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

第1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1)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

　　通常在美国人的记忆当中，60年代是美国转向左派知识分子的年代。那些形象依然历历在目：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那是反战示威游行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教授占据讲台的年代，是大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的年代。在一些精英大学的校园里，最保守的学生似乎加入了青年民主党组织，而真正的左派分子成了革命者。流行于校园的书籍，如查尔斯·赖克的《不成熟的美国》、赫伯特·马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弗兰茨·法农的《世界上不幸的人》等等，主张必须对邪恶的美国实力加以限制。

　　就在这场校园动荡中，在竟然几乎没有被人们察觉的情况下，知识界出现了一种独立的运动。按照字面上的意义，这是一场保守运动；它接受(实际上是崇拜)过去的传统价值、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当时，这场运动对美国政府和政策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与努力争取——并且最终成功地——使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左派的潮流相比是这样。

　　然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这场看似微不足道、内容五花八门的校园运动，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比反战运动更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到了21世纪初，越战时代的“新左派”早已被埋葬。而60年代保守的校园运动却在蓬勃发展。其拥护者们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身居要职。处在这些知识界逆流中心、也就是处在保守派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连接点上的，是乔治·W.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如果说有某位公共官员总是受人保护的话，那就非沃尔福威茨莫属。他天性聪颖，善于创造性思维，且很勤奋。甚至连一些坚决反对他的结论的民主党头面人物，私下都承认为他的聪明过人而折服，这在共和党外交政策官员里，只有他一个。同时，沃尔福威茨又忠实于与他共事的那些上级，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位又一位学者或政府领导人把他作为门徒精心地栽培。多年来，沃尔福威茨的恩师既有学术界的理论家艾伦·布鲁姆(他本人是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也有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学者兼官僚弗雷德·埃克雷，还有高级内阁成员乔治·舒尔茨、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过了一段时间，沃尔福威茨开始培养自己的一群门徒，他们是由他介绍进入政府的年轻的保守派，如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还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在某种意义上，沃尔福威茨的经历符合一位欧洲教授的知识传统；他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他的同辈人而是与他的导师们、继而又是与他的学生们的关系。

　　他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对于他在学术界的导师们，沃尔福威茨代表着连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对于政府里的恩师们，他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决策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从未反对或者背弃过其中的任何一位恩师。他既不努力争取，也没有人去请他担任最高层的领导职务。尽管沃尔福威茨低调的个性和善于思考、毫不浮夸的风格使他成为理想的大学校长人选，但并不太符合在华盛顿一位内阁部长应有的外表和举止的标准；沃尔福威茨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强硬、果断，不是科林·鲍威尔那样干练的管理者，也不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有政治头脑。结果，到了沃尔福威茨年近花甲、原来的一头黑发渐渐花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下属——然而，由于他创造性的智慧，他是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一位下属。

　　沃尔福威茨的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华沙出生，10岁时跟随父母定居纽约市。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大萧条期间，为了挣钱，曾在高中教书，获得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为美国统计学理论的著名专家。他毕生都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了晚年，还积极组织了反对苏联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民族的示威游行。①

　　40年代初，老沃尔福威茨在哥伦比亚任教期间，参加了学校的统计学研究小组，为美国军方进行战时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的1943年，保罗·沃尔福威茨诞生了，排行老二。

第2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2)

　　雅各布·沃尔福威茨于1951年加入了康奈尔大学的教师队伍，把夫人和子女从纽约市合家迁到了纽约州令人愉快、宁静的大学城伊萨卡。保罗·沃尔福威茨虽然随父亲在休科研假的学期里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教书而搬过家，但他青少年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14岁时，他的父亲接受了在以色列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工作，并将家一起搬了过去。(许多年后，保罗的姐姐劳拉，一位生物学家，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并在以色列定了居。)

　　他最初的志向是上哈佛大学，但是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父亲明确说这个条件太好了，不应该拒绝。在本科生期间，他开始步父亲的后尘，主修数学和化学。但到了毕业那一年，他开始偏离自然科学，进入其他领域。他注意到，自己的业余时间用在了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上，而他的主课数学课的同学，则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解额外的数学题上。②

　　在校期间，沃尔福威茨加入了“碲化物协会”。该协会是一位名叫L.L.纳恩的科罗拉多商人在1910年建立的，它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一群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学生都是男性，直到沃尔福威茨的姐姐在1962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成员。被选中的学生集中住在学校一个大宿舍“碲化物大楼”里，他们在那里通过实践体会了民主的意义；学生们管理宿舍楼，雇清洁工，监督宿舍的维修，组织演讲、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③

　　“碲化物协会”这个概念本没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在1963年，一位新来的教员、名叫艾伦·布鲁姆的政治哲学教授来到康奈尔，一段时间里，他担任了住在“碲化物大楼”里的教员。布鲁姆推崇传统价值、名著和经典的重要性；他后来撰写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在1987年成为畅销书，书中具体论述了保守派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变化的不满。布鲁姆也是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好问，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充满了智慧，是布鲁姆的密友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标题人物公开的原型。

　　“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两个发源地……在他的课堂上，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他咳嗽、口吃，他吸烟、高声喊叫、大笑，他让学生站起来辩论，他唆使他们争斗、检查他们、向他们灌输，”小说家索尔·贝娄这样描述他笔下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教授，“他不会问，‘你们将在何处度过永恒？’就像宗教中鼓吹世界末日将近的纠察队员那样，而是会问，‘在当今民主社会里，你用什么来满足你心灵的需要？’……他会向你讲述你的心灵，它已经很薄，正在迅速缩小——越来越迅速。”④

　　布鲁姆很快在康奈尔发展了一个以“碲化物协会”为核心的学生网络。沃尔福威茨是其中一员。这个“碲化物协会”的其他成员在不同时期包括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总统候选人艾伦·凯斯、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还有中亚问题专家查尔斯·费尔班克斯。许多年后，在里根政府里，沃尔福威茨聘用了康奈尔“碲化物协会”网的几位成员参加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班子。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一些康奈尔大学校友，继续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布鲁姆，希望按照传统价值和理想，去理解华盛顿面临的困境。

　　布鲁姆与仍在康奈尔讲授数学的沃尔福威茨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在《拉维尔斯坦》一书中，贝罗描绘了一个名叫菲利普·格曼的虚构人物，他是拉维尔斯坦从前的学生，后来像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样，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小说里，格曼的父亲是和拉维尔斯坦同校教统计学的教授，很像真实生活中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和布鲁姆。

　　“格曼在学术界的父亲坚决反对菲利普选的拉维尔斯坦的讲座课，”贝罗写道，“受尊敬的政治学教授告诉老格曼，拉维尔斯坦太爱标新立异，他诱惑和腐蚀了他的学生。‘有人告诫一家之长，要小心那个同性恋色鬼，’拉维尔斯坦说。”⑤(布鲁姆是同性恋，这一事实是贝罗在书中首次公开披露的。他的一些学生认为他的性行为是个谜。“就像是‘别问，也别说’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告诉一个来询问布鲁姆情况的采访者。⑥)

第3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3)

　　沃尔福威茨认为，小说家的描述有失准确，要么就是部分根据布鲁姆其他一些学生和他们的父亲的故事拼凑的。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他想到他的父亲和布鲁姆互相之间既提防又钦佩着对方。布鲁姆认为，大脑的一生代表着最伟大的活动，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常常在康奈尔的四方院子里连续数小时在沉思中踱步，没有一支笔或一张纸来帮助他，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但是，老沃尔福威茨研究的是数学，布鲁姆研究的是政治理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根本看不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看不起研究这些的人。布鲁姆刚好是这个子集的一分子。⑦

　　布鲁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架构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的门徒和普及者。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纳粹镇压中离开欧洲，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布鲁姆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来弥漫着现代知识界生活的相对论情绪——都是直接来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布鲁姆曾在施特劳斯手下做过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题献给了施特劳斯，曾经把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相遇说成是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⑧。

　　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大学念四年级的时候，决定申请研究生院，不是攻读数学或自然科学，而是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的父亲做了最后的努力，想劝他改变主意，坚持说如果他打定主意放弃纯自然科学，应该至少学经济学，这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更接近数学。他的请求很快遭到断然拒绝。保罗·沃尔福威茨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因素是列奥·施特劳斯仍在该校任教。沃尔福威茨觉得施特劳斯是个特殊人物，是不可取代的资产。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他。⑨

　　列奥·施特劳斯是现代保守派运动的一尊偶像。他的影响目前在研究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公共政策的保守派中间特别强烈。他在学术界的继承人包括新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福山和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等学者，还有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不少官员。并非所有的施特劳斯主义者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曾经一度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工作的知识分子之一威廉·高尔斯顿也是施特劳斯的学生；像沃尔福威茨一样，高尔斯顿先是在康奈尔师从布鲁姆，接着到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学。⑩

　　施特劳斯的影响令人吃惊，因为他撰写的那些大部头的、深奥的著作，实际上没有具体探讨什么外交或者国内政策问题。和布鲁姆一样，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理解经典著作、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从洛克和卢梭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欧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劳斯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对道德宽容精神的批判，他认为，道德的宽容统治了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生活。他描绘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自由主义放弃了其绝对主义的基础，并且正试图变成彻底的相对论者”。施特劳斯指出，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们有可能退化为“不严肃的信念，即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个都不值得进行热烈的辩论、深刻的分析或者坚定的辩护)，接着再退化为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赞成某个独特的道德认识、生活方式或者人种至上的人，都有点像是精英论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劳斯谈到需要一群出类拔萃的顾问，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书中说的那样，他们能够使政治领袖和大众认识到，必须具备美德和正确的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

　　至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施特劳斯的思想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他的思想强调，一个领袖人物，行动果断，信仰坚定，敢于与“暴政”作斗争(施特劳斯经常使用暴政这个比较老的词，而不用专制这个更现代的词)，这非常重要。施特劳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尤其崇敬温斯顿·邱吉尔；在里根政府时期乃至其后很多年，华盛顿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们每逢邱吉尔的诞辰日便会举行集会，一起啜饮白兰地，吸雪茄。邱吉尔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他敢于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纪念邱吉尔的悼词里，施特劳斯写道：“那位暴君正处在权力的巅峰。不屈不挠而又宽宏大量的政治家与疯狂的暴君之间的差别——这种明白无误的展现，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汲取的一个伟大的教训。”

第4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4)

　　其次，在冷战期间，施特劳斯的思想，为坚定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部分知识基础。施特劳斯主义者们并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样，他们不受限制，不需要迟迟不做道德判断，不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敏感的事物。

　　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罗纳德·里根总统谴责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这是一座伟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艾伦·布鲁姆特别提到了里根的这番话，并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对里根的话感到反感。“里根总统使用‘邪恶’一词使同时代人听起来反感，其原因在于这个词在文化上的傲慢，在于假定他和美国知道什么是善；在于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严；在于它对那些与我们意见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视，”他解释道。然而，里根对文化相对论的抨击，正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所喝彩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相信，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包含了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价值的深深怀疑。“这些机构要么是通向人类普遍平等的阶梯，要么是我们对自己的公正和实力丧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实例，”施特劳斯的一位门徒在一篇论述他的哲学的政治意义的论文中这样写道。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并不包含这些思想，但是，它们显示了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意义。

　　最后，包括沃尔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在内的其他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将施氏理论的含义延伸到了情报搜集领域。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坎特创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风格，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情报官员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员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为过程和模式(比如，企图继续掌权，维护国家利益，维持获得经济资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预测另一个政府未来将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经济产出等客观标准；安插特务和窃取情报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情报搜集的不同观点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暴政国家的表现从根本上会与民主国家不同。因此，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更需要重视虚假现象。极权政权可以把国内发生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不让世人了解；要想搞清独裁者掩盖的现实，特务便是重要的。

　　到达芝加哥大学后，沃尔福威茨与施特劳斯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这位教授在芝大的执教生涯已近尾声，沃尔福威茨还没念完研究生，他便离开了。沃尔福威茨修了施特劳斯的两门政治理论课，一门是关于柏拉图的，另一门是关于孟德斯鸠的。他曾一度考虑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将施特劳斯的思想用于美国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写论文。不过，按照沃尔福威茨那时结识的朋友彼得·威尔逊的说法，沃尔福威茨当时并不怎么谈论施特劳斯；此外，沃尔福威茨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甚至没有自认为是保守派。当时在威尔逊眼里，沃尔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间派，一个很能适应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传统的人。

　　在随后的年代里，政府和学术界的同事都逐渐把沃尔福威茨看做是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统的继承人。“沃尔福威茨仍然是主要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评论道。沃尔福威茨在谈论外交政策时提及的一些论点带有明显的施特劳斯思想的色彩：他强调要推翻暴政、谴责邪恶；他认为专制制度的运作从根本上不同于民主制度；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及其情报机关有可能受到专制者的有意蒙蔽等等。沃尔福威茨最初在冷战时期将这些思想运用于苏联，接着在若干年后，又用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

　　随着他自身事业的发展，沃尔福威茨开始拉大与施特劳斯的距离。“我不太喜欢这个［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标签，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标签那类的东西，”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实际上，从一开始念研究生，沃尔福威茨便开始受到一个新的领域——核战略——的吸引，开始投到一位新的导师的门下，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名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

第5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5)

　　1965年夏季，在为新研究生举办的第一次教职人员茶话会上，沃尔斯泰特曾经询问过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杰克·沃尔福威茨”的人。“那是家父，”沃尔福威茨答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跟他念过数学，”沃尔斯泰特说。在康奈尔大学短暂造反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开始浪子回头了。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能够得到数学家雅各布·沃尔福威茨称许的那类学者，如果他允许自己称许政治学界的任何人的话。沃尔斯泰特的经历显示，人们是可以将数学、自然科学和公共政策有用地相结合的。他在纽约市长大，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50年代初，他已经在位于圣莫尼卡、承接美国空军合同的独立智库兰德公司安顿下来。在这个位置上，沃尔斯泰特崭露头角，成为美国在核战争理论与战略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50年代初富有开创精神的研究显示，当时，作为发生核大战时美国的战略支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海外基地，有可能遭受像日本袭击珍珠港那样的来自苏联的突然袭击。从那时起，沃尔斯泰特便潜心研究美国有可能遭受打击的概念，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一群研究国防问题的观点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这些人包括赫尔曼·卡恩这个被认为是同名影片中的主人公斯特兰格罗夫博士的原型的人。

　　60年代后期，沃尔斯泰特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学，吸引了不少像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的学生，他们不仅潜心于理论，也渴望在实际应用上有所作为。沃尔斯泰特主要推动的是防止核扩散。6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期，沃尔斯泰特访问以色列归来，他对他所看到的核计划可能扩展到中东地区的危险感到焦虑不安。

　　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讨论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边界建立核能脱盐站，以此来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在水和灌溉等问题上形成一种合作精神。这些脱盐厂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它们也会制造出一种副产品——钚。沃尔斯泰特担心，钚终究会被用于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到6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公司——凯瑟工程师联合公司具体建议在以色列搞一个大型核脱盐项目。沃尔斯泰特带回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文字材料。他问沃尔福威茨懂不懂希伯来语。沃尔福威茨说他懂。这些材料便成为沃尔福威茨博士论文的起点。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详细地驳斥了建立核能脱盐站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建立脱盐站的好处被夸大，核扩散的危险太大。他论述了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困难、秘密转移核材料的风险，以及帮助一个国家改进核科学的技术和科学能力的危险，所有这些问题在未来数十年里一再出现。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对核扩散提出的警告，在当时既适用于色列，也适用于阿拉伯国家。沃尔福威茨尤其反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以色列的核力量都将不得不相对地依赖于运载系统，这些运载系统甚至会受到常规武器的攻击，”沃尔福威茨在论文中写道，“……以色列对阿拉伯城市的核威胁将削弱以色列的常规军事实力，因为它会割断以色列与西方友好国家的联系，鼓励甚至是逼迫苏联替阿拉伯人进行更积极地干预……以色列的核武器会迫使阿拉伯人竭力获取核武器，如果不是从苏联那里，也会在以后从别国那里获取，或者依靠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果不其然，70年代初，沃尔福威茨的论文完成之后，以色列的确发展了核武器。它的阿拉伯邻国开始考虑效法以色列，某个阿拉伯政府也就是伊拉克开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正像沃尔福威茨预言的那样。在以后的年代里，至少在公开场合，沃尔福威茨很少承认他反对过以色列发展核计划，也不承认以色列起了刺激中东其他国家与之较量的作用。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他主要关注的是中东核武器计划的危险问题。在当时，这还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议题，但在后来30年里，正是这个议题一直纠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消耗了沃尔福威茨本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第6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6)

　　一个又一个夏天，热情的青年学生们走出大学校园，云集美国的首都，为当时五花八门的目标几乎是不计报酬地工作着。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华盛顿市杜邦环岛的周边地区，在那里，许多名称含糊、预算更不明确的非政府组织在破旧低矮的办公楼里安营扎寨。就是在那里，1969年夏天，“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开张了。

　　该机构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1969年夏天里，它的办公室成为开展特殊指导活动的场所。在那里，美国冷战的两位主要设计师、处于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采，将他们有关华盛顿的深奥的学识和他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强硬观点，传授给了两名好学的年轻研究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

　　艾奇逊曾经官至国务卿，尼采则是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司长。这两个人一直是美国主张对苏联采取不妥协政策的主要倡导者。

　　艾奇逊和尼采建立了“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为了长期提供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支持而游说国会。随着越战日益失去民心，国会开始用更加批判的眼光审查美国的国防预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提交给参议院审查的最昂贵的一项开支。参院两党的自由派——如爱德华·肯尼迪、威廉·富布赖特、老艾伯特·戈尔、查尔斯·珀西和雅各布·贾维茨等政治领袖——联手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些持反对意见者做了一件以前国会在就国防问题的斗争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请来支持他们的科学家，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新的武器系统是否有效提出质疑的著名专家。

　　艾奇逊和尼采试图反驳这些科学界的反对者，他们挖苦地称他们为“查尔斯河帮”。他们的主要同盟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他吸收了这些分文不取的年轻研究生们到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工作。沃尔斯泰特从芝加哥大学派来了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彼得·威尔逊。沃尔斯泰特另外吸收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念研究生的珀尔，自从毛头小子珀尔在洛杉矶与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约会，他就认识了他。珀尔在名义上负责着办公室，虽然该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层级结构。

　　整个夏天，艾奇逊和尼采经常到办公室来坐坐，为他们支招。艾奇逊此时已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那些年轻学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在两位年长的政治家的指导下，珀尔、沃尔福威茨和威尔逊撰写研究报告，向参议院散发支持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介绍材料。他们还组织人到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为重要的参议员、带头为该系统争取资金的亨利·M.(斯库普·)杰克逊起草材料。当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画了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明反弹道导弹系统行不通的图表时，沃尔福威茨也画了一张同样抢眼的图表供杰克逊反驳对方时使用。

　　到夏天结束时，鹰派取得了重大胜利，参院以51票对50票一票之差，批准了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沃尔福威茨、珀尔和威尔逊)帮助我们写的文件，大大超过了好争论和自负的科学家们撰写的内容失实的文件，”尼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参院的投票结果使总统在与苏联谈判中有了筹码：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提出以限制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来换取莫斯科做出类似让步。尼克松最终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了今后几十年中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该条约延续到2001年12月，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1969年的那次较量，标志着国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自1941年众院以微弱多数延长了和平时期征兵制以来，有关重要国防项目投票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投票为国会围绕军控和武器系统的发展畸形的数十年的斗争搭建了舞台；在这些摊牌中，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请了科学家和其他学术专家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围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辩论也是后来围绕着战略防御计划的政治斗争的先驱；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问题是反导弹系统造价是否过高，是否有效。

第7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7)

　　1969年夏天后来被证明也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都发现，与学术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欢涉足公共政策。通过与艾奇逊和尼采的联系，这两位研究生体验了华盛顿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和未来在政府里发展的可能性。后来，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成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最主要的鹰派人士，就像艾奇逊和尼采在20世纪中叶成为冷战的领军人物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年长者向沃尔福威茨和珀尔灌输了对同苏联搞军控的强烈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做出这种努力本身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会从心理上削弱美国。

　　夏季结束时，珀尔留在了华盛顿，在参院里为领导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斗争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做办公室助手。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凭借着杰克逊的强有力支持，珀尔成为国会反对与苏联搞军控的主要推动者。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珀尔“在追求自己更远大的目标——阻止政府的军控政策——时，既显示出足智多谋，又表现得立场坚定”。

　　沃尔福威茨没有像珀尔那么快就放弃了学术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学，为沃尔斯泰特完成了学位论文，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然后，在1973年，他得到一个在政府的军控和裁军局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度过的。

　　沃尔福威茨能够获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间接受益于亨利·杰克逊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与苏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的机构里安插赞成自己观点的人。

　　埃克雷则把一个更保守的班子带进了军控局。他带来的新人之一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把他推荐给我，”埃克雷许多年后回忆道。沃尔福威茨刚满30岁，但他很快便成为埃克雷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撰写关于导弹发射和早期预警问题的文件；参与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军控谈判；陪同埃克雷到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旅行。1974和1975年，年轻的沃尔福威茨积极参与了美国成功劝说韩国不提炼钚的工作，这个项目可以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数十年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劝说朝鲜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沃尔福威茨显然喜欢自己在政府里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不错，但是，他在本性上也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他喜欢撰写政策文件，乐于为了他信奉的思想在官僚机构里进行斗争。多年来，沃尔福威茨多次返回政府任职，有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他们偶然对他如此频繁地加入政府并且在政府里呆这么长时间感到不解。

　　在这方面，沃尔福威茨与他的朋友珀尔十分不同，珀尔好斗的风格更适合在国会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里工作。珀尔做参院办公室人员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这使他非常开心。而沃尔福威茨却是尼克松政府的成员，因此有义务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的位置上，沃尔福威茨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被确定之前对其施加影响；他可以设法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或者对这些行动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第8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8)

　　在官场上，在涉及尼克松政府内部许多关于军控问题的辩论中，珀尔和沃尔福威茨经常处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相似。事实上，他们的特长是互补的。珀尔的风格是在媒体和国会发动连珠炮似的攻击，挑战对手的动机和品格。与之相比，沃尔福威茨则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通过撰写论证严密的政策文件，抨击对手的逻辑。

　　这种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部、珀尔在政府外部的搭配，在后来30年里的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过。诚然，珀尔偶然也会在联邦政府里任职；他曾经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那里仍然表现出在做议员助手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风格。总的看，珀尔不像沃尔福威茨，他不具备在政府里长期服务的持久性；珀尔在里根时代结束之前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在后来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过全职的正式工作。

　　即便如此，珀尔一直非常活跃。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在高级官员们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时，毫不奇怪，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又是政府外部的珀尔和政府内部的沃尔福威茨。

　　的确，2002年、2003年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思想，多少与最初从他们的导师沃尔斯泰特、艾奇逊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他们反复谈论的一个主题是“易受攻击的窗口”。美国被说成面临某个迅速推进的敌人的突然威胁：冷战期间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的军事力量，或者2002年和2003年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根据如此推理，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应对威胁，因此，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没有人在思考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到了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在一个美国没有了军事对手的世界里，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重弹易受攻击思想的老调，他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更新，并得出与60年代他们的导师提出的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艾奇逊和尼采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不再赞成使用以往的遏制或者威慑方法。他们赞成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

　　注释

　　① 见 “Bibliographical Note on Jacob Wolfowitz”, Jack Kief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acob Wolfowitz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0)，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1970), vol.18, supplement 2, pp.996·997。

　　② 2003年6月19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③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④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⑤ Ibid., p.58.

　　⑥ D.T.Max,“With Friends Like Saul Bellow,”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6, 2000, p.70.

　　⑦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⑧ Walter Nicgorski,“Allen Bloom: Strauss, Socrates and Liberal Education”，见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1999), pp.206,208。

　　⑨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⑩ 见William Galston,“A Student of Leo Strauss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29·437。

　　Thomas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7.

