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败经历》

第一部分第1节 眼中钉（1）

命运是闲不住的，它总喜欢出其不意地敲别人的门，就是对预审法官——古老审判机器上的一个普通齿轮——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

深冬，阳光好像比平时要明媚一些。威严的巴黎法院静静地躺在塞纳河的怀抱中，它和它板岩上的反光从来没有显得如此美丽。转过它那高大的面墙，迎面而来的是忙碌的人群。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仿佛一个丢失在迷宫中的小橱柜。在这个建筑面积13平米，而使用面积只有8平米的小房间里堆积着小山一样的文件，桌上还有一个老式的打包机和一个每天都会出点问题的60瓦昏暗小灯。法院的墙已经是饱经风霜，岁月也在那些迷宫般的长廊和巨大的房间里刻下了烙印，尽管它们今天依然装饰着细木和拉毛粉饰，点缀着讲述寓言故事的壁画。旧民主时代的官僚们在这里安装了金属衣柜和如今已经满是尘灰的电话机，这使得法院看起来仿佛就是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遗迹。

我曾在法国最优秀的政府机构——财政部（我曾在负责工业重组的部委间协调委员会担任法官代表。）的领导下执行了一个繁重的任务，随后我便开始负责经济案件。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接触到司法系统最阴暗的一面，我的失望与日俱增。Shadocks（译注：Shadocks是创作于60年代的法国卡通形象，善搞恶作剧。）的故事在法国非常流行，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有这样一句名言：“既然可以把事情搞复杂，那何必把它简单化呢？”以Shadocks的这种做事风格为准则，法国司法机关几乎每天都会做一些荒谬的决定。

幸运的是，当天早上的工作计划还能够让我微笑。我将和经济警队的同仁们合作进行一些调查行动。我喜欢与他们共事，这可以排解成堆的文件带给我的孤独感。自担任预审法官以来，我和这些警察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我们都奉行实用主义，我们都喜欢仔细地分析一张取暖费发票或一个记事本，因为这些东西中隐藏的秘密比长时间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东西要多得多。

魔鬼往往藏身于细节之中。

今天，我们将处理一些已经在手中压了很久的案子。在成堆的案件中，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彼得曼公司的案子。警方的调查工作似乎已近尾声，按照惯例剩下的事就是提起诉讼了（1994年8月18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经过调查之后将彼德曼案移交给巴黎的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又授权我来调查此案：石油巨头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往彼德曼公司的账上转移了一笔资金，表面上看，这笔资金只是数额大得有些离谱罢了，但它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某些秘密。）。我们所有人开始都没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纺织品公司得到了另一个公司的资助，仅此而已。虽然这个资助者是法国规模最大的公司（截止到1993年12月31日，埃尔夫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国企，其营业额达到了2090亿法郎，相当于318.6亿欧元。），也没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当时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法国水泥公司的案子吸引过去了，因为这个案子涉及知情人犯罪和虚设银行账户。然而，我们在讨论彼得曼案件的过程中却发现了某些东西：过于复杂的资金安排，非常奇怪的资金流动……

经验告诉我应该多加思考。直觉是一种不知疲倦的力量，它总是仔细审视一个又一个文件。彼得曼案件中的一些细节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知道应该细心。

于是，我加快了对彼得曼案件的调查速度，并开始调查埃尔夫案。

现在我才知道，在我决定调查埃尔夫案件的那一天，在巴黎的某个地方，某些手握重权的人忧虑地皱起了眉头。那些到我办公室来接受问询的证人就经常流露出这种忧虑的神情。

我已经成为了这些人的眼中钉。

不过，当时的我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从一开始，我在某些人心中引起的忧虑就和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是不对等的，而正是这种不对等一直支持着我将调查工作进行下去。我永远也不可能让它们实现对等。当然，人们总希望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来对以前发生的事做出评价，但这只是一种妄想，一种对真实的篡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想到，拿这么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案子来进行一下核实居然会引出一桩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法郎的惊天大案，并将37人送上法院的被告席？我又怎么能够想到，七年之后，我们在这个深冬的早晨所揭开的黑幕已经归结成了1万多个法律文件编号、850张封条、近10立方米的文件和256册机密档案（如果将2003年3月17日之前所有有关此案的资料扫描保存，需要两张数字DVD或者十张CD才能装下。）？

因此，将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是合适的。除了事实真相以外，调查工作遇到的各种意外情况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受普通法律约束的地下世界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法律只是傻瓜之间的简单游戏。

第一部分第2节 眼中钉（2）

应当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对调查工作进行细节性的描述是不合适的。调查工作的大概情况已经在为期3个月的审理过程中公之于众。不过，在我动手写这些概况的时候，埃尔夫案件还没有正式开庭。某些人完全可以对预审工作随便地进行恶意评论，我甚至能够预料预审会在多大程度上被编成一个虚构的法律故事。刑法对预审是有一定规定的，58岁的我不可能去违反这样一部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忠实执行的法律。

不过，如果法律需要冷静和安宁，它就容不下半点阴影。在这些年的调查当中我遇到过很多威胁和恐吓，但我并没有用所谓的“职业秘密”来将它们一笔带过。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一个法官——仅仅因为他是法官——就应该成为永无休止的谣言、随时随地的电话窃听和赤裸裸的威胁性“建议”的攻击对象。没有人要求这名法官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也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默默忍受所有的侮辱和欺骗。

如果用“预审秘密”来掩饰所有那些针对我的卑劣行径，那将会使这本书显得很奇怪。恰恰相反，“预审秘密”的保护对象应该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阻挠调查的人。如果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保护伞下随意地恐吓和挑衅我，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和所有的欧洲公民一样，我的言论自由将得到宪法的保护。

同样，保持克制并不意味着要让自己变得像受虐狂一样，一个国家公务员不应该变成浑身带箭的圣塞巴斯蒂安。有人曾公开损毁我的名誉，有人甚至觉得我本身就不够廉洁自律。现在我要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因为我在挪威政府担任的职务让我觉得有义务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和“逍遥法外的特权”作斗争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应该知道这样做的代价。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隐去了大部分问询对象的名字，这样做有时候是为了维护司法调查的秘密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不让这些人暴露身份。一件件事情连续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掠过，而每一件事都对这次不平凡的预审产生着影响。有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将这些事和它们发生的背景完全区分开来，但我在书中写到的事应该是经得起核实的。我应该将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威胁和困难都清晰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由地发表意见。

关于这本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提醒读者。调查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它由各种各样的真相串联而成，而这些真相往往又互相矛盾。某一天得出的结论往往在一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些发现所否定。国外银行的有关材料往往能够证明早些时候的审讯结果是真是假，但索取这些材料通常要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如果涉及经济犯罪，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犯罪分子们的金融行为往往都经过了精心包装，这使其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法律上都显得无懈可击。因此，这本书写得并不容易。根据时间发展来叙事仅仅能够让人读起来比较舒适，但调查的本来面目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隐藏的暗火1995年春天。就在几周之前，我们这帮调查人员还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意外发现，而彼德曼公司的背后似乎还另有文章。虽然每一天都能“抽出一段羊毛线”，但我们要处理的却是整整一个“大线团”。我们在彼德曼公司的账户上发现了多笔来自埃尔夫—加蓬公司（埃尔夫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50%的股份为加蓬政府持有，因此其地位十分特殊。）的资金，这些资金运作绝不只是简单的商业行为，它们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秘密交易。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迷宫：这里面既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又有乱七八糟的双重背景和假象，当然，还有真实存在的肮脏交易。

还好，我们的调查还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多关注，仅有的豆腐块报道很快就被时效新闻的洪流所淹没。但这是一股隐藏在我办公室里的暗火，我已经察觉气氛有些不对。我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许多证人，并获取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我发现，尽管彼德曼案尚不明朗，但它的内容和它所制造出的紧张气氛却完全不对等。

我的问询对象都是些长年在商界摸爬滚打的生意人，他们意志坚定，记忆力超强。奇怪的是，他们常常在我面前脸色发白，说话结巴，甚至长吁短叹。他们的眼神时而游移不定，时而突然发愣，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一会儿又盯着有关材料。他们签名的时候也是涂涂改改，仿佛是在确认自己的名字是否写对。恐惧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绪，人们不断地与它斗争，但最后还是被它吞噬。没有人能够装出一副对恐惧无所谓的样子。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在演戏。

我收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人震惊。这些人谈到了直接的死亡威胁、夜间的骚扰电话、被损坏的汽车、恐吓性的盗窃事件（盗贼将屋子翻得底朝天但却不拿走任何东西）、到处传播的暗杀谣言以及花样百出的警告……

我当然知道，一个石油业巨头的故事和“塞居尔伯爵夫人（译注：作者原名索菲。罗斯多普希妮（1799年—1874年），法国文学家，代表作有《模范小女孩》、《索菲的不幸》和《杜哈吉那将军》。）的童年”以及“罗尔德。达尔（译注：英国作家，擅长成人小说、儿童文学和剧本写作，兼善惊悚和幽默题材，风格独树一帜。）的故事”完全不相干。世界上大部分的商业油田都在中东、西非和拉丁美洲，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都来自欧美。“黑色黄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争夺石油和石油开采权的故事是非常血腥的，“充满了喧嚣嘈杂和惊涛骇浪”。在这个故事里，到处都能看到冷箭、政变、黑钱和背信弃义的肮脏交易。如果莎士比亚生活在这个世纪，估计他能以石油为题材创作一出悲剧。

做石油生意的人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我接触过这样一名埃尔夫公司的员工，他曾担任一家炼油厂的经理，长期在危险地区工作的他已经饱经磨炼，坚定得像一块石头。有一天，他无意中和我谈起了一封信。早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在预审开始之前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他的律师，信中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了车祸，那肯定是一起暗杀事件。我读了这封信。他在信中暗示，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可能就是他自己公司的领导。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第一部分第3节 眼中钉（3）

“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这是一起发生在法国领土上的经济案件，它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案件的演员们，至少在现在，和国防秘密还沾不上边，但他们的做事方法在我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和平年代，这些男男女女们生活在巴黎绿树成荫的街区的中心，他们豪华公寓的窗户正对着梦幻般的街道。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仿佛一群在空旷原野上被歹徒追杀的逃亡者……他们在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会放慢脚步，仿佛害怕楼梯的拐角处会突然出现一个阴影。他们开车门的时候总是带着恐惧，他们不再打电话，他们的公寓经常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一次又一次地录口供，翻阅问询记录，审查各种合同和银行账户副本……我觉得自己身边发生的事简直就是一部社会底层的黑色小说，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人害怕警察，因为那些追踪他们的人在警方也有眼线；这些人也不相信政府，因为他们敌人手中的权力甚至高于政府。

虽然我不像他们那么害怕，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恐惧。法官和医生有些相像：在治疗了多位病人之后，医生就不会再对鲜血过敏；同样，在见识了这些证词和笔录中透出的大量暴力色彩之后，暴力就不再让我害怕。它不是针对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

调查工作的最初几个月有些像雨前的巴黎天空：在预示暴风雨的乌云缓慢而不可避免地盖满天空之前，我们还可以看见几丝白色的云彩。但就在一天晚上，在听完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工程师的证词之后，我发现乌云已经开始在我的头顶聚集。这名工程师曾在工作中违抗过上级的命令，并拒绝执行一切他认为非法的命令。可想而知，他肯定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一切：匿名的警告、动摇信心的谣言以及直接的死亡威胁……

问询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待了一会。我有些恍惚，为了不让自己闲着，我开始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忽然，这名工程师再次敲开了我的门。看见我惊奇的样子，他把食指放在嘴上，意思是告诉我不要说话。随后，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小心！我发现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然后，他离开了。

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熟悉埃尔夫内部的游戏规则。每天早上他都吹着口哨，走过纳伊大桥到位于拉德芳斯商业区的埃尔夫大厦去上班，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成为这个公司的中层领导。他知道埃尔夫的底牌，也知道这个公司做了些什么。他的举动告诉我，这个办公室并不安全，而且我的调查很有可能已经被人监视了。

被人瞄准的感觉每个人都知道石油巨头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管是英美的“石油七姐妹”（译注：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末期间，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谢夫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及英国石油公司七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世界石油市场，史称“石油七姐妹”。）还是它们的法国同行都会在背地里干些龌龊之事。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说，这种龌龊的色彩却是与生俱来的。埃尔夫公司的创始人皮埃尔。吉约马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过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战后他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长，并同时负责原子能计划。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埃尔夫公司创立伊始，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公司的各层安置了许多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既是石油工业家，又是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公司设立的情报部门表面上只负责保护公司财产的安全，暗地里却肩负着为法国政府提供情报的使命（早在60年代初，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埃尔夫公司的内部设立了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监督者是一名负责特殊事务的情报官员，而这名官员和戴高乐将军的非洲事务顾问雅克。福卡尔又保持着频繁接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公司的安全工作一直是由该情报部门负责，莫里斯。罗贝尔上校（他曾和雅克。福卡尔一起创立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非洲部）、帕特里斯。德卢斯塔尔（曾担任过法国安全总局行动部的负责人）和外号“上校”的让—皮埃尔。达尼埃尔（一名具有特工背景的军官）曾先后担任过该部门的负责人。（见1997年9月28日的《世界报》文章：《埃尔夫的情报部门和法国之间的互相渗透》）。）。在上世纪80年代，埃尔夫公司又多了一个任务：向促成法国和某些国家之间这样那样合同的“中间人”支付佣金，而这些合同的背后往往隐藏某种外交交易以及某些外国政府的腐败行为。因此，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非洲，埃尔夫内部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些任务。当然，这些机构肯定是见不得人的。

同时，这些机构又在不断发展自己的下属网络，它们已经如沉积岩一般遍布埃尔夫公司的整个肌体。被它们瞄准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

手里拿着这张字迹潦草的字条，我第一次感到担心了。在以前的一次预审中我就受到过威胁，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还是让这几周来弥漫在调查周围的紧张空气变得清晰了许多。我想起了一些证人曾受到的威胁：“你将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如果你不听话，你会倒霉的”，“你过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些话越来越突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不过，和我后面的经历比起来，那天晚上我体验到的恐惧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已经出现，就那么简单。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把头靠在郊区列车的车窗上，任凭各种乱七八糟的往事在脑海里碰撞。我就好像在玩一个拼图游戏，随着越来越多的图块各归其位，我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决定像从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生活，不让恐惧控制我的身心。

如果当时我被恐惧所征服，我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停止预审，不让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世界将继续转动，我将继续调查那些可疑的破产案、偷税案和银行卡诈骗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我看见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调查却还遭人谴责的时候，当我认真审视我们所有人为此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总是不停地问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然而，我不喜欢“我本能够”，“我本应该”诸如此类的说法。法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它总喜欢和感情的不确定性玩游戏，并因此制造出了条件式和先将来时等语法“国粹”。但我这个人比较缺乏诗意，比较实际，在骨子里我更像挪威人。我是不会被吓倒的。

我仅仅只是他们的眼中钉吗？

不。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威胁。

第一部分第4节 威胁（1）

调查开始还不到一年，我就迎来了第一位信使。

在涉及敏感政治、情报工作和保密行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语言通常都是加密的，而且消息的传递往往会通过一个第三者进行。一位国内反间谍局、中央情报局或摩萨德的工作人员绝对不会在某一天早上敲开你的房门，眼睛直直地看着你，然后告诉你他正在调查什么并且他为何觉得你也牵涉其中。他们会使用一些中间人，而这些中间人又会给你带来一些足够晦涩难懂的信息。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但又不会完全挑明。

我的第一位送信人名叫弗朗斯——至少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是通过一位朋友找到我的。几个月来，我一直是一家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所关注的对象，因此常常有人刚和我认识就邀请我去看戏剧，有时候还会邀上他自己的一群朋友同去。这位将弗朗斯介绍给我的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他的这种殷勤看成是一种轻率的表现，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和一堆朋友聚在一起，看看高雅的展会，听听美妙的音乐会，当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美味的法国大餐，因为我们毕竟身在巴黎。

一天晚上，这位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参加一个聚会，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由于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现在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并放松一下自己。聚会开始几分钟后，一个男人向我走了过来，我的朋友给我介绍说他叫弗朗斯。随后，这名陌生人把我叫到了一边，用一种特工所特有的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警告我说：“女士，您应该明白，法律可以审判世界上98%的犯罪，但它对剩下的2%就无能为力了。我们把这剩下的2%称为国家机密。现在，很多重大利益都和您有关系，所以请您一定要小心。国家有自己的秘密守护者，他们可不温柔。您应该理智一些……”

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就警惕起来了。我知道，我的友谊被人利用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第二天，我马上和这位朋友以及他的圈子拉开了距离。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弗朗斯和埃尔夫案件中最重要的嫌疑犯之一身边的人交往甚密，但他本人对我并没有恶意。

他仅仅是一个送信的小兵而已。

两害之中取其轻压力的火车已经启动，我甚至能听见它内部机械的撞击声。我明白，我不应该仅仅在法院里面保持警惕，因为这次调查同样也会对我的私人生活造成影响。从此以后，我变得非常小心。

我还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一条黄线是无论如何不能迈过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并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三个半人的力量——我，一个书记员，两个经济警察（其中一个还是兼职）——来完成这项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对象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由国家最高层一手创建且大力支持的系统。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

不过我认为适可而止的时机很有可能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当同事们告诫我谨慎从事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回答：“前怕虎后怕狼，那什么也干不成。”我的本能促使我不断采取行动。我已经掌握到许多证明埃尔夫公司存在经济犯罪的证据，不过周围的气氛却变得越来越怪。我没有理由停止手中的调查工作，恰恰相反，各种各样的障碍反倒增强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不过，有决心并不意味着不审时度势。我的眼前始终闪现着一个预警灯：我正在调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我发现，埃尔夫公司内部有着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只有某些关键人物才了解各种石油合同的来龙去脉。走进埃尔夫这座大森林，我看到了它那数不清的岔道、森严的等级结构和巨大的非法权力。我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法律——一整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心照不宣的。埃尔夫公司是在戴高乐将军的授意之下建立起来的，它一直是法国外交的一颗重要棋子。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很有可能会踩上某颗地雷——我探寻的某个秘密可能根本就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

事实上，在由人组成的政府中肯定会存在一些民主之光照耀不到的东西：非法交易、涉及向某些“敏感国家”贩卖军火的秘密合作以及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国家秘密联盟”。作为一个公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此感到遗憾。但作为一个法官，我不可能隐瞒这种现实。我们的国家在其非洲的老殖民地还保留着很多利益。同时，法国也是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它还在世界的核力量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法兰西也大搞地下交易。

对这部分“看不见的冰山”进行一下描述是很有必要的。在进行调查的同时，我还到国防高级研究学院（从广义上讲，创建于1949年的国防高级研究学院是一所专门为法国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负责公共事务、武器装备事务和敏感产业的官员提供深入的国防信息的学院。1997年，该学院成为了一个公共行政机构，直接受政府总理领导。）进修学习了一阵子。稳步进行的调查揭示了这个国家和它所从事的肮脏勾当之间的矛盾，这让我开了眼界，也促使我想去学习一下刑法和商法上都没有的东西。法国创立了一些非常好的学院，国防高级研究学院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年的学习当中，尽管受尽了拥挤之苦，但我还是非常幸运地听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讲座。还有一件事需要附带地说一下。在和我一起进修的这群人当中，我始终觉得有一个负责给我送信的人。一旦我的行为和我的法官身份稍有不符，这个人就会向我靠近。

在调查敏感案件的时候，我们必须既从政治角度，又从综合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这里写的是“政治角度”而不是“派系角度”。集体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的调查工作中，我常常参考在财政部工作时得出的经验。当时我们的特派员常常要集中起来为某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支招，我们必须从许多糟糕的选择中找出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往往需要在两害当中取其轻。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这个企业战胜财务危机，继续生存下去。

在财政部的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知道，我们应该从生活而不是教科书里学习如何抉择。因此，我在工作中经常和检察官们交流信息（法国司法系统将法官分为两类：审判法官和检察官。审判法官是终身制，拥有独立的司法权，主要负责提供司法信息和作出判决。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主要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保护社会的基本利益不受侵犯。预审法官虽然拥有较大的自由行动权，但还是要受到检察部门的控制，后者可以要求主管上诉法院中的预审法庭取消或采取某些行动。），在我看来，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是互相依存的。我和检察官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可以集中注意力来调查那些有可能涉及犯罪的事件，而检察官们则替我挡住在我周围散布的一切谣言，不让它们像吸引公牛的红斗篷那样来分散我的精力。

第一部分第5节 威胁（2）

意料之外的阻力预审法官有时候会被法国司法系统里面的某些专门喜欢造谣中伤的人描述成孤独的萨伏纳罗拉（译注：萨伏纳罗拉。吉诺拉莫（1452年—1498年），意大利基督教布道家、改革家和殉道士，后被世俗法庭判处绞刑和火刑。）——一个只会成天蜷缩在卷宗堆成的象牙塔里，履行着替世人洗罪职责的可怜虫。不过，预审法官的这个形象和他在《小事件》中的形象则完全不同。在《小事件》中，预审法官常常敢于对抗强权。

因为他并不是孤身作战。

拿破仑曾对预审法官有过这样的评价：“法国最强有力的人”。不过，这句话却常常被后人错误地引用。毫无疑问，这句话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情况：从法律上讲，只要申请到了调查许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的规定，预审法官只能依照省级法院检察长所提交的诉状（有关的犯罪行为都罗列其中）进行调查。一旦预审法官在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新情况，他必须立即和检查机关进行沟通，并要求检察长再提交一份补充诉状，以便扩大自己的调查权限。），我就有权搜查任何地方并羁押任何人（以前，预审法官有权暂时羁押一名嫌疑犯——不过这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必须得到检察机关的同意。2000年7月15日出台的法律将这一权力归到了主管释放和羁押事务的法官手中。）。但法国的司法体系是建立在法官与检察官之间一种复杂的平衡系统之上的，这种平衡系统可以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调查敏感事件的时候，预审法官当然可以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这样。不过，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一名预审法官在调查当中公开地和检察系统对抗，那他的工作肯定会遇到来自司法系统的阻力，而他调查的案件不是被法院遗忘，就是被撤销、暂停或者完全扔到一边。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界限：即使司法系统可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漏洞，我的调查工作也必须被检察官们接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我正要推开的这扇门是被人有意且小心地关上的。我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底线。我的职责是将一切可以审判的人和事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并且让自己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我不能为一些空想耗费自己的精力。

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和国家对抗。

在这八年的调查工作中，我始终坚持着这个原则。不过，我周围的环境却在因为我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每采取一项行动，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就会把调查引向一个偏离我们预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要求调查的那些企业领导人的反应是非常不理性的。在他们的圈子里混的人都是些在政治界和经济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其中也不乏贪赃枉法之徒。在这个圈子里，法律只是一种附属品。在他们看来，法律应该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和他们对着干。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里，这里唯一通行的法律是：不被人看见，就不会被人抓住把柄。

这些企业领导们既没有冷静地进行推理，又没有利用我们起初的幼稚和司法系统的惰性，相反，他们选择了对我们采取强硬措施：欺骗加公开对抗。他们认为我会被打倒并最终屈服。然而，也许我会倒下、害怕、犹豫甚至怀疑自己，但我决不会放弃。他们的威胁甚至坚定了我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绿色的小卡片。这张卡片是夹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信封里的，而信封就贴在我办公室126号房间的门上——平时我经常在门上贴一些请勿打扰的告示，以防有人在我调查取证的时候不合时宜地闯进我的办公室。

我很少收到请帖，相信这张卡片也不是。取下来一看，才发现这张卡片上有许多用铅笔写成的潦草名字，而我只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雷诺法官（弗朗索瓦。雷诺是里昂的一名预审法官，同时也是法官工会的创始人之一。1975年7月2日深夜，刚刚参加完朋友聚会的他被三名不明身份的人刺杀身亡。有关此案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果。）。第二个就是我。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其余这些都是二战结束以来被暗杀的法官的名字。

除了我的以外，其他的名字被划掉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法院的高墙之外。纷乱繁杂之余，我还感到恶心和愤怒：如果有人相信可以用这种挑衅的方式来阻止我，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

第一部分第6节 威胁（3）

在我家周围1996年5月。在连续18个月的高强度调查之后，埃尔夫案件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埃尔夫前总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逐渐浮出水面。局势已经变得非常敏感，因为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在6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总裁。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曾在1995年12月遭遇了罢工风潮，现在它依然没能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从司法角度来看，对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这次任命毫无疑问是一种保护措施，它让所有针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它的总裁的强制措施都变得非常敏感，尽管这些措施有时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我不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的身体都能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每天晚上我都很难入睡，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又感觉昏昏沉沉。那是一段非常黯淡的日子，同事们提醒我要小心，证人们告诫我要谨慎。在进行了一些令人担心的调查取证之后，我甚至觉得整个经济警队都笼罩在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

是不是这个案子的敏感性让我觉得不堪重负，而身体的劳累又加深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被人监视，有时甚至被人跟踪。当我乘坐地区快速列车回家的时候，尤其是在晚上，我越来越感到害怕。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的身边经常会开过一些小汽车，车里的人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

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晚上，一个男人从火车站的站台就开始跟着我。在这种郊区列车里经常会有一些可怜的乞讨者，他们往往会靠近你的身边要钱，但这个人不是。他的肩很宽，看上去像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到站后，我下了车，他也下了车；我加快了脚步，他也加快了脚步。随后，他突然消失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惊恐地四处张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镇里的人经常看到几辆奇怪的小车在附近开来开去。有人经常往我家里打电话，但我一接起来那边马上就挂掉了。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偶然事件。不过，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戒备心也越来越强。

警惕心理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甚至担心有人会在我的汽车上动手脚。火车站的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我将自己的汽车停在咖啡馆的窗台下，并拜托那里的一位店员帮我照看。几天之后这名店员告诉我，这几天有几个陌生人经常在附近转来转去。气氛愈发紧张了。

6月5日，邻居们（我们住在一个有十多栋房子的小村庄里）提醒我：三辆汽车在我的房子面前停了几个小时，车上的人好像在等什么。我告诉邻居们，我没有权利不准别人在我的房子周围溜达，我也不能这么做。一个邻居主妇记下了其中一辆浅色汽车的车牌号。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对这个牌照进行了核实。

6月11日早上，另外一辆汽车又公然在我的住所周围游荡。它很有规律地时慢时快，就这样开了几个小时。一位邻居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和样式（那是一辆深色的雪铁龙AX型轿车。），我马上将它们传给宪兵队进行核实，结果发现：这辆车和6月5日那辆车虽然颜色不同，但它们使用的居然是同一个牌照！当然，这个牌照肯定是假的。

显示力量当天，法院的副检察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同往常一样风度翩翩并且态度和蔼，但我发现他的黑眼睛比平时更明亮，而且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前些日子我见了一位老朋友。我非常信任他。他提醒我说，您现在正身处危险当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很紧迫的危险。”

“那您能告诉我这位朋友是谁吗？”

“除非你发誓不再重复这个名字。”

“我发誓。”

当我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明白事情果然非常严重。在法国的国家机器中有这样一些政客：他们的部分身份是对外公开的，但其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却对外保密。这些人不仅了解国防机密，还善于到处散布谣言。我不喜欢他们。副检察长的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

副检察长建议我申请警方的保护（对于警方来说，保护程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需要多组警察轮流值班。负责反恐事务的法官中已经有人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负责经济案件的法官还从未享受过此等“殊荣”。），但我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证人们受到了威胁，我住所的周围出现了幽灵般的汽车，朋友的劝诫令人毛骨悚然……不管怎么说，对这些预警信号视而不见肯定是不明智的。

毫无疑问，如果这股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真的决定要除掉我，那么它现有的力量已经足够了。许多和黑手党作斗争的意大利法官虽然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最后往往还是难逃一死。不过，法国警方却常常向我保证，得到他们保护的人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最后我还是决定申请保护。

我马上写了一封申请信。在信中我谈到了那两辆挂假牌照的汽车，但没有提到和副检察长的这番谈话。信是这样结尾的：“鉴于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出现了一些离奇事件，而且我手上又有一些重要的案子要办，我认为，向你们申请为期几周的一般性保护应该是一种慎重的选择。”（见《致院长女士的一封信》，1996年6月12日。）

我的身边不断有事发生，但我对此却无能为力。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就好似一道晴天霹雳。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保护到夏天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我做出的这个选择对那些妄图动摇我信心的人还是有一定威慑。

谁知道，这一保护就是六年。

第一部分第7节 威胁（4）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身边都至少有一辆汽车和两名贴身保镖，在局势紧张的时候还会更多。在短短几周之内，警方就控制了我所有的社会交往，我再也不能到咖啡馆和朋友聚会，不能随便逛街，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的我甚至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我不得不在别人的眼睛下生活。

在开始那段时间，我享受的完全是“超级贴身式”的24小时全天候保护。警官们就在我卧室旁边的房间里执勤，他们的枪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们不仅要检查所有的信件和所有我要进入的房间，甚至还叫我穿上防弹背心。走在我两旁的时候，警官们还会随身携带一个凯夫拉尔纤维制成的垫子，这个垫子被做成公文包的样子，目的是预防可能出现的枪击。警官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可能是做给那些想伤害我的人看的，也有可能是做给我看的，目的是让我知道事态已经变得多么的敏感。

6月份，我的一位证人又受到了威胁，他也不得不接受警方的保护。这些威胁到底来自何方？这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我有这样一种预感：针对我的敌视目光正在不断聚集，但它们又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怀疑的目标很自然地指向了那些我们正在调查的人，因为调查不仅打扰了他们的安宁生活，甚至正在“威胁”他们逍遥法外的特权。但调查对象实在太多了：公司领导、外国政府、埃尔夫的竞争对手、情报部门……它们都有可能牵涉其中。

还有人妄图通过动摇我的私人生活来阻挠调查。成为一名经济法官后，我就对丈夫提出了一条带有强迫色彩的要求：家里所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他的诊所不能偷税漏税，就是无意的也不行。我知道，有人肯定会对我的私人生活感兴趣，他们将审查所有和我有过来往的人，仔细研究所有有关我个人生活的资料，甚至连一张发票也不会放过。但他们是不会抓到任何把柄的，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有人曾经用同样的手法打败了法官埃里克。阿尔方和我的意大利同行安东尼奥。迪彼得罗（1994年11月，米兰检察院助理检察长、“肃贪”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安东尼奥。迪彼得罗由于不堪忍受别人对他私生活的攻击而提出辞呈。）。不过，这些伎俩在我这里能得到的只有蔑视。

7月初，整个司法系统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传唤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日子逐渐临近了。有关政界将出面干涉的谣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不过它们都是经不起核实的，也不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除此之外，一些荒谬之极的谣言也开始出现。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饭桌上听见一名记者说，一个秘密中间人曾给了我30万法郎（合45735欧元）的现金，并要求我停止调查工作。这些东西简直是太可笑了，我对它们完全不屑一顾（在整个案件的调查进程中，这样的谣言是无法避免的。一名嫌疑人的律师曾在两次听证会上表情神秘地向证人们暗示，他的手中掌握着我腐败的证据，但他却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明材料。在这六年之中，我“腐败的金额”居然增加了99倍，由最开始的4.5万欧元变成了后来的近450万欧元。不管怎样，这些谣言至少说明了我在不断升值。）。

1996年7月4日，埃尔夫前总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听证会如期举行。对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进行调查并将他监禁的决定不仅在整个法院引起了震动，在社会上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当然，这只是整个预审中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更多的重要事件将接踵而至。

第一部分第8节 威胁（5）

底线1996年的这个夏天，我学会了同时在两个世界中生活。一个世界是预审的世界，这里到处涌动着湍急的暗流，人们说的话常常带有深层含义，不法利益打着外交利益的幌子大行其道，一笔又一笔的资金以极快的速度在名目繁多的“海外机构”之间转来转去。另一个世界就是我私人生活的世界，它仿佛存在于另一个星球，也更接近一个普通法国家庭的生活。

我曾经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工作给我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为此所采取的行动只能将这种影响部分地掩盖起来。在我的周围，警方实施的全天候保护已经使危险变得越来越具体，警官们和他们的武器正在逐渐勾勒出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形状。这种感觉就好像身患绝症，对死亡的恐惧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这种恐惧感很像超声波，尽管人耳听不见它，但它依然在空气中持续传播。

