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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作者米兰·昆德拉

类别外国文学制作中华电子书库 Shu.com.cn

书籍简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全世界公认最受欢迎的畅销书。这是昆德拉最受欢迎并获得好评最多的作品，使得作者成为国际驰名作家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获得米兰·昆德拉授权，是国内第一次也是唯一正式的版权授予；2003年7月，国内最有影响的法文专家许钧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首印15万正式推出。

一、轻与重二、灵与肉

三、误解的词四、灵与肉

五、轻与重六、伟大的进军

七、卡列宁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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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与重

　　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伯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密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不久前，我察觉自己体验了一种极其难以置信的感觉。我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触动，从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长在战争中，好几位亲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我生命中这一段失落的时光已不复回归了。但比较于我对这一段时光的回忆，他们的死算是怎么回事呢？

　　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象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原因吧。

　　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

　　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她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回答：轻为积极，重为消极。

　　他对吗？这是个疑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轻、重的对立最神秘，也最模棱两难。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似乎只有凭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这个人。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

　　他与特丽莎初识于三个星期前捷克的一个小镇上，两入呆在一起还不到一个钟头，她就陪他去了车站，一直等到他上火车；十天后她去看他，而且两人当天便做爱。不料夜里她发起烧来，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十个星期。

　　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她象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

　　她同他呆在一起直到康复；然后回她离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镇子上去。现在我们回到了他生活中那个关键时刻，即我刚才谈到的和看到的：他站在窗前，遥望着院子那边的高墙陷入了沉思。

　　他应该把她叫回布拉格吗？他害怕承担责任。如果他请她来，她会来的，并奉献她的一切。

　　抑或他应该制止自己对她的亲近之情？那么她将呆在那乡间餐馆当女招待，而他将不再见到她。

　　他到底是要她来，还是不要？

　　他看着庭院那边的高墙，寻索答案。

　　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记了以前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她统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腊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她睡着了。他跪在她的床边，见她烧得呼吸急促，徽微呻吟。他用脸贴往她的脸，轻声安慰她，直到她睡着。一会儿，他觉得她呼吸正常了，脸庞无意识地轻轻起伏，间或触着他的脸。他闻到了她高热散发的一种气息，吸着它，如同自己吞饮着对方身体的爱欲。刹那间，他又幻想着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漫漫岁月，而现在她正行将死去。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死在她之后，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他挨着她的头，把脸埋在枕头里过了许久。

　　现在他站在窗前，极力回想那一刻的情景。那不是因为爱情，又是因为什么呢？是爱吗？那种想死在她身边的情感显然有些夸张：在这以前他仅仅见了她一面！那么，明明知道这种爱不甚适当，难道这只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感到自欺之需而作出的伪举吗？他的无意识是如此懦弱，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使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机缘的可怜的乡间女招待，竟然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了生活！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无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

　　更使他悲伤的是，真正的男子汉通常能果敢行动的时刻，他总是犹豫不决，以至他经历过的一个个美妙瞬间（比如说跪在她床上，想着不能让她先死的瞬间），由此而丧失全部意义。

　　他生着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无措其实也很自然。

　　他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此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呢？

　　没有比较的基点，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象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象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还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EinmaliStKeinmal”托马斯自言自语。这句德国谚语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象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如果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过生命。

　　可后来有二天在医院里，托马斯正在手术间休息，护士告诉他有电话。他断到话筒里传来特丽莎的声音。电话是从车站打来的。他格外高兴，不幸的是他那天夜里有事，要到第二天才能请她上他家去。放下电话，他便责备自己没有叫她直接去他家，他毕竟有足够的时间来取消自已原来的计划！他努力想象在他们见面前的三十六小时里特丽莎会在布拉格做些什么，然而来不及想清楚他便跳进汽车驱车上街去找她。第二天夜里，她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看来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来情绪不错，甚至有点兴高来烈；努力想使他相信她只是碰巧路过这，她来布拉格有点事，也许是找工作（她这一点讲得很含糊）。

　　后来，他们裸着身子并排躺在床上时，他问她住在哪。天已晚了，他想用车送她回去。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她的行李箱还寄存在车站，她得去找一个旅馆两天前他还担心，如果他请她来布拉格，她将奉献一切。当她告诉他箱子存在车站时，他立刻意识到她的生活就留在那只箱子里，在她能够奉献之前，它会一直被存放在车站的。

　　他俩钻入停放在房前的汽车，直奔车站。他领了箱子（那家伙又大又沉），带着它和她回家。

　　两个星期以来他总是犹豫；甚至未能说服自已去寄一张向她问好的明信片，而现在怎么会突然作出这个决定？他自己也暗暗吃惊。他在向自己的原则挑战。十年前，与妻子离婚，他象别人庆贺订婚一样高兴。他明白自已天生就不能与任何女人朝夕相处，是个十足的单身汉胚子。他要尽力为自已创造一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那就是他的房里只有一张床的原因.尽管那张床很大，托马斯还是告诉他的情人们，只要有外人在身边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都得用车把她们送回去。自然，特丽莎第一次来的时候，并不是她的流感搅了他的睡眠。那一夜他睡在一张大圈椅上，其它几天则开车去医院，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病床。可这一次，他在她的身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她还握住他的手睡着。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整夜都这样手拉着手的吗？

　　她在熟睡中深深地呼吸，紧紧地攥紧着他的手（紧得他无法解脱）。笨重的箱子便立在床边。他怕把她弄醒，忍着没把手抽回来，小心翼翼地翻了一个身，以便好好地看她。他又一次感到特丽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他怎么能让这个装着孩子的草篮顺流漂向狂暴汹涌的江涛？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任那只载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文明。多少古老的神话都始于营救一个弃儿的故事！如果波里布斯没有收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写不出他最美的悲剧了。

　　托马斯当时还没认识到，比喻是危脸的，比喻可不能拿来闹着玩。一个比喻就能播下爱的种子。

　　他和他妻子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并让托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为抚养费，同意他隔一周看望一次孩子。

　　每次托马斯去看孩子，孩子的母亲总是以种种借口拒之于门外。他很快明白了，为了儿子的爱，他得贿赂母亲。多送点昂贵的礼物，事情才可通融。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没有一处不与那婆娘格格不入，试图对孩子施加影响也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这当然使他泄气。又一个星期天，孩子的母亲再次取消他对孩子的看望，托马斯一时冲动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去了。

　　为什么他对这个孩子比对其他孩子要有感情得多？他与他，除了那个不顾后果的夜晚之外没有任何联系。他一文不差地付给抚养费，但不愿有舔犊似的多情去与别人争夺孩子。

　　不必说，没人同情他，父母都恶狠狠地谴责他：如果托马斯对自己的儿子不感兴趣，他们也再不会对自己的儿子感兴趣。他们极力表现自己与媳妇的友好关系，吹嘘自己的模范姿态与正义感。

　　事实上，他很快使自己忘记了妻子、儿子以及父母。他们给他留下的唯一东西便是对妇女的恐惧。托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与害拍之间找到一种调和，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他告诉情人们：唯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

　　为了确保“性友谊”不发展成为带侵略性的爱，他与关系长久的情妇们见面，也讲究轮换周期。他自认为这一套无懈可击，曾在朋友中宣传：“重要的是坚持三三原则。就是说，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女人连续三次幽会，以后就肯定告吹。要是你打算与某位女人的关系地久天长，那么你们的幽会，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三三原则”使托马斯既能与一些女人私通，同时又与其他许多娘们儿继续保持短时朗交往。他总是不被理解。对他最理解的算是画家萨宾娜了。她说：“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

　　他需要为特丽莎在布拉格谋一工作时，正是转求于这位萨宾娜。按照不成文的性友谊原则，萨宾娜答应尽力而为，而且不久也真的把特丽莎安插在一家周刊杂志社的暗室里。虽然新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但特丽莎的地位由女招待升为新闻界成员了。当萨宾娜把特丽莎向周刊杂志社的人一一介绍时，托马斯知道，他从未有道比萨宾娜更好的情人。

　　不成文的性友谊合同，规定了托马斯一生与爱情无涉。一旦他违反合同条款，地位下降的其他情人就会准备造反。

　　他根据条款精神为特丽莎以及她的大箱子租了一间房子。他希望能关照她，保护她，乐于她在身边，但觉得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想让特丽莎睡在他房里的话柄传出去，一起过夜无疑是爱情之罪的事实。

　　他从不与其他人一起过夜。如果在情人家里，那太容易了；他爱什么时候走就走。她们在他家里则难办些，他不得不解释自己患有失眠症，与另一个人的亲近会使他无法入睡，这并非全是谎言，只是他不敢告诉她们全都原因：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愿一个人独处。他厌恶半夜在一个陌生的身体旁醒来，讨厌早上与一个外来人共同起床，不愿意别人偷听他在浴室里刷牙，也不愿意为了一顿早餐而任人摆布。

　　那就是他醒后发现特丽莎紧摄着他的手时如此吃惊的原因。他躺在那儿看着她，不能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了想刚才几个小时内的一切，开始觉出某种从中隐隐透出来的莫名快意。

　　那以后，他们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我甚至要说，他们做爱远远不具有事后睡在一起时的愉悦。她尤为感奋，每次在租下的那间房子过夜（那房子很快成为托马斯遮入耳目的幌子），都不能入睡；而只要在他的怀抱里，无论有多兴奋，她都睡得着。他总是轻声地顺口编一些有关她的神话故事，或者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单调重复，却甜蜜而滑稽，蒙蒙胧胧地把她带入了梦乡。他完全控制了她的睡眠：要她在哪一刻睡觉，她便开始打盹。

　　睡觉的时候，她象第一夜那样抓着他，紧紧攥住他的手腕、手指或踝骨。如果他想翻身又不弄醒她，就得用点心思，对付她哪怕熟睡时也未松懈的戒备。他从对方手中把手指（或手腕之类）成功地轻轻抽出，再把一件东西塞进她手中（卷成一团的睡农角，一只拖鞋，一本书），以使她安宁。而她抓住这些东西也就象抓住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紧紧不放。

　　一次，她刚刚被哄入睡了，还没有完全入梦，对他仍有所感觉。他说：“再见，我走了。”“去哪？”她迷迷糊糊地问。“别的地方。”他坚决地说。“那我跟你走。”她猛地坐在床上了。“不，你不能走，我得永远离开这里。”他说着已走到前厅。她站起来，跟着出门，一直盯着他，短睡裙里是她赤裸的身子，脸上茫茫然没有表情，行动却坚决有力。他穿过门厅走进公用厅房，当着她的面关上了门。她呼地把门打开，还是继续跟着。她在睡意中确信托马斯的意思是要永远离开她，她非拦住不可。终于，他下楼后在一层楼的拐弯处等她。她跟着下去，手拉手将他带回床边。

　　托马斯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岂止不同，简直对立。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激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

　　半夜里，她开始在睡梦中呻吟。托马斯叫醒她。她看见他的脸，恨恨地说：“走开！走开！”好一阵，她才给他讲起自己的梦：他们俩与萨宾娜在一间大屋于里，房子中间有一张床，象剧院里的舞台。托马斯与萨宾娜做爱，却命令她站在角落里。那场景使特丽莎痛苦不堪，极盼望能用肉体之苦来取代心灵之苦。她用针刺入自己的片片指甲，“好痛哩！”她把手紧紧捏成拳头，似乎真的受了伤。

　　他把她拉在怀里，她身体颤抖了许久许久，才在他怀里睡着。

　　第二天，托马斯想着这个梦，记起了一样东西。他打开拍屉取出一捆萨宾娜的来信，很快找到那一段：我想与你在我的画室里做爱，那儿象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们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我们……

　　最糟糕的是那封信落有日期，是新近写的，就在特丽莎搬到这里来以后没多久。

　　“你搜查过我的信件？”

　　她没有否认：“把我赶走吧！”

　　但他没有把她赶走。她靠着萨宾娜画室的墙用针刺手指尖的情景，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捧着她的手，抚摸着，带到唇前吻着，似乎那双手还在滴血。

　　那以后，一切都象在暗暗与他作对，没有一天她不对他的秘密生活有新的了解。开始他全部否定，后来证据太明显了，他便争辩，一夫多妻式的生活方式丝毫也没有使他托马斯背弃对她的爱。他前后矛盾，先是否认不忠，接着又努力为不忠之举辩护。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刚与一个女人约好时间后道别，隔壁房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象牙齿打颤。

　　他不知道，她已意外地回家来了，正把什么药水往喉管里倒下去。手抖得厉害，玻璃瓶碰击着牙齿。

　　他冲过去，象要把即将淹死的她救出来。瓶子掉下去，药溅在地毯上。她死死反抗着，他不得不象对付疯子般地按住她约一刻钟之久，再安抚她。

　　他知道自己处于无法辩解的境地，这样做是完全不平等的。

　　特丽莎还没有发现萨宾娜的信以前，有天晚上他们与几个朋友去酒吧庆贺特丽莎获得新的工作。她已经在杂志社里由暗房技工提升为摄影师。托马斯很少跳舞，因此他的一位年轻同事便替他陪特丽莎。他们在舞池里真是绝妙的一对。托马斯惊讶地看着特丽莎，两人每一瞬间的动作都极其精确而默契，还发现她比平时漂亮得多。这次跳舞看来是对他的宣告：她的忠诚，她希望满足他每一欲求的热烈愿望，并不是非属于他一个人不可。如果她没有遇见托马斯，她随时都准备响应任何她可能遇见的男人的召唤。他不难把特丽莎与他的年轻同事想象成情人，很容易进入这种伤害自己的想象。他认识到特丽莎的身体完全可以与任何男性身体交合，这想法使他心境糟糕透顶。那天深夜回家后，他向她承认了自己的嫉妒。

　　这种荒诞的、仅仅建立在一种假想上的嫉妒，证明他视她的忠诚为彼此交情的必要条件。那么，他又怎么能去抱怨她对自己真正的情人有所嫉妒呢？

　　这天，她努力去相信托马斯的话（尽管只是半信半疑），努力使自己和平常一样快活。可白天平复了的妒意在她的睡梦中却爆发得更加厉害，而且梦的终结都是恸哭。他只能一声不吭地把她弄醒。

　　她的梦，重现如音乐主题，舞蹈重复动作，或电视连续剧。比如，她一次又一次梦见猫儿跳到她脸上，抓她的面皮。此中的含义我们不难译解：在捷克土语中，“猫”这个宇就意味着漂亮女人。特丽莎看见女人，不，所有的女人都在威胁自己，她们都是托马斯潜在的情妇，她害怕她们每个人。

　　在另一轮梦里，她总是被推向死亡。一次，她在死亡的暗夜里吓得尖叫起来，被他晚醒，便给他讲了这个梦：“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游泳池，我们有大约二十个人，都是女人，都光着身子，被逼迫着绕池行走。房顶上接着一个篮子，里面站着个男人，戴了顶宽边帽子，遮着脸。我可看清了，那就是你。你不停地指手划脚，冲着我们叫。我们边走还得边唱歌，边唱还得边下跪。要是有谁跪得不好，你就用手枪朝她射击。她就会倒在水里死去。这样，大家只得唱得更响也笑得更响。你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一发现岔子就开枪。池里漂满了死人。我知道我再也没有力气下跪了，这一次，你就会向我开枪了！”

　　在第三轮梦中，她死了。

　　她躺在一个象家具搬运车一般大的灵柩车里，身边都是死了的女人。她们人太多，使得车后门都无法关上，几条腿悬在车外。

　　“我没有死！”特丽莎叫道“我还有感觉！”

　　“我们也有。”那些死人笑了。

　　她们笑着，使特丽莎想起了一些活人的笑。那些活着的女人过去常常告诉她，她总有一天也会牙齿脱落，卵巢萎缩，脸生皱纹，这是完全正常的，她们早已这样啦。正是以这种开心的大笑，她们对她说，她死了，千真万确。

　　突然她感到内急，叫道：“你看，我要撤尿了，这证明我没死！”

　　可她们只是又笑开来：“要撤尿也完全正常！”她们说：“好久好久，你还会有这种感觉的。砍掉了手臂的人，也会总觉得手臂还在那里哩。我们实在已没有一滴尿了，可总会觉得要撤。”

　　特丽莎在床上靠着托马斯缩成一团：“她们用那种神气跟我说话，象老朋友，象永远是我的熟人。一想到永远和她们呆在一起，我就害怕。”

　　所有从拉丁文派生出来的语言里，“同情”一词，都是由一个意为“共同”的前缀（Com）和一个意为“苦难”的词根（pasSio）结合组成（共——苦）。而在其它语言中，象捷文、波兰文、德文与瑞典文中，这个词是由一个相类似的前缀和一个意为“感情”的词根组合而成（同——感）。比如捷文，son—cit；波兰文，wSp'ox—Czucies德文，mit—gefUhI；瑞典文，med。

　　从拉丁文派生的“同情（共——苦）”一词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看到别人受难而无动于衷；或者我们要给那些受难的人以安慰。另一个近似的词是“可怜”（法文，pitiez意大利文，等等），意味着对受苦难者的一种恩赐态度。“可怜一个女人”，意味着我们比她优越，所以我们要降低自己的身分俯就于她。这就是为什么“同情（共——苦）”这个词总是引起怀疑，它表明其对象是低一等的人，这是一种与爱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出于这种同情去爱一个人，意昧着不是真正的爱。

　　而在那些同词根“感情”而非“苦难”组成“同情”一词的语言中，这个词也有近似的用法，但很难说这词表明一种坏或低一级的感情。词源学给这个词暗示了另一种解释，给了它更广泛的含义：有同情心（同——感），意思就是不仅仅能与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去体会他的任何情感——欢乐，焦急，幸福，痛楚。于是乎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在感情的等级上，它至高无上。

　　在特丽莎向托马斯道出自己针刺手指的梦的同时，她不甚理智地暴露了自己曾搜过对方的抽屉。如果特丽莎是另外一个女人，托马斯再也不会与她说话了。特丽莎明白这一点，说：“把我赶走吧！”与之相反，他抓住了她的手，吻她的指尖。因为那一刻他自己也感到指尖痛，如同她的指尖神经直接连通着他的大脑。

　　隐私是神圣的，装有个人信件的抽屉是不能被打开的。任何不曾得助于同情（同——感）魔力的人，都会冷冷地责备特丽莎的行为。可是，同情是托马斯的命运（或祸根），他觉出自己跪在打开的抽屉前，无法使自己的眼光从萨宾娜的信上移开。他理解特丽莎了，不仅仅是他不能对特丽莎发火，而且更加爱她。

　　她的仪态越来越惶乱不宁。自从她发现他的不忠以后又过了两年，情况越来越糟，毫无出路。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可那会使他内心分裂，他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也看不出有这种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战绩并没有威胁特丽莎，那么为什么要断绝这种友谊呢？在他眼里，这与克制自己不去踢足球差不多。

　　可这事儿仍算一件乐事吗？他去与别的娘们儿幽会，总是发现对方索然寡味，决意再不见她。眼前老浮现出特丽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办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自他遇见特丽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可他呼出的酒气对特丽莎来说又是他不忠的确证。

　　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去见情妇吧，觉得她们乏味；一天没见，又回头急急地打电话与她们联系。

　　给她最多舒坦的还是萨宾娜。他知道她为人谨慎，不会把他们的幽会向外泄露。她的画室迎接着他，如一件珍贵的旧物，使他联想起过去悠哉游哉的单身汉日子。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了多大的变化：现在，他害怕回家太迟，因为特丽莎在等她。这一天，他与萨宾娜交合，萨宾娜注意到他瞥了一下手表，想尽快了事。

　　她裸着身子，懒懒地走过画室，在画架上一幅没画完的画前停了下来，斜着眼看他穿衣服。

　　他穿戴完毕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脚，环顾周围，又四肢落地钻到桌子下去继续寻找。

　　“看来，你都变成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了，”她说：“两个世界的拼合，双重暴光。真难相信，穿过浪子托马斯的形体，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或者这样说吧，从一个老想着特丽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被浪子贩卖了的世界。”

　　托马斯直起腰来，迷惑不解地听着萨宾娜的话。

　　“你在找什么？”她说。

　　“一只袜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个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袜子哪儿也找不到了，”萨宾娜说，“你一定来的时候就没有穿。”

　　“怎么能不穿袜子来？”托马斯叫道，看看手表，“我会穿着一只袜子到这里来吗？你说？”

　　“没错，你近来一直丢三拉四的，总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总是看手表。要是你忘了穿一只袜子什么的，我一点几也不惊讶。”

　　他把赤脚往鞋里套，萨宾娜又说：“外边凉着哩，我借你一只袜子吧。”

　　她递给他一只白色的时鬃宽口长袜。

　　他完全知道，对方瞥见了自已做爱时的看表动作，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复。外面的确很冷，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她的赐予，就这样回家去，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脚套着那只宽口的长袜，袜口直卷到脚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使他蒙受耻辱。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开始做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没有人逼他作出结论。他也无须看着院子那边的墙发呆，无须苦苦思虑于她的去留。特丽莎自己已决定了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渐渐消解，没有那么厉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他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会有更好的结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他也不能不这样来结束。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

　　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

　　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

　　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与巴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信念。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这种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托马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他管，属于他一个人。

　　“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

　　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估计到？

　　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物理实验室里验证各种科学假设，可一个男子汉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够用实验来测定他是否应当服从“感情（同——感）”。

　　他就带着这些想法打开了他的家门。卡列宁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脸以示欢迎。而他想投进特丽莎怀中的欲望（他在苏黎世上车时还想着的），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与她象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冷得直哆嗦。

　　从占领一开始，俄国的军用飞机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盘旋，托马斯极不习惯这种噪音，无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丽莎身边翻来复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他的一件事来。他们谈起她的朋友Z，当时她宣布：“如果我没遇到你的话，我一定会爱上他。”

　　即使在那时，她的话都使他落人一种莫名的忧伤。而现在，他认识到特丽莎爱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过是机缘罢了。除了她与托马斯圆满的爱以外，很可能，还有着若干她与其他男人的不圆满的爱。

　　我们都绝难接受这种观点：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假定我们的爱情只能如此，那么没有它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复如此。我们感到贝多芬，那阴郁和令人敬畏的音乐家在向我们伟大的爱情演奏着：“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常常想起特丽莎对朋友Z的评价，然后得出结论：自己的爱情故事并不说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别样也行”。

　　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了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这个镇子有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闲呆在旅馆餐厅里。其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决定与她结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为她。如此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仅仅系于如此偶然的爱情，而这一爱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的话，也就不存在。那个女人，那个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边了，深深地呼吸着。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郁时那样，他的胃就跟着开始捣乱。

　　有那么一两次，她的呼吸变成了沉沉的鼾声。托马斯除了胃的压迫感与归来后的失望感以外，觉不出一点儿同情。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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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灵与肉

　　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托马斯就是“Einmalistkeinmal”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

　　她第一次去托马斯的寓所，体内就开始咕咕咕了。这不奇怪：早饭后她除了开车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块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没吃。她全神贯注于前面的斗胆旅行而忘了吃饭。人们忽视自己的身体，是极容易受其报复的。于是她站在托马斯面前时，便惊恐地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她几乎要哭了。幸好只有十秒钟，托马斯便一把抱住了她，使她忘记了腹部的声音。

　　于是，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

　　很久以前，一个人会惊异地听到自己胸内有节奏跳动，但从不去猜测那是什么。他还不能对人这样奇怪、陌生的东西给以辨识确定。那时的人体是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而人体消失之后所留存的东西，便算是灵魂。

　　当然，今天的人体不再陌生了：我们知道在胸膛里跳动的是心脏；鼻子是伸出体外的排气管，为肺输送氧气；脸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标记着所有生理过程的仪表板，标记着吃，看，听，呼吸以及思维的情况。

　　自从一个人学会了给人体的各个部位命名，人体就好对付多了。他还得知灵魂不过是大脑中一种活跃的灰色物质。灵与肉两重性的古老命题终于被众多科学术语淹没，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浅见陋识而加以嘲笑。

　　但是，假使他的一位恋人来听他腹内的咕咕隆隆，灵肉一体这个科学时代的诗意错觉，便即刻消失。

　　特丽莎力图透过自己的身体来认识自己。正因为如此，从孩提时代起，她就常常站在镜子前。她害怕母亲发现，每次偷偷照镜子都带有一种秘密犯禁的色彩。

　　不是虚荣心使她走向镜子，而是那种看见了“我”时的惊奇。她以为透过那面部状貌看到了自己灵魂的闪光，忘记了自己不过是看见了身体机制的仪表扳。她以为鼻子是自己天性的真实表露，忘记了那玩意儿不过是给肺输送氧气的通气管。

　　久久地看着自己发呆，她不时也心烦意乱地看到自己脸上有母亲的影子。她更固执地盯着镜子，希望母亲的影子消逝而只留下她自己。每次的成功都令她陶醉：她的灵魂浮现于她的身体表面，如那些塞在底舱的水手终于冲了出来，散布在甲板上，向着长天挥臂欢呼。

　　她象她的母亲，不仅仅是模样象。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她的整个生命只是她母亲的继续，象台球桌上一个球的运动只是球员手臂动作的延续罢了。

　　这种延续是从哪儿从什么时候开始而后来变成了特丽莎的生命？

　　也许开始于特丽莎的爷爷，开始于那位布拉格生意人逢人便夸她女儿——特丽莎母亲的美丽。她母亲才三、四岁，爷爷就告诉她，说她与拉裴尔的圣母像一模一样。四岁的她便再也忘不了这句话了。她青春妙龄，坐在学校读书时，总是不听老师的课，想着与自己相象的那幅画。

　　该结婚的时候了，她有九个求婚者，围着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间象个公主，不知挑选谁好：第一个最英俊，第二个最聪明，第三个最富裕，第四个最健壮，第五个门第显赫，等六个背诗如流，第七个见多识广，第八个工于小提琴，而第九个极富有男子气。他们都用同一种姿势跪着，膝盖上的功夫相差无几。

　　她最后选中了第九个，倒不是因为他最有男子气，而是与他性交时尽管她一再叮嘱：“小心”、“多多小心啊”，他却故意不小心，使她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给他。于是特丽莎出世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众多亲戚都围在小童车旁，与孩子逗趣。特丽莎的母亲不愿逗趣，甚至根本不说话，只是牵挂着自已另外八个求婚者，看来他们都比第九个好。

　　象女儿一样，特丽莎的母亲也常常照镜子。一天，她发现眼角边有了皱纹，断定她的婚事简直毫无意义。大约也是在此时，她遇到了一个男身女气的人，此人行骗有前科，又向她隐瞒了自己的两次离婚。现在，她恨那些膝头带茧的求婚者，也极想换个位置让自己下跪，于是便跪倒在她的骗子新朋友面前，抛下丈夫与特丽莎，出走它方。

　　那个最有男子气的人变得最没有生气，他如此消沉，以至神经今今的，无事找事。心里怎么想，日里就公开说出来。当局的警察被他的胡言乱语吓坏了，把他抓了起来，审判后给了他长长的刑期。他们把他的住房封了，把特丽莎送交她母亲。

　　那个最无生气的人在铁窗里没呆多久就死了。特丽莎与母亲随母亲的骗子来到靠近山区的——个小镇住下来。骗子在一个机关里供职，母亲则在—家商店干活。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当她重新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又老又丑。

　　她意识到自己已失落一切，开始找寻罪恶的原由。人人都会这么做的。她的第一个丈夫，有男子气但未被她爱过，未能留意她床上的轻声警告；而她的第二个丈夫，没有男子气却被她爱得太多，把她从布拉格拖来这个小镇，却跟一个又一个女人往来，使她永远陷入妒嫉。她无力反抗，唯一属于她、又无法避离的人质便是特丽莎，她能以苦行赎清这一切罪孽。

　　的确，难道她不是决定了母亲命运的最主要的罪源吗？她，不就是那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谬结合吗？是的，正是从那个要命的时刻起，拙劣的弥补引起了长途赛，开始了她母亲的命运。那个时刻，叫特丽莎。

　　特丽莎的母亲无休止地提醒她，母亲就意味着牺牲一切。一个因孩子而失掉一切的女人说出这话，自然言出有据颇近真理。特丽莎总是听着，相信当母亲是生活的最高价值，而当母亲也是最大的牺牲。

　　如果一个母亲是人格化了的牺牲，那一个女儿便是无法赎补改变的罪过。

　　当然，特丽莎并不知道那天夜地母亲向父亲耳语“小心”的情景。她的负罪感如同原罪一样解释不清。她尽了一切所能来摆脱她。十五岁时，她便被母亲领出了学校，当了女招待。她愿做一切事以讨得母亲的欢心，交出全部工资，做家务，照顾弟妹，用整个星期天打扫房屋和洗东西。这真可惜，因为她是班上最有前途的学生。她渴望上进，只是这个小镇子不能使她满足。于是无论她什么时候洗衣服，盆边总搁着一本书。她去翻书页，洗衣水滴在书上。

　　家里似乎没有什么羞耻可言。母亲穿着内衣在房子里冲来冲去，有时候乳罩都不戴，夏天，有些时候则干脆完全光着身子。继父虽然不光着身子行走，可每次特丽莎洗澡，他都往浴室里钻。有一次，她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母亲就大发雷霆：“你以为你是谁？他会把你的漂亮吞了吗？”

　　（这种对立情绪清楚地表明，她对女儿的怨恨超过了对丈夫的猜忌。女儿的罪孽是无穷无尽的，甚至包括了她男人的不忠。特丽莎对解放的渴求和对自己权利的坚持——诸如锁上浴室门的权利——对于特丽莎的母亲来说，简直比她丈夫可能调戏特丽莎更令人讨厌。）

　　冬日的一天，母亲决意在灯下光着身子走走，特丽莎很快跑过去把窗帘拉上，唯恐街那边的行人看见她母亲。但她听到母亲在自己身后爆发出大笑。第二天，来了她母亲几个朋友：一位邻居，一位同事，一位女教师和其他两三个常来串门的女人。特丽莎与随同来的一位十六岁的男孩不约而同地问好，而母亲立即乘大家都在场，告诉她们特丽莎如何企图保护母亲贞洁的事。她笑了，所有的女人也都笑了。“特丽莎对人耍撤尿、要放屁的想法都不甘心承认呢，”她说。特丽莎脸红了，可她母亲还不罢休，“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并以一个响屁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有的女人又笑起来。

