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

　　作者：罗伯特·利伯尔曼　译者：袁凤珠

　　你以为你遇到麻烦了吗？灾难与尼尔·努德尔曼才真是形影不离呢！他靠A&P后面的垃圾箱养家糊口，被逮捕过，挨过打，受到邻居的欺侮，遭过朋友的背弃。眼看入疯人院无望，“生活一天天地崩溃”。努德尔曼为了生存，为了精神也为了人的尊严，苦苦地争斗着。听起来很可怕吗？不！事实上，利伯尔曼把他的故事锤炼成了十年来最有趣的文学作品。他不但抓住了美国当前的痛点，而且让读者为之失笑，并在笑声中感受到痛楚。

　　崩溃：金钱社会小人物的必然命运

　　献给甘尼拉

　　——代序

　　常青

　　金钱主宰一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关怀，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利伯尔曼的长篇小说《崩溃》鲜明地揭示了这一观点。

　　《崩溃》一书中主人翁努德尔曼在以号称世界最富有的美国为背景的社会里，历经挣扎之后最终发出了绝望的呐喊：“我需要的不过是小小的帮助，是一句鼓励的话……可是他们究竟在哪里？”努德尔曼是一个典型的金钱社会的悲剧缩影，他走向崩溃的历程，充分展现了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的种种弊端。

　　小说卷首引用约翰·肯尼斯·戈尔布利斯《富有社会》中的一段话：“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好处，也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坏处。虽然人们经常这么说，但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普遍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他对富有社会里“金钱”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社会统治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只有一个绝对权威，无论这个绝对权威是金钱还是权力，这个绝对权威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走向堕落和崩溃的时刻。

　　努德尔曼之所以从一位有名望的教授一步步滑向社会的最底层，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赚取财富的能力。他的悲惨命运始于失业，三年的失业把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苦人。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导致他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急剧下降。当他还是一位自食其力的教授时，他吃穿不愁，身心健康，受人尊敬；一旦他失去了教授的职位，则缺衣少食，身心俱损，受人鄙视。没有人来关心他，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他以“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的名义向社会发出了求救的呼声，却没收到任何回应。“他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并把这种说“不”的经济政策看成是一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却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为了生存，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受雇于过去的同事马丁·根茨，忍受他们一家对他的侮辱。

　　生活上既遭遇这样的不幸，精神也必然陷于同样的境地。没有分文收入的三年，使努德尔曼开始嫉妒那些好歹能挣到些钱的人，甚至做出欺骗和投机取巧的事情。他名声扫地，人见人嫌。在以金钱作为衡量个人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他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和恐惧。

　　发财的美梦无法实现，努德尔曼常常会产生被小偷、同性恋者、抢劫犯、杀人凶手突然袭击的幻觉，因为贫富不均的社会里充满了这些东西。幻觉，无论是美好的还是恐怖的，都是社会现实在人的精神上的反应。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梦幻名作《战争的预告》预示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恐怖，而努德尔曼的幻觉也预示了精神上的极度恐怖。这样的社会，紧张、压抑使得人人自危；心中绷紧了弦，不知什么时候，这根弦就会被扯断。阿诺德的自杀，伯尼·考夫曼的死亡，努德尔曼的美梦破天都表明了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无比巨大的压力。

　　从周围的人与社会中，他也寻不到一点儿温暖，看到的只有被金钱所统治的冷漠。从过去的老同事马丁·根茨眼中，他感到了深深的鄙夷；与邻居索斯基家的交往充满了紧张的战争气氛；就连他自己的母亲也不愿意让他借住其居所。治安维持会作为社会的代表，除了对他进行监视与跟踪外，从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身心的双重压力使他感到了绝望。

　　努德尔曼所遭遇的这一切，都基于他不再被财富所恩宠了。曾经声名显赫，而今一贫如洗的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富有社会的本质——“金钱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正如他自己以非常调侃的口吻深刻地指出：“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

　　清醒之后或是反抗，或是麻木得以苟存。身体虚弱意志坚强的努德尔曼，时而让他的精神与思想游离于自身之外，去嘲弄去抨击与他格格不入的社会，时而又让他的精神与思想同周围的人及社会融为一体，共同去制造富有社会的梦幻。

　　无力反抗金钱社会的努德尔曼，不得不麻木自己，与伯尼·考夫曼、利奥等和他一样的富有社会的小人物们一起去制造美国式的梦幻。努德尔曼把伯尼·考夫曼当作富有社会的真正英雄顶礼膜拜，而当努德尔曼走投无路，把人生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时，伯尼·考夫曼突然破产并死于贫困。实际上自称出版了《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伯尼·考夫曼从来不曾富有过，他在梦幻中欺骗了自己，也粉碎了努德尔曼的美梦。

　　在生活的煎熬中，努德尔曼无奈地选择了向这个社会妥协的道路。他“想过真正的日子，想顺其自然不再拼命，不再自暴自弃一事无成，不再等候别人的挽救，不再期望奇迹发生”。因为他模糊地认识到：小人物不可能让社会来迁就自己，社会永远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运行，个人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无论你活着还是死去，都无声无息，无碍大局。你自己想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顺应这个社会。他这样想并这样做了，可是他又得到了什么呢？他所需要的不过是小小的帮助，一句鼓励的话而已，却都无法得到。他愤怒而绝望地向周围的人和治安维持会提出了质问：“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哪里？难道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吗？难道我真的医治好了，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了？”在这控诉中，我们深深感到了富有社会中一个小人物的悲哀。

　　这部小说突破了以往国外流行小说的文体。作者采用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顺延关系，精彩的细节描写与对话融入了作家独具匠心的幽默，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大量隐喻手法的运用，唤起了读者深深的思考。古伯斯威尔作为一个美丽的小镇是富有社会的一块净土，每当努德尔曼在外面遇到了挫折，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回到这里。然而逃避毕竟是暂时的，作为富有社会一部分的古伯斯威尔，也无法挽救努德尔曼的悲剧命运。伯尼·考夫曼把富有社会的所有美梦幻化成现实，表演得惟妙惟肖，最终只是一场空。治安维持会是社会的一个面具，冠冕堂皇地颠倒黑白，除了执行跟踪、监视、审讯的任务，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关心。治安维持会的报告中记录了努德尔曼的所谓反社会思想。努德尔曼看清了金钱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灾难，认清了社会所关注的不是人而是金钱。当他的言行流露出这一思想时，作为金钱社会代表的治安维持会则声称：“努德尔曼精神失常，所作所为脱离现实。他反复强调的‘经济崩溃’、‘教育制度崩溃’和‘社会崩溃’，不过是他拙劣的伎俩，企图回避承认一个事实，是他而不是‘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只有在他清醒的时候，才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不适应者’，在他绝望不成形的幻影中出现的‘腐朽社会的结构’从来都是不正确的。”治安维持会的报告认为努德尔曼已经彻底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希望。他写的古怪文章，他的自我检测和自我治疗只能使本已恶化的状况更加无药可救。努德尔曼的现状与他自身的身体和思想无关，与他周围的人与社会无关，仅仅是因为“他连工作都保不住，在闹饥荒时连卖面包的活都找不到”。他们对努德尔曼本身的遭遇及思想状况漠不关心，却坚持让他为自己的过失认罪，跟踪并监视他，严禁他继续写抨击他的熟人、经济制度及社会制度或者美国生活方式的评论文章，并强迫努德尔曼按照治安维持会的要求与方式，回到正常的社会中来。

　　努德尔曼经历了挣扎之后的无奈，清醒之后的痛苦，反抗之后的悲哀，却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到底是谁正在走向崩溃呢？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崩溃呢？努德尔曼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缩影与象征，他的悲剧也是成千上万个富有社会中小人物的悲剧。

　　《崩溃》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它告诉人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个人当然需要奉献出全部的智慧和才能，而当个人遇到困难时，社会应当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努德尔曼的悲剧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在他最需要社会帮助的时候，社会却远离了他，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正是努德尔曼的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是这部小说所显示出的广泛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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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甘尼拉

　　“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好处，也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坏处。虽然人们经常这么说，但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普遍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约翰·肯尼斯·戈尔布利斯

　　《富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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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昨日一觉醒来我得的是癌症，除此之外全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一切都肯定有了转机，因为我只需受焦虑的煎熬了。前天我得的是肾衰竭，只能尿一丁点儿，还慎重地考虑了肾移植的问题。我什么时候才学会对只得小病而感恩戴德呢？

　　根据劳动部门（维维卡和孩子们）的最新认可，我失业的时间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我除了偶尔找到一星半点活儿聊以接济一下之外，便是日复一日地望着窗外的林子，目睹四季的变化。

　　除了梦想家之外，谁能只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呢？我也只靠着“自由撰稿人”的头衔过活——这相当安全，因为是在古伯斯威尔镇，如他们所言，你总能够找到事情做的……从声名显赫的教授转而成为彻头彻尾的穷苦人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我的思想仍无法接受这巨大的骤变……三年。三年没有分文收入，于是开始嫉妒那些好歹能挣到些钱的人。此时我的境况比濒临破产还要悲惨。我已把所有的朋友都榨过了一遍。为了避开人们的目光，在镇上走的时候我总是缩首藏尾。收帐人若不是嫌在齐腰深的雪中跋涉一英里也未必能在朦胧的树林中摸到我的家，定会把我的家门敲破。每想到我正面临名声扫地的危险，就不免感到恐惧，于是就使劲地笑，使劲从牙缝里挤出响哨，玩命地做倒立，跳捷格舞。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名声扫地？我本是古伯斯威尔社区受人尊敬的社会要人，一下子败落得人见人嫌，甚至做出欺骗电话公司。偷电、偷猎、偷窃、欺诈、投机取巧等行为来——总而言之，我料想自己即使身处逆境依然精力充沛，并且决心不让自已被困难压垮——这，恐怕，就是问题的症结。

　　但是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归根结底我突然有了紧迫感。天大的笑话，我禁不住笑出声来。整整三年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我的紧迫感。不错，三年。不断的最后警告。大把的通知。一张张饥饿的肚皮。工作毫无希望。不得不将这一切统统忍受下来。我虽为一个身患癌症、心脏衰弱、脑子长瘤、伴有口臭的男人，确有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的轻松感，而压倒这一切感觉的是负罪感。我应不应该感觉良好？真是矛盾。真让人糊涂。这一切何时是个了？

　　亲爱的朋友：

　　您会以为这是一封公函。是的，恐怕您会的，不过请您放心，我之所以用这种形式代替个人信函，是因为时间紧迫的缘故。

　　从给您写上封信以来我家的状况——道德、精神、伦理诸方面——每况愈下，最糟糕的要数经济情况。

　　鉴于您以往的作为显示出您是人道主义者、关心他人的慈善的地球公民——比其他民众稍胜一筹，故我选中您作为这封非同寻常信件的收信人。很可能您已经响应号召，并且已经捐钱给美国援外合作机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赞助了汉城某一家庭，给比阿夫拉救济会寄了钱，给马那瓜和特古西加尔巴送去了救援物资。由于心脏病基金会、复活节封缄慈善会和美国癌症社团正竞相得到您的血汗钱，您此时一定对其它恳求赞助的信件厌烦不已。但是，在您将这一紧迫请求扔掉之前，企盼您能给我一点点时间，准我指出几点您也许尚未意识到的事实，也就是说，若将一笔可免税的捐款赠与“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您不仅挽救了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同时也支持了艺术。您捐给我们的钱数所发挥的效用将相当于给任何一个慈善机构同样钱数的两倍。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没有管理费开支，也不需要花钱买办公设备或雇佣帮手。我们惟一的花销便是这封信上的邮票，然而就连这张邮票也是偷来的。您的每一分钱均可直接送到我们手里。没有中间人。没有雁过拔毛的基金会官员。您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将不至于换成小麦之后烂在加尔各答码头或者被那里的大老鼠啃掉。而您将捐赠的钱不仅能维持一个在美国本土的、纽约州古老而优秀的古伯斯威尔镇的一个家庭的生计，还能给她以伦理道德上的支持。

　　以下是这笔可免税捐款所能解决的问题：

　　只需5美元便可为全家提供一顿营养丰富的饭食，包括肉类、沙拉、一夸脱牛奶和适量的甜食。

　　10美元可让我的一个孩子穿上一双亮闪闪的新皮鞋去学校。

　　25美元可使孩子们得到一份修殿节或圣诞节礼物（由您来决定）。

　　100美元可使我们这个家庭延迟整整一个月被取消抵押赎回权。

　　500美元则是友谊长存的最好证明。它将使笔者感激涕零，您的名字将被刻到立在努德尔曼山顶的黄铜荣誉人物匾额上，以纪念您的善举。

　　正如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博士所说：“有一些人就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理应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我完全赞成这一充满哲学的观点，不必多言，这封信的复印件亦寄给曼德尔博士。

　　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一觉睡到中午，全然不记得得到一份有工资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滋味，想不起来上闹钟时的心情和付社会保险费的感觉，我向您保证，您日复一日屈尊在那狭小的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在滴水成冰的早晨不得不穿上挺括的白衬衫去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既不会去舞厅，也不会拿您挣来的血汗钱乱挥霍。

　　让我对您说，如果您将会因为失去自己的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同失去粮仓中之一粟那样感到痛苦的话，就请想一想我的生活是何等水深火热，那也许可以减轻您的痛苦并得到些许慰藉。我每天都睡到中午才醒来，因为我需要这样——我怀疑自己得了嗜睡症或脑炎，也许两种病都有。您初次知道我时我正患每月发作一次的偏头疼症，现在正发展到几乎天天发作。您也许清楚，焦虑能致人于死地。人需要一点小小的胜利以抵消巨大的失败。上帝把他的恩赐搞乱了，给予我的不是强健的体魄与软弱的思想，而是虚弱的身体与坚强的意志。就连我的孩子们也得了蛔虫病。这与软弱的思想有何相干？毫不相干，只能说明我的思想在持续不断的焦虑的压力之下如何地变来变去，这只有您才会相信。

　　当然，就目前来讲往亚洲捐款最价廉务实。只需6美元便可维持一个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一个月，却不能维持我的汽车正常行驶。不过，一旦有一天我有了钱并出了名（就像面包发霉一样地不可避免）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善行，我将如数奉还每一分钱，还将通过福斯特儿童收养机构收养一个巴西儿童，用邮寄方式提供帮助。

　　不胜感激。愿上帝赐恩使您附有支票的信早日到来。

　　“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行政主任

　　尼尔·霍·努德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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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捞到这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纯属偶然。办法如此简单，回首过去这几年我不得不惊讶，自己为什么竟全然没有发现它呢？这一策略说白了就是一个字——不。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一切其它花销全免——一旦掌握了这一省钱诀窍，那些花销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一个男人说“不”是在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说“行”时则在实践一个十分昂贵的承诺。这办法简直太简单太聪明了，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不得不努力克制时时出现的想要拥抱自己的强烈愿望。

　　下午3点钟，利夫手里举着一张纸兴冲冲地从古伯斯威尔小学穿过小树林跑回家来。“我能上滑雪课了！”他喊着把午餐盒扔给了正在门边打瞌睡的狗。“他们还给雪橇呢。瞧！”他说着把那张纸交给了我。每个三年级小学生都从老师那里得到一张这样的纸条。

　　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这不可信。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我的怀疑没错。

　　“就30块钱。”

　　我运用了刚发明的新经济策略：“不”。

　　“爸，求求你。”利夫说着用手臂围住我的腰，他抬头用热情的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开始软下来。利夫一直在说滑雪的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兴滑雪的国度。所有的孩子都有雪橇。所有的孩子都有昂贵的带靴子和安全栓扣的雪履以及与之配套的运动裤和夹克衫。所有的孩子都有有工作的父亲。

　　“他们用汽车把你送到登山车前。你就能乘车上山。一直上到山顶！”

　　“你有雪橇和一整座山呀。告诉我，多少孩子有自己的山呢？啊？不要贪得无厌。”

　　我看见孩子的目光暗淡了。

　　“你瞧，”我说着把他像提小孩子一样提了起来，他的确还很小。“30块可是一大笔钱哩。我要是有的话一定会给你，哪怕滑雪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

　　“你过去常滑雪。”利夫说。他试图打开一个突破口。

　　“我过去经常做的事情很多，”我指了指他的头，“听着，现在光景不太好。”我艰难地解释说，可是利夫让我吃了一惊——这个一向执拗的孩子什么也不再说，一下子跑进地下室去了。

　　“过去这一年他光说滑雪了。”维维卡搓着一小撮盐无限怜悯地解释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个大废物。让我怎么办？说行，这里有30块钱？”

　　维维卡耸耸肩叹了口气。我恨不得大地裂开个口子把我吞下去，就在我要责怪苍天不公的时候，从地下室传来了可怕的喧闹声。“听，”孩子们的动静使我破例地笑了，心中甚感欣慰。“他已经忘了。孩子的记性就是短暂。主啊，要是孩子们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买什么，要这有这，要那有那，那该多好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像阿尔奇·邦克①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①　阿尔奇·邦克：美国电视剧系列片中人物，属工人阶级。

　　后来，出于好奇我沿着狭窄的台阶走进地下室。我发现利夫正在干活，他正忙着往拣来的一长木条上钉松紧带。天使般可爱的小毛头马格努斯，十分认真的一年级小学生，正搬着比他还大的榔头帮他哥哥胡乱地敲钉子呢。

　　“利夫在做雪橇。”马格努斯高兴地喳喳说。

　　“我做一副雪橇。”利夫正试图用一根弯了的钉子把一条很不结实的胶皮钉到木条上。“你能把它钉进去吗？”

　　“你看，这根松紧带太细捆不住你的脚，就算能捆住，用平板也是没法滑雪的。前头这儿应该向上翘起，不然会戳进雪里。”我解释说，此时一股悲凉的感觉浸透我全身，他想得到雪橇的决心如此之大，简直快成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了，就跟我一样。聪明的经济策略？狗屁！我居然对娃娃们讲这一通大道理就好像他们是劳累过度的30岁的汉子。突然想去商店拿。可是雨衣怎么藏得下一副雪橇和两根滑雪杖呢？我遵照利夫的指令把胶皮钉牢。

　　“不对，钉这儿。”他像什么都懂似地坚持说。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行。”我这样说是让他对失败有个思想准备。他心急火燎地穿上那件袖子已撕破的滑雪衫，带上不相配的手套，蹬上无跟的靴子。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好像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都是因为我照顾不周造成的。

　　“利夫要滑雪啦！”马格努斯尖声喊起来。他手脚朝天躺在地上赖着不起，等人把他拉起来。

　　我跟在这对兴高采烈的兄弟后面冲出屋门朝小树林奔去。树冠被积雪压得沉甸甸的，清新而冰凉的空气刺激着鼻子。利夫站在房前小山顶上，两手往雪里摸着松紧带。

　　“喂，让我帮你一下。”我向利夫建议说，同时亲切地把他的双脚在松松的胶皮带下放好。“别抓得太紧。”我试图提醒他说。马格努斯从我肩膀后边探头看着，他可爱的小脸蛋冻得通红，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

　　“举我一下，”利夫说着吊住我的袖子，他的两只脚勉强放好了位置。“好啦。开始。推我一把。”他命令道。

　　“你一下子就会栽下去。”

　　“推我一把！”

　　我把他提起来使他的两条木板平放在雪面上，开始。他向前滑动。他竟然向前滑了起来，而且保持在雪面上，我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松手之后他仍然继续向下滑行，两只脚在他发明的新玩艺儿里直发抖，嘴巴张得大大的。滑行速度在加快。下滑。下滑。他在雪面上一路向坡下滑去，后面留下两条平行的轨迹，与用北美大齿杨做的专业雪橇留下的一模一样。

　　“他滑成了！他滑成了！”马格努斯又是蹦又是跳。

　　“他滑成了！”维维卡靠着厨房的窗口喊道，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快瞧！”我在瞧。我当然在瞧。两眼噙满泪水。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让泪水掉下来。利夫从滑雪板上栽了过去。脸朝前倒在地上，他大声地笑起来。

　　“你看！”他高兴地欢呼雀跃着拣起他的雪橇，断了的松紧带在上面耷拉着。“它能用！”

　　“当然能用！”我声音嘶哑地说。孩子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我急匆匆地跑进屋里去要给我自己也做一副那玩艺儿。还有松紧带吗？

　　早上6点钟利夫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他要问我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想知道发明什么东西才能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仍然陶醉于美国梦。而我做过的唯一美国梦则是梦遗。

　　我对他说他应试一试发明一种像激光一样的射线，这种射线可以破坏有生命物体的分子结构，使之只剩下一股粉尘或是一小撮泥浆。

　　“谁会买呀？”他问我，被长得过长的金黄色刘海遮住的一双又黑又亮的杏仁眼认真地看着我。

　　“我买。我要用它把索斯基一家变成一团气，还有成天在我们头顶上烦人的飞机，那……”

　　“可是你没有钱。”

　　“谁说的？总有一天我会阔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你为什么不找工作？”

　　“别唠叨。一个九岁的孩子学得像个老太婆似的。还不去刷牙。一个月没刷了。牙都快掉光了。”

　　“好吧。那么一颗干净牙齿给一块钱。”

　　“你成天光想着钱吗？”

　　“是的。”

　　纽约州古伯斯威尔镇

　　努德尔曼山路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亲爱的毛泽东主席先生：

　　我已注意到您的国家可能正缺少数学教师，我曾在好几所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大学里教过书，在瑞典北极区科技会堂讲过学，甚至还在香港的学校教过中国孩子（虽然应该坦白，这些学生都是大企业家和商人的子弟）。

　　我最适合在一所小规模四年制的文科院校教授基础微积分和微分方程——说实在的更喜欢教高年级微积分或者物理。退一步说，如果让我教英语、瑞典语或者德语，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教好您的学生。也许我该捎带再说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学过兽医——因此在教书不忙的时候我还能帮助给贵国的动物治病。哎，我差一点忘了。我还学了不少有机化学知识——主席先生，您看我的技术领域是无限的，况且，有话直说吧，我现在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

　　在对我的经历做过一番鉴定之后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我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是因为我在原有领域无所作为。不过，请允许我草草地解释一下，我不停地改变专长和工作地点，这是为了实施我自己精心设计好的策略，最终使自己成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另外，我逐渐发现我不适合呆在一个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前，做精通一门学科的科学家，我不是那块料。我的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形容我与常人不同时说：“按照别人的情况对待你简直是给老母鸡套鞍子——根本不合适。”

　　我在大学和学院教书的十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学生中无人不晓的严厉的教员”。我在多数情况下给分很严，有时我不得不把评分的标准降下来，以显得对学生尽量温和些。我意识到，最后一次被解雇时，如果他们肯给我机会，我肯定能解释清楚造成那种残酷的被误解的隔阂的情况并求得谅解。

　　我的革命背景是可信赖的：1964年我投票支持休伯·汉弗莱，尽管不是1968年；我参加过无数次和平示威游行；在弗吉尼亚住的时候我受过三K党的凌辱和骚扰。

　　虽然自由贸易制度给了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的政治观点却极其灵活。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它们放到一起便是一碗汤，当你饥饿的时候（据我所知您曾挨过饿），啊，汤就是汤。

　　灵活。我不能不耻笑自己。不由得想起往事，那时候的我，一个年轻有为，即将毕业的电气工程师，班里的高才生，在那美好的年代，电学科学家几乎与上帝齐名；一家又一家公司带我在美洲上空飞来飞去——不是他们面试我，而是给机会让我向他们公司的雇员发问，检查他们的操作，简直是我面试他们！

　　挑吧！拣吧！那就是我，一个年仅20、自命不凡的优等生，兜里揣着一把油腻腻的计算尺，脑袋里装着顽固的处事原则。至今我仍记得，我是如何按照那些原则毫不犹豫地推掉了所有与国防有关的公司的工作的。原则。现在我慢慢地洞察到人们是多么容易卷入战争啊。有些时候人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倒霉的日子里，他会感到软弱、愤怒，甚至冷漠和百感交集。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改变，任何改变都行——我手里有一把甩不掉的枪，它给我指出目标，我一心朝那个目标奔去。我要说的是，主席先生，对我来说，政治问题怕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了，因为灵活恐怕早已成为我的口头禅。

　　既然我们已经无话不谈，也许我应该把最近不断折磨我的另一种恐惧说出来，即我已开始丧失记忆，这些年的担忧开始对我造成损伤。偶尔——特别是在清晨那几个小时，当世上的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怕得要死。如果再不出现转机我非疯了不可。不过请不要担心。这种事，我已经说过，只是偶尔发生，当然不会影响我白天的正常教学工作。即使只教教夜校，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总之我有一种感觉，鉴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您一定能明白我这经过一番挣扎才说出口的话。

　　不知怎样讲才不至于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不过我想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黑人的命运。昨天我偶然看到一张纽约州北部一个监狱的照片，我努力搜寻他们的脸，却难以找到一个白人。我忽然发现了他们的一致之处。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铐在那里，我怀疑不久的一天我恐怕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被铐进去——以使他们，我，我们。远离社会。我们都属同一类型的黑人。我们的手被缚着，我们的思想被禁锢着。我们不能与这里的文化相融合。我跟他们一样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不可救药的唱反调者。我最终明白过来——这个社会是不会给作家一席之地的，除非这个作家把作品作为商品而创作，或者他本人就是商品。

　　随信附上我的简历及前任系主任给我写的冠冕堂皇的推荐信。他为能以如此廉价的交换将我尽快地脱手而欣喜万分。一份详细介绍我的教育哲学思想的材料亦一并呈上，望勿见怪。

　　搁笔之前附上一句，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会习惯中国的生活。我和我妻子特别喜欢用中国餐，每一次去纽约市我们都去唐人街吃中国饭——不仅是因为那里的饭最便宜。

　　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务请随时告知。企盼答复并感谢您的慷慨。

　　诚挚问候

　　尼尔·努德尔曼

　　又：不论情况糟糕到什么地步，我也会继续写我的宣传文章，写的当然不是商品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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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天早上，为了证实一个要开始的工作——后来查明这不是真的——我撞上了老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确切地说不是撞上。我正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环顾四周不见人影，抬头望去发现他正从法院楼顶向我招手。他以自己干练的方式已经在这楼顶干了两个星期，好像专门在那里观察古伯斯威尔镇上人来人往似的。

　　“见你在下面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活儿干呢。”他解释说。这时我已经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喀嚓喀嚓地踩着已被他铲除了积雪的又滑又陡的雪道来到他跟前。我注意到从他坐的地方可以饱览全城，因此就无法再抵赖。

　　“是啊，我已经找了一阵子了，”我尴尬地笑了，“你还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在古伯斯威尔剧院门口偷偷地拣掉在地上的爆米花。”佩里边说边用牙齿咬下烟头，他的大长尖脸绽开了笑容。

　　“那是为了喂鸟。”我撒谎说。

　　“用爆米花喂！”他挤眉弄眼诡谲地说道。

　　“大冬天的你爬到房顶上来干吗？”

　　“你看像干什么的？”他边笑边指挥我干活，让我从钉在屋顶的一块平板上给他递瓦板。

　　我扔了一阵子后又爬上去骑到法院屋脊上。一旦放松下来放眼望去，全城厚雪覆盖的屋顶尽收眼底，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佩里对修房顶的工作这么热衷。佩里从越南回来以后越来越远离人群。我靠着烟囱看他小心翼翼地往一块新铺的瓦板上钉钉子，心想他还能选择什么比这更好的职业呢？我在房顶上找到了平衡，心中也隐隐约约意识到，那种极度的快乐正是来自这处只留给鸟与疯子停留的地方。从一方面讲，这工作给了人们以希望，我是这样认为的，佩里不分冬夏不停地在房顶上做修缮工作，使之不再漏雨渗水。我是说，这是一方面。然而，佩里的与世隔绝隐含着某种东西使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

　　“嘿。醒醒。起来。别在那儿瞅着我睡觉了。”他在离房檐只有一寸远的地方喊道。“拿过一捆来。”我提起一捆瓦板，战战兢兢地慢慢朝他挪动，尽量不朝房檐下边瞧。就在他从我手中抓过那捆重物时恰巧一股强风直冲檐下刮来。我感到自己就要被风刮下房顶了，拼命往回退去，总算及时爬到了烟囱那里，为了我宝贵的生命我死死抱住烟囱再也不肯松手。

　　“真笨。”佩里朝我笑起来，他的两只脚轻松地站在那么陡的地方，真玄。

　　“不要惊慌。凡是掉下去的都是害怕的人。”

　　“我是很怕。”

　　“嘿，想不想很快挣到50块钱？”他大声说。

　　“在这高处？”我颤抖地说。

　　“不。不。你要做的是开一个窗户。”

　　“什么样的窗户？”

　　“窗户就是他妈的窗户呗。就是一个大玻璃的观景窗，懂吗？很容易。你至少会做个窗户吧？”

　　“你不想干那份活儿？”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想你不正急着找活儿干吗？”他说。他敲着钉子，嘴上的香烟耷拉着。“听着，别问我这么多混账问题。你要干的就是简单地开一个口子，把窗户装进去，然后——嘿，你可别干砸了，不会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抬起头看了看我说。

　　“当然不会，为什么干砸了呢？”

　　“别问我呀。听着，如果我送你去，你可一定得把活干漂亮才行。是我推荐你的。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当然明白。别那么紧张。相信我。”我说着耳边响起50个银币掉进取款机的叮当声。

　　又给佩里递了几捆沉重的瓦板后，终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佩里若有所思地瞪着天空连抽了几口烟，忽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不离开古伯斯威尔？要知道你在这里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到。”

　　“我还没有试完所有的机会呢。”

　　“你应该住在大城市，努德尔曼，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不错，跟纽约市那些犹太人之流住在一起，啊？”

　　他笑起来。

　　“自然。”佩里重复说。他一直垂涎我林中的安乐窝，只要有可能就偷偷从妻子身边溜出来或者从房顶上下来到我的厨房去，他只是静静地坐者，喝着咖啡，观赏小鹿在地里吃草。

　　是的，我紧靠着烟囱，心中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得对。离开这里。应该。可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明知道已经度过了艰苦的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临，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可以听见冰柱融化的滴答声，闻到嫩草的香味，看见第一朵鲜花绽开在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大地上。接着便是酷热的夏季，鲜美的果品大量上市，百虫齐鸣，一片热闹，然后盛夏很快过去，接着……秋高气爽，碧空白云，秋天不期而至。我怎么，怎么能现在离开这里呢？

　　早晨天空阴沉沉的，我去上门安装窗户之前先在厨房里认真地读了会儿报纸。由于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他那些科学家同事都知道他是曼博士）的热心关照，我成了《纽约时报》的定期收报人。今天我读的是上个星期天的报纸，不过就我目前不足挂齿的状况，看哪一天的报又有什么关系，上个月的或者去年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何况我已经与当今文明的美国社会不同步了。今天的情况实属例外，我确确实实是在读报。通常那些旧报纸是和旧衣服一起堆在餐桌上的，曼的妻子贝蒂把穿小了的衣服拿来给我的孩子们穿——旁边躺着的几个塑料袋子里装着曼德尔晚餐剩下的残渣剩饭，他们无心养狗因此总把这些东西赏给我们。

　　有的时候那些袋子一搁就是好几天，直到我无心再观赏世界被纷飞的大雪吞噬的景象，才想起把袋中的东西抖给我的狗吃；我的孩子口腔上膛太娇嫩，不肯吃曼剩下的东西。不过这些袋子倒也表明了一个极有趣的事实。从那些剩饭可以看出来，曼德尔家的主食是意大利通心粉和坎贝尔公司的罐头食品。正像顺口溜说的：“坎贝尔放在饭柜里就像钱存在银行里。”虽然年收入区区四万，你也不必过于精打细算。

　　“通货膨胀对你的打击也像对我们一样致命吗？”几天前我碰见贝蒂时她这样问我。她纤细的胳膊上挎着几个购物袋子。

　　是的。《纽约时报·周日版》。我经常先读经济栏。大量的信息，的确不错。《时代》就是时代，它警告人们，由于近来商业的繁荣和超速膨胀我们将面临——系好安全带，伙计！——一次大萧条。

　　我急不可耐地把维维卡叫过来把这条消息读给她听。如果目前的状况算是繁荣昌盛时期的话，那将来的大萧条更会是什么情况呢？我边收拾工具边琢磨。维维卡真的担心了。我倒觉得怪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已跌到了谷底最深处，然而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当代繁荣的簇拥之中。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在开着我那辆用电线和依波斯胶带缠绕在一起的破旧的老爷车进城的路上，索性把车速又提高了危险的几公里。我口中嚼着口香糖，两眼不停地搜索证据，以证明《时代》的消息是正确的。我从南向北朝佩里给我的位于古伯斯威尔高地的地址开去。沿途掠过一间间陋室、一座座俗气的楼房、一幢幢火柴盒似的建筑以及活动房屋。古伯斯威尔这个偏僻地方的生活比阿巴拉契亚①还阿巴拉契亚。那里至少还产煤，而这里除了连印第安人都不想要的贫瘠的农耕地外什么也没有。这里当然也有民众，是被迫离开土地转入工厂的人。古伯斯威尔虽然又冷又潮湿，但是空气中却夹杂着点火即着的不满情绪。倘若要爆发革命，我想爆发地不会是大学校园，引发革命的人也不会是被剥夺了权利的黑人，更不会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会爆发在像古老而文明的古伯斯威尔这样的地方。这里被贫穷所笼罩，对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敌对情绪在上升，人们视这些人如同青少年背上的痤疮一样，对他们极其厌恶。有趣的是在日子好过的那些年里我对这一切竟视而不见。日子好过是对我个人而言。

　　①　阿巴拉契亚：美国东部山区，古老而贫穷。

　　我继续向前开去，山城的市景逐渐代替了农村风光。低矮的房舍与破败的农舍渐渐退去，连成一片由粉红和碧绿点缀的开阔地，仰视着山上的高楼大厦。下坡。下坡。道路开始向坡下延伸，直抵位于谷地的古伯斯威尔——这里群山环绕，踞于东边山头俯瞰全城的是著名的古伯斯威尔大学，与它相对的西边山顶上是名气不小的下因特斯坦古伯斯威尔学院。西边山上据说是住宅区，而北边山的高处则是军工厂，那里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迫击炮、火箭筒以及炸弹。我开始确信，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具有改变这里的能力。

　　我终于开进了乱糟糟的市区。这里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镇，可是现在杂乱无章，参差的房屋和油毡覆盖的山墙相互拥挤在一起，间或看到几处孤零零的维多利亚式和都德式的旧房子——藏在古伯斯威尔镇中心贫民窟里的宝贵财产，它们向我讲述了一个令人觉得比现在幸福的时代。

　　老实说我开始厌恶这次旅行，便摸索并找到了将痛苦减到最低程度的办法。我只瞅着让人心旷神信的建筑物——旧市政厅，一座带塔尖及屋顶窗的白色建筑，白色建筑内有医生诊所。带有白色廊柱，高雅的老饭店被改建成了廉价旅馆。

　　古伯斯威尔是一座多么奇怪的城镇呀，在等绿灯的时候我不禁联想着。这时我瞧见一位营养不良的母亲正拖着五个流着鼻涕、龇着黄牙的孩子，她跟我一样清楚，山上古伯斯威尔大学里那些自命不凡的学者们正逍遥地打发时光，遐想着今年夏天是去尼罗河还是去雅典，要么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们可以边喝葡萄酒边开假想的数学会议。真令人恶心。真令人嫉妒。我仍然能够深情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时我定期收到支票，简直像个王公贵族。又起风了，簇簇雪团敲打着挡风玻璃噼啪作响。我有点担心了。也许正如曼德尔博士所言，我已经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绿灯亮了，我的思想又回到手头的工作上来——安装窗子的活又让我烦恼起来。

　　昨天晚上我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不假思索地告诉维维卡时，她问我：“可是，你知道窗户是怎么安的吗？”

　　“有什么好知道的？我以前盖过房子。”

　　“你也安过窗户吗？”

　　“噢，天啊，别给我把分数打得那么低。你需要钱，对不？”

　　“我只是担心。那是位于高地的房子呀。你知道住在上面的那些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

　　“我也不是。等着瞧，我会干得很漂亮。说不定以此为契机而带来其它活计，更大的活计。说不定能开个修理公司什么哩。谁能说得清。”

　　我一边摇摇摆摆地往陡峭而时髦的古伯斯威尔高地爬，一边找地址。威洛路311号。几个急转弯之后就到了要找的地方。高级的地方，我是这么认为的。气派的老式石头房子与雪松及红杉木结构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相互交错，现代风格的房子也夹杂其中。这里与古伯斯威尔其它地方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山头上住的都是古伯斯威尔镇上的人杰中之人杰。301。303。305。银行家，律师，汽车商，还有——噢，不！真糟糕！我在311号门前停了车，读着邮箱上的名字，心中不禁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天底下那么多人，怎么偏偏就是根茨的家呢？马丁·根茨。从前的同事、荣誉教授、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带有典型的德国口音，蓄着德国式的胡子——那个板着面孔、目中无人、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一直认为我是无用之徒。我把车停在房前，熄掉发动机。我满心忧虑，拿起工具又放下，在工具箱里摸索来摸索去，企盼把锤子或者别的什么重要工具丢在家了。妈的。我究竟有多需要那50块钱？非常需要。不。我绝对不能进去。我启动了汽车朝坡下开去。开出几百码后我又开始想那钱，想那笔钱能派上哪些用场。我把车调了头又朝原路开去。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我需要这份工作。径直走进去，怏怏地把窗户装上，拿上我的钱走人。我收拾起锯子、卷尺和工具箱，踏上了用扫雪器和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长长的石径。我一眼便看出来根茨博士的住宅是照原样重新修复过的维多利亚老房子。没有半点漆皮脱落或磕碰的痕迹。尽善尽美，按门铃时我心中嘀咕说，同时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马丁·根茨。

　　前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皱巴巴的青灰色头发老太婆，她的块头很大，好像一个下面伸出两根细棍当腿用的大箱子。看她那方下巴、克罗马农人的前额和疑神疑鬼的眼神就知道，他是根茨博士的老娘。我没准儿挺幸运哩，心中想着，眼睛朝她后面空荡荡的房间望去。他们也许都出去了。我赶快干完活，把窗子揳进去，赶在根茨夫妇回家之前离开这里。

　　“你好。我是木匠。”我说着高兴地把电锯举起来以证明我的身份。

　　“你来晚了。”她大声吼道。

　　“是晚了，我知道。天气太坏。道路很滑，因为……”

　　“进来。冷风都进来了。热气也，”她带着德国人的严密性说，“全出去了。”

　　“噢，是的。”我急忙踏进屋门。

　　“先把鞋底刮干净。”

　　“对不起。”我说着又跨出门槛把鞋底蹭了蹭。

　　“这边走。跟着我。”根茨司令官似地命令道。我毕恭毕敬地在她身后亦步亦趋，踏着一踩一个坑的通屋厚地毯进了副客厅。

　　“错了，在这边！”老太婆弗劳大吼一声。水晶枝形吊灯和笨重的德国古玩把房间装饰得宫殿似的，神魂颠倒的我走着走着就转向了。

　　“这就是窗户。马丁想把它装在这里。丝毫不差在这个地方！”她指着墙上用铅笔勾勒出的框子说。这间嵌有上好橡木壁板的后屋想必是那位了不起的教授的书房。

　　“我先看一看。要闹清窗框的位置准不准确。”

　　“马丁已经检查过了。他知道在什么位置。”这个丝毫不懂得幽默的煤油桶说。她的乳房高高隆起，像是随时准备出击似的。

　　我怎么也得装一装样子，于是到墙跟前敲了几下，发现了藏在墙内的窗框。不错，根茨博士的判断是对的。“的确不错。”我装出一副笑脸，试图感化那冰冷的机器人。

　　“嗯——”她答应了一声便走开了。

　　我想赶紧把活做完，但是想到维维卡的担心，我便想一定要把活干好。于是我在墙上标出窗框的位置后悄悄地从后门出去，查看外面的墙壁，又快快地量了一下放在车库里的窗子。行啦，这窗孔凿起来一定很容易。回到屋里我拿起电锯正准备开始工作，那老太婆偷偷摸摸地过来了。

　　“看地上！”她气喘吁吁地指着从后面延伸到“窗”前的脚印说。

　　“噢，对不起，我忘了蹭了——来，让我来收拾干净。”我朝她走过去。

　　“不。不许动！”她见又有了新脚印大声喊道，“老实呆在那儿。”她边啧啧着边把报纸塞到我脚底下。

　　“我也许还要出去。”我不好意思地说。

　　“还要出去？”她差一点把头发拽下未。

　　“嗯，再待一会儿。”我打算先从里边试一试，暂时先这样干，最好别把外头弄得不成样子。

　　豪斯弗劳·根茨又打扫了一会儿后终于不见了。我放松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仔细研究我要凿的洞的边线。我正用水平仪标出准确的水平线，忽然感觉到脑后有一阵沉重而令人讨厌的骚动。我慢慢地转过头来，恰与站在我身后的弗劳·根茨对了个照面，她双手又腰，用大脚趾点着地。

　　“我又做错什么了？”我看着她那双既难看又凶狠的眼睛说。

　　“没什么……还……”她礼貌地坦诚相告。

　　我挤出一丝微笑，转过身继续画线。尽管我努力使精神集中，可是旁边的老根茨使我心神不定。我有心把线条画直，但是两只手却不听使唤，不是放好水平仪却掉了笔，就是拣起笔又斜了水平仪。我想让她离开，别在这儿烦我，不过，总而言之，谁让这是她的势力范围呢？我是谁呢？不过一个不起眼的木匠而已，想到这里我开始琢磨一两千年前的那位木匠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我把锯子插进镶板开始锯起来。干了一辈子木匠活，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厚的镶板，十分难锯，所以干得很慢。挣扎着锯了几英尺后我停下来喘口气，不曾想转身发现老太婆正在我背后忙着用吸尘器吸散落下来的木屑。她每吸干净最后一粒微尘便关掉吸尘器怒冲冲地瞪着我。我打心眼里不愿意让锯末落满地，可是要想在这么硬的壁板上开一个窗口而不掉锯末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呀。幸亏她明白这个道理，我想。

　　我大喘一口气，换上新锯条，拿起电锯接着锯起来。我听见身后的吸尘器又响了起来。这一次锯子忽然加速了，我越锯越快，陡然间眼前闪出一道强光，一阵电击一样的震颤很快从电锯传导到手臂，把我用力推到弗劳·根茨身上。倒霉的是，我不但把她撞倒了，还把她压在了我身子底下。

