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
作者：伊夫·马拜 译者：彭伟川
一
安娜痛了一晚上。没有呻吟。朦胧中，我觉得她起床的次数比前几天晚上更多，离开的时间也更长。六点左右，她摇了摇我的肩膀，说：
“原谅我弄醒了你，不过，我想是那回事……”
她给我描述了子宫收缩的情况，仍然很没有规律，但很频繁。最近一个月，她买了许多关于分娩的书，书中证实，她感觉到的正是即将分娩的迹象……我马上起床，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回答说，必须马上去医院。助产士打电话给他时，他会去找我们的。
我很窘迫，但丝毫没有流露出来。我把妇科医生的嘱咐告诉了安娜。她一边听，一边看着我，一动不动……
我补充说：“是的，确实是这样……应该去医院。”她垂下眼睛，然后又抬起头，望着我的眼睛。她四肢发抖，一副沮丧、惊慌的样子。我把她搂在怀里，安慰她。
她平静了下来，走进浴室，洗澡、化妆、梳头。像往常一样，但速度加快了。
我也开始穿衣服，表面上显得很平静。
她穿衣服时，把紧身衣裤绷裂了。我帮她另外选了一件，蓝色的。
“慢慢来……我们不急……”
她走进我们为婴儿而准备并已布置好的房间里，把她认为住院所需的东西全都放到一个她几星期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小手提箱里。她的裙子很宽大，把她圆鼓鼓的肚子几乎全遮住了。
“前天，还有人叫我小姐……”
“也许是想惹你生气……”
她笑了。
我们走出家门。我用钥匙把门锁了几圈。——以前可从来不这样做。当电梯下行时，安娜缩到我怀里：
“我希望这回是了……我几乎不再宫缩了……”
“别担心……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回来就是。”
我扶她坐进汽车。她的精神似乎放松了。
天几乎还没亮。九月了，仍像刚结束的夏季一样。街上空空荡荡的，很干净。空气还是挺清新的。太阳发白。我把车开得很慢，很谨慎。跟在我后面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急了，按着喇叭赶走了我，还朝我晃了晃拳头。我没有理睬。我们绕着星形广场拐弯。有时，太阳照在安娜脸上。她眨眨眼睛，朝凝视着她的我转过头来，露出了微笑。我知道她害怕了。我也害怕。她知道这点。
我们来到了医院。道路是陌生的，但我轻易地找到了，这使我感到很惊奇。我们按照门卫的指示，上了四楼。进门时，他友好地朝我们递了一个眼色。
我们来到一个圆形的大厅，走廊四通八达。我们对面的墙上，嵌着一个圆圆的电子挂钟。钟下有张布满杂志的木桌，桌子四周有几张丑陋但很舒适的扶手椅。我让安娜坐下，自己去找护士。护士打着呵欠，要我等等。我回到安娜身边，对她说：
“她们全来看你……”
她没细问。也许，她觉得我也没有更详细的东西可告诉她。我翻着杂志，安娜则咬着自己的指甲。
助产士在护士的带领下来到我们面前。显然，我们的到来打扰了她的美梦：
“我刚刚睡着……我一夜没合眼……来吧，夫人……跟我来……”
安娜离开了我，走远了。我坐了下来。只要检查没有结束，我就在想象最坏的结果，然后强迫自己什么都别想，但总是做不到。
助产士回来了，脸色比刚才还要难看。安娜跟在她后面，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你们来得太早了……不是今天生……也许今晚吧……但明天可能性更大。”
“我们该怎么办？”
（我希望她这样回答我：“先生，别担心……您的夫人将留下来，我们会观察她的……”）
“这样吧，先生，你们必须回家……该来的时候再来……”
我谢了她，跟她道了别。她走了。
安娜，我想这种不合时宜一定使她很伤心。她说：
“我宁愿这样……我没跟你说过，我的助产士每个星期天都不在巴黎……她要今晚或明天才回来……我宁愿等……她很了解我……我希望她能在场……”
我回想起每周在那个助产士家里的情景，有几天晚上，安娜试图在家里重新练习她当天下午学会的动作，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安娜高兴地搂着我。她在猜我为什么忧心忡忡：星期一早上的麻烦、塞车……她抚摸着我的手，问：
“你在想什么？”
“想你……想他或她……你不太累……当然……我知道你……你会告诉我你精神抖擞……”
她笑了：
“一点没错。我准备跑它一小时呢……”
“你不太难受吧？”
“不，不，这很奇怪……我们到达时宫缩又开始了，但现在停了……行了，别担心……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很好……”
我责备起自己来：该安慰的是她，现在反倒让她安慰起我来。我说：
“我一点都不担心……别以为我在担心……你知道，误会是经常发生的……我妹妹奥迪勒去了三次医院才住下来……第一次生孩子，怎么可能知道？甚至生二胎三胎，也不敢完全肯定……”
我们又上了电梯。我看着安娜：她是那么漂亮，尽管看起来很疲惫……我吻了她。看着我们离开的门卫微微朝我们扬扬手。他并没有觉得特别惊讶。
一到家，我就打电话给医生：
“不，不，不是今天生，助产士认为我们应该今天晚上或明天再去……”
“我说，先生，这问题不大……那个助产士让你们回家之前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必须回医院。我打电话给那个助产士，然后马上去找你们……事情闹成这样我真感到遗憾……好了……别担心……”
安娜感到很苦恼，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我把她搂在怀里。
“最好现在就……你最好早点解脱，最好……”
“是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我希望我的助产士在场……那个在医院里给我作检查的女人，我根本不认识她……她看起来不称职……”
“你知道……所有的无痛分娩法都大同小异……再说，我们刚刚见到的那个助产士好像训练有素……那是一家很正规的医院……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安慰你，而是因为它的产科服务享有盛名……你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怎么说呢？
我又提起手提箱，重新把门关上……
现在，天已经亮了。几个家庭主妇已匆匆前往市场，几个孩子朝教堂走去。
安娜不再伤心了：
“奇怪，我突然感到非常高兴……几小时后我们就将有个孩子了……你意识到……啊，假如那些人知道……我想跟他们说……哎，我们有时间……我饿了……请我吃饭吧，我想吃顿好早餐……”
她的这种欲望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又找回了安静、健壮、豪放和滑稽的安娜……现在才七点半。我们来到了医院。在这个区，没几家咖啡馆是这么早开门的。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我们臂挽着臂走了进去。有个已经醉了的顾客，肘支在柜台上，注视着安娜。安娜根本没有理睬他。刚坐下来，她就大声地点东西：
“给先生来一大杯牛奶咖啡，我要一杯双份清咖啡，几个羊角面包，要大的……”
她胃口真大。我乐了。我们慢慢地吃喝，没有说话。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太阳已升得很高很高，天空无云，空气已很温暖。天气将非常好。
在医院里，门卫已经换了。他对我们爱理不理的。
我们没有向他问路。
助产士也换了。她热情地接待我们：
“是的，您的医生打电话来了……请跟我来，夫人。”
我坐了下来，继续翻杂志。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已扫过一遍大标题。旁边，有一个胖胖的女人，我只能看见她的大腿和肥大的屁股。她像扫把，又像刷子，把桌子椅子擦得干干净净，差点把我也扫掉。我站起来，免得妨碍她工作。她谢了我。一个护士推车过来，车上有托盘、大咖啡罐和牛奶罐，还有黄油和果酱。她经过我面前，消失在一条走廊尽头。早餐供应开始了。
助产士回来了，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安娜躺在一张翘起的窄床上，脸色苍白得让我大为惊讶：
“怎么样？”
“我有点痛……还没有真正开始……在产科医生的建议下，她给我打了几针催产……她想，晚上应该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有时间……现在几点了？”
“九点十分……”
我看了看窗外：院子里，几个护士在激烈地争辩。一辆救护车突然飞驰而到，她们立即四散。树还是绿的，街上空无一人，百叶窗关着。巴黎在沉睡。谁也不知道，安娜在这个房间里准备生孩子。
我监视着她。有时，她朝我做做怪脸。宫缩又开始了，越来越痛。那个助产士又回来了：
“尤其是不要着急……保持安静……痛吗？”
“是的，有点痛……”
安娜脸红了：这种承认使她感到难为情。我抓住她的手，吻了好多次。
“……我得做做呼吸运动……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中，宫缩间隔时间很长。助产士每半小时就来检查一次，把变化的情况告诉医生。
照看过她的那个助产士走了，安娜感到很担心。她把医生的嘱咐全都抛诸脑后。她害怕了。医生答应派他的一个女助手来。这消息使安娜放心了一点。安娜转来转去，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但没找到。呼吸运动毫无作用，她感到越来越疼痛。我马上去通知助产士。助产士过来又给她打了一针。
接着，她对我说：“医生决定再加快速度。”
我回到安娜身边：她的双手湿漉漉的，紧紧把握着我的手；额头布满汗珠，头发黏在上面。她小口小口地呼吸着，这样应该能减轻疼痛！
“无济于事……一点都没用……我很痛……非常痛……我肯定坚持不到今天晚上……”
助产士回来了。我走了出去，让她自在地给安娜作检查。安娜不停地发抖。当助产士在室外找到我时，她微笑地对我说：
“比我想象的要快。我想，两小时内就能大功告成。”
十二点二十分了。我光顾着安娜的反应，没注意时间的流逝。我很惊讶，时间过得这么快。但我觉得还不够快。
我在安娜身边坐下，跟她瞎扯，向她描述着窗外的屋顶和树梢。我轻轻地扭过头，看着半开的窗口。但她没有听。她很痛，现在痛个不停，她几乎听不见我说话。
她担心起来：
“她为什么还不来？”
“要我打电话吗？”
“是的，要打电话给她。”
人们告诉我，助医已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她很快就会回来的。在楼梯上，我遇到了几个来访者，抱着鲜花和礼物。也许，有人刚刚经历了我正在经历的时刻。
助产士正在给安娜按摩肚子。安娜翘起的大腿流着几道血。我不敢看她。
