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作者：谢德林

译音前言

　　　　　　　　　 ——谢德林和他的《波谢洪尼耶遗风》

　　米哈伊尔·叶符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俄国十九世纪下半期杰出的讽刺作家。

　　谢德林生于一八二六年。这一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谢德林卒于一八八九年。这一年，十九岁的列宁参加了费多谢也夫①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

　　①尼·叶·费多谢也夫（1871—189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有才干的、非常忠于自己事业的革命家”（列宁）。

　　一八二六至一八八九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封建农奴制关系由鼎盛期走向危机期，终于为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谢德林晚年时，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革命运动应运而生，俄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文章里，论述了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三代人物。按年龄算，谢德林是头两代人物的同时代人。四十年代，谢德林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那正是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俄国先进知识界开拓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道路的时期。五十年代中期，谢德林从发配地归来后，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战友，为革命民主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成为革命民主派在文学界的最后一个巨人①。作为俄国革命运动中的第二代人物，谢德林已经预感到了革命的风暴，预言过它，期待着它，但他还只是“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而不是风暴本身。他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但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并不陌生。他是马克思“特别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②。列宁在对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论战时，引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为武器，达三百次以上。列宁还指示要“不时在《真理报》上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的作品。

　　①《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将。波谢洪尼耶遗风，寄给恩格斯时，在信里称谢德林为“杜勃罗留波夫文学团体里硕果仅存的代表”。

　　②拉法格说：“当马克思已经五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俄文……六个月以后，他已经能满意地阅读俄国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其中特别是他给以高度评价的普希金、果戈理和谢德林。”

　　谢德林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父亲曾在莫斯科档案馆任职，公余之暇，译点外国作品，写点诗，但他在文学上并无建树。母亲是莫斯科一个富商的女儿，精明强悍，酷好财势。父亲衰败的田庄，在她手里得到振兴和扩展。她既贪婪又吝啬，既愚昧又专横，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残酷至极，连自己的丈夫也被她作践得猥琐不堪。从《波谢洪尼耶遗风》中的“我”的父母身上，清晰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双亲的面影。

　　谢德林是吃农奴奶妈的乳汁并由农奴保姆带大的，最初教他认字读书的是农奴圣像画师和卑微无知的家庭女教师。谢德林在地主庄园里度过童年时代，他母亲的恶劣行径，以及农奴们的悲惨遭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终生难忘的深深的迹印。他父亲藏书颇丰，使他早年有机会接触一些文学作品。他年少时没有被农奴制的暴虐腐朽和尔虞我诈的商人气息的家庭环境所戕害和吞噬，无疑与这些因素有关。

　　十二岁时，谢德林被保送人皇村学校。这是一所为权贵子弟设立的特权学校，未来的高官显吏的养成所。在那里，从某些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身上，他初步认识到沙皇政府官僚机器的专横腐败。在那里，他摹仿莱蒙托夫的作品写诗，对海涅的作品发生兴趣，泽过诗人的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他见到了别林斯基，读了后者的著作，又与彼得拉谢夫斯基过从甚密①，思想上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

　　①彼得拉谢夫斯基是谢德林在皇村学校的同学，彼比谢早两年毕业。毕业后从事革命活动，与在校同学保持密切联系，曾打算吸收十五岁的谢德林合办一个杂志。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后。经常参加技所主持的进步团体“金曜会”的活动。

　　十八岁那年，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被派到军政部任职后，仍经常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的活动，阅读进步书籍，讨论解放农奴、改革司法等社会问题，并开始从事写作。

　　一八四八年，谢德林二十二岁，这年三月，他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莫名其妙的事》，对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进行猛烈抨击。沙皇政府慑于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及这部小说的革命倾向，逮捕了谢德林，并把他放逐到维亚特卡省，置于宪兵监视之下。这种放逐与当时发配西伯利亚去服苦役有所不同。被放逐者仍在地方政府任职，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优待，还可以出入于外省的社交界。沙皇政府企图通过这种腐蚀办法，使那些不坚定的贵族青年逐渐习惯宦海生涯，从而挽救它的“迷途羔羊”。谢德林在外省放逐了将近八年，虽然感到痛苦，却并未消沉。在放逐期间，他常到农村去，利用自己的省府特派员的地位和职权，惩办地方上的贪官和地主，替农民说话，还为农民开办展览会。他曾长途跋涉，到乌拉尔和卡玛河流域一带去考察分裂派教徒①的状况。在几千里的行程中，他常常借宿在农民的小木屋中，和农民促膝谈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旧俄作家有机会象他这样直接观察和研究各方面的生活，从省城里的上层人物至最低层的农奴；没有一个旧俄作家象他那样深入实际，既熟悉官僚、商人、地主、富农等各色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底蕴，又了解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群众的疾苦。长期的放逐生活，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民的接近，使他“直接接触到人民的有生力量”，提高了认识，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人生观。也决定了他未来的创作的性质。

　　①十七世纪时，俄国教会因为修改宗教仪式问题发生反对官方教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于封建剥削的抗议，因此运动的参加者，即分裂派教徒受到沙皇政府迫害，不少人逃到了边远地区。分裂派教徒的活动继续了好几个世纪。

　　一八五六年初，谢德林重返彼得堡。放逐的八年，是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的八年。这其间，别林斯基去世了（1848年），火热的语言一度中断。彼得拉谢夫斯基的团体遭到血腥镇压（1849年）。书报检查制度扼杀着一切进步言论。其后，随着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发展，国内政治生活出现了活跃局面。战时的无尽征发，激起了农民的骚动，燃起了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希望。战事的失败，官吏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塞瓦斯托波尔一役，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增强了人民摆脱国内外压迫者，取得独立的向往。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八五六年秋，即回到彼得堡半年后，谢德林开始发表《外省散记》，无情地鞭挞贪官污吏、寄生贵族，为“贫苦的、肮脏的、被作践的平民”，“为被侮辱的、不敢开口说话的庄稼人说话”（谢市琴科）。《外省散记》的原稿正式发表前，遭到沙皇检查机关的“凌迟”，被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发表后，反动势力视之若洪水猛兽，大肆攻击。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国波夫却写了长篇书评，满腔热情地肯定它的深刻政治意义，赞扬作者对人民的热爱。在谢德林的创作道路上，这部成名之作虽然揭示了产生社会矛盾的病因，但暂时还未能指出消除它的方法；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才提出了人民必须起来进行斗争，以便把“过去的时代”埋葬掉。谢德林原姓萨尔蒂科夫，从这部作品起，他开始用谢德林做笔名。

　　谢德林结束放逐生活后，为了要亲自参加农村改革的实施，还断断续续在政府机关做过事。在此期间，由于他维护农民利益，“不让农人受欺负”，贵族地主恨他，恶意地称他为“罗伯斯庇尔第二”，”向大臣告密他，视他为乱臣贼子。一八六二年，谢德林愤而辞去公职，把全副精力投入编辑刊物和写作的艰苦劳动。

　　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年，谢德林在《同时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从一八六八年起，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一同编辑《祖国纪事》杂志。涅克拉索夫逝世（1878年）后，谢德林独力担任该杂志的主编，直到一八八四年，杂志被沙皇政府永远查封为止。在前后十八年的杂志编辑工作中，为了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谢德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和顽强激烈的斗争，写下了不少传颂后世的佳作。

　　六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首先是把资本主义从妨碍其发展的农奴制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农奴们得到的所谓“解放”，其实质不过是由地主的羁绊中转移到资本家和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奴役下，他们仍然过着赤贫而屈辱的生活。“改革”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财政资本家。果戈理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宗法家长制的旧式买卖人，被渴望“文明”的“承包商”所取代。俄国出现了属于资本家承包商的铁路，出现了新兴的银行、交易所，资本主义式的投机倒把活动大大兴盛起来。资产阶级培养了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等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刊也应运而生。英、法、比等外国资本的涌入俄国，使俄国劳动人民又多了一重压迫和剥削。

　　在七十年代，农民运动比以前更加频繁，更加激烈。大多数革命民粹派人士表达了这个时期的农民革命情绪。他们成立革命组织，“到民间去”——即到农民中去发动起义。但他们的政治纲领是乌托邦式的，认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认为农民是主要的基本力量，不承认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民粹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意派转入暗杀沙皇和高官显宦的恐怖活动。尽管他们最初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也无法掩盖自己的软弱无力，以及他们脱离群众的致命错误。革命形势由于民意派的失败而告中断。

　　在这种形势下，最反动的地主阶级要求恢复农奴制，取消资产阶级性质的法院、自治局等设施，要求停办学校，取缔进步刊物，对革命青年处以极刑，对农民运动采取镇压手段。而自由派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则主张扩大自治局的权力，巩固法院组织，给资产阶级报刊更大的自由，企图用残缺不全的宪法来帮助沙皇专制政府对付革命。反动派和自由派提出的方案虽有不同，其目的并无轩轻：巩固贵族地主一资产阶级专制，消灭革命力量。

　　谢德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有：《时代特征》（1869年）、《庆巴杜尔和庆巴杜尔莎》（1863—1874年）、《一个城市的历史》（1870年）、《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年）、《箴言》（1872—1876年）、《戈罗夫略夫一家》（同前），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谢德林愤怒地、无情地揭示“农村改革”的骗局，鞭挞沙皇官僚的残暴愚蠢，暴露新兴资产阶级“文明人”和“社会栋梁”的巧取豪夺，嘲笑自由派的虚情假意和为虎作伥，批判自由民粹派的迷忄吴。凡此种种，用谢德林自己的话说，为的是要“唤起读者心中的辛酸感”，让他们看到“他们四周的黑暗太浓”，并指出人民只有起来和黑暗势力斗争，才有出路，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本身力量的唯一基础。没有他们的参加和关心，我们便会更弱”。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学说已开始在俄国先进分子中传播，工人罢工运动也一再爆发，但是由于谢德林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他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个别事件中判断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因此，他虽然正确地批判了自由民粹派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无济于事的恐怖活动，却未能对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历史力量——工人阶级予以应有的估价。

　　由于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和迫害①、对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激烈斗争、繁重的杂志编辑工作，谢德林积劳成疾，不得不于一八七五年出国治病。在国外治病期间，谢德林实地观察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和政党活动。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谢德林写下了一本出色的讽刺特写集《在国外》。当时俄国自由派报刊拜倒在西欧文明的脚下，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做自己政治理想的化身。谢德林在国外看到了并承认了俄国无论经济文化都比英、法、德等国落后，他向人民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丝毫没有被西欧文明所迷惑，却“非常精彩地嘲笑了扼杀巴黎公社社员的法国，嘲笑逢迎俄国暴君的银行家的法国，说法国是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列宁）。《在国外》后来被列宁誉为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

　　①谢德林的每一部作品都密切结合时代，对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抨击，因此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被沙皇书刊审查机关大加砍伐。杂志也一再被罚停刊。

　　一八八一年，民意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功。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采取极端反动措施，设立秘密特务组织“保皇队”，残酷迫害进步力量。资产阶级宣布完全效忠沙皇政权，自由民粹派也公开宣传放弃革命道路，恣意诽谤革命民主派，完全成了叛徒。《祖国纪事》杂志内部的自由民粹派企图将杂志转到迎合反动派的立场。谢德林对他们进行了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现代牧歌》这部讽刺作品中，谢德林尖锐地揭露沙皇政府的白色恐怖和自由民粹派的摇尾乞怜。

　　反动派对谢德林恨入骨髓，沙皇政府中开始拟议逮捕谢德林，只是慑于谢德林迥非寻常的社会声誉，大臣们才迟迟未敢下手。一八八四年四月，沙皇政府大臣特别会议终于作出决定，以“危害社会安宁”的罪名，下令将《祖国纪事》杂志永远封禁，企图借此迫使谢德林停笔。但谢德林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时时刻刻把笔杆握在手里”。在一八八四至八八九年四月患脑溢血逝世的短短四、五年里，不顾沙皇政府的重重压迫，忍受着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肝病和肾脏病、两手和面部抽搐症等多种疾病的煎熬，谢德林创作了《生活琐事》、《童话集》的大部分和《波谢洪尼耶遗风》这最后的三部出色的作品。

　　在八十年代俄国革命低潮期间，一批知识分子离开解放运动，提倡做些“小事”，做些脱离政治的小规模的文化工作。谢德林在《生活琐事》里抨击政治反动的同时，对这种“小事”论加以辛辣的讽刺，号召人民挣脱“琐事的束缚”，对产生阴森、停滞、麻木的生活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搏斗。

　　一八八六年二月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沙皇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吹嘘“解放”农奴的“德政”。反动派和自由派大写文章，歌颂“皇恩浩荡”，掩盖“农村改革”法令的阶级实质，粉饰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在一片颂扬声中，谢德林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传统，于是年秋着手写《波谢洪尼耶遗风》，至一八八九年病逝前三个月，不得不“简单的结束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在此期间，沙皇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重新审议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准备把俄国拖回到改革前的农奴制社会，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父亲般的庇护”的旧制。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日益深沉地和反动派勾结起来，越来越远离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传统。谢德林曾对友人说：“如今，咒骂六十年代和当时从事活动的人们，已经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他们一无例外地低毁所有的人，他们已开始诽谤起涅克拉索夫来了”。因此，他“要把这部作品①献给已故的涅克拉索夫”，为反农奴制的英勇战士涅克拉索夫的正义事业辩护。《波谢洪尼耶遗风》是革命民主派给八十年代企图复辟农奴主国家的各色反动派的一个有力的反击。它通过对“改革”前农奴制俄国生活的广泛、鲜明、真实的描写，让人民重温过去的恶梦，对比自己所处的八十年代的现实，帮助他们得出“改革”前后的社会并无本质区别的结论，看清长期农奴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心理活动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从而激起人们的觉悟和反抗。

　　①指《波谢洪尼耶遗风》。

　　谢德林是主张用革命方法争取农民解放的革命民主派的杰出战士，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紧密联系着时代，对社会政治生活痛下针砭。正如高尔基所说：“不假谢德林之功，要了解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压迫，反对自由派的伪善，是谢德林毕生奋战的三大任务。在他的作品中，以反对农奴制压迫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波谢洪尼耶遗风》更是其中具有总结意义的一部巨著。

　　地主庄园生活，是六十至七十年代许多俄罗斯作家注意的中心。他们写下了不少传诵后世的佳作。但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们有意无意地把贵族地主阶级的生活加以美化，往往怀着深切的忧虑和惋惜描写本阶级的堕落和衰竭。谢德林与他们截然不同，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真实地写出了“一个买卖人口的国家的惨酷景象”（别林斯基）。谢德林在一八六八年的一篇书评中说：“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反对这样的作者，他企图叫公众相信，似乎每一个庄园都是一座爱的舞台，地主花园里每一丛树下都坐着一个‘绝代佳人’。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在一八七一年的另一篇书评里他又说：有的作家把农奴制生活描绘得“多么温煦、光明、舒适、慷慨而恬静啊！可是事实上，在这宁静的外貌下该掩盖着多么惨酷的内幕”！谢德林在《波谢洪尼耶遗风》中，也象在他的其他作品如《戈罗夫略夫一家》中一样，严峻而愤怒地揭开了地主阶级的“惨酷的内幕”，“教导俄国社会要通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巧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

　　《波谢洪尼耶遗风》由三十一章既能独立成篇，又是浑然一体的四个有机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一至六章）写波谢洪尼耶贵族尼卡诺尔生活于其中的贵族之家。第二部分（七至十六章）写这家人的亲族。第三部分（十七至二十五章）写农奴尤其是家奴的悲惨遭遇。第四部分（二十六至三十一章）写村邻地主、贵族长和贵族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四个部分又可归结为“主人肖像”和“奴隶肖像”两个画廊，在广阔的背景上，通过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众多形象的描绘，交织成整个俄国农奴制黑暗生活的画幅。这里，贯串全书的“主人公”是农奴制度。联系所有人物的统一情节，是农奴制下的“日常生活”。

　　在“主人肖像”画廊中，谢德林无情地鞭挞贵族之家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作者把红果庄的恶霸地主安娜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刻划出她的贪婪、吝啬、专横暴戾，刚愎自用等当权农奴主的典型特征，同时把她的丈夫瓦西里加以对照，写出没落农奴主的精神空虚、卑微猥琐等另一些典型特征。在描写红果庄庄园生活的同时，谢德林给予贵族地主阶级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少篇幅，揭示农奴制的腐朽道德怎样腐蚀下一代的过程，并以此弓！导读者不由地得出一个唯一结论：农奴制思想不可能培养出有益于社会的人。

　　从红果庄引发开去，作者接着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大群邻村的、县城里的、省会里的、首都莫斯科的地主贵族、高官卑吏的典型形象。这里有凶神恶煞、如狼似虎的萨维里采夫夫妇；有敲骨吸髓、锱铢必较的“模范主人”普斯托捷洛夫；有骄奢淫逸、尔虞我诈的“商业贵族”巴维尔外祖父一家；有腐化堕落、伤风败俗的“公职贵族”斯特利任雷少校；有颟顸无能、尸位素餐的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等等。他们各各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特点，但又无不受着专制农奴制思想意识和生活力式的支配。

　　在这个画廊中，初看上去，除了估恶不俊的地主群像，还有几幅颇带几分“田园色彩”的肖像画。“美食家姑母”拉伊莎是其中的一个，她表面上不象其他地主那么残暴，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归根到底，也是靠她为官的丈夫鱼肉百姓的“余泽”，坐享其寡居的优渥生活，她的人生目的仅限于吃得更好，住得更舒适，她的存在于社会毫无裨益。贵族青年知识分子布尔马金是其中的另一个，他心地善良，为人正派，他嫉恶如仇而又孤高自赏，他怀抱理想却又远离人民。面对冷酷而复杂的现实，他束手无策，终其一生，一无所成，只能归入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行列。

　　通过这些广泛的描写，谢德林坚定不移地表明了整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必然灭亡。“模范主人”临终时说：“该死了”，这也是作者对地主阶级的最后判决词。贵族长的结局，更无异是作者对贵族阶级未来命运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由寓公而仆役而葬身异域的白俄身上，得到了验证。

　　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塑造出两种类型的奴隶群像。一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一种是供主人家庭驱使的家奴。前者受六日劳役制的残酷剥削，披沉重的劳动折磨得精疲力竭，生计维艰。但由于他们是主人养尊处优生活的物质提供者，因而多少还能得到主人的一点“爱惜”：毕竟还有利用夜间和节假日料理自己可怜的一点“家业”的“自由”，得以苟延残喘。而后者，整日价处在主人的淫威下，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草芥”，生杀于夺，全凭主人的好恶，他们是农奴中最底层的奴隶，被蹂躏得“失去了人类的形象”。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浓墨重笔，把自己的深切同情和悲愤大部分倾注在这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家奴群身上，通过对人物的言行举止、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的具体描写，塑造出各有特点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同是安贫守命的家权，逆来顺受的柯隆，沉默得象一个幽灵，贫乏得连夜里做梦也只会重复白日的劳作：捅炉子、扫地、侍候主人用餐，等等。而农奴制的消极揭发者安努什卡则喋喋不休，一遇机会就要宣传她那“勿抗恶”的“奴隶法典”，以求得到“天国的花冠”。同是反抗压迫和渴望自由的家奴，苦行的萨季尔用云游募化的方式，逃避主人的苦役，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由于丈夫的奴籍而失去自由的马芙露莎，却能面对权力无边的主人，采取软顶硬抗的行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死也“决不出卖自己的自由”，最后用自杀控诉了农奴制的罪恶。

　　谢德林说，他爱人民“爱得心疼”。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人民中的消极情绪，俯首听命的弱点进行严厉而沉痛的批评。与此同时，他又深刻地揭示农奴大众对压迫、无权、黑暗和暴虐的顺从，是专制农奴制及其帮凶——宗教迷信长期期害的结果。他对人民中的消极面的批评，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在读者心中唤起痛苦的感觉”，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开辟一条光明大道”。在描绘敢于反抗压迫的家奴，如马芙露莎、万卡—该隐、谢廖日卡、马特廖恩卡等时，字里行间，谢德林倾注了深厚的由衷之情。马芙露莎们的抗争，虽然离开对黑暗社会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还很遥远，但毕竟说明了人民反抗力量的存在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谢德林是熟知农奴同农奴主斗争的形式和规模的，但是在八十年代极端反动的政治条件下，他不可能具体地描写这种斗争。因此，在写到女奴们处死残暴的女地主安菲莎的情节，以及农民有组织地起来惩办地主的“奥龙余事件”的时候，他不得不采取简略陈述和侧面反映的手法，几笔带过。

　　《波谢洪尼耶遗风》还通过叶尔拉莫夫一类“拥有资本农民——富农形象，写出了在日益解体的农奴制经济内部，怎样“暗暗地产生”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牟取暴利、贪得无厌、自私自利、市侩作风、精神空虚，所有这些不仅是“改革”前的农奴主的阶级特点。也是资产阶级掠夺者在其成熟和堕落时期的特点。

　　《波谢洪尼耶遗风》不仅教育人民憎恨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还唤醒人民为追求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谢德林深信人民一定能从“世代奴役”中解放出来，第六章里阐述关于“现在的斗争”与“未来的命运”之间的联系，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很痛苦的，但是已经踏上自觉生活的舞台的人们，至少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们保存着自己的为斗争而赴死的权利。……现在的斗争必将反映在人类未来的命运赖以藏身的处所，并且在那里播下丰收的种子。不是所有的光芒都会在斗争的波折中泯灭，其中一部分，必将突破黑暗，为以后重整旗鼓提供出发点：这个思想使真理的捍卫者们的心跳得更坚定，它巩固着建树功绩所必需的力量。”这种对“未来的命运”的深信不疑，是与作者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分不开的。因此，《遗风》里在提到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谢德林说：“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时代，只有全体俄国人民的努力，才能挽救而且也挽救了国家的危亡”。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在他在文学事业和政治上处于逆境的时候支持了他。是这种信仰的力量使他的作品中虽有痛苦和悲伤，却没有失望和沉沦。

　　象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遗风》也受到了反动评论界的攻击。但这是徒劳的。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费多谢也夫在他的一部农奴制经济史的手稿里，大量引用了《遗风》中地主剥削农奴的材料（列宁于一八九三年读到费多谢也夫的这部手稿时，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费多谢也夫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农民吸引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来；我们要向农民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在，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我们要向农民介绍他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历史。……我们自己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田波夫和谢德林这些作家的作品学习，我们还把它们介绍给请我们推荐书目的所有的人们去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界也充分地肯定《遗风》的价值。研究谢德林的学者、老布尔什维克奥尔明斯基说：“……假如你们想要知道那个时代①的真实生活，那么，在读各种历史著作之前，先看看《波谢洪尼耶遗风》吧。”又说：“每一个想知道自己阶级的历史生活的工人，都应当特别着重读读《波谢洪尼耶遗风》中描写未来的无产者——家奴们的那些章节……”这些事实不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遗风》的真实性和巨大认识意义的肯定，驳倒了反动派的谰言，而且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把谢德林的作品（包括《遗风》在内）当作对革命人民进行教育的有力武器，从而加以充分利用。

　　①指专制农奴制时代。

　　作为讽刺作家，谢德林是果戈理的直接继承者。果戈理刻划地主官僚，充满嘲弄、鄙夷、愤怒和“含泪的笑”。这种笑辛酸而发人深省。谢德林刻划地主官僚，充满憎恶、蔑视、愤慨和“仇恨的笑”。这种笑深沉而撼人心弦。屠格涅夫说得好：“我看到有人朗诵萨尔蒂科夫的某些特写的时候，听众怎样发笑以至痉挛。这笑声里有一种近乎可怕的东西，因为听众在发笑的同时，还感到有一根鞭子在抽打自己”。这正是谢德林的讽刺力量所在。

　　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带有极度夸张和幻想的成份。为了绕过沙皇检查机关的暗礁，他还不得不运用大量的隐喻、暗示、类比乃至显得怪诞的手法。尽管如此，这种貌似荒诞不经的描写，仍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决非向壁虚构。这类作品，因为过于具体地配合当时的形势和事件，加上表达的方式又很迂回奇特，对于后世的读者尤其是外国的读者来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注释才能理解它的深义所在。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虽然也采用某些夸张的手法（往往用在人物的心理表述方面），但幻想和隐喻的成份少得多，对生活的描写直接得多，因而也更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在已有的谢德林作品的中译本中，《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寓言集》属于前一类型，《戈罗夫略夫一家》和《波谢洪尼耶遗风》则属于后一类型。

　　　　　　　　　　　　　　　　　　　　　　　 一九七九年六月于北京

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波谢洪尼耶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①“波谢洪尼耶”本是俄罗斯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但谢德林使用这个名称时，并非纯粹取其地理上的意义；它含有闭塞、落后、愚昧、野蛮、残忍等意思，是影射整个农奴制统治下的俄国的。

　　②请读者不要按字面来理解“波谢洪尼耶”这个词儿。我用这个名称，指的是一个地方，那里的土著居民，用俄罗斯内地人的俗话说，蠢得在三棵松树之间都会迷路。也请不要把我个人和这篇故事的讲述者札特拉别兹雷混为一谈。在我这部作品里，自传成份是很少的；这部作品不过是集生活观察之大成罢了，在这里，别人的事和我自己的事交织在一起，同时也给虚构以用武之地。——作者

　　我，尼卡诺尔·札特拉别兹雷，出身在波谢洪尼耶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但是我的祖祖辈辈全是温驯而随和的人。他们没有流成过边疆，也没有蹲过城堡；没有获得过胜利，也没有建树过军功；他们受命向上司宣誓时，真心诚意地亲吻十字架，以示绝对忠诚。总而言之，他们既没有立下丰功伟绩，也没有蒙受奇耻大辱。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受过鞭笞，也没有一个人给拔过胡须，更没有割过舌头、削过鼻子。①他们是地道的占有土地的贵族，躲在波谢洪尼耶最闭塞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地搜刮奴隶们的贡赋，顺天应命地繁衍子孙。有时养了许多不肖子孙，家道便因而中落；但有时，仿佛瘟疫夺去了扎特拉别兹雷家族中一些人的生命，于是一部分幸免于难的子孙手里便集中了已故亲人的庄园和田产。这时，札特拉别兹雷们便又得到中兴，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显要。

　　①拔胡须、割舌头、削鼻子，都是沙皇政府对待人民和起义者常用的酷刑。

　　我的祖父，近卫军中士波尔菲利·札特拉别兹雷，是个被幸运女神垂青的人，他拥有相当多的田产。但是因为他膝下子女众多——二男九女，所以我父亲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在兄弟妹妹分家后，又下降到中产贵族的地步。这境况迫使他立意攀一门阀亲事，于是，在行年四十的时候，他竟娶了一位年方十五的富商女儿安娜·巴甫洛夫娜·格鲁霍娃，满以为女方会带来丰厚的陪嫁。

　　但是，谋取丰厚陪嫁的算盘打错了：人家照商人的惯例把他给骗了，而他也暴露了性格上不可饶恕的弱点。姊妹们劝过他，在女家没有将嫁资如约付清以前，不要上教堂去举行婚礼，但是他不听，反倒信了商人的花言巧语，成了亲。这门所谓不相称的亲事便是后来家庭中无休无止的怨恨和演出狂风暴雨场面的根源。

　　这件婚事在各方面都不相称。就当时的情况说，父亲是个相当有学识的人，母亲却无知无识，胸无点墨；父亲完全不务实际，专爱空谈，母亲恰恰相反，她紧紧抓住生活中有实际意义的事务，从不张扬，只是默默地、胸有成竹地行动着；加上父亲成婚时已经差不多是个老头儿，身体又一向不好，母亲却长期保养得鲜艳、健壮和美貌。凡此种种，他们的共同生活该是一派什么光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由于母亲那种非凡的进取才能，我们的家境迅速地兴旺起来，因此，我出世的时候，我们札特拉别兹雷家几乎算得上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地主了。邻居们谈到我母亲，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上帝赐给瓦西里·波尔菲雷奇的不是个普通的妻子，而是一件宝贝。父亲眼见家境蒸蒸日上，对这倒楣的婚姻也就处之泰然；他虽然跟妻子合不来，但也终于完全屈服于她了。至少，我记不起他在家里曾在什么事情上表现过自己的独立性。

　　再者，在这部作品里，读者决找不到我平生经历的一切事件的完整记述，而只能找到一系列彼此联系而又能独立成篇的情节，在我开始叙述我的过去时，预先作一交代，想来决非多余。我写这本书的用意，主要是想再现所谓美妙的旧时代的典型特点，而由于农奴制的废除所划下的一条深刻的界线，对于旧时代的记忆正在日趋淡薄。既然这样，我也就不打算拘泥于我这篇故事所采用的形式。有时我会亲自出场，现身说法，有时我将借他人之口，写我要写之事，怎样方便我就怎样落笔。

一　家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正处在农奴制的鼎盛时期。①农奴制不仅渗透到有领地的贵族和不自由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农奴制这个名词，按其狭义而言，指的就是这种关系），而且一般地渗透到一切社会生活方式中，把各个社会阶层（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一古脑儿卷进那屈辱无权、尔虞我诈、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的漩涡。你会怀疑地问自己：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除了痛苦的无权地位、毫无保障的屈辱生活的无尽折磨，再没有别的值得回忆的往事和瞩望的前景，他们怎能活下去？然而，可惊的是，你却回答说：不过，他们还是活下来了！而更可惊的是：跟这无尽的痛苦并行不悻的竟还有一种所谓被谢洪尼耶的“欢乐”，遗老们到如今还在不无隐痛地怀念着它。农奴制和波谢洪尼耶的“欢乐”结了不解之缘，以至当前者崩溃时，后者也就随之而在抖嗦中结束自己可耻的存在。它们同时被装进一口棺材，送到墓地，至于在它们的合葬墓上产生出别的什么制度和别的什么欢乐，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过，据说，产生出来的东西并不十分美妙。

　　①农奴制统治从十六世纪到一八六一年，在俄罗斯存在了三个多世纪，其间以十八世纪最为酷烈。一七六○年，政府授权地主，可以将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可以罚他们去当兵，而从一七六五年起，地主还可以罚农奴去服苦役。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昔日的弊端虽然已经成为陈迹，但是某些迹象却证明，它在消失之际，却把它的毒素遗留下来，形成了新的弊端；社会关系尽管在形式上起了变化，实质上却原封未动。当然，旧秩序的目击者和同时代的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单是在形式上废除了旧秩序就是莫大的进步，但是，一代一代的青年人看到历来的生活基础稳固如初，却很难跟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现象妥协，因而流露出一种焦急的情绪；由于其中饱含着觉醒的因素，这种焦急的心情便显得更加痛苦……

　　我出生和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可说是闭塞的波谢洪尼耶中最闭塞的角落。那里的自然环境本身就仿佛是为了演出农奴制这出神秘剧而缔造的。那完全是沼泽与荒林间的一个角落。因此，那里的居民，照老百姓的说法，被叫做“土包子”或者“井底蛤螟”。然而，就地主方面来说，他们的人数却很多（所谓经济农民①的村子，几乎一个也没有）。自古以来，有权势的人霸占了江河两岸被他们看中的财源：森林、牧场，等等。小百姓栖息在荒凉的角落里，那里，自然界所提供的便利条件，相形之下，非常有限，然而这种地方谁也不屑一顾，因此，农奴制的神秘剧可以在那里毫无阻碍地演出。庄稼汉的背脊大大地弥补了地力的贫瘠。在我们庄园的四周，散布着为数可观的贵族之家，其中有一些是好几个地主家庭聚居一处，而又各立门户。这大多是些没落的家庭，因此在它们那里便出现了农奴制下特殊的活跃景象。往往是四、五个小地主的庄园比邻而居，或者隔街相望；因此邻居们彼此拜访，几乎成了日常的生活习惯。出现了一派欢乐、宴饮、热闹的景象。每天总有人家里来了客人，而哪里有客人，那里就有歌声、有酒肴款待。这就得花得起钱，或者拿得出不花一文弄来的酒食。因此，为了满足这寻欢作乐的目的，就得不断地榨取庄稼汉的最后一滴血汗。至于庄稼汉，他们自然不能闲着不干活儿；他们象蚂蚁一般在附近四地里奔忙。农村的景致也因此而显得生气勃勃。

　　①一七六四年，叶卡德琳娜二世没收修道院的田产，将农民交给一个特设的机关所谓经济院管理。这些农民被称为经济农民。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总的外貌是平原上遍布着针叶林和沼泽。每个多少有点儿眼光的土著地主都霸占了如许之多的土地，即使将农奴们的劳动强度提到最高点，也没法耕完它们。树林烧掉了，树根腐烂了，到处是暴风吹倒的树木和刮掉的枯枝；沼泽里升起瘴气污染着周围的空气；道路即使在最热的夏天也干不透；一个个的村落挨着地主的庄园①，象一所所独家的住宅，村落和村落之间的距离很少有超过五、六俄里②的。只有小庄园的附近有些亮晃晃的空地，而且只有这种地方的土地才全部开辟成了耕地和牧场。因此，小地主名下的农民被牛马般的劳役③弄得如此筋疲力尽，以至凭外表就能立刻在一群农民中把他们辨认出来。他们比别人更畏缩、更瘦削、更衰弱、更矮小。一句话，他们是所有受苦受难者中被折磨得最厉害的人。许多小地主名下的庄稼汉只能在节日里为自己干活；平日里只好在夜间干。因此，夏收的农忙期，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场苦役。

　　①在旧俄时代，地主的庄园通常建立在镇子边上，农民的村落则建立在镇子的周围。每个村落一般只有三几家农户，因此地主庄园附近往往有许多村落。

　　②一俄里合两华里多。

　　③劳役是农奴制最残酷的剥削方式之一。农奴给地主从事无偿劳动，一周往往达五、六日之久。

　　一座座的森林，象我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没有得到开发，少数地主只求从出售林木中取得大量现款，而不去设法使林木资源变成经常的收入（而且这种“常规”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们庄园附近盖了两座玻璃工厂，几年内就胡乱地砍伐了一大片树林。但是谁也不把他贪财的手伸到沼泽地去，致使沼泽面积不停地延伸，达几十俄里。冬季里，沼泽上还可以通行无阻，夏季里，就得绕道而行，几乎要增加一倍路程。尽管是绕道而行，毕竟还得挨着沼泽的边缘前进，因此这样的地方便铺上了没有尽头的垫板，直到今天我脑子里还记得这些垫板路。夏天最热的时候，空中潮气弥漫，成群的虫蚋扰得人畜不得安宁。

　　河流很少。只有一条珍珠河，就是这条河也没有什么出色之处。此外还有两条小河：一条叫陀螺河，一条叫号陶河①。它们蜿蜒在泥泞的沼泽中间，缓缓流动，在有的地方形成一个个的死水塘，在另一些地方又被茂密的水草完全掩盖住，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处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小湖，湖里有最平常的小鱼，可是在夏天，无论骑马坐车，还是徒步，都不可能走近这些小湖。

　　①这名字自然是我杜撰的。——作者

　　每当黄昏时分，沼泽上空便升起浓雾，一团团蓝灰色的浓雾笼罩了整个地区。然而，这沼泽地的瘴气对卫生的有害影响，却没人过问。不过，一般来说，就我的记忆所及，流行病在我们那地方倒也少见。

　　无论森林里，还是沼泽地带，都有许多飞禽走兽，但是枪猎的事却不大有，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山鹬和大鹬一类美味上等野禽，我从没见过。我记得的只有大野鸭，那还是这一带绝无仅有的一个枪猎者、经济农民鲁卡偶尔以低得几乎等于白送的价钱卖给大家享用的呢。不过，犬猎者（当然是地主们）倒相当多，然而这种狩猎活动常常把秋播作物地践踏得一塌糊涂，所以它们就成了邻里间无穷无尽的纠纷，甚至诉讼的祸根。

　　当时的地主庄园（我说的是中产地主），外表既不雅观，设备也不舒适。它们通常建立在各个村落之间的中心地带，以便就近监督农民；此外，总是选择地势较低之处兴工，为的是冬天可以暖和一些。宅子几乎是同一个格局：一溜长方形的平房，样子很象长形的五斗柜；墙壁和顶棚都不粉饰，窗户颇有古风，开窗时，把下半扇提起，底下用木棍撑住。贵族家庭，有的亲眷众多，家奴成群（大半是女奴），加上时来时往的客人，上上下下，全挤在这种包括六、七个地板不牢固、墙壁没粉刷的房间的长区形宅子里。根本没有花园。宅子前面辟出一个小小的庭园，四周长着修剪过的洋槐，庭园里栽满“贵族的骄傲”①、“沙皇的鬈发”②和大爪草一类花草。宅子侧边，靠近牲畜栏的地方，挖一个小水池，做牲口的饮水塘，脏得惊人，臭得要命。宅子后面，辟一个简陋的菜园，种些浆果灌木和最值钱的蔬菜：芜菁、俄国大豆、甜豌豆之类，我记得，小康之家是拿它们来做饭后的甜食的。自然，比较富足的地主（顺便说一句，包括我们家在内），庄园就大得多，但大体的格局却是一模一样的。那时候，地主们考虑的不是美观，也不是舒适，甚至不是宽敞，而是弄个温暖的角落，住在里面能吃饱喝足就行了。

　　①即剪夏罗。

　　②即百合花。

　　我记得，只有一个庄园与众不同。这庄园耸立在珍珠河的高岸上，那高大的石砌宅邱隐没在大花园的绿荫丛中，从那儿望出去，我们穷乡僻壤中唯一的美丽景色——春汛时浸水的草地和远处的村落便展现在眼前。这个庄园（它名副其实地叫做“乐园”）的主人，是一个古老贵族中已经堕落而且完全衰败了的代表人物，每年冬天，他住在莫斯科，夏天，到庄园来避暑，但跟邻里素不往来（这已经成了波谢洪尼耶贵族积久成习的特点：穷贵族从富贵族那里只能得到轻蔑和羞辱）。在我们穷乡僻壤的居民中间，流传着关于“乐园”的花圃、温室和其他豪华设备的种种近乎神话的故事。那里有布置着小瀑布、假山和铁桥的水池，有装饰着石膏像的亭子，有养马场，附设练马场和供马跳跃、奔驰的大围场，有自己的戏班子、管弦乐队、歌咏班。这位堕落的贵族跟一个法国二流女伶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布里米什共享这一切设备。布里米什在戏剧方面并无什么出众的才华，但是她能分毫不爽地分辨la grande cochonnene①与la Petite cochonnerie②之间的分别。他跟她一起欣赏家庭音乐，观察雄马和雌马交尾，看赛马，吃水果，闻香花。后来他正式娶了谢丽娜。他死后，他的领地便落到了她手里。

　　①法语：露骨的淫荡表演。

　　②法语：轻微的淫荡表演。

　　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但是在她丈夫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年夏天由一个长着大屁股、两道好象描出来的弯弯眉毛的法国男子陪伴，到“乐园”来消暑。她象丈夫在世时一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同邻里往来，多半躲在家里，跟那个大屁股法国男人想出一些新的食谱，烹制好了，对饮共食。但是农民们倒是喜欢她和大屁股法国男子，因为他们的举止合乎贵族身份。他们不讹诈人，自己不到树林去采蘑菇，也不阻止别人到他们的树林去采蘑菇。他们很大方，买东西不还价；给他们送去一篮浆果或者蘑菇，索价二十戈比，他们二话不说，立即照付，好象二十戈比算不了一回事似的。如果送东西去的是女孩子，他们还另外送一条缎带给她。解放农奴的诏令颁布的时候，谢丽娜是全县第一个依法办事的人，她不抱怨，不叫嚷，不申诉，该拿出去的她全拿出去，而且自己也不吃亏。她也没忘记家奴：年轻的，她不等限期届满就放了他们；年老的，她给他们造座木头房子，分块小菜园，送点养老金。

　　九月里，他们离去以后，邻近的地主们来到“乐园”，给园丁和他的下手几个小钱，弄一些花种、花秧和接枝，这样一来，我们县里便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大丽菊。蜀葵一类的名花，我母亲甚至计划学“乐园”里的样儿，在我们的园子里辟几个花坛。

