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

作者：山崎朋子　译者：陈晖、林祁、吕莉

前言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十几年前，我曾在上海进行过采访。那次采访是想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登陆残杀许多中国老百姓的事件为题材写报告文学。

　　在日本军队当时犯下暴行的纺织厂里，我找到了当年在纱厂工作的女工，询问日军入侵时的事情。当年年轻的女工现已垂垂老矣。她们对我的采访并不太积极配合。我的确是日本人的一员，但我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是为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才想得到女工们的证词。尽管如此，当女工们知道我是日本人时，还是面无表情，只是出于礼貌适可而止地谈了当时的感受。

　　可是有一天当我的女翻译向那些女工们介绍说“这位就是电影《望乡》的原作者”时，满座皆惊。此后我的采访便变得十分顺利了。通过这件事我得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日本电影《望乡》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日本电影《望乡》由熊井启导演，田中绢代、栗原小卷主演，在日本电影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想到这部电影在中国有那么多现众，并为众人所熟知，我觉得万分高兴！

　　这次翻译出版的《望乡》是电影《望乡》的原型报告文学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文序章）》（一九七二年筑摩书房）和其续篇《山打粮的墓》（一九七四年文艺春秋）的合集。《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的纪实文学，《山打根的墓》则是与《望乡》有关的记述。

　　回想起来，在我写这些报告文学时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当我把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书稿拿给两三家出版社看时，他们回绝了我并说没有人想看有关过去海外日本妓女的书。后来，一家大出版社终于点头，可是编辑却提出一个条件，把《序章》和《尾声》删掉，再把女主人公卖身的生活充实一下。《序章》谈了我为什么研究海外日本妓女，涉及了研究的动机并阐述了其意义，《尾声》则探讨了妇女问题的本质，做出理论方面的结论。如果把这两个章节都删去，再增加女主人公卖身生涯的内容的话就成了黄色报道了。因此，我决定不在这家大出版社出我的书。

　　书稿又回到我家的壁柜里闲置了好几年。有一次我将有关女性史的善本书借给文艺评论家白井吉尼先生，此后和他慢慢熟悉起来。《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他的肯定，由于他的帮助，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了这本书。序章被全文保留了。

　　书的内容并不轻松，描写的都是苦难的事件和令人悲伤的内容。出版社认为销路不大，故而不但印数很少，也没有做广告、宣传。可是读者信手取来阅读之后却说：“止不住地流泪，但即便流泪也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它。”他们又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宣传。这样，这本书在短时间内又再版了好多次。第二年春天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项。该书受到好评，成为畅销书。

　　今年距该书第一版发行的日子已有二十五年了。其间《山打根八号娼馆》与《山打根的墓》在日本国内不但作为文库版（小型本）出版，并由熊井启导演搬上银幕，文化座剧团还把它改编成了话剧。电影《望乡》除在中国上映外还在东南亚、美国上演，听说获得了广泛好评。文化座剧团这个剧目曾两度在日本国内上演，今年六月即将在中国演出。

　　由于读者的喜爱，《山打根八号娼馆》于八十年代被译成泰国语和韩语。英译本也即将在美国出版。这次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喜爱中国文化的我来说是件大喜事，心中十分愉快。

　　在此我感谢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校长水田宗子女士，是她促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去年九月水田女士请我到她的学校参加“日中女性学研讨会”并做基调报告。在招待会上她介绍我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先生，陈晖、吕莉、张玉兰等女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生林祁，女作家徐坤等。如没有陈女士的大力帮助交涉出版事宜的书信来往，本书的出版就不会如此顺利。

　　我青年时代努力拼搏写出的这本《望乡》即将在中国出版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喜欢它。

　　　　　　　　　　　　　　　　　　　　　　 山崎朋子

　　　　　　　　　　　　　　　　　　　　　一九九七年四月

　　　　　　　　　　　　　　　　　　　　　　 日本　东京

　　当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一群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幅涂抹不去的图画。那是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在天草下岛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见到的。那时我为寻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担心这次旅行还是一无所获。可能是为了驱除这种不安，一下公共汽车我立刻走向比老百姓平屋顶高出一截的高耸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余光横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说见不到大人，连游戏的孩子们的影子都见不到。崎津小镇死一样的寂静。天主堂的后边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镜子一样平静的海湾里。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只作为一个单纯的旅游者，真该感谢这幅美景，心情会很舒畅。但我远道来访的目的，是亲自探访曾经流浪海外被迫卖身的天草的同性们，倾听她们真实的声音，会见她们真实的面容。这幅静穆而瑰丽的风景，不知为什么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凉。

　　这种悲凉之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深邃。正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一位专心祈祷的老农妇。

　　我从打开的门走进天主堂，用习惯了外部光线的眼睛去看内部的情形，有如进人无人之境。当我感知祭坛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时，我确信它是一尊与人等身大的祈祷姿势的石像。一个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两手合十的老妇人，长久地不出一声，身体也一动不动。当我习惯了天主堂内部昏暗的光线，我的目光缓缓移向正面的基督受难像、马利亚像、祭坛的蜡烛、两侧窗的彩色玻璃时，我才确认了那个被我当作石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农妇。我对自己的迁感到吃惊。我被那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的农妇深深感动了。看上去，农妇的年龄在七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在天草两岛和岛原半岛无声无息地度过余年的“南洋姐”们现在的年龄都应是七十岁以上啦。这位像石像一样祈祷的老农妇也许是过去去海外谋生的妓女——这么想当然是十分武断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向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事隔四年，她的脸依然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几条粗糙的皱纹刻在脸上，手指短而骨节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补丁。若服装显示了她生活的贫困，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话，那么她虔诚祈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消灭人的原罪的那种观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贫之中切望上苍能帮她摆脱贫困。

　　“南洋姐”这个称呼，用汉字写出来可以写成“唐国行”。“唐国行”是指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坛前像石像一般祈祷的老农妇对人生苦难的无声控诉恰是“南洋姐”们的心声！

　　①本书中多用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明治期为公元1868-1912，大正期为912-1926，昭和期为1926-1989——译者注。

　　红日西沉，天主堂内逐渐暗了下去，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听懂这位老农妇的祈愿，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应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农妇结束了祈祷，收拾了玫瑰念珠，向我点了点头，离开天主堂后，我还呆站在那里。

　　读者一定会想，关于女性问题方方面面有许多可研究的，你为什么那么执拗于人们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过去从天草、岛原的乡村被卖出去的当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阶级和性的压迫下长期受苦受难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们象征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历史文献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今天的历史全集，多出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传入日本后，历史才开始了工人农民的书写，但是仍固执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日本战败，女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才有了保障，才有了女性史。但我认为那些女性史除少数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事迹，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在感情上自我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表达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塚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它们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从这些女性史中读不到无数活着或死去的底层女性的生活和苦闷心态。

　　我并不否定女性精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学问，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她们有着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极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农女性则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块。了解这些底层女性的实际生活，书写她们悲欢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历史。

　　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对过去的女性史进行批判，就必须写出一本女性通史来。但对我来说现在还力不从心。我想至少先写出底层妇女来与精英女性做对照。于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们。

　　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依靠丝织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靠劳动女性的牺牲繁荣起来的。农村的姑娘们为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大阪、长野等纺织中心。对她们的打工生活，据明治三十年的调查，大正末期细井和喜藏写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实写的《啊，野麦岭》都曾有过描写。那些种稻谷却吃不上白米饭、在赤日炎炎下劳作的农妇，那些根本谈不上是煤矿工人、靠手提油灯下到几千米以下的煤矿坑道干活的女采煤工，当然有资格控诉日本近代的繁荣的真相。此外，还有童工和小保姆，她们也是在底层呻吟的女性们。

　　她们虽然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生活水平低，但她们还有恋爱结婚的自由。如果说恋爱是一种反映人类内心感情的自由的话，她们至少在这个方面还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出卖劳动力，但是不卖其他的东西。

　　可是，妓女们把本应属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性出卖，换取金钱。将以低工资出卖劳动的人和不得不出卖性的人相比，哪一种人更悲惨些？

　　当然，都是妓女，其生存与境遇却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头拉客的暗娼。而战前妓女的内容却要复杂一些。艺妓为最上层，她们唱俗谣跳日本舞，在宴会上助兴、卖艺；下层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层有背井离乡被卖到海外，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南洋姐”。这几种妓女哪种生活更悲惨？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追问的话，人们都会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艺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国内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国人，讲同一种语言，有同种的生活感觉。当然，明治初期在开放的港湾城市还有以俄国人为对象的妓女，以及二战后以美国兵为对象的伴伴儿女郎。但她们的对象是外国人里的欧美人，作为追赶欧美的日本人，接这些国家的男人为客，在意识上还没什么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卖到东南亚，那地方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那里比日本文明落后，所以才成了西欧各国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里接的客主要是中国人和各种族的土著居民。当时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见的。这些妓女们又怎能从民族偏见中解放出来呢？把语言不通、肌肤发黑、动作笨手笨脚的土著居民作为卖淫的对象，她们肯定感到一种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仅现实生活悲惨，其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为，近代日本百年历史上作为资本与男性的附属物被损害的是民众女性。民众女性中处境最惨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

　　当然，以前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如森克己的《人身买卖》是就天草岛的历史人口问题从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贵资料。宫冈谦二的《娼妇海外流浪记》是从数千种游记中收集了旅游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献。此外宫本常一编的《日本残酷物语》、折口民俗学派写的《日本人物语》、村上一郎、鹤见俊辅的《纪实日本人》、谷川健一的《女性残酷物语》中也收录了有关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论述和见闻。编者们独具慧眼，使读者受益。关于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后再谈。现在再谈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献《村冈伊平治自传》。这本书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约二百四十页。村冈伊平治是一名诱拐妇女到海外卖淫的人口贩子。他直率地回忆了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可能因为没有这方面当事人写的其它资料，而且内容好像很有趣，所以这本书成了上述一系列参考书中最重要的资料。更准确地说，有了《村冈伊平治自传》才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据我现在的调查和从其它途径得到的依据证实，《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内容与事实出人甚多，不能当作历史资料。这样的话，森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听信了这本特异的杜撰的自传，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从根基上动摇了。

　　我对这本自传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两条理由，第一，有关东南亚开发的文献很多，过去去过东南亚现今还活着的人，没有人认识自传中所讲的那个伊平治；第二，自传的记述往往与客观资料所显示的事实不一致。

　　第一点，东南亚开发的文献中除了明治、大正时期外务省、农工商务省的官厅资料有调查文件外，民间团体还出版开拓史以及个人写回忆录、旅行记等，数量非常之多。如在现今住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列岛，从常识上讲，从文件里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怀疑这个人是否存在，那就太过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东南亚，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线”，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点”上的。因此，虽然东南亚地区很广阔，那里的日本人社会则很狭窄，不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过一件出头露面的工作，所有在东南亚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被记载在某个文献上。比如后边提到的娼馆老板木下邦、仁木多贺次郎、涩谷银治等人的名字就记载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发展史》等值得信赖的史籍上。

　　这样一来，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村冈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据伊平治自称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设立前科者收容所并成为妇女诱拐业的头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里伯斯岛，被任命为泗水（印度尼西亚）的名誉领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宾，被称做“老爷子”和“南洋的阿金”。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国人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物在东南亚开发的任何记录上都没留下名字，我们不禁怀疑，即使存在过这么个人，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他那三头六臂的活动也该打折扣。

　　现今还活着的与村冈伊平治几乎同时代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老人中，有没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没有。后边将提到我在天草下岛的旅行，我在那里访问过十几个“南洋姐”，她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曾去过新加坡、马尼拉、黎牙实比，在她们的记忆之中既没有村冈伊平治这个人，也没有绰号为“南洋的阿金”这么个人。我用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得来的知识，问这些老太太，说伊平治对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温情的时候，老人们用一种嘲笑我的口气说：“妓院老板的要求都是有条件的，只想吸我们的血，我们还不知道竟然有过这样有温情的老板。这种光吹不干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还访问了去过东南亚的侨民，同样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侨先驱者笠田直次郎的长女笠田朝香，她生长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日侨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冈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住在福岛郡山市曾在《达沃日报》担任副主编的星笃比古。据他讲，他死去的夫人、结婚前姓西冈的繁子认识伊平治。可她对伊平治的评价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说到这里，既然从文献从人们那里得不到证据，只能对《村冈伊平治自传》做批判，确认其内容的真伪。可是连试一下这方法也成问题。这就牵涉我刚才讲的怀疑《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可靠性的第二个理由——伊平治的叙述与客观资料显示的事实往往不符。

　　举几个例子说明，伊平治说他于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随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亚内地旅行。上原后来当上了陆军元帅。伊平治见到那里有许多日本妓女，以此为契机使他产生以后开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那段时间上原在对马海峡出差，与伊平治的书对不上号。

　　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贺次郎像是明治时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头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亩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还在其它方面为日本侨民办事，在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还让妓院妓女捐钱给日本政府，《村冈伊平治自传》也记载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战争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结合日本人会和墓地的事考虑，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贺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帐上了。

　　人们常有对不知自己底细的人美化、夸张过去的心理倾向。这种被美化、夸张的过去也会被作为事实认知。根据心理置换反应，越是现在的境遇大不如从前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时，越容易强烈地加以渲染。从《村冈伊平治自传》后记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长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顺心，由于听从偶尔相识的旅行者的劝告，才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样，自传中的美化与夸张就不奇怪了。

　　也许我过分地拘泥于这本《村冈伊平治自传》了。可是作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权威被人注目的这本书，其内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么我们上边举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么叫人相信？只要这些研究大都依据《村冈伊平治自传》，我就把它们与《村冈伊平治自传》同样对待。

　　当然，上述的几种海外妓女研究不仅报告了历史的事实，还通过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责日本的国家主义。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实的真假、误差的致命影响。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样对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说研究不充分的理由，还有它们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纪实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纪实文章除外。我并不主张女性史只能由女性来写，对此，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希望男性参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为读者积极参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过女性去发掘，就不会搞清楚。

　　明治时代初期到大正时代流落到东南亚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连平假名都写不出，是文盲，当然她们不可能拿笔写出其生活实态，诉说苦恼。即使她们会写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为女性来讲关于卖淫的细节，写出来是有抵触的。坦白卖淫生活对家庭家族都是羞耻的，这就足以作为最大障碍。研究者只能通过残存的妓女的生活与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状态。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她们紧闭的心扉会向站在购买她们的性的男性立场上的男性研究者敞开，还是会向同一性别的女性研究者敞开？谁更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长于调查拐诱妇女的方法与经济组织。但没有人研究她们的性交实态和心理结构，这对妓女研究来讲是极不完全的。

　　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木绵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学》文章。文章讲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应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领域内发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学问。因此，女性进行海外妓女的调研恰好符合这一观点。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从东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从听取她们的自白开始我的工作，别无他法。我虽然是她们的同性，但是只是一个旅行者。对于那些想忘记自己的过去来生活下去的人来讲，她们不可能告诉我她们过去的娼妇生活。这样的话，我只能考虑到有“南洋姐”的乡村或家庭，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哀乐，等待她们打开关闭已久的心扉。

　　可是，虽然我这样考虑，但在她们分布最多的九州的岛原和天草，我一点儿关系门路都没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冈县中间市写《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诗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农民小说家岛一春。能不能托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这些人的关系。访问别人已采访过的老妓不会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记载的“南洋姐”现在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属于老年妓女中比较发迹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记者谁都没造访过、真正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的海外妓女。为此，我不要人介绍，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进入岛原或天草的农村去。于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试探性地到天草下岛旅行。虽然我第一次到天草来，但我意想不到如愿以偿地邂逅了我所想见的老年妓女。这本书，虽称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称不上是游记，但它是我与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记录。我们两人的偶然相遇成为决定的契机。这还得从第一次天草之行谈起。

　　邂逅——第一次天草之旅

　　我第一次到天草旅行，是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八月上旬，仲夏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因为父亲曾是海军军官，因他工作的关系，我生在长崎，幼女时代也在那里度过，可是儿时记忆已模糊了，对我来讲，九州好像是第一次踏上的陌生的土地。

　　虽说我不打算靠任何关系寻找老年妓女，但是一个人到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总还是忐忑不安。我首先造访了住在福冈县中间市的森崎和江女士，当她知道我是第一次去天草观光兼探找老年妓女时，她认为缓解我的过度紧张是顺利采访的关键。她将她的朋友丰原玲子介绍给我。丰原玲子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还画油画，恰好以写生旅行为名与我一起去天草。

　　在森崎家住一夜后，我和丰原从福冈乘上去鹿儿岛的列车向熊本县南端的水俣市出发。昭和四十一年架设天草五桥以后，去天草最方便的路是从熊本市坐车由贯通宇土半岛的汽车道南下。我们没有打算走这条路。因为森崎说过：“如果你们要体会南洋姐们离开天草岛时的苦难心情的话，这次旅行就不要走平坦的陆路，而至少走一次海路，而且，海路的风景颇为壮观。”

　　我们从水俣乘中型的交通船渡海而去，这个季节里每天夜里海面上都要燃不知名的火，所以人们把这海叫做不知火海。在海面行驶两个钟头可以抵达天草岛的南大门——牛深。乘船的人多是天草本地人，他们是一些到水俣去卖鱼贝归来的中老年男女。其中的几个年轻男女包括我们在内从服装表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旅游者。不知是由于天草人的淳朴还是由于旅游的青年人旅途的愉快，船离岸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两类人就开始类似“是从东京来的吗？”“在天草参观什么景点好？”的交谈。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加入了这样不着边际的谈话。其时丰原问那边的老妇人和这边像渔夫的中年男人，“你们认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吗？”可能她想起我此行的目的，想尽量帮我找一个头绪。我曾想过，用这种正攻法去询问是不会查明老年妓女们的所在的，即便查明了也很难问出点什么来。可是丰原问这话时天草人的反应远远超出我的所料。当丰原一说出“南洋姐”，天南地北聊兴大发的人们脸上忽然露出警戒的神色，像石头一样地沉默或者生硬地回答：“我们没听说这种事。”天草生、天草长的这些人绝对不会不知“南洋姐”的。尽管如此，只要一提“南洋姐”他们就使你无法问下去，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天草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对外乡人不讲自己本乡耻辱的共同体自卫意识。我不仅在交通船尝试过，在从牛深刻龟浦的公共汽车中，在龟浦到崎津的轮渡上也做过同样尝试。从同行人的反应都一样的这一点看，天草人身上的“盔甲”只用一般寻常的武器是休想打破的。

　　这样，我早在去天草的渡船上就得知探寻“南洋姐”的难度。午后到达崎津港时，山和海被夏日的阳光照耀，光芒四射，我们的心情像是吞了铅丸一样沉重。可是，如果沉溺于这种气氛中的话，不是白来了吗？这种困难不是早就设想过了吗？这天早上，只喝了一杯咖啡的我，一把丧失气力的原因归结于空腹，于是叫上丰原去吃中饭。

　　虽说崎津港是一个小镇，一条小街走百米就走到了头，根本见不到饭馆。只有一家门帘上染着“冰水”两个字的小店，我们赶快跑了进去。狭窄的店内只有一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先于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对商店的大婶开玩笑似地说：“大婶，有什么吃的没有？肚子饿得快要死了。”那位老太太对我们说：“大姐，要份炒饭吧！吃了炒饭，天黑之前都不会饿。”

　　问了一下店里的大婶，除了冰水外只有炒饭和长崎杂拌，我们听从了老太太的劝告，要了炒饭。然后，我们用好容易习惯看暗处的眼睛打量起坐在桌前的老太太。她已经吃了炒饭，边用牙签剔牙边喝茶。她把花白头发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黑色的脸上爬满皱纹，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和我婆婆比较估算一下年龄，她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个子极矮，约一米三四十公分。身材瘦小，脚、手的腕子瘦骨嶙峋，像鸟爪。套着粗糙的藏青的半旧裙子和洗褪色的衬衣。橡胶草鞋的里村已磨损。她旁边桌上放着一顶旧草帽和手巾。由此看来，她不像是崎津本地人，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来这儿的。

　　老太太看到我们叫炒饭就满意地笑了。接着她摆弄手提袋，从中取出烟袋管，从新生牌香烟盒中拣出一根抽了半截的纸烟填进烟袋锅子里开始抽烟。她心情特好地吐着淡紫色的烟圈，同时伸手从店里三个烟灰缸里一个个地拣起要探皱的烟头儿，抖抖上面的烟灰放进她那新生牌烟盒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后期，由于烟草的极度缺乏，不少人都拣烟头儿，现在已很少看见。但眼前这老婆婆却一心一意地忙着拣烟头。

　　我本能地意识到应该对这位连廉价香烟都买不起的老婆婆道谢，感谢她刚才的好意劝告。我取出强光牌香烟盒凑到她跟前，让她抽一支。一瞬间她露出困惑的表情。丰原在一旁擦了火柴递上催她。她边感谢地说“这么贵的烟，真对不起啦”，边拿了一支点上火抽了起来。从此打开话头。她告诉我们她的唯一快乐是抽烟，一天之中不干活的时候一定在抽烟云云。

　　不会抽烟的丰原对老婆婆手指上烟袋管磨出的趼子感到吃惊。我对老婆婆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感到极大兴趣。老婆婆的发音和语调与天草方言有些不同。

　　无论是哪里的方言，如果幼年、少年时代你不是在那个方言圈里生活过，那么你一定不能百分之百地听懂那里的话。天草土话也如此。天草的年轻人说标准语东京话，而老人全说一口地道的天草话。他们即使慢慢地说，我也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这位老婆婆虽然是天草口音，但她的话却很接近标准语，我基本听得懂。

　　我把自己的这种惊异的想法告诉她，老婆婆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道：“这位大姐，我确实生在天草，可是从小到外国去了，无论和谁说话，没有人听不懂。”听了这一席话更加使我吃惊，手中握的吃炒饭的勺子都几乎要掉到地下。先不说她是一位老人却讲不了地道的天草土话，单说“从小”在外国生活，从她的服装和表情看不像是在欧美生活过，那么这外国又意味着什么？她一定是在比日本文化落后的外国——比如说东南亚生活过，再设想一下也许她就与“南洋姐”有关。

　　根据船上得来的经验，我们绝口不提“南洋姐”这个词儿，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小心翼翼地与老婆婆交谈。其结果，我越发确信这位矮个子服饰简陋的老婆婆就是老年妓女之一，我决心找个理由到她住的村庄去看一看。

　　丰原看出我的心思、说她要先去天主堂写生，并说在已经定好房间的宫野河内的旅馆和我碰头，拿了行李就走了。我把她的行动视为当然，送走了她又与老婆婆东拉西扯地聊天。其间问清了她住的村庄的名字，我告诉她我也要到那里办点事，不久就出冰水屋一起搭伴儿启程了。走在沿着海湾的道路上，凉风迎面吹来，可是拐到田野中的一条小路时偶尔有风吹过，火球似的太阳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没遮没拦的。我和老婆婆满身满脸都是汗。偶尔有小型摩托车扬着白色尘埃通过，却丝毫没有让我们搭乘的意思。

　　这段路程走得很艰苦，但对我来说却很快乐。我是天生的自来熟，只要对方不是顽固的人，我会立刻跟他混熟的。走这一路，我已感到和这位老婆婆好像已经认识好几年似的。老婆婆也不等我问就告诉我她有一个儿子带着家眷住在京都，因此她一个人跟几只猫住在一起。还告诉我刚才她是去朝拜她所信仰的军浦大师，在回来的路上遇到我们的。这条小路边的草丛简直要把这条狭窄的小路遮住，老婆婆不时踩在草上，使青蛙、蝗虫等跳出来，老婆婆像孩子一样地大声叫，还说：“小青蛙别吓唬老太太。”我不想穿得太显眼，一条半旧的喇叭裤、短袖白衬衫、平底鞋就出来旅行了。即便如此，到了天草还是一眼可以认出我是城里人。老婆婆平日里跟城里人几乎没机会接触，所以对我感兴趣，偶尔给我带个路不由得心中很高兴。

　　总而言之，从崎津镇冰水屋出来走三十分钟，我们来到一个有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庄好像粘贴在二百米高的山脚下一样。村中央有一条两米宽的小河流过。住家错落地分布在小河两旁。周围萨摩芋的浓绿的藤蔓茂密地生长着。老婆婆对我说：“我家破破烂烂的，顺便进屋坐坐吧。”我当然认为是天赐良机就跟她去了。越走越觉得异常，因为她家在村子的最里边，我们必须穿过整个村庄。在刺眼的阳光下见不到一个人影，整个村庄好像在沉睡，好像我来到一个无人的村庄一样。这种感觉在我到她家之际达到顶峰。

　　虽说事先她告诉过我她的家很破烂，但我简直不相信这是能住人的家。房子在崖下，像是从山里剔出来似的。黑黑的柱子虽然直直地耸立着，但草屋的顶却是几十年也没换过草，芭茅草的屋顶像堆肥块一样，南侧长满了菊科的草、蒲公英，北侧长满了羊齿类草。我觉得这房子像传说中鬼婆住的陋室一样。

　　老太太边叫着“咪咪”、“小球儿”等猫的名字，一溜小跑进了屋。她也招呼我进了屋，屋里的景象更加荒凉。两铺席大的起居间是泥土地面，农舍像玩具一样小，从低矮的天井下垂的煤烟竟有一米长。墙壁处处崩落。隔扇和拉门大体只剩下骨架。起居间的草席几乎完全腐烂了。我被让进了铺草席的里间，脚陷了下去像是踩进烂泥塘。我只好听天由命地坐下去。突然，好几条蜈蚣爬上了膝盖，我厌恶地定睛一看，这草垫已变成蜈蚣的巢穴了。

　　我想镇定一下情绪，取出从崎津镇冰水屋买来的两瓶汽水，用从冰水屋借来的起子开了瓶盖，倒进老太太拿出来的杯子里。正在这时候，忽然来了两个女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年人。进了村连一个人影都未见到的我，感到她们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似的。

　　先来的是年近五十、肥胖的农妇，她拿着一只盛满沙丁鱼的篮子和一只空篮子进来了。她一屁股坐在门框上，一声不吭地开始除去准备做鱼干的沙丁鱼的头和内脏。这表明她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老太太察觉了，又拿一只杯子，我又往杯子里倒汽水，还没倒完就听见有人叫道：“阿崎婆在家吗？”第二个女人进屋了。她皮肤白皙，满脸皱纹，头发莫名其妙地染成了带茶色的金黄颜色，虽然细眼是睁着的，但焦距对不准，可能是盲人吧。

　　我最终也给这位异样的老女人倒了汽水。喝完了杯子里不多的汽水，两个女人用天草方言喋喋不休地说起话来。按金发女的叫法，与我同行的老太太的名字是阿崎婆，她们问阿崎婆我到底是她什么人。我踌躇着，不知该怎么回答。阿崎婆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忽然大声说道：“她就是我儿子勇治的媳妇儿呀！”

　　由于这突如其来的话语，我惊呆了，好半天无话可说，阿崎婆接着毅然决然地说：“她和我们一样，不会写字，连信都不来一封就冷不防来了，吓我一跳，两个孩子放在那么远的地方。可是，她今晚不住这儿，要赶回去的。”对阿崎婆的这番话我暗自佩服，一来让那两位判断能力极高的女人心说诚服，二来她认为我绝不会久留，给我的告辞找到了正当的理由。我陷入了不得不寒暄的窘境，只能狼狈不堪地说：“妈妈总受你们的关照，太对不起了……”打这时起我不得不以她儿媳的身份说话行事，尽管我从未见过她儿子，甚至不知她儿子名字的汉字写法。

　　两个女人其后又说了些闲话，满足了对我的好奇心，用我听不懂的天草方言高声地说着些什么扬长而去。因为大热天长途跋涉，又因遇到意想不到的窘境后紧张的心情有所放松，我感到极度疲劳。阿崎婆明白我的心思，劝我说：“累了躺一躺最好，快躺下休息一会儿，不要动。”她不仅口头上劝我，在我犹豫的当儿，她说：“我也累了，一块儿躺下吧！”就在铺席当中躺倒，枕着胳膊来催促我。

　　虽说我有过贫穷生活的经验，但是见到足可以充当蜈蚣巢穴的草席还是第一次。躺在这种草席上睡觉说实话我是不情愿的。可是我太疲劳了，我内心痛骂自己，“有志搞底层女性史研究的人怎会受不了这种旧草席呢。”我挨着阿崎婆躺了下去。阿崎婆摇动她家唯一的团扇给我扇风，可能因为我闭着眼，她没有勉强我跟她说话。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便会睡着了，可是为了与阿崎婆更加亲近，我可千万不能睡着呀，我不由得回味起方才的事。

　　为了使曾经是妓女的阿崎婆开口说话，与她搞好关系是绝对必要的。暑热的天气与她一起走回家是一个好的开头。即便如此，刚才阿崎婆的一席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心里打算跟她亲近，但口头上并没有一丝表示。对她来说我不过是一个办事不得体的路人。对那两位喜好查问别人的来访者，阿崎婆为什么说我是她儿媳呢？完全可以如实介绍说这个女人是在崎津的冰水屋遇见的，顺路一起来的，到咱村有点事，何必把我当她儿媳介绍。这对于我这个外人倒没什么损失，可她还要长期在村里住下去，难道不害怕谎言被戳穿吗？

　　从阿崎婆住的破房子看，在这个穷村里她像是最穷的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无财产是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穷人往往被别人轻视和污辱。因此看来，阿崎婆在村人眼里是无足轻重的。虽说她有个独子在京都工作，可已有好几年不回家了，儿媳也不曾照面。这肯定使阿崎婆好没面子。

　　从她这样的身世看，儿媳来看她无疑使她脸上增光，所以阿崎婆才转瞬之间把我说成她的儿媳。

　　当我想到走田间小路时，阿崎婆对跳起来的蝗虫青蛙显示的孩子气的欢乐表情，我便推翻了前一种想法。被唯一的亲人独生儿子抛弃的阿崎婆有个愿望，听说儿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她从心底里想见见儿媳，哪怕只见一面也成。这回跟我一路回村说说笑笑之间，她不由得想象着自己的儿媳，如果是这样的女人该多好啊。由于有这种想法，在收拾沙丁鱼的女人和金发盲女问起的时候，她才脱口而出说我是她的儿媳。

　　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后，强烈的南国夏日的太阳已下西山，周围天色渐渐昏暗起来。

　　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外出旅行本无固定目标，只为的是寻找老年妓女。像是命运安排好似的，踏上天草的土地之日就遇上了阿崎婆。我甚至想，如果不央求她在这里住下，就会违背天意。这样住下去，也有一个绝好的条件，阿崎婆向别人说我是她儿媳，我呆在村里也有正当理由了。可我想不能操之过急，何况在津崎分手的丰原女士还在宫野河内的旅馆里为我担心，我决定辞别，离开阿崎婆的家。

　　阿崎婆边说“咱家也没什么好吃的”，边端出蒸的白薯条让我吃。没有茶，给我倒了杯白开水。我感激地吃了之后，就讲了些告辞的话。她忽然间改变了坐姿，两手扶席低下头，用稍稍不同的语调说：“村里我的亲戚们都嫌我这屋脏，坐坐门坎还成，一般不进屋。太太您是城里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缘分，您不但进屋还在我的蹋蹋咪上睡了午觉，我儿子勇治回家也就住上一晚，儿媳连封信都不来。”

　　我吃了一惊，连忙正坐之后道谢说：“老奶奶，正相反，该道谢的应该是我。”她依然正襟危坐，接着说：“您以后再来天草一定要来我家，别嫌我家埋汰，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您啊！”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刚才半睡半醒时对她的疑虑冰释了。阿崎婆不是有意地欺骗她的邻居。我虽然感到害怕，但我是第一个坐到她的草席上的人。这蜈蚣出没的草席，谁都会感到恐怖，不肯落座的。阿崎婆一定想，要是儿媳来家也能这样该多好！出于这种心理，自然就回答说我是她儿媳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仅仅相处几小时，她没必要跟我客气，更没有什么理由说至死不忘记我。

　　如果我走着去崎津的话就要走夜路了，我在村里的杂货店打电话预约出租车，直奔宫野河内的旅馆。按约定好的那样，我与丰原女士见了面，度过了到天草后的第一夜。可是我的心却安静不下来。第二天早上我兴奋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买了三条干竹荚鱼做礼物，再一次访问阿崎婆。

　　到阿崎婆家时她正大声地与猫说话，她发现了默默地站在入口处的我只说了一句“哎呀”，和昨天一样招呼我进了屋。我预想她一定会问我为什么又来了，还准备了一套说辞，可她根本没问类似的问题。

　　那天，我在阿崎婆家里呆了将近半日，从交谈中我得知她过去确实是一名妓女，曾被卖到婆罗洲。我认为再三追问一定只会引起她的警戒心，虽然有依恋之情，还是毅然离开了村庄。第二天与丰原女士一起游了天草两三处景点，就踏上了返回东京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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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徨——为第二次去天草

　　回到东京后，我考虑第二次去天草岛旅行——住进还活着的老年妓女的家，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旅行。由于愿望强烈，短短的夏夜常常一夜无眠。

　　可是，虽然我的心飞向天草，我也担心事实上我所希望的采访能否实现。上次试探性的旅行的结果。有了阿崎婆这具体的目标，这次旅行新出现的几个悬念又像黑云一般涌来。

　　首先我担心的是旅费的支出和家务、孩子的问题。我家经济水平中等，钱刚够花的，没有余钱请保姆。如果我去旅行，一时还不知归期，不仅要从日常开支中拿出相当数量的钱用做旅费，家务、孩子的负担还全都落在丈夫身上。我丈夫是研究儿童文化的，他主张解放儿童也要解放妇女，对我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采取理解的态度，毫无偏见地替我分担了一部分家务与育儿的责任。所以，丈夫赞成我住进天草村里去。我并不认为把家务、孩子交给丈夫有什么不好，可是如果采访失败，旅费浪费了，我的内心将会多么不安呐。

　　我那上小学三年级的独生女儿美美也让我担心。妈妈长期不在家，她的心情会怎样呢？我经常因为工作出差旅行。丈夫告诉我，如果我出差时间在五天之内的话，她还能保持平静。过一周时，她的精神会处于不安定状态。而这次旅行两周之内能不能回来，会不会拖到三周以上或更长的时间，尚不得而知。

　　有一天，我对女儿讲我要去天草旅行，这次旅行比以往任何一次的时间都要长，并把缘由掰开揉碎地讲给她听，尽量避免讲抽象的道理。女儿沉默了一会儿，由于太认真了，表情有些僵硬。她回答我说：“妈妈，你去也可以，我和爸爸在家……”

　　女儿只有八岁，我告诉她“曾经当过妓女的可怜的老奶奶”的事，不知她做何理解，另外“听老奶奶讲过去的事情对妈妈来讲是一种学习”这句话她能理解得了吗？可是她尽力听我的话，接孩子的方式谅解了我，下决心与父亲一起忍受漫长乏味的孤寂生活来支持我。

　　虽然旅费和家务的矛盾解决了，更加使我不安的是，我的身心能不能受得了阿崎婆家的生活。上次通过两个半天短暂的访问，阿崎婆家的贫困已一目了然。首先要看我的意志是否坚定，这只要我下定决心就行。问题还在阿崎婆方面。

　　上次告别的时候，阿崎婆说过：“有事再来天草的时候，别嫌我家埋汰，一定要来坐坐。”归根结底我不过是一个过路人，应该找什么理由再度访问阿崎婆呢？即使找到适当的再访理由，她真能容得下不知底细的生人跟她一起生活吗？

　　即便阿崎婆能容得下我，众多的村民——在村庄生活中掌握生杀大权的村落共同体能认可吗？

　　不论如何，天草是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前近代的共同体社会的残余还很严重，与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大不相同。这种地方常常有很强的共同防卫意识，对外来的人毫不留情面，村里人估计很难接纳我。不仅如此，对天草人来讲，“南洋姐”是不能谈论的话题，在去天草的渡船上我已领教过。这是他们这个地方的耻辱，所以，他们如果知道我的真实目的是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话，村里人肯定会制裁我的——我甚至胡乱想到这一层。

　　虽然有种种顾虑，但我最终还是在上次旅行的两个月之后。在秋色方阑之际出发了。像乌云一样布满心中的疑虑并没有解决，但它们不能阻挡我去天草，到阿崎婆身边去。

　　傍晚，丈夫带着女儿走出大门送我，我对女儿说：“妈妈想美美就看放在这里的美美的照片，美美想妈妈也拿出照片看看吧！”我边说边拍了拍挂肩式皮包，那里边放着美美的照片。女儿点点头，说：“妈妈你去吧。”我告别亲人上了路。我的行李是一只小小的挎肩式皮包和一只装着内衣的手提旅行包，身上穿的是旧的女式西裤和向丈夫借来的化纤衬衫。丈夫开玩笑地说：“人家以为你是离家出走的老太太呢！”别人可能确实是这么看的。事后想来，这身打扮确实起到使天草人放心的作用。

　　我到达九州。这次从天草五桥直接乘公共汽车到达天草，下午三点就到了上次遇见阿崎婆的有冰水屋的小镇——崎津镇。虽说我决心已下，但不由得心里发虚，不敢马上进阿崎婆居住的村庄，为了镇静下来，我访问了上次旅行中丰原女士参观过而我未曾参观的天主堂，遇见了一心祈祷的老农妇。这一幕我在序章中已详细记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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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住——在阿崎婆家

　　在崎津的天主堂见到祈祷的老农妇更加坚定了我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决心。在夕阳下山之际，我来到崎津镇唯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雇了辆出租车去阿崎婆的村子。民俗学研究领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民俗学研究者必须步行进村。我不是不知道这事情。我害怕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走小路被村人见怪。

　　在村里杂货铺前我下了车，天已全黑了，待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我过了架在河上的小木桥，登上通向北方的平缓的山路。右手不远的地方有几户人家，草屋顶下纸拉门处电灯闪烁发光。我要去的阿崎婆家的破门前，只有微弱的光，像古老传说中狐狸的家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阿崎婆付不起电灯的安装费。电灯公司给安不起电灯的人家免费安一只三十瓦的灯。所以与别人家比，她家光线分外昏暗。

　　站在她家门前，看见破窗户纸上有无数人影晃动，当我判断这些人影是一个人时，我一下用劲拉开重重的拉门，飞也似地进了屋，好像外边有人追一样赶紧关上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可能陷入一种轻度的心理异常状态。我想应该说几句寒暄话，而从我嘴里意想不到的叫出来的竟是“妈妈”，这是上次访问时在两个同村人面前不得不叫的称呼。

　　阿崎婆好像正要站起来干什么事，口里发出像是噢又像是喝的声音，她把手里的猫放到地上死盯着呆立着的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崎婆对我说：“大黑天的，你真找着我家了，快上蹋蹋咪，快进来。”我边说，“真想见见您，所以又来打扰了。”边上了蹋蹋咪。

　　可能人们不会相信，我与阿崎婆第二次见面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她问我吃晚饭没有，我说吃了。她与上次一样给我倒了白开水，用亲切的目光打量了我，问我这两个月生没生病，还说我比以前胖了些，其余的什么也没问我。按常理她该问我为什么这时候来她家，来干什么，更应该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她一概不问。我受她这种态度影响，关于自己的事一句也没有提。谈了一阵话，阿崎婆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累了，早些休息吧！”从里边的壁柜里拿出被子。我本想如果没有被子的话，明天去崎津镇或本渡镇去买，有被子给我用实在太值得庆幸了。

　　解开旧的雨斗篷，阿崎婆打开的是手织的黑条纹棉布褥了和廉价的红被子，看来被褥本来就没有被套和褥套。

　　我想帮她铺床，阿崎婆制止我，让我等一会儿，用鸡爪子一样的手拼命拍打褥子，拍打得很用力，不像是掸掉灰尘。可能我露出了诧异的神色，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用婆罗洲的木棉做的芯。木棉与日本的棉花不一样，必须这样使劲拍打。”约莫拍打了十分钟之后才给我铺上。

　　那天夜里我虽然身体很疲劳，但是几乎一夜未眠。我睡在那条装着婆罗洲棉的褥子上面很不好受，因长期没人用，褥子潮气很重，人好像泡在冷水里一样。但我睡不着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阿崎婆刚才拍打褥子时的一席话刺激了我，虽然疲劳得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

　　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从外国带来的，这样想来是她在当妓女的时代常用的吧！在美丽的南国之夜，各种肤色的外国男人轮番来到她这里，出钱玩弄她的肉体，铺垫的就是这条褥子吧。所以这条褥子给人冷冷的感触。那准是饱蘸了阿崎婆的泪水。这些泪水是背着别人流下的，为的是悲叹自己向几千名异国男人出卖娇小身躯的无奈。不，不仅是阿崎婆一个人，像她一样的成千上万流落海外以卖淫维持生活的日本女性的泪都洒在这褥子上。

　　后来，阿崎婆告诉我这条褥子的确是她当妓女时常用的。她被卖到东南亚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改嫁了。母亲为了让她穿上一件新衣服，到村里各户人家去借棉线，熬夜纺成条纹布，连裁带缝赶做了一件新衣服。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家里做的衣服。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被卖出岛去的。到了婆罗洲妓院后，老板骂道：“穿这么素的衣裳怎么接客。”可她不想把离别时母亲亲了缝制的衣裳收起来，就把它改成一条褥子，里边装上婆罗洲的木棉，这就是我身下这条纹褥子的来历。

　　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的三周一直睡在这条褥子上。说实话，我时刻担心这褥子上还会不会残留梅毒、淋菌。但是，我能躺在作为阿崎婆妓女时代的见证物的这条褥子上，对于要亲手书写她们隐匿历史的我，是最有意义的体验，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鸡鸣声此起彼伏，差点儿让一直当做枕头的座椅靠垫从我的头下边滑走。我一睁眼，天已大亮了。阿崎婆拉着我到附近人家去串门。昨夜睡觉前我告诉她，我买了三四袋小包装肉包子，她说：“那么，明天去村里的我的亲戚家串串门。”

　　首先去串的一家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从门前小路向小河的方向走，半路上就可以见到它。阿崎婆告诉我这里边住着什么人：“夏天你来时，你见过户主。头发染成金色，眼睛看不见，那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媳妇。”然后又串了一下她嫂子家西边的两户人家，这两家是金发盲眼人的儿子——阿崎婆的外甥们住的。

　　姑且不论上次见过的嫂子，我想这次阿崎婆对外甥一定也会像上次一样介绍说我是他的儿子勇治的媳妇吧。可她只回头看看我说一句“这位太太要在我家住几天”。我正要装阿崎婆的儿媳妇，阿崎婆的话把我的锐气都挫掉了。我没办法，只好说一句，“请多关照吧！”把那包子拿出来。孩子们向点心包扑过去，咬着包子，这情景我在东京从未见过。

　　说起来，访问这几家等于是这个村子接纳我的仪式，它宣布我要在阿崎婆家呆上一阵子。村里也正式接纳了我。在这个仪式勉勉强强地结束之时，我与阿崎婆的共同生活便开始了。

　　实地体验一下，阿崎婆的生活比我以往所见所闻要贫穷得多。后来我才听说，阿崎婆的生活费由京都的儿子寄来，每月才四千元，除了这经常迟误的赡养费外，没有其他收入。日本《生活保护法》经常被人们批评为弃民政策，连这政策都规定农村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九千五百八十七日元，而阿崎婆衣食住一切只有四千日元，连《生活保护法》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她还要拿这钱养活九只被抛弃的濒临死亡的猫。她常说：“它们也有生命的，多可怜啊！”

　　按衣食住的顺序描写一下她的生活，先谈谈她的衣着。阿崎婆只有几件衣服。在崎津镇冰水屋遇见她时她穿的是出门的衣服——褪了色的粗糙的蓝裙子和洗掉色的波纹绉的衬衫。那天是她每月一次拜她所信的军浦大师的日子，所以她才穿的，平常家居的服装是条灰色的旧棉布裙子和一件短袖的单薄的人造棉衬衫。人造棉是二战期间生产的纺织品，波纹织物是战后不久流行的。只有村里人办丧事的时候，阿崎婆才会从旧五斗柜中取出一件铭仙丝织物的和服来穿。这是特殊又特殊的，是不知何时从别人家分赠来的遗物。

　　鞋呢，除了她经常穿的里子磨损厉害的橡胶草鞋外，只有一双木展。木展带子十分破旧，木纹也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双木展平常总收起来，我与她同住的期间，她只有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才穿。从这点看来，这是她做客时的鞋。夜里的被褥有一条婆罗洲棉的棉被，没有枕头，也没有睡衣，她每天晚上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

　　我和她只是短期共同生活，所以除了床上用品与我直接有关外，我对于她的服装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是，关于她维持生命的饮食，问题要深刻得多。

　　首先，别人家有厨房，阿崎婆没有，找遍全家既没有井，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下水道，屋里有一个她用粘土捏成的炉灶，上边放一个熏黑的水壶。侧面有一只装过橘子的包装箱，上面只放一只铁锅。在旁边放着一只漏水的脸盆，里边放着五、六只碗，这就是她全部的厨房用具。既没有汤碗，也没有盘子。饭菜全盛到饭碗里吃。

　　做饭不可缺少的水怎么解决呢？房门人口的房檐底下，放着一只一米高的水缸。水是从二、三十米远处小松树底下的井里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打来的。

　　那口井几十年前可能是一眼井，而今只不过是路当中的一个直径八十厘米的大洞，当然没有井盖，连井边石头围子都没有。往里一瞧只见有少量积水，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上的粗麻绳吊下去汲水，打上来的水总漂浮着树叶和小虫。她把水放进水缸里慢慢使用。阿崎婆告诉我，这个水缸是两年前她妹妹一家举家离村去名古屋时给的，在这之前的长时间内，需要水的时候才到井边去打。

　　在这个不能称做厨房的厨房里，阿崎婆做些什么吃呢？我住进去的第二天早晨，阿崎婆给我做的是一半米与一半棵麦混合起来的饭。在我住在村里的那段时间，再没有比这次用米多的时候了。阿崎婆后来告诉我，那也是她为欢迎我做的最高级的饭。平常她吃的是放很多棵麦的饭。米麦各一半的时候，由于米是劣质红米，温热的时候还可以，一冷就干巴巴的难以下咽。如想热一热又没有蒸笼，拾来的柴和枯叶还要节约使用，所以她总用大锅一次做好，为此我们只好使劲吃又硬又冷的饭。想就点菜吃，也只有盐或菜油煮的土豆泥，既没有大酱汤也没有咸菜。她一周以十日元从卖鱼的货郎担那里一次性购买不大新鲜的三条小竹荚鱼，把它与土豆泥一起煮来吃是唯一的好菜。这三条十日元的小鱼据阿崎婆说也是为猫买的。邻居家时常做面条，煎炸些好吃的，阿崎婆家根本不可能做。从早到晚，每顿饭都得吃干巴巴的裸麦饭和盐煮土豆泥。

　　与东京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比较，饭食如此简陋，其原因确因她每月只有四千日元生活费，是低收入者。此外与阿崎婆不会做饭也有关系。村里到处可以采到可食用的野菜，如果会做的话，饭菜的花样会更多一些。但在少女时代本应学习烹调。缝纫的时光，阿崎婆在海外当妓女，所以根本不懂怎样做饭。

　　不仅阿崎婆一个人这样，其后根据我的观察，过去曾在海外当妓女的女性大抵如此。会不会做饭是当主妇的重要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当主妇的资格就这样被剥夺了。

　　最后再谈一下她的住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没有厕所与澡房。

　　澡盆很贵，她可能买不起，阿崎婆习惯到不远的外甥家去洗澡。有几次她也带我去洗。她外甥家的澡盆是一个大铁桶，下边垫几块瓦，用火烧，十分简陋。洗澡间既无电灯又无蜡烛，只有一点点月光照进来。我第一次来这里洗澡的那天肩部有热烘烘的东西触我，我不由得绷紧身体定睛一看，在我的鼻尖处有一只大而黑的牛眼——阿崎婆外甥家的澡房设在牛棚的一角。

　　人不必每天洗澡，所以借外甥家的澡房倒也算了，而没有厕所对我来说可是大事。原先的房主像是建有厕所。在房子的东北角勉勉强强盖起来现已半塌的储藏室里，就有过去厕所的痕迹。起初我就想在那儿上厕所来着。可是阿崎婆制止我说：“那厕所别用了，板子都腐朽了，有可能掉进茅坑里去的。”我用眼神问她那应该去哪儿呢？她指着悬崖下边的空地说：“在那边，我也在那里解手，谁都看不见。”

　　如果还坚持到老厕所去，掉在腐烂淤塞的化粪池里我也经受不起，只好听阿崎婆的话，小便时空着手，大便时带着铁锹到崖下去，找地面较软好挖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大便完了用土埋上。我总担心会不会被在梯田耕作的村民看见，更叫人受不了的是，总有一些牛虻和苍蝇成群地飞来不择地方地乱叮裸露出的皮肤。

　　就我所知，阿崎婆的生活是我所见过的最贫穷的生活。所以对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惯了的我来说，与她的共同生活实在是很苦，像死一般难耐。我曾有几次，不，几十次地为缓解自己的痛苦想掏出钱来买白米、买肉、买鱼，想购些木材来请人修一个简单的厕所。这些事用我带来的钱都能做得到，也是与她共同生活的我应做的事。

　　可每逢手触到钱包时，我都责备自己，你打算与阿崎婆同吃同住，才来天草访问的。如果你不能每天三顿吃麦饭。坐在腐烂的成了蜈蚣窝的蹋蹋咪上、睡在几千个异国男人躺过的婆罗洲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话，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场的人吗？能把她海外妓女的真实生活告诉你吗？现在的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阿崎婆的好意，与她一起过贫穷生活不是应该的吗？

　　我在三周的共同生活中不仅没有用金钱帮助阿崎婆，而且过着她平时过的普通的生活。成天到晚地吃拌着一点儿红米饭的麦饭加上盐煮土豆泥，对我来说像在地狱一样苦不堪言。不吃的话我就听不到这个人掏心窝的话，如果吃了就是得到了通往她心灵的通行证。这样一想我数着饭粒也吃下去了。

　　就这样过了十天左右，我开始很随意地问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当夜晚铺婆罗洲棉褥子的时候，我从婆罗棉的话头转到她几岁去的婆罗洲，那时候婆罗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上。可是阿崎婆没给我正面的回答。她说：“去婆罗洲的时候我还小。”究竟为什么被卖到婆罗洲的，走的哪条路线，怎么去的，当时她是什么心情，全闭口不谈。

　　我并没有打算写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访谈录。正因为如此，我才考虑住进天草岛的。可是过了一周、十天还没有成果，我可真有点着急了。

　　可是，那以后不久阿崎婆却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我认为是村民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村民们公开的疑念当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她独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没到天草的婆婆家来过，连阿崎婆也只见过照片，应该谁也没见过她。但是金发盲女的大儿媳好像说了这样的话：“我去京都时到勇治家吃了顿晚饭，他妻子比那个女人矮，比她胖。”这金发女人的儿媳妇还为我着想，毕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话她只说过一两次，而金发盲女是大闲人，她逢人便讲，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鱼贩子给猫送竹荚鱼时，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我住在东京，对东京街道很熟悉。这件事传来传去，使村民们更加怀疑了。

　　于是以金发盲女——阿崎婆的嫂子为首，全村人都对住在阿崎婆家的我产生了疑问。考查的结果是“那个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罗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别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许是搞风俗行业的，有什么大难到这儿躲难来啦。”

　　实际上正如后文将介绍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时不得已生下孩子来当私生子养着，这种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两个私生子也并不奇怪，其中一个仰慕生母来访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当妓女时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远的来访问她。与这两种推断比较，风俗女来躲祸的说法有些牵强。可是村里人只考虑长期住进曾经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谓正经的女人，而且我的脸上残留着十几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几道疤痕。这也成为一种根据，村里人依它推断我是风俗女。

　　村里人断定我是以上三种人之一后，忽然对我难以想象地亲热起来。这种亲切是来自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是不幸的可怜的女人，尽量可怜我。他们想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风俗女，反正比正经人低一等。

　　而且，这些闲言碎语也微妙地影响了阿崎婆，她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她依然不问我是什么人。夜里躺在床上听秋虫鸣叫睡不着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聊几句。比如：“告诉你，男人啊可坏啦。多好的男人也不要对他认真。你要真正认起真来就要误自己啊。”她的口气是把我看成和她同样立场的人，作为长辈的她要把生活经验告诉我。

　　我用一种痛苦的心情听着，这些是她几十年海外妓女生活留下的人生智慧的总结。

　　我们彼此没有什么隔阂之后，我问阿崎婆她在婆罗洲的生活，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点儿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我。客人是哪国的最多，一晚上接多少客，收客人多少钱，对卖淫这行当有什么感觉，她是怎样进人皮肉生涯的等等。

　　我了解这些也不是一口气问个没完，而是作为共同生活者能了解多少是多少。因为是偶尔兴之所至的谈话，不免有些零碎。刚说婆罗洲山打根的事，一会儿又谈到阿崎婆小时候在天草的事儿，接着又回到妓院的事。

　　我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记录。用录音机当然是不行的，甚至不能在现场做笔记采访。我每晚听阿崎婆讲她自己的故事，然后又反复回味，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脑子里。第二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便拼命地写在信纸上，然后投入村里的邮筒里。我反复地重复上述的过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村民们无论在任何场合翻动我的东西都发现不了什么秘密，当然阿崎婆是文盲，我从不担心她会如何；二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采访素材都安全地在东京我丈夫手头保管。

　　这样的采访生活大约过了三周，我好容易对她的历史和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下一章记叙的是我从她那里听来的简略的生平。当然，这是断断续续听来的，采访过程本身就已经加上我主观的解释。我的采访谈不上能完全代替她，只以她的口气叙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只好隔靴搔痒，借阿崎婆的第一人称叙述来谈她的一生吧。

　　此外，阿崎婆是文盲，也认不得片假名和数字，所以从她那里听来的人名、地名只用其音，不知汉字适用哪个。我回到东京后让有关单位寄来了她谈过的人的户口复印件及有关文件，尽量复原了这些人名地名的汉字。但也有限，所以不能复原的就以片假名代替了。这一点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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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崎——一个海外日本妓女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我是明治哪年生的。生日是一月二十九日，这倒很清楚。今年七十二岁了。那年我独生儿子勇治娶媳妇我从村里拿出户口看，说是明治四十年生的。可是，那一准儿是错的。我爹娘是不爱去村公所的，所以我生下来也没给我报户口，直到我十岁要到外国去了，我妈才到村公所给我报了一个户口①。所以我真实的年龄与村公所户口整整差了十岁。为了这个原因，附近与我同年的人都从政府领到养老金，而我连一个钱也没拿过。

　　①根据户口抄写件，山川崎作为山川万藏、山川里的一二女儿于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熊本县天草郡XX村大字XX一千六百二抬番地。兄矢须吉于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昭和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死亡。姐姐吉于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出生。

　　我父亲叫山川万藏，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个村子里种地。我家过去也有过一些地。我四岁的时候，我父亲病死了。他长的什么样，是什么脾气秉性我不知道。哥哥矢须吉比我大四岁，要活着的话，就会告诉你，父亲死时他已经八岁了，他准还记得。父亲已经死好多年了，他特别喜欢赌博，田地都输光了。夫妇两人到富人家去打短工。