　　“我的天呀。瞧你干的好事！”我从她身上爬起来时她大声喊叫着，用手捂着胸使劲喘着大气。

　　“唉，我扶你起来。”

　　“你怎么搞的！”她用力把我推开，连让我帮助她掸掸身上的锯末都不肯。

　　“我不知道。”我说。此时我仍抖个不停，浑身无力。

　　“灯呢？整所房子。停电了！”

　　“一定是我割断了电线。我看，小姐……太太……问题不大。”她一间屋一间屋地乱撞，我跟在她后面向她做着解释。“只不过烧断了一根保险丝。也许是两根。也许是大保险丝。不过问题不大，相信我。”

　　“问题不大？”她站在昏暗的屋中间嘲笑地说。

　　“听我说，先让我锯完它，我就能找到那根电线了。我把线接上后再换一根保险，一切就完好如初。”

　　“那就快点去干，还戳在这里干什么？电冰箱要毁了，肉块还在烤箱里呢。我正打算熨衣服哩。”

　　我急忙拿起电锯接着干，这时才发现，不光她的电冰箱、雪柜、熨斗和烤箱停止了工作，连我的电锯也开不了了。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只知道傻笑，接着便不顾一切地拾起凿子和锤子开始狠命地凿墙，试图凿出一个洞口好找出藏在里面的电线。电线不时地露出一点，不过只有在我找着线头并把它们联结起来之后才可能使老太婆从我背后离开。

　　我全身被汗水浸透，木屑不断往脸上蹦，半小时之后我终于凿出一个难看的大豁口，没错，那个就是被齐整整切断的电线头。我将绝缘外层剥去，把导线拧好，再用胶带将它裹好，然后举起火苗摇曳的蜡烛跌跌撞撞地去黑暗的地下室里寻找保险闸盒——正找着，不小心把架子上一层的罐装黄豆、腌酸菜和甜菜统统推到了地上，我连忙把碎玻璃瓶连菜带汁踢到架子底下。我终于找到了闸盒，换好熔断的保险丝，整所房子又亮了起来。我松了一口气，回到了干活的地方。结果发现身后留下一溜甜菜汁的脚印，一直延伸到地下室去。

　　我得离开这里，我警告自己，于是急速地据起来。老太婆不在的这一刻我发了疯似的拼命，嗖嗖嗖，乓乓乓，木头被锯开，窗框的木屑纷纷往下掉。我满腹仇恨似地撕掉绝缘线，从里边把壁板敲掉，这时老太婆又出现了，肯定是她。

　　“老天爷！”她喊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她指的是血一样的脚印。

　　“太黑了，你瞧。出了点意外，”我嘟囔说，“碰掉了一小瓶罐头。我猜是甜菜。不过我想这不会渍住的。我妻子常用一点热水、肥皂和……”

　　“快收拾家伙给我滚，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咆哮如雷。

　　“我也是这么想呢，只是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请不要老站在我身后边。”我说着猛拉一块板子，结果它不仅没从画线部位掉下来反而扯松了上沿，上沿接着又把天花板豁出了个裂缝，白粉刷刷掉下来落了我们一身。“好啦，别担心，没关系。看上去比刚才还糟糕。其实不过掉下一点点灰泥。我把窗户安上就把它修补好。只需要涂上点白灰，马丁根本不会注意它。我保证。真的。让我想想我刚才干到哪儿了？”我设法跟她轻松地交谈，好把她的注意力从天花板引开。天啊，维维卡是对的，想到这里我意识到，必须加劲干，要赶在根茨博士回来之前离开这里，免得让他看见我这狼狈相。真想甩手不干马上离开这里，但是我不能。我已经使自己陷得太深了。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活应该容易一些。我只需把窗框楔进去。补好天花板。然后溜之大吉。

　　我到外边慌手慌脚地撑起梯子，爬上去修整锯过的地方。

　　我拼命地加劲干，可是总干不成我预想的那个样子。什么地方不对头，可我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去它的吧。接着干。快点把窗子装上去，然后走人。

　　这窗子是那种豪华的赛莫潘式双层隔热玻璃窗，拉动一下机关便能打开。这扇窗户很可能花掉了根茨教授好大一笔钱呢，起码得五六百块钱。我一定不能出丝毫差错，千万别把它打破了。老太婆一直在监视着我，尽管她在厨房里假装忙着干这干那。我使出浑身的劲小心翼翼地把窗子从车库里搬出来。我仔细地把鞋底蹭干净，搬起又大又重的窗子穿过客厅中央进了书房。我把窗子举起来，压进开口处，不无骄傲地发现真是太合适了。不光合适，简直是完美无缺。瞧瞧那一处，我计算得不错。再瞧这屋子（泥灰和凌乱不包括在内）！窗户使这间书房显得大了许多，也更明亮更令人心旷神怡。多好的改变呀。多豁亮呀。真是书写关于残疾儿童发展状况的伟大文章的理想之地。我正打算快一点用斜钉固定住窗子，忽然听见外面有汽车开上车道的声音。我看了一下手表。3点半。已经3点半了！都没有给我一点饭吃。难怪我觉得又累又头晕哩。我听见前门开了。声音传了过来。噢——噢。太熟悉的声音。就是根茨博士。回家来了。我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敲钉子，想赶忙把活干完。屋顶可以先放一放，等他明天不在家时我再来刷浆。门厅里的声音又大又兴奋。

　　“木匠？”我听见老太婆哑着嗓子在抱怨。“根本不是什么木匠。他是个只会剁木头的屠夫！你根本不会相信他都干了些什么。”

　　嘀咕嘀咕嘀咕嘀咕。我听见这位对付残疾儿童时有足够耐心的根茨博士正用他低沉而又有共鸣的男中音安慰他那快要发疯的老母亲。

　　“来，妈咪，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听见他朝这边走来了。我不由自主地转过来把身子撑在窗上。

　　“嗯——让我瞧瞧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噢，窗户呀……”他站在那里瞧着。“嗯——先生……你好？”他又说了一遍，以唤起我的注意。“先生？你好呀？”他再一次向我打招呼。我知道无法脱身了，便慢慢地转过身，把一张淌着汗水的花脸暴露在根茨博士面前。他仍然穿着上好的、厚厚的、真正的毛皮大衣，头上带着与大衣相匹配的俄罗斯皮帽。

　　“努德尔曼！”他差点儿兴奋起来。“是你。”

　　“你好，马丁，”我挥了一下手中的锤，无力地笑了笑。

　　“可是——可是——”他结巴地说着，脸一下子红了，几乎跟我一样尴尬——老弗劳·根茨迷惑不解地把个脑袋摇来摇去，看我一眼再看一眼她大有名气的儿子。

　　“可是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他终于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安装窗子。”我尽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并且急忙收拾工具准备快点撤离。

　　“噢，是这么回事，”他看了看屋顶的豁口，仍然感到困惑。“嗯，是的，窗子……”他喃喃地说。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子。

　　“瞧呀，马丁，你瞧见没有，错了。”根茨的妈妈跟刚才一样令人讨厌地说。

　　“没有错。”我边收拾工具边安慰他们说。

　　“当然错了。瞧呀，马丁。你瞧那些在墙上画的框线。瞧见了吗？现在再瞧这窗子。它……它……”

　　“你说得对……天啊。我看它是斜了。”根茨说。

　　“没有，一点都不斜。”我企图打消他们的疑虑。我开始恶心起来，对这个活也厌恶透了。时间这么长，报酬这么低，还不给饭吃。

　　“让我用水平仪看一看，”他说着打开我的工具箱在里面翻腾起来，然后把水平仪放在窗台上。他惊呼起来：“这是真的。是斜了！”

　　“老天爷，连一毫米都不到。没有人看得出来。”

　　“我就看出来了，”那个头发青灰的老煤油桶说。

　　“上帝，你看出个鬼。”

　　“等一等。她可是我母亲！”

　　“不是开玩笑吧。我可万万没想到。你有一位多么可爱的老太婆呀。”

　　“我可从来没……”妈咪气得火冒三丈。

　　“有件事我必须说清楚。这倒霉的窗子如果真掉下来的话，”那位失去理智的木匠说，“你得感谢这位老太婆。打我进屋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要是肯稍微动一下脑筋想——”根茨又开始摆出高傲的架子来。

　　“我想个屁。听我说，你们不是不喜欢这窗子吗？”我边问他们边抄起锤子，妈咪条件反射地举起胳膊猫下腰去，“好哇，我们干活保证质量。你们不十分满意，对吗？那就让我还把它拆掉算啦。”说着我便举起锤子朝窗子砸去，震碎的玻璃哗哗地散落下来。“你们可能也不喜欢那一块，对吧？像是快掉下来了。”我指着另一头一块长条玻璃说。

　　“住手！住手！”他们齐声喊起来。

　　“努德尔曼！”根茨气得鼓鼓的，像个大蛤蟆，“你疯了吗？”

　　“没关系。我为的是讨你们喜欢。”我仔细看好目标，对准上下两端以极快的速度敲了两锤。“二位还想修改别的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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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治安维持会一号报告

　　我们这些有幸跟踪努德尔曼的治安维持会成员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观察他。很显然他目前正处于精神失常的周期之内，他的所作所为显得很脱离现实。他经常幻想自己终会暴富，尽管事实上他目前十分贫穷。在幻觉的周期里，他的突出表现是坚持给比他经济状况好得多的人买酒喝，与偶然来访的人分享那不足果腹的食物，他还是一个所谓“耳根软”的人，轻易相信各种各样的乞丐的话。长期的忧虑使他的自我支撑能力减弱，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努德尔曼先生在以上境况下连最简单的拒绝词“不”都不会说。

　　他最近言行中流露出的对黑人的理解，暴露了他的偏执狂，而且治安维持会的人也已经取得证据证明我们的监视对象的迫害症已发展到极点。

　　努德尔曼先生以性欲为癖，对性行为的好奇心超出常规，这可看作是对他自己以为自幼被剥夺了母爱的过分补偿。监视对象行为表现的一个方面是他相对而言对女性的乳房不感兴趣。这是对他好色本性的一种平衡，是他小时候她母亲硕大的乳房时常从衬衣领口处挤出来因而经常暴露在他的面前所造成的。

　　监视对象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在瓦解，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移情例子；他反复强调“经济崩溃”。“教育制度崩溃”和“社会崩溃”，不过是他拙劣的伎俩，企图回避承认一个事实，是他而不是“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承认他是“社会的不适应者”，在他绝望的不成形的幻影中出现的“腐朽的社会结构”从来就是不正确的，而此时他的移情防范能力行将崩溃。

　　对其食物偏好的检查结果使我们更好地透视这个不安定人物的人品。虽然他喝牛奶很多，但是对烘烤食品、糖果和糖浆更加偏爱，还爱在早餐粥里放大量的糖。

　　同样受到青睐的甜食也是这位不安定的危险精神病患者的选择。对以上食品的偏好加上他酷爱奶油食品（冰淇淋、牛奶蛋糊、布丁、酸奶、奶油夹心巧克力蛋卷——它们在生理上与奶有关联，在心理上能给人以慰藉），足以证实他对自己的母亲极度的渴念（尽管他竭力否认这一点），和他竭尽全力想稳住自己怪异的精神状态。他吃大龙虾总要放上大量的奶油酱，他对于龙虾、鲜虾及其它海鲜食品几乎喜欢到痴狂的地步，这固然是因为喜欢它们的鲜美味道，同时证明了我们的检验。

　　预测：他甚至拒绝心理学家的帮助，声称那是中上层社会奢侈的享受，这便使他完全恢复正常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写的古怪文章、他的自我检测和自我治疗只能使本已恶化的状况更加无可救药。根据经验丰富的本治安维持会意见，努德尔曼先生需要的是专业人员的治疗。

　　正像我们开始所描述的，他的表现是极其反社会的。在其受雇时期，他的多数企图与努力均是自我拆台。他想以写作谋生的幻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他的暴力倾向完全出于他反复表述过的想要谋杀邻居家十几岁的男孩乔治·索斯基的强烈欲望，只因为那个年轻人的高保真收录机打扰了他，他的拖拉机压坏了努德尔曼的草坪，他还在某些场合威胁过要努德尔曼孩子的命。

　　建议：治安维持会建议用以下办法代替对他实施即刻监禁：

　　一、严禁努德尔曼先生继续写抨击他的熟人、我们的经济制度及社会或者美国生活方式的评论文章。

　　二、鉴于努德尔曼先生玩世不恭的工作作风以及对现代工艺制造出来的精美产品的蔑视态度，他显然想告诫人们，他实在了不起，不屑做这些“普通”工作。无论如何，为了他本人的利益，我们强烈要求对他实行有效的强制性返归现实的治疗——强迫努德尔曼于最下等的工作，以磨练他的意志，使他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来。

　　三、对他行为的监视与控制将不会减弱，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在下一个报告里我们将详尽分析他书写充满激情的古怪“文章”的企图以及文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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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下了一天的鹅毛大雪终于转为纷飞小雪，于是我开始清扫门前的积雪。傍晚的阳光从云缝中泻下，把皑皑白雪染成一片金黄。我挥舞铁锹，心中油然生出宁静之感。忽然，我听到一辆陌生的汽车声从索斯基的房前开过来。汽车停了，我急忙躲到一个小丘后边从树丛缝隙向外看去，发现治安官的车停在了通向我家的路口，我的心抨怦跳起来。我趴到雪地上，只见胖胖的副长官手中捏着一张纸从车里跳出来，他观察了一会儿这条路，摇了摇头，开始在齐胯深的雪中艰难地向上走来。我盼着这个执法人也像别的来访者一样败下阵去，然而这个小胖挫却非常死心眼。见他就快接近我的房子了，我赶紧退到树林中去。

　　“听我说，维维卡，”我气喘吁吁地说，“来了一位副司法官。”

　　维维卡的眼睛睁大了。

　　“好啦，别慌。他如果是来找我的，就说我不在家。你好久没有见到我了。好几个星期了！”

　　“你干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干。真的什么也没干。你看我不能老站在这里向你解释。他马上就到了，”我在她面颊上很快地拍了一下，急忙跑进地下室用马铃薯和大萝卜把自己埋住。

　　近了。近了。我听见副长官笨重地踏上了台阶。急重的敲门声。维维卡把门打开——我觉得她开得太快了点，尤其是一个不期而至的陌生人敲门时。

　　“我要见尼尔·努德尔曼。”副治安官喘着大气说。

　　“他不在。”维维卡口气坚定地说。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已经有几周没见他的面了……我想他可能去了西海岸。”她的话很令人信服。“出什么事了？”

　　“这是拘捕证。”

　　“什么？”维维卡差一点背过气去。

　　“他一回来就按这个号码通知我们好吗？”副治安官交给她一张名片。

　　“可他干了什么事呀？”

　　“通知我们就是了。”执法人说着向下走去，然后又回头厌恶地看了一眼他刚刚费力跋涉上去的地方。

　　副治安官离开之后我掸了掸衣裳上楼去见维维卡。

　　“我认为我应该得到一个说法。”维维卡恼火地说，她的脸因刚刚躺过而涨红着。由于历史原因，瑞典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对法律的敬重，真让人讨厌。

　　“真的没什么，只不过有一点小小的误会，我猜是根茨。”我向她解释在我换进那倒霉的窗子的时候如何不巧损坏了一点根茨的屋子。

　　《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一书究竟是写关于古伯斯威尔的崩溃还是写我自己即将崩溃呢？

　　最近睡眠更加不好，噩梦终于降临，又生动又可怕。比如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长了寄生虫，不知何许人打开了我的肠子让我看。尽是五分钢镚儿大小的虮子，长着成百条毛毛脚。爬得到处都是。醒了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肚子疼得厉害。

　　我下床喝了三杯咖啡，挣扎着到镜子前照了照自己。我直盯着镜中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那是什么东西？我回到维维卡身边，弯下腰去让她检查我的眼睛。

　　“你从我的眼睛里能看见什么？”我问她。

　　“绝望。”她像已经知道似的说。

　　绝望。别人也能从我的眼中看出来吗？还是只有她看得出来？他们也一定能看出来。甚至还有别的。冷漠。不能不这样。这是对感情脆弱的最好防范，是当希望已不复存在时用以填补真空的麻醉剂。

　　快活的日子啊。我有了工作，然而更好的是我有了收入。哈利路亚，赞美上帝。谢谢你主耶稣。特别感谢布拉泽·伯纳德·考夫曼，他在最紧要关头给这个最卑微最无能的人送来一份工作。我匍匐在地，口念真经，在肚脐上画大卫王之星。嗯，也许不算真正的工作，不过能有收人。暂时的？当然，不过难道这个是最重要的吗？一个行将死于肾衰竭、癌症和阴茎无力勃起的男人，必须学会对哪怕是一点点可暂缓痛苦的帮助表示感激，我从开始为布拉泽·考夫曼写书那一刻起就不断地提醒我自己。两块钱一页就两块钱一页。不错，这是出卖名誉，可是这是非常时期，我必须千方百计养活孩子。

　　是相识多年的德高望重的Z先生把我介绍给布拉泽·考夫曼的。Z先生怕是纽约市唯一一位文盲文学代理商，他的肺一定是黑的，因为它不停地把痰送上喉咙。关于出书事宜他总出些独一无二的怪点子，毫无价值（他想让我写一本食谱，书名叫《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但是他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备受尊敬的人。

　　是的。布拉泽·考夫曼。我们在曼哈顿下城沪州餐馆见面，他叼着金色烟嘴吞云吐雾，小手指上戴着钻石戒指，我则弯着背坐在桌旁大口地往嘴里塞糖醋牛肉饺子、春卷沾奶油和香肠。反正花的是布拉泽·考夫曼的钱，我拼命地往肚里嘬，与此同时他大谈特谈他的文学成就。他已经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如何得到及如何毁灭公司，另一本是关于他本人如何以他前任合伙人为代价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在他说的时候我偷偷地拣起雪白亚麻桌布上的最后几块碎渣，背着别人的视线将它们送进嘴里。

　　“你是否碰巧读过《想天堂，下地狱》？”他指的是放在卡脱夫沙拉酱和炸小牛肉片之间的一盒打好字的纸。

　　我靠在椅背上，抹一把下巴，瞪着天花板，用手抓一抓头皮，做出思考的样子。

　　“我曾经很感兴趣地仔细翻过这部书。”我瞅着他的眼睛说。确切地说我并没有读过它，不过我的回答并没有错。我翻阅过，虽然很草率——不过，哪里有钱哪里就当然有利息①。不信你可以去问任何一家银行。

　　①　英文interest既是“利息”又是“兴趣”。

　　“嗯？”他探察着我的眼神着急地问：“莫非他看出来了？”

　　嗯。对。啊——呣。是啊……我瞅着伯纳德·考夫曼，心中自问能否应付得过去。考夫曼有五十多岁年纪，胡子刮得很干净，在这大冬季里皮肤依旧晒得黑黑的，西服裁剪得十分合体，领带是进口丝的，皮鞋亮得光可照人。不过暂且不论所有这些外表的东西，考夫曼具有一付营养充足从不知愁的面容，那种一眼就看出来的自信在告诉你，他自被羊水顺利地推到母亲阴道那一刻，便知道他命中注定要控制一家自己的大广告公司，还要垄断房地产业。一些人，比如我吧，整日提心吊胆。衣不遮体地过日子，而另一些人，像考夫曼先生，像曼德尔和他可爱的妻子，一生平安，毫发未伤，把世上的痛苦快快活活地抛在脑后。我羡慕他们。真的。

　　我与考夫曼隔桌而坐，望着他的脸，拖延时问。他的眼睛清澈碧蓝，坚毅自信。我已被磨损得没棱没角，而他依然线条优美。我在被苦苦的思索折磨之时，他是那样的心地坦荡悠然自得。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拥有了别人费尽千辛万苦也无力得到的公司。他没花一分钱资本便接管了整个企业——他那张脸便是信誉的保证，他足以使疑虑重重的银行家们把自己宝贵的金钱老老实实地从腰包里掏出来。

　　伯尼（我们已经互称小名了——反正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拥有他想要的一切和世上最好的东西。他的言行举止完美无缺令我自惭形秽；他一点都不像犹太人。然而。然而。然而有一点不尽人意。虽然他在股票市场胜人一筹，他可以垄断猪肉或雏鸡市场，他可以凭着子虚乌有生财，但是始终没能实现他最后一个目标，成为一位知名的作家。小事一桩，恐怕是吧。可是他必须当上作家。他虽然已经征服了这个属于强人的世界，但在艺术领域他还没有享有统治权，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坐在这里；才会在铜管乐队低沉的德国波尔卡舞曲伴奏下使我有机会把自己撑得几乎胀破肚皮。

　　“你考虑过亲自改写吗？”我故意绕圈子说。

　　“嗯，我可以自己改写，只是目前正忙于两部小说的创作，我更愿意继续做尚未完成的工作，而不愿意中途搁笔返回头去做过去的事情。”

　　“是的，做尚未完成的工作。”我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更多的小说！证明这家伙是个十足的金矿。努德尔曼，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说话可要多加小心啊。撒一点谎。这么说你认为他的小说是一堆臭狗屎？你算什么人，凭什么指手画脚？说不定坐在你对面的是另一个乔伊斯或者莎士比亚呢，要么就是小拇指上带着钻石戒指的马拉穆德，乔装成上等人的伊萨克·辛格。谈论‘天资’。人人都有‘天资’。就连希特勒也有一定的天资。

　　“还享用甜食吗？”过来收拾桌子的传者问道。

　　“不了，我们只要咖啡。”考夫曼挥了挥手让他离开。

　　“你们都有什么？”我不失时机地插嘴问。好。苹果馅卷饼听起来不错。薄皮苹果卷？也许上面放一些冰淇淋更好。虽说我应该注意卡路里的量。啊，真希望我能把它装兜里一些偷偷带回家给维维卡。她最喜欢好吃的东西。

　　“嗯，”考夫曼转向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希望你诚实地回答我。Z先生竭力向我推荐你。”

　　“我有点被它迷住了。带着浓厚的兴趣把它读完的。”我差一点把舌头给咬下来。兴趣？说下去，别停。说一说天资。“毫无疑问，天资。”我边说边观察他。考夫曼先生的脸色就像那圣诞树，一下子亮了起来。

　　“Z先生说这本书应该再刺激一点，应该再讲究一些，到处都需要做些小的改动，”他说完接着又补充道：“尽管如此，你如果认为需要做大的修改，当然可以啦。只要改得适合出版就行。我自己可以修改，只是我太忙了，”考夫曼先生接着承认说他现在正废寝忘食埋头写作。他把除了创作阴道除臭剂广告或者买卖公司交易以外的每一分钟都利用起来，坐在桌前写呀，写呀，写。“真能走火入魔，”他笑他自己，而我却突然害怕起来。假如伯纳德·考夫曼先生，连一个完整句子都没有的《想地狱，上大堂》的作者，确信无疑自己是作家，也许……也许我，我也是抱着同样的幻想在“写作”。考夫曼继续描绘他入魔的征兆——脑子不停地思考故事情节，眼睛时时在观察生活，半夜睡眠被各种想法所困扰，记事簿放在床头柜上随时准备记录用。这些年来我是不是一直在自欺欺人？

　　那又怎样？真他妈的是件大事。可是仍然解决不了抚养孩子的问题。钱，钱，钱。可要抓住机遇。

　　“你认为可以出版吗？”考先生问道。他一分钟以前还信心十足哩。啊哈！看来他还是有点心虚。

　　“就目前这个样子？”我问道。他点了点头。“不行。”嘿！能够讲出实情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要是你把它好好修改一下呢？”

　　“我什么也不能保证。我也不想让你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做某些……某些安排……结构方面的……把句子修改好……故事情节调整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他笑了。

　　“我认为，嗯，如果开头就是皮特裸体躺在他的……”

　　两块钱一页就两块钱一页，总共40块块钱，过上两个月舒坦日子。回到家来我盯着窗外盘算着。远处清晰可见三只小鹿正穿越索斯基的地里往坡上走去。一只鹿跛了，这得感谢我和我那支破枪。它将跛行整整一冬，将不断地显示囚我的愚蠢而铸成的人错。

　　我已拟好计划。一天完成五页，最大限度为半小时一页——但愿我能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每天早晨花两个半或者三个小时替布拉泽·考夫曼工作，下午三个小时写我自己的书。我刚刚替伯尼完成了三页思想便开始波动。怎么样才能拿到这四百块呢？

　　在我们的故事开头，皮特·米勒，别名伯尼·考夫曼，正赤裸裸地站在西尔维亚面前，这位东区的应召女郎正跪在地上舔他的雄器。她右手指抠着他的肛门，左手恣肆地（他的原话）攥着他的蛋，皮特的物件带着大量热乎乎的精液插进她的嘴里，精液射出的速度快得她根本来不及咽下去。“噢，皮特，皮特。”在他射精的瞬间她狂喜地喊叫着。西尔维亚一边贪婪地舔这粘乎乎的东西一边求他再多给一些那甘美的露液。

　　这一切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从生理上讲也是不可能的。我曾经是物理学家。她怎么可能口中含着满嘴东西讲话呢？她怎么可能口中含满液体再去“舔他的甘美露液”呢？她的舌头只要往外一伸，口中的东西就流出来了。

　　我给伯尼打电话。对方付款。

　　“继续往下进行，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给了我自由处理的权力。

　　“所有的？”

　　“所有的。”他说。他还解释说已经着手拟第四部小说的提纲，无暇顾及这本书的细节了。

　　我按照他的全权委托重新回到故事中去。我猜想，说不定恰是这类小说才能卖好价钱呢，鬼知道。是不是布拉泽·考夫曼的确十分了解小说市场？也许这本书会上《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还会成为“每月好书俱乐部”的首选读物。他当然不会比我所做的更差……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已经开始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言了。

　　随着对《去地狱，到天堂》的深入研究，我开始了解故事的发展。皮特·米勒，商人和精明的钻营者，已经发了三次大财，打算去闯荡一大洋两大洲，所有与他厮混的妓女都像可爱的西尔维亚一样拒绝收他的钱，因为皮特是一个了不起的情种。燃烧着欲火的生殖器不仅能捅坏处女膜还能叫人心碎（嘿，题目有了！《心脏与处女膜》），而这正是他破败的开端。他那整日坐在家里摘编织的妻子会发现他的伟绩，并威胁要离开他；在他整日以生殖器销魂之时，他的合作伙伴将独吞他们共有的财产；他的王国行将崩溃，直到最后一刻皮特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的腐化堕落正怎样导致他的毁灭。故事结果是皮特重新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妻子身边，正忙着用优美的、传统的、第一种姿势附和着妻子“使劲呀，皮特。使劲呀，皮特。”的歌声快乐地云雨着。

　　实在没有意思，然而又是太有意思了。句子当然不是英语，行为也荒诞可笑，但是，意思在于——它有397页呀。天啊，我怎样才能完成呢？

　　这一天下午，我把利夫和马格努斯从校车上接回来时察看了一下信箱，从一沓收款单中我发现了一封贴着花花绿绿中国邮票的航空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把信封拆开来。

　　纽约州古伯斯威尔镇

　　努德尔曼山路1号

　　尼尔·努德尔曼先生

　　亲爱的努德尔曼先生，

　　您给毛泽东先生的信已收到，感谢您对敝国所表示的兴趣。我遗憾地在此告知您，我们敬爱的主席已于两年前与世长辞。

　　人民信访委员会

　　第四副部长

　　魏凤华

　　我把这令人沮丧的内容读了又读，最后决定扫一眼莫德信箱里的报纸，以使自己高兴起来。我敢肯定，索斯基太太——她只读笑话和意外事故报道——一定不会介意我快快地瞄一眼她的报纸的。我把报纸抽出她家的信箱，打开第一页，呀，就在这一页上，马丁·根茨的大幅照片正盯着我瞧。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去世

　　我不安地扫读着文章的内容。著名的古伯斯威尔大学教授。昨天夜里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60岁。大学区与全镇无不为其意外死亡感到震惊。其母将护送其灵柩前往德国施瓦宾的家族墓地安葬。没有鲜花。对于维尔兰姆·施尼特勒基金会从事畸形儿童发展趋势研究的捐献者们，家属向他们深表谢意。

　　我听到孩子们喊我快点走，却移不动步，死死地站在那里，手中攥着报纸，马丁·根茨的照片把我凝固住了……心脏病，我口中喃喃着，想起那一天我拿他的窗子出气时他前额一侧的血管那么有力地一蹦一跳的情景。我的心揪了一下，感到心脏开始怦怦地跳……也许他的死全是我那天的愚蠢行为闹的，我为此而困扰。合乎逻辑的一个想法告诉我，既然他将死于心脏病，一点小小的愤怒（他活该）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然而另一个想法却提醒我，假如不是因为我和我倒霉的脾气，他可能今天仍活得好好的……接着，第三种想法，这是必然的，对我说，根茨走了，妈咪去了施瓦宾，他的控告以及签了字的逮捕令或许会失效…这就意味着我脱掉干系了。

　　可怜的根茨，我一边想一边跟上高高兴兴地滚雪球的孩子们，设法忘掉他的猝死。即便马丁·根茨自负得让人讨厌，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一个希望活下去的活生生的人。我是不是应该去图书馆借一本他的书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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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正当防卫杀人。在法律看来减刑情况是存在的。杀人可以被原谅。因积怨太深而动干戈的事终于在我们与索斯基家之间发生了。此时我正需要宁静以集中精力搞伯尼的畅销书。是再一次打电话叫警察还是亲手杀死那个索家小伙子？哼，我发誓准能一枪打中他的眉心，鲜血将从他眉心的弹孔汩汩流出，使他倒地而死。倘若有一天我会杀人，那就是今天。我气得脸色发青，手中的笔抖个不停。邻家冒出个17岁的乔治·索斯基将是长在我们身上的痈疽。他周期性的发作均带来严重的感染及无法忍受的疼痛，每发作一次严重程度就超过上一次。找警察来的结果只会火上浇油并且导致更大的灾难。此外，虽说根茨已死，控告暂时压了下来，毕竟拘捕令依然有效。保持沉默则意味着对越来越猖狂的羞辱的忍让，这种羞辱连圣人也会咬牙切齿的。

　　满怀敌意怒气冲冲的乔治·索斯基，已丧父的17岁的波兰农民，又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此时我正准备拿下第四页书。他早伺机以待，十分精确地选好这一时刻开始捣乱。

　　在我想杀这个讨厌透顶的家伙之前，早有一段历史积怨，是心理活动与地界冲突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索斯基家族包括妈妈莫德，工长及钻床手；亨利，一个33岁的老小孩，据说还是个低能儿；艾尔玛，30岁的狂热快马骑手及坚定的老处女；当然还有乔治，全美国最调皮捣蛋者——优秀诚实常去教堂的天主教信徒。他们一家子都是。根据最后一次测量，索斯基家拥有60英亩土地，然而这家人十分狡猾，他们意识到这60英亩土地限制了他们在更宽阔领域的活动。结果索斯基这家人便像大屁股坐窄板凳一样越出界线，占据了古伯斯威尔的所有山头。他们开着小型摩托车、雪地汽车、拖拉机、泥地摩托，驱着马和牛，尽兴地踩踏着土地，所到之处破坏殆尽，随处可见被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造成的侵蚀与毁灭的痕迹。他家的马与牛在高速公路上游荡几乎造成致命的伤亡。莫德妈妈把自己畜场的牲畜放出来去邻居家的花园和花圃上吃草，借机试探她的邻居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邻居多让人讨厌啊！”一个明亮的春天早晨莫德尖声喊叫起来，她朝上一个劲地摇她的尖脑袋。“干吗下边那个……那个女妖要叫警察！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是他们先把我们的牲畜粪弄走的，然后他们就去叫警察！警察！”莫德使劲地喊，她的女低音在全山谷里久久回荡。

　　我想那是两年前的夏天发生的那桩严重事件（好像在那之前还是比较平稳的）。事情发生在小乔治身上，这个妈妈的小天使闷得慌了，别人都不在家。妈妈和艾尔玛及亨利都去工厂上班了。他显然玩够了手淫，也讨厌了制作汽油动力滑翔机，于是拿上他哥哥超音量的高保真到山上朝着我家开始了系列摇滚音乐会的首场演出。演出日复一日不曾间断，我们则装聋作哑。小松鼠得了偏头疼，知更鸟开始下破壳蛋。只当是得了梅毒，终有一天会平息下去。

　　“莫德，求您了，”我结结巴巴地说，终于熬不住向他们求饶了，“他快要把我逼疯了！”

　　“没有办法。这孩子根本不听我的。”她耸了耸肩说。

　　“我该怎么办呢？”

　　莫德又耸了耸肩。终于，她的一匹马在路上横冲直撞时被汽车撞了——马打了个滚又无所谓地从一辆被它撞坏了的大众车旁走开了。她耸了耸肩。他那半俊不蔫的儿子亨利一不留意把邻家的树全砍倒了，她耸了耸肩。那全是树的错呀，谁叫他们长得不是地方呢，莫德申辩说。再下来就到关于与我家财产的冲突了。谁让我们家有花园、花圃和草坪哩，都是我们的错，另外一家也一样，因为收了一车马粪而欠她一辈子的债。

　　两年前的夏天，我傻气十足地想讨个公道，于是给执法官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天大的笑话，我笑我自己。我，一个偷钢笔和回形针的贼，偷打长途电话的不光明者，竟然请求警察的帮助。他们急速赶到，表示愿意并且能够保护我的权利。

　　“够啦。把它关掉！”古伯斯威尔副治安官命令道。他被高音喇叭的砰砰声吵得锁紧眉头，可见他也讨厌这些少年——非洲土著人破坏了苹果花覆盖的古伯斯威尔山区的恬静。

　　“但是听音乐并没有破坏法律呀，不是吗？”杰克逊家的男孩怯懦地说。他是上来欣赏音乐的。

　　“你是谁？”副治安官吼道。

　　“我？”

　　“说的就是你！”

　　“里克。”

　　“里克什么？”

　　“里克·杰克逊。”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盘问这小子的时候我暗中窃喜地交叉着双臂。

　　“我是他的朋友。”

　　“那就闭上你的嘴，懂吗？”

　　“我刚刚——”

　　“我说闭上你的嘴，我说话算数！”副治安官使劲地喊着以压过那嘈杂声，同时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乔治，他故意交叉着手臂，脸上嘲讽的狞笑让人作呕。

　　“喂，你打算关还是不关？”

　　乔治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这个眼睛小而明亮，满头金发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真不明白。他这种态度是为了朋友呢还是表明他真的不怕警察的威吓？它是否把警察当成他母亲一样的人了？她总是在大吵大闹说了很多气话之后妥协，然后又去给他买新的电动链锯或者小型摩托车了。

　　“听着，你正在破坏法律，”我插嘴说，希望他不要逼我太甚。“你有可能被逮捕关进监狱。对吧？”我问警察。他点了点头，把手中的手铐哗哗地晃了晃。

　　“如果这位先生控告你，我就会以骚扰罪逮捕你。”副治安官高声说。

　　“我才不在乎哩。”乔治嘟囔说。他做了一个优雅的索斯基式的耸肩动作，两肩克隆起再向前一动，脸稍稍歪向一侧，嘴部的肌肉古怪地收缩，致使下嘴唇突出上来，脸上由此显出一副敌意。那小子的脑子是怎么想的？乔治当然在利用索斯基家的逻辑推理：惹麻烦的是我的耳朵，而不是他的电器。倘若他被捕，纯属错误，法庭及其母亲会定他无罪。乔治要复仇，我则会蹲监狱。

　　随后警察长突然上来了，这位300磅重的警察权威摇摇摆摆却又出奇敏捷地来到那小伙子跟前，手铐、枪套、警棍以及叫不上名堂的东西在他的屁股后边叮当作响。

　　啊，我多么愿意看到乔治蹲迸古伯斯威尔监狱啊，阿地卡监狱或者新心监狱也成。对于是哪所监狱我没有特殊要求。然而我不可以沉醉在美妙的幻想之中。假如乔治因我之故遭逮捕，我将冒犯索氏家族，他家的其他成员将停止争吵携手一致与我结下永世不解的怨仇。同时我自己也将处于十分危险与不利的地位。莫德向我暗示过。通往我家的山路是经过他们农场前边的，正在他家的地界边沿。这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密特勒通道，只要与他们稍有不和，他们便可轻而易举地切断我们的通道，我们就被封锁了。到那时我万万租不起可带我们下山的直升飞机。

　　警官红着脸走了上来，这时奇迹发生了：乔治一下子软了下来。他拔掉了插头。就这么简单。震耳欲聋的雷鸣变成死一般的寂静。我叹口气笑了，衷心感谢古伯斯威尔的地方警察。

　　“好吧，为了你查理，”我正要转身离去，那个波兰小伙子怒目而视地警告我说。

　　威胁？我温和地一笑——一个成熟男人对于一个骄横青年的宽容。我朝他耸了耸肩。

　　通向山上的路宛如通向天堂之路。宁静。绝对的宁静，令人心驰神往。我又能听见树上小鸟啾啾鸣唱，风吹松柏沙沙作响，以及飞机嗡嗡掠过头顶。

　　我躺在房前温暖的草坪上，聆听苍蝇在耳边嘤嘤飞舞。我打个哈欠，合上眼睛打起盹来。突然平静的气氛被发动机的起动声打破。我霍地站了起来。就在那儿，几步远的地方，乔治·索斯基正加快新买的链锯的转速，开始他的砍伐计划，他不必跨出他家的地界，就将我房子周围的树统统锯倒了。那些在秋天结出香甜苹果的苹果树倒了，那些高大雄伟的橡树、美丽的枫树以及可爱的李子树，一棵接一棵地倒了下来。

　　我气恼地看着驼鹿一般沉着的乔治·索斯基将我的花园毁坏殆尽，房子的一侧成为光秃秃的一片——时至今日树根仍然呆在那里一天一大地腐烂——暴露的房子成为专爱窥探别人秘密的莫德的攻击目标。

　　对呀。动干戈。正当防卫杀人。现在我可以依据过去的一次次经历以及我的摘录，重写有关索斯基家族史的社会政治新篇章：

　　星期一：一个暖融融的冬日。积雪变得松软，小溪开始流淌。山南坡甚至出现了裸土。天气变暖，索斯基家马厩的马粪味又一如既往地及时散播出来，我们亲爱的邻居又开始他们的动作了。艾尔玛，这位了不起的爱马人，上星期突然决定把她那三匹讨厌的劣等马栓在我们的路中央。我们开车从山下上来时必须在拴马的地方停下车来，抽打马屁股，然后急速从它们身边偷偷开过去，结果汽车陷进软雪中的事情经常发生。

　　已经五天了，在这乍暖还寒的一月，这几匹马呆在雨雪交加的露天里，地下是正在融化的积雪，而系绳则不足一英尺长。绳子太短而且系得太紧，它们连转转头都不成，几乎是被牢牢地锁定在那里，于是它们用铁蹄踏地，翻起的泥泞足有腰深，把我终年辛苦用镐和锹修复好的道路彻底毁了。

　　我该不该不顾一切后果前去抗议呢？

　　星期二：又一天眼睁睁看着我家的道路惨遭践踏，我的劳动成果被毁。如果天冷倒好些，至少它们铁蹄下是坚硬的冰面而不是湿地。而眼下道路变成了泥淖，根本无法通行。

　　妈的！我必须把它忘掉，集中精力干好刚刚找到的工作。

　　星期三：这太不公平！他们根本无权糟踏我的劳动。自打我们为邻以来这类事情已是司空见惯。我种上花草，他们给拔掉，我清扫干净他们给弄脏。碎玻璃扎破车带；边沿犬齿状的空罐头扔在孩子们上学的路上划破他们的脚。真希望能有支火箭筒，那我就把他们统统消灭掉。一两个迫击炮也成。或许该把他们的马毒死？不。马无罪。该毒死的是索斯基一家人，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星期四：头脑冷静的维维卡也火了。啊哈，看来不光是敏感而爱冲动的我才生气。他们的确是一帮无赖。啊，只要一个小分队就够了——从他们的窗口把手握式手榴弹扔进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突袭那样。假如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便能够荡平他们的家而免受惩罚。我可以控告他们。再说乔治可能不在家，他也许已应征入伍。那几匹马可能也被派作军用。哈哈，真有趣。有什么用，我仍然无法摆脱他们。

　　努力忘掉吧。忘掉？怎么能呢？每一次开车回家都会想起这一切。每一次抬头朝窗外望去都见他们在毁我的路。

　　星期五：够了就是够了。我朝着下边索斯基家走去，虽然尽力克制自己，脸依然是红红的。他们正围着厨房的桌子吃饭。我进屋时正埋头喝汤的亨利抬起头来。他们全抬起头看着我这位不速之客。对不起。等等。等等。好天气。就像是春天。我没什么事。请您把马移开好吗？

　　莫德抬起头，口中的汤顺着腮帮子淌下来，她做了个索氏耸肩动作。不是她的马。不是我的，亨利的哥哥说。不是我的，小混蛋说。不是我的，那个傻瓜说。艾尔玛，肇事者的主人怎么说？一个字都不吐。连肩都不耸一下。甚至连个屁都不放。努德尔曼笨拙地退了出来，你这个白人群中的黑鬼，山上居民中的犹太人。我等待着。等哪一天他们喊出关于犹太人的脏话——除非我能使他们相信我是信仰基督教的，维维卡，来自瑞典的移民，她才是犹太人呢。

　　星期六：莫要惹是生非，千万别找麻烦。我倒宁愿不理睬他们对我家道路的破坏，可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了，这件事总像毛线虫一样啃噬着我的肠胃和肌肉，使我痛苦不堪。伯尼的书我连一页都没完成。我的工作和我的收入都悬了起来。皮特·米勒坚挺的生殖器对着一个孔钻了快一个星期了——我简直搞不清楚是哪一位的。那些马正在破坏我健全的神经，我怎么能抓得住故事的线索呢？就在今天早晨伯尼还来过电话打听进展情况呢。

　　“我很高兴能看一看重写的部分，”当我告诉他已经进行到第三章时他喊喊喊地说。伯尼已经着手第19部作品或者别的什么了，而我连第三页都还没完成呢。昨天夜里梦见伯尼驱车从纽约前来读我已经完成的部分。幸亏他的卡迪拉克陷在了被马踏出的泥浆之中，终于未能进入我家。