“情况很好……我又给她打了一针……她的痛苦会减轻的……”
助产士走了。安娜轻轻地哭起来。我不知如何安慰她。我也想哭，差点忍不住。
“我肯定不能坚持到底……我再也不能……”
我的无能和痛苦使我自己惊慌起来，我与刚刚产生的恐慌斗争。我看了看表：
“一点半了……助医马上就到……来，和我一起呼吸……”
她紧攥着我的手指，每宫缩一下，她的指甲就掐我的掌心一下。
“我渴……”
我递给她一杯水，扶着她喝了几口。又是一阵宫缩，她呻吟起来。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助产士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长发妇女：
“您等的人来了……不是吗？……先生，您能不能出去一会？我们要给您太太作检查……”
我再次走了出去。我听见安娜在轻轻地喊叫。检查在持续。我想象着最糟的烦恼，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要孩子了……助产士打开门，脸上总那么笑盈盈的：
“很快了……我们去叫医生……在您的太太进入产房之前，您可以去拥抱拥抱她……”
安娜似乎平静下来了：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当我走过去吻她的额头时，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说：
“好了……再努力一把，一切都将结束……你很勇敢……她们叫医生去了。医生很快就会去那里。”
一个护士回来了。我吻了吻安娜的唇，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个吻了。安娜看着我，脸上露着微笑，朝我挥挥手。我离开了她。
助产士发现我很惊慌，便安慰我说：
“别着急。一切都将正常。婴儿不大，三公斤左右。已露出来了，很快就会生。别走得太远。”
我无事可干。这种无用使我很难忍受。我决定走一走，于是大步走下楼梯，朝门口走去。
我去早上我们吃过早餐的那家咖啡馆。顾客们在赌马，他们端着酒杯，站在电视机前，等待比赛报道。老板认出了我，见我独自一人，也许猜到了我焦躁不安的原因。他朝我笑笑，向我指着远离吧台的一个座位。我试图想象着离这里几百米的地方发生的事。安娜一定在受苦，没有胃口地嚼着我都忘了是自己给她买的三明治。想到这，我不禁伤心起来。电视中，记者在报道橄榄球比赛，他的话左右着观众的评论和酒杯、酒瓶、咖啡杯的撞击声。我望着挂在日历上方的钟。日历是去年的。三点一刻了。我付了钱，走出门外，回医院去。我注意不要走得太快。我离开安娜还没有一小时。我换了好几条人行道，以延长回去的时间。我甚至在太阳底下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一会儿，观察着行人。他们习惯在星期天下午散步，中午在家里吃了一顿好饭，脸还红红的。他们是到森林里去。天气很好。我独自一人……如果他们知道……
在医院门口，我遇到早上见过的一个产科护士，她见到我低下头去：我立即担心起来，是不是出了事，她不敢告诉我。我想问问她，可她走远了。我没有坚持。
我一出电梯，就看见了助产士，她怀里抱着一个眼睛紧闭、包着白布的婴儿。她叫住我：
“恭喜你，先生，您得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我看着他……我默默地看着他……他身上很干净，脸又红又光滑，脑门上长着细毛。我很想摸一摸他，但又不敢。助产士把他抱走了，说：
“过一会儿，您可能更长时间地看他。”
“我太太怎么样？……”
“很好，一切都很顺利。呆会儿，您也可以看见她。”
我急忙跑到一楼的电话间去给我母亲打电话：
“您有孙子了……他很漂亮……一切都好……是的，很好……我很高兴……拥抱您……”
我又飞快地跑回楼上，要见医生，想谢谢他。医生已经走了，有急诊。他的女助手告诉我：“他向您表示祝贺。孩子很漂亮，一切都很顺利……”
那么说，觉得他漂亮的不是我一个人……助产士从婴儿室回来了，她把孩子交给了那里的保育员：
“他三公斤半……今天晚上儿科医生将给他作检查，之后您就可以去看他了……”
“我太太安娜，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刚刚看过她……她醒了……33号房间，右边。”
我跑去敲了敲门，进去了。
安娜躺在床上，脸还有点白。她朝我微笑着。我吻了吻她的唇，又抚摸着她的头发。她说：
“我给你生了个漂亮的孩子……你看见他了吗？……助产士刚才告诉我，他七斤……”
我不停地吻她的手，看着她：
“你呢？感觉怎么样？”
“不错，很好，出乎意料地好。一点不累。他们让我睡着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孩子一洗干净我就醒来了……他很可爱，我相信……”
“他现在在哪？”
“在婴儿室。在这里，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他们不让婴儿跟母亲呆在一起。他们担心来客、噪音、聊天……总之……这种方式……”
我觉得安娜比我要冷静得多，放松得多：我再次欣赏她身上的这股力量。
“必须打电话给你父母，我父母，我的兄弟们，帕斯卡尔、教母和瓦索……我答应过他们。”
我们先后打了电话。她说得比我详细。她可以说得一点不错。尤其是孩子的重量，她觉得特别重要，必须告诉别人。我知道，长期以来，她就怕生出一个体弱或早熟的婴儿。
她不断结识别的朋友，她认为绝对有必要通知他们。
我离开了她一会儿：我需要走一走，一个人呆一会儿。
在外面，我只看见我周围的人，跟上午一样。我慢慢地走着。激动、等待使我头昏脑胀。我又累又高兴，已经西斜的太阳暖暖地照在我身上。我向报贩打听花店的地址，他告诉了我。我买了一大盆花，差点拿不动。
我精疲力竭地来到安娜的房门口，把这棵植物放在床头柜上。那红色的花朵看起来像叶子一般。
帕斯卡尔来了。她对安娜提了一大堆关于她的教子的问题……还有分娩……
助产士进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婴儿的最新情况。在我的要求下，她又说了些分娩的情景：
“您太太当时宫缩得厉害……很难让她放松，无法安慰她……直到医生来临她才平静下来……还有……夫人，您记得清您分娩时的情景吗？……因为，不要对这种事留下可怕的记忆，这很重要。”
安娜露出了微笑，回答说：
“啊……当时发生什么事，我已记不太清楚了……重要的是孩子生下来了……而且平平安安……我曾听到有人说：‘准备保温箱……’当时我很害怕……后来，我就睡着了，什么都记不清了……”
“是的……准备保温室，这是常规……问题是我们说得太大声，让您听见了。至于您失去记忆……这很简单……在最后一刻，医生希望您睡一会儿……您现在觉得怎么样？”
“很好，很好……我准备起来……”
“啊，太好了！在这几天里，您还会有点痛……如果很痛的话就告诉我……现在，尽量睡一会，好好休息。这些事我们明天再谈……今晚，您吃这些药片就行了……再见，夫人……”
我送她出去。
“再见，先生。”
“再见，夫人……谢谢。”
安娜的手腕上戴着两只塑料纸做的手镯，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孩子的性别、号码。她向我伸过一只手来，我双手把它握住。
“你给我生了一个漂亮的孩子……谢谢……”
天黑了。帕斯卡尔走了。安娜突然感到累了。她睡着了。我离开了她。
回到家里，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邀请他吃晚饭。我和他几乎是默默地在街上走了大半夜。我已经开始回忆了。
当我精疲力竭地躺下来时，天已经亮了。昨天，我儿子出生了。
二
在医院里，护士们态度和蔼。安娜七点钟就醒了。分娩第二天，医生就让她起床，在房间里走一会儿。房间里摆满了亲戚朋友送的花束。每天十点钟，后来是每三小时一次，护士把婴儿抱来给她。眼下，她得教孩子正确地吸奶，同时自己也要学会喂奶。她在乳房上抹了一些消毒水，把奶头伸到孩子嘴边，孩子马上就吮住了奶头。迅速地喂了一小会儿奶之后，她又在轻度发炎的乳圈上涂了一些药膏，防止乳头开裂。
她感到心神不定：她觉得怀里的孩子很陌生。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了孩子。她平静地看着他，特别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奶，奶够不够，好不好。婴儿贪婪地吸着奶，弄得她很痛。她笨拙地抱着他，但自己竟激动不起来，她为此感到很伤心。她觉得自己是在演戏。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发现她精神紧张，人很疲惫，常常泪水汪汪。我想安慰她，但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医生告诉过我这种反应很正常，很常见，我会跟她一样不安的。
负责喂奶的护士把婴儿抱来递给我。我不会抱。她教我手往哪放，给我作示范。我在安娜的床上方害羞地试了好几次，小心翼翼……
“他多漂亮啊，已经这么结实了……”
儿子没睡醒，那副怪样惹得我笑起来。他睁开眼睛。毫无疑问，他没有清楚地认出我来。护士告诉我，新生儿前几天是看不见东西的。我把孩子递给安娜，她又得锻炼喂奶了。她的奶还没有上来。一般来说，生完孩子后得等上三天……明天，也许……孩子吸着奶，鼻子都被压扁了。他慢慢地睡着了。我叫来护士，让她把孩子抱走。
安娜不知所措，弄得我都不知道离不离开她好。她很不安，没有睡。独自一人，她可能会哭呢！我把她搂在怀里。她靠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呆了几分钟。九点钟时（太早了），他再次拥抱了她，然后走了出去。我是最后一个来访者。
三
第二天，我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回到了医院。毫无进展。奶还没上来。婴儿在空吸着。安娜很沮丧，不住地自责。她搂着孩子，凝视着他，和他一起徒劳地使劲。作日常巡视的医生安慰她说：
“一般来说，生完孩子后第三天奶才上来，但也有许多例外……而且，有可能您没有奶，或奶不足……这很常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用奶瓶喂……不过，我会让您喝两天啤酒试试……”
他仔细检查了孩子：
“瞧这孩子多棒啊……他很结实……你们丝毫用不着担心……糖水喂到今天晚上为止，从明天开始喂奶……好了，放心吧……我明天会再来的……”
这次，我还是伤心地离开了伤心的安娜：
“晚上见……我尽量早点来……”
四
我的同事们询问我，向我表示祝贺。我详细地给他们讲述生孩子以及我儿子出生后前几个小时的情况。我的那分激动把他们都逗乐了，有几个人也跟着激动起来。
今晚，路上车太多，我没能在八点半之前赶到医院。