要我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实在太困难了。只要我身边有个什么细微响动，警官们的手马上就按到了枪上，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一个星期六，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房子的大门开了一条缝。见此情形，我的两名贴身保镖马上拔出了手枪。我突然想起，这天是园艺工帮我整理花园的日子！于是，我马上叫两名保镖不要采取行动。警察的职责要求他们保持警惕，而他们的紧张情绪又时不时地对我造成影响。在车上的时候，只要看见一辆后座载人的摩托车向我们靠近，他们的手也会放到枪上。他们必须为任何偶然事件做好准备，因为一旦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后果就有可能变得不堪设想。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总是避开拥挤的人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伤害。我已经尽量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我很遵守这些专门为我制定的安全措施，我尤其尊重那些贴身保镖。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很注意让我和别人保持距离。这些和我终日相伴的人自己也有生命危险。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稳固的关系和一种相互的信任感。我们坐同一辆汽车，同一架飞机，我们一起回忆自己从前有过的美好旅行，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孩子的照片拿出来大家分享。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名保镖，他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世界观和我完全相悖。母亲节的时候，他送给了我一束鲜花，并对我说：“女士，为了您，我当效死命……”

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说的是真心话。

那确实是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的许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为了写这本书，我翻阅了许多私人信件，这才勉强记起了一些东西，下面这张传真就是其中之一。这张传真是一位邻居发给我的，上面的日期是1996年9月15日，也就是埃尔夫前总裁被监禁两个月之后。当时局势的紧张程度从这张传真里可见一斑：“昨天晚上快到8点15分的时候，一辆深紫色雷诺15在距离您家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它的车窗紧闭，我看不见里面坐的什么人。当我的车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它突然启动，然后马上离开了。这辆车根本没挂牌照。我开车绕着蒂耶尔大街转了一会，发现不远处还有一辆深紫色雷诺19.这辆车开着灯等在那里，它同样也没有牌照。不一会，这两辆车便汇合到了一起，然后上了帕莫维大街。我跟了它们大概300米。我的车灯一直开着，我要告诉他们，您的房子有邻居帮着照看。随后，我马上给您家里打了个电话，以便将这一切告诉您。”

这样的事情我到底遇到过多少次？十次？二十次？今天“一位朋友来善言相劝”，明天有人寄来一个木制的小棺材，后天一位证人又带来一些让大家都不寒而栗的死亡威胁……

威胁无处不在，但它却未对我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对此我有两种假设性解释。第一种解释比较温和：谣言有自己的生命，它一传十，十传百，但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起点。谣言的养料是人类的利欲，看一个女人和危险搏斗对于许多人来讲无异于看一出好戏，品一瓶消遣的好酒。所有这些不自觉出现的危险信号都只不过是我经历的这场暴风雨中的闪光而已。第二种解释就令人担心了：不管是建议、警告还是赤裸裸的威胁，它们的目的都是告诉我不要和国家的至高利益相抗衡。我估计，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不存在任何偶然情况的。预审之所以能继续进行，那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身边有贴身保镖，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迈过他们心中的底线。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当今天的人们翻阅埃尔夫案件的庭审纪录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曾经摆在我面前的这条底线有个大致了解。在1996年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曝光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然而不管是在巴黎还是非洲，许多人都知道自己要保护的腐败圈子是如何巨大。

在预审结束之后，我非常惊奇地发现，许多外人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曾受到何等严密的监视，我的生命经历过何等严峻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和那些在夜晚被探照灯追逐的动物有几分相似。除了强烈的灯光以外，它们看不见任何东西，于是只能胡乱瞎跑，但却始终跑不出探照灯的光圈。

第一部分第9节 威胁（6）

“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这种威胁”

从逻辑上讲，当自己的职员在工作当中受到威胁时，政府部门应该站出来支持并保护她。然而在法院，我的非常处境却引来了人们的议论和伪君子的窃窃私语：“这简直就像在拍电影！”没有人肯把我的同事们召集起来，用几句简短的话向他们说明我现在为什么必须接受保护。政府部门对一切都可以满不在乎，但它却不能容忍任何人来破坏自己的安宁。

感性似乎已经战胜了理智。

什么？一名小法官不仅拿着国家的俸禄在巴黎到处闲逛，还要国家专门派两名凶神恶煞的护卫来送她进电梯、为她开办公室门？（负责经济案件的元老级预审法官埃迪特。布瓦泽特最近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就曾公开表达了这种不满情绪：“我认为警方完全没有必要对一名法官进行长达三到四年的保护……这一切根本就是骗人的！……对（埃娃。若利）来讲，警方的保护是她炫耀权力的一种方式……我丝毫不羡慕她拥有的这种特权，我更喜欢开着自己的小车回家……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她面临的危险到底有多大？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危险？“（见格雷伊萨梅和达尼埃尔。斯奇雷德曼合著的《法官们向何处去？》一书第55至56页，法亚内出版社2002年出版））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保镖们总是尽量维持人群的流动，以免引起围观。这本是他们的职责，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我目空一切的表现。

更奇怪的是，这样的保护在别人的眼中居然成了一种特权！我在他们的眼中就像是一位带着两名仆从的公主。不过，我可不希望任何人享受这种待遇。我的个人生活已经变成了一桩沉闷而黯淡的苦差，没有轻松的调侃，也没有意外的惊喜。

有些手中有权的人已经习惯了规律的生活，他们每天早上准时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每天下午又准时离开，丝毫不觉有什么不妥。但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和所有的职业妇女一样，我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每天还被那些枯燥乏味的工作累个半死。对于所有人来说，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保镖到大商场里去买圣诞礼物都是一种古怪而痛苦的经历。某个星期天的傍晚，你和丈夫在朋友家吃了饭回来，坐在车里欣赏着落日的余晖，兴致勃勃地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突然，保镖要你把头低下，因为附近出现了情况。就这样，这个美妙的夜晚被糟蹋了。我发誓今后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几个月之后，我向警方正式提出了撤除保护的要求，但他们拒绝了。警方的领导层甚至还决定在某些时间段加强保护措施，他们不仅将我的保镖人数增加一倍（由2个增加到4个），还增设了一个摩托护卫队。护卫队的警官们话都不多，他们根本没有向我解释警方这样做的原因。当时，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其中一位警官。直到今年冬天一位朋友给我看了那次采访的记录后，我才明白警官们当时的感受：“有些威胁是非常具体的，那绝不是恐吓。我们得到消息，有人已经就购买埃娃。若利的人头达成了协议，他们将雇一名杀手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消息已经得到了情报部门的确认。有时候我们真觉得自己好像在拍间谍片，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这种威胁……如果我们发现埃娃。若利有些情绪不稳或者不够冷静，我们就会感到担心。她周围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紧张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局势就会变得十分危险。”（见如下地址：http://www.cfpj.com/spe_cfj/garde/gardecor/joly1.html）

在法院里，我不得不面对同事们敌视的目光，我毫无选择余地。没有友善的言语，也没有默契的眼神交流，就连和我相处多年的检察官们也对我十分冷漠。在走廊上碰面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对我视而不见。在内心深处，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伤害巨大。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敌意并不是完全冲着我来的：他们只是暂时还无法接受埃尔夫案件的真相罢了。

当司法调查逐渐靠近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判断系统就会产生一种恐慌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将高烧和它的征兆混淆起来。对于旁人来说，如果一名法官因为调查某一种民主制度的权力和等级结构而身陷险境，那么对他偶尔得到的“恩赐”——就好像现在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给我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并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感到愤慨肯定比反思这种民主制度的缺陷要简单得多。

第一部分第10节 威胁（7）

在我的意识中，威胁的真实情况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已经学会不去想它，但它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确实已经非常强烈。在一次大使馆组织的鸡尾酒会上，我偶然遇到了法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将领，他的制服上挂满了奖章。友好地寒暄了几分钟之后，这位将军突然用他的蓝眼睛盯着我：“女士，我觉得您这段时间肯定过得不是很顺。纷乱的生活、沉重的压力、可怕的威胁……不过，我认为您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我没有回答，但给了他一个带着谢意的微笑。他停了两秒钟，随后换了一种冰冷的声音继续说：“如果您的调查对象不是石油公司而是军火企业，那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军火圈子里是不存在警告这一说的，一旦您开始调查，那么您将只有48小时好活……”

他的目光和他的声音一样冰冷。他的语气非常坚决，好像要把这番话刻在我的脑海中一般。我觉得自己的肚子上好像挨了一记老拳，我费了好大的力才让自己没有跌倒。当然，接下来我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东西……

从那时开始直到预审的最后一天，每当我做出一个困难的决定，这番警告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它就像那些平时我们记在手背上的训诫，尽管擦去了，但还是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您将只有48小时好活……”

幸运的是，我尽力做到了不要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些威胁。一个人一旦习惯了某种现实环境，他的思想就会学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有一次，一位朋友给我讲了她在黎巴嫩战争期间贝鲁特的一段经历。当时的黎巴嫩到处弥漫着恐怖，这位朋友有一天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会依靠听广播来寻找一条从海滩回住处的安全道路，以便避开危险的枪战……当时的她为了安全回到住处可以收集一切可能有用的建议，当然，现在的我有时也采取相似的做法。尽管每一次新的威胁都会在每周的第一天重新激起我的恐惧感，但在剩下的六天里，我会尽量不去想它。

我的阿莉阿德尼之线（译注：在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德尼用小线团帮助杀死怪兽后的修提斯逃出了迷宫。后多用阿莉阿德尼之线来指代能够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要的日常工作就是与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长期的斗争，但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奏效。埃尔夫这样的跨国公司不仅拥有高水平的金融部门，还拥有大量高学历的工程师和身经百战的律师，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众多隐秘企业和大量灰色资金的庞大系统。不仅如此，埃尔夫公司在世界许多大洲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当时的埃尔夫公司在一百个国家拥有正式的分支机构，控制着800个分公司，并在350个企业中拥有股份。）。我们常常需要从一张长达数米的交易单上找一个小小的付款记录，而这个付款记录和别的付款记录表面上又没有什么两样。为此我们常常要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并增加取证和审讯的次数。

当我的调查对象们穿过法院那层高5米、迷宫般的长廊时，他们都会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但当他们第一次进入我那仆人房般的预审办公室时，这种惊讶之情就变成了不屑。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到政府部门，确切些说应该是部长办公室坐坐了。他们的外套内层装饰着荣耀骑士协会的绣花，他们衬衣袖口的扣子来自旺多姆广场的名牌首饰店，他们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名人录”上。他们甚至十分明确地向我表示，预审办公室那把有些破旧的椅子根本就配不上他们那尊贵的臀部。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显得不安和不知所措，但大部分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傲慢之情。他们都是些拥有极高智商的冷血动物，一会儿虚情假意，温顺有加，一会儿又突然变得狂暴异常，毫不留情。他们已经忘记受人非议是一种什么感觉。尽管在我的面前他们都会装得镇定自若，但一些平淡无奇的细节还是会让他们感到慌张，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尝试着和我做交易，尽管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法院而不是生意场；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完全失控，甚至将刑法和执行刑法的法官混为一谈。

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冒险承认任何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的事实，就连一笔汇往他们私人账户上的可疑汇款他们也极力否认。所有的钱仿佛都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了他们的手上，而他们花钱仿佛也是从来不经过大脑。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因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尽管困难重重，但预审还是在1996年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平时关注得更多的还是那些具体的问题，对于案件的整体情况则研究较少，因为一开始就专注于整体有可能让我们无从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在最开始遇到的问题相继水落石出。每当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不懈，像一只不停往玻璃上撞的蜜蜂那样坚持不懈。我必须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假设，直到查出事实真相。当答案终于出现的时候，那种由衷的、精神上的愉悦将难以名状。

预审开始之后，我已经逐渐学会识别敌人的力量有多强，他们的盟友有哪些，哪些地方是敏感的，哪些领域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调查。我曾经为英美“石油七姐妹”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高明的犯罪手法而感叹，但和埃尔夫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埃尔夫一案中，被挪用的国家资产数额很有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已经抓住了自己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决不会松手。

第一部分第11节 重压之下（1）

1997年初，埃尔夫案牵涉到的人和事越来越多，而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活了几个世纪。毫无疑问，有些人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但许多证人都感到害怕。我在这里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这样做将违反预审的有关规定。我知道，他们手头掌握着一些我们没有的重要信息。一名在埃尔夫公司担任战略要职的女士告诉我，她手头有一些极其重要的资料。她永远不会将这些资料公之于众，因为这样做将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我而言都非常可怕的后果。

还有一次，一个犯了轻罪的年轻人偶然得到了一些有损某名被调查者名誉的资料，于是他便试着拿这些资料去要挟对方以便捞点好处。不过，他马上就被人带到一个地方毒打了一顿，还受到了威胁。他对对方办公室的描述和这名被调查者办公室的真实情况非常相似，他甚至还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办公室里在哪一天，什么时间来过一个电话。经过核实，我们认定这一切肯定是这名被调查者指使人干的。看来这个案子不会走得更远了，但它的敏感性不会有丝毫减弱。

不久之后，另一名证人又受到了威胁。他告诉我，一个外国情报部门在办案的时候偶然发现他的电话被人监听了，他们马上通知了他。随后不久，他便收到了公开的死亡威胁。他甚至决定离开法国，在外面待几个月之后再回来。

他相信自己肯定会被杀，而且我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把事情闹大1997年4月4日，埃尔夫—加蓬公司总裁安德烈。塔拉洛（安德烈。塔拉洛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和雅克。希拉克是校友。1967年，他进入石油工作研究公司工作，并在4年后成为该公司的行政经理，后来又升为非洲区总经理。1977年，他被任命为埃尔夫—加蓬公司总裁，并在这个位置上待了20年。后来，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埃尔夫—刚果公司总裁（1984年）、埃尔夫—安哥拉公司总裁（1988年）和埃尔夫贸易公司总裁（1992年）……）也被牵涉进来。得知这个新消息后，我便开始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以便腾出时间来和他见一下面。当天我便对安德烈。塔拉洛进行了审问。由于他涉嫌挪用的资金数额巨大，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将他羁押（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有关规定，只有当羁押成为保护证据，给证人和受害人减少压力以及防止嫌疑人和同谋之间串谋口供的唯一方法时，法官才能下令暂时羁押嫌疑人。）。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不置可否，而安德烈。塔拉洛的律师团则坚持要求让他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因为他在外交界和生意圈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工作计划有可能完全被打乱：如果现在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那么他将在第二天和埃尔夫公司的新总裁菲利普。雅弗雷一起出国会见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

我本身是不愿妥协的，其他人则在一旁争论不休。我走到一边，以便能够安静地思考一下。我可以下令暂时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也可以让他毫发无损地走出我的办公室。夜已经深了，而我还在苦苦地权衡利弊。安德烈。塔拉洛已经不再年轻，当天就是他的70岁生日。我给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律师打了一个电话，他肯定地告诉我，第二天的加蓬之行并不是安德烈。塔拉洛为了逃避调查而有意安排的。不管怎么说，我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已经取得了成效：一名埃尔夫公司的重要领导已经承认自己在境外拥有一个私人账户。有了如此招认，证人承受的压力和有关证据被破坏的风险就小了许多。

最后我还是决定暂时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为了获得自由，安德烈。塔拉洛还创纪录地缴纳了几百万法郎的保证金，这使我相信，他们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灰色资金。星期六早上，我非常平静地回到了家里，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够将笼罩在案件周围的迷雾一扫而光。尽管面前有一堵由威胁和精神压力组成的高墙，但我还是相信自己能够更加从容地将预审进行下去。

然而，我完全错了。

从第二周的星期一开始，我周围气氛的紧张程度就开始大幅度攀升。当天下午，我发现上周五问询证人时所做的笔录居然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当天的《世界报》上。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了媒体，他们显然是想把事情闹大。更严重的是，我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的决定马上招致了众人的非议，有关我迫于政治压力而释放安德烈。塔拉洛的谣言越传越广，甚至每一分钟都会补充进一些新的细节。人们认为我肯定接到了很多个神秘电话，而这些电话又最终影响了我的决定。由于我在上周五晚上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因此这些谣言就显得更为真实。当时大家都在为是否该羁押安德烈。塔拉洛而争论不休，而我则留出了大量空间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想到，这种做法反倒给我自己带来了不利，因为它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中间肯定存在灰色交易。

一位和我非常亲近的同事——我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而且每天都要见四次面——居然也会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大。本马克卢（亚历山大。本马克卢是巴黎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政治上比较左倾的他曾担任过雅克。希拉克的技术顾问（1986年到1988年，当时的希拉克还是总理）和司法顾问（1988年到1991年，当时的希拉克是巴黎市长），还在1995年到1996年间担任过司法部长雅克。图邦的办公室主任。）是否真的给你打过电话并要求你不要羁押安德烈。塔拉洛？”我给了他否定的回答，并不停地解释。最后，这位同事表面上接受了我的答案，但在他的眼睛深处，我看到的依然是满腹怀疑。

随后不久，我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据那些匿名的“灵通人士”称，暗中和我做交易的很有可能是……雅克。希拉克本人！三天之后，这个谣言就传遍了大街小巷。然而，我要大声而坚定地说：在这七年当中我遇到过数不清的压力和威胁，收到过难以计数的匿名信，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国家权力集团的支持，很多时候它甚至还毫不犹疑地和我作对。不过，政治力量绝对没有直接干预过这个案件的调查。这个案件实在太敏感了。

况且它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谣言和事实之间的天秤还是在向对我不利的一方倾斜。埃尔夫案件毕竟是第一桩牵涉到共和国丑闻的案件！（从2000年秋天开始，菲利普。古诺耶审理的“安哥拉门”案揭露出了另外一些和埃尔夫案有关的灰色资金，还牵出了安哥拉、俄罗斯和法国的众多中间人。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此案牵涉的被挪用资金总额高达1.5亿欧元。审理此案的预审法官也得到了警方的保护。）这个案件涉及的资金数额极有可能高得让先前的任何刑事案件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可参照的案件越来越少，而办案的激情也变得比犯罪事实本身更为重要。

正在这时，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也跳出来搅局了。有人告诉我，奥马尔。邦戈使用化名在加蓬最重要的日报《联盟报》（见1997年4月24日的《联盟报》。）上对我进行了口诛笔伐，他写道：“埃尔夫—洛伊克—塔拉洛—雅弗雷这一系列事件以及它们的制造者，身上带着一股鳕鱼味儿的挪威人埃娃。若利……法国人有可能会遇到一场新的法加危机！”这家报纸同时还披露，奥马尔。邦戈甚至想直接打电话给雅克。希拉克并要他出面干预调查工作。

第一部分第12节 重压之下（2）

看来埃尔夫案件已经靠近了国际关系的禁区。加蓬是法国一个长期的战略伙伴，两国的警方和国防系统都签订有四年一期的合作协议，这种合作在近些年还在不断得到加强。埃尔夫公司不仅在加蓬开采石油，还在加蓬的领海上修建了众多钻井平台。除此之外，法国还在加蓬拥有优先采铀权，它保证了法国能够长期开展自己的军用和民用核计划，并稳居世界第三核大国的宝座。（法国开采的这片铀矿位于奥马尔。邦戈的出生地弗朗斯韦尔，具体执行开采工作的公司是弗朗斯韦尔铀矿公司，其总裁正是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前任，埃尔夫公司前总裁米歇尔。佩克尔。（见多米尼克。洛伦萨所著的《一场战争》，阿雷纳出版社1997年出版））“法非合作”（“法非合作”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最先由科特迪瓦总统弗里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在70年代初提出。90年代初，这个词在批评家圈子里再次流行起来，主要用于指代法国和其前殖民地之间的所有非正常关系。）正在持续升温，而我却在给它泼冷水！

十五天之后又是一个周一。那天下午，经济警队一位负责埃尔夫案件的年轻特派员突然打电话找我。我的书记官塞尔日。隆日尔接到了这个电话，然后他马上过来找我。看到他眉头紧锁，我知道大事不好。到他办公室后，隆日尔直接就把听筒递给了我。

“若利女士，从安德烈。塔拉洛的装潢师家里搜查到的文件不见了。”年轻特派员的声音听上去极度紧张。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他们肯定搞错了。

“可能有人把它们放到了别的地方，你试着找一下别的柜子……”

“不，我们到处都找过了，整个放文件的箱子都不见了。”

我一下子变得震怒不已。

“这简直不可理喻。你们应该翻遍所有的垃圾筐、文件柜和办公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放在警察局里的法律文件被人盗走，类似的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坐落在朗提耶大街的警察局简直太不小心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里出了这么一件事。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得知，这个意外事件并不会阻碍调查的进度，因为命运还是给了我们一定关照：警官们早在上周五就结束了搜查，并于当天携带获得的资料从圣特罗佩赶回了巴黎。星期六，这名特派员恰好在值班，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个搜查结果综述，并将一些重要文件复印后传真给了我。因此，这起盗窃事件不会对预审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不过，这个意外事件肯定还有别的意思。它不是一起简单的文件失窃案，而更可能是一起恐吓事件。有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是安全的，而且我们的某些对手就藏在警察局内部……一旦我将某条办案信息告诉给一位同事，它马上就会变成公开的秘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为办别的案子出去进行了一些搜查工作。我们先去了诺曼底，随后又去了科西嘉。一次搜查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直到太阳落山了才收队。在搜查中，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个细节，因为任何一个细微行动的缺失，例如忘记了一个签名，都可能导致整个搜查行动的半途而废。得益于整个团队的谨慎，在这七年当中，有关埃尔夫案件的所有重要搜查行动进行得都还算顺利。（只有一次较次要的搜查被起诉办公室取消了，因为它认为该行动超出了搜查许可的规定范围。）

在回巴黎的飞机上，这名特派员有些迟疑地向我吐露了隐情：他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并且被人监视了。他清了清嗓子，半压着声音告诉我，他们全家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想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现在才明白，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重压当中。看来，警察也和法官一样陷入了这个危险三角。

第二天下午，又一个高潮出现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名特派员和他所在的小组成了这起文件失窃案的最大嫌疑人，他们已经被宪兵带走了。

得知这件事后，我马上赶到了警局。经济警队的负责人出来对我进行劝阻，他告诉我，如果媒体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我的到来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还会让它变得更加复杂。于是，我只好转过头来给警察局长打电话，给国内反间谍局局长打电话，给法院的检察长打电话……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的情况：这名年轻的特派员已经写了一份搜查结果综述，因此，在这之后又将文件盗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敢肯定，这中间肯定有人搞鬼。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这几位领导，即使警方从这名特派员的车库里搜出了失踪的文件，我依然认为他是清白的。

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第一部分第13节 重压之下（3）

接下来的周一早上，我以个人名义到经济警队走了一趟。这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愿意正脸看我。我从他们的脸上读到的是不解，甚至是敌意。我向他们解释了至少四十五分钟，我告诉他们，负责文件失窃案的法官之所以会这样做，那可能是因为他想“在内部解决这件事”。我向他们表示，我对整个经济警队是完全信任的，这个小插曲能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的敌人很强大。

气氛终于慢慢地缓和下来，大家的头也抬起来了。分享完一顿早餐比萨后，整个警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忽然，一名警官站了起来说：“从今以后，我们所有人将继续为您工作。”

我成功了。

回到法院之后，有人跟我说院长要见我。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他要就挽回和经济警队的合作一事向我道贺。走进他办公室后，院长先是用一种非常虚情假意的语气和我寒暄了一阵，随后便开始对我大加斥责。他居然还使用了外交辞令：“女士，请允许我告诉您，去经济警队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他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我感到非常惊奇。这种态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司法系统的指南针，在它的指引下，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常会做出一些荒唐之举。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北欧传说里的一句话，用它来回答院长的训斥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勉强挂着笑容的我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也许我们俩当中肯定有一个人有错，但这个人并不见得一定是我。”

我带着微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预审已经开始两年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多次受到直接的死亡威胁。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是孤身一人，就好像一根矗立在满天惊雷之下的避雷针。风暴已经开始侵袭司法系统的内部，它妄图动摇我们的团队，甚至连经济警队也不放过。

4月30日，我向上级提出了申请，要求他们派一个助手来帮助我。

1997年5月6日，法院院长把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派到了我身边。这是一位比我小十岁的年轻预审法官，我以前只见过她几面。她身材修长、气质优雅而沉着稳重，一双总是带笑的眼睛里闪现着活力与自信。用塞利纳（译注：原名路易—费尔迪南。德图什，法国作家，极具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有《长夜漫漫的旅程》、《我的罪过》和“二战三部曲”。于1961年去世。塞利纳是他的笔名。）的话来说，她拥有那种“上天眷顾的人才具有的冷静”。

我们很快就形成了默契。在我们这对拍档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既是我的对立面，又是我的有益补充。她非常了解政府机构的政治结构，预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常常因此迎刃而解。不过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时，我还是预感到，两个人的力量并不够。

这种预感在我们对刚刚落成的埃尔夫大厦进行搜查的时候得到了验证。这次搜查行动是一个转折点：对于我的同事来说，这只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对于这个案子来说，这是我们发起冲锋的表示。彼德曼——一起简单的诈骗案——引出了埃尔夫，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个石油巨头本身进行调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被挪用资金及其相关责任人的情况，埃尔夫公司的多名领导必须为此作出解释。

拉德芳斯是巴黎有名的商业区，这里堆积着大量修建于70和80年代的摩天大楼，大名鼎鼎的埃尔夫大厦就坐落在这里。这是一座石英水晶形状的，装饰着玻璃外墙的大厦，它高五十多层，有几百个办公室、数不清的电梯和众多高科技大厅……

为了调查，我们必须搜查这座大厦，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么这次搜查可能会让我吃尽苦头。这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行动，因为坐在这座大厦里的都是些高级领导，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动用上十亿法郎的资金。这样一个跨国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习惯了让别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进行搜查，两个人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为这次行动进行了细致的准备，有关材料在桌上都堆成了小山。我们不能搞错目标，还要集中时间搜查领导人的办公室以及敏感的大厦安全中心，以免有关证据被人转移。早上9点，我们到达了埃尔夫大厦，紧张的搜查工作随即展开。

到第二天凌晨3点时，我们已经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连续工作了将近20个小时，搜查到的有关材料已经装了40多个密封袋。在大厦的安全监控办公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和预审无关的可疑资料：非法的电话监听记录、另外一些预审的笔录复印件、有关非洲神秘暗杀事件的报告、有关非法政治献金的材料等。我们马上把楠泰尔法院的检察长叫到了埃尔夫大厦，并将这些资料亲手交给了他。既然这些资料涉及的事情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自然应该由他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东西。过后我才知道，他将这些东西完全扔到了一边。

这一天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预审开始以来我们还没有连续工作过这么长时间。当天晚上，我们开着车，沿着塞纳河往回走。战斗已经结束，我们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大家都沉默不语。我看了看旁边的书记官赛尔日，西装笔挺的他依旧是那么镇定，从内及外都显得那么优雅。忽然，他神情朦胧地问了我一句：“女士，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巴洛克式建筑是多么的美丽啊！”

他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已经重新回到了现实。的确，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但我们却不可能睡觉。车到圣日耳曼大街时，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决定在这里停一下，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里去小酌一杯。在这个如此特殊的时刻，一杯朗姆酒让我们的团队变得更加紧密了。

像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我们的团队关系也会遇到阴晴云雨，我们既时常发生争执，又一起分享胜利。不管怎么样，一种深沉而无法解释的，也许只有共患难才能建立的团队精神始终存在于各个成员之间。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使用得最多的仍是第一人称，我既没有责任，也不打算从洛朗斯的角度来讲述事情的进展。不过每位读者都应该知道，从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来到我身边一直到她离开，有关预审的所有决定都是我们共同做出的。

第二部分第14节 在风暴的中心（1）

1997年秋天，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成为调查对象，罗兰。迪马也被牵扯了进来。

我个人的处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儿子家里住了几周之后，我独自一人搬进了位于巴黎的一套两居室。我刚离开，盗贼便光顾了我儿子的住处。1997年12月初，一伙人耍杂技似的从位于天井顶上的一个小窗户进入了我儿子的公寓，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这是非常职业的手法。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身处别人的监视之下。

十五天之后，在外度假的塞尔日。隆日尔的住所也迎来了不速之客。这伙人是在深夜从屋顶进入他的房间的。他们先是沿着距地面有二十多米的屋顶天沟行进，待找准位置后才进入了房间。从屋顶进入房间很危险，他们很有可能准备了保险绳。由此看来，这伙人肯定经过专门的训练，其行动决心绝非一般小打小闹的毛贼可比。他们的胆子也非常的大：据一位邻居称，房间的灯在夜里亮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我们的对手在找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想找到什么把柄，以便要挟我们这些主管调查的人？然而，正如埃德加。普埃的小说《不翼而飞的信》所讲的那样，他们最后只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光明磊落的。

1998年1月9日，度假归来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预审法院里工作了：有人撬开了我办公室的门锁。一个半月之内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盗窃事件。尽管我的神经还算正常，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身处风暴的中心：这绝对不是我体验过的最美好的感觉。我写了一封信，将这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制作任何复印件。随后，我申请会见了法国级别最高的预审法官之一——上诉法院院长，并将这封信亲手交给了他。我希望他知道这一切。

这也许是非常必要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曾考虑对塞尔日。隆日尔也实施贴身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作罢。）

不可能的秘密我们现在正身处一个磁场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北极圈的极光——它拥有摄人心魄的色彩，它那虚幻迷离的亮光划破长空。调查工作的进度也加快了。1998年1月26日，星期一。上午快10点的时候，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得到了一些重要资料，它们涉及罗兰。迪马银行账户上的多笔数额较大的过户资金。在预审当中，做出某些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做出另外一些决定则可不用经过太多的思考。我们没有犹豫：为了查出这些现金来自何方，我们必须搜查前外交部长的住所和办公室。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和银行系统的反洗钱工作也有很大关系。（里昂信贷银行莫贝尔分行揭发说，有人曾向埃尔夫石油总公司的账户上存入大笔现金。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找到相关证明材料，据银行负责人说，它们已经在总行发生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搜查是预审法官工作的一部分，但在经济案件中这种方法却并不常用。不过，搜查工作很少一无所获。当你把某一份文件掌握在手中的时候，最微小的细节也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银行账户清单、个人档案、账单……这些都牵涉到隐秘的资金流动和非法交易，因此很有可能成为某一起经济犯罪的罪证。

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决定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国家宪法委员会是法兰西最有威信的机构，而罗兰。迪马则是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牵扯到这样的案件中，任何人都要接受同样的调查。不过，考虑到罗兰。迪马的地位，我们在行动前还是多了几分谨慎——我们应该维护这位宪法守护者的声誉，这是规矩。我们和其他调查人员以及检察院方面通过多次电话，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开始制定大体的行动计划。

当天下午，一起意外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塞尔日。隆日尔是我办公室里的书记员，他曾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几年前供职于总统府。他对安全问题，尤其是电话窃听技术非常敏感。1997年4月，也就是6个月之前，塞尔日。隆日尔通过一位密友并在其担保下申请了一个专用手机号。他这位朋友曾叫若西亚娜，但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都不再这么叫她，她也没有将这个名字告诉任何人。当我需要秘密通话的时候，塞尔日。隆日尔就把这个手机借给我。

然而，刚刚吃过午饭，赛尔日的手机响了。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请找一下若西亚娜。”

大概是听出了塞尔日的惊奇，打电话的男人换了一种威胁的语气，赛尔日随即警觉地挂上了电话。当时的我们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戒备心非常强。对于这次正在计划中的调查行动能否保密，我们曾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意外事件使我们动摇了。这个电话表明，一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保密系统并完全掌握了我们的信息。现在，他们要我们知道这一点。

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接近6点的时候，我们给巴黎律师公会会长（考虑到罗兰。迪马的地位，我们必须找一位已经在律师公会注册的律师来参与接下来的诉讼程序。）发了一份传真，希望他能对我们第二天一早的搜查行动给予协助。为了保密，我们将行动的行车路线图锁进了保险箱。

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在燃烧的木炭上行走。埃尔夫案件已经直接牵涉到了政府的最高层。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把秘密告诉一个人，它就不再是秘密了。我们已经尽可能让最少的人知晓这次行动：两名警官（以及他们的上级）、两名检察官（以及他们的上级）和巴黎律师公会会长。