　　星期日上午：索斯基一家去教堂了。古德尼斯神父，不管他叫什么倒霉名字吧，正给他们讲怎样做一个好教徒。告诉他们怎样做个好邻居吧，这才是你应该告诉他们的！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懂礼貌、富有同情心的真正的人吧，你这个愚蠢的敬畏上帝的混蛋！

　　你可知道我已疯狂到何等地步——连神父我都敢骂了，他可是上帝的使者呀。也许他就是每个星期天都经过这里的某一位红脸膛的善良老人，他给他的羊群讲道，说我如何虐待他们的救世主。我已疯狂到极点，我会虐待莫德甚至会做出往她阴道里塞上一把荆棘的事情来。

　　星期日下午：我已不顾一切了，亲自把她的马挪开了。那可不是容易干的。路是彻底不能用了——到了春天我不得不把那一段路重新挖开填平——我要是容忍它们再多毁坏一寸路的话就不是人。

　　我小心翼翼地向第一匹马靠近——它显然因被囚禁在一片极小的地界长达两周之久而焦躁不安。它的毛被泥巴弄成了毡。当我走近时它紧张地竖起耳朵。接着忽然像意识到我是它真正的朋友似的，用前腿朝我踢来，差一点踢着我的裆。放松，伙计。好马。我就像西部牛仔影片中那样跟它谈话，十分钟以内它踢腾了几次，然后安静了下来。我还以为它会把我的手指头咬下来哩，突然，它踢着了我的肩膀。纯粹是索斯基家的报复方式，一模一样。胜利来之不易，愤怒终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朝另外两匹马走去。相比之下，那第一匹马可以算得上是只温顺的绵羊。

　　我因紧张而大汗淋漓。一个小时之后我爬上长长的台阶，瘫了一样躺倒在床上。

　　“他动我们的马了！”我听见莫德优美的声音在山顶回旋。太狡猾了。她肯定已经发现马已经回到了属于它们的马厩里。

　　“你们那个混帐爹动我们的马了！”她像只猛禽尖声叫着，事实上她就是。噢——噢。孩子们在下边。

　　“他的笨手动了我们的马。把马拴得太紧，他们的头都转不动了。你们告诉他，等等，等等，等等。”

　　半个小时之后孩子们兴奋地回到家。

　　“索斯基太太说——”上气不接下气的利夫先开口。

　　“我知道。我知道。不理她。”

　　“乔治说他要开拖拉机上来，还说你最好把汽车从路边挪开，不然他就把汽车撞一边去！”马格努斯不安地眨着眼睛说。

　　“放松一点。不要理他们。别听他们瞎——”我听见拖拉机开上来了。等我到窗口时乔治开着他的载重车刚好压过我的汽车，沿着环绕我们山头的道路开了上去。他显然是要把我去年秋天刚播下种子的地段给碾坏，他这样做纯粹是因为我曾告诉他别这么做。这条环绕我家的小路一向很平静，它把我家的山头与索斯基的土地分开。因为久不使用，整条路被青苔和蕨草点缀得十分美丽。每隔一段便有一条涓涓流淌终年不断的雪水溪。在一个短暂的相互协作时期，索斯基一家人和我曾一同把一些树桩拉上路的末端以顶住通往后山的路口。莫德说是为了拦住住在后山的“酒鬼”（其实是怕我在她的头顶种东西）。而我则为了不让那些“不讲文明者”（当地人都知道他们）开着吉普或者泥地摩托把我的路给毁了。

　　是前边的几条路而不是可能遭到攻击的背后的路。敌人是那些虔诚的教徒而非“不讲文明者”，乔治一路碾上来我才明白过来——他根本不关心他姐姐的马，也不关心地里种不种东西，他着急的是他那敏感的天线不能精确地接受无线电信号。

　　我大步流星地跨下台阶斜刺穿过树林一角去拦截他。

　　“等等！”我喊道，荒野里理智的呼声①，我站到了路中央。

　　乔治高高地坐在轰轰振动的庞然大物上目光凶狠地朝下瞪着我。“你想干吗？”他大声说。

　　“这事跟你没关系。”

　　“让开，你让不让？这也是我家的路。”

　　“我知道这是。”

　　“快一点，别浪费我的汽油。”他说着恨不得从我身上压过去。

　　“乔治，”我看着他那双碧蓝的眼睛乞求说，那双眼已被仇恨的火焰烧得失去光彩，“你知道我已经播下了种子。”

　　“我管不着。”他木然地哼着说。

　　“但是我要管。至少让它长出来吧。”

　　“我管不着。”

　　“听着，乔治，你跟那些马毫无关系。你比他们都聪明。”

　　乔治叹了一口气，不耐烦地用脚踩了一下制动器。机器接着轰隆起来，急不可耐地要向前冲。那车轮子差不多跟我一样高。

　　“放弃这条路吧。如果你仍关心咱们的友情。”我试图提起过去的事，那时候他是个头脑清醒喜欢谈话的孩子，急切地想显示他买的遥控飞机。那个模型花掉了莫德150美元。

　　“你要是不想找死就滚开！走！”他咬牙切齿地说。与此同时拖拉机歪歪斜斜地朝前开去。“你真烦人——让人讨厌！”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车轮在啃噬地面。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朝山上开去，机器把路面撕开，车轮把湿泥溅得四处飞散。我站着，听着，声音逐渐消失在拐弯处。

　　①　《圣经》中原文应是voice in the wildemess指“荒野的呼声”。（马太福音3.3节）。

　　林肯的父亲说得对。当你看到邻居的烟囱开始冒烟时，便是你该搬家的时候了。

　　星期日晚上：我是个成年人。凭什么让一个小毛孩子欺负？不行。后面那条路已经不能用了。刚才我沿着它走了一趟，正如我所猜测的，路面支离破碎，乔治的拖拉机甚至把条条小溪都改了道。到处一片狼藉。但是只有路的一半属于他，而且这是美国。不对吗？另外，一个人只有在默许的情况下才真正受到伤害。我不会默许的。

　　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还真是这么回事，标志着“犹太教与梵蒂冈”在古伯斯威尔惟一一次携手合作的路障果然被移开了。成千上万的“酒鬼”从这里过来吧，到下面莫德的窗户跟前去吓唬她，让她吓得心脏停止跳动，眼球从眼框里蹦出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将气吐出来，在月光下形成一缕白烟从口边飘散。天气骤然变得冰冷，就好像连年干旱之后大水突然从天而降。道路又坚硬了，踩在脚下喀嚓嚓地响。我漫步下山经过房前继续朝下面走——直觉或许是疑心驱使我披着被光秃秃的树影切得破碎的月光朝我的汽车走去。

　　我居高临下可以看到索斯基家的全貌。房子的空心砖地基坐落在高出一些的地方。从远处望去窗户透出的灯光一闪一闪的，映出玻璃上的冰花，多么宁静温馨的家呀。我刚走到汽车跟前就下起了雨夹雪，月亮被遮挡住，细小的雪花纷纷扬扬落下来。我低下头看我的车，有好一会儿我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是黑暗造成的错觉呢。我用手抚摸着汽车残破的肢体，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车的整个左半边以及挡泥板被挤了进去，车灯和其它部件也碎了，这是被索家的小伙子鲁莽地开着拖拉机撞的。我厌恶地回头朝索斯基家望去，那里不再有祥和与温馨。

　　已经半夜了，我依然气得不得了，难以入睡，就像一个刚刚遭到抢劫的人一样，当他发现自己最珍爱的物品被一个陌生人乱翻了一通时，必然感到被玷污了，被侮辱了，被侵犯了。好啦，一切都过去了。努力忘掉它。原谅并且忘记。反正那辆车值不了几个钱，与我祖先在波兰人和哥萨克人手下受的那些苦难相比，一个挡泥板什么的又算得了啥。行啦。如此说来我的家不是来自波兰或者俄国。干吗老在术语上兜圈子？

　　星期一：我说过一切都过去了吗？为什么我会以为自己能轻松地摆脱这一切？

　　这些天乔治好像根本不去上学。他打算再给我们开摇滚音乐会。至少他不再毁我的东西了。我只需迫使自己学会欣赏像“肥牛玛古与没门儿”这样的天才音乐队即可。

　　星期二：今天怎么样？我问维维卡。音乐会不会放得更多？或者拖拉机开得更疯狂？他们的马是否又回到了原先呆过的地方？或者路面是否又被三头钉破坏？

　　讨论索斯基一家和推测出他们的头脑里在想什么成了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徒劳地寻找着他们的动机。乔治很像他的妈妈，粗野、狡诈，连感情变化都与他妈妈一致——不能白跟妈妈同睡一室14年。莫德根本不需要吩咐他开拖拉机上山来，不等她开口嚷嚷，那个自以为是、嗜杀成性、点火就着的家伙早已驾机开了上来。乔治之所以这么捣蛋是因为他是，至少曾经是莫德的崽子里最机灵最有希望的一个。在过去的12年里我眼看着他长大，他的成长是莫德最大失败的活证。她在抚养他的过程中给他灌输的是仇恨与偏见，而不是优秀的精神食粮。她终于结出另一个酸苹果。至于乔治，他终于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就像伯尼·考夫曼那样少根筋。或许不是？

　　乔治上天主教会学校的时候不但学会了当辅祭，还学会了读书写字——我记得他还学得蛮好哩。当时好像前景很光明，乔治极有可能打破由他已故的独裁父亲塑造的索斯基家庭模式，这个模式成功地塑造了他呆板的哥哥和毫无生气的姐姐。他不服从莫德的统治，要求她说明原因，与她奋力抗争，他几乎成功了。然而乔治刚进入高中一切进步便骤然停止。他忽然变得忧郁、冷淡和易怒。一向对他实行管制的莫德一改从前的做法，给他买各种昂贵的机械制作和小玩具，以满足他对机械的酷爱。她惟恐有朝一日她心爱的宝贝会远走高飞再不回来。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吗？是不是因为乔治有莫德这样一个妈妈和艾尔玛与亨利这样的兄姐？是不是因为乔治已进入青春期并开始长青春痘和夜里遗精？索斯基一家肯定与众不同。他们从来不出去旅行。（他们最远去过瓦姆萨茨威尔，离这里仅50英里；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莫德曾去过一次纽约，可她讨厌透了那里。）他们也从来不看电影。到外面吃饭对他们来说简直荒唐透顶，因为只要去一趟下面的超级市场便可把所有的钱省下来，这是多么方便的事呀。仿佛除了电视与教堂，莫德一直设法切断所有的外部影响。他们为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而自鸣得意：“索斯基威尔”，佩里一言中的。

　　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维维卡争辩说。她也同样从索斯基的幕帘后边学习了12年如何生活。对乔治时有时无的敌对情绪最好的理解是——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索斯基家没有家庭生活。他们从来不会表达除愤慨之外的其它感情，互相从不交谈，最多是气恼地哼一声或骂一句老笨蛋。所以当乔治感到需要与某人交谈，一肚子坏主意想要发泄而又无一人可以与之交流时，他便冲我们来了，维维卡是这样认为的。他的高音喇叭是在向我们请求帮助。这些分析都很正确，很恰当，只是我并不想为了一个精神变态者而当一名精神科医生。

　　恩医生说，这孩子自己需要的是离开家庭一段时间，让他徒步搭便车横跨北美洲，让他干一干阿拉斯加运输工作，让他参加海军在海风吹拂下使头脑冷静下来。

　　乔治还清醒懂事的时候我曾暗示过他应该在高中毕业以后出去旅行一段时问。

　　“去哪儿？”

　　“任何地方都行。”我建议说。

　　“为什么？”

　　“为什么？嗯，得到一些新的印象吧。毕业以后去加利福尼亚州走一圈。”

　　“我不喜欢那里。”

　　“你怎么知道？还没有去过那儿呢。”

　　“在电视上见过。”

　　“要么去纽约。”

　　“纽约太难闻。汽车太多。”

　　“你从电视上能闻见？”

　　“旅行。你就知道旅行。上这儿。上那儿。我只喜欢这儿。”

　　呆在家里也好，只是他注定会在莫德妈妈的手心里长成另一个萎靡不振的亨利。

　　我和维维卡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仍旧跟一个可恶的泼妇妈妈住在一起，她成天大吵大嚷，抱怨不停。与他们同年龄的孩子们对温柔慈祥的父母表现出一种刻薄、对抗的情绪，为什么他们却如此依附于那样一个妈妈？为什么，我悲叹，为什么我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对索斯基一家进行精神分析上呢？

　　星期二下午：给莫德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莫德：

　　我写信给您是因为把我的感情抒发到纸上较为容易些，而且免得造成误解。

　　过去几天我们两家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实在不值得发生。我完全认识到了那条路的一半属于您。但是我希望您能认识到，是我开辟出的这条路——用双手和艰辛的劳动。您家的马在路上的那一地段呆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把我大部分的劳动毁掉了，还使得我们无法开车回家。

　　坦率地说，您刚才还跟我们好好的，一分钟后马上就翻脸，我实在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对您和您的全家的感情是一贯的，这您是知道的。在过去的年份里，我们曾是好邻居，互相帮助，互相关心。最近的一系列事件看来把以前的一切美好的愿望完全打破了。

　　星期天下午，在我请求您把马牵走而未得到答复后，我小心翼翼地（同时冒着自已被伤害的危险）移开了您的马。为此我付出了道路修理费、汽车修理费，还有一整天不间断的吵闹声的搅扰。

　　我认为我们友谊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个挡泥板的价值，因此我愿意忘掉那些往事，只要您想着我们的需要，保持那条路畅通无阻。

　　正如您过去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请让我们结束这一切，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吧。

　　尼尔

　　星期二晚上：我驾车下山去见莫德时正碰上她刚下班回来。她和艾尔玛从耀眼的达斯特车里出来后我走上前去准备把信交给她。

　　“那是什么？”她疑惑地瞅着我说。

　　“一封信。请读一读再想一想，然后给我打个电话。”

　　“你没有权利挪开我的马。”

　　“我伤着它们了吗？有没有？”

　　莫德蹙起眉头笑了一下，倭瓜似的艾尔玛蠢蠢地咧了一下嘴。

　　“我只是想——”

　　“它们不是你的财产，而且——”

　　“你以为我喜欢牵马怎么的？它们差一点踢死我！”我夸张地说。莫德笑了。她也许觉得这挺好玩的，也许正盼着我死哩。究竟是哪一种想法？反正都一样。“我想让你看一件东西。”我牵着她的一只手说——她的另一只手攥着我给他的信。她收到过的惟一邮件是一份工会通讯。“你看。”我指着那扭曲了的挡泥板说。

　　“是谁干的？”

　　“乔治，他急不可耐地去豁开后边的路，还搬开了上边阻挡醉鬼的路障。”

　　“你的话当真？”她极感兴趣地查看着压坏了的半边汽车。

　　星期二夜：“我该拿那孩子怎么办？”莫德在电话里倾诉着，口气十分友好。她的感情犹如以前，一切美好的愿望重新拾起。“我真不知道有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他很无聊。”

　　“我整天在工厂做工，回到家累得要死。他们改变了我的资格，把我调到低班干活。工会一个子儿也不给。头疼得很。背疼得要死。一站就是一整天。家里的活儿除了我没人干。又辞掉了十个人。现在车间里的年轻人——男孩子，简直是一群鼻涕虫。”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成了极好的朋友。莫德跟我达成共识。我们一致认识到：他们照旧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继续破坏我们的土地，制造噪音，毁坏财产。面对这一切，我们照旧当虔诚的信徒，打你的左屁股就把右屁股也伸过去让他踢①。唉，至少一切总算结束了。唉。

　　①　《圣经》主张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就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

　　星期三：结束了？马的事可能结束了，（马？相比之下马事件算得上是历史了。那算不算是这一切的开端呢？）可是今天又轮上挨枪子的麻烦了。

　　一个小时了，乔治一直坐在门口台阶上朝一个罐头盒开枪。这倒也无所谓，只是他的射击目标与我们房下的路正在一条直线上。我们被封锁在山上。他一直在有规律地射击——已经一百多发——听起来像是一支大口径枪。维维卡想下山接从校车上下来的孩子，可是不敢斗胆跑下去。倘若我们跑过那里恰好被击中，肯定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是我们闯进了火力网。

　　我逐渐懂得并且从根本上明白了，中东地区的无休止的冲突及那里发生的各种争执，尤其是关于侵犯领土的争执，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便是武力。

　　这样一来我的选择范围是否立即缩小了？我是否应当袭击路下方的游击队营地杀死那个队长？是否对每一个敌方挑起的侵略行径都要以牙还牙？下一步是不是轮到我的孩子致残啦？为什么？我要问在森林中游荡的神灵，为什么那些凶恶战神屠杀农家人的事情一定要发生在像堪萨斯这样遥远的地方呢？嗅，佩里·史密斯和迪克·希科克，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维维卡焦急地看着表，再有五分钟校车就到了。我正准备肚皮贴地从他的火力网下方匍匐过去，下边突然停火了。维维卡开上车冲了下去。

　　又有声响了。射击。毁坏的道路和急速奔上山的汽车。真有你的，乔治宝贝儿。好啦，为了你，查理。我跳进汽车径直朝保安员的办公室开去，让他们的逮捕令见鬼去吧。正像我们在布鲁克林时常说的：够了就是够了。

　　坐在桌子后边的副治安官用微笑与我打招呼。我心里激灵了一下。幸运的是这不是那个摇摇晃晃上山给我送传票的笨家伙。我很不安，因为在古伯斯威尔隐姓埋名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放个屁别人都会知道。例如，昨天邮递员来到的时候，我就那么倒霉偏偏呆在信箱旁边。

　　“电费单据，”艾尔莫说着从吉普车的窗口探头出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还有一个账单是牙医的。”他在把它递给我之前验证了一个信封说。“病房的价目表。你知道——已经是春季大减价的时候了。”邮递员特别想聊天。“噢，差一点忘了。这儿还有一封你妈妈的来信。你为什么不常给她写信？”

　　说几句秘密话，而且分享100美元。我在保安官员耳边悄悄说，他马上就把我带到了侦探长的办公室了。秘密话是“索斯基”。由于我对“坡下的女妖”大量的指控，他们已经建了一套索斯基卷宗。很显然我也算得上是个名人哩。

　　“要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努德尔曼先生，”侦探利斯普坦蒂尼刚刚抛弃了妻子跟17岁的高胸脯姑娘格莱迪斯·狄佩搞上了（无法隐姓埋名也是双行道呢）。“据我们所知，我们手里还有一张关于你的拘捕令呢。”

　　“哦？真的吗？”我脸一红假装吃惊地说。

　　“像是那个叫根茨的，他刚在指控书上签了字就死了。”他咧一下嘴说。

　　“噢，是的。根茨，”我满嘴喷着唾沫星快速地嘟囔了一些关于根茨教授意外的悲剧性的死亡等等礼貌用语，忽然第一次意识到，在与市属大学的永远存在的敌对状态中我是属于“右”派的。

　　“好啦，我们能替你做些什么？”利侦探边问我边用手铐的边缘剔指甲缝里的脏东西。

　　我向他解释了近来索斯基一家给我造成的窘境。

　　“嗯，把情况写一写，我们就可以拘捕那个小伙子了。”利斯普坦蒂尼长官说着脸上现出了光彩。“他撞坏你的汽车的时候你没有及时来找我们，太糟糕了。不应该把那类事情拖得太久。现在对他的捣乱行为不可能罚得太重……尽管有谋杀企图量刑会重一些。好些年没有碰见这种事了。”他美滋滋地说，而我则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也许乔治没有错？也许我该搬家了？也许他真肯帮助我？也许是索斯基每个星期天都按时祈祷的尊敬的无所不知的上帝正通过乔治给我传递信息？趁着你还清醒，依然活着，赶紧离开古伯斯威尔。

　　“不逮捕不行吗？”

　　“不一定。”

　　“这小子真正想要的是引人注意。恕我直言，我认为他可能需要精神病医生的帮助。”

　　“一旦他被捕并受到控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法庭会强制他接受精神治疗。”长官说。他对拘捕乔治十分感兴趣，不论采用什么方式。

　　“可是我并不想让他遭逮捕！”

　　“应该这么看，假如他真的有病，你就帮了他一个大忙。”

　　“那我自己呢？假如那孩子真的因为我而遭逮捕，受监控，那我也许该拍屁股走人了。”

　　“你的理由十分正当、有力，”他若有所思地说，“为什么不指控他们全家？”

　　星期三夜：侦探长利斯普坦蒂尼的话也在理——我的意思是，除了这一个，他现在正驯服格莱迪斯。逮捕乔治。让他在古伯斯威尔监狱里慢慢腐烂。这样的危险处境使我别无选择。我有了坚决而又聪明的决定：无非又多了一件事，多了一个刺激，我现在只能孤注一掷……噢——噢……我想我听到了音乐声。

　　星期三深夜（或许是凌晨？）：音乐声响了一夜。好呀，伙计。这是往骆驼背上添加的最后一根稻草。明天一早我马上就去找侦探长利斯普坦蒂尼，我们将一起把控告记录扔到乔治的面前……决心已定我便感觉好多了，可以说是心平气和，心旷神怡！哈哈哈。瞧这小混蛋怎样在铁窗后挣扎吧。真令人欣喜若狂。说不定在提审之前他就会因痛苦至极先把自己吊死呢。

　　星期四早晨：音乐声响了一宿，现在仍在播放。混合节目。滚石乐。西部乡村歌曲。奇怪的是还有大段大段的白话。不过有点不对劲。声音传来的方向不对。究竟在哪儿？

　　我穿上衣服出去查看。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昨天从保安官那里回来以后我显然心境难平而忘记关掉汽车里的收音机了。它整整开了一夜，电池都快耗尽了。乔治·索斯基应该赔偿我的损失。

　　星期四下午：鸦雀无声。鸟儿也不叫了。乔治已经从学校回来了两个多小时，怎么还不见他有什么行动呢？

　　星期四夜：什么事也没发生。绝对相安无事。

　　星期五早晨：寂静使我心神不宁。或许他正在搞能毁掉我们的什么玩艺儿？或许他只是在积蓄力量以做最后的猛攻？他的沉默比他的举动更让人沉不住气。所有这些内容哪些适合伯尼的小说呢？为了掩饰我的狼狈困境，我给伯尼打了个电话，并且告诉他比我预想的进展得快得多。

　　星期五下午：乔治·索斯基朝我们的房子走上来了。我跑进自己房间里躲起来。我不能忍受看到他的面孔。通过卧室木板墙的裂缝所看到的让我惊呆了，乔治正友好地跟维维卡打招呼。

　　“好啊，”乔治小声说，“还想让我给你们修理那个橱柜吗？”

　　星期六：你能懂吗？野蛮行径就像突然爆发时一样又突然消失了。今天上午乔治在厨房里修理橱柜，他吹着口哨，行为举止俨然像一个正常的17岁小伙子。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意识到了我不会容忍进一步的侵犯行为。他终于打破了我的宁静，搅乱了我的精神，把我卷入了他的生活，末了我只剩下用颤抖的双手对付伯尼的杰作了。乔治享受到了极大的快乐。我喜欢把柜子做成什么样子的？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愿意让他给安上一个最新样式的把手？他下面的车间里有一副多余的，它可以白送给我们。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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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到今天为止乔治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捣乱了。我利用这段间隙改写完伯尼作品的前五章——正因为如此Z先生才会急匆匆地从纽约给我挂电话来。他讲话有一点激动。

　　“你怎么，你怎么能那样写呢？”Z先生问我，从电话里我几乎能听到他拽头发的声音。

　　“我本来没打算那样改。”我谦卑地道歉说。

　　“考夫曼先生刚才给我打电话了——直说吧，他很生气。他给你的可是一部关于生意人私生活的严肃作品呀，可是你怎么处理的？简直把它写成了闹剧！”

　　“听我说，我并没有打算改写他的书，但是小说也好，人物也好，都有自己的生命。伯尼的书读起来像一部喜剧，一部天生的喜剧，我只不过把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表达出来了而已。”

　　“考夫曼先生气得要死。说你想把他写成一个大傻瓜。”

　　“不是那么回事，Z先生。我是想直话直说的，可是到时候就兜了圈子——就技术方面，我想我的确帮了大忙。”

　　“我的确对他说你是最好的作家之一，你的名气越来越大。我甚至还把你的最后一部书《天国回流》介绍给他。我认为那本书留给他的印象很深。”

　　“也许我该去见见他。”

　　“是的，是的，”Z先生颇感欣慰地说，“我想你接着往下写之前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总之，我的确竭力推荐了你，而且——”

　　“我知道。我知道。不胜感激。真的。发自内心的。我会去见他的。”我答应说，只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见了伯尼我该说什么，因而对这次会见心存恐惧。

　　我刚刚挂断电话它马上又响起来，真是繁忙的一天。是曼德尔，他打电话来闲聊天。他在实验室里闲得难受，咬着指甲琢磨国家科学基金会是否批准他继续进行磁场里的电离氦原子生命的研究。这个项目的准予权非同小可。他如果得不到它，孩子们也许就不能参加节食减肥者夏令营了。

　　“你瞧，努德尔曼，你可能遇到了一点经济上的麻烦，可是你的生活还不算太坏。”

　　“谁说的？”

　　“伙计，今年的基金很少。”

　　“对，瘦得像麻秆①。”

　　①　麻秆：双关语，意思既是“少”又是“瘦”。

　　“噢，及时的资金，城里人们正议论你呢。”

　　“议论我？又一个谣传？”

　　“我还以为你喜欢呢。”

　　“哼！”

　　“搞语言学的斯皮尔曼昨天来找我，他说你知道不，努德尔曼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曼德尔大声笑起来。

　　我也笑了。

　　“这不是真的吧，是真的吗？”他反复核实以免出差错。

　　过后我坐在那里瞅着《心脏与处女膜》第七章，眼前则一片空白，我的思想又溜到曼德尔窃听来的谣言上去了。真奇怪我父亲总是留给人们那么一个印象。

　　1938年父亲逃离维也纳时留在身后的不仅是纳粹，还有他那收入颇厚的律师职业。父亲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商人，不久他发现，要维持生活，搞印刷最好，他还发现干这行竞争相当激烈。还有，即使千方百计得到了订单，把做完的活按期送了出去，也无法保证人家会接受，更别说按期付款了。他每天24小时乘坐地铁在曼哈顿沿街寻找难觅的“订单”，有时会一无所获。然而在丘园花园——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那个高个子、满头银发的赫尔博士努德尔曼是个真正的富翁。

　　全然不把苦与乐放在心上的好老爸。虽然他被钱驱使成为地铁的囚犯，并对他那位干西26街的印刷所周围一英里范围内马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却是一辈子没有学会对万能的美元顶礼膜拜。尽管他确确实实为了我们这些不孝的东西当牛作马流血流汗，他始终认为谈论收人或叙说缺钱花是品位低下的表现。他从不讨价还价，不论帐单多么不合情理，他均照付无误。他也从不议论汽车的价格或者肉价。这种古怪的行为加上他高贵、传统的相貌，自然只会被解释为富有的象征。我也许不自觉地步了他的后尘，缄口不谈钱，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使我羞于启齿，或因我对自己的家庭状况太不关心而使我愧对他人。

　　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家，像曼德尔，刚刚继承了第二份财富，当他闲得无聊把陈年旧帐翻来数去时，我却苦苦不肯吐出半个“钱”字来。

　　钱。钱。钱。我的目光仍然盯着伯尼的第七章。真无聊，我光想大声喊叫。这一干巴巴的章节是关于皮特·米勒在伦敦的第一个兴奋日。他一到达便住进一家豪华旅馆，接着，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让服务台替他安排“独一无二的娱乐”——不是一个姑娘而是（注意这一点！）两个具有青春活力的姑娘。整整24页，皮特·米勒让她们摆这么个姿势，摆那么个姿势，舔着一个的阴道，又抠着另一个的，一个姑娘啃着他的耳垂，云云。如果布拉泽·考夫曼别总是习惯性地重复某些短语，也许还将就着有点意思。每当他射精一次，过后总是说：“这一次比一生中的哪一次都好。”要么就说：“在皮特·米勒整个一生里，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达丽这样的女人哩。”要么就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夏洛蒂宝贝，这一次比一生中的哪一次……”。或者：“在他整个一生里，他还从来……”噗！嗤！

　　我开始着手修改第七章。我快快地浏览一遍，挑出所有人物以及对他们的描述，然后一气呵成，打字机一分钟打出一英里长的纸带，键盘冒起白烟。

　　我对故事情节了解得越多越禁不住哧哧笑起来，接着又咯咯笑，后来干脆大吼起来。一个小时之后，我浑身被汗水浸透，肚皮笑得直疼，大作终于完成。我进行艺术创作如同变戏法：皮特·米勒办好登记手续，给楼下前台打个电话，五分钟后一个姑娘就到了。“可是我要的是两个，你这个大笨蛋！”他朝有礼貌的前台服务员大声吼道。几分钟之后有人敲门，皮特急忙掩住生殖器，急不可耐地为二号姑娘开了门。又过了几分钟，他们刚进入状态，又有人来敲门，第三个姑娘坚持要进来跟他们一起玩，并且要他付酬。他没太明白，不过还是让她进来了。此后每隔一分钟当他们正在兴头上时便又来一个女孩儿，她强行进入，脱光衣服，加入胡闹的人群之中。姑娘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至，直到伦敦街头挤满了女人，而米勒套间内的女孩儿们不得不往人群上爬，以便为新来者腾地方。那新挤进来的赤条条的沙丁鱼忙不迭地问着：“我说，这是不是米勒先生的房间呀？”这是前台服务员马科斯·布拉泽对皮特粗暴无理的报复。第七章结尾时，伯尼·考夫曼，化名皮特·米勒，他的四肢和胸脯上趴满了姑娘，什么人的水獭皮衣像氧气罩一样严严实实地扣在他脸上，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正如我所说，艺术，真正的“艺术”。

　　治安维持会二号报告

　　努德尔曼先生当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惟一案件，尽管有限的时间与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他的身上。上一次报告之后发生了诸多事件，我们打算就此扼要地做一肤浅的分析。本治安维持会愿为因略掉简明报告所限制的事件表示歉意。望读此报告者体谅我们不得不在案件越来越多的压力下工作的艰辛。

　　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监视人也确信，要使与努德尔曼地位相称的陪审团相信我们的对象目前的状态是危险和失去理智的并不难——难的怕是找到一群与他地位相称的人（那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

　　他，努德尔曼，已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好工作，开始按照他雇主的意愿制造一场大混乱。在商界各受尊重的考夫曼十分慷慨地向努先生伸出援助之手，在议价时请他共进午餐，而得到的回报却是那只援助之手被齐肘斩断，因为努先生很不讲理地要求把事先讲好的每页两元的价码再向上提。努先生非但没有感激之意，反而一次次显示出他的贪婪。他那贪得无厌的胃口究竟有没有限量？

　　虽然我们的对象声称已有15年的写作史，然而他却连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的最起码特征都没有掌握：作者为读者而创作。自古以来，不论历史多么遥远，不论声望多么显赫，从博卡西奥①再到杰奎林·苏珊②，他们均遵循该特征进行创作。考夫曼先生在文学方面展示他的才华，为一群特定的读者写作，然而努德尔曼的创作显然是没有目的的。如果准许读者选择，他们将选择谁的——努德尔曼先生对社会无情的诽谤，还是考夫曼先生落笔如飞的叙述？

　　①　博卡西奥（1313-1375）：意大利作家。

　　②　杰奎林·苏珊：美国当代作家。

　　努德尔曼先生不是热切地接受这个最有前途的机会，这个机会——就连努先生也已意识到——能顺利地带给他一个挣钱的职业，相反，他把一部尽管可以说是业余的但却是严肃的作品改成一部庸俗的闹剧，从而破坏了他的这份工作。更糟糕的是，我们发现他反复使用他的“随心所欲”伎俩，取笑人类繁衍生息的行为。正如索斯基家的男孩那天驾驶着拖拉机开过他身边时机敏而充满同情地抨击他说的那样：“你知道不？你有病啊！”

　　既然谈到我们的对象是索斯基家的邻居，就让我们概要地审视一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努先生对乔治·索斯基的指控是打扰他，并阻挠他完成考夫曼的草稿。我们治安维持会把他的指控解释为障碍物，是努先生很容易地在他与打字机之间树立的障碍物。人们禁不住产生拿困境中的他与那个亢奋的孩子作一番比较的想法，他仅仅受到些轻微伤害便以此为借口而停止工作。他的思想只能集中半个小时多一点，我们要问，像他这样坐卧不安的人，怎么能坚持做好一项工作呢？这是一个连他自己的孩子都要问的基本问题。有病。有病。有病。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吗？

　　正如我们治安维持会对可能成为我们的病人一贯做的那样，我们追溯了他们的过去，对努先生近期生活中的事件一件件地蓖过一遍，但是最终的发现不利于我们的期望，而恰与我们所期望的相悖，我们本期望能给努德尔曼先生些什么东西哪怕是一张不十分明确的健康证明。简而言之，让我们扼要地讲述一下使我们做出决定的事实：

　　（一）关于乔·索斯基少爷毁坏努先生汽车一事：经我们保险公司专家鉴定，汽车被毁确是事实（而不是假想的）。但是，专家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汽车破损不是故意造成的。官方调查证明，“乔·索斯基不过是想从那辆汽车旁边绕过去，就连我们开车技术最好的人也会发生类似事件”。

　　（二）关于乔·索斯基播放音乐问题：摇滚乐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普通得就像古罗马人把基督教信徒扔给狮子吃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把他们送进斗兽场为的是让公众从中享受到快乐，而不是为了让这些牺牲者经受痛苦的磨难。喧闹声也是一样，它是欣赏现代音乐的前提，而不是为了蓄意破坏人们心智的宁静。

　　我们的调查表明，乔治·索斯基仅仅在自家门外听音乐，而且是放到可以接受的音量。索斯基先生在证词中坚持说，他“根本”不想用音乐刺激别人，相反，他只不过试图“感受音乐的节奏”而已。

　　（三）关于故意低位扫射与射击：这个国家历来就有强调自卫与训练神枪手的传统，年轻的索斯基不过是在练习他的手枪射击技术。以乔治·索斯基如此高超的射击本领，子弹偏离罐头盒而射向努德尔曼的路上的机会微乎其微。

　　（四）关于马匹拴在努德尔曼家的道路上：这个事件促成他的偏执狂状态（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努指责乔·索斯基应为他的汽车收音机开了一夜负责），假如这条道路按照停车场管理规定用砂砾和沥青铺好，这一切本是可以避免的。

　　对索斯基事件的评论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发现最初我们怀疑（在报告1中）努先生有遭受迫害的幻想（关于受压抑的黑人理论），原来这一现象源于他现在“对中东冲突的理解”。在最近邻里发生误会之后，努先生歪曲地得出三个等式：努先生等于热爱和平及受困扰的以色列国，而索斯基一家等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努先生等于手无寸铁的犹太村社，而索斯基一家等于企图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人。也许他的比喻十分精妙，但是他对自己形势的估计——除去完全捏造的部分——则矛盾重重。努德尔曼先是严厉指责索斯基一家对他存有偏见，容不下他，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诋毁美国波兰人的传统，嘲笑他们信仰的天主教，诽谤教长，蔑视他们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该诅咒我们的上帝了？假如努德尔曼不能接受有道德有智慧人的信仰，我们治安维持会不得不问他：“到底，努德尔曼先生，你到底信仰什么？”

　　在与我们治安维持会的接触中，有一次努德尔曼失生明确表示他计划着手写一本新书，书名显然是《古伯斯威尔在崩溃》。在那一次以及以后相继的接触中，我们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个想法不可取。在这部有所图的自体著作中他企图“讲出一切”，这部作品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效果，反而只会蓄意中伤朋友和邻居，揭开危险的旧伤疤。

　　他拒绝接受我们的警告，事实上他好像已经开始写这本书并且打算把我们的报告也放进他的“书”中——为了报复我们对他富有同情心的监护，他打算对我们进行暗中监视。

　　由于这是一个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并且到目前为止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算得上是合法的，我们尚无意采取措施阻止他的具有危险性的举动。勿容置疑，努先生将给自己带来他的书名里出现的“崩溃”。可是他为什么坚持把他所居住的城镇叫做“古伯斯威尔”？人人皆知这个城镇的名字的确是美丽的。

　　预测：有病。有病。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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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纽约州罗斯科郊外我像一根光秃秃的电线杆子毫无表情地戳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足足两小时，麻木地任凭昏天黑地的风雪拍打，在风中伸着的手指早已冻得失去知觉。猛烈的风搅起白色的漩涡，我怀疑从身边掠过的汽车看得见我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更不要说看得见我的手指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次旅行是否明智。说起来我是进城拜访布拉泽·伯尼的，尽管我心中对这次旅行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祥的预感。预料与考夫曼脸对脸、鼻子对鼻子、大眼瞪小眼的相遇一定是很可怕的。躲在古伯斯威尔我那假装十分温暖的小巢中自以为安全的环境里，幽默地改写着《心脏与处女膜》，我就像只快活的画眉鸟，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担一切后果，我无颜面对考夫曼先生，无正当借口可表白，亦将失去工作。恐怕这一次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虽然倘若向他们承认这一点我将遭厄运。

　　啊！去他妈的伯尼。我真正懊悔的是，无疑已失去了宝贵的收入——那笔已经在想象中花过了三遍的钱。用这钱为孩子们添置衣服呢还是买汽车消音器？是不是应该往冰箱里多储存些食物以备更加贫困时使用？是换屋顶的木瓦还是门前腐烂的台阶？或者把全部的钱用来去阳光明媚的加勒比旅行并且为日后将接连出现的悲惨日子而担忧？勿庸多说，在这艰难时期若让我选择为旧车添消音器和车轮胎或者去温暖的金沙滩上建城堡的话，我宁可选择把我的老爷车好好修理一下——这个国家正在萎缩的汽车维修业应该受到鼓励才对。

　　不错。伯尼的两块钱一页。它维系着我们过下去。对怎么花他这笔钱的愉悦的想象给我们乏味的阿巴拉契亚生活平添了许多快乐，也给我的小淘气们脏兮兮的脸上增加了笑容。我们的家庭重新聚合到一起。原先这里只有绝望与凄苦，现在我们有了盼头。就连我的小家伙们也积极地参与充满生气的家庭争论，争相拿出自己不值两分钱的观点来说服我们该如何使用我的钱。瞧吧，伯尼，你瞧那刚刚够你一夜性满足所需要的费用带给这个家庭的是何等的快活啊。可是你为什么硬要把它夺回去呢？你这样做难道一点都不受良心的责备吗？你最后一次去教堂是什么时候？是迫于责任感不情愿地去参加某个脸上长丘疹的胖男孩的成人仪式吗？或是出于你的坚定的信心为求真神而去——就像古伯斯威尔的莫德以及她的惧神者们一样，每个安息日都走出家门，艰苦跋涉去顶礼膜拜？

　　伯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对待我？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吝啬的、可鄙的——不！你是对的。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这全是我的错。我自食其果。噢，我该怎么办呀？伯尼。考夫曼先生，大人。求您啦。以您所有神圣头衔的名义，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求您。我答应。我以在坟墓里的我母亲的名义起誓，这一次我一定遵照您的吩咐去做，再也不耍花招了。再不开玩笑了。交给您的改写部分只不过是试探而已，看您有没有幽默感。哈哈，您的确有！了不起的、高级的幽默感。您证实了自己是比我强百倍的、顶呱呱的人。您这样的人——我像企鹅一样用力扇动两臂来暖身，同时喃喃自语——您这样的人是千里挑一的、无与伦比的，如同尚未雕琢的宝石。再看看我，考夫曼先生。一路乞求人家准我搭车而抵纽约，为的是看您能否再让我试一次。一个倒霉的机会。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噢唉，真倒霉！我跳起来掸了掸裤子嘟囔着说。在出发之前这趟旅行便已为灾难所笼罩——我的厄运，我怀疑这不过是个小小的兆头，预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我为什么要离开古伯斯威尔？再进一步问：我为什么要出生？真有趣。我一边大笑一边蹦跳，也抚摸着冻僵的耳朵。不过，在我生身之母生我的那一刻我的确试过要爬回她的子宫去，上帝和那两个吓坏了的助产医生可以为我作证。他们从没见过这等事情。我一定是有感知能力的胎儿。从那一极不情愿的时刻起，一切便都日趋衰落。

　　唉，真倒霉！三个小时以前我搭的第一辆车上的司机原来是一个烂醉如泥的老东西。

　　“干吗不让，哦……我来开车？”我提议说。我们一上路车子就在溜滑的路面上左右摇摆并以极快的速度前行，令人神经紧张。

　　“甭。别人开车我紧张。”老东西嘟嘟囔囔地说着。公路已拐弯了，可我们仍照直开下去，离开了高速公路，然而开出几百米之后又奇迹般地回到了路上——这个老笨蛋继续开车前行，技术酷得简直像桔子冰棒。

　　“我开车可棒啦，”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地恳请着说，“我还是个好教练呢。嘿，想看我的证件吗。唉咳，听我说，我还教出过最好的车手。甚至教过灰狗公司的司机们。”

　　“甭。别分散我的注意力，”他忿忿地说道。这时发现在他刚开上的认为属于他的车道上另一辆汽车径直朝他开过来。

　　没希望了。倒霉透顶。我把安全带系紧，闭上眼睛，思想上准备好等待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折断几根肋骨，可能肩膀也会可笑地凹进去。要么就是一个肺叶失去功能，腿被撞成三节，几根筋腱被切断。只是为了好看吗？那我就可以控告这老东西得到一笔钱了。我已经看见自己在那个热带绿岛上，每天早晨坐着轮椅去海滩，用衔在嘴里的铅笔向孩子们示意，我开始忙着完成我的古伯斯威尔回忆录。

　　长话短说，我们勉勉强强开出美丽的宾厄姆顿十英里——我这位酩酊大醉的朋友终于翻进了沟里，先是一阵猛烈的颤动，接着便打个滚来了个底朝天。这一次又是我运气作祟，只是因裤子上遗了几滴尿而十分尴尬，这一点点损失就连去最低级法庭指控他都不值得，更别提眼看快到手却又飞了的那一大笔钱了。看来我永远没有机会控告他了。

