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冠军目录
我的一天〈作者序〉
巴奇〈译者序〉有为者亦若是
第 1 章 成交，不然就滚到一边去
第 2 章 我的计划－－营运资金
第 3 章 天堂岛－－拉斯维加斯万岁
第 4 章 雄伟金字塔－－「内线」史基尼
第 5 章 金手指舒华兹－－带着黄金逃命
第一部
第 6 章 天生操作者－－顺着球路，变换打击姿势
第 7 章 永远别放空共和党－－一连串的亏损
第 8 章 冠军操盘人－－确实执行停损
第 9 章 毕维尔惊魂－－成功操盘人的本质
第 10 章 第204和第207号拍卖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战
第 11 章 带着黄金逃命
第二部 坐在湖边，静静等待潮汐的来临
第 12 章 商品公司－－我如何阅读华尔街日报
第 13 章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公司
第 14 章 我的钱操作的如何了？ 抱歉！老。你被炒鱿鱼了！
第 15 章 病魔缠身－－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第 16 章 深夜恶战－－小道消息
第 17 章 人生中最棒的一笔交易
导引 操盘致胜要决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作者序〉
无限的感谢 ——马丁·舒华兹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他们在我一生中对我一致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总是牺牲自己，让我能够受最好的教育，并且能在一个充满了爱和诚实的家庭中成长。感谢我的哥哥杰瑞，他花了很多时间教我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运动员和一个更好的人。感谢我的祖父，他教我如何保持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并且把他的家谱留给我，让我能延续家族的“故事”。感谢我的太太，奥黛莉，她是我们家庭的基石，也展现了高尚的人格与智慧。感谢我的孩子史黛西和鲍伊，他们让我们知道作一对好父母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却又充满了喜悦的一件事。
感谢大卫·莫林，运用了他的洞察力和技巧带领我完成这本书，同时也感谢鲁丝·莫林不断地打气和鼓励。感谢保罗·佛林特提供令人激赏的智慧和幽默感——一日陆战队，终生陆战队。感谢我的经纪人吉姆·列文，他也是我在安赫斯特的同班同学及好朋友，他耐心的指导和专业的技巧使我这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摩根·麦肯尼，我最优秀的助理，她在帮助我完成最后一章“操盘致胜要诀”时，展现了无比的精力和干劲。感谢哈泼商业出版社所有的人对于本书所提供的协助，你们都是第一流的工作者。感谢亚德利安·查肯汉愿意对一个首次写书的人下赌注，并且监督和指导整个出版流程。感谢大卫·康提所表现的优秀编辑功力，他的建议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好。感谢莉莎·伯考维咨的行销策划和促销动作。感谢珍娜·德瑞、莫琳·凯利，以及艾美·兰柏使这本书的出版更为顺利。后更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人，他们在我的人生旅途之中教了我那么多好与不好的事物，使我能够继续不断地成长。
感谢大家!
巴奇〈译者序〉有为者亦若是
我和作者有着一些相似的背景。我们都是学院派出身，担任过研究分析的工作，最后再踏进专业操作者的领域。我们都曾经以基本面作为操作基础，但最后也都回归技术面，成为反应迅速的“技术派”操作者。以专业操作者的眼光来看，本书真是道尽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专业操作者的生活是充满压力和痛苦的，但是其中所能够产生的财务回报却也最大，尤其以衍生性金融商品为主的操作者更是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你的心理状况和判断力也因为赚钱(快乐)和赔钱(痛苦)而上下起伏。而有趣的是，过于乐观或是过于悲观的心理状况，对于你的判断力都有极负面的影响。唯有理性的投机客，才能控制风险、赚多赔少，否则便流于滥赌，下场只有亏损累累、黯然出场了。因此，专业操作者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了解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训练坚强的意志。坊间关于基本或技术分析的书籍汗牛充栋，但深入探讨操作心态的书籍屈指可数。而本书，就是需要训练操作心态者案头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许多操作者，从专业交易员到散户投资人，都在寻找能够让他们一步登天的“武功秘笈”。
而若要以此为喻，本书可算是“心法”，而非“剑谱”。事实上，对于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学有专精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为像作者这种“冠军操盘人”的却寥寥无几。这证明成功的金融操作，绝不仅只是机械性的技术指标，或者对财务报表的深入研究就足以达成。
操作者的观念和心态才是左右胜败的关键。本书以轻松的语法，借着作者自己的故事，将操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完全揭露，使读者由非教条式的法门，得以一窥超级操盘人成功的奥秘。本书作者马丁·舒华兹和彼得·林区以及华伦·巴菲特这些伟大的基金操盘人最大的不同之处，除了马提是一名以技术分析为主的操作者之外，他以操作自有资金起家的传奇故事更是发人深省。马提从一名小小的证券分析师，以不到五万美元的资金，成为每年可以赚进六、七百万美元的操作者，为像我这样的操作者立下了不朽的典范。如果您也有心想要跨入这个领域，达到马提那种境界的话，本书无疑是您必读的指南。
毫无疑问的，马提是一名技术派的高手，但是他也同样将基本分析作为一项决策参考的依据，只不过最后的决策底线仍然是以技术面为主。如果你是一名以基本面为主的操作者的话， 本书或许可以成为你观摩技术派操作者心法的文献。如果您是一名技术派操作者的话，本书的内容将可以帮助你重新了解在技术指标之外，操作心态对一名成功操作者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是一名业余投资人或是普罗大众，本书对于专业操作者生涯的生动介绍，可以使你更了解这个在过去对你来说可能相当陌生的神秘世界。如果你是一名专业操作者的话，本书深具临场感的第一人称语法，将使你深入了解超级操盘人的成功秘诀，在你寻求不断自我成长的路程中，发挥醍醐灌顶之效。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令我产生深深的感触，除了在作者轻松的语调中深解其中义趣，并以数年以来的实战经验印证学习之外，更产生“有为者亦若是”的强烈想法。在金融操作的领域中投入了这些年，看尽了市场的起起伏伏，也看尽了操作者的人生百态。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从成功者身上学到不少，但从失败者身上学到更多。本书之中值得我和诸位共同分享和体会的观念实在太多，留待各位细读之后自当分晓，小弟在此不敢赘言。
感谢金钱文化给我这个机会，翻译这本对我自己也助益良多的好书。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特别是内人庆欣，在怀有身孕之际还要忍受我经常工作到深夜所带来的打扰。本书内容相当地口语化，加上我是第一次担此翻译重任，若有任何辞不达义、文笔欠佳之处，尚请各位先进不吝批评指导。祝您在金融操作的领域中一路顺风，谢谢。
第 1 章 成交，不然就滚到一边去
三块钱买进十张，三块钱买进十张，三块钱买进十张。”我在心里好像咒语一般，一遍又一遍反覆说着这句话。如果梅沙石油股价到了六二又八分之五的话，我就准备要在市场上以每张三百元的价格，买进十张十月到期、履约价为六十五元的买权。每张买权赋予我从现在起到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之间，以六十五元的履约价买进一百股的梅沙石油股票，而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就是这个买权的到期日。这笔交易将会是我在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Amex)交易场内所做的第一笔交易。我心里怕得要命，生怕把这笔交易给搞砸了，我担心自己没办法像一个正常的交易员那样顺利完成这笔交易。
马丁·舒华兹公司，九四五号
这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的早晨。特尼地广场(Trinity Place)上挤满了穿着西装，准备上班的人们。纽约的金融市场正要开始另一个崭新的一天。我站在那个门牌号码八十六号的大门入口前，深深吸了一口气，拿出我的徽章，第一次走进了那扇写着“会员专用”的门。门口警卫看了一下我的徽章，上面写着“马丁·舒华兹公司，九四五号”，他对我点了点头，道了声早安，然后让我进去了。
我向左转，走下阶梯到衣帽间去。许多会员们都在柜台前面排队，拿着他们的运动夹克向柜台换成蓝色的工作服，那是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标准制服。由于这是我第一天来到这里，所以还没有自己的蓝色工作服，我只好向服务员乔伊·迪(Joey Dee)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的会员号码“九四五”，才领了一件工作服。我把徽章别在工作服上，穿上它，检查一下确定我带了笔。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换上绉纹橡胶底鞋，把他们原来穿的皮鞋都放在靠着墙的方型小柜子中。我找不到座位，所以我决定等一会儿再换鞋。有没有绉纹橡胶底鞋可穿是我现在最不用担心的事。
我走上楼到会员聚集的大厅去等待市场开盘。走进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大厅可和走进哈佛或耶鲁大学的学生聚会大不相同。房间中充满了香烟而非烟斗所散发出来的浓浓烟雾，那里的家具外表是假皮，而非高贵的真皮材质，那些会员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义大利人和犹太人，而非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WASPs)，就算有，也都不像是读过什么好学校的人。那些家伙都是金融界的第二流人物，场外证券市场(Curb Exchange，由一群操作自己部位的非法交易者于一八九到一九二一年间在纽约证交所外的街上所形成的非正式市场)交易者的衣钵传人。
我帮自己泡了一小杯茶，然后走进交易场内。早晨的阳光从交易所远处一面墙上无数的窗户中流泻了进来。这真是一个占地宽广的房间，大约有一座足球场的四分之三大小，足足有五层楼高。那座交易场设计得好像一座室内的跳蚤市场。市场中的几名作价员(Specialist，在人工喊盘的市场中为特定的股票和选择权担任市场制造者〈Market maker〉的专业人员)，分别叫基奇(Chickie，小鸡)、法兰尼和唐尼，坐在马蹄型交易圈内的钢质高脚凳上，翻看着他们手中的客户交易指令。在交易场中有许多不同的交易圈，以供股票以及不同到期日、履约价的选择权契约交易之用。其他的会员则是一般的操作者或是经纪商，他们也在四处游走，手里拿着笔和纸，准备要在市场开盘后进场买卖。
在交易场三面墙的上方，一层层阶梯式的小隔间里坐着各个经纪商的场内代表，他们检查着自己的电话，并且指挥场内的跑单员。在他们之间，比较接近交易场地面的那一区里，有不少参观者正登记进入访客区。在场中有一些巨大的罗马式石柱，上面刻着一只牛和一只熊，相互对立。而在高处，那个像是巨大糖果盒包装的胶带的则是一具大型走马灯报价荧幕。那座报价荧幕顺着墙面而造，闪烁着股票的价格，在价格揭示区之上则是道琼所提供的即时市场新闻。虽然交易所还没有开盘，但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开始四处张望，找寻市场报价或是其他任何能让他们占到一点优势的资讯。
开盘的钟声使每个人都动了起来
十点一到，开盘的钟声使每个人都动了起来，就好像赛马群冲出起跑线一般，而我现在也身在其中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梅沙股选择权的交易点，一小群穿着蓝背心的交易员正吵闹地围着一个名叫路易斯·基奇·麦西里的作价员。所谓的作价者就是有责任在股票或选择权交易所中维持市场交易活络顺畅的人。身为梅沙股选择权的作价者，路易斯必须为经纪商的买进与卖出提供报价，同时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经由他不停地居间协调，让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达成共识，于是产生成交价。
“小鸡！”，一个拿着客户委托单的美林证券经纪商从拥挤的人群中叫着路易斯的小名，“现在十月到期、六十五元的梅沙买权价钱多少？”
“三元对三又四分之一元，五十以上！”，路易斯的回答着实让我好好地想了一下。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在单价三块钱买进五十单位以上的十月、六十五梅沙买权，并且也可以在单价三·二五元卖出五十单位以上同样的买权。由于每一单位的买权代表一百股，所以我可以以每单位三百二十五元买进五十单位以上的十月六十五元梅沙买权。而这种美式的买权将使我有权从现在到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间随时可以每股六十五元的价格买进梅沙普通股一百股。如果股价一路上扬，我的买权就更有价值。但是我觉得三·二五元大贵了，我只想在价格掉到三元时买他个十单位，所以我脑子里一直回响着“三块买十张！三块买十张!”
“三又八分之一元买十张！”美林证券那个家伙喊着。
“卖了！”，一个交易员卖了十张给叫进的美林证券交易员。如果他没这么做，身为作价员的路易斯也可以直接卖给叫进者，或是把他自已的买价也提高到三又八分之一元。我真希望我能赶快跟上他们的脚步，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报价荧幕，梅沙在纽约证交所以六二又八分之七开盘。我试着向前挤，希望能在交易员们卡位的手肘中抢到一个好一点的位子。我尽力向前缓慢移动。小鸡的耳朵上挂了一具电话耳机，正在听梅沙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的股价状况。
价格一跳，在他上方的营幕报价变成了六二又八分之五。
人群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梅沙的股价开始动起来了。“三块买进十张，三块买进十张，三块买进十张，”我对自己喃喃自语。我清了清喉咙。“嘿，小鸡。你在三块钱要卖出多少张十月到期、履约价六十五元的梅沙选择权？”
“我可以在三块卖出三十张，新来的。”
“三块钱我要买进二十张！”一个站在我身旁的人高喊着。
“三块钱卖出二十张！”小鸡说。
“现在你三块钱还要卖多少张？”我说。
“三块钱我可以卖出十张。”
“哦……，我……，哦……”
“你要干嘛，新来的？你到底要不要成交？”
成交或是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了，成交或是什么都不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买下一个会员席位是我在十二个月前所订下的计划中一项重要的里程碑。这个计划是我和奥黛莉·波洛可夫(Audrey Polokoff)结婚后决定的。奥黛莉和我所认识的其他女人不同，她认为我具有某种潜力，但是她也很清楚我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浪费了我的潜力。“你已经三十四岁了，而且你一直都希望为自己工作，”她告诉我。“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目标，然后努力去做。你已经拥有良好的学历，这是别人无法从你身边夺走的。最糟的状况顶多就是破产，然后再回来做你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一个证券分析师。”
市场正在波动。交易场里的人们挤得更紧了，嘈杂的声浪也开始升高。小鸡的电话挂在他的耳朵上。他随时准备要改变他的买价了。如果我的资讯是正确的话，他正要把价格抬高。而我则快要丧失这次的交易机会了。
“三块钱我要买进十张!”我尖声大叫。
“成交！三块钱卖出十张。”
这笔交易已经成交。我拿出我的小笔记本和笔。“蓝字是买进，红字是卖出，”我小声地自言自语，“可千万别搞砸了。”我把交易指令写在纸上，然后交给结算公司的职员，他的职责就是拿着我给他的成交记录进行后续处理程序。我的成交单一份由我自己保留，另一份则交给我的结算公司贝尔·史腾(Bear Stearns)。所谓的结算公司就是那些计算成绩的人，他们经由交易所的会计系统来确认我们的成交记录，并且依据成交记录来印制操作者每天的部位损益报表。
我拿出那支一端有我的印记的笔，在成交单上写着“九四五”。现在，这份成交单已经成为正式文件，我的第一笔交易总算是顺利成交了。我放下心中那块大石头，开始等着梅沙的股价上涨。
时间才只是上午十点三十分而已，但是我身上那件刚刚穿上的崭新蓝色工作服两边腋下却已经泛着一圈汗水。我觉得筋疲力尽，后背的下方也有酸痛的感觉，而我的脚也开始剌痛。我的皮鞋好像铅块那么重。真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交易场里根本就没有可以坐的地方。这对所谓在交易所买到“席位”的人来说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你所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席位”，而是在交易场内晃来晃去的权利，而且正如同那些老前辈们所知道的，你只能穿着绉纹橡胶底的鞋子在场内走动。
梅沙的成交量放得很大。小鸡在场中不断地叫进叫出，价格也上下大幅波动。我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并不懂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我抬头看了一下跑马灯的报价。
价格一跳，六二又八分之三。
梅沙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奥黛莉的话：“最糟的状况顶多就是你破产，然后再回去做以前的工作罢了。”不断地在我的脑中闪过。我不想再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在过去的九年以来，我都在飞机上度日子，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飞，和各地的基金经理人见面，提供他们我在股票方面的看法，希望他们能够给我所属的经纪公司一点生意，不停地拿热脸贴他们的冷屁股。这就是证券分析师的工作。
我们为证券经纪商的研究部门工作，花大量的时间到处旅行，拜访各地的公司，和经理人见面，挖掘他们财务报表中的线索，找寻热门股票好让我们公司可以推荐给客户。我对这些事已经感到厌倦透顶了。当你还只有二十五岁时，能够在国内到处旅行，并且拿着公司的信用卡消费是一件很酷而且值得问你的大学同学炫耀的事。但是当你的年纪接近三十五岁时，这一切就变得非常乏味而无聊。你的朋友都已经忙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你的父母则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他们是帮你付学费的人，而现在他们期待能够有所回收。他们会开始不断问你：“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们的遗产继承人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才要长大并且开始你自己的人生?”
价格一跳，六二又四分之一。啊!他妈的。
当我担任证券分析师的那几年里，我也一直在市场里玩股票，而每一次，都是以赔钱收场。我很聪明，又拥有很好的学历，在我的一生中一直都是个赢家，所以怎么可能会从来没有在股票操作中赚到钱呢?我真的想不通这件事。我的家人也同样想不通。我一直是家人和朋友看好的人，但也是那个一直跑在最后的人。难道史瓦兹家族的历史又要再度重演了吗?难道我真的就这样搞砸了，我的余生将和我父亲一样充满挫折吗?
价格一跳，六二又八分之一。价格仍然继续向下。
就算是失败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我的父亲是家中四个孩子中年纪最长的。他的父母亲是随着家族从东欧逃难到美国的移民。在一九年代早期，我祖父成了康乃狄克州纽海文市的一名裁缝师。他一针一线辛勤工作并且努力储蓄，但是从来没存下多少钱。家中真正有主导权的人其实是我的祖母萝丝。她拥有一间糖果店，并且决定让我父亲进入大学就读，希望他在日后能够成为一名专业人士。身为家中的长子，我父亲是那个被寄望最深的儿子，那个能够把舒华兹家族带到更好的境地，能够把美国梦带给家中每一份子的人。
我父亲的确也尽过最大的努力，但是却没有达成家人的期盼。他比较像我祖父而不像萝丝。我父亲是西拉库斯(Syracuse)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当他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年正是一九二九年，所谓的美国梦已经变成了美国恶梦——经济大萧条。我父亲，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一样，都过着没有长期正职的日子，直到他在一九三八年和我母亲结婚。在当时，他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是帮祖父史耐德工作，而这显然已经和美国梦有相当的距离。在那之后，大战爆发，但是由于年纪已大再加上有了两个孩子，我父亲并没有被征召入伍。直到一九五二年他才终于做了一项重大的转变。祖父已经退休，因此我的父亲也失去了他的工作，所以他拿了所有的积蓄，把房子也做了二胎抵押贷款，在纽海文郊区的威利大道上买下一间传统式的杂货店。
那时我才七岁，但就连我都知道这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我父亲拒绝去面对一个事实——他的杂货店和全国第一超市(First National supermarket)只相距不到一个街口。为什么他会认为那间小杂货店能够和新英格兰区最大型的连锁超市竞争?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当我年纪比较大时，曾经问过我妈怎么能容许他做这么愚蠢的事。而她只告诉我：“他是那么地灰心丧志。我得要给他一个机会尝尝失败的滋味。就算是失败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价格一跳，六一又八分之七。
至少我父亲经历的是经济大萧条。我却一点借口都没有。我拥有安赫斯学院(Amherst College)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研究所硕士的学历；我参加过海军陆战队；我有足够的经验；我也拥有奥黛莉。我拥有了一切。现在这里是他妈的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梅沙的股价还在继续下跌?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始上涨?
价格一跳，六一又八分之五。真是该死!
我该怎么办?我该停损出场吗?我该买进更多吗?该是打个电话给佐尔纳的时候了。我就是听了佐尔纳的意见才进场买进梅沙买权的。
鲍伯·佐尔纳(Bob Zoellner)是我的良师，也是我所认识最优秀的操作者。我和佐尔纳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我跳槽到爱德华——韩利公司(Edwards and Hanly)这家小型、专做散户生意的经纪公司工作时。当时我才刚刚在商品期货市场输得灰头土脸。我马上就看出佐尔纳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操作者。在一九七四年，当爱德华——韩利公司在经纪业务上亏损了大笔钱时，单单靠着他放空股票就为公司的自营账户赚进了数百万美元，独力让公司生存下来。所谓的放空就是说卖出并不属于你的股票，但是在日后你必须由市场中再将其买回，如果你买回的价格比较低的话，你就赚钱。在这些方面没有人比佐尔纳更高竿。我拿起一支设在交易场四周的电话，播下外线号码，接线生问我要接什么号码。佐尔纳住在纽泽西州。到底他的电话号码是几号?201-多少?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我向接线生嘟嘟嚷嚷了几个号码，电话那端的铃响了。
“薇琪!薇琪!鲍伯在吗?我得和他讲话，我是马提。……你好吗?……是啊，我很好。是，我现在正在交易场里面。全新的经验。……鲍伯，你好吗?你对市场有什么看法?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我只是有一点紧张而已。我看价格的走法好像有点疲软。听着，鲍伯，我刚买了一些梅沙的买权，你对这档股票怎么看?”
“我也买进了很多的梅沙，马提。这档股票看起来很不错。这家公司的总裁也有心继续推动组织重建的工作。我觉得这档股票有很好的潜在价值，只不过市场似乎还没有看出这一点而已，我很强烈地认为这档股票马上就要涨了。”
“你这么想吗?鲍伯，你真的这么想吗?谢谢你，鲍伯。你对这档股票真的很有信心吧，鲍伯?哦，啊，你知道，哦，我不知道我该再加码买进还是该做些什么。”
“这档股票看起来很好，马提。”
“老天!我希望你是对的。我待会儿再和你谈，多谢了，我真的很感激。”
和佐尔纳谈谈话是很好的。我又找回了一些勇气，然后再度走回围在梅沙选择权交易圈的人群里。
价格一跳，六一又二分之一。
“小鸡!小鸡!哦……”我几乎没有办法把话清楚地说出口。“现在十月到期、履约价六五的梅沙买权价位在哪里?”
“新来的小子，现在的买盘是二又二分之一元，卖盘在二又八分之五元。”
“二又十六分之九元买进二十张，小鸡!二又十六分之九元!”我提高我的买价又叫进了二十张选择权，每张选择权让我有权买进一百股梅沙的股票，所以每张买权价值二五六·二五美元(2 9/16×100)，二十张选择权的总值则是五、一二五美元。
“成交!二又十六分之九卖出二十张。”
我的十月份梅沙选择权现在是以十六分之一作为最小跳动单位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里，当一档选择权的价格掉到三块钱以下时，最小的价格跳动单位就从八分之一降为十六分之一。
价格一跳，六一又四分之一。
天啊!我简直看不下去了!
去他的!我简直看不下去了!我现在已经买进了三十张十月份到期、履约价六十五元的梅沙股买权。哦，天啊!我从来没想到这会变成这么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我得离开交易场才行，待在交易场里惟一的目的是让我的资金得以充分运用，我一直看好梅沙石油这档股票会成为我的油井。我原先的计划是想先跑个短线，再拿赚到的钱去投入另外一些金额更大、获利更佳的交易机会。可是现在市场走势完全和我作对，我连一毛线都没有赚到。我开始思考要如何在没有薪水的状况下过日子。我得离开交易场，出去喘口气，冷静一下。
我步履沉重地走上阶梯，推开门，走到阳光普照的门外，身上仍然穿着我的蓝色工作服。我徒步穿过街道，漫无目的地逛到特尼地教堂旁的公墓里。我在教堂远处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张长凳，于是坐了下来。当时天气很热。这片墓地是酒鬼、流浪汉，以及各式各样失败者聚集之地。这里是他们惟一可以闲晃而不会被人赶来赶去的地方，因为这里的长期居民们没有一个会向他们抱怨什么。
我注意到我正坐在亚历山大·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坟墓前面。在那块白色墓碑上，写着如下的墓志铭：“亚历山大·汉弥尔顿，死于一八四年七月十二日，享年四十七岁”而我呢?则是现年三十四岁。
七月十二日正是亚历山大在和艾伦·伯尔(美国前副总统)决斗被射杀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写了一篇批评伯尔贪污腐败的文章，并且声称伯尔不适任纽约州州长的职务，于是伯尔就枪杀了他。亚历山大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并且是美国金融之父，但是他却在一七九五年因为个人财务问题被迫辞职。我记得在安赫斯特学院读美国通史课程时曾经读过他的文章，并且惊讶如此优秀的人为何会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现在我开始了解优秀的人的确不一定会有好下场了。我站起来，拍拍我的蓝色工作服，然后慢慢向回走，穿过特尼地广场，回到交易场看看梅沙现在价位在哪里。
价格一跳，六又八分之五。
我快步的走到小鸡面前。“小鸡。十月份，六十五元的梅沙买权现在价位在哪儿?”小鸡对我露齿一笑。“新来的小子，它们现在买盘在二又四分之一，卖盘在二又八分之三。”
小鸡。我的老天!小鸡。我的梅沙股价像石头一样地往下坠。我在三块钱买进了十张(总值三千美元)，然后又在二又十六分之九美元时买进二十张(总值五、一二五元)。而现在它们的买盘价只有二又四分之一元(总值六、七五美元)。光就未实现损益来看，我已经亏损了一、三七五美元，我在几个小时内就输掉了十七%的资金。我已经再也无法承受了。我得好好想一想。我得回家去冷静一下。
第二天，十四号星期二，我觉得好多了。奥黛莉让我平静了下来。她说我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既然我已经拟定了计划，那么就该按照计划行事，耐心等待。我已经深入研究了技术图，并且计算了所有的技术指标，而且梅沙目前看起来仍然很好，真的很好。就像佐尔纳说的，只不过是市场还没有看出它的好处罢了。
当我走到特尼地广场时，太阳正闪闪发光。在写着“会员专用”门后的警卫也叫出我的名字来。当乔伊·迪把我的蓝色工作服递给我时，我那枚上面写着“马丁·舒华兹公司，九四五号”字样的徽章已经挂在上面了。我记起要换上绉纹橡胶底鞋，并且问贝尔·史腾的职员拿我的部位日报表。我替自己拿了一杯茶，放一片柠檬在里面来保护我的嗓子，然后走进交易场里。我以轻松的脚步在场内四处走动，这都要感谢那双绉纹橡胶底鞋。我检查了一下报价荧幕和上面的道琼即时新闻。开盘钟声响起。梅沙以六又二分之一的价位开出。好吧，好吧，不要慌。这一定就是底部了。奥黛莉说的对，我得要有耐心。
我向我的朋友海斯，诺尔(Hayes Noel)挥手打招呼。海斯是一个南方人，一个从纳许维尔(Nashville)来的金发男孩，他操着一口浓浓的南方乡音，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海斯拥有大学学历，并且在一九七年就已经在交场内工作了。我在决定买下交易所会员席位之前，就是海斯先带我到交易场内来参观，看看这里是如何运作的。
我和杰瑞·莫尔敦(Jerry Muldoon)点了点头，他也是一位老前辈。杰瑞曾经在一九七三年和七四年间因为市场交易太清淡而在交易之外兼差赚外快——用卡车载运蔬菜到各处贩卖。在他的左边是唐尼·吉(Donnie Gee)，他是操作德士古(Texaco)石油公司股票选择权的作价者。在他的身后，则是亚伦·亚伯邦(Allen Applebaum)和艾迪·史腾(Eddie Stern)。他们两个人是交易所里穿着最讲究的人。亚伦是一个身材瘦长、看起来像惠比特犬(Whippet)的家伙，他总是穿着浆过的衬衫。而艾迪呢，他的父亲在纽约证交所也拥有会员席位，而他总是穿着自己的西装而不穿蓝色工作服。
我该怎么办?
价格一跳，六又八分之三。
哦，天哪!“小鸡!小鸡!十月份，履约价六十五元的梅沙买权现在多少钱?”
“新来的小子，你还在啊?”
“是啊，是啊，告诉我现在价位在哪里嘛!”
“买盘在二又八分之一元，卖盘在二又四分之一元。”
狗屎!小鸡。“那买卖盘的量各是多少?”
“五张对三张。”这表示小鸡愿意在二又八分之一元买进五十张，或是在二又四分之一元卖出三十张。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什么都不做?再加码买进?该是打电话给佐尔纳的时候了。
“鲍伯，鲍伯，你怎么看，鲍伯?我已经账面亏损一、七五美元，我觉得好像快要死掉了。你确定你是对的吗?”
“马提，听着。我在过去做了无数笔的交易，我曾经赢过很多次，也输过很多次，我确信这次一定会赚钱。只要你紧抱着这个部位就好。这档股票的价值被低估了，它一定会涨回来的。”
“多谢了，鲍伯。我知道我一定可以相信你。我知道你很行。”我快步走回小鸡身边。
“现在十月份，六十五元的买权价位在哪里?小鸡。”
“和刚刚一样。二又八分之一买进，二又四分之一卖出。五对三。”
“二又十六分之三买进二十张，小鸡!”
“成交!新来的小子。卖给你啦!”我又在二又十六分之三买进了二十张选择权，总值四、三七五美元，而现在我总共买进了五十张买权了。
我那天晚上整夜不能成眠。辗转反侧，一再思考着我的部位。梅沙的股价当天收在六元。我的选择权价格因而也跌到二元以下。那句古老的谚语“断尾求全”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绕着。我还能抱着这个输钱的部位撑多久?我该把我这么久以来研究的结果放弃掉吗?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当中，我都待在赫顿(EFHutton)公司的办公室里，锁着门，狂热地做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操作自己的部位。因为我必须在转到交易所场内操作前靠操作自己的资金来赚更多钱，累积足够的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向自己证明我可以成功地靠实际操作获利。有一些分析师认为他们自己能够赚大钱，因为他们的虚拟模型，或者说是他们的纸上交易模型显示他们可以从操作中获取利润，但他们只是在用“空包弹”和市场搏斗，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除非你真的置身火线之下，否则将永远不会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如此神勇的表现。我像祖母萝丝一样具有身先士卒的个性。我订了至少十二种以上的期刊，和海斯·诺尔一起研究交易场内的运作情况，向大舅子麦克和沙利借了五万美元。我想通了，交易场就是我想要待的地方。
我转身起床，走到书桌旁，重新回顾我的计划。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呢?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计划这笔交易，设计了一整串的交易规则，而现在我已经严重违反了其中两项。我的第一条规则就是绝不冒无法承受的风险，但是我现在已经把一半以上的营运资金投入这笔交易。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的资金和我所拥有的资讯只够投入两种标的物的操作，而把一半的资金投入梅沙这档股票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场赌局。
我的第二条规则是试着让每天的操作都能够获利，但是现在，我已经连续两天亏损却无法可施。而我的第三条规则就是“断尾求全”，这也是最困扰我的一条规则。我什么时候该动手停损呢?我什么时候该承认我做错了，并且砍掉这个部位呢?即使是最好的操作者，即使是佐尔纳，都会有面临亏损的时候。他们都是利用分散投资组合来规避操作风险，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多钱去建立一个分散的投资组合。梅沙是我惟一的投资组合。终于，一线曙光从我们卧室的窗口投射进来，我下定决心。如果梅沙今天开盘再开低的话，我就砍掉这个部位。
八月十五日，星期三的早晨，我走进特尼地广场八十六号，穿过“会员专用”大门，穿上蓝色工作服，套上绉纹橡胶底鞋，拿着显示我已经拥有二、三美元账面亏损的贝尔·史腾公司损益报表，准备一杯泡着柠檬的茶，走进交易场大厅，检查着报价荧幕和道琼即时新闻，等着开盘钟声响起。
该是让我听听收银机铃声的时候了
梅沙开盘价格是六又四分之三，上涨了八分之五元。对啦!宝贝。我可是一直都守着你呢!我跑到小鸡的位置旁。一群人正在他身旁推拥着，想要抢占有利的位置。四周的噪音正不断地升高。
价格一跳，六一。
周围噪音更大声，人群也愈聚愈多。人们开始大声喊叫着：“现在价格在哪里?”“卖出价在哪里?”
价格一跳，六一又二分之一。
佐尔纳，我爱你。我就知道你是对的。
“有多少张?”“量有多少?”“买价在哪里?有多少买盘?”“卖盘有多少?”“到底有多少张?”
时间慢慢过去，我简直兴奋得吃不下午餐。我真是爱死这个市场了。
“三元对三又四分之一元，三又四分之一元叫出五十张!”“买啦!我买啦!”有人大叫着。
“三又四分之一元叫进五十张!三又四分之一元再叫进五十张!”“卖出!”“卖出!”
梅沙的现股价格已经跳到每股六三又八分之三元了。而十月份到期、履约价六十五元的梅沙买权价格也再度上扬。“三又八分之五元，三又八分之七元，成交!”“三又八分之七元对四元!”周围的噪音升到了最高潮。“四元叫出一百张十月份到期、履约价六十五的梅沙股买权!”“四元成交两百张!”这档选择权的价格正快速地移动中。现股的价格朝我们预期的方向前进。所有的阴霾都一扫而空。我不断地查对着手中的部位。在三元买进十张、在二又十六分之九元买进二十张、然后又在二又十六分之三买进了二十张。我现在该卖出吗?我该获利了结吗?我该再加码买进吗?我该打电话给佐尔纳吗?去他的!该是让我听一听收银机铃声的时候了。
我缓慢移动到人群的前面。“小鸡!小鸡!给我一个梅沙的价格!”
“十月到期、六十五元的买权，四又八分之一元对四又四分之一元，十张以上都可以。”他的口水喷到我的外套上。我清了清喉咙，想向他喊卖出。可是一个满面通红、一身肥肉的家伙跳到我的肩膀上大喊：“卖出!卖出!卖出十张四又八分之一元!”他身上那股波本威士忌的味道直薰我的鼻子。狗屎!这个肥仔抢了我的价格。
“现在价格是多少?”小鸡正在讲他的电话。“现在价格是多少?小鸡!”
“四元对四又四分之一元，二十张以上都行，新来的小伙子。”
“卖出!卖出二十张四块钱!”我尖叫着。
价格一跳，梅沙的股价涨到六四又八分之一元了。
有人在我的背后用手肘顶我。“四又四分之一叫进三十张。”是美林证券的那个家伙。
“卖出!”我边把身体转向他边大声喊叫着，口水喷在他的脸上。我的交易都成交了，而我的部位也清光了。当我从人群中慢慢地走出来时，汗水从我的鼻子上滴了下来。交易场中职员接过我手中的成交单，并加以确认。我拿出我的笔，在成交单上写下我的编号“九四五”。
现在是计算获利的时候了。我在四块钱卖出了二十张，在四又四分之一元卖出了三十张。第一笔得到八、美元的权利金，第二笔则收到了一二、七五美元的权利金，总计收到二、七五美元的权利金；我的原先买进成本是一二、五美元($3，000+$5，125+$4，375)。所以我的获利是八、二五美元，乖乖，八、二五美元呢!在我的感觉这就好像是一百万美元。我终于找到成功之路了，这是真的美国梦。我没有把事情给搞砸，我不必再回去当证券分析师，不用再拿我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了。我再也不用到那片墓地里，坐在亚历山大·汉弥尔顿的墓碑旁。而更重要的是，我也不会像我父亲一样受到大萧条的严重打击。我拥有了自由。我已经能够和那些赢家并驾齐驱了。
我昂首阔步走到迪吉多电脑(Digital Equipment)选择权的交易圈，那里的作价员是法兰尼·桑坦吉罗(Frannie Santangelo)。法兰尼·桑坦吉罗是城里最难搞的一个浑球。他曾经参加过韩战，总喜欢在交易场的另一头抽着骆驼牌香烟，真是一个难搞的人。
“新手，你想干嘛?”
“法兰尼，我想进场玩玩。十月份到期、履约价八十五元的迪吉多买权你怎么报?”
“一又八分之五元买进，一又四分之三元卖出。对你的话嘛，新兵，我可以在一又四分之三元卖给你十张。”
“我出价一又十六分之十一元买进十张，法兰尼。”
“门儿都没有，新兵。如果你要像个娘们儿似的做交易，就给我滚远点。门儿都没有!”这个难搞的浑球连十六分之一元(相当于每股六二五元)都不肯让我还价。
“好吧，法兰尼。我就用一又四分之三元问你买进十张十月份到期、履约价八十五元的迪吉多买权。”我在心里面想，你现在占了我十六分之一元的便宜，法兰尼，这等于六二五美元。我了解你想要让我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板，你这个狗屎比萨店的烂老板!今天你整到了我，但是你给我小心点，我会一直待在这里，下次总有机会整到你。
马铃薯泥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最棒的一次机会，来吧，定贝，这很容易办到的。哦，马铃薯泥，马铃薯泥，你也办得到。马铃薯泥，马铃薯泥，耶!耶!耶!……!”
时间是下午三点五十九分。海斯·诺尔和我惦起脚尖，把我们的绉纹橡胶底鞋翻到另一面，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场内边跳舞，边唱着迪迪·夏普(Dee Dee Sharp)这首一九六二年的畅销歌。就像日后我的小儿子所说的：“这真是忙得团团转的一天。”我们不理会散落满地的买卖成交传票，在地板上滑来滑去地玩乐。我们的情绪高昂。我在那天创造了一万美元的账面获利，而现在离收盘只剩下一分钟了。我当时才刚刚在交易场内操作了几个月，我的心里正为能够在短短的期间内就创造这么好的绩效而高兴不已，我的部位价格走势都依照对我有利的方向移动，以至于我没察觉到应该把这一万美元的账面获利加以实现。
第二天市场开盘后就一路下滑，而由于我在前一天收盘前只顾着跳舞庆祝而忘了轧平部位，所以我最后出场时把那一万美元的账面获利全吐还给市场了。从那时起，我总是在真正听到收银机的铃声响起前，全力克制想要开始跳舞庆祝的冲动。当你觉得心情像是正在做马铃薯泥时，这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惊讯，告诉你你已经失去了看事情的客观性，已经太过情绪化了，而且也正要因此付出代价。
另一件同样愚蠢的事，就是你真的以为你的舞跳得很好。但事实上，跳得真的很烂!
第 2 章 我的计划－－营运资金
“奥黛莉，我们错过那个出口了。我们现在还在八十四号公路往西的方向上，第一下就要开到纽堡(Newburgh)去了。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巴奇，别骂我。谁叫你开得那么快，简直像疯子一样。”
“就那么一件事，我只要你做那么小小的一件事，奥黛莉，结果你做得糟透了。你怎么会错过和六八四号公路的交流道呢?那是进城的主要道路呐!”
“巴奇，你开得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看路标。而且我怎么知道我们转到六八四号公路上?”
“如果你事先计划充分的话就会知道，奥黛莉。你该在我们上车前就好好研究一下地图。要预先计划，奥黛莉，你一定要预先计划!”
“地图给你，你自己去计划个够吧!”
拟定一个计划
当地图摊在我租来的克莱斯勒柯多瓦轿车的方向盘前时，我急忙低头查看。当我开始感到慌乱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再度陷入我那个陆战队的人格当中，我会要求奥黛莉表现得像一个优秀上尉的妻子。但这通常是错误的作法，今天也不例外。奥黛莉可一点也不想接受我大吼大叫地对她下命令，也不高兴我责怪她。那时是一九七八年的七月，当时的气温升高到接近华氏一百度左右，我们热得要命，也累得不得了，而现在，我们又错过了交流道的出口，我们正飞车开向纽约州的纽堡，一个位于哈德逊河畔，距离纽约市北方五十英里的一个破旧落后的老城镇。
我们刚刚和瑞奇·白德利(Rick Bertelli)及他太太苏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瑞奇和苏珊是我们以前在西汉普敦那个海边避暑小屋俱乐部的伙伴。他们在去年冬季结婚，在康乃狄克的坦柏利(Danbury)买了一幢漂亮的四房殖民地时代风格的房子，并邀请我们北上看看他们的新房子。当我看到那幢房子时，我对它既印象深刻又感到嫉妒。苏珊是一名电脑工程师，而瑞奇呢，则是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的电池业务员。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财产，享受相当多的税赋减免，然后可以看着他们的新房子不断增值。
而奥黛莉，是美国纸业协会(American Paper Institute)纸张回收部门的主管，我呢?则是赫顿公司的当红证券分析师，可是我们到现在还在租房子，一点租税减免都享受不到，而且还在一边呆呆看着不动产市场愈涨愈高。奥黛莉和我一年加起来至少可以赚十万美元的收入，比苏珊和瑞奇多得多，但是我们却买不起房子。
“瑞奇，苏珊，”我说：“你们怎么买得起这么漂亮的一栋房子呢?”我们四个人坐在他们家二楼喝着冰红茶。房间窗户完全打开，可是我们却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我已经汗流浃背。很显然的，瑞奇和苏珊的理财秘诀之一就是靠着不开空调来省下一点小钱。
“计划、巴奇，”苏珊说：“你们一定得要做个计划。”
“一个计划?”我说：“我每天起床，上班，回家后希望还有足够的精力做爱，然后上床睡觉。这就是我的计划。”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请你们再多告诉我们一些。”奥黛莉说。
于是他们就说啦。苏珊和瑞奇滔滔不绝地讲，而奥黛莉和我也仔细聆听。我听得愈多，就愈觉得坐下来严肃订定一个计划应该不是一个坏主意。我必须做点什么。虽然我拥有研究所硕士学历以及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但还没有尝过成功的滋味。依照一个目标来订定计划，并且同时订下明确的时间表来完成计划，这至少可以让我好好想一想我该做些什么。但是我讨厌设定任何目标。我已经可以感觉到胃里开始打结了。
设定目标代表承诺，承诺代表义务，而义务则代表房贷、二胎房贷、汽车贷款、汽车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房屋产险，以及使用空调的电费账单。而最令我害怕的是我对父亲一生所留下的记忆，他陷在一连串没有前途的工作中，坐困在房贷的压力下，面对着一大叠的账单，永远在担心钱要从哪里来。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被困在中产阶级的牢笼里，最后的下场变得和我父亲一样。我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在我身上。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老天，白德利的屋子里真是快热出人命来了。
自由，我一定要拥有自由，但随着那天下午的时光逝去，我开始认为我的自由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最近做了些什么?我是一个三十三岁，无处可去的证券分析师。我刚结束一趟商务旅行，从德州飞回来。我向我的法人客户推荐热门股票，我的行程从在休士顿的早餐会报开始，在那里进行了另外四场会谈，然后又赶到机场搭机飞往圣安东尼奥去参加一个晚餐会报，最后才在一场暴风雨黑夜的飞行后，脚步蹒跚地住进达拉斯的旅馆房间，那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然后我在睡眠不足的状况下在第二天继续另一个类似的行程。情况糟到奥黛莉得把我从前门推出去，才能迫使我继续这样的推销行程。当我们离开白德利家时，我正在想或许苏珊和瑞奇说的对，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计划，一个成功的蓝图。
“这是用来付过路费的钱，”奥黛莉边说边把两个二十五分的硬币塞到我手里。我们正塞在收费站前的车阵里，等着通过哈德逊河到纽堡去。路面被晒得浮起热气晃动的景象。车上的空调也开到最强的程度，但我还是一身汗。在我们前面的十八轮大卡车喷出一阵浓浓的废气，后面那部车子没来由地乱按喇叭。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想被卡在这个车阵里。我也不想到纽堡去。我一定要让我的人生转个向。
“抓紧了，奥黛莉!”我用力把方向盘打到最左边，横切过收费站前的空地，直开上向东的车道。奥黛莉大声尖叫，轮胎在地面上嘎嘎作响，四周喇叭声一片乱鸣，我才不管这么多呢!一阵兵慌马乱之后，终于，我开上了正确的方向。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拿出一叠纸和一枝笔，然后坐在饭厅的桌子旁。“这就是了，奥黛莉，”我说：“拉张椅子出来，我们来设定一些目标，该是我扬名立万的时候了。”
第一个目标：成为一个操盘手
奥黛莉是惟一可以帮我设定目标的人。奥黛莉是惟一真正了解我的人。在遇见奥黛莉之前，我和女人相处的经验是相当简单却令我难以应付的。我对于如何和异性以健康而正常的心态交往毫无办法。在一九七六年，我本已决定女人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复杂了，我甚至觉得单身生活对我来说会容易得多。后来我遇见了奥黛莉。她是一个美丽、充满自信、自我肯定而又成熟的女性。而且她喜欢我。她告诉我：我是他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而且她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这么想。在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奥黛莉就是那个我等了好久的伴侣。
到了一九七七年夏天，奥黛莉和我谈到了结婚的事。这是我们之间关系很合理的结果。我知道奥黛莉是我想要的终身伴侣。当我遇见她时，我正陷于长期的负债之中，而且也持续因为操作股票而亏钱。一年后，我已经解决了债务，并且从市场赚了五千美元。可是谈到结婚，我怎么有办法结婚?要是结婚的话，我一直追求的自由生活会不会就此结束?
八月，奥黛莉开始和我谈到订婚戒指。我那时开始感到肠胃痉挛，浑身不舒服。到了九月，她开始和我讨论结婚的日期时，我已经开始吃婴儿食品了。十月时，她对我发出最后通牒：“巴奇，我的公寓租约明年三月就要到期了，不管是不是会搬去和你住，我都要搬家。所以请你马上做决定。”她正准备打包前往她侄子位于西拉库斯的犹太教堂里。她们整个家族都要到那里去，而他们期待奥黛莉会戴着一颗大钻石，在马丁·舒华兹的陪伴下出现在那个教堂。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因为我没有能力买大钻石，所以留在家里对付我那肠胃痉挛的毛病。
我去找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做乙状结肠镜检查。“哇!看看你肠子里的这个硬块，”医生边说边把胃镜的镜头转过来让我能够仔细观看我的大肠。“这就是你的毛病所在，”他用笔指着荧幕对我说：“那个造成你肠胃严重压迫感的东西大小约有一个一分钱硬币那么大。我们得马上把它给解决掉才行。”
在我小心翼翼地把裤子穿回去时，我问哈克曼医师我是否可以用他的电话和我的营业员连络。我前一阵子拿去年辛苦存下来的五千美元，全部用来买进一个月份到期、履约价七十八元的辛德仕股票买权。我的营业员告诉我辛德仕股价劲扬，而我的五千美元已经变成一万五千美元了。“卖掉!”我对着电话大喊。该是我听听收银机铃声的时候，是我医治大肠的时候，也是我该买一颗大钻石给奥黛莉的时候，更是我该长大的时候了。于是第二年三月，当奥黛莉的房屋租约到期时，她成了舒华兹太太。现在，我们结婚四个月后，她告诉我我将会成为明日之星。
“巴奇。你已经三十三岁了，而你一直都希望为自己工作。所以尽管放手去做吧!你拥有很好的学历。这是谁都夺不走的。最遭的状况顶多就是你最后破产，然后再回去当一个证券分析师罢了。去当一个操盘手吧，这是你的第一个目标。来，把它写下来。”
我拿起了铅笔。奥黛莉说的对。我一直都知道我想成为一个操盘手。没有任何一件工作比这个更适合我的个性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交易更能使我乐在其中。我的数学很好，对于数字反应也快，我喜欢赌博，而且我热爱市场。成为一名操盘手。我用又大又粗的字体把它写下来。这看起来很棒。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成为一个操盘手。现在，我要怎么做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呢?”
“巴奇。一个计划，你一定得要有个计划。记得苏珊和瑞奇是怎么说的吗?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目标，你一定要想一个计划来达成它。”
我坐下来细细思考。“好吧!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出一套符合我风格的操作方法。”
“把它写下来啊!”奥黛莉说。
在成为一名操盘手的下面，我写下①发展一套符合自己风格的操作方法。
“好啦，”奥黛莉说，“如何发展?”
“最近一期的《贝伦周刊》(Barrons)在哪里?”
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钟头里都在谈论我的计划。我们剪下一些市场分析报告和技术图形出版商试订广告的印花。计算需要多少资金来充作营运资本，才能支持我独力操作自己的部位。我们决定至少需要十万美元才够。我不觉得能够以比这更少的资金达成目标。我写下，②累积十万美元的营运资金。
“这要花多久的时间呢?”奥黛莉说：“记住，你一定要设定一个达成目标的时间表。”
“一年。”
“巴奇。一年?你在一年内怎么有办法弄到十万元?你已经操作了九年的股票而从来没有赚过这么多钱。你得实际一点。”
“嘿!记住，我是你所认识最聪明的人。如果我要成为一名操盘手，就必须靠操作赚到钱。不是靠投资、不是靠借贷、不是靠写市场行情分析报告。而是靠操作。”我在纸上加上，在一年之内。
我们继续谈到，我需要一个指导人。每一个顶尖操作者都有一个指导人。他应该是一个更年长、更有智慧、更愿意教导后辈的人。麦克·马可斯(Michael Marcus)的指导人是艾德·史柯达(Ed Seykota)，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的指导人是艾礼·杜利斯(Eli Tullis)。佐尔纳!对了，就是佐尔纳。佐尔纳是我在市场中所认识最棒的操盘手。
③找佐尔纳当我的指导人。
我们谈了更多。要成为一名操盘手，我需要拥有某个交易所的会员席位。有了会员席位，我的操作成本才能显著下降。交易所的会员不用付很高的佣金就能够从事交易。再者，他们有创造市场保证金(Marketmarketmargins)这个好处，因而比一般的市场参与者占有更多的优势。当我以一般交易者的身份用每单位三美元的价格买进一张(一百股)股票买权时，必须付出全额三百美元。但是交易所会员只需要付出一半的金额，也就是一百五十美元就可以了。这使得交易所的会员享有较高的财务杠杆，可以用二倍以上的速度赚(赔)钱。而且交易所也替它们的会员保了条件优厚的健康险。
④在某个交易所取得会员席位。
我打了个哈欠。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先把东西收起来吧，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呢!”
“巴奇，谈到工作，你要怎么样同时维持工作，又靠操作来赚那十万美元呢?我们没办法光靠我的薪水过日子啊!”
“别担心!公司一点也不知情，但是我要在这一年中好好休息一下，替自己打算打算。我已经做了这份一文不值的工作有八年半了。我对企业和产业动态简直了若指掌。公司想尽办法压榨我，但是大部分的人要做一个星期的工作，我只要一天就能完成了。”
“如果这也是计划的一部位，那就把它写下来吧!”
⑤在未来一年中利用公司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我把铅笔丢下。“好了，够了。这就是我的计划了!”
符合自己风格的操作手法
第二天我关上办公室的门，告诉我的秘书把所有的电话都挡掉，然后开始拟定我的操作方法。发展一套适合我个性的操作方法是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操作方法，我就没有获利的优势。直到当时，我一直都是一个注重基本面的人，我留意通货膨胀率、利率、公司成长率、本益比、股利收益率、毛利率、市场占有率、政府的政策，以及其他一切会影响股价的长期因素。现在起，我要开始把自己转型成为技术分析者，一个市场时机的掌握者，一个操作者，一个注意市场价格变动所发出的买卖讯号的人。这就是操作者和投资者在基本上最大的不同处。一个操作者是把市场看作一个有生命、会呼吸的个体，而非仅只是许多个别股票的集合而已。
正如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金钱游戏》(The Money Game)中所说的：“市场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无限迷人、无限复杂、总是不停地改变，也总是那么地神秘。”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在认识奥黛莉之前，我一直是个情场败将，所以不难了解我在市场里也同样是一个常败将军。但现在我有了奥黛莉，我可以马上弄清楚其他漂亮女人在搞什么花样。
我开始阅读各式各样能够弄到有关市场的刊物：理查·罗素(Richard Russell)的“道氏理论市场报导”(Dow Theory Letter)、《贝伦周刊》、《商业周刊》、“史坦普趋势线图”(S&P Trandline Charts)、“曼斯菲尔德技术图集”(Mansfield Charting)以及“CMI技术图集”。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收割者》(The Reaper)杂志，这是一本由亚历桑纳州的一个老好人麦克麦斯特(REMacMaster)所出版的商品期货市场报导。转变成一个技术派的操作者对我而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是一个喜欢把事情综合考量的人，把各种不同的理论混合，并加以截长补短，是很合乎我个性的做法。我也同样喜欢花时间来找寻可以解开市场之谜的数学模型。
在我阅读的各种刊物中，泰瑞·隆德利(Terry Laundry)的《神奇T理论》(Mergic T Theory)是最能让我心领神会的东西，所以我打电话给泰瑞，告诉他我对他的研究是如何着迷。泰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住在南塔特克岛(Nantucket Island)。他也是一名陆战队员，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而现在他就利用其深厚的工程方面学识来分析市场。泰瑞相信市场在上涨和下跌过程中所花的时间是一样长的。而在市场开始上涨前一定会有某种前兆，或是一个资金累积的阶段，当市场准备就绪，能量也蓄积完毕后，它就会开始向前扬升。
当你看着T这个字母时，你发现它在字型上左右两边的长度都是相等的，所以他称自己的理论为神奇T理论。我一看到这个理论，就了解到神奇T理论将会是我的新操作方法中重要的一环。这牵涉到我对于人类的认知：左右对称、达尔文主义、进化、事物的自然规律。我完全接受这个理论。
我每天工作十四个钟头，一周工作七天。在周末时我研究趋势线，并拟定下周操作策略。每天晚上我都会回顾我的技术图，重新计算移动平均数值，推算出转折点，并且设定我的进场和出场价位。有了神奇T指标，我就可以发现宇宙的规律，以及每十二个钟头交替的涨潮和退潮。神奇T指标已经和我合为一体。市场以最原始的方式上下起伏流动着，而我则根据本能，直觉地和市场一起上下漂流，就像一只生活在沙里的软体动物一样。就这样，我找到了我的操作方法。
我一直都知道谁会是我的指导人。我开始一天打三、四次电话给佐尔纳。当爱德华——韩利公司在一九七五年因为一九七四年的空头市场而发生问题时，佐尔纳跳槽到海根萨公司，并且设立了一家小型的避险基金。我在纽泽西拜访一家医疗器材公司时，曾经顺道到那里去拜访他。奥黛莉和我结婚后，我们曾经在周末时开车到纽泽西去，我和佐尔纳打网球，而奥黛莉则和他的老婆薇琪聊天。
当佐尔纳开始操作他的基金时，他在赫肯色市(Hackensack)弄了两间办公室。他用其中一间，薇琪则坐在另一间。办公室中放着一部道琼的纸条式报价机，是那种在顶上有一个玻璃灯泡的直立式古老机型。墙上则挂着一只大西洋鲑鱼的标本，这些明白代表了佐尔纳一生中的两样最爱——交易和钓鱼。我会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温和地检视着他手上那一长条连续的报价纸条，他的指尖上总会因而泛着轻轻的紫色墨水印。
“马提，你一定要感觉这些报价的变动，”他会这么说。“这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它们可能在好消息公布后下跌，或在坏消息公布后上涨。如果你有能力看出价格跳动中的玄机，你就能够知道市场目前健康与否。”然后他突然停止说话，报价纸条停留在他沾了油墨的手指下，长达数码的纸条在他的脚边烧成了一堆。“马提，等一下，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你看这里，拍立得(Polaroid)又上涨了八分之三元。结果已经很明显，他们一定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卖出了许多照像机，这表示他们第四季的表现应该会很好。检查一下你的移动平均线。现在可能是我们买进一些一月份到期买权的大好时机。”
到了一九七九年初，我可以看得出来我的计划已经开始有了成效。我对神奇T指数的细微变化愈来愈精通，并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用途，也摒充其中一些不能用的部分，经过多方尝试之后，我渐渐将神奇T理论和我的个性以及数学方面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了。经由这个过程，我推演出一套独一无二的操作方法，再配合佐尔纳对我的指导，这个方法开始让我尝到获利的滋味。我的自信心也愈来愈充足。我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主要的操作标的是选择权，其中大部分是买权，这是因为我总是对市场以及过去两年中曾经操作过的十几档股票有着偏多的看法。我操作过的都是一些大型企业股，像是辛德仕、IBM、汉尼维尔(Honeywell)、特利电(Teledyne)、拍立得，以及全录(Xerox)等，以一个证券分析师的眼光来看，这些股票都有良好的基本面因素作支撑。它们每天的成交量都非常大，流通性也极佳。流通性非常的重要，这是因为我是一名帽客，在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之内都可能会在市场中杀进杀出好几趟。此外，选择权的价格波动性比起股票高得多，这表示以同样的资金，我可以享受更多股价上涨所带来的好处。我通常会同时保有三到四个买权部位，而且大部分的赌注都在五千美元到一万五千美元之内，这正好符合我的营运资金规模。一般而言，我希望能够在每一笔交易当中赚进一千到三千美元。
自从在一九七六及一九七七年当中维持损益两平的局面后，我现在已经开始稳定地获利了。以前，当我凭着小道消息或是自己的直觉进场交易时，只要市场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状况，我就好像陷入了从未涉足，不知名的土地上一样孤立无援。但是现在，我每天晚上固定研究技术图形、回顾并更新趋势线、计算移动平均指标、推算出价格的转折点、设定我的进出场价位，这些动作都使我充满自信，就像一个棋手在棋盘上依照自己的想法来移动棋子，并随时都能预见接下来的五、六、七步可能要怎么走。我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交易。研究市场的过程成为我内心的一项力量来源，一个能够帮助我将头脑中潜藏的智慧与能力充分发挥的东西。它帮助我做出更好的决策。你不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思考，必须马上决定要进攻还是要撤退，要加码还是要把部位砍光。拥有一套操作方法给予我更多的力量，因为在心中，就能够看清楚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这套方法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心在必要时马上扣下板机，做出决定。
取得会员席位
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当中，我的营运资金累积到五万美元，这已经是我所需要资金的半数了。毫无疑问，我深信能够在一九七九年的第二季再赚到另一个五万美元。到时就该是展开下一个阶段工作——取得某个交易所会员席位的时候了。
一九七三年，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成立，专门交易各种挂牌的选择权。它的快速成功促使其他交易所，像太平洋证交所、费城证交所，以及美国证交所，都开始努力增加选择权契约成交量，以期能够在选择权市场中分一杯羹。根据我的计划，我考虑搬到芝加哥去，但是如果我可以在美国证交所取得会员席位的话，又何必非要离开纽约搬到芝加哥去呢?巴布·傅利曼(Bob Friedman)是蒙哥马利证券(Montgomery Securities)一位知名医疗用品产业分析师，也是我的旧识。我们曾经一同在一九七六年组成《法人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的“全美研究团队”(All America Research Team)，所以我们常在会议中见面。有一天傅利曼向我提起他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丹尼·魏斯可夫(Danny Weiskopf)，是一个在美国证交所工作的作价者。当我告诉傅利曼我想要买一个会员席位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丹尼。丹尼·魏斯可夫负责交易的是贝里娱乐公司(Bally Entertainment)的选择权，这是当时交易场内最热门的一档选择权，当我去见他时，他正忙得像个正在照顾四胞胎的奶妈似的，所以他就把我转介给海斯·诺尔。海斯为丹尼工作，年纪大约和我相当，而他从一九七年起就已经在交易场内工作了。像我一样，海斯也沉醉在技术分析的领域中，而且，他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够操作自己的资金。我们很快就变成好朋友。每周中总有那么几天，我会告诉在赫顿的秘书贝佛莉·史耐德(Beverly Schneider)说我要出去吃一个长时间的午餐，然后直奔交易所。我在访客柜台登记，拿到一个临时访客证，然后柜台就会广播：“海斯·诺尔!海斯·诺尔!前面柜台有你的访客。”海斯下楼来，然后我就戴上访客证跟着他进到交易场内。在那几次拜访中，我就像陆战队似的侦察着这个新环境，思考着我要如何在这里求取生存。我会跟在诺尔身后十尺之处，看着他如何作业，观察周遭的地形，记下谁是负责什么契约的交易，谁又是哪里的职员，电话在哪里，厕所又在哪里。“马提，你一开始应该先租一个会员席位。”有一天海斯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一些资本，直到确定你做得来时再说。”“这是个烂主意!海斯，”我说。“我已经确定我可以做得来了。我就是要买下一个会员席位。”想拥有会员席位必须直接向交易所办理买卖事宜。交易所会从中收取一笔为数不少的佣金(他们喜欢称之为“转换费”〈Transfer fee〉)，而会员席位的行情也分买盘和卖盘。交易所总是有空下来的会员席位可供买卖。在一九七九年夏天时一个席位的买盘大约是八万五千美元，卖盘则大约是九万美元。这表示我大约可以用九万美元买到一个会员席位，另外再加上二千五百美元的转换费，但是首先我得先登记成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合格交易商，并且上过美国证交所的一项如何操作选择权的课程。到了六月底时，我已经赚到了十万美元，我已经准备好开始行动了。
英雄式的离职
我迫不及待想要从赫顿公司离职。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把工作设定在“自动定速驾驶”的状况下，告诉贝佛莉挡掉所有的电话，躲在我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打开报价器，然后开始交易。我一天中曾经执行过三、四、五，甚至六笔交易。
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一部即时报价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是赫顿公司里惟一拥有个人报价单机的证券分析师，这部报价单机是我在一九七七年跳槽到赫顿时和他们谈的条件之一。在我最早的几份工作当中，整个研究部门都只有一部报价单机，而且还被设在大厅里。我总要不断地走去看那部机器，老板们就会看到我一直站在大厅里看报价，然后开始怀疑我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我很久以前就学到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增加收入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工作。华尔街老板的定律就是付你愈少薪水愈好，只要能够把你勉强留下来就可以了。但当有其他人需要你时，他们就会愿意付更高的薪水，因为这是你换工作的惟一理由。当我开始受到赫顿的法人研究部门负责人丹·墨菲(Dan Murphy)的青睐时，我发觉可以向丹要求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上一部报价单机作为我到职的条件之一。就这样，我可以在别人不知情的状况下随时掌握市场动态。
我觉得要去告诉丹我要离职的最好时机是星期一的早晨，一周和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七月九日，星期一的早晨来做这件事。若根据我的直觉，我会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我要辞职，然后马上走出他的办公室。这是人们在华尔街的办事方式。但是奥黛莉建议我采取一个不同的作法。
“巴奇，对丹据实以告，告诉他你计划要做的事。让他知道你不是要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去，你只是想出去当一名操盘手，经营自己的资金。他会尊重你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你还得回去的话，让他留下个好印象是有利无弊的。”
所以，当我进去见丹·墨菲时，我说：“丹，很感谢你在赫顿对我的照顾，但是我已经决定改变我的生涯规划。我九年半以来一直都在担任证券分析师，我去年刚刚结婚，希望建立一个家庭，再也不想到处作商务旅行了，这不是我想要过的日子。我一直都想要成为一名企业家，自己当老板。所以现在，我想要成为一名操盘手。”
丹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由于刚刚才有两名证券分析师跳槽到别家公司去，所以我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情况当中。“好吧，”丹说：“但是你得帮我个忙。请你暂时保密，因为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找新的分析师。如果你现在就向外宣布你要离职的话，同事们会觉得这个部门好像快垮了一样。”
我答应丹，甚至还替他跑了几趟商务旅行。我们安排了一个到费城的行程，分别到六家不同的公司做六个商务拜访，其中一场在上午九点、一场在上午十点三十分、一场午餐会报、一场在下午二点、一场在下午三点三十分、最后一场在下午四点三十分，然后赶搭快速火车回纽约。我痛恨这种行程，但是丹说：“请你帮我这个忙，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当我离职那天，发生了一件前所未闻、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丹让我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仍然在赫顿保有一间办公室。在华尔街，通常当你告诉你的老板想要离职时，他们会马上封锁你的所有文件，检查你的公事包，把你抓起来照个直肠镜，然后由警卫把你“送”出大门去。但是由于这次我是做了彻底的生涯改变，出外开创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觉得自己走得像个英雄。
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已经发展出一套适合个人风格的操作方法，让佐尔纳成为我的指导人，并经由操作赚进了十万美元，我在美国证交所买了一个会员席位，离开了赫顿，而且也已经成为一名操盘手了。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的早晨，我驻足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入口处，深深吸了一口气，拿出了我的会员徽章，然后走进那扇上面写着“会员专用”的大门。该是我大展身手，锋芒毕露的时候了。
营运资金
我幻想自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我喜欢回到过去的某段历史时期中，想像如果生在那个时代的话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如果我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因为淘金热而涌向加州的拓荒者。我会想办法筹一笔钱，然后向西到加州去寻找黄金。
当我在一九七九年开始自行创业时，就一直在股票、债券、选择权和期货市场中淘金。我需要十万美元作为营运资金。在心理层面上，除非我确定能够赚到六位数以上的利润，否则我不认为有能力自行创业。其实我应该订下更高的资金标准，但是我非常急着要出外闯荡，而十万美元已经是我估计要达到获利目标所需最低的营运资金了。如果你想要以操作为生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以足够的营运资本操作，才能支应你的生活开销。足够的资金也可以让你以相当的规模从事交易，并且使你持续保持获利。
如果你另外还有一份“正职”，就不需要为生活开销另做准备，但是仍然要有足够的资本来让自己有机会成功，并且以一个你感到顺手的规模从事操作。想要控制你的操作行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的经纪商那里开一个专为操作而设的账户。千万不要把超过你能忍受亏损的资金放进这个账户里。我没办法告诉你该放多少金额进去，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决定，但不论这个金额是多少，你就只该放这么多钱进去。而如果你真的把这笔资金输光了的话，要有放弃的心理准备。
在你出去自行创业之前，一定要能够完全控制你的自尊心，并且了解获取利润远比做出正确决定重要。在你准备藉由金融操作维生前，必须经由活跃的操作行为来证明你的能力，并测试你的操作方法。这表示我要不断用我的营运资金积极操作。如果我可以经由操作赚十万美元，就显示我已经发展出一套可以让我成功的操作方法。我不认为借钱来充作营运资本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戒赌中心里多的是借钱当赌本的人。
没错，我是向我的小舅子们借了五万美元，但那些只是备用资金，而且我也事先决定绝不动用这笔资金，事实上也从没用过这笔钱。对我来说，那五万美元就像邓宝(Dumbo，卡通小飞象)的羽毛一般，只是用来作为飞行时心理上的保障，但是我知道一旦需要用到它时，就表示我已经失败了。而我绝对不能失败，至少这次不能失败。
赚到十万美元是一回事，要把它保住可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奥黛莉和我牺牲享受，努力储蓄使得我可以顺利出外创业，我因而深深体会到资金管理的重要性。使你的营运资金在操作过程中持续成长需要非常充足的自我锻炼，而如果你能够赚钱同时把它维持住，你就比较不会把它给搞砸。由于我们每天都可能获利或是亏损数千美元，优秀的操盘手在金钱的处理方面通常会给人一种“来得容易，去得也快”的形象。这并不正确。我们总是不因获利而欣喜若狂，或是因亏损而哀哀啜泣，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漫不经心。
杰克·史瓦格(Jack DSchwager)在他的大作《金融专家》(Market Wizards)一书中所提到最有趣的一个论点，就是几乎每一个他所访问过的操盘手都会提到他们曾经如何历经失败，但最后终于成为市场赢家的故事。你的营运资本一定要大到足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迈向成功，并且大到足以不让你在一笔交易中就被淘汰出局才行。当我刚开始在美国证交所操作时，我在几个钟头内就输掉了我所有营运资本的十%，但是我的营运资金够多，而且我的停损点也够接近，所以在市场最后转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前并没有砍掉我的部位。此外，我是一个专打一垒安打的人，我不期望击出全垒打。我的操作风格就是累积许多的小额获利，而非赶上一波大行情，所以我的营运资本并不需要高到像那些总想把球往外野围墙打的人那种程度。
正如同那些因为淘金热而涌向加州，占下土地和财富的人一样，最有机会致富的操盘手是那些能够自己赚到营运资金的人。
第 3 章 天堂岛－－拉斯维加斯万岁
我汗如雨下，抬起头看着墙上的报价荧幕，查看我的部位状况。我受够了，我得轧平这个部位，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可能会把一切都输光了，所有努力工作的成果都将化成泡影。我会把一切都给搞砸。每个人都站在我的四周，不断地叫喊。“来嘛!舒华兹，别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啊!”“是啊，来嘛，舒华兹，进场玩玩嘛!扣下板机吧。”“对嘛，舒华兹，别站在那儿发呆嘛!”“采取行动吧，你这个懦夫。懦夫!”“咕……咕……咕……。”
我一刻也不愿再等下去。我站在线上准备好，看着尤基那张又肥又黑，上面有着一个大鼻子的脸庞。我向他打出手势。拥挤的人群逼使尤基的身体一下子靠左、一下子靠右、一下子又被挤下走道、然后又斜靠在墙上。我在空中挥舞着我的拳头。我做到了，轧平了我的部位。控制权又再度回到我的手中。
交换棒球卡是我接触赌博的开始
和别人交换棒球明星卡是我接触赌博的开始。我会在星期六的早晨起床后，从车库中把脚踏车骑出来，然后在我家附近收集汽水瓶，一个十二盎司的瓶子值二分钱，而一个三十二盎司的则值五分钱。到了中午，在我的小车上就有价值四到五毛钱的瓶子在叮口当作响，这对一九五三年时的孩子来说可以算是一笔大钱了。我会把瓶子拿到街上的杂货店去，用他们来换取一包包的棒球明星卡。
每一包卡片都值五分钱，里面装有五张棒球明星片。我扯开其中一包，拿出里面的口香糖。没有人会去吃那个口香糖。它的味道吃起来像是墙上的壁纸，口感简直就像是制皮鞋用的牛皮，只有很小的小孩子才会笨到去吃它。接下来我会把卡片外面那层粉红色的包装纸拿掉，仔细检视每张卡片，找出我已经拥有的，期待着能找到一张曼多(Mantle)或是李兹都(Rizzuto)的卡片，同时又祷告我不要拿到像匹兹堡海盗队和华盛顿参议员队(华盛顿：最先卷入战争，最先知道和平的消息，但是在美国联盟却是最后一名)那些烂队球员的卡片。最后，我和朋友们会找个地方对着墙壁玩丢纸牌的游戏。
我这里提供一则教条：想要成为赢家，你必须遵守规则，然后果断行动。
当我十岁、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我已经大到可以靠铲雪来打工了。暴风雪会从加拿大直吹而下，学校会因而停课，而我则抓着我的铁铲出门。我会铲一个早上的雪，每条走道收费一美元，每条车道收费二五美元。那可是很吃力的工作，而且常常当我以为完工时，铲雪车一经过又把雪给推回原位。我不断地努力铲雪，到了中午时我的口袋里就大概有个七八块钱了，这在一九五七年可真是一笔大钱了。铲完雪后我就直冲到艾迪·柯汉(Eddie Cohen)家的地下室去玩牌。我们通常会玩一种名叫“大逆转”的牌戏，这是一种六张牌的牌戏。有时候我一个下午玩下来可以赚进十或十二块钱，这比起铲雪来说当然是好太多啦!