第二部分第15节 在风暴的中心（2）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到达了罗兰。迪马的住所，当时街上还空无一人。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次行动真正做到了保密，但开门迎接我们的宪法委员会主席——他脸上带着一点抱歉的微笑，而眉毛又稍稍皱起，仿佛有些不满——却告诉我们，一名记者早在昨天晚上8点之前就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当然，他也将这名记者的名字告诉了我们（坦率地说，我不敢肯定这个给罗兰。迪马送信的人到底是不是记者，也不知道罗兰。迪马将他的名字告诉我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不过，这肯定是个圈套。在他的回忆录《考验和证据》（米歇尔。拉冯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这位前外长对当时情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描述：“早上7点30分，一阵门铃声将我从熟睡中吵醒。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匆匆忙忙地戴上眼镜去开门……随后，我才知道了其中原委。”（18页）同时，罗兰。迪马还在书中提到了他的一位邻居。据这位邻居称，“他是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吵醒的，当时预审法官和警察还没有来。他爬起来，拉开窗帘，透过窗户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他发现，外面的人行道上已经挤满了人。”（29页）我一直认为，这两个人的描述都是虚假的。当天早上，罗兰。迪马在我们三个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在昨天晚上得到消息的，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街上还没有人。）。

我的脑中思绪万分。法律将会严惩那些违反预审保密规定的人。对于每个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来说，他的首要义务就是保证调查正常进行，即使这一调查针对的是宪法的守护者。我不能想象警方、司法部门或律师公会会有人泄密，但我确信，预审法院的对外通话已经完全不保密了。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要将工作进行下去。警官们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没受到什么干扰。罗兰。迪马的办公室离他的住所很远，那是我们搜查的第二部分。正当我们把目标转向办公室时，情况突然变得复杂了。我们的秘密被泄漏了出去，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它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蜂拥而至的记者和摄影师已经把宪法委员会主席住所的所有出口堵得水泄不通。追捕“大众新闻”的记者和警方之间一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会制造一些意外新闻，而法新社将在早上9点就把这些新闻抢发出去。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想用这种办法来搞臭罗兰。迪马，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情况已经变得很糟了，但工作还得继续。我们必须乘车去罗兰。迪马的办公室，而大门则是唯一的出口。我没有权利像警察那样把记者们推开。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和外面的人群相撞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兰。迪马在我们的前面走了出去，他希望坐我们那辆车。于是，他坐到了后座的中间，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司机是我们的贴身保镖。我们三个人都竭力想表现得镇静。对于罗兰。迪马来说，现在这种局面带有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对于我们来说，局面已经失去了控制。一片闪光灯的海洋将我们完全吞没。第二天，这张有着我们三人的照片就传遍了全世界。（罗兰。迪马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两名法官分列我的两旁，就好像两名警察押解着一个小偷……当两名法官和我一起坐进宪法委员会的公用轿车时（就好像我已经被正式逮捕），记者们的闪光灯就开始闪个不停……我已经身处陷阱当中。”（28页）我必须说明：是罗兰。迪马自己决定要坐我们的汽车，而不是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要坐他宪法委员会的公用轿车，摄影师们拍下的照片就是证明。虽然当时的情形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始料不及而让人尴尬的，但我的描述和前外长的描述还是稍有不同：我讲的是事实，而他却耍了一点小花招。）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因为这张照片而感到自责。这次预审的前面已经出现一个陷阱。这位宪法委员会主席将尽一切努力搅乱我们的神经，他的朋友们也将在旁边大敲边鼓，以便让我名誉扫地。如果他们得逞，我就只好换一个发型，买一套新的职业装，准备另谋出路了（见罗兰。迪马自传第29页：“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我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后煽动。他们的目的不是谨慎从事，而是要闹得满城风雨。谁能够从这些报道中获利呢？谁在煽动媒体呢？谁又在摄影师的镜头前感到洋洋得意呢？”）。当天晚上，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也在电视上表示，指控一个无辜的人将会招致人们的嘲笑。现在，我们的工作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反倒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各种各样的争论已经掩盖了进行搜查行动的深层次原因。

从罗兰。迪马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翻过一堵墙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另外的出口，外面是一条相似的大街，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们终于躲过了那群摄影师。

各种媒体对这次搜查长篇累牍的报道对我们是一种严重削弱。现在看来，尽管许多媒体对当时情况的报道有些失实和夸张，尽管《新观察家》（《新观察家》的头牌记者埃利。鲁提耶一直是站在埃尔夫前总裁弗洛什。普里让一边的。据他自己称，在有关埃尔夫案件的调查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奥利维埃。勒皮卡尔曾找过他。奥利维埃。勒皮卡尔一直为弗洛什—普里让工作，并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因此，我便成为了这家报纸的嘲笑对象。）显得有些挑衅，但媒体们基本上能够广泛而严肃地关注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那是一个“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的年代。在埃尔夫案这个漫长而让人伤心的故事中，法国社会发现它的精英们正在犯罪，而这次搜查仅仅是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让人吃惊的是，这些“精英们”贪污挪用的资金数额竟会如此巨大。

1998年1月，一切都颠倒了。我们感觉到目前的形势日益险恶。当我们的调查逐渐接近某位高层政治人物或共和国的道德权威时，它就遭到了媒体的包围。这种事实和报道之间的偏差根本无法控制。一个事件只要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它就肯定会成为“传媒随意删减”的牺牲品。在那些杜撰的文章中，事实往往和错误混淆在一起，然后又变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一部假话真说的连续剧。所谓的新闻真实性总喜欢自给自足，它往往改变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二部分第16节 在风暴的中心（3）

《谁杀死了埃娃。若利？》搜查结束了，但风暴并没有随之平息。第二天早上，经济警队一名特派员的电脑出现了问题：有人侵入了他的电脑硬盘。《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首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打电话通知了这名特派员，这名特派员随即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也就是说，媒体几乎在这起电子盗窃事件发生的当时就知道了这件事。总之，它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多了。

现在，我们传递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加密。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受到监视，那些监视者甚至还会预测我们的行动，并提前做好准备。他们会将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都透露给记者，而那群记者则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感到兴奋不已。不过，监视者们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左右公众舆论。这群躲在暗处的人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在这场“扑克游戏”当中，真正掌握主动权的是他们。当天晚上，走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在某些时候，调查就好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猫和老鼠的位置完全有可能颠倒。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预审当中，当老鼠的是我。

我们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极度敏感。搜查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任何新举动都会激起媒体的报道烈焰，它将我包围，甚至会把我吞没。在预审的过程中，我已经无数次听到别人对我说：“你将会打开潘多拉之盒！”这就是现实。我已经拿到了一张通向事实真相的门票，不过每向真相迈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危险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因此我们已经不能随便在外面做调查工作了。我开始养成习惯将身边发生的事记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以找出它们的前后联系。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暗语或拟声词。那些非常重要的调查也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消息会走漏出去并被人操纵。

对我们的恐吓并没有减少。有一次，我们搜查了一位律师的办公室。第二天，书记员就发现我办公室的台灯被打翻在地，里面的零件被拆得七零八落，另外，电话机的连接线也被人弄断了。正如上次侵入经济警队特派员的电脑一样，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就连我的预审法院也不例外。不久之后，我公寓的门锁又被人撬开了。每发生一起意外事件，我的脑中都会闪过这样一种念头：我就是一个猎物，一只看不见的猛禽正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生物学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不断地电击黑猩猩，它们的神经系统就会逐渐适应这种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使被电击的黑猩猩再达到同样的痛苦程度，就必须提高电压。几周之后，一只黑猩猩便能够承受最开始时可以将它一击毙命的电击了。当生活将一个人推上前线的时候，他的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肾上腺素，同时，他的免疫能力也会得到很大提高。

我常常通过体验自豪感和拼命工作来排解自己的压力。我已经习惯了恐惧，它仿佛一种脏病，时刻不离我的左右，我只能和它不停斗争。这种感觉并不崇高，它时常让我灰心丧气，满头虚汗。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我常常会在半夜突然惊醒。我总是不停地做噩梦。我梦见自己被人跟踪，于是我躲进了电梯间，跑遍了每一层楼，敲遍了每一扇门，可所有的房门都紧闭，回答我的只有自己那带着惊恐的呼吸声。

近些天我老是做同一个噩梦：我梦见一名贴身保镖用枪指着我，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顶着我的脸颊……我再次从梦中惊醒。于是，我只好离开自己的卧室，到隔墙另一边的一张沙发上继续睡。这样我会安心些，因为那里有几名执勤的警官。

我已经学会了在忧虑不安中生活。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让压力影响我的预审工作。一个声音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你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工作。对，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们从不在团队中间谈论自己遇到的困难，因为这是可耻的。不过我敢肯定，这些困难正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在过去的工作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其他司法部门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的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甚至无偿加班。另外，我们和经济警队以及检察官同行之间也已经建立起了充分的信任。遗憾的是，这种充满了人性化的合作力量虽然支持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但对于高高在上的国家利益集团却无能为力。在最初几个月中，我们的团队总是在最前线进行那些非常敏感的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今，调查工作却举步维艰。

将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的决定就像一轮冲击波，它所引起的共振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罗兰。迪马从50年代开始就和巴黎法院打交道，他还为若斯潘政府内的多位部长担任过顾问，现任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他和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有很厚的私交，而他自己更是身居宪法守护者这一神圣职位……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根据法国流行的一条不成文规定，当政府高层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某个部门的内部团结就应该为高层利益做出牺牲。自从把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以后，我们便被巴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视为了“鞋子里的石头”，因为我们的预审工作让他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甚至地位不保：他们必须依附于政府高层，而他们的手下却正在进行一项让高层非常恼火的调查。出现裂痕是在所难免的。不知不觉，我们的团队已经失去了整个司法系统的支持，就好像一座脱离了大陆冰盖的冰山。

这段时间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周围的人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调查，他们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意外。有的人觉得这件事情让人恐惧，因此他们很注意和我保持距离；有的人则显得很轻率，他们往往让我手足无措。下面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她本是我的同行，慢慢地我们便成为了朋友。她和她丈夫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对我的招待也总是非常热情。她丈夫是一名兼职作家，偶尔帮出版社写点东西。一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带着神秘而愉悦的神情告诉我，他最近正在写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恐怖小说，名字就叫：《谁杀死了埃娃。若利？》显然，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告诉他：“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这不是开玩笑。

第二部分第17节 干扰（1）

1998年春天，一起新的意外事件让我们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电话线路已经完全处于别人的操纵之下。

一天早上，经济警队的特派员向我们发出了警报。他有一份长达数页的紧急资料要传真给我们，可传了几个小时，传真还是无法发出，通讯信号总是在半途莫名其妙地断掉。然而，另外两个隔得更远的办公室之间的通讯却毫无障碍。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观察传真机的工作状况。现在，这部机器收一份传真有时候要花超过一刻钟的时间。当我们把它接到别的电话线上时，它一切正常，但只要一接到我们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于是我们叫了一名技术人员来检查。检查完后，这名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机器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通讯受阻的原因可能是存在“干扰”。他的诊断报告是这样写的：“处于敏感地区，检查一下电话线路。”

我们打算向法院院长发一份传真，将这件事告诉他。然而，这份传真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滑进进纸口的纸稍微多了一点，但传真依旧无法发出。现在已经没有人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只关心到底是谁，在埃尔夫案件中，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个能力来“干扰”我们的电话线路。自预审工作开始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世界中，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调查，而那些应该被法律审判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难道不是吗？

电话交流很快就变成了一种简明扼要的交流方式，我们常常只交流信息，不商讨结果。电话本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帮手，现在却变得碍手碍脚。如今的电话监听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精妙的地步，它们早已把詹姆斯。邦德那些老掉牙的手段远远甩在了后面。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都很快意识到：只要有这种需要，几个装备精良的人就可以轻松地监控我们的工作。

1998年3月，电话被人监控的事实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当时我正在审问安德烈。塔拉洛，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一把把我拉了出去——在进行重要审问的时候，类似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把我拉到了她的办公室，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我听到了起诉办公室主任的声音。她告诉我，几分钟之前往我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她发现我的电话并没有响，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直接听到了我对埃尔夫—加蓬公司前总裁的审问！

我的办公室电话已经变成了一个秘密麦克风，只需拨我的内线电话号码，就可以听见我在说些什么。我立即就这件事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我的上级。报告刚交上去，谣言就出现了。在大家的眼中，我又变成了一个妄想狂和谎言家，有人甚至说：“她太狂妄自大了！”我的背后经常会出现心照不宣的窃笑。一看见我过来，某些人就故意扭过头去不看我。谣言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时不时地钻进我的耳朵。直到起诉办公室主任到上诉法院院长那里证实了有关事实后，谣言才有所收敛。

这往往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偷录审讯内容，监听预审法官的电话——在干扰着我们的工作，但司法系统里的其他人对此却无动于衷，更要命的是，我们还要花费许多时间来证明自己不是疯子。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在这里，偷窃保密文件、监听别人的电话、跟踪等丑恶行径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在法国，还有谁比这些人更猖狂？十年以来，我在调查其他案件的时候就曾遇到过不少档案被毁（尽管只是部分被毁）的情况，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勒阿弗尔的保税仓库就曾突然发生大火，将里昂信贷银行存放在那里的档案烧成灰烬。无独有偶，里昂信贷银行总行也曾莫名其妙地发生火灾，不过这次被烧掉是该银行一家分公司的档案，而且大火正好就发生在我前往总行进行搜查的前一天晚上。另外，经济警队一个贴了封条的文件箱不翼而飞，FIBA总部遭到了盗贼的洗劫，而法国加蓬银行在被我搜查后的第二天更是将所有的文件柜全部清空，以防我再来搜查……当然，即使再去搜查，我也不会去检查他们的碎纸机——在我到达前的数个小时中，这部一直满负荷运转的碎纸机想必已经将整筐整筐的文件变成了纸渣。

好了，罪状就罗列到这里吧，这些让人丧气的事实已经让我们的法兰西共和国看上去像一个徒有其表的民主国家。在这里，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自己享有逍遥法外的特权而不可一世，而组织有序的犯罪网络更是在精心包装的幕后力量的支持下极尽龌龊之能事：攻击法官、偷盗法律文件、洗劫别人的住所、销毁有可能让他们受牵连的资料……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受到保护的是犯罪嫌疑人，饱受怀疑的却是法官。

第二部分第18节 干扰（2）

不要丢脸从内部看，整个司法系统对埃尔夫案件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是令人震惊的，它仿佛根本就不明白“安全”这个词的意义：我们的电话线路被人控制，我们的信息交流系统脆弱不堪，我们的办公室缺乏保护。在前共和国总统的授意下建立的一个情报部门曾因为公然监听别人的电话而被定罪（1982年，当时还是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建立了一个“反恐部门”，该部门间接操纵着二十多条电话监听线路，这就是名噪一时的“爱丽舍宫电话监听案”。1993年3月，有关此案的预审工作正式开始。经调查，该部门曾在密特朗总统的授权下对几十名受害者（包括律师和记者）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电话监听。2002年8月，预审法官让—保罗。瓦拉以侵犯他人隐私权等罪名将12名嫌疑人告上了轻罪法庭。），大型的石油公司和军火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甚至负责采取暴力行动的部门，极具影响力的犯罪网络已经遍布触及国家权力集团的各个阶层……然而，在我们的司法系统所生活的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里，上述事实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对于一个法官来说，只要从事的工作不是反恐，那他就得独自一人应付所有针对他的恐吓，不管他调查的案子是一起珠宝店盗窃案还是一起涉及数十亿法郎的挪用公款案。如果他调查的案子和我们的差不多，那么最后他很可能不得不屈服于来自本国和外国政府高层的压力。

法院决定在我的办公室门上加一把锁，这和筑沙堤来抵挡汹涌的海潮没有什么区别。书记官、我以及整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决定，为了防止有人借口打扫卫生进入办公室搞鬼，我们自己来轮流打扫预审办公室的卫生。我买了一台吸尘器，一到晚上，我们就变成了清洁工。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那把新锁的另一把钥匙就静静地、不加任何掩饰地放在秘书处的办公室桌上，钥匙上还挂着我办公室的号牌。

我曾就身边发生的这些意外事件向上级写了多份报告，但这些报告大多也被扔进了碎纸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巴西》中的一个人物，他不停地给自己的上级写一些晦涩难懂的信，但这些信旋即就被扔出了窗外。法国司法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它的工作就是尽力不让整个司法系统丢脸。司法系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切尔诺贝利综合症，在它看来，最重要的不是正视问题，而是维持政府机构的声誉（1986年9月，在一群原子能委员会专家的支持下，法国政府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云团侵袭了比利时、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但没有对法国造成影响。核辐射云团仿佛一直在沿着法国边境前进，但就是不进入法国，这太神奇了。后来出台的一些措施证明了这是个谎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认为维护原子能的形象比维护法国公民的知情权更加重要。）：政府机关必须是安全的（至少表面上必须是安全的），机关里的工作环境必须是舒适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听话的。在这个系统中，唯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并受到了攻击。

消失在沙漠中的通缉令在许多公共部门看来，我们的调查完全是节外生枝，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我发现涉及某起偷税案的线索时，我还是将它们转给有关部门处理，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埃尔夫案涉及的资金数额太大了：数百万法郎的现金来历不明，某些人的瑞士银行账户上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晚些时候我才知道，某些经济案件——当然是最关系公共名誉的案件——的处理过程完全是“睁只眼闭只眼”，某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完全得到赦免。我认为，国家对经济案件的这种宽容态度是一个明确信号：国家权力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样，另外一起丑闻又给司法系统蒙上了一层阴影。1999年1月5日的《世界报》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埃尔夫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通缉令根本就没有发出欧洲（在其当天发表的社论中，《世界报》指责我们“对逮捕令的行踪漠不关心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损害了调查工作的声誉、严谨性和连贯性”。（见1999年1月6日的《世界报》））。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张逮捕令一直没有走出申根国家（加上瑞士），这确实非常奇怪。相信《世界报》的这名记者也是凭借着自己坚忍不拔的精神，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发现这个秘密的。

为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很久之前我就起草好了这张全球通缉令，并将它交给了检察机关，它们应该负责将它发往各地并展开相关行动。不过某个中间环节好像出了点问题。有人告诉我，负责将通缉令发往全球的警察部门也许对这件事不太热心。（当然，只要警方知道了这名嫌疑人和情报部门的关系，要想司法系统不受阻碍的运转就非常困难了。）

不过，向广大公众负责的应该是我们。瑟瑟作响的巴黎，阴险狡诈的巴黎，堂皇典雅的巴黎，肮脏龌龊的巴黎啊，你让人们学会了精打细算，又常常让他们对一些违背常理的东西视而不见。不久之后，“通缉令事件”的影响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公众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办案态度了。

第二部分第19节 左轮手枪（1）

1999年春季的一天。早上6点，巴黎的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阴冷刺骨。昨天晚上，我只跟保镖们说今天很早就要出发，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因为我们将要搜查的这个地方和警方有关。洛朗斯、赛尔日和我已经制定好一个搜查计划，我们连去的路都找好了。巴黎的郊区就是一座迷宫，有时候它甚至会显得非常阴森，这里遍布着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水泥护栏以及另外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仓库、小楼、废弃的工厂或者超级市场。

我们大家都非常谨慎，就好像马上要去攻打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一样……在外人看来，长时间以来的周密准备、今天早上的紧张气氛以及汽车里出现的沉默局面都是很反常的。我们正在调查的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一名退休警察。

这名警察以办事谨慎而著称，他的名声也很好。如果我们在官方的调查表上写上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搜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住所以及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他可疑地点”），那陪同的我们的警官们就会感到担心了。（在巴黎轻罪法庭出庭受审时，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最开始只是埃尔夫公司一个普通的保安人员，“从内务部退休后就一直在该公司非洲事务部工作，并在1986年到1988年以及1994年到1995年两次担任特派员之职”，直接受夏尔。帕卡领导。夏尔。帕卡是法国集装箱协会主席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

法国警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法国就一直内部冲突不断，而警方始终身处冲突的中心。只要一发生内部冲突，尤其是在占领时期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法国警方就成为渗透的对象，同时它自己也会爆出许多丑闻。这个灰色网络已经深入警方内部的各个阶层，它不断发展，不断沉积，但又不会互相抵消。

通常来讲，法国政府对这种以人为节点的网络的发展基本上是持放任自流的态度，现在，它的分支已经遍布科西嘉岛、中东、非洲以及众多的法国国有企业。在这个以忠诚和秘密关系为基础的网络里，科西嘉口音会得到大家的信任，而一旦谁的言行有些过分，马上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就像苏维埃政权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这个网络已经在许多警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产生许多荒诞的幻想。

在警察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监视。他们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就好像解冻期在冰上行走的挪威岛民，生怕自己脚下的冰层会突然裂开。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达尼埃尔。莱安德里位于郊外的正式住所，一所很平常的小房子。开门迎接我们的是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妻子，他本人则不知去向。房子里非常冷，地上放着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冰箱是空的，灯上还有蜘蛛网。显然，一两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没有人住。我们的行动再次走漏了风声，房子里的重要东西早已被转移了出去。这帮家伙在我们到来之前将屋子匆忙布置了一番，还煞有介事地安排了几个人住进来。

房子的主人虽然不在，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样东西。这是一个个人发现：客厅的桌子上非常干净，这简直是一定的，但上面放了一把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枪口正对着房门。看见这把枪的时候，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经济警队的警官们也被震住了，尽管他们平时在面对警方内部的禁区——灰色网络时显得毫不畏惧。

枪里已经装满了子弹。

第二部分第20节 左轮手枪（2）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我们马上开始了工作，没有任何不知所措的意思。我找到了一些名片和一些银行账单，还检查了一下电话。在进行搜查的时候，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一台便携式传真机。这样的话，如果我在调查中发现了某个有问题的乡村小屋或某个隐秘住所，我就可以马上通知最近的宪兵队，让他们协助调查。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向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办公室进发，这个办公室也是他在该警察部门（确切地说，这个部门的全名叫国际警察技术合作服务局，根据警方内部的规定，它的职能是“协调法国警方在国外的组织工作及各种公务活动：为第三世界国家警方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收集和法国国内安全有关的信息，为法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的临时住所。到达之后，我们要求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秘书谈一谈。这名女秘书对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失踪也感到很惊讶。昨天下班的时候，他还像往常一样对她说了“明天见”，可今天他却一直没有出现，而且他今天还有两个约会。

正在这时，秘书的电话响了。按照规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替秘书接了电话……没想到，打电话来的居然是一名报道埃尔夫案件的记者。他想过来找点新闻，并和我们的人谈一谈。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非常冷淡地接待了他。

利用这段时间，我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日程表。在一张来访者名单中，我发现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就是负责保护我人身安全的护卫队副主管。我早该发现这个问题，以便让自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还翻了一下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通话记录，结果发现，达尼埃尔。莱安德里许多在司法系统身居要职的老同事都在昨天晚上打过电话找他。这可真是太巧了。

尽管存在“左轮手枪恐吓”，但调查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左轮手枪只是一个信号，在权贵阶层的语言中，它代表了直接的死亡威胁。看来我们也应该找个什么东西来作为对他们的回应，借以表示我们已经对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化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及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一场远距离的对话。

从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家里搜到的一张名片上得知，他还在上塞纳省议会担任了一个职务，于是我们又马上赶往那里。议会的大楼非常冷清，连个鬼影都找不到。这或许是一场骗局。从神情冷漠的迎宾小生那里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碰壁。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办公室。

这里好像没有人认识他。

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我们又把这张名片拿出来看了看，发现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号码。对照内线电话表一看，好家伙，这个号码居然是议会议长夏尔。帕卡私人秘书的电话。我们又到了这名秘书的办公室，并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电话留言单，上面有许多信息都是给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不过，我们还是无法找到他的行踪。

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谜。

这就是我们的调查经常要面对的局面：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权力既不在政府办公室，也不在政府机构，要员们的头衔和他们的实际角色完全不相干。这种权力有自己的地缘分布、密码、网络和做事方法。显然，它对法律毫不在乎。

由于后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只是在离职之后习惯性地把枪带在身边，有关部门也就没有对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他身边的保护势力也使他没有受到警方的纪律处分，他在警察局的办公室也被悄悄地撤掉了。至于那把枪为何会出现在屋子里，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解释是，他离开时“忘带”了。

相反，一名经济警察——他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却埋怨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擅自触及了警方内部的灰色网络。几个月之后，一个操浓重科西嘉口音的人出现在了这名警察的办公室门口，给他带来了直接的死亡威胁。这个人只是来送信的。

但他捎来的口信却字字如铅。

第三部分第21节 操纵（1）

1999年初，调查结束了——至少在大的方面调查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对整个埃尔夫案件的规模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挪用的数十亿法郎的去向以及大部分的灰色资金流动情况都已经被我们掌握。我们还委托了日内瓦一位名叫保罗。佩罗丹的法官调查这些嫌疑人在瑞士开设的银行账户，他将把这一大堆乱纷纷的账户挨个理清：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瑞士那边的最后结果。另外，我们还花了十四个月的时间附带地调查了一下迪马和德维耶—荣古尔大肆挥霍公款的有关情况。伸张正义的机器已经启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来。

除非反对势力发起真正的冲锋。

经过了三年的直接恐吓之后（“遗忘”在桌上的那把左轮手枪只是这部恐吓乐章中的一个延长号），那些不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的人突然决定改变战略。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战略”即将破产。尽管威胁非常可怕，但我们调查的决心并没有减弱。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绝招：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影响力上做文章。我们对这一招还没有任何防范。他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几天之后，压力就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1999年1月26日对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进行的普通搜查开始的。埃里克。图尔贡曾是一名税务观察员，后来又成为了税务顾问，他曾在一段时间内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提供服务。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对我们私自闯入他当事人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提出了严重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埃里克。图尔贡也不断地对外界编造一些想当然的谎言，一会儿说我搜查了他秘书的手提包，一会儿又说我拿走了他的电脑——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这样的事我已经见惯不怪了。它们是狂风，我则是磐石，风过处，磐石纹丝不动。发表了整整两天的挑衅言论之后，埃里克。图尔贡和他的同伙终于安静了下来。

3月17日，迪马案又被翻了出来。有关迪马案的调查工作早在1998年12月就停止了，但由于最近出现了一些指控罗兰。迪马的新证据（克里斯蒂纳。德维耶—荣古尔坚持要将手里掌握的新证据交给司法机关。），我们又必须重新调查。迪马的情妇曾用埃尔夫公司的钱在一次拍卖会上为他买了几尊石雕希腊神像，迫于媒体的压力，罗兰。迪马决定向国家宪法委员会“提出辞呈”。

迪马刚提出辞职，一些隐秘势力马上开始采取行动，它们在暗地里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同盟。十五天之后，“埃里克。图尔贡事件”变戏法般地突然蹦了出来。1999年4月1日，巴黎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在一份简明的公告中宣布，它将对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进行起诉，原因是我们在搜查埃里克。图尔贡的办公室时涉嫌侵犯公民的职业秘密和辩护权。

这简直就是雅尔纳克式的一击（雅尔纳克。居伊&#8226；沙博（1509年—1584年），法国海军中尉，海军上将菲利普。德沙博之侄。在1547年的一次决斗中，他在最后时刻用出其不意的一击打败了对手。后多用雅尔纳克式的一击来指代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

对于一名法官来说，没有什么指责比偏袒或侵犯公民的辩护权更严重了。当这种指责来自律师公会时，事情就更显得与众不同。自那之后，一位法院院长以“维护司法的严肃性”为由要求一名预审法官回避就成为了可能，即使这名法官没有犯任何错误。

针对我们的攻击是不公正的，但有人在背后很小心地操控它。在陈述事实的报告中，秩序委员会别有用心地将这名税务顾问——他被描述成一个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人——当时的处境和他的辩护律师——他则被描述成一个因为得到法律保护而没有受到任何调查的人——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对比。报告所采用的措辞相当严肃，这就更让人觉得我们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三部分第22节 操纵（2）

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我觉得自己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在调查埃尔夫案件之前，我和律师们一直因为“信仰法律”而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同时也是法国的传统——“信仰”这个词本身也具有“信任”的意思。要想预审进行得比较顺利，就必须和律师们搞好关系，尽管我们各负其责，但大家遵循的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对律师们作出了什么许诺，那我一定尽力去兑现。每做一个决定之前，我都要和律师们把案子摆开来谈，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很信奉实用主义，这就为那些比较实际的律师提供了很大的行动空间。他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顽固的人，而且我对任何辩护手段都能够接受。

但埃尔夫案实在太大，参与到这个案子中间的律师有80多名，而且这些人都是些身经百战、精通刑法的高手。要和这么多人搞好关系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传媒对埃尔夫案件的报道有时候又比较恶毒，这不仅动摇了我们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也为一些冲动行为的繁衍提供了土壤。

巧合的是，罗兰。迪马的律师——他既是律师公会的前会长，又是秩序委员会的委员——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要求我们回避，原因是我们在调查中存在偏袒之嫌。难道律师公会对我们“义正辞言”的指责也符合他的某种利益？

我真是越想越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确信不疑：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不可更改的，对埃里克。图尔贡办公室进行的搜查也是合法的。当时还有两名律师公会的代表在场，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现在，我的这种确信却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

不管面前的陷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都要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

第二天，在一家外国媒体几名记者的邀请下，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断断续续的谈话。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每天都会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接受两到三次采访，并经常地接受一些政府内部的私人邀请，因为我知道，和外界交流观点和看法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当天早上，我极力想让和我谈话的这群人明白，经济犯罪并不只是黑社会、赌场和夜总会，它孕育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经济体，而这个经济体的受益者都是些冠冕堂皇的人物。我还引用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让。德马亚尔所著的《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斯托克出版社，1998年出版）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专家大都是研究洗钱和毒品生意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洗钱和毒品生意所赚得利润的相当一部分都流到了某些拥有稳固地位的外国律师的腰包里。这些律师主要负责帮助犯罪分子建立掩人耳目的企业，为他们提供偷逃税建议和进行诉讼辩护。

我用了一句比较让人悲观的话来概括了自己的观点：“有洗钱，就肯定有律师参与其中。经济犯罪所得的15%都被律师拿走了。”我的这句话有些过火，“律师”这个词的打击面过大了。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如果秩序委员会的攻击没有完全占据我的头脑，我可能就不会用律师而用银行家或别的什么来举例，不过估计引起的效果也差不多。我完全是无意识地在为自己辩护。这句话马上就被别的话淹没了，交谈持续了将近两小时。随后，我回到了办公室，什么也不再想。

当秋天的泥土开始腐败的时候，人们就说，花快开了，蘑菇快长出来了。就在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一条快讯将我的这番谈话登了出来，它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几分钟之内，塞尔日。隆日尔收到了无数要求对我进行采访的传真，紧接着，法新社也发表了充满愤慨的公告。

几个同事在我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神情相当慌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媒体逻辑”是非常可怕的。埃尔夫案件已经变成了一场肥皂剧：如果什么事也不发生，观众就会厌倦，所以媒体必须要弄点事出来。现在，埃尔夫案件又出场了，就好像皮埃尔。拉扎雷夫的一贯原则所讲的那样：“一条消息加一个谎言就变成了两条消息……”

雪崩会不会平白无故地自然发生？某些人是否首先在暗地里干了一些肮脏勾当才能在今天享受我的失误？人权字典里的“抗争权”、“荣誉权”和“原则”等所有词语是否都可以被用来攻击我？（1999年4月14日的《新观察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向埃娃。若利开火》）我将对真正的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因为我本不应该受到如此纷繁的谴责：司法部长指责我的讲话是“具有攻击性且令人遗憾的”，罗兰。迪马的律师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而全国律师会长会议主席更是表情冰冷地指出：“司法系统有慢慢滑向极权的危险”……

到后来，一些极度荒谬的攻击行为也开始出现了。4月6日，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团以“擅闯他人住宅”、“侵犯他人通信隐私”和“阻碍执法”为由直接将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告上了法庭。4月7日，秩序委员会致函司法部长，要求她指示全国法官最高委员会对我进行处罚，因为我的谈话“在本质上表现出了一种和法官的审判职责完全不相容的显失公正”。同时，他们还半遮半掩地表示，在迪马一案的调查中，我应该回避。秩序委员会还委派人权联盟前主席亨利。勒克莱尔担任他们的代表，全权负责处理此事（根据《司法组织法》第781条的有关规定，政府应该“弥补司法系统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秩序委员会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在“发现搜查行动的缺陷”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扑救措施。（见1999年4月4日的《法院报》））。