　　Ibid., p.xxv。该引语出自潘戈尔而不是施特劳斯。

　　Jacob Weisberg,“The Cult of Leo Strauss”, Newsweek (August 3, 1987), p.61。多年来，沃尔福威茨曾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施特劳斯学生的一些聚会，其中包括2003年的一次。

第9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9)

　　引自Harry. V. Jaffa,“Strauss at One Hundred,”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3·44。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7), pp.141·142.

　　Mark Blitz,“Government Practice and the School of Strauss”, in Leo Strauss, loc. cit., 429·430.

　　Gary J. Schmitt and Abram N. Shulsky,“Leo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 in Leo Strauss, pp.407·412.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2002年4月24日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采访。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3), pp.89·110 and 117·124页，清楚地描述了沃尔斯泰特的工作。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Paul D. Wolfowitz,“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roposals for Nuclear Desal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972, pp.32·33.

　　这段叙述根据对两位不愿披露姓名、对该委员会有直接了解的人的采访。关于办公室的细节和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辩论情况，保罗·H.尼采在From Hiroshima to Glasno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1989)第294—295页中也有叙述；见Kaplan, op. cit., pp.342·355；另见Jay Winik, On the Brink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pp.52·53。

　　Kaplan, op. cit., pp.349·350.

　　Robert G. Kaufman, Henry M. Jackson: A Life i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211.

　　Nitze, op. cit., p.295.

　　Max Frankel,“The Missile Vote: Both Sides Can Claim a Vic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69, p.22.

　　Kaplan, op. cit., pp.354·355.

　　我在此指的是尼采在1969年的观点。尼采本人后来担任过美国的军控谈判代表。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114.

　　关于军控和裁军局的情况，见Raymond L. Garthoff,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p.273·274; Kaufman, op. cit., p.258;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p.559·560。

　　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珀尔曾一度担任过一个顾问机构——国防政策理事会的主席，但是没有在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第10节：士兵和水手(1)

士兵和水手

　　1968年1月，北越发动“春季攻势”，理查德·阿米蒂奇正在越南海岸附近的一艘6门炮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上服役。短暂的“春季攻势”令美国人措手不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在舰上，阿米蒂奇焦虑不安，闷闷不乐。在无线电里，他听得见枪炮大作的声音：美国陆军来回冲杀；海军陆战队在交火；要求增援的紧急呼叫。在阿米蒂奇与战斗行动之间，是一片汪洋，他鞭长莫及。

　　阿米蒂奇一年前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在亚特兰大长大，是个头发黄中带红、胸脯滚圆的青年，他总是喋喋不休，身体特别健壮，参加四种体育活动，是皮尤斯X学院高中班里的联合班级主席。他的计划是拿足球奖学金，上肯塔基大学或者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但是父亲成功说服海军的足球教练招募了他。①

　　一到安纳波里斯，却发现阿米蒂奇虽然体格健壮，速度却不足以加入校足球队。在高年级的时候，他担任了新生足球队的教练。他还参加举重，每周在这项后来变成毕生的业余爱好上花许多小时。他的同班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里奇”，有时候又叫他“骡子”。毕业时，海军学院的年级年鉴《幸运口袋》用这番话总结了阿米蒂奇在校期间的情况：“里奇翻开一本书的时间从来超不过一小时，但他总能在学业上名列前茅。由于个性杰出，里奇是全大队的知名人物。”②

　　毕业时，阿米蒂奇打算参加海军陆战队。他最要好的朋友、足球队的中锋把他介绍给了自己未婚妻的室友、一位名叫劳拉·桑福德的姑娘，使他改变了计划。她是一家保险公司经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最显赫、最成功的商人的千金。阿米蒂奇坠入了爱河，于是，他决定不参加海军陆战队，而是到一艘海军驱逐舰上去服役，然后回家结婚。这些计划一直持续到“春季攻势”使他意识到就在附近的战争离他有多么近。“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时代的这些重要事件而不去更积极地参与其中，”阿米蒂奇许多年后解释道。③

　　他极想离开舰艇，因此，他志愿去南越，给那些乘坐小型船只在那个国家的热带丛林和内陆地区的混浊的河上巡逻的“浑水海军”担任顾问。他接受了四周的越语培训，然后仓促地投入了战斗。阿米蒂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作战，而不愿享受呆在舰船上的安全。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一再志愿参战，宁愿去面对危险而不愿贪图安全，并且参加了越战中一些最艰巨和最秘密的行动。

　　对于科林·鲍威尔来讲，在越南执行作战任务，更多的是出于义务而不是个人的选择。鲍威尔选定了美国陆军作为自己的职业，于是，陆军派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1962年，在肯尼迪政府卷入越南的最初日子里，陆军派遣鲍威尔去驻扎在老挝边界附近的一个南越步兵师担任顾问。美国在越南的顾问人数从 3 200 名增加到 11 000名，他是其中一员。

　　鲍威尔的父母是牙买加移民，定居在南布朗克斯，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学校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发现自己喜欢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纪律、结构和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于是便把训练团的项目作为大学生涯的核心，最后升任管理由上千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团的学员队长。④1958年毕业后，他按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要求服了三年兵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陆军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我是个黑人青年。除了当兵之外，其他我一无所知，”鲍威尔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我能干什么呢？在成衣工厂区跟我父亲一起干吗？……对于一个黑人来说，在美国社会中，没有能比此提供更多机遇的道路了。”⑤

　　他在布雷格军营的非常规作战中心学习了五周，然后于1962年圣诞节那天到达西贡。能够参战使他感到兴奋。这是分配的而不是选择的任务，但分配的任务不错，说明陆军是重视他的。“我成为职业军官同僚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凡是被选中去南越的人，都被认为是有前途的，是被送去经风雨见世面、前途光明的人，”他后来写道。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作战经历最终使他们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中身居高位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少越战老兵后来进入了美国的参院，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麦凯恩。一些越战老兵曾经在里根政府里与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共过事。不过，总的来讲，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担任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要职的，是诸如乔治·舒尔茨、卡斯珀·温伯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贝克这些属于上一代的人。在上一代人中，有些曾经参加过二战，但都没有越战老兵的经历，没有感受过那种参加了一场美国没能打赢的战争的强烈的挫折感，那种看到美国人为了一个并未得到美国人全心支持的事业献出生命的痛苦。

　　到了21世纪开始时，这老一代人已经退休。乔治·W.布什启用的“火神派”代表的是外交政策领域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大多数人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成年的。然而，在这代接班人里，越战老兵的影响并不太强；事实上，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少数派。在小布什政府里，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等一些官员，因为岁数太大或者太年轻而没有参加过越战。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其他人，岁数虽然合适，但却没有参加越战；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得以缓服兵役，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业和职业生涯。⑦最高层的情况最能说明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变化。乔治·H.W.布什总统二战中在海外作过战，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是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中服过役。

第11节：士兵和水手(2)

　　罗伯特·廷伯格的著作《夜莺之歌》研究了越战的战争经历对里根政府中的官员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廷伯格引用了一位越战老兵的话：“在我们这些参战者和未参战者之间，矗立着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墙，这堵墙永远不会消失。”⑧15年后，在小布什政府里，这堵墙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高、那么厚了，但是它肯定依然存在。

　　2002年夏，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国务院的负责人，美国当时正在考虑是否攻打伊拉克，越战那代人中原来就有的严重分歧重新冒了出来。越战老兵认为，一些像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那样最主张对伊拉克动武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战争的，而不是由于有过藏身在热带丛林里、或者在散兵坑里目睹朋友被炸掉脑袋的经历，”越战老兵查克·哈格尔参议员这样说道。⑨

　　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的辩护者以同样的激情回敬道，并非只有越战老兵才是明智的。“90年代中，那些亲历沙场的将军们一次又一次对美国参战的后果判断失误——而没有战争经验的文职官员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彼得·贝纳特写道，在他看来，鲍威尔等领导人对海湾战争和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干预过于谨慎。⑩

　　那么，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作战经历？他们在那里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事实上，尽管他们的越战经历使他们两人之间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但他们的经历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鲍威尔在陆军中服役，阿米蒂奇则在海军中服役。鲍威尔是被派往越南作战的，而阿米蒂奇则是自愿去作战的。鲍威尔在海外服役的经历成为他漫长军旅生涯的晋身之阶；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服役，则是导致他放弃军队生涯的转折点。鲍威尔参加越战是冷静的、超脱的，以此为职业；阿米蒂奇则对那个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和感情上的依恋。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鲍威尔已经获得了提升，到其他地方担任新的工作，有了新的任命。越战最后的日子给阿米蒂奇带来的，是几天的英雄风光，然后是若干年没有根基的不确定的生活。

　　鲍威尔到越南服过两次兵役，每次历时一年，第一次是1962—1963年，第二次是1968—1969年。第一次派往越南，鲍威尔被直升机送到南越偏僻的阿绍山谷，在那里，他是美国顾问，周围是南越军人、山民、鸡群、猪、蚂蟥和几乎每天袭击他的部队的越共。他经历了敌人炮火的恐惧。他不得不依赖毫无规律的邮件(如果邮件送不到，就依靠无线电)来获取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且是个儿子的消息。参战六个月后，鲍威尔踩上了陷阱，这是一种隐藏在地下的大竹钉，竹钉刺穿了他的脚。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在位于顺化的一个师部里服役。

　　鲍威尔怀着对华盛顿的文职领袖愤世嫉俗的心情，结束了第一次海外服役的任务。他的回忆录里到处是形容词——“麦克纳马拉手下拿着计算尺的突击队”、“拿着计算尺的奇才们”、“五角大楼的高技术武士们”——表达了一个士兵对那些远离战斗的决策者的不信任。鲍威尔还带着认为战争的许多方面极为荒唐的感觉回到了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他共事的南越上尉告诉他，阿绍基地很重要，因为它保卫着飞机场，飞机场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要给基地补充给养。“我常想，我们是否真能有所作为，”鲍威尔后来反省道，“我们怎么跟混在当地农民中间的敌人作战？这些农民不是吓破了胆，就是同情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出卖他们。”然而，在回国时他仍然坚信“帮助南越人保持独立是正确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对共产主义是正确的”。鲍威尔坚信，美国人仅仅需要向越南增兵就可以了。

　　鲍威尔在越南的第二次服役是从1968年7月开始的，此时，他已经从上尉升到了少校，美军在越南的人数也已经从 11 000 人增加到50万人。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担任营长，负责向部队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援。这一回，他不是在农村的前线作战部队里，然而，他的营却经常遭到伏击和火箭、榴弹炮火的攻击。

第12节：士兵和水手(3)

　　鲍威尔被派往越南两个月之后，阿马里克尔师师长查尔斯·M.盖提斯少将在《陆军时报》上看到一张鲍威尔的照片，旁边的文章提到他是利文沃斯军营一个指挥参谋班中军衔第二高的军官。他把鲍威尔召到阿马里克尔师位于朱莱的师部，任命他担任该师负责作战和计划的参谋。

　　这个新职务发挥了鲍威尔的才干，使他兼有的组织和政治技巧以及个人魅力有了用武之地。在接下去的几年里，鲍威尔一再被任命担任参谋或负责行政的军官。不过，鲍威尔的新工作也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阿马里克尔师企图打掉关于后来被称作“梅莱大屠杀”的指控的种种努力。

　　1969年3月间，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师部工作，西贡美军司令部监察长办公室的一名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要他在部队的档案中查找关于某个死亡人数特别高的日子的纪录。鲍威尔翻查了日志，为调查员找到了1968年3月16日的日志，那天，美军一个排记录他们在巴唐安半岛上击毙了128名敌人。据鲍威尔的叙述，直到几个月后，独立记者西摩·赫什的新闻报道披露了“梅莱大屠杀”的细节，他才明白监察长当时调查的是什么。阿马里克尔师一个由威廉·卡利上尉指挥的排开枪打死了347名手无寸铁的越南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鲍威尔是“梅莱大屠杀”三个月之后到的越南。但是，有证据显示，他并非像他的叙述所暗示的那样，对阿马里克尔师向平民施暴的指控一无所知。1968年11月，在与卡利同一个旅但不同的排里服役、正在回国途中的专业技术四等兵汤姆·格伦，给驻越美军司令官克莱顿·亚伯拉姆斯上将写了一封信，称美军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他说，有的部队“任意向越南人的住宅射击，在没有受到挑衅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便向人群开枪……［这些行为］部队各级官兵都这么干，因此说明这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格伦的信没有具体点出梅莱或者卡利排的名。

　　该信被转到阿马里克尔师师部，鲍威尔被指定进行调查并考虑如何回复。鲍威尔很快就把信给处理了。4天后，鲍威尔跟格伦的指挥官谈了话，然后起草了一封回信，信中称指控并不属实。鲍威尔写道，有可能发生过美军施暴的“孤立事件”，不过都已经进行了惩罚。“……阿马里克尔师的士兵与越南人的关系非常好，”他补充道。格伦很快收到一位美国将军写的内容完全相同来信。

　　格伦提出的指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为它缺乏细节。作为一名有前途的年轻参谋军官，鲍威尔对调查关于美军胡作非为的含糊但却令人不安的指控并不热衷。直到后来另一名士兵、专业技术四等兵罗恩·莱登诺尔给他家乡的国会议员写信并因此引发陆军对此进行调查之后，“梅莱大屠杀”的细节才传出阿马里克尔师。

　　在海外第二次服役的过程中，鲍威尔营救了他的指挥官盖提斯将军，在将军和另外两名美国人搭乘的直升机撞上一棵树并坠毁之后，他将他们拖到安全地带，因此被授予功勋奖章。乘坐同一架直升机的鲍威尔摔断了脚踝。1969年夏天，他结束了在海外的服役期，动身离开越南。

　　鲍威尔仍然怀着对文职官员不珍视自己的自由和安全那种传统的反感。林登·约翰逊在1968年宣布不竞选连任时，鲍威尔认为这是一个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姿态”，但是“收拾行装，打道回府，重归牧场［原文如此］，这并不是职业军官或者应征入伍的美国人能够做出的选择”。

　　然而，第二次海外服役结束，鲍威尔从越南回国时，对战争本身和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方式，也有了更广泛、更冷峻的判断。鲍威尔的一些结论为后来几代美国人所熟知，因为所谓的“温伯格主义”(鲍威尔时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军事顾问)和后来所谓的“鲍威尔主义”(当他担任参联会主席之后)的国防部方针里都包括了他的这些结论。最主要的观点是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美国公众的支持，运用压倒敌人的力量。“战争应该是政治的最后手段，”鲍威尔在第二次派往越南服役之后这样认定，“在我们走向战争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的人民理解并且支持的目标；我们必须动员国家的资源来完成这一使命，然后去打赢这场战争。”

第13节：士兵和水手(4)

　　鲍威尔从越战中还汲取了其他一些教训。美国的军事领袖们需要恢复元气，美军的文化需要改变；高级军官满脑子都是奖章、晋升和诸如死亡数字一类虚假的统计数字。军事领袖们需要对文职领袖讲真话，而不能支持那些“缺乏支持、并非全心投入的战争”。20年之后，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得以将这些关于需要强有力和独立的军事领导的思想付诸实践。

　　最后，鲍威尔是怀着对打仗和送死的主要是那些比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现象深深的不公平感离开越南的。“这么多权贵子弟，这么多职业运动员……设法挤进了后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我深感愤慨，”他写道。

　　在与世隔绝的南越，并肩作战的南越士兵给理查德·阿米蒂奇起了个越南名字——“陈万富”。这个名字有它自己的意义。“Phu”是“福”或者“富”的意思，多少跟阿米蒂奇的名字有点联系。“Van”指的是男性。“陈”是伟大的越南海军英雄陈兴道的姓，这位将军曾在1287年击败过蒙古人的入侵。阿米蒂奇的越南名字大体意思便成了“富有的海军大兵”。

　　在主动要求从海军驱逐舰转到参战部队之后，阿米蒂奇便在越南境内服役，参加了在湄公河和其他内陆及海岸附近的水道巡逻的部队。根据他本人和官方的叙述，在第一次派驻越南的过程中，阿米蒂奇曾在沿海地区的一支南越伏击部队里任顾问。一年后，他离开越南，在加州的克罗纳多军事基地担任反暴乱教官，教授伏击和审讯的技巧。接着在1971年5月，他志愿第二次返回南越再服役一年，在柬埔寨边界附近的西宁给另一支部队担任顾问。这一年结束后，他立即主动要求从1972年5月开始再干第三个任期，在沿海地区给一个伏击队当顾问。他已经和大学的女友结了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一再返回战场。

　　有关阿米蒂奇在越南的经历的这些官方记载并未讲述完整的故事。阿米蒂奇的几个朋友和同事在采访中主动说出了他在越南是情报人员。“他在那儿干的是秘密工作，”1980年第一次见到阿米蒂奇的理查德·艾伦说道。帮助聘用阿米蒂奇加入里根政府并且成为他在五角大楼的上司的弗雷德·埃克雷说，他认为阿米蒂奇一直是为中情局工作的。这是什么样的秘密行动呢？熟悉阿米蒂奇在那个时期的活动的其他人说，他与名声欠佳、多有争议的“凤凰计划”有关系，这是由中情局指挥的、目的是通过除掉越共在农村的政治机构来瓦解它的美国行动。

　　“他参加了越战中风险最大、最艰巨、出手最狠的‘凤凰计划’。他们不是暗杀队；而是反游击队小组，”拉里·洛普卡说。洛普卡是一位空军军官，70年代曾在越南和伊朗与阿米蒂奇共事，后来在五角大楼又做了他的助手。当被问及他能不能肯定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洛普卡答道：“我认为这是事实。我们在后来的年代里很长时间都在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交火的情况。听起来就像是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场景一样……他们在夜色中乘坐小船悄悄驶往上游，摸进越共的村庄，找到负责人住的茅屋，把茅屋给端掉，然后返回小船，再撤出那个地方。”

　　持批评意见的人指责说，“凤凰计划”其实是一个暗杀计划，通常由南越特务来执行；替它辩护的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恶战的合理组成部分。中情局负责该项目的威廉·科尔比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在执行“凤凰计划”中的确有一些“过火行为”。该项目相当成功；科尔比称，“凤凰计划”除掉了6万名越共特务，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把这些人给干掉。1969年一年的时间里，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声称，“凤凰计划”“除掉”了 19 534 名特务，并打死了其中 6 187 人。

　　当被问及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在西贡担任过中情局情报站站长、协助负责“凤凰计划”的老牌情报官泰德·沙科利答道：“是的，他可能是外围人员。”沙科利说，他在越南时并不直接认识阿米蒂奇，但阿米蒂奇与美国的情报行动有“关系”。

第14节：士兵和水手(5)

　　阿米蒂奇本人坚持说，他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他在就本书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支越南伏击队的顾问。”他解释道，有时候，他的部队在搜集情报时，会把情报交给一位海军情报联络官，这位情报联络官再将情报转给“凤凰计划”的负责人；因此，“凤凰计划”的军官们有时会到阿米蒂奇所在的越南农村来寻求咨询或帮助，他会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凤凰计划’干过，”他说。至于执行夜间突袭任务，阿米蒂奇说：“这就是我当突击队顾问的原因。这就是我干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生活！”

　　阿米蒂奇不仅仅是像鲍威尔那样通过在越南作战来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阿米蒂奇爱上了这个国家，他珍视它给予他的机遇，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国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越语，特别喜欢呆在乡下。一次，有人试探他愿不愿意到西贡给一位美国海军上将作副官，他提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必须穿袜子。当被告知可能得穿袜子的时候，阿米蒂奇拒绝了这份工作。

　　“我太太会告诉你，我第一次结束海外服役回国之后，精神头十足，”许多年后阿米蒂奇告诉一位采访者，“我喜欢越南的文化。第二次，我感到心灰意冷。我希望越南人能出来战斗。到了第三次，我找到了平衡。有些日子里，你希望有仗打；有些日子里，你就想睡大觉。”

　　1973年初，尼克松政府的对越政策发生剧烈摇摆之后的几个月，阿米蒂奇的军旅生涯出现了危机。按照做具体工作的阿米蒂奇的观点，他相信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底对河内和海防的猛烈轰炸终于使美国在战争中占了上风。“我在1972年12月意识到，……我们距离胜利已有多么近，”他后来声称，“……我们把那帮混蛋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又饶了他们。我认为亨利·基辛格慌了阵脚，总统也慌了阵脚。”仅过了几个星期，尼克松政府就签署了《巴黎和约》，接受了美国同意从越南撤军的解决方案。

　　巴黎协议激怒了阿米蒂奇，使他不知所措。“他对战争的结束非常反感，”他的朋友理查德·奇尔德雷斯说，“我想我们谁都没有料到，军队和美国就这么撤了。”数年后，阿米蒂奇发泄了自己对巴黎和平协议的愤怒，他打了一个恰当的比方，这个比方使人确信他个人与越南、越南军队和越南人民有深深的联系。

　　“我觉得［美国从越南撤军］很像把一位女人的肚子搞大之后便撒手走人似的，”阿米蒂奇宣称，“这可不是什么好形象，但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个逃兵父亲。”

　　阿米蒂奇第三次派驻越南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但他仍然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根据巴黎协议，美国在撤军之后，只允许在南越保留50名军事人员。阿米蒂奇向海军上司申请成为这50人之一，他要求在西贡这个他以前一直回避的城市工作。他的请求遭到拒绝。海军的军官们向阿米蒂奇建议，他在越南待的时间已经足够了，证明他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这对他的军旅生涯更有利。

　　“海军的调配人员说的话大意是，‘我们觉得你已经开始落在你同辈人的后面了’，”阿米蒂奇的朋友詹姆斯·凯利说道，“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那些海军的人谈了他对这个体制的想法，在这个体制里，本来积极参战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你与同辈人相比却因此而落了伍，如果他们是这样看的，那海军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当即就辞了职。”

　　阿米蒂奇选择了放弃他的海军生涯并且留在南越。他成为西贡美国武官处的文职雇员，在那里，他继续充当南越军队的顾问。他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为南越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担任作战顾问。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了解南越军队如何作战，监督他们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装备。

　　阿米蒂奇把夫人劳拉带到南越待了一段时间。他们与许多其他美国人不同，因为阿米蒂奇越语非常流利，并且大部分时间跟越南人呆在一起。“里奇认为不值得与泡在西贡的部队小卖部周围的人为伍，因此他不到那个地方去，”凯利说，“他们生活在越南人中间，到越南人的市场去买东西。”

第15节：士兵和水手(6)

　　在此期间，阿米蒂奇被派去接待一位到访的名叫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五角大楼官员，并担任他的向导，后者后来在他的生活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马博德是文职人员，是国防部负责管理越战后勤、资金和武器的官员。在五角大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以能办成事、办事效率高而迅速、有办法绕过繁文缛节而闻名。如果你想向某个外国卖武器，冯·马博德是你必须拜访的人。“他是所谓的国防安全援助局的审计员，这使他掌握了有关东南亚各种没有登记造册的资料，”冯·马博德的海军助手凯利解释道。凯利认为马博德是他见到的最优秀的官员，他拥有着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们在国防部长之外很少赋予文职人员的权力。一次，冯·马博德和凯利在五角大楼里沿着走廊走着，这时，一位四星海军上将打旁边经过，向冯·马博德热情洋溢地打着招呼。将军离开后，喜欢造些警句格言的冯·马博德告诉凯利：“千万别把畏惧和爱戴混为一谈。”

　　1973年，参院军事委员会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抱怨说，五角大楼给他的关于南越需要多少经费和美军装备的报告很多竟是互相矛盾的。他要求五角大楼用一个声音讲话。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任命冯·马博德担任负责南越问题的主要副手。第二年，冯·马博德访问了越南，去亲眼看看战争的进展情况。

　　在西贡，分配给阿米蒂奇的任务是领着冯·马博德到处转转。他不太高兴。“有一天，我接到［驻西贡美军军官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这要来一个大人物，他想请你陪他转转，带他到前线去看看，”阿米蒂奇回忆道，“我挺恼火，我被留了下来。到了新山［机场］的指定地点，我见到了埃里希·冯·马博德和吉姆·凯利……冯·马博德想看作战情况。因此我把他们带到战斗激烈的地方，我们坐直升机进不去，于是，我又带他们到其他一些地方去。他［冯·马博德］非常高兴。他是个地道的爱打仗、爱闻火药味的怪人。他就喜欢那个，并且老是记得。”冯·马博德当然印象深刻。“他非常勇敢，”他这样评论阿米蒂奇，“我对挨枪打不习惯，可他却非常放松。我们很难能说动别人带我们到某些［危险的］地区去，可是他通过美国航空公司和某些越南组织安排我们去成了……他似乎全然不担心自身的安全。”