安娜放松多了。喂奶已不可能，安娜由此感到疲惫而紧张。医生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不要再试着喂奶了。今天下午，医生就给了她几粒药，让她必要时压下奶水。
她抱着孩子。孩子的小脑袋靠在母亲的乳房上，她用一只手托住孩子的屁股，免得他滑下去。孩子好看的嘴唇不时地嚅动着，他时而抬抬胳膊，时而张大嘴打呵欠，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的眼睛像你……”安娜肯定地说。
怎么知道的……它们是深蓝色的…可以后不会变吗？
今天下午，有个女友来看我，她对我说，孩子的额头和眉毛像我……
我让安娜描述自己的儿子。他正看着她。他还没看过她呢！孩子打了几次呵欠，在摇晃中睡着了。
今天，来访不断。不停地谈话，还有花香，把她弄得很累。
“我见到玛丽-保尔、莫里斯、约翰和玛丽娜了……他们都给我带了花来……玛丽-保尔还送给孩子一个玩具……你看那儿……在桌上……”
那是一只白色的小羊羔，肚子和背上有一些棕色的小圆点。第一个玩具。
“也许你明天可以送一些花给护士……那么多……晚上要把它们拿走吗？”
“当然……否则的话，都让人没法呼吸……我的睡眠已经够不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今晚你可以带些回家……这样可以想起我……”
她露出了微笑。我抓住她的手，吻着她的手指。
护士走了进来，一把抓住孩子，那动作把我吓坏了。她意识到了这一点：
“别害怕，您知道婴儿是很结实的……不能太娇惯他们……而且，他们也不怎么喜欢那样……”
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惊奇，但我什么话都没说。当她向我们解释完她关于育儿的看法时，我和蔼地反驳道：
“我说，这些观点很有意思……晚安，小姐……好好照料他……对了，我忘了，如果您喜欢的话，您走的时候可以拿些花走，随便您选……”
“非常感谢，先生……我不会忘的……晚安，夫人。”
她走了出去。我不想争论，送花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她好好地关照我的儿子。
“跟我说说你今天是怎么过的。安娜，告诉我你在做什么……”
早上，七点半吃完早餐后，乘孩子还没有抱回来之前，她洗了个淋浴，在房间里走了几步。昨天，她曾头晕眼花，差点摔倒。她走路很疼，只能小步小步地走，而且很不稳。梳洗完毕，她又回到床上躺下，接过孩子，抱了一刻多钟。孩子已开始用奶瓶了。十点左右，如果医生没在别的地方被耽搁住，他会来看她。今天上午，他觉得她很好，伤疤愈合了，血压很正常。接着，朋友们川流不息地来临，十二点半吃中饭的时候才停止。我一般在吃点心的时候到。我走了之后，她试着睡一觉，然后再接待新的客人。六七点钟的时候，孩子又抱回来，她用奶瓶给他喂第四次奶。开始几天的犹豫和恐惧完全消失了。他们之间由于分娩而中断的联系又开始了，而且比怀孕时更紧密。
“我很笨拙……我不很清楚怎么抱他，怕把他弄疼，怕让他掉到地上……护士说孩子很结实，这样说没有意义！……你看他，他好像并不怎么担心他所面临的问题……他睡了，要吃奶的时候才醒来……他真的很可爱……”
九点了。护士把孩子抱来了，孩子差不多已睡了一个小时。安娜累了，安慰我说，她很快也要睡。我离开了她，不像昨天那么担心了，但把她孤零零地留在那儿，我又感到很伤心。
五
我母亲从布列塔尼来看她的孙子。她觉得他很漂亮，说：
“他的眼睛和额头也许像他母亲，但他长得像你，真是神了……”
她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建议，我们一点没有采用或基本没有采用。不过，她资格老，有权这样。
“你父亲眼下来不了。他一直很忙……你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天天晚上不得安宁，总有那么多琐事……他星期天来，不是这班车就是那班车……当然不是明天……下星期。”
这消息使我们感到很高兴：我父亲是个医生，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没休过一个周末。这次破例前来，表明他对此事多么重视。
这种甜蜜和欢乐的气氛为什么竟然会使我感到有点害怕？我弄不明白。深夜，离开安娜以后，我带母亲去吃晚饭。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她。她安慰我说：
“瞧，你真傻……这一切都因为你太累了……你脸色很难看，你知道……几天后，如果你好好休息，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我把她送到旅馆。我觉得自己的心里话让她也不安了，我拼命责怪自己。
尽管我答应马上去睡觉，但我还是在马路上和河堤上走了很长时间。天一冷，街上就空空荡荡了。凌晨两点左右，我回了家，但睡不着。我看书一直看到天亮。
六
星期六。我六点钟左右就起床了，忘了刮胡子。安娜应该今天出院。孩子应该今天回家。我还不习惯叫他的名字——爱德华。但这个名字五天前就定下来了。市政厅的秘书在身份登记本上登记了我和安娜选的五个名字：爱德华、安东尼、瓦斯科、詹姆士、热内。她对这些拗口的名字并不怎么欣赏，但我们选这些名字，与我们的某些家族成员是外国人有关。
我整理了一下教母帕斯卡尔昨天用鲜花装饰过的套间，确信一切俱备，就等着迎接孩子了：前两个星期保姆将跟我们住在一起，尽量让安娜好好休息。床、婴儿、秤、奶瓶、奶嘴、灭菌器、奶粉……似乎一切都备齐了。我在包里装了两件婴儿用的内衣、几块尿布、一个襁褓、一顶帽子、几双小鞋和母亲昨天送的一块大披巾（母亲已在归途的火车上），拿起篮子出了门。
不到一个星期前，我走过这条路线，满心忧虑；在此拐弯，等待绿灯；在这个交叉路口减速，欣赏这些巨大的栗树，并在左边转弯，拐进医院的院子里。
安娜坐在床上等我，大眼已经瘦下去了。她脸色苍白，当她站起来拥抱我时，脚步有点不稳。医生今天早上给她拆了线。几天后，她就会毫无感觉了。她蜷缩在我怀里。我吻着她的头发，抚摸着她的肩膀，劝她坐下来。因为还得结账，在住院部的各式单据上签名。
我把带给爱德华的衣服交给护士。看到我那么激动，她乐了，说：
“您几分钟后就可以把他抱走了。他两小时前就准备好了。儿科医生最后又给他检查了一次，发现他十分健康。我已把喂奶的注意事项告诉了您太太。总之，没有任何问题。你们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向你们提供任何咨询。”
当我回到婴儿室，爱德华已在篮子里睡着了。他身上穿着我给他选择的几件衣服——衣服太多了。我带着他来到安娜的房间。我们向护士和助产士们告完别后，三个人离开了医院。
当我把爱德华放在车后座上时，他醒来了。我怕他哭，但他没有发生任何声音。我扶安娜坐下，在关上车门之前又吻了一次她的手。她露出了微笑。她很高兴能回家，能跟我在一起。我感觉到了。
我开车从来没有开得这么慢过。天气很好，就像安娜分娩那天一样。爱德华眨着眼睛，安娜转过身去看护他：
“他多可爱啊……”
下车时，我注意到有不少房客在窗帘后面看我们。安娜不想说话，躲进了电梯。我抱着已经睡着的爱德华追上了她。她打开家门，走了进去，到每个房间都看了看，想重新熟悉这些地方：
“啊，一切都井井有条……这么多花……”
我把爱德华抱到他的小房间里，站在那里凝视着他。安娜跪在放在地毯上的篮子边上，默默地望着儿子。她朝站在她身旁的我抬起泪眼，搂着我的大腿。我扶她站起来，拥抱着她。
“谢谢，再次感谢，安娜……你给我生了这么漂亮一个孩子……”
七
有人按门铃。我去开门。一个个子高高的金发姑娘笑盈盈地出现在我面前。是保姆。她是爱尔兰人，刚结束学业，现在在巴黎实习。安娜躺在床上接见了她。请她坐在自己身边，用英语（因为她法语讲得不好）向她作了必要的解释，介绍了孩子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情况，说明了她要做的工作，并请她明确提出她的要求。很快，一切都定下来了。她提出了条件，我们同意了。简单而明了。
“我叫奥德丽。”
我带她去爱德华的房间。我们已在那儿给她准备了一张沙发床，让她睡在那里。
我又回到安娜身边，说：
“她好像挺文静……而且很年轻……我喜欢这样……年老的妇女往往喜欢独自照料孩子。”
安娜累了。我劝她睡觉，她拒绝了，而且希望我留下来陪她，一直陪到给爱德华喂奶的时候为止。
奥德丽轻轻地敲了敲我们半掩着的房门。她换上了一件白色的罩衫，翻领上别着一枚徽章。我发现她是在都柏林的一家医院里学习的。她抱着爱德华，爱德华醒了，看着她。她跟他说着话，摇晃着他。
“他饿了……我要给他喂奶……”
在她的监视下，我在厨房里准备灭菌器、奶瓶和奶嘴。水开时，奥德丽去给爱德华换尿布。尿布已经湿了。她唱着歌，后来她告诉我，她唱的是“做一个摇摇篮的爱尔兰女人”。
爱德华已在等了。他完全醒了，身上干干净净。他的眼睛是深蓝色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粉红的脸蛋已不像开始那几天那么圆了。他鼻子扁平，鼻孔是椭圆形的，耳朵长得很细腻，肉嘟嘟的嘴唇布满垂直的褶皱。他朝我转过脸来。奥德丽见到我那种赞赏的目光，不禁露出了微笑。
当奶瓶准备好时，奥德丽坐下来，左臂抱着爱德华，把奶嘴伸过去。爱德华咬住了奶嘴。
第一次开始喂奶。每天得喂六次。爱德华吸得很快，奶沿着他的下巴流下来。八十克奶一下子就被吸光了。奥德丽抱直爱德华，让他把脑袋靠在自己肩上，以便更容易地打他免不了的饱嗝。爱德华眨眨眼，动了动被襁褓裹得紧紧的腿，却一直不打饱嗝。
“快，爱德华，打吧……快点……”
奥德丽轻轻地拍着他的背，结果爱德华很快就打起嗝来，而且还拉尿，弄得奥德丽不得不再次给他换尿布，而爱德华这时却已经睡着了：
“三小时后喂最后一次奶……如果他晚上哭，我会喂他一点糖水……”
当她留下来和安娜聊天时，我去做晚饭。我把饭搬到我们的房间里去吃，免得安娜麻烦。奥德丽不时去看爱德华睡觉的情况，并跟我们谈起都柏林，谈起她的工作和她出生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娜也跟她谈起我们，谈起我的工作，她的怀孕和我们的计划。
当爱德华吃完最后一次奶时，大家都睡了。安娜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八
我们醒来时已是早上八点。奥德丽已给孩子喂过奶，现在正在给他拉尿。她不停地跟他说话。我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但刚才还在哭的爱德华不哭了。我去看他。他光着身子躺在桌上，躺在襁褓上，扬起手臂和腿，眼睛睁得大大的，撅着嘴。我忍不住想笑。他任凭别人给他涂膏、扑粉、用襁褓包起来。
我去上班了。一点左右，当我回家吃中饭时，帕斯卡尔也在。奥德丽很累，睡了。安娜抱着爱德华，在给他喂奶。“咕噜咚！”他吞得太快了，差点喘不过气来。安娜吓坏了，手一松，奶瓶掉了，幸亏我及时接住。爱德华回奶了。安娜竖起他的身子，在他背上轻轻地拍着，帮他缓过气来。她很害怕。我也同样。帕斯卡尔猜到了这一点。她说：
