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

作者：彼得·梅尔

前言

该书荣获英国书卷奖（British Book Awards ）" 年度最佳旅游书" 奖。

荣登《出版者周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英国《好书指南》杂志强力推荐。

本书是彼得。梅尔夫妇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第一年的生活实录。他们住在偏远的乡村，努力修葺终于买下的历经两百年的老房子。从一月里，咆哮直下隆河河谷的西北季风冻裂他们的水管开始，他们与当地的泥水匠、水管匠打起交道。

月复一月，他们受够了工匠们的推拖迟延。他们想出的种种应付办法则让我们捧腹大笑。一年里，他们和猎野猪的农夫、采松露的乡人及其他乡下邻居们交上了朋友，知道了操纵山羊赛跑的秘密，避免毒蛇追踪的妙法，对于打扰他们宁静生活的观光客，了愈来愈警而远之。

作者介绍：英籍知名作家彼得。梅尔曾任国际大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在广告界任职达15年之久。在事业登峰造极之时，携妻子珍妮及爱犬隐居法国南部的普旺斯地区，潜心写作。主要作品有《山居岁月》、《峦峦山城》、《一只狗的生活意见》、《有关品味》、《有求必应》、《追踪塞尚》等等。中译本序言

这本书出版以来，当地发生了一些令人伤感的变化。兰贝斯村那家餐馆的老板苏里瓦去世了，他是伊凤阿姨的丈夫，餐馆了关闭停业。苏里瓦是个可爱的老人，让人留恋，思念不已。

除此之外，普罗旺斯仍象我在书中描绘的那样：夏天，悠缓炎热而愉快；冬天，悠缓寒冷而愉快。我们在这里充实而坦然地住了三年，生活美好，光阴如金。

本书出版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谓哭笑不得。喜的是接到很多热心读者来信，甚至有来自美丽的东方古都北京以及英国监狱的信。可是，当读者们出其不意地拥挤到我家门口台阶上时，一系列麻烦事就降临了。他们往往拿着一本书，要我签名，顺便要进屋喝水小憩。我真是受宠若惊；有时我澡洗了一半，他们便突然出现，我披着浴巾出去开门，太尴尬了。

听说法国政府准备把普罗旺斯建成欧洲的加里福尼亚，我希望这不是真的。

如果这样，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时髦人士，在这里大举土木，建造游泳池；铺网球场，身穿款式高档。色彩鲜明的运动服；手提电话不离身；节食，只饮清水。

我有一种惶惑不安的心情，法国人说不定正在期盼这种情景发生。只有寻求心灵避难所的人们，才希望普罗旺斯永远维持它朴实的本色，一如即往。

不过，现在我朝窗外望去，跃入眼帘的仍旧只是葡萄藤和连绵不断的山峦。

只听见邻家农夫由于除草机失灵，脱口而出的咒骂声。到了中午，他会回来吃午饭，让他的妻子去修理这机器。可他自己却带着心爱的猎狗到森林去打猎。

今年夏季干旱，森林惨遭一场火灾，鸟兽大都逃到下阿尔卑斯山去了。然而，猎人总迷信自己运气好。再者，就算找不到一只野兔或飞鸟撞上枪口，总会有明天吧！

圣诞节临近，预订野味，鹅肝，鲜菇的时机已到。也是下定决心，圣诞夜亲赴邻村做子夜弥撒的时候了，那里的主持神父，每年都会在村中挑选一个可爱的初生婴儿扮作圣婴。三年来我们每年都说要去，可每次都让丰盛的圣诞大餐和温暖的火炉缠住了双脚。我们总是饭饱酒足，睡眼朦胧，神志迷离地把头伸出窗外，在清冷的空气中，仰望天空，天空正如圣诞树那样星光灿烂，耀眼夺目。

此情些景，我们为能入往这般美丽福祥的地域，深感三生有幸，值得自豪。

今年大约又会旧事重演。

——彼得·梅尔

一月

圣诞前夜的佳肴大餐这一年，是人一顿午餐开始的。

每年圣诞前夜，那样的暴饮暴食。狂欢作乐，常让人觉到末日将临，让人不期然生出太多时光不再来之感慨。听说几公里年的来柯村（Lacoste ）有一家喜满餐厅，特制六道大菜的除夕午餐，还供应粉红色香槟酒，我们便觉得以这样的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揭开未来十二个月的序幕，是要可喜多了。

刚刚十二点半，用石块砌成的小餐馆已经客满。有些顾客简直全家出动，看起来非常饥饿，从他们丰满的体态判断，每天恐怕要花两三个小时在餐桌上，目不转情。心无旁鹜地努力进食。

餐馆老板体型庞大，却练就了一身绝技，能够在桌与桌间穿梭往来。今天是特别日子，他身穿橄榄天鹅绒上装，打着蝴蝶结，山羊胡子用发腊梳理得油光可鉴，宣读菜单时胡尖抖动不已：肥鹅肝，奶油龙虾，脆饼牛肉，徽榄油沙拉，精选乳酪，还有各式各样的入口即化、美不胜收的甜点。他像是在每张餐桌前表演美食咏叹调，不时亲吻自己的指尖，我想，他的嘴唇怕都要磨出泡来了。

饭前开胃酒在相互祝福声中一饮而尽，餐桌上一片祥和、宁静，大家全神贯注地瞅着新端上来的美味。

我和妻边吃边想，前些年的新春，我们都是怎么过的：通常是在英国，密云压顶、阴狸竟日。哪能想象同一时季的这里，却是阳光普照、天色蔚蓝？而据本地人说，一月的天气经常如此。毕竟，这儿是毕加索画笔下的普罗旺斯。

过去，我们也经常以观光客的身分，来这里享受两。三周温馨明朗的阳光。

可惜一年才一次假期呀。假期结束，就得回去，我们总是极不甘愿，顶着晒脱了皮的鼻头向自己发誓：总有一天，要定居于这里。在英国漫长灰暗的冬日、雾气迷演的夏季，我们不时谈论，怀着无限向往，瞧着乡下农场和葡萄园的图片，梦想早晨在斜身入窗的阳光中醒来。

现在，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梦已成真。我们在普罗旺斯买了一座房子，勤学法文，向过去的一切说再见，把两条狗运来，在这里侨居，做起外国人来了。

阳光下的石屋事情发生得很快——可说是一时冲动——原因是那座房子。我们在下午的斜阳下看见它，当天晚餐时分，我们的心灵已经提前入住了。

石头房子位于乡村道路的上方，介于两座中世纪山村之间。门前一条土径穿越樱桃树林与葡萄园。这是一间农舍，用本地所产的石头材料建造，两百年的沧桑风雨，日晒寒潮把它染成似灰似黄的颜色。18世纪初建时，只有一间卧房；随着人畜的增加，向四面扩建，蔓延开来。终于变成三层楼高的不规则形状。然而每一部分都十分结实，连从酒窖盘旋而上顶楼的阶梯都是整片整片的石板铺成。

墙壁大约有一公尺厚，据说是为了防风——此地的西北季风。他们说，这风能吹掉猴子的耳朵。

屋后是有围篱的小小院落，院落的尽头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游泳池。屋前屋后总共有三口井、几棵树荫庇地的大树、一丛一丛的迷迭香，还有一棵巨大的老杏树。在午后阳光的掩映下，半开半闭的木制百叶窗像是昏昏欲睡的眼睑，这房子有不可抗拒的魁力。

石屋暂时还没有受到改建热潮的骚扰。法国人有一个弱点：只要建筑法规许可，他们就四处盖别墅，尤其是在风景优美未经文明污染的乡间；有时法规不允许他们也照盖不误。

老市集艾普（Apt ）附近就有这种急就章式的水泥盒子，水泥的颜色是奇特的铅粉色，不管季节怎么变换它都是铅粉色的。法国乡间未经政府特别保护的地区，很少不遭此劫。我们这座房子正有妙不可言之处；它在国家公园区内，而国家公园是法国人的圣地，严禁乱建。

紧邻屋后，卢贝隆山拔地而起，最高处1000公尺有余，由西至东婉蜒64公里。

杉、松、橡树密覆其上，四季常绿。浓荫之下，岩石之间，野花。跨香草，叫不上名称的草类遍地葱葱茏茏。天清气朗之时，从山顶眺望，北边是下阿尔卑斯山（Basses－Alps），南面是地中海。一年里一大半的时间，在山区散步不达八九个小时，可能都见不到一辆车甚至一个人。这等于后院扩充了98，800 公顷自然公园，谁能说这里不是狗儿的天堂，隐居者的天然屏障。

我们发现，在乡间，邻居的意义远非城市。住在伦敦或纽约的公寓里，你可能经年不与相隔不过15公分，生活在墙壁另一边的人搭汕。可是在乡下，最近的邻居也许离你几百公尺，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你，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刚好是外国人，在当地人眼中有点儿怪异，他们对你的兴趣就更高了。

如果你家的近邻若又是一块与邻人唇齿相依的农地，你很快便会明白，你的一切态度和决定，都直接影响另一个家庭的生计。

卖房子给我们的那对夫妻，介绍我们认识新邻居，共进一顿长达五个小时的晚餐。大家都充满善意，只可惜他们说的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当然，说的是法文，但不是我们在课本上学、跟着录音带念的法文。是一种含混、高亢的乡音，从喉咙深处发出，通过鼻腔时升高，加上浓重的卷舌音，把音节都粘在一起了。

本来用正常的说话速度，并且不外加装饰音的话，倒也不成问“题，偏偏他们像机关枪发射子弹一般，还要在句尾多添一个母音，以至于”要不要再来一点儿面包“这样一个初级法文第一课就教的句子，我们竟然听得一头雾水。

幸好，邻居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虽然是一团谜，他们的乐天和善良却显而易见。

像安莉这位皮肤黝黑的漂亮女子，脸上总挂着笑容，说话如短跑选手，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句尾。她的丈夫福斯坦个头很大，人却温和，举止从容，言语略略舒缓。他在此山谷生长、生活，也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父亲安德烈老爹住在他隔壁，80岁那年还猎得一头野猪，现在则已经告老封刀，只骑着脚踏车在山里转转。

每周两次，安德烈老爹会踩着自行车到村里采办点杂货，顺便交换交换情报。

这家人似乎很奋发向上。

他们对我们特别关注，不只因为是邻居，还因为也许可以合伙。这一点，我们透过浓浓的烟草味和更浓的乡音，总算弄明白了。

原来我们连房子一起买下的六亩地，种满了葡萄。以前，都是依照传统的租佃法，地主出资金买新品种葡萄藤和肥料，佃农负责耕作。采收之后，佃农拿利润“

的2 ／3 ，地主得1 ／3.如今土地转手，契约要重订，福斯坦所说的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卢日隆山区买房地产，是当作别墅，度假或招待朋友；本来很好的农地，便成了精巧的花园，甚至有人挖掉葡萄藤，改建网球场——这在当地农民看来简直是亵读神明的事。

网球场！福斯坦不敢置信地耸耸肩膀，眉毛也以一致的角度挑高，思索着以珍贵的串串葡萄换取在炎阳下追逐一粒皮球的乐趣这种奇怪的想法。

他不用担心。我们爱葡萄藤，爱看它们以规律的姿态随山壁伸展，爱看它们由春天的鲜绿变成夏天的深绿再变成秋天的黄与红，爱在剪枝的季节看燃烧枯枝的蓝烟，爱在冬天看剪后的藤几立在空旷的土地上——它们本就该在那儿，网球场和景观花园本不该有（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游泳池也不该有，可是至少它没有夺取葡萄藤的空间）。

再说，葡萄可以酿酒。我们出租土地，可以收取现金，也可以换算成酒。不好不坏的年份，我们可以分到将近1000公升好滋味的红葡萄酒和香摈。因此我们用那不怎么灵光的法语坚定地告诉福斯坦，我们很愿意续约。

微笑在他脸上荡漾开来，知道彼此会处得非常好。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听得懂对方的话呢。

普罗旺斯的季风岁月喜满餐厅的老板送我们出来，站在店门口对我们道新年好。我们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全身闪耀着阳光。

“不坏吧，啊！”他穿着一件本村自制的天鹅绒衣服，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

城堡的废墟从他身后的山上俯视着他，更高处是湛蓝湛蓝的天空。他把手那么随便一挥，像在介绍自家庭院的一角：“能住在普罗旺斯真是福气。”

确实，我们想，一点没错。如果冬天就是这样，我们从英国带来的那些严冬行李，那些靴子、大衣和厚毛衣，都不需要了。我们开车回家，暖和和的，肚子里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味，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下水游今年第一次泳。想到那些可怜的英国家伙正忍受寒冬的煎熬，不禁窃窃自喜起来。

其时，在千里之外的北方，西伯利亚来的寒风正加速进行最后一段旅程。我们听说过西北风劈开电线杆，甚至把老太太吹到水沟里去的事。当它犹如厉鬼一般挟。呼啸之声穿门过户，人畜皆为之惊恐时，能导致家庭失和。工作无心、牙疼头痛——总之凡是不能怪罪政府的问题，普罗旺斯人都以一种被虐待狂似的语气，骄傲地说是冬季狂风造成的。

高卢人（法国）爱说笑。我们暗想，他们若领教过英伦海峡那头的强风和几乎像鞭子打在脸上的雨，就不会这么自夸自擂了。他们描述季风的可怕时，我们假装害怕，其实心里偷笑。

当这年第一场季风咆哮直下隆河河谷时，我们全无准备。风灌入我们新宅的西翼，掀起屋瓦，抛进游泳池。一扇没锁好的窗子也被吹掉。气温在24小时内骤降20℃；先降到零度，然后零下6 ℃。马赛气象局测到风速达每小时180 公里。

老婆大人不得不穿着大衣做饭，我则戴着手套打字。我们不再谈游泳的事，倒开始考虑要不要装中央系统暖气。一天早晨，传来像是树枝折断的僻啪声。水管受不了水冻结为冰而带来的压力，一根接一根地爆裂了。爆裂的水管塞满冰块，膨胀地悬在墙上，曼尼古西先生用他水电工的专业眼光，仔细研究。

“啊呀呀，”他说：“啊呀呀。”他转向小学徒：“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孩子。管没包隔温材料。这种管子，在坎城、在尼斯，都还可以，可是这儿……”

他的舌头弹出不赞同的一响，一根手指在学徒的鼻子前左右摇晃了一下，强调地中海岸的暖冬和此地的严寒可不一样，还把头上戴的羊毛软帽拉下来盖住耳朵。

这人短小结实，照他自己说的，天生是做水电工的料，因为他可以挤进很小的空间。

在等候学徒准备乙炔焊枪之时，曼尼古西先生对我们发表了第一场演讲。以后这一年里，他又陆续发表多场，而我听讲的兴趣也愈来愈大。今天他讲的主题是：从地球物理学分析普罗旺斯的冬天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冷。

连续三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寒冷，颇有年轮的橄榄树都冻死了。普罗旺斯流传一句话，说只要太阳一不露脸，不幸就要降临。这是为什么？曼尼古西克先生给我两秒钟思考这个问题。接着演讲正式开始。他时不时用手指在我面前摇晃，确定我专注聆听。

他说，西伯利亚刮来的风，速度显然加快了，抵达普罗旺斯所需的时间也就比以前短，中间来不及变暖。至于风速加快的原因？他颇具戏剧效果地停顿了一下说：是地壳的结构改变了，就这么回事。从西伯利亚到本村之间。有些地方变得平坦了，风直往南吹。这话可是有根有据的。可惜第二讲（有关地壳何故变平坦部分）被又一声水管爆裂声打断，课程暂停，先进行吹氧焊接艺术工作。

沉睡的山谷天气对普罗旺斯居民有明显而迅速的影响。他们期望每天都是晴天。否则，便怏怏不乐。雨对他们简直是一种冒犯。下雨天他们在咖啡馆里摇头叹气，忧虑不安地仰望蓝天，仿佛蝗虫将随雨落下填满人行道上的泥坑似的。如果除了下雨之外，还要糟糕地降到冰点以下，效果就更惊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足不出户。

寒意徐徐挺进一月，镇上和村里逐渐寂静无声。原本一贯拥挤嘈杂的每周集市，只剩下少数勇敢的摊主守着，为了生活甘冒冻伤之险，在寒风里跺着脚，不时啜一口酒。顾客则来去匆匆，买了就跑，连找回的零钱也顾不得数。酒吧门窗紧闭，在闷死人的房间里做生意。马路上游手好闲的人一个也没有。

山谷冬眠了。我想念每天像时钟般传来的声音；清晨，福斯坦家的公鸡报晓；中午，农夫驾着雪铁龙小货车回家吃午饭，车子疯狂叫嚣，仿佛车上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零件都想要脱离铁皮逃去似的；午后，猎人巡狩对面山坡，忽见猎物，乱弹齐发；还有远处树林里电锯发出的悲吟，以及农场内群狗每逢黄昏和黎明唱出的情歌。

现在只有沉默。山谷里好多个小时万籁俱寂，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呀？

福斯坦，我们知道，像个杀手般在巡七邻近农场，遇见野兔、野鸭、野猪、野鹅什么的，就一刀割断它们的喉咙，好做成腌肉之类的。对于这位心地慈悲，把狗都宠坏了的人来说，这副业似乎不合本性。但他显然技术高超、动作敏捷、而且像每一个道地的乡下人一样，绝不手软心慈。我们也许会把兔子当成宠物，或对一只鹅产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都市，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肉类都是在很远的屠宰场处理好了的。包装好的猪肉块看起来干净又抽象，与温热肮脏的活猪毫不相关。可是在乡下，死亡与晚餐之间的关连那样直接冷酷。以后有很多次，我们不得不感谢福斯坦在冬季兼营的这项副业。

其他人又在做什么呢？大地冻结，剪过枝的葡萄藤进入休眠，打猎也嫌太冷。

他们都去别处度假了吗？不，绝对不会。他们可不是冬天去滑雪或驾船出地中海的那种乡绅。以前我们一月间来，看到他们假日就是待在家里，吃很多好东西，再好好睡个午觉，等待漫漫冬日过去。以前我们一直不懂，为什么这里那么多人生日是在九月或十月，忽然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闪现脑海：他们都忙着在家里制造孩子呢。

普罗旺斯人做什么都依节令，每年的头两个月想必是的吧。我们从不敢问。

寒冷的一天别具情趣。地面空旷宁静，空气清爽干燥，有一种普罗旺斯冬天特有的气息，随风忽隐忽显。在山间散步，我常能在看见一座屋舍之前，先嗅到它的气味——是烟囱飘出的柴火味，一种生活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气味，却是城市人久违了的。受限于消防法规和室内设计师的安排，都市里的壁炉不是被堵死就是变成特意留下的建筑景观。普罗旺斯人用壁炉来烧烤、围聚。取暖、感受幸福。炉火在清晨生起，终日添柴，用的是卢布隆山区采来的橡树枝或是凡图（Ventoux）

丘陵地所产的山毛械。

薄暮时分在狗儿簇拥下回家，我总爱站在山上俯瞰山谷，看农舍屋顶弯曲如丝带的缕缕白烟。这景象让我想到温暖的厨房和汁浓味厚的肉汤，而饥肠辘辘起来。

普罗旺斯的佳肴美点产在夏季：各种瓜类、桃子和芦笋、长笋瓜、茄子、胡椒、蕃茄、蒜泥蛋黄酱、蒸鱼、橄揽沙拉、鹈鱼、鲔鱼、莴苣马铃薯片拌白煮蛋，还有新鲜羊乳酪。这些都是我们在英国餐馆里，盯着菜单上仅有的几样选择时，可想而不可及的回忆。

我们从没想到，普罗旺斯冬季的食物如此丰富，美味可口。

美丽的漫长晚宴冬天的菜肴是乡下食物，结实、长力气、能保暖，让你饱饱地上床。冬天的菜不好看。也许时髦餐馆里用漂亮盘子装的、份量很精美的菜好看，可是天寒地冻的晚上，季风凛烈刺骨，谁愿意出去呀？有天晚上邻居请我们过去吃饭，短短一段路程，我们以赛跑的速度冲过去。

进了人家屋门，壁炉散发的热气立刻雾蒙了我的眼镜。我看见大餐桌上铺着桌布，安放了十个座位；亲戚朋友都观望着我们的到来。电视机在屋子的一角碟碟不休，收音机从厨房里竞相响彻。客人到后，主人把成群的猫狗嘘出门外，一转身，它们又随同下一位客人悄悄进屋了。主人家端了一盘饮料来，给男人喝茴香酒，女人喝甜葡萄酒。满屋子的人都在抱怨天气。有人问，英国有这么冷吗？

我回答：只有夏天才会。他们一定没听懂，以为我说的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才有人笑出声来，解了我的围。座位的安排又引发了好一阵争执——我也弄不清他们是争着要坐在我们旁边还是离我们愈远愈好。我们先坐下了。

这是我们永远难于忘怀的一顿饭，或许应该说是好几顿饭；因为其丰盛漫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第一道菜是自制比萨饼——不是一块，而是三块，上面分别铺满鱼酱、蘑菇和乳酪，每个人都有义务各吃一块。餐桌中央摆了一大篮面包，撕下面包来把盘子擦干净，下一道菜跟着上了：兔子馅饼、野猪肉馅饼。又上了一道菜，以猪肉做底，上铺水果布丁；一碟香肠切片，点缀着胡椒粒；一种甜味小洋葱，蘸新鲜蕃茄酱吃。盘子再次擦干净，鸭子端上来了：鸭肉切成长条形，成扇状排列，浇着油亮的酱汁——这种新式菜肴，是别处见不到的。我们吃了整块胸肉，整条鸭腿，蘸着浓黑的肉汁，配上野菌子。

好不容易吃完，我们往后一靠。却近乎惊慌地看见主人又收拾净了桌子，一只巨大的烘盘端上桌来；女主人精心特制的红酒洋葱烧兔肉，料酒是特选最醇最厚的佳酿。我们小心翼翼地要求分一小块便好，主人满面笑容，并不理会，我们只好吃了。我们吃了油炸土司拌蔬菜沙拉，吃了胖大的羊奶乳酪面包，吃了主人家女儿做的杏仁奶油蛋糕。那天晚上，我们是为英国而吃。

随咖啡一起上的，还有几瓶本地自产的“助消化酒”。我很愿意喝，只是肚子里实在一点空隙也没有了。然而主人的盛情又不容推辞。他一定要我尝一种调合酒，是根据11世纪下阿尔卑斯山区僧侣的配方制成。倒酒时，主人要我闭上眼睛；再睁开，只见一杯浓稠的黄色液体放在面前。我绝望地环顾全桌，每个人都望着我，既不可能偷偷喂给狗儿，也没办法顺着裤腿流进鞋子里去，我只好一手紧抓桌缘以防不支倒地，一手持杯，闭着眼睛往喉咙里灌。

没有东西出来。原本以为会使我麻本不仁，至少舌头也会烫伤；喝下的却只是空气。这是一只魔术杯，而我竟是成年以来第一次因为少喝一杯酒而深感宽慰。

旁观的人们笑声停歇之后，真正的劝酒再次构成威胁，好在猫咪救了我们；它窝在一个大衣柜上面，为了追赶一只飞蛾，它从柜顶一跃而下，跳在餐桌上咖啡杯和酒瓶之间。这显然是起身告辞的适当时机。

我们漫步回家，挺着肚皮，居然忘了天气的寒冷。回到家已无力说话，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

美食家传统就算依普罗旺斯标准，这样的一餐也绝非寻常家宴。在土地上工作的人通常中午饭吃得比较丰盛，晚餐则简单。这种习惯健康又合理，我们却做不到。我们觉得丰盛的午餐只会让晚餐的胃口更好。不过，这一定与我们住在盛产美味食品、居民精通饮食的地方脱不了关系。就拿肉贩来说吧，光卖肉给你他是不会满意的；尽管排队等着买肉的人很多，他仍要长篇大论告诉你，这肉要怎么调理、上桌时用什么餐具，搭配哪些食物和饮料等等。

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是我们上艾普村去买小牛肉，准备炖一锅普罗旺斯式肉汤。

有人指点我们去旧市场找一位肉贩，说他是个大行家，做事又认真可靠。他的店面很小，妻子则又高又大，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可热闹了。他专注地听我们说明想做这道名菜；我觉得他好像已经听说过此事了。

他仿佛义愤填膺，拿出一把大刀来使劲地磨，我们吓得后退一步。

我们真是问对了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堪称本地区炖肉汤的第一高手。他的妻在旁仰慕地点着头。怎么着，他在我们眼前挥舞着那25公分宽的利器说，他还写过一本关于此菜的书呢，详尽介绍20种变化做法。他的妻再次点头，像是首席外科医生身旁的资深护士，负责在手术中递刀子给他。

我们敬佩不已的样子一定赢得了他的赞许，因为他接着就切下了一大块小牛肉，语气也变得权威专横。他把肉切成小方块，另装了一袋子切碎的草药，告诉我们到哪儿去买最好的辣椒（要四根绿的一根红的，配起来才好看）。他把做法复述了两遍，确定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才罢。

普罗旺斯的美食传统根深蒂固，独到的烹调技艺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人士。

我们慢慢习惯了法国人对食物的热情，就像美国人对体育和政治热心一样。

话虽如此，当我们听到擦地板的巴诺先生头头是道地评论三星级餐厅时，仍不免大吃一惊。巴诺每天来为我们清洗石质地板，打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对于自己的口腹决不草率从事，每天中午准十二点，他会换下他的工作服，到附近一家餐厅去消磨两个小时。

据他评断，这家餐厅的菜比较可口，但是当然比不上雷伯镇（LesBaux ）的博马奈餐厅。博马奈餐厅经米什兰（Michelin）评定为三星级，在戈米氏指南（GauIt 一MillauGuide ）的20级评分表中则列为17级。他说，他在那儿吃过鲜美异常的鲈鱼。还有何安（Roanne）的特理瓦餐厅菜色也极佳，只不过位于火车站对面，房屋建筑不如博马奈美观。特鲁瓦是米什兰评定的三星级，戈米氏评为19.5级。

就这样，巴诺一面跪在地上刷洗地板，一面向我们评价法国最昂贵的五到六家餐厅，都是他每年出外旅行时亲身造访过的。

他也到过英国，在利物浦的一家旅馆里吃过烤羊肉，那肉色灰灰暗暗，吃起来不够热而且没味道。当然啦，他说，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宰羊要宰两次；第一次屠宰时夺去生命，第二次烹任时则夺去滋味了。我见自己国家的烹调术遭到如此侮辱，大感脸上无光，只好悄悄退出，留下他在洗洗刷刷中梦想着下次去何处旅行和饮食。

隐居的猎人天气仍然严寒。但在刺骨的寒意中，夜晚星光格外灿烂，日出更是胜景。

清晨，太阳显得异常的低而且大，迎着晨曦走去，远山近树不是一片明亮便是阴影朦胧。狗儿们遥遥跑在前方，我听到它们的叫声。过好一阵子才看见引起它们吠叫的原因。

树林里有一处地层下陷，成深碗形。上百年前曾有个不明状况的农夫在里面盖了一座房子，由于四周林木葱茏，房子总是阴阴暗暗的。我多次路过，总见门窗紧闭，唯一有人居住的迹象是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屋外的院子里，两只大狼狗和一只黑色杂种狗在那里徘徊、咆哮，揪扯着锁链，要阻止任何人或动物经过。

这几条狗凶恶难惹，有一只曾经挣脱索链，把安德烈老爹的腿咬开一条大口子。

我们的狗儿，在温驯小猫面前神气十足，一旦面对那些不怀好意的利爪，却明智地退却，养成绕道而行的习惯。它们现在站在山道陡坡顶上，神经紧张地吠着，似乎在熟悉的领域内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登上陡坡，晨曦耀眼夺目，但仍能辨出树林中一个人的身影，他的头顶笼罩着一圈白雾。狗儿们在安全距离之外喧哗地监视着他。我走上前，他伸出一只冰冷僵硬的手。

“早安，”他从嘴角抽出一截烟蒂，自我介绍：“姓马索，名叫安东。”

他一身军装，泥污斑斑驳驳的迷彩外套，野战军帽，子弹带斜挂肩上，一支猎枪。他脸上的肤色和纹理恰像一起匆促起锅的牛排，鼻锋突出，下面是凌乱的。

被烟熏黑的山羊胡子。赤黄的眉毛紧漫着，遮蔽了部分灰蓝的眼。笑起来，露出一口烂牙，能让最乐观的牙医感到绝望。话虽如此，他却给人一种特别温和亲切之感。

我问他打猎的成绩如何，“一只狐狸，”他说：“可是太老啦，不能吃。”

他耸耸肩膀，点燃了另一支烟，在清晨的空气里散发出篝火的气息。“不过，”

他说，“至少它不能招惹我的狗夜里吵个不休了。”他朝树林里那座房子点了点头。

我说他的狗好像很凶，他笑笑。

“顽皮而已，”他说。

“那怎么会有一只挣脱索链，咬伤了老人家呢？”

“呢，那个啊，”他摇摇头，像是触动了痛苦的回忆。“讨厌的是，”他说，“顽皮的狗绝不能疏忽不管。而且那件事是老人的错。真是一场大祸。”

一时间，我以为他在为安德烈老爹受伤的事遗憾。老爹那次伤得可不轻，到医院去打了好几针，也缝了许多针。可是我错了。马索真正遗憾的是他不得不买一条新索链，狠心的锁匠竟然敲诈了他250 法郎。这痛苦比狗咬的齿痕更深。

为了不让他继续伤感，我换了个话题，问他难道真的吃狐狸肉？他似乎很惊讶有人问这种笨问题，瞪了我好几秒钟没回答，好像怀疑我在开玩笑。

“英国人不吃狐狸肉吗？”

“不吃。英国人会穿着猪装，带几条狗，骑上马去追逐狐狸，追到了、就砍掉它的尾巴。

他的头微微昂起、不以为然的样子：“好奇怪呀，这些英国人。”接着，他兴高采烈地用夸张至极的手势说明文明人对付狐狸的方法。

马索的独门技艺首先，找一只年轻的狐狸，要准确命中头部，因为头部我们不吃。子弹若打在狐狸身上可食用部分，会造成伤口——马索展示他那只狐狸身上的两个弹伤——而且变硬不好吃。

剥去狐皮，肢解成数块。马索作了个用手砍下自己大腿的动作，又做了几个拉扯手势，来描绘取出内脏的过程。

清理好的狐肉，放在流动的冷水中浸泡24小时，除去狐骚味。擦干后用袋子裹起，在屋子外面吊一夜，有霜的夜晚尤佳。第二天早晨，把狐肉放入砂锅，淋上狐血和红酒混合液，加入药草、洋葱和蒜头，文火慢炖一两天（马索道歉说他不能确切地说是一天还是两天，因为那要根据狐狸的大小和年龄而定）。

很久以前，吃狐肉要配面包和炸薯条，现在时代进步啦，改良式炖锅能把肉烧得不油不腻，只需配马铃薯即可。

马索说得神采飞扬唾沫四溅。他告诉我，他独居在这里，冬天里很少有人作伴。

在山里过了半辈子，他现在考虑是不是要搬到村子里去住，跟大伙儿在一起。

当然，这座房子漂亮，安静，冬季季风吹袭不到，夏天正午的炎阳也晒不到，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年快活日子，要离开真舍不得，会让他心为之碎，除非——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灰蓝色的眼睛诚恳得透出泪光——除非是看在我面上，让我的朋友买下它。

我向下望，看见那摇摇欲坠的建筑零乱地矗立在树影之中，三条狗拖着链条无休无止地来回踱步。我想，在整个普罗旺斯，只怕再难找到比这座房子更让人不愿意住的了。没有阳光、没有风景可以眺望，而且内部一定既潮湿又阴森。我答应马索会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向我眨眨眼睛。“100 万法郎，”他说：“最低价。”另外在他离开这天堂角落之前，我若想知道有关乡村生活的任何细节，他都愿倾心相告。他熟悉森林里的每一寸土地，蘑菇长在何处，野猪到哪里喝水，打什么猎物用哪一种枪，如何训练猎大等等，他没有不知道的。只要我问，他全可以传授给我。

我谢了他。“没什么”他说着，便蹒跚地下了坡，向他那值100 万法郎的住处走去。

我告诉村子里的一位朋友，我遇见马索。他笑了。

“他有没有教你怎么烧狐狸？”我点点头。“他有没有向你推销他的房子？”

我点点头。

“这个牛皮大仙，满嘴胡说八道。”

我倒不在乎。我喜欢他，觉得他充满幻想，专门提供高度可疑的情报，可以带领我欣赏山村实务。科学方面的事情又有曼尼古西先生负责，现在我只需要一位领航员，引我渡过法国官僚机构浓雾迷漫的水道。这水道之错综幽深，迂回曲折，足以让一颗芝麻绿豆膨胀成拦路巨石。

法兰西官僚模式买房子时，手续繁杂冗长就该让我们心生警惕了。我们要买，房主要卖，价钱双方同意，事情不是很简单吗？可是，我们却马上被迫参加了法国人爱好的搜集文件运动。需要出生证（明确证明）我们的存在；需要护照说明我们是英国人；需要结婚证书才能用两个人的名义合买房屋；要前次婚姻的离婚证书用以确定目前的婚姻有效；提具文件证明我们在英国有地址（我们的驾驶执照上明明白白写着地址，却被判定证据不足；有没有更正式的文件，像是电费收据之类的，可以证明我们真的住在那儿呢？）。雪片般的各式证明文件于是在英国与法国之间飞来飞去，资料巨细靡遗，只差没要血型证明和指纹打印。终于地方检察官把我们一生的纪录都搜罗到一个档案夹里，房子可以过户了。

我们受到官府这等盘查，是因为我们两个外国人要买法国的一小部分房产，国家安全不可不谨小慎微。比较不重要的业务应该办得快些，文件也不要那么多了吧？

我们于是去买汽车。

是很普通的雪铁龙双门式轿车。这型车25年来很少变更设计，因此每一个村落里都找得到它的零件，它的机械构造不会比缝纫机复杂多少，任何一个稍懂技术的车手都能修护。它又便宜，最高速度不会太快，除了防震弹簧像是面粉做的，坐在上面会晕眩之外，它相当漂亮又实用，而且汽车公司刚好有现货。

业务员看着我们的驾照：全欧洲共同市场国家通用，公元2000年以后才到期。

然而他耸耸肩，万分抱歉地抬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们拿出秘密武器：两本护照。“不行。”我们东翻西找各种文件。他会要什么呢？结婚证书？

英国那边的电费收据？都不是？我们问他还有什么，除了钱之外，还要什么，才能买到车呢？“你们在法国有地址？”我们取出地址，他小心翼翼地抄在发货单上，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第三张复写纸看不清楚。“你能证明这是你们的住址吗？有没有电话费帐单？水电费帐单？”我们解释说，因为刚搬进去，还没收到任何帐单。他则说，要有地址才能发执照。没有地址就没有执照，没有执照就没有车。

幸好，他推销员的本能压倒了对官僚主义的偏好。他倾身向前，提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只须提出房屋买卖契约书，一切便可圆满完成，我们可以有车了。契约书在律师那儿，距汽车公司约10公里之遥。我们跑去拿了来，耀武扬威地放在他桌上，另附支票一张。好啦，可以把车开走了吧？“可惜，不行。”我们得等支票兑现，这大约需要四五天时间。为什么本地银行开的支票需要那么久才能兑现？我们能不能一起到银行去，当面弄清楚存款够不够？不行，现在是中饭时问。

法国在两方面领先全球——官僚主义和美食主义，两者结合，给我们营造了困境。

这次经验让我们变得有点神经质。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出门一定携带所有证件，见到任何人都赶紧出示护照和出生证明，也不管对方是超级商场的收银女郎，还是帮我们运酒上车的合作社老头，而对方也总是对我们的文件甚感兴趣，因为证明文件在这里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

不过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带着证件到处跑；是不是在英国都得这样呢？英国真是太奇怪，太乏味了。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只能无奈地耸一耸肩。