　　阿米蒂奇巧妙利用自己的作战经验吸引了没有像他那样在越南服过役的华盛顿重要官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接下去的几年里，在阿米蒂奇试图在海军以外建立起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曾仰仗冯·马博德安排工作和提供帮助。此处两个换段1974年12月，阿米蒂奇辞去在西贡的工作回到美国。他认为这场仗打得很糟糕。他去了华盛顿，希望能给南越不断恶化的局势敲敲警钟，但是毫无结果。似乎没有人听他的话。阿米蒂奇飞回圣地亚哥的家，与妻子家人短暂团聚。之后，他变得烦躁不安，便于1975年3月飞回越南，访问了岘港，到越南南方和北方到处旅行。当时和后来他都坚持说，他完全是自己在旅行，尽管他还似乎在执行评估军事形势的使命，可能在向冯·马博德汇报，后者仍负责向国会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阿米蒂奇发现南越似乎正在出现内乱。回国后，他再次试图引起对帮助防止南越政权垮台的兴趣。“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回忆道，“我找不到一个能够明白那个国家正在自己垮掉的人。”

　　在这个时候，阿米蒂奇对南越状况的了解，远远超出他对美国人的情绪的了解。美国人不愿意在签订了撤出美军、结束美国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的协议两年之后，再为挽救南越政权做出新的努力。福特总统提出向南越增加7.22亿美元援助款的最后请求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4月末，阿米蒂奇正坐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冯·马博德。“里奇，你小子到华盛顿来，”冯·马博德说，“我给你找了份工作。”他要阿米蒂奇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因为他在一段时间里会看不到他们。阿米蒂奇和家人一起飞到华盛顿，住进双桥万豪酒店的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步行去五角大楼。在冯·马博德的办公室里，凯利注意到阿米蒂奇穿着他唯一的运动衫，可能还戴着他为数很少的一条领带。

第16节：士兵和水手(7)

　　冯·马博德解释了他想要阿米蒂奇做什么。此时，五角大楼已经意识到南越即将垮台。美国政府希望防止南越的军事资产——它的飞机、舰只和其他有价值的军事武器装备——落入北越手中。冯·马博德第二天要飞往西贡，并且要带阿米蒂奇同行。他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东西来从南越运出来，其余的设法销毁。

　　冯·马博德、阿米蒂奇，还有两位美国空军军官，于1975年4月24日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最后一架商业航班在西贡降落。阿米蒂奇的任务是协助将美国的舰只和快艇弄出越南，而冯·马博德和空军军官主要负责飞机。第二天，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拜访了南越海军司令钟新刚中将，告诉他北越部队正在快速推进。他们向钟将军提交了撤退计划：首先，所有越南海军人员将奉命携带家属，把舰只驶到基地。然后，一接到信号，越南人将驾船出海，前往昆山岛附近海域的集合地点，美国军舰将搭载他们和保护他们。

　　该计划预备在一周后，也就是在5月1日或者5月2日左右执行。这个日子是根据中情局对北越到达西贡所需的时间确定的。但是，北越人并没有执行中情局的时间表；他们提前很多就到了，影响了美国人的行动，限制了美国人能够营救出的飞机、舰只和人员的数量。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提起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那个混蛋”站长托马斯·波尔加，阿米蒂奇仍耿耿于怀，他认为波尔加过于依赖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来获取关于北越人意图的情报。

　　4月28日，冯·马博德派阿米蒂奇前往位于西贡西北的边和的大型美国基地，要他们打点行装，运走贮存的军事物资。阿米蒂奇乘坐直升机飞过去，他发现基地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三四十名南越维修工人。他跟他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们帮着打包，同意开枪打死所有企图翻墙过来的人，阿米蒂奇就带他们去西贡。不到一小时，他们就捆了15个货盘，这时，阿米蒂奇接到马博德打来的电话。“马上撤出来，”他说，“我现在不能对你解释。”在西贡，美国国防部官员监听到北越的一条无线电消息说，他们已经包围了边和的基地，决不能让敌人逃走。阿米蒂奇说，他必须带上那些他答应一起走的南越人。边和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火箭和迫击炮火的攻击，冯·马博德派来的一架中情局的飞机着了陆，搭载上阿米蒂奇和他的南越维修工人，把他们运送到首都安全的地方。

　　两天后，随着北越军队向西贡逼近，美国的撤退计划开始了。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到了美国海军蓝岭号。阿米蒂奇在混乱中丢失了他的身份证件，不过他说服了该舰舰长唐·惠特迈耶将军让他登上了一艘美国驱逐舰，驾驶驱逐舰向南驶向昆山岛。

　　接下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使阿米蒂奇在南越的服役有了一个英雄壮举般的收场。在昆山岛附近，南越海军集结了大约90艘舰船。船上有至少2万名外逃的南越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钟将军。这些舰船没有食品和水，其中一些基本不能出海。阿米蒂奇是美国海军在越南人这支船队里唯一的代表。

　　阿米蒂奇决定将船只和难民驶往约一千英里以外的菲律宾。大多数船只的状况都做不了这次航行。至少60艘船被凿沉了，有的是被炮火击沉的。2万名越南人挤进32艘船；有3艘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的船，每艘通常搭载170名水手，现在每艘船塞进了 1 500 名越南人。阿米蒂奇向国防部拍发了急电，结果派人给船只送来了食品和饮水。从5月2日至7日，阿米蒂奇的越南船队在3艘美国军舰的保护下，驶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由于过度拥挤，船上发生了打斗甚至交火。

　　当船只抵达苏比克湾时，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政府企图阻止这些仍然悬挂着南越旗帜的船只进入菲律宾水域。在美国官员、菲律宾官员和越南难民参加的紧张的谈判中，阿米蒂奇再次充当中间人和翻译。终于在5月8日找到了解决方法：在阿米蒂奇协助安排的正式仪式上，船只降下它们的越南旗，悬挂上美国旗，然后驶入苏比克湾。对于阿米蒂奇，在七年多之后，越战终于结束了。

第17节：士兵和水手(8)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越战的惨败对那些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所有“火神派”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他们致力于重振和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理查德·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科林·鲍威尔和理查德·阿米蒂奇的职业生涯都无一例外。明显地重视从军事角度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这是在小布什政府里掌权的这个班子不同于他人的主要特点。

　　冷战初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智者们”并不缺乏处理军事问题的经验。比如，他们中的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二人，曾在二战中担任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高级副官。但是，在更早的这代人看来，军事问题上的经验并不像具有更广泛的外交、国际法和商务经验那么重要。那么，毫不奇怪，二战后那一代人的领袖人物，对建立能够进一步拓展美国利益的永久性新国际经济、法律和外交体制和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马歇尔计划等)的兴趣，要浓于对建立新的军事机构(如北约)的兴趣。相比之下，“火神派”在美国军事实力的问题上精力充沛，富于创新，而对建立新的外交或经济体制和机构则热情不足。

　　一方面，“火神派”对军事实力有共同兴趣；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在什么时候使用军事实力和如何最好地保持这种力量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源于越战时期他们的不同经历。

　　美国撤出越南30年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对那场战争和那场战争究竟应不应该打，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越战当时像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指出，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坚信，美国迟滞了共产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从而“挽救”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沃尔福威茨接着说，美国牺牲的人数这么多，战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这么深的分歧，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美国似乎“超支”了美国的实力。

　　沃尔福威茨能够超脱出对越战的强烈感情，这反映了他自身的背景。越战期间，他大多数时间在学术界。他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是越战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沃尔斯泰特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总是把越战看做是精神错乱，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它消耗了美国的能量，把美国的注意力从重要得多的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上转移开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没有沃尔福威茨那样超脱。他们帮助在东南亚打的这场战争，成为他们对认识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核心因素。

　　越战使鲍威尔始终对有可能削弱美军的实力、名声和作战能力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换言之，在鲍威尔看来，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的主要办法，是少用和慎用。于是，越战的经历便产生了温伯格主义和鲍威尔主义：先要有明确和集中的目标以及强有力的公众支持，然后再发动战争；一旦开始战争，必须动用压倒优势的力量迅速夺取胜利。鲍威尔往往不信任那些在华盛顿而不是在战场上获得国防问题经验的官员们。当文职领袖要求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鲍威尔有时会把他们视为越战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现代翻版。

　　鲍威尔在与五角大楼的文职领袖打交道时，经常会想到他们的越战经历或者缺乏越战经历。在谈及他在老布什政府里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似乎很和谐的合作关系时，鲍威尔在自传中写道：“这个没有穿过一天军装、在越战中以在校就读和有了孩子借口获得了缓役的人，立刻控制了五角大楼。”

　　阿米蒂奇从越南汲取了许多与鲍威尔相同的教训。他也信奉温伯格—鲍威尔主义包含的谨慎和压倒优势力量的原则。

　　阿米蒂奇还从越南获取了其他一些教训。教训之一是，美国特别是在亚洲必须保持盟国和自己的承诺至关重要。美国从南越撤军激怒了他，因此，他迫切地要确保美国不再有“逃跑的父亲”那类的行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阿米蒂奇成为华盛顿对强大的盟友和美国在亚洲永久驻军的一位主要支持者。除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大使外，过去30年中，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像阿米蒂奇这样与日本保持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第18节：士兵和水手(9)

　　其他“火神派”对盟国的看法要消极得多，只要有必要，他们宁愿美国独自行动。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他在70年代初出任了美国驻北约大使，他怀着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做决策时采用的冗长、乏味、繁琐的协商过程的偏见卸了任。“拉姆斯菲尔德似乎不喜欢北约，在北约，你得彬彬有礼，得对意大利国防部长客客气气地说话，得应付欧洲人对苏联的错误观点，”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过的一位前官员说。

　　阿米蒂奇在越南度过的日子使他对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了一点体会。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网络，而不是官僚机构正式运作的方式。阿米蒂奇的第一位文职上司埃里希·冯·马博德，在整个华盛顿建立起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广泛的私人朋友网，使他掌握了实权。阿米蒂奇在华盛顿建立起类似的网络，根据他在越南参加小部队作战的经验，他重视信任、忠诚和友谊的个人价值。像切尼这样的其他高层官员对工作助手有所保留，保持着职业距离。切尼通常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个人色彩并不重，他的助手也随着政府的进退而改换门庭。而阿米蒂奇却培养了一小群忠实的助手，他们跟着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阿米蒂奇则对高层朋友——特别是对鲍威尔——表现出特殊的个人忠诚。

　　最后，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太快，这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战争结束时，阿米蒂奇与至少2万名越南人乘船到了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并不愿意接受难民，而且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

　　回忆起那个时刻，阿米蒂奇说：“我学到一个永恒的道理——宽恕比允准更容易得到。”

　　注释

　　① 这段叙述根据2002年8月21日对理查德·阿米蒂奇的采访。

　　② Lucky Bag yearbook note，由美国海军学院档案馆提供。绰号和举重房的情况由海军学院一同学在采访中提供。

　　③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④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p.27,34.

　　⑤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59.

　　⑥ Ibid., p.66.

　　⑦ 切尼先是由于在校就读后又因有了孩子而缓役。沃尔福威茨因在校就读而得以缓役。

　　⑧ Robert Timberg, The Nightingale·s Song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95), p.91.

　　⑨ Michael Hirsh,“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ember 2, 2002), p.24.

　　⑩ Peter Beinart,“First Serv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 2002), p.6.

　　Powell, op. cit., pp.77·101.

　　Ibid., pp.78,86,100·101,127.

　　Ibid., pp.126·145.

　　Ibid., pp.138·139.

　　Charles Lane的“Anatomy of an Establishment Career”一文，引用了格伦的信，见New Republic (April 17, 1995), p.20，该信由一位名叫迈克尔·比尔顿的英国记者公布于众。

　　Ibid.

　　Powell, op. cit., p.120.

　　Ibid., pp.143·145.

　　Ibid.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2001年12月21日对理查德·艾伦的采访；2001年12月10日和2002年7月23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2002年10月22日对拉里·洛普卡的采访。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p.601·602; Eilaine Sciolino,“Cloak and Dagger Retired, Ex·Chief of CIA Remains Hard to Predict,”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92, p.10.

　　沙科利2002年11月23日回答作者通过另一位前中情局官员李洁明转问的问题。

　　2003年6月23日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J. Edward Lee and Toby Haynsworth, White Christmas in April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5), p.85.

Ibid., p.84.

　　Ibid.; 2002年10月16日对理查德·奇尔德雷斯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70年代曾在国防部担任高级官员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洛普卡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2003年3月4日对埃里希·冯·马博德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和凯利的采访。

　　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书面声明；对阿米蒂奇的采访；Lee and Haynsowrth, op. cit.。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Frank Snepp, Decent Inter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459; von Marbod statement.

　　Von Marbod statement to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Walter Slocombe, April 26, 2000.

　　见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6)。

　　2002年3月12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Powell, op. cit., p.393.

　　对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一位前官员的采访，采访的条件是不要公布他的姓名。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第19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松地从尼克松政府进入福特政府。一次，还在“水门事件”正热闹的时候，他私下告诉尼克松，他愿意辞去北约的职务，回华盛顿来帮忙对付国会的弹劾。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这样想。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幸运的是尼克松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①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的前一天，杰拉尔德·福特任命了一个临时过渡小组，负责协助他接管白宫。该小组的三名成员之一是和福特一起在国会共事过的老朋友拉姆斯菲尔德。拉姆斯菲尔德迅速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打电话给他从前的副手迪克·切尼，要切尼到杜勒斯国际机场去接他，协助过渡期的办公室工作。

　　福特向过渡班子下达的指示是明确的：研究他该如何重组白宫办公厅，如何处理国内政策，但不要触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下达的命令是先干起来，对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白宫在国内问题上运行的情况、白宫和内阁之间的关系进行审查，然后向我报告，”切尼在许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回忆，“但是不要触及国家安全领域。”据切尼说，福特的意思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这些都不能碰”②。

　　新任总统不打算干涉基辛格。当时，基辛格的权力正如日中天。他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职务。在政府内部，所有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防项目的部门间会议几乎都由他来主持；他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控制着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他们起草上报给总统的政策建议文件。在政府外部，媒体和全国都对基辛格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赞赏有加，是他一手制定了1973年的和平协定，为美军从越南撤军和结束越战(至少美国人当时这样相信)铺平了道路。随着尼克松丑闻缠身，基辛格被普遍视为美国对华开放和对苏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在“水门事件”期间，基辛格的公众威信如此之高，尼克松竟希望通过与他的国务卿的关系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福特接手白宫后，他也试图通过保证留用基辛格来获取公众的支持。

　　基辛格本人则不失时机地确保自己在福特手下拥有至少在尼克松任总统时期后几年里相同的权力。福特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福特签署，备忘录将扩大他业已拥有的权力。根据这份备忘录，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全部决策，基辛格继续主持最高层政府官员有关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的会议。③每逢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想让总统了解他比基辛格国务卿更强硬的观点时，他必须通过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福特上任总统的第一天，基辛格便会见了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他向对方保证，他本人和他推行的缓和政策都没有问题。基辛格的意思是“福特要他继续留任，要他特别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多勃雷宁事后这样写道，“……坦率讲，在福特政府的初期阶段，我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亨利·基辛格和他的观点上”④。

第20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2)

　　在福特担任总统的两年半时间里，政府的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利·基辛格失去了他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显赫地位。他的权威在1974年夏季被削弱到似乎难以想象的程度。此外，基辛格试图与苏联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努力这个检验他所有政策的试金石，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福特甚至到了回避使用“缓和”这个字眼的地步。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这是一种思潮，它对美国是否应该与莫斯科做交易或者与其妥协提出了质疑。处在这些变化中心的，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门徒迪克·切尼。

　　福特宣誓就职一个月后，他把拉姆斯菲尔德从北约召回国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取代了亚历山大·黑格。拉姆斯菲尔德很快安排切尼担任他的副官，也就是切尼在尼克松政府里、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扮演的相同的随从角色。两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直到福特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长，任命切尼接替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个福特政府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的二人搭档配合默契，牢牢掌握了政府的内部运作。毋庸置疑，拉姆斯菲尔德扮演的是上司的角色。切尼加入福特政府时年仅33岁，用当时一位同事的话说：“切尼成年后，精力全都投入了研究政治学和为拉姆斯菲尔德服务上。”⑤

　　罗伯特·埃尔斯沃思60年代曾在国会，后又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过事，据他说，几十年来，共和党人中间悄悄传播着一句古老的名言。这句名言简单明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常胜将军。”⑥

　　诚然，此说法略显夸张。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拉姆斯菲尔德也曾在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受过挫折——其中包括他想当美国总统的抱负。然而，在官僚机构内部冲突问题上，埃尔斯沃思的说法基本准确地描述了拉姆斯菲尔德的经历；在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或者意志较量中，拉姆斯菲尔德很少棋逢对手。在福特政府里，拉姆斯菲尔德战胜了福特的白宫和外交政策机构内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不断证明了埃尔斯沃思的话的正确性。

　　首先，在1974年底、1975年初，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控制了白宫工作班子和国内政策，把总统在众院担任少数党领袖和副总统时期的助手们排挤到一边。接着，在1975年，他们开始削弱基辛格的权力以及基辛格的同盟和朋友、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权力。最后，在1975年底和1976年，拉姆斯菲尔德从正面挑战了基辛格与苏联实现缓和和军控的政策。每次冲突都造成更大的影响，争斗都更加激烈。在这些政府内部的较量中，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失败过，而切尼总是站在他一边。

　　最初的较量是福特随从人员中的争风吃醋。拉姆斯菲尔德的主要对手是福特的前国会助手和副总统时的办公厅主任罗伯特·哈特曼，尼克松辞职那天，新任总统说的值得纪念的那番话，就是出自哈特曼之笔：“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结束了。”⑦福特任命了哈特曼担任白宫顾问。在这个位置上，哈特曼反复敦促福特，担任总统就必须大权在握，要安插忠实的助手班子；在他眼里，拉姆斯菲尔德是尼克松时期的遗老，是企图继承尼克松政府衣钵的人。哈特曼搬进白宫西厢唯一与椭圆形办公室直接相通的办公室，使他随时可以走进去跟总统谈话。拉姆斯菲尔德对付哈特曼用的是管家的一招：他成功地坚持把哈特曼的办公室改成总统的私人书房。哈特曼搬了出来，失去了接近福特的机会，逐渐被边缘化了。⑧

　　在福特时期，特警局给理查德·切尼起了一个他们所起过的最为贴切的化名“老末”⑨。这个化名非常贴切地描绘了切尼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白宫工作人员的角色。

　　切尼在福特的白宫内的得势可以说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做那些更有抱负的人不愿做的琐事，从而获得信赖，并且摸清一个组织内部运作的门道，便可爬到顶层。切尼就像是变成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员，荣升为总编的校对编辑，接管了电影制片厂的会计。

第21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3)

　　那个时期的档案显示了身为办公厅副主任的切尼，是如何从负责诸如下水管道和马桶之类的不足挂齿的小事干起而最后在福特政府内起家的。备忘录致：迪克·切尼

　　发自：杰瑞·琼斯

　　1974年10月12日

　　我们无法很快解决一层厕所水池的排水问题。白宫的下水管道过于老化，我们已请总服务局用了一段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希望很快能够解决……⑩负责白宫圣诞贺卡和礼物寄送的是切尼。贝蒂·福特在白宫的直升机上觉得不舒服，给她的座椅加上头枕的也是切尼。切尼甚至要负责安排白宫餐桌的摆放。备忘录致：杰瑞·琼斯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2月19日

　　官邸似乎有供国会议员用餐的盐瓶(配有滑稽的小勺的小盐瓶)。小型早餐和小型男性宴会不使用普通盐瓶是何原因？旁人很快便发现，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早就知道的那样，你把一件事交给切尼，他肯定会把事情办了——虽然不花哨，但一定能做好。他是完美的工作人员。他工作的时间比其他几乎所有的人都长。“一个加入了办公厅工作人员班子、想从早上9点干到下午5点、也许还想在鸡尾酒会上凑点热闹的人，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早没影了，”切尼对一位采访者说道。

　　没过多久，切尼开始接手更大更重要的工作，拉姆斯菲尔德另有任务时，作为这位办公厅主任的知己，他便会代替他。切尼很自然负起责来的领域是情报领域：他为人可靠，不好抛头露面，总是非常谨慎。在福特年代里，中央情报局一直企图回避媒体和国会接连不断的调查，以及司法部、媒体和国会联手制订管理情报搜集工作的新规则和准则的努力。1975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西摩·赫什的文章，描述了美国情报部门企图把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从太平洋海底秘密打捞起来的经过。切尼负责召开会议，讨论福特政府是否应该把那家报纸诉上法庭。从切尼手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积极考虑若干项对策，比如起诉赫什和《纽约时报》，甚至获取搜查证搜查赫什的公寓。切尼写道，这样做的目的，是“制止《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采取类似行动”。在情报部门断定他们的工作并未受到严重损害之后，切尼和白宫才最终决定就此罢休。

　　1975年的头几个月，基辛格头上的光环开始黯淡。拉姆斯菲尔德开始挑战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某种程度上，基辛格的失势是在所难免的。1975年初，福特已在白宫站稳了脚，并开始考虑1976年的竞选。福特如果把外交政策完全交给基辛格，有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他身为总统权威不够的印象，而仅仅是继承已经下台的理查德·尼克松的政策衣钵。政府里其他人对基辛格权力过大多有抱怨，就连局外人都越来越多地对此有了微词。1975年初，小说家约翰·赫什在福特的白宫呆了一个星期，他报道说，总统经常与一大群各式各样的顾问商讨经济、能源和国内政策，但是讨论外交政策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基辛格。“这位总统在就职前很少接触外交事务，我听说，他只听一个声音，一个反复无常的声音，那就是亨利·基辛格的声音，”赫什写道，“是的，这是我整整一周都在思考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外交、安全、国外情报——怎么能每天只听一个声音？”

　　如果说基辛格即将失势的话，拉姆斯菲尔德则随时准备落井下石。一次，白宫新闻秘书罗恩·内森跟基辛格的下层助手发生了小摩擦，他发现，拉姆斯菲尔德把此事直接捅给了总统，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拉姆斯菲尔德在利用这件事，想把我扯进企图限制基辛格和国安会的幕后斗争中去，”内森写道。那年春天，报上开始出现报道白宫内部有人在打压基辛格的文章。“炮轰基辛格，”《新共和》杂志宣布道。

　　1975年4月23日，北越军队正向南推进，发动夺取西贡的最后攻击，福特在华盛顿外旅行。他的演讲撰稿人为他起草了一段讲话，准备向美国人民承认，战争终于结束了。起初，总统有些犹豫，说基辛格可能不会同意的，但他还是发表了讲话。“今天，美国可以恢复越战前的自豪感了，”福特对图莱恩大学的听众说，“但对美国而言，靠重打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演讲颇得好评，但是谁也没有找基辛格审核讲稿，基辛格大发雷霆。他坚持说，这次演讲使美国没有足够的时间从越南撤退难民。

第22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4)

　　基辛格后来写道，白宫工作人员不让他接触关于越南的演讲稿，是“策划了一场典型的华盛顿官场的胜利”。这一批评出自基辛格之口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本人曾策划过太多次这类华盛顿官场的花招。然而，随着拉姆斯菲尔德巩固了对福特白宫的控制，基辛格明显大势已去。

　　美国最终从越南撤退的时候，在福特的白宫里宣读这场战争的墓志铭的，正是拉姆斯菲尔德。

　　政府处理越战最后的混乱时刻时，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白宫向媒体宣布，美国人已经全部空运出西贡，结果却在几分钟之后发现，一百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仍然在美国使馆内等待直升机。几小时后，海军陆战队获得了营救，但是，问题是怎么对媒体讲第一次宣布的时候其实撤退并没有结束。“基辛格想把责任推给五角大楼的军事通讯中心，尽管宣布了错误的消息是因为他本人错误地断定(美国大使的)离开就意味着撤退的结束，”白宫新闻秘书罗恩·内森写道。

