正穿过Bab —us—Saadet,即幸运之门,来到第三个院子,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会客厅。苏丹就在这里接待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者。在会谈期间,不停地有水潺潺地从一个砌在墙上的泉眼里流出来,这样就不会有不请自来的人偷听到谈话的内容。每个人都被视为潜在的叛徒。现在的装潢是十九世纪时候做的,不过有大量瓷砖是例外,这些瓷砖是在拆毁一些古老建筑之后保留下来并在这里得到重新利用的。”
我在汉堡加固和修复了多少房子的立面? 如果全算在一起的话,我在那里,在集体宿舍和廉价旅馆里呆过多少个月、多少年? 在那些不同的住所里有过多少个花钱叫来的、偶然碰上的或者硬拽来的女人? 我还能重新认出她们中的‘哪些人的面孔? 哪些人我顶多只还能记得她们的胎记或者刺青? 哪些人完全不记得了? 哈提舍是她们中的一个吗? 在醉醺醺的状态中,外表如何根本不重要。女人的魅力是与男人血管中的酒精含量呈函数关系递增的。她盯着我看,尽管她已经注意到我并没有在听她讲,尽管我不停地出汗、摇摇晃晃、靠在墙上,要十分当心才不会一厘米一厘米地滑下去,蹲在地上。很可能她就喜欢我这副高大、金发的空洞外表。我的嘴唇很厚。别抱希望了,姑娘,问问丽维娅吧.她会证实: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性饥渴了,对你更不会有,我有的永远只是口渴。没有任何酒吧属于你,你甚至连一个善良的女招待都不如,她给我倒酒的时候比平时要慷慨.你只不过是个喋喋不休、古板僵硬的女大学生。听着: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能看见琥珀做的狮子,它们的眼睛是钻石做的,它们的毛发是银线做的。你的苏丹们、大臣们、太监们在卤素灯的光柱中向我显现,他们的包头巾上缠着一道道珍珠母和天青石,镶着红宝石,红宝石上面是充满威严的金象,神秘的史前时期的变异,神的礼物。“它被制造于十七世纪的印度,”你说道。很好,知道这些事很好,会让人感到安全。“是我们的收藏中最大的一枚。它下面的那个箱子里装着一个能自动播放音乐的机器人,那是一个工艺精密的杰作,全身镶满了珍珠,用棕榈叶托着。中央部分的那个海景图可能是源自欧洲,帆船被装在金属轨道上,音乐一响起,船就在波浪上摇晃。诸位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诸位完全可以再走近一点看——,大象的鼻子和尾巴是各由三十个单个的小部件组装成的,这样一来,只要放声机一开,它们就可以随着节奏左右摇摆。可惜我不能演示给你们看。' ’看着我,我就是大象的摇摆,我是眼前的宇宙之钟的钟摆从开端到结束之间的无情的摇摆,时间倒流就从我开始。”对不起,这位女士,展览厅里禁止拍照,不用闪光灯也不许拍。“——”我不是想拍那些物品,我是想拍我的朋友们……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丽维娅在说谎。”很抱歉,这里任何照片都不许拍。“谢谢,小哈提舍,谴责她,彻底禁止她没完没了地按快门,如果你能没收她的照相机的话,我也许会考虑和你上床。让我想想,你弄点拉基酒来,我弄几盘菜,我们用象牙做的高脚杯喝酒,用镀金的器皿盛放鸵鸟蛋、鹦鹉螺,然后我在塞里姆、马赫姆特和穆斯塔法(这三个人都曾经是土耳其的苏丹)的巨大的、镶满宝石的皇冠上和你做爱,皇冠大得像一张床,天空就是华盖,千千万万颗玻璃碎片包围着我们,它们在与宝石争光斗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给你一个像奶酪一样白的北欧巨人婴儿,放在你最富有、最有权力的先辈们拥有过的锦缎垫子上……”你一起来吗? 还是想在这儿等着? “丽维娅问道,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好像她真的想让我呆在她身边似的。”我不知道你还对我有兴趣。“——”别这样。“——”但我就是这样。“她走了出去,在五米远的逆光下,我看见她在她那件厚厚的摩托车皮夹克服下耸了耸肩,慢慢地摇了摇头。但我终究还是跟在了她后面。在外面.纳格尔猛吸着一根咝咝冒烟的香烟,我也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烟雾弄得手指尖发麻,烟雾有一股腐烂的海洋动物的味道。”你是对的,“他说,”这种对喜欢受教育的全体游客而说的废话让人无法忍受两个小时。“我听见自己回答了他。
但我的嘴唇却一动没动,我的声音死在喉咙里了。我看见雪松树枝间有一些人形生物,它们在一些细长、柔软的细线上上下滑动,在紫铜色的房顸上跳来跳去,灵巧敏捷、悄无声息,它们的身体是透明的,几乎看不到轮廓……我跟在纳格尔后面走着,进了另一个黑暗的屋子,远处传来哈提舍好听的句子旋律,但是她的声音变慢了:“一个穿着登山鞋的旅行者靠在他的大背包上,面前是一堆没有点燃的篝火,他在和一个半裸的人说话,两匹马在吃草,一对狗在戏耍……”胡子着火的精灵身穿红色、蓝色和绿色的衣服从人的干枯的、涂了颜色的皮肤里接二连三地掉出来,预示未来,抹掉过去。“我的酒瓶空了,”纳格尔说。没问题,没有酒我也能挺过去。我掉进它们炽热的眼睛里,它们笑得前仰后合,右边的或者左边的猫充满期待地望着唱歌的鸟儿,沿着边缘奔跑着,沿着笔锋奔跑着,棕色的云,模糊不清的乌贼墨棕色,“那是绘画,仅仅是古老的绘画而已,”我对自己说。
“越古老越有震撼力,真让人惊异,”纳格尔说。——“精灵们是一些恶鬼。现在它们几乎已经死光了,不过只是‘几平,而已。" ——”手绘彩色细密画这种形式,只有在不需要挣钱养家棚口的情况下才能从事。八九百年前,这些人坐在这里,一连几个月什么都不干,只是绘制这惟一的一卷画。他们在近乎精神错乱的状态下画出这些形象,并且觉得这些画.以后根本不会有人看。想象一下,你兀自地画着,你的画好得空前绝后——这一大本书大概有多少页? 五十? :八十? 你画着它们,为了把它们从你的头脑里落到纸上,好让它们能成为实在的东西。没有哪个画商或者收藏家会拍一拍你的肩膀,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和你上床……“一”过去一切都比现在好。“——”但是比过去更早的时代却更加糟糕。然后进步来了,进步在过去的两代人身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所以现在的时代才会急转直下,直到有一天,一个更好的未来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盯着眼前的昏暗,努力集中精神。扬抚摩着丽维娅的后背。
如果一个人事先没有同一个女人达成试着去相爱的共识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抚摩那个女人的后背。咋天夜里我本应该带走那个吉普赛婊子,但是没等那个她养的小白脸、她的情人、她的兄弟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就已经酩酊大醉了。空气里有一股新鲜的狗血的味道。那头愤怒的熊的巨大的影子在穹顶下跳动。“她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圣人遗骨的真迹了,”纳格尔说。“圣人遗骨有治病的作用吗? ”——“塞里姆一世把埃及吞并到自己的帝国以后,马木鲁克(马木鲁克(1257--1517),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阶层,马木鲁克王朝)
的哈里发统治区被划归给奥斯曼人。这样一来,伊斯坦布尔就成为继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之后的第四个伊斯兰王权城市。“然后她又讲起先知者的宝剑、他的弓箭、箭袋.讲起他的圣袍、他印在黄金里的右脚印、他的胡须、他的一颗牙、他领兵作战时举的旗帜,当她看我时,她的小内裤里就湿漉漉的。她说,她很愿意我们参观完苏丹后宫以后再去看看其他部分,她尤其想让我们仔细看看可汗的手迹和华丽的长袍,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她随时可以回答任何问题。她有权利请求我们跟着她。
“我不行了,”我对纳格尔说,“我昨天晚上一分钟都没睡,我到那个长椅上躺着休息一会儿,等你们结束了你可以来叫醒我。注意别让你的画家勾搭我的女摄影师。如果他纠缠不休,就给他一耳光,替我问候他,我给你付律师费。”——“一会儿见,”纳格尔说,说完向其他人跑去,咆哮着:“你们走得太快了,难道没有人害怕这些袖珍小画像吗? ”
15
三三两两地吃了午饭之后,我们在地下水宫的入口处重新集合。
阿尔宾是独自一个人来的,丽维娅和我、扬、纳格尔、莫娜一起去了一家小饭馆。丽维娅显得有些思绪混乱,话很少。当纳格尔要了第三杯拉基酒的时候,她的厌恶写在了脸上。不过她看起来似乎很高兴,因为她至少不用看着阿尔宾喝酒了,阿尔宾喝酒的时候她只能保持沉默,不抱任何改变现状的希望。如果她指责他,他就会开始和她争吵。
丽维娅再也不想争吵了。
我不知道阿尔宾是在哪里、怎样度过这段时间的。很可能他去追踪可疑的线索去了,那些线索最后迟早都会通往一个酒吧凳子。现在,在售票口前面排着长队的时候,他宣布道,地下水宫为完美的凶杀案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所以有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地下水宫中的。就算尸体不掉进水里,凶手也只需把它丢下去就行了,这样他就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一头栽倒,太阳穴上有个有棱有角的洞,你们不要觉得奇怪。有几个人想要杀死我。”
没有人回答他。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不适合杀人。检票员只要把人口处的大门一锁,然后等着特种警察进来就行了。抛开这个不谈,我自始至终都不相信有人蓄意要除掉阿尔宾。也许他想用这番话吓唬一下科琳娜和萨宾娜,或者想掩盖他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意图。至少在后一点上他成功了。我们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所说的一切将会导向何处,包括丽维娅在内。
“看来你的组织雇用了一些训练有素的枪手,”纳格尔说,“这样才不会在杀人时因为失误而把人弄成全身瘫痪或者半痴呆。”
晚饭之后纳格尔和阿尔宾就和我们分开了。整个晚上,他们一定是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教授以一种令人同情的状态出现在早餐桌上。他的眼睛是肿的,布满血丝。他抱怨说脑袋里在不停地轰鸣,声音比低空飞行的战斗机还响,还抱怨说他感到很恶心。阿尔宾没有他这么强烈的不舒服感,但是逆风十米都能闻到他身上发出的强烈的酒味儿。
“我得给我的小姑娘们买些礼物,”在我们横穿过叶尼。
塞里勒大街,就快要到达那个大集市的时候,纳格尔说道,“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带回去一些好玩的东西。
小姑娘们得经常笑,这样她们就会长得很漂亮,这样我将来就有理由把她们的情人从家里赶出去。我太太也应该得到点什么。首饰。或者丝绸。土耳其的丝绸应该很便宜。谁知道这个滑稽的市场上到底有没有能当礼物送出去而不会没面子的东西。“
“古董,”莫娜说。
“我怎么把古董运回去呢?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一起走,反正我们在人群里也会走散的。七点左右我们在酒店大厅集合,计划一下晚餐。喝酒还是不喝酒,我到时候再做决定,很可能不喝。”
集市上熙熙攘攘,空气混浊。商店里连房檐底下都摆满了杂货商品。很便宜的桌布、头巾、袋子和东方手工艺品。每类商品都有一个专卖区。有专卖陶器的巷子、专卖镶嵌手工艺品的巷子、专卖雕花铜器的巷子、专卖海泡石雕刻品的巷子,但是所有的街巷都卖黄金。
舍尔夫第一个和我们告别了,他要去找圣像专卖区,也许他能找到他的装置要用的那两幅图呢,新的原件比古老的复制品更好,而且对于圣像来说,关键的不是其审美价值,而是其宗教内涵,这些图像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其原型构思的,并非独立的艺术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把圣像叫做“画”,而是叫做“像”的缘故。
哈根跟着他走了。
“尽管如此也还是能区分出圣像的好坏,”扬喊道,但是舍尔夫已经听不见了。
“目光所及,全是俗气的玩意儿,”阿尔宾说道,“教授,如果你的人里有谁买这些东西的话,我会立刻把他扔出去。”
“如果是以前,我会要求判他死刑,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总买这些没用的玩意儿。孩子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些你觉得完全无法接受的东西。但尽管如此,你还是得送给他们,因为愿望得不到满足的孩子是会让人受不了的。”
“孩子任何时候都让人受不了。”
“带刺绣和人造宝石的鸟嘴形状的鞋子,很好看,不是吗? ”
相隔三家店的地方,萨宾娜已经在试穿第四件皮夹克,正伸长着胳膊扭身去够她脚跟上的石膏绷带:好让阿德尔可以在她活动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鉴定一下这件衣服。那个商贩在介绍这件皮夹克的鞣革工艺,他说这种形式的鞣革工艺现在只有东部阿纳托里亚的几个特定的地区还在使用,它能生产出质地极其细腻的皮革,而且绝对不刺激皮肤,持久耐磨,价格低廉。阿德尔在黎巴嫩的集市上已经见识过这种推销方式,但还是无法决定是否该提醒萨宾娜注意,他只是用手指捻着皮夹克的皮子,怀疑地摇着头:“对德国的冬天来说太薄了,”然后又说:“这个颜色和你的头发不相配。”
“我想买旧地毯和书法,”纳格尔说,“或者瓷器。”
“您懂地毯和书法吗? ”莫娜问。
“我脑子里有眼睛。”
“您相信自己能够区分真品和仿冒品? ”
“真的地毯和仿冒的地毯有什么区别? 在两种地毯上人都可以坐着喝茶,哪块地毯都不会飞走。我可以给我太太带一块地毯回去。女人们觉得这些东西很漂亮,您觉得呢,丽维娅? ”
丽维娅还没回答他,阿尔宾就对她宣布说,他必须去找卖珠宝的地方,并且绝对不要她陪着去。他不想说明理由。
“我从没研究过地毯,”阿尔宾走了以后,丽维娅说,“有些地毯我很喜欢,另外一些我觉得很无聊。至于女人们如何,我不知道。”
阿尔宾用了十分钟才找到珠宝专卖区,然后又用了半个小时来决定他要从哪家商店人手开始他的调查。他观察商店里陈列的商品,观察店主打电话、整理货物、和顾客交谈的方式,观察店里的跑腿的和帮手,思考他们的经营规范、具体的经营方式、雄辩的言谈方式,最后他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得装出一副有购买兴趣的样子,让他们拿出一些宝石来看看,讨价还价一番,而不是开门见山就问有关米勒的问题。决定选择第一个店主,是因为他的脸看起来好像被人打了,阿尔宾认为这个线索表明他具有犯罪潜质。这个男人三十五岁左右,胡子刮得光溜溜的,头发也梳得光溜溜的,黑色眼睛——完全是漫画书里那种善于把握人心理的骗子形象,因此他也很快就明白了,阿尔宾并不是真的想买绿宗石。他道歉说他还有几个约会,把店留给了他的助手,还不忘了暗示说:如果阿尔宾决定购买的话,他的助手会给他一个特价的。
第二家店阿尔宾是被一个话很多的托儿吸引进去的,倒不是出于性格软弱或者易于被说服,而是因为他想试试是否有人跟踪他,是否有人对于他出现在米勒的同行和竞争者的地盘上有所反应。他很快便发现,谈论绿宝石绝对要浪费很多时间,因为店主和他的托儿一样话很多,而且就连阿尔宾这样的外行的眼睛也能看出次等宝石和时尚首饰的区别。尽管如此,他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从那一团语言的乱麻中挣脱出来——店主和那个托儿把他裹进这团语言的乱麻中,目的在于像蜘蛛捕苍蝇一样把他捆个结结实实。
走进第三家店的时候,阿尔宾的情绪起了变化,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感觉平静了一些,尽管他身上所有的警报本来都必须拉响。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当他走进去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先生从陈列台后面迎向他,用无可挑剔的德语问候他,像老熟人一样跟他握手,于是阿尔宾心想:这个人不会害我的。
后来阿尔宾试图用那位老先生含蓄的举止、让人愉快的声音来解释他的那种情绪反应。他说那是一种温暖的魅力、良好的氛围——都是一些他平时从来不用的词儿。我猜测,被一个经验老到、喋喋不休的商贩所欺骗,这对他来说是很尴尬的,因此他需要给自己一个其他解释,而不是醉酒者在一天即将结束时的精神快感。
自从来到这座城市,阿尔宾第一次没有拒绝别人给他敬的茶。那个店主对着门里面用土耳其语喊了一句很短的话,不是对任何人喊的,声音也不是特别大。
“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年轻的朋友。”
“我想给我妻子买一块宝石。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用来赔礼道歉的那种。而是某种特别的。它必须不仅仅是一个首饰……应该强化她的个性……应该适合她,就像……
可以说,就像眼睛能反映出心灵一样。“
“一道难题。但不是不可解的。前提是,您得非常了解您的妻子。”
“我有点赶时间。”
“您知道吗,我在德国生活了三十年。我过去是牙医。
在比勒费尔德。现在我女儿接管了我的诊所。在德国,每个人都是匆匆忙忙的。病人、门诊女助手、做假牙的技工,甚至连清洁女工也匆匆忙忙。你们恨不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就连在候诊室里等候的时间也不能超过三十分钟,否则人家就可以为失去的时间向医生要求损失赔偿。
您给我解释解释:人们怎么能失去时间? 时间从人们的口袋里掉出去了吗? 人们把它忘在地铁了吗? “
“您有绿宝石吗? ”
“我当然有绿宝石。——您有钱吗? 您确定绿宝石对于您的妻子……”
“丽维娅。”
“绿宝石是最适合丽维娅的宝石吗? 她是什么星座? ”
“我不知道。她是三月十四号出生的。”
“双鱼座。最适合双鱼座的宝石是蛋白石。蛋白石有红宝石柔和的红色、紫水晶晶莹的紫色、绿宝石的碧绿色、蓝宝石神秘的蓝色,所有这些颜色混合在一起,会发出奇妙的光彩。”
阿尔宾注意到,陈列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绘有星座图案的木板,用阿拉伯语写着说明,星座与星座之间用数字、字母和点线连接起来,阿尔宾不了解这些图案的起源和含义。它们被画成一个同心圆,从中心向周围区域发散。
周围的各个星区借助深浅不同的透明颜料联系起来。阿尔宾一个星系都不认识。这张图是手绘的。
“我想买一块俄罗斯绿宝石,您有吗? ”
“您能买的东西我全都有。即便我没有,我也能给您弄到。不过绿宝石不适合丽维娅。它会伤害她的。”
“有俄罗斯蛋白石吗? ”
“只有乌克兰地区和阿塞拜疆地区出产蛋白石,产量非常小。”
“拿几块给我看看。”
“在我们东方,蛋白石象征着永不气馁的希望。据说它产生于天堂之水中,因为它既透明又致密。我有巴西产的白色蛋白石,澳大利亚产的黑色蛋白石,还有墨西哥产的火红色的蛋白石。您看看。”
他从陈列台里抽出一个抽屉,抽屉里有一些用浅灰色毛皮铺着的小坑,小坑里放着大约三十颗宝石。那些宝石发出五颜六色的光,仿佛夏日湖水表面上的油层。但是阿尔宾一眼就看出,对于丽维娅来说,只有五块打磨得很光滑的橘黄色宝石中的一块值得考虑。
“这些橘黄色的是什么地方出产的? ”
“这些是墨西哥红蛋白石。这种宝石特别受年轻人喜爱,因为它象征着生机勃勃的生命,能够增强生命力。”
阿尔宾突然陷入一个既短暂又漫长的遗忘的瞬间。这时候如果有人问他他身在何处,他会茫然地耸耸肩。他的目光茫然地四下看着,落在那块绘有星座图案的木板上,滑过去,然后落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直到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年轻人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一把铁皮壶和两个玻璃杯。年轻人的表情充满敬畏,仿佛他手里捧着的是英国女王的珠宝。阿尔宾感到很惊奇,因为这个年轻人鞠了好几个躬,但是不像他小时候所想象的奴仆那样,而是没有丝毫惧怕的样子。然后他想起了一个名叫米勒的美国人,有人在他眼前枪杀了他;他想起了一个名叫丽维娅的德国女摄影师,她正打算放弃他,但是他并不怪她。他说:“这块橘黄色的宝石我买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但是它很适合我妻子,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首饰很无聊,我憎恨宝石,但是如果您继续帮助我的话,我就把这块红蛋白石送给她,这对您来说可是一笔不错的生意,这个季节城里没有多少游客,那么,它卖多少钱? 还有,您认识芝加哥来的约纳坦.米勒吗? 您知道我在哪儿能找到他吗? 我们前天做了一个约定,我给他建立了一些关系,非常有价值的关系,他欠我的钱。也许他溜了,也许他出了什么事。”
那位老先生斟了两杯茶,用托盘托着递给阿尔宾,然后把那块宝石放在电子秤上:“一点四克拉。卖给您两百五十美元。”
“对于一个过几天就要离开我、现在就已经在为自己的决定感到轻松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昂贵的礼物。另外,谁能向我保证这块破石头真的值二百五十美元呢? 我读到过,讲价的时候应该先砍掉一半价钱,一百二,现在是淡季,而且您还得告诉我,我在哪儿能得到米勒的消息。”
“这是特别漂亮的一款。是珍品。这种品质的蛋白石我还从来没有亲手碰过呢。”
“一百五。”
“我在伊朗采购宝石,我不喜欢俄罗斯人,他们做生意有另一套理念,我很难读懂他们的表情语言。”
“您到底想不想帮我? ”
“两百二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我不相信星座。为什么橘黄色适合丽维娅? 绿色也很适合她。俄罗斯绿宝石是经由土耳其出口到美国吗? 如果我想买俄国的宝石,我该去找谁? ”
“我还以为你自己有关系。”
“我是一场突发事件的见证人。一百八。”
“俄罗斯所有能运往境外的东西都被走私到了这里,然后这些东西被注明假产地,贴上假出厂证,运往全球市场。
不要搅和进去,你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些人没有上帝,你的命还不如他们的鸡鸭的命值钱。丽维娅会喜欢这块宝石的,她会重新发现她对你的爱。蛋白石会强化佩戴者的正面的个性,它们有助于发现真相。“
“我以为我们应该在折中的价格上达成一致。”
“这块宝石真的很珍贵。”
“两百。我在哪儿能找到认识米勒的人? ”
“回到你的酒店,喝点拉基酒,忘掉这事儿吧。”
“两百。”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幸福的锻造工。这是一句德国谚语。说得既对也不对。”
“两百一。”
“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俄罗斯市场,去找找乔根尼·彼得洛维奇或者帕弗庸,但是不要对他们说是我告诉你他们的名字的。”
“换算成土耳其里拉是多少? ”
“我收美元。用里拉我什么都买不了。拐角处有一家可以兑换货币的银行。”
五分钟以后,阿尔宾把那块宝石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离开了集市。
“阿尔宾说得对,”纳格尔咒骂道,“全是垃圾,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我叔叔刚好有您想找的那种地毯,”纳格尔话音未落,一个刚好从我们身边挤过去的二十八九岁的男人说道,“这个市场上的大部分地毯都值不了它的售价。全都是工业产品和假货。前苏联有几个村子专门把新织出来的地毯做旧。他们把地毯铺在厨房里,挂在火炉边,往地毯上喷油,把烧得通红的炭往地毯上扔,最后再用化学药品增强效果。
游客很容易上当受骗。胡诌几句貌似科学、半真半假的话,游客就掏钱了。我叔叔是鉴定真正的古地毯的专家,和他的父亲——我的爷爷,以及他父亲的父亲一样,他父亲的父亲曾经给几位末代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六世及阿卜杜尔梅奇特二世——供应过地毯。我们在贝德斯坦——这是整个集市最古老的一块地方,还是希南创建的呢——的店铺自从一百五十年前就是我们的家族财产。从这一点您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是非常可靠的伙伴。地毯生意是一种需要信誉的生意,一直都是需要信誉的生意……“
“我去看看他的地毯,”纳格尔说。
“一个明智的决定,先生……”
“纳格尔,纳格尔教授。”
“一位德国教授。太荣幸了。我叫伊尔迪茨。我在德国工作过好多年,汽车工业,梅塞德斯、宝马、欧宝。我了解你们那里的一切:十月节、科隆大教堂、黑森林。我自己家里就有一个原装的布谷鸟挂钟,我所有亲戚的家里都有原装的布谷鸟挂钟。”
“到底是这些人的言行在迎合我们的陈词滥调,”扬小声嘟囔道,“还是我们的陈词滥调在迎合他们的言行? ”
伊尔迪茨——除了间或被纳格尔的问题打断以外,他的话一直没停过——领我们走进的这家商店看起来的确很古老,令人肃然起敬。这里的地毯一眼看上去明显比其他地方的质量好。如果没有他,我们自己肯定是找不到这家店的。从外面看,这家店很不起眼。莫娜读到过,店的外表不引人注意表明店主是非常严肃的,他们主要依靠老客户的多年的业务关系。这间屋子里摆放着三米多高的架子,架子上摆满了叠着的地毯,还有一些卷起来的靠在架子上,在一张巨大的硬木写字台后面还挂着一些特别漂亮的。直到伊尔迪茨用很大的声音第三次喊了一句土耳其语,我们才发现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一个小个子男人。这位老人用一种听起来似乎很痛苦的声音回答了伊尔迪茨,随即又发出一阵声音不大的嗤嗤的笑声,然后他抬起头,站起身,庄重地向我们鞠了一个躬。
“不错,”纳格尔说。
“您对什么有兴趣? ”伊尔迪茨问道,他很清楚:最多只有纳格尔有可能成为他的顾客。
“对地毯啊,还能是什么? 不要太大,不要太小,但是要保养得很好,人在上面走的时候不会散成碎片的那种。”
“想要一块编织地毯还是一块双面地毯? 还是一块克里米的苏马赫地毯? ”
“要一块普通的地毯,要温暖的红色。”
伊尔迪茨的叔叔把脸埋在双手里,揉着眼睛,不停地摇着头,不知道是为我们摇头还是为他侄子、为他自己,抑或完全是出于其他原因。他问了一句什么。
“您的职业是什么? ”伊尔迪茨翻译道。
“艺术。”
“Sanat ci。(土耳其语,艺术。)”
伊尔迪茨的叔叔眼睛盯着屋子外面的某个点,盯了好几秒钟。然后他扯过梯子爬到架子上,抽出一卷地毯。下来以后,他用一个练习过几千遍的动作把它往前一抛,地毯在空中展开,平整地落在我们脚边。与此同时,他开始说话,说得非常缓慢,一旦发现伊尔迪茨的翻译跟不上他的速度,他就停下来等着:“这块地毯在店里放了四十多年了,我叔叔说,它是一块颇有来头的地毯。如果他不确信这块地毯会赢得您的心,他就绝不会把它卖给您。一块地毯,尤其是一块不是为出口而生产的古地毯,应该赢得敬重。他讲了一些故事:关于那个姑娘,那个在自己的婚礼之前编织出这块地毯的女人;关于她的丈夫和孩子与这块地毯共同度过的年代。他讲到这块地毯走过的路:撒马尔罕,丝绸之路。不能穿着鞋踩这块地毯。所以我叔叔问您的职业是什么。因为,这块他认为您一定会喜欢的地毯是很特别的一块。很难向那些想得到传统、简单的地毯的普通收藏者介绍这块地毯,因为它有太多特别之处。但是我叔叔相信,一位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是能够理解这块地毯的。”
纳格尔沉默不语。他捏着自己的下巴,一会儿看看伊尔迪茨,一会儿看看他叔叔,一会儿又看看那块地毯,点着头。
“这块地毯磨损得很严重。”
伊尔迪茨耸了耸肩,对他叔叔说了几句话。
“您不喜欢它吗? ”
“我觉得它非常棒。艺术必须是磨损的。”
“这是一块土库曼地毯,十九世纪晚期的。您看看地毯中央那些繁复的图案,人们称这种图案为戈尔。它表现了一种古老的部落仪式。这是泰克的戈尔,泰克是一个部落,他们编织的地毯以编结致密而闻名。”
“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失误,”纳格尔说。
“这是一块过渡时期的地毯。最早的泰克地毯是接近正方形的。地毯的形状拉得越长,它出产的时期越晚。仅在这张地毯上您就能看到这种图案的衰落:上面的戈尔是传统式的,然后它们一行比一行密集,到底下您看到的就是变种了,这种编织方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经常采用。颜色也同样记录了这个发展的过程。您一定注意到了,在第二行戈尔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一处颜色的断裂:上面是胭脂红一紫罗兰色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块地毯是一八六。年以后出产的,因为在此之前土库曼没有胭脂红;然后突然变成了脏兮兮的白色,在图案中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您仔细看,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原来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紫罗兰色被漂白了。为什么? 女织工用了红紫色染料,这是一种第一代人用的合成染料,被人们称为苯胺染料。后来证明,这种颜色不禁晒,几年之内它们就会褪掉,因此人们到一八九。年左右就不用它了。也就是说,这块地毯的样子并不是人们当初设想的样子。”
“失败了,”纳格尔说,“这女人为其编织地毯的那个男人,当他发现她的陪嫁不好用的时候,他很可能遗弃了她。
他的亲戚们都嘲笑他,因为他娶了一个女骗子。这块地毯卖多少钱? “
伊尔迪茨可能把纳格尔的话翻译给他叔叔听了,很可能他还估计了一个大概的要价,不管怎么说,他说话的时间明显地比纳格尔说话的时间长。
“你们看到这块地毯是什么质量了吗? ”纳格尔问。
“我叔叔说,您应该买这块地毯,他相信它就应该是您的,因此他不想和您讨价还价。他给出了报价,一个很公平的报价。您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七百美元。”
“您接受信用卡吗? ”
“您得讲讲价,”莫娜低声说。
“你别说话。”
“维萨卡,美国运通卡,欧元卡,都没问题。”
“他脑子进水了。每个人——绝对是每个人——都知道,在伊斯坦布尔必须讲价,否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宰你一刀。”
一开始我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当伊尔迪茨的叔叔把地毯卷起来,然后用好几层纸包起来之后,我觉得很难再把他当成一个诡计多端的商人。
在后来几天和几周的混乱里,我把这块地毯忘记了,尽管它在机场引起了不少麻烦。直到将近一个月之前我才重新想起它。我问纳格尔,为什么不讲价就接受了那个价钱。
当时我们在学院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他的面前摆着他的第十杯啤酒,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那个店主。他不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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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雷了。出租车摇摇晃晃,像斯道特郊外土路上的那些汽车一样,因为父亲还没开始给这些路铺上沥青——他就是靠这个工作在十年之内致富的。几只母鸡被汽车前灯打出的光柱吓得四处逃窜。下了四十八个小时的雨以后,路面的坑洼溅出脏水,溅到房子的墙上。对面开过来一辆雪铁龙,我们倒车给它让路。我们的司机对着一头驴子按喇叭,半是警告,半是问候。我付钱的时候,他露出心知肚明的诡笑。
我夜里几乎没睡,所以无法忍受白天明亮的光线,这些我该向谁解释呢? 我想喝酒,把自己喝死,我想要一个女人,作为对那种相信两个人呆在一起就会好受一些的信念的回忆。
莫娜曾经读过:“苏鲁库勒是位于老城墙旁的伊德内卡皮附近的一个衰落的地区,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人在这里以他们的方式挣钱糊口:音乐、赌博、自由自在地跳舞,也许还有很多别的。伊斯坦布尔的男人们都梦想着苏鲁库勒,游客们也趋之若鹜。”然后她给我们看那些图片:“没有人对热情似火的罗马尼亚女人感兴趣吗? 她们会实现你们最隐秘的愿望。”
一个无人遵守的许诺。简陋的棚屋、用木板和白铁皮搭建的临时房屋。清晨醒来时难受的感觉。灰土和垃圾的味道。谁会对那些只为了香烟和啤酒就解开胸衣钮扣、到十六岁才第一次换牙的姑娘们感兴趣? 没有人对情况的改善抱有期望。那些用铁链拴着的狗一天到晚都在睡觉,从不看守自己的地盘。这个地区就像那些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中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城市废墟一样。黯淡的阳光下,大地上到处都是核爆炸后的放射性尘埃。雨停了。一张手写的纸条通知说:斗熊又开始了,来看看它的荣耀吧,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一点。是今天,没有说明地点在哪儿。一个肥胖的女人拎着几个装蔬菜的塑料袋,正在咒骂她的孩子。那些姑娘们在哪儿? 两个喝醉了酒的人手挽着手摇摇晃晃地从一个大门里走出来。近旁的一盏路灯下站着一些年轻男人,正在交换纸币,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过身,没有人跟着我。我问:“那些跳舞的吉普赛女郎在哪里? ”四双黑眼睛盯住了我。他们在脑子里权衡着:是否值得为我而出卖他们的姐妹,是否应该把我洗劫一空。“没问题,我们领你去。”年纪最大的那个点点头,示意我跟着他。我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值得抢劫的人。他们说一种巴尔干地区的语言。巷子很窄,挂着一串串闪闪烁烁的彩色灯笼。这种天气里没有人指望游客来消费。我们穿过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一些年轻人无所事事地骑着突突响的轻型摩托车消磨时间。那些摩托车比它们的主人年龄还大,拆拆装装至少几十次了,父亲传给儿子,哥哥又传给弟弟。他们时不时地在烂泥地里兜一圈。我听到附近有人在拉手风琴,还有人疯了一样地吹着大号。“你一定得来看看今晚的斗熊! ”——“什么? ”——“德语? 还是俄语? ”——“德语。”——“我们的熊和狗打架,其它的熊也是。秘密比赛。
美元。很多美元。“我想讨回为那张并不存在的照片而付的钱。”我告诉你在哪儿,过一会儿。“走了没几步,他就拐进一扇门,喊着一个名字:”格利高里安。“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探出一张没刮胡子的脸,嘴角叼着香烟,握手、亲吻、问候。
随后是一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恶意的滔滔不绝的说话。
“请进。”那个老头儿身上有一股劣质烧酒味儿,他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扯进屋里。我想到他的女儿、孙女,真想把他推开。房间里是肮脏的黄色,刨得很粗糙、漆成棕色的吧台前放着光秃秃的桌子和不太稳的椅子。窗户上挂着床单。三个男人趴在吧台上,他们载着油腻发亮的帽檐很窄的帽子,喝着一种让人想起啤酒的饮料。吧台上他们的脚和膝盖经常摩擦的地方,以前涂的油漆已经被磨得干干净净了。“请坐,先生,请坐。”手提收音机吃力地放出贝瑞·曼尼洛的歌声。一个破破烂烂的橱柜里放着一些瓶装烧酒、玻璃杯以及某个移民美国的亲戚寄来的美国旅游纪念品。旁边是一个玫瑰花环,塑料做的圣母马利亚前面放着的假花,圣母马利亚双手捧着自己穿了洞的心脏。一个瘦削的、极端丑陋的女人照料着橱柜和吧台,她的头发被一顸绣着神秘符号的帽子遮着。她的粉红色的套头衫上打着补丁,而且穿着有点紧,勾勒出一对松松垮垮地下垂着的乳房。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有足够的酒。“头儿,告诉他,我要的是年轻姑娘,不是妈妈。”——“漂亮的姑娘,地道的吉普赛音乐,五分钟。,你叫什么名字? ”——“艾尔。”——“我是托普斯,我。
你买塞拉菲娜的酒,艾尔,买一整瓶,好吗? 我们一起喝。
我们有很多乐子。乐子,很多乐子。“那四个带我来的人中的两个把店主打发到了一边。他的两只手飞快地敲着鼓。
“威士忌,塞拉菲娜,给格利高里安、齐亚和我,我们的新朋友艾尔请客,”托普斯喊道。我没有反对。塞拉菲娜打开身后的一扇门,消失在一个黑暗的过道里,取回满满的一瓶约翰尼.沃克酒放在桌子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叔叔、堂兄弟。”是满满的一瓶酒,但不是新的,瓶口的金属环松松地挂在瓶盖底下。天知道他们往里面装的是什么。
“二十五美元,”她说着,向我伸出她干枯的手。我的左边裤子口袋里是二百五十美元,右边口袋里是土耳其里拉。他们的姑娘要多少钱? 最好能不用美元。我把右边那沓钱递给她:“合多少里拉? ”她无限痛苦地翻了翻白眼,一边悲叹着一边拿去了几张纸币。这些钱对我来说无所谓,只要够我喝酒、找个女人就行了。
我不幻想丽维娅还能回来。她会和扬走的。她上一次像最近几天一样脸放光芒是在什么时候? 她应该能想到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但却没有做任何挽留我的尝试。