朦胧春意一直到一月底，天气才渐渐变暖了。我们期待着春天，而我，更急着想听听专家怎么预测。我决定去请教那位林中贤者。

马索持着他的胡子，沉思。是有春天迹象可循，他说。老鼠能比精密的人造卫星更早察觉出春天的到来，而这几天，他家屋顶下的老鼠异常喧闹。有一天晚上吵得他简直睡不着觉，朝天花板开了两枪才让它们安静下来。呢！可不是吗。

还有，新月就要出现了，每年这个时候，新月也常常带来变化。根据这两个明显的预兆，他预测今年的春天来得早，也来得暖。我听了急忙赶回家，看院子里的杏树有没有开花的迹象，并且考虑是不是该清洗游泳池了。

二月

冰封雪理的日子我们订了一份《普罗旺斯日报》。第一版通常刊登本地足球赛的成绩啦，地方小政客不着边际的谈话啦，扣人心弦的超级市场抢劫案啦（抢案发生在卡维隆Cavaillon ，此城素有“普罗旺斯的芝加哥”之称）。有时候。

还会有关飞车党飘车致死的惊心动魄的描述。

二月初的一天，寻常新闻全都消失不见，头版头条与体育、犯罪、政治等一概无关。

“雪封普罗旺斯！”标题赫然醒目，字里行间隐藏着一分喜悦。天气反常，各种意外事故时有发生，雪埋汽车，母子受困一夜安然无恙；老人冻僵，幸得邻居助人为乐伸出援助之手；登山人迷路，直升机将他们从凡图山救出；邮差克服难关，递送电费通知单；白头翁旧事重提——上一次大雪成灾可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读者似乎可以想见写稿的记者如何挖空心思，努力在文章里多加几个惊叹号的样子。

节日般热闹的新闻旁边还附了两张照片。其一是尼斯蔚蓝海岸的散步街，人行道上棕桐树覆满雪花，像一列白羽织成的巨伞。其二是在马赛，一个穿着肥大衣裳的人，用绳子拖着带滑轮的暖气机在雪地里走，活像拉一条宁死不屈的狗散步。

没有乡村雪景的照片，原因是乡村道路不通，铲雪机具只有300 公里以北的里昂才有。习惯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驾车奔驰的普罗旺斯人，既便是身为勇猛的新闻记者，也不敢冒冰上跌跤的危险，而宁肯待在家里或隔壁的小酒馆里。不管怎么说，冰封雪埋的日子不会太久。这是气候偏差，像老天爷不小心打了个嗝，却给准备出门冲冒风寒的人有了借口，在咖啡里多加一匙奶精，或是喝一杯浓烈的酒，壮壮胆气。

冬日轶事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沉寂聊落，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层寂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被我们独占，雪地上偶然印着松鼠和兔子的足迹，毫不犹豫地穿越山径。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足迹。上个月还经常见到的猎人，现在也深居简出，不再武装起来与大自然搏斗。

我们曾以为听到枪声，却原来是树枝不堪雪压而折断的声音。除此之外便全然寂静——马索后来形容，静得连老鼠放屁都听得到。

我们家的附近，积雪厚达膝盖，风吹雪翻成波浪。出门步行往梅纳村（Menerbes）

买一条面包得花两个小时，途中见不到一辆移动的汽车。盖满白雪的汽车绵羊般乖乖地停在路旁。

这片宛如圣诞卡印出来的风景感染了居民，他们兴冲冲地试着在光滑的街道上行走，脚步错乱，个个像醉汉溜冰。

太阳出来了，市政府派出清洁队，拿扫把清理通往几个重要据点——肉店、面包店、杂货店和咖啡馆的道路。村里人三五成群，互祝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度过灾难。

一个脚踩滑雪板的人从市政厅方向出现，与除他之外唯一拥有辅助运输工具——一辆古老雪橇——的人撞个正着。可惜《普罗旺斯日报》的那位记者不在场，否则他可能会写下这样的标题：“车祸新闻：两车夫因大雪而相撞”

而且他可以坐在温暖舒适的咖啡馆里观看整个事情的经过。

狗儿们很快适应了雪，像小熊似地钻进雪堆，染白了身子出来，大踏步跃过田野。它们还学会了滑冰。我们的游泳池，几天以前我还打算清洗好准备早春一到就试游，现在结满蓝绿色的冰。此景诱惑着狗儿们，先放两只前爪上去看看，接着是小心翼翼的第三只，终于最后一只也跟上来了。它会在上面呆立几秒——想来，头一天还能喝的东西，第二天却变成可以站立其上的东西，这事情岂不值得稍加思索？

不一会儿，尾巴便开始兴奋地打转，滑冰技术大有长进。

我总觉得狗的身体是根据四轮转动的汽车原理设计的，每一只脚都有同等的推进力，但力量最大的还是后脚；冰上滑动的狗，前半身可能打算直线前进，后半身却完全失去控制，尾部左摇右晃，有时候几乎要翻车。

我们像是被放逐到景色如画的冰海上漂流，极目四望，令人眼花缘乱。在白天，一切都很愉快；我们散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砍柴时，吃丰盛的午餐，丝毫不觉得冷。但到了晚上，虽然烤着火，穿着毛衣，吃更丰盛的晚餐，寒意却从脚下的石板和四周的石墙渗出，冻麻了脚趾、冻僵了肌肉。我们常常9 点钟就上床，而清晨坐在早餐桌上，一呼吸便是一小团雾气。

如果曼尼古酉的理论正确，这世界比以前平坦了，那么以后的冬天都会是这么冷。我们不能再假装自己住在亚热带，要向暖气的诱惑投降了。

我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他忧心冲忡地问起我的水管状况，我告诉他，水管好好地挂在那儿。“那我就放心了，”他说：“因为现在气温零下5 ℃，开车很危险，而我已经58岁了，还是待在家里的好。”旋即他又说：“我在家里吹木萧呢。”

每天吹木萧，让他的手指保持敏捷，也可忘却管道工作的烦恼困顿。他开始大谈巴赫、亨德尔等作曲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思绪诱到我们需要暖气这个世俗的问题上。最后我们商议，等马路上的雪一扫干净，我就上他家去一趟。

他家里存有各式各样的暖气设备——用瓦斯的、用油的、最近更进了一种新式太阳能暖气板，全可以展示给我看，还可以见见他的妻，一位出色的女高音。

看来，我要在众多暖气机和水龙头环境下，欣赏一场音乐会了。

石桌印象这几天天气仿佛转暖，我们立刻联想到夏天，计划把有围墙的后院改建成露天茶座。

院子的一头原有一只烤肉炉和一个吧台，所缺的只是一张坚固耐用的大桌子。

我们站在15公分厚的积雪中，想象着八月里在这里吃午餐的情景；桌子应有一公尺半见方，才坐得下8 个古铜色肌肤的赤足汉子，放得下大盘大碗的沙拉、馅饼夹乳酪、橄榄油烘面包，还有一瓶一瓶的冰镇葡萄酒。

北风呼啸着吹扫过庭院，夹杂着雪花消失得毫无踪迹，我们便在此时商量定了；一张方桌，桌面是整块的石板。

卢贝隆山区盛产石材，种类很多，应用广泛，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也是一样。

塔佛矿石坑产的寒石平滑细密，色呈灰褐；来何村产的火石则粗糙质软，色近乎白。

两者之间尚有约20种，深浅与质地各异。做壁炉。做游泳池、砌墙。铺地板、花园凉椅、厨房水槽，都有合适的石材可用。有些地方，英国或美国的建筑工人会使用木材、铁材或塑胶的，在这里都用石头。我们发现，它唯一的缺点是冬天透寒。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它的价格。以面积计算，石材比油毛毡还便宜。这一大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决定不等大地回春，就在风雪漫天的日子里，亲赴矿坑寻石。

朋友介绍来何村一个叫皮埃罗的人，说他的手艺好，价格公道；又形容他有创意，有个性。我们跟他约好一大早八点半，趁着矿坑还没上工时去找他。

石材世界我们遵照路线指示。从来何村弯上一条小道，穿过橡树林，便是一片开阔的原野。看来不像工业矿区。我们正打算掉头回去，却差一点跌进我们要找的地方——是一个大坑，散放着石块，有的是原材，有的已做成墓石、纪念碑、花坛、带翅膀的天使、小型凯旋门或者粗短的圆柱。一间小屋瑟缩在大坑一角，窗户年复一年落满灰尘，已经不透明了。

敲门进去，皮埃罗便在里面。他脸上毛发浓密，留了一嘴黑色的大胡子，眉毛粗黑锋亮，颇有海盗气势。他口称欢迎，用一顶揉得不成形状的呢帽拍打两张椅子上的灰尘，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帽子盖住桌上的电话机。

“英国人，嗯？”

我们点头。他倾身过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有一辆英国车，艾斯顿。马丁老爷车，棒极了。”

他亲吻自己的指尖，大胡子上沾了些白灰。又在桌上的纸堆里东翻西找，搞得尘埃飞扬。他在找那张汽车照片。

电话骤然响起，皮埃罗救援似地从帽子底下取出了它，“愈听脸色愈严肃。

“又有人定做墓石，”放下电话，他说：“都是天气不好。老年人受不了这冷。”

他四下寻找那顶帽子，在自己头顶上找到，放回电话机上，像是要把坏消息盖起来。

然后他注意着我：“听说你要一张桌子。”

我已经把心目中的理想画成一幅详细的草图，尺寸标明得清清楚楚。就一个只有五岁小儿艺术才能的人来说，这幅图真是杰作。皮埃罗略看了看图上的数字，摇摇头。

“不行。这么大的一块石板，厚度得加倍。而且，不要五分钟，你的桌脚就会——吩！垮下来。因为桌面重达……”他在我的草图上作了些计算：“三四百公斤。”

他把纸翻过来涂抹：“呶，你要的是这个。”图样推过来，比我画的高明多了，是一张漂亮的巨型石桌，方形，线条简单，比例正确。

“1000法郎，运费在内。”

我们握了手。我答应过几天送支票过来。

送去那天，已是傍晚，要收工的时候。我发现皮埃罗整个人换了颜色，从头上那顶呢帽到脚下的靴子全是白的，通体白灰，好像刚在粉糖堆里打了个滚似的。

我生平鲜见辛苦工作一天便老了25岁的人。据我们的朋友说，皮埃罗每晚回家，他太太都要用吸尘器吸遍他全身；又说他家所有的家具，从摇椅到浴盆，莫不是用石头做的。

这些话我原来将信将疑，但此时此刻，却确信无疑了。

自杀乐园普罗旺斯的深冬有一种奇异的虚幻氛围。寂静加上空旷，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像是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就是在森林里迎面遇见精灵，或在月圆的晚上看到双头山羊，似乎也不值得惊讶。与过去夏天里来度假的情形相比，自有另一番意趣。

不过，别人可能认为冬天无聊、沮丧，甚至更糟——沃克吕兹省的自杀率据说是全法国最高的。住在三公里外的一个男子，便在某天夜晚悬梁自尽了。消息传来，。

所谓自杀率忽然有了超越统计数字之外的意义。

地方上有人过世，商店和一些人家的窗户上会贴出小小的告示。教堂的钟声响起，送葬的人穿着不经常穿的正式服装，列队缓步向山村墓地行进。墓园通常位于村子的最佳据点。一位老人解释：“死人应该拥有最好的景观，因为他们要待很久很久。”他格格大笑，笑得简直岔了气，我不禁担心他是否也会就此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告诉他美国加州的墓园是钱付得多风景便好，否则便萧落冷漠。他不怎么惊奇。“到处都有傻瓜，”他说：“死人和活人一样。”

锅炉的故事斗转星移，却无冰融雪化迹象。不过，农夫们驾驶的耕作机已经把路面清出两条黑色的轨迹，汽车可以在两侧雪堆之间单线行驶。我因此有缘见识到法国人开车的习性风范；极沉得住气，或者说是顽固，与他们参加赛车时那份勇往直前，毫不畏惧的雄风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是在村外的马路上目睹了这种景况；一辆车沿着路中央的清楚轨迹小心行驶，另一辆车从对面开来，两车鼻子对鼻子停住，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冒陷入积雪之险让到路旁，他们只是隔着挡风玻璃互相瞪视，默默期待第三辆车开到自己身后，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势单力孤的对方便不得不退后，让路给多数先行。

我旁观了一阵，便自顾自轻踩油门，往曼尼古西先生藏有暖气机的家驶去。

他在房门口迎接我，羊毛软帽拉下来遮住耳朵，围巾直缠到下巴上，戴手套、蹬长靴，一副用个人绝缘法这种科学手段力抗寒潮的模样。他称赞了我的烟斗，我也对他的木萧表示仰慕之后，他引我进屋，检阅整齐排列的各式管状物，和堆放在墙角。用途不明的各种器械。曼尼古西尤如活动式录放机，滔滔不绝地讲述每一机种的功能和热能等，一些大大超乎我理解能力之外的东西，我只得如闻梵音，诺诺不已。

天使梵唱终告结束：“好，就是这样啦。”曼尼古西说完，期待地看着我。

全世界的中央系统暖气任我抉择，而他相信我已掌握全部资料，抉择必然明智。

我无言以对，只得问他自己家里装的是哪一种。

“啊，”他夸张地拍打着前额说：“问这句话可真不笨哪。卖肉的吃哪一种肉？”

留这个未获答复的问句在空中，他径自带我到隔壁他的住家。真的很暖，暖到有点闷人。曼尼古西演戏似的脱去两三层衣物，抹着额头，帽子上翻，露出耳朵。

他走过去，拍拍暖气机顶部：“摸摸看，铸铁的哟，可不是他们现在用的那种废料。还有锅炉——你一定要看看锅炉。不过请注意，”他忽地沉默下来，还用他演说家的手指戳戳我说：“那不是法国货。只有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会造锅炉。”

我们进入锅炉室，那上了点年纪的机器正靠着墙喷气，我尽情地称赞一番。

“有了它，就算外面温度降到零下6 ℃，室内也总维持21℃。”他推开屋门，放一点点零下6 ℃的空气进来。这位天才演说家擅长运用实物示范，好像他面前是个愚不可及的孩子（不过谈到铅管啦、暖气啦什么的，他对我采取这种方式倒挺合理）。

见过锅炉，我们回房去见夫人。是个个头矮小的女人，说话声很大，但很动听。

要不要来点药草茶、杏仁饼干，还是一杯葡萄酒？我真正想要的是观看曼尼古西先生戴着软呢帽吹木萧，可是这事得改天再说。这一天到来以前，我须多花心思考虑暖气机种种问题。告辞出门，抬头望向屋顶，看见那使用中的太阳能暖气板也冻得结结实实，忽然很渴望有一座装了铸铁暖气机的房子。

石桌的魅力回到家，发现一件形如史前巨石的东西安置在车库外面。我订制的桌子送来了。

1.5 公尺见方，13公分厚，巨大的基部成十字形。它被安放的位置与我们期望的位置相去十几公尺。搬运起来不啻十几公里之遥。院子门不宽，容不得任何机械运输工具进入，高高的院墙和倾斜的廊帘也让起重机无用武之地。皮埃罗说过，这桌子会重达300 公斤左右；现在它看起来还不止。

那晚，他打电话来。

“桌子还不错吧？”

是啊，桌子很棒，不过有个问题。

“你们把它摆好没有？”

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多几个人帮忙，”他说：“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那当然。我们只须找15000 个埃及奴隶，这事儿不消片刻便办成了。

“好吧，如果你们没有好办法，我认识卡卡松尼城的橄揽球队。”他大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们又去看看那庞然大物，设想要多少人才能把它搬到院子里去。6 个？8个？

必须侧着搬才通得过院门。我们脑中出现好多人砸断脚趾，还有人力尽肠脱的景象，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选定放置那不朽物之处，以前的房主只摆了一张轻便、可折叠的桌子。现在怎么办？我们在炉火前斟一杯酒，寻找灵感。桌子留在外面、料想没人偷得走。

改建厨房事情的演变有时出人意料，援助人员不久便出现眼前。早几周我们决定改建厨房，为此与建筑师商谈多次，学得许多法文的建筑术语，从厨柜、加高、天花板、垃圾管道到粉刷、铺石板、上工字小梁和未加利用的角落空间等，不一而足。起先我们兴高采烈，到后来却因改建计划一再受阻而渐渐兴味索然了。

厨房始终原封未动，原因包括：天气不佳延期施工，泥水匠去滑雪度假，砖石工头骑摩托车或者玩足球摔断了手臂，还有材料商冬季懒得出门。建筑师是从巴黎移居而来的，他警告过我们，在普罗旺斯盖房子好比筑防守战壕，长日无聊，偶然被爆发的枪战打断。

现在，我们停留在西线无战事的阶段已经很久，正期待着枪战发生。

攻击部队终于抵达，带来震耳欲聋的机械声。这时，曙光初露，我们睡眼惺松地跑出屋看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模模糊糊辨认出是一辆卡车的形状，凸露出载运的长条材料。一个公牛似的壮汉从驾驶座上下来，显得非常愉快。

“梅尔先生吗？”

我回答“是我，没错！”

“太好了，动手修厨房吧！”

车门口，一只长耳猎犬跳下来，后面跟着三个男人。工头儿走上前，一阵胡子水的香味奔袭而来。他胡乱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并引见他的伙伴。他叫狄第埃，助手名艾里克，还有那壮实的年轻人是学徒柯洛德。芳名叫潘妮的那只母狗，当即在屋前撒了一泡长尿，宣告开工。

战事就此开始。

工作组的形象从没见过建筑工人这么拼命的，每一件工作都是高速进行。太阳还没完全露脸，梁木已经竖起，厚木板的斜坡也已铺成；再过几分钟，厨房的窗子和水槽都不见了。

到十点钟，第一层石子地面已经平整铺好，狄第埃正向我们解说施工计划。

他敏捷强悍，“留着小平头，腰杆儿挺直，像个军人。我可以想象他如在军中担任土官长，会怎样操练那些懒散的兵士，直到他们哭着求饶为止。他说话冲击力强，多有拟声字如tok ， crak ，boum等法文里用来形容撞击或破裂的字，而此刻他将这两种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花板要拆，地面要垫高，厨房里所有的陈设都要移出去。这是一次大改造的工程，厨房要全部搬空——哇！经由那刚才还是窗户的洞口。一面三夹板的薄墙钉起来，封住通往其他房间的孔道，至于饮食大事，转移到后院的烤肉炉那儿举行。

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粉碎一切，令人心痛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不大乐意似地停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香肠、配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进食。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将近20公斤重的大锤子掌握在醉醺醺的工匠手里，岂不教人害怕？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动工，一直到将近7 点，从不小憩。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7 或11个小时。他说，冬天才如此。夏天呢？每周6 天，每天12到13个小时。

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茶吃点心。他乐了：“好短的一天！”。他还问有没有英国砖石工可以和他一道工作，他愿意领教领教。我料此人选难求。

收工了，我和妻穿起厚衣，好像要在北极野餐似的，在院子里做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

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都齐全，只是没有墙，不能遮挡零度以下的寒风。不过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红酒在身体里渐渐变成热流，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

来自英伦的声音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开花的枝头，也不曾借着马索家屋顶下的老鼠来传达，而是来自英国。

抑郁的一月过完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象不到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传出一个快要从我记忆里消失的声音，某个相识而不相熟的人以轻快的语调询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

我尽量含糊其辞，因为若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冻区内，季风从厨房的窗洞口呼号而入，临时搭建的三夹板墙有倾覆的危险，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让人灰心丧气。

电话内容有固定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一个勉强维持礼貌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想到来看我们，现在却忽然表现出对我们的极端热情，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种荣宠。

然而我们不知如何应付：对享受阳光之后还要求免费食宿的这些厚脸皮之人，一般的社交推辞是不管用的。那星期恰好另有客人？没关系，我们延后一周来。

你家里有好多建筑工人在做工？不要紧，反正我们白天都待在游泳池边上。

你在游泳池里养了食人鱼，车道上挖了大坑，坦克车都掉得进去？你现在吃全素，一点荤都不沾？你怕你家的狗身上带有狂犬病菌？不管我们怎么说，对方会决意前往，毫不动摇。

我们把有人要来侵袭的事，告诉较早迁来的同胞，他们都经验丰富。他们说，迁来的第一个夏天，总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那以后，你就学会了拒绝。否则，你会发现自己从三月的复活节直到九月，仿佛经营着一家小旅馆，只是绝无利润可言。

说得有理，却无法实施，这会更让人沮丧。我们神经紧张地等候下一次电话铃响。

工匠们各尽风流生活起了变化，工人居功自傲。早上要六点半起来，才能宁静地吃早餐。稍有迟延，厨房传来的音响便阻止了任何交谈。一天早晨，钻子和锤子叮哨声不绝于耳，我看到我妻的嘴唇在动，却无一字传入我耳中。最后她递过一张字条：趁着灰尘没掉进杯子，快把咖啡喝了吧。

工程确有进展。厨房剥成空壳之后，工人开始以同样的喧嚣重建。所有的材料都经由木板搭成的斜坡，从离地三公尺高的原来窗口运进来。他们力大无穷，而狄第埃似乎可以充当一架起重机用。把装满湿水泥的独轮手推车推上斜坡时，他嘴角衔着烟，另一边嘴角却自然地吹着口哨。我实在不明白这三人如何能在局促的空间、寒冷的天气、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而仍然保持绝对愉快的心情。

厨房结构逐渐有了规模。第二批部队开到，审视一番，然后各施绝技，展开后续工作。他们是泥水匠雷蒙、油漆工马斯托、瓷砖工特律斐、木匠詹七，还有那亲率学徒堂堂前来的铅管师傅曼尼古西先生。他们常常聚在碎石破砖之间同时发言，争论哪一天谁该来。建筑师克里斯钦则充任调节人。

我们心中浮起一个念头。如果他们腾得出一点点时间，凭他们强壮的筋骨，一定可以把石桌搬进院子里去。我一提出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他们的合作。何不现在就搬？他们说。是啊，为什么不？我们爬出厨房窗洞，围在铺了一层白霜的石桌旁。

12只手抓紧桌板往上抬。丝毫不动。每个人都狐疑地咂着舌头，绕着桌子打量。最后是曼尼古西用手指出问题所在。这石头是透水的，他说，像海绵一样吸满了水。

水结成冰，石头跟着冻住，和地面冻成一片。天哪！那真是奈何它不得。你得等它解冻。也有人断断续续提到用吹管、用铁锹什么的，但曼尼古西制止了谈话，斥之为“胡扯”之类的。队伍解散了，我的心愿只能留存心内。

主厨伊凤阿姨周一到周六，家里都充斥着噪音和灰尘，星期天便像绿洲般特别受到欢迎。我们可以奢侈地在床上赖到七点半，直到狗儿吵着要出去散步为止；我们随时可以交谈，不必到外面去说；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距混乱与骚扰的结束又近了一周。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做：受限于厨具不足，不能像一般法国人，花很长的时间烹调一顿午餐。我们以临时厨房太简陋为借口，欣然养成周日外出吃饭的习惯。

身为美食爱好者，我们参阅餐馆评介，而且愈来愈信赖戈氏指南。米什兰指南也是无价之宝，在法国旅游不可不随身携带这本书，可惜它只列举了各家餐馆的价格、等级和名菜，犹如有骨无肉。戈氏指南则不然，它会告诉你有关厨师的各种情况：他多大年纪，在哪儿学的手艺；他是否已成大师，目前是停滞不前还是不断追求进步。书中甚至谈到厨师的妻子，告诉你她是笑脸迎人或是冷若冰霜。

这样你便多少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家餐厅，窗外有没有好风景，有没有漂亮的花园阳台。作者评断餐馆的服务和顾客水准，议论价格高低和气氛好坏，还常常详细讨论菜单和酒单。书中所述不见得绝对正确，作者一定也难逃个人偏见，但是内容精采、引人入胜，又因为是用法文写的，对于初学这种语文的人，也就是像我这种人，是很好的课外读物。

1987年版的戈氏指南介绍了5500家餐厅和旅馆，我们发现有一家本地餐馆赫然名列其中，看起来非得去拜访一下不可。那是在兰贝斯村（Lambesc ），距此约半小时车程，厨师是个女子，书中形容她“善做普罗旺斯最著名的佳肴美点”，她的烹调“富于太阳的热力”，她的餐馆是一间磨坊改装的。这些推荐词已经充满了诱惑力，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厨师的年龄：她80岁了。

开车到兰贝斯那天，是多云有风的天气。晴朗的日子如果待在家里，会让我们深感内疚。但这个星期天萧瑟又凄凉，街道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前些时下的雪，村民从面包店买了面包，都是抱在胸前急奔回家，双肩尽力前缩以御风寒——这是享用丰盛午餐的理想天气。

酒美菜香人好我们来得早，拱圆形屋顶的大餐室里空荡荡，静谧无声。家具是漂亮的普罗旺斯古董，沉重、深黑，光可鉴人。大餐桌参差排列，给人各桌之间相去遥远、互不干扰的感觉，这气派通常只在豪华大餐馆里才会有。厨房传出人声和锅铲铿锵声，香味扑鼻而来，使人馋涎欲滴。显然营业时间还没到，我们踮起脚尖，打算出去找家咖啡馆先喝点东西再来。

“是谁呀？”一个声音问。

厨房里走出一个老人，打量着我们，门口射进来的光刺痛了他的眼睛。我们说，我们预订了午餐的桌位。

“那么，请坐吧。你们不能站着吃。”他轻快地朝空着的桌子挥手。我们顺势坐下，等候他步履瞒珊地拿来两份菜单。他坐在我们身旁。

“美国人？德国人？”

“英国人。”

“很好，”他说：“战时我和英国人并肩作战。”

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通过了第一场测验。只要再答对一题，就能阅览到老人一直抓着不放的那份菜单。我问他可否推荐什么好菜。

“样样都好，”他说：“我太太做的菜没有不好的。”

他交出菜单，起身去招呼另一对客人。我们兴奋地指点着“烧小羊肉”、“红焖牛肉”、“木耳炒牛柳”，还有一道“主厨奇想”，却不知是什么。老人回来，坐下，听我们点菜，一边点头。

“总是这样，”他说：“男人都喜欢奇想。”

我请他在上第一道菜时来半瓶白酒，以后再来些红酒。

“不对，”他说：“这样叫不对。”他告诉我们该喝什么：维善（Visan ）

产的隆河坡地红酒。好酒和好女人都产在维善，他说。

他站起身，从一个黑色的大橱柜里掏出一瓶酒来。

“就是这个。你们一定喜欢。”（后来我们发现，每位客人桌上都摆着这种酒。）

人生迟暮乐融融这位全世界最老的领班走进厨房，把我们点的菜单交给大约是法国最老的现役主厨。我们仿佛听见厨房里有第三个人的声音，可是却无其他服务员。我们不知道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160 岁的老人，如何能应付长时间辛苦的工作。而且，宾客渐多时，上菜并未延误，也没有哪一桌遭到冷落。老人以他一贯迟缓而庄严的方式周旋往来，不时坐下来与客人交谈几句。一道菜做好了，老太太会敲打厨房里的一口钟，她的丈夫便假装恼怒地把眉毛一扬。如果他还坐着说个不休，钟声会再次响起，带几分坚持的意味，他便不得不起身，嘀咕着：“我来了，我来了。”

食物恰如戈氏指南夸赞的那般好，老人推荐的酒也妙不可言，我们真的喜欢。

他送着乳酪切片（浸了药草和橄榄油）来时，我们已经把酒喝完了。我要再来半瓶，他不赞许地看着我。

“等会儿谁开车？”

“我太太。”

他走到黑橱柜前。“没有半瓶酒，”他说：。“你可以喝到这儿。”他用手在新拿出来的那瓶酒中段比划了一下。

厨房的钟声不再敲响，老太太伊凤阿姨出来了。被炉火熏得红通通的脸上挂着笑，问我们吃得好不好。她看上去只有60岁，夫妇俩站在一起，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碟碟不休地谈论着屋里的古董家具，说那是她的嫁妆，有人则从旁打趣。他俩融融乐乐，喜爱工作。遂让人渐觉得，人生迟暮如此匆匆容容，也很坦然自乐。

泥水专家泥水匠雷蒙仰面在一片摇摇欲坠的平台上，距厨房天花板只有手臂那么长。我递了一罐啤酒给他，他侧过身，用一只手肘支撑着喝。这样的姿势不管是喝东西或是做工都好像很不舒服，可是他说他习惯了。

“反正，”他说：“你总不能站在地板上，把水泥往上摔。给基督大礼拜堂油漆天棚的那位——你知道啦，那个意大利人——他一定这样子仰着好几个星期的。”

雷蒙喝完啤酒（他今天的第五罐），递下空罐子，打个嗝继续做工。他做事缓慢而有韵律，泥刀一下一下地在天花板上往复涂抹水泥，再用手肘充当滚筒，压得平平滑滑推来拉去。他说，完工以后，看起来好像天花板100 年来就是那样的。除了泥刀和他自己的眼睛以外，他不用其他任何曲直工具，他说他的眼睛错不了。一天晚上他收工回家后，我细心检查他的成绩：果然平整无暇，而又确乎出于人手，非机器所能为。这人是个艺术家，有资格消耗大量啤酒。

微风穿进墙上的窗洞，竟带着几分温柔。我听见滴滴答答的水声，走出屋外，发现季节已经变换，石桌正在渗水，春天降临了。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猎犬拴好，猎枪束之高阁，等待6 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抖擞精神迎接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

繁花似海，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

散漫的工人与这份迫不及待的情绪相反的是，厨房改建工程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催促，工人像候鸟一样飞奔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必将重返的物证。

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完成他们没完成的工作。工人突然消失，这现象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更有明确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假期，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逃来，过几天或几周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要来之前，他们总会想到，别墅稍加整修，假期才能圆满愉快；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游泳池边上架一支探照灯啦，花坛重铺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瓦啦。

若缺少这些必要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于是他们慌忙打电话给本地建筑商和工匠，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做好”——非做好不可。

紧急的指令中暗示，立即动工的话，工资从优。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

诱惑太大了。密特朗刚上任时的景况，大家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守着钱不花，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清淡。这样的景况，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临？任务接下了，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反应方式；两种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但是其一可减轻挫折感，另一则只会增加。

我们两者都试过。起初，努力扭转时间观念，依照普罗旺斯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何不同？

来一杯茵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逐渐变绿，长出野草来了。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

这段过程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时间在普罗旺斯是极有弹性的一种商品，清楚明确的词汇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意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说的是本周内不详何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语词了。也许是三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在讨论期限问题时，要看对方的手势。普罗旺斯人直视你的眼睛，说明他本周一定敲你的门，开始工作，这时候他的手怎么摆是最重要的了。

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你可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

“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盖在合约上的图章，而我们愈来愈对这句话抱着无限的疑虑和厌恶。

虽然他们这么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工作，工作品质又极佳。评价起来还是值得等待。所以，我们渐渐有了点哲学素养，依从普罗旺斯人的时间作息。

我们告诉自己，打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希望；那么只要能达成一丁半点的成绩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地风采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喷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田地。

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

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跟跷。

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

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葡萄大军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 个男人、 2个女人、4 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

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 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

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

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

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 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蓬，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蓬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

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2 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公鸡风波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

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

“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清洁专家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迹象，但最翠绿的是游泳池，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巨大的翡翠。该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了；不然，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定下来的。

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还要坐下来唱两杯，再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这是一种热身运动，除非真正紧急，否则不得省略。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我差不多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他说：“不能刷，要治疗。我会带一种药剂来。”我们丢开绿苔，进屋去喝一杯。贝纳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的牙痛，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咬牙医。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不能自控。

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卡呼！——咬下去。他已经咬过奔牛村的一位牙医和卡维隆的4 位。本来打算去亚维依——看医生——那儿的牙医不认识他；幸好找到一位本地医生，用麻醉药来对付他，动手术之前就把他迷倒了。

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满嘴18世纪的牙齿。

不管是不是且8 世纪，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显得洁白又健康。

他极有魁力。虽然在普罗旺斯出生长大，却绝不是个土包子。他喝威士忌不喝茵香酒，而且是愈陈年的愈好。他又娶了一个巴黎女孩，我们猜想他的衣橱是由这女子掌管的。他不穿我们常见的帆布靴、蓝色旧裤子和褪色磨损的衬衫，他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脸上的名牌太阳眼镜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想不出他拿消毒水、长柄刷工作时，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春季大扫除的日子来临了。贝纳戴着太阳眼镜大步流星跃上我们的台阶，身上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花色鲜艳的运动衫，手里滴溜溜地转着一把伞——根据气象报告，今天会下雨。他得以保持优雅闲适的秘密在他身后出现。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提着消毒水罐子、长短刷子和抽水机，吃力地跟在后面。他叫盖斯通，是实际要干活儿的人，贝纳只负责指导监督而已。

过了几个钟头，我出去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了。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全身湿淋淋的盖斯通正与那弯曲如蛇的水管纠缠不休。而贝纳，漂亮的运动衫安然无恙地穿在身上，在雨伞的遮护下发号施令。

这个人，我想，懂得授权。若说有谁能帮我们把石桌搬到院子里去，那一定是贝纳了。我请他暂离游泳池边，随我去研究一下石桌状况。

天机不可泄露已经与野草纠缠成一片的石桌，看起来比以往更大、更重、更稳如泰山，可是贝纳并没给吓倒：“不要，”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半小时就可以搬好。”我马上想象着一个巨人汗水津津地举起厚重桌面如持一枚铜板，可惜实际情况极其平淡无奇。贝纳说的那个人不过是有一辆小型铲车，很窄，通得过后院的门。好极了！

听起来这事很容易办。

贝纳打电话给小卡车的主人，不到半小时他便到了，急欲把他的新机器派上用场。他量过院门的宽度，估计了石桌的重量。没问题，小卡车做得到。只有一件：院门的门槛要移开一下——移开5 分钟就好了——高度才够。我看看门槛。

也是石头做的， 120公分宽，23公分厚，深深埋在靠屋子的这面。就连我这个外行人也看得出来，这是要大动干戈的事。桌子屹立在原地。

这玩意儿现在让人生厌。眼看着天气热起来了，适宜庭院用餐的季节就要到了——是我们在英国、在整个冬季梦寐以求的季节呀。我们还能在哪儿安放大碗的白菜肉卷？更不用说铺排一顿五个大菜的午餐了。我们真的想打电话给采石场的皮埃罗，请他介绍卡卡松尼的橄榄球队。这当儿，随着一声尖锐的汽车煞车声和一只尘垢满身的长耳猎犬，天意降临。

狄第这些日子来在圣雷米（S.intRemy ）修缮一所房子。有一天，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来找他，说他有一堆浸染了岁月痕迹的，长着青苔的石头，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买了去砌墙，让新房子马上古意盎然？狄第埃检视他冗长的待办工作表，恰巧有一项是替我们砌一堵前院墙。他因此来问问我们的意思。警察先生要求付现金，但是狄第埃认为这样的石头不可多得，值得买下。

其实，只要能让狄第埃一伙回来工作，就算是半吨鸟粪我们也愿意买下。我们早想请他们帮忙搬桌子，现在好像是天赐良机。于是我说，好啊，我们买了，不过他们可否帮忙搬一下桌子呢？他看看桌子，芜尔一笑：“七个人，”他说：“我星期六带两个人运石头来，其余的人你去找。”就这么说定了。快要有桌子可用了！

我妻子开始筹划今年第一次的露天餐会。

壮汉与石桌的较量我们诱骗了三位还算壮实的年轻人来，答应美酒美食招待。

狄第埃带着助手到来，我们七人便围着方桌各就各位，往手掌上吐一口唾沫，讨论如何完成这趟十几公尺远的旅程。在此情况下，每个法国人都是专家，各种理论纷纷出笼。应该将石桌放在圆木之上，滚动圆木而去；不对，应该把它放在一块木板上，我们推拉木板即可；胡说，其实大部分路程可以用卡车运。狄第埃等大家发表完自己的见解，命令我们两个人一边，抬起桌子，他自己撑一边。

只听石桌发出无奈的哎哟声，拔出地面。我们蹒跚移动了5 公尺，人人咬牙切齿奋力作战，狄第埃仍不住嘴地指挥着方向。又前进5 公尺，到了门槛，我们停下来，侧转石桌以便穿越窄门。可真重啊，大家汗流浃背，喘息不已，我不由想到自己做这种工作恐怕年纪稍大了些。可是桌子已经侧放，准备向庭院一寸一寸推进了。