　　内森希望忘记这一切，就好像政府最初说结束了的时候，撤退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身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斯菲尔德拒绝这样做。

　　“这场战争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谎言、这么多的推诿，最后再用谎言来结束战争是错误的，”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命令新闻秘书要对政府犯的错误“实话实说”。许多年之后，当美国与伊拉克交战时，拉姆斯菲尔德时任国防部长，他并不总是这么实话实说的。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对政治、对外交政策、对公众如何看待国家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基辛格后来承认，他没能理解这些变化，相比之下，拉姆斯菲尔德的洞察力则更强些。

　　基辛格忙于应付来自政治左派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威胁——就是那些在反越战运动以及1972年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中产生出来的、企图削减美国军力和海外驻军的势力。按照基辛格的观点，与苏联缓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挫败左派；他希望，美国既能从越南撤军，又可以通过与苏联签订军控协议，在“和平问题上占据主动”，从而维护美国在海外的其他承诺。基辛格对来自政治右派的挑战远没有那么担心；他错误地相信，像罗纳德·里根那类的保守派和亨利·杰克逊那类的民主党新保守派，有着与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相同的总体目标，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是策略上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右翼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自由派民主党人的实力和危险。“尼克松和我认为，拒绝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将把反越战抗议运动的毒素扩散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可能会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同盟关系中，”他解释道。

　　从近期看，基辛格对自由派民主党人势力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越战的结束的确导致国会企图进一步削减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压缩军费预算、限制美国的情报活动。然而，美国从越南的撤退，也逐渐助长了出乎基辛格预料的情绪：一种认为美国今后不应该再蒙受类似失败、要更积极地向海外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不能轻易向共产主义政权妥协的情绪。

　　被基辛格低估了实力的右翼，其实力大大加强了。在共和党内部，里根开始了对福特政府的挑战。在国会，杰克逊则加强了对缓和政策的挑战。到1975年夏季，福特处于退却状态。他决定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想法推迟到1976年选举之后，他放慢了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给巴拿马的谈判进程。

　　数十年后，基辛格承认，他没能觉察越战后美国的发展方向，而拉姆斯菲尔德则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的情绪。“作为政治争斗的老手，拉姆斯菲尔德比我更清楚，“水门事件”和越战很可能引起保守派强烈和不利的反应，(1974年11月)麦戈文派在国会当选之后，这看上去像是自由派的潮流，事实上标志着激进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写道。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向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进行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

第23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5)

　　1975年6月底，被流放的苏联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访问华盛顿，在劳联—产联为他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共和党参议员们希望安排他到白宫去见福特。行政当局不同意，坚持说总统的日程已经满了。基辛格认为晚宴活动和要求安排索尔仁尼琴访问白宫，为的是惹怒苏联领导人，从而破坏缓和。

　　切尼显然愤怒了。白宫其他人早就发现切尼是非常保守的。“每当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显露出来，他总是显得比福特、拉姆斯菲尔德或者成吉思汗的立场更右，”与切尼并不交好的哈特曼写道。不过，此时切尼仍然仅仅是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他很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意见。这一次，切尼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白宫内部，他发出一份私人备忘录，对基辛格对苏联的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备忘录致：唐·拉姆斯菲尔德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7月8日

　　主题：索尔仁尼琴

　　……我本人强烈感觉，总统应该会见索尔仁尼琴，原因如下：

　　1. 我认为，决定不见他是由于对缓和的错误理解……缓和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甜蜜和光明。

　　2. 如果会见他，将有利于抵消对美国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的所有宣传报道。会见苏联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再助长以为我们突然间成了苏联人的挚友的幻觉，这也同样重要。

　　……(苏联人)多年来可以随意批评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和政策，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总统为什么想见索尔仁尼琴。切尼的努力失败了。索尔仁尼琴最终也没有见成总统。这一事件后来让福特和基辛格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

　　那年秋季，福特突然宣布要进行比美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总统更为广泛的内阁大改组，改组涉及外交政策和白宫的几乎所有的高层官员。主要受惠者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

　　福特决定撤销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拉姆斯菲尔德接任。总统要求基辛格放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只做国务卿；基辛格的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特告诉洛克菲勒副总统，他如果在1976年竞选中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将会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他从洛克菲勒那里获取了一份公开声明，宣布自己将不竞争副总统提名。总统用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H.W.布什，取代了威廉·科尔比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埃利奥特·理查森被任命为商务部长。切尼被任命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起初，这次人事改组被媒体和政治圈子里的其他人误认为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取得了胜利。按照这种解释(施莱辛格也接受此说法)，国务卿成功地搞掉了公开反对基辛格对苏政策的国防部长。福特的总统竞选主席霍华德·卡拉维在与共和党领袖交谈之后向白宫报告：“最初的反应是基辛格略胜施莱辛格一筹。对于一位了解苏联的实力、主张加强国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失败。”

　　基辛格本人心里清楚得多。他失去了在政府里身兼二职的统治地位，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门联委会的权力，失去了他在白宫的基础和接近总统的便利。此外，基辛格最密切的朋友、他在共和党政治中地位最高的同盟和保护人洛克菲勒变成了一只“跛脚鸭”。国务卿正确地感觉到，拉姆斯菲尔德凭借自己的政治关系、野心和过人的官僚技能，将成为比施莱辛格更难对付的国防部长。诚然，基辛格成功地安插斯考克罗夫特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同盟切尼，得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一系列变化着实叫基辛格十分不安，他召集助手和朋友开了几个晚上的会来决定他要不要辞职。他甚至起草了一份辞职信，最后还是决定留任。

　　多年来，福特搞的这次有时被称作“万圣节大屠杀”的人事改组，成为拉姆斯菲尔德传奇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共和党人相信(并且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是拉姆斯菲尔德一手策划了改组，目的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前途。洛克菲勒后来正式发表声明说，拉姆斯菲尔德曾希望成为福特1976年竞选的副总统人选。接近布什的人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解释。他们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安排任命布什出任中情局局长，这样就避免了布什成为竞争副总统提名的对手；根据这种理论，拉姆斯菲尔德心里明白，无论谁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都必须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向参议员保证不参与1976年的政治。

第24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6)

　　现实要比这些阴谋理论平庸得多。按照包括福特在内所有人的说法，内阁改组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总统本人对施莱辛格极为反感。福特觉得，他的国防部长对他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总统初次简单介绍这些调整时，拉姆斯菲尔德对担任国防部长有些犹豫，他提出容他晚上回去考虑考虑。他吃不准他是否愿意离开白宫。

　　的确，按照切尼后来的说法，总统不得不动用他来说服拉姆斯菲尔德接受国防部的职务。“坦率地讲，我不得不劝(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务——通过打长途电话，”切尼在7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中说道，“……这是一个奇特的情形。星期六我还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到了星期天，我已经在替福特劝说拉姆斯菲尔德接受总统要他做的事情。”

　　布什的一班人马对拉姆斯菲尔德的疑虑似乎被夸大了。拉姆斯菲尔德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在确定总统的竞选伙伴时必须考虑地理上平衡的习惯做法，因此他应该知道，来自密歇根州的福特，是不会选择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竞选伙伴的。假如说政府改组的目的是要使与拉姆斯菲尔德竞争副总统位置的人出局的话，为什么同样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却获得了一份好差事？福特不打算提名洛克菲勒做副总统候选人与拉姆斯菲尔德无关；相反，这是福特企图安抚共和党右翼所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就人们所知，拉姆斯菲尔德后来从未争取过获得1976年的副总统提名；第二年夏天，福特选择了鲍勃·多尔做自己的竞选伙伴。

　　不过，在内阁大变动某些方面的背后，可以发现拉姆斯菲尔德的手。一段时间以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在说基辛格权势过大，福特应该在外交政策上听到更广泛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在控制国内政策等问题上，拉姆斯菲尔德一年多来一直与洛克菲勒存在分歧。拉姆斯菲尔德也许在最后一刻表示了不愿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从福特政府一开始他就表示，与白宫办公厅主任相比，他更愿意担任像国防部长这样的内阁职务。

　　“万圣节大屠杀”在福特政府内部埋下了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敌意，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愈合。1976年大选后，《新共和》杂志驻白宫记者约翰·奥斯本采访了那届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他发现“基辛格、施莱辛格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都和洛克菲勒一样，对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后任切尼手下的白宫办公厅深恶痛绝”。政府高层充满了“怀疑和仇恨——仇恨一词用得非常贴切，”奥斯本如此总结道。

　　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内，拉姆斯菲尔德在越战问题上是鸽派，在福特时期，他逐渐变成政府的主要鹰派人物。作为国防部长，他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阻止了缓和，使美国对苏政策强硬起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难堪，”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回忆道，他曾经担任过施莱辛格的助理国防部长，又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尔德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一个允许争论的问题。他对从1975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信奉的这些保守观点是否笃信不移？他是否仅仅在争取政治右派的支持？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拉姆斯菲尔德考虑的是以后竞选总统，”数十年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断言，“我认为他在给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边。依我看，这是战术和政治上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根据这种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结束越战的请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拉姆斯菲尔德暂时支持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基辛格的班子估计，反对缓和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个近期招数。

　　然而，有迹象表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福特的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更广泛持久的观点变化。至少从1973—1974年间担任驻北约大使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对苏政策上越来越倾向更强硬的观点。当时担任军控和裁军局局长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大使期间访问了布鲁塞尔，他发现，仅仅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当无礼，”埃克雷回忆道，“我是军控负责人，他不喜欢军控，甚至在当时就不喜欢。”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欢缓和，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在华盛顿联手抵制了基辛格的军控政策。

第25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7)

　　不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后期信奉的鹰派观点后来证明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派犯了错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1975和1976年反对缓和不仅仅是一时所为。几十年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主张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他深深地怀疑军控和其他形式对苏妥协究竟有什么意义。拉姆斯菲尔德在前后左右、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已经结束。此处两个换段福特政府的档案可以证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娴熟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削弱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对基辛格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民主党主要批评者杰克逊，详细质询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缓和提出非常尖刻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谨慎地应付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任命获得通过。

　　对多数被提名的人来说，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听证会结束时，他将一份听证过程的副本外加一张请总统特别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条直接交给了福特。这些段落包含了前几任国防部长对基辛格不让他们参与军控谈判、被剥夺了亲自向总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不满。杰克逊问道，国防部长为什么被贬低到在国家安全机构里面给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们为什么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备忘录，然后由他再改写进他的“意见文件”？拉姆斯菲尔德告诉福特，参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对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运作的一种关切……我认为，要使国安会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尔德的潜台词十分清楚：总统不能让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把国防部长们排斥在决策会议之外。

　　宣誓就职几周后，拉姆斯菲尔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图与苏联谈判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搁浅。基辛格试图获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项新的军控建议。拉姆斯菲尔德设法将建议搁置了几个星期，并提出要更仔细地研究。“他［拉姆斯菲尔德］实际上允许和鼓励让官僚机构的程序搁浅，”基辛格说。

　　1976年1月，福特允许基辛格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列昂纳德·勃列日涅夫递交一份新的谈判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头一回成功地把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代表、一个能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的人安插进了基辛格的随行人员。基辛格返回时认为自己在达成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他却在华盛顿遭到反对。“反对的是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我清楚他们手中握着王牌，”福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参院必须批准新的协议。如果拉姆斯菲尔德或者参联会在作证时表示反对，参院是绝对不会批准的。”福特政府提出了更容易为五角大楼所接受的新建议，但勃列日涅夫拒不接受，这样，当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公开场合，拉姆斯菲尔德开始告诫要警惕苏军不断增长的实力，他提出，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权力转移，”他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不能阻止对我们的利益有害的趋势，这便意味着，在未来，我们会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它与我们没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信仰，它具备威胁或恫吓世界许多地方的能力。”

　　基辛格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讨论苏联军备问题，福特本人则希望用委婉的话来掩盖分歧。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毫不退让。在有关1976年3月29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会议的已经解秘了的副本里，有这段关于美苏间军事平衡的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基辛格：如果说趋势对我们不利，这就够糟的了。我们在走下坡路的印象正在全世界产生很坏的影响。

　　拉姆斯菲尔德：但是情况的确如此！

　　基辛格：那我们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60年代以来，我们的水准一直在下降。我们是要维持1960年的水准？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军力？

　　拉姆斯菲尔德：可那的确如此！60年代以来，我们从优势地位下降到了均衡地位，如果我们不制止势头，就会落伍。

第26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8)

　　总统：我认为总统不能说我们在走下坡路。我可以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我不想说我们在落伍。我要说我们面临着挑战，我们总体是平衡的，必须保持住这种平衡。拉姆斯菲尔德离开白宫，意味着新任办公厅主任切尼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福特总统的竞选。切尼从共和党在各地的民调人员和政客们那里听到的，符合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直觉：他甚至比拉姆斯菲尔德更不情愿支持基辛格的苏联政策。

　　“缓和是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特别不欢迎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字眼更糟糕，”民调人员罗伯特·蒂特在切尼担任办公厅主任后两周给切尼提交的一份私人备忘录写道，“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字眼。”福特的演讲撰稿人罗伯特·哈特曼1月初呈上“国情咨文”讲话稿的时候，切尼加了批注后，把讲稿退了回去，他的批注写道：“鲍勃——外交政策部分针对国会的措辞太强硬，对俄国则不够强硬。”

　　福特曾一度驳斥过批评者。“我认为缓和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他在1976年1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道。但是，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初选中加大了抨击的火力，称缓和使得苏联利用了美国，在军事上超过了美国，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不到两个月，福特便全面退却。“我们要忘记使用缓和这个词，”他在皮奥利亚对听众说，“……谈判中发生的事情……是会造成后果的。”

　　那年春天，切尼和福特的政治顾问们都让总统不要反驳里根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挑战。使基辛格不悦的是，他们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不值得与里根纠缠；福特在秋季选举中需要保守派的支持。

　　现在，切尼在他的政府生涯当中第一次不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而自己身处权威的地位。助手们向福特开玩笑说，关于他的内阁重组，媒体最大的问题将会是：“理查德·切尼究竟何许人也？”但切尼迅速巩固了他对白宫工作人员班子的控制。白宫新闻记者们很快给了他一个绰号“大条顿人”(Grand Teuton)古民族，现指日耳曼人。——译者，这既借用了切尼的老家怀俄明州的“大泰顿斯”(Grand Tetons)一词的发音，又巧妙地点到了在H.R.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尼克松白宫办公厅的普鲁士人风格。

　　1975年12月，福特乘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与毛泽东举行峰会，在此前的四年当中多次造访北京的亨利·基辛格发现，有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我手下的(总统)先遣组，给我安排了一间比亨利更大的卧室，一个更大的套房，”切尼在20年后的采访中回忆道，“我的套房离总统更近。亨利很不高兴。”切尼时年34岁。

　　里根的挑战，远比福特或者基辛格预想的要严峻得多。里根在北卡罗来纳州击败了福特，这是任期内的共和党总统第一次在预选中败北。里根在整个春季加强了对福特外交政策的攻击。然而，随着预选的结束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福特似乎有足够的代表人数支持他获得提名。

　　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第一天，里根的势力开始了最后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在党纲中加入一个题为“外交政策的道德”的政策要点。这等于直接向福特和基辛格的苏联政策直接开火。

　　共和党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依照法律实现自由”，关于道德的政策要点这样写道。它特别赞扬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的“我们面对世界时绝不能对暴政的本质存有任何幻想的强有力的信息”。它还保证将奉行“绝不背着我们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后来称，他大发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和副总统洛克菲勒则更为愤怒；他们坚持，福特必须进行斗争，击败那条道德政策要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它等于是在谴责政府。起初，福特发出通知说，这正是他想做的。与此同时，福特的谈判者们试图起草削弱那条政策要点的修正案，包括删除涉及索尔仁尼琴的语言。

　　然而，切尼令福特改变了立场。在福特的政治顾问的支持下，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争辩道，如果福特跟“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对着干，并在与里根进行象征性力量较量中败北的话，就有可能影响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切尼对福特其他的助手说，“但是，假如你得不到提名，原则便毫无用处……党纲是一纸空文。”

第27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9)

　　福特让步了。为了避免冲突，他接受了“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接着他获得了提名，但是，那年夏天他赖以竞选的共和党党纲，代表的却是里根和其他批评政府人士的观点。这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的惨重失败。

　　诚然，切尼极力主张接受里根的提法，此举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行为。作为忠实而有奉献精神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在努力确保福特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提名。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解释：观点保守的切尼，在心底里可能远比福特、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更能接受里根的外交政策要点。切尼本人在私下曾经挑战过福特和基辛格对待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在个人关系上，切尼是福特值得信赖的助手。但在外交政策的抽象原则问题上，他似乎更接近共和党内的挑战者里根，而不是福特和基辛格。

　　正当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福特政府和共和党的最高层面上抽取基辛格的对苏政策精髓时，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在美国情报部门内部进行着同样的努力。

　　每年年末，在起草新的国防预算时，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会制定一份关于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的秘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到70年代中期，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有争议；国会里持批评态度的人抱怨，情报部门提出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和军队的观点过于宽厚和乐观。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是否为了支持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而有意修改了情报，或者根本就不够重视从更消极的角度来解释苏联的意图，从而低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

　　1976年，中情局新任局长布什采取行动反击了这种批评。他任命了一组外部专家，取名叫“B组”，负责审阅保密的数据，撰写关于苏联及其意图的独立报告。“B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俄国历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沃尔福威茨当时仍在美国军控和裁军局工作，是小组的10名成员之一。

　　该报告于1976年底提交，就苏联的动机提出了与美国情报部门明显不同的分析。该小组的结论是，根据可得到的情报数据，可以认为苏联正在努力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将缓和视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苏联决心实现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这个所谓的胜利，实为苏联在全球称霸。”该报告批评中情局过于依赖卫星和其他技术，而未能对苏联领导人的讲话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种使用“B组”的做法代表了沃尔福威茨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他第一次认真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专注于在情报界干巴巴的、所谓不带偏见的研究之外所暗含的假设和逻辑跳跃上。多年之后，在接受中情局内部的历史学家的采访、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沃尔福威茨说，他的结论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运作的方式就像是一位神父，发布结论时仿佛它们是写在石板上的“十诫”似的。“‘B组’证明，关于苏联的意图，有可能得出与分析人员的一致意见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与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沃尔福威茨说。

　　“B组”的做法创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时起，只要国会议员认为中情局在尽量掩盖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便要求成立一个“B组”，重新研究情报并进行独立评估。90年代中期，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成立了一个“B组”式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对情报重新审查之后，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得出结论：导弹攻击的危险远大于美国情报界的报告。该导弹防御委员会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牵头，主要成员之一是保罗·沃尔福威茨。

　　沃尔福威茨在“B组”的工作似乎对其思想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自那时起，美国情报部门的不健全便成为沃尔福威茨经常谈论的主题。他个人认为，情报部门缺乏怀疑精神；它太容易满足于获得能够证实其预想的情报。批评者对他提出相反的指责；有人抱怨他太想获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观点的情报。

第28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0)

　　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逐步走向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开战，沃尔福威茨是布什政府中向美国情报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情报来证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官员之一。在五角大楼里，沃尔福威茨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进行独立分析，并根据有关伊拉克的情报，得出自己的结论；该小组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牵头，他是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的同窗好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沃尔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内部“B组”。

　　到70年代中期，沃尔福威茨不仅对基辛格的苏联政策，而且对他更广泛的假设、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疑问。沃尔福威茨年纪还轻，他的观点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是，他的观点代表着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对基辛格的挑战。

　　在1976年夏季里，沃尔福威茨继续在军控局工作，他邀请了两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去给他做实习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尔福威茨在家里一边吃晚饭，一边为实习生们分析基辛格写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这本书怀着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纪初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欧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势的经历。沃尔福威茨告诉学生们，这是部好书，是基辛格的杰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点：这段历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现实主义者梅特涅，而是极力主张对拿破仑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则。

　　基辛格显然认为自己与梅特涅相似，他赞同他在主要大国间建立稳定的平衡的目标。基辛格追求对苏联的缓和，基础似乎就是这种模式。在《重建的世界》里，他以厌恶的口吻论及了对道德的关切。“道德的种种主张涉及对绝对事物的追求，对细微差别的否定，对历史的摒弃，”基辛格争辩道。

　　相比之下，在沃尔福威茨看来，道德原则比稳定或者国家利益更重要。“我记得他说过，基辛格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着某些普遍的原则，”福山回忆道。

　　比起维持现有的力量均衡，沃尔福威茨更重视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纲要点的。许多年后，在小布什政府内，沃尔福威茨把这种重价值观和轻政治稳定的态度用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会打乱中东现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价值观。

　　基辛格在他关于福特年代的回忆录里，对于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美国在斗争各个阶段的使命，是帮助击败挑战和平秩序的邪恶敌人……威尔逊主义反对通过力量的平衡来实现和平，赞成通过道德上的共识取得和平”的美国人颇有微词。这番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尔福威茨从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什政府的观点。与共和党外交政策层级结构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尔福威茨自认为是基辛格的反对者，是基辛格在思想范畴内的对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缓和，这代表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国内部，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和辩论的焦点，正在发生着迅速和根本的变化。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均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些变化后来亦在他们的生涯中影响着他们。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战期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特别是美军——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力量。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主党的自由派强调的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主要斗争是在尼克松和乔治·麦戈文的势力之间展开的。

　　在福特年代里，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转向了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的新问题。其根本问题，是美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越战对国家的总体军事和经济力量产生了多大影响。美国在军事失败之后是否在衰落？美国是否不得不减少在海外的卷入程度？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不得不接受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第29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1)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上的。他认为，在越战之后，美国必然要缩减力量、向莫斯科妥协。“他觉得，美国受到越战的削弱，这个国家的情绪是赞成军控和缓和，”弗雷德·埃克雷说道。批评他的人认为，基辛格对美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过于悲观；一些人拿他与悲观的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相比。“基辛格是斯宾格勒主义者，”在卡特政府里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说，“他认为美国正在衰退，苏联正在取得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之签订对他们的崛起有约束作用的协议。”

　　基辛格驳斥了这些指控，不过，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批评是公正的。他可能并未认定苏联真的会取胜，但是他的确似乎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77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最亲密的助手温斯顿·洛德说，基辛格认为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基辛格的另一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基辛格认为，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独自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基辛格本人则认为，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众根本不会支持与苏联对抗。

　　这种观点似乎符合了7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氛，当时，国会正试图大幅度削减美国的国防预算，并且对美国的情报工作进行前所未有的仔细审查。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共和党的保守派和民主党的新保守派批驳了基辛格的悲观观点。他们都在转向一种既不同于基辛格派、也有别于民主党的麦戈文派的世界观。据此观点，美国并没有衰退；不应该小视美国的力量，也用不着对苏联做出新的妥协。

　　在福特年代里出现的哲学分歧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讨论是否入侵伊拉克时，一群共和党内的批评者告诫说，美国必须谨慎，要承认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为首的是基辛格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而军事行动的主要倡导者则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

　　注释

　　① Richard Nixon: RN (New York: Grosset Dunlap, 1978), p.1042.

　　② 1996年12月6日对理查德·切尼的采访。

　　③ Memo to the president from Henry A. Kissinger re NSC Meeting, Saturday August 10, 1974,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SC Meeting File, box 1, folder “NSC Meeting, August 10, 1974,”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④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p.325·326.

　　⑤ Robert T. Hartmann, Palace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283.

　　⑥ 对2001年12月13日罗伯特·T.埃尔斯沃思的采访。

　　⑦ “Gerald R. Ford·s Remarks on Taking the Oath of Office as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⑧ Ron Nessen, It Sure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Inside (Chicago: Playboy Paperbacks, 1978年), p.150.

　　⑨ Michael Medved, The Shadow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36.

　　⑩ Files of Jerry H. Jones, 1974—1977, box 10, Richard Cheney, Gerald R. Ford Library.

　　Ibid.

　　Cheney interview with Stephen Wayne, Hyde and Wayne collection, Gerald R. Ford Library.