现在，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她对我说：“毫无疑问，埃娃，你必须否认曾说过这些话。”

“这是现在我唯一不可能做的事。我的确说过这番话。尽管当时我有些冲动，但我的确说了，有三十个人可以作证。我不想撒谎，也不想解释说有人篡改了我的谈话。我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过于悲观地估计了她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件事已经将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完全可以终结同我的合作，转而加入“大部队的阵营”，整个法院都将为她鼓掌。如果善于审时度势的她脸皮能够再厚一点，她完全可以将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完全承担下来，因为政府高层或许早就想在我们之间制造不和了。然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和我并肩作战，她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她甚至帮助我用外交辞令给秩序委员会写了一封解释信，在多名高级法官的联合斡旋下，后者终于让这种紧张局势慢慢缓和了下来（许多律师工会都对秩序委员会的批评提出了反对意见，它们认为秩序委员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阻挠针对某些共和国高官，尤其是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调查工作”。秩序委员会最后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批评。埃里克。图尔贡后来又提起了上诉，但没有任何结果。2001年1月14日，这场风波终于画上了句号。）。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们决定到山里去待上三天，以便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息——很早以前我们就有这个打算了。一个朋友将他的山间别墅借给了我们。在此期间，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发39度的高烧。她丈夫当时就在巴黎，可她却拒绝中途回去，硬是和我一起完成了900公里的汽车旅行。她不希望法院里出现任何有关我们不和的谣言。

我错了。她一直和我站在一起。

第三部分第23节 操纵（3）

“请你不要靠近窗户”

如此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击说明，从传媒报道这个角度来看，埃尔夫案件已经到了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媒体现在是以一种非常不理智的状态在关注调查，我们只要站出来作一下解释或是采取一个什么小小的行动，局面马上就会变得无法收拾。现在这种状况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的，他们不是在我们搜查某个地方之前将消息透露给媒体，就是在某些非常关键的时刻把调查的审讯记录抖出来——总之，他们要将这个案子搞得越乱越好。我们为防止预审机密外泄而费尽了心思，但依然无法阻挡媒体潮水般的围攻。在媒体的眼中，这次预审已经成了一出被扔了无数臭鸡蛋却依然自顾自演的“司法闹剧”，而我们的法律信息就是它的象征。

我非常理解媒体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既不能屈服，又不能反击，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沉默。我真是束手无策了。

在一项如此敏感的调查工作当中，如何控制行动是成败的关键。如果你只凭第六感行事，那么危险就会找上门来。所有经历过类似特殊事件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它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在调查别的案件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局势有所缓和，那肯定是因为我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总之，局势尽在我的控制之中。

但在埃尔夫案中，一切都反过来了。是局势控制我，而不是我控制局势。

舆论的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直接的死亡威胁还要大，因为面对舆论攻击的时候，我只能保持沉默，还要束手束脚地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的意大利同行们就见识过类似的情况：在“肃贪”行动中，负责该行动的法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一天天变臭，而造成这一切的也是含沙射影的攻击和简单的“话语剪辑”。幸运的是，还没有人公开地说他触犯了法律。经过这一连串的折磨之后，尚待完成的事就只有一件了：指责这名法官在工作中有偏袒行为，并顺理成章地要求他回避所有的调查（我的一位老同事阿尔芒。里伯罗勒对当时的情况作出了如下分析：“一种新的学派正在产生，我们姑且可以将之称为‘离间’式辩护。它的通常做法是对法官下手而不是在案子上做文章，而菲利普。古诺耶和埃娃。若利就成为了这种‘离间’式辩护的实验对象。”（见《法官们向何处去？》第148页））。

在司法系统内部，有关人士的神经也再次紧张到了极点。在此事发生之前的某一天早上，上诉法院院长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于一名普通的法官来说，得到上诉法院院长的召见可是不小的殊荣。院长办公室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也是巴黎最具盛名的办公室之一，这里的空气夹杂着群书和戈布兰挂毯的味道，给人一种十分安逸的感觉。在一把法国国营家具公司生产的椅子上坐下来之后，我听到了“一位朋友的小小忠告”。

“女士，据非常可靠的消息称，你现在的处境极度危险。请你不要靠近窗户……”

我站了起来，惊得目瞪口呆。

“不论何时何地，请你一定小心谨慎。我是非常认真的。”

其余的细节我也不想听了。院长叫我放心，说他会一直支持我的。道过谢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就站在那里发呆，好像一个突然变得一无所有的穷光蛋（1999年3月12日，在进行这番谈话的同时，上诉法院院长决定对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采取保护措施。在此之前，她一直没有受到过威胁。）。上诉法院院长一直在尽力保护那些暴露在外并遭受不公正攻击的法官，现在他的口中说出了这番话，这着实让我心绪不宁。

面对此种情形，我既感到害怕，又有许多不解。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毫无疑问，院长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意。他将这个隐秘的消息告诉了我，这说明我们彼此都很信任对方，但他并没有理由必须这样做。或许在面对“信使”的时候，院长自己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然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确非常奇怪。在这里，法国级别最高的法官之一居然会被人告知，另外一名小法官的处境“极度危险”。他是什么时候得知这个消息的？谁告诉他的？怎么告诉他的？他是否将自己的这种不安向司法部长或内务部长作了汇报？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无从得知。不过出于好意，这名高级法官召见了这名小法官，并给了她一个“忠告”。类似的忠告在巴勒莫和波哥大等黑势力猖獗的城市里非常流行：“请你不要靠近窗户……”共和国的黑势力的确已经占领了许多阵地，随着这股势力的步步进逼，司法系统高层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悄悄地提醒某些法官：你们正身处危险之中。

十五天之后，当有关埃里克。图尔贡事件的舆论风暴向我们疯狂袭来时，当罗兰。迪马的律师在那里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时，没有任何领导肯站出来支持我们——哪怕是以私人名义支持我们，也没有任何领导肯说这样一句公道话：如果某个共和国的预审法官由于害怕坠楼身亡而不敢背靠着窗户工作，这个共和国或许才是真正不严肃的共和国。

院长的这番谈话反映出了法国政府机构的两面性。从表面上看，法国的政府机构非常坚持原则，并常常成为外国的榜样——我们俨然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我这个预审法官却必须在一种压迫式的环境下工作，甚至还要带上两名贴身保镖……

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讲，这种两面性也同样存在。近些年来，埃尔夫公司已经成为了法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从表面上看，它声名远扬，完美无瑕。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在它的内部发现了可疑的资金转移情况，其数额高达数亿法郎，几乎相当于这个企业全年的盈利……在经济全球化的“无人之岛”上，是不是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拥有自己的阴暗一面？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我许多年，但我依然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

当逍遥法外的特权在我们的面前横行无忌的时候，当我们脑中那些关于腐败和守法的既有观念被一再推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不停地反思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思想革命，因为过去的事实已经和今天的发现自相矛盾，而且我们知道明天的发现又将把今天的认识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进行的预审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反省：我们发现了一条新的游戏规则，一条和表面规则完全相悖的规则。

第三部分第24节 操纵（4）

“从部长的口中得知”

在法院之外，媒体的报道正变得越来越离谱，事实真相已经被花边新闻挤得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迪马案爆出一年之后，在“共和国的婊子”（译注：罗兰。迪马的情妇德维埃—荣古尔于1998年11月出版了一本自传，名字就叫《共和国的婊子》。）和“爱的礼物”（译注：德维埃—荣古尔将自己用公款为罗兰。迪马买的几尊希腊雕像称为“爱的礼物”。）的掺和下，埃尔夫案在公众舆论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出可有可无的轻喜剧。预审进程的真实情况和媒体的有关报道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这种偏离现实的报道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预审机密的外泄让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入了死胡同，但最根深蒂固，同时也最不公正的谣言居然是：泄密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于此等中伤，我开始只是付之一笑，但当我意识到社会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和一些政府高层人物也相信了这个谣言之时，我确实感到害怕了。

在出席皮埃尔。特吕什——一位很有威望的法官，曾审理过克洛。巴尔比耶案——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我发现他只跟洛朗斯说话，并且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我觉得非常奇怪。当我对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时，他非常冷淡地用了这样一个礼节性的句子作答：“我从司法部长的口中得知，您泄漏了预审的机密。”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个伤害实在太大了。随后，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部长肯定被人骗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次简短的谈话表明，我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被妖魔化了。一位法官朋友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巴黎郊区某个大法院的一名检察官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我在每次审问结束之后都会将当天的审讯记录传真给《世界报》！随便一个简单的证明就可以将这样的谣言击得粉碎。要要挟我很简单，只需用我办公室的名字作传真电头将某一条司法信息发给媒体就行了，这样的事我就不想再提了……不过我早就说过，我办公室的电话线确实被人控制了。另外，我的身边始终都有两名保镖，他们每天都必须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我这一天的行踪。这些警察只是做他们分内的事，而且我认为，我的日程安排很可能接下来就呈报到了内务部长那里。在这六年当中，政府高层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那些希望我下课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或监听）着我，等待着我出错。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难道我会去偷窃预审机密？我有这么傻吗？谁会相信我有这么傻？

然而，只需到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会知道，媒体在报道案件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就是法官，而法官往往又是唯一不能随便说话的人。虚构的东西经过不断的重复和细心的加工就会变得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世界佼佼者》中所写的那样：“370个谎言可以造就一个事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个道理我懂。不过，我还是要在本书中讲出所有的事实真相，哪怕它很快就会被谎言的大潮所淹没。

每个人私下里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预审机密的泄漏有时候会跟警方或政界有关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泄漏机密的等级也是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泄密都是和案件有关的某个律师同某个记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但很少有人说出来或写出来，尤其是法官。当我在键盘上敲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害怕：也许秩序委员会又会跳出来指责我有偏袒行为并侵犯了某人的辩护权，也许人权联盟也会马上作出反应，甚至以宣扬野蛮和极权为由将我告上欧洲法院。我只是说出了事实的真相，相信那些所谓关注调查的记者也不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

在每一次敏感的预审中，媒体和涉案公司间都会存在一种默契：以某些好处为交换，记者们在“恰当的时机”将手中的话筒对准某位和案件有关的律师，录下他为自己的当事人所做的辩护。这样的报道对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来说无疑好处多多：它不仅符合公司的战略需要，维护了公司的名誉，同时还间接地巩固了公司的地位。对于媒体来说，它们则可以通过发布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非常可靠，因为它们来自官方的调查——从这个公司得到好处。这种现象现在已经非常普遍。案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媒体和涉案公司的这种合作也以一种近乎机械化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重演。

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双方的这种合作还会更加默契，甚至会发生连带关系并直接用现款交易。在埃尔夫案的预审结束之后，我碰到了一位很有名的评论作家，他承认多年前埃尔夫公司曾以重金相诱请他为公司“说些好话”，但他拒绝了。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他会拒绝，但谁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呢？

埃尔夫案中被挪用的现金高达数亿法郎，它们都是被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装在箱子里直接由瑞士带出去的。由此看来，媒体绝对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尽管这个话题是不能随便讨论的（西班牙著名记者，《日报16》前主编胡安。托马斯&#8226；德萨拉斯认为西班牙也存在类似情况：“整个社会都被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所左右。所谓的调查型新闻根本就不存在，隐秘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着信息传播，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只是它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见1994年7月22日的《国家报》））。

每个当事人都会把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展现给公众，而把另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小心地放在公众所看不见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夫案的预审机密当中可能有许多公众感兴趣的东西，但媒体却并没有将它们全部公之于众。某一天，我将这个案子中公众可能感兴趣的事列了一张清单，结果惊奇地发现：媒体仅仅报道了其中的1/3，它们好像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第三部分第25节 操纵（5）

预审闹剧从另一方面讲，冲动可以引起一切可能的后果，那些最主要的嫌疑人对这一点自然心知肚明。将某个人暂时羁押或者列为嫌疑对象，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污点。因此，社会肯定要想办法来洗清自己的污点，方法很简单：在公众面前将这个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悲惨的受害人。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这种“诉苦行动”也就越激烈。在调查的过程中，每周都会出现新的证据来为这些嫌疑人辩解，这些证据让人惊奇且专为嫌疑人量身定做，还带有一些晦涩难懂的加注和陈词滥调，让我们根本无法处理。除此之外，一些能言善辩的律师还在不停地指责我们的司法系统出现了偏差。尽管我的处境可能因为下面这句话变得更加糟糕，但我还是要说：那些最积极的揭发者往往也是这种偏差最忠实的维护者。

在这些用眼泪写成的辩护词中，什么事都混杂在了一起：嫌疑人已经有所悔悟，这显然是主题；嫌疑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一部血泪史；对调查本身的肯定，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辩护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它将所有的价值观全部推翻，并让任何事都变得不再重要。如果公众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嫌疑犯所承受的痛苦上，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兴起真正的讨论。

仅凭一些先验的判断来指责媒体实在太容易了，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媒体的初衷毕竟是合理的。预审机密的保护对象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被调查的嫌疑人。在有些国家，嫌疑人背负的罪名是通过审理过程中的多个“窗口”公开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而且这样做也并不会被视为侵犯人权。如果案件涉及的利益非常重大（某个国有企业数十亿法郎的资金被人挪用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信息和民主自由自然就会要求调查透明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政界和知识界的人物就会对法官进行大肆攻击，而一些勇敢的记者也会站出来高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们太孤独了。

不过，如果缺少明确的标准，“最坏”和“最好”是会混淆的。一个案子的调查进程中总会掺杂着毫无根据的非难、虚假的消息和人为挑起的事端。上任伊始，我就从没想过要理解媒体的行事逻辑。在搜查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某些可疑的公司曾往某些知名记者的账户上存入了数目可观的现金，而这些记者不是这样那样的主编就是所谓的反恐专家……一个案子的背后总会存在大量的交易。我曾以为《鸭鸣报》会对传媒腐败进行冷嘲热讽，但我错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而，媒体却颇善于将一条表面上看起来很次要的消息炒作成重大新闻。有一次，我和埃尔夫旗下一个国外分公司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这个人几乎只是顺带地对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的一个公司批评了几句。这次问询很晚才结束，我们没有制作任何的笔录复印件。塞尔日。隆日尔将笔录原件放进了保险箱，只有他才知道密码。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世界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将笔录的主要内容登了出来。我本以为笔录放在那一堆厚重的金属里面是万无一失的，但谁知道它的主要内容转眼间就出现在了报纸上！也许安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隐秘麦克风让那些“隔墙耳”监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造成了这次消息外泄，也许法院的信息系统已经被渗透而且有人侵入了书记官的电脑硬盘，也许我的这个问询对象在谈话中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或是将整个谈话内容录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坏事已经发生了。这张报纸一直卖到了当天晚上11点，而且这篇有关笔录的文章中还有许多连我都不知道的补充内容。

看来，这次敌人想要操纵的是我。那个人昨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是故意说这番话的，这是他们的计谋。以媒体为依托，他们希望把调查引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也许是为了煽动更多的人起来反对我们。

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棘手的案件中，保护预审机密显然是徒劳的。现在的媒体已经没有公正这个观念了，除了法官之外，没有任何人尊重公正这个信条。而且，将这部预审闹剧奉献给广大观众的恰恰也是媒体……公正观念的缺失是触目惊心的。翻开任何一篇有关预审的专门报道，你总会找到一段话和下面这个主题有关：“某些法官不合时宜地、可耻地泄漏了预审机密。这些法官站在聚光灯下时非常不习惯，但为了成名他们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

第三部分第26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1）

1999年夏天，疲惫到极点的我决定外出度假。日常的工作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媒体风暴的来袭无异于雪上加霜。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评价某个人或某张报纸发表的言论，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工作的重点，我们只能用“喝咖啡的时间”来处理它们。即使必须为反击图尔贡的谬论做一些准备，我也只能利用周末的某一个晚上，因为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为了完成好必要的调查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埃尔夫案件的特殊性给我们增添了大量补充性的工作。每得到一个消息，我们都要将它核实至少十遍。精心包装的银行账户、名目繁多的海外企业、通过伦敦进行的转账……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必须弄懂，理清。我们从来没有在晚上8点之前下过班，审问有时还会持续到半夜。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我也总是在查阅和整理资料，以便将里面的疑点找出来。如果要通宵工作，我就干脆把资料全部铺在被子上。为了给听证会做准备，我常常在凌晨4点就爬起来工作。仅仅几个月之内，我的体重就增加了五公斤。这肉仿佛是专门为了应付越来越紧张的工作而长的。

许多涉案问题的关键都在国外。我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希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同行能够早日查出结果。然而，“银行天堂”的司法系统充满了各种繁杂的调查申请手续，甚至是申请调查申请的手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外国同行迟迟不能把查得的有关资料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已经提前得知，有关埃尔夫案的国外材料至少要到2001年冬天才能送到法国。日内瓦有关调查申请手续的规定给了那些妄图阻止调查进行到底的人18个月的喘息机会。看来，这些灰色账户的持有人和我们一样熟悉瑞士银行法的有关规定。

这18个月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遥遥无期。

埃尔夫案就好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抢去了。预审的道路上充满了陷阱和骗局，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在调查埃尔夫案这样的案子时，如果对手将律师公会那些身经百战的律师动员了起来，那么任何一条法律条令都会被他们攻击得像个筛子一样。这些重金聘用的“法律专家”将动用一切手段，将预审程序的漏洞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这就是游戏规则。预审的许多方面都曾受到过律师团的攻击，他们还多次将我们告到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最后，上级居然下达了十多次重开预审的批示，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

1999年的秋天是沉重而压抑的，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在法院内部，人们目光中的敌意越来越浓，看来媒体在前段时间发起的攻势已经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已经多次向我表示想换个岗位。是啊，她已经在重压下生活了整整两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匿名电话和死亡威胁，晚上不能随便出门，身边随时都有保镖……她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开始感觉力不从心，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些吃不消了。”（见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所著的《预审过去以后》，斯托克出版社2002年出版。）

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十字路口。我已经在可怕的压力之下生活了整整四年半，这种生活已经造就了一个完全独立于我之外的、纯感性的埃娃。若利。如果要另外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件事，那他们肯定会无法自已地产生一些反应。调查组中的每个人都和危险保持着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决定了这些无法自已的反应到底是什么。生命危险的震慑力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它正从很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感性情绪是非常多变的，拒绝可以变成渴望，欣赏可以变成蔑视，根本不受理性控制。

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选择了迎接别人的攻击。

对于政府高层的领导人来说，我是他们恐惧的源泉。埃尔夫案件揭露了国家权力和许多有关事件的丑陋面目，而这恰好就是领导层所不能接受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跟我说一些很荒唐的话。他们都是些很理性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一般人，但其行为却和市集上的小商小贩没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描述中，我时而是一个随风倒的老托洛茨基分子（有人断言我曾经加入过一个地下组织，由于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考证，所以我也无法为自己辩护），时而又是一个伺机攻击法国石油旗手的中央情报局暗探（由于无法核实，这个谎言显得尤为可信），时而是一个遭到社会报复的无法无天的愚弄民意者，时而又是一个极尽极权之能事、名声显赫的狂妄之徒……

最糟糕的是，这个城市在茶余饭后显得非常的幼稚，一句简单的玩笑就可以动摇那些看上去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一个愚蠢的谣言甚至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极“左”分子，我身上的极“左”思想并没有消亡，它就像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会时不时地蹦出来。

当一个人被旁人评头论足，尤其是被旁人用漫画嘲讽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做到镇定自若。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但我从不脸红：这一生中我一根针都没有偷过。我生活在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里，拿着每月3000法郎的薪水。我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有愧于心的动机，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证明。

我也知道，社会上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对预审是持支持态度的。在某些人的眼中，我是一个“专门来破坏法国工业的北欧女人”，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我又是一个“和强权作斗争的法官、女人和母亲”。尽管这两个形象都有些虚幻，但后者积极、可爱而富有磁性。法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种等级差别是看不见的），因为我是挪威人，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我的外国背景直接影响到了我的信誉。许多人常常是在根本就不了解我们行动的情况下就对我们表示失望，这使得我们在面对所有的不公正时背负着很重的心理压力。这的确有些过分。

我觉得有两股洪流——它们让彼此变得更加汹涌——汇合在一起向我冲来。也许不久之后我就会变得身不由己，而局势也会变得真正无法控制——预审有可能因此而中断。

第三部分第27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2）

打开局面1999年圣诞节，我决定到突尼斯休息一个星期。在离境的飞机上，我和老朋友托内愉快地聊着往事，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同学。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但它在到达跑道尽头时突然停了下来。透过舷窗，我看见许多警车，闪着警灯向我们飞驰而来。机舱门开启后，一群全副武装的宪兵拥进了中央过道，他们非常礼貌地将我从座位上请了起来，半架着我向舱门走去。我低着头，非常费力地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其他的乘客早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原来，有警报说这架飞机上有炸弹，所以警方才把它拦了下来。我听到混乱的人群中有人在解释着什么：“袭击”，“炸弹”，“攻击目标”……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幸运的是，这个警报只是虚惊一场。几分钟之后，坐在鲁瓦希机场海关办公室里的我依然没能缓过劲来，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我明白，如果不想办法打开局面，那我们就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的处境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境地。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商量之后，我决定再找一名有能力的法官来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放弃或者敌人的花招最终迫使我们放弃，这名法官也许可以从我们手中接过接力棒，将预审继续进行下去。

许多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希望雷诺。范&#8226；伦贝克过来帮我们。雷诺。范&#8226；伦贝克这个名字是和很多大案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经独立审理过多起政治献金案，这样的经历和公正的办案风格对于埃尔夫案这样涉及大量隐秘资金的案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和贝尔纳。内尔托萨法官——瑞士司法系统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经常需要和他打交道——一样，他也是最早在《日内瓦倡议书》（1996年10月1日，7名法官在日内瓦大学起草了《日内瓦倡议书》，其主要内容是促进各国间司法信息的自由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4000多名法官在上面签了名。）上签名的人之一。还有，雷诺。范&#8226；伦贝克是位男性，他的到来可以调节调查小组的性别结构，有利于调查的进行。

对于是否应该离开英国过来帮我们，雷诺。范&#8226；伦贝克有些犹豫不决。这名头发散乱的高大男子平时显得比较生硬，但有时候说起话来又孩子似的没完没了——总之，这是一个相当讨人喜欢的人。最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我们联手了。不过，司法部长仿佛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为了让雷诺。范&#8226；伦贝克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个位置，法国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不过，雷诺。范&#8226；伦贝克的确是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候选人，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最终承认这一点。2000年4月，他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随后，我决定马上将埃尔夫案件的所有情况全部告诉他。

圣诞节度假回来之后，我还做了另一个重要决定：将我的所思所想毫不隐瞒地告诉公众。在我和公众之间有一层窗户纸，它的存在不仅给了媒体玩弄手腕的机会，还造成了我和公众之间心理剧似的互相误解——我和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之间的不快就是一个很好说明。现在，我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始终认为，真实和公正的自由言论能够化解危机。

许多家出版社都和我进行了洽谈，有的出版社开出的条件甚至优厚得有些过分（高达15万欧元的预付稿费）。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出版社，它创立刚刚一年，给我的报酬也很可怜。不过，我想得到的并不是鼓囊囊的银行账户，而是公众的理解。阿雷纳出版社的社长洛朗。巴卡利亚是《日内瓦倡议书》的组织者之一，另外两名组织者分别是记者德尼。罗贝尔和《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让。德马亚尔所作，内容和金融犯罪有关）的出版商。我和洛朗。巴卡利亚对对方都非常信任。他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刀刃之上，一旦我的言辞稍有过激，这个案子就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从此以后，晚上和周末再也不属于我了。经过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奋笔疾书之后，我的第一部作品——一本半回忆录半随笔的小书终于完成了（《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十分危险，因此在是否要出版这本书的问题上一直很犹豫。根据合同规定，我可以在最后时刻决定停止出版，更何况在写成之后我才发现它涉及的私人内容比我开始预想的要多。一个由于所调查案件的特殊性而饱受媒体攻击的法官——至少我认为这种攻击是错误的——是否真的决定要出一本书？这本书是否会增加她的知名度并让更多的人觉得她是在为自己造势？不过，我现在所处的局势非常特殊：由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因此整个法国社会都非常关注我这个人，况且我在书中的讲述都是发自肺腑的，没有半点做作。

这是一次和案件本身无关的赌博。如果情况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变得更糟，那我将一败涂地，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会信誉扫地。不过，至少我在倒下的时候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曾尝试着让公众理解自己。相反，如果我成功地用事实真相击退了谣言，我们将重新获得一线生机。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我终于决定接受命运的挑战（也许我会因此而不再有资格继续调查这个案子），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别无他法。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大家的理解。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媒体是既惊讶又欢迎（皮埃尔。佩昂和菲利普。科昂在其合著的《〈世界报〉的阴暗面》（一千零一夜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指出，我曾经将预审机密泄露给《世界报》，作为报答，这家报纸才决定刊载《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的片段。这两人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值得尊敬的通信者”。然而，我从来没有向《世界报》负责报道埃尔夫案的记者埃尔夫。加泰尼奥透露过任何预审机密。在《世界报》登出了有关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令的那篇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文章后，我马上就给该报编辑部经理打了电话并将真相告诉了他，而这位经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行动。《世界报》刊载这本书的片断完全是出版商和该报中心版编辑埃里克。福多里奥诺协商的结果，我根本就没有出面。当然，我已经以诽谤罪将皮埃尔。佩昂和菲利普。科昂告上了法院。）。后来，许多接受我问询的人都曾这样对我说：“我们终于知道，您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可怕……”我还收到了上千封来信，它们有的来自普通民众，有的来自重量级的法官。

局势一下子就缓和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埃尔夫案显得风平浪静，仿佛我的“实话实说”不仅让针对我们的攻击行为减弱了许多，还使许多误会得到了消除。9月份的时候，律师公会的秩序委员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招待会，我欣然应允。到那之后，律师公会的会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臂，仿佛我们是一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当时我对自己说，我和秩序委员会之间“有关极权威胁的误会”本应该在今年夏天时就烟消云散了……人总会有意识地在内心深处评价自己。现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平静下来了。

第三部分第28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3）

内部矛盾2000年秋天，调查小组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摩擦。雷诺。范&#8226；伦贝克是一个劲头十足，精力充沛的人，他可以毫不分心地连续数小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过我们发现，这名法官始终觉得自己拥有某些特权。他同意加快工作速度以便尽快结案，但在处理问题时却不愿意和其他成员协商，对于我们在先前的调查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不屑一顾——他觉得我们在拖累他。当然，洛朗斯和他合作起来也非常困难。他们俩的个性都非常强，碰在一起常常会出摩擦。我在他们俩人之间作了很多解释，但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只好给每个人都分配一定的工作，大家各扫门前雪，互不打扰。在此之前，我、洛朗斯以及整个小组曾经在一种透明而舒心的环境下通力协作，并因此而取得了不俗成绩。不过，现在的工作环境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当洛朗斯开始打退堂鼓而我又身心俱疲的时候，雷诺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此我感到非常庆幸。我绝对相信他独立工作的能力，而他坚毅的性格也是我们抵抗一切重压的保证。不过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拒绝接受他的孤芳自赏。一天早上，他在蒙帕尔纳斯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提出了如下建议：调整一下我们三人的位置，由他来主持调查工作，而我和洛朗斯给他当副手。雷诺的工作能力和男性控制欲都很强，他认为自己只适合坐头儿的位置。我知道，如果由他来负责这个案子，他肯定也能做得不错。不过，他在过去6个月中的工作至多只能算一次不错的短跑，而我跑的却是一场马拉松——自1994年接手这个案子以来，我已经跑过了众多的路标，它们见证了我这些年来的辛勤工作。当我拿这场短跑和这场马拉松相比的时候，我实在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让他来取代我，毕竟这个案子已经成了我回忆的一部分。

还好，我们之间的“头把交椅之争”并没有被人察觉，从外部看，我们依旧是一个统一的团队，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有六十多个伶牙俐齿的律师和几十名记者在暗处窥视着我们……

变质的信任就好像铁矿石内部的晶体缺陷，尽管肉眼看不见，但它会让整块矿石变得易碎。幸运的是，我们的“团队之石”最终还是没有破碎，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敌人为了阻碍调查一次又一次地耍花招，又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对于那些嫌疑人来说，埃尔夫案的结案之日正在无可避免地逐渐临近。我们在审讯中碰到的意外事件越来越多，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有些人已经开始公开地回避我，并转而对雷诺大献殷勤。他们的这点小把戏在我看来简直是太幼稚了，因为这样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即使我倒台了，他们依然不可能拿回被查处的资金，他们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减小。不管我的将来到底怎样，这个案子的预审工作将继续进行。

不过在他们的眼中，我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将要倒台的人，就像一个被伏都教徒用来祭天的少女，而先前出版的书给我带来的保护效应也正在逐渐消失。塞尔日。隆日尔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观察着局势的变化，然后满脸忧郁地对我说：“女士，这样下去的话，您很难再坚持一年了。”

第三部分第29节 十五天（1）

越南人总是说：树叶虽小，可见大树。透过细小的叶脉，我们可以看出整棵大树的躯干、树枝以及树根情况如何。2001年2月的前十五天，这暴风骤雨般的十五天，就是埃尔夫案这棵参天大树之上的一丝小小叶脉。

我接下来的这番叙述肯定会触及预审机密，因为它涉及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马拉松似的追捕。这段故事中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抓捕归案，我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辛勤工作，其间既碰到过虚假线索、谣言和伪证，也得到了警方的大力协助。我们去了非洲和中东，最后又到了菲律宾。在长达几百个小时的追捕工作中，常常因为失败而感到绝望的我们不仅不敢放过任何一条细微的线索，还要对手里所掌握的所有情况反复审查。

在菲律宾群岛开展调查行动是非常敏感的。当地的警察已经反复受到死亡威胁，其中两人甚至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一人的脖子中了一枪，另一个人则被一辆汽车拦腰撞翻，两人都受了重伤。在来巴黎的途中，一名菲律宾探员向我们表示了对自己安全状况的担忧。在我们的要求之下，法国警方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到菲律宾长驻。

在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才敢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对法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表示信任。调查工作的前半部分没有怎么涉及本案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现在，预审已经接近尾声了，法兰西共和国不可能在三个最重要的嫌疑人缺席的前提下审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案件。而且，逃亡在外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还声称，自己手中掌握的东西“足以把法兰西共和国毁灭20次”。