　　第二次搭车的情况怎样呢？这一次被证实不像上一次那般富于戏剧性，尽管同样艰辛——这是个光头带金黄色假发穿丝绸衬衫的男人。他从尤迪卡过来。他是周游各地推销耐高压器材的推销商，一位绅士——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同性恋劝诱者，他自以为我是一个易受诱惑的人。我开始跟他东拉西扯地神侃，凡是能想到的都扯到了，典型的美国人的油嘴滑舌。到达罗斯科时我已经把当地的动植物群都已侃到，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谈的了，正要重复说我自己，此时我低头发现他的手正挠我的腿。如饥似渴的手指就像那种大毛毒蜘蛛在我大腿上爬来爬去，我无法不去理会它的存在。于是我便像任何一位处在我位置上的清醒男人所做的那样告诉他实情：我的确想跟他来那个，此时此地就在这汽车里，马上就来，只是，我想我的传染病可能还没有好。

　　“传染病？”

　　“我是说，假如这不影响你的话，我甘愿奉陪。”

　　“你得的是哪一种？”他用眼角的目光仔细地审视着我。我们的车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叫它，不过每两个星期我就得去医院，因为尿道总长在一起。他们用一个机械化设备，就像一个旋转拔根器一样——”

　　就这样我被带回了罗斯科。想到一来我在纽约没有地方可住，二来我不愿意面对伯尼，于是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了。说真的，罗斯科有它自己的魅力。美丽陡峭的山上散布着羸弱的鹿群，路边湍急的溪流里跳跃着表皮粗糙的鳟鱼，湿润的空气沁人肺腑。说不定我会像19世纪名叫某某的将军那样在这里支起帐篷过冬哩，谁知道呢！坦白地说，困在这儿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曾有一个心怀歹意的老吉普赛在维也纳或者科拉考或是什么地方对我母亲说，坏事总是三件三件地同时发生。我一直把它视为既可怕又中肯的预言，因为它不断地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应验，你若从那场大灾难精确地数起的话。

　　是的。这个预言很适合我的母亲。离家之前我给在棕榈泉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她目前正在那儿忙着傍大款。老太婆想出一个多妙的主意啊！

　　“嫁给他。”我聪明地向她建议道。

　　“噗！他太老了。”

　　“那才好呢，妈。等他走了您可就阔了。当然，我们会照顾您的。”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希望您好好依傍着他们，并且跟他结婚。”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的妈妈——或者你经常告诉我的什么什么。”

　　“你在开玩笑吧？”

　　“确实是认真的。听着，咱可以毒死那老家伙。他有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像草莓冰淇淋或者俄国鱼子酱之类的？”

　　“我喜欢你的幽默。”

　　“听我说，我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跟您说我爱您——我有‘公事’要去纽约两天，我可不可以住您的公寓呢？”

　　“东西都封好锁起来了。”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我如果能借一张沙发——”

　　“不可以。我刚刚装了新椅面。”

　　“地板。我有睡袋。”

　　“地板是洗刷一新的。连地毯都用清洁剂洗过了。”

　　“我不会弄脏它的。”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给地板打了蜡，还有——”

　　“你以为我会干些什么，往家具上撒尿不成？”

　　“要是你把食物碎渣掉在地板上，等我回去到处都会爬满蟑螂。”她厌恶地说，“要是你忘了关窗户小偷就会进去。要是你——”

　　“听我说，我会非常小心的。我需要有个地方呆呀。30块钱一夜的旅馆费我付不起。”

　　“没门儿。没门儿。我在那里，可以，但是我不能让你自己出出进进的，像个嬉皮士似地睡地板，还把吃饭的碎渣弄得到处都是，灯也不关。”

　　“我睡床上。不在家吃饭。甚至也可以不用灯——我有手电。我把窗户关好。我学狗叫来吓跑窃贼。我用上好的掸子掸您家俱上的灰尘，用清洁剂擦窗户。”

　　“没门儿。我的小孙子们好吗？”她问道，高兴地转了话题，还以为我没发现呢。

　　所以我到了这里，努太太，在凯茨基尔的什么地方，像一只冻坏了的袋鼠在这里上蹿下跳，等待着可怕的三、六、九或者更大的数字降临到我头上。在这种情形下人很难做到不诅咒自己的母亲。不是因为我十分肯定她就是我的母亲。在布朗克斯医院我是多么不情愿地降生人世呀，而就是在这所医院里事实上我跟一个爱尔兰婴儿弄混了，是弄混了。也许我是爱尔兰人？也许正因如此努太太才一直这样对待我。不是因为她担心那倒霉的地毯，是她讨厌爱尔兰人。唉嗨！咒你这个自私自利偏心眼的女人！让窃贼闯进她那该死的洗刷一新的公寓，让所有的灯都亮起来，让那些蟑螂吃得胖胖的，个个变成小丹麦狗。让他们一进她宝贵的家先踩上齐膝深的狗屎再在她新洗过的地毯上跳个吉特巴舞，让他们把她收集的宝贝维也纳小雕塑打得粉碎，还有——噗！——上厕所拉屎不冲水。但愿那伙没心肝的入室偷窃的贼心血来潮用她的电话给他们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同伙人打长途电话，本人接的，接线员服务的，而且是白天的价格。除了以上这些，亲爱的主，请让他们离开时想着打开所有的窗户，除了让雨水灌进来还要让随后而至的大偷小偷们都能进来。阿门，感谢主。

　　可是这对我将要直面考夫曼先生的事实毫无补益——虽说我已经心中有数，我会……也许，仅仅是也许，在即将来临的失败中我会转败为小胜，从痛苦中寻得一丝快活……或许我可以安排一次小小的午餐会跟伯尼商讨夫于改写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情况。也许事后还能拽他去参加一次小小的晚宴，皇宫餐厅，要么在皮埃尔澳特耐尔，对他的文学生涯做更深的探讨。来一点半夜的黄油薄饼和葡萄酒怎么样，在那亲密的时刻共同编写怎么说呢，算是第23本吧，小说的情节？另外，他是不是想过写剧本？舞台剧？为流行歌曲或者舞剧写歌词怎么样？凭他的天资，他能做的事情无穷无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最多是换换形式而已。到时候，再点一份符合犹太教的熏肉如何，或者一份热乳脂冰淇淋加果仁和奶稀做甜食怎么样？我一边大勺大勺地往嘴里填着一边用真知灼见的语言与他交谈，俨然一篇口头论文，还不时地引经据典，就像巧克力冰淇淋上苦乎乎的黑色小块块，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饿惨了，正一心一意想着伯尼的慷慨招待，根本没有注意身边过来一辆汽车，它慢慢地停了下来。我大吃一惊一下子蹦得老高，两条腿像是被冻住的高跷落在了地上。

　　“好啊。”我微笑着打开车门，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努德尔曼先生！”这个金黄头发的娇柔小东西嘁嘁喳喳地说。

　　“小姐……哦……小姐。不，不。让我猜一猜，”我说着爬进了她的线条优美的温暖的跑车里。

　　“数学课。”她帮我回忆说。

　　“没错，没错，”她笑着把车启动起来。汽车毫不费力地往前开，就像在糖稀上滑行一般顺溜。

　　“施麦克小姐。”

　　“叫我斯泰芬吧。”

　　“好吧，斯泰芬。叫我萨姆。”

　　“四年前的学生，萨姆。”

　　“永远忘不了。”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师，真的，想法特妙。”

　　“从那以后我体重减轻了些。”

　　“令人叫绝，像个时髦人物。”

　　“真对不起没让你及格，真的，很对不起。”我向“叫我斯泰芬”道歉说。我心想，恐怕至今她仍然认为概率函数指的是大便，马尔可夫链是用来锁自行车的，排列群是一种集会，期间每个人都会遇到使自己忧心的事情。

　　“噢，是我应该的。从来就没有数学脑子。”“叫我斯泰芬”说着迷人地将披肩发缠绕在中指上，同时她轻松地把握着方向盘，汽车在银白色旋风中急行。“喜欢的话，后座上有些食品。”

　　“我并不太饿——事实上，刚刚饱餐了一顿，”我耸耸肩，回过头去看了一下。

　　“没有特别的东西。”当我再一次查看她的野餐食品篮时她大声说。“我想还剩下两个黑麦面包夹鸡蛋沙拉三明治。”

　　“嗯……我想我顶多能吃一个，也许——有点什么把它冲下去吗？”

　　“有一保温瓶咖啡，在后边什么地方。”

　　“有了。找到了。”

　　“那另一个三明治只好扔掉了如果你不——”

　　“嗯，那样的话，”努教授喃喃地说，他的嘴里正塞得满满的，第一个的四分之三已经不见了，“……想一想世界上的饥饿与旱灾，我想我还是当真负起责任来，帮你把那一个也消灭掉吧。”他笑着说，嘴里咂摸着尚未吞下的碎渣，唇边仍沾着鸡蛋沙拉。被他狼吞虎咽吃下去的食物像网球落进金属筐里一样叮零当啷地掉进了他空荡荡的胃里。

　　“你要走多远？”过了几分钟我打着哈欠说，汽车里的温度和填饱了的肚子合起来让我感到香喷喷的困倦。我在她那深不见底的筐里又发现了带糖巧克力表皮的纸杯蛋糕，还有单独放着的小茴香酸菜——这些都面临着被扔掉的危险。

　　“纽约市。”她点点头说。

　　“太好啦！”哈哈，那个吉普赛人算错了。“我也一样。太巧啦。我去那里取我的新车——我刚刚订的。我正打算乘灰狗，可是又讨厌像装罐头鲱鱼一样坐在憋闷的公共汽车里，被烟熏得要死。让我自由自在地享受路上的开阔有多好。”这位前数学教师解释说。他显得兴高采烈，心中还惦着蛋黄酱。“你知道，飞车队什么的，不过没有摩托车。”这位好教授说着说着便不由自主地滑下去睡着了。

　　从17号公路到纽约直通高速路再到帕里塞兹帕克路，我一直在做噩梦，梦见的是利夫和马格努斯——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不论我怎样严厉地警告和强烈地抗议，他们坚持己见一个当了科学家，一个当了作家。利夫，利夫，好像——他正在读研究生一年级——已经找到了治普通感冒的办法，而具有创造天赋的那个马格努斯则退了学，以疯狂的热情创作小说，速度之快让出版商都来不及给他开支票。这两个孩子——刚刚甩掉尿布便登上了成就顶峰——让他们的父亲因在自己领域的失败而羞愧难当。事情还不仅如此！如同往伤口上撒盐，就连维维卡也搞出了革命性发明，使得做饭再也不用旧有的程序，还有我的爱尔兰长毛猎狗普拉脱突然——在它的晚年——学会了说话，它被安排了一次面试，准备上《新闻周刊》的封面。我被空前的成就、奖励以及各种形式的表彰所环抱，但是我在做些什么？经过这一切的骚动，我仍然在苦苦地写《古伯斯威尔在崩溃》回忆录的第一页。写到第三段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句法理顺。

　　“你应该感到骄傲。”维维卡恳切地说，她试图激励我抬起高贵的头。

　　“骄傲？在我正妒忌着从来不懂得挨饿、愤怒和绝望的施麦克小姐的时候，我能感到骄傲吗？绝对不能！”我一生气醒了过来，发现自己正坐在施麦克小姐的汽车上，车子被堵在靠近乔治·华盛顿桥的路段。我的孩子、妻子，还有爱犬，他们的才能尚未被发现，而斯泰芬，她并不了解我目前的窘境与困惑，正跟我大侃她的未来。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女士裤子大王，她解释说，他终于同意她试试学习表演，并且允许她独立生活了。不准再在文科里瞎混了，不了，先生。所以，从这学期开始，她在城里租了一个公寓，在艺术学校里报了名，离成功近在咫尺。不过这可不是草率作出的决定，她告诉身边这个全身舒坦打着哈欠的听众——所以她父亲才又负担起她300元的住宿费了。斯泰芬——着实让我吃惊——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自己的前程，整整一个秋季学期，甚至跑这么远来“充实”自己的思想。

　　“我做你的学生时在学习方面没有什么志向，不过，要说吧，事情总是要变的。我终于拾起了那些书本，而且读了不少书。我想，作为演员应该具备自己的真实感，世界观。”

　　“当然，当然，”我尽管用平时的随和口气回答说，同时心中仍想着刚才的梦是什么意思，至于她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明白。

　　“我正在读D．H．劳伦斯。”

　　“真的？”我抬了抬眉毛说，心想她除了有知识外还有恋尸癖哩。

　　“既然我找到了他的主旨所在，我就要真的苦读了。”

　　“过去的他。”

　　“什么？”

　　“过去的。他已经死了。”这个过去的老师宽容地说。

　　“或者说是过去的，”她咯咯笑了，陶醉在自己的梦里而得意忘形。她滔滔不绝地讲怎样开始一个新的路程，怎样由于大量的读书而开始一个无拘无束的新的生活方式。

　　“简直不敢相信。”我摇了摇头，对自己离开了教书行当又怕又高兴，在那种地方我每天都得应付100个斯泰芬及其高级导师的聪明才智——那些老师和学生要么是太懒，要么是太蠢，连用英语思考与表达都不会，她们身上穿着自以为有文化品位的碎布片，戴着稀奇古怪的饰物，你会错把她们当成一堆皮毛和珠宝。是不是只有我才这么想？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那搞科学的背景使我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我所学的科学与抽象无关，它要求的是公式和物理证明。要是有人问我是不是属于宝瓶座，或者有人想通过抽象思维和月球引力帮助我净化灵魂，我简直不能忍受，这是否也与我的背景有关？

　　“全新的生活方式？”我应声说，分明感到极不舒服，还得强装礼貌，我意识到自己又要犯胡说八道的老毛病。

　　“我的情人是个女的。”斯泰芬莞尔一笑露出整排校正了的牙齿，显出那张熟悉的热情却又茫然的面孔：靠窗的第三行第五个座位。

　　“嗯，咱俩一样啦。”我大笑起来。不正常，那可不正常。古怪。还下流。多么遗憾。多么无用。

　　“去这么远的地方。”我点点头心里掂量着她的自我披露，“这么说，你是……是……”

　　“噢，不！我是双性恋。这才是真实的我。”

　　“是这样啊？”

　　“还不止这些。”

　　“哦？”

　　“我还是素食主义者。”

　　“哇！”我笑了，心中自问：谁会想得到，这么年轻美貌的姑娘，两条颀长美丽的腿，整洁的牙齿，漂亮的鼻子，竟然是个素食主义者？我们终于下了乔治·华盛顿桥上了西侧高速公路，我不仅想到，若是乔治将军今天也在这里，面对这一切他会怎么说呢？他会理解呢，还是会被弄糊涂了？他会泰然处之呢还是气炸了肺？他会听一听她从哪里来吗？还是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不！我警告自己。快停止！不要拿她开心。她正春风得意，为什么要扫她的兴，让她不快活呢？难道你的生活过得那么愉快使你有资格取笑她的生活？听着，她并没有用自己的蠢行伤害任何人。是啊，让她追求她那最最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欲望吧，如果那样做能使她非常快活的话。让她耳朵上带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花椰菜舔她女朋友的阴道吧，如果她能从中得到极度快感的话。让她去指挥一个赤身露体的合唱团吧。他们站成半圆形高唱《儿子与情人》开头的三行半，她则用一根芦笋当指挥棒。让她在纽约舞台上扮演麦克白夫人吧，她穿的是一件用3001张干黄瓜皮缝在一起的和服。努德尔曼，努德尔曼，你这个逃避社会的糟老头子，百无聊赖，疲惫不堪，你凭什么要毁掉这可爱的年轻人的兴致，打掉娇柔的施麦克公主的美梦？她除去对你表示了爱心送给你蛋黄酱吃之外什么也没有做，而作为报偿，你却小看她的知识与成就，取笑她新发现的对两种性爱的兴趣，糟踏这个可爱的食草动物来之不易的果实。努德尔曼，你这个贪婪而又残酷的吸血鬼，你比逼迫你信守犹太教规的前辈生吞猪大肠的纳粹分子好不了多少。努教授，我必须提醒你：照着过去在古伯斯威尔大学的好日子时的样子去做，那个时候的上帝是除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税之后的每个月定期的支票。咬住你的舌头，笑一笑，高兴一点，最重要的是争取什么都别想。记住，今天的无知者可能是明天的领导人。就你所知，斯泰芬很可能会放弃表演走上高级戏剧舞台，甚至成为总统。这个国家越搞越糟。谁敢说有一天美国的施麦克小姐们不会占领全世界？即便不是她们也会是索斯基之流。不过这一切跟我个人的生存有什么关系吗？几乎没有。只是有一点，我无法排除这个奇异的念头，即斯泰芬的父亲会不会在妇女内衣行业给我一份工作干。

　　咦！人穷了麻烦就多，不光是缺钱花，还总受着痛苦的煎熬——嫉妒那些有钱人。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让我在精神上占这个基本上算善良的施麦克小姐的便宜呢？为什么我总是跟自己进行清醒的交谈？我不停地反复思考着，这时车辆已稀疏了许多。我们的车又动起来，眼前隐约可见曼哈顿西区漂亮的大厦轮廓。我的心快活地轻轻跳了一下。“曼哈顿，”我大声说。我想起了那些完全没有土地价值观念的可怜的阿尔冈昆人①。刚刚看见白人便匆匆忙忙地把土地列了单子呈献给他们，结果让像皮特·敏惠特那样的狡猾之流狠狠地骗了。正如莫德所说——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箱子没有用的珠子。一听到“曼哈顿”这个名字我就不由得想起荷兰人在炮台公园绿地上玩保龄球的情景。接着又想起涂脂抹粉的英国人出没在街头，还有后来来的一船船移民，他们蜂拥着住进下区东部的廉价公寓。所有这些充满浪漫情调的琐碎往事都是从三年级历史课本上学来的，至今不忘。嗯——曼哈顿。我已经想起面包房的橱窗了，那里的新鲜水果酱快要溢出来，脆皮黑面包或者软度面包堆在食品架上，面包皮上香香的葛缕子籽让你光想把它们啃下来，嚼在嘴里吧吧作响。

　　①　阿尔同昆人：一印第安部族。

　　从古伯斯威尔丛林来到曼哈顿的确使人激动不已，像是给旧电池充一充电。别的人也许只闻到脏物臭味和成千上万人身体上的臭汗味，而我确确实实闻到了阵阵的食物的香味——中国的、法国的、巴基斯坦的、意大利的，还有阿拉伯的；蜜饯果仁千层酥和酒炯子鸡和猪肉饼。加香料的咖喱和冰糕。还有被仁慈地浸泡在冰凉凉光滑滑的酸乳酪里的鲱鱼。

　　此时的纽约给外人的印象是一桌大杂烩，从抽油烟机抽出来的诱人的香味就像无线电信号。车开到西区时我困倦的精神全集中到诱人的香味上了。我就像一条一周内只吃了两个不光彩地得来的鸡蛋三明治的饿狗，在这个陌生的岛上流浪，而施泰芬仍滔滔地讲着她心中的偶像D．H．劳伦斯，以及她已深入研究过的全部的书——他的三部小说。我的头脑里出现了埃利斯岛①坦慕尼协会：以及海关前边几英里长的移民队伍。见到了旧坦慕尼协会②会堂里穿背心戴鞋罩的大人物，他们对在自己区域内的选举获胜十分有把握，还看见阔人们的马车雄赳赳气昂昂地驶过鹅卵石马路，施泰芬仍在讲述她的现实与D．H．劳伦斯的现实是如何产生的。是的。是的。是的。多讲一些给我听听，施泰芬。对我不必隐瞒。

　　①　埃利斯岛：纽约市曼哈顿岛以西的一个小岛，曾是移民美国的主要入境检查站。

　　②　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7年。是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光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以其在19世纪犯下的种种劣迹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

　　“你细读过他的书吗？”她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她歪过头来疑惑地瞅着我问，一双天真无邪的杏仁眼一定能在纽约大剧院掀起阵阵风暴。

　　“劳伦斯吗？”我说着眼睛盯着外面煤层一般又黑又亮的街道。“性描写从来不对我的胃口。”我们的主人公边思索着在哪里下车边开玩笑地回答说。

　　“嘿，你打算在哪儿下？”施泰芬问我，这个会看人心思的小精灵。我们正往第50街上开，高峰时已过，路上显出白色的融雪。

　　“我想还是去住汉普郡旅馆吧。”我说这话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你可以在这儿放我下去。我喜欢在城里步行。”我解释说。我喜欢，真的。

　　“我很愿意让你住我那里，只是，它太小了点。恐怕我的女朋友不会认为这个主意挺酷。”

　　“酷。热。不要打这个主意，听我说，谢谢你让我搭你的车。”我喋喋地说着拿起我那件破大衣，此时此刻它好像更破烂了些。她把车子停在道边。“你真是个天使。”我说着感激地吻了她一下。“谢谢你的纸杯蛋糕、三明治、果仁巧克力蛋糕、咖啡和酸菜。”

　　“再见，”这位朝气蓬勃的女人内裤公司继承人挥着手把车开向了她的情人。开向D．H．劳伦斯以及可口美味的切成片的胡萝卜。

　　“百老汇见，年轻人。”我也朝她挥一挥手，汽车早已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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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想在纽约找到合适的住处并不难。我想住进阿美利加，说心里话我是想住在那里，只是人们传说，近来那里的饭做得太糟糕。广场旅馆现在终被一伙新起的乌合之众所占据。至于卡尔利斯尔、圣赖基斯、皮埃尔，根本不考虑。在街上转了一个小时，问了几家不太知名的旅馆，发现他们最近都改成按钟点计费，于是决定还是去那种又好又信得过的传统旅馆，譬如东区的“基督教青年会”。

　　我拎着小包横穿纽约城，不禁想起我那亲爱的母亲。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我必须为她所有的小朋友头一大盒“上等面包屑”。啊！亲爱的一丝不苟的女人，我的老娘。她是那么讲究整洁，我记得在父亲夜里起床上厕所的功夫她也会爬起来替他整理好床铺。正是因为她的洁癖，我至今用别人的马桶时不垫张纸就不会用，连上霍恩哈达特吃饭时不用餐巾擦一擦叉子就吃不下饭去。

　　鞋子湿透了，身体累垮了，我依然得向岛的另一侧的“青年会”挣扎走去。这是一座庞大难看的砖体结构建筑，没有任何修饰，很不让人喜欢。我在门前徘徊良久，临界墙上那一排排看不见尽头的窗户像是一张毫无生气的脸上的牛痘疤一样难看——站在纷纷扬扬的雪中我的心里好一番斗争。里面一个微弱的声音不停地说，离开这里。必要的话去中心公园的长凳上睡一夜，不过千万别进去。为什么从那么多地方中偏偏选中基督教青年会？那个声音问我。你既非青年亦非基督教徒，况且年纪也已成问题。但是价格合适，我争辩着说，况且我已经快累趴下了，已无力与那个并不存在的小声音斗口角。别管我。我需要休息。我需要安静。我需要打起精神迎接下一场战争，那里有1000个黄皮肤的讨债人正剑拔弩张等着宰我。

　　打开前门我探头进去看了一下，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前厅。噢——噢，那个小声音是对的，我被眼前的一切所困扰，室内破烂不堪，灰暗阴沉脱皮的墙上仅剩下的几个脏灯罩罩着已经发黄了的灯泡，污迹斑斑露着线头的地毯以及无精打采的房客，他们目无表情地在厅里慢慢移动着，好像被蜂蜜粘住走不动的蚂蚁。

　　我身不由己地朝大厅里走去。空中弥漫着食堂里腐烂食物的油腻腻的臭味，圆白菜土豆和加热的红肠味，昨天剩的烤化了的干酪味以及明天的绝望味。我有好一段时间，小包放在脚前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论如何也鼓不起勇气朝前台走。我感到十分压抑，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走路失去了平衡——为什么？你终究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一个放脑袋的枕头。从什么时候开始，努德尔曼，你变得这么啰嗦了？你曾心甘情愿地在达卡和澳门与臭虫疯子同床共眠，你曾——不过那是在西非，在亚洲，而且是去外国冒险！这里呢？这里是家，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对五个街区内便道上的裂缝以及大街后边的每一条小胡同都熟悉得很。家！我应该像凯旋的维多利亚王子一样受到欢迎。我应被温暖的家人迎进灯火通明的房子里，在戴着白手套的铜管乐队伴奏下被领到巨厅内一英里长的宴会桌旁。我应像麦克阿瑟将军，或者宇航员，坐上敞篷车游行在第五大道上，观众从窗口抛掷彩带向我表示热烈欢迎，而不应是偷偷摸摸地从旁门溜进肮脏难闻的青年会。努德尔曼，旅馆前厅令人信服地让我明白了，努德尔曼，你的滑铁卢！

　　来吧。打起精神！听着，伙计，你摆什么臭架子。说不定这里根本就没有臭虫虱子跳蚤之类的东西。这是青年会。美国。保证有干净的床单干净的人——就是这儿啦。别再对一张床百般挑剔。想一想那些大人物，他们在破落时期说不定也曾被困在此处过——沃尔特·罗斯托，亨利·基辛格，庞赛·德莱昂。说不定还有德莱赛、菲茨杰拉德，谁知道呢。尽管去想吧，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就这样想下去！也许会得到了不起的灵感。这个地方也许潜藏着无尽的新鲜素材呢。

　　唉！尽管我的想法听起来都很好，很合乎逻辑，头头是道，然而依然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伴随着那充斥在空中的浓重的恶臭压抑着我，这种能明显感觉到的暴力如同感染了的疖子一样在皮肤下隐隐作痛。绝对是自我毁灭的最佳场地，如同电影制片人在选择合适的场地。

　　我挺直腰板带着两脚水，心情沉重地从前厅的一具僵尸旁走过，朝服务员靠近去。服务台后边有一个满面倦容的西部印第安人，他的白眼球黄得不得了，我恨不得用药给它好好擦一擦。

　　“我想要一个廉价的单问。不需要豪华。只是——”

　　我还没说完要求，突然一队警察从前门冲进来匆匆地走过服务台。“在哪一层？”一个警察问道，其他警察正在按电梯钮。

　　“15层。”一个工作人员冷淡地在一片骚动中朝上指了指，这时两辆警车拖来一个担架把前厅堵住了。

　　“能给你一间三块五达（3.5元的），”那个工作人员转过来对我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这都是怎么回事呀？”

　　“噢，拉（那）呀？有个人切了手腕，”他耸一耸肩说。

　　“切了手腕？为什么？”这个问题问得毫无意义，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看来我刚才的想法是对的！

　　房问。不错。在20层；一间没有窗户的大壁橱，小而幽闭，里边放着一张铁床和脏毯子。湿泥灰从天花板的一个破洞口一块块地往下掉。暖气开到最高而没有办法关掉。室内空气混杂着老人味、精液的腐臭味、廉价杜松子酒味。烟味以及思念、懊悔、失败、人间的痛苦与孤独等七情六欲味。床单还算干净。我最需要的也许是洗个热水澡和刮刮胡子。

　　走廊另一端的洗澡间正人丁兴旺。屋里蒸气弥漫，水声哗哗。虽说是冬天，窗户却四敞大开，看得见相连的侧翼，向下则是直通底层的黑洞洞的天井。

　　我慢慢地脱着衣服，似乎感觉到了热水浇在背上的舒适。然而在我一层层往下脱时，忽然感觉到了正盯着我脱衣服的目光的分量。我打住了。一排二十多个洗脸池前每隔一个池子有一面镜子，高矮不同肤色各异的美男子们正对着它们梳洗。我怀疑他们整个下午都站在那里梳着头发耐心地期待着什么。有白人、黑人、亚裔人、印第安人，个个都瞪大眼珠急切地等着查看我那宝贝的形状与我的三围。

　　“别把东西扔那儿，”一个从旁边走过的老家伙说，他穿着松提垮垮的黄色大裤衩儿，鼻头又红又圆，眼角粘着眼屎。

　　“嗯？”我困惑地说。

　　“小心有人顺手牵羊。把钥匙带进淋浴间去。”

　　“哦？”

　　“有的时候有人趁你洗的功夫把你的钥匙拿了到你的房间去，把你的东西都卷了走你还不知道呢。”

　　“谢谢。”我感激地笑了笑。像是个好地方。应该把妻子、孩子和爱犬都带来。

　　“上个星期他们想拿一个人的钥匙，那家伙不干，找了个黑鬼就把他从窗户扔出去了。”他耸耸肩用下巴指了指我刚才朝外探头的那扇大窗户。我恐惧地瞪着墙上那个从底到顶的大豁口。

　　“谁想要我的钥匙我会老老实实地给他们。”我提高了点嗓门说。

　　“最聪明了。”老人说，“别担心。”他温和地笑了。

　　“谁担心了？”我把声音提高了八度。

　　“你像个会照顾自己的人。”他安慰我说，“别担心他们。”他挤一挤眼示意那些人。“他们不会动你一根汗毛。他们只想看看你。”

　　12点钟了。我想，也许还要晚。半夜里我听见有各种声音。人们在我门前嚓嚓地走来走去。为了透气，门上的小窗开着。我看见人们的身影在我这无窗的棺材顶上游来荡去。我想睡，需要睡，却睡不着。长途跋涉使我精疲力竭，胡思乱想搅得我不得安宁，空空的肚子在咕咕乱叫。暖气一会儿嘟嘟响，一会儿咝咝叫。我抓过一个枕头盖在头上，接着又把它扔了。我渴望进入梦乡，然而睡意全无。黑夜曾经是那么甜蜜，现在反而成为一种折磨。睡眠可怕至极。我不再信任它。它将我一览无遗地暴露在魔鬼与幽灵面前。

　　我一遍又一遍听见我儿子们反复说那老掉牙的谜语：

　　问：为什么巴比有粉红色的奶头？

　　答：因为大兵乔的手上有功夫。

　　问：什么人身上全是黑白红？

　　答：玩剃刀的修女。

　　啊哈！剃刀。问问第15层的那个人。他会告诉你。我听见有人在走廊里小声说话。我的表指着清晨2点。有人睡在这里？我下了床在屋里踱步，拨弄一下卡住不动的暖气，使劲哼了一声。我又躺回床上想起维维卡和我离家之前的争吵。

　　“你干吗不出去找份工作干？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是不公平的。”我气愤地大声嚷道。

　　“我会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让我做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只要找就能找到。”

　　“好啦。行！那就是说最好你来照顾孩子，管家，打扫卫生，还有——”

　　“我不干！我太忙了。这儿的一切都需要修理。房子快散架了。摇摇欲坠。连材料都买不起。只能不停地修修补补。我还需要时间写作！”

　　“你根本没有写！”

　　“我会写的。可是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

　　“可是我不可能同时身在两处！到底，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安静！我需要安静！”我大喊着用手扯着头发，好像维维卡能给我似的。可怜的维维卡。

　　维维卡，噢维维卡。你干吗要嫁给我这样一个疯子？你应该留在凯身边。他是那么爱你。他会把全世界放在你的脚前。那么今天的你便是一位尊贵的夫人。你的衣橱里就会放满了璀璨华丽的服装，都是最时髦的。你有女仆、家庭教师、花匠，城里有大房子，乡下的河边还有别墅，凯会围着你团团转，不会像我一样折磨你。噢，假如他看见我们今天过的日子，一定会杀了我，不为我从他身边偷走了你，而为我如此这般对待你。你不但未能主持奢华的晚宴和高雅的晚会，反而把自己埋葬在古伯斯威尔的深山老林之中，跟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在一起，他甚至连他爱你都不会说。他不但未能向你表达他的爱，反而殴打你，伤害你，然后像条蠕虫悄悄地溜走。

　　维维卡，噢维维卡。今夜是为你而写，专为你而写。咱们都成什么啦！那些甜蜜的日子到哪里去了？那个时候咱们经常开怀大笑，无忧无虑，做起爱来天昏地暗，在野性的冲动下我使你有了咱们的孩子。

　　维维卡，听我说。你在林中能听见吗？我要站到这个快塌的衣橱上，在这座可怕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像公鸡一样大声啼喔：我爱你爱得发狂！我想要跺脚，脱衣服，用指尖戳地做倒立，还想做鬼脸。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想把钱烧掉，想跳芭蕾舞。听我说，维维卡。我要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我跟你一起去抢银行，然后咱们逃到阿富汗、中国的西藏、斐济。咱们在那里白手起家，我将亲手砍倒大片森林为你盖一所漂亮的房子。咱们将喝下一桶一桶的葡萄酒，相互依偎着臂膀跳舞，疯狂地转啊，转啊直到头昏目眩快活地醉倒在地。我将重新与你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与你一起享受重新燃起的性欲的快活；拥抱你，抚摸你，与你做爱，直到咱们让醉人的汗水浸透。我将用手沿着你身体的曲线将你摸个遍，用舌头把你丝绸般光滑的肌肤一寸不漏地舔个遍。我还要吻你的眼睛，挠你的脚趾。

　　维维卡，噢维维卡。为什么爱情要经受如此的折磨？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提出种种要求，提出我们根本无法达到的如同空中楼阁般的要求？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个男人，当你生气时把你拥在怀里，用亲吻驱散失望？恰恰相反，我从你身边跳开了去，像个无情无义的癞蛤蟆。

　　维维卡，噢维维卡。一个曾经那么富有情趣无忧无虑快活幽默的人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木讷忧郁的人呢？一个以往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放荡不羁的人怎么能学会不为金钱所动，变成有逻辑头脑、世俗头脑甚至工于心计的人呢？

　　维维卡，听我说。你在丛林边咱家的接收站隔着高高的塔松和厚厚的积雪能听见我从这里第20层楼的转播站发出的呼叫吗？维维卡，在这凄冷之夜我正向古伯斯威尔发出紧急信息。大声清楚地读给我听，不要出错，你就是回到凯身边，共同出走去做环球探险，我仍然爱你，原谅你，甚至愿意为你提行李。我渴望的不是尽床上的职责，而是头脑里的职责。如果你知道怎么做对你有好处，你就回到凯那里去。他会使你有气派，把你打扮成公主，你本来就是公主。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甚至会要咱的孩子，你的孩子，接纳他们，给他们无尽的欢乐，给他们买那些仿真鸟，美国大兵乔沙漠行动系列人物，还有遥控电动玩具赛车，这些都是他们渴望得到的。他会让你们都去吃油炯龙虾，蒜味明虾，夹满了新鲜草莓的草莓酥糕，顶上堆起一堆膨松的奶油。天知道，说不定我会潜进他家当一名花匠或者车夫，要么就当男仆？给一份工作和菲薄的工资，我便愿把他的汽车擦得锃光闪亮，为他栽种数英里长的牵牛花和其它名贵鲜花，替他修理整幢房子，像驴子一样为他驮载重物。他可以像喂狗一样把剩饭剩菜给我吃，而我将用舌头舔他多毛的慷慨的手。

　　我躺回到床上。啊……我想我开始打盹了……眼皮开始发沉，屋顶上的影子逐渐消失，屋外的喧哗变成了嘁嘁喳喳……我想起了自杀之前的阿诺德，他是一位天才画家，我的好朋友……我回忆起他最后一次来访之前的那封信，事实上那次拜访终于未能实现，当时我们还住在山上帆布顶无水无电的汽车屋中。

　　努德尔曼男爵：

　　8月3日抵达努德尔曼山的计划不变。我有可能与一位同伴一起旅行，他刚刚经受了严重的精神上的突变。他非常有口才。他会使您度过美好的夜晚。请为我准备好汽车房子——新刷过漆，有热水，有电，等等。一定要把能引起麻烦的不相干的东西清除掉。出生并成长在棚屋里的我，对于缺乏现代方便设施的环境极为敏感。哦，对了，一定要为我的清洁设备安排好一块地方。现在就挖好坑，用金箔镶好。我从不喜欢在同一个坑里大便两次。另外，把你们最好的瓷器和银器擦得干干净净光可鉴人——无论什么场合我们都不喜欢用纸盘子和塑料餐具。

　　请在索斯基邻舍旁列好欢迎的乐队，将缎子床单熨平展，把汽车屋内的气温调至华氏68度。其它方面，别无所求。

　　阿诺德

　　可怜的阿诺德，我正想着忽然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有人在动我的门锁。小偷？同性恋者？杀人凶手？我的力量背叛了我，所能做的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听着……咔。咔。咔。屋里几乎黑透了。妈的！那些挨千刀的准是把走廊的电灯给拧下来了。听着像是在用一根长铁丝撬锁。我的身体僵在床上，眼睛却凝视着房门。我感觉心都快从胸腔蹦出来了，脑袋也因恐惧摇个不停。行动啊！行动啊！我责备自己，可是愚蠢的念头使我的身体全然不听使唤，一点也动弹不得。

　　咔。咔。咔。锁轴在转动。啪哒。我在近乎全黑之中看见门把在转。接下来，我的屋门慢慢地开了。先是谨慎地开一条小缝。接着开了一寸。又一寸。天啊！我该怎么办？

　　突然，我看见了他——这个贼，攻击者，性欲狂，抢劫犯——他的身影在打开的门缝里显现；一个非同寻常的壮汉，个头高大无比，头快顶到上门框了，胸部与双肩十分宽厚，站在门口就像插进瓶口的软木塞一样把门堵得严严实实。

　　“你想干吗？”我用挤出的最后一丝力气问他，此时我就如同被机关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一般失去了战斗力。没有回答。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看着他，他的目光先扫视一下全屋，然后盯在我身上，他的身体弯着就像一只随时准备出击的禽兽。

　　“他妈的滚出去！”我尖声大喊道。试图镇住他，心中企盼他没有听出我的恐惧来。“滚！”我吼道，“不然我就敲碎你的骨头！”

　　没有动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仍保持镇定自如的姿势一动不动。肌肉收缩着，眼睛瞪着我。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他干吗老盯着我？妈的，我必须干点什么。干什么？什么都行！

　　“你要是不离我远一点我就——嘿！听着，你是自找！我会空手道。我有黑腰带。我的双手便是致命武器，这可是合法的。”我说着举起双手做劈刀的姿势。“我有责任警告你。”那个大黑猩猩从门口溜进来时我大吼着对他说。他忽然不再朝我扑来，而改用舞步轻快地走着。

　　“好啦，伙计，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我边说边坐了起来，摆好一个我自认为是进攻的姿势。“万岁——！”我嚷道，疯狂地做抡臂砍杀的动作，但是他移到离床一寸远时突然停步不前，低头看着我吓坏了的样子咧嘴笑了，这是我生来见过的最难看的笑——上下唇的缝隙间有一颗大金牙闪闪发光。我本能地大喊起来，准备承受那会置我于死地的不可避免的一次重击。但是他却令人不解地从我呆的地方悄悄离去。我背着墙，手臂仍旧软弱地做着准备出击的姿势……退。退。他一直退到了门口，然后侧身溜进外面的走廊，鸦雀无声地关上了门。

　　我从床上跳到地下在冰冷的石头地上站了一会儿。我冲向门口。门锁住了！我疑惑地抬头看了看门顶窗，发现屋外走廊的灯还像以前一样明亮。这是真的吗？他真有其人吗？还是我又把幻觉与现实混为一体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移到门前顶住门把手——不再有机可乘了——然后沉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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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嘿嘿？”嘈杂声闯进我的梦乡。

　　“起来，起来。我们打算跟你谈一谈。”主席宣布说，他敲了一下小槌命令治安维持会进入工作状态。

　　“噢。”我呻吟一声。“让我休息一会儿行吗？”我把枕头捂在头上。“今天晚上我必须睡上一小会儿，不然我非疯了不可。”

　　“疯！哈哈！”我听见有人咯咯地笑。即使是闭着眼我也敢说那是二号，博学多才的骗子，他觉得这很好笑。

　　“我想你已经让我们等得够久了。”同一个声音说道。我朝上望了一眼，果然是老熟人二号，肮脏的髭须下面一对闪亮的大鲍牙就像大老鼠尖尖的门牙似的。

　　“咱们快一点行吗？”我大胆地问。

　　“听你这么说太让我们吃惊了。你该懂规矩。努德尔曼先生，”治安维持会主席像个人物似的提醒我说。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不断地改变规矩！”我失望地把枕头扔到一边。

　　“是的！”

　　“就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规矩。”好脾气的主席笑着说，桌边的人都拍了巴掌。

　　“那就少谈一会儿吧。”我乞求说。“请吧。如果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在——”

　　“太——太——太多的方——方面。”五号插嘴说，他是个结巴。

　　“好，我快点说。”

　　“要么好好说，要么就什么也别说。”主席抽一口烟斗警告说。这个人光头大肚子，双下巴，那副臃肿的样子足顶两个约翰·米歇尔。

　　“也许我们可以等努德尔曼先生休息一会儿之后再回来，”杰太太建议说，这位戴牛角框眼镜的中年妇女笑起来母亲般的慈祥。

　　主席咳嗽一声把手中的纸搓来搓去，装作没听见她说什么。杰太太是治安维持会里唯一的妇女，她好像总给他们制造麻烦。据我所知，无论什么会都必须有至少一位妇女，为的是不与联邦政府的指示发生冲突。在我的会里似乎还应有一位黑人，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一位合格的黑人。所以，至少是暂时，政府放松了那一条要求——这是明智的。他们也算出来了，就我的案情本身看尚与黑人无关。这当然是一种猜测，“有根据的猜测”，主席会这样说。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我这个会与其他人的什么会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我描述的话，我会说，总体来讲，他们看上去“更专业”。你知道，这个群体通常是由医生、律师、职员、男性同性恋者这样的一群人组成，就像常在学校董事会上见到的，他们一个个坐得笔直，表情拘谨，呆板。他们总是围绕环形桌坐成半圆形——就像今天晚上一样——把卷宗传来传去，互相交换非常重要的备忘录，极少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急切地盼着我接受他们的立场。

　　我想第一次与这个治安维持会相遇是在我从第一个工作岗位被解雇的梦中——

　　“不对。”三号打断我说，他瘦骨嶙峋，两手青筋暴露。“是你在布鲁克林工艺学校学习工程的时候。”

　　“对，谢谢。”我尽量显得特别有礼貌。跟往常一样，总是他们对。布鲁克林工艺学校。那是我头一次做出的至关重要的错误判断，把他们请了进来。可是那一夜当他们如此客气地唤醒我时，我又怎么知道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他们看上去是那么与人无害。那么友好的一伙人。所以当他们说“把你的情况讲出来”时，我就立即掉进了那古老的陷阱。我口若悬河讲了许多，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对他们讲了。他们是非常会鼓励人的听众，又是点头又是赞许，对我讲的笑话发出会心的笑声，甚至像是被我的情绪所深深感染。谁又会想得到他们到头来用我所讲的事情来攻击我？

　　“早晨2点了。”三号神经质地挠着惨白的无毛大腿说。我坐在床沿看见他们正偷看他袜子以上的部位，那袜子用一根绿色吊袜带系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用吊袜带了。

