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星之子》作者：康奈尔

内容简介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晨星之子，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在南北战争中受到林肯青睐的骁勇善战的年轻将军，被派到西部去镇压印第安人，却在小比格奥战役中全军覆没，惨死在印第安人手中。

　　作者用他文学大师的笔触，卓越的记实文学表现手法，描述了这场残酷至极，令人发指的野蛮战争。

　　《晨星之子》这部被誉为圣经般的巨著，如同一个万花筒，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美国西部印第安人战争时期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剥取头皮，肢解尸体；全身涂染各种古怪图案、头戴奇异羽毛饰物战帽的印第安人斗士，用带人发头皮编织的毯子；野蛮残忍的印第安人头皮舞和拜太阳舞；驱赶残杀印第安人妇孺，亵渎印第安女尸，烧杀印第安人棚屋的美国士兵，以及为成串展出的印第安人头皮而欢呼的白人……

　　本书不仅记述了卡斯特将军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涯，而且讲述了他与伊丽莎白真挚浪漫的爱情生活。这位战场上冷酷地驱赶残杀印第安人的将军，又是一个温存多情的丈夫，还是印第安女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且被说成和一位被他所杀的印第安部族首领女儿，发生了感情纠葛……

　　书中在介绍美国土著印第安各部落的起源、风俗、人情的同时，又详尽地撰述了“坐牛”，“红云”，“狂马”等印第安首领的生平，揭示了他们野蛮惨忍的生性中潜溶的人类慈爱的共性。也为我们描绘出当年美国西部大平原诗情画意的美丽风光：那宽达数十英里吼声如雷使大地颤动的野牛群，那成群出没飞落的野兽野鸟，那长满野花的一道道峡谷，那覆盖着茂密苍翠三角叶扬的一座座山坡，那浩瀚无垠的草原……

　　如果说《根》是一部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黑人寻根史的话，那么《晨星之子》则应当是一部记述美国西部印第安人史实的文学杰作。

　　公益图书

1

　　1876年夏天，詹姆斯·布拉德利中尉，带领一支“乌鸦”部落印第安侦察员先遣队，来到比格奥河谷。他在日记中记述道，6月26日（星期一）清晨常语言哲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类似于游戏的活动，语词①；他们就循着那些通往河边的踪迹前进，却意外地发现了其中一匹马，还有其它一些装备。东西显然是被扔掉的。他们仔细查看之后，大为吃惊，这些物品竟然是他们部队中一些“乌鸦”部落人侦察员的，他们是前几天被派到卡斯特军团的。

　　①说印第安语君苏语组诸语言的印第安人。

　　就在他们困惑不解之时，布拉德利发现河对岸有三个人。他们大约在2英里处，像是朝这边张望着。他命令侦察员用毯子打信号，说明自己是友人。侦察员开始挥动毯子，可好长时间，对方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远方的那三个人燃起一堆火，信号便改由烟火来传递。他们被说服走近前来。

　　他们果然是三个“乌鸦”部落侦察员：“多毛鹿皮鞋”，“头鹅”，“白人追他”。他们不愿过河来，却欣然讲说了。

　　布拉德利不愿相信他们所讲述的事，但又觉得事情似乎是真的发生了。他在日记中记述道，他只希望他们所说的言过其实：“从残酷战场上逃来的三个惊恐的人所讲述的灾难，有些夸大了。”

　　这一消息极大地震动了他的侦察员，他们一个挨一个地走到一边，颓然坐在地上，前后摇晃的抽泣着，吟唱着。他后来记述道，除了这些被杀害的人的亲戚朋友外，“四千万美国人无不为这恐怖的消息所震动、哀痛”。

　　布拉德利立即飞身上马，跑回到指挥官阿尔弗雷德·特理将军那里，向他转述了这些“乌鸦”部落侦察员所讲述的情况。特理将军由约翰·吉本上校陪同，周围围着一群副官。他没有参与怀疑主义的合唱，而是在马背上沉思着。“他紧咬下唇，望着我，样子似乎说，他怎么也不同意他的参谋部中那些草率的人们所持的全部怀疑的态度。”

　　纵队开始继续行进，大约下午一两点钟，进入了小比格奥河谷。

　　被称做冒险家与职业杀手的白人侦察员“蠢人”泰勒被命令到前面去打探。他回来报告说，那儿是熊熊大火与冲天的浓烟。吉本上校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它说明两种情况：要么卡斯特将军占领了那个印第安人的村子，要么就是印第安人自己点火把他们的村庄燃毁了。

　　特理将军出价，不管什么人只要能赶到卡斯特处，就奖赏200元。泰勒同另一个名叫博斯脱韦克的侦察员决定去冒险。不一会，两个人返回来，说谁也无法冲过去。

　　山岭上突然出现了骑马人，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出，其中几个穿着蓝制服，他们准是卡斯特军团的——大概是阿里卡洛印第安侦察员。查理·茹中尉带了几个骑兵朝前赶去。他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着，心里忐忑不安，吃不准是在向阿里卡洛侦察员靠近呢，还是朝苏人靠近。他派埃迪沃思上士前去查看，要他把手绢绑在枪上，然后挥动枪支告知前面发生的事q。可就在这时，至少有60名美国骑兵，或者是重新集合起来的什么骑兵，成两行举着一面队旗跑到眼前。紧接着，又跑出第二支骑兵，茹中尉明白：他们是穿部队蓝制服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令人奇怪的是，面对这可怕的伪装，他却没有撤销让那个上士向他们挥舞手绢的命令。确实没有。“我立刻命令这位中士往前冲，并告诉他我们就去援助他……”顺从的中士征用了两名士兵，像豚鼠般朝前疾驰而去，茹和其他士兵也紧随着向前冲去，很快，听到了熟悉的砰！砰！砰！的枪声。

　　这既不是那位无畏的中士的枪声，也不是他的同伴们冲击的枪声，而是印第安人从那块土原上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茹中尉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立即辙退。

　　已经开始撤退了，可随同吉本与特理的骑兵，还是认为这些纪律严明、身穿蓝制服的骑兵必定是卡斯特部队的人，仅有少数人看出了苗头有些不对。约翰·梅布莱中尉记述道，尽管这些骑者们保持着骑兵队形，“但他们的调迁移动的情况好像有些不大正常”，然而有人还传闻，看见茹和他们当中两个人握了手。但亨利·弗里曼上尉用一包香烟打赌，说他们是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弗里曼在他的日记中用不加渲染的笔触，说他赢了一包香烟。

　　在围着一堆营火讨论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时，大多数步兵预言情况会令人不愉快。而那些对卡斯特第七骑兵团有情感的骑兵们争论说，如果那儿确实进行了一场激战，卡斯特应当是胜利者。“人类如此固执的本性”，布拉德利记述道。“不顾及这天所有泄露出来的事实，指挥部确实有人在那那天夜里高忱无忧地入睡了，没有一个印第安人在我们面前……他们对看起来反常的每件事做了天真的解释，和他们争论根本无用。”

　　星期二早晨，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人。

　　河谷上游处河东岸的一个山坡上，堆了很多暗色物体，难以辨认。他们推测那是死野牛，死尸中那些黑色物体是死野牛皮，是印第安人逃跑时丢弃的。布拉德利渡过河去查看。

　　他离开没多久，小分队来到一个印地安人的营地。这儿刚刚被丢弃，火膛还是热的。部队赶到时，几只躲藏的狗大步慢跑开了。地面上丢弃的物品狼藉：猎枪，斧头，毯子，汤碗，野牛角汤匙，黄铜水壶，银头，磨咖啡机，大块大块的肉，老式手枪，一块磨石，大量的罐头盒，一只小风箱，马鞍，以及野牛皮袍子。夹杂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丢弃物中，还有像片，书信和瓷盘子。村子里还发现了卡斯特军团受伤的马以及军团的各种装备残片。在一根直立的杆子上，挂着三颗用绳子绑在一起的人头，他们全被烧成焦黑色，无法辨认。

　　吉布的外科军医，霍姆斯·波迪发现了詹姆斯·波特的鹿皮衬衫。“可怜的家伙”，波迪医生在日记中记述道，“衣服肩头下有个弹孔，其余部分被血水浸透——发现一双印有‘第七骑兵团耶茨’的手套——杰克·斯图尔吉斯的衣服下面是他的靴刺，还有这个勇敢的兵团的其他老同事们的遗迹。一根根显眼的棚屋杆朝干河谷与悬崖直掼下去。除了这些大量的丢弃物外，还有马拉雪橇、棚屋杆与丢弃的各种用具，或在匆忙中撒落……”

　　有几间棚屋未被拆除。起初，特理的士兵们认为大概是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在仓皇逃跑时未来得及拆除丢弃下的；可是，这些棚屋里却都有1具或更多的印第安斗士的尸体。每具尸体都穿得很整齐，而且像是按埋葬礼仪，穿着鞋底镶珠子的鹿皮鞋。

　　就在这时候，布拉德利中尉从河对岸回来，说是山坡上那些刚才被认为是野牛皮的黑色东西，实际上是死马，原来被错认为是剥去皮的野牛残骸，实际上是卡斯特的士兵们的赤裸尸骸。布拉德利计数，共有197具士兵尸体。这一消息使前进的军队惊呆了。茹连队的赶骡人，列兵威廉·H·怀特说，大约一刻钟左右，几乎无人说话。

　　纵队牙始朝峡谷开进，前去查实所发生的事情。

　　在向南行进中，他们不时注意到了如同仙人掌般丛丛直立的的箭状物。没多久，他们弄清楚，每丛箭状物都意味着另一具骑兵的尸体。

　　可以看出有人影在前边远处的一座山顶上移动——样子像是十分不安，猜测是印第安人——当中好像还有一群矮种马。一支由马吉思·泰勒作向导的小分队往前开去。

　　过了一会，特理的军队追上了小分队。他们看见负责军官正同那座山上来的传恶运的人们交谈着，他们是第七骑兵团雷奥少校指挥的卢瑟·海瑞和乔智·华莱士中尉的人员。真相逐渐大白，从星期天开始，雷奥的部队被苏人与夏安人包围了整整两天，直到星期一下午，这些印第安人才拆除了他们的活动村庄，朝比格奥山岭的南部移去。远处看见的那群矮种马，实际上是第七骑兵团的骡子辎重队。

　　特理与吉本的到来，使雷奥的信使们万分激动，但也十分震惊，因为还以为他们是由卡斯特将军指挥的那部分军队。他们说，自从卡斯特在星期天下午把部队分散开，同五个连队的骑兵跑开之后，再未听到他的消息。此刻，听说随同他离去的人全部阵亡，全惊愕得不知所措。他们原一直凄苦地认为，他们两天所经历的折磨，是在打外围仗。

　　雷奥的士兵们有52人受了伤，使得波迪医生忙的焦头烂额。后来某个时候，波迪医生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暗示了他对那些幸存者很快恢复常态而茫然，他写道，虽然，卡斯特之死极大地震动了他们，但这些人很从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并感到十分欢乐。

　　第七个兵团的沃尔特·克里福德上尉骑马登上山岭，去居高临下查看雷奥选择的防御地。在那儿，他遇见了一匹一条腿被打断的印第安矮种马。见它每移动一步，打断的腿就可怖地往前晃荡一下，伤口上爬着密密麻麻的苍蝇。小马一跛一拐地走过来，把头依在他的马肚子上。克里福德把它推开，他实在无熊为力。可是，他回过头时，见小马还在试图跟随他。他又骑马走回来，小马走近，“这次，小马把头靠在我的马的臀部，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我，仿佛乞求帮助”。克里福德只得举起手枪对准马头，开了一枪。“意外的袭击没有能很快结果它。”

　　下山途中，克里福德上尉仔细察看了小比格奥河西岸。雷奥的部队在河谷较北头的小规模战斗中被击败之后，便溃逃在这座山顶上。他们是从堤岸跳入河中的，堤岸高约10英尺，而他们跳入的河水有四五英尺深。穿过湍急的旋流之后，他们艰难地从一座徒直的山坡爬上小山。“在漫山遍野的印第安人的重重包围之下，有这么多人能突围出来，真是个奇迹！撤退简直成了夺取安全地的疯狂竞赛。”

　　开始做准备，要把雷奥受伤的部队转运到小比格奥河口。系揽在三角叶杨树上的“远西号”船等在那里。列兵怀特也被派去收集做担架的材料。他记述道，起先，他们砍了一些小树；后来，发现拔苏人的棚屋杆比砍树更容易些，而且可以借此寻找幸存者。怀特和其余派去执行这一任务的人，被所见的事强烈地感染。波迪医生想从一个印第安斗士尸体的脚上，脱下用带子绑着的鞋底镶珠子的鹿皮鞋。他使劲拽拉，“但它们套的紧紧的，尸体的肌肉肿胀了，在他抓拉尸体的一条腿时，腿上的皮掉了下来。虽说他是个医生，但令人作呕的气味和叫人厌恶的景况，使他停止了尝试。尸体已在炎热的天气里放了整整两天两夜：6月25日，26日、27日。”

　　波迪医生的日记没有提及这些小事。

　　怀特自己得了六双鹿皮鞋和一面镶有黄铜平头钉的镜子。他还发现了一麻袋准是从驿站马车或邮局弄来的信件，还有一本列有20个人的名单和欠款。帐本中的几页上有印安人画的图，可能是由偷盗它的人画的。怀特对这些图不感兴趣。他把信件和本子交给一位芝加哥随军记者。这个本子至今不见影踪。当时，部队有许多随军记者，来自芝加哥的仅有《时代》的查理·迪赫尔和《论坛》的“福西恩”·霍华德。麻袋肯定被他们两人谁扛走了。

　　除了那面黄铜平头钉镜子（里边装有被推测为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画的像片）外，当某人，或不知名的某人带着装有鹿皮鞋的那只大麻袋逃跑之后，怀特就丢失了那本苏人记事本。许多年后，他对记者说，他怀疑是第七骑兵团的一位骑兵干的。

　　那天，怀特在村子里查看之后，还花费了一段时间，在雷奥的士兵们发起战斗的那条河谷中穿行逗留。他看到的所有尸体都被极其残忍地砍剁。他们的五脏露在外边，头、脚、胳膊、大腿和双手全被砍掉。他记述，仅有一具完整的尸体，是一名差不多躺着藏在一具马尸肚子下的骑兵，印第安人未能发现他。在受伤死亡之前，他一定是遭受了干喝的折磨，因为，他把头插入马的大腿中间，用刀子把马后臀部的肉拉开了。刀子在他右手旁边的地上，他左手拿着一个罐头盒，里边有几盎司凝结的马血。

　　1920年，退役的前列兵威廉·斯莱帕给历史学家E·A·布里莫斯图（E·A·Brininstool）描述了他在这条河谷中所见到的情景：“我看见M连的骑兵保罗·亨利·斯考伦的尸体被极其残忍地肢解，右腿齐根被砍掉。我还看见吉姆·特雷的眼睛里插着把猎刀，一直没入刀柄……”

　　斯考伦曾经十分忧虑。6月24日，他的同铺伙伴列兵丹尼尔·纽厄尔，到玫瑰花苞河洗澡，回到营地时，见他正在记日记。他告诉纽厄尔：“如果我遭到什么不测的话，请通知我妹妹玛丽，她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加德纳，我是亨利·科迪……”这是几天之内，他第二次把他的真实名字告诉纽厄尔。

　　他是在从河谷中撤退时被杀害的。纽厄尔看见他倒下，并听他喊道：“再见了，伙伴们！”

　　他的马被惊咆了，后来被另一个连队的士兵逮住。马鞍囊里装着他的祈祷书《天国的密诀》（Key of Heaven）。纽厄尔把这本书寄给了他的妹妹，她接着来信询问哥哥的尸体是否被肢解。纽厄尔向她撒谎说：他的尸体完好。纽厄尔曾在1930年说：“如果我能把他的日记找到的话，我会把更多的事情讲述给她；然而，我想，当那些可恶的印第安女人剥光他的衣服时，肯定把它掠夺了。可怜的家伙！”

　　吉本军部的一名工程军官爱德华·麦克南德中尉穿过河谷时，草记下了他的一些感想。他记述道，去年4月曾对这个地区做了侦察，那时，“乌鸦”侦察员们清楚地知道，周围有苏人，就为他们的敌人留下了可以发现的标记：一个用炭墨画装饰的空面包箱子。这些标记告诉那些苏人，他们将要在这儿被消灭。“乌鸦”人还在箱子缝里塞了一些草，指明歼灭他们的事将在夏天进行。麦克南德记述道，吉本的巡罗队所侦察过的地区那么大，而这只面包箱子却就放在离真正战场不远的地方，这是十分奇怪的。

　　在谷地，在苏人与夏安人的营地的南头，那场战斗可能是在卡斯特开枪前就结束了。1883年，一名安克帕帕苏人女人说，雷奥发动袭击时，她就在那里。她认为，那个带领一支骑兵进攻的人不是喝醉了，就是神经有问题：“他以极大的仁慈宽待了这个营地，他本可以把我们斩尽杀绝，或把我们赶跑……”

　　她说，雷奥的军队则跳下马分成小股作战，然后就开始撤退。他们扔下武器，丢盔弃甲，没命地逃窜。她对这些白人的贪生怕死十分厌恶，说他们比她自己更加惊慌失措。

　　但骑兵们认为，事情并非那样。他们看见数百名苏人从安克帕帕村急驰而来，有的展开身子平伏在矮种马背上，有的紧贴在马肚侧。子弹如同雨点似的嗒嗒地打在地面上。列兵威廉·莫尔斯说，落在地面上的子弹十分密集，他的眼睛被飞起的尘土迷住。约翰·赖安军士回忆说，在他接到下马的命令时，他们地处一个土拔鼠群般土丘地。他们用锥状小土匠作为胸墙。赖安说，没有比这更令人狼狈的防御景况了。他与每一个士兵都知道，一个土拨鼠般的小土丘，根本挡不住飞来的一颗子弹或一支箭。

　　大部分斗士骑马来回奔跑，狂呼乱叫，并朝俯伏在地面上的骑兵射击。一些斗士又折回战地的西头，企图包围他们。与此同时，雷奥的骑兵朝河旁的三角叶杨林地撤去。

　　树林提供了比土拔鼠似的小丘安全得多的防御。几位军事分析家认定，雷奥应当留守在那里，而不是过河爬山。他们指出，雷奥的军队离村子这么近，应当把大量的斗士吸引住，以便卡斯特施展他的计划。另一些战略家认为，雷奥除了突围，渡河，并在悬崖上确立防守阵地外，别无选择。而在子弹从头上尖啸而过时，赖安军士也有了他的主意，显然赞成逃离。他告诉连指挥官托马斯·弗伦奇上尉，说是一些印第安人打算切断他们的后路。“哦，不对，”弗伦奇上尉说，“那是卡斯特的士兵。”据赖安说，就在此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列兵乔治·洛伦佐的后脖颈，弹头从他的嘴巴中飞落，他倒在地上。

　　此时，雷奥少校骑马跑来，喊道：“愿逃出去的，跟我来吧！”

　　列兵莫尔斯认为子弹击中了洛伦佐的肚子。不管击中他的哪里，他已是奄奄一息了。莫尔斯把他拖到一棵树跟前。扶他靠在树上。

　　“快跑吧，”洛伦佐说，“你救不了我！”

　　莫尔斯没听他的。洛伦佐再次叫他离开。

　　“好吧，如果你坚持这样。”莫尔斯说完奋力上马，可是，马非常惊恐，他无法把脚伸进马蹬。此刻，所有的人都已撤离。马立起后腿挣扎着，莫尔斯围着它奔跳着。他终于跃上马背，抓住前鞍，把身子拉上去。马穿过灌木丛，奔跑起来：“我的肚皮紧伏在马鞍上……印第安人逼近，有两人离我这么近，想必试图把我套住……”

　　华莱士中尉说，当他骑马从三角叶杨树林中跑出来时，看见满山遍野都是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雷奥的骑兵分成四路纵队，印第安人闪到一边，让他们过去，然后，朝他们开火。谁没有使用手枪的话，就向谁围拢过去。

　　多年之后，另一个被采访的骑兵说，他们嚎叫着，“简直如同一群恶魔。”他说，尽管45年过去了，但他绝不会忘记，有一个苏人离他那么近，简直可以用一把战刀够着他。

　　列兵詹姆斯·威尔逃出河谷时，侥幸安然无恙，可在战斗的第二天，他受了伤，左半身瘫痪了。他回忆道，在撤退中一位膀大腰粗的苏人一直贴着马飞奔着，那个家伙企图把他从马蹬上推下去。苏人的肩膀受了伤，“他每推我一把，血就从他伤口中涌出，溅污了我的衬衣与裤子。在我们快要到达河边时，他一直是一个下狠心缠着我不放的魔鬼。”

　　雷奥的小规模战斗曾得到了阿里卡洛部落侦察员的援助。阿里卡洛侦察员通常被称作李人。其中一名叫“红熊”。他的事迹被记述在《阿里卡洛记事》中，该书在许多翻译的协助下，于1920年出版。

　　当穿蓝制服的士兵们显然敌不住这些苏人时，“红熊”决定撤走。”可没跑出多远，他的马被绊倒。马奋力爬起来，又沿河飞奔而去。“红熊”穿过树林和野攻瑰丛紧紧地追赶着。马缓绳终于被一根枯树枝缠住，可树枝又被折断，在马的后面拖着，马总算被它绊住了。可就在这时，一名达科他印第安人探出身来。此人的脸下部染成红色，上部染成黄色。“红熊”对他开了一枪，他倒在地上。“红熊”说，此刻，他耳中所能听到的只是叭叭的射击声和苏人的鹰骨哨子的尖厉啸叫声。他朝小比格奥河跑去，看见他的马在河中泅着，他就跳入水中，抓住马鬃，一同泅到河对岸。可当他爬上岸时，看见那匹达科特马——一匹前额上有一块白色条纹的深栗色马。马围着一个鹿蹄项圈，在水中游着时，他听见它的项圈咔嗒咔嗒地响着。接着，他看见“截尾巴公牛”的高大杂色马，惊恐地哼叫着跑过来穿入树丛——“马尾和鬃毛随风飘起”。“红熊”说，马的缰绳飞飘着，生牛皮马鞍被鲜血浸透。

　　数周之后，这匹杂色马出现在小比格奥河谷300英里处的靠近布希尔德（Berfhold）堡的阿里卡洛村，阿里卡洛人为它创作了一首歌。

　　“红熊”看见雷奥少校的头上缠着一块手绢：“……嘴巴与胡须上全是白色唾沫，向下滴答着，一双狂怒的眼睛轱辘轱辘地转着。”

　　大量的证据证明，雷奥确实失去了控制，许多士兵被吓得失去了头脑。对一些魂不附体的士兵们，苏人也不屑理会了，干脆把他们从马上拽下来，交由男孩子们去杀死。名叫“木腿”的17岁的夏安少年说，他与他的朋友嘲讽了这些穿蓝制服的士兵，告诉这些士兵，说他们根本不应当前来参战，而应当求助于更多的“乌鸦”人与肖松尼人。“木腿”和另一名夏安人一同骑马跑到一名士兵的旁边，士兵十分狼狈，他们没有去杀死他，而是用马鞭抽打他。

　　雷奥是一名经历了南北战争考验的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所以，他不可能口吐白沫、绝望地瞪圆眼珠。不用怀疑，他必定是非常激动。当时在战场上的一位军官说，雷奥命令这些人迅速接连三次从马上跳下跳上。至于他头上绑的手绢，不管它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是因为他的草帽丢了。在此种情况下，这个重要的小物可能只是被作为一种含糊的标记而已，因为士兵们不愿意看见他们的指挥官被打得丢盔弃甲。

　　在袭击一个敌人的营地时雷奥应戴顶草帽，这似乎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是，这支部队中，并非雷奥一人使用了这种装备，因为那时正值酷热的暑天。两个月之后，吉本的士兵们应当陈述，当时的温度，在荫凉处是110度F，而在帐篷里达116度F。黄石河一位精明的北方佬商人，以每顶草帽25分钱，赚了一大笔先令的红利。虽然对他卖出多少顶草帽没有做过精确的记录，但在雷奥袭击这个村庄时，这些草帽必定是个奇观。

　　记者约翰·F·芬奈里蒂虽然没有去过小比格奥，可他原先见过这位少校。他把雷奥描述为一个矮小，敦实，“面部充满信念的人，而脸色分明饱经风吹日晒。”阿里卡洛侦察员们要比芬奈里蒂更了解雷奥。他们用一句话表达了雷奥外貌的特征：“黑脸人”。

　　这些阿里卡洛人究竟从何时开始这样称呼他，不大肯定，很可能是在他和一个叫“大熊”的侦察员争吵之后。雷奥误解了描述人物特征的修辞，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吓唬说要枪毙他。“大熊”也不退让，拔出了战刀，另一名侦察员跳在他们中间，恳求看在卡斯特的面子上不要这样，才防止了那场争端的流血解决。大概从那时起，莫里斯就毫不费力地一眼认出这张黑脸来。

　　整个事件之后，评价雷奥少校指挥他的骑兵进行那场战斗的功过问题，就成为小比格奥迷们争论的敏感话题。继之而来的批评，使他认为是对他本人的恶毒诽谤，于是，他要法庭调查审理。在海斯总统的授意下，法庭于1897年元月13日在芝加哥的帕尔默议院进行了传告。调查几乎持续了一月之久，记录证言达1300页。

　　听证军官中有雷奥的侦察参谋长海瑞中尉。他说，要是他们继续前进的话，再有五分钟，全纵队将会覆没。

　　列兵卡尔波特逊证言：“如果不从这场小规模战斗中撤离的话，或者，再坚持上三分钟的话，我想没一个人能从这个战场中逃脱。”

　　德鲁迪奥中尉说，没有怯懦的迹象：“当他停止前进跳下马时，我说，“干得好”，因为，我看出，我们再往前走500码左右，将会惨遭屠杀。”

　　莫林上尉说，“就我个人判定，如果雷奥继续朝河谷往前冲的话，他也就丢在那儿了。”他继续说，无人坚持说这场撤退是一次凯旋。至于他自己，他宁可在山头上活着，也不愿葬身于别的什么地方。他的这番话激怒了法庭记录员莱斯·李中尉。他质问这位上尉是否就没有想过一位战士在战场上捐躯，要比丧格辱节地坐阵山头更光彩——使莫林愤恨的质问。

　　雷奥证言，尽管他对当地的地形一无所知，但后来却看出，如果他们继续往前攻300码的话，整个部队就会进入一条几英尺深10码宽的壕沟，而印第案人就隐藏在这条壕沟里。他认为，在大多数士兵抵达壕沟之前，他们会全被隐藏在壕沟中的印第案人射死在马鞍上。至于逃出，是根本不可能的。

　　沃纳中尉说，地面好似是一片开阔的草原，没有看见过有什么壕沟。

　　法庭讯问了有关雷奥与卡斯特的关系。雷奥回答没有什么敌意，他同这位将军的关系是极其融洽的。为了说明这一清楚不过的事，他补充说，卡斯特甚至不能做出救助一直跟随他的自己兄弟的任何事。

　　他的回答未能使李中尉满意。

　　“问题是，你是信心百倍地参加了这场战斗，还是迟疑不决？”

　　雷奥再次回答，说他同卡斯特将军相处很好：“我对卡斯特将军的感情是友好的。”

　　“我要你回答问题的实质。”李说。

　　“好吧，先生，我认识卡斯特将军好久了，”雷奥说，“作为一名战士，我对他的领导才能有些怀疑。”

　　雷奥的律师是民法专家莱曼·吉尔伯特，他在对所有证言审核之后，替雷奥在法庭上辩护。在说到有关撤退问题时，吉尔伯特反问道：“他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吉尔伯特指出，与原来料想的战斗完全相反，印第安人开始进行分隔聚歼，所以，他们丢弃棚屋，以示他们背水一战的决心。这些情况表明，他们实力非常强大。吉尔伯特说，要是印第安人害怕的话，无可置疑，他们应当不惜一切阻挡任何逼向村庄的进攻：“可是，他们当时却退却，引诱军队攻击他们。要是这一攻击获胜，他们的家园是会被摧毁的呀！所以，他们是在向这位军队指挥官宣称，他们不但能捍卫自己，而且能击垮他的军队。”所以，雷奥的撤退决定是明智的。

　　在审问休息期间，芝加哥《时报》的一个记者向弗雷德里克·本廷上尉询问了白人为什么会同印第案人之间发生那么多摩擦的事。本廷回答说，这个责任应当由非法侵吞印第安人财产的印第安司代理人来承担。他说，那里在进行着“大量的偷盗与窃取”。这些代理人每年的薪水是1500元，而他们一年的积蓄则多达15000元。如果确实对这些印第安人真诚相待的话，是不会有什么乱子的。

　　查理·坎贝尔曾在第三步兵团服役，后来成为俄克拉何马的政府代理人。他在雷奥的审判结束后很久说：“多少年来，印第安人的代理人一直是短评作者与漫画家的抨击对象，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不是一个窃贼，就是一个受赌者……按理，他们是一帮薪水微薄的官员，在属于他们自己各宗教派别的召唤下，承担了义务，不但他们自己，连同家属，牺牲了大量的舒适与安逸，帮助分享白人的重担，怎么能设想他们会诱起反叛，引发给予他们恩惠的人制造动乱与危险……”也许，坎贝尔对俄克拉何马情景的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在其它地方，也确实有阴谋与欺骗。例如，据说，一位巴尔的摩承包商为苏人提供面粉，他伙同一个中间商使用三个袋子来欺骗他们。面粉从巴尔的摩运到夏安部落，在转运过程中，检查员给每个袋子打上“100磅”的印章，然后，把100磅面粉分装在三个袋子里，发出去的面粉就变成了300磅。

　　在加拿大，情况就不同了。比斯霍普·亨利·惠普尔指出，在边界北侧居住着“同样强悍、占统治优势的英裔苏人部落，他们同样是未开化的人”，可是，加拿大人并未受到残杀与种族冲突的困扰。原因当然不是单方面的，然而，起码加拿大政府履行诺言。如本廷暗指的那样，加拿大官员们以极其真诚的民族观念对待这些土著人。

　　当问到这些苏人被暴力强行从一个居留地迁移到另一个居留地他们会做何想时，他认为，如同对待其他民族的入那样，人们也应当多少体察一点印第安人的心。“我是一位南方人，我原曾注意到，你可以强行把一个黑人迁送到远离他家乡的地方，但却不能割断他想返回故土的情感，相同的情感，刺激着这些红肤色……”

　　法庭的最终结论是，同雷奥对抗的正是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对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村庄的任何进一步侵犯，都成为使这支部队惨遭歼灭的因素。他的下属，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从全局的安全着眼，做了些过头的事。“法庭对他的行为无可指责”，定论认为，他的撤离决定是基于对局势的理性分析做出的，也许，那是正确的。从某种程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在撤退到靠河岸的三角叶杨树林中之后，他和卡斯特宠爱的印第安人侦察员“血刀’咬谈，想弄清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会采取的行动。就在那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血刀”的头，脑浆飞溅到雷奥的脸上。一些历史学家认定，这件事产生的震动可能使他从心理上瘫软。也许是这样。可是，雷奥是从南北战争的横尸飞向的征战中闯过来的人，他身上不止一次被鲜血飞溅，因此，人们要沉思。在这场奇特的事件中，“血刀”是使人泄气的因素。还有他的那与众不同的贝壳熊爪项圈，以及一块卡斯特送给他的绣有蓝色小星星的黑围巾。他成为部队的象征，在他倒下时，雷奥可能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前景。据此，人们肯定会说，这位少校被震动了。这一震动持续了多久，程度究竟有多大，无人可知。

　　他说，他的草帽在树林中丢失了，然而他没有讲出是何时丢失的。很有可能，他立即把它扔了。一件血水浸染的衬衣或裤子是可以忍受的，可戴着那搭拉在脸上浸着血水与脑浆的帽子，是怎么也无法忍受的呀。

　　对雷奥少校的行为——不管它是合乎理性还是由于太惊恐而丧失了理智，已争论了一个世纪。在内战的功绩簿上，有过他的辉煌史绩，他两次由于作战勇敢而受勋。可是，这次是首次同印第安人交锋，印第安人可不具备南方同盟支持者那种举止。滚滚的烟尘，异族人的地形，砰然扎入肌肉的箭支——不亚于当初在弗吉尼亚的一次未预料的骑兵攻击。

　　载着绝望的骑手们的四匹马从队伍中窜出，朝苏人冲去。两名骑手又设法返回来。另两名骑手，列兵乔治·史密斯与詹姆斯·特利的马径直冲入安克帕帕人的村庄。他们在那儿被抓获，被从马鞍上拽下来，惨遭刺戳、鞭打、砍剁。“坐牛”的一个侄儿“亨利·奥斯卡·一只牛”看见这些马匹从一条战线中冲出。数年之后，在接受采访时，他得意地讲述道：“那些士兵们根本没有坚持多久。”列兵莫里斯认为，特利在什么地方被杀，而史密斯被安克帕帕村民逮住的事好似不大肯定。那时，在被遗弃的村子里发现了一颗白人头，可能是史密斯的。不管这个白人是谁，他的头被绳套住拽拉，直至被从身上拉掉。

　　“亨利·奥斯卡·一只牛”说，穿蓝制服的人非常混乱，一些人跳下马尖色喊叫着，朝河边的三角叶杨树林跑去。他们边跑边回头射击。他骑马紧追一名，并用带石锤的战棒把他击下马，然后把他按下水中，直至他停止了挣扎。

　　叫“黑麋”的奥格拉拉人说，那时他才13岁，由于长得瘦小，看起来像个稚童，可他已是一个老成有见识的人，并取得了战绩。白人侦察兵认为他是个成稳的大人。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场战斗，说战马踩踏起的尘土灰蒙蒙遮天蔽日，令人窒息，在熊熊的烟火中，传来凄惨的哭喊声，呼呼叭叭的枪声，以及阴森的鹰角号的尖啸声。妇女们吟唱着，为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助威呐喊。他记得，美国人的高大战马光着脊在硝烟与枪声中狂奔。“这些白人士兵来到我们这儿，杀死我们的父老姐妹，可这儿是我们的家园！”他一派苏人语气，隐含着执拗、冷漠与厌恶。

　　他和几个男孩子包围了一名躲藏在灌木丛中的士兵。士兵设法逃跑，在草丛中来回爬着，躲闪着，男孩子们则围着他迂回地奔跑，朝他射箭。“黑麋”说，他们简直好像在追捕一只兔子。他们知道，至少有一次把他射中了，因为，听见他痛得哎哟了一声。后来，他们放火点着了草丛，迫使他从树丛中跑出来，一些苏人斗士把他杀了。

　　“黑麋”亲手剥了一名活着的士兵的头皮。这不是一件利手的事，士兵的头发太短，刀子也不快。士兵咬牙切齿地痛骂着，使得“黑麋”手忙脚乱，只得朝他的头开了一枪。完成辉煌的战绩之后，他想让妈妈知道他剥的头皮，于是，骑马跑到女人与儿童那儿，她们正聚在一座山头上观看战斗。妈妈看见这个战利品后，荣幸地尖叫起来。

　　对于陷入三角叶杨树林的雷奥的士兵们来说，那满满一沟赤身裸体、全身涂染的土著人，他们狂喊乱叫的场景，必定是一幅活生生的17世纪但丁的《地狱》插图的翻版，本应有秩序地撤退，也就成了紧随雷奥去冲杀出一条血路的事了。那些未来得及跟他跑的以及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士兵们，被丢弃了。据说，当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射完之后，雷奥狂怒地把它扔到一边，然而这永远也得不到证实。

　　雷奥不顾一切地从峡谷中撤退，可能牵扯到南北战争中的一件不愉快的经历。1865年春天，他的军团追击一个名格雷·戈斯特（约翰·幸格利顿·莫斯比）的南方帮联支持者游击队员，但一直未发现他的踪迹。直到有一天，他们探知戈斯特正在汉密尔顿的一个村子里同几个人木交谈意外的幸运，使雷奥万分高兴，就策马前追，帕雷·戈斯特向通往米德伯里的路仓皇逃去。就在此时，从米德伯里路路边的树林里射出一连串子弹，雷奥的21名骑兵从马鞍上栽下。

　　此时，这位少校头脑可能不够聪明，可他也不糊涂。所以，公正的设想应当是他没有忘记格雷·戈斯特的屠杀陷阱。11年之后，在小比格奥河谷，他再次攻击一个显然不堪一击的敌人，从一些迹象中，他看出了苗头不对。弗吉尼亚的错误教训，突然在脑中闪现。吞没了他的勇气。否则，会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两次犯同样错误的话，他必定是个傻瓜。

　　在从三角叶杨树林到渡河朝悬崖的撤退中，骑兵的马成了印第安人最频繁射击的目标。乍听起来，有些不合逻辑，因为印第安人是非常珍惜马的。然而，马的目标大，如果马被击倒或马腿被打断，骑者的逃跑便会成为泡影。特理将军的部队穿过河时注意封，几乎每具骑兵的尸体，都躺在马尸旁边。从而，他们做出这个结论。

　　穿蓝制服的士兵刚一逃离，印第安妇女、儿童和老头便蜂拥冲出村子。他们剥光士兵的衣服，抢掠他们的所有物品，砍剁他们的肢体。如果有谁还在抽搐蠕动的话，就杀死他。“血刀”的头被砍下，可能是被一个英克潘都特村的塞蒂苏人欢的，因为该部落的习性是砍头而不是剥头皮。

　　还有一种可能性。据说，“血刀”的尸体是被两个年轻的安克帕帕村姐妹发现的。她们不认识他，但衣服与发式判定，他是李人侦察员而不是“乌鸦”人，因为“乌鸦”人常常把他们前额上的头发理的短短的，后面的头发则高高地梳拢起或梳理成鸟兽颈毛式。两位姑娘于是砍掉了这个中年李人侦察员的头，拎着它走回棚屋。头像球一样在她们手臂中滚动着，姐妹俩还各拿了一块血污的脑髓。回村后，她们把战利品绑在一根棍子上。

　　成年苏人都认识“血刀”，虽说母亲是李人，父亲曾经是苏人，但童年生活是在父亲的部落人中度过的。那些年月，也许由于他的混血血统，使他吃尽了苦头。苏人和李人有时能融洽相处（他们认为愿意交往时），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相互仇视。苏人总是轻蔑地把李人贬称为“吃苞谷的人”。

　　而李人自称他们是萨尼什部落人。沿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曼旦的邻族，则称他们为帕尼斯人，因为，他们同西开第·帕尼印第安人有亲戚关系。然而，他们的最通用的名字却是阿里卡洛“鹿角”人。在古代，他们用两根骨头把头发梳缠在头顶上，看起来好似两只角或鹿角。

　　19世纪早期，刘易斯和克拉克访问了李人，发现他们待人热情友好。30年之后，艺术家乔治·卡特林也拜访了他们。他说：“这应当归咎于贸易体系。他们饱受了虐待、欺骗，对整个文明人种报有根深蒂固的成见。”乔舒亚·比切尔曾于1823年创办了皮毛贸易站。他说，他们臭名昭著，不但背信弃义，而且野蛮残暴，被他们残杀的人要比所有其他部落所杀的人加起来还多。

　　开初，在刘易斯与克拉克进行探险访问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之前，苏人也同样是一个待人热情友好的部落。一名1849年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的人评论道，要是没有他们的保护开道，任何没有军队保护的白人休想从帕尼人，夏安人以及阿拉帕霍人印第安地区通过。苏人究竟从何时、由什么原因突然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友善态度，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谴责作战部，并对他的华盛顿同事说，高级将领们指派的“乡村校舍官员们与小酒馆中的士兵们，把印第安人当牲畜与狗看待”。

　　不管什么原因，对土著居民的背信弃义与野蛮残暴，美国人的回击是劫掠与蹂躏，尽管主观愿望不是这样。1837年6月20日，“圣彼得”号轮船在克拉克堡港口卸货，他们给印第安人交付了一批他们喜爱的货物，可也带来一些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一个曼旦部落人偷了一条沾染了天花病毒的毯子，把天花瘟疫带到了这个地区。而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的联邦堡地区的印第安人，不顾及知道病疫危险的白人们的警告，拒绝从船边离开，拒绝迁散，认为这是再次对他们的欺骗。那时联邦堡补给站负责人雅格布·霍尔斯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每个人接种牛痘。据说，当许多接受治疗者开始呕吐、出血并死亡时，他开始惊慌起来。霍尔斯自己也染上了天花。他算是摆脱了死神的纠缠，可他的印第安人妻子却没有逃脱。

　　艾斯尼布英部落的五名机会主义者认为，联邦堡的这场混乱，是发横财的好机会，他们机灵地翻越过栅栏，偷走了两匹马。一支士兵队伍追赶、并把他们抓获，劝说他们不要执意把马带走，以免使瘟疫灾难扩大，结果，除一名士兵凑巧被传染之外，两名头脑简单的盗马贼把病毒带回家乡，800多个人染病而死。

　　病毒又从艾斯尼布英部落传播到库利部落。7000名库利人丧命。接着，病毒蔓延到“黑脚”部落。

　　接下来的几年中，究竟有多少密苏里各部落印第安人丧命于天花，几乎难以统计。也许是10万。一些从瘟病中逃脱的人，从镜子中看到自己脸的模样后，愚蠢地自杀了。一座座空荡荡的棚屋，孤寂阴冷地散落在凄凉的山头，饥饿的人像孤魂似的无目的地到处游荡。“除了贪吃的野兽阴惨的嚎叫与饿狼的哀叫外，到处是死一般的沉静……”

　　1843年，奥德本（Audubon）目睹了被瘟疫扫荡后幸存下来的李人。他把他们描述为居住在污秽的住所中的一帮十分警觉而又瘦长难看的人。当一名斗士要同他握手时，他厌恶地勉强伸出了手。他认为，该部落的妇女由于淫荡而变得伤风败俗。这可能是“狭隘”的评判，然而，那时，李人确实已经乱伦：兄妹之间，父女之间，丈母娘与女婿之间……据这一时期的记事指出，性病大量地在那儿蔓延着。1858年，费城的一个青年拜访了他们，说他们阴沉、迟钝、蛮横无礼，一幅恶棍模样。“由于他们的猥亵行为，大多数人的眼睛发炎、生疮、溃烂、流脓……”

　　不管部落的物质与精神壮况怎样，苏人认为，他们是上等部落人。“血刀”童年的残酷生活即是最好的一个事例。他饱尝了被奚落凌辱的滋味，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后来成为苏人最著名斗士的“苦胆”，就对“血刀”恨之入骨。1856年，“血刀”的母亲离开安克帕帕人营地，去看望住在东部较远方的同部落人。也许，这是解决这一悲惨境遇的一条出路。她扔下一个丈夫（也许还有一个女儿），把几个儿子带走了。她显然没有回去。

　　四年之后，“血刀”决定回去探访安克帕帕人。他也许想去看看父亲，顺便问候问候村里几位儿时的好友，然而这一决定，差一点使他丧命。

　　作为一种礼俗，一名旅行者抵达一个印第安人营地，本应当是安全的。但“血刀”到了该部落后，却没有受到这种礼遇，他遭到唾骂，衣服被剥光。他们不但咒骂奚落他，还用来复枪通条做礼仪杖节拍打他。他为什么要惨遭此种轻蔑侮辱，无法弄清楚。他的李人血缘关系，是不足以作为受到此种待遇的唯一理由的。

　　在遭受这场劫难的两三年之后，他的两个弟弟在一次追猎中，不慎落入由“苦胆”领导的一支苏人斗士手中。他们的尸体被大砍为四块，扔给狼吃了。看来，“血刀”给抗击这帮苏人的士兵们做向导是理所当然的事。

　　按史蒂文森堡的记录，他身高5英尺7英寸，棕色眼睛，黑头发，古铜色皮肤，1868年5月1日，成为一名士兵。

　　芝加哥《内海》记者，或威廉·埃利罗·柯蒂斯说他的五官根本不像印第安人，更像西班牙人或古巴人：“有一个小嘴巴和略呈鹰钩状的小鼻子。双唇棱角分明，显得刚毅、沉着，嘴角常常愤世嫉俗地向下撒着。完全表达了他的个性特征……”如同大多数印第安人那样，他不轻易迷恋一些小装饰品，也不注重无价值的漂亮服饰。柯蒂斯说，除了在子弹带上别一块小小的马蹄铁外，他不喜欢其它任何装饰品，“我从来没有看出他的这块马蹄铁的意义。”

　　据说，他对白人一直傲慢鲁莽，常常毫无顾忌地奚落嘲弄他们，甚至嘲弄卡斯特将军的枪法。好似卡斯特将军常被这位目空一切、举止简慢的人取笑，而却又不时像一位国王酬劳朝廷中的弄臣那样，酬劳这位取笑他的人。在小比格奥事件两月前，在华盛顿时，卡斯特订做了一枚刻有“血刀”名字的银质勋章。

　　苏人对“血刀”的混血血统有着本能的仇恨，但也夹杂着对他个人的憎恶。当他变节投入到白人入侵者的怀抱时，就更加剧了这一仇恨。1874年，他们眼瞅着他带领卡斯特穿过他们的神圣黑山。两年后，他们在雷奥少校的眼前，把他的脑袋击碎。

　　在安克帕帕部落的成年人中，惦念他的人正是把他的头拎回来的两个女孩的妈妈。尽管那颗头已经惨不忍睹，她也有好久没有看见他了，但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血刀”是他的亲弟弟。据多次采访这场战斗的目击者与参与者戴维·汉弗莱斯。米勒说，这位妇女大声呼叫道：“‘苦胆’终于把他杀了！”别的讲述中，没有提及“苦胆”，任何历史学家也没有累赘地记述安克帕帕姐妹俩的情感，或讲述当她们知道被她们拎回的人头竟然是自己的舅父时的事情。

　　好像这件战利品的头皮被揭。因为，战斗结束后，两名李人侦察员“幼鹰”与“叉角”步行来到这个废弃的村庄，想找点什么吃的东西。在那里，他们遇见一名吉本部队的士兵，他用一根棍子挑着一张头皮。这位士兵要他们辩认头皮是不是达科他人的，即意为苏人的。“幼鹰”与“叉角”端详了上面灰色头发后，告诉他是谁的头皮成叫把它扔掉。这位士兵说：“不，要是它是‘血刀’的头皮，我要替我父亲把它保存下来。我父亲认识他，我要给他看看。”

　　“血刀”的遗霜“母鸬鸺”于1879年4月来到的斯奥尔德堡。在证实了他死亡的确切消息后，她当着代言人托马斯·埃利斯的面宣称，她已同“血刀”结婚十多年，但没有领到他死亡时未领取的薪金，她要领取这笔钱，说她是“唯一能代替‘血刀’的合法人”。两年以后，也就是在她丈夫效力于美利坚合众国，在小比格奥被砍掉头五年之后，政府给这位遗孀发了91.66元钱。

　　卡斯特喜爱的白人侦察员尤尼萨姆·查利·雷纳兹也在这条河谷中阵亡了。

　　没有人知道太多的有关龙尼萨姆·查利的情况。大家只知道他曾在达科斯特州一带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也曾同一位名叫迪特利克的人合伙，迪特利克为轮船卖烧火柴。一次，他告诉卡斯特的妻子伊丽莎白，说他出生在一个有身份的家庭，但在吐露之后，又觉得不好意思，立刻转移了话题。在首次把他介绍给伊丽莎白时，由于腼腆不敢抬眼正对她的凝视。她说，同大多数侦察员那样，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仅有一双大大的黑蓝色眼睛。

　　《内海》记者柯蒂斯说他是一个短小壮实，“全能上帝的一位绅士……有一双畏缩羞怯的蓝色眼睛”。他个头比“血刀”稍高一点，但有点佝偻。他独自一人生活，绝对孤寂，甚至没有一条狗陪伴。他的声音如同女人般细弱，既不抽烟，也不骂人或酗酒。然而，他也不是一个热烈赞成禁欲的人。在雷奥的调查事件中，翻译弗雷达·杰拉德证实，在他骑马朝那个仇恨白人的村庄小跑去的时候，查利要喝一点威士忌，说他在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像此刻这样压抑而又灰心丧气。杰拉德当时的心情也必定是这样，在把酒瓶给查利之前，也猛吞了一口。

　　一位熟悉查利的人说，他有一双“阴郁、焦虑的眼睛”。有人询问了他的阅历：“在卡斯特的这场战斗前，他从事过侦察员的工作吗？”摄影家D·F·巴里这样问道。然而，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个低声调、羞怯、不大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人。

　　经过那些日子的调查，大量神秘的事情被逐一揭开。学者们获知，尤尼萨姆·查利于19842年3月20日出生在伊利纳州的沃伦镇。他向伊丽莎白吐露的有关他的有身份的家庭情况多少有些属实。父亲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医生，家庭可以追溯到英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他曾在阿宾顿学院学习。要是父亲不西迁的话，他可能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雷诺大夫选择了艾奇逊附近的堪萨斯城，在那儿，年轻的查利从家里出走了。1860年春天，他打定主意要去那个能找到一麻袋金子的派克斯峰去谋生。可是，他乘坐的迁居火车被扣押，抢掠，想必是夏安人干的。几名生还者把火车开到克尼堡，在那儿，查利同一位上了年纪、性洛执拗的设陷阱捕兽者格林合伙经商。格林住在普拉特的一个岛1：。一天，他们看见一棵树上吊着一具印第安女人的尸体，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可格林老人爬到树上，把她摇下来，用做狼的诱饵。对查利来说，这似乎有点太过分了，他决定独自离开。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他加入了堪萨斯的一个志愿人员兵团。有关战争期间他的服役情况，知道的很少。他除了在密苏里和堪萨斯边界作过战外，也在圣·菲·泰尔沿线做过警卫员。

　　内战结束后，他决定同沃姆斯利先生一同经商，但在堪萨斯西南的拉比特·厄尔斯·库利克，一群夏安人使他们的经营崩溃瓦解。那些夏安人杀了沃姆斯，夺走了他们的财物。查利设法挤入了一个废弃的掩体（可能是由一位捕猎者建造的）。夏安人无法把他从掩体中赶出去，在周围守候着，想迫使他干渴后露面。晚上，他爬出去跑了。抵达特立尼达后，他又转到圣菲城，爱上一位墨西哥州姑娘，但这段罗曼史消亡，查利很少提及此事。

　　到了1866年，他成为一位捕获野牛的猎手，在科罗拉伦多东部与内布拉斯加南部共和政体一带捕猎。在这，他又一次差一点掉了头皮。至此，出于安全的缘故，他搬迁到普拉特的杰克·莫里罗的大牧场。

　　1867年春天，在麦克费尔逊堡，一位军官由于什么事同他争执，争吵结束之后，那位军官仅剩下一只胳膊。

　　查利继续过着漂泊的生活。1869年，他流落到密苏里荒凉的北部，成为一名猎手与向导，从而结识了卡斯特。

　　对他在小比格奥的死亡，曾有过一些争论。像是同往常那样，他还是或多或少孤独一人行动。在一则记述中，说他尸体旁边有58枚子弹壳，这听起来像是编造的。吉拉德看见他拼命抽打马逃跑。这无损于他的英勇形象，每个人都拼命地想渡过河。吉拉德说，查利的退路被印第安人封死。他们必定是先开枪击中了他的马，因为，他像是从马身上栽下来之后，被压在马肚子下。由于遮天蔽日的尘土，由于浓密的枪弹硝烟，也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吉拉德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些。

　　那时，查利的大拇指化脓感染得十分厉害——即现在所说的“甲沟炎”。波特医生劝他呆在后面，然而，他决定前往。由于波特大夫治不好他的手，他便找了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约翰给他调弄了一些泡湿的硬饼干糊剂。6月25日早晨，他的拇指上还糊着厚厚一层敷剂，可伯克曼看见他的尸体时，敷剂已看不见了。他很可能在开枪射击时，把它扔掉了。

　　战斗结束一年之后，未能找到他的太多的遗物。现在的黄石国家公园负责人P·W诺里斯先生，曾是查利的密友。他要前去寻找查利的遗体，并举行一个隆重的埋葬仪式。诺里斯与“黄石杰克”巴隆特于7月5日赶到现场，他们按吉拉德画的一幅图来到一匹马的尸骨前，找到了查利的几片帽子碎条，几根骨头，几束花棕色头发，但未找到头骨。诺里斯用手绢把这些残留物包起，然后同“黄石杰克”乘马离开。一帮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一直在雷奥山头注视着，并尾随了他们。后来，诺里斯记述道，他一直保存了他的一点头发，但大部分分送给了别人。“虽然做了真诚的寻访，但始终未能查实他的出生地……”诺里斯可能把查利的这些遗骨埋在密执安自己家宅的一块地上。

　　查利的一个侄儿查利斯·埃迪温·雷纳兹于1925年给历史学家布里莫斯图写信说，他们是从芝加哥的报纸上得知卡斯特的这场战斗的。“虽然，那时我最多不过是一个毛孩子，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父亲的眼睛落在阵亡人员表格中查利·雷纳兹的名字上时，那张极度痛苦的脸……”

　　唐吉德·麦金托什中尉是在查利被打死后没多久被打死的。列兵西奥多·戈尔登看见大约有60个印第安暴徒围攻麦金托什。“我看见他的马套索拖在地上，有一阵子，它又被深草与艾灌丛钩挂住，接着又挣脱出来，缠着套索的灌木枝被弹入高空……”

　　卑斯麦《论坛》记述道：“虽然麦金托什是混血儿，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把他看作一个有修养、受人敬重的彬彬有礼的人。在林肯，他丢下一个家庭……”看来，《论坛》的论述可能是对的。他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可能是一个有六个部落血统的印第安人。把这个被士兵们称之为“托什”的人说成是有修养的彬彬有礼的人，可能是出于对他的敬重，可摄影师们大概就靠不住了，然而，这位长着一个长鼻子，面不带笑呆板的人看起来也不像一个蠢人或小丑。至于说他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敬重，是大家对他的一个礼貌的夸张。对他遗弃一个林肯的家庭一事，可能有过争议。负责处理遗孤遗孀抚恤金的《陆海军日击》，给“麦克唐纳·麦金托什太太”发了510元的抚恤金，但未列出孩子的份额。

　　《论坛》对麦金托什死亡一事描述的可信度似乎变得小些仿佛仅仅是记者的证言：“他被从马背上推下来，那些红种人恶棍对他进行兴灾乐祸地折磨凌辱之后，把他杀了”。《论坛》也给麦金托什配戴了一把马刀，这不是真实情况。至于从马上推下，虽说不能肯定是确凿无疑的，但也还是可能的。战争结束数年之后，被采访的印第安人说及：“其中一个小头目试图重新上马，他的靴子从马蹬里伸出去，马受惊脱缰奔逃，拖着这位军官。那位军官可能是麦金托什，没有证据证明他被苏人生擒，并在开心取乐折磨后被处置。

　　草丛中，一具尸体被残酷地肢解，尸骸的头面被击打成一颗胶冻状球体。吉本部队的一位少校外科军医在尸体旁边发现了一颗奇特的古塔胶纽扣。H连的弗兰西斯·吉布森中尉认出这颗纽扣。他记得就在该兵团离开林肯堡之前，他妹妹把这样一些小饰物给了她丈夫，她丈夫就是麦金托什。

　　1877年，当被杀害的军官尸骨被挖出，运到东方重新安葬时，麦金托什的遗骨仅剩下了很少一点。好久之后，前列兵罗曼·鲁坦给前上约翰·赖安写信，说他曾与负责把麦金托什的尸体运送到阿灵顿的人交谈过。在麦金托什遗骨的铸铁尸盒里，仅有几根遗骨，脑壳被印第安的石斧砍得粉碎。鲁坦接着说：“我想你有一幅安霍斯人与布什人的战斗图画，”意指依旧悬挂在美国数干个公共场所中的那幅令人十分恐怖的安霍斯一布什人的平版画，“我本人就藏有这样一幅珍品”。

　　本廷上尉给他的夫人写信道：“我觉得，要是麦金托什不那样慢吞吞的话，他可能还活在人世上呢。”

　　他本人看上去肯定比像片还难看。据说，长相极不好看的军士乔治·华莱士在赖特斯堡报到后，即前去拜访老资格的中尉麦金托什。华莱士抵达时，已是黄昏时分，所以，径直到了麦金托什的家。麦金托什夫人打开门，“天哪”，她举起双手大声叫道，“你是我见到的比我丈夫还丑的人了。”

　　雷奥的副官本杰明·霍奇森是预卜他们要遭劫难并遭难的人之一。在战斗发生前，他说要是他受了伤或从马上摔下来，他就打算抓别人的马蹬并被拖到安全的地方。事情果然这样，在雷奥混乱的部队奋力渡河时，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大腿，并击毙了他的马。他呼喊救命。有人从他面前拨水而过，他抓住这人的一只马蹬并被拖过了河。他总算在死亡之前，应验了自己的预卜。可到了河对岸，在短暂的获生之后，他被飞来的另一颗子弹击中打死。

　　他究竟抓住了谁的马蹬，未弄清楚——军队中至少有四个人声称他们应当获得这份荣誉。所以，无法查清谁最后援救了他。麦金托什B连的列兵托马斯·科尔曼保存一本最不寻常的日记，他在27日记述道：

　　……今天早晨，太阳升起之后，我来到河对岸战场。我看见的第一个人是我们连的B·H霍奇森中尉，他身上有两处被子弹击中，一处被箭射中，附近还躺着几具尸体。我把中尉埋在方位较好的小山上。在那，他面向河岸，头顶处还有一棵雪松。他是一位勇敢的军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彬彬有礼的人……

　　随后，麦独孤上尉发誓，26日夜晚，他自己在列兵雷安和穆的协助下，把霍奇森的尸体缝装在一块军毯和军用雨披中埋葬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相信、麦独孤说的是实情，认为科尔曼记述的是他自己的想象。尽管他的日记从来不乏情趣，但有时也有些混淆不清。

　　在雷奥的这场著名的河谷撤退中，许多人发现他们的逃路被堵死，所以，他们藏在靠河的三角叶杨树与浓密的灌木丛中。查尔斯·德鲁迪奥中尉就是一位。但刊载在纽约《论坛》上有关他的事迹，却遭到了无情的怀疑。例如，瓦尔特·坎波说：“有一则有关德鲁迪奥中尉事迹第一人称的记述。然而，这是由第二骑兵团的梅杰·布里斯宾撰写的。那德鲁迪奥自己告诉我的。他告诫我，不要把一切看的太认真了，并说，布里斯宾的‘渲染’是一个好主意。”

　　德鲁迪奥的告诫性劝诫，似乎证明不无道理。勿庸置疑，梅杰·布里斯宾自然是想要显露他的创作才华。他的乐观主义的巨著《忙碌者的富源》：即《怎样在大平源上致富》，足可表露他绝妙的幽默与夸张本领，你可以从他的笔下窥见一斑。我们被告知，10万元的投资，除了会有一笔可观的年息外，还会在五年之内翻番。或者，让我们说，投资家的兴趣是以羊为主的畜牧业：“一如从前，当我们的父老们随同他们的子孙后代，代代相袭，从事那些手扶弯头杖的牧羊人的职业时，我们的大平原上，就会有牧羊倌与牧羊女了。任何大家族，只要从事这种牧业，就可成为富翁”。奶场，同样会繁荣兴旺：“在西部，那柔和清新的空气，那万千条喷涌的清澈溪流，为大草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黄油与奶酪。‘消融的雪水不但成为清凉而泪泪不断的溪流的源泉，而且，皑皑白雪，温柔的空气，凉爽的夜晚，使得一间间挤奶棚，成为一座座伊甸园……”

　　从所谓的德鲁迪奥的叙事中，我们再次听到了梅杰·布里斯宾的声音。躲藏在干河谷里，这位记叙者聆听了“银铃般可对我来说发自印第安女人的恶魔般的声音”，她们在残忍地撕剥着一名不幸遭劫的士兵的头皮。“两个女人在割剥，另两个在狂跳战争舞……”这必定是梅杰作品中的主调。绝无谎言，不管怎样令人触目惊心，素来刻有识别标识的戒指的声音，十分像掉在桌子上的高硬质银戒子，可这些丁当声却像一枚铜铅合金仿造品。

　　在骑兵中，布里斯宾被称作“蝗虫吉姆”，因为他常常谈及蒙大拿的农业生产中可能发生的事。人们可能会设想，他的诨号想必是“苜蓿吉姆”或“冬小麦吉姆”。但是，他谈及最多的大概是蝗虫，说它们覆盖过这块北方大平原，不断地毁灭庄稼。达科特的总工程师，上尉威廉·鲁达洛把它们称之为“极其贪得无厌的家伙”。他说，它们大片大片地成群飞来，当穿过太阳的余辉落下来时，简直如同纷纷下落的雪片。由于他是位工程师，计算过它们的数量。有一天，在这些昆虫不大密集时，他数了12平方英寸地面上的蝗虫，是25只。这说明，每公顷土地上至少有100万只。1874年，著名的侦察员卢瑟·诺思在去内布拉斯加的途中，看见田野遭劫，树木被剥光，庄稼全被吃光。哥伦布城的市民试图用毯子和床单把它们问盖住，以拯救他们的庭园。但是，这批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蚕食蔬菜、花木之前，狼吞虎咽地把这些布物吞没，并把所有房屋的油漆也吞掉。

　　不管怎么说，一帮苏人潜近德鲁迪奥、布里斯宾与列兵托马斯·奥尼尔藏身的地方。两位骑兵都开了枪：“这位列兵的命中率高，卡宾枪也可信赖，因为印第安先生把缰绳扔在地上，伸出一双大手，躺在草地上，长眠了。我迎候的这位印第安绅士在骑马跑了一小段路之后，也躺在草地上摊开四肢酣睡了。”

　　参照该《论坛》，德鲁迪奥终于逃脱了，因为一些河狸窜入小比格奥。“德鲁迪奥紧随着河狸，逃脱了视野，藏了12个小时或更多一段时间，之后……”

　　河狸？为什么要尾随河狸？该《论坛》没有陈述。

　　好了，整整两天，从一个灌木丛爬到另一个灌木丛，这位滑。稽可笑的记述者和列兵奥尼尔设法渡过河，攀登到山顶，和雷奥的遭屠杀后的幸存者们相聚。本廷上尉后来评述道，德鲁迪奥在抵达安全地之后，虚构了一个传奇式的令人激动的故事。所以，看来，“蝗虫吉姆”对一个本来就奇特的神话添油加醋了。

　　至于列兵奥尼尔，“他是一个冷静持重的人，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伙伴，他自始至终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极其直率的讲述，这对信服一件事的真实性是极为重要的……”

　　神枪手迪克·奥尼尔汇报的这些遭遇，确实看不出什么捏造。此外，对被激怒了的苏人问题，他发现自己流鼻血了。一个流鼻血者！这儿，我们有一个骑兵，他从马身上摔下来，藏在一片灌木丛中污脏的泥地上。他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可能，随时会变成一头身上扎满箭支的豪猪。可是，他所关注的是他的鼻子出血。战斗开始之后，他跌倒了，碰破了鼻子。“在此情况下，我未能顾及……”，鼻血慢慢地顺着喉头往下流，几乎使他咽塞。这必定是真实的，编造故事的人绝对不会在中间停住，来一段荒谬的逗人消遣的插曲。

　　第一天和他们在一起的是翻译弗雷德·杰拉德与混血统的派库尼侦察员比利·杰克逊。杰拉德是法国人，可他出生在圣·路易斯。他同一位李人女子结婚，并为佩里斯布里·密尔斯做推销广告。这听起来难以置信，实则是真实的。在获得这个极好的职位之前，他曾是一位印第安商人，从商期间，学会了阿里卡洛人语和苏人语。有时，他也同有指望的顾客倦缩在沿密苏里河北部的干河谷一带，度过严冬。

　　他和比利·杰克逊骑马，而德鲁迪奥和奥尼尔的战马丢失。这种情况，使这个四人小组处于极容易受到袭击的危险境地。要是被苏人发现的话，骑马人是可以逃走的，但载乘客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做出一个决定，要是被发现的话，两个骑马人就飞速跑开，把苏人引走，没有马的人则躲在灌木丛中期待出现奇迹。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计划，可也别无选择。他们的更大危险是，吉拉德骑的是一匹种马，而比利·杰克逊则骑一匹母马。两匹马开始糟糕地调起情来。吉拉德说，“它们发出嘘叫声，使我们处于更加容易被发现的危险之中。最后，我们把它们的头拴在一起，才总算减缓了危险景况。”

　　星期天一整天，这些逃亡者安然无事。当晚，约十点钟左右，他们开始朝河上游区转移。他们在满地尸体中穿行，在朦胧的月光下，认出了麦金托什。这似乎有点令人怀疑，因为吉本的士兵都未能认出他来。当然，吉本是在星期二才到达那儿。

　　在河岸某处，奥尼尔要求吉拉德骑马进入河中，试探水深。吉拉德不愿意冒险。奥尼尔自己便涉入水中，或者，是从岸边踩入水中，但几乎被没入水中。显然，这儿不是渡河的地方。那时，四个人都干渴得要命，所以，奥尼尔在爬上岸之前，舀了一帽子水，给他们几人递上去。无疑，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在干渴难忍时，找到了水，你无疑会立即痛饮的。然而，这又是十分荒谬的，要是被苏人斗士发现的话，他们是会被击毙的。可是，奥尼尔却站在那，用他的帽子舀水，并小心地递到站在岸头的朋友们手中。

　　前边的河水发出瀑瀑声，表明这儿水浅。吉拉德取下贵重的金表，“唉，全能的人，时代的创造者！”他举着表，喃呢着苏人语，“我为你献出它，救救我们吧，求你让我们安全地渡过这儿！”

　　“你在叨咕什么呀r德鲁迪奥问道，“你这是在夸示什么东西？”

　　他们小心翼翼地下到水中，触探着河底，但河水很浅，甚至还不到马膝。比利·杰克逊说，想到吉拉德的表时，他不得不咬住嘴唇，才没笑出声来。

　　没走多远，一伙苏人听到了他们的动静，吉拉德和杰克逊按商议的计策策马疾驰而去，德鲁迪奥和奥尼尔逃入灌木丛中，黑暗救了他们四个人。

　　他们藏到第二天——德鲁迪奥和奥尼尔在一起，而吉拉德和杰克逊在一起。那天晚上，他们在雷奥的山顶再次会聚。从星期天早晨之后他们谁也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至少，吉拉德感到饿极了。给了他一些冷咖啡与饼干。由于胃还在抗议，于是他试图嚼一片成猪肉，可肉在嘴里，人却倒下睡着了，十个小时没睁眼。

　　雷奥的一个白人侦察员乔治·赫雷丁也陷入峡谷的困境中。他设法藏在离黑人翻译艾赛亚·多尔曼不远的一块浓密的柳树丛中。多尔曼被逮住了，可赫雷了无法援救他。“我看见印第安人向艾赛亚射击，印第安女人则用石铆头猛砸他。他的两条小腿全被子弹击穿……”另一则讲述则说，艾赛亚的双腿踝节与胫被大号铅弹击中。

　　慢慢地把他折磨死要比用武器一下子解决更解恨，这些印第安人要所有穿蓝制服的人，以及和穿蓝制服的人在一起的人偿还对他们的这次攻击。艾赛亚成了一个特殊的靶子。几乎所有有关文赛亚的死亡的陈述，都强调他是被这些残酷的印第安人慢慢地折磨死的。他有一个咖啡壶与杯子——尽管没有解释他参加战斗带一个咖啡壶的原因——在他倒下死在草原犬鼠土丘中时，印第安人把他的血装了满满一杯。发现他的尸体的李人说，是满满一壶。这可能是一个翻译问题。李人侦察员还在附近发现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同部落人，他被剥光了衣服，开膛破肚，腔内插入一根柳枝，带叶子的部分露在外边。

　　一个苏人头领无敌意及谈艾赛亚的死，几乎没有丝毫偏袒。“我们阻击了一个穿士兵制服的黑人，并追击了他。他调转马头，击中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心脏。于是，这些印第安人就向他开枪射击，把他的马打得遍身窟窿。马背朝地倒下压住了他，使他无法脱身。我骑马经过时，看见了他。”

　　列兵斯兰琅告诉布里斯图，说艾赛亚“被残忍地肢解、劈砍。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无法用语言描绘”。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艾赛亚的胸部扎了十多支箭，“一根拴马桩尖从他的双眼中穿过。”

　　斯坦利·万斯特尔则说，这些印第安人十分喜欢艾赛亚。万斯特尔根本就没在小比格奥，这场战斗结束好久以后，他和许多参与人员交谈，编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艾赛亚之死的故事。故事说，“坐牛”来到受重伤的艾赛亚身边。“这位黑人乞求水喝，‘坐牛’取下抛光的黑色野牛角杯，弄一些水，端给他”。噢！1896年为男孩子们撰写的一本《重温名人故事》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慈善心肠的场面。该书书名为《著名传奇新说五十篇》，书中记述了17世纪瑞典人与丹麦人之间的一场战斗。战斗中，瑞典人被击败，当一名丹麦士兵打开水壶要喝水时，忽然听见身旁有人乞告：“唉哟，先生！给我喝一口吧，我就要死了，”是一个受伤的瑞典人的哀求。那个丹麦人就怜悯地“跪在倒在地上的敌人身旁，把水壶放在那个瑞典人的唇边……”

　　同万斯特尔不同的是列兵罗马·鲁坦参与了小比格奥战斗。他讲述的艾赛亚的最后的情况，听起来像是真实的。鲁坦骑一匹厌恶印第安人气味的马，所以，相继的问题是他怎样能继续稳稳地坐在马鞍上。在他从艾赛亚面前狂奔而过时，艾赛亚的马被击倒。艾赛亚一条腿跪着，用没有瞄准器的步枪认真地射击着。他抬眼喊道：“再见了，鲁坦！”

　　这个黑皮肤的白人士兵受到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喜爱，似乎是事实。他们在用其他名字称呼他时，也称他“乳头”。可能由于他的名字与印第安人的乳头（azinpi）发音相同，要么，就是他的黑皮肤，使他们联想到黑野牛的光滑乳头。没有他的照片，仅有两则描述，全部出自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口中。两则记述都说他十分魁梧高大，全身黝黑。在一幅描绘雷奥撤退的石壁画中，一位身着军服的黑人平躺在一匹倒在地上的白马旁边。不知出自什么原因，他有一只粗大的右拇指。

　　他来自何地，什么原因把他拉到未开化的达科特人中，不清楚，他可能是一个逃亡的奴隶或一个自由民。因为，直至南北战争之后，才有他的记录档案。据说，1840年，路易斯安娜和亚拉巴马州的德·奥曼（D'Orman）家族的几个男奴逃跑了，其中有一个挂名为艾赛亚。他第一次露面是1865年11月11日，那时，他被作战部雇用为传令兵，每月佣金100元。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薪金。他穿梭于沃兹沃思堡与赖斯堡之间，每月一次，徙步，肩上搭着个睡袋，信袋用防水布裹着。沃兹沃思堡与赖斯堡间差不多相距100英里，一次旅行要走五天。大概没能给他提供马，或者是他自己认为在十分崎岖的乡间路上行走，会把一匹马毁掉。不管出自什么原因，他用两条腿。政府之所以给他付十分优厚的薪金，是由于那些充满仇恨、野心勃勃的印第安人随时都可以揭掉一名传令兵的头皮。

　　在断断续续地干了两年之后，他销声匿迹。四年之后，他又突然出现，为“德雷福与皮克公司”当伐木工，但大部分时间同苏人在一起。据说他和一名塞蒂部落印第安女人结了婚。也许，他确实与“坐牛”成了知交。

　　1871年，该部队雇用他在北太平洋铁路测量队当向导。以后五年，他在赖斯堡当翻译。在致命的这一年的至极时刻，卡斯特召唤他服役：

　　2号特令：

　　达科他赖斯堡指挥官［IV］任命艾赛亚·多曼前去报到，着手该兵站的翻译工作……

　　　　　　　　　　　　　　　　　D·T·A林肯堡

　　　　　　　　　　　　　　　 兵站中区部指挥部

　　　　　　　　　　　　　　　　　1876年5月14日

　　团军需主任H·I·莱诺有一份有关受雇人员与使用物品的正式报告——《亚伯拉罕·林肯与黄石河间三月份战地远征》，其中，诺莱备注道。艾赛亚·多曼六月份应得的服役酬劳费为62.5元。三年之后，一个叫艾赛克·麦金纳特的人试图领取这笔钱。麦金纳特在赖斯堡一带干零活，他曾认识多曼，可他未能说出索取这笔钱的理由。没有其他要求领取这笔钱的人。由于无从查寻艾赛亚法律上最亲近的亲属——他的塞蒂人妻子，所以，这笔酬金就存放在财政部。也许，至今，这个档案宗卷还被封存着。由于很难讲政府内部的事情，所以，艾赛亚的这笔钱可能依旧不断累加着利息。

　　从他和一位印第安女人结婚，并能同他们惬意相处，而他们也能接受他的这些理由看，他们残酷地对待他就似乎就有些不合逻辑。当然他们也可以认为，他替穿蓝制服的人服务，背叛了他们，一个叛徒是不值得尊敬的。

　　艾赛亚的事就这些。

　　除霍雷丁，德鲁迪奥，奥尼尔以及其他几个白人外，许多李人侦察员也在三角叶杨森林与浓密的柳树丛中寻找过藏身地。其中有“幼鹰”。他隐藏了一会之后，认为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于是，他脱掉军大衣与军上衣，紧搂着他的马说了声“我爱你，”然后，站起来，开枪射击。苏人朝他开枪，但未击中。“幼鹰”迅速避开射击，躲进树丛中，爬了一段路，再次一跃而起。苏人又没有击中他。没多久，苏人策马奔向河下游，去狙击卡斯特。“幼鹰”发现自己依旧活着，死神还没有朝他这位勇敢的人靠近，或许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就朝山顶上的美国国旗前进。

　　顶峰的生活好一些，只是好景不长。雷奥部队中有32人死亡，10或11人受伤。

　　按计划，卡斯特攻击营地的北头或侧翼，雷奥从南面攻击。可眼下，原设置下的捕摄夹子的下颌已被弄弯、折断，上颌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

　　公益图书

2

　　按照芝加哥审问会议上温费尔德·埃德加尔中尉的证言，到了山顶之后，雷奥上校“万分激动”。据说，他用左轮手枪朝1000码或900多码射程外的印第安人射击。

　　这位少校回答说，这不是事实：“我没有用手枪射击……”

　　无论他开枪与否，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他对军队、对自己都失去了控制。因此，后来，当逃生的230名士兵中，有80％的人向总统与参议院递交请求书，使人感到有些震惊。

　　我们这些在1876年6月25日与26日在小比格奥河战役中幸存下来的第七骑兵军团的士兵，在该请愿书上签名，诚恳地请求……由勇敢、功名显赫、现又被我们沉痛哀悼的乔智·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残遭杀害所造成的该军团委派军官的空缺，以及由面对残忍至极的恶魔，在血染的战场上倒在卡斯特中校身旁所致的该军团的其他委任军官的空缺，仅应由我们军团的军官来补添。我们请求由M·A·雷奥少校取代被杀的卡斯特中校的职位，由F·W·本廷上尉取代我们的少校……

　　由于这是一份正式请愿，所以卡斯特被称作中校，而不是将军。然而，在南北战争中，他被临时名誉晋级，荣升为少将。1866年，该部队组建之后，官方正式任命他为第七军团中校。所以，在社交场面，依旧保留了他将军的称呼，因为作为惯例，还是以曾经获得的最高官衔来称呼一位军官的官衔。

　　请求依旧继续进行着，并解释说，他们这些人也懂得这样的提升，大概是对现有的军事程序的强奸，但还是恳求能给予他们一点灵活性，能认可他们的坚定信念，因为正是由于雷奥和本廷，才使他们这么多人免于死亡。

　　请愿文件上隐罩着阴影。前卡斯特战场国家纪念馆负责人E·S·卢斯上校注意到各种不正当的行为，并获知：署名人是文盲；署名人是指派的；三名署名人的名字在任何军团的士兵花名册上都查不到，等等。1954年，卢斯上校向联邦调查局呈递了这封请求书和其余一些文件材料的影印件，要求对手稿进行分析。联邦调查局答复是，由于缺乏同手写体比较的材料，所以，不能做出定论。然而，“注意到下述表中的签名有更改，据此，认为这份请求书很可能是伪造的。”

　　联邦调查局列出了79个有疑的签署人的名单。按卢斯上校的看法，它同本廷H连的军士长约瑟夫·麦柯里的手写体非常相似。所以，争论说，本廷策划了这一请愿书，说服胁迫许多士兵签名，并授意他忠诚的军士在文件上至少虚报了79个人。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确实有些不可能！但是，正如美国人时而也会听到的令人震惊恐怖的事情那样，忠诚的下属官员们，有时也确实胡乱编撰记录。

　　不管这份请愿书是否作了手脚，它妄费心机，谢尔曼将军答复道：

　　雷奥少校和本廷上尉的远见卓识与灵活机动的谋略是值得鉴赏的，然而，由卡斯特将军之死需要做的人员提拔，已由总统与参议员定出，所以，不能同意该请愿书。

　　谢尔曼尖刻的言词，算是对缺乏真诚的雷奥做了礼貌的应答，而其他军官的言行，考虑就不那么周到了。C·A旅的伍德鲁夫准将曾是吉布部队的一名中尉，1904年，在回答历史学家赛勒斯·布拉迪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在那次战场上，我曾同该部队的大多数军官做过一两次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严厉的批评，表达了他们对雷奥的态度……”

　　雷奥少校不是唯一崩溃的人。本廷说，到了悬崖顶上，他看见默莱斯·莫兰，“那位勇敢的A连的骑兵小胡子上尉，竟像个褪袍中的婴儿似的哭喊着，眼泪顺着面颊流着。”

　　本廷接受了指挥权，至少做了！临时指挥。

　　虽然，只要提及小比格奥战役，人们就要对雷奥的行为做一番争论，但却很少对这位圆脸盘叼烟斗的南方人做争论。当然有一些，但不太多。一位芝加哥《时代》的记者对本廷的描述是：“他有一个稚气的脑袋，一张稚气的脸，一副特别有男子阳刚气魄的身子。细细端量，却可能会把他误认作一个发育过快的少年鼓手

　　他的像片没有一张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甚至也没有一点军人气质。乍看起来，显得温和，文静而慈祥，两片女人般的嘴唇，配之以一头少白发。只是当你对这张圆洞的脸凝视一会儿之后，你才会开始觉察出一些十分不随和的什么特征来。嵌在他那张多肉的脸上的，是一双凶手般呆板的玛瑙眼睛，你可能会把这双眼睛同约翰·韦斯利·哈丁在眼睛做比较，或者与稚童比利的眼睛相比。当然，这张缺乏表情而可恶的脸应当怪那双近视眼，是1868至1869年的俄克拉何马冬战之后，他的苦状。那时，他把眼镜借给了军团的一个外科医生。内战期间他的照片也几乎是这般模样。

　　他的家境被认为是富有的。18世纪，本廷家族从荷兰移居到美国，在巴尔的摩定居，但由于十分保守，美国革命丝毫未能动摇他们对王国的忠诚。他们的家族开始成为音乐出版商，斯蒂分·福斯特曾是他们的一个客商。1830年的某个时候，弗雷德利卡的父亲迁居弗吉尼亚。据1840年的人口普查，他在那儿拥有两个奴隶，也能为弗雷德支付在一家私人专科学院上学的费用。可是，所有这些事又十分使人困惑。长子本廷是房屋油漆工兼店员，出售玻璃，金属器皿及油漆。至于拥有奴隶之事，不足为奇，那时，拥有奴隶，在弗吉尼亚是很普遍的事。1849年，他搬到圣·路易斯，那大概是被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所吸引。在圣·路易斯，年轻的弗雷德出去寻找工作，但可以料想，是油漆房屋与招牌的工作。

　　南北战争爆发之后，弗雷德同情美利坚合众国。从这个家族的南方世袭遗产看，这令人诧异。合乎自然的假定是，他可能痛恨奴隶制度。然而，南方政治家为他们个人利益而操纵的这场战争，显然也使他十分困恼。1897年，他对亚特兰大《日报》的记者说，奴隶制度不是一个问题。他继续说，他根本就不知道美利坚合众国军队中有任何废奴主义者。

　　来自费城的一位年轻女子凯瑟琳·诺曼——热烈的联合主义者，也必定是另一个因素。后来，她同他结了婚。

　　无论出自何种理性信念，他对北部联邦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的威尔逊湾的战败事件，十分敏感。他可能参加了这场战斗，也许仅仅是观望了这场战斗。后来，他声称，他当时是个观战者。这是不可能的，这场战斗发生在离城12英里的一片树林地带，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不会提着一个野餐蓝子，走入树林去观看一场战斗。几乎可以肯定，他同北部联邦成员一起，或作为一个市民，参加了这场战斗。查尔斯·K·米尔斯对这场战斗做了彻底的调查，他认为本廷可能加入了某纵队，该纵队被击溃逃跑，他也随他们逃走。事后，为了对这件不光彩的事寻找口实，他声称他没有参与这场战斗。要是这一情节属实的话，也是本廷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临战逃跑。因为，在他的存档材料中，附装的几乎全是由于作战勇敢而受到部队嘉奖的奖状。

　　他对美利坚合众国骑兵胆小地后撤一事的敏感性震动，好似超出了争论的范围。

　　1861年9月1日，他在鲍恩的大队接受了上尉职务，这支部队相继发展为密苏里第十兵团。这一背叛行为，使他父亲大怒，不但取消了这位逆子的继承权，并大声祈祷诅咒：但愿南方的一位忠实信徒把他杀死。这位老本廷断言：“愿上帝的第一颗子弹先击中你！”

　　这位顽固不妥协的老忠诚分子，前去密西西比河的“公平”号工作，这艘轮船为南部邦联提供物品。1862年8月18日，“公平”号被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纵队捕获，该纵队包括鲍恩的两个密苏里连队，其中有弗雷德丽卡·本经上尉的连队。“公平”号上的平民船员都被遣送到海伦娜和阿肯色，在那里，他们被释放。但总工程师T·C本廷却除外，依旧被拘留着。

　　于是，就带来了为什么这位老本廷没有被释放的问题。

　　真是无独有偶，海伦那的军法官和监狱看守马歇尔两人都是小本廷的挚友。米尔斯认定，弗雷德·本廷同联邦当局私下协力共同保护他父亲在战争期间的安全。所以，长时期内，他们心领了要保护这个人的意图，极其小心谨慎的保护了这个有复杂关系的人物。在监禁中，这位老父亲应当是安全的。

　　小弗雷德在北方服役，荣获了大量的勋章。小规模战斗、大规模战斗、围攻战、袭击战、争夺战，等等，要是把所有他参加过的大大小小的战斗功绩列表的话，得用几英寸的磁带贮存了。什么博利瓦啦，皮里奇啦，贝茨维拉啦，基开普·伯托姆啦，米利肯的本德啦，普利斯坦·希尔啦，等等。自然还有利特尔·奥斯艾吉，蒙特瓦罗，格里维威尔，塞尔玛，哥伦布等战役。这些都证明他服役期间的英勇无畏。他一直稳定地平步青云。1865年6月6日，他被推荐为名誉晋级准将，然而这一推荐未被接受。接着，是同印第安人的战斗：萨莱纳、沃什他、小比格奥，还有同尼兹帕利斯人的战斗。

　　打从他同第七骑兵兵团发生联系的时刻起，他就不信任卡斯特，并对他产生了厌恶。他比卡斯特大五岁，谁也不愿意做比自己阅历浅的人的下级，然而还有另一些原因使本廷一直对卡斯特耿耿于怀。他极其崇拜第三骑兵兵团司令，可1864年，这位司令把他的师管区派给了卡斯特，这不足为奇，然而，这个部队统帅的历史性重大变动，对本廷来说，意义就非同小可了。从那时起，他就讨厌这位杰出的年轻将军。

　　他们是1867年1月29日在赖利堡认识的，他反感于卡斯特的矫饰。说他在各个时期的战场上接触过许多将军，但却从未在这样一个自吹自擂的人手下呆过。

　　第二天，卡斯特回邀他玩小赌注补克牌。五六名军官也被邀请前去参加这一友好的玩牌聚会。如同本廷后来给著名的摄影师D·F·巴里的信中所说，过了一会，“牌桌上所有的钱全到了卡斯特的手里。”伊丽莎白站在卡斯特身后，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有时，“插到他的怀中”。显然，这里是说，她把手从他的紧身军服的扣缝里深进去。瞧着丈夫收取这些赌注的筹码，她柔声地申斥道：“你现在必须把钱退还给他们……”

　　她去睡觉，两名玩赌者也离开，卡斯特提出，把赌注筹码加大到2.5元。余下的人继续玩着，直到破晓。本廷也只得告退，因为这一天该他当职。他给巴巴里写信道，有好几次，卡斯特离开牌桌，去看他的妻子。“用军费赌博，在起床号响起时，所有的钱都到了我的手里……”

　　本廷不但把赌桌上所有的钱赢走，还侵吞了威尔上尉的150元借据。

　　抵达赖利堡三天之后，玩牌赢赌，使本廷没有赢得一个新朋友。无人会喜欢获胜者。此外，威尔是这位将军的一位至友，即所谓的一名卡斯特帮员。

　　本廷和雷奥上校也合不来，他把这归咎于发生在一个兵站商人宅区中的一次争吵。在那，为一个至今也没弄清的原因，他骂雷奥是奥婊子养的，并打了他耳光。基于这件事以及其它大量的争吵，埃德加·斯图尔特教授把本廷的卓越性格描述为“几乎妒忌仇恨每个人，每件事”。这一评论，使他成为人们不易忘却的人，当然，这也太简单化了；仅靠简单的一两笔生动的勾画，是难以勾勒出一个人的特征的。

　　E·A·加兰特将军当时曾是第七骑兵团的中尉，他把本廷说成是一个狂妄自大、国空一切的人。不是条果断、沉着、有酒量的汉子，而是偶尔饮几杯，几天也平静不下来的人。在此期间，“他开始侮辱性地乱骂那些他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兵团的大部分军官过多地宠着他，在这样的时期，他们小心翼翼地伺奉他”。

　　他的酗酒量可能同妻子卡瑟有关。卡瑟的酒量不太大，但也不属边缘人物。他称她凯特或凯蒂，符合逻辑的爱称。他也把她亲昵地称做“小指头”，“傻瓜”，大概也只是柔情的称呼，夫妻之间私下打趣取闹。然而，他最喜欢称呼她弗兰比，弗兰比尔，弗兰比莉娜，有一次甚至称她“快活街”的弗兰比莉娜。至少，是不寻常的称呼。可能是一个戏剧性的称谓，或者是他们结婚时的虚构名。

　　她失去了他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如同本廷所说，“骑兵小号乐符顺序”。四个孩子全死于脑炎，他自己也遭受过这种病的袭击，他是这样说的。要是他确实患过与流脑相对的结核型脑炎的话，倒是有可能把这种病传播给孩子们。如米尔斯指出的那样，果真如此的话——即本廷知道他是他的四个孩子死亡的罪魁祸首的话，应当把它归咎于他个人人格的问题。

　　1887年，由于本廷的许多与军人不称职的行为，使他上了军事法庭。

　　第一条指控状：值勤时酗酒，违反了战时第38条陆军法规。

　　第一条指控详述：据此，发现第九骑兵团的弗雷德利卡·W本廷上尉，在犹他州的DU·契斯尼堡兵站指挥时，狂饮。此事发生在1886年9月25日约20点15分，在犹他州的DU·契斯尼堡。

　　第2、第3、第4、第5、第6条指控及其详述相同，只是日期不同。发现本廷在9月27日，10月10日，11月10日、11日和12日在切斯尼堡指挥时狂饮。11月必定是一个困难月。

　　第二条指控状：行为举止不符合军官身份。

　　具体说明：此诉，美国第九骑兵团弗雷德利卡·W本廷上尉，在犹他DU·契斯尼堡岗哨指挥时，行为极其恶劣，并令人反感。他在兵站商贩店铺里，语言污秽，粗俗不堪入耳，脱掉衣服，同市民争吵，暴露个人稳私部位，严重地有损于军职的声誉，行为举止极不光彩。此事大约发生在1886年11月11日犹他州的DU·契斯尼。

　　本廷对各条指控均不认服。

　　1887年2月2日，开庭审判。

　　作为正式见证人，市民S。·D科顿先生声明，在不光彩的11月11日那天，他和L·约翰逊先生走入随军小贩的商店，不期碰见了本廷上校（当时的名誉晋升头衔）。科顿先生说，当时，本廷已喝得醉醺醺的，寻衅同约翰逊先生争吵。他语言极其污秽粗俗，然而，却执意要给他们两人买酒喝。约翰逊先生试图偿还他的作东，便摔出一元钱币。本廷便喊叫道：“约翰逊先生，我敢说，你不承认你是个摩门教徒！①”约翰逊纠正说，他错了。

　　①摩门教徒，1830年创立的一个美国教派，实行一夫多妻制。

　　本廷厉声吼叫道：“你个该死的撒谎者，你在无耻抵赖。有人认为我来这里是和印第安人打仗，可我是为同你们摩门教徒打仗而来这儿的。”

　　此外，据科顿先生证言，本廷上校还叫嚷道：“我在把你们制伏前，要让美国的星条旗在你们所有人的上空飘扬。”

　　此时，两位市民从随军小贩的店里走出去。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本廷找到他们，试图给他们道歉，然而，适得其反。他说：“我把你们两位看作是该死的摩门教徒了，这些摩门都徒是上帝惩罚的一伙臭婧子。”

　　科顿先生勃然大怒，准备动手。他脱掉外衣，骂本廷是个撒谎者。本廷不示弱，也脱掉衬衫，摘下背带，卷起袖口，准备迎战。这时，一个中尉走来，竭力劝阻，才把他们劝开。

　　科顿先生证言道，“他继续不停地骂我，甚至信口雌黄，狂喊我只不过是个该死的狗杂种罢了，直至我离开。我当然明白，他喝得烂醉，否则，他不会这样向我挑衅。平日，他倒还能尊重我，那时，他已喝得烂醉如泥。那天下午，我看见了他，但没有理他，他们正把他送回家去。”

　　法庭问到争吵时被告人的衣着情况。

　　科顿先生说：“他摔掉帽子，把大衣扯到后边，露出了衬衣的袖子，马裤滑脱到屁股处。跟普通喝醉酒的人不两样，东倒西歪，摇摇晃晃。”

　　作为证言人，I·约翰逊也随着来到法庭。他说，他叫卢柯盖斯·约翰逊，是犹他州犹他县的阿什莱市民，“无固定职业”者。

　　问他认识不认识被告，回答认识。

　　回答11月11日，他在随军小贩的商店里见过这位被告。

　　由于要陈述这一天所发生的不寻常事件，约翰逊证实了他朋友科顿先生的证言，包括所提及的“星条旗”之事。他也陈述了他在那天晚些时候，看见过本廷。“我看见他们在送他回家，不知道是不是回家，反正是朝东南方向走去。”

　　内布拉斯加的西德尼市民，木匠J·W范德胡夫为该起诉作证，说他曾看见被告东倒西歪，“嘴里嘟囔着一般有身份人难以启齿的话，除非是烈性酒的作用”。胡夫先生证言，这位被告命令两位走进随军小贩店铺的市民“扔炉渣”。他向法庭讲述，这位被告已同艾萨克·卡明斯先生发生了争吵。他命令卡明斯先生离开该商店，所以，卡明斯先生走到煤炉子后边。范德胡夫说，这位被告看见站在炉子后边的卡明斯后，“便用一只手指着他骂道：‘炉子后面站着他妈的狗娘养的。’接着，他又不指名地胡乱骂道，‘儿子们，给我一把左轮手枪，我要叫一个个摩门教徒的狗杂种滚出去。’”

　　自称是“杂工”的名叫威廉·泰斯的DU·契斯尼堡市民，也对该起诉提供了证言。

　　问他是否认识被告，回答认识。

　　回答他曾在11月11日看见这位被告。“我看见他来到我做杂工的地方，那时，我在为兵站随军小贩做饭，我在厨房看见他，他情绪十分低落。”

　　问及有关情况时，泰斯说，大约五点钟后，本廷上校到这里吃晚饭，喝醉了。

　　见证人与这位被告答话了吗？

　　是这样。被告询问了这位见证人的名字，在回答是“泰斯”之后，被告还在问。“我回答了他三四次，在快要吃完饭时，他突然从椅子上栽倒。是否出了什么事故？我不知道。晚饭嘛，我给他‘的是一份鸡蛋，荷包蛋，粘在胡子上的汤水，滴答着。”

　　法庭询问道，被告从椅子倒下之后，接着怎样了？

　　泰斯说，被告“把他的裤子解开了些，我猜想，他是醉成这个样子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如我刚才所说，他倒在地板上了，裤子扣门开着，或解开。他没有能站起来，躺了有两三分钟……”

　　这位见证人怎么就瞅见了被告裤子扣没有扣住？

　　泰斯回答说，那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

　　难道被告在任何时刻都不合体统地亮出身体的任何部分？

　　“不会的，先生。我知道不会这样。”

　　军事法庭速做草记，被告拒绝盘问见证人。

　　法庭也聆听了名叫贝利的妇人的证言。当她和几位女子在本廷的帐篷里闲聊时，本廷醉醺醺地摇晃着走进来。他对她说道：“你丈夫一定和你有一个难以忍耐的时刻。”

　　贝利妇人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他评论起她的眼睛来（对他所说的话，不同的见证人，说法不一）。此后，不用说，他干了什么事。他跨出帐篷，对着离女人们坐的帐篷近处撒起尿来。

　　“我们全听见了。”J·A奥姆斯特德上尉作证道。

　　维奥利特·诺曼小姐被传呼来，替被告作证。问及她是否认识被告，回答认识，是她叔父。

　　由于被告直接向她问及了有关他侮辱贝利妇人行为的事，诺曼小姐回答道：“你那时喝多了些，话也特别多，但就我看，你没有喝醉。”

　　由于要她回忆这件事情的经过，她向法庭陈述：“本廷上校拿贝利妇人的眼睛取笑。我记得他说的话是，任何有一双像她那样眼睛的女人，都是可怕的。我认为，这仅仅是谈说一些事情，是些打趣的话。贝利妇人也并未表示反感，因为，他们一直在打浑骂趣。在此之后，他们依旧相互取笑了一阵子。”

　　本廷上校陪同贝利妇人去吃晚饭，又陪她回来？

　　“是这样。”

　　贝利妇人同被告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他们合得来，贝利妇人几乎每天与我出去散步，本廷上校也时常同我们在一起，我从未看出他们之间有任何越轨的事。”

　　在所说的侮辱人的时刻，有任何冒犯那位顶难讨好的人的事吗？

　　“根本没有。”

　　军法官大声宣读了维奥利特·诺曼小姐的证言。诺曼小姐声称，记录无误。

　　被告人最雄厚的答辨，似乎是自己的一份冗长的文字证明材料：《确凿的证据——F·W·本廷的详述》。材料大部分是些枯燥乏味的叙述，但也不时流露出对所受到的毁谤性的含沙射影的愤慨，简直是以参议院的愤慨进行回击。有关对奥姆斯德的回击是：

　　先生们，为什么这位有身份的奥姆斯特德要挖空心思进行杜撰，直至认定应当是事实，然后又把它作为事实进行传播？这在第九骑兵团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对这样一个家伙的证言，法庭不可能也将不会允许提出异议。这位军官不无偏见地加害于我，可当问及是否属实时，回答是否定的，随之他启用已经准备好的、抽取1884年春季那引起陈芝麻烂谷子的小针管，注射所有的毒素。如果这些事实是由无利害关系的人讲述的话，那倒会有助于提高我的信誉——他曾经被称为“一条本廷汉子！”先生们，感谢上帝，这些人不多，否则我可真受不了这样的好意！我倒认为，对他这样的家伙不值得回击。他没有一点儿自己的见解；他们全是些应声虫。

　　本廷没有和奥姆斯特德绝交。据说，在和洛伦佐·哈奇先生的谈话中，本廷扼要的说，他告知奥姆斯特德不要把他该死的鼻子伸出去，窥探他人的事。“先生们，我既不追究他的鼻子，也不追究他的该死的鼻子，但我可得告诉他一件事，如果我再听说他要闻嗅我的事的话，我替他把这个鼻子撕掉。这是一个危险的家伙，我后悔未能尽早发现他。”

　　对在那个不寻常日子醉酒的指控，本廷一直记忆犹新，他是在随军小贩的帐篷里，“尽管那天下午，我喝了些酒，但主要是姜汁啤酒，我感冒了。由于我的脊椎骨有些弯曲，无法直立。回家的路上，我叫斯特尔斯中尉看看我的样子，该不会有点像乔·杰弗逊的里普·范·温凯尔吧？他把酒扛到在凯特斯开尔斯玩滚球人们的手中。”

　　至于那两位有危坏性的见证人S·D·科顿和约翰逊，他们根本不值得相信。本廷知道他们的底细，遗憾的是法庭却不了解他们。“他们干的使人毛骨辣然的事我听的太多了。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当约翰逊在渡过一条猛涨的河时，他有足够的时间救出那么多匹马，却让可怜的老母亲淹死，因为，她是个累赘。”

　　噢，对啦，他还没说完呢，他要忠告那些决定他命运的人们：“我十分清楚，我的诋毁者们在殷勤而孜孜不倦地把精妙的毒汁灌入到本法庭成员们的耳朵里了……”

　　在这场以萨姆特堡为第一枪开始的辩论总结中，他阐述了他是怎样抵达南卡罗莱纳州萨姆特堡的。对一个他的父亲与家庭打着过激主义者烙印、“刻印在头脑中的首要字眼是‘州权’与‘废奴’的南方人来说，”要他响应美利坚合众国的召唤，上紧刺刀，朝他的父老，兄弟，朋友以及伙伴冲刺，是怎样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啊！。“先生们，我曾经就是处于这样困难的境地。那时，我居住的密苏里地区在‘重整旗鼓’，忠于国家的人民的嘹亮号角声震天动地。”

　　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取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可他却把这场战争成果说成是一种没有成果的懊悔”。后来，他觉察出了落在他肩上的抚养寡居妹妹家庭的重担，她有三个年幼的女儿；他也深知，他还得扶助哥哥的遗孀，她也有三个孩子。哥哥于1882年被绞死。此外，他那年迈的仇恨美国佬的父亲，也得由他来赡养。

　　为此，1887年，他写信提醒法庭，这些小孩子们正和他自己的孩子一同成长着。

　　……这些幼弱稚气的孩子们，吵吵闹闹地围靠在他们当兵的叔父的膝上。每天晚上，从小床边，传来了呀呀学语的稚童们的祈祷声。他们在祈求上帝的保佑，他们倾注了对年迈的当兵的叔父与舅父的关注，为他祈神赐福。他们天真地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最伟大、崇高的耶稣”会关注他们的纯真的祈祷的。我坚信他们。我确实知道，再也没有什么比幼稚的心灵更可贵的东西了，他们把良好的祝愿，送给了他们心灵中所认可的他们亲爱的老叔父、老舅父。

　　庄严崇高的答辩，完全无用。

　　该法庭没有查实他行为粗鄙的罪证，也没有查实他在三个特殊日子酗酒的罪证。但他犯有大量饮酒和不符合一名军官及一个有身份的人的举止的罪行。

　　该法庭不予判刑。解除美国第九骑兵团的弗雷德利卡。W·本廷在美国军队的现役职务。

　　1887年3月11日，一份对这次诉讼、调查、判决详述的《普兰特司令部》文件，批复之后，随同一份建议书，转交给了总统。该建议书说，鉴于本廷上尉的履历，应当给他以宽容，而针对他的“不服起诉、失礼言行，以及不符合军人身份的行为，适当地给一些惩戒。他确实应该受到这样的惩戒”。

　　建议书由乔治·库鲁克准将签名。

　　库鲁克的这个宽容处理建议，得到他的上级与前西点同室同学利特尔·菲尔·谢立丹的赞同。

　　克里夫兰总统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本廷被暂令半薪停职停街一年。他在亚特兰大度过他的惩罚悔罪年。亚特兰大曾经是他在南北战争结束时的驻扎地，他也曾经决定在那里定居。

　　1888年4月27日，他在内布拉斯加的尼奥布拉堡报到上任。三天之后，他以治病为由申请退役，部队批准了他的申请。因为他腰背有严重的伤患，且患有尿频症，这些伤疾都是服役期间受伤的后遗症。

　　离开部队之后，他隐退亚特兰大。在那，他同妻子、儿子一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不定期的在一个农场和城里的小别墅居住，撰写一点回忆录，也同乔尔·冒德拉·哈里斯等重要人物分享友谊。他自己是个著名的重要人物，然而在亚特兰大的贵族阶层眼里，他只不过是比那些在南北战争后只带一只旅行袋到南方投机谋利的北方佬强一点的人。他不介意同记者交谈，但不愿谈论那场伟大的战斗。亚特兰大《日报》评论说，他最讨厌的事，莫过于对他的宣传，“如果他的勇敢的功绩未给他留下什么的话，就让它们把福荫留给他的子孙后代”。

　　尽管有DU·契斯尼的丑恶行为，1890年，还是以他在两场战斗中值得赞扬的英勇的功绩，授予了名誉准将。两场战斗，一场是不十分出名的“峡谷湾”战斗，另一场则是非常著名的小比格奥战斗。八年之后的6月17日，他中风，偏瘫，五天之后，死了。抬棺材的人中，有亚特兰大市长，佐治亚州州长和副总统科卡一科拉。

　　1902年，他的尸体被挖出，重葬于阿灵顿。

　　一次，他给和他一起在小比格奥服役的第七骑兵团的一名列兵写信道，“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一生都在磨刀，打磨他人的毛刺棱角，而不是同他们一起痛饮；但我不可能改变我的执拗的脾性。”

　　不用说，雷奥和第七骑兵兵团司令自己，也都会说他们自己是这样的人。他们三人全在打毛刺，不得不这样。所以，就出现了第七骑兵兵团的三位高级军官三角鼎立的局面，卡斯特持顶角，他的两位下级各持一个底角。

　　雷奥少校与本廷上尉为什么不相容，是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他们之间的这种非恶毒性不相容，加剧了他们同卡斯特的不和。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相互共存，但他们却不可能，也不会步调一致。

　　上尉对雷奥少校愤恨的事情，是雷奥少校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而他自己不是；然而，他却可能知道雷奥在西点学习时的可怜记录，从而从感觉上，增添了自己对他的轻蔑。按原定计划，雷奥应于1855年毕业，但由于两次极大的过错，两次被推迟，直至1857年才毕业。六年学习期间，他犯了1301次过失，创学院记录。而少数学员却以无任何过失毕业。最杰出的人应当是可以料想到的大名鼎鼎的第29届毕业生：罗伯特E·李。

　　雷奥犯过失如吃家常便饭，差不多是有意的。什么紧身制服的一个扣子没扣紧啦，冲锋枪的枪膛上有划痕啦，队形操练时迟到几分钟啦，把他的姓名刻在树上啦，值勤时唱歌啦，等等。就一般而论，这些过错算不上什么滔天罪行，可雷奥是在部队，需要执行严明的纪律。从而，他被倒霉地逮捕了。一次，多亏善良的陆军大臣杰弗逊·戴维斯的拯救，才使他由降级处分而幸免被彻底除名的狼籍声誉。戴维斯自己做军校学员的四年当中，也累计犯过失137次。雷奥再一次被降级，勉强以减少指控罪补救。雷奥只是一只西点军校第38级第20窝中飞出的羽毛未丰的鸟。这不应当算作光彩的事，可在第七骑兵兵团的遭遇战中，他必定做了回顾，他原在军校的记录总归比他的指挥官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强些。卡斯特是在他之后的第61级毕业生。

　　雷奥的过失记录也超过了西点军校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詹姆斯·麦金奈尔·惠斯特。惠斯特以沉着的英雄本色渲染自己的过失，并把硅定义为一种气体作为一次考试的判定。数年之后他自以为荣地向雷奥宣称，要是硅确实是一种气体的话，他就很可能被留在该部队，成为一名少将了。雷奥说，肯定是这样，不过世界上无人会听到妈妈的声音了。这必定是雷奥说过的最机智的风趣话。同卡斯特与本廷不一样，他们两人各有自的风度体态。而雷奥似乎缺乏幽默，那张黑脸总是死板一块，很少看出会有什么变化。

　　打开头起，几乎从雷奥第一天踏进西点军校大门的那刻起，就没出现过好兆头。这种迹象从来也没有减少过。南北战争期间，在拉伯哈诺克河附近，他指挥了一场攻击菲茨休·李的战役，他的马倒了，被压在马身下。他的无畏受到嘉奖，并被推荐从上尉提拔为名誉上校。但是上帝总是同他的赐予作对：他从马身上摔下来后，患了严重的疝气。

　　战后，他被派往西点任教，从各个方面权衡，应当是一则好消息，可是，在当了八年骑兵军官之后，却要他去讲授步兵战术。

　　消息本来听起来就很不幸，然而，从此以后，雷奥还得为他戴在脖颈上的罐头盒项链尽职。他给主管人乔治·华盛顿·卡拉姆写信，对分派他教步兵战术提出抗议。卡拉姆认为他的举止大放肆，要求作战部解除他上尉的任教职务。这样，他被任命去了新奥尔良。他再次给人事行政参谋部主任写信，提出抗议。于是，他被看做一个不顺从的军人，荣誉进一步受到诋毁。

　　1866年，他确信自己值得提升，并想通过引起要人们对他的关注来实现这一愿望，于是，访问了首都，然而一切徒劳。他祈求一名参议员帮忙。接着，给约翰逊总统写了封信。结果，召致了各部门的反感，包括陆军大臣。他被轮船运送到华盛顿准州的温哥华堡，在那个时代，这里算是把一个士兵发配到距离王权最远的地方。

　　1869年夏天，他终于被提拔为正规军少校，并被分派到利文沃斯堡第七骑兵兵团。这样，他同妻子与儿子去了堪萨斯大草原。在那，上帝给他安排了卡斯特。

　　五年之后，当他在蒙大拿战场时，一个传令兵交给他一份电报，告知妻子突然死亡的噩耗。雷奥把部队托附给资历较高的上尉，星夜策马赶到本顿堡。在那，他发了电报，请求准许他回去参加妻子的葬礼。

　　司令部回复：“十分同情你的不幸，但本部司令只能谢绝批准你的离职请求，你必须立即返回指挥岗位。”

　　他的妻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这个家庭看不起他，并保证他拿不到这个家族的一分钱。

　　1876年，小比格奥战役失败之后，他返回林肯堡。当时，要他驻扎在离法戈城南30英里处的阿伯克伦比堡。这是一个破败的城堡。在那儿，他卷入了和一个上尉的妻子埃默林·贝尔夫人的纠葛中。贝尔来人的名声不好，也许，她遭诽谤。当时，无论雷奥自己清白与否，他把贝尔夫人比做一个臭鸡蛋。

　　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亲密到何种程度，成为一场无实际意义的争论。不用怀疑的事实是，当那位上尉外出时，雷奥对她有不轨行为。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他也不会沾太大的光。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一些飞长流短。他可能已经从这种棘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可是，又杀出来一个主教派传教士里维尔德·理查德·温赖特，此人是和贝尔夫妇交往已久的朋友。那时，他就住在这位上尉的家里，听到这些传闻之后，非常气愤，便唆使上尉控告雷奥的不道德行为。上尉控告了，这样，雷奥受命交出了阿伯克伦比堡的部队指挥权，并被送交圣·保罗他的上级所在地。在那儿，接受审判。

　　按照陆军法规第61条，说是雷奥视自己的荣誉与职位不顾，确实去了贝尔上尉的住处。“在那，他全然不顾体统，凌辱该上尉的妻子。他捏住她的双手，进行了侮辱性地失礼行为，还试图把她拉到他身边。这一不光彩的事发生在1876年12月18日的阿伯克伦比堡，发生在雷奥任职期间。”

　　三四天之后，很有可能被确信的事是他竟然得寸进尺，更加露骨，由于上尉不在堡内，雷奥便偷偷地用一只胳膊搂贝尔夫人的腰。

　　“这是对不光彩和丑闻……”

　　圣诞节，贝尔夫人没有邀请他前去参加由她举办的一个宴会。他是唯一没有得到请贴的一位军官，他就扯大嗓门对陆军小贩斯尔赫斯特吼叫道：“这意味着战争！贝尔夫人要挑战了，我要接受这个挑战。也许，这些人不知道一个指挥官的权力。”这是说，他打定主意，“对贝尔夫人没有邀请他参加这次社交聚会进行报复”。

　　五天之后，为润色这惨败的一年，他禁止里维尔德·温赖特在该兵站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要求解释原因，雷奥告诉他，一名驻军人员反对这一活动。此外，雷奥认为，温赖特与日尔夫人在乘贝尔L尉外出之便！1876年12月31日，他“蓄意竭尽全力制造麻烦，来羞辱詹姆斯M·贝尔上尉的妻子”。他不允许她弹奏风琴。显然，他安置了同这位传教士的某种休战，批准他的传教活动，贝尔夫人从而被聘用演奏风琴；但在最后时刻，他发出通令，禁止她参加演奏。里维尔德·温赖特可以布道，但要是贝尔夫人演奏风琴的话，他就勒令她停止演奏。所有这些，是军人最大的丑闻与不光彩。

　　在林肯堡，也有对他的行为的指控，然而，他却没有为此而受到审判。根据附言，有迹象表明，苏人要在9月26日左右袭击该兵站，而他，马库斯·A·雷奥少校却喝得醉酿醒的，蓄意发表侮辱性言论，煽动同第20陆军兵团的陆军中尉约翰A·曼利进行拳斗。格斗者们在军官俱乐部房间的地板上扭打，“在上面所说的疾液飞溅、酒水与污物溢流的地板上滚打”。当着市民与年轻的军官的面，出尽了丑。

　　他还试图煽动同陆军中尉查理A·瓦纳姆的决斗。竟然掏出手枪，对威吓要逮捕他的人吼叫道：“你他妈的算老几？”或大体这样粗野的话语。

　　这些诉讼陈述，另加其它两三件事，一同被转交到第七骑兵兵团法律指挥官塞缪尔·斯图吉斯那儿。斯图吉本人并没有指挥这个兵团同印第安人作过战。他是负责征召新兵的指挥官，临时驻扎在圣·路易斯。所以，这个夏天，卡斯特中校领导这支骑丘

　　斯图吉斯接上级要求，转交了这些材料，但上级也要他做结论，他拒绝这样作：“这似乎十分不合情理，也不符合严谨的手续。所说的这件事发生时，我不在林肯堡，可现在被确切地告知，事情发生在该兵团从战场上回来之后，在林肯堡露天俱乐部房间里——这种狂饮放荡行为又十分笼统……”

　　尽管这样，雷奥的脖子上又套上了一个锡铁盒。

　　要是他是一位走运人的话，他完全可以逃脱贝尔上尉的指控，不管是通过他伶牙俐齿的巧辩，还是靠他闪光的勋章。可是，马库斯·雷奥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的勋章也仅仅是时隐时现罢了。圣保罗法庭建议他从该部队退离。考虑他20年为部队尽职的功绩，海斯总统把对他的惩罚赦免为暂时停薪留职两年。

　　没过多久，他又惹麻烦。复职之后，他驻扎在黑山附近的米德堡。他自信自己征服了斯图吉斯上校20岁的女儿，博得了她的青睐。那时，雷奥已是一个挺着苹果肚的中年酒鬼，性情暴燥的陆军上校大概不会喜欢看他那双淫邪的眼光在女儿埃拉身上转来转去。再说，上校的儿子，小杰克·斯图吉斯也在小比格奥战役中被打死。许多人都认为，雷奥应当为这一残酷事件负责。斯图吉斯责怪卡斯特，然而，在他心里，难免不为儿子之死不对雷奥耿耿于怀。在这些极其糟糕的背景下，他可能根本就没把这位黑脸上校放在眼里。

　　8月3日黄昏，雷奥被请到随军小贩w·S范肖家中吃晚餐，他喝醉了。据范肖夫人说，“醉的叫人憎恶”。他东倒西歪，不停地打嗝，她担心他会呕吐。

　　8月8日傍晚，在军官俱乐部的弹子房中，他又醇酒，打落了酒巴招待员手中的一些钱币，用椅子把窗子砸了一个洞，在回家的路上，跌倒两三次。

　　10月25日，弹子房又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黄昏。他在同威廉尼科尔森中尉要赌时输了300元，之后，他们发生了一场抠斗。雷奥用弹子球棍打了尼科尔森，棍子被打断。尼科尔森抓住雷奥的前脖颈，把他仍到地板上。詹姆斯·佩第蒂中尉进行调停，并威吓要逮捕他们两人。

　　斯图吉斯上校命令，在这件严重的事件未处理之前，先把雷奥禁闭在营房里，除出操训练外，不准他离开营房。

　　接着，又出现了11月10日夜晚糟透了的事件。

　　雷奥绕着操场进行他每晚的散步活动时，从上校屋前通过。他看见起居室亮着灯，于是，走过去，蹬上屋墙一个壁架，朝窗子里张望，瞅见了心肝埃拉。以为她一人呆在这里，他便轻轻地叩了窗玻璃。埃拉惊跳起来。此时，他才发现不是她一个人在这里，斯图吉斯夫人也在起居室。埃拉惊恐地大声呼喊道：“妈妈，雷奥少校！”

　　斯图吉斯夫人呼叫他的丈夫，斯图吉斯上校在楼上已经上床，或者差不多要睡觉了。片刻功夫，愤怒的斯图吉斯上校走出房间，裤带在腰间晃动着，手里抢着一根棍子。雷奥看出此刻不是他辩解的时候，便逃回军营住房。在那儿，他立刻遭到军团人事副参谋的责难，并要弄清他在上校家干了什么事。

　　第二天早晨，雷奥给斯图吉斯夫人写了一张便条，向她赔礼道歉。他认为，他捅的乱子是可以通过谅解解决的，并保存了便条草稿，上面还拼错了几个字。

　　不管别人怎样想，怎么说，我希望您不要误解我。我写此信的目的是认为您可以理解我当时从在您家窗子探望的动机。自从我被拘禁之后，已养成一个习惯，在令人惬意的黄昏，在军官宅前的那条小路上散散步，或做三次操练。今天黄昏，我从窗子看见您女）L身穿艳装，这是怎样一个使人惊讶的情景！这顺路拜访会有什么恶意吗？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的孤寂，理解我对往事的牵念。我认为自己实在难以抵御对诱惑物的……我真诚地恳求您能原谅所有这些，不要把它看作是愚蠢的行为。因为我确实相信您，如果您认为是罪过的话，它当然不是有意的。盼能把此信转给“埃”看看。

　　　　　　　　　　　　　　　　　　　　　　　　　1879年11月11日

　　解释与恳求不足以开脱罪证。至少，不能让恼怒的上校的愤慨平息下来。雷奥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个被指控的危机中：他确实“在黄昏时分，鬼鬼崇崇地走入与私人宅区相邻的操场边沿，或是走入他的指挥官第七骑兵团的S·D·斯图吉斯上校的宅区，确实窥视了房间……”等等。

　　这一事件又一次把他带入了铁窗，他的不符合一个军官与一个有身份人的有失体统行为受到指控。

　　11月28日，他站在一个“综合军事法庭”前。负责审判的军官是威廉·亨利·伍德上校。他曾在西点军校惩罚过雷奥。法庭的另一个负责人是斯图吉斯的好友。还有一位是埃尔默·奥蒂斯中校。雷奥在军校当学员时，就认识了奥蒂斯，他应当是可信托的人。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相互并不友好。在一次盛怒之后，雷奥对奥蒂斯说，他本应当在学院下厨，当炊事兵，而不应当是培训军官的对象。

　　对范肖家晚餐醉酒一事，雷奥再三声明，是五个人分享了一瓶酒。除范肖夫人外，没有人认为他的行为会使人厌恶。

　　至于说在俱乐部的粗暴的夜晚，“所有见证人一致认为，这是一次玩闹性聚会；我举掷椅子时，并没有喝醉……难道这里有什么粗暴的值得逮捕的行为吗？”

　　同尼科尔森中尉之间的纠葛，是由于自己不断地遭受到侮辱。“我是在被极大的挑衅激怒之后，才用一根台球棍打了他。这难道有任何犯罪行为吗？做为一名军官，一名有身份的人，就应当别样？”

　　偷看斯图吉斯起居室一事，纯粹属于对他女儿的倾慕。他宁肯砍断自己的右臂，也绝对不会伤害埃拉的一根头发。

　　要不是由于不可更改的不检点事件的话，他可能会逃脱这草率的惩罚的，因为还是有对他有利的证言。然而，不幸的是这张伏在窗子上的黝黑的脸，对斯图吉斯上校的女儿的惊吓，胜于言表。罪行检举人鲍德曼温·斯平莱曼证言，那天晚上，在他看见雷奥从斯图吉斯的家走开后，就去看了埃拉。由于惊吓，她“脸都变了形”。

　　埃拉自己申述，出现在窗子上的那张脸，把她吓“瘫了”。她告诉法庭，她当时被惊吓得几乎呼喊不出来。雷奥少校看上去非常激动：“至少，他面色苍白，绝望至极。他们双方的眼睛对视了有六秒钟”，她首先的感触是他会朝她开枪的。

　　本廷被传到法庭作证。尽管他瞧不起雷奥，但还是替雷奥证言。雷奥把给斯图吉斯夫人赔不是的便条事先给本廷看了，本廷认为，这张便条例是解释了这位奇怪的令人费解的人的行为。他认定，这位少校“完全堕入了对这位年轻女子爱恋的情网中”。

　　法庭认为，对雷奥的指控属实，仅对犯罪事实的文字做了点改动，并建议他离职。七名法官中，有五名不顾及法庭的裁决，强烈要求宽大处理。特理将军认为判罚太重，也请求从宽处理。谢尔曼呼声最高，呼吁从宽处理。可是，海斯总统认为，这次不能宽恕。

　　穿了23年军装之后，雷奥不光彩地退役了。

　　接着，是一落千丈。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事，甚至找不到一份工作。他跟儿子借钱。后来，他搬到华盛顿，在那，遇见名叫伊莎贝拉·雷的政府机关职员，并于1884年元月和她结了婚。几个月之后，她又抛弃了他。最后，他被膳宿司雇用，当了一名审察员。

　　他想，人们可能对小比格奥战斗感兴趣，所以告知纽约《周报》，说他依旧保存着自己的日记，保存着“躺在战马尸横的草原上时记述的战场实况”，想知道编辑是否对他的投稿感兴趣。在编辑表示愿意接受稿件之后，雷奥寄去一则战斗记述，但未被采纳。

　　他的儿子在纳什维尔同一名威士忌酒制造商的女儿伊蒂·金尼小姐结婚。雷奥没有去参加婚礼，推辞说脱不开身，但事实是他无钱买去纳什维尔的火车票。

　　这样寒酸的贫穷境况，必定是家世衰败了。根据一位传记家记载（他只提供了很少一点资料太雷奥是菲力普·弗兰西斯科·雷诺的后裔。菲力普于1777年陪同拉法费特夫人①去了美国。美国为这位著名的先祖奖赏了一片森林地，据说在19世纪，这块地价为四亿美元。可是吃诉讼，妨碍了雷奥去尝这张神奇的馅饼。另一名传记记述人说，他是名叫雷诺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②的后裔，雷诺于18世纪早期逃到弗吉尼亚，但没有提及巨大财富的问题。不管他的祖先有无四亿美元的巨资财产，毫无疑问，他的第一个妻子非常富有，而他自己却穷得买不起一张去纳什维尔的火车票。

　　①拉法费特尔夫人（1634～1693），法国小说家。

　　②胡格诺派教徒，对16至17世纪法国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

　　在生命结束之前，他的星形勋章一直在昏暗中闪光。他患了舌癌，于1889年3月29日在普罗维登斯医院手术后去世。华盛顿《晚星报》发了一个通告：

　　马库斯·A·雷奥病逝于本市。他是前美军名誉晋升中校，后为上校。

　　一直活到90多岁的卡斯特将军遗孀坚持认为，雷奥要为小比格奥发生的事承担责任。1926年，她被邀请前往蒙大拿参加小比格奥50周年纪念活动，届时，也要为这位倒运的上校举行纪念碑揭碑仪式。她用一封令人惊愣的信，答复了这个邀访，力劝不应当在那个神圣的战场上为“像雷奥这样伟大的怯懦人”立一块碑。她还说：“写着这些，好像觉得手中的笔几乎被我丈夫的手夺走了……我渴望为小比格奥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英雄们立一块纪念碑，而不是为道义而选拔这个军团中的一位胆怯者。”

　　如果说卡斯特夫人是坚持不谅解雷奥的人的话，那么曾经在西点和卡斯特同宿的托马斯·罗斯尔少将也应当是首当其冲进行责怪雷奥的人。在有关小比格奥的震惊的大标题刊出两天之后，他的一封信被刊在圣保罗的《先驱》上：“我认为，要是在首次击退敌人之后，雷奥能穿过敌人的封锁，和卡斯特汇合，加上第七连的后援，卡斯特是完全可以取胜的……做为一名士兵，‘在最后的号角’声中，我会从我的守地跃出，做出决断。我宁可即刻和卡斯特将军躲在一个坟墓中，和他的勇敢同志们一同躺在那遥远的荒漠中，也不愿活在被敌人围困的那个可以获生的山头。”

　　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1879年3月8日，《陆海日报》重载了《民族共和党》刊载的一封信，这是第一骑兵兵团的一个成员写的。其中写到：“我个人对雷奥与卡斯特的看法是：雷奥勇敢不莽闯，卡斯特则勇敢而鲁莽。1864年，由于卡斯特的鲁莽，使得第三骑兵师被围困在特雷里安站，在一名勇敢沉着的人的帮助下，才得以解救。我是指韦斯利·梅里特，他当时指挥第一骑兵团。在该军团中，马库斯·雷奥的军团……其部分。正是由于卡斯特的草率行事，使他1876年在小比格奥陷入困境。此时，他任部队指挥，雷奥的个人力量远远难以阻止卡斯特的草率行为。”

　　另一种评论认为，袭击战的失败应当归咎于雷奥的胆怯，“因为苏人向他挥舞了他们的毯子。”

　　雷奥少校去世几年之后，他的一个侄孙查理·雷奥，要求重新复查官方对雷奥的那些指控。做了复查，审判律师将军办公室的结论说，雷奥被解职退伍是不公平的。也许，这一结论算是雷奥从未得到过一点公正。

　　1967年9月9日，在蒙大拿的比灵斯第一基督教堂，举行了一个不寻常的重葬仪式。雷奥少校的棺材后边，紧跟着那匹传统的无骑者的战马，棺木由蒙大拿国家禁卫军卫队护送。护灵队从教堂出发，浩浩荡荡地朝城南六十英里的的战场开去。在那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荣典仪式，鸣放了十一响礼炮，象征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名誉晋升的准将军衔。三支来复枪齐射，子弹划过他的新墓。伊丽莎白必定厌恶至极，因为，许多士兵的尸骨依旧躺在这块荒漠的战场上，而这个唯一以如此隆重的仪式埋葬在一卡斯特公墓”的人，却是一个她怎么也难以容忍的人啊！

　　此刻，这位黑脸家伙在旗杆正北几步处的台阶下安息，他的军衔等级在他死后被恢复。而有关他的临阵逃脱一事，在他死后，还在继续争吵着。

　　所有学者（专业的非专业的）都认为他至少瞬间迟疑而没有做出决断。另一些人们则以极其憎恶的心情，看待这位令人讨厌的人。最公然蔑示他的人是那些职业士兵。乍听起来，这似乎有些矛盾，但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例如，R．G·卡特上尉，他本人是一位著名的第四骑兵兵团的印第安退役老兵，他做了这样的评论：“从开初起，雷奥就露出他脆弱的本质，他的全部行为就是胆小、懦弱、恐惧。他胆小如鼠，惊慌失措……在卡斯特的最后拼搏中，他受到了公正的检验，应当受到鄙弃。如果说这支部队中有如此卑怯的懦夫的话，那就应当是如同胆小鬼一样遗臭万年的马库斯A·雷奥。”

　　在芝加哥调查中，爱德华·马瑟中尉证明，他听到过许多关于这场战斗的争论，他们观点各执一词，其中一个人的表达特别使他难忘。他没有指出这位评述者的名字，但说他听那位评述者说：“如果我们不是由一位胆怯的人领导的话，我们全部会被杀掉。”

　　宗教杂志《西北基督倡导者》没有完全归罪他的胆怯：“那么，对他在小比格奥的行为又将作何解释？……他是一个醉鬼。”

　　这是另一种有争执的指控。威士忌确实是由黄石河商人的小船运来的，还有香按、苹果汁以及其它一些日用物品。如：黄油、鸡蛋、蔬菜、泡菜、柠檬、甘草根、大马哈鱼罐头、嚼烟、鞋带及针线等。除苹果汁外，波旁威士忌酒，也在命名玫瑰花苞时给这荒凉地区带去光荣。离乡远居在这荒凉的大草原上的们，在痛饮，直至他们能摆脱这种心境。然而，这样借酒浇愁的时刻也不会太久。设想一下他眼皮底下对面岭上群魔般狂喊乱叫的印第安斗士吧，他们是随时都可能挑起事端的人哪！

　　詹姆斯·科尔曼在特理将军营地开了一个帐篷商店，罐头食品成为区分军官与士兵的一堵墙。然而酒价对士兵与军官都是一样的：威士忌一品脱一元。可是，一位士兵如果想要在他的水壶里灌满三品脱威士忌的话，须征得上尉的同意。一位名叫“红星”的阿里卡洛人说，科尔曼的帐篷被饥渴的士兵挤得黑压压的，简直“像一群麇集的苍蝇。”

　　所以，雷奥少校在离开黄石河之前，可以不费劲地灌满他的水壶和其它容器。的确，当j个人在享有他最后一次人生享乐机会时，他会不惜一切纵情享受的，特别是在他知道一周之内，头皮要被揭掉的时候。

　　足智多谋的士兵们，在面临这些酒的携带的问题上，是不会过分乐观的，寻找一个掩藏地方成了最难的事。军官们多少会想法逃脱一些检查，他们可能会把酒挂在马鞍下的羊皮囊里，而士兵们则被迫谨慎行事。例如，在南北战争中，他们发现，在来复枪管里也可以盛放少量酒。据说，尤利斯·格兰特将军不顾及军衔在身，用此种方式得益。

　　印第安侦察员后来说，一些骡驮子两侧搭着两个小桶。被荣称为直接被卡斯特统领并在该战场逃生的“卷毛”告诉他的曾孙，在朝攻瑰花苞河湾行进时，曾派他给后边的纵队传递口信，在那儿，他看见士兵们从那些酒桶里倒酒。在越过分界线就要开始袭击之时，他也看到了载有这些相同装备的骡子。他说，卡斯特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骡子队抵达。接着，这些小酒桶的塞子被打开，士兵们排成队从它前边通过，每人接了一缸子。“白人追他”也讲述了同样的事情。据他的女婿“罗伯特·黄尾”说，“我们侦察员也饮了这些酒，没多久，我的手指尖与嘴唇发麻了。我们的翻译，米切·鲍耶解释说威士忌能使士兵变得勇敢。”

　　E·S·戈弗雷中说，雷奥也带了一个装有半加仑酒的小桶，并拒绝同他人分用。戈弗雷的断言难以被证实，但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有人看见雷奥拿平端着一个从商人那里得到的酒瓶，饮着。部队行进到小比格奥河中间时，停下让马饮水。德鲁迪奥中尉和翻译吉德拉聊着从雷奥身边通过。在德鲁迪奥撩拨着水从他面前走过时，雷奥正倾着酒瓶痛饮，他朝德鲁迪奥中尉发问道：“你想干什么？想在我被杀死之前，先把我淹死？”

　　吉拉德说，在小股战崩溃之后，他看见雷奥打开一瓶威士忌酒，一气喝光。

　　在芝加哥调查之时，雷奥承认他有一瓶酒，但他声称，在他的军队从河谷撤退，困在悬崖之前，他没有喝过一口。他进一步坚持说，直至三夭之后，在卡斯特阵亡的地方，他酒瓶里还有一品脱没有喝干的酒呢。由于埋藏死者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他才和弗伦奇少尉分喝了。

　　名叫约翰·弗雷蒂的赶骡子老乡，做了致命的陈述。弗雷蒂声称，他在山顶和雷奥发生了争执，雷奥就粗暴地辱骂，他重复了这些粗鲁的言词：“他妈的……”弗雷蒂还说，少校打了他耳掴。争吵中，少校摇摇晃晃，使得他瓶中的酒液，飞溅在弗雷蒂的身上。更有甚者，这位少校竟然把卡宾枪对准他，喊叫道：“我毙了你。”弗雷蒂的这一证言被另一个赶骡子人B·F·邱吉尔先生证实。

　　本廷认为，少校并没带附重的东西，也没有看见他摇摇晃晃，口齿结巴。而且，他怀疑山顶是否有足够每个人喝的威士忌。他说，要是他知道雷奥带有威士忌的话，”自己也会跟他讨要一口的。

　　列兵丹尼尔·纽纳尔说，“我一直在他身边，那怕他有最后一点酒的话，也是不会瞒过我的。”

　　在致命的那一天，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被派遣到骡子队，这伤透了他的心。对这位将军的极度虔诚与崇敬，使他宁愿选择和卡斯特一同战死，也不愿屈辱地活着和雷奥呆在那个山头。总之，在25号夜晚，他被指派警卫雷奥少校的帐篷。许多年之后，伯克曼说：“雷奥有一个小酒桶，醉得一塌糊涂。”

　　伯克曼一直活到88岁，是一个性格乖戾、脾气暴燥、白眉毛白胡须而孩子般脾性的大老粗，“他以忌护之心，死抱着他那唯恐失去的记忆中的珍贵遗产”。

　　据此理由，甭再指望从老约翰那儿得到什么，再说，他又老态龙钟，思路也变得不清，他也可能编造或歪曲真实情况。

　　矛盾无法澄清，你可以断言《西北基督倡导者》夸大了事实，而雷奥上校可能不会像蒙大拿悬崖那样严酷生冷。

　　一个月之后，他酗酒的证据更加充足。当小比格奥的幸存者再次落入黄石河商人的怀抱中时，他们饮了很多酒。参照“莱顿与乔丹”店的帐单，这个被劫掠的军团中，无人买的酒能与这位黑脸人买的数量相比。

　　在“莱顿与乔丹”的帐单中，仅有极少数几位士兵的名字。也许由于他们付的是现款。所以一些士兵买的酒可能超过雷奥买的。然而，在幸存的14名军官中，无人能同他匹敌。在8月份的头三个星期中，他买了七加固和两坛威士忌。这是说，在一周之内就买了10夸脱。埃德温·P·埃克逊中尉居第二，仅次于雷奥，一周买了三加仑，这足以说明这位少校被震惊到何等程度，一名军官，每日吞咽这么多酒的话，他是不可能履行任务的。

　　埃克逊每周喝的酒也够令人惊畏。但当人们听说他未参加战斗时，这又变成一件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事。战斗进行时，他在林肯堡负责检查后勤服务工作，战斗结束之后，他才在黄石河和这些士兵在一起，那么，此时，对埃克逊的暴饮又该做何解释？也许同妻子吵架？然而，他是扫荡小比格奥的一个连的少尉，要是他被派到林肯堡任职的话，他也就成为一个死去的英雄了。

　　人们发现，“莱顿与乔丹”店帐单上买的酒量仅次于雷奥与埃克逊的要算迈尔斯·莫兰上尉与乔治·华莱士中尉。他们每人各买了两加仑。华莱士的这两加仑是在一天内买的，还买了些钓鱼用具，显然，他可能举办了一个招待会。

　　在此期间，本廷则确确实实没有买过一滴威士忌，即就是买了的话，也没有受到指控。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什么事，因为他也是见酒就走不开的人。为什么没有把他牵扯到饮酒事件中，不太清楚。

　　不少印第安人认为，士兵们也在醉酒。夏安部落斗士“木腿”说，他在卡斯特山上游转时，捡到两个金属瓶子，里边有一些液体。他尝了两个瓶中的液体，之后，把它们送给其它印第安人。在一位苏人指出它是威士忌之前，他们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木腿”坚持说，他在山侧找到好几个这样的瓶子。另一个夏安人“截短尾的马”也向托马斯·马套斯医生指出了他发现的一个装有半壶威士忌酒酒壶的确切场地。那时，“截短尾的马”不懂威士忌，他像喝水那样把它全喝光，他病倒了。

　　“木腿”这个名字用英文来解释似乎有点可笑。但这不是说他真有一条木腿，而是他叔父的名字——Kum—mok—quiv—viok—ta，是说他走上一整天也不会感到疲倦，这样的腿自然是木头做的而不是肌肉腿了。后来成为“木腿”的这个男孩，非常崇拜他的叔父，随处跟着他，并告诉叔父，他自己也喜欢这个名字。到17岁那年，他帮助杀死一名“乌鸦”人盗马贼，父亲在承认他的这一勇敢的行为时，认定是该给他确定他喜欢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了，便举行了一个宴会，男孩便正式接受了他喜欢的叔父的名字。

　　“木腿”的有关威士忌酒瓶的说法，有可能是编造的。据说，他收回了所说的这件事。再说，除了散布谣言这外，没有更多的事实能把这支军团和酗酒挂在一起。“如果任何军队在进入这条河谷之前，喝几口椰子汁的话，就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一支不堪使用的部队。在特定的场景，在向凶暴而又十分危险的苏人与夏安人的村庄逼近时，不管他们在何处饮酒，都必定如同吞咽苦汁。例如，雷奥，他可能在停在溪流中间饮马时，吞了几口酒，但从他对德鲁迪奥的马向他踢溅了水引起的恼怒来看，说明他完全清醒。