　　我母亲叫阿里，是同村川岛家嫁过来的。脾气不好——我这样说我亲生母亲坏话，虽然不好，但这是实话，只好让她多加包涵了。

　　那时有地都难生活，更何况夫妇两人靠打短工，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一定很紧张吧。再加上三个孩子，哥哥矢须吉、姐姐阿吉和我负担更重。爸爸活着的话，日子还好过一点，可他得病死了，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过去住的大房子也卖了。房子卖了没地方住，妈妈的哥哥对我们很好，在卖掉的房子边上盖一间小屋叫我们一家人住进去。只能铺四个铺席的房子实在太小了。我四、五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到这样小的房子来，常哭闹。我说：“妈妈，阿崎我要回到大房子那儿去。”大家对我没办法。

　　后来呢，我妈打零工更加努力了，刚十岁的哥哥到附近农民家当小长工，说是为了少一个人吃饭。即便如此，我们家的生活也没能改善。早上起来，光喝凉水到中午，日落天黑连个白薯秧也吃不到。大人也一样。你想想，食欲那么旺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吃不上东西该多可怜啊！

　　过了几年，母亲要再婚了。我父亲的二哥德松伯父的老伴死了，续弦娶弟媳妇也顺理成章。德松伯父那时候多少岁我不知道，他和他老婆生了六个孩子。他的大女儿比我母亲只小三岁。这个大女儿在我母亲再婚的时候已经不在家了。她去爪哇后干的是和我后来一样的行当。不知什么原因，她成了聋子，回到日本，在我母亲嫁过去十年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啊。

　　我母亲嫁到德松伯父那里去的时候我才几岁。因为德松伯父那里有好几个小不点儿的孩子，没人给做饭。我们家又穷得连白薯都吃不上，所以两家合起来过会好点，就这样我母亲就再婚了。准确点说，德松伯父娶我妈的条件是：答应照顾我们这三个孤儿。

　　妈妈对我们讲这件事时我认为很自然，所以也没赞成也没反对。矢须吉哥哥强烈反对来着，我也忘了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的原因。这一晃已经六十年了。哥哥信佛，可能说过再婚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嫁到德松伯父家去了①。我们三个孩子没跟过去，决心在原先的小屋子里一起过。我还记得我们双眼满含眼泪叹息道，抛弃我们嫁到别人家的妈妈不是我们的妈妈。

　　①据户籍抄本，山川崎之母山川里明治六年三月六日出生，大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六百五十七号户主平民山川德松再婚。

　　那时哥哥已经不当小长工了，他到附近三菱煤矿当矿工了。母亲再婚后，他辞职不干矿工，呆在家乡。哥哥在附近租了块地种点麦子和白薯。姐姐和我都使劲帮他，生活也没变好。我从七岁起给正田家看小孩。整天背着一个叫喜则的小男孩。我的个头比常人小，所以用兜兜背在我背上的孩子的脚几乎和我的一般长。那家管我午饭和晚饭，一年的佣金是四日元。

　　我必须那样干活儿，所以我一天也没上过学。哥哥、姐姐和我都没上过学。当然那时不上学的不仅是我们一家。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时村里不上学的孩子多得很，一点儿也不奇怪。只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也不识。你们年轻人多好啊，说真格的，书本、报纸都能读懂，往哪儿写信都成。我是一个睁眼瞎。到外国去的时候自己亲自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信都不成。往家寄钱的时候也得请别人代笔，来了信还得让别人给念。你是不知道，真别扭呀。

　　我的话头扯得太远了。兄妹三人起早贪黑地干，毕竟孩子比不上大人，到了冬天，盛粮食的柜子，放白薯的桶都空了，连麦粥都喝不上，只是喝些白薯糊糊，和原先住的大房子比，后来住的小屋连蹋踢咪都没有了，从山上拣来枯枝烧烧，兄妹三人饿着肚子坐在铺着板子的房间，脑子里想的全是吃的。我们恨自己的母亲，认为她不再是我们的母亲了。但是在这样的夜晚我还是挺想我母亲的。可是若我把这告诉我哥，他会生我的气，所以我只好紧闭嘴唇忍住不说。

　　嫁到德松伯父家的母亲不常来看我们，虽然不是一个自然村的，但还是同一个行政村，若她常来看看我们该多好啊！她不来不是不疼爱我们，实在是怕德松伯父和他的孩子们不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盖房的舅舅和妈妈的另一个姐姐——没孩子的姨母常来看我们。他们问我们身体好不好，吃得上饭吃不上。她做了年糕放在盆子里给端来。白薯收获后。他们也拿些来给我们吃，常鼓励我们说：“兄妹三人要团结，有困难的话不要顾虑，来找我们商量。”

　　这时，姐姐阿吉已经有十、十一岁光景，到同一个自然村的正因家当女佣人。正因家并不富裕，之所以用阿吉当女佣人是另有打算。

　　正田东一的姐姐叫阿德，村里人管她叫德女，她在缅甸仰光开妓院。阿吉姐姐被他们盯上了是因为东一要往阿德开的妓院送女孩子做妓女。不久，阿吉就被正田东一带到缅甸的妓院当了妓女。离我家不远在坡上住的正因洋子在仰光与正田东一结成了夫妇。

　　正田东一可厉害啦，阿德开妓院挣的钱全叫他给骗了。姐弟俩一块儿回日本后阿德精神失常满村乱跑，胡言乱语。东一把他姐姐关在小黑屋里，也不怎么给吃的，见死不救。现在东一已经死了。洋子身体挺好的，开个小杂货铺，你前几天买肥皂就是从她的小店里买的。可是，关于她去过外国的事一直严格地保着密。

　　你问我姐姐后来怎么了①？阿吉姐姐先去的是仰光，后来又去过新加坡和爪哇的妓院。昭和元年回到天草，在南洋与京都出身的海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病死了，她带着骨灰回来的。自那以后就不去南洋了，与洋子的哥哥正日开吉结了婚。我姐姐去年春天死了。死的时候都快七十五了。这次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没有什么地方的姑娘再去南洋了。我小的时候，无论哪家都有女儿去。和我同时去外国的，光这个行政村子里就有二十人以上。

　　①据户籍抄件，山川吉大正三年五月一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六百九十四号田中光吉的二儿子大三郎结婚。大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与大三郎协议离婚，昭和十一年三月七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千百二十五号正日开吉结婚。

　　到国外去当妓女的人，会遇上各种倒霉事。许多人都杳无音信了。我只知道一两个人的近况。下边河对岸的正因萨娜住着大宅院，有冰箱和外国家具（椅子）。萨娜曾嫁给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生过一个女孩，不知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由一个老板带着去金边。在那边与一个叫盖依的有钱的法国人结了婚，她过上了富裕的日子。那个法国人死了以后留下财产，法国人的弟弟曾想夺走，萨娜告到法院，打官司胜诉了。到现在每年还有人从外国寄钱来，她才能过上那样富足的日子。总之，萨娜是我们去外国的人里边最成功的。

　　山下边的阿寿也是在外国成了法国人的小老婆，回日本后生活过得也不错。前年还是大前年死了。重村夏野被卖到天津。下山达也的姐姐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听说和中国人结了婚。打那以后就没回天草来，也没听说来过信，可能已经死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当妓女。除了萨娜和阿寿之外，去海外的人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没好日子过。

　　我亲戚中也有不少人去过外国。首先是我和阿吉姐姐。我父亲大哥的女儿，堂姐春子——她在仰光呆了二十年。她的丈夫良治也是去外国的，岛原出身在南洋并住过很久。阿吉姐姐的第一个丈夫，那个船员也是到南洋干活的。第二个丈夫正日开吉是仰光妓院的掌柜的。他妹妹洋子和弥惠也在那里当妓女。我的老公北川新太郎也是在外国干活儿的。德松伯父的大女儿刚才说了，也当过妓女。

　　加起来有几个了？哈，女的六个，男的四个。从一个家族中就出了那么多去南洋的人。别人家调查一下也差不多。

　　我整十岁的时候去的国外。我们光三个孩子租地过活怎么也不成。矢须吉哥哥也长大了。连地都没有的人不被别人当人看，也娶不上媳妇，那样的话哥哥实在太可怜了。我从内心想，无论自己怎么牺牲也要让哥哥成为真正的男人。我看到邻家的女孩子到外国挣大钱，也想要是我到外国去，就可以给哥哥买地，盖上大房子，娶上媳妇，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我就决定到国外去了。

　　从崎津绕过大江再往西走有个地方叫高浜。从高浜到南洋去打工成功了的老爷们中有个叫由中太郎造的①。这个人有一天晚上到我家来，和我哥哥围坐在火炉边上彻夜长谈。终于谈妥了，以三百元的价钱我被太郎造卖到婆罗洲的山打根。

　　①据户籍抄本，由中太郎造明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天草郡高浜村字XX千十三号，是由中虎次郎、阿人的长子。

　　矢须吉哥哥向我磕头央告说：“你去外国好吗？”我为了想让哥哥成为男子汉，就说：“嗯，我去外国。”可由中太郎造一再叮嘱我呢，我就感到不安了，撒娇地说，如果阿花去的话，我就去，如果不带阿花去，我就不去。

　　阿花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小一岁，跟我家住得很近。她爸爸种着很少的地。阿花实际上不是亲生的。阿花像是生在别的村子里，不知怎么双亲都死了，两岁的时候被本家正田收养，这附近姓正田的很多，阿花平时叫爸爸妈妈的人不是她真正的父母，正田夫妇也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阿花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所以与我特别合得来。

　　第二天见到阿花的时候我告诉她，我要去外国，我说：“太郎造老爷说过，到了外国每天像过节似的，穿好衣服，想吃多少白米饭都可以。你还不跟我一起去？”于是，阿花毫不犹豫地说：“我也去。”①同我去的不光阿花一个，这时，正巧经常在一起玩的竹下继代②也在场，继代也说：“我也想去外国，咱们一块儿搭伴去吧！”继代的家在山脚下，她家的地里尽是石头。怎么耕地、施肥也只收一点萝卜、白薯，我们去南洋之后，继代的大哥也到巴西去打工了。

　　①据户籍抄本，正田花于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十日生于天草郡XX村字XX千六百六十七号户主山下时太郎家，是山下家第四个女儿。大正六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成为正因嘉松、贵美的养女。

　　②据户籍抄件，竹下继代是竹下三郎、竹下赖的长女，明治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天草郡XX村大字XX二千九百九十二号。昭和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死于天草郡XX叮大字XX四百一十号。

　　那天玩完之后，阿花、继代自己向父母提出要去外国。大概由中老板也到阿花和继代家去过，我也记不清楚了，他摊牌说：“把孩子交给我吧，一个人给三百日元。”

　　那样，我们三个人就决定去外国了，当时的心情是有点不好意思，又难受，又觉得有点可笑。不知是哥哥告诉妈妈了，还是妈妈从别处听说这个消息，好久没见面的妈妈回家了。

　　她还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真高兴啊，我能得到一件新衣服，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它是黑地白条纹的棉和服。

　　后来，我从南洋回乡探亲时，妈告诉我，她做那件和服的时候怕惹德松伯父不高兴，想买也没有私房钱，走遍全村借棉线，央告人家说马上还才借齐。她用织机把线织成布，彻夜不眠给我缝和服，边哭边织，边哭边缝，担心我被卖到南洋后的事，眼皮都哭肿了。

　　我妈那样辛苦缝制的和服，我穿着到了山打根，却被太郎造骂，“穿这么素的衣服，接得着客吗？”我脱下衣服，塞进木棉做了条褥子。你现在用的就是这条褥子。在山打根我一直用它，回日本探亲时我才把它带回来了。

　　这就是那件和服的故事。我妈给我做了和服，可是连带子也买不起新的，不知从哪儿要来一条别人用过的旧的博多产丝织腰带。而且还是红色的，给我系在腰上。我头发上有生以来第一次插上梳子，包袱皮里包上一两件内裙，我出发的准备就完全做好了。

　　由中太郎造来接我们，我们就出发了。阿花和继代的爸爸也不下地，亲自去送，我妈也来送我。走的就是咱们一起走过的田间小道，长长的送别的队伍一直跟着到了崎津镇，从崎津天主堂下边坐上小船去高浜。我妈晕车，特别受不了坐船，好像年轻的时候坐汽船都吐过血。送我到高浜那天晕船晕得脸发青。在船上我妈满脸是泪说：“你要到外国去了。咱们这辈子还能再见面吗？”

　　我拿出手绢给我妈擦泪，充满悲伤地说：“妈妈，别担心，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一定早早回到故乡来。”

　　从高浜乘船去长崎，我们在高浜码头上与来送行的父母告了别。我们乘的船启航后，继代和阿花的父亲把手环在嘴边，呈喇叭状反复地高声喊：“继代，早点健康地回来。”“阿花，别生病。”我妈一个劲儿地哭，一句话也没说。我看我妈成这样了也不记恨她过去对我们的无情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可怜她，想这高浜离村远着呢，她可怎么回去啊，心里难过极了。

　　从长崎到婆罗洲的旅途很长很长。到了长崎又乘火车到门司，从门司坐上大汽船，七天之后到台湾基隆。在基隆呆了四十天，可能是等船。好容易船来了，上了船又过七天这才在香港上了岸。在香港又等了四十天，船来了，坐了十天才到婆罗洲的山打根。

　　我们知道到外国去是必须要和兄弟姐妹分别的，在高浜与父母离别之际，我、阿花、继代都沉默了，忽然担起心来。也不能老不说话吧，我说：“你们怎么想？咱们一辈子见不着妈妈爸爸了，怎么办呐。”这一说，阿花、继代全哇哇哭了，我也小声哭了起来。

　　太郎造以往对我们很亲切，亲切程度甚至超过父母。这一来，他怒火中烧，大骂道：“想回去快滚！别这儿给我嚎。”过去老板像佛一样，一下子变脸变成阎王了。我们都怕极了，又像从前一样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从长崎坐火车到门司，从门司坐轮船一直到香港。

　　这次旅行是可怕的。我们是一群孩子，旅途中感到新鲜的事不是一件两件。我们从生下来到十岁，一步也没离开过村子。崎津的天主堂都是第一次见到。一路上船、火车、旅馆、瓦房都让我们开了眼。我还记得旅馆开饭时早、中、晚吃的全是雪白的米饭，我们三人觉得一天三顿都吃白米饭真是罪过，好半天不敢下筷子。

　　到了香港，我们惊奇得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人说香港是东方的伦敦，比东京还热闹。太郎造老爷也不知想什么呢，当夜晚来到时他带我们去香港大街上逛街。当然他连块小花布也没有给我们买，也没请我们吃什么，光在街上走了走。霓虹灯闪着红、蓝、黄色的光，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村不用说电灯，连煤油灯都用不上，在这种村子里长大的我们，看什么都新鲜。想妈妈想哥哥的思乡之情，到外国去的恐惧，在这个时候就全忘了。我们三人抱在一起高兴地说：“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像天国一样。咱们别回内地去了。”

　　我们离开天草的时候是盛夏，到山打根①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虽说是年底，南洋的冬天比天草的夏天还热，树叶青青的，到处开着花。我想南洋的十二月一点也不冷，根本不察觉是冬天，南洋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①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新高堂书店，大正十一年刊）：山打根是英领北婆罗洲最大的港口城市，能跟它相比的只是北部的一个吉赛尔顿。而其位置在英领北婆罗洲东方之一隅，离新加坡一千英里，离香港一千二百英里，马尼拉六百六十英里。市街离港口有四英里。海湾宽为五哩长为十五英里。水相当深，栈桥虽然不能靠一点一万吨以上的海轮船，但是有许多大船可进港。该市人口约两万人，大部分为华人。市北有小山丘，是南面为山打根湾的一个小城市。从本舰遥望市街，建筑物的房顶涂成红色呈现出一点异样的色彩。

　　山打根的日本人妓院最多，有九家。居第二位的是华人技院。朝鲜人和土人的女子不被雇用、做暗娼。①

　　①三穗三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晚餐后在街市漫步，观其夜景，特别观察了花柳街。规模相当大，日本妓院七、八所，华人妓院十四、五所都在同一条街上，对面相望。然后我从华人的公开赌场前走过看了看，相当热闹。

　　暗娼里也是朝鲜女人姿色容貌最好。听说菲律宾有雇白人妓女的技院，可是，山打根却一家也没有。

　　九家日本技院没有起旅馆式的名字，而以数字代替叫一号馆，二号馆，三号馆，四号馆……太郎造老爷经营的是三号馆。我们三人都住进了那里，后来才知道，一般妓院老板都从人贩子那里买女孩子。太郎造是从人贩子熬成老板的，不用高价从其他人贩子那里去买，他可以自己回日本买女孩子。

　　这样，我被卖给了太郎造老爷的妓院。我们没有立刻成为妓女。那时三号馆雇用两名妓女，她们是富美和八重。我和继代、阿花最初给太郎造老爷、太太和富美、八重当使唤丫头。

　　富美和八重比我们大三、四岁。那时也就十三、四岁，还没到十五岁。富美后来跟我关系最好啦，她生在大江①。大江就是从我们崎津出发乘船过一道山的那个村庄，那村和崎津一样，也有一个大天主堂。八重不是天草人是岛原人。

　　①据户籍抄件，吉本富美明治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作为吉本直次郎、吉本太代的第五个女儿生于天草郡大江村七千四百号。

　　我和阿花去三号馆的时候，富美和八重在那里接客。白天有时也有客人来，平时总是闲着的。可以睡觉，也可以玩。到晚上搽粉抹口红搬上凳子坐在店前拉客。我们三号馆仅有富美、八重两名妓女，隔壁的二号馆和它隔壁的五号馆的妓女也搬出凳子坐着。所以像是横向列着队一样。男人来了，若是日本人她们就用日语接待，英国人用英语，华人用汉语，士人用当地人土语接待。港口来船时也有美国人、法国人。那么多又嚷又说的妓女跟着一个又一个的客人从门前忽然消失，过一会儿接完客从二楼下来，又排到大门前的队伍中，继续接客……一晚上就这么反复地干。

　　我们这些还没接客的小孩子管富美和八重叫姐姐。看到姐姐每晚干的事，我对阿花和继代说：“大概等咱们长胖了，也必须干那事儿吧！”虽然模模糊糊知道妓女是干什么的，但真实的内容，谁也不教给我们，也没人问我们，一点儿不知道。

　　老板太郎造在离开家乡之前对我们很亲切，在船上像个阎王一样可怕，到了山打根就更厉害了。开口总是骂脏话，他有气喘病，边喘边骂说：“养活你们太费钱！”我到这个年龄耳边还响着他骂人的声音。连太郎造的老婆部讨厌他①。话虽这么说，他老婆对我们也不好。

　　①据户籍抄件，由中太郎造妻阿元，明治三十年十月九日，生于天草郡X大村大字XX五千八百七十四号，为川上常知郎味子的长女，大正三年七月一日与由中太郎造结婚。

　　只是两个姐姐把我们三个人当成亲妹妹对待，特别是富美，她说：“你们三个人和我同是天草老乡。”在老板的太太责骂我们的时候，她常替我们说话。所以我特别喜欢富美，现在关系也特别好。富美已从外国回到日本，现在住在大江的老家。四年前见过一面，与儿子松男住在一起，应该生活得很健康。

　　做这行当之前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不认为来南洋是不幸的。姐姐们干的是什么营生呢，我不知道。总之早上、白天、晚上都能吃上白米饭了。如果在天草只有在过大年、孟兰盆节和镇守节才能吃上米饭。像我这样没有父母的孤儿，就连节日也吃不上，别说平常日子啦。婆罗洲的米与日本米不一样，叫香米。住在山打根的日本人管它叫紫稻。它没有粘性，做好以后也说不上白，微微有些发红。我们都是孩子，见这饭就说是红米饭，高兴得直拍手。

　　这里吃菜还有鱼。天草四边都是海，我们村紧挨着崎津港，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吃过鱼。我死别了父亲生离了母亲，没有继父母还算好。像阿花是正田家的养女，一年到头听养父母的斥责。与这样的生活比起来，又吃白米饭又吃鱼的生活有多好啊。

　　姐姐们晚上拉客，没我们什么事，我们就常到海边去玩。山打根的海清澈见底可漂亮呢！有大头鱼，还有不知名的带红绿条纹的肥胖的鱼慢慢地游来游去。我们把和服的底襟卷起来，一进入浅水区，鱼一点儿也不怕人地游向我们，我们就把鱼赶走，还拣那些十分醒目的漂亮贝壳。

　　我们村不在海边，可是跑跑路就到海边了，崎津的海是海湾，可以游泳也可以拣贝壳。即便这样，我们在天草没有到海边去玩过一次。那时我们都是孩子，可是还得拼命干活，忙得很。到了南洋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到海边玩了。从海边玩完归来的我们在椰子树下穿行，在血红血红的花之间说着悄悄话。我对阿花和继代说：“到外国来真好，再不愿回日本去了。”

　　过了两、三年，我十三岁的时候，老板叫我接客了。这事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吃完午饭，太郎造老爷对我们三人说：“你们今天晚上要像富美一样接客。”继代、阿花和我就说，“不接，说什么也不接。”于是太郎造老爷的脸霎时变得像鬼一样，斥责我们说：“不接客，来南洋干什么？”我们三人挤在一起反驳他说：“在我们小的时候没讲明干什么工作你就带我们来了，现在让我们接客，你撒谎！”

　　可是老板一点也不惊慌，像是逮住老鼠的猫一样，他说：“在你们身上我花了多少钱呐。一个人二千日元，还我这二千日元，不接客也就罢了，那么，现在马上还我二千日元，快还！如果还不起钱，就老老实实地从今晚开始接客！”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怎能还得起二千日元呢！于是终于败给了老板，虽然不愿意，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接客了。

　　那时候阿花与继代好容易刚有月经。我晚熟，那时还没有。我第一次月经是过二十岁才来的。一般人来三、四天，我一来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的。至少在流血的日子里我想休息，不接客。可老板不让。他说：“塞上纸，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让我和平时一样接客。那样从有月经起过了十四、五年，到三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的月经就停了。问问别的女人，她们说到四十岁还有，还有过四十岁生孩子的呢！

　　一不留神尽说月经了。太郎造老爷第一次让我们接的客是土人①。前边已经说过，山打根的妓院常来的客人有英、美、法国船员、日本人、华人各类人种。日本妓女不愿接婆罗洲当地人，马来人。收的钱是一样的，土人太黑，一点儿也不开化，谁都可以欺侮他们。如果接客对象是这样的土人，就觉得自己也像是变成了土人一样。土人里边有一种人，比白人还壮，皮肤颜色比其他土人还黑的。我们光看看都吓得汗毛竖起来，这种人也成了我们的接客对象。②

　　①台北帝大教授医学博士大内恒著《热带的生活事典》（南方出版社·昭和十七年刊）：婆罗洲北部原英属地，人口非常稀少，约七万六千平方米的面积，总人口二十七万左右。主要部族有资森族约十万人，多为农民，信奉原始宗教，不知近代文化。其次为巴召族的三万人多为渔民，信仰回教。第三位为摩洛族约三万人，颇长于狩猎，住在山野，信原始教过杀伐生活。其它还有伊拉曼族、文莱族、水上族（住在河上的船民）、开达杨族、比萨亚族、斯鲁族、天豆族等回教土著民族，其人数均不多。以猎头著称的戴亚族近年来听不到什么消息了，他们奔行于深山幽谷之间保留余喘。笔者在斗湖居住的大正年中期还听说二月十五六日是他们祭日要出来猎头要小心提防云云。

　　②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早晨，当地的军人兼警察的印度人练兵，其练兵为奇观。当地警察采用两种人，一种为伴迦列人，高个头，黑脸，面颊上生长着浓密的胡须。另一种是矮个儿黑脸的吕宋人。这两种人都穿咖啡色西服和短裤，左肩扛枪。伴迦列人的部长把三英寸的红布当肩章挂在肩上，在他的口令之下，六尺高的壮汉与五尺都不到的瘦小士兵混杂，横队或纵队行进颇为滑稽，看着看着不由我笑了起来。

　　婆罗洲原是土人居住的地方，土人比白人、华人都多。如果讨厌土人不接他们的客的话，妓院红火不起来。所以老板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指派我们按土人客，让我们以后不会拒绝土人。其后的两年我们光接土人客了。

　　这样，老板就强迫我们以土人为对象接客了。第一晚接客我们吓得缩成一团。因为我们不知男女之事。我们三人的心情是，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呢！

　　我与阿花、继代商量，一起到老板那里去说：“昨晚那种事我们誓死也不愿干了，这种营生我们干不了。”太郎造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我们说：“不干这个，干什么？”我下了决心说：“还和早先一样打杂，无论谁说什么，我也不干昨天晚上那样的营生。”口气十分坚决。太郎造老爷看看他老婆嘟哝地说：“阿崎真难对付！”到晚上老板到我们这儿来，又拿还二千日元债的话来吓人，把我们赶到店头。我们因为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债，只要一提二千日元的债，就觉得真不得了啦，总不能从正面反驳太郎造。于是，只好又去接客。即便如此，我一寻思，当初我从天草出来的时候矢须吉哥哥领到的我的身价钱只是三百日元，过了三年我怎么又欠他二千日元呢？这太厉害了。阿花与继代也一样吧！富美和八重姐姐一定与我们一样。我问了太郎造老爷，他说除了那买我的三百日元，还有从日本到山打根的旅费和三年养我们的生活费。战后的钱与那时不同，大正时代的二千日元可是一笔大数目。那二千日元的债一直悬在仅有十三岁的我们的头上，要靠我们卖身去还。

　　我们接客的钱是这样的：客人不住夜立刻回去是两日元，住夜一晚上十日元。老板呢，拿走一半。老板提供房间和管三顿饭，妓女自己出钱添置衣服买化妆品。

　　你问老板拿走的一半里包不包括我们还债的钱？不，没有。还债的钱与老板的提成不是一回事，是从我们得到的一半中拿出的。一晚上接十个客人挣二十日元，老板拿走十日元，再加上还债钱五日元，我手里只剩五日元，再去掉买和服、化妆品和杂费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

　　如果不留神向老板借零花钱和添新衣服，或因生病请假不接客，这又会欠下新的债，像滚雪球一样，怎么也还不清。

　　和服的价钱得看布料质量。夏天单衣是一日元，绉绸之类要十日元呢！博多产的腰带二日元一条，我们从日本人的吴服店买来。我们当妓女的没有人学裁缝，所以不是自己买布来缝，而是托掌柜请别人代缝。像白粉膏和口红等化妆品也缺不了。白粉膏一坛子十钱左右，买一坛够用一个月。此外还要买内衣，草纸，一个月化妆品和杂品费要花十日元。无论哪个妓院老板都和服装店、杂货店的老板勾结起来，向我们兜售我们不需要的服装与化妆品，强卖给我们。

　　老板每月到月底就在我们面前拨拉算盘珠子算我们这个月的收入。他一个个叫我们的名字，比如说阿崎，你的收入多少，借的债多少，只说算出来的结果。八重认得几个字。富美、阿花都是睁眼瞎，根本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骗我们。即使这样，我们在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奇怪。比如在客人特别多的时候老板给我们的钱与生意清淡时给的一样。我怀疑呀，问也不告诉，只有被老板骂一顿了事。

　　想还债拼命干的话，每月也就只能还上百左右。每月算帐的时候，听到借的债减少了那可比什么都高兴。我们最初宁可死也不愿干卖身这一行。老板说不接客就还二千元钱，我明白了这个活儿是不能不干啦，就与同伴商量：“阿花，继代，那样的话就多接些客，早点还钱好回老家去。”所以拼命地接客，我也不是到南洋玩来了，是为帮哥哥成家立业来的，无论什么营生，打心眼里想好好干才对得起家里，因此，接客这活儿，也从不休息。

　　想拼命挣钱还债就不能挑挑拣拣，光以白人、日本人为对象，如果不接别的妓女嫌恶的人，每月就还不了一百日元。我起初对卖身是讨厌得不得了，但为了哥哥出人头地，下决心早些还清债务回家乡，什么样的土人也不挑不拣了。

　　接土人的客，如果爱搭不理的话也对不起人家，人家花了相同的钱嘛！所以我像对待白人、华人、日本人一样对待他们。要受土人客喜欢必须熟知他们的话。我常从土人客那里学土人的话，一一地学下来，结果是什么话都对答如流了。当然别的女人也有会土语的，但我说得最流利，没有人比得上我。

　　教你几句土人的话？在山打根那阵儿，我能说得和日语一样流利，现在全忘了。有四十年没有用了，简单的还能说得上来。水是“阿依鲁”。饭是“那西”，“马看那该”是不玩玩吗？“太豆”是休息，“太豆鲁”是住下来。“普拉恩”是你回去吧！我们一说“普拉恩”，士人就立刻回去了。

　　一完事马上说“普拉恩”，士人没一个发怒的。土人对我们很敬重，从不粗暴。听说我会土人的话，有的士人大老远慕名来三号馆找我。都是些好人，那事也干脆。与土人比，略逊一筹的是美国人、英国人。华人虽亲切，可是那事太长了，纠缠不休，粘粘乎乎的。日本人呢，因为我们想老家所以都愿意接同胞。可是，他们是客人中最讨厌的。他们对我们粗暴，一点也没有体贴。除了刚才说的婆罗洲土人话之外，还记得几句数钱的说法。“散豆电给”是一元，“斗阿电给”是二元，三元记不清了，“安趴电给”是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全忘了。“拉趴电给”是八元，“斯波罗电给”是十元。土人之中民族也不同。无论哪个民族的人，跟他说“安趴电给”就付四元，不会像华人、日本人那样百般还价，愚弄人什么的。反正得卖身，若想早些还债回日本，对土人的客人我也不挑挑拣拣。不久，就成了三号馆最能挣钱的了。那个嘟囔说“阿崎真难对付”的太郎造对大伙说：“阿崎真是个好孩子，什么客人来她不挑不拣，大伙要向她学习。”来表扬我。不挑拣客人拼命干活一个月还一百元的债，也没能还清，利息还在一个劲儿地涨呢！

　　一晚上接多少个客人，这可不好回答，不知说到什么程度上合适。

　　我们一一阿花，继代和我三个，来到三号馆之后一直是三个人睡一间屋。开始营业之后，老板就要安排我们一人一屋了。其他妓院也一样。三号馆是华人建的，所以按华人盖房的方式盖的。用木头盖二楼，砖墙，红的镀锌铁皮房顶，地面是木板造的。劝客人一起喝酒的时候铺二三张席，老板夫妇住楼下四个半铺席大小的房间，只有他们住的地方和饭厅有蹋蹋咪，饭厅有三个铺席大小，我们轮班在那里吃饭。我们妓女住的是二楼的十间屋子，全是地板地，每间也只有四个半铺席大。只有床和楠木制的笨重的木箱，和装消毒水的脸盆，窗户上连窗帘都不挂，一眼望去既单调又枯燥。因为我喜欢花，而且山打根一年到头都有花，我就去摘来插在空瓶里。与天草不同，南洋那边红花可多了。

　　客人来了，我们就带着到二楼自己的屋里去，不住夜完事就走的二元，应客的时间是三五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就要加价。从傍晚到夜十一点叫半住夜，收五元。住夜十元，是从傍晚到第二天早晨，一晚上才十元。还是不住夜的客人好赚钱。住夜的客人一夜也叫人不得安生，所以我不喜欢住夜的客人。当然我也有时被住夜的客人带到海边去玩，有心情畅快的时候。

　　应客之后，我们妓女都不忘记消毒。在床边上房屋的一角有一只洗脸盆，在那里边有红色消毒水，每回应客双方的阴部都要好好洗，用纸擦干净①。用这红水后下身凉，所以应客的女人一般都不怀孕。性病检查每七天一次，是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得了梅毒，身体会烂，身体上沾满浓液会死得很惨。若不然就会变疯，因我怕成那样，所以从来不放松检查身体。

　　①台北帝大教授医学博士大内恒著《热带的生活事典》：使用消毒药进行洗涤，用的最多是稀释一千倍煤酚肥皂液（来苏儿液），一千倍的煤酚甲醛液和一千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升汞水用的不多。因为特别是女子使用它会使粘膜过量吸收，引起中毒。而且洗手盆为金属制的会产生不便。它会使蛋白质凝固，所以不适用于消毒污液。原《达沃日报》的副社长星笃比古的谈话如下：（星笃从大正八年到十年，在达沃市内菲律宾政府卫生局做过日本妓女身体检查官）“淋菌的检查方法如下，将子宫分泌物用IOOP环取一些，放在玻璃片上在火口上烧。然后放上染色液用水洗，通过显微镜看。梅毒的检查方法是沃塞曼反应。淋菌检查每周一次，检查不合格的第二周停止营业。让她们到菲律宾政府的东方医院住院。检查费淋病三元，梅毒一次检查费十元。由妓女付费。检查是强制的，不接受检查的娼妇一次罚款三十元。”

　　平常没有多少客人来，有船进港口的时候无论哪个妓院都客满。前边的客人还没走，后边好多客人都站在大门外等。最忙的时候一晚上接三十个客人。客人总是客人。我想他们不就是片刻借用我的身体嘛！多来几个又何妨。可是又不是一个两个的，累死了。告诉你说吧！无论怎样习惯这行当，每月总有一、两次讨厌应客，哪怕去死也成。有时泪流满面地想，我做了什么孽非干这营生不可呢！有这样心情的日子就一言不发，至少不去应客也成啊，可我们没有一天休息。你问过年或节日休息不？山打根是英国人的领地，英国人的节日白人的店铺、农场休息，可别人休息了我们妓院更忙，客人更多。山打根是港口，沿菲律宾航路经常来船。船一来，我们都睡不了觉。来月经时老板都不让休息，往阴道深处塞好多纸来应客。我们得其它病——感冒、腹痛、头痛的时候也没一天休息。这样就损伤了身体。因我们每晚应客所以很少有人生孩子。如怀上孩子，生孩子之前也得接客。我在应客期间没怀过孕。富美有一个相好的，曾两次怀孕，生下一男一女，在生孩子之前太郎造老爷让她一直接客。

　　干这行的别的女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我一次都没有认为男女之间的那个事有什么好的。男人们说干那个好，会让女人也舒服，还有的女人发出喜悦的声音，我可没体会。当然我也发出声音给人听。怎么说呢，那是侍奉别人，服务嘛。本心是想叫客人早点结束快回去。我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的话，我决不会要男人。从良后和勇治的父亲结婚是因为养活不起自己，不是少了男人不能活。

　　妓女的生活就是这样。老板太郎造老爷让我们三人开始接客，当我们完全成为妓女之后，他比以前更爱唠叨了。生意好的时候他还不那样，客人不怎么来，赚钱少的时候，他就抱怨。太郎造老爷有老病根哮喘，一生气、一惊慌就咳得不行。赚得少的话他抱怨起来，喉咙里就嘶嘶作响。多难受啊，少说点好不好，他就那样也不停止抱怨。

　　我们——我、阿花与继代，再加上富美和八重没有一个人喜欢老板。不喜欢他的不光是我们。太郎造的侄女寿子比我们晚来三年，她是被从天草的鬼池领来的，她也很讨厌他。他老婆与一个叫木下的开照相馆的相好。老板娘生在鬼池，在长崎大浦当过妓女。不知太郎造是把她赎出来的，还是蒙骗出来的，总之带到山打根当了老婆。在我们来之前不久他还让老婆接客来着。也不是太郎造老爷的老婆一个人这样，妓院老板娘接客的多得是。由老板娘是鬼池人这一点看来，寿子与其说是太郎造老爷的侄女，不如说是老板娘的亲戚。

　　那样，我们全都讨厌老板。后来，我们的命运发生了大的转折，大约是在我们开始接客两年之后的光景吧。太郎造老爷的老毛病哮喘久治不愈，换了好几个大夫都看不好，终于死掉了①

　　①据户口抄本，由中太郎造大正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时刻不详于英属北婆罗州山打根死亡。注销户口的是同居的母亲由中人，大正七年十二月三日办受理。

　　老板娘本应继续把三号馆办下去。

　　前边也说过，老板娘与木下照相馆的主人相好，所以，老板一死，她就像等着这一天似的，与木下照相馆的主人一起跑到新加坡去了。

　　老板、老板娘都没了，你认为我们这下子可以自由了，上哪儿去都成了吗？不是这么回事儿。不知道是怎么跟老板娘谈妥的，就在老板娘刚去新加坡的当儿，太郎造的亲妹妹登代就来了，对三号馆做了安排。登代是与太郎造同时或稍晚些时候来婆罗洲的，开始时也做妓女，听说是在吉赛尔顿。这期间被麒麟土人赎了身，生了个叫三千代的女孩。麒麟人是皮肤黑、又瘦又高的种族，三千代皮肤也很黑。我听说她战后也从南洋回到日本。太郎造的老家在高浜，三千代可能也住在高浜。可那时候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现在已是上岁数的老太太了。

　　登代从吉赛尔顿来了以后，把三号馆全给卖了。可能等钱用吧。富美与八重转到邻家四号馆应客。富美和八重是旧人了，债一定还清了，登代也只得允许她们搬过去。可我、继代、阿花和寿子呢，说是还有债，何去何从就由不得我们了。从新加坡来了一个叫松尾弥四郎的人贩子，除了寿子以外，登代把我们三个人都给卖了。

　　登代怕告诉我们真相后，我们会吵闹，骗我们说：“因某种原因得让你们搬家，松尾给你们带路，照顾你们，老老实实跟去吧！”于是，松尾把我们带到了吉赛尔顿，我们以为只搬到吉赛尔顿，虽然舍不得离开富美和八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根本不是什么搬家，登代把我们卖了。松尾弥四郎这个坏蛋又一次把我们转卖给别人，我们又从吉赛尔顿被带到斗湖岛。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吉赛尔顿，斗湖岛也是初来乍到。而且松尾把我们转卖给另一个人贩子的时候收了高价。我们到那家妓院时，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欠的债更多了。我们本想早些还清债务，一心多往老家寄些钱，才干我们不愿干的卖身之事，可债务一增加，我们可受不了啦你说对不对！

　　于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商谈逃出斗湖跑回山打根去。我们偷偷地商定了逃跑的日期，买了那天的船票，白天装作外出游玩的样子来到码头，乘上船。一路倒很顺利。在船上阿花说：“那妓院老板要是知道咱们逃跑了，一定会猜咱们回山打根了，肯定会把咱们找回去。新加坡日本人多，而且比北婆罗洲妓业发达繁荣，咱们不在山打根下船，去新加坡吧！”我认为她的话也对。可是富美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干姐姐，我还是依恋有富美的山打根。加之，我忽然想起木下阿邦这位女老板。我看着阿花和继代的脸说：“我们拼命央求阿邦老板的话，即使斗湖的老板追来，她也会跟他们讲道理的。”

　　说起木下阿邦，大伙都叫她山打根的阿邦①，在南洋没有不知道她大名的。

　　①据户籍抄本，木下邦安政元年七月七日，出生于天草郡二江村二千七百五十五号，为木下德次的次女。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博文馆、大正六年刊）：这里还有一位日本女老板。姓本下名邦。木下邦是六十三岁的老太太，拥有一家杂货店并经营一个妓院，听说财产有一万元以上。三十年前来此，问她“最后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她说是十七年前，自己的孙女现在在长崎上女子高中。木下邦是北婆罗洲日本娘子军的大元帅。许多人都听她的指挥，这位老婆婆对同胞相当关照，称为大和抚子的妓女们都拜其下风。日本男人也接受了她不少援助。

　　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我去拜会了山打根的名人阿邦老太太。其容貌相当柔和，长圆脸，右下颚有小豆大小的一颗痣，头发约有三英寸长，大约有几根白发，与她始终是娘子军队长的身份很相配。

　　听了阿邦的名字后，大伙儿都有精神了，船一到山打根，我们上了岸就去了八号馆。我们恭敬地把逃跑的原因讲给阿邦听，并央求她帮助我们。阿邦说：“你们的话我听明白了。虽然我想帮你们三个人，可是从斗湖跑出来的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回去的话呢，我这话就不好说了。你们之中必须要回去一个。当然啦，这不好受，这样我就好说话。我出钱给留下的两个人还上债，跟那边好好谈谈。”阿邦的性格像个男人一样干脆，无论干什么事，要干就干到底，我们放心了，高兴得直流泪。

　　阿邦这么保护我们，为给她面子我们三个人中总得有一个回去的。好不容易刚逃出来，谁都不愿回斗湖去。于是我们就抽签决定，做了几个纸捻开始抽，结果阿花抽到了。虽然她说：“我愿意跟阿崎、继代在一块儿，我不愿一个人走。”可是没法子，她只好回到斗湖——那是我与年轻时代的阿花最后一面①。后来再见着是几十年以后，战后她也回国了。至少，和阿花是活着见一面，还真不错呢！与由中太郎造的侄女寿子见最后一面，是我们被卖到斗湖的时候。现在也不知她到哪里去了，再也没见面，连音讯都没有，可能还没有死，在什么地方活着呢。

　　①正因花，昭和十八年十月七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二百十一号下同丰彦婚姻，第二年昭和十九年协议离婚，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二百十一号死亡。

　　阿花回到斗湖，阿邦有了面子，我和继代就留在八号馆了，当然，阿邦和那边的老板商谈的时候，给了那边钱，一个人二百元。

　　阿邦的八号馆对我们说来像是天国一样。都是妓院，应客是一样的，我们对此已经习惯了。阿邦对底下人特别照顾，这点比什么都高兴。太郎造老爷的三号馆只有老板和老板娘吃香的喝辣的，对我们这些妓女轻易不给好东西吃。总之，轻视我们极了。八号馆则完全不同。阿邦拿我们当人看，吃的和她全是一样的。阿邦喜欢吃猪肉、鸡肉，每顿都有肉吃。我小时候没吃过，所以不喜欢吃肉。阿邦说：“你不吃肉，所以搞些别的给你吃。”买来黑鲫鱼做生鱼片给我。阿邦在横滨的时候据说学过三弦，她亲自教我说：“阿崎，这么样弹呀。”有闲工夫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唱歌。她会弹会唱，滴酒不沾。真奇怪，她那样豪爽，英语又那么好，又喜好照顾别人，常借钱给别人，为什么不喝酒呢？

　　我可是能喝，没有日本酒，就喝啤酒、威士忌。我喝一打麒麟啤酒都没事儿。我到阿邦这儿的时候已经十七、八岁了。二十岁的时候已经相当能喝了。也不是非得喝不可，自己带头喝也劝客人喝，啤酒卖得快，卖了啤酒有回扣。所以我现在还常喝烧酒。

　　我来到八号馆后和从前一样，与富美、八重关系很好，四号馆离八号馆很近。四号馆另外还有几个姑娘，和富美合得来的有阿霜①，阿霜跟我也不错。阿霜生在天草下田。从大江再往远走有下田温泉，那地方我没去过，她就是下田人。这次战后，她倒是回到了下田，可是不久便在柳树上吊死了。她死得多可怜啊！

　　①据户籍抄本，三田霜明治二十年一月十八日，生于天草郡下田村XX大字，为三田友太郎和三田小夜的三女。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九日于天草郡下田村大字XX二千九百六十一号死亡。

　　当然啦，阿霜在四号馆没呆多长时间，有个住在克扎特克的马来土著人喜欢阿霜，给她赎了身讨她做老婆。她就搬到那里去住。阿霜几次邀请我们去玩，说：“太闷了，你们来玩吧！”我们去了几次。阿霜的丈夫有一个小轮船，还有些山林、田地，给阿霜穿的是丝织的和服。阿霜赎身后不久就开始给富美带孩子了。

　　忽然提到富美，你可能搞糊涂了吧！富美挺漂亮，日本人和洋人都是她的常客。所以富美要挑客人，不接土人的客。日本人里边富美喜欢的有安谷喜代治。①安谷在山打根经营大椰园，已经有老婆了，所以不能娶富美，他常来，富美也怀了他的孩子。十个月以后生下一个男孩，因不能养在妓院里，于是富美就把他交给与当地人结婚不能生孩子的阿霜，请求道：“这孩子请你帮我照顾吧。”阿霜高兴地答应了。那孩子就是松男②，他现在跟自己亲生母亲富美一起生活。松男托出去的时候大约是生下来一个月的时候吧！

　　①三德五郎《日本人新发展地的北婆罗洲》；“乘帆船到山打根对岸的丹戎阿尔地方参观安谷椰子园，因为顺风，所以一个钟头便到了。安谷喜代治是天草人，数年前投资六千货币单位买了英国人的七十英亩的椰园，当时已有三十英亩一千七百棵椰树，每月收获六千至八千颗椰子。其后又几次从政府手中以九百九十九年的年限借一百四十英亩的土地。当下正在育苗。这部分地最初五年每年每一亩地交五十仙地税，其后应交二弗五十仙，最初的七十英亩是免税的。安谷本人想在当地落户，从老家把父母妻子接来，在园中盖起漂亮的房屋，住在那里。除雇了四五名日本人外还雇了五、六名华人。一心从事栽培植业，十分快乐地生活着。他们是成功的先驱者。”

　　田泽震五《南国见闻录》：“为了参观山打根对岸丹戎阿尔的安谷喜代治的椰子园，舰长带领士官十名加上当地的日本居民十多人分乘本舰的大舢板和划子于上午十时离开本舰出发，……（中略）……先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又被带去参观了该氏的家。安谷喜代治的房屋是南洋风格的。地板很高，几乎像二层楼一样新盖的房子，屋顶用的南洋特种的聂帕榈叶草，房间也不少，是很舒适的建筑物。安谷养了二只猴、几条狗，还有一头猩猩……，（中略）……吃完饭安谷请我们看照片本，其中一页有张集体照有已逝世的原台湾中州知事加福半次，当前在银行服务的前台北厅长梅谷，还有前调查科长现专卖局科长镜田氏，还有在外事科工作写过《赴南洋须知》的越村。这些人都是我的熟人，他们也曾一度到此来访问过安谷氏呀！”

　　②根据户籍抄本，松男大正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生于英领北婆罗洲山打根第二横街三十五号，为吉本富美的私生子，由母吉本报户口，大正十五年十月三日办理入籍手续。父千叶县印幡郡八街叮九十四号中村一郎认知人户，昭和四年十二月六日办理。

　　富美后来又生一个女孩，那孩子给了做英国人妾的岛原出身的八重。那孩子怎样了？活着呢，跟你一样大，那女孩是不是安谷的孩子不清楚。到南洋卖身的女子，即使有了自己喜爱的心上人也结不成婚，大抵与富美有同样的下场。

　　你问我有没有喜欢的男人，自己的事拉不下脸说，谁都一样吧？我不需要男人，所以，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年轻时候只有一次想过和一个男人组成家庭，不用说没跟家里人说过，就是朋友之间也只跟富美这样的密友说过，跟你说？说说也成吧！

　　那个人在三菱的橡胶、椰子园做护国人，姓竹内，是长野县人，你知道长野县不？那时我二十岁上下，竹内比我小一岁，十九岁左右吧。他攒了些钱连续三天到我这儿来。他虽然不是伟丈夫，但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也喜欢我，甚至想跟我结婚。我们那样情投意合，可我还欠着债，竹内也没有钱给我赎身，过了两、三年竹内与他的房东女子结婚了。他对我说：“我没钱为你赎身，原谅我吧！”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让我一个月之内不接其他客人。这就是说，不能为我赎身一辈子，至少赎一个月身也成罢。

　　现在回想起来，竹内说的做的都在理。他是农场的看守，年龄又小，挣不了多少钱，不管怎么努力挣钱也够不上为我赎身的呀！可是，那时候我呀，因为是第一次喜欢上男人，总希望他攒上十年、二十年的钱来替我赎身，跟我结婚。这种幻想打根儿上破灭了。我心里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迷恋男人了。刚才讲了阿邦不喝酒，我喝多少酒都不在乎，我喝多少啤酒也不醉的本事，可能是与竹内失恋之后练出来的吧！

　　在八号馆期间，可能前世与阿邦有缘，我和她特别合得来，我管她叫妈妈，她叫我阿崎。无论怎么说，这之前我没有遇到过那样慈祥、把我当人看的人，结果呢，生我的母亲远在天草，我感到，阿邦是我真正的母亲。三年后阿邦的干女儿阿作要去探视自己的女儿岭生，对阿邦说，“妈您年纪大了，趁早离开山打根回天草吧！”我呢，就劝阿邦留下。阿作的事我还没说呢。阿作是阿邦的养女①，她有一个女儿叫岭生②，听说是养在长崎，那时才六、七岁。阿作在我们到八号馆后不久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照顾年迈的妈妈，她也想挣点钱寄回日本养活自己的女儿岭生，阿作每逢要回日本看岭生时总劝她养母回天草。阿邦不知为什么好像从不打算回去。阿邦活着就建好自己的坟了，由此也可见她的决心。坟墓建在山坡上，墓石是白的，碑很大。

　　①据户籍抄本，木下作明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作为木下邦的养女。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领养隆义（男）也是私生子，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一日，木下作生下私生女岭生。

　　②给女孩子起男孩子的名字叫岭生，是阿邦想出来的主意。

　　阿邦在山打根建了日本人墓地，让后人凭吊，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事了。这是阿邦的功绩，除她之外谁都办不成这件事。她拓了一片能看见海的小山丘，建上一、二百座墓。在一旁建一个六铺席大小的小屋，屋里放水桶和水勺，用水泥制一个导水管，从山上引来水。无论谁什么时候去上坟都很方便。连吉赛尔顿和斗湖都没有那么漂亮的日本人墓地。来山打根旅游的日本人参观日本人墓地是一个节目。阿邦六十多岁的时候挑这墓地风景最好的地方，造了自己的墓。

　　她还从日本运来石材，白白的，大大的，可醒目了，旁边种了竹子，一直种到小屋门前。她下了决心不回天草，要葬于山打根，才建了那么漂亮的墓。①

　　①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这地方有二个大石塔，建在市街背后山的半腰上，从远处海面也看得见。那好像是日本人公共墓地。总之，我们看到的大石塔与风景不协调，我们几个人就爬上了陡坡。日本人墓地与华人墓地并排而建，大约二百坪左右，百余墓主多为女性。老的坟像土馒头一样插一根木标，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其中一个最新的墓，二尺高的角形木标上写着“大日本广岛县甲奴郡吉野村字小塚七十一、只宗丰、行年十九岁”此等坟墓主人都是盛开的花一样的女人，遇到热带的瘴痝后相继死去。虽说是自作自受，但毕竟是同胞，对这些大和抚子我实在抱有同情之感。把这些墓一个个看过去，登上陡坡，见到最上边立着的花岗石的角塔立于双重的基石之上，方二尺，高四尺，正面写有红色的字样为无缘法界之墓，背面是木下邦建，上边一段同样的塔身上刻有法名最胜信女，侧面雕刻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俗名木下邦。石材全是从日本运来的。她今年六十三，积蓄财产一万元。常人早携带财产回国坐享其成地养老了，而她还居于海外，生前建了自己的墓地，下决心葬于山打根，其气魄实为雄壮。更何况在最上层的平地上建有一栋和拜堂，里边安放日本制的佛龛，有当地土著和尚头一人住其例，负责打扫共同墓地。看这个墓地的捐助人名单就可知道，出钱最多的是木下邦。由此可知，阿邦老太太确实是山打根日本人事业的创始人，而且是最具有实力的女老板。

　　阿邦与阿作脾气合不来，阿邦讲排场，喜欢照顾别人，阿作正相反，出手吝啬，看见众人压不住火，所以合不来是肯定的。我跟阿作没有跟阿邦合得来。阿邦总说：“阿崎，要是和你一起过就能过到一块去。”

　　由于我们三人是这种关系，阿作每逢跟阿邦说“妈妈也回天草去吧”的时候，我就说，我来照顾妈妈吧！阿作，你放心回天草去吧。让阿作放心回去。于是，阿邦就没回天草，八号馆照常营业。我每天帮助妈妈料理生活——阿作呢，回天草后好像也不大顺利，又过了几年捎信来说“还想回山打根”，妈妈称呼她不叫她小名，跟她不亲了。

　　阿作回天草后，我和妈妈一起经营八号馆。阿邦是刚毅的人，她以那些男老板为竞争对手，一步也不退让。只要有人求她，她就自己掏腰包帮助别人。无论八号馆怎么挣钱，内部经济情况也是窘得不得了。有人说：“那样对谁都援助的话，阿邦可叫真有钱啊！”可实际上家里很拮据。这一点，只有共同生活的我最清楚。总之，不光是日本人，荷兰人，华人，连当地土著的麒麟人都受过她的帮助。在南洋尽是些披着羊皮的狼，像阿邦那样的人也是偶然才能遇到的。

　　就那样，八号馆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天堂一样，所以我拼命地干活。正在那时，由于朋友的介绍，我成了英国人的妾。我还欠着太郎造老爷和八号馆的债，虽然应客生意很红火，但也不能给在天草的矢须吉哥哥多寄些钱。做外国人的妾可以不大量接客，拿的工钱多得多。这对我们来说算是发迹了。妈妈阿邦也劝我“还是到那英国人那里去好”。我把在八号馆挣到的存款全部交给妈妈，她又雇了两个女孩子来顶替我，我就离开了八号馆。

　　我去伺候的英国人是霍姆先生，在山打根北婆罗洲公司办的海关里做事①，不知他多少岁，恐怕比我大十、二十岁，约四十岁上下。在山打根，英国人也好，荷兰人、法国人也好，都在临海的山丘上有豪华住宅。霍姆先生也一样。他在英国本土有老婆孩子，一个人来到婆罗洲，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雇一个中国厨师、一个中国的听差的②。

　　①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北婆罗洲的国体在世界上也很少见，政府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重要的公司经理就是内阁。而且，其内阁在伦敦。在经理选举的总督名下在山打根和另外三处安置府县知事之类的官吏叫理事官。其下为地方官，兼做郡长和警察署长的官员在各处都有。打比方说正如日本的满铁公司统治中国东北，关东都督由公司董事选举，守卫队由董事指挥，海关由公司支配，公司与建立起来的国家一样。

　　②北婆罗洲公司一八八一年设立，在这之前，今日的印度由东印度公司管辖。荷兰统治下的爪哇由荷兰领东印度公司管辖，殖民地的这种经营方式在各国之间多为通行。现今，过去的殖民地已多数成为本国政府的领土，以公司的形式组织政府已于世界上绝迹。独此北婆罗洲公司还维持公司即政府的原状。虽然五百万镑的资本全部用做北婆罗洲的开拓，其实开拓不见进展，至今世界公认该地为大猩猩、长尾猿的产地。虽名为独立国其总督应叫总统，但必须在伦敦的董事会议决定后请英吉利政府认可。与外国签定条约或宣战讲和或将土地全部出卖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结果还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你问我到霍姆先生家之后的生活吗？做饭洗衣服都由厨师和听差做，我什么活儿也不干。让我干我也不会，因为从小就只知接客，什么也不会做。可是，霍姆先生一早就出去上班，我的闲工夫多得很，不知干点什么好。所以大白天就喝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对，也用纸牌赌博什么的。伺候霍姆先生以后，他不准我回妓院去串门，所以我也不能去看朋友——连富美、八重所在的四号馆也不能去了。没法子，只好到杂货铺去日复一日地打牌赌博。八号馆还可以回去，因为阿邦妈妈在洋人那里有信用，所以他还是比较宽容，我比其他的洋人妾还强一些。

　　无论在杂货铺，还是在八号馆，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赌博，①用纸牌每次以五十钱为限聚赌。