　　特丽莎的母亲响亮地擤鼻子，跟人们公开谈她的性生活，并且洋洋得意地展示她的假牙。她可以技艺纯熟地用舌头把那些假牙顶出来。如果嘴笑得太开，上排牙齿会落在下排牙齿上。诸如此类，给她的脸增添了一种凶狠的表情。

　　她的行为仅具有唯一的标示：抛弃青春和美丽。在九个求婚者跪在她周围的日子里，她聪明地保护着自己的裸身，这样做似乎是想努力表明她的身体在贞操方面的价值。现在，她不仅是失去了贞操，而且已经猛烈击碎了它，并张张扬扬地用新的不贞给今昔生活划一条界线，宣称青春与美丽被人们过分高估，其实毫无价值。

　　依我看来，特丽莎只是她母亲这种标示的继续，她母亲正是这样来抛弃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抛在身后远远的。

　　（如果说特丽莎有些神经质的动作，姿态缺乏某种自然的优雅，我们是不会惊讶的。她母亲傲慢、粗野、自毁自虐的举止给她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特丽莎的母亲要求公正。她想看见罪行遭到惩处清算。这就是她坚持让女儿伴着她留在那无贞洁世界里的原因。在那里，青春与美丽一文不值，世界不过是肉体巨大的集中营，人人都差不多，灵魂是看不见的。

　　现在我们比较能理解了，为什么特丽莎久久凝视和不时瞥视镜子，并有一种犯禁负疚的感觉。她是在与母亲作战，是在期待着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躯体，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隐藏在身体内的底层，羞于显露自己。

　　于是，那一天她初识托马斯，在餐馆的醉鬼们当中曲折穿行，她的躯体被盘中的啤酒沉沉地垂压，她的灵魂在胃或胰腺的什么位置。后来，托马斯叫她，那声叫唤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呼唤者既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那帮醉鬼，对他们日复一日单调的猥亵脏话也一无所知。他的上流身分使他超凡出众。

　　另外，还有些事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这个店子从未有人把书打开放在桌上。在特丽莎的眼里，那些书是友谊默契的象征。她也爱读书，她只有一件武器来与这个包围着她的恶浊世界相对抗：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小说。她读了大量小说，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这些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能使她摆脱无聊生活的虚幻可能性，作为一种物体，它们还有着另一种意义：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一百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使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把书比作公子们的华美手杖还不很准确。手杖不但使主人区别于其他人，还使它的主人新派、时鬃。书使特丽莎与众不同，却是过时的时尚了。当然，她还太年轻，看不到她在别人眼里的老时鬃意昧。她居然认为年轻人走路时戴着个收音机耳机实在傻气，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个唤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时又是个与她有友谊默契的人。他唤她的声音是和善的，于是，特丽莎感到她的灵魂从血管里和毛孔里冲出体外，向他展示开来。

　　托马期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开始想到他与特丽莎的结识只不过是六个极其偶然机遇的结果，总觉得有些不安。

　　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才更见意义重大和值得注意么？

　　机遇，只有机遇才给我们启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预期的事情，日日重复的事情，总是无言无语，只有机遇能劝我的说话。我们读出其中含义，就如吉普赛人从沉入杯底的吻啡渣里读出幻象。

　　托马斯出现在餐馆里的特丽莎面前是绝对偶然的。他坐在那儿，展卷读书，突然接头看见了她，微笑着说：“请来一杯白兰地。”

　　那一刻，收音机碰巧在放音乐。她去柜台后面倒白兰地，顺手将音量调大了一些。她听出是贝多芬。自从布拉格的某一个弦乐四重奏演出队到他的镇上演出以来，她便知道了贝多芬的音乐。特丽莎（如我们所知，她总是渴望“上进”）去明了音乐会。大厅里几乎是空的，除她以外，听众只有当地药技师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们面对着台下一支“三重奏”的观众团，还是好心地没有取消演出。他们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乐曲。

　　后来，药剂师邀请乐手们吃饭，也叫了观众席中这位女孩子同往。从那的起，贝多芬便成了她对世界另一个面的想象，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努力想弄懂这个机遇的启示：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这是多么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们都寓含在机遇之中。如果爱情是不能忘怀的，机缘一定会立即展翅向它飞落，象鸟儿飞向方济各翅膀。

　　他把她唤转来付酒钱，合上书（友谊默契的象征）。她想问问他读的什么书。、“你能把酒钱记在我帐上吗？”他问。

　　“可以的。”她问，“你住几号房间？”

　　他把钥匙给她看，钥匙系在一个木牌子上，上面画了个红色的六宇。“怪了，”她说，“六。”

　　“有什么奇怪的？”他问。

　　她突然记取父母离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可她回答说：“你住在六号房，而我的班六点钟完。”（我们据此可以称赞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车七点开。”陌生人说。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给了一张账单请他签字，又将其交至服务台。等她干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么？她兴奋地离开旅馆。

　　旅馆对面是一个荒芜的小公园，破败得只能在这肮脏小镇上找到。但对特丽莎来说，它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小岛：那里有草地，有四棵白杨树，有几条长凳，有一树垂柳，还有一点儿叫连翘的灌木丛。

　　他坐在一张黄色的长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大门。天，正是她以前读书时常坐的那张凳子！于是她知道（机缘的鸟儿开始在她的肩头闪闪发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运。他叫住她，邀请她坐在自己身边。（她灵魂的水手们已经冲上她身体的甲板了。）然后，她送他走列车站，他把名片给了她以示告别：“如果你偶然有机会来布拉格的话……”

　　他在最后一刻塞给她的远不止一张名片，而是

　　对所有机缘的召唤（那本书，贝多芬，数字六，黄色的公园长凳）。这一切给了她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也许正是这些机缘（相当平常简单，顺便说，

　　甚至无多兴味，却是人们在这毫无生气的小镇里所期望的），使她爱情萌动，并给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无怠倦。

　　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过，我们称之为巧合。“巧合”是指两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时发生了，相遇了：托马斯出现在旅馆餐厅的同时，收音机里播放贝多芬。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大量的这样的巧合。如果托马斯坐的席位被当地屠夫占了，特丽莎就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尽管贝多芬与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爱情加强了她对美的敏感，也就忘不了那音乐；无论什么时候听到它，都会被深深打动。那一刻发生在她周围的一切皆因为音乐而生辉，而显得美好起来。

　　在特丽莎去见托马斯时腋下夹的那本小说中，安娜与沃伦斯基是在一种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们俩在火车站相见，其时有一个人被火车轧死。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车下。这是文章的对应——如音乐中开头与结尾有着同一动机也许显得太小说味了一些，我也同意这么说。但是得有个条件，就是别把那些“虚假的”、“杜撰的”、“违背生活真实”的概念，也用在“小说味”这个词语上。因为人类的生活确切地说，就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

　　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为美感所导引，把一件件偶发事件（贝多芬的音乐，火车下的死亡）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各人生活的乐曲中取得一个永恒的位置。安娜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自杀，但死和火车站的动机，与爱的诞生有着不可忘怀的联系，并且在她绝望的时刻，以黑色的美诱惑着她。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各人总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生活。

　　指责小说中用神秘的巧合来迷惑人，是错误的（象安娜与沃伦斯基相遇，火车站，死，或者贝多芬，托马斯，特丽莎以及那白兰地）。指责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巧合视而不见，倒是正确的。他们这样做，把美在生活中应占的地位给剥夺得干干净净。

　　机缘之鸟落在肩头，驱使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也没跟母亲说，便登上火车夫布拉格。途中，她多次去盥洗间照镜子，乞求自己的灵魂不要离弃她身体的甲板，这是她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呀。她仔细瞧着自己，突然惊慌地感到喉头有些痒，在性命攸关的日子里她会碰上什么恶运吗？

　　可是没有转回的余地了，于是她从车站向他挂了电话。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她的肚子却开始可怕地咕咕隆隆起来。她努力克制着，感到自己似乎把母亲藏在胃里带来了，是母亲的狂笑企图毁了她与托马斯的相见。

　　几秒钟了，她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肚子里粗鲁的声音把她撵出去，可是，他把她揽在怀里。她感激对方不计较可恨的咕咕声，泪眼模糊，热烈地吻他。还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做起爱来。她在做爱时发出尖叫，以后就发烧。她被流感击倒，那根往肺里送氧气的排气管给堵住了，红了。

　　她第二次来布拉格，带上了一口沉重的箱子。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她决意不再回那个小镇。他邀请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当夜，她便住进一间便宜的旅店，次日把箱子寄存在车站后，腋下夹着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荡了一整天。即使在她按门铃以及他打开门之后，她都不愿丢开这本书。这本书就象是进入托马斯世界的通行证。她明白，除了这可怜的通行证以外，她一无所有。一想到这儿她就想哭。为了不使自己哭出来，她大声

　　说了那么多话，还笑了。他立刻又一次拥抱了她，然后做爱。她象进入一片茫茫云雾，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尖叫声外，什么也看不见。

　　这不是叹息，不是呻吟，是一种真正的尖叫。叫得那么厉害，托马斯不得不把头偏离她的脸，惟恐声音太近会震破耳膜。这叫声不是一种肉欲的发泄。

　　肉欲是各种感觉的总动员：当一个人激动亢奋地观察对象时，会极力捕捉每一种声响。而她的尖叫旨在削弱各种感觉，消除听力和视力。事实上，她所叫唤的是她那纯真理想主义的爱情，并试图以此来消除一切矛盾，消除灵与肉的双重性，甚至消灭时间。

　　她的眼睛闭上了吗？没有。但它们没有看任何地方，久久停留在房顶的一片空白之中。不时疯狂地把自己的头从一边扭到另一边。

　　她叫完了，便握着他的手在他身旁睡着了，整夜地握着，

　　还在八岁时，她便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睡觉，并使自己相信，她握的这只手属于她爱的一位男人，她的终身伴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了，她梦中如此顽强地握着托马斯的手，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就训练出了这一习惯。

　　一个被迫终日给人上酒、给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能去追求“上进”——势必积存着极大的生命潜在力。这种力是那些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大学生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特丽莎读得比他们多，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特丽莎投入布拉格新的生活中，其热情是狂乱而不稳定的。她似乎在等待着某一天，什么人过来说：“你在这儿干嘛？回你的老地方去吧！”她对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绳子上：托马斯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个声音曾经把她那怯懦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

　　特丽莎在一间暗室里有了一份活，但这不够，她还想拍照，而不光是冲冲洗洗。托马斯的朋友萨宾娜借给她三、四本著名摄影家的专著，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使她对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从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

　　多亏萨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定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那天晚上，她和托马斯与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庆贺她的升迁。人人都跳了舞，托马斯却开始生闷气。回家后经她再三刺激，他才道出是因为看到她与他的同事跳舞而嫉妒。

　　“你说你真的是嫉妒吗？”她不相信地问了十多次，好象什么人刚听到自己荣获了诺贝尔奖的消息。

　　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开始在房子里跳起舞来。她不是采用她在酒吧里的那种舞步，更象村民的波尔卡舞或一种瞎闹时的欢蹦乱跳。拖着托马斯，腿在空中飞扬，躯身满屋子乱转。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她自己也开始妒嫉起来。而托马斯没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诺贝尔奖，却看成了负担，一个直到他死都压着他的负担。

　　她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绕着游泳池行定，悬挂在圆形屋顶上篮子里的托马斯，冲着她们吼叫，要她们唱歌、下跪。只要一个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开枪。

　　让我回到这个梦里。梦的恐惧并不是始于托马斯的第一声枪响，而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与一群女人一起裸身列队行进，这在特丽莎那里是恐怖的典型意象。在家里的时候，母亲就不让她锁浴室门，这种规定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与别人的没什么两样，你没有权利羞怯，没有理由把那雷同千万人的东西藏起来。在她母亲眼中，所有的躯体并无二致，一个双一个地排队行进在这个世界上面已。因此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把裸身看成集中营规范化的象征，耻辱的象征。

　　梦的开头还有另一种恐怖：所有的女人都得唱！她们不仅仅身体一致，一致得卑微下贱；不仅仅身体象没有灵魂的机械装置，彼此呼应共鸣——而且她们在为此狂欢！这是失去灵魂者兴高采烈的大团结。她们欣然于抛弃了灵魂的重压，抛弃了可笑的妄自尊大和绝无仅有的幻想——终于变得一个个彼此相似。特丽莎与她们一起唱，但并不高兴，她唱着，只是因为害怕，不这样女人们就会杀死她。

　　可托马斯把她们一个个射翻在水池中死去，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些女人为她们的共同划一而兴高果烈，事实上，她们又在庆贺面临的死亡，行将在死亡中实现更、绝对的同一。托马斯的枪杀，只是她们病态操演中的极乐高潮而己。每一声枪晌之后，她们爆发出高兴的狂笑，每一具尸体沉入水中，她们的歌声会更加响亮。

　　但为什么执行枪杀的是托马斯呢？又为什么托马斯一心要把特丽莎与那些人一起杀掉呢？

　　因为他是送特丽莎加入她们一伙的人。这就是这个梦所告诉托马斯的，而特丽莎自己所不能告诉他的。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是，他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她老是梦见三个连续的场景：首先是猫儿的狂暴，预示着她生活中的苦难；接着是幻想中多样无穷的死；最后便是她死后的生存，其时，耻辱已变成了一种永恒状态。

　　这些梦无法译解，然而给托马斯带来了如此明白无误的谴责，他的反应只能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抚摸着她的手。

　　梦是意味深长的，同时又是美的。这一点看来被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漏掉了。梦不仅仅是一种交流行为（如果你愿意，也可视之为密码交流）；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幻想游戏，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游演算我们的梦证明，想象——梦见那些不曾发生的事。是人类的最深层需要。这里存在着危险。如果这些梦境不美，它们就会很快被忘记。特丽莎老是返回她的梦境，脑海里老是旧梦重温，最后把它们变成了铭刻。而托马斯就在特丽莎的梦呓下生活，这梦呓是她梦的残忍之美所放射出来的催眠迷咒。

　　“亲爱的特丽莎，甜美的特丽莎，我正在失去你吗？”有一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家酒店里，他说，“每一夜你都梦见死，好象你真的愿意告别这个世界……”

　　那是在白天，理智与意志又回来了。一滴红色的葡萄酒馒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无办法，托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对我的不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望着他，眼里充满了爱，但是她害怕即将到来的黑夜，害怕那些梦。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与黑夜在抗争。

　　不论谁，如果目标是“上进”，那么某一天他一定会晕眩。怎么晕法？是害怕掉下去吗？当了望台有了防晕的扶栏之后，我们为什么害怕掉下去呢？不，这种晕眩是另一种东西，它是来自我们身下空洞世界的声音，引诱着我们，逗弄着我们；它是一种要倒下去的欲望。抗拒这种可怕的欲望，我们保护着自己，

　　那些裸体女人围着游泳池行进，那些棺材里的尸体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经逃离，但这个世界神秘地召唤她回来。这些就是她的晕眩：她听了一种甜美的（几乎是欢快的）呼唤，重新宣读了她的命运和灵魂，听到了没有灵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唤她。虚弱的时候，她打算响应这一召唤，回到母亲那里去；打算驱散她身体甲板上灵魂的水手们；打算趋就到母亲的朋友们中间去，当有人放响屁时跟着笑；还打算和她们一起围着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确，直到特丽莎离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亲。可我们也不要忘记，她同时没有一天不是爱她的。只要母亲用一种爱的声音说话，她愿意为母亲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气离开母亲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从未听到那种声音。

　　特丽莎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专横对女儿不再起作用时，便开始给她写一些发牢骚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体以及孩子，并让特丽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亲人。特丽莎想到，二十中后她终于听到了母亲爱她的声音，她想回到母亲身边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眼下感到如此虚弱，被托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这暴露了她的无能，这种无能总是导向晕眩，导向不可战胜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消息变成了她对托马斯不忠的绝望反叛。她自责地对自己说，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母亲，可那个男人并不爱她。她愿意忘记母亲对她施及的一切磨难。她现在已能设身处地对母亲有所理解；她们置身于同样的处境：母亲爱她的继父，正如她爱托马斯，而继父用不忠的行为来折磨母亲，正如托马斯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她。造成母亲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丽莎告诉托马斯她母亲病了，她要花一个星期去看她。她的声音里充满恶意。

　　托马斯反对她去，感觉到她回到母亲那儿去的真正动因不过是晕眩。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挂了个电话，查找全镇关于癌症的详细记载，不难发现特丽莎的母亲根本没有癌症的怀疑，甚至一年多来从未看过病，

　　特丽莎顺从托马斯没有去探视母亲。可几个小时之后，她摔倒在大街上，伤了膝盖。她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

　　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地耐心把她扶起来，

　　“我想与你在我的画室里做爱。那儿象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景观对特丽莎来说已失去了初始的残酷，甚至开始使她有些兴奋。她与托马斯做爱，总是小声地向他叨念那些细节。

　　随后，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马斯的不忠而不去责怪：他只须带着她，带着她去与情妇幽会！她的身体也许又会成为她们中间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

　　另一个自我。“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给她们洗澡，然后把她们带给你……”他们紧紧楼抱在了起时，她总是如此低语。她期望着他们两人融合成一个两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将成为他们的玩物。

　　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托马斯根本不愿理解这一点，特丽莎却无法摆脱它。她试图培养自己与萨宾娜的友谊，开始主动为萨宾娜照相什么的。特丽莎应邀去萨宾娜的画室，终于看到了这间宽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宽，讲台一样的床。萨宾娜把斜靠着墙的画展示给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没到这里来过。”她甚至搬出她在学校时画的一张旧画：正在建设中的炼钢厂。那时是最严格的现实主义教育时期（据说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以当时争强好胜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师还“严格”，作画时隐藏了一一切笔触，画得几乎象彩色照片。

　　“这张画，我偶然滴了一点红色颜料在上面。开始我叫苦不迭，后来倒欣赏起它来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来象一道裂缝。它把这个建筑工地变成了一个关合的陈旧景幕，景幕上画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开始来玩味这士道裂缝，把它涂满，老想着在那后面该看见什么。这就开始了我第一个时期的画，我称它为‘在景物之后’。当然，我不能把这些画给任何人看，我会被美术学院踢出来的。那些画，表面上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实主义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缝的景幕后面，隐藏着不同的东西，神秘而又抽象的东西。”

　　停了一下，她又说：“表面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谎言，下面却是神秘莫测的真理。”

　　特丽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在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她开始领悟萨宾娜的作品，过去的和现在的，的确在处理着同一观念，融会着两种主题，两个世界。它们正如常言所说，都有双重暴光。一张风景画同时又显现出一盏老式台灯的灯光。一种由苹果、坚果以及一小梯缀满烛光的圣诞树所组合的田园宁静生活，却透现出一只撕破画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对萨宾娜的倾慕之情，因为萨宾娜把她当一个朋友。她的倾慕使畏怯和猜疑缓解了，变成了友谊。

　　她几乎忘记了自已是来拍照的。萨宾娜不得不

　　提醒她。特丽莎终于把视线从那些画上移开，投向那张摆在房子中央的、讲台一样的床。

　　床的旁边是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人头模型，那种理发师们用来放假发的头型。萨宾娜的假发架上没有假发，倒套着一顶圆顶礼帽。“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说。

　　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圆顶礼帽——特丽莎只在电影里见过，就是卓别林戴的那种。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来打量了一阵，说：“愿意让我拍一张你戴着它的照片吗？”

　　这个主意让萨宾娜笑了好久。特丽莎把礼帽放下，拿起照相机开始拍。

　　约摸拍了一个小时，她突然问：“照点裸体的怎么样？”“裸体照？”萨宾娜笑了。“是的，”特丽莎更大胆地重复她的建议，“裸体的。”

　　“那得喝酒。”萨宾娜把酒瓶打开了。

　　特丽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虚弱起来，也突然结结巴巴起来。萨宾娜端着酒走来定去，谈起了她爷爷，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萨宾娜从未见过他，他所留下的东西就是这顶礼帽以及一张与那小城里的显贵们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们站在台上干什么，也许他们在主持某个仪式，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纪念碑揭幕，那个人或许也曾戴过一顶圆顶扎帽出席过某个公众仪式。

　　萨宾娜不断地讲礼帽，讲她爷爷，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说：“我马上就转来。”说完闪进了浴室。

　　她穿着浴衣走了出来，待特丽莎举起相机选择镜头，她把浴衣打开来。

　　这部照相机既是特丽莎观察托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块面纱。

　　萨宾娜花了点时间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得多。又花了几分钟摆弄姿态，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

　　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深刻记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对托乌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的命令，两个女人被这同一个有魔力的宇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是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出入意外，温和而又坚定，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而且他还保持着一定距离：那时候他从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特丽莎，尽管说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语，可那是命令，她从未拒绝服从过。现在听到这个命令，她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服从欲望。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疯野；而从一个来自女人而非男人的这种命令，疯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热。待萨宾娜接过照相机，特丽莎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面前，一副缴了械的样子。的确也是缴了械：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萨宾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马斯情人的怜悯。这个美丽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对面的时刻永远不要完结。

　　我想，萨宾娜也被这奇特的场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不过按了两三次快门以后，她几乎被自已的迷醉吓住，为了驱散它，便高声大笑起来。

　　特丽莎也笑了，两人穿上衣服。

　　以往沙俄帝国的一切罪行都被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一百万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万波兰人的被杀害，以及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的镇压……这些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资料。迟早这一切将被宣布为捏造的事实。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样，全世界的档案库中都留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照片和电影片。

　　捷克的摄影专家与摄影记者们都真正认识到，只有他们是最好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连续几天了，特丽莎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说的，入侵并不仅仅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仇恨的狂欢，充满着奇怪的欢欣痛快。

　　她带了五十张自己全力精心处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给了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她，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

　　“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反驳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俄国撤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那是你们不能相信的！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编辑很乐意一位劲冲冲的妇女走进办公室，打断谈话。那女人递给他一个夹子，说：“这是裸体主义者的海滩杰作。”

　　编辑相当敏感，怕这些海滩裸体照片会使一个拍摄坦克的捷克人感到无聊。他把夹子放到桌子远远的另一头，很快对那女人说：“认识一下你的捷克同事吧，她带来了一些精彩的照片。”

　　那女人握了握特丽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也看看我的吧。”她说。

　　特丽莎朝那夹子倾过身子，取出了照片。

　　编辑差不多在对特丽莎道歉：“当然，这些照片与你的完全不一样。”

　　“不，它们都一样。”特丽莎说。

　　编辑与那摄影师都不理解她的话，甚至我也很难解释她比较这些裸泳海滩和俄国入侵时心里在想些什么。看完照片，她的目光停留于其中一张。上面是一个四口之家，站成一圈：一个裸体的母亲靠着她的孩子们，巨大的奶头垂下来象牛，或者羊的奶子。她丈夫以同样的姿势依靠在另一边，阴茎和阴囊看上去也象牛或羊的小乳房。

　　“你不喜欢它们，是吗？”编辑问。

　　“都是些好照片。”

　　“她给这样的题材震住了。”那女人说，“我一看你，就敢说你一定没有去过裸泳海滩。”

　　“没有。”特丽莎说。

　　编辑笑道：“你看，多容易猜出你是从哪里来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极端清教徒的。”

　　“裸体可没有错，”这位女人带着母性的柔情说。“这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东西都是美的。”

　　特丽莎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母亲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情景，还有她自己跑过去拉窗帘以免邻居看到她裸身的母亲。她仍然能听到身后的哈哈大笑。

　　女摄影师邀特丽莎去杂志社的自助餐厅喝咖啡：“你那些照片，真有趣，我不得不注意到你拍女人身体时了不起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些女孩子的挑逗姿态！”“在俄国坦克前吻着行人的姑娘？”“是的。你应该是第一流的时髦摄影家，知道吗？你最好首先得当当模特儿，象你这样的人就该碰碰运气。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夹子照片，给新闻部门看看。当然，要出名还得一段时间。但现在我可以为你做点事：把你推荐给花卉栏目的主编，他也许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么的照片。”

　　“非常谢谢你。”特丽莎真心地说。很明显，坐在对面的女人一片好心。但她随后又问自已，为什么要去拍那些那些仙人球？她无意象在布拉格那样来闯遍苏黎世，为职业和事业奋斗，为每一幅作品的发表面努力。她也从无出自虚荣的野心。她所希望的一切，只是逃离母亲的世界。是的，她看得绝对清楚；无论她是多么热衷于拍照，把这种热情转向别的行当也是同样容易的。摄影只是她追求“上进”以及能留在托马斯身边的一种手段。

　　她说：“我丈夫是位大夫，能够养活我。我并不需要摄影。”

　　女摄影师回答：“我看不出你拍下这么美的照片之后，能放弃这个行当。”

　　是的，关于入侵的照片又是另一回事了。她不是为托马斯而拍的，而是出于激情。不是对于摄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种激越的憎恨。时过境迁了，她出于激情拍下的这些照片任何人也不会再要它们了，因为它们不入时。只有仙人球的照片才是永远有吸引力的。可仙人球对她来说，不能引起丝毫兴趣。

　　她说：“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宁愿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那女人说；“你坐在家里，会感到充实吗？”

　　特丽莎说：“比拍仙人球更充实。”那女人说：“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着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为了丈夫生活，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

　　特丽莎突然生气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

　　女摄影师好心地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快

　　乐？”特丽莎还在生气，说：“当然，我快乐！”那女人说：“只有一种女人能这么说，这种人过于……”她停了停。特丽莎替她说完：“被束缚。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着自己，说：“不是被束缚，是生错了时代。”“你说得对，”特丽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丈夫正是这样说我的。”

　　托马斯整天都呆在医院，把她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不过，她至少还有卡列宁，可以带着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头啃啃德文和法文语法，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她完全忘记了他的话，却仍然记得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逮捕了他，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把他扣押在乌克兰的山里达四天之久，扬言要处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处死匈牙利的纳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脸，换衬衫戴领带，告诉他作出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对面，难命是从。

　　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出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部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感到耻辱，被他的软弱所激怒。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感了，“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强手都是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格特丽莎与托马斯赶到这个国家来的软弱，现在突然吸引着她。她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她的营垒是软弱的，她的祖国是软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软弱，软弱得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喘息。

　　她发现自己象被晕眩征服一样，又被这种软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为感到自己软弱。她又开始嫉妒，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样握住她的手，用力抚摸着使它们平静。她却把手抽出来。

　　“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

　　“你要我怎么办？”

　　“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变得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

　　卡列宁不喜欢变动，对搬往瑞士并不欢天喜地。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连续运动依次前推，倒象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跃——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托马斯与特丽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动一下花瓶，卡列宁都显得不高兴，因为这打乱了他的时间感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弄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露一手显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是他们生活的计时器。绝望的时候，她总是提醒自己，为了他也必须挺下去。因为他比她更软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更软弱。

　　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问是谁，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德语找托马斯，语气不耐烦，特丽莎感到有一种嘲弄的味道。她说托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一头的女人笑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接上了话筒。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

　　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

　　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是强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

　　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晕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你去过杂志社啦？”

　　“打了一个电话。”

　　“是吗？”

　　“没有什么事干，我在等着。”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

　　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丽莎很快也醒了（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噪音使人无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而回来的，因为她，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而她要对他负责。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来胜任地肩负这种责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教堂的钟正敲六点。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点。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的凳子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沈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眼含泪花，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感到说不出的抉乐。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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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误解的词

　　日内瓦是大大小小的喷泉和公园之城，公园的室外演奏台不时飘来音乐声。这所大学就隐没在树丛里。弗兰茨刚讲完下午的课，走出大楼，碰上洒水车正在浇洒草地。他心情极好，正要去见他的情妇。她的住处离这里只隔了几条街。他常常顺便去看她，但只是作为一位朋友，没有性的要求。如果他们在日内瓦她的画室里做爱，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于两个女人，即妻子与情人之间。日内瓦还保留着法国的传统，夫妻得睡一床。几个小时之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张女人的床，他觉得不论对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种耻辱，最终对他也是一种耻辱。

　　他爱这个女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种爱对他来说如此宝贵，他想在他的生活中为她创造出一块独立的天地，一片纯净的禁区。外国大学邀他讲学，现在他全部应允下来。这些还不够满足他新产生的旅行癖，他又开始以一些代表会和座谈会为借口，作为他近来不回家的理由。他的女友时间安排很灵活，可以伴他同赴所有真真假假的演讲活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带她见识了许多欧洲城市和一个美国城市。

　　“十天后你愿去巴勒莫吗？”弗兰茨问。

　　“我更喜欢日内瓦。”她回答。正站在画架前仔细审视一幅作品。

　　“你一生怎么能不去看看巴勒莫？”弗兰茨轻轻地试探道，

　　“我见过巴勒莫了。”她说。

　　“见过？”他语气中露出嫉妒。

　　“一个朋友曾经从那儿给我台来一张明信片，就贴在卫生间，你没注意？”

　　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本世纪初，那里住了一位诗人，老得走不动了，只能让他的抄写员扶着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写员说：‘先生，看，天上有什么！那是飞过这座城市的第一架飞机。’可这位诗人连眼皮都没有抬，说：‘我对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对

　　巴勒莫也自有想象。它和其它所有的城市一样，有同样的旅馆和汽车，而我的画室总是有新的，不同的种种图像。”

　　弗兰茨有些沮丧。他已经慢慢地习馈了把他用的爱情生活与出国旅行联系起来，说“让我们去巴勒莫吧”，无疑是向她表示性爱的明确信号；而她说“我更喜欢日内瓦”，无异于说：他的情人不再爱他。

　　他怎么会对她这么摸不透？她从未使他有丝毫忧虑之理！事实上，她是一个见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动的人。他长相很好，学术事业也处于巅峰时期，在专业座谈会上与学术辩论会上所表现的傲气与锐气使同事们都害怕，然而他为什么要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

　　我猜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弗兰茨的爱情不是他社会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爱情只是他乞求对象怜悯的一种欲望。他自己就象一个被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打击降临时他也就无所惊奇。所以我说，对弗兰茨而言，爱情意味着对某种打击的不断期待。

　　正当弗兰茨伤心失意的时候，他的情人把笔放下了，走到另一间房里，拿来一瓶酒，一句话没说便开了瓶盖倒了两杯。

　　他立即感到轻松，还有点好笑。这句“我更喜欢日内瓦”并不意味着对方拒绝做爱，相反，只是意味着她厌倦于把做爱与国外城市捆在一起。

　　她举起酒杯一干而尽。弗兰茨也喝光了，自然高兴异常。即便把对方不愿去巴勒莫看成实际上爱的呼唤，他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情人看来执意要突破他在两人关系中设置的纯洁地带，未能理解他使这种爱摆脱庸俗的尝试，未能理解他把这种爱与他的婚姻家庭彻底划清界线的企图。