　　究竟有多少呼叫呐喊的安克帕帕人从“坐牛”的营地急驰而来阻击雷奥的冲锋，仅可判断而已。少校自己推测，在他从河谷中撤离时，他的左侧至少有600名斗士，而从棚屋中又涌出大量的人来。一些历史学家认定，在他朝山上撤退时，至少有一千名苏人尾追着他往山上爬，另外还有几千名骑兵四处包抄、搜寻穿蓝制服的士兵。好久以后，W·A·格雷厄姆少校采访了华盛顿退休疗养所许多老兵。老骑兵，弗里蒙特·基平上士说：“这如同你用一根根子搅动一个大蚁冢，把它搅得一塌糊涂，把蚁群惹逗疯，然后再去费力地数它们。”

　　从苏人的人数，占有位置以及策略和武器装备来考虑，雷奥活着突围出去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布置好我的部队，发起冲锋，以一个整体从这群红种人中穿过”，他记述道。“我们从他们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进行了徒手搏斗。那些从马鞍掉下来的，顷刻便会死亡……我们的马拚死命地狂奔，很多场合，两三人骑一匹马……”

　　幸存的骑兵们，在山头的岩石缝与岩槽中形成一个散乱的抵抗阵地。他们把马鞍、毯子、面包箱子、咸肉袋子、燕麦、干草等一切能够使用的东西垒起来，抵挡飞来的乱箭与子弹。他们一边用又子、水果拆刀、汤匙、咖啡罐、餐具、棍子，在艰硬的崖岩地面上抓爬着，一边大声惊疑地相互发问，卡斯特为什么还没有赶回来？在1879年芝加哥调查的结论中，军法署署长给陆军大臣乔治·麦克雷的报告中陈述，雷奥的骑兵们为卡斯特将军把他们安置在这样的场地而发怒。

　　骚动、危险交织在一起，他们被弄糊涂了。第一只面包箱子刚刚摆放在前面，本廷的一名骑兵便扑倒在它的后边，他刚刚灵巧地藏好身子，一粒子弹穿过箱子，击毙了他。大多数骑兵无奈地苦笑了。戈弗雷用床单把自己里起来，尽管知道这是无用的。他也怀疑，这些艾灌丛是否能替他抵挡住子弹。M连的一名骑兵，在一颗子弹把他的卡宾枪托击碎而差一点又把他击毙时，他怒目圆瞪，朝那些印第安人大声叫骂道：“妈的！你应当射准一点嘛！”

　　许多士兵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武器，有些甚至从没没有使用过卡宾枪。此刻，他们陷入困境，感到孤独、惊恐、迷茫。他们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戈弗雷瞅着一位新兵像位老兵似的瞄准准星，按压板机。机枪枪口偏倾了，而这位新兵却退缩了，显然在等待它的震耳的射击声。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他忘记把击铁扳起来。

　　那天下午稍晚些时候，他们开始听到一些不熟悉的声音，是子弹的尖啸声，而不是箭支的嗖嗖声。

　　瓦纳姆在给格雷厄姆的信中写道：“当传来子弹的尖啸声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这说明卡斯特的部队被摧毁，而印第安人开始使用第七骑兵兵团的卡宾枪。数千支箭袭击了卡斯特的骑兵们，可是雷奥山上没有一个人提及箭支问题。显然，印第安人把弓箭用以对付卡斯特的人马了，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箭支：后来，他们用美国的现代化枪支装备之后，几乎就没有使用弓箭。

　　戈弗雷说，头顶上掠过的砰砰的卡宾枪声，比那嗖嗖的击在地面的子弹声更令人恐怖。尽管躲闪徒劳无益，但还是设法躲闪着子弹对身子的摄取。瓦纳姆说，本廷是他有生以来唯一见到的一个没去设法躲闪子弹的人。本廷显然看起来很危险；他来回走着，检查着他的骑兵们，有意吸引火力，但只有一次，一粒子弹划伤了他的拇指。

　　数年之后，本廷描述了这场围攻战：“我声明，但我要说的事实是，当时，面对这些红种人，我们确实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

　　那天是个多云天，华莱士中尉回忆道：“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色火球缓缓地向西天边滚去……”

　　晚上，黑黝黝的河谷夜空，不时被激烈的闪电划破，照亮了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营地，可是，即使没有闪电，那数千推营火，也把这巨大的村庄照得轮廓分明。雷奥的一些人们倒头睡着了，但另一些人可能还醒着，他们惊魂失魄的倾听着恶狗的嚎叫声，倾听着粗鲁的野蛮人们狂舞时的怪叫声。

　　山头上的骑兵认为这些印第安人在为庆祝他们的胜利而狂呼，但大部分声音是为他们死亡的人们恸哭的哀嚎声。欢乐的呼喊声伴和着悲痛的鸣咽声。斗士们相互交谈着，比划着，即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他们为自己的功绩而兴奋、激动，继而随情感的变化而狂呼起来。这些部落的哀悼日为四天。但在未征得罹难者的亲属们的同意之前，不能终止这些非正式礼仪。做为哀痛的表示，参战的苏人把他们的头发剪短，夏安人则把他们长长的辫子解开。两个部落的女人们用除火石碎片划破她们自己的身体，她们许多人还割断了一截指头。

　　卡斯特为这种残酷的自我苦行做法而震惊，特别反感他们割断手指的行为。他在《我的大平原生活咱传里，记述了他们这种惯常的不顾及外科理论的残忍行为。他们用不锋利的小刀，把自己的第一关节处的手指肌肉割掉，在肌肉愈合之后，被切去肌肉的指处露出一截一英寸长的骨头，这是他所见到的最令人厌恶的事。

　　从山顶看到的一堆堆大火堆，并不是士兵们所想的庆祝胜利的篝火，而是苏人（尽管不是夏安人）在焚烧他们自己的一些死者。

　　一座座火焰塔，是燃烧着的埋葬棚屋。士兵们听到的最频繁的声音是哀悼的歌声，相伴着一些即兴扫兴曲（Kill－Sonss）。此时此刻，这些印第安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击败了卡斯特。他们所知到的是他们击败了穿蓝制服的军队。后来，在弄清楚之后，他们开始唱起有关他的歌来：

　　大卫·汉弗莱斯·米勒抄写了这样一支扫兴歌：

　　　　长头发永远不能复还，

　　　　他的女人在哭喊，在哭喊，

　　　　朝这儿望着，她在哭喊。

　　　　长头发啊，战马，我没有一匹，

　　　　你带给我许多，感谢你。

　　　　你使我发笑！

　　　　长头发啊，枪，我没有一支，

　　　　你带给我许多……

　　尖叫声与恸哭声——无论是兴高采烈的欢呼声，还是悲哀恸哭的嚎啕声——无阻拦地越过河，灌入悬崖高处人们的耳膜中。那围着数不清的火堆跳跃的一个个鬼怪般的影子，如同恶魔，使富于想象力的士兵们几乎发疯。列兵詹姆斯·皮姆确信，他看见一些背叛的白人绕着散兵壕，喊着侮辱性的话，想把这些骑兵们从掩藏处激发出来。他认为，这些背叛者扛着小小的燕尾连队旗。当雷奥的号手吹响号令时，他们就准确地重复着。这说明在印第安人中，必定有一位白人号手。别的男子们看见走向前来的士兵纵队，并清楚地听到了军官们的口令。他们开始打枪，引导这些获救人员，一名号手吹出了“坚持”的命令。他们惊叹地喊着这些骑兵的番号。戈弗雷说，每一判定都被一阵欢呼声认可了。有人认为，他们准是库鲁克的军队，所以，一个驮子队队员跳上马背绕山飞快地奔跑着，喊叫着：“伙计们，不要泄气！库鲁克来了！”

　　两名外科医生，詹姆斯·迪沃尔夫与亨利·波特随同雷奥的军队进入河谷。迪沃尔夫在攀登山崖时被打死。他的勤务兵列兵埃利赫·克利尔跟随着他。克利尔认为，他若是沿着大多数人们撤退时穿过的一条河谷北部二三百码处的一条干谷跑的话，是能够赢得足够的时间的。如今，从雷奥山顶朝下俯瞰这些被灌木丛阻隔的沟壑，很难设想当初迪活尔夫为什么要选择那个地方；可他却选择了那儿，并在那被捕获。藏在附近的骑兵看见一个印第安人把他的头皮揭了。

　　与雷奥十分相同，迪沃尔夫似乎生来就命运多舛。南北战争时期，他志愿参加了美利坚合众国军队。17岁时遭受枪击退役，成为领抚恤金的人。1865年，他总算成了一名正式士兵，在一个医院当伙食管理员，同时进了哈佛医科学院。尽管他在哈佛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但未能通过“军医委员会”的考试，遂于1857年退役。在达科特部，他以合同形式，成为在军队中服役的私人医生。

　　离开林肯堡之后，他不停地给妻子写信。他喜欢部队行军，期待激烈的战斗生活。他带了一双胶筒长雨靴与一件防雨大衣，背囊里装了一夸脱威士忌。派了一名士兵帮他支搭帐篷，架设床铺，备马鞍具，也就是帮他料理一些日常琐事。“雷奥在支配着我的手脚，这是难以接受的。但我想我们相互了解之后会改善这种情况的”，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并补充说他不喜欢副官本尼·霍奇森。他总结道：“好了，亲爱的，这封信之后，我可能不会写太多的信了，但我要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坚持把这些事件当做备忘录，记述下来。”

　　三天过去了，他要她勿为他操心，他十分安全。他怀疑他们是否会在整个夏天能见到一名印第安人。为以防万一，他也带着一支手枪和一支卡宾枪。那天，军团行军顺利，他认为自己会喜欢卡斯特将军的。卡斯特身穿鹿皮外衣，显得“极为高雅，而且十分潇洒。”

　　他记述道，5月22日这天，他一直看见雷奥。雷奥常常被留下来指挥部队，因为，特理与卡斯特喜欢骑马行走在离部队一英里的前头。虽然天气潮湿、郁闷，但仅有几名骑兵病了。“今天晚上，我痛痛快快洗了个海绵擦身澡，并换洗了全身衣服，感到爽快多了，还吞了一粒气味难闻的药丸。好了，亲爱的，因为我们得在明天清早两点半或三点钟左右起床。我必须得休息了，脱掉法兰绒内衣，还真觉得有些凉呢……”

　　第二天，他们行进了八里路，正餐是烤羚羊排和汤。“乐器刚刚开始演奏打点，人们便想同它合拍。天气这么晴和，行军路程又这么短，这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啊。可是，我的鼻子耳朵差不多被烧掉了。我试着用丙三醇与明矾……还是看不到印第安人的影子，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

　　27号的日记记述了他们已抵达了令人厌恶的土地：“天气愈来愈热，战马开始被野仙人掌惊恐，且不愿跃过它们，它们……”

　　6月1号，他早晨三点钟醒来时，地面一片银白。下了整整一天雪，他找了一个担架做床架，并在他的帐篷口生了一堆火。尽管风把烟灰吹入帐篷，他却感到暖和起来。

　　6月2号，依旧宿营，狂怒的风暴夹杂着雪花，部队无法行进，“我猜测，在你收到此信时，我们将要近于准备返回了。希望如此。亲爱的，我盼望我们将能在8月15日或20日晚回到家。亲爱的，爱你的丈夫。”

　　6月8号，在粉河附近扎营。他再次记述了他的鼻子与耳朵就要掉了，而且不能笑了，但依旧感觉挺好。骑兵们美滋滋地嚼着大块鹿肉，还有豆角，喊肉，黄油饼干，苹果布了与咖啡。他期待能很快回家。

　　6月21日，来到玫瑰花苞湾口：“我认为，显然，我们不会在这个夏天见到一个印第安人了。兵站小贩或约翰·史密斯打开了他的威士忌……，你完全知道接着会做什么……已经认定，这些印第安人已经四散，并返回他们的居留地。昨天，我同波特医生，哈林顿中尉与霍奇森出去进行手枪射击比赛，结果是波特第一我第二，所以，你知道，有些骑兵的射击技术并不怎么好……如同沃纳罗那样，由于这个湾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玫瑰，便把它命名为玫瑰花苞湾。在此信中，给你寄去一朵……好了，亲爱的，我得在此停笔了，因为船还得顺流下行一段路呢。今晚必须把信发出……爱你的哈伯·JM迪沃尔夫。”

　　似乎仅有他的一张像片：一个秃头青年男子，一双乌黑闪亮的眼睛充满了毅力，配上那一大捧下垂的胡须，使他的模样，好似刚刚接到了一则不幸的消息。

　　他的尸体没有被肢解。可能由于他牺牲的地方离雷奥的防卫线较近的缘故。他的日记被波特医生拣到，有一则意义不同的记载。在未找出苏人之前的早些日子，特里将军派遣雷奥带一匹良马和一挺格林机枪做一次侦察出击。迪沃尔夫医生陪同雷奥一同前往。同往常一样，迪沃尔夫医生继续他的日记。他记述道，在某处这挺格林机枪翻了个过，使三人受伤。后来，就在第七骑兵兵团最后一次从特理的指挥地离开时，曾要给卡斯特提供几支卡宾机枪，被他拒绝。他为什么要谢绝这些笨拙而令人惊畏武器将永远是个谜。他说，这些重型装备会成为他行军的累赘，这是事实；迪沃尔夫在日记披露了它不仅笨拙，也很危险。

　　另一个外科医生波特则设法攀爬出河谷。在山头，他给雷奥说的一句话是：“少校，这些男子们陷入了极度混乱，不是吗”？

　　雷奥回答道：“不对，先生，是一次冲锋”。

　　波特医生不仅仅从这个不寻常的冲锋中逃生，也在山顶上幸存了两天。后来，他也活了好大年岁。晚年，他过起了绅士般的生活并周游了世界。他病死在印度的亚格拉的Metropole宾馆，并去那里观看了Taj。

　　他身着白色亚麻风衣，在那座可以俯瞰小比格奥峡谷的悬崖顶上英勇地彻夜工作着。手术靠摸触进行，因为蜡烛灯或那怕一根火柴的快速闪现的光，都会招引来一阵要命的雨点般的射击。不管他所做的工作何等重要，他内心也明白，无人可以承担这些工作，但他还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起来。他认为，应当为保卫战做出更大的奉献。好几次，他抄起一挺来复枪，射出一串串火焰，只是在病人大声提出抗议时，他才被迫回到岗位。

　　在此种情况下，任何人能进行工作，听起来有些荒谬。然而，前线的外科医生们，却获得了他们在医科学校中没有学过的技艺。例如，他们根据箭支结构特征与尺寸，来判断是哪个部落的箭。这一技艺足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一名外科医生靠估量露在外面的箭柄的长短，即可知道箭头扎入肌肉的深浅；由触摸弓弦的凹口，便可以确定手术刀的角度。这样，即使摸黑，他也能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些箭伤。

　　最难处理的伤口不是子弹伤，也不是燧石箭头伤，而是从这些白人身上取出铁片箭头。铁片式箭头在碰到骨头后常常打弯或“钉”在骨头上，使得取出它们时给伤员带来极度的疼痛。在那个代，外科医生采信J·H比尔发明的手术，包括插入一个带环的线，然后，仔细牵动这根线环，直至把它套在箭头上，在幸运的情况下，便可以把箭柄与箭头一同拔出来。此种方法很少能成功，除非受伤者能立即得到这种手术治疗，因为，动物腱能使箭杆上的箭头软化、松动，此外，许多印第安人都仔细地尽力减弱箭头与箭杆上的粘结力，所以，即使士兵或移居者能设法把箭柄拔出，箭头还是留在里边。

　　无论有幸成功于否，在没有麻醉剂的战地医院，拔出一根箭必定是极其残忍的。

　　无论箭头是否能被取出，腹部箭头常常是致命的。印第安人知道这一事实，他们往往瞄准士兵的腹部。据说，有经验的边民们有时在中腰里一块毯子，防止这些部位受箭射或者至少能减弱箭头的冲击力。比尔医生甚至建议，让士兵们配戴一个护腹甲。腹部箭伤的致命原因是迸发的腹膜炎造成的，然而，它也许是一种无痛苦的死亡方式。《士兵手册》是由美国忠诚的官员N·赫谢尔先生批审，官方于1885年印刷所出版的册子。其中有如同今日美国“雾谷”（国务院）宣传的自然祖述，竟然使腹膜炎听起来是一种比辐射病强些的无痛苦的疾病：“…病人神志清醒地活上一两天，常常不用受太大的罪。”

　　6月26日，是他们在“炼狱”的第二天，天上突然浓云翻滚，并落了一阵雨。骑兵们急忙就近把水壶、水桶打开，把一些帐篷帆布撑开，把锡铁杯拿出，使用了任何能接雨水的容器。可是，顷刻，浓云就消散，太阳又似火焰，炙烤着山顶。印第安人在山下把草点着，一方面想掩蔽他们的活动，另方面也为了防上士兵们接近河边。

　　雷奥的一些人准备迎战，另一些人开始退缩，而一个人则完全崩溃，像一头猪似的瘫在那里。

　　一些人极度干渴，他们在水果罐头上钻孔，吸吮里边的水果汁，但这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无人知道他们的这场围歼战要坚持多久，所有的东西都得储备。列兵彼得·汤姆说，伤员们的出价十分可怜：10元一口水，15元一壶水，20元一壶水，仿佛在进行水的拍卖。“我把水壶递到列兵麦克维手中，他那样子像是要独吞了，我把被他双手紧紧抓着的水壶夺过来，传到下一个人手中。他狂怒地大喊一声，从大衣下拔出左轮手枪对准我，说要把我崩了……”

　　后来，麦克维腹部中弹。他继续乞告要水喝，并要用75元换一饮，他终于喝到了水。列兵丹尼尔·纽厄尔说水从他的腹部的弹孔里滴淌出来，“但他仰面躺着，安静地死去”。

　　列兵詹姆斯·泰纳与亨利·沃奥特（Henry Voight），在那那天早晨被埋掉。泰纳是在防线外被击毙的，四个人冲出去，把他用一块毯子裹住，带回来，但他很快死了。沃奥特试图把一匹被子弹击中的马牵回来，但他的头却被子弹击碎。两名列兵一同被葬在一个用泥土覆盖的墓穴里。在一块撬开的面包箱子板上写上他们的名字。

　　有人看见驮子手F·C·曼端着卡宾枪，瞄准着。他仿佛是一名优秀的神枪手，沉着地把守在阵地上，但却像是忘记去扣动板机。终于有人前去查看，发现他的太阳穴上有个洞。

　　驮子队首领J·C·瓦格纳的头部也中了弹，他在地上踢蹬着，扑打着，显然完蛋了，但这是远距离射来的一颗乏弹，他出乎大家意料地突然坐了起来。

　　查尔斯·怀特上士也在他的一只马鞍带里带了一玻璃瓶果子冻。他四处走着，让每个受伤者尝了一口。尽管他自己的胳膊肘被子弹击中。

　　出现了美学问题，死马开始变臭。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一颗子弹击中了一头肿胀的马尸，附近的每个人身上都会飞溅上这匹马的腐烂的尸肉。闪光的食尸虫赶来品尝这庞大的盛宴，而那些小白蛆，则在这些腐烂的尸体上漫无目标的蠕动着。秃鹰懒懒地在头顶上慢吞吞地盘旋着。最糟糕的事情是人们开始脱水。侦察员乔治·赫莱汀说，人们的舌头开始肿胀，许多人几乎无法讲话。他们应付着嚼点干硬饼干，但却没有足够的唾液拌和。“几个人试着嚼草，但草放到嘴唇上，而无人能够分泌出唾液来，也无人能够清楚地说出话来。据记述，一些伤员由于缺水而死去……”

　　不时有一个羽毛装饰的黑色头，小心翼翼地从草丛上方探出来，但却会被一阵雨点般的齐射子弹打回去。然而，它们往往是一根棍子上的缠着物，或者是缠在枪管上的野牛毛织物。雷奥的无经验的人们也在耗费着弹药，他们试图击毙被印第安人绑在一匹矮种马上的塞满草的鹿皮衣服。

　　列兵科尔曼偶然也把他绝妙的日记日期搞混，但在这样一则戏剧性记述中，是可以忽略的：

　　……这些印第安人用他们远射程的温切斯特来复枪，极其凶残地朝我们开火。我们的一个人被打死，两个人受了重伤。我们现在已经有近22个小时滴水未进。我们遭受着更残酷的干渴难忍的需要水的残酷折磨，特别是那些伤病员们。一个人想要活着走到河边是根本不可能的。

　　1877年，在一座荒远的山岭中发现了大量的分叉棍子，据信，这是印第安人的狙击手们支放他们枪的架子，这是他们从观看职业猎手捕猎时学到的伎俩。

　　几个自负而勇敢的人在蜿蜒的防卫线几码处蠕动着。很难设想，任何人，能在这样小范围的搜索战的防卫线内爬动，而不被发现，即便是一个伪装了的印第安人。雷奥的山顶附近，几乎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遮盖物。也许，一个世纪前，那里曾经长着茂密高大的绿树。纵使这样，也难于不被发现。一些印第安人甚至就潜藏在可以用泥土扔掷到士兵身上的近旁。一位名叫“长袍”的塞斯·阿里斯人，想突然袭击一名他要杀死的人，这一虚张声势的行动却使他自己丧命。雷奥在一份正式汇报中陈述了这场近距离的攻击：“当时，我看见这根棍子仅有10或12英尺长。你不难理解这些人们的绝望、鲁莽的搏斗。”

　　“长袍”与名叫“鹰人”的安克帕帕人，河能仅是在这两天小围歼战中被击毙的两名印第安人。然而，1923年，前列兵埃德温·皮克阿德告诉一名记者，他曾眼睁睁地看了一位身份不明的军士与一名身材高大的苏人徒手搏斗。这位军士抓住这个印第安人头顶上的一绺头发，迫使他朝后仰，然后用牙咬住他的喉头。他们在地上滚来滚去，这位军士像一只叭儿狗那样紧咬不放，直至他竭尽全力，把这个印第安人的一根动脉血管咬断。接着，他又咬破了这个印第安人的脖颈。

　　山顶上没有徒手搏斗的确证，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学家太多地关注过皮克阿德的讲述。无论它确实发生与否，不容置问，印第安人近在咫尺，这是十分令人惊恐的。本廷担心他们离得这么近，会突破防卫。于是，告诉雷奥，必须组织一个小分队，朝离最近处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发动冲击，迫使他们后撒。雷奥迟疑不决。

　　雷奥的迟疑与胆怯，似乎超出了争论。戈弗雷中尉曾与威尔上尉讨论了这一严峻的局势，他在日记中记述道，“我们两人认为，我们只得靠本廷上尉的才智，来解救我们的危险……显虽，雷奥少校既无魄力又无决断，他的个人行为，使得人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在本廷建议向外突击时，戈弗雷在场。他听见本廷厌烦的说：“你得在这儿做点什么事了，要立即行动，这样不行！你必须击退他们。”

　　雷奥终于同意了。

　　本廷召集了几名自愿人员，站在他们面前，慷慨激昂地讲了一些激励的话。这些在1876年的即兴语如今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可笑：“准备好，伙计们，现在是你们的时刻，叫他们招架不住，嘿！嘿！冲啊！”

　　他们嘿嘿地大声呼喊着向前冲去，“每个男子汉朝前冲了，但有一个人却像个小孩子似地躺在掩体里哭喊起来”。

　　嘿！嘿！好哇！每个人。男子汉。胆小鬼除外。这纯粹出自一本维多利亚冒险小说的一段插曲。

　　并非仅仅这个骑兵在胆怯地哭喊，其他人的行为更糟糕。一些人获得了他们终生难以去掉的浑名：“饼干箱子·丹”整整两天一直缩藏在饼干箱子后边。“马鞍·密茨凯”可能指躲藏在一只马鞍子后面的米莱斯·英莱上尉。据约翰·伯克曼说，为了逃避战斗，年轻的比利·布莱克假装受伤，伯克曼补充说，他们都是些好士兵，但河谷中的恐惧情景，使他们丧失了理智。

　　列兵波特·汤姆森看见A连的一个人脸朝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显然是死了。两名士兵拖着一块帆布，去为受伤的士兵支篷帐。他们要他起来让道，他仍然不动。一名士兵用脚踢他，他踢蹬着双脚，坚持说他病了。托马斯说：“一个瞧起来更加可悲的可怜人，很难加以评述。这个几乎被吓死的人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倒在地上，听凭毒辣辣的太阳晒着，不管周围的任何事。”

　　埃德加莱中尉给妻子写信说，列兵帕特里克·戈尔登是D连的骑兵，他在第一天还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但那天晚上，在枪声停止之后，他问一名军士，印第安人是否会卷土重来。这位军士推测说，他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发动攻击，戈尔登就哭起来，说：“汤姆，要是他们再来攻击，准会杀死我的。”

　　还有其它两则有关戈尔登行为的说法，但完全不同。埃德加莱的记述比较更确实些。他说，第二天早晨，当他同列兵斯坦利来到一个大散兵壕时，戈尔登一个人藏在里边。斯坦利问道：“帕迪，这是谁的躲藏处？”戈尔登说不知道。由于每个人都藏在一个坑里，埃加和斯坤利也就倒在他旁边，一边一个。片刻之后，一颗子弹穿过壕沟顶，抖落了他们一身泥土，戈尔登被击中。埃德加记述道，他呻吟了一声，“蹬了一下右脚，死了”。

　　其余一些人也同戈尔登一样，起初十分勇猛地参加了战斗，但没过多久，便开始变得怯懦。其他人们，则由于他们所知道的原因，刚好由开初的怯懦而逐渐变得什么也不怕了。

　　本廷猛烈地突然出击，被证明十分成功。躲在近处的印第安斗士从这些勇敢的蓝制服的人们跟前逃走，士兵们无人受伤，但就在他们返回自己的壕沟时，一粒子弹从一名哭泣的胆怯人的两只眼睛中穿过。他可能是被印第安人打死的，然而本廷小队的某些被激怒了的人，也可能会把他杀死。

　　本廷则把这个荒唐的冲击称为“中国人的方式”，说它既不是理想的行为，也不是英雄行为。他是一个重实效的人，懂得呐喊的哲理效果，好似只要他命令他的志愿人员们大声呐喊助威，那些被惊愕的斗士们，便会撩起脚后跟，狼狈逃跑。

　　本廷刚刚检查完阵地，一名军士刚一抬头，帽子就被一粒子弹揭掉。

　　“该死的，我叫你们不要抬起头来2”本廷叫骂道。

　　这位军士咕噜着反问道，“上尉，你怎么不蹲下呢？”

　　本廷，这位把妻子称为“婆娘”的人回答道：“哦，没关系，在我离家之前，婆娘在我的衬衣里缝了个符咒，所以，子弹就打不中我。”

　　一般来说，当一名军官把自己暴露给敌人时，士兵们会气恼的，因为他会吸引敌人的火力。但是，这些同本廷一起呆在山上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本廷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消除了大家的疑虑。虽然，那天天气十分闷热，但他没有休息，而是前前后后走着，给大家提出告诫性意见，检查防御物，鼓舞士气。他的衬衫底襟从内裤里脱出，像一面旗帜挂在屁股上。他一边迈着沉重地脚步来回走着，一边说道：“伙计们，这是一个土拔鼠箱子，不是生就是死，我们必须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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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6号下午，大量的印第安人穿上了从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兵团死亡的人们身上剥下的蓝大衣。一些人还带上草帽，至少，有一个印第安人扛着一面队旗。所以，列兵皮姆所看见的那些背叛了的白人阶级。认为统治阶级以智慧为美德，其天职是治理国家。武

　　到了下午，一列骑马的印第安人纵队，在河谷中停住，凝视着雷奥山上的人们。纵队的马匹中，有一匹间杂着各种白色斑块的金色鹿皮马。不知道这些印第安人的身份约定论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奠基人之一是法国数学

　　显然，许多印第安人把这位奥格拉拉人视为他们最伟大的首领，看作是比“红云”与“坐牛”更为重要的首领。他被说成是走路目不斜视的人，他从村庄走过不说一句话，不看任何人一眼。苏人喜欢唱歌跳舞为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语义分析。分为人工语言和日常语

　　记者们要把他描述成二个十足的在战场上鲁莽、草率的人，可和他在一起骑乘的一个奥格拉拉人说，这不是事实。在关键时刻，他在射击前先跳下马：“他是我唯一见过的常常这样做的印第安人，他要查实他是否击中了他所命中的目标……不经过充分酝酿把认识限制在感觉的范围内。还力图超越主客观的对立、把

　　他从不自夸他所做的事情，也不参加亲戚朋友死亡后相继举行的传统哀悼仪式。当他还是一个男孩子时，大人们常常发现他站在暗影里听他们交谈，长大之后，依旧听他们的交谈。他极少参议事会主要人物还有杨简、曹建、袁燮等。

　　他的父亲是一位忠诚的奥格拉拉人，母亲则是外部落人。大多数学者认为她是一位布鲁人，是首领“斑点尾”的一个妹妹。然而，V·T麦克医生说她是一位夏安河苏人的美尼考尼焦人，他们的首领是“触云”。不管他们是那个部落人宏观世界又称“大宇宙”。相对于微观世界而言。宏观物

　　那时，几乎所有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都处于不安定的状态。白人的一次龃龉，带来了接二连三的不和一些“黑脚”人一直不断地偷盗麦肯齐堡的物品，他们许多人还偷盗大量的马匹，所以育》等。参见“伦理学”、“教育”中的“爱尔维修”。

　　无论出自何种动机，查尔顿召募了一个名叫亚力山大·哈维的人，“哈维认为最多不过是玩闹罢了，同意充当这个角色”。哈维带了一把猎刀，或者是一把短剑（法文字应为dague）书第1、第3卷后来分别改写为《人类理解论》（1748年）和

　　“黑脚”人停止了在麦肯齐堡的经商活动，他们越过边界线进入加拿大，但他们又返回袭击了该堡，并放火把它烧了。之后，便出现了对这件事的各式各样报道。经过这样那样的磨擦之后为特征，力图用儒家文化融汇西学以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个

　　加拿大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赫德森的贝公司行使温和的职权控制政策，他们懂得怎样同这些印第安人相处。而那些新抵达这块土地上的美国人，却没有耐心，并企图瓦解、进犯他们。美国人像潮水般向西部涌去，撕割着这块土地。商人威廉本特的混血儿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7年为都

　　1849年的淘金热，又给这儿带来了传染病病毒。苏人与夏安人居住在离移民过往路线最近的地区，他们遭受到霍乱病的袭击也最厉害。但是，可怕的流行传染病，又向北波及到“黑脚”人部落藤原惺窝（1561—1619）日本思想家、日本儒学奠基人。

　　1853年，长期从事贸易新近被指派为印第安人代理人的汤姆森·“破手”·菲茨帕特里克，在夏安人，阿拉帕霍人，与苏人部落旅行培里（RalphBartonPerry，1876—1957）美国哲学家，新

　　一年之后，就在那个将要成为“狂马”的男孩，长成十二三岁的少年时，一匹莫术人的母牛，在拉腊米堡东头的一个苏人营地徘徊。名叫“大脑门”的美尼考尼焦苏人未能抵御住这个诱惑物（不管是想要得到它的皮毛经济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

　　不管哪种情况，苏人长者们为这件事的损失提供了公道的赔偿，说是赔了10元，或一两只母牛。然而，事实却由不断增加的尘埃出一理，理又同出一原，但由于事物所居位置不同，理的体

　　毫无疑问，格拉顿离开堡去捉拿“大脑门”就是希望惹出事端来。他告诉他的士兵们，“我发出命令后，你们就尽情开火”。

　　他的武装队包括一名军士，一名下士，27名不幸的骑兵，还有一个能吓唬人的翻译。翻译叫古斯特·卢西恩，至少，他有点半醉。他骑马绕圈子来回跑着，狂喊要把所有的苏人杀死，而他古斯特则要吃掉他们的心肝。

　　J·P·邓恩在《山区大屠杀》中说，这帮疯狂的家伙。仅由9人组成。不碍事！最残酷的“分子”是格拉顿的大炮：一门12磅重的野炮和一门巨大的榴弹炮。

　　所发生的确切事情永远难以知晓，好似举行了一个商议会。会议期间，这位古斯特在喊叫中加了些辱骂性的话，士兵们端上了他们的枪，印第安人认为他们就要开火了。爬在鲍迪克斯贸易站公寓顶上观看的人听见一声枪响，随即是更多的枪声。格拉顿命令用重型武器发射。这位伯祖父“肚子”告诉鲍迪克斯，店员多米尼克·布雷在听见第一声枪声之后，骑马跑到附近一个小山坡上，然后“以最快的度速”跑回来报告说，苏人营地开锅了。这位商人和其余几个人——他们中几个人同印第安女人结了婚——匆忙跑到营地，但已经太晚。

　　格拉顿与苏人之间的商谈，可能由于令人不能容忍的误解谈崩了。他可能用苏人激动的话语“Hownh！Hownh！”应答他们。那意为“是的”，“好”，“我同意”，但这些骑兵们却听成他在喊，“NOW！NOW！”（“动手！”“动手！”）所以，他们立即开枪。听起来好似一出戏中的幽默台词；听起来，也似乎难以置信。可是，这却成了卡斯特军团不编置J连的一个原因。因为字母“J”在发声时，会被试听为“A”，而书写形式又会误为“I”。

　　好了，事件平息下来时，除一人以外，这位喝醉的翻译和所有白种人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去。列兵约翰·卡迪或者是自己设法逃出，藏在野玫瑰丛中，或者是被那些不想引起对抗的印第安人藏起来。威廉·鲍迪克斯说，他的伯祖父“敏熊”在野玫瑰丛中发现了约翰，由于失血太多，他曾试用鼠尾草填塞自己的伤口。“敏熊”把他扛到贸易站，后来，又被送到腊米堡，在那里，他死了。至于格拉顿，苏人以极端的偏见结束了他的拜访。他们用了24支箭，一支正中他的脑门。他的脸必定是被用石头与棍棒砸成肉饼，因为，他们仅是靠他口袋中的怀表，才把他辩认出来。

　　唯一伤亡的一个印第安人，是布鲁人首领“旋风熊”（或叫“制胜熊”，“使敌人溃散熊”）。他的后背被子弹击中，可能是被格拉顿击中的，或者是被喝醉的翻译击中的。

　　于是，这些苏人跑到鲍迪克斯贸易站附近，逢人便杀。他们最终被用钱收买，但始终不能平息愤怒，就劫掠了一个美国“毛皮公司”仓库。之后，鉴于他们以前同白人打交道的阅历，用一个马拉雪撬载着他们受了致命伤的首领，向北逃走了。“旋风熊”很快死了。他的尸体按礼仪装里，被安放在斯内克河口附近的纽巴拉河岸的一个尸架上。

　　格拉顿的士兵被埋在一块高原上，墓穴挖得十分浅，大约一个月之后，一支莫木人旅行队在向他们的指定地行进时，看见了隐约露在草地上的这些尸体的头。

　　东部各家报纸报导了一位勇敢年轻的西点中尉和他的所有士兵，被背信弃义地惨杀。同往常那样，民众做了要雪仇的应答。没多久，又对格位顿及指派格拉顿去逮捕“大脑门”而酿成这场残杀悲剧的上级进行了不公正的指责，说他们的愚蠢行动是由于中了一名奸诈的红种人的诡计，根本没有人伤及那条跛牛的皮毛或肋骨，只不过是为了把这些勇敢的士兵们从他们的哨所里引出来罢了。

　　一位部队审查人员前去调查，记述了见证人们的证词，并将这些证词向上级呈报，还加了他自己的结论：“教训这些野蛮人的时机完全成熟……怎样评价与尊重美国人的权力、公正、慷慨与宽容呢？”

　　这一结论意味着两代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然而，和平共处的关系被一代野蛮人取代了。阿拉帕霍人与夏安人未参与驻扎在拉腊米堡的格拉顿的愚蠢者们的行动。然而，他们的没参与，只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这些夏安人的代理人汇报说，在他的第二次拜访中，他们表现的极其傲慢无礼——“是我从未见过的最无礼的印第安人！”他们绕牲畜栏策马狂跑，朝我们的头顶上方开枪，要求移民们不得再穿过普拉特公路旅行，伸手要4000元的现金，强词要以枪枝弹药做为向他们提供的管区年金储备金，并要“提供1000名白人女人做他们的妻子”。

　　够了！

　　后来被称做“卷毛”的“狂马”，被拉腊米堡会议爆炸性事件震惊了。在他的人民向北逃亡期间，他在沿途某个地方离开了他们。他在一个山顶上呆了三天，没吃没睡，希望神来引导他。为使自己一直保持清醒，思考这场同白人之间龃龉的经历，他在脚趾间夹了卵石，还在后背上垫上许多石头。他终于虚脱昏晕，看见自己的马朝他走来，上面骑着一名斗士。斗士没有夸耀他的头皮战利品，他的没有结辫子的头发披散到腰下，一只耳朵后边挂着一块光滑的棕色卵石。他的身子上涂染着冰雹点，一道道闪电似的条纹从他的前额直划到下巴处。子弹与箭支纷纷朝他身上射击着，但却不能碰触他的身体。一阵风暴从身边卷过，可他却安然无恙地从风暴中穿过。人们抓他，试图遏制他，可他从容地从他们中间通过。他的顶上方飞着一只红背鹰。

　　在快满16岁并准备成为一名斗士前，“卷毛”从未向任何人披露他所经历的这次神秘的事情，但打那时起，在参加一场战斗之前，他总是在身上涂上白色冰雹点，在脸的一边涂上红色闪电，在一只耳后挂了一块棕色卵石，头上顶着一只红背鹰，并朝他自己和他的马身上撒一捧尘土，大概是风暴的象征。他除了穿一双鹿皮鞋、里一块腰布外，全身赤裸骑行。

　　在快满18岁时，他参加了一场反对阿拉帕霍人的战斗。那些阿拉帕霍人被诱迫在一座多石的山上。他数次朝他们冲击，并杀死他们两人。他也许忽略了他幻影中的斗士没有挥舞头皮的事，竟然轻率地把他们的头皮揭了。由于这样做违背了主宰神灵的启示，他的一条腿中了一箭。他在反对这些阿拉帕霍人的战斗中的英勇行为受到颂扬，在确认这些功绩时，接受了父亲的名宇：“狂马”。而他父亲，一个至善的奥格拉人，则把他自己的名字称做“可怜虫”。

　　“狂马”怎样获得他自己的名字，就从这样最可信的说法中传说开了。

　　也听说过，一次，他同父亲和一个名叫“驼背”的作战首领一同在河中洗澡时，感到有些晕眩，并看见了神奇的幻影。当他向这两位老人讲述了他所看见的幻影时，他们告诉他，他看见的是他自己的幻影。

　　后来，一个流行的传说是，在他出生时，有一只小矮种马沿着母亲住的棚屋狂跑。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认定的那样，如果第一个故事是精确的，人们自然会合情理地问，他父亲的这个名字又是怎样获得的。

　　在同阿拉帕霍人战斗几年之后，一个叫“薄片”的巫人为这位年轻的斗士制作了一个护身符，是一块拴在一条皮带上的白石头。这条皮带大概斜跨一个肩头，所以，这块魔术般的石头刚好紧贴在他右臂下方，符咒是1862年或1863年制作的。自从戴上它后，他从未受过伤，尽管大量的矮种马死在他的身下。奇怪的是他的穿蓝制服的“活鬼魂”卡斯特的运气也是这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云”的侄女“黑野牛女人”同一位凶暴的人结了婚，那人的名字通常被译做“无水”或“无脸”。“无水”被说成是一位妒忌的丈夫，而年轻的“狂马”则是个眼观大局不顾忌区区小事的堂堂丈夫。

　　他卷入同“无水”的妻子之间的纠葛被没完没了地编撰，以至成为将原文字刮去后重复使用的羊皮纸了：删去、擦掉、修改，直至无法看出原义。威廉·鲍迪尔克斯依据“狂马”年长的亲戚所提供的情况记述说，为使部落内部的争吵平息下来，“狂马”带着“无水”的妻子出逃了。这位狂怒的丈夫把他们逮住，并朝“狂马”开了一枪，子弹擦伤了他的面额。两位男子开始搏斗起来，但被有名的七脚斗士“摸云”拉开。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狂马”也终于放弃了他的俘获物。

　　或许，他可能在她未婚前就爱上了她，据说，在他到“乌鸦”人地区进行远征袭击期间，她结了婚——也许是在“红云”的促迫下。“狂马”返回时，知道她结婚一事，就一头扎在母亲的小棚屋里，好几天没露面。接着，他再次独自一个人出去袭击“乌鸦”人地区，返回时，把两张“乌鸦”人的头皮挂在两只狗的身上。

　　在后来的生涯中，他再也没有剥过他人的头皮，而在狂热的青年时期，由于某种难以从逻辑上理解的原因，他曾经剥了两个阿拉帕霍人和两名“乌鸦”人的头皮。这是学者们的共同看法。然而，库鲁克的第三骑兵团的约翰·保尔基说，“狂马”有一件用头皮装饰的衬衫，那曾经是他的珍贵财产。保尔基没有说明有多少张值得炫耀的战利品在他的件衬衫上晃荡，而那件衬衫（可能就是这一件），曾在罗伯逊堡的博物馆里展览。也许，它确实属于这位著名的奥格拉拉首领，尽管不应当把这样无聊的东西视为表现他个人特征的东西。

　　无论如何，他难以忘掉“黑野牛女人”。直至她有了三个孩子时，他还为她举办了一个盛宴，表达了对她的无限关切，于是，她把孩子们托付给亲戚，告别了丈夫，同“狂马”住在一起。这是允许的。苏人女人可以改变她们对自己丈夫的意愿，并向其它部落那样，要求被遗弃的丈夫表现出体面的举止来。“无水”没管这些。他气忿地跨进新婚夫妇的棚屋，他们正在一同吃饭，“无水”便朝对手的颌部开了枪。子弹原是对准“狂马”的两眼之间的，要不是“摸云”出来挡开的话，第二颗子弹又会飞出去。

　　“无水”的袭击行为遭到指责，因为是他而不是“狂马”违反了苏人部落的惯例。要求“无水”提供一匹矮种马，做为表示歉意的东西。他做了，送去的马被接受了。这样，这个世仇该算了结了。然而，并没有。一天，“狂马”攻击了“无水”，结果是，“狂马”丢了脸。

　　1930年，埃利诺·希曼采访了一些了解这位首领的奥格拉拉老人。“公狗”讲述了棚屋中的这场战斗与接下来的事情，约翰·考霍夫做翻译。“公狗“说，“狂马”同“黑野牛女人”坐在一个朋友的棚屋中的火堆旁，（无水”闯入并喊道：“我来了！”“狂马”跳起来，伸手去拿一把刀。“无水”朝他的左鼻孔下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上牙床，他倒在火堆中。“无水”离开帐篷，告诉他的伙伴，说他把“狂马”杀了。

　　“无水”赶来复仇时，一直骑一匹快骡子，在听说子弹仅伤了“狂马”后，他没有离开，而是藏了起来。“狂马”的朋友在各方寻找他，并想杀死他，但却没有找到他，就把他的骡子杀了。

　　风波平息之后，“无水”送给“狂马”两匹好马：一匹花毛，一匹灰色。

　　他们彼此尽量躲避不见，直到有一天，两人不期在比格奥河口捕野牛时相遇。“无水”跳上某人的一匹鹿皮马，拚命地跑开，“狂马”沿黄石河的路紧追。狭路相逢逃脱之后，“无水”去了南边“红云”的代理处，并同一群混日子的印第安人呆在一起。在同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他就呆在那里。

　　“黑野牛女人”生了第四个孩子，一个浅头发的女儿。“公狗”说，许多人认为，这个孩子是“狂马”的女儿，“但这永远也不会靠实”。

　　以某种方式，两个男人间的危险战斗结束了。“黑野牛女人”可能收拢了她的孩子，回到丈夫处。至少，知道她同“狂马”分手了。“狂马”自己也可能对那场恋情产生了厌恶。总而言之，这是一件混乱的事情。

　　快满26岁时，他和名叫“黑披巾”或“黑袍”的姑娘结了婚。这是一桩没有多少热情的婚事，可能是由父母亲替他操办的。他们在一起生活，并有了一个女儿。后来，“黑披巾”染上了当时极为流行的肺结核，从那以后她就呆在她父母的小棚屋里，身体逐渐开始赢瘦下去。

　　当“狂马”再次骚扰“乌鸦”人时，他们年幼的女儿染上霍乱，夭折了。他返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身软的散了架。他不在时，这个奥格拉拉人的营地被搬迁走了。此时，幼儿的尸体被安放在离这70英里远的一个尸架上，他骑马前去寻找它。边民格罗尔德和奥格拉拉人一同生活了数年，他声称，在这次旅行中，他陪同“狂马”在一起。格罗尔德的话是不可信的，至少，他的自传是不可信的。所以，只能带着问号阅读他的这段记述。可是，格罗尔德说，“狂马”爬上尸架，躺在他女儿尸体旁边。幼尸里在一件野牛皮袍子里边，他在那儿呆了三天。听起来，好像发疯的西班牙女皇罗兰娜·拉·洛迦了，她曾打开她年轻丈夫的棺材，撕开里尸布，亲吻他的脚。

　　幼女的夭折使他开始变得冷漠了。他常常不合情理地去冒险，一声不吭地离开村子。这段时间，发现很多独自去黑山淘金的矿工被杀，然而，他们的头皮未被揭掉，每具尸体旁边的地上，扎着一支箭。他们可能是被在这里游荡的苏人杀死的，这些苏人不屑揭他们的头皮。然而，这些箭支标记，却也暗示了杀人者的不同心境。

　　“黑麋”说，他总是很冷漠、很古怪，而且，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古怪。人们常常看见他孤独冷漠地呆在村子外边。“一次，我父亲见他又那样孤零零门声不响地走出村子，他对父亲说：‘大叔，你在为我操心呢，但你尽可放心吧；哪儿都有我的落脚处。再说，这个世尘之外的神灵还会帮助我呢。我在思谋能使我的人民安乐的计划呢。’他总是一个古怪的人”

　　在同“黑按巾”结婚12年之后，他又同一位法国与夏安人混血姑娘内莉·拉艾维结了婚。除“无水”的妻子外，他似乎还没有追求过其他女人，他好似没有承认过他为女人倾倒。

　　据他姐姐讲，她看见一个女子走进他的小棚屋和“黑披巾”交谈。“黑披巾”在缝制一件袍子，由于天气很热，棚屋面被撩起，可以听见并看见她们的交谈。就在她们说着话时，“狂马”突然回来了。陌生女子在门口迎见他，说道。“我是乔·拉·戈维的女儿，所以，是半血统白人。我听说了有关你的伟大事迹，我父亲给我们讲述了有关你以及你制胜‘长头发’的事，说你是值得任何女人为伴的男人。虽然我知道你早就有了一个妻子，但我选了这个日子，想成为第二个与你为伴的人。我已经把这件事向你妻子讲明，她同意了……”

　　他回答说，认为她是真诚的，“那就把你的衣物搬来，做我的家庭一员吧。”

　　随着年岁的增加，他变得更加奇特。除了抽烟者们用大拇指把烟丝压在烟斗内（用大拇指而不是用别的指头）递给他外，他绝对不会抽一口。无论他多么奇特古怪，除一些特殊问题外，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还是可以解释的。

　　1877年，弗兰克·格罗尔德曾把保尔基少校引荐给“狂马”。保尔基说他身高5英尺6英寸，体格健壮，行动敏捷，脸上有一块伤疤，这必定是“无水”的子弹所留下的痕迹。保尔基推测，他大概有30岁左右，尽管事实上他已接近40岁了。参照一部奥格拉拉人的日历，他是在“左手大鼻子”被肖松尼人杀死之后出生的，应当是1839年。“由于他对穷人的宽厚慈善，结交了数百名朋友。似乎可以说，他的一个值得尊敬的品格是除作战武器外，他从来不为他自己占有任何东西。我从没有听说过一个印第安人在提及他的名字时，加上一些不尊敬的词语。”

　　罗格尔德说，他肤色不深，头发黄中带红，没有印第安人那样的高颧骨。

　　“矮水牛”说，格罗尔德对他形象的描述很生动。这位首领中等身材，胖瘦适中，头发与肤色浅淡，佩戴一只易洛魁人戴的贝壳项链。可是，“矮水牛”不知道，或许不愿讲述“狂马”从哪里得到这个有特色的装饰物的。他也喜欢里一条1867年从一节货车上拽下来的猩红色毯子。他的面容与大多数印第安人不同，脸瘦窄，有一只又尖又高的鼻子，“那双乌黑的眼睛，似乎从来就没有直视过一个人……”

　　迈尔斯将军说，他是凶猛的同意语，“一个凶猛、狂悍、不安闲的斗士”。26岁时，他被公认为奥格拉拉人的头领。

　　没有他的可参照的像片。据说，他不想把自己丢失在那个白人的小盒子里。瓦伦丁·麦克吉尔医生好几次想给他拍照，都被他拒绝了，还会说，“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盼望我早死，而收取我的幻影呢？”

　　D·F·巴里认定，没有一个摄影师能够捕摄到这位躲闪的头目。他自己在1881年在布福德堡为“贱狗”照了一张像，却有时被误认为是“狂马”的。他也想设法抢拍和这位首领长得十分相像的他的弟弟“野马”的头像，但“野马”比巴里更机警。

　　在一张1874年为第八步兵团威廉少校拍照的照片中，有一个头戴巨大羽毛饰无檐战帽的深肤色人。据那些认识“狂马”或至少见过他的人们陈述，威廉像片中的首领必定是别的什么人，也许是“平秩”。如同用头皮装饰的衬衫那样，一顶夸示的无檐战帽，将不能成为表达一个人容貌的东西。此外，威廉这张像片应当是在他的军团驻扎在亚利桑那时拍照的，而他于1890年才抵达“狂马”的领地。

　　在南达科他大学的《W·H·广集》中，有一幅远距离照片，是一位有棱角的浅肤色苏人的像片，但明暗反差模糊。它是由S·J莫罗在1876～1877年拍照的，标名“狂马”。格雷厄姆少校说，名字是莫罗自己标注的，这张照片是靠实的。其余学者则认为，这张照片可能是“狂马”在棚屋中的画像。

　　约翰·塞洛弗（John Selover）也拍了一张标有“‘狂马’与他儿子”的像片，但这张照片也以各种理由认为不是真实的。例如，塞洛弗像片中的这位首领必定比“狂马”死时的像貌要老上10至15岁。

　　“矮水牛”对埃莉诺·希曼讲述了两张骑马人的照片，说他敢肯定这两张照片是真实的，并说：“我还见过他的一张真正照片，照片中，他骑乘的马就是同卡斯特作战时骑的那匹杂色马。像片的保存人是从曾经住在罗宾堡的一位士兵那里得到它的，这位保存人收集了大量的印第安部落首领的像片。我认为他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郊外公园附近，但记不清他的名字了。”

　　1876年8月，也就是小比格奥战役的两个月后，夏安人与苏人认为应该分开了。“坐牛”带领他的部落的许多人去了加拿大，在那，他们可以安全地躲过美国人的雪仇。其余人们，为了从轻信的白人士兵那里获得食品，悄悄溜到各个代理处。可这位奇特的奥格拉拉人，拒绝离开他一直土生土长的土地，所以也就没去任何代理处注册，并轻蔑地斥责了那些商谈售卖黑山的印第安人：“你总不能卖掉人们行走的土地呀！”

　　“红云”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被谴责为“愚钝不化、不屈服的印第安主义分子”。对“狂马”也大概应当做这样的评述。

　　一个错误的翻译（蓄意非蓄意）倒置他于1977年死去。弗兰克·格罗尔德告知库鲁克将军，在同尼兹帕里斯人作战期间，“狂马”将乘骑北上，抗击白人。然而，这段话应为他将乘骑北上，帮助白人。格雷厄姆少校认为这纯属误译，“典型的翻译错误”。然而，麦克吉尔库迪医生说是“格罗尔德蓄意错译。他曾经是‘狂马’的朋友，可此时却成了惧怕他的敌人”。

　　在早些时候一次会上，“狂马”与弗鲁中尉讨论尼兹帕里斯人问题时，商人路易斯·鲍迪克斯在场。当时，也由格罗尔德翻译。弗鲁问及了在同尼兹帕里斯人作战时“狂马”是否愿意帮助的问题。“狂马”回答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一一列举了），他和他的奥格拉拉人将会参战，直至把尼兹帕里斯人杀的一个不留。而格罗尔德则给弗鲁翻译为，奥格拉拉人将参战，直至把所有的白人士兵杀光。对此，弗鲁转问了路易斯·鲍迪尔斯。路易斯做了否定，并重新做了翻译。可格罗尔德还是坚持原来的翻译，并说鲍迪克斯在说谎。

　　不管这个翻译是恶意歪曲还是误译，库鲁克决意逮捕“狂马”。他被护送到罗宾逊堡，在那，他知道白人要关押他，于是，拔出了刀子。“小大人”抓住他的手腕，片刻之后，列兵威廉·吉它拉斯用刺刀把他分开。

　　也可能没有袭击他。1930年，埃利诺·希曼采访了一名叫“卡里迟钝熊”的奥格拉拉女人。希曼问她是否知道“狂马”拒绝访问华盛顿的原因。“卡里迟钝熊”回答说，起先，“狂马”愿意去，后来，认为他们可能要对他下毒手，因为，另一名印第安人说，白人打算把他杀掉，不在华盛顿就在罗宾逊堡。希曼问是谁这么告诉他的，“卡里迟钝熊”说：“‘小大人’。”

　　H·P·L赖姆莱少校那时在罗宾逊堡任陆军中尉。他说““小大人”是一个被白人雇用的领薪水的间谍。果真这样，估计他是个双料代理人。但不知道在部族中的内江中究竟是同盟者呢？还是中间人？

　　有关“狂马”之死，麦克吉尔库迪医生毫不推倭：“背叛、妒忌虚假的汇报材料，一同拟就了一个阴谋。他死于捏造的罪名。”麦克吉尔迪继续说，也不算坏事，因为他将被带到德里·土格斯监禁终身。至少，另外两个当事人的陈述，使麦尔吉库迪的看法更具体化了。赖姆莱记述道：“早已策划好把这位首领监禁在弗罗里达的圣·奥古斯汀的马里恩堡。午夜，一辆救护车把他拉走，由骑兵兵团的一名士兵把他押送拉腊米堡。然后，由‘死木’的公共马车送到夏延市，再改乘火车转送到东南部。”“斑尾”的代理人，杰西·李上尉说，第三骑兵兵团的一位上尉告诉他，他的骑兵曾被指派在午夜把这位首领由禁闭室押送走，“迅速把他送上铁道，从那，再把他押送到弗罗里达的德里·土格斯监狱。”

　　兼《军职人员服务协会日志》编辑的詹姆斯·阿尔逊将军，以某种程度研究了这一神秘事件。他宽恕了格罗尔德的蓄意罪行，只指责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翻译，但谴责华盛顿官方人员：“有一点置疑，某些较高级权威人士……迎合了唱挽歌的哀痛者与睡眠中恋人们的胃口。他们借助“狂马”的学识，用欺骗与圈套，使他变成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并不再出更多的麻烦。一个简单、容易、合情理的解决办法是说‘狂马’企图越狱时被杀。谈论到此结束。”

　　“狂马”临死之前发表了一个讲话——十分长的讲话。在用刺刀把他刺伤之后，他被带到兵站行政参谋办公室。他的毯子铺在地板上，人已经不省人事地躺了几个小时，内脏出血。苏醒之后，他用一只胳肘支撑着，抬起身子。按照翻译潘普蒂斯特·普雷里讲述，这位首领说，他并不是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野牛为他的人民提供了粮食与衣物，他们自然更愿意选择野牛，而不是在代理处游荡，虚度光阴，相互争吵，有时甚至还得挨饿。可是，在仲冬季节，格雷·福克斯·库鲁克来到他们这里，摧毁了他们的村子。紧接着，以相同的方式，又来了“长头发”。这些印第安人看见“长头发”时，想要逃走，但已逃不成了，所以他们被迫而战。他们要战斗，因为政府不让他们独自祥和地生活。“狂马”接着说，他决定在“红云”代理处过安闲的生活。说到这，他适当地插入了一件离题的事，说他娶了一个半血统的妻子。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陈述？也许为表达他愿同白人和睦友好相处的欲望，内莉是半血统白人。总之，这是一个临死的人陈述的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接着，他又重申；说他一生中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让他独自生活，他也去代理处，和他们交谈，可白人却试图监禁他，一名士兵用刺刀刺伤他。说到这里、他已变得极度虚弱，开始唱吟死亡之歌。

　　参谋办公室外边的印第安人听见他的歌声，他的父母几乎立刻乞求允许他们进去看看。赖姆莱没答应，说是没有人批准让他们进去。直到“狂马”停止呼吸之后，才让他们进去。赖姆莱说，这是一对满脸皱纹、身材瘦小的老夫妇。他们弯下身匍伏在自己儿子的尸体上，低声地哼唱着哀歌，他们爱抚地抚弄着他的尸体，“好像他是一个被打破的洋娃娃。而他们自己也奇妙地如同衰弱枯萎了的小矮人或小孩子”。

　　仅从代理人杰西·李的日记抄札中可以看出，要是对“狂马”有什么谋杀阴谋的话，他本人没有参与这一阴谋。

　　1877年9月6日，皇期四

　　无人能设想我今天早晨的心情。我常常扪心自问：“这里边是否有背信弃义的行为？”对这位印第安人来说，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执行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痛苦的折磨。让“摸云”与“敏熊”乘坐救护车去“班尾”代理处……他和布拉德利将军做了长谈，大部分是他说。我感到如此悲伤，简直难以说任何事……

　　1877年9月8日，星期六

　　一切都十分平静，我认为是可以这样平静下去的。“狂马”的尸体被拉到代理站，并被放在一块平台上。平台在一座能俯瞰这个兵站的小山上，离兵站不到半公里地，尸体按印第安人的方式处理。

　　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走出我的住宅区，看见那裹着他的尸体的红毯子时，“狂马”的可怜、悲惨的结局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刺痛我的心头。

　　1877年9月12日，星期三

　　我想，是昨天吧，我收到“狂马”父母亲捎来的话，他们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白天黑夜在他们儿子尸体旁边做着哀悼，并防止兽畜在夜晚前来侵扰它。他们哀求我，要我们在尸体的周围安置一个栅栏。我便和杰克·阿特逊，拖了一个装有一些桩柱与粗木板的动力车，用了一个小时爬到山上，支起围栏。

　　乔治·海德这位有耐心尖刻的TeTon苏人传记作家，听起来，像是为人们对这位著名首领的关注而感到困惑。在他看来，“狂马”是位乖僻、面色阴沉、缺乏创见的人。海德先生说，对“狂马”的狂热崇拜，令人困惑难解。“首先是松树岭的奥格拉拉人……再加上对好斗的奥格拉拉首领们羡慕的一些白人。他们把‘狂马’说成是地球上从未见过的人：一个骁勇善战的人，一个热爱和平的人；他是一位政治家，显然从未关注过他营地外的任何事情；他是一位梦想家，一位神秘人物，一位苏人的耶稣，这个苏人的耶稣，结果被他自己的弟子‘小大人’，‘摸云’，‘大路’，‘跳盾’所出卖了”。海德反问道：“你可能反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管究竟是怎么回事，大概仅仅是这个人，这个甚至使了解他的一生的人也惊恐的人，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鹿皮马，十分平静自若地呆在河谷底，叼着烟斗，凝视着这些陷入悬崖、穿蓝制服的人们。

　　雷奥的那些被围困的人们，从他们制高的防守阵地，注视着他们未能料想到的天佑神助的事情：那些部落把他们巨大的村庄拆除，朝南走去。大概是特理·吉本正朝这里开来，这是对这些印第安人撤离的一般解释。无疑，要是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仍然呆在他们所呆的地方，小比格奥就会发生另一场战斗。但他们也可能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离开。据说“坐牛”希望赦免雷奥的人们的生命，一个叫“力”的奥格拉拉人传令兵，围着悬崖告知了每一个人。

　　如果“坐牛”确实命令解除攻击的话，绝对不是出于对白人的慈善，他对白人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深仇积怨。他同意解除攻击是他明白白人会怎样复仇。如果他们把所有士兵杀光的话，白人将会不惜一切，进行另一场浴血奋战。另一场，不止一场！如果允许这些士兵逃离的话，他们大概会停止骚扰印第安人了。事情可能这样，也许，不太确切。但允许雷奥撤退是有案可查的史实。而且，他们被告知，要是按他们来的方向撤走的话，就不追击他们。据戴维·汉弗斯·米勒说，所有同他谈过话的印第安人都确信，他们已向这些士兵表明，袭击这个村庄是多么愚蠢！“他们大多数人认为，给这些幸存者们留条命，让他们警告其余军队，从该地区撤离。”

　　仅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天！临近黄昏时，一个个棚屋被捆绑在一架架马拉雪橇上，这个赫然的红色游牧部落，开始浩浩荡荡地迁移。

　　雷奥的军官们从望远镜中仔细地观看着他们的迁移。整个营地——安克帕帕，布鲁斯，美尼考尼焦，“双水壶”的塞蒂奥格拉拉，塞斯阿里，“黑脚”，夏安——所有这些部落的人们，以他们未开化人的庄严与显赫，朝南，向比格奥山岭走去。数千匹小矮种马和大量的马拉雪橇杆子，卷起巨大的云尘。雷奥说：“长长的迁移队伍阵列，如同庞大的美国波托马克河的骑兵师。”一些骑兵认为，它有五英里长。本廷估计，至少有三英里长，半英里宽。“他们有先头警卫队，以排的形式，并按军团或师那样正规军的队形行进。”

　　许多年之后，H连的一个成员，查尔斯·温德尔菲回忆道：“浓重的烟尘，好似可以升入天空达好一阵子。河谷下方，我们可以看见那隐隐可见的数以千计的印第安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赶着他们的小矮种马群，马拉雪橇，狗，驮子队牲畜和巨大的帐篷饰物，缓缓地朝南移动着。犹如《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又如以色列向埃及的大迁移；一个庞大的部落在行进中。”彼德加尔中尉的感触似乎缺乏诗意，他说：“我认为，眼前开始移动的这些印第安小矮种马，如同大量的棕色矮村从；这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数量最多的四蹄动物……它们看上去犹如一块巨大的地毯，在地面上移动着。”

　　汤姆逊，弗伦奇有一支口径为0.5厘米的“春野”枪，约翰·雷安上士有一支带有瞄准望远镜的15磅的山普枪。它们为小比格奥的这出戏剧，演说了最后的台词：从山顶朝着渐渐消逝中的这些游牧部落，做远距离的乱射。就每个人所知，他们是什么也射不到的。可是，这些挑斗性的闭幕词，可能使这些衰弱至极的骑兵们得到了点满足。

　　雷奥的士兵从望远镜里看到，被困在河谷中的翻译弗雷达·吉拉德惊人的在离这些印第安人十分近处观看着这个场面。吉德拉所在的地方，完全可以看清马拉雪橇上受伤的印第安斗士，看清被绑在矮冲马背上死亡的人们，可以听见这些印第安女人的悲痛的呜咽声。

　　几乎就在这块浅棕色移动着的地毯从视野中消失之后，雷奥的士兵们立刻冒险下山来到河边。他们痛饮了河水，灌满他们的水壶。无人觉得像是在举行庆祝，那天晚上，他们依旧留在山顶上，只是为了躲开恶臭味，稍稍移开一点。他们设想，这些印第安人的离去，可能是想把他们从悬崖上的藏身处引出来。他们推断，要么，这些印第安人可能需要更多的草，在重新选好一个村庄后，他们还会返回来的。

　　6月27日晨，雷奥少校给特理将军写了张便条：“我和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进行了一场最可怖的交战。昨天傍晚，太阳落山时，他们离开他们的营地，向南朝大比格奥山岭方向开去。我的腿受了重伤，不能去追击他们。麦金托什·霍奇森中尉以及迪沃尔医生被打死。我有许多伤员，许多马与骡子也遭受枪击。我失去了我的两匹马，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卡斯特的一点音讯……”

　　同一天早晨，就在吉拉德含着一口没有吞咽的咸猪肉，从他的长睡中醒过来时，雷奥的骑兵们看见北方远处又扬起一片漫天尘烟。他们焦虑地仔细观看着，莫非更多的印第安人赶来卷入这场战斗？最后，他们认定这些尘土是库鲁克将军的骑兵扬起的。这似乎又不大讲得通。他们一直期待特理从那个方向来，而库鲁克应当从南方或东南方向来。可当他们从望远镜里观看着逐渐跑近的骑兵们时，却没有看见一匹灰马。同卡斯特在一起的阿尔杰农·史密斯中尉的E连全骑灰马。因此，如果史密斯的灰马队不在这个纵队中的话，这支骑兵绝对不会是卡斯特的，无疑卡斯特必定是在河谷中的什么地方同待理汇集了。那毕竟是原计划啊。所以，要是这支军队不是特理与卡斯特的汇集的军队的话，必定是库鲁克的。

　　所以，在特理与吉本行进之时，这儿却发出一遍又一遍迎候库鲁克将军的欢呼声。

　　戈弗雷中尉回忆说，一名侦察员带着一封送交给卡斯特的6月26日的简信赶来，这名侦察员是在特理不知道这场灾难前被派遣完成这一使命的，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试图潜入村子附近。

　　接着来的是布拉德利中尉。

　　戈弗雷向他问道：“卡斯特呢？”

　　布拉德利说：“我不知道，但我想他被杀害。我们数了，有197具尸体，我猜想，没有一个人能逃脱。”

　　本廷向特理将军问了同样的问题。

　　特理回答道：“就我的最正确的判断，我相信他和他的所有被杀死的同伴们，躺在离这里四英里远的山下。”

　　本廷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认为他在大比格奥河南边什么地方放牧他的马呢。在华什他战役中，他就是把他的军队丢下，自己走了，我想他还会这样做的。”

　　特理说，本廷错了，并叫他一同起前去看看。

　　本廷回来，脸色灰白，心绪烦乱。一名陪同他的军官记述，说在他们低头看着这位将军赤裸的尸体时，本廷说：“他在这儿，该死的，他再也不能打仗了。”

　　公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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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卡斯特在星期日下午把兵团分散之后，没有任何人确切地知道他到那儿去了。从此之后的这些年月，也仅仅知道很少一点他的确切情况。有一阵子，他和雷奥的侦察员一同并行着，朝安克帕帕村庄的方向去了。接着纳主义为基础，认为只有为逻辑分析的句子（分析命题）或

　　1910年，送最后一封信的约翰·马丁告诉沃尔特·坎普，说他在小比格奥时，就在卡斯特身边，在他奉命离开战场送信时唯心辩证法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学说。

　　三天之后，雷奥的人们在靠近河旁的一条干谷里，发现了包有马蹄铁的马蹄印。这些蹄印可能是战斗之后，获胜的印第安斗士们四处捕捉第七骑兵团的战马所留下的。而几位参战的印第安人证言，是他们试图渡河时留下的印记。“乌鸦”侦察员。白人追他”也同意这种看法。“白人追他”说科学的判断问题，依赖于“实体性”、“因果性”等知性的12

　　一名苏人给吉本的一名侦察员汤姆·莱福吉讲述了卡斯特的向导与翻译马丁或马歇尔“马歇”·鲍耶的情况，他死在河边。这个苏人说，战斗之后，我在那儿看见了他，他还活着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孙文学说》）

　　曾和苏人与夏安人一同宿营的六名阿拉帕霍人中的一个人说，马歇·鲍耶和一个带一把军号的人过了小比格奥河，藏在西岸一个矮树丛中。他们被抓获，杀害。这个阿拉帕霍人也提及了鲍耶的那件独特的马甲。可是，他说任东哥特王国大臣，著有《哲学的安慰》，亚里士多德《工具

　　鲍耶的情况可能就是如同这个苏人与这个阿拉帕霍人所说的那样，而卡斯特那时的行迹是另一回事。此外，他们的说法也可能不实。吉布说，鲍耶的尸体是在同卡斯特一同死去的骑兵的尸体中发现的，死在离小比格奥战地数百码的地方。“他是著名的向导吉姆·布里奇尔的门徒与学生……”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当今年代，借助大量的探测机械与新发明的金属探测仪的便携式仪表，在许多地方，探测出了大量的子弹壳和其余物品：双筒望远镜、水壶、马刺、小刀、黄铜扣、军号、马蹄铁、带扣、鞋扣、汤匙、鹿皮鞋等。这说明，要是它们绝对不是重新安置的话，借助这些探出物，可以近似地探寻出那条致命的战斗路线。特别引人注意的事，是在紧靠河岸的“巫人尾”于河谷中，发现了大量的空弹壳。战斗结束之后，也曾有人在这儿发现过一条挂在树桩上的士兵裤子。”约在五年之后，一个苏人对“多毛鹿皮鞋”说，一名士兵必定是由于马脱缰而跑进他们村。无法确定这名不幸的士兵是谁，但他很可能是I连的詹姆斯·巴斯特尔达。不管他是谁，反正没看见他从村中出来。

　　每件事都可以认定，在这里，在靠河岸十分近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小规模战斗。也许，卡斯特命令朝“巫人尾”于谷猛烈攻击，但不得不撤退了。要么，很可能，如同一些军事家所认定的那样，纵队后面的一个连，冒险冲人了那条深谷。另一些研究这一事件的学者们也认为，卡斯特把他的五个连分散，并派两个连冲入“巫人尾”干谷，而其余三个连继续留在山岭上。

　　戈弗雷中尉在1891年说，他认为卡斯特绝对没有抵达小比格奥：“那些在河流与山岭之间狼藉的尸体，被认定是这场战斗的首批牺牲者。我现在相信，他们或者是在山岭上的幸存者，或者是试图从这场大屠杀中逃跑的人们。”

　　不管从哪条道，卡斯特来到这个游牧部落的村头，在那里，他同一群夏安人相遇。他们首遇夏安人绝非偶然，夏安部落是其它部落的主导部落，原因要追溯到15年前。

　　19世纪，在詹姆斯·门罗的领导下，一个有关印第安人计划出笼了。那时只有上帝自己才知道，在那荒远的边疆之外，展现着数百万顷广袤无垠的未开发的土地。于是，开始了大量宣传鼓动。动员所有的东方红种人到西部去！要他们回到他们的未开化的西部远亲们的土地上去！把美国交给文明人民！这是美国政府的宗旨。所以，在“未执笔立约”之前，让一切都合法化，叫他们让出那些除了人类记忆中可以赖以为生的东西外的所有他们根本就不懂的拥有物。土著人被用胳膊肘朝西挤去。

　　然而，在动笔签约之前，不管这些印第安人得到什么样的承诺，白人文明的分界线加速朝他们扩展着。

　　杰克逊进入白宫之后，加速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在田纳西同印第安人交过手，更增加了他对印第安人的怀疑。他的态度出自对这些边民的信念；红种人无权享受一个白人在道义与法定概念下所享受的恩惠——一个世纪的普遍态度。“我建议，在密西西比河西部合理留出一块足够宽的区域……”在第一次议会讲演稿中他这样写道。由骑兵们护送，Cherokee人，Choctaw人，Ch ckasaw人与Creek人前往这一指定区域，前去他们的新居留地，沿途，数千人丧命。

　　到杰克逊统治末期，至少有9万人被重新安置，还设想着他们会习惯于效仿大平原印第安人们的生活。那里，不会短缺野牛，政府也通过印第安事务司对他们保持警惕。

　　应该迁移走的森密纳尔人，又返回到他们的弗罗里达州沼泽地。六年多来，他们一直在挫败美利坚合众国的尊严。于是，在白人的旗帜下，不时以讨论局势为由抓捕他们。那些日子里，可能强行把森密纳尔人制服，并用船把他们运送到西部；然而，事实也证明，这是一场耗费巨大、更加使人激怒、而又不能决定最后胜利的战争。它耗去了1500名士兵的生命。然而，在大部分森密纳尔人被杀死或被迁送走之后，军队也就停止了讨伐，任几百名森密纳尔人依旧留在这块沼泽地上。

　　1842年，第一列西行的移民火车出现在视野，它从密苏里独立城开出，向北驰去。在这列将被称做“东方道”的火车的18节货车里，装载了100名白人。第二年，可能扩大到1000名。他们沿这条火车道，穿过了印第安人地区。

　　到了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落入美国人手中，使分割美国各州的这块中间地带的大平原，变成了不再能够被忽视的地段。伴随着1849年的淘金热，不但出现了比一个印第安人所能设想的多得多的白人的面孔，也出现了酒精，枪炮，霍乱，天花，性病，以及不能根除的工业民族所带来的污染。这些部落的不安宁日益增长加剧，就连那些庞大的野牛群也在尽力躲避着这些白色瘟疫。

　　1851年：一个大平原印第安人联合体在离拉腊米堡东35英里处的马湾和美国政治家们会谈。一万名印第安人到场助威，数不尽的矮种马使山岭成为黑压压一片。9月6日，近一千名苏人骑兵在一面美国国旗的后面列队。夏安人进行了类似的和平示威。大量的狗也跑来助阵，它们激昂地狂吠着。旧时的仇人们立誓为友谊做出奉献，每个人都狂烈地跳起舞来。这个会议持续了三个礼拜。这是由安格劳斯策化组织的，为的是能保障移民火车的安全。设想这些印第安人们能够放弃、停止对移民们的骚扰；设想他们能停止在移民区周围游荡，从而使政府能很好地监控他们，并对他们犯的罪行进行惩罚。也就是说，如果印第安人都能设法像文明人那样生活的话，就会给他们提供所有的生活用品。在安格劳斯看来，这应当是解决在大平原上生活的危险境况的合乎逻辑与情理的办法。

　　没有邀请Nez Perce人前来参加拉腊米会议，因为他们居住得太偏远。然而，以后，白人们会觉察出这一失误给他们带来危机。约瑟首领就白人这圆滑的胁迫所做的评论，几乎就是代表大多数印第安人对它的答复的总结。他说，人们可能会像期待一个自由人生活在监狱中那样，也期待河水倒流。他问道，是谁给白人以权利，让印第安人留在一个指定的地方，而他们白人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旅行？这样奇特的问题，自然是不能够得到回答的。约瑟的这一陈述，完全表达了苏人、夏安人以及大陆上其它部落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居住在他们愿意选择的任何地方。这一姿态无疑使那些官僚们十分恼怒，他们认定，这些印第安人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祸患。苏人与夏安人数多，又特别执拗，自然成为更令人厌恶的部落。

　　1868年，由政府着手，同苏人签署了一个条约，为他们划出一片巨大的土地，包括现在的南达科他州的西半部：

　　……从密苏里的东岸起，横跨北纬46度，沿河下游东岸，即内布拉斯加临河北州界对面，然后越过河流，达内布拉斯加北界，从格陵威沿西经104度，到子午线北部……

　　这一区域被划为印第安人长久的居留地。然而，六年之后，卡斯特在黑山发现了金子，“必然带来了贪婪的开拓者们对这一地区发动突然袭击”，T·M·考莱中尉在1943年对这一交易做了这样的评述。随着这些勘探者们的出现，带来了他们的家属，也带来了紧随其后的商人们。于是，夏安人与苏人开始结盟，并相应发展了更多参战的盟友。大约到了1875年，这些印第安人的动乱，引起了“印第安司”的恐慌。总统批准作战部对那些好战的部落进行严惩……”

　　为完成严惩这些印第安人的计划，谢立丹将军草拟了一个计划，三路部队将在这野蛮人的地区汇聚。

　　乔治·库鲁克将军从怀俄明东部的范特里曼堡出发，向北进发。

　　约翰·吉本将军从蒙大拿向东开拔。

　　第七骑兵兵团的弗雷达·特理将军与卡斯特将军从达科他向西挺进。

　　库鲁克大概是部队中同印第安人作战最有计谋、也最有经验的勇士。他被称作是一位棘手的对手，比管道中的獾更讨厌。查尔斯·金上尉在他手下服务，说库鲁克在落基山西侧同所有的部落作过战，而这些部落大都住在落基山东侧。1857年，皮特河的印第安人一箭穿透了他。打从他领导他的伙伴们同亚利桑那的阿普契人作对那天起，没有哪个白人的头皮出价会比他的更高，哪怕是大陆上最贫穷的部落”。

　　他的名声与非凡的外貌早已在印第安人中名闻遐迩，陈列在照像馆中的他的一张像片是一位潇洒、英俊、身穿得体黄铜纽扣军装的中年军官，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士兵的发式。他的眼睛布满了鱼尾纹，这是常年室外军事生涯风餐露宿留下的痕迹，也是他总是微带笑容的性格特征。实际上，他性格并不温和，副官保尔金上尉说，他是位言不尽意的沉默寡言之人。严格来说，他还显得有些粗鲁唐突。工作起来，他可就不是那个陈列在照像馆中像片中的那个人了。那捧飘浮在下巴下的胡须，好似被风向两边吹成叉型。有时，他用绑带，把这捧分叉的胡须捻搓在一起，或者，干脆把它们辫成辫子——省得汤水从分叉处流下。那只如同小刀般尖削的鼻子再配上翘起的胡子使他简直是一副地道的帝王像，十分像萨克森大公卢卡斯·克兰克的奥古斯都的画像。认识这位将军的人们说，他是一个可以靠榆树皮与橡子粉为生的人。

　　1876年3月1日，他离开范特里曼堡，去围捕、威胁游荡在蒙大拿东南部的一帮苏人。没有人料想它会有太多的困难。它只不过是一次不同于短途旅行的远足罢了，或者可以说是大规模的夏季战役的一幕序曲。

　　在粉河岸边，他的先头纵队在J·J·雷诺兹上校的领导下，朝一个村庄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认为那是“狂马”的村庄。村民们全逃跑了，雷诺兹捕获了矮种马群，也得到了大量令人满意的财物。据保尔金说，村庄里几乎备有一个野蛮人渴望要的所有东西。“有许多连白人都不敢轻视的各类奢侈舒适的生活用品”。“惊人地装饰有豪猪刺的麋皮和野牛皮袍子”，皮毛包装椅子，用矮种马皮制做的色泽艳丽的油漆旅行囊，厨房象牙用具，用羽毛装饰的拖地长的战帽。至于食品，鹿肉和野牛肉多得使人简直难以想象出他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他估计，至少有1000磅。还有足够一个军团装备用的弹药，以及炸药、铅锭、子弹铸模。

　　袭击战中，雷诺兹的军队中仅有三人被打死，一名受了致命伤。村庄被占领，敌人逃散了，一切好似很顺科，可是，雷诺兹突然恐怖起来。保尔金说：“他突然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于是，部队便出其不意地突然后撤了，丢下了三具骑兵尸体和受了致命伤的格伦佐。格伦佐会很快被剁成肉片的，至少会成为白人埃尔斯惨死的翻版。

　　斯坦利·沃斯特尔曾和一名印第安老人交谈，这位印第安老人认为，埃尔斯的传说可能起始于一些夏安人对一名苏人的恶作剧。战斗结束之后，那些夏安人在烤肉块，名叫“小盾”的苏人走过来站在火旁取暖。“小盾”饿了，但由于不会讲夏安语，便自己动手拿那起一块烤肉吃起来。夏安人一边看着他狼吞虎咽，一边继续谈论着。等“小盾”把烤肉吃下肚之后，一个夏安人用手势告诉他，说他们找到了一个胖士兵，把他砍了，他刚刚咽入胜中的肉就是这个士兵的肉。夏安人显得很认真，“小盾”极度恐慌。他不太了解夏安人的习惯，认为该部落可能吃人肉。就是由于有关万斯特的这则笑话，使得大量的苏人认为，夏安人曾经吃了一名士兵，这也最终传入白人耳中。

　　不管怎么说，在从该村撤离前，雷诺兹放了一把火，如同料想到的那样，它不仅仅是烧毁了装有弹药的棚屋而已。保尔金说，炸药爆炸了，一根根18英尺长的棚屋杆像焰火一样，被发射到天空：“使我十分纳闷的是我们的部队中的一些人没有被炸伤……”

　　那天晚上，被撵走的这些土著人又把他们的大部分矮种马夺回去，骑跑了。库鲁克没有多少事可做，便开回范特里曼堡。在那儿，他汇报了制服“狂马”的胜利。要是这场攻击确实如同原计划那样，则是一场胜利。可是，这些印第安人不是“狂马”领导的奥格拉拉苏人，他们是由联盟首领“公狗”与“老熊”领导的苏人与夏安人。好像是库鲁克的侦察员弗兰克·格朗德认出了“公狗”的几匹矮种马，因为“公狗”常常陪同“狂马”。格朗德就认为这位杰出的首领必定在场。事实是，由于认为儿童们难以逃出士兵的手掌，加之许多女人被吓瘫，“公狗”便和“狂马”分手，决定顺从政府，去了“红云”的代理处。“老熊”的这名夏安人也同样。另一些讲述说，这些夏安人刚刚从“红云”的代理处离开——这也就是所有这些炸药、铅锭、子弹的原因。

　　1912年，乔治·海德在同一名夏安部落老太太交谈之后，坚信这个村庄确实是“狂马”的，还增加了40个夏安人的棚屋。她说，在印第安人四处逃散时，有人看见“狂马”从一个陡坡爬上去，背上还背着一个儿童。乔治·海德是一个坚信这些事件的最重要学者之一。

　　已经证实，苏人与夏安人同住在这个村子里。另一件事也是确凿无疑的：把这么多粮食毁掉，不只是干了一件一般的蠢事，而是对军队自己做了一件极愚蠢的事，因为库鲁克的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吃的了。保尔金说，这场胜利，实际是库鲁克对这场远征的夭折：“我们的牛肉也吃光了，我们的牛群由于没有看守好，逃散了。我们烧毁了足够一个军团数月的装备，但我们自己的供给也消耗完，而面临疾病伤残以及因冻伤而残跛的折磨。我们没有远见，未能把村子里“的皮毛、袍子收存起来；而这些敌人则完全清醒，他们十分警惕地注视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在他们被称作“敌方营帐”的首次宿营中，他们甚至没有给伤员吃用的东西。“随处可以看到士兵军官或侦察员们在可怜巴巴地从马鞍褡裢中收寻出一捧饼干与面包屑。一些有远见的人们存了一点野牛肉……”

　　雷诺兹，这位胆怯且愚蠢的人，在10个月后上了军事法庭。该法庭暂令终止他一年的官衔与指挥权。他后来被格兰特赦免。并于六个月之后退役。

　　家园被烧光，忍饥受冻的印第安人旅行了三天之后，来到“狂马”的村庄。在那里，他们取得了衣物与藏身处。要是他们原来以某种方式同居住在遥远的、太阳升起的理想之地的“大爸爸”（印第安人指的美国总统——译者著）合作的话，也就不会有这场大劫难了。

　　“狂马”同意与这些难民建立军事结盟，他们也决定谋求“坐牛”的安克帕帕人的赞助。“坐牛”的安克帕帕人在朝东旅行数天之后，已经扎营。在那里，这些贫困至极的人们也如他们所料想到的那样，再次受到欢迎。富裕的人们不忘救助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这是印第安人令人难以置信的特征。“木腿”说，当这些人们抵达“坐牛”的营地时，安克帕帕的女人们早已烧好锅。难民们得到了比他们期待的多得多的肉。一位通报者骑马在营地奔跑着，讲述着这些客人们凄惨的境况。所以，每个人都送来了物品。一个10岁的安克帕帕女孩送给“木腿”一件野牛皮袍子。“不管谁需要任何衣服，都能立刻得到。大量的必用品像泉水涌向我们。成群的男人与女人来到我们中间，询向、并提供我们所要的一切。”

　　安克帕帕，或恩克帕帕，这一悦耳的名称，如同奥格拉拉，布鲁以及其它印第安部落的名称具有自身的意义那样，有时也具有其它拼读意义。安克帕帕表示一条棱或一条边界线，它表明对该部落的识别。通常，这个部落在村子口扎营。换句话说，他们按他们自己的名字意义扎营。

　　奥格拉拉一词很难被译出，该部落的人们常常相互作一些贬意的动作，如急速弹开他们的手指，可能表明抛掷尘土。很早以前，在处理他们与自己的布鲁亲戚脱离关系时，奥格拉拉人就用这个动作表示他们之间的情感。据海德说，“我们早已知道奥格拉拉这个名字意味着分离四散”。他认为它可能溯源到18世纪，那时，如同美尼考尼焦人一样，奥格拉拉人扬谷物，便出现了表达如同尘土四散的趣事。这是说，有人想抛弃奥格拉拉人，而不是他们想抛弃别人。也许，如同当今一些通行的侮辱性手势那样，他们每个人都使用这习惯性手势。然而，这个词也许意味着漫游者，因为，在政府的一个条约中，它曾被拼读为“O'Callalla。”有人怀疑，这些印第安人是迁移来的爱尔兰人。

　　汤姆·莱福吉说，快速弹开手指也用于识别班奥克人，意为他们的棚屋不能牢固地持久保留。一个人由用手指形成一个圆形帐篷形状，来表示班奥克人，然后用可怕的姿势表示他们是“糟糕的棚屋人”，“无价值的棚屋人”。

　　大约1763年某个时候，布鲁部落被大草原的大火围困，少数人被烧死，大多数人则奋力从火焰中跑出去跳入湖水中获生，但他们的大腿被烧焦，这个部落也便由这一损坏了的外形而知名。Wurtember的保罗王子曾三次访问了美国西部。1823年，偶然同他们相遇，并知道该部落的名字为CuBrule（布鲁）——烧焦屁股。

　　美尼考尼焦表示在河边种植作物的人。该部落人曾经一个时期住在密苏里河岸，如同靠种植玉米为生的李人那样住在堡式村庄里，他们也试图效仿李人的生活方式。但没多久，由于不适于农耕，他们又放弃了那种生活方式。显然，他们效仿李人农耕的时间比奥格拉拉人长，完全可以把他们看做为美尼考尼焦（种作物人）人。

　　Wahpeton苏人生活在森林中。Wahpeton意味着树叶覆盖中的村庄。

　　通常，Oo－hen－on－pa的英文意义为两只烧水锅——更确切的意义为两只炊具。因为这伙人的首领喜欢自夸，说他的猎人们可以为两餐饭提供足够的肉食。

　　“黑脚”（Sihasapa）部落，可能由他们穿黑色鹿皮鞋而得名。然而，在魔鬼湖与站岩多年任代理人的麦克劳林认定，这一名字出自一个家庭，他们穿着磨破的鹿皮鞋前来扎营。由于他们曾经步行穿过被烧焦了的大草原，使得双脚被弄黑，他们和“黑脚”（Siksika）部落相区分的是，后者居住在更远的北部与西部，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他们与Algonnuins部落人有关。由于他们常常在烧焦了的地面上扎营，鹿皮鞋被玷污，从而被称做“黑脚”人。

　　“无弓”（塞斯阿里斯）意为没有弓的部落，是由其发现自己的一些家庭或部落没有军备而得名。这是一个两性人的过失造成的。或者是由一些听信了他／她／它的人们造成的。这些不全人居住在远离他们的印第安人群体的某个地方，即以可怕的隔离方式生活着。在安克帕帕人的象形文字日历中，1839年被记为Winkte Peji Wan ici kte年。这一年，两性人犯下自杀罪，从而也使他们获得了不准纳入英欧社会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具有很强的占卜能力，因此，许多重大事情得向他们咨询。于是，很早以前，有一次，当他们的一位同部落伙伴占卜前景时，一名两性人建议他们把武器存放在山头上。他们这一极为愚蠢的举止使敌对方大胜。某些苏人认为导致这场大屠杀的原因十分可笑。自此之后，“无弓”人被称为愚蠢的人。

　　拉尔夫·安德里斯特把苏人（Sioux）部落的名称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词源：“是Nadouessioux一词的缩写。它依次为Chippeua Nadoue－is－iw的法语形式，意为小蛇……”即意为敌人。达科他部落的名称意为伙伴，是他们对自己人的一种称呼。更确切的说，由于杨克顿、泰顿和塞蒂苏人都说不同的方言，他们应当称为纳科他、拉科特和达科他。

　　这就是印第安各部落名称的来源。

　　“坐牛”认为，解决同白人冲突的最好办法是躲开他们，所以在和他仔细商议之后，被烧光的夏安，奥格拉拉，加入了“坐牛”的安克帕帕部落，三个部落一起朝西北方向移去。与此同时，随着“黑脚”，“无弓”以及“破鹿”的美尼考尼焦克斯部落的相继加入，其实力更加壮大。这些部落人同意让夏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远离追击他们的穿蓝制服的人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卡斯特在这个蛇形般村子的北端头同他们相遇。“坐牛”领导的强大的安克帕帕人在后边负责警卫，于是，雷奥向村庄尾部发动袭击时，不幸同这些安克帕帕人交手了。

　　按这样部署好之后，这支庞大的组合在一起的士著人，焦虑警惕地从一条河谷向另一条河谷移去，大量的牧群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库鲁克在取得了未定局的胜利之后，返回了范特里曼堡，重新整编部队。5月29日他再次朝北出发。这一次，是和特理将军与吉本上校合作行动，尾随在“坐牛”的后边。此时，他的接受洗礼的骑兵们明白，将会发生如同他们所能料想到的事情。

　　6月17日，在蒙大拿南部约20英里处，也就是现在的怀俄明州界以北，他突然和一支至少有1000名印第安斗士的兵力相遇。他们是夏安人、奥格拉拉人、“无弓”人、美尼考尼焦克斯人、“黑脚”人和安克帕帕人。这些印第安人斗士知道库鲁克会在那里出现，就从他们在小比格奥与玫瑰花苞间山岭东部的扎营地出发；做了快速夜行军。这一不寻常的调迁好像是由几名首领商议后做出的，他们认为，库鲁克的军队是一个威胁。那些正式独立作战的人们，可能以一个纪律严明的列队行进，两边还有联合部落的斗士们做巡视，以防止遭到野心勃勃的敌人们出其不意的攻击。“木腿”的回忆不是这样。数年之后，他说，部落首领们决定不再去碰这些士兵们了，但许多年轻人和几位老年人按捺不住，他们悄悄跨出帐篷，策马穿过分界线，寻找一场战斗。

　　然而，事情发生了。天刚破晓，一大群印第安斗士在玫瑰花苞峡谷集合，他们给马饮足水，整装待发。每个勇士都想以最飒爽的英姿出现在战场上，生怕自己不显眼。每个人都给战场带去一个特殊的标记。例如，一位名叫“黑太阳”的夏安人，脚穿一双鹿皮鞋，耻骨处围一块毯子，头上缠了一块生黄鼠狼皮，其余部分则裸露着。他受了致命的枪击，数小时后死去。夏安人把他的尸体放在山侧一个洞里。

　　著名首领的儿子，“杰克红云”佩戴着父亲的有长拖曳物的作战帽，然而这一装扮不太称身。他还借了他父亲的温彻斯特枪。他刚满18岁，显然太年轻，显不出佩戴这顶帽子的斗士风采来。库鲁克的印第安盟军紧紧追赶在“杰克红云”的身后，他们击中了他的小矮种马，“杰克红云”丧失7一个斗士的果敢品质，一下子松开缰绳，试图逃跑。松掉缰绳倒不是一个重要问题，重要的是展露沉勇与胆气。三个“乌鸦”人紧紧尾随着他，用鞭子抽打他。其中一个人从他头上抓起了那顶神气活现的帽子。他们也夺走他父亲的枪，这是美利坚合众国赠给他父亲的礼物，上面刻有“红云’两个字。这时，“杰克红云”哭起来，乞求他们要么把他杀了，要么就停止羞辱他。他们则用狂笑声嘲弄了他。

　　如此令人窘迫的场景，又伴和着激烈美妙的时刻。华什开人首领——伟大的“肖松尼人”，齐腰赤裸裸地骑马狂跑着，插在战帽上的许多羽毛，在地上拖扫着。

　　河谷中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酸苹果。玫瑰和野李子的香甜味中，拌和着尘土与黑火药的刺鼻气味。尖啸的枪声叠加着岩壁的回声，还有呈旋律的马蹄的嗒嗒声。撞掉的成千上万的花瓣如同纪念品一样，纷纷扬扬地撒落在这些孤注一掷的人们之间。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们不时进行徒手搏斗。

　　前列兵，菲尼斯·汤给赛勒斯·布雷迪写信道：

　　十多年前，当我被20名或更多的我从未曾见过的最凶恶的印第安人包围时，我绝没有想到过能够逃生。简直可以说，活见鬼了。这里，他们赤身裸体，全身涂着十分吓人的图案。一些人戴着用野牛角装饰的战斗帽，足以使人心惊胆颤。

　　我知道末期近临，自己将要成为阶下囚。我奋力搏斗，但这是一场极其可怕的力量悬殊的较量。在那儿，我跌入了那条深谷中，被孤独地围困在大量穷凶极恶的野人中。

　　他们夺走我手中的卡宾枪，朝我头上抛来了套马索，捆住了我的一只脚，我无能为力了。所有这些仅仅是瞬间的事，我拼命挣扎，却徒劳。直至什么东西猛击我的脑袋，使我失去了知觉。在我倒下时，一颗子弹击中我的身子。

　　我想，大概是这粒击中我的子弹使我清醒过，因为我感觉到我正被一匹小矮种马从套绳的另一头拉着，它在地面上以轻快的步伐把我往前拖着。我想，自己大概或者被拖死在马蹄下，或者在被送走之后用另外的酷刑折磨死。

　　他们也逮住了第三骑兵团L连的我的另一名伙伴贝内特，把他剁成碎片，装在一个盛粮的口袋里。

　　我被这样拖拉了一段路之后，骑兵军团的一名士兵袭击了捕获我的人，这些印第安人害怕被逮住，才把我扔下……

　　当今的军事学家们对玫瑰花苞湾这场战斗抨击说，它或者是一个平局，或者是库鲁克受挫。不用说，这是他反击印第安人获得最小成功的一场战斗。从伤亡方面来看，应当是成功的。因为敌方损失了30到40人，而他仅有9名骑兵和1名肖松尼人被杀。“狂马”说被杀死的印第安人是36人，要是他们把歼灭卡斯特的那些兵力也做部署的话，白人的伤亡数字会对库鲁克极为不利。实际上，“乌鸦王”与“苦胆”两位令人惊骇的杰出首领没有参战。

　　伯克声称，这应当是一场胜利的战斗。他说，他们把敌人紧追了七英里，并控制了战场。事实确也这样。换句话说，他们只完成了极小的任务。因为，他们除了剩下的4天口粮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所以，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返回到辎重队。

　　总之，数字的统计很少能够表达一件事情的全貌。被杀的这名肖松尼侦察员，至少是因玩忽职守造成的，几乎不值得在政府的功劳薄上破费笔墨。他的名字已被忘却，甚至不算是一名斗士，仅仅是个男孩子。他征得华什开首领的同意之后，到玫瑰花苞湾某处的泉水或小河边取水，涂染面孔。保金说，他差不多已经做好了参战的准备，把“他的魔力歌①唱完了一半”，这时，苏人或夏安人发现了他，从背后给了他一枪，并揭掉他的头皮。“从后胫到嗓头全剥光，留下一具可怖的白色骷髅头骨。这是这个男孩的第一场战斗……”“乌鸦”首领“多妙计”说，这个男孩不是一个肖松尼人，而是李人。他同肖松尼人一道生活了许多年，他们把他看作是自己部落的人。不管他身份如何，他同另外九名死亡的士兵一同在这天深夜被埋在河湾旁的一条深沟里。这十具尸体，还有装在麻袋中的贝内特的尸块被用土与石块覆盖住，然后在上面点燃一堆篝火。火烧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库鲁克将军带领他的全军从整个场地走过，防止挖的坟坑留下什么踪迹，让那些野蛮人伤害尸体。

　　①魔力歌，印第安人唱的歌。

　　撤退时，“乌鸦”人侦察员在他的功劳簿上加划了最后的印迹——传来一个求告喝水的声音，“给我喝点水吧！给我喝点水吧！”他们发现一位瞎眼睛的夏安部落斗士藏在岩石中，他大概是被领在这里的，或者是他自己转游在这里。听到“乌鸦”人说话时，他误认为他们是苏人，便出声呼叫。这些“乌鸦”人把他的胳膊与腿砍掉，以示应答。

　　据记者约翰·F·苏纳尔蒂报道，名誉晋升上校盖伊·亨利的头部中弹，弹头穿透双颊，击碎鼻子并打瞎了一只眼睛。然而，他还是莫名其妙地挺坐在马鞍上。他嘴里呼呼地涌着血，但还在竭力鼓励他的士兵。就在他用马刺催促马，率领一次冲击时，昏晕过去倒在地上。苏纳尔蒂赶来发现了他，他多少还活着。芬纳尔蒂用一块浸透了血的军服，驱赶着掠过他脸面的成群苍蝇，并试图使他振作起来。

　　“没什么，”上校回答道，“因为我们是战士。”

　　布雷迪的描述则缺少了一点诗意：“没什么，查克，这就是我们为来这儿所付出的！”

　　没有人认为他会挨过那个夜晚，在听到挖掘坟墓的声音时，亨利自己也会这样认为的。但他不同意他们那样为他判断结局。安桑·米尔斯上尉在听到他遭受枪伤之后，跑来查问是否是致命伤。

　　亨利上校说：“医生刚刚告诉我，说我没救了，但我不愿去见上帝。”

　　他们先用一个骡于担架把他从河谷底抬走，但担架杆太短，第二匹骡子的头不时把他的头撞得拱起来。接着，他们把他的头脚倒换了一下位置，这使他好受多了，尽管任何时刻前面骡子的后蹄都可能把他的脑髓踢出来。

　　阿索·尼克逊上校叙述道，在撤退时，担架的一根抬杆撞到山腰的石头上，把他抛到山坡下20码的石头中。他们跑到他跟前时，他已不会说话了。人们擦干净他身上的鲜血与尘土，给他呷了口水，此时他的感觉怎样呢？“好！”半死的上校这样低语道。他坚持说他从未感到这么好过，感谢他们这样慈爱地关注他。

　　“多妙计”认为，这不是抬一位受伤的人的办法。如用一个马拉雪橇他不致于这么遭罪。“我原想告诉士兵们怎样处理他们的首领，但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上校头部被子弹击中以及相继所遭受的痛苦之事，似乎听起来有些滑稽而被冲淡了。他认为，那仿佛使他感到是挨了一记耳光的子弹的袭击，并没有使他像一只被滑膛枪击中了的野鸭子那样，啪的一声倒在地上。他认为，他是下了马才倒在地上的。他一定是半清醒、半迷糊，可以回忆起苏人斗士在他身旁的攻击，而且，要不是勇敢的肖松尼人首领在他倒下的地方进行英勇搏斗的话，他早已见了上帝，头皮也会被揭掉。

　　回味这次艰辛的征程时，他提及了苏纳尔蒂漏掉的细节：一只骡子确实踢了他的脸，换成别人的话，脸准被踢破了。

　　苏人随时会卷土重来，库鲁克将军命令迅速撤退。骡子被强行鞭打而小跑着，他承认这样跑使他更加难受，确实，他承认，当时宁可死也不愿受这份罪。

　　夜晚骤然变冷，并结了冰。他为气温变低而高兴，因为，血流量可以减少。

　　在穿过舌头河时，他差一点被冲入水中。

　　在野鹅湾基地扎营时，他们为他支起一个帐篷，遮挡那刻毒的太阳，并为他铺了一张垫子，这使他感到舒服多了。

　　在另外200公里的行军中，他的护送人员设法为他打死几只小鸟，给他喂了些鲜美的煮小鸟的肉汤，还不时给他喂一匙白兰地。

　　就在渡船的绳缆刚刚断了时，他们来到了范特里曼堡对过的北普兰特河岸。亨利称它为令人沮丧的事。他们眼瞅着河对岸的房子、床铺，还是被迫扎了营。一名军官从范特里曼堡乘小帆船划过了普兰特河。他告诉上校，要是他愿意冒小帆船被倾覆的危险的话，他们将尽力把他带到堡里去。此时，亨利的眼睛已经全看不见，身于里再多也不过只有一品脱血。如果这小快艇倾覆了，他可能会被淹死。可他愿意碰碰这个运气。那军官用双臂架着亨利，两名士兵划着艇，渡过了河。这时，他已在离前线300英里的地方。一周后，他活过来。一辆颠簸的战地救护车，把他送往“巫人弓”，“太平洋联合号”火车停在那儿。6月4号，他到了那儿，当时，城里的每个人都在狂饮，喊叫，鸣枪，一颗尖啸的子弹从他的帐篷穿过。第二天，士兵们把他抬上开往文明世界的火车。

　　在拉塞尔堡，外科医生每天检查他的伤势。虽然经历了数次凶险的手术，他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两个月之后，在一只眼睛恢复了视力后，他被送到加利福尼亚去疗养。不到一年，他又返回拉腊米堡就职。这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述的故事。然而，另一种说法是他去欧洲旅游，直到1897年秋天才复职。不管哪种情况——10个月还是三年——上校算得上一位强壮而精力充沛的人！

　　他自己认为，这次阅历中，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迹。是的，他遭受了伤痛的折磨也曾差点丧命，但是，他是一名战士，只有把感情深埋在心间。

　　他说：“如我们后来所知道那样，”在库鲁克从玫瑰花苞撤退时，印第安人之所以没有重新攻击，是考虑到了特理与卡斯特的军队正在迫近。

　　在这场非决断性的战斗之后，库鲁克便在野鹅湾屯扎。残忍的血淋淋的战斗，听起来却像是另一幕令人惬意的序曲，这不仅仅是这位将军的看法，士兵们也同样这样认为：极度的打猎娱乐——鹿、麋、熊、山羊——外加超等级的钓鱼。一天功夫，安逊·米尔斯少尉和两名士兵捕获了146条真鳟鱼，库鲁克自己一个下午就捕获了70条。诺伊斯上校出去捕鱼，却未按他应当返回的时间返回来。大家担心他可能被淹死，要么就是被熊或其它什么野兽伤害，可是却发现他躺在一棵树上酣睡着，由于拖巨大的鱼网累成这个样子。伯克估算了一下，库鲁克和他的人们在三周之内捕了15000条真鳟鱼：“而且我相信，我们手指下的数字比真实数少得多……”他说，他这一时期的笔记，简直同等于一个运动俱乐部的娱乐记事簿了。

　　如不去打猎钓鱼的话，骑兵也会玩他们乐得开心的游戏：竞走，下期，打惠斯特牌。艺术家士兵们用素描来打发时光，而知识分子则讨论迈考莱与莎士比亚，大老粗们就沉浸在对一位火车司机和惊人的克莱米蒂·简（Calamity Jane）的私生活的回忆！

　　6月23日，从范特里曼堡来的一位中尉带来了外界的消息。使库鲁克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的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部下，卢瑟福德·海斯就任总统。库鲁克满意地回忆起海斯来，像是对他的成就十分高兴。但他更渴望听到有关特理将军和吉本上校的一些事。他知道，他们在行军中，所有他对他们了解到的，也仅仅是这些而已：“……许多评述，偶尔也不无忧虑……”。

　　两天之后，在比格奥北峰远处侦察的米尔斯少尉发现在西北方有烟雾。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烟雾是从草地上升起来的，是印第安人对雷奥进行反击时放的火，虽然米尔斯无法打探到真实情况，但他怀疑那里已经发生了战斗。6月25日夜晚返回营地之后，他立刻把所看到的做了汇报。

　　伯克记述道，听不到特理与吉本那边的消息，使库鲁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焦虑，“他担心情况会很糟糕，责成大家仔细倾听由传令兵带回的所有杂乱的情况……”

　　吉本由于在南北战争中髋部受伤，而被印第安人称为无髋人。他从三个军堡和蒙大拿西部的营地集合了自己的纵队，也征集了所有能动员起来的、不会危及到移民安全的尽可能多的骑兵。他带领他们出发，去同一支由27名军官、409名士兵以及“乌鸦”人组成的混合兵力会合。按照谢立丹的总计划，他将在黄石河一带的一个地方，同特理与卡斯特的军队会合。他们将从仇恨白人的苏人的北部进攻，而库鲁克则从南边夹攻。

　　由于行军路线很长，他把部队分散开。那时，地面积雪很深。吉本上校是三月中旬出发的，他们先向黄石河南部行进，然后折向东。

　　沿途，他的士兵们发现并挑开大量印第安人的尸架。侦察兵头目布拉达利在行军日记中记述道，5月21日星期天，他查看了一些泛红色的东西，他们原以为是些挂在杆上宰割的整块鲜牛羊肉，但弄实是已经发腐的裹着毯子的苏人尸体，由于有些放置尸体的架子倒塌使它们悬挂起来。布拉达利叫莱福吉（布拉达利把他拼读为莱福杰，也许他的名字确实应当这样拼读，他娶了印第安人老婆），叫他打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装里。尸包裹边裹着一具中年印第安斗士，大约死于两年前。“他的财物同他葬在一起，其中有一小捆信和一名士兵的《赞美诗》，还有他的生活照片。书原属于依阿华某志愿兵团的一位士兵……还发现了一张署名为‘被俘虏的白人女人范妮·凯利’写的信。信内的陈述像刀绞一样刺痛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希望这个残酷的野蛮人再次活着，能让我们跟他讨还血债，发泄我们的愤恨。”

　　这位被俘获者记述了这些印第安人似乎对她还算宽仁，但却强迫她“屈从他们的旨意”。

　　布拉达利领悟了信中含糊的暗示陈述，胸中涌满了基督徒的强烈情感：“这场眼下进展的军事行动，必定会产生十分理想的结果，彻底推翻称作苏人的恶魔般的人……”

　　他必定是头一个读凯利夫人信的白人，这些信差不多是在11年前的1864年最后几个月的某些日子里写的。凯利出生于加拿大，父亲移民来到美国边界地，于是范妮就在堪萨斯长大，并结了婚。19岁那年，她出发去爱达荷州。同行的有她的丈夫乔塞，他们的养女，一名叫韦克菲尔德的朋友，两名黑佣人——他们曾是契罗开的奴隶。路上走了几天之后，又有传道士梅西奥第斯特加入。后来，又有一个小家庭和一名叫泰勒的先生加入。

　　7月12日，在拉腊米堡西部，一股二三百奥格拉拉苏人出现在眼前，他们图染了身子准备战斗。首领“渥太华银角”拍着胸部对乔塞·凯利说：“我是诚实的印第安人。”渥太华又朝另外的人做着手势说：“十分诚实的印第安人，捕猎野牛与鹿。”

　　无人相信他说的话，但他们也别无它择。印第安人同移民们握了手，人人都咧嘴笑着，点着头。他们提出用他们的一匹小矮种马换取乔塞·凯利的赛马，乔塞和他们换了。他们要面粉，但在拿到之后却把面粉倒在地上，只收留了面袋。他们要衣服，也拿到了。此刻，更直截了当的事是开始要人了。一个人伸手来取凯利的枪，他没有交出。

　　渥太华向这些移民示意，他们可以往前走了，可前面是一条黑森森的阴谷，凯利拒绝往前走。

　　苏人接着要求得到他们的款待。

　　韦克菲尔德去一辆四轮马车取食物，凯利到附近什么地方拾拣劈柴，教士在分发糖，而奥格拉拉人则一言不发地盘算着他们的计谋。范妮·凯利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当子弹击中泰勒先生的前额时，他那张可怖的脸的模样。“他盯着我，向后倒下……”

　　一名黑人仆人倒在她脚下，身上带着箭，痛苦地扭曲着。苏人跳进四轮马车，打开箱子。在洗劫了他们所要的一切之后，把马车点着骑马跑了，带走了凯利夫人和她的幼女。她不知道她丈夫的死活。

　　她必定是很快学会了苏人的话，因为，她差不多很快就明白，她的捕捉者们正在思谋这场就要发生的难以逃避的战争。行进中所穿过的乡村，被难以计数的小道划割得疮痍满目。在这块土地上，曾有印第安人世世代代赖之为生的兽群；有划过这地面的大量马拉雪橇。而如今却是因对这块土地的被侵犯所激起的酸楚之情。此时，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成千上万的野牛被宰杀，嘎嚓嘎嚓的火车又出现在地平线上——所有这些被白人所侵犯的财产，激发了这些人的无比仇恨，所有这块土地都是属于他们的，难道他们可以拱手交出？此时，他们要么就是死亡，要么就屈服于白人的法律。所以，他们开始杀人、劫掠、骚扰这些外来人。

　　当时，阿尔弗雷德·萨利将军正跟踪着这些印第安人，在他快要追赶上他们时，他们回过头来转入战斗。凯利夫人讲说了她当时的情感。那时，在她听到尖啸的枪声与隆隆的大炮声时，她的感情难以言说，她坚信，士兵们要对握太华的村庄进行突然袭击。然而，过了一会儿，斗士们带回了战利品，“一张张冒着热气的头皮，一件件沾满鲜血的士兵们的军装……”一个印第安人给她看了从一位死去的士兵身上取到的信。信中写道，地形测量工程师被杀，萨利的士兵们逮了两名红魔鬼。士兵们把他们的头砍了，挑在杆子上展示。除了这封信外，还有其他人的野蛮罪行的例子——几个奥格拉拉人吃了有毒饼干而死亡——她想起了一位边界妇女的嘲弄话：执行由和平的倡导者们提供的“酸梅糖果与玫瑰香政策”。

　　途中，一个奥格拉拉男孩死了，他们用窗帘把他里起来。这些窗帘曾经垂挂在她堪萨斯家中的窗子上。他们把孩子的尸体用一块红毯子和白人国土上使用的几件物品里起来，放在尸架上，然后继续前行。

　　到了高原后，暂时改由一帮安克帕帕人监管她，因为奥格拉拉人想要得到政府的津贴，便十分合理地依据美国人的观点这样推理行事，如果带着一个白人俘虏进入代理区，那将会是不符合外交手段的。

　　同这些人在一起的最后那些日子，使她被迫当了一场大屠杀的见证人。一艘黄石河平底船上的移民愚蠢地在河岸边宿营，致使全船人无一人幸存。在被揭掉的头皮中，有一张女人的长着四英尺长光亮而柔顺的栗色头发的头皮。然而，那天晚上，获得这个战利品的斗士却没有去参加庆祝会，她问他为什么不去跳舞，他便走入棚屋，出来时，拎着一件被血水浸透的血衣。他解释说，他已做了思索。凯利夫人好似认为，他受到良心的责备，感到悔恨，也有些困惑不解，因为，他曾被教诲屠杀妇女与儿童是不光彩的。

　　11月末，遵照同萨利堡军官的谈判，她又被转交到一些“黑脚”人手中，由他们把她护送到该堡。沿途，他们越过了一个大沙梁，在那，她看到许多贝壳。她询问，海贝壳怎么会到了这么高的地方，但被告知，大海席卷了这个国家，仅有一个人逃脱，他和他的家人在汪洋中航行，直至海水全部退去，就这样他成为所有印第安人的祖宗。

　　他们策谋让萨利堡的军官们认为，“黑脚”人将要用礼物做交换释放她。按其阴谋，几名“黑脚”人就可以进到用铁丝网围住的兵营大门，之后就把住大门，不让它关住，藏在近处的一支战斗队，会骑马从山岭直冲而入，那么，所有同他们相遇的人全会被杀光。计谋十分险恶，要不是由于凯利夫人的话，计谋就得逞了。凯利夫人对苏人的这些计谋十分清楚，在谈判时，她设法警告了轻信的白人。那时，萨利堡十分虚弱。1864年冬到1865年冬天，驻扎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多亏凯利夫人一张几乎难以辨认的条子救了他们，那是用软铅弹头写在撕下来的帐单上的条子。

　　12月12日，“黑脚”人把她送交堡里。他们必定是觉察出受骗了，因为，待他们进去之后，大门立刻被关上。

　　她的丈夫还活着。在他们的四轮马车遭受洗劫时，太阳已几乎落山了，他在垂落的蒙蒙夜幕中逃跑了。所以，他们重新团聚，可她发现他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头发变成灰白色，然而，他们才仅仅分别了五个月。

　　在她被逮住的那天晚上，她不知怎么竟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她告诉女儿悄悄地躺着，别出声，这儿离救援处仅几里远，第二天，拉腊米堡的士兵们会发现她的。但她终于获悉孩子已经死了，身上中了三支箭，头皮也被揭掉。凯利得知这一消息后，联想到一个纪元前的一篇伤感文学来，文章以散文体的形式，浓郁的笔触，表达了那个时代十分高深的民众文学素养：

　　确实，数着麻雀，喂着大乌鸦的他，在那令人心驰神往的时刻并非没有注意到她。然而，由于那天堂搬王国的吸引，仅仅对她轻轻的一瞥，她颤动的心也充满了甜蜜，忘却了死亡之痛苦。就是殉难者斯底芬，看着他头顶的天堂，也全然忘却遭受磨难的地狱。

　　列兵布拉德利在日记中提及，当他从苏人的尸架上发现了范妮·凯利署名的信后，觉得这个名字很熟，苦思了许久之后，终于想起来了：“几年前，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她的赎救事迹的报道，后来，见过有关她亲身阅历的一本书。”他没有披露她残破的纸片上书写的内容，可能是与袭击萨利堡策谋无关的事。或者是想交转给白人手中的什么。这必定是她沿途丢下的数张信中的一张，或者是委托那些流露出同情心、并时常走访新拓区的印第安人带的便条。

　　这个印第安人为什么要把它保存下来，而不是把它交给懂英语的白人去领取赏金，令人费解。其余信件，仅仅是由于保存这些信件的人不懂它的意义，使它们得以在反对白人的印第安人村庄被发现。在1867年的“巫棚屋”和平会议上，记者们注意到夏安女人在收集被丢弃的信封。她们把信封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或用双手捧着它们骑马跑开了。白人的笔迹吸引了他们，可为什么？也许，她们认为，如果她们长久地瞧着这些笔迹，便可以如同白人一样，用信传递感情了。

　　不管出自何种特殊原因，这名被李·莱福吉从尸架上挑剥开的两年前死去的中年苏人，把凯利夫人的信视为珍宝保存了下来。

　　列兵布拉利的情感，难以从这些饱含着血泪的话语中驱赶开，他痛苦地一声声悲叹着，悲痛地大声疾呼道，“啊，有多少可怜的妇女，她们惨遭了比死亡更加屈辱的折磨啊！”

　　她并没有遭受践踏，无论奥格拉拉人，安克帕帕人还是“黑脚”人，都没有在肉体上凌辱她。他们仅仅是命令她做更狠毒的事。“可是，我绝对没有遭受任何人的鄙俗的侮辱，哪怕是轻微的动手动脚。他们这样对待我，目的是想让我成为他们命运的抵押品，要我充当见证人。”

　　这样一些苏人——不愿受约束，顽固而执拗！库鲁克将军动用了优势兵力，对他们进行了两次扫荡攻击，两次都退却了。此刻，他才是真正捅了马蜂窝，使自己残遭痛蛰。在黄昏笼罩的大比格奥，部队沿“野鹅湾”扎下营帐。他坐立不安，焦虑地等候着消息。

　　三路纵队原曾奉命，要像捕获兔子的食肉猛禽的利爪那样，一下子踏在那些野蛮人头上。虽然库鲁克的一爪受伤了，但那两只利爪还在往前伸着。特理与卡斯特正从达科他地区的林肯堡出发，往前赶着。一边警惕地搜寻敌人的踪迹，一边也在沿黄石河查寻着吉本的侦察兵。吉本从黄石河下游北岸紧赶着，列兵布拉达利，汤姆·李福吉以及23名敏捷的“乌鸦”人打头走着。这些“乌鸦”人对苏人了如指掌。

　　5月23日，也就是布拉达利在一个尸架上发现凯利夫人的信后的第三天，有三个人放任地离开了吉本的营地，想去捕点小猎物。他们埋伏在一条冲沟里，但全被杀死。保罗汀（gauldinn）医生的尸体解剖是纯职业性的，也是内行的，他给出了三个人的死亡报告：列兵奥古斯丁·斯托克尔，断了气，两颗子弹从左下颧穿过，从另侧飞出，把大半拉舌头带出来，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额骨”，擦右耳飞出；脑袋上还插入两把刀，“一把从后上方插入，一把在左下方的脖颈处”，第四颗子弹穿过脑子从后面飞出，打穿了一个窟窿，“脑子从洞口流出”。还有一些非致命的伤：“子弹同时穿过两个肘关节……”

　　列兵亨利·雷麦尔——保罗汀叫他雷麦耶：“脑壳被枪托或石头击碎。左耳垂被割掉……”

　　蒂马斯特·奎因——保罗汀叫他奎因：“子弹穿过后耳骨向下经过脖颈，两处被石斧砍断……”

　　保罗汀医生弄错了，印第安人没有使用石斧；奎因的脖子是被斧头或短柄斧砍断的。至于保罗河偏执的级字法，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确实，他甚至在书写自己的名字时也出错，时常把字母写倒，有时把“Paulding”写成“Pauldnig”。你会诧异，一个大夫脑子竟然这般混乱，然而，人们好似还没有发现他在手术中犯过类似的疏忽差错。

　　亨利·弗罗曼上尉的日记也提及了这一事件，仿佛是十分随便记的，在记述了三个人未获准许离开营地之后，一个名叫查斯纳特的小贩，从博兹曼河下游赶来，“他要用8美分卖土豆，用互元卖黄油与鸡蛋。但部队却没有按这个价买任何东西。虽然急迫需要鸡蛋，却又无钱支付。收到萨利的两封信。报告说，印第安人正在过河……”

　　一个名叫汤普逊的要人，把查斯纳特先生船上的所有8加仑啤酒全部买了，那晚，在他的帐篷里举行了一场小聚会。

　　三个鲁莽的猎手的尸体被缝装在毯子里，埋在一个墓穴里。黄石河对岸一帮苏人注视着他们的埋葬仪式。“斯托克尔紧挨一棵树”，保罗汀记述道，“奎因里了两块毯子，雷麦耶朝北躺在中间，里了一块毯子，盖了一块绿毯，这是由‘乌鸦’首领‘露脸’给里盖的，以表达他的悲痛……”

　　保罗汀在5月28日的日记中记述到，印第安人即将到来的消息，使吉本上校的脸吓得变歪了，“他惊慌地抖作一团，瞧他那模样，使人感到十分可怜而可鄙——要是我被这样的人指挥，我一定会尽快离开”。并非只有吉本上校一人颤抖得拿不稳东西的。布拉达利记述说，他的“乌鸦”人侦察兵也惊恐万状。没有理由怀疑布拉达利的评述，可这样说，会让人产生错觉。如林达尔曼指出那样，“乌鸦”人常常处于苏人、夏安人、阿里帕霍人和“黑脚”人的多部落围攻之中，但仅仅从他们身陷“囹圄”，从数倍于他们的敌人包围中幸存下来这一事实，足以雄辩地说明他们的勇敢顽强。

　　6月5号，天气特别闷热。在营地安扎好之后，他们把帐篷边撩起，坐在阴凉处消磨时光：读书，看报，写信，玩牌，闲聊，打盹。布拉达利还描述了一场令人十分惬意的晚餐前的序曲：举办了一个棕榈酒与鸡尾酒会，有肉豆莞，柠檬，糖果，Angotura苦啤酒，果汁香槟等。

　　夜幕垂落之后，大部分军官聚在宿营地一个帐篷前不远处，一个骑兵合唱队突然引吭高歌，唱出了圆润、欢乐的野营歌。悦耳的歌声，使人心旷神怡，然而由于谈论战争之事，却沉默了一会，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突然响起的“熄灯号”声，要使士兵沉静下来，可那些尽情地陶醉在欢乐中的军官们，又打破了暂时静下来的谐和气氛，用欢乐、多情的歌声，搅醒了就要入睡的夜晚……

　　我们连队中有许多歌喉动听的歌唱家……此刻，很难意识到，在这个宿营地驻扎的是一支侵略军，随时会同残忍的野蛮人进行殊死战斗。

　　以这种从容不迫的悠闲方式（间隔也被片刻的狂暴行动打断），这支从蒙大拿出发的纵队，一边由走在前头的李人侦察兵带路，朝东蚕食，以期由对地面的蛛丝马迹及对远处的悬崖峭壁的细查，找出苏人的踪迹；一方面则意在顺河而下，寻找着另一支身着蓝制服的军队。

　　做为一名西点毕业生的吉本上校，令人大失所望，他好似缺乏严密的聚焦能力，常常离题得好似一位文科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究。在同特理将军会合前的某个日子，报告说，有一部分骑兵正朝黄石河对岸的“玫瑰花苞湾”赶来。由于猜测必定是特理的部队，吉本便命令两名“乌鸦”人去交一封便信。他见两名侦察员在做渡过这条冰冷而危险湍急的河流准备，并把身子涂染成红色。“出于好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涂抹，回答竟说，为了防止鳄鱼攻击。显然，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南方籍‘乌鸦’人的举止……”由于没有说明这些“乌鸦”人来自何方，也许，吉本是对的。林达尔曼十分了解他们，认为虽说他们是高原印第安人，但却常常提及鳄鱼和海怪。这就使人们认定，他们来自遥远的南方。

　　从语言角度来说，他们属于说苏语组语言的印第安大部落，于是，也涉及到西德特沙人。据传说，在一场有关一只野牛肚子的争论中，他们从西德特沙人中分离出来。这事可能发生在17世纪。这些“乌鸦”人以焦虑之情，朝他们喜欢的黑山迁移，但却被苏人与夏安人驱赶到蒙大拿。

　　他们自己为阿布沙鲁克（Absarok）人，它原被译为“雀鹰”人。也可能意为“被选出来的人”，该词是多义词。布拉德利中尉坚持说，它的正确拼读应为UP—sah—ro—ru。他说，没有译出它的确切含义。女巫人“漂亮盾”同意这种看法，说她确实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也从未听说任何男人、女人了解它的确切含义。美国人文部长W·J·迈吉奥（W·J·McGee）博士说，它意为“极度焦虑的人”。当这些“乌鸦”人了解了白人士兵并尊重他们之后，在向他们问候时，常常加上这一自我祝贺的词。所以，可以这么说，最终的词来自部落历史学家“约瑟·巫乌鸦”，她说，阿布沙鲁克现已成为一个被废弃的表达词。

　　把他们叫做“乌鸦”人的原因不太清楚。北达科他的西德特沙人的土语，把“Abisa”叫做大钓型嘴鸟，而“roka”为它们的幼鸟。所以，从前，一些“乌鸦”人可能在试图说明他们的名字时，曾经用手指着乌鸦一类的鸟。

　　他们的肤色比苏人的浅些，外貌也便不令人惧怕。薛瓦利de·la·弗德里爵士和他的伙伴们把他们叫做美丽的hommes。他们是在18世纪纪中期结识这些“乌鸦”人的。一世纪之后，威廉·雷奥尔兹（Williau Raynolds）又重复这一评论，把他们描述为体态均称、健美、身材适中的人。他们喜欢戴野牛皮帽子，服饰修饰得体，“外貌庄严举止决断”。雷奥尔兹也提到了他们为自己那长长的头发而自豪，任它们披到膝下，浸染上足够的胶液，使头发聚拢在一起，再相间用一些白漆沾牢。这神奇的长头发也使他们比任何印第安人更引人注目。乔治·凯特林看见许多“乌鸦”人走路时，任那长长的头发拖在地上，“为他们婆娑妖娆的移动身影增色不少”。每天早晨，他们给长发上抹一层熊油，他认为，也许，这是他们满头秀发的一个原因。

　　库鲁克的军队在怀俄明北部遇见了这个外部族同盟者。伯克认为，他们在身材，衣着以及举止方面都优于他们的苏人敌人。他也评论了他们的浅色皮肤，认为是由于阴凉的山区气候所致。

　　当两路纵队在黄石河汇合时，同特理在一起的一名工程师爱德华·玛吉里第一次看见“乌鸦”人。“多么英俊强悍的人们……极其优良的品格。”玛吉里认为，他们外貌比李人显得更沉勇、豪放，他们的语言也十分动听它有音乐感，“不无西班牙语味道”。

　　在离开林肯·亚布拉罕堡时，特理带了一伙李人侦察员，三个半连的陆军，第七骑兵军团全团人员，一个格林机枪班和一个车辆纵队，还有一群肉食牛。军官与士兵的确切数字是有争议的，密苏里军分区总工程师乔治·吉勒斯潘少校在18％年的总结报告中说，有30名印第安侦察兵，45名军官，906名士兵。吉勒斯潘的这一数字是由中尉提供的。玛吉里的统计数字是，侦察员、响导和翻译共45名；军官50名还有968名士兵；190名市民雇用人员以及1694头牲畜。据说，他在这个声势浩大的长长队列里行进时，还带着一个记录本。不管实际数字怎样，这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侵略大军。它将如同一股狂怒的风暴翻卷尘土那样，把这帮仇恨白人的印第安斗士彻底吞灭。

　　列兵亨利·贝利在离开林肯堡前两三周，给妈妈写信，说他们要痛击这个“巫人”。他写道，当第七骑兵兵团在这个“巫人”的屁股后紧追时，“巫人”会感到他是钻进一个马蜂窝里了。他给一个身份不明的记者说，尽管他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但认为他们是在比格奥河与粉河一带什么地方。“老‘坐牛’扬言说，如果我们胆敢抵达这些地方，他要把我们的头皮全揭掉。但我认为，这老家伙弄错了，他在欺弄一帮恶人，他最好还是闭上他的嘴巴。”贝利是迈莱斯·基厄菲上尉连的一名铁匠，这个连队后来全部被歼灭。

　　列兵格尔曼比较走运，他在汤姆·迈克道尔上尉的连队服役，该连队负责警卫货车纵队，只有两人伤亡。4月份，在安全返回之后，他把自己的日记抄写在一个3X5英寸的皮夹子封皮笔记本里，寄给妹妹：

　　我打算把去年夏天我们同苏人的战斗记事寄给你。我节选的这些日记，是关于我们于5月17日离开林肯堡，一场抗击苏人的战役……

　　究竟有几门格林大炮重重地轰击了这片平原，难以核实。也许是三门，M连的约翰·赖安上士记述说是两门，一门24磅重的黄铜拿破仑连珠炮，一门罗德曼炮，它是一门带内制来复炮管的小型炮。途中，他们又添补了第六陆军团的一个连和另一门格林炮。所以，他们可能有五门制动武器。47年之后的1923年，赖安的记事在哈丁《论坛》上发表。但里边至少有几处引证的详情不够准确，如把黑人翻译艾塞亚记述为伊择。

　　那门黄铜炮被记述为12磅重，然而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一些重型炮被运到黄石河，也必定被拖上了小比格奥山岭。参照投入苏人的前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士兵赫斯顿的证言，几个苏人侦察员慌慌张张闯入“坐牛”的营地，报告说来了“两门轰轰作响的炮”。是否这些重型枪炮的迫近迫使些印第安人离开这条河谷，不得而知。无疑，许多斗士想继续进行这场战斗，而“坐牛”认为，这不再是些吉利的迹象了。“两门轰轰作响的炮”或“轰轰作响的两响炮”大概像是凶兆，加之，他的斗士们刚刚把前线最有攻击力军队的脊背砍断——歼灭了卡斯特雄心勃勃兵团的32名军官，约718名士兵。

　　卑斯麦《论坛》记者，马克·凯洛格，在他的第一封快讯中记述道，从林肯堡出发的人是1207名，包括士兵、李人侦察员、贫民骡夫、牧民、军车司机、修补车辆的人，以及向导等。凯洛格的这些人员的总数不一定非得是1207人不可，然而，这些远征队再也添不出什么数字了。

　　据一名阿里卡洛人讲述者的记述，在林肯堡与黄石河的某处，卡斯特同一名侦察员飞快地跑在队伍的前边，并很快从视野中消失。当后边的部队赶到一条小径的叉道口时，无人知道卡斯特与这位侦察员朝哪条道走去，于是询问了卡斯特的黑人勤务兵艾赛——应当是艾塞亚·多曼，但把多曼说成是卡斯特的勤务兵有些奇怪。艾赛或艾赛亚也不比别人多知道什么，在问及该走哪条道时，他轻率地指了一条。

　　他猜错了。

　　卡斯特听说他指错了路，十分震怒。一个从山岭中走来的阿里卡洛人说，他看见将军在责骂那个黑人，他跪在卡斯特的面前，痛哭着，求告饶恕。第二天，做为惩罚，艾赛亚只能步行。

　　这件事也许发生过，也许没有。但此种荒唐的事情也应当被记录在大量的行军日记中，特别应记在那些鄙视卡斯特人的日记中，然而，仅有阿里卡洛人侦察员“红星”说了这件事。假定真有其事，那么对一名领错路的白人，卡斯特又会做何处置呢？卡斯特总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命一名白人跪在他的膝下。然而，有时，他确实会严斥他们一顿。至少，他可能对犯错的白人一顿冠冕堂皇的痛骂，而不是强罚他步行。再说，从林肯堡出发后，数百名士兵一直在步行，吉本的数百名士兵也全部从蒙大拿步行出发。所以，这种惩罚，也只不过是轻轻拍拍手腕罢了。

　　如果此事果真发生过，大概也和肤色沾不上边。这位将军的反复无常和易怒是难以预料的。1874年，部队向“黑山”进军时，“血刀”就惹得他发疯，竟拔出左轮手枪，一阵乱射。无论他是想枪毙“血刀”，还是仅仅吓唬吓唬他，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血刀”是否跳到一颗树后。这件事也可以按种族歧视来作解释，不过皮肤白皙、眼睛碧蓝的龙尼萨姆·查利也曾跳到树后。有时候，他的弟弟汤姆·卡斯特睡过头，将军便会怒气冲冲地把他帐篷外边的草点燃。另一次，当他走进汤姆的帐篷时，汤姆正在悠闲地品尝早点，愤怒的将军气得狠踢他对面的桌子，他的下属则在他周围不作声地走着。

　　人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位将军呢？沃·迪·沃特先生问道，他本人并没有赞许过这位将军。想要对这位性格难以捉摸的人下结论的话，莫如说，一个人闻闻空酒瓶，便可以断定这瓶酒的味了。

　　那位指挥官拥有一个骑在16匹白马上的乐队。新兵雅各布·霍纳说，行进的部队在穿过艰难崎岖的山地时，卡斯特命令乐师们下马，爬到山侧的岩石上，演奏军乐。

　　卡斯特曾竭力要求他的这支乐队亲临这次战斗，然而不管怎么说特理也不同意。所以，在粉河与黄石河的汇合处，主乐师菲利克斯·文尼蒂奥里以及他的乐器演奏者们，最后一次从白马上下来。部队的一个补给站就建在这儿，所以，在这荒凉孤寂的两条缓慢的河水汇合处，一部分士兵，军官，菲利克斯的音乐家们——列兵阿恩特·班巴赫，埃因波格，埃默里奇，格里斯纳，琼斯布鲁斯，内布查莱尔，鲁道夫，还有几名英国人，一名贝尔诺（）’巴尔人，善战的第七骑兵团，以及被卡斯特兼并了的乐队的白马挥手告别了。

　　雅格布·霍纳是从林肯堡出发后，一直步行的一名新兵。他同其他许多人都渴望着这场同苏人的激动人心的战斗，或者，至少表露了个人这种感情。然而，他们也十分疲累，脚全被磨破。所以，当派他们去承担特理将军的补给线任务时，他们是不会不愿意的。从6月11日至7月4日，霍纳一直担任山岭中的警戒任务。此时，“远西”号载着一船伤病员，载着无任何人能够相信的消息，蹒跚地从河上游开来。

　　霍纳是阿拉沙蒂安人，一个面包师的儿子。这位面包师必定对美国没有太大的情趣，在美国呆了六年之后，又返回了欧洲。雅格布倒是确实喜爱这个国家。15岁那年，他独自来到美国，在大西洋海岸沿线工作。1875年，他在新奥尔良当了一名切向人，但适应不了湿闷而压抑的海湾气候。于是，他沿密西西比河北上，呆在一个牧场，当了一名宰牛人。一只狗开始同他交友，一些孩子朝这只狗扔石头，使得雅格布非常恼火，他跑去追赶那个男孩，由于满手血淋淋的牛血，男孩被吓得惊叫着跑开了。按照南方人的习惯，一群人聚在一起，要对这名外国人动私刑，雅格布就在一个沼泽地藏了好几天。

　　在圣·路易斯，他又重操了他带血的生意，并开始专注起招贴广告来，它们描述了令人消魂动魄的西部风光。

　　1876年4月7日，他去了杰斐逊·巴里克斯毛遂自荐。当地政府大概发现他有点矮，但承认了他踮起脚尖量的身高。外科医生对他做体检时，询问了他左胳膊上一道长长的疤痕，他说，那是在阿尔萨斯他父母家中时，一道闪电从烟囱里进入，穿过他的卧室，烧伤了他的胳膊。他说，这些伤痕从未给他带来什么不舒服，因为，左臂可以像右臂一样灵活地升举——该部队签约雇佣了他。

　　他被分在第七骑兵兵团和K连，没多久，他就在通往明尼苏达的斯纳林堡的途中徒步行军。4月18日，他开始在那儿成为一名实地工作的士兵，然而，在那里，根本没有功夫进行基本功训练。几天之后，他的连队向西部开去。5月1日，他们抵达林肯堡。两周之后，他们出发朝小比格奥开拔。所以，他来到粉河与黄石河汇合处并在山岭中巡逻。

　　小比格奥战斗结束后没多久，三四名李人侦察兵停在兵站。他们要了几块帐篷布，在帐篷布上画了一些图，但无人能看懂它们的确切意义。

　　6月4日，没有白马骑的“条顿骑士团”乐队集合起来，庆祝美国独立节。列兵雅格布·霍纳也按他的等级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准备了三产连发炮弹。但第一声炮弹炸响之后，一声尖叫的轮船声应答了它。他们丢下炮，朝河岸跑去，看见“远西”号在靠岸，甲板上铺满了干草，伤病员们躺在草上的毯子上。