　　“你要是想走的话，我们准许你。”主席朝他的方向点了一下头。

　　“不。不。”三号不太坚决地否认说，“我一直在热切地盼望这个时刻。”他搓着手说。

　　“噢，滚吧，行不行？”我生气地滚回床上去拉过毯子盖住肩头，然后面朝着墙——好像这样做就能解决问题。这些混蛋真粘糊，说实在的。

　　主席敲了一下小槌。“我想有一点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再不会那么幼稚了。”

　　“是呀，就是上一次，”我笑着说，“记得吧，我的中间名字很矛盾。是不是你们说的？”

　　“考虑到今天晚上努德尔曼先生不愿意跟治安维持会讲话，”主席边背诵边使劲地把椅子往桌边拉了拉，“鉴于他故意采取不合作态度，我想我们依然要进行——”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只是别老把我扯进去。成不成？”尽管我已下决心不肯示弱，可是从声音里还是听出了恳求的意思。

　　“不幸的是，你必须听我们讲这个程序。”主席嘟哝着说。

　　“或许我们可以明天再来。”四号温和地说。

　　“这是整个晚上我所听到的最聪明的主意。”我们的主要见证人尖声说着又振作起来。

　　“瞧。瞧。他开始大胆反抗了。”一号说着在一个合适的栏目里做了个记号。

　　“把这个也记上，对吧！”我喊道，“只是别一开始就编大瞎话说你们比我高明得多。我敢打赌你们回家以后打孩子，穿老婆的内裤——或者丈夫的，根据情况。”我朝有点幽默感的杰太太鞠了一躬。她笑了。不管怎么说，我跟女人相处总是更融洽些——她们更温柔，更富有同情心，也更开放，甚至会拿她们自己开心。

　　“我提出动议暂时休会。”一号说，他两手交叉作沉思状，这是他的老毛病。要是你年复一年地面对同样一组人，你就会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怪癖。譬如六号，他爱挖鼻孔。八号经常偷偷地劈大腿跟。不过杰太太没有那些神经质的毛病。我的确对这个女人有好感。

　　“……咱们让他自己呆到，到5点30分吧。”四号插嘴说，他似乎有点过于着急了。

　　主席点点头。

　　“你会为此后悔的。”二号唱道，他退出时用两个手指捻着胡须。别人在他稍后边一些。

　　“嘿！等等！回来！”我喊道，“咱们不能就进行一次短短的交谈吗？都理智些。知道你们还会回来就意味着我整宿别睡了，想着猜出你们的意图，想着为自己准备，还要担心你们将——”

　　“随你的便。”主席笑了，脸上显出胜利者的笑容。“我们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哦，请秘书宣读上次会议的记录好吗？”他说完杰太太便恭顺地站起来。

　　“某某某会议。”她开始宣读关于他们新发现的歪曲事实的《第二号报告》。等等等等。我玩弄着拇指，坐在床沿抚弄脚丫子，大声咳嗽，还擤鼻涕。

　　“……还有，努先生最终将使他自己受到……编进这个题目里……但是他为什么坚持把他住的城市叫‘古伯斯威尔’？而——我们都知道——古伯斯威尔是一个如此美妙的名字。”

　　“谢谢。谢谢。”主席十分高兴地笑了。“还有什么补充吗？修正呢？等等等等？动议通过。”

　　停顿。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立场？”法律与秩序先生说，他磕了磕烟斗里的烟灰。

　　“这一回我能不能按着《圣经》发誓？”我狡猾地笑了一下，只穿着内裤从床上下来朝长凳走去。房间太小，两步就到了凳子跟前。

　　“若有一点不必要的评议或是俏皮话，”主席严肃地警告说，“我们就休会。”他说到这的时候那些人马上在俏皮话一栏做下记号。

　　“对不起。”

　　“还有，假忏悔是不能容忍的！”三号用他的皮包骨手指头戳了我一下。嗡嗡嗡。又一个记号。不诚实。怎么，两个记号！嘿，这不公平！

　　“日程上的第一条？”主席用槌柄指了一下五号。

　　“我——我们一直观察你跟施——施——施泰芬的行——行——动。”五号说。

　　“我就猜着是的，”我明白了一点。

　　“坐直了！”主席大叫一声。“不准低头哈腰的。”

　　“告——告——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看——看她的腿——腿——腿的。”五号结结巴巴说着窃视着我的眼睛。

　　“你是不是同性恋？”我狞笑一声。

　　“回答！”

　　“她的从头到脚我都看。看她的鼻子。看她的指甲。看她的——”

　　“看她的腿！”一号大声喊叫起来。

　　“心里想什么就看什么。”七号喃喃说。

　　“我是把她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看待的，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腿！”被髭须遮住嘴的二号呵呵笑着说。

　　“你唯一关心的是她的身体——”

　　“我反对！”我跳了起来。

　　“坐下！”主席朝我喊。

　　“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我开始出汗了。趁不注意赶紧把上唇流下来的汗抹去。

　　“在她的汽车里你百分之八十七醒着的时间都用来观察她的身体——我们甚至用不着描述你做的梦。”六号继续给我施压。

　　“你又挖鼻孔了，六号。”我试图反击他。

　　“身体！”一号指控说，他俨然一副牧师的样子。

　　“不对，不对。”我摇着头说。“她的想法引起我的兴趣，我对素食主义者总是很好奇。总而言之，不管你们怎么样，性不是我所想的唯一事情。我还想了很多其它的事情。我就像头骆驼，遇上沙漠中的绿洲便狠喝上一通，而不会每遇见一个小坑都停下来湿一湿嘴皮。”

　　“得啦！得啦！”八号不耐烦地啧啧说。

　　“行。所以我瞧了瞧她的腿。她的全身，如果你们满意的话。不过这是很正常的事。”

　　“也许对你是正常的。”八号狞笑着说，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抬了抬眼皮。

　　“嘿，就在刚才，你问五号是不是同性恋了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老实说，只想幽默一点。希望你们别把我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扯上点什么意思。再有，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在关于我的栏目里做记号了。我怎么做才能消掉它们呢？”

　　“可是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杰太太慈祥地说。

　　“我想继续追究同性恋的问题，如果允许的话。”一号试探地说，他手指又交叉在一起像是在祈祷。

　　“你是犹太教牧师？”我问他。

　　“怎么讲？”一号想追出这个问题的意思。

　　“什么事‘怎么讲’？”

　　“依你所见，如果我是一名传教士，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没有，只不过是好奇而已。”

　　“假设我就是犹太教牧师或者基督教牧师，就像你所怀疑的那样，会不会改变咱们的关系呢？你会不会把我当成神父看待而不——”

　　“行行好还是回到同性恋的话题来吧。哎？”

　　“随你的便……”一号清一清嗓子，戴上眼镜，开始从笔记本上找材料。“我们对你跟那位同性恋绅士寻欢的方法有着特殊的兴趣，就是那位在宾厄姆顿让你搭车的人——当他发现你破坏了他的好情绪时就让你从罗斯科下了车。”

　　“哦，他呀。你看，我对搞男性同性恋的人一点意见也没有。我是超级开明人士。只是不想让人对我施暴——”

　　“治安维持会成员们请注意这人使用的贬义和偏见的称谓。”

　　“可是并没有偏见动机呀。”我反驳了这另一种诠释，不过我的反驳听起来就像对着尼亚加拉大瀑布尿尿（佩里常这样比喻）。“尊贵的委员会的先生们，求求你们，我不过是用了个俗语。我完全可以说同性恋男子或者恋男性的男子——或者说，你们喜欢的话，同性恋者。”

　　“不错，”那个恶心人的挖鼻孔六号说，他用嘴唇挤出一个微笑，“可是你没有。”

　　“接着讨论你们的同性恋情结——”

　　“同性恋情节？”我喊起来。“没有情结！”

　　“你处理当时情况的手段无疑很冷静。”

　　“无疑，”我疲惫地耸了下肩——在“袋鼠法庭”①上你是绝对不可能赢的。

　　①　袋鼠法庭：指非法审判。

　　“真冷静，”二号插嘴说，“以至于冷静到极点，走向了反面。”

　　“就是说，没有狠狠地揍他一顿，”我说，“我怕我自身潜在的同性恋本性暴露出来，所以使用严厉与超冷静来掩盖自己。”

　　“不错。”

　　“绝对是！”

　　“妙啊！”

　　“他正在一点点地学，不是吗？”主席面有喜色地说。“要知道，”他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又转向其他人，“像这样的时刻我才会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好，好。我承认。我是同性恋者。我一直是。我是一个霸道的母亲和一个软弱的父亲的产物。我对异性恋的热情只不过是个烟幕弹，一个聪明的计谋。阶级的烙印。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来，主席先生，您若肯屈尊到另一间屋来，脱下您的裤子，我会迅速地兽好你。”

　　“啧，啧，”二号说，他急忙记录下这一条。“你又倒退回去了。”

　　“你为什么仍然觉得必须攻击我们呢？”

　　“你为什么顽抗？”

　　“还这么刻薄？”

　　“给我们一次机会。要知道，我们是你的惟一的希望。如果我们不能成功，你就会丧失理智。”

　　“是的，是的，”我叹了口气又栽到床上。听他这么说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太累了。自打吃下鸡蛋三明治后还没有再吃过一口东西呢。我的脑子都不会思考了。我需要睡觉。明天我还得去见考夫曼先生。我的头脑不敏捷的话，计划就全完了。我也就死了。玩儿完了。昨天夜里就煎熬了一夜。你们这些人来得越来越勤。求求你们让我安静几宿吧。听着，我来提个建议。给我三天，然后我跟你们玩马拉松。行吗？”

　　沉默。

　　“看啊，你们把我折腾成这个样子，我连觉都不敢睡了。我说的是真的。你们让我害怕了，”我伸出双手恳求他们，尽管我努力控制自己，还是哭了起来。我马上把头扭开，胸腔因抽泣而一绞一绞地痛。我挣扎着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用袖子擦一擦眼睛，然后转过身来。

　　“现在感觉好一些了？”杰太太关心地问。

　　“还不太好，”我强挤出一个泪痕斑斑的微笑，“不过谢谢你问我。你太好了。”

　　停顿。

　　“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我叹息说，红红的眼睛央求地从委员会一个成员看到另一个成员。

　　“我们马上就说到这个事。”主席愤怒地说。

　　“咱还回到同性恋问题上来吧。”五号又拣起了这个话题，从他的语气听不出一丝怜悯之情。

　　“你们在钓鱼玩儿，”我有气无力地反驳说，“而这一切都是以我的时间和睡眠为代价的。”

　　“你有没有搞过同性恋？”一号坚持问我。

　　“没有。我是素食主义者。”

　　“回答问题！”

　　“没真搞过。”

　　“那是什么意思？”

　　“嗯……有一次……”

　　“啊哈！”四号高兴地叫起来。

　　“你瞧！你瞧！”六号喊道。“我们是对的。努德尔曼先生，你骗不了我们。”

　　“假如‘是对的’如此重要的话。”我耸耸肩。疲倦极了。

　　“绝对重要，”杰太太说，“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否则就算失职。你不会以为政府职能部门什么活都不干自拿钱，对吧？”

　　“接着说，请说。”主席催促我。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嗯，在我13岁时，我在昆士区我家旁边的林子里散步，你知道，森林公园。”

　　“往下说。”

　　“这时我碰上那——”

　　“我——我——我——不是告诉你们——们——了？先生们。”五号插言道。

　　“让他说完！”主席大声说。

　　“我撞上了那家伙，他死缠着我不放。后来他问我：‘嘿，小伙子，想让我帮忙吗？’‘帮什么忙？’我问。‘想让我给你口交吗？’他说。”

　　“口交？”四号拨弄着袜带问道。

　　“吮吸阴茎。”主席什么都懂似的说。

　　“噢。”四号说，并且在纸上匆匆地记着。

　　“那你怎么办？”一号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探问我。

　　“我吓得要死，拼命跑出了树林。”

　　“他跑了！”一个人喊道。

　　“跑了！”另一个人附和说。

　　“跑出了树林。”他们都站了起来，齐声欢唱和鼓掌。

　　“拼命地跑！”乱舞群魔中的一位大声喊道。

　　我极不舒服地等待这一切快点结束。

　　“啊哈！”主席终于惊叹道，兴奋劲降了一点，并开始飞快地记笔记。“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个情况？”

　　“因为我没有想到它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让我们来决定它的意义。”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不能告诉你。是要载进绝密文件里的。”

　　“可我必须知道。知道自由信息法案是干什么的吗？我有权力知道我的人格是不是被歪曲了。为什么如此至关重要？是不是这说明我是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或者其他什么恋者？”

　　“它的意义自然远远超出世俗的看法。”

　　“你必须告诉我。”我又大声嚷起来。“求求你！”

　　“现在咱们开始真正的工作吧。”

　　“什么工作？”我抽噎了一下说。恐惧攥紧我的喉咙。

　　“最终的目的。”七号说。

　　“你们想——？”

　　“我们想让你彻底认罪！”主席咆哮着说。他的小槌猛地一击。我在极度的绝望之中看了一眼杰太太，没想到她的眼睛也突然变得凶狠冷酷起来。

　　“不准漏掉一个句子，一种看法。”一号怒气冲冲地说。

　　“全部的事实，只准讲事实，不准扯别的。”

　　“关于什么的？”我大声问。

　　“你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认罪就别想有安宁。”

　　“我认罪，可是你们得告诉我认什么罪！我实在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

　　“关于同性恋者？”

　　“不对。”

　　“关于爱无能？”

　　“不对。”

　　“关于是个大废物，与社会格格不入？关于是天生的撒谎者？”

　　“不对。”

　　“不对。”

　　“不对！”

　　“那关于什么？”

　　“不可救药了。”八号说。他厌恶地摇一摇头。

　　“典型的。”杰太太说。我曾把她当做好朋友看待。“你可以从社会和精神方面去想。”

　　“与思想有关，跟身体无关。”

　　“太尖刻。”

　　“连工作都保不住！”

　　“连闹饥荒时卖面包的活都找不到。”

　　“这跟我找工作有什么关系？”我大声说。

　　“没关系也有关系！”

　　“我来问他几个问题！”

　　“求求你们。”我乞求说，任凭泪水满面流淌。凭着直觉我设法遮掩自己暴露的部分，因为我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破烂的内裤——忽然想起母亲的教诲：要记住，参加考试之前一定要换一条干净内裤，去买鞋之前一定要换一双没有洞的袜子。

　　“他疯了！”二号指着我的狼狈样子责难地说。

　　“就是个疯子！”

　　“精神失常！”

　　“神经错乱！”

　　“我会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为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想象的一切罪过而忏悔。如果你们肯给我——不！我什么也不忏悔。我有我的权利！你们就是要折磨我。给我一毛钱让我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反正，我拒绝承认这个法庭，因为你们忘了宣读我的权利。”我挥着拳头朝他们嚷道。

　　“我不是傻子。我懂法律。”

　　“比搞同性恋的家伙还蠢。”

　　“我动议不受理此案，理由是——！”

　　“比啄木马还疯狂！”

　　“行，行，我认罪。妈的，我要是开了头就收不住了。咱们可就要在这儿呆到下地狱那一天了。”

　　“我们有的是时问。”主席笑着说。

　　“可是到底要我认什么罪呀？”

　　“你会知道的，努德尔曼先生，”他边笑着边渐渐远去。“你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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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治安维持会走了，留下我在青年会这间无窗的陋室里不知所措，一筹莫展。我仍然穿着破烂内裤——这副样子当然不宜在一组尊贵的人面前作证，不过他们总有办法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突然出现。假如我住在一所像样的旅馆——哪怕在我妈妈的公寓里，尽管那里铺着粉红地毯，摆着红红绿绿的塑料花，房间装饰得像妓院——他们今天晚上就有可能放过我去。这算是一个教训吧……我在屋里走了几步，踱进走廊然后朝男厕所走去（好像这里有女厕所似的。）哈哈。真有趣，努德尔曼先生。一分钟前你还痛哭流涕哩，接着就又大开玩笑了。

　　洗澡间除了滴滴的流水已空无一人——长排的洗脸池和小便池像急切迎客的守卫者一样随时做好排水的准备。早晨3点30分。就连有窥淫狂的人也需要睡上一会儿——或许正忙着对昨天偷看到的别人的生殖器编织离奇的故事呢。

　　我弯腰站在搪瓷小便池前，尿出的小便形成一个长长的美丽的金黄色弧形，恐怕麦当劳也要自愧弗如了。我拉动拉杆，醉迷迷地看着冲水急速转成一个漩涡。上乘的美国水管工艺，我赞美地摇了摇头。然而我还是得离开这个鬼地方。如果我接着在这里睡，不知道一会儿还会出什么事。我动一动头，实在太累了。为什么我总在黑暗里生活，在夹缝中挣扎？为什么年复一年地生活在错的一边？现在我个人与家庭与经济，三者凄惨地搅合在一起，此时我最需要的是生活中有一点小小的开心事。开心事。不管是哪一种的。然而我担心就算我正好与它撞个满怀，就算它抓住了我的睾丸，就算它挠我的胳肢窝，我也未必能认出它来。这就是开心事。其实每个人都在谈论它，不是吗？到我家来，咱们干点开心事。伙计，昨天夜里开心不？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从我个人生活体会中，至今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知道人人都应该有一点，而且很清楚没有人比鄙人更需要一点开心事了。开心事。它就跟成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另有一件事，在我退回那密不透风的小屋时我的糊涂脑袋瓜以真正神奇的速度挖掘着新奇的深奥的事物。假如我有一支笔、一张纸、一点点耐心和一个足以叫人恶心的信念，就会创造出非常有趣的作品。为什么非花时间写小说不可？借助于收集来的学术论文和哲学文章，这篇东西很可能会使我拿到诺贝尔奖，同时还有开心事，甚至——如果我真有水平，再发挥得好一些——成功也会接踵而至。嗨。我所要做的就是写出一本畅销书，写出一部一蹴而就的小说，是关于一条虹洚鱼威胁着一个社区的故事。

　　我穿好衣服，打好行李，走下楼去——我永远告别了那个房间，感觉马上好起来。我朝电话亭斜插过去，打通了古伯斯威尔。电话铃声。铃。铃。

　　“哈啰？”维维卡的声音，低哑和半睡着的声音。

　　“是我。”我高兴地说，听到她的声音我即刻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

　　“出什么事啦？”她带点惶惑地问道。

　　“没事，我挺好的。”

　　“可是——”

　　“一切都好。真的。甚至还挺开心。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再问你一件事。”

　　“嗯？”她打个哈欠说。

　　“我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爱你爱得发狂，爱得发疯，全身心地爱你。”

　　“在——在早晨4点钟？”

　　“不要让我解释。”

　　“我很感动。”

　　“瞎说。”

　　“真的。我恰恰半睡着。你叫醒我时我正在做一个挺高兴的梦。”

　　“什么梦？做爱的？有我吗？”

　　“是也不是。”

　　“说给我听听。”

　　“不！”

　　“你为什么总是神秘兮兮的？挑逗人可又不说，这就是你，可这是正事！”

　　“不。”

　　“我总想要是你能把女人的梦，特别是性爱的梦记录下来，一定能写成一部成功的小说——就甭愁钱了。”

　　“你打电话的‘另一件事’是什么？”她问我。她不肯上钩。

　　“对，还有一件事。请你去问问马格努斯，看他有没有给我留话？”

　　“可他睡得正香——”

　　“正香。我知道。就是这样。你不必叫醒他。就问他一句今天晚上他有没有给父亲留话。”维维卡不情愿地去孩子的屋了，我耐心地等着。

　　她哧哧地笑着拿起电话。“他闭着眼睛，带着满脸微笑，”她笑着说，“说‘孩子是奴隶’。”

　　“妙极了。谢谢，再见，”我说着挂了电话，在电话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要超时费之前就挂断了。

　　对呀。就是这样。孩子是奴隶。昨天晚上马格努斯给我的睡前留言是“我们是野蛮人”。一个六岁的孩子哪儿来的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词？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孩子们还是这个家庭或者整个人类？如此深奥的道理，我在清新的空气中漫步在第二大道上，心中想着这些事。街道很安静，偶尔闪过一辆出租车。夜开始透明了，多么清澈，尽管街灯亮着，我仍能从两侧高楼屋顶的夹缝中看见朝我眨眼的星星。

　　我看了看表。4时10分……嗯……如果我碰巧在午饭前赶到伯尼的办公室……想想吧，整整八个小时，可干我认为合适的事情，可以胡思乱想。看来……我可以去动物园，可是除了猫头鹰其它动物都还在睡觉。还有汽车终点站，地铁，火车站，日夜食品店——在最后一处呆着必须吃点什么才行，否则较难。伯尼要是请我大吃一顿怎么样——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可不愿意把我的胃口惯坏了。还有，最好能省下几个钢镚儿。“省一分赚一分。”我说服自己，同时手指在钱包里搜索，又在口袋里翻找有没有掉出来的钢镚儿。算一算……离开家的时候我把家中全部的钱都带上了，只留给维维卡5元急用钱（万一哪个孩子得了急病需要购买救命的药）。就是说出门时我身上总共有26元4角3分钱。花了3.5元住青年会（我知道会对匆忙离开那里感到后悔）。妈的！假如我没去住青年会，就有可能花上一笔钱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尽管我知道只要钱还安全地在我兜里装着，我不会乱花一分，我真他妈的成贱货了）。8角5分电话费……还应当剩下22元……0……8分，我一边往城里走一边算计着，脑子里全让经济帐塞满了，全然忘记了周围的环境。

　　22元8分。过去买一合雪茄的钱升格为现在一个星期的菜钱。不过这有什么可失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暂时现象，说不定连乔·保罗·格蒂①也曾数着5分钢镚儿过日子呢——或许是一分的——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22元8分——足够我们的纯花销，如果不算上那些庞大数额的帐单，债务以及购房的分期付款的话。为了说起来方便，姑且把他算做23元。你可知道，努德尔曼，就在今天这个日子，有的人会连眼皮都不抬地把这么多钱扔给守门的侍应生。要么在华丽的夜总会的厕所里，把一张20元的票子顺手塞给一个手托香皂毛巾的可怜的老家伙。要么用它点着雪茄，甚至用它擦屁股。而此时的你却在一分钱一分钱地数你的财富。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自己像一堆臭屎？一点也不。这种困苦仅仅是暂时的。以后，当我有朝一日富裕起来，我会满怀思恋之情写出这些猪狗不如的日子。维维卡跟我将共同回忆“那艰苦的岁月”，正如帕特和理查德·尼克松时常回忆他当年在他爹的加油站补汽车轮胎，而帕特被迫去当夜间酒吧招待的故事。尼克松夫妇在回忆中表达的只是艰难时期的痛苦，而我则将站在一定的高度面带感情丰富的微笑，留恋地回首“有意义”的岁月，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朴素，无需为琐碎小事而烦恼，更不必操心去市场上搜罗可以免税的政府债券，想方设法寻找逃税方法或者钻现行财政法律的空子。

　　①　乔·保罗·格蒂（1892-1976）：美国富商。

　　22元8分。告诉我，伯尼，倘若你到青年会来住一宿，扔给他们3.5元钱，八小时之后你是不是还想着那钱呀？

　　“3.5元？”伯尼大笑起来。“你是说35万吧，是不是？”

　　“对。对。”我也大笑起来。“当然啦。我把那倒霉的小数点点错了。我过去可曾是数学家哩，你信不信，伯尼？咳，咱们不就错了几位数嘛，朋友之间多几个零少几个零又有什么关系？”我骂了一声接着狂笑起来，手从口袋里掏出21元8角5分。“咱们忽略了23这个数，伯尼。23个千，当然啦。它们跑到哪里去了？是骗局？”我大声嘟囔着从一个警察身边擦过，他已经观察了我一个街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从没见过什么人自言自语吗？可怜的家伙，他一定是刚出警校第一次上街执勤。让他在街上呆两个星期，那他准会跟他的警棍痛痛快快地聊大天了。

　　21元8角5分。再消磨七个小时。伯尼，今天不是你掏腰包就是我上当受骗。七个小时……不对，六个半小时……过得真快……剩六个小时了……我因缺少睡眠而神志恍惚，不知该往哪儿走，但能意识到两只脚正把我带往曼哈顿下城，从商店门口打盹的醉汉们纠缠在一起的脚丫里挑道走，此时我还没有想好今天的日程安排。鲍温利①。这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和我哥哥渥尔特来的地方，他要给我们进行现实主义教育。“看看吧，”老爹指着睡眼惺忪的醉汉们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做作业，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在贫民窟里生活！”这可吓坏了渥尔特，吓得他一直努力直至考进研究生院拿到博士学位。我则得到相反的印象，这些打着呼噜的生灵不会有父亲的那种压力与担心。他们不付租金，不必与顶头上司打交道，总能睡个好觉，并且——尽管贫穷——既不用每天12小时每周四天卖苦力，又不用日夜受着恐惧的折磨，不必预料他们印刷公司破损的机器什么时候就会彻底损坏。妈的！我怎么总是一个聪明的笨蛋？我于吗不像渥尔特一样担惊受怕一路进取拿下我的博士学位来？但凡我有一丝害怕说不定我也成功了。也许还能读一读博士后呢。今天就会像我那些科学家朋友一样有保障、富有，但是痛苦。我则截然不同，无保障、贫穷，但是快活。受穷是很浪漫的事情，对吗？啊，不错。一分钱没有的那些日子是我和维维卡最快活的时候。在我们勉强糊口时我俩真诚相爱。我们像一对驮牛，共同负重前行。从不说气话，从不落泪，坚忍不拔，无怨无悔，勤俭节约，善良待人。这就是那时候的我们。友好，礼貌，周到，温顺——一个童子军或是一条狗该做到的我们都做到了。

　　①　鲍温利：纽约的一条街，多廉价旅馆及下等酒吧。

　　“再走一点，再走几条街。”两只脚不知疲倦地拖着我沿唐人街东侧往前走，空气中仍弥漫着昨夜的蘑菇辣子鸡味。离开唐人街，哇，你瞧，我抬头望去忽然发现一个钢丝编织的庞大的艺术品从石塔上吊下来。

　　布鲁克林大桥！我口中念着举头凝望那熟悉的猝然下降冲进黑暗之中的壮观的曲线，忘却了的记忆似开了闸的洪水涌上心头。布鲁克林，我嘴里说着，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它像一辆孤零零的汽车行驶在弯曲的路上，它红色的尾灯飞跨到了对岸，迎候在那一侧的布鲁克林点点灯光诱人地闪烁着，宛如画中的妓女。

　　金县。就在这里，作为一个大有前途的13岁黑市交易老手，我的生意越做越好，别人做抢手的钻石生意和毒品生意时，我则非法地贩卖爆竹。那时候的我很狡猾，告诉你吧。我的起点如此辉煌，本该去西贡或者贝鲁特，至少也应当一名靠发不义之财致富的电梯稽查员。

　　是呀。布鲁克林大桥。困顿的大脑仍在不着边际地漫游。就在这里我经常在布鲁克林工艺学校的各教室间来回奔跑。学校的人们忙着把我培养成电子学的健忘者；过去我常到大桥上来清醒大脑，以便进一步钻研微积分学、量子力学和场论方程式；过去我常在这里的人行道上散步，吃着我母亲完成任务式地搓合成的干了的三明治，在这段桥面上我朝下凝视拽着垃圾船的拖船划破水面的浮油及漂浮的垃圾脏物向前行。秋天。冬天。春天。无论如何在这里滞留比呆在工艺学校里那用涂上绿漆的水泥铺就的草坪上要好。没错，东河简直像个大粪池。但是对我来说它飘溢着海水的香味，相比之下学校楼里充斥的是成千的工具制造工程师的汗酸味，那幢机械大楼在那个幸福的时期是吉列剃须刀片厂。剃须刀片！今晚的第二次，我数着呢，我一边想一边爬上第一根长长的弧形悬缆，用一只手拿着提包以便在这光滑的钢丝上保持平衡。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灵巧得像头能爬山的山羊。

　　天仍很黑，我轻松地向上爬去。灯光照射与阴影交替伴我向上，悬缆越来越陡，我向上爬呀爬。停一会儿。喘口气。空气中的海草与咸水味与外国客船和货轮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向上。向上。再向上。这才是属于我的地方，我应该在这里登记而不是青年会，那宝贵的3.5美元便可省下来。我解开皮带，把包系在腰后，开始了真正的上攀，因为悬缆的这一部分几乎是垂直的。布鲁克林大桥，我恍恍惚惚地唱着，一百多米以下，一辆车在路上颠簸前行。再向下更深的地方，有一艘拖轮在航行，它小得像只玩具船，船首与船尾亮着微弱的灯光，在漂浮着冰块的河里喀嚓嚓地前进。一股寒风吹过水面，它嗖嗖地穿过悬缆，把我的头发吹得坚了起来，把我变成了非洲霍屯督人。“乌拉古拉尼姆巴鲁姆巴。”我悄声对大桥说，告诉它一位老朋友正向上攀登。

　　向上。向上。我像一只柔软的猫在冰凉的钢缆上朝上爬。我是一只丛林豹，一只山猫，最后一个猿人。哈！让治安维持会到这里来吧，如果他们还想开会的话。让他们找个地方安放他们庄严的带弯的橡木桌子吧，如果他们能够的话。

　　向上。向上。向上。我继续朝天上爬去，就像蜘蛛人、蝙蝠侠和奇侠女的化身；像马威尔队长、超人、牧场主朗和麦尔肯·艾克斯。①瞧呀，妈，是我，您的儿子，理德·赖德，罗伊·罗杰，芬尼。奥特里和罗纳德·里根，他们统统汇聚在一个动作敏捷无所畏惧的人的躯壳内。你现在不为我感到骄傲吗？爸，我从来没有告诉您因为我发过誓要保密，但是我始终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真正原因是——您一直都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外表装成一个脾气很好但是业务不强的人，事实上我忙得要死，忙着救人，忙着帮助在痛苦中挣扎的姑娘们，忙着改写低级趣味的黄色小说。

　　①　这些人都是动画片或漫画中的超人与英雄。

　　突然，我还来不及说声“夏扎安姆”①，身体已经伸了出去，触到了悬塔的石头墙护墙，同时发现——就好像这是专为我做的一样——塔墙上有一个不大的凹进去的地方，像一个凹进墙内的巢穴，刚容得下一个瘦瘦的猿人。

　　①　夏扎安姆：儿童俚语，用于要东西突然出现或消失时的咒语中。

　　我爬进去躲避狂风，夹在两壁之间稳稳当当地坐下来，我感到这里非常暖和；无人区，世界尽头。在我这个不被世人发现的有利地位，我可以一眼看到城东的海岸，分辨出曼哈顿的灯火，威廉斯伯格的灯火甚至昆士区大桥。朝另一侧瞧能看见斯塔腾岛和韦拉扎诺狭湾，往西北方向看，天虽然依旧很黑，但开始有点透亮。我打赌我能看见新泽西的悬崖峭壁。新乐西②。

　　②　新乐西：主人公对新泽西的戏称。

　　我向后靠去点上一支雪茄，瞅着脚下的景致，发现不远处的屋顶上用炫目的大字标示着“耶和华圣殿”。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心想，人间天堂。黑暗中我看着烟头一亮一暗，一时冲动把它攥在手里，然后把它远远地抛向夜空，随着它翻滚向下坠落，思想里产生出各种怪异想法，烟头本欲下坠而风却将它往上吹……亲爱的天上的主，我乞求您，在这一刻我产生了信仰，让伯尼，我的救世主，放过我吧。您只要肯帮助我这一次，我将永远不再打孩子，我将永远保持清醒，永不再调情，将爱他人，将尊重和珍惜我的邻居。谢谢主，阿门。

　　“你信不信，假如上帝真的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上个星期维维卡说，“那么你，或者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事。”

　　“上帝是迷信。”利夫说，他的意思是上帝是由于人们害怕才虚构出来的。

　　“很多死人住在这里。”马格努斯极有洞察力地说道。我们开车回古伯斯威尔时路过一个一英里长的墓地。

　　……有几分钟，我打了一个盹，睁开眼睛时高兴地发现天空呈现出淡淡的蓝色。一条桔黄色带子燃烧在布鲁克林上空。我心满意足，甚至自鸣得意。我感觉到了生活脉搏的跳动，听见全城的闹钟都响起来就像大炮在连续轰鸣，意识到几百万说话含混的人正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像那些舒适惬意的小仓鼠一样在一个个盒子里翻身。他们睡眼惺忪地挠着胳肢窝，挠着肚皮，挠着掉头屑的头发。

　　又是一天。

　　7点30分，人们都离开家门匆匆赶路，桥上的车一路颠颠簸簸。从我们的摇摇晃晃的直升飞机上能看见所有静止不动的公园小路、街道和窄巷。圆白菜的价格直线上升，结果导致严重的汽油短缺。电力供应不上，因为城里所有的电力公司都在进行着失控的罢工。市长最近疯了，他只穿着袜子和网球鞋满屋子乱转，还硬拽头上那仅存的几根毫毛。这位政府官员刚刚在电视上露面，他瞪着愤怒的金鱼眼宣布处于紧急状态、骚乱状态和团结状态。就天气来说情况未见好转。预报说能见度低，就业率低，效率也低。下午气温将下降，气压将下降，人的背将更加下弯。烈风将从东吹来，热空气将从南方袭来。至于明天，天气预报说没有什么问题，一个遍及世界驱之不去的低压政策将于不久的未来使我们收入更低，生活更悲惨。

　　啊，纽约，破碎的梦与梅毒的王国。在今天这样的早晨，红色的太阳从新泽西东方上空的一线褐色烟雾中冉冉升起，使你几乎产生在这里住下去的愿望。是的。就是这儿。你属于这里，属于这座桥，在这里你指挥着交通制造着小小的混乱。12年呀，我为什么像个僧人一样把自己深藏在古伯斯威尔的丛林之中？行动，这不仅是利夫的强烈愿望也是我的需要。一个这样的人，他横渡过大西洋，欣赏过黑皮肤姑娘赤裸的胸部，骑着骆驼走遍几大洲，曾在亚洲漫游，在非洲冒险，一个这样的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将自己埋葬在美丽的古伯斯威尔？古伯斯威尔。啊！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比同性恋者还不正常。这一回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该把它交给他们，疯狂程度超过——哦主啊！怎么这么想啊！我拍了拍脑门。我是一个愚蠢透顶微不足道忘恩负义的小人，治安维持会想帮助我，用托盘托给我一个卓有成效的群策群力解决问题的办法。疯得不及一个门把手，疯得不及——不过，当然！这一次挖鼻孔的人和捻胡子的人激励了我：进一步发展你的神经错乱，他们说。要完全彻底。向世人公布你疯了。必要时在《时代》杂志登一个全幅广告，口吐白沫猛抽脚踝。像侏儒一样伸出你的舌头。翻动你的眼珠露出白得像大理石一样的白眼球。太棒了！跟真的一样！

　　“我得赶快找一个电话。”我喃喃着收拾起东西重新爬上了钢缆——刺骨的寒风在欢迎我……

　　向下。向下。向下，我小心翼翼地朝下滑着，接近路面时桥上的汽车队正走走停停，我最后猛地一跳落在地上，双脚因猛一着地的冲力而发麻。我从地上蹦起来拎起小包朝桥下跑去，一直跑到一部电话跟前。如果生存不属于急救项目的话，还有什么可属于的呢？

　　411。问询处。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得到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号码，心在剧烈地跳，脑子在思索从简单的现实中悟出的深奥的道理。手指虽已冻僵却急不可耐地艰难地拨着电话。投进去的是10分钢镚儿，收获的将是好运。

　　“哈啰？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办事处？我是替一位朋友的家庭打电话，这个朋友刚刚得了精神分裂症。不，不。朋友。对。好人，只是比同性恋者还不正常——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哈。你能不能告诉我领取丧失劳动能力者补助金的条件是什么？”

　　这样的条件，我笑了。我双臂交叉，在曼哈顿下城的街上高兴地跳起了华尔兹。我的朋友——各个系统都崩溃了的那个人——在做眼花缭乱的色彩检测时将通不过卫生检查。简单地说——为了使同一位明显地遇到麻烦的朋友能够拿到补助金——要想合乎领取补助金的条件，他必须得到医生的证明，证明他不能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参加工作。哈哈。如果说我十分了解他的话，我相信他情愿要“更长的时间”。现在既然我们的朋友知道了这“保险的身体状况规定”，剩下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困居在古伯斯威尔精神病治疗所里。纯手续问题。小事一桩。只需看他一眼——你根本不需要列举病症——他们便会跪下求他接受补助金支票。关于神经官能症和丰富想象力的接近之处，弗洛伊德是怎么说的？我是个了不起的演员。我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一切都符合条件。

　　社会保障制度，我疑惑地摇了摇头。它不同于社会福利制度。多年来我一直在向金灿灿的国库里扔钱。今天我只想借用一点我的钱直到情况好转。多少年？好吧，十年。离着跟伯尼大叔共进午餐还有整整三个小时，不过我们干吗要在时间这种小事情上争来争去？总而言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有道德修养？其它国家都有十分慷慨的帮助困境中的艺术家的项目，而我国与他们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政府是在未意识到它的慈善意义的基础上“扶持艺术”的。

　　天完全亮了，在这个五彩斑斓与充满欢乐的早晨我忽然意识到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正站在自己生命的转折点。金融统计指标直线上升，我个人的情况十分乐观。须臾间我已经历了自身的彻底的复苏。我将不再被迫过着数钢镚儿的屈尊生活。也不再因为经济拮据而住下等旅馆，忍饥挨饿，靠领取乐善好施的救济过日子。再见啦，意大利通心粉。欢迎你，肉馅饼。每一个孩子都将有一辆新的十挡变速自行车。维维卡将重新陶醉于消费艺术。至于我自己，我只会往后一靠——在阳光明媚的尼斯或者凯尼斯什么地方——观赏孩子逐浪嬉戏。我将变得像画中晒黑的人一样一个劲地往身上拍果汁型防晒霜。我的牙将全部补好，内裤将缝得结结实实，心脏病和癌症将被彻底治愈。我将过上国王般的日子，只喝最优良的酒，饭前嘬一口开胃酒，身穿手工缝制的麻料套装。一切都是这么美好，只需让伯尼预支部分钱使我维持下去，直到那些支票潮水般涌来，不需要太多钱便可在酬金滚滚而来之前帮我渡过难关。噗嗤！我吹着口哨，跳起来磕着脚后跟，感觉自己登上了世界之巅。这一次我将重新焕发朝气，以新的面貌回到古伯斯威尔。我的好运如此厚重，说不定索斯基一家将打开一罐满是肉毒的豌豆罐头呢。留给他们自己享用周末美餐吧。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非特定性的奇妙的可能性，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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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怀着极大的希望和衰弱的心脏（又有了一本获奖的考夫曼书名），我走进了伯纳德·杰·考夫曼及合伙人联合公司。真够帅的。我赞叹外间办公室过多的装点和奢华的装饰以及那做作的布置。这里贴满了招贴画，有未被虫蛀的牙齿，有得了古怪头疼病时痛苦抱头的各个阶段，有瞅着狗食罐头笑的狗。淡蓝色墙上花哨地写着伯尼的名字，有两英寸大小。我吹了一声口哨。地上铺着雪白的地毯，这地毯一定用了800张卷毛狗的皮。

　　伯纳德·杰·考夫曼及合伙人联合公司。设计得多棒！不错，我的确设想过他的办公室会是这样的舒适，不过没想到是这个样子。这外间办公室像个贵宾接待室，可以当作法老院里的公共厕所。我实在太惊讶了。看着那宽大的皮沙发心想昨天夜里我真应当睡在这上面。多么豪华，我边想边掸一掸屁股上的土慢慢坐下去，一下子陷进了厚厚的泡沫塑料中，整个人埋进了深棕色阔绰的皮沙发垫里。嘿嘿，闻闻吧。倘若我有一个外间办公室，我就决不走进里间办公室去，更不会去工作。我自己心中想着，屁股在沙发里上下颠动着，以证明这是真的——当今社会人们不必过于谨小慎微。

　　“先生，需要帮助吗？”一个人客气地问我，我敢说她是前台小姐，在捣乱分子逼得警察不得不采取严厉打击之前我常在59街观察这些人。

　　“是的……是的。”我不解地喃喃说，赶紧站起来，可眼睛却看着那个患古怪头疼病的男人。“考夫曼先生已经出去吃午饭了吗？”我问道。我的脑子开始盘算如何应付这次会见……我是否应该彻底认错并且跟他摊牌，双膝着地跪倒在考夫曼的办公桌前，内心充满懊悔地扑倒在白卷毛狗地毯上乞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或许我应该做冷处理，采用麦迪逊大街手法①，向他解释《心脏与处女膜》的新包装是一个新概念，在对它的基本纲领作出否决之前应对它进行彻底的检验，应经过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阶级不同信仰的人进行市场检测？我是否应该对他献殷勤以取得他的信任？或者竭力纵容与姑息他的狂想与怪诞念头？我是否应该扮演无所不知铁石心肠但患黄疸满面倦容的作家，面对着这淡蓝色的墙壁与高级真皮沙发乱了阵脚？

　　①　指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搞蛊惑人心的宣传。

　　“先生？”伯尼的小娼妇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是否——”

　　“只对他说皮特·米勒来了。哈哈。”

　　“还——”

　　“不。不！我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个只有我俩才懂的玩笑。换了个想法，请你告诉他——”我该不该给他我的真名？也许他正嫌我不肯推开那扇沉重的橡木门直接进去呢。勇敢一些。你会失去什么呢？什么？800块钱。一笔巨款呀。噢，主啊我究竟为什么要跟他的小说纠缠不清呢？这太残酷太狠毒，太不顾人情，太不合算了。我究竟是什么人，凭什么要投别人之所好——

　　“我应该说是谁来了——？”

　　“说……说努德尔曼先生前来拜访。”我叹了口气坐回软软的沙发垫上，恨不得让软垫子把自己活埋了。

　　“……一位努德尔曼先生来了——”

　　“努德尔曼？对。正是我想见的那个人。马上让他进来。”我听见从传话器传出来的伯纳德·考夫曼及合伙人先生的声音。

　　“你可以——”

　　“好的，”我装出一副笑脸，急忙神一种衣服，把坏了拉链的提包藏到沙发后面。那姑娘看着我完成这一套动作。我急忙朝镜子里瞅了一眼自己的样子。看上去怎么样？是萎靡不振还是艺术家的风度？我这样子像是来索取还是来给予？