托普斯打开了酒瓶,倒上酒:“上好的关国威士忌! ”——“苏格兰的。”——“是芝加哥产的约翰尼·沃克。”——“是苏格兰产的约翰尼·沃克。”他耸耸肩,哈哈一笑,我们碰杯。既不是芝加哥产的也不是苏格兰产的约翰尼·沃克,而是一种足以引起喉癌的自家产的实验品。“你有香烟吗,艾尔? 万宝路? ”我递上不带过滤嘴的骆驼烟。
有人敲门。托普斯的兄弟们中的一个带来四个说话声尖得刺耳的、身穿长大衣的年轻女人。齐亚把桌子推到一边。
塞拉菲娜给了那些女人一些塑料杯子。“这是英莎,”托普斯说,“艾拉、菲斯叶、斯拉娃,我的朋友,她们是一些热情的姑娘,非常热情。”她们还没脱下长大衣就给自己倒上了酒,好驱赶身体里的寒气,并且向我敬酒。“香烟,我需要一支香烟! ”香烟可以当付款手段用,这一点在旅行手册里是写着的,我的口袋里装满了香烟。又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小提琴手、一个吹单簧管的和一个弹班卓琴的男人。
我看了看那些女人的脸,那些经常喝太多的酒而且不懂得化妆的姑娘们的脸。有两个还算漂亮、丰满,有一头稠密的、黑得发蓝的头发。过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变得和塞拉菲娜或者街头的肥胖女人一个样子。那个小提琴手摘下帽子伸到我面前就再也不肯戴上。“巴克希斯! ”——“我不明白。”——“小费,钱。”他对我放进帽子里的钱数感到满意,于是把帽子放在桌子上,拿出琴弓,开始演奏。格利高里安敲着鼓。姑娘们把大衣扔到椅子上,身穿带图案的针织衫、套头衫和带褶的花裙子,围巾系在腰间,高举着手臂,踩着小碎步转着圈儿。从针织衫的网眼之间可以看到她们的乳厉绷在廉价的胸罩里。英莎瘦得可怕。那个吹单簧管的拿不定主意是该吹基辅、德里还是巴格达的风格。一种可笑的音乐。速度很快的风格大杂烩。艾拉让自己的上衣从肩膀滑落下来时的那种风情,全世界任何一个时装模特都无法相比。如果黑色也有深浅之分的话,那么她的眼睛就是最黑的。坐在吧台边上的男人们鼓掌叫好。围巾在空气中飞旋,搅散了缭绕的烟雾。地板上木拖鞋的踢踏声。小提琴声响彻整个房间,惟一的一个音符仿佛一只肥胖的无头苍蝇,忽而飞近、忽而飞远,最终累垮在自己的逃往之路上.然后是一片安静。托普斯抬起一只手:“你还想看更多的吗? ”——“想。”——“再来点儿巴克希斯。”他点燃四根我的香烟,递给姑娘们。到现在为止我还连一个裸露的胳膊肘都没看见。鼓点打出一种新的节奏,渐渐展开一支阿拉伯旋律:屏住呼吸,仿佛看见一个遥远的目标,但随后又远离这个目标,迷路一般进入东方踢踏舞的节奏。斯拉娃第一个褪掉了套头衫,她的头在脖颈上甩动,柔软的肚皮随着音乐的节奏颤动。男人们从喉咙里发出尖叫。艾拉把她的拖鞋踢到桌子底下,甩开了头发。英莎用手指打着响板,与鼓点声彼此呼应,急促、跳跃。她的声音任性而执拗,尖利突出得像她的髋骨。小提琴手走到她面前跪下,试图使她缓和下来。她驱赶着他,猛地踏出一步,让他难以躲避。英莎最多只有十五岁,是给恋童癖们提供的特殊服务。单簧管摹仿着乌的叫声,乌的叫声又在摹仿单簧管,春天来临。艾拉的乳房在透明的胸罩里跳动着。坚硬的、纽扣一般大小的乳头。她一边向我微笑一边旋转着,仿佛某种东西即将甩出去之前的运动。这瓶威士忌的度数不止四十度。我浑身燥热。“巴克希斯,艾尔,巴克希斯。给姑娘们叫点啤酒吧.对塞拉菲娜说,给那些跳着美丽的舞蹈的吉普赛姑娘来点啤酒。”——“来点啤酒,另外,再来一瓶这种可怕的威士忌。”男人们吹着口哨,鼓着掌。我一直还没有动用美元。
“你喜欢我们的威士忌吗? ”托普斯对着我的耳朵喊道,“这酒能把死人都喝醒,死者复活,你知道。”英莎的孩子般的腿上穿着蜷缩着的袜子,她的内裤上印着米老鼠的图案。她们跳得我头晕目眩,她们跳得我头脑迟钝,只要我一不留神.她们就会喝光我瓶子里的酒,把我当成厨房垃圾扔到大街上。在此之前我要得到艾拉。我的钱足够买她一整夜,甚至两整夜。跳舞的时候,她的手臂像风中的树枝。她很年轻,比我年轻得多,但她已经是个女人。当她从肩膀上褪下胸罩的带子的时候,她的乳房没有松松地垂下来,转瞬之间,她已经将胸罩的两个罩杯拉了下来;在解开拉链之前,她向我展示了她那双结实的、肉乎乎的双手;薄薄的胸罩像一个投石器一样从她头上甩出去。她大笑着,将投石器扔给了我。我用手指摩挲着罩杯的尖儿,她的味道很重,汗味、假龙涎香味。我一张接一张地往那顶帽子里扔着纸币,好让那无聊的音乐不会停下,好让艾拉的髋骨继续扭动,好让她结实有力的身体继续占据着整个屋子,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在喝下一罐一罐的迷魂药。在随后一次安静的间歇中,我对托普斯说:“托普斯,我的朋友,我全要了。" ——”其他姑娘也要? “——”我想做爱。“——”你喜欢哪个? “——”艾拉。多少钱? “——”艾拉好。非常好的姑娘。" ——“多少钱? ”他把艾拉叫过来,对着她窃窃私语了一番,就好像我能听懂他们的语言似的。我连他们的手势都不明白。艾拉的目光捕捉到了我的目光,然后,她像个女中学生一样蹦蹦跳跳地离开托普斯,靠在墙上,髋部向前一挺,向我走来,走得那样慢,仿佛需要一个小时才能走完这三米的距离:然后她坐在我怀里,嘴里说着话,至于她说的是什么,根本无关紧要;她用胳膊揽着我的脖子,把我的脸压在她的乳房上。
“一百。美元。爱情是需要美元的,艾尔。里拉没戏。”一百美元我可以在汉堡找一个一流的妓女,我想要什么她就会为我做什么。“太贵了,太贵了。再让我喝一口威士忌。”艾拉从我手里拿过杯子,喝了一口,然后嘴对嘴地把酒送到我唇边,她做得小心翼翼,免得酒掉出来。然后她亲昵地挠着我的后脖颈,不停地说着话。我猜她说的大概是:“你这个酗酒成癖的色鬼,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很廉价吗? 我值的钱比你用可怜的一辈子时间挣的钱都多。快把钱掏出来吧,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下去,我可不是总有时间的。”但是她用的是一种低沉的、温暖的声音,听起来像我许久没有听过的最亲热的语言。我得让她给我讲故事,这就够了,我要求得不多。“好吧。我们可以去哪儿? ”——“你想要一个房间? 二十美元。”——我付了钱,尽量不让他们看见我还剩多少钱。——“给我买瓶香槟,”艾拉说,说着站了起来。塞拉菲娜跟我要了十美元,我得到的是一瓶金装的皮可罗.库普弗贝格酒。艾拉打开通往后院的门。“来吧,”她对我耳语道,声音听起来很淫荡。我再次走到桌边,把我的杯子倒满酒,然后跟在她后面,眼睛盯着她包裹在洗得发白的蓝色内裤中的丰满的屁股和她那肉乎乎的胭窝。
她把我带进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房间。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灯泡。艾拉把香槟酒放在床头柜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小瓶香水,喷出一些甜甜的香雾。寒冷让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于是她弯下腰,打开一个电炉子。炉子发出嗡嗡声,灯光变暗了。墙上的镜子是裂的,用一条泰莎牌胶片粘在了一起,胶片将她在镜子里的后背分成了两半。她的脊柱两侧长着一些黑黑的绒毛。她背过身,对着搭衣服的椅子脱掉了内裤,仿佛她现在是在家里,正准备睡觉。然后她坐到床上——那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架子,上面铺着很脏的床单,放着枕头和棉被。靠头的一边,墙上贴了两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图片:理查·基尔和年轻时的约翰‘特拉沃尔。她躺下,半分开腿。坚硬的阴毛浓密地四下生长,一直蔓延到肚脐。她的阴部都被盖住了。难道没有人教她刮掉那些阴毛吗? 她的皮肤颜色可真暗。我趴到她的肚子上。一个胆怯的、赤裸的年轻姑娘独自和一个来自遥远异国的陌生男人呆在一起。她害怕这个男人。她的同胞姐妹,那个眼睛亮晶晶的、已经失去自制力的舞女留在了前面的屋子里,和其他人呆在一起,嬉闹着,喝着啤酒。她为什么不再说话了? 我坐在她旁边,说:“香槟。”然后我抿了一口自己的威士忌。她微笑着,喝了一大口,然后深吸了一口气。“看样子你还不经常接客,至少不是全套服务,多数时候你只是跳跳舞,客人们的钱总是及时地花光了,要么就是他们已经喝得烂醉,无法再做爱,今天你运气不太好,不过别担心,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的,我还没见过谁的酒量像我这么好。”——“你有香烟吗? ”——“对极了,事前再抽根烟。”我们把烟灰弹到地上。她躺在那儿,眼睛盯着空中,等着我提示她、帮她。我用拇指抚摩她的阴唇,在红色的灯光下.她的阴唇呈紫红色,干涩而多皱,像老妇人的手。我在她两腿间印上湿湿的一吻。艾拉闭上了眼睛,她的眼皮颤动着.全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她没有啜泣,这已经很不错了。我抬起身,欣赏着她的身体。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注意到我什么都没做。“没什么,”我说,“喝口酒吧,”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比她所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情还要糟糕。我伤害了她的尊严,伤害了她刚刚觉醒的妓女的骄傲。她愕然地、惊惶失措地盯着我,声调都变了:“你不喜欢我? ”一阵混杂着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和黑话的倾盆大雨随后便向我砸下来。“不,艾拉,我喜欢你,你美极了,你是个漂亮姑娘。”她掀开被子,跪到我旁边,扯掉我的外套,解开我衬衫的扣子,把衬衫扔到角落里,然后亲吻我的脖子,手指摸索着我的裤子拉链。“别担心,钱都已经付过了,美元,没问题。”她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什么.中间提到了托普斯。“我听不懂你的话,艾拉。我不懂你们的语言。”——“托普斯生气。”——“我才不管托普斯呢。”——“托普斯危险。”——“听着,听我说:做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彼此对对方都有欲望。欲望。第二个是:我们在做一笔交易。交易。欲望迟早都会导致麻烦。
麻烦。交易一般是这样进行的:我给你钱,送你一瓶香槟,你拿了钱和香槟之后,就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做出一副特别想和我做爱的样子。你要自愿地做我让你做的事,而且要让我忘掉你的职业和你的价钱。也就是说,我是来寻开心的,不是来看一个可怜的姑娘工作的。明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微笑取得了效果,她平静了一点,重新躺回到枕头上,这次彻底叉开双腿,尽量摆出一副从某个流行歌手身上学来的含情脉脉的眼神。
我该和她做什么呢? 一个甜美的姑娘,有着漂亮的乳房、好看的屁股,但是我累了,我需要幻觉,在现实中,性并不能给人以安慰。她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现在她害怕托普斯,因为我对她不满意。我站起来,脱掉鞋和裤子,穿着内裤和袜子躺在了她身边。
如果我们能互相交流的话,我会建议我们在床上做一点前戏,两分钟以后我们的呻吟声就会越来越大,然后我会发出最后的叫喊声,然后穿上衣服,走人。
我们侧躺着,各自枕着自己的手臂,看着对方。有点安静,有点惊讶,还有一点奇怪的好奇。后来她垂下目光,开始轻声说话。她说得很慢,这次又是用那种好听的声音说着柔软的、涓涓细流一般的斯拉夫语,间或喝一口她的皮可罗酒,向我要一根香烟。我听着,看着她的嘴唇在动,看她如何从鼻孔里喷出烟,看气流如何穿过她上唇上边的茸毛。
我的手在她那结实的、皮肤黝黑的身体上游动,为她拨开脸上的一缕头发,心里想着,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还是会做爱的,因为她,不,因为我们有做爱的欲望,自愿的。
我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她会喜欢的,我们的身体撞击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叫声会非常大。
艾拉突然一惊,一把扯过被子盖在身上。“是看斗熊的时间了,艾尔。”据我的表显示,现在还差二十分钟就十一点了。“没问题,五分钟。”——“我等你。”艾拉接受着我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发出的命令。我说什么她都同意。她咽了咽梗住的喉咙,颤抖着把手指放在我的嘴唇上。她的眼睛在恳求我。我听到有一阵脚步声走远了,恨不得去把她们的托普斯的鼻梁骨打塌。但那无异于自杀。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像一个叔叔似的轻轻抚摸着她的脸蛋:“一切都很好,美丽的艾拉。”然后穿上了裤子。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把杯子里的酒喝光,开门之前,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她转过身去,脸对着墙。我轻轻按下门把手。没什么可说的。
我走了出来,向着走廊尽头发出一抹光线的方向摸索着走去。
“你对艾拉满意吗? ”托普斯问。——“很棒的姑娘。”——另外几个姑娘已经走了,演奏音乐的人也走了。
塞拉菲娜跟吧台边上的那几个男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的威士忌酒的酒瓶子她已经收起来了。今晚的生意出奇地好。“我们走吧。”那三个戴帽子的男人从高凳上滑下来。只剩下塞拉菲娜一个人了。
路面变软了。在一堵墙的后面,有山羊在咩咩地叫小水坑里倒映出亮着灯的窗口。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觉得害怕。“斗熊活动很古老,有一千年历史了,' ‘托普斯说。——”我只见过跳舞的熊。过去德国也有。我父亲说过“——”跳舞的熊是给儿童、妇女和欧洲游客们看的。“街道很拥挤,不断有其他三五成群的人撞在我们身上。男人们用拥抱和唱斗熊歌来互相问候。远处传来狗吠声。”那是什么狗? “——”野狗。伊斯坦布尔有很多野狗。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眼前出现一个被灯光照得很亮的广场。柴油发电机在为探照灯供电。他们在厂场中间搭起了一个蓝白条的帐篷,帐篷里又传来那种节奏极快的音乐。一支恋速度的乐队。我们挤进人群。”这里不像巴基斯坦。我们喜爱我们的熊,它们非常强壮O “来的清一色全是男人,不光有吉普赛人,还有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临时搭建的小摊上在卖烤肉串和滴着蜂蜜的甜食。
我把手插进裤兜。“啤酒?- ——”行啊。“他把我拉到他无数个熟人中的一个那里,后者在自己面前摞了二十箱斯特拉啤酒。我把两瓶啤酒的钱都付了。”做完爱饿了吧? 想不想吃时时开巴卜(一种小吃)? “——”也行。“尽管还不到三十岁,但是托普斯在吉普赛人的等级系统里地位很高。所有人都认识他,很多人见到他都毕恭毕敬。他递给我一个夹馅儿的面饼,面饼上还在滴着油和酱汁。面饼里的肉比市中心小吃摊上卖的要辣。我辣得有些恶心。不过如果我继续喝酒而不吃任何东西的话,就会更加恶心。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支架之间摞着一些竹编的笼子,笼子里关着一些狗,笼子外面围着一些手拿本子和笔的男人,正在争论不休。”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狗吗? “——”当然。“我们走近了一些。人们给托普斯让出一条路。”你得记住那几条最好的O ,‘那是一些杂交狗,杂色的、褐色的、黑色的,有大有小,有几只在吠叫,另外几只夹着尾巴哀鸣着,希望能引起什么人的同情。“它们没有逃脱的机会了。”——“当然没有。”——“它们会被杀死吗? ”——“熊是我们的骄傲,而这些东西都是臭狗屎。”笼子上贴着一些依次写着号码的小纸条。每条狗的身上也用红色写着相同的号码。“你想打赌吗? ”——“我没钱了。”——“你会赢的。”——“我真的没钱了。”——“趁还不太迟,再想想吧,艾尔。”
帐篷里面被火炬照得通亮。大门后面是一张桌子,这就是进行赌博的地方。托普斯在一张预先印好的表格上写了一些数字,连同一沓钱一起交给了登记员。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他们是在给那些狗下注,而不是给熊。左边是舞台。十二个身穿黑礼服的乐手演奏着节奏极快的音乐.声音大得仿佛号手的肺爆炸了。他们的前面放着一个连着扩音器的麦克风,扩音器被接在汽车的蓄电池上。赛场被一圈钉着铁丝网的木板栅栏围着,赛场中央的沙堆上立着一根铁棍,铁棍顶端焊接着一条带弹簧钩的~--7- 。看台紧挨着栅栏,分五层台阶,最高的一层紧靠着帐篷壁。前面几排已经坐满了人。我从后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我比大多数人的个子都高。“快开始了,”托普斯说。燃烧的火炬把空气烤得热烘烘的,火炬里浸的是沥青和湿布。我旁边的人在说俄语,那是六个高加索地区相貌的人,头发粘成一绺一绺的,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酒瓶。看样子他们不像是为了跟踪我而来这里的,但是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得搜.集信息,以便帮助组织的高层决策者做出决定。害怕是没什么用的,反正还有足够的酒可以喝,我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一阵急促的鼓点宣告节目开始。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吹奏声,马戏团团长登上了舞台。这是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瘦削男人,大礼帽底下是一张线条很硬的脸。他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直到他像位罗马皇帝一样举起双手,帐篷里才逐渐安静下来。他拿起麦克风开始说话,先是一段用土耳其语讲的拿腔拿调、没完没了的开场白,然后是一段带浓重口音的英语,“……我要对我们来自外国的朋友们讲几句: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勇猛的斗熊之夜。我们非常高兴你们今晚和我们呆在一起,并希望你们喜欢这些搏斗。谢谢。”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再往前挤一挤,”托普斯说。“我看得很清楚。”
第一头被牵进来的熊名叫乌沙克,属于卡巴克里一冢。
乌沙克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铁制的颈箍,颈箍上连着一条链子,鼻子上戴着鼻环,鼻环上系着一根绳子。尽管如此它走得还是慢慢吞吞、摇摇摆摆的,带着好奇和胆怯。当它第一次准备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它的主人快速地扯了一下它鼻环上的绳子,用棍子打了它几下。它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咬断他的胳膊,用爪子抓他的脸?“它太年轻了,”托普斯说.“没有经验。”最后,那个吉普赛人把链子的末端系在弹簧钩上,离开了场地。乌沙克显得很迷惑,拖着绳子跑了一小段。火炬、狂叫声、陌生的气味。它原地转着圈子,直到两个男人打开栅栏,连喊带踢地将三条消瘦的狗赶进赛场。
这几条狗像那头熊一样摸不着头脑。渐渐地,它们明白了眼前的形势,开始狂吠着一点一点往后挪,尽量和那熊保持最大的距离,身体紧贴着木栅栏。乐队里只剩下鼓还在敲,鼓点单调而没有变化,像是在催促战船上划桨的奴隶..乌沙克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站起身,用鼻子嗅着。有片刻时间,它似乎在考虑是否该跳舞了,跳了舞以后是会遭到责打还是会得到奖赏。它原地走动了几步,前爪落地,然后闪电一般向那几条狗扑了过去。它的链子很长,所以场地内的每个地方它都可以到达。就在它的前爪碰到第一条狗的那一瞬间,一阵嘹亮的吹奏乐器的合奏响了起来,音乐声响彻整个帐篷,只有芦笛没有加入这个合奏,音乐的声调越来越高,渐渐变成了尖利刺耳的旋律,然后戛然而止。那条带着二号标记的狗已经一动不动了,它的脖子上裂开一条伤口,血汩汩流出。乌沙克的鼻子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转过身,小跑着离开了那条狗,仿佛在一瞬间已经忘记刚才发生了什么。“不是好狗,”托普斯说,“这是在训练乌沙克,它得学会搏斗。”乌沙克一动弹,另外那两条狗就开始逃窜。
但是逃跑也无济于事。十分钟之后,乌沙克的训练单元结束了。它的主人抓起绳子,扯着它的鼻环,因为乌沙克可能还没明白过来:它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它的脸上是一副激动的、但却完全恭顺的表情。两个男人扯着那几条奄奄一息的狗的后腿,把它们拖了出去。乐队发出一些声音,好让人们听不见狗的哀鸣。“它们会被如何处置? ”托普斯用手在喉管处直直地比划了一下。“你赢了吗? ”——“还要再过一会儿。”一个胸前挂着货箱的年轻人兜售着拉基酒、伏特加和啤酒。我买了一小瓶伏特加,被托普斯诡笑着从我手里夺了过去,于是又买了一瓶。第二头和第三头熊像第一头一样需要学习。人们把已经吓得半死的野狗扔到它们面前,它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它们送出了战场。一条受伤的公狗因为抽搐得太厉害,没等出赛场就被宰杀人员在脖子上割了一刀。随后响起一阵军号声。马戏团团长再次走到舞台上,拿起麦克风,开始用夸张的手势和极富戏剧性的声音讲话。观众怪声大叫着。“他在说什么? ”——“他在讲童话。一些著名的熊的故事。吉普赛传统。你不会感兴趣的。他讲完以后,真正的战斗才会开始。”托普斯此刻显得非常紧张,他一口喝光了那瓶伏特加,用指甲在瓶子上敲着。是因为我盯着那几个俄罗斯人看所以他们才盯着我看呢,还是相反? 在乐队的帮助下,马戏团团长使人们的情绪高昂起来。当他下台的时候,观众们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刺耳的口哨声和欢呼声。
“这是我表兄米哈伊,”托普斯说,“他带着的是我们家的熊弗罗贝尔,有史以来最好的熊。”弗罗贝尔比之前的三头熊高大一些。它走动的时候毫不胆怯。它熟悉眼前的环境.明白自己的任务。它站在那里,比它的主人高出许多,呼吸着各种气味,听着幕布后面的狗吠——在正式战斗之前,先要把狗激怒。连火炬都不能干扰它。小提琴、单簧管和长号的声音渐渐停止了,电子打击乐器还在继续演奏,铃铛、钵和镲让音乐又重新回到战船的节奏上。弗罗贝尔四爪伏地,等候着它的对手。共有五条狗被鞭子抽打着赶进了赛场。全是杂交猎犬,浑身肌肉、极富攻击性。大概是谁家的斗牛犬从家里跑了出去,成功地繁衍了自己的后代。
到今天晚上之前,这些后代结成的犬帮在一个离旅游区很远的、衰落了的市区长期占据着一大片地盘,靠觅食街道上的垃圾为生。人们抓获它们以后,可能用诱饵训练过它们。
至少它们没有被饿死。它们互相紧紧地靠在一起,毛发竖立,鼻孔里发出呼噜噜的低吼,龇着牙,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吠。“它会把它们全都咬死的,它会干得很漂亮,”托普斯说。弗罗贝尔在向狗靠近。它重视它们,但不畏惧它们。
它在鼓点的敲击声中吼叫着。五条狗一条接一条地向它扑去,又以原来的队形退回来。弗罗贝尔犹豫了片刻,警惕地盯着它们,鼻翼翕动着。也许它能从狗的气味中闻出一些什么,也许它辨认出了哪条是最危险的,哪条最弱。吠叫声现在听起来仿佛变成了尖叫。弗罗贝尔离它们依然有一米半左右的距离,它现在还够不着它们,突然,它猛地一扑.速度快得让我惊讶,与此同时,已经有三条狗咬向它的肋腹,另外两条跳到侧面,躬起后背,围着它迅速地打着转儿。弗罗贝尔双腿直立起来,有力地挥舞了几下巴掌,甩掉了扑上来的那三条狗,将它们甩出一米开外,随即狠狠地拍过去,其中的两条狗受了伤,一条伤在肩部,一条伤在后背,它们受到自己流出的鲜血的味道的刺激,再次扑了上去,试图咬住弗罗贝尔的嘴或上唇,但却没有成功。弗罗贝尔的前爪击中了一条正跳到半空中的鲁莽冒险者,有短短的一瞬间,那条狗挣扎着,似乎想继续进攻,但是第二巴掌已经拍了下来。“你看,你看! ”托普斯喊着。那条狗摔落下来的时候,弗罗贝尔咬住它的脖子,把它那已经断了气的躯体甩了出去。“多么有力量! 多棒的动物! 难以置信! ”第二条狗几乎是一不小心就落到了弗罗贝尔的爪子底下,弗罗贝尔的爪钩撕破了它的肚膛,肠子流了出来。乐队疯了一般演奏着,鼓在敲,铜锣在响。弗罗贝尔用牙齿咬住了扑到它后腿上方的第三条狗,把它像一块破布似的甩了出去,那狗在甩飞的过程中翻转了好几下,最后啪地落在沙地上,一动不动了。弗罗贝尔似乎感觉不到疼痛,尽管它身上有好多处伤口在流血,尽管那条最强壮的狗在它脖子底下咬了一口。
可以看到它肿胀的血管。弗罗贝尔的爪子够不着那条狗。
狗的胸部和前腿已经血流如注,但它还是咬住不放,还是不肯逃命,一代又一代驯练出来的颔骨肌肉的本能反应比对死亡的恐惧还要强大。弗罗贝尔咆哮着,浑身乱拍着,最后.它的爪子终于抓对了地方,一股鲜血像弧形的泉水喷到了沙地上,狗的动作虚弱了一些,随后力量用尽,它瘫倒在地。弗罗贝尔的最后一口咬破了它的喉咙。掌声雷动,舞蹈音乐响起。米哈伊给了弗罗贝尔一点甜食作为奖赏。我觉得今天晚上已经看够了,想看一眼手表,发现手表已经不在我的手腕上。那块表不值钱。“你喜欢这场角斗吗? ”——“是的,但是我得走了,我的朋友们在等我。”——“还有五头熊呢。”——“哪儿有出租车? ”——“我带你去。”
我们离开帐篷的时候,托普斯的兄弟们已经在等着和我告别了。我很怀疑这会是一次友好的告别。“你是否认为我是一个带你参观整个吉普赛城区的好导游,艾尔? ”——“非常好的导游,棒极了。”——“那么,我的报酬怎么说? ”——.“多少? ”我听到一声弹簧7 /弹开的声音,我自己上衣口袋里也有一把,但是我会让它呆在口袋里。四个人站在我的前后左右,靠得很近,近得我能听见他们的呼吸声。“你裤子左边口袋里的美元。”——“五十? ”——“你刚才说我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导游。”刀子已经直接抵在了我的下巴上.刀身又细又长,双面开刃;我听到身后也发出弹簧刀弹开的声青,然后是左右两侧同时弹开的声音。“我们没时间和你讨价还价。艾尔,下一场角斗一分钟后就要开始了。" ——”当然,没问题。这是你应得的。“我把那沓钱递给他,尽管我并不相信他们会杀死我。他们不会希望警察出现在这个地区,但是警察一定会在这里出现的,因为丽维娅他们知道我要来苏鲁库勒区。”走这条路,一直往前,就到了贝雅茨特大街。今天晚上和你在一起很愉快,艾尔。“
我很费力地点着香烟,直到第四次点火才把香烟点着,烟雾和清新的空气让我又清醒又眩晕,我沿着来时的路回到塞拉菲娜和格利高里安的酒吧,心跳渐渐平缓了,额头的汗也干了,我不再摇晃。经过酒吧时,我想起了艾拉,她在她用木板墙围成的破破烂烂的小屋子里睡着觉,睡得很沉.连梦都没有,她会很快忘记我,就像我忘记她一样。我本应该留在她那里和她做爱的,为什么我不对托普斯说,我宁愿和艾拉呆在一起而不想去看斗熊呢? 我试图回忆起出租车司机是在哪里把我放下的,试图回忆起那究竟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情。那些灯都已经熄灭了。沙地上一团团的肠子,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月亮从云层间露了出来。当一组黑乎乎的人影迎面向我走来时,我吓了一跳。我做好了把口袋翻出来的准备,打算不做任何抵抗地把最后几根香烟拱手交出去。但是他们对我不感兴趣。熊的吼叫,遭到致命一击的狗的哀鸣。我知道,我很快就要走到一条宽阔、明亮、有很多车辆行驶的街道上,街道通往老城区,也许七公里,也许十公里,走路大概两个小时,虽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但也不至于绝望,我很暖和,我的双腿很听话,而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抢劫的东西了,这让我觉得心里很安稳,此外,我的酒店房间里还有一个放满了食物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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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宾违背初衷买了一块蛋白石之后便离开了集市,沿路向人打听那个俄罗斯市场。路不太远。他向人打听那个珠宝商人告诉他的两个名字:乔根尼·彼得洛维奇和帕弗庸。他好像找到了其中的一个。此外他还与一个名叫尼古拉的人交谈过,此人在生意上和米勒有联系,他声称可以对阿尔宾透露一些详情作为补偿。但是他不愿意在阿尔宾离开这里之前把这些详情告诉他,除非阿尔宾星期六和他在杜苏努伦地区碰头。
一直到最后,阿尔宾讲的故事中都有很多漏洞。所有试图填补这些漏洞的尝试或早或晚都碰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尽管如此,纳格尔还是相信他。当我问他阿尔宾是否向他透露了一些超出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之外的情况时,他拒绝回答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有时候他会被一些在别人看来莫名其妙的问题或想法所困扰。
下午的时候,纳格尔与莫娜和我一起坐在东方豪华酒吧里喝咖啡。他决定今天晚上不喝酒了。他思考着自己购买的那块地毯,表述了一些零散的思想,认为我们应该对装饰图案重新做出思考:图案和色彩的无中心的排列意味着什么? 只是单纯的累加吗? 很可能它的意味并不仅仅是装饰、奢华和民众的愚昧。他猜测这种图案的背后蕴涵着一种熵的原则,即在空间里平均分配情绪和能量,没有区别,没有原动力。是一切运动的终结。就这样终结。在我们之后——几千年之后。
六点钟的时候,舍尔夫一个人来了,哈根没来。他一进门就嚷嚷着:他的圣像找到了,便宜极了! 只用了两百马克,还带着一个俄罗斯修道院的印章和证书。这对他的圣像之争装置将是极大的帮助。这会儿没有人想听他谈这个,但是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说着:现在他可以用原件而不是复制件来做他的复制工作了! 这两幅原件画得完全符合他的设想,它们与原始圣像极为相似,而且看不出任何个人操作的痕迹。这样就可以用一种全面、复杂得多的方式来提出现实和图像的关系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表达等问题。最让他欣喜若狂的是,他找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万能的神的圣像,而且还是一幅“曼迪林”。所谓的“曼迪林”是指并非人类手T 绘制.而是通过“奇妙的直接投射”产生的圣像,比如那幅“维罗尼卡的汗巾”——这件东西可以追溯为耶稣本人使用过的一条手帕,耶稣的光芒印在了手帕上。此外,这两幅原件源自俄罗斯,这将大大扩展整个装置的时代历史性,因为在苏联统治下被毁坏的东正教艺术品数量之多不亚于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期被破坏的圣像。这表明,甚至在今天,统治者的权力也能对圣像施加重大影响,圣像破坏主义绝对不仅仅是过去的事。
莫娜打了个哈欠。纳格尔闭着眼睛,手在腋下挠着。
“拿出来看看吧,”他说。
舍尔夫从塑料袋里拿出两个大约二十乘五十厘米大小的、用气垫薄膜包裹着的扁平小包。
“在德国,这些东西的价钱要贵三四倍。”
无论是金底儿上还是图画上都有明显的网状细裂纹,它们要么是手工工艺的失误,要么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好向不识货的顾客骗取高价。圣像背面的木头被侵蚀成了黑色。
“残损得很漂亮,”纳格尔说。莫娜说:“我祖母把这样的画挂在她家里的圣像龛上,每年五月和十月就在它前面点上蜡烛。”
那天晚上过得很安静。莫娜挑选的餐馆很舒服。扬没有和舍尔夫争执,阿尔宾也没有和丽维娅争吵。没有人喝醉,也没有人歇斯底里地发作。
星期四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去了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
参观完博物馆之后,阿尔宾与我们告别,一个人走了。丽维娅与扬、莫娜、纳格尔和我在城里溜达。我们看了一些小清真寺,四点一刻的时候又累又渴地回到了东方豪华酒吧。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纳格尔说他想起了柏林的巴比伦瓷砖,然后又谈起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一世,古巴比伦国王( 约前1124--前1103在位) 。其事《旧约.但以理书》中有记载。尼布甲尼撒二世( 前604-- 前562),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前五六八年攻陷耶路撒冷,俘数万名犹太人而归。大兴土木.建设巴比伦城.并为其妃造空中花园。)。扬问丽维娅,阿尔宾是不是经常喝那么多酒。丽维娅点点头。他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她的头在他的脖子上靠了一小会儿。莫娜抗议似的从他们旁边走过,咒骂着天气。
阿尔宾刚进来的时候没看见我们,他坐在吧台边上,也要了一杯啤酒,然后又要了一杯伏特加。他打开一张城市地图,神经质地翻着索引,显然是在找什么地方。他嘴里嘟囔着什么,左手在空中挥舞着。扬、莫娜和我都在盯着他看。丽维娅注意到我们嘴角的嘲讽的表情,她站起来,走到阿尔宾身边,吻了他一下。他立刻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她说起话来。他反复把手指插进发间理着头发,仿佛忽然之间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之线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编织起来的。当丽维娅请求他也一块坐到我们这张桌来时,他要求她先和他到酒吧的一个比较靠后的、不受人干扰的角落去一下,只要几分钟就行,他有东西要给她,一个惊喜,他不想在她新认识的这些朋友们的注视下把它交给她。丽维娅有点害怕。当她跟在他后面走的时候,她以为等待她的将是仇恨、叫喊,甚至打骂。阿尔宾倒在沙发靠垫里,她和他保持着距离,坐在了他斜对面的椅子上。他深吸了一口气:他很清楚,他们已经失去了机会。准确地说是他失去了机会。
这一点现在既不需要她的确认也无需她争议。他理解她的决定。他不想把她的生活也毁了。他只是奇怪她竟然能在他身边一直留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比所有人的时间都长。
丽维娅说,她好几次尝试着去反驳他,但心里却很清楚自己这样做并不全心全意的。他说了很长一段关于他们俩之问的共同关系已经结束的话,说得很动感情,有些地方还充满了自怜,当他说的时候,丽维娅想起了扬坚毅果断的表情。她知道,阿尔宾说得对。但是这话她不能对他讲。最后,他用颤抖的、不停出汗的手从上衣的内侧口袋里翻找着。一个蓝色的小塑料盒出现在她眼前。
“那个珠宝商说这是最适合你的宝石,”他说,“我当时觉得他在胡说八道,但是当他给我看这块宝石的时候,我不由得买下了它。”
随着拇指的轻轻一按,小盒子弹开了。阿尔宾向前探身,把它递给丽维娅。手的颤抖使那块蛋白石清晰的边缘变得有点模糊起来,橘黄色的光芒闪烁着,像一个损坏了的二极管。丽维娅心里想着: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在他们共同度过的五年时间里,阿尔宾从没送过她首饰,相反还总是对那些在圣诞节或者在有了外遇之后给自己的妻子送首饰的男人和那些为收到这样的礼物而高兴的女人们的愚蠢感到很反感。
她本来以为他要对她发脾气呢。这块宝石触及了她心里一个未加保护的角落。
阿尔宾很害羞地笑着,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那是在一次摄影师的聚会上,人群中,她有意无意地站到了他身旁,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给他递了一根香烟。现在,丽维娅最后一次看着这个她当时一眼就爱上、二十分钟之后就带回家里的男人,他那被映成橘黄色的双眼进入了她的视线,还有他鼻子上的红斑。丽维娅害怕阿尔宾能读懂她脸上的表情,读出她脸上浮现出的旧日场景以及此刻的惊吓和不久之后的告别。她完全不明白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他从来没有向她道过歉,更别提贿赂她,包括在她一分钱不赚而他是欧洲收入最高的石雕家时也没有过。她有一股直觉的冲动,想拒绝这块宝石,但是她的手已经接过了那个小盒子,拿出那块宝石,把它举在灯光里转动着。
“你喜欢吗? ”
“是的。”
“送你的礼物。”
丽维娅试图找到一句合适的回答。
在他们呆在一起的第一年里,有一个周末,他完成了一个雕刻任务从班贝格回来时,给她带了一支长茎的、形状像仙鹤的橘黄色花朵,说:“这是惟一适合你的花。”
“你为什么喝酒? ”
她的问题过了好一会儿才在他脸上引起反应。他的表情慢慢地从恍惚变成了蔑视。丽维娅不知道他是在蔑视她还是在蔑视他自己。
“喝酒不需要理由,不喝酒才需要理由。”
阿尔宾站起来,踉跄了一步:“我们可以过去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了,或者应该说是你可以过去了,我要叫辆出租车,去吉普赛人的城区。”
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祝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过了一会儿,扬说:“我去看看她怎么了。”