　　公益图书

5

　　卡斯特原来想指挥所有林肯堡的军队，而不仅仅是该骑兵团，但他不是尤里塞斯·格兰特总统的中意人。看来，任何职业士兵都应当更精明些，不只是卡斯特。卡斯特曾经作证反对格兰特总统的陆军大臣威廉·贝尔克南普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

　　据说，在哀求特理去说情时，卡斯特眼里含着泪，而巳竟然下跪。

　　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下跪了！可在我们的想象中他是一位鲁莽、勇猛、傲慢、乖戾、冷酷的堂堂大将军，而不是一位下跪的哀求者。他绝对不会乞求！绝对不会哭泣！它使我们脑中一下子浮现出潘顿跪在艾森豪威尔前面的地毯上的情景来。眼下，在一个世纪之后，把如同美国民；司传说那样深印在人们脑中的这位勇敢、骑士般豪强的骑兵，塑造成如此戏剧性角色，听起来令人反感，亦荒谬可笑。然而，这极度痛苦的时刻，却偏偏被特理将军的妹夫，罗伯特·休斯碰上了。

　　5月6日，如军事备忘录所述，卡斯特给格兰特总统写了一封信，经由密苏里军分区的将军参谋转达：

　　看到了由本部队将军转给我的你的命令，不让我随同参与这次抗击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出征。由于我的全兵团是这次远征队的一部分，也由于我是该部队该团在职的一位高级军官，我恭敬诚恳地请求，在不让我以这支远征军的指挥官身份前往时，能准许我随我的军团效力于该战场。作为一名战士，我向你呼吁，请恕我屈辱地看我的兵团前进迎敌，而不是恕我不去分享它的危险。

　　特理将军恭敬地在恳求信上加了几句附言，说他不是在请求对总统的命令进行争论，而是认为，卡斯特效力于该战场是极为重要的。

　　芝加哥军分区总部的谢立丹将军在加批了自己的签署意见之后，把这封恳求信转给了华盛顿陆军准将E·D·汤森德。

　　我曾在1868年前的某个时刻请求给卡斯特上校以宽容，让他能同他的军团一道参与反对那些印第安人的战斗。我诚挚地希望，这次如能批准他前往，将会施加影响，免使他再次对他的职业与他的同事军官不信任……

　　谢尔曼立即给特理回电：

　　谢立丹将军的急电中，寄来了你昨日发来的令人伤感的卡斯将军急迫的请求信，他愿在你的指挥下，同他的军团在一起。该信已呈递给总统。总统转告我说，如果你要卡斯特将军随你一同前往的话，他将撤销他的反对意见。告诫卡斯特审慎行事，不要带任何新闻记者，这些人常常做一些有害的工作，而将来又会逃避所有的个人责任。转告卡斯特，要他对自己合法的公职施予他的全力意志……

　　为什么要把他看作是一名同印第安人交战的勇士，令人费解。在多次的边疆征战中，他没有一次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与高超的作战技能。当然也不是拙劣的，仅仅是说，他的谋略不够英明卓绝，不能堪称运筹帷幄。1868年，在对一个夏安人村庄的袭击中，由于他出色的佯攻虚击，避免了兵团被歼灭的危险。他惯常以出色的佯攻、牵制敌人的策略而著称。但这场出击战被认为是他的侦察员头目本·克拉克的建议。卡斯特最显著的宝贵东西，好似是他的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顽强不懈的活力。

　　他更应当是一名绘声绘色的演员，而不是位卓越的剧作家。在舞台登台表演时，他永恒不变地以他高超的技艺，传神般地表达着编导者的匠心，给观众以极深的感染力。整个南北战争期间，他的一个个十分出色的胜利，大都是他人谋划的。葛底斯堡战役，由格雷格指挥；锡德威尔战役，由托伯特指挥：温彻斯特战役，由梅丽指挥；黄塔韦纳战役，由谢立丹指挥；“水手湾”战役，由库鲁克指挥。在面对一个困难的局面时，他的应答是毫不犹疑，也是可以预言的。勇往直前，冲锋隐阵！这种挑战性的应答方式不是他学来的什么本领，而是如同Miura的斗牛，仅仅是本能的反应。

　　当他还是个在校的校童时，就曾把拳头伸出窗外，对着站在那儿给他做鬼脸的同班同学劈面一拳。这一时期，这种难以控制的暴烈行为已如同家常便饭，虽然，他没必要非得采取这种行动。例如，在特里维利安站，由于他往前赶得太快，而把个人的行李丢失。差一点丢了一个旅。

　　一百年之后的今日，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引出一番争论。人们可以不带感情色彩谈论他那个时代那些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已被编织在旧时的一块挂毯上，那些编结的疙瘩已经解不开了。然而，这位伙人急火爆的人，像是老跟阎罗无缘，他永远站在多尘土的灰蒙蒙的蒙大拿山坡上。

　　人们对过去的事物评价，对扮演过大量角色的人所留下来的印象的评价，往往会随它们的价值的改变而改变，旧时的传奇式人物总要被新的神话般的人物所取代。19世纪时期，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曾是人们极度崇拜的英雄，如今，他的形象则成为一个脸朝下躺在泥土地里的人了。那表示他名姓职务的三个大写字母的中间字母A（阿姆斯特朗），也可能成了谴责的同义语了。在《西部历史季刊》中，保罗·休顿说，作为美国的边疆观念，它包括着从抵制文明的功罪到防止文明衰退的观念。为此，美国人确实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那些参与开拓荒远土地的男女们了。“于是，依据赢得西部这场运动中勇敢与牺牲者的象征，卡斯特的形象被极大地交替现为傲慢与冷酷的象证……在这颠倒了的传奇事件中，唯一不变的一个因素，是对历史史实的极大漠视”。

　　他旺盛的战斗精神，他勇敢豪侠的品格是永远不可否认的，即使那些仇恨他的人。他好像也很幸运地得到了上级的青睐。南北战争期间，他神速地青云直上：23岁被晋升为旅长，成为赢得了一颗星章的最年轻的美国人。当他急速地驰骋在这块大平原上时，已经成为一位国民崇敬的人物了。最完美的一出戏的最杰出的演员的一场大失败，该是怎样可悲可叹的事情啊！人们觉得有责任去探究其原因。

　　1876年7月7日，纽约《先驱》刊登了一则对费城一名军官的采访记。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位军官并不在乎提及他的姓名，他十分了解这位年轻的将军，把卡斯特比做一支温度计。也许他的剖析是正确的：“卡斯特确实曾是一名‘最得宠的士兵’，他的荣升当之无愧，但比之有相同功绩的人来说，他好像提拔得更快。同菲尔·谢立丹一同作战，他得宠于谢立丹的推荐与庇护，卡斯特高升了，可是，菲尔·谢立丹赞赏他的英勇、无畏，喜欢他的锐气，却从来没有信服过他的判断力。谢立丹总是冷静如冰，卡斯特却常常急爆如火。如此青春年华，却又荣升到这么高的指挥官位置，他的经验自然不足以应付这么高的指挥权力并获取成功。”他在西点军校的表现，也成为人们对他的提拔感到震惊的一个原因。在西点，他更像一棵萎草，而不是一束鲜花。他是第34届第34班毕业生，在校期间，累计过失达726次，使他欣慰的是排在军校学员乔治·瓦特的前边，或者说比他还劣一点吧。瓦特以仅次于他的695次过失记录毕业。最寄希望，最杰出的精华毕业生是帕特里克·亨利·罗凯，但他在宾夕尼亚的葛底斯堡被杀害。

　　过失记录还存放在西点档案馆里，所以，可以查阅到卡斯特违反纪律的过失：

　　1857年9月29日：在阅兵场行进时精力不集中。

　　1857年12月19日：下午3点半到4点，以非常不像样的吊儿郎当的样子，朝兵站扔石头。

　　1857年12月19日：下午3点钟，用粗暴的声音呼喊下士。

　　1858年2月21日：在排风装置上放置禁止放置的东西。

　　1858年3月8日：把烹饪用具放在壁炉里。

　　1858年4月3日：在年级会议上头发太长。

　　1858年5月14日：在年级会议列队中，四处张望。

　　1858年6月26日：在帐篷后边倒垃圾。

　　1859年6月26日：阅兵时迟到。

　　1859年6月27日：在M·H连队晚餐时，迟到。

　　1859年元月27日：晚饭迟到。

　　1859年元月30日：早饭迟到。

　　1859年2月5日：在学校第4节绘图课上说笑。

　　1859年2月17日：下午及声、半至2点，朝bks门廊扔雪球。

　　1859年3月18日：晚餐时（实为17号），在M·H扔面包。

　　1859年4月22日：晚上7～8点钟在洗涤槽吵吵嚷嚷。

　　1859年11月19日：在学院绘图课上偷闲说笑（实为15号）。

　　1860年2月17日：早晨9点半至10点钟用铅笔损坏墙壁。

　　1860年3月19日：早晨9点半至10点钟，房间零乱，床铺不整齐，没有拖地。

　　1860年3月19日：早晨9点半至10点钟钟，面包、黄油、土豆、盘子、刀子与叉子狼藉。

　　1860年7月4日：晚餐时，挥动胳膊模仿游泳动作。

　　1861年2月3日：检查时，胡子太长。

　　1861年3月10日：检查时，头发太长。

　　1861年4月3日：下午4点至5点钟，在BKS的附近扔雪球。

　　1861年6月4日：早晨11点钟，穿衬衣，挽着袖子，脚蹬窗框，坐在窗台上。

　　1861年6月15日：在大衣上戴未经许可的装饰物，行军时，离开警卫岗位。

　　1861年6月22日：早晨检查时，发现营帐里放置大多用具。

　　1861年6月23日：在迪利乌吉迪西行军时，挥动胳膊。

　　1861年6月27日：在迪利乌吉迪西行军时，挥动胳膊。

　　同一般学员那样，他无视纪律、浪荡、酗酒，至少这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不顺和、行为偏执的人。他的一位同室同学后来回忆说，他对任何事都是毫不经心：“不管对他所学的知识掌握的怎样，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不愿让那些事扰烦他。”

　　一位传记家说过：“西点曾为一个没有指望的人苦恼过，卡斯特自己也说过，他在军校的那些日子，可能曾经是相继入学学员们过关借鉴的典型。”

　　没有人试图去解释他惊人的飞黄腾达。在布尔·伦，作为一名副官，他由于作战勇敢而受到嘉奖。那年8月，也就是离开西点两月之后，他就被提升为旅长菲利普·克尼将军的副官。

　　1862年春天，在威廉F·鲍迪·史密斯将军手下任职时，他简直是真正地青云直上了。那时，汽球驾驶员T．S·C·洛教授曾被美利坚合众国雇用，在里土满附近的南部邦联支持者军队上空侦察，可洛的报告只是些什么“新土木工事”啦，“庞大的营地”啦，“大规模活动”啦，等等。于是，史密斯叫卡斯特带上笔记本、铅笔、指南针和望远镜，跳进一个筐子里，随汽球起飞，在空中做实地侦探记录。卡斯特接受了这个命令，他承认，“我一点也不惊慌，既然我从这独一无一二的选择机会中选择了登高服务，我也便有机会成了登高的人物，而这个推荐则远远超过我从未期望过的高度。”

　　有他的一张照片（几乎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他如同商店商品陈列台上站立的时装模特儿，身着大星星与竖条图案的时装。地勤人员把这张像用绳子拉直，悬挂在史密斯总部附近三四十英尺的高处。“简直像一个狂热未被驯服的动物”。卡斯特不愿走近它：

　　在此之前，我除了远远地见过汽球外，从未仔细审视过它。由于对它的结构的好奇，我差不多对它的所有部件做了仔细研究。此时，这位汽球驾驰员宣布。一切已准备就序。他问我是独自一个上去呢，还是由他来陪同，但更坦率地说，我希望不上去更好；如果非得上去的话，有汽球员作伴自然是更合意的事了。我毫不在乎的说，他可以同我一齐升空。我们乘坐的筐子约2英尺高，4英尺长，2英尺多宽，整个结构差不多像一只同等尺寸的普通柳条筐（除把手外），筐子绑在汽球的绳索上。

　　我的助手向拽着4根绳子的人们示出方位之后，跨了进去，并告知我到筐里就坐，我照做了。在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乘的汽球就要升空时，我明白我们已在离开大地。周围非常寂静，几乎感觉不出一声、声音，我们在升向云端。这位助手握着固定在筐子上头2英尺高处的铁箍带，端直地站着，我也竭力站了起来。此刻，我乘坐汽球的信心还不十分坚定。然而，为了证实这一进程，我保持坐在筐子底，紧紧抓着筐子两侧。我首次端详起筐子的结构来。在我看来，它确实是脆弱的，不像是能承什强行力口在它上面的一声、点重量，四边与底部的空隙好似巨大无比。我们离地球越远，这些空隙似乎变得越大。直至我几乎想象着，一个人可能会从这些空隙中跌落下去。我问我的伙伴，汽球是否确实是安全可靠的，他说，肯定无疑，说着，为了证实他的断言，他开始蹦跳起来……

　　汽球飘移在大约1000英尺时，卡斯特总算开始有点定下心来。在他的右方，他可以看见约克河朝切萨皮克湾流去；他的左方，是詹姆斯市。它们之间是两个庞大的交战部队的战场。借助望远镜，在汽球每一瞬间的稳定时刻，他可以分辨出工事轮廓，营地，还可以“看见缓缓地从炮眼里探出来的”重炮。

　　他自己也成了被观察的对象，南部邦联支持者的士兵们围聚在战壕里，凝视着这个庞大的汽球。他们为什么没有朝他射击？他们明明知道他是间谍，他也在他们的大炮射程范围内。临时搭起来的炮手台大概已经把炮弹导架升起来了，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盯着看，好似被这个鬼怪攫住了。

　　鲍迪·史密斯认为观察极为重要有用，差不多命令他每天高高飘在上空，直至南邦联盟支持部队被迫后撒。

　　同年5月，在里土满战役中，他受到了迈克莱兰将军的重视。那时，急需要渡过查克霍梅尼河，可桥已被拆除，对岸又被南部邦联支持军队把守着。迈克莱兰将军的总工程师需要知道是否可以涉水过河，便转向卡斯特。卡斯特二话没说，立即跳入水中，朝对岸跑去——一个庞大、缓慢移动的目标！要是叛军士兵警觉的话，他的胸膛肯定成了子弹靶子了，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可是，据说，他连紧身短上衣都没有脱，便跃入急流中。1876年，迈克莱兰将军给卡斯特的遗孀写信道：“人们向我汇报说，他在完成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时，极其英勇无畏……我立刻召见了他，在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激之后，问他我能为他做什么，他似乎并没有关注他所做的事的重要性，也没有任何要求。因此，我问他是否愿意以上尉的身份做我的参谋人员，他高兴地接受了，留在我的身边，直至我的指挥权被解除。”

　　就在那个酷热的热天，他杀了一个人，也许是他杀死的第一个人。那在白栎树沼泽地，他所在的兵团在艾夫里将军的指挥下，袭击了沼泽地敌人阵地。卡斯特开始追击骑一匹良马的一名军官。在给他的妹妹莉迪娅·安的一封信中，他吐露了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追猎：“我把他选作我的追捕猎物……”叛军跳到一个栅栏旁，卡斯特变得更加激动起来，他大声呼喊，令这个叛军投降，但此人不予理睬，于是，卡斯特开了枪。什么也没发生，他又开了一枪，这位叛军在马鞍上摇晃了一下，悬挂了一阵子，倒在地上。卡斯特骑马越过他去追寻其它猎物。不久，他又看见了那匹失掉主人的马，是由一条红色摩洛哥皮护胸带认出的。“我享用了它，并打算把它留下。马鞍也留下了，这是一个奢华的马鞍，蒙盖了一层黑色摩洛哥皮革；上面有银装饰钉。”

　　亲眼看见他杀死这名叛军军官的副官说，那个南方叛军军官倒在卡斯特脚下，翻滚了几下，摊开双手，嘴里喷涌着鲜血，死了。卡斯特给莉迪亚写道：“这是他自己的过错，我两次喊他投降……”

　　这位富有的叛军是谁？什么人在战场上使用这么奢侈的马具，无人可知。

　　卡斯特不仅获得了一具奢华、有装饰的马鞍及一匹良马，而且也获得了死者锋利的马刀，刀面上雕刻着一句西班牙语：Nome Sagues Sin razon；no me envalnes Sin honer.即：无缘不杀人，无荣不收刀。由于是西班牙语，它常被称为“托莱多”①钢口。然而，著名的卡斯特的历史编撰家，劳伦斯·弗罗斯特用放大镜仔细查看后，也未能找到它的确证来。固然，在靠近剑柄处，有几个西班牙字的痕迹，他认出是所林吉恩，是一个德国制剑匠的名字。马刀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约长3英寸，宽半英寸，但却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重近2倍。这证明这位南部邦联支持者必定是一个大人物。卡斯特自己站着还不足6英尺，也很单薄，但挥起刀来，却显得具有神奇的体力。然而，他对这些规格尺寸的情趣，远不抵挥舞它再次砍杀敌人时的瘾头。

　　①托莱多：西班牙托莱多城。位于西班牙中部濒塔霍河。以产精致的剑著称。

　　他喜爱马刀，显然，如同收集法国白兰地酒瓶的人或集邮爱好者那样，他以纯真的乐趣收集它们。在弗罗斯特先生收获的这些马刀中，有一把十分奇特，它有一个圆头式的象牙柄，是一个镀金狮子头。“上面还镶嵌着如同一双眼睛似的两颗红宝石”，可能是英国造的，而且，可能是剑主人先祖的遗物。后来，还有一把是国民军警军官的，它带有一个珠母刻槽的剑柄，柄头是一个呈圆形的黄铜骑士头盔，19世纪中期的产品，产自马萨诸塞的奇科皮布。

　　在费雷德里克笔下，卡斯特刀削般的颧骨和冷竣的面相，显现了他的“早惠与冷酷无情”。他有一张天赋的武士脸型，配着那双深邃的咄咄逼人的眼睛，一只高高隆起的鹰似的刀刻型鼻子。卡斯特的几个朋友也都赞同这种描述。一个陪同他穿过“黑山”的人（仅知他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说，卡斯特有很强的记忆力，注重细节问题，但他所吸收的东西，都是刻印在他记忆中的东西，而不是经过他思索后融汇贯通的东西：“他不是一位哲学家，他可以从他的头脑中抽取论据，但却不能对它们做精辟的分析，并给出综合性结论，他不是一位研究者，也不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喜欢参加各种实践活动，而不是在那里沉思冥想。”

　　南北战争时期，他的勤务兵约瑟夫·弗特撰写了他们1863年的阅历，回忆了这位刚愎自用，而有时又令人难以理解的谦虚的首领。阿尔戴战斗刚刚结束，卡斯特手中拿着一张报纸走来说：“我赢了布里盖尔德准将。”

　　弗特回答道：“你赢了一个恶魔。”

　　“你说得对。”卡斯特说完，开始大声朗读报纸。

　　他同弗特握手并问道：

　　“那我用什么东西显示我的军衔呢？”卡斯特问。

　　“有了，”弗特说，“叛军刚刚从这儿逃走，他们抢劫、威吓了所有的人，我去看看我能做什么。”

　　据这位勤务兵回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找到一位犹太老人，他住宅里有一箱军服和一些星章。我买了两枚星章走回去，在卡斯特指挥部的房间里找到他。他很喜欢这两枚星章，但谁给他缝上？我们又在哪里能找到针线？我在周围四处寻找，总算找到了针线，并把星章缝在他领角上，一边一颗。”

　　弗特也提到了卡斯特领导的一场对5倍于他的兵力的反叛军的袭击。如此鲁莽，简直如同自杀，同印第安斗士发狂般的厮杀没两样，印第安斗士相互呼喊着，把战场厮杀之日视为死亡的盛大节日。他好像是一个宿命论者。

　　一次，他给妻子写信道：“我绝对不会像任何人那样去祈祷，可是，在我所参加过的各次战斗前夕，我从来不忘记在心中暗自祈祷，虔诚地祈祷。我从不忘记把我交付给‘上帝看护’，请求他能原谅我旧时的罪过，在危机之中守护我……当我为我所有的焦虑祈祷之后，这些焦虑便消失了。我认为，我的命运在全能的上帝手中，这一信念超过任何其它事实与推理，给予我超越我自身的勇敢与无畏。”

　　在弗吉尼亚白宫站附近的战斗中，一位士兵的心脏被子弹穿透，“他甚至已没有救助的指望了，但我不能忍受他再次遭受枪击，所以，猛冲到他跟前，把他扛到一个安全地点……”

　　也许，就是这些绝对不顾及个人生命的无畏精神，使他迅速攀上了晋升的阶梯；这种激烈的勇敢行为，使他猛跃入查克霍梅尼河，冲过防线去搭救就要死去的士兵，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这不应当算作高级指挥官的才能，然而，退一步来看，一位军官，往往是由他的士兵们来评价的，他们会因自己的军官的行为而受到感化。

　　在迈克莱兰将军参谋部工作期间，他天赋的勃勃朝气，变成了仅能被称做是浮夸年华期的什么事了。那时，部队很少有极权主义，至少缺少如同现代的标准化，特别是在军服与穿戴方面。在西点军校，一名士兵穿未经批准的服饰是会被记过处罚的，可是现役列兵的随意衣着并不会受到谴责。军官们在战场上，依旧喜欢随便。卡斯特刚好乘其便，他穿一件紧身轻骑兵夹克衫，一条镶金黄色饰边的裤子，一双叛军的靴于。一位参谋部成员把他比做要杂技的骑兵。弗特回忆，他身穿一件深蓝色海员衬衫（这是他在詹姆斯河的炮舰上获得的），系一条浅红色领带，外套一件袖口上有金黄色圈的平绒夹克，戴一顶南方邦联支持者戴的大檐帽。

　　这顶帽子还有一些说法；在阿尔戴战役中，他狂烈猛冲，以至于冲到南部邦联支持者队列纵深处，但又幸运地返回来。据说，他们把他误认为自己人了，不光是由于那顶帽子，也由于他的模样，他确实像他们的一个成员。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戴着这顶帽子，大概由于他那易被晒黑的苍白的皮肤吧，一顶正式的无沿帽，也实在难以遮挡住太阳。所以，他显得十分特别、显眼。他打心眼里喜欢那个扣在他长长的几乎披到肩头的金黄色卷发上的不落俗套的装饰物。

　　他一直佩戴有特殊意义的装饰，特别是那条樱桃色领带。他要他的骑兵们都能认出他来，知道他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畏缩在他们后边。投向他脖颈的种种责怪从未使他退缩。他骑马走在前边——总是这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跟随他的人有四分之一不幸残遭伤亡。另一次、他挥舞一把马刀，领导400名志愿人员袭击南部邦联支持者一个师，损失了86个人。那是一场戏剧性而又鲁莽的冒险，它挡住了叛军的向前推进，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但军事分析家们认为，如果采取谨慎的防御调遣战的话，可以在不损失这么多的人的情况下取得同样结果。

　　同“狂马”一样，他差不多总能安然无恙地逃生。除在布里安迪站附近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弹片划伤外，整个南北战争中，他所遭受的折磨只不过是感冒和有毒的标属植物的影响。

　　在猛击敌人之际，他也没放弃对密执安蒙罗的伊丽莎白（“利比”）·培根的强烈追求。第一次见到她时，他才10岁。一位邻居说，为了能接近伊丽莎白，他常常不定期地为培根家打散工。“他不受她家欢迎，虽然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这个家庭就是看不中他”。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名法官，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铁匠。“他们是接受过很少一点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不是知书识礼的人家”。

　　1861年10月，他在门罗休假，呆了一阵子。在那儿，可能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伤感的一天。当时他的举止十分狼狈，而为他忧虑的人却又问不出他出事的原因。不用说，他喝醉了，大概从法官丹尼·培根的家门前穿过，曾在那儿摇摇晃晃，呕吐，侧身倒在地上，后来又不知怎么设法爬滚回妹妹家，然后彻底崩溃，不省人事。当他终于醒过来之后，看见莉迪娅跪着，祈祷着，希望能把他从“酒鬼”那儿招回来。

　　不管他是被莉迪娅跪着替他哀求吓坏了，还是记起了自己的狼狈状态，他终于清醒了，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一个酒桶，从此之后，不管什么理由，他从未沾过一口酒，甚至晚餐时也不饮酒。当问到他饮用什么时，他就会说句打诨的话“Alder”，这是英吉利海峡岛国人对“阿尔达尼”牛的称呼。换句话说，他要一杯奶。

　　与此同时，他开始杜绝亵渎言行，但却收效甚微。他从发誓的那刻起只坚持了那么一阵子，但没有毅力，不能持之以衡。这大概不合乎他的性格。

　　莉迪娅是否劝过他戒赌，不清楚。也许她也责备过他，但他玩赌成瘾也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事了，要他完全不沾手，是不可能的。他也曾竭力克服，为戒赌所做的努力听起来好似一本教科书中异教徒为赎罪而修行超度。1869年12月，他给伊丽莎白的“新年志”中陈述说，只要她和他结婚，他就会和玩牌或其它任何游戏彻底绝裂。这时已是莉迪娅为他感到羞辱，并斥责他八年之后的事了，这说明，在此期间他依旧没有戒赌。1871年，他可能时刻被这个魔鬼驾驭，在赌场连呆两个小时仍不尽兴。“你常说，我永远不会放弃它，可我总是说，除了你，我可以放弃任何事！”他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这么说。

　　经过大量、谨慎、周密反复的信件，他终于说通了伊丽莎白的父亲。他说他自己不是买空卖空的商人，她的婚嫁将会是桩非常体面的事情，伊丽莎白终于获准同他传递感情了：

　　“哎呀，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一位体面的先生写信呢……”

　　婚期就要到了，她给里土满的丽贝卡表姐写信道：“我想在底特律赶制我的结婚用品，内衣用缝纫机缝制，我正打发人去纽约购买绸纱……”

　　她叫卡斯特在婚礼上穿军队检阅时的阅礼服。

　　她为自己设计的婚礼服是：碗豆绿绸长裙，上面镶嵌军人饰带式金黄色环形圈边，披绿色面纱。她将手持一束用金黄色束带绑扎的红玫瑰。他们结婚之后，不要女佣人，仅要一个黑人管家。

　　1864年2月9日晚上6点多，他们在门罗的第一雷斯普比特里安教堂幸福地结合了。婚礼由黑维尔德·伊拉斯莫·的博伊德主持，里维尔德的D·C·曼图也出席了婚礼。卡斯特装扮到家了：金黄色饰带，金黄色扣子，金黄色肩章，蓝色军大衣，避雷针式马裤。丽贝卡表姐给妹妹写信说，利比穿“富丽的白底带深点的拖地棱纹丝绸裙，配之以带点的宽圆花边领。金黄色技纱在额头前挽了一束橙色的花朵，朝后向两边飘垂着”。

　　没有说明她为什么要放弃豌豆绿礼服，而改换成传统的白色礼服。

　　婚礼是在每个人都满意的气氛中结束的。此后，这对新婚夫妇离开门罗，前往克利克兰。途经纽约、华盛顿，再从华盛顿抵达拉皮丹河的部队总部。婚礼赠品被留下陈设起来，丽贝卡像当铺老板似的把它们一件件详细分类标明：“佛蒙特第一骑兵团的一套银餐具；密执安第七骑兵兵团送的一套7件银茶具，包括名片盒，盛放盒，糖汁杯，小汤匙，酱果匙，镶金顶针。束餐巾环；两把白色檀香木丝绸扇；英国女诗人《勃朗宁诗集》；《给新娘的悄悄话》；《女诗人》；编织的早餐餐巾，华丽的大拉皮兹大理石国际象棋台……”

　　从纽约的好莱特希尔，这位新娘给父亲写信说，在访问亲戚时，他们在一间厨房跳舞：“……我索性坐在地板上，笑着看本大叔和伊莱扎大婶按他们的传统方式跳舞。瞅着他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上上下下的舞步，快乐极了。”

　　在前往华盛顿的火车上，她碰见了格兰特将军。这位将军被在另一个场合见过他的理查德·亨利·戴纳①说成是“显得有点没精打采”的人，而查尔斯·温赖特上校把他描述为“一个矮胖而又萎靡不振的人，有一副西方人的像貌，但却极为一般”。伊丽莎白认为，虽然他像貌不起眼，但那沙色头发、苹果绿眼睛以及那能体谅人的性格，也不无吸引力。抽烟时，为了不冒犯她，他走出车厢，站在站台上。

　　①理查德·亨利·威纳（1815～1882），美国法学家与著述家。

　　在巴尔的摩，这对新婚夫妇观看了“场演出。舞台上，“伟大的喜剧演员克拉克”使这位新郎捧腹大笑。利比给妈妈写了封便信，说她感觉自己像一个站在城市姑娘身旁的红面颊的荷兰挤奶姑娘。她喜欢老西克莱斯（Sickles）将军：“他没有使用他的软木腿，而是用拐杖撑着走路。他非常和蔼，对女子显得更温和。”

　　艾布·林肯也来到剧场。

　　……一张我从未见过的最忧郁的脸，使人感到被痛苦与忧虑极度折磨的脸。在剧院里，我们好几次坐在他对面的包厢里，品评着他那张毕竟一点也没有夸张的被忧问苦虑所折磨的脸……这位总统在同其他人握手时，也同我握了手，我感到十分满足，一股激情油然而生，使我觉得好似自己也由于这位殿下显得荣幸了。在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再次热烈地握着我的手说：“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年轻女子啦，她的丈夫总是大声呐喊着冲锋陷阵。好了，有人对我说了，以后他可不能再这么吵吵嚷嚷了。”

　　我回答说，希望他继续呐喊。这位幽默大王说：“哎呀，我明白了，你是想当寡妇了。”

　　战争使他们分离，但卡斯特几乎每天给她写信：“在我想到你为我所做的牺牲，你为我的幸福所经受的困苦磨炼，我在你名字下记下的感恩债务时，我深感内疚，我仅能以我的虔诚的生命做回报……爱情如此高尚，一个人确实应当如我那样为她忠实地献身了。我原曾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位令人厌恶的人。”伊丽沙白对卡斯特这番发自肺腑的忠肠表白做了答复：“虽然我被你绚彩斑斓的生活潮流涌着往前走，但我依旧能够使自己停下来研究你奇迹般的阅历。如同儿童玩的七巧板那样，每一块板似乎都能同另一块相组合，你不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吧！”

　　1864年春天，在所谓的“荒野战役”中，他继续显示着他的勇猛壮举，使他三分之一的士兵伤残。然而，正像他以前曾经抵挡住一个师那样，这一次，他的旅给南方邦联支持者杰布·斯图尔特将军以致命的打击，斯图尔特将军自己肚子上也中了一弹身亡。

　　残酷厮杀的战斗一场接着一场，卡斯特坚持用盐水刷牙，用桂皮油涂抹卷曲的头发，还总是不停地洗手。

　　伊丽莎白从华盛顿给父母写信，叙述了那些载着覆盖旗帜的棺材的救护车，政府的枢车，以及受伤的士兵们怎样连续不断地从街道上穿过的情景。她告知他们，在一次战斗中，除了一把牙刷外，卡斯特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了：这是说他必定是习惯地把牙刷装在口袋里。“他每次饭后必定刷牙，我常常为此而取笑他，也笑他老是不停地洗手”。

　　她十分担忧他会被杀死，常常用一盒水彩颜料打发黄昏：“要是你今天回来的话，你会看见你可怜的妻子十分一般，只穿一条十分短的裙子，没有撑裙环，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忙着做画。我歪着身坐在画架旁，裙环依在一边，所以，我成了一个极其原始的风格画家了。”

　　一天，她在哈琅特渡口同她的新郎相遇了。第二天，他在营帐里给她写信道：“我亲爱的小军鸽，你伴飞在我近旁……”

　　她给家乡的亲属写信，描述了他们在弗吉尼亚居住的一套住宅。“妈妈，要是你也使用过黑人仆人的话，你就永远不会使用任何其他人。格拉斯夫人以前曾经使用过19名黑人，她现在仅用2名，无疑只能做些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事。这儿的生活十分令人愉快……”

　　她的丈夫领导着一支骑兵进行着英勇的冲杀，她在这所住宅里焦虑地等着他，“我有一匹可爱的小马……昨天，我骑着它跳过一道小沟。”

　　残杀依旧进行着。只要能赢得一个出击目标，这些南北战争的军官都会不惜任何代价。1864年6月3日，在“金港”战役中，数小时之内，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导们就使他们的7000多人惨遭伤亡。数年之后，谢尔曼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谈到，战争的目的是产生结果，这是一个难以争辩的陈述。虽然这样，在南北战争中，卡斯特所损失的士兵差不多比其他任问指挥官都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同敌人相遇，他就会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往前冲。

　　以某种蓄意，如同喜剧演员（也许是，也许不是），他给自己的乖戾形象施加影响，使自己成了一个恶作剧演员，或身穿凶残戏装任人唆使的一个杀人者。格兰特与谢立丹命他不经审判处死南方邦联别动队队员，他便毫无怜悯地顺从了。1864年9月23日，北部联邦同盟军在弗吉尼亚弗朗特罗亚尔，捉住了莫斯比①的6名“别动队员”（莫斯比即为格奥·吉斯特，几个月之后，他来到米德尔伯里路差点儿杀了基里诺）。莫斯比的4名“别动队员”在乐队演奏的“死亡进行曲’冲被什么人击毙，而另两名卡结与奥弗巴则被绞死，奥弗巴的尸体上还贴着张告示：

　　①莫斯比（1833～1815），美国律师，南北战争中，南军指挥官。

　　　　这是所有莫斯比帮的下场，以牙还牙。

　　　　　　　　美国第二骑兵团迈克马斯特中尉

　　杰·莫纳汗似乎对卡斯特的自传不满意，用大量的资料暗示了北部联邦同盟军所执行的处死这些人的任务是由彼得·斯坦革（Peter Stagg）指挥的。不管是何种情况，莫斯比认为是卡斯特干的。

　　在这6名“别动队员”被处死三个月之后，第七个胡桃游击队别动队员又被布里吉德尔·威廉·鲍威尔吊死了。

　　莫斯比把这些暴行写信告知了罗伯特E·李，并说他要把卡斯特的对等的人吊死。李同意了莫斯比的这一残忍决定：“敬转尊敬的陆军大臣……我已告知莫斯比上校的副官，命令他吊死对等数目的……”

　　这位尊敬的陆军大臣J·A·塞登立即转答了此批复命令：李将军的命令被“热诚地批准了”。

　　于是，在弗吉尼亚的利克士颇，要27名被俘获的卡斯特的士兵从一顶帽子中抽纸条，抽中的7名俘虏被押解着朝温斯特·特纳派克的贝里维拉方向走去，莫斯比要把他们吊死在尽可能离卡斯特总部近的地方。那是一个下着雨漆黑的夜晚，路上，一名犯人逃跑了，据说，他和押解人员都是“共济会”成员。严格说来，其余6名仅有5名被吊死，由于计算错误，该行刑队只带了5条绳子，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自然是把最后这名犯人毙了。所以，一名别动队员抽出手枪，并开了火，然而只有撞针咯答响了一声，枪里并没有子弹，那位北方佬立即跑得不见了踪影。

　　为什么不把这些犯人绑牢，十分令人难以理解，特别是在一个人已经逃走之后，看来，像是这些执行者们发现他们的任务是令人厌恶的，所以有意给这些交恶运的人提供一切机会。莫纳汗认定，另两人也逃脱了，或由装死而逃生。不管确切情况怎样，莫斯比也在一具悬挂的尸体上贴了一张告示：

　　作为对卡斯特上校命令在罗亚尔绞死的莫斯比上校人员的回敬，这些同等数量的人被处以极刑。以血还血。

　　1864年10月，年轻的卡斯特将军首次指挥了一个师，他的对手是前西点军校同室同学，托马“泰克斯”·罗斯。

　　卡斯特发动攻击，南部邦联支持者的战线被击溃。罗斯的补给车辆，救护车，所有装私人衣物的四轮马车全部被卡斯特俘获。卡斯特认为，试穿罗斯的军服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衣服不合身，罗斯是个大块头。

　　一封信很快寄给卡斯特：

　　亲爱的范妮：

　　你今天可能让我后退了几步，但明天我甚至会同你在一起。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和一件小礼物，就是在特里维利安斯特缴获的一条内裤。

　　　　　　　　　　　　　　　　　　　　　泰克斯

　　在把罗斯的佩着金黄色饰带的南方邦联支持军的灰色大衣包裹发送给伊丽莎白之后，卡斯特复信道：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用这么多新东西来装备我。但是，你是否能命令你的裁缝，把你的下一件军大衣的后摆改短一些。

　　　　　谨致问侯

　　　　　　　　　　　　 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

　　这种关系既使人十分惊讶，也十分令人容易理解：两位职业军人兼好朋友在试图相互摧毁，来来往往地进行着他们的战斗。要是一个人觉得要施恩退却的话，他会有礼貌、宽厚地离开这个战场的。

　　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围捕南方邦联支持者的一群食肉牛，可是，遭到了罗斯十分巧妙的反击，使得卡斯特自己也不得不砍断一根树枝，参与了驱赶牧畜的战斗。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他咯咯大笑地讲述了他从他的同宿舍同学的动物园中，捕捉了一只浣熊和一只松鼠。听起来，不像在南北战争中，倒像是在西点进行的一场有策略的狩猎运动。

　　1865年4月6日，南部邦联联盟军将军，约瑟夫·克尔肖坐在卡斯特将军的总部等着，准备签署投降书。他记述了卡斯特到来时的情况。“一位瘦削、步履敏捷、精力充沛的人，一双明亮、深邃、机灵的碧蓝眼睛快速眨动着；漂亮的肤色衬托以光亮的波浪式卷曲的头发；高高的颧骨配之以一口坚实紧密的牙齿。他身着时髦的紧身骑兵夹克，一双大头靴子和西班牙靴刺，金黄色的饰带……紧张不安的出出进进显示了将军的脾性，也宣告了这位可敬畏、杰出的卡斯特……”

　　他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工作时间，特别勤勉而富有耐力。他几乎能控制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们也都能应答这些控制。就在战争结束前的一天晚上，他的参谋部主任爱德华·惠特克，看见他端坐在一个圆木墩子上，手中端着一只咖啡杯，闭上眼睛，立刻就睡着了。

　　和平议定书是在阿波马托克斯的威尔默·麦克利安的家签署的。李像位皇帝似地把自己神气地安置在房中的一张大理石桌子后面，格兰特身着揉绉了的军服，坐在一张小松木桌子边。在宣读了结束这场动乱岁月的签署书之后，房间的气氛顿时变了。叛军头目，菲茨休·李——卡斯特的另一名同班同学——走到卡斯特身边，两人一同走出麦克利安的房间，拥抱着倒在地上，像在校的校童一样抱在一起。

　　阿波马托马斯的纪念品被卖拍了，谢立丹用20元金币买下了那张松木桌子，他把它送给了卡斯特，并告诉他说，是送给伊丽莎白的，卡斯特把这张桌子平顶在头卜，骑着马高兴地走了

　　公益图书

6

　　杰斐逊·戴维斯一次在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位曾孙女儿闲聊时，稍加评论说：“南北之间的战争？我亲爱的小姐，不可思议！两个友好的民族，十分友好，肩并肩的生活……”此时平长入”社会主义。经济学上歪曲和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伊丽莎白同行。这是一次十分冗长乏味的旅程。首先乘火车，然后改坐轮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新奥尔良，抵达通往亚历山大的红河，再经由陆路到目的地。旅程的最后一段变得更枯燥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写于1859

　　卡斯特对南部地区一点也不熟悉，他在阿波马托克斯给他丈人的一封信中写到，弗吉尼亚留给他脑中的印象远不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留给他的多。他看见一名黑人的后背上留有500处鞭伤的疤痕，这使他想到，要是战争结束了的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方针和路线，是运用唯物

　　戴维森上尉，威严的监狱看守：

　　你立即把伊利诺第十二骑兵团D连的G·这里的头发剃掉，并鞭罚，还有依阿华第一骑兵团H连的柯尔……

　　　　　第二骑兵师指挥部1865年9月14日

　　在通往休斯顿冗长不堪的行军中，两名半饥饿的士兵由于宰杀小牛各被罚了40鞭。托马斯·科莱中尉在《第七印第安人骑兵志愿兵的历史》一书中记述说，卡斯特将军不顾下级军官们的抗议，而做出一些非法命令：“这种蛮横行为使卡斯特持续受到该部队每个正派人的仇恨。”

　　20年后，一位退伍老兵发表评论说，南北战争期间，他曾在密苏里一英尺深的雪地上扎营，发现自已被冻在阿肯色泥沼地面上；他曾经在南部的战壕里同野兽搏斗；无疑，曾经被一个又一个困难所困扰，然百，直到和平时期，在同卡斯特将军一起骑马通过得克萨斯时，他才真正面对困难。他说在他们从亚历山大出发朝西进发时，军部命令大家把大衣扣扣紧列队报到，每个人还得携带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70发子弹，一把战刀。“那时，温度高达120度F，而且，这个地带并没有叛军。当该师抵达一座窄桥时，仅能排成单行，卡斯特和参谋部的人员把军刀抽出立在队列两边，一位士兵由于受不了这酷热，就把卡宾枪，左轮手枪和马刀绑在马鞍上。军官用军刀把绑绳割断，让它们掉到激流中，可这些武器还得由这位士兵携带……我见到许多可怜的伙伴由于偷吃一块肉或沿途偷吃果园中的一只桃子而被剃光头顶，绑在货车轮上像狗一样被抽打。”

　　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自己则骑着不带装备且无拖累的马，而且时常改换马匹。大家常常看见他威严地骑在马上，神气活现地走在部队的前头。

　　埃米特·韦斯特在《历史与威斯康星第二骑兵团回忆》一书中记述道，他自己对人们仇恨卡斯特并不感到奇怪，“我难以把我亲眼见过的或在我的四年服役经历中，卡斯特在那个夏天对待他的士兵们的非人行为同任何什么相比，那些人简直如同美利坚合众国由琼斯上校看管的Cohaba犯人。”

　　这次行军途中的食品可能改善了些，据记载是些陈腐的长霉发毛且生了蛆的猪头肉，还有石头般硬的面包。一些士兵则喜欢吃分发给他们战马的生玉米。军官无疑强多了，至少，相比来说，这位将军的饭桌还算体面，然而，时常是他自己辛苦地用步呛或猎枪获得的猎物。如果他要准确地瞄准一窝鹌鸦中一只鸟的话，他就会让整个行进队伍停下来。

　　埃米特·韦斯特说，没有理由要去占据该地区，那里并没有武装的反叛者。人们病倒，死去。每个人遭受了折磨，然而这一切毫无意义。“它仅仅是为卡斯特举行的一场远足郊游……”

　　坐在革新的动力车里的伊丽莎白也意识到了这支不协调的行动迟缓的军队，她不想使自己成为部队的拖累。每天早晨，卡斯特都在推迟出发的时间，直到她准备停当。她为此而烦恼、焦虑，因为，在她寻找一个发卡时，四千名士兵可能停在那里等着。

　　德克萨斯的东部，一整个夜晚都浸泡在浓重的露水中。“早晨，起床号响了之后，我丈夫把我从货车中举出来，在牛油蜡烛的灯光下，我洗嗽、穿好衣服……接着为了不使我的鞋被露水沾湿，我又被扛进我的餐帐里，之后又被举到我的马上。”

　　该师在离休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亨普斯特德临时驻扎了一些日子。有时候当地的绅士贵族们邀请他去打猎——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些邀请。每位打猎者都带着自己的一群猎狗。这一场景使卡斯特感到特别快乐。他看出尽管有这么多猎狗，但每只狗都能应答主人的号声，所以，他为自己买了一只号，开始训练起来。依据伊丽莎白的记述，赠送给他的五只狗，就按号声“以一个献媚取宠且惹人喜爱的半圆形圈子”各就各位。“他的所有训练活动是使它们的声音同号声协调，直到能够同相同的号音合拍”。这群亨普斯特德成员中，有一只名叫拜伦的灰狗，一只“派头十足的狗”。“我把一个女人倾注于任何一件可爱的事物的爱与殷勤，都给了这只灰狗，但我永远没有太多的想念过它。一只灰猎狗的心只能被放置在针箍里。拜伦对这位将军的关注如同用它那冷酷的灵魂对待其他任何人那样……”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冒犯者，只要惊吓了一只狗，这位将军就会命令士兵去接受鞭打。有人送给他们一只名叫“金妮”的短毛大母猎犬。一天早晨，他们获悉它在黑人住处的房后生了七只小狗。卡斯特认为那里不是金妮哺乳的合适地方，但他没有叫勤务兵去把这些小狗抱回来，而是亲自爬到那用矮桩基支盖的矮层里，小心温柔地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托出来。金妮的铺位安置在走廊里，但卡斯特还是认为不合适，就把这位母亲和7只幼犬一同安放在他的军床上。伊丽莎白在《宿营在平原上》一书中记述道，有一天晚上，他手中抱着一只生病的小狗，在卧室里来回走了几个小时。

　　10月30日，该部队搬到奥斯丁，直到全部人员退役复员之前就一直扎驻在这里。有时，这支部队被传召，帮助当地政府当局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其余时间大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位将军差不多每天都带着他的夫人骑马穿过乡间，一支兵团乐队也时常陪伴着他们，他们会呆在山顶吃午餐。在布奈尔山顶（伊丽莎白把它误称为布鲁纳尔），他们一边聆听着“Anvil chens”优美的流行曲旋律，一边观望着山下的风光。伊丽莎白说，悠扬的乐声“在峡谷中庄重地回荡着”。

　　一次，他们带着乐队访问了该州的疯人院，乐队可能演奏了一些适当的舞曲。她说，在那儿，“我们吃惊地看着一位8岁的精神病患者，跳着爪法利尔舞。”

　　德克萨斯州聋哑学校成为这位将军最关注且喜爱访问的场所。伊丽莎白在她的《宿营》中描述道，他凝视着那些聋哑孩子柔软的手指与手腕，“当他们的老师用手指向这些孩子们表达爱、恨、懊梅与崇敬等情感时，一位小姑娘用极为优雅的手势重复着这些表达动作。他被深深地迷住了，眼里充满了泪水……”

　　J．P·邓在《平原大屠杀》中陈述道，试验性地把印第安人与聋哑人叫到一起，他们可以通过表意符号与手势得以沟通。由此，邓得出结论，某些手势必定是一种天生的思想表达方式，所以它们可能是一种比有声语言更好的自然交流的表达方式。例如，由摊开手示出一个人手中没有武器，直截了当地表达和平与友谊，握手这一习惯也很有可能源于此。你可以把一个手指头横放在前额表达一顶欧洲人的带檐帽，但谁又能误解一个手指头在头边的快速捻动动作呢？

　　卡斯待从他访问这个儿童聋哑学校中学到什么，他又在处理印第安人事务中怎样使用他所学到的这些知识，仅可以去猜测。可是，在这些哑巴式的交谈中，他好像已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了。部队在德克萨斯州驻扎没多久，在一次同苏人、阿里卡落人以及堪萨斯的夏安人首领们的商议会上，他使用了他的双手，为他们做了一次讲话。他们听懂了他的讲话。后来在达科他地区，认识卡斯特的阿里卡落侦察员“红星”认为卡斯特的手势表达恰如其分。

　　1865年年底，当这支占领军拆除部队驻地，开始离开德克萨斯时，许多士兵毫无眷恋地同这位矛盾的人物告别。埃米特·韦斯特满心高兴地徒步朝离这儿一百里地的布雷哈母镇走去，从那里可以借助非常方便的机动运输工具直达东方与北方。卡斯特没有陪伴这些行进者，所以在整个旅途中，他们没有必要非得4人一排了，“也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剃光头顶，挨25鞭。我们再也没有看过卡斯特，也没有想要看见他的任何欲望。”

　　要是这位将军察觉出这种仇恨的话，他也不会在意的，再说士兵解甲归田总是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么回事。1865年圣诞节，他身着圣诞老人的服装向他参谋部的成员们散发着礼物。

　　没有多久，他自己也从这个“志愿军团”退役，他原先以少将军衔享受的8000元军响也被改为常规军队上尉的2000元了。薪金与荣誉的减少必定促使他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程来；他已经满26岁，他想在纽约或华盛顿谋求一个文职官员的位子。在他对前程做出决断之后，伊丽莎白也返回密执安了。

　　本廷记述道，当卡斯特离开德克萨斯之后，有人揭发了一件由卡斯特签署的一份谷物与草料合同的“巨大舞弊”案。揭发人是塞谬尔·斯特里斯中尉，他不喜欢卡斯特，然而卡斯特却很快成了他的直接上司。据本廷说，塞谬尔向上级汇报、揭发了这个合同批审人，并说，尽管该合同并未生效，但应当对它进行追查。卡斯特查实了塞谬尔所干的事，并计谋怎样报复他。

　　军官之间这些致命的不相容，自然被他们的士兵探查出来，致使部队的共同利益遭受损害，精神意志受到分裂，并削弱了本应协同一致来维持的部队的旺盛精力与胆气。尽管那时还没有组建第七兵团，但许多在德克萨斯同卡斯特一起服役的人，后来又都被安插在这个兵团，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定蒙大拿的崩溃就是这些宿怨的遗毒。

　　在谋求能在华盛顿获得一个职位之时，他得知，自己可能会获得一个外交使节的职务。但该职务由谁批审，是何种等级或派往哪个国家还不大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

　　在此期间，由于伊丽莎白在密执安，他只得自我取乐消遣。他去听音乐会，看戏剧演出，还参观了一个美术馆，品味了臭名昭著的“东方女王”，虽然这幅画令人为之震惊，但他认定是一幅杰作。在几名西点朋友相伴下，他同妓女们调情，称她们为“宁芙”①。

　　①神话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住在山林水泽中。

　　他给伊丽莎白写信，讲述了他参加的一场化装舞会，他化装成魔鬼：“我们的化装服既富丽又考究。我穿了斗篷与大衣，大衣是镶金边黑色天鹅绒的，裤子是同一色，而且仅达大腿，是一条红色的丝绸运动紧身裤，我甚至没有穿衬裤。那件红色天鹅绒斗篷上面还端插着两根红羽毛，当作两只角。一双黑色鞋上点画着朝上翻着的脚趾头。漂亮的腰带，假面具，黑色丝绸。”他喜好化装舞会，无论在戏台上还是在街道上。悲剧常使他伤心落泪，而喜剧又使他捧腹，甚至失去控制：“昨天晚上我见到约瑟夫·杰弗逊了……你知道，当我笑不成声时简直是在尖叫了，我笑得两肋疼痛。嘿！他是杰出的。”

　　在纽约他会见了著名人士：“安顿了一场非常杰出的早餐……这些接受邀访的人中有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还有卡伦·布赖恩特（Wm·Cullen Bryand）……”此时，他被授予“西班牙骑士少将”军衔，是由帕弗里奥·德拉兹与本尼士，杰尔兹授予的。他们认为他可能就是取代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人。卡斯特感到异常兴奋与激动，这是怎样令人为之振奋的事情啊！每年16000元的薪金，全由金币来支付，他要去征募并领导一支外国雇佣军军队，薪金由墨西哥国民来支付。格兰特给在华盛顿的墨西哥大使（Don Matias Romero）送去一封信：“兹给你介绍你的熟人卡斯特将军，他作为一名骑兵军官，曾十分杰出地奉献于……”

　　为了成为南方边疆的幸运兵，他要求请一年假，但是约翰逊总统未予批准，原先的请求也被否决了。

　　这是令人失望的。然而1866年7月28日，他被授予总部设在堪萨斯莱利堡新组建的第七骑兵团的中校。可是，他认为他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便给总统写信，请求允许他成为一名正式的上校，没必要非得在第七骑兵团不可，他甚至坚持不去一个骑兵部队，还提出把他分派到白人兵团里的附加条件。

　　他可以同黑人、棕色人、红种人或黄种人友好相处，但内心里还是对白人充满更坚定的信念：“我赞成提高黑人的能力与知识水平，我也赞成就我们的能力所及，就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从道义、精神、物质，以及社会等方面促进各种族的发展。然而，我反对由相应地削弱任何白人的权益来促成这种发展。至于说最神圣可信赖的优惠特权（选举、参政权）交托于南方各州的黑人，它使我立刻就想到，这是在把一个印第安人首领提拔为罗马的教皇。”

　　本廷在1895年给摄影师D·F·贝里写信时说，弗吉尼亚·人就不喜欢卡斯特，这并不是由于南北战争中，他在弗吉尼亚所取得的任何出色的成就，而是由于本廷所含糊其词的陈述：“哦，对了，要是我把我在这儿从一位弗吉尼亚同班老同学那里听到的什么告诉你的话，你肯定会毛骨悚然……”

　　在另一封信中，他干脆直截了当地陈述了：

　　卡斯特将军以前常常和他的厨娘睡觉，这曾经是整个波托马克河骑兵军团人所尽知的丑事、而这位厨娘却是一个又蠢又黑的丑婆娘，一个简直同黑猩猩一样的非洲女人（The Latin Maxim de gustibus nonest dis putandum Comesinhere）。①由此，你只能看出这将将军的粗俗不堪与低级趣味，可对他来说，这可是一块经济实惠的甜食，每个了解他的人都明白这件事反映出他吝啬行为的极限度。在达科他第七骑兵兵团的出征中，他同非洲人的这种交往继续进行着。

　　①拉丁谚语。

　　这不应当是了解他的人们所思虑的事，而应当是卡斯特夫人来操心。她了解卡斯特有碍他声誉的许多缺点，其他人是不会给他蒙盖圣洁华美的覆盖物的。

　　在历史学家罗伯特·万特莱（Robert utley）笔下，本廷被描述成一个病态人，说他“遭受着几乎对他所有老同事极度仇恨的心里与致命的癌肿瘤的疼痛的折磨”。这可能言过其实了，但并下过分。同卡斯特相处的那些日子，无疑，不管什么时候，当这股复仇之情油然而生并变得剧烈时，这位有才干的圆脸盘的军官就会像毒蛇一样猛咬一口。

　　至于这位将军和他的妇人，由他们的回忆录无意识地做了证明，他本廷的这些胡凑算什么，铅版印刷下的东西胜过一纸铁证！伊丽莎白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道，这些黑人步兵们在第七骑兵团的兵力缺乏期间，承担了警卫莱利堡的任务。他们是一伙“狂暴、任性、散漫的家伙”，常常把操场当做运动场，“在刚刚抽了芽的嫩绿草地上，用双手双脚前后轮流着朝前翻跳着……”

　　曾经驻扎在迪·切斯堡的斯蒂芬·乔斯琳上尉记述道，“黑人号兵们很快就学会了吹号，而从第九骑兵团来的几名黑人士兵，具有黑人们惯常具有的那种欣赏音乐的天才。”

　　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一样，白人老兵把一名新入伍的士兵称为“新兵”，而黑人老兵则把他称为“年轻兵”。据说，通常当这些黑人士兵们回答一个命令时要连称三声“先生”：“是的，先生，上尉先生，我会遵命的，先生。”

　　根据欧文·汤普森在戴维斯港第十骑兵团的仔细观察，尽管有这些不同，但黑人与白人相处很融洽。其余学者对此持有怀疑。彼得·奥奇做结论说，这支黑人军队“成为军队内种族偏见日趋减弱的象征了”。陆军大臣贝尔克奈普（Belknap）在对这个混合种族兵站访问之后评论说，士兵们品行端庄，整个部队军容极其整肃。确实是这样，在这位陆军大臣视察时，绝对不会有一名士兵（无论什么人种），会愚昧地扭打在一起的。

　　记者西奥多·戴维斯说，他们是感情热烈的印第安战士，他们似乎喜好运动，也赢得了那些战场上关注过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尊敬，其中有18名赢得了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

　　理查德·道奇说印第安人不愿意同黑人军队作战，也从来个揭他们的头皮，可他难以解答原因。他唯一得到的一种解释是：“‘野牛兵’不怎么样，他们大量散布巫术。”

　　黑人究竟怎样获得这些混号是有争议的。据1872年一名士兵妻子的信记述：“因为他们的头形与野牛两角中间粗糙的软肉十分相像。”然而把黑人兵称做“野牛兵”是有起因的，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称呼是冒犯。汤普森记述道，他们为把他们叫做“野牛兵”而感到十分荣幸。

　　不管怎样，卡斯特在他作为雇佣军去墨西哥作战的许诺被否定，他申请正式少将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之后，来到了驻扎在莱利堡显赫的新组建的第七骑兵团。可是，还没等他与伊丽莎白把行李解开，他又接到一个命令，要他和其他所有军官一道搭火车，去华盛顾接受一个考核。对于高级军官来说，这个考核最多也不过是大家相聚一起打笑取闹的官僚式的俗套罢了。吉本将军看来是组建这个军团的负责人，他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一位小姐才不算小姐。”正确的回答（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应当是：“当她坐在轻便婴儿车里时。”而低级军官们，至少那些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军官们，不会如此轻松地逃脱这场考核。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的伊丽莎白认为，是一场“令人恐怖的严格考核”。

　　在等待丈夫从这次考核审查返回的日子里，伊丽莎白自己忙着收拾他们莱利堡的新家。在给住在大皮拉皮城的丽贝卡表姐的信中，她描述了这个世界边沿的哨堡，说是在那片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上，撒落着数不尽的棚屋，附近就是江克欣城，她常常到城里市场购买物品。在她看来，她住的的宅区似乎还是繁华的。

　　我们有一间很大的起居室，我的卧室就在它后边，紧挨着的是梳洗室，它就在大厅的一头。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后门，埃莉斯的房间在这个后门的背后。楼上有4个房间，安娜的前屋被一间梳妆房隔开，汤姆就住在楼梯头……我给奥蒂（卡斯特的爱称）买了一把好看的有坐垫和靠背的椅子，等他回来享用。巴。我们有一套橡木家具和绿色地毯，一张圆桌上铺了块绿黑相间的桌布，桌上摆着图片夹、卡片篮与书架。我把另一张圆桌安置为我们的书桌。我们的椅子十分舒软，壁炉中噼噼叭叭响的柴火增加着房间的欢乐气氛。我有一个像妈妈那样的镶边窗帘，并按她那样把它们挂起，我的画板架立在一面窗子前，我刚刚画完一张画，是等奥蒂回来送给他的，画的是一只叼着烟管的叭儿狗……俄罗斯Qusoscff王子的侄儿萨尔（我的小字典上查不到Sar这个词，所以我干脆把它拼读为萨尔了）曾来这儿围猎野牛，他访问了我们，我们发现这位高贵的王子十分像德国那些少年……我们有一套槌球游戏桌，而且差不多每晚都在玩，这种游戏十分使人上瘾，我知道你与玛利都会喜欢它的。桌子有8英尺长，它的金属丝网按室外槌球桌那样的顺序安装，球则是用大理石制作的，有身份的人也大都喜欢这种吸引人的玩乐方式。我认为它像台球，我们的客人一直不断……

　　莱利堡的身后就是前往科罗拉多和去遥远的海岸的一个启程点，那儿躺着被风蚀而成的尘土翻卷的无垠的大草原，那儿就是郊狼、野牛和未开化的用颜料涂抹装扮的印第安人的生息地，那儿就是陌生奇特的野兽、野禽出没的地方，那浓烟般旋转飞扬的满天尘土，那狂势而未开化的人们，还有那喜怒无常的狂风暴雨，它们迫使女人在她们的裙边折缝里缝些错重物。磨马刀的磨刀石伴随着磨刀的啸叫声喷飞的火星……所有伊丽莎白亲身经历的这一切，都可能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

　　堪萨斯部陆军监察署的T·I·麦克·肯尼上校一直为这个边疆前哨忧虑。他劝告，要给火车车辆派警卫，要防护好邮件，防止印第安人袭击，要制上那些分不清印第安各部落人的人误杀任何印第安人。只有极少数刽子手在同这些军事人员们寻衅闹事。然而，肯尼所施加的这些影响，还不足一场森林大火中一只金花鼠所产生的影响。他和他同观点的人的这些劝说，被大多数正义的人们的义愤压倒。

　　内布拉斯加市《新闻》评论说，作为基本的权宜之计，明智的作法是清洗大草原，“彻底根除所有‘兄弟’般红种人！”蒙大拿帕B报》附和道：“是小说家以那令人不愉快而多情的桩桩事件为体裁，大显身手的时刻了，撰写调和色调的小说吧！要是印第安人继续行使他们的残暴的话，把他们歼灭干净！”

　　帕特里克·康纳准将对格伦维尔·道奇少将说：“应当像追赶豺狼那样，追捕他们。”

　　于是，1866年12月21日早晨，威廉·菲特尔曼上尉带领一队人，从怀俄明比格奥群山基地的菲尔·卡尼堡出发。他的部队约80人左右，但邓说是84名，马奎斯说是83名。其余历史学家列出的人数是81名。不碍事！菲特尔曼接受了命令，去援救一列遭受“红云”袭击的劈柴车。出发前，兵站司令官亨利·卡里顿少校两次嘱咐他，除了把装劈柴的火车押送回堡外，别的什么事也别管。很快成为寡妇的弗兰西丝·葛伦蒙德在她的回忆录中陈述道：“我当时听到，卡里顿的口气是断然的命令。”

　　菲特尔曼走出大门时，卡里顿少校走上哨台，命令队伍停住，重复命令道：“无论怎样，你们绝对不能越过‘棚屋区小桥’！”葛伦蒙德夫人说，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几分钟后，卡里顿意识到菲特尔曼没带军医，所以又派一名军医去追赶。可这名军医很快又返回到堡里，因为菲特尔曼早已过了“棚屋小桥”，无法和他们相会了。

　　菲特尔曼的终结地是一座小山头，是谢立丹山下几里处的美国87号高地，离卡斯特盲谷不到100英里。如今，这块现场被用大石块圈挡起来，圆锥形石堆旁边立着一根旗杆，杆上装有一个盾，上面刻着这场惨案的概要。在距小路约1公里的北头，可以看见一间农舍，换言之，这里除一排排挺立的电杆外，只是一座孤寂的荒山，没有多少人会使用这条古旧的小路，它只是静静地沿“I—90”路标朝东方延伸而去。也几乎没有什么旅游者会离开高速公路，到这位妄自尊大的军官灵魂游荡的荒野处来游玩。如同格拉顿中尉12年前那样，这位傲慢的军官，认为少数几个身穿蓝制服的人可以径直耀武扬威地策马穿过苏人部落的地区了。这个纪念碑的黑色铁门，时常被高高地悬掉起来。

　　菲特尔曼上尉假定是被“Punic Wars”①策略欺骗置死。当时，一部分显得很虚弱的奥格拉拉人，突然闯到他们鼻子底下，他自然就尾追了他们，他们就在咫尺之内，几乎伸手就可被抓住——仅两码远——凡码远。据说年轻的“狂马”也在这些被追击的目标之内。

　　①Punic Wars”古罗马与迦太基间的三次布匿战争。

　　与此同时，劈柴被安全地取回来。

　　菲特尔曼可能不怎么明智，两周前，这些苏人就以类似的埋伏捕捉过他，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再次落入陷阱。为什么？他是刚来边疆的新手，目中无人，也许还因为他是接受了西点教育的人。他认为，处理这些未开化的人，美国士兵可以以一当十。也许，他可能被这些引诱物激怒了，他用英语大骂道，“你们这些臭婊子！”

　　1886年，邓发表了有关发生在血染的日子里的这件事的冗长报道。他声称，战斗结束多年之后，他看到一根栎本战棒，上面钉着锋利的铁钉，依旧粘结着血、头发与污脏的脑髓。这是奥格拉拉人曾经用于对付菲特尔曼军队的武器。他一直不能原谅菲特尔曼的轻慢，但也没有过高评价卡里顿少校。邓把卡里顿少校称作在阅兵仪式上训话的军官。他说，不应当把卡里顿派往边疆，他应当到学校去任教：“他修设一座坚固的兵堡，在修建这个兵堡时，印第安人对他本人和士兵进行了多次奇袭，可找不到任何根据来证明他知道堡前面1英里处有1000名印第安人，还是100名。他好似也反对这些印第安人，要是他确实有手腕的话，会社交地驱除他们。”

　　为了试验所购置的亨利16响连发来复机枪，两位有经验的市民詹姆斯·韦特莱与萨克·菲希尔也参加了这支特遣队。也许是在他们倒下之前，射杀了“红云”的很多精兵良将，从而极大地激怒了这些印第安人。他们的尸体无法辨认，因为他们的脸被切成肉丁。其中一位身上被扎了105枝箭（学者对此有争议）。看来，只有这两位市民和他们周围的几名士兵同敌人进行了搏斗。在1908年纪念碑落成仪式上，卡里顿在讲话中说，不到20分钟，所有枪声都停止了。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有心思看他的表，是个谜，但这确实是他说过的话，邓也许是对的，他应当到学校去当校长。他还说，如他的下级们那样，在枪声停止之后，他推测，菲特尔曼把这些印第安人杀死或击退了——如同吉本和特理的人看见前方的一缕隐约的烟幕，就设想成是卡斯特在烧毁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村庄呢。“我们无法设想真实情况……”

　　在这个残忍的可怖战场上，唯一活下的是一匹马。一个神奇的同类幸存物！小比格奥唯一的幸存者是迈尔斯·基厄菲（Myleskeogh）的马康曼契；而在这个战场上的唯一幸存者则是受到致命伤的C连的一匹灰马——有斑点的戴夫。

　　苏人消失之后，清点了67具尸体，其余的第二天早晨找到。菲特尔曼和弗兰德里卡·布朗上尉并肩躺着。由于每个人头上的太阳穴处有一个子弹孔，所以，认为他们是相互对开的。然而，尸解之后，兵站军医做出结论，菲特尔曼是被猛砍致死的。他太阳穴的洞也许是仁慈的一击。布朗可能是自杀的，听起来残忍至极。布朗，他如此急迫地要求给一个机会去战斗，去杀死野蛮人，但他却身穿军装长眠了。本来他接到调令去怀俄明的拉腊米堡，但他说，他必须获得一张头皮，所以，没有经批准便加入到菲特尔曼的队列。

　　约翰·格思理是首先目睹这个现场的骑兵。一阵激烈的震动之后，他草记下他的印象。他记述道，这位指挥者躺在这条古旧的“假日”马车路靠近“多石湾”的浅滩上，仅离堡一英里处，但不太确切，确实距离，至少2倍远。

　　我们先遣队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菲特尔曼上尉的悲惨的灾难。那些印第安人已经爬上悬崖，崖畔上闪现着灿烂的金色阳光，也闪现着那些鬼鬼祟祟潜行的印第安人的长发，和他们肩上搭着的从被他们杀死的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上面还扎着许多箭。大群大群的豺狼、郊狼和鬣狗在四周游荡着，准备赶赴这场死尸盛宴。我们被残杀的朋友的尸体在荒野中躺了整整一夜，但他们却没有再次受到任何方式的触碰与侵扰。甚至连打着“2Co”印的战马，也未受到这些残忍的食尸者野兽的骚扰。某些人认为，这些吞食印第安死尸的野兽所以未去冒犯这些白人牺牲者，大概是由于白种人身体中所含的盐份吧，至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防止野兽去品味的作用。在这场大屠杀结束24小时之后，堡中的军医雷波特派我们出发，用弹药箱拉载那些死者。所有菲特尔曼的男子们的尸体全乱堆在靠近战场或“大屠杀山”附近，也就是离一条旧马车道不远处的那些小山、岩石与小树林中。在我们用来收装他们的弹药箱箱盖上堆放着吓人的、被这伙印第安人肢解了的我们的战友的尸体。难以分辨谁是陆军与骑兵。所有死者的衣服全被剥光，脑壳全被用战棒击碎，耳朵、鼻子、腿，全被割掉，头皮被揭掉，身子被子弹或箭穿透，手腕、双脚与脚踝骨全被砍得只剩下筋腱连着。我们首先装运军官。第27步兵团上尉菲特尔曼，第18步兵团的布朗上尉，以及骑兵团二连的号兵福特尔，一同乱挤在一些岩石的近旁。福特尔的脑壳被砸得陷下去，他的尸体撂在军官们的身上……骑兵团二连萨金特·贝克头上套着一个黄麻布袋子，头皮未被揭。那些戴金戒指的小手指头被跺去，向导李·伯蒂是在叫做“小鹅湾”附近的灌木丛中找到的，身上扎满了箭，在装运时，不得不把这些箭支砍断……有些尸体被开膛面朝天后仰着，也有一些被开腔破肚后爬伏在那儿，以至我们未看出它们已被开膛。我们在他们的内脏上跪踏，但又不知道它们是属于谁的，所以，骑兵装了步兵的内脏，步兵又装了骑兵的……

　　只有号兵阿道夫·曼兹格尔一人未被肢解。他的号被砸扁，他一定把它当做一根棒子抢了，而且，不知何故，这些印第安人还给他身上盖了一块野牛皮，

　　数年之后，一位名叫“火雷”的奥格拉拉人（那时他16岁），简单而又意味深长地描述了当时那伙印第安人的奸计。他说，他们先找好了一个有利地形，藏在一条干河沟两岸，并派了几个人在前面行走，把士兵哄骗来。过了好一会，他们听到枪声，说明士兵们来了，于是把矮种马的鼻孔捏住，防止他们在看见白人的马时，发出嘶叫声。奥格拉拉人的诱兵很快出现在眼前，一些人牵着矮种马步行，士兵认为他们的马已经很疲倦了就去尾追他们。子弹在空中乱飞，但很快被更多的箭枝压住，数不清的箭支蝗虫般铺天盖地落在士兵们身上。

　　“火雷”说，数匹美国的战马脱缰了，几名印第安士兵前去尾追，他自己由于要追击白人而没去追马。这些士兵带了几只狗，他们嚎叫着跳到路上，朝堡跑去，但被全身的箭扎死了。马匹、死亡的士兵、受伤的印第安人满山狼籍。“他们的血水被冻结了，因为，突然降了一阵暴雨，使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接着，印第安人收拢了他们的斗十，离开了。天变得更加寒冷，脚下地面似乎变成了冰冷的铁块。那天夜里，狂暴的风，夹裹着雪花凄厉的吼叫着。

　　卡里顿少校于1867年元月3日做了正式汇报，尽管他的报告是不动感情的典型官方文件，但进一步证实了骑兵格斯理的随笔。

　　在最终发生这场战斗的小山路上，遍地都是箭、箭头、挑头皮杆子和折断的矛杆。

　　来自四面八方的那些未遭损坏的箭支，说明这位指挥官是在撤离时，突然遭到歼灭性的包围，并被切断退路。没有一名军官和士兵幸存。凡具尸体是在分界线北头发现的。它的对面刚好是越过“棚屋区桥”后面的那条小路。

　　所有死者都堆挤在离堡最近处的东边的四块大石头旁，这四块大石头的中间留成一块6英尺见方的空地，这儿是最后的防卫地，也有一些斯潘塞枪的没有耗费的子弹。

　　菲特尔曼和布朗在左太阳穴处都被左轮手枪击中……

　　我列出一些死亡者的真实情况，他们的尸体是在黄昏时找到的，下边是见到时的情况：

　　肢体残缺：

　　眼珠被挖出放在石头上；

　　鼻子被割掉；

　　下巴被砍掉；

　　下齿露在外边，

　　手指关节被砍掉；

　　脑子取出放在石头上；

　　双手被砍掉，

　　双脚被跺掉；

　　胳膊从肘窝处砍掉；

　　生殖器被割掉……

　　末尾，卡里顿说，他列举的这些事实虽为大概，但他坚信，足以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他说，书写这些清单是一件使他肝肠欲裂的事情，纯粹迫于职责。

　　卡斯特在《我的平原生活》中记述道，菲特尔曼惨案的消息“堪称惨绝人寰！它激发了人们对野蛮的作恶犯罪者的仇恨，政府也迫于压力，开始寻求将采取的报复手段，所有各个阶层似乎都分享了这种感情”。

　　该书中，卡斯特复制了这场大屠杀一周之后，谢尔曼给格兰特的一份电报。其中说：“我们必须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抗击苏人，直至把他们彻底根除，不管他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没有比斩草除根更彻底的事！”要是把这封非凡的电文的一个词改换一下的话，它读起来仿佛是艾奇曼①发给希特勒的电文。

　　①艾奇曼（1906～1962），德国纳粹将军。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酷地虐待集中营中的俘虏而被作为战犯处刑。

　　公益图书

7

　　三个月后的1867年3月，被菲特尔曼惨案激发，政府派遣了一支远征惩罚队。它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领导的原波托马河的“雷电大军”。汉考克的目标不是上次大残杀中取胜的“红云”的奥格拉拉部落，该部落暂时控制着怀俄明；汉考克将军是去追逐他们的同盟部落——夏安人。该部落人数虽没有奥格拉拉部落的多，但其影响很大而写的一篇文章。1896年发表。编入《列宁全集》第2卷。文

　　15名特拉华侦察员与三名边疆居民在前边领路。怀尔德·比尔·希科克走在他们当中。他穿着极其时髦的各种颜色配置的艳丽夺目的夹克，头戴一顶宽边牛仔帽。那捧浓密蓬松的大胡子在大平原轻柔的春风吹动下飘拂着。这支部队由1400名士兵与车马组成，包括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第三十七骑兵团，第四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的努力，生活、学习上态度积极，

　　“夏安”部落“Cheyanme”一词出自何处？19世纪的人们还不大清楚。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从法语“狗”（Chien）一词派生出来的，特别是由“母狗”（Chionne）一词导出。早期的法国商人发现这个部落的人吃狗肉，于是，依据这个吃狗肉习惯辑学家。曾任哈勒大学教授，柏林大学副校长。系统化了莱

　　“狗兵”一词出处有待于查证，这大概由于他们是部落的非常治安人员所得。如同四蹄狗警戒一个村庄那样，他们承担着维护部落的治安任务，并对任何抵达部落的陌生人保持着高度警觉。汤姆·莱福吉同“乌鸦”人一起相处了20年，他没有太多地思考过这个名字的意义派对逻辑学、语言修饰学发展上作出了贡献。到了后期，由

　　尽管“狗兵”一词查证有疑，夏安部落名出处却有据可查。比卡斯特时代知识更渊博的当今语言学家认定，夏安一词源于“Sha—hi—ye—na”，即意为那些讲述异族语言的人们。苏人这样称呼他们，尽管夏安人把自己称作是“Tsistsistas”科学文化的发展，震动了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其中对基督

　　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名字的，他们取名了，并于1825年或1826年分为北夏安人与南夏安人。当时，有数百人朝南部移去，留在北方的这些人同苏人一样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

　　在本访问期间，9名“乌鸦”盗马贼偷了他们几匹矮种马逃走。夏安人抄小路伏击，4名“乌鸦”人被逮住、杀死，他们每人的头皮被切成两块，提供了为庆祝胜利的8份胜利品。本说意向性德文intentionalit和英文intentionality的意译。

　　这位汉考克将军带着笨重而隆隆作响的军用货车，嘎吱嘎吱的浮桥辎重车辆，爱寻根追底的记者，去追赶少数十分灵活敏捷而又十分警惕的“鸢”印第安人。这听来自然是十分荒谬的事，然而个有彩色壁画的柱廊而得名。早期的主要代表还有克利安梯

　　那时，国会希望谈判，使得这些将军们十分恼怒。1867年3月14日，谢尔曼将军以军人喜欢用的委婉言辞，向汉考克告诫道念作了进一步阐述。广泛涉及物质、运动、时空等重要内容，

　　美丽温柔的大自然用它慈祥的手使汉考克行进队伍的租扩轮廓变得柔和了。作为19世纪生活的一部分，这惬意的大自然原始风光还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征烟滚滚的军事生活中，还是在安闲舒适的市民生活中。

　　西奥多·戴维斯记述了这支部队随处所见的动物园：“具有反常欲望”的一窝窝幼狼，一窝窝幼郊狼，一窝窝幼鹰，还有一些半大的叉角羚羊，它们都毫无顾忌地在队列两旁蹦蹦跳跳地小跑着。卡斯特非常喜爱这些幼小的羚羊。他喜爱动物，这是极普通的人之常情，然而，他好似以比任何人更加强烈的感情，表达着他的这种喜爱。戴维斯说，奥多博与卡特林认为，美国的羚羊不会被驯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下马安营时，这些羚羊也就同卡斯特一同定居了，“根本不在乎这些陌生者……如同一只爱犬那样，不拘泥地用它的爪乱摸、乱抓，静静地恳求着对它们的爱抚”。这一可爱的表演使前来探望的印第安人感到极大的诧异。

　　这是一首充满了自然风景画意，朴素且迷人的草原抒情诗。然而，汉考克与他充满柔情的骑兵战友却是为着一桩严肃的任务，来到西部的堪萨斯。

　　在印第安人的大量悲痛怨愤里，头一条就是对野牛的屠杀。这儿曾经有过两个十分巨大的兽群，每一群的数量难以估计，它们曾经遍山遍野，使得这个大草原变成黑色一片。一群遮暗了普兰特河岸高原，一群覆盖了普兰特河低处的河谷两岸。弗里蒙特①于1842年探险从这里穿过，发现他自已被野牛包围了，这无边无际的黑压压的兽群，在他身后有几公里，而在前方，又望不到尽头。

　　①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将军与探险家。

　　1846年，弗郎西斯·帕克曼也看到了它们。在拉萨尔的一部历史著作中，他写道，这位法国探险家也必定看到了这惊人的壮观场面，“……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之后，这一记忆还是使人心潮起伏，激荡不已；远处、近处，四面八方，整个大平原与这庞大的野牛共存；他们如同黑色的斑点，影影绰绰地依稀点缀了大草原。那时，大草原被他们成群集队地踩踏着，也被他们的长长的队列挫割着。早晨，中午，与夜晚，它们来到河边饮水：趟入、跳入，在水中喷发出鼻息声，然后爬上泥泞的岸边，用粗野的眼神，凝视着正在河面划过的皮伐子舟。”

　　25年之后，没有变化多少。道奇少校记述道，在春天迁移的季节，有时，有些野牛以无比壮观的纵队朝北移去，也许，有50公里宽，而难以知道其长度。在另一些时候，他们以平行的行列，都用相同的步伐行进，使地面成了漆黑一片。有时候，他被一群迁移的牧群吞没，只得爬到帕尼人的岩石上，找出一条路，并观看这四面八方十里方圆的平原全被黑压压的野牛覆盖住的景观。

　　接着，来了这些携带着枪支的白人。

　　名叫罗伯特·赖特的专业猎手说，他曾经沿阿肯色河，几乎穿过了一群连续延绵200英里长的兽群。要是这些生物受惊而跑起来，“它们会发出雷鸣般的吼叫，地面似乎也在颤动……在第一个冬天，我同查尔斯·雷西在艾奇逊，托皮卡和圣菲公路装运了20多万张野牛皮，抵达道奇城。我想在那儿也装运了同样的数量。此外，还装运了200辆卡车的牛腿，两车牛舌头。我常常从我的捕获兽栏的围墙上射杀它们，来饲养猪。”

　　三年期间，为了获得它们的皮，已有800万头野牛（就按100万的误差算吧）被射死。道奇少校记述道，过去常常被生命震颤的一块土地，现在则成了一块腐尸遍野的荒漠之地。高原充满了腐烂尸肉的恶臭。到了1874年，他看见打猎的人比猎物还多：“每一群走近去饮水的兽群，迎接它们的是来复枪的子弹……”

　　外国人也加入了捕措。伦敦《时代》经营前往堪萨斯西部的华莱士堡捕猎的广告，费用为50个几尼（旧时英国金币——译注）。贵族，夫人小姐，以及著名的掷弹兵都到场了。要是觉得骑马来回急驶苦累的话，这些喜好打猎的人就坐在一辆舒适的动力胶轮货车里，驱赶兽群，或者从太平洋堪萨斯的火车车厢窗口射击。

　　有事业心的美国佬们收集骨头，以转手获益。一吨野牛骨能收回5元钱。结构松散的骨头被运往东部被磨碎做肥料；而实心骨头则被削制成小装饰品——纽扣、开信刀和悬饰物。一块骨头毕竟是一块骨头，所以，印第安人的尸骨也被收集到骨堆里：一块阿拉帕霍人的股骨，可以制作一件十分有吸引力的小刀把。而一个头颅骨则适合于加工成女人用的梳子，从而获得1.25元钱。

　　据说，在20世纪初，有一头野牛慢悠悠地从离怀俄明的一个小城不远处穿过，城里人挽上各自的四轮马车，跑出城外去观瞧。他们围着这头动物停住车，四轮马车便形成一个圆圈，把野牛围在中间。他们久久地凝视着这只神奇的动物，后来，由于他们难以设想出应当做什么，就把那头牛开枪击毙了。

　　几年之后，野牛几乎绝了种。1932年《北达科他历史季刊》一条简要宣告说，巨大的野牛再次成为以远山为背景隐约可见的东西。

　　一群野牛——公牛、母牛和小牛，静静地站在笼子里，成为当年如雷鸣般轰隆隆震撼达科他的那群庞大的兽群纪念品。

　　这个展览会是由历史学会主管人拉塞尔·里达安排的，并由克莱尔G·w诺和比斯马克绘制了背景，衬托了隐现在远方的牧场。

　　它们是从蒙大拿的一个野牛牧场买来的，制成了观展品……

　　1867年，当汉考克将军滚动的车辆与人马缓缓出现在视野上时，这些兽群还没有被大批屠杀。可是，巡游的打猎者们到处开张营业使印第安人很不高兴。被称之为“Pie”的野牛为印第安人提供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甚至它的尾巴，也可以制成令人满意的驱赶苍蝇、蚊子的掸帚。鲜肉、牛脂、暖和的牛皮袍于、里腿、弓弦、骨针、打仗用的头胸甲、粗皮制作的小皮舟、肩肿骨制作的斧头与锄头、肋骨制作的雪橇、蹄子熬制的胶、血中提取的红色素、大量极好的粪肥、牛角制作的长柄勺子，以及填塞枕头用的毛等等，他们甚至使用野牛长长的黑胡子装饰衣物。所以，他们把这个浑身是宝的巨兽称作“大叔”，与它们相伴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此外，“大叔”的侄儿们还发现它极易被捕杀，它的生命力可能是耐久顽强的，然而，可以预言，它也十分笨拙愚蠢，特别是母牛。神父皮尔·琼·德·斯曼特观看过一名艾斯尼布英人接近兽群的情景。他先隐藏起来，模仿一只幼牛哀叫，所有的母兽立刻幸朝他跑来。他射死一只，其它跑开了。这名艾斯尼布英人重新装上弹药，又开始他的表演。母兽又站住了，它们四处张望着，仿佛被魔法迷住了一样，再次匆匆朝他跑来。他又射死一只。这些足以提供他所需要的肉了，然而，他向德·曼斯特神你保证说，他依旧能够模仿幼兽的哀哭，继续捕杀它们。

　　詹姆斯·麦克劳林从1881年到1895年一直是站岩堡的代理人。他曾为他饥饿的受赡养者们组织过一次打猎活动——在最大一次野牛捕猎活动中，印第安人射杀了近5000头。詹姆斯说，这是一场“可。泊而不算放肆的大屠杀”。麦克劳林说，尽管大多数白人会捕杀、捕杀、捕杀、捕杀，直至宰尽杀绝，但他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印第安人会捕杀一只他不需要的野牛。

　　固然这位有阅历的代言人的证言应当被尊重地听取，然而，真理自然并非是一个人所能证实的。早在50年前，逍遥派艺术家和好奇的旅行者乔治·卡特林先于麦克劳林来到这里。就在卡特林抵达皮尔堡之前，在密苏里河对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野牛群。数百名苏人于中午跋涉过河，约在日落时返回，带回1400只野牛舌头——仅仅为了换回几加仑威士忌。卡特林认为这样的取猎是对这种动物的恣意挥霍。“没有带回一张皮，一磅肉（舌头除外）……这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印第安人无深谋远虑的特征，只要眼前的赏物能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便会不顾前后了”。

　　历史学家乔治·海德从未见过这个边疆地区。他所知道的大部分有关印第安人的情况，都是从“奥门哈公立图书馆”获得的。尽管听力障碍和可怜的视力使他放弃用眼睛辨别道路而是用脑子记忆摸到图书馆，然而，他冗长的《特顿苏人顺史却成为一本参考基准，而且，海德先生这样说：

　　一些听信现代苏人神话、相信人的灵魂的人们告诉我们说，印第安人是最优等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民族。他们只猎杀足以供养他们家庭生活的猎物，捕猎时，特别注意不去损坏森林。确实，他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确定了如同“美利坚合众国自然资源保护部”所确立的那些所有法律规定。真实情况是，早期，大多数苏人生来就是自然资源的荒废者，他们把一个地区的猎物追杀光之后，又迁移到新的捕猎地区；他们毁灭了大量的三角对杨，剥掉树皮作为马冬日的草料；为保证来年春天早早地长出新草，他们惯于在秋天放火把草原烧掉，而又毫不顾忌地任草原大火在这个民族的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任意蔓延，烧毁了林带，烧死了野生动物，并造成了其它破坏。

　　这些草原巨兽群曾经是十分壮观的。许多开拓者、设陷阱捕兽者，以及士兵们都亲眼看到草原大火。火掠过悬崖峭壁时，由于草比较稀疏，火势就变成慢慢的移动了，火焰也变得十分微弱，人们可以从这燃烧着的火焰上踩踏过去。动物躲在它们能够呆的地方，直至火舌舔到它们的鼻子上。据卡特林记述，夜晚，当你爬上陡竣的山崖时，可以看见绵延数里的火苗。“那高悬在空中的一串串流动的明亮的火星，好似从天边扯起的婆娑多姿的彩带。”当这些火星抵达低地返回到浓烈的8英尺深的浓密的草丛中时，它们立刻又变成了隆隆呼啸的火红的风暴，它们立刻会使这片土地成为一片焦黑的荒原。

　　不管这场大火是事故，还是印第安人与白人蓄意放的，究竟有多少野牛这场大火中消失，是无法估计的。通常，历史学家更多地着眼于特定事件的详节，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事件的本身，而不是再现一场难以理解的大灾难。例如，海德，他可以就帕尼·方克地区的奥格拉拉人，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位野牛宰杀者，因为一火车摩门①移民观看了屠宰野牛。这些奥格拉拉食物品尝家虽然为白人旅行家用牛排进餐感到暴怒，而他们自己却津津乐道地满足所好，从被宰割的兽畜上选割他们所需的部位，把成吨成吨的好肉扔掉。

　　①摩门，1830年创立于美国一个教派，初期遵从一夫多妻制。

　　范妮·凯利与乔治·海德不同。她不但亲身在荒远的边疆实践过，而且，在被奥格拉拉人俘获的5个月中，更有切身体会。她说，他们以捕获野牛为消遣，恣意捕杀，杀死大量的远远超过他们所需要的野牛：“每个人仅从他所杀死的野兽身上选择适合于自己胃口的部位，而任其余大部分腐烂或被狼吃掉。这样，就浪费了他们自己的猎物，又常常遭受饥饿的折磨。”

　　并非只有苏人这样。前骑兵菲尼斯·汤尼给布拉迪写信道：“我见过‘乌鸦”印第安人射杀野牛，他们把野牛射死之后，甚至连皮都不剥……”

　　休·斯科特将军熟悉西部，他也热爱充满绩丽自然风光的西部。1898年，俄克拉荷马确实是“一块美丽富饶未开化的土地”，沿西尔堡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河湾中，长满了茂密的榆树、栎树、三角叶杨、山核桃和胡桃树。那时，为解决燃料，美国军队开始有计划地砍伐这些树木。因为，即就是从离堡最近的六七十公里处的火车道运煤，花费也是十分昂贵的，那时，斯科特将军是军需官，他拒绝接受山核桃树与胡桃树。他骄傲地指明，许多有益的果树被保存下来了，否则，它们将会变成烟火升天。在改变美国军队的烧炊境况（并非全部，但至少有一些的）的同时，斯科特将军还禁止印第安妇女们为收取胡桃而砍倒树林，“这是一个依赖野牛而迁徙生活养成的浪费习惯；过一天算一天，不再返回他们原来呆过的地方。这些妇女根本就不知道应当保存根基，在她们看来，保存自然资源是后代人的事情，她们仅仅是享用了提供于她们这代人的东西。”

　　如今，凡去访问过新墨西哥北部地区查科谷的人，都可以看见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任意挥霍所造成的恶果。桧属植物，三角叶杨，矮松，松树，都曾经如同野牛那样，遍山遍野地生长在这块大平原上，然而，观念陈腐的印第安人建造并居住在泥土砖瓦房里，一面却在撕割着这块土地。好啦，差不多一个盛世之后，这些树林再未复还，太阳如同一只汽球，从凄凉而光秃秃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它的下方，残败不堪的查科谷，寂寞地静静地躺着，地面干裂，空荡荡的，如同一只碎裂的罐子。枯干的肉叶刺蒡藜，毫无生气的艾灌草，滨藜巴，一只只蜴晰，静静地在查科谷的残垣败壁中忽隐忽现。

　　在12世纪，似乎印第安人还能有点对这些树林进行保护的理性认识。然而，到了19世纪，尽管印第安人被那些黄眼珠入侵者惹得大怒，因为他们正宰杀着为他们提供必需品与舒适的受用物的“Pet大叔”，可是，他们自己却未能设想野牛的终局。

　　更使他们激怒的是他们祖先的尸架被摧毁。西奥多·戴维斯在《哈珀》中写道：“当协的允许为政府各兵站提供所需木柴时，签约人员领着他们的人在合适的树丛中集合，着手砍伐木柴，并把它们拉回堡。不难设想印第安人会起来反抗，并立即动手对他们进行袭击……”

　　对印第安人先祖尸架的侵扰，自然会激起他们的恼怒。然而，印第安人部落自己也相互表示对其它部落先祖尸架的不恭。帕克曼说，污辱尸架是很平常的事：“我自己就亲眼见过一例，5具按西部该部落惯例架在树上的尸体，被一个主战派“乌鸦”人挑在地上，踢成碎片，接着，他们又把来复枪口对准尸骨的脑壳，把它们一一击碎”。

　　所以，要是印第安人对他们自己的墓葬进行亵渎并挥霍自然资源的话，他们似乎就不应当责怪白人的行为了。然而，他们并非如此，而是任性地表达了他们的狂怒。一名在太平洋堪萨斯铁路段作业班工作的工人，或某些分到土地定居的行路人，仅仅由于他生来长了令人厌恶的白皮肤，便可能会丧失性命，丧失头发或衣服。

　　于是，4月12日，在堪萨斯，把14名夏安头目从那被风吹袭的边界线外部地区召集在一起，听取汉考克将军连威胁带辱骂性的讲话，目的显然是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用斯坦利的话说，“有必要保持他们缔约条款的严格的字面意义”。

　　这个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通常，夏安人不在夜晚讨论这样的事宜。然而，一场风暴使他们的抵达时间推迟了三天，而这位将军急于要作这番训讲，所以，他们围聚在他帐篷附近的，堆篝火旁。他们戴着项链，大奖章，臂章，耳朵的细长缝里，夹挂着沉重的黄铜耳环，头顶上的一绺头发，用银色的圆盘状物束着。汉考克讲说着，他们静静地听着。仅有一次，当汉考克声明要对任何错待印第安人的白人进行惩罚时，他们不相信地嘀咕起来。

　　第二天，为了加强决心，汉考克开始朝印第安人的住宿地帕尼·方克迫近。三年前，约翰·奇文顿上校曾领导科罗拉多的民兵组织，对居住在丹佛市东南部“沙湾”的“黑水壶”的安宁村庄进行侵扰。虽然，印第安人事务专员曾向夏安人保证，说他们不会受到骚扰，然而，奇文顿事先却未予警告，突然袭击了该村。此刻，当聆听了汉考克将军承诺的夏安人，又看到类似的纵队直追而来后，当然认为依旧呆在附近是愚蠢的，于是妇女和儿童们连棚屋也没有拆除就逃跑了。女人儿童们跑开之后，斗士们也相随而去，等汉考克弄清事态前，他们却全跑了。对这些相继发展的事态的惊讶与愤怒，迫使“波托马克闪电大军”在250间空棚屋的周围架起了大炮，并命令卡斯特把逃亡的人驱赶回来。

　　夏安人逃跑了，但这并非由于部队领导人无能，仅仅是因为夏安人对这儿的地形太熟悉了。他们可以十分自如地，比这些穿蓝制服的人更快地逃离而去。卡斯特已在边疆呆了这么久，他对此十分清楚。无论是精锐的第七骑兵兵团，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追上这些狂热的人。所以此时卡斯特能做的事，也只是在返回到汉考克将军驻地前，跟踪他们一阵子。情况既然是这样，何不逮住机会，在旷野上痛痛快快地跑上一阵子——在《赛马场，田野与农场》一文中，他给读者描述了他追猎一只野牛时的震动、兴奋之情，而对期待他在那四个月的特殊日子里追赶夏安人的事，只字未提。“我离开纵队，策马朝前飞奔了几公里；仅带了一个卫兵……”

　　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狗罗夫、鲁，夏普、雷特尔和范妮。它们很快探测出什么气味来。卡斯特骑着良马卡斯蒂斯·李，紧随在后面狂跑，而把勤务兵远远甩在后边。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是否在干傻事，于是把狗引开，正要回身，看见一头如他的马一般大的野公牛——一个难以抵制的挑战！他紧追了三公里，追上了它。就在他一边同它并排狂跑一边准备射击时，这只野兽突然大摇大摆地朝他跑来，他的马吓得退到一边，卡斯特的手指本能地扣紧了板机，子弹从卡斯蒂斯·李的脑子穿过，它倒在地上死了。这位猎手自己也被猛地朝前弹在地上，几乎栽倒在野牛身前的地上。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脑子被震昏了，难以动弹。野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摇着头，小跑步走开了。卡斯特站起来，脖子挂着一副望远镜，狗跟在身后，他转过身朝他认为是正确的方位往回走去。要不是碰到这支纵队的话，他可能会同一伙游荡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或者被饿死。

　　他不是第一个鉴赏这块广漠无垠而又杳无人烟的大草原的白人。1542年，科伦纳多曾穿过堪萨斯。根据这次远征的记述，不难看出，一个人，或一支军队应当怎样去领受它。确实，这些西班牙人的探险听起来几乎是神秘的。彼得罗·de·卡斯坦达浮夸地问道，这支由500头母牛、5000只羊相伴的1500名印第安部落同盟组成的如此庞大的大军，莫非是一支神军？这么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畜大军穿过这块大平原，怎么又不会留下一点踪迹？这片大地简直如同一只大碗，“所以，当一个人坐下时，他的四周被地平线包围……”

　　弗兰西斯科·瓦萨奎兹·迪·科伦纳多将军自己记述说，茫茫的旷野上看不到地面上任何标记，看不见一颗树，看不见一丛灌木，也看不到一块高地；没有任何指引他们的目标，没有任何特殊的自然特征，为了避免行军时兜圈子，他们只好采用保持一条直线的办法行进，即由一名弓箭手端直朝前射一箭，他们朝着箭往前走，然后再射一支，再往前走。

　　19世纪早期，卡特琳在这块平原上探险，当他从那茂密的草地上穿过时，深密的草使得他站在马蹬上才能探出头来看见草尖。

　　卡斯特在看见一片烟雾般飞扬的尘土之前，也许已行走了一个小时了，飞扬的尘土必定意味着一大群野牛、一大帮骑马疾驰的印第安人或第七骑兵兵团。他至少提供了三次这样遇救脱险描述。《赛马场、田野与牧场》应当算是最不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了。只不过在这场险遇中，他认出了这支骑兵兵团，坐下，等着。在他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看见了军车。但在令人赞美的《我的大平原生活》（本廷上尉称它为《我的大平原上的谎言》）中，他描述道，他藏在一条干河谷里，那些狗依偎在他身旁，直至最后，他通过望远镜，大概看见了那面高高飘扬的骑兵上方的星条旗。好哇！

　　他再次幸运。

　　如每个人所知那样，幸运，仅止是幸运而已。可是，幸运也常常应当是本能，才能与智慧的综合产物。一个行动不敏捷的人，摔在地面上时会碰断腿的，要是这样，他也就把命丢在那儿了；一个没有胆气的人，在一头野牛的双角下，可能表露他的惊恐，而被抵伤；缺少敏锐头脑的人，在不幸之后，可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但卡斯特相信他的幸运，这可能有些不贴切。

　　与此同时，在帕尼·方克，汉考克辛苦地看守着一个空荡荡的营地。他试图防止它们被洗劫，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渴望获得东西的士兵们悄悄绕过警卫哨兵，爬入棚屋中，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战斧啦，烟袋啦，袍子啦，战棍啦，狗皮啦，鹿皮鞋啦，小刀啦，还有玩偶、箭支以及狗。

　　卡斯特终于送来一封信，说是夏安人一直不断地袭击公共马车站。接到此消息后，汉考克不顾及可能会把局势弄得更糟的劝告，下令把这个村庄烧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斯坦利，难以抑制他的兴奋，自然，对那些如山火绒般燃烧着、冒着烟雾的小棚屋杆做了极度热情的报道。“微风把燃烧的火星吹送到大草原各处，大草原的草被燃着，闪电加速了这些火焰的向前滚动，黑色的浓烟缓缓地飘向天际，一个巨大的草地被毁灭殆尽。所有的绿色植物，耷拉着脑袋的无生命的东西，全被毁灭了，野牛、羚羊、豺狼惊恐地向远处逃亡……”

　　斯坦利解释说，汉考克认为，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夏安人掏取肠肚，揭去头皮。并把化石湾兵站雇用的三名男子的尸体焚烧。

　　卡斯特送来的第一封信，确实使汉考克相信了夏安人应为这些残忍的事件承担责任。但从相继送来的信中，卡斯特说，无论他自己还是德拉瓦尔侦察兵，都没有找到证物。这使得汉考克将军处境尴尬，尽一切为自己清洗罪名。他给谢尔曼将军解释说，纵使不能证实它是事实，眼下被焚烧冒着烟的这个夏安村庄中的人，可能残杀了该兵站仓库的人。

　　在汉考克的帕尼·方克大破坏的10天之后，着迷于朱红色的基奥瓦首领色旦他（Satanta，Set－ta－ik－e的讹用，意为“白熊”）来到兰德堡。在那儿，举行了另一次和平商议会。他是一位体格粗壮、肌肉强健的人，有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一张脸全部用红色颜料涂染。会议期间，他身着佩戴着臂章的军大衣，里腿上绑着许多黄铜小铃。这位引人注目的妖怪住在一间鲜艳的红色棚屋里。他在骑马外出战斗时（他确实常常出去参加战斗），不仅把脸染成红色，而且把全身染成红色。由于他坚持一惯沉迷于红色，所以，他也扛着一个红色盾。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矮种马涂成红色，一直染到蹄脚。他是基奥瓦印第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也许，每一位看到他的白种女人，不是对他产生极度的惊恐厌恶，就是着迷地恋慕，倾倒。斯坦利评论说，色旦他拥有一个威赫的名声——鲁莽且勇敢无畏。他既不畏惧格兰德河，也不把共和党党人放在眼里。

　　大约在这次拉德（larned）会议前三年，一位名叫凯奇尔马的传教士访问了赫赫有名的色旦他。凯奇尔马发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精神饱满，有理智的人，然而显得有些爱出风头。午餐期间，他命令在他的棚屋里铺了一张地毯，饭食摆放在几块染成红色的木板上。这些红色木板用一些小圆钉装饰着。“他有一只法国黄铜碗”。凯奇尔马记述道，“饭盛好后，他用力往凉吹着”，像是一位热情友好的主人。如同许多高加索人首领那样，既具有迷人的善于交往的风度，又和蔼可亲。然而，这两种外表不能消除他本质的狂烈残暴。1866年，在一次袭击中，色旦他捉拿了怀抱婴儿的鲍克斯夫人，婴儿哇哇的哭声激怒了他，他就残忍地把孩子的脑壳推在树上挤碎。同其他许多对抗的印第安人那样，他终于被监禁起来。由于不能忍受这样的对待，他一头朝下，从得克萨斯亨茨维尔监狱医院二楼的窗子跳了出去。

　　汉考克将军对这位狂暴的印第安人的训讲与以前对那些夏安人的训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管他是哪一次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一个月之后，色旦他又袭击了道奇堡，大多数牲畜被惊吓得四处逃散，“然而，他倒很有礼貌”。戴维先生报道说：“尽管在他卷裹着抢获的东西骑马离开时、失礼地把他的大衣后摆对着警卫部队，但还是朝他们举起了那用羽毛装饰的宽檐帽”。

　　由于患淋巴结核，谢尔曼将军的像片不时呈现一副座山神模样。那年夏天他前去访问并对局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给格兰特总统写信说，这些贫穷与自傲的印第安人认为，牧场的牧群难以使他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行窃，他们偶尔动手杀人。“我们又不能正确地区别对待他们，他们外貌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都被误认作群氓，迫使我们卷入了同他们所有人的对抗之中”。

　　可是，十月份，又举行了一次商讨会，讨论了紧靠俄克拉荷马疆界、堪萨斯南部的“巫人棚屋”一带的问题，并实施了一项新政策。此时，政府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政府做出了决定，要使他们改变他们延袭了多少世纪的古老生活方式——要让这些未开化的人居住简陋的农舍式小屋，要让他们穿鞋，换句话说，要他们竭力效仿白人农民的生活。

　　斯坦利也来到“巫人棚屋”，他可能穿着他同汉考克远征时穿的那身衣服，戴一顶蓝色无檐毡制军帽，宽大的大衣和“一双配着一个巨大的墨西哥靴刺的生牛皮靴子。色旦他也到场了，他认出了斯坦利——这并不难！他用一个异乎寻常的热烈拥抱迎接了斯坦利，这表明，同这位将军相比来说，色旦他更喜欢这位新闻记者。

　　听起来，斯坦利倒好像成了一个变节者了。在同汉考克一同视察时，他提供了一个大国沙文主义的政府防卫政策：“难道我们的同胞惨遭屠杀、头皮被揭掉，而不要反击？难道那些娇弱的女子们被这些残忍的野蛮人带到他们的棚屋，被倒卖、被邪恶的奴役，而我们却坐视听任？西部的人民在踌躇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答复呢！”可后来，这些残忍的野蛮人在他笔下变成了“在这个国土上受虐待的儿童了”。

　　他显露了能逢迎各种场合的十分不寻常才能，如托马斯·伊泽思所说：“是一个八面玲珑无所不为的人。”这一才干使他能够声东击西，即当他在为圣·露易斯《密苏里民主义者》描述奥马哈市的一出戏剧性表演的同时，却又在塞奇维克堡为纽约的《论坛》撰述。

　　他出现在塞奇维克堡必定是遭到怀疑而争论的事情。据知，他确实去了奥马哈市剧院。他给安东妮·沃德小姐脚下投掷了一束花，但被沃德小姐踢到一边。在此之后，他同一个当地编辑进行了一场拳头战。显而易见，他不是获胜者。治安委员塞缪尔·泰潘说，他好像使严寒的冬天更加难熬，这就是沃德小姐残忍地断然拒绝他的原因——尽管，据说她改变了他的习性，并足以长久地把他的钱包掏干。艺术家J·D·家兰德称他为“一位可以想象的最可怜的被遗弃的悲惨家伙”。

　　“巫人棚屋”商谈会似乎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事件。身着庄严军服的军官们，渲染了印第安人与某些白人市民的恶作剧的个人特征。例如，约翰·“黑人法律执行官”桑鲍恩委员，他穿一套紫色衣服，显得华丽而光彩夺目；或者是夏安人翻译玛格丽特·亚当斯，她是一位阿拉伯霍和法国混血女子，曾三次结婚。她的帽子上装饰著一根驼鸟羽毛，斗篷下露出刺激性的鲜红缎子衣服，她极其陶醉地参加了每一次会议。

　　高级军官威廉“白人法律执行官”亨利将军，体格高大魁梧，但却又死板客套，由于过分讲究礼节而把身板挺直，并使自己的模样十分滑稽好笑：威严的男子汉气魄的头上，却扣着一顶男女通用的小便帽，一顶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们戴的那种无檐帽，你可能会把他看作是位华而不实的将军。据说，他曾是位杰出的运动员，一位长着飞毛腿的赛跑能手。

　　还有这位爱挑剔的特理将军，有人说他“沉着稳静”，又有人说他坚韧不拔、勇猛无畏。

　　再就是有一双如同猎狗般敏锐眼睛的C·C·奥格将军，他长着一把连鬓络鳃胡子，叨着细细的烟卷，他的组织与计划才能是众所周知的。

　　泰潘委员在削一根棍于，新闻记者们记述道，在这个辩论性的重大商谈会的开始到结束整个期间，他一直削着这根棍子。他是当地草原的一位切削者，固然就不离本行了。再说，作为一个治安委员，他既不会做出什么不同凡响的事，也不会同这些狂暴的印第安人磋商出什么惊人的结果。一个又一个人接连不断地讲说着，泰潘费力地削着他的木棍，但他也没有削出个什么样儿来。这些印第安人必定被弄糊涂了——这些白人实在难以理解！

　　印第安人首领们以他们最体面的样干出场，他们脸上涂抹着赭色，使得一张张面孔显得充满了快活，面颊上还画着各种象征性的标记。他们把自己的战帽摘下，其中几个人披着墨西哥式彩色羊毛毯披肩。其余人为了使自己变得整洁一些，抖掉了毯子上的蚁冢——这自然激怒了蚂蚁，它们正赶来密集在毯面上，大嚼着安卧在毯子里边的虱子。然后，自然是这些蚂蚁被毫不费力地抖掉，他们披上干净的毯子。

　　“黑水壶”出席了商谈会，他穿了一件炫耀的长长的蓝色袍子，头戴一顶重骑兵帽。

　　色旦他带着他的军号（一把法国号，或喇叭），脖子上悬吊着一条生牛皮带子。

　　“Se－tan－gya”或“色旦卡”，就是这么个名字吧，他是个身材瘦高的基奥瓦人首领，佩戴着一个刻有布莰南总统头像的勋章。在这次协商会议召开时，他已年近67岁。如今，国家档案馆影集里，他那炫耀的模样是一只眼睛像鬼拂，而另一只则眯成细缝，蒙古人般山羊胡子下边的那张嘴唇，像是在品尝带苦味的种子紧紧地缩了回去。

　　和蔼可亲的科曼契人首领“十熊”，比色旦卡大几岁。他那张老年人脸上的道道皱纹，如同他居住的平原上的道道围桩。他佩戴着一副镀金眼镜，使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十分相像。

　　在营地里，至少有近5000名科曼契人、基奥瓦人、阿拉伯霍人和夏安人，每一个人的身子都涂抹成奇形怪状的样子，每个人都会使城里的白人惊愕。他们佩戴着勋章，悬挂银色十字架，头上戴着插羽毛的战帽，脚穿鲜艳的镶珠子鹿皮鞋。许多人穿着从被他们杀死的骑兵尸体上剥下来的衣服。那悬在他们矮种马马勒上的小铃，发出音乐般的叮当声。

　　记者们草记道，当密苏里的参议员约翰·B·亨森同各个印第安部落首领拥抱之后，他的鼻子变成了黄色，一边面颊印上了一条条红印，另一边却印上几条绿色刺纹印。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片，但一张黑白照片上则呈现了一名中年男子，蓄着灰白的胡须，前额十分宽大，而头发十分枯稀，一双紫色的眼睛出奇大的，一副茫然的模样，仿佛他不相信自己眼睛所见到的一切。

　　堪萨斯的十月是金秋季节，沿“巫人棚屋湾”的榆树在寒冷的秋风中沙沙作响，火红的阳光变成了金黄色，然而那里还没有结霜，柿子树上垂挂着累累的金黄色柿子。会议选择了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优美的场所啊！。

　　没有太多地注意对友谊的修辞——无论是故意作出的姿态，还是出自内心的笃诚之情，加之翻译的大量篡改与歪曲，但以某种详情来看，似乎还是表明了一些对和平的极度渴望。阿伯特·巴尼兹上尉（他曾负责骑兵中队）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这天黄昏，一个我从未注意过的阿拉伯霍人，把一双鹿皮鞋送给我……”

　　色旦卡给政府官员们讲了话，时间很长。斯坦利被这位笨重且极其危险的基奥瓦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但由于听不懂语言，仅靠色旦卡讲话时的语音意义速记了一点

　　在这儿，斯坦利还遇见了这位首领的代理人（更严格地说，是基奥瓦人的代理人），杰西·利文沃思少校。他是修建这座著名城堡人的儿子。利文沃思少校此时腿跛了，胡子随着年龄的增加变成银白色，但还是一付精明的模样，且一心致力于红种人主义的事业。他的大衣口袋里常常装着鼓鼓的官方文件资料，而资料的一头总是有近一，英寸左右露在口袋外边，每张文件上都署有他法定名字——‘印第安人代理人利文沃斯’”。这位稀奇占怪的人物——不合格的空想主义的官僚，毕业于西点军校，但不属于军队官员。南北战争时期，他被解职。后来，基奥瓦人指责他受贿，也许，他没有过失，最后，以躲闪的方式离开了那个不稳定的台阶。官方文件如同一件纪念礼物——一出失败戏剧的节目单，贴附在大衣的口袋外边。

　　“巫人棚屋”堆放了三堆礼物，是华盛顿的“大爸爸”总统送给他的遭受苦难的红种人儿童们的：一堆分发给基奥瓦人和科曼契人，一堆分给阿拉伯霍人与阿帕奇人，另一堆分给夏安人。一筐筐玻璃弹球、小刀和难以计数的小玩艺，还有由圣巴神父买的3423支过多的小喇叭。也有南北战争时期的军装——燕尾服，裤于，靴子，战帽——印第安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把它们做了改制。例如，要是把一顶美利坚合众国的战帽帽顶剪掉的话，将会更合意，帽檐上可以插羽毛，并涂染上各种色条；把裤子屁股部分剪掉，穿起来会更舒服些；靴子的盛脚部分没有用，干脆割下来扔掉，但靴腰经改制后，倒可以塞进鹿皮鞋里。食品则远远超出这些印第安人所料想的，真是一场大丰收。协商会议结束之后，每个人的矮种马都装驮得满满的，但还是无法把所有食品驮回去，白种人也没有多余的袋子把它们带回东边，所以就丢下任其烂掉。

　　一罐罐黑色火药小筒、雷管、铅、纸制弹药夹、枪等则成为使这些受礼人最为高兴的礼品。同上述礼品相比，它们更有价值，所以，被最后分发。而那些鲁莽性急的年轻勇士们，简直按捺不住了。第一支手枪爆炸，然而，这位开枪勇士似乎更关注被炸毁的手枪，而不是他自己流血的手。不止一支手枪爆炸了，因此，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嘀嘀咕咕地抱怨起来，他们认为这些白人在欺骗他们。斯坦利记述道，议会将对美利坚合众国这些武器的制造者进行调查，然而，一些左轮手枪还是被发放。印第安人认识它们，并已多次使用它们，知道它们是灵巧有效力的杀伤武器。

　　武器的发放，把一些军官弄糊涂了，特别是治安委员们，他们感到纳闷，认为这样的礼物是不大合适的，可委员会中的军人成员们争辩说，这些武器是打猎的必需品。特理特军特别赞同这些武器的分发。

　　老色旦卡在带着自己的礼物回家之前，拜访了高职位的人们。他轻轻地抚摸着他胸前的布莰南勋章对科曼契人与基奥人说：“瞧我佩戴的这枚奖章吧，正是由于佩戴了它，我开始变穷了，在此之前，我拥有大量的马、大量的棚屋，我很富有。如今我成了这儿最贫穷的人了，他们给我脖子上戴上这枚勋章之日，即成为我变得最贫穷之时。”他继续说，他的人民感谢崇高的结束这种悲惨命运的圣灵。他说，应当为我们自己做些有益的事，给我们自己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现在我们得分手了，但请记住我色旦卡吧……”他们确实再未见过他。1871年6月8日，由于他部落的一部分人参与了基奥瓦与科曼契人一起的袭击事件，并残杀了几名卡车司机，他被骑兵铐上手铐，并看守起来。在送往监狱的途中，他做了十分坚定的决定。一名革部人骑马同政府的车辆队并行着，色旦卡要他转告一个口信：“把我的死亡情况告诉我的人民吧，说我死在西尔堡外的重要日子里，我的尸骨要躺在这条路旁，我希望我的人民把它们收捡起来，带回家。”在离开堡一两公里处的公路上，他喊叫道：“我决不越过前边那棵树！”他挣脱了手铐（据说，他在把手从手铐中拉出时，皮肉也撕下来了），拔出藏在毯子里的宰牛刀，刺伤一位卫兵，就在要夺下这个卫兵的卡宾抢时，他被另一名卫兵开枪击倒了。他挣扎了约一个小时，死了。这时，他至少已经70岁了，所以，不难设想数十年前，他是怎样一位强悍刚勇的人。

　　1928年，威廉·康向利给堪萨斯州历史协会写信说，政府募集了面粉、咖啡、白糖（科曼契人喜欢吃糖，一杯咖啡倒半杯糖）、“于果等，这些东西足够作为一支出征部队的军需品”，还为这些印第安人募集了一群牲畜。“‘但我们喂养了怎样的印第安人？这帮人一直屠杀移居者，揭妇女和儿童的头皮，残杀火车道上的工作人员，放火烧房屋、哨所，袭击各个站堡，整整一个夏天，把边疆地区弄得荒败不堪……”委员会明明知道所有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对边疆移民犯下了残杀暴行，但依旧把他们“当作‘善良的印第安人’，殷勤地款待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提及他们的背叛行为，幸运的是这些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高兴挂在脸上，而是在内心暗自捧腹大笑”。至于提供给他们的所有装备武器弹药，“早已被用于残杀沿边疆一带的移民、牧场工人，以及火车道工作人员。十分慷慨慈善的‘大爸爸’为他们的另一次战役提供了装备……”

　　汉考克将军未出席那次协商会，那时，他被迫退避到利文沃斯堡总部，把前哨警卫部队交由卡斯特负责。他笨重的远征究竟是一个成功还是一场失败，应据各人的看法而定了。治安委员圣已给内政部长奥维尔·布朗丁写信道：“汉考克将军的行动计划对公存财物带来了十分惨重的损失，同时，对我来说，也似乎是十分残忍的……”布莱克·惠斯克尔斯继续说，一个巨大的民族发动战争反对少数游牧部落，简直是一场令人作呕的奇景，“空前未有的不公正，最令人震惊的国罪，迟早我们会遭受惩罚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遭受上天的报应的”。印第安人事务负责人托马斯·墨菲在华盛顿对新委员纳撒尼尔·泰勒告诫道：“抱歉地说吧，汉考尼将军的远征，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适得其反，造就了更多的魔鬼。”

　　分得土地定居的移民们受够了印第安人的狂暴行为，他们对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同情之心。《Topeka每周社论》也没有含糊其词：“一帮贪吃内脏的臭鼬，他们可怜而粗卑，多虱而肮脏，是裹着毯子的行窃之人；他们撒谎且又偷偷摸摸；他们行凶杀人；他们粗野而又冷酷无情，好似上帝答应让他们这样影响这个地球。他们最终将直接被所有的人们铲除，除非他们的代理人和商人们为他们祈祷……”

　　谢尔曼不希望把他们斩尽杀绝，但也认为，如不采取一两种方式把这些印第安人除掉，是不会有什么和平的。他告知陆军大臣斯坦顿，在阿肯色与普拉特河之间，哪怕仅有50名印第安人，也得对兵站仓库、对每一节货车、每一个留下踪迹的人提供警卫。他建议对这一地区进行清理，所不同的办法是或者让印第安人的委员们把他们哄弄走，或者把他们杀掉！

　　卡斯特却实实在在地带领他的骑兵在堪萨西部四处小跑着。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神出鬼没，很难找到，同他们的交往不像在南北战争中同南方邦联支持者们那样，能勇敢地同你面对刺刀见红，他们以他们惯用的方式进行骚扰：如同阿米巴原虫一样，他们每一帮人都会分裂、分裂、再分裂、再分裂、再再分裂，几乎留不下什么识别特征。结果是，卡斯特穿蓝制服的骑兵，不可能抓到任何一个能给以惩罚的人。他们甚至没有在那些偏远的山岭间，看见有如一群鸢般的夏安人的白色棚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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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866年10月10日到1867年10月1日，第七骑兵团的500多名成员做出“辞退”的选择，这是说，他们自动脱逃。

　　1867年夏天，布仑尼兹上尉见证般地从海斯堡给他妻子写信，说卡斯特为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安娜·德罗尔的朋友支了几个舒服的帐篷（安娜是密执安货商的女儿，她喜欢冒险），“修建了凉亭、绿色蔽障、许多凯旅门，以及其它一些我不知道的设施。他有一间很大的正方形野战医院帐篷，同莱利堡私人祈祷室那样大，可以使这些女子们非常舒适……”布仑尼兹的结束语被哨所传来的一阵枪声打断，14名骑兵开了小差。“所以，他们走了！要是卡斯特将军继续留在指挥位的话，我敢保证，为补充兵团人员，须得进行一次征兵运动”。

　　卡斯待并没有完全怪罪这些不满的士兵。如当时那样，政府发放的食品成了嘲弄的话题，也成为士兵持续不满的根源。利文沃斯堡的官僚腐败，导致了把蛆蛀了的硬饼干也发来，一些发运到海斯堡的面包甚至是六年前烤制的。至少有一次，明明装运的是石头，发票上开的却是食品。有一次，伊丽莎白陪同丈夫验收食品时发现，那帮家伙聪明的把一块石板夹在装运的成肉中间。局势可能变得更糟，第七兵团的一个成员记述说，他在1890年战场上的配给品竟然是二十七年前生产的陈腐食品，包装日期依旧贴在包装箱上。“硬饼干全长了绿霉，但我们仅仅把它们擦掉……”通常，士兵试着吃时，只得把这些古式硬饼干先泡软，或用油煎后里上红糖。

　　午餐是辛辛那提鸡（也称之为咸肉），还有咸猪肉（可能蘸醋生吃）和蛋糕，而这最后一道食品则被烤的仅保证不把牙齿崩掉。至于给骑兵提供的咖啡，仅为绿色咖啡豆，而怎样把它们磨制成饮用的咖啡，则无人考虑。通常，十兵们用自己的餐具把它们烤糊，放在岩石或左轮手枪枪托上碾碎，再把碾碎的粉沫倒入盛污浊的河水的罐头盒里。用左轮手枪枪托比用石头更容易把咖啡豆碾碎，但很多军官又把这种做法视为犯罪行为。

　　卡斯特记述道：“糟糕的给养，自然富有成效地导置了糟糕的健康状况。消沉懒散的生活，导致了焦虑与不满，也出现了坏血病，邻近的兵站还遭到霍乱袭击。逃跑，便成了躲避这些恶魔的最理想的方式。”

　　他拒绝接受不可吃的食品，并于脆建议军粮库把它们重新包装，退回利到沃斯堡。他组织打猎队，提供新鲜肉食。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提及到坏血病，但记者戴维斯为《哈珀》撰文，说第七兵团的“所有军官，由于遭受坏血病折折磨，掏空钱包从随军小贩或其他人那里购买抗坏血病的食品”。然而，骑兵们还是坚韧不拔地朝太阳落去的西部急驰。按照1867年陆军副官长给第四届议会的汇报，卡斯特第七骑兵军团的开小差的士兵已达百分之五十二。

　　他的兵团不是唯一兵员逐渐减少的兵团。那一年，美国军队中有14068人退伍，而1868年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退伍人员达到70893名。接下来两年，退伍人员再度大增。1867年到1891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兵认定，他们原犯了遭透了的错误。

　　春天便成为改变职业的理想季节，不但冰化雪消，旅行方便，而且由于横穿大陆的铁路又开始启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所以，逃兵们被公认为雪鸟，因为许多人报名参军都只是为了度过冬天而已。当然，他们总是会被抓获，不但被军方人员抓获，也常常被想要得到30元赏金的市民们逮住。

　　黑人中开小差的比率很低，对此，历史学家们感到费解，例如，在1867年，部队中有25％的人消隐失踪，而在这些消失的魔术师中，仅有570名黑人。无人知道其原因，除肤色外，人们都忍受着同样劣等食品的折磨，享受着同等的军衔。据认为，他们不大容易从边疆的社会团体中逃脱，因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士兵的军服常常又表明了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但唯一肯定的事情，是只有极少数“野牛士兵”在点名时，听不见答到。

　　对逃兵们的惩罚，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异，这要由这一天在职军官和他们的心绪而定。一位在道奇堡附近被市民为获赏金而捕捉到的士兵，宁愿自杀，也不愿听任军官处罚。

　　原先，在南北战争中，一位逃兵所期待的惩罚是被鞭打，并不光彩地退役。但到1861年，鞭打被减免为人道的惩罚，即在身上纹刺。然而，在兵站在职军官的处理权限内，可以对逃兵像牛那样，打上一个印迹。约翰·雷安中士回忆了这些事件。1909年，他为他的家乡牛顿的马萨诸塞城的《城市叫卖人》撰写道：

　　几名逃兵侧身躺着，把他们的屁股露出，用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大烙铁，给它们烙上一个“D”①字，打完烙印之后，他们立即由警卫人员集合起来，在驻防地示众。士兵们的宅区在驻房地的两侧，军官的宅区在第三区，军需主任与军队库房则在驻地的另一区。示众包括：在这些逃跑犯的前面有一支双手背后的分遣队，兵站军乐队演奏着《劣种进行曲》！犯人后面是一队手持刺刀的分队，两三个黑人紧跟在他们后面，踢他们。他们从禁闭室出发，沿住区的一侧行进，并朝军官住区前边走去。此时，坐在外廊的管区值班指挥官英吉利少校站起来，挥手命令他们停住，他询问，是那位负责人让这样对待这些犯人的。回答说是在执行兵哨指挥官乔尔H·埃利奥特的命令。英吉利少校命令队伍中踢人的人停下来，游行队伍继续往前走着……埃利奥特少校后来由于这次惩罚事件被逮捕，但在后来的远征中，他又复职了。由于他在这次远征中被打死，所以，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惩罚逃兵的事了，之后惩罚逃兵的事由美国科罗拉多第38步兵团B连的加纳中尉负责，并执行打烙印的工作。

　　①“D”，英文逃跑的第一焦虑字母。

　　有时，当一名指挥官心血来潮，非得要进行一场处置不可时，为了使新兵断掉逃亡的念头，依旧要进行一些非经官方允许的鞭打。偶尔，也用一些鞭打教训市民。

　　在塞奇威克堡，一位名叫亨利德里克的先生，在两位士兵的恳求下，愚蠢地买了一酒瓶，从而被抓住送交禁闭室。第二天，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按照当局人身保护法令，把他痛打了一百鞭。在职的中尉虽然愿意欣赏对这名无赖的惩罚，但却采取了绝对精明的为自己开脱做法，他没有下命令，而是让一位中士来处理。这位中士完全领会了在职中尉的意图，他命令亨德里克把衣服脱光，几乎只穿一双鞋，然后，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士兵们如同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似的怒目横视地站在两边，等待下手的命令。他们轮起胳膊“……高高扬起鞭绳，站在右边那个人的嘘嘘的鞭子全落在亨利德里克赤裸的屁股上，他如同中了弹似的痉挛地弹跳着”。血很快从他的身上渗出来，流滴在大腿上，而且，随着每一鞭的起落，血水飞溅在周围人们的身上。打到50来鞭时，这位牺牲者的身体已呈青色，“皮肉被抽的一条条一片片地飞扬起来。”

　　除了火红的烙印，鞭子抽打，还有另一种替代性惩罚——监禁。而这种监禁常常则是被晃晃悠悠地悬挂在一个无月光的壁龛中，进行思悟。烧红的熟铁块与镣铐，被19世纪的士兵们称为山姆大叔的挂表与表链。不管在何处，熟铁块一般重10～25磅，而镣铐通常约为六英尺长，用一个铁箍扣在脚踝节处。在寂静的草原，当把它箍在犯人脚踝上时，他们惨痛的尖叫声，传到两英里远。偶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铁匠，会用一个软铅铆钉来代替铁铆灯，使得犯人在晚上能把它取下，在天亮检查时，再装上。当然，任何这样做的铁匠，都在冒自己的自由会被剥夺的危险。

　　要是在职军官心血来潮的话，他可能会把一个人的大拇指悬吊起来，如同卡通运画片那样，只准他脚拇指尖触在土牢的地上。

　　有人也会遭受平地钉在十字架上那样肉体折磨。即把被罚者如同一只摊开翅膀的老鹰那样，钉在地面上。斯坦利陈述说，13团一名步兵被钉在地面上，身上云集着三群牛蚊，两小时后，这名士兵歇斯底里的尖叫着，哭喊着，乞告把他放开。

　　那时，还有堵嘴捆绑手脚的惩罚，用各种方式捆绑堵嘴。听起来好似一种仁慈的绝技，但受罚者更容易致命。犯罪者如同一头小猪那样被捆绑起来，嘴里塞一根棍子或一些破布。二等兵戴维德·斯波兹曾在堪萨斯志愿兵团服役。一次，碰巧看到一个人独坐在连队操场上，当走近询问时，才发现是J·A·斯里贝克。他嘴被堵塞，全身捆绑在一起。“我上前同他说话，但他已失去知觉，眼睛大瞪，死呆呆地凝视着。我立刻跑到范奇上尉那里……立刻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出来，给他松了绑，才使他缓过气来，但已使他元气大伤”。斯巳贝克只不过是把他的刀于借给了一个偷割一块火腿的士兵，偷火腿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惩罚，没有记述。

　　雷安与一个名叫劳顿的士兵撕打，劳顿试图用一根棍子击碎他的脑袋，雷安用马刀把他打倒在地。麦克·因图什中尉闻声赶来，把劳顿和雷安的嘴堵住捆起来，并把他们的胳膊与脚捆在一起。他们仅能坐着，只要动一下，就会翻滚。每个人嘴里还塞了一根棍子，他们就这样困倦地睡着了。之后，麦克·因图什像是对这天的惩罚产生了怜悯，才把他们的捆绑松开，扔进禁闭室，等待军事法庭判决。

　　尽管没有根据怀疑卡斯特是军队中最糟糕的厉行严格纪律的人，但他也没有十分宽大的怜悯心，听起来还出奇地严酷。虽然，他在理解新兵们疾苦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他们受挫折的感情，对一些严重的过错倒还能给以宽容，但对粗鄙的行为却绝不留情。他制定了一些保持他兵团风容的措施，从而使他赢得了仇恨的遗赠物。他在海斯堡修建了一间非凡的禁闭室，即由他命令，在宿营地后面的一个小土匠上挖了一个圆坑，坑深二三十英尺，直径约20英尺，顶上横铺了一些圆木，上面用干草泥土覆盖。仅在中间留了一个方形开口，并架设了一个梯子。白天，犯人们被监禁在帐篷禁闭室，夜晚，他们就得从这个口钻进去，里面常常十分拥挤，无人能够躺下睡觉。

　　麦克·菲尔逊堡的征罚有时包括把一个人的腿绑在一起，扔进普兰特河。当他用手撕抓着爬上岸后，他又如同一只不得人心的鱼那样，被扔进河中。他就这样挣扎着爬出来，又被扔进去，直至他快要被淹死为止。

　　在达科他地区，营房中的威士忌酒使他十分恼怒，他命令这些堕落者们扛酒桶，也就是要他们穿一个空醋桶，即从肩头把桶挂住，只把头脚露在外边。这听起来似乎滑稽好笑，但卡斯特的一位牺牲者得穿10天桶。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无人会要一个酒鬼军团。可是，也不难理解这些身处荒无人烟兵站的人们把酒带进兵营的原因。除了间歇的恐怖事件外，在威严的西部平原上，生活不是十分冗长乏味，就是寂寞难熬。你可以用班卓琴弹奏出凄凉的《拉普拉玛》，《苏珊·杰母斯》和《可怜的安尼·罗尼》，或者用和声演唱《珍妮的棕色头发》，直至眼角沾着湿漉漉的泪水，嗓喉变得枯竭。然而，又何止这些！礼拜天应当是一个受欢迎面又能暂时使痛苦的心情得以缓解的日子，纵然依旧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可是，接着又会是一个乏味的周一、周二、周三的循环；又将是那笨拙的上尉和一辆装满垃圾的动力货车。

　　禁酒令很难执行，耶蒂斯堡的随军医生记述到，禁酒的结果，使这些人开始饮用一些自制的混合饮料，那是用香草、樟属树皮、胡椒薄荷、生姜、柠檬等汁液以及辣浆油、红辣椒油、香水、科隆香水与各种酒精制作的快速混合饮料。罗宾逊堡医生妻子范妮·麦克里库迪夫人，在1876年12月底的日记中记述道：“全军团都酗酒。”

　　在怀俄明坎普·布朗工作的一位电报发报员，给他的一位有影响的朋友写信道：

　　……我要体面地脱离这个军队，但是，如果我不能光荣退役的话，只好从这帮该死的人马中“逃离”。我再也难以容忍他们了，除非你甘为一个卑怯的奴才。无人能忍受当今美国军队中一个士兵的境遇。大多数军官都是些“赖帐人”，士兵们则是逃犯——上帝的最劣等创造物。我实在不愿和他们一起做任何事，我既难以眼瞅那些顽固执拗一意孤行的愚蠢军官们，也不愿看那些自认为他自己同他们一样好的人，他们一直使他恼怒无比……

　　艰辛的边疆的生活难以用语言描述！这一时期，部队中新兵自杀率几乎达8％，是英国士兵自杀率的三倍。残忍的惩罚，加之无法忍受的孤独与寂寞，冗长而千篇一律的无聊生活，醉酒，跳蚤，蛆虫蛀蚀的面包，塔羊图拉的毒蜘蛛，蚊子，暴风雪，荒漠，患精神病的军士们，莫名其妙的中尉、上尉、少校、上校，狂呼乱叫想要吞噬你的野蛮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你恼怒不堪，有的是逼死你的法子！

　　沿密苏里河上游，蚊子密集如云，士兵们在周围行走时，打扮的像个吹胀的汽球，在头盔上拴上铁丝，把网状织物垂挂下来。每日黄昏，嗡嗡云集在“大泥沼”上空的蚊子。简直好像埃及遮天蔽日的蝗虫。尽管温度计可能指出90度F，但睡觉时还是有必要里毯子，戴手套，蒙脑袋：“脱掉手套把领子扣紧，或掩掩蚊帐的功夫，你的手便立刻会肿胀得像个不成样子的面包了。”

　　为取代这可恶的生活，你大概也就只有偷偷地离开，到铁路线上去工作。要是一个人无足够的勇气当逃兵，那他至少要做的事是准备进行一场战斗。驻扎在一个小镇附近的骑兵们，得准备戴上用马蹄铁钉子制做的指关节铁套，来度过他们偶尔几个小时的自由：“饮吞珍珠呢！”还是没有城镇的好，这也便少了那些刺激的事，少了一些不安宁。堡里的人们还常挑逗红黑蚁之间开战。他们在每个蚁穴处钻个小洞，然后，把梨或其它装甜食的罐头盒扣在洞口上。很快，这些罐头里便装满了蚂蚁，然后，把它们倒入一个洗脸盆里。伯克上尉说，盆里立刻开始了一场狂怒的战斗。他们用一个公正的科学家的身份观察到，红蚁要勇敢的多，往往一个红蚁能制服两三个黑蚁，“要是战斗持续足够长的话，双方女王便登场，好似在监督这场持久战。我们至少这样认为……”

　　缺少女人，给这种凄惨景况雪上加霜。堡附近的任何未婚女子都会染上性病。林肯堡对面的密苏里河东岸，盖起了大量的养猪场。伊丽莎白与其余已婚女子们以强烈的情感关注了这些饲养场的建立。在1875年那场春洪中，她们可能凄楚地苦笑着，用望远观望着肆虐的河水，吞没了她们的“圣母大国”与“露珠旅店”。

　　跳舞是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可是，除了跟另一名士兵跳舞外，很少有其他舞伴。他们就这样跳着，尽管那一张张抹着烟灰、胡子拉碴的脸，身上散发着臭汗味，但在袖口上用别针别上一块手绢，便成了轮换装扮的漂亮女伴了。

　　他们不时同兵团的洗衣女工们跳舞，听起来可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这些最诚实的洗衣女工中，还是有一些迷人的家伙，她们不管束自己而被卷入这种交易中。例如，卡泥堡的一位洗衣女工科伦德·苏珊，被指控用政府的面粉烤制售卖馅饼，也售卖“烈性酒”，然而，这是可以被理解的。特斯克H·布列斯将军（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小说中的人名）说，在那些日子里，兵站军医除了“监禁洗衣女工，治疗淋病外”，就没有什么大事可做。

　　这些洗衣女工以不同的状况、不同肤色、不同癖性出现。德克萨斯的康桥堡有三名洗衣女工由于“完全无用、酗酒与淫荡”而被解雇。在内华达的坎·麦克·德尔密特，一位称做卡范奥夫人的女人，用一把屠刀吓唬下位中尉，因为他把她丈夫的拇指吊起来。在忧郁的西南部的一个堡，一名拉丁洗衣女工对一名士兵威吓说，他如果再敢散布有关她的谎话的话，她会把他的舌头全割掉，她已经在他醉酒熟睡中，割掉了他的舌尖。

　　那时，还有个纳什夫人，她在肯塔基时，就同第七骑兵团在一起，以后，又随兵团来到林肯堡北边。她总是蒙着一块面纱，要么就在下巴下边别着一块披巾，据说，她的长相十分奇特。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说她是一个勤勉的洗衣女工，慈祥的保姆，有经验的接生员。在谁期待一个女人时，她总是能成为这个期待者的蹩足人”。她的倒数第二个丈夫是一名军需主任的秘书，名叫克利福顿。结婚前，大家都称他快活的伙伴，然而，结婚之后，就再听不见他的笑声了。就在他服役期满的前几天，他逃跑了。