“不要因此而紧张……这是常事……也许应该换换奶嘴，可能是孔太大了……好啊！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这样，以后怎么办……来，把他给我……”
她接过爱德华。爱德华舒舒服服地躺在她怀里，心急地等人们给他喂奶。奶喂完了。平安无事。
奥德丽进来，接过爱德华，要把他带走换尿布。安娜要她让自己来换。
帕斯卡尔独自跟我呆在一起，跟我谈起她那个当记者的丈夫昨天紧急去约旦了，采访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战斗……她很担心。
爱德华的房间里转来一阵笑声，肯定是安娜没有经验造成的。我们也被惹笑了。
“你们可以来看看……他睡在……”
爱德华在篮子里打着呵欠，双手被一条羊毛披巾包着。安娜向他弯着腰，唱道：
宝宝，
好宝宝，
宝宝可能要睡了；
宝宝，
好宝宝，
宝宝很快要睡了……
爱德华睡着了……他睡着了。他的呼吸很平和，粉红色的脸亮亮的。他很安静。我们大家都默默地看着他，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出了他的房间。
九
星期二上午。在奥德丽的要求下，我打电话给父亲，问他能不能增加奶量。因为爱德华每次喝完奶后都哭着还要。父亲建议每两次给他喂一次九十克。父亲似乎对他的重量感到满意，但对他的胃口并不感到奇怪。他担心安娜的健康，说星期天来看我们。就在我出门去上班时，安娜来了两个女友。她们对她表示祝贺，聊了几个小时。
一点左右，我回家时，又发现了一些鲜花和给爱德华的一些玩具。奥德丽抱着爱德华。爱德华已经吃完奶，还想再吃。
家里的生活很快就适应了喂奶、睡眠和醒来的节奏。我有点担心安娜和我会完全忘了自己，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我有时觉得这种没完没了的关心太过分了……但还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们的作息时间已被孩子的出生所改变，我们的喜怒哀乐也随之改变。爱德华侵入了一切，侵入了空间和我们本身。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他的味道。
今晚，我发现安娜很疲劳，若有所思。我知道她又想起了她怀孕时，她的亲朋好友曾提醒她，人生了孩子以后会变。当时，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显得遥远而厌烦。今晚，我们真正体会到其重要性了。我们没有后悔。重要的是我们迎来了我们所期望的新生活。
十
星期三晚上，我回家时安娜一脸愁容。孩子病了。她很担心。爱德华吃奶正常，但不停地哭。奥德丽给他量了体温。三十八度。安娜打电话给儿科医生，医生太忙，晚饭前来不了。
我去看爱德华，抱起他，轻轻地摇晃着。他安静下来。我发现他的齿龈上有些小白点。奥德丽说，他刚吃完奶，是奶迹。我不信。我放下已经睡着的爱德华，来到安娜的房间。
“也许有点感冒……或者是太热了……”
爱德华的房间里挂着一个温度计：二十二度。太热了。我让奥德丽把裹在孩子身上的羊毛披巾解开。有内衣和襁褓足够了。
有人按门铃。我赶快去开门。是医生。是个女的。她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她把雨衣放在椅子上，在看孩子之前先问我：
“他哪儿不舒服？”
我向她描述安娜告诉我的症状。奥德丽正在给孩子脱衣服，医生接过孩子，举起来，然后把他放在包襁褓的桌上。孩子哭了。她让他站起来，用手扶着他，让他走，检查他的反应。她摸着孩子的肚子，摸了很长时间，又用手电照着，检查孩子的眼睛和嘴。
“可能是……这是鹅口疮……”
她向我指着齿龈上刚才已引起我注意的小白点。
“把他最近的几张尿布给我看看……他喝的是什么奶？”
她结束了检查：
“不严重……他有个大鹅口疮……有些小真菌进入了他的食道……他之所以哭，是因为他吃奶时感到痛……瞧，先生，您看，那儿很红……。”
随后，她又用英文向一头雾水的奥德丽解释，接着告诉我：
“您用不着担心……可以给他寄回衣服了……这里太热了……不要超过十六度……好了，您要做以下几件事：每次喂东西前用药水清洗他的齿龈和腭，我会在处方上写下药水的名字。另外，喂东西之前让他喝一口药水，每天四次……吃嘛，先喝糖水，二十四小时之后再让他吃奶……三天之后症状就会消失……保持联系，我随时会来……当然，如果有什么情况，您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小心翼翼地呆在自己房间里的安娜来到我们身边，帮奥德丽替爱德华穿上衣服。
“这孩子很漂亮。夫人，我想，您这是头胎？”
“是的，医生。”
“他很漂亮，很结实，非常结实……不会有什么事的……照我说的办，一切都会好的，小毛病而已……对了，还有一个建议……病刚刚开始，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否则……”
安娜露出了微笑。我帮医生穿上雨衣，整理好。
“谢谢，先生……再见，夫人，别忘了与我保持联系……”
她的话，她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们放心了。她一走，我就抱住安娜，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刚才很害怕。我也同样。我建议她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把医生的诊断结果告诉他。我自己则出门按医嘱去买药。
我回家时，安娜还在打电话。父亲很肯定地告诉我，鹅口疮是个小毛病，只要医治得当，四十八小时内就会消失。他说：
“今晚就开始治，明天晚上你就会发现已有所好转……别担心……等等……你母亲想跟你说句话……”
母亲提醒我，我的一个姪子也得过同样的病，几天后就好了。接着，她又告诉了我一些家里的事……
这场谈话的结果，是我们放心了。我们笑着开始照料爱德华。安娜用棉签清洗他的齿龈和腭，并喂他喝一口那种颗粒状的稠稠的药浆，喂得并不轻松。孩子哭了一会，但把药浆吞进去了。奥德丽马上给他喂糖水，他安静了下来。当奥德丽让他重新躺下来时，他睡着了。
我想吃顿丰盛的晚餐。由于不安和紧张，我们被弄得很饿。甜点后，安娜把我们度假和结婚的照片拿出来给奥德丽看，……奥德丽一副激动的样子。赞不绝口，评论热烈，颇为有趣。接着，我们又谈起文学和音乐，一起听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是安娜最喜欢的乐器，喝完咖啡后，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爱德华似乎好多了，我吻了吻他的额头。他没有醒。
十一
昨晚，我们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奥德丽立即就告诉我们说，爱德华睡得很安稳，烧也退了，第一次喂奶吃得很好。我去看他。他已洗过，换过襁褓，眼睛睁得大大的，用小手的手背揉着脸。我再一次欣赏他精美的小手。我跟他说话，他似乎在听。我很开心，要不是得去上班，我会很乐意留下来凝视他几小时。
星期四整天平安无事。连续的治疗开始产生作用。齿龈没那么红了，白点差不多已完全消失。也许是这些治疗使他累了，爱德华昏昏欲睡。安娜给他喂了一天的东西，也很难坚持到底了。她已呵欠连天。
下午，守了一整夜的奥德丽精疲力竭，睡了。安娜把睡篮提到自己房间里，轮到她看孩子了。爱德华也睡了。
晚上，当我回家时，她们笑声朗朗。这般开心，是个好迹象：爱德华烧退了，不哭了，齿龈又红又干净，人家给他喝什么他就喝什么，尽管他已喝得很多。
“他好多了……他可能有点累，因为他不断地睡……你觉得有必要通知医生吗？”
“啊……不……我想不用了吧……如果他病好了……”
我去看孩子。他安安静静地睡着。他苍白的脸色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也把它归结为疲劳的结果。我吻了吻他的额头。他没有醒。我有点遗憾，我多么希望他能睁开眼睛看着我啊……
十二
星期五早上。爱德华病好了。他晚上睡得很好。奥德丽一大早就给他量了体温，几乎还不到三十七度。
安娜喂他喝东西。他像往常那样，咽得太快，噎着了。要是换了以前，我们会很担心。现在，我们只是笑笑。
他昨天苍白的脸色今天早上变得有点黄。也许是胡萝卜汁加上几个奶瓶里有水的缘故。在去上班之前，我打电话给我父亲，把他孙子的情况详细描述给他听。他说：
“不瞒你说，有一会儿我挺担心的。但你们请的那个儿科医生打电话安慰我。你们也可以完全放心……继续治疗吧……你说他有点嗜睡……好了，星期天我就一切都明白了。”
中午，有个朋友请吃饭，我没有回家。下午两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安娜。她回答我时声音有点迟疑：
“他一直在睡，不肯吃东西……”
“鹅口疮呢？”
“好像没有了……我继续给他的嘴消毒……他一声不吭……昏昏欲睡……奥德丽发现他气胀得很厉害……也许是治疗使他太累了……”
“也许……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叫医生，你就叫……”
“啊，不，我觉得不……他没发烧……啊，就这样吧，你要迟到了，……晚上见……拥抱你。”
“我也是。晚上见。”
当我回家时，安娜眼泪汪汪的：五个小时来，她一直想让他吃点东西……但无济于事……他不吃。他甚至不再吸奶。他的脸色又苍白起来，昏昏欲睡，让人惊讶。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建议我给孩子量量体温。如果跟早上一样，那就让他睡几个小时，然后再让他吃好……如果，如果他再不吃奶，那就打电话给儿科医生……
安娜在她房间不停地哭：
“孩子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没发烧……问题不会太大。奥德丽重新让他睡下了，六点左右再给他喂奶……如果情况不见好转，我会让医生来……好了，别惊慌……”
我拥抱着她，等待她平静下来，然后又去看爱德华。他又已经睡熟了。
奥德丽告诉我，爱德华好像腹泻了，但粪便却很正常：
“他好像胃有问题……”
“是不是吃得太快了？或者说奶嘴的孔太大了？”
是的，这病很可能就是奶嘴造成的，而且，他还必须吃这些混合药剂……
我试图安慰安娜。她的哀伤使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觉得无法消除她的这种哀伤。
晚饭我们吃得很少，而且很快。安娜坐在扶手椅上，一言不发，心不在焉地做填空游戏。我整理着散乱在书桌上的纸张。奥德丽在房间里看着爱德华。爱德华一直在睡，睡得很深。我们不敢吵醒他。
半夜时分，奥德丽劝我们去睡觉：
“如果有什么事，我会叫醒你们的。”