　　至于我出生和十岁前几乎没离开过的庄园（名叫红果庄），它虽不特别美观和舒适，但也多少显露了追求美观和舒适的倾向。主人的住宅是一座三层楼房（第三层称做大阁楼）。宽敞而暖和。最下一层是石砌的，做作坊、库房之用，还有几个家奴的家眷也住在这里；其余两层，住着主人一家和为数众多的内室奴婢。此外，还有几间厢房，一间作下人的食堂，其余住着管事、管家、马车夫、花匠和一些不到内室去当差的奴仆。宅院里有一座大花园，纵横交错的小径将它划成几个同样大小的园圃，栽了樱桃树。小径两边是小小的丁香丛和狭长的花畦，种满了玫瑰花，这是用来做玫瑰露、熬玫瑰酱的。那时已经有了修剪树枝的时髦风尚（这种时髦风尚竟从凡尔赛传到了……波谢洪尼耶！），所以花园里几乎没有树荫，整个园子暴露在阳光下，因此谁也不乐意在那里散步。

　　还开辟了大片的菜园和果园，里面有温室、暖房和防霜棚。水果产量丰富，特别是浆果，产量之多，使主人宅子里从六月底到八月中简直变成了工场，从早到晚忙着处理它们。连正房里的桌子上都堆满了浆果，丫环们围桌而坐，挑选的挑选，清洗的清洗，一堆刚处理完毕，另一堆又送了上来。如果是在今天，单是这件活儿就得支付一大笔工钱。这当儿，仆人们在一棵很大的老菩提树的绿荫下，由母亲亲自监工，在砖头搭成的方形炉灶上熬着果酱，用的是最好的浆果和最大的水果。挑剩的水果用来酿造甜酒、露酒和果子汁等等。奇怪的是，连主人都不趁浆果和水果还很新鲜的时候痛痛快快吃一顿，好象生怕贮藏不足似的。至于“贱骨头们”，那就根本不准他们吃一点儿（我现在还记得采集浆果时，母亲是多么担心那些“下贱女人”偷食果子啊）；即使遇到浆果多得所谓采不完的好年景，母亲宁可让它长期堆在地窖里发霉，也不叫大家尝尝鲜果的滋味。大量鲜美的果实招引得数不清的苍蝇，成群结队地满屋子乱窜，闹得人不得安生。

　　为什么要储备这样多的食物，我始终弄不清楚。这种现象无以名之，只好称做“贪得无厌”。由于贪心不足，即使眼前的食物堆积如山，也总嫌太少。人的肚子的容量本来有限，可是贪婪的想象力却把它扩大到无法填满的程度，因而老觉得未来的日子受着极大的威胁。根据一年中消耗的储藏食品的数量，可以看出那节省几乎到了吝啬的地步。仿佛老是惦着：现在“时辰”未到，将来总有一天，脚下会出现一个神秘的无底洞，叫你不得不填了又填，填个没完。地窖和仓库经常进行检查，而每次都发现储藏食品总有一半左右坏掉。然而就是这样，也没有使人们对坏掉的食物感到可惜。他们把坏掉的食物回回火，重新调制一番，又保存下去，只是到了根本无法下咽的时候，才下决心拨给下人食堂。奴仆们吃了这种施舍物，往往接连几天“闹肚子”。那个时代是严峻的，然而决不能说是合情合理的。

　　在各种食物都煮好了、腌好了、浸好了、泡好了的时候，在冻鸡、冻鸭、冻鹅送进地窖里和夏收的储藏物摆到一起的时候，在沼泽冻结、雪橇路通行无阻的时候，波谢洪尼耶的欢乐——今天的人只能从口头传说和故事中得知其详的那种欢乐便开始了。

　　这种欢乐我以后再讲，现在且先向读者讲讲我在生活道路上的最初几步，以及那使我们家庭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的环境。我想，许多出生于定居一地的贵族（他们不同于做官的、经常客居在外的贵族）家庭，并且经历过这里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我的同辈人，一定会在我讲的故事里找到一些他们觉得很熟悉的特点和形象。因为波谢洪尼耶贵族的一般生活方式是到处皆然的，不同的地方，仅限于某些个别的特点，它们是由各人的内在品质所决定的。然而主要的差别在于：有的人生活得很“如意”，也就是说吃得比较好一点，喝得比较足一点，日子过得非常清闲；有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提心吊胆，省吃俭用，克制自己，提防别人，一毛不拔。前一种人处心积虑，一心想当贵族代表，一旦如愿以偿，又往往弄得倾家荡产；后一种人不求功名，却窥伺着破产者，暗中欺骗他们，并且要弄卑劣手腕，最终使自己成为殷实人家，甚至大富豪。

二　我的诞生和幼年时代——体质的培育

　　听别人说，我是用波谢洪尼耶最常见的接生方式生下来的。那时，我们的贵族太太们（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统治阶级的女代表们）既不到京城，甚至也不到省城去作产前检查，只是满足于当地的土法接生。我的哥哥姐姐全靠这办法来到世上；我也不例外。

　　母亲生我以前的三周光景，家里派人进城去请接生婆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婆婆，她来时，随身带着从一位圣徒（他的遗体安息在县城的大教堂里）的神龛①中取来的肥皂和一罐软油膏。这就是她的全套接生装备，如果不算她的热忱、经验和“好手气”的话。产妇临产，万一遇到难产，人们便打开教堂里圣障的中门，捧着圣像，绕教堂走几圈。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的接生费用便宜得出奇。全部待遇是：她住在产妇家的时期（有时是两三个月），供给她膳食；给她在产妇卧室里搭一张床铺，因此，她的血液也滋养了这个房间的臭虫；临了，如果生产顺利，便付她一张十卢布的钞票，到了冬天，再装一两车食物，自然是连好带坏都有，送到她城里的家中去。除了这些待遇，有时还派给她一名使女，无偿地伺候她一年半载，不过，在这段时间内，使女的吃喝穿戴由她负担。

　　①圣徒死后将他的干尸装在金属匣里。

　　可是，等到用不着她的时候，她就得为这点微不足道的好处付出代价。至少，在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平时管她叫“臭婆娘；无底洞”，待到下次女主人要生产时，她才又变成“亲爱的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

　　“你这是打算把火鸡送给那个奥婆娘吗？”母亲看见门廊里放着一两对准备送走的冻火鸡，气急败坏地质问女管家。“送她两只老公鸡，够她填无底洞啦。”

　　这位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心地善良，动作敏捷，性情开朗，很爱讲话。我长到八岁时才认识她，那时我们的双亲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他们认为再不需要她效劳了），但是她仍然那么亲热地抚爱我，那么亲切地管我叫聪明孩子，抚摩我的小脑袋，使我不禁深受感动。我们家里没有抚摩孩子的小脑袋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别人的抚爱才对我起了这么大的影响。而且她不仅使我一个人，也使我家伺候过她的八个使女——我母亲生过八胎——个个都对她有极好的印象。她们谈到她，总是赞不绝口，而且回来的时候都长胖了（有一个甚至还怀了孕）。她们在她家里喝浓浓的白菜汤，粥里浇的是牛油，不是亚麻子油。她叫她们的名字，只用爱称，不用卑称，而且她从来不在主人面前说她们一句坏话。

　　她住在城厢她自己的一栋破房子里，靠接生所得为生。她有过一个丈夫，不过，在我认识她的时候，他已经有十来年没有音讯了。但是看来她是知道他的下落的，所以每逢大节日她都要送些白面包到监牢里去。

　　“我丈夫脾气古怪，”她说，“我们合不来。他做裁缝，挣的钱很多，可他连一个子儿都不拿回家——全送到酒馆里去了。我们也生过几个孩子，可是这些天使般的小乖乖全部死了。死得真冤枉：有的从长凳上跌下来摔坏了，有的给开水烫死了。我干的这一行老得在县里跑米跑去；丈夫呢，白天呆在酒馆里，夜里不是醉倒在沟里，就是蹲在拘留所里。我们凑合着雇了一个佣人。可是孩子还是没有人照管。临了，有一天我接了生回家来，佣人迎着我说：‘普罗霍尔·谢苗尼奇（就是我丈夫）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没有回家就没回家吧，可是从此他就好比石沉大海，一去不返了。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起初难受极了。我想，唉，这下我完了！可是结果相反，我的日子反倒比先前好过了！”

　　也真凑巧，正当我们家里最后确定用“臭婆娘”这个绰号称呼乌里扬挪·伊万诺夫娜的时候，已经有五、六年没生育的母亲，出乎意外地怀了第九胎。由于她的年纪已经不轻，所以这一次她想到莫斯科去生产。只好请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陪她一起去。家里人派我进城去接她，我就在那里认识了她。这个善良的妇人非但不念旧恶，而且在我们到了莫斯科、找来一位“带着钳子、手术刀和凿子”的有学问的产科医生时，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死活不让他接近产妇，并且靠着一块肥皂，第九次解救了自己的病人，使她复了原。但是她这一次效劳却使我的父母“大破其钞”。他们付给她的报酬不再是一张红票子，而是一张白票子①，此外，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给她送去一车食物，谢肉节②前又送去一车。同时，照例派了一名使女去替她干活。

　　①红钞票值十卢布，白钞票值二十五卢布。

　　②四旬斋前的一星期。

　　总之，没有花多少钱，我就平平安安地降生到人间来了。洗礼也完成得同样顺利。那时有位客居在我家的小市民，朝圣香客德米特里·尼古内奇·巴尔哈托夫，大家认为他是县里料事如神的人物。

　　顺便说说，我降生前，母亲间他，她这一次怀的是男是女，他学鸡叫了几声，说：“小公鸡，小公鸡，爪儿失！”问他是否快要生了，他使用小勺子舀蜂蜜（当时正在喝茶，他喝的是加蜂蜜的茶，因为斋戒期不可吃砂糖），画到第七勺，他停住手，说：“就在这个时辰！”“他的话真灵验：你妈果真在七天后生了你，”后来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对我这样说。此外，他还预言过我的前程，说我将来要征服许多仇敌，又说我将来是个追逐姑娘的能手。因此，每当妈妈生我气的时候，她总是一边打，一边骂我：“我就要按你这个无敌英雄！”

　　这位德米特里·尼古内奇是请来做我的教父的，同时还请我一个亲姨妈来做我的教母；关于我的亲姨妈们的事，我以后再讲。

　　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的教父拄着拐杖，随着人群走在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宗教行列的后尾。他穿着一件类似神甫穿的长内衣的别致衣服，系一条绒绣花的宽腰带，散乱的头发披在肩上。但是我并没有去认他，因为我的双亲已经和他闹翻，管他刚放荡鬼。总之，我家一天富似一天，从前的那些座上客就不知不觉地从我们家里消失了。不过，除了这个总的情况之外，说句公道话，巴尔哈托夫尽管料事如神，又有“朝圣香客”的美名，却未免过多地朝女仆的卧室张望，这使母亲颇不高兴；她严密地监视着“臭婆娘们”的品行。

　　我的奶娘是我家的女农奴冬娜，后来我很爱偷偷溜到村子里去看她。她给我煎鸡蛋，请我吃奶油；不管是煎蛋还是奶油，我都要吃个饱，因为在家里只让我们吃个半饱。乡下女人很乐意做奶娘，因为第一，这可以免除一个时期的劳役；第二，奶大了少爷或小姐，往往能使她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得到自由。不过，主人释放的多半是女孩子，因为要是放掉一个男孩子（未来的缴租人），那便被看成是一笔损失；小丫头嘛，就是到了成年，顶多也只能卖五十卢布纸币。在这方面，我的奶娘很不走运。她家里穷，她的女儿达苏特卡虽然“得到了自由”，却没能嫁给外商的自由农民。因此，她嫁到一个同村人家后，重又做了农奴。

　　我对保姆们的印象非常模糊。我们家里几乎经常换保姆，因为我母亲本来就很厉害，加上她又有一条独特的看法：凡是不肯从早到晚干得精疲力竭的农奴，都是好吃懒做的饭桶。

　　“你长得太胖，不能再当保姆，瞧你那一身膘！”她说，而且毫不延宕，立刻改派这个保姆去洗衣、织布，或者绣花、纺线。

　　真奇怪，在我小时候带过我的许多保姆当中，竟没有一个会讲故事的。一般说，我们的全部家庭生活建筑在十足的现实的土壤上，幻想的因素是没有的。孩子们不得不凭自己的想象力独立地寻求精神食粮，创造自己特有的神奇古怪的世界，它跟人民的生活和民间传说毫不相干，可是它却充满了种种荒诞不经的奇想，其中心内容无非是发财，更多的是当大官。当大官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因为在我们家里，一谈起大官，即使是个退职的大官，大家也不仅会肃然起敬，而且还会诚惶诚恐呢。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收到贵族长一封邀请他参加选举的信，信封上写着“某某大人收”（我父亲年轻时候在彼得堡做事，曾经升到六等文官，但是他的老同事中，有许多人晋升得更高，身居要津）。这引起了无穷无尽的猜测和惊诧。父亲把信封放在衣袋里，逢人便拿给他看，有一个星期之久。

　　“谁知道是怎么搞的——一家伙擢升到大人①了，”他说。“既然从前有过这样的事——为什么现在不会有呢？我呆在我的红果庄，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那边，说不定我的哪位老同事突然给我悄悄儿上了一本。保罗·彼得罗维奇②当朝的时候不就有过这样一件事吗：皇上问一个人，‘您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禀：‘某某叶将格拉夫……’可是皇上没听清楚，又问：‘格拉夫③？’那人重说了一遍：‘叶符格拉夫……‘皇上的话是圣旨！这时皇上说：‘恭喜你做了伯爵！’从此，叶符格拉夫伯爵就抖起来了。说不定，现在也会这样哩。”

　　①帝俄时代对三、四等文官才尊称“大人”。

　　②即保罗一世，一七九六至一八○一年的沙皇。

　　③“格拉夫”的意思是伯爵。

　　虽然我不能说，我能够回忆起来的童年时代的事情特别多，况且我有许多哥哥姐姐，在我还什么都不会做只会听听、瞧瞧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念书了，但我的脑子里毕究还保存了一些相当鲜明的印象。我还记得从课桌旁不断传来儿童的号哭声；记得一群女家庭教师，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怀着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残忍心，挥舞拳头，乱打学生。我记得。父母对此无动于衷。好象做梦似的，在我面前闪过了卡罗丽娜·卡尔洛夫娜、亨利塔·卡尔洛夫娜、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以及法国女教师达兰别尔莎，这位法国女教师什么课也不会教，却老是喝香草酒，象男子那样骑着马到处跑。她们打起学生来简直没有一点人性，连我们那严厉的母亲都管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她是莫斯科一个德国皮鞋匠的女儿）叫做泼妇呢。因为她在我家教书的时候，孩子们的耳朵经常是伤痕累累。

　　我童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卫生、整洁和营养方面来说，是没法称赞的。虽然我们家里宽大、明亮、空气流通的房间有的是，但那是正房；孩子们却经常住得很挤：白天呆在一间不大的课室里，夜里一齐睡在同样狭窄的、天花板低矮、到了冬季又被炉火烤得闷热难当的儿童卧室里。卧室里面摆着四、五张小床，地板上、毡毯上睡着保姆们。臭虫、蟑螂、跳蚤，自然少不了。这些虫子倒象是我们家里的朋友，人类具有歼灭力量的手只是偶尔触动它们一下。当这些虫子扰人太甚的时候，人们便把床抬出去，用开水四处烫一烫；对付蟑螂的办法则是在冬天把它们冻死。

　　夏天，在新鲜空气的影响下，我们还多少有点生气，可是到了冬天，我们却被紧紧地封闭在四堵墙壁中。我们呼吸不到一点儿新鲜空气，因为宅子里没有装气窗；在生炉子的时候，开了窗子，房间里的空气才变得新鲜一点。平常照例是不让我们乘雪橇到外面去玩的，只有在礼拜天，才有一辆带篷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离家五十来沙绳①的教堂去望弥撒，可就是在那儿，我们也还是被裹得严严实实，透不过气来。这种教育使人变得柔弱不堪。很可能就是因为受了这种极不卫生的条件的影响，我们所有的孩子，后来都很消瘦、虚弱，而在对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不太顶得住。有一种生活，它的全部过程不外是接踵而至的苦难，这种生活是可悲的；然而，还有一种生活，活着的人自己对它似乎毫不关心，这就更其可悲。一个人，带着病态的灵魂、忧郁的心情、羸弱的躯体，整个儿沉浸在他自己所臆造的虚无缥缈的幻境中，而现实生活展示在他面前，他却视而不见，也就不能从中得到半点实际的乐趣。什么叫幸福？是什么构成内心的宁静？为什么内心的宁静可以使生活充满欢欣？是哪一种恶毒的魔法使这充满奇迹的大千世界对他一个人来说却变成了荒漠？——这就是经常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他将徒劳地寻求答案。

　　①一沙绳合我国六市尺多。

　　根本就谈不上整洁。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孩子们住的房间里到处有臭虫、跳蚤一类的小虫，而且经常一连几天都不打扫，因为谁也不关心这种事儿；孩子们穿得不好，衣裳多半是用各种旧衣服改的，或者把大孩子穿不下的给小孩子穿；衬衣很少换洗。再加上穿着又脏又臭、打着补丁的破衣裳的奴仆，您便可以想象出贵族子弟早晚在其中厮混的那并不美观的环境了。

　　至于饮食，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又差又少。我们家的家风与其说是吝啬，不如说是聚财心切。拿进来的，永远嫌少；拿出去的，总是怕多了一点儿。一戈比—戈比地积攒，凑足了十戈比，又想攒成一卢布。“你想过财产是怎样积少成多的吗？”这句话从早到晚响彻在各个角落里，使所有人的心跳得更快，给全部日常生活增一添色彩和内容。这是一种大家无条件地服从的信条。连家奴们听了这聚财之道的金玉良言，也不仅不憎恨，而且还怀着一种景仰的心情；虽然主人一文一文地积攒的钱财其实是从他们身上刮去的。

　　早上，通常给我们每人喝一杯加牛奶的茶，那牛奶照例是去了油脂的，有些发青，尽管牛棚里养着三百多头母牛。每人还给极小一块家里烤的白面包，就着菜吃；吃了这些就不再开早饭，所以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午饭时间），孩子们简直吃不到一点东西。午饭的食物主要是隔夜的残羹剩菜。有时间得出它们的馊味。我们特别不喜欢吃腌家禽，因为夏季里，怕它们完全坏掉，几乎每天拿这种东西喂我们。食物由妈妈分给孩子们，但是每个孩子分到的那份饭菜却少得可怜（母亲的宠儿除外），以致那些靠月粮①养家活口的女仆，出于怜悯，常常在围裙下面藏几个奶渣饼和麦饼，偷偷塞给我们吃。我现在还记得制订菜单的情景。在女仆室里，饭桌上摆着隔夜的食物，包括薄粥汤在内。妈妈和厨子在这里商量怎样将那些剩菜“加加工”，供明日午餐之用。若是昨天剩下的食物不够，那么就添一点新鲜的食品，到了明天，没吃完的新鲜食品又会得到同样的处理。也就是“加加工”，供下一天午餐之用。以此类推，天天如此。只有运到大节日，或者来了贵客，才不再吃残羹剩菜。有几种好一点的食物保存在地窖里，那是为不速之客而特地准备的。不速之客登门时，家里人就跑到地窖里去，拿出一点鱼冻肉冻，或者稍为热一下就能上席的食物，仿佛要以此表示；瞧，这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①有两种供给家奴伙食的办法。有些家奴（只限于在院子里干活的家奴，在内室伺候主人的家奴不在此内），地主允许他们用主人的饲料养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并划出一小块地给他们种莱。还按月发给他们每人一定数量的面粉和糁子，这叫做月粮。其余的家奴在下人食堂吃饭。前一种家奴认为自己比较幸运。我还记得发月粮的事；但是，因为这种供给办法被认为不很上算，所以后来我们家里索性取消了它，让所有的家奴一律到下人食堂吃饭。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因为这一做法而怨声载道，甚至落泪的情景。——作者

　　但是，每个礼拜天，当我们看到端给神甫和神职人员当点心吃的包子时，连我们这些没吃过饱饭、没尝过美味的孩子也感到纳罕。这种包子的馅儿用一周间积存的各种剩菜拌成，使下人食堂里充满了发臭的咸牛肉特有的味儿。因此，这种包子就叫做“神甫包子”。此外，吃点心用的食器也是很特别的、专供神甫用的；灰色的斑驳的盘子、用钝了的刀子、折断了的叉子、蹩脚的玻璃茶杯和高脚酒杯。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们那位神甫也实在特别，正如当时人们说的，就是那么一种胚子。

　　尽管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伙食方面好歹还能凑合过去；可是当她上莫斯科或者到别的田庄去一段时期，留下父亲当家的时候，我们就倒了大楣。在这种时候，母亲通常留给父亲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供各项开销之用，又把教堂执事叫来，吩咐他，如果留给老爷的钱不够花，就从教会经费中借一点给他。父亲为人并不吝啬，但是他想讨好母亲，便竭力保住交给他的这张钞票，不去兑开。因此，他节省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邻里们都知道这个，所以母亲不在家时，他们决不上我家串门。这种努力节省的结果几乎总是带来辉煌的成绩：父亲成功地把留给他的钞票原样交还给母亲，因为即使有急用，他也宁肯从教会经费中借支一点儿，而不愿把那一百卢布的钞票兑开。不过，我们虽然饿着肚皮，却也得到了一种补偿：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大发牢骚；可是在母亲面前，说一句极其轻微的不满的话，马上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营养不足对儿童身体的发育固然有害，但是，那分配食物的办法，从精神方面来看，对儿童的影响更其有害。这方面完全不按一视同仁的原则办事，而由偏心所支配。在我们家里（不过，我这里主要指一家之主的母亲），孩子们被分为两种：可爱的孩子和可恶的孩子，而且，由于生活中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吃喝，所以“可爱的孩子”比“可恶的孩子”所占的优越地位便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母亲分配食物，给“可爱的孩子”挑大块的、新鲜一些的，给“可恶的孩子”的总是回过锅的、风干过的硬块儿。有时，她给“可爱的孩子”挑完了食物，便对“可恶的孩子”说：“你们自个儿拣吧！”她的话刚落音，饥饿的“可恶的孩子”们便你抢我夺，丑态百出。

　　母亲一面向盘子俯着身子，一面皱眉蹙额盯着孩子们，看他们闹成个什么样儿。这时，多半会有一个“可恶的孩子”感觉到妈妈凝神注视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同时意识到所谓自由挑选食物，不过是猫儿耍弄老鼠的把戏，他便自我牺牲地拣了一块最坏的。

　　“你怎么不挑一块好一点儿的呀？喏，旁边那一块，你瞧，多肥啊！”母亲用假情假意的亲热声调对那个“可恶的孩子”说；泪水快要从这个不幸的孩子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了。

　　“好妈妈，我不饿！”那“可恶的孩子”回答，竭力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儿，还神经质地嘻嘻笑着。

　　“不饿！那你干吗撅着嘴巴？你给我小心点儿！我可看透了你，你装老实！”

　　但是有时候，“可恶的孩子”不幸起了逞逞勇气的念头，竟然拿叉子在莱盘里戳来戳去，想找一块好一点儿的。突然之间，传来了呵斥声：

　　“你乱翻什么，坏蛋！你倒是想出了新花样，居然用叉子在菜盘里乱戳！把你的盘子递过来！”

　　接着，一块实际上已经烧焦了的、毫无营养价值的、象木片似的东西放到了这个“可恶的孩子”的盘子里。

　　总之，每吃一顿饭，“可恶的孩子”都要用忧郁的眼光望着“可爱的孩子”的盘子，常常是眼里噙着泪水，忍着忍着，还是哭了。可是他们一哭，后脑勺准得挨几巴掌，还要被罚站着吃饭，或者不准吃菜，而且一定是不准吃他们爱吃的那盘菜，等等。

　　对甜食也是这样处理。冬季里很少给我们吃甜食和水果，但是到了夏天，浆果和水果多得要命，孩子们每天都能分享一些。通常，所有的孩子表面上分得公公平平的，可是暗地里，母亲却又偷偷塞给“可爱的孩子”一份浆果和水果，而且，比给“可恶的孩子”的当然要新鲜得多。母亲和“可爱的孩子”们窃窃私语着，“可恶的孩子”们很容易猜出这是在说他们的坏话……

　　还有一种做法也在“可恶的孩子”们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母亲一向亲自采集水果：桃子、杏子、李子、西班牙樱桃，等等。她到温室去的时候，往往随身带着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边给他吃刚采摘的水果。请你们想想，当采集水果的行列捧着装满成熟的桃子、樱桃等等的托盘、瓦盆和木钵出现在果园门口的时候，那些“可恶的孩子”的脑子里会描绘出什么样的图画吧！而且在这行列里还有个“可爱的孩子”跟在母亲背后，蹦蹦跳跳地走回来呢……

　　是的，现在一想起这些厚此薄彼的事，我就感到不舒服，何况，把子女分成“可爱的”和“可恶的”两类，还不限于儿童时代，而是终生如此，这就显得太不公道……

　　“不过，你写的不是真事，是一种杜撰的地狱生活！”人们也许会这样对我说。我写的很象是地狱的情景——这一点我不打算辩解，但是同时我必须说明，这地狱可不是我杜撰出来的。这不过是“波谢洪尼耶遗风”而已。当我再现这些往事时，我可以诚心诚意地具结保证：这些都是实情。

　　然而，我并不否认，那时候也还有着另一种生活，平和的甚至充满了同情的生活。这种生活我以后也会写到。在这本《言行录》里，你们将看到对各式各样的生活环境和真情实事的描写，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所称之为“遗风”的生活秩序。

三　道德教育

　　概括的说，教育环境的总貌是异常严酷的，而最坏的是，鄙俗到了极点。但是，道德教育甚至比体质的培育更糟。且先从我父母的相互关系讲起。

　　我已经讲过，我父亲四十岁上娶了一个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的少女。这是后来不能和睦相处的第一个主要根源。其次，父亲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札特拉别兹雷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啊！母亲呢，论出身，是商人的女儿，加上她父母嫁她时没有完全如约拿出陪嫁。一两夫妇无论在性格、教养和习惯上都没有共同的地方，而且，因为母亲是从莫斯科嫁到乡间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家庭里，所以婚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她的地位极其孤立和低微。人们又以异常粗鲁甚至残酷无情的态度使她感觉到这种卑微的处境。

　　最初一个时期，特别使她难堪的是几个大姑小姑，她们住在离父亲世袭庄园不远的地方，以极其仇视的态度对待年青的女主人。由于她们全是“怪物”，所以她们的纠缠采取了十分荒谬而恼人的形式。比如说，她们忽然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同时斜眼瞟着母亲。或者，母亲一出场，她们便窃窃私语：“做买卖的女人！做买卖的女人！”同时又笑得前仰后合。或者，她们问父亲：“好兄弟，您快用年轻老板娘的陪嫁钱买地了吧？”她们做得这样过火，父亲尽管性格软弱。有时也不免大发脾气，高声骂道：“你们这些刻薄鬼，刻薄鬼！你们的舌头怎么不烂掉！”至于母亲，她自然怀恨这些姑子，所以后来，她以并不亚于对方的残忍方法进行报复，证明她对这些侮辱的记忆有多么牢固。

　　然而，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角色已经调换了。母亲成了家里发号施令的头号人物；姑子们被整得服服帖帖，扮演着寄人篱下的角色。父亲在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不过，他意识到自己的屈辱，一有机会便给母亲一顿无补于事的咒骂和斥责，出点闷气。他们几乎整天不见面。父亲足不出户的待在书房里，翻阅旧报纸；母亲则在自己的卧室里写事务来往的信，清点钱财，跟村长总管之类人物商议事务，等等。只有吃午餐和喝晚茶的时候，他们才出来，可是立刻闹得天翻地覆。不幸，这些场面孩子们也一一看在眼里。咒骂总是由父亲开端，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沉不住气，往往会无缘无故地首先挑起家庭的争吵。他谩骂，翻老账，含沙射影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母亲几乎总是默默地听着，她的上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周围立刻静了下来：仆人们踮着脚尖走路，孩子们低着脑袋吃饭；只有家庭教师们满不在意。她们公开站在母亲一边，仿佛自言自语似地小声儿说（但又恰好让母亲听见）：“苦命的女人啊！”

　　这种场面几乎天天重演。我们一点也不明白个中道理，但是我们看出，实力在母亲这一面，同时也看出，准是她在某方面把父亲欺侮得太厉害了。不过，我们总是冷漠地听着这种恶言相待的家庭争吵，它实在引不起我们任何感情；我们对母亲有的是本能的恐惧，对父亲也毫不同情，因为他不仅不能保护我们任何一个孩子，连自己也无力保护。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父母的子女，我们心里对于他们相互关系的一切事都无动于衷。

　　事情不能不如此，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太不正常。父亲也罢，母亲也罢，都不照顾孩子，他们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子女。父亲是因为丧失了过问家事的权柄；母亲是因为整个身心沉浸在生财之道中，无暇旁顾。她只有在家庭教师告发了我们，不得不惩罚我们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她气势汹汹地跑来，咬着下嘴唇，不容哀求，恶狠狠的，举手便打。我们不知道父母的慈爱为何物，如果不把那些赐予“可爱的孩子”的、不道德的、使“可恶的孩子”羡慕不已的小思小惠算做慈爱的话。不过，也还有这么一种值得说一说的父母的慈爱。母亲办理“正经事”的时候，总是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在那里，她听取村长和总管的报告，接受代役金①，订立售卖粮食、棉纱、麻布等等产品的合同旧常的现金结算也在那里进行。母亲不喜欢有人看见她清点现金，不过，“可爱的孩子”不在此限。他们发现母亲“关上了房门”，便在她的卧室外面轻轻地踱来踱去，而母亲感觉出他们的畏怯的脚步声，立刻心软了。

　　①代役租是农奴制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地主向农民收取一定数量的实物和现金。有时地主让他的有手艺的家奴到城里去干活，赚的钱缴给地主，也叫做代役金。

　　“谁呀？”卧室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是我，好妈妈，我是格利沙……”

　　“那就进来吧。进来看看你的老妈妈忙成什么样儿啦。瞧，马克西姆什卡（他是附近田庄上的总管）给妈妈送来了多少钱。我们把这些钱放进匣子里，以后，再凑一些钱，拿去办点正经事。坐下来，好乖乖，仔细看看，多学学。不过，你得老老实实坐着，别碍手得脚。”

　　格利沙坐了下来，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因为他明白，好妈妈的心向他敞开了，好妈妈爱他。

　　不消说，这个“可爱的孩子”把他的所见所闻转告了兄弟姐妹，孩子们中间便展开了奇特的谈话。

　　“她攒这么多钱预备填什么无底洞呀！”“可恶的孩子”中的一个惊叫道。

　　“全是替他们，喏，替这些‘可爱的孩子’，替格利沙、替娜齐卡攒的！”另一个“可恶的孩子”回答。

　　“格利沙，你去对母亲说。好妈妈，您别光替我们攒钱，您还有别的孩子……”

　　“哼，他才会去说呢！”

　　如此等等。

　　这就是能淋漓尽致地描述母爱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们孩子们对父亲十分冷淡，而且总的来说，全家人都是这样，也许只有老仆人例外，他们记得父亲还在独身时的景况。与此相反，我们却象怕火似地害怕母亲，因为她象个最高执法官，惩办人总是罚不当罪，只会从严，不会从轻。

　　总之，各式各样的体罚成了主要的教育手段。虽然不常动鞭子，但是比较方便的拳打脚踢却是家常便饭，“可恶的孩子”被揍得简直没法生存。我幼年时和大多数哥哥姐姐不在一起（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我和最小的姐姐相差三岁），因此，大家都逃不脱的狂暴的殴打，我比别的孩子挨得少一些。但是，当我也长到该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念完女子学校回到了家里，从此灾难便落到了我的头上；她打人打得十分残酷，仿佛要为她从前的挨打受气泄恨似的。在这种教育方法统治下，上课时常常传来孩子们久久不能平息的呻吟声，下课后孩子们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所以，整座宅子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一句话，这是一部真正的儿童蒙难史。如今，在我写到这些往事的时候，亲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儿童感受到的最微小的痛苦都会引起父母心神不安；因此，这类苦难就成了骇人听闻的奇谈了。但是，这部儿童蒙难史的创作者自己决不会意识到他们是恶魔，而且在旁人眼里，他们也不会得此恶名。老话说：“不打不成人。”唯一的限制就是：只要不打死就成！然而，谁能够说出，有多少“没打死”的生命过早地送进了坟场？谁能够确定，在这些少年蒙难者中，有多少人的整个未来的生活被殴打和践踏得不成样子？

　　如果说不公道的、严酷的惩罚会使儿童的心灵变得冷酷无情，那么，他们耳闻目睹的那些谈吐和行为便会把他们引上放荡的邪途。遗憾的是，长辈们甚至认为不必在我们面前稍加克制，常常恬不知耻地公开端出一些隐秘的内情；那倒是理解整个生活秩序的一把钥匙。

　　当时的地主对待农奴的通常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是“发脾气”。这倒好象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如今这权利已经根本被人忘却。现在任何一位所谓“老爷，都很清楚，不管他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结果都是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农奴制度盛行的时候，“发脾气”这句话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实际的效果。主人“发脾气”，奴仆只会“惹人生气”。这可说是一种玄妙的循环，当时一切并不复杂的关系必然地在这个循环圈里打转。至少，我们孩子们每次碰到奴仆们，总是看到他们惊恐的面孔，听到他们同样的私语：“太太发脾气啦”，“老爷发脾气啦”……

　　吃饭的时候。主人首先是对厨子发脾气。我们的厨子是个老年人（本来还有几个年青的，但是让他们出门挣代役金去了），耳朵不大灵便，又相当邋遢。如果菜烧得太咸。他们叫他上来，对他说：菜里盐少了，背上就该多放些盐——挨打；如果汤里发现蟑螂，他们又叫厨子上来，强迫他把蟑螂吃掉。有时，母亲找不着她早上订午餐时亲眼见过的一块食物，便又找厨子来，说：你把那一块弄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送给了你的姘头？总之，很少有一顿饭，这倒楣的老头儿不惹老爷太太发脾气的。

　　除了厨子，他们也对伺候用餐的侍仆发脾气。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该这样迈步，不该这样上莱，不该这样看人。“你还敢强头倔脑的，前两天刚挨过骂，你就忘记了？”——“你怎么象没睡醒似的，悠悠忽忽，难道要象前几天那样让你清醒清醒？”——这样的问话和翻老账是不停的。吃饭的时候，打人不方便。因此笃信上帝的父亲，常常采用宗教界的惩罚办法。他要是对那个“不该这样迈步”的瘦高个儿生气，就罚他跪在自己身边，或者命令他不停地磕头，直到主人吃完饭为止。

　　不过，家人相聚时倒也并非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并非每次都是主人生气而仆人惹人生气。间或也有交战双方相安无事的日子，这时，口角便让位给谈家常。唉！那些内容龌龊、方式卑鄙的谈吐给儿童幼稚的脑子里留下的东西，几乎比最下流的对骂还要肮脏。话题不外是生财之道及其种种骗人的伎俩，或者亲朋邻里的秽闻轶事。

　　“你知道他是怎么发财的吗？”他（或她）先提出问题，然后大讲其勒索钱财的详情细节，讲到得利的一方，便称之为“骗子”或“聪明人”，而讲到受害的一方，则称之为“糊涂虫”或“笨蛋”。

　　或者：

　　“你的眼睛干吗瞪得那么大？”有时，母亲对某个孩子说，“你大概是在想：爸爸妈妈快死了，等他们一死，他们累断脊骨、流尽血汗挣来的钱财，我们马上就花光它！放心吧，小坏蛋！我们死了，全都留给你们，什么也不会带进棺材里去的！”

　　有时又加上一段威胁话：

　　“蠢货，你要我把你送到苏兹达尔修道院去吗？好吧，送就送！我这样办，谁也不能派我不是，因为我是母亲。我爱怎样处置孩子就怎样处置！你放心等着吧，等父母死了，他们的财产会留给你这个小骗子的。”

　　谈到亲朋邻里的行为，她的评价几乎不超出这样两句话：

　　“他一夜到天亮都睡在他姘头的窝里！”

　　或者：

　　“象样的野男人全不要她，她就去偷神甫……”

　　他们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毫无不满之意，而且一点也不想掩盖话里的龌龊含意，倒象是谈的最寻常的事儿。“骗子”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称赞：“真有办法！”反之，“糊涂虫”不仅得不到任何同情，还会激起一种荒谬的幸灾乐祸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特有的警句来表达便是：“就得这样教训教训那些笨蛋！”

　　然而，这种交谈很少仅仅限于议论邻里的长短。往往是谈着谈着便转到家人的互相攻讦。他们从闲话邻里开始，然后逐渐把话头引到自己人身上。狂风暴雨的场面出现了，责骂之声不绝，隐私公开地搬上了舞台……

　　说来罪过，除了这一类谈话，有时（大多在节日里）竟会发生神学上的争论。举个例子说、我记得有一次过基督变容节①（我们教堂的守护神节），为了祭祷歌②中的一句“向你门徒显示你的荣耀，如囗”，他们发生了争论：“囗”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特殊的光吗？有一次，一位邻近的地主太太，我们县里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很想弄清楚“囗”④是什么意思？是囗⑤吗？父亲对她说：“您怎么搞的，太太，您祷告上帝，却不明白这不是一个字，是三个字：囗……等于我们说‘囗’⑥……”他刚说到这里，她就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①纪念耶稣在门徒面前变容的节日（八月六日），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②祭祷歌是正教教会在庆祝节日或纪念圣者时唱的颂歌。

　　③据说耶稣变容时，“脸面明亮奴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参见《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如囗”即指这种“圣迹”。

　　④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⑤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⑥囗是教会斯拉夫语，意思是（为我们），与俄文（锁链）一词有点近似，但词义不同。

　　“你去讲你的三个字吧！还不知道谁的祷告上帝更爱听呢。我可是只用一个字祷告，我的祷告上帝能听见，你用三个字祷告，上帝可不听你那一套。”等等，等等。

　　大人的谈话，当然也成了我们孩子们谈心的材料。我们最爱谈的话题是妈妈添置了哪些产业；猜测她死后，谁会得到什么遗产。我们不大谈父亲的领地，因为比较起来，它只是全部产业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已经预定全部留给波尔菲里大哥（我小时候几乎没见过他，因为那时他在莫斯科读大学，出了学校便直接进衙门做事去了）；其余的孩子们不得不指望母亲的恩赐。在这一点上，母亲只好向父亲让步，尽管波尔菲里不是她的“可爱的孩子”。然而，在我们孩子们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安排是公平合理的，他们并不太乐意承受母亲的“恩典”。

　　“红果庄可是块宝地，别看它只有三百六十一个农奴！”天字第一号“可恶的孩子”斯杰班哥哥向往地说。“去年，单说粮食就卖了一万卢布，还有，空地租出去了，又卖了牛油、鸡蛋、棉纱。还有好多好多树木！别处的田庄，给不给随她，这儿可是我们自己的、应得的一份。祖传的应得的一份，非分不可。至于后沼镇，大倒大，就是没出息！”

　　“不能这样说，后沼镇也不坏嘛，”“可爱的孩子”格利沙振振有辞地反驳道，“再说，爸爸想把红果庄全部产业留给札特拉别兹雷家的长子。应该尊重老人。”

　　“什么爸爸！挂名爸爸！他恐怕想都没想过把红果庄留给我，难道我不是扎特拉别兹雷家的人吗？你们等着瞧吧，她准会把沃洛戈德那个只有一百农奴的小村子扔给我，说：‘拿去吃喝玩乐吧！’满热，包尔，索尔替尔①——别再想多得一点啦！”

　　①法语：吃喝玩乐，

　　“扔给我的准是梅这卡那边的一个小村庄！”薇拉姐姐忧心忡忡地说：“带着这样的陪嫁，谁肯娶我呢？”

　　“不会，梅连卡那边的村庄是给刘勃卡的，你呢，把维特鲁日县的四十个农奴分给你，就算不错啦！”

　　“可是，也许她忽然大方起来，说：梅连卡和维特鲁日那边的村子一齐给刘勃卡！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份呀！”

　　“她会把布勃诺沃庄园和它附近的村子分给谁呢？这才是了不起的一份呢！前几天我们坐车经过那儿，看见到处堆着麦垛！赶车的阿连皮说：‘简直象个乌克兰①！’”

　　①意为象个大粮仓。

　　“布勃诺沃自然是给格利沙的！他替母亲暗中监视我们，总要给他好处的。会给你吗，小密探格利沙？”

　　“好妈妈赏给我什么，我都满意，”格利沙垂下他的小眼睛，温顺地答道。

　　“前几天我和薇拉算了算她从各处田庄上得到的收入。算呀算呀，算下来有五万……真的！”

　　“她攒这么多钱，填什么无底洞呀！”