等我到了十五岁时，我们也从大逆转改成玩扑克牌了。在星期六的早晨我会去当外祖父的杆弟。虽然外祖父的高尔夫球打得并不高明，可是他的小费可是给得很大方。他会递给我一张十美元的钞票，这在一九六年时也还是一笔大钱。然后我还是会直奔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在那里我和几个老哥儿们见面。其中一个家伙是唐尼(Donny K)，他的父亲在西海文(West Haven)经营一家汽水分销公司。我喜欢和唐尼玩牌，因为他总是输钱。他的父亲开了一部凯迪拉克轿车并且也是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但是唐尼显然不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他永远搞不清“不要拆掉对子来凑顺子”这个基本原则。我藉着修理唐尼得到不少乐趣，因为当我和比我有钱的人对抗时，就会有一种亢奋的情绪在心中激荡。
我的父母似乎对此赌博行为并不怎么在意，这可能是因为我从中赢了很多钱的缘故，但是当外祖父知道我用他的钱干了什么好事之后，他简直气疯了。他向我的母亲抱怨：“希尔达，你怎么可以让他去玩牌，还赌成这个样子呢?要是他现在染上了赌瘾的话，这辈子就毁了!”
我的确是沉迷于赌博当中，但是我并不打算毁了自己的一生。我跑到水道(Aqueduct)赛马场去混。在我拿到汽车驾照后，我会带着五十美元开车到那里去，试着在回家时能够赢个一百美元或更多钱回家。有很多次，我的确办到了。就像我玩牌的时候一样，我发现我对于赌马很有一套。而且到赛马场纯为做生意，我到那儿不是去吃喝或是搞社交活动的，是去那儿赚钱的。我会研究马的跑步姿势，研究马的训练师，把骑师的状况制表研究，并且深入了解马场里跑道的状况。我会注意马匹的血统是否纯正，以及它最近的比赛结果如何，希望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我会翻阅每日赛马快报(Daily Racing Form)之中的评等报告，来衡量哪一匹马在哪天的哪一场比赛中最有可能胜出。我也计算每匹马的速度，用来决定要下注在哪匹马身上。最后，我会仔细审查总数计算器，找出其中异于平常的状况，确认下注的机会，等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下注。
我喜欢水道赛马场。那里环境清洁绿草如茵，那些马匹是那么地美丽，而且没有人会在意我父亲的烂工作、我的犹太后裔身份，或是我没有钱加入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事。如果你想要进入水道赛马场的俱乐部会馆，只需要多付点钱就好了。
另一则教条：事前的充分准备绝对可以让你得到回报。比其他玩家知道得更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安赫斯特学院读书时，我下课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跑到赛马场去。我通常都是独自前往。虽然杰佛瑞领主(Lord Jeffrey)的画像大部分都是马背上的形象，但是在一九六三年时安赫斯特并没有太多学生会去赌马。在星期五的足球训练结束后，我会徒步走到位于校园书店旁的车站，搭上巴士，直接赶到位于新罕普夏州欣斯贷尔市(Hinsdale,New Hampshire)的小型跑马场去。当巴士开过美丽的新英格兰区农场时，我看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中想着如果我能够在将来拥有一个种着黄橙色的槭树、盖着暗红色的谷仓、围着白色围篱、放着一捆捆绿色牧草，并且养着属于自己的好马的农场该有多好。当我在夜晚的回程中，我会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数着我赢得的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赢家。
敢于作梦。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要往哪里去。
或者就像我祖父说的：“如果你连梦都没有，哪儿来的美梦让你成真?”
欧洲赌博之旅
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父母给了我一千美元作为赴欧洲旅行之用，五年前当我哥哥从西那库斯大学(Syracuse)毕业时，我父母也给了他同样一笔钱。这趟旅行是和我在安赫斯特的前任室友拉瑞·林肯(Larry Lincoln)以及他的弟弟史提夫一起去的。我计划了一个长达十一周、从六月中一直玩到八月底的行程。父母认为这趟行程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那年秋天开始哥伦比亚商学研究所的课程前去吸收一些欧陆文化。
当拉瑞和史提夫在博物馆和大教堂游览之际，我却是在各大赌场痛快的赌钱。这些赌场都是相当古老而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有着拱形的屋顶、水晶的吊灯、天鹅绒的厚窗帘，而里面的每个人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打着领带。我最喜欢的赌场位于法国的笛翁(Divone)。当我们停留在日内瓦时，我开着拉瑞和史提夫的老爸要他们买了带回美国的宾士轿车，穿过瑞士的边界，前往笛翁。
我记得当我们要通过边界时，我拿出护照以及驾驶执照。边界的守卫问我：“先生，你们准备到法国做什么呀?”
“我要好好赌几把。”我回答。
“啊!那祝你好运啦!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不了太多，谁叫我的法语实在不怎么灵光。
我从远处看到了灯光，然后开着那部宾士轿车停在赌场的前面，觉得自己好像“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电影里的詹姆士·庞德(James Bond,七系列的主角)。像庞德一样，我使用复杂的级数系统来赌轮盘。我等着轮盘出现连续四或五次黑色，四或五次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情形。我会站在桌旁把轮盘的结果登记下来。我并不认为轮盘赌博里的轮盘结果是完全随机的，或者每个颜色出现的机率是一定的。我要建立一个系统。在我能从中找出一种规律之前，我不喜欢做任何决定。谁知道哪天晚上会不会有哪部轮盘机出现偏差呢?
我在欧洲待了十天之后，赚到的钱已经比花的钱还要多了。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我开始希望能从赌博当中赚到足够的钱，让我在假期结束时能够把父母给我的一千美元还给他们。我想这真是个棒极了的主意。
在我们停留在欧洲大陆的这段期间中，我一直都处于持续获利的状况下，但是当我们到达行程中的最后一站——伦敦时，我太急着要进赌场玩，竟然连一点休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你在赌博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像你在参加赛跑时一样，如果没有把自己的体能调整到最佳状况的话，你注定要输。但是当我们从盖特维克(Gatwick)上岸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所能找得到的第一家赌场去。
那时是晚上稍早的时刻，大约在八点或九点左右，当我找到一家赌场时，那个地方几乎像是荒废了似的。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伦敦地区的赌场都是要很晚才开始营业。我想去玩骰子，我想和其他玩家赌，但是现场并没有其他的赌客可以一起玩。所以我决定要掷骰子和自己对赌。我自己曾设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限制自己不能让同一个玩家连续赢我两次，如果这种状况发生时，我就会收手，等待下一个玩家出现再上场。但是在这里，下一个玩家就是我自己。我当时一定是神智不清了，在对手是自己的状况下连赢了七场。“太厉害了!”赌场经理赞叹地说：“我不相信有人能掷得像你一样好。”
当天晚上回到旅馆房间后，我写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今天晚上，我希望能从这个学费高昂的一课中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希望从财务观点上来看，我所学到的能比我所付出的代价来得高。今天晚上，我赌输了四百美元，这对一个年纪比我大的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字，对一个刚满二十二岁而且没工作的人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在情绪仍未平复的状况下写下这篇日记，或许更该说我现在感到很冷，因为今天晚上我所学到的事情，应该让我据此而设下一些在余生当中都不可以打破的戒条：
(1)绝不再用太大的金额下注赌博。靠自己努力工作来赚钱，再也不要妄想去捞那种不劳而获的钱，因为世界上根本没这么好的事。
(2)绝不在度假期间做大金额的赌博。如果忍不住要赌的话，也只能拿一些小钱来赌，而且如果缺乏自我戒律的话，就不要带太多钱出门。事实上，只该带你输得起的钱去赌场，而这笔钱的金额也应该非常小。
(3)拿大把票投入赌场或是赛马场是件很荒唐的事。以后只要拿小小的赌资去赌一下职业比赛的结果就好了。
今天晚上学到的教训将在日后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那时就可以证明今晚付出的代价，如果换来的是我下半辈子能够记取教训的话，到底是昂贵还是便宜?该是让自己跳出这种疯狂行径的时候了，我该回到从前相信努力工作才是追求成功和快乐的信念当中。我只应该从具生产性的成就当中得到满足。我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学到这一课。
为了帮助我消除个性中的弱点，我认为必须在就读研究所期间加倍用功，以减清这种好赌的习性。
当然，我写的这些都是狗屁。我才不想放弃赌博呢!第二天我就重回赌桌旁了。而且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也赢回不少先前输掉的钱，只不过最后剩下的钱并不够还给我的爸妈就是了。
不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你拥有一个有效的计划，就坚持到底吧!
拉斯维加斯
瑞奇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在一九七年的冬天，当时我刚从商学研究所毕业并且开始为昆恩·劳伯(Kuhn Loeb)公司工作。我也从位于纽海文的陆战队机动运输补给部，调到位于布鲁克林的俄罗斯侦察部，担任后备军官的职务，平日照常上班，定期回部队去开会或是接受训练。瑞奇是我所属单位中的一名征召人员。他是像美国短篇作家蓝扬(Runyon)那种类型的人，简直可说是嗜赌成性。由于当时在布鲁克林实在没有什么俄罗斯人好调查的，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空闲的时间用来玩牌，并且讨论有关赌博的话题。
当我们在执行为期两周，位于加州潘达顿(Pendleton)的训练任务时，有一整个周末没事做，瑞奇就对我说：“嘿，中尉，你想要去拉斯维加斯吗?”
我从来没去过拉斯维加斯，所以我很自然回答他说：“Conyetchna,duroch!”
“你说什么?”
“Conyetchna,duroch!翻译过来就是：‘当然好啦，你这个傻瓜!’。”
很自然地，我单位中大部分的征召人员都和我一起开车到洛杉矶，然后搭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了。那时是八月初，天气仍然十分炎热，而且沙漠中仍然不时会吹起沙暴。我们像小猫一样被塞在一个像烘干机似的小飞机上，驾驶员甚至不确定我们到底能否顺利降落。他总共试了三次才顺利把飞机降落下来。我当时还以为我们真的会机毁人亡呢!当我们终于走进沙城饭店时，我看到了吃角子老虎、牌桌、饮料、食物、招待小姐以及各种赌戏，觉得自己好像又活了过来，成为一个重获新生的赌徒似的。
我们住进饭店，服务生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小伙子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服务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需要‘任何’服务，只要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我还没有打几通电话要求服务，拉斯维加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我最喜爱的地方了。我下楼赌博、回到房间、打电话给服务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度下楼，继续赌博。对于一个有良好工作的单身汉来说，拉斯维加斯简直就是天堂。
从那时候开始，我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回拉斯维加斯去玩一趟。我曾经因为和西岸的一些公司来往密切而发展出一个旅游路线。在星期三的晚上，我曾从纽约飞到盐湖城，然后在周四整天和位于盐湖城的公司会谈。周四傍晚，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凯撒宫饭店，然后整夜赌博。星期五早晨，飞到凤凰城去拜访几家公司，然后在星期五的傍晚又回到凯撒宫去。我整个周末都在赌桌上度过，最后在星期日晚上红着双眼回到纽约。星期一的早上，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公司访谈报告，并吹嘘我在赌桌上的战果。
对一个纯粹的赌徒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拉斯维加斯。
水道赛马场
那年秋天，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部队开了一次会，瑞奇要我帮他鉴定一下他的足球明星卡。他说他想要打电话给他的马票商(以赌马和开赌盘为生的人)卡迈因(Carmine)。我告诉他：“真巧呢！我也想要找一个马票商和我合作。”
马票商是不随便和人配合的，得有人替你担保才行，所以瑞奇就帮我和卡迈因安排了一次面谈。我们在位于杨克斯(Yonkers)的阿瓜维特(Aqua Vitae)餐厅见面。卡迈因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而又鬼鬼祟祟的西西里人，他的领子总是拉得高高的，而帽沿又总是去得低低的，而且他还不停地回头张望。我想我大概看起来不像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因为不一会儿的功夫卡迈因已经开始和我说起行话来了。例如想要下注五百美元的话就是“五分钱”，而一百美元的赌注则是以“一毛钱”来代表。他给了我几个电话号码，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找到地方下注，最后他对我说：“马提，你需要一个代号。瑞奇有时候会住在佛蒙州，你是瑞奇的朋友，那我们就叫你槭树(Maple)好了，代表槭(枫)糖浆。”
马提·舒华兹，又名槭糖浆。我喜欢这个主意，所以槭树就成了我的代号。我会在星期日的早晨出门找一具公共电话，拉高我的衣领并且压低我的帽子，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然后打电话给卡迈因。“我是槭树，”我会对着电话小声地说：“巨人队的赌盘如河？底特律的比分八·五吗？好，我喜欢这个赌盘，帮我在狮子队上面买个五分钱(五百美元)。”
卡迈因不接受支票或是信用卡，所以我开始在公寓里找一个好地方来藏钱。所有赌徒都有他们自己怪异的藏钱地点。我终于选定了一本我在读研究所时买的有关联邦税制的书作为藏钱的地方。我发觉那本书是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的目标，而且我喜欢把赌资藏在这本书中所显露出来的讽刺意味。
“槭树”在体育活动方面赌得还算是蛮顺利的，但是在篮球季中，他有那么一点失去控制。如果槭树在那个时候曾经去看过精神科医生的话，他就会知道赌博可能是一种和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替代品。只要槭树的社交状况变得愈糟，他就愈会有进场赌博的渴望，而更糟的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初时，他不但没有任何稳定的异性关系，同时也正处于不断输钱的状况中。
我曾经在佛蒙州的糖枫林(Sugarbush,Vermont)参加一个滑雪俱乐部，但还是没办法因而和异性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在二月初时我已经在卡迈因那里输了二千美元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某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正开着小轿车上山到那个滑雪俱乐部去，那时我已经差不多要宣告破产了。我在那周稍早时曾经南下到路易斯维尔和一家公司的总裁开会。
卡迈因有一种很奇特的赌法，叫做“如果反转就加倍”(Double ifthen reversal)赌法，在这种赌法里，你可以在四种结果中任一种出现时赢钱，你有机会以五百美元赚回四千美元。我一直用我记录赛马、骑师，以及轮盘的方法来记录美国大学篮球赛的比赛结果。而且在那一季接近尾声时，我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想法，知道谁会赢得各场胜利，谁会赢得连续的胜利，或者谁只会赢得主场胜利。我挑出四场比赛来玩这种“如果反转就加倍”的赌法。我在第四场比赛赌路易斯维尔会赢曼菲斯三·五分。因为我在路易斯维尔开会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论主教队，而我对路易斯维尔的感觉也很棒。所以我打电话给卡迈因下注。
星期六下午到晚上我开着车在山路里绕来绕去，调整收音机，想要调出最清楚的收讯，听一听比赛结果。当时正在下雪，我的手冻得不得了，收音机也被静电严重干扰，但过了午夜后我很确定我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的赌局。只要路易斯维尔能赢四分，我就能够脱离困境，大赚一票。我好像听到中场休息前路易斯维尔落后十一分，或者七分，但不管他们落后多少分，听来似乎都不大妙。
我快要发疯了。我得要知道路易斯维尔有没有后来居上。时间已经是清晨一点，我还把车停在滑雪俱乐部的屋外，调整着收音机。我收听到盐湖城的摩门教堂唱诗班、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数、渥斯堡(Fort Worth)的牲口价格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拳赛结果。但是并没有听到路易斯维尔或曼菲斯的球赛结果报导。每个人都在俱乐部里参加派对。这也难怪我没有办法和异性发展稳定的关系了。
到了清晨二点，我的汽油用光了。我放弃希望，回屋里睡觉。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去滑雪。我坐上车，开进城里，买了一份纽约时报。路易斯维尔最后绝地大反攻，从落后十五分急起直追，最后以七五比七一大获全胜。
我赢了这场赌局了。我赢得了四千美元！我完全脱离困境了。
当我回到城里时，我打电话给卡迈因，问他该约在哪里见面付钱。通常每周的赌局在星期日结束后，赌金的支付日都是下个星期二。卡迈因告诉我他下个星期二下班后会在第八十六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和我见面，就在电影院的门前。我对于要去拿四千美元的现金感到很紧张。在纽约街头有很多人会为了四十美元割断你的咽喉。我可不敢想像他们为了四千美元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当时“教父”这部电影才刚上演，排队买票的长龙绕过了街角。当卡迈因拉高衣领、压低帽沿走过来时，我正站在戏院的屋檐下。他推开排队的人群走上前来，塞了四十张百元大钞在我的手心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我就站在大幅的电影海报旁，从一个叫卡迈因的马票商手中接过一大叠现金。我开始想像在我到家前会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来抢劫我，甚至把我给干掉。我禁不住汗流浃背，直到把那四千美元放进那本联邦税制的书中时才安下心来。
瑞奇有一个朋友名叫比利，他是在汉兹(HHentz & Co)公司工作的一名营业员。比利总是有不少的花样好搞。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我们三个人开车到沙拉多加(Saratoga)去玩。比利说他认识一个宣称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的赛马训练师。我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是基本上不管你是在赌马还是在市场上操作，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梦想能在事情发生前先知道结果。“比利，”我说：“如果那个家伙有什么动作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个月我们开会时，瑞奇把我拉到一旁去。“中尉，比利说他的朋友回又报出了一场比赛的明牌。有一匹马星期四会在水道赛马场跑第六场比赛，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My tune)，他说赌这匹马稳赢。你要一起来睹一把吗？”
“这当然好啦！宝贝。”
星期一我前往银行，领出一千美元，然后把它夹到我的联邦税制书中。星期二时，我告诉秘书琼安，我在星期四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不要再帮我排其他行程。星期三，我买了一份每日赛马报导，并且欢天喜地地发现“我的旋律”的赌盘竟然是四比一，但是在星期四的早晨，我接到一通瑞奇打来的电话。“算了吧！中尉，”他说：“我们玩不成了，我们的马刚刚受了刮伤。”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哥伦布纪念日，但即使银行都没有开门，市场还是照常开盘，所以我还是进了办公室。我正准备要出门去吃午餐时，电话铃声响起。是瑞奇打来的。“中尉，我们又可以进场玩了。比利刚才听说我们的马要在第四场比赛时出赛。我们得马上赶到赛马场才行。但是有个麻烦。银行都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根本领不出钱来。你手上有现金吗？”
“有啊，大约一千美元吧！但我把钱放在家里了。给我一个钟头回去拿钱。”
“把钱全部拿来，如果有更多的话也一起拿过来吧！我们下午一点的时候在比利的办公室等你。”
这个赌马的机会又回来了。我打电话给我哥哥杰瑞，问他手上有没有更多现金。结果他也想要参上一角。“和我在地铁站见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上，半个钟头后见。”我说。我抓起西装外套，告诉琼安：“我现在得赶去开上星期四被取消掉的那场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会。如果有任何人找我的话，我大约会在三点或三点半左右回来。”
我下楼跑到地铁华尔街站，搭上了往城郊去的列车。我在四十二街那一站下车，和杰瑞碰面，问他拿了一百美元，然后又跳上地铁。我在七十七街那站下车，跑步到我那间位于雷克辛顿街(Lexington)和公园大道之间的公寓，从那本联邦税制书中抓起一千美元，再跑回地铁站，搭车回头到第五十九街下车。我的表上显示时间是一点零五分。汉兹公司的办公室就在五十九街和公园大道的转角上。瑞奇和比利正在大门外的阶梯上等着我。
“你拿到钱了吗？”比利问我。
我拿出那叠钞票给他看，我们随后跳上一部计程车。我丢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给司机，告诉他：“水道赛马场，请开怏点！”
我们赶到赛马场时，第三场比赛正好才刚刚结束。我借给瑞奇和比利三百美元，然后自己下注八百美元在“我的旋律”身上。当时它的赌盘开出来是七比二，而那场比赛是我所看过最棒的一场。“我的旋律”以二·五个马身的距离赢得了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不停地大声喊叫、尖叫，互相拍着彼此的背，上下跳跃个不停。我赢了二千八百美元。这是我第一次靠内线消息而获利，这种感觉让我更觉得这笔钱赢的滋味格外甜美。
瑞奇和比利还要留下来接着下注别场比赛，而我还得赶回办公室去。我拿出一个二五美分的硬币，漫步走向地铁站。我看到赛马场外的车道上停满了一排排大型礼车，心里想，“慢着，你这个混球！你刚刚才赢了二千八百美元。口袋里放了超过四千一百美元的现金，还去搭什么鬼地铁啊？”我花了四十美元，为自己雇了一辆礼车，然后愉愉快快、风风光光地坐车回到办公室。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赢过在事前就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除非这个事情后来并没有如预期发生。
在一九七二年，我发现了纳绍(Nassau)群岛当中的天堂岛(Paradise Island)。你从纽约只需要飞二个半钟头，再付个几块钱过桥费就可以到达那里。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水道赛马场、笛翁和拉斯维加斯的混合体。那里有相当多的绿荫和流水，也有很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欧洲人，与很多好玩的活动。但是天堂岛不像拉斯维加斯那样，那里是许多成双成对的人去玩的地方，而非单身汉的天堂。由于我从来都没办法和任何一个看起来像样的异性约会，所以在我没结婚前，去天堂岛玩的次数就远低于拉斯维加斯。
天堂岛蜜月旅行
后来我认识了奥黛莉。当我们在讨论去哪里度蜜月时，我心中除了天堂岛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我们在纽约度过新婚之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前往纳绍的班机。我在劳斯饭店订了一间面海的蜜月套房。我们在中午时住进饭店，当奥黛莉打开行李时，我已经抓起电话开始和我在贝尔·史腾的营业员连上了线。我连在度蜜月时都不忘记要继续赚钱。
那里的赌场在下午一点开始营业，所以在十二点五十五分时我结束了电话，然后欢呼一声：“奥黛莉，该是我们找点乐子的时候了！”
“我马上就出来，巴奇。”她以性感的语调从浴室回应。
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好吧！快点吧!甜心。我现在可正在兴头上呢！”
浴室的门打开了，奥黛莉穿着一件薄纱睡衣站在门口，左手拿着一瓶香槟，右手拿着一盒草莓巧克力。“嘿，你在干什么？”我说：“你干嘛穿成这个样子？赌场在一点整就开始营业了。我们会来不及去好好玩几把的。”
奥黛莉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只是转身走回浴室里，放下那盒草莓和香槟，把门锁起来。她想像中那个罗曼蒂克的天堂岛蜜月之旅刚刚被我给搞坏了。她现在才发觉，她所嫁的那个浑球心里所谓的享乐，只不过是想跑去赌场赢钱而已。
把你的优先顺序弄清楚！
我已经不再常去玩牌、赌马或跑去赌场厮混了。当奥黛莉和我在七八年的夏天设定了我的“计划”之后，我把我的赌场转移到股票、选择权，以及史坦普指数期货市场上。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我在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水道赛马场、欣斯岱尔、欧洲、拉斯维加斯、阿瓜维特餐厅，以及天堂岛那里所学到的人生课程。愈来愈多崭新的金融工具在这场金钱游戏中出现，操作行为也渐渐地从交易场中转移到电脑系统里，愈来愈多的操盘手在像哈佛大学、宾大华顿商学院(Wharton)、巴黎索尔邦(Sorbonne)大学，以及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他们的课程。学历固然重要，但是全世界所有名校的学位在交易场开盘钟声响起时都嫌不足。我从许多前来找我寻求建议的年轻人身上看出这一点。除非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否则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操作纪律，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扣下板机，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市场赢家。
一个伟大的操盘手，一定也是一个懂得如何赌博的人。
拉斯维加斯万岁
操作期货和在赌桌上赌骰子有非常多相像之处。所以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想要成功的操盘手磨炼心理上遵守操作纪律最佳的地点。没有人能够持续地在拉斯维加斯赢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个中好手的话，你可以在部分时间里赢钱，而在其他时间内控制亏损，那你倒是有办法每一回去玩都乐在其中，不至于败兴而归。但这必须是在你能够恪守操作纪律的状况下才行。赌场都希望你靠勇气和直觉来赌博，而非用你的头脑来赌博，而且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打断你的注意力。他们提供无限制的酒类饮料、穿着凉快的女人，以及无止尽的娱乐，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
我最喜欢的赌戏是掷骰子。这非常像在交易场中做交易的特性——节奏怏、噪音大、人群挤，而且也都有很多的金钱在其中流动。十二个玩家斜靠在赌桌旁看着每一掷，急着要看出谁是赢家。当有人开始掷骰子时，筹码在空中飞舞，旁边的人群向前挤得更紧，女人则向场子外面靠过去，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很沈重，旁边的呼喊声更加大了分贝。这感觉真的好像我在交易场里站在小鸡、法兰尼和肥麦克的身旁一样。
我是一个“不弃权”(Dontt pass)型的玩家，意思是说我总和掷骰子的人对赌。不论你是否和掷骰子的人对赌，获胜的机率其实都是相同的，但大部份的人都下注掷骰子的人会赢。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希望和那些穿着蓝色的休闲衫，在胸前开叉的地方挂着一大块金牌的乡巴佬，或者是穿着有亮片迷你裙，总是在掷骰子前往手里吐一口唾沫的肥胖女人站在同一阵线上。我希望他们都掷得很糟，这样我才能赢钱。所以基本上，每个在骰子赌桌旁的人，甚至包括那些靠赢钱的人打赏的赌场职员，都讨厌我。不过这一点并不会困扰到我。不管是存骰子赌桌上或是在交易场里，输家、永远痛恨赢家。
在拉斯维加斯赌骰子的经验，让我学到了三个我认为对于金融操作绝对重要的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把你的自尊心和赌戏(操作行为)分开。绝不让情绪因素介入操作。当你在和别的赌客对赌时，不应该把事情个人化，而应该对事不对人。如果你让自尊心渗入赌局当中，你可能会在乡巴佬赢了几盘之后把你的赌注加倍，或者是当穿着亮片的胖女人掷不好时降低赌注。我发现这种行为是一项自我毁灭的作法，必然会导致你把事情完全搞砸。你必须完全不做任何情绪性的反应，不动如山。高山从来不会对人不对事。
第二条规则是：管控你的资金。当我一走进赌场时，我就走到兑币处窗口前，要一个保管箱来放我的钱。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那个保管箱里，身上只留个几百块。如果手头上的钱都输光了，我就得去打开保管箱取钱。这个强迫自己去保管箱拿钱的动作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这使我能暂时离开赌桌，自动把一直输钱的烂手气给中止掉；二、也让我有时间轻松一下，然后思考下一步要怎么做比较好。这个动作的效果就好像在我脸上泼盆冷水一样。这对于金融操作同样适用：把你的钱放在另外一个独立户头，除非你紧急把钱转账过去，否则你的营业员无法动用。如此一来，你就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激动，而轻易把手中的子弹一下就用光了。
第三条规则是：在一连串胜利后换张赌桌。你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愈幸运，你的运气就愈可能马上就消失无踪。换张赌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你手气一直都很顺的状况下更是如此。人类的天性告诉你如果在一张赌桌上赢钱的话，就该留在那里，赚更多的钱。但是你真正该做的，是拿着刚才赢得的钱，起身回到兑币处，把多余的钱存起来，手上仍然只留下那几百块钱。周期性地带着你赢来的钱离桌是避免被赌场的优势给拖累的惟一办法。之后，如果你还是觉得运气正旺，仍然有足够的专注力，而且还想玩的话，还是换张桌子玩吧！如果你的状况真的那么好，换张桌子还是可以继续赢钱的。
像这些心理上的操作纪律或许不能使你成为市场中的大赢家，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操作纪律，或是没有遵守的能力的话，毫无疑问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大输家。
第 4 章 雄伟金字塔－－「内线」史基尼
一九七年初，当我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研究所毕业时，就很清楚自己想要投身于股票市场。我认为可以三种方式进入这个市场。我可以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一名操盘手，或是一名证券分析师。我知道我的个性并不适合担任投资银行家的工作。投资银行家都是一些靠着创业投资、承销股票，和一些巨额的投资案赚钱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资本，更没有这个修养去当一名投资银行家。我不想成为一名操盘手，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操盘手只不过是中间人而已。他们从客户那里收到交易指令后，再把这些指令放到交易场里。所以我决定要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师。这是当时最吸引我，也最适合我个性的工作。
当我在小学一年级时，老师问班上每个人长大后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要当一个侦探。”这就是我，一个从犹太家庭出来的聪明小孩，但是我不想成为一个医生或是律师，只想成为一名侦探。我的父母一定很怀疑他们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但是我从小就喜欢分析事物，而这正是证券分析师的工作。他们分析企业，和公司管理阶层访问面谈，然后写报告。他们必须在国内到处旅行，而我很喜欢旅行。
华尔街的年轻证券分析师
在一九七年的春季，美国正处于经济衰退的情况中。对那些在七年代毕业的人来说，想在华尔街找个工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这并没有使我停止脚步。我是一个有才干的人，而且我要向华尔街推销的是我最满意的产品—我自己。在那年年初，当我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学业，并开始到处打电话时，就像一个侦探一样，我调查市场中居领导地位的公司，查出他们研究部门主管的名字，然后一一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总是说：“我们没有雇用新进人员的计划，尤其是刚从学校毕业，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小伙子。你不知道现在经济非常不景气吗？”
“是的，或许有人已经给了你一些坏印象，”我会这么说。我总是尽量把他们留在电话线上。通常我都有办法让谈话继续下去。然后我会试着和他约个时间面谈，因为即使这次的接触并不能马上产生效果，但在未来却仍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发展。最后总共有六家公司提供我工作机会。
我选择到昆恩·劳伯公司上班。昆恩·劳伯是由席夫家族所拥有，并且是一个老字号、广为人所尊敬的犹太裔公司。杰克·法维亚是这家公司的研究部主管，而杰克决定给我一万六千美元的年薪，这在一九七年时可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杰克把我分配到亚伯·布朗契顿的手底下工作，他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当时担任昆恩·劳伯的药品类股分析师。亚伯是我入行的指导者。他专门研究制药产业，而他指定我去研究药品的连锁店行销通路。我因此进入医疗产业的研究领域。
除了药品连锁店之外，亚伯也让我接触其他医疗产业里的公司。我最早被分配到的工作就是去拜访四季看护中心。那时老人医疗保险制度在几年之前才刚开始施行，而这些看护中心类股也因而大行其道，成为股市最风行的主流股。四季看护中心是由杰克·克拉克所创办，而杰克·克拉克曾经专程到纽约来向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举办法人说明会，亚伯和我也曾经到他下榻的饭店和他进行过早餐会谈。杰克·克拉克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典型的上流社会人士。当我走进杰克·克拉克的房间时，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他脚上的那双鳄鱼皮鞋。我这辈子还真的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妤看的鞋子。它们看起来闪闪发亮，简直就像天空中流泻下来的光芒一样。
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花一千五百美元买这么昂贵的消耗财在华尔街上闲晃。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盯着杰克·克拉克的脚，然后心里想着，鳄鱼皮鞋，嗯，蛮适合我的。我以后一定要替自己买几双来穿穿。我对于那次的面谈内容已经不复记忆，但是心中永远留着那双鞋的形象。难怪没有人想要雇用二十五岁以下，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
几周之后，亚伯和我飞到伊利诺州的久利特市，去拜访四季公司。亚伯想要去看一看他们所经营的其中一处看护中心。自然而然的，我们被带到一所全新的看护中心去，但是我们稍后却发现，四季公司的获利不是由经营看护中心而来。他们的获利都是来自营建方面的生意。杰克·克拉克是一名骗子。他所做的，是不断盖新的看护中心，然后虚增营建方面的获利，再把这些获利灌到看护中心的营业利润上。靠着这个方法，他们的股价才能成为高本益比的“概念股”。就如同每个人所知，在十五年前所发生的S&L危机一样，企业可以利用虚增价格的方式来产生巨额的获利。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四季公司的股票被停止交易。四季公司完全是一个骗局，而杰克·克拉克和他那双漂亮的鳄鱼皮鞋则一同进了监狱。
我看出来这个刚刚萌芽的产业和医疗保健的产业相当类似，所以开始深入研究。就像滚雪球一样，医院管理成为我最专精的主要领域。我是一个研究全新产业的年轻分析师，而这也是第一个需要我全心投入的职务。我写了一篇对这些公司有利的研究报告，推荐他们的股票，并让昆恩·劳伯在纽约市的日中俱乐部主办一场法人机构的午餐说明会，所有公司的大头头们都搭私人飞机前来与会，而我则担任会议的主持人。我和他们一同坐在主桌上，并且将他们介绍给我们的法人客户。
“大卫·琼斯是一位耶鲁法学院毕业的高才生，而他和肯塔基州上校队的新老板温德尔·雪利两人合力经营，使延伸医疗保健公司成为全国成长最快的公司。”我滔滔不绝地说着：“仅仅在两年当中，汤姆·佛斯特博士和杰克·麦西已经使得美国医院公司成为同业中的翘楚，”我极力宣传着。“伯尼·柯曼和巴布·高桑特是首先看出医院整合性管理产业潜力的人，而且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美国医疗公司得以成为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我为他们吹嘘着。
这真是一场精彩而热闹的演出，而我则是这场秀的灵魂人物。这些公司的股价马上劲扬。我愈是卖力讨好那些客户，我的公司就可以吸引到更多大型投资机构的佣金。而且，最后也将让我自己赚进大笔的佣金。投资银行是真正的大型资金供应者，想要从他们的手中拿到生意，就必须随时以和颜悦色、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潜在客户。
在一九七二年的春季，我已经在昆恩·劳伯公司工作两年了，薪水调高到年薪三万美元，而我则是不停在国内当空中飞人，分析药品连锁店产业，并四处推销医院管理公司的股票，我的状况比起我在安赫斯特读书时的朋友们要好多了。有一天，在一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研究所的校友餐会中，我遇到了一个同班同学。他当时正在金字塔公司上班。(译注：作者不愿意公布原公司名称，故均以金字塔代称。其中人员亦以代号称呼。)
雄伟金字塔
在当时有许多小型的证券经纪公司，以他们研究部门里面的热门分析师而受到市场瞩目。金字塔也是其中之一。我的朋友告诉我金字塔正在召募更多的分析师，他可以帮我安排和公司的主管面谈。能够和金字塔的头头们面谈就好像能够获选参加达拉斯牛仔队(Dallas Cowboys)的球员选拔一样令人兴奋。“真的!好啊，帮我安排一下吧！”我说。
金字塔公司位于贝特利公园旁边一栋全新钢骨大楼的三十三楼，直接可以俯瞰斯塔顿岛后方的整个港区。我和他们整个法人投资部门的主管，以及负责法人研究业务的一名董事会面，且相谈甚欢。他们提供我五万美元的年薪到金字塔去工作。我同意了。
金字塔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华尔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公司里最大的头头是古夫王和加佛利王。古夫和加佛利是公司里面的神，法老则是建造这个金融界奇迹的人，而如同古埃及文明中的伟大君主们一般，他们在自己建造的古堡中堆满了宝藏和其他各种贵重的物品。
金字塔公司位于一栋令人目眩的新建筑物中，并且能俯瞰自由女神像。可是这其中存在着一些极为讽刺的事，因为金字塔公司里有非常多员工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是从东欧或是俄罗斯逃难到美国来的，这些逃难者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时，都是从进港那一边的角度。这些员工的父母和祖父母在布鲁克林区和布隆克斯区落脚，但是现在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早已经忘了他们是从何处而来。他们争先恐后地在纽约的社交圈中卡位，装得好像是当年五月花号上移民的后代。他们参加各种俱乐部，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聚居在汉普敦区，赞助各项慈善活动，在林肯中心买下包厢，在古根汉艺术馆啜着红酒，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嚼着乳酪。
紧接在古夫和加佛利王之下的是大祭司，他负责金字塔公司的法人业务推展以及研究部门的管理工作。当初就是大祭司决定把我挖角到金字塔来的。接下来，直接在大祭司底下的，则是先知。先知是研究部门的主管，技术上来说他是我的直属老板，但是我一到金字塔上班后，就发现大祭司和先知没有办法成为我的指导人，他们没有办法像昆恩·劳伯公司的法维亚和布朗契顿那样教我这么多东西。
先知的手底下，包括我在内，有三十名分析师在工作。他身为研究部门主管的职务就是和分析师们开会，了解分析师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报告，督导他们的研究进度，向大祭司做简报，并且确定我们的研究报告都已经分送给客户以及其他同业。先知将研究部重新改组为三个小组，每组各有十名分析师，并且指派一名资深分析师担任小组长。现在先知根本就不必再参加会议，只要纸草纸(Papyrus，古埃及使用的纸)帮他代劳就好了。
纸草纸是负责督导我这个小组的研究部副主管。纸草纸年纪并没有比我大多少，但是他在华尔街已经是一名“传奇”人物了。他负责研究的是航空产业，有一段日子里，航空公司真的是市场上最热门的类股。但是热门股票退烧的速度也和它们上涨的速度一样快，更不巧的是纸草纸对于航空类股的投资建议也搞砸了，同时还让金字塔的散户营业员，和他们的客户一起挂在这些股票上面。他自己也因此成了金字塔公司最大的一个笑话。
象形文字也是我这个小组的成员，而公司里也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笑话。象形文字曾经在每股一百七十美元的价位推荐买进拍立得股票。他看不出来拍立得和他们的快速显像技术专利，并不会让一般相机和底片的销售受到严重的影响。他深信未来拍立得每股将会赚到四美元、八美元、十六美元、然后是八十三美元。根据象形文字的说法，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你家的厕所里，都会有拍立得相机的存在。当象形文字所预估的每股获利被证明是完全错误之后，金字塔的营业员和他们的客户们又是一片血流成河、哀鸿遍野的惨况。
人面狮身的发现
人面狮身是我这个小组中的另外一名成员。人面狮身是会计师出身，专门研究获利快速成长且成立不久的公司。在研究小组中能够有一名像人面狮身这样会计方面的侦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因为那些在企业财务年报中的数据，尤其是那些新兴产业中的新公司的数字，可能具有相当多的陷阱和误导性。那些为这些企业查账的独立会计师，通常会在财务报表中加注如下的保留意见(disclaimers,又称解除条款)：
我们针对该公司的各种财务报表所进行的各项复核均以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为依据，而以我们的意见，本年报中所附之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保留盈余表均相当地表现了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可是这种保留意见字里行间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
我们大致上看过了这家公司的管理当局给我们的数字，但是你最好了解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对于所谓获利的认定留有一狗票的自由裁量空间。此外，这家公司付给我们一大笔钱来帮这些数字作签证，如果我们不愿意帮他们背书，他们马上就会毫不考虑地换一家愿意帮他们背书的独立会计师。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份企业年报的每一页里，都有用小字体印刷的附注列在财务报表后面。而且这些附注的字体是那么地小，内容又是如此模棱两可，以至于一般投资大众根本有看没有懂，只有像人面狮身这种会计师出身的人，才能看出其中值得留意的重点。他会把各家公司的年报摊在面前，戴着那顶绿色的半透明护目鸭舌帽，埋头苦读。一旦他消化了其中内容后，那些附注就可以让他清楚了解这家公司的真实状况。公司的存货可能缺乏流通性，留在仓库的时间太久；公司过度提列折旧项目；销货毛利被过度低估；应收账款可能被打了些折扣；公司的商誉可能已经开始走下坡等等，诸如此类。
在一九七二年的劳工节，我已经在金字塔工作三个月了。我仍然负责研究医院管理这个产业，而且我仍然非常地看多。由于老人医疗保险和国民医疗补助制度的实施，大笔金钱流进了医疗业，而且由于医疗产业的积极整合，这些医院管理公司势必会从中得到相当多的好处。当人面狮身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正凝视着斯塔顿岛，心里想着我将要成为一个发现全新热门产业的年轻当红炸子鸡。
由于人面狮身是金字塔中会计方面的侦探，所以只要他认为从会计的观点来看可能是好标的的公司或产业，他都有特权可以加以深入研究。当他完成研究之后，就会直接去找负责这个公司或产业的分析师，然后告诉这个分析师他发现了什么。人面狮身把他肥胖的臀部塞在一张椅子里，脸上露出沾沾自喜的微笑，眼中闪现着愉快的神色，就好像一名会计师发现有一笔账的借贷方向被弄反了的时候那样。
“马提，”人面狮身说：“我一直在注意那些医疗管理公司，而我认为这些公司的每股盈余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他接着告诉我医疗管理这个产业最快速成长的获利来源，是老人医疗保险和国民医疗补助的费用，但是这些费用只不过是根据习惯上的账单费率所预估出来的应收基础数字。真正由政府方面支付款项的金额是根据稽核查账之后的结果而定，而查账的结果通常要花上二到三年的时间。人面狮身认为这些公司目前都是以过度乐观的态度来预估他们的应收账款，结果也使得他们的获利过度虚估。
“这听起来很有趣，”我说，同时很不安地改变坐姿。我是金字塔公司里面最顶尖的医疗管理产业分析师。告诉我这些公司在利用应收账款大玩数字游戏，就好像告诉啦啦队长他那支球队的后卫，已经和签赌组头相互勾结一样令人沮丧。
“马提，”人面狮身接着说：“应收账款还只是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而已。真正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公司现在正是市场最热门的类股，所以他们的本益比目前都已经高达三到四倍了，但这是不对的。以老人医疗保险和国民医疗补助可能流入医疗产业的补助金来看，政府可能会在这些方面采行比较紧缩的政策。政府终究会提高给付标准，并且减少补助金的给付，如此一来，这些医疗管理公司的毛利率就会马上直线下滑。这些公司的股价不应该享有这么高的本益比。他们的本益比应该和公用事业类股差不多才对。”
我从不需要问人面狮身对于政府的法规到底了解多少。人面狮身年纪比我大，而且比我更德高望重，当他告诉你些什么的时候，你最好是洗耳恭听。我非但没有告诉他不必担心这些公司会有什么问题，或是这些公司可以很顺利地应付政府修改法规的趋势，反而非常认真考虑他说的话。我开始问自己到底漏掉了什么。或许我和这个产业贴得太近，也可能我并没有很客观地检视眼前的证据。我决定不要再让自己继续当医疗管理这个产业的啦啦队长，我最好开始撰写一篇报告来深入探讨这个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政府法规对这个产业可能形成的冲击，然后预估出来这些问题对于未来获利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份关于医疗管理产业的研究报告
我草拟了这份报告的大纲，然后把这份大纲送给先知看。到了九月底，我收到一份先知回覆给我的备忘录：
公司内部备忘录
日期：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收文者：马提·舒华兹
发文者：先知
我很喜欢你对医疗管理产业的研究报告大纲，并且希望你能全心全力完成此份报告。这份报告很有可能会是一篇非常、非常杰出的作品。随时请人面狮身拨出时间来协助你。我想人面狮身很乐意，也很有能力提供你必要的支援。
所以我就和人面狮身一起合作，开始把全部时间花在写这份报告上面。连续几个周末里，我都开车到他在西彻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那栋美丽的房子去，两个人待在地下室，摊开所有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年报，深入研究其中的数据。只要我们把这些数字完全消化，就算尽到分析师的责任了。我们开始绘制各类图表，想从中找出任何可能不利于医疗管理产业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趋势。
我们所绘的图中有一张是医疗费用占国民生产毛额百分比分析图(感谢老人医疗保险和国民医疗补助制度，这项百分比正在上升中)。我们画了一张病床占用率走势图(那些成立三到四年的医院中占床率并没有增加)。我们画了一张病人住院天数图(这项数字在全国各地都下降，这可能是因为低出生率和门诊设备的改善有关)。我们画了一张医疗费用图(在过去几年中，价格的年增率均被限制在六％以内)。我们也画了一张新医院增加率图、一张医疗薪资占总支出百分比图、一张医院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毛额百分比图，以及一张总成本图。我们针对毛利、净利、总支出、每天每名病患对税前净利的贡献额都加以假设，而人面狮身则不停地念着：“马提，马提，这些公司的本益比不该这么高，他们的本益比应该要和公用设备产业股一样才对。”
在初步完成的草稿中，我们讨论了一些可能造成医院管理产业股未来的获利成长性从十五％到二％的历史高点开始下滑的因素。我们说明成本正在增加，而这项因素所形成的负面效果，将在这个产业中的两大龙头股美国医院公司和美国国际医疗公司最近的季报中显现出来。这两家公司的股票本益比都相当高，如果我的预估是正确的话，这两档就会是首当其冲、受伤最重的股票。我们在这份报告的最后用以下的警告作结束：“虽然投资人对于医疗管理产业的本益比倍数已经具有共识，我们必须指出在未来如果这些公司的获利出现任何令人失望的数字，将导致此一类股本益比的快速下滑。”
到了十月底，人面狮身和我已经准备好要把初步研究结果在我们的小组中报告。每一个小组都有周会，在周会中所有的分析师会聚在一起发表他们的想法。基本上这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每个分析师根本不在乎别人负责的公司到底怎么样。他们招呼自己负责的产业就忙不完了。周会里惟一在乎分析师在干什么的只有那些营业员，因为分析报告，尤其是像金字塔这么具有影响力公司的报告，对于股价将具有直接而立即的影响。营业员是不准参加分析师会议的。在营业员和分析师之间似乎有一道万里长城，如此才能够确保每一份研究报告都能够很公平地传达到客户、同业以及一般大众的手中。虽然如此，营业员还是喜欢在分析师身边打转，和他们攀关系，试图从中得到一两个小道消息，好让他们能占到一些优势。
我对于我们的报告兴奋异常。我还记得在安赫斯特念书时，看着那些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怪人在举行反越战示威。我觉得他们都是大笨蛋。但后来我进了陆战队时才了解到，或许抗议一场战争和参战都需要同样的勇气。我提醒自己去对抗人心中根深柢固的观念，比去顺从它需要更多的勇气，而现在，在人面狮身的帮助下，我将要去面对人们根深柢固的想法。就像那些反对越战的示威者一样，我也确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草稿外泄
一如预期的，没有人对我们的报告发表任何意见。根本没有人在乎医疗管理产业。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我们的报告到底会不会损龟。金字塔公司和昆恩·劳伯大不相同。在这里并不存在团体作战。每个人都只针对他们自己负责的领域而工作。大祭司与先知也和法维亚与布朗契顿不一样，前两者甚至于从来都不会在周会中露面。
每个参加那次会议的分析师都拿到一份报告的草稿。每个人都知道初步的研究报告是高度机密的，而且在讨论过后每个人手上那份草稿都必须加以销毁。保罗·史坦迪许(Paul Standish)是与会的分析师中惟一看起来对这份报告有兴趣的人。史坦迪许是一个负责制药产业的分析师。如果我们的假设都正确的话，那些制药公司也同样会面临严重的压力。
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结果是当史坦迪许离开会议后，他并没有把手中的草稿给销毁。他把那份草稿带走，并且在几天后从加州出差回程的飞机上，和另外一位制药产业分析师讨论起这份报告。那位分析师是来自史库达、史帝文斯与克拉克这家位于波士顿的老牌投顾公司。
把我们的报告内容告诉那位史库达的分析师，无异将我们推向一个危险的局面，随后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史坦迪许更把我们推入毁灭的深渊。他把一份我们的报告草稿寄给了史库达的那个阴险小人。直到今天我都想不通史坦迪许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地，把我报告的影本寄给另一家公司的人不只是愚蠢，更是违反职业道德的作法。
十一月十三日那个星期，耳语开始在市场中传开。史库达那个卑鄙浑蛋把我们的草稿在他们内部广为散发。史库达的客户开始卖出手中各家医疗管理公司的股票。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消息泄漏的新闻出现在报纸上，而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股票下挫了五又八分之七。一周之内，美国医院公司在股价地重挫了二二%。有人意图操控行情的谣言在华尔街甚嚣尘上。金字塔公司里开始电话铃声不断。而感谢那道万里长城，让我们的客户还一直被隔绝在蒙古大草原上，他们显然为了没有得到这些讯息而相当不悦。我们的散户营业员甚至更为沮丧。怎么会让史库达的客户比他们更早拿到我们自己所出的研究报告?这到底在搞什么鬼?大祭司和先知到底在搞什么飞机?金字塔的经纪部门开始变得群情激愤。
身为一个从小一直想要成为侦探的孩子，我却一点线索都找不到。当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并且问我报告为什么会外泄时，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显然不是他想要听到的答案。除了我们的营业员和客户之外，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总裁乌兰诺斯·亚培尔(Uranus JAppel)也随即找上门来。乌兰诺斯确信金字塔公司意图操纵他公司的股价，而且他也怀疑报告的外泄是这整个计划的一环，目的就是要打压股价。他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展开一项调查。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金字塔的法律顾问走进我的办公室。“马提，”他说：“你已经被传唤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作证。”
作证?我为什么得去作证?我已经告诉先知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了。为什么不传唤人面狮身?人面狮身比我年长而且更为人所尊重，更何况当初要写这篇报告也是他出的主意。我感觉到整个金字塔的压力又都放到了我的肩膀上。我努力试图恢复镇定。我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只是整个金字塔里最下面的一块砖而已。我相信法老、古夫和加佛利王会叫大祭司和先知保护我，不让我受到伤害。
法律顾问向我简要说明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并且向我保证我是整个部门里非常重要的一员。“只要你告诉我事实，马提，”他说：“你就什么事都不会有。”然后，当他要起身离开时，再补充一句：“哦，马提，顺道一提，如果在任何时候你的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时，我们会声明你再也不是我们的一份子，而你也必须自己聘请辩护律师。”
一等金字塔的法律顾问离开后，我马上抓起电话，拨给我哥哥杰瑞。杰瑞是戴维斯与吉伯特(Davis & Gilbert)事务所的广告业律师，但现在他已经是我惟一能够信任的律师了。“杰瑞，那些浑球刚刚把一个拉掉保险的手榴弹丢给我。我该怎么办?我该自己找律师还是怎么样?”
“不。你什么错事都没有做，而且你也只不过是去参加一个听证会而已。如果你带着自己的辩护律师出席反而不好看。你只要出席，并且告诉他们事实就好了。”
而这就是我在听证会中所做的动作。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我走路到纽约证交所，接着在宣誓后作证六小时 。我曾经通过海军陆战队的拷问训练课程，但这并不能帮助我面对这场严酷的考验。会场中有一名法庭速记员记下每一句证词，而且他们不断压迫我，一再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以前那么看好这个产业，却突然会写出一篇如此负面的研究报告?我从哪里搜集到那些资讯?我和谁讨论过这篇报告?谁有机会看过这篇报告?我曾经把这份报告的复本交给同组人员以外的人吗?我或是任何人知道有谁在过去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当中，放空过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美国医院公司，或是医院管理产业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票?
我的记忆力很好，而且我只是不断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每件事。六个钟头后，应该已经很明显，我并没有将任何一点报告内容泄漏出去，而且即使这份报告的外泄真的是金字塔公司想要操纵股价的整体策略之一，也和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充满自信地离开交易所，以为已经没事了，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件大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金字塔公司还没有正式发表这份研究报告。
原版与修正版
不论如何，如果先知，或是大祭司，或者是法老在这篇报告被外泄前就已经看过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会被刊印出来。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报告等于是对医疗管理产业做出了“卖出”的投资建议，而在华尔街，是没有任何人会写一篇建议投资人“卖出”持股的报告。“长期持有”(Hold)已经是最糟的评语了，“长期持有”代表请投资人赶快跑去找营业员(不是用走的哦!)，然后卖掉手中的持股。如果先知很尽责地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就会从头到尾监督人面狮身和我在做些什么，而且他也会出席那次的会议并且听到我们的口头报告。如果他当时出席的话，他会马上就把这篇报告给压下来。但是先知并没有坚守他的岗位，他只是躲在办公室里看自己的盘，而现在想要收拾这篇报告所造成的风波可就太迟了。
现在，在大祭司和先知严密的监督之下，人面狮身和我必须把这份报告全部重写。我们把所有来自于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参考资料全都删去，放宽了我们的假设，也软化了我们的语气，把一大堆“将会”(will)改成“可能”(might)；“很可能”(probably)改成“有机会”(possibly)；而把“因此”(therefore)改成了“或许”(maybe)。更重要的是，强调我们预期这个产业在一九七二年结束前到整个一九七三年，还是会维持十五%到二%获利成长性。我们很清楚地表明这篇报告绝对不是一个“卖出”的投资建议，而只是一个“警报”，让我们的客户了解医疗管理业在长期观点上可能会面对的潜在问题。
这篇正式报告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五正式刊出，但是那时已经没有人相信它的内容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的“华尔街耳语”专栏中，丹·朵夫曼(Dan Dorfman)谈到了这个报告外泄事件，并且提到原版的报告内容比金字塔正式出版的要负面了许多。“这对金字塔公司来说真是一场‘恶梦’，至少有一个内部消息来源这样形容。”朵夫曼以这句话作为开头。他表示原版的报告在未授权的状况下外泄，造成医院管理业股票投资人的惨重损失，而由于市场上空单不少，令人怀疑金字塔公司是否意图操控市场。朵夫曼最后引用了纽约证交所一名资深交易员的话作结尾，他说：“我想这些股票是完蛋了。根据金字塔公司原版的报告所描述，这个产业未来的获利能力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报告是对还是错，不过如果他们说的是正确的，那这些股票真的就毁了。”
难怪乌兰诺斯·亚培尔和其他这个产业里的总裁们要一直压迫纽约证交所展开调查了。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乌兰诺斯看过了原版的研究报告后，向媒体指称这份原始报告内容相当的“不专业”而且“显示出其对于医疗产业领域所知甚少的事实。”他并且愤怒地说：“股价的重挫已经导致一项重大的购并计划被取消。”
而纽约证交所也开始透过他们的股票交易监视系统，观察从十一月十三日以来这几周中医疗管理类股的交易状况。这个报告外泄的案子追溯到史库达的那个浑蛋那里，最后，才又追查到史坦迪许身上。史坦迪许起先否认他把这份报告外泄，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终于承认他把那份初稿私自带走，并且将它拿给了那个浑球。到了十二月十四日，史库达的总裁乔治·强生(George Johnson)承认有一名他公司的分析师曾经拿了这份研究报告草稿，而且有部分史库达的客户可能在这份报告广为流传并造成股价重挫前，就已卖出手中的持股。证明我在这个事件中是清白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一群来自加州的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股票投资人向法院控告金字塔公司和我个人，他们在诉状中写道：
该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以及其证券分析师联手策划了一个“放空”该档股票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假借“内线消息”的名义散播不实的错误讯息，其中反映出不利于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财务状况的各种数据。结果，导致这家拥有广大投资人的公司股价重挫，使得被告得以在低价买进以轧平其早先放空的部位。这是一件串谋好的计划，是一项为了打压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而进行的阴谋。
他们要求七万四千二百美元的损害赔偿以及七十四万二千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共计八十一万六千二百美元的赔偿金。金字塔的法律顾问表示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案子根本就不会成立，不过，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好解决。至少乌兰诺斯不肯善罢干休。到了一月底，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二一又四分之一，总共下滑了将近五%。
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所举办的一场会议当中，乌兰诺斯痛骂金字塔公司、那篇报告和我。他赞扬美国医疗公司在上一季中获利成长二%的表现，并且告诉那些分析师们他的公司“从来没有发展过如此强劲的成长潜力。”他猛烈地指责这篇报告被外泄的过程，指称这是一份“地下刊物”，其中至少包含了七个最基本的错误，并且也具有许多“模棱两可，误导事实而且严重疏漏”的内容。他强调“这份不精确的报告，是两名年轻的分析师在和我面谈了二个钟头后的草率作品。”
失业救济中心
那些医疗管理产业的高级主管们，那些我往日的哥儿们，都不再提供任何资讯给我。我成了一个没有题材可以研究的分析师。更糟的是，在当时整个市场都处于空头状态中。小型股股价在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下跌。在一九七二年秋季中，惟一还能上涨的股票只剩下所谓的“灵巧的五十档”(Nifty fifty)，那些都是法人投资机构的最爱，像是拍立得、柯达、和雅芳等等。这五十档股票担任了当时多头的主秀，本益比都高达五十到六十倍。一九七三年一月，道琼工业指数在一一七点作头，然后进入了美国开国以来最严重的空头市场。三月十五日，那个诉讼案因为缺乏宣判地点而被判不起诉，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整个市场都陷入了低迷的气氛当中，所以医疗管理类股只不过是众多惨跌股票中的一份子罢了。
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由于市场陷入空头走势当中，金字塔公司也面临了精减人事的压力。“马提，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
我惊讶地呆站在原地。我还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而在这六个月当中我也一直为金字塔尽心尽力工作。现在他们竟然翻脸不认人。但是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再一次地，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我。在史坦迪许被抓起来，并且承认他就是那个把我的报告外泄出去的人之后，华尔街里像丹·朵夫曼这一类的人开始公开质疑，到底金字塔公司的管理阶层有没有善尽他们监督的责任。大祭司和先知自然而然地为首当其冲的人。我是写了那份研究报告的家伙，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了管理阶层的眼中钉。但是在那桩诉讼案还没有结束前，他们暂时不会动我，因为他们很清楚我知道太多可以毁掉金字塔的内幕消息。所以他们宁愿多付我几个月的薪水，等到诉讼案尘埃落定后再把我给干掉。
我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在华尔街里还算是一个想法天真的小伙子。我是商学研究所的毕业生，但是在学校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真正的“商学”。我的父亲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我的母亲是一名高中辅导老师。我主修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安赫斯特那一套绅士般的教育在这里派不上用场，而我在海军陆战队学到的则是永远忠实，永远真诚待人。在昆恩·劳伯公司，我是整个团队的一员，法维业和布朗契顿则在背后监督和照顾我。我完全无法适应像金字塔那样的公司。在金字塔，你不能把防弹背心穿在前面，你得把它穿在背后才行。
我大概还有四万多美元的积蓄，所以并不急着另找一份工作。我决定在整个夏天休息一下，到我在汉普敦的度假屋去住一阵子。我在海滩上碰到了几个操作商品期货的家伙。他们说服我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去参观，他们在那里操作活牛和猪肉。我接着投资了五千美元和一个叫保罗·高斯坦(Paul Goldstein)的电脑狂合作，他借着和别人合租一部电脑期货操作系统来赚钱。高斯坦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脑，所以他只好利用凌晨三点的便宜时段使用电脑。我也投资了二万美元在一笔俄罗斯的小麦期货交易上，这笔交易是我的老赌友瑞奇介绍给我的。瑞奇的期货营业员比利有一个大舅子，和华盛顿的某个家伙之间有热线电话，可以连系，因为那个家伙认识曾经到过俄罗斯的美国农业部官员，他们常常交换一些内线消息。
到了十月份，我已经花了二万五千美元，手头也有点紧了。我觉得得再重操旧业，找份证券分析师的工作，所以开始和华尔街的旧识们连络。“哦，是啊，舒华兹。是的，你的履历表看起来很棒，但是你以前是不是曾经涉及金字塔的那档子事啊?唉呀!真抱歉，你看现在市场跌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没有计划要雇用新人耶!”
没有人有空去发掘事情的真象，他们根本不卖我的账。每个人都希望把事情给单纯化。所以我就成了代罪羔羊，一个没有人要的弃婴，没有人想要和我扯上任何一点关系。我抛下了自尊，前往在百老汇街和八十九街交叉口的失业救济中心去排队领救济金。当那个队伍缓缓地前进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未来也正渐渐离我而去。我当初干嘛要听人面狮身的话!
而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我们这位会计方面的大侦探最后还是失算了。在一九七三到七四年间，医疗管理类股虽然也和其他类股一样随着大盘严重的空头走势一起下跌。但是那些公司的获利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当中，因为美国国内医疗支出从国民生产毛额的六%暴增为十六%而持续成长。在如此利多的背景下，虽然目前这些股票的本益比都比当年低很多，但是它们的价格仍在这些年当中增值了好几倍。所以我们那份报告的结论可以说是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
至于我，在这次事件使我的职业生涯暗淡了好几年之后，我变得更为坚强，也得以磨炼成为一名更好的操盘手。我也因为这个事件才有机会认识佐尔纳，这对我来说未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事后想起来，我应该要继续当一个合群的人，写一些对医疗管理产业利多的报告才对。先知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我真搞不懂当他要我和人面狮身一起写那篇负面报告时，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站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队伍中，我脑中清楚地浮现了当先知看到我们的研究提案时，他真正要说的应该是：
公司内部备忘录
日期：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收文者：马提·舒华兹
发文者：先知
舒华兹，你这个白痴!我恨透了你这篇关于医疗管理产业研究报告的大纲，而且我命令你马上停止这项工作。这份报告很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的事业产生永久而毁灭性的影响。没有人想看负面的研究报告。信托部门需要能够帮他们解套的报告。他们会把那些报告放进档案中，一旦股价下跌时，就拿出这些报告，然后说：“看吧!写这玩艺儿的家伙比我聪明，薪水也比我高，我是看了他们的报告才买了这档股票的。”此外，我劝你离人面狮身远一点。人面狮身很想，也很有能力毁了你。为了你自身的利益，好好想想吧!
“内线”史基尼
我很喜欢说自己是一个完全不靠小道消息或谣言来操作的人，因为利用谣言来操作违反了我认为想要在市场中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努力工作。努力工作使你坚强，当你依靠小道消息操作时，你一点力量也没有。你的身体状况和你吃下什么相当有关，吃下垃圾会让你生病。通常当你听到一则小道消息时，你已经慢了一步，而且你手中不会有足够的资讯。如果股价下跌的话，你就一点退路都没有。在智能上你将愈形衰弱，而当你衰弱时，你将处在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境地中。但是，和每一个市场中的玩家一样，我也免不了因为听了市场传言而吃亏。
最糟的小道消息似乎总是在你操作最不顺利的时候出现。我最常提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曾经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小团体，而当一个人开始一连串输钱时，他就开始喜欢听别人在说些什么。当你手气很背时，你甚至可能会去听从擦鞋童无聊的小道消息。这就好像当你在跑马场里，而且一整天都没赢过钱时，你会侧过身去，问你身旁那个领社会救济金过日子的家伙：“第八场里你最看好哪匹马?”然后他会说：“嗯，第六匹马，杰瑞·贝里是它的骑师，所以它一定会赢。”结果杰瑞·贝里今天表现糟透了，第六匹马也只跑出第四名的成绩。
小道消息充斥的股票最常出现的走势就是剧烈震荡，它们上冲下洗，好像被采收者猛力摇晃的苹果树一般。当股价开始下跌时，就是你最脆弱的时刻，也是你最有可能恐慌性杀出持股的时候，因为你根本无法预期股价会跌到那里。你如果不衰弱的话一定是正在赚钱，而如果你感到无力、无助的话一定是正处于亏损状态中。就像那些老掉牙的陈腔滥调所说，炼子总是会在它最脆弱的那一点断裂。在那个点上，你内心深处最可怕的恐惧感控制了你的理智，然后你会说：“我是个笨蛋，我为什么又犯了同样的错?我以前就犯过这种错，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你感到惊慌而恐惧，你觉得想吐，然后毫无理性、不计成本地抛出手中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靠某个谣言来操作，你会希望是从一个成功率比较高的消息来源听到这个传言。我主要的消息来源就是“内线”史基尼。“内线”史基尼是一个喜欢在华尔街到处探听消息的优秀股票分析师。他常常和各大企业的执行长们共进午餐，和那些上市公司董事交换情报，这里听一点，那里又听一些，四处搜刮小道消息。
所以“内线”史基尼来电时总是有消息可报，而为什么他要给别人这些消息呢?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去帮助别人，这让他们觉得很有权力，很有雅量，就像以消息来做慈善捐献一样，但是其实另有原因。首先你必须了解“内线”史基尼可不是只打了一通电话。他早就已经建立了部位，所以他会打个二十通电话。史基尼希望和每个人都成为好朋友，但他也想要别人帮他的部位抬轿。所以只要股价向上跳个八分之一元，你和其他人就会赶着上车。然后“内线”史基尼的功能就不一样了。他成为大家的操作顾问，每个人想要小道消息时第一个就会想到他。
“史基尼，史基尼。怎么搞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怎么样，都很正常啊!”史基尼说。
“在苏黎世的会议进行的怎么样?”