“有什么处理不了的就让我们来做。”
“好，好，我答应你们。”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奥德丽叫醒了我们：
“孩子不好了……”
我赶紧跑过去，安娜惊跳起来，醒了。她坐在床沿，双手抱着脖子，不敢再动。
爱德华脸色发灰。他的上嘴唇又肿又紫。
“我试了一晚上，想让他吃东西……他不吃……他什么都不吃……”
“为什么你不叫醒我？……”
我责怪她，更怪自己相信了她向我所作的保证，三点钟左右时睡着了。她一副痛苦的样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朝她笑了笑。再说……我又能怎么办？
我给安德华量了体温，三十六度。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不在，已经出诊了。母亲建议我马上请儿科医生来，并要我与她保持联系。
我打电话叫醒了医生，她说她会来的，但家里就她和她残疾的母亲在，她得等保姆到了以后才……
安娜走到我身边，我对她说：
“她现在正忙，但会尽快赶来。”
医生打电话过来：
“把孩子送过来……我在家里给他检查……请原谅，只能让你们把他送到我这儿来了，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奥德丽马上行动起来，她一边哼着那首往往能使爱德华平静下来的爱尔兰摇篮曲，一边把他穿得暖暖的，还裹上了一张被单。安娜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我劝她呆在家里。她出院还不到一个星期，而且，由于激动，她显得非常疲惫。她甚至连站都站不稳。她拥抱着孩子，紧紧地把他搂在胸前，抚慰了他一会，然后把他交给奥德丽：
“孩子，早点回来……早点回来……”
她哭了。
十三
医生脸带微笑，迎接我们。这微笑并无具体内容。她请我们到她的诊室去，那儿堆满了书、画和小玩意儿：
“请原谅让你们到这里来，但这是惟一的办法，得马上替这孩子看病……好了，现在，小姐，您把他的衣服脱掉……”
奥德丽又慌张又笨拙，一一脱掉爱德华的衣服，把他赤条条地放在一张铺着白被单的天鹅绒小沙发上。爱德华轻声地哭了……或者说呻吟了起来。
“他的嘴唇从什么时候开始肿成这样的？”
奥德丽听不懂她的问题。我答道：
“昨晚……今天一早……”
她摸了摸爱德华的肚子，检查了我们带去的尿布，然后又抓住他的手，让他站起来，让他走着……接着又继续检查他的眼睛、嘴、耳朵……并重新摸了摸他的肚子、腰……一滴紫黑色的液体滴在白色的床单上：
“瞧！这是什么？……您看见了吗？”
“没有，我是说……”
“我看见了，”奥德丽说，“今天早上，在来这儿之前……我给他穿衣服的时候……”
“他便血了……这很麻烦……非常麻烦……”
但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平静下来，走到壁炉边找了一个指套，伸进食指，又在上面涂了点凡士林，然后突然伸进孩子的肛门。孩子突然大哭起来。食指抽出来时布满了血。
她想了一会儿，在桌边坐下，边写边说：
“你们可以给他穿回衣服……当然，你们不能把他带回家……我要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你们有特别喜欢的医院吗？”
“没有，没有。”
“那好，我带他去儿童医院。”
“挑最好的医院……”
“等一等……我打个电话……喂，喂，儿童医院吗……给我转……喂，吉塞勒、是……对，是这样……告诉我，我能送个孩子过来吗……急诊……有位置吗？……好，你开始作……我六点左右过来……马上过来……”
她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写着。
“好了！我到我的科室里找他，你们赶快送他过去。我两三个小时以后去看他……如果你们能在中午前后来，我也许可以告诉你们最初的诊断结果……不瞒你们说，问题很严重……但不要慌张……我们会把他从那儿接出来的……也许最好打电话给您太太，要她不要等您，因为时间有点长……”
我笑了笑，谢了她。奥德丽已经给爱德华穿回衣服。爱德华在她怀里睡了。
“喂，安娜……别担心……医生希望我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去，这样检查起来方便一些，作些必要的检查……去儿童医院……去她那个科室……一点钟之前我回不来……别太担心……拥抱你。”
我等了几秒钟……她没说话……然后开始说，但没说下去……我挂了电话。
八点差一刻。街上已很热闹，等绿灯等得心急如焚。奥德丽一言不发。爱德华在睡。
在医院门口，门卫问我：
“有什么事？”
“我儿子病了……很急……”
“有住院单吗？”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我把医生给我的所有单子都递给他。他不慌不忙地读着，然后还给我：
“好了，您可以进去了……”
“我很希望……”
“不应该恼火，先生，这无济于事……”
我没听他解释，只管自己开车进去。我按箭头指引的路线前进，最后却此路不通。我只好倒车，又迷了一回路。我烦死了，向一个护士问路，但她指错了路。我又问了一个人，最后总算来到了我要找的那栋楼前。
医监在二楼接待我：
“您好，先生……啊，是的，我知道……您的医生打电话给我了。”
我把爱德华递给她。下车时我就想抱他。
“不不，现在还不用……您首先得去挂号处……很容易找的……左边，很近……在您对面……门上有字。”
我目瞪口呆，不敢答话，看着儿子。重新下楼，一肚子气，一言不发。奥德丽跟在我后面，莫名其妙。
十四
一进门，我就惊呆了：职员们安静地坐在桌前登记姓名、算帐、划线、打字、互相通话。我把爱德华递给奥德丽，让她坐下。一个年轻的妇女开口问我。我把自己的姓、名、地址、职业、社会保险登记号以及孩子的名字、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一告诉她，并且看也不看就在各种单子上签了名……
“您是信什么的？”
“嗯……天主教。”
调查结束后，她指着一条走廊，要我过去检查。我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找奥德丽。她没有跟上。
我们走进一个宽大的候见厅：右边有几张长凳，坐着男女老少，其中妇女居多，陪着孩子；左边是几间小小的检查室。
有个护士走过来，我上前对她说：
“护士，很急，我儿子病了，很紧急。”
“好的，先生，在那儿坐下……”
我不放松：
“很紧急……已经检查过了……”
她没有理我。
“我想立即见值班医生。”
她转过身，一言不发地盯着我，走到走廊尽头，跟一个同事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来，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又挂上了：
“坐一会儿，先生，医生马上就来……”说完，她就走开了。
我忍不住要发火，最后终于在奥德丽身边坐下。她耸耸肩。爱德华在睡觉，脸色十分苍白。我们进医院的大门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
等了几分钟后，我站起来叫护士：
“护士，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话，我想医生是不是下午才能来……”
“不要激动，先生，我知道您很着急，但您这样发火无济于事。医生会来的，已经通知他了……可您知道，他分身无术嘛……”
“这与我无关……总之，让人不知道怎么说……”
我又坐下来，看见儿子，我就不敢再粗鲁了。护士走远了。奥德丽碰碰我的肩膀，朝我一笑。
一刻钟过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做什么好。我盯着来来往往的护士，不住地发牢骚。也许被她猜到了……她躲着我。我什么都不再想，只盯着面前的椅子，忘了一切，连医生叫我跟他去检查室也没有立即听见。
“哪儿不舒服？”他问。
我把所有的单子都给了他，然后开始讲爱德华的病。从星期二讲起，详详细细，翻来覆去，一讲再讲。“好了，让我们来看看……”
奥德丽已经脱掉爱德华的衣服。爱德华醒了，呻吟着。医生仔细地作了全面检查，跟一小时前所做的检查一样。当他看见流出的尿有血时，他跟儿科医生一样惊呆了。不过，他什么都没说。体温：三十五、三十八。他看了以后仍然一言不发。他看着我，简单地告诉我检查结果，最后说：
“我无法准确地对您说是什么病，我想是两三种病……我们将再做些补充检查，并会把检查结果告诉您……”
奥德丽最后一次给爱德华穿回衣服。护士过来阻拦说：
“啊，如果穿着麻烦，那就别穿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把他的衣服还给你们的……”
一个男护士过去，抱走了睡着的爱德华，我目送着他在生人的怀里渐渐走远……
医生在单子上签了字，跟我们说声再见便走了出去。那个女护士非常和蔼地说：
“来，跟我来。”
我请她原谅我刚才的冲动：
“我知道你们很忙……”
“别为这件事感到不安了，先生，这很正常，我理解您……”
我们回到刚才开车去的那栋楼，女医监笑眯眯地重新接待我们。她把用被单包着的爱德华的衣服全都还给了我们：
“我现在就把它给您，免得弄丢了……他一来我们就给他穿上……”
我让奥德丽接过这包散发着生命活力的衣服。
“您的医生上午应该来的……也许她告诉您什么时候去看她？”
“是的，是的，她要我十二点钟左右过去。”
“对，是这样。十二点左右再回来吧。那时，我们将把最初的结果给您……”
外面，医院里很热闹。跟城市一样，医院也苏醒了。护士、见习医生和医生，大家步伐各异，各就各位。也许我的脸苍白得可怕，有几个人碰到感到很惊讶，不是压低声音就是一言不发。
我身边的奥德丽一句话不说。当我看着她时，她朝我笑笑。她不愿意相信她所看护的这个孩子会得重病。我觉得她并没有把医生的诊断当回事……上车时，她忍不住叹息说：
“啊，要是我们在都柏林就好了……”
十五
安娜坐在床上，手里拿着孩子的一个玩具。见到我，便抬起焦急的眼睛。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不料却忍不住哭出声来。安娜走过来，与我抱头痛哭。
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声音严肃，犹豫了半天才回答我，这使我越发担心。他明天就来。
不一会，接到安娜通知的帕斯卡尔赶来了，要求中午我带安娜去医院时也跟着去。
我们坐在候见室里。别的家长们也在那，跟我们一样默不作声。走廊里，医生们在讨论。他们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大声，我们一字不漏都听见了。几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去办公室找医监。她认出了我，一边继续写她的东西，一边对我说：