　　“前两天彼得·朵尔米顿托夫从城里来了。他们关在屋子里写遗嘱。我本想在门外偷偷听个清楚，可是刚听到‘至于他，因其件过不孝……’，这时传来他们轻轻推开圈椅的响声，我赶忙三步并作两步逃走了。不过，不管听完没听完，那个他一定是指我！她准会送我上图腾的奇迹创造者①那儿去的，保险这样！”

　　①指修道院。

　　“她会把后沼镇分给谁呢？”苏菲亚姐姐担心地问。

　　“分给你呀，苏菲亚，分给你，听话的小姑娘……乖乖儿等着吧！”斯杰班尖刻地说。

　　“事实上，她总不能把它带进坟墓里去呀！”

　　“不，诸位！这件事不能不管！得向彼得·朵尔米顿托夫探听个明白！”

　　“我已经问过他：谁分什么，怎么分法。那精灵鬼笑了笑，说：‘全给您，斯杰班，瓦西里依奇：兄弟姐妹一概不给，全给您！’”

　　有时，蠢货斯杰班也施展一点狡计。他向家奴们要几个装着毫无用处的符箓之类的护身香囊，长久带在身上，希望能迷住好妈妈的心儿。有一回，他捉到一只青蛙，斩断它的脚爪，把它活埋在蚂蚁窝里。后来，他给大家看一块小小的白骨头，要人相信，这就是被蚂蚁啃光了的那只青蛙身上的骨头。

　　“这个诀窍是温卡裁缝告诉我的。他说，‘就这样办吧，您一定会看到您妈妈对您改变态度！’说不定她真的会……说：‘斯杰班，上我这儿来，我的可爱的儿子！现在我把布勃诺沃和那边的村子给你……’她还可能分点钱给我。精灵鬼，爱怎样就怎样享福去吧。”

　　“你等着吧！”格利沙听着这些大话，心里难受极了，恨不得哭一场，仿佛人家真的抢走了他的布勃诺沃似的。

　　因为有进谗言的人，所以这些幼稚的谈话，母亲全知道，虽然不是经常（她很少有工夫过问这种事），但有时也少不了痛斥斯杰班哥哥一顿。

　　“你又在骂自己的亲娘吧。你这个没情没义的蠢货！’她对他呵叱道，“前几天挨的打还不够吗，你这个可恶的东西！”

　　她说完，就又给斯杰班哥哥一顿毒打，打得感觉迟钝的“蠢货”也泪如泉涌。

　　这里需要说说，告密和进谗言的风气在我们家里非常盛行。仆婢，特别是掌握点实权的仆人，爱进谗言，孩子们也爱进谗言。不仅是“可爱的孩子”爱进谗言，就是那些“可恶的孩子”，为了讨取一时的欢心也干这种勾当。

　　“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他管您叫母马！”上课的时候有人告诉家庭教师。不消说，听了这种告密，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是决不会轻饶这个“罪人”的。她凶神恶煞似地揪住他的两只耳朵，一边用尖利的指甲掐他的耳垂，直拍得出血，一边说：

　　“看你还叫不叫母马！看你还叫不叫母马！格利沙，过来，亲亲我，好孩子！就是这样。以后要是有谁再说我的坏话，你就告诉我。”

　　我在前面说到了主人向那些惹他们生气的仆人发脾气的种种方式，但是我还只讲了男仆，他们遭到毒手的时候，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少的。女仆——特别是被当时的厚颜无耻之徒称之为“姑娘”①的丫头，她们的处境更为悲惨。

　　①这个叫法使我想起一件相当奇怪的事。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地中海一个所谓stations d'hiver（法语，冬季疗养地——译者）过冬。听说城里有一家小旅馆，是勃朗尼策县（在莫斯科东南——译者）的一个俄国老妇人开的，我当然到那里去了。当我谈到雇佣人的事时，那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答道：‘您叫一个姑娘吧——还不是跟佣人一样！’听了这话，我怎能不高兴呢。这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作者

　　“姑娘”不但是一种任人摆布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廉价的东西，这种低微的身价又大大地增加了她那任人摆布的特性。人们谈到“姑娘”，常说：“比焖萝卜还贱”，或者“一个小钱买两个”，而且对她的操劳的评价也与这种话差不离。男家奴还受到一定的重视。一则因为他们大多会一点手艺，或者是个不大容易找到替身的老手。二则因为即使他们没有手艺，但是他们深知老爷的习惯，会递裤子，动作熟练，对答如流，等等。三则因为男家奴可以随时送去当兵，顶正式征兵的名额；收据卖掉，还能赚一大笔钱①。从“姑娘们”身上是弄不到这一类好处的。她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当上了女管家、太太的私房丫头，或者在莫斯科铁匠桥学得一手缝纫手艺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器重。其余的则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轻易地由另一个所代替。她们纺纱、绣花、织袜子、编花边。一到成年，她们便由等着空缺的少女所接替。

　　①地主送家奴去当兵，取得收据，在正式征兵时，将收据卖给别人去顶替名额，从中渔利。

　　因此，她们的饮食粗劣，衣衫褴褛，睡眠不足，干活儿却几乎不让她们歇手①，累得筋疲力竭。这样的“姑娘”，每个地主家里都有许多。

　　①自然，也有一些地主家里，婢女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但那里却大都带有后宫色彩。——作者

　　我们家里的“姑娘”不下三十个。她们白天从事各种缝纫和编织的活儿，天一黑又被赶进那间不大的女仆室里，在油烛头的微光下纺纱，直到夜里十一点钟才收工。女仆室也是她们吃午饭、晚饭，在地铺上倒头就睡的地方。

　　由于牛马般的工作和极坏的饮食，婢女们常常闹病，个个没精打采，面黄肥瘦。好看的一个也没有。很多人具有惊人的忍耐心，她们俯首听命，内心热诚地相信：她们在现实生活里虽然被无情地剥夺了快乐和慰藉，但死后一定能得到补偿。在基督受难周的最后几天里，因为受到每日祈祷的感染，这个信仰显得特别坚定，整个女仆室里充满了低沉而虔诚的叹息声。接着，复活节到了，唯有这一天，男女奴隶们容光焕发，好象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似的。

　　但是，最无耻、最可恨的莫如对“姑娘”们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刺探活动。

　　大多数地主家都有一条规矩。不准男仆与婢女结婚。理由很简单：“姑娘”出了嫁，便不再是婢女；到时候她要生孩子，就不能继续伺候主人了。有的人说得更下流：你推备的种马再多也不够她们这些母马使！主人要“姑娘”们干的活儿，永远比要求已婚女仆干的活儿多：更多的棉纱，更多的花边……因此，保护丫头们的童贞自有其直接的好处。

　　刺探活动的花样到了恶劣透顶的程度。设置埋伏，夜间窥伺，搜查脏内衣，等等。一旦发现了罪证，立刻采取酷烈的惩罚。有时，不等怀孕的女罪人（当时人们称之为“抱着篮子的贱货”）养下孩子，便把她送到一个遥远的村子去，嫁给一个农民。而且二定是个家口众多的穷鳏夫。总之，经常发生这种惨不忍睹的悲剧阿是谁也没想到这是悲剧，反而振振有辞地说，对这些“臭婆娘”非如此不可。

　　我们孩子们是这些悲剧的目睹者，我们亲眼看着这些悲剧，非但不感到恐惧，而且无动于衷。好象我们也认为非如此惩办这些“臭婆娘”不可似的……

　　不过，也有一些自由派地主。他们不侦察丫头是否怀了孕，但同样不准她们嫁人，因为“姑娘”无论失了多少孩子。仍然可以当她是“姑娘”使唤，直到她死掉为止；至于她的孩子，可以送到遥远的乡村去，算作农民的子女。他们施展这些诡计，纯粹是为了取得更多的纱线。更多的花边。

　　现在的人可能对我说，这全是过去的事；明日黄花，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去提它。我自己也知道，上面写到的事实的确是明日黄花。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它还非常鲜明地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是不是因为除了具体的事实之外，在这悲剧性的往事中。还有某些东西远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如今仍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呢？具体的事实消失了，但它对人们的性格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去某些习气已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难道这些影响、这些习气已经随着上述事实一同化为乌有了么？

　　临了，我不能不在这里再谈谈我们的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我这里指的是跟大自然的完全隔绝。

　　世上有些幸福的儿童，他们从襁褓时期起便亲身感受到和大自然母亲的接触，大自然在每个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的人面前，处处慷慨地展示出它形形色色的宝藏。我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中》①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坦白地说，我几乎是带着嫉妒的心情看完的。诚然，抚育过巴格罗夫童年的大自然，比我们灰暗的穷乡僻壤的贫乏的大自然，要光明得多，温暖得多，内容丰富得多；但是，为了使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光辉照彻儿童的心灵，他必须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密切接触自然，这种接触一经迷住了尚在摇篮中的孩子，便会充溢他整个身心，随后伴着他度过一生。如果没有这种接触，如果在儿童和大自然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而生动的联系（它能促使儿童首先对宇宙生命的伟大奥秘感觉兴趣），那么，最鲜明、最绚丽的囹景也不能使他动心。与此相反，只要有了这种接触，只要不把儿童关闭在不透空气、不见阳光的环境中，那么，纵使是贫乏的大自然，也能使儿童的心灵得到欢乐，受到感染。

　　①《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是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的主要作品之一。出版于一八五八年。

　　至于我们，只有在上莫斯科或由一个领地搬到另一个领地去的长途旅行时，才偶尔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其余的时间，我们完全困守在黑暗和沉寂中。我们谁也不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家里好象连猎枪也没有一支。一年中，母亲只准举行两三次类似Partie de Plaisir①的活动，让全家人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或者到邻村一个大池塘里去捕鲫鱼。

　　①法语：游玩、野餐。

　　那里的鲫鱼，味道鲜美极了，个儿也大得惊人，但是这种捕鱼活动的着眼点纯粹出于经济上的打算，跟熟悉大自然毫不相干。即使从饱口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很少尝到鲜鱼的滋味，因为捕到的鱼几乎立刻全部用盐腿上，晒干了储藏起来，日子一久，便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因此我们家吃不到新鲜的野物和飞禽一般说，除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份食物外，决不许额外增加供给。我们只吃过腌过、煮过、热过的野味。唯有黄猫瓦西卡是个例外，家里人为了让它多捉老鼠，就有意不好好喂它。我还记得有两条狗，普鲁东卡和特列左尔卡，用链子挂在下人食堂旁，不让它进屋于里去。

　　总之，我们家里摈弃了一切足以引起想象力和求知欲的食粮。不许说一句多余的话，事事都要考虑利害得失。甚至于连迷信和忌讳也不讲究，但这并非受自由思想的支使，而是因为讲究了这些便会丧失时机，增添麻烦。举例来说，假如村长来报告，能从下星期一起开镰收割黑麦就好了，可惜那一天不是黄道吉日；那么，母亲准回答说：“开镰吧，开镰吧！管它吉日不吉日，万一下星期一麦子掉起粒儿来，谁赔偿我们的损失？”人们只害怕鬼；谈到鬼，他们便说：“谁知道，兴许有，兴许没有——要是真有，怎么办？！”至于家神，他们确实知道，它住在阁楼上。这两种迷信没有人反对，因为它们无损于任何正经事。

　　在宗教方面也只限于遵守普通宗教仪式。每逢礼拜日必定去望弥撒，大节日的前夕便在家里作晚祷，举行技水祭，并且严格督促孩子们尽力划十字、叩头。父亲每天早上关在书房里作祈祷，然后一面从书房往外走，一面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硬梆梆的圣饼。但是这一切完全是虚应故事，丝毫也不能使人感到高呼“我们的心归顺主！”时所应有的感情。膝头跪在地上，额角磕碰着地板，然而心却宛如古井死水，纹丝不动。只有在复活节，整个宅子寂然无声，这才多少令人感到内心的宁静和恬适……

　　那时候，神甫完全受地主的支配，地主对神甫抱着半鄙视的态度。教堂，跟其他事物一样，属于农奴主，从而神甫也属于农奴主。地主高兴，神甫就有口饭吃，地主不高兴，神甫就饿肚子。我们教堂的神甫略通文墨，是由下级神职人员提升上来的。他是个善于持家、为人正派的老人，他跟所有的农民一样，下地耕田、刈草、割麦、打谷。平时，他满酒不沾，遇到大节日却烂醉如泥。人们对他很不客气，甚至当面管他叫万卡①。我记得，他宣读福音书的时候，父亲常常大声纠正他的错误，使整个教堂都能听见。我还记得每年复活节举行晚祷时照例要发生的丑剧。神甫要关上圣障的中门，父亲不让关，双方争得几乎动武。祈祷结束后，神甫走上讲经台，向父亲屈膝告罪，恳求宽恕。自然，主持圣礼的收入也是和这种待遇相称的。主持一次晚祷，付给他二十戈比，一次拔水祭，付给他十戈比。而赏给其他神职人员的则是几枚磨损得连“斑点”都已看不出的铜币。

　　①万卡是伊凡的车称。

　　我虽然几乎完全没有受过宗教训练，但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完福音书的时候，它竟对我起了震撼心灵的作用。不过，关于这个，留待我以后讲述学习情况时再谈吧。

四　地主庄园的一天

　　七月初；清晨五点多钟。女仆室的窗板撑起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从院子里涌进房间。苍蝇成群结队在空中飞来飞去，特别是麇集在天花板下的蝇群，一片营营嗡嗡声。女仆们已经起身，收拾好地铺上的毡于，聚集在桌边吃早饭。这一次桌上摆着一碗燕麦糊糊。大家争先恐后地用木勺子舀着糊糊喝。十分钟后，早饭吃完；丫环们走进摆着绣花架和花边架的工作室。女仆室里只留下一个值日的婢女，通常由小丫环担任，她收拾食器，打扫房间，然后一边编织长袜，一边警觉地谛听着，注意太太卧室里是否响起安娜·巴甫洛夫娜·札特拉别兹娜雅的脚步声。

　　工作日开始了，但是工作暂时进行得十分拖沓。因为还没有听到太太严厉的呵斥声，丫环们有的闭目养神，有的闲聊天。绣花的针，编花边的小木轴，慢吞吞地移动着。

　　时间虽然还早，可是太阳已经渐渐晒热了工作室。这将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她们谈论着太太今天会作什么安排。如果派她们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或浆果，或者吩咐她们到果园里去摘浆果，那就太好了；如果叫她们整天坐在绣花架和花边架上干活，那就倒了大楣——单是暑热和闷气就够受了。

　　“听说，黑麦地里藏着一个逃兵，”丫环们交换着情报，“前两天，达舒特卡出村到树林里去采蘑菇，那逃兵忽然从黑麦地里跳出来，拦住她，抢了她带的面包和一点牛奶，才放她走。”

　　“你看，他没有胡来吗？”

　　“没有，她说，他役有把她怎么样，光是抢走了她的吃食。听说，这个丘八还是本地人呢，维里坎诺沃庄园里那个叫谢辽日卡的前导马骑手。”

　　“可是洛姆村那边有熊。要是太太派我们到那里去，熊准会请我们上它家去做客！”

　　“它只消一口就把我吞了！”矮子波里卡接口说。

　　她是个终年有病的不幸的丫环，年纪已经二十四五，身长却只有一又四分之一俄尺①，长着一对猫眼睛，挺着个楔子似的尖肚子。但是主人强迫她干的活儿和身强力壮的丫头一样，只是替她做了一只比较低的绣花架，板凳也矮一些罢了。

　　①约合我国二市尺七寸。

　　“听说，”闲谈中有人问道，“在莫斯卡列沃，熊把一个乡下女人拖到窝里，让她过了整整一冬，真有这种事吗？”

　　“怎么役有！她还当了熊的厨娘呢①！”听的人取笑说。

　　①这是一句反话，意思是被熊吃了。

　　这时，值日的小丫环飞快地跑进工作室，小声报告大家：

　　“太太！太太来了！”

　　丫环们的喧闹声顿时沉寂下来。她们埋下头干起活儿来了；绣花针敏捷地闪动着，编花边的小木轴来回敲打着。门口出现了太太的身影，她睡眼惺忪，没梳头，没洗脸，穿着油污的上衣。她打着哈欠，在嘴上划着十字①。有时，她这么站一会儿就走了，有时，她还要检查一下干的活儿。遇到后面一种情况，少不了一清早就听到两三下掌嘴的响声。特别倒楣的是那些小丫环，她们正在学手艺，因此常常把活儿做坏。

　　①俄人迷信，打哈欠时在嘴上划十字，意在避邪。

　　不过，这一次倒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安娜·巴甫洛夫娜站了一会儿，便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女仆室走去。穿着破烂的上衣和油污的围裙的老厨子，正背着双手在那儿等候她。女管家也呆在女仆室的角落里。太太在桌旁一只木柜上坐了下来。桌上摆着几盘“隔夜的”剩菜和一锅隔夜的汤。旁边放着比较新鲜一点的食物：一块腌牛肉、半只熏鹅、牛头肉、牛油、鸡蛋、几块砂糖、面粉，等等。太太开始吩咐了。

　　“我们的汤好象已经吃了两三天了吧？”她察看着锅子问道。

　　“是呀，已经吃了两三天了，太太。都发酸了，太太。”

　　“那好，今天就烧新鲜汤吧。新鲜牛肉还有吗？”

　　“新鲜牛肉全吃光了。”

　　“怎么？好象还有一块吧？你还说过，准备给老爷做肉饼的。”

　　“两个肉饼，老爷已经吃了两天啦。”

　　“哪里用得了这么多牛肉？老是在买，买，可是问起你来，总是没有了，没有了……”

　　“当然啦，吃掉了——就没有了，”厨子用讥讽的口吻说。

　　“啐！真没有办法，宰只鸡吧……不不，还是这样吧：烧一锅腌牛肉白菜汤，让鸡多活几天。……口头再到马雅洛沃村去买一、两普特①牛肉。……你给我小心点儿，老家伙……哼，‘当然啦，吃掉了！’如今牛肉太贵，吃不起啦，四个卢布（纸币）一普特……你给我位省点，别乱糟蹋！好，热菜就这样定了，凉菜有些什么呢？”

　　①一普特约合我国三十二市斤半。

　　“昨天的肉冻还剩下一点儿，差不多没有了……”

　　安娜·巴甫洛夫娜仔细察看剩下的肉冻。盘子里都是粘糊糊的肉冻，当中有几块残存的牛脑髓和牛头肉。

　　“你想法把它重做一下吧；你是厨子呀。把剩下的肉冻化开，再倒进模子里，加点牛头肉，就做成新鲜的肉冻了。”

　　太太放下牛头肉，接着说：

　　“昨天的调味汁大概也没有了吧……不，你先说说，昨天的牛肝还有吗？”

　　“牛肝没啦，太太。”

　　“我亲眼看见盘子里还剩两块！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太太。”

　　太太两步跳到厨子紧跟前。

　　“说！你把牛肝弄到哪儿去了？”

　　“是我的错，太太。”

　　“弄到哪儿去了？说！”

　　“狗吃掉了……我没有看管好，太太。”

　　“哼，狗吃掉了！是你拿去喂了你的姘头瓦西里苏什卡！赔我的牛肝，哪怕你给我生出来！”

　　“您看着办吧，太太。”

　　厨子站在那里，望着太太的眼睛。安娜·巴甫洛夫娜踌躇一阵，终于跟既成事实妥协了。

　　“嗯，我们今天就不用调味计了，”她拿定主意。“你就这样告诉大家。老家伙拿调味汁给他姘头吃了。瞧吧，老爷不叫你罚跪才怪呢。”

　　接着谈第二道热菜。太太面前的盘子里放着一只剔得干干净净的羊腿，上面连一丝肉影子也找不出来。

　　“没有了也只好没有啦。昨天，莫斯卡列沃村的安德留什卡送来了一只兔子；看来只好烤兔子……”

　　“太太，容我给您出个主意吧。那只留着待客的烤牛腿，在地窖里都放了五天了，最好是今天吃掉。兔子还可以放些时候。”

　　安娜·巴甫洛夫娜舔净了食指，握住拳头，将大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①，伸向厨子，说：

　　①一种表示轻蔑的手势。

　　“哪！”

　　“行行好吧，太太，牛腿都有臭味了。”

　　“怎么，有臭味了！总共才冰镇了五天就有臭味啦！你那儿没有冰吗？”太太声色俱厉地对女管家说。

　　“冰倒有，可是您老自己也知道，天气多热呀，”女管家替自己辩解说。

　　“不是天热就是天暖……你们就知道说这种话！老母狗，我这就派你去管火鸡，让你也知道知道，糟蹋主人的财产会有什么下场！那么，就这样办：把牛腿热一热，当今天的第二道热菜。豁出去了：没有调味汁，我们多吃点牛肉好了。以后来了客人，再烤新鲜的牛腿。唉，我的那些贵客啊！吃了你的，喝了你的，临了还骂你！他们还随身带来一大群臭男仆、臭女仆，你全得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还得用好饲料喂他们的马！他们坐的车子是用六匹马拉的……得喂多少干草，多少燕麦呀！”

　　“这是免不了的……”

　　“你也给我小心点，吉莫什卡，那只羊腿千万别扔掉。上面还有一点肉，刚下来做凉杂拌儿倒挺合适。昨天的白面点心一点没剩下吗？”

　　“一点没剩下，太太。”

　　“那就做草莓糕吧。说实话，莓子放在地窖里不吃，都长霉了。再去领两三块糖，一两个鸡蛋……好了，好了，你别唠叨啦！够啦！”

　　安娜·巴甫洛夫娜吩咐割下一块腌牛肉，拿出两个鸡蛋、三块糖，又用指头在一块牛油上划了一条线，并且因为厨子想多要一两牛油争论了老半天。

　　厨子离开后，她向钢盆走去；那铜盆的顶端挂着一个有活动拉杆的铜制盛水器。太太洗脸的时候，女管家随侍在她背后。太太用的肥皂散发着酸气；用的面巾是土麻布做的普通面巾。

　　“怎么样？看出什么苗头没有？李普卡有了身子吗？”太太问。

　　“我还说不准，”女管家回答，“从外表看，是有了。”

　　“要是……要是她真的有了……我就把她嫁给最穷的叫化子！她是不是跟普罗什卡搞上了？”

　　“有人看见他们常常呆在一起。对了，还有一件事，太太，昨天有人在黑麦地里发现了一个逃兵。”

　　安娜·巴甫洛夫娜一听到“逃兵”二字，脸色立刻发白了。她停止洗脸，把湿漉漉的面孔转向女管家，问道：

　　“逃兵？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不报告我？”

　　“离这儿不远，在黑麦地里。一个叫达舒特卡的乡下姑娘到狐穴林去采蘑菇，那兵在半路上拦住她，所说是抢走了她的面包。达舒特卡认出了他。原来是维里坎诺沃庄园那个前导马骑手谢辽日卡……您记得吗，他还吓唬过他们的村长，说要杀死他呢。”

　　“你为什么不报告我？到处都有逃兵荡来荡去，大家全知道，只有我蒙在鼓里……”

　　太太伸出两手走到女管家跟前。

　　“我怎么好报告呢，这是村长管的事呀！我对村长说过。你去报告太太吧。可是他说，报告太太有什么用！他也许是怕您心烦。”

　　“怕我心烦！怕我心烦，嘿，多会体贴人！要是那个逃兵放火烧庄园，谁负责？告诉村长，一定要抓到那个逃兵！天黑以前带来见我！带着达舒特卡到她看见逃兵的那块地里去搜查。”

　　“人都割草去了，谁去抓逃兵？”

　　“今天是各人干各人的活儿①。替主人干活的那些人②，不要叫他们去。让那些给自家割草的汉子③去——让他们怨他们自己。谁叫他们尽图快活；养出这些逃兵来！”

　　①指劳役租和代役租的两种农民。

　　②指劳役租农民。

　　③指代役租农民。

　　安娜·巴甫洛夫娜用面巾迅速擦干手脸，心情稍微乎静了一些，重新跟阿库丽娜谈起话来。

　　“今天把那些母马赶到哪儿去呢①？还是让她们留在家里？”她问。

　　①母马指使女；全句的意思是：给使女们派什么活儿。

　　“听说马林果熟了。”

　　“那就派她们到树林去摘马林果。上狐穴林去摘：叫她们路上注意，见了逃兵就逮住。”

　　“吃过午饭再去吗？”

　　“给她们每人发一块面包，一撮盐，再给她们两三斤燕麦粉，大伙儿一道吃——够她们吃啦。回来再吃晚饭……来得及填饱肚子的！还有，你要好好监视李普卡……对我负责，如果出了事……”

　　当女仆室里演着这一幕一幕戏的时候，瓦西里·彼尔菲雷奇·札特拉别兹雷正关在书房里张罗圣饼。他象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正教教士一样做着奉献祈祷：喃喃地念着规定的祈祷文，高高地举起双手，深深地行着鞠躬礼。但这并不妨碍他不时窥察窗外的动静：是否有人穿过院子，有没有偷走东西。他的眼睛特别尖利地监视着果园的大门。眼下正是浆果成熟的时期。果然有人蹑手蹑脚地进来了。

　　“你上哪儿，上哪儿去，小混蛋？”他的吆喝声穿过敞开的窗户，传到一个小男孩的耳里；这小厮违反规定，走近了为防盗而筑起的果园栅栏。“瞧我揍你！你是谁家的？说，谁家的？”

　　可是，他的吆喝还没落音，那孩子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仿佛钻进地缝里去了似的。

　　老爷转回半个身子，准备继续做祷告，忽然他的视线落到了从果园里出来的老园丁的妻子身上。她双手藏在围裙底下，看样予她手里好象拿着什么东西。老爷正要吆喝，可是园丁的妻子及时发现他站在窗前，立刻把手从围裙底下拿出来。原来她两手空空，并没偷东西。

　　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在我们那一带以聪明和知书识礼闻名。他懂法文和德文，虽然很多他都忘了。他有许多藏书。其中最出色的是一部旧的德文《Conversations-Lexicon》①，全套《标准历书》，一部《勃留斯历》②，一部《祈祷指南》，最后，还有一部艾卡茨豪森③的《自然之谜》。最后那一本是他心爱的读物，大家因为他读过这本书而对他非常钦佩。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出名的教徒，熟悉教会的各种仪式，懂得什么时候必须深深地膜拜，什么时候必须表现出深受感动的表情，还能勤恳地随着神职人员诵读祈祷经文。

　　①德语：《口语字典》。

　　②勃留斯（1670—1735），彼得大帝时代的一位学者，曾在俄国传播哥白尼的学说，他所监制的历本在当时流传甚广。

　　③卡尔·艾卡茨豪森（1752—1803），德国神秘论者；撰有大量宗教著作，其中有一些当时已译成俄文，包括《自然之谜》，在内地贵族圈子里流传甚广。

　　时钟敲了八点。外面开始感到炎热的暑气。孩子们齐集在下人饭堂里，各就各位，喝着早茶。他们每人面前摆着一杯淡茶和一块薄薄的自面包。那茶是预先放好糖、羼了去脂的牛奶，颜色有些变白。不用说，“可爱的孩子”们的茶甜得多，牛奶也多得多。家庭教师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监督孩子们喝茶，她从清早起就在搜寻着她该处罚的对象。

　　“我的茶，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压根儿没有放糖，”蠢货斯杰班说，尽管他在没开口之前便知道，他的呼声是得不到回音的旷野的呼声。

　　“没有放糖，你干脆就别喝吧，”玛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冷冷地断然答道。

　　“您敢不让我喝茶！我们雇您来，不是要您不让我们喝茶的，是要您听我们的话的！”斯杰班含着眼泪反抗说。

　　“啊！我是你们‘雇’的！你敢撒野！……不准你喝茶！”

　　“不准你喝，不准你喝！您就知道这么嚷嚷！我偏要喝，马上就喝！”

　　“不准你喝！你要是认错，请求宽恕，我也许饶了你，但是现在……不准你喝！”

　　斯杰班推开茶杯，屈服了。

　　“那您让我吃块面包吧！”他请求说。

　　“面包……你可以吃！”

　　这样，一天刚开始便有了牺牲者。

　　喝完茶，孩子们走进课室，坐下来读书。即使是酷热的夏天，也不让他们休息。

　　这当儿，安娜·巴甫洛夫娜，仍旧穿着油污的上衣，披头散发，坐在她的卧室里，也在喝茶。她喜欢独自一人喝茶，因为这样她就可以随意放糖，外加一小壶浮着一层发红的奶皮的鲜奶油。房间还没打扫，侍女拍打着鸭绒被褥，细小的羽毛在空中飞扬；苍蝇扰得人不得安宁；但是太太对这种闷热的气候已经习惯了，尽管她额角上和敞开的胸膛上冒着汗珠，她也并不觉得气闷。侍女一边铺床叠被，一边报告说：

　　“李普卡有了身子——一点不假；逃兵的事也是真的：是维里卡诺沃的谢辽日卡。基国什卡木匠昨天夜里庆贺他的命名日，自个儿喝醉了不说，还灌醉了厨娘马尔法。他们唱歌，骂太太是一团肥肉。”

　　“他们的酒是哪儿来的？谁拿去的？从哪儿拿去的？马上去把他们给我叫上来，基留什卡，马尔法，一齐叫来！”

　　侍女去了；留下安娜·巴甫洛夫娜一人，她心事重重，百感交集。大家过着太太平平的日子，照料得很周到，唯独她一人成天象泡在沸水锅里一样。什么事都得她管！什么都得她收藏，什么事都得她操心！才八点钟，可是她已经办了一大堆事！安排伙食，给丫环们派活儿，听取大家的报告，回答大家的问题。连那些臭女仆也比她清闲得多啊！就拿阿库丽娜管家来说吧——她什么福没享过！跑跑地窖，跑跑仓库，该付的付，当收的收……有事项多再跑一趟。或者拿丫环们来说吧……眼下她们到树林里去摘马林果，在那边失声尖气地唱歌，彼呼此应地吆喝，或者跟当兵的勾勾搭搭……没什么心事！树林里挺凉快，风不大，又没有苍蝇打扰……＊活象座天堂！累了——就坐下来歇一会儿！吃面包，冲燕麦粉……吃得饱饱的！可是她呢，整天脚手不停，忙得团团转。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一会儿听这个说话，一会儿吩咐那个做事：全靠她一个人，全靠她一个人。别的女人还有丈夫帮忙，譬如阿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可是她的丈夫呢，百事不管，有名无实！他不是关在书房里，就是在走廊上荡来荡去，嘭嘭地拍他的大腿！你看，现在又出来一个逃兵，可是谁管！要是他钻进庄园里来，放把火，杀个人，怎么办……当兵的嘛，什么事干不出来！还有基留什卡那个下贱胚！他居然敢喝得醉醺醺的！他的酒是哪儿来的呢？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安娜·巴甫洛夫娜坐在那里，越想越可怜自己，竟至大声地议论起来。

　　“要是我欺负了谁，”她说，“偷了谁的东西，平白无故地惩罚了谁，或者把谁打成了残废，杀死了谁，倒也罪该应得……可是这样的事我都没干过啊！为什么上帝单单忘掉了我——我实在想不出。我想，我一向孝顺父母；孝顺父母的人都能得到好报。唯独我一个人——做了好人却一场空：管你孝顺不孝顺——反正是好心无好报！我出嫁的时候，给我的陪嫁值不了几个钱，现在呢，瞧，我挣到了一份什么样的产业：怎样挣到的呢？全凭我伸着脖颈、挺着胸膛、拼着脊背挣来的：这儿奔走央求，那儿摇尾乞怜……请监护院①里的看门人闻鼻烟！打躬作揖，苦苦哀求法院里那个精瘦的小职员：‘亲爱的，给我开个证明书吧！’我就是这样挣到这份产业的啊！我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我的劳苦谁会感谢我！劳碌奔波，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我死后，谁也不会想到为我举行安魂祭！我临终时，也不会有人守着我，埋我的时候……恐怕连象样的棺材也不会做一口，弄几块木头随便拼凑个匣子……前几天我问斯焦普卡②：我死了，斯焦普卡，你会高兴吧？……他笑了笑……他们全是这样。也许有个孩子会说：好妈妈，我要哭你。……可是谁知道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①沙俄时代管理教养院、孤儿院、养老院、盲吸收容所等的枫构。

　　②斯杰班的卑称。

　　倘若不是侍女闯进来，报告她基自什卡和马尔法在女仆室听候发落的话，真不知这些恼人的思虑会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

　　不一会儿，女仆室里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

　　安娜·巴甫洛夫娜首先用讥讽的口吻打开话头。

　　“您倒真有这一手呀，基利尔·菲拉迪奇！您喝过酒吗？”她说，却和罪犯保持着一段距离。

　　但是，基留什卡并不是胆小怕事的人。他属于“死不悔改”一类的角色，而且他知道太太早为他准备了一顶红帽子①。

　　①指送去当兵。

　　“喝过，太太，”他平静地回答，好象喝点酒本是一件无所谓的事儿。

　　“是庆贺您的命名日吗？”

　　“是的，庆贺命名日。”

　　“您还请马尔法·瓦西里耶夫娜喝过几杯吗？”

　　“请她喝过，她是我的婶娘……”

　　“请您告诉我，您的酒是那儿来的？”

　　“喜鹊尾巴上捎来的吧。”①

　　①“喜鹊尾巴上捎来的”是一句戏谑的俏皮话，意思是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这里表示说话的人不屑于告诉对方。

　　安娜·巴甫洛夫娜顿时气得脸色发青，嘴唇直哆嗦，胸膛沉重地起伏，双手发抖。她一步跳到基留什卡紧跟前。

　　“请您别打人，太太！”基留什卡用强硬的口吻警告说，挡开了太太的双手。

　　“说，流氓，酒是哪儿来的？”她大声吆喝，整个宅子都听得见。

　　“从拿酒的地方拿来的。”

　　安娜·巴甫洛夫娜仿佛失掉知觉似的呆呆地站了一会。基留什卡不但不想求饶，而且仍然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

　　“好吧，我回头再收拾你！”太太终于斩钉截铁地说道。“给我滚！至于你，”她对马尔法说：“马上就治你的罪！马上给我到牲口棚去管火鸡：在那边，你可以更加随便跟那些庆贺命名日的人去灌黄汤……”

　　接见完毕。一天的工作进入高潮，全家人按照日常的生活秩序进行活动。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分给每个孩子一小块圣饼，喝完茶，便回书房里去了。孩子们死背着功课。安娜·巴甫洛夫娜竟忘记她还没有梳头，也退回到卧室里。

　　她锁好房门，坐在一张大写字台旁，把钱匣子拖到面前来。这个钱匣子一向放在写字台上，正好对着她的床头，因此，她随时都能看见它。钱匣子里，除了银钱，还存放着安娜·巴甫洛夫娜理得整整齐齐的重要信件。各处田庄的往来信件另外扎成一束；法院、监护院、大孩子们的信件也一束一束的分别捆好。

　　首先，安娜·巴甫洛夫娜清点现金，查明分文不短。随后，她解开一束一束的信件，依次检查是否有忘记办了的事，有没有需要写回信或者下命令的事。这需要花许多时间，但都毫不拖延地办完了。在这方面，安娜·巴甫洛夫娜满可以自称为楷模。她总是今日事今日华。她的记性很好，什么小事她都记得，但她并不依仗记忆力，无论办一件什么事，她都要留下一份证明文件。村长也好，管家也好，都知道她这个习惯，从来不敢推翻她所肯定的东西。她有相当多的诉讼案件，全部进程她记得一清二楚，连她所信赖的、深知案情机密的彼得·朵尔米东迪奇·莫吉里采夫，县地方法院的官吏，也从来不敢将她出卖给她的对手，因为他知道，她能凭着自己的敏感，察觉出他的背信弃义的行为。

　　一般说，与其说是莫吉里采夫指导她打官司，毋宁说是他听取她的意见，然后将这些意见写成合乎法律规定的文书，并指点她向什么机关、什么人行多少贿赂。在行贿方面，她总是唯他的指点是从，因为她意识到，为了打赢官司，多行贿总比少行贿的好。

　　这一次要办的事相当多，因为今天有机会托人捎信到莫斯科和一个田庄上去。

　　安娜·巴甫洛夫娜拿出一张灰黄的纸，裁做四块。她舍不得用纸，总是尽量用零碎纸头写信。为了节省邮资，她宁可等到有便人捎信的机会才写信。在这方面，也象在别的方面一样，表现出极其严格的节约。

　　她的笔头在四开的小纸片上迅速地滑过。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每一个想法都用命令式，简短而确切地表达出来，使要说的话全部容纳在那张小纸片的正面。然后把信折成一个结的样儿，不需打火漆印，便及时托人捎走。火漆是要花钱买的，只有万不得已时才用。人们甚至想出一个自己做火漆的妙法，把来信上的火漆印刮下来，熔化了再用；但是，如果随便滥用，这种火漆即使刮得再多也是不够用的。

　　“财产全靠这样积攒起来，”安娜·巴甫洛夫娜宣扬说，“这里省一戈比，那里挣一戈比——积少成多，攒起来就是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瓦西里·波尔非雷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刮来信上的火漆印，连信封也要保存起来，因为把信封翻过来，那干净的一面也许还可以用来写一封短信。

　　要办的事终于全部办完了。安娜·巴甫洛夫娜心想着似乎还有一件事想办而没有办。后来也终于想起来了：她到现在还没有梳头。可是，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园丁的声音：

　　“您打算多咱收桃子？今天掉下来的桃子都拣了两大盆呢。”

　　园丁的话把安娜·巴甫洛夫娜刚才忽然想到的她得梳头的念头打断了。

　　“啊呀呀，真糟糕！”她惊呼道：“一忽儿这里，一忽儿那里！不让人喘一口气！去吧，谢尔盖伊奇，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安娜·巴甫洛夫娜很器重这个园丁，待他比待别的家奴温和。第一，他负责守护主人的全部果品；第二，她买他来时花了不少钱。因此，为了退一时之快而“花掉”已经投放的本钱，对她是不合算的。

　　前面已经说过，安娜·巴甫洛夫娜到温室去检收水果时，差不多总要随身带一个“可爱的孩子”。现在她也这样办了：

　　“喂，怎么样，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格利沙今天的功课做得怎样？”她走进课房里问道。

　　孩子们乒里乓唧推开凳子，争先恐后跑来亲吻好妈妈的手。

　　“今天我们没什么可吹嘘的，”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拿腔作势地说：“教义问答——不行，《诗学》①——甚至非常……”

　　①一种特设的课目，被称做《诗学》。——作者

　　“你瞧，我到温室去，本来想带你去，可是现在……”

　　“哦，不！”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看出安娜·巴甫洛夫娜不喜欢她的评语，便改口说，“我希望我们以后改正。格利沙！天黑以前你能回答我《诗学》上的功课吗？”

　　“能回答，”格利沙满脸通红，两眼含泪，嘟囔着说。

　　“那好，你可以跟妈妈去了。”

　　格利沙向妈妈投了一瞥哀求的眼光。

　　“既然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答应了……快站起来吻她的手！说：merci①，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您多么仁慈……对，就是这样。”

　　①法语：谢谢。

　　两分钟后，蠢货和“可恶的孩子”们看见格利沙在窗外跳跳蹦蹦，跟着母亲匆忙地穿过正院向那“洞天福地”奔去。

　　温室相当宽敞。共有两座，每座又按水果的品种分隔成若干间：桃子、杏子、李子、莱茵克洛德李子①（当时叫匈牙利李子）各占一间。温室旁有一座育苗暖房和几座防霜棚。此外，温室外边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四周密密地种着修剪过的枞树，这块空地叫做“陈列场”，陈列着一排排装满各种水果的瓦盆。温室里的窗户已经卸下，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成熟的水果的香气，吸进去都舍不得呼出来。赤日当空，炎炎似火。安娜·巴甫洛夫娜高兴极了；果子结得很多，个个都长得很饱满。园丁交给她两盆从树上掉下来的水果，她点收着，一个一个地放到另外两个空盆里。在红果庄，水果都是严格数过数的；桃树刚“结果儿”使精确地点过数，以后不管长得好坏，即使是没长熟的，园丁都得保管好，交给太太点数。当然，也容许有损耗，但损耗的数量必须是极小的。

　　①一种汁多味甜的大李子。

　　安娜·巴甫洛夫娜把摔坏的桃于挑出来，赏给格利沙一个。他狼吞虎咽，一眨眼工夫就吃完了，吐出了桃核。

　　“喝，好妈妈，多好吃啊！”他带着陶醉的神情一边赞赏着，一边亲吻好妈妈的手儿，“这种桃子叫什么名字？”