　　她的最后一位丈夫是一个列兵，名叫努纳，他们显然一同幸福地住在林肯堡操场东边的色兹街区，但当他离开她去执行远征侦察任务时，她得病死了。就在她要去一个极乐世界之际，她央求她的朋友们草草地把她埋了算了，不要给她擦洗身子，换洗衣服。她们没能听她的5因为有听说过那样的事。嗨，你瞧！当两位女子着手进行这使人悲哀的工作时，她们发觉这位如此频繁结婚的洗衣女工、女裁缝、保姆。美味可口的馅饼烤制手、大家喜爱的接生婆，竟然不是一个女性。那时，伯克曼正同其他几个骑兵在草地里采野花，打算让伊丽莎白扎制一个花圈。一名洗衣女工突然从努纳的住处跑来，告知了这一非凡的消息。伯克曼说：“我们都惊呆了。”

　　列兵努纳回来没说什么，但他的脸色苍白地抽搐着。他一声不吭地同小伙子们玩扑克，不停地独自一人散步，身体也渐渐瘦下来。一天当他走进铁匠铺，一位骑兵说：“说吧，纳什太太永远不会同你生孩子，对吧？”

　　《军队与海军报》常常摘编其它杂志的文章，它辑编了卑斯麦《论坛》的一则报道：

　　第七骑兵团的努纳下士的“妻子”于数周前去世，他本人在驻地南部的一个马厩里自杀。据报告，几天前，他逃跑了，但河岸这边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他。看来，当时，此人显然设法尽一切可能躲们好几天。自从该兵团追击苏人返回之后，他的同志们冷酷的疏远了他。子是，由于他的妻子性别问题的张扬所带给他的羞辱，使他羞于再做人，便孤独地偷偷走开，摈弃了人生。可终结自己生命的做法除了玷辱名声外，有什么用？他是用手枪自杀的，击中自己的心脏。这一事件，同努纳夫人之死的消息一样，又在兵站掀起一阵强烈的骚动。然而，当第七团的成员们听到努纳用自己的的手结束了由于他的存在而带给这个兵团的臭名后，全团人员总算长吁了一口气。

　　多舌的《论坛》继续评述说，列兵努纳不顾及妻子性别的明显事实，在其隐私暴露之前，一直将错就错。《论坛》也传播着这样的珍闻：“这则违反自然婚姻没什么理由好解释，除了这位墨西哥女人的身价值1000元，买住了她丈夫的嘴。”

　　所以，在沉闷单调富有戏剧性的边疆生活中，也可能穿插着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

　　8月的一个夜晚，一只大灰狼大模大样地走进莱德堡，它放慢脚步，刚刚把一个哨兵咬了一口，又跑入堡里的医院，把一个病人也咬了一口，还把另一个病人拖到床下。然后，从邻近一家过庭跑过去，猛扑了一只狗，接着，跳到威库普上尉的门廊里，尝了一口前来走访的中尉约翰·汤普森。被疯狼咬了，是非常致命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情况。道奇说，那些被疯狼的牙齿伤了的印第安人，便把自己的财物送给他人，等死。然而，以某种理由来说，可恶的疯狼咬伤并没有危及汤普森中尉的性命，他被治愈。当时在场的本廷认为，汤普森所以得以活命，是疯狼隔着衣服咬的，病毒可能被衣服吸收了。可是，本廷又说：“正如我们说过的，它把汤普森的‘一泡尿给吓没了’……”

　　疯狼是不常见的，古怪的是在莱得堡八月也出现了疯狼。

　　接着，又出现了个子韦尼斯——“一位身着华丽衣服的人”，说是来林肯堡购买土地的，这本身就是件稀奇古怪的事，而在讨论这一议题时，他的表现更加奇特，所以便对他进行监视。来到堡的第二天，他宣布要去黄石公园。去黄石公园，就是一只渡鸦，也得飞600公里！可他朝西部步行出发了。卡斯特听到汇报后，命令把他带回来。武装队抄近路，把韦尼斯先生截住，并认为有必要查实他提包裹装的东西。他带了1200元现钞，虽然钱包中身份卡上的姓名地址是维也纳26号，约瑟夫·克鲁克，但证件上又说他叫埃米尔·克拉克。最后落实，他曾经同纽约百老汇的一名借贷与土地代管人亨利·里曼通过信。“按他身份的地址向纽约发了一封有关他的状况的电报，但没有收到答复……”

　　克鲁克先生大概在进入德科它区之前，精神错乱了，要么，就是被西部广阔的眼界弄糊涂了。即便是一个通常头脑镇定冷静的人，也会感觉出这西部大平原的威势来。例如，约翰·伯克上尉，是一位顽强的战士，是脚踏实地在这个草原上生活的人，但有一次，发现他自己屯住在北普兰特河南岸，也就是在与拉普雷李或洛什湾交界处，是在北纬42度49'8"，西经105度27'3"的地方。

　　换言之，他住在菲特里曼堡。虽然，这不可能是天堂。伯克环望周围，静静的听着：

　　晚炮迅疾的隆隆声催落着西沉的太阳。金黄色的晚霞慢慢地变幻着色彩：青铜，洋红，暗红，接着又变成了淡黄色，最后在不知不觉中融入黑蒙蒙的夜空，茫茫的苍穹中立刻出现无数珍珠般的明星。

　　大气的清新纯洁，给畅通无阻的道路带来一条条光柱，回荡着那怕是极细微的一点响动。然而，双脚踩在冻结的雪地上发出嘎喳嘎喳声，或惧怕黑暗的狗的狂吠声，打破了这夜晚的沉寂。

　　这是怀俄明州的一个夜晚，冬天早已来临。

　　显然，这个边远地区，能够应答伯克的情怀。可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八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盖尔人语。在着笔描述有关的军事生活时，他认为自己远远不止是从事兵戎生涯。在他随同骡驮子队沿利桑那进行艰苦的跋涉之时，心绪又飞抵格拉纳达，“在那儿，卡斯提尔王国女王伊斯伯拉曾安排了新建的‘圣城’中她的皇宫的迁移，还带去了15000头骡子……”对那些士兵们厌烦的骡子的吼叫声，伯克思虑道：“在我看来，这些烦躁是不经一驳的，骡子的叫声固然有一点儿单调，可它们惯于用这样的高音。这音强对要习惯于它的听觉来说，是有些不顺耳，但音强毕竟是个感受问题，这些骡子的感受兴许比我们自己的感受更好的多，即便骡子叫声特别单调，但这儿是自由的土地，这些骡子是可以随它们高兴自由吼叫的。”

　　1876年初；部队从环境恶劣的蒙大拿地区穿过。天气寒冷至极，水银温度计也失去了效力。他拉出笔记本草记着，直到墨水瓶被冻裂。但他继续用铅笔疾书，难以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的现场草记，占去了他的书柜八英尺长的空间。

　　大多数士兵却没有伯克这样活跃的思维。他们没有用敏锐、激烈的感情去看、去听。再说，驻守在荒远的边疆，他们发现自己饱受挫折，也便心灰意冷，西部没有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假扮的西班牙舞伴，易装癖的洗衣女工，犯狂犬病的狼，蚁群大战，发疯的异乡人，美丽的日落——远远不止这些。这西部边疆地区不止是一般的单调、孤寂，那里还充满着巨大的阴郁与沉闷；那里不止是一般的单调无聊，那里也到处充满了杀机，一个人可能在还没有觉察之前，便会被杀掉；那里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爆发的洪水、离奇古怪的各种蛇虫和一些连造物主上帝自己也难以知道的什么东西；那里还有印第安人的如同龙卷风般的迅猛的袭击。

　　在俄勒冈崎岖的小道上，一名法国设陷阱捕兽者，向伯克曼诉说了他对这个地方的怨愤，并为他自己所选择的维生的方式懊恨。在这里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他的两个伙伴新近刚刚被阿拉伯霍人杀害，一个被从后背刺死，另一个被用他自己的来复枪杀死。自然。要是一个人在山里设陷阱捕捉河狸，或想在这个世界阴冷的边沿地区探索的话，这应当是料想到的待遇。

　　卡特林的朋友，贝皮蒂斯特也阐述了类似的事情：“我在圣·露易斯迪福康普服役三年，为获得赏金而捕兽，我赚了好多钱，但被抢劫、抢劫，我做了七年自由的捕兽者，可我被抢夺了五次。抢走了我的马，我的枪，抢走我的饮料，脱去我的衣服，我光脚走回家。”

　　对于这些坚韧不拔的人们，对于士兵们，对于定居的移民来说，他们可能仅能来得及瞥一眼他们意识到的突然飞来的横祸。例如，对这些人来说，一名阿拉伯霍人（最多只不过是个红肤色的人）也会如同一只灰熊那样粗野而危险。然而，对于用层层屏障保护的东部市民来说，这些好似不真实的；查尔斯·金上尉记述道，对土著居民最富有同情心的是新英格兰人，他开门见山地说，离这些土著人越远的城市居民，就越喜欢这些土著人，每个州依次把他们朝西部推挤着。“当人们住在离这些土著人相隔两三个州的安全地带时，他们便准备做公正慈善的宣讲，对那些他们认为在做错事的人进行指责”。

　　道奇少校说，由于受詹姆斯·库珀的小说感染，东部的人们立即相信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那些杰出的未开化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邪恶的。然而，对于西部人来说，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这个地平线上做着扫描，他们不得不以极度的怀疑，观瞧他们的未开化的邻居了。那时，东部人可以参照如同库珀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画图，他们可以认为印第安人就是斗士与美丽的少女，是如同神话中的骑士与年轻的女子。“我担心他们将会用憎恶与仇恨，摈弃这些画面中的形象”。

　　记者菲纳蒂的态度更明郎简洁：“我恨这个种族……”

　　1867年7月1日，巴尼兹上尉给妻子写信说，如果给俄亥俄州以东的人们说，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会认为是逗人发笑的事情。可是，当他们偶然发现一些可怜的伙伴们，他们身上穿满了箭支时，这也就不是什么有趣的可笑的事情了。

　　巴尼兹没有明确的所指，也许是指一位到伊顿冒险的大学毕业生——弗雷德·怀莱曼斯，他参加了美国军队，并被杀害了，大概是在7月26日早晨的一场小冲突中，被著名的斗士“罗马鼻子”杀的。其时，一帮阿拉伯霍人、苏人和夏安人盗马贼袭击了华莱士堡，这些印第安人显然使用了一个策谋好的调迁计划，他们策马朝前飞跑，可突然来了个急回头，“简直如同飞飘而来，嘴里发出‘嗨！嗨！嗨！’奇怪的呼喊声，辅之以战争的呐喊声。他们矮种马用色彩艳丽的羽毛和带发的头皮装饰着，它们的小脑袋在空中骄傲地摇晃着，并粗野、狂暴地左右看着……”

　　当这些骑乘者从视野中消失之后，另一位英国人威廉·贝尔博士立即把怀莱曼斯的尸体拍摄下来。

　　贝尔博士是大英帝国人种学会的一名成员，这年春天才来到美国，他急于要看到狂暴的印第安人，所以，随同一个铁路勘察队穿过了堪萨斯西部。这些勘察队员由第七骑兵团的G连护送，由巴尼兹指挥。于是贝尔有机会照下了他所要研究的这个人的第一手作品。瞅着军士怀莱曼斯被肢解成这等模样，贝尔博士好似要昏晕过去，他要把它拍摄下来。巴兹尼说，要向华盛顿的和平鼓吹者们揭露这些野蛮人的本质。

　　这张相片使人联想起一张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油画，或钉死在士字架上的耶稣，或从Herculaneum废墟挖出来的尸体。怀莱曼斯军士仰面躺着，全身赤裸，僵硬的如同雪花石膏雕像般身子上穿入的五支箭，如同一支支端扎的标枪。一具人体？仅仅是人体各部的象征罢了。如同屠宰场一头剖开胸膛的牛那样，这些印第安人用刀把他从胸部一直剖到腹股沟。他的喉部被撕割的仅有一点还同身子连着，其他肢体被肢解的不堪入目，牙齿一直咧到黑色的络鳃胡子处。

　　贝尔博士记述道：“我要一丝不差地把这恐怖的惨状记述下来，它不单单是为了报道一则轰动的新闻，也是为了揭示一场残忍的肉搏战——感谢上帝，消除这种战争吧！如同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野蛮的尸解具有的最大意义除了是残忍的兽性行为外，也只能使人恐惧。”后来，还在这名军士近旁的地上，看到他的一小块头皮，尽管大部分已不见了。他的头部被一粒子弹击穿，左眼上部被石斧砍伤，脑浆溢露在外边，鼻子被撕掉。博士还指出，他的一只胳膊被砍得露出骨头来，两条大腿从股部到膝部被切开。

　　贝尔博士接着用一些相关的标志概括了这些肢解的意义：他画了一只横过一只胳膊的手指，表明夏安人；抓握鼻子，代表阿拉伯人；而切断喉头，则表示苏人。

　　如果我们现在面对怀莱曼斯的尸体的话，就不难判别出他的尸体肢解部位的意义了。右胳膊被切割到骨头处，或“砍胳膊”，涉及了夏安人，撕鼻子，意味着“噢觉”部落，或阿拉伯霍人；而把喉头撕至腮部，证明苏人在场。因此，在这些斗士中，有夏安人、阿拉伯霍人与苏人。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那意味着撕小牛腿的深深地平行切开大腿的意义。各部族箭支结构与颜色也各不相同，显然，从大量不同装备中可以看出，各部落的斗士们有意在这位军士的尸体上留下本部落的特征与标记。

　　当今的人种学者们可能会对贝尔的这些过分装饰和分析结论提出争辩。可也知道他所提供的这些结论的实质性。已经认定，夏安自称他们砍剁一只胳膊或一只指头，这一习性的源起有待于查证。也许，出自夏安妇女用切割自己来表达她们哀痛的习性，或者涉及到他们常常把敌人的尸体四肢砍掉的习惯。库鲁克在玫瑰花苞湾战斗其间，发现他们把士兵的尸体从胳肘处砍下，然后，挥舞着这些战利品，策马跑走。另一种解释说，夏安人使用的箭头，上面带有有环扣的火鸡毛，这个环扣，得用右手食指从左边拉开。

　　贝尔博士对苏人切割喉头习俗的分析也许是正确的，按照早期法国商人的土语行话，它意味着“割草机”，可能由于他们砍敌人的头——尽管在小比格奥战役中，仅有桑堤河苏人沿用这种习惯。

　　大部分部落，也可以由简单的手势来区分。手摸左胸，表明北阿拉拍霍人，因为他们被称为心肠慈软的人；手擦鼻子右侧，表明南阿拉伯霍人，尽管无人确信其理由。一只手指头，若是如同一根棍或一根骨头，平放在鼻子下，表明尼兹·帕李斯人。食指向前快速弯曲移动，表示“蛇”人。双手在肩冰平拍，表明“乌鸦”人。基奥瓦人的手势更复杂：一只手握成环状，在右脸侧画圈似地来回移动，表明该部落人只理右边的头发。

　　大多数印第安人认为，基奥瓦人在发明一些谈话的手势。据知，他们的手势最熟练，而离基奥瓦人越远的部落，他们的手势就越不熟练。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娴熟地使用复杂的手势，可能由于他们地处各部落的聚汇地，它的南部是科曼奇人，利潘人，托克瓦人，北边是大草原部落。基奥瓦人被视为战争与贸易的中间人，出于必要，他们扩大了这种哑语，但不是专门创造的。不管什么时候，无别的取代办法时，就用手势言语。到了白人入侵之时，手势话言就变得更加微妙了，成为一种快速替代的语言。道奇上校用“咖啡”一词为例，说一个简单的一口即可说出的词，得用五种手势才能表达出来。他也提及了一位阿拉伯霍人，由于手势表达能力差，在同一名夏安人做生意时，就需要一位翻译。

　　当然，一些手势也很容易被弄明白。例如，把一只手指头迅速从嘴边分开，表明对某件极无价值的不值得曲解的事情的谴责。贝尔博士记述道，此种哑剧语言，雄辩地表达了人们的感情的破裂。

　　怀莱曼斯的胸部有一些奇特的纹刺：一只似牛的双角兽，一只狮子，和一枚两边有国旗掩衬的盾形纹章。后来，据说，在一个夏安人的村子里找到一块呈卵形的上边有纹身的皮。他们可能把任何一块感兴趣的皮都收存起来，即便是长腋毛的胶窝皮。道奇见过一张人的从脸部到大腿叉整半张皮：“它的上面覆盖着浓密的毛发。皮被精细地加工，并由其特殊的价值被视一个大符咒。通常，头皮被单独保存，无疑，它表明一个被击败的敌人的头。

　　落基山脉西部的人们从来没有把揭头皮一事看做一件喜好的事。然而，西部的人们不时失去他们的头皮。所以，揭头皮可能是抄袭了东部传统，要么，是印第安人模仿他们白皮肤的同民族人们的行为，如同许多人所见证的那样，白人曾经是头皮的热心收藏家。确实，地方政府常常用提供赏金，来鼓励、刺激这种喜好。在亚利桑那，阿拉伯霍人的头皮值250元。难以讲说的事实是为获得一个人头上的一束乌黑闪亮的头发，那些为获赏金从事追捕的美国人，可能毫不费事地越过墨西哥肃索诺拉疆界，用墨西哥歹徒人的头发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所有揭头皮的习性究竟怎样开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它的最早的先例先于史册记录。人类学家研究了人类的一个祖先——埃塞俄比亚波豆人的颅骨。他们清理出一些镶头皮的石头，推断是用石头工具从头上撕揭下来的，是从死人的头上揭下来的，是决意做出的举动，没有什么特殊目的。

　　有关头皮的记载，首次出现在希罗多德的著作里，写于公元前15世纪。他说，帕蒂亚人①从被他们杀死的敌人身上取头发，用以加固他们的武器与衣物：“显然，他们使用非常尖锐锋利的短剑，从眼睛部位开个孔……”

　　①帕蒂亚人，守息人，亚洲西部，里海东南方的古国。

　　两三代人之后，色谱芬已记述了他的一些人在途经地中海时被杀死之后，他们头皮被割取。

　　拜占廷的历史学者普罗科匹厄斯说，考特·贝利萨留将军一直对某些外国援兵们的行为表示关注。这些狂暴的部落人在对一位俘虏拷打之后，“把牺牲者从耳下部开长缝、取头皮。即把脑壳上半部的皮取下，用油处理，然后，在里边填塞充塞物，制成最恐怖的战利品……”

　　13世纪，成吉思汗虽然没有剥取头皮，但他发现从牺牲者脑袋上获取的头发制作成弹皮弓与耐磨用具特别耐用，并发现与用人发编织的辫子要比绳子或皮子更能耐雨耐寒。

　　西半球的西班牙人很快获悉，加勒比海的土著人在割取人头，取人发。不久，阿尔瓦杜船长又注意到危地马拉人在剥取被俘获的征服者的头皮。

　　在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与索诺拉探险的西班牙首领们，也发现在这些地区的部落中，实践着这种野蛮的行径，他们十分可能就是焦部落与帕蒂亚人的祖先。当杰奎斯·卡泰尔（Jacgues Cartier）在圣·劳伦斯河一带碰见著名的首领唐纳卡纳（Dennacona）时，问他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剥取人头皮，他回答说，因为他们的敌人这样做。

　　显然，到那时，在荒凉的西部地区，一个惯例就这样被沿袭下来。无论这一概念是逐渐从墨西哥向北迁移演变，还是自从亚洲人越过白令海峡以后便在美国存在，这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不管何种情况，它是一个艺术处理过程。正如记者芬尼里蒂说，“此外，当头皮被熟练地揭下之后，就被称之为魔鬼的成就”。

　　单单揭取头皮可能不会致命，但也仅有少数人能逃生，这可能由身体伤残所造成，记录下来的几则事例可为佐证。卑斯麦的《时报》在1876年7月16日刊载了一则报道，记述了赫尔曼·甘锡的事迹。在黑山行进时，他独自一人走在伙伴们前头。一颗子弹穿入左腿，另一颗击中左肩，他踉跄地倒在地上。过了一会，一位印第安人跪在他身后。甘锡被一根棍子或枪托击昏，他不知道这些：“所有我知道的是他们在剥我的头皮，我的头发被紧紧地拽着……”一位记者描述道，甘锡的整个头成为一大片溃疡，为防止感染，外科医生把他所有留下的头发剃掉，“然而，由剥头皮刀剪切的一个个V型残伤特别显眼。”

　　1868年，在袭击俄克拉荷马州“黑水壶的村庄时，道尔斯G·桑德伯特逊是一名士兵，同卡斯特一起参加了这场战斗。他虽然死里逃生，但接下来却在医院呆了六个月。由于被获准退役，他让一名记者看了他的头——“依旧是被揭去皮的嫩肉”——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清晨，天刚亮，双方开始交火。我们按照行动计划打了几分钟，这些可恶狡猾的人十分慌乱，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最后，他们开始狂呼乱喊起来，我们可以听见“黑水壶”的喊叫与命令声。这些歹徒们钻进山洞或藏在岩石后边，或钻到能藏身的地方，并起劲地还击着。我们只要看见有头饰露出就开枪，也朝其他印第安人开枪。许多妇女如同印第安男子一样敏捷灵巧。我们前来的目的就是消灭所有这一帮家伙。

　　此时，天已大亮，我们拼命大声呼喊着，径直朝他们冲去，那些棚屋还在坚持抵抗着，里边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当我们穿过一条峡谷时，一个身材高大的红种人，从后边一个帐篷跳到我面前，在我还未能抽回刺刀去追杀他时，一个印第安女人抱住我的两腿，把我撩倒，营地到处是厮杀的人，每个人都似乎扯坡了嗓子喊叫着。此时，我仰倒在地上，枪也滑掉了。我刚刚欠起身子，那个印第安女人猛地拽住我的头发，此刻，那个大个子印第安人把我的枪当棒子用，并抓住我的脖子。他完全可以用刺刀把我刺死，但他没有用刺刀，或者。没有想到用它，我被打晕过去。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完了，此刻，即就是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也无法动弹，而那个印第安女人却一直尖叫着，满把手紧紧地拽着我的头发。

　　我听见我们一些男子们在我近处喊着，印第安女人受惊跑了，其申一个伙伴把印第安女人杀了，但并没有把他们三人一组的人全赶跑。另一个印第安人一只脚踩在我的胸部，一只手向上攥住我头顶部的头发。他的动作十分老练，麻利地切剥着，并像恶魔似的按着我的头。我的眼睛半睁着，可以看见他双里腿上的珠子与其它装饰物。突然，我感到一阵极其恐怖的剧痛，他在沿我的头割我的皮肉，接着，我好似觉得我的整个头被切掉。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这样疼能过，怎么不是呢？这是名副其实地活生生的构取你的脑髓呢！两三天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接着，我开始发现自己长了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剧烈疼痛的脑袋。要是这些士兵们也把这个毒蛇杀死的话，他就不会把我的头皮带走了。也许它掉在雪地上了。没多久，我被运送到拉腊米堡，经过各种医护，我的这个部位还是没有长出头发。

　　最惊人的被揭头皮的人要算威廉·汤普森先生，他在内布拉斯加中部的一条铁路上的手摇四轮车上遇到麻烦。1867年8月6日，他同其余五个人从李子弯兵站出发，去修复被破坏的电话线。遭到“火鸡腿”营地部分夏安人的伏击。汤普森拔腿奔跑，一粒子弹击穿了他的一只胳膊。他继续狂跑，但被一名印第安人追住并用战棒打倒在地。他这个印第安人马刀刺伤他的脖子，“迅速用手指把我的头发缠捻住，开始用刀锯拉、砍我的头皮”。

　　同桑德伯特逊不一样，桑德伯特逊头皮被揭时，头脑一直是清醒的，但没有说及他的头皮撕扯下来时的声音——极不寻常的声音，据幸存者描述，是如同泛水泡那样间隔的扑扑声。

　　好了，头皮被撕下之后，这个印第安人跳上他的矮种马，哒哒地跑走开。无论他把这个珍贵的奖品丢下，还是有意扔下，但有理由证明他是蓄意把它扔在一边的。“森林中的约翰·斯坦兹”是一名夏安人，他说，他的人民对白人的头皮充满了轻蔑与厌恶。他们要揭白人的头皮，但不是去炫耀这可鄙的头皮，而只是把它扔进灌木丛。

　　还应当考虑另一种解释，李福吉说，有好几次，他注意到这些剥头皮者也十分反常，显得很紧张，他两次看见一名斗士由于呕吐而终止剥切。揭汤普森头皮的这个夏安人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不想要这样的纪念品。

　　汤普森及他的同伙人并没有像甘锡那样傻，他们并没有孤单一人到那个危险地带去探险，只不过是该他们倒霉罢了。要是他们再推迟一小时出发去修复那些电话线的话，他们便会安全返回李子湾。那时，这些追捕他们的苏人正从一次远足中返回帕尼人的村子，他们突然发现了这辆手摇四轮车开过来，便决定摧毁它。他们把几根圆木堆在火车轨上，爬在一边，车子开过来时，他们跳出来呼喊着，开枪射击。那些白人握紧手轮，不断加速往前开。

　　此事发生在“森林中约翰·斯坦兹”出生前17年，但他听说了事件的全过程。他说，在他们击毁了这辆手摇四轮车之后，一个名叫“睡兔”的人向其他人建议，如果把这辆手推车卡在火车轨道上的话，大概会摧毁一辆火车！“睡兔”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火车中的东西了。”

　　一列火车在天快黑时开过来，这些夏安人开始呼喊，并开枪射击。如同那辆四轮手推车那样，火车喷吐着烟气，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拚命加快速度，直至引擎飞出轨道，一个人立刻从火车后边跑过来，他一边举着信号灯一边喊叫着。那时，夏安人不懂英语，其中一个叫“狼牙”的记住了一个白人喊的一句话，便自称他是第一个能学说白人语言的夏安人，他认为这句话可能是“印第安人”。数年之后，他给“森林中的约翰·斯坦兹”重述这个词时，使得斯坦兹放声大笑涸为，它不是“狼牙”所认为的那个意义。

　　这样，在把那列火车上的白人杀死之后，他们打开一节车厢，发现里边装的短柄小斧。他们继续劈开其它车厢查看里边的东西，把他们所要的一切绑在矮种马上返回宿营地。“狼牙”得到一把短柄斧，并从一只盒子里取走一些闪亮的金属制作的东西。虽然他们知道它们是有价值的东西，但又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也无人告知怎样使用它们，只好把它们扔掉。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返回到这辆火车上，几个男孩子得到了成堆取乐的东西。他们把一块印花布绑在一只矮种马的尾巴上，并用一把辫式短柄皮鞭抽打它，这只小矮种马回过头来查看被打的原因，自然看见了绑在尾巴上的印花布，从而惊吓地跑开，这匹花布就在马尾后面呈波浪式弹跳着展开。

　　这是夏安人讲述的故事。

　　白人讲述的虽与这些有出入，但大体差不多。他们在那天晚上确实摧毁了一列火车，或把火车推出轨道，要么就是在铁轨上设置了障碍。司机与司炉被他们杀掉，司闸员与列车员从尾车箱跳出逃走。火车中装载着威士忌、烟草、面粉、马鞍，以及大量边疆妇女穿的漂亮衣物。印第安人喝的醉醺醺的，穿上天鹅绒与印花布衣服、里上丝绸，围着篝火摇摇晃晃了整整一个晚上。大约黎明时分，他们把车厢点着，把司机与司炉工的尸体扔进火焰中。从手推四轮车被撞毁之后，汤普森叫直一动不动地躺着，此刻，他认为是逃跑的好机会，便沿着火车轨道爬着，终于跌跌撞撞地爬到了枕头岛兵站。另一列火车把他送到奥马哈。究竟汤普森在他的头皮被揭之后，被迫在枕头岛兵站苦熬着等了多久，不太清楚，但必定是等了一阵子，因为牺牲的司机与司炉工的尸体也陪他一同去了奥马哈。

　　火车抵达奥马哈时，记者斯坦利正好在那里，他至少作了仿佛是亲临其境的报道，听起很逼真。他说，人们蜂拥着朝行李车奔去，他们已听说了被烧毁的尸体，人人都想去看看。残留的尸骨盛放在一只近似12×30英寸的箱子里，为使公众受益，一个盒子被打开，“周围塞着棉花，中间躺着一根约为2英尺长烧成焦炭状的躯体，如同一根烧黑了的圆木……”

　　被吓得毛骨悚然的观看者，很快又获知，在这列美利坚合众国太平洋的列车上，还有一件使人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品一四分之三活着的汤普森先生。他的头皮在一个水桶里漂浮着。斯坦利写道，人们从各个地方聚拢过来，“争相观瞧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赤裸裸的血淋淋骇人听闻的人间奇迹”。汤普森已经十分衰竭，这不足为怪，胳膊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脖颈被刀子砍伤，头顶皮被揭掉，这是怎样的一个悲惨场景啊！

　　当地一名外科医生R·C·穆尔代夫把他的头皮缝合在原处，但手术未能成功。他痊愈之后，一位摄影师为他拍照，那是一个坐在一把椅子里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一副不知所措、震惊的模样，穿着一件过分宽大的外衣，仿佛这场阅历使他皱缩枯萎了。他的头顶确实十分奇特，据说，通常，他戴一顶黑色室内便帽。他是一名英国人，后来，回到英国老家，把他的头皮也带走了。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原因，他后来又把它送给穆尔医生，穆尔医生又把它送给了“奥马哈公立图书馆”。如1967年所陈列的那个样子，它被泡在装有酒精的一个玻璃瓶子里。斯坦利说，在“美利坚大平洋”列车抵达奥马哈时，泡在水桶里的这块头皮约为九英寸长，4英尺宽，“有点像只淹死的老鼠”。

　　9×4英寸，是一个长方形，令人惊异。人们会认为他们的头皮是圆的，但许多头皮并不是这个形状，如同每个部落用以标识标志的识别箭支那样，每个部落也采用了不同剥取头皮的方式：菱形、三角形、正方形与卵形。雷安军士说，就他自己的记忆，在“发现一个被揭掉头皮的骑兵时，印第安侦察员立刻会判断出是哪个部落干的。

　　卡斯特在《我的平原生活》一文中痛斥了这一“残暴野蛮”的行为，然而，他也对此行径倾注了罕见的关注。特别是他注意了这些头皮的处理与修饰。他所见的头皮大部分为三四英寸宽，它们被用一个有线网的铁环绷直。在加工处理时，“这些头皮上的肉干，依据剥收者的喜好，染上各种颜色。有时，还装上一些不同颜色的晶亮的珠子。另一些头皮处理，包括把头发染成美丽的黄色，或金黄色，或深红色”。他总结道，这是骇人听闻的比劫掠更野蛮的行径，人们油然对那些诱惑物的处理与装饰产生憎恶。

　　同道奇上校，金·巴尼兹上尉，戈弗雷，杰拉德，尤尼萨姆·查利，米切·鲍耶，列兵科尔曼，凯利夫人，以及其余不甘愿在东部防护区生活，而愿意探险的人们那样，卡斯特的态度、思想与感情，不但与各种报道共鸣，更包含着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他受雇于美国政府，他要去控制印第安人，必要时。还得同他们战斗。所以，他不但从那些城市的奇景奇观中观看了他们，也同他们在战场上交手。一般来说，他们是针锋相对的敌人，纵使算不上现役交战的仇敌，也应当算作敌人。然而，他也觉察出了一些同他们共呜的东西。他喜欢他们的勇气、胆量，他们狂热易怒的独立性；如同一块印渗的色斑一样，他的篇章中流露出他不该分享这杳无人迹的荒原式生活的懊悔之情。1858年做为一名西点军校的学员，他写了一篇惹人讨厌却有预见性与独创性的伤感随笔——《红种人》。他为一位红种人的安宁、富裕的家庭所面临破坏而恸哭，叙述了这个印第安人的“无所畏惧的容貌”和“男子气魄的躯体”，之后，又为这些被“狂怒的暴风雨”袭击而四处逃散的印第安人而遗憾。那熟悉的森林，那印第安人曾在它们的浓荫下舒展乏困身子的森林草地，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已在伐木工人的斧头下荡然无存。“我们现已看到他们在濒于绝灭，站在他们的最后立足处，抓住带血的来复枪，在刽子手的颤栗中坚定地死去。他们很快会被说成是一个高尚的人种的，他们曾经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但现已被消灭掉”。

　　然而，经过一段坎坷的阅历之后，他不再用他的笔触描述印第安人了，他甚至为替他们撰文的人的所为而气恼，他认为，库珀笔下的印第安人是对真正的印第安人的虚饰，他为此而遗憾：

　　去掉那些美丽的罗曼蒂克的夸大与虚构的描述吧，我们曾经十分渴望用这种粉饰来遮盖真象。勿再沉迷诱人的篇章了，到我们被迫同他们交手的现场实地去看看吧！在他们土著人的村落，在他们出征的途中，当他们对我们的边疆移民和铁路沿线进行突然袭击时，他们也就丧失了那自称的“高尚的红种人”的称号。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本质，至于他所有的意识，则如同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意识那样，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词“野蛮”。也许在出世与传宗接代这方面，他不会比他的白人兄弟差一些，但是，做为一个人，他残忍凶恶的本质却远远超过了这块荒远土地上的任何野兽。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任何被迫同这个野蛮部落交往的人都不会否认的事实。

　　这是绝对不可争辩的事实，他在领导一支文明人的军团，反抗野兽般的敌人，他的军队必须是有军纪的军团，坚强不屈。在这场战役中，要是他的军队想要幸存的话，纪律首先必须严明，这自然是确凿无疑的。五年前，当他的骑兵同文明的弗吉尼亚人战斗时。他曾经也是个强制实施严明纪律的将官。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铁石心肠，他的强制与不退让使得他和军官与士兵们疏远了。巴尼兹上尉从海斯堡给詹妮写信道：“这里的事情更令人非常不愉快，卡斯特将军十分不明智的管理，是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到处树敌，在各方面引起人们的不快，我对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

　　六名士兵去海斯堡兵站换空气顺便买水果罐头，这没有违反军令，关键是他们忘了请假，离开45分钟。卡斯特象征性地揭了他们的头皮——每个人以鼻子到杭骨为界，一边的头发留着，另一边被剃光，然后，穿过兵营示众。巴尼兹在他日记中草记了这一引起每个公正的军官厌恶的羞辱性惩罚。

　　此种惩戒，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一些影响——很难设想，谁还会不经批准去随便外出买罐头——最终结果可能是值得争论的事了。巴尼兹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说，自第七团组建以来，已经有1200个人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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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卡斯特于1867年6月1日离开海斯堡，带了由辎重车和350名骑兵组成的一支军队，“去收寻、尾随夏安人以及他们的一部分苏人同盟者，“辗转于烟山与普拉特河一带。”

　　远征中，35名士兵逃跑了，包括一组13人。他们傲慢而大胆地离开营地，仿佛是在向阻止他们逃亡的举动挑战。一直在第七团服役的人会做出如此错事，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他派遣一支小分队前去追捕这些国空一切的人们，并命令把他们的活人或尸体带回来。这个团在一个月内已失去了50名士兵，这是够糟糕的了，士兵在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心脏地区成群地离去，是罪恶昭著的行径与反叛。要是这些人能成功地逃脱，其余的人将会怎么办？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大量地背弃逃离，将会危及余下的人们的生命，一个被极度削弱了的部队将会成为夏安人的干饼肉，所以卡斯特采取了严厉的速决措施。

　　13名逃兵中，七个逃跑了。六个被活抓回来，但三名因拒捕被击毙，其中，列兵查尔斯·约翰逊是在华莱堡被击毙的。据一些见证人说，在他跪着求告宽恕时，将军的武装队开枪把他击倒在地。这一件事最终会带来麻烦的，但暂时，卡斯特好像满意了，因为再没有雪鸟敢抖开翅膀。

　　沿普兰特河出发后，卡斯特带领着自己的骑兵中队朝西南进发，顺着共和国南岔路进入科罗拉多，又转向西北，他们依旧在搜寻着捉摸不定的印第安人。接着，他们向南迁回来到堪萨斯西部“烟山”山侧的华莱士堡。据他自己的记述，他发现该驻地正遭受着饥饿、霍乱、坏血病的袭击。从堪萨斯城到丹弗城之间的供给线已被到处流窜的夏安人切断。和巴特费尔德·欧文兰德站也断绝了联系——中继补给站与挖在山坡下的贮备洞被丢弃。最主要的是他听到了海斯堡的困境，那里山洪暴发，人员被紧急疏散撤离，电报线路被冲毁。海斯的情况使他十分惊恐，他把伊丽莎白留在那儿了，所以，他调用了三名军官、72名士兵，快马飞奔前去看望她。

　　此时，詹妮·巴尼兹也被安顿在海斯堡，同每个人那样，她也坚持记日记。“啊！怎样的一个夜晚啊！”她记述道，6月7日，空气中充满了电荷的气息，一连串闪电拖长了嘶嘶的音声尖叫着，如同火箭似地炸裂。“大约早晨三点钟左右，吉·史密斯跑进我们帐篷，尖叫着：‘老天爷哪’，巴尼兹，快起床，水已经把我们吞没了。我赶紧去看我的东西，很快穿好衣服，踏了一只鞋，套了阿伯兹的一只靴子，并拿起钻石表与钱走了出去……女人们都半穿着衣服，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眼前一片恐怖的景象：那些被淹的人们从我们面前漂过，尖声呼喊着救命……”

　　伊丽莎白回忆说，她刚刚从帐篷中爬出，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河湾，河水上涨到35英尺高。平日这条河仅仅是一条冲沟，只在河床底流淌着一股细流。此刻，河水已经溢出河岸，形成了弯曲的支流。“我们头顶上方的整个弧形天空如同着了火似地通红一片。大家都被这些耀眼的光吓呆了。两个悬崖之间，奔腾狂嚣的急流水面还在慢慢上涨着。我们原先居住的河两岸已成为一条宽阔的新河流，溢漫在原来所有地面……”一个被淹死的人被一棵树挡住，在爆裂的闪电中，她看见他的脸由于痛苦而萎缩了，眼睛鼓凸出来。

　　置身于这令人惊恐的场景之中，简直犹如置身于16世纪人类的倒数第2个时刻之中。流浪者狐猖与名叫达尔卡的白色叭儿狗，挣脱了它们的拴绳开始咬打起来。它们老早就是一对仇敌了，此刻正进行着一场极其野蛮、残忍的战斗。闪电哧哧地鸣闪着，恐怖的洪水变得越来越汹涌，它们两个在污脏的雨水中滚打着，每一只都力图用自己的吠齿咬入另一只喉头中，这显然验证了一则民族寓言：“雨中狗斗”。

　　天破晓时，雨住了，可军营驻地成了一个汪洋中的海岛。半早上时，洪水开始减退，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场景：一名被淹死的士兵被埋在河岸的泥沼中，他曾经不停地呼喊救命。伊丽莎白说，要是他们曾伸出一只手援救的话，几乎是可以避免看见这具膨胀的尸体的。

　　詹妮·巴尼兹写道，在洪灾混乱中，伊丽莎白以她有教养人的沉着与镇定说：“好了，我们将一同沉没，很高兴将军不知道我们的沉没。”

　　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心甘情愿地承认说自己曾做了一个怯懦之人，她把自己描述为19世纪密执安的一株金银花。再没有什么比被一个勇敢毫侠的男子——更应当说是她的丈夫把她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时，更令她快活的事了。那是当把她从令人惊恐的4轮马车中的塔兰图毒蜘蛛的威吓中解救出来时的情感！当时，她颤抖地缩作一团，而刚勇的旁观者们却一把抓住毒蜘蛛的支脉。还会有什么更令人满意的事情呢！可是，此刻，事实上她可能会被淹死，而此刻，保护她的丈夫却远离在外，此刻，她竟然魔术般地变成一名自我保护者。有一件事，她没有讲，那就是要是洪水再上涨一些的话，每一位海斯堡的女子都会猛地伸手去抓拿那些格林机枪的，这可是当时帐篷里最重的设备了！

　　迈尔斯将军把这场恐怖的巨大洪灾怪罪于巨大的野牛群，说是由于他们沉重地踏实了地面，使地面上的水无法渗透下去，便急速暴涨、迅速淹没了低洼地。

　　卡斯特在大平原上呆的这些岁月，足以使他完全能想象到洪灾的景况，他十分焦虑地急速向南推进。途中，他遇见了一列车辆纵队。由本廷上尉警卫，是为华莱斯堡运送补给品的货车队。对此，出现了一点不相吻合的情况：无人知道这支补给车队正潜带着霍乱病毒朝华莱斯堡开去，可卡斯特在《我的一生》中写道，华莱斯堡早已暴发了瘟疫。他说，这个驻地的负责人告诉他，除非能得到较好的给养，否则不可能把瘟疫控制住。其实，这位负责军官说，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在那里发生时疫。也就是说时疫很快会在那儿传播来的，但卡斯特为了替自己东进寻找充分的理由，竟提前几天说那里已流行瘟疫，甚至还夸大了粮食短缺与坏血病的情况。后来，他可能解释说，他从他的军队中挑选了近100名身体强壮的士兵，使他们也能强行穿过哈克堡，能尽快把急需的给养带回华莱斯堡。

　　这场霍乱究竟何时何处向西部劫掠性蔓延，人们都不清楚，但它们的主要携带源却是第38陆军兵团。他们是在该团开始朝新墨西哥的联邦堡转移前，在利沃文斯堡传染上的。为什么让一个患传染病的军团从有人居住的城镇穿行，只能由一个有才干的官僚来解释，可是，38团被朝西调迁，该团也就把病毒带到沿路各处。

　　卡斯特离开之后，本廷的给养车队抵达华莱斯堡，瘟疫便袭击了这个堡。7月28日，巴尼兹给詹妮写信道：“我们成了出众的时髦人物！同其他人一样，我们染上了霍乱病，并开始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城里人！仅仅想一想，一个晚上死了七个……对，一个晚上死了七个人，那么下一天会有更多的……”

　　不管怎么说，卡斯特从本廷的给养车上取得了给养，并急急朝前行进。接着，在站岩堡，他遇见了两辆邮车，由于猜想其中有一辆中有妻子的信，便开始搜寻它。后来，他在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辩护时，竟坚持说他在寻找军令。

　　此时，跟随他的骑兵们个个累得昏昏沉沉，马的脚步也开始踉踉跄跄，队列开始变成歪七扭八。他自己也不能安坐在牝马范乔的背上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军士带了六名士兵，查看掉队的士兵，并把精力殆尽的马匹击毙，免使它们落入印地安人手中。卡斯特牵着牝马走着，那位军士带的小分队在执行命令中，遭到五六十个夏安人的袭击。两名士兵被砍了头，军士与其余四名士兵在唐纳站追上队伍，卡斯特为吃饭，已在该站停留了好长时间。遭受袭击一事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太大关注。唐纳站负责人，一位中尉在给双亲的一封信中说，卡斯特吃完午饭后，一句话也没说就骑马走了。

　　在卡斯特看来，这几乎是没什么必要去重视的事件。他在自传里记述道，在停下来使马歇缓的片刻功夫，发生了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有25名或30名印第安人袭击了一股掉从的士兵：“由于那里有守卫该站的分队，时间又紧迫，我们继续挺进……”

　　巴尼兹记述了有关卡斯特这场被谴责的旅行：“他们必定说，他只是在这条路途中挥霍这支骑兵！不管什么时候，一匹马跑不动了，或一名士兵病了，或由于中暑昏晕过去，那么这名士兵或这匹马，或者两者就会被弃在路边，直到那些可悲的夏安人赶到。瞧啊，这些夏安人如同清扫公路的清洁工，而这些马匹与人也便有了终局！然而，我不相信这些谣传，纵使偶尔会有一匹疲惫不堪没有骑者的马来到兵营，马鞍上带的鲜血已给出某种凭证……”

　　瞧啊，这些贫穷的夏安人，或者，瞧啊，这些贫穷的苏人，科曼契人，犹他人，阿拉伯霍人，基奥瓦人，阿帕契人，或不管什么人，这样的感叹语由于它没有具体的指定代词，常常出现在边疆日记中。每一个骑兵都知道，这是有关天真的人道主义者亚力山大教皇嘲讽剧中的台词：

　　　　瞧啊，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他们质朴的头脑。

　　　　瞧啊，上帝在云端……

　　卡斯特极度地牵挂着妻子的安全，至少，十分渴望同她团聚，然而，他未能在海斯堡见到伊丽莎白。于是，他坐在一辆由骡子拉的救护车，由弟弟汤姆和库克中尉陪同，行进60英里地，赶到另一个兵站——哈克尔站。

　　在哈克尔，这位被剥夺了生活急需品的丈夫获悉他的金银花安然无恙，可她已被护送到东部的莱利堡，于是他又乘上“太平洋——堪萨斯”火车，继续他的旅程。

　　伊丽莎白认为，他做了如此漫长的艰辛的颠簸旅行，仅仅是为了同她在一起，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在《宿营草原》的结尾写道：“1867年夏天，曾经有过一个令人渴望、极其美好的一天；那是属于我的一天，它幸福地留入我的记忆中。它既存留了我们的欢乐，也是我们凄凉生活的一个映证！它将始终是属于我的一天，并在岁月的流逝中得以永存！”然而，美国政府却以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观点，看待了这场罗曼蒂克的旅程。美国政府最关注的是他的军团，是对堪萨斯西部的绥靖。7月28日，这位勇敢无畏的丈夫被逮捕，并在等待军事法庭的审理。在那些年月里，对一名新兵来说，军事法庭的议程和现在法庭的议程十分不同；在仅仅一年里，就出现了13000多个军事法庭人次——差不多每两名现役军人就有一个上了军事法庭，但对有军衔的军官来说，审判就不同了。

　　在被捕两个月之后，对他做了审判，他犯了8条有事实根据的罪状。华盛顿军人司法部审阅了证据与审判程序，并向陆军大臣洛伦茨奥·汤姆斯做了汇报。

　　美国第七骑兵团中校名誉晋升少将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于9月到10月间被审，终审在堪萨斯利文沃斯堡进行，由“将军军事法庭”传呼。遵照现任总将军的命令，按下述指控作了审判：

　　擅离指挥岗位。

　　判决：有罪。

　　该被告的罪证是7月15日在堪萨斯华莱斯堡附近，未向上级请假，擅自离开指挥岗位。

　　在审理这些事件中，发现他有命令就地处决逃兵的罪行。最致命的见证人之一，是他的死敌本廷。本廷几乎是挺身而出，证明了普兰特河事件。“简直如同追杀一头野牛，就在逃兵下马求告留下他们的性命时，却被卡斯特在死刑执行队的埃利奥特少校，汤姆·卡斯特中尉以及负责死刑执行人库克中尉击毙……三名逃兵被打得遍体鳞伤地带回来，疼痛地尖声呼叫着。卡斯特将军骑马走到他们眼前，舞着手枪，告诉他们，要是他们再不停止这样胡喊乱叫的话，就要毙了他们。”

　　受致命伤的雪鸟，列兵查尔斯·约翰逊被手枪击中两弹。据另一名逃亡者，克里门特·威利斯说，命令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他们这样做了，然后要他们走开，但他们开始着跑时，这些军官们开了枪。

　　I·T·科茨医生（助理外科医生）在军事法庭审判期间，证明约翰逊左胸有一块肌肉受伤，头部也遭枪击：“子弹从左太阳穴进入，从下边穿过下颚，进入肺，相同的子弹再次进入胸部上方。”这颗流弹引起了质疑，因为它表明，总有人从约翰逊的上方向他开枪——无论是站在他的高处什么地方，或骑在马上，换言之，有点像暗杀。

　　该法庭穷追了这一事实。

　　问：你认为开这枪的人离被击中的人有多远？

　　A：从子弹的威力来看，至少应当是在25码或更远些。

　　该法庭询问，子弹是否应当直着穿入约翰逊的头，而不是向下进入他的肺部？是否曾在25码处有过一个打暗枪的人？科茨医生回答说，子弹有可能按它的路线划过。但在恳求法庭的允许后，这位医生又说：“……据记载，在医学史上，有过一粒子弹击中了胸骨，但却停留在睾丸中的现象，我知道一粒子弹击中喉结的事例，子弹明明应当从脖颈穿过，但它却从小小的喉结中取出来。”

　　这位外科医生的证言可能对卡斯特有利——至少，暗指了一个变化不测的远距离射击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近距离范围内的射击。然而，即便这样，也难以使卡斯特得到解脱。

　　判决：暂令停止一年军衔与指挥权，停止发放一年薪金。

　　11月25日，卡斯特在利文沃斯堡的操场上正式接到这则判决。其时，如同一位气宇轩昂的征服者，他正骑在一匹煤黑色的马上。他的身后是身着军服的军团，他自己穿着一件蓝色紧身士兵上装，配戴着金黄色肩章，流苏与军衔标识，一条灰色裤子同样配着金黄色的布道，他还戴了一双雪白的小山羊皮手套。他的身子一侧悬挂着一把剑，头上戴着一顶高高发亮的头盔，配着一枚突鹰国徽，帽顶上还插着一根鲜红的羽毛，简直如同一个直挺挺的模特儿。这位长着蓬松胡子的英雄，配上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庞，那双令人消魂的蓝色眼睛，再加上长长的金黄色头发，简直是一个杂志插图家梦幻中的形象！

　　据说，他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份指控令，认为判决很不公正。

　　他认为本应当宣判他无罪。事实上，他再次幸运，要是他不是卡斯特的话，他就会被不光彩地开除了呢。格兰特将军说，卡斯特“受到法庭如此宽大的判罚”，必定是考虑到他以前的阅历。

　　卡斯特设法让这段不愉快的章节从他的一生阅历中悄悄逝去，并撰文评述道：“在这个军团服役，并非是我的殊荣……我在利文沃斯堡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在夏天去了我的家乡密执安，主要是同一些朋友相聚交游，共享伊利湖上习习微风，直至要我返回西部”。为了使他的读者确实理解，在后边的评述中，他开始使他的军事法庭裁决稍见轮廓：“我得用一个括号给以简要的评定……很显然，我相信早就有必要对此作评定，即应当把那些与我相关的某些事件，这些事件的处理，以及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具体事件具体处理交由官方审查，以便做出结论，看我所做的每件事，是否确实考虑到了战争时期的惯例，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情况。在转入相继的评述中，要转入人物介绍，这个人物太人格化，是难以引起一般读者兴趣的。”

　　在利文沃斯堡操场上遭到不公正的惩罚两月之后，卡斯特收到利特尔·菲尔·谢立丹的一封电报，陈述了大约在10月1日，他的军团将要开拔，迎战当时在俄克拉荷马地区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

　　谢尔曼、苏利和我，以及几乎所有你团的军官，全代你做了请求，我盼望该请求能够成功。能立即来吗？

　　没等谢立丹的请求被批审，在收到这封电报后的当天，他便坐上了去海斯堡的火车，陪同他的是两只鹿猖和一只短毛大猎犬。

　　按谢立丹的看法，这些反对白人的印第安人是“黑水壶”的夏安人。那时，沿德克萨斯东部狭长地段多孔河一带，被阴郁冷酷的寒冬笼罩着。四年前，部队在科罗拉多来耶堡西北几英里处的砂湾扎营时，前卫理公会说教者约翰·基文顿上校拜访了“黑水壶”的游牧村庄。他率领科罗拉多两支民兵组织，还有四门山地榴炮弹，一清早对他们进行了突然袭击。事后，引起国会的一场干涉。

　　1861年，在怀斯堡谈判时，印第安事务特派员赠送给“黑水壶”一面美国国旗，并告诉他，如果他把这面旗挂在帐篷上方的话，他的村庄就会安全。因此，当基文顿的民兵部队朝他的村子席卷而来时，他想弄实这面旗是否会被引起重视，绝非不是不理智的行为。据说，这是部队驻地的一面旗，乔治·本也说他看见“黑水壶”把这面旗帜挂在一根长杆上。

　　基文顿调迁了第一第三骑兵团组织这场进攻。几位年轻军官提出抗议，说是已经答应了给这些夏安人提供安全保证。基文顿是个膀大腰圆、性格粗暴的人，那一双本来就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黑峻岩般的眼睛，此刻变得更加凶猛、充满了狂怒。他威吓这些不同意的人们，朝约瑟夫·克拉姆尔中尉挥起了拳头，并吼叫道：“我就是来杀这帮印第安人的，这是高尚、正义的行为！在上帝的天国，使用任何手段杀死印第安人。”据说，基文顿还说：“把我们杀死的所有人的头皮揭掉……我渴望淌过血水！”

　　尽管这位发疯的说教者策划、指挥了这场攻击，但他并不是孤独的。大多数边疆人民多少有类同的情感，特别是他的第三兵团。该团是由自愿服役100天的人员组成的，由于部队刚刚组建起来，未见成树，所以，许多人早已磨拳擦掌、急不可耐了。他们曾经袭击了一小股印第安人，杀死六名斗士，一个男孩，三名妇女。在丹佛市，他们被称做“冷酷的第三堡垒”。

　　1864年11月29日，天破晓，基文顿为“黑水壶”的村子鸣响了礼炮。

　　在议会花费时间与精力调查这件事件时，收到大量的证据。一位查看了被杀的几个儿童的军事人员说，一个儿童是被用类。似骑兵的马刀砍的，另一名儿童的两只耳朵被割掉。一名新墨西哥自愿人员中尉听科罗拉多一位骑兵说，他把一个印第安人的心脏扎在一根棍子上。有人看见一个不知名的中尉，剥了三个女人和五个小孩的头皮，他们是被活捉的。

　　商人威廉·本的儿子罗伯特·本看见另一名士兵袭击了一名印第安女人，她的腿被打断，当士兵提着马刀走近她时，她举起一只胳膊架挡着：“……他朝她砍击，砍断她的胳膊。她倒在地上，举起另一只胳膊，他又举刀砍去，将它砍断，然后，把她扔下，但没有把她杀死。”三四十名印第安女人设法藏在河岸边一块低洼地或洞中，并派出一个女孩打着一面白旗出来，但这个女孩仅走了几步，就被一个骑兵砍倒。本说，她看见一名怀孕的印第安女人的肚子被剖开，胎儿被扔在她身旁。“我看见‘白羚羊’的尸体，他的生殖器被割掉，并听一名士兵说，他打算用它做个水烟袋”。“白羚羊”可能佩戴着一枚林肯总统送的奖章。要是这样的话，它也没发挥出比“黑水壶”的旗子大一些的魔力。

　　科罗拉多第一骑兵团E连的米克斯·乔作证，战斗结束后，天已大亮，他在一个战壕里被残杀的成人堆里，看见，个男孩依旧活着，“只见第三军团的一位少校掏出手枪，揭掉孩子的上脑壳。我看见一些人砍掉手关节取戒指，割下耳朵取银耳环。我还看见同是这位少校和一伙人一起把天亮前埋的那些尸体翻挖出来，剥取头皮，并取走他们的装饰物。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印第安妇女杀死之前先把她的脑袋击碎。第二天早晨，在这些死尸变硬之后，他们把印第安妇女的尸体拉出来，以猥亵的方式暴露她们……是科罗拉多第三骑兵团的人们干的。”

　　斯科特·安东尼少校记述了一名三岁儿童被残杀时的情况：“我看见一个人在大约75码远的地方跳下马，端起来复枪开了火，他没有击中这个儿童，另一个走过来说：‘让我来试试这狗杂种，我可以击中他。’他下了马，跑下，朝这个小孩开枪，但仍未击中。第三个人走来，说了同样的话，并开了枪，小孩倒下了。”

　　詹姆斯·康纳军士证明，在穿过战场时，他发现所有印第安人的尸体，无论是男女老少，没有一具是有头皮的，士兵们把这些尸体全部肢解，以最骇人的方式把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的阴部全部割掉……，我听见一个人说，他把一个女人的阴部割下来，并把它亮出……我也听说过大量的事例，说男人们把女人们的阴部割下来，绷在马鞍的前穹上，在骑马列队时，还把它们戴在帽子上。”

　　调查的第59天，进行了反驳，外科医生凯莱布·希德萨尔证言，他当时一直在一个夏安人的小棚屋里为伤员包扎治疗，那时，有一名骑兵拿着五六张高加索人的头皮走进来。

　　希德萨尔医生被问道，他怎么能断定这些头皮是白人的。

　　回答说，他是从头发的颜色断定的，它们是淡黄色，砂棕色，没有一张是纯黑色的。

　　头发就不退褪色？它们的原色就不会因时间过长而老化变色？

　　希德萨尔医生认为不会，“我的印象是它们没有一张是10天前揭下来的。”

　　他被问道是怎样确定的。

　　“皮肤色与肌肉显然还是潮湿的。”

　　威廉·布雷克里奇是最知名的汤姆·比斯顿的副行政司法长官，基文顿发动这场袭击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士兵。他的证言进一步证实了希德萨尔医生的证词，“曾经有过许多白人男人与女人的头皮，都是新近取下的，是在那些印第安人的圆形帐篷中发现的……”

　　基文顿自己也说及，在一间棚屋中，他们发现了一张白人的头皮。当丹佛市的市民确切地知道，他们的士兵发现了数打金棕色与亚麻色的战利品时，就把这些夏安人残暴的罪证展示出来。更残忍的事实是，他们看见过一块用人发编织成的毯子，是用白人女人的头发编织的，人人都知道这一事实。最残酷的事实是由《山岩日报》的一位编辑威廉·贝尔斯披露的，他说，这些骑兵们’发现，在一个印第安人的马鞍上，铺展着一张白人女人的皮。

　　不管怎么说，所涉及的这些传说，都激发了科罗拉多市民们的恐惧与愤怒。

　　大约在基文顿对这个村庄袭击三周之后，他的这支民兵兵团骑马得意扬扬地慢跑步穿过丹佛市。这位狠毒的前说教者耀武扬威地走在队伍的前头，手中举着一根杆子，上面绑着一只捕获来的鹰。据《山岩日报》报道：“第一兵团乐队，基文顿与苏普上校，鲍温中稷，塞尔少校一同走在队伍前头。‘冷酷的第三堡垒’成纵列的部队极其堂皇庄严的沿街行进着，后面跟着威武的军车运输纵队。他们浩浩荡荡地从摆渡街的北头鱼贯而入，穿过拉蒂默、G与布莱克街，几乎又折回到摆渡街。当这些勇敢的英雄们穿行而过时，两侧人行道与街角台阶上挤满了市民，他们在向这些熟悉的老朋友们欢呼致意”。

　　敏感的心灵可能在颤抖，《山岩日报》没有颤动：在为第38届国会提供的证言中，也包括它的一篇长篇社论：“在同印第安人作战的各军辉煌的战绩史册中，又写入了我们科罗拉多志愿人员新近在这场战役中无可匹敌的卓越功绩，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能与之相比……被杀死的人包括所有夏安人首领：‘黑水壶’，‘白羊羚’，‘小长袍’，‘左手’，‘碰膝’，‘独眼’，以及其他不知道名字的头领们。部落中杰出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该部落几乎被会歼……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次为自己增添荣誉。”

　　基文顿上校认为他的部队十分勇猛。“这天黎明，我攻击了一座有130多间棚屋的夏安人村庄，那儿有近900～1000名斗士。我们杀死了‘黑水壶’，‘白羊羚’与‘小长袍’……”事实上，这个村庄有八九十个棚屋，不足500人，他们三分之二是妇女与儿童，“白羚羊”被杀，“黑水壶”与“小长袍”幸存。

　　在“冷酷的第三堡垒”进入城镇后没多久，在阿波罗剧院舞台上演了另一场极其残忍的表演：100张夏安人的头皮被展出。海伦·亨特·杰克逊（那晚他没有出席阿波罗剧院）声称，观众们“狂喜地鼓掌欢呼”。

　　这些用绳子穿的头皮被挂在舞台上是十分可能的。然而，当这些头皮出场上演时，没有一个人——无论杰克逊夫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存留下有关这返祖现象的舞台造型场面的详节，如日期，特显节目等；也没人记录下一则可能由基文顿或他的“冷酷的第三堡垒”提供的评述。当然，对这个场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参观阿波罗剧场展览的大量观众中，他们亲朋的头皮都曾经在这些土著人的剥头皮刀下失去。要是这些观众们确实热烈地拍手称快的话，它也确实证实了一位前来观展的英国人的评论：美国人可能是历史上唯一这样的民族：从一个原始状态，滑入一个从来不懂文明的衰落时期。

　　1936年，伊丽莎白·塔尔曼在接受《科罗拉多专刊》记者采访时说：

　　基文顿出发向沙湾进发时，我在丹佛市。约翰·M·塔尔曼（后成了我的丈夫）属第三军团，该兵团仅有部分人参加了这场战斗。我有一些用白人头发做的戒指，它们是从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取到的。要是你们那时也像我们那样生活，如同我们那样一直处于惊恐焦虑之中，几乎每天可以看见被印第安人杀死的朋友或熟人们的尸体时，你也就不会从内心对基文顿的行为进行指责了。

　　C·P·邓恩是一位19世纪有见识的学者，他时常发表一些抨击政府政策的文章，他声称基文顿疯狂突然的袭击，被证明是正当的。他的这一评述必定引起了置疑，或至少引起争论。邓恩撰写并沉思的那个时代，正进行着一场有关红种野蛮人是否有灵魂的学术性争论。

　　蒙大拿国会议员詹姆斯·卡范奥对那个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民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除非我所看见的是一个死去的印第安人。”

　　在聆听了科曼契人首领“银胸章”说他自己是善良的印第安人后，谢立丹将军对此做了归纳，他说：“我所见到的善良的印第安人都是死去了的印第安人。”而美国英语集合词逐渐无意识地把树立丹的评述简化为一句驰名的警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和拿破仑一样，谢立丹是位非凡的人物——仅五英尺五英寸高。据说，他有一个十分笨重的大脑壳，以至于没有一顶帽子能与它相配。有人断言，纵使像片也难以改变这一事实。他那双乌黑的杏仁眼睛，飘浮在下巴的小胡子使他的模样更像古蒙古皇帝的画像。然而，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说他是一个“体格结实的普通爱尔兰人”，如同纽约街头讲演者那样，他在前额梳下一绺头发。历史学者斯蒂芬·安布罗斯把他刻画成一个固执的小矮子，说他“个性强烈，喜慷慨激昂；战争时间，狂热地渴求战斗；性急易怒，善苟评指责他人，但又不大能原谅别人，有暴发性活力，要求他的士兵永远是无所不能的人”。

　　卡斯特比他高出半个头，女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性感的人。与谢立丹不同的是，他很少怀有妒忌之情，要不然的话，他两人必定是很相像的一对了。卡斯特可能是个火爆子脾气，即刻便可爆发，他喜好战斗，易于毫不容情地谴责他人，他只能反而激之，而不能顺而揉之，两个所见略同的人自然能够彼此相互理解了。谢立丹看出了他与这位年轻而鲁莽的骑兵的一种精神共鸣——一个人愿意使军队得以锻炼的话，他会认为，处置这些危险的红种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制服他们！

　　利特尔·菲尔·谢立丹得到他的上司威廉·特库姆施·谢尔曼的支持。谢尔曼将军本人也是个不畏强暴的人。10月15日，他给谢立丹写信说是该让印第安人自己决定是否要被灭绝的时候了。

　　作为这个政府的勇敢的人们与战士（这个政府已为和平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在履行一个最令人不愉快的义务，接受由我们的敌人所挑起从而使他们自取灭亡的战争。要是这场战争是以这些印第安人全歼为终结的话，那么也就是他们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充耳不闻，并负隅顽抗的结果。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碍于我们军队备战的工作的事。我也不允许那些用含糊不清的残忍啦，非人道啦的指责，来束缚你们的手脚。我要行使委任于我的根本解决问题的权利，要使这些印第安人，这些我们民族与文明的敌人将不再以任何借口、以他们所选择的理由为辩解，来制造野蛮的战争……你尽可按你的方式干吧，我要尽我的一切权力所在做你的坚强后盾，并顶住那些在你背后干扰你并想阻止你的军队行动的一切尝试！

　　沙湾事件应当足以使“狂马”或“坐牛”引以为鉴，然而，由于短缺如同谢尔曼、谢立丹与卡斯特这样的职业斗士，或者可能出自全人类的人文主义观念，使得“黑水壶”坚持他的天真幼稚，并继续坚信，红种人与白种人应当以同等的地位分享土地。于是，1868年秋天，利特尔·菲尔在安排结束由科罗拉多说教者开始行动的事件的同时，要求在砂岩总部的“黑水壶”参加同另一位白人首领W·B·黑曾将军的会谈。

　　一位名叫克拉拉·布莱尼的白人妇女同他的幼子威利被夏安人和阿拉伯霍人捉走，虽然部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被夏安人与阿拉伯霍人抓走，还是被邻近的基瓦奥人逮去，但大体知道他们还活着。这些印第安人提出要用赎金释放她们母子，黑曾将军想通过同他们谈判使她们母子得以释放。而谢立丹则压制这种想法：“在她丈夫与朋友被残杀之后，她自己遭受了也许是所有部落的可怕的兽性般凌辱，而后他们又要求用五匹矮种马的酬金做赎金，这纯属对仁慈的嘲弄。”

　　布莱尼对局势看法却不同。在第七骑兵团开始袭击的三周前，一个密使带来了克拉拉带给“仁慈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些改动，但每一个陈述似乎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位女子的姓大都拼写为布里尼。没关系！不难理解她万分焦急的心情。

　　不管您是谁，只要你愿意用几匹矮种马，或任何东西把我们母子从印第安人手中赎回，并允许我在同我的朋友写信联系上之前，能和您呆在一起，我的朋友必定会重谢您的；我会为您做事，并尽我的一切报效您！

　　要是您住的离这儿不太远，并可抵达该村，而且，您又不害怕来的话，我求您试试吧。

　　这些印第安人用尽可能让我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他们期待着要把我赎出的商人到来，并把我卖给这些商人。您能被这个带信人认出吗？能告诉我他们是白种人吗？如果他们是墨西哥人的话，我担心他们会把我们卖到墨西哥，使我们沦为奴隶的。

　　要是您不能救助我，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吧，请代我写封信吧！代我给堪萨斯富兰克林镇奥塔瓦的W·T·哈里顿写封信，他是我的父亲。告诉他我们正同奥基瓦人或更安人在一起，他们说，在白人给他们安宁以后，我们即可回家。

　　请把愿赎我的人告诉我，并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知堪萨斯州长，给他们安宁吧。请把这些告诉州长吧！

　　我们是10月9号在阿肯色的莱昂堡南部被逮住的。我是克拉拉·布莱尼夫人，我的小儿子威利·布莱尼2岁了。

　　尽您的一切可能救救我吧，给“和平委员”们写封信，要他们今年秋天停战吧。为了我们的缘故，尽您的一切吧。上帝会为您所做的一切赐福的。

　　要是您能够让我听到您的答复的话，告诉您的想法吧。给我父亲写信吧！”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吧！再见！

　　　　　　　　　　　　　　R·T·布莱尼夫N

　　又及：

　　我也是一个被期待之人，被我的儿子期待着。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小威利，他已经十分虚弱了。啊，上帝！救救他吧！救救他，仁慈的朋友！即使你不能救助我。下次再见！

　　要是卡斯特听到这些令人激动而发狂的恳求的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触动。他只是一名听从命令的士兵，不用怀疑他希望去救助这位妇女，但他是策略性地考虑这件事，他要摧毁敌人的大本营！单靠显示实力是不足以吓唬住那些人的，他的决心是彻底粉碎他们！一个月前，巴尼兹上尉给詹妮写信说不会给予宽仁的！一名落入敌人手中的骑兵，只有期待折磨与死亡；一名被第七骑兵团逮住的红种印第安人也休想活得太长。

　　卡斯特决定把这个兵团分兵几路，去包围“黑水壶”的村庄，这同8年之后，他在蒙大拿的方式十分相同。

　　一大群各种狗从营地跟随他们而来。但在开始发动袭击半个小时之前，他命令把它们杀了，以防止他们可能会嚎叫或狂吠，把印第安人惊醒。这些该死的家伙中，有一只名叫鲍勃，是条杂种狗。霍安军士把他称作是无恶意的小猫咪。多数狗都是用一个绳子套把嘴套住，然后勒死或刺死，可有人却把一根尖桩打进鲍勃的头，几天之后，鲍勃重新加入了这个兵团。听起来好似不大可能，但雷安说，就是这样。鲍勃又活了两年，可能遭受了恐怖的头痛。当第七骑兵团接受命令到南方去威胁三K党时，他们乘坐快车，从海斯堡出发前往堪萨斯城。途中，它自杀了。一名士兵知道的情况是“电报员史密斯”喝醉了，开始乱骂人，使可怜的鲍勃从窗子跳出去，“……这样结束了它的生涯”。雷安军士这样说，可任何一只头部打入尖桩还能逃生的狗，也应当从火车跳出去而照样大难不死。

　　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的这个命令意味着杀死了他自己的两只或更多的狗，但至少有一只幸免，那是最得宠的名叫布鲁契尔的猎鹿狗。

　　部队绝无声息而隐秘地出发了。谈话不得超过耳语，不准四处走动，不准跺脚取暖。卡斯特的骑兵们等待着黎明。突然从一块深雾中闪现出一颗晨星，伴随着十分明亮的火焰般的光升向天空。起先，这些吃惊的人们把它误认为是一枚火箭。只是由于你不会把印第安人同火箭连在一起你才会觉得很难理解罢了。他们怎么会把一颗恒星误认为是火箭？但他们确实那样认为。

　　苏人发明了夜晚用箭只发信号的方式。他们把潮湿的黑色火药涂在箭头上点燃。然后按照飞射的时间来表达它的含义——一个鲜明的轮廓，形成一种摩尔斯电码。沿华什地一带的印第安人是夏安人，但想到苏人发明的烟火弹信号的事，就不难理解士兵会把晨星想成火箭。

　　要不就是某些骑兵想到了夏安人的烟火信号弹。夏安人曾在堪萨斯制造了一种爆炸箭，是在箭头刃上装一个雷管，然后，把它们装在一个装有黑色火药的棉花包裹。碰击箭刃就会引爆雷管，它又会点燃炸药，便会产生一个小火花。虽然它们不是常常能发挥效力的，但这些夏安人确实用这个小发明烧毁了大量的兵站仓库。

　　再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夏安人从商人手中购买了火箭。

　　虽然，这些误解可以被解释，但卡斯特的士兵、军官以及他自己全惊呆了：“它缓缓地威严壮丽地继续朝那坐山顶升去。最初，它像一个火焰般耀眼的小小的明亮的球，但继续升高之后，好似球体逐渐变大，移动得更加缓慢，而当它迅速地从一种颜色变成另一种颜色时，依次展现出灿烂夺目的七色光彩。无疑，我们似乎就要全部暴露。”

　　那天，要是夏安人的哨兵“双狼”是脚趾踩地，而不是背着地的话，他们十分可能早已被发觉了，然而，这天夜晚，天气特别冷，再说，这些穿蓝制服的人们还离得远着呢。“双狼”就撤回到他暖和舒服的棚屋里倒头睡着了。这样做简直太愚蠢了，因为当天下午有两名基奥瓦人曾经呆在村里，并带来消息说，他们发现了明显的装有蹄铁的马蹄印。夏安人对这一消息放声大笑，他们难以相信，在这样寒冷恶劣的气候情况下，军队会来尾随他们。一名基奥瓦人十分焦虑，他要独自动身离开，但他的同伴却要留他住宿，因为夏安人在这天晚上要跳舞。所以，这两名基奥瓦人留下参加跳舞，而卡斯特的人们则悄悄地走近了。“双狼”被冻僵后，便去打盹。

　　伊丽莎白在她的《紧随队旗》中，用最大的情趣唤起这个寒冷的夜晚，“兴奋与激动驱散了情绪热烈与激昂的士兵的寒意，当乐手们把冰冷的嘴唇贴在那更加冰冷的金属上时，欢乐的《加利欧文》曲子被吹奏出来，士兵们的心中顿时充满了由即将去完成无上光荣使命而唤发出来的热情与欢乐。”20世纪愤世嫉俗的参战士兵们，几乎是不会有如同伊丽莎白笔下的这样的情感的，但那时，似乎确实是真实的，当乐队开始以卡斯特的主题歌演奏时，他被冻得发麻的军队，立刻被激活了。也许甚至是激情奔涌地朝这个村庄冲去，用他们最快的神速朝那一座座高高的白色棚屋猛烈开火，安全地呆在家里的伊丽莎白可能是想像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场景。或者是重述了她所被告知的场景；可是，弗兰西斯·吉本森中尉亲临战场，他也描述了这充满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鼓舞人心的旋律终于喷发出来，在寒冷的清晨，那令人亢奋悦耳的声音响彻云天……”这些心潮澎湃的骑马队伍，如拉开闸的潮水从四面八方突然涌出，“山姆大叔”骑兵的密集队形渴望光荣……”

　　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袭击，使卡斯特赢得了一个新名字，从那天起，他被叫作（在众多的其它绰号中）“爬行的豹子”。

　　在达科他准州生活五年之后，阿里克洛人命名他“晨星之子”。至少他大概是这样接受了这个名字的。但也可能是叫做“晨星之子”的“乌鸦”侦察员“白人追他”把自己的名字授于了卡斯特。不管是李人还是“乌鸦”人先这么称呼他，“晨星之子”自身象征达科他准州的儿子，意为在黎明时明亮柔和的金光下降生。不管他怎样获取了这个名字，他喜欢被叫作“晨星之子”。骑兵们送给他许多绰号：“强驴”，“铁屁股”“长卷发”，可他最喜欢“晨星之子”。

　　在这次袭击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孙子，路易斯·汉密尔顿上尉的心脏被子弹击中，他可能是被斗士“歪倒人”的来复枪击中的。大多数记述完全认定，汉密尔顿是独自一人跑在连队的前头被击中的。而在《我的一生》中，卡斯特暗示了他同这位上尉并肩乘骑。然而他给汉密尔顿的母亲写信说，他们刚刚分开一会儿。据一名目睹事情经过的军官说，汉密尔顿在马上痉挛地抽搐了一阵，“僵硬地躺在马蹬上，尸体被拖了好几码远，然后才从马上掉下……”他24岁，是正规军队里最年轻的上尉。据说，他是一位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的青年军官，他精神饱满，很有才干，大家都爱戴他。

　　他的紧身短上衣后来由他弟弟帮助陈列在俄克拉荷马历史协会，衣服上面有一个子弹洞，不是在胸部，而是在后背右肿骨上方。鉴于这一奇怪的事实，据认为，一位骑兵想要射死卡斯特，但却误伤了汉密尔顿。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这种推测。正确的解释可能是汉密尔顿骑马时，紧身服是解开的，子弹可能穿过身体飞出时，穿过了外衣。据乔治·本说，杀死他的印第安人斗士没有骑马，这是“红胫”与“巫人麋嗓子”告诉他的，说是“歪倒人”从他的帐篷里冲出，射死了一名军官，后来被认出是汉密尔顿。所以，事实应当是子弹从左乳头下约5英寸进入，从右肩胛骨的内角处飞出。

　　汉密尔顿很喜欢素描，显然也很有造诣；俄克拉荷马“历史协会”有他的一幅笔墨画，画的是一些政治家与政治代理人，戴着一顶高高的大礼帽，这幅画使人联想到无情冷酷的杜米埃的漫画艺术。他喜欢为他第七团的战友们做临摹画，但当每个人对他的杰作报之哈哈大笑之后，他也就把它们撕掉。伊丽莎白说：“就这样，去掉心中的刺痛，却产生出持续不断的漫画视域来。”

　　在汉考克远征期间，汉密尔顿结识了记者西奥多·戴维斯。戴维斯返回东方之后，他们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在他被杀的前一个月，他在道奇堡附近的营地给戴维撕说，正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冬季战役。接着，他对萨利将军做了一些诋毁性的评论。他请求戴维斯不要把它发表，以免伤害这位将军的感情。接着，他就政府的治安，就印第安人的同情者做了一些评述：“我只希望那些最热心的男女崇拜者们，是高尚的红种人的仁慈的接受者，而不是塞莱纳与索罗门的残遭不幸的定居者们的接受者。其中一名女子被带到哈克堡，被23名恶棍轮奸……康斯托克便是残遭这帮野蛮人伤害的第一个人，他同一位名叫格罗弗的侦察员拜访夏安人首领“黑水壶”的宿营地，接着，被认为是友好地交谊，并让离开，但当他们离开时，却遭受枪击。格罗弗装死逃跑了……”

　　巴尼兹比汉密尔顿幸运些。他同名夏安人进行了殊死决斗。在这名印第安人从一边跳到另一边时，巴尼兹勇敢地前后闪开。两个人都明白，谁闪失，谁就死。他们同时开枪，那个也许是首领“鹊”的夏安人，摊开双手倒在地上。数年之后，“鹊”回忆了他同一名非常高大骑着棕色马的军官决斗，这确凿无疑地是指巴尼兹。

　　可是，上尉自己腹部也中了子弹。他们的距离又这么近，这名印第安人的枪刃刺破了他的军大衣。好久之后，他记述说，由于他朝前倾了一下，来复枪的弹丸从一条肋骨擦下，击中了另一条肋骨，擦破了肋下一片肉，又偏离穿过他的身子，从靠近脊骨处的肌肉穿出。他又朝前骑出200码远，下了马，倒下，手中依旧握着缓绳。过了一会儿，他被人发现，放在一件野牛皮袍子上，抬送到战地医院。那里，两名遭受雪盲折磨的外科医生认为他受了致命伤。他也相信了他们的断言，决定给詹妮留几句话：“告知巴尼兹夫人，我不为我受了十分严重的伤得离开她而悔恨，我们相伴至今已这么多年月，我大概不能再次等待带给我们欢乐与幸福的重聚时刻了……”

　　使每个人吃惊的是，他渐渐复愈了。圣诞节前夜，他从营地补给站给詹妮写信道，在原先开刀的刀口处，突出来一块如同拳头般大的组织，如同肉店里的香肠头。斯特恩伯格医生“用新发明的精细仪器”把它除去了。

　　巴尼兹的病例，强烈地吸引了斯特恩伯格医生，他在《军医局局长1871年第三号通告》中陈述了这例手术过程：我用一根绞勒器线，但伤口还没缝合完时，线扣就断了……”斯特恩伯格医生对此十分感兴趣。他把这块称之“网腹”的组织，送给华盛顿的“军医博物馆”，它被放入一个盛有甲醛的广口瓶里陈列起来。

　　斯特恩伯格和他的助手利平考特医生判断上尉的伤势十分严重，也多少有些正确。巴尼兹活了很大岁数，于1912年去世，享年77岁。但尸体解剖时，发现他死亡的原因还是由于1868年的子弹伤口处的一个增生物所致。尸体解剖中，也发现了他曾经穿的外衣的一块布片，看来，自华什他战斗之后，这块衣片一直存留在他体内。

　　这颗使他倒在地上的大型圆头子弹，是从一支前膛式兰开斯来复枪发出的。或许是在“巫人棚屋”和平协商会议上，由政府发给夏安族人的一件武器。巴尼兹自己那时也去了“巫人棚屋”并感到诧异，“印第安人签署了条约，也分到了礼物，其中有65支新型左轮手枪！还有几百把把新型屠宰刀！”

　　八年之后，在黄石河岸，雷奥少校就卡斯特战役做书面汇报时，总结了这么几行：“惨不忍睹的尸体堆起了一个壮观的高地，卡斯特就是在这个高地中阵亡的。在我死去闭目之前，它将永远活生生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使我近来日益迫切地想要向这个国家发善心的人们发问，是否有这样一个政策，在武装的战场上，你既要武装敌方，为敌主提供衣食武器装备，还要保证这个政府不被你的敌方消灭。”

　　显然，一个世纪之后，雷奥少校的这个问题还是未能被解决。

　　继巴尼兹上尉之后，易怒的本廷也差点儿在“黑水壶”村庄击战中丧命。一个年轻的夏安人，看上去大概仅14岁左右，从首领的棚屋中猛冲出去，跳上一匹小矮种马，力图逃跑。本廷策马紧追，并在当时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清楚地向他表达着信号，告诉他要是他投降的话，他不会受到伤害。男孩的回答却是一边快马加鞭，一边开枪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本廷的耳边穿过。年轻人连射了数次。第二或第三次时，本廷的马被射倒，使他滚落在雪地上。这个夏安族少年再次还击，本廷忍无可忍，把他杀了。

　　大多数人把那勇敢的年轻人看作是“黑水壶”的儿子，但事实是，他是“黑水壶”的侄儿，名叫“蓝马”，他的年龄要比他的外貌大一些。据乔治‘本（他同“黑水壶”的侄女结了婚，应当知道）说，“蓝马”大约21岁，他误解了这位丰满的老祖父般父亲的挑战。

　　按照这位将军的看法，他重大的伤亡人员中还有他宠爱的鹿猖布鲁契尔。傻瓜布鲁契尔！它被极度刺激的场景弄迷糊了，分不清朋友与敌人，便决定加入到印第安人中去，从而在肋骨上中了一箭。数月之后，卡斯特说：“我在那个重大的早晨，在存放大衣的附近，发现了它的尸体。”

　　村庄的战斗仅仅持续了几分钟，而杀死那些单独逃窜的印第安斗士则花了几个小时。他们藏在壕沟的草丛中。按卡斯特的死亡人数记录表，被杀死的印第安斗士是103个，但实际上可以列入名册的仅有11名：首领“黑水壶”，首领“小石头”，斗士“怪人”，“蓝马”，“熊舌头”，“红牙”，“瞎熊”，“小心肝”，“红马”，“大熊”和一白熊”。其余93名全是印第安妇女、儿童与老人。纽约《论坛》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见证人的报道，把这个遭劫掠后的荒村比做一个屠宰场的畜栏。到处是粘裹着脏泥污雪的印第安人的尸体和动物尸体，山洞里，沟渠里，一具压着一具，听起来，仿佛“黑水壶”的付子躺在成吉思汗的征途上。

　　枪声平息之后，卡斯特派遣了几班人把所有失散的印第安人的矮种马集拢起来。雷安军士被派人一个班。他在1909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在远足返回途中差一点被杀。当他骑马来到一个悬崖脚下时，闯到了一位没有上马的斗士的鼻子底下。距离这么近，雷安首先想到的是从他身上踩踏过去，并同时设法向他开枪。可是，此时，雷安的马由于受惊腾空而起，已无法控制，所以，我还没有来得及察看这名印第安人是否被杀死呢，它已经跑出了一段路。“我非常想揭掉这个印第安人的头皮”，雷安说，就在他终于把马控制住时，回过身来时，见那个敌人依旧活着。这位军士又向他补了两三枪。此刻，又出现了另一个披着毯子的人，可他不是夏安人斗士，而是雷安本连的二等兵伊格，他也来自雷安的马萨诸塞州家乡。

　　我问伊格是否能把我的马拉住，然后，下了马。我把那个印第安人的脸板过来，用左脚踩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头皮揭下来，并举向伊格，说：“约翰，这是我为我的军队取的第一张头皮！”我取下他的来复枪，这是一支笨重的前膛式有缓冲的枪，是宾夕尼亚兰开斯特市制造的，特为印第安人捕猎用。我还得到了一支44毫米口径的雷米尼格范左轮手枪和一把带路的刀子，但没动他身上的小装饰品。我相信我收集的这些物件中，如今还有一些存放在我家中。

　　我把这张头皮挂在腰带挂剑的挂钩上，开始寻找我们的部队。途中，我注意到我的大衣下摆沾上了血污，于是，便把头皮扔了。抵达营地后，我向连队指挥官欧文·里尔中尉汇报了我的经历，他问我头皮在那儿，我告诉他扔了，他笑着说，应当把它留着，因为，在那种场合，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无上光荣。我向里尔中尉示意了我价值14美元的外衣情况。他问及我的感触；我告诉他我觉得我像艾利斯曼。艾利斯曼是一名“纽约军团”的士兵，他弟弟于1864年6月16日在彼得伯格前线被杀，这使他十他悲愤，第二天，他在身背后藏了一根树桩，杀了10名南方邦联支持者。上尉问到他的感触时，他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对可怜的汤姆有任何帮助，但他觉得心里舒坦些了。我的感觉就这样。

　　一位名叫“银角”的基奥瓦人把华什他战斗绘制在一条平纹布上，它现存放在加利福尼亚高地公园的西南博物馆里。“银角”的画面中心是一帮围成椭圆形的印第安人，画面上到处点缀着飞箭，U型马蹄铁印，也装点了一些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与战棒。威严的美国军队如同一个方形女子合唱队，整步同时从四面八方开来。所有士兵的来复枪都朝一个方向开火，他们身着淡绿色军上衣蓝色裤子，每个士兵都长着金黄色头发。头发可能并没有涉及卡斯特将军，仅仅是表达白种人的识别特征。

　　这是卡斯特在大平原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既使南方夏安人感到恼怒，也使其它几个部落感到沮丧。

　　战场确实到手之后，卡斯特即令清点掠夺到手的物品：573件野牛皮袍子，241个马鞍，75把矛，12个盾，35个箭袋，大量的短柄小斧，捉马用的麻套索，马勒，300磅烟草，等等。还有几袋面粉，袋子上贴有“内政部”的标记，显然，这是在“巫人棚屋”会议上得到的礼物。他选了一个结构特殊、建筑比较好的白色棚屋作为个人纪念品，然后命令弗雷中尉把其余棚屋和所有财物全烧光。什么袍子呀，马鞍啦，箭袋啦，弓啦，盾啦，食品啦，以及头皮装饰和绑腿，能烧毁的物品全部烧光。

　　戈弗雷认为这样做是浪费，但还是照办了。“我从村子北头开始焚烧，把圆形棚屋拽倒，把几个合在一起，架在棚屋杆上，把它们点着……”

　　一团呈漏斗状散发着臭味的黑色浓烟，在河流的上方袅袅瓢动着。

　　“一个士兵拿来一件我曾见过的束腰袍子，这是一件羚羊皮制做的礼服，上面装饰着珠子、麋牙，它如同平绒一样柔软。我动身想叫将军看看，求他能把它留下，但走过一个火堆时，心想，有什么用，‘命令就是命令’嘛！于是，便把它扔进火焰中。我一直为这场毁灭而懊恨。”

　　卡斯特转向这群小矮种马，他先让军官和侦察员们选留他们想要留用的马，之后，由翻译罗密欧向53名妇女与儿童发命令。罗密欧明白，是要她们也去选择可骑乘的马，她们没必要步行赶到离这70多公里路的宿营地。接着，卡斯特指派戈弗雷中尉和四名士兵把剩下的动物杀掉。因为他不想让夏安人重新得到它们。再说，要把这么多的动物成群赶回营地也是不可能的。戈弗雷的死刑执行者们起初想割断它们的喉头，但令人吃惊地发现这极其困难，因为它们不能容忍白种人的气味，不管士兵们想怎样接近它们，它们拼死挣扎。戈弗雷说，过了一会，他的士兵们便累得精疲力尽。所以，他增派人员，用枪弹将这些可怜的家伙击毙。然而，即便增派了人员，还是费了好一阵功夫，因为有近800头矮种马与骡子。当把它们全部杀光后，覆盖着厚雪的俄克拉荷马的田野突然开满了黑色的花朵。

　　在夺得了由“老熊”与“公狗”管辖的村庄之后，库鲁克也相继进行了这些程序，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人们没有遇到多少麻烦，他们甚至可以用斧头、刀子将它们砍死。在解释了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外，伯克的话语似乎令人感到十分悲痛：“听着从切断了的气管里涌出来的牲畜还在呼吸的呻吟声，和将要死去的动物的凄凉的喇叭般的鸣叫声（我无法找到其它词语来表述我的意义），实在叫人感到悲哀、可怜。悬崖上听到这种哀呜声的印第安人们，必定明白这儿在发生什么事……”

　　1874年9月，麦肯奇也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了科曼契、基奥瓦与夏安人的矮种马。由基特卡森作向导，麦肯奇突然袭击了“红河”源头的印第安人，把他们从棚屋中追赶出去，烧毁了他们的家园，数英亩的地面上，有1400头印第安人矮种马的死尸。战略惨忍至极，战绩极其辉煌，万物不留！

　　尽管有关“黑水壶”的死亡传说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差不多。好似他跳上一匹矮种马，把妻子拉到他的座前，开始渡河，但未能跑出多远。他的后背被击中，妻子（她难以处理的名字近似于英语的“女巫”）后来也被子弹击中，死在他身旁。

　　数年之后，一名叫“向后移”的老太太讲述了这场战斗和有关寻找“黑水壶”的事。她说，这位首领和她的妻子躺在水下，“滚下”，“疥癣”，“怕河狸”与“粗人”四个人把他们的尸体拖到河岸边，“粗人”铺了块毯子，把“黑水壶”和他的妻子放在毯子上，此时天已很晚，所以，“向后移”和其他人便离去。他们骑马朝西边走去，在他们穿过这些男女父老儿童们的尸体时，可能停下来查看了尸体，数说了这些死者的名字。然后，爬上了华什他山，直至来到“歪手腕”的棚屋。“那儿有我的许多亲友，他们叫我留下来，我……。

　　另一位印第安人的故事则说，“黑水壶”与他的老婆在结冰的溪流中躺了整整一夜，直至第二天才被幸存人员发现。这位首领被骑兵击毙时67岁。他是一个苏人，他们部落中有一个来自东北部的人，他为这些印第安人带来了“太阳舞”。他讲和夏安人相同的语言，但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语。

　　利特尔·菲尔焦急地监视着战斗的进展，他从战地总部海斯堡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卡斯特设在加拿大北部叉口的宿营基地，卡斯特是在该军团出发前的两三天抵达这里的。

　　11月29日晨期天早晨，卡斯特的两名侦察员返回来，一个是邋遢的怪人“加利福尼亚乔”，另一个是他的伙伴杰克·科宾。当时，声音悦耳的戴本尼·威尔·仑道夫三凯姆是驻在该营地的一名记者，他把乔描述为老练的志愿兵，长着长长的头发，火红的连鬓胡。两个人都曾睡在地上，好似他们的样子可以谅解，但乔显得有些失态的污秽，连鬓胡子与头发上沾着干草、树叶与灰土，围在脖子上的一块大手帕，看起来好像印第安斗士的犊鼻裤。

　　谢立丹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跑回来？莫非印第安人跑了？

　　乔用一条粗麻布片当手绢，他必定是流鼻涕了，因为在呈上卡斯特的快信前，他先用这块粗麻布片擦了擦鼻子。

　　谢立丹迅速读了快信，然后令他们给卡斯特带了复信返回去：

　　华什他河战斗是所有我们秘密战斗中最彻底、最成功的战斗。它又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与环境下进行的，从而也反映了你和军团的崇高声望。

　　随同这封短信，谢立丹还附上他自己的正式电告复页。卡斯特命令副官W·W·库克大声朗读。

　　印第安地区N·Can河狸湾叉口兵站密苏里作战部指挥部1864年11月29日电告：

　　将军第6号战地通知：

　　Cmdg少将向该部队通告，第七骑兵团于27号清晨在印第安地区、安特鲁普山附近的华什他河岸，击溃了由著名首领“黑水壶”领导的夏安人主力，由“小渡鸦”领导的科曼契人以及“色旦他”领导的基奥瓦人的增援力量。战斗结果，野蛮人损失了103名斗士……

　　12月1日，听说凯旋归来的军团就要抵达。谢立丹立即整理好军装。

　　卡斯特对这样的场景也有相同的意识。在他的第七军团就要进入视野之前，他命令部队停下来，重整军容。他把自己的向导安置在队伍前边，他们扛着生野牛皮盾，来复枪，矛，弓。编成辫子的头皮上，拖曳着一串串羽毛和刚刚缴获的夏安人的银装饰品。凯姆目睹了这场戏剧性行进，他看见那挂在一杆杆长矛上的一张张血淋淋的头皮，并说，甚至奥沙古人的矮种马也用头皮与夏安人的一条条红蓝毯子装饰着。在这些勇敢的人们中，最突出的要算“快步走的人”了，他炫耀着一张头皮，并声称，是在这场了不起的战斗结束之后，从“黑水壶”的头上揭下来的。后来，据首领“鹊”说，这不是事实——“黑水壶”的头皮未被取下，“快步走的人”也没和他交手。

　　奥沙吉人向导后边，是骑着马的白人侦察员，不用说科宾与“加利福尼亚乔”在队伍里。卡斯特好似把乔看作是喝醉了的小丑，然而他是值得这样颂扬的，因为不管睡着还是醒着，他的头上总是压着一顶肥大的宽边帽。他还扛着一根长长的从后膛填装子弹的老式步枪。卡斯特在《我的一生中》写道，他总是骑着一头骡子，“它的速度与耐力博得了他的信任”。卡斯特对乔仅止了解这些。

　　乔的全名是摩西·埃默布里·埃尔纳，他是肯塔基人，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在墨西哥战役中为卡尼当侦察员或赶牲口运货，也去过加利福尼亚探测金矿。接着来了南茜·埃玛·瓦茨，她年仅13岁。他们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本可去过安静的家庭生活，但这差不多使他窒息。把南茜·埃玛和孩子们安置在俄勒冈的一个大农场之后，他又重操旧业——冒险。1876年10月29日，在“鲁宾逊”堡，他被一名叫托马斯·纽康门巴的人从后面开了黑枪。纽康门巴在兵站肉店工作，那天他同乔发生了争吵。争执显然已经调停，两人握手言好。但到了大约下午五点钟时，乔站在“白河”岸上和一些朋友交谈，纽康门巴潜入军需主任军官的畜栏中，镇定地在一辆运货车的车轮上固定了一支温彻斯特式连珠枪，从而使乔送了命。瓦伦·J·麦吉库迪医生于1922年给历史学家布林斯图写信说，他们曾经向东内布拉斯加领导人讲述了这件事，但无人关注它。“四天过去之后，也无人问及此事，我们被迫把纽康门巴释放了……现在，他依旧作为一名捕猎的向导，在蒙大拿的园林地生活着”。

　　麦吉库迪医生在乔的坟墓上放了一块红松板，可许多年之后鲁宾逊堡的公墓重新安置，唯一能表达加利弗尼亚·乔的最后一点直观可见遗迹的那块红松板好似被扔掉了。乔曾经是韦尔德·比尔·希科克的朋友。据公众说，一帮赌徒安排处死了希科克，可能由于他自己的一番不明智的议论吧。

　　不管哪种情况，在乔与他的伙伴的右后侧，总是骑马的赛拉斯·佩普恩中尉的平民侦察员，接下来的是兵团乐队，佩普恩中尉听起来似乎同纽康门巴一样，也是个品格令人讨厌的人。他后来因玩牌作弊而遭指控，并被列入军事法庭的名单中。据说，他在乞求控告他的军官们撤消对他的指控遭拒绝后自杀了。

　　接下来的是这位著名的年轻军官，他身着有装饰的鹿皮服装，跨在一只小跑步的黑色种马上。

　　再下来是愁眉苦脸的俘虏：五名孤儿和一群孀寡，她们全身缩里在毯子与袍子里，仅露出一双双惊恐忧伤的眼睛。凯姆说，这些女人们眼睛直呆呆地盯着前方，一直未向两边瞥一眼，她们认为自己很快就会被枪毙的。

　　排在队伍后边的是士兵与军需供给人员。

　　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卡斯特朝前跑了几步，向他的上级问候，此刻乐队奏出了《加利欧文》。太阳把温和的橘黄色光芒投撒在大地上，积雪开始融化。夜晚，奥沙吉人举行了头皮舞会，谢立丹将军对卡斯特的那个棚屋纪念品充满了倾慕。

　　听起来好像这场战役完美地收场了。可是，第七军团士兵的心情十分阴沉。因为由乔尔，埃利奥特少校带领的18名骑兵的分遣队至此还没有归来，至少有人看见他们顺河而下，尾随一些逃窜的夏安人。起先，由于兴奋，没有在意这件事，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未见他们归来，到了傍晚，卡斯特派出一个搜寻队，但什么也没见着。

　　为什么他忽略了对这块地区安全性的考虑？永远也不会得充分的解答。我们只能从他的《我的一生》中得到这样的解释：一由于当时我们兵力短缺，时值夜晚，我们必须摆脱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在山岭中依旧有很强的实力……”

　　雷安军士的“备忘录”几乎是在半个世纪后写成的，文中也暗指卡斯特确实曾命令即时进行搜寻，但印第安人增派的兵力阻止了这次行动。雷安评论说，要是我们原知道埃利奥特已被杀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带回那些印第安人质了。不管情况怎样，也不管卡斯特做何反映，埃利奥特少校的神密命运成为1868年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留待此后历史学家的一个敏感的问题。

　　近两个礼拜无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2月初，由谢立丹陪同，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10个连队，记者戴本尼威尔和卡斯特的第七兵团一同从“供给营地”出发，去收拾那些红肤色的威胁者们。谢立丹说：“要是我们能不止一次给这些印第安人迎头痛击的话，我们的兵团就会使他们闻风丧胆了。”路线几乎完全相同，谢立丹要去看看华什他战场，这一半出于好奇，另一方面要去查实埃利奥特少校的命运。部队在刺骨的严寒中凄苦地行走着。12月10号，温度低达零下18度，他们穿过了加拿大河。

　　凯姆记录了他们抵达原战场时的景象：“阳光在厚厚的霜层上闪耀着，树枝上，凹地里长长的荒草上，都挂着厚厚的白色霜层。唯一增加这大自然景色魅力的是一座座荒芜的小山，一条条古无人烟死静的峡谷，光秃秃没有枝叶的枯干草木，共同构成了一幅孤寂凄凉的寒冬图……走在部队前面负责开路的骑兵中队的脚印，穿过杂乱的灌木，向前延伸着。”

　　快要接近原战场时，他们惊扰了一大群肉食动物与野兽：成群的狼与郊狼小跑地走在军队的前头，它们不时停下来，回过头朝后边瞧瞧，有的则蹲在山上等候，正在狼吞虎咽地咀嚼着肉的渡鸦与乌鸦，慌乱地拍打着翅膀成群地飞跑了。

　　原来夏安人建棚屋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个圆形场地。死尸躺在烧焦的地面上，许多都用毯子裹着。有几具被放在树又上，其余的藏在浓密的灌木下边。“黑水壶”的尸体未能找到。据推测，他的尸体可能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尸体一同被抬到远方的峡谷中埋掉了。这个推测多少有点正确。在不算太长的70年之后，也就是1934年6月13日，一些担保单独海损的工人，在加长一座横贯华什他河的桥梁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个佩戴着“黑水壶”珍贵饰物的骷髅。据此理由，加之这具骷髅躺在一个沙丘附近，也就是“鹊”和那批印第安女人们离开的地方，它很可能就是那位首领的尸骨。尸骨赠给了当地报纸——《夏安族之星》，该报为本部落印第安人提供一个窗口。

　　到了一座小山侧，卡斯特向谢立丹介绍说，这儿就是他布署那场战斗的地方。他指出了攻击时所经过的小路，并在搜寻人员继续沿着峡谷下方搜寻埃利奥待时，重述了当时的战斗情况。

　　在靠近华什他东边一条干河支流处，发现了一具赤裸的尸体。脑壳被打得稀碎，脑子暴露在外边。凯姆报告说，在200码远处，躺着其余的骑兵，已冻成石头般的硬块。他们的脸都朝下，背上密密地扎满了箭。几个人的头被砍掉。在早期的《俄克拉荷马记事》中，记述了每个人的喉头“显然是被摘取了，这些印第安人要割掉他们的甲状软骨”。印第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中未予说明。

　　利平考特医生检验了这些冻硬的尸体。国家档案馆《历史军事记录》F卷第421页中，精确地记述了这可怕的临床检验记录：

　　下士卡里克，H连士兵威廉：右头顶骨有弹孔，双脚被砍掉，喉头被割掉，左胳膊被砍断，阴茎被割掉。

　　列兵唐尼·托马斯，I连士兵：肚子有箭孔，胸膛被切开，右臂被战斧砍下。

　　列兵默耶尔斯·卡森，M连士兵：头上有数个子弹洞，头皮被揭，身上有19个弹孔，阴茎被割掉，喉头被割掉。

　　不知名者：头、右手、阴茎被割掉，后背有三个弹孔和9个箭孔。

　　在一份绝密报告中，卡斯特在外科报告栏里加了几条特殊军医外科项目：在一位牺牲者的肋部，扎着一截兰开斯特来复枪，枪校已被折断，约有8英寸长的木枪托插入体内。

　　至于埃利奥特，他的脑壳上有两个弹洞，一个在左面额，右手被砍掉，阴茎被割，右腹股沟处有一深切口，两条小腿上也有切口，左手小指头被击碎，喉头被砍伤。

　　埃利奥特刚刚从南北战争中幸免于难。1864年6月，在密西西比河怀特站，他的双肺被子弹击中，推测已被打死，丢弃在战场上。6个月之后，他又在第七兵团服现役。1866年他退役了，但此时，这支军队开动员重新组建，他再次志愿服役。由于他卓越的智慧与才能，被委任为少校。据说，他曾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军官，无论是同南方邦联支持者，还是同印第安人的交往中，都显示了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这一过激行为导致了他袭击印第安人而遭致的惨败。一名谨慎不鲁莽的军官是不会带上不足20人的队伍，盲目沿华什他河下游，穿过一块不熟悉的领地的。

　　被他追随的这帮印第安人令人难以理解。大量的妇女与儿童尽力在河中涉水往下游逃跑，这看来有些不合逻辑，特别是在结冰的河水中。然而，这些士兵沿着悬崖骑马追赶着他们。但是，就在这些印第安人涉水到了靠近岸边时，她们差不多隐藏起来。在村子下方的梯形弯处，河水变深了，她们又被迫从水中出来，所以，士兵们可能又看到这些妇女与儿童了，埃利奥特便策马朝他们跑去。他最后的结局仅是一些零落的景况，和一些得胜的印第安人们讲述的情况。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是如同八年之后蒙大拿发生的事了：大量的印第安人，突然出现在这些白人士兵的眼前，这是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沿“黑水壶”村庄河下游处，有大量的夏安人，基奥瓦人，阿帕奇人与科曼契人。也就是说，在邻近的这些村庄处，沿华什他河约12公里处，有大约6000名印第安人的宿营地。卡斯特由于袭击夏安人的迫切心境，未能详细了解到这些情况。当然，他差不多也知道这一地区不止只是“黑水壶”的一个村庄，但却忽略了这些情况。当他包围了夏安人之后，他就认为他把所有的印第安人包围了。埃利奥特少校必定同卡斯特想的一样，在弄量白事情之后，已经太晚了：从河的上海处突然蜂拥而来一大群被枪声吸引来的印第安斗士，赶到前头的可能是由“粉脸”与“左手”带领的阿拉伯霍人。

　　埃利奥特命令他的士兵下马，松开缰绳，按圆圈形，头朝外，两脚并拢，如同车轮幅条般伏在浓密的草地中。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们被迫围在他们所呆的地方，几乎不能透过草丛看见外边的什么，而他选择的这块地方，刚好又被河对岸高处看得一清二楚。那些印第安人就隐藏在那里，他们刚好能一一瞄准这些一动不动的骑兵们。

　　印第安人证言，他们认为埃利奥特的士兵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匍匐在地上无目标地射击着。他们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设法杀死了一名斗士。那是名叫“烟叶”的阿拉伯霍人，他举着一根扁平的战棒。而任何举这种战棒的人，都有着做出杰出之举的重任之感。据称，“烟叶”急于抢头功，而过急地闯入士兵中。

　　埃利奥特可能是被叫“大母牛”的斗士杀死的。那是个肥胖的家伙，长着一双厚厚的嘴唇，瞧那模样，着实使人感到危险与恐怖，要是从他的像片做一判断的话，他确实像一个狂饮了啤酒的卡车司机，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

　　在埃利奥特骑马出发追赶那些逃跑的夏安人时，他从马鞍上转过身来，朝欧文·黑尔中尉挥了挥手，戏剧性地喊了一句：“为一个军衔，或一口棺材！”无论这句话是他一时无意脱口说出的冲动话，还是背诵戏剧台词，无法考究。但它却使人回想到一句类似的警句来。例如，本廷·莱利上校告诉杰弗逊·戴维斯，他将赢得一条黄色肩章，或者就是6英尺墨西哥土地！旅长威廉姆·沃尔斯在蒙特雷给扎卡里·泰勒说，他要获得一个军衔，否则就是一个坟墓！听说海军中尉威廉·伯克库欣在他去击沉南方邦联的阿比马里莱时说过：“为一道黄条，或二日棺材！”不用怀疑，这样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一直回荡在从胖利比到爪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场上，或更远处。确实，当无数颗子弹几乎把威名赫然的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阻隔在小比格奥时，一群爱国平民通过纽约《论坛》宣称，2000名同仇敌忾的人们在准备为死亡的英雄雪耻：“他们将在火山岩床赢得真正的专利权。否则他们将同卡斯特在一起！”所说的火山岩床有些稀奇古怪，在小比格奥峡谷，就没有看见有过火山岩床。这个爱国主义《论坛》可能一直想着俄勒冈和北加利福尼亚，那儿在1873年进行了马达考斯战役。

　　不管怎样，据说，在《往事回忆》酝酿期间，该作者逐渐领悟到一种令人惊恐的心理信念：一种奇特的信念，人们不是在实践中得出结论，而是以可以预言的方式对一些特殊的有激励性的事物做出响应。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一坚定不移且有强迫性的同等的应答：“一个军衔，否则一口棺材！”“一道黄色肩章，否则6英尺的墨西哥土地！”“一个军阶，否则一个坟墓！”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代接着一代，这沉闷的誓言，如同写在墙上的标语重复出现。

　　卡斯特自己好似也证实了这个令人震惊的顿悟。一个多少承认的事实是埃利奥特军队的被惨杀，可能归咎于侦察工作的不充分，然而卡斯特从未承认。戈弗雷中尉看见两名印第安人骑马兜圈子跑——在报警，就骑马跑到山梁上，朝河下游望去，吃惊地看到那里有大群的印第安人的圆顶棚屋，并看到一大群斗士骑马朝河上游跑来。卡斯特在听到这些报告后惊叫道：“啊？”可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卡斯特犯过相同的错误。他攻击韦德·汉普顿的部队时，就事先未对该地区进行侦察，要是他做了侦察的话，他就会知道，在附近，还有另一支由范兹·李领导的南方邦联武装支持者的军队。

　　“晨星之子”没有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任何教训，至少，没有对他的战略战术施加影响，在损失了埃利奥特少校8年之后，他为另一个村庄的场景激动不已，可就在这个村庄附近的另一道河湾里，大批野蛮的印第安人正在匍匐着。卡斯特没有想到往日的教训，而是重复了那预言般的应答口号，并发起了攻击。

　　据某些传记者讲，这并非属实。罗伯特·埃格争辩说，在小比格奥，也许卡斯特第一次克服了他鲁莽的天性：“他采用了大批兵力做侦察，他的计划是谨慎前进……”

　　这是可能的，但无人知道他的意向是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

　　本廷在给圣·路易斯的威廉·迪格里斯的一封信中，简要地讲述了埃利奥特的大惨败。在南北战争时期，本廷曾同迪格里斯一同在密苏里第10团服役。显然，迪格里斯未经本廷许可把此信交给了圣·路易斯的《民主主义者》，使它在该报发表。本廷陈述他发现埃利奥特少校的先遣队呈圆形躺在地上，他们全被剥得精赤条条，头颅被压碎。几名士兵的喉结被割掉，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以我难以形容的方式任意砍剁”。信中也对卡斯特进行了诽谤，他陈述道，就在埃利奥特在两公里外为他的生命战斗的时候，这位指挥官卡斯特将军却在喜滋滋地为他获得的装备列清单，并用他的来复枪表演枪法，射杀了800头牲畜，“我们的首领展示他近距离的高超枪术，恐吓大群的平民——他捕获印第安妇女、儿童，把那些失散的矮种马射杀在她们面前。啊！他真是位敏捷的神枪手，不但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狗未能逃过他的眼睛，甚至连那些已被打中在地，或一瘸一拐哀叫着走开的狗也都成为他的目标……”

　　元月，也就是该兵团兴冲冲地朝俄克拉荷马大举推进，去搜寻更多的夏安人时，卡斯特收到了他一位未署名的朋友或敌人寄来的一份《民主主义者》。卡斯特认为，舆论对华什他胜利不公正的评论使人失望，便命令号兵吹“军官集合号”，本廷晚一会儿才到场，看见卡斯特在一个西比莱人的帐篷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用一根生牛皮辫式短皮鞭狠劲地抽打自己的皮靴。这位将军在展出这张报纸时，向他集合起来的部下宣布，有人在贬低华什他战役，等他查明了谁该承担责任以后，他就要用那根皮鞭抽打那人的皮靴了。

　　本廷要求让他看看报纸，读完几行后，他便从队列里走出，飞快地旋转着左轮枪的弹筒，而后回到队列里说：“我认为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在准备挨鞭打呢。”那时，约翰·韦斯顿中尉也在场，他说，当时卡斯特吃惊地愣在那里，如同平日那样，他的脸转而变红，变得结结巴巴了。他说：“本廷上校，我会奉陪的，先生！”然后，他命令军官们解散。

　　按各种实况的记述，这仅是所发生的有关事情，至于怎样解释，就听凭学者们的嗜好了。反对卡斯特的人们看到这位傲慢的将军在不屈从的本廷面前低下了头。而卡斯特的亲信则认定他圆满地解决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的草草了结使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查理·贝茨上校做了最好的解释。他记述道，对卡斯特来说，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把那张牌打到本廷手中：“兵团的荣誉和自豪感远远胜于个人的荣誉和自豪感，他不会做任何有损团体荣誉的事，在把他的军官们召集来时，他可能当即使性子发了火，并进行了威吓（事实并没有唬住谁），但最后，他还是自我克制镇定了下来。”要么就是他可能感到对埃利奥特少校之死有责任，因此他既不能在军官们面前承认，也不能举起他的生牛皮短辫鞭子。

　　就本廷个人来说，这件事并未了结，他围追了记者凯姆，想在得到一个证言后再做定论。要是他的意图成功的话，到时候这位将军将“畏缩得像只被鞭打的劣种狗。”

　　凯姆对谢立丹讲述了那件事，谢立丹同那位火焰般气盛的年轻将军作了一次交谈。

　　要是这般令人讨厌的情节以卡斯特被本廷狠狠地刺痛而了结的话，那末，1876年的那出剧就缺乏戏剧性了。对本廷要了结这场纠纷有一点怀疑。不管他个人人品有什么样的缺点，但从未有人指责过他的坦率，那用生牛皮辫式短鞭的抽打应当是拉下幕布的铃声了，卡斯特对那次挑战的躲闪，说明他对这个挑战理解到了何等恰当的程度。

　　除埃利奥特事件外，又出现了布莱尼妇人和她儿子的问题。她曾经和丈夫一道乘车前往太平洋海岸，途中他们的运货列车被围困了三天，直到莱昂堡的士兵赶来，才赶跑了这些印第安人。尽管谢立丹相信她的丈夫和朋友被杀了，但事实上他们都安然无恙，她和儿子又怎样被劫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印第安人竟能把她们母子劫走，而那次列车上有17名士兵护送，其中10名甚至没有受一点伤。

　　还有一件有争议的事，是这位妇女和她儿子的尸体是在“黑水壶”的村子里呢，还是在华什他河下游。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的乔治·詹尼斯上尉，把她们的尸体安置在非常靠近“黑水壶”被杀的河岸边。到后来才发现她们尸体的谢立丹和卡斯特坚持认为，是在离被遗弃的基奥瓦人宿营地5英里处找到的。科曼契与基奥瓦人的代理人A·G·布恩说，他们至少是在离那儿10英里外找到的。在验明她是位年轻的白人女人后，那个孩子身上也发现有“暴烈行为的痕迹。”

　　W·B·汉森将军坚持认为基奥瓦人没有杀害布莱尼夫人。他对卡斯特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十分恼怒，于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驳斥。“在这场战斗发生前后，有关这位不幸的女人和她小儿子的故事我已听过10多次了，都是从许多不同的印第安人那里听到的，每一次讲的事情都是为了证实另一些事。我的着眼点是指救助她以及在战斗发生时涉及她的事。”汉森的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战争结束数年之后，“色旦他”的女儿也告诉W·S·奈，在发生战斗的那天，基奥瓦人的营地驻扎在华什他河下游50英里外的地方，从而使“色旦他”获得了声誉。”因为谢立丹与卡斯特两人都说是基奥瓦人犯的罪，“色旦他”是基奥瓦人的首领。而实际上是伊革人打碎的那个女人的脑壳。

　　4年前，回到白人中的范妮·凯利毫不犹豫地充当了见证人，并用她的笔写道：“在听到吵闹和枪声时，布莱尼夫人的心必定是剧烈跳动起来，当看到美国士兵在袭击挟持她的人们，她跳起来激动地狂喊‘威利，威利，我们总算得救了！’但这些话还没有说出口呢，‘色旦他’的石斧就已经砍进了她的脑袋，同时，可怜的威利也被捏在了魔鬼手中……”

　　布莱尼夫人并未受石斧的砍剁，她头上有两处来复枪伤口，由于距离太近，脸都被烧焦了。发现她尸体的特遣队员们在她怀里发现了一片玉米面包，像是在打算逃跑时被击毙的。威利的尸体上没有“大量的残暴痕迹”，只是面颊青肿，这个可怜的男孩怎样死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被一脚踢到树上撞死的。

　　还有谣传说布莱尼夫人是被一名士兵误杀的。据说，1869年二月，杰西·利文沃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证实她是在朝军队奔去时被击中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而另一位代理人以布莱尼夫人的头皮被揭进行反驳。利文沃斯也许坚信自己的见解，亦或试图为基奥瓦人开脱，因为他是他们的监护人。

　　另一种传说涉及所谓野蛮的印第安人挖取白人幼童内脏的问题。第七骑兵T·P·莱昂说及了此事，他可能是凯姆的一个资料提供者。这是一则惊人的暴民施暴的神话：“战斗期间，子弹如同阵雨般落下，一个恶魔般狂怒的印第安妇女，手握一把尖刀，寻找着目标以补偿这天的损失。刀子落在一个天真可爱的被捕获的孩子身上，她切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取出了孩子的肚肠，那冒着热气的内脏被抛在冻结的雪地上……”

　　侦察员本·克拉克也讲述了这件事，但他讲得十分清楚，就像本廷描述的有关列兵奥尼尔讲述的小比格奥逃跑的惨痛经过那样，是件令人信服的重要事件。他说，那时有一些印第安人藏在靠近河边一条泥土路的桥桩旁，士兵们不断地向他们开枪射击，除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个孩子外，其余人都被打死了。“我看见一个夏安母亲极度绝望的情景。一个印第安妇女从栅栏后走出来，一只手举着一个一臂长的婴孩，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长刀。狙击手们把那孩子当成了那个被捉去的白人小孩，便都大声叫喊：‘打死那个印第安人，她在杀害白人小孩呢！’子弹还未射出，那母亲已经一刀剜出了婴儿的肚肠，然后把刀全部插入自己的胸膛，死了。一个骑兵从堤岸上抽出卡宾枪，打穿了她的脑袋，但那只是不必要的残忍行为了。”

　　如果克拉克的说法属实——它听起来不像凯姆的故事那么可怖，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土著人对白人极端的恐惧。他们宁愿死也不作白人的俘虏。一位名叫“黑麋”的奥格拉拉人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在他还是孩子时，他妈妈总是在他淘气时吓唬他说：“你要是再不听话，白人就来把你抓走。”

　　卡斯特扫荡了“黑水壶”的村庄，同往常一样，那些牺牲者也用他们自己的某种方式复了仇。在此情况下，西尔堡的外科医生记录了1869年元月与二月间，第七骑兵团的许多军官都在用山靛治性病。在那些前往诊所就医的人中，据说有卡斯特和他的弟弟汤姆。这是有可能的，然而没有证据。1977年，D·贝克曼医生研究了一些可行性记录，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卡斯特兄弟感染性病的迹象。伊丽莎白和卡斯特一直希望有个孩子，但却未能如愿。这可能被解释为是卡斯特把淋病传给了她。

　　而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卡斯特曾关注过那些在袭击中幸存的印第安妇女，其中一个是位17岁的小姑娘，叫米奥蒂斯，有时也被叫做莫纳西特，她是被杀的“小石头”的女儿。卡斯特形容她：“出落得极其标致……一张十分俊秀的脸庞，长长的乌黑闪亮的浓发，十分柔软光滑，披散下来时，如同一泻瀑布重落到腰间”

　　他把她的名字译成：“春日发芽的嫩草。”

　　她告诉他自己曾与一个富裕的印第安勇士结婚，那人向“小石头”支付了11匹矮种马，至少是普通有吸引力女子的三倍身价，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大量的赠品。米奥蒂斯却不喜欢她的丈夫，她难以做到他所期待的娇柔贤慧，难以做一个卑下的妻子。时间也不能改变她执拗的心，有一天，她终于朝丈夫的膝盖开了一枪，使他成了残废，接着便与他离了婚。“小石头”把马归还了他，这个难以驯服的姑娘又回到了娘家。

　　不用怀疑她把这些都如实地讲给了卡斯特，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会在战斗结束不久，不知不觉地成为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和他系在一起了，而“黑水壶”首领的妹妹宣布，他所得到的是一种赐福：“我，以我的愚昧无知……想起印第安人曾是怎样的敏感与疑虑啊！在我的方面任何对他们外表上的疏忽和不敬重都可能被误解，在这奇妙的客套礼节中，我处于被动的参与者的地位，而不是扮演角色。”

　　卡斯特的士兵刚刚杀死了这姑娘的父亲和该部落100多个成员。而眼下，“黑水壶”的妹妹却送给他一个可爱的礼物。到底为什么呢？在战斗发生之前，如果一方感到了威胁，他们可能会把首领的女儿嫁出，以免使双方发生灾难性冲突。眼下，事态已发展成这样，再大的损失，也不过就这样了，没有理由再去抚慰这个敌人。

　　如同料想到的那样，本廷对此事的态度是不会同这位将军合拍的。28年后，他给前列兵狄奥多尔·戈迪写信道：

　　你自然听说了卡斯特为能满足军官们役使那些被捕获的印第安女人的欲望，而非正式地走访了关押她们的畜栏，并进行了挑选！（？）卡斯特先做了挑选，并在1968年冬到1969年春同她住在一起。

　　为使结婚（？）圆满，这位印第安女子在现在的西尔堡“生小牛了”。可问题是生下的是个货真价实的夏安人男孩，种子是在我们到达华什他她们的羊圈之前种下的。那个丈夫也曾出没在同一个帐篷里，但“卡斯特的女人”以最好的状态给了他铁石般的大理石心。

　　她是一个有两个星章大头目的高等级的妻子（礼物），在棚屋里失去的大量的……在外边的机动车上充分地……

　　“滚开吧，你这裹着毯子的可怜的印第安人！你应该和某个年长的印第安婆娘去交易，使你的棚屋烟火不灭，为你暖脚。卡斯特的恩慈如喷涌的泉水！”

　　人们总是指责本廷在进行恶意歪曲，但米奥蒂斯在1869年元月初生下婴儿已是业已证实的事。那些夏安人后来也坚持说卡斯特是那孩子的父亲，虽然照本廷纠正的陈述这是不可能的，卡斯特第一次见到米奥蒂斯是在1868年11月。伊丽莎白也看见过那孩子，说他长得不像自己的丈夫：“……他是个可爱的棕色天鹅绒小包裹，露出一双同他们一样的明亮的小眼睛。”

　　米奥蒂斯于1869年早产了第二个孩子，从而带来了另一些说法。那是卡斯特的孩子，乳脂色的皮肤、黄色的头发，被取名“黄鸟”或“黄燕子”。这名字并不特殊，凯利夫人在同奥格拉拉人一起生活的5个月中，见过不少浅肤色的孩子——“要塞婚姻的后代”。握太华首领的一个女儿就叫“黄鸟”。

　　卡斯特喜欢米奥蒂斯，而且非常喜欢她。这一事实从未遭到否认，但他是否有过那种情感是个秘密。汤姆·卡斯特用那些日子的特色，把这个用手枪逼着丈夫卷铺盖离婚的夏安女人，说成是又一个萨利·安娜，并说她是被“整个军队宠爱的重要人物”。本廷直率地对这段易被曲解的话说出了他的轻蔑，说这位将军“对给他戴绿帽子的小弟弟佯作不知”。他还补充说，这就解除了这位将军掩盖丑事的义务了。他在1896年的圣·瓦伦丁节①给戈迪的信中，重述了那来自“补给站”的流言蜚语，大意说，兵站的外科医生曾监视了卡斯特和米奥蒂斯私通。

　　①圣·瓦伦丁节2月14日，情人节。

　　这恶毒的传说如同沼泽的臭气持久不散，也十分新奇，因为在大草原的各部落中，夏安人是显要的——至少印第安人自己这样认为，而夏安的妇女也是高雅的。此外，米奥蒂斯是特权阶层的人——她的父亲是重要的首领，其地位仅次干“黑水壶”。

　　无论怎样，米奥蒂斯与另两位印第安妇女被派，随同卡斯特执行俄克拉荷马一带的武力威吓任务。谢立丹的意愿是：不管用劝说还是子弹，都应把所有的夏安人、阿拉伯霍、基奥瓦和科曼契人制服。卡斯特带她们一同出征，是由于她们熟悉地形，那两名年长的女人倒确是做了这项工作，而米奥蒂斯只有17岁，她是不会产生什么作用的。

　　由奥沙吉和科瓦人侦察兵引路，或是直接由那些夏安人妇女带路，卡斯特在寻找两个邻近村庄的营地。这两个村子的首领是“魔箭”和“小长袍”。卡斯特没有在《加利欧文》的乐曲中袭击这两个村子，而是同他的号手与翻译罗密欧径直朝村中走去。从近期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无异于送死，但卡斯特仍然出发了。之后，“魔箭”邀他参加一个协商会议。卡斯特带着他的副官W·W·库克中尉，逍遥自在地骑着马穿过了这个仇恨白人的土著人村庄。

　　在“魔箭”的棚屋里，人们递给卡斯特的一个烟斗。

　　在适当的抽烟仪式结束之后（一个不愉快的仪式——卡斯特没抽烟），他向两位首领保证：他不是来向他们开战的（显然是用手语）。可“魔箭”根本不相信，他认为卡斯特是个奸诈的人，并说，要是卡斯特再次食言袭击夏安人的话，他和他所有的士兵就将被彻底消灭。为了强调这一决心，他把烟斗里的烟灰都磕在了卡斯特的靴子上。

　　戴维·汉弗斯·米勒认为是“勇敢熊”磕的烟灰，因为“勇敢熊”自己曾说过：“他把烟斗里熄灭了的烟灰，倒在这位士兵首领的靴子上……”

　　乔治·本和“黑水壶”的侄女莫海巴薇结了婚。莫海巴蔽对他讲述的这些也许是可靠的，她说，烟灰是“石头前额”倒的，而“石头前额”是“魔箭”的另一个名字。不管这位首领当时用了哪个名字，在协商会议开始之前，他还在棚子里安放了四只神圣的夏安人的箭。

　　值得一提的是，那四只精心制作的石箭是夏安人的传家宝，是一种神灵，用英语说就是“文化神灵”。它们是这个部落两个最有力的符咒之一，另一个是一顶神圣的有边的野牛皮帽子，通常，这顶帽子存放在北方部落中。

　　“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是北方夏安人，他对石头箭不大了解，但对那顶牛皮帽子却很熟悉。他曾多次在保存主人的棚子里见过它，悬挂在床上方的几根柳棍上，柳棍被染成红色，白色和黑色。多少年来，装帽子的捆包一直装在一个野牛皮袋子里，此外还有些意义不大的东西。“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没有细说它，实际上，它里边还有五张仇人部落的头皮：“乌鸦”、“犹他、肖松尼、帕尼和“黑脚”人的。和神圣的石箭一样，这个捆包很少被解开。斯坦茨说，1934年为讨休·斯科特将军的欢喜，曾被打开过一次；1959年，由于一些人对存有者表示怀疑，它再次被打开，而到1959年6月12日它被打开时，已有14位见证人了。里边的五张头皮仍完好无损，帽子也完好，“它和斯科特将军照的那张照片一样，上面有一条镶珠子的带子和一些角制饰物”。

　　这些南方部落的神圣箭包裹，并没有因卡斯特的恩惠而打开，它们仍用从郊狼背上割下的一条毛皮紧紧地缠着，其中两支箭的箭杆被染成红色，代表食物的采集；另两支被染成黑色，代表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卡斯特或许注意到了，但也许没有注意到，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这些。它们挂在一根叉棍上，卡斯特被安排坐在它下面，暗示他在接受审判，然而卡斯特自己认为那是个受尊敬的光荣位置，因为是在首领们的右侧，而事实上，那是个耻辱的位子。

　　在卡斯特吸烟仪式中，一个印第安人握着烟管柄，此人被说成是“巫人”，是这个棚子里有尊严的二头领。但据本说，是“石头前额”自己握着烟管柄。他警告了卡斯特，并在吸烟仪式后，用一根棍把烟灰挖出来，倒在将军的脚尖上，使他晦气。

　　卡斯特没有提过此事，他自然有可能对这种侮辱不予理睬。也许根本就未发生过这件事，正如斯图尔特教授说的那样，这个故事是在八年后由夏安巫人们捏造出来的，并把它当作是蒙大拿奇迹般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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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随着夏安人的让步，事态缓和了下来，第七骑兵团返回了堪萨斯，在海斯堡附近度过了1869年的夏天。虽然不时会有一支中队去附近侦察动静，但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态。卡斯特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弗雷法丽卡·惠特尔认为一分为二中国古代的一种辩证思想。隋杨上善撰注《黄

　　在田园般的堪萨斯，除了款待那些新到的贵人们之外，他几乎无事可做。这些新手们大多是想来捕猎一头野牛，这就得组织许多打猎活动，解答没完没了的有关问题根本矛盾即“基本矛盾”。①，哥伦布，狄奥弗拉斯塔等。

　　①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的政治家。

　　十月，第七骑兵团回到利文沃斯堡的冬季营地。在那儿卡斯特更无特殊事可做。当初，他曾用笔名为一家体育杂志撰写系列文章，这时他又开始动笔了。

　　《赛马》12期上刊登了他的《田野与农场》，其中，《平原追猎》描述了“9个狂热的打猎迷”。这些打猎迷们乘一列普尔门式客车，从底特律前往海斯堡的第七骑兵团营地。“他们由Hon·K·C·伯克带领，包括受人爱戴且和蔼可亲的密执安农业协会会长，Hon·W·G贝克威将军，R·L·霍华德将军……”等等。

　　卡斯特用他那带启发性而又伤感的诗句作了结尾。他的狗梅伊达被一个士兵打死了。

　　　　可怜的梅伊达，我生活中最坚定的朋友，

　　　　最热情的迎候，最忠实的卫护

　　　　你的忠诚，依旧占据着你主人的心田，

　　　　仅有你的陪伴才使他奋进、战斗上活与呼吸，

　　　　谁将来占据这空缺的心？

　　　　新的友谊会抹掉你的形象，

　　　　别了，最可爱的。

　　　　疯狂的行为使你被击倒在地，

　　　　这颗心将悔恨无已。

　　那位犯罪者为何作出这狂暴的事，卡斯特并未泄露。然而，他热爱动物，包括被他杀死制成标本的动物，但他最喜欢马和狗，那些狗也对他的慈爱作了回报。伊丽莎白记述他休息的时候，那些狗便尽可能地挨近他躺下。“我看到它们伸展身子贴着他的后背躺着，或是蜷缩在他头边，有一只狗甚至把鼻子和爪子搭在他的胸脯上”。

　　属于人类的活生生的东西也许没有卡斯特不喜欢的；至少，他能容忍它们。一次，他抓住一只田鼠养在书桌的空墨水池里，那只田鼠便会匆匆忙忙地顺着他的手臂爬上他双肩，然后又沿着他出名的卷发蜿蜒而上，攀到他的头顶。伊丽莎白恨透了这只田鼠，它竟然蹲踞在她爱慕的那头卷发上，必定使她难以容忍。为了安慰伊丽莎白，卡斯特最后把田鼠带到外面放掉，可那家伙却不肯离去。

　　在卡斯特这段懒散的生活期间，要是按本廷的话说，人人都应知道他“在同一个有夫之妇私通”，那是驻在利文沃斯堡的一个军官的妻子。不但如此，上尉还公开宣称，卡斯特将军在妓女们惠顾的酒馆周围游荡并坚持要击败杰霍克·詹妮逊的玩牌戏法。“这些卡斯特夫人都知道，要是她还有情感的话（？），这个心碎了的女人！就我所了解的，她是我从未见过的冷血女人，在这一点上，她和卡斯特真是天生的一对”。

　　1870年12月，华盛顿来命令，调卡斯特回去，这可能使他感到最大的解脱，因为这支军队正在重新组编。

　　他再次想摆脱军队，他刚满30岁，风华正茂，完全可以去开创新的生活。

　　在等待政府的安排并为自己的前程做打算期间，他访问了纽约，并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情意绵绵而又冗长不堪的信，罗列了一大堆琐事：

　　当一个大胖子的腰肥得只能用吊带提住裤子时，你将会做何想……我买了些乐曲集：Chanpagne Charlie，Letter Song，艾米的Perichole和Lni D，以及普尔斯吉尼的La Gramde Dnches。……茧绸太阳伞很时髦，有的还镶着彩色，褶边。没有多少人梳发髻，流行的发式是早上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下午卷起来，发梢弄成个小卷儿。

　　他尾随街道上漂亮的少女寻开心，并写信给伊丽莎白，说有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曾几次从他住的旅馆前走过，显然是在勾引他的注意。他也跟了她两回，她回过头盯他。他谢绝了这主动的表示，脑子里却想着要让自己显出有意的样子，还查出了她的住址。“就在贝尔蒙特先生家对面”，他看着她走进房间，然后在她窗前走来走去，直到她出现在窗前。

　　卡斯特把被压抑的激情都用在了给伊丽莎白的每封信的每页纸上。“托伯特将军邀我去了他的特拉华家”，他说“他要甩掉我的缰绳，然后把我撵进一个桃园里任我寻欢作乐”。

　　1871年9月3日，卡斯特被委派到肯塔基的伊丽莎白镇，担任那儿两支驻军军哨的指挥官，镇子距路易斯威尔城南几英里。在妻子未到之前，他在一间毫无生气的房间里过着无聊的生活，所有的夫人小姐们都焦急地围着他转，希望能陪他去参观当地的奇观——猛犸洞，但没有伊丽莎白在身边，卡斯特是不肯去的。

　　他的士兵除了去“骚扰”那些非法酿酒的人和三K党之外，也无所事事。卡斯特再一次感到了无聊，伊丽莎白也发现他们的新家成了令人十分厌倦的“最平静最无聊的地方。”一整天死气沉沉，只有法院里偶尔传来开始诉讼时的叫喊：“你们，听着！”她给伊丽莎白·萨宾姑妈写信说，肯塔基这个地方非常贫穷，“人民粗俗无知，”三四个人才有一匹马。这儿的建筑，居民，动物，所有一切都是那么陈旧古老，就连供膳寄宿处的狗的寿命也惊人的长，老得都走不动了。街坊里最有生气的是一头猪。自从和卡斯特结婚以来，伊丽莎白还没有适应这种单调乏味的军旅生活。他们发现，那些富裕、有教养的肯塔基人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但也同样地单调无聊，令人昏昏欲睡。她提到了一种奇特的机械，它是由许多船浆似的木条作成的，用来赶跑苍蝇，不让它们落在饭桌上。一个黑人男孩拉着拴木条的绳圈，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她瞅着它打趣地笑着说：“……我们吃饭还能听音乐……”

　　就在这段时间里，卡斯特有几个月不在兵营，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上哪去了。1872年初，他奉命陪同年轻的俄国大公亚利克斯在各地游览。大公是奉父亲亚力山大十一世之命来游访美国的。他们乘坐专车旅行，并在卡斯特陪同下在内布拉斯加打野牛。在此期间，肯塔基的人们还邀请他们去参观了猛犸洞。

　　卡斯特发电报答复说：

　　亚利克斯大公殿下及其随行人员将于星期二清晨两点抵达易斯威尔。大公一行渴望参观猛犸洞……

　　大公很喜欢卡斯特夫妇，邀请他们一同去新奥尔良，他们也欣然答允了。伊丽莎白记述说，那位19岁的贵族对音乐和姑娘们的兴趣超过对风景的兴趣。到了新奥尔良后，大公还恭敬地与他们及一群陪同人员一道参观，可转眼这位亚力克西斯就单独行动了。

　　卡斯特借机到密执安作了快速旅行，他的小妹玛吉就要同詹姆斯·卡尔洪中尉结婚了。之后，他们又回到伊丽莎白镇，重新过起了难以忍受的南方夏日生活。

　　卡斯特没事便和邻居的孩子玩游戏，同法官昆西·约翰逊下国际象棋。不久他被派到一个军需部门为骑兵买马匹，这倒是件愉快的差事，使他能穿过提克星顿蓝色牧地并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至于那些曾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如何看待他，没有任何记录。在同当地贵族的交往中，卡斯特似乎是很受爱戴的，据说由于他卷入了其他的活动，几乎延误了一笔好买卖。

　　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群狗跟着他。他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回忆说卡斯特有过80条狗，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伯克曼把他们成对地拴在一起训练，他说，除非它们见到肯塔基狗，平时还是很规矩的，但若是和肯塔基狗相遇，就没人能管束住它们了。它们嚼碎了伊丽莎白镇几只最杰出的狗，包括一条有名的捕鸟犬，一只猫和一头猪。据一位传记家的记载，这些袭击导致了当地居民请求他离开的诉讼。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诉讼也一定被取消或者失败了，因为伊丽莎白镇哈登县历史协会没有此方面的诉讼案卷。