“哦，都很顺利。是啊，我知道时间久了一点，不过这些事通常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他们总得要做做姿态嘛!每件事都在预定的情况下发展中，不要担心，不要再紧张了，你老是这么紧张。”
等到你被市场修理的时候，你会进场再加码买进更多的股票。而另外十九个人也会同样这么做，所以股价的变动看起来似乎又回到稳定的状况。每个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有人报给他们消息，而这档股票的表现也看来不错。然后股价突然开始下滑，直到你心悸恶心，停损出场为止。
你打电话给史基尼然后问他到底市场在搞什么鬼。他才不想听你跟他抱怨呢!“我也赔钱啦!”他说。“我赔得比你还要多咧!”但事实上史基尼早就已经出货，正等着低接你们手中抛出来的股票呢!
事实就是如此啦!你再一次发誓从此不听任何的小道消息，但是几个月后，就在你的操作出现一连串的亏损时，电话铃声响起。是“内线”史基尼打来的。“嘿!”他用一种神秘的语气小声地说：“我跟你讲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
第 5 章 金手指舒华兹－－带着黄金逃命
“想要再多来一点爆米花吗，爱伦?”我低声问着，再次不经意地将手背扫过她的毛衣前面。当时正是一九六四年的圣诞假期，而我们正坐在纽海文大学街上罗杰·雪曼戏院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我是安赫斯特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到那时为止我的社交生活简直就是乏善可陈。当初我之所以决定要到安赫斯特这所那么好的学校就读，就是因为想要提升我的社交层次，很显然的，我还有很多社交活动值得努力，但在当时，我可一点也不像一个职业操盘手，我做事既不果断，手法也相当笨拙。
你以为你是谁?詹姆斯·庞德吗?
我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如仔细阅读一年级新生的相本和通讯录，从中挑出一些外表美丽，头脑聪明，在著名学校接受大学预科教育的女孩，然后一一打电话给她们。但是我拙劣的说话技巧简直把事情搞得糟透了。“嗨，苏西，从格林威治来的苏西·佩恩吗?我是从纽海文来的马提·舒华兹。你今天过得好吗?”喀搭……。“嘿，丽兹·杭特，你好。听着，我是安赫斯特大学的马提·舒华兹。我不知道你这个周末有没有兴趣来玩牌。桥牌?是啊，当然好，一礅赌多少钱?”喀搭……。“哈口罗，金芭莉·威廉斯吗?我是巴奇·舒华兹。我知道你是从维吉尼亚的密德堡来的，我是从安赫斯特打的这通电话。那里是养马胜地，是吗?是啊，我不知道你想不想搭巴士到欣斯岱尔去赌个马?”喀搭……。
现在我又回到属于我自己的社交圈。受伦·范恩是我约会的对象。她是我高中同班同学，而当时她是瓦沙(Vas sar)学院二年级的学生。
当时戏院里灯光昏暗，银幕上放映的是詹姆斯·庞德那张英俊而又温文有礼的影像，他那充满魅力而具弹性的身影被框在一个枪管之中。庞德正要为皇家秘密行动小组出勤，和另外一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对抗。此外，庞德会为一群美丽的女士们服务这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约爱伦来看“金手指”这部电影的主要原因。我希望庞德能够帮我担任破冰的任务。当他在银幕上做动作时，我则在座位上采取我的行动。
我并不需要等太久。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是一段火辣辣的剧情，庞德和漂亮的金发女郎吉儿·麦斯特森裹在一床被子里。当镜头里庞德在迈阿密枫丹白露饭店的阳台上搂抱着吉儿时，我也正在纽海文市罗杰·雪曼戏院的最后一排座位里搂着爱伦。当庞德把手臂环绕着吉儿时，我也把手臂环绕着爱伦。当庞德攻上一垒时，我也攻上一垒。在同一个时间里，吉儿和爱伦都在我们的耳边轻声细语。真感谢七，事情进行得顺利极了，所以我决定要试看看有没有办法盗向二垒。我慢慢地、平缓地，就像七一样，开始采取行动，把手悄悄从她的肩膀向上滑动。“嘿，巴奇，慢一点，”爱伦低声的说：“你以为你是谁?詹姆斯·庞德吗?”
她从热烈的拥抱中挣脱开来。我感到有一些突兀，我确信爱伦只不过是不想要进展得太快而已。我得保持镇静，就像七一样。当我抬头看着银幕时，庞德正在和奥瑞克·金手指打高尔夫球。他们打球的地点是一个风光明媚的英式乡村俱乐部。立刻，我就喜欢上金手指这个角色。他让我回想起当年我在当外祖父杆弟的情景。庞德和金手指站在第十六洞的果岭上，而金手指正准备要打一个很简单的二尺左右推杆。“您到底有何贵干呢?”他边把球放好，边对庞德说。“我想你可不是专程来和我打高尔夫球的吧!”
噗通一声。庞德故意把球杆放倒在球洞旁的草地上。金手指的身体略为抽动，因此这个推杆失误。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东西比在草地中闪耀光芒的纯金球杆更迷人。我开始深深地融入这个描述奥瑞克·金手指准备用核子武器攻击诺克斯堡的电影剧情之中。这真是一个高明的计划。如果你能够用核子武器摧毁诺克斯堡里储存的黄金，就根本不必大费周张地打主意去偷它了。如果全世界黄金储存量最大的地方受到攻击，使得里面存放的黄金成为废物，那么金手指手中持有的黄金自然就会价格瀑涨。当然，庞德适时阻止了金手指的计划，但即使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奥瑞克·金手指已经成为我的新偶像了。
圣高登斯双鹰金币
长久以来我都深深地对黄金感到着迷。从很多方面来看，黄金的这种魅力来自于文化以及商业两种层面。从法老王时代开始，犹太人就喜爱黄金，因为黄金一直是逃难的人最容易随身携带的贵重财物。当摩西从山上把十诫带下来时，他的追随者便用黄金来制作十诫的雕刻。在接下来中古时期西班牙的天主教时代、东欧的共产革命，乃至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在大屠杀之中，犹太人都一直在逃难。当我的祖父山姆·舒华兹在本世纪初从东欧的动乱中逃亡到美国时，他就知道要把终身积蓄存放在哪里。身为一名住在纽海文的水手，舒华兹老爹一直处于银根紧缩的窘境中，但是只要把他手上攒下了任何一点钱，他就会拿去买黄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对黄金的渴求就成为我遗传因子中的一部分了。
黄金不会受到空气、热度、湿气，和大部分溶剂到影响。在人类的历史中，它不只是因为美丽和抗腐蚀性而享有高度的价值，更因为其较任何一种金属更容易加工，与保存成条块状态而受到人们喜爱。此外，它也因为稀少性而广受收藏者的青睐。就因为这些原因，黄金从法老王时代就已经被人类当作货币使用。
长久以来，每个国家都以黄金作为衡量币值的基准(金本位制度)，而当商业活动在十九世纪末叶急速增加，使得用来结算国际贸易账的制度广为各国所需时，黄金就自然而然成为国际货币交易的基础。虽然有一些例外存在，但是金本位制度一直延用到经济大萧条时期。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现他们必须放弃金本位制度才行，因为大部分国家都知道如果本国货币贬值的话，就可以刺激国内出口发展。但是，当别的国家也放弃金本位制度之后，他们所拥有的比较利益将随之消失。
老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之后也被迫采行这个政策。一九三三年四月，他命令美国人向政府缴出他们手中的金币。大部分的人听话照办，但仍然有很多人把黄金私自储藏起来。舒华兹老爹才不愿意交出他那些二十美元面值的金币呢!他反而把那些金币存放在不同的地方。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糟到了极点，谁知道舒华兹家族什么时候又得开始逃难呢?
舒华兹老爹一直持有这些金币直到一九五七年，他已经年老体衰为止。有一天，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到位于喷泉街底的西城储蓄银行，拿他所收藏的双鹰金币，向银行要求以二十美元的面值来兑换。
那时祖父的脑袋可能还停留在二十四年前，老罗斯福总统下达回收金币令的那个年代里。其实在一九五七年，一枚双鹰金币的市值早就已经飙涨到一百美元了。幸好，我祖母萝丝也偷偷藏了几枚金币，在我十三岁生日时，她给了我其中的一枚，那是一枚一九二五年D版的圣高登斯双鹰金币。
那枚金币是由奥格斯特·圣高登斯在一九七年设计的。其中一面铸着一只飞向太阳，姿态雄伟的老鹰，太阳的光线打在它的身上。那只鹰的上方刻着几个字：美利坚合众国、二十元。
而在那只老鹰的下方，延着太阳的周围，看起来像是光环的，则是这几个字：我们信赖上帝。
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一个留着浓密长发的女人，穿着薄纱纺制的长袍，右手握着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则拿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树枝。她的左脚踩在一块石头上，使得身上的薄纱长袍因而绷紧。她看起来美丽极了。在那块石头的上方，刻着日期“一九二五”，而在两道太阳的光线之间，铸着它的版本“D”。在画面背景的下方，在她的右脚边，几道几乎看不见的光线中，是一个微小的美国国会大厦图样。在金币的最上方是“自由”这个字，而四周则满布着小星星。我爱死这枚金币了。我轻轻地抚摸它数个小时，之后，我养成了收集货币的习惯。
一九五八年，我买了一本中古的型录(Red Book)，书名叫《美国硬币指南》——第十版，是尤曼在一九五二年的作品。这本型录是研究货币者必读的经典之作，是每年都会再版的热门书。其中详细记载了每一种美国硬币目前约略的市值，根据其品质和稀有性加以分类排序。我会拿着这本型录散步到银行去，用十美元纸钞换取一卷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或是两卷十美分的硬币。然后走到银行大厅的一角，把硬币的包装纸撕开，将硬币摊在桌上，开始找寻有着特殊缺陷或铸造瑕疵的硬币。
我会不断地走回柜台，重复换取更多卷的硬币。再次地，我又发辉起我那侦探的天性。当我终于找到一枚想要的硬币时，我会检查它的制造日期，是哪个铸币厂制造的，然后在我的型录中加以比对。我会查看这枚硬币有多少枚在市面上流通以及它目前的市价，接着就拿着它向不同的盘商兜售，如果我搜集到一整个系列的硬币时，我会在硬币世界或货币新闻这两份刊物中登广告，然后把它们直接卖给硬币收藏家。
我靠着交易硬币赚了不少钱，但是不论何时我的最爱仍然是黄金。能够找到一些有着特殊缺陷或铸造瑕疵的硬币固然不错，但是这根本比不上轻轻抚摸我的圣高登斯双鹰金币那种愉悦的感觉。我从银行带着那些二十五美分和十美分的硬币回家后，会将它们摊在我的枕头上，然后幻想着它们都是双鹰金币。我热爱黄金，但是没有财力购买它，而且技术上除非你是一个货币收藏家，否则私自持有金币仍然是非法的行为。
操作黄金股
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国人才再度被允许购买黄金作为投资标的。但是我在市场上的操作却老是输钱，所以我没有能力买太多黄金。直到我和奥黛莉结婚，并且开始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操作自有资金后，才真正开始经常性地购买金币。在当时，黄金价格已经涨到每盎司超过五百美元的水准，但不论何时，只要我手上有一点闲钱，我就会购买一些南非克鲁格金币或是加拿大枫叶金币。当我买了将近一打金币时，我会把它们拿了来摊在我的枕头上，像守财奴麦达克一样把它们抛向空中，这感觉真是棒透了。
但是黄金价格持续地上涨，愈来愈多人因为恐惧通货膨胀而把钱用来投资黄金。一本本金融投资畅销书都在预测全世界已经面临崩溃边缘。道格·凯西写了《危机投资学》，杰洛米·史密斯写了《即将崩溃的货币制度》，哈利·布朗写了《如何在即将来临的资产缩水中获利》，以及霍华德·鲁夫写的《如何在未来几年的不景气中成功》，每一本书中都各自以独具一格的方法来散播恐惧，并预期金融体系将以他们所预言的方式崩溃。
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下半年当中对黄金简直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当我在美国证交所赚进了第一个十万美元之后，我考虑要卖掉我的会员席位，然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买一个会员席位。我想要成为奥瑞克·舒华兹——一个黄金期货的操盘手。我和奥黛莉讨论了这个想法，结果我们都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巴奇，你在美国证交所的操作一直都很顺利，”奥黛莉说：“如果你想要操作黄金的话，就操作黄金股(产制黄金的产业股)吧!”
说的比做的容易。市场上根本没有几家上市公司是生产黄金的，只有几家黄金股在美国证交所挂牌上市。在纽约证交所有一档叫ASA的股票，它是一家专门投资店头市场南非金矿股的封闭型投资公司，路易斯·“小鸡”·麦西里那一组人，除了在美国证交所当梅沙石油选择权的市场创造者之外，也是ASA选择权的市场创造者。ASA的交易圈就在梅沙选择权交易圈的旁边，而小鸡的手下小胡子彼德就负责ASA选择权交易。
如同往常一般，我在开始介入ASA选择权之前事先做了很多功课。我的原则之一就是对一档股票没有做过透彻研究，并且完全符合我的操作逻辑之前，绝不轻易介入。在研究ASA的过程中，我发现加拿大和美国黄金类股与金价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相关性。黄金类股的价格通常会领先金价上涨或下跌，因而使它们成为金价的领先指标。ASA这家公司是投资在南非的黄金制造商上，其股价通常会随着金价同时波动，所以我看出来当加拿大和美国的黄金类股上涨时，ASA的股价也毫无疑问的会随后跟进。
我在一九七九年的十二月开始操作ASA选择权。金价仍然持续飙涨，而在小鸡负责的交易圈中，交易也相当快速而热烈。黄金是当时最新的热门商品，所以在那个交易圈聚集着一大堆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交易者在那里推挤、喊叫。“三又二分之一元叫出五十张。”小胡子彼德大声喊着。“买进!”“买进!”一群人同时尖叫着，然后在同时叫进的交易员之间就会为了到底最后谁能够买到而出现一番争执，直到一切都摆平后，就继续交易。
基本上，我总是在市场中作多，买进ASA股票的买权，预期ASA的股价会随着加拿大和美国的黄金类股走强。
我穿着蓝色工作服，把两本成交单放在口袋里，红色的是卖单，蓝色的是买单，另一个口袋则放着ASA的技术图，站在围绕在小鸡四周的人群之中。我吞下几颗止咳喉片，因为我整天都在交易场里大声吼叫，如果不吃喉片简直就是在谋杀我的喉咙。我看着ASA、黄金现货，以及加拿大和美国黄金类股前一天的最高价、最低价，以及收盘价，等着ASA的股价突破前一天的最高价，然后就会全力抢进ASA买权。我会对着小胡子彼德大喊：“买进!买进!我要买进!”这档股票的选择权履约价是以五美元为间隔，而在交投热络的日子里，ASA股价可以很轻易地突破这个履约价区间。小胡子一边负责ASA卖权的交易圈，一边负责ASA买权的交易圈，我的身旁总是有人扯着我的肩膀，我在成交后低着头填写买卖成交单，肥麦克则在我的脖子后面满口酒气、口沫横飞地鬼叫着。
“彼德!四又四分之一元有多少张要叫出?三十张吗?我要买进!”三十张价位在四又四分之一元的二月份到期、履约价在五十美元的ASA买权，总值一二、七五美元，每张买权使我有权在一九八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之前以每股五十美元的价位买进一百股ASA。我以每张四二五美元买进了这三十张买权。我浑身大汗，热得不得了，脚底那双绉纹橡胶底鞋简直热得快要着火了。我觉得这档股票还要继续涨，从我的眼角余光中看到金价正在上扬，其他的黄金类股也在上扬，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老天爷!我得多买进一些ASA才行。
我的手下有两名助理，苏珊和吉米，我每个月付给他们几百块钱，而他们则在我完成交易后把成交单输入到交给贝尔·史腾结算公司的资料卡上。“苏珊!吉米!”我从人群中高声喊着。“你们到底死到哪儿去了?把我的部位表拿来。让我弄清楚我的部位。我卖出了多少履约价四十五的买权?我又买进了多少履约价五十的买权?”我满口白色泡沫。ASA股价的波动真是激烈，操作ASA股选择权简直就像是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豪赌一般。
谁晓得舒华兹家族何时又得逃难了?
感谢ASA股和其他股票选择权，让我在一九八年靠操作它们赚了六十万美元，并且在一九八一年赚进了一百二十万美元。随后在一九八二年，雷根政府开始控制通货膨胀，黄金价格也开始下滑。当黄金类股价格波动减缓后，我在这个市场的优势已经渐渐消失，所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作那么多ASA股选择权了。我对数字的反应相当快，并严守操作纪律，我手中有技术图和成功的操作方法，而市场的波动如此迅速，也使得仅有非常少的人能够跟得上它。当黄金热潮退烧时，每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市场老手都知道该开始寻找新操作标的了。我们全都在一九八二年开始的新多头市场中转战美林证券的选择权市场。
到现在我还是把我的克鲁格金币和枫叶金币存放在银行的保管箱中。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它们真是世界上最糟的投资标的。我在七年代末期和八年代初期间买进现有的大部分金币，那时金价正接近历史高点。我的买进成本大约是每盎司五百美元左右，而现在，在大约二十年后，金价已经跌到每盎司三百美元以下了。我最后下了个结论，那就是除非奥瑞克·金手指东山再起，并且用核子武器成功攻击诺克斯堡，否则我绝不可能靠持有黄金而获利。但是无论如何，我依然热爱黄金。对我而言，黄金代表了财务安全的保障。谁晓得舒华兹家族什么时候又要开始逃难呢?黄金已经是我体内基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带着黄金逃命第一部
在一九八二年的八月，我正过着梦想中的生活。当时是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正在新买的海滩别墅度假，我在游泳池边披着浴巾，看着报价荧幕。并用专线电话和纽约的黛比·洪连线，并且在波动剧烈的市场中操作，赚钱。这时我的另外一线电话响起。打电话来的是“内线”史基尼。他以一种我从没听过的兴奋语气和我说话。
“马提，车轮快要从马车上脱落啦!”他以沙哑的声音小声地在电话里说：“沃尔克正紧急把所有银行的总裁从假期中召回来。墨西哥要发生债务危机啦!这些银行贷给这个香蕉共和国太多的钱了。有很多银行都会因此而遇上大麻烦。这可是一个最危险的紧急警报啊!”
在整个夏季当中，有关墨西哥将要破产的谣言早就已经甚嚣尘上。每一个股票操盘手心中最深的恐惧就是另一个像一九二九年那样的崩盘和经济大萧条。许多人都认为在这些年来所建立的金融安全机制，诸如保证金的限制、自动执行的部位停损、银行的准备金制度、联邦存款保险，以及其他各种查核程序，应该可以防止这种混乱状况的发生。不过，在我们这些操盘手的内心深处，可一点儿也不相信这套说词。
以那些大型银行把资金往拉丁美洲猛砸的大手笔来看，谁晓得事情会糟到什么地步，而如果史基尼认为他知道真相，我可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理发师或是计程车司机，他和国内各个产业的首脑以及政府官员都有很密切的连系。他的消息一向具有极高的准确性，听从史基尼的消息在过去让我赚了不少钱，史基尼的专长就是在事情还没发生前就预先知道内幕消息。他操作股票、债券，更重要的是，他也和人交易资讯。如果你够份量也够幸运能成为他传播消息的对象之一，而且如果你也能偶而回馈他一些消息，十次当中可能有七次，他能让你赚到钱。
我看着手表，已经是下午二点三十分了。我得在银行周末关门之前把黄金提领出来。如果“内线”史基尼的消息正确的话，银行在星期一早上可能没有办法开门了。
我自从三年前开始操作自有资金以来，就开始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不论何时，只要我在市场赚了很多钱，总会拿出一部分的资金来买一些克鲁格金币或枫叶金币，然后将它们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像是厕所的抽水马桶里。这听起来或许很逊，不过我也把手上的黄金存放在几个不同的保管箱里。我认为它们就好像是我买的保险一样，是我在危急时可以用来救命的东西，这也是一般有钱人都在做的事，他们总是把财富分散各处。这里藏一点，那里也藏一点，使得他们在面临突发意外时随时有备胎可以动用。我就常常在离开纽约市时带个一打左右的克鲁格金币在手提箱里，把它们存放在西汉普敦的保管箱中。现在，我只剩下半个小时能赶在三点银行关门前把它们给提领出来。
“奥黛莉!奥黛莉!”我尖叫着。“你现在马上到银行去把我们的黄金全部领出来。我得留下来把我的部位弄清楚，并且放出停损指令。墨西哥马上就要破产了。那些银行都要倒大楣了。”
“巴奇，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你哥哥刚刚才到我们家度周末，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去海滩了，为什么你突然大呼小叫地要把黄金领出来呢?”
“奥黛莉，别和我争论。去把黄金领出来就对了。带杰瑞和你一起去，他可以帮你一些忙。你也顺道去领个十块钱出来，记住要领现金。把它们给领出来，快去吧!”我继续在市场中交易，对着黛比喊叫着交易指令。“买进!该死的!”“卖出!”“狗屎!等一下!”“帮我买进更多这个期货契约。”“黄金!”“石油!我要买更多石油。”叮、叮、叮，股票、选择权、期货，我披着毛币疯狂地交易着。当我抬起头时，奥黛莉和杰瑞还目瞪口呆站在我面前。“你们在搞什么大头鬼!为什么还他妈的站在那里发呆?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吧!马上赶去银行把黄金领出来!我不知道情况到底会糟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得要靠那些黄金来保命呐!”他们看着我，以为我已经发疯了。“我是舒华兹上尉，”我大吼着：“照着我的命令去做就对了，二兵!”
“巴奇，这次你做得太过份了。你已经失去理智了。”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谁会真的失去理智，”我尖叫着。“等到银行都关门大吉，每个人都在喝西北风时，只有我们拥有黄金，以保障我们在状况最糟的时候还能买到生活必需品。”
于是奥黛莉和杰瑞就出发去银行，大约一个钟头后，他们带着黄金回来了。“巴奇，这里是你的黄金。”奥黛莉说，顺手把手提箱砰地一声丢到地板上。她揉着她的肩膀。“我的手臂简直快断了，不过我还是把它们给提回来了。你现在准备把它们藏在哪里呢?”
“放在床底下就好!我可以睡在这些黄金上面。如果有人想要拿走我的黄金，他们就得先过我这一关。”
“哼!他们可不必通过我这关，”奥黛莉说：“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睡!”
在整个周末中，沃尔克都在和银行家们开会，他们决定由联邦储备理事会(Fed)提供资金援助墨西哥，这个危机因而解除。星期一早晨，银行一如往常开门营业。而除了“内线”史基尼、我，以及少数在华尔街消息灵通的人之外，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从来都不知道这些银行家差点让我们全都陷入极为严重的金融风暴当中。
到了星期二，债券价格暴涨，而公债殖利率则出现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在星期二的下午，我对奥黛莉说：“奥黛莉，甜心，亲爱的。我想这次的危机已经算是雨过天青了。我可以请你帮我把这些黄金送回保管箱里吗?”
“哈!”奥黛莉说：““我为了提那些黄金，弄得手臂到现在还在痛呢!我替你把黄金提回来，该你自己把它们提回去才对!”
这就是我想要保护我的家庭所得到的回报。但是当你面临危急的状况时，或是在危难当中做决策时，不管在别人眼中你的举动多么荒唐可笑，你都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纪经商里的营业员、投资顾问、基金经理人、理财咨询专家、家庭中的成员以及其他支援者都必须全力配合你的行动决策，否则最好请他们站一边去，不要碍事。
谣言的可信度视来源而定，但一旦你确信得到的资讯相当可信，就得马上采取因应的行动。家庭的安全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事，所以我总是预先推想最坏的状况，并依此预做周密的准备，使我和家人可能受到的伤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一部
第 6 章 天生操作者－－顺着球路，变换打击姿势
让他们集中所有在丰年中收获的食物，并且储存法老王手中的玉米，让他们把食物都保存在城市之中。这些食物将会被储存在地底下，以对抗接下来七年的饥荒。这些食物应该被储存在埃及，这片不会受到饥荒所毁灭的地土上。
圣经，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
自从约瑟夫打破了法老王想让世界处于七年富足、七年匮乏这种固定状态的美梦后，期货契约从很久以来就是保障农人和购买农产品者免于价格波动风险的最佳工具。一直以来，芝加哥都是期货交易的重心。这是因为位于芝加哥的两个最主要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ago Mercantile Exchange,Merc)最早都是因农产品期货交易而出名的。
不管是位于芝加哥、纽约、费城、波士顿、旧金山，甚或是堪萨斯市的期货交易所，其实说穿了都不过是大型的赌场罢了。只要有更多的人在交易所下单，交易所就能赚更多的钱。一般的赌场是靠着它们在输赢机率上的先天优势赚取利益，而交易所则是靠收取会员费维生。这两者间存在着同样的特性，那就是只要量愈大，他们就削愈多。这就是为什么交易所总是像赌场一样，一直想尽办法吸引新的玩家，投入期货交易。
芝加哥期货市场——现代灰姑娘
但是在一九七年初期，CBOT和Merc的交易量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中成长的这一代不再对农产品期货交易感到兴趣。他们对于小麦、玉米、黄豆、活牛、活猪、猪腩这些商品根本一无所知。甚至对较为精明的交易者来说，商品期货根本就是一种难以了解的谜。他们对商品期货的认知只有随时可能有交易所的人把一卡车的猪腩倒在他家前院的呆板印象。所以，这些新一代的投资者根本不想玩商品期货。如果他们真的非玩不可的话，那些和他们的保险箱比较接近的玩艺儿可能会更有趣些。换言之，他们只对操作金融工具，如以股票或债券之类为标的的期货契约感兴趣。这使得他们把资金开始挪到纽约去。
Merc和CBOT眼看大笔资金从芝加哥跑到纽约去，这个现象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身为美国的金融中心之一，芝加哥若再不做些改变，迟早要把大好江山拱手让人。一九六九年，李奥·米尔兰(Leo Melaned)就任Merc的新任总裁，他是那种韧性相当强的人。他和家人在二次大战期间由波兰一路经由西伯利亚和日本逃出来，并且幸运地在珍珠港事变前抵达美国，在芝加哥定居。这个标准的犹太人在Merc找到了生财之道，从事期货交易。不过，米尔兰可没有把聪明的头脑只放在判断活猪价格的波动上。对Merc、CBOT和整个芝加哥来说，这可是一件再幸运不过的事了。
米尔兰很清楚投资人都把Merc和CBOT看成只有农人才会来的交易所，而在芝加哥交易所里面所提供的，也只有那些在餐厅菜单里的玩艺儿——牛、玉米之类的报价。他很明白如果不赶快发展出一些新的把戏，把纽约的资金吸引回来的话，他的场子——Merc很快就乏人问津，甚至关门大吉。但是有什么样的新东西是Merc可以提供的呢?在他一九六九年就任总裁后，就开始积极研发金融期货的可行性，而且终于等到了他期待已久的大好良机。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国总统尼克森做出使国际金融市场为之震惊的举动，他宣布美国不再履行将境外美元兑换成为黄金的承诺。
这个令人惊讶的措施使得长久以来为人所习惯的金本位制度彻底瓦解。而也界上各种原本盯住美元、同时也盯住黄金(每盎司三十五美元)的货币币值也开始浮动。突然间，货币也变成了一种商品。米尔兰看出这一点，开始进行他为Merc精心设计的转型计划。
由于米尔兰很清楚别人也一定和他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月，Merc成立了一个专为货币期货交易而设计的交易所——国际货币市场(International Moentary Market,IMM)。在此同时，Merc的最大竞争对手CBOT也不甘示弱，聘请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知名经济学者理察·笙德(Richard Sandor)，从他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担任CBOT的总顾问。就好像“窈窕淑女”这部电影里的亨利·辛吉斯教授一样，笙德教授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把CBOT从一个纯朴的村姑(只提供农产品期货)转型成为迷人的都会女郎(提供各种创新的金融期货)。经由这样的转变，CBOT才可望超越Merc，并且把投资人从纽约拉回来。
笙德教授认为既然Merc已经在货币期货交易上抢了个先，他就干脆把重点放在利率上面。他首先于一九七五年发展出抵押贷款债券(Mortgagebacked)期货，但并不十分成功。所以在一九七七年，笙德教授又发展出三十年期国库债券(TBond)期货契约。他觉得在美国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中，三十年期的指标公债将有可能把CBOT变成现代的灰姑娘。
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虽然Merc和CBOT分别在货币和TBond期货的交易中跟上了时代的脚步，也从纽约客的手中抢回了一些投资人的资金，但是它们要从传统的农产品交易所转型过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中的大玩家们仍然没兴趣把真正的大钱挪回芝加哥。当你习惯于在华尔街和一流企业的菁英份子玩股票和债券的时候，哪会有兴趣跟一群农夫和乡巴佬玩期货。
期货交易的诱人之处——税负减免
但最后，米尔兰采用了一个方法，将原来最不利期货市场发展的因素化为最大的助力，因而使Merc和CBOT得以从业绩不佳的阴影中走出来，甚至开始大赚其钱。Merc和CBOT最大的生意来源是避税交易，在七年代这是一种相当盛行，由税务专家为高收入者规避庞大税负支出的操作手法。
有关于假交易和融券的法令禁止投资人在年底最后交易日卖出持股以认列损失(如果有的话)，然后在下一年度第一天马上补回的操作方式。但是这些法令并不限制投资人在期货市场采取这些作法。于是许多像摇滚歌星、影星、运动明星这些高所得的人，和像我一样收入这么多的操盘手，都可以在期货市场利用这个方法，延后缴交上百万的税金。这种交易受到欢迎的程度可以由美林证券设立独立部门来服务客户看出端倪。直到一九八年代，国税局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才把这个漏洞给堵了起来。
避税交易为Merc和CBOT带来了相当可观的佣金收入，而国税局的新措施无异于给这些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最坏的消息。Merc和CBOT之间一向因互相争门而声名狼籍，但当这么大的冲击到来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却决定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他们先达成利益交换的条件，并平息原先两边的纷争和问题。当国税局针对避税交易开刀时，米尔兰和列斯·罗森(Les Rosenthal,CBOT的总裁)马上就去找国会中代表芝加哥的议员丹·罗斯坦(Dan Rostenkowski)。根据米尔兰后来的说法，罗斯坦第一个问题总是“这对芝加哥有这么重要吗?”或是“这些年来，我罗某人可是芝加哥期货市场最忠实、最出力的保护者!”
不过罗斯坦倒是很干脆地起而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奋战，但是那些东岸的自由派议员们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当罗斯坦的提议在参议院表决时，东岸议员的代表人物——来自纽约的墨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强烈指责避税交易是不入流的作法，在参院中就将这个提案封杀了。罗斯坦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他在委员会担任主席的机会，给这些芝加哥小子们一点甜头。
啊!没想到这真是一个很不错的甜头!在一九八一年的经济复苏税制法案中有一项不起眼的条款指出，自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起“所有的期货交易均须在年底以市价评估，任何的资本利得或损失都必须将其中的四%以短期资本损益认列，六%以长期资本损益认列。”
这对期货业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期货被归类为短期交易工具!如果你在二十分钟内进出一趟交易，其收益中的六%会以长期资本利得加以课税(税率二%)，而非一般的所得税(税率五%)。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条款违反了所有的逻辑，不过逻辑可是芝加哥这些家伙最不在意的东西。他们原先好像掉进了粪坑，但是在罗斯坦帮了这个大忙后，他们不但全身而退，而且情况简直是大逆转。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提供客人免费的食宿、饮料、筹码、法兰克·辛纳屈和秀场歌舞女郎。但现在起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却能提供更诱人的东西——税负减免。
自从我开始在Amex担任场内操盘手后，一九七九年我在四个月内赚了十万美元，一九八年我赚了六十万美元，而且一九八一年开始以破百万美元的速度获利。我在股票、债券、套利以及非常多的选择权交易中大捞了一票。其中尤其是提供我高财务杠杆的选择权交易贡献最大。我交易时部位的进出频率通常以小时计，有时甚至以分钟计。所以大部分的收入都是短期资本利得而以普通所得税率课税，联邦和纽约市政府总共对我课征五七%的所得税。你可以想像付出辛苦所得的五七%去缴税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疼的事!而一旦避税交易这条路被封住了，我只好考虑转战期货市场。玩得愈大的人就愈需要考虑从事期货交易，因为从期货交易所赚到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少缴十八美分的税(六%以长期收益计，税率为二%等于一二美元；四%以一般所得计，税率为五%等于二美元；总计三二美元，而非五美元)，这对专业操盘手来说可是不小的数目呢!
如果我要在芝加哥进行期货交易，就得找一个结算公司合作。在当时纽约的经纪商都还没有涉足期货交易。SL&K是一家在纽约有办公室的大型结算公司，所以我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正式在他们那里开户并买了市值十二万美元的国库券放在账户中充当保证金。期货契约的总值通常是它原始保证金的十五到二十倍，所以我存进账户那市值十二万美元的国库券就让我能够操作总值达一八万到二四万美元的期货契约。如果财务杠杆是二十倍的话，期货价格只要反向变动五%我就会把钱输光，而期货价格顺向变动五%我账户的净值就会增加一倍到二四万美元，我将因而可以操作总值四八万美元的期货契约。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用国库券来充作保证金，在操作期货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库券的利息收入(免税喔!)。这真是世界上最棒的事啦!换作在股票市场，我得拿钱缴股款，这会增加我的(资金)成本，而在期货市场中，只要我赢钱，就没有资金成本的问题。
SL&K分就了一个名叫黛比的接单员来服务我的账户。黛比曾经在纽约期货交易所(New York Futures Exchange,“knife”)中为另一家经纪商担任场内经纪人，在那里她和Merc与CBOT间有专线保持联系。那年三、四月间，我开始从黄金、IMM的欧洲美元、瑞士法朗、德国马克还有CBOT的三十年国库债券这几种期货契约下单交易，不过股票仍然是我的主要标的。我在Amex从事选择权交易赚了不少钱，对我来说，投资货币和债券就好像玩二十一点和赌轮盘一样。我找寻着适合下注的骰子台(股票)，而那时并没有和股票相关的期货契约，所以我还是专心地在Amex操作选择数，并且把我在芝加哥的期货部位维持在很低的水准。此外，我并没有忘记一九七三年我和保罗·哥斯坦那个爱电脑的小丑在小麦期货交易上输的那二万五千美元。所以，我对期货还是深具戒心。
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的试验
另一个令我无法专心于期货交易的原因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我的人生陷入了一个严重的低潮。奥黛莉已经怀了二十周的身孕(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当她进行产检时，医生发现她没有羊水，所以我们很快地就失去了那个孩子。我们简直不知所措。我的祖父总是喜欢唱一首歌“如果你没有梦，哪来的美梦好成真?”但祖父从来没告诉我们当你的梦硬生生地从你手中被夺走时，会有多心痛!
奥黛莉失去孩子后，我们感叹人生苦短。如果我们无法享受的话，赚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该是花些钱及时行乐的时候了。奥黛莉和我都喜欢海边的房子，事实上，我们也是因此相遇的。但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却被困在一幢二个房间的公寓里无处可去，就好像住在鸟笼里一般。我们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海边别墅，所以决定该是买一幢的时候了。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我们手中拥有一二万美元，我们用其中的四分之一——四十万美元在西罕普敦买了一间海滨别墅。
以财务的观点而言，把这么多营运资金花在这种没生产力的资产上似乎很愚蠢，这占去了不少原本该拿来从事交易的资源，但我心中一直想像着整个夏天都待在海边，把报价荧幕推到户外，每天坐在游泳池边交易(我最后发现在游泳池边晒一天太阳可不好受，我得围着一条大浴巾，躲在报价荧幕的阴影下，像马修·布莱迪)〈Matthew Brady〉一样)。再加上以我过去三年的成功经历，我确定可以赚回更多的钱。
当我被击倒的时候，绝不会等着人家倒数读秒，我一定马上站起来。我坚决相信当事情变糟的时候，好事会马上接踵而至。如果我还倒在地上喊痛，就等于失去先机。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我买下海滨别墅的两个月后，Merc宣布开放史坦普五百股价指数期货契约交易。这是一个米尔兰称之为“终极契约”的新金融工具。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是以五百家大型企业的股价为基础的契约。顿时之间，我直觉地认为史坦普五百期货将会是最适合我的操作工具，因为它是从股价衍生出来的工具。而我长久以来用以从事股票交易的技术，例如神奇的T理论、十日移动平均线、动量指标、KD指标都可以用在这个新工具的交易上。这就好像突然间我可以在所有的二十一点赌桌上下注一样令人兴奋。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我下了第一张史坦普期货的交易单，买进二十口六月的期货契约，结果输了三七美元。第二天，我又试了一次，在一一七二的价位买进四十口六月期货契约。一口史坦普五百期货契约的总值等于指数乘以五百，所以我所买进的六月期货契约总值是二、三四四、(40×500×11720)美元，但我可以不必动用这么多的资金，因为我存在期货交易账户中那价值十二万美元的国库券就足以满足保证金所需。这才叫作财务杠杆，乖乖!货真价实的财务杠杆!仅仅几个小时后我在一一七、七卖出所有的部位，赚进了一万(40×500×050)美元!
在那年的整个春夏季里我不停地用史坦普期货做试验。虽然我对这个契约非常有兴趣，但是仍旧十分小心。任何一种新金融工具都很不稳定，当它们刚上市时，每个人都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使得交易量很不规律，而交易所也很难使交易情况马上导入正轨。我和Merc一样，把每个交易日都以半小时为单位加以分割，每半小时我就把价格的变动率画下来。我把盘中的动能看作是潮汐一般，有高有低、有涨有退、忽前忽后。如果史坦普五百指数在三个时间单位中连续上涨五点、三点，及一点的话，我就察觉到价格动能正在转变，而价格的正弦曲线将要转而向下，市场的刹车灯马上就要亮了。此时就该换档，停车(平掉多头仓)，等到绿灯亮时，采取行动，转头作空。
我在史坦普五百的市场中看到好多机会。除了迷人的财务杠杆，并且不需要买进一大堆现股就能投资五百大企业股价指数这两大好处外，史坦普五百也是一种绝佳的避险工具。如果我认为股市将要下跌但并不想卖出现股时，卖出总值相同的指数期货契约就可以帮我规避掉大部分的风险，别忘了，我同时还满足了在税务方面的考量呢!
不过一般而言，我玩的量还是很小，因为在那年八月，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把各大银行头头们的从假期中召回华盛顿开会。市场谣传墨西哥将要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耳语满天飞，而在银行头头们的华盛顿会商中，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决定放弃墨西哥，以免美国的主要银行陷得更深。当消息传出来后，利率马上开始下挫，那些把大量资金放在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工具)的银行信托部、退休基金、共同基金以及保险公司都赶忙将资金移回股市。在八月十七日当天，道琼工业指数史无前例地上涨了三九八一点，而我则忙着在选择权和指数期货间找寻获利的机会。
此外，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在货币以及三十年国库债券期货交易上赚了不少钱。感谢罗斯坦所提的小小法条，再加上美国政府发行愈来愈多的债券，使得CBOT的三十年国库债券期货成为世界上交易最活络的期货契约。与日俱增的交易量也使得国库债券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交易标的。
我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种交易辅助工具，那就是道琼德励(Telerate,注：在国内通常称之为美联社)的报价单机，这对我在国库债券的交易上确实提供了不少帮助。虽然CBOT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库债券交易市场，但真正的政府公债现货却没有一个集中交易市场。公债现货经由联邦政府发行后，投资人只能经由经纪商从事买卖。当利率上涨或下跌时，公债现券的价格也随之往反向波动，当某经纪商以一一的价位叫出公债时，另一家却可能以九八叫出同一期公债，各经纪商的出价完全根据其自身的部位和筹码而定。所以债券交易者就得和农人买卖新鲜牧草一般，必须四处询价以找出最好的报价。
尼尔·赫奇(Neil Hirsch)曾经担任肯特(Cantor Fitzgerald)债券经纪商的营业员。他发现公债现货市场的玩家们一直希望能有一个服务机构提供所有公债的报价，所以就成立了一家名为德励的公司，由他的公司向各家经纪商收集政府发行所有天期公债的最新报价，然后将这些价格立即显示在德励所出租的单机荧幕上。所有租用德励报价机的交易者，从此可以很有效率地掌握最新现券报价。
自从我把重心从Amex场内转移到场外开始，就租了一部德励单机。在我们这行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出市场的不均衡状态并从中获利，而德励的报价机在债券期货的交易上提供我相当的助益。此外，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些科技产物，也总是在新的玩意儿推出后买来尝鲜。虽然我不再在场内进行交易，交易所仍然规定会员必须每天到场内亮个相。有一阵子我还是天天早上到交易场内晃一下，但是由于Amex只有股票交易，在交易场中并没有任何的德励单机可以让我看到公债行情，所以我总是在下午三点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查看公债报价。公债期货在下午三点就已经收盘，但是现券市场则只要经纪商想交易都还是有报价，而德励单机上的公债报价让我得以藉由这些盘后交易，感受第二天的行情走势。
公债现货与史坦普五百指数间的互动
九月十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我回到办公室查看公债报价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奥黛莉，来看看这个!”我说：“我觉得现货公债和史坦普五百指数间有一种互动关系耶!”
“我正在忙，等一下!”奥黛莉回答。自从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想成为一个操盘手，并且和她组成家庭后，奥黛莉就辞去了她的工作和我并肩作战。她帮我绘制技术图，完成一些文书工作，并且倾听我对行情的看法。过不了多久，她已经能够分辨出我是很认真地在讨论一个交易机会或者只是闲话几句。
“不，赶快过来看一下嘛!我想我可能发现了什么!”
奥黛莉正在做一些文书工作，并不想被打断。我们才刚刚从市区搬到新买的海滨别墅，她还正在适应当中。她很不情愿地把椅子滑到刚好瞄得到德励报价机的位置。“我一直把现货公债看作是公债期货的先行指标”我指着报价荧幕说，“但是，如你所知，股价也会因为利率波动而涨跌。”这是因为当利率上扬时，企业必须付出更多的资金，因而提高了经营成本而侵蚀获利。高涨的利率也使得消费者不愿扩张信用来买东西，这会减缓企业营收而更不利获利，股价因而下跌。
“所以呢?”
“所以如果国库债券价格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代表利率在下个交易日会下跌，那史坦普五百期货就该上涨。”我拿起了一叠技术图，“给你看一个例子，八月三十日，公债现券的价格在最后一小时下跌了七五点。”我又拿出了十日移动平均线图，“你看这里，八月三十一日的史坦普五百指数开盘就下跌了八点。但是上周公债价格上涨了五点，而史坦普五百第二天开盘就上涨了六五点。”
“那又怎样?”
“奥黛莉，这可是一个很棒的指标啊!”我感到非常兴奋。“公债期货三点就收盘了，但是史坦普五百期货要到四点十五分后才收盘。如果公债现货价格在三点到四点十五分之间上涨的话，我就可以在收盘时买进期指。如果公债现货下跌，我就卖出期指。”我指着报价机的荧幕。“听着，前几个小时公债现券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五点，如果我的推论对的话，这表示史坦普五百下周一会开高。”
奥黛莉看了一下手表，“现在已经是四点十分了，你只剩下五分钟，如果你想试，那就试试看吧!”
我走到电话旁边，“如果公债现券在最后一小时上涨五点，我可能就太迟了。我看一下史坦普的价位……，黛比!黛比!亲爱的!”我打给我在SL&K的营业员黛比，“是啊，我是马提。十二月的史坦普期货现在在哪里?……漂亮!没有动，帮我市价买进三十口。”
整个周末我仔细地研究线图，试着找出公价现券在盘后交易的价格变动和第二天史坦普五百期货价格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连动关系，也试着看看我其他的指标能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结果并不算完美，但大致上，只要债券在盘后交易的价格变动很明显，第二天史坦普指数也会有类似的波动。更重要的是，这些波动都和我的主要指标：T指标、十日指数移动平均线、动量指数以及KD线等配合得很好。
我等不及要看周一早上的开盘。奥黛莉和我起了个大早，我在报价机前坐定。我很确定市场会开高，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开在一一九四。“这就对啦!”我马上打电话给黛比，“全部卖掉!”
在接下来的几天，公债现券在盘后交易时段都没有明显的波动。直到九月二十日，星期一，我的公债现券指标在盘后上涨了三二分之九。“好吧!奥黛莉”我说，“机会来了，史坦普指数明天会开高。”
“开高多少呢?”
“我不知道，我得仔细推算一下。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料。不过相信我，至少会开高二。”我在四点十分拿起电话，“黛比!十二月史坦普期货在哪里?一二三四……，好，帮我市价买进五十口。”
黛比在四点十一分回报说我成交在一二三四五。我等于是买进了总值三、八六、二五美元(50×500×12345)的期货契约。不过，我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只要用我放在期货账户的国库券充作保证金就够了。第二天，我买进的期货契约开在一二三六五，并且立刻又上涨了七五。我又对了，并且马上拥有七、五美元的账面获利。我检查了一下其他的指标，所有的指标都看涨。“我该怎么做呢?奥黛莉，我该获利了结还是加码买进呢?”
“巴奇，先等一下，今天已经开高，所以你有本钱再多看一下。”
十二月期指的价格一路涨到一二四四才暂时打住。我在一二四三获利出场，赚了八五点相当于二一、二五美元。当天下午，公债现券的价格又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三二分之十一。所以在四点十分，我又买进了五十口十二月史坦普五百期指。第二天指数开高七点而我又赚了一八、七五美元，真过瘾!
九月二十三日，公债现券在盘后交易时段下跌了三二分之十二。这是该试一试相反操作策略的时候了。“黛比，十二月史坦普在哪里?一二三八五?帮我卖出二十五口。”我看了奥黛莉一眼，她对我点了点头。“不，重来，我要卖出五十口，市价卖出!”我对黛比喊道。
第二天早上十点零一分，史坦普指数开在一二三。我一开盘又赚进了一八、七五美元。真棒，我的理论在正反两面都有效。
在九月剩下的交易日里，我在市场中进进出出，一下买进五十口，一下又反手卖出五十口，利用德励的报价机大进大出。虽然在那段时间股价指数整体来说根本水波不兴，指数在九月十三日开在一一九四，在三十日收在一一九三五。但我却在这段时间内赚了十六万美元!
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财产增加了一倍
那年十月股市简直热闹极了。十月六日，星期三，道琼工业指数以历史第二高的涨幅向上劲扬三七七点。每一个在Amex交易的人都欣喜若狂，大赚其钱。你在交易场内想要找成交单都找不到，我更利用选择权交易海削了一票。但是当其他人在收盘后手舞足蹈地去酒吧庆祝时，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去看报价机。“奥黛莉!你看公债现券在搞什么鬼?不知道十二月史坦普五百现在价位在哪里?”奥黛莉马上帮我打电话给黛比。
“巴奇，史坦普指数涨到一二六四五了，而公债现券价格也正在往上走。”我的情绪也随之高昂。我们看着公债现券价格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持续走高，到三点半时已经上涨三二分之十一，三点四十五分已经上涨一又三二分之二了，而且涨势看来没有要停止的样子。我得采取行动了，因为四点时公债已经上涨一又三二分之十了!
黛比!帮我市价买进十二月史坦普指数期货一百五十口!不，买二百口!尽快向我回报成交价。这一票够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好好度个假了。”我挂了电话，“奥黛莉，如果这次也像以前一样有效的话，我们可就又向前迈进一大步啦!”
第二天早上，史坦普指数期货开高在一二八七，而我以平均价位一二六五三总共买进了二百口契约(200×500×271=217，000美元)。天啊!这真是我的一项新纪录!
在整个十月份中，我来回炒作着史坦普指数期货。十月二十二日那天，市场谣传联邦储备理事会直到大选前将不会调降贴现率。公债现券价格在盘后交易中重挫，而第二天史坦普期指开低一八五点时，我手中已经持有一五口契约。我在开盘时以市价出场，在一分钟内赚了一三八、七五美元。到了十月底，我已经赚了一四万美元。我的腿已经因为雀跃不止而感到酸痛，在二月，我们才刚从窘境中爬了出来，而且才花了四万美元来买我们的海滨别墅，当时我们的净值才只有一二万美元。现在，在一个月之内，我就把它增加了一倍，在这个月中我所赚的比我前半生都要多。我无法形容这种感觉。曾经连续二十天，我们每天从办公室驾车回家时都比前一天富有七万美元。如果我还继续当我的证券分析师的话，一年也不过才赚七万美元。
突然间，我成了一个三十七岁的“数”百万富翁，同时还拥有无限在未来累积更多财富的潜力。为什么?只因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我本身个性的金钱游戏，而且从中培养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获利策略。我是第一个发现公债现券价格和史坦普指数期货价格间连动关系的人。这是因为我是少数同时涉足股票、债券、货币市场的操盘手。大部分的交易者都只在个别交易所操作同种类的金融工具，他们也因此无法发现不同市场间的互动关系。我也是最早利用德励报价机发现额外获利机会的史坦普期指交易人，真感谢美联社，我体现了每个赌徒的美梦——在事情发生前就能预见一切!
这是运气吗?你可能会这么想，但这可是在我全心投入研究后所得的智慧结晶呢!我用所有的时间来找出一些别人看不出来的事，现在我可比约瑟夫要快乐多了。我有能力照顾我的家庭，并且提供他们终生的财务保障了。
于是他的名声就传到了法老的王宫里，大家都说约瑟夫的追随者将要到来，而这法令老和他的属下们都感到快乐。
于是法老对约瑟夫说：“对你的追随者说，请他们尽管来，载着他们的财富，来到迦南这块乐土。”
“然后带着你们的父老和家族来找我。我将把埃及最好的一切赏赐给你们，而你们将得以永远享用埃及最丰厚的资源。”
圣经创世纪第四十五章，十六至十八节
顺着球路，变换打击姿势
我下定决心，但是我在两方面都下定决心。
——凯西史坦格(Casey Stengel)
在我从事场内交易后的数个月，虽然在佛朗尼·桑坦吉罗(Frannie Santangelo)负责报价的迪吉多电脑股票选择权上面做了不少交易，但却一直必须大费周章才要得到报价。在交易场内，我总是无法找到需要的资讯。只有那些支付报价机器租金的报价员才有权决定荧幕上该显示哪些报价。小鸡在他的荧幕上只放梅沙石油，乔伊只放德士古石油，佛朗尼只放迪吉多电脑，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报价荧幕上放上所有我需要的报价。
“马提，我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有报价机，”佛朗尼说：“只要你想用，随时欢迎。随你怎么用都行。”佛朗尼在盘中总是待在楼下的交易场中忙着轧部位，佛朗尼是一个大操盘手，他雇了几个助手在楼上，这些助手帮忙他管理部分的资金，也做些较小的交易。当佛朗尼认定我是会赢钱的场内操盘手后，他觉得把我留在楼上会是一个好主意。他觉得当他在楼下做交易时，他的助手或许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好主意和资讯。
我感到很满意。每天午餐时间，当大部分人外出吃快餐的时候，我就拎了个三明治到楼上的办公室里，摊开线图研究并让自己在下午开盘前调整好情绪。在办公室里有能提供所有资讯的报价机和一个专线电话。当我想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的营业员。
佛朗尼的助手们看到我持续获利，也开始对我友善了起来。我知道佛朗尼叫他们在背后监视我，但是既然可以免费用他的办公室，而且那些小伙子人也不坏，我也就待下来了。既然我下我的单，他们也管不了我，那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在他们监视之下反而鼓舞了我的士气。
在梅沙股票选择权后，我开始操作南非金商股票(ASA)。当时通货膨胀率已经完全失控，各地的金价都急速上扬，这对擅于抓时机的我是再好不过了。
有一天，我下单给我的营业员麦克，叫他买进五十张五月的ASA买权，佛朗尼的助手们在旁边偷听。我从不过问他们在干什么，也不确定他们有没有跟着我下单。当麦克回报成交后，我决定走到楼下的交易场内看看他们在玩什么把戏。当我对场内的交易员打招呼时，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成交纪录，我不喜欢我所看到的。“不对，”我对自己说：“我得改变我的部位。”我把我的多头部位平仓并反手作空，然后走回楼上的办公室。当我走进去时，佛朗尼的助手杰瑞正盯着报价荧幕，他看起来非常忧心忡忡。“天啊!马提，市场看起来好像不大对劲呢!”
我看着报价机：“我知道，所以我放空啦!”
“放空!你什么时候放空的?你刚刚不是还作多的吗?”
“是啊，但是刚刚我到楼下去的时候觉得不对劲，就把我的部位反转过来了。”
杰瑞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你这个混账!”他咆哮着，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拿起办公桌旁的球棒走向我：“我要宰了你!”他那浓浓的爱尔兰腔显得十分尖锐。
“杰瑞，冷静点!”
“你怎么可以反转你的部位?”他仍然一直走向我，疯狂地挥舞着那根球棒。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迅速地躲在椅子后面：“我得照顾我的家族，而我不认为我的家族中有爱尔兰人，你了解吗?”
这反而使他平静下来，当他把球棒放回原位后，我告诉他：“听着，杰瑞，我之所以能赚到钱就因为我是一个常改变打法的打击者。就像在打棒球的时候一样，如果球从右边来，我就往左边打。如果我发觉市场向左边走，我就马上改变我的操作策略。”
如果你是一个着重进出场时机的操盘手，你不论作多或作空都要一样在行。当市场的情势转变时，你不能死抱着部位然后巴望市场会回到原点。如果你对于这点还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到，那你所能做的只有不断地练习、练习、再练习了。
这个建议对生手和业余投资者并不适用，只有对充满抱负的专职操盘手有效。大部分平庸的投资人只要学会买进股票就够了，他们并不必放空，也不需要对此了解太多，放空是业内高手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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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永远别放空共和党－－一连串的亏损
还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国会选举日，奥黛莉和我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开盘。我们刚刚才投完票，但是却为我投的票而有着深深的罪恶感。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是一个自由派的民主党支持者。在我成长的环境中，法兰克林(老)罗斯福总统的肖像就挂在我家的墙上。但是自从我开始赚大钱后，就有点忘本，这回我投票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身为纽约市的居民，我每年都得拿收入的五七%作为税金缴给政府。对我来说，政府总是贪得无厌、从不满足地把我的钱从口袋里拿走，但他们又拿这些钱干了什么好事呢?马路上充满了坑洞，地铁两旁随处可见脏乱的涂鸦，到处都有人被抢，而市政府的员工则不停地罢工。如果他们真的把钱用在刀口上，我其实并不在意付税这回事。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把税金浪费或花在不当的地方时，我决定为我的荷包投一票，而不是为我的良心投票。天啊，我愈来愈像个共和党员了!不过当你开始赚钱赚得像我一样多的时候，也一样会这么做。感谢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我可真靠它赚了不少。
我了解市场行情，但奥黛莉了解我
自从我开始从事史坦普期指交易后，几乎每个月都获利，除了六月，我回到母校同学会去当冤大头的那段期间。大学同学会是显示一个人是否事业有成的最有效测量计。等你毕业了十年后，你就能感觉出谁在将来能成为一个大人物。学医人的选择专科并且已经开始实习；学法律的则已经选定专业科目和未来的合伙人；那些作学问的人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和助理教授的职位，并且开始考虑要不要拿终身职；从商的人也已经完成了在生产和行销部门轮调的阶段，到了升部门主管的年纪了；而那些从事金融业的人则已经完成建立客户和人脉的工作，开始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等到你毕业十五年的时候，有些同学已经成了气候。他们不是发现新的医疗技术、赢了一件大案子、出版了著名的学术论文、升上了副总裁，就是圆满完成了一笔大交易。等你毕业二十年的时候，你就几乎能完全确定谁是那个真正功成名就的人了。等到毕业二十五年时，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不是坐在总裁办公室里边啜饮着雪莉酒，边签着捐钱给校友会的巨额支票，就是躲在同学会的角落里，喝着啤酒，找人拉拉关系，期待着突如其来的好运。
我显然是同辈中的明星。我对于自己在过去五年来的成就感到特别高兴。在我毕业十周年的同学会中，没有人认为我会有任何成就。那时我还在赫顿工作，一点钱也没有，住在自己的小套房里，连向奥黛莉求婚的勇气都没有。可是在我毕业的第十五年，我已经自行创业，并且成了百万富翁，住在一幢豪华的东区公寓里，并且在罕普敦拥有一幢海滨别墅，更别提有个美满的婚姻了。
我们班在一九六三年秋天的同学会中，教务处长尤金威尔森(Eugene SWilson)告诉我们：“在场大部分的人高中时就名列前茅，但看看这个屋子里的人，最基本的数学告诉我们，在你们当中会有一半的人在同侪中表现平庸。”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当班上前十%的成功者。而在十五周年同学会中，我终于做到了，而且我希望每个同学都知道这件事。我挽着奥黛莉在校园中大摇大摆地向旁人炫耀我的鳄鱼皮鞋和名贵的劳力士表，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混得好极了。然后，当我一回到家里，就马上在六月份输掉三万五千美元。
但是在七月到八月之间，我在海滨别墅又打回了自己的感觉，并且赚了三十三万美元。在九月份，我因为发现了公债现券和史坦普指数价格间的互动关系而赚了十六万美元，接着在十月当中又赚进了一四万美元。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没有一个能够办到这样的事。一九八二年的十月，我已经成了Amex中最出名的快枪侠了。
那个时候，奥黛莉和我在附近一栋大楼拥有一个办公室，那是我的结算经纪商贝尔·史腾公司提供给我们的。我是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而贝尔·史腾所提供的地方是给一些操盘手，希望借此增加一些业绩量。虽然办公室里的东西都是新的，我还是得跟另外几个人合用那个办公室。
奥黛莉和我的位子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那显然不是什么令人满意的设计。在我们后面，有一堆抽着雪茄的小操盘手挤在一块牛栏似的空间里，他们和其他的操盘手一样喜欢大呼小叫。“听着，混球，他妈的给我报价!”，“我才他妈的不管你，我要卖出!”，“真他妈的爽，我刚赚了一大票!”这真是一群粗俗到了极点的家伙。我对烟味非常敏感，而这对奥黛莉来说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但是我们受不了行情的诱惑，更何况我们靠这个可赚了一大堆的钱。
我和奥黛莉的桌子摆成L形，互相垂直，这样我们才能并肩工作。我们是密不可分的工作伙伴，我对市场有深刻的了解，而奥黛莉则了解我。她了解我的心理状态，当我对着报价机喃喃自语，研究移动平均线，和左尔纳通电话，或向黛比询问市场行情时，奥黛莉总是静静做着她的事，倾听我、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分享我的感受。她像一个先知一般，能从我的些微动作和肢体语言中，看出我想要说什么或做什么。
我常坐在报价荧幕前沉思，察看移动平均线，或说一些话，像“市场看起来不错，史坦普指数已经到了反转点了，这是我的买进区。”而奥黛莉就会说：“巴奇，如果你这么觉得，就放手去下单吧!”或者当四点十分我们在德励报价机前盯着公债现券行情时，奥黛莉就会在我耳边低声说：“巴奇，你想下单，就快点吧!”而我通常会照做。当史坦普指数在第二天早上开高一五的同时，我们也赚进大把钞票。有奥黛莉坐在我旁边会加强我对盘面的感觉，这是我所具有的最大优势了。
我们预期国会选举日会是一个忙碌的交易日。市场通常在总统选举日休市，但期中国会选举日则照常交易，不过由于银行休市，再加上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华尔街弥漫着一股观望的气氛。此外，市场并不真的确定共和党胜利是不是一项利多。这次的期中选举算是对雷根政府的一项大规模民意测验，更重要的是，看看民意认为行政当局对经济状况的控制是否得宜。
当时白宫和参议院都是共和党的天下，而这次选举的议题之一就是雷根是否能够成功地把减缓经济供给面的作法和理论推销给选民。民主党针对自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的一一%失业率提出质疑，并且宣称一旦共和党获胜，将大砍社会福利预算。另一方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共和党呼吁选民“维持现状”，而民主党则反议为“维持惨状”。民意调查大都显示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上占有优势，而民主党则在众议院保持领先。我认为结果应该相去不远，并不期待会有什么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结果。
但是令我惊讶的事发生了。股市一开盘就跳高，而且道琼工业指数在收盘时也稳稳地收高一六三八点。成交量从前一天的七、三五三万股上升为一、四七七万股，这样的成交量算是非常大的了，更何况这天是投票日。果如预期，选民决定维持现状，让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而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显然，不管哪一党获胜，多头已成定局。
我在那天早上就已经作多，然后在收盘前转而放空，因为当市场突然劲扬时，我总是在收盘前渐渐作空，等着获利卖盘出现。当时道琼工业指数从那年八月以来已经上涨了三%,而且刚刚才破了一九七三年以来的千点关卡。当天史坦普五百指数开盘在一三七七，走高到一四九，最后拉回收在一三八八五，以上扬一四点作收。我所有的指标都显示市场已经处于超买状态，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天股市先涨后回的走势让我的操作得心应手。而当天报价机上的盘后交易中，公债现券价格并没有显示什么明确的结果，所以我并不打算留下任何隔夜部位。
“巴奇，我想要买一件新外套。”奥黛莉在我们正准备收拾回家的时候说。我并不感到意外，她才刚和我的岳母大人通过电话。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的岳母也总是为女儿设想周到。“我明天想要休息一天，和我妈一起去逛街。她知道有个毛皮商正在跳楼大拍卖，我想去挑一件貂皮大衣。”
奥黛莉现在穿起貂皮大衣来了，这可真像共和党的格调啊!不过无所谓，如果奥黛莉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就让她买吧，这是她应得的。此外，我们才刚刚知道她又怀孕了，让这件貂皮大衣帮她和我们的孩子抵挡纽约的寒冬岂不更好。
“当然好啊!”我说：“看来市场也已经把选举结果的效应完全吸收了，我想明天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行情，你明天就休息一天，和你妈一起去买件温暖的大衣吧!”
我越是感到焦虑，就越想说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第二天早上，我坐在房车的皮椅中轻松地独自开车上班。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各自宣称赢得了选战。我得花点时间来分析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我而言，我不觉得结果有什么不同。我不觉得今天市场会出现明显的多头或空头走势。
股市开盘涨跌互见，但债券则大涨，而史坦普五百期指开在一三九二，比周二收盘上涨了三五点。投资人一定是认为在选举结果揭晓后，联邦储备理事会将会调低利率。市场上一直猜测联邦储备理事会将在十月二十五日宣布降息。可是当选举结果揭晓后并没有降息，股市因而重挫了三六三三点，这是有史以来第二大跌幅。
我一直留意着新闻媒体。由于《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会调降贴现率，所以我就买进了十五口史坦普期指，不过我一直感到不安，因为我所有的指标都显示市场正处于短线超买的状态，而且谁知道联邦储备理事会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往椅背一靠想和奥黛莉说话，才发觉她并不在我身后。我真希望她会打个电话进来，但看来机会不大。奥黛莉只要和她老妈逛街，总会把我抛诸脑后。
十一点了，我开始真的感到有点紧张，市场不停地往上冲。我清楚听到身后那些粗俗的乡巴佬又开始制造噪音。“大头鬼!一定有人给北方电讯(Northern Telecom)绑上了火箭。”，“IBM在动喽!这列蓝色火车也该动了嘛!”，“你看看电机股，看看证券股，连那么烂的股票都在涨耶!”，“动得快到报价荧幕都跟不上了!”，“快报价给我，你这个笨蛋!”，“去你的，帮我市价买进五千股AT&T!”……。
我看了一下报价机，看到市场迅速地上扬。我该怎么做呢?“就像昨天一样，”我自言自语：“我想平仓。我的指标告诉我市场已经超买，待会儿就会开始回软。奥黛莉，我该怎么做呢?”当然，不会有人回答我。我说了我想平仓，但是奥黛莉不在，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是不是真的想这么做。
我拿起了电话，然后开始下单放空史坦普五百期指。“黛比，对，是啊，每支股票都在涨。不过我觉得这撑不了多久。现在价位在哪里?一三九二?卖掉我昨天早上买的那十五口，再帮我卖出另外五十口。”市场还是一直往上涨。中午过后我又在一四五放空了另外二十五口，到了下午一点十分，又卖出二十五口在一四一四。到了下午二点，市场开始稍微回软。“黛比，价位现在在哪里?一四九五?太好了，我就知道市场已经超买了。再卖出五十口。”到了下午三点，情况完全失去控制，市场来了个回马枪并且向上劲扬。
在我的报价荧幕上，公债现券也正在飙涨，而史坦普五百期指则已经锁在一四三八五的涨停价。根据交易所的规定，史坦普期指一天只能向上或向下波动五点，一旦触及涨跌停价，当天就不能在超出涨跌停价区外继续交易。我坐在位子上咀咒奥黛莉和我的岳母大人。买个破貂皮大衣怎么会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我愈是感到焦虑，就愈想说服自己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看着报价荧幕，债券价格仍然在上涨。那又怎么样?市场不可能就这样涨到底吧?市场明明就是超买了呀!到了三点四十七分，离收盘还有二十八分钟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黛比。“现在价钱在哪里?我问你现在价钱在哪里?该死!”
“马提，市场现在仍然锁在一四三八五的涨停价。”
“再卖出五十口!”
“在涨停价?”