“现在，”狄第埃道：“艰苦的时刻到了。”

只在桌子的前方和后方各站得下两个人，其余人可以从旁推一把或拉一把，重活儿集中在那四个人身上。拿两条粗大的皮索穿过桌下，各人再往手心吐些唾液—一我妻躲进卧室，怕看到四个男人同时脱肠。“不管怎么样，”狄第埃吩咐：“绝对不可以松手。预备——起！”只听关节嘎吱嘎吱响，喘气声此起彼伏，可是慢慢地，桌子总算通过门槛，进入庭院了。

众人开始清点擦伤和扭伤之处——桌脚还没搬，不过那东西重不过140 公斤，相形之下不足挂齿。当然，还要把桌脚和桌面用水泥接合起来，最后再举一次重，把桌面抬上去摆正。得了。可是狄第埃不满意，他说桌子放偏了那么一丁点儿。

首席助手艾里克奉命钻到桌子底下去，背顶桌面，挪正了位置。我悬着一颗心，唯恐万一他压断了背脊梁，出了人命案子，我投保的险哪有这一项？幸好，艾里克从桌下探身出来，并没有受伤的迹象。不过，狄第埃笑嘻嘻地说了：“内伤定会教人短命呢。”我希望他只是开开玩笑。

大家坐下来喝了几杯啤酒。此刻看来，这桌子还挺不错的，正似二月间的那个下午，我们在雪中想象的模样。大小恰当，衬着庭院的石墙更好看。大伙儿身上的汗迹和血污很快会风干，到那时，午餐也该准备好了。

松露等于黄金预想着花园用餐的妙处时，只有一件事令人稍感遗憾：沃克吕兹省特产的新鲜松露，就要上市了。这种其貌不扬但滋味鲜美的蘑菇，价值可比黄金。

松露的世界高深莫测，外行人只可在村中咖啡馆窥视一番。那儿，早餐时分热闹非凡，但若有陌生面孔出现，嘈杂的交谈声会立即终止。屋外则有些男子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紧张兮兮地吸着鼻子，半晌才把他们小心翼翼捧着的，一堆沾满泥土、长了肉瘤似的东西拿出来过秤。接着是银钱交割；厚厚一叠污染的钞票，都是100 、200 、500 法郎面值大钞。卖方舔湿姆指，再三点数。外人不得注视，否则惹人嫌弃和斥责。

这只是初步交易，以后再经过漫长的历程，松露便会出现在三星级餐馆，或是巴黎一些极其昂贵的熟食店里。可是纵使在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那些指甲缝里都是泥污的男子手中购卖松露——他们的口鼻喷出昨天吃的大蒜气味，身旁的汽车满身凹洞、喘息不已，盛装松露用的是旧纸袋或塑胶袋而非豪华手提箱——其价格也“决不低就”，他们说。松露论公斤卖，1987年时价，一公斤松露在乡村产地至少值2000法郎，而且只收现金，不给发票——采菇人没兴趣参加政府主持的，我们叫做“所得税”的那种坑人游戏。

所以起价就是每公斤2000法郎了，经过小商贩中商贩一路哄抬，等它抵达它的精神归宿——高贵餐馆的厨房之时，身价可能加了一倍。至于在“富香（Fauchon）”

之类的高级熟食店，一公斤松露非5000法郎买不到，不过，至少那儿的人肯收支票。

为什么有人肯花这么大价钱吃它，而且行情有涨无跌？原因有二：首先，世上再没比新鲜松露的气息清香、滋味鲜美的东西；其次，法国人虽然费尽心机，至今仍没法用人工栽培出这东西来。他们不死心，在沃克吕兹省，常可见到田园中插着养松露用的橡木，还有“闲人匆近”的警告牌。然而繁殖松露这回事，似乎只有大自然通晓的不传之秘，松露因此更加显得珍贵难求了。在人类破解大自然的秘密之前，要想不花大笔钞票便能享受松露之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去探索它的踪迹。

搜索松露我们十分幸运，得到高人免费指导寻找松露绝窍。泥水匠雷蒙，差不多可算是我们的常驻顾问，他阅历丰富，样样精通。在涂抹水泥的空档，他一边喝啤酒，一边慷慨地讲授了正确方法（至于该到那儿去找，他倒没提。话说回来，这一点，没有那个采菇人会透露）。

他说，采松露，全靠时机、专业知识和耐心。另外要带一只猪或是一条经过训练的猎犬，不然，带一根手杖也可以。松露长在离地几公分处，橡树或榛树的根部。

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季节，只要你或你带的家畜鼻子机智灵敏，可以循着香味儿找到它。最擅长找松露的是猪，它天生喜欢那股气味，在这方面，它的嗅觉强过狗。不过猪可不会摇着尾巴，指点给你看它找到了什么。它会吃掉，而且是迫不及待地吃掉。正如雷蒙所说，在一只发现美食而陷于狂喜的猪面前，你没办法跟它讲道理。它决不会被你引开注意力，它的体型又庞大，你不可能一手推开它，另一手去采菇。凭着相当于小型曳引机的蛮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猪会誓死不让。既然有这样的难题，就难怪雷蒙说大家现在宁愿用轻巧听话的狗儿了。

狗没有猪对松露的直觉天赋，必须经过训练才行。雷蒙认为用香肠训练最有效。

切一片香肠，跟一朵松露揉在一起，或将香肠片浸入松露汁中，让狗儿逐渐闻到松露味就联想到美食。循序渐进，如果你的狗聪明，胃口又好，当然也可加快速度；不久它就会和你一样热爱松露了。这时便可带它作田野实习。只要训练井然有序，只要你的狗秉性适合这份工作，只要你知道上哪儿去找菇，你的猎菇狗自会搜寻出那淹没的宝藏。正当它开始用爪子执抓之时，你拿一片带松露味的香肠诱开它，便可自行查看是不是挖到松露了。

不过雷蒙自已后来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手杖法。他示范给我们看，假装手持细竿在前戳弄，蹑手蹑脚走过厨房。用这种方法，你还是首先得知道何处会有菇，其次必须等候适当的天气。阳光能照耀到橡树根部的日子，以手杖小心拨看树基。

如果见到受惊的蝴蝶飞出，作个记号，往下翻找。蝴蝶喜欢在松露上产卵（此举无疑为松露增添了某种风味），有蝴蝶飞出，表示可能有菇。沃克吕兹省的农夫如今不乏采用手杖法者，因为携杖漫步山野不致像一只猪那般令人生疑，这样较易保守“菇在何处”的秘密。

搜寻松露要碰运气，不可预期，但是比起松露的买卖和运销，可算是件直接了当的工作。雷蒙以调查记者的姿态，将销售过程中的种种狡猾向我们和盘道出，陈述时，还不时用眼神示意，推手肘提醒我们。

陷阱虽说在法国无物不可食，却总有等级之分——例如橄榄以里昂（Nyon）

出的最好，芥末数第戎（Dijon ）产的为佳，瓜是卡维隆的甜，奶油是诺曼底的妙。而最鲜美的松露呢，大家公认来自佩里格（P ‘erigord ）地区，价格自然也高些。可是你在该区集散地的散欧市（Cahors）买松露，又怎知不是数百里外沃克吕兹省掘出的货？除非熟知供应商，认为他诚信不欺，你是没法确定的。

根据雷蒙的内幕消息，佩里格地区售出的松露，50％是别处出生而“假冒的”。

再说松露在离开土地后，送上磅秤前，莫名其妙地便会加添了重量。“可能是像包装礼品一般，给多加了泥土；也可能是松露内部增加了什么特别重的东西——外表看不出来，用刀子从中间一划，才露出内藏的细条金属。”这些人，多么厚颜无耻啊！“就算你决定放弃新鲜松露的风味，改食罐头制品，也不见得更有保障。

有谣言说，贴着法国商标的罐头，有些里面装的是意大利或西班牙产的松露。

（这种说法，一定是欧洲共同体市场国家之间，获利最丰而又最不为人知的合作行为了。）

尽管诈欺手段连续不断，尽管价格一年比一年高涨离谱，法国人仍然抵赖不住松露馨香的诱惑，掏空口袋来吃它。而我们，听说本地一家我们偏爱的餐馆正供应本季最后的松露之时，也忙不迭地向法国人一样赶时髦了。

休闲中心麦可饭店是卡布雷尔村（Cabrires）的小饭馆兼休闲中心，装演不够华丽，还没有引起米什兰指南的注意。老人在前厅玩纸牌，食客在后厅吃饭，互不干扰。老板主厨，老板娘招呼点菜，家中其他人跑堂打杂，是很舒适的邻里小馆。没有什么雄心大志，要把手艺不错的主厨捧响成为名牌，把可爱的餐厅变成昂贵的饮食庙堂。

老板娘安排我们坐下，送来饭前酒。我们问起松露如何，她转动眼珠，露出近乎痛苦的表情。一时间我们以为松露已经下市，经她解释，才知这不过是她对人生许多不公平事物的反应。

她的丈夫麦克喜欢烹调新鲜松露。他有货源，也像一般人一样用现金付帐，一样拿不到发票。他认为这笔费用得算进经营成本里去，不能作为附加利润卖出，因为没有书面文件证明买进价多少。松露提高了成本，他又不肯调整菜单上的定价，怕得罪店里的常客（冬天里顾客都是本地乡民，相当计较价钱。肯花钱的大爷通常要到复活节以后才南下。）

这就是问题所在。老板娘拿一只铜锅给我们看，里面盛着价值数千法郎名副其实的松露。我们询问，麦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耸一耸肩，眉毛上扬，嘴角上下翁动：“Pourfaireplaisir（这样他才高兴）。”她说。

我们叫了松露烘蛋，多汁、饱满、松松软软的，每一口都吃得到那珍稀如金的深黑小鬼，是冬季最后的绝美滋味。我们用面包把盘上余汁都擦净吃掉，猜测着若在伦敦，这样的一餐得花多少钱。结论是：我们可真白赚了许多。在普罗旺斯任何一点小小的挥霍，只要拿来跟伦敦比，立刻便会释然了。

麦克走出厨房来向顾客致意，注意到我们光洁的盘子。“好吃吧？松露？”

好吃极了，我们说。他告诉我们，卖松露给他的那人——此项行当中的一个老恶棍，刚刚给人抢了。抢去的硬纸盒里，装着超过10万法郎的现金，可是这贩子不敢报警，怕警察问起这大笔钱从那儿来的。现在他正哭穷呢，明年他一定会抬高售价。“人生就是如此，”他说。

我会找到你家我们回家，听见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这是我和妻子都深感厌恶的声音，由谁接听，总要互相推倭一番。我们对打来的电话持悲观态度，铃声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响起，又总是近不及防地把你带入不可预期的谈话之中。信件就不同了，收信是很愉快的事，至少你有时间考虑怎么回答。可是现在大家。都不肯写信了，他们都太忙，事事赶着办，又不信任那些递送帐单倒从不失误的邮政局。我们则学会了不信任电话。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拿起话筒。“夭气如何？”

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

我回话说天气很好。这句话一定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对方此时才自我介绍说他是东尼。他不是我的朋友，甚至也不是朋友的朋友，只不过是某个相识的相识。

“想在你们那儿找一所房子，”他以简洁明了的语法说话，这是经理们使用汽车电话向妻子交代时的惯用语气。“想到你可能帮得上忙。打算在复活节之前南下，可避免拥挤和房价上涨。”

我说可以告诉他本地一些房地产经纪商的名字。

“有问题，”他说：“不会讲那种话。点菜，还可以，别的不行。”我建议他找一个会讲英语的经纪人，他说：“不想只找一家公司，要货比三家。”

谈话至此，对方已在暗示要我给他作翻译，我毫无此意，便该说些狠话，让对方打消这个念头。然而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得走了，不能聊一夜。下周抵达时，有时间详细谈吧。”接着他吐出最可怕的，让我恨无藏身之地的字句：“别担心，我有你的地址，我会找到你家。”

电话挂断了。

四月

广告界人物薄雾如纱，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早晨。我们散步归来，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映着阳光闪闪生辉。它们首先看见那陌生人，勇猛地绕着他打转，作出狰狞攻击的样子。

他站在游泳池边上，拿一只手提箱防范狗儿，往深水池愈退愈近。看见我们，他松了一口气。

“狗没关系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东尼吗？

他随即携着提箱跟我们到家，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

这人个头很大，腰腹那一圈尤其丰满；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乱乱，身上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这付打扮。

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二个鼓胀的档案夹、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金色打火机。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躺着一枚金坠子吧。

他说他从事广告业。

他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事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兴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合同。现在，他说，他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着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摆弄开去。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域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是否他前脚才走开，公司后脚便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听熟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从普罗旺斯打来。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话给我？没有？

大伟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几号？）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东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保证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也还能维持。现在，他准备全心全力，和我们一道，进行购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英明果敢、当机立断，在这儿却往往纠缠数月，谈判毫无进展，只好放弃。

谈判中有些事会大出他们意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高于广告价格，这让他们心生警惕，疑虑大起。一其实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百分之八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由卖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 ％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才打发得掉所有杂项支出。

不过，这当中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法国人心照不宣，便是双重价格法，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

识时务的膀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住在埃克斯（Alx ）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100 万法郎。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要缴不少的税，他想起来便心痛如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60万法郎，其余40万法郎他将要求买方付现款，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律师公证费用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皆大欢喜。

实际行动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公证律师的谅解。

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捐客齐集律师处，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60万法郎。买主带来的另外40万法郎这时该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忽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迟迟不出，直待钞票点数清楚，双方易手之后，再度露面。律师接过合约数字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半瞎的眼和识时务的膀既。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好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

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持分相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得每个遗产继承人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

我家附近一户老旧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由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3 位是科西嘉人。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不可理喻。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总是有9 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3 个科西嘉人反对。

农舍至今卖不成，眼见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产所有权单归一人，像马索的房子，也不保证转手顺利。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喝酒赌钱虚度年华，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立刻起疑，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定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 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有些小小的不便，房主总在成交之前一分钟若无其事地平平道出。柴房在赌牌九时输给邻居了；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每年两次，要依循旧径，通过厨房；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不然就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总有些事让你大吃一惊。买主得有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熟识的房屋代售员。一路上，我努力向东尼解说状况，但发现是徒劳无益。他只顾吹嘘着，说自己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法国的官僚或农夫占不了他的便宜。

我开始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产业的小人物经理给他。

代售员是位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我们，拿出厚厚两大叠房地产资料。

并附照片。她不会讲英文，东尼的法文在此时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东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不顾忌地吐出口。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耳听东尼翻看档案时迸出的“干！”“开玩笑！”，口中软弱无力地把这些字句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无聊话。

原先，他是打算寻觅一座不连土地的村舍；他忙得不得了，没空照顾庭园。

可是翻阅房地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之余，他竟表示有三处房产值得考虑。

“哦们今天下午去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看看腕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原来只是他的肚腹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我们赶两点再来。”他伸出两根手指头，代售员微笑点头。我们走出门，让那可怜的女士自行去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东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待办。但他随即叫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

不幸，帐单送来时才知，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愿接受。我付了帐，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东尼不大开心。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是他总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有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代售员道歉。“别放在心上，”她说：“很多巴黎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呢，至少讲些什么我听不懂。”

音乐与电力之间的关系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对此提出最后保证的是曼尼古西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夏季计划——我们的中央空调系统——时，羊毛软帽换成了薄棉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换上棕色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副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加丛林帽。两人从我家的这头丈量到那头，曼尼古西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长篇大论。

今天谈话的主题是音乐。他和妻子最近参加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有舞会；而跳舞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不输18岁的年轻人。”

我可以想象他拥着夫人，轻盈而准确地在地板上旋转。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舞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

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就吹木萧。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木萧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莫扎特的作品，严谨有律，你不得不说，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杰出。

我正不知怎么回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这房子需要几部空调机：20部。曼尼古西听了作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甩，好像烫伤了指头似的：“唉呀呀，那就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

他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争执不下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用的是旧币算法。既是这样，仍是个大数目。角钢的价格贵呀，再加上政府抽交易税18.6％。这让他想起一件税法不公的事来了。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得付交易税，分文不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都一样。可是买鱼子酱，只须付6 ％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

请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买鱼子酱？“

我声明我可不买。“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怒气冲天地说。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西拿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他边做工边发表时事评论，我们也不大有兴趣听。

这过程漫长难熬，屋子里简直待不住。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内部的时候，可以住在户外。

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总免不了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那里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箱型车，都拉出了一张伸缩桌面摆放货物，一块黑板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对街买来的热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黛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

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非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七八月，你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迪奥（Dior）休闲服，牵着神经兮兮的小狗。

其他时候，由秋到春，市场上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农夫几小时前才从田地或暖房里采收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步。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惊诧不已。我们只要看过货色，但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可不然。她们会动手捏茄子，拿起蕃茄来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的四季豆，不放心地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尝一口乳酪，吃一片橄榄——如果这些东西不合她个人要求，她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欺骗了她。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上围了一圈男人，每人满含着一口新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卖各种大小的蛋，还卖活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得山一样高的蔬菜和紫苏，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还有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与乳酪——在旭日朝阳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好吃极了。

我们买了红椒，准备烧烤，又买了棕壳的大鸡蛋。紫苏与桃子、羊乳酪、芮苣和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又过街去买了长条面包。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

面包店人潮汹涌、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散在早晨的空气中。

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口腹上的钞票，比得上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

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 大条面包——加起来不到3 公尺长；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还有整个儿的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我们这才明白，我们没到这儿来备办早餐真是失误。

于是我们回家弄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补偿一下。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阳如炙，酒后的我们昏然欲睡。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答录机的作用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来，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生活中的铁的规律。星期天的午餐，是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法国人作梦也想不到在这时候去打扰别人。

我真不该拾起话筒的。是那做广告生意的东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人近在飓尺。

“想到该跟你这根据地联络，”我听到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暗暗决定买一部答录机，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惊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效应，因此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离你相当远，倒比较接近海岸。”我告诉他很好，离海岸愈近愈好。“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要的价钱。可能从英国带相熟的工人过来做。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非常出色。这地方，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打理好。”

我很想鼓励他这么做。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阳光和煦，酒便宜，怠工没关系；屋主远在千里外，没人挑毛病——何乐而不为。

我可以预见他们直拖到十月还没做完，说不定八月间还把全家从英国接来，大伙儿好好度个假。

不过，我还是老实告诉东尼，他还是雇用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负责召募工人。

“不需要建筑师，”他说：“我完全知道要怎么整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他？”好啦，我帮不上忙，他什么都知道。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他宣读了他忙碌的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又是在那里开业务会议……。他滔滔不绝地说，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

“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的还会更多，来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要我们送上机场。

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东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机灵的反应，以及一具电话答录机。

私人土地内有毒蛇马索一定意识到夏季的到来，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侵入的围篱。在写着“私人土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凶恶的警语：“内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又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再不怕死的露营客，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总要考虑考虑底下会不会蟋曲着某条毒蛇。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去，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人家说，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倾身向前，挑动眉毛：“蝮蛇亡。”他乐不可支地吁吁喘着粗气，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攻击。

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超得过人。我紧张地四下张望，马索哈哈大笑：“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鸣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痰，命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马索说：“带个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没男人快，蛇会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树丛，一路练习吐痰。

游客部落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的30余棵樱花树一齐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上。开车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不能把车开上去。”

他悻悻地开车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子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

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而其实他收了钱便踱进咖啡馆享乐去了。

“进步咖啡馆”是一家多年维持丑陋面貌的店子，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摇摇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

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 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

“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他已空的酒杯，仿佛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倒空了它。我为他添上酒，他靠回椅背，面孔朝着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嘿一口冰凉的甜酒，他说：“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提醒你，我可不适合住在这里。”

他看起来适合得很，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阳光。但我不跟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我说：“你说不定会晒出皮肤癌，又因为酒喝得太多，得了肝硬化。就算你觉得还可以，你也会想念在巴黎看戏的乐趣。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我，戴起太阳眼镜：“一点不错。”

很多对话我们经常重复：“你不想念朋友们吗？”“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国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巴黎来的这位朋友，换了一种方式问：“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不会。我们异常忙碌。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改造家里屋子，让它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过程缓慢，我们也乐在其中；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我们计划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法语也有待学习，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无暇多想别的。又永远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上星期，就有这么一件奇妙的插曲。

信箱与地毯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那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了，他还有好些信要送，再要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

我说我并没有藏起信箱，信箱不就在车道头上，结结实实地挂在钢柱子上吗？

“没有，”邮差说：“给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掉到那儿去了。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

“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

会有人偷信箱？难以置信。可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这是常有的事，”他说：“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

什么意思？

“神经病。”

我们回屋去，喝杯酒，平复他的心清，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

这么说，该去水井旁勘察一番，量量尺寸什么的，可是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了，邮局的业务，等到两点钟以后再进行吧。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不敢下车，只拉下一半车窗。我往里觑，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紧张地对着我笑。他们说我的狗可真凶，问可否容许他们出来。

两人都是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穿漆皮靴子。

地毯商人你在家，太好了。他们说，房子真漂亮。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你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今天我很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乡间小道逛逛，命运带领他们，来到我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这大好消息时，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舒展地铺展开来。她大声赞叹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嗅，我真舍不得割爱！”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漆皮靴子铮亮。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来计探你家中虚实。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这两人不像骗子，我又觉得内中一块小地毯挺出色。

我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那女子看了她丈夫一眼，演练纯熟地作出惊讶的表情：“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也是我们两人都最偏爱的。

但何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们略一迟疑，马上说不成问题。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再看看地毯，我的一条狗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很得意：“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

我很不在行地还价三分钟，就价格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那两人在旁边仔细地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名衔。

他们慢慢把车开走，小心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说他们明年还会再来。那女子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向我挥手。

他们的到来，花去我整个早晨。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要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后轮忽然掉下去。一阵劈啪声，卡车向后倾斜，刺鼻的气味儿弥漫。

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在那当儿最恰当的字眼：“妈的！”

他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

五月

自行车骑士五月的第一天有个好兆头，旭日朗朗东升。既是法定假日，我们遂决定依循法国风俗，从事夏季运动：去骑自行车。

好几周来，我们看见不少刻苦耐劳的脚踏车骑士，穿着厚厚的黑色紧身衣，头戴面罩，在春寒料峭的早晨冲刺。但天气基本开始转暖，像我们这样弱不禁风的业余骑士，也可以穿条短裤、套件毛衣上路了。我们在卡维隆买了两辆轻便的脚踏车（店主孔蒂先生说是“高档货”），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本地车迷的行列：看他们优雅地驰骋在乡间小道上，忽上忽了，毫不费力。料来我们的双腿，经历了一冬的慢跑训练，骑个16公里路，攀坡上奔牛村（Bonnieux），越岭到来柯村，总共一小时的轻松运动，应该不成问题。开始的时候确实容易，只是，又窄又硬的座垫让人一上马便感觉到了。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有些骑士在短裤后面塞上厚厚的垫子。不过，前几公里也没什么，我们让轮子滑动，只管欣赏风景。樱桃开始红了，葡萄藤包覆着绿叶，不再是冬天的枯朽模样；山色青苍柔婉；轮子在地面摩擦出规律的声响。

偶然有迷送香、蓑衣草或百里香的气味飘过。这比散步有趣，又比开车安静、健康，不算太累人，可挺让人愉快。以前我们怎么没骑？以后我们天天骑好不好？

到爬奔牛村那个坡时，坦然自若的感觉便消失了。脚踏车忽然跑不动了。我的大腿肌肉因为坡度加陡而发出怨言，我那缺乏运动的脊背开始酸痛。我忘了大自然的美，只后悔没在在短裤内填充厚垫。到达奔牛村时，呼吸都感到困难。

克来西咖啡馆的老板娘站在门口，两手叉在宽阔的屁股上。她看着我们惊叹：“老天！法国巡回自行车赛今年开始得真早。”她拿来啤酒，我们跌进那符合人体构造的椅子，来柯村此时看来好远。

去萨德城堡的山路婉蜒曲折，漫长陡峭又痛苦。勉强挣扎在半山腰时，身后传来车轮转动声，一位自行车骑士超车过去，他的筋肉强健、肤色古铜富有弹性，年约65岁。他愉快地说：“您好”一路顺风！

他飞车上山，消失了踪影。我们继续努力，埋头向前，腰酸腿疼，怀念着啤酒。

那老人自山上下来，掉转头，与我们并行。“振作些！”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就要到了。加油！”他陪我们骑到来柯村，那双老瘦的腿疤痕斑斑，踩起轮子来却轻松自如颇有力度。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停在又一家咖啡馆门前。这里居高临下，俯视着山谷。

至少，由此回家，大半路程是下坡路了。我打消了叫救护车的念头。老人喝了一杯冰咖啡，说他今天已经骑了30公里，午餐前还要再骑20公里。我们对他的身体硬朗羡慕不已。“不行啦，”他说：“60岁起就骑不上凡图山了，只能小溜达一下罢了。”

我们对自己能攀上山来的一点自豪感，顿时荡然无存。

回程比较容易，但到家时仍是又热又疼。下得车来，拖着僵硬的腿，边走边脱衣服，来到游泳池边，跃身入水。那感觉像是到了天堂。之后倒一杯酒，躺卧在阳光之下，我们决定把骑自行车列入夏季生活的常规。不过，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脚踏车座垫，便不禁暗自心凉。

紫花苜蓿家屋四面的田野，连日来游荡着缓慢移动的人影。他们依次穿越这幅风景如画的地界。为葡萄园除草、为樱桃树剪枝、为沙地翻土。每件事都慢慢地进行。中午时分停工，在一片树荫下吃午餐；在那两小时里，能听到的只是几百公尺外透过静止的空气传来断断续续的谈话声。

福斯坦差不多整天待在田里。早上七点才过，他便带着狗，驾着拖拉机来了。

似乎经过精心策划，一日工作将尽之时，他的拖拉机常常刚好来到屋外，近到听得见碰杯之声。进来喝一杯，聊聊天，遂形成了习惯。但如果来访的时间拉长，喝了两杯以上，那就表示有事商量——他在葡萄园里深思熟虑出来的，进一步农业合作计划。他从不单刀直入，总是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

“你喜欢兔子吗？”

我太清楚了，他谈的决不是养在屋子里作为宠物的可爱小兔子。何况他说这话时，还拍着肚皮，口中喷喷有声。但兔子的麻烦是，他说，它们吃得太多，兔子像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我点点头，但还是不懂，我喜不喜欢吃兔肉，和兔子的胃口太大有什么关系？

福斯坦站起身，召我到庭院门口。他指着两处凸起的花坛：“紫花芷蓿，”

他说：“兔子爱吃。秋天以前，你可以采收三次。”我对本地植物所知不多，还以为那花坛里长的是杂草，正打算清除掉呢。幸好我没这么做，否则福斯坦的兔子决不会原谅我。无心插柳柳成荫，疏于照管的庭院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深恐我不够明白，福斯坦拿酒杯指着那两块花坛重复说：“兔子爱吃紫花苜蓿。”

他作出咬嚼之声。我说他尽管采了去给他的兔子吃，他立刻停止咀嚼。

“好，如果你不需要，我就采去。”协议达成，他蹒跚地退回到拖拉机跟前。

薰衣草和芦笋福斯坦在很多方面行动迟缓，但致谢报恩却很迅速。第二天傍晚他又来了，带来一大捆芦笋，整整齐齐用红白蓝三色丝带捆绑好。他的妻子安莉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把鹤嘴锄、一团绳子，还有一满桶的薰衣草幼苗。这些幼苗早该分株了，她说，这是她的表兄刚从下阿尔卑斯山带过来给她的，得马上种下。

这种夫妻的分工，在我们看来很不公平。福斯坦只管把绳子拉直，一边喝着酒；安莉挥锄掘土，每隔约一锄柄的距离挖一个洞。我们想帮点忙，却遭拒绝。

“安莉做惯了。”福斯坦骄傲地说。在夕阳余晖中掘着、量着、种着，安莉听了也笑起来：“每天这么做上八小时，晚上包你一觉睡到天亮。”才半小时，花圃整理好了。50棵薰衣草整齐排列，把兔子的食物工厂围在中间。这些薰衣草，两年后会长到膝盖一般高。

本来晚餐准备吃的是什么，现在已经给抛到九霄云外，我们烹调起芦笋来。

一顿是吃不完的，那捆芦笋，我两手合围也握不住。代表法国国旗的三色丝带，印着福斯坦的姓名地址；他说，法国法律规定产品必须这样标明。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种的芦笋长大，也可以绑上自家的丝带。

粗如拇指的芦笋，尾部有细致的色彩花纹。我们趁热吃下，蘸融化的奶油，配下午才出炉的本地面包，喝山谷里葡萄制造的红酒。我们的一饮一食，都在支援本地产业。

敞开的门外传来青蛙的鸣叫和夜营悠扬的歌声。我们走出屋外，再饮一杯。

月光照亮了新种的薰衣草花圃，狗儿在苜蓉田里搜索野鼠的踪迹。今年夏天，兔子的伙食会很好，而据福斯坦说，那么一来，到了冬天，兔肉的滋味也就会格外鲜美。

我们察觉到自己痴迷于食物的程度，已经不亚于法国人了。回屋后，把剩下的那块羊乳酪片吃了吧。

劫匪的眼睛游泳池专家贝纳带给我们一份礼物，是他自己正在热心求购的水上扶椅，游泳池专用，配备饮料柜，远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运来的。依贝纳之见，迈阿密是游泳池用品的繁华地区。“法国人在这方面一窍不通，”他轻蔑地说：“法国有制造浮床的公司，可是浮床上怎么好喝酒？”他锁紧最后一枚活钮，站起来端详这浑身散发着迈阿密之眩惑的椅子，泡沫胶、塑胶加上铝合金的一团鲜艳。“你看，杯子可以安放在扶手上。你自己呢，舒舒服服地躺着。真妙极了。”

他离开椅子把扶椅推入水，留心不让水花溅湿他粉红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

“晚上得收起来，”他说：“吉普赛人就要来这里采收樱桃了。他们什么都偷。”

这倒提醒了我们，房屋保险的事早该办了。只是，工人们在墙上打了那么许多洞，我怀疑有哪家保险公司愿意冒险为我们投保。贝纳听后，惊异地取下他的太阳眼镜。我们不知道吗？除巴黎外，沃克吕兹省的盗窃率居法国第一。他盯着我，仿佛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你应立刻寻求保护。我今天下午就派人来。

他到以前，小心提防。“

我看这有点太夸张了吧，可是贝纳好像相信一伙劫匪正在附近窥视，只待我们一出门上村里去买肉，就要来个大搬家，洗劫一空。就在上周，他说，他停在自己家门前的车子给人用千斤顶举起，4 个轮子都给卸走了。这些人卑鄙无耻得很哪。

除了惰怠，我们迟迟没有办保险的另一个原因是，讨厌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他们的言语含混不清，闪烁其词，合约语焉不详，条文艰涩难懂。但是贝纳说得不错，听天由命绝非明智之举。

我们接受劝告，准备在这天下午，迎接一位西装革履的灰发老人，听他告诉我们，如何为冰箱上锁。

训犬下午五点钟光景，一辆车开上门来，卷起一团飞扬的尘土。这人很显然是找错了门。他年纪轻轻，满头黑发，一表人才，衣着光鲜——宽肩披风，缀着闪亮丝线；灰绿衬衫，灯笼裤，深蓝色鹿皮鞋，蓝绿色袜子；像个50年代的萨克斯管演奏手。

“我叫法图，保险公司业务员。”他走进屋来，步伐短促而轻快，我几乎以为他会弹响指头，在地板上扭动起来。我倒了杯啤酒给他，努力安抚自己惊讶的心情。

他坐下，露出鲜艳的袜子。

“房子真漂亮。”他带有浓重的普罗旺斯口音，与衣着颇不相配，却让我顿感安全。他说话严谨有条理，问我们是不是全年都住在这里。他说，沃克吕兹省的盗窃率高，部分原因是很多房子仅作度假别墅。房子若是一年有十个月空着，那……

他的披风垫肩往上一耸。干他那一行知道的事情太多。听了你会恨不得住进保险箱去。

但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常年住在这里，何况还有狗。那很好，他估算保险费时，会把。“有狗”考虑进去。它们凶不凶？不凶的话，也许可以训练一下。

他认识一位驯狗师，能把小乖乖调教成致命武器。

他用洁净、纤细的手作了些笔记，喝完啤酒，开始逐室查看。他赞许厚重的百叶木窗和坚实的门，但却停在一个窗洞面前喷舌作声。那是一个抽风机孔，不过30公分见方。现代专业窃贼，他说，常常效法维多利亚时代的扫烟囱工人，在成人钻不进去的地方，遣小孩钻进去。而在法国，大家公认宽12公分以上的洞，是属少年窃贼可钻的范围；12公分以下，就是幼童的专利了。至于这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法图先生可不知道。

法图说，采樱桃的工人最危险——这是我在一天里第二次听说他们对治安的威胁——他们来自西班牙或意大利，每采一公斤的工钱是3 法郎，今天来，明天走。

谨慎一点总没错。我答应保持警觉，尽快给小窗装上铁条，并且将狗驯得凶恶些。一切修复后，他迎着夕阳开车走了，车内音响传出BruceSpringsteen的歌声。

我们开始对采樱桃的工人产生了可怕的想象，很想一睹这些手脚灵便的恶贼的真面目。他们一定随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樱桃已经成熟可采了。近日我们吃早餐都在面向朝阳的露台上，十几公尺外就是一棵果实累累的老樱桃树。妻煮咖啡时，我便采樱桃，作为一天。里的第一道餐点，清凉多汁，果皮深红近黑。

采樱桃的时候一天早晨，我们听到田野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便知道大规模的采樱桃行动展开了。狗儿们前去调查，竖起毛发，发出给自己壮胆的恐吓之声。

我跟了去，以为会看到黝黑奇异的一大帮人，和他们惯擅盗窃的孩子。他们的身体，腰以上都被树叶遮住，我只看得到站在三角形木梯上的，一双双各种不同的脚。忽然见一张顶着草帽、棕色满月般的大脸，从一簇簇叶间探了出来。

“尝一口樱桃吧。”他抽着一对樱桃给我。我打量一下原来是福斯坦。他和安莉召集亲戚，决定自己来采收，因为外籍工人要价太高，有的甚至要到五法郎一公斤的价码。想想看！

我试着想站在梯子上，一天辛苦工作10小时，饱受果蝇的骚扰，夜晚胡乱睡在谷仓或箱型车里——在我看来这工钱不算太苦，可是福斯坦断然拒绝；简直是白昼打劫。话说回来，对于采樱桃的工人，你还能期望什么呢？他估计可采得两吨樱桃，卖给艾普村的果酱工厂。采收工作，就由自家人包办了。

以后的几天里，果园中挤满了形形色色的采收工。一天傍晚，我让两个工人搭便车去奔牛村。他们是澳洲来的学生，脸蛋让太阳晒得通红的，还沾了樱桃汁。

两人疲惫不堪，抱怨工时太长、工作乏味，以及法国农夫自私。

“……呢，至少你们见识了法国的一小部分。”

“法国？”其中一位说：“我只看到热烘烘樱桃树的里面。”

他们决定回澳洲去，普罗旺斯不值得留恋。他们不喜欢这里的人，他们怀疑食物有问题，法国啤酒让他们泻肚子。就连风景，按照澳洲的标准，也嫌小里小气。

他们不能相信我竟选择住在这里。我设法解释，可是我们谈的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咖啡馆到了，我让他们下车；他们会整晚在那儿思念家乡。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忧愁不堪的澳洲人，而听到别人如此痛恶我所喜欢的地方，也让我不免沮丧。

贝纳扭转了我的心情。我为他译出了一位英国顾客写来的信，这次来到奔牛村他的事务所，是要把信交给他。他开门时笑脸盈盈。

他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克里斯钦，刚刚受卡维隆的一家美容院邀请，重新规划设计其建筑。这建筑，当然有许多特殊的需求，例如镜子安放的位置就很重要；一般典雅卧室中不会有的某些设备，这里也都要有。净身盆使用次数多，质量一定要无懈可击。我想到曼尼古西先生和他的助手，一边看着出差来此的推销员在回廊上追逐花枝招展的姑娘，一边为他们调整水龙头和盥洗设备。我想到泥水匠雷蒙，那个眼中闪耀着坚定光芒的男子，一旦在莺莺燕燕中开怀作乐，恐怕将终生驻足花丛了，多么有趣！