看上去她好像在哭。走近以后他才发现,原来是她的玻璃杯的光滑的表面折射的灯光在她脸上形成了闪烁的光斑。
“这是什么? ”
“他送给我的。”
扬靠在椅背上,抚摩着她的头发。她既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也没有把头扭开。
“他说他不想毁掉我的生活,如果我离开他的话,他完全能理解,然后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这个小盒子,我本来不想接受,但是突然之间它就在我手上了,我连一声谢谢都没说。现在他已经在去吉普赛人城区的路上了,那里很危险,但是如果他决定要做什么的话,十匹马也拉不回来。他很可能会花钱找个女人,你知道吗,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再也不为这些事担心了,他可以和十个吉普赛女人做爱,我无所谓。真可怕,感情到最后所剩无几。你觉得我冷漠吗? ”
“不。”
“请说实话,我总是被欺骗,已经再也不能听任何谎言了……”
“我去给你拿点儿喝的东西。”
扬走到吧台前,要了两杯白兰地。
“看样子是要来真的了,”莫娜说,紧紧咬着嘴唇。纳格尔把女招待叫了过来,付了上一轮的酒钱。当她又端来新的啤酒时,他向她要了一支笔,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了点什么。莫娜的目光跟着那女招待的背影:“这里的女人走起路来显得屁股很肥。”
“手感应该不错,”纳格尔说。
在我们去吃饭之前,扬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晚上我需要独自占用咱们的房间。至少几个小时。”
“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说? ”
“丽维娅肯定有她的理由。”
雨停了。我们决定在一家面貌破落的饭馆里吃饭,饭馆里坐的清一色全是土耳其人。老板给每个人都送上来一杯拉基酒,并另外叫了两瓶放在桌上,此外还端来了面包。
电视里在播放一场足球赛。比分是一比零,解说员的声音很激动。没有人在吃东西,大概是这一点让我们产生了怀疑的情绪,其实无论是鱼还是菜都和其他饭店里的没什么区别。霓虹灯和破破烂烂的桌椅让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并没有掉进一个专门欺骗游客的陷阱。纳格尔坐在莫娜和科琳娜中间。他稍微有点口齿不清,但是这并不能显示出他已经喝了多少酒,因为他的发音在喝完第二杯啤酒之后就会变得不太清楚,但是直到喝第二十杯的时候也不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我想吃鱼,”他说,“新鲜的地中海里的鱼。来吧,莫娜,我们吃鱼吧,这些鱼看起来挺不错。”
“我不想吃鱼。”
“橄榄烤鲭鱼。鲭鱼的肉很结实,不像鳕鱼和鲈鱼的肉那样软沓沓的没嚼头。别这么不高兴的样子,喝点拉基酒。
看在我的面子上。味道真不错。吃着这样的鱼,喝着这样的酒,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更加亲密的关系。“
“不一定。”
“莫娜,我的宝贝,你不喜欢我! ”
“您很好,教授,但是我不是您的宝贝。”
纳格尔解开领带,把手里的香烟按熄在烟灰缸里,又点上新的一支。扬和丽维娅坐在桌子一头窃窃私语着。没人敢打搅他们。阿德尔在逗萨宾娜开心。科琳娜试图加人他们的谈话,免得落到纳格尔手里。斯凡蒂叶在对舍尔夫——后者当然又是拉着哈根一道——解释她的捆绑装置的背景。弗里茨正在他的随身带的小本子上画一幅集市的漫画。餐前小吃还没有糟糕到要加以抱怨的程度。当身穿红色针织运动服的球队开始以二比一领先的时候,那些土耳其人发出一片叹息声。纳格尔忘记了他并不是单独和莫娜呆在一起的。
“以前我也相信理想的爱情,”他说,“浪漫、永远忠诚,都是胡说八道,相信我。你还年轻,你多大了? ”
“人们一般不问女士这个问题。”
“其实多大也无所谓。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一直到二十五岁,我都很天真,这是我母亲说的。如果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碰到了那个正确的女人,那也一样没用。什么伟大的感情,纯粹是胡说八道。什么我们是天生一对儿,蠢话。感情一过去,照样会毁了你。你在脑子里编造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好让自己平淡无奇的生活经历有一点意义。
一个中心,你的生活围绕着它旋转,一个黑洞,你的生活掉进去消失不见。你对自己说:失败是悲壮的。一切都失去了? 已经发生了! 没有胜利者,没有人的生活能够幸免于此。戏剧、爱情、疯狂——闹剧之父。但是没有人会为了和自己逗乐子而自杀,连分期支付的自杀都没有。那女人是个婊子、烂货。她只会留在那个不要脸的家伙身边,一个有钱的老头儿。开敞篷小汽车,不坐有轨电车,这谁不想呢。
别墅、游艇。钻石是姑娘们最好的朋友。她和我上床,最后却和那个律师结了婚。是在库河边上的登山者饭店里,请了两百五十个客人,也包括我本人。我喝得酩酊大醉,你一定不相信,我在饭店大堂里用酒瓶子砸花瓶,是古老的麦斯纳瓷器,砸中了,翻船了。我醒来时躺在城市另一端的一个醒酒间里。损失由那个新鲜出炉的新郎先生赔偿了,她可以用他的钱买我最好的作品,后来她还和我做过几次爱,在我工作室的地板上,在公园里,非常饥渴,可怜的,我猜她已经拿到了她的保时捷的钥匙,自作自受,要是现在的话,我也能送她一辆高尔夫……“
足球赛追成了平分,饭店里的欢呼声打断了纳格尔的话。他看起来有点发懵,过了片刻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们也都坐在这里。
“好好听着吧,要学的东西多着呢。这就是物质在爱情这件事上的地位。”
没等他继续说下去,一个满脸雀斑的姑娘把我们的主菜端了上来。纳格尔用手往鼻子里扇着鱼的味儿,陶醉在海洋的芳香里,他给自己斟满酒,一边吃着喝着,一边不加掩饰地不停叫着“莫娜,甜心,莫娜,美人儿”,试图说服她和他上床。
当他吃到那条鲭鱼的四分之三左右的时候,他的表情变了。
“这条鱼味道很怪,”他说着把盘子推到了一边。
“还有人点了鱼吗? 欧拉夫,你的那条怎么样? ”
“一般。”
“这条鱼变质了! 他们给我们上的是变质的鱼! ”
“我的还好,只是味道一般而已。”
“我不能允许他们给我上变质的鱼。这个破城市里难道就没有一家不骗人的饭店吗? 我不付这个钱。谁是这儿的总管? 我要和总管说话,经理! 过来! ”
纳格尔满脸通红,像一头海象一样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莫娜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想让他平静下来,被他一把推开了。当老板来到我们桌子跟前时,其他客人有片刻功夫忘掉了他们的足球赛。老板用极为柔和的声音问我们是否有什么问题,是否需要他帮忙。
“这条鱼的味道让人恶心。没法儿吃。还从没有人给我上过这种东西。如果我明天食物中毒了,我就要叫警察来对付你。我是德国来的教授! 警察会关掉你的饭店,你就甭想再干了。别指望我会为这盘垃圾付钱! ”
“您应该先听听他有什么建议嘛,”莫娜说。
“我不管,我不付这条臭鱼的钱! ”
莫娜的脸都气白了。所有人都担心纳格尔会跳起来乱打乱叫、毁坏桌椅。只要老板说一句话,饭店里其他桌上的那些男人就会站起来,拿着刀子,把我们团团围住。如果那样的话,想从这里脱身可就难了。但是纳格尔没有跳起来,而那个老板也不想有什么不愉快,他说纳格尔当然可以不付这条鱼的钱,还问他是否需要再点个什么菜作为补偿,当然是记在饭店的账上,也许来份甜点? 或者咖啡? 纳格尔把他的刀叉摔到了地上。
于是老板赶紧说,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的话,纳格尔当然还可以把那瓶拉基酒拿走,就算是他赔礼道歉的一个小小表示。
纳格尔一口喝光自己杯子里的酒,然后再次倒满。
“这就对了。理应如此。这还差不多。这条鱼是臭的,至少放了两个星期了。但是他道歉了,很好。我就不叫警察了。”
然后他转怒为笑,要那个老板也坐下。五分钟之后,他拍拍他的肩膀,把他交给了科琳娜,自己又把脸转向了莫娜。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走起路来已经歪歪斜斜,只能攀着莫娜的胳膊:“月亮躲在云朵后面,莫娜,忘掉云朵,让我们在月光下散步吧,只是现在看不见月光而已。但是这没什么关系。关键的不是可见之物,而是意识到某种东西的存在。今天的月亮一定很圆。你喜欢吗? 你和我,在亚洲和欧洲的交界处,在世界历史的土地上,谁知道这里都发生过什么事呢,一千零一夜,我觉得这些铺路的石头都能说话。
皇帝、苏丹、大臣、大主教、妓女,石头的观察角度一定不赖。
只要想想那几百万双鞋子,从铜器时代还是铁器时代开始的来着? 不清楚。高的、扁的、宽的、尖的;皮的、丝绸的、锦缎的、木头的、橡胶的——真荒谬。你还记得回酒店的路吗? 要不我们打辆出租车吧。其他人可以走回去。我们到我房间去再喝点儿威士忌,我有一瓶巴尔维尼,单一麦芽威士忌,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它的颜色是金棕色的,就像你的皮肤,口感柔和……别提多柔和了。你了解威士忌吗? 没关系,我教你。你是惟一一个可以喝一口我的巴尔维尼的人,其他那几个我要给他们上艺术课的弱智,他们爱喝什么就喝什么去吧,要我看就喝占边(一种威士忌)好了。“
莫娜每隔一段时间就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胸前推开。当他停下来想抱她的时候,她就像扯开一条没教养的狗一样把他扯开。他哀求着,试图回忆一首诗:“我的心灵紧绷着/而她张开了翅膀……大概这个意思。”
远处有枪声。扬和丽维娅溜掉了。我们回到酒店大堂的时候,到处都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纳格尔瘫倒在一把椅子上,闭上眼睛,打起了呼噜。我们没去管他,酒店管理人员会照顾他的。
莫娜和我决定到东方豪华酒吧去再喝一杯。我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做。我答应扬把房间让给他,请他等到他们结束以后到酒吧来找我,但是我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丽维娅说,他们那天夜里并没有睡在一起。她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是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不会发生那种人们在旅行时经常发生的短暂的爱情。那天他们主要是在说话,说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并排躺在床上,聊着,丽维娅说得多,扬说得少。快到两点半的时候,扬来到东方豪华酒吧。他说了声“你好”。莫娜坐在我身边,这让他不太舒服。她没问他干什么去了。我们又喝了一杯伏特加。
四点左右,丽维娅被开门声弄醒,尽管阿尔宾进来的时候已经尽量做到轻手轻脚。他的双颊泛着红光,眼神像精神病患者,总算走路还不是踉踉跄跄的,但是却满嘴胡话。
丽维娅不得不接受从做了一半的梦中被拉出来的现实。她用了好几分钟才完全醒过来,无法辨别阿尔宾讲的故事中哪些是真的,哪些只是可能,哪些是他编造的。他讲到了斗熊,并且说,现在他才知道,吉普赛人最早来自印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女人全身都长汗毛而且身体比欧洲女人柔软的原因。但是她们太扭捏了,扭捏得可笑,所以他放过了她,出于同情;他根本不是像丽维娅所说的那样是个怪物,他虽然欺骗过她,但是她也同样背叛过他。
后来丽维娅终于撑不住了,她几乎已经睁不开眼睛,于是她让他不要再讲了,请求他躺下,试着睡觉,因为她困得要死,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这一天事情太多了,明天她可以听他讲,多久都行,爱讲什么讲什么,但是现在别讲了。
阿尔宾没有咒骂,也没有离开房问去继续喝酒。他点点头,说:“忘了我对你讲的事情吧,那都是我的病态幻想的畸形产物。”他蹬掉鞋子,把衣服搭在椅背上,然后倒在床上,把身体转过去背对着她,蜷成一团儿,像一只被人遗弃的小动物。
18
商店门口挂着一些绣有月亮和星星的红色旗帜。
他说的那两个名字是帕弗庸和乔根尼·保罗维奇。
狭窄。二十七种语言发出的嘈杂声。身体散发出来的臭味。一车日本人努力地跟在女导游那把撑开的阳伞后面.他们把整个过道都堵住了。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东西。
一集装箱又一集装箱的廉价玩意儿,一年四季的圣诞节。
丽维娅不是那种人们应该送首饰给她的女人。连门拱上都画满了鲜艳刺眼的花朵图案。“不,我不买地毯。别抓着我! ”趁还没开始用胳膊肘去顶别人的脸、去撞碎橱窗之前,我必须挤出去。
出口。
充满了废气的空气,灰蒙蒙的,像用喷雾器喷湿了一样。有轨电车咔哒咔哒的声音。数不清的按喇叭的理由。
他叫彼得洛维奇,不是保罗维奇。
有成千上万个俄罗斯人叫这两个名字。为了这两个名字,我从一个退休牙医手中买了一枚墨西哥蛋白石,那牙医说他的诊所在比勒费尔德,那是丽维娅上大学的地方,也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真愚蠢。偶然。他熟悉西方的神秘学,谈及星座、神秘的力量。不过他说得对,那是最适合她的宝石。我会把它交给她。作为告别。出于残忍。它会让她方寸大乱,让她失声痛哭。在她忘记我之前。两百一十美元,没有人能保证它是真的,没人能证明那两个俄罗斯人是不是杜撰出来的。那个牙医害怕他们。但他也可能只是假装害怕并且装得很像而已。我估计他们控制了经由沙漠商队路线进行的远东黑市贸易。现在那里已经没人还在根据星象判断方向了。在俄罗斯各省,地下矿藏都是由匪徒开采的,珠宝商人都有违法犯罪行为,省长也跟着分一杯羹。钻石、黄金、铀和姑娘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好别问去了哪里。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排水闸。他们在这里清洗他们的赃物和走私货。只需盖个章、贴个标签就出口到欧洲和美洲。米勒一定是妨碍了他们。也许他企图建立一张自己的关系网。也可能他没有能力偿还欠款,还把他们的警告当成了耳边风,曾经多次不带现款去做交易。
“不,我不说英语,不说德语,不说法语。我说挪威语! ——你看,我个子这么高,头发是金黄色的! ”胸前挂着货箱的半大孩子们,脏兮兮的,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划分了市中心的地盘。
牙医说的那个水路转运中心应该离这儿不远了。我为什么相信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呢? 为了做成一笔交易,这儿的每个人都可以信誓旦旦地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侧是天堂或者地狱——是他亲眼所见。如果再给五百美元,他还会带你去。
在开始问路之前,我得喝点儿什么。一瓶半升装的拉基酒放进兜里。“……还有一个芝麻面包,”女售货员微笑着用德语答道。“据说有一个俄罗斯商人的市场,离这儿非常近,我想去买顶皮帽子,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走吗? ”——“往这个方向走,到第二条街的时候左转,然后一直往前,然后往斜前方右转,再直接走就到了。不过他们卖的都是便宜货。”
在一个清真寺前面,一辆旧雷诺车的残体在燃烧。不是车祸,而是有人把它停在那里点着了。缺了两个轮子。
烟是黑色的,发出一股烧焦了的橡胶味儿。没有人对此表示反感。几只乌鸦在烧剩下的草地上溜达着。其中一只把一个团成一团儿的锡纸包啄开,因为那里面包着一点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它停了下来,歪着脑袋。可以看出来,它在思考。我给它扔了一点面包屑。其它乌鸦企图去跟它抢。
它嘴里衔着那块面包屑振翅飞走了。
一排排用纸裱糊着的桌子,上面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男人们穿着迷彩服的裤子、棉上衣,因为寒冷而不停地搓着双手。他们戴着有耳遮的长毛绒帽子。东方出口集团:水晶杯、瓷器、金属器皿、衣物、罐头食品和伏特加。顾客熙熙攘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一倍的妇女们在为家庭开支而讨价还价。孩子们把塑料球从一个水坑踢到另一个水坑。偷来的烛台、门窗插销、香炉和圣像,这些东西或者卖给那些不了解海关规定的游客,或者卖给那些觉得进口贸易风险太大的商贩。交易进行得很安静,人们小声讲着价,从牙缝里挤出商品报价。五百克罐装的真正的贝鲁加牌和玛洛索尔牌鱼子酱,几乎等于白送。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有简单的手势。越是有军事色彩的摊床上,人们的话越少。摊床上有指南针、望远镜、勋章、军衔标志,旁边还有夜视仪器、瞄准望远镜、信号枪和指结连环铜套。桌子底下摆着一些铝箱子,里面放着真正的货物,桌面上摆出来的只不过是装饰。“我想找帕弗庸,或者乔根尼·彼得洛维奇。”——“帕弗庸不在这里。”不管怎么说,他看上去好像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那个牙医没有骗我。“你想要什么? ”——“我想跟他本人说。”——“我帮不了你。”——“事情很重要。”——“问问那个戴黑边眼镜的人,他叫尼古垃.”——“他的摊位在哪儿? ”——“滚开。”这些商贩中有多少人是戴眼镜的? 在这一带我一个都没发现,但是整个市场很大,一眼望不到头。喝口酒对付一下胃部的疼痛。“你想要大麻吗? ”他前面摆着军服。我很想抽一根烟丝和大麻的混合烟,但是我不想进土耳其的监狱。不停地有人在摆起摊位,有人在撤掉摊位。货物已经出手的人走了,随后立刻有人占上他的位子。还有些人刚来,正在从汽车货箱里往下卸箱子:俄罗斯铜茶皿、琥珀。
如果一副黑边眼镜就是全部特征的话,那么那个站在卖针织枕垫、床单和手袋的摊床后的人肯定就是尼古拉了。
巨大的角架上放着一些杯壁有一厘米厚的玻璃杯,这些玻璃杯把他的眼睛放大得好像整个眼镜框都被填满了。我停下来,先看了看他的商品,然后才看他。他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当我耸耸肩表示听不懂时,他换成了德语:“西伯利亚出产,牧民织的。最好的羊毛,在德国根本买不到。”——“你是尼古拉吗? ”——“谁告诉你的? ”——“我在哪儿能找到乔根尼。彼得洛维奇或者帕弗庸? ”——“为什么? ”我接下来说的话是有生命危险的,近乎疯狂:“我是约翰.米勒的朋友。”——“他们不在这里。周末才来。”我要试探他一下,也许他会上钩,如果他不上钩,那就是我倒霉:“他的货在哪儿? ”——“这不关我的事儿。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米勒两天前死了。“——”见鬼。你想怎么样? “——”我替他把生意处理完。“——”他妈的。“——”抽烟吗? “——”米勒人还不错。“——”货在哪儿? “——”克里米亚半岛可能发生了战争。黑海上停满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船队。“——”你能帮我吗? 我是新手。“他把眼镜推起来,揉了揉眼睛,那是一双非常普通的灰眼睛。”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伊斯坦布尔不是儿童游乐场。“——”没有人认识米勒的联络人,我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有结果。而且要收钱,我得养家糊口。买块桌布吧,给你母亲或者你女朋友。“——”我应该什么时候再来? “——”星期天。买点东西吧,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盯着我们。“——”这个包多少钱? “——”一百五十万。不要马上走开。再看看皮货,或者望远镜。找一样东西讲讲价,这对你我都有好处。“
我在伊斯坦布尔还要再呆一个星期。如果干得漂亮的话,我就进了珠宝走私行当,干这一行挣钱比在雕刻室里容易,不会被石头粉末呛死,而是被子弹打死。我疯了,神志不清了。躁狂症发作,酒精引起的自大狂。“谢谢,我不要俄罗斯玩偶。,‘他们会干掉我——不是俄罗斯人就是米勒他们一伙儿的。死得快速、干净。那也不错。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把我引进一个陷阱,拧断我的骨头;在我永远闭上嘴巴之前拿烟头烫我的皮肤,直到我把并不存在的雇主和幕后操纵者交代出来。我不怕痛,这一点我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学会了。交代了也没用,他们会去调查我讲的每一件事,会好好收拾我,把我剁成碎片,让我像一头被屠宰的小牛一样血流如注。”有枪吗? “——”没有枪。“——”哪儿有7 “——”哪儿都没有。“弄一支武器应该是可能的。人不会忘记怎样射击。也许父亲到底还是教过我一些有用的东西。
尼古拉走了。我本应问问他的。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在他的桌子上卖东西。尽管越少人认识我的面孔越好,我还是对那个人说:“我想买一把手枪。”“滚开,老兄O ”
我需要一个传奇。梅苏特是惟一能帮我的人。尽管我让他恼火,他还是放了我。他本可以让他们揍我一顿以示他们不是在开玩笑的。
冷汗。膝盖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由自主的。
我的心跳很不规律。不到三十岁就心肌梗塞,这实在罕见。
我必须坐下,但不能坐在这个肮脏的地方。那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尼古拉会恼火的。集q-注意力。站稳。不要摇- 晃。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不要倒下。喝口酒润润发麻的舌头。嚼一小块面包,直到嚼出甜味。不要呕吐。尽量均匀地呼吸,稳定一下血循环。马上就会过去的。最后十米一定能走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异常。推开门的时候,一只钟发出清脆的鸣响。窗边有一张桌子,坐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整个转运站。我坐下。全身发痒,仿佛有成千万只小甲虫聚集在我的血管里。它们的甲壳互相磕碰着,发出一种类似电视屏幕上布满雪花时的声音。电视里在播放猫和老鼠。现在是两点半,天色不应该这么暗的。市场消失了。人们的手势变慢了,他们的脸和手是灰蓝色的。“你好。”——“咖啡,谢谢。”——“土耳其摩卡还是雀巢? ”——“行。”他端来了一杯雀巢。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她相信奇迹和咒语。
一个身穿半长的黑色皮大衣的女人从右边走过来.经过窗前,果色的头发用一枚镶着珍珠的别针高高挽起。我很熟悉她晃动屁股的方式,那是在尽力做出优雅的样子。
伊琳是在星期六夜里失踪的。我盯着她的背影。她走到一个摊床前,那是告诉了我尼古拉的名字的那个男人的摊床。
她在和他说话。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出个轮廓:古典型的轮廓。我可以肯定,她就是伊琳。我跳了起来,但身体的重量又使我重新跌坐在椅子上。我肯定无法跟踪她、跟她交谈。
我必须和梅苏特谈谈,就今天。精灵的故事让他去给他的孩子们讲吧。我还没疯呢。这个市场上的每个人都认识米勒。不是我的脑子在编故事。我所看到的事情是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我和他一起喝过威士忌。两天以后他被人枪杀了。昨天有人把他房间里的地毯换掉了。伊琳在和米勒的联络人说话,双手放在大衣兜里,看样子他在给她布置任务。梅苏特撒谎了。
我没有力气为一杯咖啡和人讨价还价。
天上下着毛毛雨,路很滑。走路到苏丹酒店需要二十分钟。一个看不见的钟笼罩着我,将噪音和一切场景都隔在了外面。
我为什么要求助于一个摆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欺骗我的酒店门房呢? 灯关了。公路边上有一个很旧的小墓地,墓碑都已经泛白。在这个地方安息倒也不错。身穿燕尾服的侍者靠在转门旁边的酒店正墙上,谈论着那些可笑的客人。他们没有肩负着把我赶走的任务,所以他们只是扯了扯帽檐。梅苏特看见了我,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我想知道您玩的是什么游戏! ”——“我的朋友,您有些气急败坏。”——“找到几个认识米勒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稍等片刻。" ——”我……“不等我说完,一个男人就打断了我的话。连声抱歉都不说,这个男人是刚才紧随着我走进来的,现在他正站在我身边,把我挤到了一旁。梅苏特向他伸出手,那个男人鞠了好几个躬。他的防雨绸外套里面穿着一件名贵的深蓝色西装,手上戴着一颗镶有红宝石的戒指,他亲了一下梅苏特的手指。我只听懂了一句”好的,赛义克先生。好的,赛义克先生。“梅苏特点着头,偶尔说一句”这是真主的意旨“或者”感谢真主“。这是土耳其人每天都要说的两句话。一个从衣着和手势来看应该属于社会最高阶层的人为什么要对一个自负的酒店门房如此毕恭毕敬呢? 因为这个门房只是拿这份工作做幌子而已。正如西西里的黑手党老大长年经营一个报摊一样,伊斯坦布尔的教父乔装成国际大酒店的一个雇员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也许这个职位恰好非常适合控制局面、协调各种利害关系、操纵生死大权。世界各国的商人在这里来来去去,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我旁边的男人低声说着话,皱着眉头,好像在描述什么困难。梅苏特听着,每次答话之前,看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反应。他的语调听起来郑重,像在吟诗似的。意大利的黑手党老大也喜欢诗歌和格言警句。梅苏特的头微微动了一下,示意我离开。我乖乖走开,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刚好能看见那幅巨大的蓝色清真寺的照片,照片中的清真寺在晚霞映照的杜鹃花丛后面熠熠闪光。一片片紫色的云.大海。我没有拍桌子叫骂,没有嚷着要找酒店经理,而是耐心地等着。他有一种让人无法不服从的力量。我还从来没有容忍过哪个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拉到他面前,像对一个法庭上的被告一样对我说:”您太激动了,阿尔冥。“——”我不能允许您说我失去了理智。“——”您的理智疲劳过度了。“他侮辱了我,我却没有自卫,他抓着我的肩膀,却没有受到惩罚。”米勒曾经来过这个城市,来接一批从边境非法走私来的珠宝货物。调查这件事并不难。已经有人答应我提供进一步的线索,但是我不能告诉您这个人是谁,除非您能证明您愿意合作。没有哪家酒店愿意接待警察,更不用说是因为涉嫌谋杀了。“——”您的钱肯定不够用。“——”这和钱有什么关系? “——”您不辨真假,分不清有价值的线索和不重要的线索。您只是打听出几个名字,但别人可能会拿您开涮,让您到处跑来跑去。为此您得付一沓一沓的美元,越来越多的美元,一直到您分文不剩,因为您一心想打听出点结果。您不停地付钱,却打听不出任何东西,就算您拒绝,他们也有办法强迫您付钱。那些商贩中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把秘密泄露给您。作为对手,您太容易被看透了,所以没有人会把你当同伙儿。您就是一头母牛,他们只是挤您的奶,因为这根本不用花力气,还能白白得到牛奶。一周后您就要启程离开了,到那时候已经有一大帮人从您手里挣了一笔零花钱。您盲目地追踪一些错误的线索,原地兜着圈子,一圈又一圈。万一有人担心您看见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事,您就是死人一个了。也许会发展到这一步,也许不会。《蔷薇园》(波斯文学名著)中说道:有两件事按理智是不可想象的:一是获得超过真主规定的食品;二是死在主规定的大限之前。还有:不管是连声道谢还是哀声悲叹,确定的命运也不会改变。/老妪的孤灯或熄或燃,/与管风的天使有什么相干? 这是第七十四条建议。您闯进了拜斯医生的店里,对此您应该感到高兴。您的口袋里放看一件物有所值的东西。如果他想骗您的话应该不是问题.“——”这个公道的价钱是我跟他讲价才得到的。“——”那些高加索人不会保护您的。对他们来说,您的命还不如一片鱼干值钱。“——”我看见约纳坦·米勒被人枪杀了,如果当时保护了现场的话,一定可以找到证据的。“——”我关心的是您,不管您相不相信。“——”应该查清楚,到星期一之前,是谁订了那个套间,他的长期住址是哪儿,是否有人发现他不见了。“——”您有很大的麻烦,阿尔宾。“——”这是一次集团犯罪。我是最重要的原告证人。法庭会保护我的。“——”这个城市里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城市的面貌每天夜里都在悄悄发生变化,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计划有效。对于一个有良好关系的人来说,把您埋进某个地基里简直就像儿童游戏一样简单,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基明天会不会被填上土。“——”我会保护自己的。“——”您照照这面镜子。您的病已经很明显了。“——”我很健康。我只是酒喝得太多了,仅此而已。“
他是怎样瓦解我的全部抵抗的? 他已经连续三次制服了我。太阳穴很痛。我再也受不了他的眼神了。他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掀开了脑壳。支撑大厅天花板的柱子变成了他的大脑组织结构的投影屏。从他身体里伸出来或者通往他的身体的纤维变换着各种透明的颜色。头改变了它外在的形象,皮肤像一层蜡一样是透明的,里面是被解剖开的肌肉组织,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在这些肌肉之间流动着。他和外界之间在进行着一种特殊物质的交换。他的眼球在眼眶里无所依托地滚动着。
我猛地用双手蒙住脸,让眼前变黑。我感觉到他的手牢牢地抓着我的肩膀,我觉得他的力量足以把我按倒在地。
“跟我来,阿尔宾,我给您看点东西。”
他知道我去了哪里,和哪些人说过话。他的触角比我担心的还要长千万倍,在这里我根本没有可能摆脱他的控制。现在逃跑还不算太迟。我可以把机票改期,带不带行李都无所谓,登上下一班飞往德国的飞机,通知不通知丽维娅都行。我撤出这块地方,这会让他们长出一口气,我可以接受德累斯顿那份修缮房屋正墙的活儿,在那里隐姓埋名三个月。然后我在另一个城市住下来。法兰克福、科隆。
他把我推进电梯,多么明显:我就是一只待宰的家畜。他在数数,也可能是在嘟囔,嘴里吐出的话带着旋律。我们进了一个地下室底下的地下室。昨天他宽宏大度地放了我一马,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没有躲到安全的地方去,而是和他对着干。“您面对自己的时候就像面对着一面黑乎乎的镜子,您连自己的轮廓都看不清楚。”他用手指了指左边。
我得记住这条路线,万一他出了什么错我就可以伺机逃跑。
走廊里发出潮湿的霉味。霓虹灯把墙壁映成惨淡的绿色。
梅苏特的脚步声回荡着,我的运动鞋发出刺耳的吱咯声。
墙后面是轰隆隆响的锅炉和水泵。铁门上挂着一些严禁进入的牌子,写着:禁止进入! 危险! 还画着闪电和火花。
“我可以帮您擦亮镜子。”他打开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好多落满了灰尘的柜子和桌椅。此外还有一些刚出厂的、包着薄膜的家具。没准儿这些家具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比如某人在吃早餐的时候砸碎了桌子的玻璃桌面。大捆大捆的塑胶地毯。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害怕。紧贴着天花板的那些未被包裹、仅仅涂了油漆的裸露的管道形成一个三维迷宫,管道里的液体在咕隆隆地流动。酒店的肚子有了胀气。
把梅苏特打死的想法是错误的,尽管那样做并不难——如果他没带武器的话。我还想找到回去的路呢。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不等其中的一个被付诸实施、变成现实,另一个想法就又已经出现。“您把医生误当成了投毒者。”不,正相反: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我充满信任地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了刽子手。脑子里在轰鸣,金属撞击混凝土的声音。灯光很暗,我看不清角落里有什么东西。“您还没有完全迷失。”他打开另一扇门,这是四扇门中的第二扇,四扇门前后相接,像在监狱的走廊里一样。我们果然走进一扇类似牢房的屋子。陷阱就要关上井口了。有撞击声。隔壁房间里有水在流动。靠里面的墙上砌着洗脸池和厕所马桶。墙的高处有一扇安着铁栅栏的小窗子,窗子对着一个天井,天井里射进来一点微弱的光线,眼睛适应了之后,刚好可以凭借这点光线看清屋子里的摆设。如果要读书的话这光线就太暗了。
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梅苏特为什么不开灯? 左边是一个木板床,床上铺着已经被压凹了的床垫。床旁边是一个窄窄的小架子,架子上放着三本书,好让囚犯不至于无聊得发疯。三个月以后他就能把第一本书背下来了。
如果看守把他从睡梦中扯起来,随便引用其中的任何一段,他都可以接着这段背下去。凳子上放着叠好的毛巾和浴巾。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有一些极小的阿拉伯文字。
“请您跪到那儿去。”他指着一块斜放在床前的破旧的小地毯。我照他的话做了,等着他的同伙出现,等着他拉开手枪的保险栓。“您可以在这里销声匿迹,我把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几个星期之后就不会有人再找您了。然后您可以飞回德国,重新开始。您不要放弃。”小地毯就像一块绿色的草坪,草坪上方悬挂着一盏铜制小油灯,草坪周围的黄杨树篱和玫瑰花床构成均匀的几何图案。“除了我没有人能进这些屋子。我会替您弄来食物。橄榄、枣,有时候还会有汤。照料得比较寒酸,但这是特意替您弄的,不花钱。如果您需要什么,就写一张纸条,放在门前。”隔壁传来冲马桶的声音,声音很大,吓了我一跳。他要让我消失,要粉碎我的意志,直到我不再对他构成威胁。“在此之前让我们一起来选出一头替罪羊,让它替你去死。”我跪在那儿,仿佛看见他们把一具尸体装在口袋里绑紧,捆上大石头,装上快艇,然后向远处的大海驶去。梅苏特或者某个知情者当着那个俄罗斯组织的人的面,把尸体扔下船,他们要证明我已经被除掉了。“这块地毯对您来说是个好地方。”——“多长时间? ”——“五个半星期。”——“为什么不是四个星期? 或六个星期?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教您一句诗,您要背下这句诗,每天反复吟诵。这句诗会保护您,让您的心灵在与世隔绝的孤独中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您听着(以下两句阿拉伯文意为:”与艰难相伴的,确是容易;与艰难相伴的,确是容易.“引自《古兰经》开拓章。):
看您的了。“——”我一个字都不懂。我怎么可能记住我根本不理解的东西呢? “——”您考虑考虑。和丽维娅说一声。决定还是要您来做。快点儿。没多少时间了。“
他没有开枪,而是再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他不会杀死我,现在他要把我重新带回大堂去,送走我。我站起来,虽然我很想在这个地毯小花园里多呆一会儿,如果能安安静静地在那儿多呆一会儿,我想我就可以听到乌的叫声和树叶的沙沙声了。
我像瞎子似的走在他前面,发现凭我自己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在电梯里,他说:“您要知道,我的建议是您惟一的机会。”——“不。”
当我走出旋转门,往大公宫殿酒店方向走去时,街道对面的一个男人开始行动起来,他穿过马路,跟上了我。我加快了脚步。尽管我的个子比他高得多,但他还是毫不费力地跟着我。在拐上叶尼·塞里勒大街的时候,他赶上了我,拦住我的路。“你向人打听过我。”——“你是谁? ”——“其中一个。”——“事情和米勒有关。”——“米勒死了。”——“他的货物。”他皱了皱眉:“米勒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很熟悉情况。至少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已经不错了。他在这儿的几年时间里犯的错误比你在过去三天犯的还要少。我对这不感兴趣,你不用怕我。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不再碰这件事。也不会走到每个警察局门口的时候都拐进去。没什么可分配的。苏联解体以后,珠宝生意就落在了高加索人的手里。三个家族瓜分了整个市场。对此人人都很满意。
米勒的死是一个意外,是一个精神病人的一次大脑短路的结果。他做了一件极端愚蠢的事情。现在有一大批人都很激动,在忙于阻止战争的发生。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有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冲在最前头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如果你愿意听我的建议的话。当然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帮助你。“
我必须睡一夜。
我真的说过这句话吗? 抑或仅仅是想象?