　　卡斯特继续为《赛马》撰写他的《田野与农场》，同时也为《银河》提供汉考克战役连载报道，但他的心并未放在那上面。

　　30年代初，边疆商人和历史学家乔塞亚·格卡格曾发表过一篇随笔，开头是这样的：“我立图使自己和美国文明生活的步调谐调，但却徒劳无用，我也去寻求它的安慰与社交，从而取代大平原生活对我如此强烈的刺激……”大概来自流荡者的笔触吧。

　　1873年春天，卡斯特的懒散生活结束了，分散到各地的第七骑兵团成员重新在孟菲斯集合，从那里乘船到伊利诺凯罗，然后从凯罗乘火车到达科他的扬克顿地区，再骑马到赖斯堡。在那儿，他们承担了保护北太平洋铁路沿线勘测人员的安全任务，并劝说苏人接受筑路计划，确保火车能很快地穿过那片土地。

　　最先踏上这些北部平原的白人是些捕兽者。“乌鸦”印第安人看到这些乘着小船的白人后，把他们说成是“坐在水上的人”，不久，他们又接受了夏安人对他们的称呼：“VCho”即“黄眼”。李福吉指出，“Mah——ish—ta—schee—da”从字面上讲应是“黄眼”，因为它的前三个音节是眼睛的意思，而后两个音节则是指颜色。他推测早期的捕猎者可能染上了肝炎，要么就是印第安人对不同于本族眼睛颜色的人的通称。

　　虽然这些苏人常把那些绿眼睛的外地人称为“Wasichu”或“Wasicun”，也许，由于捕猎者们那令人作呕的连鬓胡子而被称为“狗脸”，而由于穿着脚趾外露的鞋被称作“歪脚”。摩门信徒常喜欢拧不顺从儿童的耳朵，他便被称为“拍耳”。不管这些白人被怎样称呼，他们的气味却像两头豪猪味。

　　1867年，当卡斯特在堪萨斯一带追赶“鸢”人时，非凡的法国贵族巴隆·胖利比·里吉斯·迪·特罗布里恩德被任命为达科他中部地区司令。他在斯蒂森堡的两年半里一直坚持记日记，其中叙述了许多关于那里的军事生活。特罗布里恩德的日记与列兵科尔曼几乎截然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是对人类史进行了长期研究的欧洲人，他在记述那些西部的绮丽景色；另一个则是普通士兵，他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他内心的感触，但它们同样都很吸引人。

　　1841年，特罗布里恩德以一个特殊的旅行者的身份抵达美国，访问了很多城市，并为《美国先驱》撰稿。1843年返回欧洲。他和一个叫玛利·梅森·琼斯的纽约女子结了婚。由巴黎，他去了威尼斯。在那儿，他和大量流落异乡的波旁家族人员一同钻研音乐，绘画与历史。

　　如同著名作家马拉丁，迪·维尼，戈蒂埃样在纽约着手一个文学杂志——《世界月刊》。然而，就像大多数从事文学作品的人的命运那样，《世界月刊》在一年内失败关闭。

　　返回法国呆了一阵子后，他再次去了美国，成为《先驱》的一名编辑。战争暴发前，他撰写闲话栏目。1861年4月18日，他观看了第六马萨诸塞军团穿过纽约市，那一场景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那时，法国军队从我父亲星形的肩章旁列队而过……”所以，他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并加入了拉费耶特护卫队。他参与了弗雷德里克堡、前塞勒斯维尔与葛底斯堡的战斗。被提拔为少将，成为唯一在拉费耶特服务获得这样高的军衔的人。

　　战争结束后，特罗布里恩德回到法国撰写《波托马克军队的4年战役》，但很快又传来消息，委任他为美国正规军上校，他请假完成内战回忆录的写作后，到斯蒂文森堡31兵团上任……

　　露西尔·凯恩翻译了他的日记。十年中，他一直在边疆过着戎马生活，从达科他到蒙大拿，犹他，怀俄明和路易斯安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879年，他复员回家。夏天去巴黎和长岛避暑，冬天则去新奥尔良，1897年在新奥尔良去世。凯恩女士记述道：迪·特罗布里恩德为了这个国家文化艺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1867年12月31日午夜前两个钟头，特罗布里恩德陷入了沉思。这一年行将结束：

　　……将要回归到深不可测的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深渊中，而我这短暂的40年仅如沧海一粟，但它却在我脑海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对我来说，在这1867年即将逝去、1868年将要来临的重要时刻，我既没有敲响它的时钟，也没有为庆祝它的家庭欢宴。

　　在辞旧岁迎新年之际，我孤独一人坐在美国大陆中心荒凉之地，回忆着在那些岁月中逝去的亲人往事。那是怎样的变化莫测的境地？又是怎样的沧桑人生啊！

　　他想起了1884年新年第一天，那是在图尔市，在慈爱的父亲病床床头，父亲10天之后死在那儿。1841年，他是在巴黎度过的这个夜晚，那时他很年轻；1842年，在纽约度过。前前后后，世事变迁，年复一年，黄金般宝贵的岁月，音乐，绘画，社交。

　　1853年：一位乡间绅士；

　　1855年：在纽约，报纸撰稿人，孩子们正在成长；

　　1862年：在华盛顿近郊一个帐篷里等候敌人，

　　1863年：在弗卡德里克；

　　1865年：在彼得斯堡；

　　1866年：在纽约；

　　1867年：在布列斯特

　　1868年：在达科他。

　　“然而，我究竟获得了什么？”他时常扪心自问，“同我继续所学到的相比，只要生命还不太短暂，只要一个人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忘记他所获得一半。我知道我忘记了小湾……要是我还没有终结我的生命的话，我大概会了解西班牙人时而忘记意大利人。而此刻，我又在了解苏人……”

　　而在1867年即将逝去之际，他坐在这块不开化的领土上的一张粗糙的桌子旁：

　　心灵中最渴望的王国何在？以情欲支配，还是以理智主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按逻辑发展；先是一个情欲的年代，然后才是理智的年代，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完这完整的年代，他仅是享受了人生的一半；一个人只有情欲，那他只知道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仅有理智，他也不会很好地走完生活的历程。但假如一个人打乱了这两个时间的自然顺序，那他便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心中至少无愧疚，我没有做过超越理性的事……

　　如同我曾经看待我的人生那样，我要重新那样看待它，爱它。我不想说，但在我回首往事时，正是这个准则使我昔日的岁月充满光彩，否则我将会庸庸碌碌。而正是这一准则，使我感到自己的年华还是那么青春美丽，还是如同逝去的年华那么妩媚……

　　第二天清晨，他感到达科他的天空“很不热忱”，太阳尽力想突破云层，但“如同一位慈善的君王，仅使自己短暂地露了露脸”。

　　这一天是在令人压抑的朦胧中过去的。

　　5日，天气极坏，寒风呼啸。起床号声中，他的勤务兵像座白色雕像般跳进了屋子。

　　“你从什么鬼地方来？”他问。

　　“从我的房间”，勤务兵回答道。他的房子就在30米处。“我寻思我永远也找不到这个门了，房子几乎被埋了一半……”

　　迪·特罗布里恩德朝厨房瞥了一眼，立刻想起一幕歌剧的场景——顶上挂着一根根冰溜子的洞穴。

　　除了这鬼天气外，还有狂热的野蛮人。4月11日从伯希奥德堡传来的消息说，“坐牛”的安克帕帕人已劝说“黑脚”人和美尼考尼焦克斯人结盟。这是个坏消息。特罗布里恩德说，几年前——即1860年，“坐牛”在和骑兵的一次冲突中受伤，就在“血刀”跳下马，打算割断他的喉管的时候，指挥官阻止了他。特罗布里恩德说，结果“坐牛”跑掉了，“从此他便竭力进行报复，使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方面对我们进行武装与精神袭击，特别是他还煽动其他部落也一起参与他的仇恨……”

　　和每一个遭遇过安克帕帕这位“巫人”的白人一样，这经验丰富的法国人也被搅得茫然无措了。他记述道，“坐牛”约40岁左右，很有些发胖的趋势。“他的残忍凶蛮被他那温良的性情和充满机智幽默的言语举止所掩盖。从外表看，你一定会相信他是个无恶意的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可当他露齿大笑时，却好像个凶残的野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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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坐牛”。“坐牛”！

　　这个英语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合情理，对19世纪的白人来说，也十分荒谬，他们暗把他视为“斜卧着的高贵牛”。

　　这古怪的苏人名字很难被确切地译出，但如果你知道草原上的印第安人怎样崇敬野公牛，就不难理解了。白人则认为它是罕见地愚蠢。道奇上校毫不掩饰地说这种动物是他所见过的最呆笨的东西。当牛群中的一只被击倒时，其它仍在得意地吃草。他自己就曾射杀过两头母野牛和13头小牛，幸存者们却一边看着，一边吃草，他和他的部下不得不大声喊叫，挥动帽子把牛群赶跑，以便去宰杀打中的牛。

　　然而印第安人却把野牛看作是最聪明最有力的生物，是无所不在的神灵。英语中的“坐”意为就座，而苏人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使处于”，“就位于”，“归属于”。因而在印第安人眼中，“坐牛”便是取位于他们之中的一位聪明而有地位的人。

　　很难想象，小时候“坐牛”曾被认为是个“迟钝人”，被这样叫了很久；直到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大多数传记中记载，他也曾被叫做“跳獾”。

　　14岁那年，他用一根战棒敲打一个被打死的“乌鸦”人。用棍子打一个死去的敌人本不值得一提，但对19世纪的苏人来说却是非凡之举。为表彰他的勇敢行为，“坐牛”的父亲设宴邀请本部落邻人，并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这孩子。

　　也有人认为他是崇拜野牛的聪明与气力而自己取的名字，或者是因为他曾看到过一块像卧着的野牛的云而得此名。

　　如果确实是他父亲赐的名，那人们不禁要问，他的父亲又是如何得名的？据说，老“坐牛”偶尔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一次打猎时，一头公野牛对他发出异样的叫声，他听懂了，英语的顺序意思是“坐牛”、“跳牛”、“站牛”和“孤牛”。这位猎人觉得是神圣的野牛在赐于他名字，就选了最先说出的“坐牛”为名。而当他把自己的名字给了儿子后，便以“跳牛”为名了。

　　世袭的游牧部落的文化并非奇特，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以梦和梦幻来为自己取名的。如：“小大人”是为了与父亲的名字“大人”区别。于是便有“害怕他的马的老人”、“害怕自己马的年轻人”这样的名字。

　　“伯马”家族的族长是奥格拉拉人的一个首领，他出生于1815年，和其他族长的子女们一样，其后代大为其名字增彩，他们宣称，“怕马”这名字并非指害怕马，而是由于主人十分勇猛，使敌人看到他的坐骑就胆战心惊。因此确切地说，应当是“他们害怕的马”。性情暴躁的学者乔治·海德认为那是荒诞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1760年，当苏人第一次接受马并训练它们时曾遇到麻烦。印第安人宁愿给人取一个诙谐的名字也不愿意要赞颂的称呼，因此这个名字从何而来是不难想象的。邓恩则认为“怕马”是指怕失去他的马，因为那位首领在遭受到一次肖松尼人的袭击时，为救一群矮种马而丢下了他全家。

　　“红云”这个特别的名字则可能是由1822年9月20日一颗罕见的陨星从苏人区划过而得的。当时，陨星把空中的云彩染成了红色，这在苏人的象形文日历中有记载。

　　海德记述说，不知是否二十世纪的奥格拉拉人知道他们把这个著名的名字的出处忘记了，因为他们至少为它讲了十几个故事，其中一则说，数千名奥格拉拉勇士裹着红毯子坐在小山上，从远处看就像一片红云。海德认为这纯属胡言，“红云”得到这名字时是孤身一人，根本没有数千名追随着。到1866年，“红云”果真领导了几千人时，奥格拉拉人还未和白人作过几次买卖，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块黑毯子。另外，海德先生好像喜欢呷一口酸醋，他接着说，许多印第安儿童在那次陨星落后被取名为“红云”：Makhpiya一词大概或者被译为云，或者天；这样，当苏人说蓝云时，他是指蓝天。在这一事例中，大概指陨石。Inkpaduta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一自然现象发生时出生的。他大概用这一事件给他们命名。一个叫‘狂暴云’，一个叫‘火云’。”

　　所有印第安人的命名法给世人留下许多疑难。只是偶尔一个原名超出争论。似乎十分清楚，令人惊奇的夏安人“地面上走”就是由于像“疯骡子”那样，对世尘喜好的事如同基督苦行僧那样冷漠，而获得了非凡的名字。“疯骡子”骑骡子不骑马。一天，他骑骡子走入一个苏人村落，有人说：“来了位骑骡子的夏安人。”他立刻成了“骑骡子的夏安人”，很快成了”“疯骡子”了。

　　“木腿”认识这位魔术师，一次他看到“疯骡子”背靠树坐着，叫四个夏安人朝他开枪，他们一一走近朝他身上开了火之后，“疯骡子”脱下鹿皮靴，从中倒出4粒弹头，而自己却安然无恙。“木腿”则认为“他的脑子里整日装满神鬼之事”。

　　与“疯骡子”不同，“坐牛”不是靠神秘的魔术而是靠自己的奋斗获得地位的。一些人对他巨大的权力不满，另一些人则出于个人原因而不喜欢他，但大多数安克帕帕人认为他待人真诚、关心他人。他那洪亮的嗓音使他成为一名好歌手，他常常即兴创作歌曲，不喜欢重复那些熟悉的曲子。

　　“坐牛”称得上是一名杰出的勇士，是从“乌鸦”人领地归来的勇士们中的一员，他们带回来大量战利品：耳朵、头皮、阴茎、手指头和一只被绑在杆子上的手。与苏人呆了好几年的弗兰克·格罗尔达声称，“坐牛”在一次拜太阳舞中，记数了他的63场战斗。

　　在“勇敢”的斗士中，“坐牛”成为仅有的两名佩肩带人之一，他可以戴用乌鸦毛装饰的野牛角帽子，而那条肩带是公认的权力象征。当佩肩带的勇士去参加战斗时，就用矛把这条拖地的长肩带打开扎在他站立的地方，以表明他决不后退的决心。

　　好战的夏安人也是如此，他们的肩带是条约8英尺长的野牛皮条，上面装饰着染成鲜艳颜色的豪猪刺，肩带的一头用拴狗绳绑住一个吊着的桩梢。当一名勇士把这个桩梢钉在地上后，他就得和所有的敌人搏斗，除非他的同伴把桩梢挑出来，用一根辫式短皮鞭抽打他几下，否则就会被杀死在钉桩梢的地上。意思是这位勇士很勇猛，除非愿意像狗一样被鞭打，否则他决不后退。

　　把自己钉在地上的象征性行为必定始于几百年前，那时，印第安人还不认识马，徒步作战，不管一个斗士多么勇敢，他立在一个骑马人的面前，就意味着自杀。

　　“坐牛”一定是在各种场合上表演了这种肩带仪式，以某种方式以这种俗气的胆量在表演中幸免一死。和“狂马”、卡斯特一样，他也很少在战斗中受伤，枪的准星总也瞄不准他，唯一的伤残发生在1865年和“乌鸦”盗马贼的战斗中——他左脚被打中，但也仅仅是子弹擦过脚底。他从附近的李人那里弄到止痛药膏治疗，却没治愈，那只脚的肌肉萎缩，从此他便成了跛子。

　　1870年，雅克顿苏人在布福德堡展示了一份旧时五步兵团官兵勤务名册，每一页的空边是一幅印第安人画的画，共37幅，都是用棕色和黑色墨水绘制的，描述一个强悍斗士的威武英姿。和日本人的估码一样，每页角上有一只图腾公牛像。23幅画上全画着“坐牛”屠杀被他在途中捉住的男人、女人、孩童、士兵、火车司机、侦察员、印第安人、邮差等等。历史学家邓恩说这位勇士就像死神一样公正无偏见。另外12幅描述他在收赶马匹，“极生动地表现了他贪婪的追捕……完全可以把他看作是这个国家未诞生的最好的盗马贼。”最后两幅则记录他率领“强心会”斗士们袭击“乌鸦”人村庄。

　　这些画是一个雅克人从“坐牛”那里偷来的，他把画带到布福德堡打算卖掉，最后以1.5元成交，而那个雅克顿人也许幸福地活了好久，并且骄傲地给他的孙子们讲述他偷画的故事，但是你可不要拿这件事的真实性打赌。

　　小比格奥战役几个月后，比尔考特·纳尔逊·迈尔斯和“坐牛”进行了会晤，迈尔斯奉命要把这些安克帕帕人带到一个居留地去，而“坐牛”却要求所有的“黄眼”从印第安土地上撤走。结果，会谈没有结果。第二天仍是如此，他们就开了战。印第安人放火烧了草原——这是他们恼火时惯常的行动，迈尔斯特将军则用大炮回敬。

　　两天后，被追赶了40公里的苏人再次要求议和，大多数人同意比尔考特军的条件，只有“坐牛”、“苦胆”和“机灵熊”等人拒绝接受，于是迈尔斯将军继续追击这些顽固的人们，但终于停下来，说是苏人已被赶到足够远的北边，不会再对白人构成威胁了。迈尔斯将军已近于完成使命，想取得大的进展也不现实。两位执拗的领导人终于堰旗息鼓。迈尔斯从而有机会仔细打量了那位臭名昭著的安克帕帕人：一个刚毅不屈的壮汉，身高6英尺，借大的一颗头上长着个大鼻子，棕灰的皮肤上布满天花病留下的小坑。他的动作不慌不忙，说话很有分寸，没有考虑好决不开口。“起先，他谦恭而有礼貌，但显然缺乏对白人的真诚和尊敬，尽管他掩饰了感情，但仍流露出敌意和仇恨……”

　　迈尔斯放风，说他知道“坐牛”打算去何处打野牛，有代理处的印第安人为他通风报信。“坐牛”勃然大怒，这无疑是背叛。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狂暴得像只野兽，咬牙切齿，双眼射出残忍仇恨的光”。他告诉迈尔斯，从来没有一个不仇恨印第安人的白人，从来也没有一个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上帝把他造就成一个印第安人，而不是代理处的印第安人，即并非饼干蜜糖的首领。

　　他应当和常人一样坚定不屈，他对白人的仇恨早在同卡斯特那场史诗般的决战前就已深印心底。9年前，他在“联帮堡”说过，他杀死了许多白人，早已不再期待什么和平了。他不愿同那些肩挑水桶、拖运粪肥的人作任何事情，他质问白人是否把他看成可怜虫了，又自己作答道：“你太蠢了，为一片咸肥肉、几块硬饼干、几匙白糖咖啡就使自己沦为奴隶。”

　　和迈尔斯交手几个月后，“坐牛”带着他衣衫褴褛的人马穿过边境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安营扎寨，坐观事态发展。加拿大政府拒绝引渡，但希望他们回去，美国政府则试图用各种手段引诱他们返回边界，因为“坐牛”是个神秘的苏人首领，要能把他监禁起来，印第安人的问题就较容易解决。记者芬尼尔蒂在加拿大见到了他：“……一个骑着匹奶油色矮种马的印第安人，手里摇看一只鹰翅膀扇子……足足盯了我一分钟。他有一个卓越的大鹰钩鼻，宽颚骨，脸上没有涂什么颜色，眉毛下是一对闪着凶光的充血眼睛，他坐在马上好奇而轻慢地打量着我，不用说，他就是‘坐牛’了”。

　　一位名叫迪·科斯·史密斯的边疆艺术家说他是“倔强的人”。史密斯访问过被监禁在纽约港“长岛”上的两名阿帕奇人。他们向史密斯询问为什么把他们活埋在这里，究竟要被埋多久。史密斯也不能回答。政府官员回答史密斯，说由于他们不顺从，顽固不化，是如同“红云”那样的印第安战争罪人，政府只得把他们关起来瓦解他们的精神。

　　“坐牛”也同样不屈从，他逃到加拿大就说明他完全明白美国人会对他的行为作何反应。

　　1880年，这些加拿大难民的一个代表团（不包括那位斜卧的高贵的牛）越过边界会见贝尔考特。他们不是去投降，却打算那么做，所以要听听风声。迈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边界线以南的各种活动吸引了他们，如桥梁修筑、大射程步枪。但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电话电报。迈尔斯决定让他们看看电报机上的工作，他把毯子蒙在电报室窗子上，使他们看到键盘上跳动的电火花，这是个精明之举，那些代表们看后承认它超过了苏人中最好的巫术。

　　接着，迈尔斯向他们演示了电话的威力。他把一半代表带到远处的一间房子里，然后让他们用电话互相交谈。迈尔斯说，当他们听到远处朋友们的达科他语时，“大颗汗珠从青铜色的脸上淌下来，然后颤抖着放下了电话听筒”。这些曾经受拜太阳舞的折磨，曾准备为小比格奥献身的勇土们，在经历了可怕的电话之后都成了寻求和平的鼓吹者。

　　后来，“坐牛”也拜见了这个装置，他和帕金夫人通话，帕金夫人住在25英里外的“炮弹河”，她是位混血儿，能讲流利的苏人语。“坐牛”原以为电话只能说英语，所以当帕金夫人回话时，他喊叫道：“哈罗，哈罗！你打赌！”这是他全部的英语家底。当他明白电话也能说达科他语时，也不由得震惊万分。

　　作为库鲁克的参谋部成员，16年来，约翰·伯克上尉学会了许多印第安语。他认为如果让一支由巫师和魔术师组成的军队对付印第安人的话，战争将会缩短甚至避免。他和迈尔斯将军及有经验的边民一道，肆无忌惮地卖弄白人的魔术。一次，他拿了一只旧干电池来到一个苏人的帐篷里。他在一个水盘里放了一块银元，然后把电池接在盘子上。他告诉那些巫人，谁能把银元从水里拿出来，就给他5个银币，但他们必须在捞的时候用另一手握住电池的黄铜把手。一大群苏人聚集了起来，伯克估摸有一千人。他说：“当那些印第安人看到他们的巫师一个个地失败，不由得捧腹大笑，并对我表示出极大的崇敬。”最后，一个非常有力气的苏人想试试。他抓住把手并去捞银币，“电流像子弹一样穿过了他的身体，他把电池踢成了碎片。他还要再试一次，我们匆忙装好电池，他终于因为被损坏的电池电流减弱而得到了那枚硬币”。伯克简单地补充说，那身材魁梧的印第安人的脸几乎被电流打得走了形。

　　在为政府进行这些恶作剧时，他一直小心谨慎，尽量避兔触犯他们敏感的事情，也不嘲笑他们的巫术，坚持说自己是位更高超的魔术师。

　　一次，他把一名专业魔术师带到印第安人夏至拜太阳的仪式上。那魔术师走到一个首领面前出其不意地煽了他一个耳光，几乎把他打倒。接着，他用另一手抓住那首领另一侧的面颊，眼睁睁地拽出来20元金币，魔术师又走到“小大人”跟前，揪住他的鼻子，从他的鼻子里拉出一串共20元的金币，使“小大人”大吃一惊。后来，我又见到过他几次，每次在他认为我没看见时，都勿忙地用毯子盖住鼻子，好像又感觉到了叮当的金币……”

　　1881年，“坐牛”越过边界回到了美国，他似乎被白人的魔术弄得泄了气，但也许是迫于难耐的饥饿。他自己确实不想回去，在谈到美国时，他说：“这个国家被血污染了……”

　　另一个安克帕帕人首领——“乌鸦王”也在1881年归顺了政府。还有“黑月”、“苦胆”及他们率领的好斗的印第安人。“乌鸦王”在投降后，结束了一切活动，在把武器交出后，他向一名芝加哥《时报》记者要了两元钱，为自己的女儿们买了个洋娃娃。

　　因杀人如麻而得名的老塞蒂人“血红点”，两年前死在被他叫做“外祖母土地”的加拿大，要是他还活着，他是否还要继续去割白人的脑袋还是个问题，据说他是最顽固地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

　　“坐牛”的归顺也应归功于一位名叫F·H·艾利森的侦察员，他曾和各种仇恨白人的土著人作了商谈，并在1881年把所有逃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劝回美国（只留下了43户人家）。特里将军认为没有必要再劝他们回国，因为那时“坐牛”已归）顺，也几乎没有追随者了，“再说，他的权力也因厄运而被摧毁，即使他不回来，也不会对政府构成什么威胁……”。

　　瓦尔特·克利福德上尉奉命把“坐牛”带回黄石河与密苏里河交汇处的布福德堡。这时，只有最强壮的人活着。一片近代曾经提供数不清的鹿、野牛、羚羊的地区，“眼下几乎见不到动物的足迹。再有一个冬天，将不会有几个人能体面地投降了。”克利福德这样消沉地记述道。有关“坐牛”，他写道：“这位迄今为止，顽固不屈地进行了19年战争的人，终于被瓦解了。”

　　几乎瓦解了。但没有完全被瓦解。就在“坐牛”穿过边界时，仍抱着完全超出实际的幻想，仍竭力劝说他的人民逃跑。他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从狼口渡过密苏里河，再越过黄石河，从舌头河进入山里。在那儿，我们能从敌人手中夺得大量的猎物和兽皮。”他也许还不知道，就在他进入加拿大的时候，那些地方已经被移民占据了。

　　克利福德回忆说，许多跟随“坐牛”的人只有一件袍子，有些人甚至全身赤裸着，他们只有从死去的人们身上剥下来的一些衣物。

　　“坐牛”和他的186名安克帕帕人就这样被押送到布福德堡。7月20日早上11点，在布福德堡，这个顽固的亡命徒习性如常，他没有把来复枪交给执行仪式的美国少校，而是让他六岁的儿子转交，并说要记住他的部落放下武器的时刻。

　　印第安人的动乱就此告终，在“伤膝”被击毙后，“坐牛”承认了他在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中被击败。考特·赫尔曼·凯瑟林在评论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时说，使这个民族同人类紧密结合的神灵还未降生，印第安人的自然之神继续在大平原上空徘徊，但它不同于地狱的判官，真主安拉和Jahve已无力主宰这个大州了。

　　政府调了一支船队，把这些穷困潦倒的印第安人运走，像艾利森说的那样，他们的势力已被彻底击溃，否则政府是不会让他们在文明区逗留的。

　　这位顽固的首领上了“谢尔曼将军号”，顺着汹涌的急流南下前往目的地“大泥沼”。过了卑斯麦市便是林肯堡，那里有许多卡斯特的骑兵们的亲友，那些苏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在打头的船上，一个印第安人打着面白旗，但随着他们相继顺流东行，敌对的情绪也越来越少，当船队抵达甫达科他州边界的站岩时，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刚写完卡斯特战役一书的贾德森·埃利奥特·沃克也不得不站在椅子上，瞥了一眼那位大名鼎鼎的“坐牛”，并记述说，他戴了“一副绿色的金丝墨镜”。

　　绿色金丝墨镜必定在当时流行起来。“坐牛”被戴绿色金丝墨镜的成群集队的狂慕者包围，听起来好似成了好莱坞的名星。

　　大多数印第安人在“站岩”上了岸，“坐牛”也应受人爱戴的店主马什先生的邀请到他的“商人饭店”吃了午饭。他们可能和他的人民在耶茨堡的一个不详的隐蔽地作短暂停留，然后到内布拉斯加边界的兰德尔堡。在那儿，“坐牛”同一位叫作玛丽·克莱廷·科琳斯的女传教士来往甚密，引起了一些谣言。科琳斯认为“坐牛”应和其余几个要人分开对待。不再是一个伤感的年代了，无人需要另一场印第女人战争。

　　就在登上前往“兰德尔”堡的旅途时，“坐牛”抽出一把刀和一把短柄小斧，交给护送他们的斯陀上尉，说这是他真正受降的标志。说完，又躺在地上告诉斯陀上尉，只要能饶恕跟随的人，他愿意让上尉随意处置。

　　这惊人的举动也许出自“坐牛”自己的权力危机感的缘故，白人们已看出，能与他匹敌的“苦胆”变得更加驯服，并且在苏人们眼中变得微妙起来，另外，出发时，这些苏人就已由“坐牛”的叔叔“四角”托管了。因此“坐牛”想用这出戏，重新换回他那些失望、污脏、萎靡的伙伴对他的忠诚。

　　但他的行为只召来他所期待的会受感动的印第安人的笑声，他成了傻瓜，士兵们用旧式机枪托把他推上了“谢立丹号”。

　　1882年，政府认为“坐牛”已没有什么威胁了，便又用W·J·贝汉班轮把他带回。贝汉班轮船长就是以前“远西号”的船长格兰特·马什，他在旅途中记述了一个与大平原生活相称的印第安人的“有趣的特色”：他们不能走上楼梯。他说，无疑，他们会绊倒，摔下，只能爬上去。这一有趣的事必定被许多白人看见了，但无人认为它应当像绿色墨镜般被传扬。马什想，如果“坐牛”爬上楼梯，他也会忽略这一奇观，至少，不会写在他的书中。

　　不管W·J·贝汉班轮停靠在哪一个码头，都招来大群的围观者。在张伯伦，皮尔，都有数不清的人们围住轮船，竞相观看那位著名的安克帕帕人，以至护送他的第15步兵团的一个连几乎维持不了秩序。

　　政府认为，这些狂暴的苏人应当成为农民，尽管部落没有农业传统，还是把站岩附近12亩可耕种的沙土地交给了“坐牛”的一伙，让他和别人一样报到干活。

　　代理人詹姆斯·麦克劳林说，“坐牛”是个不称职的庄稼汉，他使用锄头十分笨拙。麦克劳林对“坐牛”毫无好感，把他描述成矮胖粗壮，面孔险恶，眼光狡黠。他直率地表达了对“坐牛”的仇恨，说他集贪婪、狡猾、虚伪、野心于一身：

　　他简直不具有一点把他的人民吸引到身边的才智、品格，但却成为迄今为止他的部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不同于“苦胆”、“斑尾”和“红云”那些某种意义上较伟大的人。我从未看到过他显露出能受人钦佩、尊敬的品德。我十分了解他后来那些年月的生活，然而，借助他敏锐的头脑。人类本能的知识，他得以保留了声望。

　　很难想象“坐牛”是怎样在代理人监督下从事耕种采伐的。人们仍把他看作1876年领导印第安勇士同白人抗争并曾震惊美国的“坐牛”。

　　刚听到那个灾难的消息时，美国人把它视为耻辱，他们不相信“坐牛”能击败卡斯特将军。等到事情被证实，他们仍不承认一个末开化的野蛮人能击败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因而有人开始怀疑“坐牛”身边也许有一位隐密的白人叛徒。有传闻说，是个叫作‘骏犎”的黑皮肤青年，他在西点军校上过学，是他打败了卡斯特。

　　1876年夏末，有位身份不明的军官公开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真迹所在是“坐牛”毕业于西点，会说法语，精通拿破仑战术。难道那位黝黑的黑头发西点军校学员“骏犎”不就是这权力无上的“坐牛”吗？

　　据说，“坐牛”是班上的第三名优秀毕业生，他一直不露声色，不苟言笑。但在他刚毕业后，却在西点附近的乳酪福斯村喝得酩酊大醉，并着一场斗殴，因而军队未发给他任职令，此后他便失踪了。后来在德克萨斯的卡维斯顿出现，和当地的流氓斗殴，在加利福尼亚一条轮船上和高级船员争吵即加利福尼亚湾的科罗拉河口附近。

　　“骏犎”最后一次露面十分古怪。那是1858年，他毕业十年后的事。当时测绘工程部队的约瑟夫·C·伊文斯中尉正在科罗拉多测量地形，一群Mojave苏人走近他。起先他们用西班牙语进行交谈，后来，他们的首领用英语问道：“伊文斯，认得我吗？”上尉说不认识，并反问他是在哪儿学到的英语。

　　“这无关紧要，”Mojave首领说。“可你认识我吗，伊文斯？”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身分，说他们曾是同校学员，并说这儿不是伊文斯出面的地方，这些Mojave人会杀死他们测量人员的。“我已让他们知道，在你离开后，我们就回去做我们的交易了。”他说，“我们得去好好做交易，或抢那些装载货物，或提供各种货物的船。”

　　过了一会儿，这些Mojave人离开了。

　　还有报导说，“骏犎”曾经和莱昂上尉率领的一支先遣队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岛上交火，并骚扰亚利桑那新移居地的居民。

　　伊文斯中尉必定和“骏犎”搭过腔。在费莱契·约翰逊1891年撰写的“坐牛”自传中，曾经不指名地引过他的话：“去了黑山的那个印第安首领大概就是“坐牛”，据在近前见过他的人说，他表现了受过教育的文明人所具有的才智与判断力。”

　　另一个未透露姓名的西点军官也认为“骏犎”是西点学生。他声称，1852年夏天，他曾在新墨西哥见过“骏犎”，他在那儿加入了“大毒晰阿帕奇”部落。他还告诉那至官，说他不会忘记或原谅西点负责人对他的处置。他说，那个“乳酪福斯”的小插曲似N不仅是一场酗酒斗殴，那时“骏犎”正在追求一位叫埃菲·康克琳的漂亮姑娘。似乎是“骏犎”答应和她结婚，并糟踏了她。

　　所有这一切似乎大不可能，但事实上确有一位军官学员于1844年在西点军校注册。陆军副官部的詹姆斯·B·弗赖伊上校报告说，尽管这位学员是个年轻人，但却十分老沉：

　　很大的一个脑袋一上覆盖着浓密的乱发；他有一张方脸，前额低平而呈长方形；一对小而深邃的眸子，透出机敏的光；鼻子短而直；下额宽大；公牛般粗壮的脖颈架在宽大厚实的肩膀上；长长的躯干自臀部。下逐渐变细；四肢短而粗壮，可以说这就是“骏犎”。如同他的笨拙粗鲁和未经过开化教育的野蛮那样，他也具有超群的天赋。通过了学员考核，学满了军校的四个学年，掌握了每一门课程的内容。然而，从他的个性看，从头到尾，“骏犎”始终是个粗野的牲畜般的人物。

　　弗赖伊上校继续谈道，他的浑名是“骏犎”，学校的教育未能改变他的野性，由于殴打一名军官，他被剥夺了休假权，这使他更加恼恨。他恐吓邻近的村民，酗酒、斗殴，并强奸了一位年轻女于（弗赖伊没有泄露她的名字）。

　　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都有根有据，可“骏犎”不是“坐牛”，也不应当是，因为这位非凡的苏人直到小比格奥战役结束后好久，才观看了达科他地区的日出。

　　至于那位黑皮肤的军校学员，密苏里亨茨维尔的一位市民为圣·路易斯的《共产主义者》致信做了证实。该学员的名字叫迈克利安，在密苏里伦道夫镇长大，“是位高贵的有身份的名门子弟”，也是美利坚合众国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约翰·迈克利安的侄子。他在西点和斯通沃·杰克逊同班毕业，并于1870年在亚利桑那州吐拜克附近被印第安人杀害：

　　……曾与库鲁克同在亚利桑那的第15骑兵团的霍尔中尉现在和他在一起，并对“骏犎”的亲戚很熟，通过他们证实了他的死讯。对于“骏犎”，我认为他最大的缺点是不驯顺的脾性，这一声、他自己也很清楚，这毫无疑问地导致了他不愿接受超越于文明理仪约束的生活。在本顿议员的参与影响下，他成为西点军校学员，然而他的父亲查尔斯·迈克利安是位热心的辉格党党员，谁是“坐牛”，笔者也不清楚，但他绝对不是“骏犎”。

　　1878年，芝加哥奈特与伦纳德出版公司出版了《带有仔细翻译对照的“坐牛”的法语拉丁文原作》，这是一本仅有13页的小册子并附有11页附录——《“坐牛”著作的第二部分》。在该书未署名的序言中陈述了由于这位巫人令人吃惊的成功，普遍认定他必定在某个高等学府接受过教育，而并确信这份附录能为这一推论提供有力的论据。

　　小册子里还附有一些信件，是由“一位新近从西点来的军官”寄给这位未署名的编辑的。这位军官怎样把这些信件弄到手是一个十分曲折离奇的故事。一封信是用法语写成的，寄给詹姆斯·迪·弗雷内。弗雷内是一名加拿大一法国导游，住在一个贸易站或一个兵站附近。“坐牛”的信使到达这个站时，弗雷内刚好陪同一部分英国旅行者观看黄石河的风景去了，所以，他的儿子收了这封信，信的红色封蜡是一个卧牛图印。作为小字辈的弗雷内拆阅了它。

　　亲爱的朋友先生：谨此请接受我所能给予您的最崇高敬意。您将能从函中看出约瑟夫首领与尼兹·帕里斯人和我自己就所关注的某些重要事宜结成的友谊关系，因此，我请求您把此信转交……

　　　　　　　　　　　　　　　　　 1877年9月29日于

　　　　　　　　　　　　　　　　　　阿西尼宾河营地

　　Du·弗雷内的儿子随即也打开了致函约瑟夫首领的信，发现信内语言含蓄，他担心“坐牛”可能企图和约瑟夫进行军事同盟，便把信交给这位军官，这位军官又立即把它交给库鲁克将军，然而，库鲁克认为它没有多大价值，让这位军官存留了这封信。

　　“坐牛”的这些信就被新近到来的这名西点军官转交给这位不知名的编者。

　　年轻的Du·弗雷内所担忧的“坐牛’信中谈及的问题，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坐牛”说的有关约瑟夫与尼兹帕·里斯之间所关注的事是另一码事。他在表达了对约瑟夫的崇敬致意后，阐述了作为红种人事业的首领要承担的责任问题。“坐牛”反问了他们将怎样做？他们的事业是什么？“新近，我以我的权力、我的未削弱的实力，来到这（这儿已归入英国领土）；这儿，我的目标是保留……”唉，他一直感到最柔情的这个英国当局，目前正准备把他转交给他们的美国敌人。考虑力量的极大悬殊，进一步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们所依赖为生的野生物在减少，斗士们的女人与孩子都在挨饿，需要衣物。

　　由于事态就是这样，我们的敌人也给我们派来特派员，探讨和平问题。在我看来，好似我们应当尽力接受提供给我们这些条款。约瑟夫，这就是要你我一同回到我们年轻时期被熏陶的那种文明生活。我依旧不能否认这些变化的前景将带给我更多的痛苦。在此，用我好久不用的笔，感慨几句：

　　萨福诗体：

　　　使用军事武装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的狂烈勇猛终于发觉了它的目标。

　　　那长久漫游泛团的双腿哟，

　　　何处是它们安全的回归之地？

　　　此刻，苦恼之心使我双眉紧锁而闷闷不乐，

　　　英国雄狮不公正地躺下了……

　　1925年11月7日，印第安事务专员给印第安战争命令记事员写了一封信，答复了有关“坐牛”的这些资料信件问题。他就自己的看法得出结论，说援引的这些信件不是出自“坐牛”之手而是“一位聪明的白人之笔”，虽不知道此人的具体身份，但显然是库鲁克参谋部人员R·D·克拉克，他是1878年的版权所有者。如果是出自他手，其动机也不得而知，因为从这样做会危及他的军事生涯看，他不可能为赚几元钱而玩弄这种骗局。

　　许多人认为“坐牛”是一位蓝眼睛，半印第安血统，名叫查利·雅各布的人，出生于加拿大古加里堡附近。由德·斯梅特神父施加影响，皈依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在圣‘约翰学院学习法语，所以能够分析拿破仑战术。在他的圆顶棚屋里，可以看到一本拿破仑的法文传记。在小比格奥战役之后，查科·“坐牛”·雅克布撤退到加拿大后曾向一名军官讲述，他出生在加里堡。在问及有关该堡的往事时，他说出几个人的名字，包括另一个名叫詹姆斯·罗斯的半血统人，此人于1896年成为里尔里平地区的首席法官。他说，实际上，他是同罗斯一起长大的。他也告诉加拿大警察当局，他父亲亨利·雅格布曾被普鲁克斯神父雇佣，在马尼图林岛做翻译。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有关的这位查利·雅格布，这则传说出自何处，这只能是一个使人纳闷的问题。如同有关“骏犎”的传说一样，这显然是些满足心理需要的东西。美国人需要证实，能击败卡斯特的人，必定是位受过西点或圣·约翰高等专科军事学院培训的杰出人物。

　　当今慎重的学者认定，“坐牛”是个全血统苏人，出生在南达科他密苏里河流域，大约于1830～1837年出生于柳树湾。人们曾以各种各样的名字称呼过他，有些是赞美性的，有些仅仅是一般称呼而已。人们可能叫他“公牛”或“骏犎”，但未必有任何人称他作查利。

　　他确实认识德·斯梅特神父和另几位传教士，但无任何人使他皈依。然而好似那些传教士们用的圣坛圣环礼拜用品，以及讲说给他的那远方的教皇，都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从什么地方获得一枚戒指，上面镶着一块大宝石，是一个头发卷曲的青年头像，也许他看见主教大人们手指上都戴着个戒指，所以他也把这枚戒指戴在左手中指上。他或者没有注意到这只有吸引力的宝物应当戴在右手中指上，或者认为戴在哪只手指上都无关紧要。美术家德考斯特·史密斯说，在正式场合，他就会把戴着这颗名贵的宝石雕刻头像戒指的手，摆放在胸前背心的第四颗扣子上；然而，听起来，似乎还有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他确实曾经命令把一条野牛皮袍子送给这位教皇。

　　至于他的语言技艺，他既不会讲法语，也几乎不会说英语，但能听懂这种语言的程度，却要比我们所想象的高得多。他会说的几句英语也不过就是：“哈罗”，“你打赌！”“Seedaa Boo”（他的名字），和“How ma'tci？”这句话或者可能是“How much？”（多少钱）或者可能是“对不起，我可以对个火吗？”

　　史密斯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站岩的“马丁威廉”的店里。店员路易斯·普里米欧问史密斯他是否认识这位印第安人。那时，这个地区到处都张贴着这位著名人物的像片，所以，史密斯回答道：“我当然知道，他是‘坐牛’。”史密斯话音刚落，这位裹着毯子的印第安人便抓住他的手，大声喊道：“Seeda Boo，你打赌！”

　　他喜欢握手，使他感到最为困窘、委屈与伤痛的事，莫过于一个白人谢绝和他握手。不难理解，当一个白人拒绝和他握手时，他精神上所感觉到的那种挫败滋味，因为他已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种礼仪。汤姆斯·亨利·蒂贝尔斯对印第安人十分了解，也是仅有的两名被接纳为“奥马哈士兵棚屋”的白种人之一（另一名是库鲁克将军）。蒂贝尔斯说，印第安人自己从来不相互握手，他们认为这种活动是世界上最滑稽可笑的事情之一。然而，他们获知白人用相互抓握表达相互之间的友谊的习俗时，在高兴的场合，也这么做了。

　　据史密斯说，“坐牛”时常急于想使自己能在白人中留下一个好印象。“临死前不久，他还是被看作仇恨所有白人的人，依旧表露了明显的仇恨白人的迹象。这可能是一种自负，但从他的一些举止，我也看出，‘坐牛’是个有人情味的人。”史密斯也认为，大多数摄影师没有好好给他取镜头，也许是蓄意这样安排的。这些摄影师们借助焦距与取像姿势，可以夸大他的鼻子，可以使他的眼睛里闪烁出凶光来，为迎合公众的味口，他们就这样做了。

　　他的智力好似被判处死刑，19世纪的大部分白人好似都没有承认它。在一本附有波士顿圆形风景图的小册子中，在绘出他那副“焦躁不安。令人不满意的像貌”之后，说他是一个年近54岁，身体强壮的人，身高5英尺8英寸。好似比迈尔斯将军所估计的矮了4英寸。当然，迈尔斯是以一位未被击败的部落首领来看待他的，把他看作是屈从了的供人观赏者。“可他也不是个有智力的人，他竟会为自己臭名昭著而自豪……”

　　代理人麦克劳林在记述了“坐牛”锐敏的头脑与本能智力之后，又有点矛盾地把这位首领描述为“十分平庸而无才智的印第安人，十分迟钝，智力远远不及‘苦胆’和他的其他下级首领。我难以理解，他是怎样用它把持自己的权势，在各方面用如此引人注目的长者意愿，超越极限地控制着这些人们。除非用他那十足的倔强、坚韧、固执，进行强行控制。他徒有虚名，十分自负……”

　　克利福德上尉认为，他的外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打眼一看，‘坐牛’是那样一个像貌平平而迟钝的人，但稍加端量，你就会从他脸上的每一条刻痕中看出他是个十分高深莫测的人。”克利福德补充说，从外貌来看，他50来岁，一副吝啬鬼的模样。

　　有许多证明他爱虚荣的事例。

　　当初北达科他的范古，是个塞满了非军职人员与工程师的宿营地。这些人们大都是单身汉，至少是孤独地呆在这荒远的地方，也有一些人把家眷带来。一位工程师的妻子回忆了“坐牛”访问他们营地时的情况。他同十来个苏人，按他们的方式前往华盛顿去访问“大爸爸”。他们已经按他们平日那身打扮做了漫长的旅行，但在卑斯麦做了一段停留之后，两三名苏人改换了装束，他们扔掉了穿在里毯下面的军装。“坐牛”嘲笑了他们，然而据陪同这伙人的翻译说，他也很快不自在起来。事实上，除非他能够找到更合适的衣服，否则，他就不会被引荐给北太平洋的铁路负责官员。由于他想要穿白人穿的衣服，营地的白人们便给他凑合了一套。听起来他们所收集起来的这套衣物，仿佛使他变得滑稽好笑，尽管他们确实尽了一切努力。

　　那条裤子太短，为了遮住裸露的脚腕他们把黑人厨师范妮大婶的一双白色短袜送给他。而为了防止袜腰滑下来，范妮大婶又用别针把它们别在裤子上，还给他找来一件白色法兰绒衬衣和一件外衣。外衣太瘦窄，范妮大婶只得把中缝拆开，从红毯子上剪了一条，把它缝在夹缝中，使衣服加宽。接着，他们又找来一顶黑礼帽。

　　这些衣物使他很满意，他同意和北太平洋铁路的高职位负责人员见面。

　　他想到营地各处去看看，便随便蹓入任何吸引他的帐篷，参观白人的财物。这位工程师的妻子说，在她的帐篷里，当看到一面有手柄的镜子时，他就坐在地板上，打量起镜子中自己的像貌来。这位女主人因此认为，她怎么也不能把这位果在她帐篷里的人同作战部里所说的那位“坐牛”联系起来。“坐牛”毕竟和现实中的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啊！

　　他拿走了这面镜子，把它插在自己的毯子中后，离开帐篷。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回来，拿了一个他作战时佩戴的白色羽饰。他从这个羽饰上拔下一根毛管，送给这位女主人的幼女。羽毛管尖染成深红色，他解释说（大概是手势语），这是一位阿里克洛族首领的血。

　　好久之后，这位女主人又一次在卑斯麦碰见他，见他被一群东部的人们围着，正以25分钱售卖他的亲笔签名。她看见一位漂亮姑娘在他耳边耳语。他摇着头咧嘴笑着，这完全证实，他确实能听懂几句英语。姑娘给他手里按压了个什么东西，毫无疑问，一个硬币。“……他又咧嘴朝拥挤的人笑了笑，然后，这位满身污垢肮脏，发着烟味的旧时野蛮人，弯下头亲了亲她”。

　　他亲笔签名的价格是不同的，有时竟要2元钱，然而，据说他从来不向女子要钱。在同巴弗罗·比尔做狂暴的西方巡视展出时，他的签名现价为1元，四个月内便赚了极可观的一笔。

　　谁教他书写他的名字，是个谜。教他写字的人可能是加拿大的传教士，或者是商人古斯·海德里奇。波迪克说：“坐牛”是由模仿海德奇的书写学会自己的签名的。“在把许多书中出现的‘坐牛’的签名和海德里奇的书写相比时，就不会有怀疑了……”好了，也许是这样吧。贾得森·埃利奥特·沃尔克在描图纸上复制了“坐牛”的签名。在把这份图纸上的亲笔签名照像复制之后，看出其笔迹很拙劣，他抖动的笔法与专业商务营业员海德里奇的极不相同。

　　按照汉森的看法，“坐牛”的老师或老师们必定是讲英语的人。可他却把自己的名字拼为“Seitting Bull”（正确的拼读应为“Sitting Bull”），就有点讲不通了。人们设想的解释是，他是由一位半通文墨的南方人教的，因为南方人把“i”拼为“ei”，如南方人把“pin”拼为“pein”，从而把“Sitting”拼为“Seitting”。然而，汉森又说，这样别致的拼写，反而如它所应能得到的目的那样，可以增加他签名的价值。也许，他有时是按上位南方邦联支持者那样拼写，但并非是肯定的，这从沃尔克复制的照像图中可以看出。

　　《著名的印第安人首领们的诺曼①森林中的生活》一书中，有“坐牛”的手迹，可能是在沃尔克的复制他的笔迹一年或大约这么久之后的手迹，人们可以看出“坐牛”的书法的巨大变化。这儿，精心写出来的大写字母双“t”，用有力的一横带过，整体字的书写坚定有力。确实，这位签名者几乎是傲慢的。

　　①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城市。

　　勿庸置疑，他进行了大量的实践。除了美国总统和公众崇拜的名演员们飞洒的笔墨外，可能再不会有谁的签名比他的更为珍贵了。伍德先生讲述了“1883年他所看到的一个惊人场面……”这位巫人“俨然以一个显赫人物的姿态”，兜售着他的亲笔签名，周围是一群高级将领，包括利特尔·菲尔·谢立丹，议员，金融家，铁路系统官员，日尔曼人，教授以及英国贵族。

　　显然，一些接受过高等学院训练的白人还对他做了绘画培训。1881年，他绘制了他自己杀死一名“乌鸦”人斗士的画——这常常是他喜受的科目。但画中，他骑的马不是惯常本民族画家画的那种腾空抖擞、无约束的骏马，而是一匹巨大、稳健骄奢淫逸的马。那滚圆的臀部与挺直的头，被认为一半取之于贝里尼的“骑马者”，这可能是一名德国艺术家兼记者鲁道夫·克罗奥教他画的。

　　1884年，这位非凡的印第安人被带到费城的基督教青年会展出。由于当地一份报纸转发了一些有关他的直接与间接的残暴行为，致使一些正直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这次展览，从而使他吸引的观众要比预期的少得多，这也使负责组织这个展览的代理人十分恼怒，他们自然把怨愤朝这位名星发泄，甚至“用粗鲁的话”责骂他。——早几年，这位代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再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

　　有关“坐牛”的许多事，可能是不真实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却可以肯定：他喜欢女人，极度地喜欢女人。他至少三次结婚，也许是八九次。“一个妻子在结婚之后没多久就死了。后来，他又同“有四件长袍的女人”与“这个民族看见的女人”先后结婚。他和他妻子们究竟有多少子女是个有待于推测的事，也许是10个或15个。他声称，他的孩子中有三对双胞胎。沃尔克第一次看见“坐牛”是在“谢尔曼”号上。他说，尽管他和每个人握手，但主要还是愿意和女士们握手。他平日说话时，声音充满喉音，深沉且有旋律性。但在同任何种族的女性交谈时，声音就变得柔声细语、甚至有些献媚了。

　　一个有着阳刚气魄的男性，常常却又女声女气，“坐牛”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人！一位记者被这个长鼻子两旁脸蛋椭圆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说他是“男子汉的刚勇再加一副娘娘腔”。

　　印第安人自己——喜欢他的和大多数不喜欢他的——把他比做一头公鹰：多情且无礼！

　　在他被拘留或半监禁期间，大多数白人发现他有尊严性但’没有刚直性。贸易站一位商人妻子把他描述为邻近有教养的印第安人，说他总是能体谅她。同大多数印第安人不一样，在她们进餐期间，他是不会在她们屋外转游的，其余印第安人则不是这样。其他大部分白人也认为他确实没有乞讨过。巴弗罗·比尔不同意她这种看法，说他是一个“积习很深的乞丐”，好似认定，“坐牛”拒绝讲英语是由于执拗，而不是由于愚笨。

　　在和“红云”争吵之后，“坐牛”拒绝接受来自政府的任何东西；“红云”认为，要想在这块土地上幸存，就得给这些渴望获得这块土地的“黄眼”跪爬。打那时起，“坐牛”就很少在贸易站露面了。要是他确实去那里做点小生意，他的拜访也确实要留下一些记忆。有一次，在白杨湾商店，他爬过柜台，强行把售货员推到一边，然后自封为一个白人，批评五名印第安人提供的水牛皮袍子的皮毛如何如何不好，夸赞货架上的生产商品如何如何好。然而，这次他选错了欺辱的对象，这位售货员把点着的火柴放在里边盛放炸药打开盖的小筒上方，“坐牛”和他的伙伴便嘴里咕噜着仓慌跑出门。

　　尽管如此，德考斯特·史密斯的看法是，这位刚愎自用、老奸巨猾的巫人曾经是一位热爱人类的人，他同意“坐牛”没有爱过白人，至少他不可能会爱白人。确实无疑，他十分厌恶他那些被白人的诱惑物所吸引、而愿意出卖土地的人。在一次苏人商讨会上，他提出，要按磅算钱出卖这块土地。

　　小比格奥战役之后，在加拿大难民营地，他对那些蛮横逞凶的美国人越过边界对他的肆意指责和咒骂矢口否认，他说：“他们告诉我，说我杀了卡斯特，这纯属谎言……他是一个傻瓜。他做得太过分了才导致失败。”

　　公益图书

12

　　卡斯特从踏上达科他地区那一刻起，就好似预言了他爆炸性的生活史迹。1873年6月，沿黄石河某地，他射中一只羚羊，死尸的血滴在他打算做午餐的炸面圈的包装袋子上。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

　　黄石河远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北太平洋铁路勘探人员的安全。没有部队人员的保护，勘探人员的命运三天也保不住。此外，远征队还有一个附带科研项目，即动物标本剥制者C·M·内贝特也在这支纵中行进。卡斯特跟他学习制作动物标本。当大家都疲惫不堪地倒下入睡时张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又承认上层

　　在黄石河岸的一个帐篷旁里，他把袖子挽到双肘上，内贝特在一旁给他做指导，六只狗在帐篷外边香甜地呼呼熟睡，一轮夏月在浅浅的河面上漂浮着——这宁静的夜唤起一个忘却了的年代的回忆。沃兹沃思的叙事诗弥勒。夸大感觉器官生理特点的作用，把认识说成是感官自

　　麋标本成为他的“杰作”。起先，他只打算填装麋头，做为一件礼物送给伊丽莎白，但他完全沉浸在这项工作里，无法停下手来。由于制作完的标本要有陈列室和武器的生产、军队的装备、编成、编制、战术、战略以及

　　那只麋生前差点儿把他的两只狗抵死。他在《赛马场，田野与农场》中一篇有关游牧部落的章节中记述道，在他把这只巨大的野兽射中之后，它跌落一条河中，紧接着是一场垂死的搏斗。他站在岸边观看着5月。同年发表。编入《列宁全集》第31卷。本书总结了国

　　卡斯特发抖？难以想象！

　　他为什么要停留在河岸？为什么不跳到河中？为何不朝这只麋补开一枪？

　　查尔斯·霍福林医生（精神病医生）做了使人们相信的解释，说卡斯特有怕水病，“进入水中，就会产生失去知觉复还到母亲胎胞中的感觉。可以把卡斯特对水的恐惧，看作是对他自已被动性倾向的恐惧。”行了，要是有这样的恐惧症的话，他也会在当初跳入查克霍梅尼河中时发抖了。

　　“该怎样设想这个黄石河事件呢？仅能参照他的陈述——他说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又在哪里：“我朝这些狗狂喊着，要它们回来——我几乎把它们当做是能听懂我的每句话的人了，苦苦地求告它们，用一句说惯了的话连续冲它们喊着，‘你们会被它抵死的！你们会被它抵死的哟！’……”怎样一出戏剧！何等受折磨的时刻！他点了三条狗的名字：梅达，布鲁查尔，卡迪根，并告诉他的读者，他们总是如同坐凳般地蹲在他帐篷周围，即使在他写作的时候。卡迪很早已被作为礼物送人了，布鲁查尔在《我的一生中》被记叙为在华什他战役中，肋骨中箭而死，而可怜的梅达则在大平原的堪萨斯捕猎中，被一名拙劣的士兵击倒在地。

　　应当怎样编排这样的故事？也许应当如聪明的首领普兰蒂·库普斯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中有许多难以理解的事物，在我们和它们相遇时，只能把它们搁置一边。

　　黄石河美丽的风景使他无比激动，他把蜿蜒前进的纵队，比作万花筒里所看到的千变万化的奇景。纵使巴尔斯坦达也难以用他的妙手高笔再现这块美丽的土地。他将要完成分派给他的任务，他要保卫勘探人员的安全，但真正吸引他的还是那荒远的边疆生活：黑尾巴鹿，狐狸，庞大的野牛群，野鹅，各种草原鸡、鸭子、白狼，它们有的在急速奔跑，有的在钻洞躲藏，有的在空中盘旋翱翔，也有在四处徘徊寻食。所有这些栖居在这荒漠的黄石河流域的动物，都使他如痴如醉。除呆在那油漆小屋中的文明生活外，任何生活都会引起他强烈的情趣。

　　他拾拣化石，收集动物，还逮到一只豪猪——他猛地把一只篮子扣在它身上，把它抓获。他还有一只野猫，后来被亚当斯快车送到中心公园。在那儿同原先被送去的一只棕黄色熊相会。不管是长斯特认为该公园喜欢他的馈赠，还是他认为这也是一个谋略；应当说是他在远离文明城市的荒远地区生活着，但他并没有忘记，也没有忽略城市的权力中心地区。他不能只用这原野来估价他的生涯，决定他的前程。人们会谈及这只蒙大拿的豪猪，谈论这只野猫，这只棕熊，人们便也会知道是谁给他们送来这些札物的。

　　他告诉伊丽莎白，说总统的儿子佛雷德·格兰特可能要成为她的近邻，她应当尽一切可能使他的拜访感到高兴。她应当乘一匹辆四轮马车在兵站拜见他，“把他父亲的像挂在会客厅……”

　　戴维·斯坦利少将同卡斯特一同进行了这次黄石河远征。离开赖斯没多久，斯坦利给夫人写信说，他和卡斯特在一起还没遇到什么麻烦，他也尽力避免产生什么不和，“但我已经看出，也坚信，他是一个冷酷、不诚实，且肆无忌惮的家伙。除了他的亲属和一两个拍马屁的人外，他的所有军官都鄙视他”。

　　斯坦利自己也不是什么精华人物，一个矮胖、没有幽默感，而又好暴饮的威尔士人。听起来，他倒像成了与卡斯特相对照的人物了。卡斯特如同一只精瘦的狼，非常喜欢说笑话，言词越狂暴越带劲儿。此外，自从12年前在蒙罗那场惨遭耻辱场景之后，他就再未沾过一滴葡萄酒。要是这两位外貌、爱好格格不入的指挥官单独在一起，那可真是一件令人吃惊好笑的事了。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在这些勘探人员们恐惧地蹑手蹑脚地朝前推进工作之时，他们两人之间不合口味的同盟，如同把过度绷紧、强行弯下来且容易爆裂开的两个物件；强硬地用胶水粘合在一起。7月1日，这位胆汁过多而脾气暴躁的指挥官告诉卡斯特，说他从来没有同一个更令人烦恼的下属打过交道。

　　使斯坦利愤恨的一件事是卡斯特的炉子。南北战争期间，谢立丹不喜欢部队伙食，雇了名黑女人专门为自己做饭。显然，卡斯特也在某点上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相同的特权，起先，有伊丽莎白，接着，是玛丽大婶。就是说，他走到哪里，就得把他的厨师带到哪里，自然，也少不了铸铁炉子。这个设备便成了斯坦利不满的导火线；这个设备，也是绝对难以获知的理由，成为他鄙视卡斯特每一件事情的根由。

　　7月7日，斯坦利将军由于喝醉了发火，把卡斯特三辆四轮运货车中的一辆没收了。这意味着卡斯特得顺从地扔掉各种非法设施，包括那只恨人的炉子。除下达命令外，他也被口头告知：把炉子扔掉。

　　第二天，卡斯特给斯坦利的副官写了封便函，告知这位副官，他已一切照办。但这并不是实话。这只炉子不再占用指挥部的运货车了，这确实是事实，可是，炉子却被弗伦奇上尉设法塞进自己的货车里。事情被斯坦利发现了。不管是他亲眼看见玛丽大婶使用它，还是听说了炉子被藏在弗伦奇的货车里，反正他传呼了卡斯特，并把他拘捕了。卡斯特早就罪恶累累：他把政府的马借给了一个贫民店员，他还说了些侮骂性的无礼言词，等等。可是，这个炉子——这个私人厨房里的的铸铁炉子，使斯坦利的这一发疯般举止，除过量的酒精发挥作用外，还被说成是他想激惹卡斯特进行不恰当的回击，这样，他就可以更加严厉地惩罚卡斯特了。

　　7月9日，卡斯特若无其事地走在纵队后边，这是料想得到的事情。他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声称，48小时之后，斯坦利将军道了歉，说：“先生，我谦卑地恳求你原谅我……”

　　8月15日，一个庞培界标柱出现在视野里，这里是北太平洋勘探地终点，这支纵队开始调头折回。

　　骑兵团的四个连队被命令返回赖斯堡，卡斯特自已被指派指挥六个连队，停驻在新建的阿拉伯拉罕·林肯堡，它在河流上游几公里处。

　　11月份，伊丽莎白在这儿与他团聚。12月5日，他们一同庆祝了他的34岁生日。

　　这年冬天，他在林肯堡埋头于读书。他把但丁的著名警句“Las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贴在门楣上，并为杂志撰写文章，完成了他在堪萨斯与俄克拉荷马生活的自传性记叙文。他在《我的大草原生活》的结束语中陈述道：“借此，我得顺笔提几句，”

　　目前，我十分繁忙，在为一个大型远征探险特遣队做人员组织与装备准备。在这些篇章抵达出版者手中之前，我得着手我的远征出行了。在我暂时消迹隐退期间，我期待拜访那片除印第安人外，至今尚无人登足的土地。那是一片难以用文字描述并充满各种各样猎物的神奇土地，那里有科研方面极其珍贵而丰富的重要东西，那里也有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色。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要暂时告别文明生活了，届时，我也得暂时同我的读者们分手……

　　这是黑山远征。这一次，他是直接指挥官，既不是斯坦利的下属，也不受其它什么的控制，他要自己亲手组办这场出征活动。

　　被雇作侦察员的卢瑟·诺思说，纵队在由16匹白马组成的军乐队的伴陪下，离开了林肯堡。诺思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印第安国土上享受伴随军乐队出征。他们是在《加里欧文》的曲调声中出发的。每天早晨，在拆除营地之后，这支军乐队就为骑兵们演奏两三公里的小夜曲，而每天夜幕降临之际，卡斯特又把乐师召集在他的帐篷内，进行另一场音乐演奏会。听起来不像侦察，更像穿行于卡次启尔岩层的夏日远足。

　　空气中充满了一场灾难突然降临的感觉，就在卡斯特的军乐师骑在白马上，演奏着他们最喜爱的古老歌曲之际，达科他边界高高的云空中，带电的云层发出压抑的赫赫声。凯拉米蒂·简也随军而行，她穿着男人服装，上面覆盖着虱子。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说，她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并常常讨酒喝，士兵们都躲避她，并不时以给他们洗衣服做交换给她一点威士忌。

　　卡斯特和弟弟汤姆两人都喜欢黑山。汤姆用分叉的棍子把一条条蛇钉在地上取乐。他喜欢把他们带上一段路程，然后再他们放掉。据说，有一次，他在一只胳脯上缠了条剧烈挣扎的蛇，当地踩上马蹬爬上马背时，他的马狂暴起来不让他骑乘。

　　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使这位将军大饱眼福，他喜爱这片肥沃的土地。他给伊丽莎白写信道，在这次行军中，每一步都迈入“五彩缤纷、绚丽多姿而气味芬芳的鲜花丛中。”骑兵们不用下马，只需倾下身，便可采摘鲜花。植物学家A·B·唐纳德森教授（身兼圣保罗·《先驱》记者）记述说，即便那些赶骡子的脚夫也用一束束鲜花装扮起来。卡斯特认为，这是个非凡美丽的景观，一支手擎一束束鲜花的骑兵纵队。卡斯特在给达科他军部将军助理副官的一封快信中描述道，大家坐在饭桌旁时，一位军官叫大家注意脚下珍贵的地毯，他们打算看看不用专心采集，顺手可以采集到多少鲜花。“于是，有七种不同的鲜花被集拢在一起”。

　　卡尔洪上尉尽情地抒发了他心中的喜悦：“天空平静，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灿烂夺目，鸟儿一边在高空翱翔着，一边婉转地啼唱着甜美的歌曲。大自然似乎为我们的行进露出了笑脸，每件事都在鼓舞我们前进。”

　　可是，一场小规模的突然袭击正等着他们。“血刀”的两名侦察兵策马飞跑而来，报告说前头发现了五个苏人棚屋，卡斯特和E连的骑兵朝前跑去。

　　这些苏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他们正忙日常的活计呢。

　　卡斯特派了一名翻译，并带了一面休战的小白旗进了村。然后，他骑马前往去交谈。他了解到头人妻子是位有名堂的人物——“红云”的女儿。他和周围这些人一一握手，要这些苏人放心，部队不会骚扰他们，他给他们提供了食品，并邀请他们去拜访这些蓝制服的人。“血刀”的李人们，原一直期待能不费力地弄几张头皮来，此刻变得大失所望。在他们走近苏人的营地时这些苏人早已解开了发辫；脸上抹上了朱砂，并把毛巾缠在头上，唱着战争歌曲、据描述，这是一支十分沉闷阴郁、但并不令人特别恐惧的歌：“um，agaum，ahum，um um um ahaum yab yah ahaum，yah yah……”

　　没多久，这支纵队进入了另一个花谷。无人能想象出任何什么能与之相似的景色了，它既不像黄石河沿途的风景，也不同于约塞米蒂的风光，而哈德森谷与莫哈瓦克（Wohawk）则更难以与之比拟。一名士兵说，虽然他访问过纽约市的中心公园有一千次了，“然而，同这里相比，它的美丽也就为之逊色了”。

　　经过数次恳求之后，这位将军同意把这条风景宜人、田园风光的峡谷以他的荣誉命名，它被称为“卡斯特公园”。一

　　威严的“亨利将军”山挺立在峡谷的一边，纵队的负责人们决定爬越它。纵队几乎抵达顶峰，爬上了估计约为7600英尺的高处。唐纳德森教授做了精细的科学记录，记述了它稀薄的田野大气。疲劳和兴奋使N·H·温切尔教授的心跳高达136次，卡斯特也激动不已，他的心跳高达112次，他对着远处的峭壁连连开枪，以表达他的欢欣。唐纳德森评述道，除他们之外，还没有人爬上亨利顶峰呢，显然是说，他从前也是第一个爬上这个顶峰的白人！他说：“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高贵、真诚的北部美国印第安人是地球上最懒惰的凡人之一”。

　　他们在一张纸条上草写了一段话，把它塞入一个黄铜弹壳，然后，把这个铜弹壳砸扁，敲入一个石头缝隙里。六年之后，这个弹壳被找到，但纸条却不见了，没人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消失的。然而，这段话却已经由唐纳德森写给了《先驱》：

　　G·A·卡斯特将军，G·A·福西将军，W·M·勒德洛上校，W·H·伍德，A·B·唐纳德森，N·H·温切尔于1874年7月31日到此一游。

　　伍德先生是一名工程师，1927年，他回忆了这次远足。他说，他先骑马，一直到了马再也不能向上攀爬的地方，才把马拴住，继续徒步往上爬。除卡斯特将军强行继续骑马往上爬之外，人人都下马爬山。返回途中，“卡斯特的马从陡峻的山峰下来时，吃尽了苦头，十分凄惨，马腿膝盖都已擦破，渗出了血……”

　　这支吱吱嘎嘎、叮叮当当的带遮篷的运货车队，这些散发着汗臭的骑兵们这场对神圣的黑山的侵犯，使得苏人们十分气恼，不单单是那五个棚屋里的小股苏人，还有那些在远处松林覆盖的山坡高处，向下观望的数百名苏人。他们早已宣布不欢迎这些访问者。海里库里·利弗艾萨是个混血的设陷阱捕兽者，也是捷足先登这山丛的白人。那时，即1855年，除了居住在居留区外，苏人没有任何权利，因此，这些苏人剁掉了海里库里的双手，掏掉了他的舌头。

　　数年之后，他们赢得了合法权利。参照1868年拉腊米条约：“……签署条约限定的地区外，任何人……将永远不允许越过该条款中所规定的地区范围，不得居住或驻扎”。这些条约言词凿凿，白纸黑字，可是，它却难以阻挡白人的潮流汹涌澎湃地朝西部涌去。

　　“可恶的条约，”雅克顿的《新闻与达科他人》叫喊道，“……现在，它已成为开拓与发展美国最富饶、最肥沃土地的障碍。在这些印第安人占着我们的茅厕不拉屎时，我们应当怎么办？他们不去挖金，何不让他人去干……”

　　美国政府作茧自缚，她应当发动反对自己的斗争了，她已产生了忧虑。条约摆在那里，铅印的字体，明晰的英语！可是要去考察这块神秘的未开垦的原始土地，政府急于要知道更多的沿黄石河到密苏里河代理处土著居民的足迹，想要探测建立城堡的良好场所。因此，卡斯特远征的主要目的是探测黑山，但还有一个附带任务——寻找黄金。

　　有关金矿的事，早就有传言了。耶稣会传教士皮尔·让·德·斯梅特神父曾经说，在这些群山中蕴藏着矿藏。他自己并没有在那里呆过，只是从那些山丛旁路过。他好似还谈及了另一些十分不确切地藏有金矿的区域：爱德荷、加利福尼亚以及其它什么地方。但那时，这位神父的这些看法还是受到了重视，并做了讨论。

　　约翰·布尔班克是一位前印第安代理人。他汇报说，他曾经在白河的崎岖荒山中看见过矿石，是含银的重矿。

　　克兰律·汉克·乔普林说，他遇见一个从“熊棚屋”来的印第安男孩，他使用金箭头做的箭支。于是，汉克和他的伙伴前去探矿。他说，他们探掘出价值七万美元的金子。但除他本人逃命外，其余同伴们全被印第安人杀了，他自己几乎又难以讲述他的活动。

　　1834年，确实有过一起袭击探矿者的报道。来自拉腊米堡的七名矿工进入山岭中，但无一人生还。数年之后，发现了一块砂岩石板，它的两边刻了一段非常凄惨的文字：

　　我们七人于1833年来到这些山岭中，我们是德莱考姆特，埃扎拉·金迪，G·W·伍德，T·布朗，R·肯特，W·M，·金和印第安“乌鸦”人。除我埃扎拉·金迪外，其他人全被杀死。他们是于1834年6月被印第安人在高山外杀的，并夺走了我们的金子。

　　这些印第安人把所有我们能够用矮种马驮得动的金子都抢走，我的枪也丢了，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印第安人还在追捕我。

　　明尼苏达州肯辛顿附近的一个农民，有一次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刻有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文字，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记述了一队由八名哥特人，22名挪威人惨遭危险的红种人袭击的故事。由于各种理由，加之这位农民刚好是一位中世纪矿脉学学生，所以，这块肯辛顿石头被认为是一件膺品，而被搁置一边；同样，埃扎拉的恐怖故事也是值得怀疑的。这块砂岩板是由一个名叫易·托瓦的人发现的，而他又刚好是一个石匠。

　　然而，1852年，一队30人组成的勘探探险人员，确实进入了这神圣的群山中。八名人员很快分手了；他们发现了黄金，但也看到了更多他们不愿看到的印第安人的踪迹。其余的勘探者们失踪了。他们的结局不得而知，只是在1878年，在一个老矿井附近发现了两具骷髅。它们躺在简易的防御垒与岩石的小道边，尸骨分散在各处，好似被食尸动物叨噙所至。一个头骨上有一个弹孔，另一个人可能妒忌他的同伴了，因为他的大腿上嵌入一根箭头——他必定在被那些围上来的印第安人杀死之前，惨遭了巨大的痛苦。在这个简易防御工事内，还有一些皮制的遮盖物和一本备忘录，它的里边的纸页不见了，但封皮上写着一些东西，字迹模糊不清，仅可看清“152”字样，它可能是“1852年”。

　　1863年秋天，那些经由蒙大拿黄金开采地，抵达文明地波特霍尔德堡的船只中有一只名叫迈凯奥的船（该船名出自Mackinaw岛，是“奥杰布华”人的一个名字，意为大海龟），上面有17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儿童。他们给弗雷德·杰拉德看了船舱底，并泄露说，里边装有价值10万美元黄金的麻袋。驾船人身上缠着腰带，里边装着金粉。

　　就他们泄露自己的藏金一事来看，似乎有些奇怪，但他们确实那样做了，可能是想要从杰拉德那儿得知一些他们继续安全沿河南下的运气。刚好，那一带有一部分苏人在活动，杰拉德就劝告他们停留大波特霍尔德堡附近。但他们没太理会这善意的劝告。接着，在密苏里河与卑斯麦河汇合处的心河附近北部，他们被杀害了、船舱底的金粉麻袋和他们腰带中的金粉都被砍开，金粉被倒在砂丘上。一些前去观看屠杀惨景的李人，小心地取了一些砂子，带到波特霍尔德堡。杰拉德也装满了两咖啡罐。这些金子不是从黑山中取得的。但从详细记述的事实来看，似乎和黑山有金子没有实质的联带关系。这儿说的是金子，是装在咖啡罐里的金砂，谁能说清楚它取之何处？它们最有可能取自黑山。那些坚持说它们取自蒙大拿的人是些说谎人。

　　其时，一位名叫陶森特·肯斯勒（化名陶逊·凯斯勒）的潜逃杀人犯，确实意外地走运了。他从县城的偏僻处露面，带了一个挖掘的化石脑壳和装有黄色粉沫的鹅毛管。如同其他人那样，陶森特应当把这些信息带入地狱了，因为县行政司法长官再次监禁了他，而且这次，绞刑架要奏效了。可就在他要被绞死之前，他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他招供说他是在在夏安人南部的叉口支流处发现了这些金子。他还画一张地图的，基于这张图，他显然知道这个地区。但有关他意外发现矿藏的事，再没有什么记述。

　　继续有人见过这些鹅毛管里装有闪光的东西。人们几乎信服德·斯梅特神父或代理人布尔班克的话了。

　　谣传没完没了。例如，一位奥格拉拉人在黑山猎鹰时，看见一个小贩在挖洞，便把他击毙了。当他去收尸时，发现地面上堆着金矿块，这名奥格拉拉人装了满满一鹿皮袋金矿块，并动身去了拉腊米堡。在那儿，他用金矿块买了一匹马，途中，他把买马的事告诉了一些布鲁尔人，这些布鲁尔人很生气，把他毒打了一顿，吓唬说要把他和他的矮种马杀掉，他们说，白人永远不应当知道这些金子。

　　卡斯特明白，要是他的远征队能够证实这些谣传的话，立刻会出现一股涌往黑山难以阻挡的挖金人流。人们已经在谈论并期待着确实的迹象。据说，在加利福尼亚，人们是在齐脚腕深的金堆中迈步呢！因此，49名矿工朝西部涌去。而科罗拉多则被说成是成群的矿工正用耙子耙派克峰，每个耙子牙上都卷起一卷金子。很快，8000名矿工就爬在罗克伊斯的东坡上。所以，会有成百成千的人朝黑山涌去的。

　　白人突然蜂拥地穿过达科他地区，必然导致战争。这些苏人会以谋杀无伴的矿工来捍卫自己的土地；接着，他们就会袭击车辆。美国政府自然会以牙还牙。这是无需做大量预测的事。卡斯特也完全懂得这些，但他没有制定系统的决策，他被指派去探测帕哈·萨伯（Paha Sapa），而他也要这样做，据信，他需要这个远征队的指挥权。但是，不管是他来指挥这支骑兵还是由其他人来指挥，这吊人胃口的黑山将要被探察。

　　6月17日，卑斯麦在《论坛》论证了将会发生的事情：

　　这是上帝的土地，他为这块土地安置了红种人，并给这块土地种植了野草，还让白种人有个立足点；当这些野草消失之时，白色的三叶草就获得了扎根的土地，所以，这些印第安人是先进的白种人到来之前先灭绝的。嗨，博爱主义者可能会为这些可怜的人们哭泣，诉说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冤屈。可是，这些可怜人正在死亡，即使是他们的祈祷者与款待者，也难以改变这种自然规律，难以阻挡他们最终的命运——灭绝！美国人需要这块被印第安人占领着的土地，许多人已经失业，民众需要新发展的刺激物。战争已经结束，贪婪的资本家和耗费巨资的铁路建筑已告一段落，到处充满了消沉与沮丧。一场同印第安人的战争势在必行，无论迟早，终究会爆发……”

　　两名矿工同这支远征队一同出发，他们是霍雷肖·纳尔逊·罗斯和威廉·麦开。据说，他们成为百万富翁的次数和他们脚趾的数目一样多。他们对落基山西部的每个山呷，每一条冲沟都了如指掌——当然，不用解释你也会知道，熟悉那遥远的地区的内部情况，对这次黑山探宝会有多大的帮助。罗斯，可能由其卓著的名声，被推测为一个更加不同凡响的人物。有一张他的像片；长长的络腮胡子，凄惨的面容，使他如同一个拘泥的斯拉夫农民！除那个鼻子外，他长得同托尔斯泰极为相像。罗斯长着一个高卢人的扁平鼻子——一个查理·德·高卢的鼻子。

　　两位专家被编入科研队，不管什么时候，当这支纵队停下来时，他们就进行自己的探寻工作。威廉·埃利罗伊·柯蒂斯是位文学批评家，他也是这次远足中几位新闻记者中最有活力的笔杆子。他热情而细致地监听着他们的进展。在东部山脉中，出现了一些石英岩，柯蒂斯坚持说，他们看到了许多山脉，它们“如同天国城市中的山丛那样美丽，白色、红色与黄色的晶体，用榔头敲下来，就是一块块绿宝石，红宝石和蛋白石……”

　　几周前，也就是在他们刚刚离开卑斯麦时，他给纽约的《世界》邮去一封长长的快信，信中总结道：“我们对印第安人神圣土地的进犯，必定’使他们恼怒与发狂。突然启用他们的道路，必定会遭到他们可怕的报复行为。其付出的代价，将会远远超过这个远征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所取得的科研与政治方面获得的成果。”他也提及了大熊星座附近的彗星掠过达科他晴朗夜空时的一束闪光朦胧的云状物。卡斯特的阿里卡洛人向导认定，不管它是吉利还是邪恶的，这束闪光的朦胧云状物将会产生一些影响。一个争论是，它预示着印第安人征途上的自然之神必定会站在苏人的一边。一个彗星也表达了一个神的震怒，所以，它可能也被解释为它预示了穿蓝制服的白人士兵的印第安同盟者的恶运。

　　卡斯特自己并没有对这一征兆产生什么忧虑与恐惧，一颗彗星就是一颗彗星，它不应当是别的什么。日复一日，这些恼怒的苏人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距离。在他给妻子的一封封信中，全是些欢欣、柔情，充满生气的轶事，也表达了他对每一件事情的情趣。信中，他称她，“我的阳光”，“我可爱的玫瑰花苞”。

　　一位名叫古斯的侦察员领卡斯特观看了一个神秘的洞穴，洞壁上有题字、雕刻和壁画，洞顶上有闪电划过。古斯说，这个洞长达几公里，发出可怕的尖叫的回声，有时，雕刻的图案好似在同发光物摩擦似地闪着光，并发出越来越大的呻吟声、尖叫声、嚎叫声。苏人的巫人们试图解释这种壁画的幽灵，但也未能说出理由。其他部落中贤明的印第安人也无更好的运气。

　　好长时间，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印第安人认为这个洞是一个非尘世的神秘地方，并为它提供祭品：手镯，烟斗，打火石与念珠。卡斯特观看期间，还看到了其它一些手工制品：一把生锈的刀片，一把刮胡须刷子，一把老式骑兵燧发手枪，一枚加拿大便士，一个前额上有五个洞的头盖骨。骑兵团的外科军医们根据它的额骨角度，判断它是个白人男子的头盖骨。还有一只刻有A·L字母的金戒指。这只头盖骨引起人们的推测。三种基本推测是：必定是这个洞中神的献祭品；一个曾为自己生命进行过搏斗的矿工的头骨；或者一名更早期的被骏犎抵死的设陷阱捕兽的法国人的头骨，因为印第安人把这块头盖骨称作是“被一头牛杀死的人”。

　　卡斯特告诉妻子，洞壁内各种动物画像中有鸟、爬虫和鱼，他们都长着人的手脚。“我认为所有这些是远古印第安人的作品，然而我对这里所看到的绘制的船只，不能给以满意的解释”。卡斯特没有从迷信的角度出发，而给这个洞取名“勒德洛洞”，以赞扬他的地质工程师威廉·勒德洛上尉。他丈量了这个洞穴，不费力地驳倒了古斯说的洞有几英里长的理论。勒德洛沿着坚实的石头通道往前摸了400米左右。幽灵可能还在人类难以抵达的前头。

　　接着，当所有军官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砂岩上之后，这支军团继续出发，继续在叮叮当当，铿铿锵锵，吱吱嘎嘎的交响乐中穿越帕哈·萨帕。此刻，好战的土著人的警卫区还不足以成为值得格外担忧的事情。12个连队的骑兵与步兵连、向导、侦察兵、翻译、卡车司机、一门火炮、三挺格林机枪，一百多辆庞大的车辆纵队，还有洁白的帆布篷车顶，在墨绿色的丛叶中飘动着，摇摆着。群山中回荡着霍夫曼与弗洛托那美妙悦耳的旋律和各种流行曲调，是第七骑兵团的乐队演奏的曲子。

　　汤姆和这位将军喜欢逗弄他们的小弟弟波斯顿，他是第一次在荒野中远足。汤姆给他一块多孔的石头，说它是海绵石，如把它好好地泡在水里它就能变成一块很好的海绵。于是，就在汤姆和这位将军在营帐附近短促的尖笑声中，这位受骗者却在水中浸泡他的石头。

　　所有卡斯特喜欢的就是打诨说笑，越是无礼的打闹，越是开心。由于这位将军不喝酒，他对那些喝醉酒的人们便做了十分露骨的取笑。一次，他命人把一只大木桶倒扣在一名醉酒躺在地上的士兵身上。据说，这位醉酒者狂暴地挣扎着，想摆脱它，倒越使得这位将军十分开心。对另一次醉酒，他采用了一个模拟的葬礼仪式。除被取乐的受害者外，此类游戏可能使每个人享受到取乐的消遣，这是对完全理解这个边疆地区事实的反映：这是无可辩驳的严酷事实，死亡随时都会拜访他们。

　　所以，依据情趣，第七兵团的人们采集鲜花，玩球，打浑说笑，在峡谷与山岭中探险。显然，他们是在留神查看由隐藏的印第安人制造不测事件的同时，也在欣赏军乐队的演奏。

　　平民工程师W，H·伍德回忆道，他们吃午饭时，卡斯特、伍德、动物学家乔治·格里奈尔和另外两三个人看见一只像是鹰的飞禽，在尾追一只鸽子。当这些鸟飞近时，格里奈尔认出那是一只游隼。有人也惊叫着，说这只鸽子是一只信鸽，并料定要被吃掉。鸽子径直朝他们飞来，落在一只马肚子下边，喘息了一会后，又飞开，这只游隼紧随在它后边。这场铤而走险的小悲剧怎样结束，他们永远不得而知。

　　一只雄威的白鹤平平稳稳地飞来，威武地飞入峡谷中。卡斯特命令兵团停下来，蹑手蹑脚地前进。寒缪尔·J·巴罗斯在给《纽约论坛》的一篇散文中记述道，“可怜的鸟啊，在等它的死亡许可证呢！”它揭开翅膀，从一个翼尖到另一个翼尖差不多有七英尺宽。“没过多久，一名印第安人捕获了一只幼白鹤，也被指定送往远征队的“中心公园”。它仅仅生活了两天，显然，它的胃容不得部队的食物。格里奈尔说，没有看见这只未离窝雏鸟的母亲，“但其父亲却对它的幼子流露出极大的关注，它停在离窝不远的地上，咕咕地焦急不安地叫着，但终于被卡斯特将军开枪打死。”

　　这位将军也捕杀了一只大熊。有两张他在爱林·沃歇·Zlling worth）的像片，一张是站在被刺死的动物死尸后面。同往常一样，一侧是忠诚的“血刀”，还有勒德洛上尉及一名士兵。另一张像片中，卡斯特一副十分傲慢的姿态，而勒德洛坐着，也许是这位将军的安排。这只熊一直被确认为是一只灰熊，卡斯特在给伊丽莎白写信说他万分激动地体验了一名打猎人的震颤，他告诉她：“我打死了我的灰熊”。

　　格里奈尔把它描述为一头老公熊，说它的犬齿差不多像树干，好几颗门牙老掉了，臼齿几乎吐露在牙床外。二等兵西奥多·尤沃特是H连的号兵，他坚持记观察日记。日记中，记述了由于卡斯特声称它是头灰熊，大家也就随声附和。这位二等兵说，事实上，它是一只棕熊：“同他一样，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大的熊；它老得不像样子，爪子都磨得……自然，卡斯特将军希望最大限度地夸大他的发现物，但我不能用什么方式把单独的一只熊归纳为什么种类，或去诋毁他工作的重要性。”

　　沿贝尔·富里奇河，他们遇见一个死去的印第安人。卡斯特的救护车司机，费雷德“羚羊”·斯纳数年后回忆道，这个印第安人的尸体被安置在一个柳框架上：“框架上吊挂着几只马口铁杯子，一只小马桶和一个饭盒。这是一具年轻的印第安斗士的尸体，裹着黄麻布袋，麻布袋又用生牛皮条子捆着。看上去死了没多久。”

　　这是一次对军官、对士兵既有效益又有收获的令人惬意的远足，他们十分幸运地饱尝了现场赋予他们的一切。大气充满了芳香的气味，一座座河谷盛开着艳丽夺比五彩斑斓的鲜花，满眼蓝色的乌饭树，各种各样的草莓与天鹅莠。结晶的石膏岩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印第安人世世代代挖凿它们，用它们制作装饰品，岩层被一片片地凿去，直至挖下去几英尺深的凹槽。

　　面对这些自然工程杰作，面对这人类幸运的环境和天工安排的无可言喻的自然组合，卡尔洪感慨陈词：

　　“……人类是这个世界幸福的创造者，从蛮荒以来，是神造就了非凡的人类，并把幸福与欢乐传播到这个地球。在这块未开化的土地上，人类最终会享受到真正的欢乐与幸福，他们将会用最辛勤的劳动，建设这幸福的领地，喧闹的工业建筑将会取代这污脏的棚屋，文明很快将在这里盛行，不开化地区与不开化主义将会淹没。一座座学问高深的学府，将会由它们骄傲的圆顶大楼，高高耸立在那低矮的印第安棚屋之上，一座座基督教堂的塔尖，将直入蔚蓝色的晴空，而那未开化的发祥地将会沉沦，再也不会露出地面，那将会是人类真正的幸福时期。

　　不久之后，他又开即使用浓厚尖刻的笔墨：“行进到143／10公里处，抵达第19号营地。这儿有一股使人快乐的清泉，足以让人畜尽情地享受，还有繁茂的森林。几天前病倒的第七骑兵团H连的列兵约翰·坎宁安，于今夜11点钟死去。”半着眼于未来事业，他记述了他们曾经行进的一片红土地，认为可以制作上好的砖瓦。

　　列兵坎宁安确实已经病了好几天，他患腹泻与腹膜炎，然而，合同医生S·L·艾伦负有不可脱逃的责任。坎宁安曾经第二次请求准假，可这位医生再次认为他不怀好意。第二天，坎宁安从马上栽下来。他被扛到一辆救护车上，不省人事地躺着，经受着仲夏太阳的炙烤。去找艾伦医生给病人诊治时，却醉得一塌糊涂，听不明白要他去干么。也通知了主治军医J·W·威廉，可是，据埃沃特说，他也喝醉了，他们把他的头摇了足足有15分钟，才使他摇摇晃晃地来到救护车旁。他费了好大劲从车门台阶爬上车，“用一双直楞楞的醉眼把病人盯了一会儿，又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篷帐，倒在床上睡着了”。

　　也通知了卡斯特，他派医护队的人们去诊治，威廉医生再次被弄醒，但语无伦次，卡斯特命令他离开。艾伦医生稍稍清醒了一点，但继续说坎宁安并非全有病，可也同意在处方上开了几粒麻醉药丸。夜晚11点25分钟，这位可怜的列兵断了气。从此，他的士兵伙伴们把这些医生叫做醉鬼。在艾伦的处方上出现麻醉药丸似乎有些不对头，然而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日子里，不管是谁想了什么病，都是这些惯用药物：奎宁，(酉典)酊与泻盐。

　　埃沃特说，曾经带了一个帐篷医院，但从来没看见一个患者呆在里边，它被用做卡斯特和他的参谋人员的餐厅。而最好的救护车则被用来装载卡斯特新近捕获的猎物，包括其它一些珍品：两只草原猫头鹰，一只鹰，几只蟾蜍，三条响尾蛇和一根化石树枝。生病的人们则在马上晃晃悠悠地支撑着，再说，那摇摇晃晃簸震的救护车，也不会比装有弹簧坐位的四轮马车好受多少。显然，黑山的色彩据一个人在这个兵团中的地位而变化。

　　7月23日，这位将军对山羊山（印第安人称做Inyan kara，听起来如同土耳其的一种烈性酒名）进行了探险。山足有6000英尺高，同平日一样，卡斯特饶兴十足地做了攀爬。他的高级军官乔治·弗尔塞斯爬上燧石岩绝顶，用一把榔头和齿子把卡斯特与抵达的日期凿刻在上面。

　　当天晚上，远征队的几名成员围着一堆火坐着，争论着黑山的前景。没过一会，霍雷肖·纳尔逊·罗斯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金矿粉，说：“好噢，我说过了，白人要来的。”

　　格里奈尔说，这些尘粉中，间忽有针尖般大的块金晶粒。“我们依次传递着这瓶金矿粉，并借助火光，看着那闪现出的黄色小粒……”

　　好了，这征服顶峰的战斗终成了确定无疑的事实，坚持了半个世纪的谣传终于被证实。

　　“我除告诉查利外，未对任何人声张过”，罗斯继续说，并暗示龙尼萨姆·查利·雷诺兹：“要是这些家伙知道我们得到这些，他们便会扔掉来复枪，开始挖掘的，我当然要给将军汇报的……”

　　威廉·埃利罗伊·柯蒂斯和这些矿工做了交谈，他记述道，对一条闪现出明显的金黄色河床审视之后，他们挖了个洞，发现了他们渴求已久的东西。他们用一页帐本包了些明显含有珍贵物痕的东西，返回营地。据克利奥菲斯·奥哈拉先生说，这个意外发现的河床座落在沿芝加哥柏林顿与昆西铁路沿线的弗仑湾附近。他曾于1900年由罗斯做向导去过那儿。这时，奥哈拉问，开初，一撮这样的粉尘值多少钱，罗斯回答道：“约一角钱。”

　　使用了各种认可的民间方法，对这些价值一角钱的金矿粉进行测试：碱水洗，水银混和，刀砍，牙齿嚼，口尝。

　　第二天早晨，天刚破晓，这块被发现的现场挤满了业余勘探者，他们扛着铁锹、镐、斧头、帐篷尖桩、长猎刀、S型锅钩、水壶、缸子盘子——任何能掘挖、盛放金砂的东西——没发现谁没有找到能挖掘、盛放金砂的小用具：“……粘附在一个个小小水银球上的几粒黄色微粒，无所谓地在砂尘中滚出滚进。军官与士兵们，赶骡子人与科学家，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相聚一处，微不足道的黄色砂尘成为伟大的均衡器。”

　　究竟谁发现了这个宝物？罗斯得到了这个声望。但在麦凯保存的一则日记中，却有这样一段未署日期的开头语：“黄昏，我拿了一只能挖铲的淘盘出去勘探。我在河湾边撮取了一满盘砂砾与砂子，在淘洗中，发现含金量为1.5分至2分，这是在黑山中首次发现的金子。”他沿下游往前移动了约20英尺，再次做了试验，淘洗出的金子达三分。接着，他又转回总部，把这些黄色微粒呈给卡斯特与弗尔塞斯。他们惊喜地查看着这些珍宝：“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高兴的两位将军。”

　　不管是谁第一个发现的这含矿的金砂，消息如同焰火一样在空中开花喷落。

　　1874年8月2日，卡斯特发出一个命令，令侦察员查利·雷纳兹将携带一封转送给拉腊米堡司令一封急件。

　　尤尼萨姆·查利擦洗好经挑选的来复枪，装满了子弹带，还用皮带和海绵制做了一些鞋垫，为的是不弄出声音，或留下明显痕迹。他在干粮袋里装满了硬饼干与咸肉，选了一匹良马，拽了一块毯子，盖在马鞍上，然后汇报说他做好了准备。他们给了他一个帆布邮袋，军团副官给袋子贴上标签：

　　　　　　　　　　　　　　　黑山快件

　　　　查利·雷纳兹干事同所有东西南北哨所联系。

　　　　廉价记费，快速转运；

　　　　安全通过。

　　　　由第七骑兵团保护。

　　90英理的路程，他花了四个晚上的时间。白天，他躲藏起来。仲夏的荒野十分炎热、干燥，马虚脱了，最后的路程只得步行。他的舌头胀得老大，到了拉腊米堡时，嘴巴都合不上。

　　与此同时，在帕哈·斯帕的后边，一个名叫“生气熊”的李侦察员，“在一断层处……泉水边”发现了金子——听起来和麦凯——罗斯所挖掘出来的一样，但必定是另外一个什么地方、“生气熊”告诉他的朋友们，说这些黄色矿石粉沫是装饰马勒的好东西，所以，许多李人跑去查看这断层地。返回营地时，他们双臂中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卡斯特问他们在何处找到的，他们便领他前往。他在那儿的一个泉水旁布设了岗哨，并酬劳了这些侦察员。阿里卡洛人的记叙文中没有记录这些犒赏详情。后来，他前去拜访了这些侦察员，用布兜了一包金子，带给他们，说，它就是钱，他们应当拥有一些。说着，他捧起一捧，又把它们扔在地上。

　　虽然生活中又添加了这令人刺激的事情，但它还是按十分相同的步调继续着，卡尔洪在日记中记述道：“这些人也玩大家喜爱的棒球。”

　　腹泻成了这个兵团最糟糕的敌人，并增加着它的肆虐。唐纳德逊教授记述了军士查尔斯·塞普克尔的结局：“黄昏，八点钟，岩地万籁俱静；深蓝色的夜空闪烁着数万颗星星，明亮的圆月把它洁白的银光投洒在整个大平原上，无声的微风轻轻地拂过，悲咽的号声打破了沉静，我们被召集在墓穴旁，刚刚挖开的绿色草皮的湿漉漉的泥土，散发着清新的气味。”……

　　平静的外观下面笼罩着一个不眠的幽灵。侦察员卢萨·诺思回忆说，当他们抵达小密苏里时，看见一个丢弃的印第安人营地——十分庞大。他对卡斯特说，那些印第安人也一同动身了。卡斯特说，有第七骑兵团在，他能消灭西北地区的所有印第安人。

　　8月30日下午1点钟左右，他们停在离林肯堡不足10英里的心河旁，让马歇歇腿，也让士兵烧杯咖啡喝。卡斯特派了尖兵，防止任何人往前走。列兵埃沃特认为必要在这儿停顿：“他想要成为大出风头的人物，要获得荣誉，想使堡里的人突然大吃一惊，想要由他而不是任何人的声音来宣布：“我回来了！远征队安全归来了！我发现了金子！我是伟大的首领！我的伟大的印第安……不，不，不是印第安人，可是我是大、大、大、啊，大人物！这是乔治·阿姆斯特！去朝见他尊贵的容颜，给他佩戴胜利的桂冠吧！接住你们的花环吧……”

　　李人侦察员走在行进队伍前头，他们穿上了最好的鹿皮鞋，绑上了里腿，穿着印花衬衫。接下来是着参谋军官、军乐队与号丘

　　妇女、儿童和驻军成员从堡里跑出来。

　　乐队开始演麦《加利欧文》。

　　他们骑马穿过军官住区时，每个军官跳下马同他们的妻子拥抱，接着又按队形返回队列。伊丽莎白出现了，匆匆朝卡斯特跑来，但就在她要伸出双手时，好似昏倒了。“一部杰出的插曲！”列兵埃沃特评论道。

　　人人都知道金子的事了，三周前卑斯奏《论坛》已报道了一个黑山富源，预言该地区将成为美国的埃多拉多。

　　芝加哥《内海》发表社论说，要是不去开发这块荒芜的地区的话，它就会成为一个反对这个国家、反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罪孽，那就只不过是给不开化的野蛮人提供打猎的场所而已，这些苏人必须从他们珍爱的山丛中离开。

　　作为无数牧场，它确实曾是令人愉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儿童嬉戏玩闹的天地，一座座山坡上还保留着他们死者的遗骨，而这些祖坟地却要变成异族人的土地，且难以抵挡令他们离去的命令。这儿的群山与河流中有黄灿灿的金子，白种人在渴望占用它！对这些徘徊的美国佬来说，这块土地只不过是红种人与他们的祖辈联系的一部插曲，只不过是文雅的高加索人进展中的一个插曲。在新来者逐渐使他们的财富增值时，他必定会衰败、削弱。在伟大的圣灵看来，在他的部族的人们把那围在他皱缩的肋骨上的毯子折叠起来，作他的长眠之日，也就是进入他的极乐世界之时。

　　9月3号《达科他人与新闻》发表了一则告诫广告：

　　只有蠢人才会认为，不用先对其性命进行担保，便贸然前往黑山。

　　堪萨斯、利文斯和密苏里峡谷人寿保险公司特此告诫、详情请向达科他经营人内森·福特咨询。

　　政府也绝非突然表现得像一条双头恐龙，它在阻止矿工们朝黑山进发的同时，一边也加紧对卡斯特汇报中的宝地进行探测。于是，1875年春天，杰出的地质学家瓦尔特·P·詹尼，由400名骑兵护送前往黑山去查证核实。詹尼在苏人的独占地区呆了五个月，他在距哈尼峰20英里处的砂砾层沙洲中发现了大量贵重的金子，这些矿床“藏量可观”，据现场宿营的情况，曾有200多名勘探者尾随了他，还有其他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前去勘探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朝这个山岭中涌去。不到一年，“到印第安地区去探金矿的人们，也在为他们的英雄伙伴挖掘坟墓”，这已成为一句听腻的名言。

　　早在一年前，列兵埃沃特就记下了他尝苦艾的滋味：“唉，你这非凡、万能、伟大而令人敬畏的全能美元哟1你使人类腐败堕落！为了得到你的笑颜，人们在犯谋杀罪，在牺牲所有崇高的感情。为了得到你，父亲、母亲、兄妹的喉头被割取，人们丧失了对天国的希望……”

　　11月3日，在对詹尼的汇报做了周密的考虑之后，格兰特总统同库鲁克、谢立丹、印第安事务委员爱德华D—史密斯，内务大臣扎卡赖亚·埃德拉，陆军大臣威廉·贝奈普（Belknap）做了讨论。我们没有窃听那次会议，但很快，这支部队接到命令，让那些勘探人员自行其便。谢尔曼将军记述道，要是有人能设法进入黑山的话，“我们所理解总统与内务部的精神，是睁一眼，闭一眼……”

　　印第安人事务部监察员E·C·沃特金斯，呈递了有关怎样处理那些不安分的印第安人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派骑兵去惩罚他们，最好在冬天惩罚。“鞭打他们，直至使他们屈服”。

　　1876年2月1日，夏德尔（Chandler）部长象征性地洗了手，并给贝尔奈普写信道：

　　先生，去年12月3日，我荣幸地就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在“坐牛”的带领下，沿粉河乡间一带游荡一事给你写了信，告知你我已经由各苏人代理直接去信，敬告这位首领，要他必须和他的伙伴们在上月31日前去一个苏人代理处，安分守己地呆在那儿，否则，他将同作战部队打交道。我已直接命令部队强迫他执行作战部的这个命令。

　　要他们回到一个代理命令的期限已经到了，我们收到印第安事务部对“坐牛”拒不执行该委员会命令所做的建议。该建议说，就此，这些印第安人应当转交作战部处理。所以，你会认为，部队就此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

　　这里给你附去一封印第安人事务部上月21日传达的战事已经开始的意见信。

　　　　　　　　　　你的尊敬的Z·夏德尔大臣敬上。

　　两天之后，贝尔奈普部长礼貌而合逻辑地复了一封信，自然是有关战事已经开始的官腔话：

　　先生，感谢你1号的来信，你直接陈述了指定“坐牛”及其追随者到一个代理处集合的期限已过，而这位首领依旧拒绝执行该委员会的命令，从而使事态转向由作战部解决。按照印第安人事务部有关着手对这印第安人斗士处置的建议，我荣幸地告知你，陆军作战副官已命令部队将军直接采取措施，强制这些印第安人住在部队要求他们居住的居留地。

　　　　　　　　　　您的恭顺的陆军大臣W·W·贝尔奈普。

　　五天之后，卑斯麦《论坛》报道了有47个团体将携带给养与旅客乘船出发前往允许的地带，其中有一艘锯木厂的船。另外30多个团体也带着货物与旅客期待尽早出发，其中包括几个家庭。“他们由‘加利福尼亚乔’领航，汤姆·明顿与埃迪·唐纳霍做助手……弗雷达·霍利贝克带了一群母牛前去创建牧场；乔·彭内尔，托马斯·马丹，鲍勒·罗伯特以及其他一些人前去经商；奥尼克尔逊携带矿工用物，准备开办批发零售代办业务；乔治·吉布斯则准备开一个铁匠铺……”

　　这是早期淘金时期的狂热者们。两个月内，它将要扩展为一个有大量成员的团体——数百万探险者们乘船与火车朝杨克顿快速开去，之后去皮埃尔堡，最后抵达他们的天堂。一天又一天，那浩浩荡荡的车辆纵队，吱吱嘎嘎地穿过苏人城。不言而喻，追求财运的大军，将会从黑山延伸到密苏里河。

　　第一批勘探者们狂喜手舞足蹈。5月17日这一天，特里和卡斯特的部队从林肯堡开出，而费尔布尔特《共和主义者》刊载了约瑟夫·G·比米斯撰写的一封信。

　　矿工们把这些黄灿灿的东西满满地装入他们的瓶子，或装入他们的鹿皮小袋子，人们从他们脸上的神态可以想到他们曾经喷出了笑气，每一块拥有开采权的土地，以2000到3000元的不断增长的价格售卖。除了那些该咒骂的印第安人外，每一件事都是可爱的。他们好似想乘马囤积居奇，他们已赚到钱了。

　　当月14号星期五，他们在水牛隘。举办了一次聚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来自该地区名叫伍兹的人，在前往斑尾代理处途中丢了性命，也丢了坐骑、马鞍和头皮。同一天，一个五人小组在离这50英里南边夏安人地区的红谷被杀害，另外两人严重受伤。被杀害者中有梅兹夫妇，莫斯比夫人（黑人）和其余不知姓名的人。女人们被强奸。他们遍身是箭与子弹孔，脑髓被打出来。

　　比米斯先生还评述了其它一些暴行，说是曾经组织了一伙人来保护市民，但却无济于事，如同一个盗马贼被捉：“维持会员来日的趣事……”

　　比米斯没多久再次登文报道，说开往外地的马车遭到袭击，四名乘客和司机爬行了几英里才逃脱，公共马车的经济人布朗先生的髓部上方中了一弹，他腰上原先系了一条子弹带，印第安人的子弹把他自己的子弹带打入他肋内，他无法指望能被治愈。

　　艾伦先生在六周勘探之后进了城。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鼓鼓的金粉。艾伦先生快乐得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他备好骡子，快活地哼着《光荣的海利鲁杰》出城继续上路。三个新移民紧跟在他后边，他们带着许多杂货。但没走出20英里，就被印第安人把这三个没有经验的新手中的两人的头皮揭掉，并尽他们所好，抢走了他们所要的货物，丢下那位残存者和满地狼藉的货物：燕麦、成肉、面粉、咖啡、白糖、水果干等。

　　据说，在通往拉腊米堡的路上，到处尸体狼藉。《怀俄明周论》的一位编辑出抛出一篇相称的社论，他说，几乎每一篇报导都涉及了市民们被屠杀的详情。

　　……日复一日，电话不断地给我送来可怖的暴行情况，这是那些恶魔般嗜血成性的印第安人对怀俄明与达科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而我们的政府，却在所谓的条约的羁绊下，正以最宽怀仁慈的施舍物，喂养、资助着他们，这些印第安人在他们的代理处每日分享着我们伟大民族的赠物，但我们却发现，就是他们这帮人，有的在拦路抢劫前往矿山的行人，有的在袭击营地的矿工。眼下，他们又恫吓说要残杀、驱赶这些北部选民和这些历尽艰险的先驱者与辛劳的矿工们。而正是这些开拓者在辛勤地开拓着这被野蛮人占有的北部国土。

　　在印第安战争最终结束前没多久，站岩代理人詹姆斯·麦克劳林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评述道，同苏人签署协约的历史，就是同所有印第安人签署协约的历史。这是说，签署让白人提供膳宿供应的协议。他写道，土著人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是不可能有什么正当理由的。他们倒是确确实实表现了他们本能的报复性与暴力行为：“在杀红眼的雪耻时刻，这些印第安人肯定不会去分辩什么是无知，什么是犯罪，否则，也不会发生如同明尼苏达那样的大屠杀事件了。要是他们公正的观感能使他们在这些事务中有一个锐敏的分辩力的话，这些红种人早就去攻击这个民族的国会大厦了。”

　　他所指的这场大屠杀发生在1862年8月17日。当时，塞蒂部落人在“小乌鸦”领导下，决意灭绝明尼苏达南部的移居者。在西比利将军干预之前，他们屠杀了644名市民。签署的50年的协议，给苏人赐予了一条狭长的长约150英里，宽为10英里的安居地。这片土地虽不尽他们满意，但也足够养育他们。据说，一个叫安德鲁·迈克里的商人在塞蒂人大屠杀前说：“要是他们生气，叫他们吃草去。”迈克里没有参与赐送这片土地的骗局，但如麦克劳林指出的那样，印第安人有时也不识好歹，当士兵们找到迈克里的尸体时，他嘴里塞了一口草。

　　麦克劳林的挖苦性抨击抵达华盛顿太迟了，所以未能起到作用。要是他这番言词表达得早些，是否就会影呼政府的政策，也仅仅是个推测而已。它不会影响被黑山金子，不会影响遥远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也不会影响那些未砍伐的森林区。他的控告猛烈地抨击了官僚政治，但其分量，尽管迟早会落在地上，却轻如飞絮。

　　至于利特尔·菲尔，他曾经说过：“对印第安人讲信誉是极其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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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876年5月17日，达科他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堡。特理将军命令第七骑兵团绕操场行进一圈，一方面为了安抚忧虑的女人们，另一方面也再一次给有妻子的军官们一次告别的机会。李人侦察员的妻子与孩子们悲哀地恸哭着，这是印第安人出征的习惯。白人士兵的妻子用她们挂在脸上的焦虑表达心中的忧伤。但白人的孩子们却把手绢系在棍子上《韩诗外传》。南宋之后，《内传》已佚。清赵怀玉曾辑《内

　　据推测，“坐牛”可能是在小比格奥河附近。小比格奥河朝西北方直贯下去，汇入大比格奥河，而大比格奥河又向北流入黄石河。黄石河朝东流去，汇入密苏里河。因此希腊哲学家，米利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万物的本原

　　纵队开始出发了，地面上浓密的雾气开始上升，一个极其罕见的景象，使得绵延两英里长的部队的人马，大炮关系，它就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经济思想方面，反对重

　　从卡斯特带的4只鹿猖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在他的林肯动物园里，有大约40条狗，一只鹈鹕，一只有时睡在他军床上的豪猪，还有另外的各种野生、半野生动物。除非是在履行公事的时刻行动中谋求一定效果的手段。断言凡是“方便的”、“有用

　　在5月31日的一封信中，他记述了在小密苏里十英里西部对小弟弟波斯顿的另一次哄弄。卡斯特三弟兄骑马走在队伍前头。当他们穿过一条深谷时，波斯顿停下马，取马蹄铁中的一块小砾石。这位将军和汤姆继续往前走着，在刚刚走到看不见汤姆时先有这理。”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气上见理”。戴震更认为：

　　要说卡斯特弟兄们有高昂的精神情趣的话，大多数士兵可不这样。如同“无知年代”的水手们一样，他们的船长毫不在乎地在偏离航线外的大海中探险，而他们却被带领着穿过一个不断增加危险的荒漠之地。由偶然发现的一块1873年太平洋勘察人员埋入地面的界标，证明白人们曾来过这里。

　　6月16日，他们抵达了印第安人的一个基地，这儿，一具具尸体停放在尸架与树杈上。中午，爱德华·迈格尔看到一个依旧保存完好的大约十个月的男孩尸体，使他想起了埃及木乃伊。1877年，在给官方的一份汇报中，他记述说，这只军队仿佛成了一支科研远征队，他自己则成为一名人种学者：“婴儿的脸染成红色，双手向上弯折，紧紧向后绑在双臂上，双脚也被用同样的方式绑在双腿上，童尸用花布和野牛皮裹着，整个尸体像是用石灰岩覆盖着。”

　　在舌头河与黄石河交界处，有一个斗士的尸架，它竖直的躯干被染成红色与黑色，以显示其极不寻常的勇敢。它被朝卡斯特站立的地方的方向推倒。对尸体做了仔细的探研，他右肩下有一道部分愈合的伤口，可能是使他致死的原因。允许军官与士兵们自行其便，选取葬品：镶珠子鹿皮鞋，生牛皮袋子，野牛角匙。之后，这具被掠夺的尸体被黑人翻译艾塞亚·多曼抛入河中。李人侦察员后来说，多曼在抛入尸体的河水附近钓鱼，由此可得出结论，他在用人肉做鱼饵。

　　戈弗雷中尉对这样对待苏人墓棺的做法十分厌恶。15年之后，他记述道，卡斯特的骑兵可能骑马围着这些被展出的纪念品，它们仿佛成了勇敢的战利品，他们仿佛中了彩票，而不是在亵渎。“10天之后，我看见同样是这些人们，他们被杀，尸体赤裸，肢体被砍掉”。

　　在最终将修建迈尔斯城的舌头河口，骑兵在一些烧焦了的木头下面，发现了一个人头骨，旁边放着一套骑兵服，这是由紧身短上装上的黄色饰道和外衣纽扣上的“C”字母认出来的，周围散落着几根粗棍与战棒，显然，这些苏人在把牺牲者烧死之前，先毒打了他。卡斯特停下来，查看了骨头与烧黑了的木柴，以及残存的军装。他似乎有些心神不安，但没有说话。要是他说了什么，他的话也早已被遗忘了。

　　在较远的上游处，也就是黄石河与玫瑰花苞湾汇集处，波斯顿于6月21日给他们的妈妈写信道：“阿姆斯特朗，汤姆和我在前几天摧毁了一座印第安人坟墓，阿泰·里德得到十把带六支箭的弓箭和一双漂亮的鹿皮鞋。看来，他打算把它们带回家。”

　　那天晚上，这些高级军官在“远西”号甲板上聚会，拟订攻击计划。他们决定让最有战斗力、最灵活的卡斯特第七骑兵团沿玫瑰花苞湾朝南边开去，然后抵达印第安人的东部。吉本和特理一同沿黄石河去大比格奥，然后从大比格奥北上，去小比格奥。这样，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就会被陷入钳形夹击的困境中。

　　1877年，吉本在为《美国天主教季刊》撰文中解释说，那些苏人不可能朝西部移动，因为，他们的致命敌人“乌鸦”人就驻扎在这一区域。他们在未同蒙大拿纵队相遇之前不可能向北移动，或者，在对士兵们的夹击计划产生置疑之前，也不会朝东移动，使他们置身吉本与特理和卡斯特的攻击之中。“因而，十有八九，他们会朝南而去，因为，在那儿，他们可以借助有利的天然屏障和唯一可行的退路。还有一个事实是那儿横着大比格奥山，从安全的角度着眼，是更为僻静的安全要塞。此外，他们还可依赖那里富产的猎物与野浆果之类为生。从而，如我们原来以足够的理由所期待的那样，要是库鲁克将军的纵队在这一方位的话，将会成为第三支抗据力量，这样，这些受其家属拖累的印第安人便可能会逃跑”。

　　“远西号”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库鲁克早已同苏人相遇，且被迫撤退。

　　除一些细节外，三位高级将领似乎一致同意这一袭击计划。他们得出结论，由于步兵团要行走较长的时间才能抵达战场（不管何时抵达），卡斯特的第七兵团应当比预定的抵达地再往南走一些。吉本清楚地阐述道：“卡斯特不必急于立刻进入小比格奥峡谷，即使有迹象表明印第安人要把他们引诱到那里，他们也应当继续北上抵达玫瑰花苞谷，抵近山岭，然后向西攻击，再直入小比格奥，‘坚定地搜索它的左翼’。但我们确信，印第安人还没打算向南逃窜，而是朝东而去。”

　　这样，按上帝的意愿，卡斯特将在此后不久的6月26日再次同他们会面。

　　学者们指出，鉴于特理与吉本的部队准备了大约一周的装备，卡斯特的兵团就得准备15天的装备。要是卡斯特一天行进30英里（不算太快），那么，他就得辗转于怀俄明中部，再返回黄石河。换言之，特理将军给了他一个不太严格的约束令。当然，差不多也期待他找出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并把他们朝北驱赶，直至其逃路被特理与吉本的部队截断。因此，6月26日，可能不是被认作预期的战斗日，而是特理与吉本准备切断北隘口的日子。在卡斯特抵达之后，三支汇合的兵力将一同奇袭歼灭“坐牛”，“在马”，“苦胆”，“跛鹿”，“双月”，“小狼”，“脸上雨”，“大人”，“驼峰”，“斑点鹰”，“老头狼”，“白公牛”，“公狗”，“乌鸦王”以及所有其他人。

　　卡斯特的一些部队担心战事不会如计划那样进展，许多人留下了处理其财物的遗嘱。一向不悲观的基厄菲也请求一名护卫队的军官帮助他立下一份遗嘱。一直负责监视印第安村民的“血刀”也显得有些悲观起来。龙尼萨姆·查利两次向特理将军询问有关他不再继续服役的问题，但特理劝说他应当继续为国家做奉献。尽管卡斯特知道这些人应受到鼓励，但他自己也必定受到他们的影响。他自己可能已经预见到死神近逼，他的部队会被歼灭。最后一次商讨结束后，特理与吉本同他一同走入他的帐篷。虽然时值中夏，但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冰雹，他们并肩一同走着，靴子嘎吱嘎吱踩在晶亮的冰雹上，这两位高级军官注意到他似乎有些忧心忡忡，急躁不安。

　　“蝗虫”吉姆·布里斯宾认为卡斯特兵团的兵力不足以称为强大，他力劝把他的四个连队加入到第七骑兵团，并恭请特理将军前去指挥——这也再次暗示了期待卡斯特首先去迎击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特理驳回了布里斯宾的想法，说卡斯特一直被华盛顿格兰特总统的款待刺痛，需要有一个让他独自和该兵团在一起为他自己辩护的机会。

　　数年之后，布里斯宾坚持认为，卡斯特知道那些扎营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份量，侦察员们也估计，村庄里会有3000名有战斗力的斗士。布里斯宾在给戈弗雷的信中说：“卡斯特完全知道这些，我把它们全告知了他，并叫他谨慎行事。”

　　布里斯宾感到十分担忧，第二次请求特理将军去指挥，特理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自己没有和印第安人作战的经验，此外，卡斯特好像很有自信心，认为他能够消灭掉他所遇见的一切。

　　布里斯宾说：“将军，卡斯特费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及你动一下小手指，你低估了自己，而过分夸赞了卡斯特。”

　　特理放声笑了，接着，他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去找卡斯特吧，把你的骑兵提供给他，要是他接受的话，我们将把蒙大拿的第二军团和第七骑兵兵团合并一处。”

　　布里斯宾问道，特理将军是否愿意接受这支合并后的兵力指挥权，特理有些犹疑了，布里斯宾打断他的思路：“将军，恕我直言，但我仅仅是出于对您的爱慕与崇敬，也出自我对士兵生命的关切，军官们一直多次敦促我这样做。”

　　特理说，“谢谢你，你时常能够对我直言……”

　　布里斯宾接着说，他不想把他的蒙大拿部队安置在卡斯特的统率之下，要是特理指挥的话，他就无所担忧了，否则，他不愿让他的士兵们附属于第七骑兵团。

　　特理说：“你好似对卡斯特没有信任感。”

　　布里斯宾说：“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能信任他的一个人呢！”

　　“好了，不管怎么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去同他说说你要参加他的部队，看他怎么说。”

　　“要是他认为可以的话，军队合编之后，你愿意统领这两支军队吗？”

　　特理说：“愿意，我会的。”

　　布里斯宾去了卡斯特处，去提供他的资助，可“晨星之子”回答的挺干脆，第七骑兵团可以处理任何事！

　　布里斯宾说，他高兴听到这样的回答，并站起来走了。但他依旧很担心，他又向特理建议，应当给卡斯特一个格林炮兵连，特理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所以布里斯宾又来到卡斯特处，说给一些格林炮怎么样？卡斯特说，行，他愿意接受提供；但一小时之后，又改变了主意，说这些炮防碍他的部队。这是事实，每只炮得由四匹马拖拉，在翻越障碍物时，常常又得要士兵们把它卸下来，用手拖拽。

　　纵使卡斯特接受了格林炮，设法把它们拖入玫瑰花苞湾，越过分界线，抵达小比格奥峡谷时，它们也不会发挥使命。这些炮是1861年制造的，一直未有多大改进，经常出故障。其特点是炮弹从6到10个炮管中发出，这仅仅对密集的目标奏效，适合于欧洲战场。英国兵可能在它的弹击下头飞肢散，而美国的印第安人则很少会被击倒。每只炮安装在两只大轮中间，离地面很高，炮手们只得直立站着安装。

　　杰拉德说。从林肯堡出发行进途中，他曾经同卡斯特谈及这些武器，卡斯特原打算让炮兵连同他的兵团一同出行，他认为，可以用它们突然袭击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村子。杰拉德告诉他，印第安人不会守在附近观瞧格林炮发炮，他劝告说，带上一门发射12磅炮弹的炮，从一英里处给这个村子扔一些大炮弹壳。

　　卡斯特没有理会这些劝告，至少再没有什么人建议他去向特理要大炮。

　　这些格林大炮大概可以无心地救助他，这些笨重的机械装置可能会把他的部队拖住、延误他们进入战地的时间。这样，他甚至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那么，特理、吉本与卡斯特的汇集部队会同库鲁克一样，被迫后撤，他们总不至于残遭屠杀。

　　所以，从林肯堡出发到抵达小比格奥，这些格林炮就一直陪伴着特理将军，他们也确实为此吃尽了苦头。第12步兵团的一支特遣队负责它们，这支特遣队也看出，他们无法跟上部队。

　　要是卡斯特原曾带上这些黄铜制的拿破仑的话，不朽的蒙大拿交响乐就会以不同的曲调终止了。大炮炮弹爆炸时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在那些日子，它们足以把那些好斗的印第安人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窜。小比格奥战役前30年，斯蒂芬·克尼少校要吓唬拉拉米一帮阿拉伯霍人，他事先传去了一些吓唬的言词，并于当晚用发射榴弹炮与火箭加强他的威赫。弗兰西斯·伯克曼说，许多阿拉伯霍人倒在地上，其余人则惊恐地喊叫着四散而逃。

　　到了卡斯特年代，对大炮的应答可能有些不同。例如，1870年，一支苏人代表团访问华盛顿，那时，当“大爸爸”的特级大炮想显示威风时，苏人们却并未流露出对它的惧怕。好战的苏人男子说，这些巨大的爆炸声未能使他们的眼睛眨动一下。更糟的是，在每一声爆炸之前，这些印第安女人先捂住了耳朵。政府的一道主菜是一个15英寸的海防炮，发送出的一颗炮弹，沿波特马河下游飘飞了数英里。这导致了一些评论，说它炸出了巨大的烟尘。但这场演示却是个大失败。所有那些印第安人都承认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无任何有头脑的人会骑在矮种马上，坐在它的前边。

　　卡斯特究竟为什么轻视这些大炮，不清楚。最好的解释也许是他不愿意要任何阻碍他部队行进的东西，不要格林炮，不要榴弹炮！布雷德利中尉在6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可以理解，要是卡斯特首先到达的话，他会自认为很精明，会立即冒昧地发动攻击的，而我们几乎就没有多少指望目睹猎物被宰杀了。卡斯特肯定会尽他自己的最大努力，首先抵达那里，为他自己和他的兵团赢得桂冠。”

　　完全可以理解，他为自己能获得这场特地安排的戏剧性成功做出了决断。至少在两个场合——林肯堡与“青年弧山”——他告诉李人侦察员，这次反对苏人战役是他的最后一次战役，他定能赢得伟大胜利。可是，他还告诉这位侦察员，即便是一场小胜，即便能击败五个苏人帐篷，也会使他成为总统。

　　一次，在同蒙大拿的格罗斯、文特里斯与李人一块儿进餐时，他通过翻译说：“等我返回之后，我要去华盛顿，要带我在这儿的弟弟和‘血刀’一同去。我将留在华盛顿，成为大‘爸爸’。”他继续说，那么，“血刀”应当回到家中去，住在漂亮的房子里，负责所有工作。其余印第安人则应拥有他们的身份证件，以便使他们总是有足够的食品。

　　列兵彼得·汤普森说，每个人都知道卡斯特的意欲，他要快速挺进。当时很多原曾在堪萨斯他手下服役的人们，都感情十分庄重，愿意成全他的这一意欲。其中一些老兵把大衣放在三角叶杨树杈上，因为他们不想携带任何不必带的东西，一件大衣重达几磅。汤普森说：“我把我的大衣留下来，因为，我对我们能否从这条路返回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6月22日，第七骑兵团接受了特理将军和吉本上校的检阅。军号嘟嘟地吹奏着。军官们行军礼。李人侦察员唱着他们的死亡歌曲，策马来来回回地狂奔着。列兵科尔曼在日记中写道，特理与吉本为这些精神抖擞的军官与士兵感到十分高兴……

　　后来，吉本在给特理将军的一封信中说：“那时，我最大的担忧是，卡斯特的激情会使他太急促地朝前推进。当他的军团列队从你面前通过开始行进时，我和他告别，并最后嘱托了他一句，‘好了，卡斯特，不要太贪心，等着我们吧’。他一边挥手快活地回答着，一边匆匆离开……”

　　吉本不大可能期待卡斯特会遵从他的好心劝告，他对卡斯特了解的太久了。卡斯特是军校学员时，他已是西点一名炮术教练员了。特理将军也料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在行进中，由于节拍太快，他已两次制止过卡斯特。

　　尽管有一次又一次的制止，尽管有吉本的最后提示，尽管有部署计划，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将军，依旧急急地往前赶着。

　　21号晚，“蝗虫”吉姆也呆在“远西”号上。他于1892年给戈弗雷写信，说特理将军用一排别在地图上的大头针，示意了卡斯特行进到玫瑰花苞的线路图。“如你所知，由于特理眼睛有些近视，他叫我标注这些路线，我用一枝蓝色铅笔照做了。卡斯特在离这些别针标注的终点还有20英里处就折身了……”

　　战斗结束两个月后，特理给芝加哥《时报》一位记者看了他原发给卡斯特的命令副稿，并陈述说，要是卡斯特活着的话，他也会由于违背军令而走上军事法庭。

　　军事家们后来对特理的命令做了争论。一些人认为，这一命令含糊不清，这是说，特理同意卡斯特按自己认为最为理想的策略行事，另一些人坚持认为特理的命令是明确的，只是些解释性问题。如罗伯特·阿特莱曾经指出，特理谦虚地陈述了自己的命令，他能体察下属人员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现实主义，即总不该下硬性指令，把某个人派往荒野地区。

　　本廷曾经从黄石河岸给妻子写信，说是卡斯特要是原先遵从命令的话，“几路部队将会确切地在这个村庄汇集，就会把所有印第安人棚屋里的装备缴获。也许还会逮住印第安女人、婴儿等。然而，卡斯特背离了命令，没有等任何其它部队，他单独染指，从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格兰特总统告诉纽约《先驱》记者：“我认为卡斯特的大惨案是对部队的牺牲。这是卡斯特自己导致的，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在同特理与吉本有效地汇合之前，他不该发起攻击。”

　　所以，卡斯特顺从了命令，或者没有顺从特里的命令。这如同瞎子摸象那样，看你摸到了这个动物的哪个部位而定。

　　要是你希望争辩，说他没有遵从命令，你得问为什么？

　　确实，他渴望靠他自己击溃这些红种人，因为他没有试图让侦察员对更远的南边地区进行侦察（除非本廷的简短远足可能做了如此周到细微的考虑）。相反，他缩短了20英里行程，决意要自己进入这条峡谷。

　　可是，要是他服从了命令，并进一步朝南骑乘，接着又会怎样呢？

　　仅仅几天前，印第安人就击溃了库鲁克，迫使他向南后撤，这是一个使苏人兴奋的胜利。他们信念坚定，不会设想库鲁克还会再次重来。也许，他会反攻，这是说，从南部开过来的一支穿蓝制服的军队，很快就会被这些苏人觉察到的。要是这些印第安人前去攻击，战斗会在这条峡谷中北部几英里处进行，待理将军抵达后，第七骑兵团所有12个连十分有可能会全部被摧毁。

　　反之，要是这些印第安人迫于卡斯特的兵力后撤的话，就会同相对来说力量虚弱的特理的军队相遇，不用怀疑，他们也会被这些苏人歼灭。接着，会如伊格先生认为的那样，人们将听到这样可怕的消息：

　　卡斯特在大比格奥搜索之际，

　　特理与吉本将军被野蛮人击败！

　　6月22日黄昏，太阳就要西沉，在离开特理与吉本几小时后，卡斯特把他的军官们传唤到他的帐篷。他平淡地讲述着，军官蹲在他的床周围。他解释了为什么不要格林大炮和蒙大拿军队四个连的原因。他说，他坚信他们最多不过同1500名印第安斗士相遇。本廷同平日那样，提高嗓门大胆陈词，他不计较格林炮，但他确实赞同扩充四个连队兵力的主意。“作为个人来看，我为你未能接受他们而感到十分遗憾，”他说，“我认为我们会为没有接纳他们而感到后悔的。”

　　按戈弗雷说，卡斯特平日对下级的态度是粗暴的，甚至可以说有些放肆，但在这个场合，他好似十分克制，几乎是调和与安抚：“有些近于恳求，这仿佛令人很沮丧……”

　　戈弗雷和麦金托什与华莱士中尉返回他们的临时营地，在他们一同走着时，华莱士说：“我相信卡斯特将军会被杀。”戈弗雷问为什么？华莱士回答说，他从未听过将军这样谈话。

　　兵团朝玫瑰花苞开拔时，伊丽莎白完全预感到她丈夫的心绪。在6月21日给他的信中（因未拆封退还给了她），她写道：“我自然感到极其忧虑……”当消息传来说是这些苏人已把库鲁克将军阻挡住时，她必定更加焦虑，这意味着三路汇聚的队伍，只丢下两路了。侦察员立刻从林肯堡出发，他们要设法追赶上特理，这则消息太重要了。然而，已经太晚了。

　　要是这些侦察员在卡斯特从玫瑰花苞湾出发前，找到特理的话，接着又会怎样呢？特理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不会迷惑于卡斯特的虚张声势。要是他知道库鲁克被击败的话，他可能会更加强行坚持自己的权力的。他肯定会缩短这条控制的绑绳的。他可能会把两支军队合并一处，他可能会坚持要卡斯特接受布理斯宾的蒙大拿人，纵使扩充的这些兵力依旧十分不足，但总归会以一两种方法，重新改变6月25日那样的结局。

　　围绕这天的不知道什么神秘之事，令人费解地聚集在一起。查理·迪兰在他详尽的苏人历史中陈述道：“所有各处的撰写家们的撰述，涉及这一远征事件的消息，以及参与人员，近迫在参与人员面前的异常的预感性征兆，都被编排成邪恶，逗留、盘旋在营地的某种鬼魂，好象成为一个统管的妖魔了。

　　就在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发现卡斯特部队之际，列兵汤普森的马跑不动了，这也便使他从死亡中逃生。后来，汤普森讲述了他在6月24日晚上的一场梦。他为这场恶梦困恼，但又说由于剧烈的头痛使他难以陈述梦中的黑猫等事。那晚，他躺在一棵树下睡觉，梦见包括他在内的卡斯特的一支军队遭到袭击。他醒来，周围的人们都睡着来，他继续睡。然而在接下来的梦中，只有他一个人是牺牲者，一名手持斧头的印第安人紧追在他身后：“就在他追上我举刀朝我砍来时，我感到一切都消溶在空中，也便醒了。梦中的事十分清晰，我无法再入睡，于是起来在营地蹓跶，我瞅着那些马匹，它们变得十分可怜而憔淬！想一想它们为我们所做的艰苦的长征，这一点也不奇怪……”

　　在朝玫瑰花苞湾的行进中，很多人已分享了汤普森的预感，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有种预感。埃吉尔莱中尉在战斗结束后几天给妻子写信，说22号黄昏，在听完卡斯特的奇怪的谈话之后，一些军官来到他的帐篷，唱了近一小时的歌，埃吉尔莱没有列出歌单，但曾于1874年随同这些人们进军黑山的圣·保罗《先驱》的记者记述说，第七骑兵团的这些鸣鸟们喜欢唱《邦尼·吉姆》，《漂亮的贝尔》，《海面上》等。埃吉尔莱的帐篷里可能就演唱了这些歌曲，还有一些受他们喜爱的古典曲子，如：《可怜的布朗·朱葛》，《黛娜的婚礼曲》，《外祖父的闹钟》……

　　汤姆斯·卡尔洪中尉的妻子玛格丽特·埃玛·卡尔洪，曾经寄给她丈夫一块蛋糕，显然是一个大蛋糕。因为，就在那些旋律在埃吉尔莱的帐篷里回荡之际，卡尔洪宣布，战斗结束之后，每个军官都可分得一块蛋糕。她必定是托从林肯堡出发的舱船，把蛋糕捎至粉河本营，除此之外，卡尔洪无法从别的途径收到它。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不可能在粉河兵站乘鲜把这块蛋糕吃了，而是把它绑在马鞍上，或者把它装在一匹骡驮上。总之，他用什么法子把它带到了小比格奥，想在庆祝击败“坐牛”的时刻，与他快活的伙伴们分享。

　　再没有听到有关卡尔洪中尉的蛋糕的消息。要是它被装在骡子辎重队中，就可能被雷奥的士兵们在被包围在山头上的那两天吃了；要是被装在卡尔洪的马鞍上的话，必定丢失在战场上了。它大概成了一些苏人或夏安人的意外掠获物，六七个印第安斗士会用他们沾满鲜血的手，围着这位中尉的尸体蹲着，大嚼这块难以忘却的大蛋糕。卡尔洪是第七骑兵团有名的“阿多尼斯”——军团美男子，他同将军的小妹妹玛吉结了婚，指挥L连。分析家们认定，这个连队使这支遭厄运的部队的尾部戛然停住，而自己首先阵亡。

　　卡斯特也曾经为这个仇恨白人的村庄的规模担忧。在离开黄石河之前，“乌鸦”侦察员曾经告诉他，这个村庄非常大。此外，他完全有理由对特理将军从总部获得的不确切人数产生怀疑。除了呆在自己的代理处外，多数印第安人更愿去拜访其它代理处的亲友们。有时，停留时间太长的话，为了拨给供需品，需要对他们进行登记，这样，有时，同一个人会在好几个代理处登记，这自然影响了统计数字。卡斯特在各处呆了那么久，足以明白这些。

　　更为严重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因是，许多斗士从他们指定的居留地偷偷蹓出，加入了“坐牛”的营地。居留地的代理人没有把他们的缺席做汇报，那些十分老练的美国佬的贪婪，也对这些潜逃犯不作汇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据许多印第安人说，代理人获益了，这是说，当一个代理人愚蠢地去汇报他的人口在减少时，就等于在抽减他自己的薪金。

　　斑尾的代理人霍华达曾在4月1日汇报说：“要说在这个季节，这些印第安人去了北方的话，也是极少数，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人和北部的这些人有联系。”

　　“红云”的代理人黑廷斯说：“不管什么时候，在人口调查中，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但由于天气原因，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延误。”

　　事情就这样，虚假的消息就这样通过官僚主义者传出，最终又被传送到战场上的部队那里。卡斯特原被告知，期待同1500名斗士相遇，从而他也就把这个数字告知了他的部下，而他们所注意到的令人沮丧的景况，则反映了与所告知的事实不符的严重性。

　　战斗结束之后，华盛顿试图核计为什么谢立丹的计划没有奏效。在部队的监督下，重新给出一个新的人口统计数字。嗨，你瞧！“斑尾”居留地原来统计的9610名印第安人成了2315人；“红云”居留地的12873人却成4760人；夏安河的2280人则成了7586人；站岩的2305人成7322人。

　　当你开始同雷奥从他的山顶向下凝视时，那难以计数的斗士会使你同雷奥产生共同的看法：“我认为我在同所有印第安人作战……”

　　本廷赞同道：“他们有一两个军团的小股郊游人员，站在河谷底观望着。没有安置他们的地方了我想，有两三千人围着我们，他们在寻找各自合适的架枪位置。”

　　卡斯特获得的数据仅是些推测数据。1875年圣诞节前夜，特理将军向戴维斯总部报告：波兰上尉来电告知，虽然在临近处没有猎物，但站岩的印第安人却把他们所有的兽皮卖掉，以换取弹药……