　　①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我拜访了成为马来人妾的日本人，但门户紧闭。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一个日本人都见不到，觉得很遗憾，我只好到日本妓女那里去看一下，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团坐在一起，正在热心地赌博。用纸牌玩八八。仔细看马来人的妻子也在里边。看见我进来，男子停止玩牌过来跟我打招呼。而女人们还不停止。我问：“你们从早晨就玩八八，整夜都玩来着吧。”其中皮肤最黑的、鼻孔朝天的女人马上还击说：“不，夜里的活儿不是这个。”在这个地方没有华人妓院，日本妓院除了这家还另有一家。一个女人家从早起就只穿内衣，盘腿坐着玩纸牌，真让人惊讶！

　　提到钱，顺便把我的佣金也谈一下吧！我一个月的佣金是一千元。连我都挣这么多钱，到南洋来的西洋人挣多少钱恐怕我们听了连眼珠子都得掉出来呢！从这佣金中我有四、五次寄给矢须吉哥哥四、五百元。我不会写字，有时托阿邦代笔，或是拜托杂货铺会写字的小伙计代笔，给日本天草寄款。阿吉姐也从仰光妓院往家寄钱，加上我寄去的钱，我的矢须吉哥哥好容易把房盖了起来。那就是你去洗澡的坡上的房子。现在是我哥哥的儿子住着呢！

　　我到霍姆先生那儿去以后认识的朋友有玉子和文子两人。她们俩都不是天草人，是岛原人。文子长得很标致，比我大两岁，她是公路工程监工的妾，能说几句英语。玉子很胖，老害眼病，很苦恼。她也是西洋人的妾，是哪国人已经忘记了。我与这样的朋友来往，霍姆先生从不抱怨。

　　山打根有多少人伺候洋人我是不知道，阿邦可能知道。其中有人从妾升格为太太，但为数很少，凤毛麟角。英国有名的塔尔比公司①的第二号重要的人物，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同行。②

　　①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塔尔比公司在吉赛尔顿设分公司，除一般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兼管香港上海银行 China Bomco木材公司，赛巴蒂克煤炭公司，数个橡胶公司，印度支那航运公司，Saban Sfeam ShiP公司，大阪商船公司（美国航线）的代理店。最近又建海峡轮船公司代理店，其势力之大足可垄断英属北婆罗洲的贸易。……（中略）……塔尔比公司在山打根拥有造船厂，是可收容三百吨左右的船舶，还代购政府所需商品。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态度专横，对当地人特别是华人采取排斥态度。萨巴轮船公司事实上属于塔尔比所有，已经讲过该轮船公司使用三百吨左右的轮船，从事沿岸航海。

　　②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国》：连露水都懒得沾的大和女人变成日本的妓女，朝送白人，夕迎黑客。有人指责她们在海外有损国格。在山打根这种日本妇人的势力意外地大，不少人为权贵白人之妻。……（中略）……此地第一大商社，塔尔比公司的头头某氏的夫人也是日本人，有一天晚上，我接受了其丈夫的邀请，……（中略）……她英国丈夫从遥远的英国独身到该地工作，由于生活单调，故亲近女色，他对最初接触的日本女人产生了真实的爱情，并组成温暖的家庭，像这样的人不少。洋人所爱皆为日本人。

　　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这个山打根除术下邦之外，还有个女人很有地位。其丈夫是英国人，因还没办户口手续所以她称不上正妻。但与妾也不同，他们已经有了孩子，是事实上的夫妇。丈夫是北婆罗洲最大的塔尔比公司的副社长，听说家资巨大上万。今后夫妇打算在日本佐世保购房，度过一生。此一地日本人亦受该氏夫人的照顾。

　　成为正妻就是真正当别人的妻子，如果是正妻的话，家里来了洋客人就可以进客厅见客。可像我们做妾侍候人的，就绝对不能在客人面前露面。男客还马马虎虎，来女客则绝对不能出去见。虽然人们知道我们在家里，但是决不可以让别人看见。

　　给洋人当妾只伺候一个人，所以大家都说比当妓女日子好过多了——可是，洋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与妓女没两样。以我是从妓院出来的日本女人这一个理由，那事一结束，他就和在妓院一样，用消毒水使劲洗男人的那东西，无论共同生活时间有多么长，他也知道你没病，可就是不肯宽容你。大概，没把我们当成是和他一样的人吧！

　　我在霍姆先生家前后呆了六年。先头住四年，然后回天草探亲，接着又呆了两年。

　　在霍姆先生家头四年，他只跟我在一起过二、三回性生活。你问他哪儿有病吧？不，霍姆先生有一个情妇，是英国人的有夫之妇。他经常到人家那儿去，还带那女人来家。给我付上千元的佣金，让我住进他家里，是蒙骗他那情妇的丈夫——若四年间只有二、三回男女之事的话，你问我是否憋得慌另找相好的了？我傍上这西洋人，吃穿不愁，不想再要什么男人啦。无论在八号馆的时候，还是伺奉霍姆先生，或是以后，我一次也没想过要男人。当然也有和我不一样的人。岛原的玉子除了洋人之外还跟一个华人暗地来往。那洋人回英国时，她就跟那个华人上新加坡了。——那以后再没遇到过玉子，不知现在怎么样。如果没死在南洋，就平安回日本了吧！

　　我回国探亲是霍姆先生休假回英国之后。在南洋的英国人几年要回一次英国休养半年，然后再回来工作。霍姆先生回国时给我五千元说：“等我回来！”我说我也要回日本探亲，他同意道：“按你说的做吧！”这样，我就拿了那五千元，箱子里塞满了礼品回天草了。朋子，你铺的褥子就是那时带回来的。

　　我托人代笔给我矢须吉哥哥写了封信，告诉他我要回家探亲半年，坐什么号轮船到长崎。可是我的船到了长崎，又从长崎换小船到崎津，都没有人来接我。矢须吉哥哥已经娶了嫂子，可能认为来接我这样从外国回去的人，面子上不光彩。所以，我只好一个人提着沉重的箱子回到故乡来。

　　十岁上我离开了村子，回来一看到处都变了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宽的大河变成了可以轻易渡过去的小河。记忆中高高的山变成了小丘陵。一天也耕不完的土地成了猫的运动场。刚回去那阵，我都不相信这是我生长的村子。即使这样，凭记忆，我还记得左邻右舍，我来到了小时候住过的小屋附近，见到一座木造的新房子。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哥哥的新房吧，正巧从屋里走出一个高个子女人，那就是我嫂子，她那时还没像现在这样，眼还没瞎。

　　我妈在德松伯父家，姐姐阿吉在新加坡，我只好到哥哥这儿落脚。虽然是阿吉姐和我寄钱盖的房，但有了嫂子，我也没什么可表功的，所以住着也不痛快。带回来的钱分给哥哥、母亲和近亲。再余下些钱我就到崎津下馆子，叫上艺妓玩玩。

　　村里也有人说：“阿崎别再去那么远的外国了，就在天草呆着吧。”但是这儿没有我呆着顺心的地方。回到山打根有阿邦，朋友辈的有富美、阿霜，我应去的地方还是山打根。所以还没到半年我就乘船回去了。

　　回到八号馆后发现我探亲的那半年里，它日渐衰落了，两名妓女干活一点儿也不起劲，可照样吃好的，从早到晚赌博。阿邦向人借的债一时也还不清。我去四号馆向富美讨主意后劝阿邦说：“妈妈年龄大了，妓院不开了，按自己意愿快快乐乐过日子不好吗？”这样决定把八号馆卖了还债，我劝妈妈把二楼租下来安安静静过日子。因阿邦在洋人那里有面子，洋人也从各方面关照了她。

　　我还是侍奉霍姆先生，洋人一出门我就去阿邦那儿聊聊天，帮助她照料生活，这样过了两年，阿邦年龄大了，身体虚弱了，终于去世了。临死前七天还自己做饭，我说我给你做吧，她怎么也不听我的。

　　阿邦身体衰弱之后依然说：“我不回日本去。”山打根只有外国大夫，阿邦对医生说：“吃你的药只吃一回，就像人只能死一回一样。”可真让她说中了。她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她静静地望着我说：“阿崎，你能这样照顾我真谢谢你。我的坟已经造好了，把我埋葬在那里吧！”就去世了。她那年七十岁。出殡的事儿呢，山打根没有日本和尚，没办法，请饭店的老板来念经文，然后把骨灰放在山丘上的坟墓里。我的阿邦妈妈到今天也还在那白石头坟墓中遥望那山打根蔚蓝的海洋呢！

　　与阿邦死别之后，我可倒了大霉。我大声高叫“妈妈，妈妈”，我内心一直认为她是我妈妈，她一死，办完了丧事，我万分沮丧，得了头痛病。什么病名，我不知道。身子特别轻，头像塞着石头一样，想考虑重大的事情也思考不成，想说什么也说不出。让洋大夫看病，他说这样下去会死的。霍姆先生决定让我回家了。不仅如此，我回天草以后还寄来钱让我休养。我的头痛犯得厉害，哥嫂趁此机会把钱都给吞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回天草的船里，阿邦一直跟着我。阿邦已经去世了，我把她埋在山打根的公墓里了。那个跟着我的是阿邦的魂呀幽灵呀什么的。一定是有灵魂的，我一睡，她也在枕边睡，我坐着，她就和我并排坐。阿邦一直在守护我，一直跟我在一起。轮船一到门司，船长对我说：“你哥哥接你来了，早点做准备上岸吧！”正在这个时候，阿邦的影子一下子消失了，到哪儿也找不见了。①

　　①母子爱育会附属爱育医院妇产科医生野末悦子认为阿崎的症状不是妇科疾病，是神经官能症。

　　回到天草之后，没地方呆，和两年前探亲时一样住在矢须吉哥哥家，麻烦他一家人。他也请了崎律的大夫给看头痛病，怎么也治不好了。这个不好治的头痛病最后托了军浦大师的福，奇迹般地治好了。

　　前边提到过，我死去父亲的大哥——大伯父的女儿有个叫阿春的，是我表姐，年龄较我大得多，在仰光住了十年至十五年。阿春说：“有一个难得的大师，多么重的病也能给治好。”有一天，她硬拉着我经过崎津去了大江。在军浦大师那儿上了供，请巫神给作法，病完全好了。你们东京人会认为是胡说，这可是真事儿，我说的关于南洋的妓女生活也好，有关大师的事儿也好，没有一句假话。

　　后来，我就完全信奉军浦大师了。在天草那一段时间，每月十一日，我从不间断，都去朝拜。唉！从这儿到军浦有多长的路呢——有三里吧！我一乘公共汽车就胸闷，买票又花钱，所以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步行去参拜。一参拜呢我就拼命祷告，干什么事都得专心去做。朋子，那天遇见你也是参拜大师归来的路上，我想这也许是大师安排的。

　　头痛病好了，我对家里、村里的事能够明白一点了，我觉察到我在哥哥家没得到好脸色。哥哥从我这儿拿到大笔钱倒什么也都不说我。嫂子阿金——那时还没染头发，眼睛也好好的。她的眼神里总透着邪恶死盯着我。再加之和我同龄的村里的女孩子都有家，有丈夫了。没结婚的就只有我这个从外国回来的人了。我每天都很无聊，对村里的年轻人说：“出去玩玩吧！”每天带很多人到崎津的饭馆吃饭，把崎津的艺妓一个不漏地请来尽兴地玩乐。我讨厌学裁缝、写字，我喜欢弹弹三弦，热热闹闹的，我喝酒喝得特别多，让村里的年轻人也喝得不省人事。

　　矢须吉哥哥见了也不肯多说我，阿金嫂子常说我坏话。她说：“一个女人家，那么样地喝大酒，还请艺妓。”可是我不听，我说：“我挣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有哪儿不对吗？”依然带领青年们到处喝酒去。只有喝酒，请艺妓，说点可笑的事情，吵吵闹闹的时候，我才会忘却一切，感觉自己是活着的。有一次我听说，那时我常请的艺妓之中，有一个现在还在崎津活着呢！

　　这样过着日子，一起玩的一位青年就向我求婚说：“嫁给我吧！”这个男人是同村的，虽知道我是从外国回来的，他的父母也不在乎，愿意我做他家儿媳。我对这个男人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可是我当时看见什么都不感兴趣，对此后前途，也不能预测，所以我才答应嫁给他。那男人家里是农民，我当了农民的老婆。上有公婆，为了讨好公婆我就拼命学种地，相当苦。可转念一想，这房子和土地不久就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可有干劲啦，我干活晒得可黑啦。

　　可是像我们这类人无论到哪儿都没好命。我丈夫这个人在崎津喝酒招艺妓时可气派呢，可是在家与外边全然不一样，在家是个十足的小气鬼，他自己每天晚上喝酒，一点儿也不给我喝。见我做汤使大酱的量多，或是做菜时倒酱油倒得多就抱怨，一不如意就拳打脚踢，还没过半年，我就烦了。

　　正在这时，有一天我下地，有人跟我打招呼说：“这不是阿崎吗？”我仔细一看，是在中国东北的妓院呆过的安代，回天草来探亲的。安代现在也还健在，在河下游当按摩师呢。她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们站着聊了好久，我说虽然嫁了人，但是受气，真没意思。安代说：“你在这鬼地方晒得漆黑干农活，真傻！和我一块儿去满洲吧！”她认真地劝我说满洲与南洋不同，气候冷，可是日本内地的人全去了，使唤中国人干活，土地一年年开拓出来，日子好过，不必卖身也能挣钱。

　　听她讲起满洲的事儿，我也恢复了元气，我本来对这个丈夫就没有什么留恋，所以下决心去满洲，我对安代说：“安代，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去请个假。”就跑回了家。我对丈夫说了这事，丈夫就目瞪口呆了。我刚说完，他就大叫大嚷“这事绝对不可以”，拖住我的头发满屋乱走。在这之前，虽然我下了决心，但是还在去留之间徘徊。在被拽着头发受体罚这当儿，我算铁了心了。于是当晚，大家都睡下了，我摸黑找到衣柜，将和服找齐了，拿包袱皮包上，离开了那个家，与安代一起去满洲了。

　　在满洲奉天的一家酒店里，我找到了工作，店名叫开库。奉天也有妓院——是啊，中国人妓院有十家，日本人妓院也有，我这次不干那个了。我哥哥矢须吉房子也盖上了，没必要向老板借钱往家寄了。在酒店里我上菜端酒陪陪客人就成了。客人有中国人，但因为是日本人开的店，日本人的顾客多。

　　在这店里干，没到一年的工夫，我认识了一位叫阿翠的有丈夫的女人，跟她挺合得来的。她劝我结婚，带来一位叫北川的男人介绍给我，是造皮箱的工匠。前边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男人，也不需要男人，在天草有了家，又后悔了。最初，我不愿意，没打算和他一起过。但那时我也三十好几了，青春不常在了，也不能总是抹着白粉陪酒啊，又害怕年龄大了混不上饭饿死在路旁，所以就和这个造皮箱的结婚了，他就是北川新太郎①——京都我那儿子勇治的父亲。

　　①据户籍抄件，北川新太郎生于明治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京都府纪伊郡深草叮字XX三十一号，为北川弥三郎、阿末的三子，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与山川崎结婚。

　　北川这个人待我很好，是个好人。我从小在外国生活，不会缝纫，米饭好歹凑合着做，菜也做不好。我前夫与公婆一齐挤兑我说：“连饭都不会做的女人，一点儿用也没有。”而北川一句那样的话都不说，他知道我缝纫、厨房的活儿干不来，无论什么都自己亲自去干。

　　可是，他可能喝大酒呢！也喜欢搞女人。他是个好人，可能他认为我是妓女出身不够十全十美吧。我什么话也不说。——吃醋？没有那份闲心，太麻烦了，可是要搞清白人家的女人会有很多后事要处理。我对他说：“你要搞女人就去找妓女，钱我给你。”我在酒店陪酒筹上点款给他，他去哪家妓院我不知道。

　　我们刚成家那会儿向满洲人租房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丈夫玩归玩，干活还是把好手，所以生意日见红火。那时候生下勇治，我丈夫因为有了孩子觉得应该更加努力干活儿了，就拼命劳动，终于盖了一所二层楼的房子。满洲很冷，房子与日本不一样，用泥做成炕。房子盖好搬家那天真高兴啊！啊，这可是我的家呀！一想这是自己的家，墙壁呀，火炕呀，家什呀，都那么可爱。

　　什么，去满洲盖上自己的房是哪年？唉呀，这我可不知道。勇治生的那年是昭和九年十月五日。盖房是稍后一些的事儿。

　　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好容易盖起来的作为心灵安慰的房子，也因日本战败一下子消失了。那年勇治才八岁——俄国人来了，奉天城内乱了营，说日本战败了，女人孩子得快些逃命。

　　我们家也来了队伍，把我们的产品皮箱拿走了，可能还是不需要，把皮箱用刀挑，闹着玩。我用布把勇治包得紧紧的抱着，他僵硬得像根棍子一样、我也不打算活了。在南洋的时候，我侍候的全是海员和南洋土著野人，我一般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感到吃惊了。我们家还算好，我丈夫平时对中国百姓特别亲切，所以我们遇到困难，左邻右舍都分些吃的给我们。——我想日本人也好，哪国人也好，对待别国人应该善良才是。

　　日本战败是夏天的事儿。秋风吹来的时候，日本人就应该全部回国了。我们也要回国了。房子、财产只有全部扔了。想卖房没人买，家什一文不值地卖了。一家人穿着随身穿的衣服就回日本了。从奉天到通化生的火车，然后到了科罗岛，乘的什么船渡海，记不清了。三餐供给尽是些麦粥和小米粥。每人才一碗，喝着喝着就没有了。大人唠叨着说小孩子饿，可怎么办呢？最遭罪的就是小孩子啦。无论哪家的小孩子都冲着父母哭闹“肚子饿得慌，给点吃的吧”。谁也没办法。我家勇治肚子也饿。我啜一口粥就喂给勇治一口，船到了佐世保要登陆时，我全身一点儿力量都没有了。没法子，美国兵拉住我的手才好不容易上了岸。

　　在船上，我听说满洲死了上万的日本人，离市镇远的开拓村建村的时候，抢了中国人的地，为此，他们遭到记恨，男人、女人、小孩子都死了，有的全村都死光了。我们三个人能平安回来就不错。

　　可是，你看回到这村也难呆下去。可我们没办法，只好又来麻烦矢须吉哥哥。这回和从南洋归来时不同，那时我是一个人，此次有丈夫和孩子。哥哥也有大儿大女的好几个人。我们只好匀一间屋能抵挡风雨就成了。只是缺粮食。你好好看看我们村的地，我不知你老家是东京还是哪儿，哪儿见得到这样贫瘠的沙石地呀！天草的地全是这样，种不了稻子，连种白薯都长不大。情况就是这样。富裕人家另当别论，一般人家都吃不上饭。我无论怎么请求别人分些白薯给我，也都只给我一点点。有时人家说“口粮不卖钱，以物易物”，我们没有可拿去换粮食的实物，只有命一条。

　　没法子，我只好和丈夫商量去京都。京都是我丈夫的老家，京都又是大城市，也许去了会设法活下去吧。——这么一打算就去了京都。结果只在天草呆了半年。

　　在京都我丈夫当上邮差，他认字。勇治上了学。大米、鱼的价格很贵，光我丈夫一个人挣钱维持不了生活。我也出去干活。帮附近农民种地，挣不了多少钱，但我的口粮解决了，这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啊！其后，我丈夫换了其它工作，我也给他打下手，什么活儿都做过。打扫卫生，洗衣服，看孩子，凡能干的都干，这样过了十几年，觉得才缓过劲儿来，我丈夫又得了病死了。不掰手指头算不清，那是八年前的事啦。是啊，八年前就是昭和三十六年啦。

　　勇治过二十岁了，已长大成人了。在京都的建筑公司干土方的活儿。首先让我放了心的是，勇治是个干活的好材料。父亲一死，干得就更努力啦。过了二、三年，勇治忽然对我说：“妈妈，您回天草去行不？那是您的老家，大家都会照顾您的。”我说：“我回天草我的哥哥矢须吉也不在人世了。那儿也没有老人可干的活儿，我想留在京都打些零工呢。”矢须吉哥哥在我们搬到京都去次年的秋天就患病去世了。可是无论我怎么请求，勇治总是不肯答应我。没法子，我只好一个人回来了。正好哥哥家邻居一家人去大阪留下空屋子，我就拿勇治给我的一万五千元买下了这间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村里最破烂的，但不是向别人租的，是我自己的房。

　　我刚一回来，勇治就娶了老婆。这是他来信告诉我的。我是睁眼瞎，这信呢有时请邮差给我念念，有时到坡上找我大哥楠雄念念，当时信里还夹着一张儿媳妇的照片呢！

　　后来我才想到，勇治要娶亲才让我回村的。因为我是打小去外国当过妓女的，勇治一定想，我这事如让他喜欢的女人知道了她就不肯嫁他了吧！确实如此。当婆婆的一个大字不识还不让儿媳妇笑话。所以勇治根本没跟我提娶亲的事儿，就打发我回家了，直等那女人答应了结婚才通知我的，你说是不是？

　　我一点儿也不恨我儿子，六、七年了，勇治的媳妇也没来看过我，更连信都没写过一封，我对她不太称心。可是我这样的老太太不久也该见上帝了。

　　年轻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比什么都强，老人呢，忍忍也就活下去了。当过妓女的人要和儿媳处好关系就别在她面前摆婆婆架子。我想还是回老家来更好一些。勇治和媳妇儿生了两个小孙孙，我没有一天不想见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我这愿望才能实现。见不着孙子，我一个人生活够冷清的。但这样对勇治和儿媳来说更好的话，我对谁也不说什么怨言，独自忍着吧！这样，我每天早晨对大师、对上帝、对佛真心许愿，祝愿勇治一家别生病别得感冒什么的，健健康康地活着。愿我儿子别让车轧着、在工地别出事故。

　　嗯，是吗？你知道我每天早晨拜佛祈祷大师和上帝？我老了，醒得早。你是城里人，早晨总要多睡一会儿的。你睡得正香，我尽量不出声儿到外边去祈祷，但还是把你吵醒了！

　　我自阿邦死后患了头痛病，被军浦大师治好了之后就信奉它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向军浦大师祈祷。比如这是我们村，那个方向是军浦大师所在方向。我早晨起床洗了脸合掌向军浦大师的方向出声地祈祷：“大师，请您守护京都的勇治一家人，勇治打小时候身体就不好，城里的生活比农村艰苦，请守护他吧！儿媳、孙子也别得病，别遇上事故，健康地度过今天。”然后向上帝祈祷愿我死去的丈夫、父母灵魂得到安宁，这样我才放心。

　　这样的祈祷是我的工作。回村以来，没有一天不祈祷，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坚持。我有哮喘的老病根，所以到了秋冬时分就咳嗽，难受极了。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忘记祈祷。我年纪也很大，干不动什么活儿了，勇治每月寄钱来养活我，我却什么也不能替他干。我这个多余的人，能够为继承我血脉的儿孙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向我信奉的大师和上帝一心祈祷。——朋子，你要是回到东京，我也一定向大师为你祈祷，让你好好保重身体，努力工作……

　　不好问的问题想问问我？成啊，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连在南洋当妓女的事都对你说了，无论你问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什么，勇治每月寄多少钱来？

　　每月寄四千元。把现金放在信封里寄来，我拿图章去取。四年前是三千元，现在寄四千元。勇治负担挺重的，他不寄钱来我又没法过活。生活保护的问题？河对岸的萨娜有一次跟我说过，“像你这样的穷人，政府有《生活保护法》，你可以去领的，你去村政府谈谈去。”我多少也知道一点。可勇治说：“你要领那个，人们该说我不孝顺，说我不照顾母亲了，别去领了。”所以我一次也没去领。有人劝我说瞒着勇治去领政府津贴，我的脾气又不愿干瞒人的事儿。

　　四千元过一个月够不容易的。买米来吃的话，钱一下子就没了。所以就吃麦饭，你不是也吃了？勇治的钱寄晚了的时候，麦饭也吃不成，只好吃白薯。像现在这样，全村只有我这么吃搀了那么多麦的米饭。

　　有人说你那么困难还养猫，趁早别养了！光我家养的就有五只。还有咪、小球儿和波奇都是人家扔掉不要的猫。猫肚子饿了喵喵直叫。肚子饿的滋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能见死不救，拣了回来给点饭吃。你说波奇不是猫的名字是狗的名字？猫和狗是亲戚嘛！没关系，是不是啊，波奇？

　　昨天让你喂坡底下人家的猫，加起来一共有四只。和我家养的合起来一共九只。那家人家是我妹妹家——是我母亲和德松伯父婚后生的妹妹，同母异父。这个妹妹和丈夫、孩子一起到名古屋打工去了，留下两只带不走的猫。她并没有托我照顾那两只猫。可那也是两条生命呀！我给它们送食时又来了另外两只猫一共就增加到四只了。按你说的把它叫过来一块儿喂也没什么。可是猫也有它住惯了的地方。我只要送送食就可以了。——猫知道我什么时候去送食。一到开饭的时候四只猫乖乖地在饭场那儿聚集一堂等着。

　　我吃麦饭，猫也吃麦饭，我吃白薯，猫也吃白薯。我还能活几年自己也不知道，但见上帝之前我会一直这样过日子的。

　　想起小时候爹死娘嫁了人，我和矢须吉哥哥、阿吉姐姐兄妹三人什么吃的都没有，靠喝水度日的苦日子，现在一日三餐能吃上麦子、白薯，生活得简直和阔老爷一样富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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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航——更多无声的血泪控诉

　　因为村里人认为我是阿崎婆的私生子，或是她在海外当妓女时伙伴们的孩子，而阿崎婆也认为我是一个有着某种复杂背景的风俗女，所以我终于听到阿崎婆亲口讲述的亲身经历。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每逢我不在意地询问时，她会一点一点讲出她在南洋当妓女的生活，轮廓也逐渐清晰了。在海外流浪的妓女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清楚明了，然而采访使我又一次体会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当然，读者之中可能有人会说：“这么看来，阿崎婆的妓女生涯并不是最糟的。”确实，好容易残留下来的数种海外妓女的有关文献里比她更坎坷、命运更悲惨的女性多得是。

　　比如，明治中期山室军平率救世军积极参与了废娼运动。大正三年出版了《社会廓清论》，在其第六章的《海外丑业妇》一节中，列举了他在参加救世军世界大会途中听到的海外妓女的控诉。比如丰后出生的一名二十岁的、名叫姬野胜的女性，被骗到运煤的轮船上，一周之内几乎没给吃食物，好不容易上了岸，却不是日本而是香港，结果沦为妓女。长崎县绦原上总七十号的八木品美，十八岁。父亲为海军军人，三年前病死，母亲包办了她的婚姻，她因不称心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在那里，一名男子欺骗说介绍她一个好差事，她便随他上了船到了香港，沦为妓女。又如美作的胜间田出生的服部前，二十岁。在神户打工时，遇见互称兄弟的两个男人，他们告诉她在住世保打工，工资会更高。于是她就随他们上了船，藏在行李堆中，几天不吃不喝，被卖到香港。

　　这些姑娘全是被某个男人——人贩子以工作好工资高为诱饵欺骗的，她们不是自愿地到东南亚或中国大陆去卖身的，所以有不少人走投无路选择了死。比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的一对姐妹，姐姐十九岁，妹妹十七岁，一上岸就被命令接客，她们不能忍受每晚的痛苦生活互相诉苦，一致认为苦日子没有尽头，干脆死了算了。一日清晨，乘老板还在熟睡，她们光着脚就逃出来，到处寻找自杀的场所。好不容易找到了海边的大栈桥，正要投海自尽，被救世军的军平救了。

　　被山室军平救出的几个人，被秘密运到海外，断粮数日，毕竟还是上了陆，还属于幸运的人。在密航之中丧失生命的女子也不在少数。加藤久胜著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是纪实体文学，记录了日本开往中国南部航线上轮船中发生的事，以一个老船长的见闻录的形式问世，书中介绍了那些更为悲惨的女子。

　　人贩子往往把姑娘们藏在船底的煤堆里。那里大白天也是漆黑一团，堆积如山的煤自然会泄出各种气体，船越往南走气温越高，舱内简直像烈火熊熊的地狱一般。

　　明治末期，有两个人贩子在运煤船里藏了十几个姑娘。被人贩子收买的船员又受到其他船员的怀疑，不能到煤舱里给姑娘们送水和食物。姑娘们没有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耐不住高温和煤气，又饥又渴，再被粪便的臭气熏着，不禁叫喊起来。其声音被钢铁的船板阻挡，根本传不出去。她们所处的位置是船底，航行之中很少有人来，所似她们的声音谁都听不见。

　　过了几天，因为船室饮用水断水，负责供水的人打开煤舱的门调查水泵和管道，从黑暗之中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的竟是头发纷乱、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们。惊呆了的船员们再检查煤舱内部，又发现了几个姑娘的尸体，她们咬住水管，满嘴鲜血。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他们埋在煤块里，浑身都是咬伤和抓伤。原来，渴得受不了的姑娘们在黑暗之中本能地找到了水管，由于一心想喝水，就用牙咬破了水管，水管进了空气后水一瞬之间回落入水槽之中。姑娘们为了泄愤，把火发在人贩子身上，才落成这个结果。

　　除煤舱的惨剧之外，也有藏在水槽里发生的悲剧。几个姑娘被偷偷送出境，人贩子和内线水手合谋将她们藏在空水槽里。不知哪里出了差错，水又流入空水槽。惊恐之余，姑娘们不顾事先讲好的绝对不准出声的约定敲打着铁壁，大声叫喊。无情的水。从她们的脚踝漫上膝，又从膝漫上腰际，一个劲儿地往上漫。船出发几天以后，船员们从水管子用杯子接水时发现水里有长头发，还起着白泡，发出臭味。水手们到给水槽去查看，原来那里浸泡着姑娘们的遗体。因为南方航路气温高的缘故，腐败菌活动颇为活跃，遗体已经腐烂不堪了。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序章列举的海外妓女的文献，还可以找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海外妓女们即使被人贩子顺利地偷运出境，忍受住地狱般的船上生活到了外国，她们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她们每天晚上向客人们提供自己的肉体，收入极低，根本不被当人看。老板动不动说她们对顾客态度不好，挣钱太少，对她们非打即骂。一旦真正有了相好的会遭老板的白眼，得了性病和地方病也不给医疗费。

　　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有某个情节讲伊平治在上海去过一个妓院，见到患了一种不知名病的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日本妓女，她请不起大夫，濒临死亡。而老板只给她送过两次仁丹，就算是服药。伊平治救了她。他对妓院老板说：“给病人吃这么硬的饭，像是对待一只狗，这女人也是日本国民呀，你想饿死她吗？这样对待她我简直看不过去。有事以后再说。”随即他用带子将穿着睡衣的女人背在背上，用双座的人力车将她送往医院住院……伊平治将住院费、探视病人的车费、三个月的伙食费留下，一切事情拜托小西先生和常盘馆的两位先生处理了。——妓女的悲惨命运，连以拐骗女人为生的人贩子都看不过去了。

　　伊平治救助的海外妓女，是熊本出身的三宅小松，当时十八岁。她好不容易恢复了健康，三年后在新加坡再次与伊平治相见了。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一病不起，或患梅毒全身糜烂，或病情恶化疼痛难忍，含恨死在异乡。

　　在马来经营橡胶园的长田秋涛，颇有些二叶亭四迷的风格，是国家主义者，也是知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译过《茶花女》。他写过一本东南亚游记《图南录》在大正六年出版，其中有以下的记载：“试凭吊于世界各地的我日本人的墓地，累累而立的墓标主人十人之中有七、八人是海外妓女，所谓是红颜薄命之亡骸，可怜的女人没有儿孙后代来祈求她们的冥福，只有异乡的风雨无情地吹打她们的坟墓。”我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时，感到后背有一股寒气，东南亚十座日本人的坟墓中就有七、八座是日本妓女的。正因为秋涛详细地了解东南亚的日本人状况，所以他的游记虽然充满诗的色彩，但仍是可信的。

　　与以上令人为之哭泣的日本妓女的生涯相比，阿崎婆的命运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阿崎婆生在天草岛，从历史上讲这个地方出了很多日本妓女，她们与山室军平遇到的姑娘不一样，阿崎婆小时候不是不知道女人到外国去打工意味着什么，而是略微知道一些，自己主动要去的。她去外国时还是小孩子而不是警察所注意的偷渡的大姑娘，所以她没必要躲到煤舱或水槽里去。而且，她到了山打根之后不仅遇到了鬼一样的老板，也遇到了有人情味的木下阿邦那样的鸨母。虽然给洋人当妾的时间很短，但毕竟也发迹过。她没有得不治之症病死异乡，而是保住一条命回了国。

　　可是，在我与她朝夕相处一有机会就一点点地打听她的往事的过程之中，仍然被她的海外妓女生涯压得喘不上气来。她被高滨的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卖出海外时，大概知道女孩子到外国去意味着什么，那时她虚岁十岁，实足年龄只有九岁，按现在讲不过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这样看来，与我女儿美美——在东京期盼我回家的女儿恰巧同岁！在三十瓦的昏暗的灯光下，我注视着背靠破拉门慢慢述说的阿崎婆那布满深深皱纹的脸，它不知不觉地与我女儿天真烂漫的脸重合到一起了。

　　刚刚过了幼女期的女孩子，在不知海外妓女的营生的情况下被卖，或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而为了亲人自卖自身，究竟哪一种更残酷一些呢？如果说都很残酷的话，的确如此。如一定要比较的话，我认为后者更加苛酷。

　　山打根的妓院里的情形，超出我们的想象，是令人异常难受的事实。根据阿崎婆所讲，平时接客人数不多，但有轮船靠岸的时候，前面一个客人还没走，后面一个就在门前等着，人多的时候一晚上接三十人。我担心这是目不识丁的阿崎婆信口开河，所以过了几天变更了地点换了一种问法又问了一次，阿崎婆的回答仍然是这样，一点儿也没有犹豫。

　　过去对海外妓女的研究没有涉及接客人数和性交次数，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从日本内地的数据来看，不用引用明治、大正时期的数据，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为例，有专门研究卖淫问题的专家中村三郎写的《白线之女》。这本书专门搜集了昭和三十一、二年东京都内十七处特别饮食街妓女的营业状况。据此可知，妓女一个月接客人数，住夜二十九人，不住夜六十七人，性交次数住夜客二点二次，不住夜为一点二次。依此算出平均值，她们每晚接待的嫖客把住夜的一人与不住夜的二点二人加在一起约三点五人，性交次为四至八次。此外，社会学家有渡边洋三于昭和二十五年出版的《街娼的社会学研究》，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写成的唯一研究书籍。该书调查街娼一日平均接客人数最低为一点一人，最高四点一人，平均为二点一至二点二人。作为特例，也有街娼一日接客十人的最高记录。

　　可是，阿崎婆一夜接客人数平常为四至五人，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人。反正都是卖身，讨论这些可能很无聊。如果嫖客为二至三人的话，互相之间还可能说上一两句话，虽说是交易，也可能卖笑，至少还能反映出人类的心理活动。如果在有限的时间接待三十人，从感情上没有任何交流，她们只被男人当作“物件”，她们本身也彻底打算成为“物体”了。可是她们毕竟不能完全压抑住人类的感情吧。

　　度过地狱般的一夜，天明之际，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只剩孤独一人，她仰望南国碧空，不是也背着别人恸哭了吗！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福份幸福地生活着，为什么唯独自己要离开故乡在遥远的异乡流浪，忍受这种悲惨的命运呢？她们不是捶打着洒着椰子树影子的大地在那里哭诉吗？

　　我通过查阅文献，得知了许多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生涯，心情很沉重。可是现在与我住在同一屋顶之下的阿崎婆的生涯，使我的心情更沉重。阿崎婆告诉我的往事，全都在她矮小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都是她亲历的事实，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不由得心酸，想放声大哭。但如果真的哭出来，心地善良的阿崎婆一定不会再讲令我难过的话，避开山打根的话头。明白了这一点，我好容易忍住了呜咽，而内心深处却想抱住她那瘦小的身体尽情地大哭。

　　我尽力克制自己想大哭一场的愿望，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我应在哪里发泄呢？答案是清楚的。我是为了倾听过去海外的日本妓女们埋没了的声音来天草的，又住进了阿崎婆的家。最好的回报方式是尽可能地搞清她的生平的各个细节，而且在听完她自己讲述的半生曲折之后，从与她直接相关的人那里取得旁证，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她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

　　于是，我开始把采访阿崎婆多次提到过的几个人提到日程上来了。据阿崎婆说，在山打根的妓院里一起生活过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富美现在生活在大江，富美的朋友阿霜逝世了，但阿霜养大的富美之子松男还活着。如果阿崎婆的话属实，她崇拜的妈妈木下邦的故乡是二江，买阿崎婆的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出身地为高滨，去这些地方可能找到他们的儿孙能打听出些东西来。

　　这么一考虑，我决心访问这些人了。首先，想访问一下离阿崎婆家最近的住在大江的富美，可是要访问富美必须要知道富美住在大江镇的什么地点，还必须寻找拜访她的适当的理由。于是，我翻来覆去想了几天之后，一天晚上，我向阿崎婆讲明了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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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死——富美的生涯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这几天常吃的很简单的晚饭后，我很随意地对阿崎婆说我去大江有点事要办，又加了一句：“妈妈您若要给富美带口信儿的话，我可以去她家一趟的。”于是阿崎婆照例不问我去大江有什么事，只说：“我和富美已经很久没见了……”又追问：“你去过大江吗？”

　　我含糊地回答说我没去过，但是我朋友的朋友在那里住。阿崎婆考虑了一会儿说：“一个人去很难找的，如果你去大江的话，我也去瞧瞧吧。”她又像自言自语似地嘟囔说：“富美可不是能把去过外国的事对人讲的人。”我感到我的内心世界被她看穿了，不由得心怦怦跳起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如果您去大江的话，富美不知该有多高兴啊，然后迅速地变了话题。

　　很快，天就黑了，我躺在那个婆罗洲棉的褥子上，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很快入睡。阿崎婆对我说她也想与我同行这倒没什么，可她为什么说“富美可不是能把去过外国的事对人讲的人”呢？我心中感到不安，阿崎婆是把我当做背景复杂的风俗女，出于对同类的怜悯收容了我，或许，她觉察我有不对劲的地方了？我多少也是一个能读书的女人，她是不是知道我是来调查像她那样的在外国卖身挣钱的女人历史的呢？

　　后来我知道了，她从直觉上早已悟到我来访问她的隐蔽目的，而且打算帮助我。可那时候阿崎婆的这一句话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

　　关于这件事下边还要提到。总之，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晴空万里。早晨十时我们出了家门，过了河，到下游的杂货店——店主洋子也曾是海外日本妓女——买了一袋点心做礼品，向着大江方向出发了。我们从阿崎婆的村子走到崎津镇。崎津虽有公共汽车通往大江，但阿崎婆晕车，所以只好继续步行了。

　　阿崎婆走惯了路，她个子小，一个劲儿地迈着小碎步疾步前进。我这个大个子走起路来反而累得够呛。“好容易离开了崎津镇，接着要沿着海走了。”我刚这样一寻思，阿崎婆在一条小路的岔路口招手叫我：“朋子要不要走这边山路，这边要近得多。”我们选了右边小道。这山只三、四百米高，是天草特有的小山，在到达山顶要下山时我可来了神儿，登山时不曾望见的天草的海，在秋日湛蓝的天空下出现了，纵目远眺，一片蔚蓝。

　　我被这美丽的风景迷住了，不由得高声欢呼起来，阿崎婆像是守护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目光慈爱地看着我。我们继续走，她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山脚下的某处说：“你看，那边不是有瓦房和红、白两色的旗子吗？那就是军浦大师的庙。”我按着她手指的方向找到那杆充满乡村风味的粗鄙的旗帜之时，她已把双手合在胸前，没忘记做一次短暂的祷告。

　　祷告结束、阿崎婆对我说：“重要的事，比如关于勇治、我的孙儿们的事我都向大师祈祷。每次来参拜时，我也替富美祷告。”她就顺着这个话头儿断断续续地谈起了富美。关于吉本富美《阿崎》那一节谈到过，下面尽量避免重复，将阿崎婆在路上对我讲的话记录如下——

　　……富美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人呀，住同村一天到晚在一起也有不对缘的。可是住得很远，三五年见一面的人彼此还是息息相通。富美和我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啦。

　　富美的确姓吉本，是大江人，她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不晓得，过去好像听说过，叫我给忘记了。她九岁的时候，被由中太郎造卖到山打根，当时与岛原出身的八重乘的是同一条船。我到三号馆的时候，富美与八重每晚都擦上白粉、抹上口红去接客。因为都是天草人，富美老护着我们。从那时认识她算起，已经是六十年的朋友啦。我在做妓女的人里头算多福的人啦，富美年轻的时候长得可标致啦，真想让你亲眼见见。接客时她挑肥拣瘦的，接洋人、日本人、华人的客，很少接士人客。太郎造得了气喘病死了以后，老板妹妹登代来把三号馆卖了。那时已经还清债务的富美与八重一起转到邻近的四号馆。我被卖到斗湖。后来我们逃了回来，我央告着进了木下邦的八号馆。四号馆与八号馆在一条街上，早早晚晚都能遇到富美。

　　富美与安谷喜代治相好也就在那个时候，富美生了两个孩子，男孩松男确实是安谷的儿子。我认为女孩也是安谷的，是不是真的呢？我也说不准。安谷有很大的一座椰子园，有妻子也有孩子，所以他不能让富美到他家去。即使没有妻子，安谷是那么大的椰子园的主人，娶富美也是不可能的，他怕人家戳他后脊梁说他娶了个妓女当老婆。

　　富美不得不带着还是婴儿的松男。但是带孩子影响接客，她白天把孩子放在自己屋里，给点奶吃，傍晚动不动托给老板娘，孩子就哭起来，富美老担心孩子的事，不能静下心来，嫖客们就抱怨了，弄得很败兴。于是，富美就每月花钱把还在吃奶的松男托在阿霜处。下田出身的阿霜在我认识富美之前就是富美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在八号馆呆过。不久被马来人船长娶为妾搬到克扎特克，那时已不出来应客了。——你问是哪年？大正天皇驾崩明治天皇即位那年吧。

　　又过了不久，富美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次不是男孩是女孩。富美这回可真着急了。还想托出去，可又支付不起两个孩子的托儿费。那孩子叫什么来着？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想不起来了。——于是，富美就把孩子给了八重。那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八重已嫁给洋人。洋人都很有钱，八重生活优越。但她因不能生孩子所以很寂寞。富美想八重是自己从日本出发时的同伴，彼此脾气秉性也了解，现在她家生活条件也好，与其让孩子在妓院长大，不如养在弥惠那里更有前途，所以她才把孩子给了八重。

　　那个女孩是活着，还是在南洋死了，谁也说不清。八重是岛原人，去岛原问八重说不定会知道下落，可是，八重的老家是岛原的什么地方呢？四年前见到富美时还提起这件事，富美说：“那个女孩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已经给了人啦，再没想重逢，也许成了西洋人的老婆，生下两、三个孩子了呢。”富美的脸很平静，但是她的心在哭，在恳求上苍保佑她的女儿。这一点我很清楚。

　　富美与安谷好了几年？我记不清了。大概三、四年吧！后来我也回老家探亲，给霍姆先生做了妾，因病回到天草又嫁了人，最后还去了满洲。富美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详情我不知道。不过，据人们传说她嫁过两、三次人。

　　战后我遇到富美聊说起过去的事情时，听她说在松男十岁的时候，她才从南洋回到日本来的——是啊，大概是昭和十年（一九三六年）吧。因松男是自己骨肉，所以富美到阿霜那里去想领回孩子，而松男呢无论如何也不肯从阿霜身边离开。富美对松男说：“我是你的亲妈妈，咱们一起回日本吧！”松男十分害怕，连忙藏到阿霜身后一句话也不说。没办法，富美就说：“你把阿霜当成自己的亲妈，离不开她的话，我就不接你走了，这样对阿霜妈妈对你都更好些。”于是富美就一个人回到天草。富美真是和她的亲生儿女无缘啊，你不这么想吗？

　　后来，富美回国一、二年之后，不巧阿霜的马来丈夫得了病突然去世了。我见过阿霜的丈夫，不愧是个当船长的，真是个好人。那里人能娶到日本老婆或妾都是很自豪的。那个马来人也是叫阿霜穿绸裹缎的，她尽是好衣裳。他一死，工资也停了，生活马上就变苦了。阿霜就到橡胶园、椰子园去当雇工，养家糊口，松男也在英语学校停了学，到椰子国劳动，母子二人艰难度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军队也到了婆罗洲，在那里放过枪炮没有，我不知道。后来日本战败，阿霜带着松男回到出生地下田，能照顾自己的亲人一个也没有，黑市的米、麦、红薯都太贵，买不起。好容易回到自己的老家，却不得不在柳树上检根绳子上吊了。死前的晚上，阿霜对松男说：“你已经二十岁了，而且咱们也回到日本了，有一件事要让你明白，实际上我不是你亲生母亲，你的生母叫富美，住在大江村。”这是阿霜打定主意要死了才说的。他们在婆罗洲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回到天草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这幕惨剧。

　　阿霜死了以后。阿霜的亲戚自然不收留松男，松男也不想留，刚刚办完丧事就按阿霜说的去大江找亲母了。他到处打听：“您认识吉本家的富美吗？她家在哪儿？”他是婆罗洲出生、长大的，只会说马来语和英语。日语只会讲只言片语，费了老大劲儿才找到母亲。

　　好容易找到富美——富美该多么高兴啊，就一起生活了。起初因他不会说日语，只好干些体力活儿。也娶了媳妇——是富美姐姐的女儿，她姐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曾去朝鲜挣钱来着。

　　按富美的话说，松男对她挺好的，媳妇又是亲上加亲。可她娘家老来找麻烦，她不大喜欢儿媳妇娘家，今天你去大江看看就会明白了。松男的媳妇瞎了一只眼，人也挺厉害的。她总冲松男发脾气说，“只生不养，你还拿她当妈。”松男是个好孩子，把妈妈照顾得挺好。从小富美就把他托给阿霜，后来干脆不管了。上次富美流着泪对我说：“这孩子是给了人的，可长大成人之后来找我，我只不过是生了他而已，他竟对我这么好！”瞧那儿，朋子，你瞧那儿。隐隐约约看得见一排房子不是？那就是大江镇。我只记得富美的家好像离邮局挺近的，有条路向东走还是往西拐，我就是记不住路。

　　我们来到了大江。它徒有镇的虚名，主要街道上有个邮局，横向走不远，是发散腥味儿的泥路，两侧是铅皮屋顶上放石头的杂院，因临海泥路难走，地面也较高，而且每家的屋都比我的个头儿矮，可能为了防海风想出这办法。门户都敞开着，家家户户内部光线都很暗，整个村庄的赤贫显而易见。

　　阿崎婆拉住正在玩耍的孩子问：“富美的家在哪儿？”孩子们只是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于是，她走进一户敞着的门大叫：“有人吗？富美的家是不是在这一带呀？是哪家能告诉我吗？”

　　从里边出来的是一位面貌端正的五十岁左右的渔妇，她说“富美的家就在附近……”之后停住了，上下打量着我们，意思是你们是她什么人呢。阿崎婆体会了她的用意，连忙自报家门，说我是阿崎，是从某村来的，我和富美在国外是朋友。村妇立刻不再见外，亲切地说：“哎呀原来你就是阿崎呀！富美多想见你一面呀！可是，富美她……她三年前得重病去世了！”阿崎婆和我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样呆立不动。我们一直以为富美活着，可她已经于几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大江村到阿崎婆的村子也就十公里的路程，对于城里人说，十公里算什么？像眼和鼻子一样的距离那么近。纵是远隔千里也可以用打电话、写信等方式互相联络。然而，曾经当过海外妓女的老人们呢——想寄封信也写不了，想打电话，家里又没有，想乘车去见见老朋友，既无时间也无经济能力。仅隔十公里就像远在天涯，不用说重叙六十年友谊了，连生死离别的消息都得不到，我深深地体会到她们的悲惨命运。

　　那位五十岁上下的渔妇一边反复说阿崎婆的来访太迟了，一边带我们去富美家——也就是她儿子松男的家。他的家也在路旁渔民杂院里，房间只一间，居室为六铺席，又加盖了一间三铺席的。昏暗的房里有一个煤烟熏黑的灶。

　　村妇一招呼，从里边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脸膛被太阳晒得红中透紫，这就是松男。他即刻把我们让进了屋。阿崎婆寒暄几句就蹲着靠近佛龛，一屁股坐下。她双手合什，像是对活人说话似地大说道：“富美，你怎么死得这样早啊！我一直以为你健在呢！我来晚了！原谅我吧！”她要烧香，我在她身后帮她点上火，我也点燃了香，双手合什。佛龛里只有一个白术的牌位和一张女人的照片。

　　啊，这就是阿崎婆的挚友富美呀。照片上的女人不到三十岁，大约是婆罗洲时代拍的照片吧！穿着和服的她，亭亭玉立，圆睁的秀眼水灵灵的，与梳的日本发式十分相配。如果是今天，也无疑是一位回头率极高的美人。

　　在富美的灵前拜过之后，我照例被介绍成是阿崎婆的儿媳。阿崎婆与松男边喝茶边谈起富美的事情。不久，松男媳妇也回家来了。回到日本时才二十岁的松男只会讲英语和马来语，现在讲的竟是一口地道的天草土话了。

　　据松男说，富美是三年前——昭和四十年二月六十五岁时逝世的。战后二十年富美一直跟着松男在这里生活，身体没什么毛病。逝世前一年春天开始不断地诉苦说：“头痛，脑袋发重，压得难受。啊，简直要发疯。”这前后，从手脚开始长的疥癣一点点地蔓延到全身。用高价从药店买来的药物，怎么也治不好头痛和疥癣。富美终于在痛苦之中死去了。松男说起他母亲时说：“老太太躺倒之后，每天端屎端尿的都是我，我妈像是口头禅似地每天都说谢谢啦，谢谢啦。我对得起母亲，她死而无憾。”

　　松男和他老婆还有正与他们交谈的阿崎婆，都确信富美的病单纯是头痛和皮肤病。可我，听着听着一阵凄枪的感觉袭来，止不住地想流泪。夺去富美生命的病既不是头痛也不是皮肤病，实际上是梅毒。她诉说头痛，像要发疯，也许是梅毒螺旋体侵入了大脑，被人们看做是疥癣的皮肤病也许是螺旋体在皮肤上的反映。事实上，回到东京以后，我向母子爱育会附属爱育医院妇科的野末悦子询问过，其结果是富美的病大约是脑性及皮肤梅毒。

　　我感到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过去我一直认为，比起在偷渡中丧失性命，或远离家乡客死异国的海外妓女，那些经过种种曲折归国的人更幸福，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大家知道感染梅毒之后，不会立即发病，往往有十年、二十年的潜伏期，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病。如病毒侵入脑和脊髓，症状就像精神病一样出现妄想，随着脑细胞的麻痹会导致死亡。如在皮肤上发病的话，被全身起的肿物百般折磨，不久也会惨不忍睹地死亡。在抗生素大量发明的现代，只要病不被耽误，还是有治愈的可能。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病。

　　如果富美的死因是梅毒，那病菌就是在她长期的卖身生涯中侵入的。据阿崎婆讲，她们害怕得病，每每毫不倦怠地用大夫给的药水洗下身。可是梅毒螺旋体是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极小的细菌，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本人都不会发觉病菌已潜入体内，这是完全可能的。经过千辛万苦回到日本的海外妓女之中，一定有无数人年轻时在异乡感染了梅毒，经过几十年后发病致死或现在还挣扎在死亡线上。不仅如此，现在看还很健康的人，体内梅毒螺旋体侵噬不知何时突然闹起来也未可知。阿崎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于原子弹受害者来说他们不知何时发病，发了病也没办法治，在他们眼里，二战结束二十七年的今天，战争还没有结束。同样面对过去曾是海外妓女的人来讲，海外妓女的生活也仍未结束。那天下午四时，我们告辞了松男又徒步回到阿崎婆的家。过了一两天，我想再次访问松男，听听他讲北婆罗洲，更重要的理由是阿崎婆手头上当妓女时的照片一张也没有，而富美遗物之中却有很多。于是，我就跟阿崎婆商量，给松男寄了一张明信片，上边写道：“我母亲想看旧时的照片，几天后我将再一次访问你家。”几天后的下午，我一个人去他家访问了。

　　我抵达的时候，松男出去干活了，家里只有他老婆在。她说：“不到六点他不会回来的。”我就坐在三铺席小屋等。他老婆给我泡了一杯茶之后，就在狭小的屋里干这干那，我煞费苦心地和她拉些家常打发时间，她只用那充满警惕的眼光来瞧我——是不是她右眼瞎了，总让人看见她翻白眼，才让我有那种感觉呢？

　　过了六点，松男回来了，洗手洗脚后上了铺着席子的里屋，立刻拉开壁柜拿出一本老相册。他说：“这就是母亲的照片，因为放在壁柜的深处，找出来好费劲。”说着，把相册放到我面前。

　　阿崎婆是日本战败后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的，所以不用说带回相册啦，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而富美就和她不一样了，在富美的大相册里贴着许许多多山打根时代的照片。我一打开相册，有东西哗地落了地，拣起来看，那是两本写着富美名字的护照。我把它们放回原处，继续翻看。有山打根街道、港口的照片，也有富美与朋友们的合影。一位富美的朋友穿着贵妇的洋装与白人男性的合影，不知是在几号馆门前，很明显是在妓院门前拍的。花费时间仔细看一看，那照片中的一张一个年轻女人长得很像阿崎婆，另外一张是年轻漂亮的富美抱着一个一岁不到的男孩坐在椅子上。如果阿崎婆在场，她一定会从中认出哪位是岛原的八重，哪位是阿霜，哪个是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哪位是松男的父亲安谷喜代治。

　　旧相册很重，但它在我心中的份量更重。她们在山打根生活的一鳞半爪，已经以图像的形式定格了。想到这，我的心情十分虔敬。下边该考虑的是如何把照片搞到手。

　　于是，我把一张阿崎婆青年时代的照片挑了出来说，“如果我妈看到这照片该多高兴啊！”得到松男的允许，我可以拿走照片了。我知道能借出照相册是最佳方案，但我与松男夫妇是第二次见面，谈不上深交，而且这个要求也不好说出口。

　　时间过得很快，末班公共汽车早已经发出了，我本打算完事后下一站去高滨——由中太郎造这个人贩子的老家，这回也搭不上车了。松男劝我在他家住下。吃过晚饭休息一会儿，松男说：“还有钓乌贼鱼的活儿，还得出去一趟。”就走了。他老婆还有住在近处的堂妹，刨根问底地盘问我说，什么你看上去不是天草人啦，那你是哪儿人呐，阿崎婆的生活怎么样啦，我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十二点睡了觉。但是我心里惦记着相册，怎么也睡不着。因我找借口说阿崎婆要看，富美去世之后被扔在壁柜里垫在各种杂物底下的相册，才被找了出来，明天早晨我一离去，它又会被扔进壁柜永不见天日。可是，对我来说——更应该说对日本海外妓女的历史，进而言之对近代日本女性史来说，富美的相册是最贵重的证言之一。当时我们能见到的海外日本妓女的照片，是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所收纳的。除此之外则没有了，那样的话，我是不是有义务让这些照片不被埋没，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呢？