　　“叫橙黄桃。现在我们到每间温室里去看看，再吃点别种桃子。谁受我——我就爱他；谁不爱我——我就不爱他。”

　　“别这么说，好妈妈！大家全爱您呢！”

　　“我知道，你心好，你想替大家讲情。不过，你别太痴心啦，好乖乖：以后你会追悔莫及的！”

　　梯子靠在树上，园丁和他的两个助手从果树行列的后面爬到树顶上去，那里的桃子比树下部的熟得透。采摘开始了。安娜·巴甫洛夫娜由捧着瓦盆的管家和侍女陪着，从一间走到另一间；成熟了的水果放在一边，没熟的（可以做果酱）放在另一边。工作进行得很慢，但水果却采得很多。

　　“这些带酸味的大白桃，这些花斑桃，是我在‘乐园’里弄来的接枝栽培大的！”安娜·巴甫洛夫娜对格利沙说。

　　采摘结束了。托盘和瓦盆都堆满了鲜红、多汁、气味芬香的果子。由五个人组成的采摘队，每个人的腋下夹着、头上顶着贵重的收获物走回家去。但是安娜·巴甫洛夫娜却不忙着回家，她一会儿看看马林果树，一会儿看看杨梅，一会儿又看着醋栗。全熟透了，杨梅甚至差不多快没有了。

　　“马林果明天就得摘！”她说，举起两手轻轻一拍①。

　　①表示惋惜的手势。

　　“今天就该摘啦，可是您把丫头们派到树林里去了！”园丁答道。

　　“这么多的马林果我们怎么办呢？”她苦恼地说。“要摘、要洗、要煮、要腌。”

　　“上帝是仁慈的，太太，您多派几个丫头吧——她们一下子就收拾好了。”

　　“你说得倒好，老家伙：你管的只有一桩事，我呢，成天这里那里忙不完的事！我的力气使完了，使完了！我要抛开一切，到霍吉科夫①去侍奉上帝！”

　　①指那里的修道院。

　　“哎呀，好妈妈！”格利沙惊慌地叫道，泪水涌进了他的眼眶。

　　但是安娜·巴甫洛夫娜已经陷入了伤感的境地，继续满腹牢骚地唠叨着，说她一定要抛开一切，到霍吉科夫去。在那里给自己盖一间修道室，辟一个小菜园，买一头小牛，安安静静过日子。清闲自在，无牵无挂；她不管别人，别人也不管她。可是你瞧现在！水果偏偏长得这么多，两个月工夫未必能处理完，而她一共只能抽出两三个星期的时间。除此以外，还有多少事要办啊——她得到处奔走，大家要跑来请她指示这指示那！不，她受够了！也该想想拯救灵魂的事了。她要到霍吉科夫去……

　　她大声地诉说着这一切，看到连花钱买来的园丁谢尔盖伊奇也很同情她，感到很满意。但是正当她唠叨得最起劲的时候，一个小丫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果园的门口，向她报告，说老爷“发脾气”啦，因为已经两点多钟，还没有开午饭。

　　安娜·巴甫洛夫娜加快脚步往屋里走去，因为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对于按时开饭这一点是非常认真的。他一昼夜只吃一顿正餐，他要求两点钟准时开午饭。这一日本以为他要大吵大闹一场（因为按规定时间已经过了一刻钟），但是看到那么多香喷喷的水果，老主人的心乐开了花。他站在阳台上，遥遥地向走近来的采集队伍划着十字；最后他走到台阶上，在那里迎接妻子。是的，这一切都是她挣来的：在他单身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小的果园，栽着几十棵浆果树，间种了几棵品种极其平常的苹果树。现在，札特拉别兹雷家的“家业”在县里几乎首屈一指，他完全有理由为它而自豪。因此他现在不仅不再冲着安娜·巴甫洛夫娜叫她“商人女儿”、“妖婆”、“鬼婆”等等，而且相反，他划着十字亲热地为她祝福，用自己的面颊亲亲她的面颊。

　　“好妈妈，你采了那么多的水果啊！”他拍着大腿说。“喝，今年的收成多好啊！好，晚上喝茶以前，我可以美美地吃一顿了，您分给我一个小桃子吧……喏，就这个也行！”

　　他从树上落下来的桃子中挑了一个摔得最烂的，小心翼翼地放到空托盘上。

　　“拿一个好一点的桃子吧，”安娜·巴甫洛夫娜劝他，“这个到晚上会烂掉一半的！”

　　“不，不，不，这一个就行了！要是烂了，我就把烂掉的地方剜去……好的可以做桃酱。”

　　这一顿午饭破例地吃得很顺利，厨师、仆役居然没惹老爷太太生气；连蠢货斯杰班也逃过了惩罚，虽然他由于没有调味汁竟说了一句“今天的调味汁大概是母鸡偷去吃了吧”。这句轻率的俏皮话招来的不是惩罚，而是比较和缓的威胁：

　　“我今天不想弄脏手，”安娜·巴甫洛夫娜说，“要不然，蠢货，你说这种话，我非掌你的嘴不可！”

　　如此而已。

　　午饭后，瓦西里·波尔菲雷奇躺下来，一直休息到傍晚六点钟；孩子们跑进园子里，但没有玩多久，因为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又该坐下来读书，直到六点为止。安娜·巴甫洛夫娜回到卧室里，她累了，沉重地倒在床上。但是今天是个与往日大不相同的日子，看来，她还不能安心休息。还没有躺一个钟头，她那警觉的耳朵已经听到了喧闹声，于是她猛然从鸭绒被里钻了出来。一群农民拥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汉子从村子里走来了。这是那个被捉到的逃兵。安娜·巴甫洛夫娜敏捷地向女仆室的台阶跑去。

　　逃兵很瘦，一脸怒气。他下身穿着一条破烂的条纹麻布裤子，上身穿着一件褴褛的衬衣，露出靴筒一般漆黑的身躯。苍白的脸上闪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深陷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着；反绑在背后的两手无力地攥着两只拳头。他被人推着搡着向前走去，大叫大嚷着：

　　“我是官家的人——不许你们打我……我要是高兴，我自己会去见长官……不许你们打我！别人能打我，你们不够格！”

　　但是，押送的人，因为捉拿逃兵耽误了割草期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也气得要命，根本不理睬他的叫喊，继续挥拳揍他。

　　“行了，行了！”人群中有人说，“太太会放掉你的，快走吧，快，快！”

　　这时太太已经来到台阶上，在那儿等着。全家的人纷纷涌到院子里，连孩子们也在女仆室的窗前看热闹。远处，一个奉命赶快去取木枷的小丫环，正朝马厩那边跑去。

　　“喂，过来，官家的人！”安娜·巴甫洛夫娜照例用讥讽的口吻打开话头。“啊呀呀，一个多么漂亮的花花公子：这的的确确是维里坎诺沃的谢辽日卡……对不起，我不知道您的父称怎么叫法……把他的身子扳过去……对，就是这样！喝，穿得多时髦呀！”

　　“我是官家的人！”逃兵仍旧毫无意义地咆哮着，“不许你们打我……”

　　“我们知道你是官家的人，才派人守护你，官家的财产应当好好保护呀。回头我们按规矩给你戴上木枷，派一辆大车，趁晚上天凉快的时候送你进城。再从那儿送你回团队去……叫你穿过队列……尝尝鞭子、短棒的滋味①……这在你们的歌子里是怎样唱的？……”

　　①沙皇俄国军队中对逃兵施行一种夹鞭刑：将逃兵押着，在两列士兵中间来回走动，两边的士兵在逃兵经过自己面前时，便用鞭子抽他。

　　“‘穿过青翠的树林，穿过青翠的树林，好小子！’”一个退役士兵在人群中回答。

　　“听见没有？唔，我们就这样办：给你戴上木枷，可爱的朋友，趁晚上凉快送你……”

　　“我是官家的……”逃兵又开始嚷叫，但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大概是想到“穿过队列”的情景，使他有些心慌意乱了。也许，他已经实地尝过这种款待的滋味，如果再受一次这样的款待（因为开第二次小差是要受到加倍的惩罚的），将来就决不会再有什么称心的日子过了。

　　“我的好大娘！行行好，饶了我吧！”他不再叫嚷，“通”的一声跪下去，语无伦次的哞哞地说，“你怜悯怜悯当兵的吧！可我……可我……唉，主啊！这怎么得了！好大娘！你瞧瞧：你瞧瞧我的脊背！你瞧我的颧骨……唉，仁慈的主啊！”

　　但是，安娜·巴甫洛夫娜已经不止一次见到这类把戏，她知道这类把戏只是一种过场，演完过场戏便是那不可避免的结局。

　　“我无权无势，好孩子，你也不用求我！”她头头是道地说，“要是你自己不找上我的门，我也不会逮住你。你本来可以在别处安安生生、舒舒眼服过日子……哪怕是在那些经济农民那里……他们会给你面包、牛奶、鸡蛋……他们是自由人，自己当家作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呢，我的朋友，我无权无势！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也是仆人！你是仆人，我也是仆人，不同的只是你不是个忠仆，我可是个忠仆！”

　　“好大娘！你还是瞧瞧……”

　　“不用了，你干的事你自己该明白！你不好好替皇上当兵，却开了小差，这可不是说说好玩的事！不好好替皇上当兵，开小差！要是你们全开了小差，法国佬或者土耳其人忽然……看见我们的士兵跑光了，那会怎样呢？我们靠谁去抵抗那些恶棍呢？”

　　“行行好，饶了我吧！”

　　“不行，不行，不行……或者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吧：你看，我们派了多少庄稼汉去提你，为了这件差事，他们整整耽误了一天的活儿！眼前正是割草的大忙时节啊！捉了你一整天，晚上还得为你派车，派两个人押送……庄稼汉又得损失一天一宿，保不住是两天两宿的时间！你这个下流东西，你有什么权利害得大家鸡犬不宁！”她忽然大发雷霆。“喂，你们在那里磨蹭些什么呀！用木枷把他的手脚铐起来！狗杂种，还叫人家瞧他的脊背！你既然是官家的人，那么你的脊背也是官家的脊背，有什么好啰嗦的！”

　　两个马夫跑过来，将逃兵推倒在地上，开始给他的手脚带上木枷。木枷又干又硬，夹得逃兵的骨头疼痛难当。

　　“木枷！带木枷啦！”窗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声音。

　　“哼，居然有人替你担忧！”安娜·巴甫洛夫娜继续教训道：“难道我该放了你，随便你到处乱钻？请便吧，亲爱的，去偷吧，抢吧，放火吧！要是在城里，人家早把你……真没想到！整个早上我忙得象泡在开水锅里一样，刚准备歇口气儿——可是不成！鬼使神差，又出了个逃兵，得跟他泡蘑菇！你给我滚……下流东西！带他去吃点东西，要不然他兴许会饿死的！九点以前准备好大车——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下过这道命令后，安娜·巴甫洛夫娜回身往自己卧室走去，她希望钻进鸭绒被里哪怕稍微歇口气也好；但是时钟已经指着五点半；再过半小时“姑娘”们就从树林里回来了，随后，村长要来……没时间睡了！

　　“滚，你们这些淘气鬼！功课还没做完，可是你看他们钻到什么地方来啦！瞧我收拾你们！”她对孩子们吆喝道；他们还一直挤在女仆室的窗口旁，瞧着戴木枷的逃兵勉强挪动脚步被人领到下人饭堂去。

　　她回到卧室里，坐在窗前。现在她可以整整歇半个小时了，但是这一回猫儿瓦西卡来找她的麻烦了。它在院子里悄悄地走近一个目标，纵身一跳，扑到它身上。一只小鸟被瓦西卡咬得半死。

　　“瞧你这恶棍，老捉小鸟——不捉耗子！”安娜·巴甫洛夫娜唠叨说。“谷仓里、地窖里、库房里，耗子成堆，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它光知道捉小鸟。不成，得另外找一只猫！”

　　瓦西卡的行径虽然激起了她的愤怒，但她还是颇有兴致地观看它玩弄那只小鸟的游戏。瓦西卡用牙齿叼着牺牲品走到路旁，放下它。小鸟还是活的，但已经不行了，它半死不活地摆动它的小脑袋，吃力地拍着揉皱了的翅膀。瓦西卡一会儿跑到一旁，用爪子洗脸，一会儿，当小鸟刚动弹一下时，它又立刻向自己的牺牲品扑过去。它轻轻咬几下小鸟的翅膀，又跑开去。瓦西卡好象担心小鸟真的还没断气、又不下决心去咬断小鸟的喉管，一连捉弄了好几次。拔掉小鸟羽毛的工作开始了。

　　“唉，凶恶的东西！唉，卑鄙的东西！”安娜·巴甫洛夫娜喃喃地说，“你瞧它干的好事……狠心鬼！你们想想，人类中不是也有这样的卑鄙东西吗！一忽儿扑过来，一忽儿又跑开去，一忽儿咬你一口，一忽儿又让你松口气。我记得，一个高等法院的书记官就象这样耍弄过我。他说：‘您以为您的案子有理吗，太太？’我说，有理。‘那你放心好啦，如果您的案子有理，我们的判决也会于您有利。过一个礼拜再来听消息吧！’可是过了一个礼拜，又是：‘您以为……’他就这样老吊我的胃口。磨来摩去，弄去我许多钱……我去找科长，我说：干吗耍这一手？科长回答说：‘您还是耐心一点吧；他那人的脾气就是这样！……为了开头不刁难您，以后办您的案子爽快一点，非如此不可。’果然：判决下来……于对方有利！我去找他，说：‘我的案子您是怎么办的，伊凡·伊凡尼奇？’他只是哈哈大笑……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他说：‘您放心，太太，我故意把判决词写成这个样儿，枢密院看了，准会改判！’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先绑住你的手脚，再接你，花样可多啦！”

　　瓦西卡终于拔光小鸟的羽毛，吃了它。这时远处出现了一群挎着篮子的丫环。她们唱着歌，有几个没想到太太的眼睛已经盯住了她们，还在从篮子里拿浆果吃。

　　“光知道贪嘴！”安娜·巴甫洛夫娜嘀咕道。“那家伙是谁呢？是长子阿利什卡——就是她！还有一个！你看她两个腮帮子鼓鼓的，满嘴巴的吃……这准是纳达什卡……瞧着吧，我非把你们……用开水狠狠烫一顿不可！”

　　十分钟后，女仆室里挤满了人，开始点收浆果。交来的不多；有的交来半篮，有的只是在篮子底上装了一点儿。只有小矮子波里卡交来满满一篮子。

　　“怎么啦，美人们！你们在树林子里荡了十个钟头，就采回了这么多浆果吗？”

　　“熟透了的浆果还很少，”丫环们替自己辩护。

　　“哦。为什么波里卡摘了满满一篮呢？”

　　“兴许是她运气好。”

　　“哦，哦。你过来，长子，张开你的臭嘴，对着我哈口气片

　　阿利什卡走到太太跟前，对她脸上哈了口气。

　　“有马林果的气味：嘿，还有你，纳达什卡：过来，亲爱的，过来！”

　　纳达什卡照阿利什卡那样做了。

　　“怪事！主人家要浆果，没熟透，她们嘴里倒尽是马林果的气味！”

　　“上帝在上，真的，太太……”

　　“不许用上帝发誓。我自己在窗口看见了。我亲眼看见你们在桥上一边走一边往你们的臭嘴里塞浆果！你们以为太太离得远看不见，可是她——她看得清清楚楚！该打！该打！罚你们明天纷一整天纱！”

　　响起了啪啪的掌嘴声。接着丫环们把马林果倒进一个篮子里，送到地窖去，同时给孩子们留下了一部分；他们已经下课，此刻正在宅子前面的一长溜露台上跑着玩儿。

　　时钟敲了七点。孩子们分到了美味的水果；瓦西里·波尔菲雷奇的茶桌上也摆了一个前几天摘下的桃子和一小碟马林果。茶炊在下人食堂里卜卜响着；开始喝晚茶，光景跟早上一样，不同的只是这一次老爷太太也在场。安娜·巴甫洛夫娜向家庭教师查问孩子们学得好不好。

　　“今天挺好，”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说，“连斯杰班·瓦西里依奇的功课都答得不坏。”

　　“好，喝茶吧！”安娜·巴甫洛夫娜对“蠢货”说。“你们大家都喝吧……快喝吧！你们用心读书，应该心疼心疼你们；亲爱的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您带他们到村子里去散散步吧！让他们呼吸点乡村的空气！”

　　安娜·巴甫洛夫娜和瓦西里·波尔菲雷奇两人单独留下来。他慢吞吞地一颗颗地吃着马林果，说：“新鲜果子——今年第一次吃到！熟得早！”后来，他同样慢吞吞地拿起一只桃子，削掉腐烂的地方，把好的切成四块，不慌不忙地一块一块地吃着，说：“虽说烂了一小块，可是好的地方还是不少！”

　　安娜·巴甫洛夫娜见他磨磨蹭蹭，心里急得象开了锅似的。

　　老头子虽然心情很好，想聊聊天，可是又没有什么好聊。安娜·巴甫洛夫娜巴不得赶快离开。她不爱听丈夫说废话，再说她也没工夫。眼看着村长就要来了，得听取他的报告，布置他明天该做什么。因此，她在这儿简直如坐针毡，当瓦西里·波尔菲雷奇说到：

　　“年年不同：今年马林果丰收，明年杨梅丰收。有时苹果多得搞不尽……全看上帝高兴……”

　　这时，她拖着沉甸甸的身子从圈椅里站起来，预备走了。

　　“哟，跟我谈谈都不愿意啦！”老头子很委屈地说，“咄，魔鬼！不折不扣的魔鬼！”

　　“我没闲工夫听你胡扯！”安娜·巴甫洛夫娜边走边冷冷地答道。“我的事情多得要命，没有时间跟你瞎说八道！”

　　“妖精！魔鬼！”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冲着她的背影叫道，但不久便安静下来，转身向站在他背后听候差遣的侍仆柯尼亚什卡说；

　　“的确是这样，老弟！去年黑麦长得好，今年黑麦差些，可是燕麦丰收。当然，燕麦不是黑麦，可是不管怎么说，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好。我说得对吗？”

　　“对极啦，老爷，”

　　瓦西里·波尔菲雷奇亲自动手，在他自用的小壶茶里沏了一壶茶，因为没有旁的谈话对象，他便一边喝茶，一边跟柯尼亚什卡聊天。

　　这当儿，孩子们簇拥着家庭教师，在村子里规规矩矩地散步。工作日还没有结束，村子里空空荡荡；一群村童远远地尾随着少爷小姐们。

　　孩子们议论开了。

　　“瞧，安季普卡造了一座多么好的房子，可是现在却空着！”斯杰班对大家讲道，“他以前是个穷光蛋，喝酒喝得很厉害，后来他不知从那儿弄到一个圣像——打那时起，他就发家了。酒也戒了，钱也有了。家业越来越大，买了四匹马，一匹强似一匹，还买了牛羊，又造了这座房子……临了，请准了由劳役租改为代役租，做起买卖来……母亲老纳闷儿：安季普卡怎么这样走运呢？有人告诉她，说安季普卡有一个圣像，给他带来了运气。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夺了他的圣像。那时，安季普卡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愿意送钱给她，可是她说什么也不干。她说：‘你向别的圣像祷告也是一样……’这样，她没有把圣像还给他。从那时起，安季普卡又穷下来了。他开始喝酒，发愁，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好好一座房子空着，他却带着一家子住在后边茅草屋里。从今年起，他又改成了劳役租，一个星期以前，他还在马房里受过惩罚……”

　　“这是卡吉卡的房子，”刘勃卡接着说，“昨天她割完草回家去，我在果园栅栏旁看见她，又黑又瘦。我问她；‘怎么样，卡吉卡，跟了庄稼汉，日子过得美吗？’——‘有什么好说的，我会向上帝替您的好妈妈祷告一辈子的。死了也忘不了她的恩德r’”

　　“她的房子……你们瞧！一根好木头都没有！”

　　“活该，”苏菲亚斩钉截铁地说，“要是丫头们个个都……”

　　整个散步时间消磨在诸如此类的谈话中。没有一座房子不引起议论，因为每座房子都有一段故事。孩子们不同情庄稼人的遭遇，他们认为庄稼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义务，没有抱怨的权利。相反，母亲的行为，她对农民的态度，却得到了他们无条件的赞赏。他们称赞她“有办法”，说她“会挑好的吃”，说倘使没有她，他们现在只好靠父亲那三百六十个农奴过穷日子。连“可恶的蠢货”也参加了歌颂的大合唱……札特拉别兹雷家现在拥有三千名农奴，这个数目使孩子们惊异到了这步田地。

　　“她弄到了多大一份产业啊！”斯杰班兴高采烈地叫道。

　　“所以我们应该感激她一辈子！”格利沙接口说。

　　“要是没有她，我们算个什么！”“蠢货”仍旧快活地嚷道，“还不是些普普通通的扎特拉别兹雷！‘您有多少农奴，札特拉别兹雷先生？’——‘三百六，先生……’哼，这么点儿！”

　　“现在你们对她的看法就对了，”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称赞孩子们。“你们这种优美的感情，我也会告诉你们的好妈妈的。你们的好妈妈是个劳苦星。你们的好爸爸老了，百事不干；她呢，从早到晚都在为你们操心，全是为了使你们过得好些，使你们将来的生活有保障。皇天不负苦心人，也许她不久就要取得一件新的成就。我听说，尼基茨柯耶庄园要出卖，你们的好妈妈已经在谈判这宗买卖。”

　　这消息引起了热烈的喝彩。孩子们欢跃着，鼓着掌，失声叫喊着。

　　“尼基茨柯耶庄园有好几个村子，还有五百名农奴呢！”斯杰班赞叹道。“妈妈真行！”

　　“是四百八十三名农奴，”格利沙纠正哥哥的话；有关这宗买卖的谈判，他已经知道一些，但暂时还没有向旁人透露其中的秘密。

　　夕阳西下，宅子里渐渐暗淡下来，女仆室里甚至相当黑了。丫环们聚集在桌旁，喝着清水汤。安娜·巴甫洛夫娜也在这儿，盘腿坐在木柜上跟费陀特村长谈话。费陀特年近七十，但他精神矍铄，如果庄稼人说的是实话，那么他的手打起人来还相当重呢。他拄着拐杖，恭恭敬敬站在太太面前，从容不迫地回答她的问话。安娜·巴甫洛夫娜很赏识这个村长；她深知他不是个姑息农民的人，他手上的拐杖不是不派用场的。此外，她知道，有些人，不仅由于恐惧，而且由于良心的驱使，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是农奴。这样的人不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在农事安排方面，她尊重他的经验，而且往往听从他的忠告而收回自己的成命。简单一句话，这是两个能够推心置腹、彼此很少猜疑的人。

　　“西洛沃村的活儿干完了吗？”安娜·巴甫洛夫娜问道。

　　“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在垛最后一个干草垛。我吩咐他们，不干完不准回家。”

　　“干草好吗？”

　　“今年的干草特别好；又干又脆。……就是收成不算太多，不过，割得比哪年都干净！”

　　“我担心牲口吃不到春天！”

　　“怎么说呢，太太……这要看我们怎么个喂法……要是我们随便把饲料扔给牲口——就会不够，要是精打细算，就够了。牛也可以喂春播作物的草秸。今年燕麦收成就很好。我以前对您说过，别把荒地全租出去，应该等些时候……”

　　“得啦得啦，看上帝份上，请原谅！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活儿你打算怎样安排？”

　　“得派男人到符拉兑金诺去割草，派娘儿们到伊公诺沃去收黑麦。”

　　“收黑麦！太早了吧？”

　　“今年节期来得早。一下子全熟了。往年这个时节，马林果还没影儿，可是今年所有的马林果树都结满了透熟的果子。”

　　“可是我的那些大小姐，摘回来的只遮了个篮子底儿。”

　　“这我就不懂了；按理，每个篮子装得满满的也装不完。”

　　“你们听见没有？”安娜·巴甫洛夫娜转身向丫环们说。“就这样办吧，明天男的割草，女的收麦。讲完了吗？”

　　村长踌躇着，仿佛还有话要说却又不敢说似的。

　　“还有什么事吗？”太太警觉地问道。

　　“有一点儿小事……不过只能我和您单独谈……”

　　安娜·巴甫洛夫娜脸色发白，几乎跑着向卧室走去。

　　“还有什么事，快讲！快说！”

　　“我们地里发现了一具死尸，”费陀特低声报告。

　　“这日子真难过！刚刚出了逃兵，现在又发现了死尸……谁看见的？在哪儿？什么时候？”

　　“是米亚诺沃村的安东看见的。他说，‘我经过维里坎诺沃边界地方的树林，太阳已经落山，发现“他”吊在一棵白桦树枝上。’”

　　“吊死的？”

　　“吊死的。”

　　“别人知道这件事吗？”

　　“干吗要对别人讲！我已经严格命令安东，不准他对任何人说。您要不要亲自问问安东？我怕您要问他，已经带他来了……”

　　“不用了。你这样办吧：你不是说，死尸吊在靠近维里坎诺沃边界地方的树林里么？那地方，我们的树林和维里坎诺夫家的树林是一样的。你马上带领安东，再带上村子里的米海依尔做他帮手，三个人一道，立刻去把这个吊死鬼从我们的白桦树上取下来，挂到维里坎诺夫家的白桦树上。明天，天一亮，你们再去一趟，要是有脚迹，你们就想法灭掉它，不让人家发觉。白天里，你们再去看几趟：维里坎诺夫家的人发现这个吊死鬼恐怕又会把他移到我们这边的白桦树上来的。你给我当心点！走漏了消息，你负责！老头儿，忙了一天，你也够累了——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辛苦你啦！”

　　“没什么，太太，干了一天，再干一夜，也没什么！越累越有意思！”

　　报告结束；女管家给村长奉上一杯白酒和一块撒了盐的面包。安娜·巴甫洛夫娜凝视着愈来愈浓的黄昏，在卧室的窗前站了一阵。半小时后，她看见三个人影从村里钻出来，朝维里坎诺沃庄园那边走去，她确信她的命令已经有一部分执行了。

　　饭厅里终于传来了盘子和勺子的叮当声。

　　仆人报告，开晚饭了。除了少一道甜品，晚饭的食品完全跟午饭一样。安娜·巴甫洛夫娜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每一道菜，暗暗记住还剩下几块完整的食物。剩下的牛肉够明天吃一天，汤也剩得相当多，这使她非常满意，只是肉冻全吃光了。不过，平心而论，肉冻吃了三天也够了！可以换换口味，趁那半只成鸡还没有放坏，美美地吃它一顿吧。

　　工作日结束了。孩子们吻过父母的手，敏捷地跑上顶楼儿童卧室去。但是女仆室里还没有安静下来。丫环们象着了魔似的坐在黑暗中，在安娜·巴甫洛夫娜发出解除魔法的咒语之前，不敢睡下。

　　“睡吧！”她口卧室去的时候，对她们叫道。

　　临睡前，她打开钱匣，检查里面的财物是否原封未动。然后，她追忆是否还有什么事忘记做了。

　　“我今天真的没梳头吗？”她问侍女。

　　“是，您没梳头……”

　　“竟会有这样的事！不过，说实话，成天跑来跑去……忙得筋疲力竭！但愿明天不要忘记才好：你提醒我……”

　　她脱掉上衣、罩衫，钻进鸭绒被里。但是这时她又想起一件事来：

　　“唉，我今天还没有在额头上画十字呢……唉，”多么罪过啊！嗯，上帝饶了这一回！萨什卡：给我掖掖被子……掖紧一点……行了！”

　　一刻钟后，全家人沉入死一般的梦乡里。

　　地主庄园的夏季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冬季里，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画面虽有改变，但农奴们的辛劳实际上并没有减轻，甚至反而加重了。色彩加浓，黑暗和窒息达于极点。

　　谁能相信，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一些人贪婪、虚伪、专横和残忍无情，另一些人却被摧残到了玷污人类形象的境地，两者合在一起，居然叫做……生活？！

五　启蒙

　　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是怎样发蒙的——我记不得了。在我们的家馆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我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四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单独教我。

　　我们家的孩子分成三班。大哥大姐住第一班，后来，他们进了官立学堂。住第二班的是两个哥哥和三个挨次各小一岁的姐姐，尽管斯杰班哥哥已经十四岁，而苏菲亚姐姐刚满九岁，但他们却一同跟几个家庭教师学习。他们所学的课程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使这同一个班的课桌后面发出的不同的读书声得到和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斯杰班哥哥好象是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物。父母对他的态度非常严厉，为了在他身上少花些学费，甚至迟迟不肯送他上正规学校（大哥十二岁便进了莫斯科寄宿学校）。幸亏他天资优异，所以当母亲终于决定送他到莫斯科去念书的时候，他居然考上大哥那个寄宿学校的四年级。二姐薇拉和三姐刘勃卡也跟他同时被送进莫斯科一所女子学堂。一年后，格利沙和苏菲亚也用同样的办法打发走了。

　　家里只留下了第三班，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了两个年级不同的学生：我和尼古拉弟弟，他还很小，自从格利沙离开之后，母亲便把她全部的爱移注到他的身上了。至于我个人，既不是“可恶的孩子”，也不在“可爱的孩子”之列，而象俗话所说，不上不下，自成一体。总之，我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不爱见人，所以当母亲偶然遇到我的时候，她总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忽然在路上冒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哥哥小姐姐离家的情景；这次离别给了我一个压抑的印象。整个宅子仿佛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以前虽然时常听到哭声，有时候也还传出孩子们的喧闹；闪过孩子们的小脸，进行过审问和惩罚——现在突然一下子全没有了，一点响声也没有了，而更坏的是充满了某种诡秘的耳语声。连吃饭也不用挪动桌子，因为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了：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和我。

　　我在哥哥姐姐们住过的空房里一连徘徊了好几天，每个角落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有谁在呼唤我，我东张西望，希望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这纯粹是我的幻觉，徒然增加了我的孤独的苦闷。呆在这些空寂的房间里，是非常难受的，因为寂静不但弥漫了孩子们的住所，也充溢着整个宅子。且不说仍然过着幽居的平庸生活的父亲，就是母亲，在孩子们离去后不知怎的也变得安静起来，她关在卧室里，不是噼噼啪啪打算盘，写信。就是摊开纸牌，卜凶问吉。

　　不过，因为我是贵族子弟，而且满了七岁，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考虑我的学习问题了。

　　但是，家里只剩我一个孩子，母亲不愿意为我一人破财。因此她决定不聘家庭教师，而在等待大姐毕业归来之前，便利用家里的人才给我发蒙。

　　我认为，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件事，决非多余。我很小便在哥哥姐姐们身边咿晰牙牙学说法国话和德国话，记得每当庆祝父母的命名日和生日时，家庭教师总逼迫我背诵祝寿诗，其中一首我现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的：

　　On dit assez communement

　　Qu'en parlant de ce que l'on aime，

　　Toujours on pane eloqhemment．

　　Je n'approuve point ce systeme，

　　Car moi qui voudrai en ce jour

　　Vons prouver ma reconnaissance.

　　Mon coeur est tout brulant d'amour，

　　Etma bouche est sans eloquence．①

　　①法语：有人说，谈起心爱的人总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我认为这话不能相信，因为今天我想向您表达我的感激心情，但我的心被爱情燃烧，我的嘴便失去了娓娓动听的辞令。但是，无论哪种文字，即使是俄文我也不会读和写。

　　话说回来，在大孩子们离开以后不久，早上十点左右，做完祷告，便吩咐我到课房去。我们家的农奴画师巴威尔在那里等我；母亲让他教我认字母。

　　我现在好象还看见这位巴威尔立在我面前。他高大、瘦弱，大概有痨病，一张苍白而消瘦的面孔，一头淡黄的头发。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说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从来不跟谁顶嘴，信上帝信得与众不同，极其虔诚。他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学会了绘画，当过一个时期的代役租农民，在好几个修道院里画过圣像；最后，母亲考虑到她那分散在各处田庄上的四、五个教堂里的活儿很多，便把巴威尔叫回家来，要他不停地画神像，有时也叫他给家里的人画肖像，不过这些肖像他画得很不成功，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父亲很喜欢他，时常到他的画室里去看他，指导他如何工作。母亲也不找他的“麻烦”。他的妻子，出身于小市民的家庭（为了爱巴威尔，她甘愿跟着他做农奴），也是个善良、温顺、多病的女人。主人既不找她的“麻烦”，也不用重活儿去折磨她，但是因为她擅长烤肉面包，所以就派她当家里的面包司务和教堂里的圣饼司务。总而言之，他俩的日子比别的农奴过得轻松点儿；甚至当月粮制取消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能领到月粮，而且在宅子底层拨给他们一间房，供他们专用。

　　巴威尔穿着黄色的粗毛呢常礼服，系着洁白的领带，打扮得齐齐整整，来到课房里。他手里拿着一本识字课本和一根红色的“教鞭”。他教我用古音念字母。课本第一页上，用大号铅字印着“囗①”，每个字母附有一幅相应的图画：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②，等等。接下去，字母一页比一页上小：字母后面有带一个元音的、两个元音的、三个元音的音节，然后是词汇，最后是一些完整的喻世箴言。识字课本到这里结束，巴威尔的“学问”也至此达到尽头。

　　①古文，意即字母。

　　②是俄文头三个字母的古音。旁边画的囗，是西瓜，囗是老爷，囗是人名。

　　我很快读完了识字课本；象囗……这一类音节，我念得非常清晰，三周后，我已经能流利地念那些喻世箴言。

　　巴威尔报告母亲，说我学好了，当着母亲的面，我体面地通过了生平第一次考试。母亲很满意，但她接着提了一个问题；

　　“以后怎办呢？”

　　“以后听您的吩咐。”

　　“不是也得习字吗？”

　　原来，巴威尔虽然识得世俗文字的楷体，却写不来。他只会写题圣像用的教会斯拉夫语的行书……

　　这一天我又高兴又自豪。我不再象往常那样藏在屋角里，我穿房入室，四处奔跑，高声叫着：“囗”，吃午饭的时候，母亲给我好吃的食物，父亲抚摩我的头，当时客居在我家的两位亲姑姑也送了我整整一盘苹果、土耳其长角果和蜜糖饼干。平常她们只在命名日才送人这种礼品……

　　但是母亲却堕入了沉思。她原以为，她只要派定巴威尔照料我，交给他一本书，我的学习问题便有了着落，可是突然之间，刚开了个头，她的算盘便打错了……

　　然而，她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女人，这件事也没有难倒她。她想起大孩子们留下的书本、拍纸簿，其中也有习字帖，于是她立刻拿出这些破旧的学习用品，一一翻寻。找出习字帖之后，她亲自在纸上划好格子，叫我到她卧室隔壁一间房里，让我坐在桌旁，由她尽其所能地教我运笔的方法。

　　“嗯，这是竖笔划……照着样子写吧！先学竖笔划，以后再往下学，”她说着走开了。

　　我记得，这个自学习字的最初经历，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羽毛笔在我的手指间晃动；不时从我手里滑出来。墨水蘸得太多，不出一刻钟，画好格子的四开纸头已经弄得墨迹斑斑。我上半截身子不知为什么紧张得不自然地弯曲起来。此外，我听见母亲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喃喃自语着，一边继续翻阅课目纲要。一想到她随时会突然来到我身边，发现我的鸦涂，我便吓得魂不附体。

　　我这样整整写了一个钟头，竭力牢牢抓住羽毛笔，尽量把竖笔划写得同我面前的习字帖上的笔划差不多。但是，由于用力过度，羽毛笔反而越发握不住。末了，母亲从她的卧室里过来，看了看我写的字，出乎意外，她没有生气，只是说：

　　“胡画了这么些竖道道儿！唔，不要紧，凡事开头难。你看你这一竖！看来，写竖笔并不那么简单，必须多写多练！要紧的是，笔不要握得太死，手指自然一点，身子也坐得自然一点，别弓着脊背。唔，不要紧，不要紧，别害臊！上帝是仁慈的！去玩玩吧！”

　　大约有三个星期的光景，我每天埋头苦干，一连受两个钟头的折磨，直到取得若干成果，方才罢手。羽毛笔晃动得不再那么厉害，手在桌上移动时不再那么笨拙了，墨迹减少了，一连串的竖笔划不再象摇摇欲坠的篱笆，而是相当的整齐了。一句话，我已经在向往描摹那种带圆圈尾巴的花体字了。

　　象对待我的兄长们一样，母亲也打算送我去住那个有八个年级和一个预修班的莫斯科寄宿学校。进预修班的要求非常有限。神学课——要求能读到《旧约》中的《列王记》，并且熟悉最主要的祈祷词；俄文课——要求能正确读出和写出词品的基本概念；算术课——要求会加减乘除。至于地理、历史、外语，一律免试。母亲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是否送我进预修班呢？这只须把邻村利亚包沃的一位神甫请来，在人学考试前是来得及帮我补习这些功课的。

　　但是，如果送我上学，便不得不为我付出一大笔学费：九年中，每年要付六百纸卢布。这样一想，她便吓坏了。她一算，总共要花五千四百卢布，数目太大，她愤愤地啪啦一声将算盘珠一拨，气冲冲地推开了算盘。

　　“休想！”她叫道，“不算他，已经有七个蠢货吊在我的脖子上，每年为他们白花四千多卢布，现在又出了第八个！”

　　按照这样的考虑，她决意暂时不作任何决定，且等大姐归来再说，在这期间，只聘请利亚包沃村的神甫来教我，看情形再说。

　　“这本书给你，”一天她对我说，同时把一本《旧约故事一百二十四篇》放在桌上。“明天利亚包沃村的神甫到我们家来，我同他谈一下，让他教你。你自己也该看看哥哥姐姐读过的书。这些书也许有用处。”

　　利亚包沃村的神甫来了。他跟母亲商议了好半天，最后约定：他每周来我家三次（利亚包沃村离我们家六俄里），每次教我两小时。讲好每月付给他八卢布的学费，外加西普特面粉，上课的日子由主人家供膳。

　　作完祈祷，接着开始正式上课。

　　瓦西里神甫的教学方法和当时所有的教师没有两样。上完课，他从《旧约》中挑出两三页，从《简明俄语语法》中挑出两三节，指定我自习，他下次来时便“提问”这些指定的作业。只有算术中的各种规则必须讲解。不过，以前哥哥姐姐们上课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过，许多东西我已经知道，至于祈祷文和圣训，从小家里人就逼着我背得烂熟。因此，根据讲好的条件，神甫必须同我“坐满”两个钟头便太多了，后一个钟头，我们往往用来聊天。多半是我问长问短：瓦西里神甫的教区里有多少农奴、多少村庄、村庄都叫什么名字啦，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守护神节日，他主持圣礼、唱赞美歌，能挣多少钱啦，他是否常常为死者举行四旬追荐仪式啦，神甫、助祭和执事之间怎样分配进款啦，等等。为什么这些东西使我感到兴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是我们家里那种积攒钱财的家风对我的影响吧。

　　瓦西里神甫很满意他的教区：他每年从教区方面收人五百卢布，此外，他还经营一份教会拨给他的土地。靠这些进款，在当时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何况他只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已经在神学院毕业了。但是，县里还有更富足的教区，所以他对我数落那些教区时，不免有些眼红。

　　“拿号陶河畔的尼柯拉教区说，谢苗神甫去年单是给人家举行结婚仪式就有五十次。算算吧，如果一次五卢布，合下来该有多少钱！他那个教区单是一片耕地上就有一千二百个农奴。他的农民全是经济农民。那些人干活认真，也愿意干活。他的土地，除了法定的领地之外，有许多是善男信女捐赠的。他还有一个养鱼的湖，湖里的狗鱼又肥又大。县长、司书、村长——全是他的朋友。亲自下地扶犁的事——他一辈子都没干过！他只消在头一天悄悄给村长打个招呼，第二天天黑以前，地就耕妥了。即使要请人喝两口，他也不用花钱买酒，因为他兼做包税商的业务，而尼柯拉教区又有酒馆子。当然，有时他也带把镰刀下地去解解闷儿，割几镰做个样儿，就回家了。此外，他还养蜂，买卖马匹，放债收利。去年他嫁第五个女儿，陪嫁光是现款就有五百卢布，奶牛、女人的各式各样衣裳还不在内。他到省里去，花两、三百卢布为他女婿在城里弄了个神甫位置。你瞧，人家谢苗神甫是什么气候！”