19
我不知道阿尔宾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在苏丹宫殿里才呆了四十五分钟,他就已经喝得烂醉,以至于当我们在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女导游的带领下参观后宫的时候,他已经不顾天气寒冷躺在院子里的一个长椅上睡着了。丽维娅认为他的身体组织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最终的崩溃。她说,从早上醒来开始,一直到他在参观珠宝展的时候开始踉踉跄跄,直至最后差一点栽倒在陈列音乐象的玻璃柜上,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都是呆在一起的,除了咖啡以外,她没看见他喝过任何别的东西。
纳格尔、莫娜和我也几乎没怎么睡。困倦战胜了感觉的保护机制,我们两眼无神地穿行在这个古老没落而奢华的形式丛林中。三百多个房间,从储藏室到客厅,每一间都用植物、动物和文字图案加以装饰,具体的、抽象的、几何对称的、绘画、壁毯、浮雕、瓷砖、雕刻、镀金、石头、木头和陶土。这些图案和装饰在地面上铺的地毯中得以延续,然后又变成窗前的网眼窗帘、火炉前的锻造铁栅栏和家具上的镶嵌细工艺。女导游讲到黑白宦官,讲到权力无边的苏丹的母后们以及被关在笼子里最后失去理智的王子们:艾哈迈德的兄弟易卜拉欣,他一心怀疑他的一个妃子欺骗了他,于是下令淹死宫里的两百八十个妃子;苏莱曼的儿子塞里姆,他从不离开受保护的区域半步,终日颓靡地和小妾、婢女及阉人歌者厮混在一起。我们置身于一个现在并不存在、过去也不曾存在过的世界中,但这个世界却在散发着魔力。扬闻着丽维娅的发香,对她耳语着一些悄悄话;哈根紧紧贴在斯凡蒂叶身边;萨宾娜对阿德尔吐露了爱意,让阿德尔感到不知所措;就连纳格尔都在考虑自己是否也该做点装饰图案的实验,这与他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冲突的,将会以牺牲画廊为代价,做出来的会是非常糟糕的东西,并且永远无法赶上这里的工艺,另一方面,在V2a型彩漆钢材上做这种装饰图案,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所以做出来的作品将会让人感到很陌生,并且由于脱离了原本的语境而变得毫无意义: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参观结束后,丽维娅叫醒了阿尔宾。他一点都没觉得冷。看上去他明显感觉好多了,他说他得去城外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去为珀斯根买一张明信片,一个法国诗人曾经在那个咖啡馆里悼念一个土耳其姑娘。他说他不需要别人陪他去,大家晚饭前在酒店碰头好了。他站起来,对丽维娅一句话都没说,一个表情都没有,就走了。
“真让人恶心,”莫娜气愤地骂道,“如果他敢这样对待我的话,让他试试看。”
离开苏丹宫殿的时候,丽维娅从手袋里拿出给特亚的明信片,投进了信筒。
接下来没有别的游览项目了。纳格尔决定回去睡个午觉。扬、丽维娅和我也都有此意。莫娜还要去一趟集市,她想给她的男朋友买一件礼物。舍尔夫想去柯拉修道院看看拜占廷风格的马赛克。哈根用胳膊搂着斯凡蒂叶,不久他们就拐进了旁边的一条街。空气又湿又冷。几个无人看管的孩子从我们身后跑过来。一辆没装货物的马车咔哒咔哒地从我们身旁经过。
“我今天不回来过夜,”回到房间以后,扬对我说,“如果我们离开酒店的话,你别觉得奇怪。”
他拿了自己的洗漱用品包,喊了一声“回见”,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二十分钟之后,楼层服务员送来一盘餐前小菜和一瓶红葡萄酒,是扬为我点的。
七点左右,我们在大堂里集合,大家没有任何争议地一致同意去阿尔宾第一天晚上给我们推荐的那家饭店去吃饭。
在饭店里,气氛很压抑。造成这种压抑气氛的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我们的餐桌上。萨宾娜拼命克制着眼泪,科琳娜正试着安慰她。阿德尔一点胃口都没有,碰都没碰他的烤肉串,只是摇着头。她显然已经知道了他对女人不感兴趣。没有人还相信这次旅行会愉快地结束。此外,纳格尔又发火了,这让大家很害怕。他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要跟上他的思维是很困难的,只有阿尔宾能理解他的意思。莫娜试图挽救气氛,她一边唠叨着我们这几天见到的种种“让人着迷的事物”,一边不时放声大笑,但是她的努力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弗里茨在一张已经贴了邮票的空白明信片上画着缠绕交织的图案。莫娜问他是否要把自己的全部作品都寄出去,他答道:“我把这称为邮件艺术。
虽然已经存在这样的艺术了,但是我的画比他们的好。“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
“我把大多数明信片都寄给了一个画商。”
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又回到东方豪华酒吧。我坐到了阿尔宾身旁,这也许是一种欺骗。我只是希望不要有什么。
不愉快发生,希望扬和丽维娅能走得成。主要是为了丽维娅。阿尔宾和我坐在吧台边上,其他人则三三两两地坐在几把椅子上。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阿尔宾决定信任我,开始对我讲述。“我一直不愿意活着,”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你才二十八岁。”
“这和我父亲是个酒鬼、废物没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个理想的父亲,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有那么一天,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那个瞬间没有丝毫特别之处。没有失望,没有抑郁。
一件非常平常的事:那个曾经是我父亲的男人没有从工地上回来。八点,九点,他一直没回来,也没有打电话来。我母亲当时应该还很爱他,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每扇窗子里向外看,然后又打开门,眺望着地平线。她跑到公司去,公司里谁也没听说出了什么事。她呜咽着说:他出事了,他肯定是出事了。我寸步不离她的左右,因为我感觉到空气中正酝酿着什么不幸。如果父亲在的话,他应该能够阻止这不幸事件的发生的,但是他不在,不仅如此,灾难还在威胁着他本人。母亲绝望了,她救不了我,也救不了克莱斯和克萨韦尔。失去了父亲,她就失去了她的和我们的保护神。
我们陷人了彻底的绝望和无助中。母亲站在门外,抚摩着自己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辨认着远处开来的邻居的汽车,完全忘记了我站在她身旁。我的手太小,不能扣动枪的扳机;我没有钱包,不能给她钱让她去购物。我的父亲在那天十点左右——当母亲哭倒在沙发上的时候——死掉了。她是孤零零的,我也是孤零零的。父亲丢下我们不管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一个工人把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送了回来,这个男人是个破了产的暴君。他不能给我们提供安全和保护了,他的权力因此丧失了合法性。安全是所有专制暴君的魔咒。人们为了安全而被监视、被监禁、被杀死,为了安全而去当叛徒,去杀人。我宣布他的统治结束了,事实上这种统治后来还持续了十年。但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不再顺从和听话了。但是,还没等到我能够报复他,他就跑掉了。他是个懦夫。我不想变成他那样的人。但是我酗酒,和他一样。所以我得想办法结束这一切。“
阿尔宾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他父亲的逃跑、他母亲的死、他的前几次恋爱、他作为雕刻家的失败,以及他和丽维娅在一起的几年时间。
天快亮时,他讲了一个发生在他和他的父母亲之间的可怕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斯道特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他把这个故事称为真正的开始。丽维娅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她认为这是他那天夜里编造出来的,要么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要么是为了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一点钟刚过,丽维娅就和扬一起失踪了。阿尔宾和我都没看见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当他发现他们失踪了以后,就问我是否知道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是我没有告辞,而是要了两杯伏特加。他可能会以为我是因为很享受才呆在这里的,因为他让我感兴趣,因为我想找乐子。当我开始变得口齿不清的时候,我谨慎地停止了喝酒。
扬和丽维娅为他们的第二夜做了精心的准备。当扬告诉我他将在别的地方过夜的时候,丽维娅已经又订了一间房,估计是在大公宫殿酒店,也可能是在附近的其他酒店。
她没有说出这个地点。整个下午他们都在计划他们应该在哪里分开、怎样分开,然后又在哪里、怎样再次碰头,他们为这个晚上设计了好几种可能的情形。他们的运气很好,最后出现的是最不复杂的那种可能:阿尔宾已经在喝第四杯或第五杯加柠檬的伏特加,正在跟他在吧台上的邻座聊着,他已经逐渐把自己还有一个名叫丽维娅的女朋友这个事实淡出记忆了。他在提到她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时。还差十分钟一点的时候,丽维娅说了声“晚安”,没有和阿尔宾告别就离开了酒吧。扬在他的座位上盯着阿尔宾的头部运动,断定他绝对没有观察她。出于谨慎,他又要了一杯啤酒,平静地喝完了。他想防止其他人口无遮拦的信口胡说。最后他说:“我要么得喝点咖啡,要么就去睡觉。我决定去睡觉。”
丽维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试图想象事情会如何发展,随后又否定了自己的各种想象。在阿尔宾之前,她有过三个男朋友,但她从来没有欺骗过阿尔宾。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是他自己做出的结论。她没有欺骗他。
她既担心和扬在一起的感觉会完全不同,也担心一切会重蹈覆辙。写字台上挂着一幅画的复制品,一个身穿耀眼白衣的白人女奴站在一块红黄相间图案的狭长地毯上,她掀起了面纱。她面前是一只银制香炉,她的背景是一些阿拉伯式的建筑。丽维娅走进浴室,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无法断定扬是喜欢她素面朝天还是喜欢她化妆的样子。睫毛膏有点旧了,已经在睫毛之间形成一些碎屑。没办法,她忘记带卸妆水了。她重新涂了点唇膏。她还从来没碰到过不喜欢唇膏的男人。如果他把她的唇膏胡乱抹掉,她的样子看起来就会很可笑。实在不行她就把灯关掉。她用阿尔宾的眼光审视着自己,想着他的话。对他来说,她对自己是否满意根本不重要,所以她已经忘记了如何评判自己。她把头发散开,觉得自己的头发太少了,一缕缕的,那是因为头发的水分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于是她又把头发挽了起来,暗自希望扬的心情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阿尔宾是想怎样就怎样,不让她有任何责任的束缚的。多数情况下如此。她打开收音机,却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样的音乐。她打开冰箱看了看,考虑着,如果把那两瓶香槟连同两个玻璃杯摆在桌面上合适不合适,是否会显得没品位。东方流行音乐从天花板上潺潺流水一般放出来。当他们下午计划这个夜晚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现在她却在担心他是否会喜欢她的内裤和胸罩,担心自己的屁股上有褶皱,担心自己的乳房太松弛。如果是阿尔宾,他会喝一口杜松子酒,然后解开自己的裤子。“不要比较,如果以比较开始,人们就会失去爱情。”她很想喝一杯葡萄酒,但还是决定保持清醒,于是点了一根香烟,但只吸了三口就按熄了,因为她感到有点恶心。
她想象着自己坐在床边,解开靴子上的皮带儿。
尽管她是在等着扬,但是当扬没敲门就突然推门走进来时,她还是吓了一跳。扬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于是同样也去打开冰箱,问她想喝什么。
“白葡萄酒。”
他打开一瓶夏布利白葡萄酒的瓶塞,把酒倒进杯子,然后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而她正不知所措地站着,很高兴他把一杯酒放在她手里并和她碰杯。她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事情很简单,”他说。
她脱掉靴子,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
“谁都不知道,包括欧拉夫。”
“我现在不想说这房间的布置如何或者我们今天的印象如何一类的话,对我来说,这不是游戏,我不想要什么一夜情,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宁愿一个人生活,直到我彻底习惯孤独,如果没有你,事情一定会是那样的结果。也许是阿尔宾把我束缚住了,他处在一种状态中,在这种状态里,一个人很难离开他所爱的人。”
扬向前探身,握住了她的手。
“你吻过多少女人? 和多少女人上过床? 你见过成千上万张图片,什么样的都有。我这样问你并非出于好奇,你的回答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知道:这次能否有所不同? 会是怎样的不同? 忘记从前那些嘴唇和身体器官的技巧和味道,不去想电影、海报和杂志里那些数不清的身体? 这不可能,是吗? 我们不年轻了,已经不再是白纸一张。”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扬把她的毛衣的袖子推起来,抚摩着她的胳膊。丽维娅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把椅子挪得离扬近一些。她对于即将跨越界限有些害怕。
“我和你在一起并不是为了甩掉阿尔宾,我和他早已经貌合神离,他是我的不幸,他使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脆弱,脆弱到连结束一切的力量都丧失了。是我说服他来伊斯坦布尔的,为的是能在一个我们俩都不熟悉的地方重新找回那种让我们称为伴侣的东西。但是从机场到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怎么弄到酒。除了下一口酒以外,他什么念头都没有。”
扬把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丽维娅抱歉地笑笑,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很难看,她拿掉发夹,让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她的脸上泛起一抹绯红。“我不会逃走,扬。”
他点点头,他的拇指在她胳膊内侧一块柔软的地方划着圈儿,那些圈儿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涟漪。
“一切我都得重新学起。”
那些圈儿划到了锁骨部位,开始环绕着她的脖子。她的呼吸不再均匀,每一下呼吸之问不再连贯。扬站起来,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然后把葡萄酒瓶放在床头柜上。她坐在了床上。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然后他笑着把她扔到床上,抚弄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摸起来像小女孩儿的一般柔软。他用手指摩挲着她的耳垂,在她脖子上最敏感的部位轻轻哈了一口气,看到她的后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平躺在床上——每当阿尔宾晚上喝醉了酒要睡觉时,她就是这样躺在他身旁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当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以后,我通常只能和墙说话。
我还能和谁说话呢? 他是我最亲爱的人。我想让他知道我被什么所感动,我在忙些什么。他对摄影不感兴趣,只是因为顾及我的感受才没有表现出他的蔑视。我不想背叛他,也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他更愿意参加的是酒鬼协会。“
扬把手伸进她的毛衣里面,抚摩着她的平坦而结实的小腹。
“一个像阿尔宾那样的人会让你感到双倍的孤独。他和你说的话越来越少,但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不会把这些告诉别人。你为他感到羞耻,也为自己的羞耻而感到羞耻。”
她坐起来,脱掉毛衣,叹息一声倒在床上:“我知道,我这是在不合适的时间谈不合适的话题。”
扬摇了摇头。她的浅色丝绸衬衫下透出胸罩罩杯上的花纹图案。她的左胸上方有一块色斑。扬从瓶子里喝了一大口酒,然后把嘴唇压在她的嘴唇上,让凉丝丝的葡萄酒流进她嘴里。丽维娅闭上眼睛,感受着温暖的嘴唇和冰凉的液体之间强烈的反差,滑落进一个连着一个开启着的洞口中,那些洞口让这涓涓溪流流淌到一个似乎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扬的手缓缓地抚过她的后背,缓解了她的紧张,也顺便解开了她的胸罩。他的脸的界限模糊了,他的眼睛变成了她的眼睛,里面映出一片由沙丘、青草和足印组成的风景,小溪向着大海蜿蜒流淌着,却不刻意寻找大海,只是任凭自己跟随着大地的引力。她想在这里度过她的余生,最累人的事应该是擦掉那些沙粒。衬衫、内裤,紧绷着的双腿,他的手在她的双腿之间开始了一种游戏,那种游戏的规则她几乎快要忘记了。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我还想喝口酒。”扬伸长胳膊去拿酒瓶,让她靠在他的脖子上,把酒喂到她嘴里,她从没喝过这么沁人心脾的葡萄酒,从苔藓和山中青草间流出来的泉水,吸收了陌生的芳香,板岩,黏土,三叶草。她任由自己的髋部和臀部随着自身的节奏而晃动,扬没有拒绝这节奏,而是随着这节奏一起动作,当她被自己发出的叫喊声吓了一跳的时候,他把她的手从她的嘴边拿开。那小溪流进肚脐,从两肋流下去,混杂了盐分。
她很费力地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这样过”,她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了,不知道那是一句话,一个理由,还是一个回声。
后来他们静静地并肩躺着,迷迷糊糊地听着闹钟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像两只小狗一样紧紧地偎依在一起。
当阿尔宾和我从东方豪华酒吧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的时候,丽维娅至少理论上应该已经起了床,离开了酒店,出去拍摄那些正在卸货的渔轮或者正在苏醒的城市的活动了。
也可能她逃进了一家咖啡馆,因为她担心,不,因为她知道阿尔宾会醉醺醺地回到房间,她无法预知他的反应。
尽管丽维娅采取了那么多谨慎的措施,阿尔宾还是判断出她和扬在一起睡了。虽然前一天晚上,当阿尔宾从苏鲁库勒回来时她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但他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她。也许他的突然的失踪可以解释为:阿尔宾内心很骄傲,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在我们大家面前被抛弃。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给丽维娅买那块蛋白石,为什么在把它交给她时要做出那样充满戏剧性的表情。他偷偷溜走了,因为这样就不必去听丽维娅讲分手的话语。这比猜测他被那些高加索的、土耳其的或美国的珠宝走私商杀死或者绑架更让人信服一些。就连梅苏特也没暗示过曾经有什么凶案发生。
20
纳格尔付了一轮拉基酒的酒钱,但在付钱的时候,他忘记了他还欠丽维娅和我一顿晚饭。
只要有足够的乙醇透过胃壁渗透进循环系统,血液就立刻流动起来。皮肤微微颤抖着,仿佛有很多刷子在从里面刷着它。外面的冷空气让人感觉很舒服。我今天不冷了。幼虫的蠕动引起的疼痛变成了手臂和胸腔里的抽搐。
伊斯坦布尔的繁华大街上出现了一些安静的岛屿。
丽维娅在和扬说话。她不想知道我还有什么安排。
“你知道哪里能找到一个可以安静地聊天的酒吧吗? ”
纳格尔问。我们此时正等着科琳娜和萨宾娜,还没决定这个晚上要怎样过。“让这些小孩子们自己玩去吧。我实在无法忍受连续七天听着他们好学不倦的聒噪,这会让我神经崩溃的。”——“我是工匠,不是艺术家。”——“你是个特例。”他满嘴胡说八道。他们瞧不起他,但又害怕他。我们处于相同的边缘处境中。——“我们去苏丹酒店吧,那儿有一个爱尔兰酒吧,梅苏特曾经把我打发到那儿去,为了让我接受米勒其人并不存在的事实。我领你去苏丹,也许梅苏特现在正在上班,或许你可以和他说几句话,做出你自己的判断。我不排除他把我们赶出来的可能。而且那个酒吧的老板也是知情者:当我向他打听是否认识一个带着一位迷人女友的肥胖的美国人时,他向我推荐马龙·白兰度,土耳其人都喜欢马龙·白兰度,尤其喜欢他演的《教父》。他不是电影看多了,就是在向我发出警告。我跟他说,白兰度今天早晨在拍摄一部珠宝走私的片子时在这家酒店里被人枪杀了,他听了以后立刻终止了谈话,倒了两杯啤酒,开始直勾勾地看起电视来。如果你想去苏丹,我们就得往左走。”——“今天真是累人的一天,你们都累了,我和阿尔宾去别处走走。”没有人要求跟我们一起来。丽维娅不喜欢加入我们。她知道我们到最后肯定又是一通狂饮,她的嘴角有抑制不住的恶心。舍尔夫似乎觉得很受侮辱,正在和哈根窃窃私语——纳格尔宁愿和我在一起而不愿意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乙醇已经到达大脑,进入主管舒适惬意的区域,代替了缺失的幸福感神经。“玩得开心,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一辆旅游大巴堵在苏丹酒店门前的街道上,车上全部客人都下了车。几个穿制服的十七八岁的侍应生正在从车上往下卸行李。红色的地毯在灯光照射下像摊在地上的一摊血水。一些英国退休老人占据了大堂,他们坐在沙发上翻阅着酒店的介绍手册,在服务台前等候着办手续。只要有一个人办完手续向电梯走去,就有另一个人补上他的位置。“那个是梅苏特吗? ”——“不是。他可能在办公室里坐着呢。看见那个开着的门缝了吗? 房间里有灯光。”纳格尔从排队的人群旁边走过,走到服务台前,靠在那儿,像是想要一瓶啤酒的样子。“我有话要和梅苏特谈。”他的英语带着极为浓重的口音。我和他保持着距离。助理门房惊愕地看着他,但是纳格尔的脸上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怀疑。不能把每个人都搅进去。门缝里露出一只眼睛,那不是梅苏特的眼睛。有个人问是谁找梅苏特。“耶特先生今晚不上班,我能帮助您吗? ”——“是私事,”纳格尔千笑道,“真遗憾。”
酒吧里的人既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我们决定坐在门口右侧那个有沙发靠垫的座位上,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椭圆形的服务台,同时还能兼顾门口。“就是那个正在调鸡尾酒的家伙。”除了他以外,今天上班的还有一个其貌不扬的姑娘和一个平常肯定是在健身房度过业余时间的二十八九岁的男人。那姑娘走过来的时候,我们要了一杯轩尼诗和一杯特拉莫尔露。“他认出你了。他显得很不自在。”——“你怎么想? ”那酒吧老板对着那个女服务员说了点什么,女服务员听了之后立刻转身看了我们一眼。我估计他对她说的话肯定和饮料没有关系。“他给我们倒酒的时候很慷慨。”——“也许他想把我们灌醉。”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而是继续做着他的工作,摇着大杯饮料,打碎冰块,倒扎啤。
过了一刻钟以后,他慢吞吞地走到吧台另一侧,开始打电话。“做得非常隐蔽,”纳格尔说。——“不过是二流演戏水平而已。”——“这几天你弄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了吗? ”——“调查。今天早晨我观察到一些包含很多线索的情况。现在情况很棘手。过几天再问我吧。观察到那些情况之后,我在街上来来回回走了两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可以坐在里面观察到苏丹酒店大堂的咖啡馆。我想知道进入苏丹酒店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客人。游客和商人在那个时段都已经出去了.但酒店里还是有很多人。主要是一些土耳其男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步行来的,有些是从车里下来的。每个人在里面停留的时间都不长,顶多一刻钟,然后就离开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酒店的客人。现在你看看周围,看到一个土耳其人了吗? 这虽然证明不了什么,但却是一个判断的依据。”那个酒吧老板向我们投来审视的目光。
他和我们的距离很远,所以我们没理由惹他生气。“有一次我和塞普在杜塞尔多夫经历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夜里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参加完一个画展的开幕式,想在老城里找点烤香肠吃,我们摇摇晃晃、歪歪倒倒地穿过皇宫花园,忽然看到在我们前方一百米的地方站着两个男人,正在大声互相谩骂。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刀。当我们走近的时候,他飞快地在另外那个人的肋骨上连刺两刀,然后跑掉了。
我们跑过去,问那个人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他面无表情,一句话都不说,只是用双手捂着胸部。然后他忽然开始对着我们咆哮起来:你们滚开,这是我的事!如果你们不滚开,我就叫警察,说是你们袭击了我,你们这些混蛋! ——两天以后我在报纸上读到,在梅尔布施南边的莱茵河岸边,一个被用刀刺死的人的尸体被河水冲了上来。死者身份不明,正在寻找证人。我们去了警察局,听了有关法律程序的指示,知道了做伪证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我们承认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我们去了法医那里,法医把那人的尸体从墙上的大抽屉里拉出来,像《神探德里克》( 前联邦德国的电视系列侦探剧。) 里一样。我们认出死者就是那个从皇宫花园里出来的人,我们在证词上签了字,然后连喝了三天酒,因为害怕被人追杀。但是直到今天,凶手还是踪迹全无。警察甚至连死者的名字都没查出来。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帮助他呢? 塞普后来画了一幅画,题名为《荒唐能够抵御疯狂》,画上有一只苍白的脚,大脚趾上挂着一张写着注册编号的小纸条,脚的后面是一些金鱼在游来游去。“
那个英国旅行团中的几位先生坐在了我们的邻桌。其中一个还没点自己最喜欢的威士忌就说道:“对不起,女士,康沃尔不是爱尔兰的一个地方,而是英国最美的地区之一。”——其他人都点头称是。纳格尔摇着头,把手捂在脸上,因为克制着笑声而浑身抖动。然后他停下来,对我说道:“我有个问题……”我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我不想听这个问题。“……我认识几百个艺术家。你是其中之一。不是我特意挑选的。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做呢? ”我完全可以对他说:闭上你的臭嘴,这和你有他妈的什么关系。他不会生气的。但是我说:“我没想过为什么的问题。我叔叔家开过一个养鸡场,我在那儿住过几年,邻居中有一位石雕家,叫珀斯根,我经常看他工作。当时我应该是十五六岁,每天中午都和工人们一起喝烧酒。他的技巧娴熟得令人难以置信,能毫不犹豫地把文字、图案和人像轮廓刻到石板上去,能用石头给富裕农户的家族坟墓上刻出圣母像和基督像。
我站在篱笆边上,惊异地看着他,心想:他怎么能做到这些呢? ——这些娴熟的技巧已经失传了。在我母亲的小书柜里,我找到两本书,一本是关于米开朗琪罗的,一本是关于罗丹的。我注意到我父母、兄弟和他们的女朋友们的一些手势:美丽而绝望。我记住了这些无法描述、只能表现出来的手势。斯道特是个单调乏味的小镇。甚至比单调乏味还糟糕。一九八二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二,我问珀斯根:约普,你能借我一块石头和一个工具吗? 他怀疑地看着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带我去了废石场,废石场上放着很多他从墓地偷来的旧石碑,那些石碑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有些长满了苔藓,有些边缘已经破损,有些则已经完全碎裂了。把它找出来吧,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我意识到:这与我、与一块石头有关。我意识到,一块石头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珀斯根丢下我一个人,转身去摆弄一个黑色大理石的烛台了。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些石碑前,既不认识那些石头的品种,也不知道每种石头被铁器敲打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能想象出自己要刻的雕塑是什么样子:一只伸着手的胳膊从一块正方体石头上伸出来,手的指尖碰到第二块正方体石头。和实物一样大小。那条手臂应该像是正负两个电极之间的一个火花。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找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曾经是什么东西的基座.顶上和底下都刻着人像轮廓,没有刻字,原来朝西的一面是绿色的。我走到珀斯根身边,对他说:我找到它了。他扬了扬眉毛,相信了我,然后看了看那块石头,用工具把它顶了起来,然后给了我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教给我基本的凿法。最初几天,他纠正了几次我的工序,后来就没再说过什么。在手臂的形状显现出来之前,我得先凿掉很大一部分石头,只有这样,等到工艺开始变复杂的时候,我才能知道哪个地方该雕刻什么。对于初学者来说,雕刻手特别难,因为我想让手的大拇指和小指都叉开。它们没有折断,但是却感觉不出任何张力。你能刻得很好,珀斯根说,会比我好的。我被允许再去找一块石头。一年半以后,我的分数还是很差,只能留级。也就是说,我开始跟着珀斯根学雕刻了。我打扫工作间,搬杂物,锯石板,安窗台、地板和楼梯。那是一段无聊而累人的日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与珀斯根一起工作。他教我观察一切。他很少凭空假设。因为他是圈子里手艺最好的,什么问题他都能解决,特别是在修复受损艺术品和复制艺术品方面。第二年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修补哥特式祭坛上部的装饰性雕刻和复制巴洛克式门楣了。下班以后,我就忙于做自己的雕刻。主要是一些手势和人像。
一比一的比例。我不想一辈子都当墓碑雕刻工,所以往三个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材料。面试的时候,你的一个同事问我是如何误入歧途的,怎么会想到用如此俗气的作品来申请进艺术系学习,这些作品一点创新都没有,完全是对十九世纪雕刻的拙劣摹仿。他建议我去申请一个教堂修缮工地的工作,因为在那儿我不需要有自己的形式语言,可以尽情地摹仿。那个人运气不错。我当时已经被他的一番话说呆了,否则他就需要找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了。杜塞尔多夫、汉堡、柏林,没有一个艺术学院要我。但是我继续雕刻着。
周末、夜里。我去了罗马和佛罗伦萨,去看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他是标准。罗丹的活儿太马虎。我在卡拉拉的采石场呆了整整一周,选了很多石头,让人给我寄了一些纯白的大理石。如果打磨得好的话,这些大理石比真实的皮肤还生动。我用它们刻了珀斯根、克莱斯和我母亲的雕像。手臂是和上半身分开的,双手交叉着叠放在一起。我母亲的雕像上的手是能动的,在胸前形成一个半球形的支架。眼睛虽然没有颜色,但是从那双眼睛中看得出来,这个女人的生活已经黯淡无光了。她的双手非常纤细,很容易折断,但同时却也非常灵活。她的食指可以向后弯到手背上去,每个在解剖学上可能转弯的关节都能动。我已经部分地超出了材料的界限。但是在马上就要完成的时候,它的一个耳朵掉了,于是我用凿子砸了下去,一眨眼的功夫,我的尝试作品变成了一堆碎石。你的教授同事说得对,我的雕刻作品看起来太陈旧,它们只属于过去。不仅是雕刻作品,连我的雕刻动机也是陈旧的,我相信这些作品是可能的,但是我的信念太脆弱了。如果你在半夜一点钟的时候手拿一瓶伏特加站在一个雕像前,发现这个雕像并不比已有的那些作品更好,发现它看起来就像是从远古走来的,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一种情况——你不再继续用凿子精心雕刻,而是用锤子把它砸碎。由于完成一个新的雕塑要经过很多个夜晚,喝很多瓶伏特加,所以到最后我的作品所剩无几。认识了丽维娅以后,我想:现在我来到了当下,现在应该能做成一些事情了。现在我和一个真实的女人在一起,这个女人愿意留在我身边,不离开我,我也不想离开她,所以我要再尝试一次。丽维娅的手也很特别,你注意到了吗? 她的手和我母亲的不一样,她的更健壮一些。那是一双能抓住东西的手,它们能举起东西,但不会把东西压碎;能抓牢东西,不让东西掉落。而在我母亲那里,所有东西都从手中滑落了。
她的手指是张开的,尽管她专心地想抓起一只杯子、一把刀。她几乎每天都要打扫摔破的玻璃碎片。我想把这一点表现出来:一双握不住东西的手,脸上是惊恐的表情。然后是一双牢牢地抓着东西、但却不把东西压碎的手。丽维娅的半身像差一点做成功。上半身在紧挨肚脐的地方结束。
她的眼睛直视着你,但同时又似乎没有看你。不管从哪个角度观看她,你都不可能接触到她的目光,但你却总是觉得,只要换个位置就肯定能触到她的眼神了。她的右手抚摩着耳朵后面的一缕头发,左手的位置刚好与胸部同高,拿着一个小照相机,照相机像一只武器一样,正对着观看者。