不幸的是，贝纳说，克里斯钦虽然认为这份工作值得尝试，却已决定回绝。

美容院老板娘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工，而施工期间她还准备照常营业，这对工人们的专注能力可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此外，她不肯付交易税，理由是她并没向她的顾客索取交易税，那么她为何要付给别人？

到最后，她请到的会是一群不入流的工人，潦草马虎地做完了事。这么一来，卡维隆的美容院新建筑便没有机会在“建筑杂志”上亮相了。可惜。

特殊旅店我们努力适应家中永远有客的日子。先头部队于复活节抵达，其他的，一直到十月底以前，也都已预订满了。有些邀请，是在很早的冬季便发出，不曾细想实际履行时的景象，现在却—一来到眼前：来住、来吃喝。来晒暖阳。

洗衣店的女店员根据我们送洗的床单数量，猜测我们经营旅馆生意；我们则忆起前辈居民早先提出的忠告。

早来的几批客人，仿佛受过“作客之道”的训练。他们自己租车，不烦劳我们日日陪伴接送；他们白天自行安排活动，只与我们共进晚餐；说好住几日，他们到时果然便打道回府。若是所有的客人都如此，我们想，这夏天将过得非常愉快。

但我们很快便发现，最大的问题出在：客人是在度假，我们不是。我们早晨七点定时起床，他们即常要睡到十点、十一点。吃过早餐，游个泳，就该吃中饭了。

我们清理打扫时，他们作日光浴，之后再睡个午觉。到傍晚，他们便活跃起来。晚餐时刻，他们进入社交活动的高潮，我们则在吃沙拉时即已打起瞌睡。我妻天生好客，唯恐客人酒不足饭不饱，因此长时间在厨房中备办食物。餐后，我二人便洗刷碗碟直到深夜。

喧闹的集市星期天就不同了；每位客人都想去参观周日集市，因此起床很早。

一周里只有这一天，客人与我们作息时间相同；驶往索隔岛（Ls1e－sur －1a－Sorgre）一家咖啡馆吃早餐，20分钟车程里，他们睡眼朦胧，在车后养精蓄锐，异乎寻常地安静。

这家咖啡馆俯视着小河。我们在桥边停好车，唤醒友人。他们昨晚闹到两点，才拖拖拉拉、吵吵嚷嚷地上床，现在明亮的日光照在他们醉态迷离的脸上，看起来颇为残忍。他们把自己藏在墨镜之后，索取大杯的咖啡。

在吧台阴暗的那头，一个警察悄悄喝着闷酒；卖彩票的男子，向每位逗留在他桌边的人保证必定中奖。两个开了一夜车的卡车司机，青色的下巴上，胡子乱糟糟地竖起，风卷残云般攻向牛排加炸薯条的早餐，高喊再来些酒。河水的清新气息飘进敞开的门，野鸭红掌踏绿波，等待阳台上扫下面包屑。

我们动身前往村中广场。面色苍白、穿着紧身闪亮裙子的吉普赛女郎，分作两列，互争生意，向我们两面夹攻，兜售柠檬和长柄蒜头。摊位沿街一字儿摆开，五彩缤纷：卖银饰的摊子隔壁卖腌鳕鱼，再过去，有一木桶一木桶的新鲜橄榄，有手织的毛毯、肉桂、番红花和香草，有一捆一捆的曲麦，有硬纸盒里蠕动着的杂种小狗，有颜色艳而不俗的运动衫，橙红的束腹、尺码宽大的胸罩，乡村自制的粗面包、深色陶罐，全摆在那里。

一个瘦长个子的塞内加尔人凌架于市场的喧闹，高悬起一根绳子，挂上西班牙制造的真正非洲部落皮饰，兜售各种式样手表。鼓声哆哆响起，一个戴高帽子的男人，领着他穿红衣的狗，清清嗓子，调整手提扩音器，把音量调到最高频率。

又一阵鼓声急擂，“大拍卖！小羊肉！猪肉！牛肚！赶快去卡诺街，克拉萨肉店！

大拍卖！“

他低头查看笔记夹，又摆弄摆弄扩音器。他是这村子里的活动广播电台，广播项目从生日贺词到戏院节目无所不包一还配合音乐效果。我很想介绍他认识广告业界的东尼，他二人可以相互切磋促销技术。

三个面庞棕黑、皱纹深刻的阿尔及利亚人，站在阳光下闲聊。他们倒提着许多只活鸡，这是他们的午餐，鸡的爪子被抓在他们手中，露出绝望的表情，仿佛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

走到哪里，都看到有人在吃。摊主摆出各种食品免费试吃：热腾腾的小片比萨饼、粉红色的火腿薄片、洒上香菜末的香肠，还有小块奶油杏仁糖。这是节食者的地狱。朋友开始询问我们午餐吃什么。

古董交易其实午餐时间还早。我们且先去看看旧货交易市场。这里有很多旧日货商，从普罗旺斯各家阁楼里，搜罗出。瓶瓶罐罐的家传珍品。索隔岛素以古董交易闻名，车站旁有很大的古董店，几十个商人在店里设有固定摊位，那儿什么东西都有，可价格都异常昂贵。不过今天早晨的阳光这么灿烂，与其待在阴沉沉的店里，不如逛逛摆在树下的摊位，看一看摊放在桌上、椅上、地上，甚至挂在树上的陈年老货更有一番情趣。

褪了色的水墨明信片、旧床罩，与刀器混作一堆；珐琅碎片镶成的胡子水广告牌，火钳、夜壶，名牌领针与烟灰缸，泛黄的诗集，少了一条腿的古董椅……。

愈近中午价格愈往下降，问价的人也愈有诚意。这就是我妻子出动的时机，在讨价还价这件事上，她已经接近专业水准。

她绕着一尊德拉克洛瓦（Delacroix ，法国画家）的胸像转了很久了，老板标价75法郎。她上前去还价。

“最便宜多少？”她问。

“最便宜，本来是100 法郎，夫人。但是，现在说不上了。就该吃午餐了，50法郎卖给你吧。”

我们把“德拉克洛瓦”搬上车，让他透过后车窗，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窗外。

然后，我们加入全体法国人的行列，准备好好享受餐桌上的美好快乐时光。

群山和小餐馆法国人的特质中，我们最欣赏的一点，就是不管餐馆多偏远，只要菜好，他们一定捧场。食物的品质比方便与否重要，为了吃一顿好饭，他们不惜开一个多小时的车，一路上咽着口水。所以厨艺高明的师傅，隐居深山，也一样能发财。

这天我们选定的餐馆就极其偏僻，我们第一次登门拜访时，是靠着一份地图摸索而去的。

毕武村（Buoux ）藏匿在距奔牛村约15公里的丛山峻岭之间，只勉强算得上是个村子；它有一座古老的村公所，一间新式电话亭，十几二十户疏疏落落的人家。

“卢柏客栈”就建在山边上，下望空寂美丽的山谷。冬天的时候我们初来，总找它不到，愈走愈深入荒野，几乎怀疑地图是否正确。那天晚上，我们是仅有的顾客，独对熊熊炉火，听窗外风声如梭。

在5 月炎热的星期天中午再访，感觉与那个阴冷之夜绝然不同。在通往餐馆的弯曲山道上，便看到了停车场已无空位——有一半的位置是被防撞板上栓着三匹马的老旧雪铁龙轿车占据了。餐馆的猫懒洋洋卧在屋顶遮阳蓬上，目光灼灼地望着隔邻地上的几只鸡。厨房里传出填装冰桶的声音。

大师傅莫里斯端着四杯桃子香槟出来，又领我们去看他最新的投资，是一辆旧敞蓬马车，木制车轮，裂缝处处的皮座椅，可载六名乘客。莫里斯打算设计一套“马车畅游卢贝隆”之旅，途中可享用他的精美午餐。我们觉得这个主意妙不妙？

我们会不会来参加？我们当然会。他开心而带点羞怯地笑了，转身回到厨房。

这人的烹征手艺是无师自通，但他无意借此扬名立万。他只希望维持生意，让他得以留在这山谷中养马。他的餐馆卓有声誉是因为家常小菜价廉物美，不似某些时髦餐馆耍弄花哨。

我叫了一份定价110 法郎的套餐。只在周日上工的年轻女侍，端出一只藤编托盘放在桌子中央。是开胃冷盘。我们数了数，计有14种之多。朝鲜蓟花心、油炸面粉里纳沙丁、腌鳕鱼加奶油、渍洋姑、小鸟贼、小洋葱加新鲜番茄酱、芹菜拌埃及豆、冷紫壳贝……等。沉沉的托盘上还摆了厚厚的肉馅饼、酸黄瓜、橄榄油调味酱及渍辣椒。面包皮烤得酥脆，冰桶里镇着白葡萄酒，还有一瓶“教皇城堡牌”的好酒，等待在旁。

其他的顾客都是法国人，来自邻近村落，穿着整洁、深色的周日外出服。也有一两对夫妻服饰出众，一看便知是城里人。角落里有一张大桌，一家祖孙三代互相劝食，用过的餐盘堆放成山。一个才6 岁的孩子议论说，这里的馅饼比家里的好吃，又要求祖母让他尝一口酒，显然是可以造就的老暨材料。他们带来的狗耐心守在这孩子身边——所有的狗都知道：孩子丢下的食物总是比大人多。

第一道主菜上来了，玫瑰色的小羊排，用整瓣大蒜调味；配上嫩绿的豌豆，金黄色的马铃薯和洋葱圈。“教皇城堡牌”这时候倾入杯中，色深味醇，薰人欲醉。

“后劲很强哦，”莫里斯说过。我们决定取消下午原定的活动，回家去泡游泳池。谁可以享用贝纳的水上浮椅呢？丢个铜板来判输赢吧。

乳酪产自邻村巴农（Banon ），在葡萄叶的包裹下湿湿润润。接下来就是甜点；柠檬果冻、巧克力蛋糕和奶油卷，三种不同口味、不同内容的甜食装满了一盘子。

又有咖啡，再加上一杯吉恭达（Gigondas）产的葡萄汁。一阵满足的叹息之后，我们的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在这样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吃到这么好的东西？意大利！也许，其他的地方就难了。他们是习惯伦敦的，习惯伦敦过度装潢的餐厅，餐厅里少数的几样主菜，以及离谱的价格。

他们说，在伦敦的梅飞餐厅（Mayfair ）吃一碗面，要花比我们刚才这一整餐还多的钱。为什么在伦敦要想吃得好、吃得便宜就有这么难呢？在一阵茶余饭后的七嘴八舌之后，我们的争论有了结果：英国人不像法国人这么频繁上馆子，因此每上馆子，他们不只要食物，也要体面；他们叫整瓶整瓶不同的酒，他们要用水碗洗手，他们喜欢像短篇小说一样冗长的菜单。也忍痛付昂贵的帐单，好向人吹嘘。

莫里斯过来问我们是否喜欢他做的菜。他随便撕一张纸，坐下来算帐。“总共是这么多，”他把纸条推过来，650 法郎出头。若是在伦敦，两个人吃一顿像样的午餐就要这价钱。一位朋友问他，可曾想过搬去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例如亚维依，甚至梅纳村？他摇摇头。“这里很好，我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他预期自己会待在这里，再烧上25年的菜。我们祝福自己身体健康，25年后仍能蹒跚前来，享受他的烹征手艺。

回家的路上，我们注意到，美食加上周日，让法国驾车人沉静下来。腹内充实，又值假日，他们闲闲散散，不打算横冲直撞。他们会在途中停车，走到树丛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筋骨，甚至会对过往的车辆友善地点头招呼。

明天，他会再度拿出神风特攻队的精神，但今天是星期天，在普罗旺斯，人生是值得品味的。

六月

献血与美酒本地广告业欣欣向荣。任何车辆，只要停留在市场附近超过五分钟，各种各样的传单便会一叠叠压在雨刷下——某处即将开幕、不可错过的大好机会、餐厅大特价、新奇花样推出等等，全是让人振奋的好消息。我们每次回到车上。都会收到这样的信息。

其中有一个消息说，卡维隆即将举行手风琴比赛，比赛中，还将穿插“可爱女郎的脱衣表演（出场12次）”，以取悦嘉宾。一家超级市场风风火火展开“猪肉周”

活动，宣称猪身上每一个可食部分，都将以令人难于信服的超低价卖出。

有滚球比赛，有舞会、有自行车竞赛，有狗展。迪土科舞场聘专人主持节目。

爆竹展，乐器演奏。一位法诺利夫人，说是会炼金，能透视，邀你参加法会，包你满意而归。夏娃姑娘形容自己香甜可口，正等着与你浪漫相会；露丝小姐说她透过电话，就能满足你所有的遥想——这项服务，露丝小姐神气地补充说，在马赛已遭禁止。

有一天，突然有了一张极不寻常的传单，索取的不是我们的钱，而是我们的血。

污脏的传单上叙述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正准备到美国去动大手术，但在进入医院以前，他需要不断输血，才能保命。“急需大量鲜血，”传单上说。捐血站将于次日晨八时，在葛氏村（Gordes）的村公所设立。

八点半我们抵达时，村公所已经客满。十几张床沿墙摆放，躺满了人。从床上高吊的脚判断，各阶层的人都出动了：穿大凉鞋的是小店主，穿高跟鞋的是年轻女士；穿帆布短靴的是农夫，穿拖鞋的是他们的妻。年长的妇女一手抓菜篮，另一只手握紧、放松缓缓地压缩血液流入塑胶袋。一边输血，他们一边争论谁的血最浓。

颜色最深、最有营养。

我们排队等候作血液检查。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个矮胖的红鼻子老头，戴着破帽，穿着工作服。护士刺不穿他姆指的硬皮，他似乎觉得很有趣。

“要不要我找个杀猪的来？”他问。护士用力再刺一次。“妈的！”一滴圆鼓鼓的血出现了，护士迅速地导人试管，加上一些液体，上下猛摇。她的眼光从试管上抬起。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

“你是怎么来的？”她问老头。

老头放下姆指，说“脚踏车，”“从安贝村（LesAnberts）一路骑过来。”

护士吸吸鼻子。“你没跌倒可真奇怪，”她收回目光看着试管：“你喝醉了。”

“不可能，”老头说：“也许早餐喝的一点点酒让我的鼻头有点红，习惯了嘛。

那算得上什么。再说，“他拿染血的大姆指在她的面前晃了晃：”加一点酒精，能让血球密度更高。“

护士不信他。她请这老人再去喝点东西——这次是喝咖啡，正午以前再回来。

他咕味着，摇摇晃晃地走了。受伤的大姆指举在身前，像一面战旗。

我们刺过手指，证明清醒，被带到床位前。血管与血袋相连，我们按照程序握紧放松拳头。大厅里洋溢着谈笑之声，平常在街上擦肩而过，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时由于奉献精神的影响，忽然间成了好朋友。或许，大厅尽头酒吧台四周，气氛异常祥和融洽。

捐血大餐的故事在英国，捐一袋血得到的报偿是一杯茶、一片饼干。可是在这儿，针管一取出，我们就给带到一张长桌旁，有义工在那儿服务。要来点儿什么？咖啡？巧克力？牛角面包？奶油蛋卷？火腿三明治？大蒜香肠？还是葡萄酒？

多吃点！多喝点！补充那些失去的血！把肠胃填饱！年轻的男护士忙着拔酒瓶塞，穿白长袍的主任医师祝我们胃口大开。从吧台后面愈堆愈高的空酒瓶看来这场捐血运动不论在医疗上或社交上；都大获成功。

许多天之后，邮差送来一份官方办的捐血杂志《血球》，说那天早晨在葛氏村捐募得好几百公斤的血。但是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数字——那天喝掉了多少公斤的酒，杂志上却只字未提。或许是仅留作医学界参考之用罢了。

社交礼仪我们的伦敦律师界朋友，英国人那种保守之风很深。坐在卡维隆的“世纪末咖啡馆”里，他注视着窗外他所谓“青蛙的滑稽动作”。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人行道上人潮汹涌，大家推来挤去，一团混乱。

“你看那边”一辆汽车在马路中央骤然停了下来，驾车人下车来拥抱路上相逢的熟人。“他们总是彼此伤害。看到没？男人跟男人亲吻。多不卫生呀。”律师朋友对着啤酒喷气。他严谨有度的礼仪观被这越轨的行为激怒了。在可敬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看来，这行为是太怪异了。

普罗旺斯人喜欢身体的接触，我也花了好几个月才得以适应。和一般在英国长大的人一样，我学会了很多社会礼仪规范。我学会与人保持距离，朋友见面时以点头代替握手，亲吻女士们如晴蜒点水，公开场合不对狗表示亲热。初到普罗旺斯，彻底搜索式的欢迎仪式犹如机场搜身一般，真有些不知所措。现在，我不但甘之如饴，而且对这项社交礼仪的诸多细节备感兴趣。肢体语言，实为普罗旺斯人际接触的要素。

两个男人相会，至少会握个手。即使手上拿了东西，也要腾出一根小手指头握握。手若湿或脏，伸出前臂或手肘也是应该的。骑在脚踏车上或开着车，并不构成你不与人作身体接触的理由。所以你常会在拥挤的大街上看到危险的场景：一双双的手从车窗内把手伸出来，互相摸索搜寻。这还只是初步的、最起码的动作，比较熟悉、亲密的人见面，需要更强烈的表示。

正如我们的律师朋友所见，男人互相亲吻。此外，他们会紧捏对方的肩膀，猛拍对方的背，拳打对方的小腹，指拧对方的脸颊。碰到一个久未相遇而且是你的普罗旺斯男朋友，你真有可能被弄得混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女士受到身体损伤的可能性就小多了。但是不熟悉礼节的人弄不清正确的亲吻次数，可能犯下社交大错。我初学此道时，遇见女士总是先亲一面。退后，观察对方是否迎上另一面脸颊。后来有人告诉我，伪君子才只亲一面呢；不然就是生性孤僻的可怜虫。

在这之后，我以为观察出来正确程序：亲三下，左，右，左。我在巴黎来的朋友脸上尝试这种礼法，她说：错了。亲三下，是普罗旺斯人的粗鲁习俗，文明人亲两下就够了。下次我见到邻居太太，亲了她两下。“不对，”她说：“三次。”

现在，我每见女士，密切注意她的头部动作。亲两下之后，若头部停止摆动，我就知趣而止。但我的头总保持机动，以备对方又偏过头去时，可续亲第三个。

我妻对此同感困扰。她是受礼的一方，有责任估计扭头的正确次数，或究竟需不需要扭头。一天早晨她在街上听见一声大吼，转过头去，看见泥水匠雷蒙向她走来。他忽然停步，双手极尽夸张地在裤管上猛擦。我妻料想这是要握手的准备，于是伸出手去。雷蒙拨开它，却在她脸上热烈地亲了三下。所以你永远猜不准对方给予你什么样的礼节。

嘴唇与手的使命见面礼结束后，谈话开始。菜篮子啦，大包小包的东西啦，都放下来。狗拴在咖啡桌脚，自行车和工具倚着最近的墙而立。这很重要，因为一场认真快意的谈话一定需要双手并用，加强语气。手势可以作逗号，作句号，作感叹号，甚至单纯用来装饰语词。因为言词仅是动动嘴皮子，不能让普罗旺斯人满意，双手于是加入，无声地交换着意见。连肩膀都富于表情。普罗旺斯人的谈话内容，你从远处便可根据表情动作，略知一二。

有一句无声语言，以摆手开始。我们是从来家的建筑工人处学到的。他们只在谈到时间或价格时，用以表示否定。但这个手势其实用途无限宽广，可以用来形容你的健康状况，你与岳母相处和谐与否，你的事业进展，你对一家餐厅的评价，或你对今年甜瓜收成的预测。讨论不怎么重要的事时，手只是随便摇摇，辅以眉毛轻蔑地上扬。谈到比较严肃的事情——如政治，某人的肝疾，本地赛车手在今年巡回赛中获奖的概率时，手摇的幅度就大了。手缓缓而摇，上半身随之摆动，愁苦的表情则集中于脸部。

警告或争论时，使用的工具是食指，用法有三种：直指对方的鼻尖，表示提醒小心；像节拍器在胸前迅速摇晃，是提醒对方刚才所言完全错误；接下来他会陈述正确的理论，这时食指会由左右摇晃一变而为向前戳刺。若那不开窍的一方是男性，这一指便戳上他的胸肌；若对方是女性，指尖便在胸前数公分处打住。

谈话结束时，要保证时常联系。中间三指蟋起，以直立的大姆指和小指作电话状，举至耳旁。要道别了，再握一次手。包裹、狗、脚踏车—一就位，往前走不到100 公尺，遇到另一个熟人，一切又重新来过。难怪有氧运动在普罗旺斯流行不起来：聊上10分钟的天，运动量就足够了。

邻城风光邻近市镇与村落的娱乐活动，我们参与的不多。每天找上门来的事就够我们发挥冒险探索精神了，普罗旺斯有名的花样反遭忽略——至少我们在伦敦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他们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恼人态度，不时提醒我们：距离尼姆、亚耳和亚维依那么近，去野生动物保护区看火鹤或去为赛港喝海鲜汤也都非常方便。当我们承认一向只在家附近打转时，他们都露出惊讶而不以为然的样子。他们不相信我们说的，没时间去别处，不想参观名胜古迹，无意当观光客等等。不过有一个地方例外，有一个地方我们百去不厌——我们都爱埃克斯。

去埃克斯总是走山路。迂回曲折的山道通不过卡车，也不宜有急事待办的人。

除了孤伶伶一间农舍，养着脏兮兮的一群山羊之外，一路上只见陡崖、灰岩与橡树，在明亮异常的光线下，线条特别清晰，光影特别分明。山道向下，穿过卢贝隆山南侧，即并入汽车大赛时采用的国道7 号路线了。

埃克斯的主要道路是全法国最漂亮的大街。米拉波林荫大道（CoursMir.beau）

风景秀丽，但春秋之间最佳。这时候，行道树形成500 公尺长的绿色隧道，阳光从树叶间洒落下来。四座喷泉排列在大道中央，马路的宽度恰如达文西所说：“要与两边房屋的高相仿。”空间、树木与建筑的搭配完美，让你忘乎所已。

许多年下来，埃克斯的正经行业和嬉游活动间逐渐径渭分明。大街上树影摇曳的一边是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中介业、律师楼等，阳光照耀的一面则是咖啡馆。

我光顾过的每一家法国咖啡馆，差不多都喜欢。就连小乡村里，苍蝇比顾客还多的破烂小馆，我也喜欢。可是我特别钟爱散落在米拉波大道上的咖啡馆，其中又以“两个男孩”（DeuxGarcons ）咖啡馆令人留恋。这家阅历有年的咖啡馆坚持不翻修，因此也就没有弄得到处都是塑胶制品和奇怪的灯具，内部看起来好像还是50年以前的样子。

天花板很高，被几十年来的无数支烟熏成淡褐色。吧台是磨得发亮的铜色，桌椅古香古色，不知承受过多少臂部和手肘。服务生恰如其份地穿着围裙和平底鞋。

室内阴暗而清凉，适合静坐思考，喝上一杯。又有阳台，精彩的节目就在这里演出。

大学女生埃克斯是座大学城。漂亮的女姓显然喜欢在课余时到“两个男孩”

的阳台上去坐。我认为，她们来此是为受教育，并不是好玩：她们一定是在修一门“咖啡馆礼仪”的课，此课大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抵达愈引人注目愈好。顶好是坐在一辆鲜艳的川崎750 摩托车的后座抵达。摩托骑士要从头到脚黑色皮装，留着三天没刮的胡子。下车后先站在人行道上挥别，目送他噗噗噗地驶下大道，去寻访他们的理发师。不过，这是奥佛涅（Auv ergne ）地方来的小女生玩的把戏，城里的女学生没空玩这一套，她的心思集中在下一步骤。

第二部分：进场。

太阳镜不能取下，直到认出馆内坐着熟人为止。可是不能表现出是在找人的样子，必须让人以为你走进咖啡馆，只是为了打电话给某个贵族身份的意大利追求者，而无巧不成书，看见有朋友在座的样子。太阳镜这时候才取下来，头发往后面一甩，应友人之请坐下。

第三部分：亲吻仪式亲吻在座的每一个人，至少两次，通常三次，特殊情况下多达四次。被亲吻的人坐着不动，让新来的那位弯下腰来，—一啄击。接着她再甩甩头发，向路边的服务生示意，巧妙地让他们知道这里多了一位客人。

第四部分：餐桌礼仪落座之后，太阳镜应该推到头顶，以便仔细观察映照在窗玻璃上自己的身影。

倒不是自恋狂，而是查核自己的面部表现是否得当，点烟的姿势、用吸管喝薄荷茶的样子，或捏起一块方糖的优雅动作。如果这些表现都符合规矩，眼镜便可微微向上调整，让它滑落在鼻尖，看起来俏皮可爱。这时候，注意力才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这样的课程从早上十点钟左右，反复进行到晚上七八点，我百看不腻。我猜想，在热烈从事社交研究之余，一定有些空档让她们作些学术工作吧；可是我从来不见咖啡桌上摆着任何一本教科书，也不曾听见有谁谈起高等微积分或政治学什么的。

学生们全心专注于仪表风姿，大学之道在此因而显得装饰性十足。

花上大半天时间一家接一家“泡”咖啡馆，是不会让人厌烦的；但既然我们前往埃克斯的次数并不多，早上的光阴我们便充分利用。去意大利路酒贩处取一瓶烧酒，去马赛路向保罗先生买一些乳酪，去看看精品店的橱窗内新到了什么货色，去花市凑热闹，去美丽的喷泉边小想一会儿，然后在中午以前赶到老顾餐厅（ChezGu），以免客满无座。

美食岁月埃克斯尽管有很多比老顾的饭馆大，装演漂亮，口味又好的餐厅，可是自从我们在一个雨天钻进老顾饭馆后，便成为他的忠实顾客了。老顾亲自招呼客人，亲切殷勤又多话，嘴上的山羊胡子是我所见过最宽、最浓、最飞扬得意、最意气风发的。

它不断顽固不化地，向老顾的眉毛靠拢。

老顾的儿子负责点菜，厨房里则只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指挥一切。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鬼鬼祟祟、想必从事什么不法勾当的男女，放着菜不吃，在那里窃窃私语。

酒是以陶罐装的，包括三道菜的丰盛一餐只须80法郎，所有的座位在中午十二点半以前一定坐满。

每次，我们本想迅速简单打发掉一餐，在喝了第一罐酒之后便忘怀初衷，互相宽慰说这是假日嘛，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赶回去，也没有急切的商务约会等着去赴。

明知身边的这些人饭后都要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我们却可以续上一杯咖啡，考虑接下来要做什么，这让我们心中暗喜。

埃克斯还有很多好看的地方，可是一顿饱餐使我们懒怠活动，胃里的乳酪如果再经历一下午的闷热，恐怕也会发出抗议的气味。不如看看城外的一个葡萄园吧，我一直想去探访的；不然，就去我们进城时注意到的一个奇怪地方，像是中古时代的垃圾场，散放着许多巨大的古物和残破雕像。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我们一直想要的古董和石制花园长椅，说不定人家还情愿付钱，让我们把它搬走哩。

花园里和凯旋门在7 号国道旁，有个叫做“旧料场”的地方，像一座大墓园那么宽广。在这个极力防范盗贼，防盗器材销量居欧洲第一的国家，这里不同寻常地完全开放：没有围墙，没有警告标示，没有拴着的凶恶狼狗，也没有大书主人名号的牌子。我们停车时心里想：经营企业却不设防，多么肯信赖别人呀。但我们随即明白为什么主人如此放心。所有展示品都重五吨以上，要有十个人外加一付绞盘，才搬得动任何东西，还要一辆重型卡车才运得走。

有心建造一座仿凡尔赛宫的大庭园的话，在这儿一个下午就能买齐所有需用的物件。想要一只由整块大理石凿成的浴缸？角落上就有一个，活塞孔内已经长出荆棘来了。需要一座通往门厅的楼梯？那儿有三座，长度不同，旧石头磨成优雅的孤度，每一层价梯都有一张餐桌大小。宛如巨蛇的铁栏杆躺在旁边，有的柱头雕成凤梨状，有的没有。现成做好的整个阳台，飞檐上小天使足有肥硕的成人那么大，仿佛得了腮腺炎似的嚷着嘴。陶土做的双耳瓶，喝醉酒似的东倒西歪。

磨坊轮盘、廊柱、媚梁，还有底座，这里石器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可就是没有庭园长椅。

“您好，”一个年轻人从一座大雕像后面走出来，问我们想要什么。长椅？

他把食指挂在鼻梁上思索，然后抱歉地摇摇头。他这里没有长椅，倒有一座精致的18世纪露台，巨石刻制的。如果我们的花园够大的话，他有漂亮的仿罗马式凯旋门，10公尺高，两辆古战车可以并列通过。他说这种东西很少见，一时间，我们想象着福斯坦每天早晨驾着牵引机穿过拱门前往葡萄园的景象而悠然神往。

他的草帽上环绕着一支橄榄树叶编成的花环。但我妻看出，这25 0吨重的东西不合实用。我们答应，想买一座城堡的时候，会来找他。

回到家，录音电话红色的小眼睛眨呀眨的迎接我们回来，表示有人对它说过话。

有留言。

首先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我听不出他是谁。他疑虑重重地独白，不肯相信他是在和机器讲话。我们在录音电话中要求来电者留下联络电话，这让他觉得好笑极了。我已经在跟你讲话了，为什么还要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他在答录机中等待着口答，沉重的呼吸声清晰可闻。谁在听电话？怎么回答沉重的呼吸声持续。

哈啰？

哈啰？妈的。哈啰？答录机设定的录音长度到了，他的咆哮声突然中断。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讯。

接着是狄第埃的留言，轻快而条理分明地通知我们，他准备率领其他工人，恢复在我家的工作，敲打楼下的两间屋子。“正常情况下”，他们明天一定会来，不然就是后天，还有，我们想不想多养几只小狗？母狗潘妮在古德村有段艳遇，怀孕了。

泰德与素珊然后是一个英国人的声音，我们记得在伦敦见过他，记得他是个乐天派，其他就一无所知了。不过我们即将熟悉他，因为他和妻子要来拜访。他没说何时来，也没留下电话号码。也许，他们是那种云游四海的英国游人，会在某一天中午时分突然出现，来与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已过了一个月清静无为的日子，家中既少访客，也无工人，可以接受有人来家作客小住。

他们在薄幕时分抵达。这一天我们正在庭院中，准备吃晚餐。泰德与苏珊，满含歉意，兴致勃勃。普罗旺斯让他们兴奋，拉大嗓门大谈这个初次游历的地方。

我们的房子，狗，我们自己，一切的一切，在他们眼中也都极好。见面才几分钟，他们便说了好几遍“棒极了”。他们的愉悦让人心情轻松，他们说话像演对口相声，一搭一档全无缝隙，完全不需要也不容许我们插嘴。

“我们是不是来得不巧？我们是典型的不速之客对不对？”

“绝对是的。你们一定最讨厌这样的客人了。要是能喝上一杯的话就妙透了。”

“亲爱的，你看那游泳池，漂亮吧？”

“你们可知道，梅纳村的小邮局印了地图，指示到你家的路径？那家英国人，他们这么称呼你们。他们就从柜台底下抽出这份地图。”

“我们本来早就该到了的，只是我们在村子里撞倒了一个可爱的老头……”

“……呢，其实是，他的车子……”

“是啊，是他的车子，可是他真客气，亲爱的，是不是？而且其实也没有真的撞到，碰一下而已。”

“所以请他到咖啡馆去，喝了一杯酒。”

“喝了好多杯哪，是不是啊，亲爱的？”

“还请了他的几位滑稽朋友。”

“总之，我们现在来啦。我得说，这里实在棒透了。”

“我们就这样闯了来，也真亏得你们高人雅量不见怪。”

接着他们喝杯酒，喘口气，四处走走，不时发出赞叹之声。我那细心留意别人是否吃饱的妻子，注意到泰德的眼光停留在我们尚未开动的晚餐上。

她询问，愿不愿与我们同桌共食。

“只要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就好。一片面包，一块乳酪，就可以了。也许再来一杯酒。”

泰德与苏珊坐下来，继续谈话。我们搬出香肠、乳酪、沙拉，还有一些蔬菜烘蛋，淋上新鲜热番茄酱。他们吃得如此欢天喜地，让我不由怀疑他们上一顿是多久以前吃的，下一顿又打算到什么时候开始。

“你们准备住在哪儿？”

泰德斟满酒杯。呃，并没有预订旅馆。“我们这些人总是这样，全无计划。”

只要一间小客房就好啦，他们想。干净，简单，离我们不远。因为，假如我们还能忍受的话，他们盼望第二天再来瞻仰一下我们的房子。一定有好几家小旅馆，我们可以推荐给他们的。

是有几家，可是现在十点都过了，普罗旺斯人差不多该上床了。这时候去敲打人家关好的窗，锁上的门，惊醒旅馆看门的狗，可算不识时务了。泰德和苏珊只好在我家过夜，明早再去寻个旅馆吧。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像演戏似地表示感激之情，直到他们的行李都给搬上楼。他们从客房窗口道了最后一声晚安，我们就寝时仍听到他们唧啾个不停。他们像两个兴奋的小孩子，我们想，留他们住几天会很有趣的。

三点刚过，狗吠声吵醒我们。是客房传出怪声，吸引它们的注意：呻吟声加上冲水声，似乎有人病得很重。

享受普罗旺斯我一向不知道别人生病时该怎么做才好。我自己呢，生病时宁可一个人静静躺着。总记得多年以前，一位叔伯辈告诉过我：“不要当着人呕吐，好孩子。没有人想知道你吃过些什么。”可是有些人生病时喜欢有人陪伴在旁，给予同情的安慰。

呻吟声持续不断。我上楼去，询问需不需要帮忙。泰德忧愁的脸出现在门口。

苏珊吃坏了肚子。可怜她肠胃很敏感，又玩得太累了。没什么好办法，只有等她自己慢慢好起来。这时候苏珊又大声呕起来。我们只好回去睡觉。

狄第埃如约前来，七点多一点，倾倒砂石的巨声响起。他们拿着大格和铁钉乒乓乱敲。他的助手，抛掷一包包的水泥入搅拌器，让它开始转动。我们的病患者苏珊，摸索着缓缓走下楼梯，眉头在嘈杂声和明亮的阳光中紧蹩而却坚持说她可以吃早餐。她错了，眼见她匆匆离席冲进卫生间。

这是一个无风，无云，无色澄蓝的美丽早晨。我们却四处奔波着找愿意出诊的医生，又到药房去买退烧药。

在以后的四五天里，我们渐渐与药剂师混熟了。倒霉的苏珊仍在与肠胃作战。

大蒜使她的胆汁分泌异常，本地出产特别浓厚的牛奶让她的大肠骚动不已。

橄榄油、奶油、水、酒，她全不适应；在太阳底下待20分钟就能晒出水泡。

她对南方过敏。

这情况并不罕见。一北方人每当受到普罗旺斯的震撼：每样事物都血脉贲张。

气温高可超过摄氏37℃，低又低到将近零下30℃。雨下起来狂泻不羁，把路基都给冲走，高速公路也不得不关闭。西北季风最是残暴不仁，冬天严寒刺骨，夏天干热炙人。食物口味浓烈，习惯清淡饮食的肠胃无法消受。酒的后劲强，易入口但酒精含量高。食物与气候和英国大不相同，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普罗旺斯没有温和的东西，别人也可能和苏珊一样弄得很惨。她和泰德终于动身前往比较温和的环境去休养了。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我们有山羊的体质，皮肤又经得起晒。作息方式已随着气候而改变，大部分时间待在户外。早上穿衣打扮30秒就够了，早餐吃新鲜无花果和甜瓜，清扫之类的琐事趁阳光还未炙热以前完成。