　　禁止自己与画家情妇在日内瓦做爱，实际上是他娶了另一个女人的自行惩罚。他感到一种背叛的内疚。与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与妻子仍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来，吸入对方身体的气息。真的，他宁愿一个人睡，可结婚的床仍然是婚姻的象征，我们知道，象征性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每当他躺在妻子旁边，便想起情人会想象他与妻子同床共枕的情景，而每当他想到她，他就感到羞耻。那就是为什么他总希望与妻子睡觉的床和与情人做爱的床，在空间上要离得越远越好。

　　他的画家情人给她自己倒了另一杯酒，喝光，仍然一言不发，带着难以揣测的冷漠，慢慢脱掉了短外套，似乎完全无视弗兰茨的存在。她就象一个当着全班即兴表演的学生，要让全班相信她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没有人看着她。

　　她穿着裙子和乳罩站在那里，突然，她（似乎想起她并非一个人在屋子里）久久地盯着弗兰茨。

　　这种眼光使他迷惑，他不能明白其中含义。所有的情人都是从一开始就无意识地建立起他们的各种约定，而且互不违反。她刚才盯着他的目光却是约定之外的东西，与平时做爱时的眼光神态毫无共通之处，既不是挑逗，也不是调情，纯粹是一种疑惑询问。问题在于，弗兰茨对它问的什么一无所知。

　　她从裙子里退身出来，拉着他的手带向靠墙的一面大镜子。她没让他的手抽出，以同样的疑问的眼光久久打量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又看他。

　　镜子旁边放着一个套了顶旧圆顶黑礼帽的假发架子。她弯腰取来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镜子里的形象立即变了：一位身着内衣的女人，一位美貌、茫然而冷摸的女人戴着一顶极不适当的圆顶礼帽，握着一位穿着灰色西装和结着领带的男子的手。

　　他实在无法理解情人，只得窘迫地笑了笑。她的脱衣不太象是性挑逗似的额外小把戏，或一次偶然的双份赏赐。他微微笑着表示理解和赞同。

　　他期待情人也对他报以微笑，但她没有，只是拉着他的手，站在那儿盯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看他。

　　事儿开始了，又结束了，他这才开始感到那玩笑（他愉快地想到玩笑本身以及事后的感受都很美妙）拉的时间太长了。他温和地用两个手指托起礼帽的帽沿，微笑着从萨宾娜头上取下来，放回到假发架子上，好象他是在抹掉哪个顽皮孩童涂在圣母玛丽亚像上的胡子。

　　几秒钟过去，她仍然一动不动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弗兰茨温情地俯吻她，再次求她十天后与他一起去巴勒莫。这一次，她明确表示同意。然后，他走了。

　　他又处于极佳心境。被他一生都诅咒为无趣都市的日内瓦，现在看来也显得漂亮而充满奇遇。他站在街上，回头看了看那画室宽大的窗户。春末的天气很热，所有的窗户都加了百叶天篷。他又朝公园走去，公园的尽头，东正教教堂的金色圆顶朝上竖立，象两颗镀金的炮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悬挂而没有马上倒塌下来。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接着走下堤岸，乘公共交通渡船驶向湖的北岸，回家。

　　现在就剩萨宾娜自己了。她还是只穿着内衣，回到镜子前，把礼帽又戴上，久久地看着自己，对自己多年来只是为了追寻那失去了的一瞬间而感到惊讶，

　　许多年以前，这顶礼帽曾使托马斯拜访她画家时兴致盎然。他戴上帽子，从大镜子里去看自己，镜子也象在日内瓦一样是靠着墙的。他想看看自己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市长是什么摸样。萨宾娜开始脱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头上。他们都站在镜子面前（每次她脱衣时他们总是站在镜子面前），看着他们自己。她脱掉了内衣，头上仍然戴着帽子，在这一瞬间，她意识到他们俩都被镜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动了。

　　什么能使他们如此激动？几分钟前她也戴着帽子，看起来只不过是个玩笑而已。激动与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吗？

　　是的。他们通过镜子互相观看，最初几秒钟看到的只是一种笑剧场面，突然，笑剧被一种激动所覆盖：圆顶礼帽不再意味着玩笑，而是意昧着强暴，强暴萨宾娜，强暴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她看到自已赤裸的双腿以及从薄薄短裤里隐约透出的阴毛三角区。女式内裤增添了她女性的腿力，可硬帮邦的男子礼帽对她的女性魅力给以否决，亵渎，以及嘲弄。托马斯穿戴整齐地站在身边，这一事实意昧着他们俩所看到的已远非某种纯净的玩笑（如果一直是玩笑，他后来也会不得不脱衣、戴帽什么的）；而是一种耻辱。她不但没有唾弃它，反而自豪地挑逗池把它玩味个够，玩昧它的全部价值，好象服从自己的意志去接受公开的强奸。突然，她不耐久等，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板上，不顾帽子滚到桌下，两人在镜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滚起来。

　　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

　　首先，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那位十九世纪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长。

　　第二，这是她父亲的纪念物。埋葬了父亲质，做哥占古了父母的全部财产，她拒绝不顾廉耻去捍卫一己之权利，便嘲讽地宣称她愿意要这顶礼帽作为难一的遗产。

　　第三，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

　　第四，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她移居时没带多少东西，而带了这又笨又不实用的东西，意昧着她放弃了其它更多实用的东西。

　　第五，现在她佳在国外，这顶帽子成了一件伤感物。她去苏黎世见托马斯，就带着这顶帽子，打开旅馆房门时头上也正戴着它。可有些她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这顶帽子不再新鲜有趣和刺激性欲，仅仅变成了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他们俩都感动了。他们象是第一次做爱，不是一种猥亵的性游戏。这次见面也不是他们性交往的一种继续，不能象以面那样每次都有机会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乱。这次会见是一种时间的回复，是他们共同历史的赞歌，是那远远一去不可回的没有伤感的过去的伤感总结。

　　这顶礼帽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每次都有不同随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象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两次定入同一条河流”）：这顶帽子是一条河床，每一次萨宾娜走过都看到另一条河流，语义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义，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象回声，象回声的反复激荡），与新的含义混为一体。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会产生共鸣，增添着浑然回声的和谐。托马斯与萨宾娜在苏黎世的旅馆里被这顶帽子的出现所感动，做爱时几乎含着热泪，其原因就是这黑色的精灵不仅仅是他们性爱游戏的遗存，而且是一种纪念物，使他们想起萨宾娜的父亲，还有她那位生活在没有飞机与汽车时代的祖父。现在，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也许比较能理解萨宾娜与弗兰茨之间的那道深渊了：他热切地听了她的故事，而她也热切地听了他的故事。但是，尽管他们都明白对方言词的逻辑意义，但不能听到从它们身上淌过的语义之河的窃窃细语。所以，当她戴着这顶礼帽出现在他面前，弗兰茨感到不舒服，好象什么人用他不懂的语言在对他讲话；既不是猥亵，也不是伤感，仅仅是一种不能理解的手势。他不舒服是因为它太缺乏含义。

　　人们还很年轻的时候，生命的乐章刚刚开始，他们可以一起来谱写它，互相交换动机（象托马斯与萨宾娜相互交换礼帽的动机），但是，如果他们相见时年岁大了，象萨宾娜与弗兰茨那样，生命的乐章多少业已完成，每一个动机，每一件物体，每一句话，互相都有所不一样了。

　　如果我把萨宾娜与路兰茨的谈话记下来，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算了，就编本小小的词典，也就够了。

　　误解小辞典“女人”

　　萨宾娜并没有选择一个作女人的命运。我们所没有选择的东西，我们既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也不是自己的过错。萨宾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非已所择的命运。在她看来，反抗自己生为女人是愚蠢的，骄傲于自己生为女人亦然。

　　他们初交时，弗兰茨以一种奇怪的强调性口吻宣称：“萨宾娜，你是个女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一本正经地强调这众所周知的事实。只到近来，她才明白了“女人”这个词的含义，明白了他何以作那么不同寻常的强调。在他眼中，女人不仅意味着人类两性之一，这个词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任何妇女都堪称为女人。在弗兰茨眼中，如果萨宾娜是一个女人，他妻子克劳迪又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结识克劳迪几个月之后，她威胁他说，如果他抛弃她，她便自杀。弗兰茨被她的威胁迷惑了。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克劳迪，但被对方的爱蒙骗了。他感到自己配不上这么伟大的爱，感到自己欠了她一个深深的鞠躬。

　　他回报鞠躬如此之深竟是娶了她。尽管克劳迪再末重视过那种伴以自杀威胁之词的热烈情感，而他的心中却记忆长存，思虑常驻：决不能伤害她，得永远尊敬她内在的女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公式：不是“尊敬克劳迪”，而是“尊敬克劳迪内在的女人”。

　　如果克劳迪本人便是女人，那么谁是他必须永远尊敬的那个隐藏在她身内的女人呢？也许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他的母亲。他决不会想到说，他尊敬他母亲身内的女人。他崇拜母亲，不是母亲身内的什么女人。他的母亲与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是一回事，全然一致。

　　他十二岁那年，母亲被弗兰茨的父亲抛弃，突然发现自己很孤单。孩子怀疑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了，可母亲怕使他不安，用温和而无关紧要的话掩盖了这一幕。父亲走的那一天，弗兰茨和母亲一起进城去。离家时，他发现母亲的鞋子不相称，犹豫不决，想指出她的错误，又怕伤害她。在他与母亲一起在城里走的两个钟头，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的脚。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难受意昧着什么。

　　忠诚与背叛

　　从孩提时代到陪伴她走向墓地，他始终爱她。记忆中的爱也是连绵不绝。这使他感到忠诚在种种美德中应占最高地位：忠诚使众多生命连为一体，否则它们将分裂成千万个瞬间的印痕。

　　弗兰茨常跟萨宾娜谈起他母亲，也许他有一种无意识的用心：估摸着萨宾娜会被他忠诚的品行历迷住，那样，他便赢得了她。

　　他不知道，更能迷住萨宾娜的不是忠诚而是背叛。“忠诚”这个词使她想起她父亲，一个小镇上的清教徒。连星期天，他都在画布上描画森林里的落日与花瓶中的玫瑰。多亏了他，她从小便开始画画了。十四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与她一般年纪的男孩。父亲吓坏了，一年没敢让她独自出门。有一天，他又拿毕加索的复制品给她看，取笑那些画。她不能与她十四岁的同学恋爱，至少是可以爱上立体派的。她完成学业，满心欢快地去了布拉格，感到自己终于能背叛家庭了。

　　背叛。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什么是背叛呢？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萨宾娜看不出什么比进入未知状态更奇妙诱人的了。

　　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但不能象毕加索那样画画。这正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规定独尊的时代，是成批制作共产主义政治家们肖像的时代，她要背叛父声的愿望总不能如愿以偿：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父亲罢了。这位父亲同样严格地限制她，同样禁止她的爱（清教徒时代）以及她的毕加索。如果说她终于与一位二流演员结了婚，只是因为那人有着怪汉子的名声，同样不为两种父亲所接受。

　　随后，母亲去世了。就在她参加葬礼返回布拉格之后，她接到了父亲因悲伤而自杀的电报。

　　她突然感到良心的痛苦：那位画花瓶玫瑰和憎恶毕加索的父亲真是那么可怕吗？担心自己十四岁的女儿会未婚怀孕回家真是那么值得斥责吗？失去妻子便无法再生活下去真是那么可笑吗？

　　她又一次渴望背叛：背叛自己的背叛。她向丈夫宣布，她要离开他。（她现在与其把他看成一个怪人不如说把他看作于今不能自投的醉鬼。）

　　但是，如果我们背叛乙，是为了我们曾经背叛了的甲，那倒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抚慰了甲。一个离了婚的画家，其生活与她背叛了的父母的生活丝毫不相似。第一次的背叛不可弥补，它唤来的只是后面一连串背叛的连锁反应，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们离最初的反叛越来越远。

　　音乐

　　对弗兰茨来说，音乐能使人迷醉，是一种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类的艺术。没有谁真正沉醉于一本小说或一幅画，但谁能克制住不沉醉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巴脱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打击乐以及“硬壳虫”乐队的白色唱片集呢？弗兰茨对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无所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实在过时而虚假。他象爱莫扎特一样爱摇滚乐。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把他从孤独、内省以及图书馆的尘埃中解放了出来，打开了他身体的大门，让他的灵魂走人世间，获得友谊。他爱跳舞，遗憾萨宾娜没有他那样的热情。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吃饭时听到附近喇叭里传出轰轰的音乐并伴有重重的打击声响。

　　“真是恶性循环，”萨宾娜说，“音乐越放越响，人翻会变成聋子。因为他们变聋，音乐声才不得不更响。”“你不喜欢音乐吗？”弗兰茨问。

　　“不喜欢。”她又补充，“不过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里……”她想着巴赫的时代，那时的音乐就象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从童年起她开始追求音乐，就领受着噪音妨碍。在美术学院那几年，学生们整个暑假都要求在青年港地度过。他们住在一色的屋子里，一起去钢厂建锻工地劳动，工地上高音喇叭里的音乐从早上五点直吼到晚上九点。尽管乐曲是欢快的，但她感到好象是哭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进公共厕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声音象一群猎狗一直骚挠着她的安宁。

　　那时她想，只有在那里才有这样专横的音乐统治。到了国外，她才发现把音乐变为噪音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完全丑陋的到来，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听觉丑陋：汽车，摩托，电吉他，电钻，高音喇叭，汽笛……而无所不在的视觉丑陋将接踵而至。

　　饭后，他们上楼去自己房里做爱。弗兰茨入睡时思维已开始失去了连贯性，回想起吃饭时噪杂的音乐声，对自己说：“噪音可有个好处，淹没了词语。”他突然意识到他一生什么也没有干，只是谈话，写作，讲课，编句子，找出公式然后修正它们，到头来呢，文字全不准确，意思皆被淹没，内容统统丧失，它们变成了废话，废料，灰尘，砂石，在他的大脑里反复排徊，在他的头颅里分崩离析，它们成了他的失眠症，他的病。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却全心全意期待着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音乐，是一种绝对的声音。它包容着一切愉悦与欢乐，它是超强音，是窗户发出的格格震荡，将一劳永逸地吞没他的痛苦，无聊，以及空洞的词语。音乐是对句子的否定，是一种反词语！他期望与萨宾娜久久地拥抱，不再说一句话，不再讲一个宇，让这音乐的狂欢之雷与他的性高潮吻合在一点。然后，幻想中的极乐喧嚣终于象催眠曲一样，使他睡着了。

　　光明与黑暗

　　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昧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萨宾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极端主义意味着生命范围的边界。不论艺术上或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激情，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在弗兰茨那里，“光明”不会与某张日暖风和的风景画相联系，而会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阳，灯泡，聚光灯。弗兰茨的联想总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阳，理智的光辉，等等。

　　黑暗如同光明一样地吸引他。这些天来，他知道做爱前关掉灯委实可笑，总是留一盏小灯照着床。然而，他深入萨宾娜的那一刻，却合上了眼睛，渗透了全身的快乐呼唤着黑暗。黑暗是纯净的，完美的，没有思想，没有梦幻；这种黑暗无止无尽，无边无际；这种黑暗就是我们各人自身历带来的无限。（是的，如果你要寻找无限，只要合上你的眼睛！）

　　在他全身浸透快乐的一脚间，弗兰茨自己崩溃了，融化在黑暗的无限之中。自己变成了无限。一个人在他内在的黑暗中长得越大，他的外在形态就变得越小。一个闭着眼睛的人，便是一个受到毁伤的人。萨宾娜发现弗兰茨的模样乏味无趣，也闭上眼避免去看他。但是对她来说，黑暗并不意昧着无限，却意味着观看事物时的不满，被看事物的否定，以及拒绝观看。

　　萨宾娜有一次让自己参加了移民朋友的聚会。象往常一样，他们又在反复推敲他们应该或不应该拿起武器去反苏。身处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们自然显得乐意战斗。萨宾娜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打仗呢？”

　　话说得不合时宜。一位烫着灰色卷发的男人，用长长的食指指着她：“这可不是说话的样子。你们都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你也是。反对共产党当局你傲了什么？你做的也只是画画儿……”

　　在萨宾娜的国家里，评价和检查老百姓司空见惯己成原则，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社会活动。如果某个画家要办个展览，一位普通公民要领取去国外海滩旅行的签证，或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参加国家队，那么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荐信或报告（从门房、同事、警察、地方党组织以及有关工会那里来的），由专门的官员将此综合，补充，总结。这些报告与美术才华、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气的疾病毫无关系，它们只说明一个问题：“公民的政治情况”。（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这位公民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在五一游行集会中表现如何。）每一件事（一

　　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迁，度假）都有赖于这种评

　　价过程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要为国连

　　队踢球，或是否获准展览作品，是否去海滩度假），都

　　必须蹈规蹈矩努力表现以取得优良的评价。

　　这就是萨宾娜听到灰头发男人讲话时所想到的。他不关心他的同胞们是否足球运动员或画家（在这一群移民中，没有一个捷克人对萨宾娜的作品表示过任何兴趣）；只关心他们是否反对共产主义，积极地或消极地？真正实在地或是表面地？从一开始就反还是从移居国外以后？

　　她是一个画家，曾经细心留意并记住了那些对调查别人满有热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们都有比中指稍长一些的食指，并且爱用它去指那些偶然与他们谈谈话的人。事实上，直到1968年，统治了这个国家十四年的总统诺沃提尼，正是曾经掀动着与其酷似的这种理发店里做出来的波浪灰发，用最长的食指指向中欧所有的居民。

　　这位尊贵显眼的移民不曾看过萨宾娜的画，从画家嘴里听说他象诺沃提尼，脸变得排红，自一阵，又红一阵，最后转为掺白。他想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得沉默。直到萨宾娜站起来离开，大家也都沉默着。

　　这使她很不高兴。走到街上，她问自己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心思与捷克人保持接触。她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是地域吗？如果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祖国的名字在他们心目中将引起何种联想，各人头脑闪现的国土状貌肯定迥异，整一的可能势必勾销。

　　那么是文化吗？可什么是文化？音乐吗？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吗？是的。但如果一个捷克人没有音乐感受又怎么办？这样，做捷克人的实质意义便烟消雾逝。

　　那么是伟人吗？是胡斯？刚才房子里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一页书。他们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那光辉的火焰，那光荣的灰烬。于是，对于他们来说，身为捷克人的实质意义除了灰烬，再没有什么。唯一能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便是他们的失败与他们的相互指责。

　　她走得很快，与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毕竟还有另一些捷克人，与那有长长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样。何况她那段小议论后的难堪沉默，也没有表明他们都反对她。没有，他们也许是被这突然的愤怒搞昏了头，没有理解他们都是受制于移民生活的人。那么为什么她不原谅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都看成可怜的被抛弃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们知道为什么。她背叛了她的父亲，生活便向她敞开了背叛的漫漫长途。每一个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恶也是胜利。她不愿意遵守秩序；她拒绝服从秩序——拒绝永远和同样的人在一起讲同样的话！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扰的原因。但这并非心情不悦，恰恰相反，萨宾娜的印象中，这是一次胜利，有看不见的人还在为她热烈鼓掌。

　　自我陶醉一瞬间滑向极度痛苦：漫漫长途总有尽头！迟早她不得不结束自己的背叛！迟早她不得不结束她自己！

　　这正是晚上，她匆忙穿过火车站，一列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进站了。她上了车，在乘警友好的指引下，打开包厢的门，发现弗兰茨坐在卧铺上。他站起来迎接她，她伸出双臂抱任了他，吻得他透不过气来。

　　她象最平庸的女人一样，有一种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诉他，别赶我走，抱紧我，把我当你的玩物，你的奴隶，猛烈地玩弄我吧！但她什么也没说。

　　她从对方的拥抱中松脱出来，只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么高兴呀。”这是她的天性允许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

　　误解小辞典（继续）“游行”

　　游行对意大利和法国人来说很容易。他们被父母逼着去教堂时，便以参加党派作为报复（共产党，毛泽东党，托洛茨基党等等）。然而萨宾娜的父亲两头都不误，开始送她去教堂，而后又逼她参加共青团会议。他担心女儿游离组织之外将有所不测。

　　她参加强制性的游行，总是合不上大家的步伐，身后的女孩老对她叫，或者有意踩她的脚后跟。唱歌时，她从来就不知道歌词，只是把嘴巴张张合合，于是遭到其他女孩子的注意和告发。从小，她就恨游行。

　　弗兰茨曾就读巴黎，天资不凡，二十岁那年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从二十岁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将会被局限在大学办公室、一两所图书馆，或两三个演讲厅里。想到这种生活将把他窒息，他总是期望着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象从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示威，去庆祝什么，要求什么，或抗议什么，去露天里和人们呆在一起。游行的队伍直抵圣耶门大街或从共和广场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颠倒。他把行进和呼喊看成欧洲以及欧洲史的形象。欧洲就是伟大的进军，从革命到革命，从斗争到斗争，永远向前。

　　换一种方式说：弗兰茨感到他的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人们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他们的呼叫。他从没有想过他所认为的不真实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办公室或图书室里辛劳）事实上正是他的真实生活，而他想象为真实的游行不是别的，只是戏院，舞场，狂欢——用另一句话来说，是一个梦。

　　萨宾娜读书时佐在宿舍里。五一节，所有的学生大清早都得报到参加游行，学生干部们清梳大楼以保无人漏掉。萨宾娜躲进电梯间，直到大楼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比她记忆里的任何地方都安静，唯一的声音是远处游行音乐的回响。她仿佛正躲在一个小棚屋里避难，只能听到一个敌对世界的海涛喧嚣。

　　移居一两年后，她偶尔去巴黎参加祖国被入侵的周年纪念。抗议游行当然在计划之列，她当然也被卷了进去。年轻的法国人高高举起拳头，喊着谴责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喜欢这些口号，但使她惊奇的是，她发现自己不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喊。她只坚持了几分钟便离开了游行队伍。她向法国朋友们说起这件事，他们都很惊讶。“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同意反对对你们国家的占领？”她本来想告诉他们，在共产党当局和法西斯主义的后面，在所有占领与入侵的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的齐步游行。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使别人明白这些，便尴尴尬尬地改变了话题。

　　“纽约的美”

　　弗兰茨与萨宾娜在纽约街上一定就是几个小时。每走一步都有新鲜的景观，如同他们是循着一条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惊叹不已：一位年轻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祷；几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妇女靠着一棵树；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横过马路时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乐队；一个喷泉在喷水而一群建筑工人坐在喷泉边上吃午饭；一些奇怪的铁梯上上下下爬满建筑还配有丑陋的红栏杆，丑到极致也就显得美妙；再定过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后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楼顶带有小型的阿拉伯式游乐厅，有塔楼，游廊，还有镀金圆柱。

　　她想起了自己的画。也是一些极不调和的东西混在一起：钢厂的建设工地上添了一盏煤油灯；一盏带着彩画玻璃灯罩的旧式灯破成了细细的碎片，撤落在荒凉的沼泽地。

　　弗兰茨说，“欧洲人意识中的美总带有预先规定的尺度，我们总是有一种审美的目的和一个长远计划。就是这个东西，使西方人花了几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广场。纽约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它没有目的，不需要人的设计，就象石笋状溶洞。它那些丑陋形式是偶然产生的，没有设计的。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外围环境中，它们突然闪耀出奇异的诗意。”

　　萨宾娜说：“没有目的的美。说得对。换一种说法，可以是‘错误的美’。世界上的美整个儿消失以前，美还会依赖着失误而存在一阵子。‘错误的美’——这是美的历史上最后一个阶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它的产生也是由于错误地滴了一滴红颜料。是的，她的作品都基于“错误的美”，纽约是她作品的神秘而可靠的祖国。

　　弗兰茨说：“也许人们设计出来的美过于严格和冷静，纽约无目的美比它要丰富多变，但这不是我们欧洲人的美，是一个异己陌生的世界。”

　　他们最终谈拢了吗？没有，看法仍然迥异。萨宾娜被纽约美的异生品格所深深吸引，而弗兰茨觉得这种美新奇却可怕，他眷眷地思念起欧洲来。

　　萨宾娜的国家

　　萨宾娜理解弗兰茨对美国的乏味感。他是欧洲的化身：母亲是维也纳人，父亲是法国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兰茨极其羡慕萨宾娜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她谈起自己以及国内来的朋友，弗兰茨听到“监狱”、“迫害”、“敌方坦克”“移民”、“宣传品”、“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

　　他对萨宾娜承认：“有个哲学家曾在文章里说我著作中一切论点都是无法验证的推测，称我为‘冒牌的苏格拉底’，我当时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发了一通火。现在一想，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经历中最大的打击！是我一生中戏剧性的种种可能的顶峰！我们俩，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两维，你进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进入了小人国的领地。”

　　萨宾娜给以反驳，她说打击、悲剧以及戏剧性事件不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不值得尊敬和羡慕。真正值得羡慕的是弗兰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静安宁地献身于此。

　　弗兰茨摇摇头：“一个社会富裕了，人们就不必双手劳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学生们要拿学位，就得写—写学位论文。既然论文能写天下万物，论文题目便是无限。那些写满宇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里。即使在万灵节，也没有人去光顾他们。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这就是贵国的一本禁书比我们大学中滔滔万卷宏论意义大得无比的原因。”

　　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弗兰茨对革命的软弱性。他最开始同情古巴，然后同情中国，被这些国家的残酷吓坏了后，只得叹口气，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没有分量亦远离生活的词句。他成了日内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没有示威游行），在一连串的克制中（无女人亦无游行的孤独），他发表了好些学术专著，都获得了可观的赞扬。后来有一天他遇到了萨宾娜。她是个新的发现。她来自一片土地，那里革命的幻觉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东西还存留着：广阔的生活，冒险的生涯，敢作敢为，还有死的危险。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发现她显得更加美丽。糟糕的是萨宾娜对这出悲剧并不喜爱。“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一类词是丑陋的，没有丝毫浪漫气息。唯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亚的墓地都象花园，坟墓上覆盖着绿草和鲜艳的花朵。一块块庄严的墓碑隐没在万绿丛中。太阳落山的时候，墓地闪烁着点点烛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们的晚会上舞蹈。是的，孩子们的舞会。死魂都象孩子一样纯洁。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即便在战争年月，在希特勒时期，在斯大林时期，在所有被占领的时期，和平总是统治着墓地。她感到心绪低落的时候，便坐上汽车远离布拉格，去她如此喜爱的某个乡间墓地走走。在蓝色群山的背景下，它们如摇篮曲一般美丽。

　　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我从不开车，车祸吓死人！就算没把你撞死，也让你留个终身标记！”正说着，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头，那指头有一天在他雕刻本版时差点给削掉了，现在还留在手上也算个奇迹。

　　“你说什么？”克劳迪今天状态最佳，沙哑着声音问，“我有一回碰上了严重车祸，我就没把命丢掉。再说，没有比住医院更有昧的啦！我根本睡不着，只是读呀读的，日日夜夜。”

　　他们都惊奇地看着她，更使她其乐融融。弗兰茨感到一种既讨厌（他知道那场车祸后妻子曾极度消沉又报怨个没完）又佩服（她总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经历过的事说得有声有色）的复杂情绪。

　　“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把书分成白天的书和晚上的书，”她继续说，“真的，有些书是要白天读的，有些书只能晚上读。”

　　现在，所有的人都又惊奇又崇拜地看着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还握着自己的指头，皱着眉头回想车祸。

　　克劳迪转身问他：“司汤达的书你会归进哪一类？”

　　雕刻家没有听清问题，不舒服地耸耸肩。旁边一位文艺批评家说，他认为司汤达的书该白天读。

　　克劳迪摇了摇头，嘶哑着喉音说：“不，不，你错了，你错啦！司汤达是一位夜晚作家嘛！”弗兰茨置身这场白天夜晚的艺术之争，却不安地盼着萨宾娜到来。他们花了很多天的时间考虑她该不该接受参加这次鸡尾酒宴的邀请。宴会是克劳迪准备的，招待曾经在她私人画廊展出过作品的画家雕刻家们。萨宾娜遇见弗兰茨以后，总是回避他的妻子。他们又怕被发觉，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她来的话反而自然些，少些嫌疑。

　　他一边偷偷地朝门厅打望，一边听到了他十八岁的女儿的声音。女儿安娜在房子的另一端。他告退了妻子主持的这一圈，挤到女儿主持的那一伙中去。他们有的坐，有的站，安娜则盘腿坐地。弗兰茨知道，他妻子肯定也会转移到那边地毯上去的。有客人的时候坐在地毯上，这一姿态表明串直，不拘礼节，政治自由，殷情好客，还体现一种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克劳迪坐在地毯上的那热情劲儿使弗兰茨担起心来，她去买香烟会不会也坐在铺子的地上？

　　安娜坐在一个男人的脚上，问他：“阿伦，你最近在干什么？”

　　阿伦如此天真诚恳，努力给这位画廊主的女儿一个认真回答，开始向她解释自己的新探讨——把摄影与油画结合起来。但他还没讲完三句话，安娜便开始吹起小调来。画家还在慢慢说，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于尚未明到口哨。

　　弗兰茨耳语：“你能告诉我体为什么要吹口哨

　　吗？”

　　她大声说：“我不喜欢人们谈政治。”

　　他们这一圈确实有两个人站在那里讨论即将开始的法国大选。自觉有责任引导活动的安娜，问那两个人是否打算去罗西尼歌剧院，一个意大利歌舞团下周将在日内瓦演出。与此同时，画家阿伦却沉入他绘画新探求中越来越庞大的细节。弗兰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羞耻，为了让她安分点，他宣称安娜每次看歌剧都索然无趣牢骚满腹。

　　“你混！”安娜坐着给了他肚子上一拳。“那个男高音明星太俊了，太俊啦！我看过他两次，我已经爱上他了。”

　　女儿太象她母亲，这使弗兰茨无法原谅。她为什么不象他？但他毫无办法，她就是不象他。很多次他听到她母亲也宣布爱上了这个或那个画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爱上了一位自行车赛手。当然，这只是鸡尾酒宴上的闲话趣谈，但他总是忍不住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说起他来也如出一辙，还有自杀的威胁之词。