2001年2月2日，快到9点的时候，派驻菲律宾的法国警察小组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被逮捕了。当时，洛朗斯正在机场，准备前往巴勒莫，她的手机已经关机。雷诺则赶到雷恩和他的家人团聚去了，他每个周末都是这样过的。经过短暂的电话联系之后，我和雷诺都觉得，现在多一个人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我开始独自一人指挥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引渡回法国的有关工作——这可是一项艰巨的法律和外交工程啊！开始的时候，政府建议派一架军用飞机去马尼拉，但这样做太耽误时间了，菲律宾的警官们害怕在此期间会出什么意外。几十年以来，菲律宾的买官卖官和腐败现象就一直十分严重，其司法系统肯定也问题多多，反对势力很有可能通过拖延的方式来延缓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驱逐出境的时间。通过漫长而不确定的程序来引渡他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我们需要一架客机马上将西尔旺从菲律宾送回欧洲。我选择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航空公司和当地政府都同意推迟这架飞机的起飞时间，以便让罪犯和押解他的警察登机。这架飞机将在法兰克福停留一小会儿，我们计划让西尔旺和警官们在那里转机。然而，一名德国法官却要求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灰色资金问题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这可真让我们始料不及。我前前后后已经打了将近20个小时的电话，现在，我又必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两天之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终于在押解人员的陪同下抵达了巴黎。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段指挥引渡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小时我都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突然之间，我又找回了和其他工作人员合作的那种愉快感觉——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检察官们也曾有过一段非常愉快地合作。不过，当“预审闹剧”开始之后，当我由于过于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而被妖魔化之后，这种愉快就不复存在了。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被捕是整个法国司法系统集体的胜利。不过，预审的日程安排又和庭审发生了冲突。埃尔夫案第一部分的庭审工作已经开始，因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既是庭审对象又是预审对象，这就让情况变得复杂了。在庭审检察官、法院副院长克洛德。纳凯的要求之下，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包括了巴黎法院所有的检察官——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决定在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连夜对他进行调查，然后把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留给庭审。如果让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直接接受庭审，他很有可能在陪审团面前故意缄默不语，以尽量推迟接受预审的时间。我们可不想冒羁押失效的风险（逮捕令只能将嫌疑人监禁24个小时，超出这个范围，嫌疑人就会自动重获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下令将嫌疑人暂时羁押。）。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穿越一条两旁都是哈哈镜的长廊——在节日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长廊。难道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们的角色和身体比例都发生了变化？难道媒体对埃尔夫案件的疯狂报道已经让我们的司法系统完全紊乱？这一周里发生的所有事仿佛都经过了一个隐形棱镜的过滤，它们看上去不同寻常而又荒唐无比。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从机场押解到法院，警察局局长对半个巴黎实行了交通管制——如果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在押解途中逃脱的话，他的故事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更具传奇色彩，而这次抓捕行动也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由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很晚才到达法院，而我又必须将几十名犯罪嫌疑人的名单告诉他，因此他在我办公室里待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这次长途旅行让他非常疲劳。在我之后，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和雷诺。范&#8226；伦贝克又分别对他进行了审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第二天，媒体又开始对我们大加指责，说我们在昨天晚上残酷折磨审讯对象，而人权问题也再一次被搬了出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团抗议说：“负责调查埃尔夫案的三名法官把这位老人呼来唤去……埃娃。若利让我们的当事人受到了某些非人道待遇。”

这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涉嫌挪用十多亿法郎的巨鳄，他已经在海外流亡多年。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他的故事（被捕、被驱逐出境以及出庭受审）却俨然成了一出惨剧，而我们的调查小组则成了一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听任谎言越传越玄。

第三部分第30节 十五天（2）

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法院院长的一封来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的来信。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今后不允许再在夜间审问嫌疑犯，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个人失误。他或许已经忘记，这个建议是他的顾问提出的，而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建议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司法系统的团结。

随后，院长又对另一件事表示了不解：我为什么要给随机前往法国的菲律宾探员倒上一杯香槟？事实上，抵达深冬的鲁瓦西机场时，这名探员只穿了一双凉鞋，没有人来照顾他。另外，从上周五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合眼。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专门为他和其他法国警官组织了一次聚餐，以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认真而唯唯诺诺地当好一个公务员，而没有任何个人想法，那么埃尔夫案也就和比德曼案没什么两样，有关此案的调查或许也能够展开，但最终只能落得个免予起诉的结局。

然而，如今的这个棱镜已经让所有的事情失去了本来面目，透过它看，这杯有感而发的香槟倒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和一种不公的象征。于是，这样一个故事产生了：一个预审法官因为成功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而开香槟庆祝。进而道之，这名法官因为名声在外而沾沾自喜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将一些偏离正轨的事纠正过来，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让事物向前发展，并且也这样去努力了，因此，我总是身处斗争的最前线。在埃尔夫案的媒体风暴袭来之时，我本可以退回到大部队中，穿上自己的灰色职业装，明白而沉默地接受在物质方面拥有无穷创造力的法国司法系统的所有荒唐之举。但我还是犯错了，我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耶稣会教义的释义者常说，蝎子之毒在其尾。院长用了一句简要而带有威胁的话来作为这封信的结束语：“得知你的团队中出现了不和，我感到非常遗憾。”他这是要我对此做出解释。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在于：要我们的调查小组重归和睦。整个埃尔夫案就是一个拼图游戏，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图块。我们玩这个拼图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现在也成功地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归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万事大吉。我们可以为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但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敌对势力就要失败了。我虽然还站着，但已经筋疲力尽。另外，我还觉得自己好像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一切被我触及的东西都会被污染。

我注意到，我和雷诺。范&#8226；伦贝克之间时常出现分歧这一事实——主要是对预审程序这样那样的地方有不同看法——已经为外界所知晓，尽管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我们的团队是一块木头，现在有人正把一颗巨大的钢钉往里面敲，妄图把这一整块木头变成一片一片的木屑。当我建议雷诺。范&#8226；伦贝克和我一起去面见法院院长时，他拒绝了：“我怕我去了会说得太多……”我不停地解释，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但他始终抱着一种对立情绪。我们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激化，但我既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也不知道最终使得它激化的导火索到底会是什么。

为了让预审正常进行下去，我决定给阿尔弗雷德。西尔旺8个星期的监外时间，以便让他为迎接轻罪法庭的审判做好辩护准备，但理论上他仍处于被监禁状态。洛朗斯对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异议，但雷诺。范&#8226；伦贝克却表示激烈反对。一天晚上，我们陪同挪威同行保罗。佩罗丹以及一些随行的瑞士专家吃了一顿饭。然后，我和雷诺。范&#8226；伦贝克就在这家饭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下探讨。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将马上传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问题拖延下去的做法是荒唐的，我们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我们都是预审法官，因此我们拥有相同的权力。埃娃，你知道，我有权力这样做。”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从道德上讲，我们是盟友，但从法律上讲，你和我并没有任何联系。我才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叫你过来帮忙的也是我。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或许这句话说得有些过火了。

第二天，我的丈夫去世了。

混沌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圭亚那的蝴蝶扇一下翅膀，斯里兰卡就会发生一场台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之间往往存在着可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旦发生作用，它必将摧毁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切。我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后事。葬礼的前一天晚上，经济警队的负责人诺埃尔。罗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其余的警官也在他身边：“女士，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范。伦贝克先生代您下达了提审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命令，但我没有执行。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警察，这是我第一次拒绝执行法官的命令。在这个时候，我不能那样对您。”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在宪兵队的帮助下，雷诺还是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进行了审问。在这次审讯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都是在饶有兴趣地对我进行控诉。

第四部分第31节 垂死挣扎（1）

这件事之后，雷诺。范&#8226；伦贝克和我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一次交谈。在我们的关系问题上，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进行了六年的调查工作之后，我渐渐学会了辨析什么是“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预审的利益就是我唯一的“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显然，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们在想办法离间我和雷诺的关系。进行提审之前，雷诺非常确信自己能够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口中得到有关此案的重要细节，他试着这样去做了，但一无所获。但愿老谋深算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他明白了一些东西。

雷诺又建议我从调查中抽身而退，但我拒绝了。预审还有六个月就要结束了，一旦调查申请程序期满，有关此案的外国银行资料就将从瑞士、泽西和列支敦士登送到我们的手中。将这些材料和本案联系起来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我一个人不可能承担。洛朗斯已经提出了调动申请，剩下的只有雷诺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已经将有关案件的所有问题仔细地梳理了一遍，现在的他已经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另外，他现在的精力还相当充沛，就跟我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差不多。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因个人习惯而起，真正的问题在别的地方。

当雷诺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罪犯们的腐败行径已经暴露无遗，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圈定，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为自己辩护了。总之，所有的暗门都已经打开。我已经在调查的第一线工作了五年，承受了难以计数的威胁和恐吓，但又不可能找人来替我分担——剩下的工作还需要我坚守自己的岗位，而找人分担威胁和恐吓又会让我觉得羞愧。然而，雷诺根本不了解我所面临的这些危险，对那些由于案子的特殊性而发生的干扰行为更是没有概念。他出门不用带保镖，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乘地铁……对他来说，这个案子并不是一件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只是一堆小山般的文件而已。

我们两人永远不会有共同语言，就像油和水一样。

显然，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们以及他们的智囊团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们或许还相信，摆在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既然动摇我意志的企图已经失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肯定必须从外部想办法。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名誉扫地，甚至将我排挤出调查队伍。因此，案件的主角们转而对雷诺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而雷诺也肯定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面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时，保持警惕是非常困难的。

敌人的目的很明显：让我从调查队伍中消失。随着结案日期的临近，小组内部出现分裂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在临近终点的时候输掉这场马拉松。雷诺也赞同我的观点。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一起主持接下来的大部分审讯。

第四部分第32节 垂死挣扎（2）

媒体卷土重来随着迪马案宣判日期的临近，一些法官朋友也开始向我吹风：有消息说，法院将会判罗兰。迪马无罪。作为一名预审法官，这个判决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调查和判决是司法程序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这是司法系统的规定。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眼看就要结束了，但它将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结束呢？迪马案的判决结果是否会对这种氛围造成影响？

一个朋友在看了本周法国2台的《特派记者》之后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节目对预审进行了大卸八块式的攻击，连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都作为特约证人出现在了节目之中。在挂电话之前，她用了一种十分沮丧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已经听到他们在为你演奏安魂曲了。”很早以前我就不看电视和听广播了，法院的报刊杂志已经足够。正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免受谎言的伤害。

2001年5月30日，迪马案的判决结果出来了。这是一个和所有“消息灵通人士”反复宣传的预言大相径庭的结果。反对势力本希望迪马案能够得出一个对他们较为有利的结果，以便将预审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他们还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的媒体战略。然而，这个判决结果却将他们的媒体战略完全打乱了。

嫌疑人的律师们对此作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当天晚上，律师们就联名写了一份要求我下课的请愿书，迪马—德维耶—荣古尔案中的大部分被告辩护律师都在上面签了名。在谈到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追捕行动时，这份请愿书再次将图尔贡搬了出来，这简直就是一定的。在长达数月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对所有的线索，包括最次要和最重要的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谣言又出现了。律师们指出，在这场全方位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空白资料”——即一份含有众多既说不清来源又无法核实（也就是说不可靠）的情报的秘密资料，这些情报都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前税务顾问有关。

这个谣言并不比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高明多少，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进行核实的方式来推翻它。预审法官是我的职业，我必须维护法律的神圣地位。律师都是些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罪。于是，我下令对请愿书中提到的“空白资料”事件进行核实。由于1999年4月的图尔贡事件已经让我和律师秩序委员会之间发生过不快，我的这个举动再次被律师们视为了挑衅。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合法的。

这份请愿书还将我们的调查方式作为了攻击对象。首先，它在图尔贡的身份问题上大做文章。在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图尔贡的身份是税务顾问，但经过核实之后，我们发现他的实际身份是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但这封请愿书却直截了当地指责说，我们对这位律师进行了监听。如果这件事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的做法肯定是非法的，因为在对某名律师进行监听之前应该通知律师公会会长。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下过监听图尔贡的命令！

然而没有任何人打电话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真假。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法院院长的一份传真，其中有巴黎律师公会会长写给他的质问信的复印件。院长要我对此做出解释，好像他也忍不住相信这封信说的可能是事实。

造谣中伤有可能使人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所以我决定暂时不发表任何意见。转天早上，我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告诉大家我打算到庞特科特休息三天。我觉得院长应该有耐心等到下个星期二。

当时我本应该想起上次秩序委员会对我的指责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同样的起因，同样的影响。某些律师和某些知名记者早就串通好了，他们充满愤怒的声讨声中已经出现了某些让人担心的信号。

这封请愿书的出现无异于往干草堆里丢了一根火柴。

这个世界其实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圈子发散而成的，这些圈子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事实进行加工。他们在餐桌上碰面，然后将自己喜欢的故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法国历史有这样一种沉淀：大部分政府、政界、工业界、经济界、传媒和知识界的精英分子都来自巴黎的某三个街区，他们的人数高达数千。这些颇具影响力的男男女女互相之间往来频繁，他们构成了一张涵盖各方面的巨大网络，而这个网络又加速了谣言的传播。

从瑞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有所警觉。媒体早就开始行动了，我那“让人无法忍受的调查方法”已经遭到了多家报刊的口诛笔伐。《费加罗报》专门为请愿书事件出了一份专刊（《费加罗报》谈到了我回避的可能原因：“这两天来发生的一切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从今以后，我们又有了一个新案子：埃娃。若利案！“（见2001年6月1日的《费加罗报》）），《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充满愤慨的社论，就连律师公会会长也扔出一篇文章来对我进行羞辱。《新观察家》的经理对此也觉得十分震惊：”某些媒体的评论让人后背发凉。“

看来，人们对我莫须有罪名的关心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迪马案本身的关注。犯罪嫌疑人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有罪的却是我这个预审法官！这次新的媒体攻势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公共关系学上的典型案例，一个如何玩花招的典型案例。在1999年4月的那场媒体风暴中，我确实应该为自己发表的不明智言论感到自责，因为它曾一度让调查工作变得非常被动。但是，这次媒体对我的攻击则完全是蛮横而没有根据的。法院检察长曾在其发表的一份公告中明确指出，对图尔贡进行电话监听这件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然而，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关注检察长说了些什么。

没有人对事实真相感兴趣（《新闻法》规定，任何在新闻媒体上被点名或指责的人都有权在同一媒体上申辩，占有同等篇幅或时间。我曾要求律师公会会长给我这个权利，但他始终不同意。我最后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4月，法院判我胜诉。律师公会会长对这个判决不服并提起了上诉。）。

第四部分第33节 垂死挣扎（3）

神奇的案件预审已经接近尾声，就算我不再属于这个调查小组，迪马案的嫌疑人们也不可能翻案。显然，这起精心策划的阴谋还有别的目的。法庭对这位前宪法委员会主席作出的一审判决是有期徒刑18个月，其中6个月实刑（罗兰。迪马对该判决不服并向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2003年1月29日，上诉法院改变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但是，如果法国的政治司法系统想真正执行这个判决，那它就必须同时把将这起丑闻昭示天下的预审法官赶下台。

这就是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给法院院长回了一封信，而这封信又让律师们变得更加愤怒。我还准备在《世界报》上发起一个论坛。付诸行动之前，我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他们都觉得公开地谈这件事不是个好办法：“这是个神奇的案子，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来更多的攻击。现在，一切都要看司法部长的了，只有她能够帮你摆脱困境。”

看来开论坛的做法是被否决了。对于请愿书事件到底会怎样收场，律师工会联盟主席的态度非常悲观：“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给埃娃。若利的解职信已经写好了。只要上诉法院院长在上面一签字，它就马上生效。”

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将死了，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大白天做了一场噩梦。一天下午，迪马案中的一名辩护律师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女士，这一切简直太可怕了。我没有料到这封请愿书会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先生，相信您也知道，监听事件纯粹是子虚乌有。”

“我很抱歉。我也是迫不得已。”

“您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吗？”

“是的。”

我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震怒不已：“给我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在广播里惊奇地听到了这名律师的声音。他公开地谈到了自己在请愿书上签字的问题，并表示要和同行们决裂。几天之后，他顶着压力给我写了一封信——要知道，当时的律师们已经对我形成了合围之势。每当局势紧张的时候，我总会收到大量热情洋溢的信件，但这封信却是来自一个根本没有理由关心我的人：“首席法官女士，亲爱的女士：在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以前我一直认为，在疯狂和喧嚣结束之后，理智可以很快地回归。现在我才发现，局势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而且我自己也参与到了一场针对您的媒体攻势之中。这场攻势虽然打着民主原则的旗号，但其目的却在于动摇您的信心，并将您从预审队伍中挤出去。

在和您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之前，我要声明一点：对于警方针对我的那位同事所采取的搜查行动，我并不赞成。不过对我来讲，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要对您的某些决定和做法表示异议，也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

然而，我们却选择了一种非常的方法。我对此表示遗憾。

我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通过这封信，我希望让您知道，我对近来发生的这一切也感到非常愤慨。六年以来，您一直精力充沛而信心十足地审理着这个特殊的案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您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这和某些人对您的描述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职业关系，我们曾经，或许今后还会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出现对立。这是没有办法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但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在尊重辩护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证明，您是公正而善解人意的。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当我需要查阅某些资料时，当我需要复印某些文件，甚至还没编号的文件时，您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您办公室的门从来没有关上，您也从来不介意和别人一起讨论案件的进展。

但我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透明的。您的言行总是那么一致。媒体现在对您的指责以及某些针对您个人的人身攻击让我感到愤怒。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它们让人无法忍受。

您是法官，而我是律师。职业的差别需要我们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必要而且必需的。但是，距离并不应该成为冷漠的代名词。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及巴黎上诉法院律师的名义请您相信，我对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行动都是无比崇敬的。“

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在发表这番广播讲话之后，他“多次接到了可怕而带着威胁色彩的电话”，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难以置信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再次清醒地认识到，在案件本身以及对手的可见行动之外，暗流依然汹涌湍急，恐吓和操纵依旧是它们的惯用伎俩。

这是律师集团内部出现的第一次分裂。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反对势力尽管机关算尽，但他们对胜利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司法部长那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晚些时候我才拐弯抹角地得知，正是有了许多高层法官的努力，司法部长最后才没有将我调离此案。

虽说我的许多同事受到了谣言的欺骗，但司法系统内部的一些关键人物对下面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之清楚：有关这起非凡案件——涉案金额高得惊人，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非同寻常——的调查工作一旦开始，就不再有回头路可走。

我知道，这个夏天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第四部分第34节 胜利到达彼岸（1）

2001年秋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调离了调查组，她将到沙特尔法院去担任院长之职。对于我来说，她的离去意味着调查的真正终结。然而，我却没有时间来为离别感伤，因为还有一大堆后续工作等着我们去做。除了必须将所有的调查纪录整理出来之外（从调查记录中可以看出预审办公室所采取的每一项司法行动，而且上级部门也可以通过这些记录来检查我们是否在认真工作。），雷诺和我每天还要主持三次审讯，而且常常是同时审问两个犯人。总的来说，我们干得还不错。我比较喜欢用暴风骤雨般的提问来对付嫌犯，而且这些问题多是具体而直接的；雷诺则比较言简意赅，他用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从身体方面来讲，两个人一起工作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快地恢复精力，以前我和洛朗斯合作时就是这样。在对贝尔纳。塔皮进行审问的时候，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因为这个曾当过主管城市事务的次部长，现在又是喜剧演员的家伙很善于操纵别人的情绪。在舞台上，他总是用夸张的动作，逗趣的鬼脸和游离的神情来抓住观众的心。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逐渐学会了识破他的伎俩。每当他试着用那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来迷惑和欺骗我们时，我们就努力地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实和要完成的任务上来。

在这个夏天，所有这些曾经手握重权的人都被请进了我们的预审办公室。在一大堆顾问的簇拥之下，这些人显得非常的不可一世。他们想让我们明白，他们应该呆在董事会，而不是法院。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人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当某个人得知自己有可能被判个十年八年，那他就会变得极度疯狂。因此，作为预审法官的我必须保持冷静，我一定要在事实的范围内和嫌疑人们对话，千万不要和他们的恶语相向作正面交锋。

敌人始终在想办法动摇我们的信心。

一名律师告诉我，有人曾以几千万法郎为诱饵，要求他在两名重要的嫌疑人中间牵线搭桥，要他们统一口径。现在，连这样的事都不能让我惊奇了。我干预审已经干了七年，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我知道，“难以置信”就是“可能”。

审问也非常的紧张，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有些审讯的进程甚至让人目瞪口呆。有一次，我们同时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安德烈。塔拉洛，由于要到档案堆里去找一份资料，我让审讯暂停了几分钟。就在这个空当，我听到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他的律师进行了下面这番让人惊愕的对话：图尔贡：“有一个混蛋记者还在替法官说话，他在《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我们的文章。”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怎么可能还有记者替法官说话呢？我原以为这件事已经摆平了……”

图尔贡：“放心吧，自有人来关照他。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书记官、其余的嫌疑人以及嫌疑人的顾问——都惊呆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少有人敢在法院的预审办公室里这样粗鲁地说话。当然，除了粗鲁之外，他们的谈话中还透出了一股凌人的傲气，这两个人居然敢在大家的面前这样肆无忌惮地讲话，仿佛媒体只是他们手中的玩物。

我当时根本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律师公会会长，因为自从他在发表的社论中把我描述为“民主的危险”之后，我们一直关系紧张。同样，我也不敢告诉法院院长，因为他已经给我写了两封充满敌意的信。

我只好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四部分第35节 胜利到达彼岸（2）

翻过的一页在这段时间内，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了。在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结束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很难在法官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了，司法部长派我去哪，我就只能去哪。另外，我和律师公会某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已经闹得非常之僵，这种情况对我十分不利。

从更深处讲，我知道这个案件肯定会发展下去并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客观的因素、幸运的巧合以及上天的眷顾都已经具备。这个小小的奇迹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然而，预审的进行过程却是如履薄冰。政府机构不可能在一个满是限制的环境里正常运转。

埃尔夫案是一个时代的顶点，同时又是一段特殊历史结束的标志。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国家不可能超越这段历史。法国民主的“家丑”已经在这个国家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法国的“精英们”犯下过很多罪行，而埃尔夫公司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的调查只是管中窥豹。地上长着个胡萝卜，那么它在地下肯定还有许多根须。如果把埃尔夫案和许多别的案子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腐败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它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哲学家勒内。吉拉尔曾说过，社会都是相似的。如果某个企业随意挪用了一笔资金，另一个企业就会效仿它，进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我们要切断的也正是这种连锁反应。这次预审让人们能够隐约感觉到某些东西，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些东西或许太残忍了。不管是司法系统还是法国社会本身，它们都没有做好面对现实的准备。

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已经闯过了无数暗礁——超常的压力、隐秘的敌对网络以及购买我人头的“协议”，但胜利到达彼岸的希望依然渺茫。明天，有多少法官能够像我们这样历经七年艰辛而不渝？有多少法官愿意付出这般沉重的代价？我觉得，他们也许会喝下敌人递过来的毒酒。如果议会正在讨论的“认罪辩护”法令在1994年就正式实施，那么埃尔夫案根本就不会出现，它顶多只能表现为检察官和彼得曼案的嫌疑人们之间的一次简单交易（一笔罚金，外加几个月的监禁，还带缓刑），而我们现在所查实的大量罪行也会在埃尔夫公司完美无瑕的表象之下被永久地掩盖下去。

国外的反腐斗争也普遍遇到了较大困难。现在，日内瓦的总检察官贝尔纳。贝尔托萨已经赋闲在家，因为他的继任者已经选了出来，那是一个只会打击小偷小摸的人。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法官们也受到了政治力量的严重压制。在罗马，意大利问题最严重的企业老总之一居然当选了政府总理（除了和一些依然悬而未决的案子有牵连之外，希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还因为在LogeP2案中作伪证而受到处罚（于1989年被赦免），因为向财政部长行贿被判处33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向政党提供非法资助被判处28个月有期徒刑（上述法院维持原判，但最高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做假账被判处12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见2002年3月22日的《世界报》）。）！在法国，许多政治人物在服刑之后又成功地重归政界，其中的一位还在参议院大张旗鼓地宣称，应该向某些对无辜人士进行指控的法官追加罚金……

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欧洲已经为此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喧嚣。

许多人道主义机构都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而我自己也有换个环境的想法。但是，我始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从精神上讲，对这家石油巨头进行的调查已经让我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看到“逍遥法外”成了“惯例”，而法律则沦为了“特例”。我一直在思索司法到底存在哪些局限性。非常遗憾，我们已经不能对有关经济犯罪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再对社会契约构成威胁——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责任感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我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尽管既不知道到哪去做也不知道怎样去做。

第四部分第36节 胜利到达彼岸（3）

秘密会面一次简单的会面改变了我的生活。

2001年10月15日，挪威出版商威廉。尼高举办了一次招待会，以庆祝我的新书在奥斯陆出版。招待会是在一座贵族气十足的别墅里举行的，它坐落在挪威峡湾的边上，是尼高家族的私产。别墅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古朴的书房、闪亮的银制餐具和装饰着老式绒套的座椅都在述说着它的沧桑……别墅的前面还有一个偌大的花园，秋天已经为它披上了一件金色的盛装。在这里，我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似乎已经离我非常遥远。

在那次招待会上，威廉。尼高把奥德&#8226；埃纳尔。德吕姆介绍给了我。当时正值挪威政府重组前夕，而奥德。埃纳尔&#8226；德吕姆恰巧就是未来的司法大臣。他告诉我，他关注我们的调查行动已经很久了。许多年来，挪威的高层领导们就希望制定一部对腐败行为更为严厉的国际法。从一些挪威外交官的口中，他们逐渐对我以及我们的调查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他对我说：“若利女士，您的观点让我们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可以携手做成某些事情。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对于这扇突然开启的门，我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三十年的法国生活已经教会了我不要把社交场合的话太当真：在巴黎，高官们在其听众面前信口开河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和我合作的想法几个月前就获得了挪威高层的赞同，而且奥德。埃纳尔&#8226；德吕姆已经和未来的外交大臣扬。彼得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

2001年11月初，正式上任后的挪威司法大臣再次和我取得了联系。我们又见了一面，并就未来合作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后来，我又为此去了挪威四次，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希望先给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和另一起棘手的案件画上句号，以便给后来人腾出位子。我和奥德。埃纳尔&#8226；德吕姆的会面都是在出版商的家里秘密进行的，就像地下接头一样，因为我们的合作还只是处于讨论阶段。

奥德。埃纳尔&#8226；德吕姆是欧洲最不喜欢的政客之一，因为他关心世界的命运胜于关心自己的仕途，尽管世界并不是为他而转动……

他常对我说：“挪威总是在帮助世界向前发展，它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挪威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腐败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为此做点什么呢？”

我们常常交换意见，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再去创立什么反腐新理论，因为几百名反腐专家已经把腐败的发生原理解释得非常清楚，他们写出的有关论著已经装满了各大图书馆。不过，我可以参照自己的经历，在某些关键时刻，为某些关键措施提出意见。最后，我们终于就我的职务以及未来的行动计划达成了大体一致。

许多个月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和一位公众人物志同道合的感觉。

2001年12月初，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雷诺。范&#8226；伦贝克，他也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在埃尔夫案正式结案以及检察系统向法院提起上诉之后，下延期命令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我对他百分之百地信任。当我再次碰到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时任某外省法院院长的她已经过上了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的时候，她不仅对我的决定表示了鼓励，还流露出一种羡慕的神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双重国籍呀……”

第四部分第37节 胜利到达彼岸（4）

骨头和船12月中旬，成箱成箱的银行资料从瑞士飞了过来。经过保罗。

佩罗丹细心而严谨的整理，所有可疑的资金过户记录都清清楚楚地罗列了出来。我们又开始了连续奋战，连头都顾不得抬一下。这可是最后的冲锋了。

2002年1月底，预审工作正式结束，一段长达8年的非常经历也随之画上了句号。几十次的搜查和委托行动，几千次的审讯和口供记录，一堆又一堆的司法鉴定报告……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埋在了堆积如山的文件之下。

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倒显得很低调。这很正常，因为媒体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敏感案件的复杂性，况且多年来有关此案的争论又像冲上沙滩的海浪一样连绵不绝。从经济角度来讲，没有任何一次预审是完美的，许多线索都在“洗钱天堂”的流沙中销声匿迹了。另外，还有一些可疑资金的流向也不能最终查明，因为“金融黑匣子”的存在使得某些银行在暗地里默契配合，互相保护。

同样，外交豁免权对调查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法律可以使所有的国家元首免受诉讼之苦，不管是国王、终身总统还是操纵选举而上台的独裁者，法官都无权调查他们的私人账户。因此，灰色资金可以在这些账户中自由进出，完全不用担心外界的调查。

另外，汇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账上的数亿法郎现金的去向也依然是个谜，因为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一直不愿透露他拿这笔钱干什么去了。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确定从被挪用资金中受益的只有这些主要嫌疑人。既然他们选择了将所有的可疑资金都加到自己的头上，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没有他们的合作，调查就无法继续进行。

在阅读某些“一针见血”的评论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人批评我们对某些嫌疑人的态度是“鸡蛋里挑骨头”，但对另一些嫌疑人的态度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殊不知，这一根“骨头”就是几千万法郎，一堆“骨头”就是几十亿法郎。相比之下，一艘“船”却分文不值……

预审，意即理智地行事。能够将埃尔夫公司这个庞然大物扳倒已属不易，而调查本身也遇到了许多意外情况（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检察官们：弗朗索瓦。弗朗基、安妮—若泽。菲尔热拉、让—皮埃尔。尚勒诺、让—克洛德。马兰以及主管预审工作的副院长克洛德。诺凯。没有他们，埃尔夫案就不可能水落石出。）。由于案情环环相扣且异常复杂，再加上有关资料过于繁多，在调查结束之后，检察机关专门安排了四个人来准备有关的起诉材料。我估计，光是前期的听证会和审讯就会持续数个月的时间。

这根“骨头”值得我这样做。

还有一些评论家抱怨说，我们既没有对法国十年来的秘密外交进行足够的调查，也没有肃清法国和它前殖民地间的“乱伦关系”，甚至对军火买卖和灰色外交的网络碰都没碰一下……要我们在办公室里完成这一切？这可能吗？

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到不能停留在司法领域里就事论事。要想打击腐败，我们必须走出司法领域并涉足政坛，那里的风景或许就大不一样了。由此看来，挪威政府的建议是再好不过了。一天晚上，我碰见了一位熟识的律师——我们都很敬重对方。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下之后，他向我讲述了法院里发生的新闻：院方制定了“综合处理”的方针，隐秘网络不可一世，各方达成了暂时的协议，不同势力之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谈判……

我惊奇地睁大了双眼。

看见我这样，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且越笑越大声：“女士，这就是法国啊！您曾希望改变法国，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番大笑意味深长。不过，他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法国。当我还在一个既没有电脑又没有传真机的小办公室里工作时，我没有这种想法；当我的办公地点换到了华而不实的财政部时，我仍然没有这种想法。我不停战斗的目的只是为了将预审进行到底，不管我发现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罪孽深重。我不希望厚颜无耻和弱肉强食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逻辑，仅此而已。尽管也有过不少失误，但我始终觉得应该将预审工作做完。也许我的确没有改变法国，但法国，这个将我视如己出的国家，却改变了我。它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尽管这种教授有时候是违心的。我将带着法国人的视角回到挪威。

2002年6月初，我交出了预审办公室的钥匙，并对自己的保镖、书记官塞尔日以及法院所有的朋友一一道别。不知怎的，一种离别的忧伤慢慢地包围了我，塞纳河的柔情，圣日尔曼德普雷的小巷仿佛一下子都变得非常遥远。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抵达奥斯陆机场后不久，我就弄到了一辆自行车。从今以后，我就可以甩开保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骑着车去看海。

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依然没有体验到幸福的感觉，因为自己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下来。是啊，激情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它马上就要奔涌而出了！站在海边，我贪婪地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就好像一个快要窒息的可怜虫，我的大脑都已经麻木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过去八年中遇到的威胁已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得不回过头来，一件一件地学做一些简单的事：独自回家，在夜间外出，在满是积雪的道路上停下来移开前方的障碍物……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周围存在着某种危险，我依然会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尽管对于旁人来讲这样做显得非常不礼貌。有时候，恐惧感会突然向我袭来，它先是钻进我的大脑，然后占据我的心灵，并进而浸透全身。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背上刻着红十字的逃犯，在光天化日之下仓皇奔命。我一刻也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不然的话，那些可怕的回忆就会将我完全扭曲。

第四部分第38节 另一个世界（1）

巴黎是一个浮华之都，这里奔忙着整整一千万男男女女，他们放射出的热力虽然不可见，但能量巨大。相比之下，奥斯陆只是一个靠海的小乡村。从巴黎来到奥斯陆，我的心绪平静了许多。挪威是一个富饶而尊重自然的国家，它拥有跨越众多纬度的狭长领土。同时，挪威又是一个置身世外的国家，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岿然不动。在雄奇秀丽的挪威峡湾之畔矗立着首都奥斯陆——这是一座让人心平气和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将成为挪威司法部和外交部的顾问，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我并不是某个部门的领导，因此也不用对任何上级负责。我必须组建自己的团队（我特别将安妮—梅泰。德尼斯——国家反经济犯罪小组首席检察官、挪威驻国际金融反洗钱行动小组代表团团长，阿特勒。罗尔德索——挪威驻欧洲议会代表团首席检察官和乌恩。托格森——负责档案管理和工作协调事务的专家召进了自己的团队。），而我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三年的时间短得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在挪威政府内工作的一些朋友曾这样告诫过我：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决策失误，那么我将会花上数月的时间来消除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样下去的话，到任期结束的时候，我很可能还没有做出任何成绩。