到十点钟左右，游泳池边的石板已经发烫，池水却还冷得让人入水时冷得哆嚏。

不知不觉间，我们养成地中海人睡午觉的好习惯。

活着便是幸福穿袜子这件事已成遥远的记忆，手表躺在抽屉里也很久了。我发觉，凭着庭院中树影的位置，我可以大致估算出时间；至于今日何日，我就不大记得了。反正也不重要。我快要变成安份守己，无欲无求的院中蔬菜了；与现实世界的偶然接触，仅仅限于在电话中与远方办公室里的人交谈。他们总是羡慕地问起天气如何，回答则让他们郁郁不乐。他们宽慰自己的方法是警告我会得皮肤癌，又说太阳晒多了头脑会迟钝。我并不与他们争执；他们也许说得很对。只不过，变笨也好，增添皱纹也好，可能得癌症也罢，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快乐幸福。

工人们做工时把衣服卷起到腰际，和我们一样享受这天气。他们对热浪的最大让步，是午间休息的时间拉长了些。我们的狗分秒不差地关注着，一听到食篮打开的声音，盘碟刀叉摆放的声音，立即拼命地奔过庭院，占据餐桌边的有利位置，这是从前只有我夫妻二人进餐时，它们从来没有的表现。耐心守候，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人吃下的每一口，带着卑微的表情。这一招总是奏效。午餐终了，他们便潜回花丛下的隐密处所，偷偷嚼着干酪什么的。狄第埃说那是不小心掉下的。

房屋改建工作依进度进行——就是说，从工人们复工那天算起，到我们可以搬进去住为止，每个房间需时三个月。曼尼古西答应给我们装的暖气机，到八月间也该有了。若是在别处，在天气没这么好的地方，所有的等待可能让人气闷烦躁，在这里却不会。阳光是极好的镇静剂，时光在欢愉中股陇过去。活着是如此的美好，其他都无足挂念，漫漫岁月几乎是无知无觉地流逝了。

我们听说，一直到十月底，大约都是这样的好天气，我们又听说，七月和八月间普罗旺斯人多嘈杂，聪明的本地人都避到别处，比如到巴黎去。我们却无此打算。

七月

疯狂的蔚蓝海岸我的朋友在距圣特鲁培（Saint －Trppez，蔚蓝海岸一小城）

仅几公里远的雷马村租了一座房子。我们想见个面，却都不愿在这盛夏之际开车上路，与脾气暴躁的众多驾驶人同道共挤，争辩的结果还是我输了；说好到他那儿去吃午餐。

开了半小时车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来到另一个国家，居民多是旅行商队。

他们大群大群地朝向海滨遇迎而行；拖车上拉着桔色、棕色的窗帘，窗上还贴着早年移民情景的贴纸。在高速公路旁的休息区，旅行车集结成团，车顶微微冒热气。车主们放着身后广阔的乡野不去，却紧靠着大马路，呼吸着柴油废气，支起餐桌和凉椅。

从高速公路，转到通圣克一马克西姆（Salute－Maxime，圣特理培左近小城）

的道路后，看见前方排列着更多旅行商队，缓缓前行。看样子午餐不可能准时入口了。最后五公里走了一个半小时。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这里曾经很美。现在，少数几个极其昂贵的地点仍然美丽，但比起卢贝隆山区的宁静空旷，却像个疯人院。过多的建筑、过多的人和过度的推销破坏了它的景致。

别墅、牛排、橡皮艇、纪念品、比萨饼、滑水课。夜总会、碰碰车……，宣传海报到处张贴，像个集贸市场什么都有得卖。

靠蔚蓝海岸维生的人，生意有季节性。他们急着在秋季来临前大捞一把，是可以理解的，但做法着实令人恼怒。服务生不耐烦地伸手讨小费，店员紧跟在你身后催你作决定。等你拿出200 法郎的大钞，他们又拒不肯收，说怕是假币。一种不怀好意的贪婪心态弥漫在空气中，像酒香与大蒜味一般强烈可闻。只要是陌生人，就自动被归类为观光客，被当地人以很不友善的眼光监视着，只是看在钱的份上勉强忍耐。根据行政区划，此地仍属普罗旺斯范围，但绝不是我熟知的普罗旺斯。

朋友住在雷马村外的松林里，那所房子座落在一条长长的私有车道末端，与三公里外海滩上的那片疯狂地带完全隔绝。对于两小时车程的路我开了四个多钟头，他丝毫不感惊讶。他说，若想去圣特鲁培镇上吃顿晚餐，最好是早上七点半以前就到，才找得到停车位。到海边去的路程足够让人灰心丧气，而若是要到尼斯机场赶飞机，准时抵达的唯一可靠方法是搭直升机去。

晚间我驾车口家，与车水马龙反向而行。我不懂蔚蓝海岸有什么好处，年复一年地吸引消夏度假大移民。从马赛到蒙地卡罗，道路瘫痪，海滩则铺满被阳光烧烤的肉身，肥臀丰腰绵延一里又一里。我自私地暗喜他们情愿在那里的人粥中度假，而不来卢贝隆宽广的乡间，与亲切和气的当地人共处。

恐怖的捕兽器当然，有些当地人不大和气友好。第二天早晨我就遇到了那么一位。马索大发雷霆，在他家附近那小块空地上猛踢草丛，痛苦地咬嚼他的山羊胡子。

“你看到没有？”他说：“这些坏蛋！他们像贼似的，夜里来，清早走；垃圾丢得到处都是。”他指着两个沙丁鱼空罐和一只酒瓶。从酒的品牌看来，无疑是他的大敌——德国露营客——闯入了国家公园马索划定的私人地界。闯入已经够糟，这些露营客竟还敢蔑视马索精心制作的防卫系统，把他堆作界标的石头推开，而且——卑鄙的强盗！——偷走了警告用的牌子。

马索脱下丛林帽，挠抓光秃的后脑勺，思量这件无法无天的罪行。他站在路径一侧，踞起脚尖，朝自己家的方向张望；又走到路径的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嘴里哺哺咒骂。

“可能管用，”他说：“但是得把这些树砍掉。”

在他的房子和那块空地之间，有一小片树林。如果把树砍掉，夜晚有车上山，他就看得见车灯，可以从他的卧室窗口放几枪。但是，问题又来了；这片树林极为可贵，也为他有意卖掉的房子增添了魁力。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买主，但这是迟早的事，总有人会发现买这房子是多么合算。树林还是保留下来的好。马索重新思索再三。忽然眼睛一亮，心想也许可以用地雷捕兽器！

我听人说起过地雷捕兽器，甚是可怕——隐藏的陷阶，踩踏上去便会爆炸，像小型地雷。想到德国露营客血肉横飞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但马索显然大感快慰。

他绕着空地，估量每三四公尺应埋设一个：“砰！”

当然他只是说着玩的，再者，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地雷捕兽器并不合法。马索停下来轻轻敲他的鼻子，一付阴险狡猾的样子。

“你说的也许对，”他说：“但法律并不禁止设‘埋有地雷’的警告牌。”

他咧齿而笑，双手高举过头：“砰！”

20年前，蔚蓝海岸倒是需要你舍命保护的，我暗想。那时候，你到哪里去了？

夏日风流马索也许是热昏了头，才发挥出他反叛的本性。最近，早上十点钟左右，气温就升高到30℃以上；正午时分，天空就由蔚蓝转向炽白。不须思考，我们便随气温调整了作息；提早起身，费劲儿的事都趁着还凉爽的时候做完，正午到下午四点之间决不从事任何艰苦活动。我们像狗儿一样寻找遮荫，避开阳光。

地面龟裂，草不生长。漫漫长日，往往只听见蝉鸣屋外、看见蜂绕花间，此外便是泳池溅水的声音。

我早晨六到七点溜狗。他们现在有了一种新鲜花样，比追兔子、松鼠更有收获。

起初是他们遇见一个蓝色尼龙物件，以为是什么大型动物。他们在安全距离以外绕着它打转，吠叫个不停，终于吵醒了那东西。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从它的一端露出，过了一会儿又伸出一双手，拿着一块饼干。那时起，在树林里看到睡袋，他们就知道有了食物。那些露营客一觉醒来，看见两张毛茸茸的脸在距离他仅一二十公分处，一定必会颇感心神不宁吧。不过他们一旦心情平复，倒都十分友善。

很奇怪，马索只说对了一半。露营客大多是德国人，只是他们并不乱丢垃圾。

德国人走时不留痕迹，所有东西都装进大背包，才像长了两条腿的蜗牛似的，缓缓步入暑热之中。

根据我对卢日隆山区垃圾问题的浅薄了解，法国人自己才是最常犯规的人一可是没有一个法国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终年怪罪外国人不检点，夏天怨言更多。

据他们指控，比利时人开车时有走在路中央的习惯，害得那以小心谨慎驰名的法国人都给挤进水沟里去了。瑞士人和不露营的德国人的罪名是，霸占旅馆和餐厅，哄抬房地产价格。至于英国人——吓，英国人哪，他们的消化器官是有名的脆弱，总是对着水沟和水槽呕吐。“他们乐于拉肚子，”一位法国朋友观察道：“若有哪个英国人还没得痢疾，他一定是准备到下一处再得。”

以上对各国人的侮辱多少有些事实佐证，才能流传这么广。有一天我在亚维隆生意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里目睹一段插曲，就证实了法国人对英国肠胃的名不虚传。

马桶风波一对夫妻，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喝咖啡。儿子表示要上厕所。做父亲的从他手上那份两天前的《每日电讯报》前抬起眼。

“你最好先去看看可上不可上，”他对孩子的妈说：“还记得在加莱（Calais）

发生的事吧？“

母亲叹一口气，走向咖啡馆后方的暗处。她再出现时步履匆匆，脸色像刚吃了个柠檬一样酸苦。

“恶心。罗杰不能去。”

罗杰立即对那不能去上的厕所大感兴趣。

“我非去不可，”他亮出王牌：“我要上大号。一定要去。”

“那里连一个马桶座都没有，只是一个洞。”

“我不管，我要去。”

“你带他去好了，”那当妈的说：“我可不想再去。”

当爹的折起报纸，站起来。小罗杰拉着他的手。

“你最好带着报纸去，”当妈的说。

“我回来再看。”

“那里没有纸。”她轻声说。

“哦。那么，我想办法把连字游戏留下来。”

几分钟过去。我正考虑开口问那位母亲，在加莱究间发生了什么事，咖啡馆后面传来一声大叫。

“哇！”

罗杰逃似地出来，后面跟着他面色灰白的父亲，手里拿着剩余的报纸。罗杰用最高的音量评述他的探险过程，引得全咖啡馆的人都停止了谈话。他的监护人望着妻子，纵纵肩。不过是上一次厕所，英国人就有本事搞得轰轰烈烈。

让罗杰一家如此惊惶失措的设备，是“土耳其式马桶”：浅浅的一个陶瓷盆，中间一个孔，两边各一个踏脚。据说是一位土耳其工程师，为了尽量让人感到方便而设计的；法国人又加以改良，加上高压冲水装置。此水来时迅急，使用者稍不留神，双脚便会被水冲湿。避免水漫脚面的方法：第一是退到门口再拉冲水杆，但这需要手臂长又必须保持身体平衡，才办得到；第二是根本不冲水。使用第二种方法的人，不幸甚为普遍。

有些厕所又装了省电装置，而使问题更为严重；电灯开关设在厕所门外，会在用厕者进入38秒后自动关闭，让蹲在里面的人陷入一片黑暗。如此可节省宝贵的电力，又免得有人蹲着不走，占着马桶不拉屎。此种装置乃法国特有。

白色马桶让人不解的是，土耳其式马桶仍在继续制造，而最摩登时髦的咖啡馆，后厢也很可能有这么一个恐怖地带。可是，当我向曼尼古西先生提起这点时，他却为法国卫生设备奋起辩护。他说高级的法国马桶，其精致完美，能让美国人也为之叹服。

他建议我们见个面。讨论我们要在家中装两个什么样的马桶。他手上有些商品可供我们看，保证我们看得眼花缘乱。

他带了一箱子的产品目录来，倾倒在院中的大桌上，同时发表有关直立式或水平排泄法的令人困惑的意见。正如他所说，花样很多，可是式样和色彩都太大胆新潮——酒红色或杏黄色，楼刻着花纹的粗短东西。我们想要朴素的、白色的那种。

“那简单，”他说。现代人喜欢新式样、新色彩，法国卫生设备正掀起一场大革命，设计家不爱用传统的白色。不过，最近他看到一型，可能正是我们要的。

他翻找他的目录——这儿他相信，就是这个。

“哇塞！高级马桶！”他把目录照片推向我们。照片上活像古董瓷器的，是皮尔。卡丹牌马桶。

“看到没有？”曼尼古西说：“还是皮尔。卡丹设计的呢。”确实如此，除了有皮尔的签名之外它完美无缺，看起来就像个马桶，而不像个金鱼缸。我们订购了两个。

一周后，曼尼古西打电话来，忧伤地告诉我们，卡丹公司不再制造我们想要的那种马桶了。“劫数啊”但他会继续搜寻。

又过了10天，他带着胜利的姿态再次登门；走上台阶时，高举着另一份产品目录挥舞。

“一样高级！”他说，“一样高级！”

皮尔。卡丹也许丢下浴室不管了，但英勇的库勒耶（Courreges ）接替了他的位置。库勒耶的一款设计与卡丹相似，而且相当自制地没有在上面签名，让马桶保持纯白。我们向曼尼古西道贺。为表示庆祝，他同意来一杯可口可乐。举起杯子，他说：“今天有了马桶，明天再看暖气。”在摄氏33℃的阳光下，我们听他说明暖气将会多暖。他并且讲述为装暖气须得如何敲打房子。墙壁要凿洞，尘土会飞扬，钻的噪音会盖过蜜蜂嗡嗡声和知了鸣叫声。“工作期间只有一样好处，”

曼尼古西说，“两三周内不会有客人。”呢！是啊。

可是在这段噪音震耳的隐居期来临以前，我们还准备迎接最后一位客人。此人笨拙又倒媚、粗心又毛躁，老是打翻东西、砸损物件。因此我们特地邀请他在一场大破坏之前光临，好把他来访期间制造的碎片残骸，一并埋葬在八月的断垣瓦砾之下。他是班尼，我相交15年的密友。他不讳言自己是“全世界最差的客人”，我们喜欢他，但得随时提防。

班尼的风采预定抵达时间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从机场打电话来，问我可否开车去接他。

出租车公司方面出了一点小差错，他困在机场来不了。

我在机场楼上的吧台找到他，正怡然自得地喝着香摈，翻阅法文版的《花花公子》杂志。这人年近50，身材瘦长，极其英俊游洒。他穿一件高雅的西装，衬衫却灰脏不堪，裤子也像是烧焦了似的。“抱歉把你拖出来，”他说：“可是他们没有车了。喝杯香摈吧。”

他告诉我怎么回事。这个人，什么倒婚事都发生在他身上。飞机准时抵达，他预订的一部活动敞蓬车也已经等在那里。顶蓬放下了，午后的阳光明媚，班尼兴高彩烈。他先点起一支雪茄，还没开上高速公路。和风吹袭下雪茄燃烧得很快，才20分钟，班尼便把烟头扔了。他逐渐发现过往的车辆都向他招手，他遂也招手，心想，法国人何时变得这么友善了。

还差几公里就要上高速公路时，他才意识到车后起了火，是那没熄灭的雪茄烟头掉在椅垫上惹的祸。他形容自己如何沉着冷静，把车子停在路边，站在前座向火焰撒尿时警察来了。

“他们非常和气，”他说：“但他们建议我把车子开回机场。出租车公司的人十分顽固，说什么也不肯换一部车给我。”

他喝完啤酒，把帐单交给我。兴奋紧张了一下午。他说，还没来得及去兑换旅行支票呢。很高兴见到他，还是老样子，风度翩翩却笨得无可救药，衣着体面但永远手头桔据。记得有次参加晚宴，我们都没带钱，妻和我只得冒充他的女仆与跟班，事后再和他对分小费。跟班尼在一起，总是笑话不断，一顿晚餐一直吃到凌晨时分。

以班尼这样，看表时能把酒泼在身上，第一道菜刚上纯白的裤子一定弄脏。

以后一周风平浪静；只打破了一两样东西，游泳时浴巾不知怎么掉进泳池，护照随着脏衣服送到干洗店，以及有几回以为自己吞下了黄蜂等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灾难。

我们依依不舍地送走他，希望他不久后再来，喝光我们后来在他床下发现的四杯没喝完的酒，并取走他留在帽架上的一条内裤。

车站咖啡店奔牛村有一家古老的车站咖啡店，这消息是贝纳告诉我们的。他郑重其事地形容，那是一家旧式家庭餐厅；早在食物成为一种时尚、酒馆开始卖鸭肉而不卖牛肉以前，法国到处都是这种餐厅。“要去就快，”贝纳说，“因为老板娘考虑退休了。

去时带着好胃口，老板娘喜欢看人吃得盘底朝天。“

奔牛村的车站已经关闭40多年了，站前无人照管，道路布满坑洞，从街道上看不出那是一家馆子——没有招牌，也不见张贴菜单。我们打这儿走过几十回了，一向以为这栋房子里无人居住，殊不知树林后面隐藏着一个停满车的停车场。

我们在一辆救护车和一辆水泥车之间寻得一个车位，站在那儿先听听窗内传出的碗碟声和谈话声。餐厅距车站约50公尺远，四四方方，朴实无华，门上几个手写的字：“车站咖啡馆”，已经褪色，几乎认不出。

一辆雷诺箱型车开进停车场，两个着工作服的人跳下车。他们在外墙边的老旧水槽那儿，用木架子上的黄色香皂洗净手。濡湿着手，拿手肘推开门。他们是常客，径直走向酒吧末端挂在钩子上的毛巾。等他们擦干手，两杯酒和一瓶水已经等着他们了。

餐厅很大，通风良好。前厅阴暗，后厅明亮。后窗外是一片田野和葡萄园，绵延到远方朦胧而高大的卢贝隆山。正午刚过几分钟，餐厅里至少有40个男人在用餐，普罗旺斯人午餐是必须准时的事情，仿佛肚子里有定时器。正午进餐，一点也不容耽搁。

每张桌上都铺着白色纸桌巾，摆着两瓶没贴商标的酒，一瓶红色，一瓶粉红，是两百公尺外对街上的奔牛村合作社所产。没有菜单可看，老板娘每周一到周五制作五种不同菜式，她做什么，顾客就吃什么。她的女儿送上一篮柔软好吃的面包，问我们要不要喝水，要酒时告诉她。

其他的顾客像彼此都认识，开怀地隔桌嬉闹。一个胖大个儿被指为正在减肥，他停着不吃，咆哮了许久。我们看见电工和为我们铺石阶的布里诺在角落里同桌吃饭，又认出另外两三张面孔，是自从我们家中停工以来便未见到的。他们都晒得通红，健康又轻松，仿佛在度假。其中一位向我们喊话。“我们不在，家中安静多了吧？”

我们说，八月份复工时，希望他们都能来。

“正常情况下，会的。”他的手摇摆着。我们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夏天的精淡食物老板娘的女儿送上第一道菜，解释说因为天气热的缘故，今天安排的是份量较少的清淡食品。她放下一只椭圆形的盘子，上面铺着香肠片和熏火腿，小黄瓜、黑橄榄加胡萝卜淹的酸辣泡菜。厚片白奶油，是涂香肠吃的。

又是一篮面包。

两个穿西装的人带着一条狗走进来，占据了最后一张空桌。老板娘的女儿说，年长的一位据称曾是中东某大使：“是贵人哪。”他坐在泥水匠、水电工和卡车司机中间，拿小片香肠喂他的狗。

沙拉盛在玻璃碗中送来。芦笋沾了酱，滑溜溜的。又有一支椭圆形碟子，是拌了番茄酱的面条，和淋了浓汁的洋葱猪排。我们想如果这算是暑天的清淡食物，不知道冬天里老板娘给客人吃什么。我们希望她打消退休的念头。此刻她已在酒吧后方坐定，“是个矮小但匀称的女人，头发仍黑而且丰满，劲头十足看上去像是可以永远做下去。

她的女儿收拾了桌子，把剩下的红酒倒进我们的杯子，接着又叫来一瓶，外带一碟乳酪。早到的客人已经准备回去工作，他们抹着山羊胡子，问老板娘明天打算给他们吃什么。“好吃的就是了，”她说。

吃完乳酪，我是再也吃不下了。对美食从不拒绝的妻子，则又要了一块柠檬蛋塔。餐厅里开始弥漫着咖啡香和烟味。阳光照进窗口，把满室氛红映成蓝色。

我们叫了咖啡，要求结帐，但此地不用帐单，客人离去时在酒吧前会帐。

老板娘说，我们的餐费是每人50法郎，咖啡4 法郎，酒包含在餐费内。难怪这地方天天客满。

她真的要退休了吗？

她停下擦试吧台的动作。“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说：“要决定是下田还是进厨房。那时候我就讨厌下田，辛苦又肮脏。”她垂下眼去看，保养得很好，白净得让人惊讶的双手。“于是我选择了下厨。结婚以后，我们搬到这儿，已经烧了38年的菜。够久了。”

我们说那太遗憾了。她耸耸肩。

“人会累的。”退休以后，她准备搬到奥伦奇（Orange）去，住在有阳台的公寓里，坐着晒太阳。

两点钟了，大厅空落落的只有一个满脸风霜、两鬓斑白的老人，正拿方糖浸咖啡。我们感谢老板娘做得这么好的午餐。

“没什么。”她说。

外面热浪袭人。强烈的阳光照耀下，回家的路像海市蜃楼。空气像液体似地波光翻翻，葡萄叶垂下了萎蔫的头，农家的狗默然无声，乡野出奇的静谧，像是沓无人烟。这是适合潜入泳池、躺上吊床，读一本轻松读物的下午，一个没有工人也没有客人的难得的下午。连时光的移动，似乎都是轻缓慵懒的。

傍晚，皮肤晒痛了，丰盛的午餐也消化得差不多了，该筹备每周例行的运动大会了。

铁球大赛法国滚球（boules），是我们心目中人类所发明的最有趣的一种运动。有些朋友与我们有同感，便下达挑战书，相约每周会战一次。我俩身为“梅纳队”成员，誓将在球场上争取胜利。

很久以前，有一次来普罗旺斯度假，看见一个老人在鲁西荣村（Roussillon）

邮局下方的球场上，跟人打了一下午的球，争争吵吵，其乐无穷。我们便也买了一套球具，带回英国。可是这项运动不适合在潮湿多雾的英国玩，只好任它在储藏室里长蜘蛛网。搬来普罗旺斯之后，我们拆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套球具。光滑而结实的球面，恰到好处地握在掌心；铁制的球体，沉重而有光泽。互相碰撞时发出“啵！”的声音，听起来很过瘾。

有一群人，每天在奔牛村教堂边打球。其中有些人堪称专业球手——那是说，他从六公尺外便可击中人脚趾上的球。我们研究其球技，然后回家练习，我们注意到，真正的高手出球时屈膝而蹲，手指弯曲抓球，掌心向下。这样球抛出时，手指的摩擦力导致球旋转。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球风：随着每球抛出而发的自怨自艾或加油打气口号；球的落点太近或太远时，耸肩或诅咒的动作等。我们不久便精心研究此道，只可惜打击不准。

有两种基本出球法：滚地球和高飞球。掷高飞球的用意是企图把对手的球撞开。

我们看到有些人出球真是精准，我们虽也在家苦练，又是屈膝又是诅咒的，但要想加入一场认真的球赛，像奔牛村球场经常举行的那种，还需要磨练多年才行。

滚球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游戏，初学者打第一只球出去，就能乐在其中。首先，要把母球——一支木制小球——掷向球场上方；然后，与赛者各持三支铁球，轮流掷出。全部掷完，谁的球最接近母球，谁就是赢家。为了区别不让混淆，各人的铁球上都按有不同的花纹，计分方式有好几种，每个地区的玩法和规则也稍有差异。

因此，东道主队如果仔细规划，可能大占便宜。

美丽的骗局这天傍晚，在我家院中球场打球，球赛自然就要遵照我家规则：1.不饮酒者，取消参赛资格。

2.只要能提高球赛乐趣，提倡作弊、取巧。

3.有关谁的球比较接近母球这个问题，必须经由争吵才能决定。谁都没有终裁权利。

4.夜幕低垂时比赛终止。但此时若无人明显居于上风，大家就该摸黑打球，直到借手电筒的微光判出胜负，或母球不知遗落何方为止。

我们曾煞费苦心，在球场上设计出一些看不出来的斜坡和凹洞，好让客队落入陷阶；又故意把球场地面弄得崎岖不平，在技术高超的客队面前，我们才稍有获胜的机会，此外，我还占着控制酒瓶的便宜；客队如准头奇佳，我便赐敬大杯美酒；而大杯美酒对于掷球的准头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深有体验。

客队成员中，有一位从没玩过滚球的16岁女孩。但其余三位却至少练习6 周以上，实力不容小觑。首先，检视球场。他们对于球场的地面不合规格表示不满，又说阳光恰好射入他们的眼睛；他们严正要求禁止狗儿进入球场，他们伸出汗潮的手试试风速。比赛开始。

球赛有一种缓慢但独特的节奏。每一球掷出，便暂停片刻，让下一名打者上前察看，看下一球是该采用高飞打法，撞击前一球呢，这是滚地抛出，绕过其他的球，去贴近母球。看清楚了，他过来一边思索，一边吸几口酒。弯腰屈膝，掷出——球在空气中嘶嘶飞过，砰的落地，喳喳滚动，终于静止。没有一个动作是急促的，因而简直没有运动受伤的可能（只是班尼例外。他在所打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球中，击落屋瓦，砸伤了他自己的脚趾）。

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和捣乱手法，可掀起这场球戏的高潮。这天，各选手均极尽奸诈顽皮技艺。包括：假装不小心，把别人的球偷偷踢开；别人一球在手正要掷，却批评他姿势不当引他分心；故作殷勤频频敬酒；指责别人踩到发球线；扬言狗要跑进球场；尖叫着说酒杯中有蛇；以及，热心提供对方拙劣的建议。球赛进行一半，尚无绝对胜方，我们只好停下来欣赏悦人的夕阳。

残阳似血有两座山峰屹立在我家西面，此时此刻，残阳似血，正落在两峰之间的V 形地带，展现出大自然绝妙的对称美。不到5 分钟，红日便没入山后，我们继续在星光之下打球。

估量铁球与母球的距离，此时益发困难，也更易引起争端。我们正吵吵嚷嚷地打算谈和，那首次玩球的16岁女孩子，却把她的三只球全打到了母球身边。青春加上纯果汁，就这样击败心机用尽、酒也喝足的我们这些老手。

我们在庭院中用餐。在我们的赤足下，石板散发着太阳的余温。烛光忽明忽暗，映着红酒与古铜色的脸。朋友的房子，八月份将出租给一家英国人，他们自己要前往巴黎玩一个月。他们说，那时候，全巴黎的人都会南下普罗旺斯，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他们谆谆告诫。道路将水泄不通，市场和餐馆爆满，宁静的乡村变嘈杂，每个人都无可例外地变得心肠歹毒。

这样的警告，我们原不是第一次听到。但七月将终，情况却远比想像中的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八月，应该也可轻松应付过去。我们拔掉电话插头，躺在游洞池畔，大音乐家曼尼古西先生指挥钻孔机和吹氧焊枪演出奏鸣曲。

八月

碧姬。笆铎“外面盛传，”曼尼古西说：“碧姬。芭铎在鲁西荣村买了房子。”

他手拿钳子，紧贴着我，慎防未成年人偷听到芭铎小姐的私人计划。

“她不想住在圣特鲁培了”曼尼古西的食指作势要贴上我的胸口。“也难怪她。

你可知道，“他的手指点呀点的：”八月份里，任何一天的任何一刻，都有5000人在海里头撒尿？“

他对此大不卫生的恐怖行动无可奈何：“谁还愿意在海里当鱼呢？”

我们站在太阳下，为不幸住在圣特鲁培海中的生活感到不堪。想想头戴随身听、胸挂花环，身着耶鲁大学运动衫的年轻人，向海水浴场台阶撒尿的情景。曼尼古西的衣着已向炎阳让一大步，褪去常穿的厚长裤，换上与帆布鞋相配的咖啡色短裤。

这天是我家工程盛大开工的日子，屋前空地犹如废料场。中央暖气系统的零件——一盒一盒的黄铜接头。活塞、焊枪、瓦斯筒、钢锯、发热机、钻头，还有一罐一罐黑蜜似的东西，堆积如山。这还只是第一批材料，其他如水箱、燃料桶、锅炉等等，尚未运来。

曼尼古西领我参观零件，强调品质第一。他接着指出即将爆破那几面墙，让我充分了解以后几周我将生活在何等的灰尘与喧闹之中。我几乎想到圣特鲁培去，与50万度假客共度八月了。

每个周末，数以百万计的人由北往南，把道路挤压得像便秘的大肠。据报道，高速公路上靠博纳（Beaune，由巴黎往蔚蓝海岸的高速公路转接点）那一段，整整35公里不能动弹。单是通过里昂（Lyon）那座隧道如果用一小时多能通过也算幸运之至。汽车过热，人也火爆。车辆抛锚率为全年最高；疲倦和过份的负担造成车祸和伤亡。八月一向是这么开始的；而四周以后，反方向的大行动又将此情景重演一遍。

旅人们大都直奔蔚蓝海岸，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统进卢贝隆山区，改变了市场和村庄的风貌，也增添了本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咖啡馆常客发现他们惯去的地方被外国人占领，只好站在酒吧边，抱怨度假季节的种种不便；面包店卖光了面包，家门口堵上了车，观光客彻夜不眠地喧哗。本地人虽然点头叹息着承认观光客为地方上带来财富，大家却也一致同意，这些八月过客着实叫人悲喜交加。

他们的鞋子干净、皮肤白皙，提着崭新的购物袋，开着光洁的汽车。你不可能认不出他们。他们挂着观光客的恍惚神态，在来柯村、梅纳村和奔牛村的街巷间漂来浮去，他们盯着村民看，仿佛他们也是村景的一部分。每天傍晚，在梅纳村的城垣上，都听得见有人大声赞颂丽人景色。其中，一对英国老夫妻在眺望山谷时发出的评语最得我心。

“夕阳真美，”她说“美不胜收”。

“是啊，”她的丈夫答道：“与小村相映照，特别动人。”

八月笑语就是福斯坦也渴望满怀度假心清。他在葡萄园的工作目前告一段落，只坐等葡萄成熟。于是学着向我们开起英国式的玩笑来了。

一天早上，他问：“什么东西会在三小时内，由死老鼠的颜色变成死螃蟹的颜色？”他掩饰着微笑抖动着肩膀：“是度假的英国人！”他说“你懂了吧？”

唯恐我未能全盘理解这笑话的精髓，他详细解释道，众人皆知英国人稍稍一晒太阳，皮肤立刻泛出浅红，“晒月亮都能把他们晒红，”他乐得全身颤抖。

早起时颇为诙谐的福斯坦，到傍晚时转为肃穆。他听到蔚蓝海岸方面传来的消息，活灵活现地转述给我们；格拉斯附近发生森林火灾，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动救灾。这种救灾法很像鹈鹕，飞出海去，装一箱水回来，浇在火上。据福斯坦报道，有一架飞机竟把一个海中游泳客装进箱，丢到火上去，活活把他“火化”了。

奇怪的是《普罗旺斯日报》全未提及这桩惨剧。我们问朋友，可曾听说此事。

他看着我们，摇摇头：“这是八月的老调子。每次发生火灾，都有人造这种谣。去年他们说被抓起来的是一个滑水客，明年他们该说是尼斯某家大旅馆的门卫给抓去了。福斯坦是在吓你。”

蝙蝠大战很难弄清楚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八月份，是可能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因此，当落脚在邻近旅馆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半夜里在卧室看见一头老鹰，我们也不表惊讶。呃，也许不是真的老鹰，只是老鹰巨大的身影。但，有老鹰是错不了的。他们打电话给柜台的值班人员，要求进行调查。

老鹰是不是好像从角落的衣橱那边飞出来的？是啊，是啊。我们的朋友点头。

啊哈，那人说，谜底揭晓了。不是老鹰，是蝙蝠。以前也有人看过它从衣橱那儿飞出来。它不伤人的。它也许不伤人，我的朋友说。可是我们不想和它睡在一起，我们要换一间房。不行，那人说，旅馆全满了。三人站在房中，讨论捉蝙蝠的方法。

值班员想到办法了。你们别动，他说，我就回来解决这问题。几分钟后他回来了，给他们一大罐杀虫剂，告辞而去。

夏夜舞会葛氏村外一所大宅要举行舞会。我们受邀在其他客人未到前，和女主人的几位朋友同进晚餐。盛会将临，我们忧喜交集：喜的是受邀，忧的是我们的法文恐怕应复不了这种场面。因为到场的将无其他英国人，只好计划二人背水作战，希望普罗旺斯热潮汹涌的谈话不要冲散了我俩。

依照邀约条件，我们应于九点钟抵达，这时间听来像是大城市习俗。开车上葛氏村那个坡时，我们的肚子已因等待过久而咕嗜咕嗜叫了。屋后的停车场客满，车辆沿着场外的马路伸到50公尺外去了。所有的车似乎都挂着代表巴黎的75字头的牌子，看来同桌共食的绝不仅是村里的几个朋友。我们开始觉得或许应该穿得正式些。

进得大门，我们仿佛进入杂志中的世界：《家庭与园艺》杂志的装演布置，《风尚》杂志的衣香鬓影。点着蜡烛的餐桌，安放在草地上和阳台上。五六十个冷淡、疲倦、穿白礼服的女人，戴珠绕翠的手端着香摈。威尔第的音乐从装了地灯的谷仓那边传过来。妻子说要回去换装，我则注意到自己的鞋面布满灰尘。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晚宴。

来不及逃走，女主人看见我们了。至少她穿的是平常的衬衫长裤，我们稍感安心。

“你们找到停车位了？”她不待回答，又说：“路边有沟，不大好停车。”

我们说今晚的场合简直不像是普罗旺斯，她耸耸肩：“八月嘛。”她给我们饮料，“任由我们与那些俊男美女周旋。

我们仿佛置身巴黎。这里没有一张脸孔经过阳光或风雨的洗礼，女士们脸色芬白，显得时髦动人，男士们仔细刮净了胡须。没有人喝茴香酒。所有的人，照普罗旺斯标准，低声像是耳语。我们发现自己的心态已完全改变：从前，我们认为宴会理当如此；现在，却觉得这种场合沉闷、考究，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无疑，我们已经变成乡巴佬了。

我们朝比较不时髦的那对夫妻靠近。他们带着一条狗，离群而独立，这二人一狗都很友善，我们在阳台上的一张桌坐下。那位男士个头矮小，脸上有诺曼第人的精明。他说，20年前，他以3000法郎买了村中一座房子，以后就每年夏天来住，每五六年换一次屋。最近听说，他最早买的房子又要卖了，经过一番整修，装演富丽堂皇，标价100 万法郎。“真是疯狂，”他说：“可是巴黎那帮人，”

他朝其他客人抬抬下巴：“他们想和朋友共度八月。只要有一个人买，其他人都跟着买。而他们付的是巴黎价钱。”

原始舞之风从餐台上取了酒和食物，大家慢慢坐下了。有女土的高跟鞋陷入花坛的砂地，也有人优雅地批评餐桌的布置朴实原始——真像是野餐哪——虽然比洛杉机的贝佛利山和伦敦的坎星顿区，此地的花园并不特别原始。

忽然暴风吹起，带来极大不便。虾仁沙拉还余很多，芦笋叶和面包乱飞，跌撞在女士们雪白的胸上和男士们丝质的长裤上，有些则正中衬衫领口。桌布吹起，鼓胀如船帆，掀翻了蜡烛和酒杯。细心整理过的发型变了样，努力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也维持不住了。这未免太原始野蛮了些。急速撤退，晚宴在屋内重开。