　　辗转反侧的我，心中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把这些照片和护照偷走。这辜负了留宿的松男夫妇的好意，简直是恩将仇报。如果事发，我还可能会被天草警察拘留，但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是为了将埋没了的日本海外妓女的历史恢复其本来的面目才做的。松男夜里打工钓乌贼鱼的活儿听说要到夜半三点才能结束，在这之前，我抱着那本相册逃出这个家，在野外露宿，或不停地赶夜路吧！

　　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在六铺席的大屋里放着三套被褥，我睡在里边。我偷偷地在昏暗的灯光下窥探邻近的松男老婆的动静，仰面朝天睡着的她还微微地打着鼾。很明显她睡得很熟。我把叠起来放在枕下的裤子拿出来，在被窝里穿好后鼓励自己说：“是时候了，现在开始动手吧！”

　　可是，尽管我不止一次地想是时候了现在开始动手，还是没能站起来把放在房间角落的相册拿到手。如前所述，那女人右眼瞎了，为此，她的右眼不能完全闭上，睡着了也和醒着一样半睁着，反射了不大强烈的灯光，她的眼发出白光。毫无疑问她正在熟睡，但我却总觉得她那半睁的眼正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终于写到我不好意思写的一段了——一夜无眠，当天大亮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在松男的老婆去厨房做饭，松男去洗脸的当儿，我装做看相册，把几张特别希望到手的照片撕下来又加上两本护照放在一起，藏到了衣服底下的胸口处。我旅行时下身穿长裤，上身穿着我丈夫的男式旧毛衣，所以可以把它们藏在毛衣里。

　　听说向高浜、下田去的公共汽车八点多出发，我就做了出发准备。这时让我心惊胆颤的事情发生了，仿佛我血管里的血全凝结了。松男拿起相册说：“啊，该把它收起来了。我母亲也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然后他就一页一页地迅速地翻着相册，几个地方都扎眼地留有取下旧照片的痕迹，两本护照也没夹在里边。松男结结巴巴地说：“啊，照片呢……护照也……”然后，抬眼看着我。为掩饰自己的惊恐，我已经竭尽全力，所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松男也相对无语。对我来说，这几秒钟竟是那样漫长。正在这时，原来在厨房的松男老婆用围裙擦着手带着那深表怀疑的眼神进屋了，边进来边问：“当家的，怎么了，发生啥事儿了吗？”已经不能蒙混过关了，我做好了瞬间之后被众人围打送到警察那里去的精神准备。可是，松男出乎意外地对他老婆说：“啥事儿也没有。”然后他就手拿了张报纸，胡乱地将相册包起来，打开壁柜向深处扔了进去。

　　我向松男夫妇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些道别的话，头也不回，疾步向汽车站去。照片和护照在我胸前隆起部位之间摇晃，它们的边角刺得我好疼，然而我的心更感到刺痛——我终于犯下了罪。离汽车到站还有十五分钟，我在车站的硬椅子上落了座。直到这时，我才察觉我的手脚在抖，全身也在止不住地微微颤动。

　　不久，汽车来了，我于是站起来。此时，身后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是松男，他穿着工作服，脚下穿着日本式布袜子，像是要出去干活的样子。他只说了“一路小心”，就疾步向海滨走去了。

　　今天回忆起来，当时松男肯定察觉了我偷走了几张照片和富美的护照。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家人面前袒护了我。到了汽车站，他也没有责备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理由只有一个——松男知道我有不道德行为，却又原谅了我。我心中的秘密未曾向他吐露半分，所以，松男不会知道我需要山打根的照片。即便如此，松男也理解了我的最终目的，原谅了我。我想再现海外日本妓女的真实状况，将照片作为日本近代史的一个实证。而松男的母亲正是这些妓女中的一个。松男被这样的母亲带到人世，尝遍了各种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亚于他母亲所经受过的。只有苦熬过来的松男才能通过直觉了解我的心情，立刻原谅了我。

　　我乘坐的小公共汽车经过天草下岛的西岸一直向北驶去。从早晨起，天空就不大晴朗，现在云就更加多了。向窗外望去，所见到的风景只给人阴郁的感觉。虽然我给自己找了听起来理直气壮的理由，毕竟我犯了偷窃罪，所以这阴郁的天气特别适于我。如果窗外是秋高气爽的景象倒跟我此时的心境格格不入呢！正当我沉思的时候，公共汽车已经驶进了高浜镇——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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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阿霜的墓

　　高浜与大江相似，也是充满鱼腥气的贫穷小镇。从车上走下来的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面，我心情不平静，另一方面这次与访问富美家不同，关于太郎造我没有任何线索。我所知道的信息，仅仅是太郎造是高浜这地方的人，有没有亲属，如果有的话住在哪儿全然不知。

　　有句话叫人急连稻草也想捞，为了能捞到一根稻草，我到汽车站旁的药房买了件小零碎，顺便问老板娘：“您知道有一个叫由中太郎造的过去去过南洋的人吗？”中年的老板娘绞尽脑汁想了一阵，结果说不知道。最后告诉我：“从这儿稍微走一段路有个白鹭屋旅馆，到那儿去打听打听兴许知道，那家的老婆婆她父亲去过南洋。她也是那儿生的。”她倒是满热心的。

　　我去访问了白鸳屋旅馆。虽然房屋还很结实，但空有旅馆的虚名，现在成了学校的单身老师和邮局的职员租住的公寓了。有一位文雅的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后，她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可能邻居们会认得他。别光站着说话，请进……”她把我让进屋，边给我泡茶边问我为什么要找去南洋的太郎造的亲人。我回答说我是他远亲，想打听他的下落。她像充分理解了似地点点头，然后，她说：“其实，我也去过南洋。”

　　她说她去过新加坡，我差点把她当成妓女中的一个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仔细地听她讲来，原来她是在新加坡经营橡胶园的笠田直吉真名叫直次郎的女儿，她父亲是最早去新加坡的日本人，写过许多书，颇有名气。老婆婆叫笠田朝香，随其父长期在新加坡生活。我已在第一章提起过她和她父亲的名字，我在搜集关于海外妓女的资料时已熟知笠田直次郎的名字。《南洋的五十年（关于新加坡的日本同胞的事迹）》和西村竹四郎《在南洋三十五年》中经常提到笠田直次郎，而现在从他女儿口里说出这个名字来，真使我感慨。据她说，在新加坡获得成功的直次郎到晚年十分怀恋故土，便回了高浜，用带回来的特殊木料造房子，在这里生活了几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了。这样看来，对旅行者来说单是古旧旅馆的白鹭屋却也成了海外发展的天草人的活见证，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总而言之，朝香婆让我等一会儿，好像是跟邻居说了些什么。不久就带来了一位八十九岁的老太太，她说这个老太太的丈夫过去是由中太郎造的朋友，是渔夫，他是唯一认识太郎造的人。我打起精神，决心打听出太郎造的消息，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可是八十九岁的老太太可能觉得我来路不对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全忘了，老早以前的事情了。”也许是真忘记了，结果我什么都没打听出来，我再三地追问她，好不容易打听出来靠近村公所的姓林的鱼铺老板娘与太郎造、三千代有亲属关系。聊了一会儿，我道了谢，离开了白鹭屋旅馆，找到村公所后立刻走进了卖鱼的商店。这商店的房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农舍，在店头忙着的是鱼店老板娘，年龄大约三十一岁，大块头，如果仔细看看她的脸就觉得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高鼻深目，褐色眼珠，可能因刚上货，她正手舞着刀在干活。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因为我已经从白鹭屋的两位老太太那儿听说鱼店老板娘是日本人与白俄的混血儿。也就是在天草因为有海外妓女的缘故才有混血儿，这也是天草地方的特色。

　　我告诉老板娘我的来意，拜托她只要是太郎造和三千代的事儿多么琐碎都可以，我都想知道。她也没正眼瞅我，用刀继续收拾鱼。她说：“我是嫁到这家来的媳妇，过去的事我都没有听说过，我丈夫出远门，现在也不在家，就算在家也不会知道得太多……三千代婆与我丈夫确是远亲关系，可我一次也没见过她。”

　　听她的话头儿，三千代也回到日本了，好像也该健在，我很想打听到她的消息。前边提过松男的遭遇是日本妓女生涯带来的悲剧。有马来血统的三千代也是悲剧人物之一。可是褐色眼睛的鱼店老板娘的答话越来越暧昧了，这倒不是因为我穷追猛打她害怕了，而是她真的不知道太郎造的事情，也不想知道，所以想摆脱我。

　　我不再继续追问，决定想想别的法子，于是我就说：“除了您家，还有哪家与太郎造、三千代是亲戚？”她说：“有倒是有好几家，但都和我一样，不知道以前的事儿。”然后，好像忽然想起来似地嘟囔着说：“你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有三千代婆小时候的照片，那上边好像有太郎造。”过了一会儿，她在钱箱附近摸了半天，终于找到送给了我。

　　从老板娘沾满鱼腥的手里接过这张旧照片，我禁不住激动得发抖。啊，这就是把阿崎、富美那样的天草姑娘拐卖到北婆罗洲的人贩子啊！骄傲地挂在他胸前的两枚大勋章无疑是政府发给的，他是立了什么功得的勋章呢？把小手放在太郎造膝上穿和服的幼女确实长得像太郎造，但眼窝、鼻、口也有马来土人的面貌。这就是有马来血统的三千代啊！这张照片正是我想得到的，与我从富美那儿拿来的一样，都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对她说：“我想让我母亲看看这照片，能借用一下吗？”我还没说完她就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当然，不要说借了，就给你算了，反正放在家里没大用处。”干活儿的手一直没停下来。

　　我反反复复地道了谢，离开了鱼店。我的心绪很复杂。在松男家的一幕令我心情依然沉重，然而意外得到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照片又令我欣喜。她之所以这么轻易地将照片给我，说明在太郎造的亲人眼里他完全是个遥远的人物了，对于他的探访我不能抱任何期望了。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胃空空的却无食欲。天空乌云翻滚，像是马上就要落下雨来，我越发忧心忡忡，应该坐什么车到哪里去，简直茫然不知所措。

　　我终于想到最好的选择是回阿崎婆那里去。但是那样的话，回去的路上就一定经过大江。松男已经原谅了我的行为，可如果他老婆知道我一定要经过大江在汽车站等我跟我算帐怎么办？这么一想，我又不愿回去了，这时候与大江崎津方向相反去富冈的公共汽车到站了，我对自己说：“去下因吧！去下田看看阿霜的墓。”便飞也似地上了车。

　　当公共汽车来到天草唯一的温泉休养地下田时，阴郁的天空开始渐渐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松男告诉过我，他的养母三田霜的墓就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小丘上，那儿能看见海。问了问路过的人，符合这墓地条件的是下津深江的南边和北边的墓地。没法子，我决定先在离车站近的北墓地找，爬上了被小雨浇湿的坡道。

　　丘上的坟墓有二、三百之多，各式各样，既有常见的石碑墓，也有基督教的带十字架的墓，还有不少墓没有碑只插一个木标。也不知是因为插上的木标朽烂了还是一开始人葬就无钱买本标，约有四分之一的墓没有任何标识，只放着几块石头压着墓，这一事实真让我受刺激。

　　秋雨缠绵的黄昏，在人迹罕至的墓地里，我既不孤单，也不害怕。不仅如此，对死者我感到十分亲切。我一个个地巡视墓标或石碑，拭去苔痕，扫去落叶，到处找三田霜的墓。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身后有人叫住我：“喂，你在找什么？”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被海风吹红了脸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站在公墓入口处，用一种怀疑的但不是盘问的眼神看着我。

　　我讲明原因后她告诉我：也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一个叫三田的女人每隔三天总要来扫一次墓，那三田家就住在对面南山上，从大阪搬回来的，是退休的电气技师。她还告诉我，这下田村姓三田的除了刚才讲的电气技师家外只还有另一家，住在山脚下海边。最后她说：“这下我就不担心了，我看你大雨天连伞也不打，有心事似地登坡上了墓地，左等右等也不见你下来，心里怪担心的，就来看看你。”

　　原来她认为我是要自杀的人，我只好苦笑着道谢，决定不再辨认墓标。就下坡到海边去访问那三田家了。阿霜投奔的三田家，生活穷困以致逼得她自杀，她的亲戚肯定不是对面山上那漂亮房屋的主人。又加上刚才人家介绍说那家人最近才从大阪搬回来，我推断他们肯定与阿霜没关系。只有海边的三田家才是我要找的。

　　离开墓地下了坡，就到了海边的三田家，它是用木板和镀锌铁皮造的棚户，真是一所破房子。我在门口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往里边看黑洞洞的。门口稍微亮一点，土地上左一只右一只地扔着孩子穿的帆布鞋。雨不停地下了起来，天也黑了下来，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了好容易找到的阿霜亲人的家。

　　那天夜里，我住在下田温泉老字号的头等旅馆福本屋。服务员告诉我，福本屋的老板是女的，对下田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感到像是在茫茫大海找到了灯塔一样，连忙问她与阿霜有血缘关系的三田究竟是哪一家。于是，那女主人告诉我，有个人对过去的事知道得更清楚，比她年岁大多了，待明天早晨去问问。九点多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来告诉我电气技师的三四家是阿霜的侄女儿。

　　那天仍然下着雨，我向旅馆借了把写着旅馆名的伞，攀着泥泞的坡道去三田家访问了。

　　阿霜的侄女阿繁正好不在家外出了。她肥胖的丈夫太吉在家。我告诉他我是阿霜朋友的女儿，他推说他没什么可说的，可还是高高兴兴地讲了他知道的关于阿霜与松男的情况——

　　我本不是这三田家的人，我过去姓里见，生于某县某郡，昭和九年成了阿繁的上门女婿后，才姓三田的。阿霜是阿繁的姑姑，是阿繁父亲三田一郎的三妹。

　　我听说过她有个姑姑，可是她那时远在婆罗洲，从未见过，所以把这事也就搁在脑后了。战争结束第二年的七月还是八月，这阿霜忽然回到下田来了。我们全都惊呆了。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一个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松男。可能在船上没能吃上饱饭吧，两个人都饿得皮包骨似的，身上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阿霜是十三、四岁离开下田的，事隔几十年才回来，回来那会儿好像有六十岁啦。所以阿霜的父母早死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世了，投靠的亲戚只能是没见过面的侄女外甥等小辈人了。我们三田家的聚在一起一商议，家家都很困难，没有一家肯出面照顾她母子俩的生活，结果是我们作为三田的本家来照顾他们。

　　因多两口人吃饭，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家也不富裕——我那时在发电站工作，从下田镇沿河向上走就到发电站了。发电站很小，建在河谷那儿，我们一家就住在那里。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工资低，有五个孩子，那年春天生的男孩还不到一岁，想买块白薯给孩子们吃吃，价钱贵得惊人。有的农户说：“你不拿衣服、香烟来以物换物，就不卖给你食物。”差点没饿死，我们生活都这样，也没办法照顾好阿霜姑姑。

　　你知道松男不是阿霜生的呀，我们起初不知道，以为松男是阿霜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后过了几天，阿霜说了实话，说他实际上是大江的某某人的孩子——对啦，对啦，就是你说的那大江的富美，你知道得很清楚呀！跟我们说了这事以后，阿霜又念叨说：“到了现在，人家也没义务来领孩子。”

　　阿霜和松男在我们家的时候，给农民地里干点活儿，当短工或照看孩子。阿霜说日语，可松男说英语和马来语挺流利的，日语还不及孩子们说得好，不能外出干活，所以帮我们照看三岁的幸子和刚生下来的波男。有时外出打短工。三岁的幸子对二十岁的松男说花草的名字，松男都听不懂。不过他们倒成了好朋友，可能她还教松男学会了几句日语。

　　农活呢——也谈不上什么农活儿，我家没有土地，战后粮食缺乏，我们把发电站附近的荒地开垦了一些，送肥、锄草什么的也让阿霜与松男干干。

　　阿霜在我家也就呆了一个月左右，那是九月十日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早晨起来之后，松男就用婴儿一样的说不全的日语说：“妈妈不在，上哪儿去了？”我没当回事儿，以为去摘花或去割草了。吃早饭的时候也没回来，以前没有这种事，这可太奇怪了。大家分头去找，结果松男找到了她。

　　阿霜吊死在发电站下坡的树枝上。那个发电站附近栽的多数树木是樱树，那是发电站建立时栽的樱树。春天开樱花，下田人都带着饭盒来赏樱。阿霜没在樱树上上吊，找了一棵粗柳树上了吊。

　　警察来了，用三轮脚踏车把尸体运走了，验尸结果推测她是头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死亡的。不知她为什么要厌世，你不认为她死得太早了吗？松男一直以为阿霜是他亲母，那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要是活下来，好日子还长着呢！葬礼一结束，松男说阿霜曾告诉过他，叫他去大江找生母富美，松男就乘着冒黑烟的木炭汽车去了大江。也不知他怎么用那蹩脚的日语打听的，总之，终于找到了生母。那以后一次也没有回来过。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不多，我们用包袱皮包了给邮过去了，又过了两年他来扫墓时到我家坐坐，已有二十年没见了。是嘛，松男还挺健康，现在还住在大江呐！

　　后来我每过几年调一次工作，调到关西大阪，二、三年前退了休，用退职金盖了房又在下田住下了。战后电力不足，那会儿我所在的发电站全力运行。这时节，公司认为那么小的发电站没有用处了，那儿十几年前就成废墟了，我也没能去看看那些樱花树。阿霜上吊的柳树是不是依然枝叶茂盛也不清楚。

　　听他讲完，我又请太吉把阿霜墓的位置画了画，沿着昨天的小路去了墓地。按略图我找到了阿霜的墓，它在墓地中央稍高的地方，可以从那儿望见天草海滩。

　　这个墓很平凡，只刻着三田家之墓，怪不得一个人找不到呢。阿霜与她的一族人长眠于此。我把伞向旁边斜一点，绕到石碑后才在几行文字的最后找到“释妙乐·俗名三田霜，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十日寂，行年六十岁”这一条。

　　我在被秋雨濡湿的墓碑前合掌向着生前未能谋面的阿霜说起话来，我对她的感情与对阿崎婆的一样。——阿霜你带大的松男在大江过着和平的生活，你放心吧！你在北婆罗洲的朋友阿崎婆，她把我当她儿媳妇一样地疼爱，她生活虽然苦，可是身体还挺健康的，也请你祝福她吧。

　　三田家墓前供有两种野花——龙胆和另一种不知名的黄花，色彩十分鲜艳，好像刚刚插上一般。我看着野花，想起昨天那个女人说的话：“叫三田的那个女人，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她每三天来上一次坟。”心中对她家所存的恶感一下子就冰释了。

　　三田太吉家在阿霜死后再也没死过人，这样三田夫人阿繁每隔三天上一次坟献上的野花恐怕不一定是纪念早逝的父母，而是献给阿霜祈愿她冥福的。别人没强迫她，是她自愿给灵位献花的。从这种行为中我感到他们的一丝悔恨之情。当初三田家逼得阿霜自杀，经过二十多年，日本的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他们也开始反省过去的态度了吧。

　　我从墓地回到旅馆，付了帐，向主人道别，乘公共汽车沿下津深江川向上游进发。在原发电站车站下了车，因为我还想看看阿霜自己结束生命的地方。

　　汽车站附近只有一间小屋，没有人家。左侧是山，耸立着高高的断崖，右侧是下津深江川的低谷。从车站往河的下游方向看，可以在秋天枯黄的落叶树之间窥见瓦屋顶和电线杆，那一定是三田太古告诉我的发电站。我想找通向那里的路，但没有找到。

　　往下看，河滩地有一部分被开垦出来，稻穗已经黄了。我想总该有小路通向那里，就继续找。好容易在高高的杂草丛中找到了被掩盖起来的小路。雨已经停了，天空已很晴朗了，但是草叶上沾满了雨滴，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我，毛衣、长裤都沾湿了。

　　总算到了稻田边上，我不得不放弃去发电站的打算。几十米以外的发电站的屋顶，隔江可遥遥相望，但我眼前的桥只剩下生了锈的桥桩，桥连影子都没有了。当初这桥一定也很结实，但发电站被人们抛弃之后就再没有人过河了，桥板也风吹雨打地朽掉了。如果河里水少的话，我还能蹚过河去，因为昨天下雨，河水变成了混浊的茶褐色，河水也相当深，我不得不打消过河的念头。

　　我站在水边望着树丛里隐约可见的发电站废弃的屋子，凝神望着那边枝叶繁密的树木，樱树倒有几棵，但找不见摇曳的垂柳。

　　虽然我没能用眼睛看见它，但在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那棵高屋子不远的柳树。在距今二十多年前，一位老残的妓女在它的树枝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如今除了经常去扫墓的三田家人还记得她以外，谁还会记得她呢？那件事已经仿佛相当遥远了。可是那天夜里她在柳树下是何种心绪呢？在山坡墓地碑文中我们读到她的戒名是释妙乐，长期在海外卖身的生活和自杀的结局，取妙乐这个名字是何等的与现实不符呀。

　　如果说，富美这个患梅毒而死的女人代表了一部分海外日本妓女的命运，那么在海外生活四十五年后回到日本不到一个月就自杀的阿霜不也是海外日本妓女人生归途的典型吗？

　　我只不过了解了富美、阿霜的生涯，窥得老年妓女们生活实态的一鳞半爪。天草虽是个小岛，这里的村村镇镇、家家户户又有多少个富美和阿霜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奔腾的下津深江川浊流前站了许久的我，终于回过神来决定回去，向河谷崖道进发，从秋草上不断流下冰凉的雨露湿透我全身，我感到它们就像是那天夜里阿霜流下的冰凉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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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遇——在妓院女老板的故乡

　　在大江高浜、下田巡游一周后，我回到阿崎婆的家蛰居了几天。虽说只外出三天，在陌生的土地见陌生的人后，回到阿崎婆这破屋，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安心。我暗暗地下决心不再访问任何人了。

　　可是，我将到手的照片给阿崎婆看，把拜访过的人讲给她听后，阿崎婆又讲了以前没说过的有关她们的逸事。所以，不知不觉地我又推翻了前几天下的决心。关于富美、阿霜、太郎造等与阿崎婆相关的重要人物的资料凑齐了，虽然还不充分，但总算没问题了。最后留下的木下邦是否能找到照片，做同种程度的调查呢？木下邦病死在山打根是没问题的，阿崎婆提到的养女阿作和孙女岭生是不是活着呢？木下邦的故乡是天草下岛最北端的二江，隔着早崎海峡与岛原半岛距离最近。如果去那儿看看，说不定会有些收获。即使没线索，至少看看木下邦的家乡也好嘛。

　　这种愿望一天比一天迫切，数日后的一天我又外出旅行了。我早已忘记上次旅行回来时下的决心，向二江出发了。

　　我不想途经大江，于是从崎津乘公共汽车经过基督教传教时代天草学林所在地的一町田向本波市方向进发，途经下田温泉又北上到二江。由于对当地的公共汽车不大熟悉，我换错了车，到富冈已是黄昏了。

　　听说还有去二江的公共汽车，可是到那里肯定是夜里了，又不知要找的人在哪里，我决定在富同这数得着的观光地住一夜。在汽车站的礼品店我拜托店主告诉我比较老的旅馆，他介绍给我一家冈野屋旅馆，我偶然发现那里林芙美子在昭和二十五年住过，她把在那里的见闻写到《天草滩》这篇小说里，因此富冈建有林芙美子的文学碑。

　　在冈野旅馆住下，吃过晚饭后《天草滩》里提到过的盲女——女店主前来聊天，她说我现在住的这间屋是林芙美子住过的，还保持着原样，还絮絮叨叨地表达了给林芙美子建文学碑的苦心，断断续续地讲林芙美子来此地的旧事。等她的话告一段落之后，她拿出一本纪念册和砚台箱，她说凡来她旅馆住宿的人她都让留言，写什么，画什么都随便。

　　我不好推辞，只好拿起笔。反正旅店女主人看不见，我写了一句话，记得好像是“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她把纪念册收起来拿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到我的房间给我续茶，问我：“您是研究南洋姐的学者吧！”可能她把那本纪念册拿到楼下，请人念了我写的题词。

　　我说我不懂什么研究不研究的，我亲戚中有这种人，所以我对这事很关心。然后我若无其事地问如果当地有这样的人我倒想见见，于是女店主一屁股坐下来又说了一阵子海外妓女的事儿，当她知道我第二天要到二江去找阿邦的亲属时就说：“我妹夫原来在二江小学教书，说过他教过的女孩子有去南洋的。后来他改行在富冈村公所观光科干活，尽挖掘一些老年间的追事奇闻，可能会知道阿邦，明早问问他吧！”她是如此地热情，这几年在东京我好久没遇见这种热心人了。我心里一高兴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她的妹夫已经来到旅馆等我了。

　　我感到很不安，早早地吃罢饭，跟着女店主介绍的佐野光雄老人向二江出发了。在二江佐野一下公共汽车就进了一家被褥商店，那里的老板曾是他的学生。经过多方询问，我们打听到了木炭铺的水上良太和渔民山口猪吉以前在北婆罗洲种过马尼拉麻。

　　我们赶紧去访问水上良太。我一提起木下邦的名字，他便说：“阿邦比亲生父母还关照我，我去山打根也是阿邦劝我去的，说那地方好。”脸上露出了非同一般的表情，像见了什么稀罕物件似的。我问他是否“阿邦有一个养女”，他表示记不起名字来了，我提醒他说：“她养女叫阿作，现在她住在哪里？”水上良太佩服地说：“你知道得可真多啊！”然后他说：“阿作二十年前就死了，她还有个女儿，但是不知现在在哪里。”我们接着访问了山口猪吉，他也讲不出更多的事。

　　佐野听了两个人的回答后，觉得得不到更好的消息会有损他这个带路人的信誉，就带我继续走访，又打听了两家去过南洋的人，但只能得到与前边几家差不多的消息。离开富同时是早晨八点，现在已是下午三点了，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

　　阿崎婆曾说过，一般在南洋生活的日本人都愿意回日本，但阿邦却始终没这个打算。正因为如此。不打算死后在故乡造墓，早在生前在山打根就修建了自己的墓，她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不是潜藏在故乡的村子里呢？如果想象一下的话，阿邦年轻时在二江村是不是有过改变她一生的事件，这件事也影响了她赴山打根后决定经营妓院？决定了她对妓女的态度与男老板不同？他们是那么苛刻薄情，而她则富于人情味。过去我曾想，如果访问二江村的话，或许能解开这个疑团——我内心是这么希冀的。可是不用说外来的我，连天草当地人的佐野尽全力询问，还是找不到阿邦亲属的下落，可能她的亲属没有人住在二江了。如果那样的话，正如我出门时所想的一样，看看阿邦的老家就不错了。

　　我把这想法告诉佐野，说我想回富冈了，佐野点了点头，说：“真遗憾，只能这么办了。”然后说在汽车没来之前，他想顺便去看一位老熟人，问我能否跟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为了抄近道，我们从海边沙滩上走，半路上遇见一个到海边倒垃圾的五十岁上下的主妇，她叫住了佐野：“您是老师吧？”

　　佐野一下子窘住了，注视了那妇女好半天，好像想起来她幼小时的样子，说：“你是当班长的公子吧？”那妇人高兴地说：“几十年了，老师您还记得我呀！”她好容易见到老师，邀请我们到她家喝口茶。佐野欣然接受了，我也随着去了。他们谈的话题全是佐野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自然不感兴趣。

　　他们的交谈告一段落后，那女人问：“先生，您来二江干什么来啦？”佐野介绍了我的事，说我在找木下作和她女儿岭生，可是听说两人都死了，只好空手而归。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们迷惑不解地盯着她看，她更觉可笑了，边笑边说：“谁说阿作和岭生死了，阿作八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着呢！岭生身体也挺好的。”

　　我一下子没有马上理解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待我明白过来不禁浑身发热。找富美那会儿认为富美活着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却那么不好，这次正相反，那么多人都说阿作、岭生不在了，却又听说她们都活着。

　　佐野也像是不相信她的话，说：“问谁谁都说她们死了，无论你怎么说她们活着，我也不能马上相信。”他边说边瞧我，像是征求我同意似的。于是那女人又自信地笑了笑：“那我带你们去她家吧！阿作和岭生住的离这里很近，也就隔两条街。”。她穿上草鞋，给我们带路，一路走得飞快。

　　正像佐野先生的学生——那位主妇所言，木下阿作与她的女儿岭生均健在；她的家就在我们下车的公共汽车站附近，是个大农舍，这家人姓木村，是岭生的婆家，母亲阿作也跟着来这里生活。

　　在大门口的名牌上写着木村一郎的名字，佐野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呀，这是木村老师的家呀！”随着主妇的叫门声，从里边出来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一眼看见佐野就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少见啊！”一郎从前在中学长期担任社会课的老师，与佐野老师是旧知，退休后务农。

　　我的访问变成了佐野和木村的叙旧，一会儿啤酒就端上了桌，对我来说这种相会让我更安心。佐野向他家人介绍了我，我对一郎的夫人岭生说，我是山川崎的亲戚，阿崎婆本人晕车来不了，我只能替她来了。这么一说，她就把住在另一处的阿作请过来了。

　　阿作只是腰有些弯，连拐杖都不用，一个人走过来的。她个头矮小，人也干练。岭生介绍说她已经八十六岁，几个月前耳朵忽然不好使了，其它都还好。她向我问候，遣词用句都很恰如其分，显得十分有教养，我感到她是一个小心谨慎、十分懂礼貌的人。

　　啊，这个老太太就是阿作吗？这个人的母亲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虽说是养女，她也是这个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亲人了。除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妪外，世上再没有人了解木下邦的生平和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认为再也遇不见她了，然而却相逢了。对于佐野先生等引我们相见的天草人，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从阿作那里把阿邦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与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识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养，不好直截了当地问阿邦开妓院的事。于是，我对这一点问得很委婉，只是请阿作谈谈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谈的归纳如下。在读这段回忆文字之前，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作对阿邦在山打根经营的八号馆绝对不使用妓院这个称呼，而始终把它叫作“咖啡屋”。

　　听到阿崎这名字好让我怀念她啊！她对我母亲照顾得可真周到啊，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啦。你来我家看我，真谢谢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当面道谢，你这一来，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从前听我母亲说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确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么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作为一件没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你是她亲戚代替她来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

　　你知道我母亲？——不会吧？我妈在婆罗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会直接地见过她的面，你太年轻了。阿崎那儿可能有我母亲照片，你看见过。

　　你说阿崎二战结束返回祖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我母亲的照片全丢了？是吗？——那么，您就看看那门上挂的照片吧！是不是像个男人，那就是我母亲木下邦。

　　记不清拍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寿，日本人叫“还历”。妈妈说：“再不愿当女人了，我更年期也过了，今后做个男人吧！”她把头发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装照了个纪念照以表决心。你看她穿着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裤、白袜子、桌上放着丝帽子，怎么看怎么像个男人，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决断的人。

　　我母亲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讲过吧，我不是她亲生女儿，是养女，她晚年的时候我们分着过的。伺候她养老送终的是阿崎。——可是，我母亲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离海很远，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母亲出生前一年，天草的农民抵抗地方官发起了暴动，长崎港美国、英国的军舰首次进港，是动荡的年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咖啡什么的，到月底再付给那批发商钱。他给我母亲写了封介绍信，这样我母亲就开始经营咖啡屋了。

　　那时山打根好像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中国人倒有不少。现在看像说笑话似的，那时候我母亲进货也从中国人那里进，来回收旧瓶子的也是中国人，卖废品也卖给中国人。后来，那两个中国人赚了大钱成为南洋屈指可数的富翁。他们每逢经过我母亲的商店就一定来问安，母亲叫他们老爷，他们忙说：“您可千万不能管我们叫老爷，您对我们有恩啊！”母亲家雇的厨子做了三十年饭的也是中国人，那个老爷子的名字好像叫阿变。

　　母亲开始经营咖啡屋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十五岁时从二江到山打根，养母的咖啡屋经营得可好呢！我十五岁是明治三十年，去山打根不是养母来接我，而是托船长和海关的人关照，我一个人去的，先是从长崎到香港，再从香港到马尼拉，又从马尼拉经普里昂岸到了山打根。在山打根湾，那船一半是货船一半是客船，我站在甲板上见到基那巴卢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山打根有虎、狼、猿、猴，还有马来猩猩、鳄鱼，我刚从日本到山打根看什么都新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中国人挑雨水来卖。在日本十二月是冬天，在那里十二月到一月是梅雨季节，那时存下雨水到旱季来卖。吃的米叫香米也叫紫稻。它是红色的米，把一升香米和二合糯米拌在一起做饭吃起来最可口。那地方不烧柴，点火用炭，做什么都用硬炭。

　　母亲最喜欢吃年糕了，托人从日本买来蒸笼、臼、柞，每月准吃一次杵的年糕。杵年糕需要有劲的男人，有时没有男子，母亲就自己杵。婆罗洲太热了，好容易做好的年糕保存不了三天。所以做完年糕吃不了一定要各处送一点儿给人。母亲不仅送人年糕，还爱做好吃的送人。用咖喱粉做整只的鸡，味道不合她口味就抱怨，我当时管帐，可真让我为难啊。我从日本去山打根，还习惯喝茶。红茶是锡兰产的，咖啡就是山打根本地种的，把咖啡豆煮了用臼捣碎了就可以喝了。西瓜、香瓜买日本人椰子园种的。西瓜瓤子没有日本西瓜那么红，是粉色的。

　　大多数日本人过年随新历，而母亲尊老礼过旧历年。其余的节日也跟在日本时一样。庆祝天皇诞生日天长节她把日本旗挂错成英国旗，还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呢。

　　我去山打根的时候，那里已有百余日本人了。有的日本公司在山上种椰子，气魄挺大，像干事业的样儿，但是办公司搞运输的人多。日本人开的咖啡屋有六、七家，一共有二十多个女人，其中有四人嫁给土人了，给洋人当妾的有五、六个。

　　你从阿崎那儿听说过了吧，我母亲经营的咖啡屋是八号馆。母亲像男人一样豪爽，为帮助别人把自己衣服卖了都在所不惜。在山打根也是数得着的老板，虽然她是个女人，其他老板拼命剥削手下的女人，向华人、土人死气白赖要钱，母亲即便是在金钱上有损失也不干那种事，对谁都十分友善。过去出版的一本南洋旅行的书——叫什么名字来着，已经记不起来了，说她是有侠义心肠的女老板。

　　我母亲对手下使唤的女人们当然很照顾，凡来山打根的日本人她都肯帮忙。没有护照来南洋的日本人都来找她，请她照顾，她也真帮助他们找出路谋生。不仅如此，日本的舰队南巡进港时，她也照顾周到，自军官到士兵都打点得好好的。对华人、土人也很尽心，台湾总督府每年送一箱水果来，母亲常说：“一点小事还常记在心里，逢年过节送什么礼呀广可能是哪个在台湾的人受过她什么关照来着。”

　　刚才提到南洋旅行书上写着木下邦很有钱，即使帮了多少人她的财产也用不完。那是不了解实情，母亲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的人认为不知她多有钱呢。赚来的钱全那么花出去了，店里财政非常困难。我到山打根以后，每逢母亲大笔的花钱，我总劝她只花一半就够了。大伙儿都背地说我坏话，说什么小气、吝啬什么的，

　　我在山打根住了五年，二十岁那年和母亲一起回到日本，亲戚给介绍了对象，结了婚。男家原来在萨摩藩当武士的，那时住在颌岛，我嫁过去住在颌岛，婆婆太厉害，呆不下去。那时我怀了孕，回二江生孩子，产后不想回婆家去了，就那样算离婚了。生下一个男孩子，送给城河原一家人家当养子。他头脑灵活，后来苦学进了东京的大学，从那儿毕业后在神户开业当律师，他也早死了。

　　把孩子送人后我又孤身一人了，我又去了山打根，在母亲的店里管帐。那期间我与一个长崎出生的人相好，生下一个女儿，那人因各种复杂的原因没能和我结婚，那时生下的女儿就是岭生。

　　岭生六岁那年，我带着她临时回国，阿崎说她来照顾母亲，母亲也说由阿崎照顾好，所以我就托付她了。于是，我就把岭生寄养在她姑姑家，一个人到上海去当保姆，往她姑姑家寄一些生活费。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只回国两次。一次是岭生上女子学校，另一次是她结婚，女婿是学校当老师的。日本战败，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现在我受女儿女婿的照顾，平安地打发日子。

　　说着说着，就不说我妈妈的事，光说我的私事了。阿崎跟我妈妈倒很合得来。我跟我妈倒生分了。所以有阿崎侍候着我母亲，她也死而无憾了。她去世前两三年，我给她写信去说：“母亲您年龄也大了，快回日本吧，这里有我和岭生呢。”她就是不肯答应。昭和三年她去世的那年新年，曾来信说五月回来，我真高兴，没想到她二月就去世了。不知她是因决定回日本的老家松了口气才死的，还是死期临近了才答应回到生她养她的地方，怀恋起老家来的。

　　你一定听阿崎讲过了，我母亲的墓在山打根。母亲为山打根的日本人在能看见海湾的地方建了一个公墓，自己的坟也修在那里。日本人的墓地平时很安静，到阴历七月十五孟兰盆节的时候，夜晚总有三、四十人提着灯笼去上坟，那景色可漂亮呢！

　　母亲的本意是想埋在自己建造的公墓里，这下子符合她的心愿了。可是住在日本的我们不能给扫墓，所以我们在二江也给她建了一个坟墓。这儿也有墓，您替阿崎给她上坟吗？母亲会高兴的。

　　秋天日短，黄昏已经来临了，要去上坟就得快些去啦，去之前先等一会儿，我再给你的茶续上点水。

　　我由阿作的女儿——阿邦的外孙女领着给阿邦上了坟。阿作本想自己带路去一趟的，无奈墓地在屋后的半山腰，并且天也黑了下来，岭生说怕阿作年纪大了，就拿着香和水桶给我在前边带路。

　　据说山打根的阿邦的墓是面向大海，建在山丘上的，她在故乡的墓也是正面对着早崎海峡悄然屹立的，从山打根带回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墓里。我小心翼翼地替阿崎婆烧了一炷香，从水桶里汲了水，往墓碑上浇，静静地合掌遥祝她的冥福。

　　扫完墓，我和因喝啤酒红了脸的佐野一起离开了木村家。在颠簸的公共汽车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天之中发生的事。

　　我虽然找见了阿作和岭生，最终也没探得一位经营妓院的女老板的独特心路历程。阿邦为什么小时候离开故乡二江去东京，经过什么波折之后给英国技术指导当了妾，过了四十岁之后为什么想到去北婆罗洲经营妓院，出于什么原因她对自己属下的妓女采取温情主义而与别的老板不同。本想打听这些的，但是紧要关节的事都没问，采访就结束了。

　　我就像是进了宝山没探着宝似的，只觉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自己安慰自己。的确，在探索阿邦——妓院经营者的心路历程上我是失败了。阿作和岭生虽说是她的亲人，但毕竟不是她本人，她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阿邦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呢？何况从中学老师的妻子和丈母娘那里能打听到这么多，已经很成功了。当初，四处打听几乎绝望，由于偶然遇见了佐野先生的学生，由她带路找到阿作母女这件事本身，不就是最大的收获吗？

　　我问了一下孩子气的女售票员，她告诉我还有去崎津的公共汽车。我打算告别佐野，回阿崎婆家去。我觉得佐野为我找人花费了一天宝贵的时间，为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跑了那么大老远的路，我郑重地道了谢，把钱用纸包了送给他。可是佐野说：“我作为一个天草人对远方来客做了我应做的事。而且这次托了你的福，还遇上了多年不见的学生和木村老师。”最后也没拿我的谢礼。

　　十天后的一天，那时我已从天草回到东京，有一封用圆珠笔写的信送到了文盲的阿崎婆家中。寄信人为天草郡XX叮XX的木下作。全文如下：

　　秋深了，东京的山崎朋子女士突然造访，得知您的消息，拉起几十年前的家常话倍感亲切。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我岁数大了，哪儿都去不了啦，太遗憾了。我身体还好，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对您照料我母亲一事我要重重地谢您，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奉上书信一封。

　　　　　　　　　　　　　　　　　木下作敬上

　　　　　　　　　　　　　　　　十月十八日山川崎收

　　阿作的信是平时不提笔写字的人写的一封极简单的信。但阿作不寄就会不安心，尽管在山打根她与阿崎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知道阿崎婆是文盲，她还是写了信。这么一想，仔细读下去，在平凡的措词之中表达了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妪无限的爱与悲哀。

　　我知道阿崎婆托人写了回信，但不知信的内容是什么。可是阿作与阿崎年轻时候在山打根离别后一晃就是几十年，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到了她们的老态。我读着从遥远的天草通过吉田满州男（此人下章还要提到）寄到东京的这封信，想起八十六岁的阿作的样子，被信中“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等话触动了心弦，另一方面，想起阿崎婆赤贫的生活，心里一酸，便掉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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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壁——访嫁给洋人的萨娜

　　访问过阿邦的故乡回到阿崎婆家当夜，我虽然很疲劳，但不知什么原因失眠了。黎明时分，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具体的梦境不能一一说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梦见了女儿美美。睡醒后我的心情与平时不同，简直糟透了。

　　美美的照片我总是贴身放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在梦中她的样子活灵活现，我心中不由得疑惑起来。小学三年级的她和父亲在这三周的时间里是怎样生活的？她气管爱发炎，身体弱，爱生病，是不是又发烧了？我虽然告诉丈夫阿崎婆的住址，可是恳求他千万不要来信。我连日把有采访内容的信和各种明信片寄回去，可丈夫连一个字都没寄来。虽然很正常，但又引起了我的不安，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以来第一次强烈地想回东京去，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克制不住了。

　　如果光是想家，我还可以控制对丈夫、女儿的思念，在阿崎婆家再住二、三周的。因为我虽然听阿崎婆讲了她的生平，尽自己的能力了解了富美、阿霜和阿邦的情况，但还不够，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和他的外甥女三千代的情形，阿崎婆儿时的朋友阿花和继代的具体情况也还没弄清。

　　可是，客观上我是非离开那XX村不可了，前边我写了村人容许我住在村里是有原因的，他们认为即使我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妇也可能是她的私生子或是妓女时代朋友的孩子。如果都不是的话，他们也相信我是风俗女什么的，反正不是正经女人。但是他们的信念被打破了，其原因是我去富美的故乡访问的时候，在XX村高中教社会科的老师吉田满州男到XX村来找我和阿崎婆。

　　这话还得从我和阿崎婆一起去大江找富美的那天说起。为了避免混乱，前边我没提起我和阿崎婆路上遇到了吉田老师的事。

　　那天，我和阿崎婆从XX村到崎津，在抄近道走之前，在沿海的道路上见到许多堆积在山边的圆木。我们就坐在那儿休息。这时路上走过来一位教师模样的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我看见他就想起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请他给我与阿崎婆照一张相——我不是没有相机，可这次旅行我故意没有带，因此我不能与阿崎婆合影，这可太遗憾了。如果去照相馆拍照太郑重其事了，还不知崎津有没有照相馆。于是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路上来了一位带着照相机的。

　　反正人在旅途，请这个人拍一张照片也说得过去。

　　我小声地对阿崎婆耳语一番，她说：“那太好了，我虽在山打根拍过照，但那以后几十年也没拍过照，那青年肯为我们照吗？”说着已经开始在整理衣服了。我对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相机，但是我们俩想合影，能不能帮我们照一张，以后付钱给你。”那人说：“当然可以啦。”他让我们坐在一起，两次按动快门，然后问我照片洗出来以后送到哪儿。

　　我们不愿把阿崎婆的地址告诉他，一时情急便口吃起来。那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某高中的老师，叫吉田，又指了指路边的一户人家说，他学生就住在这里，照片洗出来就存在这里，你们来取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家人的院子里有基督教初传日本时代用来观潮的望楼遗址，我是研究天草历史的，这次就是来调查观潮望楼的，您如果没有急事，花五分钟时间一起去看看好吗？”因他给我们拍了照片，对他的邀请我也不好断然拒绝，我们照他所说的参观了那家院子中央的一块石头，即望楼的遗迹。这期间他拐弯抹角地问了几次我是哪来的，为什么与阿崎婆这样的老太太在一起走，云云。

　　他是高中老师，又是地方史的研究家，大约是看出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也有兴趣，才邀我去看那观潮望楼的吧。那时我巧妙地含糊其词地糊弄过去了，可我从富美故乡访问回来之后，阿崎婆拿出两张我和她的合影说：“上次去富美家路上给咱们拍照片的老师拿了这照片来访，还使劲打听你呢广我奇怪他怎么会找到阿崎婆家的，委婉地问了一下，原来他那天拍完照片趁我仔细察看观潮的望楼时，直接向阿崎婆探听她家住址，在我去大江的时候，他就来送照片了。”

　　在城市里，西服是男子的一般常服，与阶层、职业无关。在外地，特别是在天草，穿西服的仅限学校的老师和村公所的职员，所以西服是特权的象征。这个穿西服的人物——而且是天草下岛为数不多的高中教师，该学区也包括阿崎婆所在的村子，他可是公众人物又是名人，所以村里人也认得古田先生。如果先生访问那些富裕人家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吉田访问的是穷苦的孤老婆子，令人感到她阿崎婆与旧日不同了。好容易对我打消疑念的村民又一次燃起了疑念。高中的老师都特意来访了，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村里人窃窃私语着。

　　即使如此，如果吉田只来过一次的话，村里人的疑念也会烟消云散，我还能在阿崎婆家呆下去！可是我从大江回来的第二天，XX高中住在附近的女学生来访，说吉田先生托她送来一千日元和二升米，并说吉田先生看到阿崎婆的生活太困难了想帮帮她，他可能从他学生口中知道我已经回村了，过了两天，吉田又来阿崎婆家访问了。因给我们照了照片，又赠给阿崎婆钱财，这次我们不能拿他当路人看待，所以见面很亲热。他对阿崎婆说他自己有家属，生活也不富裕，但是阿崎婆有难处就要对近处的学生说，他会来帮助的，又仿佛毫不在意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我一开始就感到你不是这老太太的儿媳，上次访问她家时我也暗中打听了，你实际上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史学家、小说家来调查海外日本妓女的？我虽能力差，也是天草乡土历史学家，我能协助你，你跟我说实话吧！

　　吉田的善意是明显的，对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是说真的，我是左右为难了。当初就因为怕阿崎婆不对自己讲真心话，所以假装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而不愿被人当作学者或知识分子。虽说是自作自受，现在自己的伪装被另一个知识分子剥去了。

　　我趁阿崎婆外出解小手的空档儿，小声地一口气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住在阿崎婆家为听她讲海外妓女的事。你是历史学家，能理解我，现在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远离我和阿崎婆，这是我最最迫切的希望。”

　　他的确是一位老练的乡土史学家，立即理解了我的意思，阿崎婆回来后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他就告辞了。可是村里人可不能这么简单地对付过去。我不是XX村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所以我知道的仅是一些皮毛。村里流动的空气让人感到不安，人们窃窃私语说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还认得高中的老师。她还假装阿崎婆家的儿媳妇跑到我们村里来，她有多大胆子！肯定会做有损我们村名誉的事。买东西的时候杂货铺女老板和路上的熟人表面是不失亲切，擦肩而过后笑脸就变了，都拿白眼瞧着我。

　　我佯装不知，可被村里人拿斜眼瞧，内心也很不舒服。我曾再三强调过，天草岛的人热爱故乡的一个表现就是抹杀海外妓女的存在，绝对不想叫别人知道。村里人对我的仇视，源于看透了我住进阿崎婆家的目的，是来打听海外妓女的秘密！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指望不上村里人善待我，还不知会受到什么摈斥，也不知会给阿崎婆带来什么麻烦。

　　这么一想，自踏上天草的土地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有这种恐怖心理，又加上做梦梦见女儿等因素，使我更加想回东京了。

　　这样，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都必须离开阿崎婆的家了。但走前我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阿崎》那一节开头提到的盖农·萨娜。在《人身买卖》那本书里，森克己是这样描写她的：“在大江村邻村的XX村里有一位盖农·萨娜，我访问她是在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她六十岁的时候。她年轻时，由于不满意父母给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0年）到了柬埔寨，在金边与担任县政府官僚的马赛尔·盖农结了婚。丈夫去世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回到老家，傍晚我到萨娜家访问，房子外观上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家里边蚊帐下有一个漂亮的卧室床，真不愧是从南洋归来的。萨娜正巧背柴回家，已经完全是农妇打扮了。她个头大，正是白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生性极为朴素，好像认为去过南洋是一种耻辱似的。”

　　据阿崎婆说，盖农·萨娜还是她的远房亲戚呢。她住的地方离阿崎婆家很近，只隔一条河。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她家的屋顶。尽管如此，我大老远跑到大江、下田、二江也没去访问她。这完全是为了避嫌。村里人看见我采访她会造成我与海外妓女调查有关的印象。可是，反正我要回东京了，也没必要避嫌了，只要不使阿崎婆为难，听听盖农·萨娜讲些什么，对我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客观上也很有意义。

　　过去我采访的主要是以亚洲人为对象卖身、回国时几乎身无分文的海外妓女。盖农·萨娜不是，她属于另外一类海外妓女。她与欧洲人——东南亚殖民地的法国官员正式结婚，丈夫死后继承了财产，作为XX村的有钱人过着阔绰的牛活，此外，森克己的《人身买卖》中写过她，不仅报纸、杂志，连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来采访她，让她谈海外日本女人的事。当今无论谁，一旦被大众传媒宣传，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诩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听萨娜讲讲过去的事情，应该会了解到上层海外妓女的生活，从她的谈话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识与感触。

　　我跟阿崎婆说我想见萨娜后，她的反应并不很积极，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带到盖农·萨娜家。她家外观自然是农舍的模样，从院子里进屋，外间屋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箱，还有外国制的摇椅和一块漂亮的外国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见了这些，感觉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门，过一会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圆脸、模样周正的老太太——这张脸确实像是不止见过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儿见过。她迈着四方步从里边出来，左手拿一只外国烟袋，右手点燃一根香烟，一边走一边抽，她无言地将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找我有事吗？”

　　阿崎婆的态度谦卑，口吃地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亲戚，这半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我家，说是想见见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说承蒙她关照一类的话，还补充说：“这次我到阿崎婆家来，听她讲外国见闻很有意思，也想听您介绍一下外国。”萨娜吐着烟圈问：“录音吗？还是一般的采访呢？”

　　一瞬之间，我简直不懂她的话，又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说的是录音还是采访，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说：“我既不是电视台的，又不是杂志社的，只不过是阿崎婆的亲戚。因为我感兴趣，才想请您谈谈在外国的事儿。”尽管我恭敬地再一次提出请求，萨娜像是遇到麻烦似地说：“今天我神经痛。”明明白白地拒绝了。

　　硬叫她讲，既不符合礼貌，也会引起她的警戒。我也就默认了。但我还不死心，想再约一个时间。我说：“那么，明后天等您身体好点的时候我再来拜访。”可萨娜冷冷地说：“我这种神经痛不好治，五天十天也好不了。再说，关于去外国的事儿，和阿崎不一样，我没什么有趣的话头儿。”

　　话虽说得绕弯子，但她已明明白白地让我得知她和阿崎婆不是一类人，像我这种人再次来找她是给她找麻烦。阿崎婆认为我可怜，从旁插嘴为我说话，我感到她的态度和话语过分小心。萨娜的傲慢——蔑视阿崎婆和我的态度，直到我们恭敬地告别之前丝毫没有改变。

　　想听益农·萨娜讲她在外国生活经历的打算，是彻底地告吹了。那天晚上，我一边抚着跳到我身上来的猫，一边琢磨，萨娜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新闻界的记者开着新式的汽车，带着电视摄像机、录音机采访她的时候，她肯谈在东南亚的生活，为什么单单拒绝我的请求呢？在我提出请求时，萨娜问我是录音还是采访，如果我是记者，手里拿着录音机，采访结果登在报章杂志上的话，她会答应我的请求，把我让进里屋的。

　　萨娜拒绝我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是阿崎婆的亲戚，虽然不能肯定地这么说——萨娜当初出国的时候也许是做海外妓女出去的，但她与有资历的欧洲人结婚了，丈夫活着时，她过着安逸的生活，死后也有遗产，在去外国的日本女人里面她是发迹了的典型，而阿崎婆和她正相反，一直生活在海外妓女的底层，到了晚年还过着最最悲惨的生活。

　　萨娜的头脑里自然存在着身份地位的意识，这也是人之常情。设想一下，一个至今还抽外国烟的阔人和一个到处拣人家烟头儿的穷人之间，怎么会有共同语言呢？对萨娜来说，阿崎婆这种落魄的海外妓女自称熟人前来套近乎，伤了她的自尊心。要光阿崎婆一个人倒也算了，还有一个谎称亲戚的来历不明的女伴，要听她讲海外经历，就更有损她的自尊。为此，她认为我和阿崎婆身份比她低，板着脸连里屋也不让进，拒绝了我们的来访。

　　我倒不在乎自己的类似后悔的不快之感，我更担心的是让阿崎婆扫了面子。除了这点心理负担外，我认为对盖农·萨娜的访问形式上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取得了大的成功。因为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了解上层的海外妓女的生活与意识，对于她的生活虽一无所获，但对她现在的意识至少还亲身感受了。

　　在见到了盖农·萨娜并遭到冷遇之后，我才认识到阿崎婆为人的伟大。阿崎婆肯收留我在她家住三个星期，也不问我的来历，不管我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女人，要是萨娜能这么做吗？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我要回东京时，我更加感到她为人的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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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惜别——再见吧，天草

　　拜访过盖农·萨娜之后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到本渡镇买下了两张塑料的铺席和十张包装纸，还买了裱糊拉门的窗户纸、浆糊和图钉。回东京之前，我至少应懂事地为她里屋铺上塑料席面，把掉土渣的墙蒙上壁纸，把煤烟熏黑的拉门和隔扇整个儿糊上新纸。因为无论哪家店都没有壁纸卖，所以只好买了包装纸。

　　第二天早晨，我说：“哎，妈妈，今天咱们把屋子弄得更漂亮一些吧。”阿崎婆高高兴兴地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首先用粗绳子捆了些竹枝叶，把墙上的煤灰拭落，用图钉把包装纸钉在墙上，然后费力气地在里屋蹋踢咪上铺塑料席面。我们把拉门和隔扇运到下边的小河边，光着脚下了河把拉门和隔扇整个儿浸在水中，把麻绳裹成团儿，使劲地搓上边的沾满煤烟的纸。那些糊在上边的纸多是电影广告，被水一冲全都显现出来了。它们是林长二郎青年时代的剧照和山田五十铃童星时代的剧照。对此，我着实吓了一跳。

　　黄昏时分，拉门与隔扇全部糊上了新纸，安放回原处，我感到一向光线微弱的电灯今天分外明亮。阿崎婆说：“真漂亮啊，简直像宫殿一样，这全是托了你的福啊！”她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在这种时候对阿崎婆告别说要回东京，实在有些残酷，但是我又不得不说。

　　因为给拉门和隔扇换纸，简省的晚饭比平时吃得晚，把被子铺好之后只剩下就寝这一件事了，猫儿们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一只不剩地聚拢来。这时，我正襟危坐着叫了声妈妈。阿崎婆一抬脸问：“什么事？”我下定决心地说：“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受您老的照顾，我明天就要回东京了。”