　　正在这时，萨宾娜进来了。安娜继续谈着罗西尼时，克劳迪走了过去。弗兰茨把注意力投向那两个女人的谈话。几句寒喧客套之后，克劳迪捻着萨宾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饰大声说：“这是什么？多丑啊！”

　　弗兰茨深深一惊。妻子的话不意味着挑斗，接下去的沙哑的大笑立刻表明，克劳迪否定这垂饰但并不希望危害她与萨宾娜的友谊。但她通常不会这么说的。

　　“我自己做的。”萨宾娜说。

　　“这垂饰真丑，真的！”克劳迪高声地重复，“你不该戴它。”

　　弗兰茨知道妻子并不在意垂饰的丑与美，一件东西她愿意说丑就丑，愿意说美就美。她朋友戴的垂饰预定就是美的，即使她发现的确很丑，也不会说。长久以来，欧欧拍拍已成为她的第二天性。

　　那么为什么她决定说萨宾娜自己做的垂饰丑呢？

　　弗兰茨突然明白无误地找到了答案：克劳迪声称萨宾娜的垂饰丑是因为她有本钱这么说。

　　或者更准确些说：她这么说是要让人们明白，她有本钱说萨宾娜的垂饰丑。

　　萨宾娜去年的画展不怎么成功，所以克劳迪并不特别重视萨宾娜的光顾。然而，萨宾娜却有种种理由重视克劳迪的画廊，只是她的行为尚未证实这一点。

　　是的，弗兰茨看清了：克劳迪抓住有利场合向萨宾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们两人之间的真正力量均势到底如何。

　　误解小词典（续完）

　　阿姆斯特丹的古老教堂

　　街道的这一边是鳞次相比的房屋，第一楼的橱窗后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间小屋与舒适豪华的夹垫大搞，她们只穿了乳罩和短裤衩，挨近玻璃窗坐着，看上去象讨厌的猫。

　　街道的另一边是建于十四世纪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街道散发出尿的臭气，象一条河划分着两个王国。

　　老教堂里面，所有残留的哥特式风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墙，还有柱子、拱顶和窗户。墙上没有一幅图画，其它地方也没见雕塑。教堂象体育馆一样空旷，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疏疏地放置了几排给牧师们坐的椅子，围着一堵可供教长站立的小墩墙。椅子后面是为那些有钱的自由民而设置的木头小厢房以及栅栏。看来，椅子和厢房一直就设置在那里，人们从未考虑到墙的形状和柱子的位置，似乎是希望表明对哥特式建筑的轻视与无所谓。几个世纪前，加尔文教派的信仰把这座大教堂变成了一个大顶棚，唯一曲作用是让那些忠实的信徒避避风雪。

　　弗兰茨被它迷住了：历史的伟大进军曾经怎样穿过这巨大的殿堂！

　　萨宾娜想起波希米亚所有城堡是怎样收归国有，变成了劳工训练地、养老院，甚至牛棚。她参观过一个牛棚：接铁链的钩子钉入夜粉墙上，系在铣丝上的牛焦渴地瞪着窗外城堡的土地，那儿喂了鸡。

　　“正是它的空旷使我神往，”弗兰茨说，“人们收起了祭坛、塑像、图画、椅子、地毯和圣经，在那一刻得到了欢乐和安慰。他们把一切统统丢掉，就象扔掉桌上的剩物。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扫帚怎样清扫这大教堂吗？”

　　“穷人不得不站着，而富人占有包厢，”萨宾娜榴着那些包厢说，“但是有一种东西把银行家和乞泻联系在一起：对美的仇视。”

　　“什么是美呢？”弗兰茨发现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画廊预展时的妻子一边，正在认同她的坚持己见。那就是文词和言论的无穷虚幻，还有文化的虚幻，艺术的虚幻。

　　萨宾娜在学生队里劳动时，灵魂被高音喇叭里欢乐的进行曲不断毒害。一个星期天，她借来一部摩托，朝山上开去，在一个从未到过的边远村庄里停下来。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里面走去。一群人恰好在做礼拜。当时宗教受到当局的压制，大多数人对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长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爷子和老妇人，他们不害怕当局，只害怕死亡。

　　神父歌咏般地吟诵祷文，人们跟着他齐声重复。这称为连祷。同一句话反复重现，象一位流浪汉忍不住连连回望家乡，象一个人不忍离世。她在最后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双眼聆听祷词的曲调，又睁开眼，打量上方那蓝色拱顶上嵌着的金色大星星。她惊喜入迷了。

　　她在这个乡村教堂无意遇到的东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太明白不过了，教堂与连祷本身里里外外都未见得美，它们的美存在于与建筑工地上天天歌声喧躁的比较之中。她突然觉得这些人是美的，他们如同一个叛逆的世界，是一种神秘的新发现。

　　从那时起，她就认为美是一个叛逆的世界。我们碰到它，只能在迫害者俯瞰着它的什么地方。美就藏在当局制造的游行场景之后，我们要找它，就必须毁掉这一景观。

　　“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兰茨说。无论新教还是禁欲主义都未曾使他如此热情。这是另外一种东西，高度私有性的东西，是他不敢与萨宾娜讨论的东西。他想，他听到了一种声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扫把，扫掉克劳迪所有的预展，安娜所有的歌唱家，还有所有的演讲、专题辩论会，所有无用的言语和无聊的文词，把它们统统从自己的生活中扫出去。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伟巨大的空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神奇的新发现象征着他自身的解放。

　　力量

　　一次，他们在某家旅馆里做爱，萨宾娜抚着弗兰茨的手臂说：“看你有多好的肌肉！真不能使人相信！”

　　弗兰茨对她的赞美很高兴，从床上爬出来，臀部顶地，用一条腿钩佐一张很重的橡木椅子，轻轻地把它挑到空中：“你永远也不必害怕，不论什么情况我都能保护你，我以前还是个拳击冠军呢！”

　　他用手把椅子举过头，萨宾娜说：“知道你这么强壮，真好。”

　　但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他从不向萨宾娜下指示，从不象托马斯那样命令她，要她躺在镜子旁边的地上以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并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达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来完成的。生理上的爱没有暴力是难以想象的。

　　萨宾娜看着弗兰茨举着椅子在屋予里走过，象看到一个使她震惊的怪物，心里充满了奇怪的悲伤。

　　弗兰茨把椅子放到萨宾娜的对面，坐下来说：“我当然喜欢强壮，但在日内瓦，这些肌肉对我有什么好处？它们象装饰品，一根孔雀的羽毛。我一生还没有同人打过架哩。”

　　萨宾娜又开始了孤独的沉思：如果她有一个指挥她的男人又怎么样呢？一个要控制她的人吗？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钟！从这儿得出结论，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没有人适合她。

　　“为什么不用你的力量来对付我？”她问。

　　“爱就意昧着解除强力。”弗兰茨温柔地说。

　　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

　　生活在真实中

　　卡夫卡曾在日记或是信件中提到这样一句，生活在真实中。弗兰茨记不清这话的出处，但这句话强烈地感染了他。生活在真实中意味着什么？从反面来讲太容易了，意思是不撤谎，不隐瞒，而且不伪饰。然而从遇见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他蹬妻子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会议，马德里讲学；他不敢与萨宾娜并肩步行于日内瓦的大街。他还欣赏谎言与躲藏：这些对他来说是如此新异，他象一个老师的爱学生鼓起勇气逃学，感到十分兴奋。

　　萨宾娜认为，生活在真实之中，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撤谎，只有远离人群才有可能。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有一个公众脑子里留有一个公众，就意昧着生活在谎言之中。萨宾娜看不起文学，文学作者老是泄漏他们自己或他们朋友的种种内心隐秘。萨宾娜以为，一个放弃了自己私我隐秘的人就等于丧失了一切，而一个自由而且自愿放弃它的人必是一个魔鬼。这就是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的原因。相反，这样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

　　在弗兰茨这一方面，他确认把私生活与公开生活分成两个领域是一切谎言之源：一个人在私生活与在公开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弗兰茨来说，生活在真实之中就意昧着推翻私生活与公开生活之间的障碍。他喜欢引用安德鲁.勃勒东的活，握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

　　当他听到妻子对萨宾娜说：“那垂饰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他非得站起来维护萨宾娜不可。他终于没有那样做，仅仅是害怕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秘密。

　　鸡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计划与萨宾娜一起去罗马度周末。“那垂饰真丑”的话耿耿于怀，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喳喳呼呼，劲头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间，感到那空白唤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捡拾自己的陋袋。克劳迪进来了，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对某些观点大表赞同，对另一些观点则撇嘴一笑。

　　弗兰茨看了她很久，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

　　她还没有看出问题：“那你干嘛要去？”

　　“我有一个情人，已经九个月了，”他说，“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所以有这么多旅行。我想，现在是你该知道的时候了。”

　　他一开口便不觉得紧张了，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克劳迪脸上的绝望。他估计自己的话会使她绝望的。

　　停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是嘛，我想我是该知道啦。”

　　她的语气如此坚定，佼弗兰茨掉转头来。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震惊，事实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哑着嗓音的那同一位妇人：“那垂饰真丑！”

　　她继续说：“你既然有胆告诉我，你骗我九个月了，你认为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他过去总告诫自己，没有权利伤害克劳迪，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换一句话来说，他脑子里妻子与母亲形象的联系现在怎么啦？他的母亲，悲怆而受伤的母亲，他的母亲，穿着不相称的鞍，已经离克劳迪而去——她也许没有，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克劳迪的身体之内。这一切化作一腔愤怒向他袭来。

　　“我没有理由瞒你。”他说。

　　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视着她，告诉她是萨宾娜。

　　一会儿后，他与萨宾娜在机场见面。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他终于对自己说，九个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实之中了。

　　萨宾娜似乎感到弗兰茨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颖颖脑袋：克劳迪，安娜，画家阿伦，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现在，不管她愿意与否，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头。弗兰茨会提出离婚，而她务必在他那张大大的结婚床上取代克劳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还与观众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而她却要在这所有的人面前演戏，不是萨宾娜，是不得不演萨宾娜的角色，并决定怎样演这个角色更好。一旦她的爱被公开，爱便沉重起来，成为了一个包袱。萨宾娜一想到这点就畏缩不前。

　　他们在罗马一家餐馆吃晚饭，她默默地喝着酒。

　　“你没有生气吧？”弗兰茨问。

　　她使对方确信她没有。她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不能确信什么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们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厢里相遇的情景，那时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紧紧拥抱她，永远不要松开。她期望结束那危险的背叛之途，期望终止这一切。

　　她可以强化那种欲念，试图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趋强烈。

　　他们在罗马街上走回旅馆。周围的意大利人又闹又叫又手舞足蹈，他们默默走着，却听不到自己的沉默。

　　萨宾娜在浴室里洗了很长时间；弗兰茨盖着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样，亮着一盏小灯。

　　她回来时，把灯关了。这是第一次她这么做。弗兰茨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的，他没有。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我们所知，他总是闭着眼睛做爱的。

　　事实上，正是他那双闭着的眼睛使萨宾娜关掉了灯。她一刻也受不了那双低垂的眼瞳。常言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因此弗兰茨闭着眼睛在她身上扭动着的身体，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象一只刚刚出生的幼畜，闭着眼微喊地寻找奶头。强壮有力的弗兰茨在交合的时候，象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奶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觉得自已是在与一个婴孩交合，实在近乎厌恶。不！她不再愿意看见这个在她身上疯狂扭

　　动的身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头交给他。一条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后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后一次！

　　她当然知道，她是极为不公平的。弗兰茨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这么想，就越想强夺他的智慧，污损他的好心，摧毁他无能的体力。

　　那天晚上，她同他做爱比以往都狂热得多，她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万里。她再次听到背叛的金色号角在远远地召唤她，她知道自己无法坚持下去，她感触到前面那自由的太空，那使她激动的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她给了弗兰茨从未有过的疯狂而放纵的爱。

　　弗兰茨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热泪。他以为他是理解了：萨宾娜整个吃饭的时候都安静沉默，对他的决定没吭一声，现在才是她的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将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欢欣，还有她的激情，她的赞同，她的欲望。他感到自己犹如一位驰入辉煌太空的骑士，那里没有他的妻子、女儿、家事，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扫帚扫得一于二净，那辉煌真空里将填入他的爱。

　　他们各自都把对方视为坐骑，驰入他们期望的远方。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着萨宾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宾娜骑着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本人。

　　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看见母亲——可怜，弱小，需要他的帮助。这种幻觉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灵，使他两天来一直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念头。回家的路上，他的良心开始不安，担心他走后克劳迪会完全垮下来，说不定会闹出严重的心脏病。他偷偷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站在那儿听了一阵：是的，她在家。犹豫了一下，他走进她的屋子，打算象乎常那样打打招呼。

　　“是吗？”她讥讽地眼皮向上一翻，惊叫道，“你？到这儿来啦？”

　　他想说（他倒是真正惊住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但他没有说。

　　“我们直说好了，怎么样？你立刻搬到她那里去，我毫不反对。”

　　他去罗马那天承认自己与萨宾娜的事，当时尚无明确的行动计划。他指望回家后友好地跟克劳迪彻底谈一次，尽可能不伤害她。他不曾想到她会平静而冷冰冰地催他走。

　　这样不费什么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丧。他一辈子都怕伤害她，自觉遵守着一夫一妻制的无效纪律，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突然得知这一切纯属多余。由于一种误解，他拒绝了多少女人！

　　下午上完课，他直接由大学去萨宾娜那儿，决定问她可否去她那里过夜。一按门铃才知没人。他坐在街对面的酒吧里眼巴巴地张望了许久，又在她的住宅大门前尴尬徘徊。

　　夜晚来临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这一辈子都是与克劳迪共用一张床。如果回克劳迪那里去，他该睡什么地方？当然，可以睡在隔壁房里的沙发上，但那不形如疯人怪汉吗？不显得有点神志错乱吗？他毕竟希望与她保持友谊啊！与她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能听到她嘲弄地问他干嘛不去找萨宾娜的床铺。他在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

　　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过萨宾娜家的门铃。

　　又过了一天，他去问过萨宾娜的看门人，那人一无所知，提醒他去找房主。他给房主打了电话，得知萨宾娜两天前就告辞走了。

　　以后的几天，他照常去那儿，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她。这一天他发现门开了，三个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与画装进一部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他问他们打算把家具搬到哪里去。

　　他们回答，他们曾受严格嘱托不得泄漏去向。

　　他差不多要收买他们以求获得秘密地址，但突然感到无力这么做。悲伤使他完全崩溃。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从碰到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等候着这一切的发生。必然如此的必然，他弗兰茨无力阻挡。

　　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儿不在时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数必备的书籍，他小心翼翼不去碰克劳迪喜欢的东西。

　　一天，他从酒吧的窗子里看到了她。妻子和两个女人坐在一起，脸上眉飞色舞，擅长做鬼脸的天赋使她脸上留下许多长长的皱折。那些女人仔细听着，连声哈哈大笑。弗兰茨老觉得她是在谈论他；她肯定知道了，弗兰茨决定与萨宾娜一道生活的时候，萨宾娜却在日内瓦消失。这该是个多么滑稽的故事啊1他毫不奇怪他正在成为妻子朋友们的笑柄。

　　他回到自己新的公寓，这儿每个钟头都能断到圣皮尔的钟声。他发现百货公司已把他买的新书桌送来了，立刻忘记了克劳迪及其朋友们，甚至一时忘了萨宾娜。他在书桌前坐下来，很高兴这张桌子是自己亲自挑的。二十年来他身旁的家具都不是他挑选的，一切都被克劳迪管着。终于，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请来一个木匠做书柜，花了几天时间设计式样，选定摆书超的地方。

　　就某一点来说，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特别难过，萨宾娜的物化存在并没有他猜想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一生中留下了灿烂的足迹，神奇的足迹，任何人也无法抹去。她从他的视界里消失之前，塞给了他那把海格立斯的扫帚。他用它把自己藐视的一切都从生活中扫去了。一种突然的庆幸，一阵狂乱的欣喜，还有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都是她留下的馈赠。

　　事实上，他总是喜欢非现实胜于现实，如同他感到去参加游行示威比给满堂学生上课更好（我已经指出，前者不过是表演与梦想）。看不见的女神萨宾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总怕失去的萨宾娜更能使他幸福。她给了他万万想不到的男子汉自立的自由，这种自由成为了他诱人的光环。他在女人心目中变锯更有腿力，甚至他的一个学生也爱上了他。

　　于是，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内，他的生活背景完全给变更了。不久前他还与佣人、女儿、妻子住在宽敞的中上阶层富宅里，现在却住在老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几乎每个晚上，那位年轻的学生兼情人都来陪他。他用不着殷勤侍候她游历世界，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与她做爱！旁边桌上放着他自己的书和自己的烟灰缸！

　　她是个朴素的孩子，并不特别漂亮。但她用弗兰茨近来崇拜萨宾娜的方式来崇拜弗兰茨。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快。他也许感到用萨宾娜换取了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有什么划不来，他天生的美德也务必使他去爱护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倾泻过的父爱加倍地赐给她——与其说他有一个女儿安娜，倒不如说安娜更象克劳迪的复制品。

　　一天，他去见妻子，告诉对方他想再结婚了。

　　克劳迪摇了摇头。

　　“离婚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财产我都给你！”

　　“我不在乎财产。”她说。

　　“你在乎什么？”

　　“爱情。”她笑了。

　　“爱情？”弗兰茨惊讶地问。

　　“爱情是一场战斗，”克劳迪仍然笑着，“我打算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

　　“爱情是战斗？好吧，我一点儿也不想打。”他说完就走了。

　　结束了日内瓦的四年，萨宾娜定居巴黎，但未能逃脱忧郁。如果有谁问她感受了一些什么，她总是很难找到语言来回答。我们想表达我们生命中某种戏剧性情境时，曾借助于有关重的比喻。我们说，有些事成为了我们巨大的包袱。我们或是承受这个负担，或是被它压倒。我们的奋斗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那么萨宾娜呢？——她感受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只是因为想要离开他。他迫害她啦？试图报复她吗？没有。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定到了尽头又怎么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她自己以前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她怎么可能呢？我们追寻的目标总是不为我们所知。一个姑娘渴望结婚渴望别的什么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一个小伙子追求名誉却不懂得名誉为何物。推动我们一切行动的东西却总是根本不让我们明了其意义何在。萨宾娜对于隐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无所察觉，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不就是目的所在吗？她离开日内瓦，使她相当可观地接近了这个目的。

　　到巴黎三年后，她收到了一封布拉格的来信，是托马斯的儿子写的。他居然能打听到她，找到了她的地址，而且现在给他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写信。他告知了托马斯与特丽莎死的消息。前几年，他们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托马斯当了集体农庄的司机。他们不时开车到邻镇去，在一家廉价小旅店过夜。那条路曲曲折折经过几座山，有一次他们在突然加速时撞坏了车，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体摔成了肉酱。后来据警察说，汽车的刹车糟糕透顶。

　　她不能忘掉这消息，与她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中断了。

　　按照她的老习惯，她决定去墓地走走，使自己平静下来。蒙特帕里斯墓地是最近的，那里的坟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萨宾娜不明白，为什么死人想在头顶建起这些伪造的宫殿？墓地是正在化为石头的虚无。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强对死亡的够感，比他们活着的时候更糊涂。他们的墓碑展示着身价，那里没有父亲、兄弟、儿子、祖母，只有社会形象——一些头衔、职位以及荣誉的被授予者。甚至一位邮政职员也夸示他的职业选择，他的社会意义——他的高贵地位。

　　沿着一排坟墓走去，她看到有些人正聚在一起下葬。丧事主持人把满抱鲜花逐一分发给送葬者，也给了萨宾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伙，随他们绕过了许多墓碑，才来到墓穴，缓缓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看了看墓穴，深到了极点。一朵花抛下去，优雅飘摇地翻了几个筋斗才落到灵枢上。在波希米亚，墓穴没有这么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彼希米亚的高。她的目光落在墓穴边的一块石头上，那块石头使她感到透骨的寒冷。她匆匆回家了。

　　她整整一天都想那石头。为什么石头能把她吓成这个样？

　　她回答自己：坟墓上盖着那些石头，死人便永远不得翻身了。

　　死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么往他们身上盖泥土或是石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攻上盖着石头，则意昧着我们不要死人回来了，沉重的石头告诉死者：“呆在你那儿吧！”

　　这使萨宾娜想起了父亲的坟墓。那上面的泥土里长出了花朵，一棵枫树深深地扎了根。这树根和花朵给他打开了一条走出坟墓的道路。如果她父亲是用石头盖着，她就再也无法与死去的他交谈，无法从簌簌树叶中听出父亲原谅她的声音。

　　埋葬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墓地又怎么样呢？

　　她开始一次次想起他们。他们好几次开车去邻镇，在一家廉价的旅店里过夜。信中的这一段吸引了她的视线。这说明他们是快乐的。她又一次把托马斯当作自己的一幅画来构想：画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画家所作的浮华外景，穿过外景的裂缝看去，却是特里斯丹。他象特里斯丹一样死去，不象唐璜。萨宾娜的父亲与母亲是死于同一个星期，托马斯与特丽莎是死于同一秒。萨宾娜突然想念起弗兰茨来。

　　她那时跟他说起墓地里的散步，他厌恶地颤抖着，把墓地说成一堆尸骨和石头。他们之间的误解鸿沟便随即展开。直到她到蒙特帕里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话，他们是能够开始理解对方用语的。他们的词汇会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现在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何况萨宾娜知道她应该离开巴黎，搬走，再搬走，如果她死在这里，他们会用石头盖在她身上。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总是想着一切旅程的某个终点是不可忍受的。

　　弗兰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克劳迪，也知道那位戴大号眼镜的姑娘，但没有人知道萨宾娜。弗兰茨误以为妻子与她的朋友谈萨灾娜，其实，萨宾娜是个漂亮女人，克劳迪不希望人家把自己与美人脸蛋相比较。

　　弗兰茨如此害怕私情败露，因此从未向萨宾娜要过一张她的油画、草图，甚至一张她的快照。结果，她没留下任何痕迹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一点点确实的东西可以表明，他曾与她在一起度过了最最美好的时光。

　　这只能更使他决心保留对她的忠诚。

　　有时候，他与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里，她会目光离开书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么？”

　　弗兰茨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总是找一些似乎有理的话来回答她，事实上他在想念萨宾娜。

　　不论他什么时候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个读它，与他作些讨论。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萨宾娜会对他怎么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萨宾娜而做，是用萨宾娜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做。

　　他绝不做任何事情来伤害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情妇，因此这种不忠的绝对纯真形式，对弗兰茨来说是特别合适。他培养着对萨宾娜的狂热崇拜，这种祟湃更象宗教信仰而不是爱情。

　　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萨宾娜送给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爱和神之爱两者中间，是绝对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爱（基于神学理由）必定含有一剂不可解说、不可理喻的烈药（我们只须回忆一下那本误解词典和一系列误解词汇！），他的人之爱却建立在真实的理解上。

　　学生情妇比萨宾娜年轻得多，生命的乐曲简直还只有个轮廓。她感谢弗兰茨给了她生活的主题。弗兰茨的伟大进军，现在也成了她的信念。音乐现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欢节。他们常常一起去跳舞。生活在真实之中，没有什么秘密。他们与朋友、同事、学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兴地与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职天。他们经常去阿尔卑斯山作短途旅行。弗兰茨会弯下腰来，让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过草地时又会让她跳下来。他会用最高的音量，给她读一首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德国长待。姑娘欢乐地哈哈大笑，崇拜他的腿、肩膀，死死勾着他脖子时，还崇拜他的肺。

　　她唯一揣摩不透的，是他对俄国人所占领国家的奇怪同情。一个纪念入侵的日子里，他出席了一个由日内瓦的捷克人组织的纪念性集会。房子几乎是空的，那位发言人装模作样地晃动着灰头发，长长的发言稿使得几个尽管热心的听众也觉乏味，他的法语语法正确却带有很重的外国腔。他为了强调某一点，不时举起食指，象是在威胁听众。

　　眼镜姑娘没法抑制住自己的哈欠，而弗兰茨却在她身旁灿然微笑。他越是看着那可爱的灰头发和那令人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个秘密信使，一个尽职于他与女神之间的上天使臣。他合上眼，浮想联翩。就象当年在十五个欧洲旅馆和一个美国旅馆里他在萨宾娜身上闭上眼睛一样，他现在也闭上了眼睛。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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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灵与肉

　　特丽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点半了。她走进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马斯身边躺下来。他睡着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觉他头发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又吸了一口气，结果还是一样。她象一条狗上上下下嗅了个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

　　六点钟，闹钟响了，带来了卡列宁最辉煌的时刻。他总是比他们起得早，但不敢搅扰他们，耐心地等待闹钟的铃声，等待铃声赐给他权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脚踩他们以及用鼻子拱他们。偶尔，他们也企图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们任性得多，总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告结束。特丽莎后来也明白了，她的确也乐意由卡列宁把她带进新的一天。对他来说，醒来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时，他总是显露出一种天真纯朴的惊异以及诚心诚意的欢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极不情愿，醒来时总有一种闭合双限以阻挡白昼到来的愿望。

　　现在，他立在门厅口凝视着衣帽架，那里接着他的皮带和项圈。她给他套上项圈系好皮带，带他一起去买东西。她要买点牛奶、黄油、面包，同往常一样，还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贴在她身边跑着，嘴里叼着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为之四顾。一到家，他叼着面包围躺在卧房门口，等待托马斯对他的关注，向托马斯爬过去，冲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儿夺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们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钟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托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专心听着。

　　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私人对话的录音剪辑，由一个打入移民团体后又荣归布拉格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

　　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

　　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

　　“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

　　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谢天谢地，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托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

　　她走着去的。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你踩了我的脚，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着粗话。

　　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一下子，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街上拥挤起来。特丽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伞举起给她让路，女人们却不肯相让，人人都直视前方，让别的女人甘拜下风退缩一旁。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特丽莎开始都让路，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报时，也开始象其他的女人紧抓住伞柄，用力猛撞别人的伞篷。没有人说“对不起”，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说话，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肥猪”，或“操你娘！”

　　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年轻一些的更象铁甲武士。特丽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长杆旗帜的姑娘们，对入侵者进行性报复：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为自己登上了某个科幻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星球，绝色女郎用美丽的长腿表示着蔑视，这在入侵者国家里是五六百年来不曾见过的。

　　她给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轻姑娘拍过许多照片，她是多么钦佩她们！而现在这些同样的姑娘却在与她撞击，恶意昭昭，她们准备用抗击外国军队的顽强精神来反击一把不愿给她们让路的雨伞。

　　她来到古城广场。这里有梯思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规则长方形，以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厅建于十四世纪，曾一度占据了整个广场的一侧，现在却一片废墟已有二十七年。华沙、德累斯顿、柏林、科隆以及布达佩斯，在第二次大战中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但这些地方的城民们都重建了家园，辛勤地恢复了古老历史的遗存。布拉格的人民对那些城市的人民怀着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古城市政厅旧址只是战争毁灭的唯一标志了。他们决定保留这片废墟，是为了使波兰人或德国人无法指责他们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难少些。在这光荣的废墟前面，在战争留给今天和永恒的罪恶遗迹面前，立着一座钢筋水泥的检阅台，供某种示威集会用，或方便于共产党过去或将来召集布拉格的群众。看着古城市政厅的残迹，特丽莎突然想起了母亲，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灾难和人家的丑陋，展示人家的悲惨，亮出别人断臂的残胶并强迫全世界都来围观。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亲。她逃离出来已逾七年的母亲世界似乎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位。正因为如此，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几乎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用这个词来表达她对家庭生活的感觉。集中营是一个人们常常日夜挤在一堆的世界。粗野与强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营是个人私生活的完全灭绝。普罗恰兹卡就住在集中营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体供他酒后与朋友闲谈。（他的致命错误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丽莎与母亲佐在一起时，也是在集中营里。她几乎从小就知道集中营，既不特别异常也不令人吃惊，倒是个很基本的什么东西，我们在给定购这里出生，而且只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从这里逃出去。

　　女人们坐在三条成梯形排列的长凳上，挤得那么紧，不碰着是不行的。特丽莎旁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劲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脸蛋，从双肩垂下一对大得难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动，它们就晃荡个不停。那女人站起来时，特丽莎看见她的屁股也象是两个大麻袋，与漂亮的脸丝毫接不上边。

　　也许这个女人也常常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特丽莎从小就想从那里窥视自己的灵魂。她一定也怀着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灵魂的显示。不过，这接着四个皮囊的躯壳反射出来的灵魂，将是多么骇人可怕呵。

　　特丽莎站起来，在喷头下把自己冲洗干净，走到外边去。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块啪啪作响的甲板上，一块几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让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见了刚才一直想着的那女人的头，正在奔腾的江面上起伏浮动。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带孩子气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时，苗条的身貌让路绘两套颤抖着的大皮爱，还有皮爱左右两边甩出的一颖颖冰凉水殊。

　　特丽莎进屋去穿衣，站在大镜子前面。

　　不，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胸前也没洼什么大皮爱。事实上，她的乳房很小，母亲就常常嘲笑她只有这样小的乳房。直到托马斯来以前，她一直对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复杂。大小倒无所谓，只是乳头周围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设计自己的身体的话，她会选择那种不打眼的乳头，拱弧线上的乳头不要挺突，颜色也要同皮肤色混为一体。她想她的乳晕就象原始主义画家为客人画的色情画中的深红色大目标一样。

　　瞧着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要多久她的脸才能变得象别人的一样？

　　如果她身体的各个部分有的长大，有的缩小，那么特丽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还会是自己吗？她还是特丽莎吗？

　　当然，即使特丽莎完全不象特丽莎，体内的灵魂将依然如故，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

　　那么，特丽莎与她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身体有权利称自己为特丽莎吗？如果不可以，这个名字是指谁呢？仅仅是某种非物质和无形的东西吗？

　　（特丽莎从儿时起就思考着这些问题。的确，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

　　特丽莎站在镜子前面迷惑不解，看着自己的身体象看一个异物，一个指定是她而非别人的异物。她对此厌恶。这个身体无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体，它挫伤和欺骗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着他头发里其他女人下体的气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仅仅让灵魂与托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体送到世间去，表现得象其他女性身体一样，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她的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战役中已经败北，只好自个儿一走了之！

　　她回到家，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已是三点半了。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走着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杂志社解雇以后就在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从苏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暂时在这里避避风：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

　　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腿担忧。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就吓坏了。这种职业病源是每天端着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给顾客上上酒，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这一切的时候，卡列宁驯服地躺在她脚旁。