不是她的眼睛在盯着你,而是她的镜头。我在这个雕像上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夜复一夜。连头发都非常逼真。丽维娅觉得这个雕像比镜子里的她更像她。有的时候我会想:这个作品不会再是一个陈旧的雕塑了。然后,一个我直到今天都不能理解的过程开始出现了:我想让她的手腕苗条一些,所以凿去了几毫米。这样一来胳膊就显得肉乎乎的了,手也显得太粗壮。当我把胳膊和手修改好以后,她的肩膀又变得像拳击运动员的一样了,乳房也显得硕大无比,脑袋像水肿病人的一样,脖子像长颈鹿一样伸得老长。由于她的胳膊非常干瘦,手指像枯枝,她手中的照相机就显得非常大。她的脸成了一张马脸,乳房变得很干瘪。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想在各个部分之间调整出正确的比例,每天夜里都要喝掉一瓶烈酒,然后,那是在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当时我正在打磨她的脊柱——她的左手连同照相机一起从手腕上掉下来了。当时我并没有碰它,而且手腕的直径还有一厘米半呢。石块掉在地上的声音把我从雕刻之梦中拉了出来。那些手指已经非常细瘦,细到大理石的极限了,其中的两根摔落在离手掌和照相机一米远的地方。我往后退了几步,她的眼睛早已经没有任何眼神了,更不用说对观看者似看非看了。尽管已经喝了半瓶奥波斯特勒啤酒,但在那个瞬间我很清醒:我拿来锤子,对着那副躯干砸了下去,直到砸得只剩下一些砾石大小的碎块和粉末,然后我把架子上的和工作间外面所有剩下的胸像、半身像和练习作品都搬过来——作品不多,一共八九件吧——,全部砸了个粉碎。砸了好几个小时。真是很累人的活儿,因为其他作品不像丽维娅的雕像那么容易砸碎。到三点半左右,我已经一件作品都没有了。那是在五年前。自那以后我就只做建筑修复、几何形窗花格抛光和衣服褶皱雕刻一类的工作。
这工作收入还不错。我总是尽量少做雕刻。如果脑子里有了什么灵感,我也让它止于灵感。每年我都会发作一次,试图雕刻一件作品,我会觉得我看到了某种从未被表现过的东西。但是那个夜晚在我心里留下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每次都会不由自主导致同一个结果:在作品即将完成之前的某个确定的部位上,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把它改得更好,我也知道,它不好。有时候我会把那件作品放置几天。我让丽维娅看的时候,她总是想让我相信那些作品非常伟大。
但是我自己心里有数,最迟不超过一周,我就会抄起锤子或者风钻。其中有一个半身像被我用凿子一点一点地凿成了一堆大理石碎砾,纯粹是出于手的娱乐,凿得非常仔细.好像我在按照一个工作目标进行雕刻一样。“
“你应该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你的女朋友是摄影师。
告诉她,她应该弄一台座式相机。你开始刻一个半身像或者手势雕塑,一直刻到进行不下去了。然后你让丽维娅把这个作品完美地拍摄下来,洗印成与雕刻作品的原件一样大小的照片,让人可以看清楚每个细部。然后你把这个作品砸烂,非常残忍粗暴地砸,或者按照某种严格的程序,比如你可以让它从某个高处跌落下去摔碎,或者一块一块地凿下来,最后只剩下一堆砾石,粗糙的细碎的都可以,其中还能看出雕刻得非常细致的一个鼻子或一个手指关节。你用扫帚把这堆东西扫到一起,倒进垃圾桶。如果你做得像我估计得那么好的话,观众们会大吃一惊:那些在照片中非常保守的、手艺精湛的雕塑竟然已经是一堆瓦砾了。你可以把这个行为拍成电影,在录像机里播放。艺术家成了他自己的破坏者,他在否定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极端的拒绝。——你去过埃及吗? 在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里,成千上万人物雕像被虔诚的人们凿去了鼻子,因为这样一来灵魂就可以从里面跑出来了,或者相反,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恶鬼进到神像身体里去了。他们把雕像的头劈成两半,把眼睛凿掉。你可以吼叫,可以怀着快感把那些垃圾作品砸烂,.而观众们看着那些照片时对那些碎片会有相似的反应。喷怒、疼痛。没有人的头脑比你更有能力开这种疯狂的玩笑。艺术品收藏家们喜欢看到这种东西:一些无人能够理解的东西。那些收入很高的聪明人一见到有你这样病态的精神诞生出来就兴奋不已。他们会喝着香槟酒谈论你的行为,并且为此付钱给你。做吧。我把你介绍给我的画商。“——”为什么要做? “——”既然一切都无所谓了,为什么不做呢7 “——”我恨石头。
21
阿尔宾在杜苏努伦地区做了什么? ——他在那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回来的路上,他和纳格尔聊了几句,但尽管纳格尔询问他,他却没有透露任何信息。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既无法打探出他到底去了哪里,也无法知道他是否与一个线人碰了头。
清晨,我们航行在银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两岸是一排排的农舍和宫殿。这样的航行似乎在许诺我们,未来的几天会变得美好一些;在这个瞬间,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
自从我们到达这里以来,伊斯坦布尔第一次沐浴在阳光中,天空蔚蓝、高远,飘着一朵朵的白云。卒气很清新,没有海洋的成湿味。船上还有一些土耳其女大学生,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跟她们搭讪。
船刚一离开,阿尔宾就对丽维娅说道:“你和他们呆在一起吧,你帮不上我。”他的声音很大,我们所有人都听到了。然后他就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丽维娅平静地接受了他这种粗暴而冷淡的态度,似乎并不觉得难受,反倒感觉很轻松似的,对扬露出一个微笑。
我不认为阿尔宾是奔着一个约好的碰头地点去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需要一张特殊的地图,因为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地图上,杜苏努伦地区只是标在亚洲部分的一个棕色的斑点。阿尔宾没有查街道名字,也没有向船员问路。
他逃跑似的离开我们,一路上回头看了好几次,以确保没有人跟着他。
杜苏努伦地区位于一个山坡上,周围都是一些军事封锁区。只有乘船才能到达这里。这个海湾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人居住了。有一块牌子上画着一层层被挖掘出来的倒塌的聚居地遗址。这是一个已经扩展成一个小城镇的渔村:木屋、旅行纪念品商店、地毯和陶器商店、饭馆,以及镇郊贫穷的居民区。那些渔轮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它们驶出去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一幅如画的风景。尽管面积不大,但这个地方的建筑物却多得一眼望不到头。人们记得自己看到了一座清真寺、一口井,但却想不起它们旁边是什么建筑了。整个居住区不加控制地四下扩展着,但其中有几个区却是方方正正的。人们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原地转圈儿。
一定有个什么地方是城镇的中心,它能让人理解这个城镇的整体建筑布局。但是每次当人们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中心的时候,街道却又继续通了出去。最后,人们迟早会来到一家烤鱼店,坐下来吃点东西、喝点饮料,不再和那些建筑布局之谜纠缠下去。纳格尔直到今天还经常如痴如醉地谈起他的烤鱼天堂。那里的沙丁鱼和墨鱼圈儿比希腊人烤的要鲜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家肉店的橱窗里摆着的一只山羊和一头小羊羔的活体标本。
尽管这个地方非常小,以至于我们在路上几乎无法避免地要反复碰面,但在我们在陆地上停留的五个小时里,没有人见过阿尔宾,连他的一个远远的影子都不曾见到。
当我们返航之前在码头上又见到他时,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了,连对纳格尔都很少说话。他们俩都喝了酒。阿尔宾透出一种阴郁的安静,但是我没注意到这种安静和他前几天的阴郁有什么区别。很可能他在杜苏努伦地区转悠的时候最终决定和丽维娅分手了。丽维娅正站在码头上拍摄水里浮着的一条几乎已经腐烂了的狗。尽管身上有几处破烂的伤口,但那条狗似乎还有一口活气。让她失望的是,后来她在她的照片中没有找到这条狗的照片。阿尔宾既漠不关心又很留意地看着扬和丽维娅。他不像是在寻找证据,倒像是为了让他们感觉到他的目光并结束这个游戏。
连哈根也感觉到了她和他之间的亲密。舍尔夫不知道是应该嫉妒他们还是应该嘲弄他们,于是说道:“可怜的女人,不是想做爱,就是想通过交谈获得心理治疗。”
他显然很为自己的这句话感到得意。扬似乎没听见他的话。
如果不是纳格尔手舞足蹈地说服那个负责收舷梯的船员、给他塞钱,并用自己教授的身份吓唬他,我们的船可能不等莫娜赶到就开船了。莫娜在最后一秒钟沿着街道跑下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道歉说自己是因为一幅必须要画的画才迟到的。纳格尔骂我们是一个幼儿园。船起航的时候,那条死狗被螺旋桨掀起的漩涡卷进了水中。
从远处看,伊斯坦布尔就像我们想要参观的那种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方大都市。清真寺的尖塔、圆顶和塔楼像镀了金似的熠熠闪光。阿尔宾趴在一条很危险的低矮的栏杆上,盯着水里。他的膝盖偶尔会往下瘫软一下。
当我问他昨天晚上过得好不好时,他说:“在酒吧柜台胡侃了一通。我已经不记得了。”
他望着远处群山的剪影和正在下沉的太阳,目光没有盯着任何确定的东西。在他身后,丽维娅的头发在晚霞中像一团燃烧的火。她靠在扬的肩上,两人都在抽烟。纳格尔坐在木头长椅上,挨着莫娜,一边说话一边找机会用手碰她。看了她画的素描以后,他在试图向她解释为什么艺术和画画不是同一码事:“艺术是病态的结果,”他说,“人们从事艺术不是为了在圣诞节的时候画一幅画给妈妈当礼物。”
“可是当我看见什么特别的东西时,把它画下来也没什么不对呀。”
“怎样画! 宝贝。惟一的问题是:怎样画? ”
尽管时近黄昏,船上的风已经很冷,但他还是在出汗。
他喊道:“阿尔宾,我的助手,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 ”
但是阿尔宾一定是在我们没注意的时候走开了,很可能是去卖酒的柜台了。纳格尔挤了挤眼睛:“我需要点啤酒。”然后也摇摇摆摆地向弹簧门走去。莫娜冷得在座位上不停地晃来晃去,双手不停地摩擦着大腿,同时一边摇头一边问道:“他为什么要打击别人? ”
“不知道。你去问他的助手好了。”
“那家伙走路的时候连自己的四肢都协调不了,他怎么能清楚地思考呢? ”
阿尔宾和纳格尔回来的时候在谈论着一周前刚刚以四十五岁高龄获得拳击世界冠军的乔治·福尔曼。阿尔宾重新开始盯着远方的地平线。纳格尔像一只大麻袋似的一屁股坐在长椅上。天空先是变成橘红色,然后是墨绿色,几颗星星闪着零零星星的光,我们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星。科琳娜、斯凡蒂叶、萨宾娜和阿德尔与我们道了别,回船舱里去了。过了一会儿,莫娜受不了寒冷,也走了,尽管她很想多呆一会儿。然后是与斯凡蒂叶之间的关系不明不白的弗里茨和哈根也走了。由于哈根没有回来,舍尔夫也消失了。
纳格尔的脑袋向后垂在靠背上,嘴巴张得大大的,发动机的声音淹没了他喉咙里咕哝咕哝的口水声。
我很想和什么人聊聊杜苏努伦地区的建筑布局,聊聊那种规整和混乱结构的混合体,在这种布局里,我总是找不着方向。我在考虑是否有可能把相似的结构用于绘画,发明一种构思和即兴创作相结合的形式。而且我还想和阿尔宾再聊聊——我脑子里始终无法摆脱我们俩前一天夜里的交谈留给我的印象。但是他把自己包裹在一道无形的墙后面,墙上没有门。他每隔一会儿就转过身来看看,发现除了纳格尔和我以外所有人都走了,包括丽维娅。他对此并不关心。他脸上的表情有一丝嘲讽。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喘着粗气。他的手指在空气中比划着,仿佛是在用哑语和人交流。纳格尔的呼噜打得震天响,每隔几下就出现一段无声的间歇,仿佛他的呼吸停止了。我对阿尔宾说我要画画了,然后也进了船舱。
很可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是个错误。进了船舱以后我先是看见阿德尔跪在萨宾娜面前,握着她的手,正在说着友谊如何如何的话。我坐到丽维娅和扬身边:“他知道了。
你们得和他谈谈。“
“明天谈。”
“为什么不现在就谈? ”
“他喝醉了,需要平息下来才行。清醒的时候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动武。”
“你们今天在哪儿睡? ”
“在一起睡。”
玻璃窗外面,天空呈紫罗兰色。船舱里的灯光变成了绿色的。在半明半暗中,发动机的声音似乎比白天还要响。
尽管阿尔宾随时都可能走进来,但是丽维娅还是紧偎着扬。
一个土耳其父亲紧紧抱着他的儿子,孩子的母亲沉默地盯着窗外。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压抑,只知道,他们彼此都不是对方的安慰。
“本来我们可以不做这次出游的,”丽维娅说,“我不喜欢杜苏努伦这个地方。这里有一种让人感到压抑的东西,像所有那些为了被人观看而生活的地方一样。”
她的声音很轻,有时候几乎听不清:“女人们扮演着渔夫的老婆,渔夫们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在他们的父亲和兄弟们的饭馆里吃的鲭鱼和枪乌贼不是从大市场里买来的,而是他们亲手捕来的。男人们把衣服袖子挽起来,露出胳膊上的伤疤,就好像这些伤口是在收网和起帆的时候被缆绳擦伤的。惟一让人感觉很好的就是这段夜晚的航行。轻轻的摇晃,各种事物的模糊的剪影。我很喜欢坐船,我还从来没有晕过船,就连有风暴的时候也没晕过……”
丽维娅自顾自地说着,一次都不曾把脸转向扬,似乎并不在乎听她说话的人不是扬而是其他人:“……我父亲的一个妹妹,吉莎姑妈,是在一艘摩泽尔轮船上举行她的婚礼的。我被允许在婚礼上举蜡烛和撒花,我很羡慕她,心想:她的生活从现在开始就是美好的了。当时是夏天,船沿着山坡上的葡萄园航行。他们租了一个流行乐队,乐队演唱了阿巴演唱组、波尼·M .的歌和一些他们自己写的歌。所有人都跳了舞。刚过中午,我们就在埃迪格尔和布雷姆之间抛锚停了下来。那里有世界上最陡峭的葡萄园。一辆小小的摩托艇从对面开了过来。先是吉莎的丈夫罗伯特顺着梯子爬了下去,然后是身穿巨大的白裙的吉莎。摩托艇驾驶员伸出手搀扶她,所有人都笑了。如果她掉进水里,他们就会大呼小叫,给她扔绳索、救生圈,绝不会让她淹死的。
我不停地哀求着,因为我也想跟着到岸上去——我是伴娘,我应该去的。我不停地哀求着,直到吉莎对我母亲说:要我看就让她去吧,但是我们在那儿至少要呆一个小时,她会觉得无聊的。我们向对岸驶去,那里有一座修道院废墟,废墟就坐落在通往摩泽尔的弯路边上,已经只剩下由浅色砂岩一砌成的围墙和一个半圆形的、透光的尖顶。摄影师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太阳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被云遮住,风很大,吉莎不得不用手拽着面纱,罗伯特的大礼帽被吹进了河里。
他们的样子像一对正在逃亡的、被想复仇的亲戚们追杀的新婚伴侣。而我则是那个偷偷给他们准备马匹、安排客栈的小女仆。以后我会嫁给罗伯特的仆人奥尔格,我已经爱了他很长时间。在现实中他其实是罗伯特的侄子。我们下了船,我拎着吉莎的婚纱拖裙,以免她被灌木绊住。摄影师给我们讲了他的构思——位置、背景、照片规格,并且热情洋溢地表示,除了风以外,那天的天气条件非常理想。他先讲了几个笑话,好让他们放松下来。当我们走进拍摄正式照片的废墟以后,他的神色变得郑重起来,他对他们说:他们今天做的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是一个决心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决定,吉莎和罗伯特先是吓了一跳,随后又开始嬉闹起来。严肃点! 摄影师吼道:想想吧,你们是一对只有死亡才能分开的男女。罗伯特在额头堆出皱纹,吉莎摆出一副开始听演讲的表情。废墟是这样一幅庄严的照片的理想的像框。这张照片以后你们可以寄给别人,也可以扔掉,随你们的便。放松一点。对,就这样。不要愁眉苦脸的,我们很快就要来点有趣的事儿了。太棒了。把花举在胸前。胳膊搂着她的腰。看着她。再深情一点。握着她的手。要温柔。她是你的心肝宝贝。嗨,看这边,看着照相机。不要那么严肃。太棒了。现在是轻松愉快的部分了。
想象一下,你们现在自由了。摄影师尽管在不停地说着,但是他看起来很放松,一点都不像那个到学校的摄影室里给我们拍证件照的老家伙。他是罗伯特小时候的朋友,给一家旅游杂志工作,经常满世界跑,有时候还给电视明星拍照片。他同时用两个照相机,一台彩色的,一台黑白的。他一刻不停地说教着,让罗伯特和吉莎不断地从一种情绪转入另一种情绪,全看他想在他们脸上看到什么样的表情。他们已经忘记了这是在拍他们的结婚照。后来,当我们在岸边的一片小沙滩上拍照时,他让他们旋转,又互相绕着对方转圈儿,罗伯特把吉莎抛起来、又接住她,吉莎抗议着、大声笑着,罗伯特扮演着加利·格兰特在一部与格雷丝·凯莉或者多莉丝·戴合演的喜剧片结尾时所扮演的角色。
拍摄的时间越长,我对吉莎的羡慕越少。我开始羡慕那个摄影师,他拍出了他们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的样子,但他们以后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因为有这些照片存在,这些照片比他们自己的记忆更加准确、更加美好。从那一刻起,我就想做那个照相机后面的人。后来在船上,我对我母亲说:我要成为摄影师。“
“一次觉醒的经历,”舍尔夫说,“她从小就注定要成为摄影师! 多么幸运啊。我们向你致敬,丽维娅。”
丽维娅的脸涨红了,扬站了起来。
他站到舍尔夫面前,问道:“你想道歉吗? ”
“道什么歉? ”
话音刚落,扬已经一把揪住舍尔夫的下巴,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舍尔夫比他矮一头,被他掐得喉咙里呼噜呼噜响。科琳娜、萨宾娜和阿德尔都跳起来,劝他俩有话好好说,不要干傻事。扬不松手。弗里茨走上去,对舍尔夫说,他应该道歉,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斯凡蒂叶同情扬,所以哈根也不敢站在舍尔夫那边。舍尔夫的脸涨红了,踮着脚尖,拼命用手抵着扬的胸部,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跟着我说:我是个白痴,我很抱歉,”扬说。
最后莫娜来了:“放开他,扬,不管是因为什么。看在我的面子上。”
扬听从了她的话,但是就在舍尔夫的脚刚刚站稳的一瞬间,扬的拳头已经铆足了劲儿打在他肚子上一块完全没有保护的地方。舍尔夫蜷成一团,跪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刚喝的啤酒有一半吐到了船舱板上。这时候扬已经重新坐到了丽维娅身边。他的胳膊抱着她的肩,和她说着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舍尔夫挣扎着爬起来,紧闭着嘴,蹒跚到扬面前,对他说:“你会后悔的。”
哈根为自己没有帮助朋友而感到羞愧,但是他又想不出该做什么才能让时间倒退回去。莫娜用双手捂着脸,摇着头。这次旅行终于变成了一场灾难。她走到柜台前,说:“那边有人吐了。”
柜台后的那个女人不解地看着她,用手指了指摆放甜点的玻璃柜,然后又指了指饮料柜,最后耸了耸肩。
在这场斗殴发生的同时,纳格尔被发动机的轰鸣声吵醒了,也可能是船上的乘务员巡夜的时候叫醒了他。他感觉身上散了架似的,头痛欲裂,正如每次本应继续喝酒但他却睡着了时一样。他用脚踢开弹簧门,在走到那堆呕吐物跟前时停住了脚。
“你们有人吐了吗? ”
舍尔夫点了点头,但是纳格尔没看到他的这个动作。
大家都默不作声。谁都不想宣扬这件事:舍尔夫因为失败而感到难堪;扬觉得自己很有理,但是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事说出来;我们其他人不希望再发生比这更糟糕的事,所以都装出一副一切正常的样子。
“哎呀哎呀,不能喝就干脆别喝嘛……”
这时候,喇叭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用土耳其语和英语通知大家,从杜苏努伦地区开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程几分钟后就要结束了,全体船员希望我们在船上过得愉快,希望我们能很快就再次成为他们的客人,并祝愿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所有人都从楼梯上了甲板,拥堵在即将打开舷梯的地方。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探照灯照亮了整个码头,岸边的小商贩们的面前堆着一米多高的小山一样的杏仁、核桃仁和黄连木果,正在叫卖着。莫娜看着我,说:“我真想明天就启程回去了。”
扬和丽维娅像两个熟人一样并肩站着。纳格尔用力吸了一口香烟。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来到售票口集合。五分钟以后,纳格尔问:“人都到齐了吗? ”
“阿尔宾没到,”丽维娅说。
22
走廊尽头挂着一幅照片,照片里,一个黑人铜匠正在一个灯罩上制作镂空图案。在他脚边,他的阿拉伯助手正在把一块冲模铜板的边缘弯成波浪状。
丽维娅虽然肚子很饿,但情绪很高。她几乎是跑到电梯旁的,并且把三个电梯的按钮全都按了一遍。
饭店——餐厅:十三层。我不想走近她,然后沉默、屏住呼吸。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发出的哨声吓了我一跳,尽管这声音我已经听过二十多遍了。很拥挤。如果人们互不相识,那么眼睛该往哪儿看呢? 紫檀木和粉红色的花岗岩c 音乐环绕着。我盯着自己的脚,仿佛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出了电梯。
在明亮的秋日光线里,她看起来很美,线条清晰,表情迷惘。——“哪张桌子? ”——“左边靠后,那儿能看见大海。
你可以背靠着墙坐着。“
她往盘子里盛了好多食物,也不管盛的都是什么,整勺整勺的奶酪、炒蛋和熏鱼。她的下颔上下动着,像母牛在反刍。食物的味道让我觉得反胃。同时她还在说个不停:“今天你想做什么? ”她很可爱地微笑着,“我们是去博物馆看看,还是在附近转转? 你想去金角湾散散步吗? ”早晨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这她是知道的。她看着我,好像我真能做什么决定似的。“有太多太多东西要看了,我们对那些东西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终于能一起看点东西了,这儿的所有地方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失望——因为我没有回答她。她以为我又偷偷喝酒了。我喝酒是为了让我的手不再发抖,为了让她不害怕我。“嗨,请再来一杯咖啡,谢谢。”——“你注意到了吗? 所有的侍者脸上都有雀斑。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空气中有有害物质?还是吃得太油腻? ”我真想对她喊一声:闭上嘴巴! 是谁要离开谁? 她离开我? 还是我离开她? 我无法和一个按常规逻辑思维、严肃地拍照片、认为两个人只要彼此相爱相互之间就不应该有秘密的人共同生活。“你非得吃蒜肠不可吗? ”——“对不起。”这座城市是我们的、我的坟墓。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我拖到这里来。太迟了。“我很想去一家土耳其浴室,一定非常棒。”忽然,她挺直了脊背,眼睛盯着远处的某一点,似乎想把什么东西拍下来,她的表情有些迷惑。随后她的这种专注一下子消失了,她的肩膀耷拉下来,像在一场形势对她不利的游戏中遭到了失败一样。她的脸上毫无表情。我很高兴她终于不吭声了。
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比我所期待的要多。我有点承受不了她这种眼神,于是说道:“寺院的尖塔像针灸的刺针一样耸入天空,为了疏导内力。”她没说话。
那两只海鸥已经蹲在那里等候了。在过去几天里,除了我以外,从来没有人给过它们一点东西,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期待着会有人给它们带来一些食物残渣。“这里味道很差,我需要新鲜空气,你慢慢吃。”——“你几乎什么都没吃呢。"——”我是不是该叫你‘妈妈’? “——”我很快就要回去洗澡了。“
几乎算得上安静。没有声音、没有单调的音乐,只有从楼下街市传来的遥远的喧嚣和远处的汽笛声。
我能分辨出这两只海鸥的不同。其中一只的翅膀颜色深一些。它正蹲在栏杆上,左眼看着大海,右眼盯着餐厅。
翅膀颜色浅一点的那只喙上有一小块红斑,它正在玻璃窗前来回溜达。我走到阳台上的时候,它们扑扇翅膀飞了起来。我扔了一小块面包屑,想看它们争夺它。至于谁会赢,我并不感兴趣。它们的个头大小一样,否则其中的一只就会放弃。这种争夺需要做战略上的决策,需要对每个动作的后果都有所预计。丽维娅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吃早餐。两只海鸥围住那块面包屑,像两个决斗者被拴在了决斗场的正中央。它们的喉咙里咕噜噜地响着,用张开的翅膀向对方进攻,伺机而动,腾挪闪躲,不停地吐出像小刀子一样的细而尖硬的舌头。我往前踏了一步,两只海鸥都飞了起来,落在阳台栏杆上。我一走远,它们就又扑扇着翅膀飞了下来,一点一点地重新开始寻找有利的方位。
我转进角落里,点燃一根香烟。餐厅里没有人能看见我。从房间冰箱里拿出来的伏特加像海洛因一样冲进血管。清洁女工会把这瓶酒登记到表格上,然后丽维娅会看见这张表格,问我是什么时候把它喝掉的,然后她会得到我一个顾左右而言他的回答。几秒钟之内,我的手指就会变得冰凉,同时会有一股暖流流过五脏六腑,那是给我体内的那些幼虫的麻醉剂,这样一来它们就会安静一些,引起的疼痛会轻一些,我就可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忘记它们的存在。
宜人的光线。
我看着别人的房间,视线被嘴里吐出的烟雾和在寒冷中形成的哈气遮挡而变得模糊。在那些窗子后面既有住户也有住店的客人。别人都在做些什么? 工作、吃饭、做爱、睡觉。满足于此应该是可能的。毫无色彩、千篇一律的公式从左到右: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女人正在给她的丈夫和孩子端上茶和点心。在她楼下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人身穿睡衣,正在用哑铃锻炼自己的二头肌。一架飞机从西边飞向市中心方向,很快消失在高空里。我想:它会坠落的。当它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以后,我期待着浓烟和爆炸声,但是什么都没发生。
只有个别的飞机能幸免。只是缓期而已,几年后它就会坠落。不是现在。
如果是现在坠落就更好了。
五十米以外,伊琳身穿紫罗兰色的丝绸睡衣拉开了套房的窗帘,她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把五斗橱上的鲜花摆正.倒掉烟灰缸里的烟灰,然后消失在浴室里。鸽子在楼群间飞翔追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系上了胸罩的扣子。
正在做商务旅行的商人米勒是个早起者,此刻已经穿戴整齐。他打了个电话,然后放下电话听筒。他的深黄色粗呢上装的胳膊肘上打着油光发亮的皮补丁。他移动自己那一百五十公斤重的身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轻盈让人感到惊讶。他拿起一个苹果,抛到空中,接住,咬了一口,咧了咧嘴,然后把苹果扔掉了。我应该少喝点咖啡或者少要点啤酒。他打开阳台的门,坐下,打开一份美国报纸,浏览着前面几页,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抄下一些东西:股票行情、他的供货商所在地区的发展预测。叶利钦威胁要发动车臣战争。伊琳头上包着毛巾、赤裸着身体在光线较暗的地方走过,身材无可挑剔。她弯下腰,捡起一件她前一天夜里为了博他欢心而随便扔在地上的小衬衫。他几乎没有看她一眼,只是漫不经心地用手抚摩着她的屁股,对她说了一句什么,她听了之后在他头发上亲了一下,温柔得出人意料,然后转过身,消失在旁边的房间里。对于他的漫不经心,她并没有觉得不高兴。
米勒可以在马龙.白兰度的传记电影中扮演白兰度,他们长得太像了:都像维多·科莱奥尼一样既玩世不恭又强悍能干;都像柯兹上校一样既消沉又追求享乐。他抓了抓头皮,站起来,拿起放在他身边空椅子上的一个公文箱,打开锁,将密码数字调到正确的位置,按住两侧的按钮,公文箱的盖子弹了起来。他拿出几个小信封,把信封里的东西抖到桌子上。因为离得太远,我看不清他倒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很可能是宝石——别人交付的部分订货,或者某个新矿区提供的样品。他拿起一个放大镜,把那些小东西从锦缎桌布上拿起来,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捏着,一边转动一边看。伊琳回来了——尽管外面天气很冷,但她仍然身穿格子短裙和吊带背心。米勒对她指了指那些我看不清的东西,把肥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说:“我们也许有麻烦了,有些东西出了问题。”我前一天夜里的担心果然应验了,同时很惊讶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竟然能听清他这句话。伊琳的回答被风吞噬了。他说了“麻烦”这个词,我不明白这个麻烦是指什么。两人忽然都抬起头来。米勒把那些东西重新装进信封,关上公文箱。公文箱的盖子合上以后,伊琳才去开门。一个系着长围裙的侍者把一辆不锈钢小车推到桌子旁边,然后打开瓶塞,往杯子里倒了酒。米勒和伊琳碰了碰杯,把酒喝掉。侍者在桌上放了一小篮欧式面包,一些奶酪片、切片香肠和腌菜,然后在他们面前摆放了两个盖着银制圆罩的盘子,似乎是在米勒的吩咐下掀开圆罩——盘子里是刚做出来的、非常诱人食欲的火腿、鸡蛋、香肠、烘豆和土豆块。侍者鞠了一躬,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房间。
米勒像头动物似的狼吞虎咽着,只在往盘子里加食物的时候才偶尔抬一抬头。伊琳在说话。楼与楼之间的旋风不停地变换着方向,有时候把声音送过来,有时候又很快地把声音吞噬掉。也许伊琳的声音有一种不利的声频——她的话一句都没有传到我这里。总之好像是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他们被人骗了,接了一批质量很差的货。我能鉴别大理石和玄武岩,但是不会鉴别宝石。也许绿宝石只是做其他生意的借口。她终于安静了一些,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纸巾擤鼻涕。我无法判断她是感冒了还是在哭。米勒坐得越来越低。嘴里吐出一些零星的句子和人名。他轮番喝着咖啡和香槟,现在已经在倒第三杯了,而伊琳的杯子却一动耒动。她擦掉眼角的眼泪,深吸了一口气,露出微笑,像一个请求父亲原谅的小姑娘。他吃饱了,把盘子推开,让她拿来他的小雪茄。她自己拿了一根香烟。他用打火机给她点烟。我看见他把烟深深地吸进了肺里,然后从鼻孔里冒出来。第二口烟是从嘴里吐出来的,他说:“我们所做的事是非常危险的。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点点头。烟雾在吃剩的食物上方庄严地缭绕着。米勒意思含混地耸了耸肩,说:“保重你,宝贝。,‘若想称自己的女友为”宝贝“,那你就必须得是一个美国人,而且还得肥胖而富有。她没有反应。
我想:他马上就要被人开枪打死了。电影里的场面:逃跑,为了操纵世界。一个短促、干脆的声音嗖地掠过。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 米勒抽搐了一下,他的头向后仰去,片刻之后.他的下巴陷进了胸口。他的额头一下子砸在玻璃桌面上.差一点砸到盘子。伊琳被玻璃碎片和飞溅的香槟酒吓得跳了起来。她站在那儿,还以为他是心肌梗塞发作或者中风了。然后她看见血从他后背大约心脏高度的地方流出来,也可能是从胸腔流出来的,在完美无瑕的丝绒地毯上形成一片红色的血渍,血液浸透了地毯,流淌开来。开枪者一定是埋伏在右边,否则他不可能通过敞开的阳台门射中米勒的肩胛骨下方。他可能蹲在周围某个屋顶上的烟囱后面,或者藏在某个窗帘后面。有二十扇窗子的窗帘是关着的,另外有几扇的窗帘掀开了一半,还有三、四、五扇窗的窗帘完全拉开了。那些窗帘在风的吹拂下轻微摆动着。没有任何能让人联想到逃跑的突兀动静。就算逃跑,也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一个职业杀手在多远的距离内能用狙击步枪和瞄准望远镜射中目标? 我能看到的两个屋顶上都空无一人,没有任何不寻常的迹象。也许他根本不是从附近的某个房子里瞄准米勒的,他完全有可能是从相邻的一条街上穿过两个房屋之间的空隙射击的。伊琳摇晃了一下.摔倒或是瘫倒在地,她的整个上身都在发抖。她坐在米勒旁边的地上,撞了他一下,他的身体往旁边歪了一厘米。如果再有第二颗子弹射过来,他刚好可以挡住她。她也意识到了自己处于危险中,于是她趴在地上,小心地从他身边滚开,向房门爬去。现在她应该是位于射程范围之外,枪手应该看不见她了。她背靠着门框,一点一点地站起来,手慢慢地伸向门把手,转动门闩,然后一把拉开门,跌跌撞撞地跑进走廊,打开了灯——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别人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瞄准她。她为什么不喊救命呢? 也许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如果现在就开始跑的话,我赶到苏丹酒店需要十分钟。在我赶到之前,她应该已经找到了别人:打扫房间的女工者吃早餐回来的隔壁房间的客人。或者她至少应该已经到了电梯旁边,电梯应该不太远。她会乘电梯到达酒店大堂,叫警察,叫急救人员,因为米勒也许还没死,在血流干而死之前,应该还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抢救他。看不到有人消失在天井里或者顺着防火梯爬下去。右边有一个女人在拍打着沙发靠垫,然后关上了面子。
她是枪手的帮凶吗?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从附近的某个门里走出来、然后畅通无阻地走掉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而那些没有离开自己的住所的人同样也可能是凶手。
我身后一切如常。从餐厅里面是无法看到米勒的套厉的。
由于有消音器,枪声几乎听不见。伊琳不见了。她很聪明,关上了房门。我刚刚目睹了一个人在我眼前死掉了。这迫使我负有责任。亲眼看见有人被谋杀,人们通常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要和丽维娅说说。丽维娅是一个做事清醒理智的女人。我刚刚想过可能会发生某事,结果这事在同一瞬间就真的发生了。是我的那个念头引起了这一切吗? 我是否曾经预感过,我会是一个偶然事件的牺牲品? 明天我得少喝点酒。——滚开,讨厌的海鸥,你们让我心烦! ——丽维娅已经走了。没有哪个人因为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事而中断自己的早餐。声青不高不低的交谈,游客们在安排这一天的日程。侍者问着:“咖啡还是茶? ”这是一位已经洞悉了一切的老者,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扰乱他的宁静。“对不起,先生,有一个人刚刚被……”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不会相信我,就算他亲眼看见伤得很重的米勒、看见他的额头砸在桌子上的空酒瓶旁边,他也不会相信的。米勒从几年前开始就在东方豪华酒吧里喝威士忌。侍者可能会说:他早晨的香槟酒喝得太多了,现在他累了,需要睡一会儿。或者说:对不起,我有很多工作要做。等伊琳洗完澡,应该让她上楼去看看有没有人动过什么东西,或者偷走了什么东西,与此同时我应该去苏丹酒店。两杯双份的伏特加也不能让我的手停止抖动。餐厅里、走廊里、电梯里,到处都在播放着电脑音乐。
锁眼有点脱落了。丽维娅还在洗澡。她会认为我是在信口胡诌地编故事,为了达到某种她并不知道的目的。这些年里我胡编乱造地给她讲了很多故事。她关上了水龙头。清晨,在无休无止地做爱和两个小时的睡眠之后,在淋浴喷头下跪在她面前,舔她,直到她站立不稳。凶案现场现在很可能已经被警察封锁了。我要去提供证词。丽维娅非常仔细地擦干身体后才从浴缸里出来,此刻正在按摩喷在头发上的摩丝。一个无可挑剔的身体。我的兴趣是什么时候丧失掉的? 直接说好了:“米勒被人枪杀了。”