　　卡斯特可能读了这封电报，或者至少知道它。他也必定知道特理给谢立丹的两封电报：

　　3月24日：据在密苏里河一带侦察的最可靠的侦察员报告，在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营地，现已有不少于2000个棚屋，他们的武器中都装满了弹药。

　　5月14日：据信，他们有1500个棚屋，并打算进行一次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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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令人愉快的夏日的鲜花芳香气味中，卡斯特的军团穿过玫瑰花苞湾，朝南移行进。一周前，这些绚丽芬芳的玫瑰花苞湾中的鲜花，也曾迎接了库鲁克。李子、酸苹果和野玫瑰的浓郁的香味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基

　　侦察员们找到印第安人的一条小径，循着它，来到这些印第安人新近驻扎过的营地。那儿残留着数不清的小窝棚与棚屋的圆圈地，表明苏人的集中营地要比任何人所期望的大得多。周围草地上的草都被数千匹矮种马食尽，地面上到处是杂乱的丢失物。

　　营地附近一块雕刻着图案的岩石引起了李人的一番争论。“血刀”终于给出一个解释：岩石上刻有两条公牛，一条公牛的轮廓显然是用子弹打制的，另一条像是用长矛尖刺刻的。较小的一条公牛指卡斯特及其部队，较大一只必定是指达科他人的军队。雕刻的话应当是：不要跟随达科他人进入他们曾去过的比格奥地区，他们会返回来毁灭你。“血刀”和他的同事猜测的这段文字符号意义是错误的，事实上它们是史前时代的雕刻。然而，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尽管这些李人可能是些不够资格的人类文化学者，但他们心中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

　　战斗发生的前一天，卡斯特的部队见到了一张较为新鲜的人头皮，它被绑在一根棍子上。虽无法加以识别，但他们认为它是列兵奥古斯丁·斯托克尔的，他同列兵雷密尔以及卡车司机奎因，于6月29号未经许可去打猎。

　　就在发现绑在棍子上的头皮的同一天，卡斯特的人们还看到一个更令人忧虑的迹象。列兵科尔曼写道：

　　今晨，我们按往日的时间离开营地，一条小径指向河湾，我们B连走在前头。顺小径走了达四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圆形棚架前。棚架周长约为200英尺，里边插有叉杆和结实的杆子。中间有一棵35英尺高的树。周围是大量被割取的野牛头。这是一个举行宗教仪式的场地，叫做夏至拜太阳舞场。通常，这些部落在征战之前，举行这种仪式……

　　拜太阳舞被早期的皮毛商称做“魔力分会集会”，好似在18世纪由夏安人逐渐发展起来的，虽说他们是从Sutaio部落那儿学来的。Sutaio部落人或者自己先发展了这一部落习俗，或者自身也参于这种集会。拜太阳舞在每年夏季举行，届时，各部落人员围成一个大圆圈集会。圈子朝东一头敞开，他们朝那儿呼求“伟大的神秘物”：Wakam Tanka。

　　这是对东方的崇敬，因为太阳总是一次又一次不断从那儿升起。葛利奈尔说，印第安人可能收集野牛头盖骨，把它们排放在大草原上，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供奉太阳升起的地方。他自己见过排放的60只野牛头骨，上面涂染着红、蓝色条与色圈，并按五只一排并排排放，每只头骨面朝东方。维斯泰尔说，当这些苏人看见野牛尸骨时，就会有人下马把头骨取下，把它朝东摆放，用此种方式表达他们对野牛的感恩，因为野牛用自己的肉滋养着他们，而皮又给他们带来温暖。即便在西南部的荒漠之地，在这块不朽的太阳国土上，杀死一只鹿的猎人也会把猎物的头转向东方。

　　印第安人的拜太阳舞棚一般是一个周长为150英尺的圆场，中间竖一根20英尺高的杆子，上面悬吊着一排生牛皮或野牛毛套索。一个巫人，在把一名舞蹈人的胸脯肉划开之后，强行在肌肉下面塞入几根棍子，这些棍子又被绑在这些套索中，然后抽紧套索，直至强使被绑着的舞蹈勇士仅脚趾尖着地。这样，他的胸部肌肉被拉出三四英寸。有各种拽拉肌肉的方式，舞蹈者忍受着极度的痛苦，但也受到赞扬。有时，还会把棍子从舞蹈者眼睛下方的面额皮肉中穿入，或从后背部肌肉穿入，然而舞蹈者是被用钩子钩起，还得给他一个极富观赏性的哨子，他得一边舞蹈一边吹哨子。

　　他们要舞蹈数个小时。乔治·本说，一个惯例是，愿意遭受这些残酷折磨的人，得给观众赠送礼物。通常，他们要送掉矮种马，但这些人若要炫耀他们自己的话，就要送掉所有一切，包括他们的姐妹。

　　这是一个原始的礼拜仪式，是一种磨炼坚韧不拔的毅力的尝试。要是这名恳求者哭叫或昏厥的话，他的余生就会被当作一个女人那样看待。将军和伊丽莎白曾经和一个受过这种悲惨命运的人交了朋友。他在折磨期间昏了过去，醒来时，同族人要把他砍死。从那天起，他穿上了一件女人袍子，烧炊做饭。斗士们嘲弄他，印第安女人除了要他做一些帮手活外，根本就不承认他的存在。“木腿”把此种仪式称做“伟大的巫人舞”。他自己从未选取这种磨炼意志的方法，但他也不承认把他拒绝选取这种方法说成是他的懦弱行为。连一些最狂烈的斗士，如“狂马”也没有把它看做是衡量男子气魄的手段。

　　这种礼仪好似没有涉及在任何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但也不是十分模糊不着边际的狂舞乱动，它的基调还是一种舞蹈。道奇上校注意到，任何地方发生的礼仪形式，都不脱离宗教色彩基调。即便最调和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也包含着某些有节奏的姿势变换。如：坐，站，跪。这是一种自然喜好的姿势变换，也许是残留在记忆中的最原始的猎人们的狩猎动作。

　　无论怎样，被卡斯特的侦察员发现的这个夏至拜太阳舞棚，位于该州公路西边几百码处，这条公路在那时与玫瑰花苞湾平行。立在中央的那棵大三角叶杨，象征着敌人，它十分粗大。据列兵科尔曼的保守估计，约35英尺高，斗士们为表达他们的胆量而选择了这棵树。在用战棒对它进行突然袭击之后，由一群贞女们帮着把它砍例，劈砍掉树枝，再把圆木扛到安克帕帕营地。然后给它涂染颜色：蓝、绿、黄、红——每种颜色依次象征它所面向的方位：北、东、南、西，然后把它竖起来，杆顶上绑着祭品——扎束的烟草，樱桃树枝，一件红色袍子，还有两张野牛皮——一张剪成野牛的模样，另一张剪成人形。

　　只有安克帕帕人举行了这场仪式，“坐牛”也参加了。他手脚染成红色，双肩染上一道道象征着天空的蓝色。舞蹈之前，他背朝杆子坐在地上，他收养的弟弟用一把钻子一把刀，把他的双臂各切掉50块小皮肉，从左右腕开始切割，直切到肩部。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当这些皮被切掉之后，他即兴做了一首赞美诗，或一首歌，替他的人民呼求无所不在的神灵。

　　一个亲眼目睹了这场舞蹈的安克帕帕女人说，人们有的被吓得躲开，有的则顺从地忍受了观看这种皮肉疼痛的折磨。可“坐牛”好似根本没有觉察到他双臂上流淌的鲜血，他面不改色，毅然坚持着。他全神贯注仰面吸收着阳光，连续跳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晨，他昏晕倒了，或处于衰弱的昏睡状态。他苏醒之后，讲述了一个梦，梦中，这些苏人杀死了敌对的士兵，他眼瞅着这些士兵的头，朝达科他营地搭拉下来。卡斯特的侦察员们发现，他的这个梦被绘制在一间散发着汗臭味的棚屋中的一堆平滑的沙堆上：穿蓝制服的人们如大量的蚱蜢骤然朝一个印第安人村庄跌落。

　　卡斯特的李人和“乌鸦”侦察员对这个沙壁画的意义十分清楚，但不知道他们是否猜测出，或按照这些所指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有关白人的迹象，猜出它是“坐牛”的梦幻。要是他们确实知道的话，他们也不会把这个坏消息传给他们的亚麻色头发将军的。

　　在他们发现的另一个充满汗臭的棚屋里，他们见到了令人沮丧的预言性东西，一幅印第安人将获胜的图解：排成一排的三块红色石头。他们也给他看了一堆圆锥形石堆，上面放着一个公野牛头骨，而另一边放着一头母牛的头骨，一根棍子直指这只母牛的头骨，意味着这苏人会像勇猛的公牛那样，英勇战斗，而白人则像母牛那样胆怯地逃跑。

　　一个名叫“士兵”的侦察员走到一个神秘的仪式场地：一张小牛皮被绷在插在地面上的四根棍子上，还有一些感恩祭品，意思十分明了，表明苏人的信念。

　　靠近玫瑰花苞湾处，在大约有一英里宽的荡围内留下了印第安人的足迹。地面被数千匹印第安人的狗拉雪撬划过，犹如刚刚犁过的田地。

　　“乌鸦”人侦察员发现了一些被丢弃的战利品：头皮与白种人的络腮胡子。他们领卡斯特观看了这些东西。卡斯特用手势语说，他是华盛顿的“大爸爸”派来征服这些苏人的，因为这些苏人正在杀白人。他还用手势说，尽管他自己可能被杀，但这些苏人也应当能感知出他的价值。“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经受这场战斗，但是，要是我活着的话，我要推荐你们这些家伙，你们应当成为‘乌鸦’人的首领。

　　如同彩色石头与野牛头骨把印第安侦察员的心扰乱那样，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些灾难性标记与迹象，也把这些讲迷信的士兵们搅动得心神不宁。卡斯特的燕尾式队旗突然被一阵风吹倒。呆在队旗处的戈弗雷中尉把它扶起，把旗杆扎入地面，但它再次被吹倒。“我接着把这旗杆插入另一块地面，那儿有鼠尾草灌丛，可以使它稳固。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景况，但在战斗结束之后，一名军官问我是否记着这件事，是否注意到这个场景，他把这面旗帜的向后倒伏看作是一种不详的预兆，确实我们会惨遭失败”。

　　6月24日，他最后一次扎营。

　　龙尼萨姆·查利分发了他背包中的东西：衬衫，烟草，一套针织用品和所有他随身带的东百。侦察员比利·杰克逊说，一些人拒绝接受查利的任何东西，另一些人也不过勉强接受了他的分发物。“我们对咖啡与硬饼干几乎没什么胃口……”

　　莫兰的A连的列兵威廉·泰勒，在两天的战斗中算是幸存。数年之后，他同伊丽莎白通信，告诉她，那天，简单的晚餐后，他便躺下打发他认为的休息时刻。他所在连的营地就在兵团总部附近，躺在地上后，可以看见卡斯特将军坐在一个帐篷前。不久，来了一些军官，卡斯特给他们发布命令之后，他们就准备离开，但却又停下来开始唱起《安妮·罗丽》来。接着又唱起了《轻轻慢慢的小脚步》，《送出门》，……列兵泰勒说，之后，他们粗鲁地唱起了“……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伙伴，无人能够否认他”。接着，这些军官互道晚安，离开了。深沉的寂静，笼罩了营地，偶尔传出踏地的马蹄声。卡斯特已在22日发出命令，不再吹军号了，也不得弄出没必要的声音。所以，他允许唱这非常悲哀的小夜曲，显得有些奇怪。

　　在列兵泰勒目睹军官们聚合之时，卡斯特曾说，他要尽可能在黎明前赶到分界线处。因此，不是一整夜扎营，得用部分时间继续赶路。

　　大约11点钟，他们开始朝逼向山岭的斜坡进发。按照各种回忆，这个兵团弄出了不寻常的忙乱的吵闹声。戈弗雷说，马蹄的嗒嗒声，设备的嘎啦嘎啦声，使你简直听不清任何别的什么声音来。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队伍的前后衔接十分困难，他们不时停下来倾听，“有时吹口哨，有时‘喂’‘嗨’地呼喊着”，直至得到一个回答。本廷紧紧地循着煎锅的碰击声，或锡铁缸子的叮当声，这是走在他前面的一个骑兵马鞍的持续碰击声。但最大的声音来自骡车辎重队。那些骡子们用他们在数里之外都能听见的独特的嘟嘟的叫声，表明着它们自己。

　　然而，纵使兵团在前进中绝对安静无声，它也是会被探出来的。一个印第安人用手指头触地，便可探出极远处骑兵有节奏的步拍。甚至白人自己也能听到地面上传递的信息，纵使城市生活使他们的听觉变得迟钝。1876年11月，当兰德尔·麦克尼兹接近、并停在“钝刀”的村庄时，他的侦察员从地面听到夏安人的跳舞声。其中一名侦察员用肘轻轻推伯克上尉，“然后朝峡谷中的野蛮人努努嘴……于是，我们自己爬在地上，接着便听到令人吃惊的明显的击鼓声……”

　　大约早晨两点半时，“乌鸦”侦察员（布拉德利中尉在战斗结束两天后在该战场上碰到他）“多毛鹿皮鞋”，爬上一座可以看见小比格奥河谷的小山。多年来，也许是多少世纪以来，这座山常常被当做一个观察哨。印第安人暗指它为“乌鸦窝”，但不是指“乌鸦”部落，是指鸟窝。也许，由于很早以前，那儿可能有过一个大鸟窝。山上一棵棵松树下的地面上散落着玛瑙与燧石片，这是世世代代的产品。守卫边界线的哨兵们用制作箭头打发他们几个小时的时光。

　　破晓时，“多毛鹿皮鞋”轻轻地学毛头鹰叫着，这是不会被他附近的伙伴听错的信息。李人再次唱起了他们的死亡之歌。

　　侦察员弗奈姆中尉，派“红星”给卡斯特送一个短信。兵团接着往东移了约10英里。早餐是咖啡与咸肉。从山头上可以看见营地的炊烟。这意味着附近的任何苏人都可以看见它。卡斯特为什么允许点火未被解释。

　　没多久，兵团继续前进，飞扬的尘烟预示着他们的到来。

　　大约半早上的某个时刻，卡斯特来到这座小山。他没有爬上山顶。在半山腰，他跟一名“乌鸦”人借了一架老式望远镜。他未能看清村庄，可能由于空气变得不太清晰。在聆听了弗奈姆的侦察员的禀报后，他说军队要继续前进，并朝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确切位置发动攻击，尽管米切·鲍耶告诫他说，从他30多年的阅历来看，这是印第安人最大的一次聚会。

　　1908年，或稍早一些，摄影师爱德华·S·柯蒂斯循着原第七骑兵团的路线，爬上一座小山，他自认为它是“乌鸦窝”。可他是下午三点到达那儿的。那时，烟雾的能见度减弱，但他坚持说，他饱尝了这个地区的壮丽景观，并能看清1876年那个村庄场地的小屋。通过望远镜，他能识别出比小屋更小的目击物，他对卡斯特未能看清太多的目击物感到纳闷。事实上李与“乌鸦”侦察员也汇报说塞满矮种马的高地变成了棕色，无数的白色小棚屋使河谷如同铺了一块白单子。

　　后来的学者们就柯蒂斯爬的那座小山提了一个问题，他是否真正攀爬了“乌鸦窝”？也许他自认为自己爬的一座小山就是“乌鸦窝”，而他必定爬在离该村更近的一座小山顶山。因此，柯蒂斯的调查不但没有解决一点令人费解的事，反而更增加了疑点，这也是探察小比格奥时常常发生的情况。

　　卡斯特好几次策马赶在队列的前头反复察看，他使用了一架极好的奥古斯丁望远镜，是跟德鲁迪奥借的。他可以通过它辩认出少量模糊的影子和那些侦察员们要他确信的矮种马群。德鲁迪奥说，卡斯特永远也不会把这架望远镜还给他了。卡斯特带着它进了峡谷。由于一直未能找到它，他们猜测它必定落入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手中了。

　　“Otoe苏人！Otoe苏人！”当发出攻击的命令时，李人这样喃喃自语道。好多苏人哟！这么多苏人哟！这么多苏人哟！太多了！到处是苏人！

　　戈弗雷看见卡斯特和一名翻译与几名李人，包括“血刀”成一个圈子蹲着，李人讲述说。他们被弄得不知所措。卡斯特显得十分严肃，但好似没有听他们讲述。“血刀”终于说了些什么。戈弗雷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他的话“使出神的将军，回到现实中……”

　　与此同时，一名军士和两名骑兵已沿着该兵团来时的小径返回去，寻找从骡子队上滑掉的几个硬面包箱子，要是它们落入游荡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手中的话，自然会暴露士兵。为什么不在当时掉下来之后，立刻派人去找？这也令人十分费解。除非由于天黑，当时未发现，或者，可能根本就没找到它，说是就在费神寻找这些面包箱子时，这名军士又返回南头去寻找他从马鞍上滑掉下来的衣物。

　　列兵科尔曼在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已行军8公里。大家没有卸马鞍，只把马捡起来就去睡觉了。几位伙伴把白糖、咸肉、咖啡丢失了。我们丢了一条咸肋肉。

　　科尔曼的日期是靠不住的。他可能是指面包箱子一事。不去考虑这些日期！要是他说的是真的，该兵团显然应当给玫瑰花苞湾提供不少食品。

　　不管箱子是什么时候去的，军士袭击了聚在一个箱子旁的几名印第安人，其中一人正试图用短斧把它打开呢。他同他的骑兵开枪射击，印第安人仓惶跳上马狂奔而去。

　　丢失面包的事件，一直被做为反驳卡斯特仓促发动攻击的明证：他不可能等待特理与吉本进入阵地，要是这样的话，印第安人可能会逃掉。直至数年之后才弄清，发现些面包的不是苏人，他们是“小狼”领导的加入到营地的夏安人。他们仅是驻扎在七个棚屋中的一小股人，在前往该营地的途中，发现了这些面包箱子，对此他们只是困惑，而不是惊恐。他们不相信士兵们会攻击这么大一个村庄。他们谨慎地保持一定距离尾随着士兵们，一直躲藏着没有让自己暴露。听到枪声之后，他们从分界线处窥视，见一切正常，便小心地从山中下到村庄里，弄不清出了什么事。愤怒的“太阳弧光”差一点把他们杀了，骂他们给士兵做了向导。这样看来，这只出色的面包箱子没有一点价值，在“小狼”的夏安人赶到这个村庄时，卡斯特已经死了。

　　1939年，一个名叫“拖绳”的奥格拉拉人讲了不同的故事。按他说，发现这只面包箱子的是苏人，试图撬开箱子的是“坐牛”的年仅10岁的儿子“功绩”，男孩被骑兵们打死。

　　无论这些人是苏人还是夏安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从小比格奥营地来的，这意味着兵团很快要出现已不再是能够保住的秘密了。那么，卡斯特只能先下手为强。然而，要是他不愿让苏人发现的话，又为什么允许士兵点燃晨炊，允许在当晚的行军中吹口哨、大声呼叫，任煎锅碰击马鞍呢？

　　也许，他认为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逃脱不掉。北部有特理与吉本，“乌鸦”人就在西边，而第七骑兵团又从东南方逼近。在发动攻击之前，他可能派雷奥少校把南边封锁住，而他则由东边去扫荡，印第安人能往哪里逃？

　　或许，他是想吓唬吓唬他们，把他们赶向特理所在的北边。

　　也许他相信能成功。他根本没在乎，他从来不懂什么叫被击败。

　　1904年，一位幸存者给历史学家布拉德（Brady）写信说：“从我们离开玫瑰花苞峡谷那刻起……他旧时的那股不安闲活力又复还了。他脑子里只装着一个快键——前进，去攻击印第安人！”

　　还有一认预感性的描述：“……我们急速地往前赶着，总觉得前边有必须去看的什么事。”

　　行进确实神速。雷安军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急行军，使得大多数驮包松散开来，但他们没有停下来重新整装，而是干脆把绳子割断（不用怀疑，是卡斯特的命令），任它们滚落在地。

　　所以，他们来到分界线，并豪不犹豫地穿过它。

　　此后没多久，大约中午时光，卡斯特同半血统的侦察员米切·鲍耶交换了几句话。鲍耶说，他们会发现比他们能够对付的多得多的印第安人的。卡斯特说，他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呆在后边。鲍耶说，卡斯特走到哪里他可以跟到哪里，但要是确实进入峡谷的话，他们不会活着从里边出去的。当时在场的“血刀”明白这场较量；据某种说法（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血刀”对眼前的情景思考了一会，抬头瞥了一眼太阳，打着手势说：“今晚我不会看见你们来到这些山岭后边了。”

　　侦察员比利·杰克逊说，是这样，看明白“血刀”的手势之后，“……我几乎颤抖了。我觉察出他知道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没有逃脱的希望。我转过身朝别处看去”。

　　再有九天，就是一个伟大的时日，——7月4号——1876年的7月4日，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纪念日。据说，卡斯特和他的几位军官打算前往参加费城的100周年展览会开典仪式。一些骑兵认为，这才是他强行前赶的原因。要是苏人很快被击溃的话，他的朋友们便可按时赶到展览会。这种荒谬地解释他急行军的理由也许正确，但不能排除另一个极小的理由，1876年不但是百年纪念日，也是一个选举年，在圣路易斯举行民主党大会。一个传令兵乘马从小比格奥到波兹曼电报室得跑两天，就是说，必须让胜利的消息，在提名总统侯选人之际，传到代表们手中。

　　卡斯特至少应当这样考虑，因为，从印第安领地延伸的数英里电话线会临时失去战斗力。印第安人可以在任何时刻割断这些电话线。但伊丽莎白说，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去骚扰过这些发出嗡嗡声的电线。一个人不会去干预有权威力的巫术般的事。噢，卑斯麦与林肯堡临近处可能是这样，别处则不可能这样了。1863年，在对鲁莱道尔格劫掠之后，一些欣喜若狂的夏安人就围在用电杆点燃的篝火旁。乔治·本廷说，有时，这些杆子被砍倒去当篝火点，印第安人则围着它跳头皮舞。

　　有一些对波兹曼电报线争论的记录。穆吉斯·泰勒带着特理的有关这一不幸事件的急电于7月3日抵达波兹曼发报局，但可以说，它被隔置了两天。为什么？一种推测是电报线接通，而电报员却失误了，换句话说，在穆吉斯骑马慢步小跑跑出荒漠之地时，发报员正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庆祝独立节的活动，从而精疲力尽。

　　7月5日，负责指挥埃利堡第七步兵团的D·W·伯汉姆上尉给伊利诺芝加哥的密苏里军分部助理副官致信，说特理部队的一名侦察员带着一封发给司令部的要电抵达埃利堡。伯汉姆亲自把这封待发的要电电文交给波兹曼电报局，但被告知，愉快峡谷线路不通：

　　7月4日我到城里，去看上述电报是否被发出，但电报局的门关着，

　　这天下午，我又去了波兹曼电报局，询问3号留在电报局的急电是否被发出，他们告诉我说，他今天上午寄出去了。

　　我认为这位电报员玩忽职守，犯了疏忽罪，并相应做了汇报。

　　要是涉及上述的波兹曼到海伦那之间的电报费用有差值的话，应当拒付帐单，还要起诉……

　　不管何种情况，令人敬畏的第七骑兵团由“乌鸦”和阿里卡洛人侦察员作侧翼，另一些平民作陪同，他们是赶骡子脚夫，龙尼萨姆·查利，小弟弟波斯顿，侄儿阿姆斯特朗·奥蒂·里德，准备报道胜况的记者马克·凯洛格。6月25日星期日午后，在离“坐牛”村庄南边12英里处，军团停住，一边稍做镇定，一边听取这位将军发布命令。连同印第安人侦察员、向导和赶骡脚夫，卡斯特统领了共675人。

　　在这儿，他把部队分散开。他的这一决策成为战略家们争议的焦点，带来各种各样的解释，最根本的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确切驻地。在他前去观察的那座山上，即便通过德鲁迪奥的望远镜，也难以看清任何识别物。所以，比较符合逻辑的作法是分散兵力，歼灭该地区的敌人。

　　也有一些看法，说他是西点教育的牺牲者，他研究了欧洲元帅们的战略战术，元帅们知道怎样在猛击敌人的头部时，把敌人的胳膊拧在腰间，并在地面上踩痛他的脚趾尖。既然这些战术在法兰西、苏联、波兰和意大利取得了成功，也必定能在蒙大拿奏效，当初在俄克拉荷马击溃“黑水壶”的村庄时，他也采用了这个战术。

　　列兵查尔斯·温泽尔菲适逢在场，他听本廷说：“我们是否最好勿把兵力汇集一处，将军？要是这是一个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一个巨大兵营的话，我们得把我们的人以一当十了。”

　　卡斯特回答说：“行使你的命令权吧。”

　　直接发给本廷的命令是要他带三个连队到崎岖的山谷地去搜索；雷奥带三个连朝前直入峡谷，越过小比奥格河谷发起攻击；卡斯特自己带五个连紧跟雷奥，准备随时根据战场情况用一两种方式给于援助。麦克·道尔上尉带一个连留在后边负责警卫，保卫行动缓慢、且易遭袭击的辎重队。

　　这时，“乌鸦”人侦察员“半黄脸”（也被称做“大肚皮”）可能也附和了“血刀”的不吉祥的预言，对卡斯特说：“你我今天得朝我们不知道的路回老家了。”“半黄脸”没讲英语，也没讲“乌鸦”人语，所以，这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们有质疑的掌故；但这样的信息未必非得用言词表达，卡斯特的手语表达是足够到家的。“半黄脸”可能发出这样的预言，卡斯特也理解了。既便真是这样，他也不予理会。这个涂抹身躯不开化的人在从卑斯麦出发的整个旅途中的沮丧行为不可能动摇卡斯特从卑斯麦出发去实现他的目的决心。

　　看来，野蛮的苏人与夏安人完全理解华盛顿“大爸爸”要瓦解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计划。所以他们决计进行抵抗，要不惜蒙受极大的苦难进行抵制。“卡斯特的印第安侦察员们完全能够在大平原的微风中嗅到这股气息”，历史学家约翰·格雷说：“不但没有把那些感觉不敏感的人们的感知激发出来，反倒激起他们对白人士兵的轻蔑”。

　　此刻，在下山的山坡上，第七骑兵团按卡斯特的决定，兵分四路。走在行进部队前头的李与“乌鸦”侦察员发现了一个棚屋，里边有象形文字符号，他们停下来察看。

　　棚屋里一个尸架上停放着“太阳弧光”（“老母熊”）的尸体。在同库鲁克的战斗中，他屁股被子弹击中，被从战场上扛回。他当时还活着，但已经气息奄奄。在妻子和亲友们的照料下他静静地躺着，睡了几天。在卡斯特的侦察员发现这个棚屋的前两天，“老母熊”的两个男亲戚杀死一只獾，把它的内脏挖出，让獾血在它的胸腔中凝结，形成一面血红的镜子，显现这位受伤者的魂影。汉斯里卡援引阿鲁尔德人首领“铁壳”的这一占卜方式，说“要是从血镜中看见的是他自己的影子，他便会夭折，要是看见一位白胡子老头的话，他要为感谢神灵而哭喊‘Hyd！Hya！’也便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手持手仗的老寿星。”

　　“老母熊”的妻子和亲戚们看到，“老母熊”从血镜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后大惊。

　　这天晚上，他死了。他们给他穿上鹿皮鞋，把他的脸染成红色，放在尸架上。寡妻把自己的两条大腿划开，把辫子剁掉。在给尸体旁边放了汤和肉之后，她又在棚屋外画了些神圣的符号，打点了狗拉雪撬，去了河下游。

　　名叫“红熊”的李人侦察员说，他赶到棚屋时，看见其余侦察员正用短皮鞭猛抽棚屋，他也照做。一个叫“红羽毛”的侦察员走进去，喝了汤，吃了肉。

　　李人继续呆在棚屋里，此时，卡斯特赶到。他非常生气，大部分是用手势跟他们说话。“我告诉你们不停地往前冲，不得停留。你们没有服从我的命令。到一边去吧，让士兵们越过你们冲锋好啦。要是你们谁不是印第安斗士的话，我要下他的武器，把他当女人看。”一名侦察员答了话，告诉卡斯特，要是他对他所有的士兵都这样的话，他得花费好长时间了。其余侦察员都放声笑起来。接着，他们告诉卡斯特，他们渴望战斗。

　　遵照命令，本廷带着D、H、K连朝左边跑去。他最后一次看见的卡斯特的人马，是阿尔杰农·史密斯中尉狂命奔跑的灰马队。

　　1879年，在调查雷奥的行为时，本廷证明，他认为卡斯特没有任何作战计划。他说，自己的任务是去“峡谷瞎打猎”，他被派去寻找印第安人，要他发现印第安人就猛烈攻击并告知卡斯特。要是第一条峡谷中不会冒出印第安人的话，就应当到另一条谷中去找，然后再去一条，如是而已。他说，他得跑完去班顿堡的所有通路。要是他的一个连没有同大股印第安相遇的话，就说明这些印第安人已全被歼灭。“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无意义的命令……”他朝西南方向骑了10或15英里，上山、下山、上山——“人马很快跑不动了”。最后，他告诉自己，印第安人在这些崎岖山路上简直如履平地，无法和他们较量，应当转回去。因此，他下命令“向右侧45度方向，前进！”他的人马便斜擦峡谷行进。

　　雷奥说的与这大致相同：“没有同我们联络的方案，要是有的话，下级指挥人员也不知道这个计划……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方案。”

　　卡斯特的逻辑如同谜。一位军事分析家说，看来，他是在骑马大跨步之时，才产生决定的。他很少同下属讨论问题；他更喜欢下命令。

　　为什么他会认为单独一个兵团就能解决战斗？对整个军队来说，这都将是怎样一场艰难的战斗！他为什么认为自己能够赢得这场胜利？这一问题吸引了许多研究这场战斗的学者。他听到了有经验的侦察员的意见！看出了他们的脸神！“血刀”完全明白这次尝试的结局。米切·鲍耶曾做出过十分清楚的决定。或许，卡斯特认为没有必要做出方案，“他是幸运儿”，是他的军官与所有人公认的幸运儿。他自己暗示的这种幸运，并非全是说笑！南北战争中，数匹马死在他双膝间，可他却从未受过伤。子弹总是有礼貌地在他身旁蜷缩，他好像总是在合适的位置，合适的时刻。他引起了上级的关注。当然，上帝也不收留他！若不是这样，他怎么会毫不费事地荣获这么高的官衔？

　　西奥多·戴维没有太多地关注过卡斯特，但在汉考克远征期间，足以看出他致命的弱点：“狂妄自信的本性一点也不夸大，他自信，幸运使他获得了过去的成功，也必将使他获得未来的成功。他太盲目信托于他的防护法宝了……”

　　“狂马”也算是这样一个人吧，他头顶绑一只红背鹰，戴一副魔镜般水晶眼镜，胸部涂染冰雹，给他的矮种马撒尘土，完全一样——幸运儿。巫人。同一个窝里孵化出的两个！

　　于是，由幸运女神陪伴，卡斯特朝前推进。最坏也不过是在对这些用羽毛装饰的野蛮人进行袭击时自己丧命，跟随他的每个人丧命。较不合意的考核结果是被击败，那就屈辱地等待吉本与特理的到达。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这是使阴郁的思想家们难解的一个问题二他的兵团将能击败集结在美国大陆上最危阵的印第安部落。要是如愿的话，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会以胜利者的狂喜，耀武扬威地骑在马上，如同当年亚历山大穿过珀塞利斯那样，穿过华盛顿各条大道。

　　那么在这次进军二三十年后，特迪·罗斯福将会表达自己对至美的骑兵的信念——罗斯福遵从的信念，卡斯特与其余人也同样——面对凶悍强大的敌人，“应当所向披靡勇往直前，绝不与可怜虫等同日月，他们既不敢直面人生的享乐，也不敢忍受人间的屈辱，他们昏昏蒙蒙，不知道胜利的喜悦，也不知道失败的痛苦。”按“老铁屁股”的性格，他必定这样想了。

　　他的军团离开黄石河时，同平日相比，他似乎也少了些信念。然而，如所有幸运者所说，没多久，他那炽烈的斗志又复还了，他只是要往前赶，去打击印第安人。那些印第安人准会像惊恐的鹌鹑被突然惊起，他们将会把自己的野牛袍子扔到一边，会扔掉牛角汤匙，打翻水锅，极其狂乱地拼命四处逃散。

　　除两三个有疑的人外，所有幸存者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将军是在他进入东北山丛中没多久，那时峡谷中雷奥的人看见他挥舞着自己的帽子，可能给他们打气，然后策马急驰而去，从视野中消失。

　　这是公众的信念，一张倍受喜爱的小比格奥的快照。当时可能是这样，问题是他已和雷奥的部队相距很远。如今，当你站在据说当初他曾挥帽子的地方，会看清楚牲畜、人和一些更小的动物。然而，这条峡谷很宽，一个世纪前，它朝如今西部更远的地方伸展下去，那时雷奥的骑兵们在这条河的更远处。从这样远的距离，具有一般视力的人可以看出陡岸上的一个骑者，所以也许能认出他来。这段距离虽不能分清人的容貌，但可以根据其它特征，看出他是在走动呢还是站着不动。所以，雷奥的士兵也许确实看见他了，然而这个引人注意的人可能是米切·鲍耶。“乌鸦”人“卷毛”多次被采访。1908年，他告诉沃尔特，他同鲍耶向下观望了雷奥的士兵们的搏斗，这位“双身人”鲍耶曾挥舞着帽子狂喊。

　　最后听见卡斯特声音的白人士兵是一名号手，他是意大利移民吉奥万尼·马蒂尼，1922年死于布鲁克来恩。被称做约翰·马丁的马蒂尼，那时来美国时间不长，不会说太多的英语，他应征入伍可能是为糊口。1873年金融大恐慌之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由于饥饿，他可能曾站在领汤喝的队伍里，或拜访了一个召募新兵的兵站。他曾经为格里贝尔第当过小鼓手，所以，他并不害怕美国军事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事。不管他出自何种原因参军，1876年夏天，他身着蓝色制服，来到蒙大拿中部。他五个廷的H连服役，但在这致命的一天，他被分派给卡斯特当号兵。

　　马蒂尼说，卡斯特的队伍在山上呆了大约10分钟，军官们用望远镜观察了村子。

　　这些部落扎了六个大圆圈式的营地，每个圆圈的开口处都朝向东边。后来，一些印第安人坚持说有七八个圆圈营地，包括几个个艾斯尼布英人、布鲁人和塞蒂人棚屋。但普遍认为是六个自行管理的部落。在极远的北部，也就是卡斯特行进的方位，是夏安人的营地，接下来，沿弯曲的河岸依次扎营的是塞斯·阿里斯、美尼考尼焦、奥格拉拉、“黑脚”与安龙帕帕部落。

　　卡斯特的印第安人侦察员可以从这些棚屋的式样分辩出各部落人的营地来，也许全部可以分辨出。苏人的棚屋高且窄。顶上有一个折板式开口。夏安部落的棚屋较宽大，但却低矮，有一个通风折板；其实，各个苏人的棚屋也是各不相同的。塞蒂部落的棚屋（已失传）是棚屋杆的粗头朝上，倒着安装。卡斯特的侦察员们也知道，塞蒂部落的棚屋总是扎在安克帕帕部落的旁边。

　　白人军官们可能看出了这个庞大村庄的不正常迹象。在望远镜中，只看到了妇女与儿童，却看不斗土，十分奇怪！他们认为斗士们必定是出去打野牛了，而无别的解释，这是最好的袭击机会。

　　卡斯特说：“我们下山，横穿村子，把它拿到手。”

　　据认为，打猎的斗士们返回来时，也会被迫投降。因为，要是他们动手打的话，会误伤自己的家人的。卡斯特与士兵们确实不知道的事实是数千个棚屋里钻满了斗士。他们已在里边蹲了半个晚上。他们在庆祝击退库鲁克的胜利，跳了好长时间的舞（一些记载说，是头皮舞），尽管一名夏安人说它“全然是年轻人的聚会”。

　　第七骑兵团的五个连队开始下山，他们打算先发制人，减少伤亡。

　　几分钟之后，马蒂尼被派给本廷送个短信，由科克副官草写在纸上，可能由于他们不信任马蒂尼的英语。

　　继续向大村庄！

　　快速带上驮载队！

　　卡斯特以模糊的命令，把本廷派向左方。他不可能知道其时他们在何处，也不知道他是否和辎重队一起在10英里地以内。所以，给本廷写这样的口令是十分奇怪的。原派出护送辎重队的人是麦克多尔，卡斯特如果想要弹药，为什么不给麦克多尔发命令呢？

　　不管怎么说，马蒂尼确实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并完成了任务。他是在本廷的队伍从一个崎岖的山路探索折回时，遇到他们的，并把口令交给本廷。在回答本廷的询问时，他的讲述大概是卡斯特已按他的部署行动，情况正常，他却忘记讲述雷奥正在为他生命而战斗。他不但交给本廷一纸口令，还说了一些极惊人的话：当卡斯特终于看见那个村子——延展了约四英里——用德鲁迪的望远镜观察了营地，然后对骑兵挥着帽子呼喊道：“好哇！伙计们，我们捉到他们啦！”这是意大利号兵转述给本廷的卡斯特呼喊的话。马蒂尼可能弄错了，把同音词听混了。在看见北美历史上最大的好战的印第安人的聚集营地后，真发出这样一句感慨的话，倒好像歌剧中的一句笑话了。

　　埃德格尔莱中尉证明，他听见了马蒂尼向本廷讲的话，马蒂尼边笑着边说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大村庄，还说他们逮住了不警惕的印第安警卫，雷奥少校正冲击砍杀呢。本廷上校不是个礼貌的人，他把马蒂尼看作一个“笨脑瓜与迟钝的意大利人，好似在为一个国王裁定一个骑兵呢！”

　　马蒂尼所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说，他的本意是告诉本廷，雷奥已经开始行动，但这名上尉不容他把话讲清楚。

　　把科克副官的纸条给威尔上尉看了之后，本廷就把它塞进口袋里。他必定是立刻或不久就意识到它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证据。7月14日，他给妻子的信中讲述了这张条子，引述了原话，并说：“我保存着这张条子，它已被揉得一塌糊涂，但应当保存它。”1879年，在雷奥的法庭调查中，他出示了这张纸条。后来某个时候，他把它交给费城某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又把它卖给了新泽西的一位收藏家。它并不是太知名的要闻，近50年的时间，它可能早已丢失，或在本廷家中发生的一场火灾中烧成了灰。直到这位新泽西的收藏家把他的宝物拿出拍卖时，这张非凡的条子才又露了脸。一名部队上校获悉之后，把这张言词急迫的便条送往西点图书馆。

　　最后一个离开卡斯特的人是马蒂尼。但C连的两个人可能在马蒂尼带着信策马跑开之后，从远处看见过卡斯特。他们是列兵彼得·汤普森和詹姆斯·沃森。他们被看见队一条深沟中爬出。在加入雷奥山顶的人群之后，汤普森解释说，他的马乏了跟不上队伍，于是他跳下马，朝正在展开战斗的战场走去，途中碰见了沃森，他的马也乏了，两人继续步行。他们经历了许多危险，设法突破红种人的包围，终于和他们在阵亡阵地的同志们汇合，设法到了雷奥的要塞。

　　数年之后，汤普森描述了他最后看见卡斯特时的情景：

　　……由于这天天气十分酷热，他把衬衣卷到半胳膊，鹿皮马裤塞在靴子里，鹿皮衬衣的双襟朝后塞在马鞍上。他头上戴一顶奶油色宽边帽，右边的宽边帽檐朝上卷着，并用一个小钩扣在帽顶上，使他在骑马奔跑时，能够瞄准来复枪。

　　两名军士是汤姆·卡斯特连的，这个连队被歼灭了。他们确实加入了雷奥的山顶部队，疑点是他们究竟跟随这位将军有多远，不管他们的马确实乏困躺倒了，还是他们不愿跟随卡斯特走绝路。

　　河岸东头一个山脊上的四名阿里卡洛侦察员说，他们可以看见卡斯特的部队在高高的草丛间穿行。他们来到一名士兵近处，士兵的马倒下，他一边咒骂着，一边用拳头猛击马头，并用脚踢它的肚子。在山顶更高处，他们看见另一名士兵的马也倒下，这名士兵用手势告诉他们，他是卡斯特部队的。

　　并不是只有沃森与汤普森两人没有坚持到达这绝命的集合地。分派到卡斯特部队中的许多士兵，不知怎么却跑到雷奥的山顶了。由于这么多军官与未受衔的军官都死去，就很难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又是何时背叛的了。例如，耶茨上尉F连的24个人加入了雷奥的部队，而其余的人则随卡斯特死了，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要是耶茨的F连走在该部队的尾部，那么他们可以一个个落在后边慢慢摆脱视线，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然而，耶茨的连队走在部队的前边。这24个人怎么竟能从老练的“铁屁股”的影子下逃跑？要是他们连同其他逃跑的人一同留下参加战斗的话，这几个连是否能幸免全歼？可能不会。

　　由于没有服从军令，本廷受到了一些军事分析家们的谴责。他收到口令条子，并宣读了它，且考虑过把它装入一只口袋里，但却没有想方设法找到辎重弹药的驮子，也没有设法前往援救。相反，当他侦察了接近战场的线路，看见陷入混乱的雷奥少校的”士兵们正设法在悬崖上安排防御工事，他也就参加了他们抢修防卫阵地的活动。这一决定，无疑会使卡斯特惨遭死亡。所以，本廷像是应当受到谴责。可是，要是他努力执行该命令的话，途中，他的三个连队也会被砍成碎片。而雷奥战斗力薄弱的部队也保证会被瓦解。接着，待特理将军赶到时，他就得一一点数第七军团的死亡人数了。

　　1879年的法庭调查中，本廷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决定。从相继的迹象来看，公平地说，他的推测条理清楚。他认为，不应该服从那条命令；如果照那样做，就得自己送死。他说：“我们是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家宅里，而那些苏人的符咒与魔力都在极好的生效，他们是为上帝赐于人的所有一切而战斗。”

　　尽管无一人知道卡斯特在哪里，兵团还是做了一切能接近他的努力。威尔上尉对雷奥的懦怯行为感到十分恼怒，他未经许可，由一名勤务兵跟着，离开山头掩体，沿着峭壁朝北走去，察看能从那里看到什么。两个人必定暴露在数百名苏人的视野中，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受到阻拦，也未被屠杀。

　　威尔的中尉埃德格尔莱认为，上尉得到了雷奥的许可，所以，他命令全连上马，于是大家都上了马，离开山顶防守阵地。

　　后来，本廷三个居前首的连队也跟着威尔的连队前行了10分钟。其它连队也相继散乱地跟随着，显然，雷奥失去了指挥力，无人知道该怎样做。雷奥被看作是负责指挥的人，但威尔已不把他放在眼里了。而本廷，尽管按理说是下级，实际上却成了指挥官。

　　雷奥的偏袒者们认为，如果他采取行动前往增援卡斯特的话，就意味着得把受伤的人员扔掉。对此，斯图尔特教授评述说，那时，对受伤的士兵提不出一个足够能得到保护的措施。在文明战争中，受伤的士兵们可以被留在不会被敌人夺去的战地医院里，但在同印第安人作战时，把伤员丢下，即意味着给他们判了死刑。一个印第安人会认为，直到把他的对手打得躺在地上死掉，才算结束了战斗。他认为白人的仁慈不但奇特也是胆怯的。所以，少数伤员反倒有可能成为妨碍或瓦解整个部队的一个因素。

　　也许他们也曾经争论过，雷奥可能与负责警卫驮载队的麦克多尔上尉的连队一同保卫伤员，而此种调遣必定会使一个本来就支离不全的部队更加分散。

　　难道雷奥的大部分时间全是在关注自己的头皮？25日夜晚，好似印第安人已经撤离，至少暂时撤离，他建议从山顶上逃跑。据戈费雷说，当问及伤员的问题时，雷奥回答说，只得把他们留在后边了，“本廷便斥责说，他不会那样做……”

　　那些认为雷奥受到不公平看待的学者们立刻对戈弗雷的陈述产生了怀疑，说是戈弗雷捏造了这两名高级军官之间的对抗。弗雷德·德斯廷记述道：“我难以理解为什么像戈弗雷这样有身份的军官要散布出这样的流言蜚语来，除非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戈弗雷确实没有捏造。1829年1月6日，本廷给前列兵西奥多·戈尔登写信道。“我希望戈弗雷在他的文章中说，雷奥在25日夜晚建议丢弃那些伤员，同可以骑马的人‘悄悄逃走’。好了，他确实给我这样说了，但我未能使他得逞。”

　　雷奥为什么在山顶上停步不前，无人知道。

　　仿佛成了一部自觉存在主义者的电影。

　　雷奥所以遭受这些恶意的谴责与反谴责，应当归咎于他自身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小军官罢了。他恭顺且足够勇敢，如果一个上级告诉他做什么的话，还算能胜任，但让他一人解决一些不测事件的话，他大概就一事无成了。

　　不管怎么说，在本廷带头出发朝北迁移之后，每个人都按同一个方向撒撒拉拉地移动了。一些人步行，用毯子做成拖网，抬着受伤的战友。未骑马的骑兵们搀扶着一名还流血的受伤同伴，沿着山岭蹒跚地往前走着。

　　难以确切地知道，第七连队的幸存者们往北走了多远，部分地也由于他们自己成了被瓦解、受惊的人。这些恼怒，犹豫不决且被搞糊涂的人们，以他们可以料想得到的心绪，间断地组合在一起。他们十分明白，要是分散开的话，准会如同被挖出的肝脏被剁成碎块。他们向前移动着——惊人的前进——一英里多路的行进。他们眼皮下方是令人惊恐的场景，苏人与夏安人如同汹涌的人潮，寒满了峡谷。他们可以看见，在山岭北侧，约三英里长的上空，烟尘滚动，此刻，在那儿，卡斯特和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肯定差不多已经战死。他们能听见枪声，这大概是那些激动的斗士们，男孩子们，老头们，在袭击白人士兵的尸体。

　　许多年之后，弗仑奇上尉M连队的爱德华·佩格福特说，他和另两名士兵往前爬到一座山上，从那儿，他们实质上看到了最后的抵抗。佩格福特说，随同卡斯特的士兵被杀，他自己受了伤。然而，佩格福特的故事不能令人信服。

　　当七零八落的雷奥一本廷的一伙人，成为一个貌似整体时，也就成为被吸引的目标。他们又撤回原在悬崖上占领的阵地。印第安人追上了他们。埃德吉尔莱中尉原曾下了马，此刻又试图上马，但马却跳到一边，大概由于那啪哒啪哒地钻入地面中的子弹的缘故吧。访问过埃德吉尔莱的坎普说，印第安人到了离埃德吉尔莱仅有15码远的地方。15码！一个有活力的人可以跳出15码远。夸大总是可以允许的！可以说20码，30码，50码！听起来是惊人的！埃德吉尔莱努力往马上爬，勤务兵牵着惊恐紧张的马笑了。埃德吉尔莱看见勤务兵笑了！后来问及此事，勤务兵说，由于印第安人是些饭桶，蹩脚的枪手，所以我憋不住了。

　　十分荒谬！印第安人狂喊，乱跳，怎么费力也不能杀死他的长官，而这位警卫员倒认为滑稽可笑。

　　行了，埃德吉尔莱和他发呆茫然的助手未被击中而侥幸脱身。当他们从暴露的位置后撤时，从D连的马夫文森特·查尔莱面前通过。他双股被子弹击穿，“回过头来恳求地看着我。我叫他先藏在一个洞里，我先去列队，回头再来救他”。

　　埃德吉尔莱给威尔上尉讲了受伤的马夫和他答应救助一事。威尔回答说，他很难过，但已接到后撤的命令。埃德吉尔莱为此争执起来，威尔则分辩说，别无它择。

　　战斗结束后；他们找到了那个马夫的尸体，喉头上扎着一根棍子。

　　威尔在试图同卡斯特联系失败之后，精神好似崩溃。他可能感到了个人职责问题，尽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也不是他的过失。他尽了一切努力，做了超越他的权职的不顺从的事。

　　当第七兵团的幸存者返回林肯堡时，“远西”号停在布福德堡，这儿是黄石河注入密苏里河的入口处。体力强壮的人们从这儿步行到林肯堡，由于雷奥少校留在“远西”号上，由陆地行进的指挥官任务便落在威尔上尉肩上。他们在下游的斯蒂文森堡停宿了一天。威尔上尉到堡里没有返回，也没有发布任何命令。一直到半晌午时，一位勤务兵带来话说，部队要堡东部两英里的宿营。

　　E·A·加林顿中尉说，那天晚上，军官被邀请到堡里吃晚饭，所以他们也去了，并在堡里呆了好长时间。直到第二天凌晨，威尔才终止了这场宴会。他同一名外科医生和标有“I”连符号的一名中尉钻进一辆货车回兵营去。但威尔不喜欢这位中尉。在离开斯蒂文森没多久，他命令司机停车一说他不能同这位“I”连中尉同车。外科医生抗议他的行为，窘迫的中尉提出步行，可这又不太合适。威尔便从车中爬出来，说他自己走、那天晚上漆黑一片，他很快便消失在黑暗中。他们希望他很快会回来，但没有。所以，中尉便去找他，发现威尔跌落在附近一条河中，帽子不见了，人在水中来回游着。中尉伸手拉他，威尔不予理睬，并说他要在接收任何裘助之前先淹死。直到那位外科医生赶到，他才允许帮助，从水中爬上岸。

　　第二天早晨，当这支军团继续朝林肯堡行进时。他骑马走在前边，“一副受难的样子”，衣服湿淋淋地粘折在一起，头上一顶奇怪的窄边帽，如同小男孩便帽（那顶镶边帽丢了）宝塔式扣在头上。他骑着一匹非常漂亮名叫杰克的马。加林顿说，在此种场合，连杰克也好似为它的这泣指挥官骑者感到羞辱。

　　直至9月31日或10月1号，这支纵队才抵达林肯堡。威尔上尉立刻接到命令前往纽约，进行恢复兵源的工作。

　　他从圣·路易斯给卡斯特的遗孀写信道：“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将在某个时候告诉你……我要给你说的太多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一个月后，他从纽约绍她去信：“我知道，在夜晚，要是我们单独呆在客厅，把所有窗帘都拉下来，每个人都在睡觉，就会有人告知你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等等——如同从闹鬼者的大脑皮层里发出来的梦吃！

　　战后不到六个月他死了，38岁。他的医生告诉伊丽莎白，在威尔抵达纽约时，他精神沮丧，神经紧张，大部分时间呆在房中避免同任何人见面。临死时，他变得十分神经质，以至无法吞咽。格林顿说，他死于肺炎，其余人说，他是由于患忧郁症脑充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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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96年，在回答由格雷厄姆中尉提出的大量问题时，戈弗雷描述了他首次察看卡斯特战场的情况。视野中的色调使他大吃一惊。“一具具洁白的尸体，一匹匹暗棕色的死马……几乎是灰白色的土地上布满了一丛丛红棕色的草丛……”他说，从远处看著作、演讲、书信、电报、便条、笔记、批注等材料汇编而

　　200多具人尸70多匹马尸，在六月炙热的阳光下暴露了两三天后埋葬队才开始工作。列兵贝里与斯莱珀回忆说，他们是在27”日参加埋葬工作的，瓦尔纳姆说是28号，也有人说是29号。被派去掩埋尸体与遗骸的士兵们在挖掘坟墓时定的年代写在标题下面。每封信的后面都附有注释。

　　被认做是士兵们的尸体则被草草地隐藏在野草丛中，上面撩上几锹土。他们也试图设法辩认他们，但几乎认不出几个来。他们的面容都被恐怖与极度的痛苦弄得极大地变了形。一些面容被用战棒、石头砸击得血肉模糊，连同吞噬血肉的昆虫，粘结成一个胀大的硬壳。列兵科尔曼在寻找他认识的骑兵傅立叶（Charles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

　　第七骑兵团的美少年，卡斯特的妹夫詹姆斯·卡尔洪由牙齿中的填塞物辩认出来。莫拉上尉查看了卡尔洪的尸体，他写信给玛吉说，他的面容与四肢未被毁损，也许这样万理之所稽”的自然规律。西汉董仲舒把道理解为封建纲常，

　　不用怀疑，许多尸体惨遭凌辱。虽然一些查看战场的骑兵没有注意这些——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做了证明。军士奈普没有回想出任何人的头皮被揭掉的情况来，他认为尸体已被如此狠毒地砍剁以至于没必要进一步去毁容了：“最多见的残杀是把整个头顶从前脑门或从眼睛部砍掉……”

　　军士雅格布·亚当看到了不同的场景：“一具尸体可能是用利刀，从胯关处切掉大腿，刀口仔细得竟未露出一点肠子。用了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对这些肢体做了肢解，一些从肘关节与膝关节处切砍，而后背上扎满了箭……”

　　列兵乔治·格利斯找到了和他同睡一床的汤姆“老板”特温德。他被从大腿处劈开，一只大腿一直被劈到肩头，“双腿中各扎了一根箭，受伤的马躺在他身旁，痛苦呻吟着，我们用一把血淋淋的斧头，砸了它的头……”

　　那是政府曾经发给他们的斧头。

　　有人把卡斯特部队的被残酷肢解说成是部分地由于印第安人的极度悲切之情，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士兵们总要驱赶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让他们这些部落单独地呆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过的这块土地上？不让他们安闲地打猎，钓鱼，追杀野牛7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要他们一年四季定居在一个地方？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原曾狩猎的生活改为务农不可？他们不明白土地怎么能占有呢？他们认为大地是为每个人创造的，不能由个人或团体将它占有，也不能用犁耕来破坏这些绿色植物，这明显地违背了至上的神灵的意愿。

　　而这些白人则认为：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全能的上帝选择的方式。他们持续不断地尾随着这些印第安人，对他们进行威胁、许愿、微笑与哄骗。而今，卡斯特的兵团，这些从遥远的新拓区来的人，又来攻击一个夏令营。所以，印第安女人一边为她们死去的丈夫、兄弟、儿子悲痛地呜咽着，一边又回到这些赤裸的白人尸体旁，举着屠刀、斧头，砍掉他们的的指头、双手、阴茎，并用石斧痛击猛砍眼前就要死去的骑兵们。

　　著名的卡斯特将军的传记作家惠特克开始用他神奇的速度进行创作。由于这位作家对卡斯特的无限的崇拜、仰慕，使得该传记成了一部无聊的颂词。然而，他忽而激情奔放的感触，坦诚的思想表露，又使文章的情趣大为增色。那些被凌辱被残酷肢解的尸体使他十分震动，并作了强烈的反应。他说，这种行为不但使白人恐怖、震惊，也使他们困惑难解。在18世纪红白人种的战斗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19世纪早期也未发生过这类战争。

　　卡特林，邦维尔，肯德尔，刘易斯与克拉克，所有这些早期的旅行者们，在他们抵达加利福尼亚西部的弗里蒙特市时，都从这个大平原上穿过。在他们同印第安人的小，1、争议中，找不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暴行记录。总的看来，他们是具有不开化的野蛮特征的可爱的人们。而如今，不用怀疑，这种暴行随处可见，而且，只要你从围绕这两个时期的现实去裁断，也就没必要去探究这些残忍的现实的缘因了。我十分强烈地倾向于用仇恨与轻蔑来描述这些双边关系。它是从对这块土地的自然资源的争夺开始的，即从一个世纪的森林，转到1850年的大平原。这些印第安人基本上是在忍受边疆居民与老练的正规军的管制，而那些边民与士兵都体力强壮、超过印第安人，他们是更精良的射手，也是近于优秀的骑手，总而言之，野蛮人敬慕体力强健勇猛而有胆识的人们，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强烈的迹象表明，在他们敬重白人时，他们更为能揭掉他所崇拜的一个勇敢的白人头皮而感到荣耀，而根本不屑在他死后肢解尸体。

　　眼下，情况变了，在一人对一人的对手仗中，他们明白，几乎所有这些新入伍的正规军都惧怕他们，那些同他们相遇，且被他们肢解的边民，不再是些勇敢的猎手了；而且，在他们眼中，这些边民只不过是刚冒出地的嫩苗罢了。他们以仇恨蔑视的眼光，把这些边民们看作是儒怯的庸碌之辈，然而却慢慢看出他们还要屈服于这些可卑的家伙，于是，他们便士口同痛击可卑的人那样，以把他们砍为碎块为快。

　　汤姆·卡斯特受到了更加惨无人道的对待。他脸朝下，身上密密麻麻地扎满了箭支，后背与脑壳全被击碎。他的腹部被横、竖剖开，内脏全部裸露在外，喉头被割，头皮几乎被剥光，只在后脖颈上留有几根头发。翻译弗雷达·杰拉德说，他的头部中了一箭，箭扎得很深，穿入脑髓拔不出来，容貌已经腐烂得无法辩认。但一只胳膊上刻有一面奇特的美国国旗，自由女神和他的姓名首字母：TWC。

　　雷安军士说，他的头盖骨“被挤压得如同人手那样扁平”他猜测，这可能是一个印第安女人干的，因为我们发现大量的石棒褪，这是些一头包着皮子的圆石槌子，印第安人通常用这些棒槌砸牛骨髓。

　　戈费雷说，在他低头察看这个赤裸的后背时，怀疑可能是汤姆的尸体，因为他们时常在一起游泳，熟悉对方的形体。

　　麦克多尔说，汤姆是由南北战争中留在左面额上的一个子弹伤疤和一只割断的食指辩认出来的，然而他没有讲过这些难以理解的受伤情况。

　　汤姆的脸朝下，可能死在一名夏安人手下。乔治·本特说在他们看来，要让一个敌人的脸朝天，是不吉祥的。他说，1865年，在同“乌鸦”人战斗之后，一位老夏安人跳下马，把被打死的“乌鸦”部落尸体的脸全搬得朝下。本特也说，他也见过一些白人是按他倒下时的样子留在那儿。这些都反映了这些部落人民对白人的仇恨之情。

　　“木腿”描述了一具尸体，说可能是汤姆的。这位士兵胸部与双臂的纹刺可能吸引了印第安人，他们由此断定他可能是士兵们的首领，特别是纹刺中那只展翅的鹰，加之他穿的是鹿皮衬衫。但这具尸体的头被砍掉了。然而，汤姆虽被肢解，头并没有被砍掉，所以这位有纹刺的人可能是另一个人。

　　另外两具尸体也吸引了印第安人：黑皮肤的艾塞亚和一个牙齿中镶有金子的人。“木腿”说，我们既不懂这艺术怎么会跑到牙齿上，也不懂为什么要把它粘在牙齿上。

　　汤姆与将军的尸体的下坡处是波斯顿·卡斯特。他躺在他年仅18岁的侄子，亨利·阿姆斯特朗·奥蒂·里德近旁。两位年轻的男子原曾希望观看他们精神抖擞的哥哥与姐夫，怎样如同上帝的天使一般沿着蜿蜒的峡谷，开杀出一条大道来。波斯顿的衣服全被剥光，只留了一双短线袜。戈弗雷说，几具尸体还穿着部分衣服、裤子或一件内衬衣，或一双袜子，然而这些人们的名字都被从衣服上割掉。印第安人把这些小小的名字符号当作了是符咒，可他们并没有把它们当符咒那样保存下来。

　　波斯顿摄干1875年的一张像片，为我们展现的是位面色苍白，颊骨突出的稚气男子。除了他的苍白面色外，几乎可以把他看作一个苏人。他因肺虚，家里人都希望干燥的大草原气候能改善他的健康状况。所以，他被雇佣为一名平民向导，虽然他从未访问过这个地区。6月21日，他给母亲写信，说他要挑选两三匹印第安矮种马，“并为内文找一块野牛肋骨”。内文是卡斯特的另一个弟弟，他的身体素质似乎比波斯顿还差。波斯顿不知道他们将会同多少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侦察员们根据对这些印第安人留下的棚屋的踪迹判断，说是至少有800个棚屋。“不管印第安人的数量多少与否，我希望在我返回来之后，总能如实地说出一个或更多的被派往这个幸运猎场的人来”。

　　加拿迪安·W·W·库克是将军的副官，他一向被粗鲁的士兵们称做“女王嫡亲”。他的头皮被两次切割，那把惊人的飘拂的长髯，使他惨遭头皮被第二次割除。当人们看过《我们的美国亲戚》喜剧中自负的洛德·里里端之后，就把库克称作大胡子邓德里莱爵士了。林肯总统当初在“福特”剧院被杀，看的就是这出话剧。

　　曾在华什他的骑兵说，刚一开火库克便不见了。村子平静下来之后，他也没有露面，但又没有什么证明他是怎样消失的。大多数记述说，他是一个可信赖的勇敢的人，卡斯特对他英勇果敢的精神也十分赞赏，并常常把他的名字“Cooke”错拼为“Cook”。1864年，他在加入美国部队时，某个登记员按发音把他的名字写成“Cook”。然而，在1872年将其更正过来之前，也没带给他太大的麻烦。显然，库克自己也没在意。他必定也常常注意到这些差错，但从来不去更正它。

　　他可能是卡宾枪与手枪的神射手，他同托马斯·弗伦奇上尉可能是该兵团中最优秀的射手了。库克还有一双飞毛腿，这似乎离题了。一点也不——运动员的竞争比赛，使得单调的边戎驻军生活变得轻松活跃起来。再者，一位瞧起来如同运动员般健壮的人，总会比看起来像是懦弱的女子更令人尊敬。副官敏捷的步速有助于博得并提高声望。所以，当他疾步穿过那茫茫的绿色大草原时，那在微风中飘动的乌黑闪亮的邓德里莱爵士长髯，该是一副何等威武的神态啊！1876年5月，他庆祝了他的第30个生日，这次庆祝不是在林肯堡举办的就是在通往这个世界末日的路上。战斗结束多年之后，沃尔特·坎普约见了一位名叫卡奥淇或哈奥琪的阿里卡洛人，并给他看了每个军官的像片。这个阿里卡洛人认出了大多数军官，并谈及了他们。但在看到库克的像片时，他吻了吻它；说这个人形象十分慈善。

　　也许是在战场上如同飘飞的蜢蚱的“木腿”揭了库克的颜面。“木腿”说，他看见一名大约30岁士兵的尸体，下巴长着浓密的大胡须，双颊也长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在告诉了他的同伴这是一种新型的头皮之后，他把这个尸体的半张脸皮剥下来，把胡须绑在一根箭杆上。回到村里后，除他祖母外，无人对这个战利品产生多大关注。其时，他祖母孤独一人住在一间柳树棚屋里。她问“木腿”给家里带回来什么，他把这张脸皮交给她。通常，生头皮交给女人们，她们将把它们整理，制作成展品。有时，在庆祝斗士取得胜利的音乐会上，他们举着吊在一根杆子上的头皮跳舞。“木腿”的祖母好似不喜欢看到这个战利品，她尖叫起来。

　　他们对它评论了一阵子，“木腿”也向祖母讲述了他在战场上的战斗情况。她端量着“木腿”的一身衣服——第七骑兵团的一件制服，很好看。究竟是哪个骑兵的衣服让给了他，不得而知，但不会是库克的，库克身材十分高大魁梧，“木腿”自己也是一位膀大腰粗的人，足足有6英尺多高，而“木腿”穿的这件衣服却是一个瘦小人的。

　　祖母终于收下了这张头皮，拿进她的棚屋。

　　第二天，当特里的部队逼近时，苏人与夏安人拆除了自己的村庄。这天傍晚时分，他们开始以他们粗鲁的未开化人的威严与显赫，浩浩荡荡朝大比格奥山移去。他们依旧希望能躲开这些固执的穿蓝制服的人们，他们撤离得很迅速，井然有序。他们并不是惊惧害怕，而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发生冲突。事实上，大时的年轻勇敢的斗士们坚持长久逗留，希望把特里将军消灭。

　　这天夜晚，他们没有扎营，只休息了几小时。

　　天破晓时，他们继续启程迁移。

　　第二天夜晚，他们到达离今日的棚屋镇南20英里处。夏安人停下举行了一个胜利庆祝会，但没有举办头皮舞。几天之后，在他们抵达玫瑰花苞湾时，由苏人群体与夏安人举行了头皮舞。而“坐牛”的安克帕帕人没有参加。他们认为举行庆祝为时过早，此时应当是悲痛的日子，而不是欢聚同庆的日子。女人们也没有参加这个欢庆会，她们许多人由于悲哀地切割了大腿，仅能挪步往前走。

　　极少数女人参加了玫瑰花苞湾的头皮舞。其中有“木腿”的祖母，她舞着这张奇特的战利品，骄傲地夸赞着她的孙儿——但后来，她把它扔到一边，仿佛这张不正统的头皮会带来什么灾难。

　　库克的右股被刺穿，苏人的斗士通常就这样给一个被打死的敌人做标记。贝尔医生承认这是他在华莱士堡附近解剖军士威莱姆斯的尸体时所不了解的事实。有些人种学者认为，苏人传统上是把左股砍碎。是左是右没什么特别意议。库克的右股只是被象征性地砍了几下，说明他是被一个苏人杀死，并被剥去头皮。随后，“木腿”来了。

　　迈尔斯·基厄菲上尉的尸体未被肢解，但他身上被剥得只剩了双短袜，此外就是脖子上挂的一个天主教徽章，它通常被称作“神的羔羊”，因为这是个较熟悉的警句。罗曼蒂克斯说它是悬挂在一条金链上的十字架。很显然这枚徽章一直被保存在一个小皮包裹或是枪套中，基厄菲最喜欢把它用皮条或细绳挂在脖子上。这枚“Medaglia di Pro Petri Sede”徽章是他在罗马教皇部队服役时，庇护保罗四世授予他的。

　　爱德华·卢斯上尉认为，这枚徽章不是在基厄菲尸体上找到的，但当时在场的戈弗德雷中尉于1896年对艺术家E·S·帕克森说，那徽章未被印第安人从尸体上取走。最后一个逃出来的号手马蒂尼坚持说本廷从尸体上摘走了徽章，但马蒂尼并没有太多地去关注本廷。

　　某些历史学家说，基厄菲可能有两枚徽章。一枚挂在脖子上，一枚装在衣兜里。这种说法倒也可信，因为教皇把这枚“圣·乔治会的十字架”作为特别荣誉授予了他，从而可能导致了悬挂在金链上的十字架的虚构情节。不管确切情况怎样，大多数学者认为，基厄菲那枚教皇授予的徽章使他的尸体免受凌辱。当时这种说法似乎有些不合逻辑，但在那支军队中，确实有不少爱尔兰出身的士兵，自然也不乏天主教徒。他们许多人都会戴有宗教徽章：可这枚“Pro Petri Sede”比较大，给人的印象也较深。还有，他也可能像印第安人把他们神圣的符咒放在皮袋子里那样，也把它存放在皮袋子里了。

　　印第安人确实拿走了他那把定做的英国式手枪，大约一年后，手枪在加拿大露了面。虽然夺走它的勇士不愿出售，但至少还有基厄菲的另四件东西被找到了：手表，臂铠，一张他戴着那枚徽章的像片以及一张沾有血迹的麦克多尔上尉妹妹的像片。

　　显然，基厄菲天生就是粒风流种子，受女人们青睐，使她们神魂颠倒。他的每张像片都呈现出魔鬼般的性狂特征。麦克多尔肯定为自己的妹妹担心过，而本廷也在“远西”号上给妻子写信说：

　　我亲爱的弗莱比：

　　在一个月前的今天，也就是现在的这一时刻，卡斯特将军和他的军队发起了攻击……在发动进攻的前夜，我做了个有关基厄菲的稀奇古怪的梦，梦见他坚持要全身赤裸呆在你的房间里，我便给他穿上衣服以纠正他的怪毛病。我从来没有太关注过此人，所以，梦见他就太奇怪了。我们的船只在慢慢前行。

　　这个爱尔兰时髦人物着实惹动了不少女人的春心，也惹得她们的丈夫成天忧心忡忡惊恐不安。但在大多数骑兵眼里，他不过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罢了。他们说他是个酒鬼，目空一切，陋习满身。他有一根时髦的藤制手仗，把手镶着一只银狗头。对惹他不顺心的下级，他就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它、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如强大的感应电流，他所在连队也因此而得名——“狂暴的I”连。

　　不管怎样折衷隐瞒，他的家庭带着天主教的情感仇恨英国。据说当时迈尔斯曼爱读的书是《查理斯·欧·玛利》和《爱尔兰龙骑兵》。童年时代所受的熏陶使他长大后不是消极一生，便是激进躁急；但绝不会对军事生涯漠不关心。

　　基厄菲几乎迫不及等地要去接受考验，在圣·帕特里克学习了两年后，他有幸乘船去了非洲。不久，教皇征召各处的天主教力量去保持“神圣的权力”，于是，大约在1860年8月，基厄菲成了教皇军队中的一名少尉。他因英勇地抗击了势不可当的皮德蒙斯武装力量而荣获一枚“Medeglia”纪念章，后来便一直随身带着它。

　　南北战争给他带来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迁居美国，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志愿兵团，并再次获得卓越的功勋。坎母贝尔莱德司令乔治·托马斯少将于1865年4月25日给哈拉克将军写信说：“斯通曼少将的Aide—de—camp随从参谋基厄菲上尉同肯塔基第12志骑兵团的一个分遣队在部队前头急进。他们在塞利斯贝里附近袭击了叛军，为大部队开道，战斗中共杀死9名叛军，俘获68名，大部分功绩应归功于基厄菲……”兵团遣散后他也复员回家。不久，他再次穿起军装，并于1866年夏成了正规军中的一名上尉。由于被分配到萨利将军的参谋部，所以错过了参加华什他战役的机会，直到1876年夏他才满足了自己童年时的宿愿。

　　根据1877年埋葬人员留下标记的一张像片，我们可推断出战斗中他倒下的地方；他全连的军士们就躺在他身旁；不远处是一丛野樱桃。一些历史学家推测说，他fll可能是遭到藏在那丛野樱桃中的印第安人的一阵齐射而当即身亡的。

　　也许是同一粒子弹使基厄菲和他的战马科曼契致残，一颗子弹射中了马，并且应当从骑马人的膝骨飞了出去，基厄菲的膝盖从而被击碎。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站不住脚，但叫“小兵”的苏人证明，说他亲眼看见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据信就是基厄菲——跪在地上从马腿间射击，他后来死了，但手中仍然紧握马缰，使得印第安人没能把马夺走。“小兵”认为，那匹受伤的马会康复，而他自己也正缺匹坐骑，但他可不愿碰一匹缰绳在死人手里的马。

　　公众们并没有歌颂基厄菲，但即便他有些什么缺点，仍旧是第七骑兵团最杰出的战士之一。战斗结束多年后，吉本手下一个叫威尔·罗根的侦察员坚持说，他发现基厄菲之死同许多印第安人讲述给他的情形一模一样。基厄菲是最后一个倒下的。他独自一人站着，迎接敌人的挑战：“呼，呼，……六声枪响过后便有六个红种人倒地身亡。他的眼中就像闪动着两团煤火，他的牙齿如同激战的灰熊而熠熠发光……”这当然是有些夸张的写法，但印第安人确实指的是一个勇猛无比的白人——十分可能是一个敢做敢为，粗鲁，酗酒，而又有些忧郁，来自利默里克（Limerick）郊区的士兵。

　　不知是基厄菲还是阿尔弗雷德上校建议，第七骑兵团应有自己的军乐队，卡斯特也就同意了，并个人出资50元购买了乐器。此外，基厄菲或卡斯特提议把《加里欧文》作为该兵团的进行曲。

　　《加里欧文》是支古老的爱尔兰快步曲，已有1800年的历史。据说，好几支爱尔兰军团都曾选用过它，包括皇家第五长矛骑兵团，该团的成员把它看作是支合适的饮酒歌。《加里欧文》得名于一个具有盖尔人特色的花园，该花园在利默里克郊区，离基厄菲出生地不远，而那支长矛骑兵团就驻扎在那里。此外，伊丽莎白回忆说，在第七骑兵团成立后不久，她丈夫便开始在莱利堡哼唱或打口哨吹这支曲子，她认为基厄菲与此有关。卡斯特在少年时期喜欢看查尔斯·利弗先生小说中的主人翁——龙骑兵欧·马利也曾深深地吸引过基厄菲；同样，《近卫军》、《杰克·海顿》也是卡斯特青年时期崇拜的对象。所以，在充满锐气的冒险中演奏出这支“为人所熟知”的曲子，不是没有一定的缘由的。

　　然而，要是用风笛演奏《加里欧文》的话，它届能激发奔放的感情……

　　　　　　　　勿让巴楚的儿子们灰心丧气，

　　　　　　　　来和我一道快活地全力排杀。

　　　　　　　　尽情痛饮，尽情欢唱，

　　　　　　　　同我并肩齐唱。

　　　　　　　　合唱曲

　　　　　　　　不去游乐地消闲，

　　　　　　　　借苦啤酒消意解忧；

　　　　　　　　自豪的加里欧文人，

　　　　　　　　不记前仇。

　　在街区喧闹的舞会上，至少还有另外四行诗句：不妥协的精神，震落的窗户，尾随警察，颂扬《加里欧文》阳刚之气的长矛骑兵团。诗人托马斯·穆尔写下了这首色彩鲜明、精神饱满的抒情诗歌——微笑的眼睛，欢乐的笑容，苦痛的思潮，绿色的小岛，并重新改名为：《埃里恩的女儿》。穆尔曾以《穿过特拉会场的竖琴》和《相信我，所有使人喜爱的小乖乖》而著名。他的顶峰作品是罗曼蒂克抒情诗，而《埃里恩的女儿》并不是他的杰作。

　　兵团乐队为卡斯特演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是《加里欧文》，之后，除必要的号兵外，所有乐师都留在粉河兵站了，当他们的同伴从兵站出发时，他们便站在小山上演奏着这首振奋人心的曲子。戈尔登军士说，它立刻使人情绪高昂：“在我们离开河床时，它的旋律依旧在我耳际回响，而乐队的身影则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了……”

　　人们在这些日子回忆起基厄菲，并不是由于他给军乐队做出的贡献，也不是他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更不是他的性感形象，而是他的战马科曼契。据说，它是小比格奥战役的唯一幸存者。

　　第七骑兵团幸存下来并可继续使用的马大约不止100匹，印第安人把那些比较强健的捉住，骑着它们一直跑到它们跑不动的地方。这就是说，一些美国人的高头大马能适应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一些则因体力衰竭而死去，因为它们的耐力和印第安小矮种马不同，它们习惯吃谷类植物，难以靠啃柳树皮或吃丛生的杂草挨过蒙大拿的冬季，“苦胆”说，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除了上述100来匹马外，埋葬队在战场上还看到许多第七骑兵团的马，它们大都受了重伤，士兵们只好把它们全部杀掉。有些马鞍已被印第安人拿走，未拿走的也被毁坏。受伤的马中有一匹灰马，它一直尾随着特里的纵队回到河谷上游“远西”号停泊处。显一一然，它受了惊吓，并在黄石河附近最后露了一次面。

　　随后便是一条叭喇狗。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曼看见它和它同遭恶运的伙伴小跑着走开了。约翰朝它打口哨招呼它，但它并没答理，两天后，他又看见这条狗顺着山侧唤着跑来。他不知道这狗的主人是谁，但它不是印第安人的，所以只能说它是从林肯堡随兵团一块儿来的。“木腿”也见过这只狗，然而他又声称：“我在那儿没见过什么狗……”

　　1907年12月14日，《森林与河流》杂志发表了C·B·D·W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一只灵猖，说它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卡斯特的。“这只公狗骨骼粗壮，肌肉丰满，高大结实…”听起来简直成一只老虎了。不管怎么说，当这位将军完成了未特别提及的任务返回东部时，那只灵猖在哈基尔堡外被意外地击中。子弹从尾巴根上部射入，穿人躯体后又从右肩飞出，显然，这是致命的一枪。人们在小溪边的一块平石板上铺了个厚厚的草床，把它放在软软的床上，让它慢慢死去。然而，可怜的鲍勃在头部被刺入尖桩后仍能幸存，而维多利亚女王的灵猖也摆脱了那难以忍受的枪痛折磨，半个月后，又步履蹒跚地回到堡里。

　　1908年3月，《森林与河流》发表了一封信，是魁北克的拿破仑·A·康门伊奥先生寄来的。康门伊奥先生说，他以极大的兴趣读了12月的文章。他在想，文中所说的那条狗不知是不是他1882年在华什凯见到的那只，要是的话：

　　……它表现了魔术般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同“乌鸦”人侦察员“卷毛”，成为1876年7月25日小比格奥卡斯特与“坐牛”战斗中唯一的幸存者。

　　战斗结束三天后，当一支搜查部队抵达卡斯特和他的勇士捐躯的战场时，发现这只灵猖躺在主人的尸体旁，一颗来复枪的子弹击中了它的一只眼睛，使它变瞎，除此之外，它全身完好无损。搜查部队精心照料着它，并在第六步兵团给它找了个新主A——R·E·托马斯中尉。托马斯的部队那时驻扎在华什凯堡，我也在那儿，中尉亲口给我讲述了关于那狗的故事。

　　康门伊奥先生的这只灵猖的故事有些疑点，一方面，他天真地重复“卷毛”的事迹，而这件事充其量也不过仅有一半是真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只灵猖。第一个踏上该战场的布拉德利中尉没有见它，本廷也没见过，雷奥同样如此。战场上的幸存者都没有见到它，特里的部队也对此一无所知——总之，谁也没见到它。

　　然而，不管怎么说，“木腿”和伯克曼的讲述还是有一些真实感，并且令人赞同。在战场上，确实好像有过一条活着的兵团的狗。研究卡斯特的杰出历史学家约翰·卡罗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我相信，战斗之后，战场上至少该有卡斯特的一只狗，”一只或者更多的狗，还有受伤的马，问题是非得坚持有一个离奇的幸存者不可，为什么？原因同样：卡斯特在战场上分明是短发，可有人就坚持说他留着长发。他已打算在战场上果几个星期，长发容易存留脏东西，所以，在这次远征中，几乎没几个士兵留长发。可在极点的时刻，卡斯特将军就是要飘拂着漂亮的长发。

　　所以，它和基厄菲的马一样——是一个幸存者！

　　这匹马为何取名科曼契不太确切。但1868年9月13日，在西马伦河（也就是卢斯指出的堪萨斯的陡湾）同印第安人发生的一场小冲突中，马的右后腿中了一箭，由于箭杆折断，所以直到返回营地，基厄菲才发现了它的伤口。在这次战斗中或战斗后没多久，就有人这么叫它了。玛格利特·莱顿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符合实情的故事，说是一个叫麦克贝恩的骑兵告诉基厄菲，他当时看见这支箭射中了马腿，“马因疼痛而发出如科曼契人所发出的那种尖叫声……我从来没有听过马的这种叫声，但确实像科曼契人的叫声。”基厄菲回答道：“科曼契！我们就叫它科曼契吧。”

　　它是一匹杂色马，相间有陶土色，鹿皮色，浅栗色，灰褐色或深奶油色皮毛，但尾巴为黑色。1887年7月25日第七骑兵团的正式文本上这样写着：浅栗色皮毛，体重925磅，身高15掌，出生于1862年，身上有12处伤疤。

　　科曼契至少有着吸引人的明暗分明的毛色，铁匠古斯塔夫·科恩后来成了他的护理人。他说自己在战场上发现它时，它已六处负伤，全身鲜血淋漓，就在一个骑兵要割断其喉管时，被他及时地拦住了。

　　亨利·布林基尔霍夫上尉在一簇树丛间看见了科曼契，并命令把它杀死，但当听到它凄惨的哀鸣声时，就再也无法忍心下手了。

　　诺兰中尉也在一条干河沟里看见了科曼契。

　　麦克道尔上尉发现这匹马“前腿支撑地蹲卧在那儿”，遍体是弹伤和箭伤，样子十分可怜。

　　彼得·韦少校说，科曼契站着：“马鞍滑到肚膛下，鞍毯和衬垫都不见了。”

　　戈弗雷说，特里的士兵们后来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边找到了它。“二等兵麦克雷恩告诉我说，他看见一些侦察员围着一匹马……”

　　按19世纪报纸的颂词，说它忍受了七处重伤的疼痛，“每一处都会使一匹普通马丧生”。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说他受了七处伤，也许，7是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数字。或者，由于它有着某种神秘的意义。虽然，嗜血的少儿读物都说这可怜的生物共受了28次箭伤和弹伤。

　　不管有多少支箭和多少粒子弹嵌进了它的肉体，科曼契遭受了残酷的伤害。科恩和其他一些人，把它弄到河边，给它清洗了伤口，做了包扎，并把它带到10或12英里外的“远西”号上。接着，马歇上尉在船舱间给它搭了个马厩。

　　当这条船抵达林肯堡时，马已经无法行走，人们就把它抬到一辆货车的马厩里，还给它缠了根吊带。大约一年后它竟神奇地恢复了健康。有时，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女儿们骑着它在大草原上兜兜风。后来，一个少校的女儿也骑着它出去，这就触怒了上校的女儿。于是斯图吉尔上校便在1878年10月3日发布了将军的第七号军令，以官腔宣布说：“因科曼契是1876年6月25日蒙大拿小比格奥血腥惨案中唯一幸存者的代表，所以应好好地照料它，使之感到舒适。它应当成为第七骑兵团的殊荣，它的生命自然也是值得该兵团关注的，要尽可能延长它的寿命”。他还就此而继续声明：“所以，不论什么情况，不管什么时候，禁止任何人骑它……”

　　这样，每逢有了庆祝活动，科曼契就默默地走在基厄菲原所在部队的最前列，身上披着一件令人伤感的黑色网纱；马鞍上搭着一双后跟朝前的大马靴。它活了29年。在它的护理员格斯特·科恩在伍德戴·尼被杀之前，它一直显得很健壮，但科恩死后，不管换上哪个护理员，不管对它进行怎样的护理，它都变得越来越郁闷孤僻，它不再用嘴翻垃圾桶——这曾是对它的特殊待遇。此外，士兵饭盒里的啤酒也似乎使他日见虚弱。终于，它除了忧间地躺在马厩中或在泥土里打滚外就怎么也不愿活动了。

　　小比格奥战役15年后，科曼契还活着，并交由兵团铁匠塞缪尔·温切斯特照料，他为自己留了备忘录：

　　1891年11月7日，堪萨斯赖利堡。身经百战值得纪念的老马科曼契，于凌晨1：30因肠绞痛死在马厩中。当时，我在测它的脉搏，查看它的眼睛——一个值得长久回忆的夜晚。

　　第七骑兵团想将它的遗体保存下来，就给堪萨斯大学的博物学家L·戴切尔去了电话，对方答应以400元为代价把马制成标本。戴切尔乘火车抵达赖利堡，并把科曼契遗骨和皮带回大学所在地劳伦斯。

　　堪萨斯大学校园延伸在神圣的“山精山”上，戴切尔便在那儿复制了科曼契。他用木头框架把马的头骨、骨盆、腿骨连接在一起；用刨花作填充物，然后再用线把连好的骨架缠绕起来，制成模拟的肌肉组织，接着又在上面敷了层泥。毛皮被用盐水浸泡，并用厚泥和砒霜进行防虫害熟制。在制作期间，戴切尔看到了马皮上的七处伤痕，完全证明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记述。但他不清楚哪一处是在小比格奥留下的。不用怀疑，科曼契肋骨一侧留有箭伤的痕迹，戴切尔推测说，有两个伤疤赘瘤是伤口的入口处，脖颈上有一子弹出口伤。换言之，没人能说出苏人和夏安人究竟给它留下了多少箭伤和弹伤。

　　在索取复制费用帐单时，戴切尔告知该兵团，要是他们愿意把科曼契捐赠给堪萨斯大学的话，就不用付款。第七骑兵团也考虑到搬迁时的运输困难等问题，便接受了这一建议。

　　1893年，科曼契在芝加哥展览会上展出。此后，它又被送回堪萨斯大学，立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在那儿，过路的学生敲它的鼻子，拽它尾巴上的毛，把它弄得脏乱不堪，逐渐成了一块棕色旧毯，直至后来被保存在一个玻璃柜子里。

　　偶尔也有人想获得对它的保管权或至少借用一次。1939年，蒙大拿哈德市的市民要求把科曼契搬进建在卡斯特阵亡的战地博物馆，但建议却被堪萨斯立法机关否决了。1946年，班特纳的英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要求把它搬回赖利堡，而堪萨斯大学的校长迪恩·马勒特则不同意这么做。

　　1951年，南达科他议员弗兰西斯·凯斯也做了些尝试，该州想在庆祝其成立50年纪念日时展出科曼契。同样，他们遭到马勒特校长的拒绝。

　　世界出版公司计划为一个芝加哥作者的手稿举行一次纪念会，他们认为科曼契的出现将增加庆祝的气氛，可马勒校长的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

　　1953年，蒙大拿刘易斯顿的基万尼斯俱乐部为该战场做了一次宣传活动，声称堪萨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科曼契。博物馆馆长否认了这一点，他说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来瞻仰它。墨菲校长也像前任马勒特校长那样回敬了该俱乐部。

　　所以，借助可以控制湿度的玻璃柜子，科曼契幸免了被蛾虫腐合物的侵蚀，免于各种垂涎者的贪欲，而静静地呆在“山精山”上，忍受着一代代大学生的取笑。其它的马都死了，那只神秘的黄色公狗也消声匿迹，如今，只有科曼契依旧幸存着，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奇的传说还是真实的。

　　幸存下来的骑手不止一个，有军事人员，也有平民。其中就有为卡斯特将军带路的四个“乌鸦”人侦察员——“多毛鹿皮鞋”，“头鹅”，“白人追他”，和“卷毛”。他们都是在得到卡斯特允许并经过深思熟虑才撤离战场的。再说他们被雇佣的任务就是帮着寻找敌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希望卡斯特能把苏人杀光，同时又怀疑他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并看出没有必要白白去送死。

　　除小弟弟波斯顿和侄儿奥蒂·里德外，卡斯特从林肯堡带到小比格奥的唯一编外人员便是卑斯麦《论坛》报记者马克·凯洛格。

　　按理说本不应该带任何随军记者，谢尔曼曾给特里写信说：“告诫卡斯特要慎重、深思熟虑，不要带进任何新闻记者……”可卡斯特把这一命令当作耳边风，还是邀请了《论坛》报的出版者克莱蒙特劳斯伯里。劳斯伯里接受了邀请，但适逢妻子生病，于是凯洛格便得到了这终身难得的机会，他的现场快电不但要发《论坛》，也要发纽约《先驱》报。

　　凯洛格必定曾经为自己获得这个机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不是个职业记者，以前只不过是个电报员。那年夏天他在卑斯麦律师事务所工作，偶尔也以“边民”的笔名写点新闻性文章。1875年8月18日，圣保罗《每日先驱》刊载了他有关林肯堡外印第安人杀死一个分得上地的定居者的报道。他声言：“呸！要是这帮印第安人不安分的话，就让他们尝尝战争的滋味，那样才会使他们腑首贴耳、言出即从”。

　　在第七骑兵团开始最终的进军时，“蝗虫”吉姆·布里斯宾登上“远西”号，他也喜欢舞文弄墨，而且很可能把下述信息投给了《先驱》的一个特约记者：

　　在玫瑰花艺湾口，我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先驱》记者凯洛格先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鞍上搭着一对帆布褡裢，里面装有报纸、铅笔、白糖、咖啡，咸肉等足够15天的干粮。他坐在吉本将军的右边，凝望着河水。当他和卡斯特一同离开时，特里将军叫住他，并和他道别。部队开拔的前夜，我看见可怜的凯洛格坐在船上，一直埋头写作，直到午夜12点才完成他要发出的稿件，并打点好他的干粮。6月21日午夜过后，我走到甲板上抽烟，几分钟后凯洛格也跟出来。他说他已写好稿件，准备次日转发。他还谈了许多有关战役的情况，信心十足，说他们可能会在即将开始的行进中追上印第安人，好好打上一仗。

　　在发往《Trib》的最新快迅中，凯洛格给路易斯巴里附了封短信：“我们将于明天离开玫瑰花苞湾，当这些快讯抵达你手中时，我们必定已经在迎战红魔，并见分晓了。我已经逐渐和卡斯特……”

　　1877年，吉本在为《美国天主教季评》撰稿时说，在查看E连被歼灭的那条深谷时，他走到一具躺在一丛深草中的腐尸旁。尸体的衣服未被脱掉，但头皮已被揭掉，一只耳朵也被割掉了。“他穿的不是士兵制服，为了辨别尸体，我小心地割下他的一只靴子，想从长袜或内裤中找到姓名……”结果令人失望，不过那靴子补得很古怪：许是为了绑紧鞋面，它的主人把一条皮带子从中撕开，再把两个头绑在一起，我把它拿回营地，有人说那是记者凯洛格的。

　　凯洛格是个不太起眼的人物，生前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关注。他大约40岁，特别富有青春活力，只是戴眼镜，头发也已有些灰白了。他是个鳏夫，喜欢抽“布尔·达勒姆”，爱玩国际象棋。据说他在芝加哥有个兄弟，还有两位在明尼苏达北菲尔德学院上学的女儿。他好像还在一个酒鬼的葬礼上做过戒酒演说。

　　同卡斯特一起阵亡使他赢得了一点不朽的声望。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这个不起眼的人物，但没人能找到他那个远在芝加哥的弟弟，在北菲尔德学院1873—1876年注册的大学生中，也没有叫凯洛格的女子。据说，他给《哈珀周报》写过许多特写，但却查不出一篇来。7月9日纽约《先驱》上有一篇他的自传性的赞颂文章，说他曾在波特马军队任电报员，可国家档案馆里又没有为他付费的证据。

　　他从林肯堡骑马离开时，带了一大捆粗劣的灰色报纸和一个日记本。有时，他就把它们放在麦克多尔的辎重车上。后来，一个小油布包和一个被水浸过的日记本被交给了卑斯麦的杂货店老板——此人是凯洛格的棋友。如今这些东西都存放在该州的历史协会。那个19世纪可折叠的油布包裹装了许多个人用品：金丝边眼镜，“布尔·达勒姆”香烟，烟袋，以及一件柔软的黑衬衫，这些便是凯洛格的私人遗产。

　　他的札记记述了5月17日到6月9日从林肯堡至粉河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他记述了每日行程的里数，记述了风向、雨、云、雪以及货车的损坏情况，记述了羚羊和特里将军的急躁情绪。这些记述看不出他有什么远见卓识和洞察力，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和能激起人们共鸣的东西。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骑在骡子上的普通人的缺乏想象力而又平淡无奇的流水帐。

　　不管他在6月10日到生命结束期间记述了什么，据说这些笔记的纸页散落在他尸体周围的草地上，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不管哪种情况，做为一名记者，凯洛格的价值仅可从那天午夜“远西”号上给他的上司撰写的电文和那封短信来评价。

　　他要是和雷奥或本廷在一起的话，或许还可以逃生，我们也就可以得到足够的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了，尽管不一定是第一流的。从林肯堡出发后的一路上，他都没有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情节。我们从他笔记本里得到的东西，还不如骑兵们偶遇的一些预示致命灾难的怪事生动。在即将陷入危机时，他所观察到的峡谷的形状、雷奥的指示和在山岭上卡斯特那些壮观的场面，应该能唤起他的激情，尽管在从卑斯麦到粉河途中，他的铅笔仅仅写了不到六行字。一个叫“杀鹰”的黑脚人说，当印第安人溅着水涉过小比格奥河时，他们好象炸开了窝的蜜蜂，可凯洛格永远不会作出这些生动形象的描述。

　　查理·金上尉记述道，不管在战争中印第安人是怎样的装束打扮，但当这些被激怒的勇敢的斗士如激流般从村中涌出时，他们必定是用木炭，小牛血，颜料和羽毛装扮着自己。一个苏人裹着一张生熊皮，其余的斗士则赤裸躯体骑在矮种马上，皮肤上抹着巫术般的颜料。大约有十多个夏安人，四五十个苏人戴着拖有长长的飘带的战帽。“白麋”佩戴着一个出众的叔叔为他设计的头饰，上面缀有蜻蜓和蝴蝶，拖曳物两端的鹰绒羽中间还缝有一只叉尾燕子。“太阳熊”的战帽则呈退化的粗野状，前额还突出一只单角。

　　“木腿”花了好长时间才准备好。第一天在峡谷里攻击雷奥上校时，他穿了件布衬衫，一双镶珠子的鹿皮鞋，以及一个苏人送给他的马裤。他用蓝黑色炭墨画了个大圈把脸圈住，中间染成红色和黄色，这是他从不更改的装扮——“是‘红毛熊’为我首次涂抹符咒标记时设计的”。父亲不停地催促他，而他则站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他也梳理了头发。本应当给头上抹些油，编成辫子，可父亲仍然敦促着。“所以，我只用一条鹿皮皮带把头发束在脑后，任其松散地飘拂。”第二天，他觉得换一身不同的衣服会称心合意些，便同父亲商量。父亲建议他穿士兵服，虽然那衣服的袖子仅及手腕，裤脚也只吊在脚踝上。于是，他便穿起这身军服，戴上顶宽大的白帽（这是玫瑰花苞战役中他缴获的战利品），看看自己这副样子已不再是白人常见的那种模样了，他这才策马追赶困在悬崖上的雷奥的部队去了。

　　两年之后，纳尔逊·迈尔斯将军行进到黄石河谷，检查计划中的电话线路。他在大比格奥河谷口看见了一个“乌鸦”人的营地。“乌鸦”人一直同白人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其时，白人又帮他们消灭了这一带的苏人，使他们感到十分高兴，就给他安排了一场参观。“我常常恨悔弗雷德里克·雷明顿未能和我在一起。这些印第安人用非常稀奇古怪的颜色涂染战马，还要给它们加上发光的金属、带色的马鬃和鹰羽作装饰品，这样，那些马就和它们的主人一样粗野。它们狂奔乱跑，前腿腾空跃起，但却被世界上最老练的马术家们驾驭。斗士们自己也要涂染全身，尽全力进行涂抹、打扮。你绝对找不出两个打扮得一模一样的人来。它们的战铠装饰着麋牙、银子、珍珠和豪猪刺。这些都要经过最稀有的手工、最浓艳的色彩而制出。有些人还戴着熊爪项链，矛尖上悬挂着一络带头皮的头发。同时，他们插着鹰羽的战帽在空中颤动……”所以，迈尔斯看得眼花缭乱，在相隔14年的两篇回忆录中，他都以同样的笔触强调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些壮观的场面。可是，若同野蛮、肆无忌惮的苏人和夏安人斗士相比，“乌鸦”人安排的这种阵势便相形见拙了。

　　小比格奥的一些印第安人可能戴着银制徽章，那是1851年拉腊米会议的纪念童，分发对象是有影响的头领们。徽章的一面是米勒德·费尔莫总统的浮雕头像，另一面是象征双方和平而真诚的两只紧握的手。还有些人可能佩戴英国大奖章。这是以美国革命时期乔治三世的名义送给苏人的首领的。当然，它们都成了重要的传家宝，据悉，到1867年还有几枚被部落首领保存着。在“坐牛”越过国际边界线进入加拿大时，加拿大骑警队的巡警J·M沃尔什会见了他。当被问及来加拿大的原因时，“坐牛”捧着一枚或几枚这些古老的徽章说：、“我们是英国印第安人，我们的祖先生长在英国国土上。”所以，从这些人们对那些偶像的虔诚程度，我们可推测出，也许有六七枚乔治的银肖像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对于被围困在一个弯曲的大圆圈里的卡斯特的骑兵这一奇观，可能犹如在给一些观众表演蛇头女妖美社莎缠绕她的头发。它不可能以其它方式结束，因为伟大的神灵同印第安人一同驰骋在疆场上。“苦胆”就亲眼看见了这个骑在一匹漆黑的印第安矮种马上的“伟大的神灵”。

　　这场战斗持续了多久？没人知道。但时间肯定会不太长。绝对不会有被训练成打持久性防御战的骑兵！声称是见证人的詹姆斯·罗曼诺说，卡斯特将军征召了几个幸存者跟着他，并设法突破了那帮野蛮人的包围圈。可当他发现只有一个“乌鸦”侦察员逃出后，便勒住了马缰。那个侦察员明白，此时回去等于送死，就抓住了卡斯特的马勒。无所畏惧的将军大笑起来，“他用牙咬住马缰，双手各握一支左轮手枪，狂叫着，朝硝烟弥漫，子弹纷飞的山岭中狂奔回去……”

　　卡斯特确实带了两只左轮手枪，但嘴里咬着马缰却仍能发出狂烈的叫声就可能是罗曼诺言过其实的夸张了。为此，他可能会内疚。从各方面分析，这一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夏安老头（无疑曾去过战场）于1877年告诉弗兰克·林德曼说，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太阳的影子移动了有一个棚屋杆那么宽。

　　一个棚屋杆有多粗？三英寸，四英寸，五英寸。

　　太阳偏离这么点距离花费了多少时间？15分钟。20分钟。

　　那个夏安老头剥去了些嫩树枝的皮，把它们戳进一个土堆里，反复整理排列它们。显然，他想记住卡斯特人马的调动情况。那些枝条终于停到了他记忆中的地方。但他立刻把它们全挖出来，林德曼记述道：“他恶狠狠地把它们扔在一边，轻蔑地‘叫’了一声，还吹了吹空空的手掌。”

　　马奎斯博士认为林德曼并不理解那个夏安人所说的一切。这场战斗持续了好长一阵子，老斗士不慌不忙的举动便足以证实了这一点。重新排列组合那些树枝并不意味着他要加强他的记忆，而是指士兵们在变换作战方位；粗暴地扔掉树枝意为他们在撤离，不再勇敢地作战，吹手掌或吐手指尖表示士兵们已撕打起来——相互残杀了。

　　“苦胆”说，战斗进行了大约半小时之久。那些穿蓝制服的人们都下了马，干是，印第安人便开始对他们施暴。即便他们骑在马上，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美国人的马已又累又饿，就连在作战时也在啃草吃。

　　最后的抵抗大概是被一帮视死如归的年轻的敢死队斗士击溃的。参战的苏人的名字未被留下来，夏安人留下人名的也仅有“小旋风”，“近手”，“切胃”，“喧闹的生活”等总共20人。战斗前一晚，族人为他们举行了荣耀的舞蹈庆祝，说明对穿蓝制服的仇人要下手袭击了。次日清早，他们在老者的陪同下在村庄中行进。老者叫村里人都来观看这些年轻人，因为这将是决死一别，他们是最后加入战斗的一支敢死队。当这些青年斗士被领着离开村落时，传令官们立刻骑马围上去，告诉他们要做好徒手搏斗的准备。他们终于从河边上朝指定的现已成为博物馆的地方开去。据说，他们一些直捣史密斯中尉的灰马E连，而其余人则朝斜坡上的卡斯特冲去。几个恐惧的白人士兵试图沿山脊逃走。

　　同卡斯特一起战死的有五六十人，有几个人松开了马僵，这一做法的原因已被争执了一个世纪。另一些人则把马击毙，形成一个堡垒，这可从战场上十分对称的直径10至15米的一个马尸圈看出。本廷证明，他在察看战场时看到了“一个死马的弧形圈”。

　　C、E、F、I与L连跟随了将军。他们五个人一组杂乱地躺着，队尾连队首的结构已被击散。他们的战斗组变得越来越小，成四人，三人：两人，乃至一人。所以尸体散落在沿山岭100码长的山侧。依旧可看出，开始时，他们是五个连队。综上所述，当你从该博物馆的地形图上审视这个战场时可看出，他们是按松散的V形部署的。卡斯特在北方的顶点，确切地说，是稍偏西北。

　　因为随他死去的大多数人都是耶茨上尉的F连的，许多历史学家便推测，他是在同耶茨一同行进时指挥的战斗。然而，人们又发现参战军官们几乎有一半都在这一群体里。他们是C连的要人汤姆·卡斯特，E连的阿尔杰农·史密斯。这使人困惑不解，因为他们理应同各自的连队呆在一起。就此也众说不一。

　　查理·库尔曼认为，耶茨、史密斯和汤姆曾被召集在一起，听取卡斯特最后的命令。

　　马奎斯博士推测说，将军在战斗开始不久便阵亡了，因而耶茨就被推举为指挥官，其次便是墨尔斯·基厄菲。但他不久也遇难了。由此可推测，汤姆便充任了指挥官。这一顺序解释了汤姆在场的原因。至于史密斯中尉，他也许是在自己的连队溃散后跑出来寻找总部的。上述应当符合逻辑。但如马奎斯所指出的，没人知道将军何时被杀。

　　本廷的解释最为简单：混乱之中已溃不成军。

　　战斗时间更是说法不一。在蒙大拿，最多不可能晚于中午，尽管士兵表上的时间已是半晌午。因为直到1894年，美国还没有地方时，每个新拓区、村庄或堡垒都以一个大城市的时间来核对自己的表。林肯堡使用的是芝加哥时间。

　　第七兵团因何会被击败，几乎是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推论。马奎斯认为，除了没有经验的骑兵，华盛顿的错误导向性报告外，就是他所称的“最基本的理由”。美国人深信，由于印第安人极想要施虐，他们最想得到的便莫过于借此机会捕人，特别是白人！他坚持认为，这是基于某一事实的信念，蓄意地夸大，为的是煽动民族仇恨，而这些民族仇恨便成了白人继续进犯、侵占西部土地的借口，成了红种人野蛮屠杀的理由。“卡斯特手下的每一个士兵都过多地接受了这种熏陶。在他们心目中，印第安人就是凶暴的恶魔。在严酷的战斗，产酷的时刻，他们自己则成了这种教导的牺牲品。”

　　要是马奎斯的结论正确的话，要是在这个世纪中我们爆炸性时代的士兵们的头脑也同样单纯（任何事都不意味着别的什么）的话，那么所有涉及的事物都超越理智思考的界限了。

　　按夏安人备忘录的记述，最后一位穿蓝制服的阵亡者是个身材高大、长着卷曲小胡子的军官。其他白人好像都死了，而这个魁梧的男子正试着左肘撑地坐起身来。他右手握着把手枪，向四下怒目而视。那些原想砍碎他尸体的印第安女人、男孩和老头们都吓得退到一边，他们以为他的灵魂又返生了。但一个苏人斗士夺下他的手枪，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那些退缩的人才又有了勇气，涌上前来，狂暴地刺戳他的尸体。人们仅知道他是个上尉，夏安人说，他佩戴着两道金属杠。也许这就是墨尔斯·基厄菲，虽然对他的描述不太确切。

　　一个叫“水人”的阿拉伯霍人也叙述了尸体动弹的情况。一见到这种情况印第安妇女就都吓得跑开了。“水人”说他不知道那些女人做了些什么，使尸体动弹起来，他也没去察看。

　　对死者或行将死去之人进行肢解与毁容的事，像是发生在史前。这就如同冰期时代的一个洞穴礼仪。但当人们研究历史时，就必须小心谨慎。埃德加·斯图尔特指出，以一个人种的标准去牵强地衡量另一个人种是错误的。此外，我们知道，文明时代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复还旧石器时代的习性。正如G·威尔斯所说的那样，要是你使人遭受极度的恐惧，或极度愤怒的话，你面前就会出现一个眼中充血的洞穴人。例如1855年9月3日，在对普拉特河北边的布鲁村发动侵略后，哈尼将军的士兵们开始收集死去了的印第安妇女的阴毛。一个叫“卷毛”的14岁苏人看见了许多被割下的女人生殖器，我们由此可想象它对这个后来成了“红云”的男孩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深刻！

　　接着，就是对伟大的阿帕契首领“红袖”的惩处。约瑟夫将军对警卫员说：“你们懂吗？我要他死去，或活到明早。”侦察员们理解此话的含义。夜深之后，他们便在营火上烤热刺刀，烫这个俘虏的双脚。裹着毯子的“红袖”告诉他们，说自己不是个供取闹的孩子，于是他们便平端起老式步枪将他击毙。每个警卫队员又用手枪补了两枪，仅仅是为了确认把他打死。然后，他们汇报说，这个俘虏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了。第二天，约翰·T·赖特显然是想要这个首领的头皮，便向军营厨师威廉·莱利尔要一把刀。莱利尔给了他一把猎刀，赖特终于遂了心愿，他把浓重的黑发缠绕在血淋淋的头皮上，塞进口袋里。后来，又由身份不详的士兵将“红袖”的头割下来，煮过后送给史密森纳。不久，它就被颅相学家O·S·福勒先生要走了。

　　反复无常的莫道卡·杰克首领，则被更随便地做了处理。他在被绞死埋葬之后，又被挖出来，经防腐处理，在狂欢节展出，参观费仅一角钱。

　　人们究竟能列举出多少这样的事例，则得靠翻阅那陈旧的记录所花的时间决定了。17世纪中，罗伯特·卡瓦利埃，西尔·迪·拉·萨雷到了美洲荒原的内地——Fi克雷夫科尔废墟附近。他们在那儿见到一块木板，一个法国逃亡者说道：

　　　　　　　　　　我们都是残酷的人！

　　公益图书

16

　　战斗结束数年后，大批印第安人声称美国士兵当时都十分恐慌，扔掉了武器。事实上，好多士兵确实放下了枪支或将它们扔在一边，因为子弹卡壳了。这是由于软铜壳子弹不同于硬壳子弹十九赞。混合儒道阴阳诸家思想。以“玄”为万物之本，玄

　　不管出自何种原因，都得花一定的时间才能把变形的或粘结在枪管中的弹壳去掉。遇到这种情况，有时骑兵们只好扔掉它们。在印第安人看来，他们则是慌作一团。士兵们确实慌了手脚，而且也十分恼怒！

　　1876年7月11日，雷奥给S·V贝内将军写信说，一个身份不详的印第安侦察员刚好隐藏在离战场不远处，他能够清楚地看见骑兵们摆弄手中的枪支。在几具尸体旁还发现了卷刃、断刃的匕首，这进一步证实第七骑兵团不止在同一个敌人作战。

　　显然，那些人并未失去理智，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吓慌了。按一般推测，卡斯特的军团由身着蓝制服、风风火火、嚼烟草、玛瑙眼睛的狂妄自大的骑兵组成。他们可以靠吃艾灌草，小饼干，喝咖啡为生，他们能够在大决战的战场上疾驰而绝不手软。但是第七兵团也包括一些未经过战争洗礼的新兵，他们的人数大约占30％，其中许多人甚至从未用卡宾枪进行过一次实弹射击。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是在边界区长大的密苏里人，他把这类骑兵称做“讨印第安人喜欢的人”。说他们就像滑溜的南瓜，在马背上还坐不稳呢。可是，他们却十分忠诚。大多数天真的士兵认为，在老练的‘（铁屁股”发起攻击之后，那帮狂呼乱叫的印第安暴民将比“红海”退得还快，但事实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信赖的勇猛无畏的指挥官却试图组织防御战。于是，这些新兵便都像长耳朵的大野兔一样跑跳到艾灌丛中。

　　美尼考尼焦人的一个首领“红马”轻蔑地嘲弄了这些白人，说他们许多人都投降了。

　　一个叫“左手”的阿拉伯霍人骑马跑到一个士兵跟前，那士兵乖乖地把枪交出来。“左手”轻而易举地取走枪，随后，跑来一个苏人，胆怯的士兵只能一动不动地束手待毙。

　　据说，当白人向印第安人提出请求时，所报出的名字通常都是“约翰”。骑兵呜咽般地发出的这个词语，仿佛能保住其性命。

　　约翰！约翰！啊，约翰！

　　这惊恐的哀求声回荡了一百年！

　　印第安人讲述了卡斯特的骑兵中许多胆怯的事例，但却没有说及雷奥军中类似的情况。雷奥的手下从峡谷中狂奔出去，慌忙跳入河中，然后又争先恐后地喊叫着爬上悬崖时，也必定是够惊恐的了。但他们中却没有人因此而朝自己开枪或愚蠢地交出武器！

　　大多数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包括安克帕帕战时首领“乌鸦王”，都坚持认为所有的士兵，卡斯特的下属也在内，一直勇敢地战斗到最后。奥格拉拉首领“贱狗”在1881年的政府官员会议上说：“他们如晴空霹雳般朝我们袭来。我从未见过如此无畏的战士……没有任何白人或印第安人能向卡斯特的士兵那样勇敢地进行战斗……”

　　也许确实如此，但我们应当记住，数年之后，这些印第安人给白人记者和政治家讲述的都是他们认为白人想要听的话。他们认定，不管是否正确，要是自己说错了话会受惩罚的。因此，聪明的作法就是夸赞卡斯特和他的骑兵。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知道，明智的犯人是不会也不应当惹看守生气的。最令白人气恼的莫过于证明白人在小比格奥自杀，胆怯。1906年，另一个夏安人向“木腿”挑战，要他告诉白人（仅为狄克逊医生）卡斯特是自杀的。“木腿”拒绝了。“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另一些印第安人也试图提及自杀的士兵，但白人听众立刻十分恼怒，说他们是撒谎者。所以，我认为还是守口如瓶为佳。”

　　这种吓人的惩罚至少持续了有两代人之久了。直至1926年，“坐牛”的异兄弟还因担心被吊死而拒绝出席50周年纪念会。数年后，夏安人给他们喜欢并信任的马奎斯博士展示了他们1876年以来一直私藏着的枪支。

　　白人自己用证言证实了卡斯特的精锐兵团，以难以想象的最外行的方式崩溃。特里一吉本部队的军队探研了整个战场，雷奥一本廷部队的幸存者也费力地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了分析。默尔其·莫莱上尉说，除卡尔洪的L连外，山岭上哪里也找不出任何抵御的迹象。德鲁迪奥也看出消耗的子弹很少。华莱士中尉注意到仅有很少一些子弹壳。在卡尔洪的士兵战斗过的地方仅有25—30个弹壳。也就是说没有大明显的战斗过的迹象。

　　卡尔洪始终不渝地信守了诺言。1871年4月23日，他给卡斯特写信说：“刚刚接到我被任命为第七骑兵团的中尉的任职令，它使我从未这样清楚地想到，有多少次在陷入困境中时，你给予我的最慷慨的恩惠，我将尽我的一切来证实我的所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本廷认为可以看出没有组织防御线，“你可以拿一把玉米，撒在地上……”他说，为了弄清这场战斗是怎么打的，他仔细探查了战场，并得出一个结论：当时一片混乱。

　　卡斯特的问题也参杂着一些别的事实，他最有经验的几个军官——两名少校、四名上尉，由于被临时分派到别处而没有同军团在一起，另一些正着手安排即将到来的100周年庆祝活动。他原想把他们召集回来参加战斗，显然他觉得应该有信得过的军官协同作战，但华盛顿方面的高级指挥部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然所发生的一切只能凭战场上的某些迹象，以及后来印第安人的讲述来推断。不用怀疑，如同卡尔洪分队的人们进行了英勇明智的战斗，另一些人则因恐惧而屈服了。阿尔杰农·史密斯中尉的E连就可能是这样。据分析认为，E连的大部分马匹被印第安人的狂呼乱叫和他们挥动的毯子给惊跑了，下马的骑兵顺坡跑下去，滚落到发现尸体的峡谷中。

　　一些军事家可能做了不同的分析，说也许是“跛子怀特曼”率领的夏安人发动的袭击把史密斯的士兵逼到了峡谷和冲沟中，到那儿后他们才发现是条绝路。

　　史密斯中尉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士兵？或者他为何被士兵们丢下？这些永远也难以做出决断。

　　那些冲沟上方是崎岖不平的山坡，间或点缀着小仙人掌和艾灌丛。不管怎么说，人们也不会认为一个世纪前这儿会覆盖着大片森林地，就是说，要是这些骑兵丢了马的话，他们必定绝望地感到自已被暴露，必定会朝自己认为有掩护的地方跑去，瞬间，他们滚下冲沟，落入陷阱。他们能做的只是紧贴在沟沿或蜷缩在灌木丛中，恐惧地朝上望着，等待着，少数几个人还想朝坡上爬，那儿有他们的靴子印和拇指抓空的痕迹，但未能延伸到坡上。

　　一个叫“铁鹰”的安克帕帕人认为，那些骑兵是罕见的笨蛋，他就在这个冲沟上方，用箭射穿了一个想要爬上马的士兵。

　　平原上大部分印第安人都能用箭射穿一头野牛。一个肥胖高大的格鲁斯·万特里人声称，他年轻时可以把箭从野牛的这边射进，再从另一头出去。另一些格鲁斯·万特里人也提到过有个斗士曾用一支箭连穿了三头野牛——箭杆穿过第一头牛并钻进第二头牛，箭头则扎在撞上来的第三头牛上。

　　1884年，弗罗·克拉克上尉记述道：“当我告诉你有威力的自动左轮手枪的子弹都无法从一头野牛体内穿过时，你便会很好地理解一个弓手的力气了。我曾见过一个弓手把箭射到500码之外，并常能见到他们射穿一英寸厚木板的能力。”

　　道奇上校却认为箭并非总是强有力的杀伤工具，称它们是近距离武器，而且，虽然一支箭可飞越200码远，但其杀伤力却很快减弱。“许多传说都描述了印第安人具有箭穿野牛的能力。一个作者声称，他自己能够用箭射穿一英寸厚的木板。我仅能凭我从许多部落获得的情况证明，我从未见过这种技艺。”

　　对于箭支发射的速度，则没有什么争议。乔治·卡特林见过一个曼杜母人的神奇的射箭速度：第一支箭还未落地，第八支箭便已飞出。于是，道奇这个持怀疑论者认为，一个印第安人可能左手抓有10支箭，并在第一支箭击入目标前，放出其余几支箭。每支箭在20—30码处都有杀伤力。因为一个箭袋中装有很多箭，这就不难理解有经验的边民除雨天外尽可能避免同印第安人斗殴。因为弓弦是用动物腱做的，受潮后便失去弹性。

　　“铁鹰”在多远处用箭射穿了那可怜的士兵无人知晓，他以斯巴达人的刚勇简述道：“我看见一个骑马的士兵，便射箭穿透了他。”

　　这位绝望的士兵惊叫着抓住马鞍角，“铁鹰”策马同他并行。用箭射穿了他的脖颈，他便栽下马去，“铁鹰”跳下马打死了他。后来他说：“那士兵死后，我仍继续猛打他，每打一下我都喊一声‘Hownh！’我已发狂了，我想起了妇女和孩子们……”白人是到小比格奥来找死的，他们如愿以偿了，他说。

　　“铁鹰”被他看见的一件事逗乐了：两个肥胖的印第安老太太在剥一个装死的士兵的衣服，当她俩脱去此人的军服后，便开始割他的生殖器，那人突然跳起来，抓住其中一个女人把她抢了起来，另一个女人忙朝他乱刺。“铁鹰”认为这太好笑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白人男子和两个肥胖的印第安老太婆起舞。

　　正如“铁鹰”所想，不管史密斯中尉的士兵是因恐惧而丧失理智，还是因判断失误而进了那条干河沟，它确实是小比格奥一件不可思议的神秘事情。在那儿共发现了28或29具尸体，显然大多数都死于石头和棍棒的砸打。可是，对这也有不同的看法。麦克多尔曾受命于雷奥掩埋E连的士兵，他说，尸体排列得很整齐，脸向下，每个人的肋部都有弹伤，他们不是被棍棒打死的。

　　号兵马蒂尼也见到了那些尸体，他说，在一个军士身上散落着许多撒碎了的纸币。离开林肯堡之前，任何人（包括这名军士）都未领津贴。直至军队离开卑斯麦那寻欢作乐的场所，全速行进了一天之后，士兵们才得到津贴。士兵在下岗后，享有应得的恩惠，可以恣意放纵，当然，这也就使许多人患了性病，而且出现了大批逃兵。所以，同其他人一样，这位富裕的军士便把津贴包了起来，其中可能还有一些途中打牌赢来的额外收入。他的这些财运全被丢在了蒙大拿这小小的山沟里。至于究竟有多少美钞被撒碎、被夺走或被风吹散就不得而知了。

　　据一个叫“棕颜料”的苏人说：“士兵们丢了命也丢了财，而我们却得到了一切，但我们只知道银子，不知道纸币也是钱财。我们的孩子把它当玩物，用它们折小棚屋，用100元钱钞制成玩具披肩，有些纸币上还沾着血。”

　　1876年，“流浪的巫人”还是个淘气的小男孩。他说他去搜士兵口袋，用得到的绿色纸币制成泥污的矮种马的马鞍毯。对此，列兵查理·温得尔菲也提供了详细的证言。他说，1877年春，当他的连队去探查一个荒凉的印第安人营地时，看见一匹污脏的小矮种马上贴有一张5元美钞。

　　白人士兵的纸币并非全都被荒废，夏安人斗士们用纸币做扣型装饰品，或在上面开些孔，做头饰物或项链，有的还用它们装饰马勒。两个老练的青年夏安斗士说，他们收寻装钱的褡裢，并把那些褡裢藏在一个水湾附近。“森林里的约翰·斯坦兹”说：“他们骑马走到一些岩石旁，勒住马，把钱袋推下去，钱也许还在那儿。”他还补充说自己也曾去寻找那些褡裢。

　　一个夏安人从一个骑兵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小圆玩艺。它是用白色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玻璃下边还有黑色标记，因为它能发出声音，此人便认为它是活的，是这个士兵的符咒，从而对收留这玩艺感到恐惧不安。次日清晨，它死了，他便把它扔掉，扔得远远的。

　　另一个夏安人也发现了类似的这种东西，它除了不会发出声音外，玻璃下还有个小小的颤动的箭头，要是把它静置一边的话，那箭头便指向这条峡谷，谣传说士兵们就在那个方位，于是他们认定，这玩艺是用于寻找士兵的。

　　其他印第安人得到了望远镜，这对他们来说倒不陌生。此外，便是大批旗帜，手套，子弹，枪支和帽子。一些老头则拿走了许多麦克莱兰式马鞍。

　　一个印第安斗士说，他得到了咖啡。

　　我得到了烟草。

　　我拿了把锋利的刀子。

　　跟随“长毛”的五个伙伴把大批有用的东西留在山坡上，许多东西被埋了起来。印第安女人把戒指和各类小饰物埋掉。因为她们害怕这些奇怪的玩艺。“棕颜料”说：“我们做了许多我们原未曾想做的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知道白人非常强壮，他们会惩罚我们。”

　　卡斯特的五个连队以纵队形式向北移动，按地域两人或四人并肩一排。由墨尔斯·基厄菲和詹姆斯·卡尔洪指挥，排在最后的互连和L连在包围圈被封住之前是有可能撤出来的。因为这些人的尸体大都在离其他人几百码的南部。似乎在把这支军队封锁住的圈子边有过一个突破口。可能有那么一会儿功夫，片刻功夫——基厄菲和卡尔洪有过选择：跟随自己的指挥官，肯定被杀；或者撤退。若是全力以赴，是可以撤到雷奥的山顶的。

　　要是这两人确实有能撤出的机会的话，他们也不会选择的。

　　卡斯特连的亨利·哈林顿中尉可能已撤出了包围圈，因为一直没找到他的尸体。印第安人说，一个骑了匹栗色马的人猛地拨转马头朝骑兵来的方向疾驰而去，两个夏安人和一个苏人紧紧追赶了好久，击中了他双肩之间，并杀了他。这人可能是哈林顿。他或者是确实逃脱了，或者是受了重伤，死在离战场很远的地方。

　　亨利·哈林顿是一个曾经产生过不祥预感的人。据说，他曾看见自已被绑在一棵大树上，被野蛮人围着。他把这个幻觉绘成草图，并寄给东部的一个朋友。可以理解，他克制自己，没把图寄给妻子，但她也许早就知道了此事。有两年她突然失踪了。后来，人们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她。她显然遭受了健忘症的折磨。‘哈林顿的女儿被赫伯特·胡佛任命为西点邮局的女局长。她说，一场肺炎，使她母亲的头脑清醒过来，但她对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仍旧想不起来。“我多次听印第安人说他们在那个战场上见过一位身穿黑衣的妇女”。

　　1921年戈弗雷给历史学家布里莫斯图尔写信，说战争结束一个月后，特里转移到河下游的玫瑰花苞河口。据说在那儿的河南岸有第七骑兵团的一匹死马，戈弗雷过去查看，只见马的前额被子弹击中。马还带着笼头，备有马鞍，并有褡裢和第七骑兵团的干粮袋，袋里满满地装着燕麦。褡裢已经空了。原曾告诉他说还有一支卡宾枪，但此时也不见了。戈弗雷不能查找出其它踪迹，也没推测出这是否就是哈林顿那匹马，或许这不过是匹逃跑士兵的坐犄，因为，这儿曾是部队开往小比格奥时经过的地方，当时确有几名士兵不辞而别。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战争结束几年后，两个夏安人在卡斯特遇难的山岭东部15英里处发现了一具骷髅。这是一名骑兵的残骸，很可能是被印第安人剥光衣服后抛下任他死去的。但那天晚上他苏醒过来，蹒跚地朝东而去。也可以把他设想为那位失踪的中尉。

　　1928年夏天，一个叫“高尚的巫人岩”的“乌鸦”人在该战场东南方发现了一具骷髅，脖子脊柱处嵌有一个细长的铁箭头。这具曾被覆盖，或未被覆盖的尸骸，静静地躺在一条于河谷中，一年年任凭风吹雨淋，雪埋霜冻，就这样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但除很少一些衣物碎片和四处散落的腐烂的皮刀鞘和枪支残片外，几乎就是些白骨了。附近的19粒空弹壳，一个弹夹表明，此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进行过顽强的搏斗。哈林顿中尉原穿一条白帆布裤，一件蓝上衣，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残破布片显示出属于他的衣服。由于没有确信的身份识别标志，尸骨便以“不详”的标记埋在战地公墓。不管他是谁，他已几乎逃脱了该战场。

　　据说哈林顿的表或是被找到，或是从一个印第安人手中被买下。除此之外，再没有他的什么遗物了。

　　毫无疑问，另一个骑兵，要是他头脑冷静的话，也是完全可以逃脱的。几个印第安人看见他跳上一匹马，突然从一条冲沟中跳出去逃走了，他们尾随着他。照例，对这些追击者的确切名字有些争议。一说是两名奥格拉拉人，两个安克帕帕人，一个布鲁人。另一说是两名夏安人“老熊”和“夜晚屠杀”，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苏人，这些无关紧要。这个士兵有一匹快马，并把追击者甩在了身后，所以他们便停止追击，只有一个苏人还在追击，而他又有着难以言传的理由——既无弓箭又无来复枪。这个斗士正打算放弃时，那逃脱的士兵突然回头看了一眼，猛地拔出手枪，但他并未朝赤手空拳的追赶者射击，而是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这个斗士便把士兵的马逮住，骑了好几年。他不知道自己把那个惊恐的士兵追了多远，但他认为也许是六英里路。士兵的尸骨未被找到，他佩戴着“V”型臂章，自然排除了是哈林顿上尉的可能。

　　“乌鸦”部落女子“漂亮盾”说，有好长一段时间，她的人民都能在远离小比格奥的地方发现士兵和印第安人的尸体。“我记得在这场大仗后的第二年夏天，我的人发现了四具穿蓝制服的尸体，其中一个是军官，这是在一‘中弯熊’的‘大肩膀’那儿发现的……

　　汤姆·李福吉常常在该战场附近宿营，称它为“避暑胜地”。他给马奎博斯士讲述了离玫瑰花苞谷25英里处见到的那些尸骨。那里到处散落着弹药带、武器和腐烂的军服。李福吉说，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曾有大批士兵逃出了陷阱。在一件腐烂了的蓝色上装旁，他曾发现一个青年女子的微型像片，他把它捡起来，但没有上交，其它拾物也未做上交，也没想过要上交。“我和士兵们在一起时，不时发现一些东西。但我们很少仔细查看，很少对它们产生疑问；惊讶或推测，我们只是继续走自己的路。”

　　所以声称在该战场上坚持到最后，并能脱险的生还（一些历史学家不加渲染地说，声称的幸存者比卡斯特原有的人还多）的数百人中，提及最多的便是年轻的“乌鸦”人侦察员“卷毛”了。对他奇迹般脱险的说法各家不一。如挖取死马的内脏啦；藏在一个洞中啦；躲在一条冲水沟里啦；把头发也梳成苏人式样啦；夺了一个仇恨白人的死印第安人的毯子啦；穿过枪弹的包围啦等等。“卷毛”确实同卡斯特一起去了小比格奥，也确实生还了，但他并未一直同G、A、C连在一起，他也没想这么做。李人和“乌鸦”人是被雇来寻找苏人的，仅此而已，并没有让他们受雇参战。当然，也有几个人和雷奥一起在峡谷里参加了战斗。

　　“卷毛”究竟和那些遭厄运的人共同行进了多远，无人确切地知晓，好像是当他发现事态不妙时就设法溜走了。米切·鲍耶可能劝他离开。据说，鲍耶对他说要是他能巧胜苏人的话，“去找那边的士兵（特里的部队），告诉他们我们全被杀光，那个人（卡斯特）抵挡不住的，他正打算把我们马上带进村庄……我们毕竟是没有机会了。”

　　从这个朝死亡行军的部队撤下后不久，“卷毛”遇见了李人侦察员“黑狐狸”，并告诉他第七骑兵团沿途丢失了大量的给养。他们俩便顺原路返回，大概想用那些拾到的给养补充自己。“卷毛”接着又告诉“黑狐狸”，说自己想回家去。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然而斯图尔特教授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事情进展情况，他认为那两个印第安人在早些时候就抢走了丢弃的食品。“黑狐狸”后来也突然失踪了，“卷毛”便又折回去从远处观望战况。当他确信士兵们就要死光、自己再逗留下去就是傻瓜时才离去。

　　不管怎么说，人们第二次见到他时，是在特里建的后方医院的黄石河对岸。他用手势语打探了格雷·比尔德或“无屁股骨”（吉本），得知吉本已经向河上游开拔，卷毛这才骑马走开了。

　　在大、小比格奥河的交汇处附近，“远西”号被拴在一棵三角叶杨上。汉森在他于1909年撰写的《远西号船长格兰特·马什传》中描述道，这里河水透亮、清澈的水里到处游动着狗鱼、鲇鱼和大马哈鱼。几个船员砍了些粗柳枝，用钓鱼来打发一个清晨的时光。10点过后没多久，马什上尉在舵手、工程师和两名美国军官的陪同下，很快把船摇开，选择了靠近一丛浓密的柳树的鱼群处。过去的两三天，他曾看见南方的地平线上飘起一股浓烟，他们认为这是卡斯特和特里在焚烧那个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村庄，此刻这股浓烟已散尽，战争也已结束，苏人被击溃，再不用担心什么了。但他们仍呆在极靠近柳树丛的地方，苏人很容易从这儿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近。他们正谈论这些时，柳树突然颤动了，一个骑马的斗士出现在面前，钓鱼的人们立刻跳了起来。但这个印第安人把枪举起呈求和姿势，接着，他们看见他剃光的头顶上那一绺竖直的头发，表明来人是“乌鸦”人。

　　在另一种记载里，把“卷毛”举枪说成是大众化的举起双手，接着他跳下矮种马，开始在沙地上画图。他可能还朝船那边挥挥手，要支铅笔，以便能画得更清楚些。

　　也有人说，他伏在甲板上，画了两个同心圆，说明士兵们被包围的情形；并用一只手抓住自己那络头发，用另一只手绕了一周，装作突然扭断的样子，以解释发生的事情。此外，在示范了把自己的头皮剥掉的动作后，他又把所谓揭掉的头皮挂在带子上，在船上跳起头皮舞来。暂且撇开上述情形，有一点质疑的是他从柳树丛中露面，试图传达一个信息时的情况。当时在场的威士忌酒商科尔曼说他看见“卷毛”做了个睡觉的手势，说明死了。后来几个军官把他围住，科尔曼便没看见“卷毛”做的其它手势。

　　娶印第安女人为妻的乔治·摩根可能对“卷毛”说的一切做了解释。虽然甲板上的人仍然有些怀疑，但他们总算弄明白了他带来的消息。

　　“卷毛”没说自己亲临了战场，但他传奇的逃脱则渐渐变成了一条豆茎。据说，开头他否认这一事实，但不管他说什么，人们都不信，于是他便不再对此加以否定了。许多年后，他知道白人喜欢听这样的叙述，便也一口承认下来，说自己同这位将军一同落入陷阱，不过他用一条毯子蒙在头上，急跑狂奔地逃了出来。极少数历史学家接受了毯子”这一故事。后来，接受采访的李人说，“卷毛”登上“远西”号时，身着黑色衬衫，裹着腰布，脚蹬一双鹿皮靴。曾在该船旅行的理发师詹姆斯·西佩斯于1909年告诉沃尔特·坎普，当“卷毛”从柳树丛中冒出来时，有一块苏人毯子，他的头发并不是“乌鸦”人常梳的式样，他还带着三匹矮种马。不过时过30载，时间是可以让人重新书写、编排过去的历史的。

　　1886年在小比格奥举行了一次重聚集会，听起来简直是场盛会。人们（至少是穿蓝制服的）在卡斯特堡受到隆重迎候之后，开始在河边扎营。帐篷里设置了各种庆祝期间的享用品，包括威士忌。有些军官喝得酩酊大醉，一周之内，大部分时间都是徘徊于峡谷间和爬山越岭。

　　许多部落首领也汇集在此，大家相互寒喧问候，用手势语和旧时的敌人交谈，如：戈弗雷，本廷，埃德加塞和麦独孤。由于“坐牛”正同巴弗罗·比尔在东部旅行做他的狂写签名表演，所以未能参加。“苦胆”就成了一名贵兵，升以傲慢、轻蔑的态度驳回了有关“卷毛”逃跑的神话。此事使他感到厌恶。在把他介绍给“卷毛”时，他说：“哦，你说你亲临了那场战斗，并从战场脱逃。你那时是个胆小鬼，早在战争打响之前先逃跑了，要不那样的话，你今天也不会来这儿了。”

　　“卷毛”没吭声。

　　“苦胆”转身没理他。

　　在聚会的另一次谈话中，“苦胆”向这位可怜的“乌鸦”人问道：“你的翅膀呢？”

　　“翅膀？”“卷毛”大声喊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苦胆”说：“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把白人包围之后，除了鸟外，任何人都插翅难飞。”

　　照例，还有一种不可少的说法，说卡斯特也逃跑了，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林肯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棺材还被开了个洞，有人向里边窥视——仅仅是为了弄实里边是否有遗体。从Ruidoso到克洛维斯的古墨西哥，美国人会告诉你，比利（基德）在被帕特·加勒特击毙在马克斯维尔的床上好久之后，还有人看见过他；约翰·肯尼迪从来就没有死去，只不过是被秘密地运送到一个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过着隐居生活，他的容貌被毁得可怕极了。阿纳托尔·法朗士评论说，人们确实在依据这些传奇勾画设想的现实。为了要证明英雄是永生的，我们就得这样证明！

　　于是，据说，许多人认定，不可能找到这位年轻的将军的尸体，因为他没有被杀死。一些人说，他被夏安人逮住，由于他们崇拜他的勇敢，对他精心医护，在他恢复健康之后，便隐名埋姓，回到文明人中了。其余人认为他从东边突破，朝玫瑰花苞湾跑去，逃走了。据传说，认识他的人曾经偶然遇见过他，那是数年之后，在奥尔良的一条街上。

　　特里将军与雷奥少校带领着这些幸存者沿小比格奥河谷下游朝“远西”号动身前，查看了这个村庄。也给他们看了被砸得稀烂的黑白混血儿文塞亚的遗骸和“血刀”的头颅。他们看见大量的印第安人家庭用物，推测说，这些印第安人必定十分惊恐地离开了这个村庄——一个错误结论！通常在这些部落中，如果有一个亲属死在棚屋里，那么这个棚屋就得被毁掉，或被丢弃。此外，不但要把死人的物品拆散扔掉，还要把丧失亲人的亲友们的物品拆毁扔掉。这一习惯使许多人变得赤贫。有时，会在地面上丢弃下许多有用的东西，甚至一些精美物品。因此，虽然仅有几名斗士死亡，却给人以歇斯底里仓慌逃散的印象。

　　雷奥注意到一个“恐怖的发现物”，三根棚屋杆构成一个三角形：“……每根杆子上倒扣着一只野营水壶，而三根杆子下部的草地上，是三颗人头。我认出他们是我们部队的人。这些头被用某种非常锋利的刀具从胸部割取下来，肌肉割得非常平滑。他们以吓人的失去视力的肉像，面面相对着。”

　　G连一个下士的头，如同一只可怕的复活节彩蛋，藏在另一只烧水的壶里。

　　奈佩军士查看了三个“装满印第安人尸体”的埋葬棚屋，尸体用毯子与袍子包裹着。他划开一个包裹，发现了一长串头皮，其中有四个女人头皮，“上面有一臂长的头发，两个头皮的头发呈红色——一个奇观！我们把它们砍落……”他认为，这些棚屋里至少有75具尸体，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当特里一吉本部队通过这片营地时，查理·罗中尉查看了棚屋，也许是“在晨光中闪现的白色的相同棚屋”。罗走入这些棚屋中，发现里边挂着黑毯子。那些尸体都放置在矮矮的离地约1英尺高的尸架上。每个尸体都戴一顶战帽，穿着镶嵌密集珠子的衬衣，绑着里腿，穿着鹿皮鞋。他记不清楚有多少具，但绝不不会超过12具。

　　埃格尔莱中尉仅看了两个棚屋，一个棚屋里有五具，另一个有六具，他们全都被装里得十分华丽堂皇，并按站立姿式绑在一根根棚屋杆上。棚屋外边躺着11匹被屠杀的印第安矮种马，每匹马的头部都朝着中心地——棚屋。埃格尔莱没有说他们是苏人还是夏安人。但他们必定是苏人的尸体，因为夏安人习惯于把死者用狗拉雪撬拉到远处，再把他们藏在冲沟里用石头里盖好，防止狼与郊狼把它们吃掉。