　　阿崎婆一瞬间仿佛没听懂我的话，问了一句：“嗯，你说啥？”于是我又说了一遍，她好像好容易才理解了我的意思似的，脸上分明露出了些不乐意的表情。我垂下眼睛盯着铺席上的花纹，断断续续地说，我来天草已经三个星期了，总担心留在东京的孩子会不会生病，虽然对妈妈依依不舍，但还是必须回东京去，等等。

　　阿崎婆可能是为了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把她身旁的猫抱到膝上，抚摸着它的后背，默默地听着我的话。我说完之后，她沉默了好大一阵子，依旧无言地抚着猫，过了一会儿，她把猫从膝上放下去，用平静的口吻说：“是吗？我知道了。还是回去好，早些回去吧。你也担心孩子不是吗？孩子更想妈妈啊！”她不仅说了这些，还说：“你早晚也是要走的人，难为你这么长时间住在我这儿。实在太感谢了。这半个月以来我渐渐地真把你当成我儿媳了，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啊！”

　　我这闯入她生活的人对她来说肯定是一个负担，使她经济更紧张。但反过来我的到来确实使她孤独单调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这自然也使她很欣喜，所以我曾设想也许她会挽留我的。可是，当我一提留在东京的孩子让我不放心，她二话没说就让我回去了。因为她年仅十岁就被人贩子带到南洋，知道想家想妈妈是什么滋味，所以她才能站在离开妈妈生活的美美的立场考虑问题，体谅我挂念女儿的心情，这次她连挽留我的话都没说。

　　阿崎婆这样体谅我，我实在感谢。仔细想来，她不止一处为我着想。从我借故住进她家直到今天，正因为她周到的照顾，我才没受到村里人公开的攻击，因为有了她，我才能访问大江富美的亲属以及阿霜、阿邦生活过的地方。

　　可是，我最最感谢她的，是她从不过问我究竟是什么人。

　　在村里人面前，她一直说我是她儿子勇治的媳妇，可是只有她最清楚我不是她儿媳。而我也仅仅对阿崎婆说过自己是东京人，有个女儿叫美美。所以她应该比任何一个村民更想了解我的身份。而且我在她家住，她也有问我的权利，但她就是不问。

　　在我刚住进她家的时候，我曾经准备了一套话来应付，如果她问：“朋子啊，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呀？”我就会说我和丈夫吵架了离家出走或者想到天草来自杀呀什么的。可是过了五天、七天到第十天头上，因被阿崎婆的纯真善良所感动，我也不愿意向她撒谎了。因此，如果阿崎婆那时问我的身份，我一定会如实告诉她。那样的话，也就不可能进行采访了。可以说，正因为她不打听我的来历，才使我能在她家栖身，使采访海外日本妓女的历史获得成功。

　　但我有义务找个时间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她，而且履行这义务的时间非今夜莫属。可是我在说出来之前，倒想问问她为什么不问我的真实身份。我先说了一句“妈妈，有件事想问问您”，接着就问：“这三个星期您让我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到您家里来，为什么不问我的真实身份呢？难道您真的不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吗？”

　　阿崎婆此时抱起了另外一只猫，仍然以平静的口吻说：“当然想问啦，村里人怎么说的都有，其实我比他们谁都更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接着她又温和地说：“可是，你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说出来方便的话，我不问你自己也会说。如果人家不说呢，自有她的理由。你不说的事，我也不好问，对吧！”

　　听到这一席话，我感到阿崎婆瘦小的身躯顿时高大了起来。这些话是何等的有阅历的人说出来的啊！

　　确实，人的苦恼如果说出来可以得到解脱的话，说说也无妨，但是说出来也解脱不了的苦恼，就越不愿对别人说。轻率而不体谅人的人。总想探听别人不愿讲的苦恼和秘密。而深谋远虑、体谅别人的人呢，就让苦恼着的人按他本人的意愿去行事，他无法替代别人，只能远远地暗中保护，自己控制好奇心。这事只有有过此种经历的我最知道。

　　前边我已经讲过，我的脸在十几年前因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故受过伤，留在脸上的伤痕成了阿崎婆和村民接近我的原因。在十几处伤疤还很新的时候，我的苦恼是深刻的。在路上与人擦肩而过时，路人一定回过头来看我，朋友们也疏远了我。当今的社会，容貌的好坏成了女人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结婚的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可以说我失去了结婚的资格。我的心底黯然，如把苦恼向人倾诉，自然可以获得人们的同情。可是，廉价的同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过了不久，我决定对谁都不谈起自己的苦恼了。对我来说，体谅的人就是不问我脸上伤疤来由的人，而不体谅我的人便是拿同情心作交换刨根问底的人。多数人采取了为我着想的态度。但有个别的人号称从最高学府毕业，具有优良学识，却对我的伤痕的来历问个不停，甚至还用手指尖去数，更有甚者问我用头发遮盖的面颊部分是否还有更大的伤疤。

　　我因为经过这么大的痛苦，对阿崎婆的话的深远含义才有切身的感受。“你不说别人怎么好问”这句话，如不经心去听，也许会漏掉。但这句话只有对人生有阅历、达观的人才能说得出来。它很有思想性和哲理。

　　可是与阿崎婆相比，我又怎样呢？她这么圆通老练地包容我，我竟没有察觉，反倒提出愚蠢的问题，问她为什么不打听我的身份。我彻底地察觉到自己的卑鄙和渺小，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感到事到如今该是说实话的时候了。刚才只是作为寄宿在阿崎婆家的人尽义务，讲明自己的身份。而现在却不然了，我决心把一切都一股脑儿说出来。这是出于对阿崎婆的信任，一个对我如此温暖的高尚的人我有什么可以不告诉她的呢？

　　我低下头，闭上眼。过了一会儿，我扬起脸来直视阿崎婆，首先道歉说：“妈妈，过去我一直没讲我是干什么的，实在对不起了。”然后，我一口气讲了如下的话：

　　“我不仅有孩子，也有丈夫，家庭是美满的。我是研究女性历史的，来天草是调查研究海外日本妓女历史的，住进阿崎婆您的家也是想采访您妓女时代的生活。这次采访的多数海外妓女的情况将来都要写进书里。而且，我将这一切一直隐瞒到今天，却接受您的好意照料，只能算是一种欺骗。请您原谅我吧！”

　　说到这里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哭倒在白天铺好的草席上。

　　我哭的时候，阿崎婆一直默默无语，等我哭够了，抽抽搭搭的时候，她移动双膝将她瘦小的身体靠近了我。她一边用手摸着我的后背，一边说：“别哭了，起初我以为你是离家出走的女人，中途看到你尽打听外国的事儿，我也就讲给你听了，你难道没察觉吗？”她又接着说：“写我和富美的事，尽管写吧！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关于外国的事，村里的事，我没有一句撒谎的。写真实有什么好怕的。”

　　听了这话，我心中暗暗吃惊，同时也解开了一个谜，那就是我把要去大江访问富美的想法告诉阿崎婆之后，阿崎婆为什么说“富美可不是向外人讲海外的事的人”，还有她为什么想与我同行。请她讲在海外当妓女的经历时，我唯一的理由是“外国的故事真有意思”。尽管我这理由不充分，她还是精确地讲出自己与朋友的种种经历。在我访问太郎造、阿霜、阿邦的故乡时，她又提供了许多方便。

　　啊，阿崎婆并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怀着什么目的来找她的。她洞察一切，却还包容了我。明知我是来采访天草人最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却又助我一臂之力。

　　她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像她自己说的是因为真把我当成她儿媳妇，把那份真情给了我。而且她之所以能和我建立感情，也是因为我本人性格属人来熟的缘故吧。而本质上看，还是我和她同住，在她的茅草屋栖身的缘故。前边已经提到过，阿崎婆的家是一个马上要倒的草棚子，铺席子的里屋地面都快成蜈蚣窝了。村里人除了孩子之外没人进那里屋。我和她同吃同住，缩短了心理上精神上的距离。这样一来，当她知道我的目的是来探听海外妓女的经历之后，她仍把我当亲人看待。

　　阿崎婆抚摸着我的后背，她对我的爱通过她的手掌，也好像传遍我的全身。我的心情略好了一些，我开始直起腰来。阿崎婆取下挂在墙边的我的毛巾，像哄小孩子一般地擦干我的眼泪，静静地说：“哎，你该睡觉了，你明天坐火车会累的。”

　　小时候，干了坏事被父母责骂之后，父母感觉责骂过分了的时候往往来哄我。那时我的心情既悲伤又有一丝甜蜜。刚才阿崎婆给我拭去泪水时我也体会到类似的感情。我乖乖地按她说的去做了，阿崎婆顺势帮着脱去毛衣和长裤，我就甜甜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睁眼就看见阿崎婆做的可口的白米饭，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烧好的威鲑鱼片当菜。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吃过了饭，收拾好东西，向阿崎婆正式道别。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钱说：“请您一定收下。”可是阿崎婆说：“我让你住在这儿不是为了要你的钱。”无论如何也不接受。

　　我说：“这三个星期我连饭钱都没出，至少把饭费交了吧。”争来争去，最后，阿崎婆说：“得，我收下你的饭钱吧。”她从中拿走二千日元，其它再也不要了。

　　没法子，我把剩下的钱收起来。阿崎婆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句：“钱我收了，我还想要一件你的东西。”问她是什么，她说：“你回东京还会有别的手巾，把你在这儿用的手巾送给我吧！”

　　我抑制住内心的凄枪，从手提包中拿出了手巾——这是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使用的，昨夜阿崎婆还拿它给我擦过眼泪。她伸出双手接了过去，说：“谢谢啦，每当我用它就会想起你的。”她的脸上浮现着一丝寂寞的微笑，但她还是很高兴的。

　　上午八点，我到阿崎婆嫂子和外甥家与金发盲婆道了别，离开了XX村。阿崎婆说至少送我到崎津镇，我们步行到了崎津，在那里我乘上了沿着岛向熊本进发的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上没有别人，阿崎婆神情紧张地拉住我的手，反复地说着：有机会再来，把你丈夫和美美也带来玩吧！不久，汽车来了，我轻轻地拥抱了一下她瘦小的肩膀，拿了行李便上车了。售票员发了信号，车慢慢地启动。我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使劲挥手，我见到阿崎婆的脸孔因悲伤歪扭了，一连串的泪珠从她年迈的脸颊上沿着一条条皱纹涌流下来。我吃了一惊。正在此时汽车加快了速度，她瘦小的身躯不久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汽车从一町田到了本渡镇，驶过了本渡的濑户开闭桥（吊桥）进入天草上岛，再驶入所谓“天草珍珠线”。就要口到丈夫、孩子身边了，而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快活。窗外闪过去的风景美妙绝伦——碧蓝的海水，浮在海面的岛屿，打鱼归来的小船，我的思绪依旧停留在刚刚离别的阿崎婆身上，对这美景无动于衷。——阿崎婆已经回到XX村了吧。回家以后是不是又冲着波奇、咪咪自言自语了？直至昨夜我才领略到她人格的伟大，更使我反复回味。

　　恕我赘言，当初阿崎婆虽说识破我的来意，但毕竟让我住在她家三个星期，这期间从不问我真实身份，理由是“自己不说，别人不好问”。她为人老练，在思想性哲理性上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可是阿崎婆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按世界上的一般常识，只有有教养有学问的人，才能达到那种圆通的境地。即读书万卷间接学习别人的经验进行理论上有体系的思考，才能在人生观上成熟起来。

　　按上述条件观察阿崎婆，她是哪一个条件也不符合。她没上过学，是文盲，片假名、数字等一概不识，从未读过书。然而她说出来的话是那么成熟、老练。只能解释为她通过生活阅历的积累，才能达到那么高境界的。

　　卖身生活——与多数不特定的外国男性以肉体进行金钱交易，根本无爱情可言，往往容易使妇女身体、精神都受到摧残。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以一夫一委制为原则，卖淫是违反道德的，不得已从事卖淫的女性被世人瞧不起，她们想过平凡的婚姻生活却得不到实现。她们被社会排斥，并患上可厌的性病，总也逃离不开贫穷。她们在精神上绝望，自甘堕落，沿着反人类、反社会的方向狂奔，也是自然的，谁也不能责怪她们。

　　可是在这许多人当中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换句话说，有些人越是接触社会丑恶面，越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变得老练，变得对他人宽容。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戏剧《底层》中的老巡查卢卡就是这种人。

　　一九○二年高尔基写的这出戏，是以十九世纪俄罗斯的肮脏的旅店为背景的。人物有利欲熏心的旅店老板，浮荡粗暴的老板娘，寄生虫般的小偷儿，酒精中毒的演员，锁匠，妓女，挑夫，醉汉鞋匠，骗子，自称贵族的落魄人。总之，登场人物全是对人生绝望者。在这些人中间，老巡查卢卡无论对谁都十分宽容，他对无可救药的人也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在锁匠的老婆安娜濒临死亡的时刻，他安慰她说：“只要到天国就会幸福的，再忍耐一下吧。”他鼓励酒精中毒的演员和小偷倍倍尔说：“改变我们的心情，迎接新生活吧！”他的历史谁也不清楚，但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的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肯听他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话里有什么学问和教养，而是他有历尽千辛万苦后总结出来的智慧和宽容。

　　如果不怕引起误解来比喻一下的话，阿崎婆除了性别与卢卡老人不同外，她就是日本的卢卡式的老人之一。她流落到遥远的北婆罗洲，度过几十年的海外妓女生活，在生活的底层有时每晚接客三十人次。岁数大了回到祖国，每月的生活费仅有四千日元。她被人瞧不起，既没变成性格乖戾的人，也没有反社会的行为，相反却健全了自己的人格。卢卡老人的同情心是以人为对象的，是欧洲人道主义立场的产物，而阿崎婆不仅对人如此，对猫也这样，她把自己的食物节约下来分给九只猫，其理由是它们也有生命啊。

　　多数对海外妓女和普通妓女的研究报告，只偏重妓女们悲惨的境遇，只强调研究者的同情，没有涉及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当然，妓女问题的研究目的是要杜绝社会的卖淫现象，而不评介妓女们的人格。在报告当中必然要展示卖身生活的悲惨，报告者也势必要同情这些妓女。可是以海外妓女为先例的多种多样的日本妓女当中，在被迫卖身的同一条件下，既有绝望而自甘堕落的人，也有见识了底层社会种种丑恶之后人格越发高洁、老练，在思想上人生哲学上到达一定深度的人。而这，是以往的妓女研究所忽视的。正是如此，我要给在底层被迫卖身的妇女正名，把她们的历史记录下来。

　　想到这里，我猛地回过神儿来，原来公共汽车已经通过了大矢野岛上了天门桥。天门桥连接大矢野岛和宇土半岛，如从熊本那边过来的话，它就是天草五桥的第一座桥，从天草归去的时候就成了最后一座桥了。

　　眼前仍是碧蓝秀丽的大海，过了这座桥就要离开天草了。遥望南面的天空向下岛方面凝视，怀着无限的思念的我，在心中默念——海外妓女的岛天草再见！阿崎婆再见！还有她终生朋友富美的墓、阿霜的墓、阿邦母亲的墓再见！为了采访她们的生平，许多天草人对我进行了无私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小小的公共汽车终于驶过了天门桥，径自进入九州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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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海外日本妓女与近代日本

　　我的天草之旅距今已经四年了。对于以摆脱城市喧嚣、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旅行来说，总会在心头留几枚风景，即便事过一年也令人怀念。但我的天草下岛之旅却与之不同，三个多星期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留给我的是愈加强烈愈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知道，我关于海外日本妓女的报告是非写不可的。然而，四年来我却什么也没写下。

　　在这期间我曾发表过其它文章，只是对天草之旅一直保持沉默。这除了担心文章发表会给阿崎婆等人带来麻烦，还有我自身的问题。我反省自己：这颗心真的被海外日本妓女的无声控诉给紧紧地抓住了吗？除了经济的和家庭条件的限制以外，它主要看我所持有的人性问题，看我是否全力以赴了。

　　因此，四年后的今天，我决心动手写天草之行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后所剩下的问题是探讨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外日本妓女都簇生在九州的天草地区？我将海外日本妓女作为日本底层女性的典型，认为追寻它出现与存在的来龙去脉，可以进一步明了日本底层女性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言以蔽之，所谓海外日本妓女簇生的最大原因是贫困，是像阿崎婆这样的天草农民的赤贫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它因。在阿崎婆的幼女时代，她和一家人“每天从早晨只喝水，一直熬到晚上吃点红薯”艰难度日。她的母亲再婚后兄妹三人的日子就过得更难了。寒冬腊月，装红薯的桶里空无一物，仅靠一点点麦皮芋汁维持生命。住房从大到小，小的房子里边蹋蹋咪也没有，只好拾点枯枝败叶来烧火取暖，兄妹三人空腹席地而坐，满脑子想的只是食物。

　　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第一需求。显然，不但阿崎兄妹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所有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都如此艰难，甚至连村冈伊平治、由中太郎造也出身贫穷。那么，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和人贩子的家庭所共有的贫困只是由于天草自然条件的恶劣吗？还有什么重要原由吗？

　　众所周知，作为岛的天草，从总面积来看是足以独立经营的巨岛。但岛内山连山，虽然并非高峰，却都是山地，缺乏平地大河，只能开垦梯田，故有“在天边耕种”的说法。天草的土壤受对岸岛原的云仙岳火山爆发后降灰的影响，自古贫瘠，因而生产力极低。

　　既然土地条件不好，那就应该利用四周的海洋资源。可是，天草自古少良港，加上由于潮汐的关系，鱼群极少南下，渔业难以发展。

　　确实，谁也无法否认，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天草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无视天草的社会条件。除了自古存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各种条件实际起相当大的作用。

　　我对天草古时候的情况不了解，加上它和近代天草没有直接关系，在此略去不讲。不得不说明的是，据记载，德川时代的天草曾经因收成好而税率极高。

　　据松田唯雄著《天草近代年谱》、山口修著《天草》等书记载，庆长八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时，曾将天草两岛作为关原合战战功奖，赏给肥前唐津德城主寺泽志摩广高。当时全岛农业收成高达三万七千石，因海上收成计有五千石，实际农业耕地有四万二千石。众所周知，德川时代的租税是以米麦等现物为纳贡品。税率以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计算，天草的普通农民每年要交年贡一万八千万石。

　　如果土地的生产率高，耕种面积广的话，这样的纳税尚能接受，但天草自古自然条件极差，农民纳完税后维持再生产和一家人生命的食粮极少。据传教士说，天草的农民现实得不到幸福便向彼岸求希望。宽永十四年因贫困，岛原、天草的群雄暴乱迭起。

　　岛原、天草之乱后的代官铃木三郎重城就任时最大的业绩就是力图修正税率，向幕府要求将一万二千石的征粮数减半。重城最后的手段是递交请求书的同时切腹（即剖腹），以示忠诚。因为天领代官是幕府意志的直接体现者，重城的提诉和切腹是由于他作为代官认为，不适当的高租税是天草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除了租税过重，天草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激增。

　　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和幕府内部文书的记录，征伐岛原、天草之乱虐杀者无数，以致使当时的人口减半，特别是岛原半岛村村人烟稀少，处处可见飞鸟行走。于是，征伐的第二年，天领及九州话藩施行强制性移民政策，持续五十年之久。

　　除此之外，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外国人岛者增多，江户、京都的罪犯多被指定流放到此地，加上离岛相当困难，于是天草人口剧增，据统计，文久三年到明治三年以平均年间增加一千三百九十三人的速度激增。

　　当然，如果是普通的土地，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生产力上升，反之则人口增加只能导致岛民的贫苦。明治维新使社会产生大变革，天草岛的农民期望着幸福生活的到来，但最终落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只是将租税形式由纳贡的现物改为纳金而已，税率并不曾减低。

　　当然，天草的农民们已经改变了在德川封建制下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状况。但如果说明治改变了什么，只有一点，就是解除了天主教的禁压，出岛与归岛自由了。

　　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德川时代相比，随意出岛与归岛确实获得了一大自由。但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贫困，自然争取出岛，以求自家的脱贫。

　　天草农民的男性到九州出卖劳动力，女性干什么呢？有给人家当保姆带小孩的，有从事非技术劳动的。但多数天草女性因家庭极贫，需要多额金钱，只好出卖肉体。

　　适逢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为对长期锁国的政策之反动，出现向海外打工的现象。实际情况确实是到海外赚钱胜于内地。加上天草四周是海，离中国大陆、东南亚距离近，不像本州人那样对海外抱有隔绝感，所以卖身的天草女性拥向中国大陆、西班牙及东南亚。所谓海外日本妓女即天草岛出身的海外卖春妇诞生了。

　　这些海外卖春妇的产生原因，除了天草的自然条件外，更多的是由于德川封建时代及近代日本社会的问题。这不但是天草的问题也是农村的女性问题。进一步而言，是近代日本全体女性、近代日本社会中女性存在的问题。

　　举例来看，如东北地区产生的制造业纺织业女工。东北地区一年中有半年是冰雪覆盖期，生产力低下，租税高，自古蔓延弃儿的恶习。现在的童子河原之地名便是当时残留下的痕迹。进入明治时代，制造业纺织业兴盛，需要大量女工，随之出现女工劝诱人。工场和女子学校、茶道、花道场所的条件相反，“工场像地狱，主人像鬼，周围汽车乱转”，在那里生活“比笼中鸟比下监狱还要苦”。

　　又如北陆地区农民的贫困原因，除了积雪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还加上在大地主间隙扩张起来的布教，即净土真宗的信仰。于是，这一带的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有名。女性因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

　　天草的海外卖春妇的出现及制造业纺织业女工、越后艺妓等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出现，不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更出自社会原因，国家未能以有效手段防患于未然。社会、国家本来是因为人类经济性精神性的生产行为方式的需要，个体需要生活保障才产生的。救济受苦人本是它的职责。

　　德川幕府及推翻德川幕府的近代日本国家都没有解决底层女性及农民穷困的根本问题。相反，近代日本国家为了自己的强大，甚至侵略诸国，彻底利用女性。

　　德川博府靠锁国政策维持了二百五十年的太平，但产业革命终结后，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了，成立日本近代国家是为了对抗西欧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始终在野的明治政府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于明治十八年写的《脱亚论》中指出，日本应脱出亚洲的一员，早日进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此，主张像西洋人那样对待支那、朝鲜，道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根本思想。即使福泽委婉地说“西洋人对待亚洲如何”，此话直接加以表现就是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采取高压的殖民政策，日本也应以西洋人同样的态度去支配亚洲各国。

　　因此，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地利用了底层的女性。

　　序章中提及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写道，经自己手诱拐的妓女“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作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是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说明，是对福泽谕吉日本国家殖民政策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国家向中国大陆、东南亚岛屿推行政治军事政策。经济进出是其首要手段，而大量的海外妓女成为他们赚取外币富国强兵的工具。人江寅次著《海外邦人发展史》写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钱金额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二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元。”在货币价值高的明治、大正期，这笔外币对富国强兵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看来、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国家对抗西欧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存在。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渔翁得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强大起来了，于是政府发出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

　　但这个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种苛酷的政策。日本国家于大正期决定废娼，因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废娼令暂未执行。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运动发展，使日本国家外汇获得濒于危机。于是，日本国家暗中奖励海外妓女的工作，靠她们摆脱出危机。

　　就这样，日本国家度过了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作为第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东南亚获得稳定地位。从此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并没作出任何安排。日本国家将各地的妓女送上船，送到长崎后遣散走，对于她们回故乡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顾。所以，不少年老的妓女无以谋生只好自杀。这是日本国家给她们的礼物——海外废娼令的实质。如此看来，海外妓女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牺牲品。我们从女性解放的立场出发，倾听日本底层女性的呻吟，对她们寄予真挚的同情，必然对不考虑民众、女性利益的近代日本国家质疑。

　　而今距日本国家推行海外废娼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已有数十个年头，海外妓女们都已七、八十岁，濒于死亡，老残的灯一盏跟着一盏地熄灭了。但是即便曾生活在天草、岛原的山海间的她们都不在人世了，日本海外妓女的事实也抹不掉。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中国、东南亚诸国的日本军队带着“慰安妇”——日本、朝鲜的女性。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驻日本时，向它献媚的卖春妇如雨后春笋。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签订对日和约的日本作为独立国之后，冲绳却还是美军基地，而在基地周围依然活动着许多“特殊女性”。

　　日本军队慰安妇的服务对象同样是日本人，但在海外流浪不得不出卖肉体这一点，与所有妓女一样。现在的特殊女性不再远渡海外，但对象是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像这样的现代妓女，没有人生理想。她们因恋爱失败自暴自弃，理由往往是被强暴失去处女之身而对人生绝望了。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理由，但从根底上看，很少是个人因素而大半是社会原因。社会原因的后面潜藏着贫困问题。读读目前为止出版的几本妓女手记集——大河内昌子编《吉原（妓馆区）》、五岛勉编《日本的贞操》等，对此问题便会有所了解。

　　那么，她们的贫困原因是什么所造成的？是因为她们及其家族的怠惰吗？不，主要是因为现代日本政府厚待少数垄断资本家而鄙薄农民的政策所致。解决现代的妓女问题，必须解决民众不得不卖身的贫困问题，必须改组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府。进一步而言，必须变革现行的国家社会体制，建设真正体现民众意志的社会。

　　因此，成功地克服了贫困，现代妓女——活动在冲绳及日本各地美军基地附近的妓女们就会消失，日本的民众及女性全体才可能获得解放。《女性主义》一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原理指出：“包括卖春问题的女性问题现已成为人们头疼的、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并非将女性问题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天草之旅之后已经四年岁月的流逝，这四年间想写却为什么没写呢？执笔到此，闭目沉思，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崎津的天主教堂的图景。高耸出平坦的民家屋顶的天主教堂的暗灰色的尖塔上，白色的十字架映着如镜一般的海面。步入天主教堂，祭坛前如石像一般端坐着一位老农妇……

　　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及，那位老农妇的长久的深深祈祷的真意是：消灭人间的原罪，将人们救出贫困。海外妓女和老农妇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杆枝条。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们从赤贫中解救出来，让她们享受常人的幸福呢？为了这一天的实现，我写“天草”，谈“妓女”，进一步探讨“女性解放”问题的时候，眼前不能不出现崎津的天主堂中祈祷的老农妇的身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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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校正印刷前，我又高兴又不安，心情复杂。高兴的是自己的第三册书出版了，长年研究的海外妓女问题有了个结果。担心的是书公开发行后会不会给关系者带来什么不便呢？

　　本书开章提及我到天草下岛和老妇人阿崎婆共同生活三个星期，那是一九六八年，距今已四年。其间，根据采访体验写出原稿是一九七○年，而后作为研究者完成原稿。说不想发表原稿是不可能的，只是我将它从抽屉抽出之前，谁也没见过。理由有两条：其一，出自反省，我的心真的倾听到海外妓女的心声了吗？其二，原稿发表后天草人会受到什么麻烦吗？

　　但，两年后各种条件发生了变化。

　　第一，近年来新闻流行于一种底层指向，海外妓女问题被照明了。人们有所听闻，时而来向我借妓女研究的资料，请我引介妓女人物等等。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沉默保密是否有必要。

　　第二，阿崎婆在我访问之后已经搬家，外部人不容易找到她了。

　　第三，阿崎婆身体衰弱，我想在她有生之年把书出版了好赠送给她。

　　全书的构成是纪实文体，但我打算让它成为学术书。作为学术书，不应该去表现主观的感情，但此书的主题性质和取材方法特殊，非纪实文不足以表现它。内容是根据事实精确记录下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些地名略去，人名用片假名代替。

　　我曾第三次去天草，带着摄影家山本美智代去拍摄阿崎婆现在的生活，准备将相片和书一起发表出来。

　　在此特别想记下的是阿崎婆等天草人的善意协助。没有她们，就没有此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书是我和天草人共同写出来的。所借的资料，我将一一归还给所有者。

　　阿崎婆的话用的是天草土话，曾得到天草出身的小说家岛一春氏的指导。承蒙《娼妇——海外流浪记》的作者宫国谦二氏借给大量资料，允许我借阅他所珍藏的数千册旅行记；还有，臼井吉见先生眼睛不好却将五百页原稿一一读下来；值此书出版之际，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还应该感谢我的丈夫、儿童学研究者上笙一郎先生给我许多有益的帮助。

　　最后，想借此登载去年秋天阿崎婆给我的来信。阿崎婆一字不识，代笔写信的是邻居的小学生。这四年间我们之间往来书信达十来封。阿崎婆还经常给我寄来土特产。我从心里把她当妈妈看待。

　　以下引用的是小女孩代笔的阿崎婆的信——

　　谢谢你的汇款。我的身体好多了。现在住的房子就在以前你住的房子的……（省略）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也请你把我当妈妈。我四点起床，为你的健康祈祷。

　　我能做的事就这么一点儿，我一心一意地祈祷。你也许会碰到不少苦恼，但，努力吧。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再来时，带你的小孩来。

　　我等待着你的到来。

　　　　　　　　　　　　　　　　山川阿崎　九月十九日

　　　　　　　　　　　　　　　　（冈田幸子）

　　等本书出版后，我一定带着书去天草。我只知道天草的夏天和秋天，这回若去，应该看看天草的晚春初夏吧。我的心早已飞往天草的山、海和阿崎婆身边去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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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打根的墓

　　令人头晕目眩的太阳，从早到晚热辣辣地照着甲板，浩波万顷的碧海无休止地涌现在我面前。这天早晨，我醒来后在水平线的远方看见了淡淡浮现的岛影。船长告诉我，那就是我的目的地北婆罗洲。我的心情竟像澎湃的大海不能平静了——啊，远方那重叠的岛影就是过去几年多少次想去的，时时在睡梦中见到的婆罗洲吗？我想如果真是婆罗洲的话，应该望得见基纳巴卢山呀。于是，我不顾强烈的海风吹乱我的头发，站在前甲板瞪圆眼睛望那远远的岛影。

　　许多人曾对我谈起基纳巴卢山，使我已经产生了亲近感。基那巴卢山在马来西亚婆罗洲岛的北部，是东南亚最高的山，海拔四千一百零一米，比富士山高一点儿。然而，它的形状和给人的印象与富士山正好相反。富士山只有一个山峰，左右对称，山顶终年积雪，而基纳巴卢山有七个山峰，连起来像锯齿，由角闪花岗岩构成，不生长树木，看上去像是史前的爬虫类。基纳巴卢的名字在马来语中是中国寡妇的意思。之所以给它这样不吉祥的命名，恐怕与它那魁伟的风貌不无关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在水平线的那边微微浮现的岛影里还不能识别基纳巴卢山。直到昨晚，我对船的速度并不怎么上心，然而，现在我开始嫌船走得太慢了，不知不觉地在心里念叨着：“船呀！你快点走。”

　　虽然我很着急，但船依旧慢速行驶。过了几个小时，太阳照在头顶的时候，在海平面那端重选的岛影的中央地方已可分辨出那耸立的巨大的山巅的影子。黑色山脉之中格外醒目的巨峰像恐龙的后背一样，给我的感觉像是鬼城一般。但那座山的确是基纳巴卢山啊！我终于如愿来到婆罗洲啦！我觉得周身有一阵电灼般的感觉，心在摇荡，血在沸腾。

　　什么原因使我对赤道下的婆罗洲岛，对奇形怪状的基纳巴卢山的出现那么激动呢？

　　对有志研究日本女性史、亚洲女性交流史的我来说，高耸着基纳巴卢山的婆罗洲岛，包括婆罗洲岛在内的东南亚各国都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还是稍加些解释为好。去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书名是《山打根八号娼馆》。这奇怪的书名的副题是“底层女性史序章”。该书主要反映了幕末到大正年间从日本全国渡海去东南亚的海外日本妓女即“南洋姐”们的生活。其主要人物是至今还在九州天草岛生活的阿崎婆，是一本纪实的史录。

　　我之所以把“南洋姐”作为底层女性史的序章来写，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日本女性在阶级与性两重枷锁下长期受压迫的历史事实，换句话说，我相信她们的遭遇反映了日本社会中女性的实际地位。这本书以阿崎婆的个人历史为主导，是因为她可以说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她九岁被卖，十三岁开始接客。她的青年时代和壮年时期的大半向异国男子卖身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这耸立着基纳巴卢山的北婆罗洲的山打根。

　　我与阿崎婆同吃同住的三周时间里，不知道她有多少次提到这山打根和基纳巴卢山。在把她的一生写成一本书的辛劳写作的过程中，对研究底层妇女史的我来说，基纳巴卢山和婆罗洲岛成了我十分向往的地方。

　　但仅只这一点不足以使我实地访问海外日本妓女洒泪的婆罗洲。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我非去一趟婆罗洲的山打根看看不可了。

　　——那是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的当晚发生的事。盂兰盆节又称祭祖节，日本人相信那一天祖先的灵魂都要回到其子孙家，那天所有儿女都要回老家，祭祖父母灵魂。那天，由于酷热难当，我终于躺下歇息小睡一会儿。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拿起听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是山崎女士吗？木下邦的墓找到了。”对我来讲，这个消息很突然。

　　一瞬之间，我还反应不上来，好半天没说话。但我意识到他是在告诉我《山打根八号娼馆》里提到的老板娘木下邦的墓在山打根市找见了。于是，我对打来电话的人问道：“拍了照片了吗？”他告诉了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消息，他尖声说：“我马上把照片拿给您看。”

　　读过《山打根八号娼馆》的读者已经知道木下邦的事情了。她在魔鬼一样的妓院老板之中算是唯一有人情味的、被苦命的妓女视为亲妈一样的人物。当时日本人到东南亚游历所写的游记中没有一本不提到她的。我写的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衰老的阿崎婆就在木下邦的妓院送走了漫长的岁月，与阿邦仿佛是母女一般。我听阿崎婆说过木下邦生前就决定在山打根长眠，在能看见海的小山丘上建造了自己的墓地。建墓的石材还是从日本运来的。不，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墓地周围的土地用做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因她们没有亲人来上坟，所以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时，她总是叫来和尚在墓地上点燃几十只灯笼祭祀她们的亡灵。

　　我从采访阿崎婆开始到《山打根八号娼馆》完成、出版的四年之内，有好几次托去北婆罗洲出差的人寻找山打根海外妓女的墓地。阿崎婆给她仰慕的木下邦扫过墓，我也想到木下邦的坟墓前烧上一炷香，给本下邦墓地周围的几十座海外日本妓女的坟献上一只只花圈。

　　可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使得她们的坟墓无处可寻了。我所托过的人没有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他们只给过我现在的山打根的市区图。每当我看这些图时，知道山打根已变成现代化的城市，推测可能她们的墓地已经不复存在，土地被扩建的市区所征用了，我只能在心里暗暗悲伤。在这种情形下，忽然有人告诉我本下邦的墓找见了，我是多么高兴啊。

　　那天给我打电话的人当晚就来访了。他是一位中年男子，叫木全德三，在U贸易公司工作。他在马来西亚采购婆罗双树和其它木材，在山打根住了七年半了。他从订阅的日本报纸书评栏中得知我写的那本书，山打根这一地名引起他的好奇心，于是他通过新加坡的书店邮购了我写的书，一口气就读完了。由于被日本妓女墓地的那段描写打动了，此后每到休息日他就去寻找她们的墓地。

　　山打根市区的后边有华侨的专用墓地，也有日军战死者的墓地。在那里没发现木下邦的墓、于是木全先生就仔细读《山打根八号娼馆》中阿崎婆的口述和我附在书里的各种游记中关于山打根日本人墓的记录，按照书中说的，到市区背后的半山腰寻找。

　　可是热带的婆罗洲各种植物长得势头很猛，除经常走的路之外，其它路很快会被草木覆盖。市街背后半山腰的小路早已被茂密的草木埋上了。木全买了一把大砍刀，叫上同事菊岛先生一齐去找。看见有小路的痕迹就挥舞大砍刀开路，一心想得知小路的终点是否有木下邦她们的坟墓。在赤道太阳直射之下挥舞大刀在半山腰找路无疑像呆在地狱一样，热得受不了。他们干了两天还无任何结果，第三天，他们来到华侨墓地的附近，找到一条过去曾是小路的地方，遇见了常来收拾华侨墓地的华人——一位老人。木全说：“这附近应该有一座日本人的墓。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您告诉我。”老人告诉他：“我没见过日本人的墓地，这座山的上边有一个水泥造的像箱子一样的东西。”

　　他们赶紧请他带他们去看。的确，山的半腰可以俯视山打根湾，在繁茂的竹子与羊齿类植物之间有一个地方比别的地方矮一截，有一个仿佛是水池子的水泥制品放在那儿，大约有半张铺席大小。一看见这个，他们就突然想起来了——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一书中阿崎婆说过木下邦在墓区建了一个小屋，造了一个水泥池子，从山上引水来。今后无论谁到这里来扫墓也不至于因缺水而苦恼。这不正是那水池子吗？这样的话，海外日本妓女的墓一定在这周围了。

　　两个人站在约一米高的水池子上往四周仔细瞧，除了枝叶繁茂、郁郁葱葱的树木与竹林之外，什么也没有。树丛稍低的地方只有一处有闪闪白色的硬质的东西，两个人十分兴奋，慌忙感谢了那老人，使尽全身力气挥舞那厚刃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站在木下邦及其他六个日本人墓的前头了。

　　从木全先生那里听了上述的话之后，我便迫不及待了。就好像是佛教因缘里所说的那么巧，在盂兰盆节的时候。读者将发现了木下邦等人的坟墓的消息通知了我。而我在这之前几乎完全断了念，认为她们的墓这辈子永远找不到了。我当然要去扫墓，要虔诚地前去奉上香火。

　　一年之后，我得到机会去婆罗洲的山打根，而现在我已经见到婆罗洲的象征基纳巴卢山。这下你明白为什么我见到基纳巴卢山会那么激动了吧！

　　那天下午，我乘的船驶人山打根港。山打根港码头的规模与日本地方上的小码头一样，只是在码头的各处长满了茂密的树木，给人强烈的南国的印象。

　　下了船的我，到处找木全德三先生。因上次见面后他每次归国我都约见他，他为我安排好去山打根的行程，而且他还告诉我，他会来码头接我的。

　　只是无论我怎么找，也找不见他的身影，我正在为难，忽然一位体格健壮的二十二、三岁的日本青年走了过来，微笑地对我说：“您是山崎女士吗？我接您来了。”那青年叫国本正男，他告诉我本全先生因急事回国了，他将带我去扫墓。还说给我订了一个安静的饭店，让我坐上他开来的小汽车。

　　机灵的国本把车开得很慢，我在车内可以欣赏到山打根市内的样子。市中心的街道很宽阔，不仅主要街道，连分支道路也很宽。在道路的中央隔离带和两边人行道上都种着花草树木，而道路两边并排而建的建筑物真是多姿多彩。既有英国式古典风格的，也有相当现代的，既有壁面没做任何修饰的居民楼，而在海边还见得到老式的地板架高的水上房舍。

　　英国式漂亮的楼房是过去英国贸易公司的办公楼，在招牌上我还见到了有名的哈里森公司。商店大半都是华侨经营的。从大米、谷类到肉、鱼、佐料，商品种类繁多，它们堆满店头，甚至都占据了人行道。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着给人二、三十年代感觉的俊男靓女的照片。有好几家挂着“电烫理发”“空调冷气开放”的汉字招牌的美容院。小汽车也很多，数量虽然还赶不上日本，但商店和居民住宅前一般都停着好几辆车，丰田车的数量占优势。

　　留意一下路旁行人，肤色与我们相同的男男女女很多，据国本说那些人是华侨。此岛大多数为褐色人种，是东南亚原居民马来人、菲律宾人、印尼人，几乎见不到白人。人们在那里逛街购物，仿佛丝毫不感到天气的炎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被人叫做客家的华侨女性，她们戴着黑边的大帽子，不顾炎炎赤日在运砂石，连汗都顾不得擦。我作为她们的同性，与其说同情，不如说是对她们的干练感到惊异。

　　这都是坐在小轿车从窗口瞥见的，当然不会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山打根的街道给人的印象总体而言是稳定之中有一种活力。十九世纪末婆罗洲沦为英国殖民地，其后半个世纪一直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乘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东风独立了，婆罗洲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清除了英殖民影响，努力建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国家主义民族情绪鼓舞了山打根人，连我这样的旅行者也直接感受到了。

　　我乘坐的小轿车不久抵达了旅馆大门。这座旅馆地处市区东郊，在山脚下用砖瓦盖成。它是殖民时代英国建造的，华侨将它买下继续经营。

　　我在那旅馆休息了几个小时，待灼热的太阳落山天凉快一点之后，国本先生带我去日本妓女的墓地。汽车又一次经过山打根中心繁华街道，然后向右拐进了山路，驶过一个丘陵之后又向右拐，爬上了弯曲的坡路。右边的小山丘上建有一座座的朴素漂亮的小型住宅，现为马来西亚政府高官的住宅，国本说这里过去是从英国来在殖民公司工作的英国人的住宅。

　　听阿崎婆说，旧殖民时代兼做政府官员的英国贸易公司的英国人一般不带妻子来此地，为了排解寂寞，他们大多都请日本妓女做他们的临时夫人和妾。阿崎婆也是在妓院干了十年之后，成了霍姆先生的临时夫人的，那个英国人的全名她都不清楚。这附近肯定有一些英国人的旧居，虽说推测阿崎婆在这丘陵上生活过显得太轻率，但是我终于忍不住猜测阿崎婆曾住在哪一座漂亮的住宅，并不停地审视起那些房子来了。

　　不久，来到山路的分岔处，国本选择向右拐，不久山路变窄了，汽车已经进不去了。我们从车上下来开始步行。左边山坡上有几百个白色石碑的公墓，树木被砍伐得干干净净。我以为那就是日本妓女的墓呢，国本告诉我那是华侨墓地。忽然他回头看我提醒我说：“要从这里走上去，请注意脚底下。”

　　国本从华侨墓地的右手进入了草丛，过去这里的确是小路，但现在已不成其为路了，山坡十分陡，脚下又磕磕绊绊的，我只好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脚底下不停地被草根、灌木枝绊住，有时因为换脚几乎掉下坡去。但我想到上边就是墓地了便一鼓作气地登了上去。国本年轻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山崎女士，这里就是墓。”我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往四下里看。刚才爬坡的时候根本没有顾上看风景，现在向山下看，夕阳下的山打根海湾发出一种浓藏青色。在我脚下林立着大小的墓碑——啊，是这里吗？是这里吗？是我从阿崎婆那里听到的山打根的墓！海外日本妓女流落到南海的尽头，向异国男人卖身，终于客死异乡，死于非命，这就是她们的命运。

　　花些时间细心地走一走，发现这个墓比我在日本听到的规模更大些。据国本的话说，去年夏天木全先生与菊岛先生发现的仅仅是墓地的五分之二，其后靠当地的日本人会成员把树木伐掉时，就发现原先的墓园是整理出来的一倍以上。

　　山坡上的墓地整体分为五段，过去可能有过自下而上的通路，如今全然找不到了。现在只有从最上边开始探访。大正五年访问过这里的水哉·坪谷善四郎在《最近的南国》中写道，“最上边建有一栋礼拜堂，里边安放着在日本定做的佛龛。”现今已经消失，只剩下那水池子——本全他们就凭这水池子找到这墓地的。而整个墓园之中有墓碑文的只是水池子下边的一段和最最下边的一段。

　　最下段的墓石约有十个，除了两个记有明治四十年代纪年的墓碑外，全是昭和年间逝世的男女老幼的墓，石碑完好的仅有两个。有的石碑横倒着埋在土里，有些又细又长的石碑折成两段，只有下段保存在那里，有的被南国生长极快的阔草树根环抱着遮盖住，我使尽浑身力量也没能把树根从碑上移走。在一个角落里被羊齿类植物遮住的一个小孩的坟墓引起了我的注意。碑的正面有地藏佛的浮雕，碑的后面刻着“木下辉彦行年三岁，大正元年十二月七日殁”，我觉得这个墓很美。

　　第四段残留着六个墓石，其中最显眼的是刻有“无缘法界之灵”的白色石塔，约有两米高，与其它墓碑比更庄重。走到它的后边去，可以见到“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木下邦建之”的文字，侧面有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字样。这就是被誉为山打根的女老板的木下邦为死在异乡身世不明的女人们建的供养塔。

　　塔的左侧在一块长碑上刻有“释妙秀信女俗名桧田松、释良心信女俗名工岛英”名字。它像是妓女的墓。再向左方看可以见到的墓碑上刻有“法名释最胜信女·俗名木下邦”。在无缘佛供养塔的右方有原先日本人会会长的墓。他曾开过一个杂货店，把和服、梳子等卖给妓女们，他还拥有过两条轮船——门教丸、云南丸。最令我感慨的是在墓列的最深处有一灰白色的墓碑，上面写着“释喜法信士、俗名安谷喜代治，昭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殁，行年六十一岁”。

　　在《山打根八号娼馆》里已详细记述过，安谷喜代治出生于岛原半岛，在此地经营椰子园，是南洋的成功者。他与阿崎婆的密友富美是恋人关系。他和富美除有松男这个儿子外还有一个女儿。

　　我自从到天草岛访问过松男之后，一有机会就打听安谷是否还活着，但总也杳无音信，原来这个安谷也长眠在木下邦墓的一侧。

　　令我奇怪的是，整个五段的墓区有石碑的竟只有十五、六个，我从以前人们写的书籍中得知，木下邦自费修建的这块墓地里埋着一百多个死于非命的日本妓女，而今这些人的坟在什么地方呢？数月前清理过的公墓，现在萱草和羊齿类植物又长得齐腰高了。我和国本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把草拨开，到处找她们的墓标。

　　在第三段草丛中寻找的国本忽然高声叫起来：“来看看这儿，山崎女士！”手指着像是蕨类的羊齿类植物下边的土堆。仔细一看，那里是长约一米半的椭圆形土丘，如果这就是坟的话，到处看看同样的土丘有好多好多。

　　我与国本面面相觑，根本说不出话来。这似有似无的隆起的小土堆——如不加注意谁也不会理会它，正是我们寻找的妓女们的墓呀！过去它们可能是一个高高的馒头状的坟，墓前立有白木的墓标。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木标腐朽了，土堆也风化了。在那些连影子也找不到的墓标上曾标明的死去女人的出生地一定多是天草、岛原吧！享年也多为十八岁、二十岁。她们死亡的直接原因有水土不服，热带地方病，还有其它种种。而其根本原因是她们被迫接受的妓女生活。黄昏临近了，这个时辰常被称为逢魔或大凶。长长的萱草和羊齿类植物随风摇曳，将叶子吹得翻来倒去的，在我看来像是妓女们对妓女生涯和强迫卖淫的压迫者的无声的控诉。

　　我特意从日本带来一筒水，是为扫墓用的。我把木制的小勺放入筒内，将水一小滴一小滴地撒在已风化的密密麻麻的坟堆上，阿崎婆的姐妹们、苦命的女人们的灵魂啊，在这异国荒凉的风物之中，连给你们献花圈的人都没有，你们该多想回到日本去啊！——我在心里跟她们讲着话。我向她们的灵魂悄语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水哟！用它来解望乡之渴吧！”

　　可是，给她们的墓洒过水后再一次登上最高的一段，想给众妓女纪念塔和木下邦的墓洒水时，上述的天真的想法被无情的事实击碎了。我发现以无名妓女纪念塔为首，一切坟墓都朝向山打根湾，背对着日本，从这个事实中我领悟到她们的真实的想法。

　　一般常识认为，客死在异乡的日本妓女们的灵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一定是想回日本去的。可是对她们而言，祖国又是什么呢？

　　她们离开日本的直接原因是人贩子的拐卖，实际上是因贫穷的家境和被压迫的性别因素她们被社会不容才来到异国。虽然出于对故乡亲人的一丝温情，她们不断地将卖身钱寄回故里，可对她们而言，她们的故乡、亲人的家已不是她们能安居的地方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举出阿霜一例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所以能安慰她们的不是故国日本，而是异乡的山打根。木下邦不想回国，生前建造的坟墓方向是与日本相背的。其他妓女的坟可能就也按同一方向修建了。

　　我感到背对日本面临山打根湾而立的无数无依无靠的日本妓女的孤魂，对祖国日本是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于是我感到无限凄凉——恨不得抱住高高的无名妓女纪念碑大哭一场。夜幕已经降临，苍穹里明亮的群星在闪烁，而我却久久不能离去。

　　第二天，国本带领我到山打根市内观光。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沿着主要街道从这头走到那头也不过三十分钟。重点景点观光一个上午就够了。

　　我最想参观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旧址，那是木下邦经营的，也是我尊为人生阅历高手的阿崎婆生活过的地方。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原本不敢奢望找到八号馆的建筑物，只不过想找到过去挤满日本妓女的街道，至少在八号馆的旧址前站一会儿，缅怀一下阿崎婆她们不幸的青春吧！

　　因国本四方奔走打听，终于知道了过去。的所谓花街在离码头旁市场不远的三号街上。可是八号馆在哪儿却没搞清，我们访问的三号街有一列列四层楼房，一层全是商店的门面，二层以上为居民住户，阿崎婆讲的那种两层木楼，红铁皮顶砖墙的房子根本找不到。进了几家商店去问，他们都是二战后移居来的新住户，我终于没能问到八号馆的所在。

　　找不到八号馆遗址的我们，那天下午就乘小船到山打根湾附近的丹戎阿尔岛参观。我在山打根应该访问的地方有妓女们的墓地和八号馆旧址，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了，顺便想再参观一下安谷喜代治的椰子园的旧地。

　　丹戎阿尔岛是一个椰树覆盖的美丽的岛，一进入江就可以看见简陋的水上房屋。屋子附近，裸体的孩子们正在操纵玩具般的小舟。我一瞬间感到自己好像返口到原始时代一样。

　　到了小码头，我们询问是否还有安谷椰子园，因问的都是后搬到岛上的人，无人知道。我们就沿着椰子林荫路向村子走去，草地上还倒着一些树干。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村庄人口的第一家遇到了一对老夫妻，这种老人恐怕再难遇见了。这位马来系的老人正在地板架高的干净的房屋前摆弄木头。我问他：“从前有一个叫安谷的日本人，他的椰子园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那位老人答道：“当然知道啦，我在安谷那儿干过活儿。”

　　我告诉他我是日本人、与安谷有点关系。那位老人——丹戎阿尔岛的村长帕满，连忙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并叫卢彬迹夫人给我们倒茶。

　　帕满告诉我，安谷喜代治是这岛上经营椰子园最重要的人物，经营了四百英亩的椰子园。而帕满老人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一直担任安谷椰子园的监工。安谷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不幸病逝，安谷夫人把椰子园卖给了华侨系的马来西亚的财主，但日本战败之前，他夫人一直住在此地。

　　我对帕满老人的话非常感兴趣，使我更加吃惊的是，他认识木下邦，也知道八号馆的确切地址。

　　他既了解那么多，我又进一步追问：“安谷有一个相好的妓女在山打根，你听说过吗？”帕满老人说：“你这么一提，想起来了，他有一个相好的，名字叫什么倒忘记了，常去看她。现在船上装有发动机了，从本岛到山打根眨眼工夫就到了。从前坐帆船去差不多要用一天时间呐。不过，安谷是常来常往的。”然后他又像刚想起来似地说：“实际上，我们夫妻上这岛之前，是在安谷常去的花柳街上经营咖啡店的。”

　　我惊异地问这问那，原来帕满夫妻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左右就在山打根的妓院街开店，而且在木下邦的八号妓院附近经营咖啡店。起初我不过以为老人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在胡吹呢！可他说：“木下邦是苗条的人，年近六十岁了。脸上有颗痣，痣上还长着毛。”如果不是真实见过，他不可能知道得这样清楚。

　　老夫妻接着告诉我，本下邦是有名的老板，对任何人都亲切，为人很好。她的娼馆有七、八个日本妓女，还有做饭、扫除的女佣。如果客人来了，说想吃马来饭，她就带他们到帕满这里吃饭。店里的妓女们也常来喝咖啡，不过名字都记不住了。帕满夫妻有两个孩子，木下邦对他们很好，像疼爱自己的孙子一样，孩子们每天都到八号馆去玩。

　　我请老夫妻把八号馆的地址告诉我，他们说；“啊！战后完全变样儿了，知道那确切地址的也只剩下我们啦。”一边给我们画了一个草图。站在妓院街却找不见八号馆的旧址的我，却在看起来有原始风情的丹戎阿尔岛上得到了答案，真不能相信它是偶然发生的。

　　访问丹戎阿尔岛得到宝贵信息后，我们在附近转了转，这里也曾是安谷椰子园的一部分。稍作休息之后又乘上来时的小船回到山打根。我又一次来到三号街，依照帕满老人所画的略图，寻找了客家会馆所在的位置，这座建筑物现在是华侨马来西亚人商会，找到它，技院旧址就好找了。

　　要找的建筑物立刻找到了，这座白色的建筑今天早上我与国本在它前面不知往返了多少次。临街的一层并排有四个商店：电器商店、服装店、书店、酒店，二层以上为住户。帕满画的略图告诉我们从这客家会馆向左边数第四家就是药房，这药房所在地就是八号馆的旧址。

　　药房的招牌是白地红字，很大，上边写着婆罗洲药房，它给人一种很清洁的感觉。店内既有现代的西药也有古老的中药，还有治疗室的标志，看来也能对病人进行简单的诊断什么的。据帕满的回忆，八号馆的外观是红屋顶，奶油色的墙壁，二层楼房，绿色的窗框，大门朝大路、从大门径直上楼便可以到二楼妓女们的卧房。但我眼前的现代药房，无论如何让我想象不到这里曾是妓院所在地。

　　可是，当我站在这药房门外时。我的眼中出现了另外一幢建筑物与药房重迭起来、那是一幢两层楼，有着稍许肮脏的奶黄色的墙，窗框的绿色有些褪色。我甚至在稍许开着的二楼的窗户里窥见了穿和服的年轻女人白色的面庞，从窗户中看见的活动着的年轻女人的侧影中，我仿佛看见了阿崎婆年轻的影子，还有照片中见到过的富美和八重。

　　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和愤怒。当然，我现在不会把阿婆崎带到这里，告诉她这里就是八号馆的旧址，但是这一带确实是践踏阿崎婆宝贵青春的地方，在那美丽的南国星空之夜，这一带是将阿崎婆作为牺牲品奉献给无数陌生异国男性的祭坛。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泪水不断地滴在街道上。

　　我只在山打根停留了一天，翌日就离开了那里。在我憧憬多年好容易才来访问的山打根，只逗留了两天半就离开了，并不是因为我厌恶这个北婆罗洲的港口城市，恰恰相反，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山打根，我想尽快地离开它赴新加坡。

　　北婆罗洲的港口城市对我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里有过海外日本妓女，而风俗业最发达的无疑是新加坡，如果去了新加坡一定会了解到有关妓女问题尚不知道的侧面。这样有助于加深我对阿崎婆、阿邦洒泪的地方——山打根的认识。所以，我仅在山打根逗留数日。

　　国本送我上了飞机，机场在山打根北郊，设备简陋只应个空名罢了。天空万里无云，白日当空，飞机起飞了。来时从海面上看到的高高耸起的基纳巴卢的巨峰现在就在我眼下。飞机在空中向西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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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花街旧址

　　到新加坡住进了果园大街的曼达林旅馆后，我就给朋友在当地的熟人打了电话。在山打根的时候木全、国木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新加坡我没有熟人，若没有向导的话是很难开展访问活动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有熟人在新加坡开了一个小旅行社，让我跟他联系，所以，一到新加坡我就打电话跟他的熟人联系了。