　　她结完帐，把现金收据交给旅馆头头，已经过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别。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墙上方贴着他自己和许多人的镶边照片，那些人冲着镜头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这个光荣角里还陈列着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肯尼迪。

　　这天晚上，特丽莎走进这间屋子，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从未见过此入，那老头一见她也立即住了嘴。

　　“没关系，”大使说，“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尽可随便说话。”然后又对她说，“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

　　她后来才知道，在入侵开始的那几天，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看见有些捷克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显然是为入侵者服务的特务，他和朋友们就跟踪那些人，查清他们的汽车牌号，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再由他们警告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

　　孩子的父亲说：“这张片子是唯一罪证，他们亮出来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认。”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这是从1968年的《时报》上剪下来的。”

　　照片是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人的喉头，后面有围观的人群。照片标题是：《惩办勾结者》。

　　特丽莎松了口气，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带着卡列宁回家，步行穿过夜幕下的布拉格，想着她那些拍摄坦克的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事实上这些照片却帮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点半才到家。托马斯睡着了，头发散发出女人下体的气味。

　　什么是调情？有人可能会说，调情就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时又不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调情便是允诺无确切保证的性交。

　　特丽莎站在酒柜后，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与她调情。她对那些潮水般涌来没完没了的奉承话、下流双关语、低级故事、猥亵要求、笑脸和挤眉弄眼……生气吗？一点儿也不。她怀着不可抑制的欲望，要在社会底层暴露自己的身体（那个她想驱逐到大千世界里的异体）。

　　托马斯总是努力使她相信，爱情与做爱是两回事。她当时拒绝理解这一点，而现在，她周围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与他们做爱会怎么样呢？如果只以那种称为调情的、即无保证的允诺形式，她渴望一试。

　　不要误会，特丽莎并不希望报复托马斯，只是希望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负担：看待事物太严肃，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捕捉不住生理之爱的轻松和消遣乐趣。她多么希望能学会轻松！她期望有人帮助她去掉这种不合时代新潮的态度。

　　对某些女人来说，如果调情只是她们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惯例；对特丽莎来说，调情则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的是告诉她：她是谁，她能做些什么。她把这一问题变得重要而严肃，使之失去了轻松，变得有逼迫感，变得费劲，力不胜任。她打破了允诺和不给保证之间的平衡（谁能保持平衡即说明他有调情的精湛技巧）；过分热情地允诺，却没表达清楚这个允诺中包含着她未作保证的另一方面。换一句话说，她绘每一个人的印象就是她准备接受任何人。男人们感到已被允诺，一旦他们向她要求允诺兑现，却遭到强烈的反抗。他们对此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她是狡诈的，蓄谋害人。

　　一天，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谈话中不时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画时画错了一条线，既不能继续画下去又不能抹掉。

　　“那是你的一双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头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见你了。”他回答。这时她转身去侍候别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兰地。她摇了摇头。

　　“我十八岁了！”他抗议。

　　“把身份证给我看看。”特丽莎说。

　　“不！”少年回答。

　　“那么来点软饮料？”特丽莎说。

　　少年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了。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转来，动作夸张地找了张凳子坐下，十步之内都能嗅到他口里的酒气。“软饮料拿来！”他命令。

　　“怎么啦，你醉了！”特丽莎说。

　　少年指着特丽莎身后墙上接的一块牌子：严禁供应未成年孩子酒精饮料，说：“禁止你们卖酒给我，但禁不住我喝酒。”

　　“你在哪儿喝醉的？”特丽莎问。

　　“对门的酒吧。”他哈哈大笑，再一次要软饮料。

　　“你干嘛不在那儿喝？”

　　“因为我想看见你，我爱你。”

　　他的脸古怪地扭曲着，特丽莎很难断定他是讥笑、是求爱、还是开玩笑。或者他纯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她把软饮料放在他面前，回到别的顾客那里去了。“我爱你”这句话似乎使少年用尽了力气，他默默地喝光了酒，把钱放在柜台上，没等特丽莎有机会看他便溜走了。

　　他走了一会儿，一个秃顶的矮个子喝着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说：“你应该知道，给年轻人喝酒是犯法的。”

　　“我没给他酒，那是软饮料！”

　　“我看见你倒了什么！”

　　“你说什么？”

　　“再给我一杯伏特加，”秃头又加了—J句，“我已经看你有一阵子啦。”

　　“闭嘴！也不感谢一个漂亮姑娘给你的跟福？”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见此情景插了进来。

　　“站一边去吧！”秃子叫道，“关你什么事？”

　　“那我又问一句，关你什么事？”高个头反驳。

　　待特丽莎端上伏特加，秃子一饮而尽，付上钱，走了。

　　“谢谢你。”特丽莎对高个头说。

　　“不用谢。”高个头说完也走了。

　　几天后，他又到酒吧来了。她看见他便象老朋友一样冲他笑笑：“再一次谢谢你，那个秃顶家伙老是来这里，太讨厌了。”

　　“忘了他吧。”

　　“他为哪桩要害我？”

　　“他是个小小的醉鬼，忘了他。”

　　“好吧。既然你这样说。”

　　高个头看着她的眼睛：“答应啦？”

　　“答应。”

　　“我喜欢听到你的许诺。”他仍然看着她的眼睛。

　　调情开始了：这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虽然可能性本身还停留在理论范畴和悬念之中。

　　“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在布拉格最丑陋的地方工作？”

　　“你呢，你到布拉格这个最丑陋的地方来于什么？”

　　他告诉她，他就住在附近，是个工程师，下班回家顺路经过这里，那一天在这里也是纯属碰巧。

　　特丽莎看着托马斯，没有看他的眼睛，而是看着比眼睛高三、四英寸的地方，看着他那散发出另一个女人下体气味的头发。

　　“托马斯，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知道我不该报怨。既然你是为了我才回布拉格的，我已经禁止我自己嫉妒。我不想嫉妒。我猜想自己只不过是不够强悍，受不了它。救救我吧！求你！”

　　他拥抱了她，把她带到他们以前经常散步的公园。公园里有红、蓝、黄色的长凳，他们坐下来。

　　“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托马斯说：“我留心了一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爬一爬佩特林山。”

　　“佩特林山？”她心里一紧，“为什么要爬佩特林山？”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她一想到走就极度不安，身体如此虚弱，连离开凳子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但她天经地义地不能违抗他，强迫自己站了起来。

　　她回头看了看，见他仍然坐在凳子上，几乎是兴高采烈地笑了，挥挥手，示意她继续前进。

　　来到佩特林山脚，那壮美的绿色山峦在布技格中部拔地面起。她惊奇地发现山里悄无人影。真是怪事，因为在平常似乎总有一半布拉格人在到处乱转的，而眼下的反常使她不安。但山里如此宁静，宁静得如此给人慰藉，以致她完全倾倒在它的怀抱中。她走着走着，多次停下来回首眺望，看到了脚下的塔楼和桥梁，圣徒们舞着拳头，指起石头的眼睛凝望云端。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最后，她到达顶峰。在冰激淋和纪念品的小摊子（它们从来不曾营业）那边，展开着一片广阔的草地，星星点点生着一些树。她注意到草地上有几个人，越走近他们，她的脚步就越慢。那里一共六个，有的站着，有的悠闲地溜达，如同高尔夫球手在查看球场掂量各种高尔夫球的球棒，努力思索取胜的方安

　　她终于走近了池们。六个人中间有三位象她扮演的角色一样：惶惶不安，看来急于要问个明白，又怕自讨没趣，只得封住口好奇地四下张望张望而已。

　　另外三个人流露出恩赐别人的仁慈宽厚，其中一位手里提着步枪，认出特丽莎后朝她笑着挥了挥手：“是啊，就是这里。”

　　她点头作答，仍感到极度惶恐。

　　那人又说：“别出什么错，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

　　她本该很容易地说：“不，不！这根本不是我的选择！”但她不能想象托马斯的失望。如果她回去的话，她将怎样解释？怎样道歉？于是她说：“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

　　拿枪的人又说：“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一点。只有我们确认来的人是自己选择死亡，我们才这么做。我们把这看成一种服务。”

　　他古怪地盯了她一眼，她只好再一次向他证实：“不，不，不用担心，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愿意第一个来吗？”他问。

　　她想尽量推迟自己的死刑，便说：“不，不要，如果可能，我想作最后一个。”

　　“随你的便。”他向其他人定去。他的两个助手都没有武器，唯一职责是陪伴要死的人。他们挽着那些人的手臂，走过草地。草场广阔无际，一直铺向肉眼不可及的远方。等待死刑的人得到自己可以选择一棵树的许可，在每颗树下都停一停，仔细打量，拿不定主意。有两位最终选择了梧桐树，第三位走了又走，看来他感到没有一棵树能与自己的死相称。挟着他的助手和蔼而耐心地引导他，直到最后，他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在一棵繁茂的枫树下停了下来。

　　助手们给他们蒙上眼睛。

　　于是，这三个人，被蒙着眼，仰面朝天，背靠无际草地上的三棵树。

　　拿枪的人瞄准目标开火了。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鸟儿在歌唱：原来枪上装了消声器。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那靠着枫树的人沉沉倒下。

　　拿枪的人原地不动，把枪移向另一个方向。第二个人静静地扭动了一下。一秒钟以后（拿枪的人只转了个方向），第三个人也裁倒在草地上。

　　一个助手朝特丽莎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条深蓝色的眼罩。

　　她意识到对方是来蒙眼睛的，摇摇头说：“不用：我要看。”

　　但这不是她拒绝蒙眼的真正理由。她不是那种英维气质的人，决心盯得射手们甘拜下风。她只是想推迟死的来临。一旦蒙上眼睛，她就踏进死亡的大门不可能返回了。

　　那人没有逼她，只是扶住她的手臂。他们走到开阔的草地时，特丽莎无法选出一棵树。没人催促她，但她知道自己最终也无法逃脱。她看见前面有棵开着花的栗树，走了过去，在它前面停下来。靠着树干向上看去，看见了太阳下灿烂的叶片，还听到了这座城市的声音，柔和而甜美，象远处演奏着的万把提琴。

　　那人举起了枪。特丽莎感到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了，虚弱使她绝望，一种根本无法排拒的绝望。“但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说。

　　对方立刻把枪放下，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

　　他说得很和善，象在对特丽莎道歉，他们不能射杀一个自己没有选择死亡的人。他的和善震荡着特丽莎的心弦，她转身把脸紧贴着树干，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她哭得全身都在颤抖，紧紧抱着那棵树，好象不是一颗树，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一位她不曾认识的祖父，一位老祖父，一位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个满头自发的老爷爷从时间的深处走来，把树皮一般粗糙的脸交给她。

　　她转过头来。这时那三个人已走得远远的了，就象高尔夫球手走过一片翠绿，拿枪的人象是握着一根球棒。

　　走下佩特林山，她老忘不了那个要开枪杀她但最终没那样做的人。呵，她多么想念他！毕竟还有人能够帮助她！托马斯不能够，托马斯在送她走向死亡。别的人来帮助她了！

　　她越走近城市，就越想念那个拿枪的人，越怕托马斯。他绝不会原谅她的自食其言，绝不会原谅她的儒弱和她的反叛！她回到他们住的街上，知道一两分钟以后就要看见他了。她如此害怕见他以至胃又隐隐闹腾起来了，她想自己是要病了。

　　工程师开始劝诱她去他的住宅，前两次邀请她一一回绝，第三次却答应了。象往常一样站在厨房里吃了午饭，她便出发，这时还不到两点。

　　快到他的房子时，她感到自己的腿自然放慢了脚步。

　　她突然想起，事实上是托马斯把她送到这里来的。难道不是他反复地对她说爱情与性交毫无共同之处吗？好吧，她只是实践一下他的话，证实一下他的话而已。她差不多能听到他在说：“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留心了一切。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是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托马斯的指示。

　　她不会在那里呆很久，不超过喝杯咖啡的时间；仅仅是去体验一下涉足不忠的边缘是什么滋味。她把自己的身体推向那个边缘，让它在那里如同标桩立一会儿，然后，当工程师企图拥抱她时，她就会象对佩特林山上的拿枪人那样，说：“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于是，那人会放下枪，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不能这么做。我没有权利。”

　　而她，将转身把脸紧贴着树干突然放声大哭。

　　这座房子于本世纪初建在布拉格的工人区。她进了一间白粉墙脏兮兮的厅屋，爬了一截带铁栏杆的破旧石梯，往左转，第二个门，没有门牌也没有门铃。她敲了敲门。

　　他开了门。

　　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前面五六英尺的地方挂了一个帘子，形成了一间临时的小客厅。有桌子、电炉和一个冰箱。走到帘子那边，她看见窄长的空间尽头是一个长方形的窗子，窗子一边码着书，另一边放着一张小床和一把椅子。

　　“我这里非常简陋，”工程师说，“但愿你不要扫兴。”

　　“不，一点儿也不。”特丽莎看了看几乎遮去一面墙的书架。他没有书桌，只有数以百计的书。她喜欢看书，从小就把书视为友谊默契的象征，一个有这种图书馆的人是不可能伤害她的，折磨她的惶恐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问她想喝点什么，酒吗？

　　不，不，不要酒。只要点咖啡。

　　他在帘子后面消失了。她继续打量书架，一眼就看到了一本书，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译本。在这里找到了它是太奇怪了！几年前，托马斯把这本书给她，她读过之后，他继续一读再读。他给一家报纸送去对这本书的读后感，这篇文章把他们的生活搞得翻天覆地。可现在，看着这书脊似乎也是她的一种安慰。她觉得似乎是托马斯有意留下这一丝痕迹，一点信息：她在这里出现都是他安排的。她从书架上取出书，打开来，等高个头工程师进房来，就可以问问他为什么有这本书，读过没有，对此书有什么看法。她可以设法将这场谈话从一个陌生人房子里的危险话题，引向熟悉的托马斯思维领域。

　　她感到一只手搭在她肩上。那人从她手里拿走了书，不吭一声地放回书架，把她带到床边。

　　她再次回想起在佩特林死刑中说过的那句话，大声说：“这可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她相信这神奇的符咒会立即改变局势，可是在这间屋里，它失去了魔力。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它更坚定了那男人的决心：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太奇怪了，手的接触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丝惶恐。她意识到工程师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体，她自己（即她的灵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体，仅仅是身体，是背叛了她的身体，是被她送人世界与其它身体并存的身体。

　　他解开她的第一颗衬衣纽扣，暗示她自己继续下去。她没有服从。她把自己的身体送入了那个世界，但拒绝对它负任何责任。她既不反抗也不协助他，于是灵魂宣布它不能宽恕这一切但决意保持中立。

　　他脱她的衣服时，她几乎一动不动。他吻她时，她的嘴唇没有反应。她突然感到自己的下身开始潮润起来，她害怕了。

　　她兴奋地反抗自己的意志，并感到兴奋因此而更加强烈。换句话说，她的灵魂尽管是偷偷地但的确宽恕了这些举动。她还知道，如果这种兴奋继续下去，灵魂的赞许将保持缄默。一旦它大声叫好，就会积极参加爱的行动，那么兴奋感反而会减退。所以，使灵魂如此兴奋的东西是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行动反抗灵魂的意志。灵魂在看着背叛灵魂的肉体。

　　他已经脱了她的短裤，让她完全光着身子了。她的灵魂看到了她赤裸的身体在一个陌生人的臂膀之中，如同在近距离观察火星时一样感到如此难以置信。这种难以置信，是因为灵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恋惊奇的目光来触抚肉体：肉体那种无与伦比、不可仿制、独一无二的特质突然展现出来。这不是那种最为普遍平凡的肉体（如同灵魂以前认为的那样），是最为杰出非凡的肉体。灵魂无法使自己的眼睛离开那身体的胎记，圆圆的、棕色的、在须毛三角区上方的黑痣。它把那颗黑痣当作自己的印记，曾被刻入肉体的神圣印戳。而现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殖器正朝它逼近褒渎着它。

　　她盯着工程师的脸，意识到她决不会允许自己的肉体——灵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由一个她一无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来拥抱，不允许自己的肉体从中取乐。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陌生人脸上吐去。他正热切地看着她，注意到了她的愤怒，加快了在她肉体上的动作。特丽莎感到高潮正在远远到来，她大叫大喊以作反抗：“不，不，不！”但反抗也好，压抑也好，不允许发泄也好，一种狂迷久久地在她肉体里回荡，在她血管里流淌，如同一剂吗啡。她狠狠地捶打他的手臂，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朝他脸上吐口水。

　　现代抽水马桶从地上升起，象一朵朵洁白的水白合。建筑师尽其所能使人的身体忘记自己的微不足道，使人不去在意自己肠中的废物，让水箱里的水将其冲入地下水道。尽管废水管道的触须已深入我们的房屋，但它们小心翼翼避开了人们的视线。于是，我们很高兴自己对这些看不见的大粪的威尼斯水城一无所知，这大粪的水城就在我们的浴室、卧室、舞厅，甚至国会大厦的底下。

　　这间处于布拉格郊区的老式工人住宅，浴室没有那么虚伪：地面铺着灰砖，地面拱出来的便池是敞露的，蹲式的，可怜巴巴。一点不象白色的水百合；就象它本身：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它连一个木垫座都没有，特丽莎只好蹭栖在冰冷的搪瓷沿

　　上。

　　她蹲坐在厕所里，突然想要大便，实际上是想尝尝极端羞辱的滋味，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全面纯粹的肉体，一个她母亲以前老说的除了吃喝拉撤就别无益处的肉体。她大便了，一种极大的悲伤和孤独征服了她，再没有什么比她裸身蹲在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上更可悲的了。

　　她的灵魂已失了旁观音的好奇，怨恨，以及自豪，又退入深深的体内，直到最深处的内脏，渴望某人去唤它出来。

　　她站了起来，冲了便池，走进小客厅。灵魂在她裸露的、被抛弃了的肉体中哆嗦颤抖。肛门上一直还有刚才用手纸揩擦的感觉。

　　将来不可忘怀的事出现了：她猛地感到—种要奔向他的欲望，想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言语。如果他送来温和而低沉的声音，她的灵魂将鼓足勇气升出体外，她将大哭一场，将象梦中抱着那栗树的粗树干一样去抱着他。

　　她站在小客厅里，极力抑制自己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的欲望。她知道，如果抑制不住的话，将有灾难性的后果。她会爱上他的。

　　正在这时，他在里屋里叫她。她听到了那声音本身（已从工程师的高大个头中分离出来），声音使她惊讶：又尖细又单薄，她怎么这么久一直没注意到呢？

　　也许正是对这种令人不快的声音的惊讶，把她从欲念中救了出来。她进去，从地上拾起衣服，穿上，走了。

　　她买了东西往回走。卡列宁象通常那样嘴里叼着面包圈。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结了薄薄的冰。他们经过一片居民新开发区，那里有房客们在楼房之间种上的花卉和蔬菜。卡列宁突然站着不动了，眼睛盯着什么东西。她仔细看了看，还和原来一样，什么也没看见。卡列宁拉了一下绳子，带着她走过去。直到这时，她才发现一个黑色的鸟头和一张乌鸦的大嘴，埋在荒芜而冰凉的泥土里。身子不见后剩下的鸟头缓慢移动，鸟嘴间或嘶哑地发出喳喳叫喊。

　　特丽莎发现卡列宁兴奋得把面包圈都丢了，便把他系在一棵树上，以防他伤害那乌鸦。随后，她跪下来，想挖出乌鸦周围活活埋着它的泥土。这并不容易，她的一片指甲给挖裂了，流了血。

　　突然，一块石头落在附近。她转过身来，看见两个十来岁大小的男孩，从墙背后朝这边偷看。她站了起来。他们看见她有所行动，又看见树旁的狗，便跑开去。

　　她再次跪下来，扒开了泥土，终于把乌鸦成功地救出了坟墓。但乌鸦跛了，不能走也不能飞。她取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红围巾将它包起来，用左手把它搂在怀里，再用右手帮卡列宁解开系在树上的皮带。她使了全身力气才使他安安分分地跟她走。

　　没有空手来掏钥匙，她按了按门铃，让托马斯把门打开。她把狗的皮带交给他并嘱咐：“管住他！”然后把乌鸦带到浴室，把它放在地面与水盆之间。它只是轻轻拍了拍翅膀，没有更多的动作。洗过它的水成了黄浆。特丽莎用破布给它铺了个床，使它不沾染砖块的凉气。鸟儿一次次无望地扑动受伤的翅膀，翘翘嘴，象是在责备。

　　她呆呆地坐在浴盆沿上，眼睛老盯着这只正在死去的乌鸦。她看出它的孤独与凄凉也是自己命运的反照，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除了托马斯，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留下。

　　她与工程师的冒险告诉了她什么？轻浮的性爱与爱情毫不相关吗？那是一种无所负担的轻松吗？她现在已经平静多了吗？

　　一点也没有。

　　她老是想象着以下的情景：她从厕所出来，赤裸的和被摈弃的肉体在小客厅里。被惊吓的灵魂在颤抖，埋葬于体内深处。如果那一刻，内屋里的男人呼唤她的灵魂，她会大哭着扑进他的怀抱。

　　她设想，如果站在那屋子里的女人是托马斯的一个情人，而那男人是托马斯，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他所要做的只是说一个宇，仅仅一个宇，那姑娘就会抱着他哭起来。

　　特丽莎知道爱情产生的一瞬间将会发生什么：女人无力抗拒任何呼唤着她受惊灵魂的声音，而男人则无力阻挡任何灵魂正在响应呼唤的女人。托马斯抵制不住爱情的诱惑，而特丽莎每一个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他担忧。

　　她还有什么储存的武器可以使用呢？没有，她只有忠诚。从一开始，从第一天起，她似乎就明白自己没有别的可以给予，唯有一片忠诚可以奉献。他们的爱是一个不对称的畸形建筑：支撑着建筑的是她绝对可靠的忠诚，象一座大厦只有一根柱子支撑。

　　没多久，乌鸦不再扇动它的翅膀。一条血肉模糊的断腿抽搐了一下，再也没有动静。特丽莎不愿意离弃它，她会象看护一个行将死去的妹妹一样照顾它的。最后，她进厨房去找一口吃的。

　　她回来时，乌鸦已经死了。

　　她爱情生活的第一个年头里，特丽莎在交合时叫出声来。尖叫，如我前面所述，尖叫是为了使自己对一切情景耳聋目盲。随着时间推移，她叫得少些了，但她的灵魂仍然被爱情所蒙惑，什么也看不见。同工程师没有爱的交合，终于恢复了她灵魂的视觉。

　　她再去蒸汽浴室时，又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重温在工程师家里做爱的情景。她没有记住她的情人，事实上，她简直很难去描绘他，甚至当初就根本没有注意他裸体时是什么样子。她能记得（她现在在镜子里所观察的，能引起她回想的）的是自己的肉体：她的须毛三角区以及上方的那颗圆痣。她在那以前一直认为这是最平凡不过的斑点，眼下却为之着迷。她渴望再看到它，再看到它，看它与陌生的生殖器那么难以置信地亲近。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下：她并不想去看男人其他的器官，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私处与陌生生殖器的亲近。她不想看情人的肉体，希望看自己的肉体，看看这个新发现的肉体，自藏自珍的肉体，有别有异于所有他人的肉体，无比亢奋的肉体。

　　看着自己在淋浴水珠冲刷下的身子，她想象那工程师又到酒吧去了。哦，她多么希望他来，希望他邀请她回去！哦，她多么渴望！

　　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师的出现，害怕自己没有力量说一个不字。几天过去了，害怕他来的担忧逐渐变成了害怕他不来的恐惧。

　　一个月以后，工程师仍然音信全无。特丽莎觉得有点费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渐消退，变成了一个恼人的疑问：他为什么不来？

　　这天她正在侍候顾客，朝那个曾经攻击她卖酒给孩子喝的秃头走去。他正在大声讲一个肮脏的笑话。笑话是老调重弹，她从前在小城里端啤酒时就从醉鬼们那里听过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亲的世界在闯入她的生活，于是粗鲁地打断了秃头。

　　“不要你指手划脚，”那男人怒气冲冲，“我们还让你呆在这酒吧店里，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们？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就是我们，”那人举起手里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愿你这样的人对我顶撞，明白吗？哦，顺便说吧，”他指着特丽莎脖子上一串廉价的珍珠项链，“这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能说是你丈夫给的吧？一个擦窗户的！他送不起这样的礼物！是你的顾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来回报他们？”

　　“马上闭嘴！”她叫道。

　　“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他继续说，企图抓住那项链。

　　卡列宁突然跳出来，把前爪搭在酒柜上，开始叫起来。

　　大使说：“他是个秘密警察。”

　　“那他为什么这样公开？一个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么好处呢？”

　　大使盘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学练瑜珈功。肯尼迪从墙上的相片框子里朝他微笑，使他的话有一种特殊的威严。

　　“秘密警察有几种职能，亲爱的，”他开始用长辈人的语气说，“第一种是旧式的，他们只是听听人们说些什么，向上司汇报。”“第二种职能就是威吓人。他们要人们明氏我们都在他们的股掌之中，要让我们害怕。你那秃头朋友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职能就是制造假象来损害我们的名声。几天前，他们试图指控我们阴谋颠覆国家，当然这只会使我们增加声望。现在，他们往我们口袋里塞麻醉毒品，声称我们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他们总能找到什么姑娘跟在后面。”

　　特丽莎立即联想起那个工程师，他为什么再不来了？

　　“他们需要设陷断，”大使继续说，“强迫人们与他们合作，给另一些人设陷阱。这样，他们就能慢慢地把整个民族变成一个纯粹的告密者组织。”

　　特丽莎此刻只想到一件事：工程师有可能是警察局派来的。那么，把自己灌醉又宣称他爱她的那个少年又是谁？正是因为他，秃头特务才攻击她，工程师才为她辩护。那么，这三个人都在预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软化她，使她上钩！

　　她怎么能没想到这一点呢？那住宅是那么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个穿着华贵的工程师怎么会住在一个那样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师吗？如果是，他怎么可以在午后两点的时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师读索福克勒斯的书？不！那不是工程师的图书馆！那地方总的来看更象是某个穷知识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进监狱以后没收来的。十岁那年，她父亲被抓进了监狱，国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父亲所有的书，谁知道那房子后来作什么用了？

　　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不再来了：他完成了使命。什么使命呢？秘密特务喝醉时已经粗心地泄露出来了：“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现在，自称工程师的人可以证实她跟他睡了觉，还向他勒索了钱！他们将威胁她，将她的丑闻公之于众，除非她同意向他们报告在酒吧里喝酒人的情况。

　　“别着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听起来没有什么危险。”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异样的声音说。然后带着卡列宁，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

　　人们通常从灾难中逃向未来，用一条拟想的线截断时间的轨道，眼下的灾难在线的那一边将不复存在。但特丽莎在自己的未来里还看不到这样的线。只有往回看才能给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们坐上车，远离布拉格的束缚。

　　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卡列宁坐在后面，偶尔伸过头舔舔他们的耳朵。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一个以矿泉水出名的小镇上。六年前他们在这里住过几天。他们想在这里过夜。

　　他们开进广场，下了车，面对曾经住过的旅馆站着。这里没有什么变化，一棵老椴树还象以前一样挺立在旅馆前面。一座古老的木制柱廊往左边转去，最高处止于溪流之中。溪流把带有疗效的泉水溅落在大理石的盆内。人们都纷纷探身弯腰，手里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马斯再看那旅馆时，发现事实上有些东西还是变了。原来称为格兰特的旅馆现在更名为“贝加尔”。他看了看大楼转弯处的街名牌：莫斯科广场。随后，他们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没套皮带的卡列宁紧随其后），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罗斯托夫街，诺沃西比斯克街，基辅街，熬德萨街；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柯萨科夫疗养院；还有苏沃洛夫旅馆，高尔基剧院，普西金酒吧。所有这一些名字都来自俄国的地理和俄国的历史。

　　特丽莎突然记起俄国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俄国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

　　现在看来，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小矿泉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特丽莎寻找着的往昔已被人没收。他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

　　他们默默地走回汽车。她想着一切人与一切事看来都伪装起来了。一个古老的捷克城镇竞被众多俄国名字淹没。拍摄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竞无意中为秘密警察效劳。送她去死的人脸上戴的面具竞象托马斯。一个特务扮演着工程师而一个工程师竞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还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义的书，原来也只不过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赝品。

　　想到她在那里拿着那本书，她心里突然一亮，两颊都红了。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工程师说他去取咖啡，她走向书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随后工程师回来了，可没有什么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场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甚至三分钟。那么他在那间小客厅里磨磨蹭蹭干了些什么？他上厕所了？她竭力回忆当时是否到了关门声或冲水声。没有，她肯定没有听到水声，要不然她会记得的。而且她几乎能肯定那门已经关了。那么他在那间客厅里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让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师以外的更多确切铁证。在他不见了的那一段长长而可疑的时间内，他只可能是去那间屋里安放电影摄影机；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个带有照相机的入放进来，让他从帘子后面给他们拍照。

　　仅仅几周前，她还嘲笑普罗恰兹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营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么她自己呢？她天真过分，以为自己从母亲屋顶下逃脱出容，已成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亲的屋顶延展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特丽莎永远也逃脱不了她。

　　他们走下花草镶嵌的台阶，折回广场。托马斯问：“怎么啦？”

　　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便听到有人跟托马斯打招呼。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饱经风霜的男人，一位农场工。托马斯曾经给他动过手术。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矿泉来疗养。他邀请托马斯与特丽莎去与他喝一杯。考虑到法令不允许狗进入公共场所，特丽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车。她转来时，那人已在附近一个酒吧找了张桌子，正在说：“我们的生活平平静静的，两年前他们甚至还选我当了集体农庄主席呢。”

　　“恭喜你。”托马斯说。

　　“你知道怎么着，人们死活都要往城里搬。头儿们，当然喜欢有人愿意留下。他们不可能开除我们。”

　　“这是我们向往的。”特丽莎说

　　“姑娘，你会闷得哭鼻子的。那里没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没有。”

　　特丽莎注视着农场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觉得他非常和善可亲。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有人和善可亲！她眼前浮现出一片乡村生活的幻景：有钟楼的村庄，田野，树林，顺着沟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着绿色帽子的猎手。她从未到农村住过，对乡下的想象都是听说来的，或许是从书中读到的，还或许是无意识地从古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些幻景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旧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那人指着脖子后面脑神经与脊髓相连的部分：“这儿还是经常痛。”