“您见到医生了？哎，这很奇怪，我一分钟前还见到他……”
“不麻烦您了，医生，我去找她……”
在一个房间里，儿科医生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听见习医生说话。我走上前去。她看见了我，但这回，脸上没有微笑：
“啊，我们正在说您的孩子……我想对您说病很重，非常严重……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但我们已经有了部分结果：孩子得了罕见的肾综合症……我不一一详细说了，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一种大肠杆菌引起的……我应该跟您说清楚，眼下，我保留我的诊断……”
她看着我，也许在等待我的反应，等待我提问……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
“惟一的希望是他的体力……这孩子生命力很强……我们给他注射了抗菌素……也许明天会看得更清楚的……可现在，我无法安慰您……孩子的母亲怎么样？现在不要把情况全告诉她……当然，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
“谢谢，医生……我晚上再来……再见，小姐，再见，先生。”
安娜和帕斯卡尔在走廊尽头等我。
“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医生认为问题很严重……也许是大肠杆菌……不过，还有希望……孩子似乎很强壮，会顶得住的……也许……”
安娜走近我，靠在我身上，抓住我，扑到我怀里哭了：
“我的孩子……我不想他死……我的孩子……”
我把她拉到了外面。
一回家，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起初，他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开始鼓励我……
奥德丽也许猜到了我们希望独处，便跟我们说她要走。她很快就收拾好行李，答应每天都打电话来了解消息，并说，欢迎我们一家三口去爱尔兰。她拥抱了安娜。我感谢她对爱德华的照料，付了钱。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勉强笑了笑。
三点钟了。帕斯卡尔建议带我们去吃饭，我们拒绝了。安娜不停地抽烟，没烟了。我出去买烟。
外面，马路上、人行道上、商店里人来人往，我想起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我穿行在人群中。他们怎么不知道我很不安，我觉得这很奇怪。在我常去的烟铺里，几个人问我儿子的情况。孩子出生后，我曾告诉过他们。
“谢谢，先生，他很好……我们希望他一直健康下去……”
“啊，没有理由不健康……”
“不过，您知道，命运无常……算了，不想它了……您呢，一切都好吗？”
我回家时，发现安娜的眼睛红红的，她刚哭过。我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来到厨房。帕斯卡尔正在沏茶。
四点左右，我打电话去医院。孩子的症状没有变化，检查在继续。我通知他们我晚上八点左右过去，了解最后的结果。
我不停地问自己：“孩子是从哪儿染上这病的？我不明白……大肠杆菌……也许是从母体带来的？……”
我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打烂了。安娜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我身边：
“别再折磨自己了……我敢肯定你正在责备自己……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追究责任又有什么用……”
我再次赞赏她。她能猜到我的心事，并且敢于调解。
帕斯卡尔给我们端来了茶，并跟我们谈起了她丈夫。今天早上，她得到了丈夫的消息：
“那是个很危险的地区……我得承认我不是太放心……”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安娜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详细地提了一些问题。帕斯卡尔觉得很投机，一一作了回答。尽管她们不想冷场，但有时仍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她们赶紧没话找话。
七点半左右，我要帕斯卡尔留下来陪安娜，直到我从医院里回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好的……我想等到最后的结果出来……你们看吧……我敢肯定会是好消息……”
关门时，我还认为也许她说得有道理。
十六
当我来到医院时，楼里空无一人。没有护士，也没有来访者。灯关了，只有每十米一盏的蓝色夜明灯还亮，以方便两个保安值班。我一来到走廊尽头，便有一个女护士迎上来。我问她：
“我儿子爱德华从今天早上起就在这里住院，我能问问他现在情况如何吗？”
“啊，对了，我知道这事……是这样……现在没有变化……我们做了血培养……当然，结果最快也要明天才出来……孩子的病情好像没有恶化……我刚刚看过他……他蠕动着嘴唇，好像要吃奶。”
“我可以看看他吗？”
“啊，当然。不过，您看不到什么东西……”
爱德华赤着身子，躺在一张婴儿床上。这床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是那么小。他闭着眼睛，张着嘴，呼吸着，难以察觉地呼吸着。半明半暗中，他的嘴唇没那么肿了。我凝视着他，哭了。
“好了，好了，亲爱的先生，别这样……好了，好了……现在，回家吧，好好休息……我们会照顾您的孩子的，别害怕……我们会替您把他治好的。”
我无法动弹，额头贴在把我与儿子隔开的玻璃上。保安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拖走了……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他了。
十七
星期天早上。昨晚，安娜和我看了一晚上的书。八点钟，我打电话去医院。爱德华被推到抢救室去了。他的病情很糟。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安娜，她一言不发。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已出发来巴黎了。母亲跟他一起来。他们将在中午前后到达。
就像整整两个星期前的那天一样，街上空荡荡的，天空明亮，但天边布满乌云。在医院门口，门卫这次没问任何问题就让我进去了。我赶紧地找医监，她刚好从楼里出来。
“出什么事了，医生？”
“今晨两点钟左右，您儿子情况不妙……医生来了，决定送抢救室……我刚从那里出来……他没有好转……您不能去看他……必须等几个小时……中午前后再打电话来吧……或者回到这里来……如果您愿意的话……”
不能看他。
我什么都没说，也没坚持……我谢了她，离开医院，回到家中。
安娜坐在自己房间的扶手椅上，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身体仍很虚弱。见到我，她想笑，却笑不出来。我把医生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她。她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嘴唇，去厨房了。
十一点半，我去车站接我父母。我去得太早了，我不停地来回踱步，从郊区火车上涌出来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把我撞得东歪西倒。
我还没认出父母亲来，他们就看见了我。他们拥抱着我。我担心他们的身体：
“旅行顺利吗？……人不会太多吧？……”
我们害怕提起孩子，便天南地北乱扯。母亲和蔼地说：
“你应该穿件大衣的……如果天再晴下去，就不会这样热……我敢肯定，天要下雨了……”
我毫无表情地把最后的消息告诉他们。父亲没有发表意见。我把他们送到家门口：
“我想最好还是先放下行李，然后马上和安娜一起去医院……你们看怎么样？”
“照你说的办吧，孩子，照你说的办……”父亲说。
十八
我们在电梯里进进出出，在楼层里上上下下，在空空荡荡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好不容易才找到抢救室。指路的箭头标得让人非迷路不可……
我们终于来到一条走廊里，几个房间两头都没有门。里面的孩子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在玩，大大小小，得什么病的都有。看护他们的护士态度有些粗暴。我们对面有间办公室，有个穿蓝罩衫、白长裤的瘦瘦的男护士在里面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浇花。右边是一扇大玻璃门，门上用大写字母写着几个字：抢救室。禁止入内。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张塑料带编织的椅子和一张小桌子：那是候见室。母亲和安娜在那儿坐下，父亲打算推开抢救室的门，想了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他按了按门铃。
有个护士马上开门出来。
“您好，小姐……我是热里厄医生。我想看看我的孙子，他是昨天晚上送来的……”
“请等一会，先生，我去找医生……”
我们等着。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父亲几次把手指放在门铃上。但没有按。母亲焦急地敲着鞋跟。安娜盯着墙，一言不发。我看着她。
一个年轻的医生出现了，很和蔼，很稳重。他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本能地跟我父亲说话。我听不懂他说什么。简短地谈了一会之后，我父亲要求去看看孙子，但医生劝他不要看……父亲没有坚持。安娜似乎很害怕。孩子现在该怎么样了？
医生彬彬有礼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当我们走向汽车时，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
“最好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你明白吗？对孩子来说，最好……这将非常可怕……”
我忍不住哭了。母亲和安娜在等我们上车，当我们来到汽车跟前时，看到我泪如雨下，她们也不想问什么了。
我们回了家，哭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感到羞耻，大家都放声大哭。