“你听到我说的了!不要再跟我废话!照我告诉你的去做就对了!”我已经失去控制了。如果奥黛莉在我身边的话，一定会给我个耳光，阻止我做出在涨停价加码放空这样无比愚蠢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加码放空真是完全的、无庸置疑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自我毁灭。为什么她没打电话来呢?难道我都快被市场多头干掉了她都不在乎?为什么她没有在我身边告诉我：“巴奇，听听你自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马上停止放空，然后把所有的空单补回!现在就做!”
更糟的是我的另一项指标已经明白显示市场走势完全与我的部位相左，尽管这个指标的可信度几乎无懈可击，我竟然全然无视于它的存在。
当纽约客看到芝加哥的哥儿们靠着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大捞一票后，跟着也成立了自己的生财工具——纽约期货交易所(别称小刀)。虽然这把小刀推出了几乎完全抄袭史坦普指数概念的纽约证交所指数(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ndex,NYSE)期货,但是它的交易量从来都没有办法赶上芝加哥交易所史坦普五百期指的业绩。NYSE期货的价位变动大约和史坦普期指成四比七的比例，所以如果NYSE上涨了四点，史坦普期指就大约会上涨七点，反之亦然。通常我对于小刀那儿的动静并不注意，因为它和史坦普期指相较简直微不足道。不过现在史坦普期指已经涨停了，要不是有涨停板的限制，价格恐怕不知道会飙到哪里去?如果奥黛莉现在也在场的话，她一定会冷静地下单到还没涨停的NYSE交易场内，把我的部位砍掉。但是她现在正和她老妈上街买貂皮大衣!
到了三点五十八分，根据我的报价机，NYSE期货上涨了四五，而且因为它的成交量比较小又没什么人注意它，所以并没有涨跌停限制。虽然如此，我却加码卖出了五十口的史坦普期指。我要让交易场那些人瞧瞧，知道谁是交易圈的大哥大!虽然史坦普五百期指实际上可能已经涨了七点到一四五以上，但我还是在涨停价一四三八五加码卖出这五十口。我在转眼间就每口损失了一千美元，总计五万美元，真是狗屎!
我自己有一个所谓的阳光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人只会在二%的时间中变得失去自我控制并且完全失去理性。对我而言，现在就是那二%的时段。所有不利的证据都清楚地摆在我面前的报价荧幕上，而我却拒绝去相信。“NYSE期货的市场流通性太低了，”我咆哮着：“去他的，它的价格不可能是对的!”毫无疑问的，NYSE的价格当然是正确的，我自己其实也知道这点。但是奥黛莉并没有在身边提醒我这个事实。和她老妈上街去买大衣，我真是快气疯了!
当市场终于收盘的时候，我已经持有二五口史坦普指数期货的空头部位。我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当我收拾公事包准备回家时简直已经头昏脑胀。我穿上大衣向门口走去。一个坐在我后面名叫雷·古拉的乡巴佬，还在他的座位上结算部位，“嗨!马提，”雷说：“你觉得今天的市场怎么样?在三天内就上涨了八%，光是今天就飙了四三四一点。这可是历史最大涨幅，你一定削暴了吧!”
“是啊!雷，今天可真是个大日子。”雷是个好人，也是洋基队的忠实球迷。他比其他那几个乡巴佬年纪都大些、也客气些，而且总是对奥黛莉非常礼遇。
“我们今天看你在座位上跳来跳去了一整天。嘿，马提，你还好吗?你看起来脸色不大好看呢!”
“啊，我很好，雷。我只是忙了一整天，有点累罢了。”
“嘿，马提，赚钱怎么会觉得累呢?要是我有一天能赚这么多，再累都没问题!”
可惜我是站在和市场对立的一边呢!雷。开车回家的路特别漫长。我从来没有输过那么多钱，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会输这么多钱。如果以每日市价评估的方法来看我的交易账户余额，今天就输了六十万美元。可是由于史坦普五百期货在收盘前半小时就已经锁住涨停，而NYSE则一路继续上扬，所以明天早上一开盘我的损失还会持续扩大。我怎么会干出这么愚蠢的事呢?我还一直觉得自己是市场上的明星，一个即将大发特发的王牌操盘手，天啊!
回想毕业十周年时的处境，就好像今天一样糟。我濒临破产、开着一部破车、住在租来的小套房里、当着收入可怜又没地位的证券分析师，而且投票给民主党，就算政府把我纳的税滥用或浪费也没啥了不起。我所需要的是住在社会福利办得最好的州里。干我们这一行，和排队领失业救济金的长龙好像只有一线之隔。
平掉你的烂部位，你就能把情况看清楚
“奥黛莉，你怎么没有给我电话?”当我回到家里时，我大声咆哮。“我放空了二五口期货。我们可能会输掉一百万美元!”
“巴奇，放轻松。你今天度过了很糟的一天。明天我们再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反正做都已经做了，你今天晚上也没办法做些什么更有帮助的事。”
“很糟的一天?什么?你少跟我说这些!奥黛莉，我在一个小时内就损失了将近一百万。你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我?”
“我和妈整天都忙着挑选皮衣。等你看到我买的皮衣有多好时，一定会马上爱上它。”
妙极了!奥黛莉在我被市场剥皮的时后正忙着挑皮衣!这正是奥黛莉最教我感到惊奇的地方：她对我所做的交易从来不会有情绪性的反应。对她而言，金钱好像并不真的存在，赚钱和赔钱只是我做了一堆交易后所产生的结果，而她假设当我做完所有交易后，我赚的将会比输的多，就算其中有一笔交易输了一百万美元。
奥黛莉对我恶劣的情绪显然没有帮助。我得找个懂得做交易的人谈谈，而这个能够告诉我如何从这一团混乱里全身而退的人就是——佐尔纳。
“是，薇琪，我是马提……，你好吗?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但鲍伯在吗?…是啊，我今天操作得不太顺，想找他谈谈……，谢谢……鲍伯，鲍伯，你怎么看?我放空了二五口史坦普期指，我真觉得快挂了。我该怎么办?”
“马提，你并没有直接针对问题来思考。就好像我们常说的，你不能还没把车先排进空档就要从倒车档直接排进一档。你必须改变部位的方向，你一定得马上停损。平掉所有的空仓，回到没有部位的中立状态。只要你把烂部位先清掉，就能把情况看清楚。”
“鲍伯，但是市场就要反转了呀?我所有的指标都显示市场已经超买了。我不能在现在砍掉部位，市场一定快要反转回来了。”
“马提，得了吧!控制一下自己吧!你不可能比市场更精的。你的指标错了。价格走势显示市场认为选举已经结束，而联邦储备理事会将会调降贴现率。利率一调降，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就会开始把资金从货币市场转回股市。当然市场可能会向下掉一点，可是你可不能指望着这点啊。你得平掉所有的部位。相信我，接受这次的亏损。你要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谢谢，鲍伯。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操盘手，也知道你是对的。但是一百万美元的损失……，这可是一大笔钱呐!”
“马提，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了。”
我整夜翻来覆去，不能成眠。为什么在一切都要上轨道的时候，总是会发生这种事。就在几天前，我觉得自己像是先知约瑟夫，现在我觉得自己像是约伯。而奥黛莉是怎么搞的?她一点也不知道明天一早我们就要损失一百万美元吗?她怎么能睡的那么四平八稳呢?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车去上班。我对于进办公室后要平掉所有赔钱的部位这件事简直忧虑不堪。真希望史坦普期指能够开低，这样我就能够再观望一下。搞不好我的指标都错了，更搞不好市场马上就要发现我是对的，它已经严重买超了。但不管怎样，知道奥黛莉会陪在我身边的感觉真好。
史坦普期指开盘跳空在一四五，比前一天的收盘价上涨了一一五点。“狗屎!不过没我想的那么糟。”我说：“当昨天NYSE期指收高四一点的时候，我推算史坦普期指开盘至少会跳高到一四五五，所以市场好像比我想的要弱。也许我该在这里再加码一倍。”昨天的我或许真的会这么做，但现在起我要听听奥黛莉的意见。“赶快减码吧，巴奇，快减码!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你得做你必须做的事，所以现在就做吧!”
当奥黛莉站在我旁边不停地告诉我“降低部位，降低部位。”的同时，我开始在市场轧平我的空头部位。我每多买进一口契约，表示我可能损失的就更少。在开盘后的四十五分钟内，我把烂部位完全清干净了。我一直想着损失了一百万，但事实上当我轧平所有部位时，我的总损失才八十万美元而已。而佐尔纳是对的，就在我把部位轧平的同时，我开始觉得舒服多了，开始松了一口气，脸上的气色也好了起来。
我在接下来的四周里和市场全力奋战，把我损失的钱几乎都赚了回来。到了十一月底，我的当月损失只剩下五万七千美元。而在十二月分，我赚了九十二万八千美元，总计在那年靠期货交易赚了超过三百万美元。我的确犯了大错，当奥黛莉不在的时候，我失去了自我控制，发疯似的卖出期货，直到市场涨停了还不罢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奥黛莉和佐尔纳让我了解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在一切还不会太迟前加以修正。我仍然保有对市场的敏感度，仍然深深了解史坦普期指价格波动的习性，而我所具备赚钱、赚大钱的能力，仍然是无限的。可是如果我没有轧平那些赔钱的部位，我恐怕得花好长一段时间来恢复元气。
在十二月份里，就在年底假期来临前，奥黛莉带着她的皮大衣回家。那真是一件美极了的黑貂皮大衣。她把大衣从盒子里拿出来，穿上它，像个模特儿般走来走去。“瞧!巴奇，好得没话说吧!”
我走过去用手背摩擦着大衣上的毛皮。毫无疑问的，这件黑貂皮大衣正好可以帮我的宝贝们保暖。“棒极了，”我说：“不过它本来就应该这么棒，它可花了我们八十万美元的代价呢!”
一连串的亏损
每个操盘手都得面对它，而只有真正的赢家知道如何处理它。在短期内发生一连串恼人的亏损这种现象总是一再地出现，并且深深困扰着伟大的操盘手。它使你丧失判断力，逐步消耗你的自信心。有时候，它能让你掉到一个永远无法跳脱的低潮中。你很确定一定有什么事不对劲儿，使你丧失了对市场的敏感度，再也无法在市场中求取胜利。一旦你身陷其中时，会觉得一切的不顺利好像永无止境，在大部分这类情况中，你的判断力和市场节奏感都会消失无踪，这时你惟一该做的就是暂时停止交易，先冷静下来再说。
结束一连串亏损的最好方法就是马上停损，并且把你的自尊心完全从这场金钱游戏中排除掉。我多年前在拉斯维加斯的骰子赌桌上就已经学到了这一课。赌场里有一句迂腐但明智的陈腔滥调说：“不要在输钱后再把更多钱送出去!”这真是至理明言。你必须审慎地管理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并且绝不让自己产生太大的亏损。许多人在他们输钱的时候加大赌注，他们加倍赌注，是希望能在下一把骰子赌局中，将所有的亏损弥补回来，采用这种策略的下场通常都很凄惨。停止一连串亏损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交易!马上停损，立刻停止流血般的亏损!休息一下，让你的理智控制住你的情绪性反应。任何时候等你准备再出发时，市场都还是在那里的。
但是请相信我，这么简单的建议可真是知易行难啊!在一九九六年的八月时，我正陷入交易生涯中最糟的连串亏损当中，而真正快把我搞疯的是，虽然认真检讨那些造成亏损的交易，但是我太害怕亏损，以至于无法以赢家的心态来思考。这种对亏损的恐惧使我的反应速度大幅减缓，当我看到任何事发生时，却应对得愈来愈迟缓，而这使我面临更大的交易风险。我所必须做的就是暂时退场，重新充电，但是当时我做不到。有个家伙打电话约我去打高尔夫。我知道得休息一下，所以就告诉他我可以和他打个十八洞。但当我准备出门时，竟不自觉地想做些什么。我就是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市场一路上扬而竟然未能插上一脚。于是我在出门前买进了十口史坦普期指契约，然后因为这个烂部位又输了二万五千美元。这不但毁了我愉快的一天，还再度折损了我的自信心。
你永远都不应该在还没把车排进空档前就直接从倒车档排进一档。你得先轧平所有的部位，才能使恶劣的交易情况有所改善。你必须懂得停损!当你对亏损的恐惧逐步上升时，你的情绪开始使理智短路，而你对自己的所做所为将不再有信心。停止情绪性反应!冷静下来!并且靠你的理智重建动能。记住，时间永远是你的盟友。利用时间来放松心情，澄清思绪，重新找回你的能量。
一旦已经执行停损，就坦然接受你所承受的亏损，经过一阵准备阶段，等你对交易习惯和操作方法再度感到认同后，就已经准备好重出江湖了。重新出发的最好方式就是先少量操作，并且把重心放在获利的稳定性上。千万不要在重新出发时，马上就想大捞一票。
当我回到市场上时，会找一个很满意的交易机会，然后少量操作，并且设定严谨的停损。如此一来，如果我又犯错，就马上砍掉出场。我随时都在提醒自己“赚小钱，赚小钱，赚小钱”，“黑字，黑字，黑字”。这些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生了病，而借着这些方法使我得以复元。我亟需恢复自信心，因为自信心是成功操盘手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在另一天建立了三口契约部位，这对我来说是小得微不足道的部位，但是我最后靠着这三口契约赚了一万五千美元。靠着这笔钱在次日又把总盈余增加为四万美元，突然间，再度找回了从事交易的热度，这感觉真棒!
如果因为某些理由使这种做法一开始就没啥作用的话，先停止交易更长一段时间，然后以更小的部位再度进场。在你能找回所有的感觉，并且把先前一连串亏损所造成的阴影抛诸脑后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将你的交易资金保护好。连串的亏损是这场金钱游戏中最不幸的一部分，但如果你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操盘手，懂得在操作不顺时先让自己退场观望的话，亏损就会结束而账面上又会出现令人欣喜的黑字了。
第 8 章 冠军操盘人－－确实执行停损
在《骗徒的扑克牌戏》一书中，麦可·路易斯提到操盘手总是喜欢想像自己是“赌场里最神气的赢家”，但直到一九八三年为止，我们还是无法看出到底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赢家。
回溯八十年代早期，操盘手是一群活在狭小、隐密又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生活圈中的人。对一般大众而言，我们并不存在。我们在市场中杀进杀出，在短短数小时内用别人一辈子都不会拿来做交易的钱在市场中搏斗，但这一切并不为人所知。偶而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像杭特(Hunt)兄弟或是比利·索依斯特(Billie Sol Estes)这些在市场输了大钱的人才会被媒体报导出来。大致上来说，我们的所做所为都是在别人无法知晓的状况下进行。除非我们破产或大发特发，否则无法得到一般大众的注意。
全美冠军操盘手竞赛
可是在一九八三年，我却在一份金融期刊里看到了这样的一篇广告。详细内容如下：
立刻，我就感到这是一场为我而办的比赛。这真要感谢我那值得信任的美联社德励报价机，它让我确信没有任何人像我一样能成功地操作史坦普指数期货，而这个比赛将给我一个机会向世人证明这一点。我喜欢竞争，也需要竞争来为我的生活制造活力。我已经准备好向全世界宣示我就是那个最神气的赢家。
我打电话给主办单位，“金融操盘手协会您好，我是诺姆·查德(Norm Zadeh)。”我从来没听过诺姆·查德这个人，也压根儿没听说过金融操盘手协会这个组织，我确信整个华尔街也都没听过。但我才不在乎呢!“诺姆，”我说：“不管你是谁，我要报名，我是全国最棒的操盘手，而我也准备好要痛宰每一个参赛者。”
当我把一切搞清楚以后，我才知道除了头秃得和撞球一样之外，诺姆·查德活脱就像是交易界里的唐·金恩(Don King)。就像金恩一样，查德也是一个拥有良好背景而又天生擅于自我推销的人。查德曾经被赌博时报誉为“全国最著名的四个赌徒”之一，他曾经是跑马场的职业赌客，也是职业的扑克牌以及运动项目赌徒。他在一九七四年所出版的一本名为《扑克牌必胜赌技》一书也被许多扑克牌的玩家视为经典名著。查德曾经引起拉斯维加斯媒体的广泛报导，不过由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空出了一个抢手的教职给他，所以他决定待在学术界里当一个打着领带的数学家。
全美股票、选择权以及商品期货交易总冠军
到底谁是全国最顶尖的经纪人、投资顾问以及操盘手呢?
来和全国最棒的好手一起争夺这个荣衔吧!
比赛简章：经纪人、投资顾问或投资大众均可参加。参赛者将于二月一日被指派一个交易账户，如果操作绩效优良，可提出个人交易的损益评估表以供评鉴。领先者名单于每月公布，并以自二月一日起，交易账户市值增加的百分比作为评审的标准。在交易账户的金额方面，股票、股票暨选择权，以及商品期货三个项目的参赛者账户起始余额为5，000美元，选择权项目参赛者则为1，000美元。
想参加比赛吗?请电金融操盘手协会。
(213)827-2503
根据一篇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贝伦周刊》(Barron′s)刊出，由约翰·李休(John Liscio)所写的文章中指出：“举办股票投资竞赛的构想是在八年代早期由诺姆·查德所提出。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客座教授。查德有感于财务学术界人士的实际贡献非常微不足道，于是决定用这个方法让那些迂腐的老学究们了解他们所珍爱的效率市场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开始教授一门交易实务课程，利用一个实际存在的期货交易账户里的钱，让他所教的学生操作。当这个交易账户的保证金余额成长了一四%，并且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人数也由原来的十人增加为八十五人后，查德从此开启了一道崭新的大门。”就像一个竞争的推销者一般，查德把他所举办的全美交易及投资大赛分为四大项目：股票、选择权、股票暨选择权，以及真正属于重量级的期货组。我参加了期货和股票暨选择权这两个项目的竞赛。
就算在参加比赛之前，对我来说，交易也就像是一场职业拳赛。我把我的一天从早上九点债券市场开盘到下午四点十五分史坦普指数期货收盘为止分为十五回合。这种想法是摹仿芝加哥Merc交易所的作法，Merc把每个交易日分为以半小时为单位的时段，并且在每个时段结束时公布该时段中交易所许多统计数字。由于成交量常常会在整点或半点统计数将要发布前提高，所以每一个在Merc从事期货交易的人，不论他持有部位时间的长短，都习惯于以每半个小时为单位来思考当天市场的动态。
我的交易手法就好像一个专打拦击拳的拳手一样，掌握时机是我最重要的致胜关键。我会在开盘时市价敲进，发动攻势，然后跳回原位。杀进，杀出，在这里赚一些，在那里又赚一些。我绝不在市场疯狂似的波动时进场，因为我从来都不想做会危害我家庭财务安全的事。我藉着在每一笔交易中都获取胜利，以累积出优于市场表现的操作绩效，如果我能的话，绝不轻易把自己陷于一个容易被扫出场的情况中。我采用的是一种安全，而又一点也不特别的操作方式，藉着这个方式，我既不会有太多大金额的获利，也不会有太多大金额的损失。在一年中有大约两百个交易日里，我是累积着合理的小亏损和金额相当的获利，在这儿赔个五千美元，在那儿赚个六千美元，一轮接着一轮，每天二十、三十、四十次的交易着。而在其他的五十个交易日中则靠明确而一致的决断力，从债券赚个七万五千美元，从股票又削个十二万五千美元，在史坦普期指又砍个十五万美元。经过时间的累积使我成为一个大赢家，保持每年赚五百万美元的实力。
其实查德设计的这个交易竞赛和我的交易方式颇有冲突。这个比赛是开放给所有人的，而且它的规则中限定交易账户中的启始金额，在期货、股票、股票暨选择权等三个项目中是五千美元，而在选择权项目中是一千美元。如果我操作的是五十万美元的资金，我可以不停地短打，试着靠每天赚一些稳定金额的小钱来累积总成绩。但是以这么低的起始资金，在短短的四个月里，再加上参赛者不限资格，任何一个门外汉都可以把他的五千美元孤注一掷，然后期待他能逮到一次好运。
门外汉可以投机一赌而我却不能这么做。当我试着靠交易维生并提供我的财务安全之际，某个来自新泽西州，自认为是伟大投资者的牙医可能从他的病人那里听到像企业购并一类的小道消息，然后把这五千美元投入，并且赚取三倍的利益。如果他听到的小道消息纯属虚构让他因而大赔，这也没啥了不起(反正大不了输掉五千块钱)。可是如果换作是我赔了钱，可能连工作都会丢了。当然，我也可以为参赛而操作一个小金额的账户，试着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得胜，但那会逼使我改变操作手法，这可是我所不愿意的。这种小门小户的操作方式是我在遇见奥黛莉且拟定我们的计划前惯用的作法，曾经使我连续九年屡战屡败，亏损累累。现在我已经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个性的操作方法，不论是操作五千美元或五十万美元的资金，我都决定要用自己的方法。
参加比赛的报名费从股票组的一五美元到其他三组的一九五美元不等，第一次比赛只有七十四名参赛者，所以很显然的查德并没有因为举办这个比赛所收取的报名费而捞到什么好处。他必然有另一个角度的想法。当我问他将如何防止作弊，查德告诉我除了每个月要将操作的损益评估表交回主办单位外，每个参赛者在进行交易时都必须打电话到主办单位，并且在电话录音中留下交易纪录。
啊!这想必就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了。查德真正想做的或许就是找出国内最棒的操盘手，然后跟着别人建立部位。但我哪里在乎这一点?或许除了在Merc交易场内的那些小伙子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偷走任何东西。查德或许想试着从我这里偷些什么，但是当他发现我在史坦普期指进出的速度有多快，交易的次数有多频繁之后，他就豁免了我必须每天打电话报告进出场纪录的要求。只需要每个月交回我的损益评估表就可以了。
在第一轮的比赛结果里，我在期货组排名第三，在股票暨选择权组也排名第三。这使我更加斗志激昂。在七十五名参赛者中得到第三名也不算坏了，可是对我而言，这显然不够好。我觉得好像又回到大学时代，威尔森院长说“在我们当中有五%的人会在班上垫底”，而在班上我一直没有办法超过那些比我更有准备的明星高中毕业生。可是直到了交易这一行，我可是比任何人都准备充分，而我也决定要证明这一点，我将要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我马上参加了第二轮的比赛。这次的比赛时间是从一九八三年的八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共有一百三十三名参赛者，我以六九二%的报酬率在期货组中排名第六(第一名是一个门外汉，他的报酬率是三八八四%)。但是我赢得了年度获利金额最高奖，而根据最后结算，我所赚的钱比其他所有参赛者的总合都要多。查德不放过这个宣传的机会，在《贝伦周刊》、《期货月刊》、《投资人日报》、《股票与商品杂志》 以及《华尔街通讯》等媒体里刊登一篇广告宣布比赛的赢家，并且游说参赛者参加下一轮的比赛。我喜欢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但仍然不满足，我一定要成为货真价实的“冠军操盘手”。
法兰基·乔荣登一九八三年最佳操盘手的宝座。法兰基·乔是一个四十二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场内工作的接单员。他在期货组的竞赛中以一八一三%的报酬率得到第二名，而在股票暨选择权组则以七六%的报酬率得到冠军。我不知道他投资了多少，或是赚了多少，我只知道他将因此而有权利大吹大擂。我一定要干掉他!“诺姆，”我打电话给查德，告诉他我要报名参加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开始的下一届比赛，“你告诉法兰基·乔，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自信心与自尊心
自信心是从事交易时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不能确信自己能够取得胜利，就不该进这个圈子里来。但是自信心很快就会转变成强烈的自尊心，而自尊心就像一个疲惫的战士一般，需要被按摩、抚慰，并且受到温和的照顾。而查德这个集骗子、赛马赌徒、扑克赌徒以及数学家几种身份于一身的家伙对此显然非常清楚。取得胜利本身就是对自信心受损的最佳镇痛剂，但是只有广大的知名度才能最有效地抚慰自尊心。
这项全美冠军操盘手大赛已经变成华尔街的热门话题。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开始的比赛里参赛者多达一百八十五人，而纽约时报在二月十八日当天的商业版头版也大幅报导这项比赛。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了趣味和获利而投资”，其中并且把法兰基·乔和我的相片刊登出来，标明我们分别是一九八三年的冠军操盘手以及最赚钱的操盘手，并附上我们的联络电话。法兰基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而我的相片看起来就像是个扮着苦瓜脸的犹太人，但查德才是这里面真正的明星人物。那篇文章中描述他是一个“来自加州的数学家”和“前大学教授”，并报导他创办了这项交易竞赛，藉着报名费赚钱。
我才不在乎呢!在那篇文章中也有一整段提到我。“一九八三年全美操盘手冠军赛交易中赚到最多钱——一四万美元——的人是马丁·舒华兹。他的期货交易账户成长了一七五三%。舒华兹先生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前证券分析师，目前在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拥有一个交易会员席位。他向本报表示‘成为一个赢家的先决条件是，先学会如何输钱!’”
有一句意大利的俗谚说：“报复的最好方法是为仇人端上一盘冷菜”。我迫不及待地想把纽约时报上的这篇报导影印数百份，然后把它们很醒目地贴在金字塔公司的各处，我要确定法老会看到这篇报导。希望他们在知道我有机会为他们赚到那么多钱，可是他们却曾在背后捅我一刀，把我赶走时，会痛哭流涕。可是我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在二月十九日我接到了“内线”史基尼的电话。史基尼和金字塔公司的人通过电话并且知道了一切。“马提，我跟你讲一个笑话。那个大祭司和先知两个人正在商量怎么样可以让你帮他们操作一些资金呢!”
“是啊，当然，对……，告诉他们给我个电话，如果他们能把红海分开的话。”好一个诺姆·查德，谢谢他办了这个比赛!这真是长久以来对我的自尊心最棒的抚慰。
这项比赛变得愈来愈受欢迎，以至于查德开始每个月在著名的财务金融期刊上刊登广告报导比赛现况。这个作法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并创下知名度，特别是我和法兰基开始为冠军头衔而激战的事为人所知后。我们的成绩非常接近，艰苦缠斗了几乎有三个月的时间。在每个月的广告刊出后，法兰基和我就会更加努力以赴。直到五月中旬，法兰基打电话给我。在这之前我们从来都没有交谈过。“马提，”他说，“我受够了，我向你投降。我一定得去度个假才行。”
想想，这回我可赢了!我跟奥黛莉说：“我们去庆祝吧!如果法兰基现在要去度假的话。我们也可以休息一阵子，度个假了。”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才发觉法兰基·乔用卑劣的手法从背后偷袭我。他在这段期间内一直继续交易，而在只剩下一天比赛就截止的状况下，他领先了我一个百分点。一%?这看来令人不敢相信，但已经够让他拿来大肆宣传了。我又再度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我打电话给查德，“我正式宣战!”我说。而诺姆则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打电话给华尔街日报，告诉他们我和法兰基之间的缠斗已经演变成私人恩怨了。
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我倾巢而出，全力反击。直到四点十五分收盘为止，我不停地放空史坦普指数期货。当收盘钟声响起时，我已经以三四%的差距击败了法兰基。经过四个月的交易我将原先账户里四十八万二千美元的起始资金增值为一百二十万美元，总报酬率二五四九%。法兰基则将他原来五千美元的资金增值了二五一五%。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华尔街日报在它的一篇报导中以下面这句话作结语：“查德先生计划在八月一日开始下一轮竞赛。法兰基先生，这位四十二岁的职业操盘手表示他可能不会再参赛了，他表示‘我的内心已经像一个八十六岁的人一样苍老了。’但是舒华兹先生将再度试图卫冕，他说：‘我将会击败所有人!’”
我的确办到了!我在下轮的比赛中以期货项目四四三七%的报酬率击败了二百六十二名参赛者。法兰基并没有参加那次的比赛，并且在不久后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从事交易是一件充满压力的工作，尤其当你知道每个人都正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时更是如此。看来法兰基所说他内心已经像八十六岁那般苍老的话是所言不虚。不管在任何时候，每个操盘手都有相同的感受。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发觉查德不只是利用举办比赛的机会跟在别人后面建立部位图利，且经由举办这个全美交易竞赛，他很快在全国人面前建立了一个形象，俨然成为研究成功操盘手的专家。拥有这个名声至少可以帮他带来三大好处：第一，他可以藉着替投资人媒介资金操盘手而收取高额费用。第二，他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并且招揽参赛的年轻操盘手帮他操作募得的资金。第三，他发行了一份名为《顶尖操盘手汇报》的市场行情分析刊物。但我一点也不在意他干了什么。因为藉着这项比赛所建立的名声，我在一九八九年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当我开始操作投资大众的资金后就放弃了我的冠军腰带，因为操作OPM(Other People′s Money，别人的资金)基金对我来说已经足以提供我所需要的激励了。然后在一九九二年，我经历了一场重建人生价值观和找寻人生方向的过程。我打电话给诺姆，告诉他我将像所有伟大的拳手一样重新回到摆台上，准备赢回我的冠军头衔。我从半退休状态重出江湖的决定，不论对交易竞赛的主办单位或是我个人而言，都是一件好事。约翰·李休在《贝伦周刊》上宣布了我重回战场的消息，在他报导这件事的专文结尾他写道：“在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和马丁闲谈并观察他的交易状况后，实在令人无可置疑地推崇这个曾经被大家称为史坦普期指交易场内的巴比·费雪(Bobby Fisher)的人依然是这方面的一代宗师。只要把这位伟大操盘手锁在一个房间里，给他几支电话，几个报价荧幕，和少量的现金，然后在一天之内(通常不需要那么久)，舒华兹仍将以傲视群伦的表现登上顶峰。”
他是对的。一九九二年我重出江湖，并且在五十万美元资金以上的期货交易项目中再度夺回我的重量级王冠——全美投资总冠军。诺姆仍然不改他完美的宣传者作风，总是不停地在各个项目上再衍生出更多的小项目，因为更多的赢家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更多的参赛者，和更多的收入。夺得这次的冠军头衔后，我决定正式退休，以求在人气最旺的时候留下名声。
嗯!可是事情并不如预期那样发展。最后，查德突然毫无预警、悄悄地把这项比赛给停办了。根据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标题为“路边社消息”的文章中指出，“证管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对于该项比赛主办单位的一连串调查，和该项竞赛的停办时间相当接近。一般相信，证管会的调查是造成该竞赛停办的主因。”很显然地，诺姆之所以引起证管会对他的兴趣是因为他“未能对投资人的财务状况深入了解，就将投资人引荐给资金经理人。”此外，他对外宣称交易竞赛的结果都是“可资查证”的这点也替他惹了麻烦。
在交易竞赛进行期间，诺姆使他自己成为交易圈里的主要玩家。但由于他同时扮演了多重角色——比赛的主办者、投资顾问、资金经理人、行情报导刊物的发行人，以及投资者——留下太多值得让人仔细调查或批评的地方了。诺姆，这个被华尔街日报形容为“一个在史丹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客座学者的应用数学家”承认他在查证竞赛结果时可能产生了一些疏失，“但查德先生坚称他个人的多角化事业并不影响比赛的客观性。”
这对我有什么影响吗?许多财务金融专业刊物发表介绍我的文章，我的名字广为社会大众所知，而对我的自尊心最具安慰作用的，是我在竞赛中的表现让我在家人、朋友，以及投资界里都奠下了深厚的名望。诺姆·查德将我从黑暗、孤独的办公室里猛然推向舞台中心，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刚结束在亚斯本(Aspen)的假期，正在拉瓜地亚(La Guardia)机场大厅等着拿行李袋。我拿起了一本《贝伦周刊》，不经意地翻阅时，看到一篇由约翰，李休所写的专文，介绍诺姆·查德的交易竞赛。在页面的正中央有一张我坐在办公室里的大幅相片。我把那张相片拿给我的两个孩子看，他们分别是四岁和六岁，正好大到会开始奇怪我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一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做着正经的工作。而我问他们：“那是谁?”他们说：“爹地!爹地!”
当他们渐渐长大，别的孩子开始问起他们老爸是做什么维生的时候，他们可以回答：“我爹地是冠军操盘手!”这才是我最介意的事。
确实执行停损
最棒的交易工具之一就是停损，在停损点将你的情绪性反应和自尊心分开，并且承认你的错误。大部分的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面临相当的困难，而通常他们不会把输钱的部位卖掉，反而是双手合十，期盼市场会了解它是错的，然后反转回来照他们认为“应该出现”的走势发展。这种态度通常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后果，因为就像乔·格兰威尔(Joe Granville)曾经说过的：“市场根本不知道你作多还是作空，它对此毫不在乎。”你是那个惟一会对自己的部位渗入情绪性反应的人。市场的走势只不过单纯反映供给与需求的变动而已。如果你为市场的走向而欢呼，就必然有某个人在市场走势不利于你的时候同样欢声雷动。
接受亏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停损不啻承认自己已经犯了错误。但是在金融市场里，犯错是不可避免，必然会发生的事。在进行每一笔交易的同时，一定要预先设立“认输点”，只要这个价位一到，你就停损出场，而你必须要有这种心理上的修养在这个点到达时切实执行停损。
有一天，我和我的老哥儿出门打高尔夫球，在打球的时候他不停地为他在海湾网路这支股票赔了大钱而唉声叹气，一直表示他不知道哪里做错。他在那支股票的市价还在三十几美元的时候就已经听到风声，但是在他忙着找各种报告研究这档股票时股价已经涨到四十几美元，而他在股价拉回到四十三美元时进场承接，在股价随后续跌至三十五美元的时候，他犯下了操作大忌，加倍加码买进。然后就坐在那儿无助地看着他心爱的股票跌到十几美元一股的价位。“更让我气昏的是，”他说：“这档股票在跌势当中曾经强劲反弹过几次，而我却没有砍掉部位，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的钱缩水。”
“你原来的计划是什么?”我问他。
“我的计划?我要抱着这支股票直到它回到五十块为止啊。不然要怎么样?”
这就是门外汉们的问题所在了。他们只有一半的计划——简单的那一半。他们知道他们预计要赚多少钱，但是对于准备输多少钱可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们就像上了马路的鹿，眼睁睁看着迅速接近的车灯发楞，不知所措，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处等着被车辗过去。他们对处于亏损部位的惟一计划就是：“老天爷!求求你!让我能够逃过这一劫，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了……”。但这完全是狗屎!因为如果好死不死他的部位又回到原价，他们马上就会把老天爷忘到九霄云外，开始觉得自己真是天纵英明，交易奇才，然后总是再度犯下同样的错误。这表示他们一定又会再度套牢，而且被套得更惨。
大部份人没有办法了解的一点就是，当你正在输钱的时候，你也正开始丧失客观性。就好像在拉斯维加斯的骰子赌桌上，当你正在输钱时，一个穿着亮片装的胖女人摇着骰子准备出手，而你下定决心不让她赢你的钱一样。你忘了她才不管你是输是赢，只是在玩她自己的骰子赌戏罢了。不管任何时候你开始感到嫉妒、情绪化、贪婪或是愤怒时，你的判断力就会大打折扣。市场就像那个摇着骰子的胖女人，它才不在乎你在干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到达停损点时就该放下自尊，轧平赔钱部位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和大多数的人一样，在这方面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就该学学希腊神话里的奥地修斯：把你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利用自动执行的停损指令来帮助你把情绪阻隔在这场游戏之外。(译注：奥地修斯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防被海妖迷失心智而跳海。)
停损可以两种方式执行：在你的经纪商那里放一个设定价位的停损指令单，或在你自己心中设定一个价位，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价位一到就执行停损。不论你使用哪种方法，停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投资，因为只要你对行情的看法是错误的，停损将使你免于因保留亏损部位而遭受更严重的损失，并且让你不至于掉进一个可能越挖越深的无底洞，更可以保留东山再起的实力。停损自动把你的脑袋从负面思考中拉回中性的思路中。虽然在停损后你的钱不会回到原点，但是你的心智将回到能够重新组织和产生新点子的状态，不再因为亏损部位而使你的脑筋停滞不前。
你在一笔交易中亏损愈多，你的客观性就变得愈低。迅速地从一个赔钱的交易中脱身可以使你头脑清醒，并使你的客观性得以重建。在片刻的喘息后，如果你能够客观而理性地证明原先的想法依然可行，可能会重新建立同样的部位，但要随时提醒自己市场上多的是机会，不一定非要单恋一枝花不可。藉着停损，你的交易资金因而得以保护周全，你因此也争取到下一个高获利、低风险交易机会的参与权。
“所以，舒华兹先生，如果我们批准了您的申请，您计划采用什么方式来付每月的维修费用呢?”说这话的人是公园大道大厦住户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每月的维修费用?他到底在说什么鬼?我们正打算砸下三百万美元的现金来购买一个位于七楼，有十二个房间的公寓，而现在这家伙竟然想知道我们是否负担得起每月维修费用?
“您从事商品期货交易的工作，”这家伙继续发表他的高论：“那不就像赌博一样?我们只是想确定我们这里所有的屋主财务状况是否都够稳定。谁知道何时有什么突发状况会发生呢?我们真不愿到时候得要求您搬出去啊!”
我望着奥黛莉。她脸上也带着同样忧心忡忡的表情，就好像她看着我要去玩高空弹跳时那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从我的申请表里面，你可以看出我在过去五年来每年都维持七位数字的收入，而我们的净值目前是九百万美元。我一点也不觉得在未来会出什么差错。”
“不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市场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天啊!我真讨厌这种悲观论者，他们都是标准的输家。“这样子啊，”我说：“如果会发生什么事的话，我想你只好要求我们搬走喽。你知道，你得做你该做的事嘛!”
别在老婆生产前后做太多交易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十一月，我们坐在那个主席家的客厅里，在座的还有住户委员会另两位资深委员。这三个思想迂腐的老家伙是新住户的资格审查委员，如果没有他们的批准，谁也别想搬进这幢大楼。他们在深度镜片后面眯着眼看我们，像老船长挑选水手一样地打量着我们。如果我们被接受的话，奥黛莉和我就会是这幢大厦里最年轻的住户。
我知道我们的资金充足，而我以为这个面谈只是在我们加入住户俱乐部前，要来拍拍某人的马屁。我确定他们只是想让我们知道这里谁是老板，而且不是谁都有资格成为公园大道大厦的住户。我希望事情就这么单纯，我们是真的蛮想搬来这里住的。
“是的，”主席说：“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按时缴交每月维修费用，恐怕我们就得请你们搬走。”其他两位委员也点头表示赞同。“既然大家都把话说清楚了，就让我们欢迎两位成为本大厦的新住户吧!”
奥黛莉那时已经怀了三个月的身孕，那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搬家。可是对我们来说，把三百万美元的现金，相当于所有资金的三分之一用在买这幢公寓上，恐怕是我们的另一个糟糕的财务决策。这些钱是我们用来交易的资金，将这些资金放在这种用途上显然是一种浪费，但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干这种事了。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常常对自己说：哎呀!我怎么会把三分之一的资金用来买那栋海滨别墅呢?如果我把这些钱拿去投资共同基金，现在就增值到一百万美元以上了，而这显然可以提供我的家庭更好的财务保障。
这是一个许多操盘手常掉进的陷阱。大部分风云人物型的操盘手在真正到达事业顶峰前，很少有机会尝到他们辛苦工作后的甜美果实。而且在大多数的例子中，他们根本从来都没有机会享受交易的成果。对他们而言，赚钱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回报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金钱就代表了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满足他们自尊心的惟一方法。我对权力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想在一路向上攀升之时，也同时享受我努力的成果，所以一点也不介意花些钱，一些大钱。我想，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在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交易中找到了我的印钞机，而且我印钞的速度愈来愈快。如果奥黛莉和我想要住海滨别墅，我们就买一幢；如果我们想要住在位于七楼的高级住宅，我们也同时放手去买。当有一天你拿着自己亲手赚来的钱大把大把消费时，就会知道那感觉有多棒。老实说，我一点也不介意让别人知道我的确赚了很多钱。
在那个星期四，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早晨，我们排定了时间解决搬家这件事。我们计划在当天下午开始搬，但是一些小问题和往常一样再度发生。我这回排定在周四搬家是因为第二天是复活节假日，市场都停止交易。我想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办公室整理好，以便于在下周一就可以用来做交易。但是等到周四收盘的时候，公寓的原住户通知我他们的搬家工人没来，希望我能延一天再搬进去。
我是那种在和别人签了契约后言出必行的人，不过显然世界上的其他人并非如此。我们雇的搬家工人带着我们的家具呆坐在公寓大楼外，而我又能怎么样呢?我简直气坏了。如果他们一天没搬走，我们就一天没办法搬进新家，而我也没办法在下周一开盘前把办公室准备好。我也得连络电话公司和报价系统公司的工程人员重新安排时间架线装机。照这样看来，我下周末能开始在新办公室工作就该偷笑了。
不过幸运的是在那段期间，我并不打算做太多的交易。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在老婆生产前一个月到后两个月之内做太多的交易。当你老婆的荷尔蒙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你得把自己保持最佳状况。如果你是一个好丈夫，不会在那种节骨眼还在晚上回家后研究图表和技术指标。在她生产前一个月，你得陪着她去上拉梅兹无痛分娩课程，学着在生产时要面对的种种状况。在她生产后的两个月内，孩子变成你生活的重心，你日常的生活规律都因此而不正常。你没有时间吃晚餐，没有办法睡得好，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一个晚上要起二、三、四次，你也搞不清楚有没有把尿布穿反了，你总是感到疲倦，同时也无法集中意志来思考。我们的女儿是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七日出生的，而我在五、六、七这三个月份中总共输了十五万美元，这是我在经历过“永远别放空共和党”那次经验后最糟的一段时间。
现在，不但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我们还正为了搬家的事忙得天昏地暗，这让一切显得更是乱成一团，乌烟瘴气。但我们终于还是在星期五的下午搬了进去。虽然奥黛莉那时已经怀了八个月的身孕，但整个周末她还是马不停蹄地打开纸箱，挪动家具，发号施令，试着在小家伙诞生前把我们的家整理好。我边在房子里四处闲晃，边听着奥黛莉起劲儿地在计划把哪扇墙打掉，把厨房的设计如何修改，把窗子全部换新……，我渐渐开始感觉到这个房子可真要花掉我一大笔钱才能把一切都搞定。我的难题是越来越大了，奥黛莉说得愈多，那些住户管理委员警告我们的话就愈在我耳边响起。我得赚更多钱来支付每个月的维修费，免得真的被那些老头子给赶了出去。不过我对于这点并不担心，只要一切安顿妥当，让我可以重新开始做交易，我确信可以从史坦普指数期货这棵摇钱树上赚到我的新厨房、新浴室、新窗户和那每个月都得付的维修费。
第 9 章 毕维尔惊魂－－成功操盘人的本质
自从我三年前开始操作史坦普期指后，已经经过了一段相当久的时间。虽然在这个市场中赚大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毕竟还是办到了。在芝加哥下单交易和在纽约下单相当不同。有一个老掉牙的笑话说：“某天有人找我去打架，结果却发现原来是要我去芝加哥做期货”。芝加哥基本上仍然是草莽气息很重的地方，Merc的交易规则也不像业余拳赛规则那样明确，交易场内的那些家伙更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作风强硬和人脉良好还比为人诚恳和名校学历更为重要。
此外Merc也不是局外人玩得了的。如果你不是圈内人，就得常常付出代价。在纽约，如果你是一个金主，就自己进行交易；而如果你是一个经纪商，就替客户下单然后赚取佣金，这是我们在纽约的游戏规则。但是芝加哥可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由于芝加哥的交易所允许一种名为“双重交易”(Dual trading)的行为，所以一个经纪商可以同时扮演金主和纪经人的角色。就因为他们可以同时拥有自己的账户，接受客户的下单委托，其中就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并且使得一种名为“偷跑”(Front running)的交易手法大行其道。
所谓的偷跑就是一个经纪商偷偷把自己的交易指令，排在比委托客户的指令更优先的顺位上执行，通常他们会找一个自己人站在身旁作为内应，在确定客户的委托指令排在自己的指令后时，从旁接应图利。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经纪商从客户那里接到一个买进十口史坦普期指的委托后，那个内应马上就会在同样价位喊价要买十口，只要他买到了，马上可以用同价位卖给接到委托的经纪商，最糟的状况下那个内应也可以损益两平；可是如果在他买到后价位往上涨，则他马上就有一笔无风险的获利，而那个客户则会收到经纪商最常给的“未成交”(Nothing done, ND)交易回报，此时那个内应已经和他的同谋在分钱了。(译注：此经纪商系指，“场内”经纪商，而非中介经纪商。)
所以你常常会在下了限价单后，明明看到你的价位被触及好几次，但是只要没有穿价，那份盖着大大的“未成交”的交易回报还是会回到你手上。常此以往，大把的钞票就进了那些家伙的口袋，直到你换掉你的经纪商为止。
由此可知，如果你的经纪商有点良心的话，可能会回报部分成交，所以就算市场在你所设的价位成交好几次(但未穿价)，你还是只能买进不到十口的契约。至少这表示他已经帮你“尽力而为”了。或许你一直以为场内经纪人一定会使出全力帮你执行交易指令，因为他们应该是靠执行交易来赚取佣金才对，其实他们以偷跑的方式赚到的钱，可要比帮你执行交易所拿到的佣金多太多了。在纽约，偷跑是一种很罕见的行为；但在芝加哥，这种行为简直已经发展到成为一项艺术了。
在Merc刚推出史坦普期指的头三年里，它的价格波动并不像现在那样迅速，而我总喜欢使用一种我称之为“手风琴”式的操作策略。当我认为市场价格已经接近我的买点时，我会放一个五十口的买单，分成十笔，以每笔间隔一的方式，试图在市场探底时在不同价位逐步建立部位，而非把所有的单量都放在同一价位上。如果在我的多头部位建立后市场果如我所料的上涨，我就会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价位，并且也以分批分价的方式获利了结，试着让市场的最高价恰好只高过我的最后一笔卖单一点点而已。甚至可能在获利价附近用同样的方式渐近放空期指，然后在低档再以同样方式获利了结，并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交易。如果我的指标正确的话，我都会使用同样的分批分价方式从事交易，分批分价式的操作手法是可行的赚钱妙方，而且如果我的核心部位方向正确的话，它的操作风险是非常低的。
我曾经和一个名叫东尼的纪经人合作，东尼有个叫作桑尼的小舅子，他就是那个站在东尼身边的内应。在我们合作不久后，我就开始怀拟疑当我使用分批分价的交易手法时，桑尼总是会在我之前抢先建立部位。我盯着报价荧幕看到我设定的买价成交了好几次，但是东尼却一直没有打电话回来做成交回报，除非我设的价位穿价成交。
这种情况不断发生，我开始奇怪为什么我的限价单总是最后才成交。我并不是天真的傻瓜，我在Amex交易场内干过好几年的场内交易员，但是和在芝加哥的交易比起来，在Amex做交易就好比在哥伦布互助兹善团(Knights of Columbus)玩宾果一样单纯。在Merc场内并没有像小鸡或法兰尼那样的作价者担任创造市场价格(making the market)的工作，所以在Merc你根本没办法确定你的交易指令是否按照秩序地执行。在Merc场内进行交易就好像在进行一场自由搏击，而当我打电话向经纪人抱怨，却总是得到相同的答覆：“抱歉，马提，某个家伙恰巧插队到你前面，可是，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一直在赚钱啊!”是啊，我不但赚钱，赚的还是大钱。可是我还是会为了这些情况而气愤不已。
场内经纪人的偷跑行为只是你想在Merc赚钱所必须面临的障碍之一。在Merc，所有的交易都是透过公开喊价(Open outcry)的方式完成的。场内操盘手都会喊出他们的买卖价，并利用手势来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方式造成许多纠纷，特别是在市场变动非常剧烈的时候。“蓝尼，我们不是已经成交了吗?”“没有啊，我刚刚是和你身后的那位老兄成交耶!”“狗屎!站在我背后的是你小舅子。”交易所的会员们就因为如上的纠纷而冲突不断，各种丑陋和不规矩的行为时有所闻，但这是你在那里做生意一定得付的成本，如果你不小心防范，那些家伙可真会找机会狠狠咬你一口。
在Merc还真的设有一个类似电影“回到未来”里的时间机器一样功能的机构——交易场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那些交易所内的大人物担任，并藉由委员会来制裁不法的交易行为。可是很不幸的，这就好像球员兼裁判一样荒谬，委员会成员做下有利自己的裁决愈多，他们的地位就愈高愈值钱。场内委员会具有使时间失效的权力，他们可以倒回交易发生的时点，并有权判定交易无效，而他们还真没有浪费这个权力。
有一天，我认为市场即将见顶，所以打电话给我的经纪商叫他帮我放空，“在五帮我卖出十口”我看着报价荧幕显示着五五成交，五五成交，表示市场已经至少在五五成交了两次，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得到经纪商的成交回报，告诉我在五的十口空单成交了没有。然后，就如同我的指标告诉我的，市场价格开始下滑，四 ，三，二，一，我那十口空单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成交呢?不能在最好的价钱成交是一回事，可是一口也没成交就太离谱了!更何况市场价格已经跑掉了。
足足有十分钟，对我来说就像是过了一辈子那么久，没有人能告诉我到底我的委托指令成交了没有。我对着电话那端的经纪人疯狂地大吼大叫，因为市场已经跑了那么远，而我竟然还没办法知道我的部位到底怎么样。最后，我的场内经纪人告诉我那两个在五五价位的成交已经被“取销”了，而且我放在五十价位的委托单也没有成交。所以，我原先的十口买进部位还在，原来该赚钱的部位变成赔钱了。
我打电话给Merc的法务部门，告诉他们我已经厌倦被他们恶搞，并且要求这件事列入纪录。他们说会调查这件事，不过，可想而知的，我并不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所以一切最后都石沉大海。
在交易所中有一部机器记录着每笔交易成交的价位和时点。当他们把一笔先前的交易取销时，他们就乎略报表中的纪录，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个小小的过失，让它永远消失就好了。
在我从事交易的这三年中，了解到Merc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独立世界，而我也开始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除了赚钱养活自己的家庭外，我还真的提供不少的经济援助给其他的芝加哥家庭呢!除非我搬到芝加哥，并且亲自到Merc交易场内做交易，否则对我所面临的状况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得在交易时承担相当的交易差价(slippage)。交易差价就是你在芝加哥做生意得付出的代价。就如同Merc的名誉总裁李奥·米尔兰在描述他到Merc的第一天时说的：“我知道市场照道理应该怎样依照供给与需求而运作，但是他们另有一套运作方式——完全以他们本身利益为依归的方式。”
寻找理想的结算公司
为了要在Merc从事交易，我还得找一家结算公司来结算我的交易。一直以来，想要找一家理想的结算公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期货市场里，所有的交易都是以市价评估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在每一天收盘后，结算公司将当天所有的交易都传送到交易所的中央结算所进行结算，并且将所有的账户都以现金基础加以结算。如果你产生亏损，你的账户就会被扣账；如果你今天有获利，则账户中就有进账。跟股票交易不同的是，你是否还持有部位并不会造成任何的差异，因为每天每个账户都是以现金基础结算，到了次日，所有的账户损益状况都将归零，依该营业日当天的损益再做市场评估，然后结算。这种现金结算的功能也是史坦普指数期货之所以能够推出的主因。试想，如果没有现金结算制度，我们怎么可能在期货到期时，拿一个史坦普指数的股票组合进行实物交割，那可是一个包含了五百档股票的投资组合呢!
黛比·洪在SL&K这家结算公司真的做得很好，也帮了我很多忙，但是SL&K的佣金收费实在太高了。在我从事期货交易的第一年里，我已经成为史坦普期指交易场内的大玩家。我总共成交了二万五千口的来回交易(round turns,一趟进出称为一个round turn)，这是当年史坦普期指年成交量的五%，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我就是靠着在市场里不停地进出操作而获利，SL&K收我每个来回二十五美元的佣金，一年下来佣金总额超过六十万美元，相当于我从事史坦普期指交易获利的二%。第一年过后，我同他们要求更优惠的费率，但是SL&K不答应收取如别人愿意提供给我的低费率，所以我只好换个结算公司了。
事实上，在场内交易商的成交差价和经纪商的高额佣金之下，我仍然能够净赚三百万美元，正代表了我的交易方法是多么地好。史坦普期指是我最擅长的游戏，所以芝加哥就成了我不得不买账的地方。我在一九八三年拿下一席指数选择权交易会员(Index Options Membership,IOM)资格。对一般的操盘手，Merc在每一笔成交后都收取一美元的规费，而一个交易会员席位的收费是五万三千美元，这对我这种交易量庞大的操盘手而言真是划得来，因为以每笔交易收一元来计算，我一年就能把会费赚回来。不过就算具有交易会员的资格，我还是得找一家结算公司来结算我的交易。
有一些小型的结算公司经常打电话给我，想跟我要点生意。基本上，你只要在交易所买下一个交易会员资格，弄个几支电话，再筹足一些营运资金就可以开一家结算公司。所以许多Merc里的小操盘手都干脆自己开一家结算公司。借着这个方法，他们就可以省下自己交易时的手续费，同时还可以从别人的交易中赚上一票。我却较喜欢把我的钱放在一家大型，资本雄厚，并且设在纽约的结算公司里，而且这家公司愈少涉足期货市场愈好。对那些不懂期货的大型结算公司而言，期货只不过是西部那些农夫在搞的玩艺儿。而我正是一名农夫，一名正打算在芝加哥期货市场开始播种的农夫。
一九八四年的三月，我接到一通黛比·洪打来的电话。黛比已经回到她的老家芝加哥，并且在当地一家由芝加哥小规模债券操盘手马库锡(Marcucci)兄弟所成立的结算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拉萨尔(Third LaSalle Services)，它之所以取名叫拉萨尔，大概和芝加哥最重要的金融区地标拉萨尔街有关，而这条街就是以十七世纪法国籍的开拓者拉萨尔(Sieur de La Salle)来命名的，拉萨尔靠着夺取原住民的动物毛皮而建立了芝加哥的交易典范。
拉萨尔公司同时拥有CBOT和Merc的交易会员资格。黛比和马库锡兄弟认识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告诉我这家公司里的人都是好人，绝对不会占我的便宜。所以我就和这家公司的总裁杰克·马库锡谈了一下，他告诉我如果把单子下到拉萨尔的话，他们就指定黛比为我的专责场内接单员，而且每一趟来回交易只收七五美元。这可是我在芝加哥所知道最好的价钱了，更何况我和黛比这些年来合作愉快，也清楚她的人品和能力，更无法抗拒这么有吸引力的费率。
虽然芝加哥那些家伙在华盛顿颇有影响力，但是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eading Commission,CFTC,美国的期货交易主管机关)很清楚芝加哥那种草莽气息。在该委员会批准期货交易可以采用现金结算而不必一定要实物交割后，他们很担心投资人会被结算公司给坑杀了。大部分小规模的结算公司都是以有限的资金设立的，这些公司就肩负着保证期货市场财务稳定的重责大任。CFTC要求每个投资者都要存入履约保障金来保证账户资金的充足性。而这种履约保障金则分成两大部分，其中一种是用来结算实际交易的现金账户。这种账户是不受法令规范的，这表示虽然账户中的现金是属于客户的，但是结算公司却有权动用。
结算公司对于这笔资金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从事附买回交易。所谓附买回交易就是一个投资者藉着买进证券，并事先约定在未来到期时，借钱的一方将以较高价格，买回该证券的方式进行投资。许多的银行和存贷款机构都利用附买回交易来配合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的存款准备金和相关规定。这些附买回交易都非常短期，通常是隔夜的交易行为，但它们倒是为结算公司提供了另外一个赚钱的管道。
第二种型态是履约保证金，就属于主管机关所管辖的范围。这种账户是以在结算所里存入证券的方式存在，一旦现金账户的资金不足以结算当天收盘后的账户损益或客户保证金不足时，结算所就有权动用这个账户。在这个法令管制下的账户内通常都是以短期国库券为主，所以稳定性相对较高。此账户可算是期货市场的救生艇，如果市场发生严重的财务危机，账户中的国库券就提供了各种款项的支付保证，而且根据CFTC的规定，芝加哥的家伙们可没有办法动用这些账户里的任何一毛钱。只有在客户没有按时支付追缴保证金时，结算公司才能动用这个账户。
除了较低的税负和较高的财务杠杆外，履约保障金是让我更受期货交易所吸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我是个一直保持获利的赢家，所以从来都不必在我的现金账户中放一毛钱，而根据我和拉萨尔公司达成的协议，我可以和他们协商存在法令管制账户中的最低金额，以我的个案为例，我只要存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国库券在那个账户中，而更棒的是我还可以从这些国库券上面赚取利息。如果我操作的是股票，我就得付钱支付价款，因而产生了资金成本负担。但是在期货市场里，只要我保持获利，就一点也不用担心资金成本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可算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我一方面从充作保证金的国库券中赚得利息，同时又在期货交易中保持获利。
在我搬到公园大道大厦公寓后的一年中，都是和拉萨尔公司合作，我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相当满意。像黛比这么好的场内接单员实在没什么好挑剔的，她尽责、有效率、够悍，并且一直站在我这一边。如同她问我保证的一样，马库锡兄弟对我果然很照顾。杰克是公司的主事者，同时也是一个稳定的经营者。他在我开始和拉萨尔公司合作后特地到纽约拜访我们，并且请我和奥黛莉到餐馆好好享用了一餐意大利美食。圣诞节时，他送了我们一箱酒。那可不像其他华尔街里的家伙送我们的那种跟果汁差不了多少的劣酒，而是顶级的意大利葡萄酒，你甚至还可以从酒中品尝出酿酒农人的汗水。
当杰克忙着加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时，强尼便在交易所的场内尽全力帮客户执行交易。强尼是一个六尺五寸高，体重二八磅的大块头。每当黛比在执行交易时发生任何问题，就会马上通知强尼到场内把事情摆平。这个大个子在执行交易方面非常在行，他好像有二八种方法来说服交易对手承认在交易时犯了错。有杰克、强尼和黛比三个人为我的账户工作，我真是享受到了一流的服务品质。
毕维尔·布列斯勒宣布倒闭
四月十一日星期四，我们搬进新公寓已经一个星期了，我想该重新开始工作。在打了一大堆的电话和安排下，我的报价机终于设定完毕，电话也通了，所以我在家里拿起专线电话，直接打到交易场内找黛比。“黛比，亲爱的，近来可好?……是啊，我们搬进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可让我花了不少钱呢!奥黛莉列了一份采购清单，上面的项目好像快有一里长啊!所以我得回来赚点钱了。”
“马提，”黛比说：“我们今天不能交易。”
“什么?”
“你最好和杰克谈一谈。公司发生了一点问题。这一定和毕维尔·布列斯勒有关。”
“毕维尔·布列斯勒?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毕维尔·布列斯勒(Bevill,Bresler & Schulman)公司，那是一个在纽泽西州专做政府证券的公司，它刚刚宣布倒闭。你没看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吗?杰克和他们有些生意上的往来。”
“搞什么鬼?黛比，那我的钱呢?我要我的钱!”
“马提，冷静一下。打个电话给杰克。你得和他谈谈，他说每一个客户的钱应该都没问题。”
“好吧，见鬼了。我对那些芝加哥的家伙一点也不信任。我要我的钱!”我气得摔电话，然后拿起另一线电话，拨到拉萨尔去，总机小姐听起来似乎相当忙乱而且紧张，好像随时等着被打电话去的人大吼一番似的。这点她倒是对了。“我是马提·舒华兹。杰克死到哪里去了?”
“很抱歉，舒华兹先生，马库锡先生不在。”
“那把强尼找来!”
“很抱歉，他也不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留话，我会请他们尽快回电给您。”
“留话?当然我要留话。告诉那两个浑球，我不知道也不管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我要我的钱，叫他们马上把钱汇回来给我!”
我把电话摔回原位，气得双手颤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抓起书桌上的最后一张纸条。我在拉萨尔公司的现金账户里一毛钱都没有。我在搬家前已经轧平所有的部位，并且把钱转到货币市场基金以便在这个周末赚一点利息。这对我来说真是幸运，现在留在拉萨尔公司里的只不过是我存在保证金账户那些面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国库券。感谢CFTC的规定，除非我没有履行追缴保证金的要求，否则结算公司一点也没有办法碰我那些国库券。如果拉萨尔遇到了财务危机，那他们只有可能动用到客户现金账户中的资金。所以，看来我应该是安全过关了，但是在芝加哥，除非你已经把钱稳稳地装回自己的口袋里，否则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全身而退。
我跳上电梯到楼下柜台拿我的华尔街日报。黛比告诉我有关毕维尔·布列斯勒公司的事都刊在上面。恰巧那位住户委员会的主席也正在拿他的报纸。“早安，舒华兹先生。”他说：“一切都好吗?”
“是啊，当然，一切都好。”真该死!我怀疑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怎么会有什么事不好呢?”
“呃，搬家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更何况你太太又快要生产。我只是想……”
“一切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谢谢您的关心!”我抓起我的华尔街日报迅速冲回电梯。这个老裁缝师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我确信他一直在等着把我们赶出这幢大厦。
根据华尔街日报上的说法，毕维尔·布列斯勒公司是一家以政府和市政公债市场为主的合格经纪商，他们的总部设在纽泽西的李文斯顿市。它和它的姐妹公司——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与全国各地的许多小型存放款机构从事附买回交易。资产管理公司在四月八日(周一)因为无法履行和客户的附买回协议而宣布破产。毕维尔·布列斯勒公司和它所有的分支机构，也都在周三宣布进入受破产管理人监管的状态。证管会(SEC)控告该公司及其负责人涉嫌诈欺，并指称他们“取得客户账户中证券的控制权，并加以利用以牟取私利。”
不知道拉萨尔和这些小丑之间的往来有多密切，但是马库锡兄弟本身就有债券生意，而且必然会透过拉萨尔公司的名义坐事附买回交易。但是在附买回交易之中，拉萨尔会把现金交给对方，然后取回国库券作为保障。如果我受到波及的话，最可能的就是他们在从事反向的附买回交易时，把我账上的国库券交给对方换取现金，但却把现金损失掉了。不过照理说他们应该无法这么做，因为我的国库券是放在法令管制账户中。但话又说回来，这里是芝加哥，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我心里思考着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一切最糟的状况。我不断试着和杰克连络，终于和他连上了线。“杰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要你马上把我的国库券汇回来给我。”
“马提，马提，冷静一下。一切都没问题，坐下来喝一杯我送你的好酒放松一下。”
“去你的烂葡萄酒，杰克!我要我的钱!我那些国库券都是放在法令管制下的账户里的。你这个浑球怎么可以动用它们呢?这是违法的行为。你马上就把我的国库券汇回来给我，否则我马上会把你那该死的头给拧下来!”顺道一提，杰克的身材和强尼一样，都是大块头。
“马提，我们这里面临了一些技术问题，电脑故障了。但是强尼会尽快解决一切。相信我，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放屁!我告诉你……”
卡喀一声，杰克把电话给挂了。真该死!我感觉得出来，他们一定把我的国库券给搞砸了。他们一定利用我的国库券不知道干了什么好事，然后把它们给亏掉了。狗屎!我不能损失这一百二十万美元，至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我们才刚搬进这间大而无当的豪华公寓，而且奥黛莉马上就要生产了，我该如何继续进行交易呢?我要怎么去弄到那笔每月的维修费呢?在百般无奈之下，我又打电话给Merc的法务部门。
“是你们核准这些家伙的注册申请的，”我暴跳如雷地说：“你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没错，我自己是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外面胡搞，但是我是交易所的会员，你们就该给我应有的协助。你们得马上摆平这件事，这是你们的问题。”他们只是草率地敷衍着，告诉我他们了解我的状况并且会“重视这件事情”。
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柯恩斯坦!我要告这些浑蛋!我要拿回我的钱!我要他们好看!我要好好惩罚他们!他们在破坏我的事业!他们在妨碍我的生活!”我的律师建议我在没有掌握直接证据前先稍安勿噪。
我也打电话给从前在贝尔·史腾公司的经纪人麦克·马格里斯(Mike Margolis)。我知道贝尔·史腾在芝加哥的生意也不少，而且我也知道贝尔·史腾的大老板之一吉米·凯恩(Jimmy Cayne)和李奥·米尔兰是老哥儿们。“麦克，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芝加哥的那些浑球想坑我一百二十万美元。请你找凯恩打几个电话，帮我问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答应他会帮这个忙。
重新开工
我在一片混乱的状况下试图找出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候，还是一点也不能肯定是不是还能再看到我那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国库券。我一夜无法成眠，第二天一大早开始打更多的电话。
“黛比，事情怎么样了?你有任何新消息吗?”
“杰克和强尼什么都没说，但其他人那里有很多传闻。看起来拉萨尔公司好像是宣告倒闭了，他们所有的账户都已经转到其他结算公司去了，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报导得很详细。”
“可是我的钱呢?”
“唉呀!马提，我也不知道呢!”
我到楼下大厅去拿我的华尔街日报。那个老住户委员会主席又正好站在我旁边的信箱前面。他正和另一个住户委员聊天，两个人边看着金融投资版边摇头。该死!他们一定正读到有关华维尔·布列斯勒公司这件事。他们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而且准备要把我们一家全都赶出去。我躲在一座屏风后面等他们离开。
等到他们走了之后，我赶紧拿了我的华尔街日报然后跑回楼上。那篇有关于拉萨尔公司的报导读起来好像是芝加哥商会的新闻稿。“拉萨尔公司，一家小型的政府证券交易商。该公司和华维尔·布列斯勒公司从事附买回交易时产生了一至二百万美元的亏损。……在拉萨尔公司的请求下，该公司所有客户的账户都已经转到其他芝加哥地区的结算公司去了。……交易所表示在拉萨尔公司将客户账户转往其他结算公司的过程中，所有客户资金都没有任何问题。……商品期货管理委员会的发言人表示，所有的迹象显示，该公司客户的资金都完整无缺，并未遭到不法挪用。”
我打电话给Merc的法务部门。“华尔街日报上说所有拉萨尔公司客户的账户都已经转到其他结算公司，而且客户的资金都完好无损，并未遭到不法挪用。那我的账户现在是在哪一家结算公司?我的一百二十万资金又在哪里?”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交易所和CFTC都正在“深入了解中”。
“少跟我来这套!”我对电话大声叫骂：“我的钱是放在法令管制的账户里，应该谁都没办法动用的。你们要知道，你们不是惟一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们在今天下班以前没把我的钱还给我，我就打电话到CFTC，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干的好事!”