　　庆幸的是打电话时，旅行社的主人——我朋友的熟人太田良一还在办公室，我说了朋友的名字，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过了几个小时，他便特意到旅馆来见我了。太田约摸五十五、六岁，黄皮肤，日语说得很流畅，给人以舒畅的感觉。但我觉得他的相貌和表情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我告诉太田我想在新加坡看的地方不是一般观光客蜂拥而至的地方——比如斯坦佛德·莱佛尔斯广场，柔佛遗迹等等；

　　为写《山打根八号娼馆》在天草采访时，我自始至终隐瞒了我研究者的身份，但对太田这个知识分子，我还是说了实话。我告诉他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这次旅行是寻访海外日本妓女踪迹的。最后我说：“所以您如果知道过去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就请您带我去吧！那地方当地人管它叫‘斯大列次’，听说全都变样了，可是几年前访问新加坡的人讲只有一处还留着点旧模样，不知是大门还是窗口还留着妓院时代的栏杆，至少看一眼那栏杆也好啊！”

　　太田说：“你那么年轻，还知道‘斯天列次’的说法？还真挺内行呀！”接着他说：“谁对你说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全变了？旧址保存得好好的呢！——当然，如今的新加坡日本人、中国人、马来人大都是战后来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哪儿是过去日本人花街的旧址罗！”在东京时我得知的信息是日本人花街旧址已不存在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大吃一惊，不由得问了他一句：“那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太田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支回答说：“你这问题问得在理——约摸大正中期这里的日本妓院就取缔了。”他吐了一口烟，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别人不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我知道。说实话，我是在它附近长大的。”

　　归纳一下太田的话，他是大正六年生在新加坡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采买矿石的中国批发商。东南亚华侨都愿意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新加坡老早就有华人居住的区域。太田小时候也住在中国城，而中国城与日本人花街相邻，为此，他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附带说一句，现在距大正废娼已五十五年，日本战败也经过二十八年了。华侨居民区不断膨胀，过去的日本人花街已经完全归人中国城了。

　　听了太田的话，我庆幸刚到新加坡就找到了合适的向导，感谢命运的安排。他的话里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谈到他小时候在中国城的生活时，他说他很喜欢音乐，而且是受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生于长崎县南松浦郡，长期在长崎市丸山叮的某个饭店干活儿，特别擅长弹三弦。他从未与中国父亲一起居住过，也就是说他平时与母亲、外祖母一起生活。只不过有时被请到生父家做客，与他们一家人聚餐。就这样度过少年时代。

　　听太田边抽烟边主动叙说的生平，我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他的母亲及祖母会不会是妓女呢？

　　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是出妓女最多的县，长崎县的丸山是江户时代妓业最发达的地方，连欧洲都知其名。他外祖母生于长崎，在丸山的红灯区呆过，晚年到新加坡与女儿住在一起。他母亲怎么认识他父亲这一点虽然不清楚，但是与新加坡华侨商人生下了他，并受到华侨经济上的赡养住在中国城，这么一来，不光是我，谁都会推测她们是属于“南洋姐”一类的凄楚而美丽的日本女人。

　　我这么去推测他的外祖母与母亲，太田先生可能会斥责我的无礼，然而，我在追寻海外日本妓女的踪迹的旅行中遇到了“南洋姐”的直系亲属（而且是母女两代的南洋姐），由他带领我去造访她们血与泪的旧迹，简直是太神了。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我内心感应到以太田外祖母、母亲为首的无数“南洋姐”的魂在向我招手。

　　第二天早上，我在太田的催促下离开了旅馆，他驾着一辆他夫人经营的饭店的车来接我，我乘上以后，车驶向市内。来到新加坡河附近的时候，我说想看看街道，于是他就停了车。我们徒步向中国城走去，一路走他还介绍说：“那就是新加坡国会大厦，那附近有伊利莎白女王大道。”

　　我边走边看新加坡的街道，正如在日本时所听说的这里是人种博物馆：有走得飞快的英美血统的高大白人，也有裹着纱丽的印度妇女，她们面孔端正，皮肤呈褐色。也有与我肤色相同、语言不通的人，看起来是华裔。我看到这里的建筑物既有西欧十九世纪式的、给人稳定感觉的大厦，也有回教寺院甚至还有佛寺和中国式的祖庙。我拿它们与日本文化做了比较，日本文化总把外来文化融人自己的文化之中，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顽固地保持自己独自的宗教与生活习惯。这个事实使我惊奇。

　　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而在此之前作为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根据地存在了一百五十年。现在斯坦佛德·莱佛尔斯的铜像耸立在莱佛尔斯广场，就是他一眼看中了位于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扼住进路的新加坡岛。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他以三万西班牙元从柔佛王那里买下这个岛，作为入侵的第一步。其后英国把这个岛作为直辖的海峡殖民地，作为经济上、军事上侵略亚洲的最重要的据点。这里的土著居民原先只不过是几百人，随着欧洲人侵入亚洲大陆并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这个小岛繁荣了起来。而其他在本国受不了殖民统治的亚洲人、非洲人作为打工者来到这里，便形成了作为人种博物馆的新加坡。

　　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华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欧美各国争相入侵的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阶层分化。许多流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他们大多到离大陆近的岛屿住下来，这就使新加坡的华侨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太田对我说：“哎，山崎女士，马上就要到你想看的旧日本人花街了。”我清醒过来，眨了眨眼，这里和刚刚走过的摩登大道完全不同，已经进人中华街了，街道并不宽，两旁挤满了两三层的古旧建筑物，一层都是商店。太四领着我快步地转过几个街角，我正被街道上鲜明浓烈的各种颜色的招牌吸引的时候，太田指着一个街角说这就是从前的“斯天列次”，而我一眼看过去，觉得这里好像从前就应是中华街的一部分。

　　我眼前是一个十字街，隔街望去，对面建筑物的墙上有细长的街道名称标志，一条路的名称叫马来街，另一条叫哈依拉姆街。我的心不禁咚咚跳了起来。

　　过去我找到的关于“南洋姐”的书籍中曾提到在东南亚，新加坡是日本的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马来街和哈依拉姆街，还有马拉巴街。在从日本出发时我曾买过新加坡地图，查找过这三条街，可是在最新的地图上找不到这三条街的名称。我想新加坡有可能改变了这些街道的名称。正像新独立国家常常变更殖民时代路名一样，事实上新加坡也是变更了路名。可是实地到现场一看，这里与过去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马来街、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的名字还实在地存活着。

　　我在这些街上走着，不由得发出感慨。这些街道看上去是贫民窟一般。街道两旁连续地排列着三层楼的建筑物，一层临街的地方大多是商店，挂汉字招牌的商店，什么“大华洋行”、“远大恤衫”“玲珑电发”，从汉字我也大体知道是什么商店，其中也有我不能读懂的如“款式特髦”“源发公司”字样。二楼三楼全是出租的房屋。也许是因为临街的一面才有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洗好的衣服全挂在从窗内直角伸出的竹竿上，形成了晒衣的队列风景。晒衣竿上的衣物多为原色的衬衫与裤子。由于都是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筑物了，房间内的墙壁剥落，露出些砖头来。为了掩盖这些，每户人家都以不同的颜色把墙壁和百叶窗涂抹得花花绿绿，却更使人加深了它是贫民窟的印象。

　　因为没有引线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进到曾经是日本人妓院的房间去观看。根据在这里长大的太田的话说，二楼三楼的房间一律是六个铺席大小，厕所和厨房都是共用的。这就说明这里本不是给居民住宿用的，而是做皮肉生意用的。现在这里的月租金为三十美元，出租给华人房客，他们的职业多为船员、店员、工人、司机等体力劳动者，也有不少服务业女性房客。

　　在这条破烂但又奇妙地充满活力的街上走来走去，我不禁陷入沉思。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的新加坡人自然不会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每间每间屋里都住着从远方渡海而来的悲惨的日本少女，她们每日以泪洗面。我透过现在的房主按个人爱好涂成绿色和浅蓝色的百叶窗，看到一部分墙壁，在那些墙上是否洒有那些命运悲惨的姑娘们的泪水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里再多呆些时候，可是我们只在街头站了三、四十分钟，就不得不离开了。太田与我来来回回走了几遭，又往商店内部窥视并对着二楼、三楼的窗户反复查看，引来了人们的怀疑。各处窗口都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面孔盯住我们。

　　太田催我说：“走吧，从那边就可以上大街了。”我们拐过了写着“马拉巴街”的街角，在那里我又稍稍地伫足停留了一会儿。别人会想参观这么一条小街一个小时还不够吗？不知何故我对此地依依不舍，至少想站在最后一个街角再回头看一眼。不这样做我的心会不安。

　　太田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情，便站在旁边开始抽烟。这时我看着花街的遗址默默地向我同性的日本人告别，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唤——我的同胞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你们的一生只能作为海外妓女度过，如果真有灵魂存在的话，你们的灵魂可能还徘徊在这南国的旧花街的上空吧！请你们接受我的问候吧。这样在反复叨念之中，我的眼眶里涌出热泪，眼前的风景逐渐模糊，模糊之中我眼前浮现了这条街半个世纪前的样子——作为日本人妓院街时候的样子与“南洋姐”的哀史。这个样子最初是朦胧的，其后逐步加深了颜色，形成明晰的图像。特别奇怪的是当我下定决心离开这旧日本人花街的时候，这段历史就更加鲜明起来。

　　根据我从书本和访谈得来的知识，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第一人是明治初年的一个日本寡妇，她的英国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说是一个在横滨出生的叫阿丰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说法，如有人说第一个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断了乌黑的头发女扮男装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是一个叫“传多婆”的人，她是随日本杂技团来到新加坡的，来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无论哪个说法都可以，总之从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送出“南洋姐”了。在西乡隆盛死于鹿儿岛的明治十年，在马来街就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日本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数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战争爆发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

　　拥有众多“南洋姐”极度繁荣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和马拉巴街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日本人花街要建在这里呢？这一带现在已成为市中心，而十九世纪中叶这里不过是郊外。作为文明的耻辱的妓院要放在不显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管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这既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汉语，恐怕是天草和岛原出身的姑娘们把英语的street念走了样而形成的洋径浜英语。

　　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风俗与日本内地的花街风俗很相近，但是与新开拓的外国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总有一种异国情调。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号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它们等客人上门。这种技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愿卖身的，她们是被人贩子强迫的。人贩子躲过警察的监视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语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诱拐少女卖到新加坡。人贩子往往与妓院老板等有势力者结成头目与党羽的关系。有关明治时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有势力的涩谷银治、二本多贺次郎、多田龟吉等人，就是人贩子的头目。进入大正期，据长期在新加坡开理发馆的恩田富次郎（八十岁）说，有势力的人家有岛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谏早出身的岛田一家，福冈出身的仲家，长崎出身的宫崎家。

　　那些人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无谋生手段，梦想一下子发大财，来到海外干起人贩子的营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也很同情。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南洋姐”们蒙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在日本内地的诱拐和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复了，单说一下将她们运到新加坡拍卖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轻的时候有几次目睹过人贩子将姑娘们卖到妓院的场景。拍卖场一般设在码头仓库。人贩子将姑娘们从船底叫出来，换上新衣服在仓库前站成一排。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日元，姿色差的只卖四、五百日元，姑娘们顺从地被出卖了，这是因为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

　　一旦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她们便完全变成了囚犯。她们反抗，她们力争，每当她们说到新加坡来不是为当妓女来的，老板立即说：“那么你们就还钱吧，为买你我们花了一千元呢！”她们要见日本领事，妓院老板便带她们去一座建筑物见人贩子化装成的领事。假领事会对她们说：“你们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惨，可是妓院老板已经花了千元买你们，你们赶紧跟老家的父母说拿钱来赎你们吧！如付不起赎金那就只好听老板的话啦。”由于没路可逃这些女孩子只好卖身，而人贩子们则靠她们挣钱，用暴力来掠夺搜刮，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

　　这样，成为“南洋姐”的姑娘们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她们的债——妓院老板从人贩子那儿买她们的钱和为给老家贫穷的父母寄回生活费而借的债总也还不完。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半数要上交老板。债务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欠的债是不易还清的。于是她们往老家寄钱也容易突然中断。

　　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时代曾在新加坡做过学徒，他做学徒的那家小山衣料杂货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们常请他代笔写家信。她们往往瞅准杂货店客人不多时来找他。信的内容多为“老板老板娘硬要卖给我高价的衣服，为此还不起债啦，这月只能寄这么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对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钱了。”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为长崎县南高来郡、西彼柞郡，熊本县天草郡。只要打开九州的地图便可明白长崎县南高来郡属于岛原半岛，熊本县天草郡就是天草诸岛，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

　　为了还老板的债和往老家寄钱，“南洋姐”们往往把身体搞坏了。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

　　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们的第二善策是做华侨和马来人的妻子，许多“南洋姐”和当地人结了婚，可是她们的生活未必幸福。这是因为华侨大多数都有正室，她们只不过是做妾。马来人、印度人虽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是殖民地的国民，生活极端贫困。

　　即便如此，能与华侨、马来人结婚的还算幸运的人，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患地方性疾病，或从嫖客那里传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许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数目大得惊人。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但她们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没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结果也只能客死异乡。

　　离开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马来衡、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历史事实，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关新加坡的“南洋姐”们这段日本女性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呢？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南亚的土地上，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异国，不加反抗地虚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痛苦毫无意义，也没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

　　新加坡“南洋姐”的历史是她们被资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护的一段历史，若说她们所受之苦对于历史毫无意义，也许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众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人，下章介绍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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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田雪女的故事

　　关于平田雪女悲壮的一生，我是很偶然知道的。我得知这件事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南洋姐”这个女性的悲剧，并非仅仅埋藏在某个特定的场所；只要你有心挖掘，那么在表面看来风平浪静的市民生活中随处都可以发现。

　　只要对社会福利事业和幼儿保育工作多少有些关心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位于东京新宿的二叶保育园——近代日本母子救济事业的草创，至今仍在育儿、保育领域作着贡献——的名字。近十年来，我与那里的园长德永恕先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德永先生从明治四十年代起直到昭和四十八年一月去世为止，一直致力于贫困儿童的保育工作，一九五四年被授予为数不多的东京都名誉都民。我和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六三年，最初是为撰写与丈夫合著的《日本的幼儿园》（幼儿教育史）而去采访先生的。被无数人视为母亲、成就了伟大事业的德水先生，对别人的功绩极力赞扬，对自己的献身却只字不提。我深为先生的人格所打动，渐渐地便把先生作为自己“心中的老师”敬仰着。不知为何，先生也挺喜欢我的，从那时起直到先生过世，我们一直像一家人一样来往着。

　　高龄的德永先生很少外出，所以大多是我到二叶保育园去见先生。在那儿，我常常会遇见一些与先生有深交的人。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有名的也有无名的，有相当有钱的也有临时雇的日工，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位在东京开业的牙科医生，一位身材不高、举止优雅的老绅士——平田清先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平田先生仅仅是偶尔在德永先生那里遇见时彼此问候几句或是聊上会儿天的关系。我也从未想过我们之间会有更进一步的交往。可是，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他对我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在此之前他跟我讲话是出于对德永先生的礼貌，而那以后则是出自对我这个人的亲近和关心。

　　起初，我不明白平田先生的态度何以会产生如此变化。半年后的一天，我十分意外地得知了这一变化的原因——

　　我由于底层女性史的关系对亚洲的女性问题也很感兴趣，办了一个题为《亚洲女性交流史》的小杂志，并在上面连载以各种形式与亚洲各民族有过交流的日本女性的手记。——也实在是偶然，德永先生的亲妹妹梅森几美女士是深得植村正久信任、作为基督教牧师长年在新加坡从事传教活动的梅森豪勇先生的妻子，是一位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与当地人有着很深交流的女性。因此，我在几美女士因老毛病住院期间，利用她正住得无聊请她写新加坡时代的回忆录，她很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谁知，读着写在信笺上寄来的几美女士的稿子，我不由得大为震惊。我原以为她这部以《一个亚洲传教士的妻子》为标题的手记，作为一部从牧师妻子的角度写成的大正期东南亚传教记录，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我没有想到，其中还记录着许多她与“南洋姐”们的交往，更没有想到的是，与她交往最深的一位南洋姐——平田雪女竟然是平田清先生的姐姐！

　　平田先生态度变化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平田先生的心中一定深藏着对薄命的姐姐一生的记忆，这种沉重的心情也许通过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些许安慰，从而使他对我的态度变得亲切起来。

　　不久之后，我去平田牙科医院拜访了平田先生，听他亲口讲述了雪女的事情。根据那次谈话和几美的手记，我得以在此向读者描绘出一位与资本和歹徒顽强抗争的可敬的“南洋姐”形象。

　　前言写得有点长了。那么，按顺序现在该从平田雪女是怎样当上“南洋姐”的经过开始讲起——明治二十年前后，她出生在山口县的获市。家业不明，兄弟姐妹一共七人。长兄和雪女是父亲前妻的孩子，其余五人是父亲后妻生的，可父亲和后妻都先后丢下孩子离开了人世。于是，原本就不富裕的家里，生活一下子艰难起来。也许由于抚养弟妹的责任落到了长兄和雪女身上的缘故，雪女决心外出挣钱去。

　　据雪女后来对梅森几美讲，她决心外出打工时——大概是她十七、八岁也就是明治三十七、八年前后——一个偶然相识的男人对她说：“你愿不愿意到大阪去干活儿呀？如果愿意，我倒可以帮你找个好活儿。不过，你不能让家里人知道，不然工作就没了。你准备好——”生长在山阴老城里的纯真的姑娘相信了那个男人的话，决定到大阪去工作。她在他指定的那天晚上离开了家，先在河边坐上舢板，划到海上很远后又被移到一条大船上。到了船上原以为会让她们进客舱呢，没想到却被关进船底的大木箱里。接着，一条干松鱼被扔了进来，只听一个男人用低沉的声音威胁道：“不许出声！”糟了，这下可完了——当她醒悟过来时，已无法逃脱了。

　　在船底被骗来装进木箱的姑娘除她以外还有三人。船底装满了货物，白天没有人来，可是到了晚上，人们都睡熟之后，那个男人和他的同伙——人贩子和被收买的船员们来到船底，把四个姑娘从木箱里拉了出来。但他们把姑娘们放出来并不是为了给予她们像样的饮食，而是为了玩弄她们年轻柔嫩的身体。

　　起初她们拼命地反抗，但男人们威胁说：“老实点儿，不然就把你们扔进海里！”“替代你们的人多得是，少了三、五个我们根本不在乎。”话里带着犯法者常有的那股强盗味道。本能地觉察到那股杀气的雪女，极不情愿地屈从了他们的暴力。二十一天后，当她终于从木箱中被放出来时，另外三个姑娘已经踪影全无了。是她们不甘忍受男人的强暴自己寻了死，还是像那些男人说的被扔进了大海，化成了可怕的南洋的藻屑？

　　雪女在新加坡被带上了陆，接着就不明不白地被那几个男人卖进了妓院。然后，当她明白过来时，早已变成花街柳巷中的一朵花了。

　　这样成了“南洋姐”的雪女，天生是个有头脑的人，虽然处在每晚都要卖身的境遇中，但她始终没有失去健康的志向。她一边往家乡给生活在贫困中的五个弟妹寄钱，一边一点点地为自己存钱，希望早一天从“南洋姐”——这个不是职业的职业中摆脱出来。通常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女性只能说几句不伦不类的外国话，可是她不知从哪儿学的，几乎完全掌握了英语和马来语，想必这也是为从花街脱身而做的准备吧。

　　可是一般说来，一旦迈进花街的女性要想完全摆脱那个世界是极为困难的。这我们以后还要详谈，废娼令颁布后“南洋姐”的自由度业受到法律保护的大正中后期以后另当别论，在那以前想要摆脱“南洋姐”的生活相当不易。她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遇到一位守信义的男性，跟他结婚组成家庭，此外别无它法——尽管如此，肯将曾置身于花柳巷的女性选作自己终身伴侣的男性确实也不多。

　　雪女在新加坡花街的泥淖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自己的王子的出现。多少次，她以为自己的王子已经到来——其实只不过是一场空梦而已，这样的男性究竟有几人，她已记不清了。

　　然而，在雪女三十几岁，进入南洋姐生活已有十多年的时候，她终于遇见了自己苦苦寻找的王子——一位比她小二、三岁，名叫小山的青年。

　　那么，叫小山的青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高知县出生的日本牙科医专学校毕业生，大正八年独自一人到了新加坡。据梅森几美女士说，在教会某一天的集会上，来了一位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刚到此地的青年。梅森牧师的说教刚结束，他就走近牧师说：“我想在本地谋生，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梅森牧师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他回答说他曾在西伯利亚什么地方服兵役，因不情愿跑了出来，虽然搭上了去巴西的船，但身上带的钱用光了，所以在新加坡被赶下了船。

　　考虑到放任下去没准会成为流浪汉，梅森牧师夫妇不能看着不管，于是便把小山带回家中想法儿帮他寻找生计。如果小山青年所说的从军队逃跑出来的话是真的，那么当时正是日本为干涉俄国革命而出兵西伯利亚之时，他应是具有反战思想的人——虽然也有这种可能，但从他后来的人生历程看，尚难肯定他具有如此坚定明确的思想认识。而且，面对逃离军营的青年小山，梅森牧师夫妇不是对他进行诸如这样做是对国家的背叛赶快回国自首之类的说教，而是帮他想法作为一个市民生活下去。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他们作为基督徒即使背叛祖国也要维护和平的崇高人生观。

　　话说回来，小山是牙科医专毕业生，他的谋生之道自然是当牙科医生，这谁也能想到。可是开业需要很多钱，赤贫如洗的传教士夫妇拿不出这么多钱资助他。于是，梅森牧师想出了一个橡胶园巡回牙科诊疗——即梅森牧师到新加坡附近的橡胶园巡回传教时带上小山，让他给在橡胶园干活儿的人们治疗牙疾的办法。

　　这虽说是个好办法，可巡回治疗也需要牙医最起码的器械和药品。由于无钱购买，只好由梅森牧师担保从几家商店把所需的物品借来，总算可以成为一个牙医了。

　　就这样，小山青年的牙科巡回治疗开始了，并很快受到了在橡胶园劳动的人们的热情欢迎。因为以前看牙医必须花几天时间跑到新加坡去，而现在呆在橡胶园就可以得到治疗。而且，由于受到欢迎，孤身一人飘泊到新加坡的小山青年尽管生活还不够稳定，但至少不会成为流落街头的人了。

　　遗憾的是，至于雪女从何时起因何种机缘把小山青年视为自己的白马王子的，已无从得知。不过，在小山青年开始巡回治疗大约有半年之久的时候，雪女好像就已经认定他是自己的救世主了，这从她到梅森牧师夫妇家来找小山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出——

　　据几美的手记说，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有人敲门，起来后只见一位三十几岁的日本女人站在门口问道：“请问小山在这儿住吗？”几美告诉她：“是的，不过他去橡胶园巡回治疗了，现在不在家。”然后又问她：“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她回答说。“我是在花街做娼妇的平田雪女。小山来玩后，我听说了他的身世，十分同情他，就想为他做点儿什么，于是便把我虽然不多的存钱借给了他。后来就没有见过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听说他住在您这儿，我想早上早点儿来也许能见到他，所以打扰您了。等他从橡胶园回来，请您告诉他雪女来过了。”

　　被金钱束缚、为金钱而日夜过着非人生活的“南洋姐”，对金钱的威力和重要性可以说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很显然，肯把钱借给他，说明小山对于雪女来说已不是一般的客人了。考虑到雪女多年来一直盼望着脱离苦海，那么，对于她把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把自己的一切都豁出来的心理过程也就不难想象了。

　　也就是说，十多年来雪女在花街这个名字优美的地狱里，日夜等待着能把自己救出苦海的王子出现。结果她知道，所谓的正经人——作为一个市民已有安定生活的男人。无论多么动情最终也决不会以“南洋姐”为妻的，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因为在他们眼里，“南洋姐”总是低人几等，即使有人娶了“南洋姐”也会在背后遭人指责，明里暗里受到社会的惩罚。可是，若原本是善良的市民，因故独身一人来到南洋，生活极度困难弄不好就会成为流浪汉的男人会怎么样呢？这样的男人，对“南洋姐”悲惨的命运首先能够理解，没有偏见，如果自己再拿出钱来使他生活有了着落，然后自己再从花街跑出来投入他的怀抱，也许他能跟自己同甘共苦地生活下去。

　　对于有这样想法的雪女来说，从军队逃出、无依无靠又身无分文地来到新加坡，靠生活同样困难的牧师夫妇帮助才刚刚当上巡回牙医的青年小山，可以说就好比是夜空中出现的希望之星。那么，我来资助他，资助他开一家牙科医院。并且通过我为他所做的一切，得到他的心，从而逃脱人肉市场和他生活在一起——雪女想必是相信这一点才不仅在嘴上鼓励青年小山，而且还按他的要求借钱给他的吧——

　　这先不谈，且说由于雪女的来访，小山与花街的女性有染之事被梅森牧师夫妇知道后，小山怎么样了呢？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梅森牧师自然是指责了小山的行为，但小山却回答说：“我不管怎样也要有个家，成为开业医生，所以我需要雪女的帮助，我发誓，今后决不会让她不幸福。”

　　曾经责备过小山青年的梅森牧师听了小山的回答不由得为他祝福起来。不是夸赞他涉足性买卖的地方，而是认为如果以此为机缘，一位没准儿会成为流浪汉的青年与一位被迫在苦海中挣扎的女性结合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倒也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于是，没过多久，梅森牧师批评小山青年时小山的回答便由几美女士转告给了雪女，雪女当时高兴得就好像登了天一样。

　　这样，得到梅森牧师夫妇认可的小山青年和雪女之间的交往比以前更加频繁了。为了实现成家立业的梦想，小山在巡回诊疗上更加努力，雪女虽然人仍在花街，但她不仅在金钱上帮助他，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多地照顾他。

　　然而，他们的努力终于结出果实时已是四、五年之后的大正末年了，当时雪女已接近四十，比她年轻的小山也不能再称为青年了。这时，他们终于在新加坡的一条大街上租了一所房子，备齐了牙科医生所需的一切器械，挂出了“小山牙科医院”的招牌。当然，雪女也从花街脱身，住进了小山医院，获得了在谁看来都是小山医生夫人的社会地位。

　　啊，雪女终于成就了这件难中之难的大事。而且，她不是借助于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优于自己的他人之手。而是通过援助一个迷路街头、身无分文的青年，在他身上豁出一切这样一种献身的方法获得的。这说明平田雪女这位女性虽然没有学问和知识，但非常聪明而且意志坚强。换句话说，这充分显示了她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好品质。——对于我在天草岛一同生活过几周的老“南洋姐”阿崎婆，我曾说过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人间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般的精神美，同样，在此我又看到了这样一位非凡的女性！

　　此后，雪女作为小山医生的夫人主持着这个既有护士又有其他雇员的家，从未出过什么差错。由于她英语和乌来语都很好，在诊疗室她为丈夫作翻译，其间还学会了牙科技术，并于两年后考取了牙科技工士的执照。正如在殖民地常见的那样，在当时的东南亚即使不是医专毕业生，只要在牙科医院实习两年，由院长出具证明，再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简单考试，就可以得到执照，资格虽说是技工士，实际上作为牙科医生完全可以行得通。由于两人都作为牙医工作，经济上很快富裕了起来，不久，在斯坦弗大街又开设了新医院。

　　他们在新院挂上“小山牙科医院”的牌子，由小山负责诊疗，在原来的诊所挂出“平田牙科医院”的牌子，由雪女负责诊疗，家庭生活在雪女这边进行。而且，由于雪女多年的卖春生活和已年近四十的缘故，她不可能有孩子，于是便把雪女同父异母的弟弟、比她小近二十岁的平田清从日本叫来，让他学习牙科技术，甚至还打算将来由他继承这两家医院。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的话。雪女的一生可以说是灰姑娘故事的“南洋姐”版，我们只需为这例外的幸福拍手祝福就可以了。然而，她真正的不幸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倘若这不幸是在她还是个蓬头垢面的灰姑娘时降临的话，也就罢了，正因为是在她终于成了梦寐以求的皇太子妃之后发生的，因而对她的打击也才是致命的，无可挽回的。

　　那么，降临到她身上的不幸究竟是什么呢？——一句话，小山告诉她要跟别的女人正式结婚。有一个叫古田的牙医，平日跟小山和雪女都很熟，一天他突然到雪女家来对她说：“小山要正式从日本娶亲了。对方是毕业于东京的女子牙科医专的小姐，是决心为协助小山在南方未开化地区为当地医疗做贡献而来的，报纸上都登了。再退婚是不可能的了。小山打算她一到新加坡就立即结婚，然后马上到印度去开业。所以，雪女，希望你能同意——”至于为何要同雪女分手而跟那位女子牙科医专的女性结婚，小山的理由是：“我并没跟你正式结婚，法律上还是单身，今后继续和你在一起也不会有孩子。”

　　听了这蛮不讲理的话，雪女不能不从心底发出愤怒和哀叹。据几美说，当时她痛苦得恨不得要杀死他。我想她的心情肯定会是这样的。

　　可是，无论雪女怎样充满诚意地苦苦哀求，无论梅森牧师夫妇和其他人怎样循循善诱地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小山都决不改变那个自私的决定。小山的这种态度固然是十分丑恶的，但这种丑恶仅仅是小山一个人的丑恶，还是像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所说的那样，具有人经济上富裕之后凡事都只能从那个角度考虑之性质的问题，即人身上固有的丑恶呢？而且，在小山通过古田向雪女摊牌时，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事宜，另一位女性已在南下的船上颠簸着，几天之后她就出现在新加坡了。

　　遇到这种局面，普通的女性恐怕会被嫉妒心驱使着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来，但雪女不是这样。当她看到无论怎么说小山也不会回心转意后，她独自喝了一整夜的酒，天亮后就再也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说一句怨恨的话。然后，她让佣人到杂货店买来布，急忙赶缝了新被以及男人的内衣等，差人给小山那边送去了。她虽然没有出席小山和从日本来的那位女子的婚礼，但却在前一天晚上，在平田医院这边备了酒席，跟小山喝了分手酒。几天后，她站在岸边静静地目送着两人乘坐的开往印度的轮船驶离新加坡港。

　　对于小山与东京来的女子结婚，雪女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没有反对到底呢？这已无从得知了。不过，我想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小山的那一位是专门学校毕业的女子这一点上吧。

　　当时雪女虽然作为牙医也得到了承认，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既没学问也没知识，而且对于自己喝过花街的水的经历始终怀有很深的自卑心理。这时在她面前出现的女子牙科医专毕业的年轻姑娘的存在，以及对小山移情后的绝望使得她更无法从自卑心理中摆脱出来。这使她心里产生了自己怎么能同学校毕业的女医生相比的可怕的绝望，这种绝望在她听说那位女子已到达新加坡时达到顶点，并使她不仅没有变成嫉妒的魔鬼，反而采取了如同姐姐为弟弟操办婚事的态度。更进一步地说，对小山抛弃自己跟有学历有正当职业的年轻姑娘结婚的无情采取容忍的态度，这既是对自己“南洋姐”出身深感自卑的雪女对小山的最大的爱，也是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后的骄傲。

　　跟小山分手后，雪女和弟弟清一起守着平田牙科医院努力工作着。然而，遭到在为脱离花街这一终生大事而奋斗中相爱并在为成为牙医的苦境中共同生活了十年的男性的背叛，这件事给雪女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渐渐地她变得郁郁寡欢了。周围的人们都真诚地安慰、鼓励她，弟弟清也因为担心她的身体送她到综合医院住过院，可她的精神状况丝毫不见好转。

　　之后没过多久，一天清晨，脸上毫无血色的平田清气喘吁吁地跑到梅森牧师家敲开了大门，告诉他们“姐姐死了”。雪女前一天悄悄料理好身边的事，洗了澡，然后在夜深人静时，把自己从诊所拿来的毒药喝了下去——

　　享年刚过四十的平田雪女的一生，就十几岁被迫成为海外卖春妇却经过多年同金钱与恶势力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胜利这点而言是可歌的，但就她不久又遭到那一胜利的背叛这点而言又是极为可泣的一生。如果究其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最终仍逃不脱一位悲剧女主人公命运的原因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是由小山一个日本男子的自私造成的，但实际上导致她失败的根本原因却不能不说是——她单枪匹马地面对包括小山的自私在内的男权社会的强大威力的必然结果。

　　“南洋姐”的存在决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一个“南洋姐”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个几乎有同样经历的“南洋姐”的存在。因此，在为逃脱苦海竭尽全力而终未成功的平田雪女的背后，我们不能不看到像她一样斗争、一样没能取得成功的女性还有许许多多——

小川芙美的去向

　　平田雪女的自杀，无疑是一个靠个人力量与强大的男权社会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的悲剧。然而，南洋姐们的斗争也并非总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到东南亚来的男性中也有心怀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展开废娼运动，虽然规模很小，但也有“南洋姐”是依靠他们的组织选出人肉市场的。我觉得梅森几美手记中写到的另一位女性、原新加坡花街的艺妓阿娇——本名小川芙美就是这类女性的典型。

　　说到她摆脱“南洋姐”生涯的经过，首先要从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废娼运动的兴起谈起。据我所知，最早的废娼呼声是由一个具有右翼思想的青年在明治四十二年发出的。长期在新加坡做牙医的西村竹四郎的自传《在南洋三十五年》中说，那一年有个叫织田登的青年出了本标榜要扑灭丑业的油印小册子，花街的女性就不用说了，在一般日本人中也散发了许多，医生里也有支持他的人。不过，这一活动很快在娼馆主及其打手的暴力下烟消云散了。

　　此后的第二次活动可以说是大正二年四月藤井领事通过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放逐嫔夫的活动。日本的所谓人贩子在汉语里叫嫔夫，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法律上，公娼虽说是允许的，但其营业中不允许有男性参加。本来就对日本人的卖春业没有好感的藤井领事，为了使那有名无实的法律有点实效，通过政府部门对寄生在“南洋姐”们身上的七十二名日本人嫔夫给予了驱逐处分。

　　然而，藤井领事果断采取的驱逐嫔夫的措施作为废娼政策而言并非真正有效。因为人贩子这种勾当原本就是些无视法律的家伙们干的，遭到驱逐后他们只是不再出现在新加坡社会的表面而已，暗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势力。

　　要想真正在现实中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方法只能是要么在法律上禁止卖春，要么开展有组织的废娼救娼运动。然而新加坡的法律却允许卖春，这也许由于它是大英帝国重要的殖民地港口城市，有为过往商船和军舰乘员提供安慰的必要，其法律的变更由不得非主权国民日本人的意志。所以，要想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日本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展开由娼馆主或“南洋姐”自己主动停止卖春活动的废娼救娼运动，大正初期以后这一运动勃然兴起。最初发起废娼救娼运动的是新教派的基督徒们，而真正在现实中挺身而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梅森豪勇牧师——我的好友梅森几美女士的丈夫。

　　据几美讲，平田雪女的事引起了梅森牧师对“南洋姐”们的关注，不久后他就开始去花街传教——换句话说也就是开始从事废娼救娼运动。梅森牧师青年时代曾当过救世军的士官，和山室军平、伊藤富士雄等一起在东京的吉原搞过度娼运动，他打算把那时的经验运用到新加坡来。

　　由于教会规模很小没有其他人帮助，所以梅森牧师每周只能带上几美一人在某个傍晚到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去一次。那一带白天非常安静，太阳落山后，娼馆门前点起灯火，来往的人便多了起来，于是显得有些嘈杂。梅森夫妇往往就在这时站在路边，拍着手鼓，大声地唱起赞美歌来。然后，当嫖客和聚集在娼馆门前拉客的“南洋姐”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时，梅森牧师便一手拿着圣书，一边循循善诱地宣传起无论卖春还是买春都是人所不应为的道理来。

　　起初，娼馆主及其手下的人们只是以为“耶稣的说教，没意思——”而不加理睬，但一听到讲废娼符合神意时便立即改变了态度。他们成群地冲过来，赶走围观的人们，然后把牧师夫妇围在中间，目光凶狠地威胁说：“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快点走！再敢到这儿来，决轻饶不了你们——”非暴力主义者的基督徒梅森夫妇在这种时候什么也不说地走了，可是，一周后他们又跟没事儿似地出现在花街的一角，拍着手鼓，宣传废娼是神的旨意。

　　于是，娼馆主的打手们便想通过他们最拿手的手段——暴力来让梅森夫妇沉默。当夫妻俩拿着圣书向人们说教时，一些形迹可疑的男人便在他们面前拿出刀子和手枪恫吓说：“不许你们再来说教了，胆敢再来，就用这个打碎你们的头。别以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你们——”尽管如此，梅森夫妇仍旧不停地去花街传教，歹徒们后来竟用棍棒打梅森牧师，还借夜幕向教堂里放枪。

　　如果梅森夫妇当时在这些流氓无赖面前屈服了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废娼运动绝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果。但是，梅森夫妇却没有被这些歹徒吓倒、也许因为受到了梅森夫妇为了正义而置生死于不顾的大无畏气概的感染，听众中开始有人一个又一个地站到了梅森夫妇这边来了。

　　这些人中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可以说是一位名叫长森三郎的青年。长森是位金银细工的手艺人，不知是由于孤身流浪到新加坡的寂寞还是单身生活的空虚，几乎终日泡在花街，是花柳界有名的花花公子。就是这个长森，一天突然来到教堂说：“看到你们真诚的样子，我终于醒悟过来了。请你们救救我吧——”此后，他就开始帮助梅森夫妇在花街传教。＿

　　夜幕降临后，他拿着手鼓唱着赞美歌走在灯光耀眼的马拉巴街、哈依拉姆街上。到了娼馆门口，他就停下脚步，面对嫖客们充满真情地诉说起来——“诸位，我就是长森三郎。直到不久前我还是个酒色之徒，这条街上的娼馆没有一家我没进去过。可是，现在我这个大色鬼相信了基督，改邪归正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了。我已不喝酒、不买女人了。——请各位看看获得新生的我，希望你们也来信神，不要再拿钱玩女人了！”

　　于是，长森越说越激动，语言时断时续，最终痛哭起来，可他还是一边用自己的拳头擦着眼泪，一边继续向人们诉说着。

　　主张非暴力主义、从未向娼馆主的打手们屈服过的梅森夫妻的废娼救娼运动，自从使长森三郎这个浪子回头之后，开始真正牵动了“南洋姐”们的心。按理说，对梅森夫妻的运动最先做出反应的该是“南洋姐”们，但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眼前展开的废娼运动毫不关心。我想这是由于她们一直受到人的欺骗，对人所搞的废娼救娼运动也自然难以相信，但当她们亲眼见到始终不向暴力屈服并使得浪子口头的梅森夫妇时，她们才开始真的相信了。这些“南洋姐”们对夫妻俩的信赖最终以一位艺妓一天终于敲开教堂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绕了个大弯，现在该说说小川芙美从花街脱身的事了。——一天，梅森夫妇刚从外面回来，教会雇的中国人勤杂工就拿出一张纸条对他们说：“刚才主人不在时，来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她说过会儿还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夫妻俩把叠得很小的纸条打开，只见上面用女人的字体匆匆地写着：“我住在花街，暂时不能说出我的名字。我下决心从花街逃了出来，请你们救救我。”

　　夫妻俩静静地等待着，入夜时分留字条的人又一次来到教堂。年龄大约有十七、八岁，带花的浴衣上只系着一条半幅的带子，打扮虽然很简单，但白皙的脸上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楚楚动人，有着惊人的美丽。

　　由于怕人看见她进教堂，她显得有些慌张，梅森夫妇也同样觉得不能让人看见她，于是便把她领进了二楼的卧室。当几美静静地沏上红茶，请她用茶后，她才逐渐镇静下来，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现在，根据她当时所说的以及我后来从认识她的原住新加坡的银行职员田中武先生那里听说的情况综合来看，她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这样的——她的本名叫小川芙美，出生在三重县一个海边的村子里。因家庭缘故小时候就以“养女”的身份被卖到横滨的艺妓屋里，现在对外说是二十三岁，其实虚岁刚十八，在新加坡花街上一个叫柳好亭的带艺妓的高级饭馆，以阿娇的艺名做艺妓。她是天生的美人，一副令人疼爱的样子，在当地花街举行的日本人选美竞赛中曾名列第一。她名义上是艺妓而非娼妓，所以虽说不必遭受所有来过夜的男性的蹂躏，但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向多数人还是向一个人卖身而已，她在半年前已被华南银行分行长的某人所霸占。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一个来玩的客人不知怎的给她留下了一本《圣经》。她基本上识字，读起来后，发现那里面写着许多如“不许奸淫”、“不能用暴力回答暴力”等虽难以做到却都是真理的话。正当她受到这些话的触动、为自己身不由己的艺妓生活而痛心时，她听到了梅森牧师夫妇主张废娼的说教。＿

　　她所在的柳好亭位于花街的正中央，被歹徒打得鲜血淋漓依然热心地向人们宣传生活的真理、为正义而祈祷的梅森牧师夫妇的身影，她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越是看着夫妻俩受着伤却不肯后退一步的身影。她的心里越是感到痛苦，越是坐立不安。于是，她决心从花街逃跑，正巧这时养母——老板娘为寻找新人去了日本，她便跑出来向梅森夫妇求助道：“要是被花街的打手们抓到，我不定要遭到什么样的惩罚呢，请让我藏在这儿吧——”面对芙美真诚的请求，梅森夫妇说了句“神会保护我们的”就把她留下了。从那天晚上起，他们就让她住在自己家里，时刻留意着不让别人看到她。

　　然而，第二天就有一帮花街的打手来到教堂，很客气地说要见梅森牧师。他们说：“新加坡花街最叫座的艺妓不见了，花街乱了套。起初，以为出了什么事，派人到处寻找，结果哪儿也没有。说来最近阿娇的样子有点儿不对头，想必一定是逃到耶稣这儿来了——所以到教堂来问问。”

　　面对那伙人“想必阿娇是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的婉转问话，在神面前不能说谎的梅森牧师的回答只有一句。“不能回答你们。”可是，听了这种回避正面回答芙美是否在此的回答后，那伙人更加强了她一定藏在这儿的猜测，从下午起便不断地往教堂跑。

　　这伙人晚上在花街虽然可以胡作非为，但在大白天的普通市区，尽管是殖民地也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拿着匕首、手枪，大声喊着威吓他人。而且，由于那伙人总往教堂跑，使人们觉察到可能是梅森牧师帮助阿娇逃离了花街，于是教会成员纷纷赶到教堂，为让神保护起可怜的羔羊而热烈地祈祷起来。后来，连新加坡的警察也听说了，那伙人也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到了下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人山人海。除了为帮助梅森牧师夫妇而出席礼拜的几乎所有会员外，还有为探听芙美消息而来的花街的打手们，以及出于好奇想要看上芙美一眼的跟着起哄的人们。当然，芙美没有出席礼拜，大概由于花街那伙人和围观者的目的都没能达到，礼拜结束后人们还是迟迟不肯离去。

　　这样，几天过去了。考虑到不能再让芙美这么不明不白地呆下去，梅森牧师经过调查了解到，新加坡的法律虽然允许卖春，但不允许长期约束人身自由，因此所谓预支金是无效的。而且，不仅如此，还搞清了——新加坡建市时，为对人数很多的中国苦力进行保护和生活指导，成立了一个叫华民保护局的机构，只要需要，无论哪国人都能得到它的保护。

　　梅森牧师亲自到华民保护局向当时正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小出积善讲明了情况，请他们对这位从花街逃跑出来的勇敢的女性给予帮助。从此，这一事件成了政府手里的公案，华民保护局作出决定：“本局同意将小川芙美收容进附属设施，但考虑到其目前所处环境更具有家庭气氛，故将其重新委托梅森牧师照管。”

　　芙美就这样被置于华民保护局的保护之中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它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救出三位即将卖身的少女。

　　华民保护局在调查芙美身世的过程中发现，她二十三岁的年龄是伪造的，真实年龄只有十八岁。以此为开端，他们又查出柳好亭里除她以外还有三位未成年女子。因为当地法律严禁未成年者在花街工作，所以华民保护局的臂膀也伸向了三位少女，把她们从柳好亭解放出来，和芙美一样交给梅森牧师照管。

　　三位少女在柳好亭等于是芙美的妹妹，其中一个是即将成为雏妓的舞女，人称色子宝，本名金子，刚满十五岁，另外两人名叫茂子和早子，都是虚岁十三。三人从柳好亭被移交给教会，正当她们为能跟像姐姐一样的芙美在一起而高兴时，没有几天，华民保护局就把她们送回了父母身边。

　　她们的事就不多讲了，再说芙美，她跟柳好亭的关系却不像三位少女那么容易摆脱。

　　老板娘从日本回来后，一听说这件事便立即到华民保护局和梅森牧师这儿来交涉。老板娘以芙美的预支金为借口不肯让步，坚持说：“让我见见阿娇，一说就明白。”老板娘的目的是，因为自愿从事艺妓行当在法律上是允许的，所以她想亲自见到芙美，从感情上说服她改变离开花街的愿望。而梅森牧师和华民保护局的小出积善则是想为几乎光着身子逃到教会来的芙美将其个人财产——几十套和服及用品中的哪怕是几分之一也好，争取过来一些，因此双方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

　　那么，当事人本人是怎么想的呢？她对此只是十分平淡地说：“我只要几件平时替换的内衣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要。所有的东西都给老板娘，请她用卖东西的钱，来抵我的预支金。”自阶级社会以来，对女性而言，美丽都是最有效的武器，因此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以说是女性梦寐以求的。而她却完全抛弃了对服装的欲望。我想这也许是由于她从小被卖到肉欲横流的世界，耳闻目睹过许多艺技的荣衰，因而懂得无论是女人肉体的美丽还是物质的荣耀终归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所以虽年仅十八岁却可以淡泊如许。

　　于是，梅森牧师和小出积善决定尊重本人意见采取了不再计较物质得失的方针，终于以一个梳妆台和一两件眼下要穿的衣服交还芙美的条件结束了与柳好亭老板娘令人头疼的谈判。

　　至此，艺妓阿娇脱离花街的事总算大功告成，她成了只有小川芙美这一本名的女子了。可是，只要她还在花街那些流氓无赖依然横行的新加坡，谁也无法保证今后不发生任何意外。——于是，梅森牧师他们考虑着把她转移到花街打手们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送回日本去。只要到了日本，那里有基督教妇女矫风会，还有梅森牧师呆过的救世军等热心于废娼、新生运动的团体，只要跟他们取得联系，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3

　　然而，让梅森牧师他们为难的是如何把芙美送回国去的问题。如果让她独自坐船走的话，由于她美丽的面孔已被许多人认识，很快就会被花街的打手们探听到，所以难免不会在马尼拉或香港又被他们抢回去。因此，必须把她托付给一位人格上能够充分信任、同时又能做到遇事不慌的有足够社会经验的人。而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

　　谁知天赐良机，正在这时，正金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前田氏夫妇即将离任回国的消息传到了梅森牧师耳边。前田夫人出生于著名的基督徒实业家仓敷的大原家，有时还到梅森牧师的教堂来参加礼拜。于是，梅森夫妇立即前去说明情况，请他们把芙美带回国去，前田夫妇很痛快地答应了。

　　虽说只是正金银行分行行长，但在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地位还是很高的，不是花街的打手们轻易敢动的人物。尽管这样，梅森夫妇——特别是几美女士，为了万无一失还做了进一步的准备。离港那天，她把芙美打扮成身穿旧西服的前田家女佣。虽说是在新加坡日本人选美竞赛中夺魁的美人，但此时在谁看来都只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姑娘，就连伺机要夺回芙美的花街的探子们，似乎也没有想到她会以这副样子登船。就这样，芙美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回到祖国后，芙美受到了基督教妇女矫风会神户支部的城伸子的迎接，然后又通过她的安排被送到东京的矫风会本部。到那儿以后，开始她在矫风会帮着做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根据本人的愿望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为成为一名传教士进了小石川的传道女子学校。从一名嫖客手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向梅森牧师夫妇求救，在夫妇俩无私无畏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花街的芙美，也许正是由于她对梅森夫妇的信赖而发展成了对基督教的信仰。

　　此后，她在传道女子学校认真学习，取得了传教士的资格。大正十二年秋天，在关东大地震时她作为矫风会的一员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之后，她到了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南洋群岛中的婆那北岛从事传教活动，后又听说有缘与一位画家结了婚。

　　啊，小川芙美——她终于成功地摆脱了花街，挣脱了明里暗里向她伸来的魔掌，成了一位真正的自由人！同靠个人力量结束“南洋姐”生涯的平田雪女相比，雪女在遇见小山这个人之后，为偿还预支金仍不得不在深渊里继续挣扎若干年，而芙美却背着大量的预支金，分文末还地逃出了地狱。尽管殖民地花街的经营者尽是些无视法律的地痞无赖，但总之是战胜了他们，这完全是由于她依靠的不是个人，而是根据基督教精神展开废娼运动的“集体组织”的结果。虽然这个组织的规模还不算大，力量还不强，但毕竟发挥了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及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牧师夫妇他们的废娼运动对众多的南洋姐们来说，不啻于夜空中出现的一缕曙光，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我多么希望——小川芙美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结束啊。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将其与仅靠个人力量与男权社会抗挣的平田雪女作对比，强调她受到规模尽管不大的组织力量的保护的幸福，并对此给予热情的赞扬，写起来心情也要舒畅得多，可遗憾的是，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东南亚旅行回来后，过了不久，也许是由于亲眼见到了阿矫也就是小川芙美曾经呆过的新加坡花街遗址的缘故，我忽然又想了解她以后的情况。于是，经过多方调查，我终于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平田雪女相比曾是相当幸运的她，后半生依然是十分凄凉的。

　　既然暗示出了她的结局，我也就不得不把寻找她的国内旅行写出来了——我去的是大阪。那么，对于妇女矫风会有关人员都听说过昭和初年前后同一位画家结了婚、后来又杳无音信的小川芙美的去向，我为何要去大阪寻找呢？

　　寻找芙美的去向，我先是通过妇女矫风会的熟人查了旧传道女子学校的名簿，从那里得知，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里确实有小川芙美的名字，但同时还附有昭和三十九年逝去的记载。于是我想哪怕多知道一些她的出生及家庭情况也好，便按名簿上记载的地址给她的籍贯地有关部门写了信，请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份她的户籍誊本。结果发现，她的户籍中并没有死亡的记载。

　　面对一份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的资料和一份显示着她依然健在的资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仔细想来，日本户籍和警察业的发达在世界上都是早有定评的，人都死了，已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死亡报告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是不会不发的。如此说来，与旧传道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名簿相比，想必是户籍一方更可信吧——

　　正在我这么苦思苦想时，我从以前曾在妇女矫风会跟芙美一起工作过的一位老妇人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新大阪饭店偶然遇见了正在那里当女领班的芙美。畅叙离衷后刚要说到彼此的过去，芙美就恳求她千万别对饭店的人谈起她的新加坡经历，她答应了芙美的请求，几乎没提过去就跟她分手了。

　　老妇人的这番话对我来说真是天赐的良言。对于昭和初年没了消息，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死亡的芙美，我终于知道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工作场所了。新大阪饭店——只要到那儿去，即使见不到芙美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些情况。于是，我顾不得东南亚旅途的疲劳尚未恢复，便急匆匆地又去了大阪——

　　新大阪饭店位于大阪的中之岛。在新饭店簇生的今天，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但仍旧保持着长期居于大阪一流饭店的规格。我头一次来此住宿，但很喜欢这里所具有的近似于东京帝国饭店的那种古寂的气氛，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曾经当过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川芙美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场所的心情。

　　在饭店住下后，我当天就到前台找到经理问询：“是否有位名叫小川芙美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在此当领班？”经理回答说：“我来这儿已有十年了，没听说领班中有叫这个名字的。”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为我查了人事处的档案，结果得知芙美确实曾在这里干过，但于昭和三十六年退了职。我为了方便谎称是她的老相识，于是，经理说：“我们有在这儿干了很多年的人，过会儿我让她到你房间去一下，也许她会知道一些情况。”不一会儿，一位老妇人来到我的房间。

　　这位老妇人——在新大阪饭店已经干了十多年的内山良女士，果然如经理所猜测的那样，认识芙美。不，绝不仅仅是认识，在同僚中恐怕还是相当要好的人呢。

　　据内山良女士讲，在新大阪饭店当领班时的芙美是一位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很爱干净，每件工作都要干得干净利落，是个十分称职的领班。昭和三十六年她退职后关系一下子就疏远了，但联系一直保持到昭和四十一、二年前后，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接着她说，她现在肯定还在天王寺区内的某个旅馆干着，查一查准会找到她的——

　　然后，她说了句“你先等会儿”就离开了房间，三十分钟后又返回来，递给我一张旧明信片。原来那是芙美寄给内山女士的，寄信人的地址上写着：大阪市XX区XX街四之六。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从饭店乘出租车去找芙美。可是，当我说出要去那儿后，一连三辆车的司机都拒绝我说：“对不起，那边儿不能去。”我有点发火了，质问司机为什么不能去，司机回答说：“也许您不是大阪人，XX街在釜崎附近，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一来路不熟，二来回来也拉不上客人。”

　　我感到一种不安袭上心头。正像司机说的，我的确不熟悉大阪，可釜崎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既然他说XX街在釜崎附近，也住着许多穷人，那么XX街恐怕也是贫民区了。对于曾长期当过一流的新大阪饭店领班的芙美来说，住在那里决不能说是生活得不错——我不由得这样想道。

　　也说不清是第几辆了，我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可是，刚到电线竿子上标出“XX区XX街”的地方，我就被半强制地赶下了车。仔细看看标志，上面确实写着XX街，可那里是一丁目，四丁目在哪个方向根本无从得知。我只好见人就问，问到第四、五个人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正好也要到四丁目去的中年妇女，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起来。

　　也不知走了有多远，终于到了XX街的四丁目。这条街的前街是商店街，极为普通地排列着一些食品店、菜店、米店、鱼店等，可当你一迈进侧街、后街，印象就全变了。路面坑坑洼洼的，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经久失修几乎是半朽的十分简陋的二层楼房，一片凄凉的景象。而且，走进这一带后，地址标志时有时无，几乎无法确认。

　　这么空转了一阵子后，我想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于是又回到前街，走进了一家点心铺。向主人讲了情况后，主人给我拿出了一张XX街四丁目街委会制的地图。这张图有一平方米大，除了街道门牌号码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写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这张图上任凭你怎么找唯独不见四丁目的六番地。就连在那儿住了很久的点心铺的老夫妇也无奈地说：“的确，好像是没听说过有六番地这个号，六番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呢？”于是，我按他们指的路来到五丁目，可那儿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儿。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户地去碰了。由于这时已近黄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华面馆儿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来做最后一次尝试。

　　方才多云的天空此时已下起雨来，虽说刚刚七点，周围却异常地昏暗，从前街走进小巷，黑得更厉害了。我把为防止空调过冷带在身上的线衣取出顶在头上挡雨，踩着凹凸不平满是积水的小路，逐门逐户地查找着门牌标志。

　　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家装着像样的门灯。在这些贫民们居住的小巷里，我只好划着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门牌。而且，这门牌也是时有时无的，即便是有，也是几十年前写的木制或纸制的，上面的字迹根本无法确认。好容易碰到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门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击灭，我不得不再划上一根火柴。