　　他仍然坐着，托马斯摸了摸那儿，简单地给这位从前的病人检查了一遍：“我再没权利开处方了。不过，去告诉现在给你看病的医生，就说你跟我谈过了，我建议你用这个药。”他从皮包里的便笺本上撕下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了那种药的药名。

　　他们动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丽莎郁郁沉思着工程师怀里的她那张裸体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张照片确实存在，托马斯也永远不会看见的。它对他们仅有的价值无非是讹诈她的资本。他们把它寄给托马斯的话，这一价值就随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们会决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们也许仅仅为了开个玩笑，把它用个信封寄给托马斯。

　　托马斯收到这样一张照片又会怎么样？会把她赶走吗？也许不会，很可能不会的。但他们那易垮的爱情大厦必然会摇摇欲坠，因为大厦只有她忠诚的柱子作为唯一支撑，因为爱就象众多帝权：一旦他们建立的信念崩溃了，自己也就随之消亡。

　　现在，幻景又出现在她眼前：一只沿着沟渠奔跑的兔子，一个戴绿色帽子的猎手，以及乡村教堂的钟楼，高高地升起在树林之上。

　　她想告诉托马斯，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想告诉他，他们应该搬到乡下去，那是挽救他们的唯一出路。

　　她转向他，但托马斯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为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验了从佩特林山上下来时的感觉，胃在收缩，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带枪人用眼罩蒙任她的双眼，让她靠在那棵栗树的树干上。她想死。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停地流淌，纷坛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会被人忘却，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凭栏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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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与重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做爱。就在那一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马斯显得很不高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托马斯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道，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宇。”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马斯把这事搁下来了。

　　人们公认托马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马斯接手。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马斯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尽管他从未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正直，但他们已准备打赌，宁可相信他的不诚实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纷纷作出反应。我得把这些反应归结为基本两大类：

　　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一直被迫与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或者正打算这么做（当然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这样）。

　　这些人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见过：一种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一种类乎友爱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滋生了。

　　又因为托马斯从没有过遵奉于人的名声，他们于是笑得更加自鸣得意。关于他接受主治医生建议的假想，已经进一步证实懦弱这东西正在缓慢地但是必然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而且会很快扭转人们现在对懦弱的看法。他从没与这些人交过朋友。他沮丧地意识到，如果真的照主治医生说的去作一个声明，他们就会开始请他去参加众多晚会，他就不得不与之为伍。

　　第二种类型的反应来自那些受过迫害的人（他们自己或者亲友）。他们曾经拒绝与占领当局握手言欢，或者确信自己将来也不会妥协（签发一个声明），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比方说，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不必对他们认真对待。）

　　S医生就属于后一类型，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年轻内科医生。一天，他问托马斯：“喂，你给他们写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托马斯反问他。

　　“怎么啦，你的收回声明啊。”他语气中没有恶意，甚至笑了，一种从厚厚的笑容标本集里挑出来的微笑；有精神优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

　　“告诉我，我收回观点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托马斯问，“你读过吗？”

　　“没有。”S说。

　　“那你还罗嗦什么？”

　　还是沾沾自喜，还是微笑，S回答：“瞧，我们知道这事怎么处置。你给主治医生或某个部长或者某个人写封信，表说你收回前言，他将答应不泄漏出去，不羞辱作者。是不是这样？”

　　托马斯耸耸肩，让S继续说下去。

　　“可是，即使那个声明已经安全归档，作者也知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将其公之于众的。于是，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毫异议。只要他一露头，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臭名远扬。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了。”

　　“是呵，真是个好办法，”托马斯说，“但麻烦你告诉我，是谁对你说我同意写那玩意儿？”

　　S耸耸肩，脸上始终带着笑。

　　托马斯突然捕捉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托马斯受不了这些笑。他认为自己处处都看见这种笑，连街上陌生人的脸上也莫不如此。他开始失眠。事情能这样吗？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吗？不，他对他们没好话可说，自己居然让他们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实在使他气愤。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这么不在乎别人的人怎么会这样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也许，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人的不信任感（他怀疑那些人有权决定他的命运和对他给予评判），在他选择职业时起了作用。眼下的职业使他可以回避公开露面。比方说，一个选择政治家职业的人，当然会乐意去当众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怀着幼稚的自信，以为如此会获得民众的欢心。如果群众表示了不赞同，那只会刺激他继续干下去力争做得更多更好。同样，托马斯也受到刺激，不过他的刺激来自疾病的诊断难点。

　　一个医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员，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医生所评价，就是说，是一种关上门后个人对个人的评价。面对那些品评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们，为自己解释或者辩护。现在，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惊奇，对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字。

　　主治医生异乎寻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说他对托马斯的决定早有预料。

　　“即使没有那个声明，也许您也能有办法留我继续工作吧。”托马斯竭力暗示对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辞职来威胁当局。

　　但他的同事做梦也没想到要用辞职来吓唬谁。不久（主治医生比前次更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几天来他的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被迫离开了医院。

　　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尽了。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诊室里总是挤成一团糟，他对付每一个病人还不要五分钟，无非是告诉他们吃多少阿斯匹林，给他们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一天，门诊时间完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男人拜访了他，那人举止的庄重增添了几分高贵气。他自我介绍，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想邀请托马斯到马路那边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马斯表示拒绝：“我还得开车回家，他们发现我喝了酒，会没收我的执照。”内务部的人笑着说：“真要碰上什么事，给他们看看这个就行了。”他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显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还有部里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大谈特谈他如何钦佩托马斯，大谈特谈整个部里的人如何难过，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医生竞在一所偏远的小诊所里分发阿斯匹林。他让托马斯懂得，虽然他不能出来说话，警察是不同意采用这么严厉的措施，把专家们从自己的岗位上赶走的。

　　从来没有谁想到过要表扬托马斯，于是他非常仔细地听这位胖官员的讲话，对那人在医学方面的知识精确和细节熟悉感到惊讶。当我们面对奉承时，是多么没有防备啊！托马斯无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员的话当成一回事。

　　这不只是出于虚荣，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缺乏经验。当你对面坐着一个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礼貌的人时，你要提醒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实话，没有一句出自真诚，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经常地、完备地、毫不犹豫地），需要有极大的努力和适当的训练——换句话说，要常常经受警察的盘问。而托马斯缺乏这种训练。

　　部里来的人继续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象责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稍停了一下，部里来的人用悲哀的语调说：“那么告诉我，大夫，你真的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挖掉自己

　　的眼睛吗？你，一位给那么多人赐予过健康的人，会这么认为吗？”

　　“太荒谬了！”托马斯自卫地吼道，“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

　　“我读过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听起来似乎非常难受。

　　“我写了共产党员应该把眼睛挖去么？”

　　“人人都是这么理解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变得越来越悲哀。

　　“你去读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写的那样。你不会谈到它的，登出来的文章被删掉了一些。”

　　“是吗？”部里来的人警觉起来，“你是说他们不是按你写的那样发表的吗？”

　　“他们删节了。”

　　“很多吗？”

　　“大约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看来真的吃了一惊：“他们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

　　托马斯耸了耸肩。

　　“你应该抗议！他们责无旁贷地应该迅速刊登原稿。”

　　“俄国人来以前，我还有闲工夫想想这事，那以后，我还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总不愿意人们认为你，一个医生，要剥夺人看东西的权利吧！”

　　“你想想，你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报纸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国使馆的人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以我之见，有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爱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计，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

　　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个人的头部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总会停止呼吸的，杀人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成使命提早了一点点。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人还是早有考虑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托马斯面对一个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皮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切得准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帘），他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亵渎之感。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种东西吸引他这样做！正是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种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绝非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精力的东西，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

　　他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警察缠着他。然而坦白地说，这种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通，警察要把一个带有他签字的假声明公之于众实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过）。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权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危险。还可以说，托马斯对自己的笨拙恼火，想避开与警察的进一步接触，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无助之感。我们还可以说，他反正已经丢失了职业，小诊所里机械的阿斯匹林疗法与他的医学概念毫无关联。尽管如此，他这样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在我看来仍然是很奇怪的。这里是不是还深藏着什么别的东西？深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托马斯通过特丽莎渐渐地喜欢起贝多芬来，但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在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长期来手头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感地叹了口气说；“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根据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动机，他谱写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轮唱：其中三个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个人插进来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钱来！）

　　一年以后，这一音乐动机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乐章里，作为基本动机重现了。那时候，贝多芬已经忘记了德氏的钱，“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较之从前庄严得多的情调，象是从命运的喉头直接吐出来的指令。用康德的话来说，连“早上好”一词用适当的声音读出来，也能成为某种形而上命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德文是一种语词凝重的语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戏谑，它已成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艰难或沉重的决心）。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谅讶。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严肃变成关于德氏债款那无聊玩笑般的四声二部轮唱曲，我们倒会感到震惊。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做法例与巴门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变成了轻，也就是，消极变成了积极！开始（作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触及伟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为一首成功的杰作），却落入最琐屑的戏言？但我们再也不知道怎样象巴门尼德那样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记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他得到了解脱。在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他沉重责任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还能有什么呢？

　　当然，那是一种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会习俗留给他的。而他热爱医学的那个“非如此不可”，则是内在的。他经历的磨难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感越是强烈，导致反叛的诱惑也就越多。

　　当一个医生，就意昧着解剖事物的表层，看看里面隐藏着什么。也许使托马斯离开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种欲望，他想去探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么。换句话说，现在他想知道当一个人抛弃了他原先视为使命的东西时，他的生活里还将留下一些什么，

　　这一天，他去报到。一位好脾气的女人，主管着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陈设事宜。从他们见面起，他就面临着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各种具体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他进入一种震惊状态，新工作开始的几天，都一直被这种震掠所缠绕。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惊的陌生感（大约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简直在享受一个长长的假日。

　　他于活可以无所用心，自得其乐。现在，他明白了人们（他通常可怜的人们）的快乐，全在于他们接受一项工作时没有那种内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强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净净。他第一次体会到其乐融融的无所谓，而不象从前，无论何时只要手术台上出了问题，他就沮丧、失眠，甚至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他职业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个吸血鬼吸吮着他的鲜血。

　　现在，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飞，比以前更甚），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托马斯主要是为大商店干活，也被头头遣派去为一些私人客户服务。此时的人们，还在以群情振奋的一致团结，来反抗对捷克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托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发现他正在靠洗窗子为生，往往就打电话点名把他请去，然后用香槟或一种叫斯利沃维兹的酒款待他，给他签一张十三个橱窗的工单，与他叙谈两小时，不时为他的健康干杯。托马斯于是就能以极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户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占领军军官的家属一批批在这片土地上四处定居，警务人员代替了被撤职的播音员从收音机里播出不祥的报道，而托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晕晕乎乎地前行，从一个酒杯走向另一个酒杯，如同参加一个又一个酒会。这是他伟大的节日。

　　他又回到了单身汉的日子。特丽莎在他的生活中突然不存在了，唯一能与她见面的时间就是半夜她从酒吧回来之后，当时他迷迷糊蝴半睡半醒，或者是早晨，轮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却要急着去上班。每个工作日，他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六个小时，一块没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从他少年时开始，这种自由天地就意昧着女人。

　　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他尽量回避这个问题，被进一步追逼，就说：“好啦，两百个左右吧。”朋友中的羡慕者说他吹牛，他用自卫的口气说：“这不算怎么多。现在我已经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两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个新的女人，不算多，对不对？”

　　与特丽莎成家以后，他这种生活方式有所束缚。安排上有些麻烦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性活动压缩到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从手术室到家里之间）。他精密地充分利用了那段时间（如一位山民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与现在突然赐予他的十六个小时相比，那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照我说，十六小时中他用来擦洗橱窗的八个小时里，周围都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妇，以及女职员，她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次潜在的性活动约定。）

　　他在她们中间寻找什么呢？她们的什么东西吸引着他？难道做爱不仅仅就是永远重复同一过程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有一些细微末节是想象不到的。当他看到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时，能自然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样子（他作医生的经验更丰富了他作情人的经验），但这种近似的意念与准确的现实之间，有一道无法想象的鸿沟，正是这点空白使他不得安宁。而且，他追求不可猜想的部分并不满足于裸体的展露，它将大大深入下去：她脱衣时是什么姿态？与她做爱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将怎样叹气？她在高潮的那一刻脸会怎样变形？

　　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我”，确实隐藏在人不可猜想的部分。我们所能想象的只是什么使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什么是人的共同之处。这各自的“我”正是与这种一般估计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可猜测亦不可计算，它必须被揭示，被暴露，被征服。

　　托马斯在最近十年来的医务实践中，专门与人的大脑打交道，知道最困难的就莫过于攻克人类的这个“我”了。希特勒与爱因斯坦之间，普列汉诺夫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要多得多。用数字来表示的话，我们可以说有百万分之一是不同的，而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相同类似。

　　托马斯着迷于对这百万分之一的发现与占有，把这看成自己迷恋的核心。他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个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

　　（这里，也许还可以说，他对外科的激情和他对女人的激情是同为一体的。即使对情妇，他也从末放下过想象中的解剖刀。他既然渴望占有她们体内深藏的东西，就需要把她们剖开来。）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问，为什么他从性面不从其它方面来探寻这个百万分之一呢？为什么不——比方说，从女人的步态、烹饪特点或艺术趣味上去找这种区别呢？

　　可以肯定，这百万分之一的区别体现于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但除了性之外，其它领域都是开放的，无须人去发现，无须解剖刀。一位女人吃饭时最后想吃奶酪，另一个厌恶花菜，虽然每一个人都会表现自己的特异，然而这些特异都显得有点鸡毛蒜皮，它提醒我们不必留意，不可指望从中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只有性问题上的百万分之一的区别是珍贵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只能用攻克来对付它。就在离现在的五十年前，这种形式的攻克还得花费相当的时间（数星期，甚至数月！），攻克对象的价值也随攻克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增长。即使今天，攻克时间已大大减少，性爱看起来仍然是一个保险箱，隐藏着女人那个神秘的“我”。

　　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的欲望（那种欢乐如同一份额外收入或一笔奖金），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托马斯谴寻着女人。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前者的迷恋是抒情性的：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理想，又因为理想是注定永远寻求不到的，于是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失望。这种推动他们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的失望，又给他们曲感情多变找到了一种罗漫蒂克的借口，以至于不少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们的放纵追逐所感动。

　　后者的迷恋是叙事性的，女人们在这儿找不到一点能打动她们的地方：这种男人对女人不带任何主观的理想。对一切都感兴趣，也就没有什么失望。这种从不失望使他们的行为带上了可耻的成分，使叙事式的女色追求给人们一种欠帐不还的印象（这种帐得用失望来偿还）。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总是追逐同一类型的女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什么时候又换了一个情人。他的朋友们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用一个名字来叫她们，从而引起了误会。

　　叙事性的风流老手（托马斯当然属于这一类），则在知识探求中对常规的女性美不感兴趣，他们很快对此厌倦，也必然象珍奇收集家那样了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为了避免朋友们的难为情，他们从不与情妇在公众场合露面。

　　托马斯当了差不多两年的窗户擦洗工。这天他被派去见一位新主顾，对方奇特的面容从他一看见她起，就震动了他。尽管奇特，也还算周全，将就将就，没有超出一般允许的范围（托马斯对奇特事物的兴致与费利尼对鬼怪的兴致不一样）：她非常高，比他还高出一截，不同寻常的脸上有修长细窄的鼻子。恐怕不能说那张脸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会抗议！），也不能（至少在托马斯眼中）说它毫无吸引力。她穿着便裤和白色罩衫，象一个长颈鹿、锻，以及机敏男孩的奇怪化合体。

　　她久久地、仔细地、探寻地盯着他，眼中不乏嘲意的智慧闪光。“请进，大夫，”她说。

　　他意识到她知道自己是谁，但不想有所表示，问：“水在哪里？”

　　她打开了浴室的门。他看见了一个洗脸盆、一个浴盆以及肥皂盒；在脸盆、浴盆与盒子前面，放着粉红色的小地毯。

　　又象鹿又象鹊的女人微微一笑，挤了一下眼，话里象是充满了反语或暗示。

　　“浴室都归你所有，你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做一切事。”她说。

　　“可以洗个澡吗？”托马斯问。

　　“你喜欢洗澡？”她问。

　　他往自己的桶里灌满热水，走进起居室。“你想叫我先从哪里动手？”

　　“随你的便。”她耸了耸肩。

　　“可以看看其它房子的窗户吗？”

　　“你想到处都瞧瞧罗？”她的笑似乎在暗示，洗玻玻仅仅是她毫无兴趣的一个古怪念头而已。

　　他走进隔壁的房子，这间卧室里有一个大窗子，两张挨在一起的床，墙上有一幅画，是落日与白样树的秋景。

　　他转回来，发现桌上放着一瓶开了盖子的酒以及两只酒杯：“在你开始大干以前，来点小东西提提神怎么样？”

　　“说实在的，我对小东西不介意。”托马斯在桌子旁坐下。

　　“能看看人们怎么过日子，你一定觉得有趣吧？”她说。

　　“我不能抱怨。”托马斯说。

　　“所有的妻子都一个人在家里等你。”

　　“你是说那些老奶奶，老岳母。”

　　“你不想你原来的工作吗？”

　　“告诉我，你怎么了解到我原来的工作？”

　　“你的老板喜欢吹捧你哩。”鹤女人说。

　　“这一次罢了！”托马斯显得惊讶。

　　“我给她打电话说要洗窗户，她问我要不要你，说你是被医院赶出来的著名外科医生。这样，很自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有一种敏感的好奇心。”他说。

　　“这样明显吗？”

　　“看你眼睛的用法。”

　　“我眼睛怎么啦？”

　　“你眯眼，随后，就有问题要问。”

　　“你的意思是不想应答？”

　　多亏她，谈话一开始就是心旷神怡的调情。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与外部世界无关，都是内趋的，有关他们自己。谈及他和她可以触知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触摸性的补充更简单明白了。于是，托马斯提到她眯眼时，在她眼上摸了一下，她也在他的跟上摸了摸。不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看来她是有意设置了一种“照我做”的游戏。他们面对面地坐下，两个人的手都顺着对方的身体摸下去。

　　直到托马斯的手触到了她的下体，她才开始拒绝，他还猜不透她到底有几分认真。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大截了，十分钟以后他得去另一位主顾家。他站起来，说他不得不走了。

　　她的脸红红的：“我还得填那张工单呀。”

　　“我什么也没做。”他反驳道。

　　“都怪我。”她用一种温和而纯真的嗓音慢慢地说，“我想，我只好再约你来一次，让你完成我没让你干的话。”

　　托马斯拒绝把单子交给她签字，她似乎在乞求施舍，对他甜甜地说：“给我，好吗？”又眯了眯眼，加上两句，“反正我也没付这笔钱，是我丈夫给的，你也没得这笔钱，是国家得了。这笔交易跟咱们俩谁也没关系。”

　　既象鹿又象鹤的女人有一种奇怪的不谐凋，不时激起他的回想：她的调情与腼腆结合，千真万确的性欲被嘲弄的微笑抵消，公寓的粗俗一般和主人的独特不凡相对照。要是与她做爱，她是什么样子呢？他尽力去揣度却无法想象出来，几天来他老想着这件事。

　　应她的召唤，他第二次去她那儿。酒和杯子都在桌上等着。这一次，一切都自动地进行。不一会，儿，他们便在卧房里面对面地站着接吻（那里，墙上画中的太阳正落在自掸树上）。他给她下达自己的标准口令：“脱！”她不但不服从，而且反过来命令：“不，你先脱。”

　　他被顶了回来，对这样的反应很不习惯。她开始解开他罩衣的扣子。“脱”的命令下达好几次（伴随着喜剧性的失败）之后，他终于被迫接受妥协。根据他上一次来访时她制订的游戏规则（“照我做”），她脱掉他的裤子，他脱掉她的裙子，然后她脱掉他的衬衣，他脱掉她的罩衫，直到最后他们都赤裸裸地站着。他把手放在她湿润的阴部，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体的同一部位上也有她的指触，对方象镜子一样准确地模仿着自己的动作。

　　如我所述，他已熟知了将近两百名妇女（加上他当窗户擦洗工期间为数可观的新人选），但他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女人，比他还高，朝他眯眼睛，还用手摸他的肛门。为了压住自己的难堪，他把她按倒在床上。

　　他的动作如此急促，使她毫无戒备。她那高塔一般的骨架仰面躺下时，他从她脸上红色的斑点中，看到了失去平衡以后害怕的表情。现在，他站在她上方了，一把托住她的膝下，把她叉开的双腿微微向上举起。那双腿猛一看去，就象一个战士举起双臂对着瞄准他的枪筒投降。

　　笨拙加热情，热情加笨拙——托马斯被它们弄得亢奋以极。他久久地跟她于，不时仔细地察看她那有红色斑点的脸，看一个女人被绊翻后倒落时的恐惧表情，那无可仿制的表情顷刻间早已把亢奋传人他的大脑。

　　他去浴室洗洗，她跟着进去，并罗罗嗦嗦地解释肥皂在哪里，海绵在哪里，怎样放热水。他很惊奇她把如此简单的事也弄得如此繁琐。最后，他不得不对她说，他完全明白一切，示意对方让自已一个人留在浴室里。

　　“你不愿意让我呆在这儿看看你吗？”她乞求。

　　他终于把她弄了出去。他洗完身子，把尿拉在盆子里（捷克医生们的标准程序），感到她在浴室外面前前后后地跑来跑去，想找一个破门而入的法子。他把水关掉，整个寓所突然安静了。他感到自己被人注视着，差不多可以断定，浴室门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窥视孔，她那漂亮的眼睛正眯缝着看进来。

　　他心境极佳地告辞走了，极力想把她的要素存入记忆，把这种记忆归纳为一个化学公式，用以界定她的特质（她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得出了这个由三个已知项组成的公式：

　　（1）笨拙加热情。

　　（2）失去平衡地倒下之后脸上的恐镇表情以及

　　（3）双腿举在空中，象一个士兵对着枪筒举起投降的双臂。

　　回想了这几条，他感到快乐，象是获得了这个世界的另一些点点滴滴，用他想象中的解剖刀，又在宇宙那无际的天幕上划了一刀。

　　差不多是同时，他还有如下经历：每天半夜之前，他在某位老朋友提供的一间房子里，与一位年轻女人会面。一两个月之后，她向他提起以前他们见面的事：当时外面正是雷雨交加，他们在窗子下面的一张小地毯上做爱，一直干到风暴平息。那真是难以忘怀的美妙！

　　托马斯给震惊了。是的，他记得与她在地毯上做爱（他的朋友睡在一张托马斯发现极不舒服的窄沙发上），但他完全忘记了风暴！这太奇怪了。他能回想起他们每次在一块几时的情景，甚至能牢牢记住每一次做爱的方式（她不愿意他从后面于她），他记得他们交合时她讲的好些事（她总是要他搂住她的屁股，不要老看着她），他甚至还记得她内裤的式样，而风暴却无影无踪。

　　对于每一次性经历，他的记忆只录下了性征服中那险峻而窄狭的通道：第一声言语挑逗，第一次触模，第一件她对他和他对她说的猥亵之事，以及被对默许和有时遭到反对的小小的性反常行为。他（几乎是学究式地）把其他一切从记忆中排斥出去，甚至记不起自己与这位或那个女人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见面，如果这事发生在他性进攻之前的话。

　　年轻姑娘继续谈着风暴，向往地笑了。他惊奇地望着她，心中油然生出某种近乎羞愧的东西：她经历了美好的事情，他却未能与她共同体验。对那场夜晚风暴的两种反应和记忆方式，明的标明了爱情与非爱情。

　　我不希望，“非爱情”这个词使人联想到他对那年轻姑娘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就是按现在的说法，把她看成一个性器具。相反，他非常喜欢她，珍视她的性格与智慧，愿意在她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她。他不是那种在她面前厚颜无耻的人。但这是他的记忆，不为他自已知道的记忆，把她从爱情的领域中排斥掉了。

　　人脑中看样子具有一块我们可以称为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下来诱人而动人的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具有美感。从他遇到特丽莎起，再没有女人有权利在他大脑的那一区域中留下一丝印痕。

　　特丽莎占据着他的诗情记忆区，象一位暴君消灭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迹。这是不公正的，那位与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爱的姑娘，一点也不比特丽莎缺乏待意。她叫着：“闭上眼！搂着我的屁股！把我搂紧！”她不能忍受托马斯于她的时候睁着眼睛，专注而敏锐地盯着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总是在她上方那样微微弓起，从不压在她的皮肤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对方带进那神奇的爱流里，也许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绝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种姿势使他们的身体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却可以从几码远的地方来观察打量她。她恨那距离，要与他合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她冲着他瞪眼，坚持说自己没有高潮，尽管地毯已经明显地湿漉漉的了。她还是说：“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没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换句话说，她是在敲打他诗情记忆的大门。但门是关闭的，他的诗情记忆里没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与其他女人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上，才开始了他与特丽莎的冒险。那是推动他一次次征服的职责之外的某种东西。他无意揭示特丽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着揭示地来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开这个世界的屈服之躯以前，就与她做爱了。在她开始想知道他们做爱时她会是什么样子之前，他就爱上她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后来才开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对别人那样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篮里顺水漂来。我以前说过，比喻是危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大脑。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老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

　　“我知道。”托马斯说。

　　特丽莎停了一下，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马斯说，“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她说。

　　“乡下？”他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正在这时，托马斯又一阵胃痛，感到全身发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给卡列宁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

　　“是的。”托马斯说。

　　他努力想象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他很难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这意味着性冒险的终结。

　　特丽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问题，在乡下，你会对我厌烦的。”

　　疼痛更加剧烈了，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个绝对的假日，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一种永久的休息），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离开那把想象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捣蛋了！”特丽莎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打针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忘了给药箱补充药品。”

　　她顾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摸了模他的前额，那里有因为痛楚而冒出来的密密汗珠。

　　他的头没有离开枕头，朝她转过来，几乎是气喘吁吁：对方眼中燃烧着不堪忍受的悲伤。

　　“告诉我，特丽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知道。”

　　“没有，”她摇摇头，“没有什么事。”

　　“你否认也没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说。

　　“老事情”意味着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马斯不愿意收场：“不，特丽莎，这一次有点不同。以前从没有这样严重。”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她说，“去，洗洗你的头发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释的语调是伤感的，没有敌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几个月了，你的头发上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气味。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闻着你某个情妇下体的气味。”

　　听她说完，他的胃又开始痛起来。简直要命。他总是把自己洗得很彻底！身上，手上，脸上，确认没有留下丝毫她们的气味。甚至避免用她们的香皂，每次都执行自己种种苛刻的规程。但他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居然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冲着自己的脸叉开双腿，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他现在恨她。他看出抵赖也没有用处，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头发。

　　她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呆在床上吧，别费心去洗那东西了，我现在都习惯了。”

　　他的胃真是痛杀了他，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我会给我那位病人写信的，就是我们在矿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个地区吗？”

　　托马斯极难谈下去了，所能说的只是：“树林子……环绕的山……”

　　“没有关系，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要离开这里，但现在别说了……”她还是一直摸着他的额头。两人并排躺在那儿，不再言语。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们很快进入梦乡。

　　半夜里他醒来了，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春梦。唯一能回想清楚的是最后一个：一个巨大的裸体女人，至少是他体积的五倍，仰浮在一个水池里。从她两腿分叉处一直到脐眼的小腹部，都盖着厚厚的毛。他从池子一边看着她，亢奋以极。

　　身体被胃病折腾得虚弱不堪之时，他怎么亢奋得起来？看到一个他清楚地意识到会拒绝自己的女人，怎么会使他亢奋？

　　他以为：在人脑机件里，有两个朝相反方向转动的齿轮。一个载着想象，另一个载着肉体的反应。载有裸身女人想象的齿轮，带动着相应的勃起指令齿轮。但有些时候，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齿轮错位了，亢奋齿轮会与一个载着飞燕想象的齿轮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会带来阴茎的勃起。

　　此外，托马斯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类睡眠的专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种梦境中，男人们都有勃起现象，这说明勃起现象与裸体女人之间的联系，只是造物主塞进入脑机件中一千种运动方式中的一种。

　　那么爱情与这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也没有。托马斯头脑中的齿轮不协调了，他会因为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这对他与特丽莎的爱绝对没有影响。

　　如果说，性亢奋是我们的造物主为了自己取乐而用的一种装置，那么爱就是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能使我们摆脱造物主。爱情是我们的自由，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

　　虽然这不完全是真的。即使爱情有别于造物主为自己取乐而设置的机件，爱仍然是从属于它的。爱从属于性，象一位秀美的裸体女人服从一座巨钟的钟摆。

　　托马斯以为：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之一。

　　他还认为，把爱情从愚蠢的性爱中拯救出来，办法之一就是在我们头脑中设置某种机件，能让我们看见一只燕子也亢奋。

　　他带着甜甜的思索开始打盹。就在他即将入睡的那一刻，在众多概念浑浑沌沌的无人区中，他突然确信自已发现了所有的谜底，一切神秘的关键，一个新的乌托邦，一座天堂：在那个世界里，男人因看见一只燕子而亢奋，托马斯对特丽莎的爱情，不会被性爱的愚蠢干犯所侵扰。

　　于是，他安睡了。

　　几个半裸的女人尽力缠着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摆脱她们，打开了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他看见一位年轻女朗，正面对着他侧卧在一张沙发上，也是半裸着身子，除了短裤什么也没穿。她撑着臂肘，面带微笑看着他，看来知道他会到来。

　　他向她走过来，难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满身心，想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她，终于能在这里与她相会。他坐在她身旁，对她说了些什么。她也说了些什么，显出一种镇定，一只手缓慢而轻柔地摆动。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这种举动的镇定，女性的镇定是他一辈子困惑不解的问题。

　　正在这时，梦境又滑回现实。他发现自己回到了那种似睡非睡的无人区。遇见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渐渐消逝，使他惊吓恐惧。他对自己说，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呵！他竭尽全力想回忆起她是谁，在哪里遇见过她，他们一起经历道什么。她对他如此熟悉，他怎么可能忘了她呢？他答应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绘她，但刚答应便意识到这无法兑现：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么能把这么熟悉的人的名字给忘了呢？这时，他几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睁开的，他在问自己，我在哪里？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这里吗？我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到她吗？她是从瑞士来的吗？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他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她既不是来自布拉格也不是来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梦里而不是别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来。特丽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梦中的女人与他见过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他认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结果是他不曾相识的女人，但她还是他一直向往着的人。如果他有一个个人的伊甸乐园，他一定将陪伴着她生活其中。这个来自梦境的女人是他爱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著名假说：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一半。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伙伴。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衷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