更多的客人陆续到来。谷仓传来的威尔第音乐停止，几声高音电子乐器的嘶响之后，接着是一个男人的惨叫声仿佛未经麻醉便动心脏手术一般，理查邀请大家下场去跳舞。

我们很好奇；热门音乐会对这场名媛绅士的聚会造成何种效果？我可以想象他们在文明的乐声中微微点头，也能想象他们跳贴面舞，但这个是要舞得汗流泱背的丛林蛮荒之舞啊！我们登上谷仓台阶，欣赏他们的舞姿。

彩灯闪烁，与鼓声同一节拍，又从墙上的镜子里反射回来。一个年轻男子，佝偻着肩膀，被他自己的香烟熏迷了眼，站在两个唱盘后面，手指轻抚电子琴，释放出更多音量。

“茉莉小姐你真行！”理查嘶喊着。这年轻人一阵痉挛，吼叫道：“你一定爱跳舞！”谷仓打起摆了，“那些巴黎人”也跟着打，手舞足蹈、乳晃臀摇，张口露齿。斜目转睛。拳头朝空乱挥，首饰失去控制，钮扣也因紧绷而松脱。高雅的仪表被抛到脑后，每个人都只顾得翻腾、抽搐，身体愈摇愈低。

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有没有舞，他们与自己的影子跳舞。纵然在狂舞忘形之际，他们也注意着自己反映在镜子中的身影。香水味和人们的体味混杂在空气中，整个谷仓同一脉动，狂热如沸腾。穿越人潮，不免要被横伸的手臂撞着，或被打转的项练抽中。

这些人，就是刚才端庄持重的女士先生吗？先前对“野蛮”与“原始”那么不屑一顾的他们，竟然蜕变成吃多了安非他命的青少年，而且颇能乐在其中。我们躲闪开去，留下狂欢的他们。明天早晨，我们还得早起呢，我们要去看山羊赛跑。

山羊运动会一周前，我们在烟草店的窗子上首次看到“山羊赛跑”的海报，是穿越奔牛村各个街道的大赛。起跑点是凯撒咖啡馆门口，参赛的10匹羊选手和骑师们，名列海报。奖品很多，可以下赌注。此外，据海报上说，主办单位特聘大乐队到场加油。

这显然是一场运动盛会——奔牛村锦标赛。我们早早抵达会场，占个好位置。

九点钟，天气已热得戴不住手表。凯撒咖啡馆的阳台客满，大家边吃早餐边喝冰啤酒。靠台阶的墙边，一个壮实妇人占据了一张桌子，头上有遮阳蓬遮护。

她目光如电，射向我们，翻弄着一本票簿，晃荡着一只钱筒。她是这场“跑羊”

的正式主办人，不过咖啡馆后面另有个男子，接受“场外下注”。她邀我们试试手气。

“下注前先看清楚，”她说：“选手就在楼下。”

我们早知它们就在附近；它们的身体和排泄物的气味清晰可闻，在阳光烤炙下十分浓郁。我们把头伸出栏杆往下看，它们也以愤怒的灰色眼睛回望，嘴里缓缓嚼着赛前餐点，下巴上缀着稀疏的胡子。头戴蓝白相间的赛马帽，它们看起来就像威严的中国清代官吏。它们穿的赛跑背心上印有号码，与海报上的名单相符。

对照之下，我们叫得出它们的名字了，可是要下赌注，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点内幕消息或其他资讯，帮助我们判断谁的速度快、谁的耐力足。我们向隔邻一位也在伸头往下看的老者请教，相信他们和所有法国人一样，是此道专家。

最佳选手“要看它们的粪，”他说：“赛前大便最多的，通常跑得快。肚子里排空了，自然比装了一肚子东西的羊跑得快。这是逻辑。”我们观察了几分钟，认为6 号“米田共”产量最丰。“好啦，”我们的指导员说：“现在要看骑师，找一个身体强壮的。”

骑师差不多都在这咖啡馆里养精。蓄锐。他们也穿着有号码的背心，戴着马帽。

我们找出六号骑师，一个筋肉结实，看起来很有夺标希望的男子，正猛灌啤酒，蓄势待发。他和那刚刚排空肚子的“多多谢”恰是一对胜利的组合。我们准备下注。

“不行，”主持赌局的妇人解释说，我们必须列出第一、第二和第三选择。

这一来，我们的如意算盘给打乱了。我们专心物色理想骑师时，怎还顾得注意诸羊的排泄量呢？原本必胜的局面变成胡猜。我们挑定六号领先，唯一的女骑师第二，一头叫“妮妮”的羊第三—它蹄上的距毛修短，看来一定。善跑。事情办妥，我们下楼去，和咖啡馆外所有观众一起观看比赛。

海报上所称的大乐队，原来是艾普村的一辆装了音响的箱型车。此刻车上正播放着桑尼与雪儿的歌：《我得到你了，宝贝》。一个细瘦的巴黎女子——我们认出是昨晚舞会中的一个客人——开始随音乐拍打她穿着昂贵白鞋的脚；一个没刮胡子、手持茵香酒的大肚皮男人请她跳舞，扭动着大屁股引她垂青。巴黎女子给他一个足以让奶油发臭的白眼，低头去她的名牌皮包里搜寻什么。桑尼与雪儿唱完了，换阿丽达。富兰克林唱，孩子们在羊屎堆间游戏跳跃。咖啡馆前的小广场挤满了人，我们挤在一个德国人和一架摄像机之间，举着摄像机的，是那个大肚皮的男人。终点线拉好了。

一条绳子穿过广场，距离地面约两公尺半高。从一到十写着号码的大型汽球灌满了水，按等距间隔挂在绳子上。大肚皮男人向我们解释规则；每位骑师都将持一把其利如剑的木棍，此棍有两重作用。第一，山羊如懒怠跑，用此棍“激励”

他；第二，抵达终点时，以此棍戳破汽球，才算赛完。当然，他说，骑师会淋个湿透，滑稽得很。

骑师们陆续从咖啡馆里现身出来，昂首阔步地拨开人群，牵出自己的羊。我们看中六号骑师，口袋里掏出小刀，把木棍两端都削尖。在我看来，这是好兆头。

另一位骑师则对主办单位大发牢骚。一辆汽车从狭窄的小街那头开来，打断了双方争执。一个年轻女子下车来，手上拿着一张地图，脸上的表情迷惘。她问怎么上高速公路。

通往高速公路的路被10只羊、 200个看热闹的人，以及一辆音乐车给堵住了。

年轻女人说，我就要走这条路。她回身上车，开始向前移动。

惊愕、一片混乱。主办人员和几个骑师把那辆车团团围住，敲打车顶、挥舞木棍从那仍在移动的车轮下，抢救必死无疑的山羊和儿童。看热闹的人群则向前拥挤，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陷身人潮的车，终于不得不停住，年轻女人坐在车内，两眼直视前方，忿忿地紧抿着嘴唇。退后！主办人员怒吼，手指着那车来的方向，并招手要群众让路。引擎发出恶毒的嘎扎嘎扎声，那车掉转头，在群众鼓掌欢呼声中，气冲冲地往街的那一头开去了。

参赛者集合到起跑线，骑师们检查羊脖子上的绳索栓紧了没有。羊儿对这戏剧性的一刻无动于衷。 6号去啃7 号的背心，9 号妮妮是我们的第三选择，坚持把头朝后，与其他羊反向而立。骑师抓住它的角硬转它过来，两膝紧夹着它，让它保持正确方向。它的马帽碰歪了，遮住它的一只眼，活像个游手好闲的浪子。

我们怀疑自己在它身上下赌注是否明智。我们指望它得第三名，但从她视线既不清，又缺乏方向感看来，显然没什么希望。

准备出发了。训练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等的就是这一刻。角并角，背心接背心，它们静候起跑的命令。一位骑师大声打了个呼哨，它们开步跑了。

意外事故走不到50公尺，已可看出羊儿并非天生的运动员，不然就是误解了参赛的目的。

有两只才跑了几公尺便煞然止步，骑师只好拉着他们走。另一只起跑之后才想起来它在半小时前早该做的事，而在第一个转弯处停下来排便。妮妮，也许是因为帽子遮眼的缘故，在转弯处直冲向前，把它的骑师甩入观众群中。其他赛羊，在各种激励方式的刺激下，零零落落地爬上山去。

“踢他们的屁股！”我们的大肚皮朋友吼道。那位巴黎女子，被挤到我们身边来，闻言向后一缩。大肚皮能上能下因而更乐意提供一些本地情报。“知道吗？”

他说：“跑最后的那一支要被吃掉，用烤肉叉子烤来吃。真的哟。”巴黎女子把太阳镜从发际拉出，戴好。她的脸色不大好看。

跑道环绕村中高地，绕一圈之后下坡经过喷水池。喷水池给改装成一道水上防线，两边堆干草，中间拉上塑胶布，选手必须涉水或游泳而过，才能抵达咖啡馆外的水球终点站——真是对合作与精力的严峻考验。

比赛进展的状况由中途观察员大声传报。我们得到的消息是，1 号和6 号在互争领先。只有9 只羊过去，还有一只不见了。“可能喉管给割断了吧，”大肚皮对巴黎女人说。她终于下定决心，推开人群，另寻最佳的观察位置。

喷水池那方传来噗通水声，一个女人的声音随之声叫骂起来。有人吃了水上防线的亏了——是一个小孩，浑身湿透地站在及腰的水中，大声喊叫：“羊来了！

羊来了！“

女孩的母亲唯恐孩子被羊群踩成肉泥，拉起裙子进水中。“看她的大腿！”

大肚皮一边说，一边亲吻自的指尖。

一阵蹄声杂沓零乱一，领先的几只羊来到喷水池前，滑进干草堆中，完全不打算浸湿自己的身体。骑师们又哄又拉，终于把羊群推下水，再打池的那一端出水。

他们持木棍如持长矛，湿透的帆布鞋在柏油路上踩得叽喳有声。比赛情势仍与中途一般：1 号与6 号并肩冲向终点水球线。

1 号赛手，在屁股遭到重击的情形下，率先刺破水球，淋了巴黎女人一身湿；她利落地往后一退，恰踩进羊屎堆中。六号骑师，赛前把棍子削得尖尖的那位，却总刺不破水球，眼看下一匹羊就要到来时才勉强刺破一只接一只，他们全都滴答着水蹒跚而至，最后只剩一支水球，孤伶伶地悬挂在绳子上。九号，那没有方向感的妮妮，没有完成比赛。

“屠夫会找到她，”大肚皮说。

我们走回车上时看见了她。她挣断了绳索，逃离骑师，高高站在俯望街道的一座小花园里，帽子挂在一只角上，低头吃着天竺葵。

喧嚣热闹的一天“早啊，砖石匠。”

“早啊，水管工。”

工作队一到，又是喧嚣燥热的一天。

他们相互寒喧握手，像第一次见面，以职务而不以姓名互称。建筑师克里斯钦与他们合作了好多年，却从不叫他们的名字，总是庄重又复杂地把他们的姓和职务连称。这使得他们的名字有时候听起来冗长严肃大有贵族气派。例如铺地毯的尚皮耶，正式的称呼就叫“地毯师加亚尔。波瑟（Gaillard—PoscurdeMoquette）。

他们集合在曼尼古西制造出来安置暖气管的一个洞口周围，讨论日期与进度，态度严谨，仿佛他们一贯以准时为中心目标。工作有先后，次序须严守；曼尼古西要先安好所有管子，砖石工尾随其后，砌砖补石；接下来，电匠、泥水匠、瓷砖工、木匠和油漆工依序—一登场。猜上一猜，倒是不妨。

曼尼古西身为关键人物，颇为自得；其他人的时间表全要看他的工作进度而定。

“你会看到，”他说：“哦把墙壁挖得一个洞一个洞，活像干酪似的。你怎么样，砖石匠？需要半天的时间修补吗？”

“可能要一整天，”狄第埃说：“可是你什么时候弄好？”

“别催我，”曼尼古西说：“我做了40年的水管工，深知暖气管这玩意儿急不来。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工程。”

“要到圣诞节吗？”狄第埃问。

曼尼古西看着他摇摇头。“你这是开玩笑。不过，说到冬天，”他示范出冬天的景象，假装往肩膀上披大衣。“那时候，气温是零下10℃，”他颤抖着拉下软帽遮掩耳朵：“突然之间，水管漏了！为什么？因为装得太匆促，工做得不够仔细。”

他环顾听众，让大家充分体会寒冬与漏水的严重状况。“那时候，该谁看笑话？啊？

该谁取笑我这个水管工？“

反正绝对不会是我。装暖气这件事已成我们生活中的恶梦，幸好白天都可待在室外，才能勉强忍耐。以前的改建工程，至少都局限在房子的一部分，暖气管工程却无所不在。曼尼古西和他的触手般的铜管如影随形，灰尘、瓦砾和扭曲变形的断管残线撒在他每天工作的路线上，像是铁齿白蚁蛀出的痕迹。最糟的是我们全无隐私，不是在厕所遇见手持吹焰管的学徒，便是在卧室发现往墙上凿洞的曼尼古西。

游泳池是唯一的避难所，但即使在那儿，也只有完全钻进水里，才能借着水，隔绝钻与锤的无情噪音。有时候我朋友的话也许是对的，我们应该到别处去度八月，或者，把自己冷冻封存起来这样更好。

恬人的夜晚安祥宁静，我们喜欢闲坐庭院，平复白日喧嚣创伤的心情。因此卢贝隆地区为夏季访客而举办的许多社交及文化活动，我们都没有参加。只去听了一场圣诗演唱会，在修道院极不舒服的板凳上坐得屁股疼麻；又一次去听在山顶城堡废墟举行的音乐会。除此之外我们足不出户。在宁静中独处休养生息。

年度庆典一天晚上，我们发现原本准备做饭的食料，已在一天的工程中蒙上厚厚一层灰。

饥饿所迫，只好出门。我们决定去古德村（GouIt ）——一个对观光客没有吸引力的荒村，上一家简朴的小馆，那样就像在自家吃饭，只是更干净些。我们把衣服上的灰尘排掉，留下狗儿看守墙壁上那些洞。

这是空气闷热宁静、令人窒息的一天。村子里弥散着柏油路烫焦的气息，混合着晒干的迷迭香味和泥土烘热的气味。到处是人。原来今天是本村举行年度庆典的佳节良辰。

我们应该先打听一下的。每个村子都会在八月里举行庆典，只是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滚球大赛，有的是骑驴竞走，有的是烤肉聚餐，有的是展览会。会场的树上会悬挂五彩闪烁的灯，地面上有木板铺成的跳舞场；吉普赛人、手风琴、纪念品商人和摇滚乐团会不辞辛苦，从亚维依跋涉赶来。这是个热闹场面，通常也很好玩；除非你像我们，整天待在建筑工地，再也不愿承受刺激。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已经想好晚餐要点什么，总得吃了再走。只要能享用干贝熏肉沙拉、琴酒烧鸡、主厨特餐和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村里多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其它月份，村中街道上出现十几个人，就表示有特别的事发生：也许是葬礼，也许是两家肉店削价大竞争。但今晚格外不同，古德村做主人，欢迎全世界来访；而全世界的人，显然和我们一样饥饿。餐厅客满，摆在餐厅外面的桌椅也坐满了人。

几对夫妻躲在树影下等座位空出。服务生手忙脚乱，老板伯特里又是疲倦又是开心似的。“你们应该先打个电话来的，”他说“十点再来，看看我能给你们弄点儿什么吃的。”

风景线就连装得下古德村全村人口的咖啡馆，也只余站位。我们端了酒到马路对面去喝。那儿，空旷的广场上，摊子已经摆起来了。广场中央有个纪念碑，纪念在历次战争中为了法兰西的光荣而捐躯的村民。我们见过的诸多战争纪念碑，和这个一样，都维持得很好，三面簇新的法国三色旗，鲜明亮丽，映着灰色的石碑。

广场周围的民房，都敞开着窗户，居民伸头探脑，张望着窗下缓慢移动的一团骚乱，把光影闪烁的电视忘在身后。说是庆典，其实不如说是市集；本地工艺匠带着雕刻品和陶瓷器，酿酒人带着酒，养蜂人带着蜜，再加上几位古董商和画家。白日热气残存，从石墙的温度感觉出，也可从慵懒飘动的人群身上看出；重心放在脚后，肚皮挺出，肩膀松垮，度假姿态十足。

摊子大多只是一张折叠桌，印花桌布上摆些手工艺品。有些摊子上撑起告示，说是万一有人要买东西，可到咖啡馆去寻找摊主。有一个摊子特别大而精致，有桌子、椅子和长凳，还摆着几盆棕桐。一个黝黑壮实的男人，穿着短裤、凉鞋，坐在一张桌子边，桌上一瓶酒。一本订货簿。原来是帮我们做过活儿的铁器专家奥德先生。他招手要我们过去坐下。

铁匠做的是铁器和钢具，在法国乡下。他忙着给多家装铁窗、铁门、铁条、铁格子，把似乎藏在每丛树林里的小偷，阻挡在屋宅之外。不过奥德先生不只做这些简单的安全装置，他发现有人要买18、19世纪古董钢制家具的复杂制品。他有一本产品照片及设计图样，如果你想要一张公园椅、一只烤面包架，或是拿破仑睡过的那种折叠行军铁床，他可以造一个给你，弄得旧旧的，生满铁锈，古色浓浓。

而且，他有小舅子和一支猎犬帮忙，订制任何东西，他一定答应在两周内交货，而其实要三个月后才送来。我问他生意好不好。

他拍拍订货簿。“我可以开工厂了。德国人、巴黎人、比利时人，今年全都想要一张大圆桌，几张花园椅。”他移开身旁的椅子，让我们看清它优美的大弧线。

“问题是他们总以为不管什么东西。我几天时间就能做好，你是知道的…。”

他话不说完。满含一口酒，深思熟虑地咀嚼着。一对夫妻，在摊子附近徘徊了一阵子了，这时走上前来，询问行军床的事。奥德先生打开订货簿。舔舔铅笔尖，抬头看着他们。“我必须告诉两位，”他诚挚地说：“可能要等上两个星期。

黯夜暴雨我们吃到晚饭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回到家，早过了午夜。空气温暖沉重，异乎寻常的凝滞。是适合下池游泳的夜晚。

我们滑入水中，浮在水面，仰望繁星，为这酷热的一天画下完美的句号。从遥远的蔚蓝海岸方向传来一声闷雷和闪电。那是事不关己的、别人家的暴风雨。

它在黯黑的凌晨时分来到梅纳村。窗口的一声巨响惊醒了我们，也招惹得狗们一阵齐嚎。

此后的一个多小时，暴风雨仿佛就悬定在屋顶上，向葡萄园发出轰雷电闪。

大雨倾盆而下，重击屋顶与庭院，顺着烟囱流下，渗入前门缝。破晓之前片刻，雨停风止。然后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太阳如常升起。

我们想打电话给法国电力局，才发现电话也不通。又停电了，我们绕屋巡查风雨打坏了什么，看见车道有一半已冲到马路上去了；裂隙竟如牵引机的车轮，深则足以对任何正常的车辆造成威胁。但事情总有好的一面；这是一个万里晴空的早晨，工人也不会来打扰。他们一定都忙着处理自家的漏水事宜，不会有工夫来管我们的暖气设备。我们到树林子里去散步，看看暴风雨在那儿制造了什么效果。

效果惊人。倒不是有多少树木被连根拔起，而是几个月来受炎阳烘烤的地面，竟在暴雨之后冒出缕缕蒸汽，自林间袅袅升起。蒸汽中有嘶嘶的声音，是新起的朝阳开始晒干草木的声音。我们回家吃早餐，阳光与蓝天让我们满怀乐观，接到的一通业务电话更给了我们安慰。是保险公司的法图先生，询问我们可曾遭遇什么损失。

我们告诉他，唯一受损的是车道。

“那就算很好的了，”他说：“我有个客户，厨房里积了五十公分的水。这种事有时候就是会发生。八月怪事多。”

他说得对。这个月凡事都稀奇古怪。我们高兴八月过完了，生活又可回到原有的轨道；马路不再挤满车，餐厅不再挤满人，而曼尼古西，会穿着长裤来上工。

九月

空闲日月卢贝隆一带的人口，在一夜之间骤减。“第二个家”——有些是很漂亮的老房子——锁好，门窗关牢，门柱用生锈的长铁链栓紧。圣诞节以前，这些房子都不会有人住，谁都看得出来它们全是空城。空屋窃盗为什么成为沃克吕兹省的重要行业，也就很易了解了。就是装备最差、动作最慢的偷儿，有了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完全不受打扰，也总能从容完成工作，有些盗贼极富创意，竟把整个厨房拆除搬走。罗马式的古旧屋瓦、有收藏价值的前门、巨大的橄榄树，都有人偷。倒像是哪个小偷正在装修房子，以鉴赏家的眼光多方搜寻，看到什么合用的东西便取去。也许就是他，拿走了我们的信箱。

当地朋友，一个接一个，从夏季隐居处现身出来，再度与我们相见。他们遭受太多访客的骚扰，此刻惊魂未定，诉说的故事大同小异。卫生浴室设备和钱是两大主题，令人惊讶的是各家访客连使用的词语都雷同，他们用迷惑的、抱歉的或是愤怒的语气，说出这些八月常用句：“你说什么？他们不接受信用卡？人人都用信用卡的呀”

“你家的伏特加酒喝光了。”

“浴室里有一股怪味。”

“可不可以请你会帐？我只有五百法郎的大钞。”

“没关系，我一回到巴黎，就寄一份新的来赔你。”

“我不晓得你的马桶这么容易坏。”

“我打到洛杉矾去的电话费一共多少，别忘了告诉我”

“看你这样为我们做牛做马，我真抱歉。”。

“你没威士忌了。”

听多了有关水管堵塞、牛饮白兰地、酒杯打碎在游泳池里、促吝小气以及吃喝无度的故事后，搅得自己在八月里还算是得到仁慈的对待。我们的房子受到严重破坏，但听起来朋友的房子创伤也不轻。而至少，当曼尼古西肆行敲击时，我们不必提供他们食宿。

九月初，在很多方面给人春天的感觉。白昼干燥而热，夜晚则凉爽。空气不再如八月的闷湿，转为清新怡人。山谷居民苏醒过来，着手一年间的主要事业，每天早晨巡视葡萄园，查看一行一行悬在枝头，饱满多汁的葡萄。

福斯坦也不例外。站在葡萄园里，他捧着串串。葡萄，举头望天，咂着舌头，思索天气将如何变化。我问他，何时该采收葡萄。

“应该等它们再熟一点，”他说：“但是九月的天气靠不住。”

每个月，我都听到他对天气发表类似的悲观评论。全世界的农夫都是用这种认命而哀愁的语气，告诉你向土地讨生活是多么艰苦。风总是不调、雨总是不顺，阳光。野草、病虫害、政府，总有什么东西坏了他们的大事。他们从悲观中得到自虐的快乐。

“一年里，也许头11个月都万事如意，”福斯坦说：“然后，啪——暴风雨一来，葡萄就再也榨不出汁了。”只剩下葡萄渣——他的语气如此轻蔑，我可以想象他宁可让风雨打坏的葡萄挂在枝上烂掉，也不愿浪费时间去采收那些连普通酒也酿不成的东西。

仿佛他的生命还不够悲惨似的，大自然又为他增添了更多困扰；我们土地上的葡萄必须分两次采收， 500棵做水果吃的所谓“桌上葡萄”先熟先采收，其余酿酒用的葡萄晚熟晚采收。这很麻烦，可是葡萄价钱好；只得耐心着点。但这也就让农夫有两次受灾和失望的机会，而照福斯坦的说法，灾难无疑是会降临的。

我走开去，留他在那儿怨天尤人。

暧气设备福斯坦带来的悲愁气氛，不久被曼尼古西的大好消息冲淡。曼尼古西像分配口粮似的，每天给我们一些好消息。今夭的新闻是暖气设备就要完工，他似乎可以预期点燃锅炉的日子一天天迫近。他已经三次提醒我订购油料，又坚持要亲自监督灌油，怕的是生手坏事。

“不小心的话，”他向送油来的人解释：“一小滴油星子就能塞住燃烧器，阻碍电极。我想你一边灌油，我一边滤清，比较妥当。”

送油工用他油脏污黑的手，气愤地拨开曼尼古西指点过来的手指尖。“我的油经过三重过滤，不可能出问题。”他作势要亲吻自己的指尖，之后觉得还是不要的好。“我们等着瞧。”他怀疑地看着那尚未塞入油桶的油嘴，油工拿一块脏布，夸张地擦拭着它。曼尼古西在灌油典礼上发表了一场内容详尽的科技演说，论述燃烧器和锅炉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油工不怎么感兴趣地听着，只是适时地咕噜一声“呃，是吗？”油装完了，曼尼古西转向我说：“今天下午我们第一次试车。”

想到一种可怕的状况，他忧虑起来：“你们不会出去吗？你和夫人都在家？”

让他失去听众那是极不厚道的做法。我们答应，两点钟准时到达。

我们聚集在原为驴舍，现经曼尼古西改作暖气中枢的地方。锅炉、燃烧器和水箱依次排列，由铜制总开关和漆上不同颜色的管子连接——红的代表热水，蓝色是冷水，我这么推论。管子从锅炉伸出，到天花板上消失不见。亮晃晃，衬着灰色石墙很不调和的水阀、标度盘、开关，正等着主人开始使用。这玩意儿看来复杂极了。

我贸然把这意思说了出来。

曼尼古西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花了10分钟示范操作有多简单：转动开关、启闭水阀、抚弄仪表，搞得我晕头转向。“好啦”他最后一次示范开关动作之后说，“现在你了解这机器了。我们开始试车。徒儿！小心！”

这怪兽般的机器，一阵嘎答哼吱之后醒过来。“烧起火来！”曼尼古西在锅炉四周飞舞，作第五次调整。空气仿佛遭到重击，接着是一声大压抑的怨吼。

“是在燃烧！”他发出犹如航天飞机发射的声音。“5 分钟之内，每一个放热器都会暖起来。来吧！”

他巡视全屋，坚持要我们触摸每一个放热器。“看！今年冬天你们穿衬衫就可以过了。”但此刻我们可是汗流浃背。外面是摄氏27℃的高温，室内暖气全开的温度更让人受不了。我请求关掉暖气，以免大家都被烤干。

“啊，不行。要让它开24小时，我们才知道接头密不密，有没有漏缝。什么都别碰，等我明天再来检查。每个开关都开到最大，这一点最重要。”

他走了，任由我们嗅闻着满室烘熟了的灰尘和铁管气味，像花草在烈日下枯萎。

乡间枪声九月的一个周末，乡间忽然枪声四起，像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预作演习。原来，铁定的狩猎季节展开了。每一个热血的法国男人都拿起枪、带着狗，杀气腾腾地入山试身手。

这事早有预兆。迹象先从邮箱传来：维松村（Vaison一la一Romaine ）的一家枪具店散发吓人的声明，说该店愿以“季前价格”，提供应有尽有的军火，有六七十种枪械可供选择。

想到或许可以拥有一支电子瞄准的精良猎枪，挑起了我未曾苏醒的狩猎本能，但任何危险物品交在我手上，我妻总有充分的理由提心吊胆。她指出，我如果打算射穿自己的脚，似乎大可不必使用电子瞄准器。

我俩都对法国人的嗜爱枪枝感到惊讶。我们曾两度造访外表看来温柔和平的法国人家，两次都由主人引导参观家藏武器。其中一位男士藏有5 支口径不等的来福枪，另一位则有8 支，上了油、抛了光，陈列在餐厅墙壁的框架上，像一件致命的艺术品。怎么会有人需要八支枪？他怎么知道出去打猎时该带那一枝？或者他全都带着，像高尔夫球杆一般，用长袋子装着，遇见豹子或糜鹿时拣出那支点四四口径的，遇见兔子时则挑出最细小的？

后来我们渐渐了解，对于枪枝的狂热，不过是法国全国上下热衷工具装备的部分表现。他们极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专家。法国人去骑自行车或打网球或滑雪，最忌讳别人以为他是新手，虽然他的确是。因此他装备起来，作出职业高手的样子，看起来和参加全国赛或奥运会的选手一样。谈到狩猎，装备几乎可以无限添置，这些装置又因为能增添勇武强悍之气而格外迷人。

我们应邀去亚维隆市场，观赏狩猎装备预展。各个摊位都堆得像山一样高，像个军火库；子弹带连着皮编来福枪套，缀有无数拉链口袋的猎装，还有可洗的猎物袋——血迹可轻易清除，因此十分实用。有外籍雇佣兵空降刚果时穿的那种野战靴，有刃宽九寸的吓人猎刀，掌上型罗盘、铝制轻巧水壶——装酒的机会可能比装水还多些。有环扣的宽腰带，上附装刺刀的套子，想来在子弹都已耗尽，眼前仍有猎物的情形下，这冰冷的钢刀就要派上用场。步兵帽、野战迷彩裤、救命口粮、折叠式野炊火炉。只除了那四条腿。鼻子如雷达，必不可少的同伴：猎犬。人在对抗森林里的不驯野兽时，可能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齐备了。

猎犬这种特别商品，不能在柜台上交易。听说，真正有心打猎的人，若没有见过小犬的双亲，决不会贸然买下他。不过，照我们所见的几只猎犬看来，要找到小犬的父亲恐怕相当困难。来源不明的杂种狗，大概有三种可以辨认的类别；淡褐色的大型长耳狗，身体长长的矮脚狗，以及那满面皱纹与悲色的高瘦猎犬。

每个猎人都认为他的狗天赋异禀，随时准备告诉你这狗的英勇威武事迹。从主人的赞美词听来，这些狗似乎具有超能力，经过训练之后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且忠贞不渝。我们大感兴趣，期待着在狩猎季节展开的那个周末，亲眼看他们表演。

也许我家小犬看了它们的榜样，也能学着做点有用的事，别成天只晓得追蜥蜴、捉网球什么的。

在我们附近的山谷，狩猎大事于周日清晨七点刚过就开始了。枪声从屋左屋右，以及屋后的山区传来。枪林弹雨的声音，让人觉得任何移动的物体都有中弹的可能。

我带狗儿出去散步时，特地带着所能找到的最大一条白手帕，准备在必要时当做白旗，竖起投降。为谨慎起见，我们采取了绕过屋后，通往村子的步径。我想，领到猎枪执照的人，应该都会远离这人来人往的小道，往林深草密的山腹中去寻猎物吧。

听不到鸟鸣。敏感的或有经验的鸟，都在第一声枪响之后，逃往比较安全的地方，例如北非或亚维依市中心去了。早年，猎人常把笼中鸟挂在树上，引诱其他鸟靠近，然后一枪命中。现在法律不允许这么做了，猎人得靠他的森林知识，轻手轻脚地去打猎。

我没见到什么森林知识丰富、蹑手蹑脚的人，但确实见到猎人、猎狗与枪弹，数量之多，足以打光法国南部所有的兔子与画眉。他们并没有往森林里去；事实上，他们就在小道附近，三五成群地聚在空地上，说笑、抽烟，暖饮水瓶里的酒，把香肠切成一片一片地吃。

至于真正的打猎——人与画眉鸟的斗智之战——没有进行的迹象。一定是清晨的那场枪战，耗光了他们的子弹。

狗脖子上的铃铛他们的狗，倒急欲上工。在狗屋里圈了好几个月，突然可以行动自由，又嗅到森林的气息，他们兴奋欲狂，鼻子靠近地面，来回嗅闻，拼命拉扯皮带。

每条狗都系着项圈，上挂铜铃挡。据说这小铃挡有双重作用；二来标示狗正在何处追逐猎物，猎人好先占据有利位置，准备来个迎头痛击；二来也免得在丛林中听到声音籁籁悉悉，以为是兔子或野猪，开枪之后才知道打中的是自家的狗。

当然，有责任感的猎人决不会没看清是什么，就胡乱开枪——他们这样告诉我。

但我怀疑。

喝了一早上的酒，丛林中如传来沙沙之声，难保不让他们气血翻腾；而发出沙沙之声的，很可能是人。事实上，可能就是我。我想着是不是也该戴个铃挡，免遭误伤。

快到中午时分，铃挡的另一妙用显露出来了；避免猎人一趟狩猎下来，因走丢了狗而大失体面。猎犬才不是我想象中忠诚的动物，他们追随鼻子的指引乱跑，浑然不知时光飞逝。他们弄不懂午餐时间一到，狩猎就要中止。挂了铃挡，并不表示一经召唤他就过来，不过至少猎人大致晓得狗在何方。

快中午了，一个个穿着迷彩装的人士走向停在路边的汽车。只有几个人有狗追随，其他人则吹着口哨、喊着狗名，愈来愈不耐烦。树林内，铃挡叮咚；树林外，恶声四起，反应零落。狗主人的呼唤已转为咆哮和诅咒。几分钟后，猎人发动车子回家去，大都无狗相伴。

不多久，我和妻子进午餐时，有三只被弃的猎犬跑来，喝我们游泳池的水。

我家两头母犬对他们那骤悍作风和异国风味大为倾慕。我们把他们圈在院子里，却不知道该怎么狗归原主。我们向福斯坦请教。

“不用管，”他说：“放他们去。那些猎人傍晚会再来，找不到狗的话，他们会留下一只座垫。”

这一招总是收效，福斯坦说。狗在树林里走失，主人只须在最后见到他之处留下垫子之类，有狗屋气味的东西。狗儿迟早会来到与他气味相投的地方，等人来接他回去。

我们把三只猎犬放走，它们撒腿便跑，发出兴奋的叫声。那是一种奇特的、悲哀的叫声，不是吠，也不是号，而是叹惋，像双簧管奏出痛苦的悲鸣。福斯坦摇摇头。“他们会流浪好几天。”他不打猎，视猎人和猎犬为入侵者，讨厌他们在他珍贵的葡萄藤边打转嗅闻。

葡萄季节福斯坦告诉我们，他认为上桌的葡萄已经可以采收了，只等安莉修好卡车就动手。安莉是这个家的机械手，每年九月，她就要想办法让那辆采收葡萄的老爷卡车多干些儿活。老爷车高寿已30岁了——可能还不止，福斯坦记不清——车头驾钝、车身佝偻，两侧已无车皮、轮胎扁平无纹。多年以前就该退休了。

可是买一辆新车？

便困难重重。送修？何必浪费钱？家里不是有现成的机械手老婆吗？每年只派上它几星期用场，福斯坦会小心翼翼，开着它走乡间小道，免得遇上那些多管闲事的小警察，啰嗦什么煞车失灵啦、保险过期啦等等的荒谬规定。

安莉的手段高明，老爷车一天清晨喘着气发动了。车上载满装葡萄用的木制浅箱，浅度恰可容串串葡萄铺上一层。浅箱成叠，沿葡萄藤置放，福斯坦、安莉和他们的女儿各持剪刀，开始采收。

这是既耗时间又辛苦的工作。因为作为水果吃的桌上葡萄，外观与滋味几乎同等重要；采下的每一串都要仔细检查，有伤痕的、起皱折的，都要掐掉。葡萄串长得低，有时低到碰触地面，有的又被叶子盖住，采收的进度每小时仅几十公尺——蹲下、剪断、站起、查核，掐掉坏的、包装好的。烈日当头直扑肩颈，土地也从脚下蒸腾出热气，没有树荫、没有风，一天10小时的工作，除中午吃饭时间外，绝不休息。以后我看到水果盘里的葡萄，一定都会想到背痛与中暑。傍晚七点多，他们才进我屋来喝杯酒。他们疲惫不堪，浑身散发着热气，但心满意足。

葡萄长得很好，可用三四天工夫采收完。

我向福斯坦说，他一定很高兴这样的天气。他把帽子往后一推，我便看到帽缘下的额头上有一条线，清晰地将原本白皙的肤色与太阳晒黑的部分分开。

“天气太好了，”他说：“因此不会持久。”他仰头把酒一饮而尽，思考着可能降临的灾难。接下来便是暴风雨、严霜、闹蝗虫、森林火灾，或遭原子弹攻击。

总之在第二批葡萄采收之前，一定会出状况。就算都没有，他也会因着医生说他胆固醇太高，需要节食而自悲自怜。是啊，这真是个大问题。重申命运近来待他不仁不义，他又得可怜自己一番。