我打电话给柯恩斯坦，打电话给马格里斯，打电话给黛比，打电话给佐尔纳，甚至打电话给Amex的法兰尼，问他们是否还知道有谁可以连络以寻求帮助。终于，在五点之前，有人打电话给我，他是索尔·史东公司(Saul Stone & Co.)的业务代表，他们也是芝加哥的一家结算公司。这家伙听起来是个爽朗的人。他说他们已经接管了我的账户，而我那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国库券也转到他们公司，他们也愿意请黛比继续担任我的场内接单员。“马提，我们很高兴能和你作生意，你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开始作交易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两天来我第一次觉得我全身紧绷的情绪松懈了下来。在经过那么多波折后，我终究还是毫发无伤。我拿起了专线和黛比连络。“是啊，黛比，他们把我的钱找回来了。看来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工了。你现在为索尔·史东工作啦?”
“什么?”“我的账户被转到索尔·史东去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不是你来和我合作我就不跟他们做生意，所以你就和我的资金一起转到他们那里了。你同意吗?”“好啊，我想没问题，马提。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我想你也不会想知道。大概有某个人为了某种原因做了这一切。这一百二十万对他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早晚会从另一个家伙身上削回来的。他们这么做只是要让这些游戏能够继续下去罢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帮了这个忙，但无论如何总算把我的钱拿回来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换成其他拉萨尔的客户无法拿回他们的资金，不过在我的想像中一定是Merc里的大人物们找到那些结算公司，然后把一切搞定。他们无法承受交易所名声被毁损的后果，所以他们就和那些结算公司找出这样的解决方法，让我的钱回到我的账户里。那天晚上我睡得像块木头似的。当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去拿华尔街日报时，那位老先生站在走廊当中。“早安，早安，”我用非常愉快的语气向他问候。“早安，舒华兹先生。”当我经过时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搬好了吗?”“是啊，是啊，一切都很好。我又重新开工啦!”
至于杰克和强尼，他们后来也还是回到这个行业来。他们的结算公司是倒闭了，但是他们还在CBOT从事债券期货的交易。在职业生涯中留下小小的污点说起来也是在这个行业打滚的人的家常便饭吧!
成功操盘手的本质
我有一个名叫马克·库克(Mark Cook)的朋友，他是一个住在俄亥俄州的农夫，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盘手，他甚至发展出一些有趣的交易策略，并且透过传真服务把这些策略卖出去。有一天我拿起电话，拨了马克的号码，问他说：“嗨!马克，我是马提·舒华兹，你最近好吗?”我很喜欢和其他优秀的操盘手聊天，因为我急于和他们交易资讯。我一点也不介意在得到资讯的同时也分享我所知道的给别人，而目前马克也会把他的传真稿传给我，我们也根据这些策略进行交易。
一九九七年的一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了一封马克的传真稿，那篇稿的标题是：“什么东西使人成为成功的操盘手?”一般人总是喜欢问我想要成为伟大的操盘手要做些什么，所以我非常有兴趣看一看马克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根据马克的说法，第一点，想要成为成功的操盘手必须具有全心投入交易的自我承诺，并且全职从事交易。必须将操盘视为你的职业，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些把操盘当作职业的人，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钱从你的身边拿走。马克整天都盯着市场行情，从开盘直到收盘为止，并且保有一份有时甚至长达四十个要点的交易日记，不间断地记载着每天行情的变动状况。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获利就会显著衰退。“在操盘手这行里没有任何捷径，如果你松懈懒散，市场马上就会发现。”
第二点，他说，要将你自己的个性融入操盘习惯中。如果你是一个对事情很容易做情绪性反应的人，那就承认自己是情绪性的人，并且将你的交易习惯架构于这点之上，让你的情绪成为交易的助力，而非阻力。如果你生性贪婪，或者胆子很小，都将影响你从事交易时的决策力。如果你无法察觉出左右情绪的原因，你的决策将会发生错误。马克是一个有胆小恐惧倾向的人，每当他最感到恐慌而裹足不前时，他对于自己情绪的认知，帮助他克服心理障碍而大胆作多。“无论何时，每当我快抵挡不住恐怕时，我受过的训练会告诉我作多。而我深信训练和纪律一定会胜出，如果做不到这点任何人都注定失败。”
第三点，马克说，计划是交易行为中最客观的一部分。事先做好最糟结果的模拟，并且针对它进行充分的演练。在你执行每一笔交易前都保持最客观的心态。一旦你已经执行交易，建立部位后，情绪将掌控一切，你必须在这之前就将计划准备好。知道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证明你已经犯错，并且在那些条件成立后马上承认错误。“轧平部位，撤退，保留你的实力准备另一天的战斗。这些作法看起来怯懦，但却能有效防止你在市场上‘阵亡’。”我完全同意马克的看法。
另一个我常想问的问题是，到底操盘是不是一种可以自然产生的行为，还是一种可以经由学习而得的技能。我的答案是——两者皆是。从自然的层面来看，我对数字向来感觉敏锐，个性喜好竞争，而且好赌。然后大学的教育让我学会如何努力工作，哥伦比亚大学商研所给我完整的商学知识，而海军陆战队则训练我在枪林弹雨下如何因应状况。一个伟大的操盘手就和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一样。你必须具有先天的条件，但也必须训练自己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它们。
第 10 章 第204和第207号拍卖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战
一九八五年八月五日，奥黛莉生下了我们的儿子，他是一个英俊的，六磅十一盎斯重的小绅士。接着在同年的十一月，奥黛莉被医师诊断罹患了乳癌。这个打击就如同我们在一九八一年失去第一个孩子一般地沉重，使我更确信人生在世应该要及时行乐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奥黛莉决定把我们的公寓全部重新装潢。她打掉墙壁，放进了一个新的厨房，重新装修浴室，把所有的窗户换新，并且重新粉刷每一个角落。大把大把的钞票为了这次的整修而花掉，但我并不在意，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仍然能够赚得比花得快。事实上，我正准备要花更多钱。
进军艺术品市场
一旦你往上爬到某个高度，你就绝对不会缺乏一些昂贵的嗜好让你从事。泰德，透纳(Ted Turner)给自己买了一艘十尺长的比赛用游艇，乔治·史坦布兰纳(George Steinbrenner)为自己买下洋基队，韦恩·牛顿(Wayne Newton)为自己买了正统的阿拉伯种马，而查尔斯王子则替自己找了个情妇。但是我对游艇、职业棒球队、种马都没兴趣，加上有奥黛莉在身边，而市场就是我的情妇。如果我要投入一大笔钱在某样嗜好上的话，我希望把钱花在艺术品上。
在我儿提时代，母亲会带着我坐火车到纽约市，然后我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古根汉博物馆(Guggenheim)以及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虽然我可能更喜欢跑去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玩牌，但是参观博物馆的经验却在我心中种下喜好艺术的种子。我的父亲会买一些仿名画家如莫内(Monet)、马奈(Manet)、迪加斯(Degas)等人的画作回家，并且把它们挂在我们位于纽海文的房子里。所以我习惯于在家里看着挂在墙上的名家画作，就算它们不是真迹也无所谓。现在我有了那么多钱，我想是买点真迹来收藏的时候了。
一等到我们的公寓整修完毕，奥黛莉和我马上去找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的老板艾尔·佛雷斯哥(Al Fresco)和克利夫·柏雷特(Cliff Palette)。艾尔是我在哥伦比亚商研所的同班同学，他和克利夫是表兄弟。他们从长辈的手中接管这家画廊。他们的祖母和美国早期的印象派画家约翰·托契曼(John H Twachtman)有亲戚关系，后来嫁入杜邦(Du Pont)家族。所以艾尔和克利夫能有足够的天赋和钞票来经营这家位于高级商圈的画廊也就没什么好稀奇的了。
当我在八年代早期开始从市场中赚回相当的钱之后，奥黛莉和我便开始在周六的下午到各个画廊去探访。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变成我们常常造访的地方。在当时虽然我们很喜欢他们那里的艺术品，但是我的财力还是不够。现在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一九八六的十月，我们以十万美元的价钱向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购买了厄尼斯特·劳森(Ernest Lawson)的“冬季的投影”(Winter Reflections)，以劳森的作品而言，这幅画作算是相当昂贵的了。另外我们又以四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罗伯·沃诺(Robert Vonnoh)的“花园里的农夫”(Jardin de paysanne)。在另一个下午，我花了五十万美元买下了两幅画。为了感谢我这笔五十万美元的生意，艾尔送了我一本书，书名是“美国的印象派作品”，这本书的作者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所的艺术史教授威廉·哲兹(William Gerdts)。
我特别喜欢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不为什么，只因为从小对印象派作品的好感已经深植我心。在一九八四年，奥黛莉和我做了第一次欧洲之旅，当我们在巴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雇了一位司机，要他带我们去参观莫内的家和吉凡尼(Giverny)的花园。那时正是五月初，我和奥黛莉就像那些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画家一样，尽情饱览法国的田野风光。可是，当我们回到纽约，开始试着想找一些值得收藏的作品时，才了解我想收藏法国最高级印象派名家画作是多么愚蠢。我怎么可能付得起那么高的价钱去买像马奈、雷诺瓦、迪加斯或莫内这些一流画家的作品?如果一定要买法国画家的作品，我只能找次一级的。
而那些已经深得法国名家画风精髓的美国本土印象派画家，像希欧多尔·罗宾森(Theodore Robinson)、斐德利克·佛利锡克(Frederick Frieseke)、温斯洛·霍姆(Winslow Homer)、玛莉·卡塞特(Mary Cassatt)以及罗伯·沃诺等人的作品就在我的预算能力之内。在参观了更多的画廊和仔细研究过哲兹的画后我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所有画家们，就和其他人一样，都经历过好与不好的日子。至少在我眼中，玛莉·卡塞特过得平顺时的作品，和迪加斯在他潦倒时的画作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法国画家的作品更具有满足虚荣心的吸引力，所以一幅一流美国画家作品的售价只有法国二线画家作品售价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印象派画家就好像我早些年在Amex操作的选择权，或是八年代早期的史坦普期指契约一样，正好符合我的作风和个性。它们的价格合理，具有增值的潜力，仍然处于新兴市场之中，而且我了解它们。如果我准备进军艺术品市场的话，这些美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会是我最想介入的标的。
当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后，我开始发觉艾尔和克利夫具有和我非常相似的市场哲学。他们只会以最好的价钱买进最好画家的最佳作品以作为存货。由于总是有一大堆想要买最高级艺术品的富有客人来画廊参观，因此这个策略使他们的库存品享有很好的变现性。当我在从事交易时，一定会以大型篮筹股(Bluechips)作为我主要的交易标的，因为这些大型绩优股提供最佳的流通性和变现性。如果我卖了五万股的IMB、全录或是杜邦股票，却在一个小时后改变了对市场的看法的话，我可以在市场上很轻易地把手中的持股抛出，因为这些股票的交易总是够热络。这就是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做生意的策略，他们手中总是保有和蓝筹股一样具有良好流通性的存货以便于随时可以出清。我惟一的问题是画廊总是以零售的方式出清库存，而我与生俱来的犹太人天性告诉我，该去大盘商那里买进我要的东西。
透过掮客购买艺术品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在事前就清楚知道你要买的是什么样的货色。掮客总会帮你把一切都打点好，使你可以确定买到的是极品中的极品。但是透过掮客的最大坏处就是得付他一大笔钱来帮你处理这一切细节。掮客就是靠收取这些佣金过日子的，而除非你是艺术品收藏方面的新手，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你的确在找一样很特殊的作品，否则谁会原意付这么高的佣金呢?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样的作品——美国的印象派名家画作，而且我并没打算要搜集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玩艺儿，只想以最好的价格，买到最好画家的最佳作品，这表示我也得到那些艺术品掮客们会去的同一个地方——拍买会场，去找想要买的画作。
苏富比拍卖会
在第五十九街与公园交叉口的克利斯提(Christies)和在第七十二街与约克街交叉口的苏富比(Sothebys)是美国本土艺术品最主要的两个拍卖公司。奥黛莉和我拿了一些它们过去的型录开始研究。我们比较了这两家公司型录中所列的艺术家与画作的品质及价格，在我们看来过去几年中苏富比公司在美国印象派画家作品方面保有比较好的馆藏。苏富比每年会举办二次美国印象派画家作品拍卖会，一次在十二月初，另一次在五月下旬。我们决定要参加苏富比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举办的拍卖会。
就像一个优秀的陆战队员，我希望在上战场前做好万全的准备。艺术品拍卖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战场，我对于要面对一大堆艺品拍卖身经百战的对手感到非常没把握，所以在拍卖会举行的三周前，跑去找艾尔和克利夫。
“听着，”我说：“奥黛莉和我想要开始建立在美国印象派画家作品方面的收藏。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向零售商买，然后付那么高的零售价。我们想参加苏富比举行的拍卖会，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你们的建议。这里是我所想到的：如果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入门须知，我们可以买下一些你们比较感兴趣的作品，如果将来某天你们有客人对这些作品特别有兴趣的时候，至少你们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你知道，我是一个操盘手，所以只要价钱合适，我们可以合作做些卖卖。这么做，你可以把现金先放在别的地方而不需要先购买这些存货，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样的说法虽然很合艾尔和克利夫的胃口。他们告诉我愿意把所有关于我们感兴趣画作的资讯都告诉我们，而且我们在拍卖会中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甚至可以协助我们喊价。当我要离开他们的画廊时，艾尔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全新的，有关这次苏富比拍卖会的型录。“拿去吧，”他说，并且把那本型录拿给我，“开始好好研究下一吧!”
我觉得这就好像教授把期末考考卷发到我手中一样。我马上回家坐在奥黛莉身旁说：“在这次的拍卖会里我们将和艾尔和克利夫坐在一起，他们希望我们先把这本型录看过一遍，并且选出所有喜欢的作品。然后他们会帮我们决定该针对哪一个作品出价。”
奥黛莉和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很仔细地研究了那本型录，与里面列的所有美国印象派画家，试着找出一些最好画家所画的最佳作品，尤其是那些底价很合理的作品。找一幅好画和找一档好股票是一件非常相似的事。在一九八六年的苏富比拍卖会型录中列有三四九项艺术品，其中包括多项雕刻作品，以及大约有五十幅美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就和挑股票的时候一样，我们马上就排除掉大部分的作品。在选择股票时，我们可能不喜欢一家公司的获利性，不满意它的产品，不满意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或许我们不欣赏它的管理阶层。而当我们在选择一幅画时，我们可能不满意它的价格，不满意它的色彩组合，不喜它的出处，也可能不喜欢那幅画的创作者。
经过了一周的研究，我们把目标缩小到五幅画。它们是：查尔德·哈桑姆的“往大海的路”(Road to the sea)(编号一七六，底标十五万～二十万美元)，希欧多尔·罗宾森的“夏日的山坡风光”(Summer Hillside, Giverny)(编号一九，底标四十五万～五十五万美元)，威廉·麦瑞的“塞考克的风景”(Sinnecock Landscape)(编号一九六，底标十五万～二十万美元)，莫瑞斯·巴奇的“花园”(The Garden)(编号二四，底标十四万～十八万美元)，以及斐德利克·佛利锡克的“河面之上”(On the River)(编号二七，底标二十五万～三十五万美元)。既然作品都已经挑好，就该是我去找艾尔和克利夫谈谈的时候了。
拍卖会举行的日期是在十二月四日星期四。我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周五收盘后到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去待了一下。正如我所预期的，艾尔和克利夫对于奥黛莉和我所挑中的那几幅画简直了若指掌。“你们的眼光真不错，”艾尔说：“不过你们不能光凭型录上面的介绍就做决定，一定要亲眼签定过才行。”
所有的拍卖品都将在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三日公开展示。“花园”是所有我们感兴趣的作品中惟一没有放在苏斯比展示的，它目前正在东八十二街的柯克(CoeKerr)画廊中展示。奥黛莉和我在周六时到柯克画廊看了那幅画。它简直闪闪发光，还比在苏富比型录中所看到的要好太多了。我们不只希望在拍卖会中出价，并且已经开始想像一个星期后这幅画挂在我们家墙上的美好景像。
在苏富比举行的画展是开放给一般大众参观的，只有星期一晚上，这些画会对特定的人士开放，这表示在星期一晚上苏富比会举办一场专为潜在大买主所准备的私人鸡尾酒会。这场展示会是我想要参加的，因为这是我能够和纽约艺文界那些闻人们凑上一脚的最好机会。但是由于奥黛莉和我之前并没有参加过苏富比任何活动，所以并未受到邀请。我们和艾尔以及克利夫约好在星期三也就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下午去看另外四幅画，可是在我们要出门前的最后一刻，我们的保姆突然请病假，所以奥黛莉只好留在家里。
当我走进苏富比在约克大道的总馆时，一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这一定不像走进水道跑马场或赌城凯撒宫一样。我以为每个参观画展的人都会如同参观博物馆般地放轻脚步、轻声细语。但事实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走进苏富比展览馆的大厅，就好像走进了一九四八年的共和党年会似的吵闹。一堆看起来像是长春藤名校学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虚情假意地互相打招呼，在展览厅中四处走动，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好像真的懂些什么。“毫无疑问的，这一定是瑞菲尔德最好的一件作品”，“这是裴克斯顿望远镜视觉法的最好范例”，“没错，注意看他的视焦有多特别，而且他从远景转移到近景的手法简直让这幅画活了起来”，“看看这幅‘少女与狗’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和强度”，“罗宾森把平凡无奇的东西给处理得多么棒啊!看看他对于空间的浓缩处理手法，这柔和的光线是怎么画出来的?他的笔法真是不可思议。”真是鬼话连篇!但这些至少都是好听的屁话，比我每天在华尔街所听到的要好听多了。
艾尔和克利夫不停地挥手和人打招呼，毕竟这是他们的市场，而且他们认识在这个市场里的每个人。他们也不停地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但是我可不是来这里搞社交活动的，我到这里是要研究画作和观察周遭的人，就好像在水道赛马场研究马匹或是在Amex观察那些作价员行为的道理一样。我仔细看着每一幅我们选出来的画，并且详细倾听别的参观者是如何评论这些画，然后把他们说的加以归纳，试着从中找出任何可以依循的脉络。
当我回家后，奥黛莉和我坐下来一起翻着我们的笔记，做最后的回顾。我们已经为明天的拍卖会做了万全的准备，确定明天的策略，检查我们的调整点，并且设定进场和出场的价位。我希望我那陆战队式的作战原则能清楚地放在脑袋里，并希望在拍卖会开始前准备好，因为从事交易本来就必须在一切发生前先做好心里建设和沙盘演练。尤其是当喊价已经超过我设定的最高价位时，我只能再往上加一，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喊价却已经高到二十一万美元时，我会在二十二万的价位再喊一次。拍卖是一种竞标者情绪充斥的游戏，所以在竞标时绝对不能失去自我控制，一定要设定明确的退出点并且坚守此一计划。在就寝前，我们拿起那本已经翻烂并做满笔记的型录，小心地把最后决定要出价的三幅画，编号一七六、二四与二七所在的页角折起来，做上记号。
“花园”与“河面之上”
苏富比所举行的拍卖会分为两个阶段。上午时段从十点十五分开始进行编号一到一五号的拍卖，下午二点则开始进行一五一到三四九号作品的拍卖。所有的艺品都是以年代远近的顺序排列，所以美国的印象派作品都属于第二时段，不过我还是想利用上午时段来熟悉拍卖会场的环境。我们在周四早上走进约克大道的苏富比公司总部，在警卫的指引下来到大厅，和艾尔及克利夫会合，然后跟着他们上楼，来到拍卖会场所在的大厅。
我们进入一个和百老汇街底小戏院差不多大小的房间，并且在前排找了四个位子。艾尔安排我坐在克利夫的左边因为克利夫负责喊价。艾尔自己坐在我的左边，而奥黛莉则坐在艾尔的左边。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张上面放了很多电话的桌子，旁边坐着六位年轻男女。“那些人是接受电话喊价的人员。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可以透过电话参加竞标。”艾尔告诉我。在那些年轻男女的左前方是一个电脑控制的电子汇率揭示板，上面明列着所有货币的汇率，以便出价者能很方便地换算成本国货币，其中包括：美元、英镑、法国法朗、瑞士法朗、日元以及德国马克。我们的前方则有一个架高的展示箱，里面有光亮的脚灯由下往上照射，而在它的四周都以毛毡包覆着。“那就是他们展示画作的地方。”艾尔说，“这个展示台分成三个部分，当一个拍卖品正在竞标的时候，他们就在布幕后面把前一个拍卖品拿下来并且把下一个拍卖品准备好。”在展示台的右边是一个讲桌。它现在是空著的，但很显然那是拍卖员要站的地方。
大厅的两旁及后方都有以深色玻璃隔间的小包厢，我猜想那一定是为拍卖会的大买主所准备的空间。拍卖会场里的人群都在聊着天，场面显得有些闹哄哄的，但是当十点十五分一到，每个人都立刻就座并且安静下来。接著苏富比的首席拍卖员约翰·马里恩(John Marion)走上讲桌。场中只有苏富比公司的工作人员站着，分布在拍卖场四周监督着一切。
约翰·马里恩以一种上流社会人士的语调将拍卖的相关规定做了简单的介绍，他检查了一下麦克风并且确定每个工作人员都就定位后，便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的喊价。在一阵如连珠炮般的喊价声中，巴特渥斯(Butterworth)那幅七寸乘十二寸大小，上面画著两艘在怒海中航行单桅帆船的“击败英国战舰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 Defeating the Galatea)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展示架上拍卖。每个与会者都把身子往前倾以便能看得更清楚，那些年轻的电话接单员则对着电话轻声讲话，汇率揭示板也开始显示着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而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四处穿梭。突然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有人出价六千了，有人出价七千吗?”那个充满磁性和高贵气息的声音大声地宣布。“七千美元，有人出价八千吗?好的，谢谢您，八千。现在，有人出价九千吗?”不停地有人提高投标价，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些买盘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一点也不像Amex。没有人会摇着他的手大声喊价，出价的动作是以非常安静而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九千美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约翰·马里恩用一个金属材质的槌子敲打在桌面上。展示架的转轴仍然在转动着，汇率揭示板也继续运作，在我把第一笔交易记录下来之前，约翰·马里恩已经开始第二个拍卖品的喊价了。
在上午的时段当中，克利夫对几个作品出过价。根据苏富比印行的型录中所附的“未来买主指南”的规定，出价是经由举牌的方式进行的，不过很显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职业买家。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的牌子一直没有离开过克利夫的衣服下摆。克利夫只要眨个眼、轻拍一下鼻子、拉个耳朵、点一下头、拉拉领带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小动作，约翰·马里恩那锐利的眼睛都看得到。我紧张得动都不敢乱动。就在这眨眼、摸鼻、点头和击槌的动作间，二十或三十万美元的交易就完成了。这样的景象让我有很深的亲切感：电话、数字、揭示板、出价、成交确认的动作以及金钱的快速流动，在我眼中简直就像一个干净而又文雅的Amex，而约翰·马里恩看起来就好像交易场里的法兰尼一样，只不过约翰穿着较好的衣服，又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约翰·马里恩用他的金属槌敲定交易，而法兰尼则靠他的蛮力完成交易。
上午时段结束时，我们出去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餐，但我太紧张以至于根本食不下咽。大部分上午时段的拍卖品都以比型录上底价更高的价位成交。“天啊，克利夫，你会不会觉得我订定的价位太低了呢?”
“你永远不会知道，”克利夫说：“有的时候你订的价位恰到处好，而有的时候你又和你要买的东西擦身而过。我想最好是先看看下午的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改变出价的策略。”
我们在一点五十分回到座位。二点整，约翰·马里恩准时回到展示台上的课桌旁。砰!开始第一五一号拍卖品的出价。第一五一号是约翰·拉法吉(John La Farge)的“审美家”(The Aesthete)，底价是四千到六千美元，结果以一万三千美元卖出，比预期的价格要多出两倍以上。这对我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得标价钱都偏高。汇率揭示板继续翻动，展示架也不停转动，每件美国画家的作品都好像旋转木马似的平均只展示两分钟就被买出。它们流通的速度简直比梅沙股的选择权还要快。
十二分钟后，第一七六号作品“到海之路”被推出来放在展示架上，该是我把这幅哈桑姆卖下来的时候了。我们为这幅画所订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这也是苏富比的型录中较高的预估价。“有人出价十五万吗?”莫里恩那雄厚的嗓音喊道。克利夫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有人出价十五万了，有人出价十七万五千吗?”莫里恩这家伙真懂得怎样抬高价码，“有人出价十七万五了，有人要出价二十万吗?”
“是那些希腊人出的价。”艾尔低声说。克利夫点了一下头。
“有人出价二十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二万五千吗?”会场一片安静，“有人愿意出价二十一万吗?”
克利夫看着我，等着我的许可。“去吧，去吧，给他们二十一万。”我小声的说。克利夫对前面眨了一下眼。
“有人出二十一万了，有人出价二十二万吗?有人出二十二万了!”
“这是那些荷兰佬。”艾尔说。
“放手去做!”我喃喃低语。克利夫摸了一下鼻子。
“有人出价二十三万，好的，请问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吗?”
“又是那些希腊人。”艾尔说。
狗屎!我不能让那些希腊人赢过我。可是当我正想告诉克利夫出价二十四万美元时，我感觉到奥黛莉正用她的指甲掐着我的大腿。“放弃吧，巴奇。”她说。“这幅画没有那么好看，更何况你还有另外两个竞价对手。”真是见鬼!可是奥黛莉是对的。我们一路看着希腊人和荷兰佬把价钱哄抬到二十八万美元。该死，这个拍卖会还真不是市着玩的呢!这就好像赌掷骰子一样。我痛恨自己输给别人，但小输总比滥赌输光后被人丢到场子外来得好。
七分钟后，现场开始第一九号作品的拍卖，那是希欧多尔·罗宾森的“夏日的山坡风光”，以四十七万五千美元卖出。这个价钱真的蛮高的，但是还好它至少还在苏富比型录的预估范围内，而且它看起来真的是一幅好看的画。三分钟后，编号一九六号，威廉·麦瑞的“塞考克的风景”以三十万美元的价位卖出，整整比苏富比型录中预估的价位高出五%。这对我来说是个坏消息。“该死!”我细声地说：“别担心，”艾尔说：“这是个英国汉普敦来的家伙，他是个情绪化的买主，他们出的价太高了。准备好接下来的出价吧!”
我的心砰砰地跳。二一、二二、二三号拍卖品都成交了。“第二四号，莫瑞斯·巴奇的‘花园’，”充满磁性的嗓音再度响起：“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四万吗?好的，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六万吗?谢谢您，十六万，现在，十八万呢?有人出价十八万吗?”克利夫领首，“十八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价二十万吗?有人出二十万了，二十二万呢?”
“那是一家在费城的画廊，”艾尔轻声告诉我：“可能是为他们自己或某个客户在出价，我不是很确定。”
“我才不管他们是为了谁出价。这幅画我要定了。帮我出价吧，克利夫”约翰·莫里恩看着克利夫，克利夫对他点头。
“二十二万，有人愿意出二十四万吗?”会场一片安静。“这是一幅很好的佳作，有人要出价二十三万吗?”约翰·莫里恩向会场后方看着。“二十三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二十四万吗?他又回头看着克利夫。
“还是那些费城来的家伙，”艾尔说：“没有其他的竞标者了。”
克利夫看着我，我看着奥黛莉。她点了点头。“放手出价吧!”我说。克利夫拉了拉自己的领带。
“二十四万，有人出价二十五万吗?”我把拍卖品型录放在膝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盯着这幅画，它正在我的面前闪闪发光。拜托!请让我买到这幅画。“二十四万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拍卖台上的槌声让我兴奋地站了起来。我是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疯狂的一次抢购行动，我弯过艾尔身前，紧紧拥抱着奥黛莉，然后赶忙握艾尔的手，再转身去握克利夫的手。我们座位后面的人都向我和奥黛莉恭贺着。这感觉真不赖，只花了二十四万美元(当然还得另外加上给苏富比的二万四千美元)我们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啦!
砰!糟糕，我已经忘了我们还在拍卖会场当中。编号二六号的作品刚刚成交，而弗利锡克的“在河面之上”已经被拿到展示架上。奥黛莉小声说：“这真是灿烂亮丽的一幅画。”她并没有参加前一天晚上的展示会，所以在这之前她并没有机会看到这幅画的真面目。“买下它!买下它!”她命令着。
嗯!我是一个优秀的陆战队员，而现在我接到了一个向前推进的命令。“现在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元，有人愿意出价二十六万元吗?”克利夫开始拉拉扯扯地做手势。“二十六万，……二十八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九万吗?”，“买下它!买下它!”我说。克利夫急急忙忙地动作，扯动身体各个部位，好像得了癫痫症似的。“一次，……，二次，……成交!”拍卖槌砰地一声敲下。终于，我们拥有了这幅“在河面之上”。我可以感觉到人们在后面拍着我的背，恭贺我们买下了第二件优秀的作品。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二十九万美元(外加二万九千美元佣金)以及二十四万美元(外加二万四千美元佣金)，在我这生中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花这么多钱呢!
这些画造就我成为更好的人
六个月后，艾尔和克利夫来拜访我。“巴奇，”他们说：“我们有一个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建议。我们有一个大客户，他是一个收藏家。他说愿意以七十万美元买下你那幅沃诺的画，我们认为以沃诺的画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由于我们在九个月前是花了四十万美元买进这幅画的，在持有九个月后能享有七五%的报酬率对奥黛莉和我来说是很不错的事，所以我们就把这幅“花园里的农夫”卖给那位收藏家，现在那幅画正挂在位于法国的美国艺术博物馆中。
在这些年当中，只要价钱合适，我们也透过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卖出其他的画作。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好的艺术品本身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标的物，一种可以像金融工具一样被买卖的商品。苏富比和克利斯提这两家公司很清楚这点，而其他数以千计和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一样的艺品商也是如此，他们就是真正造就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艺术品不只是一种投资标的，它们具有更高尚的意义。和买卖债券、期货或其他证券不同的是，在我买进一幅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拥有这幅画的前手是谁，而在我打算把一幅画卖掉前我也希望知道谁是买主。这是一种情感上、道德上的差异。
我买的画就好像我家里的客人一样。一早醒来我就可以看到厄尼斯特·劳森的画，我和斐德利克·佛利锡克的画一起共进晚餐，我读书的时候则有温斯洛·霍姆和查尔德·哈桑姆的画作为伴，而在我的座位旁则是莫瑞斯·巴奇、威廉·格列肯斯和玛莉·卡塞特的作品。正如同我的母亲在很多年前就知道的一样，这些画教给我许多在艾迪·柯汉家地下室，或交易场中没办法学到的事，诸如礼貌、谦逊和人性。这些画让我了解到赚钱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些画造就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我们搬进公园大道的几年后，我被选为大楼管理委员会总干事，随后又马上当选管理委员会总裁。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通在大楼里住了二十多年的住户打来的电话。“舒华兹先生，”他说：“我可以去拜访你吗?”
我们在我家的客厅坐了下来。“舒华兹先生，”他眼睛看着地板，然后说：“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我相信只要给我一些时间，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我恐怕没有办法按时支付这个月的维修费了。”
起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实在很难相信能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会没有办法按时付他们的管理费。就法律上的观点，我可以对外宣布他无法付款，并且逼他卖掉资产来支付积欠的管理费。这是那些管理委员在七年前告诉我他们会采取的行动。但是我是一个从纽海文来的街头小子，和那些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拥有权力时，他们随时可以修理我，但是当我拥有同样的权力时，我会用人性化的作法相待。因为我曾经被别人压迫过，我知道被压迫的感受。
“听着，”我说：“您已经在这幢大楼住了有二十五……还是三十年?慢慢来，先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不用担心你欠的管理费。我相信你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把管理费付给我们，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内不会向你追讨这笔钱。”
他看起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当他站起来准备告辞的时候突然停住片刻，仔细端详我的客厅。那时，挂在我们客厅墙上的画价值比我们所住的公寓还要高。“您的画作收藏真是一时之选。”他说。
“谢谢夸奖!”我说：“我的家人喜欢这些画，而保有这些画也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尤其是当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
当你从事交易时，把武器随时带在身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能两手空空就在华尔街闯荡，尤其当你对地形也不熟悉的话，就只能等着送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研究自己的操作方法，并且每次进场前要和我在Amex交易场内的朋友海斯·诺尔(Hayes Noel)保持连系的主要原因。可是很不幸的，我在一次赴芝加哥的旅途中忘记了这条守则。
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奥黛莉和我开始跨足艺品收藏领域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正准备参加一场艺术界的宴会。当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柏雷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提供相当的捐款，就可以受邀参加位于芝加哥的风城博物馆开幕式时，我马上就把支票簿和笔掏了出来。这座博物馆的发起人和他太太是著名的美国印象派画作收藏家，而他们这座博物馆的开幕式可说是艺坛的年度盛事。满场都会是系着黑领带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文界人士。我送出了支票，擦亮了我的鳄鱼皮鞋，准备好要去参加这场盛会了。
我们在开幕式举行的前一晚住进德瑞克饭店，由于第二天早上无事可做，于是我决定到Merc去，顺道拜访一下我的场内接单员黛比。在过去五年之中，我已经成为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最大的个人操盘手之一，可是我却从来未曾到史坦普的交易场来参观过，更何况去看看那里的家伙在干些什么应该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叫了一部计程车到威克大道(Wacker Drive)，然后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门前下车。抬起头来仔细端详这幢双座，外层包覆着花岗岩的四十层大楼，心中不禁想起：“我是这个地方的主宰者!”
我昂首阔步地走到会员服务台前。“我是马提·舒华兹，是交易所的会员，我可以领取我的会员徽章吗?谢谢。”
我以为服务台后面那位小姐，在听到我报出舒华兹的名号后，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相反的，她白了我一眼，然后说：“舒华兹?这个字怎么拼?”嗯!她能知道些什么?她又不是市场的玩家之一。等我走到交易场里面，那些人可就要抬起头来把注意力放到我这边来了。
我穿着亚曼尼西装、鳄鱼皮鞋戴着那闪亮的新徽章走进交易场内。我的天，这个地方可真是大!这里就像一座足球场一样大，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找到黛比。市场已经开盘，每个人都以疯狂的速度在交易场中进行交易。这里看起来就像尖峰时段的中央车站一样人潮汹涌。我得找人帮个忙，所以就抓住第一个从我身旁走过的跑单员。“嘿!我是马提·舒华兹!到底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在哪里?”
“嘿!我才不管你是谁，不过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场在那里。”他很快地走开并且向人群中挤了进去。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走过这个拥挤的交易场。我身旁是一个个具有十角形的高台、向中间以阶梯形式级级下降的个别期货契约交易场。这就是所谓的交易圈(pits)。每个人都在大声吼叫，挥动着手臂疯狂般地打着手势，借着所谓的公开喊价方式进行交易。掌心向内就是买进，掌心向外就是卖出，而手指则不断地比画着买价和卖价。“·六买十口!”“给我六月猪腩的报价?”“我要九月活猪的报价。”看来我到了肉品期货的交易区。我继续在交易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瑞士法朗还汇的报价在哪里?”“八五我要叫出三十口德国马克!”“披索到底在搞什么鬼?”终于，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我看着报价荧幕，显示着下列数字：
我终于找到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区了。
开盘高低收盘变动六月28650289302865028915+265九月28860290902884029060+215十二月29050292252904029220+170
要找到黛比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在Merc的交易场中女性接单员的人数实在是屈指可数。她开始向身旁的人介绍我，而更令我高兴的是，人们开始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就好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嗨!”“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这是你第一次到交易场内参观?”“想做些交易吗?”
我能说什么呢?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在史坦普指数期货市场简直像秋风扫落叶般地超越大部分交易员的表现。我像是西部出手最快的快枪侠，而现在每个在交易场里的人都等着看我露一手。“那有什么问题，看我的!”我走到黛比身边。根据交易所的规定，我并没有得到在交易场内交易的许可，所以还是得透过黛比和她所属的结算公司进行交易。
整个市场为之沸腾，而突然间我才意会到我惹了大麻烦了。我这个快枪侠这回可是忘了把枪带出门，我身边没有线图，没有报价器，没有移动平均线、随机指标或是强弱指标。这里所有的人都准备好对我掏枪，而我的处境就好像光着身子站在大街上一样无助。我对市场惟一的感觉只能来自于交易场中充斥着的喊叫声和手势，但我对那些喊叫声和手势可几乎是一点儿也看不懂。就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来观察，市场似乎正在上涨，但走势又似乎摇摇欲坠。“·二叫进五口，”有个满脸面疱的小子从交易场的另一边向我喊着。“得了吧!舒华兹，你是来看戏的，还是来做交易的?”
去你的，浑球!我低声喃喃自语。那该死的五口!“黛比，让我们来教训那个小混混。五十口!·二叫出五十口!”如果那个家伙想做多，我就偏偏要做空。
在交易场中响起了一片同调的声浪。“成交!成交!·二十叫进十五口。”“·二叫进十口!”“·二再多叫进二十口!”“嘿!舒华兹，再多卖出一些给我们嘛!”“对啊!来嘛，纽约仔。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嘛。·二再多叫进二十口!”舒华兹，你想做做看九月的契约吗?·六叫进二十口!”该死!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对我来说简直度日如年。我一直执意坚持我的空头部位，但是我已经弹尽援绝了。市场简直就是一去不回头。当我的亏损累积到九万美元的时候，我轧平所有的部位然后宣布投降。当我努力推挤着走出交易场时，一个老操盘手对着我大喊，“嘿!舒华兹，你给我回来!这么些年来你一直透过电话交易赚尽了我们的钱，我们要当面跟你要回来!”
在一九八九年我再度到Merc拜访，但是这回我拒绝再在交易场里做交易。我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教训，那就是如果你忘了把你的枪带出来，就千万别站到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市场不是一个用来娱乐任何人的地方，如果你想要使别人印象深刻，惟一的方法只有站稳脚步、保持原则并且依照自己的理性来从事交易。把我捐给风城博物馆和在交易场里输的钱加起来一算，想在芝加哥当大人物的念头花了我十万美元。
第 11 章 带着黄金逃命
在华尔街你最常听到人们问你的问题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那天你在哪里?”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那天，我手上持有的是多头部位，结果也证明我的部位是错误的。可是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来过一遍的话，我还是会作多，而且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那时正是蓬勃发展的八年代。就算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一九八二年从墨西哥灰头土脸地撤退，市场还是一路持续多头走势。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七这五年当中，道琼工业指数从七九点上涨到二六点，总共飙涨了二三%。光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前九个月当中，道琼工业指数就上涨了六五点，等于三三%的涨幅。华尔街就好像西班牙的潘普隆纳(Pamplona)在庆典中的情景一样，每个人都跟着牛群跑。我在那年中赚了八百万美元，在那样的多头市场中赚钱是如此容易，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多头市场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
我手上的持股相当多，而且数量一直持续加大。我对市场非常有信心，所以在哥伦布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我带着奥黛莉，以及职业网球选手安德烈和他的老婆盖比到天堂岛去度假。在哥伦布纪念日当天市场还是照常交易的，但是Amex里那些犹太和义大利裔的操盘手则不上班。只有北欧裔、英裔和爱尔兰裔的操盘手在哥伦布纪念日还在维持市场的运作。但八年以来，我都是一如往常地交易，并不在这天休息。所以当奥黛莉、安德烈和盖比坐在海洋俱乐部的吧台上喝着鸡尾酒时，我却正拿着电话继续进行交易。“再帮我买一万股的田纳科(Tenneco)。……什么?你说市场传闻田纳科就要被别的公司购并?那再帮我买进二万股。帮我买就对了!……等一下，奥黛莉，赌场什么时候开始营业?”
在这个哥伦布纪念日中市场状况相当敏感。在周四(十月八日)道琼指数下跌了三五点，并且在周五(九日)接着下跌了三四点，在紧接的周一(十二日)下跌了一点，周二(十三日)上涨了三六点，周三(十四日)重挫了九五点。周四(十五日)下跌了五八点，而接着就到了黑色星期五(十六日)。后来华尔街日报是用以下的说法来描述周五破历史纪录的跌幅：“道琼工业指数以破纪录的一八·六五点跌幅重挫，成交量也放大为史无前例的三亿三千八百万股。这是道琼指数连续第三天的重挫。但部分技术分析师表示，周五的跌幅配合上盘中的巨量，可能显示未来盘势将有机会出现较佳的表现。”
这就是大部分的市场专家对周五那种戏剧性跌幅大致上的共同看法，大家都认为周五的走势是多头向下修正的末跌段。贝尔·史腾的杰克·所罗门(Jack Solomon)宣称“市场的大幅下跌总是以死亡性的杀盘作结束”。奇德(Kidder)的丹尼斯·加瑞特(Dennis Jarrett)的意见则是“市场已经到了‘投降点’”。大部分的分析师都同意，星期五盘中的走势是一种典型的“空头顶峰”。至于我自己呢?我也认为市场已经见底了，虽然在我自己设立的交易法则中显示，在周五出现的跌势通常都会延伸到下个周一，但我还是在周五收盘前开始建立多头部位。毕竟，下档还能有多少空间?市场还能跌到哪里去嘛!就在周五收盘前我打电话给黛比。“帮我用市价买五十口史坦普期指。”她帮我买进了，成交价在二八三·五。这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部位，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五十口已经够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周末当中，发生了两件事情使我真的紧张起来。
周五晚间，我如同往常一样快要累垮了，简直累到没有力气出门，所以奥黛莉就帮我煮了丰盛的晚餐，我躺在沙发上边吃晚餐边看电视上由路易斯·洛基瑟(Louis Rukeyser)主持的“华尔街周报”当洛基瑟向当天的来宾马提·崔格(Marty Zweig，著名的基金经理人以及市场预测专家)询问对于周五这一八点的重挫有什么看法时，马提说：“市场目前正在很危急的状况中，我认为在短期内将再往下跌至少五百点。”
马提和我住在同一幢大楼里，所以星期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他。他下楼到我的公寓，然后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当时债券价格也已经在很短的期间出现重挫，而马提告诉我他所有的货币市场指标也都呈现严重的负面数据，他再一次以相当肯定的态度表示，市场将会再下跌至少五百点。当然，他说这个结果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们两个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生。
另外一件令我感到害怕的事，则是美国财政部长贝克(Baker)在周末指责德国当局任由马克利率走高的谈话。贝克一直以来都想借由控制美元的汇价来得到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目的，也认为波昂当局所采取的行动已经违反了他在当年二月和德国达成的协议。贝克这项强硬的谈话等于是向市场放出美国即将调高利率的空气，令市场相当不安。所以当我听到贝克的谈话后，就知道麻烦大了。
星期一当天我一直非常非常地小心。在崔格发表对市场的看法以及贝克对德国开骂后，我认为当天的市场从一开盘就不会让人好过。我通常对任何部位都会设一个“认输点”，一个心理上的停损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我犯的错误并停损。在心里设下一个停损价位是一回事，而真正执行它，在市场把你的多头部位砍掉，并且实现一大笔的损失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华尔街，切实执行停损就好像分辨纯种狗和杂种狗有什么不同一样地困难。
当开盘的钟声响起后，市场马上进入疯狂的状态。道琼工作指数好像垂死般在开盘十五分钟内立刻下挫子一五点。我坐在办公室里陷入恐惧的情绪中，因为我手上那四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一卡车的选择权和两卡车的股票在转眼间都已经跌破了我心里所设的停损点。我的部位已经亏损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动手执行停损，也无法做任何因应动作。陆战队的教育告诉我在战场的火线下千万不能停滞不前，不管你是前退或撤退，总之不要呆坐在原地等着挨炮弹。不过他们所教的只适用于一般的战斗上，而我现在却好像被核子弹轰炸了一样。
我的眼睛从一个荧幕换到另一个荧幕。老天爷!所有的线图和技术指标都直直向下指。道琼工业指数呢?在半个小时内下跌了二百点。史坦普指数呢?一开盘就重挫了十九点，而且还正在争速下滑中。“小刀”(NYFE)指数呢?简直已经崩盘了。那斯达克(Nasdag)指数呢?就像满目疮痍的战场一样。芝加哥交易所的选择权呢?全倒!我开始对自己喃喃自语：“这是在搞什么鬼?这不是真的!下一个支撑在哪里?反弹吧!宝贝，你一定得反弹呐!
终于，在十点半左右，市场暂时停止下滑，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我开始到处打电话，打探市场状况，试着为我的部位找到一个方向。“今天的成交量是多少?”“买进和卖出家数是多少?”“有多少买家?他们只是在轧平部位还是建立新仓?”“狗屎!你能相信莫克竟然跌了十二美元到一七二美元一股吗?再看看迪吉多，下跌了二十美元到一五二美元一股。这些都是多好的价位啊!一定有很多人会进场抢进。”在下个钟头里道琼工业指数回稳，并且从低点向上回涨了一百点，我开始采取行动了。
我拿起电话打到芝加哥，“黛比，把我那四十口史坦普期指卖掉。市价卖掉。现在就做!”我卖在二六七·五，当场实现了三十一万五千美元的亏损，但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棒的几次交易之一。我一向以擅于掌握市场的进出时点而自豪，而我万万没想到这次会是我这一生中时点掌握得最棒的一笔交易。我在只比当天市场最高价低一·五点的价位卖出了那四十口史坦普期指。就从我卖出的价位开始，市场再度陷入快速跌势当中，而这一次我开始努力作空，卖出我所有的部位。到了当天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除了我在哥伦布纪念日度假喝鸡尾酒时所买进的那几个选择权外，所有部位几乎都清干净了。我不是不想清掉那些选择权，而是因为它们在那时已经停止交易，根本没有任何买盘了。
到了中午时道琼工业指数又下跌了大约一五点。我想我已经赔了大约二百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至少我已经停损出场，不会再输更多钱了。这回我受到了重伤，但我当机立断地帮自己止血。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即使是撤退也可以视为一项具攻击性的行动，因为你藉由撤退而保留了来日再度反攻的实力。这正是我当时的作法，我从市场中撤退并保留了他日再进场放手一搏的实力。
提领黄金、准备逃命
但问题是，我从战场上撤退得够远了吗?我开始怀疑整个金融体系是否会就此一蹶不振。情况是不是会像一九二九年那次一样糟糕?从我心里开始漫延的经济萧条想法中浮现出我父亲的形象，他同时做两份工作，想要让家里能够收支相抵却从来没有办法做到。我开始思考可能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我的家庭。对我来说，保护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离开办公室直接回到家里。“奥黛莉，”我说：“整个金融市场马上市要垮了。我要去把我们的黄金领出来。”
奥黛莉开始测试我的心理状况。“巴奇，你真的认为情况已经糟到这个地步了吗?”
“市场已经重挫了一五点。我觉得情况糟得很呢!”
“那你的部位怎么样?”
“除了一些已经暂停交易的选择权契约外，我已经把所有的部位都轧平了。”我看得出来奥黛莉正回想起一九八二年那次，我们在海边度假时我逼她去把黄金提领出来的旧事。该死!那些黄金还真的是重得不得了，我真的不想再做一次同样的事。“或许我做的已经够了。”
我走进卧室，我们的儿子正在他的小床里睡觉。我看着他躺在那儿吸着他的手指，再想想我目前面临的状况，如果一切真的如我想像的那么糟糕，进而危害到我的家人的话，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的孩子们知道我可以在事前做好防备措施而没做时，我有什么颜面来面对他们呢?我还是决定去把黄金提领出来。
我跑到衣帽间，拉出一个破旧的皮箱，然后往电梯走去。我是一个操盘手!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信任我的直觉，而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快要崩溃了。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雷根就可能像胡佛在一九二九年所做的那样，宣布银行暂停营业，而我的黄金将会被困在那些银行里面。我要去把我们在银行的保险箱都清干净。
“巴奇，你要去哪里?”
“我觉得事情不对，我要去把黄金领出来。”
“巴奇，如果你真的觉得事情不对劲的话，那就去吧!不过要一切小心啊!”
我们的公寓座落于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的转角上，而东纽约储蓄银行(East New York Savings Bank)则是位于六十四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就在我们这幢公寓大楼的下一个路口上。我在这么一个美丽的秋天午后，冲出门，急忙地向那个街口走去，皮箱在我身旁晃来晃去。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的总裁大卫·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在他搬到纽泽西的赛铎(Saddle River)市前，也在六十五街的南边拥有一幢加宽式的房子，就位于尼克森住过的房子旁。大约十二点半左右，我走到洛克斐勒的房子旁时，看到他的屋外有六部大轿车并排、甚至三排停放着。“喔!”我自言自语：“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啦?他们一定在开什么紧急会议。”
在这种状况下我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到像副总统布希(Bush)、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乔治·舒兹(George Shultz)、米尔顿·费德曼(Milton Friedman)、马格莉特·佘契尔(Margaret Thatcher)、海慕特·柯尔(Helmut Kohl)等这些家伙都可能正齐聚在洛克斐勒的房子里商量怎么样在真正拯救全世界前，先保住他们的老本儿。我加快了脚步，赶到我的保险箱那里去。这些混球只需要从这幢位于六十五街的房子打一通电话到白宫，就足以让银行的大门关得比吉米·哈法(Jimmy Hopffa，美国工运领袖)的棺材板还紧。
当我回到所住的公寓大楼时，胸前皮夹里放了二万美元的现金，而我脸上则挂着诡异的笑容。觉得自己就像是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和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的共同化身。“一切都好吗?史瓦兹先生。”门僮对我问候着。“您刚刚离开时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呢!”
“一切都好，威廉，都很好!”我说：“到了明天，我住这栋大厦里的人恐怕有一半以上都没有办法付得出下个月的管理费了，但我可不会这样!”我拍着胸前的皮夹。“我要让这些浑球知道。银行马上就要关门了，而我可以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身上有的是现金。”
我把现金和黄金一起放在保险箱里。时间是下午二点半。我查看了一下市场的状况。正如我所预期的，市场下跌了四九点，并且仍然在持续下滑当中。我抓起电话打给我哥哥：“杰瑞!你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马上去银行把你的现金领出来!明天这些银行可能都没办法开门营业啦!”
“巴奇，我现在没有时间赶去银行。我很忙，手边有一大堆客户。”
“杰瑞，去那些客户的吧!你得听我说。银行现在正面监结构性的问题。它们就快要像三哩岛核电场的炉心一样熔解掉啦!你一定得去银行，现在就去!”
“巴奇，你听起来好像有点歇斯底里了。回想一下你八二年那次发了疯似的叫我们去提领黄金那件事吧!我现在没空跑去银行，我手边有太多事要做了。”
“是啊，好吧!可是如果银行都真的关门大吉，而你的手边一点钱都没有的话，你要怎么办呢?”
“我会到你家，然后向你借!”卡喀一声，他挂上了电话。
在市场向下跌五八点作收之后，我打电话给佐尔纳。“所以啦，鲍伯，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马提，但是你知道我一向都是怎么说的‘当市场的状况坏到你觉得恶心到极点时，或许就是你该再加码的时候了!’”
暂停交易
星期二早晨的市场状况就好像是台风过后，人们开始在海边巡视并且评估灾情的景况一样。到底市场的跌势是虚假的还是结构性的?谣言充斥着整个华尔街，诸如纽约证交所当天可能暂停开市啦……Merc也可能暂停开市啦……所有的交易所今天都暂停开市啦……等等。而最大的谣言则是所有投资银行的龙头老大——摩根·史坦利，可能要宣告倒闭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内线”史基尼。
“马提，那些保守主义者……”史基尼用尖锐的音调说。“他们手上持有一大堆的套利部位，他们放空现股然后作多史坦普指数期货，可是由于市场出现恐慌性卖压，所以他们就亏大啦!指数期货契约的价格出现四十点的逆价差(期货价格低于现货价格)可是股票根本就有行无市。他们欠了Merc高达十亿美元以上的保证金，更糟的是他们没有能力支应追缴保证金的压力。”
“内线”史基尼所告诉我的，就是说任何人如果持有期货的多头部位而赔了大钱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期货市场出现的四十点逆价差，而在市价结算时出现巨额损失宣告破产。这表示摩根·史坦利得在一夜之间筹集一笔巨额的资金来支付结算所对他们追缴的保证金。因为在期货市场里，每个人每天都得以市价评估方式结算损益，并在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损益。
我打电话给佐尔纳，“葛林斯班已经开放联邦储备局的重贴现窗口了。”他告诉我。“我刚刚才听说这件事，昨天市场上最大的输家已经借到了足够的资金来支应他们在史坦普期指的保证金追缴。如果他们没有借到这笔钱的话，Merc今天就没办法开门营业了，如果这样我们可真要一头栽进第二次经济大萧条啦!”哇!我的直觉又再度帮我做了正确的决定。我很高兴自己已经把黄金领出来了。就在一个多钟头之前，我们才刚刚和金融市场的崩溃边缘擦身而过呢!
就在Merc如往常一般开盘之前，我打电话给黛比探一探那边的状况。Merc里面的状况就好像是一座疯人院似的，黛比过去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情况。星期一时交易场委员会为了处理错账和交易纠纷简直搞得脸都绿了。一大堆的操盘手不承认他们所成交的交易。甚至在我和黛比说话的同时，李奥·米尔兰正在史坦普期货的交易场向每个人宣布一切都没有问题，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许多经纪商和操盘手为了不想面对现实，根本就不来了。许多交易所的会员席位都在跳楼大拍卖，因为有不少会员都指望拿这笔钱来支付保证金的追缴。
在股票市场中，作价员创造市场价格，但是如果市场中的买盘和卖盘相差太远时，他们也可以暂停交易，而这正是星期一当天很多档股票所面临的窘境。但是在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中并没有作价员，指数期货是利用公开喊价的方式进行交易。所有的交易指令都集中在交易圈内，市场中总是有人在不同的价位叫进或是叫出。这就是史场普期指之所以会和现货指数出现如此巨幅价差的主要原因。操盘手会针对目前市场上叫出的卖盘喊出叫进的价格，但是这些价格都比现货指数的最后成交价来得低。在纽约证交所大部分的股票中，并不是每档随时都有真正成交价的，用来计算史坦普指数的股价都只是星期一收盘时所取得的最后的价格而已。
在这么一个供需完全失衡市场中，我决定停止交易。如果现在跳进史坦普期指市场的话，那我就真的是头壳坏去了。在那个市场中价格波动得愈厉害，场内操盘手就愈有机会恶搞你。就算在平常一切都没问题的状况下，我都免不了被他们瞎整一番，更何况在一个像今天这么乱的市场中，他们不把我咬成碎片才怪呢!整个星期二早晨，我都把手放在口袋里，盯着报价荧幕看。股票市场以极大的成交量下上下振荡。黛比在十一点三十分时打电话给我。米尔兰和Merc的总裁杰克·山德纳(Jack Sandner)刚刚才走进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并且宣布暂时停止所有的交易活动。他们担心纽约证交所可能马上会宣布停止交易，而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的话，Merc就会成为操盘手蜂踊而上，全力掼压的地方。
但是中午过后，道琼新闻社开始报导许多绩优蓝筹公司已经开始进行买回自家股票的行动。这个利多消息马上让所有的蓝筹股强劲反弹，而Merc随后也重新开始交易。那天道琼工业指数收盘上扬一二二七点，是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我完全错过了这一波涨势，因为我整天都在场外观望。我在当时仍然拥有六百万美元的年度获利，而且我的神经不再紧绷，最重要的是我的黄金都放在保险箱里。这就好像在拉斯维加斯大赢之后的心情，我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行。
超越索罗斯
星期三，有更多的股票跟随蓝筹股的涨势上扬，到了下午三点时，股市已经上涨了一七五点，轻易超越了星期二的单日涨幅纪录，并且收复了星期一那五八点跌幅的大半失土。市场进入疯狂的状态。我一定得回到这场游戏里。
我看着我的神奇T指标、移动平均线、相对强弱指标，和趋势轨道线。在市场经过了我一生仅见的巨幅波动过后，我的指标简直都已经完全纯化，无法使用了。在我的指标中显现不出半点规律，没有任何对称的型态，也毫无高低价的限制，市场的价格波动就好像暴风雨中飘浮在大海里的救生艇一般。我得靠我的市场感觉来操作，而我对市场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戏剧性的强劲反弹无法持续下去了。“黛比”，我大喊着：“我们要重回市场里去，但是这回我们得慢慢一步一步来。帮我用市价卖出一些指数期货，然后看看接下来市场会怎么走。”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市场继续往上涨，而我则持续不断地以一次一到两口的数量加码放空，交易所场内的那些家伙不断地延迟我的成交回报，一路在执行我的交易指令前偷跑，在这儿偷我一点，在那儿又偷我个一五点。史坦普指数期货收盘在二五八二五，而我在当天收盘时总共卖出了十二口契约，平均放空成本为二五五。这对我来说算是小事一桩。我平常每天收盘时总会作多或放空个一百或一百五十口的期货契约，但是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才不这么干呢!
到了下午五点，我打电话到艾略特波浪理论学会的热线去听听看鲍伯·普瑞契特(Bob Prechter)怎么说。普瑞契特住在乔治亚州的甘斯维尔(Gainesville)，他印行了一份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The Elliott Wave Theorist)的市场行情分析报导。普瑞契特曾经成功地预测了一九八二年开始的大多头市场，并且因此而成为八年代市场的大师级人物。他拥有一大推信徒，唯他马首是瞻。除了那份市场分析报导之外，他还设立了一个每周一、三、五下午五点更新一次内容的热线电话。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那天的热线电话中，普瑞契特表示悲观的看法。根据热线电话中的内容，虽然市场历经了两天的强劲反弹，可是行情仍然无可避免地要再度开始下挫。
在星期四早晨开盘时，我已经和黛比通上电话。普瑞契特是大师中的大师，只要他说市场会往下跌，那就很可能会真的成为事实。不管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在这么巨幅的波动行情中，我可得要时时加以掌握。口当!开盘的钟声响起。“马提!”黛比在电话中高声叫着：“席尔森(Shearson，大型投资银行)刚在市场里下了一个一千口的卖单，他们市场卖出!”
“价位!价位!该死的!给我一个报价!”
“二四叫出!”
“狗屎，昨天不是收在二五八的吗?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让我想一下，我得好好想一下。”我已经赚了多少呢?十二口成本在二五五的空头部位，而现在市场上是二四叫出。十二口乘上五再乘上十五点等于九万美元。“马提!现在是二三叫出!二二五叫出!”
“契约量呢?二二五叫出多少口?”如果以二二五来计算的话，只要我马上轧平那十二口部位，就已经稳赚十八万美元了。“到底叫出多少口?”
“马提，市场上没有任何买盘，我不知道有多少口叫出!二二叫出!二一五叫出!”我的老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成了无底洞，没有任何人叫进。在我从事史坦普期指交易的五年来，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阵仗。“二一!二五!马提，市场刚刚在二二成交!”
“多少口?到底成交多少口?”
“我不知道，我没看清楚!二成交!又成交在一九八!”
“平仓!”我大喊着。场内那些家伙已经开始买进了。“轧平我那十二口契约，然后马上把成交纪录输入结算所的电脑里。我不要那些浑蛋把我的成交纪录拿去乱搞!”在市场出现如此剧烈的波动时，这些家伙会常常忘掉一些他们执行过的交易，不管是无心或是故意。“马上帮我执行!”卡喀，我挂上了电话。
我转头看着报价荧幕。上面出现了二二这个价位，接着是二，然后是一九八、一九七、一九五。过了一分钟后，一九七、二、二四。市场已经开始转向了。但这都没有关系，我一定已经在二以下的价位轧平所有的部位了，我又大赚了一票!
铃……，“黛比!黛比!你帮我做了吗?”
“马提!我在二帮你轧平了五口，但是他们不给我另外七口的成交回报!”
“现在市价在哪里?二一吗?价格变动得太快了，如果他们还不把那七口在二百成交的单子回报给你，就马上用市价帮我买进另外五口!现在就买!”那些天杀的浑蛋!他们拿我的交易指令去应付另外七口单子。让我在这七口契约上每口至少少赚了十点，这至少是三万五千美元，搞不好他们还要吃我更多点数。
铃……，“马提!我拿到了成交回报了，五口成交在二一，而另外二口成交在二一五。这是我能做到最好的价格了。市场价格的变动实在太快了。”
我情绪激动得发抖。我不知道该感到高兴还是不爽。我在这次十二口契约的交易中总共赚了二十九万美元，而那些在Merc交易场内的家伙则假藉所谓“执行差价”的名义从我口袋里拿走了五万美元。仅仅靠着十二口契约就赚了二十九万美元!这真是不可思议!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大家才知道席尔森那一千口的卖单是帮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量子基金(Quantum BVI.Mutual Fund)下到交易场的。很明显的，索罗斯对市场的看法和普瑞契特相同，并且决定把他的基金所持有的二千四百口史坦普期指契约在开盘时以市价杀出。根据《贝伦周刊》在事后的报导，当那第一波为数一千口的卖单下到交易所时，“交易场内的操盘手们听出了鲸鱼陷入困境的叫声。”他们把所有的买盘撤掉，直到叫出价格掉到大约二百时才开始发动攻击。索罗斯的部位大部分都轧平在一九五到二一之间，而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市场价格又弹回到二三附近，让一大堆新诞生的百万富翁在交易场内狂欢庆祝。这是Merc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笔交易，而许多相关的细节都是日后由美国地方法院的芝加哥分院流传出来的，因为索罗斯控告席尔森公司并求偿一亿六千万美元(随后双方于庭外和解)。根据“内线”史基尼的说法，索罗斯实际上损失了八亿美元。“马提，他老早就已经作多了，而他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下被迫停损。”我只记得那一天我的操作绩效“超越”了伟大的索罗斯。
当我回到家里时身体还是不停地颤抖。“奥黛莉，”我说，“你一定不会相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只靠十二口契约就赚了二十九万美元!”
“巴奇，这真是太好了。你这个部位开了多久啊?”
“隔夜而已。”
“这对你可是一件好事啊!现在总该可以把你装黄金的那个皮箱从保险箱里拿出来了吧?我都没办法把我的珠宝拿出来了呢!”