　　“可是您的教区里有八家地主呀！”我顶了他一句。

　　“地主又怎样！地主倒是地主，可是从他们手里能得到什么好处？你的妈妈也是个财主，可是她舍得给神甫很多钱吗？做一次晚祷才给二十戈比，有时还只给十五戈比。可神甫要站一个半钟头呐，累得够呛。一整天不是耕地，就是割草，回家已经够累的了，晚上还要你站着唱一个半钟头的圣歌！不，我还是离开我的地主们远些的好。第一，他们给你的好处等于零；这且不说，第二，他们还老骂你是种马、放荡鬼。”

　　这样，我渐渐地打听出当时神职人员的日常生活的详情细节。他们在神学校里学些什么，怎样取得神甫和助祭职位，怎样献身于神职，什么是教区监督司祭、宗教管理处、宗教法庭①，等等。

　　①沙俄时代的宗教法庭，除了办理宗教诉讼案件之外，还管理教会其他事务。

　　“为了弄个地盘，就得请求父亲把他的位置传给你，或者人赘到有女儿待嫁的老神甫家，”瓦西里神甫讲道。“宗教法庭里有乡村教区的名单，里面开列了有女儿待嫁的老神甫。我父亲是个教堂执事，他立刻要把他的位置传给我，可是我在神学校毕业时品学兼优，我不甘心当个低级的小执事。我在省里游荡了四、五年，老想找个好未婚妻。我忍受了贫穷的煎熬——那境况连童话里都没讲过。我身无分文，可是没有钱寸步难行。人总是嫉妒的、贪婪的。我在宗教法庭里花了许多钱，四处寻找未婚妻，可是，不是女方有缺陷，就是教区不中意：女方的老人要靠它过日子。末了，上帝指引我到了利亚包沃。没什么，我跟我妻子过得挺和睦，不愁吃穿。”

　　“您愿意把自己的位置传给您的儿子吗？”

　　“眼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上帝保佑，我自己还……再过十来年也许会吧。再说，我的大儿子不想吃教堂的饭，他想进世俗衙门混点事。唔，他在一位长官家找了个教书的差事，那位长官答应替他想办法呢。”

　　“小儿子呢？”

　　“小儿子准备当僧侣。不是人人都高兴当僧侣的，但是，谁要是当上了，就不愁没有好处。他要是念完了神学院，那么，不当教授，也能当个神学校的校长。可是，要爬到主教地位，却同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难。”

　　“他要是上我们省来该多好！”

　　“但愿如此！那我会敲起钟来迎接我儿子呢！”

　　“听说，受封为主教的时候，要诅咒父母，这是真的吗，神甫？”

　　“唔，由他们咒骂去！一般人总要挨几句骂的……”

　　有一次，正当我们这样闲谈的时候，被母亲撞见了，她对瓦西里神甫大为生气。可是神甫向她解释说我差不多已经学会了全部功课，接着又突如其来地建议，是否叫小少爷学一点拉丁文，这样母亲的怒气才平息了。

　　“嗳，那再好没有啦！”她大声叫道，“照规定，进预修班虽说不考拉丁文，可是学一点到底……”

　　“我们可以给他补习一年级的课程；以后也许还可以上别的课。比方说，分数之类……”

　　“再好没有啦！再好没有啦！”

　　瓦西里神甫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说实话，他的期望没有落空。我确实勤奋用功。除了我几乎不用花什么力气的正式课程之外，我还自修了哥哥姐姐们留下的教科书，而且不久便差不多背熟了凯达诺夫①的《简明通史》、伊万斯基的《简明地理》，等等。我甚至还翻阅了句法学，修辞学也不陌生。当然，这一切我学得很杂乱，没有一点系统，然而，倒也积累了一些知识，而且当我在饭桌上讲述父母所不知道的某些历史故事时，还不止一次使他们惊异不止。只有算术不行，因为这门功课我自己啃不动，而瓦西里神甫对于分数也不怎么高明。不过，拉丁文学得挺不错，三、四个礼拜以后，我便能十分正确地变“mensa”②的格，瓦西里神甫见了，高兴得用手掌直拍我的脑门，惊呼道：

　　①凯达诺夫（1782—1843），俄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他编的历史教科书充满专制沙文主义思想。为当时学校所广泛采用。谢德林这里说的是他的《少年通史教科书》。

　　②拉丁语：桌子。

　　“好脑瓜！”

　　这里顺便交代几句：尽管我读过很多书和抄本，却压根儿不知道有俄罗斯文学。俄文方面的书，我们只有教科书，也就是语法、句法和修辞学。没有文选，连克雷洛夫的寓言也没有，因此，在进官立学校以前，我几乎连一首完整的俄国诗都不知道，除了教科书上引来做例子，说明辞藻和隐喻等少数截头去尾的片断以外。

　　母亲见我勤勉用功，心里很高兴。一个诡谲的念头在她脑子里成熟；我可以不用别人帮助，只须按照课目纲要的规定，自修一、两年，也能考上寄宿学校的中年级。想到在所有的孩子们当中，唯有我一人几乎不必因为基本训练而破费，她甚至变得温柔起来了。

　　这样整整过了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因为成绩优良，常常使大家吃惊。但是，这些成绩是否仅仅是个表面现象——还是个问题。没有一个能真正指导我学习的人，也谈不到系统地掌握知识。正。象我上面说到的那样，一份投考寄宿学校的课目纲要，便是我系统学习的指导者。母亲将它交给我时说：

　　“拿去看看，进哪一班，考哪些科目，上面全写着。照上面说的去准备吧。”

　　我便照那上面说的准备起来；但是，既然让我自管自，我便随性之所至，有时读这门课，有时读那门课。我学得很快，但是我学到的东西，互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一堆支离破碎的知识。不言而喻，这样的学习，无论表面上显得怎样成功，也决不可能为训练逻辑思维能力提供牢固的基础。

　　这年年终，我脑子里紊乱极了，在我翻阅考试纲要时，不禁惶恐万状，竟至无法确定，除了预修班，我是否能通过一年级的严格考试。我觉得我缺少一个能贯串首尾的中心环节，而且由于这个缺点，只要一道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最简单的试题、最容易的问题，都会使我束手无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学业并不比哥哥姐姐们好。他们虽然吃过不少苦头，但是他们在学习上毕竟是循序渐进、首尾一贯，更何况他们五人同窗，可以彼此切磋。这种切磋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且无疑帮了他们大忙。我固然没吃过苦头，可也没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帮助。

　　总而言之，孤单和没有监督的处境，给我提供了比哥哥姐姐们大得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却没有带来独立自主一类的东西。表面上，我爱做什么便做什么，实际上，压在全家人头上的一股无形的力量，同样压在我头上，而且我也得绝对服从它。这股力量并不是指谁的直接压迫人的手，而是一般地指整套家庭生活方式。它凝成一体，败坏周围的气氛，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人不可能养成独立的性格。大家怎样生活你便该怎样生活，大家怎样呼吸你便读怎样呼吸，大家走哪条路你便该走哪条路。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突然出现的强烈、炽热的光才能唤醒人类的良知，砸碎千百年奴隶制的锁链；而在这道光照临之前，整个人群，从权力无边的主人，到早晚会戴上“红帽子”的可恶的基留什卡，全都得在这奴隶制下讨生活。

　　那时在我看来，福音书便是这种充满生机的光。

　　我在教科书堆里翻寻的时候，找到一本《四福音书》。因为它是必读书之一，又是要考试的一个科目，所以我把它看得和其他的教科书同等重要。

　　在此以前，我是否显露过宗教方面的禀赋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回答与其说是肯定的，不如说是否定的。

　　我懂得，不仅熟读经卷的信士和神学家，就是对“宗教”这个概念不甚了了的人都能极其热烈地信仰宗教。我懂得，最蒙昧、最受压迫的老百姓都有充分的权利自称为皈依上帝的人，尽管他带到寺院里去的不是虚应故事的祈祷，只是一颗被蹂躏的心、一掬热泪和满腔叹息。这热泪和叹息是无言的祈祷，减轻他心头的积郁，照亮他的生命。在这无言的祈祷的启示之下，他有了真挚而热诚的信念。他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比暴虐高尚得多的东西，虽然他一出世便因为命定的、蛮不讲理的妖魔的意旨而作了暴虐的牺牲品；他相信世界上有真理，真理里面孕育着定会帮助他、领他走出黑暗的奇迹。让日复一日的生活向他证明妖魔万岁吧；让奴隶制的铁链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深地咬住他枯槁的躯体吧，——他相信他的不幸终有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真理之光会照到他和别的啼饥号寒的人们身上。他的这个信念一直保存到他的泪泉干涸，叹息声消歇。对！妖魔必将破除，奴隶的锁链必将挣脱，战胜黑暗的光明必将降临！假如生命不能完成这个奇迹，那么死亡必将完成它。在他祈祷上苍的神殿后面，有一个埋葬他的列祖列宗的遗骨的乡村坟场，坟场设在那里是有道理的。他的列祖列宗也曾经用同样的无言的祈祷祷告上帝，他们也曾经相信同样的奇迹。奇迹终于降临：死神来向他们宣布了自由。死神也将向他、信神的先辈所留下的信神的后人走来，给他添上翅膀，让自由的他飞往自由的王国，去拜谒他的自由的列祖列宗……

　　在这热烈真诚的情绪中包含着祈祷的全部真谛和全部力量；但是（可惜！）类似的情绪我个人一点也没体验过。我知道许多祈祷文，能在不同的祈祷式中清楚地念出相应的祷词，该站着便站着、该跪着便跪着做祷告，但是，我却感觉不出自己受了感动或者得到了慰藉。在这种事上，家里人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也就是说，完成一定的仪式罢了。全家人潜心祈祷，但是祈祷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清心寡欲，而是为了取得物质利益，因为根据他们自私的看法，祈祷是应该带来物质利益的。他们说，你祈祷——求什么，得什么；你不祈祷——就一无所得。在他们眼里，福音书决不是建造供人顶礼膜拜的神殿的基石，而是比神职人员的别种书籍略胜一筹的东西。大多数人甚至以为这个名词指的是教堂做法事的时间。人们常常说：“当福音书还没有念完的时候，我们来望弥撒了”，或者：“这件事发生在打钟叫人念第二次福音的时候”，等等。福音书的真谛连最有文化教养的人也不明白。这并不是因为福音书的内容深奥，只是因为猥琐的、但知贪图口腹的生活目的，蒙蔽了他们的心灵。

　　第一次看福音书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惶乱不安的感觉。我觉得很不自在。首先使我吃惊的与其说是新的思想，不如说是那些我从没有听说过的新鲜语言。反复的、越来越入迷的阅读，使我明白了这些新鲜语言的真实含义，揭开黑暗的帷幕，使我看到了隐匿在这些新鲜语言背后的世界。

　　这一切恰巧发生在四旬斋①期间。从农奴的劳苦和既定的生活秩序这个角度来看，这四十天在我们家里虽然与乎常日子没有两样（除了主人“吃素”之外），但表面上毕竟过得清静一些。教堂里每天为斋戒的农民举行析祷仪式（主人和全体家奴在圣灵周②做斋戒祈祷，父亲和姑姑还另在四旬斋期第一周和第四周做斋戒祈祷），这也提醒了主人，即使不忏悔，也该有所克制。连母亲也好象意识到必须保持肃静，她便关在卧室里，除非万不得已才出来审问和惩罚仆人。

　　①复活节前四十天的斋戒期。

　　②即四旬斋期的第五周。

　　这些日子使我对生活的态度完全变了样儿。且不说我满心的欢欣，也不说我心目中对众人的新的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主要的是我读了福音书之后，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人类良心的幼苗，在我的心灵深处唤起了一种坚固的、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有了它，那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便再也不能那么容易摆布我了。在这些新的因素激荡之下，我获得了颇为坚定的原则，去评价我自己的行动，以及我周围的人的现象和行为。一句话，我已经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我推而广之，也意识到别人有这个权利。在这以前，我一点不理解啼饥号寒和苦难深重的人们，我看见的只是在牢固的现存秩序支配下形成的人的个体；现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光耀夺目地站在我面前，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与生俱来的、除了枷锁便一无所有的不合理现象，他们顽强地要求恢复被剥夺了的参加生活的权利。我心里突然产生的这种“自己的”东西告诉我，别人也有这种同样有力的“自己的”东西。这种觉醒的思想不由自主地使我转而想到具体的现实生活，想到几十个在女仆室和下人饭堂里长吁短叹、挨打挨骂、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不想拿这一点来说明我的心已变成爱人类的策源地，但无疑地，从这个时候起，我对家里的仆人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玷污过我舌头的那些侮辱农奴人格的肮脏称呼，从此永远地消失了。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因素对我以后整个人生观的建立发生了不庸置疑的影响。

　　在这一年的自修的尝试中，我所取得的主要的根本的成果，是我在大家一向确认只有苦命的奴隶存在的地方，发现了堂堂正正的人。

　　春天里（这时我已八岁多），姐姐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便由她来管。她从学校里带回了许多抄本；她待我严厉极了。母亲重新燃起了希望：想让我在姐姐的指导下，用一年的时间补习好投考寄宿学校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课程，这样她便可以在我身上省掉一笔学费。但是我认为，我没有理由说，姐姐采用的教育方法比我自修更为高明。只有一个方法我感到非常突出，那就是从那以后，我要获得知识与其说靠详尽的讲解，不如说靠打骂和体罚。总之，哥哥姐姐们在读书时吃过的苦头，现在轮到我来消受了。

六　儿童——论前章所述种种

　　现在，当我已经老态龙钟的时候，我常常回想起我的童年生活，而每逢我看见儿童时，我的心便不禁难受起来。不过，请读者放心，我决不会为此将你引导到抽象的理论和概括的总结的领域里去。比如说，我不会向你证明，我所以对儿童问题感到忧虑，是因为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与国家的兴亡有密切关系；我不会引证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儿童是未来历史命运的安排者的论点。不，我简单地、直截了当地说吧，我所以可怜儿童，不是为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原理，而是为了儿童本身。

　　不过，我请求读者不要以为，我认为抽象的理论和概括的总结全是毫无意义的空话。不，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它们的生命力；我一向确信、现在也没失去这个信念：只有依靠它们的帮助，人类生活才能奠立正确而牢固的基础。我一生的活动中、我整个身心中的最好部分都献给了对这个真理的准确表述。“不要陷入眼前的琐碎事务而不能自拔，”我这样说过、也这样写过，“而要在自己心中培养对未来的理想，因为理想是一种特殊的阳光，没有阳光的赋予生命的作用，地球会变成石头。不要让您的心化成顽石，要经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未来的远景中闪烁的那些发光的点。只有无远见的人才会觉得那些发光点是没有根底、与现实无关的东西；其实，它们并不否定过去和现在，它们是由过去遗留下来、受现在锻造的一切美好的、合乎人道精神的成果。差别仅在于，光辉的思想在创造对未来的理想时，排除了一切邪恶和黑暗面。而人类过去和现在仍然在邪恶和黑暗的桎梏之下受苦受难。”

　　遗憾得很，我的婉言劝告成了荒漠中的呼号。当然，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社会踏上了信仰之路’——这时我的心便欢腾起来。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它立刻又为最严酷的现实所取代。“时弊”重新占有人心，社会重新沉入无谓的混乱；黑暗愈加浓厚，无尽期地遮盖了一度照耀过生活的荏弱的光明。也许（谁知道呢），不用过多久，那些对理想的朴质的论证便只会引起无耻的讪笑吧……

　　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儿童。假定要相信一种公认的意见的话，那么，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这意见倒是可信的。童年时代无忧无虑，不会为未来担优。童年时代即使有痛苦，那也是孩子式的痛苦；有眼泪——也是孩子式的眼泪；有惶恐——也是转瞬即逝的，甚至不可能完全确切地表达出来。请看看格利沙或者马丽亚吧——他们的小脸上泪犹未干，已经又绽开了笑容。请看看儿童怎样无牵无挂、快乐地欢蹦乱跳吧，他们整个身心沉浸在眼前的欢乐中，压根儿不会想到，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潜伏着腐蚀千千万万生命的某种邪恶的因素。他们的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程式中流过去，自由而乎静，今日犹如昨日，但是这种单调的程式并不使他们感到腻味，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经常保持快乐的心情，生活便有了内容。儿童的一切活动表明他们的心情处于安然的状态，因此，他们能在转眼之间忘掉他们所遇到的几乎察觉不出的痛苦。只是必须注意使儿童的身心得到正确的发展；必须防止那足以毁掉他们的未来的那些物质上的诱惑和道德上的腐蚀。这个任务应当由明智的教育学担当起来，而且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不应使儿童感到他们头上压着一根戒尺。

　　这便是公认的意见。长期以来，我撇开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想的。表面现象迷惑了我。无忧无虑地嬉戏；不知邪恶为何物；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一心一意享受当前的欢乐——难道能想象出比这更值得羡慕的命运吗？啊，孩子们啊孩子们！他们的心为指导者提供了多么容易收效、容易接受影响的土壤啊！人们对儿童说：应当爱爸爸爱妈妈——他们便爱爸爸爱妈妈；人们说，还要爱伯叔姑舅、爱兄弟妹妹、甚至爱正教教徒——孩子们便为他们祈祷。这是孩子们对近亲远戚的并不复杂的义务。除了这些，还传授一些同样简单、同样便于接受的规矩。玩耍时不要高声喧哗；吃饭时要坐端正，大人谈话时不要插嘴；平时要面带笑容，有客人在场尤应如此，等等。哪一个父母，包括最不中用的父母在内，会感到难于将这些基本规矩灌输到易于接受影响的儿童心里去呢？哪一个幼小的心灵会不欢迎这种易于遵循的规矩呢？当孩子进入少年时期，而父母感到没有工夫或者在教育孩子上有困难时，明智的教育学便出现在他们的位置上，在托付给它的tabula rasa①上写上自己的字迹。它教孩子尊敬长辈，避开没有教养的人群，态度谦和，勿为有害思想所左右，等等。借助于这些新的规矩，“教育”的范围逐渐扩大，把一颗蜂蜡似的赤子之心融化到应有的软度，使怀疑的蠕虫无法钻进儿童心灵的深处。

　　①拉丁语：干净的黑板。

　　怀疑！——难道怀疑同儿童理应永远欢乐这一思想可以相提并论吗？怀疑——不是人类生活的毒物么。一旦有了怀疑，人便会破天荒第一次懂得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人生的重担；随着怀疑的侵入，人便会开始比较、分析自己个人的活动，以及别人的行为。于是，痛苦，深深的、难于忍受的痛苦便会开始落到他的心头；随着痛苦而来的是怨言，这离忿恨只有一步之差……

　　哦，不！明智的教育家们当然不能容许这类现象出现。他们要使儿童的心灵保持混沌状态，原封不动，使儿童的心灵不为丑恶所侵入。这还不够，他们还竭尽全力使童年期的年限尽量延长，直到有一天，生活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自然而然地闯入儿童的心灵，并且宣布说：从今天起成年时代已经到来，是补偿原封不动和混沌状态的时候啦！

　　再说一遍：长期以来，我也是按照关于童年时期享有某些特权的这种公认意见来考察儿童问题的。但是，我越是深入考察儿童问题，越是经常想到我的亲身经历和我家的往事，我的见解的虚妄性便越多地暴露在我的面前。

　　首先，我想到了横溢在人类社会中的灾祸的异常强大的力量。灾祸紧紧地扼住一切活人，只有极少数人能逃脱它的魔掌，但就是他们，往往也要背上老实人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瞩目回顾，遍地都看到灾祸和在灾祸的桎梏下辗转呻吟的人民群众。灾祸是多种多样的，觉醒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人们以不同程度的觉悟对付灾祸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而桎梏却是人人必须承受的义务。社会制度的基石的错误性和动摇性，则是这个义务的根源所在，因此它①既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也不会放过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它②既然自上而下地贯穿着整个社会，便不会将儿童置于它的影响之外。

　　①指承受桎梏的义务。

　　②指承受桎梏的义务。

　　有人说：请看看儿童怎样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地嬉戏吧，——他们并以此作为童年幸福的前提。但是要知道，嬉戏实质上只能证明儿童对活动的要求，年轻的、没遭到摧残的器官的一种本能的要求。这纯粹是身体发育规律的现象，它对于儿童的未来命运没有丝毫影响，因而跟那些能使儿童的未来命运成为令人艳羡的命运的诸种因素，是毫不相干的。

　　其次，您只要比较细心地看看在您面前活动的孩子们，便不难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在嬉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玩得同样欢快。有的孩子玩得很起劲、很真诚，好象意识到玩耍是自己的权利。有的孩子玩得很畏缩，而且只是偷空玩玩，仿佛玩耍的可能性在他们只是一种类似恩典的东西。最后，有的孩子闷闷不乐地躲在一旁，远远地观望小朋友们做游戏，甚至在别人偶尔逼着他们去玩耍的时候，他们也玩得没精打采、笨脚笨手。此外，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被遗忘、被作践、生下来便被遗弃了的儿童。

　　我知道，我从观察儿童生活中得出的结论，在许多人的眼里会觉得太残酷了。对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我所寻求的不是（决不是）宽慰人心的结论，而是真实情况。而且，为了说真话，我还要更进一步地肯定：在落到活人身上的所有命运中，落到儿童身上的命运是最为不幸的了。

　　儿童压根儿不知道在他们身上做的种种试验是什么性质，——这就是儿童生活的总的情况。他们没有养成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足以抗击各种戕害他们的禀赋的企图。他们将要遵循的轨道，已经被人随心所欲地铺设好了，而且往往是出于偶然的安排。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一定是有经验、有头脑的；不是所有的教育家都有足够的洞察力，能体察出托付给他们培养的儿童的禀赋。在教育儿童的事业上，占优势的倒是一些混乱不堪的现象，只能戕害得天独厚的儿童的禀赋。但是，除了偶然发生的事件之外，迫害儿童的还有“常规”。常规是一定时间内的社会情绪的产物，它将自己沉重的手置于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身上。它制造着形形色色、大多是矫揉造作、只知满足于一时的观点和要求的大量生活公式。从这个角度上看，儿童是常规最容易得手的掳获物；常规可以为所欲为地、满有把握地控制这掳获物，使软蜡般的童心毫无抵抗地接受任何教育意图。

　　请想想：当社会为混乱所驱策，不再相信知识的光辉力量而在愚昧中寻求生路的时候；当人的思想注定不起作用，而真知灼见又被那使生命作无谓牺牲的大量无益事物所取代的时候；当理想泯灭，而信仰和信念遭到绝对禁止的时候，历史不是屡次做过黑暗而残酷的时代的见证者吗？……有什么可以保证类似的时代将来不会再次出现呢？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很痛苦的，但是，已经踏上自觉活动的舞台的人们，却至少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们保留为斗争而赴死的权利。这个权利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心灵空虚，使他们的心充分意识到，已经履行过的义务，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人类应尽的义务。

　　后面这一种意识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个优越之处，也是一种慰藉。对于有信念、有信仰的头脑来说，人类这个词决不是个可以疏远、可以漠然置之的概念，象只见眼前的“流弊”的人对这个概念所抱的态度那样。不，前者和后者之间，有一条斩不断的链条，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一股通达关心人类的最高感情的传动力量。借助于这条链条，现在的斗争必然会在人类未来的命运赖以立足的远方得到呼应，并且在那里播下丰收的种子。不是所有的光芒都会在斗争的波折中消失，其中一部分光芒必将穿透黑暗，为以后的革新提供出击点。这个思想使真理的捍卫者们的心跳得更坚定，使建树功绩所必需的力量得到增强。因为这是一切功绩中真正的丰功伟绩，因为意识到勇敢而坚定地完成了这个功绩，便能真正地使被侮辱与被折磨的心得到慰藉。

　　这一类的优越性，儿童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对于亲身参加生活建设的事是陌生的；他们盲目地服从偶然伸向他们的手的指示，并不知道这只手会把他们置于何地，会引导他们走向胜利还是走向灭亡？会使他们坚强到足以顶住无法避兔的怀疑的压力，还是使他们成为这种压力的牺牲品呢？甚至在吸收知识的时候（往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代价），他们也没有能力断定，这是真的知识，还是无用之物呢……

　　象我上面说到的那样，儿童的实际的效用，直到如今仍然被理解为：它起着供各种教育试验的animae vilis①的作用。

　　①拉丁语：低级生物。

　　先说父母吧。爸爸希望谢辽沙长大了做文官；妈妈坚持要他当武将。爸爸说，人的使命是审判和惩罚别人。妈妈确信，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那就是抗击敌人，保卫祖国。

　　“可是瞧着吧，他一上战场准给打死！”爸爸吓唬说。

　　“放心吧，不会打死的：打起仗来我们替他请长假让他回家！”妈妈顶了回去。

　　这些不高明的谈话——有时表面上也有点无关紧要的变化——不断地当着谢辽沙本人的面重复着，谢辽沙细心地谛听着，摇摆着，不知该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的父母是精明的。他们明白，只有得到谢辽沙本人的支持，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知道怎样取得这种支持。结果弄得谢辽沙虽然不甚了了，还是回答说：“唔，好爸爸！我真想做个检察官，象柯里亚叔叔那样！”或者：“唔，好妈妈！等我做了大将军，我的肩头上一定会象帕沙伯伯那样佩带满是杠杠的肩章，蓄他那样香喷喷的胡子！”这些天真的愿望肯定是由父母的影响产生的结果。

　　“你看，他自己感觉到了自己的使命呢！”爸爸说。

　　“哎，Serge，Serge①呀！你昨天是怎么说的！肩章什么的你忘了吗？”妈妈责备谢辽沙。

　　①法语：谢尔盖，即谢辽沙的正名。

　　于是，为了争取谢辽沙，两方面向他施加压力。父亲方面的压力是不时赏他几家伙，说：

　　“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军官！”

　　母亲方面的压力在外表上要诱人得多。她额外给谢辽沙一些糖果和点心，说：

　　“谢辽沙，你长大了当军官吗？”

　　妈妈终于胜利了；谢辽沙穿着军官制服，幸福而扬扬自得地坐着自备的四轮轻便马车，由自备的快马拉着，奔驰在涅瓦大街上。

　　但是，在我们这个盛行见风使舵的时代，原来的诱惑力很快便成了明日黄花。三、四年以后，谢辽沙开始考虑，倾向于认为还是爸爸的话对。

　　是呀，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真正的使命确是在于审判和惩办别人。大多数和谢辽沙年龄相若的人已经成功地弄到了这样的差事。米佳·波丹奇柯夫做了检察官的同僚；费佳·斯特里古诺夫做了地方法院的官吏；马卡尔·波鲁亭甚至快要升副省长了。可是他谢辽沙还是个小尉官。他不能怨自己官运不佳，也不能怪上司冷落他，但是在他选择的宦途上，总有一点什么东西使他的官运不能尽如人意。国外敌人一直没有动静，即将开战的传闻并不确实，因而看不见立功扬名的机会。再说，功名固然好，但是万一给打死了呢了

　　“Ah，sacrrrrebleu！”①

　　①法语：啊，真见鬼！

　　剩下的是国内敌人，但是跟他们斗争，连功劳也捞不到一个。他是个小尉官，在这种斗争中起不了什么独当一面的作用，只有听从那位米佳·波丹奇柯夫摆布的份儿。

　　“我跟‘他’谈判的时候，”米佳说，“你把住门，不让人出进，我打个手势——你就马上一枪崩掉他！”

　　谢辽沙痛苦已极。谋求审判和惩办别人的美差的风气，在上流社会中非常盛行，使他也开始坐卧不宁。行行好吧！他算是什么军官，他的身体远远不够军官的条件，何况他连为了获得胜利的桂冠而必须不怕牺牲的勇气也没有啊。不行，这件事无论如何得纠正：于是他越来越回避跟妈妈交谈，越来越经常跟爸爸商议……

　　一天早晨。谢辽沙终于穿着文官制服回到家里。妈妈惊叫着晕了过去：

　　“我希望你至少也要当个宫廷侍卫官！”

　　“好妈妈！您会饶恕我吗？”他祈求着，“咯”的一声跪了下去。

　　我知道，上面这个例子里描写的痛苦和失败，没有多大的意义，因而不能算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要知道，问题不在于这痛苦有无意义，而在于它是意外地落到头上，在于制造这痛苦的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情况，它根本不承认有深入考察受教育者的禀赋的必要，更没有遇到后者任何微弱的反抗。

　　更糟糕的是“常规”所造成的后果。由于“常规”作祟，儿童的生活彻底地遭受着戕害，遭受着无法挽回、无法纠正的戕害，因为给“常规”帮忙的还有那些精通业务的大师——不遗余力为“常规”效劳的教育家们。

　　为了满足“常规”的要求，他们摧残儿童的禀赋，使儿童的头脑陷入愚昧无知的黑暗，而且，如果说他们并非经常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另有相应的手段，不必采用这个挽救世道人心的极端措施①，而用另外一种不太触怒人类良心、却同样有效的办法去代替它。这手段便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用教育学上古往今来一直在兜售的大量无用之物代替真正的知识。

　　①指“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

　　试问：儿童有能力反抗这些戕害他们一生的企图吗？唉！他们被无法逃避的重轭压垮了，不但不给予任何还击，还亲自迎着灾祸走去，顺从地接受各方面加在他们身上的打击。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

　　他们就这样沉浸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带着无用的胖乎乎的手儿，心里怀着审判和惩办别人的唯一理想，慢慢地长大成人，最后出现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没有评价行为和分辨善恶的标尺。他们的心已经未老先衰，他们的头脑不会因为向往善行和人道精神而感到温暖，他们不知真理为何物。能否成功地抓住时机，满足眼前的迫切需要——这便是他们渴望的目的物，这便是帮助他们苟且偷安、瞎混日子的动力。

　　在童年时期，“常规”利用儿童的混沌，将他们的智力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现在，尽管年龄不断增长，但原来的那个“常规”仍旧是他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唯一的指导者。他们温顺地遵循着童年时期的传统习惯的指点，愈陷愈深地沉入偶发的社会情绪的黑暗渊薮，成为社会情绪的严酷命令的驯服工具。他们已经长大，但仍然还是儿童，还是愚昧无知，还是缺乏足以帮助他们分清一时之间的混乱现象的那种抵抗力。

　　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这就是盲目的偶然性给你们的未来所准备的东西，也就是舆论称之为幸福的命运的那种命运！

　　然而，我的上述意见很可能遭到反对。比如，有人可能对我说，我揭示的只是那些必然地打上了宿命论印记的现象。既然儿童在童年时期的无知是自然本身所注定的，那事实上便不可能使他们知事明理。既然他们的智力发展还不到那样程度，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关心自己未来命运的安排。

　　所有这些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乐于表示同意。但是，除了这些见解之外，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究竟根据哪些理由得出童年最幸福的结论？

　　诚然，儿童意识不到人们要将他们引至何处，要把他们置于何地，这便使他们摆脱了许多心灵上的痛苦；如果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这些痛苦便会毁掉他们。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险，这种一时的轻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仍然坚信，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任何时期都没有比儿童时期更为不幸的了，舆论支持相反的意见，它大错而特错了。依我看，这种错误见解是有害的，因为它搅乱社会的视听，妨碍公众清醒地看待儿童问题。

　　再者，我丝毫也不否定教育学所能给予儿童的重要帮助，但是我不能容忍教育事业上依据一时的偶发情绪一个接一个地滥作规定的专横行为。教育学首先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使命是在人类的正在成长的后裔身上培养对于未来的理想，而不是使他们屈从于混乱的现状。因为。我再说一遍，社会受混乱的驱策，摈弃知识而求救于蒙昧的时代是存在的。难道直接地或者委婉地提出的这类任务，能使教育学增光吗？

七　家族肖像室——好姑姑好姐姐

　　时钟敲了四点。孩子们聚集在面临庭院的露台上，眺望远方的教堂和由教堂通到山岗上的一条漫长的垫板路；山岗上有个小村庄叫伊宁卡。

　　他们到露台上来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他们今天放学的时间比平日早，因为明天，八月六日，是我们教堂主要的守护神节，今天我家要举行特别盛大的晚祷仪式。到了六点钟，钟声一响，人们便从教堂里把本堂的圣像抬到我家来。现在离那个时刻还很远，但是孩子们的心按捺不住，满以为教堂附近已经忙着做准备工作了。

　　第二，他们以为“好姑姑好姐姐”（仆人管她们叫“小姐”）马上便要来了。她俩一向在基督变容节前夕到红果庄来做客，过了冬，四月底才回到她们自己的庄园拐角村去，这庄园离我们三十五俄里。三辆大车载着两位姑姑的行李：箱筐、鸭绒褥子、枕头等等，昨天已由侍女李普卡押运来了。李普卡替她俩准备好一个房间，布置了两个供圣像的神龛，烫干净了床上的臭虫，铺好了床。

　　果然，四点半钟，在伊宁卡村村口的栅栏边出现了一辆黄色的四座轿式马车，由四匹纯白的老马拉着，缓缓地走下山岗。接着，马车驶上垫板路，慢慢地向教堂驶去。

　　“姑姑！姑姑！”露台上发出一片叫喊声。

　　“小姐来了！”女仆室和走廊里也有人叫嚷。

　　斯杰班哥哥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马车，一边向大家报告：

　　“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姑姑脱了风帽，换上包发帽……你们看！你们看：她掏出了胭脂……她在搽胭脂！车上装了好多蜜糖饼干、黑李子干、葡萄干……多极啦！明天她们给我们每人一个五戈比的铜币买蜜糖饼干……要是她们忽然大方起来，兴许给我们每个人十戈比的银币……她们给每个人十戈比，妈妈再给十戈比……我们可以在集市上买蜜糖饼干和甜角豆！看！好象是西兰吉老头儿坐在驾驶台上……他还没死：你看老太太们①那个慢劲儿！喂，抽它一鞭呀，老家伙，右边那拉边套儿的！你看，它根本没使劲！”

　　①指拉车的几匹老马。

　　斯杰班说话照例东扯西拉，没头没尾，当马车在垫板路上缓缓滚动的时候，他一直喋喋不休，净说废话。最后，马车在教堂旁向右转个弯，一溜小跑向我们家驶来。孩子们划着十字，急忙向大门前的台阶跑去。

　　老父亲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他的好姐姐。母亲没有出来，她在仆役室敞开的门口迎接老姑子。这种迎接仪式是当家权由姑姑们手里完全落到母亲手里时建立起来的。

　　“好姑姑好姐姐”已经老了。她们俩只差一岁：一个六十二，另一个六十三。两人都是小个儿。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的长相还年青。她经常涂脂抹粉，画眉毛，戴雪白的包发帽，下面露出一圈圈生丝做的假发，脱落的牙齿镶了蜡黄的假牙。她走路时蹦蹦跳跳，祈祷时对圣像搔首弄姿，送飞吻，不断向左边吐气，驱逐邪魔。总之，她是个好恶作剧的老姑娘，她给她妹妹添了不少麻烦，她在家里以头脑简单出名。她妹妹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仪态端庄，天资聪慧。她不爱打扮，然而几乎满口全是蜡黄的假牙，她怎样用假牙吃东西——谁也弄不清楚。她祈祷时毕恭毕敬，一副老姑娘应有的端庄样儿；虽然明知魔鬼守在她的左边，她也只是在估计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才向魔鬼吐一口气，避开它的诱惑。此外，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还一字不识的时候，她已经会看书写字了。我们管她们叫“好姑姑”，父亲和母亲管她们叫“好姐姐”；她俩共有的外号——“好姑姑好姐姐”就是从这里来的。

　　马车终于停在台阶前。好姑姑下了车，向父亲深深鞠躬，手一直触到地面，这时父亲便为她们划十字祝福。然后，她们抓住他的手，他也抓住她们的手，因为互相抓住对方的手，便没法行正规的亲吻礼，只能彼此碰碰鼻尖儿，我们孩子们觉得这很可笑。接着，好姑姑亲吻我们大家，并且匆忙地塞给我们每个人一块蜜糖饼干。

　　“吃点东西吧！一路上也该饿啦！”父亲说，虽然他很清楚，饭菜早拾掇好，送到地窖里去了。

　　“不用啦，好弟弟！肚子饱着呢！在圣诞村喂马的时候，我们也在车马店里喝过一点普通菜汤啦！”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答道，她很了解（这种礼节每年照例重演一次），即使她接受好弟弟的邀请，也不会有吃的东西到嘴。

　　父亲陪着两位好姐姐登上台阶；她们一想到马上要和母亲见面，脸色刷地发白了。果然，我们跑在前头，相当清楚地听见母亲咬牙切齿然而毫不含糊地说：

　　“又来了……吃闲饭的家伙！”

　　行亲吻礼，其实不过是彼此默默地凑上去换一挨面颊罢了。

　　礼毕，母亲退到一旁，让开道儿，好姑姑便登上又陡又暗的楼梯到顶楼上去，那里给她们预备了一个房间。她们身后跟着她们忠实的女伴安努什卡，她是个年迈的老处女，姑姑从小就是由她服侍的。

　　姑姑们的房间是一间所谓耳房，象一条狭长的走廊，只有一扇窗户。即便在夏天，这里也永远是半明半暗。窗户两旁各有一个安放圣像的神龛，前面挂着一盏神灯。稍远，靠墙摆着两张床，床头挨着床头；再过去一点，有一只瓷砖面的大火炉；火炉后面，在一俄尺①半的空地上，紧靠着房门旁，是安努什卡栖身的地方，那里摆着她的一口箱子、一张睡觉用的毡子，一只落饼般扁平的、油腻得发亮的麻布枕头。

　　①一俄尺约等于我国两市尺多。

　　几分钟后，“好姑姑好姐姐”已经安顿停当，随即锁好了门。她们需要休息半个钟头，然后收拾收拾，打起精神去迎接圣像。

　　现在暂且放下好姑姑不表，简单讲讲我们庆祝守护神节的情况。

　　孩子们又聚集在露台上，这一次他们相信教堂附近确有动静了。喏，一位神职人员走进教堂，用一把大钥匙打开了大门。接着，教堂执事和教堂主持由几个庄稼汉簇拥着从村子里走来。他们将擎着圣像，来出席在我家“上房”里举行的晚祷式。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神甫来到教堂，于是教堂执事从教堂里跑出来，站在敲钟的绳子旁，绳子一端系在钟锤上。这口钟只有十普特重，无论父亲怎样坚持要买口新钟，母亲总是用种种借口打消他的念头。父亲请求在守护神节日由全体神职人员，或者至少邀请助祭来做弥撒，也没有办到。总之。母亲不喜欢父亲的庄园，她常常希望大夫死后，在自己的某一个田庄上给自己筑一个新窠儿。六点整，根据我们家里发出的指示，我们那口可怜的钟当当地敲响了。人们纷纷来到教堂院墙旁。钟声大作。接着，教堂门口出现了擎着圣像的行列，领头的是穿法衣的神甫。

　　晚祷在“圣像室”里举行，花了一个多钟头。接着又作拔水祭，唱三、四个赞美歌，时间也很长，全部仪式结束，暮色已笼罩大地。主人在圣像室作晚祷，家奴们在隔壁房间、走廊上和女仆室里作晚祷；还有一些人在庭园里听祈祷，这多半是在房里找不到位置的孩子们。大家专心致志地作着祷告，因为明天是整整盼了一年的本堂的主要节日啊。每当唱节日祭祷歌时，父亲便跪下去叩头，参加祈祷的众人也随着他跪下去叩头。

　　祈祷式终于完成。擎着圣像的行列按原来的排列次序回教堂去。房间里香烟缭绕；做完祈祷的人们静悄悄地散去。人们在大节日前夕常有的特别宁静的气氛中喝晚茶，接着吃晚饭。十点左右，灭了各处的灯火，只有主人的卧室和圣像室里的神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阴郁的光。

　　节日那天，太阳一清早就出来了，但是空气中已经感觉得出初秋的气息。宅子里一片节日常有的繁忙景象。人们梳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孩子们天刚亮便爬起来，穿上节日的上衣和白裤子，伫立在窗旁。丫环们穿着粗麻布缝的新衣服，女仆室和走廊里充满了她们的喧哗声和衣裙扇起的微风；男仆们穿着藏青色的呢子礼服，系着白领巾，在下房里等候教堂的钟声；两个侍仆穿着有金银边饰的仆役制服，站在门旁恭候主人。这一天，在做弥撒以前，连孩子们也不喝茶，而且因为该发布的命令头一天已经发布，所以今天没有事要做了。

　　父亲穿着英国细呢长襟燕尾服，系着白领巾，登着羊皮长统靴，在走廊上焦躁不安地来回踱着，叫嚷着：“快到马房去一趟！套马！快快！”连母亲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她身穿滚着家织花边的褐色开司米毛料长袍，头披绣花纱巾。她穿着这身衣服，就是现在这个年纪也挺俏丽。她站在卧室的隔壁房间里等候马车。一边从窗口眺望着教堂前向农民出售各种甜食的白帐篷，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经过我家络绎不绝地向教堂走去的香客们。