　　李侦察员在潜行通过这些废墟时，发现一排达科他人躺在一块毯子上，脚朝着一面鼓，这面鼓被过多的礼仪砍坏了，他们还看见一些躺着露在野牛皮与帆布外边的尸体。这些斗士都穿着埋葬服：鹿皮衬衫，佩戴着念珠与耳饰。然而，特里的士兵们早就发现了他们，并盗走了所有的东西。这位李人看见一具苏人的尸体，也穿着华丽的埋葬衬衫。士兵们用绿色油漆给他涂抹。尸体的额头上画有一个红色秘密社团的符号。“红鹰”认出了这个苏人，是“闲谈”凯，政府曾经雇佣他在林肯堡当侦察员。

　　科尔曼军士也在四处察看，看到了“各种烹饪用具与机械乐器”。他比任何人更加生动地总结了这些观感：

　　该村庄的坐落处就是那个血染的战场。它在离大比格奥24英里处。那是一条美丽的峡谷，长4英里，宽1.5英里。蜿蜒曲折的河流如同一条巨蟒卧在谷间，河流中散落着许多小岛，岛上覆盖着浓密翠绿的树木，清澈的水流如同刚刚从山上冲刷下来那么明净。啊，多么令人痛惜啊，这样一个美丽的场所，却被这帮嗜血的恶魔占据……

　　沃尔特·克利福特上尉指挥着吉本的第七兵步团E连，他似乎做了明暗对照法的深思，如同埃德加·阿伦·波的诗行那样，沃尔特·克利福特以他的苦心著作，表达了热病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忧伤之感。

　　当太阳缓缓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时，懒散倦怠的微风也渐渐平息了。如同擦亮的银盘般巨大的圆月，在我们头顶上慢慢地移动着。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看出不远处有个黑色物体，走近时发现是一匹骑兵的死马，赤裸的骑者躺在它旁边。他们都胀得几乎要爆炸了。马腿直挺挺地伸着，月光下，“睡熟”的骑者的皮肤竞同剖光的大理石一般闪现……我半惊恐地赶紧来到河岸边，聆听呜咽般泪泪的水声，此刻河水正带着它们令人心碎的故事急急地朝远处寂静的东方流去。哀痛的音乐甚至比远处的寂静更凄苦难捺。还有被污染了的空气，人们被迫脸朝河岸躺着以避开极度的毒气——它们正随着每一次呼吸透过衣服，塞满肺部。在这被死亡侵袭的土地上，哪怕你只是呆一会儿，也会永远难忘。让我们埋掉眼前的战士，重新组合起来，加快脚步，去追捕残杀我们的刽子手……

　　特里将军没有丝毫要去追赶那些印第安人的打算，只想知道他们要去向何方，所以命令走在一个骑兵连前头的爱德华·鲍尔上尉去探路。鲍尔顺着朝大比格奥山丛南迁的村落前行了大约12英里，路迹在此处分为两叉。两条分叉路前面的空中都冒着烟雾；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在撤退时点燃了大草原。鲍尔上尉朝东路折去，靠近河岸时，他发现了件出乎意料的事：一条朝北的大路，一直通向眼下被丢弃的营地场地。这说明卡斯特在玫瑰花苞探查到的许多路迹仅仅是通向汇集地的部分路迹。卡斯特手下的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被玫瑰花苞湾沿途大量路迹所困扰，而未对其它部分引起警戒。

　　瓦纳中尉也找到了一条没有标志的十分狭窄的小径，他认为卡斯特在把军团分开后就是沿着这条小径走的。沿途，瓦纳来到一个山坡，坡上到处散布着印第安人的符咒袋。真是个奇怪的巧合，据悉，战斗的前夜，“坐牛”过了这条河，爬上这座山坡。在那儿，他唱了100首歌，抽了烟，并为即将发生的事做了祈祷。他用许多鹿皮烟草袋装满烟草和柳树皮，然后把这些祭品绑在一根根棍子上，再把棍子插进土里。好似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就骑马顺着这条由“坐牛”安排好的神秘之路长驱直入。

　　卡斯特和他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可能是在6月28日被埋掉或掩藏起来的。麦克莱安德在日记中记述道，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掩埋尸体，帮助留在悬崖上的伤员下山，以及制作担架。

　　大约黄昏6点30分，他们动身前往小比格奥河口。但扛着担架穿行于崎岖的山道十分困难，半夜时分，他们才走了不到五英里路。高级军官开始想另一些办法。吉本建议制作木筏，因为沿岸有大量的干三角叶杨树枝。在选好制作木筏的木料后，便取消了扛担架的命令，大概是特里下的命令，因为当时只有他的职位比吉本高。接着，便用选好的幼树枝和棚屋杆做长方形框架。受伤的马匹都被击毙，马皮被剥了下来，割成条，成网格状绑在木头框架中间，上面再铺些毯子和袍子。

　　伤员中有个勇敢的军士叫迈克尔·麦登，他去河中取水时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没多久，彼得·汤普森军士也做了同样的冒险。他说，他吃惊地来到一个纹丝不动地坐在地上的人身边，“我好奇地想知道他是谁，便走近他，看见他拿着两只布满弹眼的水壶，一只手中端着枪，双眼紧盯着对岸的森林，观望敌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样坐的原因，他身边有一滩血，是从受重伤的大腿上流出来的，他已无法再向前移动了……”汤普森带着自己的小桶，继续朝小比格奥河跑去，迅速地跃过河岸，又踩着溅起的水；花爬上河岸。“我凭自己的本领避开乱飞的子弹”他告诉我们，尽管他没有说是怎样的本领。子弹嗖嗖地落入水中，而他和他的水桶因有神奇本领的保护而安然无恙。麦登军士记述说，“我以极大的兴趣”观看着这一切。

　　归途中，汤普森要给麦登喝水，但遭到拒绝，这使他极为诧异。他知道，人在大量失血后，会受到难以言表的干渴之苦。“勇敢地挺住！”他给麦登说了句打气的话后便继续上山了。你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小比格奥河边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血泊里的麦登最多不过是虚弱地作出感谢性的答复罢了；但汤普森说，麦登非常愉快地回答了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取到水而且幸免于难，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印第安人知道雷奥等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最终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的。事实确实是这样，取水人只有挨藏在河西岸的一排红种人优秀射手的枪子儿。可是实际上只有两次伤亡：M连的詹姆斯·特纳被杀；麦登受重伤。

　　当夜，威廉·纽金特也提了几把壶去取水，一到河边，他便把壶放下，低头猛喝起来，但立刻感到前额被猛击了一下。他抬手摸到了滑腻的鲜血，原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一把水壶的软木塞，软木塞飞起来后弹在他双目间的额头上，这是他同印第安人交战六年以来第一次受伤。

　　一个援救班把麦登背回山上。他大腿的骨头两处粉碎，波特医生决定给他截肢，但没有麻药。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都重复了同一个故事：麦登是靠喝威士忌抵御剧痛的。他们说，截肢时，麦登咂着嘴唇，要求医生再给自己喝口酒，并在术后看了那条被截去的伤腿。手术时，列兵威廉·怀特刚好在场，他认为没有发生什么动人的事情，“我帮着把伤员抬到一边，此人得截去一部分肉体。他十分苍白、虚弱，十分安静，但又十分严肃……没有任何喝过威士忌的迹象。”然而，麦登也确实谈及了此事，他是带着爱尔兰口音讲述的。当列兵戈登问他当时感觉如何时，他说。心情糟透了，他已同第七骑兵团驰骋了不少岁月。……我们的确也辉煌了那么一阵子，可现在，我成了个可怜人，成了个该死的缺腿丘八！”

　　麦登所受的折磨并未就此结束，1877年“局长办事处”的备忘录中记述道，当特里的车马来到“远西”号时，“驮着这截肢男子的担架的骡子跪倒了，伤员也滚落下来……”没有人知道那骡子怎么失了前蹄，所关切的只是那伤员“没有受伤”。

　　1909年麦登给沃特·坎普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一些其它的艰难的骑乘细节。当这匹骡子恭敬地下跪时，麦登砰地一声落在一棵仙人掌上，但不同于常人，他既没有昏厥，也没有死亡。这顽强不屈的残缺人开始咒骂起来。虽说，那时来能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但他感人的语言确实还是风行一时，据说，他的牢骚话是：“大量的生命之花依旧在发光、发热。”要是麦登被放置在印第安的马拉雪撬上，他就不会砰地一声被摔下来，或从担架上滚落出去，同样，其他在手抬或骡子驮载的担架上的伤员也就免去许多折磨，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效仿那些红皮肤人。至少，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想到过要那样做。一个马拉雪撬极易制作：两根棚屋杆交叉搭在印第安小矮种马的肩隆处或其腹肋的挽具上，再把野牛皮搭在两杆之间即可。许多印第安人告诉白人，躺在马拉雪撬上该有多么舒服，它们只是稍有一些轻轻的震动，但大都被长长的杆子缓解了。兰尔德·麦肯奇是一个比他大多数战友更富有洞察力的人，他于1890年记述道：马拉雪撬能发挥有益的效果，一方面因为它不颠簸，另一方面因为乘坐者的头部高于身子。这第一种说法必定是真实的，第二种说法则也许正确。

　　特里的人已见过成百上干的马拉雪撬，他们应该会仿做，可他们并未如此，理由也许是同样的。约翰·富兰克林的探险家们宁可饿死在Arcfic，也未去设想同未开化的人那样生活。所以，可怜的、该死的麦登砰地倒在仙人掌上，而且，除其余那些经过同样痛苦的人外，谁也无法体会他受了多大的折磨。

　　担架，不管是手抬还是骡子驮载，不但不稳定、不舒适，而且十分愚蠢、不讲效率。怀特说，首先，抬担架者不得不每隔50码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其次，抬担架的人数还得双倍增加。每个担架得由四个排轮流换抬。这样，“在那次行进中，700多名士兵中就有400多轮流地担负步行抬运伤员的任务。“怀特也许做了夸大，也许计算不准。克利福德上尉就自己当时所在职位对此了解得十分清楚。他说，有21名骑兵不得不上了担架，其余伤员还可以骑马。这是说，纵队并不像怀特说的那么脆弱，不过，要是苏人或夏安的勇士们再次血洗这条峡谷的话，所有的“黄眼”白人士兵可能都会完蛋。

　　他们就这样以笨拙、不成体统的窘态挪到大比格奥一块源上，好一阵，无人能找到一条下塬的路，接着，他们在一条冲沟里点起数个火堆。一时间，整个纵队屈尊为中世纪式虚饰的人了。

　　“远西”号一切就绪，甲板上锅炉和船尾间成了医院。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鲜草，再盖上油布，形成一块巨大的垫子。6月30日日出之前，伤员被扶上船，没多久，“远西”号猛地犁开层层水浪向下游驶去。

　　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也被带上船，但未受到医药护理。对此，《阿里卡洛记事》做了简要报导，仿佛这是被预料到的。一个叫“鹅”的李人的一只手被子弹击伤，肿得像个葫芦，可人们却都熟视无睹。他在船上期间，没有一个穿蓝制服的查看他的伤势，也没有谁在这大垫子上给他留一席一位：“‘幼鹰’安置了‘鹅’，也不过是在靠船舱附近而已。

　　从战场到大比格奥的航程中，列兵科尔曼的日记做了最生动的叙述，描述了“这个令人伤感”的场景。

　　我们有一个“乌鸦”侦察员，他杀了七个苏人，还剥掉了他们的头皮。他五次受伤，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船上便复愈了。他骑着马和大家一起走着，从未抱怨。另一件糟糕的事是K连的爱尔兰人蒙·麦登，他的腿受了枪伤，是我们在悬崖上为伤员找水时被击中的，虽然他躺在担架上，但还是掉下来两次，可他从未发过一句牢骚。我们30日凌晨两点到了船上，把伤员安置好，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们也紧靠在一起安顿下来，拍打了襄毯后躺下入睡了，没管什么“坐牛”或他的嗜血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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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消息先于“远西”号传递开了。维斯塔尔说，在任何白人听到消息之前，一个叫“租船人”的印第安人到了站岩，带来了这场战斗的有关详情。站岩的印第安人拒绝谈及此事，但白人从他们的神态中看出发生了什么事。

　　第七兵团的两个连曾驻扎在卑斯麦以南30英里处的赖斯堡，堡里的女人们实际上在7月5日便得到了一些暗示灾难的信息。她们有几个人聚集在德鲁迪奥的住处，在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邮件到达时，每个得到丈夫来信的妇女都忙着查看邮戳是6月25日之前还是之后。不知道这些妇女选择德鲁迪奥房间的原因，也不知道她们因何而那样惊恐忧虑，但据说，7月5日，一个叫赖斯的军官从一个苏人那儿拿来六七支箭，那苏人说它们全是从卡斯行手下的士兵尸体上取下来的。箭支出处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消息确实从赖斯堡传到了卑斯麦，继而又传到《论坛》——该报纸一直在期待着马克·凯洛格的快讯，等着发表一条震惊世人的号外。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从“远西”号听到这一消息的。斯图尔特教授认为，船一到岸边，船员们便开始讲述整个事件。马什上尉匆匆赶往电报所，电报员J·M·卡纳翰立即发报，“发送电讯新闻，证实早已传播开的消息……”

　　一句话，这灾难性事件迅速地传播着，但又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说出它的出处。

　　感谢穆吉斯·泰勒发狂的骑乘，他于7月3日抵达埃利斯堡。博兹曼《时报》和海伦娜《先驱》同时抢在《Trib》之前刊载了独家新闻。但印第安人更快，抢在了每个人前头。借助他们的“鹿皮鞋电报”——镜子、烟信号和送急信者——把这一消息通告他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亲友或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土人。住在林肯堡附近的这些人便在“远西”号抵达前获知了这一消息。两个“乌鸦”印第安人——“有角蟾蛛”和“小斑点公鸡”在船抵达前一周出现在林肯堡附近。他们描述了这场战斗，并说卡斯特开枪自杀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妻子们当中，伊丽莎白尖叫着冲出房间。戴维·汉弗莱·米勒说，部队当局封锁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而其他学者则对此事件毫不相信。

　　7月5日黄昏，在新闻抵达卑斯麦前两三个小时，林肯堡的一群妇女聚在卡斯特家唱圣歌；但“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歌声刚刚起头，就被因灾难而带来的伤感情绪压抑。她们本打算次日清晨乘“约瑟芬”号（此船是去给上游运送邮件的）去和丈夫们见面，并想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还盼望着能和丈夫们在荒野里举行野炊。但6日清晨，“约瑟芬”号走了，把她们留在这儿，可妇女们好像宁愿前去了解这些灾难，也不愿呆在黄石河边打发这几天焦虑不安的日子。

　　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一个代表团把真象通知了伊丽莎白。代表团成员包括威廉·麦卡斯凯上尉，格尔莱中尉，约翰逊·米德尔顿医生和他的两名助手。两个助手的前往是为了预防伊丽莎白昏厥。他们从后门进了房间，伊丽莎白穿着晨衣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这天天气特别闷热，但听到消息后，她要了件大衣，而且在陪同该代表团去通知其余阵亡战士的妻子时，她一直裹着那件大衣。

　　1927年伊丽莎白对一位采访者说：“没什么大惊小怪，我们是军人的妻子。我们这些女子们被以尽可能快的安排，送回家中。为保护我丈夫和他死去的人们的权益，‘北太平洋’号为我们提供了运输……”

　　除一个官方报道外，伊丽莎白再没有从作战部听到或得到一个字，格兰特总统也未以正式通告的形式发布这一惨痛事件，伊丽莎白为此而感到十分困恼。“罗斯福总统曾说，卡斯特的名字是闪耀在所有美国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听到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么评价他，知道伟大的人民都这样看待此事，是值得活下去的。”

　　据一位邻居说，伊丽莎白的家乡是在7月4日听到这一消息的。1938年她回忆道：“我正在楼上靠窗坐着，缝补衣裳。”

　　看见父亲朝这条街走来，他的大衣、外套、西服背心全敞着，帽子捏在手中，还挥着一张报纸——旧《论坛》，这是早晨11点左右。他走进屋，高声叫道：“明尼！明尼！”我并不叫明尼，但父亲常常这样称呼我。我飞快地跑下楼，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父亲站在那儿，面色如纸，手里的报纸抖动着。“卡斯特将军的特遣队全军覆没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想想吧，奥迪，卡尔洪将军，罗斯，汤姆，他们都死了！”巨大的沉默攫住了蒙罗。所有的钟开始鸣响，报告这一噩耗。教堂的钟声，消防站的钟声——小镇里一片钟鸣，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唯一能把人带入回忆的钟声。

　　在离小比格奥100英里的北怀俄明，库鲁克将军的印第安侦察员在一个小时之内获悉了有关这场战斗的情况——雷奥正为逃生而紧张地战斗着，狂怒的印第安女人正劈砍着卡斯特那五个连队的尸体。一直在营地徘徊的库鲁克停下来询问苏斯霍苏人和“乌鸦”人的同盟者。这些印第安人很喜欢库鲁克，也十分信任他，他曾在他们的“士兵棚屋”接受了他的斗士兄弟关系的成员资格，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兄弟关系。即便是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也狼崇敬他，据说，同大多数人不同，他从不说谎。

　　此刻，瞧着那些脸色阴沉的侦察员，他问出了什么事，但却未得到回答。他回到营地，叫来侦察员头目，再次询问出了什么事，依旧未得到回答。最后，他去恳求“士兵棚屋”，以兄弟会的名义恳求他们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后又要求得知详情，但侦察员头目既未拒绝、又未讲出更多情况，只是坚持说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战斗，士兵们全被打死了。库鲁克迷惑不解了，他从来不知道印第安人怎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来传递信息。数年之后，他告诉一个记者，他没有想到他们是用手镜，或是夜间的火焰信号来传递信息的。

　　1894年，在弗兰克“攫取者”格罗尔德的传记中讲了个稀奇的故事，解释了库鲁克的侦察员怎样知道了这场战斗的消息。6月25日这天，当格罗尔德正在观望印第安人的信号时，突然看到了山岭上的烟信号，它们从小比格奥上空扩散到玫瑰花苞。在分析了这些信息之后，他匆匆返回营地，向一些军官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得到的却只是他们的嘲笑。传记没有提及格罗尔德和库鲁克的印第安侦察员谈论的事，但是如果大多数故事属实的话，他自然是要和他们讨论的。

　　不管怎么说，该传记记述道，格罗尔德决心去做一番调查。他跨上马鞍，朝信号发出处奔去。大约天黑时，他来到了玫瑰花苞边界处，发现卡斯特将军留下的那条小径。他顺着小道往前赶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穿过雷奥部队占领的那座山顶，但他并未看见他们。那天夜里，浓云密布，还落了几点小雨。在这条小径上，他的马不知因何吓得逡巡不前，他跳下马。“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开始摸索查看；突然，我的手触到了一颗被揭去头皮的人头上”。

　　他继续沿那条小径往前摸，根据他的马的习性，他推断出前面的黑暗中还有尸体。他骑马下了山，过了河，又朝西边阶地骑去，试图找到那些印第安人的去向。天破晓时，他看出他们是朝南部的大比格奥移动。他尾随着他们，追赶上一个赶着一群矮种马的老头。格罗尔德装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皮肤又非常黑，还讲苏人语。但这个有戒心的老头想知道他是谁。格罗尔德说自己一直叫“攫取者”，那老头大叫一声，三步两步地跑开去，还高叫着说士兵们追来了。格罗尔德扬鞭策马急驰而逃，印第安人追了他有40里，一直到了舌头河。第二天他才返回库里克的营地。

　　据说，这是他讲给他的传记作家乔·迪巴恩的故事。开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为什么格罗尔德认为自己像一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讲不通。他是一名有阅历的边民，一个职业侦察员，可他却径直从有三百人、数百头牲畜、被占据的山头穿过。这是说，一个人越是冥思苦想、编撰奇险怪遇，他的话就越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边巴恩可能调研了整个事件。一个“乌鸦”人代理处的雇员说，事件发生后好久，在格罗尔德和迪巴恩发生的一次争吵中他在场，这个侦察员责备了由迪巴恩虚构的自传。

　　库鲁克忠实的智囊——副官伯克上尉简要地汇报说“弗兰克·格罗尔德曾对这个村庄作了一次旅行观察，以核实所汇报的烟雾的真实情况。但他的旅行并未证实这种有关烟雾信号的说法。”伯克未给出弗兰克旅行的时间。它应当是在6月25日，但多半是在两天之后。印第安人撤退时，故意在草地上点起了火。6月28日，印第安人离开小比格奥后，特里将军也把他们丢下的废墟点火烧了。

　　许多疑点就围绕着格罗尔德产生了，这自然使他成为他的朦胧梦中的一个杰出的小角色。他说，他出生在南太平洋地区，父亲是位神父，母亲是波利尼亚人，叫市希娜，是帕马莫士岛高级首领的女儿；他说，1852年，那个家迁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在那儿，他被送给了普拉蒂夫妇，这对夫妇后来又搬到了犹他，于是他便来到了美国西北部。

　　已多少查明，一天，一个皮肤黝黑、打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的人，称自己为弗兰克·格罗尔德。他骑马来到“红云”的代理处，说自己曾一直在苏人区住了几年，对他们了如指掌。不容怀疑，他确实了解他们。

　　至于他的家世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双亲一个是黑人，一个是印第安人，他本人出生在密苏里上游。一个名叫乔治·“畸形足”博伊特的蒙大拿人对所有关于格罗尔德的传说嗤之以鼻。博伊特说，这个异乎寻常的“三明治岛国人”只不过是一名变节背叛的盗马贼。博伊特说，他偷了政府的几匹马，把他们赶到格勒斯·万尼特里人营地，并在那儿过了冬。此后，他又偷了格勒斯·万尼特里人几匹矮种马，去同艾斯尼布英人住在一起。最后，他加入了安克帕帕，在那儿他拼命讨好“坐牛”。“畸形足”说，格罗尔德不能被政府雇作可靠的侦察员，相反，他倒该被绞死。

　　经过大量调查（包括有关智利圣贝尔纳多城历史的秘密文件；摩门教信徒的期刊《西部的悸动》的第八卷；以及1790年新汉普郡的《联邦人口普查》），约翰·格雷博士得出结论，事实上，那个格罗尔德先生正如他自己所称：半美国佬、半波利尼亚人。

　　格雷博士给摩门教徒历史协会写信咨询，复信寄来一个摩门年表札录，揭示了埃尔德·本杰明·格罗尔德曾被“派出”到“南海”从事传教工作，并与一个名叫南希娜的当地女子结了婚。而犹他大学一位历史副教授的复信则附有阿迪生·普拉蒂夫人的日记。那个女人也去了“南海”，并于1850年遇见了埃尔德·格罗尔德，南希娜和他们一周岁的儿子弗兰克。两年后，显然是传教团被驱散之后，埃尔德·格罗尔德便把自己半本地的儿子交给那个女人扶养。普拉蒂夫妇乘船到了加利福尼亚，继而又转至圣·伯纳迪恩。他们就一直呆在那里，直至1858年被04回犹他。七年后，弗兰克送养母到盐湖城去拜访摩门教领袖杨格。但在快到目的地时，弗兰克却失踪了。普拉蒂夫人在1873年的日记中说，她“渴望知道我可怜的儿子的命运，他丢下我，独自一人去蒙大拿当司机……”

　　种种信息使格雷博士认为，神秘的格罗尔德必定讲述了实情，否则，他便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洞察一切的超人了。

　　不管他双亲的身份如何，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委派为达科他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

　　“攫取者”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家名、爱称，但由此也产生了他的苏人名字“站熊”。1869年元月，他在霍尔堡至佩克堡当信差时，被印第安人逮住。当时，纷纷扬扬的雪花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感到有人从后背拦击了他，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攫取者”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体重230磅。当时他身穿沉重的鹿皮大衣，戴着拳击手套，打着里腿，脚登鹿皮鞋，印第安人在和他搏斗时，认为他像一头后腿直立用前臂搂抱人的熊。

　　同“攫取者”搏斗的印第安人至少有六七名，所以尽管他竭尽全力搏斗，也没能支持多久。他们把他捆绑起来。“攫取者”以为等待自己的是死亡，但那伙人的首领刚好是“坐牛”，他决定留下该犯的性命。“坐牛”后来收留了他，大概想通过这一姿态抬高这个巫人的威望。要么，就是由于格罗尔德的肤色。苏人认为他是个被他们从白人那儿反捉回来的印第安人。像是一坐牛”要来管束格罗尔德，甚至帮他复还他本民族的语言，据说，虽然他给穿蓝衣服的人当向导反对印第安人，“坐牛”的侄子用提醒他是印第安人来感化他，并坚持认为他是印第安人。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他们后来所做的事就变得难以解释了。因为一个黑白混血儿——“葡萄汁”伊瑟·道尔曼就因为被苏人看作叛徒，而遭到极其残酷的对待。

　　事后至今，迪，巴恩的编造物简直难以被拆开了，因为它可能就是格罗尔德自己编造物的异体。那次夜间走访卡斯特屠杀处的事只是个欺诈人的把戏，但谁知道是哪个人编造出来的？

　　格罗尔德关于烟雾信号的故事，似乎是有可能的，只是可能性不大而已，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究竟是在向谁发信号呢？要知道他们的营帐都是紧连在一起的呀！但不管怎么说，他有可能看到了小比格奥上空的一柱青烟。

　　不知什么缘故，库鲁克的侦察兵们确实知道，在几小时内在那儿发生过一场战斗，这一点不用怀疑，而且从他们阴沉的脸色中也可看出，他们明白自己的人吃了败仗。

　　不知道具体情况使库鲁克紧张起来，7月1日，他在少数人陪同下，骑马登上大比格奥高处，向四处观望，伯克也一同前往。可是即便是在高倍望远镜下，他们也很难看出一点儿军队的迹象。

　　7月6日，库鲁克更加不安起来，他命令格罗尔德和巴普蒂斯蒂“大蝙蝠”去尽力打探一下。在离开营地后的一天，两人发现了大批苏人，于是极其迅速地返回营地。

　　库鲁克按兵不动，只是偶尔到附近去打猎钓鱼。7月10日，他正在打麋，本·阿诺德从范特尔曼堡赶来，带来了不祥的消息。据记者弗尼尔蒂说，这位将军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沉思”。

　　安森·迈尔斯上尉说，大约6月30号（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实际日期应为7月12号），他在鹅湾南部指挥一个警戒部队，就在太阳升起时，突然看见三个骑者飞速而来，起先他还把他们误认为是印第安人，可那却是三个骑骡子的白人：列宾·詹姆斯·贝尔，威廉·伊文斯，第七步兵团E连的本杰明·斯图尔特。他们每个人的衣服里都缝着特里的信，其中一人的手中还有一封快信。迈尔斯说他们把信交给他，他又把信给了罗亚尔少校，因为库鲁克再次出去打猎，所以由罗亚尔暂时代理指挥。迈尔斯说，信文内容使得“集合起来的军官们都惊恐万状”。罗亚尔少校命令迈尔斯把信交给库鲁克：迈尔斯在18英里外的山坡上找到库鲁克，“他的骡子上驮着麋鹿，鹿和长角羊”。

　　所以，这位将军好似一点一点地把蒙大拿的事串接起来，难怪他一直不断地沉思。他已舒舒服服地在鹅湾扎营二十多天了。本·阿诺德称他为“犯罪的迟钝”。

　　如同脸上突然挨了重重一记耳掴似的，吓人的灾难消息使斯图尔吉斯受到猛烈的一震。当时，他被安排负责车马运输补给服务工作，当这一消息先传到他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时，他的狂怒并不亚于悲痛。他把卡斯特看作是一次抢劫的主射手，罪有应得。他从未与这位行为乖僻的下级和睦相处过，所以，为了处理好这龉龃的关系，他们的直接上司谢立丹不得不给斯图尔吉斯安排了张桌子，从而使卡斯特能无束缚地走上战场。那也是卡斯特求之不得的事。人们也许以为年过54岁的斯图尔吉斯对追索野蛮的印第安人并无太大欲望，这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他对上司这一羞辱人的安排极为愤恨。

　　互有恶感与不相容并不能解释这位上校对噩耗的刻毒态度，更重要的是，特里的人找到了一件浸透鲜血的衬衣，那是该军团最年轻的军官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的，而他就是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儿子。杰克是西点军校一年级学生，他申请、并被获准留在父亲的兵团。

　　大多数学者认为，杰克的尸体未被找到。虽然有人说，他的姐姐埃拉（她痛打了雷奥少校）为了辨认他的尸体亲自去了小比格奥。美国信号兵档案中存放着一张照片，在一堆圆锥形的石头堆旁立着粗糙的木板，上面写着：

　　　　　　　　　　　第七骑兵兵团

　　　　　　　　　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

　　　　　　　　　　　　　　　1876年

　　显然，这像片暗示了杰克的尸体被识别出来，但这堆石头和这块有标记的木板是在战斗结束五年之后，他母亲来到这个战场时，才被草草堆砌、匆匆书写的。人们原先并未告诉她儿子的尸体失踪，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她。当她返回东部后，这石堆就被拆散了，木板也可能被扔在一边或烧掉了。

　　斯图尔吉斯上校在心情平静下来后，发表了一篇十分有节制的评述，说卡斯特常常撰写有关印第安战争的著作，读了这些著作的人自然料定他是个阅历颇深的要人，但事实上，“他的经验超越了限度，他被印第安人的战斗所欺骗，从而牺牲了数百人宝贵的生命，这将使那些拜读过他大作的人感到震惊——当然，不包括熟识他，并了解他的怪痹特性的人们。”事实虽然如此，但这种评论也太专横霸道。斯图尔吉斯自己对印第安人也不过略知一点，此外，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他本人并未留下什么出众的记录。南北战争时他在南山、安蒂亚姆和弗雷德里克都表现得极为勇敢，但在布赖斯的十字路口，却被南方支持者的内森姆·贝德福德。福雷斯特截击，丢掉了供给车队，并使他的18门大炮有16门变成了碎片——尽管他指挥的军队士兵人数是截击者的二倍多。为此，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研了这一惨案，虽然没有惩戒他，但他作为战地指挥的日子结束了。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斯图尔吉斯上校在圣·路易斯过起了舒适的生活。同时，在受他蔑视的金发对象去追猎苏人之际，他在“等待命令”。

　　1876年，当卡斯特全军遇难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各处的反应和今日接到同类震惊消息的反应没什么两样。震惊，转而怀疑，愤怒，随之是巴结的复仇欲望。战后数年，艺术家德考斯特·史密斯评述道，在阻止矿工们漫游一事中，“坐牛”的人民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则是错误的，是政府撕毁了条约，而不是苏人！可是，黑山里有金子，北太平洋公路必须修建起来，野蛮人不应在文明人的世界里挡道。“这是有关得失的陈腐争论；最简单的办法是停止无聊的讨价还价。‘野蛮主义’以及后来的‘狂热主义’，都是‘文明’的传统仇敌，这是为适应19世纪可恶的战争需要，从参加保护利益者嘴里发出的讨伐宣言。”

　　志愿者们如同三月的雏菊突然涌现出来。

　　盐湖城答应志愿出兵1200名。

　　苏人城通知华盛顿，10天内可筹备好10000名复仇者。

　　遥远的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志愿者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伊利诺州的斯潘里德费尔德，谢尔曼·库尔兹宣称了他们高度的警惕性，坚定的意志和杀敌的才干。

　　德克萨斯城中，士兵们也早已武装到牙齿：杀死红皮肤的人！这是上帝的意愿！葛威斯顿《每日新闻》恳请给德克萨斯苏人一次痛击，“还要在许多月亮从天空越过之夜，让那些印第安人的棚屋惊恐万状，居丧忘痛”。

　　《达拉斯每日论坛》呼吁道：“复仇者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杀死大批印第安人！”

　　《奥斯河每日州报》发出怒吼：“德克萨斯值得为歼灭印第安人而骄傲……”

　　卡斯特并非是被多苦的南部喜爱的人物，自然也不是德克萨斯人崇拜的英雄，然而，他是美国人，更重要的一点：他是白人！

　　理查蒙德·惠格（Rrchmond Whig）空嚷道：“并非只有北部为这位勇敢的战士哀惜，他属于所有撒克逊民族；他带领着他勇敢的龙骑兵进入了伏击圈的最密集处，他的生命之光也就在那儿熄灭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他充满生气、忠诚的骑士精神，这精神不但不会泯灭，而且将证明我们伟大、光荣、骄傲的民族永垂不朽！”

　　就像一群猫撞上一把铁锹一样，聪明的头脑变糊涂了，一个又一个州陷入了全国性的悲哀之中。阿肯色的史密斯堡，《论坛》首先厉声呼喊出复仇者的欲望，数千名反抗者将响应任何召唤。田纳西对月当歌，信誓旦旦。令人敬畏的一马当先的应答者是：杰克森·古阿兹，查克索·古阿兹，前南方联邦支持者爱尔兰志愿者们，和一个未特别说明的黑人连。前反判者，密苏里的谢尔比将军给尤里西斯·格兰特打电报，请求允许征募1000名印第安战士。亚特兰大的格利布雷·李福尔斯渴望去复仇。

　　各报纸的编辑们都在赶印激烈的犀讨文。芝加哥的W·H·迪先生致信《论坛》：“任何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并未触犯他人权益的无辜文明人被杀，就该让100个红种野蛮人尝尝脖子上套绞索的滋味……”

　　在阵亡英雄们的出生地——俄亥俄的纽·雷里，一群男学童起誓——“每个男孩都把右手举起Mc Guffey First Reader——看见“坐牛”就杀。

　　9或10年后，巴弗罗·比尔把一名曾发誓要献身的复仇者威廉·马克利介绍给“狂暴的西部”展览名星——“坐牛”，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是怎样一个场面，但“坐牛”喜欢握手，所以，你可合情合理地推测出，马克利先生又怎样圆满地结束了他少年时代的誓言。

　　然而，你也可以听到反思的声音，可以从这些写信人、志愿者和穿灯笼裤的中学生中听到少数人们的反思，但不多。此刻还不是施仁慈观念的时刻，然而，因为总是有不平凡的极少数，所以总是有反思。

　　在噩耗公开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也许是卡斯特死后的半个月，芝加哥的D·J·巴利尔牧师在布道台上发问——究竟谁是这残酷事件的责任承担者？他说：“从开始起，我们同印第安人交往的历史就是欺骗，假誓，说大话，并作不公正的记载。我们签署了条约，以上帝的名义庄严地约束我们的誓约，却又打算只要我们认为合适，就可以随时易如反掌地将它们统统抛之九霄云外。”

　　伦敦《时代》评论道，对美国人来说，这场灾难更应当是侮辱，而不是伤害。它预言，印第安人会被斩尽杀绝，或被驱赶到更偏远、更荒芜的居留地去。“美国政府对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处理既不仁慈、也不明智……”

　　如同《时代》的明智预言，一种生存的方式正在终结。军队又进行了重新部署，谢立丹将军给库鲁克瘫软无力的部队又增派了10个连的兵力，并由韦斯利·梅里特将军指挥。于是，这些怀恨在心的白人士兵再次出发，去寻找顽固抵抗他们的土著人的踪迹。要找到他们的大致方位并不很难，因为他们已放火烧了大比格奥的森林。伯克说，夜里，那熊熊的森林之火十分壮观而美丽，给山脉丘岭的轮廓镀上了一层“窗花格似的金色”。

　　此刻，库鲁克的意思是沿玫瑰花苞湾朝东北方向挺进，而特里将军和吉本则从黄石河出发，在他两翼并行。他认为即便那帮印第安人现在不在玫瑰花苞湾，不久他们也会被赶到那儿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将像灰熊猛击蹲鱼那样突袭印第安人。这一次，应当是万无一失了。

　　特里将军率领1600名士兵朝南开去。

　　由犹他和苏斯霍侦察员作向导，库鲁克率2000名士兵从北边出发。在白人向导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巴弗罗·比尔，他已结束了他在费城西尼尔展览会上的展览，告诉观众说他要去真正的西部尽职。

　　一种不可言喻的热切、激动之情洋溢在库鲁克的骑兵中。曾在海斯堡驻扎过的第五骑兵连的中士约翰·鲍威尔斯，就这场战役给埃利斯镇的《星》去信作了介绍，想使仍在堪萨斯的同伴们获益。他说，加入库鲁克的部队后，他们得到了够15天用的装备，“相信这一切吧，我们会直捣“坐牛”先生的营地，并要毫无保留地把他们消灭干净”。

　　于是，由库鲁克统领，由梅里特指挥骑兵，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动身了。

　　鲍威尔斯记述道，他们离开营地时，打算以烤苏人为晚餐。“但在昏暗的尘土中行进了30英里之后，我们在玫瑰花苞湾，也就是离库鲁克9月时的最后扎营地六英里处扎营，所以我们的晚餐只好用烤咸肉来代替了”。

　　他们看见许多达科他人的墓葬，有些已经十分古旧了，但这对苏斯霍人和犹他人侦察员来说并无什么区别，他们用长矛刺戳那些尸体，偶尔还用斧头、箭或镀了镍的左轮手枪打它们，直至骨架散落、分离。但那些苏斯霍人拒绝碰其中一具尸体，认为它有邪气。犹他人约翰曾多次接受摩门教徒的洗礼，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伯克还附带说明，说约翰以杀死自己的祖母并喝了她的血而赢得声望。除库鲁克外，犹他人约翰不屑跟任何白人谈及这次远征的问题，他总是说：“嘿；库鲁克，你觉得怎么样？你认为该死的‘狂马’和‘坐牛’现在在哪儿呢，库鲁克”？

　　犹他人约翰也不会被一架古苏人尸骨吓住，他打掉那架有邪气的骨架后，从里面跳出16只田鼠。

　　部队继续警惕地向前行进，因为从库鲁克将军到每个人此刻都对“坐牛”和“狂马”不敢轻视。

　　过了一会儿，侦察员们报告说，有一行印第安人爬上玫瑰花苞湾峡谷，在他们后边还有一队白帆布车辆纵队，这必定是特里的人马了。于是，库鲁克的印第安士兵准备欢迎这支盟军。他们把泥土抹在脸上，戴起无檐战帽，神气活现地骑马来回转着，摇晃着长矛和来复枪。但这些表示友谊的显示却惊吓了走在前头的那些印第安人，他们把库鲁克的苏斯霍人和犹他人当成了苏人，立刻掉头跑开了。巴弗罗‘比尔忙晃动着帽子策马追了上去。

　　李福吉活灵活现地讲述了他们以特里的眼光所看到的一切。他的“乌鸦”人侦察员走在纵队最前列，在看到南边出现了飞扬的尘烟后，他们便带回了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来了的消息，部队立即散开，一个胖胖的新闻记者急急赶来，勇敢地在前排转着，挥动着一杆来复枪宣称道：“小伙子们，我马上就要同你们参加这场战斗了！”但李福吉认为此人的宣告并没有增加特里的士兵的信心。

　　瞧，两头灰熊的爪子相合为一了，只是没有鳟鱼。

　　没有谁能说出苏人的意向。库鲁克将军和特里坐在一条帆’布上，喝着咖啡，讨论着下一步行动。

　　伯克把特里描述成一位最和蔼可亲迷人的男子；他看上去像个学者，长着一双慈祥的蓝眼睛；一张文雅的面孔，经太阳的炙晒，多年的风吹雨淋而变成古铜色，有点像旧式《圣经》的羊皮封皮色。伯克说，全军都为特里将军而骄傲，但很清楚，伯克本人认为库鲁克将军是最重要的指挥官，只有谢立丹和格兰特才能与之等同。

　　苏人早已朝东北方向逃跑了，所有踪迹都是朝着那个方向！两支汇合的军队便穿过舌头湾去追赶他们。在那儿，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踪迹分为三路：一路去了河上游，一路则朝下游而去，而主要一路仍旧朝向东部的粉河。这儿还有两具探矿人的骷髅，他们显然是被抓获后活活烤死的。这儿也是响尾蛇的汇聚地。苏斯霍人拼命地用长矛袭击它们并高声叫道：“Gottammee you！Gott tammee you！”

　　两支军队沿着这条主道朝东向粉河行进，然后又折向北，朝黄石河和他们漂浮在水上的供给站“远西号”开去。李福吉、科迪和一个叫“牛角”的拜奥克侦察员骑马走在前头。尽管一路上能见到许多足迹，但却找不到一个印第安人。当骑手们来到黄石河岸边时，看见地上“有一片黄灿灿的东西”，后来他们确认这些是数千蒲耳玉米。这些玉米是装在袋子里运往河上游的，卸船后放在这儿，没有人看管。经过这里的印第安人肯定也被弄迷惑了，但是只有傻瓜才会拒绝礼物，于是他们就倒出玉米，拿走袋子，继续赶路了。

　　库鲁克和特里在粉河口扎营，并分发了供给，制定了攻击计划。特里将去追赶越过黄河北岸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库鲁克则仍顺朝东的主路追寻，因为大队的苏人可能正在向黑山行进，在那儿将有相当多的探矿者会被揭掉头皮。

　　库鲁克的犹他人和苏霍斯人认为，在苏人领土的心脏地带追击他们不但无益，反而会很危险，于是他们就离队而去。特里的“乌鸦”人没有逃跑，但他们也渐渐变得焦虑不安起来。李福吉说，他们被获准返回代理处去。

　　8月末，纵队分开了。

　　特里和吉本由巴弗罗·比尔陪同转而朝东方向挺进。巴弗罗好像是以五个李人作代价交换回来的，部队中有人认为这并不是个得益的交易。许多年后有人回忆说：“他加入我们队伍时的穿着与打扮完全一派电影中侦察员的模样：一身奶油色鹿皮套装，上面镶满了珠子和流苏，一条华丽的丝披肩在脖子上绕了一圈，然后披在肩头，还戴着顶质地精良的大宽檐帽，箍带上端扎着三四根鹰羽”。

　　吉本高兴地接受了他，但对他印象不深。后来，吉本又把巴弗罗转派给布拉德利中尉，此人曾负责平民侦察员事务。

　　布拉德利说：“你得小心你的衣服。同我们在一起会把它们弄湿、弄脏的”。

　　至于巴弗罗·比尔是怎样作答的，布拉德利就不得而知了。

　　分派给巴弗罗的第一项任务是领两个新入伍的士兵做一次侦察旅行。他们带着自己的坐骑上了一艘汽船，船沿河岸慢慢消失在视野之外。两天后，他们乘另一艘船回来了。这位出色的侦察员和演出者说他们到那个地区搜寻印第安人去了，而那两名新入伍的士兵则私下里说，他们不过是奉他的命令登上下游几英里外的一个小岛，在那儿的灌木丛中呆了两天。

　　就像威尔德·比尔·希科克，巴克斯基·弗兰克·莱斯利，罗戴·乔·洛尔以及其他一些边疆人物那样，巴弗罗·比尔好像是一个悲剧演员与谋杀者。在同库鲁克的部队会合之前，他为梅里特将军工作。7月17日，他杀了一个名叫“黄毛”（常被误称为“黄手”）的夏安副首领。在那些日子里，他还因为由加里·库珀做神奇的六响枪手替身而在美国家喻户晓。不过在那出英雄的戏剧中，加利·库珀扮演的是威尔德·比尔，不是巴弗罗·比尔，大概是制片室的什么人把两个剧本混淆了，而且又没人知道它们间的差异。

　　不管好莱坞发生了什么事，在真实的西部现实生活中，在“红云”代理处上游，30余名夏安人遭到梅里特第15骑兵团400名骑兵的袭击。随同辎重车队的一个通讯兵亲眼看到了这场击战，他说，当比尔认为在一座小山后选好了一个很有利的地势之后，便朝一匹夏安人的矮种马射击，然后骑马朝那个落马的印第安人跑去，“迅速杀了他，并揭下他的头皮”。之后，巴弗罗·比尔举起垂着的头发给大家看，宣布说那是为卡斯特而揭下的第一张头皮。当时，巴弗罗雅致地穿着一身黑天鹅绒衣服，佩戴着银色的装饰物和一条红腰带。后来，他把“黄毛”之死也一并安排到他的演出中，并成为一出极其轰动的表演。

　　除了这位不寻常的侦察员的贡献外，特里将军没有多少幸运的机会使黄石河北岸的红种人惊慌失措。

　　坚韧不拔地循着大量足迹朝东追击的库鲁克将军的运气则更糟。他喜欢轻装上阵，不愿受辎重的拖累，这是使他在整个西部抗击印第安人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可这次，他甩掉的东西似乎太多了。部队的给养耗尽了，士兵们开始吃马肉；天也下起雨来，而这连阴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士兵们全被浇得透湿，心情也郁闷、烦躁。伯克说，这支2000人的纵队已明显地情绪低落了。打一月前从“鹅湾”出发至今，他们一直没能换衣服。此刻，他们从头到脚沾满泥土，雨好像永远、永远也不会停。他们最好的晚餐便是嚼老弩马的肉。

　　库鲁克继续向前行进。

　　二等兵阿尔弗雷德·迈克马金给《星》写信说：“远征至此，除了灾难和耗民财力外，一无所获。为了掩盖晦涩难言的被‘坐牛’神出鬼没的挫败以及迫击印第安人一无所获的事实，我们这位将军构想出一种聪明的战斗方式——忽此忽彼，四处出击……”

　　印第安人的踪迹又折向南而去，不会有错，准是朝黑山去了。库鲁克追随而去。

　　9月7日，安森·米尔斯上尉奉命出去寻找口粮，他带了50头骡子和50名赶骡人，并由150名挑选出的骑兵护送。库鲁克批准米尔斯把他们抵达的第一个镇子——枯木或其它任何新拓区能买到的东西全买来。

　　两天后，一名信使返回营地，报告说米尔斯袭击了细山岭附近的一个村子。

　　库鲁克匆匆赶到时，发现米尔斯已控制了村子。一些印第安人被杀死，其余的则逃往各处。他们缴获了藏贮的“几吨”干肉，大量弹药和其它一些供给物——大部分落入红种人的东西，又复还到白人手中了。其中还有一些令人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一面骑兵团队旗（“差不多是新的，刚从旗杆上撕下不久”），一件军官大衣，一件残缺的短外套，默尔斯·基厄菲的一只手套，麦克莱兰的马鞍，以及数匹打有第七骑兵团印记的马匹。

　　库鲁克赶到时，战斗还没有结束。一些数量不明的印第安人撤到一条被浓密的黄杨接骨木树覆盖的冲沟里。翻译人员朝他们爬过去，终于劝说使那些印第安妇女投降。库鲁克又让她们去叫斗士们投降，答应不会害死他们。冲沟终于空了，从里面走出的人中有一个受重伤的首领，他的腹部中了一颗大铅弹，内脏从伤口处向外溢出。他用手兜着它们走到营火边，为自己找了个坐处。在场的库鲁克的人都认为他就是“美国马”。但1930年“矮野牛”和翻译告诉埃林奥·欣曼说，这位腹部中弹的人是“铁羽毛”。他们坚持说，“美国马”并没有被捉住。不管这人是谁，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坐在火堆旁，嘴里咬着一根树枝。

　　伯克副官接着又记述了晚餐：大块矮种马肉，野牛舌头，浆果；此外还有苏人配制的食品；樱桃与李子浸润的牛肉干，既有营养又十分美味可口，“同我们的堂兄弟们共进李子布丁”。“那天夜里，在蒙蒙的细雨中，‘美国马’的灵魂飞天了……”这也许是个事故，但这受伤的俘虏所做出的一切确实使伯克感到吃惊。

　　伯克记述的这个苏人首领的死亡与麦克利库迪医生9月9日的战地日记大相径庭：“我作了手术，试图使他的肠子复归原位。但他还是于下午4点半死了。”那天，天阴得乌漆墨黑，几乎和黑夜没两样。

　　暂且不去考虑时间，不考虑此人的身份，仅是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就足以令人钦佩，可在印第人中，这却并不为奇。在场的大多数白人在一阵愕然之后，都认定，这个土著人的生理结构是独特的。人们可能认定已在边疆地区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道奇上校会对此有更锐敏的洞察力：“一个印第安人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其神经系统过于迟钝，以至于应把他归类于残忍的畜牲而不是人类。”道奇说，一粒子弹的痛击通常会使白人的许多神经和肌肉麻痹，瘫痪，所以，不管子弹击中白人的哪个部位，他都会倒下；而对红种人来说，则必须击中他的脑袋，他的心脏或脊柱。“我亲眼看见过一个印第安人，在两颗子弹从离他脊椎一两英寸的地方穿过后，带伤逃跑了。对他的唯一影响，只是他不再飞跑而改为快走罢了”。

　　斐洛·克拉克上尉记述道，在卡斯特战役中，只有少数印第安人被杀，这一事实也应“归究于印第安人具有神奇的防护自己的官能。只有其头、心脏或后背被击穿，他才会死亡。我就见过许多印第安人在身体各部被各种方式击伤后仍能极其健康地生活下去。事实使我信服，所有动物首先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曾在玫瑰花苞和库鲁克在一起的苏奈尔蒂说，他们在一个水流平缓的河湾附近的树荫下建起了一所医院，外科医生从未虚度时光。多数士兵也都以坚韧的毅力忍受了治疗的痛苦，但他们还是在手术刀或探头触碰到神经时发出哼叫声，“而印第安的受伤者（一些重伤者）则丝毫没有一点感情表露，手术倒反映出他们民族的残忍的迟钝性”。

　　乔治·卡特林参加了一个爱旦人的礼仪，十分类似拜太阳舞，一些勇士的器官被用钩子钩吊。他们几个人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脸招呼着。乔治写道：“我观看了整个可怖的过程，就在我听见刀子刺穿他们肌肉的哧哧声，感觉到难以控制的泪水从我面颊上滑落时，我所看见的却是他们一双双朝我微笑的眼睛。”

　　一个叫柯克斯的先生观看了弗兰西德人折磨一个“黑脚”人的过程。那个“黑脚”人对他们残忍的折磨方式不但泰然处之，还奚落他的捕获者，并教给他们折磨他的绝招，说他们根本就不懂怎样使他痛苦。当那些人一次一个地断掉他的指头关节时，他对一个独眼弗兰西德人说：“是我的箭使你失去了一只眼睛，”于是，那个愤怒的弗兰西德人就用刀剜下这个“黑脚”人的一只眼睛，而且把他的鼻子也割去一半。”“黑脚”人又对另一个人叫骂道：“我杀了你的兄弟，还剥掉了你傻瓜老爹的头皮。”被叫骂的弗兰西德人便走上前剥下他的头皮，并想要杀死他，这时，他们的首领阻止了他。柯克斯说：“那个被揭掉头皮，切掉鼻子，眼窝冒血的人其时已成了个恐怖的东西，但他仍未改变他的挑战”。接着，这位难以制服的“黑脚”又转向那位首领：“是我，在去年秋天使你妻子成了犯人，我们挖掉她的双眼，扯断她的舌头，把她当狗看待。我们的40名斗士……”就在这时，弗兰西德人的首领刺穿了他的心脏。

　　在袭击俄克拉荷马“黑水壶”村庄时，许多儿童遭到卡斯特骑兵的枪击。战斗结束后四五天，一些幸存者被送到补给站营地接受治疗。丹尼尔·凯姆简直被一个现象惊呆了——没有一个孩子因疼痛而发出一丁点声音，“然而，他们因忍受伤痛而扭曲的面孔，狂怒的目光，充分表达了他们忍受肌体极度痛苦的钢强意志”。在探测、清理伤口疼痛的手术中，这些幼小的受苦者把小手放在头顶，紧闭双眼，不哼一声顺从地忍受着。一个小姑娘的左肋有个子弹洞，但她仍像个健康孩子似地安静地坐着。

　　所有这些应当是超人的刚勇，而非道奇上校提出的迟钝的神经系统。事实上，它们大概是训练的结果。这些居住在荒野中的人不得不在人生的初期就得学会去适应这种生活的常识：绝对沉默，显而易见的冷漠，不管受到怎样的伤害，都不过是生与死的区别而已。

　　站岩的苏人代理人詹姆斯·麦克劳林把这些传奇的禁欲主义者解释为畏缩，或一种秘密情欲。一个印第安人对所受的折磨或创伤的极度痛苦不哼一声，不是他不在乎，也不是要人们这么看待他，仅仅是因为他太多地关注个人尊严而不能流露其情感罢了。

　　亨利·戴维·索罗在早些时候也对这种能控制自己躯体的现象作过沉思，他说，在用火刑柱烧死异教徒的印第安人时，耶稣会神父发现自己反倒会“十分畏缩不前”，于是那些不幸的受刑者便建议采用新的方式对他们加以惩罚，“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不屈服于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所以有时候也就不屈服于耶稣会神父提供的任何安慰……”

　　自从小比格奥之后，细山岭是第一次胜利，或者说是一次报复行动。但它不是一次辉煌的战迹，也不是特别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不是吸引人的行动。1812年时日的军容装品此刻都已不复存在了，那是金色肩章，轻骑兵的头盔，鲜艳的腰带，特洛伊人的羽饰。在印第安人战争时期，若能形象化地描述一支美国部队的话，那就是由于他们某些方面的粗野与服装拖沓不洁。库鲁克自己就是一则很好的实例。查理·金上尉对他的描述是：“这个完全不修边幅，瞧上去确实寒耸的人，穿一件浅蓝色列兵大衣，一双破旧的列兵靴子，站在齐踝深的泥水地里……当伸出手打招呼时，雨水从他那磨破了的旧式白色宽毡帽檐流下来，随后又顺着他未修整的胡子向下淌着，印第安人式样，第一流的印第安人……”听起来，伯克的最大魅力也不过是他那件古式猎装了，“裤子没法形容，一顶草帽没有带子或捆绑物，帽檐边已成锯齿状，帽顶也不见了”。

　　为卡斯特将军复仇的第一次战役的结局是：占领了细山岭弯37间棚屋。据估计，在印第安人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每杀死一个红种人大约要花费100万元的代价。

　　1876年10月，谢立丹将军解散了这支远征军，但那些土著·人还是没有呆在政府要他们果的地方，很多人离开了指定给他们的居留地。因此，又筹划了一场新的战役，要去袭击、捕捉、粉碎那些不服管制的反对者。

　　在朔风寒雪袭卷加拿大之际，粉河远征队进入战斗准备之中。这次远征主要是在库鲁克的坚决主张下进行的。军队由各代理处召集来的苏人和夏安人的侦察员带路，库鲁克不但要求他们前去追踪他们那不驯服的同族，还让他们从心理上增强和蓝制服白人士兵间的联盟。跟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其他红种人侦察员：阿拉帕霍人，苏斯霍人，拜奥克人，帕尼人，一个犹他人，一个尼兹·帕李斯人。

　　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1月25日的大比格奥附近的疯女人湾，纳德·麦肯齐上校袭击了“钝刀”的夏安人村庄。据推测，该湾是以一个疯女人命名的，她独自一人在这条河湾住了许多年，于1850年去世。然而，英语“疯”字并不能完全表达夏安人语言中此词的确切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字不单指发疯，还意味着男女乱交。也就是说，这个幽居在此的女子可能不是一个疯子，而仅仅是个淫荡女子，夏安人这个字的双重含义是：在他们眼中，一个女人如果不贞洁的话，她就必定是个疯子——这是大多数白人所持的观点。

　　麦肯齐是在黎明时分向这个村庄发动攻击的。如同卡斯特1868年袭击“黑水壶”村那样神速，在村民们的熟睡中麦肯齐的军队枪声突然大作。伯克说，士兵们把村庄彻底扫平了。村中有200多个棚屋，每间都塞满了生活用品，“火焰的呼呼声使逃亡的夏安人气得发狂，他们眼瞅着自己的家园消失在大火浓烟之中；听到了自己魔鼓落入他们的苏斯霍人手中后发出的砰、砰的敲击声；倾听着他们神圣的六孔竖笛低音管的哀鸣声，帕尼族人正在吹奏……”

　　麦肯齐的袭击者们发现了第七骑兵团的大批物品：梳马刷子，铁锨，斧头，刷子，水壶和数本记录册。一本由英图什军士保存的上面记有最佳射手靶环成绩的记录册，外科医生的备忘录：“6月25日告别玫瑰花苞”……一本夏安斗士带有插图的备忘录，上面记述了他们的功迹——用长矛刺穿一名骑兵，那骑兵佩戴着一个军士长的“V”型臂章。人们认为它记述的是肯尼迪军士长之死，他在华什他同埃利奥特一同被杀。要是这样的话，那斗士不是南方夏安人，就是北方夏安人，在卡斯特袭击“黑水壶”村时，他刚好去看望亲戚。

　　骑兵们捡起装满美钞的钱夹。一封寄给东部女子的信——贴好了邮票准备投出——第三骑兵团互连的军士威廉·艾伦的一顶宽檐帽（他于6月17日的玫瑰花苞战役中被杀）。此外，在“钝刀”的营地里还发现了一面刻有该兵团番号字母的燕尾式绸子队旗。尽管一个独眼印第安女人为得到一件不寻常的装饰而将它做成了枕头套，可人们还是可似认出这是第七骑兵团的军旗。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就是汤姆·卡斯特的塔夫绸村里夹克。还有许多床垫。在边疆地区出现这些意想不到的用物，说明印第安人也在渴望新的、异地人们的舒适生活。

　　“钝刀”不但进犯白人，也残酷地杀害他的邻族人。麦肯齐的军队发现了一串由棕色指头组成的项链，一条印第安妇女的胳膊，还有12只装在糠皮袋子里的婴儿的右手。

　　11月26日，该纵队从这个被毁的村庄撤离，伯克回忆说，军队刚走出来复枪的射程之外，两三个夏安人便返回来，坐在焦黑的废墟上嚎啕大哭。伯克认为他们不像其他部落那样过分沉痛地表露哀伤，而仅仅象征性地表达这种悲痛的情感。“我在玫瑰花苞见过这种仅仅是礼仪式的悲恸，见过他们在夏至拜太阳舞时这样恸哭，在其它地方也见过。据悉，这是希伯莱人的一个礼仪，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抽泣’。其它一些民族也有类似情况。”

　　那天，纵队只行进了12英里。天气出奇的寒冷，伤病员们也需要照顾。“我们冻得僵直的躯体爬伏在骡子上。起先，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心里也很恐惧，但也就是一小时之后，我们就适应了当那该死的畜牲的货物了。”

　　这次战斗同样表明土著人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一个叫安兹的苏斯霍侦察员的腹部被一粒子弹穿透，麦肯齐手下的军医认为他注定要死，所以并没有费心尽力抢救，只是给了他点儿玛啡，并按他的要求给了他很多威士忌。伯克说，军用药品篮已经空了，“当把能收集到的一点酒都给他灌下去后，他感到非常快乐；可当他发现再也没有酒时，便开始诅咒起我们的医生来，然后就爬下马拉雪撬，被人扶着上了自己的坐骑。随后，凭医生给他开的药方的药力，一直骑了近200英里，回到山那边他的部落中去了。在第2年同尼兹·帕里斯部落的战役中，我在华什凯堡又见到了他。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下来了，于是他的朋友们便告诉我说，这个人曾……”

　　“木腿”错过了这次战斗。以前的好多战役都少不了他，可这次他却没赶上。那些日子里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单调无聊，所以他就和9个同伴去找“乌鸦”人交战了。当时，除了和“乌鸦”人交战，再也想不出什么能做的事了。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钝刀”的村庄的，没人知道，也许是在麦肯齐到那儿的前7天或10天。

　　“冬雪开始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这10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勇士朝西北方向进发了，他们要直接去寻找“乌鸦”人的马匹或头皮。在黄石河南岸他们看见一家“乌鸦”人：一个男子，他的老婆和几个孩子，他们是带着自己的一个棚屋从河下游迁居到那儿的。勇士们决定不去伤害他们，而他们也没发现这帮挑战的夏安人。

　　在出发后的第11天，“木腿”和同伴们来到了小比格奥战场，他们认为该四处转转。在一个虽寒风冽冽但天气晴朗的早晨，他们牵着自己的小矮种马徒步穿过战场，谈论着被杀死的人们，谈论着当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发起袭击时自己的所为。猛烈的寒风已吹净了地上的积雪，现出一座到处布满箭支和断矛的山坡。他们看见了腐烂的马尸，看见了一座座半露着士兵尸体的覆盖着文灌丛和尘土的坟堆。“木腿”想要些子弹，因为他有一支军用来复枪。在一匹马旁边，他发现了一个装得鼓鼓的纸板箱。箱子已经烂掉，但里面的子弹还完好如初，只需擦去上面的尘土。于是他塞了满满一腰带，把剩下的也装进衣兜。他还找到一把士兵的大折刀。他的一个同伴捡起了一把苏人带鞘的刀子。山上到处都是没用过的弹药。

　　在雷奥山，他们又收集了许多弹药。然后，他们渡过棕河。“木腿”指着一个地方说，他就是在那儿击毙了一个想过河的士兵，那人的尸体倒在这条溪流中。“木腿”还取走他的来复枪、衣袋里的烟草及一些金属货币。当他们告知另外的夏安人，说他们曾经把那些印着图案的绿纸币扔了时，这些夏安人放声大笑起来。

　　次日清晨，他们骑马越过从玫瑰花苞湾延伸到小比格奥的边界线，沿着常被印第安人循着的小道（卡斯特也曾追循过这些小道）继续朝东边的舌头湾前行。在“上吊女人湾”口。他们看见一些印第安人正步行走下峡谷，便对这些人纳闷起来。

　　后来，他们发现那都是自己人——一个个又冻又饿，大部分没里毯子，也不穿鹿皮鞋。他们说谢立丹和帕尼族人袭击了村子，烧毁了他们的一切，许多人被杀，还有一些人在步行过雪山时冻死了。帕尼人还捉走了3个妇女和1个男孩。他们说那些人是想再次去探寻“狂马”的奥格拉拉人。

　　在少数问题上，“木腿”的诚实自然是打了折扣的，比如装满威士忌的水壶一事。但他在1876年11月走访卡斯特殉难的战场是确实无疑的。他和那9个年轻的夏安人斗士也许是第一批在战后来到这个战场的人，当然，会有游牧的苏人在他们之前去过那里，但当时并没有迹象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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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首先回到这个战场的穿蓝制服的人是亨利·诺尔兰上尉率领的第七骑兵团。他们是于1877年夏天从新建在舌头湾和黄石河交界处的基厄菲堡出发的。紧随他们的是载着松木箱的牛拉货车队，他们去收捡卡斯特和15名军官的遗骸。河谷的容貌已发生了变化，1876年时，那里还是厚厚的黄土地，有些地方的尘土深达几英寸把不包含在主词中的宾词和主词联系起来的判断。认为它对

　　诺尔兰的特遣队把士兵们的尸骨收集起来，倒在靠近山岭脊顶的一个坑里，然后又叠起一个圆锥形的石堆，石堆顶摆了个野牛的头盖骨。

　　由于有16名军官阵亡，12名在战斗结束后不久就被辨出身份，所以，诺尔兰按理应至少带了12具棺木。但出于某些理由，只带了10具也可能不超过7具。军士约翰·库里坦的家人要求就把他埋在战场上，人们就这样做了。之后，11个军官的遗骨便被安放在带去的棺木中。诺尔兰把它们带至小比格奥河口，它们又在那儿被装上“弗莱彻”号船。卡斯特的副官加纳迪安w·W·库克的遗骨被运到波士顿，卡斯特的则于1877年夏天挖出，在利达父亲的指定下埋在密执安的门罗。

　　库里坦中尉得到了一具棺木，这可能是真的，至少他的家人这么认为。但在1932年政府下令把他尸骨移出公墓时才发现，他腐烂的尸骨就埋在离地面三英尺的地下，没有任何棺木的迹象。

　　军士M·C坎德尔也随诺尔兰特遣队一同去了该战场。他那时本隶属基厄菲的连队，但很快被派去守卫粉河兵站。虽然他可能对这种羞辱性工作产生过不满情绪，但却救了他的命。他说，当他和诺尔兰抵达那儿时，第七骑兵团阵亡将士的尸骨随处可见。汤姆·李福吉为诺尔兰当向导，他曾多次来过这个战场。“我看见地面上到处是毗牙咧嘴的头颅骨，肋骨，或分离的躯干……”

　　历史学家弗兰克·林德尔曼向“漂亮的希尔德”询问卡斯特的士兵是否被埋葬了。她回答说：“我不认识那个‘打手势的谈话人’，但我知道这场战斗之后，这个村子里整个夏天都是死人味，我们也正是因为不能忍受而搬离了此处。”

　　这一陈述同卑斯麦《论坛》号外大相径庭，因为它向公众保证：“所有尸体都得到了体面的埋葬。”

　　尽管所做的与人们所想象的差得很远，但也许每具尸体都被用土盖上了，但风，雨，霜冻连连侵袭了这些墓地。秃鹫、郊狼、狼和其它食腐尸的动物也多次来吞嚼它们的食物，一些识别标志可能被拉扯尸体的动物撞倒，可能被雨水顺斜坡冲走，也可能被风从一个尸堆吹到另一个尸堆上。诺尔兰的工作人员碰到的是一些棘手的工作。

　　当将军的尸骨被装进箱子后，有人发现他风化的衣服里边有一个下士的姓名，于是便用附近的另一具尸骨将它取代。坎德尔军士认为，这次装进去的才真正是卡斯特将军的骨骸。李福吉说，诺尔兰的手下显然感到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找不到明显又具体的东西，常常只是：一块股骨，陷入胸廊中的一个颅骨。“除此之外，能被连接起来、并可被运走的遗体还不够装满我的帽子。”侦察员乔治·赫汀尔说，在卡斯特的墓穴中只有很少一点遗骨——“两捧”，他认为这位将军的尸骨早被狼撕散了。

　　另一个未给出姓名的见证人说：“当我们发现连将军的尸骨都不能尽如人意地辨认出来时，大家都十分困窘……”

　　7月28日，约瑟夫·蒂尔弗德上校在林肯堡给伊丽莎白写信说，他已遵照谢立丹将军之命把她丈夫的尸骨经由美国快运公司运往西点军校。蒂尔弗德在信中附了一绺卡斯特的头发，并说明自己也冒昧地留了一些。尸骨散落在荒野的传闻曾使伊丽莎白心绪烦乱，死去的骑兵的遗孀和亲友们也都曾有过同样的心情。据说，在收到蒂尔弗德寄去的一绺头发后，她才打消了疑虑，并把它看作是有力的、确定无疑的明证。

　　约翰·雷恩军士在战斗后曾负责一个埋葬卡斯特将军的三人小组。约翰也剪去了将军的一绺头发。同样，亨利·波特医生也设法收集了每个阵亡的军官的头发。

　　当时，人的头发具有一种当今所没有的文化意义。当把各种颜色的头发组合在一起就能制作出精妙的图画。男人们挂用头发编织的表链，女人们相互交换用头发制作的礼物。伊丽莎白13岁生日的礼物就是用她母亲的头发制的手镯（交接处有她父亲的头发），以及用她姑妈头发打成的心结。

　　1863年12月23日，她给新婚的丈夫写信说：“我的金卷发人儿，别把它们毁在理发师手里。在我老了时，我要用它们给自己编一个假发。”卡斯特便开始保存修剪下的头发，她也便有了用它做成的假发——尽管她还没等到老。她至少在林肯堡的化妆舞会上戴过一次，在业余戏剧演出时也戴过几次。不久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伊丽莎白被烟囱里呼呼作响的声音惊醒：“女人们总是善于闻出烟味，并在深更半夜打发男人去做不必要的调查，而我力图想再等等看。”但没等多久。不祥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她推醒丈夫，卡斯特猛冲上楼，发现他们上面的房间已经起火，她听到一阵猛烈的倒塌声，不禁担心他已被压死了。一些浸透了煤油的绝缘纸产生了一种爆炸性气体：“……烟囱被炸裂了，整个房间被炸飞，他被泥灰埋住，周围是倒塌的砖头。”卫兵唤醒了兵站，人们从各处跑来，但已太晚了，房子烧完了。他们的大部分财物都在滚滚浓烟和呼呼叭叭的火焰中消失殆尽。而她最惋惜的则是载有自己丈夫文章的报纸剪辑和她的假发——珍贵的假发。

　　卡斯特也为伊丽莎白蓄起了胡子。1864年春，他把胡子刮下来给妻子寄去，这也是她给自己父母信中所提及的一件事。在同一封信中，她讲述了一个南方联邦官员的故事。那人送给一个姑娘一绺头发，让她把头发转交给林肯先生，说他将在10天后与总统先生共进晚餐。这不过是件轶事，伊丽莎白知道自己的双亲能够理解。如今这其中的含义就不十分清楚。那军官显然是在夸海口，就是威吓，可是为什么要在信中夹寄一绺头发呢？

　　同当今一样，当时的许多习俗看上去好像在给人增加一种恐怖感。一个女子大概会花上半天时间清洗、梳理、不停地摆弄她那引以为荣的头发，而一个男子，要是他也过分仔细而精心地梳头的话，会令人侧目的。为了不引起他人的关注，阿姆斯特朗

　　卡斯特留意起自己的头发来。他的头发似乎使他本人受到诱惑和困窘。当年被西点军校录取时，就因那粉白的皮肤和围着脸庞的金色卷发而使他享有“范妮”的绰号。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但为了尽量减少带女人气质的外貌，他把头发剪短。然后又买了假发。不久他又因使用一种香味发油获得“桂皮”的美名。毕业那天，他却成了“卷毛儿”——这是他所有的绰号中永远也丢不掉的一个。

　　要是他的皮肤是铜色而不是诱人的粉红色，他也就不会赢得这个滑稽的外号了，但印第安人从不认为男子专注于他的头发是荒谬可笑的。恰恰相反，他们对头发很看重，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十分喜欢、关注自己的头发。19世纪一个叫亨利·波拉的商人曾提到他见过的三个古斯·万特里的花花公子。他们“穿着打扮时髦绝顶：前额两侧的头发都用一串串沾有鲜红羽绒的壳束紧，还戴着用红白粘土点缀的假发……”他还描述了他们的“四熊”首领，说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有贵族气质的男子，漆黑的头发几乎拖及地面，“简直成了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装饰的附肢了”——他的一些斗士的头发长达10—15英尺。弗克兰·林德曼曾记述了由休·斯科特将军和蒙大拿代理人斯科特·利维特研究过的一束著名的“乌鸦”人的头发。他援引了利维特1932年6月10日就国会驻军问题给他去的一封信。“在拆开这束头发时，我们把它一圈圈缠绕在手上，一直到它被完全展开。麦克斯·比格曼用双手测量了一下，得出结论：头发全长为76掌，而他的掌宽为一指长，这说明它不止25英尺……”

　　不管怎么说，伊丽莎白的疑虑被蒂尔福德寄去的一绺头发。打消。她确信这是从她丈夫的头顶上取下来的，而且看来她也没有搞错。所以，将军的遗骨可能确实是在政府指定的安放处安息。本廷满含醋意地写道：“接下来的许多年，来到西点的军校学员们都将在卡斯特的骨灰匣前毕恭毕敬地鞠躬了……”

　　坎德尔和李福吉有关尸骨在战场上裸露的陈述很快被察探那儿的其他人证实了。当年夏天，一队前去观光的士兵把11具遗骨收集起来，埋在纪念碑附近的一个大坑里。被派出做侦察工作的号兵S·F·墨尔福特把侦察工作终止在这个战场上，在那儿，他清理了埋有18具遗体的6个土堆。墨尔福特说，每堆尸骨旁竖着一根长长的棚屋杆、其中一根上挂着一顶白色宽边帽，上面有两个弹眼和一条显然是斧子砍过的裂缝。不远处，他看见一把斧子，斧刃上沾有一块黑色的污物。他还看到四具人和马的遗，骨，“其中一匹是卡斯特的坐骑”——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但他并未讲明是怎样辨认出这一牺牲者的。

　　他的一帮人马在被废弃的村庄里扎下营，天气使人烦躁不安，寻找尸骨软骨碎片的群狼的嚎叫声使他们似睡非睡。黑暗中，有人感到什么东西从脸下缓缓爬过，于是军营里响起一片“蛇！”的惊叫声。那是条绿色晰剔。蜥蜴很多，士兵们借助营火四处奔跑着，用短剑刺砍它们。当最后一只被分尸后，人们又试图进入梦乡。然而，那些生物又爬了回来，简直像戈雅画笔下的一场恶梦。

　　报纸报道说，特理的士兵们把印第安人丢下的一切都烧光了，包括属于印第安人的每一件以及不管什么时候可能被红种人拥有或触及的一切，哪怕是一只鹿皮鞋。按照墨尔福特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棚屋杆依旧如同白杨树般密密麻麻地矗立着，地面上铺着皮子，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用具。他看见有大量的绑腿，就此推断那些印第安人必定喜欢从卡斯特士兵身上拽下来的短袜和裤子，而扔掉了绑腿。

　　特里将军确实把印第安人营地点着了，它象征性地预示了接下来几百年美国白人的决心，对精锐的第七骑兵团的这一打击之后，带给美国白人的愤怒还未能检验呢。过去受到残忍对待的印第安人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管他们是否骚扰残杀过白人。那些从未偷过一匹骡子或向开拓区居民射过一支箭的人当然能感觉到政府的愤怒。直至1890年，当霍泰克凯斯的枪机对准“伤膝”开了火，当23名骑兵获得了荣誉勋章；当礼仪般的奠祭之后，盎格鲁撒克逊的激情才逐渐减弱。

　　继墨尔福特的察看两年之后，又一支士兵特遣队在乔治·桑逊上尉指挥下拆除了那个圆锥形石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尖塔形空圆木架，里面塞满了马的尸骨。1881年，政府开始公认这场战斗的重大意义。战场也被清理了。人们的遗骸被收集起来，倒进一个深坑，上面竖起一块18吨重的花岗岩纪念碑，碑上刻着死难者的姓名。刻写的名字中有几处错误，在那种情况下自然难免会有些差错，但其中一两处则令人吃惊。卡斯特的侄子阿姆斯特朗艾蒂·里德被命名为亚瑟·里德，而艾塞亚的姓也被漏掉了——可能因为他是黑人。

　　纪念碑下方一个斜坡上矗立着一座小小的整洁的博物馆，陈列有照片、油画、复制的名画以及这块血染的土地的地图。那儿还有一家书店，一个设在地下室未公开的图书馆，还有盛装在玻璃箱中的各种军事用品——红种人的和白种人的。

　　伯克上慰提到过在玫瑰花苞战役中苏人斗士使用的一种武器：“一种带有8英尺长斧把的战斧”，雷恩军士说它是装有6把屠刀的斧子。博物馆中看不到这种奇形怪状的武器，但陈列着一把苏人带有三角铁牙的刀杖，它使人想到16世纪阿兹台克人的征服者们使用的黑峻岩利刃。此外还有一根恐怖而奏效的战棒——用生牛皮包缠的拳头大的椭圆形石头。

　　和苏人这些凶恶可怕的武器相比，夏安就雅致精巧多了。夏安人的勇士们对8英尺长的战斧，刀杖，或更新式的战棒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各部落使用的弓箭，他们使用长把矛枪及小斧头，这些东西用起来倒更得心应手。

　　一个男子喜欢用自己合身的箭，长度为他伸开两臂后双手指尖间的距离。根据箭上染的颜色来区分。从前，每个夏安人的箭支都是蓝色的，这是出于对黑山里某个蓝色湖水的敬重。直到19世纪晚期，才放弃了这一传统方式。1876年，区分夏安人箭支的标志是箭锋到羽毛间的三种波浪形飘线，因为人们通过波浪而不是直线和统帅取得联系。然而，最能引起盎格撒鲁克逊人注意的是。战争用箭与打猎用箭极为不同。用于打猎的箭的前角窄，以便从动物死尸上拔下后再用；而用于击人的箭支则短而宽，前角带钩，很难取出。

　　名叫“大河狸”的一个夏安人曾与第七骑兵团做战，这场战斗结束50年后的一张像片中的他很像留辫子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他独特的装饰有四个彩色点的刀鞘被展出：绿点表明他刺过一个“乌鸦”人的尸体，黄点意味着在另一场战斗中刺过苏斯霍人，因为没有苏斯霍人和卡斯特在一起；另两个红点则表示他了袭击了两个白人。

　　苏人和阿拉帕霍人允许对一个敌人记四次功，夏安人允许三次。第一个袭击敌人的人可以用灰或野牛血把自己的脸抹黑——死亡之色；第二个袭击者虽不能把脸抹黑，但可以把自己的辫子解开。随后的袭击者则由于危险性变小，而功绩变小。据说，一个夏安人由把一个绳索逐渐放下，直至触碰到悬崖底下的敌人的尸体来计数战功。要是对该给谁记战功有争议的话，斗士们便用在现场的眼窝里塞满了草的野牛头骨来做公正的裁断。

　　英裔欧洲人的勋章——星章，鹰徽，株树叶，双杠、单杠。N字型章都标志着英雄行为的各个等级。它们都类似于印第安人的象征符号。苏人斗士们告诉哈萨里克，最先触及敌人的人将佩上竖立的金鹰羽毛；第二个人将得到向左倾斜的鹰羽；第三个则是呈水平方向的羽毛；第四个可能是一根斜线形的鹈鹕羽毛。一个救了朋友的斗士可能会在衣服上标个“十”，要是骑马援救了某人，则要别上双“十”字样。徒手杀死一个敌人的胜利者可以在衣服或马身上染一只红手。里腿上的垂直条则象征袭击敌人的次数；一条V字形羽毛意味着一匹受伤的马。

　　“大河狸”的刀鞘旁有一条于瘪的狗鱼，装在一个皮袋子里，袋上装饰着明亮的蓝色珠子这是确保拥有者逃生的符咒，因为无论是箭支还是子弹无法截击狗鱼的突然起飞。白人也带符咒，通常是些宗教标志，也不十分吸引人。白人很少有时间花费在审美上。白人士兵的装备，无论属于个人还是政府的，主要是保留其功能作用。一面旗帜可装有流苏，士兵的裤子上可能有彩条，但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剑，子弹袋，马鞍褡裢，等等则必须注重其实用性。大多数有吸引力的美国士兵的遗物都是金属饼干盒盖，它粘着近一个世纪的薄薄的铜锈，还刻有更雅致的年代与华丽的字迹：芝加哥·C·L伍德曼公司。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安哥拉人，没有一件遗物能比得上一个笔记本，它记述了这场残酷的战斗。这是一本装在图什·麦金托什胸部口袋里的笔记本，封皮上有一个小小的光滑的子弹孔。

　　卡尔洪存放在粉河兵站的短剑悬挂在博物馆的一个玻璃箱中，除刀刃上有几个缺口外，仍旧很新。他的遗物几乎再没有什么了。他的弟弟是普拉特河分部的一名士兵，几年后得知一些印第安人有块白人的手表，当他发现那是卡尔洪的表后，就把它买回，寄给玛吉。能找到这块手表着实令人吃惊，因为当这些神奇的玩艺不再发出嘀哒声后，印第安人就把它们拆开，用它明亮的弹簧，螺钉，指针，锯齿状的轮子作为自己项链上的装饰品。

　　两枚荣誉勋章并排悬挂着一黄色的缎带已破旧褪色。它们的授与者早已为人所遗忘，依旧铭记他们的不过是他们的后代和小比格奥的学生了。温泽尔菲和皮姆的名字听上去是神奇年代的人，但仍是同一世纪的人。查尔斯·温泽尔菲死于1950年，享年98岁，他是最后一位白人士兵幸存者。他是只雪鸟，从第二步兵团逃走后，加入第七骑兵团，更名为查尔斯·富兰格尔。当被揭穿后，他再次发誓，当然，用的是真名。

　　几名当时的印第安参战者比温泽尔菲还长寿，最后的幸存者是“坐牛”的聋哑儿子约翰（死于1955年）和“手枪胡子”，有时也被叫作“铁雹子”（死于1955年11月）。最后的见证人（不是参加者）可能是一个夏安人“查理斯·坐人”，活到1961年。然而时至今日，小比格奥已像射在三角叶杨树上的燧石箭般牢牢地载入我们民族的史册了。

　　1904年，居鲁士·布雷迪收到雷奥M连的列兵威廉·莫里斯的信。在对布雷迪一本历史性文章的细节发了一通牢骚后，莫里斯补充说，他对温泽尔菲获得勋章一事感到可笑。“我记得他是‘H’连队的裁缝。我还清晰地回忆起他走入战地医院时的情景：他弯着腰，身子几乎双折，他要求得到治疗，看样子是受了致命伤。可当外科医生让他脱下裤子为他检查时，却发现，他不过是受了点烧伤，医生就命令他回到前线去，到一个狂叫着的刽子手那儿去……”

　　列兵吉·姆皮姆则不同，战斗结束几年后，有人在迈尔斯市拔枪顶住他，他反身夺下枪，扔在一边，并把那人打倒在地，踢了几脚之后，警告那人赶快滚出迈尔斯。

　　所以，既有胆小的懦夫，也有英勇无畏的勇士，既有像库克副官那样雷厉风行的指挥官，也有如图什·麦金托什那样懒散迟钝的首领；既有一些像龙尼萨姆·查利那样没空费一弹的人，也有一些在掩蔽处开火的射击者。

　　第七骑兵团褪色的队旗贴在博物馆的南墙上，由于那时它被麦克多尔的车辆纵队驮载着，所以侥幸没有变成印第安人棚屋的门帘。旗徽是一只雄鹰，它的爪子紧紧抓住一簇刺绣的金色箭簇。那箭头比雷电还明亮，可能象征着第七骑兵团雷厉风行的指挥官。过道正对面正对着那面悬挂的队旗的一个柜子里挂着一套卡斯特漂亮的白色鹿皮套装。如同戴了顶揉皱了的便帽、叨着苞米芯烟斗的麦克阿瑟和头戴铮亮的钢盔的巴顿一样，卡斯特也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威廉·路德朗上尉在西点时就认识了卡斯特。他评论道，卡斯特从未学会怎样拼读“失败”这个词。他所知道的只有两个字：成功。他喜好参加各种活动，但他并不是个深谋远虑的思考者，也不是个精深的研究者。卡斯特年轻的弟弟内文不同意这种看法，内文在一次采访中说起了他们在校的时日。他说，汤姆爱捅‘漏子。“他总是挨揍。和大多数男生一样，他嚼烟草。这当然是学校不允许的。但汤姆又没法戒掉。·于是在教室的地板上钻了个洞，作为防备吐烟草的地方，并时常试图用脚把洞盖上……”和汤姆不同，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从不惹乱子。学期开始，学生们都指望他们的老师——老福斯特款待大家一顿，可那老家伙太吝啬，学生们便把他锁在门外。当他想从窗户爬进来时，迎接他的却是一把烧红的煤铲。“我想我们都为此而挨了揍，只有乔治除外。乔治没有参与此事，他在家里学习，他总是学习……”

　　每个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好像具有天生的免除疲劳的能力。在黑山旅行中，路德朗常见他手拿斧子，和士兵们并肩工作着。而当军营里的人都躺下睡觉后，他还在灯光下研读军事报告，或防备郊狼。路德朗说，卡斯特倾向于夸大事实，而不是歪曲或颠倒事实，他常用超越一切的眼光看待它们。他还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按特有的顺序回忆起任何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不管他所参与的那些活动已发生了多久”。

　　这是个意料之外的评论。听起来这与他那激烈鲁莽的名声毫不一致。

　　“我并不是鲁莽草率、易于冲动的人”，卡斯特显然很气恼地反驳过。“我痛恨这种人。我所作的每件事都是经过仔细思索的，都是在我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军事情况作了设想后作出的。当我投身于战斗或战役中时，当我开始处理一件不测之事时，我所研究过或阅读过的一切便都历历在目地出现在脑海中，仿佛各种情况都被放大镜放大、显示出来，我也就即刻做出了决断。我确实能做出迅速反应和决断，但它们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加以思考后得出的结果。”

　　有一名军士扛卡斯特的私人战旗，现存记录中并没有对它做精确的描述，而且因为它已经在战斗中遗失了，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它的实际尺寸、材料，不清楚它是否镶有流苏。那是面燕尾式旗，上下二种颜色：上面是红色；下面为蓝色；还有两把白色的成十字交叉状的马刀。

　　卡斯特的怀表上也有两个十字交叉的马刀标志，这块精致的表在西部各州间流失好一段时间。是哪个印第安人把这块表从卡斯特的衣袋里掏走的无人知晓。但在1906年，蒙大拿一家沙龙的主人从一个不知姓名的苏人那儿得到了它；后来又在一次掷骰子赌博时把它输给了一个四处兜售生意的推销员，此人把它展示了好些年。后它便消声匿迹了，直到又再次出现在加利费尼亚古董商温得·里费·比尔手中。几经周折后，这块表被卖给蒙大拿比斯林的约翰‘富特夫妇手中，视为他们自己收藏的“西部宝藏”中的珍品。

　　最后，富特夫妇提出要把那些西部物件都送给比林斯市，但比林斯市有经济头脑和远见卓识的长者们却以他们不想分担保险费用为理由拒收这些赠品。现在，这些收藏品都不见了，“铁屁股”的那块表和其他纪念品也都再次失踪。表壳的后盖上刻有一双十字交叉的马刀的图案，还刻有铭文：

　　　　　　　　　　卡斯特将军惠存

　　　　　　　　　　密执安旅赠

　　　　　　　　　　“密执安人仰仗你’

　　怎样火焰色的红花！怎样不可一世的人物！令人难以忍受的人物！他曾有过怎样的感触。他必定认为自己是流芳百世的英雄。至少，当他蓄起长发时，他自视自己就是贝奥伍夫①，齐格菲②或哈洛尔德·格里斯哈特。

　　①贝奥伍夫，约创作于公元11世纪的英国史诗的主人公。

　　②齐格菲，德国13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

　　显然，他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英国人。1876年春，他给伊丽莎白写信说，他收到一个同姓绅士的来信。此人住在奥克尼斯，他相信自己和卡斯特是同族人，并从卡西特，卡西德，卡塞特一直追溯到1647年。

　　赛勒斯·布拉德陈述道（无资料证明），美国曾有一家之父是个雇佣兵军官，于1777年在萨拉托加被捕。假释后，决定留在美国。而此人的祖宗是保罗·卡斯特，于1630年出生在德国黑森林。

　　勿庸置疑，他沿用的父姓是日尔曼人的姓。一个旁系子孙迈洛·卡斯特说这一父名有各种形式：卡斯特、考斯特、库斯特。这是许多荷兰人、德国人家庭的通用姓。最早有记载的使用该姓的是劳伦斯·库斯特，即“荷兰哈勒姆著名的印刷术发明者”。劳伦斯·库斯特的出生年月不详，但死于1440年，所以，他和谷登堡①是同时代的人。

　　①谷登堡（1400～1468），德国印刷者，在欧洲最早使用活版印刷。

　　首先使用该姓的个人或家庭可能在中世纪的荷兰或德国天主教界供职。因为它的英语意义是“教堂司事”。迈洛·卡斯特记述道，在1535年一次宗教法庭审判中，皮尔·卡斯特（一个Mennonite传教士，此人原为荷兰Oost Zaandam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司事）“因其宗教信仰问题，被罗马天主教当局宣判死刑，并在阿姆斯特丹执行。”

　　这一家族中首先抵达美国的成员是个农民兼泥瓦匠，他来自莱茵兰的卡尔丹基尔奇，叫保罗·卡斯特。1684年，他和妻子格特鲁德及四个孩子离开克里菲德村。他们和其余28个移民家庭安居下来，自然而然地选中了宾西法尼亚的杰曼敦。这样，一个半世纪之后，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便在俄亥俄的新罗姆利降生。

　　所以，卡斯特源于蓝眼睛，长鼻子，精力旺盛的民族，该民族的血管里流动着北海的水，曾经傲慢地穿过阴冷的黑森林。正因如此，当他叱咤风云地急驰在美国大草原上，草莓色的卷发在风中飘拂之际，他必定觉察到了人们投注在他身上的眼光。既便是他的武器——带八角枪管的莱明顿运动来复枪，两把带把的自动击铁式Webley Bulldog手枪，一把刀鞘上镶有珠子的猎刀——所有这些东西都使他如虎添翼，威风倍加。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考斯特！库斯特！他的名字就像一把铿锵作响的马刀似地在旷野中回荡着。

　　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父亲伊曼纽尔给他穿了身丝绒服装，带他去参加军事训练。在那儿，他手握一杆玩具步枪，学习操演斯科特的教范兵器。当时，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即将爆发，大多数国民赞同这场战争，少数人有些惊愕。一天，老伊曼纽尔听见这小男孩重复教义问答手册中的一句话：“我为战争呐喊1”

　　正如墨尔斯·基厄菲的父亲对儿子重新投入军事生涯一点不吃惊那样，卡斯特的父亲在读他1863年从弗吉尼亚的来信时也没有感到意外——既然有童年的志向与抱负：“哦，你仅能看到那些发起的冲锋！在想象这些冲锋时，我仅能呼喊，‘为光荣的战争’！我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从未期待去看一个更壮丽的景观。我常常在坐骑上回头，去瞧那些闪闪发光的战刀……”

　　浮雕宝石般的装饰，满怀的激情，发自于19世纪美国狂烈的浪漫主义者肺腑的激昂陈辞，都是他时代的纯洁无暇的产物。在帮助埋葬一名心脏被击中而死的佛蒙特士兵时，卡斯特对他的遗孀充满了同情。他没有迟钝地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而是把它们割下来，交给死者的一个同乡，那人答应把它们转交给士兵的妻子。他躺在那里时，我不由想起了一首诗：‘让我为他妈妈吻吻他吧，……我多么希望他母亲能在这儿抚平他的头发。”

　　当今，一般是把被杀害的士兵的口袋倒空，把里面的物品交给他最亲近的家属；而把死者的口袋割下来，不解开衣扣掏取东西却是19世纪的一种风尚。在那赶时髦的岁月里，卡斯特将军曾阻止手下人拆开被击败的敌人——南方联邦军官芒福德将军的信件。虽然这些信中很可能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机密，他甚至没有扫它们一眼，只是把它们捆在包裹。“我不但自己没有读它们，也不允许其他人拆阅。”

　　私人信件会使他热泪盈眶，而一个血染的战场却可能使他毫不动容。1863年10月，他在奔牛一棵雄伟的大像树下享受了一顿晚餐，树身经过战斗的洗礼而变得弹痕累累。树的四周是一座座坟堆，在雨水的冲刷下，许多坟墓露出惨白的头盖骨和髓髅……大树左边曾发生过一场恶战。”

　　每次探亲和家人告别之时，卡斯特都会失去感情的控制。伊丽莎白总是以惊恐之情期待着泪水盈盈的别离。她注视着丈夫一步不拉地紧跟在他母亲身边，在她耳边低语着，想尽各种办法安慰她；在他要启程时，她便紧紧地抓住他，直到最后因过分悲痛而几乎失去知觉，被领回自己的房间，卡斯特这才呜咽着离家而去。

　　人们该怎样来评说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呢？

　　布莱恩·迪潘评论说，期待从这些英勇阵亡的骑兵与光荣的猎手中发现出一个人来：“但几乎所有有关卡斯特争论的文章都继续给人投撒着阴暗的影子。

　　“生命的全盛时期就要结束，此刻，看哪！天公正保护着他，可这生命的护符失效了，因为卡斯特倒下了。一颗子弹穿入他的肋骨，就在他踉跄之中，另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如同一株强壮的橡树遭到霹雳的袭击，巨大的树干震颤着，缠结着的树枝也被打弯在地，卡斯特就这样倒下去了。但就像重新弹起的树枝，他又缓缓地站了起来，像受了致命伤的巨人般击倒了五个或更多的印第安人……”这就是J·W·比尔先生笔下气壮山河的悲壮结局。比尔先生1881年撰写的《大平原英雄传》为文学界大增光彩。玫瑰色奇观状景曾是当时的时尚，而今则可能是所谓的有偏见的黄色，但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没有谁能确切地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比尔先生关于卡斯特生命的最后一瞬的想象尽善尽美。

　　任何笔墨的描述或绘制都不可确信，因为雷奥的手，谁也没能目睹那场战役，而那些亲眼看见卡斯特倒下的印第安人又不知道他是谁。至少，当时不可能有人认识他。后来，当印第安人知道他的身份和姓名后，便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最后看见卡斯特的可能是“头鹅”、“多毛鹿皮鞋”和“白人追他”。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显然是根据他们的回忆作了记述。他说，战斗打响后，卡斯特和米切·鲍耶并肩坐着，朝冲来的敌人进行远距离射击。鲍耶对向自己爬近的“白人追他”叫道：

　　“你们已把我们带到了苏人的营地，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到后边找车辆纵队，活着回去吧！”

　　几个侦察员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们骑马离开时遭到苏人的射击，但当跑出危险区后，他们便放慢速度，回头观望，当时卡斯特还骑在马上，除此之外。他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白人追他”说，他们确实按命令回到车辆纵队，同雷奥的部队一起作战，直至太阳落山。然后，他们便趁夜色悄悄溜走了。

　　确切的一点事实是，在离开卡斯特后，这三个“乌鸦”人便向北走了，他们在当日夜里或次日清晨过了比格奥河，一路还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苏人追兵。过河后，他们便停下来，仔细观瞧几个正在河东岸检查他们遗弃的装备和矮种马的骑手。他们是苏人还是特里部队的人？那些人用毯子向他们发出了友好的信号，但他们不太相信，讨论了一会儿后，便生起一堆火，用烟作信号进行联络，最后走近河岸。在那儿，他们认出了自己的兄弟和布拉德利中尉。他们并不介意过河去交谈，但他们看见了太多的苏人，不想再回到战场去了、于是他们便继续西行，很可能要回家去。他们的离去影响了其他“乌鸦”人，纵队后头的士兵看见布拉德利所有的土著侦察员都策马朝西驰去。

　　经过大概是这样，而且“白人追他”还说他们见到了特里将军，并将灾难也告诉了他。特理将军十分狂怒。这几个“乌鸦”人说他们的矮种马的蹄子磨破了，得回家去换新马，特里的回答说：“好的，你们可以回去，但还得回来。我要到上游去看看那些阵亡的将士。”“白人追他”回忆道，随后，他们几个“乌鸦”人便回了自己的居留地。

　　要是他们曾在该战场的边缘滞留，要是他们再耽搁上20分钟，我们就会有三个目击者了。而现在，我们只能靠作家和艺术家们来发挥想象力，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是靠不住的。

　　更多的画家和作家把笔墨都倾注在小比格奥战役而不是葛底斯堡战役，这倒令人费解。就像鸡尾酒会上专家学者们博识地辩解与争论。比如罗伯特·塔夫特说，卡斯特进了英烈祠，“把一出戏剧和突发事件留给了震惊的民族。”这种说法是事实但还不够准确。1628年夏的一天下午，刚刚举行完命名仪式的“Vasa”号瑞曲大军舰，如同幽灵一般突然消逝在斯德歌尔摩港，它当着数千名市民吃惊的眼睛，头朝下不见了。然而一个世纪，可能不是一个世纪，这场悲剧，甚至它的名字都被遗忘了。看来，不管一件事多么具有戏剧性，不管它是多么的令人震惊，终究会被人遗忘。那么，为什么第七骑兵团的覆没像它1876年被击垮时一样，至今依旧强烈地牵动着人们的心弦呢？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使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只知道，只要这个民族存在，这一事件就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小比格奥用一块史前红种人刻在岩石上的印章，为美国打上了有力的印记。

　　有人认为原因是印第安人取得了最大的一次胜利。但这种说法也不确切。1791年，“小海龟”率领的迈阿密人歼灭了亚瑟·圣，克莱尔将军的632名士兵——比卡斯特的阵亡人数多二倍。

　　因为我们被这些战斗惊呆了——全军覆没，如同温泉关①战役，塞斯列斯②瓦战役，喀土穆，戴维·库拉凯特的阿拉莫小兵站等等的战役。

　　①温泉关，希腊东奥伊塔山绝壁和拉米亚湾间的山道。

　　②尤塞斯号列斯，西班牙北部纳瓦拉省的比利牛山脉靠近法国边界的峡谷村。

　　因为这是两支力量极其悬殊的军队的强烈对照：涂抹着各种颜色的红种人野蛮而赫然地围困了一支纪律严明、身着蓝色制服的白人部队。

　　因为它演示了持三叉朝和网的角斗士与现代士兵之间的潜意识战斗。

　　因为它重新编撰了一部牺牲在异乡荒野中的英雄神话剧。

　　因为它是一出古典道德剧。

　　因为它孕育着这个民族的根。罗萨伯里教授认为，卡斯特在小比格奥阵亡，在某种程度上震撼了美国人民的灵魂，也震撼了曾激励过我们的许多无名先辈。

　　也许，就像内德·帮特尔替巴弗罗·比尔美言那样，由于弗雷德里克·惠特克颂扬了卡斯特将军。有人认为有必要颂扬这位英雄。比如说，没有博斯韦尔①，谁能记住约翰·史密斯？没有朗菲罗的夜曲②“Clippity－Clop”诗行，保罗·里维尔只不过被人们看作一个银匠而已③，詹姆斯·范尼莫尔·库珀为凡尔·波恩尽其所能；帕森斯·威姆斯为乔治·华盛顿粉饰。

　　①博斯韦尔（1740～1795），美国苏格兰传记作家。

　　②朗菲罗，美国诗人。

　　③保罗·里维尔（1735～1818），美国银匠。爱国者。因1775年4月13日夜飞马报告英军进击马萨诸塞而出名。

　　著名的亚伯拉翰·林肯例外。然而他担任总统期间适逢一场创伤性战争的爆发。要是他再年轻或年长20岁，他就会同不引人注目的布莰南①一样，政绩平平了。

　　①布莰南（1761～1878），美国第15任总统。

　　惠特克著成了《卡斯特将军的一生》，并在乌鸦与狼群撕吞被残杀的人们的尸骨之际，使之于1876年l·2月出版发行。他塑造了一位身着洁白无暇的甲胄的将军和一个面露杀气、令人不寒而栗的恶棍“脸上雨”。而刻毒的政客和善忌妒的副官们在书中点缀着情节。

　　伊丽莎白也助了一臂之力。《马鞍与靴子》为美国揭示了一个超等骑手和运动家。文中还回响着出劈啪的射击声，塑造了充满柔情蜜意的丈夫。她笔下的丈夫并非不真实，但也不全真实。卡斯特很爱鸟。一次，他告诫该团的行进队列不要去惊动野云雀窝。在从南部向达科特地区迁移时，他还带了一只模仿鸟（产于美国南部，善于模仿别种鸟的叫声——译注）。这只鸟儿婉转的啼鸣声给他带来了不少乐趣。而有时，他又会兴致勃勃地击落空中飞行的鸟。在黑山，为了量出一只白鹤翅膀的长度，而把它击落。

　　伊丽莎白把他看作艺术家的主顾。在林肯堡有个会演奏齐特拉琴的瑞士骑兵，卡斯特把他请到家中，让他演奏悦耳的蒂罗尔人乐曲，自己则坐在熊皮地毯上哈哈地笑着。

　　她把丈夫看作是个严肃的读者。卡斯特最后一次离开林肯堡时，已把亚历山德夫人的三卷小说《她最可爱的敌人》读了一半。这本书给人留下的印象还不如他对它所作的评论：“我相信自己的好运，我相信自己能把它读完。”

　　于是，他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一个美国的齐格菲，Siegfried，一个纯洁、无敌的勇士。

　　沃尔特·惠特曼显然也被他深深地迷住了；至少，笔触如同惠特克那样快。在听到噩耗的当天，他就给纽约《论坛》寄去了《遥远的达科特峡谷》。纽约《论坛》于7月10号将它发表：

　　　　那遥远的达科特峡谷，

　　　　荒芜的峡谷，忧郁的苏人，

　　　　孤独的旷野，一片死寂，

　　　　今天的一场悲哀的恸哭，或许

　　　　是为英雄们吹响的号角……

　　这些诗行隐约反映出惠特曼的诗韵。同大多数因卡斯特之死而激发的诗相比，惠特曼的这首诗还不错；但同他的其它作品相比，就逊色了。如果他不是即兴慷慨陈词，而是像其他诗人那样在心情平静之后仔细推敲的话，这首诗或许会更雅致一些。但那样一来，情况会更糟。因为最重要的并非在于惠特曼的颂词的文采，而在于表达发生在旷野中事件的急迫之情，这同那些从德斯·莫尼斯到斯图加特的画家用插图表达这一震惊事件的急迫之情一样。

　　假如当初罗伯特·E·李将军同他阵守在葱荣茂密的南方山头的南部邦联同盟者们能坚守到最后光荣阵亡的话，他的光辉形象有可能会深印在美国人民心间，那么卡斯特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苍白的人物了。至今，我们都在为这位李将军惋惜，他的信任状是毫无暇疵的，他是位杰出的人物。人所共知，我们能够把他看作美国人民的英雄楷模。然而，他投降了，连格兰特将军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接受李将军的那把受降剑，示意他把剑放在一边。战争是在双方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情况下结束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场革命——我们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件——没有能够尽情占据它的历史舞台。那个时代的军事巨人们已消声匿迹了；除那么一两个人外，很难追寻出谁曾经是这些军事天骄？也许，由于美国人不太思考他们民族的历史，他们只追想未来而未来常常是神秘难测的。如同卡斯特注定会使自己成为特殊主角那样，这片恐怖而荒远的西部土地，也就注定成为这些如明星般灿烂的英雄人物传奇事迹的发源地。所以，卡斯特成为被崇拜的人物——西格弗里德，罗兰，加拉哈德。他成为一位有双碧蓝眼睛，一头闪亮的金黄色头发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一点不假，为迎合19世纪人们的胃口，一个被人崇拜的人物，自然要有点取舍的。于是，《内海》记者威廉·埃尔罗·柯蒂斯，从林肯堡发出了他的评述：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当今世界最崇高的卡斯特将军，如同大多数不了解他的人会产生一种错觉那样，我来到这儿是想找一位身材魁梧长着大把络腮胡子的人，他必定是一个慷慨激昂、粗犷，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但我找到的却是一位纤弱、瘦削、十分有教养的人。他有一张如同姑娘那样十分俊秀的面庞，举止言谈如同传说中的王子那样文雅而彬彬有礼……他坐在桌旁的一张矮凳上，手中捧着一本读物；前边坐着两个小姑娘，一个白人姑娘，一个黑人姑娘，这是他佣人的孩子，他在为她们提供由于缺乏学校而被否定了的必须品……我了解到，这是他坚持好几年做的一件事了，所有他家佣人的小孩们学会的写字看书都是他亲手教的。

　　柯蒂斯难以找出足够的赞扬词语来，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更谦恭、礼貌的主人，一个更慷慨大度的款待者，一个更温文尔雅的健谈者。这位将军不抽烟：“你可以从他那光洁明亮的肤色，一口如珍珠般光亮洁白整齐的牙齿，得出这一结论。”他是一位最杰出的运动家，最优秀的神枪手。

　　这位记者反问道，他的恶习是什么？

　　“他的士兵们会告诉你，他没有……

　　他是一个良好的楷模。这是怎样一个奇妙的对衬啊！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骑士，却又是面庞如女子般秀气的有知识的家庭先生。教佣人孩子读书写字的慈祥老师。

　　惠特克给《银火》杂志撰稿，他认真推敲，使用了恰如其分的典型形像描述，历史如同午夜的星空，庄严的恒星不多，行星则更寥寥无几，可是不时有流星从群星中划过，它们如同突然出现那样迅速逝去，但却在身后留下一道传奇的光痕。“难道不是拉斐尔·戴维37岁便结束了生命，一生中没有留下一点污点却留下一部壮丽完美的历史？”而令人钦佩的克赖顿①，早期获得成功的化身，37岁便终止了生命。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亨利15世，泰特斯，布赖恩，雪莱和美国著名的Josepho Rodman·Drake，尽管他们全部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他们的光辉业绩却永存人间。惠特克反思，这样的人的结局可能是悲惨的，但他的献身却为全人类换取来不可估量的自由，他死得其所。“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如同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这么圆满，完美，充实。这位幸运的宠儿，最时髦的骑士……对卡斯特来说，他的一生是完满而成功的，是罗曼蒂克与英雄献身主义的完美结合。他的军队业绩，应当是如同Austerltz与阳泉关那样光辉显赫，他的冲锋陷阵如同米拉元帅那样顽强勇猛，而他的死亦如奥尼达那样气吞山河。”

　　①克赖顿，英国学者，语言学家，冒险家。

　　惠特克仅仅是加点温罢了，但听起来会使麦克莱兰为他在Antietam战斗中没有挡住一粒小小的弹头感到恼火。要是他麦克莱兰也在那儿死去的话，“……他不朽的功勋又当何论？”

　　30年之后，卡斯特这颗晨星依旧在天空急速划过。十分了解卡斯特的法官理查德·沃尔赫斯，未征得惠特克的同意，原封不动地整段摘抄他发表在《银河》上的文章，几乎成为Austerlitz与温泉关战役的再现。沃尔赫斯法官不但没有遗忘令人钦佩的克赖顿，还补充了滑铁卢的马歇儿·内。

　　迷恋卡斯特的传记作家们特别喜欢吹捧卡斯特的枪法，他们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神枪手，说他在300码内能射穿一只蚊子的心脏，虽然“血刀”（一个不礼貌的川常常讥讽卡斯特是在帐篷内却射不中帐篷的人。对了，1876年3月，理查德·安德森·罗伯茨来到林肯堡，给卡斯特当“文职秘书”。接着，特理负责指挥这支远征队，卡斯特就不再能享有私人秘书了，可罗伯茨执拗地要和卡斯特呆在一起，因此，他便找了个放牧工作。一次在离小比格奥70多英里处，卡斯特的矮种马绊倒了，但他却幸免了悲惨的丧生。罗伯茨是这次事故的唯一目睹者。许多所谓的卡斯特的见证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位将军，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在数英里内和他在一起。罗伯茨确实了解他，他有许多机会看见卡斯特握着一支枪。依罗伯茨的看法，卡斯特“是现役骑兵团中最优秀的克里德莫尔步枪射手。我真不知道其它兵团里是否也有能同他匹敌的人。”

　　卡斯特在林肯堡外进行野外打靶训练射击，罗伯茨常常看他射击：“他总在射手最大可能遇到的不测情况下进行训练，比如雾蒙蒙的天气，强烈的阳光下，除了这些，他那双未戴手套的手上，还覆盖着一层黑色的东西——密密麻麻的蚊子正在贪婪地吸吮他这双手上的血，来填满自己的肚皮。他的毅力这么顽强，又这么全神贯注，从未把手缩回去……”在此种情况下，罗伯茨看见他的靶盘命中率在500码内是百发百中，在750码处是80％，1000码是70％。倘若这些属实，晨星之子可以在詹姆斯·范奈莫尔骑兵的纳蒂·伯姆普身上钻孔了。

　　卡斯特也曾谦虚地声称自己有一双鹰一样敏锐的眼睛。在俄克拉荷马巡逻时，他同色旦他20岁的儿子举行友谊射击比赛，色旦他的儿子是基奥瓦人最优秀的射手，然而，卡斯特说：“也许我幸运些吧，我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乔治·伯德·格里奈尔却对这些证言做了反驳，讲述了发生在黑山中的一件事。侦察员路德·奥西，卡斯特和格里奈尔来到一个池子边，几只黑棕色的鸭子正摇摇摆地在池子里游着。卡斯特下了马，说他可以敲掉它们的头。格里奈尔不吱声地示意奥西坐在卡斯特后面的地上。这位将军便瞄准目标开火，但未击中，奥西去掉一只鸭子的头。卡斯特再次射击，又没射中，奥西立即击落另一只鸭子的头。卡斯特看了奥西一会儿，又试了一次，还是没击中，奥西则敲掉第三只鸭子的头。其时，一名军官骑马跑来说，他们的子弹越过水面落到附近骑兵们呆的地方。“我们只好停止射击了。”卡斯特说完便上了马。奥西以3：0获胜——这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如果这样下去，格里奈尔知道其结果是怎样的。

　　除了未能敲掉鸭子的头外，卡斯特必定是一位绝好的优秀射手，他具有超等的官能共济作用。他热爱武器，坚持不断地使用它们，他在西点进行过射击训练。除龙尼萨姆·查利或奥西这些专职猎手外，不用怀疑，他的射击技术比他们大多数都好。

　　反常的神枪手应当部分地归咎于潘塞步枪，奥西说，你从来也说不准它们是直射呢，还是拐个弯。在玫瑰花苞湾战斗中，库鲁克将军的军队发射了25000发子弹，然而却仅仅杀死25名苏人，尽管那时的枪声震耳欲聋。这些愚蠢的齐射，使得库鲁克赢得了“玫瑰花苞乔治”的绰号。原因是，现代化的武器又偏偏掌握在那些未经过充分训练的新入伍的士兵手里。奥西说，没有几个士兵知道怎样瞄准、怎样扣动扳机。他看见有六七只羚羊从一个连面前跑过，但一只也没有被击中。

　　卡斯特可能从来没有沉察出在鸭子池塘旁组织那场羞辱性演示的人。两年之后，他邀请格里奈尔参加第七骑兵团的蒙大拿之行。格里奈尔正被博迪·修穆姆雇用，便以大量工作缠身为由，遗憾地谢绝了这个邀请。要是他原本心里无愧的话，他是会和他的好朋友查利·雷诺尔兹骑马同行的。

　　不管怎么说，大众喜爱读有关卡斯特的文章。唤起千百万冷漠的民众去关注他的传奇与流浪冒险生涯的动因，也必定导致了无数新闻报导者和艺术家们对他的记述与描绘。确实，“最后的抵抗“如此频繁地再现，使得卡斯特将军在同“乞丐”①竞争了。细想一下，第七骑兵团的覆没惨状有多少次在散文、诗歌与油画中重现？试想一下，经过多少代之后，又会有多少被刻画塑造出来的成千上万的模范骑兵和印第安人！我们可以这样给以评断，老练的“铁屁股”在小比格奥的惨败，必定是可以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等同事件，也是与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及“轻骑旅”的袭击事件相等同的。

　　①源于基督教《圣经》中的拉撒路乞丐与穷人。

　　脱夫塔在《古老的西部的艺术家与插图画家》中指出，所有描述这支被击溃的军团的绘画都是蹩脚的。做为一位唯美主义者他是否确实降尊纤贵地对这些作品作了仔细思索，“斯文地嗅嗅被污染的空气……，自然因为它们是虚构的这位历史学家就没有对这些作家们的艺术作品花费时间。同样，这位偏见的爱管闲事的人也不会对它产生多大的兴趣，即便它们是些值得评价的东西。

　　一些画像几乎与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华盛顿画像同样举足轻重了，它们竟被搬上了日历、名信片、啤酒杯——所有可以售卖的物品上。极少数画像甚至相当逼真。那时，大多数人已经知道卡斯特的头发理得很短，可一次又一次，画中的他依旧是一绺飘拂的金黄色长发。他的士兵也没穿蓝制服，这一点不假，在寒冷的天气他们是穿蓝制服，但在炎热的夏天，在这骄阳似火的6月25日，骑兵们都脱下制服并把它们牢牢地捆在马鞍上。在他的外衣下，他应当穿一件灰色的粗劣的套头衫——虽然，有些人依旧穿南北战争时流行的白衬衫，另一些人则穿后来流行的深蓝色的衬衫，还有人穿的是自己买的花格子衬衫。这支军队并非像他们现时这样正规。那时，有经验的参战人员时常穿旧衣服。帽子则比任何衣物更能反映个人的情趣：草帽，法国军帽，市民毡帽——尽各人所好。所以，在1876年，卡斯特的蒙大拿军团确实不大像那些潇洒的身着帆布装的骑兵们。

　　形象地说吧，第七兵团是由一支具有英一爱尔兰一德国异族特征的杂牌美国军队，一支由有时按当今标准应当从战场退役、或不能委任的军管领导的军队。例如：奥利夫·霍华达将军仅有一只胳膊。吉本和近视眼特理两人都由于南北战争致残而跛“蝗虫”吉姆·布里斯班患风湿病，常常得靠拐杖走路，也上不了马。卡斯特难以对付的对头戴维·斯坦利将军，不管在黄石河岸，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臭名昭著的醉汉。雷奥、本廷以及其他人也都是见了长颈瓶就不要命的人。你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半数白人士兵指挥官，不是残跛，就是酗酒者。他们奇怪的神经病态与固执的窘困状态，难以言说。例如卡斯特在血腥的南北战争中不停地洗手。人们情不自禁地会想象到，这些军官在近代吵闹混乱的场所义务地为他们敌人的死尸加贴标签呢！什么也改变不了，蛇精可能死了，但另一窝卵又已在孵化。

　　除这些高级军官是这种状况外，许多年轻士官也不是身体强壮的得力人手。那时，戈弗雷是一名中尉，但聋得一塌糊涂。从第20步兵团调来的约翰：库里蒂坦德中尉是独眼，他同卡尔洪一起死于山岭。阿尔杰农·史密斯中尉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伤，左臂举不到肩头高，穿军大衣还得别人帮忙。

　　艺术家们在为第七骑兵团这样的19世纪美国军队塑造形象时自然遇到了难题。一名头发剪得短短的将军，指挥着一帮可能被看作是喝醉的、东倒西歪的无生气的民工，这样的组合当然是不尽人意的。人民大众有权期望他们心中的将军威风凛凛地押舞着马刀，飘扬着亚麻色头发；有权希望他的骑兵是精神抖擞、身着整洁蓝色制服的人，他们狂烈、勇猛，然而却绝望地陷入了古铜色皮肤、肌肉发达的野蛮人的重重包围中，而这些野蛮人戴着插有羽饰的无檐战帽，手中挥舞着战斧。詹姆斯B·弗赖伊将军描述一名典型的夏安斗士时，使用了一个正确的比喻：“他们古铜色皮肤下的肌肉，如同拧纹的一股股粗绳”，遗憾的是在格里内尔笔下则是：“印第安人的著名特征是古铜色的皮肤下，窄小对称的胸骨，丰满而光滑的肌肉。”利比·卡斯特也不总是一个最敏锐的观察家，她在林肯堡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述，她以那些给人印象不深的二头肌评述了苏人的斗士，说由于他们老是懒散地四处游荡，而把所有的活计都扔给他们的女人，他们的肌肉自然就难以发达。

　　亚当斯，贝克尔，埃伯，埃尔德，霍斯肯斯，利木万尼，帕克森，拉尔斯顿，鲁斯维吉等美国与大多数欧洲的艺术家，都把印第安人光滑、结实的体格看作是挑战性的有吸引力的题目。

　　一位叫威廉·卡里的插画家独占鳌头，他的《小比格奥河战役——卡斯特将军的拼搏》独占了1876年7月19日纽约《每日画刊》的整版。完全压缩之后，还是超版了。在奋不顾身的猛烈冲杀中，卡斯特立在中间勇猛地劈杀着，他如璜的眼圆瞪，一只靴子插在一只死去的马的屁股下。他左手中一支手枪不停地发射着枪弹，右手抡着一把大刀。确实，这位英雄被置于最理想的境界中，其画线从他的肚脐斜切——卡里先生毕竟不是一位自学的业余画家。

　　尽管为了照顾读者的意愿，在这位将军的正前方没有安置那些急驰的红魔，但在勇士的周围各处，圈有无数狂奔急驰的红魔。几名印第安人举着可能被误认为是牧羊人的弯柄杖的东西，显然它象征着一种战棒。蒙大拿的群山已被雷管引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易于变得荒谬可笑——这位艺术家无意识地把一出戏剧改编为情节剧了。与此同时，虽然他并没有受过商业营利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他的绘画却被持续观展了一个多世纪。只要小比格奥在人们心中不会泯灭，它也将随之永存，他创造了样板。

　　这样说来，卡里曾经是一位深沉的直观艺术家了，但仅可以说，他的创新设计源于事实。他的作品是最先同大众见面的作品，除此之外，还能用怎样的笔触处理这些感人的场面呢？许多画家虽然尝试用各种透视画法表达其意愿，但都未能展示出新颖的独创性。例如，倘若一个人打算描绘一只火鸡——好了，他也就画一只火鸡得啦。

　　布赖恩·迪皮评述道，19世纪的罗曼蒂克主义者是不注重现实的，所以，纵使现代现实主义者注重事实，可他们仍然会以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潮流探研这一题目。其结果必定会产生些时代性错误的东西来，微小的精调旋纽，会使较大的误差得以调整。

　　卡斯特的最后抵抗，留下了一个纯洁的神话，他那些穿蓝色外衣的勇士们，如同西洋景里的玩具士兵牢牢地粘在那座山岭上。惠特曼喜欢约翰·穆尔万尼的著作：

　　我在这幅画前坐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沉浸在第一观感中。我可以说它是一幅12×22英尺的的巨幅油画。画幅全被占满，但还没占满……一窝窝蜂拥而至的野蛮的苏人，头戴无檐战帽，如同一股凶猛的飓风，狂怒地骑着矮种马，穿过滚滚烟尘，从画面背景处席卷而来。奇特的众多的肖像！整个西部美国土著人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典型性，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任何书中都找不到如此壮观的情景——荷马的没有，莎士比亚的没有。所有土著。人，所有我们自己，没有比这更崇高的形象！可怖的场景中，大群肌肉发达，古铜脸色的人们，嗷嗷狂叫着，追赶着。死神已控制了这些。然而却无人惊恐，他们英勇无畏，没有人丧失理智，人人都迎着死神顽强地拼搏。……两名死去的印第安人，似赫丘利般紧紧地抓着枪躺在前边，十分典型化！士兵的脸，他们的姿态，一杆杆卡宾枪，宽檐帽，那冒着浓烟的草地；一匹匹圆国双瞪的死马，脸上浮出犹如人类般痛苦的表情；还有那画面背景中头戴战帽的密密麻麻的苏人，卡斯特与库鲁克的手下，确实，整个场面，无法形容，森严恐怖，然而，它却以奇妙的诱惑力永存……

　　惠特曼继续说，如同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那样，这幅油画必定表达了一定的伦理道德准则。所以，他建议穆尔万尼把它送巴黎展出，他确信法国人能够欣赏它。他似乎同蒙萨尔·克拉皮亚等艺术家做了争论，也可能被克拉皮亚的美学评价触怒，因为他曾十分伤痛地补充说：“我愿意让蒙萨尔·克拉皮亚看看，美国人同样可以做他人能做的事！”

　　穆尔万尼的巨幅油画在美国巡回展出了10至15年，也许确实在法国展出过，但我们不知道克拉皮亚先生是否屈尊地观看了。1900年后，该画被匹兹堡的蒙萨尔·H·K·塞内兹买走，并使画家本人赢得了大量应得的评价。一般来说，这一巨大成就会变成一张定期保险单应赢得红利——也为未来作品的成功奠定基础，然而约翰’穆尔万尼继续做画的理想突然破灭了。他的境遇十分困苦，于是他拼命饮酒，却身无分文；1901年5月22日，他跳入东河。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沦为衣着褴褛的乞丐，自然是“白天为饱肚皮乞食，夜晚为一席藏身之地乞讨”。

　　基于卡西利·亚当斯的作品，奥托·贝克尔于1895年所创作的一幅平版画，比穆尔万尼的作品更成为珍贵，高高悬挂在成千上万个接待厅里。除了斯图尔特·华盛顿的画像外恐怕再没有谁的画像能在美国如此频繁地复制：成百万的校童们咬着嘴唇呆呆地凝望着华盛顿的画像，而无数父辈又如痴如醉地仰望着另一幅乔治·卡斯特和一大群苏人的搏斗画面。

　　尽管贝克尔的作品基于卡西利·亚当斯的作品，但作品完成之后，大部分还是他自己的创作。亚当斯与贝尔克都为卡斯特设计了一把战刀。在亚当斯的油画中，卡斯特在用大刀刺杀，而在贝克尔的改型中，卡斯特却站在死者中，如同挥舞连枷那样，舞着这把战刀。贝克尔删去了两幅过分感伤的结尾画面——如同中世纪三幅铰链画——组成完整的情节。一幅题为：《未成之事，先有兆朕》表达了卡斯特在孩提时代自封为一名战士。另一幅题意含蓄深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画面上，太阳正向一个乡村小镇沉落，他倒在了无特色的大草原上。

　　这两幅画失踪了，无人知道其下落。直到亚利桑那先驱者历史协会与蒙大拿的牡蛎俱乐部一同举办旧时沙龙艺术展览时，它才再次露面。自然还有贝克尔的那幅版画。当报纸登载这个展览会时，该协会想起了放在地下室的两幅对折裂碎的棕色油画。嗨，你瞧！一幅是一个扮演士兵的男孩，一幅是倒在大草原上死去的一个男子。

　　相继的探察，揭示了这幅油画板上的画是怎样抵达亚利桑那的。这幅连轴画的第一个落脚处是第八兵团和橄榄树的圣·路易斯沙龙。两家合办的沙龙于1890年关门。安赫尤斯尔·布什先生独自承担了本应由他人共同承担的责任。由于亚当斯的巨幅画是最重要的财产，安赫尤斯尔·布什先生便把它查封了，但随后又慷慨地把它送给了第七骑兵团。1898年法国西班牙战争期间，该军团从赖利堡转到亚利桑那坎普格兰特，不久亚当斯的三幅连轴画被取下，无人知晓其原因。1825年，画在一个帐篷顶上的中间一幅图被从德克萨斯布利斯堡补给站的顶楼卷起。接着，不见了。9年之后，它又魔术般地出现在坎普·格兰特堡。该堡废弃后，它又在布利斯堡被发现，在那儿，它被挂在军官俱乐部。直至1946年6月13日被烧毁。

　　两幅油画被坎晋·格兰特堡的看管人卡尔斯·冈格找到，冈格把它存放在牧场。1944年。他把画交给图森先驱者协会，该协会成员不知其意义，地下室就成了它的存放地。在1967年得克萨斯沙龙展览会前，它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儿。

　　贝克尔做出的最果断决定是删去伤感的画面，并改换了背景。他用十分精确的小比格奥山取代了亚当斯创作的一座巍峨的山。

　　贝克尔在表达印第安人时所用的艺术手法则不够精确。很难说出他的构想，显然，他不了解这些人。他笔下的几位斗士的衣着如同阿普契人，还有一两个看上去像是扛着祖鲁人盾牌的阿兹台克人。然而，无论其艺术处理正确于否，贝克尔在画面前景提供了一个绝对令人恐怖的揭头皮技艺：一个黝黑凶残的斗士，口中噙着一把利刀，跪在一名骑兵的背后剥头皮，使他的容貌——一张英国人的脸变成了没有棱角的东方人。

　　沃纳中尉看了这幅画后，责备画中的战帽太多了。他还说，在炎热的天气里，无人会戴臂铠，在6月25旧那天，它们被塞人马鞍褡裢里了。但对揭头皮的画面没有谴责，这说明贝克尔的可怕的改型必定是精确的。

　　堪萨斯的赖利堡是该军团的第一个家，所以他们便把这幅恐怖而杰出的画送给该市的埃德蒙·英里尔市长，这位市长又把它转给堪萨斯州的历史协会。啤酒厂商的名字也出现在画幅的下面，但这没有给堪萨斯的历史学家带来多少麻烦，他们让卡斯特将军和阿兹台克人一同登台亮相。

　　可是，出现了一位卡丽·奈森的追随者布兰奇·博爱斯。

　　1904年1月9日，她在斗篷下藏了一把普通劈柴斧，走进了议会大楼。急匆匆上了11层楼后，她来到这幅有啤酒广告的画前，尽了她的本份。该历史协会的秘书乔治·马丁被叮当叮当的敲击声和碎裂的玻璃的哗啦声吓蒙了，他冲出办公室把卡丽抓住。据说马丁喊叫道：“你这样的疯子应当送进疯人院！”接着，他叫一个看门人去报警。

　　把布兰奇押送到警察站之后，她站在一个名叫肯尼的值勤军士面前，他认识她，但仅知道她是该州一位最有声誉的禁酒主义者。1903年，由于她认为该市的托皮卡市长没有加强反对饮酒的法律设施，就用马鞭抽打了他。

　　进行登记后，肯尼军士问及她的年龄。

　　布兰奇爽快地回答道：“满21岁了。”

　　肯尼在年龄表格里真写了22岁，并指控她犯有蓄谋破坏财产罪。

　　在被同情者保释之后，布兰奇打印了一份声明，宣称这个啤酒宣传广告构成了反抗戒酒的犯罪行为，而卡斯特和苏人搏斗的画面却没有引起她的极大关注。“我决意砍掉Secseh商号名字，对画面的其余部分并无恶意。”

　　她从监狱释放两天之后，一个姓名不详的人再次破坏了这幅画，人们依然怀疑此事系布兰奇所为，据说他们看见过一个外貌和她相像的女子，曾在这座大楼前鬼鬼崇崇地徘徊。

　　1月19日，布兰奇被带到法官札克，里曾的面前，对她类似的犯罪行为做了适时的宣判，但这些惩罚也将无济一事。某些被激怒了的当权者建议惩罚她极端愚蠢的行为，大概是遵照马丁秘书的训谕。但WCTC把她放了，并要她发誓改变她的行为才对她假释，她勉强答应了。

　　但她未坚持自己的承诺，没儿个月，她又把威奇托市一家杂货店的橱窗砸了。显然，陈列的商品冒犯了她。这样，她以一名假释的侵犯者，被转送到托皮卡。据托皮卡“都会”报道：“她回到这个城镇监狱的老住处了。”

　　她对这幅画的第二次破坏要比第一次成功得多，尽管她声称，她没有注意画面的每一个符号。然而，她却把画版砍去了一个大楔型块，包括穿皮毛鹿皮服的将军。安赫尤斯尔·布什愿为恢复这幅画做贡献，但马丁秘书对此十分厌恶，说是它带来的麻烦已够多的了。后来某个时候，该协会接受了一幅复新画，但这些成员受过恫吓，所以在展出之前，把这名酿酒商的名字删去了。

　　这位后来成为堪萨斯第二号女打手的情况再未见报道。

　　糜·埃伯几乎不可能被看做是有更多日尔曼血缘的人，除了教名与一般信仰外，他是个半血统的印第安人。他的母亲被认为是名叫“小麋”的苏人，她亲眼目睹了这场战斗，参与了巴弗罗，比利的巡回展出，在欧洲做了旅行。在那儿，她结识了雷德里克·威廉·埃伯——然而，她婚前的名字是埃森尔。麋·埃伯的父亲是哈达特的葡萄酒商，艺术家就是于1892年4月18日在那儿出生的。在一个不确切的日期，为了强调他的半血统观，年轻的威廉·埃森尔把他的双重日尔曼名字改为“麋”。然而，他的心中却保留了日尔曼人的精神气魄。在绘制卡斯特将军的油画不久，他变成了一名纳粹分子，并把自己奉献于Deutschland Uber Alles。这位纯然的雅利安后裔（矮个子白肤金发碧眼的人）因其沙文主义态度而受到人们仇恨。当时，一个人可能为种歧视的无聊话而咬着自己的拇指，确实，这可能是一个强制性的工作，但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糜·埃伯对小比格奥做了大量值得敬重的工作。爱德华·鲁斯上尉曾在第七兵团服役三年，他是该战场的第一位主管人，他认为埃伯的“Letzte Schlacht”是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作品。

　　埃德加·潘克逊6×10英尺的回转画，用了20年才完成。单颜料就用了近半吨，也必定做了最彻底的调研。潘克逊使用了手势语言，也会讲几种印第安土语。许多生还的斗士带他观看了战场各处。据他的孙子说，“苦胆”、“双月”、“驼背”、“乌鸦王”、“白公牛”、“狂马”都曾为他摆过姿势。由于想到“狂马”拒绝拍照的固执，终于能让他摆好姿势照像，还是出人预料。不管怎么说，潘克逊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力图追求作品的完善，完全沉埋在作画中。如同名师大家那样，他勤奋地工作，严格、周密地反复审视琢磨他的杰作，通过了细腻的表现手法，精剖细研，使他的作品自始至终一丝不苟。

　　印第安艺术家们的杰作，给人以超然的感观印象。

　　据一位不知名的苏人或夏安人所撰写的象形文字记录，这个艺术家从极高处俯瞰，勇敢地四处攀爬，简直如同急促奔忙的蚂蚁。他完全立意于神圣的观念，根本没有人种偏见，这在后人中实属少见。

　　作画的另一个特征是给出了超出该战场的巨大空间。他描绘了两场战斗：陷入困境的雷奥与本廷，还有在远处陷入重重围困的卡斯特。但他也绘制了这条有许多深谷的小比格奥河川，印第安人的棚屋，四周广阔杳无人烟的白色空地，而大地仿佛被白色的积雪覆盖着。画中看不到色彩，没有一滴血，没有色泽艳丽的羽毛，也没有蓝色军大衣。

　　首领“红马”给它添补了41张象形文字的纸条，标明雷奥的军队队形，每个骑兵悬挂着一把战刀。这是遵照白人的逻辑作的假想。这些白人士兵谁也没有发怒，谁也没有悲伤，甚至如同习惯于这样表露情感的白人那样，显得在关注什么人似的，好似在纳闷为什么他们被箭支穿身，或为什么他们要被剁掉双脚。男人们的残肢碎体遍及各处，到处是长着胡须的人头。一顶帽子旁边是几只被切断的手。大多数赤裸的被肢解的尸体正如泉水般喷涌着鲜血，被肢解处则是黑色的凝聚物。然而，被切下的头颅呈现着笑意。英欧人是不可能用这种观点来表达艺术的。受过专科学院培训的白人艺术家们也在再现卡斯特的部队，描述他们所遭受的野蛮的杀戮，他们那被击碎的脑袋，被揭去的头皮，然而，这些油画地道地表明了人们在死亡时所遭受的痛苦的表情：怀疑，恐惧，愤怒，忍受的苦痛与绝望。他们好似下意识地庆祝他们被击败时的极度痛苦。画家们绝对不会描绘出一个微笑着的牺牲者。

　　站岩代理处的迪科斯特·史密斯同印第安人画家在一个画室工作，他可能理解这些土著人的观点，也理解白人所持的观点。他说，北部平原的一个印第安人更专注于他们眼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东西。“红马”的画中出现了本来不存在的战刀，原因就在于此。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们知道，白人士兵确实在某个时候佩戴过战帽，所以就这样描绘。

　　早些时候，在他们没有机会研究卡斯林，博德梅尔，以及其他美国现代画家时，印第安人画的骑马者是双腿同在一侧，仿佛一个两腿同在一侧的侧身骑马的人。这看起来是错误的，但人毕竟长两条腿啊！许多类似的艺术观，会使一个印第安画家画的侧面像成了一只眼的人，从而也会使他甚至不喜欢欧洲式的明暗衬比法（不注重所存在的细节）。史密斯抱怨说，当他画一个印第安人的3／4的面部时，他常常被那张死死盯着的他的客体挫败。

　　如同一个欧洲艺术家表达射击那样，在印第安人画家的笔下，子弹呈扇形从抢管飞出（看不见枪的射击除外），并绘出枪是在某时、某地射出的。同样，尽管持枪棒或鞭子的人离敌人很远，但非要把它们绘制成触及到敌人身上，表明它确实鞭打了这些敌人。

　　他们没有透视画法原理，也几乎从未尝试使用这一画法来缩短画面，并且由于认为不管远处、近处，马蹄印都一样大，而无近大远小的观念。

　　相继的这些逻辑，使白人士兵认为印第安人的图画如同报纸L的连环画，极其不同的是印第安人的表达不无意义。同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样，他们突出地保留了所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应当感谢史密斯先生所说的：“他没有使用‘重击’，‘打击”，等这样的表达，也没有在牺牲者的头上安置星花与叹号，以表示这个部位受到了重击。”

　　公益图书

19

　　一本苏人日记或《冬日记数》把1876年记为他们杀死“长头发”的日期。

　　理查德·道奇在19世纪末记述道，他认为仅有一本日历现存，从1799年—1800年第一场雪开始记述。用逐渐扩展的螺旋式雕刻文字，把相继岁月的每件大事描绘出来：

　　1．“乌鸦”印第安人杀了30名苏人。

　　2．苏人传染了天花。

　　3．苏人偷盗了大量钉铁掌的马——他们第一次看见这种马。

　　4．苏人从“乌鸦”人那里偷盗了一些“有蓬松鬃毛的马”。

　　5．苏人举办了一个重大的“烟袋舞会”，接着前去参加战斗。

　　6．“乌鸦”人杀了8名苏人。

　　7．一名阿利卡列人在射鹰时，被一名苏人杀死。

　　一场场战争，一个个盗马贼．一次又一次突然降临的灾祸，杀死李人的苏人自己又被李人杀死。他们的1870年就是在这些单调的记事中结束的。

　　道奇获悉，1877年，史密森纳发表了一本有《冬日记数》译文的小册子。为了得到点什么新东西，他索取了一本，但使他恼火的是小册于就是那本记数日历。后来，他听说一个苏人首领曾经许诺为一位美国医生复制一份《冬日记数》，于是，道奇给这位医生去了信，医生送了他本，但还是那份相同的老记事。他不止一次地听说了《冬日记数》，并为索取它而精疲力竭。尽管它是同一份图表，他认为，这份记事必定奇特：“……这独一无二的精心杰作，成为这些平原印第安人从未作过的年历。”他痛苦地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因为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中，没有一个能弄懂它。他未能找出一个能译出雕刻文字意义的印第安人来。确实，他们无人听说过他这个“年历”。尽管他做了仔细解释。但无人能理解。他认定，这份螺旋式雕刻文记事由极少数人制作，并谨慎地保护了它，它必定有特殊意义，而对其余印第安人来说，《冬日记数》只不过是个无意义的符号集。