到了二十三日，星期五，我把那些黄金又存回了东纽约储蓄银行里。当我独自站在银行专为贵宾客户所辟的房间里，把黄金一块块地放回保险箱里时，不禁想到这是我第二次把黄金提领出来的经验了。在这两次经验中，市场都回到正常的状况而我也因此赚了不少。或许佐尔纳说的对，当情况坏到我们想把部位不计一切抛出时，反而应该把部位加倍加码。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但是当下一次我的直觉告诉我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时，或许我会真的照做，把我加倍加码，然后还是要把我的黄金领出来。
坐在湖边，静静等待潮汐的来临
鲍伯·普瑞契特是所有市场分析师当中最具有天份的一位。鲍伯相当聪明，他以全额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并在一九七一年拿到心理学学位，然后花了几年的时间自行学习技术分析的相关领域。这使得他在美林证券得到一个技术分析专员的职位，他就在那时开始接触并学习洛夫·尼尔森·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tt)的研究成果。
艾略特原本是一个会计师和不为人所熟知的技术分析者，他在二和三年代中发展出一套波浪理论来分析市场，并且在一九四六年(去世前两年)出版了他一生当中惟一的呕心沥血之作《自然的法则——宇宙的秘密》(Natures Law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从那时开始，波浪理论的操作哲学吸引了一群为数不多，但忠诚度颇高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了哲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理则学家以及投资者。
一九七七年时，普瑞契特从美林证券辞职，搬到乔治亚州的甘斯维尔市，那是一个位于亚特兰大北方一个钟头车程，濒临兰尼尔湖(Lake Lanier)畔的小城镇。就在那个地方，他开始发行他的市场行情报导刊物，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而在一九七八年，他和A·J·佛洛斯特(AJFrost，一名会计师，同时也是波浪理论的资深信徒)合写了一本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的书，并且在其中以神奇的精确度，成功预测出八年代的大多头行情。自此以后，这本书和他所发行的市场行情报导刊物，使普瑞契特成为八年代市场中的大师级人物。
我也订阅了一份《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因为我总是不停地在找寻一切可能帮助我改进操作方法的额外资讯，而艾略特的波浪理论正好弥补了我的神奇T指标的不足。波浪理论根基于数学理论之上，并且正好满足我对于对称、涨潮、退潮和宇宙规律等等课题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操盘手而言，它就好像宇宙的奥秘一样吸引人。
在一九八三年秋季的某一天，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普瑞契特，就像我在一九七八年打电话给泰瑞·隆德利(Terry Laundry)的情况一样。鲍伯也参加了诺姆·查德举办的全美冠军操盘手大赛，所以认得我的名字。我们开始谈到市场的状况，我很喜欢他所提出的看法，而随后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他提供咨询服务，而我则每月付他些许费用。我真的非常敬重鲍伯的智慧，所以每天都和他谈好几次话，就像以前每天和佐尔纳交换意见一样。
就在一九八七年的股市大崩盘前，鲍伯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而他每场演讲至少都能赚进二万美元，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对“股市大师”这个头衔感到厌倦。他认为八七年的崩盘是大多头市场的结束，并且对前景转为完全悲观的看法。虽然市场在稍后回稳并开始上涨，但仍然无法改变鲍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波浪的顶峰，而市场的情势就像大浪即将打在岩石上一样地危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来加以挽救。
一九八九年，鲍伯荣任金融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总裁，这是一个由全国依技术分析方法从事交易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体，而他邀请我和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共同参与一项市场分析鼎谈会。当时由于鲍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站在空方，所以渐渐地已经失去了人气，在那次座谈会开始之前，我把他拉到一边。“鲍伯，”我说：“就算市场真的会崩盘，你也等一等再发表看空的想法吧!等到市场真的下跌了，再告诉他们你看空。”
不过他似乎并没听进我的话。他强烈地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浪潮的顶峰，并且应该抱持居高思危的想法，随时有跳进救生艇里的心理准备。他正坐在又高又干的甘斯维尔等着洪水过境。我仍然对鲍伯的智慧相当尊敬，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就不那么常连络了。我是一个操盘手，不能只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呆呆地等着世界末日来临。
一九九五年，鲍伯送给我一本他所写的新书，书名是《在浪潮的顶端》(At the Crest of the Tidal Wave)。虽然在一九八九年我建议他应该对市场更乐观时，市场已经上涨了超过二千点，鲍伯对市场的看法依然悲观。他的那本新书对后市的看法消极且悲观，但是却相当具有吸引力。鲍伯真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作者。我有一个朋友在读完了《在浪潮的顶端》这本书之后甚至吓得一个星期都上不出大号。可是这又怎么样?市场还是继续上涨。
当我阅读他那本书时，我不断地思考，鲍伯真的是疯了。或许你很确信自己的想法没错，但市场却永远是对的。只有在你不得不做时才该把沙袋堆在河边，而不是在那之前就动手。华尔街可不会买裸体国王的账。或许他又老、又肥、又肌肉松弛，但是人们可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想看到的是他坐在王位上尊贵威严的模样。只要他们一直觉得国王是这么的高贵，他的形象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因为人们会持续地认同他(买进?)。那么这个大球就会继续滚动下去。
鲍伯就是那种典型的认定自己对而市场错的人。他的理论很冠冕堂皇，他的聪明才智足以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我也希望他哪一天真的能得奖，但是市场才不在意这些呢!鲍伯现在总算公开承认他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的确看错了，他对于自己找寻市场顶部的能力失去了自信。但是在他认同追随市场潮流才是获利的较佳作法前，他还是会坐在湖边，静静地等待着浪潮的来临。
第二部 坐在湖边，静静等待潮汐的来临
第 12 章 商品公司－－我如何阅读华尔街日报
市场刚刚收盘，我正忙碌地补画技术线图和计算技术指标。我在赶时间，因为门僮随时会按铃通知我，商品公司派来的闪闪发光大轿车已经在楼下等我，准备好载我到普林斯顿去。我知道我会在外面待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得赶快把手边这些工作做完，不然明天我的交易可就会大受影响了。
商品公司操盘手晚宴
通常，我在工作日里都不会在晚上出门。想要成为成功的操盘手，你需要休息，而且至少需要在晚上工作三个钟头来完成充分的准备。不过今晚算是例外。今晚是商品公司每半年举办一次的操盘手晚宴，这是少有的让所有顶尖操盘手齐聚一堂的机会，我可不想错过这个和其他顶尖操盘手互相较劲儿的大好良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项晚宴，而我正期待借着这个机会去发掘伟大操盘手的成功秘诀，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棒，甚至更棒的操盘手。
“铃……，铃……”，门铃响了起来。那部加长型的礼车已经到了。穿上那套新买的亚曼尼西装外套和贝里鳄鱼皮鞋，系紧火松尼领带，然后站在镜子前检查自己的穿着。好极了!我已经准备好去和那些顶尖高手过招了。
一个半钟头后，我们正驶进纽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我是在耶鲁大学的地盘——康乃迪克州的纽海文市长大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造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让我回想起像安赫斯特(我是在那里读大学的)那样的新英格兰式小城。我实在很难想相信在纽泽西州也会有这么棒的地方。
当我所乘坐的礼车缓缓驶进商品公司雄伟的总部大楼车道时，秋天夕阳的光芒正逐渐地消失在晴朗的夜色中。精心布置过的树上闪耀出红色和金色光芒，反射在商品公司超现代化大楼的玻璃帷幕上。当我走过那扇超大型的玻璃门时，觉得胃好像打结了一般难受。参加这种认识的人不多的晚宴场合令我感到相当紧张。我不喜欢和人聊一些无聊的话题，而平常都是奥黛莉帮我应付这些社交的繁文缛节。但是今晚奥黛莉并没受到邀请。商品公司这个半年一度的操盘手晚宴只限男性参加，配偶是恕不邀请的。
首先，在主要的接待区中提供鸡尾酒服务。我驻足在门口环视着会场，试图找出一个熟悉的面孔。第一个被我认出来的人是麦可·马可斯(Michael Marcus)。他也在场中四处游走，手里转动着他的矿泉水瓶。马可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hi Beta Kappa兄弟会的会员，并且拥有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被商品公司延揽成为旗下操盘手的学院派人士。这件事是在七年代商品公司刚刚成立时发生的，在接下来的十八年当中，马可斯将他最初只有三万美元的部位，成功扩大为总市值八千万美元的部位。不过承受如此重的压力自然得到相当的报偿。马可斯安静地住在南加州一幢可以俯瞰一片私人海滩的豪宅里，而他现在手上拿着一瓶矿泉水，或许有人告诉他洛矶山以东的水都受到严重污染吧!我在几个月前才和他共进过一次晚餐，我很好奇他是不是已经度过了危险边缘。但是你永远没办法知道这些操盘手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这类人通常都在某些方面有着奇怪的想法。
商品公司的总裁巴布·伊斯顿(Bob Easton)走上前来和我寒暄。伊斯顿以前曾经在美国法制协会任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企管硕士和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操盘手。他是那种无论在何种社交场合都能轻松愉快地应对的人。他的社交手腕就像商品公司那幢大楼外面的玻璃帷幕一般平顺圆滑。伊斯顿向我介绍布鲁斯·考夫纳(Bruce Kovner)，他是市场上最有名的操盘手之一，然后伊斯顿就溜到一旁去欢迎其他不擅于交际应酬的操盘手，试着让每个人在今天的晚宴中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就像马可斯一般，考夫纳是另一位被商品公司所网罗的学院派操盘手。这位前哈佛大学和宾州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是在七年代中期，决定把自己的事业重心从学术领域转移到金融市场方面的。考夫纳相信他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将使他从事期货市场分析时占有相当的优势。而事实也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光是在一九八七年当中，考夫纳就帮自己和其他像商品公司一样富有的投资者赚进超过三亿美元的获利。但虽然他在操盘手这项工作上获致如此重大的成功，在他的内心还是具有学者风范。
当考夫纳涛涛不绝地叙述着他是如何喜爱在殖利率曲线方面的研究，以及他如何把市场的研究工作和利率期货操作相互配合时，我的心思却已经飞回到去年的秋天。那时刚好有一个席尔森公司的经纪人哈利·丹尼(Harry Denny)开始试着说服我和商品公司谈谈。商品公司付给像哈利·丹尼这样的经纪人相当的多佣金来找寻像我这样的操盘手和他们合作。这并非因为我需要和任何人合作，而是由于我在诺姆·查德所举办的全美冠军操盘手大赛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再加上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发行的《贝伦周刊》有一篇专文以“市场上最棒的”标题来介绍我，让我在华尔街享有相当的声望。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考虑过操作别人资金的可能性。操作别人的资金对我来说会是一件好事，因为虽然我开始操作自有资金以来一直相当成功，我还是觉得并没有把所有该赚的钱都竭尽所能地赚到。我在挑选进场时机方面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对于损失自有资金的恐惧，和急于实现获利的心理，却使我无法创造最佳的操作绩效。如果我是用别人的钱进行操作的话，我确信会采用更积极的手法进出，并且持有获利部位更久。这就是为什么哈利·丹尼来的正是时候的主要原因。当他告诉我商品公司有意找我帮他们操作部位，并且想和我谈谈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了。
在快速成长的八年代过后，大型基金简直成了大怪物。共同基金快速地成长，退休金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国税局将数以百万计的新投资人推向市场。经过了八年代早期后，通货膨胀相当严重，所以大笔投资基金都寻求高额的报酬率。新的金融工具一直被发明出来，而那些拥有大笔资金的人，也一直都在向外找寻有能力操作这些新金融工具的专业操盘手，像我这样的冠军操盘手，当然就是最好的人选了。
商品公司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海默·威玛(Helmut Weymar)的脑力创作。在一九六九年，他三十岁的那一年，海默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脑专家，随后他成为纳贝斯克(Nabisco)公司的商品经济学者。海默是首先发现商品交易特别适合利用电脑所产生的资讯来分析的少数人之一。在那之前，大部分的商品交易都是经由类似早先伦敦金属交易所(贵金属)、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谷物)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肉品及牲口)所采用的老式人工方法来进行的。那些老操盘手中大部分份都是靠直觉，而非理论来从事交易。他们会注意一些事物，像是气候、政治以及经济状况，并据以作为他们操作的指标。他们没有办法分析影响商品价格变动的神秘市场力量，而这也是为什么商品市场的价格是如此波动剧烈且难以预测的原因了。
海默·威玛觉得他可以利用电脑的模型，为他的操盘手带来更多的优势。他的计划是征选一批他所能找到最有天份的操盘手，把他们放在一个拥有最先进科技支援的环境下，给他们一笔资金，让他们放松情绪，借由这个方法他想要训练出新品种的操盘手，那种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优势，而非采用老式作法的人。他的计划相当成功，到一九八八年时，商品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商品市场最大的交易者了。
为商品公司操盘
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和我的律师丹·柯恩斯坦一起开车到普林斯顿去，和巴布·伊斯顿、依莲·克鲁克(Elaine Kornstein)(负责为商品公司募集操盘手的人)以及其他几个衣着光鲜，彬彬有礼的商品公司人员共进午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些人都不是市场的玩家。他们都太斯文了，根本不像操盘者。他们都是业务人员，那些帮商品公司招揽像我这种操盘手的人。
他们陪伴着丹和我进入一间布置豪华的贵宾室，在那儿我们享用了一顿由商品公司内聘厨师精心调制的美味午餐。商品公司的品味和美国股票交易所里的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在交易所里我的午餐通常只是我从蓝色工作服口袋里拿出来的牛肉三明治。
当丹和我在享用午餐的同时，伊斯顿和他的业务员们轮番告诉我们商品公司是怎样的一个好地方，还有公司是如何善待旗下的操盘手。我想知道的只是他们到底要付我多少钱，以及我得要为他们赚多少钱。所以当我吃完第三份甜点后，我说：“好吧，你们的条件是什么?”
“由于你是新加入本公司的操盘手，”伊斯顿说：“我们会提供二十五万美元的保证金给你，然后你能得到操作获利的三%。”
我大声地笑出来。“二十五万美元，”我说：“少来了吧!我光是操作自己的资金一年就可以赚进六、七百万美元了。我明白告诉你吧。我给你二十五万美元让你们替我操作好了。”
“马提，马提，拜托听我说。”伊斯顿拉了拉他的名牌领带，说：“麦克·马可斯、布鲁斯·考夫纳，甚至保罗·都铎琼斯都是从这么小的金额开始的。这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作法。”
“这对他们来说管用，”我说，然后站起来，从椅背上拿起了我的西装外套。“我现在要去洗手间洗个手，等我回来的时候，希望你们已经考虑清楚，再给我一个更好的方案吧!”
当我走出那间贵宾室时，丹给了我一个眼色，暗示我“马提，你在干什么?你快要把这笔生意给搞砸了。”但是我是一个操盘手，我知道我是对的。这些家伙需要我比我需要他们更多，而且更确定的是，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高条件。商品公司希望我为他们操作一千万美元保证金的部位，而我仍然可以得到这个部位总操作获利的三%。
在我离开之前，他们希望我能够和商品公司的创办人兼总裁海默·威玛见一面。海默和我马上见了面。海默是一个操盘手。我向他展示我的操作方法，我是如何手绘技术图，如何计算移动平均线，如何计算所有的指标数据并依照它们来感觉市场的脉动。海默很喜欢我的操作方法。“电脑是很棒的工具，”他说：“但是你还是得亲自动手处理这些数据和资料。”
我和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和商品公司之间契约的相关细节，然后在六月中旬我正式开始为商品公司操盘，但是我立刻就感到不对劲。拥有如此庞大的资金迫使我必须改变操作风格，以及持有部位的时间长短。如果我在操作自己的部位时犯了任何错误，我会马上轧平部位并且实现亏损。但是当我持有数以百计的契约部位时，我就会出现等待更长时间并且给部位更久观察期的倾向。不幸的是，如果我犯了错，这其中所造成的损失就将高达数十万美元，甚至数百万美元。而我就必须重新开始，努力把赔掉的钱赚回来。此外，我不喜欢别人仔细检查我的操作绩效。当我亏损自己的钱时，我只要承认事实，然后继续操作就可以了，可是当我赔的是商品公司的钱时，我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我的亏损看。
我为商品公司做了几笔小额的交易，那些都是符合我操作风格的交易。但是到了七月份，我几乎没有为他们的账户做任何交易。之后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一通海默打来的电话。他正在丹佛机场，正在前往亚斯本中心为他的脑细胞充电的路上，我一定是他行事历上最后一个需要连络的对象。“嗨，马提，”他说：“怎么搞的?你都没有为我们做一笔交易。”
“我试过用你们的资金做交易了，但是我得用一种不一样的风格来操作，我得持有更长期的部位，而我对于这一点感到不怎么舒服。我一直都是一个短线操作者。”
“你管这么多干嘛?就用你操作自有资金的方法来操作我们的账户就好了，”他说：“这才是我们请你来的原因啊!”海默接着和我讲了一大堆有关他们对我有多大的预期、他们是如何认为我是最棒的操盘手，以及借着共同合作我们可以赚多少钱等等的话题。
“好吧，”我说：“我会再帮你们试一次。”
海默说的话正是我所需要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我为商品公司的账户赚进了七十万美元。这样的表现使我立刻成为他们的明日之星。所以在商品公司这个每半年一度的操盘手晚宴中，我觉得自己是会场中的高手。
当考夫纳在发表他的高见“在目前的经济情势以及景气循环中，利率理论告诉我们近天期的期货契约价格应该高于远天期期货契约”到了一半时，他突然停下来，对窗外说：“那是什么?”
会场内每个人的眼光都向商品公司超摩登大楼的大型玻璃窗移动。一架直升机正在大楼外的草坪上降落，机身上的灯光在傍晚的夜色中闪闪发亮。“那是琼斯。”有人以崇敬的语气说着。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已经到达会场了。我必须承认，保罗·都铎琼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操盘手，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很会表现自己的人，一个斯文、外表好看又总是走在时代尖端的南方佬。都铎琼斯从一九八年开始从事棉花期货的交易，并且从中赚到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但是在这场商品公司半年一度的晚宴餐会之际，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在一九八七年的股市崩盘中，将他的资产增加了一倍这件事。都铎琼斯喜欢研究一套他称之为类比式的数学模型，而他的技术图形在一九八七年的十月份显示出市场将会出现和一九二九年一样的崩盘走势。结果，他从十月十九日起一路放空，而当市场真的开始崩盘时，他更趁势加码放空来加深市场的崩跌。我从来都不相信都铎琼斯的那一套模型，尤其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出现像一九二九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而且经济状况也仍然不错。但是都铎琼斯的模型的确为他赚进了大把钞票，所以人们都很崇拜他。
当都铎琼斯走到接待区时，那个场面就好像劳勃·瑞福(Robert Redford,著名影星)走进会场那么轰动。每个人都想凑到他的身边。他八面玲珑地样子和巴布·伊斯顿颇为相似，而精明干练的模样则和海默·威玛不相上下。当然，他可不是专程来吃顿晚餐的。他是要乘直升机回到他在契莎皮克湾(Chesapeake Bay)那幢占地三千亩的豪宅里，只不过是经过这里顺道进来致意罢了。都铎琼斯可不需要问这会场里的任何一个人假以辞色，他的财力足以买下这整座大厦。
控制市场五%以上资金的操盘团队
到了准七点半，当都铎琼斯的直升机起程飞向夜空之后，伊斯顿请我们进入商品公司的餐室。我不想坐在一些言语乏味的人旁边，所以就抓着路易斯·贝肯(Louis Bacon)不放。路易斯和哈利·丹尼在席尔斯是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但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如果那时我够聪明的话，就该马上雇用路易斯，让他帮我分担部分资金的操作工作，可是路易斯是一个南方来的男孩，就像保罗·都铎琼斯一样，而我对这些南方佬可是一点都不了解。虽然都铎琼斯非常成功，但我还是直观地认为他们说话慢，想的也很慢。我万万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路易斯竟然凌驾于我九倍以上。如果我当时就雇用他的话，他现在已经帮我赚进几百万了。
伊斯顿举起了他的杯子。“海默和我诚挚地欢迎诸位莅临商品公司每半年一度的操盘手晚宴，”他宣布着：“感谢诸位杰出的工作表现，使我们拥有另一个丰收的年度。伊斯顿接着说我们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团队，我们是如何在市场中扮演主流的角色，以及我们是如何利用电脑交易系统成功地预测市场走势，并成为在此方面的世界领导者。“你们是世界上最棒、操作规模最大的团队。”他在结论中说：“根据我的计算，国内商品交易市场有一半以上的资金是由这个屋子里的人所操作。”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怀疑有没有其他的产业可以像今天的晚宴这样把五%的参与者齐聚一堂。
伊斯顿说完后就坐下，然后我们就享受了一顿美餐，其中包括：塞满了鱼子酱的鸡蛋、大蒜奶油火局生NB358、鹿肉排。穿着燕尾服的侍者不停地为我们的杯中加满最高级的法国葡萄酒。当巧克力甜点送上来的时候，伊斯顿再度起身并举起他的酒杯。“这是商品公司在每次餐会中的传统节目，”他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演说，并且告诉我们他对他所专精的市场最近有什么样的看法。”就这样，他开始依照桌次向每个人询问他们对不同商品市场的看法，其中包括货币、谷物、可可、糖、猪腩、牲口、黄金、白银、精铜、欧洲美元、国库券、长期政府公债以及股价指数期货等等。每个操盘手依序作答。商品公司从事一百三十五种商品交易，照这个情况看来，我们好像真的得把所有市场的状况都听一遍。
终于，轮到油品期货的操盘手发表意见了。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会很有趣，因为石油价格在最近呈现崩跌的走势。原油价格目前大约在每桶十二五美元，这是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后所出现的最低油价，而更有趣的是没有人想得出来油价到底为什么会下跌。市场上有些投机客谣传可能是中情局(CIA)向沙乌地阿拉伯施压，造成石油过量供给以帮助美国平衡国际收支账，或是借此来扯俄罗斯、伊朗或伊拉克的后腿。谁晓得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谈到原油市场，伊斯顿点名某个从德州来的牛仔来发表高见。在我看来，这个家伙看起来就像电影里那种典型的西部牛仔，他穿着高统马靴和一件装饰着小金属片的丝质衬衫，扣子扣得很低使胸前敞开。一条斤两十足的金项炼挂在他的脖子上，而在炼子上则悬着一个金牌，垂在他多毛的胸膛上。他那满是横肉的脸涨得血红，并且不停地冒汗。“我并不是很清楚”他吞吞吐吐地说：“在过去六个月以来，西德州原油的价格已经每桶跌了六美元。我想告诉各位的是，那些油井还是一直不停在地大量抽取原油。但是我想在六个月内情况应该能够得到改善。”
“谢谢你，”巴布说：“现在让我们听一听目前欧洲市场发生了什么事。”他叫起了一个外表整洁、个子矮小的法国人。这个家伙很瘦而且形容枯槁，穿着一套手工订制的蓝色西装、手工制的衬衫配上名牌领带。“在未来的五年中，”皮耶·列佛利特(Pierre Le Filt)轻声地哼着：“欧洲的石油供应将会远高于需求。”
当皮耶说完了之后，海默·威玛突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叫我。“我们很幸运马提·舒华兹先生也参加了今天的晚宴，”他说：“马提是新加入商品公司的操盘手，他是我们操作绩效最好的操盘手之一。马提，你对于刚刚所听到的有什么看法?”
我轻轻地喘了一口气。我并不时常从事原油期货的交易，但是我想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为会场制造一些高潮的好机会。我是这个地方的新人，而现在该是放手展现本领的时候了。“海默，”我说：“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邀请我来参加这个餐会，但我一向像个异教徒，我的看法可能和前面几位不同。我一点也不清楚在未来的五年内，欧洲地区的原油供给是不是真的会高于需求，也不知道未来的六个月内，西德州原油的价格到底会跑到什么价位，基本上，我对这些事根本不在乎。我是一个每天以市价评估损益的操盘手，只想知道明天市场的价格会到哪里，而且我得告诉诸位，当今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补画我的技术图、检查技术指标以及计算各项比率时，原油的价格在我的移动平均线之上。至少以我目前的观察，原油的价格正处于一个向上的格局当中。”
这场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直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累得没有办法再检查一遍技术图。第二天，我就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一直都站在和市场走势不对盘的那一边，我感到非常疲倦。在上午过了一半时，电话铃声响起。是席尔森的哈利·丹尼打来的。“马提，”他说：“你看到石油的价格了吗?简直是太疯狂了。”我把原油的价格叫到我的报价荧幕上。八八年十二月的原油期货价格在十三美元一桶，而且正向上攀升。跳到一三一，又跳到一三一五。
“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说：“我们昨天晚上在商品公司的晚宴餐会上才刚谈到原油呢!我说原油价格会涨，但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完全忘掉了原油市场的事，继续专心于自己的操作。当天我在史坦普期指上面输了一笔钱。第二天，哈利又打电话给我。“马提，”他说：“你看到原油价格了吗?一定是谢克·亚曼尼(Sheik Yamani)命令石油输出国组织关闭了一些油井还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油价简直是直线上升呐!”我把原油期货的价格叫到报价荧幕上。原油的价格跳到一四三，又跳到一四三五。
当油价在次日飙涨到每桶十五美元时，我才终于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正把原油价格在三天内拉升二%的人不是谢克·亚曼尼，而是一个来自纽海文的小子——“谢克”·舒华兹!这件事情我早该想到，如果全国五%的期货基金操盘手在同一时刻齐聚一堂，其中大部分是原油期货市场的老手，而他们大部分都持有空头部位，当谢克·舒华兹在会场中提到他的技术图形显示原油价格正处于上升格局当中时，无异于在一个拥挤的房间中向人群大喊“失火啦!”现在这些家伙正手忙脚乱地试着补回他们的部位。我真想踢自己一脚。到底那位说话慢条斯理的保罗·都铎琼斯、长袖善舞的布鲁斯·考夫纳或者是紧抱着矿泉水不放的麦克·马可斯在接到我传达的讯息后做了什么动作?我确信他们一定不需要花三天就把情况想通。可能早就已经大展身手，作多原油期货，加入原本就已经很强势的价格走势中，并且赚取数以百万计的利润了。这就是我们这些训练有素的猎犬的作风，而这也正是我应该采取的作法。汪!汪!
我如何阅读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是一份自一八八九年开始由道·琼斯公司发行，并且在日后成为金融刊物方面佼佼者的报纸。每一个市场玩家都必须每天阅读华尔街日报以获取最新的金融市场资讯。
我通常都只浏览，而非真的去“阅读”。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习惯于在星期一大早起床后和哥哥杰瑞争着看纽约时报的体育版。我会把报纸拿来看个二十分钟再给杰瑞，他则会拿一些报纸上的内容来考我，像是球赛的比分、球员的平均打击率、谁可能会是今天比赛的先发投手等，而他从来都未曾难倒过我。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操盘手，就得学着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华尔街日报。那里面有这么多的资讯，你只能训练自己用浏览的方式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加以吸收。
我通常会在每天早上查对完每个户头的余额后，赶在八点二十分债券开盘前翻一翻华尔街日报。我会直接看第一页的第二个专栏“市场要闻”(Whats News)，拿着笔和速计簿把每一件我认为有趣的东西记下来。
每一件我写下来的东西都会存档以备未来参考之用。在陆战队里，一个好的、有责任感的军官会随时保持大量的记录来备查。
然后我会瞄一眼最右下角那一栏的头条新闻内容。我在高中和大学时都是学校刊物体育版的主编，所以我习惯性地只浏览新闻标题，而且只阅读极少的新闻内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从华尔街日报的首页里，只想吸收一些对今天市场脉动的感觉而已。
接下来我会直接翻到第三部分“金钱与投资”(Money & Investing)，这是所有市场资料汇集的地方。我会看“与市场同步”专栏，这里提供了前一天股票市场中所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以及来自不同经纪商、分析师、基金经理人以及其他华尔街专业人士的评论。我会仔细查看我所注意的七十档左右的股票是否在这个专栏中被提及，如果有的话，再看看别人用什么观点来评论我选的股票。然后再翻到“华尔街耳语”，这个单元通常会介绍某个产业、公司，或是个人，在其中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内线报导。不过这些消息常常都是我在两、三天前就已经从“内线”史基尼——我的“谣(言)指(挥)部”那里听过了。
在确认完“内线”史基尼在华尔街还算是消息灵通之后，我会查阅索引然后翻到“上市股票选择权收盘价”来感觉一下买权和卖权在市场的成交状况。我想借此知道前一天选择权市场中的动态，提供我今天进出场的指标。当卖权/买权比率连续二或三天高达一%时，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买进讯号。当这项指标低于五%时，市场已经太过乐观而使我开始考虑作空。我会把这项指标记录在我的速记簿中，全部白纸黑字地记载下来。
在“金钱与投资”这个单元中另一项我很喜欢看的指标就是“纽约证交所新高/新低股票名单”，在这个表中列下所有在前一个交易日中创下最近十二个月以来新高和新低的股票。一九七四年当我还在爱德华与韩利公司上班时，那里有一位技术分析师约翰·布鲁克斯教我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有趣的指标。创下新高和新低的股票总是依字母顺序排列在四个同样大小的栏位中。约翰告诉我“马提，不管什么时候，你拿一把尺放在新低或新高股票的栏位中，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一个名单的长度超过十二英寸时，就准备采用逆势操作的策略吧!”在一九七四年，当创下新低的股票名单长度超过十二英寸那几天时，几乎都是本世纪最佳的买点。到了一九八七年，就在黑色星期一来临前夕，市场中创下新高的股票名单长度也已经超过十二英寸好几次了，那可真是放空的绝佳时机。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或听到过的小技巧，而且这种状况也实在很少发生，一旦真的出现这些现象时，把你的尺拿出来仔细量一量吧!
当我查看完“纽约证交所新高/新低股票名单”后，就把目光转到债券专栏看看有什么人在对债券市场做怎样的评论。之后我就算是已经把“金钱与投资”这个单元看完了，我会把这个部分放在左边的地板上。然后回到头板仔细搜寻一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针对最近经济情势和个别企业经营状况的特别报导，看完后再把这个部分放在右边的地板上。
有时我会快速翻阅一下第二个单元“市场动态”(Marketplace)，在那里有一些我或许会感兴趣的较小型企业相关报导。不过对一个操盘手而言，这个单元很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通常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但是在一大早起床后马上花十分钟来看华尔街日报，却能使我立刻对今天市场的脉动产生最原始的感觉，而其中那些指标也可以迅速地进入我当天对市况的思维当中。在加入其他各种资讯后，我不用花更多时间去阅读华尔街日报就能建立当天的操作逻辑，任何一个认真的操盘手都不会花更少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
第 13 章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公司
艾尔德期货公司是一家期货经纪商，它在商品公司举行半年度操盘手晚宴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和我协商。艾尔德公司希望我为他们操作一个总额二十亿美元的基金，并且提出最低基金管理费六%外加总获利二%的优厚条件。这等于每个月保障我有十万美元的固定收入，再加上我为他们所赚金额的二%，而且我无须负担任何风险。这笔买卖比起商品公司开给我的条件可要好得多了，所以在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我停止为商品公司操盘，开始为艾尔德公司操盘。不过我还是觉得为别人操作资金是一件很令人感到不对劲的事。
订自己的规矩，做自己的老板
这和我在替商品公司操盘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管理一个金额庞大的部位改变了我持有部位的时间长短。我倾向于持有亏钱的部位更久，期待有更多时间给我更多机会可以拗回来。我和奥黛莉谈起这个问题。
“奥黛莉，我就是不想替这些人操盘。他们每两个小时就打电话问东问西的，简值就把我的操作风格都扭曲了。这或许是一笔好买卖，但是我希望保持在操作方面的自主性。”
没有人告许我该怎么办，奥黛莉告诉我该照自己的方式操作，我仍然拥有操作的自主性。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呢?
“我不喜欢那些家伙成天在背后监视我的操作状况。艾尔德公司拥有一大堆每个月汇进汇出的国外资金。当这些资金抽出去时，艾尔德公司就会把其他资金转过来，但每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我就会觉得自己被投资人拒绝了。觉得我好像没把工作做好似的。”
奥黛莉会说我把这种状况用对人不对事的观念来看简值是疯了。听取她的看法已经成了我平常操作时的例行公事。我得借由这个作法把我的自尊心从这场游戏中抽离出来。
“但是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给我。这该是一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才对，现在我得每天习惯性地应付他们。我不喜欢任何人对我有任何怀疑。我希望拥有作自己老板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来创业的主要原因。”
奥黛莉会说我仍然是自己的老板。没有人会阻止我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而且我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所做过的交易(当然啦!对国税局除外)。
“可是我对这些事就是感到很不痛快。我内心感到矛盾与冲突，总是必须不停地下决定。这笔交易该算我自己的?还是艾尔德的?其他的基金经理人或许能分辨得清楚，但我没办法。当我为自己进行交易时，我会跑短线，但是当我为基金而进场时，又得采行较为长线的作法。如果我自己在短线交易中赚钱而基金的部位却赔钱的话，我的感觉就更糟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基金呢?奥黛莉会这么问我。“你平常光是操作自己的账户就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又何必一定要操作这个基金?”
“可是我想多赚数以千万计的钱啊!我要当市场上最大也最棒的操盘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别人拿钱出来。”
“嘿!”奥黛莉会说：“那干脆成立你自己的基金算了嘛!订自己的规矩，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当自己的老板。自己控制部位的持有期间，每个月只需要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发行一次公报。你不会有任何内心冲突，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也不会再有那么多问题了!”
所以啦!在一九八九年初，我停止为艾尔德公司操盘，并告诉那个专精于设立避险基金相关事宜的律师——修华及柯塞尔(Seward & Kissel)律师事务所的约翰·塔维斯(John Tavss)，我要开始计划自己基金的创设作业。到了六月时，约翰已完成了所有的纸上作业，但对这一切我还不是非常确定。回想起自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美国交易所为自己的账户操作以来，我没有一年产生过亏损，我是如何在连续五十五个月中保持无亏损的操作绩效，如何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如何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一切——完全的自主性。为什么我需要操作其他人的钱?然后我回想起在商品公司半年度的操盘手餐会中，在麦克·马可斯和布鲁斯·考夫纳这些人面前昂首阔肯的感觉，以及保罗·都铎琼斯在会场中打个照面后，就搭私人直升机前往他度假别墅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和那些市场上的能手比个高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六月份我的孩子们开始放暑假后，我们到亚斯本度了一个假。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斯本，但是亚斯本是海默·威玛和其他大人物们最常去充电的地方，所以我怎么可以没去过?在距离纽约市和金融市场两千英哩外的地方享受清新、干净的山间空气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曾经花了九年半的时间当一个证券分析师，又花了九年的时间从事操作，并且创造了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成就。现在我必须决定是否要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每个早晨我都会走出那位于山脚下的度假小屋，跳上我的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放下来，呼吸着新鲜的山间空气，然后像一个牛仔似的开车到亚斯本市区买一份华尔街日报。我经过机场时可以看见停机坪上停放着属于电影明星、大企业家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的豪华私人飞机。我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租一间我所能找到的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一幢新建大厦的顶楼，能够以完美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它的租金可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我签下了为期三年的租约，以每月一二、五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占地三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等于每年十五万美元的租金，那又怎么样?这和我将要赚进的大把钞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我让奥黛莉挑选办公家具。她选了一些具有后印象派主题，强调立体派画风，并且隐含后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作品。而这些总共花了我七万五千美元，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得要把办公室弄得好看些，而我总是想像自己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把脚翘在办公桌上。
我的朋友艾尔和克利夫，也就是东北城区那家佛雷斯哥——伯雷特画廊的两位老板，借给我一系列的现代艺术作品。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就好像走进古根汉艺术馆一样。我另外又花了三万美元买进最先进的电脑设备和电话系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最好的我才要。然后我又在外面雇用了两个新员工，每人每个月付他们二万美元的薪水，这可是一大笔钱，但是又怎么样?只要在我手底下做事，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明日之星。到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的感觉和外表也开始像个市场上的高手了。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些愿意付高价给我的有钱投资人了。
事实上，我需要两组投资人，一组投资在我的国内基金，另外一组则投资在我的海外基金。市场上的高手都拥有两种基金，而我也很想赶快变成大玩家。两种基金代表多两倍的资金。
回想六十年代，当我还在商学院里读书时，避险基金是一种有限的合伙关系，其中基金经理人属于一般的合伙人，而那些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金、所谓多角化投资的富有投资人就属于有限合伙人。按照美国的法令，基金不能接受超过九十九位投资金额不低于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合伙人，而且必须以美国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六十年代的那些避险基金和九十年代的避险基金比较起来，就好像约翰·伍登之于麦可·乔丹。像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以及麦可·史丹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之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都募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如此庞大的金额使他们无法选出足够的美国国内股票作为投资标的，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大的国际市场，使他们得以有更大的舞台发挥并且运用更高的财务杠杆。他们设立了美国证管会无法管理的海外基金，并且开始在全球的外汇和利率市场从事投机交易。他们会介入美元兑日币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公债对德国公债的价差交易。
募集资金
为了要和这些正牌的大型投资机构竞争，我必须要设立两个基金。其中国内基金的名称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Sabrina Partners L.P.)，而海外基金则名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Sabrina Offshore Fund Ltd.)。我将这两个基金的最小投资金额都设为一百万美元，而且资金投入后一年内不得领回，这个作法可以让我不必担心有人会干涉我的操作，使我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由于我是冠军操盘手，所以我收取四%的固定基金管理费，再加上总获利的二%。而由于投资人其实是投资在我个人身上，所以有必要把我的操作风格和方法详细地加以介绍。在营运计划书当中，我强调我的作法和一般的资金操盘手不同，我同时操作股票、选择权以及期货，而且从过去的纪录中，我在这三种领域都能保持持续获利的绩效。在任何一段时间中，我可能无法和个别市场中的特定操盘手赚同样多的钱，但是以长远的表现来看，我在各方面都能胜过他们。我是冠军操盘手。约翰·李修(John Liscio)曾经在《贝伦周刊》中这么说过，而杰克·史瓦格(Jak Dschwger)也在他的《金融专家》(Market Wizard)一书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为我的国内基金——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资金还算是我能力所及的事。就像我在安赫斯特写毕业论文一样，我拿起一叠纸卡做记录，但这回上面写的可不是凯因斯或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我脑海中所能想到拥有一百万美元资金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一一打电话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和他们见面喝一杯，寄给他们我的营运计划书，也寄给他们所有介绍我成为冠军操盘手事迹的媒体剪辑，其中包括李修那篇文章的副本，以及史瓦格的书。我一再打电话给他们，重复地写信，赞助他们的慈善捐款，寄给他们另一份营运计划书以及那些剪报。我恳求他们到我那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新建大厦的顶楼、能以完善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的新办公室参观一下。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们到奥黛莉精心布置的会客室，里面有后文艺复兴风格的家具、巴洛克时期立体派画风的古董作品，以及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伯雷特提供的现代艺术品。就这样，到了十月时，我已经为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了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我自己投入五百万美元并担任常任合伙人)。
不过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募集资金可就非凭我一己之力可以办到的事了。我曾经到过欧洲几次，但是对那些国际型的大投资客可一个也不认识。一般而言，美国的资金经理人找寻国际投资者的方法，都是经由一些具有国际上良好关系的掮客来进行，并经由这些掮来将资金操盘手引介给那些国际投资人。这个方式所面对的问题是可能有些掮客会要求巨额的佣金，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一试。有一个添惠公司(Dean Witter)来的家伙是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他宣称他有一些“了不得”的国外联系管道。我可不打算把我获利的二五%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和他一样的寄生虫。所以我在外头放话说我最多只愿意依客户的多寡支付佣金。只要他们帮我介绍客户，我就付他们定额的佣金，这就是我的条件。
有两家经纪公司接受了我的条件。奇德(Kidder)公司的保罗·桑德斯(Paul Sounders)和琵芭迪(Peabody)公司的凯文·布兰特(Kevin Brant)和我接上了头。他们都是经营资金募集业务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名叫拉柯许·巴加瓦(Rakesh Bhargava)的印度籍同事，而且这个印度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许多富豪有很好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很难缠的敌人，但很显然地当我可以从中得到赚钱的机会时，那又有什么关系?凯文和保罗请拉柯许于十月中旬在伦敦安排几个会议。我同意这个安排，所以凯文和保罗就为我排定了伦敦这一系列会议的时程。
我一直都期待着这趟旅程。我非常喜欢伦敦。记得六七年那次暑假中在伦敦的日子，以及当年想像着能到伦敦经济学院拿一个经济学硕士的梦想。我还记得当年从旧克伦威尔路我那个位于四楼的租处搭地下铁到骑士桥的景象。我曾经走进当地的赌场，期望有一天能够在赌桌上大捞一票，曾经搭乘火车到爱普森去看那头小马，曾经搭乘双层巴士到哈洛德百货公司去，并且期待哪一天能有机会再回到那里去大肆采购，曾经经过丽池饭店、康诺特饭店、伯克莱饭店以及克莱丽奇饭店，梦想着哪一天能够住在这些全英国最金碧辉煌的旅馆，并且从一部劳斯莱斯轿车中走出来，由打着领结、穿着红色短礼服外套及闪亮黑皮鞋的门僮为我开门。克莱丽奇饭店是我这次行程最想住的饭店，所以我打电话给艾尔和克利夫。由于他们和全世界的艺品商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全球各大饭店都非常受欢迎，而他们也透过关系帮我弄到了一个房间。
在十月十三日，星期五的早晨，我轧平了所有的部位，在司机来接我去机场前无聊地看着报价荧幕解闷，当时市场正在重挫当中。那一阵子市场中的话题是聊合航空的融资收购案(Leverage-Buy-Out，LBO)，在这个融资收购案中聊合航空的每股叫价是三百美元，但是突然间融资者缩手使得这笔交易顿时化为泡影。这个案子正是垃圾债券风光年代的产物。市场的反应告诉我们该是为八年代的过度扩张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我马上觉得这笔融资收购案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一个操盘手在十年当中都难得碰上几回的赚大钱良机将要来临。而我就坐在这里，完全准备好随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我所有的部位都已经轧平，就好像是坐在一堆现金上面似的。我打电话给凯文和保罗。“取消这次的行程。”我说：“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哪儿都不想去。”
他们完全了解我的状况。一些个人的紧急状况诸如死亡、结婚或是生病，对一个操操盘手来说都不是用来取消会议的理由，但是为了赚钱而取消和客户的约会是绝对应该被接受。他们打电话给拉柯许，告诉他把我的会议行程延到下个礼拜举行。拉柯许说没有问题，为了一个对我有利的市场状况而取消和客户的会议只会加强我的名声。我就是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Midas Touch)的家伙，我也是华尔街的优胜者，一名冠军操盘手。
我看到市场重挫了一整天，到了下午略晚时，道琼工业指数已经下跌了一九点。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同样的状况又来了!”大家都相信市场将会出现像八七年一样的崩盘局面。好极了!我很清楚该怎么做。在八七年的股市崩盘当中，投资人因为认为股市的泡沫已经破碎，所以抢进债券市场，把公债的价格拉高。换言之，投资人会把资金从股票市场拉出来，转而投入固定收益资产的证券。债券期货市场在下午三点收盘，所以在二点五十八分时我开始买进债券。股票市场到四点才收盘，而当股市继绩下挫的当口，债券价格是一飞冲天。我很快地在俩券期货的第二交易时段(直到下午四点十五分)结束前轧平所有的俩券期货部位。我赚了七万美元。这天的成果还算不错，但我很确定最好的状况还没出现。这不认为市场后势会像一九八七年那样的走法，因为利率比当时要来得低，股市的本益比也比八七年时低得多。我正打算要建立多头部位。
就在市场收盘之后，我接到约翰·李修打来的电话。不管在什么时候，约翰都会打电话向我询问对市场的看法。我告诉约翰我强力看多，而且已经持有多头部位了。到了十六日星期一，我在《贝伦周刊》上看到以下这篇短文：
当我们在上周五市场收盘后对传奇操盘手马提·舒华兹做访问时，他表示对于当天股市重挫一九点的原因并无所知。“真正开始令我感到烦心的，”他说，“是每一个人都在股市赚到了钱。从过去的事实来看，当市场在一年当中上涨超过三%的时候，情势就变得相当危险了。”但舒华兹，这位我们所知市场上少数富有而又诚实的操盘手，告诉我他在当天稍早才刚刚轧平所有的部位。“但我真的不认为市场的状况糟到什么样的地步，”他表示：“目前的利率水平比起八七年时要来得低，而本益比也比八七年要低得多。就期货市场的表现来看，或许股市在星期一要开低六十或七十点都很难。我目前倾向于仔细研究我的技术图，然后找进场点作多。”
约翰·李修简直就像是我的出版商似的。但是当你在市场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时，你说的话最好是对的。很幸运地，这一次我真的说对了。我在星期一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抢进那些我已经计划好要买的股票，像是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范尼·梅(Fannie Mae)和佛莱迪·麦克(Freddie Mac)等。这些都是在上星斯五的跌势中抗跌性甚强的个股，当市场反弹时，它们就会是带头一飞冲天的超强股。
根据八七年崩盘的经验，我预期市场会开低，但是当市场稍后出现反弹并且收高八八点后，我就开始轧平我的多头部位。到星斯二下午我开始将部位转向，放空史坦普指数期货。如果每个人都在买进时，就是买出的最好时机，而我又对了一次。我在星期三把所有部位轧平。就在我赴欧行程延后的一星期当中，我赚了五十万美元。
欧洲之行
约翰·李修在我正要出门赶赴机场之前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问我在这几天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债券、股票和期货这三个市场中都大有斩获，但是由于我必须前往欧洲为我的海外基金筹集资金，所以不得不把所有的部位都轧平。当我舒适地坐在前往伦敦的头等舱的皮椅中时，我开始专心思考要怎么样才能说服那些国际投资人把资金投入我的基金里。
在克莱丽奇饭店的早餐会议进行得顺利极了。除了拉柯许·巴加瓦、保罗·桑德斯、凯文·布兰特和我之外，还有一位大型不动产开发兼国际性企业家谢克(Sheik)参加，他的父亲曾经是某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的市长；然后是一位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地毯大亨；此外还有欧玛·凯扬(Omar Khayyam)，他是某个主要中东银行的伦敦分行经理；以及施德霖·席克史潘斯(Stirling Sixpence)，他是一家在美国以恶意购并著称的英国控股公司前任总裁。他们是怎么被找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我可是很清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只要有钱赚，把灵魂卖给魔鬼都不在乎的人。这是国际性商业行为的的常态。
我马上就对席克史潘斯很有好感。其他几个人都是拿他们家族里的资金出来投资，而我觉得他和我一样，是那种白手起家，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此外，在他执行过的几次购并案中，曾经买下过一支职业足球队。在六七年的暑假里，我曾经看过那支球队的比赛。那时我还只能坐在便宜的席位上，吃着洋芋片。而现在，在二十二年之后，我可是坐在克莱丽奇饭店，和这些大亨们一起享用着丰盛的早餐。
当拉柯许·巴加瓦介绍完他的客户后，保罗·桑德斯正式地介绍我。“如果你们诸位曾经读过“金融专家”这本书的话，”保罗手里拿着那本书向他们说：“那你们就一定知道马提·舒华兹的大名。可是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这里有一份《贝伦周刊》中的文章，你们或许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让你们感兴趣的东西。”
说完他就伸手从桌子底下拿出六份十月二十三日《贝伦周刊》的影本。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向上挑战高峰，或者是小心下档风险。”在标题下方是以粗体字印刷的五位伟大操盘手姓名，这些人都是《贝伦周刊》曾经访问过的对象。保罗·都铎琼斯是第一人选，而我则是五个人中排名之末。在场的每个人都开始阅读这篇报道。我的照片被放在第十五页的一个标题旁边，那个标题是“两位赚钱一位赔：看三位超级操盘手在十三号星期五的表现。”接下来的文章叙述我如何在那周之间就赚了五十万美元，而虽然我不想轧平部位，但是由于必须飞到欧洲为我的海外基金募集资金而被迫平仓。在文章的最后以我的一句话作结尾：“我正要前往欧洲，可是市场在我出发前给了我临别一吻，我想在这种匆忙的状况下我这次的表现算是够好的了。”
“好啦!现在他就在诸位的面前了，”保罗说：“请让我向各位郑重介绍，马提·舒华兹。”
这真是令人头痛的事。现在我站在这里靠着贩卖我最满意的商品——我自己，马提·舒华兹，华尔街的冠军操盘手来募集资金。《贝价周刊》才刚刚为我打上品质保证的正字标记。我觉得自己好像唐纳·川普(Donald Trump)。当你聆听唐纳·川普的演说时，他的语气听起来总是那么的具有说服力。他本身可能也的确充满了信心，他在卖的其实是他最棒的产品——自己。即使他的心理医生知道他真正的状况，可是唐纳·川普的言谈总让人认为，他相信自己胜过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
这就是当我在描述我准备如何建立自己的金融王国时心中的感觉。我的基金将会成为最大和绩效最好的，而每个在场的人也都能感受到我的信心。真要感谢《贝伦周刊》那篇报道，使我成为像唐纳·川普一样的名人。谢克、地毯商人、凯扬和席克史潘斯都是那种凡事向“钱”看的人，而我在他们眼中就是那个能帮他们赚到钱的人。
当会议结束时，拉柯许·巴加瓦把我拉到一旁，“马提，你今天晚上有没有计划要干什么?”他问我。我没有任何计划。保罗·桑德斯和凯文·布兰特要赶到欧陆去，我直到下周才会前往日内瓦和他们会合。我正打算到处逛逛，就像我在七年代当证券分析师时那样。“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拉柯许说：“欧玛·凯扬(Omar Khayyam)的女儿要和谢克的儿子结婚，根据我们的习俗，新娘的父亲要在婚礼的一周前办一个宴会。我和谢克谈过，他说如果你能来参加的话他将感到非常荣幸。”
“我很想去，”我告诉拉柯许，事实上我也真的这么想。这个聚会将是我进入另一个世界一窥究竟的大好机会，那个世界里有着我前所未见的财富。
“很好，”拉柯许说：“新郎的哥哥卡姆兰·凯扬(Omar Khayyam)会在晚上七点给你电话。你将会和一些很有趣的人见面。我想你会很喜欢那个场合。”
我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
开车到谢克在乡间的房子，就好像开车到一个传奇故事中才会出现的地方。他的房子座落在伦敦市区外二十英哩的一片起伏的丘陵上。在出城的路上，我了解到卡姆兰本身在他父亲的银行中担任分行经理的职务。我们在一片大停车场中把车停在施德霖·席克史潘斯那部豪华的房车后面。那部名贵的班特利(Bentley)房车是那么地华丽，至少值个几十万美元，不过在谢克的停车场里停放的车子全都是那么华丽而昂贵。谢克站在主要的入口处欢迎他的客人。他真是一个最亲切的主人。他主动走向我并且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和朋友。“马提，这是我的弟弟，他是世界桥牌冠军呢!”“马提，这是一位酋长，他控制了奈及利亚境内大部分的油田。”那位酋长的皮肤黑得就像煤炭一样，而在他的脸上布满刺青。
谢克继续带我四处参观他的房子。他告诉我这幢房子至少有三百五十年历史，是由查理一世国王建造来作为金屋藏娇的秘密处所。对我而言，这倒是挺讽刺的一件事。因为在纽海文有三条主要的道路是以三位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官来命名的，而这三位法官是用试图判处查理二世国王绞刑不成，被放逐到美洲而闻名。这三位法官的名字是迪克斯威尔(Dixwell)、惠利(Whaley)和高夫(Goffe)，他们可能都曾来过这幢房子。
谢克带我来到一个餐室。里面有一张极大的桃木餐桌，周围放置着乔治三世时代风格的雕花银质椅子。“来吧，试坐一下这种椅子。”谢克说，我走上前去拉了一张椅子，但几乎没办法搬动。“它们都是实心的，每张重达八十磅。”
我们接着走到一间起居室，“马提，”谢克说，他手上拉着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我希望你来认识一下班纳姬·布托(Benazir Bhutto)，她是我们家族的好朋友。”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女人，她裹着一块黑褐色的布蓬，像苦行僧一样削瘦的脸庞脂粉未施， 她那又直又黑的头发用一条黑色的头巾绑在后面，充满光泽的身上穿着闪烁着金银光芒的长袍，一条金链挂在她线条分明的肩膀上，而链子上则悬着黑色的香奈儿小笔记本。香奈儿的珠子、鞋子和香水都是班纳姬的最爱。名服装设计师Coco身上穿戴的配件也没有班纳姬·布托身上的多。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暴发户气习。
“马提才刚刚上了《贝伦周刊》的头版”谢克骄傲地说。班纳姬·布托点头称许。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个纽海文来的乡下小子，竟然成了这一屋子大人物中的大人物。
我穿过花园走到草地上，那里已经搭起两座账蓬。其中一个账蓬供应鸡尾酒，另外一个账蓬则供应食物。那里供应的食物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产：鲟鱼子酱、鹅肝饼、生虫豪、斑节虾、烤乳猪、龙虾、数不清的烤牛羊肉串，以及各式各样的乳酪，数量简直多到远超过实际的需要而极尽奢华之能事。我等不及要好好尝尝这些人间美味。现场还有变戏法、跳肚皮舞、吞剑以及喷火等各项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余兴节目。再加上无与伦比的美食，我真的从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事。
当最后卡姆兰·凯扬把我送回克莱丽奇饭店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但是我根本无法入睡。我不需要睡眠，因为我的美梦已经成真了。我本来还在为我的海外基金担心，但现在我已经成为市场的明星、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的人、《贝伦周刊》也不成问题了。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有人将名片递给我，他们都相信我可以让他们变得比现在更富有。
接下来的行程也进展得几乎同样顺利。日内瓦、苏黎士、巴黎，我每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那个荣登《贝伦周刊》头版的风云人物。当我在约翰·甘乃迪机场落地时，我一刻都不停地直奔我那华丽的新办公室，然后开始把这次行程中拿到的名片加以分类和排序。
几周之后，银行汇款开始源源涌入，但是都只有数额而没有汇款人名字。我没有办法从这些汇款人的背景、新整理好的名片和刚结交到的那些外国富翁朋友们之间找出关联性。这些汇款都来自百慕达、根西岛(Guernsey)、曼岛(the Isle of Man)和开曼群岛等地的银行。我们一天当中会收到五十万、一百万或二百万美元的汇款，但是却一点也看不出到底是谁汇的。我们打电话给那些汇款银行询问，但是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任何一个名字。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管数字。就这样，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成为一个总额二千万美元，却没有出资人名单的基金。就我所知，我的投资人有可能是诺瑞加、格达费、阿敏或许也可能是某个更糟的邪恶之徒。别人告诉我不必为此担心，我并不需要知道投资人到底是谁，只要负责帮他们赚更多的钱，每个人就可以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了。
第 14 章 我的钱操作的如何了？ 抱歉！老。你被炒鱿鱼了！
我的钱操作得如何了?我躺在床上，把床头柜上的闹钟调到下午七点整，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去。当时是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六点半，我才刚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的办公室回到家里。这真是忙乱得不得了的一个月，我正打算在待会儿和客户在鲁提斯(Lutece)餐厅——全纽约最棒的义大利餐厅共进晚餐前小睡片刻。我已经要求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在十一月前让我知道，他们是否在下个年度还会继续把资金投资在这两个基金里。所以整个十月份当中，我除了要做例行工作外，还要不停地向各方面的客户解说，过去一年中我为他们赚了多大的一笔财富。如果你正在操作一个基金，你可无法承受损失任何一个客户所带来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好像是一群生命共同体，一旦有人跳船，其他人也会马上跟进。
三大难题
当时我在股票市场的绩效是十八%，高出大盘许多，但在和客户的会谈当中我发现我面临三项问题。第一项就是我收取的费用。我是名列杰克·史瓦格书中的“金融专家”之一，同时也是市场高手，但我发现如果我要承受为别人操作资金的重大压力，就一定要收取更高的报酬。我想要把基金管理费调高到和保罗·都铎琼斯、布鲁斯·考夫纳和路易斯·贝肯那些人一样的水准。但问题是，琼斯、考夫纳和贝肯这三个人操作的都是期货基金，而我不是。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都设定只以资金的二五%从事期货交易，另外七五%则从事股票交易，所以这两个基金都不是期货基金，只能算是股票基金。而大部分的股市基金经理人收取“一加二”型的报酬，所谓“一加二”就是总资金一%的固定年管理费再加上获利二%。只有市场上的顶尖高手，也就是那些操作纯粹期货基金的家伙，才有这个条件要求“四加二”的报酬，而这也正是我要的价码。这表示若以十八%的报酬率来计算的话，我会得到六·八%的报酬——四%的管理费加上获利的二·八%(剩余报酬率十四%的二%)，这比总获利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所以有很多投资人开始发现这个条件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买卖。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时的市场状况。市场一整年以来都呈现非常不规则的走势，因而使我在找寻明确趋势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为那两个基金操盘时，市场在我的移动平均线上下冲刷洗盘，所以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策略，并且根据市场上一些企业接收的计划或小道消息建立了几个部位，希望借此产生了一些稳定的获利来支持我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交易上的困境。我买进了一些林传播公司(Lin Broadcasting)和乔治亚海湾公司(Georgia gulf)的股票，但只要市场出现谣言，那些个股的买卖价差都会明显拉大，而资金调度的考量会破坏我在短线上的获利。由于我的基金有一部分算是期货基金，依照期货法规每个月必须向投资人提出报告，而这也对我产生短期性的压力。我认为这些套利部位能够在一个没有明显趋势的市场中提供较好的收益率，但我的想法错了。这些获利并没有出现，五周后，我的亏损已经达我募集的四千万美元资金的六%，高达二百四十万美元。
我以前从来没有亏损过这么多钱，我的自信心也随着我的钱而每况愈下。我开始缩减部位、保护我的资金然后尽量在一有机会时就实现获利。这些作法果然奏效，到了三月底，这两个基金的净值已经转为获利七·六%，反观同一时段，我的比较基准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四·二%。在短短三个月里能够有高于大盘指数十一·八%的表现，在任何投资人眼里都应该是非比寻常的操作绩效。许多投资人也的确这么认为，因而衍生出我的第三个问题。
当我开始为基金操作时，最主要的考量之一就是我是否能够像操作自己的一千万美元规模的资金一样，有效率地操作这两个总额四千万美元的资金。在前两次经验中，我发现操作较大金额的资金会改变我部位持有时间的长短。我倾向于持有部位更长一段时间，这改变了我在短时间内实现获利的交易风格，但是我在一九九年第一季的表现让我相信我有能力管理更大的金额的基金。所以在四月一日，我再度开放新的资金投入我的基金里，并且成功募集到三千万美元的资金。
大部分操作七千万美元资金的操盘手都会打散资金，寻找适当的投资标的，分散风险，然后让他们手底下那些年轻的职员帮他们执行交易指令的工作，那些操盘手们则高高在上，纵观全局并且主导全盘策略的大方向。但这可不是我的风格，我一向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此外我的手底下也没有帮忙的小弟。我早就把原先雇用的那两个职员给辞掉，完全由自己进行交易工作了。我一直采取着防守性策略，并且在四月份当中又增加了一·五%的获利，但是在五月及六月当中，市场的走势却和我的部位背道而驰。我没有搭上任何一波重要多头走势的列车，压力立刻从四面八方蜂踊而至。在整个上涨趋势当中，投资人不断打电话给我，问道：“我的钱运作得如何呀?”
当你全心投入操作的时间超过了结算年度的三分之一时，投资人只想听到一个答案，“这简值棒呆了!”但是我没办法说得出这句话。在每个月初，我都会寄一封信给的投资人，向他们说明基金的操作状况。而在六月份的那封信里只能这么说：
身为基金里最大的投资人，我个人觉得维持每个月获利的重要性，要比试图在市场上靠少数几次交易大捞一票来得高。我的投资绩效是基于持续性的获利能力，并使复利成长得以有机会发挥它神奇的力量。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什么振奋人心的话。客户继续打电话、传真、写信或用其他方式来抱怨他们的报酬率，并且拿其他操盘手的绩效和我比较。那些引介国外资金的掮客就更糟糕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我正在交易的时段中打三次电话给我：“马提，马提，我的钱操作得怎么样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家伙会干出这些事，既然他们是把资金以一年的固定期限投入，那这么在乎每天的损益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在各式各样的市场状况下，已经连续维持了十年的二位数获利吗?他们不知道我是冠军操盘手吗?
在七月份当中，我试着在报告六月份绩效的信中提醒投资人他们是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金的 ，并且附上一份长达两页，从理查·罗素的“道氏理论通讯”上摘录下来的文章。这篇摘录显示复利成长的效果是多么强大，并且一直以来都是聪明投资人用来累积巨额财富的最佳方法。缓慢但持续地获利才是这个游戏的真谛。我在七月份的那封信中再次以防卫性的方式写道：
当我创立这个基金时，我知道总会有某段时期会超越其他操盘手的绩效，而有些时候又会表现得比别人逊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诸位以最低一年的期限来投资的原因，而这也是我认为应该被诸位评估的方式。当这一年的期限结束时，诸位将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把资金投资于此，甚至提高您的投资金额。我只希望诸位能在适当的期限时再评估我们的操作绩效，并且以相对和绝对的观点把我们的表现和其他操盘手及投资机会做比较。
在那封信中我没有告诉投资人的是，我已经准备好要采取攻击性的策略了。我马上就要来个长打。
海珊入侵科威特
奥黛莉决定在暑假期间重新装潢我们在公园大道的公寓。当孩子们上学去的时候，我们把东西都打包好，然后搬到我们在罕普敦的避暑小屋。我在那里和另外一个避险基金的经理人一块儿打网球。有一天他对我说：“嘿，马提，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和普强(Upjohn)有关的消息啊?”
“普强?”我一付真的听到什么似的表情说：“干嘛!你听到了什么呢?
“听说有一家瑞士公司打算要购并他们，所以我已经买进普强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内线”史基尼。史基尼在华尔街到处都有眼线，如果有人对普强这个位于密西根的大型药厂采取了什么行动的话，史基尼一定会知道。
“马提，”史基尼语气轻松地在电话里说：“我正想要打电话给你呢!我在瑞士的眼线刚刚告诉我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而且你知道，有很多欧洲方面来的买盘，看起来真的是有那么一回事，大家想藉着这个购并捞一票。”史基尼说话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而他已经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了。如果我想要来个全垒打的话，普强就是我该介入的标的，我开始大量买进普强。我对于精巧的小电器用品一向非常热爱，终于也买了一部行动电话，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又大又笨重的汽车电瓶。我可以坐在球场旁边看着奥黛莉打网球双打，边对着电话大喊：“再帮我买进一万股。买进一万股!”在整个七月里，普强一直不停地小幅上涨，我也不停地买进。我有时会在周五的下午坐在海滩上看着孩子们堆砌着沙堡，然后一边对着那个像汽车电瓶的电话大吼：“收盘前帮我买进三千股!买进!”我的多头部位愈来愈大，整个资金都投到普强去了。到了八月初，我正在前往中国大陆途中，但还是持续作多。我买进了超过四千万美元的普强，超过了基金总额的一半，总共买进了将近一百万股。
八月二日，沙丹·海珊派兵入侵科威特。市场开始下挫，而原油期货的价格则一飞冲天。在股市很快重挫了十%时，普强的股价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下跌的走势中。我开始卖出史坦普指数期货来规避部分的现股风险，但这却让我陷入另一个星期的困境中，因为普强的贝他(Beta)值(单一股票和大盘指数之间的连动关系系数)已经因市场的变动而成为史坦普指数的两倍，但我却在后来才察觉到这个变化。基本上这表示大盘每变动一%，普强的价格就会变动二%。以目前市场下跌的状况来说，普强会下跌二%，所以如果我卖出总值四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指数期货，这一点也不够，我应该要卖出总值八千万美元的史坦普期指契约才封。
在八月中旬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卖出了四百口史坦普期指契约，而市场开盘就跳空下跌。我在五分钟内就赚进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但是普强的股价也下跌了一又八分之七，使得基金在当天的整体表现只是打平而已。同时，真要谢谢沙丹·海珊，让原油和其他大宗物资的价格疯狂飙涨，使得琼斯、考夫纳和贝肯那些没有买进普强的期货市场玩家们因为作多期货而赚翻了。由于“金融专家”这本书的介绍，我得到了期货市场玩家的封号，但是我从来没有纯粹专做商品期货交易。我真正的专业是在史坦普指数期货，而它则代表了那个目前正在狂跌的股票市场。所以当那些市场高手们因为买进商品期货，趁着通货膨胀预期心理高涨之际大赚其钱的同时，我却只以卖出史坦普期指来锁住那一百万股普强所面临的风险而勉强打平而已。
到了九月中旬，我和一位主要的投资人做了一次年度操作绩效回顾。除了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外，我另外替豪斯曼海外基金(Hausmann Overseas N.V.)——一家注册于荷兰安特列斯(Antilles)的基金操作五百万美元。我将这笔钱分开来操作是因为豪斯曼不希望将这笔资金和其他投资人的混在一起。他们希望所有交易都经由纽堡与柏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来进行。每个人都想和豪斯曼合作，看在五百万美元的份上，我同意他们的交易都经由这家荷兰籍的大公司来完成。
豪斯曼公司的十二位高级主管在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西南角的丽晶饭店订下了一个小会议，然后邀请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和他们仔细捡讨操作绩效。我的房子就在公园大道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所以我只要走短短的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会场。我挺着胸膛，昂首阔步走进那个会议室，然后说：“各位先生，我为各位操作得很棒。我在普强上面亏损了八%，但是以年度而论我还是保有十二%的净获利。以我目前持有的部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将可以出现三%到四%的获利率。目前的问题是我的部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
那些豪斯曼的高级主管并不想听到这些关于普强的话题。他们开始拿我的操作绩效和琼斯、考夫纳、贝肯以及其他期货市场的明星操盘手做比较。“听着，”我对他们说：“我操作的不是期货基金。就像当初你们把资金投入时我就告诉过你们的，保护资金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只投入二五%的资金到期货市场。如果我把你们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期货市场的话，我可以把财务杠杆放大十五倍，然后帮你们赚取一%的报酬率，或是把你们的钱全部输光然后去坐牢。”他们根本不买我的账。他们继续拿我和那些期货基金的经理人比较，因为我收的基金管理费和期货基金一样高。然后同样的戏码一直重复上演到十月份。在市场收盘后，我躺在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办公室的沙发上，等着我的国外投资人到来。我们坐在由奥黛莉精心挑选，围绕在大理石桌旁的名牌皮椅中。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操作得有多好，而他们则告诉我琼斯、考夫纳、贝肯和其他人的操作绩效有多好。这一切真是令人沮丧。
鲁提斯的晚餐聚会
在我床头柜上的闹钟响了。已经七点钟了。我起床，在脸上拍了拍水，清理了一下亚曼尼套装，擦亮贝里牌鳄鱼皮鞋，拉直米索尼领带，然后动身前往鲁提斯(Lutéce)。
奥黛莉陪我坐电梯下楼，然后我们走出门去拦了一部计程车。“巴奇，你妈妈打了个电话来，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过感恩节。”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没办法在感恩节的时候回佛罗里达去。我还有一堆公事要办呢!”
“这样啊，那在那几天假期里我们要干什么呢?如果不去滑雪的话，就只好回佛罗里达了。”
“滑雪?谁要去滑雪?”
“巴奇，我们在假期当中一向都会出去度假的。”
“今年可不行。听着，奥黛莉，我没有办法度假，也没打算去佛罗里达。我得想办法改善操作绩效，不然我的投资人都要跑光了。”
在鲁提斯的这个晚餐是由威利·韦伯(Willie the Web)作东的，他是一个专门为欧洲的富有投资人找寻热门基金经理人的瑞士掮客。威利介绍了一些大客户给我，代价是他想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董事会中取得一个席位。我真的不知道董事会的成员们除了收钱和报费用之外还做些什么，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威利的确控制了不少国外投资人的资金动向。我和威利是经由我的老兄弟尼尔·魏斯曼(Neil Weisman)介绍认识的，但是尼尔今年并没有受邀参加威利的晚餐聚会。尼尔的基金是纯粹的股市基金，而他今年的表现显然不像前三年平均年报酬率七五%那么好。威利希望他来往的操盘手都是当红炸子鸡，而他显然认为我够红。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参加这个餐会的主要原因。经过了和投资人长达一个月的艰苦沟通后，我很想找个机会到那种高手云集的场合去和别的操盘手打打交道。
威利在鲁提斯的楼上保留了一个隐密的房间。当我走进那里时，可以看到在场有许多市场中的后起之秀。朱利安·罗勃森(Julian Robertson)正和史丹利·德拉肯米勒(Stanley Drucenmiller)谈话。朱利安是一个安静而又谦逊的南方人，他在一九八一年离开奇德——琵芭蒂(Kidder,Peabody)公司后，在他四十七岁时创立了一个只有八百万美元规模的基金。现在他操作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十亿美元了。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是乔治·索罗斯的左右手。奥德西合伙基金(Oddysey Partners)的李昂·列维(Leon Levy)正加入他们的谈话。
威利上前来欢迎我。“马提，马提，真高兴看到你。来这里，跟我来见见几个客户。”客户的名字对我来说可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中，我的客户就是一堆位于百慕达、巴哈马、瑞士、开曼群岛和其他免税天堂的银行账户号码。当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时，威利向我解释客户们正在进行一种创新式的生意，并且已经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马提，告诉他们你的基金操作得很棒，真的很棒。”威利在我身旁轻听说着。
等到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费翁娜·毕格斯·德拉肯米勒(Fiona Biggs Druckenmiller)的旁边。由于我是这个交际圈中的新人，所以我对这些人并不是都很熟悉，但是在晚餐当中，我知道费翁娜不但是史丹利·德拉肯米勒的太太，也是巴尔顿·毕格斯(Barton Biggs)(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侄女。她和史坦利是在他们任职于德瑞弗斯(Dreyfus)公司时认识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费翁娜显然很知道要怎么和这些高手们打交道。
这场在鲁提斯的晚餐聚会比起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要有意思得多，甚至比在谢克那个位于查理一世别墅里的聚会还要棒。在那两个餐会中，会场中的人相当多，而在这个餐会中，我却是少数与会的菁英人士之一。整个晚餐当中，我都不断地对自己说：“这里是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这里是我真正想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操作资金的理由。”但是在整个晚餐之间，有另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的另一个耳朵里嚅嗫着：“马提，明年你会在麦当劳和尼尔一起吃晚餐，除非你今年能够反败为胜。”
午夜过后我才回到家中。简直累得要命，但却没办法入睡。我的思虑飞腾。我知道如果想要继续持在市场高手的阵营里，必须做一些重大改变。朱利安·罗勃森、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李昂·列维、琼斯、考夫纳、贝肯、索罗斯都是市场中的高手。我能够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平起平座，我的基金规模可以和他们的一样大甚至超越他们。我得多赚点钱，我需要改善我的操作绩效。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我的交易助理艾莉森·布朗(Allison Brown)：“我要你帮我每天卖出二万五千股普强，直到我们的存货都出清为止。我要在今年底之前把这个部位完全出清。”只要这个高达四千万美元的包袱还在我身上，我就铁定没有办法达成投资人期望的报酬率。如果我以每天二万五千股的幅度来调节掉这个部位，我想不会把普强的股价打压得太严重，此外，如果那家瑞士药厂真的开始他们的购并行动，我还是有机会享有部位的涨幅。“内线”史基尼不停地告诉我：“这事马上就要宣布了，马提，不要卖掉那些股票。我知道这的确是拖得久了一点，但这些事不就是一直都会拖得比较久的嘛!”