父亲显然非常伤心，弄得我心慌意乱。
痛哭一场之后，母亲和安娜去弄便饭。父亲嚎啕大哭，有时说不出话来。他断断续续地向我解释了医生的话：确实是大肠杆菌病。
“对他来说，也许最好是死……尽快……”
我感谢父亲把事实真相告诉我。我对此已不再怀疑。他知道我完全信任他。他打消了我的所有希望，我佩服他的勇气。
中饭准备好了，吃得很快。我们谈起了我的兄弟姐妹们，谈起了他们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我问母亲她养的狗怎么样了，还有她的花。安娜则谈起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和被这场我们希望忘掉的意外事故取消的计划。
四点左右，母亲给我端来茶水和她去买来的点心。父亲打电话去医院，想知道最新的消息。毫无好转。我们又谈了一分钟，然后，快到他们上车的时间了，我把他们送到车站。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但我们依依不舍，好像要分开很长时间一样。他们难以掩饰目光中巨大的痛苦，这使我们更加难受。
夜晚一直持续到黎明。午夜前后，安娜给我端来一大碗加奶咖啡，我们读着几星期前互赠的书，直至睡着。
七点钟时，电话铃把我们惊醒了。我知道我会得到什么消息。
十九
“是5642738吗？”
“是的。”
“是热里厄先生？”
“是的。”
“这里是儿童医院……我打电话来是关于您儿子的事……您必须尽快来看他……他情况很糟……”
“好的。谢谢您，先生。我马上就来。”
安娜就在我身边。我把听到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并补充说：
“不要再抱有幻想。他肯定死了。”
安娜发起抖来……就像她分娩的那天早上，当她得知必须离开家里时那样。她因惊恐、不解和孤独而发抖。
在汽车里，我们哭了。
我认出了那些人：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我三次在早上行走这条通往医院的道路。门卫亲切地向我点点头，也许他已猜到我为什么一大早就来医院？
在抢救室，我一敲门，便有一个护士为我们开门，就像昨天一样。
“我是热里厄先生，我接到通知来看我儿子。”
“是的，先生……请等一会儿，我去通知医生说您来了。”
我坐在安娜身边，搂着他。我试图想象着儿子充满生气的脸，就像我一星期前所见的那样，但没做到。我只看到他苍白的脸浮肿的，只听见他的呻吟。在我们对面的办公室里，那个男护士像昨天一样，一边给他的绿色植物浇水，一边跟他的一个同事谈话：
“我昨晚背又疼起来了……要变天了。你看吧……”
“啊，奇怪得很，我也是，从昨天起，我的风湿病又犯了……”
“得了这些病，怎么会有好心情……我患忧郁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克服不了……”
“那是由于季节的缘故……哎，那你就像我一样……我找到一个小窍门……晚上回家时，我喝它一小杯甜酒。你知道班珠尔甜酒吗？……试试看，来一小杯，我觉得好多了……”
“瞧……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刚送我一瓶马拉加……”
门开了，一个医生走过来，先跟安娜打招呼，安娜站了起来。然后又跟我打招呼，说：
“夫人，先生……我们已想尽一切办法……你们的孩子死了……今天早上，七点左右。昨晚，午夜刚过，他便第一次心衰竭……我们进行了抢救……病情稳住了……但今天早上第二次心衰竭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们无能为力了。”
我低下了头。
安娜问：
“可以看看他吗？”
“当然可以，夫人……不过，请您等一会儿。”
我们重新坐了下来。
安娜说：
“可怜的孩子……他一定受了苦……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紧紧地搂着她。她把头靠在我肩上，轻轻地哭着。那个男护士住了嘴，在办公室里偷偷地看着我们。
医生回来找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器械中，爱德华，我的儿子，躺在一个小床垫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单。他的脸黄黄的，浮肿着。上唇漆黑，头上包着一条毛巾，没有微笑，没有咧嘴，一动不动。
我们久久地望着他。
安娜呻吟道：
“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
回家后，我对她说：
“对他来说这样更好……你知道，否则的话他会病一辈子，对他来说死了更好……可对他来说，这太不公平了……”
她向我转过她那张如此漂亮的脸，抚摸着我的手，喃喃地说：
“我给你生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不是吗？……我的孩子他多么漂亮啊……他是那么漂亮……他为什么会死？……为什么？……”
二十
我来到住院处。接待我的职员弄错了，把另一个叫做爱德华的孩子的账单给了我。我指出了他的错误，他连忙道歉，然后把各种各样的帐单递给我，让我看了以后签字：
“下午一点以后再来。您可以带些衣服来给他穿，并到财务处去结账。”
“我儿子将放在什么地方？”
“休息室……我们会带您去的……啊，等等，我忘了把它入档了……”
他递给我一张洗礼登记表。我想起来父亲星期天来的时候，对要不要洗礼这个问题犹豫了半天。我会通知他，说已经洗过礼了。
我在外面找到了安娜。她宁愿在外面等我。我们默默地回家，然后各自把这消息通知自己的家人和好友。与此同时，也有些朋友得知爱德华出生的消息，打电话来祝贺……好不荒唐啊！
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和同事讨论过了，这似乎是一场罕见的不幸，但无论如何，死是惟一的，也要最好的结局。
一小时过去了。安娜像昨天一样，坐在床上，抱着爱德华的玩具和衣服、紧紧地搂在胸前。在她的膝盖上，放着一个照相本，她已开始在上面记录关于儿子的一切资料。她哭了。她苍白的脸色使我感到很不安。我走过去，抚摸着她的脸颊，她的手，把她舍不得放下的东西夺过来，让她躺在床上。我递给她一杯咖啡，她拒绝了。我建议她合上眼，尽量睡一会，然后，我吻了吻她的额头，离开她去操办葬礼去了：
“别害怕……我不会离开得太久的。”
二十一
看到第一块“葬礼”招牌，我便停下了车子。我走进镶着清漆护壁板的黑乎乎的屋子。一个身着端庄的男人站在办公桌后面接待我。他五十开外，大腹便便，使他显得格外庄严。他摘下仿玳瑁眼镜，宽宏地指着一张乌木椅子，对我说：
“请坐，先生。”
“谢谢。先生，我来是想安排一个葬礼。我儿子今天早上死了。”
“请接受我的……”
“他现在在儿童医院。他还是个婴儿。”
“让我向您了解一些情况。”
他在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纸堆里翻寻出一张印着字的纸来。
“是个男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出生于……您有自己喜欢的教堂吗？……我想最好还是拉萨尔的圣洗约翰教堂……我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时候能安排得上……照我的意见，最好是星期三上午……
“喂，喂，是圣洗约翰教堂吗……我是沙皮先生，有个葬礼……一个孩子……星期三……好的……上午八点半……等等，我问一问……好，可以……那就星期三上午八点半，我马上过来安排……再见
好啦！您都听见了，同意星期三……当然……有点早，但其他时间都占满了……棺材嘛，您要哪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您看，这是样品目录……这种样式是最简单的，这也是，挺不错的。这还得再……我觉得中间的那个不错……”
我同意了。
“这是实芯橡木做的，四个镀金把手，漆成白色，里面有枕头和被单，顶上有一个镶框刻字的牌子和一个光滑的金属十字架，上面固定着耶稣像……当然，一切都由我们负责，尽管放心……要我给您算算得花多少钱吗？棺材费、服务费、弥撒费，包括给教堂的募捐，抬棺材的费用、市政税、请出席仪式的神职人员、额外费用……总共需要一千五百元左右……您能接受吗？
我同意了。
“好，那就星期三八点左右在儿童医院的休息室里见……一切都井井有条，您什么都不用管……啊！我忘了，殡葬公司……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打电话给跟我合作的那家公司，我们明天去您家看您……您什么时间可以接见公司的代表？……”
“噢……我不知道……明天上午吧……”
“明天上午，很好，十点左右……他们有现存的墓穴……不会有问题的……再见，先生。”
我走了过去。我听了，但没听见；签了字，但没有看签的是什么东西。我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这场会见不但没有使我生气，反而使我平静下来。
出于礼貌，我去教堂跟教士打了个招呼，葬礼将由他来主持。他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详细而平静地回答了。他老实地向我承认说，对这种事他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对他的坦诚表示了感谢。
当我回家时，帕斯卡尔呆在安娜身边，照看着她睡觉。开门声把她惊醒了。她朝我笑笑，盯着对面的墙壁，似乎失神了几分钟。我们喝了一杯茶，权作中饭，然后便准备去医院。安娜选了一件绣花的内衣，最漂亮的一件羊毛小背心、两张尿布、一个襁褓、一顶小圆帽、几双鞋和一个玩具，收到的第一个玩具。她几乎没有哭。我强迫她多穿衣服，然后在帕斯卡尔的陪伴下，走出门外。
在医院里，我请她们等等，自己走进登记处。今天早上见到过的那个职员又让我在几张单子上签字，并另外给了我几张，让我去收银处。结完账后，我找到安娜和帕斯卡尔，三个人在接待小姐的带领下，来到离另外几栋楼有点远的太平间。
门关着。我按了门铃。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身白衣，打开门，招呼我们。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让我们进去：
“在这里等一会，我会回来找你们的。”
我们听见一扇门开了，一辆推车推过来，门又关上了，发出冰库的门那样的关门声。门卫几乎马上就过来，请我们跟他走。
这是一个人没有窗的小房间，雪白，冰冷，只点着一支蜡烛。角落里有张床，上面安放着爱德华，身上包着白色的裹尸布。
我们抽泣起来。我把安娜紧紧地抱在怀里，不管她如何反抗，硬是把她拉到外面。帕斯卡尔赶紧过来扶住她。