　　我在标着“主任①”字样的门上轻轻地敲着，听见首领伯尼哑着嗓子说“进来，进来。”总统②！我是厄里奇曼，豪尔德曼，约翰·狄恩和卡克·克尔索，前来向司令员表示敬意，我把帽子拿在手中准备向他敬礼，准备采取任何适宜的方式，只要不使我的上司恼怒。

　　①　“主任”英文是President。

　　②　“总统”英文也是President。

　　只是到这一时刻我才开始懂得那些穷人，知道了那些饱受苦难的人所必须承受的痛苦。为了几个镍币、一份工作、一个位置，在乔治镇的一处小小栖息地，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见到你很高兴，”这是考夫曼主任的声音，这个人不仅握着我那摞脆弱的800元钱，还握着鄙人的生死大权。

　　我开始在他这神圣的长长的办公室内寻找伯尼·考夫曼，明知考夫曼主任正坐在杂乱地摆放着药品和化学制剂和长长的书架与过道之间的某个地方。“进来。”他又说了一遍，终于从堆满罐头、瓶子、试管及盒子的书桌后面冒了出来。尽管他是站着，可是这个一向给我以高大庄重印象的人在这间像是杂货店的办公室里却显得如同一个小矮人。成行成行地在书架边沿上堆放着或靠着的是药品，它们足够一个庞大的军团用来医治便秘、脚癣、痔疮和缺铁性贫血。

　　“坐，别羞羞答答的。”伯尼·考夫曼热情地微笑说。这位创可贴海滩水气球泡沫剂超市业主，也许在他聚敛公司里滚滚而来的财富累了的时候捎带卖些小东西，这样可以使他重新快活起来。

　　“这些都是什么呀？”我终于开口问他。

　　“客户。”他解释着向我恭敬地伸出手来。

　　“哦，是吗。”我点了点头。我在这第40层的店里来回踱着，试了试纯香牌的，喷了点增美牌的，又洒了点预制清洁剂，心想如何才能避免那即将到来的“极刑”。

　　“咱们，”伯尼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满足我的好奇心后说，“谈一谈《心脏与处女膜》——”

　　“这是什么？”我拣起一个瓶子，故意拖延时问。“合成W护肤霜。嗯——‘帮助消除疣’……可惜我没有——”

　　“关于《心脏与处女膜》——”

　　“瞧，我正准备解释一下呢，”我突然转向我的控告人，这时我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各种喷雾剂熏得我晕晕乎乎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考先生努着下唇道。

　　“只是想告诉您我为什么对它做了一些改动，而且——”

　　“听着，我不想知道你为什么改动它，以及你的脑袋里都想了些什么。我惟一想让你做的就是完全按照你现正在做的做下去。”

　　“哦？可是我以为——”

　　“我原先也以为！”伯尼耸耸肩笑着说，“但是出版商喜欢。”

　　“什么？”我着实吃了一惊，心想这会不会是维持会设下的又一个圈套。

　　“听着，做生意就应该大度，知错改错。这是成功的关键。我知道我错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告诉Z先生我要放弃你改写的书之后他坚持让我把它送到他的办公室去。后来他把它给一位编辑送去，她一口气把它读完——她简直爱不释手——然后又让同室的另外两三个人读了。他们当天下午就给Z先生回了电话，给与它一致的评价。”

　　“一致？”

　　“赞美！”

　　“赞美？”

　　“是他们读过的最有趣的书。他们给它起名叫《色情加幽默》——尽管我对这一说法并不赏识。”

　　“当然不啦。”我厌恶地摇摇头，表面上却努力显得很平静。

　　“不过，你瞧，如果销售……”伯尼笑了。

　　“如果瞧着……”鄙人真诚地应声说。

　　“那倒是件好事。”

　　“应该是。”

　　“我特别高兴。”伯尼说着隔着桌子紧紧抓住我的手。

　　“听我说，不要谢我。”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时他仍抓着我不放。“这是您的书呀。”

　　“不对。”

　　“不对？”

　　“这是咱们的书。我已经决定在书皮上署上咱们两人的名字。”

　　“嗯……您真是太慷慨了，”我搪塞地说，心里打定主意不跟“心”或者处女膜或者二者的结合有任何公开的关系。“这是不是说我可以提前拿到我那一份？”我试探地说。

　　“当然啦。我希望咱们仍按原来的合同办事。”考先生说，他的意思，很明确，是不可以。

　　“哦，”我有点失望地说：“算啦，我不能署名，”我摇了摇头，“不能侵犯您作为该书真正作者的权利。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我两手向上伸，做了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姿势。

　　“哦，我简直无法形容有多么高兴，”伯尼兴奋地说，“嘿，等等！我要给你一些东西让你带回去，”主任说着跳了起来。“来，跟我来，”他大声说着朝通道走去，我伸着两臂紧跟其后。“拿一些昙法丝下次去波多黎各时好用。”他说着从架子上抓了一把下来。“这儿还有歌林牙膏。还有这。再来点这。再来一点这……这……还有这……”他说。我们两人跌跌撞撞地在通道间来回走着，伯尼为表示他的感激之情，胡乱地从架子上往下抓，几瓶除油剂，几盒妇女卫生巾，还有几罐上光蜡和一箱弗莱斯蒂速食罐头，可供17顿饭享用。“拿上一个这个。还有……这些！”伯尼·考夫曼边走边唱，就像施舍大集会上的司仪领着一头载满捐赠物品的驴子前进。随着伯尼大叔感激之情的不断升级，各种瓶子、喷雾筒以及塑料一次性容器从放得不稳的物品堆上劈里啪拉地落到长卷毛狗皮地毯上，我弯着腰贪婪地把这些值钱的东西往一块撮。“这儿，口腔消毒剂——味道不好，但绝对有效，”他学着念广告词开玩笑地说，“还有这——不，你不需要这东西。”说着他把牙托又扔了回去。

　　“需要，需要。拿来吧，”我大胆地说，惟恐会失去某些不要钱的东西。“阿尔多夫牌的肉类松软剂怎么样，”我建议说。或者一两卷“用着快捷又方便”的纸巾怎么样？再来点“虫见亡”雷达行吗？行。行。多来点。多拿点。不用给我剩。一些睫毛膏，一些大地牌的天然洗头膏。阿门，赞美主。时间在流逝。应当节约。假若我能得到足够量的这些东西，也许能在古伯斯威尔开个药店哩。肯定会有用的，伯尼，尽管往下仍吧。谁不用高效止疼药呀？哪个正常的男人不想让自己的内裤发出“四月清新剂”的香味，不想用营养素洗头？如果我用不着身体营养素，可以经常不断地送给孟加拉那些可怜的恶性营养不良患者。

　　“够了吗？”伯尼瞅着我躺在堆积如山的各种药品上大笑起来。这些东西足以使爱美的家庭主妇从多种有机物之中受益。

　　“够了！够了。够了。”我也笑了。一个体面的人怎么好意思再多要（除了午饭和丧失能力之前极少的一点点钱）？想想吧……感谢美国工业，感谢伯尼·考夫曼及合伙人联合公司和伟斯克领洁净的共同努力，我将再也不必受带着衬衫领口污渍的尴尬罪了。再者，由于有了他们这样的施主，我就可以过上正常生活，吃上一两片或喝上一两滴，没准儿就可以补充两倍于需要的铁质。我将用含四水合物的维赛恩消灭皮肤红斑，用卡斯凯德除渍剂去除污渍。用了雅芳润肤膏我的皮肤就会发亮。我要仔细品尝每一口阿尔婆狗食，那可净是肉，不含一点大豆蛋白和淀粉填充剂——不信你读读说明。每天清晨我要同时用莱夫罗斯牌、斯克普牌和赛帕克尔牌漱口水漱口，用阿里德秘方有效干燥剂抹胳肢窝。我还要穿上不骗你牌的紧身裤运动，用消失牌为马桶消毒，用魔幻牌清除油渍、草渍和番茄酱渍。

　　末了，当古伯斯威尔的生活索然无味的时候，我便可以打开我那罐贝蒂·可洛克牌糖霜。打开。抹！

　　“还不该吃午饭吗？”我提醒着说，同时看了看那块并不存在的手表，憧憬着那甘美的仿巧克力乳汁软糖在嘴里诱出无尽的浆液。

　　午饭很简单，就是工作人员通常吃的午间快餐，葡萄酒和浇汁肉排，洋蓟头心和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热面包。甜食是千层糕或者异国风味的冰淇淋，或者是制作精美的布丁——每一样我都要尝一尝。我和主任坐在靠墙的一张小桌旁，通常是衣冠楚楚的高级管理人员坐在这种桌子的两侧，慢慢地进餐——一个理想地点，至少是谈生意的最佳处所。

　　“我有个小小的想法，”努先生说着抹掉沾在嘴角的布丁渣又嘬了嘬手指头。“其实，我一直都在想，”这位善于说话结结巴巴的人支吾着说，“……关于改写所得的钱。”

　　“哦？”伯尼边用手指轻轻敲打嘴唇边谨慎地挑起眼眉问道。

　　“我在想，”我说，可是已经有点泄气了，“就是，该写的内容这么受读者欢迎，那么……也许你可以……”

　　“提前付你钱？”老先生脱口而出。

　　“就是这么回事，您把我没有出口的话说出来了，”我笑着说，强迫自己显得和蔼可亲，尽管笑声中流露着紧张。

　　伯尼咯咯笑了。

　　“咱可以按比例分配，”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对，可以，”考夫曼先生说，“不过我一直信守合同——文件。你不是吗？”

　　“当然。”我赶快提防地说。

　　“我的感受是，如果你开始改动一点——”

　　“就会改变全部，”我插言道，“我同意你的看法。”

　　“公事就得公办。”

　　“绝对是这样的。当然啦。只是这属于艺术。”

　　出现了意味深长的沉默。我俩互相端详着，这时招待悄悄地把账单放在桌上。

　　“你很需要钱吗？”伯尼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伯尼·考夫曼，化妆品商贩和公司大老板。刹那间我在这张完美无瑕的光洁脸面上探觉出了微小的瑕疵——细小的缝隙，它们暴露了他的同情心以及感情上的脆弱，而他过去在我头脑中的形象始终是个蹩脚的商人。他问我是不是生活遇到了什么难处，此时我透过他的眼睛——如果不是在欺骗自己的话——看出了他软弱与悲凉的一面。我需要钱吗？他就这样问我？我是不是穷困潦倒？是不是一文不名？正交霉运？我穿这身衣服是因为我是发疯的波西米亚人，还是因为我买不起高档时装？我吃起东西来像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是因为我饥肠辘辘还是因为身体壮食量大？这些问题虽说最普通不过，却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需要钱吗？这是个既善意又阴险的问题。我当然需要钱，我想大喊一声，但是我却选择了沉默。倘若我有钱，我就会看着伯尼的眼睛说，需要，的确，我真的需要。但是我没有钱，因而我不能说！这是不是不合情理？当然不合情理。所有的事都已不再合情理。我的思想变得反常，荒唐地准备自卫，所以根本而且绝对不可能承认一个像爬在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的事实。“需要吗？”伯尼又问一遍。

　　“谁不需要？”努先生大笑起来，伸手去拿账单。

　　“不。”伯尼赶紧去抓单子。“让我——”

　　“不，不。”努先生的手里紧攥着那张高品位享受的账单不放。“上一次是你付的，这一次该——”18元3角钱的数额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前跳跃，他顿时傻了眼。

　　“我来付，”伯尼边说边争那张单子。

　　“绝对不行！”努先生说着从钱夹里数出18元钱。礼貌的招待漫不经心地接过付款，好像这些票子你每天都能大把大把地得到似的。这慷慨的小费是给你的，先生，感谢你良好的服务，你为了满足我们的心血来潮一趟趟地往厨房跑：这三张哗哗响的新钞票是为了感谢你替我们这些有身份的人办事当差，有些事我们不可以亲自去做，谢谢你一次次地送上冰水，谢谢你给斟上这第二杯咖啡，还有这些刀叉，这些餐巾——你所提供的一切微小却优秀的服务。

　　“谢谢你的午餐。”伯尼感激地点头说。他站起来把腹部的扣子扣上。这位花掉了一大笔财富后兜里只剩5角3分钱的努先生轻松地挥一挥手，表示不必感谢。这不算什么。谁需要钱？你知道钱是什么东西？臭狗屎。钱就是那东西！它能把拿钱的手弄脏了。嗨。无论如何该论到我来招待你了。每人一次。谁都不能老当挨宰的猪吧，不是吗？有的时候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样子，得付账。对吗？对！

　　我和伯尼来到外面的路边上，正如我们所料天空变得灰蒙蒙的。“我会把那些东西送到你的府上。”他指的是依然堆在他的长卷毛狗皮地毯上的那些物品。

　　“什么时候都可以。”努先生说，他心里则想能不能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再多要几听阿尔婆狗食罐头和弗莱斯蒂速食罐头。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提几点建议。”伯尼说。我们站在餐馆门前，丰盛午餐散发出的热量使我们在寒冷的雨雪交加中泰然自若。会面到了尾声，我们仍热烈地讨论着《心脏与处女膜》的未来方向问题，这时我从眼角瞅见一个衣衫槛缕的驼背老太婆，我禁不住注意起她，她嘴里嘟囔着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一路上试图从行人那里得几个小钱，然而一次都没有成功。

　　“把写好的部分寄给我的秘书，越快越好。”等等，等等，我边听伯尼解释边偷瞧那个乞丐——老太婆衣不遮体，臭不可闻，还不断释放有害的气体，受到臭气熏染的人恐惧地从她身边绕过去。出来吃午饭的人在便道上熙熙攘攘，而她却像呆在一座孤寂的小岛上向前移动，她的口中念念有词，两只肮脏的像得了癌症的手无力地伸向上苍。

　　“我让秘书重新打一遍再寄给你，好……”伯尼说的时候老太婆恰好到了我跟前，她脚上趿拉着一双前部绽开的鞋，我几乎能数出她有几个脚趾头。她停下来乞怜地看了考先生一会儿，而伯尼则像是正陶醉于煤烟样黑的大气层变幻的景象之中。

　　“我得回去了。”他看了一下表说。他的目光有意地回避着她。她那极有分量的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再次感谢你的午餐。”伯尼拍拍我的肩，说完便消失在人群之中，剩下我和这个女人站在那里。她很失望，依然口中念念有词，手心向上，准备转身继续往下蹭去。

　　“喂。这位女士。等一下！”我大声喊着朝她跑去，一下子就赶到了她的前面。

　　“对不起，差一点你就走掉了。我正在想心事。这些日子我的脑子里装了多少事情，你根本想象不到。喂，瞧，拿着，”说着我把手伸进兜里摸索，终于掏出了仅剩的几个钢镚儿，“我用不着了。每一次数的时候不是少了就是多了。真是麻烦。我对你说。”我高声笑着把全部钢镚儿放进她那又脏又臭的手里。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显露出茫然的表情，我不等她开口赶紧走开了。

　　需要钱吗？开玩笑吧，伯尼？我需要安宁。安宁才是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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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一个傻瓜早晚要和他的5角3分钱分手，此时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兴奋。我的想法是对的。钱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总招惹麻烦。与其抠抠唆唆地过日子还不如一贫如洗。有那么一点点远比什么都没有危险得多。在我生活的各个阶段贫富程度与我的银行存款有直接的关系，这可以用下面的二次方程式来表示：

　　S=C1B2C2B

　　这里的B是用美元表示的银行存款的价值：C1和C2表示常数；S是贫富程度，它的衡量单位是I．U．F．（节省度国际单位）。

　　人啊，给他一点财富他就变得贪得无厌；杜绝了他的一切希望他就变得慷慨大方——献出他的全部家当5角3分钱。谁需要那东西，我问你？钱是臭狗屎。我一蹦老高。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感觉自己轻了许多，几乎浮在了空中。还有点飘忽忽的。是酒的作用？还是知道了在失去那笔小小的财富，失去了一周的菜金，失去伯尼按比例分摊的预付款之后将回到维维卡身边去？钱是臭狗屎。我还要再说一遍。

　　夹着灰色冰粒的小雨雪又下起来。我忽然意识到在这条街上我已来回走了半个小时之久，一直在与自己交谈，试图摆脱目前的困境。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知道应该去上城，然后搭顺路车回古伯斯威尔，但是天已晚了，黑天搭车不那么容易；此外我也不太敢面对维维卡。不是因为她会斥责我。是他妈的她那斯堪的那维亚式的无动于衷的沉默让我受不了。我晓得当初我应该听我妈的话娶一个闪族女人，她不但会叽里呱啦说个不停，而且知道如何替我驱除烦恼，平息我的心境。

　　冰夹雪变成了冰夹雨。人们开始加快步伐。在又湿又滑的便道上匆匆赶路的男男女女们都有自己的目的。穿束腰风衣的商人们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公文包随着胳膊的摆动而摆动；坐办公室的姑娘们身穿皮毛滚边大衣和超高跟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地朝前赶，沿途留下混杂着性与罪恶、沃尔沃斯百货商店以及汽车排出的废气的热烘烘的香水味。目的。啊，我多么喜欢这个词呀。我会把它与我词汇表上的快乐和成功列在一起。它们全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你要知道，这可是又一件能获得成功的事情呀！目标。

　　我闪电般地记下这些了不起的人，把他们永远刻在了我浑沌的大脑，使之与我那些绝妙的尚未完成的经典为伍。钱？钱是臭狗屎，让我告诉你吧。毒药。

　　毒药？对往事的回忆像一支利箭射中了我。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常见父亲打着蝴蝶结领带身穿裤子松垮垮的套装，在这条街上匆匆地行走。爹爹装满了目的，急匆匆地去争取定单，他威严的外貌平衡了他内心极度的苦恼。害怕。怕什么？怕钱，还怕什么？爹爹呀，他是如此担忧以致在睡梦中也在寻找定单——可怜的人，他在消耗自己的生命，毒药在他的血脉中流动，可怜的老人在鞭笞自己，直到血管硬得像石头，血从脑顶盖冒出来。

　　不过事情不尽相同，历史不能重演。正如乔斯基所说：“第一遍是悲剧，第二遍则是闹剧。”假如我让这场闹剧永远继续下去，我就不是人！

　　钱。臭狗屎。它怎么也无法从我的脑子里消失。倘若我没有把那5角3分钱给那个老乞丐，至少还够我乘汽车去上城，或者够打几个电话的。瞧，又是那倒霉的毒药。不过你要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努先生，你这个自言自语的傻瓜，事情还没有糟糕到那个份上。至少体现在既有目的又有目标。便宜你啦。钱。它使全世界如饥似渴的人们为汲取它的毒计而句心斗角，将其视为长生不老药狼吞虎咽地灌下肚去，并津津有味地品尝那未来的快乐。就连在乡土气的小小古伯斯威尔，人们也在为了得到它而绞尽脑汁——中途放弃博士学位的亚瑟·霍尔特也丢下音乐作曲，改弦更张摆弄起新捣鼓出来的日本高保真玩意儿来了。研究谱子的人哪一个能发财？还有尼厄里，我年轻的非洲朋友，一个梦想暴富的疯子，想在拉链生产上再投资，要么就搞激光电子扑鼠器。“你所要做的，”他说着眼睛霍地亮起来，“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你就做什么。”不错。说到点子上了。非常正确！你真是个天才。可是人们想要什么呢？你说是一点香木鳖硷，让它在血管里流淌，使血管变得跟花岗岩一样硬，眼球暴出眼眶，血从脑顶盖冒出就像水泉从鲸鱼头顶的鼻孔喷出一样。不错，他们策划和操纵于密室。譬如边弗森夫妇，两人都有丰厚的薪水，然而还嫌毒药不够，想再增加点，于是通过黄色书刊贩卖“个性化的性幻想”——只需寄上你的名字、你同伴的名字以及纯砷的3美元，记住，无须贴邮票，另，不收支票。其它事情由我们处理，谢谢。

　　雨停了。见鬼。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所需要的全部不过是一点点钱，足以把我毒回古伯斯威尔的钱，一点点足以帮我在丧失能力者抚恤支票上签名之前渡过难关的绿色氰化物——或许我应该回去找伯尼，使出浑身解数奉承他，讨好他，告诉他我如何累得连搭车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如何情愿为了乘车回家或者得到一张温暖的床而出卖灵魂。不！我情愿去死。决不！我需要钱吗？你开玩笑吧？

　　街上已车少人稀。人们已回到自己的窝，忙着寄出信件、备忘录、电报、合同、声明、账单及支票；他们得到的将是突然降临的快乐和成功，实现了目标，并且最终达到了目的。所以我能指望谁来同情我？也许我应该去找那个女乞丐向她借够我坐地铁的钱。那，她可以死不承认我给过她钱。我还能向谁请求帮助呢？伸出你那援助之手吧，你那我还没来得及啃的和掰的手，我会欣喜若狂地舔它，吻它。或许在这座巧取豪夺的城市某一处恰有一位既善良又有钱的老妇，她愿意为艺术捐款——一位和蔼可亲的富孀，她的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因而需要一个目的。哦，像这样的女人我愿意把她写成天使。不过像这样的女人往往有某种怪癖。她也许喜欢看裸体男人。那么我就在她的梳妆台上跳裸体舞，拿大顶，劈叉，高高举起我的信手涂鸦，嘴里讲着下流活——如果这样做能够取得老太婆们的欢心的话。无论什么——等一等！下流话。对呀。在这座城市里确实还有一个我可以给他打电话的人。利奥。当然是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起他来呢？好像只有在遇到压力的情况下我的思维才活跃起来。说起最可以利用的人非利奥莫属。我和他是在布鲁克林工艺学校的难捱的日子里相识的。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家伙，后来退学了，剩下我一个人继续苦苦挣扎。不过他的确为了我的缘故才在电器工程系呆了那头两个学期的——利奥时常在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弄得我不到清晨两点别想睡觉，半夜三更通过电话给他辅导电磁学，更别提一年之中我写的那些物理实验报告了，因为我那位不负责任的试验伙伴利奥一直忙着享受生活，根本无法像我们这些不懂得享乐只知道干活的人一样在空气稀薄的地下室里呆上一分钟。我不得不佩服利奥。虽然他在数学方面不聪明，但是在改专业方面却做得极为聪明，改得很早——改修英文专业。而我却像个傻子一样又受了七年煎熬才如梦初醒。奇怪的是，在经历了那么些年之后我们两人又归到同一卖文为生的凄凉圈子之中——虽然就生活方面来说利奥比我好得多（假如他还没被解雇的话），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写作课教员，他为了布鲁克林那些有意从事创作的文盲们日夜辛劳，他教他们怎样成为他曾经想当的成功的作家，以此给那些打哈欠张大嘴的学生们注射兴奋剂。

　　我的希望燃着我的心，大脑又重新开始积极地思考。所有那些演算和实验报告也该值不少吧。去年春天我是跟他借过一点钱，不过刨去借款至少还应该剩下一些——这么说吧，取一个大概数字，20块钱总是有的。嗨，利奥的心思全被他的肠胃病和生殖器的毛病占住了，说不定早已把我借的那笔区区小数忘得一干二净呢。我反正是忘了。无论如何，从道义上讲，有固定收入的人有义务分担处在困境中的人们的困难。如果这个策略不奏效——不过我倒看不出为什么不奏效——我就吓唬他，对他说事情总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很可能明年该论到他没有工作、忍饥挨饿，到那时候就该他来找我要一点点毒药了。我是决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我干吗想这么多呀？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要恳求。不要乞讨。打电话时我会说是碰巧来到了他家附近。就这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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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就因为你欠我的钱，而且是一大笔钱，就有理由回避老朋友吗？”

　　“钱？”我用借来的电话说。“哦。那一笔呀。”

　　“别担心，你以后再还我好啦。听着，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哩。你现在哪儿呢？”

　　“不太远。”我隐瞒了真实情况。

　　“那就过来吧。我跟姑娘们正准备去参加化装晚会——为我举办的。”

　　“姑娘们？”

　　“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哎，你随身带着正式场合穿的衣服没有？”

　　我带着正式场合穿的衣服没有？我喃喃着从旋转栅栏下边冲过去，汇入高峰时间的人流之中。当然带着呢，利奥，我心想，接着挤上了开往布来顿海滩的D路火车。可惜的是衣服全留在旅馆了。

　　车门试图关闭，但是撞在了我肩上又打开，我用胯骨使劲挤一个大胖子的屁股，这个人正紧贴在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身上。车门又试了一下，才砰的一声关住了。火车东倒西歪费劲地开起来，车厢里人挤人，稀薄的空气中弥漫着体汗、湿衣服和变了味的香水的混合气味。

　　哐当当哐当当。火车隆隆地驶进隧道，车身左摇右晃，我转过身对着车门上的小窗户，瞅着车外飕飕掠过的光影，假装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假装身后没有那个人类的缩影，没有那成百个满脑袋的欲望、担忧与恐惧的人们，没有吃得肚子撑得慌的人们，没有像七彩果子露一样混在一起的波多黎哥人、白人和黑人们。

　　哐当当哐当当，这架庞大的钢铁整合器欢快地唱着，它把人们紧紧地挤压在一起，在纽约地下黑暗的穴道里盲目地疾驰。我合上眼睛把头靠在门上休息，任凭金属的轰鸣震荡着我，使我变得麻木。哐当当哐当当，就像一支抒情曲进入我的大脑；我爹当年乘坐的好像也是这辆杀人地铁。虽然我尽量不去想它，但是无法克制自己。他很可能就瘫痪在这个车厢里，我们只知道他慢慢地瘫倒在地上，没有人注意他，车到站后人们从他身上踏过去，一群和他同样疲惫不堪的人终于置他于死地。地铁！应该制定一项法律，强制我过去的同事们都来乘坐一年地铁——那些混蛋懒汉总是抱怨说他们的工作如何辛苦啦，他们每周要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九小时课啦，其余的时间还要编写骗人的教案啦，等等。就让他们呆在地铁里，用一根绳子把他们吊起来，直到他们腰也疼了，背也弯了，把成千上万的腰酸背疼的人呼出的污浊空气吸个够。嗨，妈的，我干吗这么痛苦？他们能定期收到支票，享用丰盛的美餐，驾驶崭新的汽车，过着舒适的生活，可是我为什么要妒忌他们呢？但愿他们别这么自视清高，能够稍微谦虚一些，对另一个世界的情况稍有一点同情心。在这另外一个世界里我目睹了成年人如何为了一块不起眼的面包屑打得不可开交以致痛哭流涕。事情就是怪——我指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对高雅的陈词滥调高谈阔论一番之后回到家中胡吃海塞，直到体重超标身染重疾。他们甚至会因高胆固醇或肝硬化较常人早死两年，从而使得比分失衡，比分？什么比分？你还管记分，你他妈的算老几呀？

　　车停了，从打开的车门吐出一小群乌合之众后又吞进另外一小群，门关了，车身猛一抖动，向后一倒，接着加速向前冲去。经过了永无休止的无空气状态之后，火车终于开出隧道爬上布鲁克林黑暗的街道，哐当当地掠过数英里长的屋顶、挂帘子的窗户以及一绳绳晾在外边冻得僵硬的衣服。布来顿海滩终于到了，我挤出车厢走上候车道，被朝外拥的人群推来操去，弄得晕头转向，脚下就像喝醉了一样磕磕绊绊。从利奥那里弄点钱然后尽快离开这里，我发誓，就在今天晚上。

　　到了大街我发现天已黑了。腐烂的空气散发着潮气，接着又下起密密的冰夹雪。脚下这双鞋从离开古伯斯威尔就没有干过，现在踏着街上的泥泞一步一吧唧。街道两旁目光所及全是食品店——面包店、熟食店、水果店，等等，家家夜市生意红火，好像存心向我这个身无分文的人摆阔似的。妈的，无论我选哪一条路都要经过无法回避的橱窗，里边陈列着牛奶蛋糊夹心的奶油卷和萨克大蛋糕，熏鲑鱼和烤鸡，挂起来的香肠串简直就像圣诞节的装饰物。真怪，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假如曾经有过的话——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毫无疑问这里是利奥买他想吃的东西的好地方，准能满足他那300磅。然而对我来说，这地方只能增加我的痛苦。我要么去偷要么自杀。古伯斯威尔虽然是个荒凉而又无利可图的地方，与这里相比倒更好一些。

　　我很快地过了商店来到了窄巷，这里的两侧都是砖房，高大的房屋向我压来像要榨出我的骨髓。我瞎乎乎地一脚踩进齐膝深的水坑里，真他妈的，我甩了甩脚继续朝前走去。

　　“阿德瓦科。”公寓走廊上的一个按钮上写着。我紧张地按了一下。

　　“是你吗，努德尔曼？”从门口的扩音器里传来利奥的声音。“我只想确定一下你不是为了来夺我的勋章而割我的睾丸的缺德的性杀手。”他说。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像是矮了一截似的——这儿当然不会有能让我打起精神的什么好酒啦。天啊，我该怎么开口呢？

　　“也许是亚历克斯这头蠢驴来——”

　　“利奥！我浑身都湿透了。行行好快让我进去！”我喊着猛地敲了一下装按钮的盒子。让他震得头疼去吧。

　　我走出电梯时利奥的家门已大敞开，站在门口等候的是利奥的相好莉莉。

　　“好啊！”我尽量说得让人听着很轻松，然后在她嚼口香糖的面颊上匆匆地吻了一下——莉莉照例穿着他男朋友的内衣，裤腰一直拉到裸露的尖尖的乳房下边，袜子拉到大腿的中部——这身打扮让人看着不那么舒服，不过我不是来评论她的睡衣的。

　　“进来，进来。”利奥说着把肚皮上的夜礼服裤子扎紧了些。屋里的空间不大却热热闹闹地挤满了穿各种服装的陌生人——恐怕不是讨论个人经济问题的合适场所。

　　“这是沃尔特。”

　　“你好。”沃尔特笑着说，他正忙着整理腹带。

　　“沃尔特刚从贝尔维尤放出来，”利奥若无其事地说，“他曾经想自杀——哦，这是盖尔。”他指着一个身上裹着浴巾刚从浴室出来的姑娘说。“别打算弄清楚这里人们的关系。”利奥抬了抬眼皮说。他的两道非常浓的眉毛在额头中间相连。“到现在连我还都没弄明白哩。布里奇，太讨厌啦。”他哈哈笑着说。

　　“听我说，利奥，我不能呆得太久。我来的原因之一是——”我试图把他慢慢地往卧室里引。

　　“你来了我很高兴。就坐这儿吧。天啊，你的气色可真不好。你在古伯斯威尔时的样子和进城来的样子可大不相同呀。环绕在你周围的是松鼠、树木和草地，别管什么吧——你看上去是那么祥和、宁静。”他微笑地说。

　　“利——”我又一次想对他说。

　　“可是在这里就——来吧，放松一下。坐下。想喝点什么？想吃东西不？先别，等一下，干别的之前先让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

　　“哦？”我装作感兴趣的样子，心却往下一沉，他的夸夸其谈只能使我更加顾虑重重。

　　“努德尔曼，”他笑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说吧。”我有一点不耐烦地说。

　　“我完成了。完成了。就是为这才庆祝的。成功了。相当！”

　　“嗯？”

　　“刚刚把我的书卖掉了！”

　　“嘿，太好了，”我努力使我的声音充满热情以及发自内心的喜悦，尽管我淡漠的微笑已经暴露了我的内心。

　　“你不会因为嫉妒才不高兴吧？”

　　“瞎说。”我说。我早已过了那个阶段。

　　“它只能引起你瞬间的恶心。莉莉，给我的朋友拿过一个桶来。猜一猜预付金额是多少？”

　　“不知道从何猜起——”我有点哀伤地耸一耸肩说。

　　“7000块！”利奥高兴得连蹦带跳，我则认真地想也许那个桶应该属于莉莉。“真了不起，我想不出还有谁更有资格得到这笔钱。”我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谎话，其实我能马上说出另一个人的名字来，不过还是决定恭维一下他为好。“哪一本？”我好奇地问。

　　“哪一本？”他笑着转向其他人，他们正毫无顾忌地笑着。“这一本。去年写的这本。你知道，《胖子的惨败》。”

　　“《胖子的惨败》。”我重复的时候声调拖得很长，听起来庄重得可笑。

　　“7000啊，”利奥被金钱所陶醉，“而且这只是预付金。撒在小便池里的第一滴尿，可以这么说。”出版商预料，他继续说下去，这部关于一个体重300磅，经过痛苦的节食终于减至225磅的仍属重男的胖子的故事，他的举世无双的小说，将风靡全国——至少会取得这样的结果。

　　甚至还谈到了把小说完整地搬上银幕的可能。“书商叫它经典之作。”利奥美滋滋地说。他被自己的一席话感动了。“融汇了马拉默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迈金泰尔，我的编辑——主编呀！——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问我有什么感觉。就连出版公司总裁也急于想见我哩。想知道我到了14岁才学会系鞋带是不是真的。我快上《新闻周刊》和《时代》了，还得接受电视采访。”他咯咯笑着得意地盯着我，继续描绘那光辉灿烂的前景，能使他生财的脱口秀形象、非法酬劳、工作回报以及在杂志上发表的书评和客座演讲所得的酬金将他的美好前途点缀得五彩缤纷。一切归功于那个破产的胖子，利奥次要的经典之作，那部融汇了托尔斯泰和米吉·斯皮雷尼的小说。姑娘们正忙着找一处更加漂亮的房子，布鲁克林高地的沙石房子挺不错的；他们还计划——包括所有的人——去墨西哥或加勒比往上两个月，利奥还能在那里为下一部主要的经典之作搜集素材。他甚至想买一辆汽车，不要豪华，一辆克里斯勒纽约人就行，只要够大，能把这一群女人都装进去就行。

　　“告诉我，努德尔曼，你干了些什么呀？”他终于问道。听了这位欢呼成功的文学巨匠绘声绘色地描述的情景，即使最不自私的生灵也会变成妒火中烧的怪兽。“我？没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存心兜圈子说，“尽管我手中的事不少，不到成功之日我是不会说的。不过……哦……”我挤了挤眼睛说，“一定把你在加勒比的旅馆地址给我啊。谁也说不准。说不定我和维维卡会心血来潮突然带着孩子们去那里玩一遭呢。”

　　“好呀！”

　　“你们离开之前也许能来看望我们。你们都来。”我对正听我们说话的人们讲。人人都在点头微笑。“我家的屋子可多哩。”

　　“听着，”利奥大声笑着说。“或许在你的事情办成之前我能帮帮你……？”他边说边掏钱包。

　　“帮我？噢不，谢谢！”见他打开皮钱夹露出一沓绿票子，我的脸红了。

　　“见鬼，不就几块钱的事吗，去——”

　　“不，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我脱口说道，其他人礼貌地把脸转向了别处。

　　“每个人都可以用一点——”

　　“不，利奥，告诉你我很好。我的钱挺多的。”

　　“拿着！”他试图塞给我几张5元钱一张的票子。

　　“我不需要。”

　　“不是给你。给孩子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本来想买玩具的。”

　　“他们有很多玩具。扔得到处都是。那两个小家伙都给宠坏了。实话对你说。”

　　“说的是真话？”利奥再三想证实我的话。我眼睁睁看着他把绿票子放回钱夹里去。

　　“绝对是，”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过感谢你的这份心意。两个月以前嘛就会……。可是现在，嗯，情况正——”

　　“那好。”利奥说着把钱夹又塞回他夜礼服裤子的后兜里。“世界真奇怪，”他笑起来，“这些日子这钱想给都给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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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世界真奇怪。你说得对，利奥，老伙计，我边想边在他房子附近转圈子。该离开了。为了找到金子我翻遍了这座愚蠢的城市的每一块石头，可每一次都让石头砸了我的脚。傻瓜！蠢货！机会显然已经失去，但我仍然在思考最多能从利奥那里得到多少钱。瞧他们那一小撮人，个个显得神气十足，可我为什么就这么傻帽儿呢？不，我是对的！尊严无价！什么尊严？你这个自负的蠢驴。你已经卖掉和抵押了一切。告诉我，身无分文有尊严吗？在地铁里偷窃有尊严吗？这里有一座富脉金矿，这个托马斯·曼和伯尼·考夫曼结合的产物，正把钱朝你砸来，你怎么……？见鬼。忘掉它，我一边嘟囔着一边在这同一条泥泞的街上徘徊。好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桥下的水。泼出去的奶。

　　气温急剧下降。寒气穿透皮肤直刺骨头。每一个骨缝都像进了沙子一样咯吱吱地响。路边排水沟阴暗的水面上结了薄薄的一层透明的冰——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我那咕噜噜叫的中心锅炉在提醒我，它嗅到了做饭炖肉和炸土豆条的香味。唔——这个时间，人们正把肚子推到饭桌跟前吃个满嘴流油……我在琢磨，等维维卡知道了我不但没有拿到我们急需的预付费反而花了大把的钱请伯尼和我自己吃了一顿小小的午餐，她会做何反应呢？噢，我多么希望大地张开大口将我囫囵吞下去，不要让这形销骨立的身体留下一点残骸……在丧失劳动能力抚恤金到手之前我们怎么将就下去呢？我敢说从现在到我被宣布为丧失能力的人那一刻仍会有一段间隔的时间，对那些官僚你还能期望什么呢？

　　薄冰覆盖的街道两旁的店铺开始打烊。一盏灯啪嗒灭了。又灭了一盏。一个店门外的网状金属门哗啦啦地关上了，还哐嘟一声上了锁。一家面包房里的柜台后面，穿白围裙的老人正忙着沾湿手指头数当天的收据。他点起两英寸厚的钞票来就像洗扑克牌一样。我靠在玻璃上望着他，我可以很容易地把口袋弄个大鼓包，进去问他借点钱——不要全部的；只是借一点。我可以把这老头的地址记下来，等日后政府开始就我的申请提出动议时，我便马上用匿名信方式把钱还给他。他忽然不数钱了。他抬起头来看见了我，脸色骤然变得煞白，赶忙把钱放回收款机里，锁住了前门。

　　是呀，他肯定是那么想的，有贼，我笑我自己，然后决定离开这个地区上布朗克斯，从那里搭车会容易一些……上帝啊，我怎么又饿了。好像你是个大饭囊，越喂它它就越贪婪。倘若我没有跟伯尼吃那顿午餐，我沉重地踏上通往高架铁路的台阶时心想，我的肚子很可能已经进入麻木之后的极乐状态。现在可好，我不得不跟这个愤怒咆哮的小畜生抗争。

　　啊，古伯斯威尔，我们回来了，我一边想一边转动旋转闸门，检票站的服务员喊我回去，我装聋不理睬他。

　　我嘴里喃喃自语，同时在候车站台上来回踱步以免冻僵。不久一辆车嘶鸣着开进站尖叫一声停了下来。快，我跳上车。高峰时间已过。尽管车上人还是不少，我仍可以在这通风良好的车厢里择席而坐。椅子上就我一个人，过道对面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正在打鼾，他身穿一套条子套装，结一条艳丽的领带。

　　火车开出的头几站里我一会儿抬头瞧瞧广告，一会儿研究一下这个吃得胖胖的先生的猪头脸。他大声地打着呼噜，还时不时地在梦中皱一皱眉头。接下来我也合上眼睛想打个盹。可是我的心里很乱，怎么也睡不着，脑袋里像有一窝蜜蜂在嗡嗡叫。我不知道今夜能不能搭上顺路车。即使能搭上，如果他把我在离家50英里的地方放下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这样的天气可不适合在没有帐篷的条件下野外露宿……

　　我睁开眼睛，嘴里哼着，吹着口哨，身体不停地扭动，冻僵的脚指头也在试着活动。火车在曼哈顿下城穿行，接着慢慢地爬上市区中心。我把目光移回过道时，看见那位衣冠楚楚的人仍在打盹。会不会坐过站呀，我茫然地在想，这时火车没有报站就驶进了布朗克斯……布朗克斯，我任凭思想无边无际地翻腾；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不太远……就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初的短暂但对发育至关重要的几个月……就是在这里，我吸吮了年轻母亲的发了酸的乳汁，而我的爹那时正试图弄清楚怎样才能当上著名的医生，一会儿又想怎样才能当上大官，再过一会儿又想怎样会成为身无分文的难民，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小人物……依然是在这里，他得到了令人痛苦不堪的消息，他从此再也没能从中解脱出来：在波兰，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即我的祖母和姑姑，企图追上他但没有追上，结果在一个广场上被机关枪扫中，而那些主动出卖他们的当地农民看到她们的结局后吓得目瞪口呆。波兰农民。索斯基一家。父亲，我正想着，抬头恰恰看见一个瘦瘦的长满脓包的年轻人腾地一下子坐在了那熟睡着的人旁边。这个小伙子苍白的脸很长，双手瘦骨嶙峋。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注意到他的，可是现在车内很空。然而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人怎么会留着两边长长的空座位不坐却偏偏挤到另一个人身上去坐。

　　我正要排除这一疑问，忽然看见这个又瘦又丑的家伙正把他瘦长的手指伸向那位老人的后兜。我大吃一惊，使劲瞪着这个蓬头垢面的家伙，他厚颜无耻地把钱包一点一点地拉了出来，若无其事地往钱包里瞅了一眼，然后才放进自己的口袋，那镇静劲儿简直让你无法想象。

　　好一段时间我坐在椅子里几乎不会动了，心也快跳了出来，怎么也不相信我的所见。车厢照明很好，又有二十多位乘客，这个家伙居然成功地拿到了那个人的钱包。我依然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想也许我的眼睛在捉弄我？也许他是从椅子后边拣起他自己掉的东西？也许那是他的钱包？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的奇特之处。也许他仅仅——？不！他的确偷了那个倒霉的钱包！而且当着我的面，想到此我恼羞成怒，我的正义感被激怒了。这里发生了某种事情，不仅仅是偷钱，而是某种事情，它使我震惊，引起我的反感。某种事情——我他妈的要知道是什么事倒好了——它激怒了我，迫使我采取行动。可是我该怎么做？大声嚷嚷？……那无济于事……但是我不能就这么坐着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我在心中斗争着。这时那个家伙慢慢地站起来缓步走到我坐的地方低下头冲我狞笑。

　　我抬头看了看那张尖瘦的长脸，心想他没准带着刀呢。他是急需食物还是毒品呢？也许他的家人正在挨饿？也许。也许。也许。可是我不能就这么坐着眼睁睁让这个小无赖偷了钱之后大摇大摆地脱身而去。

　　那个笨蛋正顶着门一抖一抖地站着。我悄悄地站起来朝他走过去。“就是它，”我说着用手指指他藏钱包的地方，眼睛好好地瞄着他，一旦他有什么动作我好及时躲闪。

　　“什么事儿，伙计？”