　　很难理解。所问及的这些印第安人可能一直佯装糊涂，而实际上确实有另外的“年历”，也可能被解释，少数和印第安人交往的白人必定知道这一事实。

　　这样的记事必定是非常宝贵的。布鲁斯·纳尔逊记述道：“如我们所知，这些土著人拥有任何有历史价值的观念，但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念是浅薄的，从他们那些绘制在古代野牛皮上褪了色的记事中可以看出，他们除记述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趣事外，便再也引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史实来了。他引用了1796年美尼考尼焦族人的记事：在一次玩铁圈与棍子的游戏中，一个名叫“鸡巴”的表演者被杀。他怎么会叫这个名字，无法从该记事中推断出，他就叫“鸡巴”，而且是在表演箍圈与棍子的游戏中被杀。他先袭击了另两名游戏者，他们便把他杀了，在此之后，游戏继续进行，并把他的尸体做为后边的障碍物。从那时起，美尼考尼焦人把1796年确定为：滚圈人反对“鸡巴”年。

　　很难推测出究竟有多少《冬日记数》。一种设想认为，大量的记事被隐密地收藏，被博物馆保管，一些则可能随同他们的保管人一同被埋掉。但从他们想使他们的部落永存这一唯一目的来看，被埋掉的推测似乎不合逻辑。亚克西斯·普鲁斯在他的一个有关安克帕帕人记事（克兰布鲁克科学学会所有）中，谈及了十多则记事。

　　约瑟夫·怀特·布尔在同年迈而记忆力顽强的美尼考尼焦人商议之后，归纳了一个部落从1781年至1932年的历史。1781年被记述是因为那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许多野牛被冻死或淹死，斗士们游过塞满冰块的密苏里河，去收集那些漂浮的野牛死尸。接下来的一年，一个英国人来到他们部落，看见美尼考尼焦人使用石刀，他走开了，过了一会，他又返回，带来了几把钢刀。

　　1804年，一名“粗”人被杀，“粗一人对任何事都是逆反着做。他们的行为是尽一切可能变得愚蠢可笑。1804年，一名“粗”人对一个未特别讲明的敌军进行攻击，他径直把一支箭射向空中，然后站住转过身，开始朝他自己部落人射箭：先朝他们头的上部射，然后径直朝他的亲人、朋友们射击。这支敌军把他杀了。

　　。1807年，某些白人雇佣了一名印第安人，要他把一本书带给其它贸易站的另一些白人。一位名叫“红狗”的奥格拉拉人把这本书带了好远的路程。无人知道这本书的内容。

　　1817年，一名可怜的孤儿没有带弓箭和本部落斗士一起去追赶敌人。有两名敌人回过身来和这些苏人搏斗，这些苏人便不敢朝前冲了。可这名孤儿捡起一根棍子，勇猛地朝前冲去，抡棍猛打这两个敌人。据“白公牛”说，这个男孩十分勇敢，他所在的部落便被叫做“无弓”部落。“白公牛”的有关安克帕帕两性人建议把弓箭放在一座山顶上的故事与原记载的不相符，但年代这么长久，谁知道真实情况怎样呢？

　　这些历史学家并非只记述了这些极为平凡的琐事，也还是有例外的，那是1832年11月12日，这一天，一颗明亮的流星，从天空划过，那时，世界各地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每个印第安部落记事簿都称它为“冬日坠落的星星”，并简单地用星星做了描述。

　　1837年，白人的“圣彼得号”轮船驶来。但也带来了船上的致命货物——天花。克兰布鲁克人的记事用一身穿带点袍子的印第安人记述了这件事。两年之后，出现了可悲的两性人事件——他或她杀死了他或她自己，尽管，据认为，这个不幸的人可能是位异装癖者。无论哪种情况，克兰布鲁克人的记表上示意他或她是上吊自杀的。

　　可能如料想的那样，对卡斯特惨败的这一年，不是用一场战斗来记述；相反，画面是用“坐牛”和一个穿军服的人的握手来表示的。这可能记述了他从小比格奥离开后，进入了加拿大，被一名身穿红夹克的加拿大西北骑警接待的情况。雕刻图中还有一幅猛刺的图，可能象征胜利。

　　好似大多数印第安人对被他们在蒙大拿彻底击败的穿蓝制服的人的领导并不熟悉。一个真实情况是，记事中至少有一则提到了卡斯特——但没有提及其他军官。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认为是三星库鲁克又返回来了，只是在后来，可能由名叫“长里腿”的受过教育的混血儿之口，他们才知道同自己交战的是第七骑兵团。起初他们没有在意这件事，没有多少苏人与北方夏安人知道有关卡斯特的任何情况。

　　白人把“长里腿”称为约翰·布鲁吉尔（或布鲁奇尔）。他的父亲西奥菲列·布鲁吉尔，是一个法国与加拿大血统商人，有两个塞蒂人的妻子：“黎明”与“光辉”。她们是姐妹，是首领“战鹰”的小女儿。俩姐妹使布鲁吉尔一间棚屋里挤满了13个孩子，约翰为“黎明”所生。据说，他是个大胆大无畏的青年男子，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身材魁梧而粗壮，皮肤十分黝黑。由于他在“圣·路易斯”基督修士学院注册，他必定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从学院毕业之后，他给父亲干活。1875年11月14日，他在站岩卷入了一场斗殴，用棍子打了威廉·麦克吉，麦克吉于第二天早晨死了。麦克吉被说成是个文静、勤勉的人，也许是这样，然而，林肯堡的一位商人说，他是个龌龊的醉鬼。显然，由于约翰的气恼，使这场争吵如同小步舞似的一步步升级，他自己也可能在1898年6月13日这一天被活扳于打死，这算是一个意外事件吧，因为边疆的牺牲者常常死于枪弹与刀矛。

　　无论如何，据悉，麦克吉受了致命伤，约翰·布鲁吉尔走了，他去了何处不得而知，也许进了黑山，然后去了更远的地方——大比格奥城。他是否确实给苏人讲述了有关卡斯特的事，要看他抵达“坐牛”棚屋的时间了。约翰·格雷博士可能是这段历史最有权威的人了，他认为约翰·布鲁吉尔直到这年秋末才同苏人汇合在一起。

　　不管约翰什么时间抵达那儿，“长里腿”知道来到这个营地时应当怎样做：他径直骑马来到“坐牛”的棚屋，呈上他的马与枪，井把这位“巫人”称做“大哥”。也许应当归究于他的天主教教育。如若他不是按所准备的这套做的话，大概会被杀掉的，因为大量携带武器的苏人尾随跟踪了他。这些敏感的人，十分怀疑这名穿白人士兵衣服的外来人，他们为了撩开棚屋檐，已把几根棚屋杆拔起。后来，约翰告知他的侄儿，当时他已准备好随时尝尝箭或子弹的滋味了。

　　“坐牛”那时也是一边考虑了他棚屋的景况，一边思量着怎样对待这位半白人的不速之客。或者把他干掉，或者给他些饭食接待他。但最后还是决定收留他。由于他抵达时穿着牛仔裤，他们就叫他“长里腿”。当他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些苏人从小比格奥俘获的装备上印的“7”字时，他告诉他们，他们击败的白人是第七骑兵团。

　　夏安人“木腿”说，他的人民是从奥格拉拉苏人那儿获知他们击败了第七骑兵团的，但他没有说这名奥格拉拉人是怎样发现的。

　　战斗结束两天之后，这帮印第安人在现时的“草地棚屋”附近扎营，“木腿”被派到一坐小山上担任警戒。一名塞蒂人骑马跑来，当问明他是一个夏安人之后，来人便掏出所带的烟叶，同他聊起来。他对“木腿”说：“我认为我们杀的这位大头目是‘长头发’，我们的一个人杀了他。这个人认识‘长头发’好几年了，并认定就是他，大概是由那人长长的卷曲的金黄色头发判定的。”

　　“木腿”从未听说过卡斯特，所以，这个消息好似对他并不重要，他也没有去大惊小怪地打搅其他夏安人。他自己至少看见了三个长着金黄色长头发的士兵尸体，其中有一名他认为在装死，便补了一枪，因为他看见这具尸体上没有伤，于是让一颗子弹从尸体的脑袋上穿过。

　　然而，没过多久，这一消息好像变得极为重要，许多印第安人都声称他们立了杀死“长头发”的大功，为他们部落人争了大面子，而这些声称者却遭到其余印第安人的奚落。“木腿”说，这些断言几乎是夸张炫耀式的，在战斗刚结束之后，并没有人这样声称。他坚持说，原先认识卡斯特的几名南方夏安人和苏人也是在数周之后才知道“长头发”被杀这一消息的。他说，在小比格奥，大多数印第安人甚至不知道还有“长头发”这个人。

　　在民间传说中，被提及最多的杀死卡斯特的人是“鹰”，“勇敢熊”，“平屁股”，“斑点牛”，“双月”，“厉害马”，一个不知名的15岁男孩，“坐牛”的侄儿“约瑟·坐牛”。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们中，“白公牛”是位令人惊恐的斗士。如同现代歼击机领航员那样，斗士得用模型信号来标注他所参加的战场情况，斗士们还得对战斗中的功绩做讨论分析。在小比格奥战斗中，除了“白公牛”的马倒下，他的一个关节挨了一颗子弹外，这个美尼考尼焦人杀死了两名白人，袭击了7个人，逮了12匹美国战马。他宣称，在战斗中，他与一名身体强壮，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士兵搏斗，那位士兵几乎砍掉了他的鼻子。“白公牛”最后说，他设法用自己的卡宾枪朝这个敌人射击，他至少画了四幅壮丽的搏斗图。许多历学家史还严肃地看待了“白公牛”的这些声称，可另一些人则说，“白公牛”的话散发着值得怀疑的气味。

　　一个名叫“水人”的阿拉帕霍人提供了一则不引人注意的描述。“水人”身着如同白人所料想的那样一身战斗装束：犊鼻裤，带珠子绑腿，羽绒无檐战帽。他的脸染成红色与黄色，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鹿皮袋子，里边装着“一种植物根”。打扮完后，他便急速跑入战场，看见卡斯特跪爬在那座山岭上。“他的肋部被子弹击中，嘴里喷吐着鲜血，好似注视着周围移动的印第安人，四名士兵在他身旁……”听起来好似符合情理，尽管19世纪的美国人民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只能被后一代人接受，而不能被同一代人接受。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好似认为“水人”的讲述比“白公牛”的讲述更合乎情理。

　　在这些重要的争功陈述中，“乌鸦”人侦察员“卷毛”说，就在他神奇般地逃出之前，看见卡斯特的胸部被击中，蜷着身子坐着，接着，他又被一粒子弹击中，身体向后倒下。这听起来也能令人信服，可“卷毛”也说，他逃到战场东侧，他是在那儿看见卡斯特死去的。这么远的距离，他是不可能看见卡斯特的肋部受伤的。

　　许多印第安人坚持说卡斯特是最后一个倒下的，说他的头部被马刀砍伤，并被“脸上雨”开枪击中。卡斯特可能是最后倒下的，但他的头部并未被砍伤。“脸上雨”可能参加了战斗，并击中了卡斯特，但没有证实卡斯特是否被打死。无疑，卡斯特的受伤处成了一件被关注的主要事情。

　　白人士兵，尤其是来自东部的白人士兵执意要查出究竟是怎样的红种人杀死了他们的英雄。他们没完没了地追根寻底，这令印第安人感到十分厌烦，于是，在1909年的商议会上，他们决定了结这件事。由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便选择了南部夏安人首领“勇敢熊”作了这一侯选人。因为，在华什他，“勇敢熊”曾同“黑水壶”在一起，当某人给这位将军靴子上倒烟灰时，他在场，他也参加了小比格奥战役，所以，他是最好的人选。

　　那些趋向社会主义精神的部落成员还有另一个理由同意这样做，费城的百万富翁鲁道姆曼·沃纳梅克为这件事提供了金条。这笔钱是提供给1909年的议事会的成员们的，这一年，许多印第安人遭受了饥饿的折磨，所以，他们推测，要是他们能弄到一个杀人者，他们就会得到一笔钱，为那些挨饿的人购买粮食。

　　据说，“勇敢熊”并没有急于想成为这个英雄，他认为沃纳梅克先生要谋杀他。可后来，他还是鼓足勇气，代表他的人民站了出来，这件神秘的事就这样结束了。

　　沃纳梅克先生自然十分满意，印第安人也高兴了，当“勇敢熊”意识到这些白人士兵只是想要凝视他时，也高兴了。

　　可是，早在30年前，卑斯麦《论坛》报道说，一个商人从首领“苦胆”——“最坏的印第安人”那儿买了一个奇特的小火柴匣状有指针的哨子，这是卡斯特口袋里的东西。这位算是最恶劣的印第安人是怎样得到它的呢？“苦胆”不可能是叫卡斯特死亡的天使，一方面由于“苦胆”是用一把短柄小斧参加的战斗，而卡斯特却是实实在在中弹倒下，头部还有另一处弹伤。此外，甚至没有确定这位复仇的天使是苏人还是夏安人，或者可能是前来走访营地的阿拉帕霍人。卡斯特所带的这个五连队袭击的是村头的夏安人，所以，很有可能是夏安人把他击中的，这就给“苦胆”怎样从卡斯特口袋中取走这个哨子带来了疑问。

　　弗纳尔蒂曾多次见过这位首领，他十分率直地把“苦胆”说成是一个不安分的流氓，说他长得像个盗马的吉卜塞人，并以“双料货”，“偷偷摸摸的恶棍”而著称。

　　后来成为将军的戈弗雷。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发现，作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人，“苦胆”具有天赋才能，熟知很多常识。他是一名身材魁伟、体格健壮的首领，他的外貌使人能联想到丹尼尔·韦伯斯特。

　　代理人麦克劳林对“苦胆”十分了解，他不但把“苦胆”看作是一名有策划能力的斗士，也把他看作是有说服力的顾问，是和“红云”、“斑尾”有同等能力的人，他的确是麦克劳林从未见过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伊丽莎白除表明对“苦胆”的恐怖的情感外，也做了几乎相同的评价：“事实上，对我说来，看一张长得棱角分明有生气的印第安人的脸是十分痛苦的，我一生中从未想象过，在所有这些部落中，会有如同‘苦胆’这样一位出色的斗士。”

　　大多数安克帕帕人（至少同白人交谈过的人们），都认为“苦胆”是个息事宁人的人，没有脾气。但自从那个星期天雷奥的士兵开枪打死他的两个妻子与三个孩子之后，他便丧失了温和的脾性。一苦胆”认为她们是被李侦察员杀害的，他绝对不会更改这一判断。不管是谁杀害了她们，都极大地伤害了他，就像数年之后，他向一名记者吐露的那样——于是他骑马在士兵中狂奔，用他的短柄斧劈砍了他们的脑袋。他说：“我砍死了许多人。”

　　他的名字被字面译为“皮扎”，是由母亲在临产前，尝了一只死动物的胆汁后给他取的这个名字。他也被叫做“红行者”，因为有一次，父亲给他全身缠绑了朱红色装饰带，给他打扮一番之后，让他在客人面前夸示地走过。这次夸耀之后不久，他就成了“在中间行走的人’了。他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不太清楚，但他对这个名字很自豪，说不定还是在战斗中赢得的。

　　他不是一位世袭的首领。他的家族也好像只是一般的家族，由于他父亲去世早，与其说大家对他敬重还不如说是对他的同情。所以，他像是并非由世袭继承了首领，而是由于他感觉出自己苗裔的重要性。

　　他大约于1840年出生在南达科他的莫罗河沿岸，据说，可能与“血刀”同年，并同生在一个村子里，死于1893年。是服用了一剂特殊的药或受了刺刀伤，或从一辆货车上跌下来而死的。尽管死亡的原因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死亡的日子刚好是卡斯特的出生日——12月5日。要是这位将军当初谨慎的话，这一年他该有54岁了。

　　即使到了矮胖的中年期，“苦胆”依旧是一个有爆发力的人，他简直能够使摄影师照像机的镜头玻璃裂化。每一张底片都给出了一个领导人的惊人体魄。那些如同蹲坐的全身像，一副酒桶般粗壮的躯干，配着两条弯曲的短腿。战争12年之后，他站到磅称上，发现体重增达260磅。在小比格奥战斗中，他的胳膊上涂染了一条条白色的道子，厚墩墩的手中握了一把短柄斧，他必定如同一只在羊群中冲闯的狼，在卡斯特绝望的骑兵中狂跑。

　　麦克劳林说，在站岩，当“苦胆”不再是一名青年男子时，他恋爱了。而且十分狂烈，并羞怯地向居留地的一名代理人承认了这一事实。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然而麦克劳林说，了解印第安的人会对此做出确实的评价的。那名苏人的首领，“一张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j那在冬天为防止冻裂要涂染，在夏天也为防止被太阳晒黑涂染的脸，而今却如同白肤色姑娘因害羞而飞红了。”

　　然而，事态以不幸而终结，使这位伟大的安克帕帕人陷入深渊（并非常常这样），因为他所迷恋的人是另一个人的妻子。麦克劳林同“苦胆”讨论了这件事，至少，劝说他应克制自己的感情。

　　“苦胆”回答道：“我已答应要向白人那样生活，我信守我的诺言。但我没有答应，在另一个女人来到我心中时，我的内心是否还会再感到欢乐。我将要如同白人那样付出我的人生代价。”

　　然后，他们握手道别，“苦胆”走了。

　　比利·亚当斯在莱顿的乔丹赫达尔奇经商，时常为布西尔德堡的战犯送啤酒。在那儿，他认识了“乌鸦王”、“贱狗”、“坐牛”、“脸上雨”、“苦胆”以及其他著名的苏人。他对“坐牛”没多少好感，认为“坐牛”是一个一味追求肉体的可鄙人物。他有一双弓形腿，一张多疑不诚实的脸。比利说，他那双毒蛇般阴险的眼睛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怀疑。“坐牛”拒绝先动口喝咖啡或吃东西。在另一名印第安人尝了之后，他才动口。在说及首领“苦胆”时，比利却充满了敬意。他说，“苦胆”是位杰出的首领，他乌黑闪亮的眼睛揭示了荒远的边疆人的那种敌意。你要是不被他看做是有风采、有魄力且有知识的人的话，你就休想同他接近。

　　“苦胆”访问了华盛顿，在那儿，给他提供了任他想要花费的金钱。后来，当问及他在华盛顿的见闻与感触时，他回答说：“我走访了你们这座伟大的城市各处，看到了许多人，他们有些穿着十分华丽的衣服，佩戴着钻石；而另一些人却赤着脚，衣衬褴褛，亦无钱买食品。他们是贫穷的乞丐，他们比印第安人更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把你们给我的钱给了他们，所有人都是与印第安人相似的人，我们供养我们的穷人。”

　　后来，据说当“苦胆”的容貌变得温和之时，他不再像丹尼尔一韦伯斯特，倒像亨利·沃德·比切尔了。

　　不管白人怎样评价他合乎道德的本质，你不可能不赞叹他强壮的体魄。1865年冬天，在布尔西尔德堡附近，一支特遣队士兵试图捕捉他。对他的指控令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不合理，可当这些士兵们抵达他的棚屋时（也许进到里边），他把棚屋的后边割开，蹓了出去。然而，他没有想到他们早已防范到他会这样逃跑，一名安置在他棚屋后边的穿蓝制服的士兵，用刺刀刺穿了他。他就这样捕获，并被钉在地上，直至他昏晕过去。士兵们离开，到司令汇报说“苦胆”已死。于是，又派了一部分人去取他的尸体。然而，据说，对他的死亡的汇报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在这些士兵返回来之前，“苦胆”已苏醒过来，爬入森林，藏在里边，直至对他的搜索停止。

　　也许事实并非完全这样。有人说，由“血刀”给这些士兵带路，试图逮住“苦胆”。“血刀”用刺刀连插了他几刀后，又在枪里装上大型铅弹，想做致命的一击，但负责军官巴塞特中尉把他的枪打在一边。一阵猛烈的爆炸在离“苦胆”头部几英寸的地面上穿了个烟洞，巴塞特认为他早已被打死，或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没什么理由再去毁灭一具尸体。所以他们把他丢在血泊中，骑马走了。“苦胆”的人接着为他包扎了伤口，并立刻把他放在一辆马拉雪橇上，拉到一个安克帕帕人的村庄。在那儿，他复愈了。很久之后，他给德·斯梅特神父看了自己的伤疤，并吹嘘说，那次布尔西尔德堡对他的款待，使几个白人丧了命。

　　韦斯塔尔说，一个名叫朗·曼邓的“双水壶”的苏人为这些士兵带路，“苦胆”被刺刀穿透之后，这名士兵不得不用一只脚踩在“苦胆”身上，才把刺刀拔出。他们连捅他几刀，踢他，踩他，“苦胆”却佯装死去。苏人自己也认为他死了，他们不愿碰及他的尸体，就把他的棚屋拆掉，逃走了，“苦胆”接着摇摇晃晃地穿过落雪，走了21英里，来到他的一个叫“毛下巴”的朋友的棚屋，是他救了“苦胆”的命。一年之后，一处深伤还在化脓。那时，“毛下巴”的一个儿子“乌鸦鬼”15岁，他回忆说，“苦胆”抵达他家时，衣服上沾满了鲜血，嘴里还在泪泪地往外涌血，肯定是刺刀刺伤了他的肺。另一名印第安人说，他的脖颈也被刺刀刺伤。

　　有两种关于“苦胆”被子弹击中的说法。刘易斯·克劳福德说，朗·曼邓偷偷地离开，来到斯蒂文森堡，告诉堡里的指挥官德·特罗布里恩德上校，说“苦胆”在布尔西尔德堡。德·特罗布里恩德上校派了100名士兵，于清晨两点钟抵达布尔西尔德堡。那晚，必定明月当空。因为该堡的一名办事员被吵闹声惊醒，他用望远镜观看，看见“苦胆”的棚屋被包围，并听见一名翻译喊道：“我们要捉‘走在中间的人’。”“苦胆”便出现在棚屋门口，遭到手枪的射击。

　　这种讲法值得怀疑，夜晚的枪声会把每个印第安人惊醒的，士兵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约瑟夫·亨利·泰勒认识一些参与那场的捕捉人员，他说，那时“苦胆”高枕无忧，在布尔西尔德堡南边扎营，他走出棚屋迎接这些来访者时，被射倒在地，然后，他被一把刺刀穿透胸部扎在地上，血从他的伤口，他的嘴巴，他的鼻孔中涌出，“流了近一加仑”。救他命的不是“毛下巴”，而是一位不知名的老太太。

　　也有传说，他是在某处被一名潘达革利卡部落的巫人救助的。

　　无论是他自己的生命力顽强不死，还是多亏了巴塞特挡住了“血刀”装添在枪管中的大铅弹，都令人生疑。而德·特罗布里恩德绘声绘影描述的事态进展，更像当年“血刀”差点杀死“坐牛”的情况：“血刀”飞马跑来，就要举刀砍断“坐牛”的喉头，突然听到命令，要他刀下留人。听起来，好似“血刀”两次被阻止杀死一名印第安人的首领，这是极不可能的事。其中之一可能是真事，但究竟是哪一次？

　　这件陈旧的琐事，还有另一种说法，但同样太模糊，令人难以相信。1886年7月18日，事件发生20年之后，圣保罗的《先驱报》报道说，苏利堡的蓝制服们追捕并制服了“苦胆”。他身中六七弹，又被用刺刀捅了六七刀。一个名字不详的下士还想给他致命的一击，“中尉先生，让我也出口气吧。”但中尉说不行，他们便骑马走开了。于是，“这位狡猾的红种人，爬走了……”

　　一个冬天的夜晚“苦胆”在布尔西尔德堡附近被刺刀刺伤，但却从一个普通人早已会送命的重伤中顽强地幸存下来，这一传闻仿佛成了至今仍争论不休的热点。他也可能遭受枪击，但这种传说无人能确信，事实真像太失真了。不管怎么说，依照韦斯特尔的讲述，自打那时起，他对白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在他居住在居留地那些日子里，白人的任何讨好行为都未能解除那种残忍的侮辱所刻留在他心间的愤恨。“有人说，他死于服用了过量的减肥剂，另有人说，他是从货车上掉下来摔死的。但事实是，他的旧伤毁了他。他的死，归咎于他对白人的半心半意的友谊。”

　　至于减肥，一点也不假，居留地的食品使“苦胆”变成了个矮胖子。对此，他十分忧虑，并听从一个朋友的建议，以服用某种滋补饮料当食品。他接处方喝了一周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便把整瓶都喝了，以致出现虚脱。据说是这样。果真如此，倒好像契河夫的讽刺故事了。

　　1907年，J·M·T·帕特罗上校给摄影师巴里写信时，也讲述了有关这位惊人的斗士的一些荒谬的事。这位上校问巴里是否还记得布尔西尔德堡的克利福德上尉，那时，克利福德负责看管印第安犯人：“我常常用克利福德的钢琴，为‘苦胆’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常常要我为他演奏这首特殊曲子……”

　　韦斯德尔认为，“苦胆”死于他同白人的友谊。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西南博物馆（至少离该战场有一干英里），有一幅绘制在平纹布上的大型水彩画。是由首领‘踢熊’于1898年绘制的，这幅画也是对“苦胆”的一个评价。该画是由弗霍德里克·雷明顿委托绘制的，但雷明顿一直未把它取走，所以，这位艺术家就把它卖给了一个印第安代理人。

　　在这副精致的细纹布战场图上，“踢熊”如同一只苍鹰，从高处凝视着小比格奥，卡斯特罹难的士兵们看上去如同一只只死去的棕色麻雀，画面上到处可见未着色的人的轮廓，暗示着一个个逝去的灵魂。卡斯特身着鹿皮服，那顶白色宽檐帽已经丢失，露出了他长长的头发，从技术角度着眼，画家没有表达真实情况。画中，可以看出大量的吸引人的战马——黄色、粉红色，绿色。但画中央最引人注目的是站立的四名重要苏人：“坐牛”、“狂马”、“脸上雨”和艺术家自己，“踢熊”首领没有把“苦胆”画入画中。在“苦胆”应当站的地方是一块黑色空间，表朋在这些杰出的人们中，只有“苦胆”一个人向他的敌人妥协了。

　　公益图书

20

　　　　在那偏远孤寂的土地上，

　　　　大比格奥河与黄石河，

　　　　　　在山间咆哮奔流。

　　　　火堆边的苏人首领们，

　　　　低诉着他们的不幸和苦难，

　　　　还有那愤怒的威胁。

　　　　“脸上雨”在怒吼：“报仇！”

　　　　“向所有金发白肤的人们讨还血债！”

　　　　群山漆黑高耸，

　　　　巉岩间回荡着他的怒吼，

　　　　　　绝望与愤怒……

　　　　落入致命的陷阱，

　　　　金发白肤的将军

　　　　　　还有他的300名军士

　　　　手握长刀，勇往直前，

　　　　除了那风光的乐队

　　　　　　再没有一人生还……

　　　　可敌人在夜间潜去，

　　　　“脸上雨”急驰在夜幕中

　　　　当苍白的纪念碑落成时，

　　　　勇士的心不再搏动

　　　　金发白肤的将军啊

　　　　究竟谁是谁非？……

　　朗弗罗先生的诗行中出现了这么多错误，使它变成了一首沉闷的计数功绩的拙劣打油诗了。诗行第一处描述的处所，实际上并不在大比格奥河与黄石河的汇合处，而在沿小比格奥河岸。小比格奥河是大比格奥河的一条支流。在蒙大拿境内，这条河的这些支流仅仅是绕谷淙淙爬行的小溪，而不是呼啸咆哮、顺山径流去的大河。

　　再有，“脸上雨”不大可能说过这类话，而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黑越越的陡岩。

　　在朗弗罗的第三节诗行中，他描绘了一个寂静无声的印第安人村庄，它如同“进入梦乡”。除了那奔腾的水流声和“森林中蓝背(木坚)鸟的鸡啼声”外，全村静悄悄的。事实上，那时这个营地有数千名印第安人，全村可能在15000名印第安人的狂呼乱叫声中滚沸了。无人能说出，当时还有多少只狗也在咆哮。这就是真正的蓝背樱鸟的鸣啼与潺潺的小溪的流水声。

　　在第四节诗行中，他想象中的“坐牛”全身涂抹着作战的色彩，佩戴着装饰珠子，如同埋伏在芦苇丛中的一只骏犎，待等着卡斯特。这真是一则罕见的比喻。一般来说，无人会把骏犎同芦苇丛联系到一起。然而，它唤起人们对独特无比的美国西部的戏剧性想象。那天早晨，“坐牛”究竟穿什么衣服，得由看见他的人们陈述。据韦斯德尔的描述，他穿了一件烟棕色的鹿皮衬衫，上面装有绿色豪猪刺，“在长长的有装饰的肩带上，垂挂着人发流苏”。他穿了一双鹿皮鞋，打着绑腿，裹着一块红色腰布。他的后脑上插着一根鹰羽，头发辫成辫子，里了一块水獭皮，发辫垂搭在胸前。他的腰带上绑扎着一个镶有三排铜扣式圆头钉的黑套子，上面悬挂着一把弯刀。

　　这些具体资料大概还不能成为构诗的素材，他于是依附于模糊的想象：“他身上涂抹的作战颜色和装饰珠子”。然确这种含糊的描述很难给人们的记忆打下烙印，至少，只是暗示性的表达。然而，必须对朗弗罗的“致命”一节做争论。“苦胆”说，印第安人在等待那些穿蓝制服的士兵小跑着进入这个接待室，然后，再将他们吞掉。当然，事实不可能如“苦胆”所说，但这只是一种暗示，或者是夸张，这些印第安人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完美的准备。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们知道穿蓝制服的纵队正在迫近。除此之外的事，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这首诗，可能特别为首领指挥官“坐牛”安排了一个由三千名斗士组成的突然反击。纯属假设。路德·诺思在边疆度过一生。他说，尽管那些首领勇猛过人，甚至是雄辩家，能够激励族人的感情，但由于印第安人没有军纪，他们却不能发出让斗士服从的命令。要是一个斗士愿意参加袭击战斗的话，他就说：“我去了！”倘若另外一个人有同样的意愿，就跟他同行。然而，如果“红云”或“坐牛”想要在这些勇敢的人中选择一行人，并命令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去攻击某个敌人的话，是无人会关注这个命令的。

　　道奇上校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他曾站在一个能俯瞰南普兰特河域的小山顶上亲眼观看了一场“对大约100名斗士的训练”。他们的指挥官是名苏人首领，他坐在矮种马上，近一个半小时，他不时移动右臂指挥着这些骑兵。后来，他向道奇解释说，他一直用一面镜子发信号。

　　侦察员乔治·哈里了坚持说，他在小比格奥看见五名首领，每位首领手持一面旗帜，调集自己的斗士：“一面是红色的，另几面有黄色、白色，还有一面是黑色。所有这些首领们都卓越地指挥着他们的斗士。”哈里了认为，“坐牛”在直接指挥处的附近。

　　代里人麦克劳林甚至认为“坐牛”没有参加这场战斗，他说，在子弹不停地咯咯穿过这座棚屋的杆子时，他立刻便逃跑了。“这场袭击使他心里十分恐惧，‘坐牛’从来就不是个非常英勇无畏的人”。他领着他的所有妻子与孩子跳上矮种马，朝西南方跑了。当从村庄跑来的信使追上他，向他汇报了卡斯特被歼灭的消息时，他已经走出村外八到十英里了。“我时常争论，挫牛’确确实实是一个胆怯鬼，这个结论来自我的个人了解，来自各种有关他的事件，也来自那些作战首领们对他的轻蔑态度。然而，他的巫术是极高明的。”

　　不管“坐牛”是否参与了这场战斗，也不管他是否安排了图谋策略，不用怀疑，卡斯特追踪了这些暂时宁静下来的部落，按照特理将军的计划，追踪了他们。很清楚，他的意图是袭击他们。因此，他不是伏击他们，而必定是如同一个猎人步入他自己埋下的陷阱狭口。

　　至于战斗人员数字问题，郎弗罗的三千人可能被争论过。然而，这好似不无理由。预估的沿这条河扎营的印第安人总数是2500名，但结果却成了20000名，这一最终数字是由安森’米尔斯上尉给出的，他同库鲁克在一起服役。战斗结束一年之后，H·L·斯科特中尉参观了这个战场，并数了原先扎棚屋的那些圆圈场地，可当他数到1500个圈子后便放弃了。然而，这些圆圈形场地也可能不精确，因为一些家庭反复搬迁他们的棚屋，很可能会留下两三个圈子。此外，还有数百个简陋的临时住处，它们是些设在灌木丛中的遮蔽住所，在居民离开后不久便被风吹散了。这是青年斗士们的住所，在这个村子的端头，有大量这样的住所。

　　这些印第安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数字。“苦胆”，“平铁”，“狂马”，“双月”，“飞鹰”等人都曾被询问，可他们给出的数字也不会比白人的精确。此外，他们并没有把数字看做重要的事，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和干以上的数字打过交道。在他们看来，谁要是能数到千以外的数字，那必定是吹牛。

　　至于士兵人数，一些历史学家、教授，也仅是想知道跟随“晨星之子”进入这个荒凉的死胡同的人数，但大都不能使人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也许是220或250人。戈弗雷负责埋葬人员，他数了212具尸体，但还有几名骑兵失踪了。连同雷奥指挥的部队和后来死去的伤员，总确定的死亡人数是265人。简言之，这些数字和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卡斯特领导的300人不相符合。

　　公正地说，如果这首诗用200人或250人来描述的话，诗歌不能流畅地涌出，也便失去它原来的表达效果。所以，这个数字夸张，可能是合适的诗行破格表现手法。但是，朗弗罗先生擅自拟定的这些倒运的骑兵们挥刀冒险往前冲杀则是明显的错误。他们处于守势，战斗中死亡的人们无人带战刀。

　　原曾给他们发了战刀，这一点也不假，它们虽然是十分笨重的装备，但能起到从心理上压服的作用。19世纪的印第安人确实曾经被长长的战刀惊呆了。所以，曾经对它做了争论，要是没有别的什么绝招的话，第七骑兵团应当携带这些战刀，发挥它的效力。不管怎么说，它们被装在木头盒子里，留在粉河补给站了。爱德华·马歇与查尔斯·德鲁迪奥两个中尉是军团中唯一把马刀留在身边的人，但也是以十分不同的理由，而且两人谁也没有和卡斯特在一起。马歇把自己的马刀收藏在辎重车中，驮载队的人们也欣然接受下来，因为，他曾用它砍杀毒蛇。应要求，他大概成了该军团的杀蛇专家了。

　　德鲁迪奥的长马刀失踪了。从而，这把做为E连的卡洛·卡米留斯·德鲁迪奥中尉财产的马刀，未发挥它的作用。

　　德鲁迪奥在公职上属E连，该连随同卡斯特，在这个大山沟，或山沟附近被击溃，但德鲁迪奥是幸运的。在这次远征中，他在雷奥的指挥下供职，从而设法避免了把他的名字奉献于这块纪念碑。

　　要是他确实带了马刀，也没什么特殊理由，仅仅是他自己要这样做。这必定和他的贵族身世有关。他有一些能引起人们说三道四的轶事，而他自己吹嘘的又是那么多、那么令人含糊不清，使得第七兵团一些刻薄的人们把他叫做“算不出帐来”的人。然而，他是Aouila di Rudio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儿子。沃卡特·坎普在1910年采访他时，他给坎普看了可以追溯到1680年的他的家谱，那是用羊皮记录的，无可非议。他为自己的贵族继承权感到骄傲，他自然认为，符合身份的装饰应当是一把马刀。

　　如同第七兵团中的极少数人那样，可以说他昔日的生活曾散发着恶臭，1858年1月14日，路易斯·拿破仑皇帝和他的妻子尤金娜由骑兵中队的龙骑兵护送，来到巴黎剧院。人群鼎沸，剧场中的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威廉·泰勒”前奏曲。突然，三发炮弹袭击了皇家列队仪式，一匹马被炸死，两名枪骑兵也丧命。许多人受伤，包括罗格万特（Rogwet）将军和两名步兵。一片金属片呼啸飞过路易斯·拿破仑的帽子，尤金娜的左眼皮被轻划破了一点。事后，有四个人被逮捕：恐怖分子头目菲利斯·奥里斯尼，盖斯平·皮尔利（Giuseppi Pieri），安东尼奥·古姆兹（Antonio Gomez）和德鲁迪奥。德鲁迪奥声称他是一位葡萄牙啤酒推销员，名叫戴·塞尔瓦（Da Selva）。古姆兹逃脱了惩罚，其余三名则被交托给格卫洛丁（Gaillotin）博士发明的超现实主义刑具。

　　当时，德鲁迪奥并没有住在巴黎，而是住在伦敦东区，并和一个年仅18岁未受过教育的糖果店售货员结了婚。早在三年前那姑娘就怀了他的孩子。在英国政治改革家们的帮助下，她可能替她的丈夫给尤金娜皇后转交了一封乞求信。虽然，这则故事没有文字记载资料，仅仅是某人以替他辩护的角度，清楚地讲述了这件事。

　　3月12日下午5点半钟，普鲁柯勒将军收到一份授权证，授权他执行由阿斯伊泽法庭宣布的对共谋犯奥里斯尼与皮尔利的判决。两天之后，判决执行。两名“极其勇敢无畏”的恐怖分子掉了脑袋，德鲁迪奥被缓刑，终身监禁在“魔鬼岛”。1858年秋天，13名罪犯挖空一根圆木藏身，朝英国的古伊安那斯（Guiamas）划去。从古伊安那斯，他借助更常用的法式航行，到了伦敦，找到了贤良的妻子伊丽莎。显然，为再次证明他不改习性，他决定组织一次巡回演讲。可19世纪的英国人比20世纪的美国人更有辨别性，从而未能使德鲁迪奥试图从他的谋杀功勋中察觉出什么好运来。

　　1864年，他移居美国，在纽约第七十九海兰德尔斯志愿人员部队入伍，当了一名志愿兵，但他渴求的是一个授衔令。为了接受美国第二混血人种骑兵军队中尉的授衔令，他从第79志愿兵团退伍，尽管那是一个几乎没有白人愿意接受的职位。1866年1日，他退伍了，但到了第二年秋天，他再次作为一名正规军中尉，穿上军装。但三周之后，由于体格检查不合格，也由于作战部队获知了有关他在巴黎的行为，他的这个任命被取消了。

　　正如许多纳粹分子看出他们的欲望与利益那样，那时，我们的政府很少由于一个人的缺点把人一棍子打死，只要他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废物。所以，就在宣布德鲁迪奥不配穿美国军官制服五周之后，该政府又恢复了他的中尉职务。1869年7月14日，他被分配到卡斯特将军的兵团。

　　无论他是否在小比格奥挥舞过一把战刀，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欢喜这种武器。随同羊皮纸家谱，他也给坎普先生看了一把镶金马刀。这是他的兵团屯扎在堪萨斯时，他的连队成员送给他的礼物。卡斯特曾经为他接受了这件礼物斥责了他，告诉他违反了规章制度，有损于部队的良好纪律，然而也没有命令他把这件礼物退还，所以。德鲁迪奥一直紧紧地握着这把马刀。

　　据说，他不顾及别人的奚落，好几次在战场上也带着这把马刀。为了沿袭高贵的身份，他甘愿忍受这些议论。这样看来，要是他没有像马歇中尉那样把刀留在装载车上的话，那必定是把它带到这条峡谷里了。在一次采访中，“苦胆”首领也宣称，一名士兵确实带着一把战刀。

　　这场战斗中，可能有第二把马刀。一个叫“鹰麋”的奥格拉拉人说，还有一名苏人也携带着一把从玫瑰花苞湾战斗中缴获的马刀。所以，这场战斗中最多有两把马刀，但卡斯特的人没有一个挥舞过它。

　　事情也并不像朗弗罗先生第七节诗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苏人并不是在这天夜晚逃走的。据详细记载，他们毫不惊慌地迅速拆除了自己的棚屋，在天近黄昏时离开这条峡谷。至于朗弗罗先生说的有关“脸上雨”把这位将军的心脏掏出来的话也纯属胡说，纵使数百万美国人一直认为他是这样干了，许多人依旧这么认为。这首诗还有一处错误！最惊人的是，朗弗罗先生指责“脸上雨”成为最著名的印第安人之一，成为与波卡汉特斯，吉罗尼姆，和“坐牛”相提并论的人。他不应当被诋毁。

　　麦克劳林争辩说，“脸上雨”这个名字是不好用软音苏人音节译为恰当的英语的，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加以翻译。但照字面意议来看，可能还是正确的。有一天，她妈妈做午饭，把他放在棚屋外边，就在这时，“一只能引报雷雨的巨鸟飞落在附近一棵大树的枝上，随着，是一阵倾盆大雨”。显然，这是一个征兆，于是，这位幼儿便得到他的名字。当时，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谁又能证明它不是真实的呢？可“脸上雨”也喜欢胡诌；听众越容易上当，他也就越能吹嘘。他告诉查尔斯·伊斯门博士，这个名字是他十岁时，和一名夏安部落男孩打拳仗之后获得的。那个夏安部落男孩把他的脸抓得鲜血淋漓，血水在脸上一道一道的，仿佛洒淋了一场大雨。

　　要么，可能由于他在雨天同库鲁斯·万里斯人打仗而得了这个名字。他曾经把脸染成地平线上的半轮太阳——一半黑一半红，然而，雨水把它们冲洗成一道道的。

　　不管他在幼儿时怎么获得这个名字，它十分能唤起人们的想象，白人们从未用其它名字叫过他。然而，在苏人中，他被称做“捕敌者”。

　　一些印第安人认定，在小比格奥战役中，他在数英里远处放牧矮种马，另一些人强调说，他是“乌鸦王”的斗士，在卡斯特试图越过河时，从西南方发动攻击。他们还说，在攻击中，“脸上雨”的马倒下了，一粒子弹穿过马头，然而他自己没有受伤。接下来他究竟干了什么，无人知道。他可能不止把一个来到这块棚屋营地的白人士兵送上天，但他确实什么也没干，除了朗弗罗说的他在夜晚高捧着令人恐怖的战利品逃跑。

　　谎谬可笑的是为什么朗弗罗要错误地安置“脸上雨”的仇恨。“脸上雨”并没有像仇恨汤姆那样，对这位将军怀有刻骨的仇恨。事情应当追回到1874年，那时，“脸上雨”被逮住，并以谋杀了随军小贩巴勒雷安与兽医霍尼辛格的罪名被监禁起来。据说这两名白人并没触犯别人，他们是十分安分守己的市民。他们曾和斯坦利结伴，一同于1873年去黄石河谷远征。他们轻率地要求外出寻找化石，尽管尤尼萨姆·查利曾经警告他们，并反对他们这样冒险。

　　那时，雷安军士和M连在一起，负责警卫货车。他说，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他们认为，兽医与小贩到河边饮水去了。霍尼辛格是“一个十分笨拙的人”，他骑了一匹灰色良马，巴勒雷安则骑着一匹黑色墨西哥矮种马。印第安人把两匹马都抢走了。在40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霍尼辛格的灰马尸体，他的一条后腿被割去一块肉，这匹灰色马被良的新主人骑得累死了，然后，几个印第安人为自己制取了大块马肉。巴勒雷安的矮种马没有被找到。

　　霍尼辛格像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人，但兽医似乎是个什么要人，他知道如何提供比用冷冻方式更好的贮存柠檬与新鲜鸡蛋的方式。有段时间，他在孟菲斯经营一个赌场。本廷坚持说，在黄石河旅行中，他和卡斯特将军结伴，并在卡斯特的影响下办起了随军小货铺，暗中偿付了他的恩人。按照本廷的话说，伙伴关系结束了，他同巴勒雷安一起丢掉一切并送了命，只留下一个贫困的妻子与可怜的孩子。

　　六年之后，温德尔菲军士采访了这一事件。他说，他们的伤痕证明，两个人是从马鞍上倒下的。伊丽莎白·卡斯特也重复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讲述。她说，那位小贩先中弹从马身上栽倒在地上，印第安人用棒槌把他的头敲成肉糊；兽医藏在一些灌木丛中。当他被发现后，就做了一个求和的手势。并把一顶象征男子汉气魄的帽子送给对方，然而，他们对他的回敬不比对待小贩差。两人的头皮未被揭掉，但霍尼辛格是个秃子，巴拉雷安一直出奇地把头发剪得短短的。

　　E连的一个号兵目睹了这场袭击。做了以下陈述：

　　我看见该兵团的随军小贩巴勒雷安先生和外科兽医霍尼辛格先生骑马朝离河不远的一片开阔的树丛走去，我想，我得等到看见货车队来后再往前赶，所以，便躺在我的马旁边，而且。必定是有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我被树丛中传来的叫喊声惊醒。我从地跳。起来，跑到可以看得见的几步远的地方，我惊恐地看见大批印第安人正在残杀巴勒雷安先生和霍尼辛格先生。巴勒雷安先生在林间奔跑着，两个印第安人把箭射入他的他后背；霍尼辛格（也在奔跑着）被追上后，一个身材高大的印第安人用这位兽医的枪托猛击他的头。此刻，可以可见一枝箭穿透巴勒雷安的身体，并扎在地面上，他用右手握着箭，眼睛瞪着……

　　无论确切的场景如何，无意中听“脸上雨”吹嘘说，是他自己把他们杀死的。于是，把此情况向斯坦利将军做了汇极，并给他看了一只马鞍，据说是霍尼辛格的，并且是从“脸上雨”那儿买来的。斯坦利便给指挥部做了书面报告，说是只有把这个印第安人抓获才能证实他的罪过。“我敬请接受我的建议，把这个逮捕的任务交托给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至少还得带300名士兵”。

　　指挥部不同意这个建议。

　　八个月之后，“脸上雨”在站岩代理处露面。这次部队尾随了他。卡斯特派弟弟汤姆·卡斯特与耶茨上尉带领两个骑兵连在巴勒雷安的商店及所有可疑的地方，做了侦控、埋伏。为什么“脸上雨”可能会走进一个他自己声称被他杀死的人的店铺，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这么做了。

　　据雷安说，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日子，零下54度，地面积了两英尺厚的白雪。尤尼萨姆·查利指点了这位可疑分子，汤姆·卡斯特悄悄地侧身走过去拦腰把“脸上雨”抱住，并把他摔倒在地上。“我们立刻给他拷上手铐，把他拖出店外，并把他的双脚捆在马肚子下……”“脸上雨”好似未能意识到他被逮捕。

　　1875年4白18日，他从林肯堡的禁闭室逃跑了，这成为一件至今悬而未决的神秘故事。他对两名采访记者中的一位说，他和一个白人盗马贼监禁在一起，在他们逃出之后，那个白人挫断了他们的索链。那个白人结局怎样，他不知道。他又和“苦胆”与“坐牛”重聚。之后，他在一张鹿皮上绘制了一颗血淋淋的心，把它送给汤姆·卡斯特。

　　在他们的另一次相遇时：“我得到了他的心”。

　　他也给摄影师D·F·巴里讲了他的其它情况。当时，有两个盗马贼，他们爬出禁闭室时，一个给他招手示意，他跟着爬出去。一个哨兵没有理睬他们，背朝着他们向前走着，来复枪挂在肩上。这听起来好似不可能。但事实上却很有可能接近真实情况，因为当时并未对这次逃跑进行追击，那名卫兵也没有因失职而受到惩罚。对这件事的争论是，整个事情好似是有意安排的。

　　行了，人们自然要究其原因。

　　斯坦利特军原以为不难证明“脸上雨”的罪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要说获得了什么证据的话，也只是一丁点。“脸上雨”是一个侃大山的人，有关马鞍子的事，据说是卖了。就这些。该部队认为，最好的摆脱这个困境的办法是保证让这名令人讨厌的印第安人逃跑。

　　尽管是卡斯特自己下达的这个逮捕令，但他可能认为“脸上雨”是无辜的，在“脸上雨”四个月的监禁生活中，这位将军同伊丽莎白常常去牢房看望他，他们对他十分体谅，他也很喜欢他们。可能这样。然而，1990年，埃利·哈金斯上尉同这位和蔼可亲的斗士做了交谈（埃利可以讲十分流利的苏语），在谈及卡斯特将军时，“雨”说：“他是个恶棍，在听说他死了的消息后，妇女和孩子们可以睡安稳觉了。”“雨”用他那一分叉”的舌头强调，卡斯特是个爱说谎的人，他强烈指明，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发展过什么友谊。

　　他讲述的杀死巴勒雷安与霍斯辛格一事，可能是瞎编，然而他的夸口差点使他丧命，在那次奇妙的逃跑几年之后，他再次被逮住监禁起来。还是旧时的那些指控：杀害了小贩与兽医。这次是在白人士兵法庭上了结的。这是令人难以忘却的一段阅历。在辩护中，有人为他争辩道，纵使他杀死了他们（没有承认），可那两个同美国士兵为伴的人终究越过了美国政府自己认可的仅属于印第安人的打猎区，这是说，巴勒雷安与霍尼辛格是属于非法的远征队成员。

　　法庭同意了这一辩护，诉讼被取消。

　　听起来这件事处理得既合法又微妙，并是件能激起全体市民愤恨的讨厌事情。法庭的审慎考虑是合理的。相继的调查证明，这些傻心眼的化石采集者几乎肯定是被夏安或奥格拉拉人杀死的，而“脸上雨”是安克帕帕部落人。

　　他心中究竟对这位将军怎样看待是难以得知的。1905年临终时，他确信政府其时不再会对他的任何罪行判罚，便向玛丽’柯林斯神父忏悔，他说，在那场著名的战斗中，是他开枪打死了卡斯特。对此，玛丽神父曾反复问了他好几次，但每次，“雨”都坚持说，当时战场尘土飞扬，没有任何人说出是谁把卡斯特杀死的。终于，在他躺着断气时，玛丽神父跪在他身旁，握住他的手对他说：“大叔，为了历史的缘故，你现在愿意给我讲真话吗？。”

　　“雨”把身子微微抬起一点，真诚地看着她的眼睛，说道：“我愿意说实话，是我杀了他。我离他那么近，我枪中的弹药把他的脸都炸黑了”。

　　看来，此事，对这位老人来说是太重大的事了，他那躺在枕头上的头随后便痛切地向后挺去。

　　柯林斯静静地等待着，直到他又醒过来。接着，她开始朗读《圣经》中安抚的章节：“虽然你的罪孽如同猩红的血色，但它将会如同雾一样洁白。”她告诉他，他可以安息了，因为他和其他印第安人都只是为了保卫自己，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这样做的。她当时对艺术家德科斯特·史密斯的信中说：“我相信当时，他给我说了实话。要是你在场的话，你也会相信的。”

　　史密斯先生可能没有相信，他要比她对人的了解深刻得多。此外，他曾为“雨”画了三幅画像，他也可以流畅地讲苏人语。在交谈中，他也曾经从这位有才艺的编撰故事人的嘴里听说了另一种有关卡斯特之死的说法，说是一位叫“鹰”的夏安人，开了致命的一枪。

　　当时，“鹰”和“雨”几乎长得十分相像，两人都戴着佩有长拖曳物的战帽，除系腰布穿鹿皮鞋外，两人都赤着身子，他们全身都不染成黄色，每人手持一个蓝色盾。尽管“雨”为了表明他是个勇敢的斗士，说他的盾更大些。他说，这样的相像，可能导致人们把在战场上真正杀了卡斯特的“鹰”误认为是他。

　　史密斯又询问了有关他挖“长头发”弟弟心脏的事，因为人们都说他这样干了。

　　这好似引起了“雨”的极大兴趣，仿佛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未听到过这样令人吃惊的谴责，然而，他对此不置可否。

　　在他死去的前两个月，伊斯门博士拜访了他。伊斯门自己是个苏人，他发现“雨”孤单一人躺在一间小长屋的铁架子床上，裹着一条红色毯子，仅有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他脚边。在交谈了一会儿之后，“雨”同意讨论过去，说他已经抵达了灵魂收容地的大门，做为惯例，当一个人迈入这个收容地的门坎时，应当回顾他所走过的路程。他评述道：‘有许多讲述我个人的谎言，一些人说我杀了这位首领，另一些人则说由于汤姆·卡斯特使我蹲了监狱，我便挖出了他的心。嗨，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的心情那样激动，甚至认不出我们身边的朋友来。”

　　他说，自从他来到居留地后，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他没有破坏“大爸爸”的法律。“在被征服之后，我一直如同一位崇高的斗士那样保持着沉默”。他告诉伊斯门博士，在他放下武装时，他已死了，那是失去灵魂的时刻，活着的只是躯壳而已，眼下，这可怜的躯体也准备最后一次躺下。“嗬，hfcherul好极了！”

　　然而，他可能体察过将军的用意，不用怀疑，就是没有汤姆这笔宿怨，他也会那样做的。他确实也恨逮捕了他的人，他的确想要复仇。他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挖取汤姆的心，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伊丽莎白相信“雨”确实实践了自己复仇的誓言，在《靴子与马鞍》中，她表述了她的激情：“这个人魔复仇者把他的仇恨毒液喷吐在逮捕他的人身上，据查明，在该战场上他把我们的汤姆弟弟，这个忠诚、勇敢、可爱的人的心掏取了。”

　　倘若“雨”了解伊丽莎白这种憎恶的话，他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他既不会去痛斥她，也不会为自己的无辜提出任何抗议。随着岁月的迁移，他可能还查问了她是否依旧活着，也想知道，她是否得到了一位新首领。他对她无法控制的仇恨的应答好似统统是基督徒式的。

　　成百万人与伊丽莎白都认定，“雨”确实干了可恶可惜的外科手术。例如，查尔斯·罗准将，那时，他做为一个少尉和特理与吉本一同开进小比格奥。1904年，他告知“纽约国家禁卫军”，当时在那个村子里，他们见到了一颗用绳子绑着的心，可能是汤姆的。

　　朗弗罗对所有这些做了修正，他用这位将军的心取代了可怜的汤姆。但是，为什么？难道他觉得改用将军的名字就可出卖更多的版本？不管效果如何，他粗俗的诗歌把公众引入了歧途。

　　许多诗还描述了构想的小比格奥的激昂的音乐，不妨看看J·S·卡万尔（J·S·Carved）的诗行：

　　　　　　　太阳在蔚蓝的天空闪耀着，

　　　　　　　　　在这崇高的日子，

　　　　　　　卡斯特的骑兵乐队大胆地……

　　所有那些诗句中，最经久不衰的流行诗行，应当算是朗弗罗那激动人心杜撰出的“脸上雨”的形象：手中举着恐怖的战利品，口里狂喊着复仇的口号。

　　D·F·巴里机灵地为“脸上雨”绘制了一幅他们神情自若的肖像：一幅英国化苏人的画像，他头戴一顶巨大的插着羽毛的战帽，一只手握着一个礼仪烟斗，另一只手中是某种官杖或战棒。这幅画揭示的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他显然是一个十分愿意同你一道去街头小酒馆痛饮的人。

　　他确实为人豪爽，在站岩，他渐渐开始喜欢巴里。当这位摄影师决定搬迁到其它地方去时，“雨”拜访了他的摄影室，并与他送别。他把自己的鹿皮靴子脱掉，双手捧给巴里，说此刻如同他的心一样，他的一双脚触到了大地。

　　他还喜欢去拜访画家德科斯特·史密斯，史密斯把“雨”描述为一个五官端正英俊的男子，但又说他仅仅是个初生的牛犊。同感觉迟钝的“坐牛”相比，他好像更易于激动，是个易于外露情感的人。史密斯也认为，尽管“雨”缺乏真诚，反应十分机敏，但却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这两个印第安人都认定他们会被暗杀。了解他们的人说，他们两人一直像猫头鹰那样警觉地生活着。

　　“坐牛”并非在庸人自扰——政府认为他在鼓动乌维卡人跳鬼神舞，这可能是事实。1890年12月15日，43名印第安人警察，在由100名士兵和两门霍契凯斯炮组成的分遣队的相助下，包围了“坐牛”在耶茨堡附近的小屋。之所以这么兴师动众，是为了保证安全。果然不出所料，在“坐牛”被结果之际，他的一个年轻的儿子“乌鸦足”也躺下死了，还有六七名警察，以及“坐牛”的六七名追随者。也许，还有他的另一个名叫“乌鸦”的儿子。而美国政府军事行动的愚蠢性，又赢得了一个深度。

　　参照弗莱彻·约翰逊1891年的自传，这位巫人被布尔·汗德中尉与肖韦德军士从棚屋中逼出来。他抗议这种行为，并呼喊求救。从一个圆锥形帐篷的旁边喷出一团烟来，一支温切斯枪弹在爆裂。“‘坐牛’右边的一名警察把这位首领的马勒头抓住，‘坐牛’在马鞍上翻了个滚，一头栽在地上，从村子逃出来的数匹惊慌失措的马，从他身上踩踏过去……”

　　一名士兵作了不同的陈述，说布尔·汗德一边警告地叫喊着要抓捕“坐牛”，一边朝他的小屋潜近，当“坐牛”惊慌地喊叫着从小屋跑出来时，这位中尉朝他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他左乳上方，使他很快丧命。在“坐牛”旋转摇晃地倒下时，他设法拔出一支手枪，就在他倒地的瞬间，手枪中的子弹也爆炸了，弹头穿过布尔·汗德的股部。一名印第安人警察剥掉“坐牛”的头皮，这位顽固首领的脸现出十分令人厌恶的模样。他停止呼吸之后，一名印第安人用一块木板条把他的脸打成肉糊，头上留下的几根头发也被剪掉。他的鹿皮鞋与大部分衣物被脱下，作为纪念物拿走。在他的个人财物中，有韦尔登先生从纽约寄给他的信，信中警告他尽快从代理处逃走，因为政府要杀他。

　　芝加哥《论坛》记者记述道，盛放“坐牛”尸体的棺材被倒入一座孤坟里，旁边还有一名卫兵相守着，然而，实际上，这具尸体被送到一个军医院进行解剖。“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真正的棺材里根本没有他的尸体，这名虚设的守墓卫兵如同一个未经目击者。据信，当时，“坐牛”的尸体放在解剖室里。那些尸体残骸终将会出现在美国政府博物馆或其它什么地方”。

　　约翰逊先生评论说，也许有必要把他杀死，但也应当从民族所蒙受的羞辱来看待这些要求把他处死的事实。

　　“坐牛”的一个侄女是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乔治·伦纳德夫人。在印第安战役中，曾居住在印第安人的领土上。在这次拙劣的逮捕事件后没多久，她接受了采访。她充满泪花说，她的人民曾经被白人掠夺，摧毁，残害。白人把他们从世世代代属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走，“但他们还是不能满足这些劫掠，如今又极其冷酷、残忍地杀害了我的伯父”。

　　蒙大拿议员桑德为布尔·汗德在这次事件中身亡感慨道：“我被我的伙伴，布尔先生的死亡的巨大忧伤与痛苦摧垮了，他是我们州的一个居民，最近在一个邻近州的土地上旅居。他死了。还有另外的警察，如果我们效仿他的话，也离歧途不远了……”

　　巴弗罗·比利的狂烈的西部演示，包括一些受过训练的马。“坐牛”要么自己买了这样一匹马，要么是别人给了他一匹。所有撰述者都确信，在追捕他时，炮火的声音使这匹马开始表演起来：举起一只蹄子，接着又向后蹲坐下等等。

　　政府从未像对待“坐牛”、“狂马”、“色旦他”、老“色旦卡”以及其他著名的红人那样要挟过“脸上雨”。在“雨”的后期生活中，政府并未太大地注意他。因为，他已没有什么权势了。否则，他可能也会在指定的时刻之前，到圣灵那儿去领他的圣餐去了。他自己也没有想继续为敌，一个想要珍惜自己生命的聪明人，应当在白人面前十分小心谨慎；所以，他一直围着他们转，即便在同他的好友史密斯的交住中也十分谨慎。他时常去拜访史密斯的摄影室，在那儿，他总是坐在同一个地方。摄影室靠近房角的一个钉子上挂着这位艺术家的六响枪，据史密斯说，不管什么时候“雨”走近摄影室那个地方，都会心神不安地转过身来。

　　当“雨”发现“坐牛”向世人出售自己的鉴名时，就打心眼里对“坐牛”充满了轻蔑。“坐牛”爱钱，而他“雨”除了爱他的民族，爱他的苏人土地之外，对什么都不关注。然而，他还是说服史密斯教他用英语写自己的名字。在史密斯的帮助下他学会了复写它。几年之后，他也在家兔岛干起“坐牛”曾经做过的营生来。

　　他要上学，多次恳求玛丽·科林斯替他说情，说他要再向前迈进一步。“叫我上学吧，像一个一年级小学生那样，学习读书写字，以使我能帮助我的人民”。

　　对准许他在汉普顿学院上学有过一番讨论。《大西洋每月谈》还发表了一首由约翰·格陵利夫·惠特尔写的诗，以支持他这一想法。

　　　　　　　　岁月啊，只是一半宿怨，

　　　　　　　　不再有战争的呐喊声。

　　　　　　　　随着号角的呜咽声

　　　　　　　　径直进入一个屠宰圈栏，

　　　　　　　　和他的三百名士兵一起，

　　　　　　　　金发首领遭难。

　　　　　　　　啊，依傍着大海的汉普顿，

　　　　　　　　什么样的声音在向你恳求，

　　　　　　　　　　为这学者们最谦卑的地方？

　　　　　　　　这能是他的声音，

　　　　　　　　那曾在大比格奥的边缘战斗的人？

　　　　　　　　　　这会是“脸上雨”？

　　　　　　　他作战时涂染的颜色被冲刷掉……

　　获取上学的许可被拒绝。政府认为“雨”年龄太大没法学习，此外，每年还得花费230元的学费。

　　史密斯首先深信，“雨”确确实实应当学会读书写字，学会算算术；所以，他代表这位和蔼可亲的印第安人写了几封信，结果是，如他所陈述的那样，“十分冗长的书信，给出结论，‘脸上雨’真正想要做的是去看看东部，亲眼去证实那些由‘坐牛’和他的同伴们返回来后讲述的神奇的事情。因为，这些印第安人曾为了获得他们进入‘伊甸园’或其它什么地方的费用，而把自己做了展品。从最终的结论来看，‘脸上雨’值得称赞的雄心，到后来也变成了把他自己要加入这种展览的一种欲望了。”

　　如同任何可以理解他的人那样，代理人麦克劳林给汉普顿的S·C·阿姆斯特朗将军写信道：

　　您3月1号和本月1号有关“脸上雨”的信，分别及时收到了。在回复您时，我应当说，我怀疑是否能够劝使他呆在任何学校……去年他曾经一再向我表明，他想以某种形式成为吸引别人的人，或者能被博物馆招雇为演示人，他非常急迫地想做此种巡游旅行。由于他是一个可怜而又十分爱虚荣的人，他似乎为他自己的重要身份而洋洋自得。他已年近40，既不是真正渴求知识，也不是渴望脱胎换骨为一个白人，完全出自另一个用意。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十分有教养的人，仅仅是喜欢随心所欲，也有些固执罢了。他曾经是他部落的一个勇敢的斗士，但从未被他的人民视为杰出的首领。他失去活动能力的现行境况，使他失去了任何追随者，失去了任何影响……

　　事实上，1887年麦克劳林写这封信的时候，“雨”可能已经近于50岁，而不是40。也许还50出头了呢。当然，他的外貌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些。史密斯说，即便从最好的愿望出发，也不能期待他成为一个能向汉普顿大学那样循规蹈矩的人。要是他可以接受训练的话，人们就可以随意改变树叶的叶脉了。

　　就在他吵吵嚷嚷地为上学做宣传的三年之后，他被妻子刺伤了，她原曾精神不大正常。变成了残废，他绝望了。他原曾以一股难以言说的忌妒之心，认为他应当出名，摆脱不满足的境遇，可她却突然操了一把刀，这使他觉得比刺伤的伤痛更加疼痛，更加窘困。人们把他送入耶茨堡医院，在那儿，正如史密斯不加渲染的评述一样，“由于知道白人对这种情况的奇怪的惩罚惯例，‘雨’央求麦克劳林对这件刺伤事故惩罚他，而不要惩罚他贤良的妻子。”

　　1893年，情况正在好转，同他抗争的“坐牛”被暗杀，或者说是由于拒捕而被杀，不管人们怎么按自己的选择去解释此事。感谢“坐牛”的驾崩，也感谢流行的亨利、沃兹沃思·朗弗罗富有想象力的诗行，即被说成是无聊至极的诗行，“雨”变成一位最出众的小比格奥的幸存者了。“那一年，我发现他在中途岛普莱沙尼斯的‘世界博览会’上露面，是做为一个展品……”

　　另一件不寻常的吸引人的东西是“坐牛”的小屋，它被拆卸，从耶茨堡运往芝加哥，又在那儿被重新支搭起来。这位愚顽的“巫人”就是在这个小屋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也倒在它的前边死去。城里人纷纷前来花钱凝视小屋的那一根根圆柱上的累累弹子L。

　　史密斯先生认为，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十分令人难以忍受的，可“雨”却十分幸灾乐祸，就在此时，他卷入了展览性事务。他坐在展台的一个坐位上，审视那些人群，审视黑压压的前来盯视他这位令人畏惧的野蛮人，杀死卡斯特将军的伟人。史密斯站在这些人群的后边，他个子矮小，这阵子还未被发现。但“雨”终于看见了他，向他点头致意。史密斯拨开人群，朝展台挤来，他们开始交谈。“雨”喜欢吃甜瓜，他向史密斯问的头一件事就是他是否可以在芝加哥吃到甜瓜。

　　史密斯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8年之后，是在家兔岛。他们再一交谈，但“雨”的声音近于听不见，脸失去了当初的生气。他用无意义的笼统的话，讲述了有关小比格奥，尽管没有人提及它。在过去，他们已不止一次地对此做了详谈。“雨”并没有试图给他的老朋友卖一张他的亲笔签名，但他确实乞讨了一美元。史密斯注意到他的签名已大有改观，大写字母书写得十分出色。这说明某人也曾对他做过指导。

　　纵使没有上学，白人还是对他施教，使他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也教他饮酒——神之水。在他的晚年，他会在两三个场合，甚至在任何场合痛饮。1894年，借助一个熟悉的新闻采访手段——一种烈性酒，他接受了W·肯特·托马斯的采访。据说，神之水，能鼓舞一个人讲话。

　　在那种精神剂的影响之下，究竟“雨”所说的有多少是真情，又有多少是部分属实，无人知道。自然，从他开始追猎白人起，他就一直渴望这种陈述。然而，采访中，纵使他所说的大部分是荒谬的，也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喝醉了的撒谎者打发掉。他的某些事已被证实，如他的使人吃惊的忍受疼痛的耐力。他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里，在这个社会群体中，自然期待自己的好战的人们能经受得住任何考验。可“雨”的耐力更为出众，他曾经自愿接受拜太阳舞的残酷折磨。不止一次，是两次。这是沃尔特·古汀亲眼所见的奇观壮景。1874年7月，那时，古汀是站岩一个商人的雇员。在第一次折磨中，“雨”被吊起没多久，肌肉拉脱了。“坐牛”负责这次仪式，认为“雨”的胆量不足以接受检验。“雨”声称什么也不会使他退缩，也不会使他哼一声。他向“坐牛”挑战，要求对自己进行折磨。于是，他们在他双后腰眼的上方肌肉处，切了几道深切口，把一条生牛皮带子从这些切口中穿入。他再次被吊起来，双脚离地，再次舞蹈。他踢打着，挣扎着，整整两天没有停息。“坐牛”对他信服了，命令把几个野牛的头骷髅绑在这位年轻斗士的两条大腿上。附加的重力，把肌肉撕开了。

　　这好似超出可能性了。然而，古汀的证言被居鲁士·布鲁迪证实了。布雷迪说，“雨”的后背上有许多凹陷处，“它们几乎可以放入一个握住的拳头。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一个禁欲主义者应当是缄默寡言的，然而，他却是一个普通的乐天派。他的最大乐趣莫过于津津乐道地谈他自己。在向记者托马斯陈述自己对卡斯特亲兄弟的看法之前，他吐露说，在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时，他确实是同非常邪恶的名声联在一起的。他说，所有达科他姑娘都爱慕他，而其它部落的印第安年轻人则害怕他，那些士兵们（持长刀的人）对他的到来发抖。至于李人与“乌鸦”人，他们则在每天早晨醒来时，先摸摸他们的头发，看它们是否依然长在该长的地方。

　　一天晚上，一位姑娘激发他去杀林肯堡的一个白人，这是危险的，但他根本没胆怯。他把全身染成黑色，跳上他的矮种马，直奔林肯堡。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死一个砍柴人，或一个李人女人，但却跟踪了一名“持长刀人”。他终于把这名持长刀的人逮住杀了，并将其军装的扣子割下来，送给了这位姑娘。这位姑娘把这些扣子缝在她的披巾上。

　　那么有人问他，既然他这样赫赫有名，这样威力吓人，那他怎么会被苏人称之为“小长头发”的汤姆·卡斯特逮进监狱呢？这怎么解释？汤姆的个子并不怎样高大，而“雨”到了60岁时，体重差不多是200磅，腰围达46英寸。

　　对此，“雨”回答说，“小长头发”带了30名士兵嘛！事情就是这样。

　　和有关“带长刀人”的记述比，这有些不太确实，是派了两个连共70个人去逮“雨”，仅有5名是汤姆·卡斯特武装队的人。

　　“雨”说：“汤姆像女人那样偷偷地跟到我后边，当时，我被从后腰抱住。”士兵们跳到他跟前，有30人，寸步没离地紧跟着我，直到把牢门锁住。“我告诉‘小长头发’我在某个时候逃走……我要把他的心割下来吃掉……”

　　他们第二次见面了：“我用左轮手枪朝他开枪……我跳下马取下他的心，咬了一口吐在他的脸上，我骑马挥舞着这颗心，心里满意极了，也开始厌倦这场战斗了……”

　　1894年的这次采访显然成了D·W·博朗森1907年《陆上月报》的记述素材：“在杀死汤姆之后，还挖取他的心，咬了一块，吐在躺在附近的一个伤员的脸上。接着，骑马跑开，手中挥舞着汤姆剩下的心……”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博朗森要编造了一个无名士兵？不管什么时候，对这出剧来说，没有增加一点意义，而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是博朗森及其他许多人，竟然会不加鉴别地接受这一寓言般的故事。难道吞噬一个人的心脏的观念，如同史前时代的一个火炬，依旧在人类的心中发出僻啪声？

　　“多战功”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尝过一只灰熊的心，因为按照该部落对男孩子们的期待，如果一个男孩子尝过灰熊的心，那么在他长大成人，如遇不测，人们会说，他已是尝过灰熊心的人了。但是，从没有听说过该部落有吃人心的记载。一则有权威性的记述是，一位名叫“熊耳”的阿里卡拉人，爱上了另一个人所爱的姑娘，于是，“熊耳”试图杀死他的情敌，他为此被从该部落中赶出。那时，李人与苏人暂时处于和平相处的时期，所以，他便加入了苏人部落。在同他们一同生活时，出于激情，他砍掉了左手的两只指头。在飘落的第七个年头，在坎农堡消遣时，遇见了他的旧情敌，在那，确实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纽约《论坛》记者，塞缪尔·巴罗记述道，这只心被焙烤了，这位复仇的情人，为这顿美餐早已垂涎了好久。“熊耳”吃了这颗焙烤的心之后，返回到阿里卡拉部落。在那，他吹嘘了这一英雄功绩，也便真变成了一名英雄。为什么他被允许返回，并给以荣誉，不大清楚。可类似的行为，在英裔美国人世界并非是鲜人所知的事情。这位瓦卡特娜姑娘，不知是被他的情欲所激发呢，还是对他的英雄行为所着迷，或是为他的难以言说的情感所感召，反正，同他结了婚。

　　芝加哥《内海》的威廉·柯蒂斯，于1874年在林肯堡遇见了这位疯狂的情人：“一个粗鲁的老头，一张黑人般黝黑的脸……穿一身如同赛马饲养训练员穿的笨拙的衣服，一条骑兵马裤。为了便于大腿运动，把臀部以下的大腿处割去两长条。他头戴一顶高顶军官帽，上面装有羽毛饰和红色法兰绒带子，帽子下边披着他那浓密的长长的黑发。”柯蒂斯也遇见了曾经搅动这个热烈追求者的人：“瓦卡特娜，一位高大肥胖肮脏的女人，正在拖水生火……”

　　“雨”说，在小比奥战役中，他并没有害怕，因为他载着一个黄鼠狼尾巴符咒。后来，在居留地，他继续戴着这个符咒。也许这个符咒确实显灵了，但也许确实没有。一颗子弹穿入了他的右大腿，就在膝盖上方。他从一名死亡的士兵身上取下一个直刃剃刀，试图把子弹取出，但在从前面割取未能取出而从后面割取时切伤了腱，使得他在余生中，一直拄着一根拐杖。

　　“脸上雨”的故事就是这样，十二分之一的真实性，也许几百分之一。事实上，他是在同卡斯特作战四年之后，在加拿大打野牛时被弄跛的。他的小矮种马失前蹄倒了，枪中的子弹不巧射出，击碎了他的一只膝盖骨。这并没有影响他骑马，但行走则很困难，所以，他在马上常准备副拐杖，下马之后，有时得用它。其余情况，他更愿单脚跳行。

　　由于他成了跛子，便在苏人中失去了威望，但在白人士兵中不是这样。白人，奇怪的人种！按史密斯先生的话说：“那些相信他的恐怖事迹神话的人们，更愿意把他视为朋友，同他握手，凝视他的脸，十分惊异于他的狂烈的表情。”

　　他曾申请在站岩谋求一个警察工作，由于残跛而被拒绝。他感到意外，也感到屈辱。他求助代理人麦克劳林，“告诉他们，把他们要逮的印第安人的名字告诉我，我将去把活人或死尸拖来。”

　　“好了，我相信这些，”克劳林听后说道，“但他会把所有他们的死尸扛来。”

　　记者托马斯问他是谁把卡斯特将军杀死的，他说，他不知道。

　　在问到为什么没有把这位将军的头皮揭去，是否这些印第安人认为他太勇敢，不敢去揭时，他回答说，这不是理由，但他确实不知为什么卡斯特的头皮能够幸免。也许，那头金黄色的头发一直在许多尸体下边，被忽略了。“雨”说美国士兵如同羊群般倒下，如同杀羊那样容易被杀掉。

　　公益图书

21

　　在卑斯麦的咫尺之处，你可以看见林肯堡的遗址躺在一块长方形的州公园的绿色地面上。那很不起眼的场景等同于一些重要的场所：谷仓，冰窖，卡车司机住区，马厩“安排”了世界的一切，“如果心灵是支配者，那末心灵将把

　　站在一个悬崖上俯瞰东边的大泥地（Big Muddy），仅能看见朝东延伸的杳无人烟的空地。马凯堡静静地立在那里。该堡是错误地以亨利·波迪·马克因（HenryBoyd Mckean）的名字命名的，亨利是在南北战争中，在科尔德（Cold）堡因失血过多而死的。该堡建于1872年，用作第6步兵团的驻地学学说。它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利用并发挥亚里士多德哲

　　1873年夏末，当卡斯特完成了黄石河远征抵达这里之后，又在它的邻近平原上建起一个兵站。起先，那儿仅被看作是个骑兵总部，接着辨喜（SvāmiVivekānanda，1863—1902）音译斯哇密·

　　卡斯特的家建在操场西边，一旁是下级官员的住宅。1874年2月，在大火烧了卡斯特的头发之后，他又重建了豪华的家宅：一间32平方英尺的起居室，装上了隔栅窗子初编为二十篇。1923年四存学会在此基础上出版《颜李丛

　　卡斯特把河岸的三角叶杨幼树移到军官宅区后边，并在操场上种植了草，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外貌，但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更大的改观了。这是达科他的土地，夏天易得疮病孔安国西汉经学家。字子国，孔子后裔。武帝时任谏大

　　为什么要坚持把军事兵站建在这块平地上，令人十分费解。紧靠它的西边，就是许多长着浓密野草的小山丘，是印第安人潜伏的极好地方，按理第七兵团应当把悬崖上废弃的那座堡作为扎营地。但当第六步兵团把马克凯恩堡丢弃之后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本书捍卫和论

　　一条蜿蜒曲折的峡沟两侧，蜷伏着一座如同巨大的坟墓似的小山丛。1877年春天，卡斯特带领他的军队，就是朝这条沟出发，朝西开拔的。

　　美国的第94号公路同黄石河并行延伸，几乎直抵玫瑰花苞湾的分岔口。6月22日，卡斯特在这里同特里将军告别。在玫瑰花苞湾岔口处，蒙大拿第447号公路向南、又向西南分成两条岔路，有时，也成角度跨过湾。这是说，跟随第七兵团的观光旅游者不会遇到迷路的困境。蒙大拿地区，使你饱览了无垠的旷野，一泻千里的黄色土地，连绵延伸，延伸连绵，无边无际。数不清的奔腾起伏的山丛，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沟渠，一架架砂岸陡壁，一座座孤山峭崖，还有被煤火烘烤的赭色黄土。峡谷时宽时窄，两侧的陡壁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柏树。灌木丛生的玫瑰花苞河，就在这峡谷间蜿蜒前行，有时，那窄窄的河面，一步就能跨过去。

　　6月24日，卡斯特在破鹿界外，靠近现时的巴斯巴镇的附近扎营。他的最后扎营地，由“巴斯巴兵站所”这块招牌标明。“G&J”商店的一个红蓝霓虹灯广告招徕着大家去喝百事可乐。

　　从场地的稍远处，你可看见以一个特殊但不吸引人的石头与泥灰砌成的陵墓，它的四周用带刺的铁丝网围着，这是由印第安人商人W·P·蒙克尔修建的，里边安放着他的朋友“双月”的尸体。“双月”不是指两个月亮，而是指一年的第二个月，“二月”。

　　蒙克尔在这个陵墓中修建了一个秘密圆顶房间，里边存放着各种遗物；许多箭头，各种石制工具，第七骑兵团的一支枪，一只古式子弹模以及一个马尼拉纸信封。这个圆顶房间设在一个石冢后面，石冢前面有一个古铜色金属牌子。它的门如同车库的门那样，只要按下这块铜牌上的按钮，它便向上升起。进门，迎面就是一面沾满尘土与蜘蛛网的玻璃板。

　　1956年，或许稍早一些，比灵斯市的女记者，凯思琳·赖特经由夏安人获准之后，观看了这些遗物，并拍了照，虽然，当时并没有让她看马尼拉纸信封中的东西，但按她的观点，还有杰出的G·A·C学者，查尔斯·库尔曼（Charles·Kuhlman）的观点，这个马尼拉纸信封中可能装有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它将会按蒙克尔所指定的时间被立即打开。蒙克尔指定的时间是1986年6月25日。但这个听起来好似不太确切，据推测，应当是1976年，即卡斯特死后的一个世纪。实际上，这封信在蒙特尔把这个地密封住那日算起的半个世纪之后被打开了。

　　赖特夫人，印第安司的保罗·菲金格（Paul·Fickinger），库尔曼，以及其他爱追根问题的历史学家，金同夏安部落权威人士讨论了在1986年前打开这个信封的想法。1957年春天，终于做出了安排打开它的决定，并做了一些防止它被盗窃的措施，此后，赖特夫人在《蒙大拿》一月刊上发表了她的故事，但这个藏有神秘信封的地窑被正式打开之前，它已被一批人打开了。不管是何人打开的，信封里的东西已经化为乌有。

　　离这个亵渎的石冢不远处，是一个悬挂“乘车即欢乐”的招牌的加油站。卡斯特将军成角度地向西南越过了边界线，而现时的州公路对着正西方直贯而去，公路爬越了一个缓坡之后，抵达这座山岭，翻越山岭之后，又顺着那边的山坡，卷曲地朝小比格奥河谷下倾而去。

　　印第安人把它称作油脂谷草地。

　　“油脂谷草地”是普遍的译名，曾经也发生过把它译为“肥沃的草地”或“棚屋草地”之争。这两种表达都同乌鸦人的语言相近。然而，名字总得译出。印第安人喜欢这条峡谷，并经常在这儿扎营。沿河两岸的三角叶杨不但提供了烧炊柴火，也提供一种天然的冰淇淋。当树皮被剥掉之后，从裸露出的树干上可以刮下一些质地松软多泡沫胶状物。据汤姆·莱福吉说，树越大，汁液的味道越好。这种精美的食品可以存放一周左右。“那时，水桶与锡铁罐就会被盛得满满的，朋友们也便会被请来，分享它的酣醇。年轻小伙子们靠剥取三角叶杨树皮来款待他们的心上人”。

　　三角杨树千秋不衰，它们被砍倒，甚至腐烂掉，但新树又会在附近长成。和熙的微风，继续吹拂着陡峻的雷奥人们曾经固守的那座山崖。虽然这些溪沟改变了容颜，昔日的地四变成了今日的突丘，然而，在悬崖的四周；你依旧可以看出一个世纪前的那种模样来。小比格奥的河水，成了改变这条峡谷的因素，而这河水又是由北怀俄明的积雪量来决定的。不管它怎样变化，它终究还是永恒不变地朝大比格奥流去。一棵棵树，一排排黄杨接骨木，各种灌木，和每一棵三角叶杨，似乎在引领着这条河水向北而去。

　　前列兵狄奥多尔于1928年重游旧地，记述道，成丛的大批三角叶杨已被砍去，叫他看来，这极大地影响了该峡谷的面貌。河水的源头与树木的种类依旧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土著人的生活却被现代化的生活取代。那昔日被无数小棚屋点缀成白色的河谷，那尽眼所见的梯层的土地都被达科他与夏安人的矮种马点缀成了棕色。峥嵘岁月，今非昔比。曾在一条盘绕的河水两岸绵延伸展的座座简朴的村落，已一去不复返。此刻，从雷奥悬崖，你可以看见一片一望无际的绿黑交错的机械耕作过的作物地。19世纪美国人命定的信仰，终于成了现实。

　　我们最早的预言家可能是乔治·卡特林，他在“坐牛”与卡斯特交手前40年，就推测了致命的威士忌与小件饰物符咒；他讲述了贪得无厌的白人们蚕食着所有通往太平洋的这条河流，这个大草原。“至少把印第安人驱赶到阴郁、沉闷。荒凉无人烟的地方，并使他们毁灭”。

　　30年之后，夏安人《每日社论》的一篇评论以虔诚的语言论说道，这儿命定是养育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土地。少数几位编辑更是入木三分：“注定罗马垮台的不可思议的公断，同样宣告了美国红种人被歼的厄运。”

　　贾德森·埃利奥特·沃克在这场史诗般的战斗结束五年之后，就卡斯特战役发表了一书。在第五章《对现行局势的谨慎分析A》中，他以酣美的幻想撰写了一个迅速好转的局势，尽管在1881年，它听起来好似大慈大悲，且富有同情心：

　　再也听不见不断的战争呐喊，再也听不见野蛮人在战场上杀气腾腾的狂呼，再也听不见骄傲的卡特林机枪与步枪的反击，再也听不见我们身穿蓝制服的勇士们的欢呼。而今回响在我们耳边的是发自仁慈的神学家心底的雄辩启迪，是怄意而文雅的中小学校长循循善诱的劝勉——令人肠柔心悦，传播着基督的福音与人类的智慧。当初，“坐牛”曾经控制着他们的“魔力分会集会”，曾在小密苏里与小比格奥河岸狂跳战争舞，那仅仅是煞费苦心地培植斗士的刻毒之心，使他们成为冷酷、残忍、撕心嗜血的杀人者。而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庄严的法庭席位，是这片国土上最有才干的法官所做的公正的裁断，以及律师们为和平与良好的秩序孜孜不倦的宣讲、答辩。

　　精力旺盛、坚不可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已认定，这个国家不可能为一个首领以及他仇恨白人的斗士提供有纽约声望的任何区域……

　　他和他所有的部落、他的丧失斗志掳掠成性的随从和半饥饿的追随者本应受到警惕，监视，可现实却是内政部慷慨解囊的代理人的宽恕与关照，大型团体与坦诚的慈善家的帮助。可以说不但有鼓励资助他们的手段，我们有权力的当局与宽宠人道的政府还对此给予具体实施……

　　“乌鸦”人女巫“漂亮盾”的看法却不同。她对她的传记作家弗兰克·林德尔曼说：“啊哈，当我开始看见我们美丽的国土上到处是死亡的野牛时，我的心被摧垮了，它们被白人杀死、剥去皮，扔到一边任其腐烂……我第一次是在朱迪斯盆地看见这一情景的。整个村庄飘散着腐烂的肉味，即使那浓郁芬芳的鲜花气味，也难以掩盖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们的心沉得如石头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人能相信白人会把野牛杀光——它们太多了呀！即使那些对我们坏了心的拉考他人，也不会做出这等恶毒的事来；夏安人不会，阿拉伯霍人不会，皮库尼人也不会；可是，白人确确实实这么做了，即便那时他们确实不需要这些肉。”

　　她说，接下来，这些白人便开始设置障碍，使印第安人不能旅行，虽然，再也没什么理由要去旅行了。接着，大农场主们开始射杀矮种马，以使他们的牲畜和羊群独占这块草原。大农场主用三元买一双矮种马耳朵：“仿佛我们自己土地上的的矮种马群成了狼群了……”

　　托马斯·亨利·蒂贝尔斯，这位编辑，登徒子，布道者，废奴主义者以及“奥马哈士兵棚屋”成员，曾经拜访了玫瑰花苞附近一群栖身在破漏的帆布帐篷里的苏人。他们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们无事可做。早在二十年前，他就知道了远在西部的这些人，那时，他们强壮，健康，眼下，他发现他们由于无意义的生活而变得虚弱。一我看见他们许多人患着流脓疮，其他人患淋巴结核……这里的许多女人在25岁之后便不能生育了……”

　　1878年，谢尔曼将军抨击道，西部美国人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远胜过地球上其它地区50年的变化。

　　利特菲尔·谢立丹记述道，在19世纪的发展（或随便叫什么）之后，这些土著人就什么也不满意了。他继续沉思道：“……我们夺取了他们的乡土，剥夺了他们赖之以为生的手段，打破了他们的生活模式，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他们带去了疾病，使他们衰败。正是由于这些，由于要反对这些，他们才发动了战争，难道不是忍无可忍了吗？”谢立丹道破的问题是修辞性的反问句，可是，他好似做了扪心自问。同其他将军，官僚，以及为这无法挽回的灾难所奉献的普通市民一样，他对所有这一切变得困惑了。

　　但这些亦可能有另一种解释，例如，早期的曼旦兹（Mandans）认为，不但有善良的灵魂，也有邪恶的灵魂。邪恶的灵魂先于善良的灵魂来到人世，它的力量更强大。然而，它已经终成现实一种生活方式被摧毁了。1909年普兰蒂·库普斯在小比格奥的一次集会中演讲道，他好像看到印第安人协商会议的营火将要熄灭，变成一堆冷落而苍白的灰烬的幻影。“我再也看不见从我们的棚屋杆上冒起的蜷缩的浓烟，再也听不到女人们做饭菜时哼唱的歌声蹦蹦跳跳的羚羊从我们视野中消失，野牛打滚的泥沼水坑也已经空了。我们只能听见凄厉的郊狼的哀嚎，白人巫人们的巫术比我们的高明……我们好像翅膀受伤的鸟儿。”

　　噢，这些日子，一条窄窄的沥青小道，勾划出一块灰蒙蒙的浅碟形凹地。这是雷奥的人们战斗过的地方。政府在这儿立了许多标柱，一一指明了那些曾由H连挖的战壕，琼斯和米德尔的射击处，志愿者爬下山取水的一条冲沟，以及苏人和夏安勇士们蜿蜒地爬到能向被围困的骑兵身上扔泥土块的地方。

　　在使人沮丧的地区的悬崖顶上，波特医生曾经建起了自己的战地医院。本廷说，墙壁用厚厚的艾灌丛遮挡着，手术台是用砂子堆砌的，而医院的顶篷则是蓝天。参观者在这块乱蓬蓬的草地与枯干的野草间闲逛时，会看到在阳光下闪耀的一两个啤酒罐，烟蒂，口香糖包装纸，小小的黄色柯达照像机盒子。在这儿，你也会同响尾蛇相遇，这也就是园林护林宫不愿意游客越离那条沥青小道的原因。

　　就在这块土地的几百码处，卡斯特将军俯瞰了在峡谷中战斗的雷奥的骑兵，战斗就在这条峡谷中打响。也许，他朝他们挥舞了他的鹿皮帽子，鼓励了他们，接着从视野中消失。伴随他消失远去的是成双排、四排紧随其后的第七兵团有旋律的哒哒的马蹄声，黑色皮革的吱嘎吱嘎声，刺耳的金属马具的叮当声。

　　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说，25号早晨，该军团异常激动。旗帜在飘扬，战马狂烈地舞蹈着。骑兵们大声打趣、说笑着并相互打赌说谁会收集到最多的头皮。他们告诉伯克曼，谁要是被派到辎重车队的话，那他们应当在下午赶回来，准备一顿好吃的。奥蒂·里德骑马站在他的汤姆叔父旁边，心里充满了欢乐。他从未见过同印第安人的战斗。伯克曼猜到他自己要被留在后边了。奥蒂把一只脚从马蹬中拔出来，友好的踢了他一下说：“你会发疯的，你不能陪我们去了。”

　　伯克曼挽着卡斯特的座骑维克的缓绳，卡斯特将军走过来。

　　“我应当一同去。”伯克曼说。

　　卡斯特跳上马鞍。然后弯下身子，把一只手放在伯克曼的肩上，笑了。他的小胡子很长，几乎把嘴巴遮住了。“你的位置是同麦独孤与辎重队在一起，”卡斯特说。“但是，如果我们打发人取更多的弹药时，你可以乘就便的车回来。”这是他最后说给伯克曼的话。

　　两只鹿猖也从林肯堡出发，陪伴着这个兵团。它们随同部队走了多远，这是一个争论热点。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卡斯特把它们留在粉河兵站了。但数年之后，伯克曼说，它们随部队到了玫瑰花苞谷，并越过了分界线。在卡斯特把第七兵团划分为战斗队、并小跑步跑到五个连队的前头时，伯克曼抓住了它们的项圈。当它们瞅着卡斯特骑马消失在视野中时，开始呜咽地哀鸣起来。

　　不管这些狗（布鲁奇还是塔克）是留在粉河兵站，还是同雷奥的人们在山顶上度过了难忘的日子，它们肯定是回到了卑斯麦，大概还登上了“远西号”，并被交给了伊丽莎白。她没有收留它们太久。她恳求“圣保罗的一位绅士”，C·W·麦金泰尔先生，为它们及卡斯特其余的一群猎犬寻找一个家庭。麦金泰尔先生通过和纽约《先驱》联系帮助她。他的信于7月22日以《卡斯特将军的鹿猖》为标题发表了：……我们州的法律禁止用狗追捕猎鹿，此外，印第安人也射杀它们，所以，这些鹿猖没有什么用处；但我已经给卡斯特夫人写信，要立即把它们运到我这儿来，因为她希望尽快地离开那个兵堡。为答应卡斯特夫人的请求，希望你们能够把愿意收养这些猎狗的绅士的名字寄给我，并支付快运费用……

　　就此，卡斯特的鹿猖消失了。

　　伯克曼未被获准同他所崇拜的人一块儿殉职。在进行最后仪式的时刻，他在雷奥山奋战，清扫战场，装备骡驮子队，帮助扎制担架。当他终于得到观看战场的机会时，他所看见的只是那座坟墓。

　　他永远不能忘却这件事。这位行为古怪、脾气急躁的老人，时常对此进行抱怨。他一直认为自已被丢弃在后方。他告诉他的传记作家，当他在雷奥山完成任务时，一直为布鲁奇和塔克的情况疑惑不安。他也想起卡斯特其它的狗：路路和路路的幼犬。在一场大雪中，他看见了被闷死在盒子里的路路的幼犬，它们仿佛在睡觉。为了防止被印第安人用马鞍把它砍碎，他想起了谢立丹将军。接着，他坐在卡斯特的第二匹座骑戴德的旁边休息，想起卡斯特打算在这场战役结束返回之后，让戴德参加一次比赛的计划来。在该军团从林肯堡离开50年之后，他依旧能够记起卡斯特怎样同这些狗再见时的情景。他曾经看见卡斯特轻轻地拍着塔克的头，并听他说，“当一个乖狗……”但几个小时之后，在离堡几英里处，布鲁奇与塔克急速地朝纵队跑来。它们懒散地吐着舌头，不停地摇摆着尾巴，所以，他就让它们留下来。

　　利比骑马和兵团走了一阵子，她不愿意回去。伯克曼说，她用双臂紧紧地搂着卡斯特的脖子，将军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但他告诉她，她是一个士兵的妻子，必须返回堡去。他告诉她，他很快会回到她身边的，他们还会有快乐地相聚的时日。

　　在兵团向玫瑰花苞湾开拔的前一天晚上，卡斯特和戈弗雷争执了起来。伯克曼不知道他们争吵什么，但争论使将军心绪变得极坏。他坐在吊床边，身体朝前倾着，也不理会那些狗，这是极不寻常的。有一次，他喊了一声：“约翰，我在给卡斯特夫人写信呢，要为你写上什么吗？”这些狗撕裂了几只猫，使得伊丽莎白很苦恼，所以，伯克曼要卡斯特转告利比，那里的猫太多了，要她不要为此事而担忧。卡斯特笑出声来。伯克曼还打算想出什么使将军能快活起来的事，然而，这天夜晚，他好似有预感似的心情十分忧闷沉重。每个军官帐篷前面，都有一个卫兵在前后来回走动着。月亮西沉了，群星在黑色的云彩中闪烁着。雨滴滴嗒嗒地落在帐篷上。伯克曼看见黄石河对岸“远西号”上的一间船舱里亮着灯光，他想，那些军官必定还在玩扑克牌。他说他除了听见马大声嚼着燕麦草的声音和李人与“乌鸦”人持续不变地敲击鼓声，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这晚夜深之后，塔克伸出长嘴巴，开始嚎叫起来。伯克曼说，印第安人与他们的狗也嚎叫着。据此，它们可能是嗅出了远处的死人气味了。

　　天空出现了黎明时一缕缕灰色条纹晨光，他走进帐篷去叫醒卡斯特，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坐在吊床上睡着了。

　　在他们朝南移动时，将军常常和他的几名参谋骑马走在前头。在旅途中的一条路上，他们看见许多马拉雪橇在泥地上划下的路印。“我们紧踩着他们的脚后跟，并补充说，比我们料想到的多得多。大家下了马，让马吃草并等着兵团赶上来，将军躺在一棵树下，凝视着天空。

　　伯克曼最后一次看见他是6月25日，其时，他策马朝前飞奔而去，鲜红的领带飘搭在他后肩上。

　　那天夜晚，苏人的鼓声回荡在小比格奥峡谷。伯克曼说，相反，雷奥山到十分安静，仅仅是三角叶杨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远处河中传来一阵阵哗哗的流水声。偶尔，为了倾听，他停止了在他岗位上的走动，因为，他好似听到了声音，听到马蹄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卡斯特的人们在黑暗中朝他们爬过来。

　　伯克曼在比灵斯度过了30年余生，最终朝他死去的偶像靠拢了。在临近终结时，他变得很衰老，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人们发现他死在他木板房的门庭里，一只手中握着一枝烟枪，另一只手中捏着一个糖果袋。他的两件重要的财物是两枚1839年与1876年的金币：这分别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日和终止日，它们远远超过他本人的价值。

　　如今，一条窄路，呈波浪形从雷奥山向北通向这个杀戮场地，那些昔日埋下的大理石碑，这儿一个，那里一个，一条冲沟中有一丛，而一座小山头上又立着五个。石碑建在据认为是这些人们死去的地方。几个石碑被安放在并没有发现遗骨处，但浓密的植物表明这块土地是块反常的沃土。常常能看到一些尸体遗迹和一些木头标桩，这是被埋葬尸体的部队丢弃的；即便这样，也不能证明这儿就是一个人死去的地方，因为印第安人寻开心，常常用绳套绑住他们的敌人，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并把他们四处拖拽。所以，一个骑兵有可能死在离发现他的尸体几百码远的地方。

　　旅游者们很少止步仔细读这些石碑上字，他们往往看完前面的几个后便不再看了，因为它们几乎都相同。

　　美国士兵。

　　无名士兵。

　　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

　　一座座石砾堆依旧爬在地面上。大雨冲刷出一条冲沟沿，露出腐烂的皮带或一枚扣子。战斗结束28年之后，还有人在儿发现了一只有“FD”标记的靴子，里边还装着一只脚骨。在下水管道工作的工人还在1932年发现了一名士兵的尸骨。

　　雷奥堡与卡斯特的死胡同之间的距离是4英里160英尺。这是由特里将军工兵团的爱德华·马吉里（Edward Maguire）中尉测量的。这一距离证明了本廷直观良好的判断。在收到卡斯特的最后催促信后，再带领三个连队冲过一帮狂怒的苏人走完这段路的是有些不大可能的。纵使他成功，也许是太晚了。卡斯特很快就阵亡了。第一天整个下午，这些被包围在山顶上的骑兵们偶尔听到从山下峡谷中什么地方传来的枪声，但他倒运的成员却没有一个能够觉察出来。

　　那些日子，这个斜坡是沉静的。不会有许多旅游者在卡斯特的山岭上汇集的。他们如同一群五颜六色瞎撞乱窜的甲虫，塞满在约塞米蒂，拥挤在大峡谷的唇边。但小比格奥沿河一带，除了最近处的“乌鸦”人代理处哈邓城外，任何其余地方的旅程都是令人生畏的。哈邓城位于大小比格奥河汇合处的西北15英里处。离该镇15里的远处便是比灵斯。比灵斯到大瀑布城或市蒂是200多英里。

　　多折皱的红棕色山丛奇妙地半包围了这个场地。倘若您从1—90号公路向下俯瞰，会看见星星点点的乡村建筑，它们更好似蒙古建筑。骨黄色的天空下空旷无垠。战场北边是一个汽车旅店，一个咖啡馆，几个加油站，以及“乌鸦”人代理处竞技表演场。战场东部一条干涸的冲沟上部，并不险峻的棕色“狼山”山脉径直朝前倾斜着。南边60或80英里处，积雪的比格奥山群如同一块悬浮的静止个动的云彩。西部，博兹曼城远方，可以辨认出高耸起伏的洛基山脉。

　　卡斯特国家公墓周围苍翠的松柏与茂盛的草地，好似与这座赤褐色的山岭不相谐调。数年前，这里是各种繁茂的绿色草木，可是牧羊人利用了这个山坡，羊群也就没有给这座山岭剩下多少植被，所以，哪怕有一滴水都很快流光了。没有灌溉，这块长方形的绿州将会凋谢，苍松翠柏也会枯萎。每天，这些富有战斗精神的松柏树的影子，从雷奥少校部队的坟墓移过，侦察兵“卷毛”、弗蒂曼上尉（他从克尼堡追踪一帮苏人）和许多其他士兵的坟墓，都在这块墓地上。

　　卡斯特阵亡的地方用一个黑色的铁栅栏围着，这是一块斜坡地，仲夏，这块坡地的看守是蚱蜢，蟋蟀，苍蝇，以及几只不出名的小鸟。各种小昆虫在杂草上扑动，时隐时现。除了间歇的一阵小冰雹的扫荡外，温暖可爱的阳光，总是直泻在这个坡面L。

　　列兵科尔曼记述道：“25号，太阳东升，早晨的各种景象都预示了这将是个极为炎热的一天……”

　　一个月之后，布拉德利中尉为海伦娜的《先驱》撰写道：

　　从来没有一个在战场上捐躯的英雄如此坦然地死去。在同死神相遇时，他更像是一个倒下入睡、并沉浸在和平梦乡中的人，而不是一个残酷战场的见证人。他没有留下十分惊恐的模样，没有死人般的可怖，没有任何恐惧的表情，更没有绝望。

　　虽然布拉德利是头一个俯身看见这个将军的，然而，很快，其他许多人都看见了他。由于大家的描述都十分相似，它可能被按原来场景重新安置了。例如，吉拉德赶在这些骑兵的前头抵达那里。“他发现两名赤裸的士兵尸体，一具横搭在另一具上。而卡斯特的赤体是向后靠在他们中间，坐着。他的右臂贴着上身，而右前臂与右手支着头，如同一个人在休息或睡觉……”另一种陈述说，卡斯特的右腿横搭在另一名死亡的士兵身上，脚后跟搭在一匹死马的尸体上，他的右手指伸出，好似曾握着一把枪。吉拉德指出，有人把他的右手从右上方放低了。然而，此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他躺在该纪念碑的正南或西南。他被击中两枪：左肋心脏下方和左太阳穴。每一枪都是致命的。但也许是左肋的一枪把他杀死的，因为这一枪出血了。太阳穴那一枪没有血迹，这一弹像是打算证明卡斯特不是战死的。他的右前臂也有伤，但这可能是子弹从身体飞出时所致。本廷仔细查看了这些伤势，他认为枪伤不是0.45径的子弹打的，所以，第一枪可能是在一定的距离，由一粒亨利来福枪或温切斯特枪弹击中。

　　奈普军士说，卡斯特交叉躺在两三个士兵尸体身上，只有后背的一部分贴着地面。当人们走近他尸体时发现，除一双短袜外，他全身赤裸。他的一只靴子底扔在他附近，但上部分已经不见了，自然是被一个印第安女人割去制作钱袋或鹿皮鞋了。奈普说，他躺在这个山岭的最高处，比一丛墓碑还要高些，至关紧要。在这个黑色铁篱笆内，或从这座山岭最高处，不难想象他生前看到的场景：小比格奥河岸边，一个向前延伸的村庄仿佛被征服在他的脚下。

　　除了一个手指尖外，他没有被肢解。他们是这样告知公众的。然而，据说在未公布的信件中，详述了各种他被肢截的情况：双股被砍到骨头处，双耳被割掉，腹沟处射入许多箭。料想这些消息是对伊丽莎白隐瞒的。即使现在，这也可能太难以被公众接受。

　　为什么他能幸免头皮被揭，从未有过定论。好长时间，许多美国人认为：是他的勇猛赢得了那些印第安人的崇敬。据说、特理的人们在他面额上看见一个标记，这是一个未指明的首领标上的，它向这些印第安女人警告，不准惹动他，但这最多不过是一个白人的童话。许多印第安人被询问，他们的回答被作了记录。按照一个斗士的看法，“晨星之子”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头颅，由于过早秃顶，头发稀疏，留下的头发也被剪短。大量的勇士们可能检验了头发，并认定这些头发不值得留取。

　　有一则记述说，在所有人都死去之后，他手中拿着他的白色帽子，手中挽着他的马缰绳，独自一人在山岭上走着。几名印第安人出现后，把他杀了，但没有揭他的头皮，甚至没有碰他的尸体，因为，他们认为他精神错乱了。

　　一个名为“麦克唐纳先生”的加拿大人说，印第安人告诉他，卡斯特未被肢截的原因是由于他的鹿皮衬衣，他们把他误认为正在访问这支骑兵的一名猎人，因此是无辜的。

　　本廷告知威廉·鲍思中将，当“脸上雨”看见卡斯特的尸体时，他摇着尸体的右手喊道：“我可怜的朋友！”按照鲍恩中将的说法，是“脸上雨”使卡斯特未被肢截。

　　也有人说他是开枪自杀的，这表明了他最可卑的怯懦。当今许多人也相信这种说法。有大量的事实可证，例如，一个印第安老头告诉怀俄明的一个军官，他自己曾经藏在战场附近供水牛打滚的水坑里，亲眼目睹了卡斯特自杀。水牛很少在山坡上打滚，这没关系。卡斯特的太阳穴处未发现炸药的痕迹，这也没关系。一个惯用右手的人不会朝他的左太阳穴开枪，还是没关系。那些日子，诋毁这位将军成为一种时髦，他们卖出的存货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10世纪美国人的思维是不同的，那时，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骑士，无可指责。

　　可以从神话般荒诞的传说中筛选出几个事实来。不用怀疑，阿姆斯特斯朗·卡斯特将军和他的弟弟汤姆是由M连的军士约翰·雷安埋葬的。康普理尔斯·哈理森·戴维斯，弗兰克·尼利，列兵詹姆斯H·希韦尔也一同帮忙。他们在这座小山脚下松软的土地上挖了一个仅为13英寸深的坟坑，把他们兄弟俩并肩放入，上面盖了几条毯子和几块帐篷布，然后，用铁铲在上面覆盖上泥土。他们又从村里找来一个马拉雪橇，翻过来后装了些石头压住浮土。找来的一个大筐和这个马拉雪橇被留在坟头上做墓碑。雷安的用意并不明确，然而，他声称，无人受到过这样好的埋葬。他也声称有两颗子弹击中了卡斯特将军的右侧，可是，按照对尸体更仔细的检查的人们的证言，这一点雷安记错了。

　　学者们的另一个争论点是有关战马维克的问题：究竟它是一匹种马呢，还是一匹母马。伊丽莎白多次见过这匹马，应当是评述它的权威人士，据说它是一匹公马。可是数年之后，老约翰·伯克曼坚持说它是一匹母马：“我还不知道吗，老兄，看看我一次又一次给它梳理毛发，修整它蹄后的丛毛，修剪它的蹄子”。

　　伊丽莎白说，维克是一匹肯塔基良马，“发现她忠诚地死在主人旁边”。好啦，这仅可能是这场战斗中，从沙蒂苏人“地下走”双膝间冒出来的维克多／维多利亚。“地下走”也是声称杀死这些士兵首领的一个印第安人，他确实带着一匹白斑脸的粟色马露面了，此马可能说成是维克。在另一则记述中，一个不知名的安克帕帕侦察员从被俘获的马中认出了维克。还有一个名叫杜威·比尔德或“铁尾巴”的美尼考尼焦老人，他几乎是个老寿星，一直活到1955年。他声称他见过一匹白斑白脚的粟色马，它的缰绳被绑在卡斯特的手腕上。所以，伊丽白莎可能是对的。

　　1877年，霍默·惠勒上校与约翰·伯克上尉访问了该战场。惠勒说，他们寻找了卡斯特将军与汤姆，奥蒂·里德，副官W·W库克以及记者马克·凯洛格的坟墓。惠勒认定他们座骑的尸体就躺在他们近旁。他与伯克把认为是卡斯特的马的四只蹄足作了处置。伯克把一对蹄足做了墨水瓶，其中之一，他送给了费城的一个博物馆。惠勒把他自己的那一对装在一个粮食袋子里。这只袋子或者丢了，或者是他在参加反对尼兹·帕里斯人的战役中被偷走了。

　　那时。爱德华·麦克莱兰中校同特理与吉本一同到达战场。有人给他看了一匹死马，躺在离阵亡地50码处。有人告诉他，说它是维克。根据马大腿的位置，麦克莱兰推测维克必定一直在狂跑，因为它的头冲着最后抵抗阵地的前方，麦克莱兰好似认为，卡斯特可能被扔到地上，而维克又站起来，狂跑了50码，倒地死了。“我并不是说，情况就是这样……”

　　照这样模糊地推测，这位将军也必定可以推测出一只粮食口袋里装的别的什么东西来。

　　列兵科尔曼回忆了山岭上的恐怖场景，同往常一样，描述了一个比他的文学表达更有有说服力的场景。他这样开头：

　　传来了最令人伤心断肠的消息。如我说过，当卡斯特将军同五个连朝山下的村庄涌去，想按他所料想的去斩”尽杀绝那些印第安人。但事与愿违，他被包围，全军覆没。包括14名军官，250名士兵。他们最勇敢的现时代的将军迎进了死神，随他而去的还有离他不到五码远的他的两个弟弟，妹夫和侄儿，还有躺在周围的E连的42名士兵。啊，怎样的刽子手啊！有多少幸福安宁的家庭被这悲惨的灾难毁掉。他们每个人的头皮都被揭掉，换句话说被肢截，可这位将军面带笑容躺着……

　　所有三支穿蓝制服的军队，库鲁克、特理、吉本全在苏人与夏安人的监视下。特理与卡斯特的纵队可能从他们离开林肯堡那刻起便受到监视。勿庸怀疑，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侦察员，在这场战斗开始前几天就对停在玫瑰花苞湾河口的“远西号”进行了观察。他们也汇报了士兵们朝玫瑰花苞湾开去的情况；6月25日早晨，在卡斯特越过致命的分界线两三小时之前，他们几乎确切地知道他在何处，知道他兵团的规模。而对何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则应由他的前进速度而定。

　　没有多少印第安人为此而感到惊恐。几天前，他们已同三星库鲁克交了手，虽然库鲁克是被击败了，却不能排除他仍会杀回来的可能。但是，他们难以设想库鲁克或任何白人将军会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营地发动攻击。据说，大约在24号中午时分，一个“无弓”人跑来，到处叫嚷着说：“士兵们明早就开到这儿了！”却无人理会他。

　　一个名叫“老黄杨木”的夏安人梦见自己看到了前进中的兵团，醒来后试图警告大家，但其他夏安人都狂笑着奚落他，说他发疯了，应当被送去喂狼吃。

　　交战这天清晨，名叫“站熊”的美尼考尼焦人出去游泳。当他回到棚屋时，一个叔叔劝他立即把马群赶拢起来，因为可能要出什么事了。

　　名叫“约瑟夫白母牛公牛”的一个奥格拉拉人那晚睡得很迟。他醒来后向一个老太太要早饭吃。那老妇人在他吃饭时告诉他一场战斗即将来临。“奶奶，你怎么知道？”他问，但那老人拒绝回答。不久，他去拜访夏安人营地中的朋友们。此时，他们听到了枪声，看到了空中扬起的尘土。一个奥格拉拉人骑着马高声说士兵们正在袭击安克帕帕人的营地。约瑟夫和三个夏安朋友准备去加入安克帕帕人的战斗。突然，他们看见了山岭上卡斯特的军队。所以，他们没有向南驰去，而是朝着东边的河边策马急奔。名叫“疯狼”的老斗士想阻止他们，说穿蓝制服的士兵人数太多。但夏安人“截短尾巴的马”则回答道：“大叔，只有地球和天堂才是永存的”。约瑟夫和他的朋友们继续朝东跑去，四个人齐声唱着他们的死亡之歌。

　　狂怒粗鲁的士兵们在一条干河谷里横冲直撞。约瑟夫看见一个带大帽子穿鹿皮夹克的人，他骑的是一匹白斑脸白蹄子的粟色马。身旁是个手持旗子的士兵。穿鹿皮夹克的人朝河对岸望着，喊叫着，驱使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发动攻击。约瑟夫和那三个夏安人从马背上滑下来开始射击。“截短尾巴的马”击中了一个士兵——他从马背上栽下来掉进了水中。约琴夫朝穿鹿皮夹克的人开了一枪，那人也从马鞍上栽了下去。随后，许多士兵都勒住缰绳，围了过去。这以后就很难再看清楚什么了，因为其余的印第安人也赶了来。空中霎时烟雾弥漫，枪声大作。

　　这四名勇士向卡斯特的军队挑战的故事，以各种方式流传在民间。他们也可能是在搜寻那条峡谷，寻找受伤的斗士时，卡斯特出现在山岭上，于是，他们便涉水过河，骑马跑了一段才来到“巫人尾巴”干河谷。

　　紧接着发生的事现在已忘记了，但确实是有三四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同装备精良的第七兵团的五个武装连遭遇。这是个以卵击石的防守行动，但它极有可能使卡斯特的作战计划受到影响。他们几个人不但威胁到了卡斯特的生命安全，还使他无法弄清究竟有多少印第安人埋伏在周围。因为这四个人看上去很可能是诱饵，所以卡斯特后撒了。

　　这个印第安人的村落几乎同时受到两面夹击，这究竟引起他们怎样的惊恐是难以言说的。当时约有10000或15000名印第安人在河边扎营，但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否都同仇敌汽。他们大多数人都感到仓皇、惊恐。有些人惊疑是库鲁克又杀回来；有些人必定认出这不是库鲁克的部队；一些以前听说过卡斯特的人则有可能推测出是卡斯特来了。

　　部落首领们原已讨论过该营地受威胁时的对策，他们好似决定先来观瞧士兵们的动向。

　　侦察员们注视了该军团越过边界线，后来又看见他们分成几股部队。“苦胆”看见卡斯特的五个连队骑马沿河的悬崖东边急驰。他说他们踏起了滚滚尘土，在他的视野中忽隐忽现。他说那些人骑的是白马——这必定是把他的话译错了，要么他指的是史密斯中尉的灰马连，或者是混在灰马和白马中的兵团乐师们的几匹白马，那些乐师在汾河兵站下马后就再未前行了。“苦胆”认为这些士兵精神抖擞，骑乘如同接受检阅。他和这些安克帕帕人一边继续观察着，一边集拢自己的矮种马，以防那些穿蓝制服的人找麻烦。他不知道是谁在指挥这支军队，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打算发起攻击。

　　1919年，一个名叫“羽毛耳”的美尼考焦厄人对H·L·斯科特将军说：“要是卡斯特前来和我们商量，我们都会投降、跟他走的。”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羽毛耳”强调，要是卡斯特用外交手段处理这件事的话，那些印第安人确实会返回居留地的。数年之后，其他印第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斯科特将军评论说，从未有人用上述方式处理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事。

　　这次远征也许根本就没必要进行。就在部队从林肯堡出发前，一个叫“声音动听的鹰”（蹩足的英译名）的苏人首领同卡斯特交谈过。这个首领是否也同特理将军交谈过无从考证，但特理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位首领带领由他的人组成的代表团找了卡斯特，试图劝说他免除这场战争。他恳求卡斯特许诺不同苏人交战，卡斯特答应了他。

　　……我们要他举右手向上帝发誓，他将不同苏人作战。他举起了右手。在他举右手向上帝保证他不同苏人打仗后，他要求我同我的代表团到西部去看看那些漫游的苏人，劝说他们回到居留地去，他会给他们发放粮食、马匹和衣服的。我们谈完之后，他很快离开该代理处，不久就听说他在和印第安人打仗，他和他的所有士兵全被杀死了。要是卡斯特曾给我们时间的话，我们会赶在他之前离开小比格奥。但他没有给我们时间。如果我们先于他离开小比格奥的话，他也就不会丧命，他手下的人们也就不会被杀掉。我尽我的一切去劝阻李侦察员们不要去……

　　伯克上尉有一次评述道，有些人很快便得知了这一消息，其他人则是好久以后才知道：“传教士，学校老师和军事人员大都是后来才得知此信的”。

　　小比格奥的许多印第安人十分信服他们的厄运，部落首领还在河东岸安置了一些哨兵，以防止那些雄心勃勃的青年因急于抢功而骑马跑出去寻找那些骑兵。战斗前一天，在太阳落山时，这些哨兵来到山岭上站岗。几个勇士来顾及那些警告便偷偷地过了河，爬入山丛中。第二天，他们骑着马四处寻找士兵，突然，他们听到了枪声，这是从峡谷中雷奥的骑兵那儿传来的。

　　“狂马”的举止确实不同于往常。以往即便是战斗已迫在眉睫，他也能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但据说，这天早晨，他心神不安地骑马来来回回地跑着，然后又急急匆匆地冲进自己的棚屋，拿出了一个符咒袋。他弄湿了一只手，再伸进栗色颜料，在他那匹矮种马的屁股上各印上一只手印；在马脖子两边，又分别画了一支箭和一张血淋淋的头皮。所有这些举动都被认为是他已经本能地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要么就是和他交谈过的奥格拉拉的侦察员给他讲述了所料定的事情。然而，大多数印第安人仍显得无忧无虑，他们认为只有天大的傻瓜才会前来发动袭击。

　　“贱狗”在听说士兵们攻击安克帕帕人营地的消息时，还认定那不过是谎报军情。

　　“铁肩”也只是在几颗子弹飕飕飞过时才意识到事情真的发生了。

　　首领“红马”和几个女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所以他们离开村庄去挖野芜菁——一种含淀粉的根。他们突然看到了飞扬起来的尘土和雷奥的骑兵。

　　“坐牛”的一个堂妹，“点角公牛夫人”说，当那些挖芜菁的人们返回村庄时，大家都可能看到四处闪动着亮闪闪的马刀。这些话令人怀疑。因为除德鲁迪奥外，没有一个骑兵带马刀。她所说的可能是指反射着太阳光的枪管。

　　“脸上雨”被邀去参加一个宴会，客人们正吃得津津有味时，突然听到了蓝衣人的枪声，他们听出枪声不像是他们自己人的。于是，和其他所有赴宴的人一样，“雨”操起了一把石头战棒，随后又跑回棚屋取出自己的弓和装满箭的箭袋。然后，跨上矮种马，就在他要跑到南边时，他和他的朋友们看见了东岭上的骑兵。而就在他们朝那些骑兵奔去时，看见一个年轻的泰斯雷纳美妇女“动兔”也策马飞奔而来，她的哥哥在同库鲁克的部队战斗中被杀，此刻，这位年轻妇女的手中高举着哥哥的战棒。在“雨”看来，她简直就是一只美丽的飞鸟。“看哪，我们当中有位青年女杰！”“雨”高声叫着，“但愿没有哪个小伙子落在她的袍子后边！”他的话更鼓舞了每一个人，使他们勇气倍增。

　　“雨”到达那里时，卡斯特的士兵们几乎全被包围了。他说，那些士兵已经下了坐骑，随后又跳上马背，再次下马，分为七伙人。他们飞速地射击着。过了一会儿，他们有些人开始朝雷奥的部队跑去。但印第安人如同一群追随苍鹰的乌鸦那样紧追其后。

　　1898年夏安首领“双月”告诉哈姆林·加兰，当卡斯特的人们在尘土飞扬中抵达时，他正努力为一群受到惊吓的妇女解除疑虑呢。“当我骑在马上时，看见东边对面出现了许多面旗子……”

　　战斗结束后，“双月”和四个苏人首领骑马穿过那座峡谷，越过那道山岭，清点穿蓝制服的死亡人数。是个叫“狼声”的人给他作的翻译。他说，他们叫一个印第安人抱了一捆小棍子：“我们每走过一个死去的士兵，就取一只小棍给另一个人，我们就这样清点了尸体，有388具。”然而，六年之后，“双月”讲述了与这不同的故事，照他这次说，他们到河边砍了些柳树枝。他们让一个印第安人给每具尸体旁扔一根树枝，然后，再把那些柳枝收集起来清点。“我们不得不到河边去了六次，因为沿山岭不断能发现尸体，柳枝根本不够。我记得我们数了488人……”

　　两种说法都有偏差，好像不可能解释清楚。正如罗伯特·阿特利（Robert Utley）指出的，很难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的意义表达清楚。“按土著人的观点给出的证言会有严重被歪曲的危险”。

　　388与488。“双月”说的数字究竟是多少？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1876年7月9日，在从黄石河北岸发出新闻公报中，特里将军撰写道，268名军官、士兵和市民被杀害，52名受伤——这个数字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连队花名册由军士长保管，而五名军士长：埃德温·博博，詹姆斯·巴特勒，弗雷德里克·鲁默尔，迈克尔·肯尼，以及弗兰克·瓦尔登全都同卡斯特一道阵亡了。当这些人的衣服被剥光后，该连队的花名册便也失踪了。

　　1927年，北夏安部落女子，凯特“大头”向托马斯·马奎斯医生讲述了这场战斗。她是用手势讲述的。作为一个官方医生，马奎斯曾利用在夏安部落居留地工作之便，学会了手势语言。他翻译了凯特用手势讲述的故事。

　　她说，她年轻时，和俄克拉何马部落的南部人生活在一起。1868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在一场暴风雪之后卡斯特将军率领士兵袭击了华什他“黑水壶”的村庄。为逃命，她赤脚跑过雪地。第二年春天，当那些更安人在红河岸边扎营时，卡斯特又来了。他抽了一管烟，说他将不会再打仗了。于是部落首领们告诉他，若是他违背诺言的话，就死定了。他们还送给他一个名字Hi—es—tile，意思是“长头发”。

　　凯特“大头”告诉马奎斯医生说她经常能见到卡斯特。有一次，她骑在矮种马上时，卡斯特走到她近前，她仔细端详一下他。卡斯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一头卷曲的红发。他身穿鹿皮夹克衫，头戴一顶大白帽子。凯特当时22岁，她认为卡斯特长得很英俊。她很敬慕他。所有夏安部落妇女都认为他长得英俊。

　　凯特有个堂妹叫米奥蒂斯，她有时和卡斯特将军一同骑马外出。夏安人为他看重米奥蒂斯而感到高兴。后来卡斯特离去后，许多夏安部落青年都想和她结婚，但米奥蒂斯却说卡斯特是她的丈夫。她告诉他们，卡斯特答应过要为她而回来。她一直等了七年。在这期间，凯特“大头”加入了该部落的北部，所以，她不知道米奥蒂斯在听到卡斯特死讯时会怎样，但有人告诉她，那姑娘划开了自己的大腿，割掉了头发。

　　“约瑟夫·白母牛公牛”也讲述了一段有关米奥蒂斯的故事，这和凯特所说的大相径庭。按约瑟夫所说，米奥蒂斯和她七岁的儿子“黄头发”或“黄鸟”住在小比格奥。约瑟夫说他认识她，事实上，他自己在向她求爱。

　　就像黑暗中隐隐闪现的鬼火那样，这则夏安部落女子生下卡斯特的孩子的传奇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好像印第安人并不想让他们的敌人绝对消失。这件事既不能被证明，又不能被驳倒。许多年之后，仍不能确定米奥蒂斯当时是否在小比格奥。这位将军说过，那个身着丝绸衣服的美丽姑娘，有一头墨染般乌黑闪亮的秀发。她究竟是在俄克拉荷马，还是和她的亲人们同住在蒙大拿？凯特“大头”告诉马奎斯医生，那场战斗一年之后，米奥蒂斯和一个名叫艾萨克的白人青年结婚，生了几个孩子。米奥蒂斯于1921年1月在俄克拉荷马死去，但她的名字则永远活在夏安人心中。凯特的一个孙子叫米奥蒂斯，朋友们喜欢取笑她，说她是卡斯特的印第安人妻子。

　　战斗发生那天，凯特出去走访营地北头美尼考尼焦朋友。她看见他们正在河里洗澡。突然，两个男孩跑来叫喊说士兵们快来了。凯特没说出那两个男孩的名字，只说他们是苏人。他们可能是塞蒂族首领“鲜红点”的孙子。“鲜红点”当时有六七十岁，眼睛瞎了。早期一部美尼苏达历史陈述说，他在小比格奥战役时75岁，尽管“苦胆”和“胎毛”两人都说他61岁。不管他多大，就在他和两个孙子在河边钓鱼时，雷奥的军队突然急急开进。那两个男孩可能是在领着祖父返回村庄前，先四处奔跑，叫喊，试图给人们报警。

　　老“鲜红点”从未有过好视力。1862年，在明尼苏达大屠杀后，他指点并命令谋杀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把那人看成是和西比利（Sibley）将军在一起的有衔军官。其实那个被视为敌人的人不过是个兵团里的外科医生。不管怎么说，除了年龄和失明外，“鲜红点”是个有权威的首领。他的塞蒂人率先和雷奥的人迎战。这狠毒的挂名老首领，对地球上每个白种人都抱有仇恨之心，在“苦胆”到来之前，他曾是起主导作用的人物。

　　当时极度恐惧的凯特先是想躲藏起来，但随后她朝河下游约一里多路的夏安营地跑去。一些为参战而涂抹了身子的年轻人从她身边跑过，女人们正匆匆忙忙地推倒圆顶棚屋，装备马匹。她看见一个女人尖叫着从马上跳下来，以为她的孩子不见了。

　　之后，当卡斯特的军队出现时，凯特从哥哥那儿要了匹矮种马，以便能过河观战，为她的侄儿“吵闹地行走”鼓劲助威。她要为他们大声唱歌，激励他的胆量。她的侄儿脖子上系一条红围巾，特别显眼，他知道凯特会来看他怎样勇敢地作战的。

　　士兵们从现时用篱笆围着的纪念碑前跳下马。凯特告诉马奎斯医生，当时那儿没有树，士兵枪管中冒出的白烟暴露出他们的藏身处。可他们却很难看清印第安人，因为箭不冒烟，是射向空中，而不是径直射向敌人。数千枝箭如同雨点般从高空落下，扎入马身，也扎人士兵后背。印第安人边射箭，边从各条干河谷往上爬——越来越近，每个人都想活捉一个敌人。

　　过了一会儿，那个地方的枪声全哑了。印第安人认为士兵都死了，开始朝他们跑去，但几个士兵跳起来冲下山向河边跑去，苏人和夏安人斗士们则紧追其后。凯特不知道那些士兵怎样了。后来，她听说，那些士兵像许多山岭上藏在死马后边的同伴们一样朝自己开了枪。她亲眼看见一个士兵用左轮手枪朝自己的头扣动扳机。接着另一个也效仿他。还有一个也干同样的事。她还看见几对士兵朝自己的胸部对开枪。她说，有一小会儿功夫，那些印第安人只是呆立着看着白人们相互对射。她认为那些士兵们疯狂了，认为那是对他们向一个安宁太平的村庄发动袭击的惩罚。一个士兵坐在地上，用手捧着头，仿佛难以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三个苏人朝他跑去，他们慢地把他从后背提起来。凯特不知道他会受到怎样的处置。两个人抬起了那个士兵的胳膊，另一个则用一把带鞘的刀把他的脑袋割下来。

　　战斗结束之后，凯特骑马四处寻找她的侄儿。许多士兵活着。印第安人在切砍他们的胳膊和大腿。

　　凯特在通往小河的一条冲沟的半道找到了自己的侄子。他中了枪伤也中了刀伤，当天夜里死了。

　　战斗中，大多数妇女、儿童和老人都在西边的河边观战，一旦士兵取胜，他们便准备逃跑，否则就返回村子。很难说谁能取胜。他们看见一伙人骑马过河朝他们跑来。这些骑者身穿蓝色外衣，骑着美国战马。河滩上观望的人以为他们是士兵，妇女们开始叫喊起来，有些人吓瘫在地上，还有人狂奔起来。一个女人抓起自己的两个小孩跑进一条冲沟，因为过于匆忙，抓起他们的脚，把她们头朝下搭在肩上。可是，过了一会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是自己的斗士。他们从死去的士兵那儿搞到的这些衣服、马匹和武器。

　　凯特说有6个夏安人和24个苏人被杀二要是这些士兵不疯的话，肯定还会有更多人被杀死的。

　　参照卑斯麦《论坛》7月6日号外：“大批印第安人被杀……印第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雷奥打响了这场战斗，“极为勇敢地多次把从正面发起攻击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压回去……”从他撤退的悬崖，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每次攻击，“都伴随着重大的伤亡，而最终以撤退告终”。朗尼姆·查利一人就消灭了一个排：“……好几次，打空了他左轮手枪的枪膛。在子弹穿过他的心脏倒下之前，他的每次射击都要带走一个红种人。”这些话没有一句是实的，然而，《论坛》在为国内人民提供强心剂。要是市民们对远方的战斗抱有热情的话，是很必要的。

　　在小比格奥战役中究竟有多少印第安人被杀，不亚于一个世纪后，美国政府可以宣称的有多少亚洲人的灵魂被抛弃在荒远的莽丛露营地。W·S·奈中尉评论说，在同老年印第安人交谈时，他们就这样闭口不谈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死亡人数。他认为，这不是试图去掩盖或把损失人数降低，仅仅是由于印第安人只汇报他们自己看见的或他们亲友告知的事情。那时，他们不愿意宣布那些死去的斗士们的名字。迷信也为安格鲁人的记数员带来困难。不管尸体的确切数字怎样，按白人士兵的标准来说，数字必定是惊人地少。

　　戴维·汉弗来·米勒曾和十多个老年斗士交谈过，他们列出了32人的死亡人名单。此时，他们早已死去，他们的功勋，甚至他们的容貌，除了几位子孙外，也几乎被所有的人们遗忘了。要不是由于他们所唤起形象的话，他们的名字也将没什么价值了。

　　在小比格奥被杀的夏安人是：“黑云”，“旋风”，“左手”，“红马主”，“飞过”，“小胡子”，“吵闹地走”，“软骨头”，“驼峰鼻子”，“黑熊”，“快行云”，“跛子白人”。

　　安克帕帕苏人有：“白水牛”，“直肠”，“鹰人”，“快熊”，“红脸”，“长路”。

　　奥格拉拉人是：“白鹰”，“多虱”，“浅色乱头发”，“幼臭鼬”，“黑白人”。

　　“无弓”人有：“双熊”，“站麋”，“长袍”，“云人”，“麋熊”“贱狗”。

　　美尼考尼焦人有：“大马”，“长麋”。

　　“双水壶”人有：“猫头鹰追赶”。

　　被杀的一个最重要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南部夏安人首领：跛子白人”。他是被一名苏人开枪打死的，头皮也被揭了。这个苏人把“跛子白人”错看成是一名李人或“乌鸦”人了。他可能穿了一件缴获来的蓝色制服，一时的赶时髦，使他丧了命，然而，他的孙子“立在树上的约翰”说，他是由于头发未结辫子跑入战场而被错看成卡斯特的一名侦察员了。当雷奥开始攻击时，他正在做汗浴，所以，他没有穿合适的衣服，而是在腰里里了一块毯子，抓起他的鹿皮鞋，一条带子，一枝枪。

　　在战场上四处追杀的斗士与建谈家“木腿”，无意中发现了半拖着身子的“跛子白人”的尸体，起初认为他必定是一个被揭掉头皮的“乌鸦”或苏斯霍人，接着，他认为自己认出了他的体形。“我转回去找我哥哥……”他和哥哥又返回来，跳下马，把尸体的后背翻过来，仔细查看，认定他是“跛子白人”。他的胸膛被子弹击中，身上数处遭到刺戳。另一名夏安人也骑马跑来，一致认为他是那个首领。他是被一名苏人打死、揭掉头皮的。由于这些夏安人不知道该怎样讲术这件事，便保持了沉默。

　　战场是浓重的硝烟与尘土，天昏地暗，甚至很难认出自己最熟悉的朋友。一个名叫“左手”的阿拉帕霍人走近一名受伤的印第安人跟前，许是一个李人。他用一把如同箭一样锋利的长矛，向他刺去。矛直戳入这个敌人，他倒在一堆死亡的士兵身上：“后来，我发现他是一名苏人，而这个苏人正打算杀死我……”

　　出现了一件骇人的事情。一个血淋淋的苏人出现在浓密的烟尘中，然后从战场上走开。“木腿”看见他朝一条冲沟走去。“他摇摇晃晃独自往前走着，跌倒，爬起，再次跌倒，再爬起，他从我身旁走过时，我看见他的整个下颚被子弹打掉了。他的模样使我呕恶，我只得呕吐起来……”

　　第二天，当这些首领们听说有更多的士兵正在开来，他们决定离开。

　　黄昏，部落开始向南移动。夜晚，在停下来休息之前，他们已一气走了最远一段路程。他们向小比格奥河上游移去，抵达玫瑰花苞，向东，到了舌头河，然后进一步朝东向粉河走去。

　　苏人与夏安人在何处分开不知道，许在沿粉河的什么地方。在分道扬镖之前，他们举行了一次游行。他们有一个喇叭，但大概不止一个，几名印第安斗士骑着他们捕获来的高大的灰马。他们装扮成美国骑兵成一行行进，穿着第七兵团的制服，但没穿他们不喜欢的靴子与裤子。一名斗士扛了一面队旗。

　　游行之后，这些夏安人继续朝北向黄石河开去。他们把黄石河称做麋河。在这，他们发现了两具印第安人的尸体：一个苏人老头和他的老伴，他们挤缩在一些灌木丛中，好似一直试图藏在这里。他们周围有一些金属马蹄印。这位老头与他的老伴后背被射中。老头的头皮被揭掉。这里，这些夏安人也发现了一地窖食品：咸肉，大米，豆子，咖啡，白糖，饼干，苹果干，玉米。在他们为自己装取这些食品的时候，一艘轮船开过来，几名斗士朝轮船开了几枪，仅仅是开开玩笑。凯特·“大头”告诉马奎斯，几个月之后，当他们知道他们是同卡斯特作战时，取笑了他，说：“我们把他杀死真是太糟了，准是我们的这位朋友，给我们丢下所有这些好吃的……”

　　战斗中，她大概看见卡斯特，但也不能确信她。她说，当时，有两个南方夏安女人在小比格奥，战斗结束后，她们去了战场，看见了卡斯特。她们对他很熟悉，在俄克拉荷马认识了他。虽然他的头发剪短，脸很脏，她们还是认出他来。在她们站着低头端量他时，一帮路过的苏人斗士要砍他的尸体，但女人们给他们示意，他是一个亲戚。她们是冲米奥蒂斯这么说的，苏人斗士们便砍掉他的一个手指头尖。

　　凯特说，那两个女人用一把上鞋的锥子扎穿了卡斯特的耳鼓，为的是改善他的听力，因为他没有听从一年前在俄克拉荷马对他的警告。那时，在他同“巫人箭”和“小长袍”抽一管烟时，他们“告诉他，要是他食言，再向印第安人发动一场战争的话，他就会死定。“差不多60年了，”凯特用手比划道“好多次，我把Hi—es—tzie看作是我在南方见过的英俊男子。我也常想，不知当初我骑马从他倒下的地方走过时，我的矮种马也是否把尘土踢在他的尸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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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原著作者伊文·S·康奈尔生于美国堪萨斯城，三十年代发表的《布里奇先生》和《布里奇夫人》曾受到广泛的赞誉，并被提名誉为1960年至1974年美国国书。他不仅创作了数部长篇小说，也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1979年和1980年，他先后发表了两部历史论著《长久的渴望》和《白灯笼》。其它作品还有《解剖课及其它故事》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

　　1984年，著成《晨星之子》，在美国畅销，引起轰动。并被改编为电影，引入欧亚各洲。在由《晨星之子》改编的美国电影同我国广大观众见面之后教关系。主张圣人当为真、善、美的统一。其治学特征为援

　　承蒙美国朋友朗达·巴特勒女士和她丈夫杨伯翰大学教授特里·巴特勒的推荐，鼓励和帮助，使我得以把这部脍炙人口的杰作译出。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大部分印第安部落名均依据所查询的资料译出，但有些则由拼音译出。

　　由于水平有限，疏漏或误解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王改华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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