23
我们在码头上等了二十分钟。对于阿尔宾的失踪,没有人感到奇怪。在过去几天里,他经常不告诉我们去哪里就独自离开,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后神秘地重新出现,并且对我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不予回答。“他要继续玩他的侦探游戏,,‘莫娜说。纳格尔则猜测他在杜苏努伦地区得到了一些信息,现在他去调查核实这些信息去了。他显得有些失望,因为阿尔宾既没有向他透露他的计划,也没有告诉他调查的进展状况。
这天晚上丽维娅没怎么担心。阿尔宾不在场,这让她和杨的共同活动变得容易了很多。经过两个无眠的夜晚之后,她已经极度困倦,但同时情绪又很亢奋。她把摄影包挎在肩膀上,在大街上伸开双臂,唱着《波本大街今夜皓月当空》。她的过去结束了。
扬揍了舍尔夫,没有人真的为此而生扬的气,但两人之间公开的敌意把气氛彻底破坏掉了。大家都估计舍尔夫会报复。科琳娜看上去吓坏了,莫娜始终还像麻木了似的。
哈根承受着良心不安的折磨。弗里茨觉得自己周围这些人简直像夸张的卡通人物。没有人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没有冲突升级地、平静地结束这次旅行。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在回酒店的路上,纳格尔问道。“你们想上床睡觉了吗? 现在才八点半,我们在这儿只有两个晚上了。”
“今天我已经够了,”舍尔夫说。
“这座城市现在看起来灯光闪烁,繁星满天,如梦如幻。
之前你们老是在我耳边唠叨,说是要下雨,现在天气好了,你们却一个个都垂头丧气起来。今天可是星期六,开派对的日子。东方夜生活、肚皮舞、鸦片窟、音乐俱乐部。旅行手册上有什么建议,莫娜? “
“我困得要死。”
“如果你们什么都不看的话,怎么搞艺术? ”
没有人回答。
扬和丽维娅手拉着手走着。他们是惟一两个没有被毁掉心情的人。扬在给丽维娅解释自己的绘画,对别人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骂大部分当代艺术用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来替代可见的绘画,骂录像和电脑装置艺术的艺术趣味是蓄意表现业余水平。丽维娅听着,笑着。阿尔宾也经常发表类似的议论。
他们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接吻。
“乱了套了,”纳格尔说。
第二天早晨,阿尔宾没来吃早餐。丽维娅看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十点左右的时候,她鼓起勇气,推开还有很多食物的盘子,说:“他可能睡过头了。”然后下楼去了他们的——现在是他的——房间,下定决心要告诉他:为了扬,她要和他分手,而且是立刻分手。我不知道她是希望见到他还是害怕见到他。扬非常不安,跟着她去了。他在门旁边等候着,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闯进去。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尔宾昨天夜里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他的东西像两天前一样胡乱扔在地板上。床显然没有动过,冰箱里一瓶酒都没少,房间里没留下任何纸条。她把他的箱子翻了一遍,希望能发现几个被他记下来的、他臆想中的联系人的人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是她只找到两个空的小烧酒瓶,她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她没有欺骗他,而是离开了他。这是一个决定,不是外遇。他的逃避让这一切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感觉很糟糕。
虽然她既不相信米勒谋杀案也不相信有什么神秘组织的阴谋,但她还是担心他有生命危险。阿尔宾应该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哪怕不再作为那个她所爱的人。她觉得良心不安。她把阿尔宾拍摄的两卷胶卷装了起来,也许他拍过的什么东西能提供线索。然后她把她自己的一些东西装进箱子,离开了房间。她差一点撞在扬身上,后者在门旁边靠着墙站着,正不知道该把烟头在哪里按熄。她一下子没认出是他,用英语说了声抱歉。扬扔掉烟头,在地毯上踩灭,然后抚摩着丽维娅的头发。丽维娅的喉咙梗住了,她尽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抱着扬的脖子说:“他没有回来过,至少昨天没回来。我敢肯定,他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抓住了他,因为他非要打听他们的事不可,那些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一旦他决定了什么事,就绝不放松,不管这事是多么荒诞。很可能他让某个人感到危险了。这并不是说他讲的米勒的事情一定是真的,因为,如果你用一些错误的问题去妨碍某些人的计划的话,就已经足够让他们感到危险了。——我现在几乎像他一样开始幻想了,也许他只不过是溜掉了。”
扬把她揽进怀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作何回答,所以只是沉默着。
“我该怎么办? 我们后天就回德国了,如果不走,机票就作废了。我不能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就把他留在这里不管。但是星期四我还得去拍照,一份四千马克的工作,是一个系列的开始。如果他什么都没说就跑掉了……你会到哪儿去找?在这个大城市里,即便你找到一个人,他也永远不会告诉你他做过什么事。”
“过一阵子他肯定会重新出现的,而且疲惫不堪,身上很脏,那是因为他喝得烂醉,在狗屎堆里睡了一夜。”
扬和丽维娅决定在阿尔宾的房间里等到中午。如果他回来了,他们就一起面对他。如果他不回来,他们就去找梅苏特或者去找警察。扬回了一趟餐厅,通知纳格尔他不去参观希南清真寺了。然后他坐到我身边,问我阿尔宾前天夜里有没有对我透露过什么能让人推断出他的下一步计划的事情。我说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阿尔宾说他星期二去了奥岱洛.苏丹酒店,在观察工人更换米勒房间的地毯的时候被抓住了;星期三,一个过去曾经在德国当过牙医的老珠宝商告诉了他两个俄罗斯黑市商人的名字——帕弗庸和乔根尼.彼得洛维奇,这两个名字让他找到了名叫尼古拉的人,此人戴着一副很大的黑边眼镜;星期四他去了吉普赛人的城区;星期五梅苏特·耶特强烈建议他去杜苏努伦地区。
很可能他昨天在杜苏努伦地区见到了什么人。
“线索不多,”扬说,“但还是谢谢你。”
他们互相紧靠着躺在丽维娅的那半边床上,吸着烟,望着远处。扬喝了点啤酒,丽维娅让人送来了茶。她重新想象了一遍她和扬之间的爱情的开端:最后一次和阿尔宾争论,扬站在她身边,喊叫、摔门,然后一切都变容易了。她会忘掉他,像忘掉一个醒来后没有马上记下来的噩梦。然而这个想象中的场面并没有出现。他们轮番看着手表,每当走廊里有脚步声走近的时候,他们就会吓一跳,马上做好准备,随后继续各想各的心事。
阿尔宾没有回来。
“你打算怎么办? ”一点左右的时候,扬问道。
“那块宝石,' ‘丽维娅说,”他买那块宝石并不是为了让我开心,他只是需要一个借口,想在集市里的珠宝商那儿打听情况……我们也可以这样试试。“
“你看到那块宝石值多少钱了吗? ”
“那是我欠他的。”
扬认为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阿尔宾是错误的。虽然他像丽维娅一样不太相信有什么阴谋,但他还是担心如果在这里问太多的问题的话很快就会引来麻烦。两个既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当地习俗的外国人,几乎无法判断别人的话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是丽维娅急切的恳求让他无法拒绝,而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一个人去。
扬没有问丽维娅是否还爱着阿尔宾,以及如果不爱的话,她对这件事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乃至做好了准备要去冒不必要的风险。
他们离开酒店以后,他先把她拖到了一家糕点店,让她至少吃点东西。她买了一块巴克拉瓦(一种伴着蜂密的蛋糕),走到街上,咬了一口,说了声“很好吃”,然后扔掉了。
大学的摩尔式校门上方镀金的大字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集市里熙熙攘攘,比四天前还要拥挤。两人现在都觉得那些小商贩和托儿们的纠缠让人无法忍受。扬不停地对他们恼火地说着:“不要! ”
丽维娅很紧张。她的目光在大厅里搜寻着,她的呼吸像是马上就要哮喘病发作一样。扬决心尽力阻止她出于错误的责任感而陷入阿尔宾所编织的精神错乱的幻想中。看见珠宝专区的那一刻,丽维娅猛然停住脚,翕动着嘴唇,低声说道:“这个白痴,这个该死的白痴,他应该让我安静,他应该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扬跟在她身后,用身体挡着她的后背,双手环抱着她的腹部。过道很窄,他们被人挤来挤去,有几个男人恼火地转身看他们。扬想把丽维娅轻轻地推到一边,但是她不肯动。
过了一会儿,她像霜打了一样垂下双肩,她开始发寒战了。
她绝望地看着他说:“也许他需要我的帮助。最后一次。而目.,在没有当面对他说我和他已经结束了之前,我的心里永远都无法摆脱他。给我一根香烟好吗? ”
她稍微安静了一点,开始制定寻找阿尔宾的计划,尽管她完全不知道这个计划如何实现。扬考虑着该说什么才能让她相信阿尔宾只不过是溜掉了。他们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盯着那些黄金首饰、成千上万粗细各异的手镯、手链和镶宝石或不镶宝石的戒指。“我真想给你买点什么,但是我太穷了,”扬说。
“我们必须设法打听到谁在做蛋白石生意。”
“你想怎么问别人呢? ——您认识一个俄罗斯珠宝走私商吗? 您能给我一个地址吗? ——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丽维娅。我们还是去警察局登一个寻人启事,让警察来管这件事吧。”
“就问一家店吧,这样我们至少尝试过了。那边那个老人看上去挺和蔼。他以前可能就是牙医。”
“也许阿尔宾只是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没有兴趣和你探讨他的未来而已。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溜掉的机会了。”
在这一刻,扬感到丽维娅的力量开始退缩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她说:“但是我们得去找一找那个尼古拉。
还有梅苏特。好吗? “
扬抓起丽维娅的手,拉着她往大门方向走去。当他们走进露天里时,他感到很高兴。阳光暖洋洋的,他们在一块草坪上坐下来,看着来往的路人,主要是大学生。丽维娅躺在草坪上,闭上了眼睛,好让各种思绪不受干扰地在脑海中飘来飘去。一帮衣衫褴褛的吉普赛小孩忽然围住了他们,其中最小的孩子顶多六岁,大一点儿的大约十二岁左右。
他们从喉咙里发出颤音:“钱,钱。”他们扮着鬼脸,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念着一首数数的歌谣,并且不停地碰着扬的胳膊。
扬看出丽维娅有点受不了眼前的局面,于是说道:“来,我们走吧。”
那些小孩跟了他们一段之后,跑过去围住了一群刚从集市里出来、手上拎着鼓鼓囊囊的袋子的斯堪的纳维亚游客。
扬向几个路人打听附近哪儿有警察局。没想到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懂德语或英语,尽管土耳其语的警察和英语的警察发音几乎没有差别,但他们只是耸耸肩。二十分钟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派出所。
房间很大,但是天花板很低,空气混浊。一个婴儿在哭闹。婴儿的母亲用极快的速度说着话,同时拳头不停地砸在接待台上。好几部电话的铃声同时在响。打字机是六十年代的产品,发出阻击炮一样的声音。喇叭里在喊着证人和嫌疑犯的名字,被喊到的人随后便走进办公室的玻璃门甲。
扬和丽维娅排在六支队伍的第三支中,因为他们觉得这支队伍前面的那位警官看起来比较和善。桌子已经被成堆的未处理的文件压弯了,旧文件刚处理完一点,就有新文件不停地补上去。丽维娅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她紧紧抿着嘴唇,试图至少在表面上和周围的一切保持着距离。他们等了四十五分钟,才终于来到窗口前。
“我能帮您吗? ”那位警官问道。
“我们碰到一点麻烦,”扬说,“这儿有人懂德语吗? ”
警官没有说话,而是转身踢踢踏踏地向房间另一端走去。他在一个蓄着大胡子的秃头同事身边弯下腰,往扬和丽维娅这边指了几下。那个同事皱起了眉头,显然没兴趣接手这个案子,不过他最后还是走了过来,但是远远地就喊道:“不管你们被人偷走了什么东西,干脆忘掉,认了吧。”
“为什么说被人偷了? ”
“你们被人骗了? 为一件破烂玩意付了几百美元? 还是碰到吉普赛人了? 他们在大街上强迫你们为几张照片付一大笔钱? 这种事每分钟都在发生,你们一分钱都找不回来的。”
“我们丢了一个人,他失踪一天半了……”
没等扬说完,那个警官已经离开了接待台,只听见一连串的关门声、开抽屉声、撞了头之后的咒骂声。最后,他拿着一张皱巴巴的表格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失踪者叫什么名字? ”
“阿尔宾·克兰茨。”
“国籍”
“德国。”
“出生地? ”
“……请等等。我想向您报告一些情况。阿尔宾说他上个星期一在奥岱洛·苏丹酒店看见有人谋杀了一个名叫约纳坦·米勒的美国商人……”
扬可以肯定,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个警官的眼神有一刹那黯淡了一下。随即,他用双手捂住脸,叹了口气,说:“他来警察局报警了吗? ”
“苏丹酒店的门房对他说,他们的酒店里没有住过一个叫米勒的客人。所以阿尔宾想自己去把这事弄清楚,他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线人……”
警官的眼神突然变得凶巴巴的:“他没有报警? 您知道他这样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吗? ”
他再一次离开接待台,一下子从柜子里抽出另一张表格,把原来那张表格上的现有资料抄到新表格上,然后继续问道:“何时何地出生? ”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斯道特,”丽维娅说。
“阿尔宾认为米勒是被俄罗斯珠宝走私商干掉了……”
“亲眼目睹一桩谋杀案却不报警,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确切地说是一个行为涉及到好几种罪名:处罚妨碍罪、不采取救助行为罪、因不作为而间接杀人罪、阻碍警察调查罪……如果他使用了望远镜的话,还有可能触犯了本地习俗。您的这位朋友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否则有他好受的。”
“我们很担心他出了什么事。”
“您知道每几天就有多少男人钻到苏鲁库勒区或俄罗斯人地区找乐子吗? 如果每个这样的男人我都让人去找,伊斯坦布尔城得有一半人都在警察局工作才行。”
丽维娅很想向他保证,阿尔宾不是那样的人,她甚至很希望自己能相信警官所说的话。
“特征描述。——克兰茨先生长什么模样? ”
“个子很高,有一米九。多,蓝眼睛,稍微有点长的金色头发,很瘦……”
“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
“手上有伤疤。”
“他是您的兄弟、丈夫还是姐夫? ”
丽维娅的脸红了:“他是我的未婚夫,或者说是我的前未婚夫,但是……”
“你们既不是亲戚也不是夫妻?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就这件事给您什么答复了。如果我们找到他——或者他的尸体,我们会通知大使馆,大使馆会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
扬意识到,再说任何一句话都是多余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您就当我们没来过吧,”他说。
“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法律要求我们有责任调查您所提出的克兰茨先生的罪名,”警官说道,同时把那张寻人启事撕掉了。“这件事你们已经不能插手了,它现在归土耳其司法机构来管。请不要无视检察官的存在。我已经把你们的证词记录下来,请您检查一下是否正确,然后在左下方签字。此外我还需要你们在伊斯坦布尔和在德国的地址。”
“还有什么吗? ”扬问。
“祝你们在伊斯坦布尔过得愉快。”
往门口走去的时候,丽维娅小声对扬说道:“我开始理解阿尔宾了。这里的人举止很奇怪。有点儿不对劲。" 扬又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那个警官正在和他的几个同事激烈地谈论着,其中两个同事正望着他和丽维娅的背影。
24
低气压沉甸甸地笼罩在城市上空。路面坑洼中的积水有两指来深。排水口堵满了垃圾。我觉得很冷,而且头很痛。对于这些由美国威士忌引起的后果,连美国威士忌都起不了任何作用了。既然米勒能负担起作为装饰品的情人伊琳,那么他的生意一定做得不错。她支持他。作为回报,他满足她的所有能用钱实现的愿望。这是一种达成共识的相互利用。
尽管天空阴沉沉的,但凡是被丽维娅的镜头捕捉到的东西都被她拍了下来:驴车、公共汽车站边等车的人、一条带着幼犬的癞皮母狗、圣索菲亚大教堂。她试图在零点一秒的时间里把迎面走过来的人的表情偷拍下来,并且不被他们发觉。在东京和纽约有几百万张相同的底片? ——“这些当然不会是什么好照片。我只是想过过胶卷,适应一下这里的不同光线和让人不太习惯的比例,尽量摆脱羞怯。
有些地方不喜欢被人拍照,有一张无形的保护网。“
三个月前,当她开始谈及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把我的“不”字吞了回去,给了她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她在我心里点燃一个希望——我们之间还有救。
那个我能与之在同一个房间里相处十天的女人已经不存在了。在家里,我们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分开睡觉,一旦靠得太近,我们就保持沉默,而且不会因此觉得尴尬。——“你觉得无聊吗? 我不一定非得一直拍照的。”——“要下雨了。”——“下雨会减少拍出俗气照片的危险。”——要想在伊斯坦布尔旧城的市中心拍出一张有新意的照片,这几乎和想在卢浮宫里找出一张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画一样不可能。——“你饿吗? 想喝点什么吗? ”——“好。”当丽维娅的镜头对准三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时,她们骂了几句,转过身去。——“这里的人的动作和德国人的不太一样,你注意到了吗? ”
我们将会度过无聊乏味的十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她早晚会爆发一次歇斯底里的咆哮,在饭馆里、在大街上,然后我会站起来,留下她一个人度过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和整个夜晚。等我回去的时候,她肯定已经原谅了我。——“给旅行手册拍一些照片吧:自杀者的伊斯坦布尔。”——她哈哈大笑,我看见了她的金牙套。——“在麦达姆。这里以前是进行战车比赛的圆形竞技场。有十万多个座位。这个是埃及的方尖碑。另外那个方尖碑是拜占廷人自己建造的。中间是著名的巨蛇柱。你喜欢吗? ”——“我还是满足于石头吧。‘’正确的词应该是——故意的。
她把脸背了过去。那是一张很漂亮的脸。男人们会盯着这张脸看,像看到了什么超凡出众的人物似的。“我们喝杯东西好吗? 还是你想先看完这本书再说? ”——“这家高蒂尔咖啡厅看起来不错。”她领先走进一家旅行者酒吧,酒吧的布置风格是东方式的:深褐色的椅子,白色粜面的铸铁桌子。杏黄色的灯罩上罩着一层用玻璃珠绳编结的珠帘。墙上挂着黄褐色的十九世纪东方照片。
绿洲上的沙漠牧民,金字塔,流浪的行乞者。我正感觉难受,所以很高兴终于能坐下来。饮料单是欧洲风格的:法国白兰地、荷兰金酒。“给我来一杯佛南布兰卡和一大杯阿姆斯特丹啤酒。" ——”茶,谢谢。“她望着窗外,两根手指撑在唇边,好像在沉思。沉思什么呢? 她的皮肤晶莹剔透。右眼下边有一根细小的神经在微微跳动。她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搅着杯子里的糖。她的表情缓和了一些。
只有一些隐约可见的悲伤能让人想起她和我的故事。丽维娅此刻显得脆弱无助,仿佛有人约了她但又失约了一样。我成功地把玻璃杯送到嘴边而没有洒落一滴酒。胃里一阵剧烈的痛,但很快便平息了。报纸架上除了土耳其报纸以外还有欧洲报纸: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埃及北部的暴雨和洪水夺走了五百多人的生命。“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个博物馆? ”——“你决定吧,这是你的旅行。”——“我以为,我们……”——“我可以再要一杯佛南布兰卡吗? 一杯双份的。谢谢。”她失望时的样子很好看。丽维娅总是在自己身上找责任。香烟燃烧时烟雾的味道像烤果仁的香味。外面开始放晴,云层好像透明的一样。大脑中的化学物质的秘密。没有人能预先知道不同的物质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反应,是化合、不变还是爆炸。——不要害怕,丽维娅,低谷已经过去了,两杯苦啤酒之后,我的情绪就会完全恢复,就算在我们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的途中或者在回酒店的路上忽然暴雨倾盆,我们浑身都湿透了,这一天也会过得很愉快。“我们可以去蓝色清真寺。我还从来没进过清真寺呢,你呢? ”
她思索了一下:“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去过阿尔汗布拉。”
“脱掉鞋子,”一位头戴白色圆尖帽的老者低声说道,然后把我们领进右侧的一个前厅。在这个小偷之都,如果有人把鞋子偷走怎么办? 鞋架上几乎是空的,来参观的人很少。丽维娅从包里取出一条深蓝色的真丝围巾,包在头上,因为她在书里读到过,这样就不会惹那些虔诚的穆斯林生气了。穿着袜子当众走来走去,即便袜子上没有破洞,这种感觉也很别扭。丽维娅把最后一缕头发也塞进了头巾里,对看门人微笑了一下。他的表情很阴郁,看都没看她一眼。我们是入侵者。他很不情愿放我们进来。
一个不信真主的人,一个不信真主的人——当贝都因战士在麦加发现卡拉·本·奈姆西是个不信教的人时,他们这样喊道。如果不是因为强盗阿布·赛义夫(德国通俗冒险旅行小说家卡尔迈(1842-1912 )的小说中的人物.)的那匹在沙漠上跑得像飞一样快的骆驼落到了他手里,他们肯定就把他杀了。
我失去了进去的兴趣,但也下不了决心回去。丽维娅推开门,踮着脚尖跨过门槛。我跟着她。地板上铺了好几层地毯。我们踏进的这个屋子是我所进过的最大的屋子。
难以置信。主穹顸由四根柱子支撑着。这些柱子简直能撑起整个宇宙。穹顶正中央是一个黄金做的点,这个点光芒流溢.映照着周围的一切。黄金点周围环绕着《古兰经》的第一句话。从这句话上发出一些颤动的光芒,这些光芒一直汇入到一块字匾上。一进入字母区域,文字的数目翻了三倍。旁边是一些小的穹顶,有一些小的中心,向各个方向扩展着。由文字组成的行星和卫星安静地运行着。一本砌在墙上的书,没有开头也没有终结。从那些文字中伸延出一些类似百合、郁金香、玫瑰、柏树枝和葡萄叶的繁复缠绕的花纹图案。明亮的蓝色上覆盖着一层白纱,褐色和绿色的色调,那是从月亮上看到的地球的颜色。这个屋子有一种强迫人跪倒在地的力量。丽维娅已经坐下了,她背靠着一根柱子,嘴张着,头仰着,正试图理解她所看到的图像。
这个屋子所供奉的那个神,一定是个非常强悍的神。它是石头、瓷砖、灰浆、颜料、玻璃——我自言自语着。不远处有四个男人跪在地上,其中三个并排跪着,另外一个年纪最大,卡拉.本.奈姆西和阿布·赛义夫都是的跪在他们前面。他们匍匐在地,把额头贴在地毯上,停一会儿,然后抬起头。他们的祷告和我没关系。我是个游客,我只是想看看清真寺的这个部分的柱头而已。这点他们应该是明白的。跪在前面的那个祷告者反复吟诵着一首诗。
他的语调介于唱歌和说话之间。他发出的音节就像那些字母的线条一样互相缠绕着(以下四句阿拉伯文意为:“难道我没有为你开拓你的胸襟吗? 我卸下了你的重任,即使你的背担负过重的,而提高了你的声望。”引自《古兰经》开拓章。):我有一个荒诞的念头:如果我知道这些诗的意思的话,我的生活就会发生某种改变。
那四个男人没有注意到我。很可能这个地区的男人们腰间是佩刀的。我倒退几步,离他们远了一些,以防他们忽然扑向我。
“我不能再呆了。”丽维娅点点头,她脸色苍白,悄无声息地跟在我后面,仿佛她的衣服口袋里装了什么偷来的东西似的。
我决心到了外面以后既不问她的感受和印象如何,也不回答她的问题。——“难以置信,”她说道,然后长时间没有再说话。
星空已经向左侧倾斜下去。木甲板上的最后几个烟头熄灭了,冒出的烟在空气中形成颤动的线条,烫化了木板上的一点油漆,留下一些烟灰和几点焦痕。
在我背后,纳格尔在长椅上不安地翻着身。一个梦从混乱的图像中层层剥露出来:他的大女儿在玩着蟹钳,蟹钳虽然已经从螃蟹身上扯了下来,但仍然能合起来,仍然像刀子一样锋利。等他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孩子的母亲捡起那根被割断的手指,哭喊着。
东方豪华酒吧在我眼前打开大门,那是八天以前的事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马龙.白兰度也在这儿。和他女儿一起。”——“在哪儿? ”——“在后面的角落里。那个面前摆着一瓶威士忌的胖子。”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这是你的第几杯伏特加了? ”我把酒杯里剩下的酒也喝掉,说:“我们在度假。”然后招手让女招待再送来一杯。丽维娅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哗啦啦地翻着那些拜占廷式马赛克的明信片。她有一个小时没有碰她的葡萄酒了,但是已经要了第三杯矿泉水。我们现在正呆在伊斯坦布尔,这是她的愿望。我们吃得很好,坐在一家布置得品位还不错的饭店酒吧里,酒吧里既不过分拥挤也不冷清,我们抽着免税烟,酒吧里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饮料应有尽有。
丽维娅打了个哈欠,尽管我们前一天夜里睡了十个小时。“我不想那样,约翰! ”一个声音喊道,“我再也无法那样生活下去了。”这个声音是马龙·白兰度身边的那个女人发出的。所有客人都向他们那边看过去。约翰抓住她的手腕,捂住她的嘴。她愤怒地甩着头,挣脱出来,咬牙切齿地说:“不,不,不,米勒先生! 我受够了!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喝光杯子里的威士忌,然后再次斟满。“听着,亲爱的,”他说,但随即似乎想到了更好的办法,于是耸了耸肩不往下说了。那女人跳了起来,把上衣外套和手提包甩到肩膀上:“祝你过个愉快的夜晚! ”她快步向门口走去,尽管走得很快,她的臀部还是像时装模特一样扭动着。“可以去拍电影了。”丽维娅毫无兴趣地耸了耸肩:“现在几点? ”——“快到一点了。”——“我也去睡觉了,你一起来吗? ”——“我还要再喝几杯。”——“你难道就不能在喝得走路跌跌撞撞之前停下来一次吗? ”——“为什么要那样? ”这时候我看见米勒正在看着我们,他往嘴里放了一根小雪茄,脸上诡笑着,甚至有点笑出了声。他往灯的方向吐了一口烟,笑声随即变成一连串的咳嗽声,他喝了一大口酒,止住了咳嗽。
“随便你吧,”丽维娅说,然后走了。米勒举了举手向我表示问候。我们是同盟者,尽管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酒吧里的人渐渐走光了。吧台旁还坐着两个法国商务代表,他们在喝白兰地。离他们一米半远的地方坐着三个俄罗斯人。他们的手腕上戴着劳力士手表和很粗的金链子,皮大衣搭在凳子上。离门口不远,一对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恋人忘乎所以地亲吻着,乃至忘了喝他们的鸡尾酒。米勒还在工作。
他读着不同的卷宗,不时划着道儿,在自己的日历本上记着什么。我又要了一杯加冰加柠檬的伏特加,向他举了举,示意干杯。一个喝醉了的四十五岁左右的英国女人坐到那两个法国人身边,开始和他们交谈。午夜已经过了很久,一种漂浮的状态开始出现,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是为了这一刻,这样的时刻为什么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呢? 侍者给米勒的桌子上又放了一杯威士忌。他看着我,指了指他的波本威士忌,示意我坐过去。我没有坐在他对面,而是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样还可以把整个酒吧尽收眼底。“你叫什么名字? ”——“阿尔宾。”——“什么? ”——“艾尔。”——“好的,艾尔。我是约纳坦,但是你可以叫我约翰。”他让人再拿来一个玻璃杯。“你的女朋友生气了,我的也是,干杯。”掺了气泡矿泉水的波本威士忌味道出人意料地好。“你喜欢伊斯坦布尔吗? ”——“是我女朋友想到这儿来的。”——“我恨这个地方。”差一刻两点钟。那两个瑞典人忽然有点急不可耐了,往外走的时候,他的手已经伸进了她的裤子。“你到这儿来是做生意的吗? ”——“是的。”——“什么生意? ”——“俄罗斯珠宝。”——“我还不知道俄罗斯出口珠宝呢。”——“雅库茨克的绿宝石和钻石。”他显然没有兴趣和我聊他的生意。其实他压根儿就没有和别人交谈的需要,他只是不想一个人喝酒。他的目光盯着吧台后面那个正在冲洗玻璃杯的姑娘。酒吧老板正在擦拭酒瓶子。只要最后一个客人不走,他们就不能关门。左边的那个法国人正在抚摩那个已经喝醉了的英国女人的大腿。他会把她带回房间去的。
“该死的天气。”——“糟糕的一天。”一个富有的酒鬼邀请一个陌生人与他共饮,却并不把他当成听众来发泄自己的愤懑情绪或者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要雪茄吗? ”——“好的,谢谢。”——“我离开美国后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盒哈瓦那雪茄。”他把一根燃着的火柴伸到我面前。交谈中出现的长时间的沉默既不令他也不令我觉得尴尬。“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伊琳。是的,她很好。但是她不太能承受压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一定不会相信,他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喝掉了一整瓶威士忌,但是只有他额头上的汗珠能让人感觉到这一点。雪茄让我觉得清醒了一些。
“你看见那边的那几个俄罗斯人了吗,艾尔? ”——“当然。”——“我不会信任他们。”——“为什么? ”——“直觉。
还有经验。“一个美国珠宝商为什么要到伊斯坦布尔来和俄罗斯人做生意呢?冷战已经结束了,在东欧集团进行投资已经可以获得担保,而且国家还给补助。他应该很清楚他在做什么。如果现在站起来的话,我会摇晃的。没有任何地方的靠垫比这里的靠垫更加柔软。我可以坐在这儿睡着,一个梦都不做,每隔几个小时喝口酒,连睡十天;让丽维娅在这十天里去完成她的游览计划好了。”和他们打交道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不在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对我抱有信任。那个英国女人已经把她的法国人拽走了。”我确信一切都会变好的。“他最后一次斟满了酒。”干杯! “我已经很久没遇见过什么人能喝得我几乎要甘拜下风了。我想在上下眼皮之间撑一根火柴棍儿,这样就能盯着那几个斯拉夫黑手党。米勒用一张金卡结了账:”遇见你很愉快。“——”谢谢你,约翰。“他从皮箱子里拿出一副手铐,把皮箱锁在自己的手腕上,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然后他站起来,迈着稳稳的步子向门口走去。这时候那几个俄罗斯人也结了账。快到四点钟了。女招待不会把我带回她的住处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丽维娅隐瞒的事情比告诉她的事情要多了呢? 时间在倒着走。但我们的船毫无疑问没有倒着行驶,相反,它加速了。但是尽管速度很快,我们在天亮前还是很难到达船只停靠站。
在船舱里,丽维娅正在讲述她是如何成为摄影师的。
我听过这个故事。舍尔夫正在想象她的乳房的样子。
25
有那么一会儿,扬和丽维娅一言不发地在卡加洛古鲁区走着。两个人都在脑海里回想着刚才在警察局里的谈话经过。他们起初的目的是登一份阿尔宾的寻人启事,但是几轮问答之后,那个警官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使得事情的性质一步一步地发生了变化;第二张表格让第一张失去了意义;到最后,警官怀疑阿尔宾有好几种违法行为。阿尔宾的名字现在被登记在一张不太重要的缉捕名单上,没有人会去寻找他。
“假设米勒真的被人杀了,”丽维娅打破了沉默,“一周以后,我们是最早到警察局报案的人,但是没有人问我们:这件事发生在何时何地? 用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是否认识死者? 此外,作为惟一的证人的一名德国游客失踪了,他们不但对此不感兴趣,还装模作样,小题大做……”
“也许他经常碰到这类案件。”
“一个隐瞒一桩谋杀案的人,顶多犯有‘因不作为而间接杀人罪’——如果这桩谋杀果真发生过的话。”
“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几乎有点像阿尔宾了。”
“如果他当初把自己看到的事情报警做了记录,他就会被指控犯了‘触犯习俗罪’,仅仅因为他在自己住的酒店的,阳台上偷看别人的房间了。”
“阿尔宾只是想回避因你们的分手而带来的尴尬。而且他也忍受不了你现在和我呆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另外买了一张票,已经乘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德国了。”
“那他为什么把他的东西留在这里? ”
“出于恶意。他知道我们会由于良心的谴责而慌乱不安,并且因此把自己卷进各种各样可能的麻烦。就和现在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
“但是那个警官……”,“你自己也说过,阿尔宾经常闹着玩儿地编造故事、提供假线索……”
“那么请你告诉我,那个警官为什么要把寻人启事的登记表撕掉? ”
“如果你现在脑子里盘旋着的全是一些关于阴谋的理论的话,那么最平常的偶然也会被你当成阴谋的证据。妄想症侵入了你的大脑,排挤掉了清醒的理智,把无所不在的怀疑带进你的思维结构,在那里不加控制地蔓延着……一直到你忽然看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向你走来,你还在以为是你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尽管扬觉得欺骗自己所爱的女人是不可原谅的,但他还是这样做了,而且是在他们共同度过的第四天。他一边试图让丽维娅相信情况并不严重,一边回想着当他提起米勒时那个警官眼神中的一霎那的黯淡,回想着他如何通过精心的措辞把一个失踪的证人说成了一个逃跑的罪犯。
阿尔宾的故事中哪些部分是真正发生过的,哪些部分是他编造的,哪些是他的幻觉,扬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幻觉当成真实的,那么这些幻觉就能推动他采取各种行动,这些行动的后果会让那些幻想出来的起因像是真的一样。扬不知道那个警官为什么要耍花招,但他毫无疑问是想通过这些花招摆脱和这件事的关系。