　　“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他一笑露出一排烂牙，在这一瞬间我又在想，他或许跟我一样穷。

　　“我见你拿那个钱包了。”

　　“滚开，伙计，听见没有？”他大吼一声，脸上的狞笑变成难堪和阴险。

　　“把它还回去。”我伸张正义地说。这时候火车正减速，即将停下来。“你听见我说什么了。跟我来！”我义正词严地用一个指头指着他说。

　　他紧张地环视一下周围，身子往后退去用力顶着车门，这时车停了。

　　车门开了。

　　“把它拿来！”我威胁说。

　　“你想要？给你！”他说着跳出了门，很快地从钱包里抽出钱，然后把空钱包扔给我，调转身飞也似地朝出口跑去。

　　门又关上了，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手中拿着那个人的钱包。

　　火车往前摇晃了一下，接着沿铁轨轰隆隆地开动了。我不知所措，朝那边的老人看去。他意识到了我目光的分量，于是睡眼惺忪地咂了咂嘴，又伸了伸懒腰打个哈欠睁开了眼睛。接着，他瞅见了鄙人手里的那个宝贝皮玩意儿，立刻胡乱地朝后兜摸去。

　　“我的钱包！”他指着我们的主人公尖声喊道，声音之大压过了火车的轰鸣。我们的主人公甚至来不及向他提出做解释的请求。“他偷了我的钱包！”

　　“没有，没有，”我举起双手，脸上挤出一丝微笑，那表情恐怕比那个尖长脸的斜眼还难看。

　　“来人呀！救救我。”他的两脚直打绊，疯狂地挥舞双臂却不敢靠近我，准是认为我身上有刀子。

　　“等一下——”我试图对这一小小的误会做个解释，可他从我身边蹦了开去。“请等一下！”我伸出钱包说。

　　“看啊，”一个灰蓝色头发的老太婆叫了起来，“那个人刚才偷了他的钱包！”

　　“我刚才只睡了一小会儿。”那老笨蛋对着全车厢里转过来的脑袋说。

　　“叫警察！”另一位市民关心地建议说。

　　“请你们都听我说行不！”我大声说，并努力在这左右摇摆的车里站稳一些，我对着越来越混乱的人群申诉着原因并企盼得到公正。“我可没有偷他的钱包。我发现了它！请你——”

　　“钱包空了，”那个人指着我手中打开了的钱夹叫起来。

　　“把他的钱拿走了。”我听见人群里传来的嘀咕声。

　　“偷走了！”

　　“从他的口袋里偷的！”

　　“我看见他偷的！”人群后面的一个有色人种老太婆指控我说。

　　“她见了。”有人附和说。

　　“我们有了一个证人。”非法法庭上有人在嚷嚷。

　　“他怎么偷的？”一个刚上车的人也加入到人群中。

　　“我正睡着觉他把它悄悄拿出来，就在这时候我醒了。”

　　火车停了。

　　“抓住他！”青灰头发老太婆喊道，她那声歇斯底里像过电一样传导到整个车厢。

　　“他要跑了！”人们争先发表意见。

　　“小心！门要开了。抓住他！”就在我看到自由之门在我面前打开时一个声音大声警告说。于是在我冲向站台的那一刹那，数只手伸了出来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衣裳。

　　“我没有干！”我大声说，只感觉人群中伸过来的无数只手互相绞缠在一起。我用力扭动身体使劲挣扎，同时来回甩动双臂企图从这伙暴徒中挣脱出来，他们随我之后也涌出车门到了站台上。“这是一场大误会——”我一边挣扎一边撕扯着往前冲去，终于冲破重围跑到自动扶梯前，一步两阶地朝上奔。

　　“抓小偷！抓贼！抓住他！”这时我那条宽松的裤腿把我自己绊了一下，摔了个大马趴，鼻子磕破了，牙也磕松了。

　　“来人啊！警察！”

　　“抓贼呀！”

　　我爬起来后已经到了自动扶梯最上面往里收的平台部分，这时身后响起火车呼叫帮助的紧急鸣笛声。顿时整个大厅一片混乱，嘈杂不堪。

　　嘟。嘟。嘟。

　　到站以后我准备往出口处冲刺，忽见旋转栅栏外边两名巡站警察正朝我跑来。噢，天啊！他们追的正是我！

　　我立即转身朝自动扶梯跑去。

　　“在那儿，他又来了！”我往下一瞧，只见下边几十个手指头一起指向我。

　　嘟。嘟。嘟。

　　处在包围之中的我心慌意乱，急忙从往下走的扶梯往上爬。我回头看了一眼下边的人群，又回来看上边恭候着的警察，飞快地盘算该怎么办。一个不容我选择的结果出现了——还是我那条宽松的裤腿，它偏偏卡进了自动扶梯里，猛一下子把我给绊倒在继续向下运行的扶梯上。我拼命爬起来，不幸的是长长的扶梯像饿殍一样吞噬着我的裤脚，越吞越多。这个庞大的机器终于无情地把我拖下这长长的传送带……下。下。直下到等候我的人群中间，我仍然攥着那个空钱包，可机器仍然咬着我不放。

　　“嘿，他回来啦！”

　　“在哪儿？”

　　“在那儿！”

　　“快叫乘务员！”

　　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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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治安维持会第三号报告（提交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病态行为者第四届年会的报告摘录，发表于《美国变态行为杂志》和《病态颅骨学》第LVII期，2335-2363页，1978年2月）

　　综述：根据我们调查对象的陈述以及后来一系列对其陈述进行佐证的报告，努德尔曼先生经历了地铁站内的一场混战之后被交通警察和周围行人所抓获，接下来他发现自已被关进了拘留所。最初他被指控犯有一切不端和严重犯罪行为（三级抢劫罪，非法占有盗得财物罪，为非作歹、四处流浪与闲逛罪，还有拒捕罪），根据同样线索，努德尔曼已成为警方紧张追查的目标，有待确定他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最近在纽约地铁系统连续发生的武装抢劫案件，这些案件的犯罪者为一年轻人，相貌与他吻合。

　　我们的调查对象被当场抓获时，手中仍然握着那个证据；那是他被怀疑所犯一系列案件中的一次的证据（一个仿皮钱包，它属于一个叫阿尔伯特·马尔克斯的人，他住在布朗克斯的塞支维克街），甚至在警察的监管之下我们的对象依然激烈地抗议对他的拘捕，在足以证明他不是无辜者的铁证面前，他仍坚持要求公正，而他面对的是只重证据不信托词的法律制度。

　　然而此报告的目的不是为了阐述在警方控制下我们的调查对象所经受的痛苦，而是为了判断努德尔曼先生为何对拘捕表现得如此困惑和失去理智。

　　在对这一表象提出假设看法之前，有两个使我们感到互相矛盾的问题需要考虑。仅仅在他成为扒手的见证人之前几分钟，他本人还在一家面包房前寻找机会呢。在看见扒手偷了钱包之后他没有表现出愤慨（像后来马尔克斯恰到好处地表现的那样），而是决定向那个嫌疑犯进行“说教”，劝导他改邪归正去追求人的美德。还有，我们这位逃跑的对象也太傻了点，不仅被他那条宽松的裤腿绊倒影响了逃跑，而且明明发现了自动扶梯飞速运动的履带还偏偏冒险朝它靠近。再有，他怎么会那么粗心大意始终紧紧攥着那个使他受牵连的皮夹不放，直到警察把他扭住从他紧握的手里头抠出来呢？那可是他犯罪的铁证啊。

　　粗心大意？判断失误？为减轻罪责而找托词？非理智行为？自相矛盾？仅凭肤浅的调查，这些解释似乎有理。然而依据本维持会长期的观察，我们认为，对他显而易见的乖僻行为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他在主动出击，寻找更加惨烈的痛苦与惩罚——一种受虐狂，甘愿为他的罪恶与失败，包括真实的和幻想的，接受惩罚。

　　这就是本维持会的论点——确定无疑的偏激的论点——努先生以前所有的行为，尽管与最后的事件关系不大，可都是他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即为实现他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为自我毁灭而竭尽全力。今天我们提交给享有声望的贵团体的论文将要阐述的便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潜在的病态动机与各个事件之间近乎完美与和谐的结合，即他精心设计的精神自杀。

　　假设：我们的对象努德尔曼发现自己在布朗克斯某处的地铁站里看见一桩抢钱包案，他还被自动扶梯撞伤，遭到一群暴民殴打，于是由于这一系列暴力行为而遭逮捕，这些不是由于偶然的意外造成的。相反，这一最终的近乎致命的结局是那些自我毁灭、自我欺骗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的合乎逻辑的借口，是他们普遍采用的策略。下面的模式可以准确无误地显示他的病态发展趋势：A阶段承受痛苦的折磨。可以看出，它将发展到X阶段和Y阶段，以至所期望的阶段（请看心理图案，附表A）——一个具有数学家背景的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复杂游戏中当然不是笨蛋。在这场游戏中他坚定不移地表示，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他也一定要回避与治安维持会下一次必不可少的十分重要的会见。

　　试验性观察：以上的假设是基于以下的推测：从努先生在那顿决定命运的午餐上把伯纳德·考夫曼先生手中的账单抓过来的一刻起，努德尔曼便已经十分有把握地知道了那天晚上他将在布朗克斯地铁站里受伤和被捕。再者，本维持会相信，他坚持替那位奢华无度的大老板付午餐费，这决不是他总体规划开头的A阶段，而是达到了高级阶段，比如F或者G阶段。

　　更确切地说，本研究机构确信无疑，我们的调查对象从接受改写考夫曼的手稿第一天起便知道自己不仅会遭逮捕，而且知道在布朗克斯地铁站逃避穿蓝制服警察逮捕时会被地铁里的交通警击中并被打死。

　　这个自我毁灭的人竟能为自己的毁灭编织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网，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却令人难以接受。然而本维持会所做的长期系统的观察及对努过去的一系列反常表现（见精神分析曲线图表2、3及附录B之6），似乎是对这一假设的有力证明。

　　以下所涉及的是“布朗克斯动机”（以下简称“布动机”）。“布动机”这一模式按照有规律的图表曲线发展，这一现象可借助“决策理论”与“电脑科学”圈内专家所熟悉的流程图而一目了然。尽管努先生特有的精神崩溃想象与图中所示他走过的轨迹很不合情理，大多数“布动机”这一类的情况所呈现的表象模式却惊人地一致。

　　以下是这一例子中的决策步骤与一般战略：

　　一、努先生接受了一项写作的工作，从外表看就知道他永远无法完成。

　　二、由于他无法达到要求（或者说他误认为如此），他便开始将这一文学作品的性质篡改得面目全非。在这一特殊案例中，他接受的是一部严肃的作品，而他却将它变成了一出闹剧。从表面上看，他已经注定要毁灭，而潜意识告诉他这一新改写的作品将受到出版界的热烈欢迎。

　　三、我们的调查对象去找使他出现以上差错的源头——这是指考夫曼先生——他打算从这里恳求第二次机会，尽管他十分清楚他将为受到夸奖而吃惊。

　　四、接着便庆祝因他的努力而获得的巨大成功——这时我们的对象与他所谓的雇主吃午饭。

　　五、于是就发展到了进餐阶段，期间我们的对象把自己摆上了导致毁灭的位置。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努先生抓过账单固执地要付全部费用，包括一笔不小的小费，还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六、（可有可无的一步）令他失望的是他的图谋未能如期实现（就是说，当事人努德尔曼没能把最后的几分钱及时花光）。通常的做法是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努先生则找了一个乞丐，不过有一些人堕落到用从垃圾箱拣来的罐头盒乞讨，也有的甚至假装丢了钱，事实上钱严严实实地在他们的兜里装着呢）。

　　七、这场游戏的紧要关头。地点已经选定，祸患发生在即，只是时间问题。后面的步骤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我们权且把它们分为七个阶段，因为七是个吉祥数字。

　　1．努德尔曼没了钱，便有了消磨时间的借口。

　　2．他去朋友利奥的家公开表示他极其需要经济帮助。

　　3．利奥慷慨地给予他口头帮助。

　　4．努德尔曼拒绝了他的帮助，并且否认了此次造访的目的。

　　5．现在已接近实施努先生的主要计划的时间。借口说由于忙着自我争辩——尽管他眼睛一直盯着时钟——我们的对象在布来顿海边的街道上四处游荡，口中念念有词，抱怨自己在挨饿，可是他在过去的六七个钟头里吃了又吃，吃得很好。

　　6．努德尔曼上了开往布朗克斯的电车，目的是要搭便车到州北去。

　　7．到了布朗克斯边界，该病人突然开始寻找事先安排好在此等候的扒手。这一等待已久的聚会连同业已策划好的结局终于圆满完成。一旦回到了他的诞生地，我们的对象便可以堕落，折磨自己甚至可能以威森克罗夫生死圈综合症（见《威森克罗夫与费奇》，1966）这一传统表现方式将自己杀死。

　　当那些很容易雇到的在道德上沦丧的旁观者向我们的对象保证他对处罚的要求将会得到适当满足时，这一周期性疾病将达到高峰。

　　注：努先生最终没有被枪毙而是遭到了逮捕，主要是因为近期吵吵嚷嚷的街坊四邻有关警察暴行的一系列投诉使得警方受到了使用武器的严格限制。

　　结论与预测：本调查组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的调查对象努先生尚有新机会的话，他无疑能更好地为自己开脱。由于他未能处决自己，他现在肯定又开始搞同样的布动机式的游戏，或许再次从头开始对雇主考夫曼的书稿剩余部分进行篡改。

　　对我们的调查对象这种危险的反复出现的行为举止最有效的处理方式是立即将他送进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他将被迫接受各种治疗，同时与他所在的小组会面直至小组成员相信他已经向他们做了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他那种反社会、反道德、自欺、傲慢、自我高尚、自杀与自鸣得意的倾向得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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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我想我已坠入深渊，坠入另一个悲惨透顶世界的黑暗之处。我被打劫。被袭击、被搜身、被羞辱。他们，这些和平使者，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带，把我推进了拘留所——尽管那根皮带有很多用处，但是在我把它的最后一个扣眼用上之后仍然提不住我的裤子。他们究竟怕什么？怕我用鞋带结束自己吗？哈！就我目前的处境，若真自杀的话，倒不失为一个最理想的抉择。我若有幸的话，机会倒是蛮多的，炼狱确实存在（索斯基之类的虔诚信徒一直在追寻着它）。然而糟糕的是，炼狱意味着我必须把我所经历过的再反复地经历，而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实在胆怯得很了。

　　臭狗屎！我嘴里嘟囔着同时用脚厌恶地踢着栅栏门。给利奥打过三次电话了，可是都占线。兴许是不愿意让这从天而降的美誉之梦被打断所以把话筒放在槽外了。妈的，可是我必须找到一位住在纽约的人来证明我是谁。

　　“嗨，警卫！警卫！”我使劲摇动栅栏大声喊道，但是再也没有人过来了。他们准是嫌我进进出出打电话厌烦了——但是我那一角硬币还没花掉呢，而且我知道我有这个权利，没错。

　　要是到天亮我还没有找到律师的话，他们答应给我指派一位公共辩护人。唉嗨。我是找佩里·迈森还是找一个正走霉运被逐出律师界的酒鬼呢？但愿我能找出解决的办法，至少能找到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可以……

　　“真金不怕火炼。”主席争着引起我的注意。

　　“逆境锻炼人的性格。”那位雄心勃勃的理论家一号补充说。

　　“噢，别装蒜了。省着点劲儿吧。”我耸了耸肩把他们甩掉了。他们到底睡不睡觉啊？

　　别的先不说，我现在是饿极了，眼前除了自己的皮和骨头什么也没有。天亮之前什么可吃的东西也别想得到，能得到的只有饭后即遭逮捕的厄运……假如一个人想他自己是什么他就能成什么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配着花色配菜的大热狗。假如一个人能成为他想吃的东西，那么我就大大的不是个东西，一个零，一个零的代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这就是我。三等武装抢劫，头号人民公敌。多么可笑。利夫又会说：“太可笑啦我都忘了笑。”……这一切你能想象吗？不过，妈的，我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的法律运作方式虽荒谬但有利于定罪……放屁，我现在还不是跟定了罪一样。也许我应该接受协商认罪，使自己拜倒在法庭的仁慈之下？

　　仁慈？这可非同小可。你犯的可不是普通的罪。是一等犯罪。严重犯罪。狱中漫长的岁月。我知道他们企图胡乱给我定罪（敲诈我）。连他们的描述都是那样的吻合，你已经听到了……但我又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做了那种事——不管是什么事……狗屁，在这类事情上你永远也弄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事。

　　上午10点。伯尼·考夫曼先生，大人，你究竟在哪里呢？从我服了输并且给你在电话里留了言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小时了。他们已经开始让嫌疑犯们在一个大铁门前排队候审。鄙人也战战兢兢地排在他们中间，队中那四个人看上去长得很像，虽说社会背景不一定相同……

　　等待。等待。等待。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一旦我走出牢笼，我一定告他们狗日的，罪名是错误逮捕我以及浪费掉我宝贵的时间——这倒是个弄钱的好办法，当然，除非他们捏造个什么罪名给我判了刑。

　　跟上。跟上。我不耐烦地往前蹭，就让这个马戏团做巡回演出吧。当我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胡说八道时，忽然心中对《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产生了疑问。它也许根本就不是——像我曾相信的那样——关于社会秩序、法律与司法的崩溃，它只不过是一项很难的测验，目的是调查人的耐力，精确地测算出在使人不至于像根橡皮筋一样被拽断的情况下对人的惩罚极限是多大。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只是如果我怀疑的是真的，那我不就是一头猪了吗？他们刺激我，激怒我，为的是试验我的极限……伯尼究竟在哪儿呢？我本不该在这地方呆这半个多小时……是啊，我不得不承认，人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对一本小说进行修订而走极端，不管那内容是关于什么的。

　　“行啦。排好队。”监狱看守开了门。“上平台之后你们要站在中间位置。不让你说话就不准说话。听明白了？”

　　“好啦。齐步走。”我边想边像个机器似的跟着队伍走。“演出开始，伙计们。”我走得活像个模范囚犯。我被领进一间没窗户的光秃秃的屋子，除了我和“朋友们”站的平台被聚光灯照得雪亮外，周围一片漆黑。我紧张地朝暗处瞥了一眼，除了几个来回晃动的影子外什么也看不见，人影前有一面所谓单面镜的东西。

　　“三号，”一个声音突然叫道，“出列。”

　　停顿。

　　“三号。你。出来！”

　　“谁？我？”我问道。被叫的人在这五名罪犯中无论从哪边数都是三号。

　　“没错，你！”

　　我驯服地朝前迈了一步，两腿微微发颤。

　　“开始。我命令你大声清楚地说出你的名字。”

　　我当时又气又饿，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紧闭着嘴站在那里。

　　“讲。”为这场戏挑选演员的导演大声说，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一个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做声音试听表演。“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

　　“快讲！”

　　“说！要么我们就来帮你把舌头掏出来！”一个声音在黑暗中恐吓我说。

　　“噢，长官，厄（我）的名字斯约赛·吉米艾，”我脸部肌肉抽搐着笑了。“你索的花（说的话）难听，难——”

　　“割他的舌头！”前排的一个流氓大声喊，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场的话，他肯定特想帮着把我的舌头割下来。

　　“啊依，你斯索散（是说三）号？”我用依地语的数字说，存心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还斯索（是说）他，老板？”我的话音里暗示了种族歧视。

　　“好啦。三号，归队。”

　　“哦不，我不归队。既然你让我讲，那我就讲。”我的脸红得像甜菜头，愤怒的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淌。哦不，先生们，你们别想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现在我要问你们所有的人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火了，“我的权利呢？我的公民权呢？我的人权呢？”

　　“归队！”

　　“当然，我会归队的，可是宪法规定的属于我的权利呢？米兰达原则①呢？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皮带在哪儿？没有皮带你打算让我怎么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假如我掉了裤子你们会以当众羞辱性暴露罪名逮捕我。这是诬陷。我都说清楚了，看着办吧！你们逮捕我是有理由的，对吗？上来吧，我给你们理由。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你们会为此而后悔。我要让你们为阴谋剥夺我的公民权而遭逮捕。我要上告，不光告城市部门和警察署，还要告你们每一个人。我要摘下你们的勋章，扣发你们的工资，我要……”三号不停地说下去，他被两个体壮如牛的汉子拉下台子拖出候审队伍送回拘禁室。“无罪拘捕，阴谋，野蛮！你们都可以作证。我要传唤你们每一个人……”

　　①　指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审讯在押的嫌疑犯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不作自证有罪的供词，有权聘请律师并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等。

　　回拘禁室的路上我的监护人对我不是打就是踢；尽情发泄不满，惟恐我忘了他们。回来后还没呆稳我便又匆匆忙忙被从囚笼里提出来了。

　　“什么事？”我问。他们把我领到一张桌子面前，上面散放着昨天夜里扣留的我的全部行当。

　　“指控结束了。”那个瘦瘦的灰脸皮看守说。

　　“结束了？”我吃惊地问，赶忙抓过皮带和鞋带系好。结束了？就像刚才那样？我很惊讶，忽然想到一定是有某一位有权威的善人在帮助我。

　　签在这儿，他们说。我把名字草草地签上，匆匆跟在警卫身后走下楼梯穿过最后的几道门。

　　下一步怎么办？我边呕吐边想。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见谁了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商人和作家，大好人伯尼·考夫曼。他站在屋子那一端正盯着鞋尖专注地思考着什么。

　　“伯尼！”我高兴地说着快步朝他走过去，他心不在焉地瞅着这个准备与他的解救人拥抱的自由了的犯人——考夫曼先生脸色不好，又憔悴又难看，好像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看到了蓬头垢面的我，这位一向侃侃而谈的企业巨子，英语语言大家，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发——发——发生了什——什——什么事？”他口吃地说。他上下打量着我，警觉与惊讶使他的脸像霓虹灯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瞧，我真的十分抱歉不得不把你叫来。”我道歉说，对于把伯尼拉进我的生活的泥淖感到懊悔。

　　“警察对你那个了吗？”他往后迈了一步问道，也许为了站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也许想看一看我的褴褛与创伤——很难说是为什么。

　　“没有。没有。与我所经历的相比，跟他们在一起算是件乐事哩。”就是在那儿，我们双双站在警察所里水泥地上，我向他道出了一切，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我怎样被打与被抢，小流氓怎样一分钱也不给我剩，连汽车票也拿走了，后来我怎样在地铁里不知所措地徘徊，后来又怎样被警察带走，他们怎样指控我犯有流氓罪以及编造出来的一大套罪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给城里的朋友们都打过电话，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试了一遍又一遍，等等。等等。等等。连我的律师也上夏威夷度假去了——你能想象吗？到头来你是我惟一能联系上的，”我用尽了溢美之词滔滔地说，“我非常抱歉不得不……”

　　“好啦。好啦。”伯尼有点冷冰冰地说，我不敢肯定我们两人谁会相信这些鬼话。

　　“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我笑着拿起他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飞快地朝门口走去。

　　“可是，你去哪儿呀！”他犹豫了一下喊道，紧随我后边跑下石阶来到布朗克斯寒冷的空气中。

　　“回家呀。”我理所当然地说。冷风飕飕地吹进裤子上的破口，我感到透心的凉。

　　“回家？你打算怎么到家？”

　　“怎么到家？”

　　“你的汽车票。我想它已经被人偷了。”

　　“汽车——？噢！对！”我尴尬地笑了，演戏似地拍了拍前额。

　　在去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的出租车里，一向健谈的伯尼一句话都没说，甚至不谈他的事，只是朝窗外看去。我心想，他生气了？讨厌我了？很难过而又不愿意表露他的感情？漠不关心？主啊，伯尼，你倒是说点什么好不好？

　　车子开到曼哈顿中城，计数器已跳到不小的数目。伯尼终于转向我柔声问道：“吃早餐了吗？”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骗他说。不过，在弥天大谎之中再多一个小小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如果我的估算是对的——我也认为伯尼该招待我一顿了。现在不利用一下，谁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我在想，倘若我们要分手，那就吃一顿再分手吧。

　　在50街中部，恰巧是斯泰芬把我撂下来的地方，伯尼让司机停车。伯尼把一沓钞票放在防弹挡风板下的小盆里之后我们下了车朝一个小餐馆走去。我强烈地意识到，而伯尼却并不晓得——在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考夫曼先生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

　　接下来我们进了那间暖烘烘飘溢着香味的小饭铺，我像个孩子一样屁股在转椅上扭来扭去，伸手抓过菜单。我一口气向女招待点出我所要的：一大块带糖浆和厚厚的奶油的热蛋糕，附加熏肉，桔汁、热咖啡、一块鲜梅子蛋糕，再加一片西瓜。伯尼只要一杯咖啡。黑的，谢谢。伯尼小口呷着咖啡，小手指上的戒指一闪一闪地在发光。我开始大口地消灭面前的食物，偶尔抬头用我那双充满感激之情的狗眼看一看我的捐助人，同时在心中感恩戴德地摇一摇那看不见的尾巴。好怪，尽管经历了昨夜的可怕遭遇，尽管被拘禁，受到非人道的待遇，遭到羞辱，衣裳被撕破，又整夜没睡觉，我仍感到无比的快活——食物的愈合能力的活见证。不过在这种时刻苦是有人肯敲一下你的脑袋的话，恐怕感觉会更好一些。

　　“再要一些？”伯尼问我。这时我又开始表白感激之情，提出准许我像舔教皇的手一样舔一舔他那带戒指的手。

　　随后，用餐巾快快地擦一下唇边的饭渣，乘坐一小段路的出租车，又过了两三分钟，我俩双双站在灰狗长途车售票处前的队列之中，伯尼掏钱为我买了一张去古伯斯威尔的单程票。嗨，让人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我真不好意思。

　　“你真的不必等到开车。”我说，心中仍然充满了至少是宠物所具有的责任感与渴望，向伯尼保证我一定精心写好《心脏与处女膜》，只要这不是弥天大谎。“我已经耽误了您太多的时间。”我向他伸出手去，他今天第一次正视我，好像要从我身上看出些什么来。

　　伯尼看着我的眼球深处，寻找着他丢失了的什么。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怎么样，假使《心脏与处女膜》完全是杜撰的，纯属丰富想象力的产物，那会怎么样呢？假使伯尼根本没有对他那整日坐在家里织毛衣的贤妻不忠呢？假使，事实上，他从没有跟她有过性生活呢？伯尼表面上犹如华尔街那漂亮的建筑物一样，但却是个结过婚的贞男，将他的一切幻想都寄托在了纸上。这样的想法固然荒唐，尽管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这种事并非不会发生。我当然最终会查清事实，我想着便朝他脸上两个具有穿透力的棕色小潭望去，以期找出——正如利奥所言——所有肮脏的细节，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当心点。”伯尼点了点头，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神秘的微笑，然后消失在人群中。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然后朝售票处走去把票退了……19元35分。不小的数目，我想着把钞票叠起来装进兜里，然后朝布朗克斯的地铁走去……一点都不坏……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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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回到古伯斯威尔，我发现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总的说来：

　　跟原先一样穷的曼德尔夫妇正忙着把今春去地中海的海上一空中旅游安排得细致到了按分钟计划——曼博士刚被任命为校际评估委员会主席，工作日程满得连小便的时间都没有，这次是他与“家人”在一起的好机会，可以放松一下了。

　　我刚走，我母亲就打电话来了，他告诉维维卡，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她决定迁就我，下次我再进城时可以住进她家（只要我发誓严格地保持卫生并且不往地上掉渣滓）。

　　一个很大的精品包裹以快递方式从纽约寄出并先于我到达——维维卡打开盒子惊奇地发现那么多喷雾剂，量大得足以耗尽正日益减少的臭氧，还有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摩丝。

　　班迪诺夫夫妇，我过去的朋友和同事，打电话来说他们得到了国家基金会赞助的学术休假，将要去太平洋上的的卡卡岛进行令人振奋的考古挖掘工作，寻找一种现存蟾蛛在中生代的祖先的化石。班迪诺夫夫妇希望从排得满满的科研日程中忙里偷闲做做划水运动，打打高尔夫球。他们愿意邀请努德尔曼夫妇参加他们的告别晚会，条件是鄙人别灌得酩酊大醉，或者，在晚会上别干丢脸的事。

　　星期四那一天，古伯斯威尔镇上16岁的弗莱迪·范德沃克被怀疑用木棒打死了他的母亲。父亲和11岁的妹妹，仅仅为了用车问题发生了口角。之后弗莱迪打算烧房灭尸，但是因为大火被一位警觉的邻居发现，这一企图才未得逞。房子被浓烟和水所毁，但是旁边的车库里的汽车却完好无损。

　　回到家时前来欢迎我的有哭哭啼啼的马格努斯，他的运气真不好，居然一件属于他名下的玩具也没有。看来利夫又在控制玩具，拿玩具跟他弟弟做交易。倘若不是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对这种不公平交易进行干预的。另外，马格努斯对这严酷的现实认识得越早越对他有好处。

　　亚历山大·罗素，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古伯斯威尔大学的教授，今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吊死在古伯斯威尔镇自家的地窖里——罗素博士显然是对近来经济的滑坡感到困惑。

　　最后，尽管是最有意义的，贝蒂·曼德尔一整天都在为是用肝和洋葱还是用舌头做晚餐而犹豫不决。我说用舌头，维维卡则主张用肝。我看最好还是坐等结果出现为好。

　　诸位，以上概括了古伯斯威尔的全部新闻……虽说又有一条珍闻确定无疑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昨天下边邻居家的男孩之一告诉我，负责检查没有上许可证的狗的那个人来偷偷看过了。乔治发现他来了，便带上它到房后面的地里去，小狗在那里玩。他就在旁边挖了个坑，然后用脚把狗按在坑里，朝狗连开三枪，终于成功地打死了它。在我看来索斯基家采取的经济措施的确是节省3元捐钱的绝妙办法。下面我们该做的就是说服莫德把乔治干掉，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饭钱。

　　有趣的人们，索斯基一家。曾几何时，我曾用浪漫的手法把他们描绘成模范公民，吃苦耐劳热爱土地的农民。由于土地被侵占，不得不像养牛场的牛群一个挨一个地挤到工厂车间里劳作。哈！若能自由选择的话，索斯基一家定会高高兴兴地去工厂从早到晚坐在那里攒机器零件，好赚点硬钞买剪草机、洗碗机、立体声磁带倒带机和电叉。这几天我一定要将我的纪录搞清楚，把我所谓有罪的误解搞清楚。

　　今天上午当我填写在古伯斯威尔市场赊帐购物申请表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弄钱的上策……事实上自从我的思想触及到了社会保障问题并且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我的大脑——经过这些年的入不敷出——想出来的主意多得像粪堆上长出的野草，趁着还没有忘记赶快找张纸把这一急风暴雨般出现的灵感记录下来——虽说要想抓住它就跟用帽子接住暴风雨般地难。

　　不错。新骗术。虽说有点野蛮，却是极其简单易行的。明确地说，以绑架我自己的孩子来索要赎金。

　　我预料这一特殊策略的步骤将如下发展：

　　一、绑架利夫或马格努斯或者他俩。二、报警之后这位痛哭流涕的家长便一手拿着可爱的杏仁眼的孩子照片一手举着那张无情的赎金通知出现在电视新闻的镜头上。1万？2万？天高才是顶。由你选。三、我所能做的就是坐下来。一对遭受的失业的痛苦夫妇，近乎赤贫的夫妇的孩子被绑架，我问你，谁会坐视不管呢？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每一个人都会为之而心碎。我那个穷乡僻壤里的小邮箱每天都将塞满好心人寄来的支票。钞票，甚至5分或1角的钢镚儿。那是中西部地区善良的五岁的孩子们出于同情摔碎自己宝贝的小猪储钱罐取出来的。

　　真有创造力，不是吗？这甚至不算弄虚作假，因为我决不会乞求赞助——人们自愿结一个贫穷的古伯斯威尔家庭寄上一点点钱……这种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对那些用炸玉米片和肉片养胖了且宠坏了的孩子来说，几个钢镚儿算得了什么。可是却能给几条营养不良的生命带来如此的欢乐。

　　今天下午在牙医鲁道夫·卢姆西医生的诊室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一提。卢姆西是医学博士，待人友善，有着笑佛一样的胖肚子。

　　在布朗克斯车站磕坏的牙钻心地疼。每当开口讲话时风便从豁口处飕飕地往嘴里钻，让我无法忍受。要么闭住嘴不再讲话，要么去找卢姆西大夫，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我意识到我就要交好运时，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一个“紧急就医”。

　　他高兴得一边搓手一边将我领进诊室，说见到我他如何地快活，很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创作进展得怎么样了，为什么四年没有检查过牙齿，这次急诊想治什么。

　　“你想让我先回答哪一个问题？”我这个比较聪明的家伙说——卢大夫一直是这样看待我的。

　　“到这儿来。坐下。我是个大忙人。”小个子医生说着将一把椅子转高到我的臀部。“嗯——”卢姆西说着撬开我的下巴把那块不幸的碎牙摇晃下来。

　　“那颗坏的吗？”一想到医疗费我又有点紧张，付不付得起呀。我要是没把牙磕坏该多好啊，心中嘀咕着。

　　“放松点，钻牙是我的事，”卢大夫嘲弄地说着举起一只能缓解病人疼痛的手，我想从这一刻起我就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由他用探针探，照X光片，清除碎牙等。

　　“这是装有优胜者名字的封口信封，请打开。”卢姆西从护士手中接过刚冲出的X光片时开玩笑说。“多米索。”他唱着做了一个夸张的戏剧动作。

　　“怎么样？”我只想快一点完事，无心观赏美国小姐选美表演。

　　“对你，因为你是大好人，只收125元——对戴牙套来说这可是再便宜不过了！”他又说，同时开始认真地洗手中的牌了。

　　“一百零——！”

　　“玩什么？”他边问边玩了几个花样儿，把牌展开成扇形，把它们抛向空中，又花里胡哨地从身后把它们接住。“玩现金还是玩双倍赢？掷骰子？猜电话簿上的号码？快，快，挑一样。”卢大夫狞笑着，像个妖妇似地伸出手中的牌，引诱贪财的病人上钩。同是这一个鲁道夫·卢姆西大夫，他刚才还在我的口腔深处捣鼓了半天呢，等孩子们一毕业，他就打算扔下古伯斯威尔的营生，诊所，家，甚至妻子，要不是她是个瘸子的话，然后去拉斯维加斯当庄家。

　　“今天是你走运。”他小声对我说，同时心怀鬼胎地把他的工具拉近他的病人。这个病人坐在那里，像个身无分文、脖子上带着围嘴的婴儿，嘴里的吸痰器正把他宝贵的生命一点一点地吸出来。

　　“21点，惯例，我先发牌。”我说着把那些玩意儿从嘴里掏出来开始进行交易。

　　“就玩黑杰克①，”他点点头，把工具从盘里拣出转回原位。

　　①　黑杰克即21点扑克牌游戏。

　　后来，我顾不得在外边等候的维维卡和孩子们如何在椅子上辗转不安，更别提那些托着肿腮帮子候诊的病人，跟大夫用他拔下来的牙当注——净牙当5，带汞合金填料的当10。跟卢姆西医生玩的时候必须哄得他高兴才行，否则下一次就诊时从护士那里拿到的发票肯定是老价钱。

　　第一局时卢大夫不停地让我给他发牌，于是我确信原来他已经输定只不过是闹着玩罢了。到了给我自己发牌时我手中的牌是19点，于是没再要牌。他翻过手中的牌时，我失望地看到了21点整。我们的牙医贪婪地铲走了代替20块钱的牙。

　　第二局情况更糟。他以区区17点便击败了我，我准备扔下围嘴不干了。

　　再玩一局，我对自己说，但是好运突然从天而降。我上来就抓了个21点。好事接踵而至。接下来的几局我摸的牌不是21点就是刚好比他的大。我没有搞鬼。谁也看不出像在搞鬼的样子。卢姆西大夫先是坚持由他洗牌而且洗了又洗，接着叫暂停，拿出一副新牌来。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我卷起袖子也一样，这是他坚持要我做的。我像得了弥达斯点金术，从第三局开始我便只需把头往枕上一靠眼瞅着盘子里我这一侧的牙堆越升越高。又玩了几局之后，卢姆西开始不安地嘟囔外面有焦急等候的病人。而我则不仅把我所选的牙冠的费用赢到了手，还超出了65元！

　　愿不愿意把将来的医疗费也赢出来呀，卢姆西医生一副输家的样子问我。

　　“现金，大夫，现金。”我欣喜若狂地咧嘴笑了。

　　“我见维维卡需要补一个牙洞，你的大儿子很快就需要安畸牙校正架了。”

　　“为了这些过些日子还可以再玩嘛。”我同情地笑了，礼貌但却坚定地说，我急切地看着他一万分不情愿地朝钱箱走过去，从里边抽出了那光辉的65元钱——从卢医生手里拿钱，说句不客气的话，如同从口中拔牙。

　　65元——还不算牙冠费。我仍不能从好运的兴奋中平静下来！我问你，究竟有几个人能去看牙还能从牙医那里找回来65块钱的？这点钱不过是无底洞里的一滴水，就像——像警句不离口的佩里所说的——“臭鼬堆里放了个屁”，这件事却意义重大，因为它是第一个启示，也可以说是预兆，即从此我将时来运转。你是不是相信有这类事。反正我信，我信。攥在我汗津津的手里的钱告诉我，从今往后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天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神圣的三位一体，卢姆西医生和古伯斯威尔市长。感谢伯尼叔叔，曼德尔博士和所有真正无私地帮助过我的人。让咱们快活起来吧，为了我这一得救的日子，为了我注定要步步高升的未来。在这至关重要的生命的转折点，什么也不可能再改变我了，绝对不可能。让乔治·索斯基去地里挖个坑，朝他姐姐头上开枪，试上18次才把她打中吧，我绝不眨一下眼。让他在牛栏里拿着大顶兽奸那些未交配过的小牛吧，我连声“呸”都不会说的。让古伯斯威尔遭受风暴与蝗虫的袭击，龙卷风的横扫，黑死病的侵害与地震的破坏吧，我只会转动着大拇指开怀大笑。这么多年来我在经济的大漠中徘徊，受尽了野狼野狗的攻击和收账代理人、高利贷者及奸诈律师的盘剥。当一个交了霉运的人终于走出低谷，踏上了有去无回的大道，而这条道恰是使他向上走的路，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打动他了，绝对没有。

　　把一张10元钞票放进一只渴求玩具的穷孩子那脏兮兮的手套里，你就尽管呆在一边看一场贪婪的消费吧。那劲头一点不比美国家庭主妇选购减价汉堡包肉的消费水平差。

　　我要这，我要那。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渴望得到想要的东西这一欲望是无止境的。这两个孩子只管把货架上的东西噼里啪啦地往下拿，远远超过那笔意外财宝的总价值，他们用力拉着比他们还高的货筐往前走，再多些，再多些，再多些，把货物管理员都弄懵了。我发现不在于他们买什么，而在于这是实实在在的购物行为，既单纯又简单，是通过一个收款机的铃声将绿票子易主的过程，这个过程令人兴奋不已。这就是美国绿色兴奋剂，它的作用横跨大陆，超越种族、信仰和国籍。每一个人都在使用它。它使工厂得以运转，使一个人都得以工作。要说说良知吗？节俭？不要急于得到满足？没门儿！有钱就买，管他妈的明天会怎么样……然而他们能像大款似的大把大把地花钱确实能使一位父亲的心得到快慰。瞧啊，连维维卡都有点控制不住了。她红着脸试了几套古伯斯威尔的时髦春装，每试一件都得费力地往里钻。她穿上新装可真漂亮，真有魅力，我真想在这女试衣室里跟她亲热一下。

　　我们还没花完这首次预兆的65元，就又上路去大市场给孩子们上一堂生活课：买东西就是为了不买。不过量消费就不能避开消费。这就像试图带着贞洁的鸡巴去过独身生活一样。

　　“赊账卡？”维维卡困扰地问。这时我正用那张塑料片的边沿刮着下巴，心想应当从哪里开始上这堂课。“你怎么弄到的？”

　　“女人，怎么能这么问？”

　　“我们怎么还呀？”

　　“怎么。怎么。怎么。”我说着眼珠一闪，刚痊愈的嘴露出一丝邪恶的笑。

　　“你在搞什么名堂？”

　　“搞什么？不搞什么？我想审讯该结束了。你们信教的人就爱刨根问底。”我笑着在过道里跑来跳去，把天知道都买的什么东西装得满满的，心中十分清楚，明天就是C日，是领取医疗证的日子。明天我将加入脑残疾患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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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你得了，或者你得过痔疮、疝气、肝炎没有？第二天上午古伯斯威尔精神保健诊所的问卷调查上的问题所列如是。瘫痪、中风，或者骨髓灰质炎？我，或者家庭成员中的任何一人得了，或者得过神经病、性病或者白痴没有？

　　通常情况下，这类身体状况调查是取得医生证明的小小前奏，本应该很容易通过；但是，我今天过于紧张，也过于劳累（昨天夜里几乎没有合眼），在第一轮调查中我在“对”与“错”栏内乱填一通。护士怀疑地看了一眼又返回来对我做第二轮调查，确信这个有肝硬化、咽喉炎、肺炎、痱子等病史的人，不是错划了项目就是一具活尸……或许……或许神经不正常。哈！宾果①！甚至不用费很大的劲。不过伙计，我是不是太紧张啦。对你说，自从昨天下午订了带花色配菜的大餐以来——当时我的兴致很高——我又有了第二个想法。我已经陷得那么深了，赊账卡和所有那些东西，因此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次我必须成功。