　　Handwritten notes from Richard Cheney, May 29,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6, folder“Intelligence—New York Times Articles by Seymour Hersh (1),” Gerald R. Ford Library.

　　John Hersey, The Presid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5), pp.120·121.

　　Nessen, op. cit., p.132.

　　John Osborne, White House Watch: The Ford Years (New York: New Republic Books, 1977), pp.142·143.

第30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2)

　　Hartmann, op. cit. pp.321·323; Nessen, op. cit., 108·9;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p.534·535.

　　Nessen, op. cit., pp.112·113.

　　Kissinger, op. cit., pp.98·99.

　　Ibid., p.105.

　　Ibid., p.175.

　　Hartmann, op. cit., p.283.

　　Memorandum for Don Rumsfeld from Dick Cheney, July 8,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10, folder “Solzhenitsyn, Alexander,” Gerald R. Ford Library.

　　Callaway memo to Cheney, November 3, 1975, in Callaway papers, box 5, Gerald R. Ford Library.

　　1996年12月11日对温斯顿·洛德的采访；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 p.671。

　　Osborne, op. cit., p.xxiv.

　　Ford, A Time To Heal (New York: Harper Row, 1979), pp.320·327.

　　Medved, op. cit., p.337.

　　Osborne, op. cit., p.11.

　　Ibid., pp.xxiv·xxv.

　　2001年12月12日对莫顿·阿布拉莫维茨的采访。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1年12月10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Kissinger, op. cit., p.850.

　　Ford, op. cit., 357·358; 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540·543.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by Donald Rumsfeld, James E. Connor files, box 1, folder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3),” Gerald R. Ford Library.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resident Ford, Dr. Henry A. Kissinger, Donald Rumsfeld and Brent Scowcroft, Oval Office, March 29, 1976,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collection, box 18, Gerald R. Ford Library.

　　Teeter memo to Cheney,“Analysis of Early Research,” November 12, 1975, in Robert M. Teeter papers, box 63, Gerald R. Ford Library.切尼对哈特曼的评论见Hartmann Papers, box 120, Ford Library。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12, pp.22,350, quoted in Garthoff, op. cit., pp.547·548.

　　Ford, op. cit., p.374.

　　Medved, op. cit., pp.337,339.

　　1995年12月6日对切尼的采访。

　　Republican platform,“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1976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ssen, op. cit., pp.229·231: Ford, op. cit., 398; memo from Mike Duval to Dick Cheney, August 17, 1976, Gerald R. Ford Library.

　　见Don Oberdorfer,“Report Saw Soviet Buildup for War,” CIA Declassifies Controversial 1976 “Team B” Analysi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2, 1992, p.A11。

　　Jack Davis,“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Uncertainty: Paul Wolfowitz on Intellidence Policy·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39, no.5 (1996).

　　见Robert Dreyfuss,“The Pentagon Muzzles the CIA” American Prospects, vol.13, issue 22 (December 16, 2002), 及Seymour M. Hersh,“Selective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May 12, 2003), p.44。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316.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97.

　　对埃克雷的采访；2001年11月26日对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采访。

A. James Reichley interviews with Winston Lord and Brent Scowcroft, Gerald R. Ford Libra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652.

第31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1)

　　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

　　在80年代里，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每年至少会有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切尼仍然在国会山上勤奋工作，拉姆斯菲尔德仍然是芝加哥的一位对雇员要求苛刻的公司总经理。不过，有时一连三四天，国会的人谁也不知道切尼的下落，拉姆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人也找不到他。就连他们的夫人都被蒙在鼓里；她们只得到一个华盛顿的神秘电话号码，以便有急事时通过这个号码传话。①

　　完成了白天的工作之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通常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从那里，趁着夜色，他们各自与由40到60名联邦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外加罗纳德·里根的一名内阁成员，分别悄悄来到美国某个偏僻的地方，比如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或者一个地下掩体。一个由运载着先进通讯设备和其他装置、四周涂了铅的卡车组成的车队，也会驶往同一个地点。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是里根政府一项绝密计划的主要成员。根据计划，政府秘密实施着具体的计划演习，在美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之外，委任一位新的美国“总统”和他的工作班子，以便在同苏联发生核战争期间和之后，能够维持美国政府的运转。多年来，有关里根政府这项计划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披露出来，但是计划如何运行、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起的主要作用却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80年代的这项秘密计划，为我们了解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之后的数小时、数日以及数月中小布什政府的运作，提供了神秘的背景。那一天，当副总统切尼督促布什总统不要回华盛顿，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命令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离开华盛顿，后来为了一旦发生新的袭击时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而将其他联邦政府官员送到首都以外去工作的时候，这些行动的根源都是里根政府的那项秘密计划。当切尼本人在“9·11”之后从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的时候，他从未承认他在80年代里也经常到未经披露的地点躲藏起来。

　　在里根政府任期的最初几年里，美国政府比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了与苏联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中曾经谈到，需要建立平民防务计划来帮助美国在核交战之后能够生存下来。上任之后，里根政府不但着手推动平民防务，还批准了一份包括了与苏联进行“持久”核战争计划在内的新的防务政策文件。②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与的保持政府延续性的演习，成为这些公开的核备战工作的秘密组成部分。

　　基本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迅速行动，防止被“斩首”，即一旦华盛顿遭受核打击而文职领导出现中断的局面。实际上，里根政府进行核战争的新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通过打击政治和军事高层领导及其通讯线路，对苏联领导层实施“斩首”。③里根的班子希望确保苏联无法效法美国核战略家的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美国政府在弗吉尼亚州蓝岭山脉的威瑟尔山和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州州界的戴维营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地下设施，一旦发生战争，这些设施可以用作美国总统的军事指挥所。然而，这些设施的修建，并没有解决如果美国总统没能及时躲进地下掩体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关键性问题。假如核打击同时击毙了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哪一位文职官员可以向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下达反击的命令？这位领导人如何与军队联系？一旦发生连续的核交火，谁有权与苏联签订停战协议？

　　里根政府的秘密政府延续计划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这个概念很简单：一旦美国受到(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核打击的威胁，三个不同的小组将被派往华盛顿之外分布在美国全国的三个不同地点。每个小组必须随时准备宣布由一位新任美国“总统”来接替国家的指挥权。假如苏联以某种方式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小组并且对其进行核打击的话，第二个小组将接手，必要时第三个小组再接手。

第32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2)

　　这不是抽象的、教科书中的计划，而是具体、详细和周密地进行过演练的计划。里根政府指派专人参加这三个小组，每组以一种颜色命名，如红色和蓝色等。每组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领导，他可以充当新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角色。显然，选择的都是在行政部门高层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部门有工作经历的人。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就是这样参与进来的，他俩都曾在福特政府担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除了经常参加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之外，多年来其他担任过组长的人还有后来出任中情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以及一度实际担任过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尼思·杜伯斯坦。

　　每次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都会带上里根内阁的某位成员，他被指定为下届美国“总统”。这些阁员中，有的人毫无国家安全方面的经验；比如，在不同的时候，参与秘密演习的人包括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和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重要的不是外交政策的经验，而仅仅是因为这位内阁成员有时间跟这个小组一起飞离华盛顿。一些这样的美国“总统”给像切尼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更有经验的办公厅主任装点门面，似乎是合理的。不过，内阁成员是将要发号施令的人(或者是以他们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人)。

　　该计划超越了法律，超越了宪法——它建立了在美国宪法或者联邦法律里没有授权的指定新美国总统的程序——这个问题远非一位法律教授或者里根政府的反对派杜撰出来的批评。相反，这是里根时代的这项计划中内在的问题，是整个演习的部分理论基础。

　　这些演习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小组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向美国公众、美国的盟国和苏联领导人表明，现在领导美国的是“约翰·布洛克总统”或“马尔科姆·鲍德里奇总统”，他应该被视为美国合法的领袖·这些小组研究过的一个选择，是由这位内阁部长下令让一艘美国潜艇从大洋深处上潜，因为能调动潜艇上潜，就能证明像布洛克或鲍德里奇这些此前被认为仅仅是农业部长或者商务部长的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军队。(是否控制着军队，也是美国政府用来判断一个外国政府在发生政变之后是否应与某位外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相同的标准。)

　　美国宪法及其第25条修正案规定，一旦总统死亡或者失去工作能力，由副总统接任，但都没有对一旦副总统死亡或者失去工作能力的继任顺序做出规定。联邦法律，特别是最近的1947年《总统继任法案》，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如果副总统死亡或者无法工作，由众院议长担任总统。按照继任顺序，在他之后是参院临时议长(一般由多数党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担任)，然后是内阁成员按照他们的内阁职务设立时间的先后来排序，排在最前面的是国务卿，然后是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

　　在某些情况下，里根的秘密计划将这些宪法和法令的规定搁置一旁；它越过法律规定的总统继任的层级结构，建立起自己一套产生新任美国总统的过程。总的想法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速度和政府的延续性上，尽量避免冗长繁琐的程序。

　　“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遭受核攻击之后，是否应该重组国会，”一位参与者解释道，“最后的决定是不重组国会，没有国会运作起来更容易些。”(这位参与者指的是设计该计划的官员们的讨论内容；没有迹象显示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或者其他的组长在这些讨论中起过作用。)首先，大家认为重组国会需要的时间过长。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国会真的复会，就有可能选举一位新的众议长，这个人就会比按照里根的秘密计划指定为“总统”的农业部长或者商务部长更具有合法性，可想而知，他很可能对总统的职位提出挑战。选举新的众议长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会造成潜在的混乱。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西弗吉尼亚州白色硫磺泉的格林布莱尔休养胜地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设施，以便在遭受核打击期间和之后，给国会议员提供藏身之地。④虽然里根政府没有弃置这个为国会建立的设施，但它决定集中研究制定一旦出现核危机，在国会议员、甚至包括众议长和参院临时议长的作用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如何产生新任美国总统的计划。

第33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3)

　　里根是根据一项秘密行政令设立他的政府延续计划的。根据曾经一度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伯特·麦克法兰的说法，是总统本人最终决定由谁来担任每个特别小组的组长，比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里根的国安会里，该项秘密计划的“行动官”是后来在伊朗反政府武装丑闻中的核心人物奥利弗·诺斯。⑤乔治·H.W.布什副总统被授权负责其中部分行动，负责具体管理计划的是名为国家计划办公室的新政府机构。该办公室在华盛顿地区有自己的办公楼，受一位二星将军的领导，每年还有一笔高达数亿美元的秘密预算。其中大部分经费被用来购置先进的通讯设备，供这些新成立的小组与美国军事指挥官们安全地进行对话。实际上，关于这些秘密计划的零星细节之所以被披露出来，是因为有人指控由于这些通讯设备合同给了私营公司因而造成了浪费和舞弊，另外，设备也出现过故障。⑥

　　演习的时间通常选在国会休会期间，这样三个小组组长之一的切尼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耽误国会的工作。虽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的组长们参加了每一场演习，但是，扮演新“总统”的里根内阁成员却根据他们在某个特定时间是否能抽出身来而变换。一次，司法部长埃德·米斯参加了演习，那是在1986年6月18日的凌晨，他们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那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辞职的第二天早晨。一位官员记得当时看着米斯，心想：“先是最高法院有人辞职，现在是美国打起了核战争——真够倒霉的。”

　　除了指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的“总统”，每个小组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以及各个国内政策部门的代表。这是为了演习在核战争中如何运行整个联邦政府。一度曾考虑过让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州长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也参与进来，但是，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因为这些官员没有必要的安全许可。

　　演习有意设计得非常紧张，因为处在核战争边缘的美国可想而知不会是一片宁静。参与者们匆忙集合，在凌晨时分工作和活动，居住在军事基地，吃的是部队那种大批量生产的干方便食品。整个一次政府延续性演习要持续两个星期左右，但事实上每个小组参与的时间仅为三四天。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完成演习，然后与第二组进行交接，按照设计，就仿佛他们真的处在“核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然后，第一组的成员退出演习，他们可以健康地、不受放射性污染地回家了，第二组接着进行他们管理美国的演习。

　　演习是在精心设计的掩护措施下进行的，目的是确保苏联的侦察卫星无法发现这三个小组在美国的去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三个小组都是在深夜派出，每次演习都使用一个不同的设施。除了运送通讯装置的真车队外，有时会派遣假车队去不同的地点，以蒙混苏联的卫星。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一旦发生核战争，苏联可能以火箭攻击威瑟尔山和戴维营附近的永久性掩体，但是它无法瞄准散布在美国各个临时地点的这几个里根小组。

　　所有其他保持机动性的设计中，最主要的是一架特殊的飞机，即国家紧急事件空中指挥所，这架波音747的基地是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上特别装备了一间会议室，还有特殊的通讯装置。一旦发生核摊牌，总统可以在这架飞机上滞留在空中指挥国家。在里根政府实施的一次演习中，一组官员乘坐这架飞机一连在空中停留了三天，靠着定期在空中加油，做纵横穿越美国大陆的巡航。

　　1988年，乔治·H.W.布什当选总统，着实让里根这项秘密计划的成员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老布什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了计划，无需再向他介绍错综复杂的计划，可能也不需要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事实上，尽管美苏关系的大气候大有改善，但布什继续了这些政府延续性演习，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切尼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不再担任组长。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之后，演习的理由和基本前提发生了变化。苏联似乎不再可能发动核攻击，但是演习按照另一种噩梦式的想定继续进行着：如果携带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打死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最终，在克林顿政府初期，这种想定被认为似乎过于牵强，因此，官员们决定放弃这项作为冷战时期过时的遗产的计划。⑦世界上似乎已不再有能够攻击华盛顿并且对美国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的敌人。

第34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4)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乔治·W.布什政府在震惊当中，开始重新检讨对撤销该计划起了关键作用的、以为安全已有保证的假定。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熟知里根时期那些善与恶大决战的演习，他们本人参加过以前所有的演习。

　　必须强调的是，这项秘密政府延续计划的灵感来自里根政府内部，而不是来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或者伍尔西、杜伯斯坦等其他协助执行计划的小组长们。这些组长们都不是超越宪法或联邦法律的设计去指定美国“总统”这个新奇想法的设计者。实际上，拉姆斯菲尔德除了曾经短暂担任过中东特使之外，他和切尼都没有在里根政府里任过职。然而，作为组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该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加里根时期这些演习这件事本身，证实了关于他们的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在过去30年当中，从福特政府开始，即便在他们离开政府的行政部门时，也从未远离过它；他们与政府的国防部、军队和情报官员保持着联系，这些官员也经常拜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美国秘密和永久的国家安全部门的一部分，在他们生活的世界当中，总统会交替更换，但美国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斗争着。

　　在为核战争做这些秘密准备的同时，里根展开了一场公开谴责和诋毁苏联的运动，这场运动使用的语言远远超出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里根最著名的谴责即他关于“邪恶帝国”的讲话，是1983年3月8日他对福音教派全国联合会发表的演讲。当时，总统是在对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正在萌芽的要求冻结核武器的运动做出反应。里根敦促他的听众不要受诱惑去“宣布自己超越这一切之上，采取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无视历史事实，置一个邪恶帝国的侵略冲动于不顾，将军备竞赛称为巨大的误解，从而把自己置身于正确与错误、善与恶的斗争之外”⑧。里根反复使用“邪恶”一词，成为后来的乔治·W.布什总统效法的榜样。

　　许多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认为，里根似乎过度使用了华丽的词藻。他们认为，苏联理所当然是国际舞台上一个不幸的但是将永久存在的东西。在这些头脑冷静的专家中，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位年轻有为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在里根政府中期曾来到五角大楼，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一年核战略规划技术方面的工作。她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

　　她对苏联的看法并不特别与众不同。她的观点与美国的主要大学和美国政府内不计其数的苏联问题专家的观点相似。她在一部著作中指出，苏联在维持对东欧的控制中所冒的风险，正在超过从中得到的好处，假如苏联是一个企业，它的领导人有可能会决定降低亏损、抽身退出。不过，她接着说：“谁也不会说苏联会这样干的，无论东欧变得多么昂贵。国家，特别是大国，不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这番话发表的时间是1986年，仅仅三年之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便让人拆掉了柏林墙，结束了苏联对东欧的统治。⑨

　　如果说赖斯的观点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的话，她本人的背景、个性，她的贵族风度以及她的才干，都使她成为佼佼者。在苏联问题学者的学术精英聚会上，或者是华盛顿的军控官僚机构中，她通常是唯一的黑人，或者是唯一的女性，并且始终是唯一一位黑人女性。她和别的专家一样知识渊博，并且往往更善于表达。她性格活跃、外向，但生性又极有控制力和训练有素。对于有权势的人，对于那些身居美国外交政策最高领导层的人来说，赖斯令人耳目一新，与众不同，她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

　　“1985年的某个时间，我到了利弗莫尔(旧金山东南部的国家实验室)，然后我到斯坦福那边去吃晚饭，见到了他们搞军控的那帮人，”曾经担任过基辛格的副手和福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回忆道，“他们大约有50个人。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个本科生，那就是康迪·赖斯。在这群军控迷当中，她会就军控这个深奥的话题大胆发表意见。她富有思想，有教养，不惧威吓，我想，这个人我一定要认识认识。”⑩

第35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5)

　　赖斯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长大，是教导顾问约翰·赖斯牧师和小学教师安杰丽娜·赖斯的独生女。赖斯夫妇是该市黑人中产阶级自豪的、受过教育的成员；他们在女儿3岁时就让她开始学习钢琴，还让她上舞蹈、长笛、小提琴和法语课。

　　伯明翰本身并不像赖斯一家那么优雅。在著名的火神雕像下，该市实行着种族隔离，白人社团里的一些人不惜使用暴力来维护现状。1963年，在该市的种族骚乱高潮中，一座浸礼教教堂被炸，在4个被炸死的孩子当中，有赖斯上小学时的一个朋友。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时，赖斯和她的父母第一次走进了伯明翰一家考究的餐馆，并在那里用了餐，这是他们此前被拒之门外的地方。

　　康多莉扎11岁时，和全家一起先是搬到图斯卡鲁萨，在那里，她的父亲当上一所大学的校长，两年后，又搬到科罗拉多，在那里，约翰·赖斯开始在丹佛大学担任行政管理人员。康多莉扎进了私立天主教学校圣玛丽学院，这是她上的第一所白人和黑人混校的学校。一位教导顾问想跟她说，她不是上大学的材料，但是赖斯对他的忠告不予理睬。她进了丹佛大学，攻读音乐专业，希望成为能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钢琴家。大学第二年，她断定自己不如其他一些音乐天才那么出色，如果坚持下去，她将来的命运很可能是“教13岁大小的孩子去亵渎贝多芬的作品”。

　　赖斯在考虑转换专业时，恰巧遇到了约瑟夫·科贝尔教授，一位移居国外的捷克外交官。科贝尔，未来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劝说赖斯改学国际关系，特别是苏联问题研究。“我深为苏联政治的拜占庭式的本质所吸引，为权力、权力如何运行和如何被利用着迷，”赖斯后来解释道。

　　她19岁大学毕业，接着到圣母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返回丹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论文论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苏联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文职领袖。学业一结束，她便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在当时，斯坦福是现实主义鼓吹者的天下，这个学派认为，支配国家间关系的是对权力而不是对道德的考虑。赖斯接受了该学派的许多信念和假设，后来一直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她信奉现实政治，认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均势政治，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员中一位研究俄国问题的同事迈克尔·麦克福尔解释道。

　　她在1976年投票赞成卡特担任总统，但是在1980年，赖斯在认定卡特的对苏政策过于软弱之后，离开民主党的队伍，投了里根的票。“康迪一直比较保守，”赖斯在学术界年纪最长、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另一位斯坦福大学同事科伊特·布莱克评论道，“她对卡特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反应，使她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民主党人。从这时起，她便开始自认为是共和党人。”赖斯的父亲是共和党人，这部分是由于对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反感造成的，这些白人民主党人统治着南方，并且竭力阻止黑人投票。

　　但赖斯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她信奉现实主义，这使她有别于她在政府里的一位未来的同事保罗·沃尔福威茨，后者认为理想和价值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观点更接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而不是共和党内的里根右派人士。

　　的确，赖斯在当时并不为里根所擅长的对苏联的谴责所动。“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对冷战时期所谓的美国是一座‘民主的灯塔’的说法总有些怀疑，”赖斯后来解释道，“美国总统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把它归咎于讲稿写得太糟糕，太夸张。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美国充其量是个并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我的祖先曾经是属于别人的财产——都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在那些涉及人民有权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选择统治者的不朽的宪章名句里，是不包括妇女的。”但是，赖斯承认，她在1989年和1990年在东欧和苏联旅行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在她看来曾经像是陈腐的话，都变成了真理：尽管美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一直起着民主的灯塔的作用。

第36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6)

　　她受过无数次演奏会的训练，并擅长花样滑冰，因此她无论在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8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具备了形成个人魅力的全部要素，”麦克福尔说，“她有这种素质。就像比尔·克林顿走进一间屋子时的那种魅力。”此外，她似乎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大量的工作。在80年代中期，赖斯的一位研究生基伦·斯金纳，对赖斯承担了这么多耗时的工作和责任感到吃惊。赖斯同时兼任着她那个系的研究生办主任，斯坦福大学军控项目的助理主任，还要讲课和著书，同时她仍然在为母亲新近过世而哀伤。

　　对于那些曾与她共事的同时代人来说，即便是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些最初阶段里，人们对她的前途毫不怀疑。曾经得到共和党任命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80年代初结识了赖斯，他对一位同事说：“要知道，我们大家总有一天会在康迪手下工作的。”当赖斯来到华盛顿在里根政府的五角大楼任职的时候，这不过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职务。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一年仅仅是第一步。

　　注释

　　① 这段关于里根的计划以及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扮演了主角的描述，是由参与了这些秘密行动的三位知情者提供的。这些采访的时间是2002年。

　　② Robert Scheer, With Enough Shove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2), pp.232·234,250·251; Richard Halloran,“Pentagon Draws Up First Strategy for Fighting a Long Nuclear War,”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82, p.A1.

　　③ Halloran, op. cit.

　　④ Ted Gup,“The Ultimate Congressional Hideaway,”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May 31, 1992, p.W11.

　　⑤ 2002年12月17日对罗伯特·麦克法兰的采访。

　　⑥ 见1991年11月17日和19日CNN特别报道节目的整理稿。

　　⑦ Tim Weiner,“Pentagon Book for Doomsday to Be Clos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94, p.A1.

　　⑧ 1983年3月8日里根总统对福音教派全国联合会发表的演讲。

　　⑨ Condoleezza Rice,“The Soviet Alliance System,” 见Alexander Dallin and Condoleezza Rice,eds., The Gorbachev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Alumni Association, 1986), p.158。

　　⑩ 2002年1月3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Dale Russakoff,“Lessons of Might and Right: While Others Marched for Civil Rights,”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September 9, 2001, p.W23.

　　“From Not College Material to Stanford·s No. 2 Job,”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93, p.B7.

　　Jay Nordlinger,“Star·in·Waiting: Meet George W.·s Foreign·Policy Czarina,” National Review, vol.50, no.16 (August 30, 1999), p.35.