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应该到外交部里去吸收一些人来组建自己的团队。挪威外交部里活跃着许多高水平的外交官，他们不仅经历过众多艰苦的谈判（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谈判），还参与过大部分国际条约的起草工作。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早在第一部国际条约《乌德勒之条约》（这部条约规范了后来的海上贸易）诞生前几十年，挪威就曾主持编撰过多部预防海盗袭击的双边条约。挪威的民族英雄南森也是一战时期一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他曾为难民的身份问题奔走呼告，也曾和前苏联的饥荒政策以及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政策做过不懈的斗争。总之，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人类的福祉。

奥斯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不管怎么说，挪威人已经认定，自己应该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贡献力量。挪威和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几近神奇的联盟关系，因此它在内心深处敌视一切形式的“混乱”：战争、贫困、污染和腐败。事实上，挪威已经凭借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大大小小的国际决策机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将这个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挪威政府还希望通过我的工作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定影响，我也因此而进入了外交界。不过，要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我们首先要搞好自己国内的反腐工作。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又凭什么去指导别人呢？所以，我更希望在司法部的领导下工作。

第四部分第39节 另一个世界（2）

换个环境我工作的这幢大楼是50年代风起云涌的劳工主义浪潮的经典之作，站在它的面前，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个冷峻而信仰力量的时代。我们的办公室都安装了特别的安全装置——偷拍和电话监听在这里都是不可能的，整个大楼也因此而显得更加威严。我的工作环境是完全保密的，因为我必须能够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接待来访者。命运真是一个会开玩笑的家伙，它只用手中的小棒轻轻一点，我就来到了奥斯陆——在它的保护之下，我可以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一些公开的事情。但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重重威胁之下追踪数十亿法郎的去向，我在巴黎的办公室从来就没有安全过……

某一天早上，我突然之间就拥有了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面有三支铅笔、一艘模型潜水艇和一台崭新的电脑。不过，要做的事情却是一大堆：从数十名高级公务员中挑选出几个人来组建自己的团队，为政府起草建议，探索相关的工作方式……在58岁的时候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这样的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我在过去的岁月中从事过多种职业：小保姆、秘书、精神病院的法律顾问、代理检察长、财政部的观察员、预审法官……现在，我又成为了挪威的政府顾问。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的过程，就好比往名表Arlequin的表链上再添加一枚斑斓的钻石。

我已经屏着呼吸生活了整整七年：每天早上，我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堆积如山的“紧急案件”，同时还要不停地左顾右盼，生怕敌人就在暗处盯着我；一遇到棘手的案子，我的所有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到它的身上。如今这种突如其来的轻松非常宝贵，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

我必须对自己的心态进行一次重大调整：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必须专注细节的法官，而是一名政策顾问，我必须更加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把握。由于曾多次改换职业并经常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来回穿梭，我开创了一种很特别的工作方法。我可以在几周之内由一个一无所知的新手变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专家，因为我会在同别人的交谈中不断学习，就像海绵那样。

2002年春天，我在巴黎的一次非正式聚会上碰到了一些在法国经济界身居要职的人，他们有的驰骋于银行界和金融界，有的在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甚至税务部门当中担任掌舵人。借这个机会，我和一些研究洗钱的专家进行了一番长谈。我以一种随便但又有些隐秘的方式向各位专家提出了两个问题：您认为这个世界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您希望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看起来，这个问题对于这些专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不过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专业的腐败分子，他们一般都有另外的职业。腐败是一种复杂的游戏，而参加游戏的人却少之又少。能够看透事物的表象而触及本质的人很少，同样，能够在看透本质后全身而退的人也很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精英们在心智上也感到无能为力。

从专家们的谈话中，我收集了许多有用的观点和论据。几周之后，我离开了法国。

在挪威，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的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我必须理解挪威式的“心照不宣”，因为任何社会首先都是由一些隐秘规则构成的。文化积淀颇深的法国有着自己的特色，她美丽、好奇、优雅而善辩，还带着一点矫揉。不过，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了。在挪威，我看到的是对平等的笃信、对自我奋斗的崇尚、对严谨态度近乎极端的追求、对大自然发自肺腑的热爱以及在恶劣环境中（挪威一年中有8个月都是天寒地冻）生存的勇气。

我的内心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在国外生活了35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挪威，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但又没有完全地脱胎换骨。在刚回来的那段日子里，过去和现在常常在我的眼前晕成一片，就好像两张轻轻叠在一起的灯影纸。我重新见到了童年的伙伴，好多尘封的记忆也慢慢在脑海里浮现。这里的语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说的挪威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我常常将挪威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法语说给朋友们听——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乐趣。

第四部分第40节 另一个世界（3）

茅塞顿开心态的调整是在一种几近惬意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甚至专门花了几周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宽松的环境。对于我的任命，挪威媒体表示了热烈欢迎，根据出版商为我的书起的名字，它们将我称为“腐败杀手”（像英语一样，挪威语也喜欢把两个词拼在一起组成一个新词。）。无论走到哪里，迎接我的都是友善的眼神和微笑。从事反经济犯罪的警察和法官们常常来拜访我，向我咨询意见。由于我为人热心而且拥有和经济犯罪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遇到敏感案件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成了他们的“帮助中心”。

在法国，我的名字会激起众多的怨恨，但在我的家乡挪威，它却被众人视为一个永不低头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许多挪威人都相信自己的国家不会出现经济犯罪。在西班牙的巴尔塔萨。加佐、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迪彼得罗和瑞士的贝尔纳。贝尔托萨等许多前辈级法官身上，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从事反腐工作的法官在国外颇受欢迎，但在自己的国家却常常饱受攻击（在三年之内（1995年到1998年），米兰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安东尼奥。德彼得罗共受到了27项指控，最后他不得不发动反击，以诽谤罪将那些曾攻击过他的记者和政界人士告上了法庭，前后共起诉353次（见1999年秋天出版的《国际政治》丛书85册第14页）。）。当一个法官对国家权力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往往会扰乱某些既定的游戏进程。由于拥有双重国籍，我在奥斯陆并没有像在巴黎那样受到口诛笔伐（2003年春天，我的这种优越地位也受到了轻微地动摇：当时的一桩经济案件牵涉到了挪威最有权势的经济界人物，而我则公开对该案件的调查者们表示了支持。随后，经济界的报纸连续发表了多篇令人感到恐惧的文章。在北欧，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对经济犯罪进行批判，但有一种现象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巴黎、奥斯陆、米兰还是马德里）都是一样的：当司法调查触及国家权力的时候，后者就会马上祭出自己的两大法宝——强权和影响力——进行反扑。）。

几个星期之后的2002年9月，我到纽约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腐委员会组织的一次会议。说实话，由于时差问题和轻微的支气管炎，我那天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会议之后居然收到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来信者们告诉我，我的出席“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又有了工作的动力，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会面”。不过，听众们——其中不乏大学者和知名国际专家——并没有被我的发言所震撼，我讲的东西他们并不陌生。读完这些邮件后我才明白：他们的热情并不是冲着我本人来的，真正让他们燃起希望的是挪威政府的新政策。

一年以来，我已经多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在某些场合，我受到的欢迎甚至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我的礼遇。在墨西哥，议会和司法部都请我去做客；在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一些非洲外交官用跳舞的方式来祝贺我取得的成绩，并给我以鼓励；在比利时，前来听我演讲的听众挤满了整个大厅；在印度，我和瑞士前总检察官贝尔纳。贝尔托萨一起为从印度各地慕名而来的法官们提供培训——他们在当今的反腐工作中遇到的障碍正是我们在过去十年中遭遇过的……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新的采访申请和公共活动请帖，它们来自全世界。

在巴黎法院的时候，我曾受到众人的敌视，但现在时来运转了。就我个人来讲，我可以细细地品尝这份安逸。在三年的任期内，我完全可以就在这种安逸之中昏昏度日，任凭时间在一个又一个的演讲中流逝。我的虚荣心将会得到很大满足，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当我面对挪威政府和全世界信仰法律的公民时，我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们。

与此相反，我的工作应该是利用人民所寄予我们的期望和腐败作斗争。我并不害怕这种期望，因为它是支持我们行动的强大力量，就好像柔道中的精神力一样。我们这些“微型推进器”应该促使世界发生四到五次的较大变革，以对“精英们”“逍遥法外的特权”进行一定削弱。

在化学上，某种和反应物完全异质的物质往往可以成为加快反应进程的催化剂。来自惯有权力系统之外的我就是这样的催化剂。我必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以内行事：打个比方，一个信使在把信送到目的地之后就应该马上抽身而退，他不能凭自己的个人判断行事。如果我利用大家的支持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种支持力最终会把我毁灭。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取得一定的成绩，我本人和挪威政府都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第五部分第41节 高层腐败（1）

在进入外交圈子的时候，我始终保持着一个预审法官的特质——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正如《朝圣之旅》中的主人公约翰。

布尼安那样，“与其抬头仰望天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

这是一个国际谈判的世界。坐落在维也纳市郊的联合国大楼是一座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雄伟建筑，在它那紧闭的大门后面，数以千计的各国官员们正来回穿梭，不停奔忙，夹杂着各种语言的谈话不绝于耳。在这里，我碰到了一些法学家，他们不仅了解法律所有的细枝末节，还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应对不同的司法体系。

外交官们之间马拉松式的谈判简直就是一场让人叹为观止的戏剧，他们每字必争，而无止境的拉锯战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移动了几个标点和两三个形容词而已……在外交方面我并不擅长，我只是试着把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带到那些走廊上的闲谈、大使馆的晚宴以及酒店的早餐会中间去——在这些地方，每时每刻都有一些联盟在构建或解散。我和挪威代表团的伙伴们一起组成了充满活力的“外交套车”。

当联合国的各种机构都倾向于采用一致同意制时，它们的工作量确实会很大。我总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看法——当然，这有时会令人大吃一惊，而外交官们则早已精通讲述事情却又不完全挑明的说话艺术。在需要举出具体实例的时候，他们总爱提到Uurdistan——《丁丁历险记》中的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国家：这样至少任何一位大使都不会有被触怒的可能……我不会去说Uurdistan，我只讲述事物本来的面目。

当一个代表团想发言时，通常的做法是在桌面上竖起一面本国的小国旗。在一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取消法官豁免权的建议。我刚开始论证我的观点，数十面小国旗就竖了起来。但我还是讲述了我自己在东方一些国家巡游的经历以及当地法官贪污受贿问题的严重程度：长期以来他们就习惯于用手中的裁定权来换取某些不正当的好处。我引用了许多例子。在我的发言结束时，所有的小国旗都放倒了。

就这样，而且常常是这样，在几秒钟的犹豫之后，大家都开口议论纷纷，思想也随之活跃起来。讨论会延伸到会议厅之外，大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冰冷，语气也随和了许多。

“幸福先生”的世界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的国际公约中都有一个独特的缺点：它们的起草者都是一些正直善良而认真负责的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关心公众利益，他们总是在飞机场和会议室之间来回奔波。然而，他们只是生活在政治体制的肥皂泡中，他们把贪污受贿和洗黑钱活动都想象成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敌人作斗争，然而这一切罪行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身边，有时甚至在他们政府内部。

我曾有幸参观了挪威的警察学校，并观看了一场虚拟演习。在一个新设定的环境之下，学员们要学习如何包围一个贩毒者的寓所。他们得出其不意地冲进去，快速冲向盥洗间，使得毒品贩子来不及转移他的毒品……但是，学员们却没有学习如何对一个涉嫌洗钱的银行家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海关的警犬可以发现海洛因，但它们对密码账户却束手无策。这种演习本该在另外一种背景下进行的：应该撤销那些普通的彩色壁纸或者藏在涂釉脸盆后面的袋装粉末，换上一张钢质的或进口的木制办公桌，一块十厘米长的安哥拉山羊毛质地的机织割绒地毯，以及几台和国际票据交换所联网的电脑。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佐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从此以后，抢银行就捞不着多少钱了：想捞钱，把银行买下来就得了。”

当调查犯罪行为的重任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复杂起来。

有这样一个老故事：一个人在晚上丢了钥匙，于是他就到路灯下去找寻，因为那里的人行道被照得通亮。这个故事非常适用于司法机构。帕利斯先生说道：“我们只发现了我们在进行寻找的那块地方。”然而，真正的高层腐败是看不见的，它已经渗入了最不容置疑的地方——我们的权力中心。安然公司的总裁曾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云人物之一，在其带着手铐的镜头见诸报端的前几周，他还被金融媒体引为楷模。经济犯罪永远不会暴露自己的狐狸尾巴：我们必须去调查，把它从表象背后揪出来。

当你准备接受贪污受贿已形成体系这个既成事实的时候，你思想上受到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常常对金融指令进行猛烈批评的哲学家阿兰。范基耶克朗是法国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我们对‘商业活动’感兴趣，或者我们对公众利益感兴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总之，贪污受贿不是一个政治论题，而是一个污染了公共论坛的低级问题。

摆出这样的姿态很舒适，但也很愚蠢。贪污受贿问题不是边缘现象，它已经触及“公共利益”的中心。在埃尔夫公司的档案材料中，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经济犯罪事实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有的重要决定（包括石油勘探权的谈判、特许权的赎买、保险合同以及购买不动产）都是制造隐秘资金流的动因。

我们现在应该直面这个现实：等到它自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太迟了。

瓦克拉尔。阿维尔是一位手握重权的知识分子，他的悲观主义思想就是一个严肃的警示。在交出捷克共和国政权的时候，他曾这样解释道：“黑手党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遍及国家的各个层面，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时间来遏制它的蔓延。巨额资金被不停转手，诸多不可思议的尖端技术也被用来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然而，如果设法让自己相信贪污受贿体系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人或许就会变得安心些——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为什么要否认呢？欧盟法律规定了多种稽查经济犯罪的敏感的职业（如律师和财务稽核），而这些职业也确实掌握了一些有关洗钱的犯罪资料。然而，当我们打算在挪威推行欧盟的有关法律时，一位大法学家却站出来表示了自己对这项计划所包含的极权风险的担忧。在他所居住的村庄——这座村庄的人口只有3000人，它坐落在一座仿佛只有北欧大地才能造就的风光秀丽、线条柔美的小山脚下，这位法学家用“幸福先生”这个笔名撰写了一篇文章。显然，这个笔名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我也希望生活在“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的世界里。在这个民主的世界里，公众利益才是是讨论的热点，国家元首不会在国外开设密码账户，银行家和财会稽查们会都尊重法律……然而，我觉得就连“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界里，他们也许依然在坐井观天，美美地做着自己的白日梦。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们必须就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从中得出结论，就像从大把葡萄中榨出葡萄汁那样。

第五部分第42节 高层腐败（2）

十年蜕变在对埃尔夫案件进行预审之前，我根本无法像现在这样直接地辨明事物的真伪。直到50岁之前，我还一直相信制度的权威性和权力的庄严性，我必须为这段长时间的幼稚负责。我曾在一家精神病院担任过法律顾问，也曾在巴黎郊区担任过法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生活在医学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和神学完全无关的世界：疾病、精神错乱和犯罪都让我见识了人类无尽的脆弱，及其隐秘和黑暗的一面。我常常会想起吉亚科梅蒂的一座名为“行走的人”的雕塑：纤细，不平衡，似乎就要倾倒。我们应该登上社会的清洁车，去不断接近深藏于人类内心的某种悲苦。

然而，在那段生活当中，世界对于我来说是“黑白分明”的。我遇到了许多不计报酬、救死扶伤的医生，也遇到了许多具有崇高职业道德、恪尽职守的精神病学专家、警察、教师和法官。在成为了财政部某个委员会的一员之后，我和同事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我认识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工业巨舰掌舵人”，也见到过不少很有才干的政府官员。那时，我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在一张黑幕之下演变发展。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大家一样，我每天都努力工作，然后拿一份固定的工资，再缴上点小税。我遵纪守法，对一切都不刨根问底，只是偶尔犯点小错误。因此，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腐败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总之，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只有疯癫的人才不会被表象所蒙蔽。”

为了实现蜕变，我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皮埃尔。孔索的审讯记录。此人是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这是一家业绩一流的公司，其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三。当时，皮埃尔。孔索涉嫌犯了知情罪（即了解交易所内情而从中获利的违法行为），我们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当我发现他在国外开设了非法账户时，我觉得非常惊讶，而皮埃尔。孔索本人却对我的惊讶感到非常奇怪。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眉毛甚至变成了长音符号：“看来只有一位法官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侵犯商业秘密的基础之上的！夫人，工业40强的所有企业都拥有非法的黑色小金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悲愤，活像一位正在给新生讲课的大学教授。

当然，所有被告人——不管他穿的是皮夹克还是法兰绒的细条纹外套——的首选辩词都是这么一句话：“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在许多人的眼中，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推卸责任的好方法。我本可以一开始就打断他的辩解。然而，他的语调异常诚恳：要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以采食野果为生的史前人。

第二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些由保罗。佩罗丹（我们的日内瓦密友）整理出来的银行资金过户记录，它们和被埃尔夫公司挪用的资金有密切关系。一家大型企业的资金如何流通到瑞士首次被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在法国还没有先例）：三年之中，可能被侵吞挪用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5亿法郎，相当于该公司全年利润的一半。我要面对的不再是一种边缘现象而是一整套体系。这种近乎安静的“猎食方式”——它甚至涉及埃尔夫公司出租飞机的维护保养合同——可以在竞争者之间自动展开，它不会引起任何冲突，也不会制造任何传闻。

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

我们掩盖了事实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发现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来接受这个令人堪忧的现实，我们所有的个人经验都是支离破碎的。因此，我决定暂时从司法档案中抽身出来，在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去找寻理解问题的关键。我非常渴望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又常常沮丧而归：领导者们夸张的腐败行为似乎只为那些抨击性的文章和尖刻的话语提供了素材，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思考。

从精神层面上讲，除了一些个别的努力之外，爱德文。萨瑟兰在1933年创作的作品（主要讲述了白领阶层的违法犯罪）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然而，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和社会的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国，人们常常提到皮埃尔。拉斯库姆（《不法的精英群体》，伽俐玛出版社2000年出版）、让。德玛亚尔（《没有法律的世界》）和伊夫。梅尼（《政治贪污》，法耶尔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先驱性著作。）在法国，议会领导的情报小组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和这方面有关的新信息（樊尚。佩永和阿诺&#8226；蒙特布尔领导下的情报调查小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抑制和控制金融犯罪以及欧洲洗钱活动工作所遇到的障碍进行调查。玛丽—埃莱娜。奥贝尔领导的情报小组也进行了认真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石油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但经济犯罪仍然只被视为花边新闻。

这是一个确凿的政治事实。

国际关系也被扯了进来。国际关系总是和一些抽象的概念或巨额的数字——这些关于“小集团”的数字既令人恐惧又含糊不清——搅在一起，因此在面对司法档案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感到更加矛盾。我看不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些形式多样且令人恐惧的犯罪行为马上就要向我们的堡垒发起进攻了，然而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当权者却把高层腐败视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将它纳入到自身的活动当中。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对安然财务丑闻作过扣人心弦的描述。作为电力行业的巨人，安然公司的破产导致了华尔街自1929年股市暴跌以来的最大动荡：“这是两段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公众的眼中，经过了几任英明领导点拨的安然已经成为一个实力超群、充满创意的企业，它正在改变世界；然而，这又是一个充满秘密的公司，它早已把自己的真实状况隐藏了起来。安然就像是一艘光彩夺目的海上游轮，在吃水线以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快速前进的船体和觥筹交错的乘客；然而在吃水线之下，满头大汗的全体船员正在竭尽全力地将不断灌进来的海水舀出去。”（见2002年2月19日的《纽约时报》。）

这两段故事其实就是同一个故事。

掩盖事实的需要使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担忧完全走了样。高层腐败总是被看作一种偶然的行为偏差，很少有人认为它已形成一种体系。所有关于埃尔夫案的评论都没有遗漏这样一句套话：“这些令人憎恶的行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犯罪行为发生在政权的内部并得到了政权的支持，但我们却假装认为它们并没有对政权造成任何损害。

就这样，出于一种集体的盲从，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有些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如精英分子的背叛。法语词“scandale（丑闻）”源于希腊语“skandalon”，意思是“陷阱”或“障碍”。一直以来，我们都将丑闻视作需要绕过的陷阱或需要逾越的障碍。然而，丑闻背后的事实却被我们掩盖了起来。

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就被宣布结束了。

第五部分第43节 高层腐败（3）

归根结底在意大利，政治权力和司法正义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政治势力对此适应得非常之快，已经重掌政权的它们想要将“肃贪”行动（1992年，米兰大法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发起的“肃贪”行动使涉及意大利各政党的腐败事件大白于天下。行动的起因源于一位社会党知名人士因涉嫌受贿被捕，而接下来的调查又揭露了在公共市场划分领域存在的普遍腐败现象（佣金是每份合同总额的10%至20%）。接连不断的拘捕行动和刑事诉讼使社会党和民主基督党变得支离破碎。）再次强行压制下去。作为意大利首富（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为欧洲第三大富豪，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二。）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选举成了政府总理，随后，他一面通过立法延长了经济犯罪的追诉时效，一面将其在国外的不法资金抽回国内，并从事实上取消了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认定，例如做假账。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写的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荒谬的悖论、一位昏君以及一出似乎不可能的闹剧：我们特意为国王制订了法律，并从拥护他的朝臣中选出了部长以维护他的利益。不论是国外的骑士还是雇佣兵，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到手中，他们就可以彻底地逍遥法外。”（见2002年1月11日的《世界报》。）

在法国，政府也同样在试着排除各种丑闻事件中存在的定时炸弹。经济司法的中伤者们认为，无止境的调查损害的只是某些替罪羊的利益，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式司法”的受害者。阿兰。范基耶克朗缺少对其谈论话题的准确认识，但参与了埃尔夫案公诉的全过程，一脸严肃的他总是这样解释道：“调查促使了金融终端的产生，它看上去只是一只小小的鼠标，但却掌握着一切可能的权力、需要的电脑以及所有的调查可能性分析。”（《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第98页。还有两点需要详细说明：首先，遗憾的是，我们可使用的方法十分有限，而且远远不够；其次，涉案金额高达数亿欧元的埃尔夫案以及涉及1亿欧元可疑资金流的“安哥拉门”事件其实都是“小小鼠标”背后的金融终端一手制造的。）在法国和意大利，重建公正并不应该歪曲我们的判断。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是由于长时间的坚持，才最终变得像穿堂风一样自然地存在着。这些司法“丑闻”只是一场浩大的权力转移运动的开端。

在我们的面前，事物正在发生变化。

英国哲学家休谟总在宣扬这样一种观点：要从感觉的细微变化中和当前的时刻中抽身出来，要双眼朦胧地进入对事物的细枝末节无动于衷的状态。对细节的不予关注可以使人分辨出世界的现实（“粗心大意和漠不关心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任何问题的办法”，他在《论人性的本质》一书中这样解释道。此书由伦敦彭古因出版社出版。）。站在另一个高度看，世界又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这会是一场怎样的风暴啊！

据米兰司法机关调查，近十年来，意大利领导群体的贪污受贿的总额已达5000亿里拉（大约2.58亿欧元）（见1994年12月7日的《解放报》。）。1990年以来，意大利的法官们指控过5000人（其中包括338名议员，873名企业家和1373名政府官员），将1200人送上了法庭，最终的宣判率超过90%（见1997年3月6日的《共和国报》。）。尽管司法机关进行了这些前所未有的努力，但意大利人口中的腐败群体并没有消失。最近，31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又被卷进一宗和l'Anas——一家负责公路网络的公共机构——有关的腐败案件中，他们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证据确凿（见法新社2003年2月12日的报道。）。

近十年来，法国的900多位当选者也曾受到过调查（67.6%是由于经济犯罪），其中还包括34位部长和国务秘书，几乎占了部长和国务秘书总人数（128人）的1/4（见布鲁诺。费伊和洛朗&#8226；奥利维耶合著的《共和国犯罪档案》，拉姆塞出版社2002年出版。）。我们共和国的现任总统在任期结束后也将成为数起目前被搁置的司法程序的调查对象。

在数年前的西班牙，此类事件曾导致了社会党领导人的下台。2002年，一项关于非法账户巨额资金的调查——涉及存放在泽西岛和列支敦士登的秘密资金，其总额超过2.25亿欧元——将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也牵扯了进来。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是西班牙的头号银行集团，长期从事洗钱以及协助拉丁美洲领导人贪污受贿等活动。

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充当了“揭示者”的作用。当一个池塘的水被突然抽光之后，淤泥、淹埋的根茎和在深水处生活的鱼就会暴露无遗。同样，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阿根廷社会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可疑的金融欺诈行为都大白于天下。在当时的阿根廷，腐败行为的牵扯面实在太大，就连美国反毒品局驻阿根廷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说：“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查个水落石出，那政府中有一半人都脱不了干系。”（见2001年11月15日的法新社报道摘引。）调查委员会主席伊丽莎。卡里奥也曾公开宣称：“有这样一种犯罪，它可以因为政党之间或是前任领导和现任领导之间的默契，以及最高法院的庇护而存在，并且可以免受处罚。”

在秘鲁，总统藤森的心腹谋士，强权人士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成为了从贪污受贿到走私军火共70项罪名的指控对象。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800多盘证明了他拿过不法回扣的录像带——为了控制同伙，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将这些录像保存了下来。在司法机关眼中，他就是“严重毒害秘鲁社会的巨大腐败网络的形成根源”。（见2003年2月12日的法新社报道。）

在美国，名列财富排行榜第六的安然公司的突然破产在全球化稳步推进二十年之后引发了一场“地震”。这家曾被分析员、新闻界以及美国商业机构誉为楷模的公司在最近五年之中只交过一次税，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它却在“避税天堂”新开了881家子公司：开曼群岛有692家，特克斯群岛和凯伊克岛有119家，毛里求斯岛有43家，百慕大群岛有8家（见2002年4月5日的《金融时报》。）。在短短六年之内，它的偷税漏税数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见2002年5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在人为的操控下，安然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快速膨胀，而领导层却掩盖了公司破败的真实状况，并偷偷地中饱私囊。“29名领导和管理人员，利用对公司实际情况的了解，在安然的股票跌得不值一文之前甩卖了自己的股份。在1998年10月至2001年11月之间，他们转让了价值达11亿美元的证券。”（见2002年2月8日的《世界报》。）

在那些属于原苏联阵营的国家，十年以来，腐败也一直是一个主要危害。据俄罗斯最高检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称，俄罗斯每年因腐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50亿美元（见2001年3月23日的法新社摘引。）。在波兰，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89%的波兰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腐败问题的侵蚀”。（见2003年1月24日的法新社报道。）在看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之后，我个人认为，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令人非常不安：25%通过签订条约获得某个公共市场的公司都承认有过行贿行为（见非政府组织联盟2000年的研究报告。为了搞好这次有关腐败问题的研究，该组织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工作，并对几千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在罗马尼亚，总理阿德里安。纳斯塔赛也声称反腐斗争是“当务之急”。（见2003年2月7日的《解放报》访谈。）

印度、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墨西哥、尼日利亚、安哥拉……我能够将这单调的叙述继续下去，再讲述数章。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腐败问题的尖锐性。可笑的是，现在某些欧洲国家却打算通过对司法机关进行改革来遏制腐败——如果不能退烧，那就折断温度计吧。

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19世纪末西方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一样。

第五部分第44节 高层腐败（4）

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

表象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力动弹。现在，腐败问题已逐渐被“洗钱”这个更广更模糊的概念冲淡。“高层腐败”问题带有的禁忌色彩越浓（每次调查都会引起精英群体的集体抗议），洗钱问题的热门程度也就越高。对于许多国际机构来说，这简直就是挥之不去的阴霾。

十五年来，关于洗钱问题的各种会议、指示、报道和立法已经堆积如山（1988年，《联合国反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不法贸易公约》在维也纳签订。该公约首次将洗钱确认为刑事犯罪，并且决定将此标准推行到各个国家。1989年，新创立的反洗钱国际金融行动小组又颁布了一系列建议性的条令，并公布了那些不合作的国家及地区的黑名单。）。和所有的“洗钱问题专家”一样，我也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参加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洗钱问题讨论会上，从1月到12月一刻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洗钱”这个词到头来已经不加区分地涵盖了禁品交易市场（毒品、与受禁运政策制裁的国家间的贸易活动或走私贸易）、非法经济（卖淫、黑市、猖獗的小额贪污）、偷税漏税（个人走私、在跨国公司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账目上动手脚）、银行诈骗以及精英群体的腐败等概念。可以说，“洗钱”这个词已经失去了部分的本来意义。

在同一个旗号之下，我们把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乱七八糟地重组到了一起：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和他40亿美元的个人存款、伯明翰的毒品贩子、世界各国的“巨贪”、掩盖了安然公司5.04亿美元亏损的融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策划者们曾用一种极为聪明而又贪婪无比的恐龙来给这种融资手段命名。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上映已经让这种恐龙变得家喻户晓。）、在一家奥地利保险公司里周转资金的斯洛伐克妓女……

把一切都搅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混淆不清的可能。洗钱是一项离我们较远的犯罪行为，它跟国外的金融家们有关；而腐败则是近在咫尺，涉及这些领导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们。

当世界各国的专家们想震惊公众舆论时，只需把全球的毒品市场和黑市的交易额以及造假、走私和卖淫的“营业额”堆砌在一起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这些数字的意义已经被掏空了，因为大脑已经无法对这许多个零之前的数字产生感觉。那么，我们又拿这些庞大的数字去和什么相比较的呢？和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时，这些数字所占的比例只有2%到5%，而且其中将近一半都是来自毒品贸易（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FMI）2002年数据。克里斯蒂安。沙瓦尼尤曾在《关于世界管理的经济分析建议报告》中引用过。）。遗憾的是，一位加拿大研究员在其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表示了对灰色经济有关数字的质疑。在对世界上流传的一些似乎不容置辩的数据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房间内经过简单估算得出的，非常不可靠。

在这些数字之争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尽管进行了国际动员，而且许多大型机构也拥有自己的军火库，但反毒斗争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毒品贸易的不断猖獗是发人深省的。哪怕只简单地想一下，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成果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每年一两次象征性的打击活动。美国反毒品局前成员麦克尔。莱文曾这样写道：“1971年，当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毒品宣战的时候，美国的吸毒者还不到50万，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不超过1亿美元。三十年后，美国已经为反毒花掉了1万亿美元，但吸毒者人数却超过了500万，每年用于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高达200亿美元。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见克里斯蒂安。伯耶松著的《黑名单：十五名美国记者打破了沉默的定律》，阿雷纳出版社2003年出版。）

同毒品贸易的斗争面临着一系列的骗局。首先是政治骗局：大多数的强国都会以地缘政治因素为由，保护这些犯罪行为。1979年，在苏联军队进入喀布尔以后，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曾建议阿富汗的抵抗武装种植罂粟，以为他们对抗红军的战争提供经济支持。（见2002年10月30日的《世界报》。）在美国，关于“武器门”事件的调查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和走私可卡因的哥伦比亚黑帮合作，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同时在巴拿马，美国情报部门的雇员曼努埃尔。诺列加也曾帮助拉美的毒品贩子洗钱。在欧洲，一些独立的组织（如毒品地理政治观察所）曾数次揭露欧洲当局对毒品买卖的纵容。就这样，强国们一边用左手对他们忍受着的这些行为进行打击，一边却又用右手对它们进行鼓励……

与政治骗局相伴的是金融骗局。经过一年的调查，美国参议员莱文的调查报告终于在2002年2月得以公布。该报告揭露了数家大银行参与洗钱活动的事实（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纽约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摩根斯坦利……），而这些活动很多都是拐弯抹角地通过“有商业关系往来的银行”进行的。禁品买卖经济已成为各国财政体系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财政体系早已适应于此，它们可以欣然接受这笔通过互相妥协得到的意外好处，而且自己又不会被抓。被称为“银行家天堂”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是因为拉丁美洲的不法贸易而逐渐繁荣起来的，而新加坡的致富依靠的也是缅甸的毒品贸易。许多最令人尊敬的大机构玩的却是双重规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就15个国家在反洗钱斗争中不予合作的行为提出了指责，而法国头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恰好在这15国中的8个国家都设有分行（《分行影响了欧洲大银行的名誉》，见2000年9月28日的《发展》月刊。）。另一个虚伪的例子：毛里求斯是全球最可疑的金融中心之一，毛里求斯政府的反洗钱机构曾对德国银行毛里求斯分行提出质疑。于是，作为德国最大银行的德国银行发出了关闭毛里求斯分行的威胁……最后，该机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让这件事过去了。