我们的美酒家里有一间单独的储酒房间，有好一阵子我都不习惯。不是华丽的酒橱，也不是楼梯下的厌狭凹沿，而是真正的地窖，埋藏在房子底下。四面墙壁是终年凉冷的石块，地面则是碎石铺成，足够存放三四百瓶酒。我喜欢把它摆满。我们的朋友也有决心把它喝空，我于是有了借口，经常以亲善大使的姿态，走访各地葡萄园，搜购好酒，免得渴着了朋友。

我去过吉恭达和包姆村，也去过教皇城堡。这些名牌酒产地都不过一个村子大小，都是全心全意只种葡萄的小村。所到之处，都看到酒窖的广告，好像相隔几十公尺就有一座酒窖。“请来品尝我们的美酒！”我欣然接受邀请。在吉恭达的库房、在包姆村的山上城堡，我都品尝过。我发现“教皇城堡”有一种后劲足而易入口的酒，每公升30法郎，用塑胶桶装，像车库大拍卖一般毫不起眼。

在一个比较昂贵浮夸的酒房，我要求试饮烧酒。一支雕花玻璃小瓶拿出来，一滴酒点在我的手背上：是要我闻、还是要我吮？我不知道。

过了一会，我经过村庄，过目都是售酒的招牌，一路深入遍野葡萄的乡间，直接向制酒人买酒。他们个个都亲切友善，以自己的产品为荣。而且，至少对我而言，他们的推销诱惑无可抗拒。

下午两三点光景，我离开大路，顺着狭窄的石子小径，在葡萄藤间行驶。听说这条路通往一家酒窖，他们制造的隆河白酒，我常常喜欢在午餐时喝。只须买一两箱，便可填满酒窖中上次家中举行狂欢酒会腾出的空位。

短暂停留一下，不用10分钟，买了酒就回家。

小径末端是一座宽大的房子，成U 字形。中间的院落里，一棵巨大的树木荫凉下。一只昏昏欲睡的狼狗对着我无精打采地吠叫，算是尽到它作为门铃的功能。

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从拖拉机上走过来，手里捧着一堆油腻腻的火花塞。他招起前臂让我握。我想买些白酒？好哇。他本人正忙着修理拖拉机，不过他叔叔会来招呼我。

“爱德华！你能不能来招呼一下这位先生？”

木珠编成、悬在前门上的帘子掀开，爱德华叔叔走出来，在阳光下眯缝着眼。

他穿着无袖汗衫、棉布工作裤，脚下是地毯拖鞋。他的腰围十分可观，足可与庭院树木的身材相比拟，可是他的鼻子更是惊人。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鼻子——宽大多肉，鼻头艳红带紫，紫色的线条从鼻侧越过脸颊。显然，这个人钟爱他所制造出来的每一桶酒。

独自饮乐他微笑时，脸颊上的线条像紫色的胡须。“你好。请进来品酒。”

他领我穿过庭院，推开两重门，进入一座没有窗户的长形房子。“他要我在门内等着，他去开灯。从阳光刺眼的外面进来，我在屋内什么也看不见，但我闻到一股发霉的、决不会弄错的味道，是空气自己在品尝那发酵的葡萄汁。

爱德华叔叔开了灯，关上门，不让热气渗入。只有一支灯泡，罩着扁平的锡灯罩。灯下，一张长柜桌周围摆了6 张椅子。昏暗的屋角有阶梯向下，通往地窖。

沿墙搭着木架，一箱一箱的酒堆在架上，老式冰箱在碎冰槽边，发出低微的嗡嗡声。

爱德华叔叔在擦拭玻璃杯，—一举向灯光察看后，才放在桌上。7 支杯子整齐排列，又往它们身后摆放名种酒瓶，每安置一瓶酒，都附上赞语：“这白酒，先生是知道的，很好喝的新酒。这玫瑰红，可不像蔚蓝海岸的玫瑰红淡而无味。

13“的酒精含量，恰到好处。这是淡红酒，喝上一整瓶，可以照常下场打网球。

这一瓶，恰相反，是冬天喝的。酒力10年不退。还有……“

我希望要两箱那种白酒，但他不理。他认为，先生不辞辛苦而来，岂能不多尝几种酒再走？来吧，爱德华叔叔说，他要与我一同品尝各种不同年份的美酒。

他在我肩膀上重重一拍，让我坐下。

真是有趣。他告诉我哪一种酒是产自哪一片葡萄园，为什么某些坡地产淡酒，某些却产浓酒。每尝一口酒，他都连带说明可搭配什么食物，一边说一边咂舌翻眼，形容其无上美味。我们在想象中吃了鳌虾、吃了酸鲑鱼，又吃了香烧鸡、烤羊排蘸蒜泥酱、牛肉嫩橄榄、红焖猪肉撒松露末。酒的滋味是一种比一种好，也一种比一种贵。我正在接受品酒专家的款待，除了坐下细品之外，别无他法。

“还有一种酒你该尝尝，”爱德华叔叔说了：“虽然有些人觉得不合口味。”

他挑出一瓶酒，小心地倒了半杯。深红近黑的颜色。“很有特色的酒，”他说：“且慢，喝这酒需要配点东西。”他走开去，留我独自品尝，肚子里的酒开始发挥作用。

“好啦，”他把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两小卷羊乳酪，撒着香菜、闪着橄榄油光。他又给我一把木柄小刀，看着我切开一片乳酪吃下去。气味浓厚的乳酪，塞满了我的口腔，这酒的味道，此时饮来如甘露琼浆。

爱德华叔叔帮我搬运酒箱上车。我真的买了这么多吗？一定是的。我们在那阴暗酒窖的欢宴上待了近两个小时；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买下多少东西都有可能。

我顶着微醉的头走了，还带走一份邀约；下个月，来参观葡萄收获节。

收获季节采收葡萄是一年的农事高潮。我们土地上的葡萄，在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收摘。

福斯坦本想再晚几天，但他仿佛得到有关天气的私人情报，让他相信十月多雨。

采收水果葡萄时的三人小组，现在加上了劳尔堂兄和福斯坦的爹。老爹的任务是缓缓跟在采葡萄人的后面，拿手杖往葡萄藤里戳探，若找到漏采的葡萄串，便大声叫嚷。这84岁的老人声音仍清楚宏亮，足可让前面的人闻声回头。他不像别人穿着短裤背心，他穿着毛衣、厚棉外套，还戴着帽子，好像在过凉爽的十一月。看到我妻手持照相机出来，他摘下帽子，梳理梳理头发，戴回帽子，摆了个姿势，下半身隐藏在葡萄叶后。他和其他的邻居一样喜欢照相。

日复一日葡萄在吆喝声中慢慢都采光了。满载的板条箱堆放在卡车后面。现在，每天傍晚马路上都奔驰着货车和拖拉机，把堆积如山的紫色葡萄运往莫弱村的制酒合作社，在那里秤重、测量酒精浓度。

收成一切顺利，并未如福斯坦预言的出差错。为了庆贺，他邀请我们随他一道送最后一批货去合作社。“今晚我们会算出总量，”他说：“你就知道明年你有多少酒可喝了。”

卡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朝远处夕阳落地的地方摇摆而去。我们尾随在后。

卡车在小路上行驶，路边到处见掉下来的、压扁的葡萄。好多车辆排队等候卸货，粗壮的红脸汉子们坐在拖拉机上，轮到他们时，便把车开上平台，把条板箱推上滑坡道——这是葡萄入瓶之旅的第一段行程。

福斯坦卸完货了，我们和他一起走进大楼，看我们的葡萄全进了一只不锈钢大桶。“注意看指针，”他说：“会显示酒精含量。”指针向上，一阵震动之后停留在12.32 ％上。福斯坦前咕了几句。他原希望能达到12.5％的，如果多让太阳晒几天，也许就成了。不过，超过十二度已算不错。他带我们去找计算每批货物重量的人，抬头看记录板上的一列数字，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来对比。

他点点头，完全正确。

“你不愁没酒喝了。”他比了个普罗旺斯式的喝酒姿势，拳头握紧，大拇指指向嘴巴。“1200公升多一点。”

听来是大丰收，我们表示高兴。“嗯，”他说：“至少没下雨。”

十月

野蘑菇那人站在那儿，端详老橡树根部杂生的蘑菇与矮树丛。他的右腿包裹着钓鱼用的，长及大腿的塑胶防水长靴，左脚却穿着跑鞋；一手持长手杖，一手拎着蓝色购物袋。

他转到树的另一面，包着塑胶长靴的腿跨步向前，紧张地拿手杖往树丛里戳，像个剑术家，担心遭到对方敏捷凶猛的还击。塑胶腿再次向前：防卫、刺出、退出、刺出。他全付心思都放在这场斗剑上，当然不知我在他身旁观战。我的一只狗走到他身后，嗅嗅他的后腿。

他跳起来——妈的！——这才看到狗，还有我。他不大好意思，我则道歉说不该盯着他瞧。

“刚才，”他说：“我还以为谁在攻击我。”

他以为谁会先闻间他的腿，再攻击他？我问他在找什么，他举起购物袋：“蘑菇。”

难怪卢布隆山区充满了奇人异事。但再怎么样，蘑菇，就算是野菇，总也不会这样如临大敌吧。我问他蘑菇是不是会害人。“有的能害死你。”

这我倒相信。可是穿塑胶长靴、拿棍子戳弄，怎么说？不怕别人当我是没知识的乡巴佬，我指着他的右腿问。

“穿靴子是为了安全？”

“当然是。”

他用那柄“木剑”拍打胶靴，昂首阔步地走向我，猛地朝我面前的一丛七里香使出反手一击。

“蛇。”他说时带嘶嘶之声。“它们正准备冬眠呢。如果你骚扰到它——嘶嘶——它们就发动攻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给我看购物袋里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从林子里采来的。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一定有毒，颜色有的深蓝、有的褐红，还有极艳的桔色，完全不像市场上出售的，规规矩矩的白菇。他把袋子凑近我的鼻尖，让我呼吸一下他所谓的山之精华。我惊讶地发现确实好闻，是大地的气息；丰润饱满，带几分坚果的味道。

我再仔细观察这些蘑菇。以前我在树林里看过的，它们成团长在树下，看起来鲜艳得恶毒，我以为吃了必死无疑。那位穿靴的朋友向我保证，不但没毒，而且好吃。

“但是，”他言道：“你得认识那几种有毒。大概有。两三种。如果你不确定，拿到药房去检验。”

我倒从来没想过，蘑菇在收获与蛋炒之前，需要先接受医学检定。不过，既然肠胃在法国是最有影响力的器官，这么做确实挺有道理。不久我有事去亚维隆，便到几家药房去转了一圈。一点不错，药房成了蘑菇检验中心。本来贴在窗子上的总是些手术器具或减肥美女的图片，现在却张挂着大型草类辨识表。有些药房更慎重，竟在橱窗里摆了成堆的参考书，内容详述人类已知的各种可食野草，并附插图。

我看见有人拎着污脏的袋子走进药房，准备接受范种罕见疾病的检测似的，忧心忡忡地把袋子呈上柜台，身披白袍的药房专家，严肃地审视袋子里那些沾泥的东西，接着宣布判决。整日在痔疮药与鱼肝油之间打转的平淡日子，这对药师是一种饶富趣味的变化吧。

我在旁也看得兴味盎然，差点忘了自己来亚维隆的目的；不是在药房之间附近瞎逛，而是到糕点之王那里买面包。

面包之灵住在普罗旺斯，我们也染上对面包的狂热，选购每天吃的面包已成一大乐趣。

梅纳村的小面包店开店时间颇不规律——“等老板娘梳妆完毕她便会重开店门，有一天我竟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于是往其他村落去是找面包，结果大出意料‘。这么多年来我们吃惯了的、稀松平常的面包，原来其中另有天地。

我们尝了吕蜜尔村密实、耐嚼的产品，比一般长条面包来得胖而且扁；尝了卡布瑞村外皮焦黑的圆包，大如压扁了的足球。知道了哪种面包可以放一天，哪种则3 小时内不吃就走了味；什么面包做菜用最合适，又是什么面包适合点缀在鱼汤的表面。还有许多小糕点，都是当天早晨做的，不到中午便卖光了。小糕点旁边摆放着一瓶一瓶待售的香摈，我们初见有些惊讶，后来看惯便觉得看着开心。

每家面包店各有独门妙方，产品与超级市场大量贩卖的不同；外形稍作变化、别出心裁的装饰，给人精心巧制的感觉，像艺术家在作品上签了名。这些面包师傅，完全视那些切在卡维隆，电话号码簿上登录的面包店有17家。听别人说其中有一家出类拔苹，种类既多，品质亦佳，堪称糕点面包之王。他们说，在这家叫做“欧西馆”（ChezAuzet ）的店子里，面包与糕点的烘焙和食用，简直神圣如宗教。

天气暖和的日子，店外的人行道上摆了桌椅，卡维隆的婶子大娘们便坐在那里，啜饮热巧克力，咀嚼杏仁饼干或草莓点心，慢慢考虑买些什么面包回家作午餐和晚餐。为了帮助她们作决定，店里印了琳琅满目的产品目录。我便从柜台上取了一份产品目录，叫了咖啡，坐在阳光里展读。

这一读，我又长了一层见识。目录上不但介绍了许多我过去听也没听过的面包，还明确坚定地告诉我，哪种面包是配什么吃的。例如喝饭前开胃酒时，我可选择被称作土司的小面包，或是散了盐肉的“惊奇面包”，或是咸味干层酥。这还简单，进入正餐阶段可就复杂了。假如我要先来点生菜，可搭配的面包就有四种：洋葱面包、大蒜面包、橄榄面包和羊乳酪面包。应有尽有？那么，我可以改吃海鲜，因为欧西咖啡馆只批准了一种面包可配海鲜，便是切成薄片的裸麦面包。

所以这家店子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列举出我吃猪肉时、鹅肝时、喝汤时各该配些什么，禽类和畜类是如何，腌肉又是如何，还有混合沙拉（可别与各式纯素菜沙拉混为一谈）与三种成分各异的乳酪吃法。我算了一下，香草的、辣味的、核桃的。

可是，吃小牛肝时，该配什么呢？

她往货架了上制览了一番，挑出一种粗短的棕色面包。“你这人懂得面包，”

她说，“不像有些人。”

我呢，算是初窥面包的门径，正如我刚开始领略蘑菇的世界。这天早晨可学到不少。

大地的最美衣裳马索风度潇洒，富于诗意。我在俯望遍地葡萄园的小山头上遇见他，他刚出得门来，准备到林子里去打点什么野味。手里端着枪，嘴角叼着黄色雪茄，他注视着脚下的山谷。“你看葡萄藤，”他说：“大地穿上它最美的衣装了。”

这令人意外的诗情随即被他自己破坏；他大声清理喉咙，啪的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不过他说的没错，葡萄树好看极了、一畦一畦的枯褐、艳黄、猩红，宁静地立在阳光下，葡萄已经采收完，再没有机器或人来干扰我们欣赏美景。要等到叶片落尽，剪枝的活儿才能开始。正处于两季之间的空档，天依旧热，却不是夏，又还没到秋。

我问马索，他卖房子的事可有进展？有没有哪对和善可亲的德国夫妇，在附近露营时爱上这座房子？

提到露营客，他怒发冲冠。“他们才买不起我这样的房子呢。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不卖了，到1992年再说。你等着吧，欧洲统一，边界消失之后，他们全会跑到我们南方来找房子。英国人啦、比利时人啦……”他挥着手，好像要把共同市场的全部国家都包含进去：“那时候，房价就不同了。卢贝隆山区的房子会身价大涨，一座小房子也可能值上一两百万。”

1992年，不时有人提起，仿佛到那一年，欧洲合而为一，外国钱就会涌进普罗旺斯。欧洲人合组一个快乐大家庭，不再分彼此。金融限制取消——西班牙人。

意大利人，会怎么做？还不是赶紧拎着钞票，到普罗旺斯来买房子？

很多人这么想，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普罗旺斯已经住了不少外国人，他们买房子从没困难。再讲到欧共体的整合，签订一纸协约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的争执、欺诈和刁难，尤其是法国。也许50年后，情况会好转；1992年吗？不可能。

然而马索深信不疑。到1992年，他会把房子卖掉，从此退休；或在亚维隆顶下一间小酒吧，兼卖烟草。我问到时候他那三条凶恶的狗怎么办。顿时他的眼泪仿佛就要夺眶而出。

“他们不会喜欢住在城里的，”他说：“我得射死他们。”

他陪我走了几分钟，一路喃喃诉说那一定会到手的财富和随之而来清闲。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总该有点收获；人到了晚年就该享点清福，不该还守在土地上折磨那几根老骨头。虽然在这山区，他的房子实在是少见的难看，他谈起来却好像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说着说着他离开山径，走进林中去吓唬鸟儿。这个残忍、贪心又虚伪的老无赖！我愈来愈喜欢他了。

山道上散落着猎枪的空子弹盒，是马索鄙视并称之为“小路猎人”的那些家伙留下的。他们要打猎又怕树林里的泥巴沾污了靴子，便在山径上徘徊，期待鸟儿飞进他们的射程。除了乱丢的子弹盒，更有揉成一团的香烟包、空的沙丁鱼罐头和酒瓶，都是“爱好自然”的当地人遗留的纪念品。他们大声疾呼自然保护，抱怨观光客破坏卢布隆山美景，却不愿带走自己的垃圾。

普罗旺斯的猎人，真是不知检点的一群。

蚂蚁的天敌我回到家，发现一场小型会议正在举行，开会地点在后院深藏在树丛里的电表之旁。法国电力公司的查表员来查电表。打开盖子，只见一窝蚂蚁，数不胜数堆作一团。我们到底用了多少电，无法查考。蚂蚁须得赶走。除我妻和查表员外，加入讨论的是曼尼古酉先生；他最爱做的事莫过于对我们提供建议，我们家中发生任何难题，他都乐于介入。

“啊呀呀，”曼尼古西弯下腰去仔细观察，之后说了：“这些蚂蚁，不多嘛。”

这回他倒是轻描淡写，蚂蚁多到结成黑黑的一块，结结实实地填满了装电表的金属箱子。

“我可不打算打扰它们，”查表员叫嚷着：“它们会爬到衣服里面咬人。上回我清过一个蚂蚁窝，后来整个下午它们都藏在我身上。”

他站在一旁观看那蠕蠕而动的黑团，拿螺丝起子轻敲牙齿，然后转向曼尼古西：“你有氧焊枪没有？”

“我是铅管工，当然有吹焰管。”

“那好，我们可以烧了它们。”

曼尼古西呆住了。他退后一步，在胸前画十字。他拍打额头，他伸出食指，意思是极不赞同，又似要发表一场演说，也或者两意皆有。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说。用氧焊枪烧？你知道这里面的电流有多强吗？”

查表员不大高兴：“氧焊枪当然，我是电气技师。”

曼尼古西假装惊讶：“真的？那你一定清楚，把电缆烧破会有什么后果。”

“我会非常小心。”

“小心！小心！老天，我们可能会和这些蚂蚁同归于尽。”

查表员把螺丝起子收入袋中，两手环抱起来：“那好，我就不管这码子事了，你来处理吧。”

曼尼古西思量了一会儿，像魔术师在表演超级大魔术之前，先准备好道具一般，转头向我妻说：“夫人可否给我几个新鲜柠檬——两三个就够了，外加一把刀子？”

夫人，那魔术师的助手，果然带着刀子和柠檬回来了。曼尼古西把每个柠檬都切成四块。“是一个很老的老人教给我的，”他又低声嘲笑着氧焊枪烧这个主意的愚蠢不智——“去他的氧焊枪！”查表员怏怏不乐地站在一棵树下。

切好柠檬，曼尼古西凑近蚂蚁窝，来来回回地往上面挤柠檬汁，偶然停下来观看这场酸暴雨的效果。

蚂蚁投降了，他们互相践踏着，争先恐后地逃出电表箱。曼尼古西得意洋洋：“懂了吧，年轻人？”他对查表员说：“蚂蚁受不了新鲜柠檬的酸汁。你今天可学了个手艺。只须在电表箱里放几片柠檬，以后蚂蚁再不会来了。”

查表员受教之余，显然毫不感激。他嘀嘀咕咕说他又不卖柠檬，而且柠檬汁弄得电表黏答答的。“黏答答的，总比被烧成灰好，”曼尼古西回敬。他临走还带上一句：“是啊，黏手总比烧死好。”

雷雨季节白天暖得可以下水游泳，夜晚却又凉得要生炉火。就寝和起床时的感觉似在不同的季节里，这便是普罗旺斯的典型气候。

雨在夜间降下，持续到第二天。不是夏天那种温暖大颗的雨点，而是灰色的雨线，连续不断地垂直落下，冲刷过葡萄园，击倒灌木丛，把花圃化作泥泞，又把泥泞化作褐色的小河。倾盆大雨直到接近傍晚才停，我们出去察看屋前车道现在怎么样了。八月的大雷雨中，车道原已受损；可是与眼前我们所见相比，原来的损伤不过如猫的爪痕。现在，弹坑似的破洞一个接一个，砂砾石块胡乱堆积，有些原本组成路面的东西，被吹到房子对面的瓜田里去了——最远的竟跑了一百多公尺。遭到爆破的矿区大约也不过如此。除非恨死了自己的车，否则不会有谁愿意把车开上这条车道。我们需要一辆推土机来清理这一片凌乱，还需要运几吨砂石来填补被冲毁的部分。我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这些日子来，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活电话号码簿，又因为他对我们的房子有一份近乎房主的感情，他说他提供任何建议都好像花的是他自己的钱。他听我诉说那失去的车道，偶然加点意见——“大灾难呵！”他叨念了不止一次，表示他深切了解问题的严重。

曼尼古西喃喃复述我们的需求：“推土机，没问题，大卡车、砂石、压路机，…”他哼一小段音乐，好像是莫扎特的音乐，来帮助思考，这才下定决心：“好。

有个年轻人，邻居的儿子，是推土机专家，价钱也公道。名字是桑士，我叫他明天来。“

我提醒曼尼古西，等闲的汽车开不上我家车道。

“他早习惯了，”曼尼古西说。“他骑特制轮胎的摩托车，任何地方都能去。”

第二天早晨，我看着桑士奋力与那车道周旋。他像弯道滑雪似的骑车转来转去，避开坑洞；过土堆时，他站在踏板上往前冲。熄火之后，他回望车道，浑身上下体现了典型的摩托骑士形象，黑头发，皮黑外套，黑摩托车。他戴着飞行员式的太阳眼镜，镜片反光，让人一点儿也看不透。我忽然想起，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们那位保险业务员法图先生。他们两人可是一对儿。

不到半小时，他已经亲身踏勘过这块矿区，估了价，并且打电话订购了砂石。

他与我们订下金石之约，说是两天以后，他会开推土机来。这话，我们不大敢当真。

晚上，曼尼古西以上级指导员口吻打电话来询问，我告诉他，桑士先生的效率颇为惊人。

“那是他们的家风，”曼尼古西说：“他爹种瓜发了财，做儿子的将来也会靠推土机发财。他们虽然是西班牙人，做事倒十分严谨。”他回忆说，桑士的爹年轻时到法国来找工作，后来研究出一种方法，能让甜瓜长得又快又好，普罗旺斯无人能及。他现在呀，曼尼古西说，阔气了，一年只工作两个月，冬天还到西班牙的阿利坎特（Alicante）去度假。

桑家儿子如约而来，一整天都坐在推土机上来回整地。他的动作准确利落，填平成吨的土像泥水匠使用泥刀一般从容，动作优美。坑洞填上，他用巨大的耙齿抹平面，并邀请我们来观赏他的成绩；平整无暇，教人舍不得踩上去。他又为车道稍稍添加了些坡度，以后再下倾盆大雨，雨水自会顺坡而下，流入葡萄园去。

“还好吧？”

好得跟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一样，我们说。

“那好，我明天再来。”他爬上推土机的驾驶座，以15公里的时速，稳健地开走了。明天，他会带砂石来。

大富翁铺车道第二天早晨，一辆卡车开上车道，直抵屋前，打破了新耙梳好的路面之完美。

那车看起来比福斯坦的运葡萄车更老旧不堪，车身松垮，排气管都快要垂到地面了。

熄火时，它得像灵魂出窍一般一阵颤抖。车里走出一男一女，都是圆滚滚的身材，满面风尘之色。他们站在卡车旁，饶有兴味地看着房子。不用说，这是一对流动季节工，在回南方过冬的路上，希望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

看得出，他们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我油然生出怜悯之心。

“田里的葡萄，恐怕都已经采收完了，”我说。

男人裂开嘴笑，还点着头：“很好，在大雨降临之前采完，你运气不错。”

他伸手指向屋后的森林：“那里有很多蘑菇吧，我猜。”

“是啊，”我说，“很多。”

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于是说道，他们尽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上山采蘑菇去。

“不了，不了，”男人说：“我们今天要做工。我儿子就要运砂子来了。”

原来这就是那位瓜农富翁！他打开卡车后厢的门，取出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还有木头制的长齿耙。“其他的，留给他去搬，”他说：“我可不想压断脚。”

我往里望去。车座后面紧紧绑着，足有卡车那么长的是小型蒸汽滚筒压路机。

等待儿子到来之际，桑老先生谈论人生，说起对快乐之追求。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他说，他还是喜欢偶尔亲自动手做工。瓜田里的工作，七月间就结束了，以后他便闲居无聊。有钱固然很好，可是人需要的不只是钱。他即然喜欢双手劳动，何不帮忙儿子做工？

我从没雇佣过大富翁，通常我也没机会与他们相处，可是这一位，在这里待了一整天。桑士运来了砂石，倒在车道上，桑老爹便用铲子铲开，桑大娘随后用木耙推平、铺匀。接着压路机卸下了；像大型婴儿车似的，在车道上压来压去。

桑士坐在驾驶座上，对他爹娘发号施令——这里加一铲上，那里多耙几下，留神你的脚，还有，别踩到葡萄藤了。

全家通力合作，天擦黑时，我们屋前就展开了缎带似的一条油灰色路径。如果有什么推土机杂志举办什么车道大赛，我们这条准可以参加。

压路机塞进卡车后厢，爹娘请进前座，桑士说道，价钱比他原先估的要低些，但到底多少他还得回去算算才知道。帐单，他爹会送来。

次晨我起床，看见一辆颇眼生的厢型车停在屋外。我四处寻找车主，却不见人影。大概是哪个懒惰猎人，贪图近便，由此走上山去打猎吧。

早餐快吃完时，我们听到窗子上咔吱一响，桑老爹那圆圆的褐色面庞出现了。

他不肯进屋，说是靴子太脏。他六点钟就入林去了，带了个礼物给我们。他伸出的格子花纹旧帽里面盛着野蘑菇。他教给我们他最爱的烹调法——加奶油、大蒜和芹菜末。又接着讲了一个恐怖故事，说三个人晚餐时误食有毒的蘑菇而死，邻居发现时，他们仍坐在桌旁，眼睛睁得大大的，毒菌子把他们完全麻痹了。桑老爹绘声给色地讲述着并作出翻白眼的样子。但是我们不用担心，他说。对于他帽子里的蘑菇，他敢用生命保证，尽管多吃！

当晚，妻和我便吃了。食间不时互相审视，看可有脸面麻痹或翻白眼的现象。

野菌子比普通的白菇好吃太多了，我们决定投资，买一本野草图解书，再买一双防蛇长靴，两人各穿一只。

庭前碎石整修老房子，耗日费时。到后来，一心只盼早早完工，修得好不好，已经顾不得了。一拖再拖，不能上工的理由干百种：木匠割伤了指尖、泥水匠的卡车被偷。

油漆匠得了流行性感冒……。约好五月来修，后来说是六月一定来，最后是直到九月才露面。在等待的期问，那些水泥搅拌器、碎石子儿、圆锹和锄头，都愈来愈像是固定布景。在炎热的夏天，阳光之下万物生辉，倒还容易用忍耐的眼光，看待满屋子未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待在屋里的时间愈来愈多，看着它们，心情便不由得急躁起来了。

我们随建筑师克里斯钦走遍全屋，听他述说什么工该由谁做，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正常情况下，”迷人又乐观的克里斯钦说：“只需要六七天便可做完。抹抹石灰、涂涂水泥、刷刷油漆，就结束了。”

我们大感振奋。告诉克里斯钦，近来有时会想象在圣诞节早晨醒来，身边因围绕着遍地瓦砾的情景而沮丧万分。

每一部分都作出受惊的表情——手摊开。眉毛上扬、肩膀耸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已经快完工了，不该再耽搁。他会打电话给工作小组各成员，立刻展开一周的密集行动。会有结果。

小组成员果然在百忙中抽空，分别察看了我们的房子。狄第埃和他的狗是清早七点钟来的，电匠午餐时间来，泥水匠雷蒙晚间来喝了一杯酒。他们来，可不是来做工，是来看有什么工待做。他们都对这事情拖了这么久表示惊讶，仿佛该负责的不是他们，而另有其人似的。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别人身上，要等某人做完什么，他才能接着做什么。我们说是不是真的要拖到圣诞节，他们都哄然大笑。距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就算新盖一所房子，到圣诞节也该盖好了、不过，要具体说出究竟那一天能修茸完毕，他们无不大感为难。

“你何时能来？”我们问。

“快了，快了，”他们说。

我们无奈于这样的回答。步出前庭，水泥搅拌器忠实地守望着前门阶梯。仿佛那不是机器，而是一棵高大的丝柏树？

快了！快了！

十一月

葡萄枯枝法国农夫富于创造性，痛恨浪费。他们决不轻易抛弃任何东西，不管是光秃的拖拉机轮胎、缺损的镰刀。坏掉的锄头，还是从1949年产雷诺车上拆下来的齿轮箱，有朝一日都可能派上用场，兔得伸手花钱去买。

我在葡萄园边上发现了一种的奇妙装置，虽生了锈，却是福斯坦聪明才智的展示。他把100 公升装的油桶拦腰切断，架在窄轨铁道上；一支已近椭圆形的旧车轮扣在前面，两只长度不一的把手突出在后面。福斯坦告诉我，这是一辆独轮手推车，是以最低价为剪枝季节而制作的工具。

秋风吹落了葡萄叶，纠结的葡萄枝看起来像成团成块的褐色倒钩铁丝。在明春生机复发之前，主干以外的枝芽须得剪除。剪下的蔓枝含纤维质太多，整个冬天埋在土里也不会腐坏，因此不能当作肥料；若任他堆放在田间，又碍着拖拉机行进。

非得一股脑儿烧掉不行。这就用得上独轮手推车了。

它是最简单的机动焚化炉。油桶里点着火，推车沿畦间走，一路走一路剪枝，随手就丢进桶内焚烧。等灰烬装满，便散倒在地上，桶内重新点火。这东西虽原始，却实用。

天黑时我散步回家，远远看见一缕蓝烟自田边角落冉冉升起，那是福斯坦边剪枝边焚烧。他们直起身来搔背，我与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冷而硬。他指着剪过枝的一列一列葡萄藤，在砂质土地上，黑色的藤干像扭曲的兽爪。

“清爽好看，嗯？我喜欢看它们清清爽爽的。”我请他留些枯枝给我，明年夏天举行烤肉大会时拿来作燃料。我记得在纽约一家自称“食物精品店”的铺子里看过，剪成一尺长度，整整齐齐捆好，上面标明“真正葡萄枝”，保证能增加烤肉芳香，每小捆要卖两美元。

福斯坦不敢相信。“有人要买这玩意儿？”

他回头望望葡萄藤枝，一估算着这一天之内他烧掉了几千几百美元。摇摇头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他肩膀一耸，“好奇怪呀。”

荣耀之酒一位住在维松村北面、隆河谷乡野的好朋友，受当地葡萄农推举，获准加入圣文生协会——这是当地的品酒骑士组织。入会仪式在村公所礼堂举行，会后有庆祝晚宴，晚宴之后还有舞会。晚宴中的酒多而浓烈，葡萄农和他们的妻子将倾巢而出，尽兴玩乐。

要打领带。是正式场合。

多年以前，我们也曾参加过品酒骑土的对赠晚宴，那是在勃良第（Burgundy）。

两百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刚开始大家都拘谨有礼，到上主菜时，却婚闹狂欢，唱起勃良第人的饮酒歌来。我们目睹烂醉的“骑士”们在晚宴后吃力地寻找自己的座车，由警察协助，吃力地开锁。那是狼狈但快乐的回忆，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不醉无归”

的宴会，我们喜欢极了。喜爱葡萄酒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村公所礼堂的正式名称叫做“节度厅”，是很新的建筑，设计形式全不顾周围的中古房舍，好像建筑师固意要给这村子一样碍眼的东西似的。这是一座典型的现代碉堡——砖块和铝门窗造就的盒子，镶嵌在柏油铺的花园里。毫无魁力，可装了不少儿霓虹灯管。门口有两位壮实的红脸汉子迎接我们。他们穿着白衬衫、黑长裤，披着鲜红的丝带。我们说，我们是新骑士邀请的客人。

“好，好，请进。”肥胖的手掌拍着我们的背，把我们带进大厅。

大厅那端是讲台，放着一张长桌，一支麦克风。比较小的吃饭长桌，则在讲台下左右沿墙排列，留下中央的大片空间；葡萄农和他们的朋友都在那儿聊天。

谈话的声音震耳欲聋；习惯于隔着葡萄园相互喊话的这些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没法调整音量。大厅的回音更把它扩大到堪与狂风比拟。不过，如果说大声谈话是典型的田野风味，则服饰便必然是周日才上身的那唯一的一套了：男人一律深色西装，衬衫的领子硬挺，紧绷着风吹日晒的脖子，看起来很不舒服；女人则是鲜艳、精致的连衣裙。有一对夫妻，服饰特别考究。女的衣服上缀着灰色珠子，长袜上也缝着同色相配的小羽毛，走起路来双腿似乎振翅欲飞。她的丈夫穿的是镶着黑色饰边的白色西装外套，绘格的衬衫滚了更多黑色饰边，身下是黑色长裤。

不知是他们没来得及注意呢、还是行头仅限于此，他脚下踩的却是突兀的厚底棕色鞋。虽如此，我们已可确定；待会儿跳舞时，要注意看的是这一对。

姜酒人生我们找到朋友一家了。他环顾全厅，脸色迷茫，有点局促不安。我们想，是典礼的庄严气氛让这位骑士太紧张了吧。但问题比这严重。

“我好像没看到酒吧台。”他说：“你们看到吗？”

有一面墙边摆着好些酒桶，饭桌上也有些酒瓶。各家酒窖里埋藏的隆河坡地酒，足可把大厅淹成一片酒海，可是这里没有酒吧。再看看同赴酒宴的客人，我们发现另一件让人忧心的事；没有人手持酒杯。

我们差点要大失仪态，伸手到最近的桌上去抢过一瓶酒来。这时候扩音器里传出小喇叭华丽的演奏，骑士们列队进场——十几个披着大斗蓬、戴着宽边帽的男土，在讲台上的桌后各就各位，有的还挟着羊皮纸卷轴，有一人捧着耀眼的一本大书。

现在，我们想，荣耀之酒随时要斟上，以宣布典礼的开始。

市长抓住麦克风，发表了开幕演讲。资深骑士发表了演讲。他的副手，捧着大书的那位，发表了演讲。三位新任骑士，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去，长篇大论地讲述他们对葡萄的热爱，以及将如何严格遵守会规。他们以冗长兴奋的言辞，表达获此荣衔的欣喜。

我们的朋友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别人或许以为是情绪激动，我却知道他是口干舌燥，需要喝酒。

最后，大家合唱弗烈德。季峰（FredericMistral ）先生以普罗旺斯语谱写的一首歌。

“神圣的高脚杯盛装着坡地的美酒，”大伙同声歌咏着：“让我们同饮一杯自己种出来的醇酒吧。”