我把我们带来的衣服交给那个面无表情的保安。我把那个玩具，背上有棕色图案的白色小羊羔交给他，叮嘱他一定要把它和孩子一起放在棺材里。他有些困惑。玩具掉在地上，他赶紧捡起来，朝我笑笑。要是在别的场合，我非跟他急不可。
整个晚上，我们都在接待亲戚朋友。他们发自内心的悲伤使我们痛上加痛。十点左右，客人们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安娜。我们太累了，怎么也睡不着。很久了，我们还在回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死亡突然把它们变成了回忆。
凌晨两点左右，安娜给了我一杯咖啡。我擦掉她脸上的泪痕。
她喃喃地说：
“死个孩子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常，让人难以置信……”
她继续说着……我听着……我再次直到黎明才睡着。安娜睡着得比我晚。
二十二
门铃不断地响起，把我吵醒了。我看看表，十点钟了。我穿着睡衣去开门。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在我眼前。他肥大的双手红红的，指甲乌黑，穿着一件格子外套，已经很旧，袖口都破了。黑色的皮鞋没有打蜡，一束肮脏的长发遮住了他的额头。他的眼珠是灰色的，嘴唇又厚又湿：
“您好，先生，我是未尔博公司的……儿子，我……”
“啊，对了，进来吧，我忘了您来访的时间……请原谅我这样接待您，我在睡觉……”
我把他带到客厅里，让他坐下，然后去安慰安娜，我猜她一定非常不安。她差不多已穿好衣服，答应一准备好就出来。
那个业务员笨手笨脚地坐着，从一个红皮的旧公文包里拿出一些纸张，水泥和大理石样品，马上开始介绍起来：
“……有两个问题：墓穴和墓地……你们家里在巴黎没有墓穴吗？……没有……好……您有许多办法……”
我没有再听他说下去：
“……我们在巴相有现存的墓穴……离巴黎不远。租墓地就没那么贵了……有两种方式……永远的或三十年的……如果您不能马上决定，最好要三十年的……价格是八百法郎，包税……”
安娜突然出现了，这个男人站起来，跟她打招呼，把他已经跟我说过的话又简述了一遍。我们不加考虑就选了为期三十年的墓地，并马上填写了支票。
“好了，第一件事完成了……现在，我们来看墓穴……当然是用水泥啦……没有问题。至于墓嘛……有许多样子，瞧，夫人，您能扫一眼目录单吗？”
安娜翻着目录单，然后把它递给我。我翻了几页，什么都没说……
“这是蓝花岗岩的，很简单，小十字架用水泥贴在墓碑上……”
“对，对，这个不错……我们就要它了。”
“好，现在，我要把这些都刻在……请你们再跟我说一遍你们的名字、姓、地址……”
安娜低下头。我觉得她憋不住要笑，尽量不看我。
“好了，碑文……雕刻……镀金……罗马数字，加上增值税，差不多五千法郎。”
“今天就要付款吗？”
“不，不，如果您愿意的话，先把定金给我……我不知道……一千五百法郎吧……”
我又填了一张支票，他小心地收起来，放在他的破钱包里。
“谢谢，先生，请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的。由于是个孩子，以后还可以再放一个人……”
他收起他的纸张和样品。由于扶手椅太软太低，他站起来时差点摔倒。他靠在墙上，露出愚蠢的微笑，跟我们告别：
“再见，先生、太太。”
“您想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
“我说不准，但现在是十月初……万圣节吧……对，我想，万圣节吧。”
我把他送到门口。安娜独自留在客厅里，突然泪如泉涌。
二十三
一点钟左右，我哥哥带着嫂子来了。他们心神不安，跟我们谈了一会在布列塔尼的生活和工作……谈话很勉强，但我们尽量谈下去。
中饭后，他们离开我们去买东西了。安娜回家了。我去买了一份报纸，回了家。
安娜站着，靠在儿子的房门上，哭着说：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死啊？”
我拥抱着她，等她平静下来。
晚上，我去车站接我父母。我又把他们想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们：葬礼、我们的健康情况，尤其是安娜的情况。他们建议带我们去吃饭。
我谢绝了邀请，谢了他们，把他们送到旅馆。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在医院的太平间见。
我不在家的时候，安娜在准备晚餐。我们几乎没怎么吃，早早躺下了，但像前几天晚上一样，并没有睡。
二十四
星期天，我们六点半就起床了。我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我干嘛希望出太阳？电台在评论中东的局势。我从安娜分娩那天我送给她的那盆花上摘了四片红叶，做成一个花束，随身带走。那盆花也要死了。
八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医院。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很注意守时。
在太平间顶端，有个与冷房相连的三角形房间，墙上的石膏已剥落。双扉边门开着，朝着马路。雪白的花束和花篮靠墙摆着。
我们向已经到达的家庭成员和几个朋友打了招呼。安娜跟着我后面，我们走了进去。右边，一个漆过的小棺材放在两张小搁凳上。棺材盖遮住了一部分尸体，上面固定着一个装框的金属牌，刻着爱德华的姓、名和生卒日期。
爱德华枕着一个绣着假花边的白枕头，眼帘还红红的，嘴唇不那么肿胀了，但灰黑灰黑的，颅骨像脱开了一般。他看起来像个老人。
一只大苍蝇停在他的额头上。父亲把它赶走了。安娜和我凝视着这张带有痛苦和死亡特征的脸。
显然，他受了苦。
外面突然骚动起来。原来，一些外省人来搬尸体。他们把生病的孩子送到这家医院，孩子死了。一共有四家。棺材已经盖上，抬起来，放在汽车的车厢里。车子开走了。爱德华似乎被死人也抛下了。
每次有人送花来，殡葬公司的职员便把夹在花中的名片抽出来递给我。我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放进了口袋。
“车子不会来迟的……现在几点了？”
“八点二十分。”
“五分钟后就到。”
安娜想看看玩具有没有放在爱德华的棺材里。保安掀起盖子，找了找，没找到。他走到冷库，乒乒乓乓开了好几扇门，然后嘟嘟囔囔地走出来，一副尴尬的样子。他想了一会，说：
“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弄错了。我一定是把它放在刚刚运走的那副棺材里了……真是糊涂，啊，太糊涂……请原谅……”
我朝他笑笑，安慰他。这荒唐的小插曲跟眼前的这件大事一样，已不能使我痛心了。
八点二十五分，一辆布满装饰的黑色小货车如约来到。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下了车，马上开始搬花车。那个业务员通知我棺材马上就要钉上了。我们最后看了一眼爱德华的脸。我吻了吻他的额头。棺材钉上了，被抬上了运柩车。
到医院以后，我一直没有松开安娜的手。她脸色苍白，头发用一块黑白相间的丝巾扎着，眼睛哭得红红的，由于眼圈黑了，显得特别大。她似乎十分虚弱。我们一一上车，我们和父亲一道，把棺材一直护送到教堂。
二十五
朋友们已在大楼梯前面等我们，那里有条路直通教堂的门厅。两个男人把棺材抬到教堂的祭坛上。我们随棺而行。我哭着，扶着同样在哭的安娜。灵台四周，摆放着很多花束和花圈。棺罩上，只放着我们那一小束花一般的红叶。
葬礼开始了。我希望越快越简单越好。殡葬公司组织了一场音乐葬礼。我觉得十分可笑。弥撒由我前一天见过的那个教士主持。他念完福音书后，告诫参加者“服从神秘的上帝之爱”。
我独自赞赏这种信任和庄严，并回想起爱德华的脸，我儿子活着的时候的脸……他的怪模怪样曾使我们发笑，他双手的样子十全十美，让我赞叹……
弥撒结束了，大家马上在教堂门口向我们表示哀悼。简短的追思祷告在教堂外面进行。人们站在楼梯下，通道上，夹在行人当中。随后，棺材又被抬上柩车，父亲、安娜和我上了车，前往墓地。
时间差不多已到十点。巴黎人满为患。行人目送着我们，有的汽车避开了，有的却相反，当柩车在绿灯面前起步慢了一点时，便按着喇叭。
那个业务员提起他的下一场殡葬：
“如果再不开快点就要迟到了。”
路上走走停停，拐了许多弯，终于，我们来到了巴涅的墓地门口。几辆车成功地跟上了我们。天下雨了。中心道路的两旁种着落了叶的大树，我们在路的尽头拐进旁边的一条小路，路面工程把小路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的脚陷进黄泥中，在水洼上走着。
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棺材用绳子吊着，放进了墓穴。安娜往墓穴里撒了一些红花，殡葬公司的职员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圣水器，迅速地最后一次洒圣水。司机把花束放在坟墓旁边，掘墓工开始填土了。
安娜和我上了帕斯卡尔的车。空柩车没有等待，回去了。
我们抄另一条路回去。
二十六
在家里，我们请朋友们喝咖啡。他们有的成功地跟上了我们，有的由于交通拥挤，走丢了，赶到墓地时掘墓工正在填土，于是又慢慢地回来。谈话起初很审慎，后来热烈起来。欢乐与哀伤、怨言与微笑甚至是欢乐混杂在一起。久违了的朋友们答应马上再找时间聚聚。
大家都走了以后，安娜关上爱德华的房门，搁起电话，开始整理客厅。我过去帮她。
天黑了。有人按门铃。我们没有开门。我们挨着坐在黑暗中，默默无声。以前，我们保持沉默是怕吵醒孩子睡觉，现在我们不说话是想召回离开我们的孩子。
二十七
星期四上午。有人奇来唁函，也有迟到的贺信。
我们决定把家里整理一下。太乱了。我把孩子的肮脏衣物都扔进垃圾筒。安娜在手提箱里挑选和整理仍然很新的衣服。我把奶瓶和奶嘴都装进一个盒子里，放到壁柜最里面。我突然发现安娜几次盯着空空的摇篮。她一句话都没有说。既没有怨言，也没有泪水。
当一切都整理完之后，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默默地拥抱了好几分钟。
帕斯卡尔来了，邀请我们吃中饭。两点左右，她们去买东西了。我不想陪她们去。
三月广场布满热乎乎的灰尘。两个星期前秋天就到了，但除了昨天下雨留下的几个水洼外，一切都像是夏天的样子。路上布满了游客和闲逛者，有些老人在长凳上打瞌睡或聊天。孩子们在玩。天气很好。
我步履蹒跚，像个残疾人。我消失在周围模模糊糊的人群中。
声音、叫喊和周围的一切都没能留住我的脚步。我幻想着，不停地走了几小时，寻找我思念的孩子。我现在才觉得，他真的离开了我。
太阳消失了，我回到了家。安娜不在。我在地上躺下来，躺在爱德华的摇篮旁边。我睡着了。
当安娜摇醒我，让我吃晚饭时，可能又是午夜。
巴黎，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