　　2002年2月14日对迈克尔·麦克福尔的采访。

　　2002年2月14日对科伊特·布莱克的采访。

　　Condoleezza Rice,“Small Steps, Giant Leaps,”见A Voice of Our Own, ed. Nancy M. Newma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6), p.226。

　　对麦克福尔的采访；2002年2月11日对基伦·斯金纳的采访。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第37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

走向伊拉克战争

　　“邪恶轴心”讲话把伊拉克带到了舞台中央，它也一直是在那里。从2002年1月到2003年开战，布什政府应该如何处置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全部美国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其他国家和其他问题也会偶尔飘进人们的意识，但过不了几天就被人淡忘，主要原因是布什政府不想让精力和资源从伊拉克分散开来。例如，当朝鲜证实它正在实施的核武器计划时，布什政府坚持说不存在危机或紧迫感。布什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后不久，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指出：“关于伊朗和朝鲜，没有对这些国家发动战争的计划。”鲍威尔干脆把伊拉克从那份不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名单上省略了。①

　　那年晚冬和2002年春天，布什政府连续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进行内部检讨。参加者是各主要外交政策部门的二、三把手。五角大楼的代表是沃尔福威茨和负责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菲斯。国务院来的是阿米蒂奇和副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包括赖斯的副手斯蒂文·哈德利，以及负责伊拉克的中东地区专家扎尔梅·卡利尔扎德；有一段时间还有国安会反恐专家的韦恩·唐宁将军。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参联会副主席彼得·佩斯也都参加了。②

　　该小组同意，遏制已不再是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可行策略。即便是克林顿政府，在其最后几年里至少在理论上也公开倾向于更迭伊拉克政权。现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已经推翻，布什班子的成员决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更迭政权不仅是个目标，而且成为事实。

　　但怎么干呢？有三种可能。第一种选择称为飞地战略。这个主意是流亡的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及沃尔福威茨和卡利扎德等美国支持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来的。如果采纳这个办法，伊拉克反对派将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伊拉克南部、北部或南北同时建立飞地。美国将承认这些飞地的领导人为伊拉克合法政府并提供军事支持。反对派可以从这些飞地挑战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对其发起军事行动，直到该政权倒台。

　　第二种选择是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尝试，但没有成功。第三种选择是美国以地面部队全面入侵伊拉克。当然，这也是老布什政府1991年海湾战争时拒绝采纳的办法。

　　政府官员排除了飞地战略。那种方法太慢，不可能奏效，而且让人担心肯尼迪政府在古巴搞猪湾入侵时那样的灾难重演。伊拉克反对派靠自己不可能在军事上打败萨达姆·侯赛因，到头来还得美国派兵干涉去救他们。③即使事情进展顺利，飞地战略也会把局面搞得很混乱，参加这项研究的人想要的是更快、更果断的办法。

　　于是，剩下的选择就是政变或入侵。参加者不排除政变的可能，实际上，中央情报局一直被鼓励继续尝试。但布什的官员们也意识到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布什政府实际上不能依赖这一策略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而且，政府官员们认为即使政变成功，它本身也不足以达到他们的全部目的。政变之后，仍然可能需要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以确保伊拉克的某些新领导人不能控制并重新恢复萨达姆·侯赛因多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第三种选择随之凸现出来，即美国全面入侵。这种方法看起来最可能成功地更迭伊拉克政权。早在2001年秋，五角大楼就开始起草计划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2002年初，该军事计划变得更认真、更具体了。拉姆斯菲尔德开始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密切合作，制定入侵计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军事干涉伊拉克的进程在2002年春天，也就是战争爆发一年前就计划好了。

　　毫不奇怪，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加强关注的事开始泄露到新闻界，有关军事计划也走漏了风声。一则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致力于一场大规模空中作战和地面入侵”。最先由战略家哈伦·厄尔曼提出，意指大规模、毫不掩饰地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震慑战”一词，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大众词汇的。④

　　在政府之外，若干位前政府官员在理查德·珀尔和詹姆斯·伍尔西的率领下，整个春天至夏初都在力陈对伊战争的理由。“之所以要打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化学和生物武器，”珀尔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说，“我们知道他恨美国。我们知道他正在搞核武器。”珀尔与伊拉克流亡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比关系密切，特别反对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策，警告说这一策略几乎必定会导致侯赛因政权内部的某位高级军官而不是沙拉比之类的流亡人士，成为伊拉克领导人。他说：“如果推翻萨达姆只是换上另一个独裁者，那将是一场悲剧。”⑤

第38节：走向伊拉克战争(2)

　　珀尔也开始主张美国需要尽快对伊拉克动手。他声称，威胁正日益严重。“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在电视采访中说。⑥这是珀尔及其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保罗·尼采曾就苏联发出过的警告的修订版本。

　　在科林·鲍威尔的国务院内，珀尔被讥讽为“不拿工资的顾问”。珀尔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经常被当作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成员，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职责。他唯一的正式头衔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一群前官员，每两三个月开一次会，给拉姆斯菲尔德出出主意。⑦有时，珀尔的左派政治对手和珀尔本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似乎夸大了珀尔对布什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

　　然而，尽管珀尔和伍尔西是圈外人，但把他们与“火神派”(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特别是沃尔福威茨)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错综复杂和长期存在的。结果，当他们呼吁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时，人们认为他们反映的是政府内部的观点。沃尔福威茨和珀尔自1969年在大学就读期间来到华盛顿就结成了盟友，伍尔西在70年代后期结识了他们二人。这三个人不但是性情相投的朋友，而且是邻居。“我们在切维蔡斯住得很近，”身为民主党保守派的伍尔西说。他曾在一段短暂而不愉快的时期当过克林顿的首任中央情报局长。⑧伍尔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在里根政府秘密的世界末日演习中担任组长和未来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时结识的。90年代，伍尔西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导弹委员会工作；2001年后，他和珀尔都在国防委员会。

　　对于他在有关伊拉克的电视采访和报纸文章中替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吹风的说法，伍尔西嗤之以鼻。他曾在2002年春天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过，“没有秘密见面，也没有秘密握手、秘密会议这类事情”。自新政府上台，他和沃尔福威茨难得见面，即使见面也往往是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伍尔西解释说，他们——珀尔和伍尔西在政府之外，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关于军事干涉伊拉克的建议相似，只是由于他们的观点相像，而不是因为他们彼此进行过协调。⑨

　　政府的内部讨论和军事计划导致媒体对伊拉克作战的事继续猜测不休。“火神派”的朋友们公开呼吁采取行动，加强了媒体报道的力度。反过来，有关战争的持续报道又推动着内部的计划制定，因为假如真的要打仗，谁都不想打无准备之仗。到2002年仲夏，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采取行动已形成势头，问题似乎已不再是政府是否要打仗，而是什么时候打了。直到那时，关于伊拉克的公开辩论还非常有限，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

　　密切注视着事态走向战争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越来越感到惊愕。这位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无法相信小布什政府当时的走向。斯考克罗夫特至少和珀尔或伍尔西一样，与政府保持着许多私人联系。1989年，他在国安会起用了赖斯，并亲自挑选切尼出任国防部长。在整个老布什政府期间，他与参联会主席鲍威尔也有密切合作。

　　斯考克罗夫特已77岁高龄，依然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坚定倡导者。他以其观点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基本没有改变为荣。70年代，他被视为是主要的鹰派人物，而到了2002年，使他感到好笑的是，自己竟被描绘成了鸽派人物。⑩他一贯致力于通过与其他大国保持稳定关系来推进美国的利益，不论那些大国的政府体制如何。对把美国外交政策转变为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改革的十字军运动的企图，他心存戒心。最令斯考克罗夫特感到骄傲的，是老布什政府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国际联盟。他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营着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与沙特阿拉伯及中东地区其他与美国一道参加海湾战争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小布什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月里，斯考克罗夫特就开始对在他看来是新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感到不安。但“9·11”后，他认为新的布什班子已变得更加务实，并开始承认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当布什政府在2002年春夏似乎全神贯注于对伊拉克开战时，他大为吃惊。他相信对萨达姆·侯赛因动武会把注意力从反恐斗争上转移开，并影响中东地区其他政府对美国的支持。斯考克罗夫特并不隐瞒这些观点；数月来，他私下也多次公开地对每一个请教他的人阐述这些观点。起初，几乎没人注意他说什么。

第39节：走向伊拉克战争(3)

　　8月初，斯考克罗夫特在星期日电视节目里详细陈述了他的观点。他坚持政府在以巴和平取得进展前不应该对伊拉克开战。他也坚持政府应当首先到联合国去，让联合国坚持把武器核查员重新派回伊拉克。他说：“如果他(侯赛因)不同意，那就给了你开战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我们现在确实没有。”

　　讲话并没有立即引起反应。过了一周，斯考克罗夫特的助手阿诺德·坎特建议他把对伊拉克的看法写成一篇评论文章。斯考克罗夫特这样做了，该文章发表在8月1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这一回，他提出一系列关于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不祥预测，把论点提炼得更鲜明。萨达姆·侯赛因如果断定他什么也不会损失的话，可能会使用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可能会进攻以色列，而后者可能会以核武器回击，“在中东引发世界末日之战”。在中东其他地区会爆发对美国的愤怒，结果可能会动摇其他阿拉伯政府。

　　这一回，斯考克罗夫特的观点不仅在新闻界，也在白宫引起了注意。报纸对他的评论文章给予突出的报道，以其作为后续反战文章的开端。赖斯给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责备他不该给政府来了个突然袭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赖斯这样问她以前的老板。斯考克罗夫特指出，他只是重复几天前在“面向全国”电视节目里所说过的话。他提醒她，他事先寄过一份评论版文章的复印件给她。然而，直到发表的那天早上，这文章才送到赖斯的办公桌上。

　　接下来几天里，詹姆斯·贝克和劳伦斯·伊戈尔伯格这两位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发表了他们自己反对立即对伊拉克开战的警告。两人都呼吁政府放慢事件的节奏，提交联合国，寻求反对伊拉克政权的国际支持。“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自己单枪匹马地干，总统应当拒绝那些主张单干的人的建议，”贝克说。贝克曾在佛罗里达计票争议中代表小布什，在帮助其赢得总统职位上起过关键作用。

　　是什么造成了斯考克罗夫特与赖斯，这位老师与他精心举荐的女门徒之间在观点上如此巨大的分歧呢？如何解释老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中坚，为什么会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忠心于政府的反对派呢？

　　斯考克罗夫特往往把分歧归结于国内政治。他认为，小布什及其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表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方法，能够吸引共和党保守派，他们是共和党的支持基础。他们试图从布什的父亲在1992年竞选失败中吸取教训。斯考克罗夫特对外交政策的关心远超过政治，但即使是他，在那次竞选失败10年之后，也承认没有给予共和党保守派基础足够的关注是老布什政府所犯的严重错误。

　　然而，国内政治只能部分解释从第一个布什政府到第二个布什政府的变化。“火神派”对外交政策是认真的，并为其贡献了他们大半的职业生涯。他们正在改写半个世纪以来指导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正在干的远远超过了在国内政治中所必须做的，他们显然信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赖斯的一些同事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转变，反映了年龄差别和一代人的差别。按这种理论，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代表着上一代人，他们仍然信奉伴随了他们大半生的冷战时期的谨慎与克制。相比之下，赖斯及其一些助手，诸如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文·哈德利，是在老布什政府里获得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初经历的，那时，他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以年龄为基础的分析似乎是不充分的。小布什政府里起主要推动作用的还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三个人都不是在老布什政府时才声名鹊起的，而是更早，在尼克松—福特年代，几乎与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在同一时期。

　　实际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变化反映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共和党内自70年代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尽管每个人都接受了冷战强加的限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当时就比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更渴望试探这些界限。他们不那么愿意接受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他们更渴望用美国的理念和军事实力与之对抗。

第40节：走向伊拉克战争(4)

　　除了这些长期的哲学分歧，又发生了“9·11”的猛烈冲击。确实，使乔治·W.布什的外交政策班子不同于他父亲班子的，不是他们在冷战中的经历，而是他们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的经历。当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分子打击时，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并不负责美国的安全，负责的是“火神派”。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在政府的工作几乎完全在冷战结束以前。而“火神派”的突出特点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横跨这个重大变化的前后。对“火神派”而言，冷战的结束只是故事的一半，恐怖主义是后来的年代中最主要的主题。这造成了对未来看法的显著不同。例如，在1990和1991年那些事件的基础上，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可以合情合理地把沙特阿拉伯看做美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从小布什政府官员同样正当的观点看来，沙特阿拉伯的作用，充其量也是成问题的。1991年后的十来年，断断续续地发生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本·拉登和其他沙特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赖斯和斯考克罗夫特就那篇评论版文章进行了不愉快的交锋后，仍然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但自那时起，只要斯考克罗夫特打算写篇文章，都会事先通知赖斯；有时她会要求和他先谈谈。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许多个月之后，当乔治·W.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开始筹划在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建立一个统治伊拉克的美英临时当局时，斯考克罗夫特宣称，绕过联合国将激起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和敌意”。“我怀疑在任何现实的时间内把伊拉克改造为民主国家的能力，”他说。

　　斯考克罗夫特，这位老布什的朋友和合作著书的作者，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美国最意想不到的高层持不同政见者，向曾与他一同工作并受他举荐的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官员和小布什推行的政策提出了明确挑战。在他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后，华盛顿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其他人注意到，他仍受到礼遇，但是距离却拉开了。当拉姆斯菲尔德之类的官员给前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们秘密介绍情况时，有时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到场。

　　在政府内部，科林·鲍威尔提出了许多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相同的观点。确实，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正好与沃尔福威茨和珀尔形成一种对应。每一对中的两个人，想法相同并在过去曾密切合作过，他们的道路是平行的，一个在政府圈外，一个在圈内。

　　鲍威尔向总统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强调，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坚持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干涉，什么时候干涉，和谁一起干涉，以及如何善后。鲍威尔说，美国不应该单干，而应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盟友组成联盟，共同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他还说不必过急；政府应该在自己选择的时机行动。

　　鲍威尔推荐了一项更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首先争取在联合国赢得对武器核查员重返伊拉克的支持。但在政府内部的讨论中，切尼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再从联合国争取任何新的授权；美国只需要通知联合国，由于伊拉克未能遵守安理会以前的各项决议，已经到对伊拉克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8月26日，切尼在纳什维尔对一群海外战争老兵发表讲话，公开直接批驳了鲍威尔发表过的一些观点。副总统首先拒绝了布什政府应寻求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返回伊拉克的观点。“萨达姆精通欺骗和退却的伎俩，也善于玩弄否认和欺诈的手腕，”切尼说，“核查员回去也根本无法保证他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他断言萨达姆·侯赛因已经重新企图获取核武器，并要加强伊拉克化学和生物武器能力。

　　副总统还简明地阐述了伊拉克石油与政府的考虑之间的关系。切尼指出，伊拉克拥有世界10%的石油储量，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预计，他将会寻求主导整个中东，从而控制世界很大一部分能源供应”。切尼批驳了斯考克罗夫特关于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将加剧整个中东紧张局势并削弱反恐战争的论点。相反，他说：“该地区的极端分子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圣战’策略。整个地区的温和派将会振作起来。”

第41节：走向伊拉克战争(5)

　　向海外战争老兵发表的讲话，代表了切尼正在扮演某种新的角色，这让他过去的同僚们感到吃惊。切尼，这个典型的局内人，这个几乎从未在众院大厅发表过演说的前众议员，这个在五角大楼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让科林·鲍威尔唱主角的前国防部长，主动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领起头来。这在过去是他通常会留给别人的角色。这也表明了切尼对伊拉克问题感觉多么强烈，他在政府内部会议上会是如何力主开战的，内部会议原本是最适合他的地方。

　　到2002年夏末，共和党外交政策精英圈内关于伊拉克的争论开始变得带有敌意了。越战老兵和没有参加过越战的人之间原有的对立再次公开化。越战老兵内布拉斯加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向没有部队经历的珀尔发问，他是否愿意“随第一波部队攻打巴格达”。在网页上和互联网聊天室里，人们给切尼、沃尔福威茨及布什政府其他从军经历的人起了“雏鹰”的绰号，“雏鹰”指的是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而又主张打仗的人。主战派的一些人则向反战派进行同样针对个人的、恶意的攻击。有人提出，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关于伊拉克的观点不过是出于他们与沙特人的朋友关系以及获得咨询合同的需要，而鲍威尔则是被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洗了脑。

　　布什迅速采取行动结束了党内和政府内的争吵。总统决定把伊拉克问题提交联合国。布什9月12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宣布，美国将提请安理会通过一项关于伊拉克的新决议。他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一个不断扩大的严重危险”。如果伊拉克想要和平，就得“公开、清除和销毁”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的决定表面上是国务卿对副总统的胜利。在短时间内的确是这样。政府采纳了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建议的谨慎的方法，在战前寻求让联合国核查员返回伊拉克，而不是像切尼建议的那样跳过这一步。正如“9·11”后布什按鲍威尔意见决定集中对付阿富汗而不是伊拉克那样，这次总统又推迟了对萨达姆·侯赛因立即动手，同时寻求国际支持。

　　在更大的意义上，政府内外就伊拉克问题整整一个夏天的争论，结果是一个有利于鹰派的妥协。为了赢得提交联合国讨论的争论，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感到不得不被迫提出最终有利于推动战争的论点。两人都强调他们并不反对伊拉克的政权更迭或美国最终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干涉的想法。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如果伊拉克不与联合国核查员合作，就给了美国开战的理由。鲍威尔也坚持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对伊动武，而是如何打。

　　实际上，布什决定把伊拉克问题拿到联合国，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在2002年9月时，美国反正还没有做好对伊作战的准备。五角大楼还没有为入侵部署好足够的部队。政府内部的假定是萨达姆·侯赛因不会服从联合国；他不会和盘托出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而且，当部队到达那个地区后，如果美国想甩开联合国，仍然可以这么做。

　　同时，联合国可以帮助布什政府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获得对战争的支持。那时的民意测验持续显示，美国民众只有在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时，才会支持对伊开战。“我们最新的民意测验结果是，64%的人总体上赞成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如果我们的盟国不参加，这个支持率就缩小到33%，”皮尤民众和媒体研究中心的安德鲁·科胡特9月份这样写道。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布什政府最终入侵伊拉克时要不遗余力地宣称它是在广泛的国际联盟的支持下行动的，即使这个毫无价值的联盟包括了许多非常小的国家，而美国最老的一些盟友却不在其内。

　　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共和党人在2002年夏天的那场口水战是美国关于伊拉克战争唯一的一场严肃的公开辩论。民主党人分化严重，对就伊拉克问题挑战布什犹豫不决。他们关于是否开战的争论从未达到共和党内部口角的激烈程度。那年秋天，经过断断续续的辩论，参众两院高票通过授权布什“在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对伊拉克造成的持续威胁使用美国武装力量”。布什和共和党在11月国会选举中赢得席位后，民主党就更不愿意质疑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了。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也把调门降了下来。布什一决定经过联合国，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老布什政府的其他老人对小布什政府的批评也变得谨慎多了。他们再也没就伊拉克问题发出直接的公开挑战。鲍威尔最终向政府的其他人靠拢，支持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行动。

第42节：走向伊拉克战争(6)

　　总之，布什2002年9月寻求联合国授权的决定是精明的政治手腕。不论是不是精心设计的，它都起到了在关键时刻改变伊拉克问题的政治作用。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人都等着看联合国将如何处置伊拉克，而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国内的激情消退了。到伊拉克问题的辩论再起时，参加的各方已经改变。主角已不再是在华盛顿的个人或派别(切尼对鲍威尔，珀尔对斯考克罗夫特，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主义者)，而是整个国家(美、英对德、法、俄)。布什政府成功地把辩论国际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瓦解了国内的反对派。

　　9月中，负责东亚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在华盛顿关注着日本首相小泉对朝鲜的访问，此次访问令他越来越兴奋。小泉受到热烈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多年否认后，终于承认他的政权在许多年前绑架过日本公民。“我认为小泉的民意测验分数会猛升，”凯利说。

　　凯利有理由密切跟踪这些事件。他本人正在准备作为布什政府的第一人访问朝鲜。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已经说服了布什政府，现在是尝试与朝鲜对话、看它是否有意放弃其核武器计划的时候了。五角大楼和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官员已经放出口风，对这种访问的价值表示怀疑，坚持说现在想取得进展还为时过早，为谈而谈没有意义。布什政府内部的根本分歧，要比凯利的日程问题深刻得多。“火神派”的一些人认为美国不应当做出可能会帮助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继续执政的妥协。

　　朝鲜在大大小小的事务上一直让布什政府头疼。有不少小危机从未见诸报章。美国一家私人企业的一组核专家几年来不断访问朝鲜，按美国能源部的合同，协助把该国的废燃料装进容器里。2001年秋，这个组里的一些人突然被禁止离开朝鲜；有些人交了不少钱才获释。经布什政府高层干涉后，这些人才获得自由。

　　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情报机构报告，朝鲜在继续进行其核武器项目。克林顿政府认为，这个项目已经根据1994年签订的协议冻结了。朝鲜在该协议中同意停止收集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成分——钚。然而，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从2000年起就做出朝鲜一直在秘密寻求浓缩铀的结论。这是制造核弹的另一种方法。

　　布什政府决定，凯利应该告诉朝鲜，美国知道这个浓缩铀的计划，并且坚持要它停下来。多数官员预计朝鲜会矢口否认铀计划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朝鲜如果这样否认，倒会使布什政府内部争论的各方都感到满意。鹰派之所以感到满意，是因为如果朝鲜抵赖，双方就朝鲜在干什么的争论将拖延下去。而鸽派则会将这种否认当作使朝鲜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冗长过程的第一步。

　　朝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10月3日，当凯利在平壤举行的谈判中提出铀计划的问题时，朝鲜官员不但没有否认，而且在第二天通知凯利“朝鲜有权拥有核武器”。

　　凯利带着这个消息返回华盛顿后，布什政府起初对此秘而不宣。有些官员希望美国可以马上请中国和俄罗斯劝说朝鲜放弃该计划。但是，帮助来得没这么快。不到两个星期，朝鲜承认有核计划的事就泄露了出去。

　　消息的走漏给布什政府带来一连串麻烦。此时，布什班子正试图在国内外赢得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而此事可能会把注意力从伊拉克转移开。更糟的是，朝鲜承认有核武器，可能让布什政府对伊拉克采取行动的合理性产生问题。朝鲜的核计划比伊拉克更先进也更危险，批评的人就会问：对一个国家非得动武，而对另一个却不打的道理何在。诚然，朝鲜先进核武器计划的存在并不能迫使美国接受伊拉克也有可能性。但是，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核计划采取宽容并耐心的态度，那么将如何解释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紧迫感？

　　根本问题在于，“火神派”发展的新学说对朝鲜不能像对伊拉克那样适用。朝鲜由于拥有进攻韩国和一旦开战便可摧毁其首都首尔的能力，因此不太可能成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候选国。朝鲜也不可能被转化为传播民主的示范项目。部分“火神派”希望，一旦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可以把伊拉克变成民主的典范，从而改变阿拉伯政治文化以及整个中东的政治。但在东亚，有些政府已经是民主政府，剩下的也不会效法朝鲜。伊拉克地处一个充满麻烦地区的中心并与之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而朝鲜则地处一个繁荣兴旺地区的中心，但却与之隔绝。

第43节：走向伊拉克战争(7)

　　所以，在朝鲜问题上，“火神派”只得使用权宜之计。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往往大胆行事，推行快速持久的解决办法，而对朝鲜，则选择了等待，甚至冒允许危险的核计划继续进展的风险。他们仍然指望中国和俄罗斯最终能帮忙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施加压力；他们向往有这么一天，朝鲜绝望的经济问题能迫使它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有些“火神派”甚而希望平壤能出现崩溃和政权更迭。

　　布什政府在争取时间，坚持说情况并不紧急。科林·鲍威尔的“这不是危机”的说法成了布什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复表态。当朝鲜重新启动其核反应堆时，官员们说这不是危机；当朝鲜强迫国际监察员离开该国时，也不是危机；当朝鲜重新开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钚时，还不是危机。

　　作为一个群体，“火神派”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关注的是军事实力。但朝鲜看来是个不太好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这和伊拉克不同。布什政府似乎在寻找军事解决的可能，但没能找到。“朝鲜肯定是个威胁，但是一种不同的威胁，至少在现阶段，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做不同处理，”拉姆斯菲尔德说。

　　从2002年末到2003年初，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朝鲜的核计划继续推进时，拉姆斯菲尔德一番谨慎小心的话，归纳了美国举棋不定、见风使舵的朝鲜政策的实质；“至少在眼下”，布什政府把这事交给外交官来处理。

　　2002年秋，鲍威尔指挥美国在联合国开展了一场外交攻势，争取通过一项针对伊拉克的新的强硬决议。萨达姆·侯赛因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四年来首次重返伊拉克，但他这最后一分钟的妥协没能阻止安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寻求能授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这是动武的委婉说法，希望保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政府在法国和俄罗斯的带领下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他们希望联合国首先进行新的更严格的武器核查，然后再就使用武力的问题举行第二轮讨论。