　　他试图想象，自己与那梦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见在他们理想房舍敞开的窗前，特丽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过，停下来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丽莎的灵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涩地要他呆在他感觉快乐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动作，使他烦闷不快。他抓住对方那双紧张的手，压在自己的双手之间使它们镇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着躺在身旁的这位女人，在睡梦中还抓着他的手。他觉出一种对她无法言表的爱。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了双眼，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知道不该弄醒她，应该哄她继续睡觉。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我在看星星。”他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哦，飞机上。”特丽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昏昏欲睡。托马斯知道，特丽莎正从飞机的圆形窗户往外看，飞机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飞翔。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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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伟大的进军

　　直到1980年，我们才从《星期天时报》上读到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与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并共用一个厕所。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厕所并得又臭又乱的恶习，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尽管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者的儿子的大便。他们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让他把厕所弄干净。他发怒，吵架，动武，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希望长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用最吓人的俄国脏话破口大骂，飞身扑向环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电网。他扑中了，身体被钉在电网上，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

　　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所有的证据表明，他父亲杀害了给他生这个孩子的女人。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弃儿。人们从两重意义上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为震怒（毕竟，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也可以是出于喜爱（父亲会惩罚弃儿的朋友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

　　遗弃和特权，幸福与痛苦——没有谁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这对立的两面是如何交替，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其间距离是如何短促。

　　战争一开始，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总是出自内心地排斥他，指责他的肮脏。他，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能忍受这种不是为了崇高的东西（上帝与天使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为了大便的评判么？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

　　令人晕眩之近？太近会引起晕眩？

　　会的。当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地球便消失了，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一回事，毫无二致，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当斯大林的儿子朝电网跑去，将自己的身体投向电网时，这架电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盘，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时候，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旧约全书》，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我总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就得有肠子。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褒渎神明。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诺斯替教与我五岁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纪，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声称：“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

　　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倒不如它是—个麻烦的神学问题。自从上帝给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念：他无须对人的罪过负责，然而作为人的创造者，他对人的粪便应负完全的责任。

　　到第四世纪，圣哲罗姆完全否定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爱的说法。另一方面，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埃里金纳则接受这一观点，并且还相信，亚当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样举起。我们不能将这一设想，当作男人害怕阳萎的寻常旧梦而随意打发。埃里金纳的观点有不同的意义。如果认为靠简单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阴茎勃举，阴茎的勃举不是由于我们亢奋，而是我们的命令使然，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性亢奋的位置。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并非性交及其随之而来的愉悦，他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奋。记住：天堂里有愉悦，但没有亢奋。

　　埃里金纳的论点抓住了有关粪便助神学辩解要害。只要人获准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伦廷的耶稣）根本不排粪，或者（看来更有可能）不把粪便看成令人反感的东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对粪便感到厌恶。人才开始遮羞，才开始揭开面罩，被一道强光照花双眼。于是，紧接着厌恶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进了性亢奋。如果没有粪便（从这个词的原义和比喻意义来看），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性爱，以及伴随而来的心跳加快、两眼昏花。

　　在我小说的第三章里，我讲到了萨宾娜半裸着身子，头上戴着圆顶礼帽，同穿戴整齐的托马斯站在一起。当时我有些事没来得及提到。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因为她的自我亵渎而亢奋。她忽发奇想，似乎看到托马斯戴着圆顶礼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马桶上并看着自己排粪。她的心突然剧跳起来，几近昏晕的边缘。她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发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有些人认为世界乃自然生成，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涉及到一些超越我们理智和经验的现象。更为现实的倒是这条界线，区分着两类人，后者怀疑人的生命是受赐的（不论如何赐予，以及由谁来赐予），前者却毫无保留地接受赐予观点。

　　在欧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后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创世纪》第一章，它告诉我们，世界的创造是合理的，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我们因此才得以繁衍。让我们把这种基本信念称为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粪（Shit）”这个词才以“s……”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中，这个事实与道德上的考虑毫无关系。你毕竟不能说大粪是不道德的！对大粪的反对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粪的程序，就是创世说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证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粪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你锁在卫生间里！），或者，我们就是被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作态”。

　　“kiscll”是个德国词，产生于伤感的十九世纪的中期，后来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经过人们的反复运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义便渐渐淹没了：不论是从大粪的原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

　　萨宾娜对国家当局最初的内心反感，与其说是具有道德性，还不如说带有美学性。她倒不怎么反感当局管辖下的丑陋（把荒废的城堡变成牛栏），却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换句话来说，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五一节”的庆典。

　　她看见过这种庆典游行，是在人们依然有热情或依然尽力装出热情的年代。女人们穿上红色、白色以及蓝色的衣裙，游行者队伍齐步行进时，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红心、印刷字体。铜管小乐队伴随着一个个游行群体，使大家的步伐一致。当某个群体接近检阅台时，即使是最厌世的面孔上也要现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极力证明他们极其欢欣，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完全认同。不仅仅是认同当局的政治，不，更是对生命存在的认同。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这种庆典汲取了灵感。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共产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这种白痴式的同义反复（“生活万岁！”），使那些漠然处之的人对当局的论点和游行也发生了兴趣。对这一口号的盗用，表现了当局的威力和灵巧。

　　十年后（这时她住在美国），萨宾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国参议员，用他的大轿车带她出去兜风。他的四个孩子在车后座跳上蹦下。参议员把车停在一个带有人造滑冰场的体育馆前面，四个孩子从车上跳出来，开始在四周宽阔的草坪上跑起来。参议员坐在方向盘后，美美地看着那四个活蹦乱跳的小身影，对萨宾娜说：“看看他们吧，”他用手臂划了个圆圈，把运动场、草地以及孩子都划在圈里，“瞧，这就是我所说的幸福。”

　　他的话里面，不仅有看着孩子奔跑和绿草生长的欢欣，还有对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难民的深深理解。参议员深信，在那个国家里是不会有绿草生长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间，萨宾娜的脑子中闪现过一个幻影：这位参议员正站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检阅台上。他脸上的微笑，就是那些当权者在高高的检阅台上，对下面带着同样笑容的游行公民发出的笑。

　　参议员怎么知道孩子就意昧着幸福？他能看透他们的灵魂？如果此刻他们都不见了，其中三个向第四个扑过去并狠狠揍他，那又意味着什么？

　　参议员只有一条理由对他有利：他的感情。心灵和大脑经常意见不合抵触龃龉。而在媚俗作态的王国里，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统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冷落了的父亲，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

　　没有比政客更懂得这一点了。无论何时，一个照相机即将开拍，他们会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举到空中，亲吻他的脸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容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的社会里，竞争中的各种影响互相抵销或限制，我们居于其中，还能设法或多或少地逃避这种媚俗作态的统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不见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一旦某个政治运动垄断了权力，我们便发观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

　　我说到极权统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东西必将从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种个性的展示（在博爱者微笑的眼里，任何偏离集体的东西均遭藐视）；每一种怀疑（任何以怀疑局部始的人，都将以怀疑生活自身而终）；所有的嘲讽（在媚俗的王国里，一切都必须严肃对待），以及抛弃了家庭的女人，或者爱男性胜过爱女性的男人。于是，“丰富而且多彩”这样神圣的法令，就成为了疑问。

　　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古拉格当作媚俗作态极极统治用来处理垃圾的化粪池。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时期。当时特丽莎的父亲由于鬼混而被捕，十岁的特丽莎被逐出家门。这也是二十岁的萨宾娜在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在那里，她的马列教授向她解释社会主义艺术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如此飞跃进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与坏的矛盾，而是好与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粪（那是无论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边（比如说，在美国）”，象一些异己的东西（比如说特务），只有从那里，从外部，才能打入这个“好与更好”的世界。

　　事实上，在那最严酷的时代，苏联电影在所有“好与更好”的国家泛滥。电影中充满了不可信的纯洁和高雅。两个苏联人之间可以出现的最大冲突，无非是情人的误会：他以为她不再爱他；她以为他不再爱她。但在最后一幕，两人都投入对方的怀抱，幸福的热泪在脸上流淌。

　　对这些电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释就是：电影表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现实当然比理想要差一些。

　　萨宾娜总是反感这些解释。只要一想到苏式媚俗的世界行将成为现实，就感到背上一阵发麻。她毫不犹豫地愿意选择当局统治下那种受迫害和受宰割的现实生活，这种现实生活还是能过下去的。如果在那种理想式的现实世界里，那些白痴们咧嘴傻笑的世界里，她将无话可说，一个星期之内就会被吓死。

　　苏式媚俗给萨宾娜的感觉，非常象特丽莎梦中所经历的恐怖一样震动了我。特丽莎与一群裸体女人绕着游泳池行进，被迫高兴地唱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具尸体。特丽莎不能对任何女人提一个问题，说一个宇，唯一能够做出的反应，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对她们任何人偷偷眨眼，她们会立即向那个游泳池上篮子里的男人指出她来，他将把她枪毙。特丽莎的梦揭示了媚俗的真实作用：媚俗是一道为掩盖死亡而关起来的屏幕。

　　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因此，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象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萨宾娜向特丽莎解释的自己画作的准确意义：表面上是明白无误的谎言，底下却透出神秘莫测的真理。

　　但是，反对我们称为媚俗作态极权统治的这种东西的人们，感到质问和怀疑无补于事，他们也需要确定而简单的真理，让大众理解，激发群体的眼泪。

　　德国一个政治组织曾为萨宾娜举办过一次画展。她打开目录，第一张图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画了一些铁丝网。她在照片旁边，还发现了一份读上去象某位圣女或某位烈士的小传；她遭受过极大的痛苦，为反对非义而斗争，被迫放弃了正在流血的家园，却继续在斗争着。“她的画作是争取幸福的斗争”，文章以这句话而告结束。

　　她抗议，但他们不能理解她。

　　你是说共产主义不迫害现代艺术吗？

　　“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她愤怒地回答。

　　那以后，她开始在自己的小传中故弄玄虚，到美国后，甚至设法隐瞒自己是个捷克人的事实。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离人们要强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她站在画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后椅子上的老人，仔细观察着她的每一笔触。

　　“该回家了。”他终于看了看表。

　　她放下调色板，去卫生间洗手。老人也使自己从椅子里站起来，去拿斜靠在泉边的拐杖。画室的门通向外边的草地。天已渐渐落黑了，五十英尺开外，是一栋白色的隔板房，一楼的窗口亮着灯光。萨宾娜被这两个光辉投照着暮色的窗口感动了。

　　她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实际上她难道就不曾有过媚俗吗？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么安宁，那么静谈，那么和谐，由一位可爱的摄亲和一位聪慧的父亲掌管。这种幻觉是双亲死后她脑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梦，她就越是对这梦境的魔力表现出敏感。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思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她是在纽约遇见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爱画，身边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伴，住在一栋乡间房舍里。正对着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间旧马厩。他为萨宾娜把马厩改建成画室，而且每天都目随萨宾娜的画笔运行，直到黄昏。

　　现在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老太太把萨宾娜唤作“我的女儿”，但一切迹象都会使人导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萨宾娜倒是母亲，而她的这两个孩子喜欢她，崇拜她，愿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这个也即将进入老年的人，象一个小女孩那样找回了曾被夺走的父母吗？她终于找回了她自己从未有过的孩子吗？

　　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幻觉。她与这老两口过的日子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老头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将去加拿大跟儿子一块儿过。那么，萨宾娜的背叛之途又将在别的什么地方继续。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她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她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

　　由于意见不一，也有各种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欧洲的，美国的，民族的，国际的。

　　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被认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据各自声称的理论原则给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义都完全不可能。这不足为奇：政治运动并不怎么依赖于理性态度，倒更依赖于奇想、印象、言词以及模式，依赖于它们总合而成的这种或那种政治媚俗。

　　弗兰茨如此陶醉于伟大的进军，这种幻想就是把各个时代内各种倾向的激进派纠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伟大的进军是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的光辉进军，尽管障碍重重，仍然一往无前。进军既然是伟大的进军，障碍当然在所难免。

　　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主义专政？是反对消费社会还是要求扩大生产？是断头台还是废除死刑？这一切都离题甚远。把一个左派造就为左派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力，能把任何理论都揉合到称之为伟大进军的媚俗中去。

　　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伟大进军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点象萨宾娜生活中那关于两个闪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兰茨投哪个政党的票？恐怕他什么票也不会投，感兴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过选举日，当然，这并不意昧着他不会被伟大的进军所打动。梦想着我们是跨越世世代代进军中欢乐的一群，总是美好的，弗兰茨从未完全忘记过这种梦。

　　一天，有些朋友从巴黎给他打电话，他们计划向柬埔寨进军，邀请他参加。

　　柬埔寨近来一直遍布美国炸弹，一场内战，使这个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后，它被相邻的越南所占领。而越南纯粹是苏联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饥荒的折磨，缺医少药的人们正在死去。一个国际医疗机构再三要求允许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门外。现在的办法是，让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识分子开到柬埔寨边境，用这种世界人民众目睽睽之下的壮观表演，迫使占领军允许医生入境。

　　给弗兰茨打电话的人，曾在巴黎街头与他一同进军。一开始，弗兰茨被这个邀请弄得欢喜若狂，随后，眼光落在房子那边扶手椅里的学生情妇身上。对方仰视着他，眼镜的大圆镜片把她的眼睛扩大了。弗兰茨感到这双眼睛在乞求自己别去。他歉疚地谢绝了邀请。

　　刚接上电话，他马上对自己的决定有些后悔。真是，他关照了现实中的情妇，却忽略了精神上的爱情。柬埔寨不是与萨宾娜的国家一样吗？一个被邻国军队占领了的国家，一个已感受到俄国巨掌重压的国家！刹那闯，他觉得那位几乎忘记了的朋友，是在根据萨宾娜的秘密吩咐与他联络的。

　　上天之灵知道一切，看见一切。如果他参加这次进军，萨宾娜会从上面惊喜地看着他，会明白他还保持了对她的忠诚。

　　“要是我参加进军，你会非常不安吗？”他问戴眼镜的始娘。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离开都看成损失，但事事都依他。

　　几天后，他与二十名医生，以及大约五十位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员以及市长），还有四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从巴黎起飞了。

　　飞机在曼谷着陆。四百七十名医生、知识分子以及记者挤进了一家国际饭店的大舞厅。那儿聚集着更多的医生、演员、歌唱家、语言学专家，还有数百名带有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以及摄像机的记者。乐台上约摸二十个美国人坐在一条长桌边上，正在主持各项事宜。

　　和弗兰茨一起进舞厅的那些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受了轻视和侮辱。向柬埔寨进军是他们的主意，可这里的这些美国人，象平常一样恬不知耻，不但接管了领导权，而且是用英语接管的，殊不知丹麦人和法国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丹麦人早已忘记了他们曾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国佬便是唯一能进行抗议的欧洲人了。他们的原则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绝用英语抗议，而用母语法文向台上的美国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报以友好和赞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国人别无它法，只得用英语讲出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法国人参加，这个会为什么用英语？”

　　美国人对如此奇特的反对很觉惊奇，但仍然微笑，默认这个会议是该用两种语言进行的。于是，在会议重新召开之前，得找一个合适的译员。随后，每个句子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重复，使讨论花了两倍的时间，甚至还不止两倍，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懂一些英语，他们不时打断译员的话来给他纠错，对每一个宇都争议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演员站起来发言，使会议达到了高潮。就因为她，更多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涌进了大厅，用照相机的咔嚓声伴随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女演员谈到了受难的儿童，共产党专政的残暴，人权的保障，当前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的威胁，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还谈到卡特总统，说他对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忧虑。她结束发言时，已是热泪盈眶。

　　一位长着小红胡子的法国年轻医生，跳出来吼道：“我们到这儿来是救死扶伤，不是来向卡特总统致敬！别把这儿变成美国宣传的马戏场啦！我们不是来反共！我们是来这儿救命！”

　　他马上得到另外几个法国人的响应。译员害怕了，不敢把他们的话翻译出来。于是乐台上的二十个美国人满脸笑容，好意地看着他们，一再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头举向空中，他知道欧洲人在众人同乐时，是喜欢挥举拳头的。

　　第二天早晨，他们乘公共汽车横越泰国去柬埔寨边境，晚上在一个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几间吊脚楼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们住在楼上，把他们的猪关在楼下。弗兰茨和另外四个教授佐一间房子，远远传来猪的呼唱，近处却有著名数学家的鼾声。

　　早上，他们又爬回汽车。在离边境约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车辆都禁止行驶，过边境只能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狭窄要道。车停了，法国小分队从车上涌下来，再一次发现美国人又占了他们的上风，组成了游行的先头部队。关键时刻到了。译员又给叫了来，接着是长久的争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队伍由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译员领先，接下来是医生，再后面是余下来的人群。那位美国女演员压阵。

　　道路狭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区，加上有路障——环绕着铁丝网的两个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单行穿过。

　　弗兰茨前面约十五英尺处，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诗人兼流行歌手，已为和平写了九百三十首反战歌曲。他带来一根长杆子，挑一面白旗，衬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长长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抢拍镜头，哗哗地摆弄着他们的设备，飞快地冲到队伍前面，停一停，又缓缓向后退着，不时单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远的地方。他们不时唤着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觉地转向他们的方向，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按下快门。

　　什么声音传来了。人们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国女演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黯然失色的压阵者地位，决定发起进攻。她全速向队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参加五千米长跑比赛的运动员，开始为了节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现在突然奋力向前，开始把对手一个接一个地甩下。

　　男人们为难地笑笑，让了步，不想挫伤这位著名长跑运动员取胜的决心，但女人们发出叫喊：“回到队伍里去！这不是明星的队伍！”

　　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五名摄影记者和两名摄像师尾随其后。

　　突然，一位法国语言学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难听的英语）说：“这是一支医生的队伍，来给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为电影明星捧场的惊险表演！”女演员的手被语言学教授的手紧紧锁住，无法挣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我参加过一百次这样的游行了，没有明星，你们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道义的职责！”“放屁！”语言学教授（用地道的法语）说。

　　美国女演员听明白了，放声大哭起来。

　　“请别动！”一位摄像师大叫，在她脚边跪倒。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从脸上滚下来，

　　语言学教授终于放开了美国女演员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国流行歌手，叫了声女演员的名字。

　　美国女演员从未听说过他，但她刚经过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过去。歌唱家换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们立即被新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所包围。一位著名的美国摄影记者为了把他们的脸和旗子一起塞进镜头，颇费了些周折。旗杆太长，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几步，竞踏响了一个地雷。轰然一声爆炸，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们。

　　歌手和演员都吓坏了，动也不敢动，举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溅满的鲜血使他们每一个惊恐万分。他们又提心吊胆地向上看了几眼，才开始隐隐地微笑。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自豪，一种他们从未领略过的自豪：已经有人为他们的旗子奉献了鲜血。他们再一次加入了进军的行列。

　　国界线就是一条小河。沿河有长长一道约六英尺高的墙，使河看不见了。墙边堆满了保护泰国狙击手的沙包。墙垣只有一个缺口，一座桥从那里横跨小河。越南军队就驻守在桥的那一边，但他们的位置也完全伪装起来了，也看不见。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这座桥，看不见的越南人就会开火。

　　游行者们走近大墙，踮起脚张望。弗兰茨从两个沙包的夹缝中向外看，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个摄影记者推开了，那人觉得自己更有权利得到这个位置。

　　弗兰茨看看后面，七位摄影师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顶架上，眼盯着对岸，象一群巨形的乌鸦。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译员把一个大喇叭筒举到了嘴边，用高棉语向对岸喊起话来：这些人都是医生，他们要求获得允许进入柬埔寨国境，提供医务援助；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粹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关心。

　　来自对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绝对的沉寂使每个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机在继续咔咔响，听起来象一只异国的虫子在唱歌。

　　弗兰茨有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伟大的进军就要完了。欧洲被寂静的边界包围着，发生伟大进军的空间，现在不过是这颗星球中部的一个小小舞台。曾经急切挤向这个舞台的观众早就离去了，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进行，没有了观众。是的，弗兰茨自言自语，尽管世界是冷漠的，但伟大的进军还在继续，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轰轰烈烈：昨天反对美国占领越南，今天反对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拥护以色列，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时而反对大屠杀，时而又支持另一场大屠杀；欧洲在前进，且赶上了众多的热闹，一个也没拉下。它的步子越来越快，到最后，伟大的进军成了催促人们迅跑的疾驶飞奔，舞台正在越来越缩小，某一天终将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度向的圆点。

　　译员又一次用喇叭简喊话，回答仍然是无边无际无止无尽的冷寂。

　　弗兰茨环顾四周，河对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脸上，连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国女演员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凭借内心的闪光，弗兰茨看到了他们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离开他们，也没有嘲讽的兴致，内心中升起一种感情，象我们对被判罪者的无限怜爱。是的，伟大的进军即将完结，可那是弗兰茨背叛它的理由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尽头吗？在这些陪伴着勇敢的医生走向边境的一群当中，他要嘲笑谁的表现癖呢？他们这些人除了表演还能做什么呢？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兰茨是对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赦免政治犯组织请愿的布拉格编辑来。他完全知道他的请愿对那些囚犯毫无帮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解放囚犯，而是为了表现那些无所畏惧者的存在。那样做，也是演戏。但是他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戏与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演戏与完全无行动之间进行选择。在有些情势之中，人们给判决了只能演戏。他们与哑默力量的斗争（河那边的哑默力量，墙里化为哑默窃听器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对军队的进攻。

　　弗兰茨看着他那位从巴黎大学来的朋友举起了拳头，威胁着对岸的静寂。

　　译员用喇叭筒进行第三次喊话。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兰茨的沮丧突然变成了愤怒。他就在这里，站在泰柬边境界桥仅仅几步远的地方，心中腾起一种要冲上桥去的不可阻挡的欲念。他想仰天痛骂，然后在震天动地的机枪扫射声中死去。

　　弗兰茨这种突然的欲念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东西，是的，使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当他不忍再看到人类生存的两极互相靠近得瞬间可及的程度，当他发现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再无任何区别，便一头闯到铁丝电网上触电身亡了。

　　弗兰茨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伟大进军的光荣居然会与进军者的喜剧性虚荣打等号。他不能承认欧洲历史高贵的喧嚣会消失在无际的沉寂里，不承认历史与沉寂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证明伟大的进军比大粪要重一些。

　　但是，人们在这里证明不出任何东西。天平的一个盘子里放着大粪，另一个盘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个身躯，天平还是一动不动。

　　弗兰茨没有让自己挨枪子，只是垂着头，与其他人一道，成单行，走向汽车。

　　我们都需要有人看着我们。根据我们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们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人期望着无数双隐名的眼光，换句话说，是期待着公众的目光。德国歌手、美国女演员，甚至那位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缉，就是这种类型。他习惯了他的读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报纸，没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隐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气顿时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将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识到有人不断跟踪他，窃听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给他拍照，于是，隐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开始对着墙里的麦克风作戏剧性的演说，在警察那里找到了失却多时的公众。

　　那些极其需要被许多熟悉眼睛看着的人，组成了第二类。他们是鸡尾酒会与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们比第一类人快活。第一类人失去公众时就觉得熄灭了生命之光，而这种情况对几乎他们所有人来说是迟早要发生的。然而在第二类人这一方面，他们能够总是与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劳迪及其女儿就属于这一类。

　　再就是第三类人，他们需要经常面对他们所爱的人的眼睛。他们和第一类人同样都置身于危险处境，某一天，他们爱着的人儿闭上双眼，他们的空间将进入黑暗。特丽莎和托马斯就属于第三类。

　　最后是第四类，这一类人最少。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双远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说弗兰茨吧，他去柬埔寨边境只是为了萨宾娜，当汽车沿着泰国公路颠簸行进时，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着自己。

　　托马斯的儿子也属于这同一类型。让我们称他为西蒙吧（他将会很高兴有一个圣经里的名字，象他父亲一样）。他期望的是托马斯的眼光。但卷入请愿运动的结果，是被大学赶了出来。总是陪他出门的姑娘，是一位乡村牧师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亲。他知道托马斯也住在农村时，激动不己：命运使他们的生活对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气给托马斯写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对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弗兰茨与西蒙是这部小说的梦想家。与弗兰茨不同，西蒙从不喜欢他的母亲，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在寻找父亲。他愿意相信父亲是某种非义的牺牲品，并以此解释父亲后来施加与他的不义。他从不生父亲的气，从不愿意与那位不断中伤父亲的母亲有什么联合行动。

　　他在母亲身边一直住到十八岁，完成了中专学业，随后去布拉格续大学。那时的托马斯是个擦洗工。西蒙常常一等几个小时，想撞见托马斯，但托马斯从未停下步来跟他说说话。

　　他与那位大下巴编辑混在一起，唯一原因就是编辑的命运使他想起了父亲。那编辑从未听说过托马斯，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给忘了。是西蒙向他谈到这篇文章，求他去劝说托马斯在请愿书上签名。编辑同意了，因为他希望为这个他喜欢的孩子做点好事。

　　无论什么时候，西蒙回想起他与父亲见面的那一天，就为自己当时的怯场而羞愧。父亲不可能喜欢他，在他这一方面，他喜欢父亲。他记得他们的每一句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出这些话是何等正确。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是：“惩罚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残暴的。”当女朋友的叔叔把一本圣经交到他手，耶稣的一句话特别震动了他：“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知道父亲是无宗教信仰者，但从这两段相似的话中，他看到了一种暗示：父亲同意他选定的道路。

　　大约在他下农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托马斯的信，邀请他去看看。他们的聚会是友好的，西蒙感到轻松，一点也不结巴。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互相并不十分了解。约四个月之后，他收到一份电报，说托马斯与妻子丧生在一辆货车之下。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说父亲以前的一位情妇住在法国，并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极其需要想象中的眼睛追随着自己的生命，于是间或给她写一些长长的信。

　　萨宾娜不断接到那位悲哀的乡下通信者的来信，直到她生命的终结。很多信一直没有读过，她对故土的兴趣已越来越少。

　　那老头死了，萨宾娜迁往西方更远的地方，迁往加利弗尼亚，更远离了自己出生的故国。

　　她卖画没有什么难处。她爱美国，但只从表面上爱，表层下面的一切对她都是异己的。脚下的泥土里没有爷爷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关进坟墓，沉入美国的土地。

　　于是，有一天地写了一份遗嘱，请求把她的尸体火化，骨灰撤入空中。特丽莎与托马斯的死显示着重，她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正如巴门尼德曾经指出的，消极会变成积极。

　　汽车在曼谷旅馆前停下来。人们再也不想主持会议了。他们成群给伙任意去观光，有些出发去寺庙，另一些去妓院。弗兰茨在巴黎大学的朋友建议他们一起过夜，但他更愿意一人独处。

　　他走到街上时，天差不多都黑了。他老想着萨宾娜，感到她在看着自己。每当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视，便开始怀疑自己：他从来就不知道萨宾娜想些什么。现在，这种怀疑也使他不舒服。她会嘲弄他么？她把他对她的崇拜视为愚蠢吗？她是想告诉他，现在他该长大了，该把全部身心交给萨宾娜赐给他的情妇吗？

　　想象那张戴着大圆眼镜的脸庞，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学生情妇在一起是何等幸福。这一刻，柬埔寨之行对他来说似乎变得既无意义又可笑。他为什么要来呢？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他终于一次亦即永远地发现了，他真实的生活，唯一真实的生活，既不是游行也不是萨宾娜，还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他终于发现，现实要多于梦境，大大地多于梦境。

　　突然，一个身影从昏昏夜色中闪出来，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讲了些什么。他朝拦路者看了一眼，大吃一惊却充满同情。那人欠身鞠躬，嘿嘿微笑，用急促的语气咕咕哝哝。他想要说什么？他象是邀请弗兰茨去一个什么地方，拉着他的手，把他引走了，弗兰茨肯定那人需要自己的帮助，也许在他这次来的整个旅途中，他就有某种意识，难道他不是被叫来帮助什么人的吗？

　　突然，那人旁边又出现了两位，其中一个用英语向他要钱。

　　此刻，戴眼镜的姑娘从他脑海中消逝了。萨宾娜盯着他，那个肩负伟大命运的非现实的萨宾娜，那个使弗兰茨感到如此渺小的萨宾娜。她气愤而不满，震怒的目光射进了他的身体：他曾经看过这种目光吗？其他人曾经辱骂过他这种愚蠢的好心肠吗？

　　他把手臂从那人手中挣开，又被那人揪佐了袖子。他记得萨宾娜总是羡慕他的体力。他接过了另一个人挥来的一拳，紧紧掐住，以一个极漂亮的现代柔道翻身动作把对方从他肩上扔过去了。

　　现在，他对自己很满意。萨宾娜的眼睛仍然看着他，她再也不会看到他羞辱自己了！她再也看不到他的退却了！弗兰茨已经抛弃了柔弱和伤感！

　　他感到自己对这些人有一种兴高采烈的仇很。他们还想好好嘲笑他以及他的纯真么！他站在那里微微隆起肩膀，眼睛飞快地前后扫视，对付着两个还没倒下的歹徒。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头挨了重重的一击，立刻栽倒下去。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人扛到某个地方，随后他就被抛入空中，感到自己在沉落。又是狠狠的一击，他失去了知觉。

　　他在日内瓦的医院里醒过来，克劳迪靠在他的床头。他想告诉她，她没有权利来这里。他要他们把那戴眼镜的姑娘送来，他脑子里只想着她。他想大声喊出，除她之外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呆在他身边。但他可怕地发现自己已不能说话。他带着无限的仇恨仰望着克劳迪，想避开她转过身去。但他无法移动身子。头呢？也许行？不，他连头也动弹不得。他合上双眼不看她。

　　死了的弗兰茨终于属于他妻子了。他属于她就象以前从没属于过她一样。克劳迪料理了一切：她负责葬礼，送发通知，买花圈，还做了身黑丧服——事实上是结婚礼服。是呵，丈夫的葬礼是妻子真正的婚礼！这是她一生的作品的高潮！是她所有痛苦的报偿！

　　牧师非常理解这一切，他在葬礼祷词中谈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婚姻之爱，这种爱经历了多次考验，将为死者留下一块平静的天国，死者在瞑目之时就返归这个天国去了。那位弗兰茨的同事，应克劳迪之邀来此作墓前祈祷演说，也首先向死者这位勇敢的妻子致敬。