“我想去那个俄罗斯市场,”丽维娅说。
扬沉默不语。每一个劝她放手这件事的尝试都会进一步加深她对他的不信任。他觉得很内疚,递给她香烟和打火机,避开她的目光。
“你像我一样不相信你所讲的东西。”
他没有反驳。
还差一刻就四点钟了。房屋的影子投到了视线之外。
空气凉了下来。有人在喊。叫喊声是从旁边的一条侧街上传来的,并且伴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一个男人倏地从街道拐角处窜了出来,手里握着一根棍子,在空气中抽打着。他走到他们面前停住了。他可能三十岁,也可能六十岁,身上穿着短外套、帕卡短外衣和大衣,此外还穿了好几件毛衣和两条长裤。他的右眼瞳孔翻进了眼窝里,左眼像一个狂暴斗士一样盯着他们,似乎随时都可能扑到他们身上来。他的嘴角泛着白沫。他把嘴唇在袖口上擦了擦,健康的左眼球咕噜噜地转动着:“站住! ”他喊道,“一步都不许动! 不信真主的人! 魔鬼和母狗的怪胎! 你们这些吸血鬼! 我非常了解你们的国家,在你们的国家里,母亲出卖儿子,父亲奸污女儿! 滚吧! 逃命吧! 趁着还没有被干掉,躲到石头缝儿和地洞里去吧! 清算日即将来临! 沙漠上的风暴将要吹散你们的聚会,宣读对你们的审判! 跑吧,趁那风暴还没有把大海掀起高山一样的波涛! 逃吧,趁洪水还没有把你们冲走,岩石还没有把你们碾碎……”他说的是标准的德语。口水从他的下巴上淌下来。他的棍子危险地在扬和丽维娅面前挥来舞去。尽管他是个疯子,但是他那只独眼发出的眼神却有一种能让扬和丽维娅感到害怕的力量。
“……从这儿滚开! 让苍蝇蚊子去吃你们发臭的尸体吧! ”
他向着天空发出最后一声嘶叫,然后像他出现时一样闪电般飞快地跑掉了。
丽维娅浑身发抖。扬怀疑此人是否真的是个疯子,但他同时已经足够沉着到能利用她所受到的惊吓了:“我们还是回酒店去吧,”他说,“市场马上就要撤摊了,我们可以明早再去试试。”
“也许我应该推迟我的返程机票。”
当他们走进大公宫殿酒店的大堂时,丽维娅希望阿尔宾的钥匙已经不在服务台了,但她的希望落空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乘电梯上了楼,想去看看这段时间里他是否曾经回过房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曾经回来过。
“不错的画,”扬指着墙上那幅土耳其近卫兵扛着滑膛枪的画说。丽维娅拿起电话,听了几秒钟的空线信号音,又把电话放下了:“我们能给谁打电话呢? ”
“其他人如果已经回来了的话,现在一定是坐在酒吧里。应该让纳格尔尽量回忆一下阿尔宾在喝醉了酒的时候有没有透露过什么信息。”
参观完苏莱曼清真寺之后,全班就分成了几伙儿。多数人对希南清真寺的建筑不感兴趣。弗里茨很快就溜掉了。哈根想和斯凡蒂叶单独出去,所以把舍尔夫撵走了。
阿德尔觉得自己有责任安慰萨宾娜。科琳娜和他们呆在一起。纳格尔咒骂着现在这些艺术系的大学生出来旅行时表现出的趣味和出门旅行的退休者一样:旅游纪念品商店、咖啡和点心,还有充足的睡眠! 然后他又问道:“班级的气氛这么差,是因为我吗? ”
“也包括这个原因,”莫娜说。
“我们本来希望到了这里以后气氛会好一点呢。”
“也许我事先应该说清楚一点:群体动力学不是我的专业。”
我们一起看了赛马场后面的索克鲁·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然后又看了客轮码头边上的儒斯特姆·帕夏清真寺,这儿离我们与阿尔宾失去联系的那个地方不远。琳琅满目的蓝色上釉陶器让纳格尔打消了他那个还没开始着手实施的装饰艺术项目的念头。莫娜和我惊讶于他的感受的准确。有时候我们俩就像没戴眼镜的近视眼。由于他没有喝酒,莫娜可以最大程度地免受他的骚扰。只有一次,他说她的屁股很诱人,他想从后面和她做爱。
我不知道其他人都去了哪里。斯凡蒂叶和哈根似乎在下午达成了一致,至少他们开始尝试安排换床,并且成功地让舍尔夫睡在了我旁边。
纳格尔、莫娜和我比扬和丽维娅提前几分钟走进了东方豪华酒吧。纳格尔此时也已经开始为阿尔宾的失踪而担忧了,他在考虑要不要去报警。当扬和丽维娅走进来的时候,他隔着老远就大吼着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当他们轮番讲述经过的时候,他的表情黯淡下来,他的烟抽得更凶猛了,一口气喝掉了第二杯啤酒:“你们中有谁相信土耳其警察是不受贿的吗? 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军事专制,那时候这些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可不太舒服。”他又要了五杯双份的莫斯科夫斯卡亚,然后说:“补充点体力。我们得去巧妙地刺探一下梅苏特。”
“我以前只在电影院里见过詹姆斯‘邦德,现在我看到他的原型了,”莫娜说。
丽维娅对纳格尔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在考虑推迟我的返程日期。至少要等到我确信继续寻找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再走。”
“那我也推迟返程的时间,”扬说。
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纳格尔冲在最前面。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缩着肩膀。丽维娅把与梅苏特见面时的各种可能的情形都想象了一遍,她鼓励自己要有勇气,反复练习着一种坚决果断的语气。
“对了,这家酒店里的酒吧还不错,”当纳格尔穿过奥岱洛·苏丹的红地毯,门童向他脱帽致意的时候,纳格尔说道。
进了大堂以后,他犹豫了片刻,似乎想驱逐最后一丝怀疑,因为一旦我们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他就已经把他自己和我们都置于风险之中了,而他不愿意怀疑阿尔宾的故事能够证明这种风险是值得的。他像一个在为自己的军队做战前动员的统帅一样原地转着圈儿,但又想不出什么鼓舞人心的句子,所以只是用伸得老长的胳膊指了指藏在柱子后面的服务台。
尽管阿尔宾没有详细地描述梅苏特的外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正在把纸张资料放进文件夹的男人就是梅苏特·耶特。他让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此外他胸前的小牌子上也写着“梅苏特”这个名字。尽管如此,纳格尔还是说道:“晚上好。对不起,我们想找梅苏特·耶特。”
“您现在找到他了。”
“很好。”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梅苏特一个接一个地打量着我们。他看起来很友善,但是显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由他来把谈话继续下去。纳格尔抓了抓后脑勺,然后又抓了抓鼻子:“可以抽烟吗? ”
“您请,”梅苏特说,同时把一个烟灰缸摆在纳格尔面前。
“事情是这样的。您也许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一个朋友……我是S 市艺术学院的教授,他们是我的学生。扬和欧拉夫。除了丽维娅以外。我们正在做一次班级旅行,明天就要回德国了。我们的这个朋友,丽维娅的男友,或者说前男友,名叫阿尔宾。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提起过您。”
“阿尔宾.克兰茨。我曾经尝试帮助他。他住在大公宫殿酒店。”
“阿尔宾失踪了。从昨天下午开始……”
“您为什么要让他去杜苏努伦地区? ”丽维娅打断了纳格尔的话,“您对他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要听您的? ”
“一个一个来,”纳格尔说道,“这不是审讯。我们是来请求梅苏特先生的帮助的。——阿尔宾发现了一件事,一件很棘手的事,非常让人迷惑。他提起过一个名叫米勒的美国商人。这一点他也对您提过,那是在上周一的上午,当时我们还在法兰克福呢。”
“那是阿尔宾第一次到我这儿来。”
“米勒有可能是一个假名字,”扬说,“但是您可以查出来从星期天晚上到星期一早晨是谁住在那个套房里……”
丽维娅太激动了,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现在可以在这儿说一个小时的废话,但是我的时间在一点点流逝,所以我只想要最干脆的问题和最干脆的回答:关于这个米勒,您知道什么情况? ”
“我知道多少,我都已经告诉阿尔宾了:在我们的酒店里没有一位叫约纳坦·米勒的客人。”
我站在纳格尔左边,我看得出,他的大脑在努力研究各种交谈线索,分析各自的利益和情感状态,同时还在研究梅苏特的手势和表情,希望能找出一个有利的切入点。
丽维娅决心不再第二次被梅苏特搪塞过去:“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您认为绝对没有人在您的酒店里被谋杀——不管他的名字叫不叫米勒? ”纳格尔问道。
“如果想证明这一点,我得在同一时问到所有房间里查看,而且即便那样也不能构成充分的证明。”
“这么说阿尔宾有可能真的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
梅苏特笑了:“不。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您可以把时针从左向右的转动称为时针方向。
但是如果您从时钟的位置观察这一转动的话,时针就是在做相反方向的运动。所以人们必须这样说:当人们站在时钟的对面、也就是能看见时钟表盘的那个位置上观看时,人们把时针的运动方向称为时针方向……“
“看在我的份儿上,请您以后再跟纳格尔教授探讨这个问题! ”丽维娅说道。“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让阿尔宾去杜苏努伦地区。”
扬把手放在了她的胳膊上。
“因为那个地方风景优美,在新鲜的海风中可以清醒地思考;因为阿尔宾在原地转圈儿,他还没弄清楚自己的立足点就在思考方向问题;在那里,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他也许会遇到一个能帮助他确认自己位置的人。”
“如果您想愚弄我,我就去报警。”
“正如您已经知道的,警察局忙得一塌糊涂。”
丽维娅皱了皱眉。从梅苏特的回答中,她推断出,他已经获悉了他们的行动步骤。她感到惊慌,但同时也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轻松。尽管如此,她还想最后威胁他一下:“我是记者,,‘她说道,”我可以找您的麻烦。我要把这件事用醒目的大标题在报纸上登出来。全部细节,包括您的名字和您的酒店的名字。然后调查部门就会对这件事感兴趣的……“
她的话忽然停住了。梅苏特的表情看起来很悲伤。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用很轻的、只有丽维娅听得见的声音对她说道:“请您记住下面这个故事给您的劝告:一条力气很大的鱼闯进了一个没有经验的渔夫的鱼网。渔夫担心光靠自己的双手抓不住鱼网,于是就把鱼网牢牢地系在了自己腰间。随着用力的一拽,大鱼掀翻了船,把年轻的渔夫拖进了水里。”
丽维娅点了点头。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后来我们经常自问:梅苏特身上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不回答我们的问题,却让我们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连纳格尔都已经屈从于他的意志了:“您所说的时针方向的问题很有道理,梅苏特先生。现在我们走吧。”
没有人反对。
丽维娅说,梅苏特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她不能确定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使她起初无法理解那个故事的含义。在回酒店的路上,她不停地重复着那些话,以便不忘记其中的任何一句,但是还没过一个小时,没等她把这个故事用笔写下来,她就忘记了其中一个关键的细节,一个很细微的地方,正是这个细节让她忽然觉得返程非常必要、迫在眉睫。这个细节她如今记得清清楚楚,但是没有写下来。
由于这个故事中蕴涵的那个人所共知的道理,她先于阿尔宾摆脱了这件事的影响。
26
一颗流星划落到了群山后面。舍尔夫幻想着船上只有他和丽维娅,船变成了那艘摩泽尔客轮,一只小艇把他们送到岸上,他们躺在沙滩上,他分开她的双腿,那里是潮湿的。
这时候他感到扬的目光正在盯着他:他为什么要盯着我看? 发动机的声音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我似乎感觉到又似乎没有感觉到我的屁股撞在了船舷栏杆的扶手上,撞得很重,屁股一定很痛;与此同时,一只奇怪的、有生命的漂浮气垫在水面上膨胀起来,一直膨胀到弹簧门那么大。尽管它的轮廓很清楚,但却好像是透明的一般,并且不断地和周遭环境交换着背景。它发出的微光照亮了船体。尽管是在夜里,我还是辨别出了它的颜色:褐红色的,中间有一条白色。
熟睡中的丽维娅的浮雕半身像。她的头埋在揉皱了的枕头里。各种不同的表层构造:棉布,皮肤,波浪状的长发散乱在枕头的褶皱上、她的脸上和后背上。被压平、被纠缠在一起。她的头脑中是一些既不会成为她的记忆也不会被她遗忘的场面。
这里的鸟儿叫得真响,从四月到十月我都不需要闹钟,丽维娅把膝盖蜷起来贴着肚子。春天的阳光把窗格子的影子投在镶木地板上。半个小时以前,阳光还抚摩着她从床沿边上垂下来的手。现在阳光一点一点地移开了。床单从她肩头滑落下来,但是她并不觉得冷。她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在刚才这一分钟的梦里,没有凶恶的敌人在追她。
日本樱花树开花了。这是今年第一次不再刮冬天的风。天气暖和了。一只鸽子在咕咕叫。我一直都很讨厌星期天。
我们的星期天要么极度无聊,要么就是以灾难结束。我要等丽维娅来决定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开始就是她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早上就要乘车赶往汉堡,要在那里呆三个星期,为一处哥特式建筑的几何形窗花格做抛光,工作完成以后我们才能再见面。今天的一天将会很伤感地度过。我们期待着重逢的欢乐,以此相互安慰着。丽维娅翻了个身,她的乳房露了出来,她的左手放在大腿上。一声轻微的叹息。我坐起来,一会儿看看她平静的脸,一会儿看看窗外在风中摇动的树枝。在深蓝色的缎面衬托下,她的头发闪烁着橘红色的光芒。我用手背抚摩着她的一缕头发。我们可以去妙极餐厅吃早饭,在那里聊聊她的学士毕业论文。如果你让我说说杜伊斯堡的海豚馆,我就告诉你:游泳馆的建筑很过时;孩子们不停尖叫;海豚总是发出咯咯的笑声,就连病得很重的时候也还在笑;还有一个随时准备保卫海豚的海洋生物学家。
丽维娅的睫毛抖动了一下,像是马上就要醒了。但她还是决定继续睡下去。只要她没发现,我就可以继续画她。
画她脖子上紧绷着的肌肉,画她眉毛的弧线。眼睑后面一定藏着一道看向内心的目光。如果把这种目光成功地雕刻到石头上,就会是一件俗气的作品。在我们楼上,特亚或者拉尔夫已经起床了,她或他走下楼梯,进了厨房,打开柜子,拧开水龙头,拿出一些碗碟杯具,离开了厨房。没等我画完.丽维娅翻了个身,趴在床上。我另外拿了一张纸。
拿着铅笔和纸坐在床,坐在她身边,守护着她的睡眠,在冬天结束之后的晴朗的一天用画笔跟踪她两颊和上身的线条——幸福就从这里开始,一片开阔的风景,我们坐在一棵百年古树下,她的头靠在我怀里,我们看着那些性格温和的动物,吃着水果,喝着附近小溪里的水,时间以一种均匀的速度一点点流逝,没有任何事件来打断它。
丽维娅睁开了眼睛,盯着墙。台布上钉了无数张照片,有我们自己的照片,也有一些著名照片的复制品。她渐渐清醒了,开始把这一天编入自她有记忆以来的所有日子的序列里。在刚刚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开始出现在这个日子的序列里。有一瞬间她显得有点惊讶,随即便记起了一切。
我现在很想对你说点能消除你的失望的话,为那些并不存在的困难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很想用一个从不知谎言为何物的人最确定的语气对你说,因为如果那样我的话语背后就不会藏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但我不是一个不知谎言为何物的人,而那些语言也被使用得太频繁了。
她看着我,似乎想要相信我的某一个方面,一个我自己并不知道的方面。“怎么样? ”——“很好。”老城区的尼古拉教堂的钟敲响了。窗格子的影子和椅子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椅子上搭着她的衣服。“你画我了。”我点点头。“我睡觉的时候禁止你画我。”——“也许我会尝试做一个浮雕。”——“如果是这样,那你可以画。”她坐了起来,把床单围在胸前,握起我的手:“昨天很棒。”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伸手去够打火机。烟雾和阳光在写字台上方飘浮和缠绕在一起。“我渴了。”——“你想喝什么? ”——“橙汁。”——“我去给你拿。”——“我再躺一会儿。”她在看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但愿她不对他说假话。
我们坐在幸福花园里的大树下,除了青草的声和昆虫的嘤嘤嗡嗡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偶尔有一只云雀腾空飞起。但是刚到下午的时候阳光非常强烈,光线明晃晃地几乎要灼伤眼睛,晒得我的后背火辣辣地痛。我们的身上是粘乎乎的汗水,时间漫长无聊得让人无法忍受,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打发这时间。一个疯狂的想法像一颗子弹一样射进我的头脑,令我无法回避——我的牙齿深深地咬入丽维娅的后背,直到有鲜血流出来。
单独呆几分钟。“今天你什么都不用管。”——“我的确想再躺一会儿。”厨房里有一股咖啡和烤面包的味道。十五分钟的时间,没有她盯着我看。我会把早餐给她端到床上,这是我们相识以来的第一次。打开收音机:这几天我们已经知道,禁食并不是锻炼身体的方式……再换一个台,星期天的流行音乐。“你在干什么?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悠闲从容地度过这一天。六个月以来,我们第一次可以坐在室外。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电影院,或者去树林里,然后上床。做爱,看电视,叫比萨饼。经过四年的建造,投资折合九十亿马克、位于巴黎东边的马纳河谷的娱乐公园——欧洲迪斯尼乐园今天开始营业。冰箱里满满的。煮鸡蛋的时候水里要放点盐,否则鸡蛋会煮破。烤小面包。她喜欢一半涂果酱,另一半夹奶酪;黑面包上放色拉米香肠。我尽量克制着恶心。
此外还有苹果、酸奶、她的维生素药片。当我端着托盘站在门口的时候,她会有什么反应? 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很大,她听不见我拉开了冰箱的冷冻层,拿出那瓶伏特加,喝了一口、两口、三口,伏特加令我身心舒展,令我露出笑容,我期待着能成功地和丽维娅一起度过这一天,丽维娅说她爱我,尽管——不,她没有“尽管”地爱着我。
咖啡对她来说太浓了。多加点牛奶就行。再来一口伏特加。“你是不是在等人把橙子直接从摩洛哥空运过来呢? ”——“稍等就好。”真正好的音乐磁带是约翰。柯川的。
“旱上好,女士,客房服务。”这是她没料到的。她皱起眉头,想找出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妙板餐厅吃早餐的吗? ”
她挣脱了,然后撞击我的腹部。血从她脖子上流下来,在锁骨窝里汇成一小摊。血的味道引来了几只马蜂。一切都停滞了。
“我以为你会很开心。”——“我当然很开心。”
舍尔夫在想:多愁善感的胡扯。还有:我需要一个女人,随便什么女人。扬很厌恶他,他的厌恶叠加在丽维娅的故事上——舍尔夫的思路中断了。
再也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只有一种单调而密集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句子,句子的雏形;大脑中血流的颜色。
气垫在我脚下形成一个巨大的凹形。尽管气垫的开口也随之越来越大,但还是看不见它的内部。
比勒费尔德的工作室开放展,分布在城里的七十二个地址。表示艺术家能在这里生活。玛丽亚在电话里说:这会是你参加过的最好的聚会。楼门旁边的通话器里有人喊道:“四楼。”我不是第一个到的。玛丽亚把自己的作品和文森特的作品一同挂在她的房子里展出。文森特在大学里和她是同一个年级。他们已经在一起住了几个星期。从楼梯间就开始挂着照片,邮票大小的照片镶在相比之下过于巨大的双层玻璃画框里:酒店房间、雨中的棕榈树、一块风干了的三文鱼、卖身的黑人女孩、无所事事的黑人男子。故意把主题拍得很偏,偏到照片边缘,画面故意拍得很模糊。
“不要马上批评我们,”玛丽亚说,“我们正在摧毁传统摄影的教条。”房门敞开着。一个头发扎成马尾巴的大学生正在切洋葱:“我是文森特。”——“阿尔宾。”——“你是玛丽亚的中学同学。”那个正在择生菜的女人已经年近四十。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杂着青草、烤肉和汗味儿的味道。我从箱子里拿了一瓶啤酒。主房间被蜡烛和彩灯照得通亮。房间中央是一个长条桌子:白色的桌布、银制的餐具。玛丽亚把她母亲的箱子底儿都翻了出来。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照片上,几块表面粗糙的灰色块错落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哥特式教堂的拱顶的侧影。仓库迷幻音乐。一个扎着小辫的十六岁的女孩在给她最好的女友卷一根混了大麻的香烟,那个女友长着一副印第安女孩的面孔。从床垫子和旅行包来看,很多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了。玛丽亚在和一个穿着西装的自命不凡的家伙聊天,好像是希望能在他的画廊里搞展览。总共大概有二十个人,但现在才九点一刻,食物要到十点才准备好。女人占多数。除了玛丽亚以外我谁都不认识。一个穿着橘黄色紧身上衣的男舞蹈演员在给一个羞涩的南欧女子表演印度寺院舞蹈保留节目中的手的动作。他的情人嫉妒地看着他们,然后去厨房拿了一杯香槟酒。他是个瘸子。他是本,玛丽亚给我讲过这个十七岁时失去一条腿、现在在研究时装的人。他的假肢上包着一层豹纹图案的布料。我坐在一个很旧的外国箱子上。玛丽亚发现了我,喊道:“我马上就来,一秒钟。”我们上次相见是在一年半以前。在和我一起住过的女人中,她是惟一一个不恨我的。“你现在在做什么,除了酗酒以外?”——“敲石头。”——“成功吗? ”——“不太成功。”——“私人生活呢? ”——“不停地换性伙伴。你呢? ”——“我们陷入了意义危机。摄影记者们已经意识到,用照相机是无法捕捉到真相的,而艺术摄影师们都在面临一个抉择:是要钱还是要妥协。”——“你是哪种? ”——“很难准确地说……”
门口出现一个苗条的影子。是一个女人的轮廓。她把头发盘在了脑后。她在等着。等着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比较暗的光线。然后她走了进来,辨认着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她亲吻了本和那个男舞蹈演员的面颊,拥抱了一个瘦削的姑娘。玛丽亚向她挥挥手,问道:“你们那儿人多吗? ”——“比我们预想的要多。”看样子她不是第一次进这所房子。
她检视着房间里的变化,随即在餐具柜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于是检查了一下头发有没有被风吹乱。然后她转头看着那幅灰色块的照片,摇了摇头,打开了霓虹灯管。所有人的交谈都停顿了片刻,然后又从头开始:“我想说的是……”她很仔细地四处看着,手指抚弄着从发髻上滑落下来的一缕头发。一双很特别的手。文森特在给她解释自己的艺术理念。他的语速很快,声音很轻。我只听见他在说:“……极度简化……终点……其实应该停止了。后现代……”有人把音乐声开大了。他们显然不是一对儿。他喜欢她,但是她并不吸引他。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从他后面抱住了他。我还以为她是个讲师。——“……你没在听我说话,阿尔宾,”玛丽亚笑着说。“那个正在让文森特解释那幅照片的思路的姑娘是谁? ”——“丽维娅。也是我们年级的。她人很好。”——“她的腰部和臀部比例无懈可击。”——“她听到这话会很高兴的。”这会儿已经有将近三十个人了。长条桌子旁边顶多能坐十五个人。文森特从隔壁房间拿来一张桌面、几个凳子和几把折叠椅子。“我得去帮帮他。你想让我介绍丽维娅和你认识吗? ”——“过一会儿吧。' ‘丽维娅转过身来。她很关。我们的目光相遇了。那个印第安姑娘关掉了霓虹灯。文森特用一把勺子敲着玻璃杯.直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们没有足够的座位,我很抱歉,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吃的。请吧,别客气。“我没有兴趣吃东西。一个法国女人站到我旁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说道:”我叫爱洛漪丝。我是学版画设计的。你呢? “——”我是水暖工。“——”什么? “——”水管子、厕所管道,诸如此类。“她思考了片刻,不知道一个法国女版画家该和一个德国水暖工聊些什么,她的眼睛求助地在人群里搜索着,直到终于发现了一个熟人:”噢,那边有一个我非常想见的人。“
丽维娅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端着一个装满食物的盘子。
所有的椅子都有人坐了。是偶然吗? 还是她发现这个旧箱子上可以坐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她注意到我在一刻不停地盯着她。对此她一点都没有感觉不安。她径直走到我面前:“这儿没人坐? ”——“是的。”——“我运气不错。”——“祝你好胃口。”——“你什么都不吃吗? ”——“不吃。”——“味道好极了。”——“我不饿。”——“你叫什么? ”——“阿尔宾。" ——”我叫丽维娅。“——”据说你人很好。“——”如果是我,我就不相信玛丽亚的话。“——”为什么? “——”不为什么。“——”但是她经常是对的。“她把盘子放在窗台上,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小包骆驼香烟:”抽烟吗? “——”我刚想问你呢。“——”你问晚了。“——”要火儿吗? “——”谢谢。“——”不客气。“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从嘴唇间吐出一道细长的烟雾:”现在我们聊些什么呢? “——”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你希望保持沉默? “——”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去一个别的地方吧。“——”你有什么主意? “——”我住在这条街的拐角。“——”一般来说这就等于聚会结束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经常这样做? “——”从不。“
当我们把外套搭在胳膊上向门口走去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我们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玛丽亚会以为我找到了一个比她的沙发更舒服的睡觉的地方。我们在楼梯间遇到一对情侣,看在他们的分儿上,我们仔细看了展览中的两幅照片:一个英国咖啡店里的玻璃陈列柜;浅蓝色丽塑板上的太阳。当我们走进室外的黑暗中时,丽维娅笑得浑身颤抖。寒冷的风吹在我们脸上。天空中繁星点点,但是没有月亮。——“我将来要做一个摄影师。”她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开了个头,但是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回去就行了。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失踪了。
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可以在今天剩余的时间里互相避开。
似乎看出了我在想什么,她止住笑,停住脚步,抓住我的胳膊:“我对你一无所知,但是我看见了你。我是认真的。”——“一次觉醒的经历,”舍尔夫讥讽地说。——我相信她,同时思忖着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尽管天气很冷,我却不觉得冷。她问道:“你认识星座吗? ”——“只认识大熊星座。”——“我也不认识别的。" ——”多么幸运啊。我们向你致敬,丽维娅。“——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女人不说话了,生气了,脸涨红了。如果是在那时候,不等舍尔夫把话说完,你就会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回敬他,也许还会朝他的鞋上啐一口。
我离得太远了,没法儿保护你。我连愤怒的感觉都没有了,又哪来的力气呢?腰部的肌肉已经松弛了。我的视线平行于水面,同时望着北方、南方、东方、西方,但却不需要转动眼睛。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面熠熠发光。
27
“现在你们都安静,听我说,”我们离开奥岱洛·苏丹酒店以后,纳格尔说道,“作为教授,我要对你们负责。包括对你,丽维娅。你现在情绪不好。阿尔宾可能会重新出现,也可能杳无音信。不管他怎样,我们都帮不了他。我不知道梅苏特·耶特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我绝不认为他是某个犯罪组织的成员。他了解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领域。他保守秘密一定有他的原因。但有一点我很肯定:他想帮助阿尔宾或者支持他。可能他没有成功。我们无法知道更多的情况了,因为我们明天就要走了,而且是所有人都走。”
纳格尔这番话其实是多余的——梅苏特已经瓦解了丽维娅的对抗,扬也拒绝再做任何私人调查,我保持中立。但是在这一刻,当他不容任何反驳地说出了这个决定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如释重负。
在回大公宫殿酒店的路上,所有人都一言不发。一种压抑的气氛从房屋之间沉落下来,包围了我们。这种气氛似乎是梅苏特制造出来的。他想把我们赶出这个城市。我好几次被房屋门口的人影吓一跳,但是回头看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人在跟踪我们。黑暗使头脑中的幻象成为可能,这些可能又变成极其可能,而极其可能的东西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丽维娅和扬在大堂里和大家告别,回房间去了。这天晚上,他们试着把过去一周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一步一步地回忆出来,但是空白之处太多,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像。有一会儿,丽维娅认为阿尔宾是抢在她离开他之前} 留掉了,就像他父亲抢在别人没收他的公司之前放火烧掉公司然后销声匿迹了一样。她感谢扬没有因为她在与阿尔宾分手这件事上的迟疑不决而怪罪她。当她问起他对梅苏特的评价时,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我在非洲呆过很长时问,”他说,“我见过巫毒魔法和苏非教派的仪式,自此以后我就不再相信所有事情都能用理性解释清楚。”
纳格尔和我站在门口的大厅里。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吃晚饭,我们可以给莫娜打电话,他请客,他说独自把房间冰箱里的饮料喝个精光、守在电视机前度过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晚实在很难受。莫娜立刻来了,她非常好奇,但是忍着不问。纳格尔建议到酒店里的饭店去吃晚饭,经历了这些混乱之后,我们也有理由让自己奢侈一下了。没等莫娜开口询问,他就说道,如果她想知道和梅苏特的谈话进行得如何,她就得先想想“时针方向”,一旦她弄明白“时针方向”这个词严格说来指的是恰好相反的转动方向,那么她就已经知道了最关键的事,其他事情也就可以据此推演出来了,否则她就应该把这个故事从头脑中抹掉,转而考虑一下我们到底该吃鳎目鱼还是该吃烤羊背的问题。
她茫然不解地看着我。
“他的意思是:我们没取得什么进展,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差不多。”
“听起来我好像没错过什么。”
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在酒吧里遇到了斯凡蒂叶、哈根、舍尔夫和弗里茨。我们一起坐在高大的皮椅子上,喝着加水的拉基酒,看着墙上那些十九世纪的欧洲画家们画的关于东方的绘画。舍尔夫的目光粘在女招待的屁股上。在旁观者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明天就要启程离开这里的普通的旅行团,被马拉松似的参观项目搞得筋疲力尽,满脑子留下的都是新奇的感受。纳格尔谈起了画商、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只是因为他习惯于说话。没有人听他讲。每隔一段时间,莫娜就把他的手指从自己的胳膊上挪开,放回椅背上去。哈根和斯凡蒂叶在玩谁能先抓住对方手腕的游戏。哈根赢了,他把斯凡蒂叶抱进怀里。莫娜和我们告别了以后,哈根坐到我身旁说:据他所知,扬的床空着,他问我是否反对让舍尔夫今天晚上和我睡一个房间。我没办法拒绝。十分钟以后我回到我的房间,带着舍尔夫一起。为了房间里不至于安静得让人无法忍受,为了扬的名字不要被说出来,他问我阿尔宾现在是否已经重新出现了;我没有兴趣和他聊天,只是说了声:“没有。”
然后我们就熄了灯。
夜里又下了一场雨。早晨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从早餐厅里已经无法看到远处的海。天空包裹了寺院的尖塔。
由于失去了喝酒的对手,纳格尔坐在早餐桌上时已经睡得神清气爽。弗里茨报告说,和他住一间房的阿德尔显然是感染了沙门氏菌或者食物中毒了。阿德尔、科琳娜和萨宾娜在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尝试了一家在萨宾娜的旅行手册里明确推荐的饭馆,在那里吃了变质的肉,呕吐了整整一夜。科琳娜几乎站不起来。萨宾娜紧紧抓着一个塑料袋子,因为她害怕自己由于腿脚不方便而无法迅速赶到洗手间去。舍尔夫气呼呼地叱责了哈根一顿,因为他少了半袋花生。
扬和丽维娅都喝了好几杯咖啡。他们有好多事情要处理。经过多次努力,在一个好心的酒店职员的帮助下,丽维娅成功地在我们这次航班上订到了一个座位。丽维娅不想一个人走。随后她试着联系她的女友特亚,但是没人接电话,她只好在电话留言里把情况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下。接着她就收拾行李。她决定把阿尔宾的旅行包运回德国,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留在了服务台:亲爱的阿尔宾:鉴于你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其他消息,所以我把你的失踪理解成你我之间的最终分手。这样你就比我提前半天做出了分手的决定。酒店不准备免费寄存你的行李,所以我把行李带走了,我会把它们连同你留在我住处的东西一起尽快送到你的住所去。
保重。
丽维娅
开往机场的大巴还有四个小时出发。扬、丽维娅、莫娜和我坐在大堂里。我们累得甚至感觉不出等待的无聊;我们已经看够了这个城市,而且外面大雨倾盆,大街上连条狗都没有。纳格尔又去了一趟集市,因为他在激动之下忘记了给妻子买礼物。由于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所以他便以土耳其男人为榜样,给妻子买了一只金手镯。他给他的大女儿买了一个阿拉伯风格的镶嵌木工的小盒子,盒子里面装着一个台湾产的音乐闹钟,一打开盒子,就有一只小鸟儿转着圈儿啁啾不停。