　　在鲍威尔和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的斡旋下达成了妥协。美国放弃了在这个联合国决议之后就可授权诉诸武力的“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法国则同意，如果伊拉克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宣布其实际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承诺过解除武装的那项决议。这些措辞给美国留下了宣称因11年之久的停火被破坏而对伊动武的余地。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比0的票数批准了这项妥协。

　　当时，联合国的这项决议被广泛描绘为鲍威尔对布什政府内鹰派的胜利。人们说，他既在联合国成功地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赢得了一致支持，同时也在华盛顿为采用多边手段对付伊拉克赢得支持而得了分。人们说，鲍威尔已经再次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主导人物。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哈伦写道：“科林·鲍威尔在也许是布什任期内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争论中已经获胜。”他的结论是，“现在，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一道争取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已经真正有可能了，这将重写关于高压外交的教科书，以及此前关于谁真正在这届政府里发号施令的历史”。

　　这是对布什政府，对国务卿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鲍威尔个人的错误判断。总统、所有的“火神派”，包括鲍威尔，都在继续追求更迭伊拉克政权的目标。诚然，布什政府虽已决定尽量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但从未放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更广泛的目标。政府的官员把解除武装和政权更迭看做不可分割的两个目标，因为他们假定萨达姆·侯赛因决不会放弃他们相信他一定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联合国辩论中间的某个时刻，布什宣称：“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解除武装，不然，为了和平，我们将带领联军解除他的武装。”这些模糊的言辞看起来给伊拉克领导人留下了一些避免战争并继续掌权的余地。然而，在布什政府的内部讨论中，从来没有明确过伊拉克政权究竟做什么才能算是解除了武装从而免遭武装进攻。有些人，包括鲍威尔在内，相信至少在理论上，萨达姆·侯赛因可以通过转变其政权来保住地位继续掌权；他必须服从国际上的要求，全面公开伊拉克发展武器的计划并拆除之。但布什政府的其他人认为，即使萨达姆·侯赛因走出宫殿，交出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也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要萨达姆还在［当政］，他就可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出尔反尔，”在赖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伊拉克政策的扎尔梅·卡利扎德数月之后这样解释。当问到布什政府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条件是什么时，卡利扎德回答说：“萨达姆·侯赛因必须离开那个国家。”

第44节：走向伊拉克战争(8)

　　2002年整个秋天，布什政府慢慢地、悄悄地把部队和装备运往伊拉克周围地区，并进行其他军事准备。晚秋时，该地区已有近六万美军部队。法国等不同意对伊动武的国家并没有提出反对。他们认为布什政府派出这些部队只是在进行高压外交，动用部分武力支持新的安理会决议。

　　快到新年的时候，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鲍威尔和德维尔潘搞的决议案无法消除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分歧。伊拉克就其武器计划提交了一份 1 200 页的报告，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老生常谈且漏洞百出。法、俄、中、德等反战国的反应是要求进一步核查。然而在华盛顿，官员们则越来越担心核查可能会永无休止地拖下去。

　　12月下旬，五角大楼开始向海湾地区大规模派遣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12月24日的部署令签署后，又下达了若干部署令。军事力量的集结在接下来的十周内一直继续进行，直到伊拉克周围集结了大约25万美军，外加4.5万英军及 2 000 澳大利亚部队为止。

　　到1月初，法国官员已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集结已远超高压外交的需要。美国在公开备战。这样的大规模武力集结看来确实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如果布什改变方向，不打仗就把部队调回国，他在国人面前就会显得很愚蠢，而美国在海外也会丢面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了一位高级助手到华盛顿私下会晤赖斯。这位助手，莫里斯·古尔道特·蒙塔内，警告说战争是危险的，有可能造成其他中东国家政局不稳，激发抗议的浪潮，使基地组织获得新的人员补充。赖斯逐项反驳了他的论点。她回应说，战争可能带来这些风险，但萨达姆·侯赛因还当权，还处在能威胁其邻邦的位置上，这样的现状同样不能容忍。

　　1月中旬，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要求联合国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表面上是讨论恐怖主义问题。在正式会议上，德维尔潘只谈这个议题。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激动地发出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警告。他说：“今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军事干涉合法化。”外交战线已经划出；法国正式表明反对战争，并会否决争取联合国战争授权的任何企图。

　　法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称为打埋伏。鲍威尔的助手指出，国务卿本以为联合国这次会议是谈反恐，被德维尔潘突然公开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决裂打了个冷不防。接下来几天，鲍威尔关于伊拉克的调门明显变硬，非但不谈武器核查的重要性，他开始坚持说核查无效。他预告了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并表明他将支持开战。

　　新的传言开始猜测鲍威尔已转变为鹰派。这个说法在国内外都引起反响。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典型交锋中，一个中国记者问美国国务卿：“现在你在伊拉克问题上已经变成鹰派，说话和拉姆斯菲尔德如出一辙，请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鲍威尔的回答本可以对他的全部经历进行一次小结，但他反驳说：“用一个词的标签来框住一个人是很不明智的。”在法国方面，官员们断定鲍威尔利用德维尔潘事件作为采取强硬路线的借口。“科林·鲍威尔知道［开战的］决定已经做出，现在是向世界表明鸽派正在转变成鹰派的黄金机遇，”一位外交官说。

　　实际上，鲍威尔从来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鸽派。那些认为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属于自由派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历史：他曾为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里根总统效力，他在入侵巴拿马决策中的关键作用等。在鲍威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至少与其他“火神派”人士一样相信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性。给人以鸽派形象是由于他非常谨慎，他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卷入时间长、伤亡大且代价高昂的军事干涉。但鲍威尔的基本理念是务实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通过避免另一场越战式的耗费巨大的冒险，他寻求的是保持并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鲍威尔确实曾质疑美国1991年对伊战争的明智性，并积极反对美国干预波斯尼亚。然而，2003年与伊拉克再次冲突的前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这些冒险，没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鲍威尔的军事专长使他了解，任何新的伊拉克常规战争都会以美国速胜而告终。

第45节：走向伊拉克战争(9)

　　除了他在战争问题上出了名的保留态度外，鲍威尔并不放弃大原则。他把自己看做解决问题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并没有可代替沃尔福威茨班子那种美国是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的观念的全面看法。对赖斯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也没有任何替代提法。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经常扮演好军人的角色。他可能在官僚体制里打打边缘性的小战斗，但最终又会支持他所服务的总统。这位总统想把萨达姆赶下台，而从军事角度看，入侵的最佳时机是一年的前三个月，趁中东的天气还没变得酷热起来的时候。

　　鲍威尔已经说过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支持把联合国外交作为布什政府为武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联合国协商的妥协是个模糊不清的东西。鲍威尔把联合国11月通过的决议看做争取国际支持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一种手段，而法国及其盟友则把同一项决议看做战争和政权更迭的替代物。到1月中旬，妥协破裂了。法、德等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于是，鲍威尔开始转移重点。他明确表示，美国要和尽可能多的盟国一道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但无论怎样，必须采取行动。

　　2月，随着战争的临近，“火神派”在美国构建新外交政策中又铺下一块基石。布什政府接受了在中东推行民主的信念。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政治自由化的样板。

　　在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布什声称希望伊拉克的解放可以帮助改造中东：“伊拉克新政权将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生动的、启发性的自由典范。说这整个地区，或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不会被这最基本的生活渴望所触动，是专横和侮辱人。”布什首次触及这个主题是在前一年专门对巴勒斯坦人提出民主建议的时候。现在，他明确地把这个主张扩展到应用于该地区其他非民主政府，包括几十年来支持美国政策但同时又在国内压制不同意见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布什的讲话是沃尔福威茨等政府内新保守主义者的胜利。自1986年菲律宾“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以来，他们日益深信并一直倡导在海外推行民主的理念。尽管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支持强权政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新保守主义者反驳说，这种政策从长远看是有害的；民主政府更稳定。最初，随着菲律宾、韩国开放其政治体制，新保守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东亚的民主上。现在，新保守主义者在把同样的民主主张输送到中东。在思想上，新保守主义者受到著书论述了伊斯兰世界政治体制失败的伯纳德·路易斯的影响。政治上，他们在对“9·11”袭击做出反应，这些袭击反映了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等非民主政府的消极方面。

　　在呼吁中东民主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又回到了原位。70年代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新保守主义的带头人，曾对卡特政府迫使伊朗国王开放政权和推行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在那个时期，对专制政权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对新保守主义者不是可以含糊的微末小事，而是重要的具有长远政治意义的问题。当新保守主义在里根政府期间首次倒向共和党时，柯克帕特里克成为这场转变的先锋人物，而里根对柯克帕特里克关于伊朗国王的观点的赞许，是她愿意转换党派的一个主要因素。

　　20年后的今天，新保守主义者提议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他们曾反对用于伊朗的民主改革。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呢？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应该为与苏联作斗争这一更大的事业而支持专制盟友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其次，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如此强大，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需要依赖专制政权的支持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者持之以恒的根本兴趣是打败美国的主要对手(冷战时期是苏联，小布什时期是恐怖主义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推进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理想。70年代，战胜美国最大敌人的事业需要美国把伊朗国王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伙伴予以支持。在80年代，它意味着撤回对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的支持，因为他的专制引起了在一个美国有两大军事设施的国家出现共产党夺权的恐惧。2003年，它意味着把在中东支持民主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楔子。

第46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0)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原计划2003年2月初去中东，但鲍威尔不让他去。

　　国务卿正在为争取美国的欧洲盟友和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拉克战争进行最后一次协调努力。他定于2月5日向安理会介绍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综述。鲍威尔不愿意就这么到纽约去读美国情报界给他写的讲稿。他要求特内推迟其海外行期，到联合国来坐在他背后，这样可以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特内点头赞同鲍威尔的演讲。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特内不仅领导中情局，也领导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国务卿坚持要求特内对他给联合国的所有有关伊拉克的情报给予个人认可。

　　到了那一天，鲍威尔概述了美国情报的细节，又加上对伊拉克设施的侦察照片和监听到的伊拉克官员关于藏匿东西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找不到的通话记录。但这番演讲对海外没什么影响。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怀疑美国的说法，坚持说无论如何美国的情报证明联合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核查，而不是打仗。9天以后，德维尔潘对联合国安理会大厅里热情洋溢的听众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中，夸口说法国“在历史和人类面前从不屈服”。法国并不是单枪匹马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法国一边牵头，一边与德国和俄罗斯密切配合。

　　美国的外交被国防部长搞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时期，拉姆斯菲尔德展示了他毕生好与对手针锋相对、挑战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假设的倾向。他似乎不会彬彬有礼地装糊涂、绕圈子、说车轱辘话这些常作为外交基础的本领。

　　在华盛顿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贬低法、德及其领导统一欧洲的愿望。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它们并不代表欧洲，而仅仅代表“旧欧洲”。他指出，随着原属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加入，欧洲的重心已经东移。“(如果)你们看看，欧洲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跟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是和美国在一起，”他总结道。这番话只有些许真实(有几个欧洲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和大量夸张(“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代表了从美国支持欧洲统一这一长期立场的重大偏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新政策——企图鼓励内部分裂——不是由总统或国务卿提出，而是出自国防部长之口。

　　几周后在一次记者吹风会上，拉姆斯菲尔德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独自攻打伊拉克，用不着英国部队。“只要他们(英军)愿意参加……显然是欢迎的，”国防部长说，“要是参加不了，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他们用不着参与，至少在那个阶段用不着。”这些话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当时正极力以美国迫切需要老盟友的帮助为由，说服国会英国应该加入这次军事行动。那个月一直跟随英国首相的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下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对布莱尔的打击：“被英国传统的对手法国背后捅一刀是一码事。被大西洋彼岸的盟友踢一脚，被告知他在国内争取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的所有努力都是浪费时间，那可是另一码事。”在布莱尔半夜给布什打了两次电话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一份书面澄清，说他的本意不是他的话明确包含的那个意思。

　　布什和“火神派”在他竞选总统时曾保证要恢复美国的联盟的力量。随着伊拉克辩论在联合国达到高峰，美国与其欧洲一些主要盟国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2月17日是华盛顿的一个假日，切尼副总统在官邸会见法国大使让—达维德·莱维特并与其争论起来。“法国是盟友还是敌人？”他问道。莱维特坚持说法国仍然是盟友。切尼不同意。副总统说：“我们有许多理由得出结论，你们其实不是朋友，也不是盟国。”

　　在联合国最后几周的斡旋是自相矛盾、诡计和做戏的大杂烩。整个秋天，布什政府都坚持没必要再搞第二个安理会决议来授权动武。美国的立场一直是现有的联合国决议已经给予所有必要的授权。但美国在2月份决定改变立场，寻求批准专门授权动武的第二个联合国决议。布什政府这样做主要是应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要求。为消除国内的反对，布莱尔承诺在开战前，再到联合国去寻求新的批准。

第47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1)

　　同时，一直坚持对伊拉克动武前必须通过联合国第二个决议的法国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法国大使按希拉克的指示秘密去了白宫。他坚持美国应当放弃争取赢得第二个联合国决议，而且，如果美国决心要打仗，打就是了，用不着这个决议。法国官员解释，他们希望避免在联合国里打一场激烈的、伤害巨大的争斗。法国人没说出口的是，通过秘密说服美国不经联合国第二个决议就打仗，他们就挖了需要返回联合国讨论的布莱尔的墙角。实际上，伊拉克战前最后几周的外交，是华盛顿与巴黎之间一场新的外交上的“不列颠之战”。美国要保住英国的支持，而法国则试图加强布莱尔国内的反对力量，从而离间英国和美国。

　　2003年3月6日夜里，鲍威尔和德维尔潘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饭店里秘密会见时，美法之间在战前摊牌了。德维尔潘表示，他是出于外交礼貌才要说下面说的话的。法国外交部长对美国国务卿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出人意料。法国决定否决联合国关于伊拉克的第二个决议。他告诫鲍威尔不要以为这是谈判的策略。法国不是在讹诈；它决心要使用否决权。

　　“谢谢你，多米尼克，”鲍威尔回答说，“你要明白，即使你们否决这第二个决议，我们也会援引1441号决议(联合国的第一个决议)，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转向，我们就对他动手。”

　　法国人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能转变，美国人也明确了要对伊拉克动武的决心。

　　布什政府继续加紧寻求新的联合国决议。鲍威尔一再对美国可以争取尚在犹豫不决的安理会成员的支持表示乐观。3月9日他还在说，安理会的15个成员中至少有多数支持美国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第二天，15个成员中还有6个仍举棋不定，希拉克公开宣布，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反对新的美英提议。希拉克宣布之后，美国和英国发现要赢得尚未做出决定的成员已经不可能了。一周后，美国和英国官员做了让步，承认他们无力为新的联合国决议赢得批准。

　　布什和布莱尔都谴责希拉克。他们指出法国总统公开站到联合国第二决议的对立面，实际上终结了美英赢得安理会尚未决定的国家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些政府会得出结论，试图决定是否支持一个法国要否决的决议毫无意义。法国官员后来宣称，希拉克提出否决也是受到墨西哥的文森特·福克斯等领导人私下里施加的压力，他们不想被迫在联合国的摊牌中投票支持或是反对美国。

　　对美国外交而言，在联合国这六个月的冒险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失败。布什政府一上台就承诺要对与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的关系给予新的重视，但没能赢得墨西哥和智利这两个安理会拉美成员的支持。同样，赖斯一直想打造美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关系，但在联合国，俄罗斯和法、德站在一起反对美国。鲍威尔和阿米蒂奇为发展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牢固联系颇费心血，但巴基斯坦也没有站出来支持美国的立场。

　　“火神派”的某些最基本的假设是错误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沃尔福威茨一直坚持如果美国对伊拉克表现出更大的决心，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就会支持。当欧洲和中东的政府出言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时，沃尔福威茨争辩说，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不应该按字面去理解；盟国和朋友只是拿不准美国有多大的耐力进行一场成功的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斗争。但在现实中，随着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海外的朋友和盟国却没有立即站到美国一边。与沃尔福威茨的预测相反，更强硬的政策反而制造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布什竞选总统时曾按“火神派”给他起草的讲稿这样宣告：“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所有目标都取决于美国加强维持着我们影响的联盟。”布什政府在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如此严重地侵蚀了美国的欧洲联盟，如此严重地损害了它在海外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提出疑问：是否值得为这场在联合国的冒险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

第48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2)

　　对“火神派”而言，在伊拉克问题上做出的妥协和交易，都不会超过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对苏联的妥协。外交不是他们最厉害的一手牌。他们最终依靠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

　　3月17日，美国承认其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失败后一小时之内，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审查入侵的军事准备情况。两天后，在3月19日晚上，他宣布开始“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总统宣布：“现在冲突已经开始，缩短冲突时间的唯一办法是使用决定性的力量。”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动用了“火神派”自美国在越南失败后几十年里一手发展起来的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他们用这军事力量来为他们的理想服务：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

　　注释

　　① Michael R. Gordon and David L. Sanger,“Powell Says U.S. Is Weighing Ways to Topple Hussei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2, p.A1.

　　② 该选择方案的单子和内容介绍是由一位参加跨部门讨论的人士提供的。

　　③ 对飞地方案的讨论和分析，见Daniel Byman, Kenneth Pollack and Gideon Rose,“The Rollback Fantasy,”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1 (January—February 1999), pp.24·41。

　　④ Thom Shanker and David E. Sanger,“U.S. Envisions Blueprint on Iraq Including Big Invasion Next Year,”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02, p.A1; William Arkin,“Planning an Iraqi War but Not an Outcome,”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2002, part M, p.1.

　　⑤ 理查德·珀尔与雷奥·福尔斯的辩论，由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哈德逊研究所举办，2002年4月17日；Todd S. Purdum,“After Saddam, Wha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02, section 4, p.1。

　　⑥ 2002年7月11日《广角》杂志对理查德·珀尔的采访录音整理稿。

　　⑦ 珀尔同意以 725 000 美元的代理费协助设在美国的电信公司Global Crossing争取国防部批准将该公司出售给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投资者控制的企业的事被披露后，于2003年3月辞去国防委员会主席一职。见Stephen Labaton,“Pentagon Adviser Is Also Advising Global Cross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3, p.C1。卸去主席职务后，珀尔留任该委员会成员。五角大楼监察总监后来查明珀尔没有违反道德法规，因为他在国防部的咨询职务只要求他每年工作8天，远低于这些法规要求的最低天数。Stephen Labaton,“Report Finds No Violations at Pentagon by Advis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3, p.B1.

　　⑧ 2002年3月29日对詹姆斯·伍尔西的采访。

　　⑨ Ibid.

　　⑩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2年8月4日Face the Nation电视节目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2003年2月20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Brent Scowcroft,“Don·t Attack Saddam,”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5, 2002, p.A12.

　　见Todd Purdum and Patrick E. Tyler,“Top Republicans Break with Bush on Iraq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02, p.A1。

　　James A. Baker III,“The Right Way to Change a Regim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02, section 4, p.9: transcript of Lawrence Eagleburger, Crossfire, August 19, 2002.

　　2003年2月20日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对泽利科的采访。

　　Walter Gibbs,“Scowcroft Urges Wide Role for the U. N. in Postwar Iraq,” New York Times, April 9, 2003, p.B6.

第49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3)

　　对鲍威尔一位高级助手的采访；对切尼一位高级助手的采访。

　　2002年8月26日切尼副总统对103届海外战争老兵全国大会的讲话。

　　Hagel quote in Purdum and Tyler, op. cit.“雏鹰”(chicken hawks)的说法,见名为 the New Hampshire Gazette的网页www.nhgazette.com。

　　2002年9月12日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

　　Doyle McManus,“Poll Still Backs Military Move on Iraq,”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 2002, p.A1; Andrew Kohut,“Simply Put, the Public·s View Can·t Be Put Simpl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2002, p.B5.

　　国会两院联合决议文本，发表于《华盛顿邮报》2002年10月11日，A12版。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对一位参与朝鲜政策的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

　　Doug Struck,“Hints on N. Korea Surfaced in 2000,”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2002, p.A19.

　　Don Oberdorfer,“My Private Seat at Pyongyang·s Tabl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Outlook section, p.B3.

　　见Barbara Slavin,“N. Korea Admits Nuclear Program,” USA Today, October 17, 2002, p.1A。

　　2002年12月29日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对科林·鲍威尔的采访。

　　2002年1月20日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预备役军官协会的讲话，国防部录音整理稿。

　　关于争取联合国决议的外交活动细节，见Tyler Marshall,“A War of Words Led to Unanimous U. N. Vot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0, 2002，及Karen DeYoung,“For Powell, a Long Path to a Victor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p.A1。

　　Michael O·Hanlon,“How the Hard·Liners Los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p.B7.

　　2002年10月7日总统在辛辛那提博物馆中心就伊拉克问题讲话的白宫录音整理稿。

　　2003年6月3日对扎尔梅·卡利尔扎德的采访。

　　Eric Schmitt,“Buildup Leaves U.S. Nearly Set to Start Attack,”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2002, p.11.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Ibid.