　　“阿尔希普好象一清早就喝醉了！”她向随时跟在她身旁听候差遣的女管家说，“你看他那踉踉跄跄的鬼样子！”

　　“准是醉了！”女管家一口咬定说。

　　“嗨，现在他们要一连胡闹三天啦！说不定，他们会放火烧庄子！何必要这些节日啊！你给我留神点，别让家里出事！轮流放他们出去‘玩儿’；先放一批，然后再放一批，剩下的最后再放。每个人玩一天……尽够他们灌饱黄汤啦！还有那些小婊子，决不准她们灌得醉醺醺地跑回来！”

　　母亲动气了，因为在本堂守护神节日里，她感到自己失去了权力。人们要在各个村子里一连游乐三天，连村长费陀特本人也不肯放弃这个机会。他不再每晚来讨指示，虽然母亲每天照例要心不在焉地问起费陀特那醉鬼来了没有，而回答总是：村长“醉得不行了”。可是还有一半燕麦没有收割，留在地里，眼看就要掉粒了；干草也没收完……

　　“真倒霉！”她抱怨道，“你看这天气，好象故意作弄人似的，干燥、晴朗——正是收割的好时候！是谁出的主意，把本堂守护神节日定在基督变容节！为什么不选在圣母诞生节或者圣母节①！要那样该多好。”

　　①圣母诞生节在九月二十五日。圣母节在十月一日；两个节日都在秋收之后。去的乐趣。

　　终于传来教堂的第一声钟响，于是一辆破旧的、摇摇晃晃的长厢马车，由一匹毛色淡黄、老得上嘴唇都发白的小马拉着，驶近台‘阶前。这是父亲的马车，他同他的两位好姐姐乘这辆马车到教堂去“祈祷”。父亲的马车刚开走，便有六匹深褐色烈性子的马拉着四个座位的马车飞驰到了台阶前，钟声再起时，母亲带着孩子们坐进这辆马车，并且让两个穿着仆役制服的侍仆站在车后的踏脚板上。边套马撒腿飞奔，辕马互相咬架、咴咴嘶叫，车夫阿连皮膂力虽大，也只能勉强驾驭它们。母亲吓得要命，连连划着十字，但她又不能放弃在这天由这几匹久已不驾车的公马载着她飞驰到教堂

　　早上过得很沉闷。首先是举行祝贺仪式。男仆和最得宠的家奴群集在下房里。父亲一手拿着半升装的酒瓶，一手端着高脚酒杯，接受人们的祝贺；挨次赏给每人一杯伏特加酒。这是祖传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母亲早想废除它，但是没有成功。女仆室里摆着茶炊，让丫环们也喝喝茶。然后是主人一家喝茶（包括姑姑在内；平时她们喝茶是给她们“送到楼上去”的），同时分钱给孩子们，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戈比，两个姑姑各给每个孩子一个亮晃晃的五戈比铜币。晌午时分，“神甫们”来了，于是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便端出专供神甫们享用的食物，它的内容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间或也有人从邻村赶来祝贺本堂的节日，但是母亲本来就不好客，这一天更不用说，她简直恨透了这些客人，总是这样说他们：“来得不是时候的客人比鞑靼人还坏”。

　　特别感到苦闷的是孩子们。他们甚至看腻了教堂前的那些白闪闪的帐篷，以及在帐篷附近逛来逛去的乡村小伙子和姑娘们。午饭前，他们到园子里去，但是穿着节日的衣裳不能蹦蹦跳跳，因为万一跌个交，会弄脏“好”衣裳。因此，他们规规矩矩地迈着脚步，尽量不发出声响，免得一不小心，引起密切监视着他们的家庭教师的愤怒，以至剥夺饭后的散步权利。不过，这种事并不常见，因为在如此盛大的节日里，家庭教师自己也觉得应该宽宏大量一点。

　　终于吃完了午饭。这一天午饭很丰盛，而且全是新鲜食物；虽然照例由母亲亲自给孩子们分菜，但这一次大家分得同样一份，因此孩子们都吃饱了。吃完饭，孩子们喧闹着从饭桌旁站起来，巴不得立刻跑到集市去，花掉大人给他们的节钱，但是他们不得不等待好妈妈的允许，而她有时却好久都想不起该让他们出去玩儿的事。

　　渴望着的时刻终于到来，但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向教堂走去，不敢加快脚步，好妈妈冲着他们背影教训道：

　　“当心，别弄脏衣裳！六点以前一定要回来！”

　　帐篷里挤满了人。其中，两个帐篷里摆着各种好吃的零食，第三个帐篷里卖花布、缎带、针线等等。我们径直向阿凯依老头的帐篷走去。这位阿凯依向来是逢节必到，他知道家里不太娇惯我们，所以情愿少算我们几文。

　　主要的零食有：皱巴巴的发潮的黑李子干，同样皱巴巴、湿漉漉的白葡萄干，做成牛马或公鸡形状、贴着点点金箔的蜜糖饼干，甜角豆，蛀孔斑斑的核桃，咬上去毕剥作响的小醋栗，等等。我们贪馋地扑到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前。因为我们是五个人，我们的钱加在一起，数目相当可观，所以五分钟内，我们手里就捧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了。我们是多么贪馋地吞食着这些杂七杂八的零食啊！——不过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在这个大节日里吞进我胃里去的东西时，我便会感到很不好受。

　　这一天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玩，因为怕庄稼汉的放荡作乐会损害我们幼小的心灵。但是歌声传到了我们的耳里，我们也远远地看到了盛装的少男少女们在街上跳环舞，以及男孩们玩羊拐子游戏的情景。我们把我们的不自由的生活同那些欢度节日的老百姓的短暂的自由加以比较，心里很羡慕他们。我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自然，我们并不是想跑到那边去参加农民的联欢（上帝保佑，别让札特拉别兹雷家的人参预到这种活动中去！），只是想看看热闹。

　　然而，真正的联欢并不在街头，而是在农民家里。农舍里，桌上摆着各种款待客人的食物，还有伏特加和家酿啤酒。人们特别殷勤款待费陀特村长，他醉得象团烂泥，由人扶着，从一家吃到另一家。总之，大家醉得稀里胡徐，放牛的竟让村子里的牲口闯进了主人的大院，喂马的把牛牵进了马厩。

　　晚上，母亲闩上门，坐在房里。嘈杂的人声从村子里传到她耳里，她不敢出去看看，因为她知道，她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放出去过节的丫环们先后回来了……一个个春风满面、兴高采烈。但她们立刻被人拉到各个小贮藏室里去，让她们在那里睡觉。母亲凭她敏锐的感觉猜到了这种举动的含义，因此，哦唷，哦唷，她那颗权力无边的地主的心象给扎了一刀似地难受！

　　临了，快到深夜十一点，嘈杂声渐渐平息，于是母亲派人到村子里去，察看各处的灯火是否熄灭。回报说平安无事，虽然有几起殴斗，但是谁也没打成残废，她这才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

　　节期的第一天结束了；明天，狂欢还将继续，但已经移到各个村庄去了。眼不见为净，主人的心至少可以减轻一点痛楚。

　　请读者原谅我讲了许多题外话，现在回过头来讲“好姑姑好姐姐”。

　　她们俩比我父亲年长，在他娶亲以前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在红果庄享有全权主人的权力。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虽然有她自己的庄园拐角村，离我们的庄园三十五俄里，但是那里的宅子破旧而且不舒服，特别是在冬天，简直没法居住。那时，父亲和两个姐姐的庄地没有分开，象祖父波尔菲利·格里果里奇①在世时一样，统一管理。父亲从全部庄地的收入（非常有限）中，分给好姐姐少许的钱，供她们必不可少的花销。弟弟和姐姐相处得很和睦；姐姐甚至非常崇拜弟弟，向他问好时，总是深深地鞠躬，还亲吻他的手。

　　①按：祖父的父称，这里是格里果里奇，但后面提到他时，用的父称都是瓦西里依奇。谢德林写这本书时患着重病，全书完稿后不到三个月便逝世了，没来得及从头到尾检视一遍，以致未能改正这类疏漏。

　　从来没有人向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求婚，而且一般的说，也没有任何风流韵事能算在她的帐上。她长相丑陋，从小便很严谨，好象她早预料到自己要永远守住童贞似的。至于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她比妹妹生得标致，看来，她的青春决不是象妹妹那样风平浪静地度过的。至少，母亲就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提到某个龙骑兵军官的事儿，借此刺痛好姐姐。这时，两个老姑娘面色苍白，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还小声地连连呼着：呸！呸！——仿佛在否认一件莫须有的事情。连老父亲也忍无可忍，对母亲说：

　　“太太，你怎么没羞役臊！”

　　现在，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大寿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龙骑兵军官了，但是，连我们做孩子的都知道，这位老姑娘的床头上挂着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的画像，她特别诚心地为他祷告，在他的忌日，三月三十一号那天，她穿上白布长袍，而且比平时更加细心地把生丝做的假鬈发梳得蓬蓬松松的。

　　正当两位好姑姑在红果庄度着既平静又有权势的岁月时，年已四十的父亲，忽然想起要成亲了。从那时候起，两个姐姐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开始迅速下降。母亲出嫁的时候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少女的稚气却不知为什么异常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了。家里流行着一种传说：她起初本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少妇，她管侍女们叫伙伴儿，她爱跟她们一起唱歌，玩捉人游戏，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到树林里去采浆果。那时候，她常常出门作客，也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玩，总之，她决不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如果没有姑子们，她很可能象这样无忧无虑过一辈子。她刚嫁过来，她们便存心拿她当作一件家里的玩物来逗乐，想方设法挖苦她，特别是在没有如约付足陪嫁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父亲尽管性格软弱，对她们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最初一个时期，他甚至站在年轻的妻子一边，不让姑子们欺负她。尽管他们俩的和睦的夫妇生活为时甚短，但父亲这种态度也足以使母亲下定决心，要给姑子们以狠狠的回击。

　　大约在结婚四年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她由少妇一变而为“女主人”，她不再管贴身丫头叫伙伴儿，从她的嘴里说出“小贱货”这样的脏话，而且说得那么自以为是、威严、坚决。

　　不用说，对姑子们的斗争，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委琐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小事俯拾皆是。一天早上，母亲把厨子叫到她房里，亲自吩咐他做什么菜饭，待好姐姐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知道这件事时，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开饭的时候，母亲亲自动手分菜，而这件工作一向也是属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掌管的大权范围之内的。好姐姐看到这副光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第一着，麻烦还在后头。果然，到了晚上，母亲第一次接见村长，听取他的报告，发布命令。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疯了还是怎么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再也忍受不住了。

　　可是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明白家里出了大事，竟然哈哈大笑，风言风语地说道：

　　“哟，商人女儿：哟，女财主！把你从莫斯科运陪嫁来的箱子打开来看看吧！”

　　“也许是别人疯了，”母亲平静地回答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我只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食客。您有拐角村，您可以到那里去当家作主。我不是在你们府上做客，没吃你们一块面包。你们呢，我慈悲为怀，你们才能在这里一年到头都吃得饱饱的。因此，如果你们还想在弟弟家里住下去，就请你们放老实一点。至于您说的话，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我是不会忘记的……。

　　旧秩序便这样迅速地瓦解了。好姑姑和她们的好弟弟耳朵边嘀咕了一阵，也无可奈何。家奴们全都感觉出，压在他们头上的不再是往日的那种忙乱，而是一只真正的主人的手，虽然暂时还显得稚嫩，没有经验，但已经看得出它将来要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力。虽然年轻的“女主人”仍旧跟丫头们一起唱歌玩儿，可是这种娱乐越来越少，最后，女仆室终于一片肃静，整日价的刺绣和编织花边的活儿代替了快乐的游戏。

　　两位好姑姑受到了莫大的委屈，第二天便派人送信到拐角村去，吩咐那边准备迎接女主人的归来。一个礼拜后，她们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

　　不用说，分手时行了最亲密的好亲属常有的告别礼。全家大小走到台阶上，好姐姐依礼吻遍所有的人，好弟弟为离去的好姐姐划十字祝福，说：“何必要走呢！”而对好姐姐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他甚至用威胁的口吻说：“这全是你，害人精！”最后，黄色大马车开走了。

　　唉！好姐姐们也太没有先见之明。她们离去的时候，正是盛夏时节，因此忘了在秋冬两季里，拐角村的庄园很难抵御严寒和风雨的侵袭。

　　果然，还不到九月，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便给父亲写信表示后悔，恳求让她们来红果庄过冬。这时节，母亲在家里已经大权在握，不得到她的同意，父亲是不敢作主的。

　　“你让她们来吗，太太？”他畏葸地问道。

　　“让她们来好啦！把楼上那间耳房腾给她们，让她们在那儿过冬，”母亲答道。“不过有个条件，她们不得过问我们家里的事，一到五月，就得回她们拐角村去过夏天。我不愿意在夏季里看见她们——碍手碍脚，讨人嫌。她们就会跳来跳去，脚不停手不住，正经事一窍不通。我可要把我们家里的事办得井井有条。你那两位好姐姐管家的时候，我们得过什么好处？——屁的好处！我可要把……。

　　母亲开始沉入幻想中。她那缺乏经验的脑袋里装了许多经营计划，为此必须把红果庄的经济地位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加上这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得为他们想想。不用说，她的这些计划，也象邻里们经营产业的办法一样，完全建立在陈规旧习的基础上，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供她效法。她希望至少做到：家里的东西都有个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红果庄的经济在这方面可说是糟糕透顶。谷物从场上送来没有数量，倒进仓去，也没有数量。

　　“谁也不会偷粮食！大家吃得饱饱的！”好姐姐说，并且报告好弟弟，打谷期已经结束，谢天谢地，仓里装满了粮食。

　　很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但是取粮食的时候，谁都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或者说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账目。尤其麻烦的，是家奴们象雨后蘑菇一般大量繁殖起来，除了单身人之外，全都是靠月粮过日子的仆人。到了年底，仓里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卖给当地的粮食贩子，挣不到几个钱，因此，家里是没有什么现钱的。

　　马厩、羊圈、牛栏的管理同样是一团糟。草场虽多，干草却总是不够用，因此，初春时分把牲畜赶到野外去时，它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奶制品根本谈不上。每天早上派人到牛栏去为主人取牛奶，只要一年四季不缺奶油吃，大家便心满意足。这是一段使仆婢们后来久久不能忘怀的幸福时刻。

　　母亲对她自已经营的一切产业都有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在打场期间，她整天呆在场上，亲自监工，要人当着她的面量好扬净的谷物，然后当着她的面把量好的谷物倒进粮仓。她还设立了收支帐簿，每年要盘点两、三次库存。她已经不是笼统地说她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而是直接的说打了多少担①粮食，她打算卖掉多少担。

　　①原文为俄石。一俄石约台我国两百多。

　　其次，她注意到月粮制度。她不敢立刻取消它，因为这个老规矩到处还在通行，但是她将这一办法大大加以缩减。最主要的缩减办法是：有几家家奴原来用主人的饲料喂养两、三头母牛和几只绵羊，她一下子把牛减为一头，羊减到两只，超过这个数目的牛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没收，把它们赶到主人的牲口棚里去。

　　总之，事事都订立了前所未闻的新规矩。家奴们惊慌万状，以至在头两、三天里简直可以感觉出在他们中间起了骚动。父亲本人不赞成这些新办法。他过惯了平静的生活，习惯于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人怨天尤人，没有人牢骚满腹，可是现在，每天要进行审判、侦讯、清算。他特别不满的，是母亲撤换了从前的村长和女管家。他甚至试图替他们说情，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一开口便犹犹豫豫、有气无力，因此，年青的女主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坚持住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这些努力，一两年后红果庄已经开始有了现款收入。

　　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家里的人口也一年年增多起来。

　　结婚十二年以后，二十年代下半期，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那时我刚刚出世），她开始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安顿这一大群小把戏。家里请了几个女家庭教师；大姐已经满十一岁，大哥十岁；得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住收费的官立学堂。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为了使收支平衡，母亲便年复一年地扩大着红果庄的经营范围，开垦荒地，增辟草场，一句话，她从农奴劳动中榨取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油水。但是农奴劳动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加强，父亲原有的三百六十名农奴，无论怎样压榨，终归还只是三百六十名农奴。

　　从这时起，一种拼命省衣缩食的狂热浸透了母亲的身心，甚至后来，我们家已经可以称得上富裕人家的时候，这种狂热也没有消退。在这种狂热的支配之下，每一块面包都要精打细算，每一张吃闲饭的嘴都是可恨的嘴。她特别憎恨“好姑姑好姐姐”，把她们看做一种败家的慢性瘟疫。

　　姑姑们完全服帖了。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她们在基督变容节前夕来到红果庄，到四月底，河里刚刚开始涨水、有了勉强可以通行的道路的时候，便回拐角村去。但无论是在那边还是在这里，她们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可怜。

　　在拐角村，主人住的宅子几乎快要倒塌，要修又没有钱。屋顶漏雨；房间里的墙壁上满是一条条漏水的痕迹，地板金松动了；风从窗户甚至从墙缝里钻进来。两位女主人以前从没有管过这个庄园；她们压根儿不曾想到，有朝一日倒了楣，还得来住这种破房子。

　　拐角村的产业，象她们当权时的红果庄一样，经营得也是乱七八糟，而在她们归来以后，越发弄得一塌糊涂。

　　她们不仅没有任何经营产业的打算，而且还性格乖戾，刁钻古怪，连最忠心的仆人都给弄得忍无可忍。拐角村庄园是属于特别乖张的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名下的。

　　她回来过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便急于设法补偿自己在冬季里受到的委屈。她成天净想些淘气的把戏。时而用嚼碎的面包在墙壁和窗户上画十字；时而挑块最不牢实的地板，冒着摔坏身子的危险，在上面跳来跳去；时而在房间当中摆个读经台，端着点燃的蜡烛，围着读经台绕圈子，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子，向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送飞吻。有一回，她甚至用煤炭绪贤妻奥列加大公夫人①的像画上胡子，给圣涅斯托尔画像的额头上画了一只角②。妹妹和仆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生怕她放火烧掉庄园，或者她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①奥列加，基辅大公伊戈尔之妻。

　　②圣涅斯托尔，基辅山洞修道院的高僧。西俗，说某人头上长角，意即其妻不贞，与我国“戴绿帽子”意同。

　　领地很小，总共只有四十名农奴，但是姐妹俩却满不在乎地使这有限的经济力量几乎打了个对折。在农忙季节里，她们派农民徒步给各处教堂和修道院送蜜粥①和追荐亡人的名册②去，或者打发农民赶着满载食品的大车，把食品施舍给她们所崇敬的各种朝圣香客。有时，听说某城或某村（即使远在一百俄里以外）要举行宗教游行或者迎神会，她们也要亲自去朝拜一番。全区闻名的那辆黄马车准备停当，姐妹俩便登车启程，在外面奔跑一两个礼拜，一处朝拜完了又赶到另一处去朝拜。这些旅行，从经济上来看，倒也是件好事，因为她们不在家里，农奴们反而可以安心干点活儿，但是，这两位与众不同的老姑娘即使出门在外，也不肯安静，她们不断要家里派马车送食品去，因此，她们表面上虽不残酷，实际上却在短期内把农奴们折磨得精疲力竭，使他们成为全县最不幸的人。

　　①葬礼之后，酬谢客人的食物。

　　②神甫在祈祷时朗读名册内的亡人姓名，以示追荐。

　　无论是父亲或是母亲，十多年来从没有看过拐角村一眼。母亲喜欢到别人家串门，吃吃喝喝，可是好姐姐没有什么款待她。因为产业经营得极不得法，她们自己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只有牛奶、浆果和面包吃，倘若不是可以在红果庄过冬，真不知她们怎样解除冻馁之忧。幸亏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在远处有两个小庄子，三十来个农奴，他们缴给她为数不多的代役金。这笔可怜的进款，虽说全是二十戈比和十五戈比的零钱，倒也救了她们的急。

　　她们象名副其实的隐居修女一样在红果庄过冬。她们一经住进“耳房”，除了吃午饭和做节日弥撒，便不再离开那里。住在我们家阁楼上的只有两位好姐姐和几个孩子；孩子们到了夜间才到楼上儿童卧室里去睡觉。其余的房间全空着，被一条长长的黑暗的甬道隔成两半，楼下有一道又陡又黑的楼梯通到甬道上。白天里，各人有各人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人上楼，所以甬道里不但黑咕隆洞，而且寂静得可怕。一点极其轻微的索索声都会使好姐姐吓得浑身发抖，不由得派安努什卡去看看是否有人来了。但是特别使她们害怕的，是甬道两头的顶间，大家知道，那里是妖魔鬼怪最喜欢藏身的地方。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在顶间的门上涂了个十字架，借以镇邪避魔，但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立即下令擦掉十字架，并且威吓两位好姐姐，说是要把她们撵出红果庄去。

　　她们俩从早到晚关在屋子里。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多少还有点事可做。她会刺绣，会用彩色的箔纸做圣像的框饰。可是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百事不会，却老是在狭长的房间里跑来跑去，扇起一阵阵阴风，存心不让妹妹好好做活。

　　供给好姑姑的饮食更是十分简慢的。早上，给她们送上楼去两杯没有放糖的冷茶，外加两片薄薄的白面包。吃午饭的时候，把、菜先端到她们面前，让她们优先挑最坏的食物。我现在还记得，为了不让别人等候自己，她们怎样在开饭前一刻钟便畏畏缩编走进餐室，伫立在窗前的情景。母亲进去的时候，她们向她迎上去，但母亲几乎总是用冷酷的口吻回答她们说：

　　“哟，你们还想亲吻吧！天知道我们有多久没见面啦！”

　　整个午饭时间，她们低眉顺眼地盯着盘子，一言不发的坐着。她们只喝点汤，吃几块甜点心，因为别的食物她们的牙齿对付不了。

　　母亲在场，她们不敢随便动弹。在饭桌上，无论别人讲到什么，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们都不敢插嘴。她们默默地坐着吃饭，吃完饭默默地走到父亲和母亲身边，行礼致谢，然后回到楼上，直到第二天吃午饭时才下楼来。

　　她们靠什么填饱肚皮，这是一个谜，谁也没想到去揭晓它。连父亲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显然，只要没有人打扰他，他就很满足了。安努什卡有时在女仆室里跟女仆们一块吃早饭和午饭，她将下人吃的菜汤、燕麦粥或者黑麦糊糊倒进一只小碗里，藏在围裙下，偷偷拿去给“小姐”吃。但是有一天，这件事给母亲知道了，她十分严厉地禁止了这种行为：

　　“人家是贵族小姐，”她挖苦说，“贵族小姐不应当喝奴隶喝的汤。我是商人女儿——连我也不喝那种玩意儿。”

　　总之，好姐姐成了两具类似木乃伊的生物；她们被遗忘、被抛弃在空气污浊的陋室里，甚至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孤苦伶仃，象装在棺材里似地呆在这间命定的避难所中，无声无息、糊里糊涂地打发着日子。然而，她们不得不用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这个可怜的避难所。住在这里，至少是暖和的……倘若好妹妹安娜·巴甫洛夫娜生了气，说：除了你们，靠我养活的人还有的是呢！那么，她们到哪里去藏身呢？

　　连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也安静了，当别人提醒她可能发生这种变故时，她便吓得缩做一团。总之，她怕母亲怕到了极点，一听人提到母亲的名字便扑到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

　　唉！好姐姐的预感果然很灵验。当红果庄庄园的大门永远将她们关在外面时，她们的大限之期便到了。

　　这时候，母亲已经能够自命为财主了。三十年代初，她成功地弄到了一片相当大的庄地，它离开红果庄四十来俄里，距拐角村不过五里之遥。这是一个大商镇，名叫后沼镇，它包括好几个小庄子，一共有三千多名农奴。后沼镇本来属于三个地主所有，其中一位把自己的产业，连同一千二百名农奴委托监护院代为拍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拿自己那笔为数不多的嫁资去冒一下险，便上莫斯科去了。成就远远超过了最大胆的期望。拍卖场上，除了一位事先买通的对手外，再没有别人参加竞买，于是，这份产业便以“转移债务”的方式为主，以支付少量现款的方式为辅，成交下来，落人母亲手中。

　　这份产业包括的土地不多，但从农奴手里收的代役金却很可观。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这倒正合需要。这笔买卖赚头很大，除去支付利息和偿还债款，一下子给母亲提供了一年一万五千多卢布的纯收入。此外，夏季里，后沼镇的农奴要到红果庄“应差”，花三、四天功夫拾掇全部麦茬，收割相当大一部份草场。这样一来，红果庄的出息也扶摇直上了。家境的兴旺有了牢靠的基础。

　　但是对两位好姐姐来说，这却正是一件万分可悲的事。母亲一向不喜欢红果庄，买了新庄地之后，她更感到住在父亲祖传的老窝里十分气问了。在后沼镇也有一幢地主住的宅子，虽说房子小，设备差，但母亲并不嫌弃。她喜欢镇上热闹的街道，老是开着店门的铺子，用她的话来说，铺子里除了买不到鸟奶，要什么有什么。镇上每星期还有一次集市，四乡的人成群结队来赶集。她喜欢后沼镇那座有五个圆屋顶的教堂，里面有一口五百普特重的大钟。她喜欢代役制庄地上的新的、繁忙的活动。收到的代役金都是零钱，因此得一笔笔仔细清点，得一笔笔仔细记账。难道只有代役金好收吗？这样好的庄地，只要肯下功夫，其它的进项是不会少的。可以向买卖人征税，自己开铺子，开骡马店，开客栈……。只有一桩不好：田庄上的土地很分散，和另外两个地主的庄地，大齿交错，人家的庄稼汉们，由于缺乏管理，散漫惯了，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才能适应新来的女地主的要求。不过，这倒给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进行谈话，协商；有的事得心应手，有的事得上法院解决。事事都得考虑，都得费口舌。母亲也开始并不怎么恐惧地想到要进行诉讼了。

　　头三年，她只是抽空到后沼镇走走。在那边住个把两个月，又回红果庄。但是她心里越来越想把后沼镇变成过冬的驻地。冬季里，红果庄根本无事可干。这时只需打打谷子（有时一直打到谢肉节前夕），但这件活儿交给村长费陀特顺便管管就成。主人家的事是可以绝对信任他的。再说，主人住的宅予也过于宽敞、空旷（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到莫斯科上公立学校去了），要烧暖这偌大的宅第需要费许多木柴。剩下的事是说服父亲，但母亲已经习惯于家庭的争吵，对此也就满不在乎。老头子准会大吵大闹，可是只要她坚持己见，准能成功。至于象老鼠似的躲在楼上耳房里窸窸窣窣的两位好姐姐，她根本没把她们放在心上。

　　“好姑姑好姐姐”的命运就此宣告完结。主意已定：过了圣母节，根据头一批打好的谷子数量便可确定秋播与春播作物的总产量，立即阖家迁往后沼镇。家奴们，一部分带过去，一部分安顿在红果庄庄园的侧屋里，然后把主人住宅的大门钉上木条子封起来。

　　出人意外，父亲并不怎么反对便接受了这个决定。后沼镇的教堂有三位神甫和两位助祭，那边每天做弥撒，节日里甚至一天做两次，一次早弥撒，一次晚弥撒，而且晚弥撒是全体神职人员参加的大弥撒，这一切迷住了父亲。

　　母亲亲自写信把这个决定通知两位好姐姐。“为了管理我们的庄地，我们必须这样办，”她写道，“你们也不要认为，离开了骨肉之亲你们便没法过冬。只要在你们的房子上加一层麦秸，用树枝压住，你们便可以住得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了。如果你们觉得寂寞，请赏光到后沼镇舍下喝茶。不过五里之遥——坐上马车，一眨眼就到了……”

　　十二月中，拐角村的村长奥西普来后沼镇求见母亲。

　　“我们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小姐不好了，”他向她报告。

　　“她怎么样？”

　　“她屋子里冷得要命……兴许是得了感冒。”

　　“我不是写信告诉过她，叫她把房屋外头加一层麦秸吗……”

　　“麦秸顶啥事：木头墙全烂了……屋里头比露天还冷。”

　　“这关我什么事？你干吗找我？难道是我叫你们的房子烂掉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报告一声……兔得日后怪我不负责任……”

　　“她病倒了吗？”

　　“眼下还能走动……咳得要命。老干咳，老干咳，那声音真是怎么也说不来……还喊腰疼……”

　　“我有什么办法？……上帝是仁慈的，会好的。要是实在不行，就请个大夫给她瞧瞧吧。”

　　村长带着这个答复走了。不过母亲曾好几次心血来潮，吩咐套车去探望好姐姐，但临了总是挥挥手又算了。

　　圣诞节期间，村长又跑来报告说，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快断气了。那时我在莫斯科上学，每逢寒假便把我接回后沼镇。母亲匆匆收拾一番，同父亲一起带着我奔拐角村而去。

　　姑姑家的住房的确破烂不堪。它建立在光秃秃的高地上，四周包着结了冰的麦秸，宅旁连一丛挡风的小树也没有。我们下了有篷的雪橇，跨进前室，一股寒气立刻向我们袭来。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出来迎接我们，她裹着厚厚的棉袍，戴着风帽，穿着毡靴。她憔悴了，一脸荏弱无力的呆滞表情。她见到我们，机械地挥着手，好象在说：轻点儿！轻点儿！年迈的安努什卡站在她背后哭泣。

　　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断气了，但还没来得及把她抬下床。她那颗小小的头颅，那张皱巴巴的尖削的面孔，那双闭着的眼睛，在一堆为了御寒而胡乱地堆在身上的破布堆里可怜巴巴地露在外面。床头椅子上放着一杯还没有喝的覆盆子汁。一个穿旧法衣的神甫在屋角圣像前为死者做追悼祈祷。

　　母亲哭了。穿着短皮袄和大毛皮靴于的父亲用手捂着嘴巴和鼻子，挡住寒气的侵袭。

　　追悼完毕，母亲塞给神甫半卢布的银币，说：“神甫，辛苦您啦！”然后，大家静坐了一会儿，给安努什卡和村长下了必要的指示，向死者行了礼，便开始忙着准备回家。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也被带回了后沼镇。

　　三天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被埋葬在拐角村教区教堂的简陋的墓地里。不过丧事例办得体体面面的。母亲从城里买来一口花钱不多却很有气派的棺材，一张同样花钱不多却很有气派的棺材罩，又从后沼镇请来一位老神甫，为死者举行了盛大的慰灵祭。此外，她又订了双份四旬祭①的法事，捐给本教区的教堂一百卢布，为圣女奥尔加的已故奴隶②超度灵魂，使它永保安宁。

　　①为死者举行的四十天的追荐仪式。

　　②“已故奴隶”指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圣女奥尔加”则是她的守护神。

　　一个月后，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挪，连同安努什卡一齐给送进了附近一所修女院。母亲亲自上修女院张罗这件事，在那里买了一间单身净室，让老姑娘过得舒舒服服，暖暖和和。

　　总之，这件事办得十分完满：死者在天之灵得到了慰藉，生者在众人面前也没有半点过意不去的地方……

八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是父亲最小的妹妹（在写到她的这个时期，她刚五十出头），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然而，我记不起，在买后沼镇的庄地以前，我们曾否上她家去过，我也记不起，她曾否到我们家来过，因此我根本不认识她。她在波尔菲利·瓦西里依奇爷爷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大家便不喜欢她，管她叫野人。后来，她出了嫁，随心所欲地过日子，这个名声就更加大了。人们数落她在经营产业方面的种种几乎是骇人听闻的事实，以及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某些纯属虚构的行径。例如，人们说她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活活拧死过一个侍候她的贴身小丫环；又说她嫁的是个死人，等等。父亲避免谈论她，爱说刻薄话的母亲左一声恶霸右一声浪货的骂她。总之，无论是亲戚，还是邻近的地主，跟萨维里采夫（姑夫家的姓氏）家的人都不相往来，因此，他们过的完全是人所共弃的、孤单的生活。

　　人们当着儿童的面，虽不夸张，可也毫不隐讳地高声谈论着的这些故事，不消说，对孩子们的想象力起了强烈的作用。拿我来说，我出世以来没见过这位姑母一面，竟也将她设想成一个瘦猴精（我在书籍插图上见过这类女人），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袍，向前伸出两只手臂，手上长的不是指头而是尖利的爪子，脸上长的不是眼睛而是两个张得大大的窟窿，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蜷曲着的小蛇。

　　但是，在我们买下后沼镇的庄地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这位姑母的领地燕麦村恰好在红果庄和后沼镇之间的半路上。因为马匹还不习惯拉着车一口气走四十多俄里路，那会累坏它们的，所以必须在半路上喂料一次。平常，我们在号陶河畔，燕麦村斜对面的一家骡马店里打尖；但是，母亲以她素常的精打细算的精神，盘算下来，认为与其在骡马店花冤枉钱①，不如到好妹妹家里歇两、三个钟头划算；至于好妹妹，她当然乐意恢复亲戚关系，竭诚款待贵客。

　　①这笔冤枉钱有多大数目，一看下列账单便知：一普特喂马的干草（燕麦是自己带去的）——二十戈比；马车夫和仆役的早饭——三十戈比；茶炊和一罐牛奶——三十戈比。主人吃的是自己家里做的食物，那包着烧鸡的蓝纸、那夹着煎蛋的圆饼和半只筛过的细面粉做的面包，现在还历历如在眼前。侍女吃主人剩下的残食。只有遇到阴雨天才需要花“旅馆”钱（约二十戈比）；遇到晴天，母亲便吩咐在菜园里歇口气儿。总计：八十戈比，充其量也不过一卢布纸币。——作者

　　有一回——那是在夏天——母亲准备去后沼镇，并且带我一道去。这是我们第一次（然而也是最后一次）拜访萨维里采夫家。我现在还记得，好奇心曾使我兴奋得坐立不安。我发挥我的想象力，描绘着我早先已经创造出的泼妇形象，她将威严地出来迎接我们。母亲也一再踌躇，跟侍女阿加莎商量了好几次。

　　“去不去呢？”

　　“您看着办吧，太太。”

　　“她恐怕不会招待我们！”

　　“怎么会不招待……您别这样说！她连高兴还来不及呢！”

　　母亲犹犹豫豫，考虑了一阵，接着说道：

　　“她兴许会叫她的福木卡出来见见我吧！”

　　“也许她不好意思吧。不过听说，他总是跟姑太太一张桌子吃饭……”

　　“嗯，行，那我们去吧！”

　　可是，过了一阵，母亲又动摇了，于是谈话又开始，内容却相反。

　　“别去现丑吧，”她说，然后转身对车夫加上一句：“上骡马店！”

　　因此，当母亲改变主意对车夫高喊一声“上燕麦村！”，马车掉头向燕麦村驶去的时候，我的心不禁怦怦地乱跳起来。

　　马车离开大路，沿着软软的村道，向一座不大的地主宅子驶去；宅子耸立在院落深处，院子围着栅篱，四周还种了白桦树。

　　果然，等着我们的是一幅颇不寻常的景象。院子里空无人迹；栅栏门紧闭，栅篱里面没有一点声音。烈日如火，连拴在仓库旁的看家狗听到我们的响动，也不吠叫，只是懒洋洋地把头转向我们。

　　好象是忘却之神亲临此间，拿它的神幕盖住了一切有生之物。可是，过了两、三分钟，从屋角后面钻出一个穿着破礼服的人来，我们大声问：“阿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在家吗？”他停住脚步，用手掌在眼睛上方搭个凉棚，朝我们这边张望了一下，随即消逝了。接着，一个穿着破旧的无袖衫的女人跑出女仆室的台阶，略站片刻也不见了。最后，透过栅栏门，我们看到宅子里开始奔跑、活动起来了。大门开处，一个穿黄土布上衣的赤脚少年从宅子里跑出来，给我们开了院门。

　　我们的车来到台阶前的时候，姑母已经站在那儿。她是个未老先衰的老太婆，瘦骨嶙峋，牙齿几乎掉光，满脸皱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蓬蓬松松。我仿佛觉得，在这蓬松的头发里蠕动着许多小蛇。此外，她身上穿着一件浅灰色印花布做的旧巴拉洪①，也跟图画上的一模一样。

　　①一种做工粗糙的肥大的长袍。

　　“唉呀呀，我的亲人们！唉呀呀，恩人们：到底想起我老婆子啦，太太！”她用颤抖的声音同我们寒暄，张开双臂，准备再一次拥抱母亲。“你们大概是上后沼镇去，半路上……毕竟比在骡马店吃饭省钱呀……我听说过了，好嫂子，我听说过了！你买了块宝地，发了财……喝，你真了不起！不简单，什么事你都单枪匹马，亲自动手，办得又快又好！请到屋里坐！谢谢，好嫂子，你总算想起我了。”

　　在姑母东扯西拉，而且不无讥诮意味地致她的欢迎词时，我惶恐地等待着她要向我说的话。

　　“你还带了一个小把戏……唔，我真高兴！这是老几呀？”她转身向我，抓住我的双肩，用她干瘪的薄嘴唇吻我。

　　“这是老八……家里还有个小的……”

　　“那是老九……咹，瓦西里哥哥也真有能耐：六十多的人，你瞧，还这么老不正经：不用多久，还有老十呐……唔，愿上帝保佑你，好嫂子，愿上帝保佑！等一等，等一等，小宝贝，让我瞧瞧你象谁！唔，正是这个样儿，活象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哥哥，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

　　她把我的身子扳过来转过去，就着光亮，前前后后地端详我。

　　应当说，我对这类粗俗的戏谑早已见怪不怪。在我们家里，或者邻里家里，人们对于妇女的名誉是不怎么维护的。男邻居们和女邻居们几乎是满不在乎地互相低毁着。谁也不想想这些流言蜚语是否有一星半点合乎情理。流言蜚语好象个连环套，把大家套在里边，同时它又是先生们、女士们，尤其是女士们，出门作客或者呆在家里，茶余饭后唯一谈得十分起劲的话题。我个人几乎不能理解，这种粗俗的戏谑究竟有何意义，但是，因为这种话听得太多，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母亲心里明白，她上了大当，在喂马的两、三个小时中，她不得不听一大堆下流的风言风语了。因此，在进房以前，她赶忙吩咐车夫不要卸马。但是姑母根本不愿听到尊贵的亲戚很快就走的话。

　　“唉呀呀，唉呀呀！嫂子，不管你怎样见怪我，你也别想走！”她惊呼道，“我不放！要知道，我的朋友，即使我说了什么不妥当的话，那也是无心的！……确是这样……我本是个无心的人，如今变得更无心了：有时候我心里啥事也没有，可是我老是一个劲儿说呀、说呀！请吧，请进房里去吧——不招待招待你，我决不放你走！”她转向我说，“你也别想走！小家伙，出去玩儿，到园子里去摘莓子吃，让我跟你妈妈谈谈家常。唉呀呀，我的亲人们！唉呀呀，恩人们！寒来暑往，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啊！”

　　没有办法，只好留下。我自然很高兴，急忙利用这个空档，三脚两步跑到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仍然空无一人。四周的概墙使这个庄园带有一种古代的尖桩城堡的风貌。院子一端，离正屋不远的地方，有几座杂用建筑物：马厩、牲口栏、仆人住房，等等，但是那儿却没有一点响动，因为牲畜赶到外面去放牧了，家奴下地为主人干活去了。只是在远处，在杂用建筑物后面，有一个小孩正向田野里撒腿跑去，大概是派到割草场叫仆人去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农业上的各种设备，所以这时我首先向那些杂用房屋走去。我要比较一下，这些建筑物是否象我们红果庄的那结实、坚固和宽敞；单间马房修得怎样；不靠放牧、单用干料喂养的种马多不多；牲口棚大不大；萨维里采夫家的厨娘象不象我们家的厨娘瓦西丽莎，等等。此外，我看见我们那辆撑着车篷的马车停在马厩门前，我们的车夫阿连皮坐在车旁吸旱烟管儿，吐着烟雾，跟一个穿一身褪了色、又重新染过的蓝礼服的驼背老人聊天。我想，他们准是在谈马，阿连皮一定在夸耀我们家那个我很喜欢的小养马场。但是，我越走近这些杂用房屋，越清楚地听见了一阵阵克制着的呻吟声，立即在我的脑海里唤起了一幕幕关于姑母折磨农奴的故事。不一会儿，我已经到了那儿。