　　这种难免被认为形迹可疑的探察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铅一样地沉重起来。周围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联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没准儿从有这条街时就是一个空号。即使不是空号，也是一个很久前就消失在这个贫民区的尘埃中的死号。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饭店时，我无意中迈进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几乎快要消失的字迹“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饭店昔日的同事山内女士告诉我的地址不是虚构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发现门口写着这个号码的总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写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图钉把名片钉在上面的，还有把家庭成员的名字都写在纸片上的，以及用万能笔直接写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门。可是，无论怎么找，也不见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许我应该敲开每一扇写有这个号码的房门，挨门逐户地去问：“您家里有没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虽说是夏天却带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视着眼前这些破旧的二层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不该再找芙美了。

　　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户籍上却没有记载，而据以前的同事讲，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还有过来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在工作的饭店里遇见过去的熟人时她恳请对方为她的经历保密，而我来大阪找她，却发现其住址在破落的贫民区的正中。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不认为芙美她是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从本是“南洋姐”之一种的艺妓到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从她不仅躲避艺妓时代的熟人而且也疏远传教士时代的朋友，听说她结了婚，却完全过着单身生活这些情况看，她后来的生活决不能说是幸福的。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想象的话，虽说无法得知具体的原因，但我想她心里肯定充满了不仅对人而且包括对她曾经相信过的神的绝望，因此才有意选择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贫民区作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现在一定还在那个陋巷的某间屋子里，那么，即使找到她——一心要与自己的“过去”绝缘的芙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她眼里，这只能是“过去”向她伸来的触手，也许只能在她虽然孤独潦倒但还算平静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招致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那种权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沥的雨中，我渐渐地坚信了这一点。

　　当天夜里我像落汤鸡似地回到了新大阪饭店，第二天便乘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返回了东京，雨过天晴。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阳光，也许是心理作用，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仿佛看到了新加坡的夏日景色。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我真想对着什么去祈祷。——啊，小川芙美，尽管在一部分人的心里你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我仍旧祝愿你在这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健康地活着，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芙美，虽然你并不知道，但在这广袤的世界上却依然有一个人在真诚地祈念着你内心的平静，即使是为了她，也请你千万坚强地活下去。

　　不知不觉地为寻找小川芙美的旅行费了不少笔墨。然而将其半生叙述至此，我内心充满了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是为了与依靠个人而以失败告终的平田雪女作对比来写芙美的，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将芙美从花街救出的废娼运动对“南洋姐”们来说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了一步。——然而，孤身独影甚至生死不明的芙美的半生，对于在历史的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的她来说，只能意味着她终究没能得到幸福。

　　雪女是依靠一个男人“个人”的力量，其结果成了那个男性自私的牺牲品，英美虽靠“组织”的力量逃出了“南洋姐”的苦海，但最终却为世人好奇的视线缠绕而无法得到常人的幸福。那么，这些不顾一切地要想获得新生的人们究竟该怎么做呢？难道说，这些一旦成为“南洋姐”这种性奴隶的女性，果真就如同古代社会的奴隶一样，只是会“说话的牲畜”而不是“人”了，追求人的幸福就是非分之想了吗？

　　写到这里，我胸中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终于化作白炽光式的愤怒。众所周知，白炽光是金属被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时发出的光，虽然温度很高但由于它玲珑剔透颜色青白，不仅不使人感觉热反而给人一种冷的印象。由于我的愤怒正像白炽光一样，所以社会上有许多人——尤其是男性，或许并没感觉到有多么强烈。

　　然而，即使没有“南洋姐”那样悲惨的经历，尽管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处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所有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性奴隶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基于这种亲身体验，也包括我在内的广大女同胞们对我这种白炽光般的强烈愤怒一定能够理解。不，为了被抛入殖民地新加坡花街的人肉市场、于污泥中却保持着美好的心灵、在勇敢地冲向新生活的途中倒下的雪女和芙美两位，也为了她们身后的无数位雪女和芙美，我不能不这样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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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的老妪

　　访问花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过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请个导游，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地处马来半岛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约四百公里。据说吉隆坡的异国情调不亚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纪中近东风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我过去遇到过的“南洋姐”全都是从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们当中归国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贫穷，混得不成样子的。不论如何她们还总是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可是总数五万到十万的“南洋姐”之中除了年纪轻轻就葬身异国他乡的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因种种理由回不了国，至今还在东南亚社会的一角度过她们漫长的一生的人。

　　我既然已经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东南亚，那就不仅要看看“南洋姐”的坟墓和花街旧址，还要看看仍住在此地的“南洋姐”，和她们亲切地攀谈，听她们亲口讲讲如何直面这不可回避的收场——对自身的命运是如何考虑的，她们对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日本持有什么感受。可是留在当地的“南洋姐”基本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吉隆坡或是一保等地。

　　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在“南洋姐”最集中的新加坡为什么见不到老“南洋姐”，倒是在当时属新开拓地的吉隆坡和一保能找到她们呢？其理由如下：正因为新加坡是“南洋姐”最大的市场，吉隆坡是边境，所以“南洋姐”们才跑到那里去的。这听起来不能成其为理由吧！

　　大正二年驻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对当地政府做了工作开始打击人贩子，以此为契机，基督教徒也开始了废娼运动。可是以梅森豪勇牧师为中心的运动不是靠废娼的法令来取缔娼妓制度的，而是靠劝说即所谓“自由废业”来进行的。因为法律不完备，由基督教牧师来劝说妓院老板洗手不干，除非这些老板绝顶聪明和有坚强意志，否则他们是根本不会听劝的。因此这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于是对“南洋姐”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也参战了。由于距欧洲战场远，日本出卖武器发了战争财，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后，“南洋姐”向欧美人、东南亚人卖身则成为国耻了。大正九年末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便发出废娼命令，采取了强制取缔“南洋姐”的行动。

　　在新加坡这个废娼今得到彻底的执行，因为新加坡是从日本去欧洲或从欧洲到亚洲的必经之港，如果在这里见到日本娼妓则关系到一等国日本的名誉。而在欧美人见不到的新加坡以外的港口城市则无关紧要，只是在名目上执行废除娼妓令，实际上花街依然繁荣。于是从新加坡逃出的人贩子和“南洋姐”除了一部分人回日本外，大部分分散到周围地区。《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日侨的活跃）》一书还谈到“吉隆坡的七家妓院还有三十几名娘子军残留在那里……斯田海姆市还在为筹划开新的妓院租房招聘南洋姐。”“在一保，又增加了两家妓院。”

　　可以说比起日本人海外妓女集中地新加坡来，取缔娼妓制度更晚的是周边地区。“南洋姐”只能到当时的边境地区去卖身为生了。所以我想去吉隆坡，并把这个想法与太田谈了。

　　太田得知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后点着一根烟说：“你如果只想看寺庙、博物馆的话，把你介绍给谁都没关系，可你的要求实在很难办啊！”他想了一会儿，走了出去，又带回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妻子芳枝，她曾经在吉隆坡生活过，我刚刚问了问她的意见。”

　　太田夫人芳枝听了我的叙说便立刻举出一个人的名字，她说：“绢子婶知道这个情况，她最合适了。”

　　据芳枝说，绢子婶的全名叫草野绢子，明治末年生，今年六十三、四岁。九州天草高浜人。年轻时候投靠其叔父来到迪克森港，与英国人结了婚生下一男二女，现在独自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日本军翻译，还在吉隆坡开过慰安所。与英国人结婚又为日本军队开慰安所这两件矛盾的事如何统一起来的我也搞不懂，我只知道绢子婶由于在战争时经营过慰安所，在这方面认识很多人，可能更多地知道残留在吉隆坡的“南洋姐”。

　　芳枝说她自己也去吉隆坡有事要办，可以顺便把绢子婶介绍给我，第二天我便与她一道乘飞机去了吉隆坡。我们来到了一条叫达曼沙罗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一角，绢子婶租了一套旧房生活着。她是一个豪爽的人，像力士一样肥胖，看上去并不像超过六十岁的人。

　　如果带从日本来的女人参观名胜古迹还可以，如果去访问与自己有关的“南洋姐”绢子婶大概会感到不愉快吧！可是芳枝讲了我的立场与目的后，绢子婶破颜一笑说她理解了，并仔细地听了我的要求。

　　从那天的下午开始绢子婶便带我去访问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首先访问的是住在吉隆坡北郊有名的钟乳洞附近的吉田种老太家。

　　种老太的家是一所漂亮的西式平房，房前有草地，草地上趴着两只狗，院子深处的一角是她的房间。种老太的年龄约八十岁，全身瘦得皮包骨，据说最近经常因病卧床。听说旧友绢子来访，还带来一位日本客人，不由得产生了兴趣，连忙起了身，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

　　在衰弱的种老太身边伺候的是一个中年女子，据种老太的介绍是她亲生的女儿，今年四十二岁。那么种老太就是一位近四十岁才生第一胎的高龄初产妇啦，从年龄看那女人不像她亲生女儿，一眼看上去就是纯粹的马来人。这位中年妇女大概实际上只是养女，她嫁了一个当橡胶厂厂长的英国人并生下了四个孩子，所以种老太富足的生活还是仰仗她的女婿供给的。

　　绢子婶介绍我们认识以后，我就和她拉家常，以便找到线索问她当“南洋姐”时的事情。可她总是巧妙地躲过话题，只是说她是岛原半岛出身，二十岁左右到南洋，二十四、五岁与马来人的制图师结婚，关于其间的生活她说：“老早的事情啦，记不住了。”来搪塞我。后来我去访问泽本芳野、烟中千代她们也采取的这个态度。

　　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住在距吉隆坡不远的考拉镇，坐汽车一小时便可以到达。她们互相也认识，但不知何故从不来往。她们都住在地板距地面很高的木造房里，与种老太的西式洋房比条件自然差一点，可是在马来西亚也是说得过去的房屋了。芳野是寡妇，一个人生活，千代与死去的丈夫的亲戚住在一起。她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孤独，但是经济上还是很安定的。芳野绕着弯子否定自己是“南洋姐”，千代虽没否定自己是“南洋姐”但尽力避开那段生活，没有充分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周围的人全是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懂日语的只有我们两个访问者，用日语谈话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但这三位老太太根本不想提到过去的事，她们不约而同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异和悚然，男尊女卑的社会威力数十年后的今天还在束缚着她们。

　　我不由得这样遐想，由绢子婶引线找到吉隆坡附近居住的过去的“南洋姐”却一无所获，可能我是不会听到她们的心声了；如果再继续呆几周，经常去访问她们，慢慢地用日语解开她们的心结也许还有效。像现在这样短时间到处游走的旅行访问是不可能取得她们的信任的。

　　可是绢子婶引见的第四个老姐却一下子满足了我的希望。这位老妇人是位寡妇，住在吉隆坡市南边的迪克森港，距吉隆坡几十公里。她的名字叫野中鹤子。

　　迪克森港面向马六甲海峡，但不像马六甲市或是乔治市那么繁荣，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城西郊外白色公路边的林中建造的一所木房里住着鹤子。走上她家屋子的台阶，隔着窗帘望见客厅里有电视还有电风扇，台阶也是光滑的白色石材铺成，在马来人当中她家生活水平也算高的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大个子马来女性出现了，她面带微笑，快速地用我所不懂的马来语说着什么。绢子婶给我翻译说他们夫妇正要出门，妈妈正愁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快进来吧！我们在客厅椅子上坐了下来，两名马来女仆搀着她进了屋。这就是将近九十岁的野中鹤子。

　　鹤子在竹制沙发上的印有南国花纹的座垫上坐定之后，就开始与旧友绢子婶叙旧。我向她问了好，她也很礼貌地向我问好。她的肤色很白，面容显得很高贵、优雅，耳朵上扎有耳穴，戴着蓝色的耳环十分相配，身体像鹤一样瘦骨嶙峋。她裹着素色的植物花纹的沙丽，蓝色长袖花上衣的袖子里露出的手腕上戴着几个金镯子。如果没有人事先告诉，谁都不会认为她是日本人。

　　绢子婶用马来语介绍了我之后，鹤子用日语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然后连连点了几下头。虽说我是初来乍到，她却用怀恋的眼光远远地看着我，然后用马来语说：“欢迎来访，有什么事尽管问，我都可以回答。”由于神经痛，右手不能随便动，放在膝盖上，左手则上下挥舞着。

　　鹤子最初讲的是日语而且带有九州的乡音，我以为她没忘记日语十分高兴，所以我就问她：“老奶奶，您的老家是天草岛原吗？”鹤子一瞬之间浮出羞愧的神色，然后清晰地说：“不是岛原，是五岛的福江。”

　　由于她的日语十分清晰明了，我想借助东风继续问鹤子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状况。最初的回答是地道的九州方言，过了几分钟便变得不大流畅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道而流畅的马来语了。回答我的话时有时她先用日语，慢慢地随着内容复杂起来，日语单词和措词就想不起来了。于是我便请绢子婶把我的问题译成马来语，鹤子的回答也通过翻译讲给我听了。同是日本人的鹤子的一生要靠马来语的翻译才能了解，这一事实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心情很复杂，要经过翻译才能对话又使我急不择暇。

　　总而言之，把那种不耐烦的心情放在一边，我听到的关于野中鹤子的个人历史是这样的——哪年出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倒过去算大概是明治十八、九年生人吧。鹤子诞生在五岛列岛的福江岛的一家木材商家庭里，四个姐妹一个兄弟她家共有六个孩子。鹤子十七岁的时候，被拐卖到新加坡。

　　那是春天，一个高个子女人来到女孩子们聚集的地方说：“要是去了新加坡，那里有橡胶园，在那里工作，薪水很高，高得在日本都不可想象。”在九州边缘的岛上长大，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的女孩儿们听了那女人天花乱坠的劝诱动了心，结果鹤子与另外一名乡村医生的女儿决定去橡胶园工作。

　　鹤子跟父亲讲了自己的心思，父亲拼命阻拦，因为父亲知道年轻女孩子到新加坡去意味着什么。可是鹤子她们认为劝她们去的是女人，所以很放心，又觉得那女人一脸忠厚便相信了她的为人。她们根本不听父亲的劝告，便与那女人约好日子，偷偷带上些日用品离开了家，到福江镇去了。

　　这时父亲发现女儿带着行李出走了，连忙去追，在她们与那女人见面之前硬把她们带回村里。可是鹤子与女伴总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于是再度同那个女人接上头，这次出走就十分慎重了，从福江港顺利地乘上了去海外的船。

　　可是，在她们刚刚庆幸乘上了一条幸福之船时，她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了——这是一条驶往地狱的船。她们本以为会住进客舱，没想到被推下一个又窄又陡的梯子送进了船底的货舱。她们开始怀疑，去质问上边谈到的那个女人与船员，他们的态度是冷笑和施暴。

　　在货舱里已经有七个姑娘先等在那里，与鹤子一样，她们也是被欺骗来的。在船底的货仓里船员一旦撤去梯子她们是绝对上不了甲板的。只有服务员每天早晚两次用吊下的篮子送些水和食物来。撤掉的梯子有时也放下来，那便是那些粗野的男人们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姑娘们肆意欺辱的时刻。

　　船不知走了多少个昼夜，因为在船底生活，像是昏睡多年一样。船终于到岸了，那中年女骗子所说的话只有一点兑现了，这里的确是新加坡。上陆一看那貌似忠厚的女人连影儿也见不到的，而且这九名女孩子已被那女人贩子卖给了娼家。

　　当了“南洋姐”的鹤子开始在新加坡花街接客了，具体是哪条街道已经记不清了。她十七岁的身体刚刚发育，像花蕾一般，没过半年便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她去看了病，大夫给她治好病后，她已经不能生孩子了。由于这种体验使她对卖身这行当厌恶透了，无论如何也要逃出这魔窟。

　　过了一年左右，有一个马来人喜欢鹤子年轻貌美，常来找她。有一天他向她求婚说：“我喜欢你，咱们结婚吧。”这个马来人叫阿卜杜勒·塔来达，经营一家搬运社。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国人掌权，华侨在经济上也很有势力，马来人混得这么成功是罕见的。当然能和这个男人结婚可以逃出地狱鹤子很高兴，可是自己还欠着老板好几千元的债，又该怎么办呢？把实情向塔来达一说，这个马来人的精英人物便给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这新加坡执行的是英国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承认公娼自愿洗手不干的，所以只要你逃到日本领事馆就会变成自由之身了。”

　　过了几天，鹤子下定决心，何娼馆请假说是有事，离开了花街与阿卜杜勒·塔来达一起跑到日本领事馆。领事询问阿卜杜勒·塔来达，问他是否真的会养活这个日本女人。他说：“我有正当职业，养活她没问题。”领事说：“那么我给她办自由废业的手续，不过你要隔三个月来报告一次你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让她幸福了。”同时又恳切地对鹤子说：“如果这个男人饿着你或者打你的话，你可以到领事馆来申诉。”

　　鹤子在一年多的“南洋姐”生活之后结束了皮肉生涯，随阿卜杜勒·塔来达到马六甲市生活了。丈夫之所以带她离开新加坡故意到马六甲市定居，也许是为了让鹤子忘记自己噩梦般的过去吧！丈夫想得很周到，鹤子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只有一件事较为遗憾，便是因为她从前的病致使她过了五年、十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鹤子中年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复杂的关系，塔来达的外甥与侄女没人养活，她把他们收养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日本军入侵马来西亚，他们说因战术的需要把鹤子夫妇居住的这一带土地都强行征收了。为此，夫妇俩不得不迁居到北边的迪克森港，所幸的是不久战争便结束了。又过了不久，进人老年的阿卜杜勒·塔来达便逝世了。

　　按伊斯兰教的规矩郑重地给丈夫办了丧事之后，鹤子给自己带大的外甥娶了媳妇，给侄女找了合适的丈夫嫁了出去。外甥媳妇一个个地生养，鹤子亲自来带孙儿们，她用日本式的方法把孩子背在背上，现在孙儿们也长大成人了。孙儿孙女们和她只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对于将自己养大的慈爱的祖母是十分感激热爱的。他们每个人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总要拿出一部分送给祖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故乡五岛还时时有信来，其后可能因父母、姐妹的死亡便音信全无了。鹤子便在马来半岛的一角远离祖国日本生活着，比自己的姐妹们长寿得多，一九七三的现在，她被养子夫妇和孙儿孙女们供养着安享晚年。

　　听了绢子婶翻译过来的野中鹤子的话，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愁闷心情开始有了一抹亮色。“南洋姐”们一般而言都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暴尸异乡的，但是她们之中有少数人也像鹤子一样得到了幸福，使我像在暗夜之中见到一线光明。这么说另外那三位老婆婆虽然没对我讲什么，但是在生活水平比日本低得多的东南亚她们的生活是很好的，与我在九州天草体验过的阿崎婆的生活比起来，她们简直像在极乐世界生活一样。

　　是什么因素致使一个日本的“南洋姐”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圆满的结局呢？仅从鹤子的身世来谈，她仅仅被卖到花街不到一年工夫便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马来人，她青年时代的美貌使她获得如意郎君。还有她的智慧和勇气，当阿卜杜勒告诉她自由废业的出路后，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是东南亚人解放的思想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

　　从山打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迪克森，后来又去了几个城镇，我深深地感到东南亚各国人民豪爽的性格。比如一次我在他乡遇到本国人时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我由于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郁闷久了，归国时向在机场遇到的十位日本女性打了招呼，然而她们的表情僵硬，板着面孔，拒人千里之外。而东南亚的人不论是华侨还是马来人对我这个异乡人总是投来微笑，虽语言不通但能通过手势和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十分自由豁达。

　　我认为东南亚的居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十分健康的，对本国的人不特别照顾，对其他国家的人也不歧视。他们生活态度豁达，对家族之外的人很能包容、宽大。在尊重他人自由方面也很注意。在西欧殖民主义者人便之后，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在这里融合，也许使这里的人养成了自由豁达的民族感觉和生活感情也未可知。

　　鹤子的后半生过得如此幸福与塔来达一族人具有东南亚人共同的民族感情有关。阿卜杜勒·塔来达没有任何偏见，把日本人的鹤子当作自己的爱妻，其外甥、侄女从小把她当作自己的亲母，等他们长大之后结婚生子，又让自己的孩子把她当作祖母对待。这种家庭亲情使鹤子的后半生充满幸福。鹤子之外的三个人种老太、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与她大同小异，生活得也都不错，究其原因也是一样的。

　　绢子婶和我在鹤子家呆了很久，直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进来，我们的话才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女孩像是最小的孙女，她怕累着奶奶才进来的。于是鹤子纤细的身体踉跄地站起来，无言地向我伸出了右手。

　　我无言地伸出手去，微笑着握了她的手，这样，鹤子用日语慢慢地说：“与你谈话我也感到像是回到日本似的，谢谢你，我活不长了，可是日本的山崎女士，你再来这个城市的话，要把我的亲人当成我一样，一定到我家来玩！”

　　鹤子的母语已几乎变成马来语了，这几句日语是她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恐怕在这之前她已想了好久才想起来这几句话吧！我十分吃惊，也很感激。我回答说：“我才真要谢谢您呢！以后我还会来的，请您多保重吧！”又对旁边的她的小孙女说：“要好好对待你奶奶。”虽然我知道她不懂日语，还是忍不住说了这句话。

　　鹤子笑嘻嘻地指着我手里拿的茶色的本子和铅笔小声地说想写几个字。我这才明白她想写个字留作纪念，于是把本子和铅笔递过去。她又坐回沙发上去了，想了一会儿，用左手护着拿起笔发颤的右手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我远远窥视了一下，那四个字是野中鹤子。

　　我点了点头，称赞她记得真清楚，鹤子仿佛想写下自己的马来名字，她用片假名写了两个字便停住了，孙女见状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便从鹤子手中拿下铅笔，流利地写下了横向书写的马来文字。绢子婶看了看，告诉我说她写下的马来名字是艾丽莎·帕蒂·阿卜杜勒。

　　虽然遗憾，但我们不得不告辞了，鹤子被两名女仆搀扶着站在门前的白色石阶上一直在送我们。当我们穿过院子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上林荫路回头望鹤子的白发还在我们的眼帘之中。

　　对我这样一个没有预先通知的闯入者她是这么欢迎，按常识讲不该问的隐私我也对她加以追问了，然而鹤子对我竟如此依依不舍。绢子婶每年来看她一次，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鹤子一直生活在马来人当中，我是去拜访她的唯一的日本人，所以尽管我的礼数不周到，她也因我是日本人对我十分怀恋。

　　走进停车场再次回头看，在树荫中只能见到鹤子家的屋顶和板壁了。这时，绢子婶自言自语地说：“啊，心里真难受啊！”这句话充满了不可想象的哀愁，真不像豪放快活的绢子口中说出来的。虽然别人介绍说，她是九州人，姑娘时代来到东南亚，她与英国人结过婚后来成了寡妇，实际上，她的生活经历大概与鹤子相同吧！她，只有她才能充分理解鹤子的无法排遣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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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影的养老院

　　在访问了至今还住在吉隆坡和周边的“南洋姐”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请绢子婶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饭，一来是表达我对她引见那些人的谢意，二来是与她惜别。这饭店是华侨经营的，所以店堂陈设与装饰全是中国风格的，饭店前边的绿地很大，上边栽满各种植物。与白天的酷暑截然不同，店头凉风徐徐吹来。

　　我好久不曾这样安心地吃一顿饭了。我接受太田与绢子婶的劝告，旅行的下一站将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棉兰。第二天下午的飞机票业已预定好了，这天晚上只是好好休息就是了，所以才有了舒畅的感觉。在绢子婶那一方，在附近的斯莲巴住着她女儿，吃完晚饭她便要去女儿家，看上去她也很高兴。

　　我和绢子婶面对面边吃边谈，心中浮现出一种想法，我由于有绢子婶这样一个好向导，所以才见到了四名过去的“南洋姐”，但是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南洋姐”的实际情况呢？

　　正如上一章仔细描写的野中鹤子的例子中反映出来的，我见到的四名过去的“南洋姐”虽身在异国思故乡之外，经济上还都有一定保障，她们的生活有开朗热情的东南亚人的照顾，生活得还不错。可是能不能代表在当地老去的所有“南洋姐”的生活呢？迄今为止我庆幸在吉隆坡遇上了我应该找的人，所以十分安心。但我又确信还有不幸的“南洋姐”存在，她们的境遇与那四个人完全不同，她们不知生活在哪个角落，这种想法势必引起我的不安。

　　上餐后甜食时，我把这个想法与绢子婶说了，绢子婶的表情似乎在说“那是当然的”。她说：“我认识的只有这四个人，你都见过了。至于贫穷的过苦日子的老太太过去也是有的，都死光了。”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了。

　　于是我说出已经快淡忘的一件事以使她参考，那是从前听爪哇岛归来的某人谈起的一位老“南洋姐”的故事——那位老“南洋姐”的姓名是山屋竹，十四岁的时候由于轻信别人说给人看孩子会有很高的月工资被卖到新加坡来，其后从马来半岛辗转到苏门答腊。二次大战后她已老了，在苏门答腊岛的最北端沙磺成为马来人的一员苟且偷生着。但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失调，眼睛就此瞎掉了，找着一点儿关系到了棉兰，好不容易进了养老院，这样才放下心来不用愁衣食了，不久也就故去了。

　　于是绢子婶说出来：“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不知谁对我说的，加影的养老院里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呢。”我欠身过去想再详细打听一下，谁知她所了解的信息仅此而已，再没有更可靠的线索了。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在瘴疡之气蔓延的南国孤独地度过老年的日本人，在马来西亚的养老院度过余生的老女人——她不是“南洋姐”会是什么呢？如果绢子婶的记忆力不好，此事是她刚听说的话，那么不知姓名的老妪是否健在令人担心。而绢子婶讲明因为与女儿有约在先，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陪我前往了，我明天下午又要去印尼，无论怎么看条件都不具备，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养老院访问。

　　那天晚上我住进旅馆，第二天早晨准备了小小的礼品，叫了辆出租车奔向吉隆坡与迪克森港中间的加影。离开吉隆坡市区，汽车飞驶在白色的道路上，两边是椰子树和橡胶树，风景单调但说它大方也很大方。时时出现叫作“干蓬”的小村落，村头有几家商店，加影是不是这种小村落呢？连出租汽车司机也不知道。

　　于是我每逢见到小村落出现便到处找有没有在村头写着加影的字样，但这种努力也是枉然，车还是开过了加影，幸亏有辆车的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终于回头找到了加影，但还是不知道养老院的所在。

　　司机在一排房屋前停了车，这里有几家商店，最顶头的是加油站，管理人像是华侨，他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懂，我不得已拿出笔记本写了“养老院”三个汉字，他立即懂了好像是在说我给你们带路吧，与司机打了声招呼坐进了出租车，但他的话我依然不懂，正在这时，邻家的美容院前站立着的、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的一位女子突然对我说起英语来——

　　那女子问我说：“你是日本人吗？”她穿着深绿色的裙子，橙色无袖上衣，小个儿，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我回答她说“是”，她亲切地微笑着，然后说自己的祖母也是日本人。

　　由于太突然了，我感到手足无措。她解释说：“我想你一定是日本人，因我感到亲切所以才跟你搭话的。”据她讲她祖父是到南洋谋生的中国人，从体力劳动干起，后来也攒了些钱生活好了。讨了吉隆坡叫秋子的日本女人做妾，秋子只生了一个女孩，那女孩长大也和中国人结了婚生下她。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日本战败了。秋子被英国人带走，从此便失踪了。

　　穿深绿裙子的女人最后补充了一句，“我不知秋子奶奶是不是在战争的混乱中死去了，或者因日本战败英国舰艇强制地把她送回日本去了，不论怎么着她都不可能在人世了。但我想到在我的血管里流着日本人的血，所以见到像你这样来旅行的日本人我都觉得亲。”

　　她的祖母无疑是日本的“南洋姐”，但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她祖母的真实身份。可是，无论如何，看上去平凡的东南亚人的日常生活里，仔细挖掘也可以发现“南洋姐”的痕踪，这使我十分茫然。

　　总而言之与绿裙子女人谈了约十分钟之久，由加油站的老人带路，我终于来到雪兰莪州立加影养老院。整个建筑物给人以明亮的感觉，周围被草地和鲜花环绕。办公室是现代建筑，白墙瓦顶。老人居住的是木结构房屋，涂成白色，每栋房屋之间有遮阳的水泥顶走廊，医护人员、服务人员的表情十分有生气地充满微笑。我不知不觉地拿它与日本同类设施比较，不禁十分羡慕。

　　进了办公室我对负责人谈了访问的目的，如果有神明的话，我真该祈祷一番了。我的根据只是绢子婶的一句话，我一边担心是否能赶上飞机一边特地到此访问的，如果人家说没有日本人住在这里又会怎样？或者结果是确实有日本的老女人住过这所养老院，但老人几年前死去了，又怎么样？想着想着，我的心情便激动起来。

　　多么值得庆幸啊，接待我的年轻的马来人女职员告诉我，养老院里的确住着一名日本老妪，她的名字叫川本春。我告诉女职员我不是她亲属，是旅行者，想探访一下本国的这位老妪。女职员笑眯眯地把我带到川本春的房间里。

　　川本春的住室在长廊的尽头，许多老人和她一起住在一间明亮的大屋子里。这房间有学校的小礼堂那么大，墙壁两边开着大窗户。室内放着两排床，老人们的头都靠窗，有十几位老妪穿着沙丽，有坐有卧的在休息。左侧中间放着川本春的床。

　　川本春穿着浅蓝色上衣，裹着淡黄色的沙丽，一只旧的茶色小皮箱当作枕头靠在她身后。女职员大概在告诉她我的来意吧，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她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边从床上立起身来。春的头发按从前日本人梳头的方式全部绕到脑后，已经全白了。黑框眼镜后边是一双大眼睛，年龄约七十岁左右，给人一种温和柔顺的感觉。如果由这样一位老奶奶看护小孙子的话该多么合适，对孩子对老人都是一种幸福。

　　“您好！您是川本春吗？我是从日本来的，听说养老院有日本人，特意到这里来看您。”我把准备好的小礼物送到她手里。川本春凝视着我，慌慌张张地劝我落座，然后用地道的日语对我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真少有啊！我真高兴，您还送我这样的礼物。”

　　我看到春与野中鹤子不同、还完全记得日语，就大大地放心了。为了使她的心理放松下来，我也需缓一口气，就先拉拉杂杂地聊闲天儿。后来我对她说：“老奶奶，能把你过去的事讲给我听听吗？”得到她的允许，话题就转向她的成长历史和“南洋姐”的生活了。

　　对同种的采访，过去我尽量避免使用录音机，我只把要点记录在笔记本上。可这次旅行我带了小型录音机，因为我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旅行日程安排得很紧，光用日语速记不起作用所以我带了这台录音机以备不测。这台录音机放在我喜爱的黑包里，皮包的形状像一只随便躺卧的狗，我把拉链打开，悄悄地按了录音键，为此川本春的话原封不动地录了下来。

　　下面我就把我和她的对话按当时的录音全文抄录如下。我没有加任何润色将它发表。读者也可以通过它了解我平时采访时提问题的路数。

　　山崎：您是哪儿生人啊？是岛原还是天草？

　　川本：天草一町田的。

　　山崎：啊，一町田，那您知道那里有个XX旅馆吧？

　　川本：一町田XX旅馆……那是我远亲开的。

　　山崎：啊，您是XX旅馆主人的亲戚呀！我前些时候去一町田还在那里住过一夜呢！

　　川本：我呀，血都涌上头了，什么都听不见啦！

　　山崎：您是高血压吧？您多大岁数啦？

　　川本：高血压？我不是高血压，一听说您住过XX旅馆，我的头都要炸开了。我今年八十六啦！

　　山崎：都那么大岁数啦？

　　川本：不是八十六就是八十七啦。

　　山崎：您是明治多少年生的？

　　川本：我没上过学，不知道。

　　山崎：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川本：二十岁的时候。

　　山崎：是到新加坡吗？

　　川本：只在新加坡住了三个月。

　　山崎：那么立刻到这边来了吗？到吉隆坡……

　　川本：什么？

　　山崎：老奶奶，躺下说吧，能成吗？您在一町田是农民吗？

　　川本：我们老家全是农民。

　　山崎：是啊，在一町田一一二兄弟姐妹还在吗？

　　川本：兄弟姐姐全死了，只剩下我和最小的妹妹了。

　　山崎：他们要都活下来，有几个人啊？

　　川本：有八个人。

　　山崎：有八个呐，那你父母可够受的。你来新加坡是被骗来的吧！

　　川本：是啊，人家说到新加坡的旅馆工作工资可高呢！于是我就来了！

　　山崎：那么说，老板是高浜的人吗？就是劝你到南洋来的那个男人。

　　川本：不是我们当地人，是外地人。

　　山崎：不是天草人吗？

　　川本：不，是外地人。

　　山崎：来的时候是不是呆在船舱底，我认识一位老奶奶，她来时就是只吃一条干松鱼，被关在木箱里……

　　川本：不，我们来得晚，来的时候没进底舱，和乘客一样乘的船。

　　山崎：有护照吗？——贴着相片的。

　　川本：不清楚。

　　山崎：坐船一道来的老板与劝你来南洋的人是一个人吗？还是些别的人？——不是女老板吧？

　　川本：带我们来的？——是男的，应该是偷渡的蛇头。

　　山崎：那男人多少岁，名字还记得住吗？那男人的名字。

　　川本：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们也都不知道他的原籍。

　　山崎：那时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有别的朋友一起来新加坡的？

　　川本：三个人一起来的。

　　山崎：都是谁呀？

　　川本：哎，一个是墨子，另一个，名字忘记了。

　　山崎：在新加坡住的是马来街还是马拉巴街？

　　川本：在新加坡干的是我不爱干的营生，接客的辛酸呀说不完……

　　山崎：不接客的话老板要生气吧？打过你们吗？

　　川本：打倒不打，可是，不接客欠的债就会多，所以不愿干也得干。

　　山崎：在新加坡呆了多长时间？

　　川本：半年。

　　山崎：后来就到吉隆坡来了？到吉隆坡也还是干那营生吗？

　　川本：一样，可这回老板是天草高浜人啦……

　　山崎：是由中太郎造老爷吗？

　　川本：姓角田……

　　山崎：是角田藤吉吗？

　　川本：不知道，老板娘老家离我们村不远，有三里多路吧！

　　山崎：离一町田三里路——是崎津吗？

　　川怖：离崎津还往上一点。

　　山崎：是今富还是GATA？

　　川本：是今富，今富没错儿，你地名可真熟啊！

　　山崎：你欠多少钱的债呀？

　　川本：去新加坡的时候是三百元。

　　山崎：三百元啊，在大正时代，这可不是小数目啊！到吉隆坡以后呢？

　　川本：到吉隆坡以后变成五百元啦！

　　山崎：分成怎么分，总是有收入的吧，钱全到老板的腰包里去了吗？您一分钱都拿不到是吗？

　　川本：一分钱都没有，我们什么都是从老板、老板娘那里拿的，这些又都成了我们欠的债。

　　山崎：他给和服和和服腰带吗？

　　川本：哎，和服啦，腰带啦，头饰啦，什么都给——

　　山崎：插簪也是其一吧——你们穿和服到店头拉客还是穿西装去呢？

　　川本：和服。

　　山崎：穿单和服还是穿绉纱绸的？

　　川本：什么都有。

　　山崎：那么化妆白粉是怎么搞来的呢？

　　川本：抹的白粉是老板给的，口红、冷霜全是。老板总说我们化妆不够，什么都给。

　　山崎：那么老板给的又都变成欠他的债罗！

　　川本：……

　　山崎：吃的怎么样，吃什么响？

　　川本：吃的什么都有，想吃什么买什么。

　　山崎：那么，你们手头也有些活钱罗？

　　川本：钱嘛，肯跟老板借就有。

　　山崎：你头一次接客是马来人还是英国人？

　　川本：什么？……记不得啦……

　　山崎：您去过医院吗？

　　川本：医院？没去过。

　　山崎：您往一町田寄过钱吗？没寄过？

　　川本：寄是寄了，可是……

　　山崎：您来到这里过了多少年啦？

　　川本：我四十二岁的时候回过一次日本。

　　山崎：是回去探亲吧！那时是不是带了很多钱回去的呀？

　　川本：我真倒霉，那时我已结婚了，我跟丈夫说给我一千元，丈夫说一千元没有，给八百吧！就给了我八百，我又攒了一百私房钱，回过一次一町田。——可真倒霉啊，和朋友一起住旅馆一天要五元，一天要五元呐！船来了，行李又放不下，走不了，那么贵的旅馆住了好几天！

　　山崎：您和什么人结婚了？是国籍不同的人吧！

　　川本：对，是印度人，专做洋人长袍的。

　　山崎：那印度裁缝的名字叫什么？

　　川本：格拉曼·哈次。

　　山崎：您多大结的婚？

　　川本：我回乡的时候已经结婚十年了，我四十二岁时回的日本。

　　山崎：结婚十年回的日本，那么您三十二的时候结的婚对吗？回日本时没带老伴去，一个人回去的对吧？

　　川本：哎，哎，一个人回去的。……你说我有多倒霉！那时我们乘的船非得牵引一艘货船去神户，那货船据说是发生故障了，我们的船不能在门司停，就牵引货船去神户了。

　　山崎：哎呀，这可是大事，后来怎么了？

　　川本：你说说，这船在神户停了一晚，好容易到了长崎，一下子又花了不少钱。

　　山崎：那您从长崎又坐小汽轮到口之津罗？

　　川本：长崎那儿我既有兄弟又有姐妹。

　　山崎：那就没回一町田罗？

　　川本：不，在长崎住二三日才回到一町田的。

　　山崎：大伙儿都很高兴吧！

　　川本：哎，大伙儿都高兴。

　　山崎：带回来的钱全给人了？

　　川本：哎，我这个人倒霉透了，妹夫刚刚胸骨骨折，在我探家期间做了两次手术。他家有三、四个孩子，付不起医疗费，我出了二百元。还给弟媳妇一个戒指。

　　山崎：戒指，是金的还是银的？是金的吧！老奶奶当时您是戴着几个金戒指回国的呢？

　　川本：路上遇到贼，只剩一个了。

　　山崎：在一町田住了多久呢？

　　川本：五个月。

　　山崎：后来又回到吉隆坡是吗？

　　川本：是啊又回来了。

　　山崎：那您的印度丈夫在吉隆坡有商店吧？

　　川本：是啊！

　　山崎：他是年纪轻还是岁数大啊？

　　川本：还是岁数大啊！我回日本的时候，他向他的老板借一千元，偿还德里那边的老板债务二百元，给了我八百元。那时我们也有些家当，向老板借钱是有条件的。

　　山崎：什么条件？

　　川本：不是当东西，而是答应给老板白干活儿。

　　山崎：啊，那老板是什么人？

　　川本：也是印度人，开着一个大商店。

　　山崎：那个店在哪儿？

　　川本：帕德洛德。

　　山崎：老奶奶您住在哪里呢？

　　川本：我们住在靠上边的干蓬。

　　山崎：你们的店在哪里呢？是在帕德洛德吗？

　　川本：在老板的店的二楼。

　　山崎：您丈夫的月工资多少啊？

　　川本：月工资？没有，自己挣。

　　山崎：那么就在二楼自己开业了——

　　川本：还带来些缝纫工，一共六、七人吧！

　　山崎：缝纫工是女的吗？

　　川本：全是男的。

　　山崎：生活怎么样？还满不错的吧？

　　川本：不知道，我脑子不好……

　　山崎：不，是我的问题提得不对。——那么家里好像没多少钱是吧？老奶奶，没领养个孩子吗？

　　川本：养大了一个孩子。

　　山崎：从哪儿领养的？

　　川本：也是从印度人那里……

　　山崎：叫什么名字？

　　川本：麦德。

　　山崎：女孩子吗？

　　川本：男孩子。

　　山崎：那么您一结婚就领养了一个孩子？

　　川本：不是。结婚、回日本探亲之后才领养的。

　　山崎：领了一个多大的孩子啊？

　　川本：很小，才二岁。

　　山崎：那么给他喂奶，换尿布，抱大的吧？像自己生的一样。那孩子现在怎样了？

　　川本：已经死了吧。那孩子小时候真可爱，大了以后变坏了，没法子。日本军来吉隆坡之后，他去了日本人那里，干坏事。他不回我这里来，有时偶尔回来也要偷走些东西。

　　山崎：麦德干的？

　　川本：哎。那时已是日本占领时期，他已经到找工作的年龄了。可穿的用的全由我供着他，即使找到工作第二天就不干了，逃跑了。

　　山崎：您的命运真不好。

　　川本：打小时候就不是好东西。

　　山崎：麦德没上过学吗？

　　川本：上到三、四年级。

　　山崎：后来就在裁缝铺帮忙是吗？

　　川本：哎！

　　山崎：是您丈夫教他手艺吗？

　　川本：不，是别人。

　　山崎：为什么不是您丈夫教呢？您的印度丈夫什么时候死的，多少年以前？

　　川本：已经三十多年了。日本人来了，打仗了，那时我丈夫就病了，接着就死了。

　　山崎：什么病？胸部的病，还是肚子的病？

　　川本：怎么说呢，脚不能走路，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只能坐在椅子上。

　　山崎：只能坐在椅子上啊？那么，多大岁数去世的，您的丈夫？岁数很大吧？

　　川本：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吧！

　　山崎：和您差多少岁啊？

　　川本：我搞不清楚。

　　山崎：不知道吗？——您丈夫去世时麦德在您身边吗？

　　川本：那时候，他还在上学。

　　山崎：噢，麦德上小学时他父亲就死了，那老奶奶，家里挣钱的人去世了，您家的生活会很苦的，怎么养活麦德呢？

　　川本：有四、五年的工夫我当佣人来养他。

　　山崎：在哪儿干活？在印度人家还是在马来人家？

　　川本：马来人家里。

　　山崎：当女佣吧？

　　川本：当佣人有月工资，麦德也没受太多的苦，日本人来了以后，麦德也给军队干活儿有月薪，他媳妇也有月工资。

　　山崎：嗬，媳妇也娶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

　　川本：儿媳妇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挣得少，她总给我钱，她总问邻居，“我婆婆在哪家干活儿呐？”别人告诉她我在哪儿，她找到我总和我呆上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她工作的地方去。后来，战争到处都打起来了，我这儿子也让人用枪打死了。

　　山崎：那么，儿媳妇是好人，虽然麦德让您头痛。

　　川本：不，还是我命不好……也还是我那孩子不好，他在吉隆坡的死圭布希洛地方给军队做饭。

　　山崎：进了炊事班是吗，老奶奶？

　　川本：是啊，麦德进了炊事班，他叫我也去，我要是去了就好了，我说是要去，正在犹豫呢，他就打人了。我儿子麦德打了人。你看，他被逮捕了，关进牢里……

　　山崎：哎呀！

　　川本：后来，我也一直想去看看，有人说：“麦德从牢里出来了。”我就没去。他出来那当儿说：“有个人跟我过不去，这人在苏尔加地方，等明儿我把他杀了。”儿媳妇怎么劝也没有用。这时又遇见军队的头儿叫他回去做饭，他回去了，又在那儿打了人。这次关在较远的监狱，自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山崎：那以后再没见着？那远方的城市叫什么？

　　川本：叫海本，那以后再也没见着了。

　　山崎：也没来过信？

　　川本：是的，什么消息也没有。已经三十年了。可能已经死了。儿媳妇也不知下落了。

　　山崎：老奶奶，您的命确实不好，那么，您的老伴对您好吗？

　　川本：他可是个好人啊，从来没跟我打过架。

　　山崎：他跟您说印度话吗？

　　川本：不，我只说马来话。

　　山崎：那您丈夫也说马来话，英语怎么样？

　　川本：他也只说马来话。

　　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语记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还干过什么活儿？到马来人那里当佣人以外，还……

　　川本：告诉你吧，我一直给人家当佣人，攒了些钱，用那钱盖了房。

　　山崎：您一个人过活罗？

　　川本：我住上面一层的那间屋，楼下出租，一个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钱过活吗？

　　川本：我去旅馆，管吃，还给十元工资。

　　山崎：啊，出租房屋挣十元，然后您到旅馆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个月二十元收入罗！

　　川本：我盖的房子尽叫我操心，雨水多一点儿泥水就上来了，去厕所也担心，冲凉也担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龄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担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去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只有华侨和印度人去，马来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着总担心，所以我就到这养老院来了。

　　山崎：到这儿几年了？

　　川本：告诉你，六年了！

　　山崎：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错，还有医生呢！

　　川本：有医生。

　　山崎：在哪儿吃饭呀？

　　川本：人家给端来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钱吗？你一分钱不出？

　　川布：不要钱。

　　山崎：总也得有个零花钱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钱怎么办？

　　川本：没有零花钱。

　　山崎：麦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邻居倒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水果。

　　山崎：啊，他们真不错呀，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马来人。

　　山崎：您的房子盖在哪儿啦，是吉隆坡，还是别处？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来看您的马来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当库库达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库库达马？

　　川本：我脑子不好使，日语怎么说来着，忘了。

　　山崎：老奶奶，给您零用钱。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钱。

　　川本：什么呀！

　　山崎：这是一些钱，很少，当零花钱用吧！

　　川本：哎哟，太太您干什么给我这个，对不起那我少拿一点儿吧！谢谢您……

　　山崎：还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岛有个军浦吗？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个大法师——

　　川本：过去可能知道，现在已经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这就是大法师的米，也就是天草岛收获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妈也是被骗到马来的人，现在已经回到日本了，她信仰军浦大法师，给了我这米，说是天草大法师的米，吃了它不会生病。

　　川本：谢谢啦！

　　山崎：对不起，从刚才起，外边的汽车就鸣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达，时间不够了，汽车催我呢！

　　川本：是吗？

　　山崎：只想问您一句话，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吗？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吗？

　　川本：……

　　由于大门外出租车司机频频鸣笛，虽然十分遗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别了。我把十元马来西亚纸币用纸包了送给她当零用钱，还把阿崎婆信仰的军浦大法师的米也送给了她。这些在录音中已有记录了。当我把录音键关了以后，她频频地向我道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跟你要太不礼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钱的话，给我二、三元作为纪念。”放马来西亚钱的钱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钱当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车的包里了，我又顺着长长的走廊到出租车里取来，放在春的满是皱纹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处还残留当时货币价值的认识。

　　出租车司机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担心赶不上飞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送饭的中年马来西亚女职员看到这情景，发觉我的窘境，忙用马来语对春说：“按这个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又对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说了祝您健康长寿作为短短的告别之辞，慌忙离开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门。

　　春与经济条件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过日子的“南洋姐”们相比，是老残而孤独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来。对人来说最终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子孙的繁荣。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她无缘得到这种确信。尚处壮年、既有丈夫也有一个孩子的我是很难想象出她的孤独心境的，它是否像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飘落的一枚树叶呢，还是像咀嚼沙子一样的滋味呢？

　　对被浸透骨髓的孤独折磨的老人，我问过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像受伤的山中野兽恋水来到泉边一样，对人来说故乡是医治他受伤的心灵的唯一去处。”终老在异乡、孤独至极的她为什么不说想回到故乡去呢？

　　柳田国男的自传《故乡七十年》的卷首写道，故乡是五十年内可称故乡的。春二十岁离开了家，现已八十六岁了，回到老家也没有熟人了吧！与其做一个浦岛太郎似的人物去备尝辛酸，不如在马来西亚小镇上的养老院更安心。她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她拒绝回答我提出的是否想回日本的问题，恐怕我只能认为是她对祖国日本的不信任。这种类似焦躁感的对日本的感情一定沉积在她的心底吧！我脑海里浮现了山打根南洋姐的背朝日本的墓。我终于明白了出于无奈在异国度过残生的原“南洋姐”的内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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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兰荒凉的墓地

　　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后，我跟前来迎接的安田明夫与四口茂先生说：“风闻最近雅加达把南洋姐的墓地拆除，我想在拆除前看一看，能带我去吗？”在吉隆坡我好不容易赶上飞机，到雅加达与其说是傍晚不如说是入夜了，我是在距机场不远的饭店的咖啡厅里对他们提出要求的。

　　安田给人的感觉很温厚，是搞日用杂货贸易的，三十五岁左右。介绍人说过他父亲大半辈子都在爪哇岛生活，致力于印尼与日本的友好，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日本的民间领事。田口先生今年六十五岁，二战之前就在雅加达经营杂货铺，对此地日本人状况了解得很清楚，

　　对我的要求，他们回答说：“不知您听谁说的，单说南洋姐的墓妨碍市政要拆除，那就太言过其实了。雅加达共有几处墓地，但没有日本人专用的墓地。各国的人可以利用公共墓地。其中有一部分日本人的墓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正在建骨灰堂收纳骨灰，明早我们尽快带你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俩到旅馆大厅来接我，我穿上适合去墓地的衣服下了楼。田口先生见了我的打扮对我说：“山崎女士，对不起，你把表摘下来，把胸花也摘掉吧！”我显得十分惊讶，安田说：“前些日子找朋友的妻子去旅行时叫人把项链揪断了，日本来的商社职员眼镜也叫人抢走了——总之雅加达的贫民是很多的。”

　　听了安田的说明，我感到从昨天下飞机起的一种不安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次旅行我打算访问三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这回来到最后一站，感到形势很严峻。机场的海关对旅客的物品检查得比任何地方都严格。一出机场就见到失业的青年和壮年无所事事地聚集在一起。饭馆或市场的厕所里一定有两、三名男孩或女孩蹲在那里，客人一进去就伸手要钱。按这种印象推测，只要人们一看见不熟悉印尼社会的外国人，就会抢他东西去卖高价，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除了炮火刚刚熄灭的印支半岛之外，东南亚其它国家的生活是那么安定，印尼为什么例外呢？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主要是由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婆罗洲岛南半部等岛构成的。过去马来人在那里建过几个王国，这些王国都有悠久、独立的历史。在十七世纪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印尼属于荷兰的势力范围。今天的雅加达长久以来称巴达维亚，正因为荷兰统治的这个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巴达维亚族。

　　自那以后过了二百年，印度尼西亚也发展了民族统一运动和独立建设国家的运动。在苏加诺的领导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本投降后获得独立。荷兰此时卷土重来，印尼又进行五年的独立战争打败荷兰军队，所以经济建设非常落后。其后按苏加诺提出的建国五原则精神积极开展了经济开放政策。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文盲率极高，农村劳动力不能立即转换成城市工业劳动力，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间，随着世界人口增长的风潮，印尼的人口也急剧增加，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拥进城市的长期打工族，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为非作歹。

　　安田、田口好心提醒我，但我根本没什么珠宝，只不过有一只经常戴的手表和廉价的胸针。但我还是解下来了。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我坐上停在旅馆前边的安田的小汽车。

　　他们最初带我去的墓地是塔那般墓地，据安田介绍这是雅加达有代表性的墓地，很好地保存了原先的风貌，让我在去日本人墓地之前先看看它，作为参考。一下车，就见到一个像回教寺院般的巨大建筑物，白色的大圆柱子直径足有一米。这是墓地大门也是管理办公室。走过昏暗的门洞，我看见一大片墓地。

　　墓园是用水泥墙环绕起来的，由于墓园占地面积很大，我只看到一边的墙，其它三面墙根本见不到。墓地的管理人尽管常来锄草，但是南国的草还是在疯长，整个墓地由绿草覆盖着。墓园里的墓碑按各民族、各阶层人们的喜好建成，有成百上千。既有带屋顶式样的华侨墓，也有棺形带十字架的荷兰人的墓碑。最感动我的是一些这样的墓碑，一个与真人等身大小的大理石少妇像拗哭着扶身于棺木上的墓碑造型，表示失去丈夫的年轻的妻子永存的悲痛；还有一个石刻幼女像，她双手合掌向天祈祷，这是失去爱女的父母为她建的墓，希望她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平安。

　　我们信步走在广阔的墓地里，日本人的墓不出我们所料是不多的。从历史上看爪哇岛并不像菲律宾、马来半岛，日本人很少到这里来。其中，单身女人的看上去像是“南洋姐”的墓就更少了，我们只发现了两处。

　　一处背靠北面的石墙，墓碑像是西洋风格和日本风格的混合物，面积只有半坪大，用水泥的低墙围住，靠里边的低墙上嵌有一块白色大理石，上边写着“故近本佐与子之墓”，在应放遗骨的被围住的部分，疯长着文珠兰，这肯定是悼念她的人栽的，后来因没人管理才变成这样的。

　　另一个墓是我偶然发现的，我在没膝的萱草和羊齿类植物间行走之际，眼泪落在一块向前倾斜半倒下去被草盖住的小小的碑上。我从它面前走过，无心地想这块碑有一种日本风格的阴郁之感，当我扶正这块碑仔细看时发现它正是当过“南洋姐”的日本女性的墓。

　　把附着在上边的腐殖土拭掉，墓碑中央刻着“谷川铃之墓”，右端刻着的文字只能依稀辨认出“大正十年，行年二十七岁”的字样。左下角刻有建碑的人，名为松井千寿，很明显是女性，而且是日本人。

　　据我曾读过的文献，日本人很少到爪哇岛来，这里不像新加坡，但“南洋姐”却例外。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南洋姐”的人数并不比别处少。可是，在塔那般墓地为什么几乎见不到南洋姐的墓呢？难道说以殖民国荷兰人和豪富的华侨为主要顾客的公墓就不允许卖身的日本女性进人，连安息的尺把土地都不给吗？

　　出了塔那般墓地，向导又引我去了普坦普兰公墓，这是我参观的目的地，听说就是这个葬着“南洋姐”的公墓被拆除了。全体的景观与塔那般墓地大致相同。在这个公墓排列着的墓碑上找不到一个日本人的名字。过去这个公墓随处可见的日本人的墓一个不剩地被撤除了，灵位全部放到公墓一角建起的骨灰堂去了。

　　据田口和安田君相继给我解释，日本战败后来到印尼的领事把明治、大正时期以来的日本人的墓全都拆除，集中到一个骨灰堂里。为什么这位领事要这样做，原因不明，也许是隔了二次大战，有不少墓无人祭祀了，领事馆为了管理方便才这样做的吧！其后死者家属来此地抗议，后任的领事为此道了歉，做了些补救，才使骨灰堂初具规模。

　　公墓管理人特地替我们打开骨灰堂大门，我站在中央佛坛之前，面对着放在白色架子上的骨灰盒双手合十，我的心好容易才平静下来。虽然我听到的是无根据的流言，但是我当时听说在雅加达“南洋姐”的墓被拆除是因为她们身体不干净后不由得怒火中烧。难道“南洋姐”死了还得受歧视吗？现在我知道，拆除日本人的墓不是歧视“南洋姐”，才放下心。

　　在雅加达我见到了两个公墓，一个是国际性的公墓，另一个有日本人专用的骨灰堂。我的心情也逐渐变好了起来。第二天我乘飞机去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当我见到当地日本人专用墓地时，其惨状却使我悲从心起。

　　只要看地图便可知道，棉兰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北部。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海峡。自西欧各国开始对亚洲进行殖民统治以来，棉兰便成了仅次于新加坡的重要港口。从欧洲到东南亚的船，从东南亚到欧洲的船都毫无例外地停泊在此地。因此，以船员为客人的娼家也应有一些的。我之所以到棉兰来也是为了看看这些如梦而逝的遗迹，可是我所见到的事物没有一丝浪漫主义的色彩，全是逼真的现实。

　　让我仔细地记下棉兰之行吧！到了棉兰机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我下了飞机，在出租汽车司机的引导下，我来到了一个肮脏的旅馆。第二天，我着急地给日本领事馆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某副领事还算读过我的拙作《山打根八号娼馆》，特意来到我的旅馆，带领我参观了棉兰这个我不熟悉的城市。