　　Glenn Kessler,“Moderate Powell Turns Hawkish on War with Iraq,”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03, p.A1; Steven R. Weisman,“Patience Gone, Powell Adopts Hawkish Ton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2003, p.A1；2003年2月24日国务卿鲍威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务院录音整理稿；对一位法国高级高级官员的采访。

　　2003年2月26日乔治·W.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

　　鲍威尔、特内的这些言论及联合国发言的介绍，由在政府内部辩论中总体持反对意见的两位布什政府官员提供。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France·s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2003, p.A13。

　　2003年1月22日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在外国新闻中心的吹风，国防部录音整理稿。

　　2003年3月11日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在新闻吹风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Karen DeYong and Colum Lynch,“Bush Lobbies for Deal on Iraq,”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2003, p.A1。

　　Peter Stothard, Thirty Days: Tony Blair and the Test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p.21.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见Gerard Baker, James Blitz, Judy Dempsey, Robert Graham, Quentin Peel and Mark Turner,“Blair·s Mission Impossible,” Financial Times, May 29, 2003, p.17。

　　对一位美国官员的采访。

　　NBC News transcript, 2003年3月9日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对科林·鲍威尔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1999年11月19日乔治·W.布什州长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的演讲,“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2003年3月19日布什总统对全国发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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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结束语(1)

　　结束语

　　结果，这场围绕伊拉克战争展开的激烈辩论的双方都错了，并且是在重要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派警告说，入侵伊拉克将导致周边的中东国家发生巨大变动。他们的论点是，一场美国领导的战争将促使整个地区爆发示威游行，会威胁到其他阿拉伯政府的稳定。一些反对者提出，伊拉克有可能打击以色列，而以色列则有可能用核武器予以还击。

　　以上是反对派提出的一些最主要的论点。然而，他们所预言的严重后果基本上都没有发生。入侵一开始，美军和英军（外加为了提供一块广泛“联盟”的遮羞布而由其他国家拼凑起来的为数甚少的部队）在持续三周的作战中，攻占了巴格达，废黜了萨达姆·侯赛因；又用了三周时间，完成了伊拉克其他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该地区其他体制相同的政府没有一个垮台；似乎没有一个政府因为战争而发生严重动荡。伊拉克没有攻击以色列，也没有使以色列卷入这场冲突。没有发生核决战。伊拉克的军队没有对联军使用生物或者化学武器。对于入侵部队来说，伤亡小得惊人。到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胜利时，美军仅死亡138人，比1991年为期4天的“沙漠风暴”行动的死亡人数还低。

　　其后，一些反战人士企图将他们预言会发生一系列可怕事件纯属主观臆想的说法给解释过去。法国官员事先反复告诫，如果入侵伊拉克，就有可能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引起愤怒情绪的爆发从而导致整个中东的不稳，后来又改口说如果战争不是这么快结束的话，这些后果迟早会发生。法国官员解释说，他们没有能预见到美英军队会如此轻易取胜。①如果这种解释站得住脚的话，那法国官员就严重误判了军事形势。在谴责美国强权的时候，他们也低估了美国可运用于现代常规作战的能力。

　　但在反战派出错的同时，美国最狂热的对伊主战派同样犯了错误。战争结束后，鹰派的许多预测证明都不准确。他们想象，一旦萨达姆·侯赛因及其一小撮高级助手被赶下台，其他人就会奋起欢呼伊拉克的解放。正如对伊拉克领导层的斩首行动曾是美国军事计划的核心要素一样，它也是战后重建策略的关键部分。目的不是要自下而上重建伊拉克，而是一旦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高层助手后，要让伊拉克人接管这个国家。主战派曾相信，伊拉克的文官队伍和市民社会将保持这个国家的运转并将效忠更有代表性的伊拉克新领导。

　　但是，伊拉克局势的发展并不符合鹰派战前的概念。“结果，有些重要的假定把问题低估了，”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承认道。②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社会党对伊拉克社会的控制，远比布什政府预想的要深刻得多、难改变得多。伊拉克的军队和警察不愿意为美国人工作，也不愿意和美国人工作。结果，美国占领军发现与自己打交道的伊拉克人心存畏惧，疑虑重重，这与鹰派想象的那个出来欢迎侵略军的欢乐的民族的形象大相径庭。

　　当布什总统于5月1日在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军舰上宣告主要作战行动结束时，他声称：“伊拉克之战是2000年9月11日开始的反恐战争的一个胜利。”③然而，胜利并不完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美军遭遇了伊拉克的武装抵抗，伤亡比战争本身还要大。拉姆斯菲尔德这位在越战末期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国防部长曾哀叹道，越战的“特点就是谎言和借口多”。但他本人也在为美国在伊拉克战后的局势寻找借口。他一连两个多星期试图坚持说美军没有陷入游击战；最后是驻伊美军司令约翰·P.阿比扎伊德将军承认了他的部队对付的正是“典型的游击战式的”作战。④

　　与鹰派战前所预测的更不同的是，控制了伊拉克的联军没能找到布什政府反复说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布什政府在国内外寻求对入侵的支持时，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是走向战争的主要理由。经过几个月的仔细搜查，并没有发现储存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政府也没有找到伊拉克在入侵前几年拥有大规模的、正在进行的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更不要说（像朝鲜那样）正在迅速获得核弹了。战后受命领导中央情报局搜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戴维·凯，于2003年10月告诉国会，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仅仅处于“最初级的”状态。⑤

第51节：结束语(2)

　　总之，布什政府面对着比原计划要棘手得多的占领。它发现战后投入伊拉克的美军比原先预料的要多，时间要长。2003年11月，在布什5月1日宣布主要作战已经胜利结束6个月后，大约有13万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受到经常不断的武装攻击。到那时，美军在战后占领时期的死亡人数已近300人，超过战时阵亡人数的两倍。五角大楼为占领支付的费用每月达40亿美元，国会不得不为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重建授权约700亿美元的补充经费。

　　那些曾预言一旦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全伊拉克人都会欣喜若狂的人后来辩解说，这种情形没有出现，是因为许多伊拉克人受到了恐吓；他们害怕转入地下的复兴社会党仍然拥有的权力，甚至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有朝一日重新掌权。这种论点似乎相当有道理，但却指出了另一个谬误：对萨达姆·侯赛因专制政权、它对伊拉克人民的控制范围，以及要更新伊拉克领导层所需要的努力的错误理解。与反对入侵的人过高估计了战争对中东其余地区的影响一样，主战派过高估计了联军的胜利对伊拉克内部的冲击。

　　入侵伊拉克的决策几乎包含了“火神派”的全部世界观，反映了“火神派”三十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和主题。

　　当然，首先，他们相信自己在越战失败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的美国军事实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2003年，布什政府在有限的外部帮助下，在波斯湾地区发起一场全面入侵，而在70年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仅仅是象征性的，并且一度不得不依靠与伊朗（有一段是与伊拉克）的伙伴关系。没有别的军事行动能更好地展示美国军事能力的上升，或美国依赖这些能力作为与世界打交道的主要手段的程度了。

　　其次，对伊战争反映了“火神派”关于美国是全球一支善的力量的信念。其他人也许会担心战争和入侵带来的恶果和好处一样多，自由和民主的自由派理想也许不大容易在伊拉克那样的地方扎根。“火神派”总体上并不担心这些事情；确实，他们仅将伊拉克描绘成在整个中东传播民主的第一步。他们以自己在与东欧和东亚打交道的经验为背景来看待这场更高层次的斗争。“火神派”指出，怀疑论者当时也说过韩国等亚洲国家还不适宜实现民主，直到结果发现他们已经一切就绪（然而，区别之一是民主来到那些亚洲国家不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第三个主题是“火神派”对美国军事能力特别乐观的评价。这是一个在对自由主义理想或美国善行的信仰之外的因素。人们可能原则上赞成伊拉克或中东其余的地方需要民主，但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超出了美国的资源。美国可能没有达成实现其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部队、决心和耐久力；它的目标太高，它的预算或军队的部署都难以完成。“火神派”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放弃。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坚持，美国并没有走下坡路，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比其他人相信的大得多的储备力量。

　　第四，入侵的决策表明“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或妥协。尽管在竞选演讲中谈到联盟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看来，盟国少一点或没有盟国，比做出可能限制美国在海外行动自由的交易要好得多。确实，拉姆斯菲尔德曾一度暗示，美国如果不是渴望的话，至少愿意在没有其在国际事务中最亲密的盟国和伙伴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开战。甚至连“火神派”里最愿意妥协的科林·鲍威尔，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美国几个最重要的盟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其他主要成员国）所反对的军事入侵。

　　最后，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承诺：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篇1992年五角大楼报告的初稿，提到美国必须阻止任何可与之匹敌的大国的出现。后来，由沃尔福威茨的助手斯库特·利比改写并以切尼的名义于1993年初发表的版本，对“塑造未来安全环境”的需要描写得更加模糊。通过对伊战争和试图把中东民主化，布什政府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内部逻辑很简单。恐怖主义已成为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又主要兴起于中东；因此，“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就意味着改变中东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

第52节：结束语(3)

　　有时，“火神派”称，理解他们侵略伊拉克决策唯一的因果关系背景是“9·11”的恐怖袭击。“‘9·11’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我看到恐怖主义可能不止杀害三千人，而是三十万或三百万人，”沃尔福威茨说。⑥

　　毫无疑问，“9·11”袭击对“火神派”和美国全国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问题是，是什么了影响了“火神派”对那场创伤的独特反应？并非所有的美国领导人都像“火神派”那样反应；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班子都会对恐怖主义宣战，而且决心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入侵伊拉克。“火神派”的决策和“9·11”后的选择掩盖的，是怎样的本能、态度和经历呢？我们可以在“火神派”前三十几年的经历和思想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他们有时否认，但“火神派”受到的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影响。

　　入侵伊拉克，这一布什政府最重大的外交决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火神派”的各个成员们。

　　这场战争比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还要突出地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再次变成美国最显赫的公众人物。在他几乎每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占领了五角大楼的讲台，表现出他惯常的自信。“华盛顿还有比他更杰出的情况介绍人吗？”《华盛顿邮报》一位记者这样问道。⑦职业军队领导人被笼罩在拉姆斯菲尔德的阴影里；没人能像科林·鲍威尔在担任参联会主席期间或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那样被允许占据舞台的中心。

　　开战几天后的短暂时间里，拉姆斯菲尔德似乎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当美军部队放慢了向巴格达的推进，而美国似乎正在走进一场艰难而漫长的斗争时，批评者谴责拉姆斯菲尔德制订的计划有失完善。有些人，包括退休的军队领导人抱怨，这位国防部长批准进行了一场人力不足的入侵。“对打仗，我比他［拉姆斯菲尔德］懂得多多了，”巴里·麦卡弗里将军说，“问题在于，他们选择用一个装甲师奔袭250英里进攻巴格达，没有后方掩护，也没有第二条战线。”⑧但是，仅仅几天之内，美军就开进了巴格达，伊拉克的抵抗瓦解了，对拉姆斯菲尔德作战计划的攻击随之很快就停止了。

　　拉姆斯菲尔德傲慢好战的态度在战争结束时给他带来进一步的麻烦。当爆发了抢劫，巴格达情况恶化到一片混乱时，国防部长对这些新闻的反应漫不经心，把它看做战争和专制政权终结的预料之中的副产品。“总会出点乱七八糟的事的！”拉姆斯菲尔德冷嘲热讽地说，“是够乱的，自由就是会乱。”⑨32年前，作为尼克松政府一名年轻的国内政策官员，拉姆斯菲尔德曾自告奋勇去负责东南亚的战后重建，从而步入了外交政策领域。现在他作为国防部长，对战后发生的事情，显然没有像对战争本身以及发展美军的未来战争能力的任务那么浓厚的兴趣。

　　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出任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是一个难得的角色。拉姆斯菲尔德70年代掌管五角大楼时，美国正努力从军事失败中恢复元气，没有爆发新的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由国务院决定。此次他掌管的五角大楼，则是个积极在海外从事军事行动并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动力的机构。五角大楼给了拉姆斯菲尔德一个机会，去展示他与媒体周旋的技巧以及重组和震慑大机构的能力。国防部长的工作也使他有没完没了的官僚仗要打，有形形色色强大的个人和机构利益要他去挑战。

　　他从未成就早年当美国总统的抱负。拉姆斯菲尔德命中注定要成为美国最完美的战争部长，一个有时看起来甚至权盖总统的内阁部长。他在第二个布什政府里的表现大概能使他的前老板尼克松精神振奋。

　　美国入侵伊拉克并不能算是科林·鲍威尔的个人胜利。美国的军事战略表明，五角大楼已开始背离鲍威尔的作战方法；伊拉克战争强调的不是占有压倒优势的军队，而是速度和机动性。战后对伊拉克的占领看起来也与鲍威尔及其上司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80年代确立的谨慎原则大相径庭：长期投入美军部队，但对何时及如何结束作战则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

第53节：结束语(4)

　　鲍威尔是“火神派”成员之一。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他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过的高级外交政策职务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然而他运气不好，在一个经常极度不信任外交的政府里当了国务卿。鲍威尔在解决问题和管理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技能。他从不装扮成一个幻想家，虽然在“9·11”袭击后，国务卿这个职务有时似乎需要点想象力。美国正处在重新确定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布什政府的其他人明确提出了他们对世界的设想，美国在这个世界里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鲍威尔没有提出明确的选择。

　　鲍威尔的作用，以及他与另外几个人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发挥的作用非常奇特。他是一个忠实的亲信兼有异议嫌疑的人，一个一边执行领导的政策，同时试图改造和缓和这些政策以便使公众更容易接受的高层官员。鲍威尔是美国的周恩来，周是中国总理，是毛泽东的副手。鲍威尔像周恩来一样，最受他为之工作的政府的反对派所钦佩，最不受这个政府最狂热的支持者欢迎。这两派往往认定他私下里在反对人们看到他在公众面前执行的政策。但鲍威尔对这些政策的反对从未激烈到要辞职的地步，而且，他也继续得到他为之辛勤工作的领袖的支持。

　　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时，众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公开发起了一场反对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的攻势，谴责它削弱了总统的政策，未能为美国赢得海外支持。“美国无法用一个破碎的外交工具来领导世界，”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关系久远的金里奇宣称。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粗鲁回应令人难忘：他说，金里奇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⑩

　　白宫与这些尖酸刻薄的讥讽保持着距离，但这显示出，自布什上台以来主要在暗地里与鲍威尔作对的鹰派，在伊拉克战争后，变得越来越愿意公开向他挑战了。

　　鲍威尔在“火神派”的历史中曾经起过关键作用。他在越战后几十年恢复美军实力的过程中一直是领军人物。但随着他公职生涯结束的来临，人们仍然不清楚他的遗产、他关于谨慎和占压倒优势的军队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延续下去。

　　与以往一样，康多莉扎·赖斯巧妙地设法置身于这场交火之外。在老布什政府里，赖斯通常能让有关苏联政策连续不断的辩论双方都认为她站在他们一边。在小布什政府里，她再次避免被打上任何特定派别或意识形态的标记。

　　那些反对入侵伊拉克的人主要把愤怒指向政府里的其他人，指向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总统本人。他们很少注意赖斯。尽管身为国家安全顾问，她悄悄地起着至少与其他人同样重要的作用。她是推动起草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人物，该战略奠定了先发制人战争的框架。在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中，她是白宫的协调人以及总统最亲密的顾问。战后，政府对自己在中东的使命采取了扩张性的认识，而她成为其主要代言人。赖斯开始论述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付出“一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给该地区的政治改革。

　　战争结束几个月后，结果证明赖斯在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允许总统向美国人民提供了虚假情报信息，于是，赖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表现受到了质疑。但是，对她的批评似乎站不住脚。赖斯，这位“火神派”最年轻的成员，看来有可能把他们的遗产带进未来的政府。

　　与康多莉扎·赖斯相反，保罗·沃尔福威茨从不设法主要在幕后运作。长久以来，他太愿意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了。沃尔福威茨已成为布什政府中与入侵伊拉克联系最紧密的官员。在入侵过程中，在战区内工作的美国人给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起了个绰号叫“阿拉伯的沃尔福威茨”，这个绰号反映了沃尔福威茨寻求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向中东推行民主的执着、激情，有时甚至是浪漫的热情。

　　尽管有这些关于他的成见，但他心底的动机仍然是个谜。沃尔福威茨支持运用美国军事实力作为工具来实现推进美国的理想这一更大的目标吗？或者情况刚好相反？他是否将民主事业当成了提高美国实力这一更大目标的手段？与亨利·基辛格等人的战略思考相反，沃尔福威茨认为，他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的设想源于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沃尔福威茨漫长的职业生涯，也会发现他的理想主义总是跟随在对美国利益的精明判断之后。沃尔福威茨是最先警告伊拉克威胁的人。值得记住的是，他在70年代后期对这个国家的兴趣，是由于对某些敌视美国的政权可能会支配波斯湾石油储备的恐惧引起的。相同的战略考虑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继续影响着沃尔福威茨的思维；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是他后来才开始考虑的事情。

第54节：结束语(5)

　　在反省自己漫长的经历时，沃尔福威茨曾说过，他在80年代初曾一度把注意力从中东转到东亚，“这就像从压抑、窒息的房间里走出来，走进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里一样”。他说，在中东，人们只知道如何制造问题；在东亚，人们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对沃尔福威茨来说，那个窒息的房间是无法永远逃避的。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后，沃尔福威茨的未来看来比任何其他“火神派”人士都更紧密地与中东事件的结局连在了一起。

　　理查德·阿米蒂奇在入侵伊拉克的事情上没起过任何主要作用。在战争进程中，他做着国务院的工作，协助鲍威尔运转着这个组织，管理它的预算和人事以及其他行政管理事务。他参加了部际会议。但这个曾一度希望能为布什政府掌管五角大楼的人，却在远处观望这场新的军事行动。

　　这是自相矛盾的。阿米蒂奇以其个人生涯和教养，是“火神派”中最能代表美国武士的精神的。实际上，他曾经正是布什政府希望派往伊拉克的那种士兵。阿米蒂奇了解特种部队，也了解秘密行动，但不是通过华盛顿的会议，而是通过艰难顽强地穿越越南的村庄。他曾一次次志愿参加战斗，并且慢慢爱上了他在其中战斗的国家。他反对过谈判解决，对美国从越南的军事撤退怨恨不已。三十年后的今天，阿米蒂奇在新的军事冒险中被纳入了另册，而他的经历本来是可能使他有所作为的。

　　表面上，阿米蒂奇权力旁落的根源是他与鲍威尔的友谊及其对鲍威尔的忠诚。那是布什政府组阁时让他没能在五角大楼任职的原因，也是拉姆斯菲尔德与他关系冷淡的根本原因。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阿米蒂奇与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有些格格不入。他不像切尼那样冷漠超然，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无情，不像沃尔福威茨那样理智，也不像赖斯那样擅长政治手腕。他是个被保守派包围的共和党中间派。

　　2003年整个夏天和秋天，美国都在竭力镇压反对其占领伊拉克的日益顽强的游击战。在布什政府高层内，阿米蒂奇是唯一有过游击战经验的官员；实际上，他曾在军队里担任过反叛乱教官。然而，他的经验又一次没有派上用场。

　　阿米蒂奇并不比鲍威尔更有远见。像鲍威尔一样，他并没有准备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提供什么宏伟的概念。实际上，阿米蒂奇在2003年夏天说过，到他常务副国务卿的四年任期结束时，很可能已经江郎才尽了。他正计划在一个四年的任期结束时离开布什政府。

　　入侵伊拉克在多种意义上是迪克·切尼的战争，正如乔治·W.布什的政府在某些意义上是切尼的政府一样。在最高层，这位副总统是发动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战争的主战派领军人物。在布什政府内部，切尼也是力争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开战前一年，切尼许多次到访中央情报局，与中情局的分析人员讨论有关伊拉克武器计划的证据。对于一位美国副总统来说，这种事必躬亲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工作，使得切尼比在福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里能更自由地表达其坚定的保守派观点。他独特的天赋，正如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意识到的一样，是他能够传递一种让人宽心的庄重感；无论他谈论什么，切尼都能说得那么理所当然，那么有道理和不证自明，以至于听者往往不会产生任何疑虑。他冷静的风度和商会式的精明气质，一度曾使得国会记者不准确地（也让切尼自己很生气地）把切尼描绘成“温和派”，却称那些观点和投票记录相似的人为保守派。其实，切尼的官越高，就变得越保守。

　　90年代中期，切尼发现，他自己无法成功地竞选总统。他没有足够的资金、知名度和公众吸引力。但是，切尼设法挂上了乔治·W.布什，而后者被证明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精通筹款的人。结果，这一伙伴关系给了切尼向总统职位寻求的大部分东西（掌管联邦政府的主要角色），又免去了这个职位中他最不喜欢的东西（总统职务仪式性和象征性的方面）。

第55节：结束语(6)

　　在军事和情报问题上，曾为前国防部长和众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切尼，在布什政府内部决策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他有自己的办公厅，前助手的网络遍布外交机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对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是严肃认真的。这个由助手和前助手组成的网络，与切尼一起推动了旨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干涉。在伊拉克战争中，在美军攻占巴格达前一天拍的一张照片上，切尼高兴地指着沃尔福威茨，他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菲斯和沃尔福威茨一起坐在副总统身后：处于胜利巅峰的鹰派人物们。

　　从给拉姆斯菲尔德看门、负责邮寄圣诞卡的名单和修理白宫下水管道的时期起，切尼走过了漫长的旅程。他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权力也许是最大的副总统。

　　从1968年到2003年的35年间，“火神派”代表着美国整体的心态和信念。这6位共和党外交政策老手能比他们的民主党同行在政府行政部门积攒更多经历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因为这个国家总体上不断在选共和党人来担任总统。

　　在这个时期里，共和党人在9次总统竞选中6次获胜，确立了可与民主党人在1936—1968年期间相比的对白宫的支配地位。诚然，外交政策并非共和党人获胜的唯一原因，但它肯定是个重要的因素。越南曾导致尼克松的胜利；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使里根得以击败了吉米·卡特；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形象导致人们对他在国家安全方面是否有经验的疑问，帮助乔治·H.W.布什赢得了1988年的选举。

　　与民主党外交政策领袖相比，“火神派”本身往往有更紧密的联系，个人也更熟悉选举政治。其中的两位“火神派”人士（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国会干过，赢得过选举和连选连任；2000年切尼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也面对过全体选民。确实，在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时期，三位“火神派”人士（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鲍威尔）本人曾认真不认真地考虑过竞选总统。民主党中则几乎找不到能与之相比的人物。在民主党政府中掌管外交政策的人一般都不是政客。相反，对外交政策真正有兴趣的民主党政客，如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则从未获得过像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以前在担任国防部长或参联会主席时获得的那种管理官僚机构的内阁层面上的具体经验。对民主党人而言，外交政策和选举政治是分开的职业；而对“火神派”来说，它们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除了与选举政治的这些纽带以外，在1968年到2003年期间，“火神派”也往往比民主党人更能代表军队的观点。他们通常支持更庞大的军事预算、更野心勃勃的战略，这些都是能够为五角大楼带来好处的立场。即便“火神派”在野时，他们仍然会与国家安全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当美国政府在80年代的秘密计划中选择可能在核战争中管理美国的人选时，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被选上的三人之二，这是颇有启示意义的。

　　简言之，在35年时间里，可以说“火神派”代表了为追求美国不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不懈努力的这一代人。许多美国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这种分歧却不足以把他们长时间地排斥在权力之外。

　　当“火神派”与世界打交道时，他们就是美国的替身：美国的政府、国家安全机构、政治信念和选择。

　　剩下的问题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是否标志着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是否代表了扩张美国实力和理想的外部极限？按照“火神派”的观点，显然不是如此；在他们的描绘中，伊拉克只是走向整个中东民主化征程中的一个驿站。

　　然而，占领伊拉克的困难有多大，代价有多昂贵，还不清楚。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能在多大程度上会支持在整个一个地区和文化实现民主化的目标，也是不确定的。尽管他们与选举政治联系密切，这是否是“火神派”超越了美国人民的意愿、情绪和资源的一个例子？或者反过来，美国公众是否会再次支持他们关于美国能力的扩张性和乐观的观点？

　　毫无疑问，“火神派”在伊拉克的冒险源于他们在前35年中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思考。它代表了“火神派”在冷战到冷战后时期形成的思想过渡的最后一步，即美国必须强调军事实力，必须传播它的理想，决不接受其他权力中心。

　　当代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描绘了一幅世界事件的图景，其中，一个时代，即冷战的时代，已经在1989年结束，一个新时代，即冷战后时代，自那时起开始了。但在这幅图画中隐藏着完全不同的另一部历史陈述，它从1989年以前的20年开始，在1989年之后又继续了至少15年。它讲述的是追求世界无敌的美国实力的故事，是“火神派”崛起的故事。

　　注释

　　① 对一位法国高级外交官的采访。

　　② 2003年7月23日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主持的新闻吹风。

　　③ White House transcrip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from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t SeaOff the Coast of San Diego,” May 1, 2003.

　　④ Vernon Loeb,“‘Guerrilla’ War Acknowledged; New Commander Cites Problems,” Washington Post, July 17, 2003, p.A1.

　　⑤ Dana Priest and Walter Pincus,“Search in Iraq Finds No Banned Weapon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 2003, p.A1.尽管未发现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凯报告，伊拉克一直在违反联合国决议而进行研究和其他活动。

　　⑥ 2003年6月19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⑦ Robert G. Kaiser,“The Briefing: Rumsfeld·s E·Ring Circus,” Washington Post, March 22, 2003, p.C1.

　　⑧ Thom Shanker and John Tierney,“Top General Denounces Internal Dissent,”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03, p.A1.

　　⑨ 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理查德·迈尔斯将军，国防部定期新闻吹风，2003年4月11日。

　　⑩ 纽特·金里奇2003年4月22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改革国务院》。Newt Gingrich,“Rogue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Policy, issue 137(July·August 2003), pp.42·48;阿米蒂奇的话引自Barbara Slavin,“Gingrich Takes Swipe at State Department,” USA Today, April 23, 2003, p.8A。

　　康多莉扎·赖斯在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第28次年会上的讲话，2003年8月7日。

　　Dana Milbank and Mike Allen,“Iraq Flap Shakes Rice·s Image,” Washington Post, July 27, 2003, p.A1.

　　Jane Perlez,“Iraqi Shadow Government Cools Its Heels in Kuwait,” New York Times, April 3, 2003, p.B9.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2003年6月23日对理查德·阿米蒂奇的采访。

　　Walter Pincus and Dana Priest,“Some Iraqi Analysts Felt Pressure from Cheney Visits,” Washington Post, June 5, 2003, p.A1.

　　沃尔福威茨的新闻秘书凯文·凯勒姆斯不允许本书使用该照片。

　　两个例外是曾当过卡特总统国务卿的前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和曾当过克林顿总统第一个国防部长的前众议员莱斯·阿斯平。但这两个人在各自的外交职务上工作都不到一年。

　　1968至2003年期间，共和党在野时间超过一届总统任期是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但那次，共和党在克林顿执政两年后控制了国会，如第15章所解释的，“火神派”的一些成员与国会山上的共和党领导层也有密切合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