是该饮一杯了。对赠仪式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还连一滴酒也没入喉。

看得出大家都急于入座。终于；神圣的酒杯注满酒，干掉！又注满。桌面上一片宽慰气氛，我们也才得以放松心清，看看菜单。

第一道菜是调味鹌鹑，鹌鹑的头切下分放。我们听说，它的头每只值两法郎，切下来，可在下次宴会中重复使用。接下来是海鲜鱼。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是厨师在挥刀斩向牛肉之前的暖身运动。不过，上牛肉之前，先来一样小巧而厉害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普罗旺斯空腹冻”，是酒糟掺一点点水，做成像果冻的样子。他们说，这是清除口中其他食物的余味用的；而事实上，它的威力不仅能清除口中余味，也足以麻痹肠胃和大脑。但厨师这么安排自有其道理；第一口咬下去是冰冻酒精的滋味，之后我便感觉腹中空虚了——果然是空腹冻。我因此可以面对随后这漫长的一餐，并且有全始全终的希望。

牛肉上场时候。小喇叭再次响起，男女侍者端着盘子绕桌游行，这才上菜。

白酒撤下，换上本地自产的红酒，酒色深浓、酒力强烈。菜一道一道地上，直到上过甜点奶酥和香槟，这就到了站起来跳舞的时候了。

舞者之风乐队是老派乐队，不喜欢演奏专供人们跳蹦的音乐；他们要看人婆娑起舞。有华尔兹，有小狐步，也有几支大概是活泼的加伏特舞曲（gavottes）。

但在我看来，整个晚上的最高潮是探戈。我想，恐怕没有多少人看过五六十对酩酊大醉的男女，整齐地效仿探戈舞王，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旋转，又是踏步又是顿足的样子。这景象我永不会忘怀。手肘撑开、头左顺摆，脚步踉跄而力图身体平衡，从厅的这头舞到那头，随时有与人相撞或跌倒的可能。一个小个子男人，把头深深埋进高个女伴的低胸领口内，完全无视于周围的一切。穿着缀珠衣裙和饰边衬衫的那一对，下半身黏住一块儿，背却向外拱出，在人群中穿进穿出，十分灵巧。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受伤。我们离开时已经一点多了，音乐仍在演奏，吃饱了喝足了的那些人，也仍在跳舞。我们再一次赞叹普罗旺斯人的旺盛体力。

老寡妇家我们回到家后，发现家变了个样。门口的台阶前整洁得好陌生；水泥搅拌器立在那儿已经好几个月、仿佛已是这屋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现在却不见了。是恶兆。我们虽不喜欢这巨无霸守在屋外，它却至少保证了狄第埃和他那一组工人会回来工作。如今他们偷偷溜了来，把它——我们的水泥搅拌器——搬走，可能去给别人做六个月的工去了。圣诞节以前完工的期望，一下子遭到沉重打击。

克里斯钦像往常一样，表示同情，重申保证。

“他们得去山马一趟……是一件紧急工程……一个老寡妇家的屋顶……”

我感到惭愧。跟老寡妇的苦境相比，我们这点问题算什么呢？

“别担心，”克里斯钦说：“两天，或者三天，他们就会回来，把你的工做完。

离圣诞节还早呢，还有好几个星期。“

没有多少个星期了，我们想。我妻建议绑架狄第埃的长耳狗——它对狄第埃而言比水泥搅拌器更贴心——把它当人质。主意不错，也很大胆，但可惜那狗从不离开狄第埃左右。

好吧，如果不能绑架他的狗，也许可以绑架他的妻子。恶从胆边生，我们什么手段都的考虑一下。

待建的房子到处是待完成的工作，尤其是未装好的窗户和墙上的裂缝，在第一阵冬季季风吹起时特别显著。这阵风刮了三天，院中的丝柏树受风，弯曲成一个绿色的C ；瓜田里的塑胶布也被撕成碎片。风终夜悲鸣，摇撼着屋顶的松瓦和木窗。

风声听来狠毒又无可逃避，无止无休地撞击着房屋，企图破窗而入。让人意志消沉。

西北季风“自杀的好天气，”一天早晨，马索对我说。风把他的山羊胡子吹得贴在脸上。

“真的哟，这风再不停，我们就会看到有人出殡了。”

马索告诉我们，这风跟他童年时经历的季风比起来，这不算什么。那时候，季风连吹好几个星期，船仓都给吹得乱七八糟。他讲阿诺的故事给我听。

阿诺是他爸爸的朋友。阿诺的马老了，倦了，不能做田里的重活儿了。他决定卖掉他，买一匹年轻的马回来。一个刮风的早晨，他牵着老马，走15公里的路，上艾普村去。找到买主了，价钱也谈妥了。可是那天市上的小马都不怎么样，瘦骨伶仃的。阿诺空手回家，打算下星期再来，看有没有好一点的牲口。

西北季风整整吹了一个星期，阿诺再次动身上艾普村市集的时候，风仍在吹。

这次他运气不错，买到一匹大黑马，价钱比卖老马所得多出一倍。但正如马贩子所说，他买的是马的青春。新买的马可以为他做好几年的工呢。

只差两三公里就要回到阿诺农场的时候，黑马挣脱缰绳逃了。阿诺拼命追赶，直到再也跑不动。他在灌木丛里、在葡萄园里搜寻，在风中大声呼唤。他诅咒季风，诅咒它惊吓了他的马，导致他的恶运，害他破了财。天黑下来时再找也没用了，他独自回家，愤怒又绝望。没有马，他不能耕田；他完了。

他的妻在门口迎接他。今天家里出了奇怪的事；一匹马，一匹大黑马，从小径那头直奔上来，冲进农舍外面的马厩。她喂它喝了点水，然后用一辆推车来挡在马厩门口，防他跑走。

阿诺点起灯笼，去看马。一根扯断的僵绳挂在他的脑袋上。他触摸马颈，手指却沾上了颜料。在灯笼的光辉下，他看到见汗水沿马肚两侧流下，带走颜微料、露出灰色的皮毛。他买回了自己的老马、又恼怒又羞愧，他就进农场后面的树林子里，上了吊。马索点燃一支烟，佝偻着肩膀，两手迎风圈成杯子状。

“验尸的时候，”他说：“法医发挥了点幽默感。死因记载为：”心智遭马打击以致错乱而自杀。“

马索咧开嘴，点点头。他讲的故事，似乎结局都很残忍。

“但他真是个傻瓜。”马索又说：“他应该去市场，一枪打死马贩子——啪！

——然后说都是季风害他行动。我就会这么干的。“他还来不及述说他对人间公义的挑战，汽车引擎声传来，一辆与小径齐宽的四轮丰田卡车开。过来，只稍稍慢了一下，给我们跳开让路的机会。是迪富尔先生，村里的杂货店老板，卢贝隆山区野猪的天敌。

爱昧野味以前，我们也看过肉店墙上高悬的野猪头，只把它当成乡间常见的怪异装饰品，没有多加注意。但是今年夏天，有那么一两次，野猪打从山区干燥的高坡上下来，喝我们游泳池的水，偷吃地里的甜瓜。亲眼看过那活生生的动物之后，我们就没法直视墙上做成标本的野猪头了。野猪色黑而壮实，四条腿比家猪长，脸上多须、神色忧愁。我们却暗祷猎人放过他们。但不幸，野猪是鲜美的野味，猎人在卢贝隆紧追它们不舍。

迪富尔先生是公认的好猎手，现代机械装备的猎户。他穿着野战服，卡车上满载火力强大的武器。当其他装备较差的猎人还在喘着气缓步爬行之时，他的卡车已经开上崎岖的山径，抵达野猪集中的高坡。车上有一只大木箱，里面装着六条猎犬，都受过严格训练，可能连续追踪兽迹达数日之久。可怜的野猪，简直没有逃生的机会。

我对马索说，这么多猎人，死追猛打野猪，实在太不人道。

“但是他们的味道真好，”他说：“尤其是幼猪、乳猪。而且，这事完全符合自然。英国人对动物太多情了。可是他们又捉狐狸。那才是神经病呢。”

风更强、更冷了。我问马索，他认为这风要吹到几时。

“一天，一星期，谁知道？”他包斜着眼我：“你不会想自杀吧？会不会？”

我说，很抱歉让他失望，但我很好，很开心，正期待着冬天和圣诞节的来临。

“圣诞节过后，常常发生谋杀案，”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在盼望爱看的电视节目——“季风自杀事件”的血腥续集。

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枪声。希望迪富尔失手没打中。不管我住在此地多久，我大概都没法成为真正的乡下人吧。如果我喜见满地乱走的野猪胜过盛在盘子里的猪肉，我大概也就没法真正归化为法国人。让法国人去唯肠胃至上吧：我宁可与周围环境中的血腥气保持一点文明的距离。

这自命清高的神气维持到晚餐时分。安莉送了一支野兔给我们，我妻蘸着香料和芥末烤了它。我连吃了三盘。掺和着兔血的浓醇肉汁，棒极了。

橄榄油磨坊苏里瓦夫人，“伊凤阿姨小馆”的80岁主厨，向我们谈起她心目中普罗旺斯最好的橄榄油。关于这件事，她当然比任何人更有资格谈。她不仅是出色的厨师，也是橄榄油专家。她试用过所有品牌的橄榄油，而根据她的专业知识和审美眼光，雷伯谷地产的油最好。这油，她告诉我们，可以在莫桑村（Maussane—Ies —AIPilles）的小磨坊买到。

住在英国的时候，橄榄油是奢侈品，只在调制新鲜蛋黄酱的时候，舍得用上一点。在普罗旺斯，它却是日用品，多得是。我们买的是5 公升铁罐装，做菜用，浸羊乳酪、泡红辣椒吃，蘸面包、拌芦笋，甚至用来保存松露。它还可以防止宿醉。

（饮酒前吞一大汤匙橄揽油，据说可在胃壁形成保护膜，免遭过量酒精的侵蚀。）

我们像海绵般吸取橄榄油，渐渐学会分辨它的等级和风味，开始挑剔，决不上店里或超级市场买油，而到磨坊及油厂去搜购。我对于四出搜寻橄榄油的兴趣，不下于遍访葡萄园买酒。

出门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午餐怎么解决。我们如果要去陌生地方，研究地图之外，一定细读戈米氏指南。我们发现莫桑很靠近雷伯，而雷伯的博马奈餐厅我们是光顾过的；菜固然好，帐单也很惊人。莫桑的餐馆会不会同样贵呢？苏里瓦夫人拯救了我们。“到帕哈度（LeParadou ）去，”她告诉我们：“在帕哈度小酒馆吃午餐。中午以前一定要到哟。”

寒冷而晴朗的天气是美食的好天气。我们在正午前几分钟，跨进帕哈度酒馆。

扑面而来的大蒜香和燃烧木柴的气味，顿时让我们感到饥饿。长形的屋子里生着好大一炉火；屋里摆满旧大理石桌面的餐桌，还有素色瓷砖砌的酒吧。厨房里传出忙碌的刀声。这餐馆万事俱备，但是酒馆老板说，独独缺少我们的座位。

屋里是空荡荡的，可是他说，15分钟之内就会坐满。他抱歉地耸耸肩。他看看我妻，看出她脸上，被剥夺一顿好饭的悲惨表情。面对一个女子如此明显的苦恼，他心软了，安排我们坐在向火的一张桌子上，在我俩中间摆上一瓶红酒。

老顾客成群结队、吵吵闹闹地进来了，直奔他们每天惯坐的桌。不到十二点半，每个座位都坐满了。老板，也是唯一的侍者，满手端着盘子团团转。这餐馆以简单的原则经营，免除顾客点菜的烦恼。像奔牛村的“车站咖啡馆”一样，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得到一份油炸脆番薯片、一份橄榄油沙拉，此外还有粉色乡下香肠切片、蜗牛蘸蛋黄酱：、鲤鱼、大蒜酱煎蛋、柔嫩的乳酪和自制的蛋塔。

这样的一餐，法国人习以为常，却能让观光客在多年之后仍津津乐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外籍人而言，则是又一次愉快的发现，可以留待某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带着辘辘饥肠重访，知道自己会吃得饱饱地、身上暖和和地离开。

阳光的滋味我们抵达莫桑的橄榄油磨坊，才知来早了两个月。这一季的橄榄，要到一月才收成，那时候来买，才是最新鲜，最好的。磨坊经理说，幸好去年橄榄大丰收，至今还有存余的油。我们可以先参观磨坊，他会帮我们装。好12公升的油带走。磨坊的正式名称叫“雷伯谷地橄榄油合作社”，太长了，朴素的房子前楣几乎写不下。

房子深藏在一条小路的内侧。屋里的每样东西似乎都用油擦抹过，地板和墙壁滑不溜秋；通往展示厅的楼梯，踩在脚下滑溜溜的。几个男子在大厅内围桌而坐，往瓶子、罐子上贴合作社的金色标签。瓶子、罐子里都装着黄绿色的油——正如墙上的告示所言，纯净天然，是橄榄经一次冷压榨出来的。我们到办公室去领油。

经理用两公升装的方罐，给我们装了六罐在纸盒里，还送我们一些橄榄油香皂。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对皮肤更好的了，”他用油污的手指拍打着脸颊说：“至于这油呢，也是绝好的。你用了就知道。”

这天晚餐前，我们便试吃了。滴几滴油在涂了碎蕃茄的面包上，好像吃下了阳光的滋味。

清扫烟囱之必要客人仍不断来访，穿着盛夏的服装，希望见到宜于游泳的天气。他们总以为普罗旺斯是地中海型气候，看见我们穿的是毛衣、晚间还燃起壁炉，喝的是冬季酒。

吃的是冬天食物，他们大感沮丧。十一月的天气都这么冷吗？这儿不是一年到头都很热吗？我们说起积雪、说起零度以下的夜晚和凌厉的风，他们失望极了，好像我们拿热带气候的说辞，把他们诳骗到了北极。

普罗旺斯冬季寒冷，但日照充足。十一月底，天空晴朗湛蓝。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照福斯坦的说法，天气太好了，老天爷一定别有歹意。他预测今年冬天酷寒，气温会降得奇低，把橄榄树都给冻死——1976年的惨剧将会重演。他幸灾乐祸地预言：鸡会被冻僵、老人冻死在床上。他说毫无疑问会长期断电，警告我虽装了暖气，烟囱仍须清理。

“你将日夜燃烧木头，”他说：“那时候，没有清干净的烟囱可能会着火。

消防队员来帮你灭火时，如果你拿不出清扫过烟囱的证明，他们就会罚你一大笔钱。“

更糟糕的情况是万一烟囱起火导致房子烧毁，你拿不出清扫烟囱的证明，保险公司也不理赔。福斯坦让我想象那种无家可归又破产的情境，而这一切都因为烟囱没扫的缘故，他看着我沉重地点点头。

可是，我问他，扫烟囱的证明要是跟屋子一起烧掉了怎么办呢？这一点他倒没想到。我猜他很感激我提醒他另一种可能的灾难。像他这样谨小慎微、乐于悲观的人，需要有人时时添加一些新忧虑，否则会太安逸自得了。

我请了卡维隆的首席烟囱工人，贝特拉摩先生带着扫把和吸尘器来家。这人个头高大，但态度谦恭，一身是煤灰。他扫了20年的烟囱，而他扫过的烟囱，据他说，从来没有起过火。扫完之后，他开具清扫证明，盖上他污脏的手指印，祝我冬天愉快。“今年冬天不会冷，”他说：“已经连续过了三个寒冷的冬天，第四年一定不冷。”

我问他要不要去替福斯坦家清烟囱，顺便交换一下天气预测方面的意见。

“不，我从来不上他家。他太太自己清扫烟囱。”

十二月

美女月历邮差把车高速开上屋后的车库，掉转头时，神气十足地冲向车库墙，撞扁了自己的后车灯。

他好像全没注意到这损坏，径自走入院中，笑得十分开朗，招摇着手里的大信封。他直直走向吧台，手肘往台上一放，期待地看着我。

“你好啊，年轻人！”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喊我年轻人了，而邮差通常也不会送信到人屋里。我有点迷惑，递上一杯他正想要的酒。

他对我眨眼。“来点茴香酒，”他说：“有何不可？”

今天是他的生日吗？他快退休了吗？他中了爱国奖券了吗？我等着他解释这么开心的原因，他却忙着讲述朋友上周打中野猪的事。问我知不知道野猪下锅前要怎么收拾才好？他把整个血淋淋过程讲给我听，从剖腹取肠到挂起晾干、肢解，以及下锅。茴香酒喝完了——这一杯，我看出并非他今早的第一杯——他让我为他添满，这才坐下来谈公事。

“我给你带来了邮局出的新月历，”邮差说：“上面注明了所有的节日，还有几张很好看的美女图片。”

他从封套里拿出月历，一页一页的翻，直翻到一个女孩子穿着一对椰子壳的照片。“哇塞！”

我说，他真是好心，竟想到送给我们。我谢了他。

“是免费的，”他说：“你愿意花钱买的话也可以。”

他又眨了眨眼。我终于弄懂了他的目的。他是来收取圣诞红包的只因没理由地到人家门口伸出手来，这才有了月历赠送典礼。他拿了钱，喝完酒，轰然驶往下一家，留下他的后车灯碎片在车道上。

我口屋时，妻正看着月历。

“你可知道，”她说：“离圣诞节只有三星期了，建筑工人还是不见踪迹！”

绝妙良策她提出一个只有细心女人想得出来的点子。她想到，显然工人们并不认为耶稣的生日是房子完工的充分必要期限。在他们看来，圣诞节就是圣诞节；不管房子修到什么地步，圣诞节总是要来，要过；要到二月，这些人才会从新年假期的游荡里苏醒。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挑个日子，邀请工人们来家开宴会，名目是庆祝完工。不过不能只请工人，要连他们的太太一起请。

这出自直觉的诡计来自于两项假设：第一，太太们因为从没看过先生在别人家的工作成绩，会很好奇地愿意来看；第二，做太太的肯定不愿见未完成的是自己丈夫负责的部分，这会让她们在别家太太及所有的人面前丢脸。回家的车上，夫妻俩可能还因此大吵一架。

真是绝妙好计。我们定下日期：圣诞节前夕，刚好是星期天。发出请帖：香摈酒会，从上午十一点开始。

不到两天，水泥搅拌器被送了回来。狄第埃和他的助手们，开心而吵闹地从上次没做完的地方继续做下去，好像中间根本没有三个月的中断。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日子总不肯来，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忽然复工。狄第埃有一次信口说道，他希望做完所有的工，再去滑雪。这是他最接近这话的谈话。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很乐意来参加我们的酒会。

我们计算过，如果每个人都来，总共有22个人，全都拥有普罗旺斯人的好胃口。

又因为就在圣诞节前，他们可能期待我们来点节庆气氛的食物，而不仅是一碗橄榄油和几片香肠。我妻开始列菜单，小纸条和备忘录满屋子都贴的是：烧兔陶罐！蛋黄酱！小比萨饼！草菇饼！徽榄油面包！要几个猪油火腿蛋糕？一张又一张的纸条，弄得我只写了两个字——香摈——的记事条显得单薄无趣。

一个寒冷的早晨，美食早点送到；是佩里格地方产的一整个肥鹅肝。我们自己烹调，加些黑色松露末，会比买熟的便宜很多。

我们打开包装纸。这只鹅生前一定肥硕如小飞机吧？他的肝真大——我捧着它放上砧板时，那肥厚、褐黄的一团布满了我的双掌。根据送来的朋友指示，我把它切块，塞进玻璃罐腌渍，又以颤抖的手指，掺些松露片进去。烧肥鹅肝，感觉像是在烧钱。

玻璃罐封好，放进盛着滚烫的大炖锅，整整九十分钟。取出放凉，送进冰箱。

不久，摆到地窖里去。妻在她的备忘录上，把“肥鹅肝”这一项画掉。

驴鸣情事时近岁末，天色仍然湛蓝，也没有英国每逢年未营造出的那种狂乱景象，叫人觉得心慌意乱的。山谷里唯一可能与节日有关的迹象，是彭赛先生家传出的奇怪声音。彭家离我们约一公里多路。我连续两天早晨打他家门前走过，都听到尖锐的叫声——不是恐惧或痛苦的叫声，倒像是出于愤怒。我想这不是人的声音，但我不能确定。我问福斯坦可曾听到。

“哦，那个，”他说：“彭赛在修整他的驴子。”

梅纳村的教堂，圣诞夜要布置一个真的马槽。彭赛先生的驴子是重要配角，当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可是它偏偏讨厌刷洗梳毛，又不肯安安静静地忍耐梳洗过程。

到圣诞夜，驴子看起来一定很体面，福斯坦说，可是聪明人都会离它的后腿远远的，因为它的后腿踢人功夫众人皆知。

村子里正在挑选扮演圣婴耶稣的人选。年龄及气质相当的婴儿都要候选；其中，整晚能保持清醒不睡，这一点最重要。因为参拜耶稣高潮，午夜才能开始呢。

除了邮差塞在信箱里的贺卡外，圣诞节仿佛还有好几个月那么远。我们没有电视，看不到那些假造欢愉气氛的电视广告。没有人高唱“欢乐颂”，没有人举办公司年终聚餐，没有不意之年、抢购年货的慌张气氛。我喜欢。妻则略有不安，好像失落点什么。怎么没有喜庆气氛？怎么没有圣诞饰品？怎么没有圣诞树？我们决定上亚维隆去采购这些。

采购一份节日气氛果然，我们立刻就看见圣诞老人了。穿着宽松的红色带环扣长裤，上身却是摇滚T 恤，戴着饰羽毛的女帽，一副假胡子。在大街上，他摇摆着向我们而来。远望他的胡子好像着了火；走近了才看出是胡须间夹着一根香烟。他罩在烟雾间，踉跄而行，吸引了一群孩子的极大注意。那么惊奇万千。

街道两旁挂满灯泡，音乐声从酒吧和商店开着的门里流泻出来。圣诞树成堆地摆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在巷子里扯大嗓门叫卖床单。“看看这质料，夫人。

纯德拉纶（德国制人造纤维）！你挑得出一点毛病我就送你5000法郎！“一个老农妇真的拿起来一公厘一公厘的检视，那男人一把将它抢走扔到布堆上。

我们转过街角，险些撞上一只死鹿。它挂在肉店门外，眼瞪着挂在它旁边的野猪。隔着窗子，看得到里面挂着一排没毛的小鸟，脖子断了，头整齐排放在胸骨前。

这是圣诞节前特质品，7 只要6 法郎。肉贩捏紧了它们的鸟嘴，系上松叶和红带子。

我们毛骨耸然地走过去。

普罗旺斯的圣诞节无疑有其重点。从橱窗内的陈设、排长龙购物的地点看来，衣物、玩具和音响设备都不过是附带品；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情是：吃。牡蛎、螫虾、雉鸡、野兔，馅饼加乳酪，火腿与腌肉，蛋糕与粉色香槟，令人流连忘返。

我们深感画饼不能充饥。带着圣诞树、圣诞饰品和一份节庆喜气，我们回家去。

月历两个穿制服的男人等着我们，他们那辆没有标志的车在屋外。猛一看到他们，我觉得自己好像犯了罪；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穿制服的人就会给我这种感觉。

我正寻思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不忠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事，那两个人走出车来，向我敬礼。我松了一口气。法国人的繁文得节再怎么臻于艺术境界，也不会在逮捕你之前向你敬礼。

原来他们并非警察，而是消防队员，卡维隆来的。他们问可否容他们进屋，我想着不知我们的清扫烟囱证明搁到那儿去了。他们显然是来作卫生检查的，要抓出没清理烟囱的人家。

我们围餐桌而坐。他们中的一个打开手提箱。“我们给你带来沃克吕兹省消防队的月历。”他放在桌上。“你看，所有的假日都标明在上面。”

确实如此，就如同邮局的月历二样。不过，这本没有戴椰子壳胸罩的女孩，只有消防队员高楼灭火、急难救助、登山搜救，还有站在消防车上的照片。法国乡下的消防队负责所有的紧急救难工作：解救掉进山区洞穴的狗、送病人去医院，以及救火。他们是值得尊敬的。

我问是否可以捐款。

“当然可以。”

他们开收据，称我们为“卡维隆消防队之友”。又敬了一个礼之后，两个队员往山谷更深处去碰碰运气。希望不要有恶犬来进攻他们，要想让马索捐款，恐怕不比扑灭火灾容易。我可以想象到马索手持猎枪，躲在窗帘后面窥视，任由他的狗群去对付入侵者。我曾见过那些狗凶恶地爬在一辆汽车的前轮上，刨抓轮胎像刨抓生牛肉，把橡胶都咬成碎片。车里的人吓得急忙倒车离开，马索则只管旁观，笑着抽他的烟。

我们现在是拥有两份月历的家庭了，预料圣诞节前会有第三份送来；这一份，也是值得捐款的。12个月来，每周二、四、六，卫生局的勇士们都会在我家车道头上停下，收取多得不好意思的空瓶、气味不佳的厨房垃圾、狗食罐头、破酒杯，以及碎瓦破砖。他们从不退缩。不管垃圾多大、多重，清洁工总能把它扛上卡车。

夏天里，他们一定快要昏厥了；而冬天又可能冻得想哭。

这清洁工和他的伙伴，终于开着标致车来了。那车，好像是在进入汽车坟场以前，出来作最后一次郊游——两个快活而肮脏的人，用力跟我握手，吐出满口酒气。

我看到车后座有一对兔牙，几瓶香槟，于是说很高兴他们检了那么多完整的瓶子，可以换些小钱。“我们才不是想要用空瓶换钱呢，”一个说：“你该看看有些人丢些什么给我们收拾。”他做了个鬼脸，捏着鼻子，小指头翘起：“脏啊！”

他们拿了红包，高兴地走了。我们祝愿他们找到饭馆好好吃一顿，吃得一片狼籍，让别人来收拾。

地毯师傅狄第埃弯着腰，拿簸箕和扫帚清扫墙角的水泥碎片。看见这专事破坏的人形机器，从事如此细琐的杂务，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这表示他的工作做完了。

他直起身，把簸箕里的东西扔进一只纸袋，然后点燃香烟。“行了，”他说：“正常情况下，油漆工明天会来。”我们走出屋外，艾里克正把铲子、水桶、工具箱等物搬上卡车。

狄第埃嘻嘻地笑：“我们把水泥搅拌器搬走，你不介意吧？”

我说我们没有它，大约也还能过日子。他二人便推它上厚板搭的坡道，把它紧绑在驾驶座后面。狄第埃的长耳狗高仰着头，密切注视水泥搅拌器的移动过程，然后跳上车，躺在仪表板旁边。

“走了！”狄第埃伸出手，握起来像龟裂的皮革。

“星期天见了。”

油漆工第二天来完成他的工作。地毯师傅尚皮耶随后抵达。各家太太显然决定，在她们来赴我家“国宴”之时，一切都得打点好。到星期五晚上，地毯只差最后几公尺就要铺好了。“我明天早上来，”尚皮耶说：“明天下午你们便可安置家具了。”

到中午时，地毯工程铺到了最后阶段，只要把地毯塞进门槛边的木条下便大功告成。尚皮耶在地板上钻洞。就在这时候，他钻破了埋在地板下的热水管。一股水柱喷出来，像风景图片里的小喷泉。我们关上供水阀，把浸湿的地毯卷回去，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经过这一年时时召请他来处理紧急步务，他的电话号码我已经会背了，他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也知道。

“啊呀呀。”他沉思了一会儿。“地板要撬开，我才能焊接水管。你最好通知夫人一声，会有灰尘。”

夫人上街买菜去了。她本以为回来时会看到干净整洁、铺好地毯的卧房。浴室、化妆室。结果她会大感意外。我劝告尚皮耶，为着安全的理由，他还是先回家的好。

我怕她一气之下会想杀了他。

“什么东西那么吵？”她正在停车，我迎上前去，她问道。

“是曼尼古西的钻子。”

“哦，是吗。”她不合常情的冷静，让人觉得危险。我很高兴尚皮耶走了。

满地寻找漏洞的曼尼古西，已经在地板上挖出一条战壕，我们看见那条热水管，和清清楚楚的一个洞。

“好，”他说：“补洞以前，要先确定水管有没有堵塞。你们站在那儿看，我从浴室的水龙头放水出来。”

我看着曼尼古西放水。一团脏水直喷上我的脸。

“你看见什么？”他在浴室里大喊。

“水，”我说。

“妙极了。管子畅通无阻。”

他补好管子，回家去看电视足球赛去了。我们则动手擦抹地板，互相安慰说其实不算太糟。地毯会干，灰尘沙砾也不过刚刚装满一簸箕；氢氧吹管烧出的焦痕可以再油漆过。整体来说，只要不去看那锯齿状的壕沟，这房间可算是装修好了。反正我们无法可想，再过几个钟头就是星期天了。

异国风俗我们以为十一点半以前不会有客人来，这实在是低估了香摈对法国人的吸引力。

十点半刚过，门上便响起了第一声笃笃响。一小时内，除了狄第埃夫妇之外，所有人都到齐了。他们在客厅里沿墙而坐，穿着最好的衣服，拘谨客气，不时骤然脱离墙的屏障，突袭一下桌上的点心。

充当侍者的我，负责往杯子里倒酒。这让我了解到法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另一项基本的分歧。英国人参加酒会，谈话、抽烟或吃东西，酒杯总紧握在手中不离，只有擤鼻涕或上厕所例外——做这些个需要用两只手。可是酒杯也总不会远离视线之外。法国人就不同了。你刚把杯子给他，他立刻就放下。想来是因为谈话时若只有一只手可用太不方便了。杯子于是聚在一块儿，五分钟以后便弄不清谁是谁的了。

客人们不愿意用别人的杯子，又认不出那个是自己的，便渴望地看着酒瓶。

我们另拿干净杯子给他，事情于是重演。

“古董花盆”

我正想着玻璃杯马上会用完，恐怕得拿茶杯来代替，一声熟悉的柴油引擎声传来，狄第埃的卡车开到了屋后。他和他的妻走后门进来。我知道狄第埃有一辆小汽车，他太太又从头到脚穿着咖啡色的精制软皮衣，坐在砂砾遍布的卡车前座一定很不舒服。

克里斯钦从房间那头过来，把我拉到一旁。

“我们可能有点麻烦，”他说：“你最好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去。狄第埃挽着他的妻尾随在后。我们绕过屋外时，我看见每个人都出来了。

“哇！”克里斯钦指着狄第开来的卡车喊。

卡车上，平常放水泥搅拌器的空间，有一个球状的东西高1 米，宽1.2 米，用鲜艳的绿色纶纱纸包着，上面还装饰着红蓝白三色的蝴蝶结。

“是我们大家合送的，”克里斯钦说：“来，拆开。”

狄第埃献殷勤，用他的两手当马澄，香烟咬在牙齿间，毫不费力地将我妻从地面抬上齐肩的高度。她便站上了卡车。我跟着爬上去，我俩撕开绿色包装纸。

最后一片纸撕开，引来一阵掌声，还有泥水匠雷蒙尖锐的口哨声。我们站在卡车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周围仰望的脸，还有我们的礼物。

是一座古董大花盆，圆形的大盆子，一整块石头，在没有切割机的古远年代，用手工凿成的。厚厚的边，有点不规则，颜色是历经风吹日晒之后的浅灰。里面已经填满了泥土，种上了樱草。

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又是惊讶，又是感动，我们用不熟练的法文结结巴巴地努力道谢。还好雷蒙打断了我们。

“妈的！我渴死了。演讲够长了。我们去喝一杯吧。”

宾主共乐前一个小时的拘束消失了。外套都脱下来，香摈酒遭到猛烈攻击＿男人们带着他们的妻参观全屋，展示他们的工作成绩，指着标示“冷水”、“热水”的英国人的浴室龙头笑。打开抽屉试试木工做得好不好，像孩子般好奇地这里摸摸那里碰碰。

克里斯钦领着一群人，把大石盆从卡车上卸下来。八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穿着礼拜天的好衣服，把那要命的大块头弄到地面，倒也没有受伤。雷蒙太太在旁监工。“好，勇士们。”她说：“别把你们的手指头弄脏了。”

曼尼古西夫妇率先告辞。吃了许多馅饼、乳酪、水果派和香摈酒之后，他们还准备再去吃一顿午餐。可是礼节不能忽略。他们向其他客人—一道别，握手、亲脸，互祝好胃口。道别仪式花了15分钟。

其他人好像准备在这里待一整天，边吃边喝边谈。雷蒙担任逗趣的角色，说了好些笑话，一个比一个粗俗好笑。他解释过把鸽子放进冰箱以分辨其性别的方法后，歇息一会儿，喝一杯酒。

“你太太这么好的女人，怎么会嫁给你这样一个无赖汉？”

雷蒙放下他的酒杯，两手前伸，像渔夫在形容那条溜走的大鱼。他太太坚决地塞了一大块比萨饼进他嘴里，禁止他继续说下去。太阳从庭院移向屋前，午后的屋影荫蔽了院落。客人开始互相道别，握手、亲吻，时而暂停仪式，喝了最后一杯。

“来我家吃中饭，”雷蒙说，“或晚饭。几点钟啦？”

三点了。连续吃喝了4 小时，我们的肚腹不容接受雷蒙提出的邀请。

“啊，好吧，”他说：“如果你们在节食，那就算了。”

他把车钥匙交给太太，自己靠在后座，两手交扣在肚皮上，眼睛露出对下一餐的殷切期盼。他说服了另几对夫妻和他一起吃饭。我们挥手目送他们离去，回身进到空荡的家，、收拾吃空的盘子和喝空的杯子。这次聚会真得很尽兴，叫人难忘。

我们隔窗看屋外的大花盆。至少需要4 个大男人，才能把它从车库搬到后院去。

而在普罗旺斯要找四个大男人帮忙，可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他们必得先来检视要搬的东西，喝几杯酒，热烈争执一番，这才说定日期，可是到期又忘了。他们会耸肩表示歉意或无奈，但时间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也许到明年春天，盆子会得摆到适当位置。我们学着以季节为单位思考问题，而不再以天数或周数来计算。我以为普罗旺斯不会因为我们改变节奏。

肥鹅肝还剩很多，可以切成薄片，拌成沙拉。香槟酒也还剩一瓶，凉在游泳池那头的树荫下。我们往壁炉里添些柴火，想着即将来临的、我们在普罗旺斯的第一个圣诞节，会是什么情景。

飞逝年华一整年不断到访的客人，常要忍受建筑工程造成的极大不便，生活在近乎原始的状态下。现在房子修好了，清洁又干净，却是只有我二人。最后一批客人上周走了，下一批要等到与我们共度圣诞节。

我们在阳光中、在空寂的山谷里醒来。厨房的电还没接上，原准备放进烤箱的羊腿推迟了时日，我们霎时明白，今年的圣诞节大餐，我们恐怕只有冷的面包和乳酪可吃了。这怎么得了！本地各家餐馆的圣诞午餐都是好几周前就订满了。

听说有人可能吃不到饭时，便是法国人发挥最大同情心的时候。告诉他们你受了伤，或破了产，他们不是嘲笑你，便是礼貌地表示同情。但是告诉他们你在饮食上发生困难，他们会上天入地，甚至到饭馆去，为你解决问题。

我们打电话给莫里斯，毕武村卢伯酒店的老板，询问有没有人退订。没有，每张桌子都会坐满人。我们说明遭遇的困难，电话那头一阵受惊的沉默。接着：“你们恐怕得坐在厨房吃。不过尽管来吧，总可以安排。”

他安排我们坐在厨房门口，大壁炉前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隔壁坐了喜气洋洋的一大家子人。

“我准备了烤羊腿，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他说。我们告诉他，我们还曾想把羊腿带来，请他代烤呢，他笑了：“今天没烤箱真是不能活。”

我们缓缓享用了美酒佳肴，谈论着流水一般逝去的日子。还有好多东西要看，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们的法文文法仍不正确，又夹杂着许多建筑工人的俚俗语。

亚维侬艺术节的整个活动，我们不知怎的全错过了；葛氏村的驴子赛跑、手风琴比赛、福斯坦一家八月份到下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吉恭达村的酒节。梅纳村的狗展…

…五花八门的活动一年到头在外面举行。这一年，我们太僻世独立了，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和山谷里，光是日常琐事便花去了我们大半时间和精力。这些琐事有时让我们沮丧，常常让我们甚感不便，但从来不乏味，不无聊。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悠然自得，如鱼得水。

莫里斯端过几杯烧酒，拖来一把椅子。

“圣诞快乐，”他用英文说，但法文立刻回到舌尖：BonneAnnee（新春如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