　　呈现在我眼前的现实景象真是可怕极了。我从小看惯了地主的种种横行霸道的行为，那在我们家里表现为辱骂、掌嘴、打耳光等等，因为看得太多，我几乎无动于衷了。但是我们家还没有达到残酷折磨的地步。在这儿我却看见了一幅令人发指的惨象，使我一下子愣怔地停住脚步，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两手绑在马厩旁一根木桩上，脚下是一堆大粪，她乱摇乱晃地挣扎着。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烈日烤着这不幸的女孩。成群的苍蝇从粪水里飞起来，在她头上盘旋着，然后落在她红肿的、满是眼泪和唾沫的脸上。脸上有好几个不大的伤口，流着黄水。小丫环受着痛苦的煎熬，可是离她两步路的地方却有两个老头子无动于心地聊天，仿佛他们并没有看见这非同寻常的事情。

　　我模糊地想到我若进行干预会不受欢迎，而且我要负责，我自己也犹豫地却步不前了——农奴制的纪律竟使儿童身上的人类热情克制到了这样的程度。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我悄悄地走近木桩，伸手去解绳子。

　　“别解……姑太太要骂的……那就更糟了！”小丫环阻止我说。“请你拿围裙给我擦擦脸……好……少爷！”

　　就在这时，我背后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别管闲事，小崽子！小心你姑妈把你也绑在木桩上去！”

　　这话是同阿连皮聊天的老头子说的。听到这话，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我顿时忘了小丫头，举起两只拳头，一边说“住口，不要脸的奴才！”一边向老头子扑过去。我不记得我以前是否生过这么大的气，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我的愤慨。这显然是农奴主的横行霸道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恶痛绝的印象，因此只要时机一到，我的愤怒就会爆发出来。

　　那老头子也向我挥舞拳头，要不是阿连皮出来保护我，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少爷！”他劝着我。“要知道，这位就是姑老爷……您妈妈她老人家会生气的……”

　　暴跳如雷的老头子同时叫道：

　　“我不是奴才，是你姑爹，我就是你姑爹！看我把你……”

　　我没听完下面的威胁话，便慌忙向屋里跑去。一路上，我好象觉得我面前有个鬼魂，钉住我不放。

　　大厅里摆好了饭桌；两位好亲戚在客房里亲热地叙家常。

　　我向母亲告状，把绑在柱子上的不幸的小丫头和那个仆人胆敢冒充我姑父的事讲给她听，我讲得很乱，我的话常常被我的眼泪打断，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母亲听我讲话时老是皱着眉头，姑母却十分冷漠地说：

　　“他大概是看见了我那个‘死鬼’！”说完，她转身向我，接着又说，“我的朋友，你也不该多事。到什么庙里念什么经。贱丫头犯了罪，我惩罚她。她是我的丫头，我高兴怎么治她就怎么治她。就是这话。”

　　母亲却接口说：

　　“这个自然。你在好姑妈家做客，就不该轻举妄动。你不该跑到马房去。你要是跟我们一起坐坐，或者在园里玩玩，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以后千万别这样。你姑妈心肠好，要是我，非罚你跪在小丫头那里不可。我才不替你说情呢，我只会说：活该！”

　　幸好，姑母非但没有要我罚跪，而且这一次她决定显显自己的仁慈，便叫来一个丫环，吩咐她去把受惩罚的小姑娘放掉。

　　“说句老实话，我已经忘了娜塔什卡，”她说。“对待丫头，本来不该姑息，不过，看贵客的情面，这次饶了她——让她为我内侄向上帝祈福把。唉，好嫂子，这些贱丫头真难对付！庄稼汉净胡来——于那种作孽的事是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用不了多少时间！”母亲随声附和说。“唔，好妹妹，你那个‘死鬼’……身体还好吗？”

　　“不知饱足的饿狗，拿他没办法！又吃得又喝得，又喝得又吃得！为了他，我可没少贿赂官家……唉，可恶透了！就因为他，我得出钱养活整个地方法院……他偏又不死！要是死了，就可以了结这场官司！”

　　“他不闹事了吧？”

　　“不闹了，现在老实了。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不乱来了。不过，我亲爱的，我可不让他跟我多说话。他要是不老实，我马上叫人绑住他，送他去见警察局长……就说我家里来了个流浪汉，冒充是我的丈夫……您高兴怎么就怎么发落他吧，我可不要他！”

　　“你不怕追究责任吗？”

　　“追究责任？追究好了——反正也弄不清楚！我有时也想：没法儿！索性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要知道，人口调查①时，他是列在我的家权名册里的，因此，不管是县警察局长，还是省警察署长，都应当照我的意思处理他！当时我们家里出了一件事：波塔普卡木匠死了，我们用贵族萨维里采夫的名字葬了木匠，把我男人改名为家奴波塔普卡·谢苗诺夫，让他逃避了兵役。所以，现在我可以随意处理他！唉，我如今变得役头脑了，真没头脑了！我思前想后，非把他这个痞子流放出去不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转而一想我又可怜他了。官司难打啊！法院里那些文案师爷靠我养活了二十年，他们象一群苍蝇，老在我身边嗡嗡地叫……他们叫我完全破产了，弄得我要去讨饭了！我的光景很不好，因为我卖出去的，收进来的，全落到那些杀千刀的手里去了：你想看看我那个怪物吗？……”

　　①指俄国十九世纪初为计算人口税而作的一次人口调查。

　　“不，不必啦！基督保佑他……好妹妹，你的庄地很好，整整一大片……我们的车刚才走过秋播地……嗬，黑麦长得好极啦！你今年的粮食收成准不错！”

　　接着，话题转到可能会有些正经内容的庄地经营问题，但这时我突然跑进去，打断了她们的谈话。我已经打听出，姑母自己有四十名农奴，又设法把她丈夫的八十名农奴过户到了自己名下。她丈夫的庄地出息更大些，因为那里的农奴个个等于家奴，每天净给主人干活，可是姑母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农奴也变成家奴，因为贵族长从中作梗，威胁说要告发她。她的地相当多，还有一片树林；要不是那些文案师爷刁难，那就事事如意了。

　　“都是因为他，因为这个可恶的东西的原故！他把我弄得倾家荡产，这个下贱胚，死神又不把他领走；不过也长不了啦！”姑母喋喋不休地数落着，结束了她的故事。

　　约摸两点半的光景，仆人来请我们吃午饭。我们走进大厅，见到一个大块头后生，三十来岁，宽肩膀，大险盘上长满了粉刺，小眼睛细成一条线，一头马鬃似的浓发。他穿着浅绿色的棉毛上装，纽扣紧绷绷地扣着，纽孔外边露出一截银表链，他不时掏出表来看看。他那肥胖的脸上显出愚蠢的自满和无法形容的动物般的贪婪神态。他灵巧地两脚一并，向母亲行个礼，然后走上前去吻她的手。

　　“这是我的福木什卡！”姑母介绍他说，“现在只有他一人做我的帮手。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道，我怎样对付得了这里那帮放肆的家伙！”

　　母亲有点不好意思，但她并没有把手缩回来，甚至还按照当时的礼节，吻了吻福木什卡的额角。

　　“我嫂子夸我们的黑麦长得好，”姑母对福木什卡说，“谢谢她！”福木什卡又并拢双脚，行了个礼。“嫂子，你要是也找个象福木什卡这样的人才好呢！喝，多好的仆人啊！多好的仆人啊！好极了！”

　　我不记得这顿午饭是怎样吃完的；我只记得，食物很丰盛，而且全是新鲜菜。因为萨维里采夫一家子为众人所不齿，从来不曾有客人来拜访他们，所以他们家的地窖里从不保存仆人的手抓过的菜，午餐的饭菜虽极平常，但是新鲜。

　　看得出，姑母为人并不吝啬，她不住地、甚至略带几分固执地给我们敬菜。

　　“吃呀！吃呀！”她催逼着我，“瞧你多瘦啊：在红果庄，大概不会让你养得太胖的。我知道你们家的规矩！随便吃吧！吃得越饱，功课做得越好……”

　　接着，她转身对母亲说：“嫂子，你怎么光是看着呀……吃吧！既然来了，不吃饱，我不放你走！我知道，你在家里怎样用前天的剩菜当佐料……我听人说过了！我虽然脚不离户，却能知天下大事：哪天有工夫我要到你们府上，看看你们……财主们怎样过日子！怎么？你害怕啦！”

　　母亲听说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以后要上我们家去，脸色果然有点变了。显然，她到这时才看出，这次到燕麦村来，犯了多么大的错误。

　　“唔，唔，……别害怕！我恐怕是不会去的！我这么个疯婆子哪能上大老爷家去……一个人过一辈子得啦！”姑母看到我母亲有点难为情，便开了个玩笑。“我跟福木什卡住在这个僻静地方，又安静又舒坦，什么人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不请客，自己也不出门拜客……没地方好去！要是善良的人们偶然想起我们，那就欢迎大驾光临！不过，装腔作势的女人，对不起，我是最不喜欢的。”

　　她特别起劲地敦促福木什卡：

　　“吃呀，福木什卡，吃呀！看你长得多么壮实！你吃得下：吃吧！”

　　不管她怎么劝，福木什卡却一直轻轻地抚摸着肚皮，答道；

　　“饱了；吃不下了！”

　　并且发出一阵神秘的咕噜咕噜声，证实自己的答话。

　　“吃吧，诸位，吃吧！”姑母还不肯停嘴。“好嫂子，你大概在骡马店吃过那种又干又硬的母鸡吧，这对你很有好处，至少，你晚上回到后沼镇的时候还不会饿，——咹，母鸡嘛，还是当晚饭吃的好！……”

　　姑母一直把我们留到四点多钟。母亲一再告辞，借口说马在门口已经等了好久，也该走了，但姑母不听；母亲一再指出地平线上出现的那块向我们迎面飘来的乌云，还是没用。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坚持自己的意见。菜上得出奇的慢，吃完饭，又喝咖啡；而后又得照好亲戚的方式交谈一阵。吃饱了，喝够了，现在该可以走了吧！不，还得静坐一阵①，而后祷告上帝，行亲吻礼……

　　①俄国人习惯：出远门前，家里人在一起静坐一会儿，以示惜别。

　　“你忙什么呀！”姑母劝说母亲，“有你的时间在你那百看不厌的后沼镇呆个够的！你听我说！要是这后沼镇是我的，我早就……我看都不要看那些穿蓝长袍的乡巴佬，那些穿花缎面子棉坎肩的娘们儿……要是我……你瞧，那边土地少，庄稼人没活儿干，——唔，要是是我，我会找活儿给他们干……嗨，我竟教训起你来，教训起大学者来了——简直叫人扫兴。这些你自己也想得到的。红果庄呢，在哥哥和好姐姐们经营的时候，挣不了几个铜板，现在呢，成了金容！你是个聪明人儿，人人都这样说！前几天，阿盖到这儿来收购鸡蛋、纱团、麻布，我问他：‘你还要上哪儿去呀？’他说上‘部长’那儿去。他这是管你叫部长呢。这话一点不假——你真抵得上一个部长。不简单！没花几个子儿就买了这么大一个镇子。你已经提高了代役金吧？”

　　“眼下还没有！”

　　“提高吧，好嫂子，提高吧：用不着理睬那些穿蓝袍子的乡由佬！他们身上的毛，你越剪得多，它就越长得厚！提高吧！”

　　我们总算勉强脱了身。车子走了两三俄里，母亲一直闷声不响，仿佛是怕姑母听见她的话似的。现在，她终于开口了。

　　“你看见福木什卡没有？”她问阿加莎。

　　“怎么没看见，太太！吃午饭前，他到女仆室去，还坐了一会儿呢。”

　　“不要股的浪货！她居然让我跟那奥小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哼，得寸进尺！……还说什么，你要是也找个象福木什卡这样的人……不，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一千个对不起！以后你休想引我上您家里去……”

　　“我还听到了一件事，太太。说是这个福木什卡同姑太太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要年老的姑老爷，就是那个‘死鬼’，端着盘子站在福木什卡的后面侍候。……”

　　“真的吗？”

　　“一点不假。好戏才开锣呢。她还逼着老姑爷跪在地上，唱《太太歌》。他就唱：‘太太，太太，请允许我吻您的手儿’，姑太太就唱：‘滚，滚，滚开，你不配吻我的手儿！’还给他一耳光……福木什卡坐在椅子上摇晃着，乐呵呵的哈哈大笑……”

　　“好阴险的东西！”

　　“他们实在不象话；连我这个做奴才的也觉得太可耻。这位福木什卡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净拿脏话骂人、吆喝人……太太，我听说，他好象是姑太太的儿子呢。”

　　“是儿子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弄不清楚。不过是个听话的奴仆吧！我宁可连夜赶到后沼镇，也不愿再看这个妖精。唔，你不是看见柱子上绑着个小丫头吗，讲讲吧！”母亲对我说。

　　我讲了，阿加莎从旁证实了我的话。

　　“小丫头跑回女仆室的时候，象个疯子似的，抓起一块面包皮就……她脸上找不出一块好肉！”

　　“天下竟有……”听完我说的，母亲说了半句话，便沉思起来。

　　她也许是忽然想起了自己在施展地主淫威方面的某件类似的事吧。这并不是说，她也严刑拷打过农奴，而是说她采用的粗暴方式往往同样也是惨无人道的。

　　母亲沉默了一阵，轻轻地打了个阿欠，在嘴上划了十字，便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了。想必是她想起了一句名言：不是我们开的头，也不由我们来收尾……于是也就心满意足，不在话下了。

　　我们在两堵墙壁似的高大的松林之间，在松软的沙地上整整走了六俄里。我们的笨重的马车的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林子里问声闷气地传开去。马匹受到一大群牛虻的滋扰，费劲地拉着车子，一步步走着，因此这六俄里路走了一个多钟头。远方虽然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在夹道的树林顶上仍然看得见一线明亮的蓝天。尽管快到六点钟了，可是空气里还弥漫着难受的炎热和马蹄掀起的尘土。

　　我们走出树林的时候，景物完全改观了。乌云向四方扩散，黑沉沉的，威严地、缓缓地向我们飘来。空气新鲜；大路旁旋转着雷雨前常见的一股股小旋风。这时，离开后沼镇还有十二俄里多的路程。诚然，这是一段坚实的土路（除了两、三个小沼泽铺着破破烂烂的束柴之外），但是自古以来，地主们为了保护马匹，车总是驾得很慢，每小时不超过七俄里，因此这段路还得走上一个半钟头。母亲非常着急。

　　“快些赶呀！快些赶呀！”她向车夫吆喝道。

　　“反正躲不掉了，”车夫冷漠地答道。

　　“不，快些赶！快些赶！”

　　张起了车篷。马小步跑着。我们过了几个村子，母亲两次三；番想停下来，等雷雨过了再走。但是每一次她都被“也许不会下”的希望所鼓舞而作罢。这当儿，有多少辱骂落在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的头上啊——简直是没法说，更没法写的了。

　　但是，不管阿连皮怎样卖力，我们终究没有躲过这场恶运。起初，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可怕的霹雳仿佛就打在我们头上，后来，在离后沼镇还有两俄里的光景，大雨瓢泼似地倾泻下来。

　　“快些赶呀！”母亲吆喝着，陷在本能的恐惧中。

　　这一次他们使劲催马，马飞奔起来，不出十分钟，我们已经来到后沼镇。小镇被雨幕笼罩着，黑糊糊的、杂乱无章的一片，出现在我们面前。

　　姑母的话应验了：烧鸡充当了我们的晚餐。我们饿极了；我甚至不知道，除了黑面包，还剩下什么吃的给阿加莎。

　　在这里，我想讲讲姑母的历史，借以揭示她一生中的种种哑谜，是合乎时宜的。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下面写到的一切发生在本世纪的头甘五年，甚至就在本世纪之初。

　　我上面说过，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是我祖父波尔菲利·瓦西里依奇和祖母纳杰日达·加甫利洛夫娜的小女儿。因为她凶恶异常，家里的人都不喜欢她，管她叫“蛇妖①菲斯卡”。提起这个名儿，我们那一带地方没有人不知道。由于名声不好，她待字闺中，直到年满三十还没有出阁，虽然做父母的为了摆脱她，情愿拿出比别的女儿更多的陪嫁。这陪嫁就是我前面向读者介绍过的燕麦村的庄地。

　　①俄语中的“蛇”又有“阴险、奸刁的人”之意。

　　但是，她到了中年时，上帝通过陆军上尉尼古拉·阿布拉米奇·萨维里采夫赐给她一个机缘。

　　萨维里采夫家的庄园——狗鱼湾，在号陶河边，和燕麦村隔河相望。庄地不大，总共才八十名农奴，由阿布兰·谢苗尼奇·萨维里采夫老头子管理，老人的独生儿子在军队里服务。老头子很吝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自己不出去串门，也不接待客人。不能说他残暴，但在加重农民的负担方面，他却特别挖空心思，想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花样（据说他不是虐待农民，而是紧紧掐住他们）。他的土地不多，总共才五百俄亩①（包括树林、沼泽、沙地），可是他诡计多端，找出“活儿”来，所以他的农奴几乎没有一个不替他服劳役的。因此他的土地耕作得很精细，靠这八十名农奴，老头子过得不愁衣食，据传闻，他还攒了不少钱呢。

　　①一俄亩约等于我国十六亩多。

　　阿布兰·谢苗尼奇凭借无法无天的地主权势，“紧紧掐住”农民，又极爱占小便宜，好偷鸡摸狗。他常常摸黑到农民的菜园里偷蔬菜，偷农民的鸡，教唆他的助手偷剪农民的绵羊的羊毛、挤农民的奶牛的牛奶，等等。有时，农民当场捉住他，甚至趁着黑夜轻轻揍他一顿，他也满不在乎。有时，农民逼得紧，他只好退还赃物：“拿去！吃吧！别嚷出去！”可是第二天，他照样干。他一点一点地聚集钱财，不论好歹，什么都要，街坊邻里瞧不起他，他也无所谓。

　　他从占小便宜开始，一步一步发展，胃口越来越大。他利用一次人口调查的机会，把所有的农民登记成了家奴。然后，他夺取了他们的房屋、牲口和田地，在庄园旁盖了一座大营房，把这些新沦为家奴的农民迁移到营房里。这件事是背着人做的，而且来得那样突然，被害人连叫声哎哟也来不及。农民们本想控告他，甚至拒绝替他干活，但是警察当局略施伎俩，他们很快便屈服了。邻里们不知是讥讽他，还是羡慕他，说：了不起！真有两手！可是大家都袖手旁观，谁也不帮助农民，而且还推托说，法律并不禁止这种做法。

　　从这时起，狗鱼湾开始了不折不扣的苦役。家奴们从早到晚，全部时间为主人所独占。甚至逢年过节，老头子都要他们在庄园附近干活，他供他们吃饭穿衣，至于吃得怎样，穿得怎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强迫他们每礼拜天去做弥撒。他特别重视后面一点，非要他们去不可，因为他希望在政府当局的眼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基督教徒，慈善为怀的地主。

　　萨维里采夫终于发家了。老头子吸尽农民的脂膏，种了相当多的地，他的收益年年增加。邻村的地主们看着他，也转起念头来，许多人甚至坐车来找他，表面上说是有事请教他，实际上是想向他借钱。尽管人家愿意出大利息，阿布兰·谢苗尼奇还是一概断然拒绝。

　　“老兄，一个穷叫化儿能有什么钱呀！”他不胜唏嘘地说道，“我自己还只能勉勉强强拯救自己的灵魂，您瞧，连儿子我都送到军队里去混饭吃了。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把我的庄稼汉当家奴使唤，为什么呢？因为穷得没办法，只好凑合着混日子。难道我不明白，让他们这些穷哥儿呆在营房里不好受吗？没办法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我也有了一点儿黑麦，一点儿燕麦。卖掉它，才换点茶叶和砂糖……贵族嘛，没有茶喝也真羞死人啊！就是这样，老兄！”

　　萨维里采夫既贪财又好色，他家里养了一大群姘头，为首的是女管家乌丽塔，一个有夫之妇，是老头子跟他的一个农民打官司赢来的。她长得肥肥胖胖，皮色白里透红，还不满三十岁。

　　乌丽塔管理狗鱼湾庄园的家政，对主人有很大的影响。外面传说，老头子将钱化名存在当铺①里，票据全交给她了。不过，老头子不让她自由（因为他怕她抛弃他），只让她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获得自由，并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上学。

　　①旧俄时代，当铺兼营存款业务。

　　他跟自己亲生的儿子合不来，舍不得在儿子身上花钱。儿子对他也极冷淡，而且恨死了乌丽塔。

　　“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要喝她的血，抽她的筋！”他早就威胁着说。

　　尼古拉·萨维里采夫在军队里名声很坏。有种人，别人说到他们，总要骂一声：野兽！尼古拉便是这种人。他对待士兵极其残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的残酷无情没有丝毫“教育”意义，完全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乱搞。当时的军界，对待士兵残酷，算不得什么不道德的事：尽可以象下冰雹似地拳打脚踢、抡军棍、挥鞭于，但总要“事出有因”才采用这些惩罚性的教育手段。萨维里采夫却常常平白无故地把人打伤致残。此外，他不知军人的荣誉为何物。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发酒疯，大吵大闹；他掌管连队的军需，弄得弟兄们吃不饱穿不暖，因为他的手脚不干净。当然，别人也不会放弃捞一把的机会，但是人家毕竟干得漂亮，有个名堂（从前管这种行径叫做“惨淡经营”），不象萨维里采夫那样毫无道理。

　　有一年冬天，小萨维里采夫利用休假的机会回狗鱼湾省亲。呆了一个礼拜，后来从邻居口里打听到札特拉别兹雷家里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儿，陪嫁是燕麦村庄园，他便到红果庄去了。

　　我的祖父、祖母尽管对这位年青乡邻的坏名声早有所闻，他们还是殷勤地接待了他。他们凭着自己的敏感，猜到他是来求婚的，不过，他们知道“蛇妖菲斯卡”决不会任人欺负自己，所以他们对于有关求婚者的狂暴脾气的传闻并不怎么介意。祖父甚至认为理应警告青年人一番。”

　　“你千万小心点！”他说，“听说你很厉害，我们这个可也是个人物呢！”

　　对此，萨维里采夫十分温厚地答道：

　　“您别担心！她以后会服帖的！”

　　祖母也用同样的口吻警告安菲莎道：

　　“当心点，菲斯卡！你厉害，可是你的尼古拉比你更厉害。他喝醉了酒，不宰掉你才怪呢！”

　　但是安菲莎也泰然答道：

　　“没关系，好妈妈，我自有办法！他慢慢会老实的！会服帖的！”

　　后来，老两口谈了谈谁比谁更凶，谁先骂倒谁，便给这一对青年人订了婚，约莫过了一个半月，又为他们举行了婚礼。萨维里采夫带着妻子回军队去，小两口便过起日子来了。

　　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带着妻子在军队里混了四年光景，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无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本人的性情怎样凶恶，现在她可是破题儿第一遭知道，人类真正的残暴可以达到何等程度。说她丈夫是个虐待狂未兔太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从早晨起，他便灌得醉醺醺的，吹胡子瞪眼睛，杀人，用鞭子打死人，活埋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作为一个女性，她所期待的完全不是这个。她原以为，男人对女人充其量不过是拧拧、打打、骂骂罢了，对此，她自己也能回敬一番。没想到事情比这严重得多：随时都有被打成残废甚至丧命的危险。加上萨维里采夫已经听到传说：他妻子早在做姑娘的时候就闹过一段风流韵事，似乎还生过一个儿子。这件事成了决定他以后如何对待妻子的出发点。他对她一步也不放松，没有一天不打得她死去活来。他甚至常常把他的马弁谢苗——一个矮壮的、孔武有力的异族人叫来，命令他用皮鞭抽打半裸的妇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止一次鲜血淋漓的在半夜三更（大多在严刑拷打她的时候）跑上街叫巡逻队，但是，萨维里采夫统率的连部驻扎在僻静的村子里，谁也不理会她的喊叫。她觉得可怕极了。她既得不到帮助，也看不见苦难的尽头，前途茫茫；她屈服了。

　　自然，她表面上是屈服了，心里却牢牢地记住了自己受到的种种凌辱，并且模模糊糊地期待着什么。不管丈夫怎样虐待她，她一定要报仇雪恨的渴望，渐渐在她心里形成，终于使她坐卧不宁。一方面，她意识到她的希望很渺茫；另一方面，她的想象力又为她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情景：一旦解开她的手脚，她便要对丈夫施行种种拷打虐待，这使她忘却了阴森可怕的现实，整个儿沉浸在未来的向往中。谁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丈夫可能生病；酗酒可能使他得瘫痪症，把他钉在病榻上，叫他动弹不得，无能为力。可不是吗，他曾经发过好些次强直症似的癫痢，幸亏他身体结实挺过来了。但是，也许总有一天，癫痢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了那个时候……

　　萨维里采夫向我祖父保证过，他一定会教菲斯卡变得服服帖帖，不管怎样，这一点他说对了。她已经不再试图跟丈夫作对，只是尽量不在他跟前露面，大部分时间几乎是无可奈何地呆在厨房里，偶尔遇到他时，她便千方百计讨他欢心。她用这个办法至少收到了这样的效果：丈夫开始渐渐忘掉她了。宅子里变得比较清静，全武行的场面也比较少了。然而，这也许是萨维里采夫自己胆怯了，因为他虐待妻子的事已经传到团长耳朵里，他害怕因此被撤掉连长职务，说不定还会开除公职。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随着处境的改善，仇恨之火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丈夫对面，定睛望着他，想着心事。

　　“你干嘛老瞪着我，死妖婆？”丈夫发现她莫测高深的目光，对她喝道。

　　“我要看看你这个百看不厌的人儿，”她回答说，嫣然一笑。

　　她不止一次下决心要用食物把丈夫“撑坏”，但是，象一切用心狠毒的人一样，她又害怕这样做会自食其果。可不是吗，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萨维里采夫猝然暴死，那么，怀疑自然会首先落到她头上。

　　“为了他，为了这可恶的东西，你也许还得去服苦役！”她自言自语说，“不，不：我总有一天时来运转的！非拿他狠狠地出口气不可，一鞭还他一鞭，一巴掌还他一巴掌！”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动荡不定的军队生活结束为止。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起初，老头子还稍许给儿子一点钱，最后，他借口说手头拮据，完全停止了对儿子的补贴。儿子呢，其实他并不怎么需要这种接济，因为连队里的差事非但保证了他富裕的生活，而且使他有可能攒了些钱。但他是个财迷，因此他很恼恨父亲。

　　“八十个农奴就有八十个脊背！”他说，“只要会用皮鞭抽他们，你尽管搂钱就是！可是你看他却不能分一点儿给亲生儿子！我知道，我应得的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乌丽塔·萨维什娜在老头子的床上下了功夫，他把钱给了她……哼，我的日子总有一大会来的。我要她全吐出来，短一分钱也不行！”

　　老头子终于死了，尼古拉·萨维里采夫的日子到了。乌丽塔立刻派人赶到驻扎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南方的一个省里去向尼古拉报丧。后来发现，她曾吩咐那个报丧的急使，路过莫斯科的时候叫她的大儿子立即赶回狗鱼湾；那时她的大儿子已经十八、九岁了。

　　她的长子果然立时回到乡下，在母亲身边待了不到一昼夜又回莫斯科去了。不消说，这个情节证实了死者萨维里采夫似乎将钱财送给了乌丽塔的传闻。

　　尼古拉·阿布拉米奇也立刻请好假，带着他的心腹马弁谢苗，象一股飓风似的飞回了狗鱼湾。他跳下马车，吩咐在台阶上迎接他的乌丽塔烧茶炊，并且立刻命令传众家奴上堂。

　　“至于你，美人儿，我会跟你算账的！”他对父亲的女管家加上一句。

　　乌丽塔丧魂失魄地呆呆站着。她感觉出，大祸临头了。老主人去世以后，两个星期以来，她已经由肥胖、强壮的贵族式的妇人变成皮肉松弛的乡下女人。脸儿憔悴了，双颊深陷下去了，眼睛失神了，手脚打颤了。她显然是没有听懂烧茶炊的命令，所以没有动弹一下……

　　“干吗站着？茶炊！快！我来教你动作快点儿！”萨维里采夫咆哮着，吐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然后从马弁手里夺过皮鞭，照乌丽塔的胸部抽了一鞭。

　　“这是给你的一点小意思！”他追着她叫道。

　　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喝茶渗甜酒，按他的说法这是根据特别的他们萨维里采夫家的规矩。起初，他往玻璃杯里倒进四分之三杯的茶水，再斟上四分之一杯甜酒，然后，每喝一口，他往杯子里斟一口酒，喝到临了，茶变成了纯粹的牙买加罗姆酒①。喝够了这样的茶，萨维里采夫照例完全陷入了疯狂状态。

　　①牙买加出产的罗姆酒最负盛名。

　　他叫来了家奴，要他们告诉他，死去的父亲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但是谁也不说。连那些毫不怀疑老头子的钱已经落到乌丽塔手里的人，也不肯指供她。他搜遍了整个宅子，翻遍了家奴们的箱筐，甚至还扒开了马厩的粪堆，但是，除了老头子放在一个特备的纸袋里（上面写着：“作超度亡魂之用”）的两百卢布之外，再没有找到一个子儿。

　　“快说，钱在哪儿？”盛怒的萨维里采夫咆哮着，举起皮鞭威胁大家。

　　家奴们站在他面前，一言不发，脸色象死人一般煞白。

　　“干吗不吭声？快说，死人——愿他早升天国，把钱藏在哪儿？”少东家不肯罢休。

　　家奴们仍旧不作声。乌丽塔心里明白，这只是个前奏曲，正在演出的这场悲剧的残酷结局，实际上将一古脑儿落在她身上，她仿佛失去了理智，身子摇摇晃晃的站在原地。

　　“你们不知道吗？……他把钱给了谁，你们也不知道吗？”萨维里采夫继续追问。“好，我自有办法叫你们开口，不过，我路上走累了，现在想休息一会儿。”

　　他踉踉跄跄穿过众家奴向台阶走去，一边走一边忽左忽右地挥舞皮鞭打人，最后，他站在台阶上，对乌丽塔说：

　　“骚货，你等着瞧吧。明天再收拾你，现在，滚到看守所里去！”

　　第二天一清早便开始折磨她。已经是深秋天气，乌丽塔在“看守所”里关了一夜，几乎冻僵了，人们把她带到台阶前，少东家坐在一级台阶上，这一次他还清醒，抽着烟斗。台阶下，潮湿的草地上铺着一张草席。

　　“我父亲的钱在哪儿？”萨维里采夫盘问乌丽塔。“说！我要你说！”

　　“我没看见钱！随您怎么办……我没看见！”乌丽塔冻得磕碰着牙齿，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地答道。

　　“真的没看见？给我拿皮鞭抽！抽两百鞭：三百鞭！”萨维里采夫怒不可遏，对马弁喊道。

　　他们扒光了乌丽塔的衣裳，当着家奴们的面，把赤身露体的女管家按倒在草席上。谢苗卷起袖子。响起了皮鞭的第一击的呼啸声，随即发出了揪心的惨叫。

　　矮壮的马牟挥动皮鞭，有节奏地、不紧不慢地一鞭一鞭打下去，一边数着：一、二……越打越狠。萨维里采夫无动于衷地不停地吸烟斗，不时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

　　“瞧你那一身肥肉！我要叫你粉身碎骨……你这个糖罐子！”

　　或者：

　　“画月牙儿，谢苗！给她画月牙儿！让伤痕一道道排起来……对，就是这样：要她说，烂货，要她说：不说打死她！”

　　但是，还役打到五十鞭，乌丽塔便不吭声了。

　　乌丽塔直挺挺地趴在草席上，皮鞭呼呼地抽在她脊背上，她的身子连抖也不再抖一下。

　　人群中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孤单单的叹息。站在少东家近旁的村长害怕起来了。

　　“不要闹出什么事来才好，尼古拉·萨维里采夫：不要闹得为她吃官司才好啊！”他吓得结结巴巴地警告说。

　　“啊？什么？”萨维里采夫对他喝道。“你也想尝尝这个滋味吗？我惩罚人是决不拖延的！你也小心点……你们都小心点！谁还在那儿叫唤？……我要打死他！我用不着负什么责！老弟，我有我自己规定的刑法！我在军队里靠本事挣了不少钱……花几个钱——就可以封住大伙儿的嘴了！”

　　可是，当他正想再亲自数数打了几鞭的时候，他忽然改变了主意，问道：“多少啦？”

　　“七十，”刽子手马弁答道。

　　“唔，离三百还远着。不过，今天够她受的啦！我们军队里兴这样办：当士兵快受不住规定的军棍数的时候，就送他进医院去治一下。等他治得差不多了，背上的伤口开始长好的时候，再把他送到练马场……补足他应得的那一份！”

　　人们把只穿了一件内衣的乌丽塔抬回贮藏室①，落了锁，少东家自己管钥匙。到了晚上，他忍不住又跑到“看守所”去，准备再审问乌丽塔，可是他发现她已经死了。当天夜里请了神甫来做完法事，便把这受尽折磨的女人用草席裹着，抬到墓地去埋了。

　　①即上面所说的“看守所”。

　　毫无疑问，萨维里采夫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但是，第二天喝早茶的时候，村长报告说，昨天一夜有一半家奴逃走了。

　　“你干吗不早告诉我？你是不是同他们串通一气的？啊？”少东家喝道。“拿棍子来！”

　　他一怒之下，冲到了营房，但是他发现，剩下的家奴仿佛大梦初醒似的，一个个愁眉苦脸。萨维里采夫象一只受伤的野兽，焦急地走来走去，然而他不得不打退堂鼓了。

　　“好，以后再跟你们算账！”他应许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立即吩咐下人套好马车，匆匆赶到城里去，以便拜谒地方当局，办理正式取得继承权的手续，同时，嗅一嗅昨天的血腥惩罚有什么气息散发到外面。

　　在城里，他得知逃亡的家奴已经抢在前头，告了他一状。不过，县警察局长还是亲切地接见了他，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加了两句二

　　“您未免太狠啦，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其实用一个别的办法，照样能达到目的……而且不露痕迹……”

　　话是这样说，但局长还是叫他不要失望，劝他去找法院检查官和法医，末了还说：

　　“不过，为了办理这件案子，我们不得不在府上叨扰几天！请您不要见怪。”

　　“哪里哪里！想请还请不到呢，”萨维里采夫回答，一面向局长伸出手去，手心里夹带着一张大票面的钞票。

　　警察局长微微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叹了一口气，但还是收下了……

　　当时，这类案子在公仆们当中要算是很有油水的美差。县警察局长亲自率领地方法院的一个临时侦讯组到了狗鱼湾。侦讯开始了。他们从坟墓中掘出乌丽塔的尸体，验了她身上的伤痕，发现惩罚并未越出常规，没有被打断的骨头，也没有打成残疾的现象。

　　后来，因为“早餐时间”①已到，众官员便到地主家去用餐。在那里，所有的人，从首席官员到小录事，除了吃喝不算，还提出了他们各人所需要的东西。饭后，他们写了一张验尸单，大意说，上帝的奴隶乌丽塔确系死于中风，死者在临死之前虽曾受过体罚，但极为轻微，不过是慈父般的训诫而已。这之后，官员们整夜呆在主人宅予里，一面开怀畅饮，一面斟酌案情，竭力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萨维里采夫则不时离开餐桌，跑进房去，从存放他的血汗钱的钱袋里拿出钱来。他们安抚了逃亡的家奴，说服了这位新地主，不但宽恕他们的逃亡，而且还赏给全体家奴一桶白酒。

　　①彼得大帝时，海军人员举行的会议，在早上十一时结束，随即开饭，谓之“早餐时间”。后世人把吃喝的时间戏称做“早餐时间’。

　　结果，萨维里采夫花掉他在军队里攒的钱的一半，正式取得了继承权。不过，这件事他办得很完满。

　　可是，这个案子不仅在我们县里，而且在省里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因此，了结得没有象萨维里采夫想象的那样快、那样顺当。四个月后，他不得不上省城去探听虚实。这之后不久，又有一批官员来到狗鱼湾。检查官也从省里赶来。又把乌丽塔的尸体掘出来，但已经腐烂了。仍然没有发现打断骨头、打成残废的痕迹，审讯结果确定死者临终之前喝醉了酒，以中风丧命。萨维里采夫这次仍然被判无罪，但是，为了应付这次复查，他从军队里带回来的钱袋很快便给掏空了。

　　整整四年在各种各样的波折中过去了。案子由一个审级机关转到另一个审级机关，并且成了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之间的争吵的祸根。

　　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确认萨维里采夫的行为是一种超越地主权限的表现；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应由普通刑事法庭审理的罪案。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在这段时间里，萨维里采夫一直逍遥法外。但是不久他迫于情势，把狗鱼湾抵押出去，随后，得到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破格支持，他又把燕麦村的庄地也抵押了。他同妻子完全和解了，因为他明白：她的凶狠并不下于他，而且干得比他高明得多，有一套掩盖罪迹的本事。他甚至把他的残暴的马弁，那异族人交给她使唤。他对自己说：大的残暴行为——不是女性的头脑所能想出的事情，因为女人没有这样开阔的眼光，但是在虐待和折磨人方面，她们恐怕比男人更加高超。这个看法一经确立，他便不再改变。

　　他感到自已经常受着官吏们的监视，不得不尽力约束自己，但是，当妻子要侍女在身边陪她做祷告，并且念一句诗词拧一下侍女的时候，或者当妻子命令下人搔失身的“姑娘”的痒，搔到她口吐白沫，再不然就是给她套上调马索，用长鞭子赶着她象马似地跑圆场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反对。这一类虐待行为在燕麦村（夫妇俩由于恐惧，搬到这里来居住了）几乎天天重演，而且从来没有遭到制裁。看来，虐杀乌丽塔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以至于掩盖了随后发生的这些“小事”，使人忽略了它们。

　　然而，姑母并没有忘记过去的屈辱，她象从前一样，仍旧神秘莫测地望着丈夫，现在，她已经把握十足地预见到，她得势的日子不远了。

　　萨维里采夫家的庄园里变得比较清静了。家奴也罢，农民也罢，他们细心地听着有关乌丽塔案件审理各个阶段的传闻，但只是默默地听着，忍受着新的压迫，不出一句怨言。他们大概已经体会到，如果老在长官面前碍眼，就只能使自己落个捣乱分子的恶名，授人以为类似的暴虐行为辩护的口实。

　　过了四、五年，案子终于了结，而且了结得十分出人意外。由于意见的分歧和行政机关的人事变迁，案子由一级审理机夫转到另一级，一直转到大理院。本省的终审法院决定将萨维里采夫训诫一番，着令他往后小心行事，但大理院对此案另有看法。彼得堡下来的批示是：查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辱没贵族门第，着即剥夺其官衡与贵族称号，发配边疆，终身服兵役。本判决不得上诉。

　　不消说，县府当局立即表现出特别关心的姿态。他们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判决，却私下关照被告，给了他谋求转圄的时间。

　　萨维里采夫和妻子整整商量了一夜，考虑他该怎样办。兵营生活的远景，象一个张着大口的无底深渊，使他丧魂失魄，惶恐万分。士兵的生涯和他自己在士兵身上的所作所为，历历如在眼前。一想到这些，他不禁象树叶似的索索发抖。

　　夹鞭刑，夹鞭刑，夹鞭刑……被司务长打成残废，被任何一个下级军官打成残废，被连长打成残废。作过了头，挨打；作得不够，挨打，这是规矩。此外还有：随着大批的犯人，挎着口袋，由解差押往西伯利亚某城堡去的漫漫长途……而且，也许还要戴上镣铐！不，他没有力量去过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快四十了；由于经常酗酒，他的身体几乎已经垮了——他哪里受得了这个罪？而最可怕的是在那些新的弟兄们当中，可能有亲眼见过他从前虐待士兵的人——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不，不，……还不如自杀的好。

　　但是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诡计多端，她巧妙地利用了他的绝望的处境。

　　“你来装死吧！”她这样劝他，颤抖的声音居然装出亲热的口气。

　　他困惑莫解地望望她，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干吗望我！你装做死了——不就完啦！”她重说了一遍。“我们给警察一点好处，弄一口空棺材去葬掉——这样，你就可以不声不响地活下来，而且待在你的狗鱼湾。家务事我来管。”

　　“我的庄地怎么办呢？”

　　“庄地只好跟它永别啦。田契得换上我的名字……”