由于缺乏对问题的深层理解，我们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消失在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谬黑洞之中。以我八年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无法找到根除经济犯罪的途径，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当中存在着太多的未知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些未知因素中分离出一个可变因素，并对它进行集中研究。高层腐败是一堆乱麻，如果能找到一把快刀来斩断它们，局势或许就会出现明显变化。

第五部分第45节 症结所在（1）

我仍记得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里发出的嘲讽笑声：“夫人，看来您的头脑并不是很清醒。您怎么能够想象可以取得，哪怕是最小的成果呢？”当时，他还是反腐斗争某个方面的负责人。其实，我们的真正对手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宿命论：不管怎样，“腐败是始终存在的”。像堂吉诃德那样拿着长矛，向风车发起突袭有什么用吗？

这种宿命论是错的，因为一切都已改变。

当然，权钱勾结的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君主政体占统治地位的1700年，红衣主教朱尔。马萨林的著作《准备和馈赠礼物》就进入了政客们的必读书目。社会中总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在原始社会，他们被称为“伟大的猎手”；在现代社会，他们被称为“伟大的部长”。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督科贝尔也是一个贪婪之徒，他不仅通过出售铸币权来获取好处，还打着“论功行赏”的旗号自行分配国王赏赐，以致当时的法国金融丑闻频出，手工业举步维艰，借贷银行濒临破产……在其鼎盛时期，科贝尔聚敛的财富相当于整个王国财政预算的5％。“科尔贝轻松地将王国的账户与自己的账户混在了一起。新兴的制造业为各种非法交易提供了机会，所有的机构都向他行贿……国家财政预算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一位部长同时也可以是一位国家银行家，人们已经对这种事习以为常。”（见1996年10月的《历史》杂志文章《科尔贝：不忘为自己服务的国家公仆》，作者皮埃尔—亨利。芒东。“某些行为，例如收受贿赂，在17世纪是明文禁止的。当时出现过不少轰动一时的诉讼案，其中就包括1661年的福凯（法国财政大臣）案和1680年的贝林佐纳（意大利金融家）案，这两人都被指控曾向科尔贝的副手行贿。”）

在启蒙思想中诞生的共和国是反对纳税选举制（一张选票的分量是与投票者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的）、社会等级制（贵族阶层是依据贵族院议员来划定的）和义务买卖制的。革命者的身上带有一种雅典人的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那些只考虑自己私利的人是“傻瓜”，只有那些献身于公共利益的人才称得上是“自由人”：只有这种人才能为我们注定要消亡但又未竟的生命注入生机和活力。然而，民主自身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面对个人的弱小时，它会显得无能为力。对于建立在相关理想之上的民主大厦来说，个人思想的腐败始终是一个威胁。

另一个层面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布满了道德污点，收受非法佣金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一样久远。“英国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认为，只要受贿行为是‘在桌下’偷偷进行的，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红包’，阿拉伯国家的‘酒钱’，中非的‘matabiche’，菲律宾的‘payola’，拉丁美洲的‘promina’，用来指代受贿的词汇不计其数。”（见2000年11月的《世界外交报》文章《耗资巨大的世界性腐败游戏》，作者皮埃尔。阿拉莫维西。）那些大的海运公司曾大规模地进行过海上掠夺和奴隶贸易，它们收受贿赂的胃口也大得惊人。

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理论家们终于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道德缺陷，并希望个人的优点和阴暗面可以像英国经济学家曼德维尔讲的“蜜蜂寓言”那样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在一个蜂箱里，互相对立的蜜蜂们最终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许多大型的工业企业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历史。在20世纪初的美国，“贵族小偷”们——即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不择手段地取得了对经济和政客们的掌控权。（见霍华德。津西的《美国通俗史》，阿戈纳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地穿插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丑闻，这些事件会给我们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所操心的这些问题都处在同一个层面，它们是边缘性的，无法避免的，因为它们源自人类固有的本性。然而，把历史事件拿来比较非但不能使我们放心，反而还会增加我们的忧虑。法国共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经济丑闻——巴拿马运河工程丑闻——牵扯到数百名部长和议员，这些人被称作“拿支票者”，作为收受贿赂的回报，他们对那项有利于借贷大量资金支持巴拿马运河计划的法律投了赞成票。这起丑闻涉及的受贿资金数额相当于现在的1300万欧元，和埃尔夫案或“安哥拉门”事件比起来，这简直就是毛毛雨。斯塔维斯基事件（1934年震惊法国的财政丑闻。塞尔日。亚历山大&#8226；斯塔维斯基是一名商人，和当时法国政府高层来往密切。1933年因诈骗丑闻败露出逃，后被杀人灭口。）、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不法贸易……这样的丑闻在今天也只能算得上通讯社的一条快讯。在民主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腐败问题的实质和规模都是不尽相同的。

经济全球化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高层腐败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首先，它不再是单个的，而是系统的行为；其次，腐败牵涉的资金也不再是小数目，相反，这些非法资金的流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治。

如果要探寻高层腐败作为政治现象出现的根源，我们显然要追溯到“能源危机”时期。1973年时，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之多，这使得西方国家必须想尽办法去捞回那些不得不支付给欧佩克组织成员国的钱。于是，它们出售军火、核能设备、大型公共工程合同以及银行服务……这笔资金的数目实在太大，以至于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这场“石油美元”的贸易。

如果想对这笔资金的数额有个概念，只需看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拥有世界排名第四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量，而且只是探明的储备量）就可以了。从1971年到1980年间，阿联酋的石油收入增加了25倍，同时，它的政府开支也在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长（见洛朗。马沙尔所著的《迪拜，世界之城》第17页，CNRS出版社2002年出版。）。然而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四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却实现了146%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第五部分第46节 症结所在（2）

在80年代初的时候，“石油美元”时代终于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不规范，并且这种不规范状态到今天还一直在扩大。这个时代将那些坚持传统管理模式的创始人、经理人和领导者摆到了次要位置，却将经纪人、金融家和压力集团推上了前台。伊夫。梅尼曾这样写道：“建立在最广泛意义的‘物物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交易行为已经取代了建立在规章制度基础上的交易模式。随意贪污受贿不再只是一个‘利益对个人的诱惑’问题，它同时也反映了主导价值观的变化。”（见《地中海交汇点》杂志1995年15期文章《腐败、政治和民主》。）

顺理成章，从1977年起，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允许企业向海关申报贪污受贿金额，并美其名曰“特殊贸易支出”。这个称谓说明了一切问题，因为这笔钱是可以通过财务划拨的。达尔内先生是一项允许外国官员贪污腐败的法律草案的报告人，他曾这样向法国国民议会解释道：“这是损害总体利益，且有悖道德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这项曾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会废止的条款已于2000年正式写入法国法律。不过，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管辖范围外的子公司对国外官员进行贿赂也是完全可能的。）

相反，在洛克西德飞机公司爆出丑闻之后（这家美国公司曾向荷兰、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领导人行贿），美国于1977年通过了《联邦腐败行为法案》来制裁腐败行为。不过，美国企业总是通过他们设在“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来拒绝遵守这项法案。

如何使用“特殊贸易支出”就是一场秘密的游戏。在这个过渡时期，企业、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妥协，他们每次都能赚取大笔的钱但又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举个例子，在法国，国家会为那些获得“科法斯特许令”（译注：科法斯集团，又称法国对外贸易保险公司。1946年在法国政府的倡议下，法国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信用保险公司科法斯集团，其目的是为了协助企业规避和减小贸易中的风险。）的大额合同提供担保，并保证它们的中介人得到很高的报酬，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客户流失。这种特许的决定权通常在国家最高层，它甚至是在两国的国家元首进行会晤时做出的。当某个决定事关王储而且完全是“暗箱操作”时，任何不合法行为都是有可能产生的。

从1980年到1990年间，几乎每年都会有近百亿法郎的合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无法履行，但佣金却已被那些个中间人收入囊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公共资产偷偷地转移成了私人资产，而且这种严重的腐败行为还得到了国家的认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前购进的相当部分常规武器和核设备都是来自法国企业，因此在武器禁运初期，法国军火企业因合同被取消而背负的债务高达140亿法郎（见克洛德。安热列和斯蒂法尼。芒斯尼耶合著的《我们的同盟者萨达姆》，奥利维耶。奥尔班出版社1992年出版。）……法国的纳税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支付了数亿法郎非法佣金（1995年到1999年间，每年被取消的合同总额平均超过了80亿法郎，最高时曾达165亿法郎。审计法院曾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科法斯集团为国家利益而进行的那些活动从来没有在国家的账目或科法斯集团的账目中明显体现出来。”该报告同时还指出：“与其他免除债务的情形相反，科法斯集团管理的债务在国家预算和它自己的账目中都没有记录描述。”）。

尖耸的金字塔高层腐败盛行的行业也是有限的，因为这类最敏感的行业都在国家的掌控之中：能源、大型工程、军火、电信以及采矿业（举个例子：国际观察组织在其2002年的报告中指出，这些部门在签署出口合同的时候存在普遍的贪污受贿现象。）。这些行业的战略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前15位的企业中有7家都是和能源有关的（见2002年的《财富》杂志排名榜。）。在这些和国家直接相关的市场上，几家大型企业已经将他们的竞争者完全赶了出去，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提成”、“双赢”、“回流佣金”、“定金”等习惯已经根深蒂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洗钱天堂”的增多为这些惯例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们和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是同时进行的，就好像同一运动的两个方面（见罗南。帕朗的研究著作《避税天堂和国际组织中国家主权的商业化》第153—177页，2002年冬天出版。）。全球性的市场也带来了全球性的腐败。

同合法收入相比，腐败给那些上市公司领导人（他们可不会抱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事实上，权力也有自己的隐秘一面。就这一面来看，因权力差距产生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加大，埃尔夫案的档案材料就很详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所有不法贸易的大部分好处都落到了利益集团高层的手中，因为让这些领导者保持沉默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不再给调查工作加重负担，我们给预审案件划定了一个界限：只有涉案金额达到100万法郎（15万欧元）的案件才能启动预审程序。数十名贪官也因此而免受起诉，因为他们的非法收入与埃尔夫案的涉案金额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金额已经足以将他们送上法庭了。

腐败受益者群体构成了一座尖耸的金字塔：在埃尔夫案中，三位主要领导人聚敛的财富相当于被挪用资金总额的3/4，25亿法郎的可疑资金中有20亿是他们三人处理掉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剩下的钱都被用于向外国元首（总数不超过10人）行贿，而且是平均分配——由于外国元首享有豁免权，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调查。如果以埃尔夫案为标准来对其他敏感行业的腐败情况进行一下估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国家所构建的腐败圈子通常会涉及上百个国家以及二三百位外国领导人。

许多外国同行都告诉我应该着重关注侵吞挪用公款的问题。亚洲发展银行的一位领导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哈萨克斯坦面临财政危机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总统转眼间就将不少于十亿美元的资金调到了国外，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国外的一个基金进行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金的存在。同样，尼日利亚总统阿巴查挪用的资金高达40亿美元，相当于尼日利亚年教育预算的8倍。

第五部分第47节 症结所在（3）

以军火贸易为例这是另外一个敏感的，有必要“进行调查”的行业。调查虽然简短粗略，但足以让人了解该行业中灰色资金的庞大规模。每个人都知道，军火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它与高科技、超精细材料以及特种经济密切相关。拥有拉加代尔公司、达索公司、汤姆森公司、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法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之一。

在埃尔夫案的预审过程中，数位证人都提到了军火行业高额的佣金回扣率（20%至40%）。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曾在自己的书中公开说道：“我知道，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可以达到25%，而石油产业的平均佣金率只有可怜的2.5%.”（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所著的《埃尔夫案，国家之案》第34页，南方研究出版社2001年出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关于东欧国家的报告指出，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10%（这些数字通常都是可以接受的。据皮埃尔。阿布拉莫维奇称，“军火贸易的佣金率一般是5%到6%，但在发达国家能够达到20%到30%，甚至40%.”）。1997年当法国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装甲坦克贸易时，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一份正式文件（当时，该公司的一名雇员和领导层发生了争执，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出面进行协调的时候，公司方面出具了这份文件）确定的佣金率为32%（见1999年5月26日的《鸭鸣报》。）。这些数字表明，根据产品的敏感程度和买主的差异，协定的“腐败金额”通常是合同总额的10%到40%.这笔钱被公开地支付给那些中间人或外国元首，以便占有某个市场。有关埃尔夫案的调查表明，这些佣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又会流回公司，它们或者进入公司主要领导的个人账户，或者进入公司内部的“黑色小金库”。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也曾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情。在这些行业中，这样的现象肯定不可能消失殆尽，更何况这些行业还受到秘密的保护。

从1991年到1999年间，法国官方军火年平均贸易额高达56.1亿欧元（370亿法郎）。如果平均佣金率为20%，那每年就有11.2亿欧元（74亿法郎）的公共资金被吞噬。如果平均佣金率为40%，那就意味着军火行业每年要产生22.4亿欧元（147亿法郎）的黑钱（如果我们想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只需关注一下当时法国最大的四个军火贸易伙伴就可以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购进635亿法郎的军火）、沙特阿拉伯（532亿法郎）、叙利亚（127亿法郎）和巴基斯坦（33亿法郎）。如果把佣金率定在30%（这个比率已经很低了），根据这四个国家的贸易量，九年内产生的黑钱金额就超过了60亿欧元（398亿法郎），相当于每年6.75亿欧元（44.2亿法郎）……这才仅仅是四个贸易伙伴啊！）。

由此看来，仅仅一个军火行业每年产生的黑钱数额就抵得上3到7桩埃尔夫案，而这些钱就这么在百慕大三角似的“避税天堂”中消失了。

至关重要的赌注埃尔夫案已经让许多不法行为大白于天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石油生产国或矿产国的当权政府，或是那些建筑（如布伊格公共工程集团）、军火和石油行业巨头的领导班子能够奇迹般地出淤泥而不染。高层腐败已经浸透了国家政权各个要害。在法国前16强的企业中，有10家都和敏感行业——那里的腐败现象已是司空见惯——有关：道达尔公司，维旺迪环境公司，布伊格建筑公司，维西建筑公司，空中客车公司（见《发展》月刊2002年排名榜。）……然而，这个事实却很少被直接提及，更何况大多数的国家媒体都隶属于这些集团，它们既不会去引发公众的好奇心，也不会去挑起争论。法国电视1台属于布伊格集团，《费加罗报》和《快报》属于达索集团，而欧洲1台、《巴黎竞赛画报》以及大部分出版社则都属于拉加代尔集团。

不管怎么说，和高层腐败作斗争始终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首先，我们应该奉行实用主义：控制一批身份明确的人总比破获一个黑手党集团或捣毁一个地下经济体要容易得多。但更深层的问题是，那些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始终拥有一种逍遥法外的特权，他们利用这种特权去保护那些全球化的“黑匣子”（海外企业、不法行业的融资市场、洗钱天堂以及不受监控的国际票据交换所），而这些“黑匣子”又反过来为他们的贪污“硕果”提供藏身之地，并为国际间的非法贸易和集团犯罪提供便利。

这才是症结所在。

第五部分第48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1）

“夫人，您把百万和十亿搞混了吧？”（译注：在法文中，百万（million）和十亿（millard）都以“m”开头，容易混淆。）

反驳是尖刻的，目光是轻蔑的，微笑是傲慢的。其实，对我说这话的同事——一位奥地利大法官——对腐败行为也是深恶痛绝。当时，我们正在维也纳出席一个有关国际反腐败公约的讨论会，当我跟这位法官谈起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的所作所为（他通过虚设企业的方式，并借助美国、瑞士和英国几家银行的帮忙疯狂侵吞了40多亿美元，在他倒台之后，这笔钱已经被司法机关冻结（尼日利亚总统设立的虚假公司将相当部分的不法资金都存放在了瑞士。2000年9月，瑞士的银行监察机构对瑞士信贷银行、法国东方汇理农业信贷银行和伦敦花旗银行提出了质疑：该机构认为，这名尼日利亚独裁者放在瑞士的资金中有59%都是通过上述几家银行转过来的。（见2000年10月的《经济周期》杂志）））时，他作出了上述反应。

他的怀疑并不是假装的。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但他错了。

曾几何时，我们也和他一样。在埃尔夫案的预审过程中，随着委托调查的结果（它们详细描述了非法资金的流动情况）陆续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卢森堡送到法国，我们也不得不将涉案金额的估算数量级由“百万”提升到“十亿”……高层腐败的事实状况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们可能会使人昏厥，甚至让人惊恐万分。

在1989年到1993年三年间，埃尔夫公司被挪用的资金总额高达3亿欧元。在这笔表面上被挪用的资金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叫做“定金制度”的东西：每买卖一桶石油就会产生40欧分的不法提成，也就是说，每年有超过1.5亿欧元的资金会流进了西非国家领导人的腰包。这个数目差不多能抵上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年净利润了。在调查了安然公司的账目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股票市场的管理机构）的一位领导这样描述了自己世界观发生的剧烈变化：“既然安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这样的方式把账目隐藏起来，其他公司为什么就不会这么做呢？”（见2002年2月10日的《纽约时报》。）

提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

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正同时存在着：一个世界是体面、文明而才能卓越的，这里的精英们不会为任何东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另一个世界则要简单许多，它的主题只有两个字：犯罪。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双层的抽屉（在米兰检察院的授意之下，财务监察部门对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控股的意大利金融投资集团的账目进行了核查，当时的核查报告就是对这种双重性的很好反映。事实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还发现了一个由64家企业组成的“金融投资集团B”，这些企业的总部都设在“避税天堂”，如英国的维尔京群岛、巴哈马群岛、泽西岛以及卢森堡……该集团负责管理这些企业的律师大卫。米尔斯解释道：“为了让它们和金融投资集团的关系不为人知，这些公司既不能现身，又不能将它们的账目和集团合并。”）。

第五部分第49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2）

令人震惊的同谋当一个独裁政权瓦解而他的领导人不再享有豁免权时，令人震惊的腐败行径便会浮出水面：刚果的蒙博旺。塞塞&#8226；塞科——40至100亿美元；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5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已被政府追回；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400亿美元；萨达姆。侯赛因——50至100亿美元（根据美国记者露茜。科里萨的报道，“美国人正在追查这笔落入萨达姆。侯赛因腰包的巨款，其数额估计达数十亿美元。在过去的数年间，萨达姆手下的那些专家们为他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由众多虚假企业和秘密银行账户（它们都位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巴拿马）组成的网络。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将它梳理出来”。（见其2003年5月的文章《洗钱书》））……每次面对这样的行为，我们都希望它只是一种个人的疯狂之举。

然而，这些数字不仅与埃尔夫案中可能被挪用的资金数额处于同一个数量级，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安哥拉进行的官方调查结果也是非常之协调。中情局的调查表明，安哥拉的石油公司每年的纳税申报额和安哥拉政府财政账目上的实际收入（见2002年10月26日的《经济学家》。）存在着大约10亿美元的缺口。这个数目就是对被侵吞挪用资金数额的最保守估算。正如埃尔夫公司的前领导在轻罪法庭上承认的那样，所有的这一切，包括尼日利亚的阿巴查案和秘鲁的藤森案，都可以成为衡量每天消失在“腐败黑洞”里的资金数额的尺度。

不过，这些钱并没有藏在贝鲁特或瑙鲁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可疑机构里。很早以前，高层腐败就不再只意味着某个密谋策划的场所（如日本的“秘密区域”）和一堆装满钞票的手提箱了。现在，高层腐败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那些最引人注目的金融机构中进行的，它不仅在伦敦花旗银行如鱼得水，还在苏黎世遍地开花。金融机构也可以从腐败资金中美美地分一杯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为腐败分子开设账户而产生的平均收益达到了存款总额的25%，最高时甚至能达到40%.调查委员会主席卡尔。莱文分析道：“作为取得收益的回报，银行负责替顾客保密，并提供一系列服务——如秘密协议、在国外开户、借他人或挂名企业的名义开户——来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资产。美国的银行常常帮助那些可疑顾客在国外从事某些活动——这些活动在美国本土是被禁止的，并从中获得报酬。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们的银行不应该成为转移犯罪和腐败赃款的系统。”（见议会常设调查组在1999年9月9日的“私有银行和洗钱活动”主题会议上的总结。）

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已经成了一种惯例。除了美国以外，它还适用于法国、西班牙、安哥拉、墨西哥以及一切存在高层腐败的地方。自从70年代出现了“石油美元”之后，金融家们已经习惯于在必要的时候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只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在为埃尔夫公司和安然公司的领导提供服务时，银行系统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大家都有流动的隐秘资金，大家都有乱七八糟的海外公司，所有的银行都开展这种业务。这是一种戴上了贵族光环的原始猎食方式。

危险是双重的。用西班牙著名法官巴尔塔萨。加佐的话来说，一方面，“放任灰色资金自由流动会造成一种政治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空虚感”。（见贝尔托萨。加佐在2002年2月2日的阿雷格里港会议上的发言。）韩国的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小范围的领导人俱乐部，在这里，佣金横行，默契代替了法律，灰色交易代替了竞争。在巴尔塔萨。加佐看来，和韩国资本主义一样，整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都是一种“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

法国也认识到，同属一个阶层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这种友好互惠的关系，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肆意地利用这种关系为自己牟利。在90年代初进行的一次金融调查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件事：一家大银行的领导将数笔尚未归还的贷款（总金额大约为10亿法郎）充进了准备金，就好像这只是一笔意外的、可以容忍的亏损，而财务核查员在其审查报告中对此也只字未提。这件事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仿佛一封被扔进了邮筒的信。然而，银行总裁的某位家庭成员却因为这笔神奇的欠款而海赚了一把！

高层腐败就如同墙上的裂缝，它会威胁到整座建筑的安危。这些裂缝正在暗处悄悄地变大、拉长，它正在削弱那种将我们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归属感。某一天，或许就是明天，我们在醒来的时候会忽然发现，由于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我们共同的房屋已经分崩离析。

这种超越国界的，“内部人士”之间的串通勾结必定会波及公共事务。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政治团结和经济团结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近十年来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都享用着来自全世界的慷慨捐赠，其中的某一部分甚至来自他的反对者。“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政治体系越来越感兴趣……这一切让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民遍布全世界。”（见《纽约时报》1996年11月17日文章《国际力量对政治的破坏》，作者罗杰。柯恩。同时也可参见“公共信誉中心”网站发布的一些发人深省的调查报告，特别是迪亚娜。伦祖利在2002年做的一份报告《国会大厦的侵犯者：私有利益如何统治了我们的国家》（www.icri.org）。还有另外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和“安哥拉门”事件有染的皮埃尔。法尔科内曾经为布什竞选总统提供了10万美元的资金，和安然总裁肯尼斯。莱提供的资金数额相当。）

埃尔夫案的调查表明，那些石油公司领导人的非法账户与安哥拉或刚果—布拉柴维尔国内反对势力领导人的账户之间有着频繁的资金往来，而可能存在的“小金库”则不加区分地为他们所有人服务。有关“安哥拉门”事件的预审似乎也遇到了类似境况：有关的调查工作揭露了法国的某些大人物、俄罗斯的某些金融家们和非洲的某些国家元首之间令人惊诧的密切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90年代的小事。在一次搜查过程中，我在某位法国知名人士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份很正式的合同。根据合同的规定，该知名人士为某位外国元首担任“顾问”（对此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报酬是每年300万法郎（约合45.7万欧元）。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这份合同与我调查的案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我对是否拿走这份合同有些犹豫。最后，我还是把它放回了保险箱。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我感觉到身旁的他不易察觉地长舒了一口气。这笔钱对我们的这位主人公肯定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他的工资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而这笔报酬居然是他工资的3倍！

打那以后，我才明白：那些为我们选出精英的大选举团和人们想象中的选举团并不完全一样。

第五部分第50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3）

从金钱犯罪到最简单的犯罪高层腐败不仅使西方国家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也使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受到定期的搜刮，下边的这张曲线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以1987年的美元价值为参照，安哥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而与此同时，该国的石油收入却在不断大幅攀升（见托尼。霍奇斯著的《安哥拉：从非洲—斯大林主义到石油—钻石资本主义》，弗里德尤。南森研究所和国际非洲研究所2001年联合出版。该曲线图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绘制的。）。“到1999年11月时，安哥拉欠法国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74亿法郎，另外还有25亿法郎的过期未付款，其中的22亿都是由外贸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由法国的纳税人出资垫付的”（见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著的《黑色沉默》和《谁阻止了法非合作？》第364页，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还可参见联合国国际观察组织的报告《总统手下的所有人》，该报告特别提到了在英国维尔京群岛的一个拥有11亿美元存款的银行账户，该账户是专门为安哥拉军方服务的。这份报告可以在下面这个地址查阅到：www.globalwitness.org.）。经济警队的负责人曾在拟写阶段性报告时指出：“这些老板们获得的巨额利润——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至少有十亿法郎——都是来自同安哥拉之间的军火贸易。”（这份报告是在2002年4月9日拟定的（见2003年4月23日的《世界报》）。针对布伦科公司向安哥拉出售军火一事的调查尚未结束，因此这些数字只是一个大概，在预审结束之前，它们都有可能被推翻、得到确认或有所增长。）在最近出台的一项有关重谈安哥拉债务问题的法令中，瑞士法官达尼埃尔。德沃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许多灰色资金都是“通过一个在日内瓦、莫斯科和罗安达之间活动的秘密组织进行流动的，该组织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犯罪手段——例如贪污受贿和对公共资产进行非法管理——来获取收入”。（见2002年5月24日的《世界报》。）法国议会“石油和种族”问题调查组（见1999年的报告《石油与种族：有可能和解吗？》第一册，第149页。）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安哥拉有潜力（它拥有丰富的矿藏和石油资源）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他的1100万人口中只有不到5万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西方标准。”据国际观察组织称，每三分钟就有一名安哥拉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或可医治的疾病。

不管是法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它们都没有从埃尔夫案中吸取任何教训。大型银行为石油贸易提供预付款的行为仍在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在法国，最近一次的预付款所涉及的交易和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及安哥拉有关，付款手续主要是通过农业信贷银行和巴黎国民银行进行的。（见《大陆书》杂志1999年3月31日文章《数月之内的十亿美元抵押贷款》）。），“定金”、“佣金”和“回流佣金”仍然大行其道。产油国的国家元首们和西方国家的“商家”们都“喂饱”了他们在卢森堡或开曼群岛开设的私人账户。

这些非洲国家的元首和埃尔夫公司的领导通过“小金库”赚得的钱高达数十亿法郎，然而，他们不只挪用了资金，还制造了不幸。喀麦隆作家蒙戈。贝蒂曾愤怒而痛心地说道：“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石油曾为黑非洲带来过进步和安逸？石油贸易总是带来与‘进步’和‘安逸’完全相反的东西：在喀麦隆，石油已经成了厄运、独裁、暴力和内战的代名词……在加蓬，到处都是坑洼的公路、苍蝇乱飞的医院、狗窝一样的学校……加蓬靠卖石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见1998年4月1日出版的《另一个非洲》。）

这种愤怒情绪在挪威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的祖国比任何国家都明白，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可以靠自己的矿产资源来建设国家的。早在60年代，当海上还没有架起钻井平台之前，我们的父辈曾在北欧过着极其艰辛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加蓬和挪威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如果四十年来利伯维尔实行的是一种透明的、真正民主的体制，加蓬早就成为非洲国家的典范了。

丑闻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加蓬的人均收入抵得上一个欧洲国家，又兼有资源丰富之利和来自法国的慷慨“援助”（除此之外，巴黎方面还经常免除加蓬的债务，最近一次的债务免除决定（大约4亿法郎）出现在1996年，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雅克。希拉克。），但该国的婴儿死亡率却位居非洲前列（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指出：“在加蓬，人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只有38%的儿童接种了麻疹疫苗——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接种率为79%.”（见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年年度报告第194页））。加蓬的邻国，由奥马尔。邦戈的女婿德尼。萨松&#8226；恩格索领导的刚果—布拉柴维尔也曾饱受内战之苦，为了确保稳定，埃尔夫公司对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均予以资助。1995年，希拉克发放了84亿法郎的国债以援助刚果—布拉柴维尔发展经济——当然，这笔钱是要由那些“善解人意”的法国纳税人来出的，而与此同时，巴黎的院外活动集团又通过相关的国际机构减免了该国67%的债务……毫无疑问，总统萨松。恩格索的个人财富也在这段时间内急剧膨胀。（在他重新掌权之前，有人估算他的财产总额为12亿法郎（见1997年5月22日的《事件》杂志）。）

不过，腐败也不是必然的。30年前，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这两个钻石生产国拥有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天，前者的人均收入只有140美元，而后者的人均收入却已达3630美元。不用多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第51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4）

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追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一些对民主有着致命威胁的“萌芽”也冒出了地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此负全责，因为是我们放任了这些萌芽的肆意生长。事实上，腐败行为的普遍化是和商业社会密切相关的——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就是决策的唯一标准和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

经济全球化默许了金融投机的存在，并进而改变了我们权衡利弊的标准。这套新的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在于：大型企业的领导们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薪水，于是他们就把企业增值利润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而我们也因为某种集体的麻木感默认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就这样，安盛保险法国公司的总裁克洛德。彼贝尔利用职工优先认股权在十年之间将16亿法郎据为己有，但却没有引起任何抗议（见2000年1月28日的《回声报》。）。也就是说，安盛公司的全体员工允许他们的总裁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得到了埃尔夫公司的领导们暗中追求的东西。

诚然，“破害社会契约”与“腐败”性质不同，但又互为支撑：它们可以使对方逐渐取得合法性。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样的批评一直忌讳颇深，但我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二十年来，高层腐败正变得日益盛行，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也相应地开始不断增加会议包干费、优先认股权、薪水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些行为即使算不上犯罪，也可以说是利于犯罪的发生了。优先认股权带来的最大收益可以达到薪水的30倍，遇到股价下跌，有些公司甚至还对持股人进行赔付。三十年前，一家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大约是中等收入的20倍；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拉大到近200倍。（见托马斯。皮凯蒂和埃曼努尔。塞斯合著的《经济日记400年》，2003年出版。）

股市的萧条并没有让他们敛财的热情有半点消退。瑞典ABB公司的总裁拥有2.33亿欧元的退休金，但他自己的公司却深陷财务危机的泥潭；2001年，信息产业巨头甲骨文公司的总裁劳伦斯。

埃利森放弃了自己的基本工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当年靠优先认股权赚得了7.061亿美元（见2002年5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阿尔卡特的总裁塞尔日。楚吕克领导着一家亏损经营、身处困境的企业并且已经解雇了数万名员工，但他却在2001年利用优先认股权购进了90万股公司股票，在接下来的2002年又购进了50万股（见2003年5月21日的《解放报》文章《老板们：身陷危机，薪水见涨》。）。

这些行为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质疑。根据法国的判例法，司法机关的确应该对支付过高报酬的行为进行调查，因为它的背后可能存在滥用公共财产的违法行为。但如果真的严格执法，受影响最大的也是那些身陷困境的面包店主，而不会是那些上市公司的总裁们（1998年10月15日，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作出裁决：如果一家企业的亏损额达到了10.2万欧元，而它的领导领取的薪水和实物报酬又达到每月4500欧元，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滥用企业财产罪，“因为这些领导并不是不了解企业严峻的财务状况”。）。