将近三点的时候,我们到了机场。萨宾娜和科琳娜太虚弱了,所以我们只好让她们坐在行李车上,推着她们在大厅里走。科琳娜满头大汗;萨宾娜一阵反胃,又往塑料袋子里呕吐了一阵。阿德尔感觉好些了。幸运的是入关口只有我们一行人。那几个海关官员只是看了看护照就给我们放行了,但是到纳格尔的时候却卡住了。也许他们对纳格尔感到恼火,因为他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在他们想对比护照照片的时候却示威似的扭过头去和扬说话。他们把他叫到一边,让他打开箱子,命令他把每件衣服都抖搂开,以证明没有携带走私物品。他们把他放日用品的小包翻了一遍,甚至还闻了闻他的牙膏。当他的所有东西都被摊在地上时,他们指着他脚边紧紧地捆成一捆的东西问道:“这是什么? ”
“地毯。”
“打开。”
纳格尔咒骂着,这时候其中一个海关人员剪开捆扎地毯的绳子、撕开包装纸,用手指摩挲了一下地毯,命令道:“打开,完全打开! ”
纳格尔的脸涨得通红,但还是遵命了。
“非常古老的地毯。给我们看一下文件。”
“我没有文件。”
“那你就是走私犯! ”
“我就知道这件破玩意儿要惹麻烦,我就知道,”莫娜小声嘀咕道。
我们都担心纳格尔在下一秒钟就要躁狂发作了,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觉得眼前的场面很滑稽:“用我的朋友塞普的话说,这叫购物不当引起的司法麻烦,”他说,“但是在这件事上他说得不对。”
海关官员用广播要求增援。纳格尔在桌子前面走来走去。二十分钟以后,一个负责这方面问题的专家来了,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嘴唇很薄的官员,讲一口很棒的德语。“我已经看出来了,是泰克地毯,”他说,“一八七0 年前后制造。
很漂亮。颜色的断裂非常有趣。您没有出境许可? 糟糕非常糟糕。也许您不知道,所有古董要想出口都要有文物局签署的许可才行。我估计您是第一次听说这条规定,而且——让我猜猜——您也不记得卖给您这块地毯的那个商贩的名字了。对吗? “
纳格尔不说话。
这时候已经有两个荷枪实弹的边境警察站在了我们身后。地毯专家翻着纳格尔的护照:“您不想说点什么吗,绍伯一谢弗尔博克先生? ”
“情况完全如您所说。”
“每年都会有几千件艺术品流落到欧洲和美国私人收藏者的手中。我们的文化遗产像战利品一样被人非法弄走。而我们只能抓到犯罪分子中的一小部分,顶多介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之间。而这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的人几乎百分之百都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 ”
“我是想自己留着这块地毯的。我有没有可能花钱把它买下来? 还是你们要没收它? ”
“一条国际通行的法律原则是:无知并不能使罪犯免于惩罚。”
纳格尔捻着拇指和食指,暗示他准备付钱。
“当然,并非所有的古地毯都绝对禁止出口,要根据每块地毯的质量来确定,要看它是否是某个特定群组或特定时期的重要的代表性产品,所以您才必须要有文件。事后再去弄这些文件是很麻烦的,而且要花很多钱,要办理一系列的手续。但是您的这块地毯原本产于土库曼斯坦,这会使得手续好办得多。我得去找一找文物局负责地毯方面的同事。您要做好准备,至少得花四十五分钟时间。但不管怎样罚金是必须要交的。此外还要交审查处理费。这是一大笔钱。您带现金了吗? ”
纳格尔点点头,跟他走了。
“我一点都不激动,”莫娜说,“我才不在乎他能不能赶上这班飞机呢,要我看,让他死在伊斯坦布尔的监狱里好了。”
“他会出什么事? 他有三张不同的信用卡! ”
“刚才广播里催促一位米勒先生和一位名叫伊琳娜。珂克洛娃的女士到飞往华盛顿的飞机的登机口去,”丽维娅说。
“这儿的广播让人很难听清楚,你不觉得吗? ”扬说。
“而且名字叫米勒的人有成千上万个。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土耳其国土范围。我现在去免税商店买点香烟。还要买一瓶波本威士忌。一块来吧! ”
纳格尔及时地回来了,而且心情不错,尽管那个海关官员诈去了他五百美元。“就算价钱比这高一倍我也会付的,”他说,“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地毯,而是我的地毯。
专门为我织的。“
地中海上空的气流非常强烈,飞机的颠簸使科琳娜恶心得眼泪都出来了。太阳落了下去。扬决定和丽维娅一起去柏林。鸡肉是冷的,吃起来味道像鱼肉。直到马上就要降落了,我们才看到灯火通明的房屋、街道和街区。飞机降落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机长向乘客致谢,并通报了法兰克福的天气:降雨、大风、摄氏五度。飞机停在停机坪上。
一辆大巴把我们载到机场大厅。没有人丢失行李。纳格尔去赶开往科隆的火车了。扬和丽维娅去了火车售票处。我们其他人都在等开往S 城的威廉·康拉德·伦琴号城际特快,要等半个小时。莫娜和我在站台尽头处找到了一条长椅。
“当初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要去伊斯坦布尔的? ”她问。
“不知道。”
“也许是梅苏特·耶特在暗中作法。”
“他夜里出现在纳格尔的梦中了。”
“乘坐着一块魔法地毯。”
28
为什么他们在船的行程过半的时候熄灭了彩灯? 除了纳格尔和我以外,前面甲板上一个人都没有了。丽维娅害怕扬会把舍尔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是因为担心舍尔夫,她想的是:“但愿扬的反应不要像阿尔宾一样。”海面上闪烁的光点与北方的星空连接成一体,形成了与天空平行的另一个宇宙。很难从那些变化不定的星相方位中推测出人的性格特征和未来的事件。——跟着我说:我是个白痴,我很抱歉。——扬无法忍受别人取笑他所爱的女人。这是一个平静的决定,不是无法自制的爆发。如果是我,我也要捍卫自己——而不是丽维娅——的尊严。她会留在他身边的。
所有日子都是一样的。有一股臭味。有点儿像鸡屎、鸡毛、鸡血的味儿。如果我不离开这个地方,鼻子就会慢慢适应这种味道。我每天都离开这个地方,去给那些暴富的养猪人、家禽大王和他们的律师和理财顾问锯厨房、浴室和楼梯要用的石板,去把死人的名字刻到玄武岩上。空气像鸡的呼吸,在酷暑中打着颤儿,在饲料窖和鸡舍之间流动着。格拉尔德叔叔脱掉橡胶靴子,解开领带,对着屋子里咆哮:“格特鲁德! ”然后他把短上衣扔到椅子上,从冰箱里拿出奥波斯特勒啤酒和酒杯,把酒倒上,说:“干杯,海因茨、鲁迪、弗兰茨。”他的工人们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有烧酒喝,否则谁都无法在这里呆下去。“干杯,阿尔宾。”格特鲁德拎着沉甸甸的袋子采购回来了。“你为什么没煮咖啡? ”她抱歉地说:“超市里人太多了。”她穿着夏奈尔女装为他摆上盛着奶油点心的盘子:作为女仆的女人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儿。“自己家里烤的点心味道比外边的好。”她的丈夫几乎已经掉光了头发,腋窝下是浓重的汗渍,肚子垂在皮带下方。他拥有一座带游泳池的别墅,一辆奔驰400汽车,还有一辆与此相配的跑车以及几匹昂贵的赛马。
“你今年几岁了? ”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问我。“明天我就二十一岁了。”——“成年了。”——“十八岁就已经是成年了。”——“胡说。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不要礼物。”他的衬衫领子里露出他那长满了体毛的肥胖的后背。“他是块硬骨头,你父亲,我哥哥。”我没说话。他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瓶白兰地,是人头马,配农民暴发户正合适。“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的生日是明天。”——“现在你就已经开始期待了,我看出来了。坐下,做好准备,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他的眼神在诡计多端、热情洋溢和孩子气的快乐之间不断变换着。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站直了,说道:“你知道,自从你的父亲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遗骨已经被安置在新大陆。在阿根廷。他是一个先锋,一个斗士。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来……”他被自己庄严的语气感动得说不下去了,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走到那个后壁上安装了保险箱的柜子前面,姿态夸张地打开它,拿出一个相框:“你看到了什么? ”——“一座坟墓。”——‘’这是你父亲的最后安息地,是在布兰卡港的墓地里,一个很配得上他的地方。“那是一座用粉红色花岗岩建造的陵墓,前面建有用柱子托起来的突出的部分,柱子之间有两个天使在和一个描绘父亲形象的人一起祈祷,雕刻得极为拙劣。造陵墓的钱是谁付的?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他身无分文。没有人知道格拉尔德出差时都去什么地方,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消失几天。如果我们中有人问:”去哪儿? “他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辞,而格特鲁德则一言不发。”明天你和我一起乘飞机去苏黎世。这是机票。你不用像瓦尔特和我一样从零开始。他已经预先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总是神秘地消失,偶尔寄来一些乏味可笑的明信片——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始森林、戈壁滩。他穿着一套米色殖民者西服,秃头上带着一顶宽檐儿帽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女人站在他旁边,敬畏地看着他,据说是为他料理家务的仆人。此外他还会在信中写一些破绽百出的话,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对我们透露秘密。他的话破绽百出,让我们感到很奇怪,但我们同时也很高兴他出门了。”你一直都知道? 格特鲁德、母亲、克莱斯、克萨韦尔也知道? ……“——”他们在他们过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都得到了自己的份额。
这是你父亲最后的遗愿,我必须尊重。“——”钱是从哪儿来的? “——”总之钱在我的户头上,其他的并不重要。“——”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挣到这笔钱的。“格拉尔德摇了摇头。
“多少? ”——“四十万。大约。”——“你们欺骗了我整整五年。你、我那两个卑鄙的哥哥、我的……”——“注意你所说的话,瓦尔特和伊娜已经死了,不要打扰他们灵魂的安宁。”
他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可以独立了,去干一番大事业,比如搞个‘克兰茨自然石器工场’之类的。好好干吧。”白兰地烧得我的喉咙里热辣辣的,我的手在颤抖。“我得考虑考虑。”走廊里的那几步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飞机十一点二十起飞,”他在我背后喊道。我终于到了外面。太阳明晃晃的,一丝风都没有。狗在拖拉机的阴影里打着瞌睡。我富有了。路边的杂草已经枯萎。弗里斯河里只有很少的水在流动。我富有了,多亏那个我但愿他进地狱的父亲。一群蚊子在芦苇丛上方飞舞。我可以给自己买一套房子,还可以买很贵的威士忌。那是一笔肮脏的钱,交织着各种谎言。格拉尔德是绝不会透露什么秘密的,如果他透露出什么,那一定是他编造的。他扮演着我们的大善人,人们对于他无私地支持他的亡兄的遗孀和孩子的精神充满敬佩。我可以让人从卡拉拉给我运来大理石块。格拉尔德叔叔的那个比他稍微干净一点的哥哥,我的父亲,想让我们在他死后还互相欺骗。他希望我们永远相互怀疑。一旦我们开始互相谈论他在世时候的事情,他对我们的记忆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因为这些记忆是由背叛和软弱无能构成的。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会接受这笔钱,并且不会在克莱斯和克萨韦尔面前提起这件事。一切都付过了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没有任何公证文件,没有事后可以复查的转账手续。河对岸有一只鹭鸶伺服着。我也会闭上嘴巴,免得大家还要感到羞耻,还要编造各种借口。我可以乘一艘轮船横渡大西洋。那个已经死掉的臭狗屎,我的父亲,他会负担旅行的费用。我会朝他的坟墓上吐唾沫,那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坟墓。那会是一种最适合的告别他的方式。他不值得我花这笔钱。我可以去攀爬卡拉拉的采石场,挑选出最白的大理石块,给每个雕塑都找到一块最适合的石头,像米开朗琪罗那样……把一卡车大理石运回德国,把人们的种种手势呈现出来,雕刻那些感动人的瞬间.而不是命运打击人们的时刻。用补偿金填平这笔账。
格拉尔德的生意很兴隆,克莱斯说,企业效益每年都增长四个百分点,他现在又开始养火鸡了,在巨大的温室里,这种鸡在自己拉的屎堆里徜徉。弗里斯河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
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曾遗忘。
在光速之外,时间改变了行进的方向。那里有一些没有长宽高的空间,所有事件的档案就存放在那里。一切都发生在这同一瞬间:舍尔夫被击中了胃窝的痛处,蜷作一团。扬为不得不揍他感到遗憾。格拉尔德和我在瑞士银行总部门前下了出租车,我们坐在客户服务办公室里,我开了一个自己的户头,不停地在各种文件上签着字。“克莱斯和克萨韦尔当时也发抖了。”纳格尔的梦忽然变了,他的女儿脸色苍白,几乎和背景融为一体。莫娜感到绝望,但不是彻底绝望。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变成了一种低声絮语,几乎听不清楚。内心的一种陌生的声音压过了前者,那声音作响,仿佛有人在把很厚的丝绸揉皱:幼虫变成了成虫,它们在蠕动,它们身上的甲壳还不够坚硬。它们挤爆了我的身体。
一夜又一夜,正是这种不安驱走了睡眠。我被一些变形的面孔、撕咧着的嘴角所惊吓,它们低语着,喊叫着,它们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当我睁开眼睛,打开灯,它们立刻缩了回去。我蹑手蹑脚地从克莱斯和克萨韦尔的房门前走过,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楼。厨房里的钟指着一点半。隔壁房间的电视还开着。我不担心她会抓住我。几个美国警察击毙了一个挟持着人质的歹徒。她坐在椅子上打着盹儿,遥控器在怀里搁着。我偷了一杯她的酒。即便发现了我,她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她已经放弃了,放弃了她自己和我们。每天吃各种药片就是她的生活内容。她的头发油腻腻的,她再也不戴珍珠项链了。从前,当我们跟着她一起在城里走的时候,我们总是很自豪:我们有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母亲。如果不是格特鲁德强迫她吃东西,她早就饿死了。
她把我们拱手交给了他,想以此拯救自己。这个尝试失败了。她最后一次为了讨某人喜欢——或者至少讨自己喜欢——而化妆是在什么时候? “上床去。你的后背都变形了。”我不知道她每天晚上要吃多少种、多少片药。她获准可以每天喝一杯酒,但不能喝度数高的。“马上就到两点了,你会着凉的。”她不听从医嘱的时候,我就得把她抬到楼上去,这很容易,因为她的体重还不到五十公斤。酒精和镇静药片的共同作用让她的意识一点点弥散。“妈妈,站起来! ”我摇晃着她,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没感觉到我在抚摩她的额头。她的额头冰凉。我打她的脸,她感觉不到疼痛。她的手比一个在睡梦中感到冷的人的手还要冷,但是没有死人的手那么冷。她的胸部一动不动,听不到任何呼吸的声音。我看见自己开了灯,推开烧酒瓶子,拿起电话:“斯道特的阿尔宾·克兰茨,我们需要一个急救医生,马上,我母亲情况很糟糕! ”我跑上楼,拉开克莱斯和克萨韦尔的房门,听见自己喊着:“她死了。”——“她几周以前就开始这样了,只是看上去像死了而已。”——“她真的死了。”我们站在她身边,胡乱地对她说着话,不敢像平常那样去用手碰她。平时她昏厥过去的时候也是一动不动的,但是胸部会一起一伏,有时候还会发出困难的呼吸声,然后她会睁开眼睛。要过几分钟的时间,她才能重新认出我们。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响。呜响声越来越近了。他们应该再开快一些。克萨韦尔给格拉尔德打了电话。克莱斯哭了。格拉尔德和格特鲁德按响了门铃。急救医生按响了门铃。“她在哪儿? ”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对他来说,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患者。他们把她平放在地板上。医生摸了摸她的脉搏,掀开她的眼睑看了看,用手电照了照她的瞳孔,然后解开她的衬衣,摘掉胸罩。她的乳房丑陋而干瘪。我想把她盖住,她的身体不该被医生看见,也不该被我们看见。一个急救人员在她脸上罩了一个橡胶面具,给她做人工呼吸。
医生把两只手都放在她胸部,用尽全力按压她。她的身体机械地起伏着,肋骨断了几根。格特鲁德关掉了电视,啜泣着。医生不停地按压着,按压着,但是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没用的。”——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谁都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我们的目光从彼此身上滑过,从她身上滑过,所有的动作和思想都变得异常缓慢。我们的影像映在窗玻璃上。如果外面的天是亮的,目光至少还有可以投放的地方;而现在,不管我们看向何处,我们的目光都被关在屋子里。我想再次触摸一下母亲,感受一下触摸死人肉时的那种类似恶心的异样感觉。它已经不是她了。留下来的这堆东西一点都不像是个人。医生坐到桌边,做出了最终的死亡判断:“心脏停跳。请接受我的哀悼。”然后他抽出一支笔,开始填写死亡证明。笔芯在纸上发出如此巨大的沙沙声,让我很疑惑那张纸怎么会没被戳破。急救人员把她绑在担架上,用一块白布盖住她,把她抬了出去。格特鲁德念着圣母祷文,没有人和她一起念。格拉尔德走到冰箱旁边,抓起那瓶烧酒猛灌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给我:“你也喝一口吧。”他穿着塑料凉鞋和脏兮兮的网球袜。尽管并不愿意,但我们还是坐在一起喝光了那瓶酒,然后又喝光了第二瓶,直到太阳升了起来。
一种并不疼痛的疼痛沿着后背蔓延下去。皮肤沿着脊柱裂开,裂成两半,一层一层地脱落,在裂口两侧翻起边儿。
大腿内侧用力地一扯,仿佛有钩子把肌肉从骨头上撕下来。
我的脚下是海水,我的头上是星空,海和天同时在我的视野里;在海天之间的缝隙里,母亲站在我们的已经属于银行的房子的门口,手里拿着一封浅蓝色的航空信,信封上没写寄信人,邮戳是五天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盖的。她认出了信封上的笔迹:“这不可能。”她撕开信封:“噢,上帝,他还活着。”她咬着自己的指甲,脸像死人一样白,“他过得很好,但是目前还不能回来。他让我们不用担心。他写的。”——“给我看看。”——“不。”我从她手里抢过信,看都没看一眼就扔在了地上。她打了我一个耳光,尽管她比我矮一个头。
这个动作很可笑。她不敢看我的眼睛。我鄙视她,不是因为那个耳光,而是因为她始终还在对他保持着忠诚,而不是对我们。
29
S 市艺术学院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离皇宫公园不远。
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上个世纪初期,受到大公爵资助的艺术家们曾经在这里济济一堂,意图复兴中世纪的绘画和雕塑行会。如何在石灰岩上雕刻、如何进行混合调色、如何加工石头,这些秘密应该通过学徒制代代相传,学徒起初要做师傅的助手,帮师傅干活儿,不断积累经验,最后才能独立发展,找到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六十年代,这种通过手工教学来传授艺术工作方法的观念渐渐消失了。如今这个学院有八个班级——其中的雕塑班坐落在火车站后面的一家经过改建的工业家别墅里——八个班级分别被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带领着,这些艺术家基于相互不同的艺术观点而彼此敌对,并且把这种敌对传播到学生们中间。他们中有些人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教职,另一些人则不然。院子里面有一个小公园,小公园里有一个人工湖,夏季学期的时候,学生们和教授们就在这个小公园里分成一组一组地坐在一起喝啤酒。院子周围是一些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的非常体面的房子,有几家餐馆,几家小服装店和一家艺术用品商店。
自从那次旅行之后,纳格尔的班级人数锐减,只剩下了一半。
扬和丽维娅一起去了柏林。他们把阿尔宾在伊斯坦布尔拍的照片冲洗出来,照片上是一些不同种类的石头和匆忙间拍摄下来的人们在咖啡厅里盯着窗外、手里拿着杯子或者读着报纸的场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照片和那场所谓的谋杀有关。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没有阿尔宾的消息,于是丽维娅给在汉堡附近当兽医的克莱斯打了电话,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克莱斯起初并不替自己的这个弟弟感到担心。他认为阿尔宾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这种突然神秘地消失然后再突然出现的事他完全做得出来。“也许他正在乌兹别克斯坦、塔斯马尼亚或者乌拉圭寻找宝藏或者女人,就像他父亲一样。”
三个月以后,由于阿尔宾的房租没人交,账单没人付,信箱里塞满了信件,所以克莱斯还是乘飞机去了伊斯坦布尔,免得日后受人指责。但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没有找到任何和阿尔宾有关的线索。奥岱洛·苏丹酒店的人告诉他,梅苏特度假去了,去肯尼亚参加一个乞丐节,他是在那里出生的,现在还有一些亲戚,那附近的村子里都没有电话。克莱斯没觉得人家向他隐瞒了什么。那个俄罗斯市场挪到了金角湾北边的一个城区,那儿没有人认识什么帕弗庸或者尼古拉。至于那个吉普赛人城区,由于他的旅行手册里给出了严厉的警告,而且希尔顿酒店的旅行社也证实了这种警告,他便没有去。克萨韦尔做的是电视记者工作,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也许他们应该通过德国大使馆或外交部与土耳其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敦促他们寻找阿尔宾,但无论是克莱斯还是克萨韦尔在过去几年里都和阿尔宾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失踪的事实,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在此期间,扬和丽维娅帮助他们退掉并清理了他的房子。他们在他的衣柜里发现一个手掌大小的、用浅黄色的蜡做的丽维娅的脸部表情习作,这显然是惟一一件没有被他毁掉的作品。
旅行一结束,扬就中断了他在大学的学业。他意识到从纳格尔身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对于其他几个教授,他同样不感兴趣。尤其是,自从去了一趟非洲,他就越来越觉得外省小城S 市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他现在和丽维娅住在一起,在工地上挣钱谋生,继续从事肖像艺术。我们定期通电话,自他搬走以后也见过几次面。丽维娅似乎很高兴与阿尔宾在一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她给几家重要的杂志拍照片,此外还拍汽车、酒店、保险公司的广告照片。不过她还是很难接受阿尔宾的神秘失踪。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对曾经在一起生活了五年的伴侣,并且起初她还相信他就是她的终身伴侣,后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他分手。有时候她话说到一半就会忽然停住不说了。后来她说,她缺少的是和阿尔宾的最后一次交谈,她为自己的胆小和懦弱而生气,后悔自己当初在伊斯坦布尔轻易放弃了对阿尔宾的寻找。扬喝醉酒的时候,她会觉得很难忍受。
舍尔夫目前主要把时间花在绘画技巧和石版画工作室里,目的在于为圣像之争装置试验各种不同的镀金方法和照片复制方法。据说他找到了一个画商给他提供经济资助。他和哈根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
哈根现在在饭馆里当服务员的时问比他画画的时间要多,但是每次画画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是个天才,一副画坛教皇马尔库斯·吕默斯的作派,后者在被委任为法兰克福的斯泰德艺术学校的校长之前在S 市艺术学院让他的学生们给他擦皮鞋,据说是要以此让他们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抹布。他没有继续和斯凡蒂叶呆在一起。
科琳娜在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她在德语文学专业之外最好选修历史而不是艺术作为第二专业。
弗里茨还是一如既往地画着画,但是很少来学院了。
他的伊斯坦布尔明信片画展办得很成功。城市杂志的艺术主编注意到了他,因此他现在定期在那家杂志上发表卡通系列作品。
萨宾娜和斯凡蒂叶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转到其他班里去了。阿德尔的奖学金已经到期,所以他二月中旬就必须要回贝鲁特了。
莫娜有一段时间也在考虑离开这个班,但是她慢慢适应了纳格尔,以至于他的喋喋不休现在在她看来与其说是骚扰不如说是很逗乐。
由于纳格尔的住所和工作室都在科隆,所以他每三个星期里只有两天要来S 市,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室就经常空无一人。要到明年冬天才会录取新的申请者。他决定任命我为模范学生,这样我就可以在学院里再呆一年,他就不用面对清一色的新面孔了。不过他还是很高兴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些新大学生到来,因为他们对他作为教授的不幸开端一无所知。莫娜和我总是避免谈及那次旅行,但是纳格尔常常会渴望谈起这个话题。直到现在他还相信阿尔宾是发现了一个阴谋,他问我是否曾经从扬和丽维娅那儿听到过什么关于阿尔宾的消息。每次谈起阿尔宾,他还是充满尊敬,有时候三杯酒下肚,他会变得很悲伤,仿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他让一个在索斯比拍卖行工作的专家对那块地毯做了鉴定。地毯的价值显然非常符合他为它支付的价钱,但是不包括他为土耳其海关官员付的罚金和贿赂金。
30
灰绿色的莹莹闪光被波浪围绕着,夜,暗红色的船体上冲出熊熊火焰,冲出二十多米高。随着油罐巨大的爆炸声,火球冲天而起。厚纸板、木头、塑料满天飞舞。在火焰的呼啸声中,主大厅的天花板坍塌了。炙热的灰土盘旋飞扬。
“往后退! 离开这儿! 这儿没你的事! ”一面侧墙掩埋了房子的办公室侧翼。工字钢管、推土机的长臂、吊车零部件从烧得通红的铁皮里伸出来。到处都是冲天的火光,到处都是手拿防护帽、橡皮管和毫无用处的斧子不断叫喊的男人。
火焰像喷泉一样从修车的地沟里喷出来。烧得通红的碎屑像雨点一样落在克尼斯的狗舍上。克尼斯的身体着了火,疯狂地转着圈儿。我看见它在狂吠、在哀鸣,但是却听不到它的声音。天空被映照成橙红色。越来越多的消防队加入了救火的行列。母亲走到我身后,在我肩上披了一件外套,她好像说了一句什么。斯道特的地平线上开始露出曙光。
房屋前面空地上的大卡车的轮胎融化了,驾驶室和履带上的漆都起了气泡。雷鸣般的声音,仿佛我们的头顶上雷电交加,火焰劈劈啪啪的声音像倾盆大雨时密集的雨点。燃烧着的帆布篷飘了起来,被风吹跑,落到田野上,落进弗里斯河水中。草地上的牛惊惶失措,撞坏栅栏跑了出去。母亲把我拽开了。克莱斯和克萨韦尔坐在花园的围墙上,用手绢捂在脸上,挡住滚滚灼人的热浪。“我们现在必须坚强,”母亲说道,“必须牢牢地团结在一起。”我点点头。我知道,公司已经申报了破产。“爸爸在哪儿? ”克莱斯问。——“我醒过来时他已经走了。”太阳在城市的房屋上方升起。
“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雾气萦绕在弗里斯河上。他亲手放火烧了公司,因为不想看着别人把公司收走。他曾经说过:“我宁肯一把火烧了这堆垃圾。”上个星期贮油车还停在这里。自那以后一辆叉式装卸机都没挪动过。我身上发冷,进了屋子。我们很快就将从这栋房屋里搬出来,搬到格拉尔德家院子里的那间挤奶人的小屋里,那儿连新浆洗的床单都有一股鸡屎味儿。“你不用害怕,”格特鲁德说,然后递给我一杯水。水的味道喝起来像有毒。我听见母亲在走廊上哭喊。有人在试图使她安静下来。尖利短促的喊叫和嘤嘤不绝的哭声交替传来。然后这些声音都停止了。她走进厨房,微笑着——每当他当众说她是个“没脑子的婊子”
时,她就会露出这样的微笑。也许他已经被烧成了灰。
我的头上和脚下都是漆黑一片。尽管船现在的航行速度依然比慢动作还要慢,但是那只虫子已经离我几米远了。
它和我一样高,穿着和我一样的裤子,一样的上衣,一样的鞋。一个很像人类的影子悬在船舷栏杆上,微微歪向一侧,已经萎枯了。我的眼前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平面,它竖了起来,同时向着一个无尽的空间伸展开,我滑进了那个空间。
空间的四壁被从后壁发出的光照亮,闪烁着毫无瑕疵的灰色光芒,仿佛是用一大块绷得紧紧的纱罗或一大块毛玻璃做成的。
周围越来越快地闪过各种各样的图像:我骑着克萨韦尔的摩托车在林间小路上飞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会揍我的。露特的双手从后面抱着我的腰,她尖叫着,她的小腿被黑莓的叶子划伤了。我们把摩托车扔进灌木丛,坐在一片林中空地上,分享着一罐可乐和偷来的香烟。我们裸露的上臂碰到了一起。当我试图吻她的时候,她跑开了。——如果我从格拉尔德那儿偷一匹马,每天向南骑四十公里,那我就能在冬天之前到达意大利。我要在那儿加入四处流浪的流动马戏团,帮他们搭帐篷、照料动物,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明年春天我就实施。——餐室的窗子打开了。乌鸦在对面的槭树上筑了巢。父亲把他的气枪给了我。如果有胆量的话,我可以自己去碰运气。瞄准槽和准星对准枪口上方的圆环的正中心。那个圆环是一个模糊的黑色轮廓,扣动扳机的时候很容易滑脱。重新寻找目标。
肩膀上轻微的疼痛,与此同时,羽毛在空中盘旋,那只鸟划了一条颤动的弧线,落了下来。我跑了出去,但是却没能在树下找到它。——每天入睡前都怀着一种恐惧,害怕我们会成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的一个左翼恐怖组织.曾制造一系列爆炸、暗杀和银行劫案。)的下一个牺牲品。——我考了个好分数,得到十五马克。我用这笔钱偷偷买了一份彩票,想用中奖的钱替父亲还账。——有人砸碎了起居室的窗玻璃,偷走了花瓶、画和所有电器,推翻了架子,捣毁了柜子,但是没有找到保险箱。父亲说,如果抓到那家伙,他一定要掐死他。——墓地祈祷室里,做完安魂弥撒之后躺在枕头上的祖母的脸,不停地闪光,因为格拉尔德叔叔在给她拍照。——我从旋转木马上跌了下来,摔伤了下巴,一个和蔼的年轻女医生给我缝了三针。——德国队拿了世界杯冠军,阳光明媚。——我们一起放风筝,别人的风筝都没有我的大。我的风筝飞得那么高,高得只看见一个圆点,线断了,风筝向树林方向飘去。——我坐在父亲怀里驾驶着推土机。我坐在父亲怀里驾驶着保时捷。——他从弗里斯河里钓出一条几乎和我一样大的梭子鱼。母亲不肯烹制它。
梭子鱼躺在厨房地板上,它扑腾了一下,蹦到了长椅下面。——穆罕默德·阿里在午夜的时候战胜了乔- 弗雷泽,图像模糊的黑白电视。——我们的房子的芦苇屋顶从堤坝上耸立出来。一群绵羊。我往父亲的肚子上铲着沙子。他一直和善地嘟囔着,直到我把沙子扔到了他的脸上。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很痛,把我扛到肩膀上,向沙滩走去。正是涨潮的时候。他把我扔进海里。我哭了。他笑了。——一个女人死了。死了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个好人,那么你现在就上了天堂,天堂里永远是美丽的。那个女人是个好人。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哭泣? ——母亲把我放在一匹小马身上,小马戴着眼罩、低着头在满地锯末里绕着圈儿。锯末的味道很好闻。母亲和我并排走着,紧紧地抓着我。——几首既友善又带有某种威胁的歌。——有人俯下身来,递给我某种色彩鲜艳的东西,那东西摸起来很柔软,而且会不断发出声音。——两只蓝色的眼睛。——一个黑暗的空间,甜美的味道,熟悉的声音是那么陌生,寒战。——突然的光亮。——窘迫。——心脏的跳动声,红色的云雾。——第一丝感觉。
这个空间的四壁重新变成了灰色。在我身后,一个完全由我组成的、已经变了形的躯体沿着船身落下,以自身为轴打着转儿,一个尚未完全展开的、简单的旋转空翻,肚子拍在水面上,水花四溅。他快速地下沉了一下。因为皮夹克里兜满了空气,所以他没有马上沉下去,而是漂到离船身不远的地方。船把他甩到了身后,他被卷入湍流中,被水流左甩右荡,然后不见了。
现在灰色完全包围了我。再也没有回眸的可能了。我也不想回眸,我只是平静地望着前方,望着那个广阔的、既没有威胁也没有诱惑的空间。我干燥而温暖。我一点汗都不出。有一种感觉,似乎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但是我的头发已经不再和我连在一起。我的皮肤没有边界。我应该最后一次感到害怕。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的双脚、膝盖、骨盆、肩膀、脖子和头都摆脱了人体的关联。它们互相交叠在一起,构成一个透明的气泡,气泡里面是骨骼和内脏。一张一缩,仿佛呼吸。我既不是站着和坐着,也不是躺着。气泡以几乎感觉不到的加速度不停地、平缓地向前移动着,边缘碰到了四壁,但是却不会被挤破或挤变形。轻柔的抽吸,滑行通道一点点地变窄了。在远处向左弯曲了几度。这个转弯处后面是第二个空间,尽管它是一个敞开的通道,但却显然是一个脱离出来的独立空间。它比我漂浮其中的这个空间要小,更像是一个高高的斗室。我无法看清楚它的内部,但是却知道漂流通道停止于它内部的一面狭长的室壁前,我感到惊奇。就在我即将滑入这个斗室的时候,我的运动停止了片刻。在比周围稍微亮一些的地板上裂开一条细细的裂纹。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让我抗拒那种吸引力。我也不想要任何抗拒的力量。气泡被拉长了,形成一个细长的空管。空管不断地倾斜下去,与此同时,那条裂纹向着四面八方裂出无数更加细小的纹路,裂成一道细长的、边缘锋利的裂缝。裂缝后面的黑暗是如此美丽。除此之外别无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