　　我参观了码头，那里曾有日本少女流着眼泪由人贩子带着上了岸。我也去了过去的花街，那些“南洋姐”们的青春就在那里被践踏。可是，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人墓地的光景。这个墓地由于都市建设的需要刚刚拆除。由于两米高的花岗岩的门还在，上面写着“棉兰日本人墓地”几个大字，人们才知道这一带大约一千五百坪的土地曾是日本人墓地。蓬蓬夏草之中，只有两块墓碑。一块横向写有“国松代”的碑在左方一角勉勉强强地竖着，另一块刻有“静心院妙鲜日行信女”的碑仰面朝天倒着。剩下的全是曾为基石、基座的水泥块块。到处是挖掘棺木时留下的大坑。虽根本没有刮过台风，可是泥水却灌满坑，水还向旁边长满草的地方浸出来。

　　几只瘦狗不知从何处迷了路跑来，徘徊在此处，将鼻尖抵在翻起的土中嗅着。它们究竟在寻找什么呢？如果此地是荒野还好一点，正因为这里曾为拆除的墓地的缘故，我觉得这些狗都不像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不相信世上真有灵魂，但我相信，在埋葬死者的墓园应保持永远的安静。活着的人是不应轻率地碰它。但棉兰的日本人墓地所有的棺材全被挖出，墓穴大坑被南国烈日曝晒——这不叫荒凉，什么叫荒凉呢？

　　据副领事说，这块棉兰日本人墓地是明治时期选定的，在广阔的墓地一角建有东本愿寺的寺院和管理人员的房屋。大约有二百五十个穴位。日本战败后，寺院和尚和管理人都回日本去了。这个时期又正是印尼建国初期的困难时期，找不到工作，没有房屋的贫民开始聚集到日本人墓地周围。南国的天气不冷，人们只需要足以抵挡台风的简单的小屋。盖房的地基和炉灶需要砖、石，所以不知谁开的头，人们就把墓碑拆下来盖房用了。

　　不久日本与印尼恢复邦交，回来的日本人也增加了。担心老朋友的墓碑被盗，日本人就在墓地四周拉上铁丝网。可是，过了一夜，连带刺的铁丝网本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后墓碑继续被盗，到了这几年保存下来的墓碑只有十几个了。不仅棉兰如此，别的地区也如此。城市贫民拥到外国人墓地造屋居住，小屋里有两三个墓碑做柱子，人照样在里边居住。

　　在这种情况下，棉兰市也必须为穷人制定紧急住宅政策，于是政府想把日本人墓地作为居民区，请求日本领事馆把墓地迁到郊外去。如果日本人墓地还像当初一样完好的话，日本领事馆肯定不会答应，但是墓地已经完全荒废了，只得答应并在郊外适当的地方盖一个安慰亡魂的庙来合祀所有死者。现在他们刚刚把遗骨收拾停当。

　　我费力地把鞋从泥地里拔出，徘徊在惨淡、荒凉的日本人墓地遗址上，我的头脑已不能思考了。沉重的基石上被踩坏的夏草在诉说，远方摇动树叶的风在诉说，我倾听着，然而我不知该如何去思考。更确切地说，眼前荒凉的景色触动了我的心弦，两眼泪流不止，只能站在原地茫然地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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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与日本

　　一夜无眠。一早乘飞机回日本。我从东京出发已有两个星期，到山打根访问有关海外妓女的计划基本上实现了。

　　途经新加坡，新式的双引擎飞机沿苏门答腊海岸线向东南飞去。高度三千米左右。眼下，左边是苍苍南海，右边是热带丛林。少女时期在日本的脊梁山脉深处住过的我，对于崇山峻岭十分熟悉。从高空俯瞰绵绵树海，不禁赞叹不已。

　　我被东南亚的自然之美深深打动了，而在这片自然风光下掩埋的日本底层女性的尸骨，让我更加难以忘怀。昨天所见到的日本人墓地的凄凉情景，不由得浮现在眼前。

　　人特有的生物本能，总想永远活下去，但死是不可避免的。死后保存自我的方法，一是靠子孙延续，二是墓地。也就是说，子孙保持着自己的姿态依然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子孙看见自己的墓不会忘记自己，也就可以放心了。但是，海外妓女的半数以上不可能生孩子，因此，自我保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石上刻墓碑。她们花了不少钱在客死的东南亚各地建立日本人墓地。这成了日本最底层的女性死后唯一的遗物。这些墓地永久保存下来，不会以城市建设计划为理由加以拆迁。

　　但如果以为这样就能永远保留她们的墓地，这只是本人的美好愿望而已。我不能不反省的是，东南亚各国的民众对日本国是否给予了谅解。我不能不说出我亲眼见到的一个事实。

　　这次巡访东南亚初访山打根的妓女墓地时，途经“华侨殉难碑”。那是一块高达五米的巨大石碑，中央刻着一行大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殉难华侨纪念碑”。背后详细纪载着这些华侨的遇难经历。悼念者是谁？为什么建碑却不曾留有一字？

　　然而，华侨殉难碑的背后，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件呢？探访过木下阿邦们的墓地之后，我即向日本人询问，但没有人能够详细告诉我，而不知其存在者大有人在。

　　我不由想起一个青年读者的来信。这青年名叫秋元良治，高中毕业后就当了船员，来往于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自然他熟知山打根，给我写了如下的信——

　　拜启。本日读了先生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先生和阿崎婆的美好心灵打动了我，怎么也无法忘怀。现在心中依然挂念着孤苦伶仃的阿崎婆。

　　我去过山打根多趟。船员总是要去许多地方，我已五年不曾回家探亲。我的出生地在新泻县的佐渡岛，双亲现在还住在那里。秋天至长冬，总是天空多云，降雪，也许在雪中长大的缘故，高中时就憧憬歌中所唱“君知南国柠檬香……”所以一毕业就上船走四方。曾去过意大利，也总想南下去看看。

　　对不起，话扯远了。

　　因此，我多次到过山打根。海外妓女的事却是读了先生的书之后才知道的。虽然在新加坡、马尼拉等港口都对日本妓女的事有所听闻，但谁也不知详情，如今从书上初知详情。

　　对于往昔进港，沉溺于酒和女色的自己，初次深感惭愧。读了阿崎婆的生涯，感到人生的沉重。这本书将成为我终生的朋友，促使我认真对待每天。

　　本船现正在诸岛附近，其间还将往山打根去。报载发现墓地，我将前往探访、献花。祝愿先生对女性问题的探求顺利成功。祝先生健康！祝阿崎婆从此幸福！

　　　　　　　　　　　　　　　　　 秋元良治

　　　　　　　　　　　　　　　　一九七一年X月X日

　　追记：原想到达台湾时发出以上的信，所以还可以补写几行。

　　昨晚休息时和朋友谈起先生的书。于是大家说进港后去山打根探访墓地。那么，墓地在哪里呢？

　　有位海员曾是日本陆军XX连队的生存者，他说战时去过山打根。当时没有发生战斗，借扫荡入村玩女人。下士官下令将目击村民们都杀了。有心慈手软的士兵也被毙掉。我以为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是怎么忏悔都不可原谅的。

　　读了先生的书，很同情海外日本妓女，但得知山打根当地村民也受过虐待一事，惨杀这些村民的也是日本人呀！我感到悲哀极了。海外日本妓女遭到过不幸，但后来惨杀村民的也是我们的前辈日本人，我无言以答。我胸中塞满了阿崎们的不幸事，又听说日本军队的残酷事实，心情复杂极了。

　　匆匆草就，请原谅！

　　秋元的信追记部分对我来说很有转抄的必要。一个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在此信中表现了他的惊恐和复杂心情，他的先辈的船员所告诉他的并非胡说。二战中，日本军队虐待虐杀山打根居民的事确实发生过，我回国后查过文献资料的。

　　例如，《太平洋战争史》中关于山打根之战的记述有三个人站在不同立场的记录。其一，阿库勒斯·柯斯著《回归的三人》，作为日本军队的俘虏从殖民国英国人的立场出发描写的生活。其二，山崎阿英《虚伪的南十字星》，控诉了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情状。其三，松本国雄的《基拉巴鲁之东》，道出占领军后勤供给被切断后饿死的日本兵之痛苦。

　　阿库勒斯·柯斯的《回归的三人》一书，我从古旧书店里买到了。除此之外，其余两本书手头没有。我读过山崎阿英的《虚伪的南十字星》，其中写到日本军队杀害许多当地村民的事。作者的丈夫曾经是战时歌尼加娃市知事、进步政治家山崎剑二。战后当地的妻子多数被抛弃，她是唯一被带回日本的幸运的女性。她的这番经历使她对日本军队较为宽容是不奇怪的，但她还是不得不写出日本军队杀死大量当地村民的事实。另一本松本国雄的《基拉巴鲁之东》写道：士兵只有少量的粥，怎么办？于是每天都有人随机应变，到村落去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获取食物。

　　作为又饿又累的日本占领军的一员，松本曾经像野狗一样去寻找过食物，在被占领地居民的眼里日本兵一定是像狼一样，说“不择手段获取食物”，当然包括使用暴力。这和前面秋元信中提到的大扫荡是吻合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打根日本陆军墓地前耸立的华侨殉难碑，必定是以反日罪名被日本军队杀害的华侨了。哀悼这些殉难同胞，以民族的感情纪念他们，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队侵略过的东南亚各国纷纷建立起这样的殉难纪念碑。还有些地方应该建却没有建起来，不胜枚举。

　　东南亚地区很大，有菲律宾、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有不少被日本军队暴虐的记录。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协力国，日本军队虽未对其大屠杀，可天理不容的事也做得很多。

　　我在探访海外妓女之前，读过世界教科书读书会编的《军国主义（从东南亚教科书看日本）》。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教科书，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日本侵略亚洲的记载。印度尼西亚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用的教科书《我们民族的历史》（R·毛哈蒙多·阿力著）记述如下：“日本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许多要塞。我们被迫去要塞做苦力。我们被强制去的，我们成了劳工！不论农民、工人都被当成奴隶，被迫离开家到沼泽地、海岸等处服劳役。他们的生活如何？食物很少，住在猪窝般的小屋里。结果，死者上千，饿死、病死、被虐待死的人有几千人啊！”

　　这里说被虐待致死的有几千人，而在中学三年级用的课本《世界中的印度尼西亚》说，“日本军队在占领中将数百万的爪哇青年强制送到国外去，大部分生死不明。”其人数和前面的数字悬殊，哪个确实，暂不作判断，总之，许多男性受难，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苏加诺自传》——苏加诺借一位美国女记者的口述自传中谈道：日本兵“长期缺乏性生活”被作为一个危机的、“若不解决将引发若干问题”的大事，因此设立士兵慰安所。单单巴东市就有“百二十人的女性被集中到隔离场所，即收容所。发给士兵们每人一张卡片，让他们一星期前往一次，一次盖一个章”。

　　但即使防止大鱼吃小鱼，日本兵久饥的性还是像巨涛似的阻挡不住，偷偷涌向一般民众。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心一九七○年出版的《徘徊于印度尼西亚》小册子，真实地记录了现代印度尼西亚的生活风俗。其中写道：“战时和日本人的混血儿达四万人”。可见有数倍于四万的印度尼西亚女性成为日本兵的饵食。印度尼西亚一国如此，类推东南亚全地域，那又有多少女性被害呢？

　　不知何时，我紧闭的眼睛睁开了，我乘坐的双引擎飞机的小窗外的世界尽在眼底。右下天边的浓绿的热带树林消失了，出现的是玻璃镜一般平静的碧海，大概飞到马六甲的海面上了。

　　南方上午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视线广阔，那一端是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市。离着陆时间不远了，阳光减弱下来，但外面的树林反而更明晰了，只是我的心情如铅一样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不过是个少女的我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我的同胞践踏了东南亚各国，欺虐了那里的民众——一想到这点，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

　　而且，日本国家战败以来三十年并没有向东南亚诸国的民众谢罪，事实上对恶行虐迹轻描淡写，所以对涂炭东南亚人民犯下的罪行并没认识。

　　我最近从一些人的口中听到“日本的亚洲经济侵略”的说法。没有资源的日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国土如此小，却成为经济大国的事实说明在日本资本主义前所未闻的繁荣背后，理所当然，一定有被榨取的人们。

　　这些人是谁？国内是劳动者、农民及小市民，国际上则是以东南亚为主轴的各国。作为证言的有：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现代的日本农民和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反日运动。

　　日本的经济侵略从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了。那是战败后的十年。一九五五年版的《经济白皮书》记载：“并非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从战败的痛处站起做新的飞跃。首先，着手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罪行的东南亚各国赔偿。对此，总理大臣吉田茂指出。“如果东南亚诸国不喜欢说投资，就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使用赔偿一词罢。但就我们的立场说还是投资。”

　　于是，一九六○年上任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进一步推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将东南亚各国当成原料供给国及产品的输入国，向它们推销国内的滞销产品，日本资本主义十二分的赢利。

　　我反复思考这次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旅行的所见所闻。山打根、新加坡的路面上行走的多是日本车，商店里有各种日本产品，城市的周围盖了大量的加工厂，吐着黑烟、白烟。

　　汽车的情况不知如何，钟表、收音机的价格则比日本贵得多。可能是加关税的原因，也可能因货物奇缺而使贩卖者待价以沽。于是，当地工业衰弱下去，合资企业增多——换言之，容许日本的资本进出，结果以东南亚劳动者的牺牲换来日本资本家的富裕。

　　综合所见所闻，这些合资企业存在惊人的“民族差别”（歧视）。且举一例，合资企业的干部全部或过半是日本人，工资比当地人高得多，竟有高达十五倍的。同时以接待日本上层官员为名目开的酒吧、舞厅也不少，拒绝日本人以外的客人。更有甚者，合资企业中的日本职员的家庭都雇有人工费低廉的东南亚保姆，对雇工的蔑视就很普遍了。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证明，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性差别”这两大差别。能将这控诉声传给后代的东西，没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们的墓是日本底层女性史的重要证言之一。因此，我反对以任何理由拆迁妓女墓。

　　但是，在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是战败后又继续资本侵略的一个民族。因此，即便个人对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满腔同情，但从民族的政治立场来看，它毕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环。于是，我向着近百年岁月中深受过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东南亚各民族请求说，请保存日本底层女性史的证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无济于事。

　　我途经香港飞往东京，机舱内宽敞，座席很舒服。乘客有欧美人、东南亚人，但最多的是日本人。这么多日本人跑东南亚去，说日本的经济侵略并不过分吧。

　　一方面想起死在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底层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经济侵略之苦的东南亚各国的民众，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

　　后记：我的这趟旅行使我强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员。对于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初期的“肉体资本”这个问题，我原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号娼馆》显然是把海外妓女作为被害者来写的。这回踏上北婆罗洲、新加坡等地，从众多的所见所闻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经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先遣队。多亏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东南亚人的立场上理解问题。

　　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供奉死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献给东南亚各国的人们——作为曾用军靴践踏过你们的国土，而今又实行资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员，向你们谢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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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打根拾遗（十二篇）

关于《山打根八号娼馆》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出版后，听说读者中有许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对于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所写的是从明治到大正年间为向外国人出卖肉体而流落在亚洲各国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卖春妇们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与今日高中生们所关心的事情相距甚远。

　　可是，当我读了通过出版这本书的筑摩书房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在读书征文竞赛中获奖的静冈县高三学生蒔田直子的文章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的确，南洋姐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识范围，她们的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写着：“万万没有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然而，她们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与初次获知未知事物即所谓发现秘境式的震惊是截然不同的。发现秘境的时候，自己和对象之间泾渭分明，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大，获得发现时的喜悦也就越强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后，女高中生们的反应却是完全相反。

　　她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和南洋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渐渐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蒔田在文章中写道：“那种悲惨的生活使我震惊，一种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书闭上眼睛。”是什么原因使蒔田这样的女高中生们得以超越时代和环境的差异，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我没有把南洋姐的生活仅仅当作一个以往的女性哀史来写，而是以一个与曾经当过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笔记形式写出来的缘故。所以，现在的高中生们也能把南洋姐视为自己身边的人。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女高中生们正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一点上。

　　蒔田文章的一开头就写着：“这是阿崎婆十二岁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给我来信的女高中生们也都对南洋姐的年龄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就是说，由于女高中生们跟南洋姐不仅同性而且同龄，所以，她们对南洋姐的遭遇怀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们在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优秀人格所深深打动的同时，也由于感动之深而对使阿崎婆终身陷于痛苦的贫困生活和造成这种贫困生活的日本国政府表示出强烈的愤怒。

　　至今为止，我收到了许多《山打根八号娼馆》读者的来信。作为作者，我为此而感到十分荣幸，我怀着深深的谢意几乎给所有来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读着这些来信，我总是不由得感到某种遗憾，也就是说，大多数来信只是对底层女性的人性美发出热情的赞扬，却丝毫也没有涉及到造成这种悲惨生活并使之加剧的日本国家体制的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由于蒔田这些女高中生们能够将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在她们的读后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为作者的我在书中所要表达的全部意图。

　　　　　　　（原载《思考读书》一九七三年四月刊）

山打根的“阿崎婆”

　　去年五月《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我通过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既有十四岁的少女也有年近九旬的老人，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生长在卖春防止法实施之后的以高中生为主的年轻人，出于青年人特有的正义感，在信中大多表现出对以性为交易的卖春业的强烈憎恨和愤怒之情。尤其是女高中生们，作为与那些海外妓女卖身时年龄相仿的同性，对她们的遭遇更有如同身受之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年轻读者中引起这样的反响，并非出乎我的预料。但有一个反响——老年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老人们知道公娼制度是怎么回事，也有不少人知道“南洋姐”一词的确切含义。所以，老人们的信中虽然看不到高中生们对海外妓女所表现出的那般惊诧，却处处流露着对海外妓女们的真挚同情。然而，使我感到意外的并不是老人们对她们所寄予的同情之深切，而是老人们对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最大关注，决不在于她们的过去，而清楚地集中在曾是海外妓女的阿崎婆现在的生活上。

　　阿崎婆今年七十六、七岁。虽有一个儿子，但她为了不成为在城市过着贫穷生活的儿子一家的负担，独自生活在九州的天草岛上。儿子虽说月月寄来生活费，但由于只有四千日元，每天只能以掺些大米做成的麦饭为主食，而用盐和酱煮的土豆则是她唯一的副食。然而，尽管生活在贫困中，她还是收养了九只因主人搬迁而被丢弃的猫。不，从她口中分得食物的不仅仅是猫。对于为研究海外妓女在天草岛与她偶然相识的我，她甚至连理由都不问就留我住下，一连三周都从她自己的碗中分出一份饭来给我。

　　老年读者们对这位阿崎婆身上所体现的人性——无论是人还是猫，只要对方需要就尽力去帮助，对他人的自由始终保持尊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尊敬。他们在阿崎婆这位活着的女性身上发现了“老人的理想形象”，把它当作生活中的精神食粮。新泻县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也许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我每晚必读的书。我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婆，时常感到世事不如人意。阿崎婆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感动，心里舒畅了许多。我衷心地感谢您。”还有一位老文学家在信中表示要把日本女性中阿崎婆的存在介绍给写过出色的老年研究著作《老年》的鲍博华尔。在东京都的一家养老院里，《山打根八号娼馆》一跃成了老人读书榜的第一位。

　　而我本人也正是由于被她的人格所感动，才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惯例，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我和阿崎婆之间的交往。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老年人对阿崎婆的生活方式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共鸣。

　　不过，细想起来，在家族制崩溃、社会向高度产业化转变的当今日本社会中，最孤独的难道不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们吗？她们是在从父、从夫、从子的生活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三从”的生活虽然伴随着必须克制自我、牺牲自己的痛苦，但也有只要顺从着就不会出现精神和经济上困乏的一面。然而，今天的老年妇女们却是在毫无精神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从她们安居的场所被抛向了社会。在当今社会中，最直接地面临着“人究竟该怎样生活”的难题的，恰恰是处于老年期的妇女们。日本的老年妇女自杀率居世界第一的事实，难道不正说明在这道难题面前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年妇女尚未找到答案吗？

　　或许可以说，阿崎婆给这些困惑中的老年妇女的灵魂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我得知有那么多各个阶层的老年妇女为年仅十岁就被当作海外妓女卖到国外、作为低贱的卖春妇度过贫困生涯的底层妇女阿崎婆的人格而倾心时，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做的工作虽然很小，但我为自己有幸代替不识字的阿崎婆拿起笔，将她的人格传给千千万万的人们而感到无限的幸福。

　　　　（原载《读卖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生活在底层的妇女

　　最近我出版了以“底层女性史序章”为副标题的《山打根八号娼馆》一书。这是一本以考察明治至大正年间到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带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南洋姐”的实情为内容的书，可以说是在我四年前去九州天草岛访问的那位名叫阿崎婆的老人的口述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书出版后，我立即到天草去看望阿崎婆，给不识字的她看了刚出版的书，向她表示感谢。

　　可是，由于四年前在烈日炎炎的天草岛为没有任何线索的我带路的佐野光雄和南方南洋姐的头领、山打根八号娼馆老板娘的养女阿作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只好把拙著供在他们的灵前。特别是对于阿作，由于我的书的出版，最近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木下邦的墓和写着“木下邦建之”的南洋姐合葬墓被重新发现，然而这消息却无法告知于她，我为此而感到难过。

　　这项研究耗时四年。假如我开始得再晚一点的话，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这些人的帮助，因此也无法写出《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来。——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像南洋姐这样的即将消失、却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层人们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

　　例如，有关纺织和缫丝女工的记录虽然多少有一些，但对于农妇和煤矿妇来说，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则口述笔记外，尚无作为历史整理的材料。还有，那些住在别人家里替主人做家务和帮工的被称作女佣的人们还从未得到过历史考察的关注。

　　据一项调查说，大正十年全国的女佣人数与女工人数大致相当。她们的劳动没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别，工作内容和工资往往也不明确，如果因某种缘故被雇的话，甚至连辞职的自由也没有。而且，由于她们是在与社会隔绝的家庭里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待遇，又由于远离亲人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别人家里，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独。

　　据曾在长野县一个城郊的农家当过女佣的A讲，她二十四岁时当了女佣，不久就被迫与主人家的长工B结了婚。俩人的工资，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A怀孕五个月时，主人以妨碍于农活为由硬要她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幸亏由于医生拒绝做手术，她才有了一个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这决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几乎是同龄。

　　还有，直到不久前，女佣除了做家务和干家里的活计外，还常常成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的性对象。集中了女佣身上的这一面分离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饮业。干这种活儿的人中，既有贪图享乐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厅的那场大火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由于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层女性中有许多人与亚洲各国有着血肉联系，如：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政策重要支柱的“满洲开拓”者的妻子的“大陆新娘”，还有作为“日鲜一体”政策重要环节的“日鲜结婚”——即同那些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劳工结婚的城市下层妇女，她们的情况大多如此。这些人不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励的二战期间没有过上好日子，就是在战败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日鲜结婚的女性，带着日鲜混血儿在人们的蔑视中流落在日韩两国的街头。

　　这些形形色色的底层妇女大多不具备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恼的能力。我认为，虽然她们无疑也有表现自己生活的愿望，但在她们尚未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研究者有义务以她们口述的形式将底层女性的生活记录下来。

　　然而，这些长期身受歧视的人们，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还有一种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存在。因此，让她们开口很难。就算她们对你说了点什么，也不可轻易地认为那就是她们的真心话。对此，我有过一次亲身体验。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岛经历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到一个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见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儿，几位老南洋姐告诉了我某电视台记者采访她们时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儿几个乱吹一气，嘿，还全播了出来。”“就是，对那种两手空空坐着汽车来了，一只手拿着笔记本，爱答不理地听人讲话的人，俺们凭啥要跟他讲真话。”

　　我决不会忘记当时她们那几乎要掀翻房顶的哄笑声——当然，是为了研究者的自律。

　　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己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对底层生活者的歧视，要一边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一边进行底层史的研究。我相信，这样做不仅会很大程度地纠正研究者的人生观，而且，只有通过经历了这种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层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和历史观的局限。

　　　　（原载《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

小代笔人

　　我和阿崎婆相识已经四年多了，我们至今每月仍有两次书信往来。虽说只是互相问候问候，谈谈日常琐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而，十岁就被卖到北婆罗洲的阿崎婆是个从未登过校门的文盲，她既不能读我的信也不能给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笔。前两年，为她代笔的是村里负责接收邮件的人或是杂货店的老板娘，后来就换人了。

　　新的代笔人是阿崎婆邻居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欢孩子，幸子可以说是她从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些村里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儿。

　　也许幸子和我有了亲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笔之后总要写几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于代笔人的更换所带来的变化还不止这些。自从幸子代笔之后，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样变得鲜活起来。

　　成年人的代笔信，总是在有关季节性的问候之后写上几句对我给她寄钱表示感谢的话。而幸子的信则大不一样，除了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外，还要写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况，她信仰的大师的事，还有她养的那九只猫等等，用孩子不熟练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满几页信纸。尤其令我高兴的是，阿崎婆说的话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了纸上。

　　每当我收到阿崎婆的来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在微弱的灯光下，边嘬着烧酒边对来自东京的我讲话的阿崎婆那细细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专心记录着的自己的身影。

　　为了向幸子表示感谢，我在给阿崎婆寄包裹时也给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岁的我女儿的旧衣服和给她买的新的学习用品。于是，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笔迹还要幼稚的来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写的代笔信。雄一比幸子小三岁，大概刚上小学。幸子的信几乎和雄一的信同时到达。雄一的信里写着：“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请多关照。请不要只喜欢姐姐，也要喜欢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总爱嘬着手指看我，一见我看他，就转身跑开。没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写这样的信了。我觉得真是又好笑又可爱，于是在给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给他加进了一条藏蓝色的短裤。

　　今年六月，我带着已经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重访天草岛时，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见到了幸子和雄一。虽说看到他们长大了我很高兴，可是，在微暗的灯光下站着的姐弟俩儿的个头却比我想象的低多了。和生长迅速的我的女儿相比，幸子的年龄虽然只小一岁，可个头只有一半儿。

　　看到我很难说出“你们长大了”这句话的样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诉了我姐弟俩儿家里的情况。他们的父亲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后回到家里就不能干活了，他们的母亲靠干土木活儿养活一家五口，幸子他们三个孩子虽然勉强能去上学，但一放学就要到地里去种自家吃的口粮，尤其是作为长女的幸子，除了干地里的活儿外，还要代替母亲料理一切家务。

　　幸子紧紧地握着那双跟身体极不般配的大手，静静地听着阿崎婆的叙述。在幸子的小脸上，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年前被卖去当妓女的阿崎婆的种种表情。

　　　　　　（原载《文艺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号）

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

　　常言说，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无疑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另一个则是指给自己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的地方。对我来说，这第二个故乡就是熊本县的天草下岛。

　　我第一次去天草下岛是在五年前的夏天。我是女性史研究者，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听说在那个岛上还能找到从明治初至大正中期由日本全国各地到亚洲各国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被叫作南洋姐的人们。就在登上岛子的当天，我便幸运地遇见了一位曾经做过南洋姐的人，并和她一同生活了三个星期，终于使她向我讲出了南洋姐的生活，写成了《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这位曾是南洋姐的老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有着多么善良和优秀的品格，我都写在了书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除了这位我用阿崎婆这个假名写的这位老人外，我怀着感激之情时常想起的天草人还有许多。

　　我独自一人去天草岛并在那里住下，既没有通过什么人介绍，也没有靠报刊杂志社帮助。但岛上的人们，却默默地接受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不仅如此，当我问路时，他们会为给我指路带我走出很远；当我把印章忘在既没留名也没留地址的店铺里时，他们会通过好几个人的手把它送还给我。

　　还有，当我为寻找南洋姐的踪迹，在天草下岛西海岸徒然地走了好几个来回，日落时分穿着丈夫的旧衣出现在旅馆里时，旅店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毫无嫌弃之感。由于当时我身心极度疲惫，脚底打满了泡，他们的热情更使我难以忘怀。在另一个旅馆，由于我的肠胃在跟阿崎婆生活时被过于粗糙的饮食搞坏了，普通的饭菜难以下咽，他们便每顿都给我端来一大碗我爱吃的萝卜泥。因我说了句早上喜欢吃面包，他们第二天就照办了，看到面包旁还放着一大碗萝卜泥，我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

　　而且，这个旅馆的老板娘还特意为我找来了带路人。我曾在旅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老板娘由此察知了我此行的目的，于是便把了解村里旧事的佐野光雄介绍了过来。

　　佐野先生是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虽说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可白天直射的阳光依旧灼人。他边擦着汗，边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寻找。他的热情甚至使我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可是，当我拿出礼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只是说：“我做的只是天草人应该做的事。”这位佐野先生已经去世了。去年，我的书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了一本，写来回信的是他的夫人。

　　自从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以来，我又到天草下岛去过好几次。不过，那已不是为了研究，而是由于惦记阿崎婆和为重温以阿崎婆为代表的天草人的温情而去的。但愿今年也有机会到天草下岛去几次。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今天仍然只想跟五年前一样，坐着公共汽车，用自己磨出水泡的双脚，回到天草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住上几天。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天草岛上该有哪些花已经开放？西海岸的大海在夕阳的照耀下该呈现出怎样的颜色？那些温暖可亲的天草人们身体是否康健？——我的思绪不断地流向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即便是听天气预报，也总要留心收听到熊本的天气情况。

　　　　　 （原载《熊本日日新闻》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一次相逢

　　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岛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当时我正在寻找被称作南洋姐的底层妇女踪迹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从早晨起就漫无目的地在下岛的西海岸走来走去，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车站。

　　由于除了这平均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车以外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岛上的人们，有晒得黝黑的壮年渔民，也有像是看过医生的老年妇女。虽然我穿着朴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岛上的人们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不过，我早已精疲力尽，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了。虽说已进了九月，但南方岛上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劳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石头路的原因，也有由于越接近那些从小被迫从娼的南洋姐，作为同性我的心情越沉重的缘故。

　　我在长椅的一端坐下，双手抱膝，低下头去。忽然，一副画板和一个油画工具箱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结实、五十出头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个城市人，发黄的衬衫上到处溅着油彩。想来也是，天草下岛的西海岸，海岸线蜿蜒起伏，湛蓝的海面到处突现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风景画，画家来此作画是很自然的。

　　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东京来的。他还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画家，属于一个叫邱吉尔会的绘画团体。由于被岛上的风景迷住了，他把东京的工作交给年轻人负责，自己和夫人一起来到岛上，在这儿已画了半年画了。他的夫人在岛上为年轻人义务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从礼节上讲我也应该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诉他，可是，因为我深知谈论南洋姐的存在是这个岛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决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诉任何人，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岛上是为了调查点事，住在XX旅馆。”没想到，这位男性对我的回答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说：“一位女性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你不说来调查什么，我也大致能够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边深为这位男性的体贴而感动，一边又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吃惊。不久，车到了，我们终止了谈话。大概只坐了两站，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虽说我们的相逢总共只有十几分钟，可它却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后，每当我去天草岛，都不由得想到：他现在还在这个岛上画画吗？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这位男性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后，在今年六月，我和这位男性在东京银座的中心再次相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某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银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当我得知她也是邱吉尔会会员时，便向她谈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绘画朋友。

　　见面那天，我头一次得知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并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与我见面。因为在我们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了，T先生凭着直觉知道我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而且，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祝贺，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岛的风景画成三号大的油画，期待着有一天能亲手把它送给我。

　　也许由于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岛的风士，这幅油画的色彩温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却画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们发出拗哭的身影。

　　据说，T先生虽然常年住在东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岛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滞留，也是因为惦记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龄的母亲的缘故。正因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实目的。

　　T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着天草的海的油画，正挂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当我凝视着它，就会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么的奇妙。

　　　　　　　　　（原载《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号）

“大师”的故事

　　为了调查以往被忽视的大众女性的历史，我有时要到远离陆地的孤岛和偏僻的地方去。在这样的地方和村民们一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常常感到当地的土著信仰在民众中依然存在。他们信仰的或是后山的山神，或是海神，或是守护森林的森林神，还有被俗称为“大师”的神等等。

　　在近代文明遍及日本列岛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也许人们会为依然有人在信这些不明不白的神而感到惊讶。不过我倒觉得，文明越发达，这种土著信仰的势力也就会越大。因为在孤岛和僻地，青壮年的人数越来越少。剩下的大多是病人和老人，他们无依无靠，所以只好求助于本地神来保佑自己。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发展的失调导致了偏远地区土著信仰的复活和蔓延。

　　我对这种土著信仰的亲身体验是在九州的天草下岛，神的名字叫“大师”。我跟村里一位信仰大师的老婆婆一起去拜访过几次住在隔着一座山的邻村的大师，总算知道了小部落里的大师信仰是怎么回事。

　　大师的“房子”在山脚下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说“房子”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神社的样子，只是一间普通的农舍。唯一的不同，是在一进门的房间里，有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祭坛。祭坛上面挂着一小块紫色的幕，中间用绳子系着。我没想到，老婆婆笃信的对象竟被这么简单地供奉着。然而，更令我吃惊的还是侍奉大师的那个巫女。

　　跟我同去的老婆婆管这个巫女也习惯地称作大师。她的使命是：信者来了，她替信者向大师祈祷，然后接受大师的意旨，再代替大师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信者。可是，这位“大师”白天几乎根本不在大师的房子里。

　　这么说，读者可能会想她大概是去传道了吧，其实不是。她白天大抵是在地里锄地施肥。也就是说，“大师”平时跟村里人一样只是个普通的农妇，只有当她披上白披肩，拿起念珠，在信者面前祈祷时才变为“大师”的。因此，去拜大师的人，要先到附近的田里把大师找到。“大——师——”只要你大声一喊，那位大师准会一边乐呵呵地用毛巾擦着晒得黑黑的脸，一边向你走来。“大师”跟来访者边聊着庄稼的长势边向家里走去。进了门，“大师”给来访者端上一杯粗茶，再拿出一大碗那个季节的腌菜，然后，就山南海北地扯开了。来访者讲出自己的牢骚不满和得意事都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话“大师”可能听过几遍几十遍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附和着耐心地听着。

　　到这里，访问者——信者的脸上已开始露出笑容。于是，“大师”便站起身来，往干活儿的衣服上披块白披肩，坐到祭坛前。随着她囔囔的祷告声，信者大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她的祷告词很特别，往往把几分钟前喝茶时听到的话都编了进去。如祈祷时说：“去大阪挣钱的儿子不来信，使我放心不下。”而将神的旨意传给信者时则又说：“大师会全力保佑他，请你放心。”这时，信者紧锁的眉间开始舒展，来时的愁云不见了。于是，信者心情愉快地回家去了。

　　可以依靠的年轻人都进了城，而社会福利的保障又不完备。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农妇打扮的“大师”给他们心灵带来的安慰是无法衡量的。然而，面对那些孤岛和偏远地区正在复活和蔓延的庶民信仰，已无所谓信仰的我既感到羡慕又不得不为之悲哀，因为它无疑是现代日本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

　　　　　　　　　（原载《Junon》一九七四年一月号）

我的“母亲”

　　人生许多事都取决于偶然。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子关系了。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尽管如此，正如“血浓于水”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亲子的纽带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过，我从三十五、六岁时起就开始觉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外，也应该可以有通过自己意志选择的“母亲”和“父亲”。而我现在就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母亲”。

　　不久前，我就为看望这样一位“母亲”，坐飞机从东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天草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去了一趟。东京虽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后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却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想，这会儿她也许上床了，但还不会睡着。于是，就冲进雨中，手扶着大门高声喊道：“晚上好。”可是，不仅大门纹丝不动，从窗缝儿往里看，家里也不像有人。当司机不放心地从车里跑出来看我时，我早已全身湿透，“晚上好”的问候也变成“妈妈，朋子来了，快开门啊”的喊叫声了。

　　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的这位女性，十岁时就以“南洋姐”的名义被卖到海外，曾长期遭受外国男性的蹂躏。我把她的一生写进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写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完稿后由于怕给她带来麻烦，在箱底还压了四年多。所以，我们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识字，我们每月通过代笔人通几次信，有时我还去看她，我们都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这次离开东京前两天，我又收到她一封来信。看到代笔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体有些虚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我心里明白，她虽然虚弱了但还健在。可是，站在紧闭不开的窗前，突然一种“莫非她——”的不安掠过脑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挪开了沉重的大门。当阿崎婆被这声音吵醒，一边说着“谁呀，这么晚了”，一边从里面走出来时，我内心的喜悦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紧紧地盯着阿崎婆的脸，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个水洼，我坐在那里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幸亏还活着，幸亏还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镇子去。路只有一条，周围是舒缓的山地，我们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说：“你下次来了，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我父亲也埋在那里。”

　　小山上的确有些墓碑样子的东西，但山上长满了樱树，有种比奥津城更像赏花地的风韵。记得秋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时，山坡上的枫叶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这么一个无论春秋都景色优美的地方，该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这儿，我终于把在我心里搁置已久的问题向她提了出来——“我想，您最终也是要到山上您父亲那里去吧？”

　　于是，她一边继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山冈，一边回答说：“不，我觉得人只属于活着的时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谁随便找张席子把我一卷扔进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个大忙人，不用为葬礼什么的往这儿跑。”

　　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由于我父亲是在我年幼时乘船出海后失踪的，所以，对我来说大海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坟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说：“我死后不要墓碑，只希望你们为我种上一棵树。”我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不过，话虽这么说，真到那时会怎么样，谁也无法断言。因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观的人和虚无主义者，当人生的黄昏接近时也会突然开始筹措墓地、准备起墓碑来，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人有既软弱又贪心的一面，因而死后也想通过石头把自己的存在继续留在人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

　　无论是学者，还是宗教家、实业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很难克服这一弱点。然而，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我的“母亲”却十分坦然地说：“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没必要举行葬礼。”听到这位还是个孩子时就被迫离开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于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门外想到她也许会死时吓得几乎要背过气的狼狈模样，她会怎么想呢？恐怕一定会说：“朋子，坚强点儿，我没有那么没出息的女儿。”不过仔细想想，从昨晚我全身透湿地进屋时的表情中她也许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关墓地的问话，送给我一副有关人生终结的手杖。——无论怎样，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活着的时候一定再见。”说着每次都重复的话，我登上公共汽车，离开了天草。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又飞向了“母亲”身边。

　　　　　　　　　（原载《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两位有教养的人

　　后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岛短期旅行，是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所写的“阿崎婆”去的。迄今为止，我大概到天草岛去过六、七次了。前两次是有关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后几次则既不是为研究也不是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为了亲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她知道我忙，为不使我担心，在代笔人的信中有关她的健康状况也总是写得很少很轻的缘故。虽说不放心时我也亲自去看望她，但我们离得很远，在这七年中代替我照顾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两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邻村开业的医生。对一位独居的老人来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生病。几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开这位医生的门，说明理由，请他定期地为她做健康检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这儿看过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记录对我讲述了她的健康情况，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句话，这位大夫简直就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中的“红胡子”大夫——专为穷苦人无偿奉献的医生的天草版。由于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医院，所以，正像我拜访他时所见到的那样，原是内科、小儿科大夫的他却无论皮肤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过疏地带常见的现象。虽然有护士的帮助，但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费心费力地诊断和治疗都得他一个人来做。大夫的年龄我虽没有问过，但从头上的白发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听说他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在城市里工作。看来这位大夫是为维持这个偏僻地区的医疗而每天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听诊器，那么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车到远处的医院去看病了。我想，这位大夫不啻于是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请这位本来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据由人代笔的阿崎婆的来信说：“A大夫几乎每天都要来家看看，你尽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镇子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开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这个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们相识的活的证人。我托B女士照顾阿崎婆的伙食。当然，由于阿崎婆的家离食堂很远，一日三餐送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当阿崎婆来食堂时，在当天的食谱外再加上酱汤、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烧酒。此外，还找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只要孩子来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两份儿饭菜装到饭盒里，让孩子给她送去。

　　十岁时就被卖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对一般女人都会的家务——尤其是做饭很不擅长。我曾请食堂的B女士给她家里安过一个液化煤气炉，还特意从东京给她寄去肉、菜、调味料等等。可是年轻时没有掌握的烹饪技术，阿崎婆始终没能学会。所以我只好考虑如何让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饭”。

　　食堂的B女士不负我和阿崎婆的期待，为阿崎婆做饭已有三年了。为了纠正老人常见的偏食习惯，她一面给阿崎婆讲道理，一面给她提供营养均衡的美味饭食，每周还要精心地给她做几回内容不同的饭盒，这决非一般的好意可以做到的。

　　因不是听她们亲口说的，不知是否准确，据说由于B女士姐妹的祖先中有天主教徒，所以她俩儿虽已届中年，仍旧过着单身奉教的生活。我第一次进B女士的食堂就吃惊地看到，只有三、四张桌子的小食堂的墙上，醒目地挂着教会的照片和入会指南。我和B女士的谈话也是除了阿崎婆外就是教会和花。不过，据最近从天草的来信说：“B女士是《中央公论》在那一带唯一的一位自战前至今的读者，还有个‘知识妇女’的绰号。”

　　迄今为止，我是靠A先生和B女士的帮助才解决了阿崎婆的健康管理中最基本的医疗和饮食两大问题。当然，A先生和B女士的立场和观点都不尽相同，二人的个性差异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偷闲写来的报告阿崎婆近况的信中。但是，他们俩儿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对我的态度上。

　　我向二位提出想请他们帮助照顾阿崎婆时，曾分别对他们说了我的地址、姓名、职业，还对我为什么要照顾阿崎婆的原因也做了简单的说明。两位都是静静地听完我的话，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然而，对我写的有关阿崎婆的书和以此为基础改编的电影却只字未提。

　　一位是医生这样一位天草岛屈指可数的知识人，一位是《中央公论》多年读者的女性。要说他们不知道有关天草的《山打根八号娼馆》，我不相信。据我的直观判断，他们二人都是村里最早把这本书买回来读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在我面前却从未提到过那本书，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察到我不愿涉及这个话题的缘故。

　　事实上，像我这种性格的作者，当别人提到自己的工作时往往会有一种羞得无地自容的感觉。更何况是隐瞒着职业和目的在此滞留了三周多才写成的书了，如果听到当地人的评论，即使是赞扬，也会陷入一种复杂的感慨中而心情难过起来。我一向以为作者的这种微妙感觉旁人是无法得知的，可是他们两位却深深地察觉到了我的内心。而且，正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他们才这样代替我来照顾阿崎婆的。

　　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中写了“阿崎婆”这位底层女性的伟大人格，但在同阿崎婆身边的这两位的交往中，我感到自己见到了真正有教养的人。虽然几天后我就要再次见到阿崎婆、A先生和B女士了，但他们三人微笑的面孔早已一刻不停地轮流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载《国语展望》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

　　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过五本书，其中读者最多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我因此而受到了读者各种方式的鼓励和支持。

　　书已出版三年了，我依然是几乎每天都要收到读者的来信。来信大多充满了对“阿崎婆”这位老南洋姐人生的尊敬和同情。对于怀有不仅要把底层女性的生活实情记录下来而且要把在底层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她们的人格传给世人的初衷的我来说，这些来信使我体会到“有了读者”的感受。

　　读者中有连续两年每月从家务之余做小时工、缝和服的宝贵收入中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让我“寄给阿崎婆”的家庭主妇，也有用拙劣的笔迹给我来信的三十六岁的男性，他在信中写道：“我家辈辈是赌徒，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读了你的书，我泪流不止。今后我一定改过，让跟我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儿女过上好日子。我向您和阿崎婆发誓。”

　　还有，读者中有不少是在酒吧、歌厅、饭店等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这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广岛某工厂去作报告，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有一天在夜总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行踪。第二天，在我即将离开广岛机场时，一位女招待手里拿着《山打根八号娼馆》的书来为我送行了。面对因睡眠不足肿着眼睛赶来的她，我感受到了她对这本书的深情厚爱。

　　对于决心将以往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底层女性的痛苦哪怕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的我来说，最好的读者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及其周边的男女百姓。写作时我眼前经常设想的读者决非那些大学问家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们，而是一直被称作“民众”、“大众”、“庶民”的人民。天性怯懦的我之所以同意把这本以有关性的问题为主题的书改编成电影，也是由于电影是大众传播媒体的原因。

　　作为母子家庭的长女长大的我，没有经受过一个研究者所必须的教育，开始学习女性史也是结婚生过一个孩子之后——从年龄上讲已接近三十的时候了。因此，对于自己的研究我始终怀有一种恐惧感——即常有一种这样做是否真的可行的疑虑和焦急。然而，不断给我鼓励使我战胜这种恐惧感的，正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些读者们。

　　从读者的来信中我常常感到，读者在读书时往往在我写的南洋姐身上投入自己的影子。我想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给仅仅作为底层女性心声的代言人的我寄来这么多鼓励的信。

　　前几天，在四国的某个城市我还见到了一位读者。我是应NHK电视大学之邀去的。讲演开始前我去洗手间时，无意中看到会场门口有位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向会务人员恳求着：“只听山崎女士的就行，请让我进去。”这次讲演会好像只有会员可以入场，于是我过去帮他说了话，让他进去了。

　　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女性追求什么？》。我开始先讲了由于《山打根八号娼馆》的出版而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发现了“南洋姐”的墓和我去那里扫墓的事情，然后综述了近代百年中日本女性的生活和意识的变迁。我好像讲了有一个半小时，其间刚才那位男性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脱了鞋盘腿端坐在会场最前排、最靠边的一把椅子上，用黑色的鸭舌帽遮着脸，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

　　他为何如此认真地听我讲话？——在充满疑惑和紧张的心情下结束讲演后，我刚刚走进走廊就发现那位戴鸭舌帽的人向我走来。当他摘下鸭舌帽向我问好时我惊讶地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后来得知已有六十八岁的他，黑黑的头发下，两只眼睛饱含着热泪，闪闪发光。

　　据他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在关西一家有名的妓院当过帐房先生。虽说是在屡屡求职不得的情况下由熟人介绍去的，但帐房先生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记帐，不如说是充当教训妓女的打手。

　　他的活儿就是把挣钱少的、爱挑客人的、逃跑的女人抓到放被子的房间用长鞭抽打她们。尽管那是被人命令着、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干的，可那时女人们惨叫的记忆，却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夜夜不得安眠。现在自己为关节炎的老毛病受罪，也只当是自己抽在女人身上的鞭子几十年后又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接着说：“山崎女士，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您的书向她们谢罪。怎么样，求您给我点儿时间，听我说说吧。”

　　向一位初次见面而且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讲这样的话，他的苦恼绝非一般。然而，对于卖春问题我已决定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之后不再写了。所以，即便去见他，听他讲了，我也不想再把它写成书了。可是，既然见到过他用鸭舌帽挡着脸端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的样子，看见过他双眼中饱含的热泪，我想出于作者的义务，找恐怕也是要到四国去见他的。

　　　　　　　　　（原载《妇女》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胜过语言的语言

　　一位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经向我提出过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备何种资格的问题。当时我便把平时考虑到的两点告诉了他：“一要什么都能吃，二要轻佻浮薄。”

　　说是女性史，但我是以底层社会的女性史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有时是偏远的孤岛上只靠小土豆和麦饭为生的老婆婆家，有时是吃运河水的东南亚的农村。可是，无论到哪儿，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给你的他们平日吃的食物，那么你也就失去了作为研究者的资格。有时他们会根据你是否喝他们的茶、吃他们的饭来判断你是否歧视他们。同吃一锅饭会产生亲近感，这无疑是万国万民共知的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吃”乃是胜过语言的语言。

　　不过，在第二条“轻佻浮薄”中语言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围着的时候，假如你沉默不语，那什么事也办不成。人家叫你“唱一个”，那么管它是美空云雀还是三桥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么你也就得跳；人家让你“讲点东京的事儿”，那么你就得讲，直到他们听够为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听着高兴。虽说只会说点儿轻佻的俏皮话，身上分文不带，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家伙一来，村里立刻明亮了许多——必须得能造成这样的气氛。也就是说，当个小丑。当然，尽量去扮演小丑，这既不容易做到也没有意思。所以，还是天性轻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丑素质的人最合适。这就是我认为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资格。

　　然而，细想起来，这两个条件——“能吃”和“轻佻浮薄”都不是那种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备的资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备这个资格的，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时我也下决心要改正自己看见路边掉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惊人地顽固，即使改过一两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总之，我所说的女性史研究者的两个资格，其实只不过是有效地利用了我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载《学习的起点》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页户籍抄本

　　前几天，因故把长女的户籍抄本取了回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户籍抄本的女儿，突然十分气愤地喊了起来：“妈妈太不像话啦，二月二十日的出生，三月三日才去申报，拖了十多天，一点也不拿人家当回事儿。”“妈妈生你后，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呀。”我赶紧把矛头转向了她父亲。父亲又解释说：“规定是两周以内申报，所以算不上怠慢。再说也不是不拿你当回事儿呀，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看你的。”女儿这才总算明白过来，不做声了。

　　遇到女儿的抗议后，我忽然想到了那些孩子出生后不去申报的人们。我由于历史研究的职业关系时常有机会看到别人的户籍副本。十年前我开始进行女性史——而且是底层女性史研究时，曾多次为查阅户籍的事而大伤脑筋。

　　比如说，眼前明明存在着的一位女性的户籍却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或者怎么想也该七十多的人，户籍副本上却只有六十岁。《山打根八号娼馆》的“阿崎婆”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原因有几种。首先，正如“七岁以前属于神”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在饥寒交迫生活毫无保障的底层社会，谁也无法保证出生的孩子肯定能活到明天，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必要急着报户口。其次，那些没有自信在自己家中把孩子养大的父母，如果要把孩子送给人家做养子或者放到可能被人捡走的地方当弃婴的话，那么报户口则对将成为养子和弃婴的孩子的将来反而不利。再次，对于不识字的穷人们来说，衙门的大门难进，所以也不会为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去申报了。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阿崎婆”的户口，是在她虚岁十岁的那年春天已决定把她卖到遥远的南洋时，不忍的哥哥为了证明“还有这么一个妹妹”才去衙门报上的。所以，“阿崎婆”的实际年龄与户籍年龄之间相差十岁。

　　通过“阿崎婆”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户口本上没有记载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即那些既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劳力的、歌谣里唱的“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所以，生为她们的同性的我，不能不把妇女的命运和儿童的命运作为同一个问题来看待。

　　　　　　　　（原载《新刊展望》一九七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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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近年来，我于冥冥中被一种生命本体召唤、牵引着投身女性学研究。

　　去年秋天，参加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女性学·女性文化研讨会”时，聆听了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的报告。山崎朋子回顾了亚洲的下层女性史，尤其讲述了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命运，指出她们是日本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福泽谕吉曾明目张胆地说：“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后来日本政府取缔海外妓女，采取逼她们就地自杀的方式……显然，她们是现代社会阶级差别和性别歧视的见证人。看似纤弱文雅的山崎朋子，发言铿锵有力，富有感情。听众席里有人哭了起来。

　　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望乡》。事隔多年，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对妓女们有家不得回或不愿回是不理解的，现在才体会到这种望乡是何等沉痛。所有的妓女的墓碑都背对日本，这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声的控诉和无情的叛逆！

　　会后，城西国际大学的水田宗子校长特意把山崎朋子介绍给我们。山崎朋子说，中国只演过电影《望乡》，要是能把她的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翻译过去就好了。

　　于是，我们乐而从命。但，这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血和肉的对话，是灵魂的交流。陈晖老师抱病译了大部分的书稿，我投入这项工作时也几乎处于半病状态。日本学刊编辑林昶同志也给予了大力帮助。我们被书中真实的力量深深击中了。女作家不惜琐碎以求真求实的文风，因朴素真切而动人。而且，这种力量竟越过时间和空间，直指我们当今的现实。

　　译《山打根八号娼馆》，使我们对女性自身有更清醒的认识，对女性问题有更多的思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出版在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之际，有特别的意义。日本国际友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柴田静峰得知翻译此书的事，深表支持。他说日本对慰安妇问题至今还是采取遮掩态度，山崎朋子属于少数派。山崎朋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针见血，要是日本的政治家也能这样，对战争做出深刻反省，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

　　一个敢于反省自己的民族，才能强大起来。我看《山打根八号娼馆》是一面镜子，谢谢作者。

　　　　　　　　　　　　　　　　　　　 林祁

　　　　　　　　　　　　　一九九七年三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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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补记

　　六月下旬的一天，正当山崎朋子女士率日本文化座剧团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在京上演话剧《望乡》之际，陈晖女士来电话告知作家出版社已同意将她和林祁女士合译的《望乡》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和续篇《山打根的墓》及一些与此有关的随笔一起以《望乡》之名于近期出版的消息。由于续篇除个别章节外尚未译出，合译者林祁女士又因正处于提交博士论文前的最后冲刺阶段而无法分身，故约我一同参加。虽然我手头工作已积压了许多，但出于对山崎女士的敬慕和为使出版计划顺利进行，加之我本人也有将其真挚自然彻悟人生的随笔介绍过来的打算，遂欣然以诺。

　　山崎朋子女士是日本著名的女性史研究家、纪实文学作家。一九三二年出生，福井大学学艺部肄业。结婚生育一女后，她从自身的生活出发开始思考女性问题，六十年代中期创立“亚洲女性交流史研究会”，致力于同亚洲各国关系密切的日本底层女性史研究。三十余年来，她始终站在广大底层妇女一边，对日本近代史上曾经出现的“南洋姐”、“大陆新娘”和“日鲜结婚”等历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以及在此过程中将本国广大底层妇女作为肉体资本加以利用的卑鄙行径，呼吁同样曾经沦为日本侵略亚洲政策牺牲品的日本底层妇女和亚洲妇女联合起来，为世界和平和妇女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迄今为止，除了本书所收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和《山打根的墓》外，山崎女士还陆续出版了以满洲开拓民和大陆新娘为题材的《被撕裂的人生》等纪实文学作品和《爱与鲜血——亚洲女性交流史》、《火种在自己心中》、《亚洲的女性·亚洲的声音》等有关底层女性史和妇女解放的论普及随笔集多部。

　　多年来，山崎女士的工作得到了日本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支持。特别是《山打报八号娼馆》，出版后在日本和东南亚引起了极大反响，第二年便荣获第四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不久又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相继在日本和世界各国上演。据我所知，书问世二十余年来不仅在日本一再再版重印，而且在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已早有译本出现，美国的英译本也将于近期出版。我想这一切不光是由于作为一名女性史研究者的山崎女士出于对广大底层妇女真挚同情和对历史真实的执著追求，将从未真正受到世人关注的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在即将因失去证人和证词而永远消失的情况下整理出来公诸于众，还历史于真实，还在于她以纪实的手法把“阿崎婆”这位饱经苦难的底层妇女身上可贵的人格美传给了读者，给物欲横流人心日趋冷漠的世风注入了一股清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从本书所收的《山打报拾遗》的十余篇随笔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感触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于这段历史，没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日本的青年人，由于多年来日本政府中总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有意掩盖、歪曲历史事实，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几乎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山崎朋子女士为揭露历史真相所做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和站在日本及亚洲广大底层妇女的立场上所发出的正直的呼声，更显得难能可贵，十分重要。正视历史，是为了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在被侵略者夺走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数遭战火洗劫的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作家出版社决定将山崎女士的作品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确实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

　　　　　　　　　　　　　　　　　　吕莉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京西六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