权力不只是一种手段或一种杠杆，很多时候它更像某种肥缺或某种战利品。90年代的公司合并给企业领导和给商业银行的领导带来的利益是创纪录的。占人口10%的有钱人和普通的人民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但欧洲和亚洲也未能幸免（“1999年时，《纽约时报》曾谈到了个问题：即使在这少部分最富有的家庭之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20%），新增的国家财富也是以一种极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的：1%的家庭占据了这笔财富中的90%.”参见凯文。菲利普斯著的《财富与民主》和《美国富翁的政治历史》，百老汇丛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法文版由伊夫。马姆翻译，2002年12月3日的《世界报》文章《大钱》也提到了它们）。）。即使在挪威，道德的壁垒也崩溃得异乎寻常的容易——某些财富的来历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我经历的事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不会再抱有太多的幻想。在同样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一旦进入了这个“权力轨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找出上千种理由来说明自己的确应该按劳（也就是说无限制地）取酬。与其每天早上都想方设法地让别人认同这种合理性，还不如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我们追逐权力的本能是无限的。在逃避社会约束的同时，我们的精英也在任由自己被“腐蚀”：他们明白同样的道理，但也屈从于同样的诱惑。

这就是人性。

高层腐败当中充斥着一种被意大利人称为“傲慢的恶性循环”的东西，它就如同地狱，进去容易，出来则几乎不可能。这种恶性的连锁反应是无法摆脱的，一旦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高层腐败就会让这些尝到甜头的人变本加厉地敛聚财富。马基亚维利曾这样写道：“肆虐横行的它征服了一切，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前进的脚步。金钱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缴械投降；金钱显示出自己的狂暴，它知道自己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见《王子》第25章。）

不过，安然公司和埃尔夫公司侵吞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和一些始终存在的结构性原因——特别是海外公司及其衍生物的存在——也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些投机泛滥的市场中，每一笔交易都和另外十笔交易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世界就这样运转着，在全球化的飓风中，民主既看不见护栏，又看不见路标。

我们必须明白其中的原因。

第六部分第52节 奇怪的司法（1）

贝格松曾这样解释道：“大的政治错误的发生几乎都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实是会变化的，而且是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的。十个政治错误中有九个都在于仍然相信已经不存在的道理，仅此而已。”这似乎是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忠告。面对金融市场的无序状态，他们更喜欢引用《猎豹》（托马西。迪&#8226；兰佩托萨著）中萨利纳王子的一句名言：“但愿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一切不改变……”他们认为，只要保持住外表形态，就能保全实质和精髓。

然而，金融贸易却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国家轨道。在战后初期，“避税天堂”的存在还只是边缘现象，但它的重要性却一直在不断增加。从60年代起，美国银行在海外的分行数目增长了10倍。1998年，也就是金融管制取消二十年之后，美国向国外投资的1/4都是通过“避税天堂”进行的（见《季度经济杂志》第109期文章《避税天堂：国外税收天堂和美国贸易》，作者为詹姆斯。R&#8226；海因斯和埃里克。M&#8226；赖斯。）。

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存放在“避税天堂”的资产总额已经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这份有关避税天堂的法国议会报告提到了曼里尔。林奇——他认为在海外公司的资产总量已经占到了国际资产总量的54%.）。单从纸面上看（由于这种力量完全是虚拟的），这六十多个巴掌大的国家的整体实力已经可以和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叫板！

我们不能再用二十年前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一切都已改变。

上述数字代表了一个法律事实和一整套经济把戏。“避税天堂”其实就是些简单的信箱。技术革命使得在今天的人们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通过卫星网络把任意数额的资金从瑞士的一个密码账户转移到列支敦士登，或是从一家设立在“避税天堂”的分行划到伦敦花旗银行某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下属机构的市场厅内，而且这样的转移可以在一天之内进行数次。

这是一场有关世界贸易惯例的革命，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司法建筑也在不知不觉地随之发生着变化。国家主权的观念和取消金融管制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但自18世纪末以来，所有的现代民主都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权也是排他性的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就连庸君阿尔弗雷德。雅里也懂得尊重改革次序：“你们都快点，我现在想制定法律。我首先要改革司法体制，然后再着手金融方面。”全球化导致了金融领域的巨大变革，却没有对司法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

面对民主体制的深层缺陷，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消极呢？因为，金融全球化清除了我们脑中的很大一部分观念，而这些观念是我们花了整整两个世纪才构建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取代它们。总之，我们只是在摧毁而没有重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观念的空缺，害怕最后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我们才会让那些老思维继续留在原地。

第六部分第53节 奇怪的司法（2）

启蒙思想的消逝提出高层腐败的问题，也就是进一步挑起了国家主权的问题。伏尔泰曾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批评法国的旧体制：“我每换一次马，他们就出台一部新法。”在旧体制之下，司法权的归属问题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国王、领主、教士、宪兵队法院、大法官裁判所以及司法总管辖区法院似乎都有司法权），以至于一个人可以连续受到五六次判决，这些判决可以伴其一生，甚至延续到他的下一代。因此，民主需要一定的国界和保护措施来限制权力的滥用。对于本书的大部分读者来说，他们生长的国家都拥有十分明确的领土和司法界限，在这样的国家里，法律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不因头衔或财产而有所差别。

这就是启蒙思想留下的遗产。

关于国家主权的立法是民主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海洋曾是各国发生冲突的缘由，直到12海里的领海规定出现后，这种情况才告一段落。后来，随着热气球和飞机的上天，国界的范围又延伸到空中，于是人们又规定了一段高达5.055万英里的领空高度，通常又称“冯。卡门线”。最后，国界的范围又延伸到地下直至地心。由此一来，物理空间就发展成了一个多维的司法和政治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之笼”。每个笼子都与其它类似的笼子并列在一起，随着国家数目的增多，笼子的数目也在增加，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当然了，国家主权的胜利也掺杂着一些水分。自1880年以来，飞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它导致了利益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不断增强的国家主权（它要求提高税收并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如教育、健康和交通）就时常发生矛盾。

一位在西班牙定居的英国船主应该遵守哪国的法律？哪个国家有权利向那些跨国公司征税？为了求得答案，判例法已经摸索了很长时间。罗南。帕朗解释道：“跨国公司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跨国公司并不是一个法律实体，而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多个公司。”在这一切的问题当中，海上运输的问题又尤其让人头疼。

正在各个国家主权相持不下之际，“避税天堂”站了出来，并给出了一个谈不上公正，但却异常实用的解决办法。

当然，银行家和法律人士们很快就开始从国家主权的冲突中狼吞虎咽地攫取私利（这种情况在英国上议院颁布了一项法令之后愈演愈烈。这条于1929年出台的法令承认埃及对一家设在伦敦的企业拥有税收权，而且埃及可以参加该企业的分红（索尔。皮奇奥托也提到过这件事，另见维得菲德和尼科尔森合著的《国际贸易税收》）。）。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之前，由于有傀儡政权的存在，瑞士人才得以创建了一些受法律（确切些说是税法）保护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资产却在国外。创立这些企业原本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留出一块缓冲区，但它们却成了不法贸易者的意外收获。就这样，黑手党头目迈尔。兰斯基手下的律师和金融家们开始在最著名的“加勒比避税天堂”——制约司法发展的瓶颈——之中扮演起了决定性的角色。

“避税天堂”的手中握着一张最大的王牌，就是受刑法保护的银行隐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日内瓦的银行家们就曾用法律手段来保护银行隐私，而加强保护措施则主要是出于防止偷税漏税的需要。警方掌握的一份资料表明，实际上早在1932年，一名法国议员就曾给议会法庭提供过一份涉嫌舞弊的人员名单：为了逃税，这些法国人把钱都放到了巴塞尔商业银行里。“其中有三位参议员、十二位将军、一些大法官、两位主教以及一些报刊领导和大企业老板……很快，许多国外客户感到恐慌了，因为巴塞尔商业银行必须为此偿还很大一笔钱，日内瓦贴现银行也未能幸免于难……最后，瑞士政府在1934年制订了一项新的法律，把银行隐私置于刑法的保护之下，这项创新引得贝鲁特、丹吉尔、巴哈马群岛、列支敦士登和蒙得维地亚等地纷纷效仿。”（见2001年1月《经济选择》杂志第188期文章《银行隐私：瑞士的神话》，作者克里斯蒂安。沙瓦尼尤。）

综上所述，历史已经否定了两个至今还流行甚广的既有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避税天堂”的出现是和极大的税收压力密切相关的。事实上，“避税天堂”出现于金融全球化开始前一个世纪，当时的税收体制是温和而适度的，根本谈不上极大的税收压力。“避税天堂”的出现首先是为了解决国家主权之间的争端。第二个观点是伴随着将银行隐私置于刑法保护之下的举措而产生的，它通常认为，尤其在瑞士和卢森堡，银行隐私是一项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人权的体现。然而，此举其实是对偷税漏税一种更加有效的保护（举个例子：卢森堡银行和银行家协会主席吕西安。提耶尔总是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银行隐私的增加已经危害到了人权”（见1998年5月28日期的《发展》月刊）。）。

第六部分第54节 奇怪的司法（3）

可耻的幸福直1970年之前，进入“避税天堂”的资产总量，尤其是私有资产总量还非常之小，而法律漏洞的存在也让某些非法贸易可以摆上台面，因此，世界司法体系还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协调性。尽管各国的司法系统间也存在着一些“冲突点”，但它们还不足以打破总体的平衡，甚至还在冷战期间掩盖了一些秘密和非法活动（如资助游击队和买卖军火）。

随着取消金融管制大潮的到来，司法体系的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短短五年之间（1979年到1984年），这股大潮就冲破了所有阻碍资金自由流动的国界之堤。人们在大力提倡透明化和市场全球化，金融信息的数量和技术性在急速膨胀，而与此同时，“避税天堂”却在大力提升国家主权原则和隐秘性原则的地位——这与世界大势根本就是相违背的。举个例子：在安提瓜，政府当局从来就没有对登录在册的企业数目进行过统计（见理查德。H&#8226；布卢姆著的《海外银行的天堂》和《信任与公司：欧洲市场上的贸易犯罪》，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4年出版。）。

这并不是一个和主观意愿毫不相关的自然现象。几乎所有的“避税天堂”都是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荷兰殖民地以前的屯银之地，它们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它们只是那些位于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或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的延伸。“避税天堂”具有的是一种问题多多的双重身份，为了保证任何一根汗毛都不被阳光伤到，它必须让自己具有某种隐秘性。

早在数年之前，纽约的一位县级检察官罗贝尔。莫尔让托就揭露了开曼群岛（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之一）的虚伪表象：“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黑暗。这里没有规章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肆意妄为。开曼群岛是属于英国皇室的，它的总督及司法部长也是由伦敦任命的，因此英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让这块殖民地不再随波逐流，但它什么也没做。从金融的角度看，开曼群岛也是属于美国的，因为大部分设在开曼群岛的海外银行都受着华尔街的控制。由此可见，华盛顿方面同样也有能力终止这些行为。但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见1998年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

这是对法律的玩弄，对政治权力的滥用。我们的后代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国家是什么？或者说，社会契约是什么？由一群决定生活在一起的人构成的集体又是什么？那些生活在勒芒岛、摩纳哥公国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并没有通过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喝别人剩下来的粥，他们要在司法神话的庇护之下构建自己的“安乐窝”。1776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宣言》为世界描绘了“追求幸福”的美妙前景……

如今，“避税天堂”却在用别人的钱构建着少数地方领导人的可耻幸福。

法律愚弄法律在这个全球贸易的年代，把经济犯罪的刑事诉讼权限定在主权国家的范围之内是非常危险的。随着“避税天堂”的不断增多，荒诞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主打色。

首先，税收不平等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完全就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藐视。事实上，大企业根本就是不受公共法律约束的，一旦某个公司开展的活动具有了国际性，利用体制本身的缺陷来逃避税收就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安然公司的财务部门在1995年到2001年间总共创制了11套“避税方案”，它们都像台风那样编有代码，有的以字母T打头，如托马斯、特雷莎和塔米，有的则干脆用税收部门领导人喜欢的高尔夫球场的名字来命名，如阿帕谢、雷恩盖德和科奇斯……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将海外盈利拿来分红（分红所得扣的税非常之少），将扣税部分当作税后利润入账，等等。在短短六年之内，这些舞弊行为共为安然公司带来了十多亿美元的非法收入（见2002年5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文章《安然的另一种战略：税收》。）。

2000年10月，联合国公民主张公正组织进行了一次关于全球250强企业财务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在“避税天堂”设立了子公司，其中10%的企业根本就不用缴税（《纽约时报》曾在2002年2月18日报道说，谢夫隆汽车设计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就常常用这种方法来逃税。）。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大量的偷税漏税导致了海外非法投资和高层腐败的泛滥。所有的调查都会遇到“避税天堂”这个瓶颈，作为欧盟创始国之一的卢森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公布的一份司法报告曾这样写道：“平均每年有二十万份调查委托函从世界各地汇集到卢森堡，但只有不到20%最后能够得到预审法官的处理。”（见让—皮埃尔。佐诺托和埃德蒙多。布鲁蒂—里布拉蒂2000年2月18日在欧洲议会做的报告。）运气好的时候，委托方可以得到从卢国反馈回来的有关调查信息，但即使是这样，这些信息也常常是不可用的。有一次，从卢森堡返回的一份委托函居然只附注了如下信息：“开户人：银行的一位顾客；资金受益人：银行的另一位顾客。”

如果想获得更为详细的信息，那就只能等了，因为调查银行隐私的申请早已堆积如山。在1997年至1998年间，只有1.2%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其余的都被驳回了！如果调查涉及金融犯罪，那时间就显得尤为宝贵了。卢森堡银行和银行家协会就曾笑里藏刀地扔出过这样一句话：“在法律拥有更强势的手段之前，卢森堡的吸引力是不会衰退的。”不过，卢森堡终究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国家，为了维护其欧盟创始国的崇高地位，它很是注意自己的形象。

如果研究一下和库克群岛、黎巴嫩以及毛里求斯等国的司法合作情况，我们则会感到更加失望（法国议会调查小组曾就反洗钱工作遇到的阻碍向摩纳哥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和其他的例子相比，这份报告的遭遇是很说明问题的：摩纳哥总检察官决绝了调查小组调查银行信息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些要求“侵犯了摩纳哥的主权”。）。我们进入了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世界，一个法律愚弄法律的世界：在这里，司法机关无法对那些从社会契约角度看来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进行追查，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已经变得无比荒谬的主权原则。我们创造的是一种奇怪的司法制度。

第六部分第55节 奇怪的司法（4）

命运的嘲弄当司法体系对精英群体的犯罪越来越无能为力时，我们仍在不断地完善法律，而法律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尊重人权——就像一颗即将陨落的星辰，尽管内核已经不再发光，但表面上依然光芒四射。

孔多塞侯爵曾这样写道：“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应该高于国家的权威和财富。”三十年以来，面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公民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多。在保护人权方面，挪威是个不折不扣的“乖学生”，乖得近乎幼稚。回到奥斯陆之后，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一些挪威人会天真地认为，对一个无票乘车人员处以补票加罚金的惩罚就是对人权的不尊重！由于不允许双重刑罚，去年夏天，一个偷税漏税者居然以已经补上欠款并缴纳罚金为由拒绝接受刑事处罚，更可笑的是，挪威最高法院最后居然判其胜诉。今后，银行抢劫犯是不是也能够以已经送回赃款并补交利息为由拒绝坐牢？

我有时觉得，我们国家的刑法似乎是专为一个满是圣人的国家制定的。在这里，电话监听只能适用于那些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有些人甚至要求警方聘用一些没有犯罪前科的人去当卧底。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来衡量它的民主程度，但挪威的做法有些走极端。挪威希望建立一种格拉尔式的民主——这是一种纯理想化的司法体系，身处其中的每个公民都可以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全面保障。

当某个普通犯罪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会因调查机构侵犯了公民的隐私（银行账户、住所、电话记录和行动自由）而提出抗议。然而，有一类特殊的犯罪（如高层腐败、黑社会和洗钱）却总是因为所谓的主权问题而得到“银行天堂”的庇护，司法机关也因此而无法行使自己最基本的权力。遗憾的是，没有人从上述事实中吸取教训。

当滞留于安格鲁—诺曼底群岛的资产总量达到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时（见1998年11月21日的《世界报》。），社会契约就被打破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已经得不到任何保障。更糟糕的是，法制国家赋予个人的受保护权正在成为高层腐败逍遥法外的又一张王牌。

又一出荒诞的闹剧。

《历史》杂志曾不无嘲讽地指出：“欧洲两所最大法院之一的欧洲法院居然在……卢森堡！”在就竞争案件进行裁决时，该法院考虑得越来越多的是如何能更好地保护基本人权（见《卢森堡专题讨论会》、《欧洲议会的书面问题》第373期里洛尔。基尔吉勒的文章以及国际人权协会联盟的公报。）。然而，在离法院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大公国的金融街，这里坐落着320家金融机构，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结算公司Clearstream.该公司是不法贸易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每年要为高达50万亿欧元的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之外，它还掌握着全球150个国家——其中有41个是“避税天堂”——的公司开设的1.6万个账户的有关信息（2001年5月15日，Clearstream公司因为涉嫌“金融诈骗、造假、做假账、包庇金融犯罪及洗钱”而受到起诉。但在2001年7月9日发布一份公报中，法官卡洛斯。策恩却排除了该公司存在“系统性欺诈的可能”。）……就这样，欧洲法院恬不知耻地与1.2万家在大公国注册的虚假企业共生共息着，更要命的是，在这个经济犯罪的避风港里，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居然是同一个人（见财经新闻社1998年9月16日的报道和法新社1997年4月18日的报道：由于缺少人手，卢森堡每六十年才有可能对设在该国的股份公司进行一遍核实。）。命运正在无情地嘲弄着我们。

第六部分第56节 奇怪的司法（5）

新的罪犯每遇到大的经济案件时，所有的欧洲法官都会遭遇到辩护律师团的死缠烂打——这些律师对那些拜占庭色彩越老越浓的琐碎诉讼程序了如指掌。然而，一旦可疑的资金流超越了国界，他们马上就开始装傻了。

在西班牙国民卫队案中，瑞士数家法庭共接到了93起旨在阻止司法信息传到马德里的上诉（见贝尔纳。贝尔托萨2002年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讲座。）……在十五年的日内瓦首席检察官生涯中，贝尔纳。贝尔托萨将一半时间都用在了处理这些上诉和拖延性诉讼上。

在埃尔夫案中，预审法庭共接到了二十多起上诉，而那些最后提出的无效要求也是在18个月之后才得到裁决的。每天都关注埃尔夫案庭审报告的公民们自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查对被挪用资金的数额有个大致判断。然而，巴黎律师公会却指责我们的某些调查方式“侵犯了最基本的公共自由”，而法国最权威的道德、司法及政治机构也将“回避”、“渎职”、“偏袒”、“偏差”等字眼在嘴边挂了七年。

意大利的“肃贪”行动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就是金融犯罪的刑事诉讼难度正在不断增大。米兰检察官盖拉尔多。克隆博这样解释道：“十年之内，意大利共向29个国家发出了700份国际调查委托函，至今仍有40%杳无音信。在诉讼时效很短的情况下，追查那些在资产账目表中造假的违法行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除了在工作进程中遇到的司法阻碍之外，意大利法官们还得应付那些个领导精英们假借人权之名提出的强烈抗议。安东尼奥。迪彼得罗指出：“媒体总是不断发出声音来使人们相信，‘肃贪’行动采取的是政治而不是司法手段，这和实际情况恰好是相反的。面对此等规模的思想灌输，公民开始对法官们的反腐行动产生怀疑。”（见2001年12月12日的《解放报》。）前总统弗朗西斯科。科西加也曾说过如下骇人之语：“打击黑手党的法官都是些道德上、政治上和司法上的刽子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曾把“肃贪”行动比作癌症，而他的同僚们则把1993年比作罗伯斯庇尔时期的“司法白色恐怖年”。跨国腐败和跨国犯罪的保护者们已经颠倒了黑白，新当选的意大利总理居然发起了一场名为“自由家园”的运动来和“肃贪”行动相抗衡。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谁在威胁着社会契约？是罪犯还是追捕罪犯的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这些年来，欧洲人权法庭做出的决定已经将现实社会令人沮丧的一面暴露无遗：逍遥法外的黑手党成员和毒贩在受到本国的司法制裁后还要别处去寻求“公正的裁决”，司法系统负担过重，无法在时效期内作出判决……可以想象，一旦那些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国家（如波兰和土耳其）加入了欧盟，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从法律层面讲，让一些诉讼案件拖沓十年或十五年是不对的，公正的裁决也只是一个远大的民主理想。但在实践中，我们无法任由黑手党和腐败分子继续逃脱法律的制裁，也无法任由某些依靠犯罪和非法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地区继续用“人为的主权”来践踏我们的法律精神。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办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办法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试行过，意大利进行得比较深入，而法国则停留在较粗浅的水平。方法很简单：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司法体系，然后制定一些有利于腐败或有利于阻止国际司法合作的新法。如此稍稍一变，诸多犯罪就不再成其为犯罪，而立法者也可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世界“清洁”了许多。因此，盖拉尔多。克隆博才会做出如下判断：根据意大利新法中有关诉讼时效和假账的规定，“肃贪”行动中一半的诉讼案都将被撤销。我们完全可以让偷税漏税合法化，让刑事调查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只要递交的材料——有时一份材料多达数千页——中缺少了一个图章印戳，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就有权要求认定材料无效。同样，为了使案件在意大利能被受理，国外提交的有关资料必须通过意大利刑法规定的司法验证，否则起诉就会被驳回。这让瑞士联邦的法官们很是头疼（见2001年10月4日的《时报》）。）。当然，民主也就只剩下躯壳了。

难道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

为了打击这些跨越国界的犯罪，我们必须想出新的政治和司法对策。这些犯罪涉及的资金数额是如此巨大，因此这也是一项政治挑战。在十九世纪，犯罪学家识别罪犯的标准非常简单：凶悍的神情加刀疤脸。不过，现代的经济罪犯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有着体面的身份，穿着朴素的衣装和手工纳的鞋，戴着极其普通的手表，衣服上的扣眼也只是稍做修饰而已。他生活在两个互相平行的世界里，在他的意识中，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他的个人行为不服从公共法律。他觉得自己身处于法律之上，因为他可以任意收买、歪曲和违反这些法律。

他已经猖狂了许久，现在轮到我们发起反击了。

第六部分第57节 希望（1）

作为一名预审法官，我已经沉默了整整二十年。从今以后，话语权反倒成了我唯一的权力。我要通过这本书将自己所发现的世界展现在大家面前，并尽力对这一系列违背常识的丑闻给出自己的看法。讲出自己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因为人类的塑造者正是自己的世界观。它使得我们可以在坚实的土地上不停前行。埃米尔。涂尔干曾这样写道：“一个社会的所有信仰和共同情感组成了一套具有生命的体系，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集体意识。”（见《社会工作的划分》第一册，第2—1章。）在接下来的数页中，我要谈的正是这种集体意识。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从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译注：法国历史学家，曾在巴黎大学担任经济史教授，后从军，服役至1940年法国向德国投降。后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被捕后遭处决。代表作有《莫名其妙的败北：1940年写下的证词》和《为历史学家的技艺辩护》。）的身上得到了很大启发。他曾以一种写实的方式记述了1940年那场“莫名其妙的败北”，在该作品中，马克。布洛克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参加抵抗运动的意义所在。同时，普里莫。莱维（译注：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营内的人造橡胶厂服苦役，1987年逝世。他以极为克制而又感人至深的自传性回忆录而闻名，代表作有《如果这是一个人》、《休战》和《淹死的和得救的》。）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持。他的文章曾在整整十五年间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在人们为接受真理做好准备之前，真正的思想家往往要在逆流之中孤独地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公正的言论常常会因为打破了禁忌而造成混乱，但它总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还世界一个本来面目。

金融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已经严重动摇了我们固有的价值标准。没有界线，没有规则，高层腐败在悄悄地蔓延，它可能导致我们的民主从内部破裂，也可能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来说，信任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世界的消失会同时带走所有与现实不再相符的价值观、习俗和行为标准，因此，我们便认为所谓的公正和非公正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它们都被罩上了唯一的价值标准：金钱。

但我们错了。

其实，没有任何东西从集体意识里消失：只是一切都变了。在十八世纪末，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曾希望将他们的社会构想引入刑法。他们在犯罪和刑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平衡，取消了酷刑和死刑，并保护个人权利不受职权滥用之侵害。现在，全球经济平衡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在犯罪和惩罚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以纠正精英群体逍遥法外的现状，并重建司法平衡。

国际刑事法庭的创立是第一个回应，向高层腐败开战将是第二个。为了改变现状，一代人的努力可能还远远不够。不过，我们有的是接班人。

这简直就是一定的。

为了让国际反腐运动团结一致，我打算将一系列旨在打击“逍遥法外特权”的关键措施集中到一篇简明易懂的文章之中。对于集体来说，实施这些措施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从它们因纠正社会不公而挽回的损失角度来看。于是，我向一些自己所赏识的男人和女人提出了如下要求：公开保证遵守《巴黎宣言》。

最热烈的回应来自那些为自由而抗争的人们，如翁山淑枝（一位信使将于今年6月初将巴黎宣言的文本送到翁山淑枝的手中。这位世界人权界的著名斗士经常向权力腐败提出抗议，并多次揭露国际大公司——其中就包括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对当权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丑恶行径，所以才被军政府软禁至今。如果她能签字，那宣言无疑将大增色。不幸的是，緬甸军政府不久前做出了决定，要延长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软禁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巴黎宣言》就是献给翁山淑枝的。）一家、皮尤斯。纳雅维（译注：喀麦隆《信使》周报主编，宣扬新闻自由的旗手式人物，以善揭高层黑幕布而闻名，曾被捕一百多次。）和沃雷。索因卡（译注：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沼泽地的居民》和《疯子与专家》等。），以及那些深知腐败行为的道德代价和政治代价的人们，如萨尔维利奥。勃雷利（译注：全名弗朗西斯科。萨维利奥&#8226；勃雷利，米兰前总检察官，长期和经济犯罪打交道。）、大卫。M&#8226；克瑞恩（译注：美国处理塞拉利昂事务特别法庭总检察官，曾多次揭露塞拉利昂国内的高层腐败的象牙走私活动。）和贝尔纳。贝尔托萨。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反对滥用职权和防止当权者逍遥法外是维护人性尊严之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价值观颠倒的动乱年代，人们才会认为打击腐败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巴黎宣言》是前进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为了重建司法公正，它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

透明化是自由的必然结果。

没有自由的透明是对人权的破坏，没有透明的自由则是对犯罪的纵容。

司法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那些为犯罪赃款和非法资金提供保护伞的国家应该被开除出局，它们不应继续享有开设银行的权利。

精英群体的犯罪是对国家最高利益的危害。

第六部分第58节 希望（2）

加大惩罚力度、建立没收机制（该原则在爱尔兰（见该国1996年的犯罪程序法令）和英国（见该国2002年的犯罪程序法令）已经存在，它允许法庭可以在不经刑事程序的情况下对来源不明的财产进行没收。）以及加强银行监控都是防止和制止社会出现深层断裂的有效措施。

在今天，这些观念还远未深入人心——在我看来，它们只是变得更为详细罢了。有时候，一件简单的小事就足以将某条看上去坚不可摧的规则完全破坏。

与克里斯蒂安。奥托森——斯特鲁托夫集中营（位于阿尔萨斯地区的纳茨威勒—斯特鲁托夫集中营是德国设在法国领土上的唯一一所集中营。）最后的幸存者之一——的会面大概是回到挪威后最令我惊讶的几次会面之一。

我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对那个一心要消灭邪恶、异己和犹太人，但事实上却制造了强权帝国和人间地狱的系统所造成的破坏依然记忆犹新，所以他总是在大力宣扬应该更加坚决地打击高层腐败并加大对精英犯罪的处罚力度。我们并不是要通过打击腐败来消灭所有本性邪恶的人，而是要重建弱势和强势之间的平衡。

除此之外，他的行为也令人为之倾倒。

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期间，由于会讲德语，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在集中营的邮局谋得了一份差事。他本就可以这么安分地活着，等待这场梦魇的结束，和他那些悲惨的同伴相比，他的境况无疑要好得多。然而，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当时，挪威政府会给每一名被关进集中营的挪威人寄来包裹，但由于德军“深夜浓雾计划”——就是不留痕迹地把被关押者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的影响，许多包裹都由于地址错误而无法到达这些人的手中。于是，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决定对自己同胞的被关押地点进行一次调查，而他手中的工具不过是一支铅笔和一张偷来的纸。他直接问那些从别的集中营转过来的人是否认识这个或那个人，以此来确定这些挪威人到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记录的集中营，这就是斯特鲁托夫集中营。后来，他自己也被转移到了那里。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统计下去，数月之后，他已经建立起一份涉及几千名挪威人以及他们被关押的确切地点的名单。随后，他把这份名单委托给一位年轻的挪威女英雄旺达。赫格带了出去——她每周都可以到集中营来一次。在瑞典红十字会的帮助之下，三十辆白色大车按照这份名单的指引跑遍了德国的每一个集中营，将所有被关押的挪威人全部解救了出来。

从克里斯蒂安。奥托森的身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既然他在最险恶的环境之下都可以做出如此壮举，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讲述的这些故事常常让朋友们感到绝望，甚至让他们觉得恐惧。其实，他们误解了此书所要表达的意思。尽管通篇都在讲述犯罪，但这其实是一本充满了希望的书。以暴制暴并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手中掌握着伸张正义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别人才会对我们产生不信任，这是合情合理的。俗话说得好，天使和魔鬼只有一步之遥……就我个人来讲，我既不喜欢调查、打击、羁押或逮捕任何人，也不喜欢将他送上法庭或投进监狱。在外人的眼中我是“铁腕娘子”，但这个称号和我的本来面目其实相去甚远。在生活中，我只喜欢爱人和被人爱。和康第德（译注：伏尔泰作品《老实人》中的人物。）一样，我的理想就是安静地拾掇自己的小花园。

世间的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即使行使权力会使我的内心感到痛苦，我也会很骄傲地去承受这种痛苦，因为社会中必须有人来充当这个角色。主持公正也是一种创造，它可以抚平世间的伤痛，避免不幸的发生。必要的惩罚就像矗立在海边的灯塔，它可以为我们指引出前进的方向。

有时候，它还会给我们以启示。

本书的最后几页是在万物吐翠的大好春光中写成的。去年的9月26日，我还在奥斯陆峡湾二十多度的海水里游泳，十五天以后，天际间便飞起了雪花。直到今年四月，我房子所在的那片丘陵上依然覆盖着积雪。我去国外只不过待了一周，回来的时候，树都已经发芽了。没有谁，会像整整六个月没有见到阳光的人那样去享受阳光。在这些充满斗争和威胁的年月里，我已经充分领略了“户外冬夜”的滋味，这段日子是不会白过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更加珍惜这一天胜过一天的美丽春光。不过，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巴黎—奥斯陆2002年8月至2003年5月

译后记一本带来希望的书——《我的反腐败经历》译后记陆遥这是一本奇怪的书。打开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惊悚、悲观甚至绝望；合上它之后，你又会觉得心底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人们把这种暖流叫做：希望。

其实，在这个五彩斑斓而又肮脏丑恶的世界里，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其所能依靠的也正是希望。记得从前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吵着要爸爸给自己买玩具飞机，而爸爸当时又非常之忙，于是便随口答应道：“好，下个星期就给你买。”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小男孩每天都欢天喜地的。这架飞机最后有没有买成已经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小男孩的确快快乐乐地度过了一个星期。为什么？希望使然。

现在，若利女士也给了我们一个希望：“我们已经无法摆脱这样的世界，但却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不再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他们也不应当继续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希望是没有期限的，是永远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再有唉声叹气、消极厌世的理由。

在正文开始之前，若利女士特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墓园，这里长眠着众多牺牲在反腐战线上的法官和记者。这样的安排不是为了说明反面势力有多么强大，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人正在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奋不顾身。如此一来，这就不再是一个悲戚的墓园，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所在。已经长眠于此的固然是英雄，那些仍在奋战的又何尝不是？正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能鼓起勇气，顶着风浪继续前行。相信这本书也会为壮大他们的队伍作出某些贡献。

读者还有必要注意一下本书末尾的《巴黎宣言》。和正文相比，这部带些配角意味的宣言可能不是很引人注目，但它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像若利女士所说的那样，“它是前进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法律是对抗腐败的有力武器，当法律遇到瓶颈的时候，《巴黎宣言》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这部宣言的价值尚未完全显现出来，而在将来的某天，人类社会很可能像我们今天膜拜《人权宣言》那样来膜拜它。

最后，用若利女士的一句话来作结：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