　　①　宾果：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这里的意思是赢了。

　　所以我才坐到市医院的这个分院来（克莱肯霍斯原先是肺结核疗养院，后来有些聪明人意识到，古伯斯威尔阴冷潮湿的空气导致肺病死亡的可能性比任何城市的烟雾造成的死亡率都高），四周是淡蓝色的墙壁，我的档案放在一位“法尔赛德医生”的桌上。嗯，法尔赛德？我在胡想……依地人？听着像个化名……我需要从各个角度考虑。在哪一个房间里都不能出现差错。像昨天夜里在洗澡间对着镜子练习的那样让自己抽搐。是让两臂像翅膀一样上下扇动好呢，还是做些怪诞动作证明我有神经官能症，比如耳朵抽动或者吸溜鼻子？是左眼不停地眨动，还是说话时突然发一声怪音？怎么做都可以，只是，这些做法与我的命运相关。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提醒自己，要前后一致，这比抽搐本身更重要。非常重要。另外，思想要灵活。口中要咿咿呀呀地胡说。总而言之，要镇静。我还练会了傻笑。像极了。一旦笑开了头自我感染力是那么强，我简直无法打住。噢，上帝，这一切多么有趣呀。真的。放屁，我的两条腿已经开始打哆嗦了。对。腿打哆嗦，又一个症候，法尔赛德医生。我忽然意识到差一点丢了这个美妙的机遇。假如我在病史上的“其它”一栏里注明得过炭疽病，或者口蹄病，会怎么样呢？

　　打住！别弄得像个蹩脚小丑似的。别过分。记住，你是在极度的痛苦和高筑的债台中挣扎。

　　“努德尔曼先生？”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手中拿着档案夹从另一间屋走到候诊室来，看见他我差一点昏过去。“我是法尔赛德医生。”他说着伸出手来。当我触摸到他光滑的肌肤时忽然感到像得了腹泻一样，我头脑中的全部计划被排泄得一干二净——无论我多么肯定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个“法尔赛德医生”，也从没在报纸或杂志的照片上见过他，我确确实实认为这家伙就是治安维持会主席！至少长得酷似主席！

　　“你没事吧？”法尔赛德问我，他准是发现我的脸色变成灰绿了。

　　“还好，没事。”我木讷地小声说着使自己恢复常态，然后随他进了镶木墙裙板的诊室。

　　“坐下好吗？”他亲切地指着一把大扶手椅说，同时自己也在对面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这样瞪着我呀？”他会意地微笑说。

　　“有这事儿？”我大笑一声，心想如果他真是主席，我决不可掉以轻心。天啊，这足可以让你变得迷信起来。也许我真是糊涂了？快在说话之间出怪声，快吸溜耳朵。“你看着特面熟，咱们曾见过？”

　　法尔赛德大声笑起来。“有的人觉得我特像前任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他笑呵呵的，“老天不许，但愿不像。”

　　“哈哈，就是这么回事。”我用上了我的傻笑，同时在他的脸上搜寻着踪迹，紧盯着他拿钢笔的手，等着他刷刷刷地往纸上写我的反常行为。

　　“什么毛病？”

　　“毛病？哦。毛病。对，”我喃喃地说，然后故意停了几秒钟，眼球在眼窝里毫不费力地转动了几下，“我想我神志不清。”我平静地说。“除此以外我的神经在崩溃。”我又一次傻笑起来，耳朵也拼命地抽动。我已经不能正常地生活，我说。过了一会儿我偶然想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

　　“跟我们谈一点你的情况好吗？”主席说。

　　“我们？”我在椅子里僵住了，几乎确信他已被我猜中了。

　　“纯粹是语言习惯。”他点点头，同时竖起了耳朵。“请接着说。”他催促我说，他那呜噜噜的声音消除了我的疑虑，使我得以继续说下去，这时他的脸孔变得十分柔和与诱人。我半醉半痴，全身放松，开始对他讲述我自己……关于我的教授生涯……关于我如何脱离了社会……关于我如何早晨不能刮脸甚至不愿起床……关于如何把现实与幻觉搅浑在一起。

　　“是这样。”他点着头匆匆地写下两行字，然后忽然抬起头出乎意料地问我：“你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什么了？”

　　“对。”

　　“梦见什么？”我抓着头皮，两膝相磕着使劲想对策。我梦见什么了？

　　呃——对，想起来了！“嗯，昨天夜里我梦见我在欧洲某地的火车上。我遇见一位非常性感的法国女人，她不断地给我递秋波。她是多年以来我碰见的最诱人的女人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隔着通道相对而坐，互相紧紧盯着对方。后来她终于告诉我，她想跟我干那个，只是，她说得十分清楚，得站着在两节车厢中间干，而且是鸡肝①”

　　①　英文为chickenliver字面意思是“鸡肝”，含义为“鸡奸”。

　　“鸡奸？”

　　“对。你想知道我的梦，对不？好，这就是我的梦。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火炉上炒起了鸡肝——在法国的火车上人们就是这么干的。”

　　“是吗？”法大夫插嘴说。

　　“在梦里。”

　　“成功了？”

　　“是的。”

　　“干得怎么样？”

　　“鸡肝？”

　　“不，性行为。”

　　“这算什么问题呀？”我问道，显出狂想症病人的焦躁不安。

　　“让我判断一下，请回答问题。”

　　“鸡肝确实非常好。”

　　“性呢？”

　　“不怎么样。”

　　“为什么？”

　　“我根本没干成。干到半截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生殖器变成椒盐卷饼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嘛，下面的事我记得，我跟我那已经死了的父亲一起吃百吉圈和软奶酪。”

　　“你经常梦见吃东西吗？”法大夫试探我说，同时发疯一般写着什么。

　　“是，就是，不跟死人谈话的时候。昨天夜里是个例外。我不但吃了软奶酪和鸡肝，还跟父亲谈了话。”

　　“也就是说，这预示你正濒临崩溃，对吗？”

　　“不！跟那毫无关系！是你引起的关于梦的话题。”我略带愠怒地说。他真的是个笨蛋吗？“让我受不了的不是睡觉的时候，是醒着的时候。”

　　“好吧。咱们来说说你。”

　　“我？这么半天咱们都说什么了呀？”我有点生气了。

　　“对不起，我指的是你的健康情况。”法大夫一点不着急地说。

　　“噢，是这样啊。”我说，并且抽了一下鼻子。

　　“头疼吗？”

　　“让你猜着了。”我点点头，脸部肌肉痛苦地扭在一起。

　　“哪儿疼？”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说着指了100个地方，而且是真疼。

　　“便秘还是腹泻？”

　　“对。”

　　“哪一种？”

　　“都有。看情况。”

　　“懂了……失眠吗？”

　　“往轻处说吧，一夜起来六七次整理床铺。”我坦白地说，让人相信这绝对是真的。“床单子一皱巴就再也睡不成了。”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意识到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撞在精神病学的石头墙上了。

　　“好吧，努德尔曼先生，”法尔赛德医生说着合上了笔记本。“咱们言归正传吧。”

　　“正传？”我耸了耸肩。“行啊，这就是正传。我有病，这就是正传。”

　　“对。我已经看出来了。失眠。压抑。对富贵的幻想。无法控制犯罪感。有幻觉。频发阶段性紧张症，对吧？把非真实的当做真实的，或者把真实的当做其它的。妄想症。”

　　“这才是一半哩。”

　　“传统征兆。”

　　“怎么说都行，”我耸耸肩心中开始起疑。

　　“我管这叫精神分裂-妄想-精神变态外加偏执狂综合症。”

　　“没错。”

　　“你也没有忘了得偷窃症。”他自鸣得意地对我咧嘴笑。“有没有恐水症？恐高症？其它的精神失常或者精神错乱症？”

　　“你在拿我开心玩！”我生气地说。

　　“听起来你像是在做某一项研究。”他给我一个同情的微笑，接着像我那位主席或者约翰·米歇尔一样咯咯笑起来——随你说像谁吧。“你说的这些症状，只要你有十分之一，你就只能躺在床上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根本就不会再上街走路了。”

　　“这么说我是有点夸张。”

　　“有一点。”

　　“我真的头疼！我真的有幻觉！我真的有严重的压抑症！我——”我坚持说，可是已开始哽咽，咸咸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妈的，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求帮助，并且希望最终将我——”

　　“请坐，请。”他说，手里拿着半盒面巾纸。“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想要？想要？我想要帮助！”我喊叫着，只觉得浑身无力，把脸埋进手里。“我——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我边说边咬手关节，直到尝到了血腥味。我泪如泉涌。我为自己哭泣，为我的家庭哭泣，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为拉丁美洲以及我所知道的其它地方挨饿的孩子们哭泣，为我在根茨家以及在布朗克斯所受的侮辱，为了被迫改写连擦屁股都不值的狗屁文章，为了——为了所有倒霉的事情哭泣！“我累极了，大夫，这就是正传。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说穿了吧，我想进医院接受治疗，使我摆脱残酷的社会主流。”

　　“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把背上的猴子放下来。”

　　“猴子？”

　　后来我像一个胡言乱语、抽抽泣泣的傻瓜，又像毫无自卫能力孤立无助的孩子——抛弃了一切障碍，像放连珠炮，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我匍匐在这位精神与医疗医生职业性的仁慈面前，恳求他动用一丁点儿良心，发扬人道主义，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个名。

　　“我必须有社会保险，否则我只有一死，大夫，”我向他描述如何在四年中到处奔跑，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保持一份工作了；我如何意识到家庭即将分裂，亲人们将弃我而去；往日的朋友如何像躲避天花一样回避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极爱动怒和丧失理智。“精神变态也罢，神经官能症也罢，精神病也罢，叫什么都行，大夫，我求求你，”我说着跪倒在医生面前，他手中握着具有生杀大权的钢笔。“饶了我吧。宣判我有精神病吧。”

　　“并且把你列为残疾人。”他笑了，声音不大，但是傲气十足，居高临下，一派讨厌的家长作风——这个毫无同情之心的混账精神病医生，这个假正经的专家，他从没少吃过一顿饭，没见过他的孩子穿破衣烂裳，从不知道在茫茫黑夜中想到一天即将开始便紧张害怕的滋味。

　　“听着，努德尔曼先生，”他说，他使我这辈子都将为匍匐在他面前而感到羞耻，“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这个了不起的主意吗？”他拿起一沓档案把它们扔到桌面上。“我们一天见10个像你这样的人。10个。社会保险。够了。够了。难道不是吗？”他嘲笑地大笑起来。“你是个正值生活巅峰状态的壮男子汉。”

　　“生活巅峰，”我嘲讽地说，“但是我甚至不——”

　　“是的，不过这是暂时的萧条。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社会保险？”主席狞笑着摇摇头，乃至狂笑起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以为我很喜欢坐在这个诊所里，听古伯斯威尔的每一个穷人来抖搂他们的困难呢？”

　　“你不喜欢吗？那就让我坐在这个位子，如果给我钱的话。”

　　“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退休吗？社会保险？”他接着说下去，脸都笑红了。我开始认真地想，说不定他就是这个疯人院里的一员呢。“假如每个人都跟你的想法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法医生问我，此时他忽然冷静了下来，试图给我讲道理。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呢？”他坚持说，这个胖脸蛋的资产阶级医生，社会意识的代言人。“那谁还会去开公共汽车？谁还会去修汽车？送邮件？在工厂做工——？”

　　“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社会分工之类的哲学问题的。我是来求得一点点人道主义的理解。我。需要。帮助。你听见没有？”

　　停顿。

　　“我很抱歉，”法医生说，他镇静下来，声音又恢复了原先柔和的语调，面部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无表情的常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至少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帮你——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药。”大夫说着朝办公室走去，拿过处方笺在上面曲里拐弯儿地写了些什么。“给你。”他说着将那张处方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抗抑郁药。试一试。会有帮助的。这药可能引起口干，但是——”

　　抗抑郁药！真会开玩笑！我冲出诊所。抗抑郁药？我喃喃自语，艰难地朝那些脏兮兮的古伯斯威尔公寓方向走去，无处不在的冰凉凉的雨顺着脖颈向下流淌。我需要的是一年换一次的药方，凭这个方子可以得到沙沙响的百元一张的钞票，“饭前或必要时服用。”这才是我要的抗抑郁药，法尔赛德医生，主席先生，尊贵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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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当可否买一个只容一勺的小碗冰淇淋也已成为家庭的重大决策时，你的生活水准无疑是降到了最低水平。日子还将就时“说不”的策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的无数次方。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在城里喝咖啡是何年何月了，更想不起什么时候享用的最后一瓶阿司匹林或者最后一管牙膏。正餐只有“菜汤”，成分只是从A＆P罐头底刮出来的一点点豆子，把它们倒进一大锅汤里。从很早以前看过《白雪公主和几个小矮人》之后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小猪储钱罐早已被洗劫一空，各个角落里被遗忘的钢镚儿也全扫了出来。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立誓禁绝一切含有货币交换的活动，尽管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人类所参与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钞票。就连搞文学创作的纸张也严格地控制了起来，改用小纸头，餐巾纸和卫生纸。

　　自从上次与法医生难忘的会见以来，我一直以近乎公允的兴致观看眼前这过得窝窝囊囊的日子，在这部可称作我的一辈子的肥皂剧里，几乎每一件可预料的事都错了，都变得发酸发臭了。汽车毁了，婚姻发生危机，索斯基一家的麻烦。连狗撒尿也出了问题，兽医给它做一次检查手术，开口就要150美元。

　　于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犹如燎原之火飞速增多：厨房发生了一次小火灾，不严重但需要换个新房顶。一个炉灶和一套碗柜。屋顶漏水，我上房去检查房瓦时绊了一下，为了避免越墙掉下去，我用力过猛，一只脚踏穿屋顶，结果扭伤了脚踝还折了一个脚趾头。医生安慰我说，只要数月内脚别沾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水泵坏了，必须到半英里以外的泉边用桶拎水。利夫偷拿一个糖棒被抓住了，店主宽宏大量不指控孩子，只要交1角5分钱补偿一下损失即可，因为那咬掉半块的糖已经不能再上架了。

　　比这些还糟糕的是，利奥今天下午打来由我付费的电话，告诉我他的书告吹了。

　　“可我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了呢。”

　　“本来是的，本来是的，”他努力克制不哭出来，“原先就剩下出版商寄合同来了。”

　　“是这样？”

　　“但是他们改主意了，”他哑着嗓子说，“突然间关于胖子的小说不时髦了。就是这么回事。噗。”

　　还有那些姑娘！他说，她们简直把他折磨疯了。他必须离开布鲁克林，否则非疯了不可——所以下星期他要来这里住一段时问。乡村的空气对他有益。

　　一段时间是多久？他只把衣柜和胃口搬来，那就是说利奥将在两天之内把我们家吃光，连房子都要吃掉了——凡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全都逃不过去。他把东西收拾好以后马上就来古伯斯威尔。我肯不肯赏光到汽车站去接他？

　　窘迫的生活以极快的速度下滑，几分钟以前我决定给最后一个赞助人曼德尔打电话，说服他再少借给我一点钱。可你知道那个实用主义的滑头怎么说？他说：“要是你不停地无偿给某人送东西，就会毁了他的自我。”

　　自我？什么自我？曼德尔，你这自私的臭家伙，好好省着你那肿胀的存款和撑破了的储藏室吧，我咬牙切齿地嘟囔着，盯着窗外的乔治，他又开着拖拉机在我房前的路上穿行。他那盖着毡片状头发的脑袋又想出一个馊主意，发现拾柴的最快捷的办法是从山后的丛林里把整棵树经过我门前的松软的路面拖回他家。我坐在那里亲眼目睹门前道路新踏出来的坑洼，听着门边躺着的狗痛苦地呻吟，它的膀胱胀得像只充气的篮球。我不仅又想起那个令人烦恼的老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古伯斯威尔在崩溃》是关于什么的故事？是一次经济崩溃的纪录？还是神经或者社会的崩溃？健康与家庭的崩溃？原先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的崩溃？亦或是道德的崩溃？要么是，仅仅可能是，每一件被我——人类垃圾术的弥达斯王——触摸过的东西的崩溃？

　　混乱局面在继续，生活一日难似一日，我已经看透了。对这一切我已没有回天之力，没有，有的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耸一耸肩——面对这一团解不开理不顺的乱麻我反而变得出奇的平静。我所剩下的只有词汇，而且我怀疑，连这宝贵的词汇也已所剩无几。乔治又砍倒了一棵百岁老树，高高兴兴地把它拖上千疮百孔的道路，我则回到书房干我的活：完成伯尼文学之杰作的结尾部分，我这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将会在某一天成为我的书。两本书好像注定都是悲剧，只不过考夫曼的书因主人公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使故事出现突如其来的转折：皮特·米勒撒不出尿来，膀胱肿得像个大香瓜，看过泌尿科专家后得知他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前列腺及相关腺体的恶性疾病——这一致命的疾病不仅影响他的性要求，而且会使他连性爱的想法都会断绝，甚至会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罗宾大夫在他的《红书杂志》中写道，夫妻生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去上班之前妻子在餐桌旁说些什么。然而我的妻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早餐时跟我说话了。我想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又是一天。这一天对这位卑微潦倒的作家来说关系重大。我完成伯尼的书最后一章时差一点呕出来。现在只剩下等待、期望和阅读《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的目录了。

　　今天早晨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而且从那一刻起心中一直十分伤感。从在纽约时起治安维持会就一直要求我“全部交待”，昨天夜里我向他们交待了，不但全部，而且超过了。他们喊“停！”之后我继续往下说，等我说完了以后，就连挖鼻孔的那一位也捂上了耳朵。现在他们也许会让我安静片刻了。

　　今天翻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封信，是老朋友阿诺德在自杀前写的。

　　“每日以画做伴，”结束生命的前一周阿诺德写道，“每天至少画两小时，日复一日碌碌无为，但是我必须让每天日程中的这两个小时放射出艺术的光辉——不要小看这点工作。”

　　“我与人交往的愿望近乎于零——一个人需不需要与其同类融为一体取决于他有没有凝聚力。”

　　“正因如此我必须跟你说声再见并且把你留给努德尔曼。伟大的精神之路依然存在，它是为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精神之歌的人而存在——否则只有走向世界最底层或者地狱。栗子博士。”

　　生活难以为继。喝口凉水也塞牙。乔治已经用他的音量极佳的收音机试探并证实了我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又拖着他的货在卧房前的路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好像在求我发火以便把他杀死。

　　维维卡和我整夜都没合眼，一直盘算如何“完全彻底地解决索斯基问题”。傍晚我见亨利拿着工具和小筐去地头赶牛，我的头脑里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好注意，这是后来一系列绝妙策略中的第一个：我可以偷偷地用毒药毒索斯基一家，通过他们的牛把砒霜下到饭里，办法是我用浸过砒霜的甜玉米喂他们那头老牛——砒霜的量刚够污染它的牛奶但不会把牛毒死。

　　维维卡建议最好用迷幻药。让他们一家跟他们的牛一块儿暴跳如雷吧，不过这会使莫德更加疯狂，否则还算是个好主意。

　　天快亮时我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我要给乔治一点“现实疗法”，在未来几天让他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品尝人生的滋味。过程如下：我先雇用乔治，给他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第二天就解雇他。然后诱使乔治迷上一位14岁的性感少女，接下来，在他沉迷于初次对肉欲的尝试时，找几个吸吗啡的流氓把他痛打一顿——不杀他，只把他的腿打折几节。乔治拖着打了石膏的腿刚到家，我们那位古伯斯威尔性感少女便随其父出现了，控告他犯有强奸罪，并且告诉吓坏了的乔治（和他锐气大挫的老娘），她相信她会与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在那确实存在的地狱里——尽管我尚不十分清楚它在哪里——我将利用莫德的恐惧症折磨乔治，让他喝朗姆酒，但对他说喝的是一种新牌子的汽水。最后，以乔治的名义替他们农庄订一辈子的黄色刊物，这样就把最后一根钉子钉在他心上了。

　　以上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脑袋于清晨4点钟活动的产物。今天天气好的话，我将在耀眼的阳光下检查一遍这些主意的可行性——虽然我承认这最后一个主张是近乎伟大的创举。

　　利奥今天一早就来电话，他对我们与索斯基一家的麻烦深表同情，同时也献上一策。“你应当用枪对着他的头，把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准备好之后再抠扳机让他脑袋开花。”

　　我必须承认，他编排的这一幕除了一点以外其它的都可考虑。对于各种处置办法我们要好好权衡利弊，总之要对我们有利，不管有些主张是多么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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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今天上午面对的是更加严重的危机，彻底的失败及其它种种不幸（多得不胜枚举），这时我接到伯尼·考夫曼打来的一个奇怪的电话——那天在汽车站时他那神秘的笑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伯尼一直在对我的人格进行评估。现在，他手头已准备好一份刚刚用打字机打好的手稿，出版商送来的合同也正在路上（主编热情洋溢地谈论着H＆H公司将出版一整套新小说的计划，属于悲喜剧），他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心脏与处女膜》的手稿正一批一批地收到，已经有整整一箱了。它们都是我的。“一份工作。”伯尼大声说，试图让我一听就明白。

　　简短的谈话结束了，我挂断电话僵坐在那里……一份工作？工。作。工作？这一次我很谨慎。也许太谨慎了。可是一点预兆也没有呀。不要被好兆头所欺骗。

　　厄运怎么会带来奇迹呢……又一个阴谋诡计。或许是真的？

　　“我们将有一支强壮的队伍。”伯尼说，暗示我将成为考夫曼联合公司同仁中的一员。他的话正中下怀。我一生都在为使自己的书得以出版而像傻子一样苦斗着，然而却在半醒半醉的状态中使他的作品得以成功。我是不是为自己奋斗得太过分了？

　　工作，这会是真的吗？但这的确是真的。伯尼想让我去纽约。他保证按周付我工资。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为我安排好一间幽雅舒适的办公室——离他近些，他说，以便随时给他以“艺术指导”。

　　是的。工作。有报酬的工作。定期得到支票。按顿吃饭。我仍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伯尼的确答应一切细节将在信中一一说明……是的，一个职位……噢，我该怎样工作以报答考夫曼先生的信任啊。摆出全部尚未面世的作品来吧，伯尼。别不好意思。不要心疼我。我随时准备按您的旨意办事，每天早晨刚破晓我便来上班。把自己锁在您为我准备好的锃亮的办公桌旁。我会变个样子。伯尼。要穿一身套装，在布朗克斯或者昆士为我的家庭租一套不大但挺舒适的公寓，再买一个公文包，每天一大早就乘地铁去上班。谢谢您，考先生，我又将成为有头衔、有工资、有地位，甚至，更重要的，有目标的人了。我将享受生活。我将有事可做。我终于有幸在为您消耗时间的时候找到我的目的。伯尼，我将争分夺秒，一直干到海枯石烂。即使地球裂开豁口把整幢大楼吞掉，我发誓依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修改您的狗屁文章。让全国都流行起淋巴结核、梅毒和疣瘤病吧，我依旧属于您，伯尼，听凭您的差遣。只要给我钱。给我多多的钱！

　　“找到工作了？”维维卡用斜眼瞪着我说。她脸色煞白，“在纽约？”

　　“你为什么那样看我？”

　　“你不会干长的。”

　　“我当然会干长的。”

　　“你从来就没干长过。这一次最终还会跟以前的工作一样。”

　　“我会干长的，我会的。我必须干下去。这一次情况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已经成熟了。我经受了这么多。我们吃的苦太多了。时间不多了。瞧，这么多年一事无成。我已经厌烦了，不想再幻想当大款。剧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即使有了灵感也没有空白处可写了。维维卡，听我说。”她走开时我恳求她说。“听着！”我跟在她身后吼着。“我们没有外财。别忘了这一点。没有遗产可继承。也赌不来钱。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需要钱！”

　　“钱是什么？”她厌恶地说，“钱是奥狗屎。是毒药。”

　　“嘿，这是我说过的。”

　　“没有钱就不花钱。生活不光是钞票和钢镚儿。”

　　“是地狱。”我笑了。多有意思啊，我们两个人忽然对换了角色。

　　自从伯尼打电话答应给我工作到今天已经两周了。在此期间我一边慎重地考虑他的建议一边焦急地等待改写《心脏与处女膜》的稿费。

　　这一天下午我又跟往常一样信步朝信箱走去等候邮差的吉普车，确信我最近寄给考夫曼先生的那封考虑周到的信总该有个满意的回音了吧。那封信是八天前寄出的——去除信在两头路上花的两天，去掉周末，再给他的会计一至两天办手续，今天下午这份等待已久如此难产的账单无论如何也该跟其它邮件一起到了。

　　邮差的吉普车开上来了，他连最起码的招呼都不打。就在他往信箱里扔邮件时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拆开信捆，多数都是那些熟悉的东西。过期的电话费和断线通知。电费和警告。弗吉尼亚长途台的催款单。罗杰斯特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冷冰冰的威胁。妈的！没有一个信封上带有漂亮的考夫曼联合公司的标识。

　　我慢慢往山上爬，心中作出决定，趁着电话还没有掐断，最好给纽约打个长途把事情搞清楚——当然要委婉些。我边在脑子里温习着关于他小小的疏忽的一番话边拨号码。电话那一端的铃响了一下就断了，接着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话务员说话了。

　　“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我把伯尼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停顿。

　　“对不起，”她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

　　“什么？你肯定吗？”我问道。为保险起见，我重申了伯尼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遍上述过程。

　　“没错，先生，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我挂断电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给纽约市长途台打电话。

　　“我找了，先生，”咨询员说，“可是目录上没有考夫曼联合公司。你肯定拼对了吗？”

　　“当然。他在电话簿上。两星期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还亲眼见了呢。”我说，可心中已经开始敲鼓，怀疑治安维持会又在跟我捣鬼。

　　“您要跟我的上司通话吗？”她问。

　　“好。好。请。”

　　停了好长一会儿，另一位妇女的声音出现了。

　　“先生？”

　　“喂？喂？”

　　“经查实，麦迪逊街475号曾经有一家考夫曼联合公司。不过那里的电话已在客户的要求下切断了。”

　　“哦……”我叹出一口气说，“他们没有留下别的电话号码？”

　　“据我们所知没有。”

　　“也许是不列入电话簿的号码？”

　　“如果有那么个号码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号码是什么。”

　　“噢……明白了。”我撂下电话，心里一团乱麻。我抓了抓头皮想，现在怎么办？得给Z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情弄清楚。

　　“好啊，努德尔曼。”Z先生咬着说，“出什么事了？”

　　“有件事真奇怪。我给伯尼·考夫曼打过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号码变了，也许给掐了——”

　　“你没听说吗？”

　　“听说？听说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吗？他死了。”

　　“死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差不多两周以前。心脏病。才54岁！他们在圣路易斯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发现他的。”

　　“圣路易斯？那我的支票怎么办？”我着急地说。

　　“他没付你钱？”

　　沉默。

　　“听我说，努德尔曼。还有更坏的消息。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

　　“身无分文？伯尼？伯尼·考夫曼？”

　　“他死前两天刚刚申请破产。”

　　“我——我——我不懂，”我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说，脚下的世界在旋转。“我是说，他写的那本书《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不管书名是什么吧。”

　　“听着，别这么垂头丧气，”Z先生嘶哑地安慰我说，“他把我们都骗了。他还欠着我好几千块佣金呢。我是说欠。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百万富翁。那不过是一本书。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他死于贫穷。”

　　“贫穷？”我机械地重复说。我放下话筒泄气地坐在电话旁边，两只眼瞪着窗外屋檐垂下来的冰柱往下滴水。嗒——嗒——嗒，水滴不断。我转向无声的电话，忽然意识到我在落泪，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摔到大腿上。我终于明白了伯尼最后一个神秘微笑的真正含义。

　　“尼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出什么事啦？”维维卡问我。

　　我抬起头看着她想开口，想对她解释这一切，但是我的声音嘶哑得说不出话来。我深深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仍说不出来。我找不出词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说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哭是因为伯尼在远方一家旅馆突然死掉，抑或是因为我失去了800元钱的支票，还是因为他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命运的写照……也许三种原因都有。我哭也许因为我把生活看得太严肃，而这个伯尼·考夫曼皮肤滑润，心怀坦荡，小手指上戴着钻戒和各种小装饰。瞧他的燕尾服及那副自信的样子，这位伯尼·考夫曼，我几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他看成我的救星，原来只是一个装模作样、衣冠楚楚、装饰华丽实际一文不名的伪君子……我哭也许因为尽管伯尼·考夫曼跟我一样在生活的边缘上挣扎却显得无忧无虑，还因为他的最后一笑是对他的现实的坦白，而我则是榆木脑袋，竟至全然没能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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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黄昏来临，维维卡跟我坐在厨房的桌旁。我盯着面前早已凉了的咖啡。屋里很静，偶尔传来室外孩子们戏耍的声音。

　　“你知道吗，尼尔，”维维卡打断了我的思绪，“当初你要是接受了那份工作——一份你顶多喜欢上一个星期的工作，全家人的日子就会更凄惨——假如你接受了它，我发誓我就离开你回瑞典去了。”

　　停顿。

　　长时间的沉默。

　　“回瑞典，你是说？”

　　“对。总要有个限度。我真会走的。我说话算数。”

　　“嗯……听起来像个好主意。”我若有所思地抬起头说。

　　“什么？”她的脸腾地红了。

　　“不错，瑞典，”我说，慢慢地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我有一个迷人的想法。没问题。咱们都走。”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似乎已经看到了斯特赖得威根码头那整齐排列的桅杆和晃动的船只。“对，瑞典。”我点点头，进一步激动地讲述我的想法。“……给那个他们一向鼓吹有良好秩序的社会民主输入一些坏东西去。”

　　“尼尔，你是当真的？”她大吃一惊。我向门外走去时她在后面紧随着问我，脑子一下子被我的话搅乱了。“现在就打行李吗？”

　　天已经暗下来。太阳从山边悄然落下，空气中透着腐烂树叶的潮湿和春天来临的气味。这时候索斯基家的拖拉机停了，山上一片惬意的宁静。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春天的鸟……好像刹那间一切都变了。四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我的确可以选择。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回瑞典，另起炉灶……或者，把伯尼·考夫曼的作品重新润色，或者说是为原作者遗作润色……或者，也可以说最好，专心致志完成我自己的《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可以依然呆在古伯斯威尔，就坐在这里听凭四季更迭，然而心中有数，这一次对重大事件我将有决定权，而且说话算数，决不食言……我依然可以坐在这里呼吸花的芳香，然后到林子里散步，然后继续创作，也有的时候什么也不干——但是却有本质的不同。这一次将是真正地过日子，顺其自然而不再拼命，不再自暴自弃一事无成。我不再等候别人的挽救。不再期望奇迹发生。

　　选择。选择。所有的选择一下子变得如此迷人……而我的需要不过是小小的帮助。是一句鼓励的话。治安维持会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哪里？我试图唤回这群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的家伙，但是没有成功。我又试呀试……难道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吗？难道我真的医治好了，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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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笑声中的痛苦——利伯尔曼的行为悲喜剧

　　罗伯特·霍华德·利伯尔曼是一位极有文学天赋的美国文学家。与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等著名作家相比，他当属年轻的一代作家了。利伯尔曼1941年2月4日出生在纽约市，父亲是一位律师。1965年他与一位名叫格妮拉·罗森的舞蹈教师结婚。

　　比起多数作家来，罗伯特·利伯尔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学的专业是工科而不是文科。1962年他毕业于布鲁克林工学院并取得理学士学位；1965年获马萨诸塞州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65年至1966年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年。在专门从事写作之前的15年间，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65年至1966年在瑞典学习期间曾任数学教授职；1966年至196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贝休恩一库克曼学院任数学教授；1967年应聘于香港国际学校，任数学系主任；1968年回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学院任物理教授；1968年至1969年、1969年至1972年分别任纽约州依萨卡学院的物理教授和数学教授；1975年至1979年任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工程学教授；1979年后不再任教，专心从事写作。

　　到80年代初，利伯尔曼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文章及短篇小说百余篇。这四部小说是《重建天堂》，1974年；《崩溃》，1979年；《宝贝》，1981年；《弟兄们》，1982年。

　　尽管利伯尔曼具有多年的理科教学经验和丰厚的科技知识，但他并不想写科幻小说。他说，“我最关心的是人，是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才是我的创作主题。”

　　利伯尔曼承认自己不是文科出身，并称自己开始写作时“近于文盲”，即便在大量作品出版之后他认为自己也只能算得上是个“半文盲”，但是自己对于创作的热情始终不减。在与锡拉丘兹美国先驱报评论家凯斯谈起写作的初衷时他说：“开始写作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图书馆找不到好书可读，我更愿意与经典作家相比。”他还在其它场合做过如下表述：“我希望有人读我写的东西。钱是次要的。如果是为了捞钱，那我的兴趣怕是至今仍与老朋友一起搞我的工程学。”

　　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重建天堂》，说的是阿诺德·马克维茨和他的瑞典裔妻子及两个儿子的故事。马克维茨一家住在纽约北部风景秀丽的马克维茨山上。一个土地开发商突然来到此地，打算在山脚下建一个大型商城。阿诺德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与土地开发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纽约时报·图书介绍》的评论家马丁·利文称这部小说是“行为悲喜剧”，因为利伯尔曼用幽默的形式讲述了一个被逼入绝境的家庭的故事。利文写道：作者“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看透矛盾，用幽默伴随绝望事件的始终。”

　　《宝贝》是利伯尔曼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十分离奇的故事。一位体弱多病的老处女，图书馆管理员，生下一个金发儿郎，他有一副非同一般的好嗓音。利伯尔曼通过大胆的想象创作出一个通过孤雌繁殖生产下一代的离奇故事，故事的怪诞性超出了一般的魔魇或凶杀类故事，在文坛上确实激起了波澜。

　　《崩溃》是他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黑色幽默式的“行为悲喜剧”。

　　故事发生在美国70年代。当时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50年代麦卡锡的反共思潮给全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60年代的反越战以及70年代的石油危机等历史阶段。社会的动荡造成失业率上升。小说主人公尼尔·努德尔曼原是古伯斯威尔大学的数学教授，家中有瑞典裔妻子和两个男孩，一家人住在古伯斯威尔市郊的山上，过着幸福的生活。三年前因学校减员，努德尔曼失去了工作。这三年他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遭受着窘迫生活的压力，而且还失去了社会地位，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变成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受人唾弃的可怜虫。在走投无路之时一位朋友介绍他给一富人家房子的墙上开一扇窗户。他到达之后才发现房子的主人是他原先在古伯斯威尔大学的一位同事，一位知名教授，他们在大学时就合不来。他本来打算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他不想在旧同事面前失去人格，但是50元钱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人一周的生活，因而便硬着头皮进去了。教授不在家，只有教授的母亲在，但她是一位十分挑剔刻板的德国人。他终于被她的唠叨与斥责折磨得受不了。窗洞虽然开了，窗户也安上了，但是安得不正，此时教授也回了家，并且认出了他是谁。他羞恼之下把玻璃窗捣得粉碎然后愤然离去。他不但没挣到那50元钱，还受到警察局的通缉。

　　他幸运地得到一份当捉刀人的工作——替一位公司老板写自传体小说。搞文学创作需要有安静的环境，但是他的邻居索斯基家的那个极其捣乱的儿子乔治偏在他家房后用高保真音响放摇滚乐，而且把音量调到最大。由于他提出了抗议，因而招致两家更大的不和，邻居不仅把他们通往山下的必经之路毁掉，乔治还朝路上开枪玩，使他的儿子放学后不敢回家。更有甚者，乔治还把努德尔曼家周围的树木砍倒，破坏刚刚播种过的菜地……一桩桩类似的事件搅得他一家终日不得安宁，书也自然写不成。这时书的主人——公司老板——来电话叫他去纽约面谈。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在去纽约的路上及在纽约期间他又经历了种种挫折与磨难，甚至被误认为是小偷投进了监狱。书终于写成并寄给了老板，但是酬金却迟迟寄不来。几周后终于得知，原来那位老板是个大骗子，已于两周前因贫困潦倒死在一家豪华大酒店里。此时的努德尔曼真想有一把枪自杀。但是妻儿怎么办？绝望之际他忽然想到带上全家去瑞典寻找新的生活。

　　《崩溃》的情节与《重建天堂》有很多相似之处。主人公的妻子都是瑞典裔，两个家庭均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家都建在山的高处，而且都居住在纽约州郊区。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作者本人的经历，尽管利伯尔曼在瑞典只呆了一年，但那一段生活经历显然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他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他的作品包括长、短篇小说还被译成了瑞典语在瑞典出版。《崩溃》一书中的努德尔曼先生在绝望时脑中突然闪出的希望之光不在世界上这个最富有的国度美国，而在遥远的北极之国瑞典，那里是他的未来，是他的希望，是他生活的新起点。可见他对那段生活印象之深以及对那个国家的发自内心的爱。

　　60年代初，当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兴起的时候，美国文坛却出现了政治小说热。如果说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于60年代发表的《兔子，跑吧》未能反映出50年代美国乃至世界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话，那么他的“兔子”系列的第二部《兔子回家》（1971年）和第三部《兔子富了》（1980年）则是典型的政治小说。厄普代克以主人公哈里作为媒介，把60年代的反越战、种族骚乱、反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潮、70年代的能源危机、水门事件、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等重大政治事件写了出来，说明人与社会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利伯尔曼的上述长篇小说也发表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同样无时不感到主人公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息息相关。当问及利伯尔曼的政治观点时他说他“反对所有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个种族，具有哪种政治信仰，是哪种肤色的人。”从《崩溃》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杜撰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这个“维持会”对主人公努德尔曼昼夜监视并定期向“上级”报告他的情况。这个“治安维持会”实际是对当权者的讽喻，也恰恰证实了利伯尔曼“反对所有的政治家”的态度。“维持会”在一号报告中说努德尔曼先生在“最近的言行中流露出对黑人的理解，暴露出他的偏执狂”，“监视对象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在崩溃……他反复强调的‘经济崩溃’、‘教育制度崩溃’和‘社会崩溃’，不过是他拙劣的伎俩。他企图逃避一个事实，即是他，而不是‘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作者毫不留情地嘲讽抨击了政客们的荒谬：理解黑人者是“偏执狂”，谁批评社会谁就将“崩溃”。“维持会”的成员不但对他的私生活横加干涉，私设公堂对他审讯，专横地给他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不容他为自己申辩。作者借此无情地揭露了美国政治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虚伪。

　　利伯尔曼不但反对一切政治，而且反对一切宗教。用他的话来说，他“反对一切宗教，不管是哪个种族的，哪种宗教信仰的，哪种肤色的。”他的这一世界观也在书中体现出来。努德尔曼的邻居索斯基对他家做尽坏事，但是星期日仍然去教堂敬拜上帝。努德尔曼在日记里写道：

　　星期日上午：索斯基一家去教堂了。古德尼斯神父，不管他叫什么倒霉名字吧，正给他们讲怎样做一个好教徒。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好邻居吧，这才是你应该告诉他们的！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懂礼貌、富有同情心的真正的人，你这个愚蠢的敬畏上帝的混蛋！

　　利伯尔曼不失为幽默大师。书中的一切政治与生活无不以幽默的语言一一道出。

　　努德尔曼在纽约的时候因无钱住像点样的旅馆，可又不堪忍受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所恶劣的住宿条件，便信步来到桥上并顺着钢索爬到桥架顶部。天亮了，纽约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坐在高处发出如下议论：

　　7时30分，人们都离开家门匆匆赶路，桥上的交通颠颠簸簸。从我们的摇摇晃晃的直升飞机上能看见所有静止不动的公园小路。街道和窄巷。圆白菜的价格直线上长，结果导致严重的汽油短缺。电力供应不上因为城里所有的电力公司都在进行着失控的罢工。市长最近疯了，他只穿着袜子和网球鞋满屋子乱转，还硬拽头上那仅存的几根毫毛。这位政府官员刚刚在电视上露面，他瞪着愤怒的金鱼眼宣布处于紧急状态、骚乱状态和团结状态。就天气来说情况也未见好转。预报说能见度低．就业率低，效率也低。下午气温将下降，气压将下降，人的背将更加下弯。烈风将从东方吹来，热空气将从南方袭来。至于明天，天气预报说没有什么问题，一个遍及世界驱之不去的低压政策将于不久的未来使我们的收入更低，生活更悲惨。

　　在这里作者巧妙地将价格上升、汽油短缺、工人罢工、就业率低、收入下降等社会问题与气压下降、能见度低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搅在一起，表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是何等紧密。

　　利伯尔曼运用语言的功力令人折服。他利用讽刺、挖苦、自嘲等手法抨击了美国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对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在被误认为小偷而被扣留之后努德尔曼说：

　　我想我已坠入深渊，坠入另一个悲惨透顶的黑暗之处。我被打劫、被袭击、被搜身、被羞辱。他们，这些和平使者，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带，把我推进了拘留所——尽管那根皮带有很多用处，但是在我把它的最后一个扣眼用上之后仍然提不住我的裤子。他们究竟怕什么？怕我用鞋带结束自己吗？哈！就我目前的处境，若真自杀的话，倒不失为一个最理想的抉择。我若有幸的话，机会倒是蛮多的，炼狱确实存在（索斯基之类的虔诚信徒一直在追寻着它）。然而糟糕的是，炼狱意味着我必须把我所经历的再反复经历，而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实在胆怯得很了。

　　别的先不说，我现在是饿极了，眼前除了自己的皮和骨头什么也没有。天亮之前什么可吃的东西也别想得到，能得到的只有饭后即遭逮捕的厄运……假如一个人想他自己是什么就能成什么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配着花色配菜的大热狗。假如一个人能成为他想吃的东西，那么我就大大的不是个东西，一个零，一个零的代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这就是我。三等武装抢劫犯，头号人民公敌。

　　《崩溃》的主题是关于失业者凄惨的生活状况和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但是作者并不是一味地诉苦以引起读者的同情或共鸣。全书不但充满戏剧性，使读者在笑声中体会到辛酸，同时也被作者的乐现主义精神所感染，使人在绝望之中看到希望。努德尔曼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让他去纽约发展以摆脱目前的窘境。努德尔曼想：

　　是的，我紧靠着烟囱，心中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得对。离开这里。应该。可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明知道已经度过了艰苦的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临，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可以听见冰柱融化的滴答声，闻到嫩草的香味，看见第一朵鲜花绽开在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大地。接着便是酷热的夏季，鲜美的果品大量上市，百虫齐鸣，一片热闹。然后盛夏很快过去，接着……秋高气爽，碧空白云，秋天不期而至。我怎么，怎么能现在离开这里呢？

　　当他下定决心举家迁往瑞典，他们将在那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寻找成功的机会时，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天已经暗了下来。太阳从山边悄然落下，空气中透着腐烂树叶的潮湿和春天来临的气味。这时索斯基家的拖拉机停了，山上一片惬意的宁静。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春天的鸟……好像刹那间一切都变了。

　　由于利伯尔曼本人与书中的努德尔曼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如都当过数学教授，都有两个儿子，都是作家，都对瑞典感兴趣，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崩溃》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是作者对这一点竭力否认，一再坚持说《崩溃》不是他的自传。

　　袁凤珠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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