　　戴眼镜的姑娘由另一位朋友搀扶，站在后面的一个地方。由于吞服了大量的药片，加上强忍哭泣，使她在葬礼结束之前就痉挛起来。她按住腹部，摇摇晃晃向前倾倒，朋友只好扶着她离开了墓地。

　　他一接到集体农庄主席打来的电报，就跨上摩托车，及时赶到那里并安排了葬礼。他选定了一句献辞，将要刻到墓碑上的父亲名字之下：他要在人间建起上帝的天国。

　　他完全知道，父亲说话不会用这些词语，但他断定这句话表达了父亲的真实思想。上帝的天国即正义。托马斯期望一个由正义统治的世界。难道西蒙没有权利用自己的语言来描绘父亲的生命吗？他当然有：自浑沌远古以来，子孙后代不是都有这种权利吗？

　　漫漫迷途终有回归，这是刻在弗兰茨墓前石碑上的献辞。它能用宗教语言来解释：我们凡间生命存在的漫游，就是向上帝怀抱的回归。可知内情的人知道，这句话还有完全世俗的意义。的确，克劳迪天天都谈起这事：

　　弗兰茨，可亲可爱的弗兰茨，中年危机对他来说太受不了啦。是那个可悲的小丫头把他投入了情网。是呀，她甚至不怎么好看（你们看见没有？她努力想把自己藏在大眼镜后面！），但是，一旦他们生米煮个半熟（我们说不准！），他们就会一片鲜肉也换灵魂的。只是当他妻子的，才知道他被这事坑苦了！纯粹是道德折磨！他情绪很低沉，他是好心正派的人嘛。不然你能解释他那癫劲？不要命地跑到亚洲的什么地方去？他到那里去是找死哩。是的，克劳迪知道这一点是绝对事实：弗兰茨是有意识去寻死的。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死了，没有必要说谎。她是他所唯一需要的人。他不能说话，但他是怎样用眼睛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啊！他盯住她，请求她原谅。而她原谅了他。

　　正在死去的柬埔寨百姓万民留下了什么？

　　一个美国女演员抱着一个亚洲儿童的巨幅照片。

　　托马斯留下了什么？

　　一条碑文：他要在人间建起上帝的天国。

　　贝多芬留下了什么？

　　一道紧锁的眉头，一头未必其实的长发，一个阴郁的声音在吟咏“非如此不可！”

　　弗兰茨留下了什么？

　　一句献辞：浸漫迷途终有回归。

　　如此等等。我们在没有被忘记之前，就会被变成一种媚俗。媚俗是存在与忘却之间的中途停歇站。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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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卡列宁的微笑

１

　　窗子外是一个山坡，长满了枝干歪扭痉挛的苹果树。密密树林在山坡之上占据了一大块空间，山岭的曲线一直伸向远方。黄昏降临的时候，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丽莎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门槛上。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看似人们早上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

　　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

　　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只有在乡村，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也没有人嫉妒你。

　　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

　　不管怎样，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是单独？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单独”生活，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然而，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完全感到温暖如家。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

　　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或者来自她的先辈。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星期天的教堂礼拜，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

　　然而，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没有人到那里去；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这样，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

　　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一个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这种冷漠的结果，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

　　人人都想离开，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是自觉自愿来的。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这样的话，不用多久，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

　　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个老婆、四个孩于，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总是很干净，有粉红色的皮肉，踏着四蹄大摇大摆，很象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

　　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十分惶惶不安，围着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确实，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论，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

　　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办不了更多的事。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还拉点设备什么的。

　　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还有一棚小母中，共四十头。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渐渐地越找越远，越跑越宽，一年下来，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她总是带着一本书，白日来到牧场上，便开始把它打开，读起来。

　　卡列宁总是陪着她，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它就学会了猪搞叫，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以至如此受到尊敬。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接近他的时间表。

　　一天午饭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特丽莎说。

　　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

　　第二天，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找一位本地的兽医。一个星期后，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卡列宁得了癌症。

　　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加上兽医的帮忙，给他动了手术。托马斯带他国家时，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他睁着眼，呜咽着，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

　　最后，他试图站起来。他失败了。

　　特丽莎一阵恐慌，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

　　“不要着急，”托马斯说，“他还在麻醉之中。”

　　她试着把他抱起来，但被他咬了一口。这是他第—次咬她。

　　“他认不出你，”托马斯说，“他不知道你是淮。”

　　他们把他抱到床上，没过多久，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

　　凌晨三点钟，他突然把他们弄醒，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怎么也不满足。

　　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

　　现在还是深夜，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他正在家里，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

２

　　《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不是马写的。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倒有点象这么回事，是人发明了上帝，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用来统治牛和马。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

　　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比方说，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此刻，《创世纪》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也许，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并且对牛（太迟了！）有所内疚和忏悔。

　　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赶着它们，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爱往地里跑。卡列宁总是陪着她，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冲着它们吼叫，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他为此而骄傲）。然而今天，他实在困难重重，—靠三条腿一跛一跛，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他的背脊。很清楚，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癌症还在继续扩散，卡列宁将每况愈下。

　　路上，他们碰到一位邻居，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症，”特丽莎说，“没希望了。”她喉头梗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丽莎。特丽莎懂得的。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觉得不够友好。“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她对狗所承担的爱，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她掺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必然会纷纷义愤。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

　　象平常一样，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尽管《创世纪》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人是“mat—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无疑义，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有着深深的联系。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一个动物感觉伤心，这不是伤心，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

　　牛群开始吃草了，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宇，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

　　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把他们推上台。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

　　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怎样乱喊乱叫，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百弊无利，百害无益，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积累起来的怨很（怨恨一直在发泄，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对托马斯，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因为她需要他。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

　　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来，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一直叫它玛克塔。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不过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但是后来，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从那以后，它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

　　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３

　　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惊讶不已。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好象中了毒，过了一会儿，它升起来，飞走了。

　　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等托马斯醒来，她告诉了他。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她下了床，穿上衣。随着外出买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叫上卡列宁，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

　　她撇下他独自去了。“卡列宁呢？”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希望他能过来取定。但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去，

　　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身子还是没有动，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

　　还是四肢落地，还是弓若背脊，托马斯退了一点点，开始狺狺叫，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一会儿，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卡列宁还爱玩耍！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

　　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尽可能长久。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他们的脸如此贴近，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痒痒的。狗又叫出一声，嘴巴抽动着；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丢下了他的那半个，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并不是一条狗。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托马斯！”特丽莎叫起来，“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

　　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炫耀他的双双获胜。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

　　第二天，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他们吃了午饭，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按照习惯，他要开始跑步了，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然而在这一天，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给他鼓劲，让他振作一点。长久的等待之后，他仍然使他们遗憾，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任她套上项圈。

　　“特丽莎，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托马斯说，“但今天带上吧，你说呢？”

　　特丽莎打开了橱柜，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托马斯继续说，“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曾经？什么意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我不愿意带上它。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你呢，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

　　“对不起。”托马斯说。

　　“没有什么，”特丽莎温和些了，“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我不愿意带照相机，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在沉寂中走着，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他们不让他跑远了，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等待他的微笑。他没有笑，只是伴随他们走着，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特丽莎说，“他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

　　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不是没有悲哀而快乐，恰好是因为悲哀而快乐。他们拉紧了手，眼睛中都闪动着一幅共同的景象：一条跛脚的狗代表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年。

　　又走了一会儿。使他们极为沮丧的是，卡列宁停住了，往回走去。他们也只得转身。

　　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或是第二天，特丽莎走进屋时正碰上托马斯在读一封信。听到门开了，他把信插入另外一沓纸当中。但她还是看见了这一动做，出门的当儿还注意到对方把那封信塞到了衣袋里。不过他忘记了信封。特丽莎看见他离家出门，立即把信封找来细细研究了一番。信封上地址的字迹眼生得很，但非常工整，她猜测这是出自女人之手。

　　他回家来，她淡淡地问来了什么信没有。

　　“没有。”托马斯的话给特丽莎注入了一种绝望，比绝望更糟糕，因为她对此已经渐渐不习惯了。不，她不相信他在村子里有个秘密情人，要是那样就完了，但绝不可能。她清楚他在每分钟工余时间里做的一切。他一定是与布拉格的某个女人藕断丝连，那个女人与他来说意义如此重大，以至她不再在他头发上留下下体气昧以后，他居然还想着她。特丽莎不相信托马斯会为了那个女人而离开自己，但是他们两年乡村生活的幸福，看来被几句谎言玷污了。一个旧的念头向她闪回来：她的归宿是卡列宁，不是托马斯。他走了之后谁来给他们的岁月之钟上发条呢？

　　思想推向未来，一个没有卡列宁的未来，特丽莎有一种被抛弃之感。

　　卡列宁正躺在角落里呜呜哀鸣。特丽莎走入花园，目光落在两裸苹果树之间的一块草地上，想象在那里埋葬卡列宁。她把鞋跟扎入泥土，在草丛里划出一个长方形。这里将是他的墓穴。

　　“你在干什么？”托马斯很惊奇，象几个小时前她看见他读信时的惊奇一样。

　　她没有答话。托马斯注意到她的手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颤抖了，他紧紧抓住它们。但她把手挣脱出去。

　　“这是卡列宁的墓？”

　　她没有回答。

　　她的沉默激怒了他，终于使他爆发：“你先是责怪我，说我想他的时候用什么过去时态，而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你到这里来安排后事！”

　　她转身用背冲着他。

　　托马斯退回自己的房间，狠狠地关上门。

　　特丽莎走过去，推开门：“别成天想着你自己，至少也得为他考虑考虑吧，”她说，“你把他闹醒了，他现存又开始呜咽了。”

　　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刚才狗并没有睡着），知道自己的所为就象最粗俗的泼妇，一心要刺病人并知道痛得如何。

　　托马斯蹑手蹑脚走进卡列宁躺着的房间，但她不愿让他单独与狗呆在一起。他们一人一边，双双把头向卡列宁凑过去。这一动作中没有什么和解的暗示，恰恰相反，他们各自都是单独的。特丽莎与她的狗共处，托马斯则同他的狗共处。

　　他们被分隔了，各自形影相吊。说来也惨，他们就—直这样呆着，度过了卡列宁最后的时光。

４

　　为什么对特丽莎来说，“牧歌”这个词如此重要？

　　我们都是被《旧约全书》的神话哺育，我们可以说，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象是对天堂的回忆：天堂里的生活，不象是一条指向未知的直线，不是一种冒险。它是在已知事物当中的循环运动，它的单调孕育着快乐而不是愁烦。

　　只要人们生活在乡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他们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正因为如此特丽莎在矿系区遇到集体农庄主席时，便想象出一幅乡村的图景（她从未在乡村生活也从不知道乡村），为之迷恋。这是她回望的方式——回望天堂。

　　亚当，探身于井口，却没有意识到他看见的就是自己。他不会懂得特丽莎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何以要站在镜子面前试图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灵魂。亚当有点象卡列宁。特丽莎曾经玩了个游戏，让他面对镜子看到自己，但他根本不能辨认自己的形象，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无所谓，心不在焉地盯了一阵。

　　亚当与卡列宁的比较，把我引向了一种思索：在天堂里人还不是人。更准确地说，人还没有被投放到人的道路上来。现在，我们已经被抛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在什么深层的地方，还是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缚着我们，另一头连向身后远处云遮雾绕的天堂。亚当在那里探身看一口井，不象那喀索斯，他甚至从未疑心那井里出现的淡黄色一团就是他自己。对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为人的渴望。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无论何时走道母亲带有经血污痕的卫生纸，就感到作呕，恨母亲竟然寡廉鲜耻不知把它们藏起来。然而卡列宁毕竟也是雌性，也有他的生理周期。它每六个月来一次，一次长达两个星期。为了不让他弄脏房子，特丽莎在他的两腿之间塞上一迭脱胎棉，用一条旧短裤包佐，再用一条长丝线很巧妙地把它们紧紧系在身子上。她看着这个能对付每次整整两个星期的装备，笑了又笑。

　　为什么狗的行经使她开心和欢心，而自己行经却使她恶心呢？对我来说答案似乎是简单的：狗类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卡列宁绝不知道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也没有恶心的概念。这就是特丽莎与他在一起时感到如此轻松自如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把一个动物变成会活动的机器，一头中变成生产牛奶的自动机，是相当危险的。人这样做，就切断了把自己与天堂连接起来的线，在飞越时间的虚空时，他将无所攀依和无所慰藉。）

　　从这堆混乱的念头里，特丽莎生出一种摆脱不开的亵渎的思想，她认为，联系着她与卡列宁的爱，要比她与托马斯的爱要好。不是大一些，是好一些。她既不想挑剔托马斯也不想挑剔自己。她也不希望、宣称他们彼此能有更多的爱，她的感觉是给出一种人类情侣的本性。人类男女之爱对于人与狗之间存在的友爱来说（至少在最佳例证中是如此），预先就低了一等。人类历史上这种奇怪的现象，可能是造物主始料不及的。

　　这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特丽莎不想从卡列宁那里获取什么，从未要求他给予爱的回报。她从未问过自己那种经常折磨人类情侣们的问题：他爱我吗？他是不是更爱别人？他比我爱他爱得更多吗？也许我们所有这些关于爱情的问题，这些度量、测定、试探以及对爱情的挽救，都有一个附加效果，就是把爱情削弱。也许我们不能爱的原因，就是我们急切地希望被人爱，就是说，我们总是要求从对象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爱），以此代替了我们向他的奉献给予，代替了我们对他的无所限制和无所求取——除了他的陪伴。

　　另外：特丽莎照卡列宁原来的样子接受了他，没有幻想什么去试图改变他，一开始就赞同他狗的生活，不希望他从狗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也不嫉妒他的秘密私通。她训练他的动因不是要改变他（如一个丈夫试图改造妻子和一个妻子试图改造丈夫），只是给他提供一些基本语言，使他们能够交际和一起生活。

　　再有：没有人迫使她去爱卡列宁，爱狗是自愿的。（特丽莎再次回想起母亲，对发生在她们之间的一切感到悔恨。如果母亲是村庄里众多妇女中的一个，她满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母亲的粗野也能将就将就。哦，只要她母亲是一个陌生人！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的面容就被母亲霸占，她的“我”就被母亲没收，她对母亲的这种方式感到羞耻。比这更糟糕的是那种长者的命令，“爱你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命令强迫她去同意那种霸占，去呼应那种侵略性的爱。特丽莎与母亲的决裂并不是母亲的过错。特丽莎与母亲决裂，不光因为对方是她观在当着的这个母亲，而因为她是一个母亲。）

　　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忽发冲冠的壮景；从来不知道什么发展演变。卡列宁在特丽莎和托马斯周围的生活基于一种重复，他期待他们也同样如此。

　　如果卡列宁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肯定早就对待丽莎说了：“看，我病了，天天往嘴里送面包圈也厌烦了，你能带点别的什么东西来吗？”就在这里，整个人类的困境得到了展现。人类的时间不是一种圆形的循环，是飞速向前的一条直线。所以人不幸福；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

　　是的，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特丽莎心里想。

　　集体农庄主席下工后，带着他的摩菲斯特外出散步，碰到特丽莎时总忘不了说一句：“他干嘛这么迟才到我这里来呢？早来一点，我们可以邀伴去沾花惹草啊！他和我，哪个娘们耐得住这两个猪娃的诱惑？”那一刻，猪就训练有素地哼哼呼呼噜噜一阵。特丽莎虽然预先就确切地知道了对方要说什么，但每次都大笑了。这个玩笑多次重复，还是没有失去煽力。正相反，在牧歌式的环境里，连幽默，也受制于重复这条甜蜜的法律。

５

　　狗比起人类没占多少便宜，但有一条是极为重要的：法律没有禁止对狗给予无痛苦致死术；动物有权利得到一种仁慈的处死。卡列宁依靠三条腿行走，更多的时候是躺在角落里呜呜地啜泣。丈夫和妻子都同意，他们没有权利让他毫无必要地遭罪。但是，他们原则上同意了这一点，仍然不得不面对着决定时间的苦恼，即什么时候他的遭罪确实是毫无必要了呢？在哪一个瞬间他的生命不值得再延续了？

　　如果托马斯不是一个医生那该多好！他们就能躲到第三者的后面去，可以去把兽医找来，请他给狗打上一针，让他安息。

　　扮演死神的角色是一件可怕的事。托马斯坚持他不能自己来打针，得把兽医请来做这件事。后来他又意识到，如果这样他可以把一种禁止人类享受的特权提供给卡列宁：让死神具有他亲爱者的外观。

　　卡列宁整夜都在呜咽。早上，托马斯摸了摸他的腿，对特丽莎说：“不用等了。”

　　只有几分钟他们就不得不去上班了。特丽莎进去看看卡列宁。他还躺在角落里，全然没有感觉（甚至托马斯摸他的腿时也不认人），但一听到门响看见特丽莎进来，便竖起脑袋看着她。

　　她受不了他的凝视，几乎有些害怕。他从不用这种眼光去看托马斯，只是看她。而且即使看的话，也没有现在这样凝重强烈。这不是一种绝望或者悲哀的目光。不，是一种令人惊恐的注视，是不堪承受的信任。这种注视是一种急渴的疑问。卡列宁在一生中，总是等待着特丽莎的回答，现在又努力让她知道（比平时更急切），他正准备着听取来自特丽莎的真理。（从特丽莎口里出来的一切都是真理，连她命令“坐”、“躺下”，他都视为真理，作为他生命的意义而确认不疑。）

　　他令人惊恐和信任的目光没有持续多久，头垂下去搁在两只前爪上。特丽莎知道，再也不会有谁象他那样看自己了。

　　他们没有给他喂过糖果，最近她才给他买来了一些巧克力块。她把它们从箔纸里剥出来，碎成小块小块的绕着他放了一圈。她又取来一碗水，让他明白什么都有了，他可以独自在家里呆上几个小时。但他目光中似乎透出了极度厌倦。即使被巧克力环绕着，他的头抬也不抬一下。

　　她躺在他旁边搂住他。他艰难而缓慢地转过头来，嗅嗅她，舔了她一两下。他舔着的时候，特丽莎闭上了眼睛，好象要永远记住这一切。她又把脸的另一边就过去让他舔。

　　她不得不起身去照看牛群，直到中午时分才转回来。托马斯还没有回家。卡列宁仍然躺在巧克力的环绕之中，听到她进门，仍然没能把头抬起来。一条腿已经肿起来了，瘤块转移到新的位置。她注意到有些淡红色的（不象血）滴状物在皮下形成。

　　她又一次贴着他躺下来，伸出一条手臂揽住他的身体，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她听到有人敲门。“大夫，大夫！猪来啦！是猪和它的主人呢！”她缺乏气力去同什么人谈话，没有动也没有打开眼睛。“大夫，大夫！是猪家父子来啦！”一会儿，没有声息了。

　　托马斯半个小时之后才回来，没吭一声径直去了厨房准备打针。他进入房间时，特丽莎已经站起来，卡列宁也挣扎着起了身。他一看见托马斯就微弱地晃了一下尾巴。

　　“看，”特丽莎说，“他正在微笑呐。”

　　她有一种恳求的神情，试图赢得一种短暂的延缓，但没有强求。

　　她慢慢地在长沙发上铺开了一张床单，床单的白色底子上有着紫色点子的图案。她早就把一切小心地准备好了，考虑好了，多少天以前就预先设想了卡列宁的死。（哦，我们确实提前梦想着我们所爱的一切行将死去，这是多么恐怖！）

　　他已经再没有气力跳上沙发了。他们一起动手把他抱上去。特丽莎把他放在托马斯旁边，托马斯检查他余下的三条好腿，寻找多少算得上突出一些的血管，用剪子切开了皮。

　　特丽莎跪在沙发旁边，让卡列宁的头紧紧地贴着自己的头。

　　托马斯叫她紧紧抓住那条腿，免得他难于下针。她照着做了，但没有让自己的脸离开卡列宁的头。她一直温和地对卡列宁说着话，而他也仅仅想着她，并不害怕，一次次舔着她的脸。特丽莎喃喃低语：“不要怕，不要怕，你不会感到疼的。你要想一想松树和兔子，你还有很多牛，摩菲斯特也在那里，不要怕……”

　　托马斯把针头插进血管，推动了柱塞。卡列宁的腿抽搐了一下，呼吸急促有好几秒钟，然后停止了。特丽莎仍然跪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脸埋在他的头毛里。

　　一会儿，他们都得回头去工作，把狗留在沙发上，留在白底紫色点子的床单上。

　　他们黄昏时分回来了。托马斯走进花园，找到了特丽莎在两颗苹果树之间用鞋跟划出的长方形，开始挖洞。他精确地遵循特丽莎的标示，希望一切都符合她的愿望。

　　特丽莎和卡列宁留在房里。她害怕下葬的时候他还活着，将耳朵贴近他的嘴，觉得自己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呼吸声，退一步，似乎看财他胸膛细微的起伏。

　　（不，她听到的呼吸声是自己的，而且自己的身体从来都有细微的颤动，她才有了狗动的印象。）

　　她从提包里找出一面镜子，送到他的嘴前。镜面如此模糊不清，她以为自己看见了上面有水珠，水珠当然是狗的呼吸弄出来的。

　　“托马斯，他还活着！”托马斯拖着两只带泥的靴子走进房门时，她叫起来。

　　托马斯弯腰看了看，摇摇头。

　　他们将垫着他的床单各扯一端，特丽莎是低的一头，托马斯是高的一头，把他抬起来送往花园。

　　特丽莎感觉到手中的被单有些湿润，想起他是湿津津进入我们生活的，现在又湿津津而去，她高兴地感触到手中的潮湿，他最后的招呼致意。

　　他们来到苹果树前把他放下来。她朝坑穴俯下身去，拾掇床单让它能完全盖住卡列宁。真是不堪想象，泥土就要把他掩埋了，雨水将要洗在他赤裸的身上。

　　她转回房去取来了他的项圈、皮带，还有早晨以后动也没动的一满捧巧克力，把它们全部投了下去。

　　坑穴边是挖出来的一堆新土，托马斯一铲一铲把土填回去。

　　就在这时，特丽莎回想起她的梦：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突然，这几个词听起来有点象墓志铭。她想象有一块纪念碑立在两颗苹果树之间，上面刻着：这里安息着卡列宁，他生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花园已沉入了黄昏，正处在白昼与黑夜之间。一轮较洁的月亮悬在清空，一盏灵堂里忘记关掉了的灯。

　　靴子都沾着泥巴，他们把锹和铲子送回放工具的地方，那里，他们的工具立了一排：耙，水桶，锄头。

６

　　他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在这种时候，特丽莎通常会从身后走过来，靠上去，把脸贴到他的面颊上。然而这一天她吃了一惊。托马斯不是在读书，面前是一封信，尽管上面打出来的字不超过五行，托马斯却不解地久久盯着它发呆。

　　“什么事？”特丽莎额觉心里一沉。

　　托马斯没有回头，拿起信递给她。信上说他当日务必赶到邻近某镇的机场去报到。

　　他终于转过头来，特丽莎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新察觉出来的恐惧。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他摇摇头：“他们只要见我一个。”

　　“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重复一句。

　　他们坐上托马斯的小卡车，不知什么时候赶到了机场。雾很浓，他们仅仅能看清机场上少许几架飞机模糊已极的轮廓。从一架走到另一架，发现所有的门都关着，不能进去。直到最后，他们才发现有一架飞机的门开了，门口靠着一架活动登机梯。他们爬上去，接受了门口一位乘务员的点头招呼。这是一架小飞机——仅仅能容纳三十位旅客——眼下座位全空着。他们互相搀扶走入座椅之间的过道，占了两个相邻的座位，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特丽莎把头靠在托马斯的肩头，最初的恐惧之潮已经退去，被随之而来的悲凉取代了。

　　恐惧是一种震击，是高度盲目的瞬间，缺乏任何美的隐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尖锐刺耳的光芒而不知有什么事在等着我们。在悲凉这一方面，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已知的东西。托马斯和特丽莎知道什么东西在等待他们，恐惧之光已失去了它的严厉，温和的蓝色光辉泳浴着这个世界，使它美丽。

　　特丽莎读信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对托马斯的爱，恐惧之感吞灭了所有的感情和本能。而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简直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了。紧靠着池（这时飞机正在冲过浓浓雨云），她的恐慌消退，渐渐体味到自己的爱，一种她认为无边无际的爱。

　　飞机终于着陆。他们走向乘务员打开的机门，站在登机梯的顶端时仍然互相搂着腰。他们看见下面站着三个人，都带着兜帽，握着步枪。没有什么可以拖延的，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们慢慢走下来，脚刚接触到机场的地面，那三人中有一个举起枪对准了他们。没有枪声，但特丽莎感到托马斯——一秒钟前还紧靠着她，搂着她的腰——栽倒在地上。

　　她努力抱起他，但他不能支撑住自己，倒在水泥跑道上。她俯下身去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但她突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托马斯的身体在眼前飞快地缩小。她是如此震惊，呆呆地站着如同一根木头。托马斯的身体缩得更小了，越来越不太象他，最后变成了极小极小的一颗，开始滑动，奔跑，飞越停机坪。

　　射杀托马斯的人取下面罩，给了特丽莎一个舒心的微笑，转身开始追击那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东窜西窜，似乎不顾一切地试图躲避什么东西，找一个藏身之洞。追击持续了一会儿，直到那个人突然一个猛扑才告结束。

　　那人站起来回到特丽莎面前，手里抓着什么东西。是一只兔子，一只害怕得哆哆嗦嗦的兔子。他将其交给特丽莎。一刹那间，特丽莎的恐惧和悲凉都消失了，高兴地把这只动物抱在怀里，很高兴这只兔子属于她，可以把它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她突然欣喜地哭了，哭着哭着，直到泪水蒙住了双眼。她带着兔子回家，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她的目标，她想要呆在那里并永远不再抛弃的地方。

　　她在布拉格的街头游荡，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她小时候同爸爸妈妈一起住过的房子。但爸爸妈妈已经定了。有两个她不曾见过的人招呼抛，但她知道那是自己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他们脸上都有树皮般的深深皱纹，特丽莎很高兴将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过跟下，她希望能与自己的小动物先单独呆一会儿。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五岁时住的那间房，当时父母决定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

　　房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灯，那盏灯从未停止过燃烧，似乎一直预料到了她的归来。灯架上栖息着一只蝴蝶，宽大的翅翼上印上了两个大大的斑圈。特丽莎知道这只蝴蝶就是自己的终点。她在床上慢慢躺下来，把兔子紧紧贴住自己的脸。

７

　　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经常写吗？”

　　“时不时写。”

　　“写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他回过信吗？”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请他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

　　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

　　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

　　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他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

　　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仁慈的上帝，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

　　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

　　她从浴盆里站起来，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

　　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快！”托马斯叫道，”来点烈性酒！”

　　特丽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

　　他们告诉她事情经过。那位小伙子刚才肩胛骨脱臼；痛得叫爹叫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叫托马斯。托马斯三下五除二就把骨头复位了。

　　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对托马斯说：“你太太今天真成了绝色佳人！”

　　“呆子！”主席说，“特丽莎从来就漂亮。”

　　“我知道她从来就漂亮，”年轻人说，“但今天她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这身打扮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准备出门吗？”

　　“不，不是。我是为托马斯穿的。”

　　“你这个幸运的魔鬼！”主席大笑着说，“我那老太婆做梦也没想过要为我来穿衣！”

　　“难怪，你总是同猪娃去散步，猪娃代替了你老婆。”年轻人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摩菲斯特怎么样？”托马斯问。“我至少——”他想了想，“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它了。”

　　“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说。

　　“看见你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轻人转向托马斯问，“你允许我跟她跳舞吗？”

　　“我们都去跳吧。”特丽莎说。

　　“你来吗？”年轻人问托马斯。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托马斯问。

　　小伙子说了附近一个小镇的名字，那里的旅馆酒吧有一个舞厅。

　　“你也来，”年轻人已经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缎兹，用指令的口气对集体农庄主席说，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我们就把它也带上。这一来我们有两个可以出场的猪娃啦！娘们一眼看俩大饱眼福，不来求才怪呢！”他又哈哈大笑。

　　“要是诸位不觉得摩菲斯特丢人，我就听你们的。”他们挤上了托马斯的小卡车——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两个男人带着半瓶酒坐在后面。车子还没有出村，主席发现大家忘了摩菲斯特，大叫大嚷让托马斯把车开回去。

　　“不要急，一只猪娃也开得了锣。”小伙子让主席安静下来。

　　天渐渐黑了，道路开始急转弯爬高。

　　他们来到镇上径直开到旅馆。特丽莎和托马斯从未到过这里。他们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厅以及几张桌子。有一位大概六十来岁的人在弹着钢琴，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一位妇人拉着小提琴。演奏的名曲已有四十年历史了。有五、六对舞伴飘在舞池的地板上。

　　“这里没有人跟我跳。”小伙子朝四周扫了一眼，立即邀特丽莎跳舞。

　　集体农庄主席和托马斯坐在一张空桌旁边，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托马斯提醒他，“我要开车。”

　　“别傻，”他说，“我们在这里过夜。”他起身去服务台，订两个房间。

　　特丽莎与小伙子从舞池里归来，主席接着邀她，最后才轮到托马斯。

　　“托马斯，”她在舞池里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

　　“低？你说什么？”

　　“要是我们呆在苏黎世，你仍然会是一位外科医生。”

　　“你会是一位摄影师。”

　　“这是作一种愚蠢的比较，”特丽莎说，“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意昧着一切；我不在乎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失去了一样东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托马斯说。

　　“外科是你的事业。”她说。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

　　他坦率的声音不容怀疑。特丽莎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修理卡车时的一幕，想起自己亲眼看到他如此老态。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直希望他变得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儿时的房间里那只紧紧贴着自己面颊的小兔。

　　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这意昧着丧失所有的力量，意昧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

　　他们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飘舞。特丽莎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

　　他们回到桌边。特丽莎又同集体农庄主席和小伙子跳了两三轮，小伙子喝得太多，以至同她一起摔倒在舞池中。

　　接着，他们上楼去，找到了他们那两间分开了的房间。

　　托马斯转动钥匙，扭开了吊灯。特丽莎看见两张床并排挨在一起，其中一张靠着一张小桌和一盏灯。灯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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