接着，我坐下来为十一月一日要寄给投资人的信打草稿。如果他们希望我操作的是期货基金，我就帮他们把基金转型为期货基金。在我的信中，写道：
“展望一九九一年的发展计划，我已经决定要为沙伯林纳基金进行几项改变。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基金在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的投资分配比例分别由一九九年的二五%比七五%改变为五%比五%。我们有几个理由做这项改变，第一是我们今年的获利绝大多数来自于期货交易，我们以一六五万美元的投入资金赚得了一二万美元的获利，相当于六一·八%的报酬率。做这个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来自许多基金投资人的要求，他们希望投资有更高的波动性，并且愿意承受伴随而来的风险，以追求更高的潜在获利。
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迁，投资人只要支付一%的账务费用，就可以在年中抽回投入的资金。
第三个重要的改变是一个“到价出场”的运作模式，一旦基金的操作产生年初资金总额三五%的亏损时，基金将自动停止运作。
由于我有计划地出清所持有的普强股票部位，并将投入期货和股票市场的比例加以调整。我已经准备好全心投入接下来两个月的交易中了。
抱歉!老爹。你被炒鱿鱼了!
尼尔·魏斯曼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和尼尔见面可以回溯到七二年我到金字塔工作的那个时候。尼尔是金字塔公司里的一个股票经纪人，他总喜欢到处搜集一大堆资讯，也一直都试着和市场里的好手打交道，由于我在公司里是负责热门产业的新进人员，所以他就自然地和我成为朋友。
能够认识尼尔是我在金字塔公司的工作经验中惟一对我有帮助的事。当我在排队领失业救济金，而华尔街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工作时，尼尔为我打电话给杰瑞·法柏(Gerry Farber)。杰瑞是金字塔公司的前任分析师，当时他正担任爱德华——韩利(Edwards and Hanly)公司的研究部主管。尼尔告诉杰瑞我被人恶整的事，并且向杰瑞极力推荐我。感谢尼尔，杰瑞真的雇用了我，我也因而认识了鲍伯·佐尔纳。多亏了尼尔才使我从人生最严重的低潮中拉了出来，并且再度回到了市场。
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他。尼尔是一个很棒的操盘手，也一直都想成立自己操作的基金，但他需要有人帮他一把，所以我就对他说：“听着，尼尔，我把我和奥黛莉的退休基金都交给你操作，你放手帮我操作这笔钱吧!”
这笔钱的总额大约有七十五万美元。就以这笔钱作为基础，尼尔募集到了另外的一千二百万美元，这已经足够让他开始操作他的基金了。他在基金募集完毕后很高兴地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动身前往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遥远小岛上度假，并且在这一年的前五个交易中完全断绝了和市场的连系。在这几天当中，市场突然狂飙上涨，而尼尔却完全没有掌握到这次机会。当我们在二月中一起参加某一个晚餐聚会时，市场已经上涨二%，尼尔的基金报酬率却只有九%，所以我对他说：“尼尔，你在搞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在新年一开盘的时候跑去度假呢?你完全没有把握到这次的涨势。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钱交给你操作。如果我现在能够把钱抽回来的话，一定马上就这么做!”这就是我对尼尔，这个把我从人生低潮中拉拔起来，而且刚刚才开始操作他第一个基金的好朋友所说的话。
尼尔或许可以对我说：“去你的!马提，我不需要你的钱。拿走你的臭钱然后滚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市场里的规矩。身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不论你是操盘手、投资人、企业家或是其他什么身分，绝不能让友谊或是家族关系介入你和金钱相关的重要决策当中。尼尔当时给我的回答是：“马提，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狠狠揍我一顿，因为没有人能比我自己给我更大的压力。”尼尔回去后努力操作，并且在那年创造了七五%的优秀绩效。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他把我投入的资金增加为原来的三倍。到了一九九四年，他的基金已经成长为五亿美元的规模。我现在仍然有一些资金放在他的基金里，但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我在别的地方能够找到更高的报酬率，我会毫不考虑地和尼尔说拜拜。这无关任何私人恩怨，只不过是这个市场里的游戏规则罢了!
第 15 章 病魔缠身－－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我发觉如果能够在十一月份有良好的绩效表现，或许就可以保住大部分的投资人。到了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在那个星期中，我和亚伯特·贝克渥(Albert Backward)、伯纳李·巴福(Bernard Le Buffoon)、海默·谢斯可夫(Helmut Scheisskopf)以及皮耶·莫德(Pierre Tete du Merde)等几位最重要，也是平常最支持我的客户见面。现在我的时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的。我以前为自己的资金操作时，从来不在营业日晚间出门，而那场在周一于鲁提斯餐厅举行的餐会，以及十月份以来和客户的密集会谈简直把我累坏了。我整个白天都投入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并且在那周之中赚了十万美元，但以我所承受到的压力来看，这种获利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十一月二日的早上我收到一封由乔治·葛兰诺里斯(Georges Grenouilles)从日内瓦发来的传真，里面只写着：
请惠予协助将本人于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中之持分赎回。万分感谢。
其实有两个投资人在十月份就已经通知我，准备赎回他们的基金持分，但是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这封传真代表的是第一个因为对我的投资绩效不满而决定赎回基金持分的投资人。
我好像要病倒了
我累得倒在沙发里，连起身看市场收盘状况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麦克·施密斯(Mike Schmeiss)正要前来拜访我。麦克打算要经营自己的基金公司，所以想向我寻求一些建议。当他在五点半到达时，我告诉他我之前是如何募集资金的，并且让他看一看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操作绩效，当他准备离开时，我对他说：“利用他人的资金是你想要赚大钱的不二法门，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坏处。每个人都在身后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而永远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的绩效感到满意。他们总是不断打电话来问东问西的，‘我的资金操作得怎么样啦?’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总是贪得无厌。”
到了周末，我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奥黛莉已经带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书展了，而我则打算中午去那里和他们会合，但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因感冒而病倒了。我知道必须努力对抗病魔，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有太多事情要做。我得补画技术图，计算各项技术指标，并且想好星期一要采取的操作策略。
当我到达书展现场时，气温上升到暖和的华氏七十五度，但我却热得满身大汗。在我走进会场，我觉得头晕，而且痛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迈出脚步。这个书展当中到处都是老师和阖家光临的人潮，里面一点空调都没有，一大堆小孩在我四周奔跑、嬉戏、推挤、尖叫着。我不知道是否有力气走上阶梯。这些年以来，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八磅，比在陆战队时苗条那付而结实的体型重了二十三磅，我现在可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磅肉在我身上所造成的负担。
奥黛莉和我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等于是在出差，晚上我们到六十八街的戏院去看一部名为“Reversal of Fortune”的电影。戏院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在戏院大厅里有一个写着因为岁修关掉空调，并向观众道歉的告示牌。在等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浃背。或许我应该在看到电影看板时，就推算出进了戏院会遇到的状况，可是我已经病得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联想了。奥黛莉想带我回家，但是我并不想照做。“算了吧!”我说：“我们已经付了电影票钱了。我能挺得住。我很悍。我是陆战队员。”
到了星期日，我躺在沙发上研究技术图，为星期一的操作做准备。我觉得身体状况糟糕透了。十月过后，我该去度个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保住投资人，就没有时间去度假。我确信如果能在沙发上打发一整天的话，就能够在下周上工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惜天不从人愿。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去他的陆战队!”我跟奥黛莉说：“打电话给啥克曼。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Raymond Hochman)约好十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沙伯林纳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所以倒在沙发上收看“金融新闻网”(Financial News Network)。
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金融新闻网。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三万美元。到了下午五点半，背后和胸前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点，所以他已经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六点半给急诊医生辛(Singh)医师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计程车里。
辛医师直到七点十五分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五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讽刺的是，正如我和人面狮身在十八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给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八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发了精神病，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辛医师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九点十五分左右还没出现。奥黛莉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十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奥黛莉：“我恨这个鸟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惟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星期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刚收到的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亚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耶·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第二封的开头就客气多了：
早安。我们想卖出一、二九、八五五单位的沙伯林纳海外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回覆：“各位早安，拿着你们的一、二九、八五五单位基金，把它们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第一次住院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哈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发展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都有积水。好消息则是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医院，但是却又多花了三个钟头才拿到住院许可。真要好好感谢蓝十字会、健保以及医疗给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测试、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在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三·三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奥黛莉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他们要价每天七五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知道得要有人仔细地照顾我，我需要那种专为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奥黛莉，但奥黛莉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孩子们。
现在我终于住进了病房，一大堆的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注射针筒，他们开始不停地在我身上抽血、抽血、再抽血。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个架子，以便我如果病情好转想起床时可以支撑，可惜我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我一直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只是一再漠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冠军操盘手，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他们另一个病人。真要感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斐德利克森(Esther Frederriksen)。依莎从来不会让那些医生不看我一眼就走开，她在了解医生要采行什么样的医疗程序前也不会让他们碰我一下。她也不停地看着我的心电图、检视医疗仪器、仔细地向医生询问、对付那些护士，并且持续问我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护士们一直都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打针、打针、再打针。依莎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要抽这么多血，是因为要确定造成这次生病的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纽约市立医院传染性疾病科的主任亲自检验我的病例。依莎说这位主任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在过去四个月中，已经在医院里看过四个相同的病患，这四个病例都是病毒性感染。“舒华兹先生，”依莎向我解释：“如果你的病因是细菌性感染，他们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但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他们就只能任由病毒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那，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我说。
“他们就会开始由静脉注射红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另外他们也会帮你注射头孢菌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支气管和喉咙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依莎向我说明完毕前，我的手臂上已经多了几支针筒。
药物的作用终于展现了。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它们开始击退病魔。到了九日星期五的下午，我已经觉得好些了。二点四十五分，依莎还没推我到楼下去照X光之前，我打电话给芝加哥的经纪商艾维·高费德。因为当时的利率水准很低，所以我相当看多，而我也随身带着Metiplex随身型报价机，这个像呼叫器一样的小东西，可以提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期货报价，所以我知道目前的市场状况如何。“艾维，”我尖声说着，试图以平常的音调来说话：“帮我用市价买进四百口十二月的契约。”我刚刚买进了四百口三十年美国政府公债期货契约。根据报价机上所显示的价格，我的进场价可能会在“九二二四”，这表示价格是九二又三二分之二四，或者可以说契约总值为九二、七五美元。
“马提，你确定吗?”艾维说。“你不是应该正在休息当中吗?”
“是啊，我很确定。事实上，帮我改成买进六百口吧!”
“马提，你这个白痴!你不是已经住院了吗?你在搞什么鬼啊?嘿，你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额外的压力。”通常，我会对艾维大吼一顿然后叫他照我的话做，但是现在我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
“好吧，那只要帮我买进四百口就好了。可是我要你马上就给我买进。”
在整个周末里，我的身体状况不断改善，当我的体温下降到华氏九九·八度时，公债期货的价格也上涨到九三一了。当市场在十二日星期一开盘时，我卖出了那四百口期货契约并且赚进十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利润。果然，卖出了那些债券期货让我脸上恢复了血色，我告诉哈克曼医生我希望回家。又有另外两个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通知我要赎回资金了，因为新的资金分配(五%投入期货市场，五%投入股票市场)对他们来说风险太高。我得开始想办法赚一些真正的大钱。
哈克曼同意让我出院，所以奥黛莉就在十三日星期二的早晨到医院接我回家。那天我一直从下午工作到晚上，补画技术图形、计算技术指标，试着让一切回复到我能控制的状态下。我在大约十点时上床就寝，并且马上进入梦乡，但是在星期三的凌晨一点半时，却因胸口剧痛从睡梦中醒来。这种疼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阵强烈的刺痛从我的心脏穿刺而过，我不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但是每呼吸一次，就会引起一阵阵深入脊髓的疼痛。奥黛莉开始为我按摩胸部，试着减轻我的痛苦，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打电话给哈克曼诊所里的服务人员。医生总算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回电，奥黛莉向他详细叙述我的情况。“先让他吃两颗止痛药减轻疼痛，再吃两颗镇静剂帮助他入睡，拿一张电热毯放在他的胸口保温，我明天一早再打电话给你们。”我终于入睡，然后在早晨七点半醒来，全身都被汗水浸透。
再度住院
到了九点，哈克曼打电话来。“马提，我不希望你四处走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在十点四十五分时，由克利斯多杜罗医师为你做心电图，这位医师的办公室就在你住的那幢大楼里。我们那四个被病毒感染的病人，最后都验出来有心包炎(Pericardities)的反应。”
回声心动描记法检验证实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我得了心包炎。在我的心包中开始大量积水，在心脏四周包围着膜状囊组织，而这些积水压迫到心脏，引起我强烈的疼痛。所以我又住回医院去了。
再一次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而奥黛莉也再度请依莎来当我的全天私人看护，而那些如潮水般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再度穿梭在我的房间中，每个人都拿着针头在我身上抽血。上一次住院时，我很介意这些事。但是现在我简直吓坏了。之前有毛病的是我的肺，现在有问题的是我的心脏。
我的体温一直往上窜升。从华氏一零三、一零九到华氏一一六度。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注射针管，其中一条插在右手臂上注射着加入红霉素的生理食盐水，另一条插在左手臂上则注射着头孢菌霉素。第三条插在身上的针管是一支导尿管，它只是用来收集我膀胱中的尿液，但却是我最痛恨的一条针管。
高德医师是胸腔外科的医师，他过来向我解释目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舒华兹先生，”他说：“我们准备要试用抗生素来控制你体内的感染状况，但你知道的，如果你的心脏四周还是继续积水的话，就必须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这是我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当天晚间七点，奥黛莉来看我。在说完孩子们的事后，她提醒我金克劳德(Jean-C1aude)今天打了一整天电话找我。金克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他是另一个专门介绍欧洲有钱人和热门基金经理人接触的掮客。和威利(在苏黎世帮我找客户的另一个掮客)不同的是，金克劳德的办公地点位于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如此一来，他可以随时留意与他合作的基金经理人的动态，而他那个在瑞士当银行家的哥哥金皮耶(Jean-Pierre)则在欧洲帮他挖掘客户。在过去的十个月当中，金克劳德简直就是一个令我讨厌到极点的头痛人物。他总是不断打电话给我，在我做交易的时候打扰我，多嘴多舌地跟我说要怎么样才能让基金操作得更好。“马提，马提，你要好好操作，你的基金比起别的基金表现较差，你的绩效得更好才行!”
金克劳德告诉奥黛莉他得立刻和我谈一谈。当奥黛莉告诉他我再度住院时，他希望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医院。他说要来看我，但金克劳德担心的可绝对不会是我，他担心的是他的钱。当奥黛莉不愿意告诉他我住在哪个医院时，他开始有点发火了。“如果马提在本周结束前没有和我连络的话，我就要把我客户的钱，转到另一个愿意回我电话的人那里去。”
我告诉奥黛莉回家去，不要理会金克劳德。我因为药效发作而头昏得没法子和奥黛莉多说什么，而且胸口也痛得没有心思去担心像金克劳德那样的瑞士黄鼠狼。奥黛莉离开后我试着要睡一下，但是大约在晚间九点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依莎，救命啊!”我尖声叫着：“我快要死了!”接下来我只知道一部急救推车推进了我的房间。
依莎按下了紧急求助铃。那些药对我而言都没有效果，我心包里的积水已经急速增加到直接压迫心脏的地步。我的脸色发青，血压降到只剩下四、五的状况。在几分钟之内，一整个急救小组已经围绕在我床边。我的头旁边有一位麻醉师，一位胸腔外科医师伏在我的身体上，床脚则有一位心脏专家监看着心电图，甚至有一位医生连电击器都准备好了。我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说话，喊叫着仪器上的读数，并且下达指令。“血压六—八，还在下降中。”“给我五CC。”“血压五五—七。”“心跳一六，非常急促而微弱。”“血压四—五，我们快要失去他了。”搞什么!失去我?“救我，救我，请不要让我死!”我气若游丝地说着。脑海中浮起女儿和小儿子的脸孔。“求你，求你，不要让我死。”医生开始将我的血压稳定下来，但双腿却因为医生将一些冰冷的液体打入我体内而开始剧烈颤抖。我再度昏厥。
我在一张推往加护病房途中的担架床上醒来，身上满是连接管子的注射筒。一根导管从我脖子上切开的一个口子中接出来，在外面摇晃着。很幸运地，高德医师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刚刚才动完一个开心手术，一直忙到深夜，然后睡在医院里。当我看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动手吧!”
高德医师通知奥黛莉，准备马上为我动手术，但是奥黛莉必须照顾孩子们无法抽身，只好打电话给她姊姊琳达，把她从睡梦中挖起来，等着她到我们家来。在此同时，我可能已经开始动手术，并且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就在我要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一个非常美丽的护士对我说：“舒华兹先生，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把你的结婚戒指拿下来，你不能戴着戒指进开刀房。”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平常总是随身戴着结婚戒指。就算有某些特殊状况不得不拿下来时，心里还是觉得我戴着它，由于我在婚后体重一路上升，手指上已经留下明显的戒痕。我试着把戒指拿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我被注射了太多的液体，而且臂膀和手指都因为吃药而有些浮肿。那位护士用一些肥皂和水，很温柔地把戒指从我手指上拿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对她说：“拜托你把我的结婚戒指拿给我太太，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把戒指再戴回我的手上。”
凌晨四点半，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平躺着看着手术台上的灯光逐渐放亮，心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阳光。他们把我从活动病床上移到一个小小的不锈钢手术台上。我硕大的身躯几乎没有办法配合它的大小。他们注射了另外一个针管到我左手背下面的静脉里。一位麻醉师开始用一种低沉、自信而平稳的语调在我耳边说：“马提，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包起来。”我的右手臂被包裹起来并且固定在床单上，左臂也被包裹住然后放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支架放在你的背部下方，这样就可以让高德医生看清楚下刀的部位。”当他们把那个支架放在定位时，我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坚硬和冰冷。“现在我们要在你的头上盖上保护巾。当麻醉开始时，你会昏迷几秒钟。现在我要你从一百开始倒数。好，开始倒数吧!九九、九八、九七……”当我数到九六时我的身体有一阵疯狂的感觉直冲到每一条神经。我看到白色的磁砖从面前飞过，速度愈来愈快，好像坐在一列不断加速的云霄飞车上。
一阵干渴的感觉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的嘴巴简直比沙漠还要干，脑子里惟一想的就是能马上喝一口水。我根本不管身上插满的针管，那些针管和我身上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活着。一个护士靠上前来。“早安，舒华兹先生。很高兴你平安动完手术了。觉得怎么样?”
“水，”我沙哑地说着。
“不行，不行，还不能喝水。医生马上会来看你，然后我们会把你转到加护病房去。”
“痛!啊…好痛啊……”
“这样就好。疼痛表示你已经好多了。等一下你被送到加护病房去时，他们会马上帮你注射一些吗啡的。”
我再度感到头晕，在他们移动我的过程中，我只觉得四周叮叮咣咣声响不绝于耳，就好像身处于一个电动弹珠台游乐场里似的。然后才发觉我已经被送到加护病房，而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来自病房中用来观察每个生命垂危病人状况的医疗仪器。一个挂在墙上的大型时钟显示时间是十一点半。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一定是吗啡发挥了药效。
我开始向四周观察，检查每一部放在我身旁的机器，试着看懂机器上所显示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虽然我身上安装了一根导尿管，不管目前我所能争取回来的有多少，我还是不放弃重新建立一些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床边的一个大型电视荧幕，上面显示了五个项目。一个心电图持续在荧幕上跳动，下面是一个小格子，里面用绿色的数字显示着我的血压(八二—一三四)，心跳速度(九八)，血液含氧量(九七)，和心脏压(八/一)。这些数字让我想起了我的Quotron和Metriplex报价机。我开始做一些呼吸练习，来测试一下我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血压。我不停地吸气、吐气、弊气，眼睛盯着机器上的读数，七八—一三，八六—一三八。
“巴奇!停止这么做!”我的心思太专注于那些仪器的荧幕，以至于没有看到奥黛莉已经走进病房。她转头对跟着她一起进来的护士说：“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他平常就是盯着荧幕过日子的。你们如果想要让他的血压降下来的话，就快把这些该死的机器挪开。”那个护士照办了。
感恩节的短暂团聚
当你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时钟看时，时间似乎过得更慢了，而这正是我在接下来五天里惟一能做的事。当我在做交易时，从来不觉得有足够的时间，总是希望时钟能够停下来等等我。现在，我在心里不停催促时钟走快一点，因为我知道随着时间逝去，我的情况就会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目标是先把体温降下来然后回家过感恩节。而我真的办到了。二十二日星期四，感恩节当天，奥黛莉来接我回家。我没有力气坐在餐桌旁用餐，药物治疗使我仍然不很稳定，但是至少已经出院和家人团聚。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整个周末中，我都在整理上周不在时所堆积下来的邮件。一封苏黎世来的信中说道：“请贵公司照本人先前指示，将本人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全数赎回……”在拉柯许·巴格瓦、奇德，及琵巴帝公司的来信中说：“本人在此请贵公司赎回本人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开曼群岛来的信中提到：“请照本人于十一月十三日去电中之指示，确实赎回所有持份……”来自巴哈马的邮件也写道：“谨以此信通知您本人将要求赎回本人之持份……”，“我们要求‘立即’赎回所有持份，最晚期限为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人将于今年底取回所有投资于贵处之资金，本人对贵基金操作风险之提高深感不安……”最后，有一封芝加哥来的信中说：“请将本信视为豪斯曼国际公司之正式通知，本公司已决定将于贵处之账户完全结清，并终止原先之协议……”又有另外七个投资人，包括豪斯曼和另外总额达五百万美元的资金从我的基金中抽走。你想像不到在其中至少有一封信竟然写道：“附注：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钱罢了。
我希望他们是最后一批要赎回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可惜我又错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的早晨，又有一堆传真、信件和快递送到雷克辛顿街七五号，里面全都是坏消息。巴基斯坦的客户要求赎回。我在巴拿马的投资人用西班牙文告诉我：“再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告诉我同一句话：“再见!”我的基金在一个月之内从七千万美元的规模一下子缩水成四千五百万美元，而我还得继续撑过十二月。我真的必须好好赚一票才行。
但首先我得去看高德医师。他要在星期一帮我拆线。想起又要再回到医院就让我感到痛苦。我确信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又会把我给留下来，然后那个痛苦的过程就会重来一遍。可是我猜错了。“马提，你的手术部位恢复得相当好，”高德说：“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回家，放松一下，可是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
我整个星期中都在做交易，但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那天市场开低时，我开始觉得胃部好像停滞不动般地郁闷，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心里很想轧平手上所有的部位。我一直撑着直到市场开始上涨才把所有部位抛出，可是在我卖出后债券市场才开始迅速向上猛涨。我的体力完全耗尽，几乎没有力气把握这一波涨势，可是我怎么可以在多头列车终于开动时，只是呆呆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子开走呢?管他个高德医师!我得要让那些卖出我基金的浑球知道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我打电话给高费德，并且建立了六百口债券期货的多头部位。
三度住院
十二月一日星期六，我几乎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在计算上个月的操作绩效时，我的体温上升到华氏一零五度。到了星期天下午，体温已经高达一一二度，我知道又有麻烦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他要我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报到。当我到医院时体温已经升到一二八度。很幸运地，是高德医师——那个和我一样的工作狂在那里。我求他一定要让我好起来。我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开口，我就帮他弄到手。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对他大吼。或许我真的是在胡言乱语了。
“好吧!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个新的立体音响好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奥黛莉!帮高德医生买一组立体音响。”我大叫着：“免费送给他!现在，医生，请你救救我的命吧!”
高德医师马上开始为我做心电图。问题出在我的心包囊又开始积水了。他向我们报告了一下我的状况，“我要再送你回加护病房去观察你的冠状动脉功能。我们不想再动一次手术，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话，就必须开刀摘除你的心包囊，没有它你一样可以正常过日子。”
CBOT的债券期货在星期日的晚间也开盘。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艾维·高费德，并且留话要他立刻回电话给我。或许在没有心包囊的状况下我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可不确定我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受得了再动一次大手术。我必须轧平那个债券期货部位，当那些贪婪的投资人打电话来想知道他们的钱操作得怎么样时，奥黛莉可以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即使我死掉了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着身旁仪器嘈杂的声响，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债券期货部位到底怎么样了。有一位护士拿了一支电话走到我床边。“舒华兹先生。这是你的私人医生高费德医师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我们把你的状况向他报告过了，但是他坚持要和你说话。”高费德医师?
“怎么样，马提，他们不肯把我的电话接进来。没有人能打电话进加护病房。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医生，而你想从我这里听一听意见。”
“哦，你真是一个好医师，艾维。”我轻声地说：“那你的诊断如何呢?”
“你已经赚了十点，大约是二十万美元。你想要怎么做?卖出吗?”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谢谢你啦，高费德医师。”
第二天早上，我真正的医生帮我注射类固醇，而感谢高德医师，这个疗法真的有效。我的高烧开始神奇地减退，心跳速度也从每分钟一百四十下回到每分钟九十下。我终于在十二月四日离开了医院。从十一月七日开始，我总共进了医院三次，总住院时间长达二十六天。当然在这段期间内我为我的投资人赚进了五十万美元，但是代价又是什么呢?我的医院账单就超过了十万美元，但这终究只是金钱上的花费。真正让我感到心痛的是，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我的投资人尽心尽力赚钱，但是在生病住院的这段期间，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寄任何一张简单的卡片给我，关心一下我的健康或是安慰一下我的家人。
我回家并回想起这场恶梦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和麦克·施密斯会面中的谈话内容。如果时空换成是现在的话，我会对他想要募集基金的计划有什么评语呢?我曾告诉他为了操作别人的资金而付出太多心血并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我也会告诉他不管得到金钱上多大的报酬，为那些对你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在乎你死活的人工作是毫无价值的。
我一直都想和市场中的高手们一较长短，而在某段时间内我也的确办到了，但结果却几乎要了我的命。金额庞大的基金对都铎琼斯、索罗斯、德拉肯米勒、罗勃森、贝肯以及考夫纳这些操盘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事，但是对我来说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操盘手，不喜欢任何人来干涉我在操作上的决策，也不想为那些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人负责。我只想要享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保有健康。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维持基金的运作，我还是相信我可以找到一些欣赏我和我的操盘能力的投资人，并且在这样的状况下操作一个金额具规模的基金。
在寄给投资人的十一月份绩效报告中，我写道：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九零年(我最后一次住院的出院日)
亲爱的伙伴们：
我对于十一月份的操作绩效延到今日才送交给您感到万分抱歉，但正如同部分投资人所知，我在上个月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毒，起先像是肺炎，但最后却漫延到我的心包囊中。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我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清晨进行了一项必要的外科手术……
我预期一九九一年将是一个远比今年来得更有生产力的年度。我们的基金规模将在一九九一年下降为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左右，如此一来应该可以使诸位投资人的报酬率更为提高。将资金继续留在本基金的伙伴们现在就像是我的一家人，我将在一九九一年更加倍用心为您服务，特别是在我由死神手里走过一遭后。
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一、在压力摧毁你之前先把它化解掉
雷·古拉(Ray Gura)是一个古板、有着一头白发又固执的选择权操盘手。他坐在一个拥挤吵闹，充满着不成气候、一心只想混口饭吃的操盘手办公室里。我是在八年代初，刚离开Amex到场外自行操盘时认识他的。贝尔·史腾公司给了我一间位于交易所附近的私人办公室。而雷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门外。
有一天我正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上建立一个很大的部位，压力正开始慢慢在我心中堆积起来。市场正在下跌，而我仍继续在那个本来就不小的部位上加码摊平，在一路下滑的走势中加码买进是我几乎从来不做的事，但是我的技术指标一直告诉我市场已经超卖，应该会出现一个反弹走势。此外，奥黛莉在那一天休假，所以并没有在我身边提醒我已经违反了自己最优先，也是最重要的守则：绝不让自尊心控制你的交易行为。
当汗水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来时，我开始找一些方法来解除压力。我笨拙地在桌上摸索着，找到一只铅笔盒，把它放在头顶上，然后跑到雷的办公室，跳到雷的桌子上，开始轮流踩在每一张桌子上，拿着那个铅笔盒跳舞并大叫：“我买进喽!我买进喽!我是他妈的死多头哦!”
当你正处于输钱的状况，而且开始脑袋空空的时候，该尽快采用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法来帮助你理清思绪。不管你是一个市场老手还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都不能失去你的客观性。
我藉着跳到桌子上跳舞来抒解压力，因为我怕我像在共和党获胜那天放空时一样地停止思考，呆若木鸡。然后我回到座位上坐下来，重新思考我的策略。我依然得到同样的结论——作多是正确的决定。但是这一回我还是为我的部位设立了一个停损指令。不久市场果然开始回转，到了那天收盘时我赚了十万美元。
第二天早晨，雷·古拉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手里拿了一颗棒球，球上有一九六零年美国联盟冠军纽约洋基队全体球员的签名。“拿去”他把那颗球拿给我：“我希望你收下它，因为你是那样迷洋基队。”我看着那颗球，上面满布着我心目中偶像球员的亲笔签名。我从小时候住在纽海文时就是这些人的球迷。“雷”我说：“我不能收你的球。而且你为什么要把这颗球送给我?”
“因为你让我和家人赚了很多钱，这就是我的理由。”雷回答我：“昨天当你拿着那个铅笔盒在我们的桌子上跳舞，并且大叫着你持有了很大的多头部位时，我打电话给我在交易所场内工作的儿子和女婿，告诉他们如果你作多，我们最好也跟着作多。马提，昨天是我们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天，我们希望把这颗球送给你作为我们最诚挚的礼物。”
我仍然不愿意收雷这个具有二十三年历史的纪念球，但经过他一再坚持把这颗球作为他对我深刻谢意的象征品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想无礼，而且也真的深深被这个礼物所感动。今天，这颗球装在一个玻璃盒中放在我儿子的房间里，就摆在他的书桌上。
二、没有人能够死到临头，还拼命工作
一九九二年，有一个名叫肯·库希的芝加哥债券操盘手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去看一匹赛马。我当时正想让自己和市场切断往来，并且培养一些新的兴趣。而且从我到过赛马场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梦想着能拥有一匹赛马，所以我说：“好啊，我们去吧!”
库肯帮我们买了一匹四岁大，名叫普利班的小雌马。普利班一跑出起跑线就一路落后，她有各式各样的毛病，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在别的马身后喘气。肯曾经飞到各地去看她参加各项比赛，然后总是打电话给我说：“马提，别担心，她是一匹很棒的马，只是她的训练师没把她照顾好。”或者是“马提，那个训练师说他发现了一种新药可以让她变成赢家。”又或者是“马提，她刚刚才跑出第三名的成绩。这真刺激。你一定要来看看她。”
我并不打算搭飞机跑去看普利班，然后把我的钱浪费掉，但是有一天肯打电话来，说：“马提，好消息。下星期三我们帮普利班报名参加一项比赛，她可不是昔日吴下阿蒙喽!训练师帮她找了一种刚刚由马里兰州赛马协会核准使用的新药，她现在训练时的成绩好得不得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她。”
我觉得如果你从来没去看自己的马参加重要比赛的话，那养马根本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我决定从纽约赶去巴尔的摩看这场比赛。“好吧!”我告诉肯：“我会专程拨一天的时间飞去看她。”
我得赶上早晨十点半的火车，但是当市场开盘时，我建立了一些有趣的部位。所以当我发现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我又觉得何必花一整天到马里兰去看普利班?如果她输了，我不但会相当失望，而且又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除此之外，我并不需要去马里兰，只需要走到最近的OTB去下注就好了。
所以我没有去，结果普利班竟然赢了。更糟糕的是，我在OTB下了二千美元的注，只赢回五千五百美元而已。在赛马场里，普利班的赌盘是十二比一，意思是我每下二千美元可以拿回二万五千二百美元。当我没有出现在赛马场时，肯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会不去。“马提，”他说：“你得好好把握你的权利啊!”
普利班哮喘的毛病愈来愈严重，我们最后把她卖掉时只拿回一点点钱，比起她赢得那场比赛时的价码要差得多了。我再也没有买进任何一匹赛马，但是或许哪一天我又会手痒也说不定。如果我真的又买了一匹赛马，我一定会好好享受我的权利。有许多人因为失去了客观的看法而在市场中施展不开。花更长的时间工作并不能让你更聪敏地把工作做好。事实上，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中我学到一点，那就是当你在市场中经过一段很顺利的日子后，休息几天慰劳自己一下是很重要的。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继续交易，直到再度遇到操作上的瓶颈为止。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一连串的胜利中休息一下，通常都能把你的表现加以延续。
保持均衡状态。当你的马起跑时，你一定要在场。坐在马主专属的包厢里，尽情地下注，享受一下快乐的时光，并且完全忘掉市场的存在。
第 16 章 深夜恶战－－小道消息
“因为我很难缠，所以你们不会喜欢我。但是你愈恨我，学得就愈多。我很难缠，但是也很公平，我心里没有种族偏见，没有黑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或是爱尔兰人之分。在我看来你们都是一样毫无价值。我接到命令要把那些没有能力为我所爱的陆战队效力的杂碎赶出去。从现在起，我没有叫你们说话就没人可以说话。你们开始和结束每一句话时，都要给我加上‘长官’这两个字。你们这些笨蛋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长官，是，长官。”
“狗屎，我听不到你们在哼什么。给我大声回答!”
“长官，是，长官!”
“我还是听不到!”
“长官!是!长官!”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我来到位于维吉尼亚州况迪可(Quantico)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开始我在预备军官学校的受训生活。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企研所就读的第二个学期就和陆战队签下了志愿军官役。当时校园里盛传美国国防部准备取消研究所学生的缓征办法，我可不想被征召到越南去当大头兵。
陆战队的训练为期十周，在这段期间中，他们严格控制你的一举一动。他们的目的是把你的思想完全摧毁，再把它塑造成他们要的那个样子。他们让你从清晨五点半开始就不断地忙碌，先用一个钢质的垃圾桶在水泥地上滚动，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开始马不停蹄的一天，直到晚上十点钟，在他们关掉灯，并且说：“晚安，小姐们。”之后我们才能休息。但是我们还是得随时保持警戒，内心充满恐惧，筋疲力竭地蜷曲在行军床上。不过我还是在那种环境中生存下来了。“恭喜你，舒华兹少尉，你现在是正式的陆战队员了。”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七日，我开始那长达四周和病毒性心包炎的缠斗，并且一直住在医院里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才康复出院。从那时开始，我一直都在家里的办公室工作，试着慢慢恢复身体的健康。在午餐时段中，我的一名助理罗伯·列凡(Rob Le Vine)会从我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的办公室过来，陪着我在附近街上走走。哈克曼医师坚持我必须要每天出门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即使外面的气温只有华氏二十五度也得照办。我穿上在一九八七年和奥黛莉及我的好友艾尔·佛雷斯哥到俄罗斯旅行时所买的喀什米尔羊毛外衣，再围上一条亚曼尼围巾，拉高外衣的领子，最后穿上我在莫斯科买的一件貂皮大衣后，慢慢地在冬季冰冷的纽约市街头散步。
波斯湾危机
我们决定在新的一年来临时开始照目前的路线散步，这是因为每当新年到来时，我的脑袋里总会精神振奋，并且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即使我在这场大病中几乎丧命，而且在我住院期间也有几乎一半以上的投资人遗弃了我，但我依然是沙伯林纳基金公司的龙头老大，仍然有相当多的投资人信赖我，再加上我自己也投入了相当多的自有资金，所以回到工作岗位是一种责任，也是一项自我保护的行动。我必须开始为赚大钱而努力奋战。
我热爱为山姆大叔效命。
我热爱为山姆大叔效命。
让我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东西。
一、二、三、四、美国海军陆战队。
一、二、三、四、美国海军陆战队。
一、二、三、四、我爱海军陆战队。
一、二、三、四、我爱海军陆战队。
我的陆战队，你的陆战队，我们的陆战队，陆战队!
我的陆战队，你的陆战队，我们的陆战队，陆战队!
在一月二日时，我几乎连在住家附近走走都没有力气。我既没有精神，也没有体力。从我胸部开刀处一直到肋骨一带实在疼痛难当，还必须服用一种名叫普利尼森(Prednisone)的肾上腺皮质酮。普利尼森对操盘手而言并不是好药，因为它的附作用之一便是扰乱服用者的精神状态。根据我的医学百料全书所记载，普利尼森会“造成耳鸣及情绪波动，个性产生改变，并使服用者产生严重的沮丧感。这种药也可能使服用者的内在不稳定情绪发生激化的作用。”哈克曼医师试着让我渐渐减少药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就必须慢慢加强体力。
我每回和罗伯散完步回来时都满身大汗，累得跟狗一样，但是体力也因此一天一天逐渐有所进步。从四条街、八条街，到十二条街。随着我散步的距离逐渐加长，我服用普利尼森的剂量也慢慢降低，从三零毫克、二五毫克，一直降到二零毫克。
自从一九九零年八月二日，沙丹·海珊派兵入侵科威特起，市场就一直都在剧烈的波动当中。股价大致上来说都是呈现下跌走势，而商品价格，特别是油品价格则呈现劲扬的走势。但是每一次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弹，纽约的那些程式操盘手就会按下他们的买进或卖出发动钮，然后市场就会陷入一阵混乱当中。
一九九一年一月九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日内瓦和伊拉克官员会面，试图达成某种政治性的妥协方案。市场预期他们将会达成协议，但是当贝克走出会场，面对记者们的摄影机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很遗憾地”(regrettable)。史坦普指数在贝克说完那句话之前就已经重挫了十点，市场的卖压在那一瞬间猛烈地爆发出来。我开始努力建立空头部位，在市场中拼命卖出史坦普指数期货，然后再以更低的价格把它们买回来。钞票又开始流进来了。
在那个星期三，我问奥黛莉说：“你知道，市场对于战争真正开打的预期只能反应几次而已，我觉得现在市场的底部已经出现了。我所有的技术指标都显示市场的超卖状况很严重，一定有什么状况会发生，我应该在它发生前买进一些股票。”现在，听取奥黛莉的意见比以前任何时候的重要。我没有办法确定现在的感觉是真的基于市场的现实状况还是因为普利尼森的药性正在发作。
“巴奇，如果你喜欢，就买吧!”
我开始敲进。艾美根(Amgen)、必治妥·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康柏电脑(Compaq)、达美航空(Delta Airlines)、法利美(Fannie Mae)、GAP、吉利(Gillette)、家庭用品(Home Depot)、娇生(Johnson & Johnson)、默克(Merck)、微软(Microsoft)、耐吉(Nike)、诺威尔(Novell)、菲利浦·莫里斯(Philip Morris)、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威名百货(WalMart)等等都是我买进的标的。我深信美国政府一定会采取某些必要的行动来解决波湾危机，一旦美国真的采取行动的话，市场将会做出正面的反应。由于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我就已经买进了一百六十口的史坦普指数期货契约，所以在三天之内，就动用了一千二百万美元的资金，让我的基金能在涨势发动前取得良好的攻击位置。
那天，一月十六日星期三的傍晚，我正躺在书房的沙发中，看着美国国家电视网的汤姆·布洛考(Tom Brokaw)所主持的夜线新闻。我那天简直累极了，那时距离我最后一次出院才不过五周而已，而且在那天傍晚，我才刚刚做了一趟近来最棒的散步，总共走了有一里之远，足足有二十条街的距离。我握着摇控器，看着电视荧幕上的汤姆·布洛考。今天电视上他的特写镜头特别多，而这通常是有重要消息发生时电视台爱用的播报手法。果然，就在几分钟之前，根据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布的新闻，布希总统宣布美军已经对伊拉克发动全面攻击。沙漠风暴行动于是展开。
一日陆战队，终身陆战队。我并不希望战争真的发生，我可不是一个死亡部部长，更何况现在我正为了复原而努力和病魔奋战，但是当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战争爆发后，身为陆战队员，我随时准备应战。现在该是我好好打一场仗的时候了。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回办公室，轻松地坐在椅子里，戴上电话耳机，看一下时钟。时钟显示着东岸时区下午六点四十分。我还没有完全做好进行交易的准备，但是我很悍，我是陆战队员。就算是有一半的投资人从我的基金撤资又如何?身为陆战队军官，我还是决定要奋力一搏。
“后备军官史瓦兹。让我看看你用什么脸孔面对敌人。”
“长官您的意思是…?”
“你有战斗脸吗?这就是战斗脸。杀!”
“杀!”
“狗屎!你这鸟样根本吓不倒任何人!让我看看真正的战斗脸!”
“杀!杀!杀!”
“你还是吓不倒我!马上给我好好练习，否则你会吃不完兜着走!”
“长官，是，长官!”
美国派出F—十五战斗机担任攻击任务，它可以发射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的精灵炸弹和雷射导向飞弹能力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将把海珊这个骑骆驼的人和他那所谓的共和卫队深深地埋在沙漠里。不但如此，我们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获胜，所以我得加快动作。
“在九点整有一场魔术表演，查理·卓别林将告诉你们自由世界如何靠着上帝和几名陆战队员就取得胜利。上帝会帮助陆战队，因为我们会消灭目光所及的敌人。上帝玩他的游戏，我们玩我们的。为了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么多的力量，就让无数清新的灵魂来捍卫天堂。上帝随时保佑陆战队员，所以你们可以全心信赖上帝，但是你们的小命还是属于陆战队。你们这些小姐们听懂了吗?”
“长官，是，长官!”
现在美国已经加入这场战争，所有在过去四个月当中主导了油品和黄金市场的恐惧与不确定性在一夕之间消失无踪。我得找一个还在交易时段中的市场。我想要放空原油和黄金契约，然后在价格下跌时马上补回来。你或许会问我，为什么?当波湾战争爆发后市场上每一个操盘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放空原油期货，但是为什么要放空那个在危机发生时每个人都会拿来当作避险工具的黄金呢?我的理由是自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原油和黄金就已经呈现超买状态，一旦市场了解到海珊对于波斯湾以及原油供应将不再造成威胁时，原油和黄金价格就会像一对过熟的椰子一样双双坠落下来。我得马上放空原油和黄金。我在椅子里把身体前倾，拿起电话打到奇德·琵巴帝公司的夜间接单部。
“我是马提·舒华兹。我在你们那里有开户。户名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什么?你说找不到是什么意思?沙…伯…林…纳…，沙伯林纳，沙伯林纳!我要放空原油和黄金!马上帮我找一个有盘的市场!快点!”
一会儿之后。
“我母亲婚前的名字?(译注：用来监别身份之用)史妮德……，狗屎!史…妮…德…，史妮德，史妮德!”
又过了一阵。我看一下手表，时间是下午六点四十二分。价格马上就会飙涨上去了，我没有时间再等了，我改打电话到CBOT去。CBOT的债券期货在六点二十分到九点零五分之间有一个额外的盘后交易时段。我和折扣公司和LIT期货公司这两家结算公司之间有交易专线，库许和高费德接起了电话。折扣公司的肯·库许和LIT公司的艾维·高费德(现在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夫”，以感谢当我在加护病房时他给我的建议。)是我最主要的两个债券期货经纪商。在沙漠风暴行动展开的新闻传到市场后，这两个身经百战的接单人马上就跳上计程车，回到他们在CBOT的工作岗位上。好极了!现在我已经和我的两个哨兵连上无线电，该是和敌人接战的时候了!
在最近三天内我都不断感觉到债券市场一副要上涨的样子。在每日工作表里，我对每一笔交易都有亲手写的交易日志，在每一笔交易记录旁，写下我的感想作为日后的参考。我在这几周以来的笔记中不断写道：“注意利率可能重挫，该建立大量的多头部位。”“计划买进债券。”“可能是美国公债市场的主要底部。”这类的话语。我一直保持良好的部位，而且我开的交易账户让我可以随时买进想要的足量契约。在日间交易时段，我已经在我认为是绝佳买点的价位区派出了前哨侦察队，在九三一五(意谓九三又三二分之十五，或大约是九三四七)买进了八十口三月到期的三十年公债期货。如果原油和黄金价格会因为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消除而下挫的话，表示其他的商品和利率也将出现下跌的走势，而表示债券的价格将要劲扬。一般而言，利率下跌则债券价格上升，反之亦然。
发动总攻击
“肯!给我一个USH的报价!”USH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到期的三十年期美国政府公债期货契约的代号。一口CBOT的美国政府三十年期公债期货契约到期的面值是十万美元。
“九三一八，马提。”
“帮我在九三一八买进二十口!”我向他下达指令。
过了一会儿，“帮你在九三一八买到了，马提。”我刚刚买进了二十口契约，等于持有了面值二百万美元，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交割的三十年政府公债，买进成本在九三一八(等于九三五六二五)，总成本是一、八七一、二五美元。但是我并不用现在就付出这么多现金，因为我已经存入足额的保证金在结算公司那里，以支应保证金的相关规定。
我查看了一下报价荧幕上的价位。“USH，九三二”，价格已经上涨到了九三又三二分之二。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债券价格已经朝我预期的方向移动，该是全力出击的时候了。
“哈罗，舒华兹先生，这里是奇德·琵巴帝公司。很抱歉让您等了这么久。”时间是下午六点四十四分，他们让我在电话上等了二分钟，这对操盘手来说简直像是一辈子那么久。“我们刚才查过您的账户。不论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还是沙伯林纳海外基金，都没有设定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市场交易原油和黄金的权限。”
去他的!“那马上帮我把它们都设定好。马上!”
“很抱歉，舒华兹先生，现在惟一有黄金和原油期货盘的市场在远东地区，像香港、新加坡或是日本。而他们的期货契约都没有办法和美国本土交易的契约互相流通。”
大头鬼!“好嘛!那就帮我开一个海外账户让我赶快进场吧!”
“让我看看能为您做些什么。”
“在你查看的同时，帮我看一看有什么契约是可替换的，马上帮我办好。”我又转回到和CBOT连络的专线上，确定债券价格没有跑得太远。“大夫!大夫!你在线上吗?这次我和LIT连上了线。在你可以做得到的状况下，至少要保持和两个经纪商连线，并且把你的单子分散下出去。你不该只有一个交易的对手，不然那些经纪商就会把你的生意视为理所当然，要靠着和至少两家经纪商来往，促成它们之间的竞争，才能争取最好的交易条件和服务。
“是的，马提。”
我看了一下报价荧幕。“USH，九三二四。”“大夫，帮我在九三二四买进二十口三月长期公债期货契约!”
略等片刻后，“成交，买进二十口在九三二四。”时间是下午六点四十八分。
铃声响起。是奇德·琵巴帝的夜盘交易部打来的。
“好消息，舒华兹先生。我可以让你在新加坡买卖欧洲美元期货，它们是以美元计价，而且可以在明天开盘后转到你的国内账户里。”
狗屁!告诉我一些我没听过的契约吧，你们这些笨蛋!“我本来就可以在SIMEX(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做欧洲美元期货的交易了。继续帮我设定账户好让我可以操作黄金和原油。”
“什么东西让草生长?”
“血，血，血。”
“什么让你们保住小命?小姐们!”
“杀!杀!杀!”
“狗屎，我听不到你们在说什么。”
“杀!杀!杀!”
铃声响起，是库许打来的。“对啊，怎么样?”
“市场看起来蛮强的哦，马提。债券跑得很快，已经涨到九四零三了。”
“帮我在九四零三再买进四十口!”
稍等之后，“我们买到了，马提。买进四十口在九四零三。”时间是晚上七点五分。
我的债券期货部位现在已经累计买进一百六十口契约了，其中八十口是白天盘在九三一五建立的，而另外八十口则是刚刚的二十分钟内建立的。由于每口三十年公债期货到期面值是十万美元，所以我现在的部位总值等于有一千六百万在三月份交割的公债，而我的获利目前则是六万七千五百美元，事情看来进行得很顺利。我透过库许下士在CBOT交易场内所发动的左翼攻击行动显然相当猛烈。该是我派高费德下士从右翼发动另一波攻势的时候了。
“大夫!大夫!你听得到我吗?”
“听到了，马提。”真有趣，高费德在他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另一个职衔，他是以色列空军的后备军人。每年夏天都要拨出两个星期回以色列受训，所以在这段期间之内我都无法和他做交易。我不知道他对于沙漠风暴有什么样的观感，但是我没有时间和他讨论这个，我现在手上有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债券部位需要伤脑筋。
“大夫!帮我买进一百口三月的欧洲美元期货契约!帮我在新加坡的SIMEX买进。”我希望能够透过所有方向发动攻击。我买进欧洲美元表示我在赌美国的短期利率将会下跌，就好像在债券市场中赌长期利率会下滑的道理一样。
一阵安静后。
“帮你在九二六五买进了一百口欧洲美元期货契约。”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十八分，我再度回到左翼。“肯，帮我在九四零七再买进二十口。”随着债券价格扶摇直上，我的信心也因而大增，愈来愈相信我的作战计划已经奏效。我已经买进了二百口的债券期货，这部位不小，但是在市场里还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部位。我得再加强攻势。我开始流汗了，奥黛莉走进来在我的水壶里装了一杯好茶，用一条毛巾在我的额头上擦汗。“巴奇，你还好吗?”
“我在痛宰他们，奥黛莉。我觉得好极了。”
“你确定这不是因为普利尼森的关系吗?”
“我希望不是，我建立的多头部位已经堆到我眼睛这么高啦，而且还再加码买进。”
奥黛莉查看着我的部位纪录表。“巴奇，你的部位看起来好像不错嘛!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放手去做吧!”
七点五十八分：“大夫，在九四二二买进二十口。”
八点零六分：“肯，在九四二五再买进二十口。”
八点十九分：“肯，去他的，该是我们全力出击的时候了。帮我在九四二八再买进七十口!”
我已经买进了三百五十口的三月份公债期货，等于三千五百万美元的部位，而且债券价格还在继续上涨中。
“肯，帮我在九五六买进五十口。”
一阵安静后，“没办法，马提。市场价格已经跳到九五零六以上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改成市价买进，市价买进!”我决定不计价位买进。库许下士帮我在九五零九买进了二十口，在九五一零买进了三十口。
“大夫，再买进三十口，市价买进!”
“马提，你得慢慢来。要记住，你还在生病当中哪!”
“别告诉我该怎么做!你他妈的给我买进就对了，现在就买!”我这位以色列朋友帮我在九五一二买进了这三十口。
到了晚上九点零五分，当CBOT公债期货的盘后交易时段结束时，我已经做了整整两个半小时的交易，并且买进了总共五百口的公债期货契约。我查看报价机里的即时新闻。我们的科技真是派上了大用场。我们的部队把伊拉克杀得落花流水，就像我在债券期货市场痛宰空头一样地战果辉煌。这场战争在它开始之前就已经胜负分明了。
一百二十万美元的战利品
奥黛莉拿着一份三明治和茶走进房间里。“巴奇，今天如何?”
“好极了。我想我完全掌握住今天的市场脉动。我没有以在海外交易的账户，所以没办法作空原油和黄金，但是我在债券市场可是大有斩获。”
“好吧，你今天已经尽了全力了，该上床睡觉好好休息一下下。你总不想再度发病吧!”
奥黛莉说得对。我刚刚才服用了肾上腺素和二十毫克的普利尼森。我已经忘了我还在复健当中。“好啦，你说得对。让我把部位先算清楚，并且把明天的策略想好就去睡。”
奥黛莉走了出去。我让库许和高费德两个下士今晚暂且先行解散，然后打电话到奇德·琵巴帝去。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帮我设定一个海外账户，但是他们向我保证会继续努力以赴。我一边看着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面整理我的部位纪录表，并且开始仔细计算。我买进了五百口三月到期的长期公债期货契约，价位从九三一五一直到九五一二；也买进了一百口的欧洲美元期货契约，成本价在九二六五；同时买进了一百六十口的史坦普指数期货契约，并且持有总市值达一千二百万美元的股票。股票和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价格要到明天早上开盘时才会变动。我在债券上的未实现获利已达四十万美元。能在两个半钟头里有这样的表现还算不错，而且我确信最好的状况还没有出现。如果我能够卖出一些原油和黄金的话……。
我还是得要完成日常的纸上作业，计算移动平均线和卖权/买权比率，在一张五乘八英时的纸卡上写下对于明天盘势的想法，检查一下我的热线系统是否正常，阅读二十几页今天收到的传真，把我持有的股票技术图补好，这些都是平常在晚饭后一定会做好的工作。当我把所有工作都完成时，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我挣扎着从椅子里站起来，然后走进客房躺下。我在客房里放了一张病床并且独自睡在那里，这是由于普利尼森总是让我满身大汗，以至于我每晚都得爬起来两、三次换内衣才行。我并没有穿睡衣，弄了一大堆医院里的长袍好让我可以很方便穿脱，以减轻胸口开刀部位的疼痛。我的心跳很快，而这可不是我在受够了痛毒性心包炎之后想要再面对的状况。我浑身大汗地躺在那里，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部位。
“舒华兹，你跑步的样子像是老头子做爱。你知道吗?舒华兹。跑快点，你这个狗屎。跑快点，跑快点!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准给我停下来!这会让我对你很失望呢!舒华兹，跑快点，跑快点!你想要放弃了吗?是不是?如果你敢，我就扒了你的皮。我会盯着你，舒华兹。你听清楚我说的话了吗?”
“长官，是，长官!”
我到底躺在床上干什么?像库许和高费德这两位士官或奥黛莉这样的老百姓可以睡，但是对军官而言，在赢得胜利之前是没有资格休息的。我穿着睡袍，跑回办公室里打开CNN。CNN正在访问刚刚轰炸完伊拉克后返回沙乌地阿拉伯基地的空军驾驶员。时间已经是美国时间凌晨两点了，在沙漠那里太阳还正高高挂在天上，虽然那些驾驶员试着装腔作势强作镇定，但还是没有办法掩饰心里的兴奋之情。沙漠风暴行动进行得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想像的都要顺利。我们轰炸了伊拉克的国会大厦，击毁了一个炼油厂，瘫痪了巴格达国际机场，并且精确地把炸弹投射在沙丹·海珊的总统府前阶梯上，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行动。真该死!我得放空原油和黄金才行!
我再次打电话到奇德·琵巴帝的夜盘交易中心。他们还是没有把我的海外账户设定好。黄金和油品期货价格在远东市场已经大幅下挫。伦敦快要开盘了，我问他们沙伯林纳的账户可以在伦敦交易吗?他们说不清楚。我打给奇德·琵巴帝在伦敦的分公司，答案还是一样，没办法做。我又打电话到奇德·琵巴帝在雪梨的分公司，答案则是在雪梨没有这些商品可供交易。再打电话到墨尔本，还是不行。狗屎!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四十五分了，黄金和原油价格已经开始稳定了来。我错失了这次机会。我简直无法再入睡。
“开始祷告!”
“这是我的步枪。虽然这里还有很多步枪，但只有这枝是我的。我的步枪是我最好的朋友。它是我的生命。我要像熟悉自己一样地熟悉它。没有我，我的步枪是没有用的。没有了这枝步枪，我也是没用的。我必须正确地使用这枝枪。我一定要比那些想杀掉我的敌人更勇敢，一定要在他们击中我前先击中他们。在上帝面前郑重发誓，我和我的步枪将成为我们国家的捍卫者。我和我的枪主宰了我们的敌人，我和我的枪是我生命中的保护者，直到这个世界上只有和平，不再有敌人为止。阿门。”
“解散，晚安，小姐们。”
“巴奇，巴奇，起来。已经超过凌晨五点了，你穿着睡袍窝在椅子里干什么?马上回到床上去睡觉。”
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上一觉，但是今天可不行。我可以随时找到时间睡觉，但是像这么棒的操作机会二十年内只会出现那么三、四次而已，而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的大好良机。我冲了个澡，换了一件干净的睡袍，吃了一点早餐，然后在早上六点三十分又回到了我的作战指挥中心。传真机整个晚上都有东西传进来，把我的账户进出资料传到我手上。我把前一天的交易和结算公司的资料仔细比对了一下，因为今天和以往完全不同，我得在市场开盘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市场的状况将会波涛汹涌，所以任何一个轻微的小错误都可能让我赔上天文数字的金额。我约略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以及其他市场行情报导刊物瞄了一遍。在历史悠久的纽约时报头版上以显著的标题写着“开战了!”
到了七点半，联军指挥官舒华兹柯夫(Schwarzkopt)将军举行了一场简报。这是历史上最密集的一次攻击行动。巴格达简直被炮火轰成人间炼狱，而所谓的共和卫队也被消灭了，伊拉克的空军战斗机连从基地起飞都来不及就被击毁。沙丹·海珊已经躲了起来。没有任何一架美军飞机遭到击落，也没有任何的伤亡发生。
这一切都告诉我该马上轧平手上的债券期货多头部位，然后买进股票和史坦普指数期货。我打电话到伦敦。黄金和原油期货持续保持在稳定的状态，这表示债券和欧洲美元也将随之走稳。该是听听收银机铃声的时候了。我决定一开盘就开始卖出我的债券和欧洲美元期货。上午八点整，我和库许以及高费德连上了线。芝加哥的债券期货在二十分钟后就要开盘了。
“舒华兹，你为什么要加入我心爱的陆战队?”
“长官，我上场杀敌，长官!”
“所以你是一个杀手?”
“长官，是，长官!”
“那你就给我滚出来让他们好看，你这个软弱的米虫!”
“大夫，让我们卖掉那些欧洲美元期货，现在价位在哪里?”
“马提，欧洲美元现在价位在九二八九。”
“把它们全部卖掉。”
“成交，马提。”转眼之间就是六万美元进账。
“干得好。那三月的债券期货价位在哪里?九六一二吗?卖出五十口。大夫!”
卖出五十口。肯，再帮我卖出五十口。”乒、乓、砰!当我把最后一口债券期货在九六一九出脱时，一线清晨的阳光正从我的窗口照了进来。
“全世界最致命的武器就是一个陆战队员和他的步枪。如果你想要在一场战斗中生存下来就得发挥你杀手的天性。你的步枪只是一个工具，真正能够杀敌的是坚毅不拔的心。如果你的杀手天性不够强烈，你将会在关键时刻有所犹豫。你将无法消灭敌人。你就会成为一个阵亡的陆战队员。然后你会一文不值，因为陆战队员没有得到允许是不准阵亡的。你们这些米虫听懂了吗?”
“长官，是，长官!”
我在关键时刻没有犹豫不决。我的直觉相当清楚而强烈。我在股市和债市中痛宰了对手并且赢回了一百二十万美元。我尽了身为优秀海军陆战队军官的职责。Semper fidelis!(译注：这个拉丁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意谓“永远忠诚”)
小道消息
在七十年代晚期，当我刚开始想办法要累积财富的那段日子里，奥黛莉和我会开车到我们位于西罕普敦海滩的房子那里，远离城市的尘嚣。当我们住在西罕普敦海滩时，我常会晃到洛博(Robb & Robb)去，洛博是当地一家小型经纪商，由西罕普敦当地的有钱人，和一群交易所里的作价者(Specialist)所拥有，作为他们来这里度假时，吃完午餐、打完高尔夫球后可以看盘的地方。
洛博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群刚愎自用的投机客的俱乐部，而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它的办公室只不过是一个摆了六张办公桌的小房间，在营业大厅的西面窗户下则放着一条长板凳。大厅东面的高处，俯瞰整个大厅的地方，是一面显示着最新市场报价的跑马灯报价揭示板。任何人只要想看看市场行情，都可以自由地走进来，很轻松地坐在那条长板凳上看盘，而那里也总是有一群过了气的家伙在看盘并且交换着市场里的小道消息。不论何时只要他们之中有人要卖出一个赚钱的部位时，就会骄傲地走到一个无人的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大声吆喝着卖出指令。相反地，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输了钱，那个人就会吹着口哨，偷偷地走到最远的角落，在众人耳力范围之外悄悄地砍仓。我很喜欢坐在那张长板凳上，看着揭示板上的报价，同时冷眼看着那些过气的家伙互相胡说八道。我心里的优越感高得不得了。
我一直把自己控制得很好，但是有一天我和一个叫做约翰的家伙聊了起来。约翰是一个七十来岁的人，每隔好一阵子才会在号子里出现。像我一样，约翰也随身带了一叠技术图。他会走进营业大厅，在长板凳上找个位子坐下，开始盯着行情揭示板，然后搜集资料来计算他的技术指标。在他画着图时，约翰告诉我他已经退休，但是由于他在华尔街工作了许多年，所以现在靠着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操盘手提供咨询来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然后他教我一些我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听过的东西，虽然如此，我后来发现他说的那些都是事实。
在那段日子里，市场状况和现在大不相同。市场中多头和空头出现的频率比现在要来得均衡。那时不会出现像我们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所经历的大多头走势。约翰告诉我，在空头市场中，市场倾向于在每天早盘时，或是一周的头几天中上涨，但是在尾盘或者是一周的后几天，则会出现明显的卖盘。至于形成这种现象的理由，根据约翰的说法是，由于如果当冲的操盘手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市场仍然持续疲软的话，那些当冲客会在每天收盘前轧平部位，然后在下个交易日再重新进场。而且，随着日子接近一周的尾声，那些稍微中线的交易者常会想在周末之前结清部位。如此一来，这些中线操盘手不会在周末这两天休市、价格也停止波动的时候，在保证金账户中挂两天的赤字。但是在一个多头市场中，约翰认为操盘手已经习惯于赚钱，这时主导交易行为的就是贪婪，而非恐惧。所以操盘手不会轻易出场，会倾向于持有隔夜或是跨周末的部位。
约翰说的话在我听来颇为受用。明白了空头市场中操盘手在每天早盘或是一周的头几天时买进，或是在每天尾盘及周末前卖出的习性，帮助我在空头市场中赚了好几次钱。
你或许会问，我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约翰对于市场的观察，要比其他那些在洛博里整天鬼扯的老头子高明?第一点，我根本看不出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谁比真的较高明，在号子里到处都充斥着耳语、小道消息和各式各样的狗屎论点。但只需要保持一个开阔的心态，当一个好听众，尊重他人的经验，不断地尝试，不断地试验，自然可以发现一些真正的珠玑之语。至少我就听到了一个绝佳的小秘诀，约翰，谢谢你啦!
第 17 章 人生中最棒的一笔交易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沙漠风暴行动展开的十天之后，我正躺在客房里那张病床上，发着华氏一零一度的高烧。病毒性心包炎正在我体内进行第三次反扑。我再一次让自己劳累过度，使病毒有机可乘。我确信病毒这回来势汹汹，铁定会让我再度住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斐德利克森帮我洗了个酒精浴，而医生也将我的普利尼森服用剂量调高到每天四十毫克。我平常和罗伯·列文都会做的纽约街头散步也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就已中断了。
医生的治疗这回果然奏效，我的高烧也慢慢减退，但我还是非常虚弱，我对于普利尼森的依赖性愈来愈重，这使我感到非常害怕。每一次我想像以前一样进场交易时，体温就开始升高，让我觉得好像随时得向医院报到似的。我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而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怀疑自己将永远没办法好起来。我的情绪一直都不稳定，哈克曼医师也不断试着要降低我的药量。我一直想要进场交易，但却没有办法搞清楚我的价位感是真实的，还是药物的化学反应所造成的。我感到相当疲备、气愤，而且开始觉得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我不知道奥黛莉和孩子们为了我的病忍耐了多少事。
亚期本假期
哈克曼建议我去找个心理压力的咨询师。他说我得找一个能教我放松心情的专业治疗师。所以我跑去看伯纳·兰迪斯(Bernard Landis)医师。兰迪斯一开始就把我的身体和一部仪器连上线，开始检查我的呼吸模式。他希望能知道我一分钟呼吸多少次。他叫我从六百开始以每次减十三的方式倒数回来：五八七、五七四、五六一、五四八、五三五、五二二……。我持续以最快的速度倒数，直到数到六七时兰迪斯叫我停住为止。他说从来没看过有人能在一分钟里面倒数得那么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向他抗议：“我数到一半你就把我打断了。你根本就没有给足一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倒数完的，让我再试一遍。”
“马提，我并不在乎你到底能够数多快。我只不过是在你集中心思倒数时测量一下你的呼吸模式。大部分的人当他们集中意志时每分钟的呼吸频率是十二次。但是你呼吸了二十次。”
“是啊，那又怎么样?我要赢得这个测验。我还是觉得可以办得到，来嘛，让我再试一次。”
我就此和兰迪斯医师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关系。那整个冬季和次年的春季当中，他持续在我身上下功夫，教我一些不同的技术让我能够更放松，并且变得更健康。这个疗程一直持续到六月份才真正让我摆脱对普利尼森的依赖，兰迪斯建议我去度个假，慰劳自己一下。奥黛莉和我决定再去亚斯本度个为期两周的假。我们自从两年前决定要开始募集沙伯林纳合伙公司后，就没有再造访过那里。
在我们的计划中，这次的假期应该是在空气清新、气温凉爽怡人的山中度过的，远离纽约市区的喧嚣和市场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再一次，我们租下雪山脚下的那幢度假小屋。但也再一次，我还是无法停止交易。我买了一部笔记型电脑和一部传真机带到度假地去，并且利用亚斯本的各处电话亭下单交易。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度假的机会，我还是得让我的基金保持运作。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重拾身体的健康是当前我必须全力以赴的第一要务。如果操作基金将使我的身心无法维持在正常的状态下，我就必须放弃这些基金。
我对于这个状况早已心知肚明，不禁回想起当初在一九八九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亚斯本度假，并且决定创立沙伯林纳合伙公司后，和从布隆克斯(Bronx)来的波奇(Porky)之间的会谈内容。
我在波奇门外等了将近一个钟头，对此心中并不是非常痛快。我希望尽快回去继续交易。但是当你开始经营一个基金时，就得乖乖地去找其他在这个领域中有经验的人，请求他们帮你介绍一些有钱的大爷们来投资你的基金。
在几天之前，我才打了一通电话给艾莱泽(ANAlyzer)，他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以及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结算公司研究部负责人。艾莱泽曾经答应要自掏腰包出钱投资我的基金，所以我认为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介绍人。“当然可以啦，马提。”艾莱泽对我说：“我和波奇是好朋友，而波奇一直在找当红的操盘手来帮他赚钱。我会给他个电话然后帮你跟他安排一次会面。”而现在我正在波奇的办公室外面呆坐着等他。
我对波奇这个人非常了解。每个在华尔街混的人对波奇都知之甚详。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高手，一个超级大人物。他的基金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而波奇最大的乐事，就是在别人面前趾高气扬地显威风。之前我从来没和他见过面，但是我并不喜欢他。他在市场上以态度粗暴，常与人起冲突闻名。他自以为是说笑话的能手，总喜欢跟旁人吹嘘他是如何折腾那些经纪商。因为经纪商总是打电话问波奇要生意，所以他就会在市场收盘前几分钟打电话给那些经纪商，然后说：“好吧，你们想跟我要生意是吧?帮我买进五万股的※%&*#。”然后马上挂断电话。
那个接到他电话的倒楣经纪商，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股票名称是什么，于是马上回电想问清楚，但是波奇会交待他的秘书告诉那个经纪商他正在洗手间，没有办法接听电话。那个经纪商就会急得发狂，大声要他的秘书查看一下他到底要买什么股票。他们会恳求波奇的秘书：“甜心，拜托帮个忙吧?只要请你探个头问他一下股票的名字就好了!”一般而言，和波奇做生意的经纪商佣金大约是每股六美分，以五万股来计算就是三万美元的佣金，而负责这个账户的营业员可以得到二%，或是六千美元的佣金。可是现在他根本搞不清楚股票的名称(他也不可能搞清楚)。市场马上就要收盘了，这名营业员如果买不到股票就完蛋了，不但会赚不到佣金，更可能会失去和波奇这个大人物做生意的机会。波奇就是喜欢玩这种游戏。我可一点也不欣赏!
我从椅子里站起来，四处看看。终于，接待员告诉我可以进去了。走进波奇的办公室就好像走进电器大卖场电路城(Gircuit City)似的。里面充满了荧幕、美联社单机、路透社单机、传真机、电话、影印机和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电器用品。波奇的电子小玩艺足足比我所拥的要多出了三倍有余。一名年轻的助理因为犯错而罚站着，波奇本人则坐在一张椅背极高、手工制造的真皮旋转椅中责备着他。那张椅子的前面是一张像餐桌一样大的办公桌，桌面上也像餐桌似的摆满了许多食物。
波奇的头像颗保龄球似的挂在肩膀上。如果他有脖子的话，一定完全被那个夸张的下巴给遮住了。他那张红光满面、像月亮一样圆的脸因为口中塞满了食物而看起来相当臃肿。“呃，”他口齿不清地向我说话，肥胖而又多毛的手随意地指向远处的一张沙发。我在那里坐下来，而波奇则继续责骂那名助理。“我才不管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可靠来源给的小道消息!你得自己动动脑筋思考才行!”我很确定在波奇自己的想法里，他是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伟大的一课，要他自己动脑筋思考。可是波奇看来显然乐在其中，享受着骂人的快感。波奇是一个肉食性动物，每天都得吃相当数量的肉，而今天这个可怜的家伙似乎就成了牺牲品。我尴尬地看着这一幕场景。
这场演说足足又进行了二十分钟，波奇才在骂完了他的助理后转头和我说话。“呃。舒华兹是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
我告诉他我在过去有十分辉煌的操作绩效，而我刚刚才设立了自己的基金，我只是送一些有关的基金的一些文件和投资计划，想了解一下他是不是有可能投资一些资金由我来操作。
“你的基金管理费怎么算?”
“四和二(意谓四%固定管理费，加上获利的二%)。”我说。波奇的脸涨得更红，而他的眼珠子大张得好像快要从眼眶里喷出来似的。
“嗯……!四和二!”他低声咆哮着，从椅子里站了起来。“这比我收的还要高!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收得比我高!我只收客户一和二，而且我是市场上最棒的操盘手。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块食物塞进嘴里，奶油从他的下巴滴了下来。
修理波奇
我沈默以对。他怎么会这样呢?这次的会谈是由我们共同的朋友促成的，他先是让我等了将近一个钟头，而现在和我说不到一分钟的话就要把我赶出去。如果他不接受我的管理费率，大可以说：“对不起，太高了。”或是“让我再考虑一下。”就好了。我又不是他身边那些摇尾乞怜的狗，他们是被波奇花钱雇来修理着玩的。我真想跳到他的办公桌上，把那颗傲慢的脑袋打进他那个几乎看不见的臭脖子里，但是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如果我揍了波奇，他一定会告我，而我刚刚才开始经营自己的基金，不想和波奇之间惹出什么麻烦。
我起身离开，但是当我走进下楼的电梯时，我的情绪愈来愈激动。回到办公室时，我简直气爆了。我想做交易，但是思考没办法集中，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波奇从我的脑袋里除掉。我只能坐在那里，心里告诉自己：“怎么样从这个粗鲁又傲慢的肥胖混蛋那里讨回公道?”
电话铃响。是我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接单员汤米·考林斯(Tommy Collins)打来的。考林斯是我先前那位接单员黛比·洪离开前介绍给我的。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乔治·索罗斯在史坦普期货交易场惨遭场内操盘手修理之后，黛比觉得她真的是受够这一行了。我在那天为了要在那个混乱的状况中轧平我的空单，对黛比施加了太多的压力，她终于发觉她该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再也不要听我在电话里面整天对她大呼小叫。
当她告诉我她要离开时，向我推荐考林斯作为我的新任场内接单员。“马提，你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块头够大、身材够壮，他很聪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够悍。他有足够的能力在场内为你执行交易指令。”黛比说的一点也没错。我还是一天到晚为了被场内那些浑球恶搞而大呼小叫，但是我很清楚考林斯绝对已经在交易场内使出混身解数，为了执行我的交易指令而努力。
“汤米，”我说：“你会不会和一个叫作波奇的死胖子打过交道?”
“波奇?有啊。我和他讲过几次话，他总是对我说：‘听着，考林斯，你如果听到什么可以让我赚钱的消息时，要打个电话给我。你知道什么，马上告诉我，我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汤米，这就是我要你帮我做的，”我说：“我要你在市场快收盘前打电话给波奇，告诉他你刚刚听到一些第一手的重要消息，然后当他问你是什么消息时，你就跟他说：‘马提·舒华兹说※%&*#’，然后马上挂掉电话。”
“说什么?”
“※%&*#。别担心，波奇听得懂。他会马上回电给你，然后当场气炸掉。”
所以在三点五十九分时，汤米打电话到波奇的办公室。他告诉秘书波奇先生要他在市场有任何变化、能让波奇先生赚钱时马上打电话过去。波奇马上就接了那通电话。
“是啊，考林斯，你听到了什么能赚钱的消息吗!”
“是的，马提·舒华兹说你一定要赶快买进一些※%&*#。”然后考林斯把电话挂断。
如同我所预料的，波奇马上就回电给考林斯。“考林斯，你这个浑蛋，你在用谁的电话?我要找你算账!我要把你从那里揪出来!你用的是谁的电话?我是重要人物，胆敢如此对我!我要找你算账!我一定要找你算账!”从电话里的语气，我们可以想像波奇的前额血脉贲张，话筒被他那汗湿的手掌给淹没。波奇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幽默感!
能够把波奇的情绪给搞坏，哪怕只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都让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设定了目标，未来所操作的基金一定要超过波奇这个家伙，我一定会击败他，也一定会击败其他所有的人。我要成为市场中的顶尖高手，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现在这个目标果然让我付出了渗痛的代价，连老命都差点赔了进去。
一生中最棒的一笔交易
我终于肯对自己承认操作别人的资金对我来说并不适合。我不喜欢向任何人报告，也不喜欢有人在我的背后指挥我做这做那，更痛恨别人老是拿其他操盘手的绩效和我做评比。我是一个靠掌握市场脉动而进场操作的人，我是一个帽客。我喜欢在市场里短时间内进进出出，可是当你操作一大笔资金时，这一切都显得相当困难。更别提我丧失了多少操作上的自主性，而这一点却是我当初之所以决定要自立门户，独力操作自有资金的主要原因。
但是当我跳上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收起来，开车经过亚斯本机场时，我内心的另一个部分又开始提醒我如果放弃操作别人的资金，我将会丧失什么样的东西。我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拥有过一架豪华的私人飞机，就像那些停放在亚斯本机场停机坪上的一样。如果我放弃操作别人资金，就无法享有像那些市场顶尖高手一样的风光模样。
我得去那家位于小尼尔饭店的书店里买一本《金融专家》给那个在俱乐部里的网球高手看。在我想要靠着打网球来重新恢复体力的当口，这个家伙很有耐心地把几百球往我身上打来。他对市场很感兴趣，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很喜欢读这本《金融专家》，尤其是当我的大名也在这本书里被详细地介绍。
我在书店里拿了书，然后排队等着付账。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头发装饰得很考究的六十几岁老妇人。她转过头来，瞄见我手上拿的书，于是问我：“原来你也要成为一位‘金融专家’呀?”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盯着这位妇人。她的衣着光鲜整洁，她的家族里一定有人的祖先是乘坐五月花号到美洲来的最早期移民。她大概已经六十好几了，恐怕在我还没出生以前，她就已经在收取股利或是剪集商店的折价券了。她看起来相当轻松、沈静、健康而且令人感到舒服，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突然之间一切好像都变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当金融专家，我想要当一个和她一样的人。
“不，女士，”我说：“我已经是一个金融专家了。而且，相信我，这可不像你所想像的那么好。”就在那一刻之间，我完全地把自己从那些压力中释放出来，不再想如何在这个资金操作的游戏中打败波奇。当年我是在亚斯本下定决心要开始经营基金的，现在我也在亚斯本决定要把基金给收起来。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脑海中，清楚地知道我刚刚做了一生中最棒的一笔交易。
沙伯林纳合伙公司
雷克辛顿大道七五号
纽约市，纽约州一二二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合伙人：
我写这封信是想要通知诸位，我决定在一九九一年的七月底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我将把诸位在一九九一年度的起始资本退还给诸位。至于其他款项则将于会计师稽核完竣之后退还诸位。
我的医生建议我，如果想要完全复原，摆脱从去年十一月起，就一直威胁我生命的疾病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压力较小的环境中。而且我也需要时间放松心情并且享受人生。以积极的方式全职操作一笔庞大的资金所带来的压力，对于目前刚从病中康复，而且亟需平静生活的我来说是非常沈重的负担。我的复原状况远较原先预期的缓慢许多，而我不想因为缺乏调养而再度发病。我在上个月才刚刚结束服用普利尼森的疗程，在可以避免的状况下，我不想再被迫服用此种药物。
过去的八个月是我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为了对我自己和家人有更好的交待，我决定停止交易，暂时休息一下，享受一些人生中比较轻松简单的事物，这是我在过去为了追求名声和财富长期以来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我要深深地感谢诸位在过去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对此铭感于心。
在六月份当中我们亏损了一三六%，使得本年度获利绩效降低为九三九%。在七月份当中也是小幅亏损。我们将尽速完成会计师的稽核报告，并将剩余的金额归还诸位。
诚心感谢
马提·舒华兹
树林里的小白球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回到罕普敦的海边别墅，披着海滩浴衣，操作着自己的资金，这个感觉真好。兰迪斯说服我重拾很久没打的高尔夫球，而奥黛莉和我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球并不是一项我自己挑选的活动。相要把高尔夫打好的话，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而且打高尔夫本身也是一件很费时的事。打一场高尔夫几乎要花上一天的时间。但这是兰迪斯建议我做的运动，他要我试着在球场上打发时间。
我们加入高尔夫俱乐部没有多久，奥黛莉就找到一位银行家和他的老婆来当我们的球伴。现在该是我放松心情的时候了，她也希望我们藉此扩大社交圈。我们约定在上午十点半开球，但就在我们出门前，我看到史坦普指数突破了我预想的超势轨道。我知道市场已经呈现超买状态，所以打电话给汤米·考林斯并且卖出了五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我把我的行动式报价机和行动电话放进球袋里，然后出发前往球场。
我们和那个银行家以及他的老婆在球场上挥杆，聊着一些无关紧要、言不及义的话题。我们应该是要享受一些快乐时光的，但是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五十口史坦普期指，以及如果市场反转时我该如何处置这个部位。在每一洞开球时，我都假装在球袋里找新球，实际上却是在查看报价机上的市场价位。到了第六洞，状况果然来了，市场开始反转。我得打电话给考林斯，叫他轧平我的部位，而且我马上就得打这通电话。我没有办法等到在第九洞休息时才打。如果那时才打，一切就太晚了。但是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在干什么。在球场上还在做生意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更何况当时奥黛莉还不知道我偷偷地做了这笔交易。
奥黛莉和那位银行家太太站在我们左手边远处的女士开球区，所以现在只有我和那个银行家在一起。“该你了，马提。”他说。
我站上开球的位置，摆好了球。这将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一击，我得好好打这一球。我回想着我的教练在上高尔夫课程时对我说的话。“把球对准你的左肩放好，头部保持瞄球姿势，把球杆慢慢向后拉高，不要打弯左手肘，直挥向球。”我把球放在对齐我右肩的地方，抬起头，把球杆胡乱向后举，打弯左手，然后猛力地挥向小白球。
咻地一声，我抬头一看，球飞进了树林里。好极了!打得好!“哇，真糟!”那个银行家说：“你能把球找到就算幸运了，马提。要我和你一起去找这颗球吗?”
“不，不，不用麻烦了。我想我知道那颗球飞到哪里去了。而且如果我真的找不到的话，只要再拿一颗球出来就好了，像我这种烂技术再多加两杆也没什么差别。”
我钻进树林里，躲在一棵树后面，拿出行动电话，拨了考林斯的电话号码。“汤米，轧平那五十口，现在就卖掉。”
我在那笔交易上赚了六万美元。没有人比我更聪明的了，至少兰迪斯就看得出来。“马提，”他说：“你知道吗?你真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寻常?”我说，“谁会想当一个寻常的人呢?医生，你得知道，从我五岁开始就一直想要与众不同，出人头地。心里想的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我是一个操盘手。没有任何一个操盘手是平凡无奇的。如果我想当一个平凡人，当初就会把钱放在指数基金里，然后安安稳稳地继续当我的证券分析师。全身上下我惟一希望能正常的东西就只有我的体温。
“马提，你就像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一样。你已经对你的肾上腺素上瘾了。交易这项行为使你情绪亢奋而且精神狂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这种感觉的诱惑。而你也因此变得筋疲力尽、情绪低潮，就好像是宿醉一样。你感到相当沮丧且情绪低落，而惟一能够让你从这种感觉中恢复过来的就是再度进场交易，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一直下去，直到你病倒为止。你得要找出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行。”
心理治疗师就好像矫正器一样。而这正是在接下来六个月中和兰迪斯努力的目标。我一直在尝试错误，直到我开始看出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当我躺在手术台上为自己的生命而病魔奋战时，我就和自己约定，只要能够活着离开医院，以后就会花比较少的时间从事交易，并且花更多时间来陪陪奥黛莉和孩子们。
远离纽约
我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而且我相信，只要我需要更多，随时可以从市场上赚到。这是上天给我的天赋。我知道如何在每天早上起床后，保持清楚的头脑，然后从市场里赚取二万、四万或八万美元。就算我在操作基金方面没有赢过波奇那又怎么样?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击败他。在我从鬼门关走过一回、失去一个孩子，和奥黛莉一同面对乳癌的威胁后，该是我停止在外面和人一较长短，而开始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了。我决定要在人生的最高点时急流涌退。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得离开纽约。兰迪斯是对的，我已经对交易这件事完全上瘾，不可自拔了。如果我还留在纽约，保持原来的生活型态，继续和那些老朋友来往的话，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走回头路，继续沈溺在和波奇那种人竞争的状态里。除此之外，我对纽约那寒冷而灰暗的天气也感到厌倦，希望能够到一个温暖而风光明媚的地方去。我决定要把自己从谷底拯救出来，我要把全家搬到佛罗里达。
要改变我的生活型态，并且完全切断和纽约之间的关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奥黛莉和孩子们都不想搬家。他们这一辈子都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对佛罗里达能有什么了解?佛罗里达是一个最适合退休人士居住的地方，而我才四十八岁而已。其实我心里也有一大半的成分是不想去的。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得把公寓卖掉，把公司和办公室也搬走，搬运塞满了十二个房间的家具，买一个新房子，重新装潢，在房子没弄好以前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交易，我得再买几部新车，替孩子们找学校，办保险，开新的银行户头，还有其他几百样数不清的事要办。而且我真的很想念纽约，那些美术馆、博物馆、我那幢海滨别墅、华尔街的市场脉动、“内线”史基尼以及其他的老朋友们。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纽约，如果我出门想叫部计程车，当老天帮忙且不下雨时，或许可以叫到一部，否则就得等上一辈子的时间才叫得到。除此之外纽约市也充满了噪音、垃圾，随时有人会挡住你的路向你借个火，每个街角随处可见要饭的乞丐，警车的笛声整天在街上呼啸而过，而且除了砖块和柏油路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砖块和柏油路，那就是纽约的代表性景观。
在一九九三年六月，我们卖掉了公寓，正式搬到佛罗里达，那里安静而且清洁。那里的驾驶人总是谦让有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八十多岁的关系吧。在那里没有拦路的抢匪，没有满街的乞丐，没有水泥丛林，没有垃圾，放眼望去都是穿着轻松服装的老先生、老太太以及翠绿的棕榈树和湛蓝的海水。我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环境。奥黛莉有一幢新房子可以忙，孩子们有新的学校和新的朋友要适应，而我则搬进了一间明亮、干净，而且可以 遥望大海的新办公室里，放下所有的窗帘，看着荧幕，继续打电话给芝加哥交易所里的汤米·考林斯。
这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我打电话给兰迪斯：“大夫，我这么大费周章，结果好像只是让我自己从纽约那个黑漆漆的办公室，搬到佛罗里达的另一个黑漆漆的新办公室而已嘛!”
兰迪斯给了我另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电话，他想这或许能给我一些帮助。我和这位新的佛罗里达医生约了个时间见面。经过几次门诊后，他对我说：“马提，你太严肃了，你的太太也很严肃，而你们也把孩子们教得愈来愈严肃了。你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去打打高尔夫，到海边坐坐，读本书，放松一下吧!”
“我们当然很严肃，”我说：“人生本来就是严肃的。你知道，你可能赢也可能输，但是赢比输可要好得多了。你得取得胜利，才付得起钱找个心理治疗师来修理你。”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付钱、付钱、再付钱给心理医师来发掘我内心深处的问题。我从这当中发现到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天中同时当一个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父亲，而且还同时当一个好操盘手。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但是要照我的方法来从事交易的话，每天就得花十四个钟头在工作上。随着我年纪愈来愈大，我开始试着要用一些取巧的方法，例如找个助手来帮我画技术图、打专线电话，或是和结算公司查对我的部位，可惜这些取巧的方法都没有用。我拟定计划，建立了一个理想中的机制，并且调整它试图使它臻于完美，可是到头来我反而受制于它。
我也曾经试着把目标订得低一点，玩得更小一点，或者在身为操盘手之外也试着当一当投资人。我也参加了一支由一群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律师们所组成的软式棒球队。我每周至少花两个下午在高尔夫球场上，有时也会跑到海滩上，躺在椅子里看着海浪潮来潮往。常常，我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然后我会想起二月时分曼哈顿寒冷的天气，以及当年为了和那些家伙一较长短而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知道离开纽约的决定是正确的。
天生操盘手
当“内线”史基尼参加了丹·多尔夫曼(Dan Dorfman)的婚礼回来后，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在那场婚礼中遇到了波奇。“这家伙的体重一定超过三百五十磅，”史基尼说：“他把那肥胖的身躯‘放’在一张自助餐台旁，根本连动都没办法动一下。其他的客人都得勉强从他身旁挤过去夹取食物。而他所能谈论的只有一堆接收、购并、融资购并，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案子，以及他如何从这些案子里赚到大钱，简直嚣张到了极点。多尔夫曼真怕波奇会被人在背后用枪轰出个大洞，然后惨叫着倒卧在现场。”史基尼说的是一个听来熟悉的老故事。
就在同一天，我早上刚和儿子打了一场高尔夫，中午和母亲享用了一顿午餐，下午和女儿一起去游泳，然后和我太太共进烛光晚餐。我压根儿没想到过交易这回事儿。嗯，或许这只是个特别的个案吧?从这个观点来说，或许我已经击败波奇了。如果我还继续操作我的基金并且留在纽约的话，我就会在那场婚礼中坐在他的身旁，因为每一个市场上的高手都会参加多尔夫曼的婚礼。想想和波奇一起吃饭，还得听他胡说八道，会是多么令人不愉快的一件事。
不过，虽然我尽了一切努力，还是沈迷在交易中。大约在一年多之前，当其他人个个都赚钱的时候，我正处在一连串的亏损中，情绪恶劣低潮到了极点。我当时确信自己是对的，市场是错的，但一如往常，市场根本不买我的账。我在佛罗里达的心理治疗师告诉我一定要冷静下来，并且至少完全停止交易一个星期。我同意了，但就在下一次门诊之前，我看到市场好像快要出现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走势。我打电话给考林斯，买进了四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契约，并且告诉他在市场反转时马上通知我。我把那支平常打高尔夫时随身揣带的振动型行动电话拿出来，放在外衣的胸前口袋里，然后前往诊所门诊。
当我正和医师谈话时，发觉电话振动了。这一定是考林斯打来的。“对不起，”我对佛罗里达的那位心理治疗师说：“我得上个洗手间。”
我跑步冲进洗手间，锁上门，然后回电给考林斯。正如我所预期的，史坦普期指已经上涨而涨势正接近尾声。“卖掉!”我轻声对着电筒说。我刚刚赚进了三万美元，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美国总统。
“看吧，”当我一脸笑容回到心理医师的办公室时，他对我说：“你看起来好多啦!你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一个礼拜嘛!”
嘿，我能说什么呢?我是一个天生操盘手啊!
导引 操盘致胜要决
许多人之所以无法看出好机会在哪里，多半是因为在好机会的周围总是包围着一大堆的苦差事吧!
——汤马斯·爱迪生(Thomas AEdison)
努力工作是我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努力工作只是我成功的部分原因而已。我天生就是一个对数字非常敏感的赌徒，此外，如同前面所说，我在安赫斯特学院学会如何思考(How to think)，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研究所学会该思考什么样的事物(What to think about)，在海军陆战队中学会了如何在危急的状况下做出正确反应(How to perform under fire)，而奥黛莉则教导了我资金控管的重要性。这五项要素是构成我操作方法最重要的基础。
方法论
在担任了九年的证券分析师之后，我决定将我的决策依据从基本分析(一种运用经济数据来预测股价的方法)，完全转换为技术分析(一种不研究经济数据，而只重视价位与成交量的股价预测方法)。你的交易方法必须完全配合你自己的个性。你必须了解自己个性上的长处与短处。我花了九年的时间才真正发掘出自己个性上的特质。
我的长处是能够一心一意地辛勤工作、能够持续遵守自己的原则、能够长时间集中心力，以及痛恨失败的天性。我的弱点则是具不安全感的个性、害怕亏损的心理，以及对于别人持续的支持和经常获胜的满足这两方面的强烈需求。一个操盘手，就像是一条链子，都是由一个个脆弱的环节连起来的，而最常左右操作风格的就是你自己个性上的弱点。
我是一个帽客。这表示我进场和出现的速度总是、总是、总是非常地快!我经常在五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进出场，从来不持有部位超过几个钟头。基本上，我采用的是一种短线的操作系统，因为我只有相当有限的资源，所以必须利用一连串小额的获利来累积操作资本。但是当我愈来愈成功之后，我发现短线的操作方式能够给我最多心理上的支持以及经常性的满足感。我就是喜爱听到收银机的铃声(获利了结)。藉此彷佛听到市场告诉我“你是一个赢家”，一次、一次、又一次。
大部分谈到有关交易方面的书都会说如果你能够快速停损，然后长抱获利部位的话，只需要在十次交易中做对了三或四次决策就可以了。但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点儿也不管用。我砍掉亏损部位的动作非常快，但是我获利了结的动作也差不多一样快。我就好像是一个还击型的拳手一样，看出对手的破绽时立刻跳上前，出拳、得分，然后马上跳回出拳前的位置。就这样跳前、跳后，跳前、跳后，这里得一分，那里得一分。我并不打算要击倒对手，但是在不停得分的同时，我很确定愈来愈不可能被对手给击倒。这就是我的操作风格，而我将所学到的技术分析和操作策略加以量身改造，以符合我的风格。
当你踏上拳击擂台上时，一定要很清楚自己打算怎么打这场拳。就拿我的老朋友“内线”史基尼来说吧。当我在办公桌上计算着各种数据时，他就在外头靠着和别人喝喝马丁尼、钓钓鱼或打打屁来获取市场中的小道消息。努力工作并不是史基尼的一项长处。而史基尼也不是一个还击型的拳手，他的目标就是想要击倒对手，他总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他会进行十笔交易，也许其中八笔都输钱，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在另外那两笔中能够赚足了钱，到头结果还是获利。或者拿波奇来说好了。他的资金太过庞大，所以对任何机会都能够把握。他的长处就是他的资金规模、组织团队力量，以及对所有赚钱机会无止尽的胃口。我曾经试图和波奇一较长短，结果差点送掉自己的小命。
操作工具
我是一个帽客，也是一个掌握市场时点的操盘手，所以我就根据这些特性，设计了属于自己的工具。它们是：
·道琼工业股价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DJIA)是最常被广泛使用，作为美国股市价格波动指标的指数。其变动状况让我对股市的方向和波动性有一个快速的观察依据。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净变动指标(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et Ticks，TICK)告诉我在纽约证交所中挂牌的股票里最后成交价上涨或下跌档数的差异值。我的朋友马克·库克(Mark Cook)发展出几种用这个股价净变动指标为依据的操作策略，这些策略应用在现代化的程式交易中相当有帮助。例如：一个非常极端的负面指标，像负一、出现时，常常就会是空头走势中反手作多的最好时机。因为过于极端的负值代表市场中出现了过于迅速的卖盘(可能是由突发的新闻或是程式交易所引发)，在这种状况下市场很可能出现强劲的反弹走势。情况反过来时也适用，当这个指数值为正一、时，通常是由于电脑程式执行大笔买单所导致。当这个程式买盘结束时，市场很可能出现一个短线上的回档。另外一个交易上的小技巧是当DJIA开高，而TICK值为负二时，这通常代表股市整体的卖压较重，DJIA只是受到少数机档股票的支撑而暂时走强，所以你通常可以在这个时点作空。
·短线操作指标(Short—Term Trading Index，TRIN)主要是一种能够告诉我成交量和股价涨势与跌势配合状况的短线操作工具。它的计算方法是取以下公式的比值而来：
TRIN=上涨档数下跌档数÷上涨成交量下跌成交量
如果上涨股票的成交量比下跌股票的成交量大的话，TRIN指数值将会小于一，如果下跌股票的成交量比较大的话，则TRIN指数值将会大于一。当TRIN指数值比八还低时，就显示市场的买盘力量比较大；反之，如果TRIN指数值大于一二时，显示市场中空方的力量比较大。这个指标可以帮助你了解市场是不是处于强劲的多头或空头当中。
·道琼股价净变动指标(Dow Jones Net Ticks，TIKI)是道琼指数三十档成份股上涨与下跌档数的差额。当它的值是正二六到正三或是负二六到负三时，通常暗示市场中刚有大笔的程式交易买盘或卖盘出现过。因为除非程式交易指令同时买卖所有的成份股，否则道琼这三十档成份股要同时上涨或下跌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史坦普五百股价指数(Standard & Poor's 500 Stock Index，SPX)是相当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是史坦普指数期货的标的物。这个指数含涵盖了四百档产业股、四十档公共设备股、二十档运输类股，以及四十档金融股，总计达五百档股票的投资组合。SPX是一种加权股价指数，它提供了更广泛的股价波动指标作用。
·纽约综合股价指数(New York Composite Index，NYA)以纽约证交所所有挂牌股票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股价指数，也是以每档股票市值加权计算而得。
·QCHA指数(发音为gotcha，高加)是以非加权方式计算所有交易所挂牌股票价格变动百分比所得出的指标。这个涵盖整个市场的指标帮助我辨别背离(divergences)走势。举例来说，如果道琼指数下跌二十点，但是QCHA指数是正一二%时，这显示市场整体来说走势很坚稳，而这就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进场机会。你通常可以作多并且在道琼指数开始向上反弹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利。
请各位随意使用我的这些工具，但是可别以为只要用了它们你就能开始赚钱。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熟练的操盘手，就必须找到顺手的工具，并且一再使用它们，直到你清楚地知道它们的作用何在、如何发挥它们的功用、以及如何完全发挥它们的效率为止。
市场分析
想要聆听市场在说什么，你得付出非常高的专注力。就像一个医生用医疗仪器诊断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我是以自己动手绘制技术图以及计算技术指标，并且在盘中每十分钟就重新检查它们的方式，来监测市场的脉动。
我每半个钟头就在指标周围画上框线来记录市场的动态。然后我会在每个框框之间加上金色或绿色的箭头来反映过去三十分钟内，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并且记录它的涨跌幅度(请参照图一)。
这个作法强迫我把注意力放在市场试图往哪个方向移动，以及如何移动上。当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时这个工作尤其重要。我很可能持有一个错误的部位，如果没有这项资讯，就会丧失机动性，而无法在第一时间采取必要的措施停止亏损。
我是一个喜欢参考各方意见的人，喜欢拿从各种消息来源所得到的讯息来质问自己。我会重复阅读在一周中所收到的传真，然后试着以自己独特的看法来诠释别人提出的意见，将别人的意见参杂到我对于每一档特定股票、某个产业，或是市场整体未来走向的研判上。我使用了几种资讯服务。事实上，市场上充满了各式各样，多不胜数的资讯服务业者，每个人都得从其中找出最适合本身持有部位的期限、操作哲学、操作目标，或个人价值观的资讯来源。以下是我经常参考的资讯。
·《安夏管理报告》(Amshar Management Report)是由泰瑞·隆德利(Terry Laundry)出版，电子邮件信箱为amshar@worldnerattnet，网址为http：//wwwamsharcom，电话是002—1—888—228—2995。泰瑞从事的是长期的总体研究(以月或年计)，他的研究基础是他自创的神奇T理论，他的指标是我用来研究许多不同市场的重要基础。
·《劳瑞纽约证交所市场趋势分析》(Lowry's NYSE Market Trend Analysis)，电话是002—1—561—842—3514。劳瑞每天会更新当天市场中各档股票的波动状况，并且公布长线和短线的买进、卖出讯号。他的报告中会刊出买盘的力道、卖盘的压力以及短线买盘力道等多项数据。每周，这份刊物会写出他们就一周走势所推论的中线市场展望，以及其短线可能出现的变数，其分析依据便是前述的三种指标。
·《史丹·温斯坦的全球趋势警报月刊》(Stan Weinstein's Global Trend Alert Detec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ividual Investor)，电话是002—1—800—868—STKS。这本刊物中具有市场的整体分析，以及对史坦普五百指数和二线股票的分析报告。其中亦表列最值得买进的史坦普五百成份股、走势最弱的史坦普成份股、各类股走势分析、最强类股分析、全球股市分析、海外基金以及美国存托凭证(ADR)分析等。他所采用的阶段分析(Stage analysis)方式，试图决定股票走势正处于何种阶段：筑底、涨势、作头或者跌势，并且将这四个主要阶段各分为三个副阶段，做更详细的分析。
·《图学家杂志》(The Chartist)编辑是丹·苏利文(Dan Sullivan)。这份刊物每三周发行一次。其中利用一个实际的交易账户，以及操盘手的投资组合，来发表对于目前市场的进出场建议。
·《克劳佛观点》(Crawford Perspective)是一个每周一、三、五更新一次的电话语音服务。如果道琼指数出现超过一百点的波动时，该公司也会在次日做特别的更新。该公司还发行一份市场行情报导，以黄金、史坦普五百指数以及债券期货市场为主。
·《迪克·戴维斯文摘》(Dick Davis Digest Investment Ideas from the Best Minds on Wall Street)是一份双周刊，电话是002—1—954—467—8500。这份刊物中发表许多投资界中的大人物们对于市场趋势、个股展望以及共同基金的看法和投资建议。
·每日传真资讯
《史考夫论坛》(Schaffer on Sentiment)投资研究报告(Investment Research Institute)，电话002—1—800—448—2080，网址http：//wwwoptions—iricom
《高文起床号》(Cowen Morning Call)
《贝史丁晨论》(Bear Stearns Morning Comment)
《马克·库克》(Mark Cook)地址8333Maplehurst,East Sparta,OH 44626电话002—330—484—0331
《迪克·魏斯特晨论》(Dick West's Morning Comment)
红灯、绿灯：让趋势成为你的朋友
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指数(EMA)是我最喜欢用来判断主要趋势的技术指标。我第一次学得这个有价值的工具是从泰瑞·隆德利那里听来的(有兴趣者可到wwwamsharcom一探究竟)。我偏好指数移动平均数甚于简单移动平均数或是其他各种算术平均指数。这是因为它强调了最近期的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让我在决定进出场点时有一个更快速的指标。在简单移动平均指数的计算过程中，每一天都具有相同的权值一。你可以取最近十天的价格，将其加总，然后再除以十，就得到了第一个平均值。到了第十一天，你加上这一天的资料，再减掉第一天的资料，然后除以十。日复一日，重复这个过程，就得到一系列的简单移动平均指数。
我所使用的指数移动平均数中，则赋予最近一天的资料一八的权值，然后赋予前一天的指数平均值八二的权值。如此一来它对于最近期的资料变动状况将较为敏感，这对短线操作者来说非常重要。我称这个指标为“红灯、绿灯”，因为在交易时让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是非常重要的，而指数移动平均数可以让你站对边的机率大幅提升。
在我办公室的地板上有两幅巨大的技术图，大约宽四尺、长十尺，而且内容还在增加中。第一张图是道琼工业指数的小时图。另外一张则是纽约综合指数的收盘价和它的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值，在它们的下方是神奇T振动指标其中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值是以黑点来标示。不论何时，只要纽约综合指数在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以上时，我就把它用绿色的实线画上去。当它低于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时，我就以红色实线来画它。当市场在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以上时，你看到的是绿灯，代表市场正处于上涨的状态，而你应该考虑买进。相反的，市场在指数移动平均数以下时是红灯，代表市场正处于下跌的状态，你应该考虑卖出。这并不是说当市场出现红灯时你绝对不应该作多，只是在这种状况下作多，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来支持你持有这个部位。
从事交易时最困难的，就是当你标的物价格在它的移动平均线上下徘徊时。这是提供你最大潜在获利机会的时候，但其中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就算你可能面临上冲下洗的行情，在趋势发动时所产生的获利潜力仍然相当可观。举例而言，市场可能在指数移动平均线底下停留几天，然后开始向上涨升，愈来愈接近指数移动平均线。如果市场收盘能够站到指数移动平均线之上，这通常是一个趋势改变的开端，而你可能就是第一个能够发现这个年轻、全新，而且威力十足的上涨走势的人。但是通常指数移动平均线就像一面弹力板，价格由低档接近或触及移动平均线后经常会反转回跌，移动平均线就等于市场到达短期均衡状态的那一点。
我在操作股票和期货时会使用这个方法。每天收盘后我会记下当天史坦普五百指数、纽约综合指数、OEX指数、XMI指数、债券、欧洲美元以及史坦普指数期货的十日指数移动平均值。从我的未来资讯(Future Source)单机上得到这些数据，这部单机有能力替我计算并且绘出指数移动平均线。
所以我的移动平均线系统是我能够在从事交易时站在正确一方的重要关键：在市场处于上涨走势时作多。下一个步骤就是选定一个进场点以及明确定义你所愿意承担的风险。我通常寻找的进场点是市场转折点，因为你将是首先辨识出趋势变化的操盘手，这也通常是让你赚到最多钱的进场点。我也使用轨道线和振动指标来帮助我选择价位并且辨别市场的状况。“未来资讯”帮我做好了这些运算工作，而我的工作就是设定参数。我会观察一二、六，以及三分钟的技术图。就图形上来说，你可以看到价格的条状图，在条状图上下各有一条轨道线，而这两条轨道线是利用十个时点的移动平均线上下各加减一%所计算而来。我把这两条轨道线比拟为两条被崩得很紧的橡皮图篱，它们终究会弹回原点。举例来说，如果市场正处于偏多的格局中，而价格开始向轨道的下缘接近时，我就会找机会在那附近作多。要知道可不是一种机械式的操作策略，但是轨道线提供了很好的进场点。
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指标赋予最近一期的价格一八的权值，而在简单移动平均指标中其权值则只有一。要计算移动平均数值时，一开始必须先将最近十个收盘价加总，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算术移动平均值。然后，我们将这个算术平均值乘以八二的权值，再把第十一天的收盘价乘以一八的权值，然后将这两个数字加起，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一个指数移动平均指标。要计算下一个移动平均数植时，就把刚刚算出来的指数移动平均值乘以八二的权值，再将第十二日的收盘价乘以一八后，将这两个数值加起，就得到最新的指数移动平均指标值，余此类推。以下表为例：
日期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收盘价9/2/97482909/3/97483719/4/97485119/5/97484649/8/97485789/9/97486699/10/97480639/11/97477069/12/97483309/15/97482609/16/97493699/17/97493219/18/97495419/19/9749656步骤一：计算十日算术移动平均数值。将九月二日到九月十五日的收盘价加总之后除以十。
483242÷10=483242
步骤二：将步骤一所得之值乘以八二的权值。
483242×082=39625844
步骤三：取第十一天的收盘价，并乘以一八的权值。
49369×018=888642
步骤四：将步骤二及步骤三所得之值相加。
39625844+888642=4851226448512
这就是九月十六日当天的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值。
欲求得九月十七日当天的指数移动平均数值：
步骤五：将前一天的指数移动平均值乘以八二的权值。
48512×082=3977984
步骤六：将最新的(九月十七日)收盘价乘以一八的权值。
49321×018=887778
步骤七：将步骤五与步骤六所得之值相加。
3977984+887778=486576248658
这就是九月十七日当天的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值。
这同样的步骤可以每天重复使用，所以九月十八日当天的十日指数移动平均数值为：
(48658×082)+(49541×018)=48817
一般大概需要花上十天的时间才能使我们所计算出来的指数移动平均值更为平滑。为了要让这个指标更为实用，我建议在资料长度许可的状况下往回倒推至少二十天，以使得计算出来的数值更为平滑可用。如此一来它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你从事交易时最可靠的工具。
我如何操作股票
我在这么些年来发展出一些例行性的工作方式。我在做事方面一向是属于卷起袖子，苦干实干的那种人。我坚持每天亲手绘制七十档股票的技术图，并且在计算过各项数据后，亲手更新和绘制大量技术指标，来实际看到和感觉到价格的变动状况。这样的工作方式要花掉我相当多的时间。
每个周末，我曾经由快递收到两本技术图表。其中第一本是史坦普股票趋势线及每日动态图集(Standard and Poor's Trendline Daily Action Stock Charts)。史坦普趋势线这份刊物中有超过七百档股票的日线图，每张图包含长达一年半的历史资料。我会在其中超过一百五十档比较强势的股票走势图中自行标出趋势线和支撑价位区。我这么做是想要去感觉一下哪一家公司或者哪一个产业目前表现比较好。在这本图集的第一页中我会写下一些评语，像“石油类股很强”，“大型高科技公司偏弱”等等。即使在目前许多操盘手都利用电脑来从事产业分析，我还是要亲手做这些工作，以便真正感受到企业金钱流向的变动状况。我也会写下长约一页的评论来描述我动手画过线的公司，在它们的股票代码旁写下它们的支撑价位区。
接下来我会继续看第二本图集，这本图集是由证券市场研究公司(Security Market Research，SMR)为我做的。包含了我平常观察的七十档大型公司股价的日线图和专有的振动指标，另外再加上道琼工业股价指数、道琼运输类股指数(Dow Jones Transportation Average，DJIT)、史坦普五百指数、纽约综合股价指数，以及纳斯达克股价指数(NASDAQ)的技术图形。每三个月，我会把其中某些股票换成我目前最感兴趣的个股，但基本上我的股票名单包括了足以代表所有产业特性的个股，主要都是大资本额，而且流通性极佳的个股，例如：康柏克、可口可乐、默克，以及大通银行等。
在图集的每一页中，我会为每一档股票画上几条支撑线和阻力线，并且查看线图下方的振动指标。支撑线是由图形上的几个重要低点连接而成，它标明了一些特定的价位区，在股价下跌到那些价位区时可能会减缓跌势或是出现反弹。压力线则是由图形上的几个重要高点连接而成，当股价上涨至它所标明出的价位区时很可能会止升回跌。由于我是一个短线操盘手，所以也会使用前一或二周的高点和低点来当作较具攻击性的趋势线。我会将图形中近期主要支撑区的价位圈起来，然后把这些价位区记录在一个长约一页的纸上，就写在该股的股票代码旁，同时在那里我也记录着该股短线振动指标的方向。我会将这张纸传真给我的助理，然后她会将那些支撑价位资料输入电脑。当盘中这些支撑价位区被触及时，我就可以据以决定是否要建立这个部位。这项准备工作让我在市场波动快速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反应。
在我想要采取比较长线的操作策略时，就会操作史坦普一百和史坦普五百股价指数的选择权。所谓的比较长线对我来说可能是几天到一个星期。选择权的流通性比较低，而且波动也比期货要来得缓和。我买进一个三个月后到期，深度价外的卖权(例如：当史坦普指数现货在九一点时，买进一个三个月后到期，履约价在九百的史坦普指数卖权)。通常我会在期货市场的波动状况太过剧烈时转战选择权。如果我有一个较长线的想法时，买进选择权让我可以比较安心地等待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我买进一个买权或卖权时，至少我的风险(选择权的买进成本)是确定的，相对而言，期货的风险可能会因为高度的财务杠杆而变得非常大。
当我在买卖股票时，我也是一个操盘手，而不是投资人。我的SMR技术图集中的七十档大型股反映了我目前正在注意的公司。我需要这种股票所具有的流通性和波动性，使我可以很方便地在市场中进出。由于我的操作方式是如此地短线，可能会在市场中反覆买进或卖出一万股到二万股的股票，只为了赚取其中几档的价差。如果我的操作计划没有在一或二天中产生效果的话，我就会清掉这个部位。因为我操作的部位很大，我可不愿意承受抱着股票，看着它下跌三美元的风险。而且由于我操作的都是较大型、流通性和波动性都比较高的股票，它们一天中的价格波动超过三美元是家常便饭的事，因此风险控管对我而言更形重要。我也不会选择弱势股或被蹂躏过的股票。我会在强势股出现暂时性弱势时挑选进场点，这个作法和我利用股价跌至轨道线附近时进场的作法不谋而合，这也是为什么我平常所画的趋势线，和所记录的支撑价位区资料，对我来说那么重要的主因了。我的助理依照我交给她的资料在电脑中设定警示，如果股价跌到这些支撑价位区时，她就会提醒我，如果我看到的是绿灯，而且也觉得那档股票的图形看起来不错时，就会准备买进。如果一档股票已经跌到主要的支撑线以下时，我就会退场观望。由于股市在过去几年当中的表现相当强劲，所以我想要作空时都是去放空期货，而不是放空个股。
我如何操作期货
自从史坦普指数期货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之后，它就成为了我吃饭的家伙。我每天都在期货市场中进进出出。为了监视期货市场的风吹草动，我每天都必须仔细研究从“未来资讯”报价单机上印下来的两组技术图。我所有有关期货的资料都是从“未来资讯”单机上取得的。在我桌上的单机接出四个荧幕，两两相叠，所以我总共可以同时看到二十种我所预先选定的技术图。我的助理在周末时会将含有不同技术指标的图，依不同的期货契约(史坦普五百、欧洲美元、货币、债券、美元指数、CRB物价指数以及油品)，和不同的时间点(二、三、六、一二分钟线以及日线、周线和月线)印出来。我在这些技术图上画上趋势线来帮助我感觉每一个期货市场目前的状况。也藉着检查它们的指数移动平均线来决定每个期货市场是在多头或是空头的走势中。在期货价格高于指数移动平均线时作多，或是在期货价格低于指数移动平均线是作空，是最符合那个古老的定律——“让趋势成为你的朋友”这句话的作法。
第二组图表则包括了每一个我正在注意的期货市场的周线图。这种图表使我得以站在一个更广的角度，以较长线的观点来研判市场的趋势。
在研究过这些期货的技术图之后，我会拿一张五乘八时的纸卡，将史坦普五百和债券期货的轨道线(十天期指数移动平均线上下各加一%之值绘制而成)记录下来(请参考图三)。根据我所记录的这些价位，我会设定下一个交易日的买点和卖点。所有这些事前所做的笔记使我在第二天战况激烈的市场中能勇气十足采取因应措施。就是这些准备动作让我在情绪恐慌时保持坚强的决断力。
我如何应付程式交易
对一般的操盘手而言，程式交易(program trading)实在是一场灾难。我战称程式交易为“任天堂维加斯”(Nintendo Vegas)因为目前它平均每周都占纽约证券交易所十五%到二%的成交量。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美国股市戏剧性地重挫之后，由于程式交易毫无理性的卖盘，对原本就已经疲软的市场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市场掀起一阵废止程式交易的声浪。但是最后，有关当局引进了一种单点控制(point collars)制度来限制程式交易在单一交易日中对股市可能造成的破坏。所有在一九八七年崩盘那天参与程式交易卖盘的大型经纪商都誓言不再从事这种可憎的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贪婪之心的作崇，大部分的玩家又再度回到这种赌战当中。大盘当中每天有十五%到二%的成交量是这些大单子做出来的，金钱和权力在华尔街永远能够大行其道。
不过呢，虽然情势这么恶劣，还是有办法可以生存甚至维持获利。你必须知道市场的趋势，然后耐心等待这些科技主义者把市场压低到你的轨道线上。除了可以用马克·库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净变动指标(TICK)和道琼股价净变动指标(TIKI)操作法之外，也可以在程式交易接近尾声时反向操作，以使在它所造成的极端走势结束后获利。就像任何一名优秀的战士一样，你要耐心等待，直到这些机械性的恶毒卖盘告一段落后，再用反向部位加以反击，但是在采取这种策略时，一定要很有纪律地设定停损点。
这就是我一向采用，而且有效的策略。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使用这种游击队式的操作法，但是这种作法可以帮我调整自己在面对不断改变的市场时所需的技巧。我在对付程式交易所带来的乱象这方面相当成功，我一直在我的操作系统中加进新的工具，并且持续地用我的轨道线和移动平均线来严格执行停损。
操作中的小把戏
当我就读小学一年级时，老师问班上的每一个人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当侦探。”这种喜好追查探究的天性伴随着我一起长大。我喜欢寻找事情的线索，综合大量互相无关的资料，然后从中归纳出一个合理的结论。虽然这些观察结果不见得完全科学，但它们仍然是我所发现多年以来一直重复出现的实际现象。我通常不会将这些观察结果当作另外一种工具或分析模式，但是绝对会在这些现象出现时把它们列为我操作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那些能够帮助我发现低风险、高获利机率的技术指标是我操作方法的核心。但是我一直很用心在找寻市场中的各种型态、结构，以及重复发生的状况，不论它们是多么细微，都能让我在某些交易中掌握到市场的异常状况，并且因而获利。
·图形中的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是我在操作股票和期货，特别是股票时的一项重要工具。所谓的跳空缺口，就是当标的物的开盘价明显高过或低于前一天收盘价，并且在当天盘中维持此项差异所形成的技术型态(参照图四)。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一则新闻公布后，或是出乎投资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时。在技术图形中它的样子就像是一个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没有在二或三个交易日中被填补起来的话，那我们就得到一个强烈的讯号，显示应该建立一个和该缺口跳空方向相同的部位。这种变化常常可以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成为一种非常好的操作决策辅助工具。
一般而言，跳空缺口可以分为三种型态。第一种是逃脱缺口(breakawaygap)，这种缺口发生在股票或期货跳空脱离一个盘整区间时，代表一个很强的趋势正开始发动。第二种是持续缺口(continuation gap)，它发生在股票或期货已经涨升或下跌一段时间之后。第三种是竭尽缺口(exhaustion gap)，它发生在一个上升或下跌趋势将要结束时，而且通常价格会在这种缺口出现后由原来的主趋势反转。
·共同基金投入资金时
另一个有趣的型态是由共同基金投资股市的自动交易所造成的。市场通常会在前一个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和新月份第一个交易日的前几个小时中有较强劲的表现，这是因为有新的资金投入共同基金中，使得共同基金自动进场所致。这种型态也会在每月中旬出现，因为那时也会有新资金投入指数基金当中。我会在我的记事本中写着“月中买盘”来提醒自己注意这个现象。在空头市场中，观察这些资金流出对股市大盘的影响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
·三日定律
不论何时，只要像微软或英代尔(Intel)这种股票出现连续三天同一个方向的价格变动时，你就不应该在多头走势的第三天作多，或是在空头走势的第三天放空。因为这通常是一种短暂性的盘势。通常股票若出现连续三天的相同走势，第一天会是由市场里先知先觉的玩家发动的，而后知后觉的操盘手则在第二天跟进，然而到了第三天，连那些原本不知不觉的操盘手都开始进场时，这个走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是一条重要的定律。如果一档股票遇到利空消息而跌下来时，在跌势进入第三天就应该开始寻找买点，因为那些坏消息可能已经在过去三天中被市场消化掉了。
·卖权/买权比率
我的朋友马提·崔格是第一个发现可以利用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的动态，作为测量市场气氛反向指标的人。他的理论是如果连一些比较不专业的投资人都开始利用买进选择权交易，来达到赚大赔小的目的时，通常表示市场的头部和底部已经快要出现了。卖权/买权比率显示出市场中比较不专业的投资人对于后市的空头或多头预期心理。当市场中出现一个极端的卖权/买权比率时，市场经常都会向相反的方向修正。理论上，一个非常高的比值通常代表市场中的恐慌心理已经到达极点，而空方的卖盘即将结束，市场出现反弹的时机也不远了。例如，一个高于一的卖权/买权比率显示市场中空头的气焰十分高涨(代表买进讯号)，当卖权/买权比率低于四五时显示很高的买权成交量，也意味着市场中多头气氛浓烈(代表卖出讯号)。就像其他所有指标一样，这个指标也必须和其他指标或资料搭配，才能帮你找到最佳的进场点。
·市场对于新闻的反应
鲍伯·佐尔纳曾经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来分析市场对新闻的反应。如果出现利空消息，但市场并未做出任何反应，反而持续上扬时，这就是一个强烈的多头讯号，因为这代表市场已经吸纳了这个利空消息。从另一方面来说，市场如果对利多新闻也是无动于衷的话，也代表市场已经完全吸纳了这个利多消息。以股票市场而言，不少投资人会因为利多不涨，甚至利多反跌而感到困惑，此时这个所谓的“利多消息”可能已经被市场完全反应了。我从鲍伯·佐尔纳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是，当市场的情况糟到了极点，糟到让你觉得开始反胃时，或许就是你该再度加码摊平的时候了，但是这种作法只该在你已经设下严格的停损指令，并且有决心执行停损时才可使用。
·新高/新低
专门报导金融市场的报纸都有股票新高/新低清单。根据牛顿第一定律，一个活动中的物礼会持续它原来的运动方向，直到有外力介入为止。一档下跌中的股票会持续下跌直到有显着的买盘介入为止。一档上涨中的股票也会持续走高直到卖盘使它停住为止。所以新高/新低的个股清单是你可以用来找寻新的操作想法的良好参考。
·周一效应
我在过去几年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随着投入指数型基金的资金愈形庞大，使得星期一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无聊的交易日了。共同基金经理人会在星期一将他们在周末收到的新资金投入市场，因为他们有义务要完全运用那些资金。由于星期一的成交量通常会低于一周中其他的交易日，所以共同基金的动作在最近加大了周末股市上扬的效应。
·市场的机率日历
每天我都会去了解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把这些事实牢记在心里。虽然这些历史并不会让我去建立部位，但是它们会使我更小心应付历史型态重现的可能性。我会随时放一本“股票操盘手市场机率日历”(Stock Trader's Almanac's Market Probability Calendar)在桌上，这份日历中提供了市场在一年中每个交易日内上涨的机率，而我则将其中最高和最低的数值作上记号。所以如果现在的市场处于多头当中，而当天市场上涨的机率又高达七五%时，就应该考虑作多了。
·选择权到期效应
我一向会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如选择权和期货)的到期日当天小心因应，此外我也注意到市场通常会在到期前一周的周四开始持续下跌到周五，然后反转走高并且上涨到到期日当天为止。如果我看见这种型态正在形成时，会很注意不要让自己的空头部位被轧到。通常在选择权到期日里，买进和卖出的程式交易会让市场上冲下洗，把你的部位震出场去，甚至引诱你建立错误的部位。
此外我也发现那些程式交易者常常会在到期日当天让市场在最后半小时内以强劲涨势作收，而且在下一个交易日的最后一个钟头建立相反的部位。我将这个现象称为“舒华兹交错法则”(Schwartz Rule of Alternation)。在选择权和期货的到期日操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由于市场在那天当中会因为衍生性商品到期而出现假突破，所以建议投资人还是在那天退场观望为妙。
·利用半小时效应
我最近发现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程式交易通常是以半小时为单位时点而发动。这或许是因为某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把闹铃定在十一点整，时间一到，他就按钮启动买进程式，而另一个程式操盘手的表则设在一点三十分。我也发现在接近中午时分会出现一种我称之为“午间涨势”的买盘，这也可能是因为这些程式操盘手赶着在午餐前把部位买齐所造成的。每个交易日的最后半个小时间市场波动总是特别剧烈，因为所有的机构操盘手都急着在收盘前采取动作。
·扫荡高点，扫荡低点
在平静无波的交易日里，市场只是缓慢地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上下波动，而期货交易所的场内操盘手们，则算计着要如何利用扫掉别人停损单的机会来大赚其钱。通常停损单都会放在前日的高点以上或前日的低点以下。所以在市场没有特别趋势的交易日中，这些知道别人停损单放在哪里的场内操盘手，就会商量好一起把高点附近的停损单给扫光，一但他们得逞后，就会反向急杀，把低点附近的停损单也一并解决。想要应付他们这种作法，就要在前日的低点以上放买单，在前日的高点以下放卖单，跟随着这些场内操盘手来赚些钱。
·休假后的第一笔交易
在你休息一段时间后，第一次重回市场时，请务必放慢下单动作，并且调整身心状况和眼睛以使重新熟悉市场的韵律。每当我迫不及待地冲上战场厮杀时，都难免在反应前就惹上麻烦。必须在你回复理性思考并且排除所有情绪性因素后，才进行休息后的第一笔交易。
·恶梦未成真时
我先前曾经说过，不论何时当你最害怕的恶梦没有成真，而且市场回到一个比你预期更好的情况时，这可不是因为你运气好所造成的。你很可能会想要在市场一回来时马上轧平部位，逃出生天。但是我却认为当事情不如原先所想的那么糟时，你真正该做的或许是加码，而非砍仓。
自尊心
我们见到了敌人，才发觉原来敌人就是自己。
——普高(Pogo)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再跟各位强调一次，因为这件事实在是操盘手最重要的认知。那就是：我在这些年的交易生涯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在学会把自尊心和操作隔离之后发生的。交易是一种心理游戏。大部份的人认为他们是在和市场抗衡，但是市场才不在乎他们呢!你真正对抗的是自己。你一定要停止期待事情照你所想的样子发生，以便证明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这种思考模式。你只应该倾听市场现在告诉你什么。忘掉五分钟前的想法，面对现在的市场状况吧!毕竟金融操作的惟一目的不是为了要证明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而是为了要多听听收银机的铃声才对啊!
我的一天
打棒球有90%靠心战，其他则属物理现象。 ——尤奇·贝拉(Yogi Berra)
清晨六点四十五分
闹钟响起。我不情不愿地起床。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一天能够睡上十二个钟头。现在，能睡八个钟头已经要偷笑了。若睡不满八个钟头，我会觉得根本还没准备好开始工作，就好像被自己给“放空”了似的。
上午六点四十五分到七点二十分
我洗个澡并且刮胡子。我曾经拥有一个像呼叫器一般大小的二十四小时随身型报价机，我通常会把它放在镜子旁边，以便我刮胡子时能看到市场报价。但搬到佛罗里达三年之后，我的心理医师要我把这些东西都丢到屋子外面。他希望我把所有的机器都丢到屋子外面去。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型报价机给废了。我得承认，当你手上拿着一把刮胡刀，眼睁睁看着报价机中显示你的部位沈到抽水马桶底的确不是一件好事。
上午七点二十分到七点三十分
把我的肚子清干净。我的祖父总是说一个人一天一定要把肠子清两遍才能真正准备好开始一天的工作。“当我像你一样还是个孩子时，”有一次我们在纽海文冬天寒冷的街头散步时，他对我说：“我们就住在基辅市的郊区，我们得到气温低达华氏三度以下的公厕去。想想看，在那么冷的冬天蜷曲在公厕里的滋味可真不好受，你会想如果能在温暖的屋子里上厕所该有多好。”所以啦，我就听他的话，每天绝对清仓两次。
上午七点三十分到七点四十分
吃早餐，通常是一碗家乐氏(Kellogg's)燕麦粥，一杯新鲜的现榨葡萄汁，和两片全麦土司。我吃东西是为了放松，不是为了填饱肚皮。我在餐时，会阅读纽约时报，特别是其中的体育版。我还是喜欢看看我最爱的洋基队战绩如何。
上午七点四十分
我坐在办公桌后整理着晚间传真进来的各种文件。我每天从结算公司贝尔·史腾那里收到一份长达三十页的报告，其中详列着我所有账户的损益状况，以及前一天所有的成交明细。我也从几个不同的期货经纪商那里收到一些成交明细，如果那些明细的内容有问题，我会马上打电话到那家经纪商会开骂，因为所有前一天的交易明细，都得在市场开盘前核对清楚才行。当市场波动特别剧烈时，只要我的账户状况没有和那些经纪商核对清楚，很可能一开盘就因而损失数十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每笔交易都记录得一清二楚的原因。如果你的情绪不稳，就无法交易，所以我一定要在上午八点以前把账户里的部位弄清楚。我每天都是以损益归零的状况重新开始。
我不想把前一天所遗留下来的情绪包袱带到今天，每天的成绩都各自独立，互不干扰。我每天傍晚收盘后耗费心力工作的习惯帮助我把昨天的一切抛到脑后，如此才能够真正把心思集中在今天的盘势。不这么做对我来说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我最惨重的亏损总是发生在大赚一票之后，这是因为过度的自信总是让我做出自以为是、漫不经心的操作行为。操作史坦普指数期货时也可以套用这种心理层面的法则，因为期货交易每天都会由结算公司加以市场评估，所有未平仓部位都会依它们市值的增减而使你的账户净值在每天收盘后增加或减少。所以每个期货市场的操盘手每天早上都是损益归零的状况。我试着每天都能赚钱，也会保留我在每周、每月及每年中的操作绩效记录。
早上八点到八点十分
我跑下楼去拿我的花尔街日报。
早上八点十分到八点十五分
上第二次厕所，把肠子清干净。要是我的祖父没说错的话，现在我应该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天的工作了。
早上八点十五分
我打电话给我的债券经纪商，问他们询问今天债券价格的支撑和阻力价位区。我把这些价位记录在我的工作表里。把所有的指标都计算完毕，其中包括泰瑞·隆德利的神奇T振动指标、前一天资料所算出的十八天期振动指标、几种股价指数(OEX、史坦普五百和XMI指数)的高/低/收盘价。
早上八点二十分到八点三十分
第一回合开始，债券市场开盘。我观察一下决定是否要进场。我通常会操作债券，因为我觉得这是放松心情的好方法。除非政府正要公布一些经济数据，否则债券价格的波动通常比股票、选择权或是其他各种期货契约慢得多，而且对我来说债券也比较容易操作。操作债券让我有机会感觉市场状况，揣摩进场时机。但不幸地，政府破坏了债券市场。为了某些奇怪的理由，政府总是喜欢在星期五的上午八点半公布重要经济数据。当你年过五十后，在星期五要起个大早来看这些数据似乎是一件愈来愈不容易办到的事。你会希望政府能大发慈悲，之前就公布重要数据，好让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有力气爬起床来看这些数据。
早上八点三十分到八点四十五分
除非有什么重要数据刚刚公布，不然在这个时段中我会操作债券。当一个新闻事件公布后，期货交易所内通常会出现他们所谓“快布”(Fast market)的情况，报价荧幕上也会在商品代码旁加上“F”，代表这个商品正处于快市中。快市表示所有原来的市场交易规则都暂时无效，而交易场内的那些家伙成了主宰你命运的人。我绝不在快市中进场操作债券，因为你永远无法预期将发生什么事，而且在快市中你很容易被场内操盘手恶搞。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到九点二十七分
我收到一大堆来自四面八方的传真：高文公司(Cowen & Co)、具尔·史腾、几个大师级人物的市场分析、我在俄亥俄的朋友马克·库克的报告，以及迪克·魏斯特(Dick West)的每日市场评论。我把这些资讯和前一天晚上的报价比对了一下，然后极查根据我前一天在史坦普指数期货线图上画的轨道线所找出来的买进和卖出价位区之后，就算是已经完成开盘前的准备工作了。完善的准备靠的就是扎实的工作。如果你在事前就已经有了一份作战计划，它就能够在猛烈炮火下赋予你足够的勇气。
上午九点二十八分
我回顾了一下检查表。那是一张手稿，用塑胶护贝起来，贴在办公桌右手边的角落，一个我一定看得到的位置上。其中记录着准备建立部位前需要注意的事项，和一般操作策略准则的备忘录。
在这场交易前检查技术图和移动平均线—移动平均线是我所有的技术指标中最有效的一种。千万不能和移动平均线逆向操作。
·现在市场在移动平均线之上还是之下?换言之，市场是处于多头还是空头?
·现在市场处于主要趋势线之上还是之下?
·最近的市场价格是否会经突破新高或是新低?
·目前的神奇T指标是处于多头还是空头状态?
在建立部位前总要问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想要这个部位吗?
永远要在建立部位前知道你准备承受多少亏损。清楚地知道你的认错点，并且切实执行它。
在一连串获利颇丰的操作过程后，降低你的操作部位规模。
经过一段很顺利的时期后，休息个一天，犒赏你自己一下。
上午九点二十九分
我正在和史坦普期货交易场内连线的电话上。史坦普指数期货交易场内最狂乱的时刻就是开盘后的第一分钟和收盘前的最后一分钟，我得在这些时候保持完全的注意力。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受到任何的打扰。我的肾上腺素迅速分泌，而这可能成为我的麻烦。当我们还住在纽约时，有一次一个朋友的老婆在九点二时十九分打我的交易电话来找奥黛莉。我所有的经纪商都知道千万不能在九点二十九分或下午四点十四分时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一接起电话就大声叫骂：“你这个混蛋。我告诉过你们不准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的。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哦，对不起，茉莉，茉莉?”我送了一打玫瑰花向她道歉，但是茉莉从此以后都对我很冷淡。我和几个曾经在九点二十九分，或下午四点十四分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都因而绝交啦!
上午九点三十分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第二回合到第七回合。股票市场开盘了。Merc的史坦普指数期货也开盘了。我把所有的交易指令都记录在我的表格上，当它们成交后我就在上面打个圈。如果它们并没有成交，我可能会继续留单，或者干脆把它们取消掉。如果我取消掉一个交易指令，我会在表格上那笔记录旁边写个大大的“取消”。我利用这种方式，来记录我在一天当中已经成交以及想要进行的交易。我每半个小时用新的开盘价来结算表格上所有部位的损益。我随时想要知道我的部位确实赚或赔了多少，如果我的账户今天表现不佳的话我的情绪也会因而大受打击。我有一个画着十三个方块的表单，其中每一块都记录着Merc每半个小时的变动状况。我也记录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每半小时的变动率，我随时都在寻找市场中的型态。辨识市场的型态是我宿命的工作。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吃午餐。“海岸超市吗?我是马提·舒华兹。我要四号餐外带。”市场曾经是一群老家伙的地盘，营业时间从十点到十二点半，然后这些老家伙会出去吃个午餐，喝两杯马丁尼，再回来从二点工作到三点。这看起来真是文雅。不过由于我不喝酒，所以我只会买个三明治，然后找个地方画我的技术图。而现在我都在办公桌上边吃边画图。
下午一点到四点
第八到第十四回合。没什么不同，我还是忙着发动攻击。
下午四点到四点十五分
第十五回合。在股市收盘后市场仍然存留着激情，但是史坦普期货在这十五分钟之内仍然继续交易。这是你真的可能被市场狠狠修理的时候。经纪商所收到的大笔收盘市价单，和市场对于明天走势所形成的预期心理，将使期货和现货之间的价差呈现戏剧性的变化。
下午四点十五分到六点
我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接着做一些厮杀终日后的分析工作。计算今天的损益状况，把交易表格中的买卖纪录加以比对查核，然后去健身房或出门跑步。
下午六点到六点三十分
吃晚餐。
下午六点三十分到七点
画技术图。我有一份由证券市场研究公司SMR(一家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股票技术图编制公司)为我特制的图集。我会补画七十档股票的线图，并且在SMR把资料传真给我后也把振动指标画上去。
晚上七点到八点三十分
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我会打电话到所有我订的市场分析电话热线去，把他们的说法记录下来，研究移动平均线，等等……。
晚上八点三十分到十点三十分
准备明天的工作。补画我的大幅技术图、在我的五乘八英*'纸卡上做笔记、拟定明天的交易策略。画上价位的转折点、轨道线。研究进出场价位和趋势线。
在下午四点十五分到晚上十点三十分的任何一段时间中
这是盘后交易的时段。时至今日，市场上的争战已永不停歇。市场像太阳一样绕着地球走。美国的主要市场在上午九点半开盘直到下午四点，但是有各种商品交易仍然在盘后时段中继续进行，像债券、股票、期货等。史坦普指数期货，我吃饭的家伙，则几乎没有收盘的时候。Merc的史坦普期货交易场在下午四点十五分收盘，但是它随后又以一个名为GLOBEX的电子交易盘的型态于四点四十五分再度开盘。GLOBEX交易的时段横跨整夜到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十五分，紧接着Merc又在九点三十分开盘。这表示每天只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能交易史坦普指数期货。为了制造更多的成交量，GLOBEX现在在星期天下午六点半就开盘了。今天的交易所就像是一个超级赌场。他们希望你全天候交易。这些延长交易时段可以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老化。
晚上十点三十分
忙了一天，该是睡觉的时候了。
奥黛莉：巴奇，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还好，不过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奥黛莉：每个操盘手都一样。你们总是希望买低卖高，好好大赚几票，然后在人生的高点收山不干。
我：是啊，一点儿也没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