　　他惶恐地看着她，苦苦地思索着。

　　“你这是在要我的命！”他终于说道。

　　“这是什么话！你是不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我的朋友，我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是我的丈夫；我们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你对我有罪，有很大的罪——这是确实的；但是最近这些时候，谢天谢地，我们过得很和睦……你没有为难我，我也没为难你……我不是让你典押了燕麦村吗？……啊？你忘了吗？今后就这样过下去吧。往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吩咐一声，事情就办妥了。好吧，好吧，赶快考虑一下吧！”

　　“你是在要我的命，要我的命！”他无意识地连连地说道。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而且也没有旁的出路了。第二天清早，夫妻俩到最近的一个城市去，迅速办完过户换契的手续，狗鱼湾从此永远成了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私产。回家后，黑夜刚刚降临，人们便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送往他从前的庄园去了。

　　事也凑巧，就在这个时候，老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死了，因此，那口棺材并没有让它空着。人们把波塔普装进给老爷预备的棺材，请来区里的副主教和几位邻村的神甫，并且顺便通知了县警察局长，而当后者来到燕麦村的时候，已经到了下葬的时刻。人们用隆重的、合乎世袭贵族身份的大礼殡葬了“尼古拉大老爷”。

　　地方当局向上峰呈报，说对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的判决未能执行，因为被告已遵从上帝意旨升了天。从此以后，已故的“大老爷”便留在自己祖传的家园里，顶着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的名字，开始度着可怜的生活。

　　第二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让他穿上波塔普死后留下的蓝色粗布衣，在营房里拨给他一角栖身之地，并且命人派他一份劳役，让他同别的家奴一样干活。而当下人禀告她，说老爷在门外，请求向太太报告自己的情况时，她疾言厉色地答道：

　　“不用了。让他干活去；上帝喜欢爱劳动的人。告诉那个恶棍，他的鞭子打得我的脊背到现在还酸痛。不准再叫他老爷。他是什么老爷！他是波塔普木匠，别的什么也不是。”

　　这件事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也真是咄咄怪事！——起先因为乌丽塔惨案叫喊过“罚这个恶棍服苦役太便宜了他”的邻里们，现在忽然替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叫屈了。

　　“若是为了每个女农奴都要罚去当兵——那怎么得了！”有些人说。

　　“不，您好好想想吧：眼下这桩事已经传开，哪乡哪府全知道了……每个庄稼汉都把这桩事记在心里……他们还会听话么！”另一些人接口道。

　　一句话，这一类自由言论蔓延开来，贵族长好不容易才使不满的呼声平息下去。

　　没过多久，尼古拉·阿布拉米奇便完全进入了他自愿扮演的波塔普木匠的角色。他眼旁的家奴一块儿从事劳役，跟旁的家奴一块儿喝发酸的牛奶，吃掺麸皮的面包，喝清水汤。

　　然而，姑母脑子里编排的虐待节目，还只实现了一部分。

　　有一次，她忽然想到给丈夫套上调马索，赶着他象马似地跑圆场，但是首先，惩罚刚开始，这个半截入了土的人便显出他吃不了这份口粮；其次，他第二天就不见了。原来，绝望之余，他跑到城里，把自己的事讲了出去。不消说，人家不听他的，结果、又把他送了回来；但接着贵族长把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叫去，警告她，要她让丈夫安安生生过日子，因为，如果她再这样虐待他，他便不得不呈请当局，将她强占的领地交由政府监护。

　　姑母让“波塔普”搬到燕麦村，叫他住在一间小厢房里，开始拿他当小丑耍弄。不久，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写信把福木什卡叫来燕麦村，让他恣意嘲弄自己的丈夫。

　　福木什卡好似天外飞来，突然降临到燕麦村。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在这以前，谁也没听说过他。人们窃窃私语，有的说他是太太做姑娘时养的那个儿子，但也有人一口咬定，说他是太太的姘夫。但是，她对他在女仆室里干的风流事毫无醋意，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还是第一种说法比较合乎情理。

　　他是一个十足的奴才，厚颜无耻、举止粗自、荒淫无度的下流胚子。他很讲究穿戴。他三番五次试图闯进地主家庭，但是每一次，甚至是在小地主的家庭里，他都遭到了严厉的拒绝，因此他感到很苦恼。他懒惰，对于经营产业的事一窍不通，他管理田庄，把事情弄得一塌胡涂。他游手好闲的过日子，常常拿“死鬼”开心，强迫他跳舞，唱歌，等等。姑母十分疼爱他，暗暗考虑用什么办法把产业传给他。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她遇到了没法克服的障碍（福木什卡在户籍登记簿里的身份是个小市民），因此，只得采取订立借贷文书的方式来保证她心爱的人的权益。果然，他们预先立好了文书，但她没有交给他，却藏在写字台里，只告诉他，文书放在哪个抽屉中。

　　“看好，文书放在这里！喏，钥匙在这个钱袋里，跟旁的钥匙分开摆的！等我死了——你可别弄错！”

　　“这哪儿成！到那个时候，大伙儿会眼睁睁地盯着我：好妈妈，您还是现在交给我吧。”

　　“不行！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文书一拿到你手里，你连‘万分感谢！’的话都不会说一句，就溜走了。不。照我的话办：天助自助者。怕什么！我大概不会忽然死的！”

　　这样过了许多年。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已经老迈不堪。他们不再派他干重活；偶尔，看福木什卡的情面，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甚至从主人的饭桌上拿一块食物和一杯白酒赏给他。这时，他便感到很幸福，管妻子叫“恩人”，千恩万谢地向她深深地鞠躬。他穿着那件从来没有换过的、好象永远穿不破的蓝色粗布衣眼，拄着拐杖，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他监视着家奴们是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太太的指示，而且时常向太太进谗言。但是人们发觉他渐渐糊涂起来，嘟嘟囔囔说些没有条理的话，连家人也认不清楚了。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他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一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照例给官吏们送过礼品后（她一直在担心他们会忽然揭她的老底），责备他说：“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怎么还不死！”这时，他恭顺地答道：

　　“快啦，恩人，快啦！萨维里采夫早死了，波塔普也快死啦！”

　　邻里们渐渐忘了这件事，只是偶尔对来访的客人讲讲它，但那也象是在讲一件怪事，在当着政府官吏的面讲燕麦村一位已故地主的轶事罢了。尼古拉·阿布拉米奇有时也到附近的邻居家去走走，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人（这一带有许多小地主）。他来到邻居家，在院子里晃晃悠悠走着，看见窗户开着，便走到窗下，拿拐杖敲几下。邻居听见敲窗子的声音，走到窗前，同老头子交谈几句，有时还给他一杯酒和一块黑面包。但是他们从不放他进屋里去。

　　期待中的死神终于降临。死神圆满地解决了他们两口子的难题。萨维里采夫得了一种无名的病症，躺在炕上受了个把月的折磨，没有得到医治，因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断然拒绝延医诊治。他舒了一口长气，好象忽然卸下了生活的枷锁，感到非常高兴，便静静地死去了。姑母也没有悲伤：丈夫的死解除了她每年向官吏们纳贡的义务。

　　人们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埋在葬波塔普木匠的同一个墓地上。他的坟前立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上面写道：

　　“上帝的奴隶波塔普·马特维耶夫安息于此。”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的结局很惨。一天夜里，她上床睡觉的时候，她所宠爱（不过这并不妨碍姑母象对待别人一样地折磨她）的女管家照例在旁侍候，推开卧室的门，大声叫道：

　　“你们干吗站着！来呀！”

　　一群使女应声冲进卧室里，一会儿工夫便用枕头把太太活活给闷死了。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夜里，福木什卡一点声音也没听到，所以他没来得及拿到藏在写字台抽屉里的文书。

　　后来，姑母的燕麦村，连同她赚来的狗鱼湾，一并作为遗产归我父亲所有，因为他是礼特拉别兹雷家族男系方面的唯一的代表。

　　为了应付法庭的审讯，应酬办案的官吏，母亲在燕麦村住了好几天。

　　福木什卡向她说，死者给他立过几份文书，母亲却十分冷淡地答道：

　　“文书在哪儿？拿来看看！”

　　后来，她将他赶出了家门。

九　后沼镇

　　母亲在后沼镇的举止跟在红果庄的表现迥然不同。她明显地克制着自己。她不发号施令，不发脾气，只是“好言相劝”，对谁也不使用轻蔑的小名（阿加莎尽管是从红果皮带过来的使女，但她叫阿加莎时总要加个“亲爱的”），她完全忘了世界上还有举手打人的事存在。可以认为：她感觉到自己现在是在别人家“当仆人”，甚至好象意识到她这个不久前还是个并不富足的贵族太太，有点啃不动这么一大块美味的肥肉，因而老是提心吊胆。

　　后沼镇是个拥有一千五百余名农奴的大镇，下辖数个村庄，共有三千余名男农奴。这个市镇分属三个地主所有。其中，我母亲和Э公爵占有同样大小的一份（各有农奴一千二百名），Г伯爵占有的一份最小，约六百名农奴（可是后来母亲买下了他这一份）。镇上有十来条街道，各有专名；市镇中心辟了一个商业广场，四周开设着各种商店。不过这个市镇特别引以自豪的却是两座宏伟的教堂，一座耸立在广场上，里面有一口五百普特重的大钟；另一座建筑在离开市镇稍远的墓地前。几座石砌的住宅，夹杂在一排排大都腐朽发黑的普通木屋中间，自有一派出类拔萃的气势，也是使农民们不无自豪之感的建筑物。这是掌握整个市镇命脉的财主们的住宅。

　　镇上没有学校，但大多数农民都会写字，或者更准确地说，能似通非通地涂涂画画，因为这里的农民从事饮食业的居多。他们会在油污的小纸片上记记“青鱼一吊（条），茶一格（客）：油（又）一格（客）：白九（酒）一杯两杯三杯酒”之类的账目。本地人的文化程度不会比这更高了。

　　从前，后沼镇完全掌握在Г公爵一人手中，他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分了它。长子和次子各分了相等的一份，老三分得全部产业的一半，外加在边远省份里的一份庄地。

　　当时分配遗产的办法非常特别，而且分得毫无眼光。不是按土地，甚至不是按村庄，而是按庄户来分。先分富裕庄户，再分中等庄户，末了分贫苦庄户，也不管这些庄户彼此相隔有多么遥远。有时，比如说，三个毗邻而居的庄户，分别归属于三个领主，它们的景况各不相同，缴纳的代役金也不一样。三家的成员若要结成亲眷，却必须办理一种特别手续，即一般属于不同封建领主的农奴们结亲时必须办理的那种手续。不错，这种分配遗产的办法大都流行于代役租制的领地上，因为在代役租制的领地上，这个或那个缴纳代役金的单位如何安排，安排在何处，对于地主倒是无所谓的事；但是，这种混乱的局面有时也存在于实行劳役制的领地上，特别是在分到第七个和第十四个庄户的时候。

　　后沼镇的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划分得七零八碎，犬齿交错，但对母亲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她经常感到管理上受到的牵掣。到处都有邻居的眼睛盯着她，迫使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她虽然记性很好，但是她能认出的自己的农民——其中大多是富裕农民——却很有限。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我们没事上街溜达的时候（需要熟悉熟悉新买的庄地），常常遇到成群的男孩跟在我们背后，不住地叫嚷：“札特拉别兹雷：札特拉别兹雷！”语气间竟把这世袭贵族的姓氏变成为双关的俏皮话①。母亲当然知道这些男孩中也有“自己的”农民的孩子，却束手无策。我们也不时遇到一些大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却不脱帽行礼。他们之中，也许有不少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但是怎样认出他们呢？总之，地主的尊严处处受到损害，虽然我必须说，使母亲感到不快的，与其说是这些有伤体面的事，不如说是那犬齿交错、七零八碎的田地，因为它妨碍了她在管理上施展身手。

　　①“札特拉别兹雷这个姓有“穿粗布衣服的人”的意思，故云。

　　商业广场没有分掉，营业收入由三位业主按比例分配。他们每年共同制定车辆、铺面、饭店和酒馆的纳税额；此外，也允许在街上和各自的庄园里从事交易，但必须课以繁重的特别税。在讨论这些公事的会议上，五票表决权中，母亲占两票，另外两位业主共占三票①。显然，母亲总是属于少数。

　　①这是依各人占有的农奴数目来确定的。

　　这使她非常气愤。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常常设想，商业广场如果拿到她手里来，它一定会变成一棵摇钱树。她本想在自己的庄地上盖一座商店，门面朝着广场，但是这个打算也遭到了反击。

　　“你敢情是想用这个办法，把买卖全揽到你的庄园里去吧，”另外两位地主的总管粗暴地对她说。为此，她向法院告了一状，但官司打输了，因为r公爵出面干涉，使她那点菲薄的贿赂无济于事。

　　这且不说，连她自己的农民有一段时间也不容许她凭个人的意愿支配商业广场的事务。在商业广场的所有权全部落到她手里以前，他们象另外两位业主的农民一样，每年派几个代表，大家共同制订全年的营业计划。他们现在也坚持这个制度，因此，为了战胜农民的这种放纵行为，行使自己的地主权利，母亲非大下功夫不可。

　　不管怎样，母亲一经弄清后沼镇的情况，立即就地界问题提起诉讼，将这个案子委托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彼得·朵尔米东迪奇·莫吉里采夫办理。但是，唉！——我这里顺便说说——无论是母亲，还是她的继承人，都没有见到这件公案的结局，直到农村改革①，把农民们联合在一个乡里，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并使他们有可能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彼此之间的关系之后，这种土地混乱的现象才告终结。

　　①即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不过，在庄园里，母亲有一幢很大的宅子。另外两家业主没有庄园，而在她买进的那份产业上，宅园占了相当大一片地皮（十几俄亩），里面有一座房子，一大片灌木林，一个面临广场的巨大的庭园（她曾经计划在它旁边盖一幢客店）。宅子年久失修，大而无当，无论母亲怎样设法修补，加固，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夏季还可以勉强居住，一到冬天宅子里便冷得要命——有一年我们在后沼镇过冬（见第七章），实在受不了，最后只好搬进账房，全家人挤在两个房间里住了两个月。庭院里，灌木林荒芜残败，既没有林荫小道，也没有幽静的曲径。灌木林旁边的白桦林甚至叫人讨厌，因为白桦梢头筑满了老鸦窠，鸦群从早到晚腾起一阵阵罕有的聒噪声，把人的声音完全淹没了。庭园也是荒芜破败的。也许，从前这里有过花坛，这可以从散留在各处的土堆子得到证实，但是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只长野草，因为母亲认为不必恢复旧观。

　　总之，这座庄园是被弃置的，处处都表明：业主们只到这儿来逗留一个短时间。没有仆役，也没有家奴；没有家禽，也没有牲畜。母亲一来到这里，便打开门廊，马马虎虎打扫一下房间；可是她刚坐上马车准备回家的时候，门廊又当着她的面锁了起来。有时候，特别是在冬天，母亲甚至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宅子，便歇在账房里，因为她对于食宿一向是不讲究的。

　　后沼镇以商业发达闻名，每逢礼拜二有集市。冬天赶集的人很多，夏天却常常只来了几辆大车。从前，商业点的建立非常奇特，直到如今我还说不清楚，比方，为什么远离交通要道而且位于谷地里的后沼镇竟成了商业重镇。

　　那一带地方有七个这样的商业点，一周七天，商人们每天一个点的赶集。他们大多做麻布和皮革买卖，但在店铺里也出售农民需要的各种用品。饮食业特别兴旺，比如，后沼镇一地，便有十多家饭馆。

　　上面说过，镇上有好些财主——他们使镇上的生活带来了富裕、甚至阔绰的色彩。有几位财主做几万卢布进出的买卖，有的甚至在莫斯科开了店铺。但大多数农民是贫穷的，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在破旧的勉强能住人的小屋里栖身，完全被财主们踩在脚下。然而，即便是所谓一贫如洗的人，也硬撑着要图个体面，他们爱惜男人的蓝布大褂和女人的花缎坎肩，比眼珠还爱惜。逢年过节简直很难从衣着上分辨出谁富谁穷。

　　饭馆业是镇上居民所从事的主要行业。大多数年轻人几乎在少年时期便离乡背井，到城市里，而且大多是到莫斯科去当饭馆的堂倌。

　　后来我常常碰见这样的事：只要走进莫斯科一家饭馆，准能听到这样的话：

　　“尼卡诺尔·瓦西里依奇！您来啦！请抬抬您的贵手①！”

　　①表示要向他行吻手礼。

　　说这话的原来是个后沼镇的农民，他还是在我小时候见过我，不知怎么现在还认得出我。

　　他们在夏季割草期间，或者圣诞节谢肉期间有人举行婚礼时，回家来欧几天。这时家里只剩下老弱妇孺。饭馆里的忙乱生活把这些年轻人累得筋疲力竭，也把他们带坏了。他们当中难得见到几个漂亮、强壮的人；大多是些枯瘦、衰弱、干瘪的人。特别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牙齿坏得一塌糊涂（老人们说，“都是喝茶、吃糖、抽烟弄坏的！”），这往往成为送去服兵役的障碍。可是这个行业非常吃香，要改变也改变不了。要不然，只有当代役租农奴一途。

　　各个村子里也有类似情况，不过规模小些罢了。村里的青年们毕竟比较单纯、比较结实，而且不是人人都到外面去找出路。村里的老人们甚至爱上了土地滁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还向镇民租点土地，勤奋耕作。村里的人也长得魁梧些，不象镇上的人那样瘦弱。但是镇上的人看不起村里的人；比如，村里的人就不能染指商场的收入；村里的农民几乎永远爬不上世袭领主的地位，甚至在教堂里，每逢过节的时候，他们都被穿戴时髦的镇民挤到后排站着。

　　不过，镇上的女人大多是漂亮的。她们不干沉重的农活，丰腴、高大，与其说她们是乡下女人，还不如说她们象城市的小市民。可是，她们擦多了脂粉的脸皮，以及为了模仿城市女商人的时髦而染黑了的牙齿，反而大大破坏了她们的容貌。关于后沼镇的妇女们的贞操，有许多不足称道的传闻，不过，据说这只怪丈夫经常不在家里，而老头子们的欲火又太旺盛；这些老头子也是在饭馆的混乱环境中度过青年时代，因此不太讲究伦常。父子之间往往弄到破口大骂的地步，结果却总是年轻人被传到总管的账房去，当着父亲的面挨一顿鞭子。

　　逢年过节，后沼镇的镇民打扮得特别漂亮。镇上的大钟刚敲第一下，活动便开始，一队队盛装的教徒穿过商业广场向教堂走去。我很爱看这个场面，总是跑到我们家的庭园和商业广场相隔的那道栏栅旁去看热闹。走在前头的是穿节日的蓝布大褂的老头儿和一般男子，接着是穿紫红绸缎无袖长衫和坎肩的妇女。孩子们在她们身边窜来窜去。到了教堂里，他们各就各位：男右女左；男孩在前，女孩在后。

　　节日的弥撒做得特别庄严。弥撒有两次：早弥撒在墓地教堂里举行，晚弥撒在镇上那座农民们誉之为大礼拜堂的教堂里举行。弥撒由两位神甫和一位助祭共同主持。法衣和教堂里各种圣器闪着金光，装在富丽堂皇的镀金绘银的框子里的圣像闪闪发亮。右边唱诗班唱得不怎么谐和，因为有些无法拒绝他们参加的财主钻进了这个唱诗班，但左边唱诗班却唱得再好不过了。神甫们的仪表之优雅，保养之得法，以劳役制农民为主要教徒的教堂里，确属罕见，会众无不赞赏。两位神甫装腔作势，“用莫斯科音”①发出呼唤声，很难听懂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农民们特别喜欢这个调儿。助祭的嗓门虽不怎么响亮，但只要用点力气，也能相当出色地高呼“万岁”②。做一次弥撒的时间不少于一个半钟头。

　　①可以举约翰·兹拉托乌斯兑在圣诞节早祷时宣读的布道词为例，来看看这种装腔作势的发音是个什么样儿。他把“囗？”念成：“囗……”而且一定要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作者

　　②正教徒祈祷完毕，一再高吁“万岁”，表示祝福。

　　一共有三位神甫，全是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者”，不象红果庄的伊凡神甫是从教堂低级职员提升上来的。此外，还有两位助祭和六位教堂执事。教堂旁有个庄园，庄园附近有个大村庄，是特地拨给神职人员作为产业的，因此村子也就叫做神甫庄。神职人员过着富裕生活，穿戴整洁，从来不必亲自干什么地里的活儿；有的雇了长工，但大多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农民。教徒们的捐献足够他们维持生活；加上教堂又有相当多的公款，他们拿去放债，收了利钱大家分。即使官厅不补贴后沼镇的神职人员（比方象补贴红果应的神职人员那样），上述的收入也尽够他们花销。

　　可是神甫们互相嫉妒，时常发生争吵，因为各种进款无论如何没法分配得象做算术那么精确。他们也袭用了一般分配领地遗产的办法。先分富裕庄户、再分中等庄户、临了分贫苦庄户的做法，不但适用于本镇，也适用于本镇所属的各个村庄，这样一来，每一个神甫在任何一个村庄里都有自己的教徒。因为这里的村庄大多是小村落，所以有时为了一两个教徒不得不徒步走七、八俄里。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来平衡大家的进款，仍然不时发生这样的事：同是唱一次圣歌①，一位财主布施二十五个戈比，而在另一个神甫的进项中，却是二十戈比。这便是纷争的起因。

　　①神甫在圣诞节期间挨家去唱教会歌曲。

　　总之，应当说，后沼镇的神职人员生活虽然有相当的保障，他们的贪心却远比红果庄的神职人员强烈。不过，后沼镇教堂的下级职员相当穷苦，他们总怀疑神甫们私吞了共同的收入，特别是唱圣歌的进款。有些收入，比如主持婚礼仪式的收入，是侵吞不了的，因为这种费用讲定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唱圣歌的礼金没有一定之规，人家总是把钱交给神甫，神甫随手揣进衣袋里。这使下级职员很不放心。神甫可能借着离开一会儿的机会把钱塞到靴子里——这种花招还少吗！有一次居然出了这样一桩事：几个早就怀疑神甫侵吞收入的助祭和执事一走出村庄便直截了当地要神甫把衣袋统统翻过来。他们觉得衣袋里的钱少了，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立刻把神甫按倒在地上，脱掉他的靴子，仔细搜查了一番。遗憾的是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于是他们役收了从神甫靴子里搜出的全部赃款，以示惩罚。罪人自然也没话好说。

　　就地势而论，后沼镇毫无特色。镇子坐落在一片洼地上，一遇连阴雨，便变成沼泽，大街小巷形同脏水沟。只是镇郊地势较高，地面为一个雨水冲成的深谷切断，那深谷被划成许多小块，做了菜园。可是这些菜园里除了卷心莱秧，别的莱一概不种。看来，卷心莱秧在那一带很享盛名，因为常常有人从老远的地方到后沼镇来买。菜园的收入，象别的地方麻田的收入一样，归村姑们所有，她们靠这项收入给自己添制衣服。

　　后沼镇给我个人的印象不好，甚至坏透了。我熟悉红果庄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是庄地管理工作，还是在饭厅、马厩和牲口棚附近奔来跑去的家奴，都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园子里每一个角落我都熟悉，一些事情我还记得；不仅每个家奴，而且每个庄稼人我都认得。我喜欢说话，喜欢问这问那。沉重而粗暴的农奴制度使我渐渐靠近了被压迫的群众。这可能是一件怪事，但我直到现在还是认为：农奴制度在我一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只是因为我经历了农奴制度的各个发展阶段，我才能彻底地、自觉地、激烈地否定它。

　　相反地，后沼镇在我眼里象一片找不到满足儿童求知欲的精神食粮的荒漠。在乎时没有集市的日子里，镇上是一片死寂；人们全躲在家里，只是偶尔有人走过庭园，到账房去办事，或者在商业广场对面某一家很少开门的店铺里，可以看见几个人坐在那里下棋。日子在百无聊赖的闲散中过去，临了，这种闲散的生活甚至弄得人非常厌烦。不幸，我和阿加莎也难得交谈几句，因为她必须经常坐在母亲的房间外面，听候吩咐。我常常去找她，但是我不敢大声说话，因为怕打扰母亲。

　　不仅如此，甚至在我长大成人，偶尔到后沼镇时，我仍然看不惯镇上的无所事事的生活。

　　这就是我能讲的后沼镇的全部情况。如果我描绘的这幅图画显得枯燥，不够生动，还得请诸位原谅。

　　不过，我觉得，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写出“波谢洪尼耶遗风”，这幅图画毕竟还不是多余的。

　　总之，母亲感觉到仿佛有一种出自本能的要求，使她在新买来的庄地上尽力克制自己，不能象在红果庄那样随心所欲。但是后沼镇的产业十分合她的心意，所以她又显得心情愉快，精神抖擞。

　　县法院的小官吏彼得·朵尔米东迪奇·莫吉里采夫常常同她交谈。

　　母亲在到后沼镇的前夕，派了一辆双套马车进城去请他，他第二天便来了。莫吉里采夫是一个助祭的儿子，出生在离后沼镇七俄里的一个市镇里。那个教区很穷，父亲无力供给儿子上神学校；因此彼得小时离开县立小学便进地方法院当了录事。他做了十四年抄抄写写的枯燥乏味的文书工作，熬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十四品①文官，但是他仍旧被人当做录事，不过他心里却抱着当股长的模糊的希望，虽然从办理小讼案的角度看来，他的才能也不过尔尔。在我写到他的那段时候，他已经快三十岁了，他早说过自己不会当部长，却并不灰心丧气。他珍惜他在法院的差事，倒并非看重那点微薄的俸禄，而是因为这差事使他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和打官司的主顾们搭上关系。他的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不是薪俸，而是各方人士委托他办理诉讼案件的酬金。所有的地主，不单是本县的，还有邻县的地主，知道他足智多谋，下笔神速，常常托他代书状纸，因此，他的寓所俨然成了一座特殊的公事房，竟有两名小录事供他驱使。

　　①俄帝时代最低级的文官。

　　早在母亲插足后沼镇以前，他在这里便揽下了一些永远打不完的官司。无论是领主，还是富裕农民，遇到棘手的事都请他出谋划策，虽然他们也知道，他的良心可左可右，准备同时为两造效劳。他常到后沼镇来，对镇上的僻街陋巷，了如指掌。他熟知每一个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农民的景况；对于使业主们头昏脑胀的、混乱的土地状况，他比业主本人和他们的亲信田庄管理人清楚得多。

　　总之，他是个非凡的活动家，很会支吾搪塞，洞悉诉讼的奥秘，凡事很有自信，对任何疑难问题都能对答如流。有时候，母亲问他：

　　“你告诉我，根据法律应该……”

　　“根据法律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他们（也就是对方）不是也可以照你说的，‘根据法律’说话吗，那样一来，这法律成了他们的法律，就不利于我们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搬出另外一条法律。一条不管用就用另一条。可以查《法律大全》①，找枢密院的指令。太太，您尽管放心，包给我好了。”

　　①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斯彼兰斯基编纂、一八三○年出版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

　　母亲沉思着。好半天她都不能接受这个迅速而出人意外的回答，但临了她还是相信了：既然有各式各样的法律，再加上枢密院的种种法令，那末，官司的输赢就看你怎样运用这些东西。谁比对方“更会抄录”条文，更会查用法律，谁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比方说吧，”她说，“你能找到第二条法律，人家就会找出第三条来对付你。”

　　“那还可以在第三条法律的解释上做功夫，或者设法使他们撤回他们根据第三条法律提出的申诉。只要头脑灵活，笔下来得，其它一切自然好办。主要是不要慌张，要沉着应战，只要不错过上诉的限期。对手看到案子抱来拖去，没个了结之日，官司再打下去，恐怕花钱太多，这样，他就会软下来。那时节，你哪怕拿条绳子拴住他，他都不想再打下去了。结果，他不是放过了上诉的限期，就是托人疏通，私下了案。”

　　总之，莫吉里采夫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说得母亲越听越高兴。可是那位几乎每次参加这种会谈的总管盖拉辛·杰连古奇老头子，对莫吉里采夫随机应变的手段却怎么也放心不下，最后常常说；

　　“嗐，朵尔米东迪奇！你的心听……真可说是劈成了两半儿①！”

　　①意思是说他脚踏两只船。

　　莫吉里采夫只是报之以嘻嘻一笑。

　　虽然如此，母亲却还是机警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因为他那“两边倒”的名声，比他那精明强干的名声，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一起床便问阿加莎：

　　“那讼棍起来了吗？”

　　“早起来了，坐在账房里呢。’

　　“他哪儿也没去吗？”

　　“好象没有……”

　　“好象！你老是‘好象好象’！就不会去看看！到账房去，问问有人看见他出去没有。”

　　唉！在下这个命令时，母亲是多么痛苦地意识到：在后沼镇还可以监视莫吉里采夫，到了城里，可就对他莫可奈何了。

　　当然，我并不想研究这些案子的实质，况且，后来我所知道的情况也仅限于大部分官司没打出个结果，母亲倒花了不少钱等等。再说，这些案子的实质，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介绍，我所以说到这些案子无非是想通过它们看看我们在后沼镇具有代表意义的一天的生活罢了。现在我就依次讲讲这一天的事吧。

　　母亲象往常一样，很早便起来了，但梳妆打扮却比在红果庄细致。她对家事不作任何安排，连午饭吃些什么，她也听之任之。通常，在主人驾到之前，他们在某家饭馆里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子，甚或一个回家休假的饭馆堂倌，带回庄园，临时服侍太太几天。接着（母亲事前并不知道），又送来了食物；据我后来打听的结果，这些食物是从店主们那里白拿的。母亲在这种事上面并不清高，不去追究桌上的食物来自何处，所费几何。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件在后沼镇保持了相当长久的风气。那就是：在母亲到达这里的第二天，仆人禀告她，说有些庄稼人来拜见她。她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有十五、六个人站在那里，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儿。这是后沼镇的商人们孝敬她的礼物。有蜜糖饼干、品种繁多的核桃、葡萄干、黑李干、甜角豆和农民做的糖果。但首先奉献的必是一块特大的、可惜烤得不好的蜜糖饼，上面压印着小马小人等花纹儿，点缀着金箔。

　　母亲坐到困椅上，用宽厚的口吻说：

　　“你们这是白辛苦啦。我要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请您赏脸收下吧，太太！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自己不吃，请您给少爷小姐们尝尝吧！”庄稼汉们答道，随即一个跟着一个把礼物放到圆饭桌上。然后又相互礼让一番；母亲问他们生意做得怎样，商人们抱怨时运不佳，说是从前的生意再好没有了。胆子大一点的人有时加上一段，说道；

　　“太太，要是您把其余的地块也买下，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到了那时，商场就会象个真正的商场，还会开办一个真正的旅馆呢！不然，我们这些小铺子又有什么买卖好做……尽瞎忙！”

　　“确是瞎忙！”其余的人众口一词地附和。

　　母亲非常喜欢这样的谈话，也许，这时候她认真地想道：

　　“说的是呀！所有的好人都在这样说！大家都看得起我！也许，伯爵的庄稼汉们也在暗中猜想：‘唉，要是安娜·巴甫洛夫娜把我们买去，那就好了！我们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唔，不行，朋友们，你们等等吧！让安娜·巴甫洛夫娜先养养力气吧！等她养足了力气……”

　　一刻钟以后，接见完毕；母亲给我一把核桃和蜜糖饼干，便忙着办事去了。

　　不过，我还是继续讲母亲的一天生活吧。

　　她在卧室里工作，这间卧室的陈设跟红果庄的那间一模一样。早上八点光景，仆人把茶送到卧室来，母亲开始接见庄地上的首脑人物：总管和地保。后者是个有文化的人物，在衙门里当过录事。这种职位通常由教堂执事担任，薪俸则由公家支付。而且，连总管的薪俸也由公家负担，所以母亲不用开支任何管理费用。

　　母亲很喜欢这位老总管：她认为他是后沼镇唯一最讲良心的人。她一向用“盖拉辛姆什卡”这个亲昵的称谓称呼他，从来不让他站在自己面前，总是跟他一块喝茶。他确是个正派而威武的老人。那时他已经六十开外，母亲真的担心他会忽然死掉。

　　“那我怎么办呢？没有他，我怎么得了呢？”她早在担愁了：没有他，我在这儿会象在密林里一样。但愿他能再干十来年！

　　他的模样儿，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高高的个儿，直直的身材，昂着脑袋，戴一顶旧毡帽，拿一根拐杖，迈开坚定而威武的步伐，进了我家面临商业广场的院门，向账房走去。他的整个神态充分流露出他的正派，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信任。他一碰见我，便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道：

　　“怎么样，你大概挺讨厌我们这里的老鸦吧？没关系，在我们这里住些时候，仔细瞧瞧吧。说不定，你妈妈会把后沼镇交给你管理——住惯了，哪儿不一样。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老鸦也是挺可爱的东西了。”

　　他对母亲也很诚恳，不拘小节。

　　“听我的话吧，太太，趁我还活着的时候！”他对她说，“等我死了，再想跟盖拉辛商量事情，可就找不着他啦！”

　　“你不说这话，我也会听你的呀，”母亲打趣道。

　　“可不是，我决不会劝你做傻事，前几天我说的那块地，就是波杰夫卡荒地上的那块，从前本来是我们的，可是伯爵的农民霸占它，到现在有十来年了。那块地好极了，草长得可肥啦！”

　　“你们干吗不抓住时机，当时干吗不去告状呢？”

　　“向谁告状？谁替我们打抱不平？可如今，你看，早过时了。你要是去和他们讲道理，他们就对你说：不行，早过时了——这就是他们的道理！”

　　“嗯，等着吧，等着吧！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官司赢回来！”

　　“上帝保佑！愿圣母娘娘保佑你！……”

　　等等，等等。

　　这类对话时断时续，而且谈话的范围常常不仅仅涉及波杰夫卡那一块地。不过，为了不致于泄漏内情、暴露母亲的计策，谈话总是进行得非常机密。可是却没法瞒住莫吉里采夫；缺了他，是任何官司也打不成的。因此，对手往往能相当详尽地探听到母亲的计划和措施。

　　田庄管理人员的报告通常很短，而且大多在收缴代役金的时候进行。在后沼镇一年收一次代役金，收到的都是些零钱。母亲毕毕剥剥敲算盘，查账簿，登记进款。然后她把蓝钞票归蓝钞票一堆，红钞票归红钞票一堆，打发走地保之后，便将钱放进她往来于各处庄地时随身携带的钱箱里。

　　十点光景，桌上铺开了田界图，于是，开始了真正的工作。会谈时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吉里采夫，但盖拉辛姆什卡也几乎是每会必到。卧室的门紧紧关着，在隔壁房里只能听见嗡嗡的俄语声。……母亲打发我出去玩儿。

　　“去吧，好孩子，出去玩儿吧！”母亲亲切地说。“到前花园里、到树林子里去溜达溜达吧。要是发现采蘑菇的娘们儿——你就把她们轰走！”

　　这是我感到最无聊的时刻。我没有带书来；我不敢到账房去；马厩和车棚上了锁；赶车的阿连皮乘这个空闲的机会，不是到那家免费招待他喝茶的馆子里去享清福，便是到账房里看审办罪人去了。我们从红果庄带来的唯一的一个仆人忙得不可开交，只听见他弄得杯盘刀叉哗郎郎直响，在厨房和宅子之间，来回奔忙。我漫无目的地徘徊着，终于开始感到饿了，因为在这里也象在红果庄一样，午饭以前是不给什么东西吃的。若是在红果庄，我还可以偷偷跑到厨房或者地窖里，弄点吃食，可是，这里的厨子我不熟，不好意思向他要东西吃。总之。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使我厌烦死了，也使我产生了种种不健康的幻想。唯一的娱乐是；有时，一只小乌鸦从窠里掉在草地上，我便去追赶它，却又不敢捉住它：别叫它咬下一块肉来！我也怕蛤螟，树丛里有很多蛤螟，个儿又大，要是跳起来咬住我的脸，怎么得了！总之，我们是在与外界一切有生物相隔绝的环境中教养出来的，因此任何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都害怕。这个毛病在我长大成人后还留在我身上；直到现在，只要一看见老鼠、蛤蟆、蜥蜴，我的神经立刻便会受到相当强烈的刺激。

　　终于听到叫唤我的声音了。母亲在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出来吃午饭。午饭吃的是新鲜菜，可惜做得不高明，没有一点味道。他们一边吃一边继续商谈他们的事儿。我当然不能参加这种谈话。有时，母亲显得很快活，这就是说，莫吉里采夫又想出了“一着”妙计。

　　“这一下非叫他干瞪眼不可！”母亲兴致勃勃地说，“你等等！我脑子里也有‘一着’差不多的绝招，不过还得考虑考虑。等一会我也许能告诉你。”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太太，递一份跟案子毫无关系的状纸上去，——你瞧，却胜诉了！”莫吉里采夫也自吹自擂地说道。“因为这时对手如坠五里雾中。他边读边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准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于是他开始作茧自缚，越缠越紧，不可自拔。这时我们再给他出个哑谜儿，让他去猜。”

　　“妙极啦：“

　　但是有时候，母亲却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这分明是因为莫吉里采夫有什么事没顺着她，或者是她以她自己特有的神经过敏，对他生了疑心。这时，大家便默默不语地吃着饭。怪不得莫吉里采夫常常劝说母亲：

　　“您别疑心，相信我吧，太太！您自己以后会看出来的……”

　　“我现在就看出来了，”她气虎虎地顶嘴道，“我现在就看出，你是个神学专家，说得天花乱坠，可就是没有一句实话……至于你，干吗耍倔脾气！”她拿我来出气了，“干吗绷着脸，干吗不吃：小祖宗，这儿可没有甜蛋饼和奶油糕。人家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不吃给我滚。”

　　后来大家不再说话，很快吃完了午饭。

　　饭后，母亲回到卧室里，莫吉里采夫也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于是整个宅子里沉入了静寂的睡乡。阿加莎仍然坐在母亲卧室门外一张矮板凳上，也打着盹儿。我依旧一个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将军好还是当主教好呢？——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但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过无数次了：忽而觉得当将军好，忽而觉得当主教好，可是后来，连这个问题也不再引起我的兴趣。寂寞，寂寞，寂寞！那些在空旷的广场上玩羊拐子游戏，不知道人世间的孤独为何物的乡下孩子比我快乐一百倍……

　　不言自喻，我是怀着多么难忍难挨的心情，来计算那区分晨昏的午饭、晚茶和晚饭之间的间隔的啊。

　　晚上又有许多事要办。快喝晚茶的时候，厨子来请示明天午饭做什么菜。但是母亲知道，她在后沼镇能吃到什么样的菜肴，完全取决于偶然的机会，所以老是这样回答；

　　“我能吩咐什么呢，亲爱的！上帝送来什么，你就给我们吃什么吧！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谢天谢地啦！”

　　“今天没有弄到鲜牛肉，来个腌牛肉烧汤，您看行吗？腌牛肉倒挺不错。”

　　“嗯，就烧个腌牛肉汤吧。”

　　“热菜……他们送来了几只小乌鸡……”

　　“乌鸡就乌鸡好了。有汤喝，有菜吃，也够啦。”

　　奇妙的是，虽然拐角村（“好姑姑好姐姐”过去的庄园）离后沼镇只有五俄里路，而且那边的家务管理已经上了正轨，但母亲从来不叫人上那里去拿点食物来，她借口说，老是去要这要那，可能弄乱了帐目。因此，谷物和奶品就地卖给粮食贩子，家禽在冬季里全部运到红果庄去。

　　富裕农民时常请母亲晚上去喝茶、吃夜宵。在这种场合，她必带我同去。母亲可说是天生的财迷，因此她对后沼镇的富裕农民特别亲切。她甚至借钱给其中几位去周转，当然，利钱要得很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她终于站稳脚跟的时候，放债也成了她一笔可观的收入的来源。

　　接待的礼节，在农民家里是非常讲究的。

　　全家人站在宅院门口恭迎母亲（第一次光临时，主人端着面包和食盐站在前头欢迎贵客）；然后让她走在大家前面，到了屋里又请她坐在圣像底下。但是，无论母亲怎样敦促，主人自己——即便是老人——却不肯就座。

　　“腿又不是花钱买来的——站站得啦！”主人回答道。

　　接待我们的房间，当然是整个宅子里最宽敞的房间，早打扫得干干净净，圣像前点了神灯。桌上铺着雅罗斯拉夫特产的花台布，摆着食品。也就是我上面说过的那些所谓“小店美味”。高脚杯里斟满了白酒，有时还有伏特加，倒好了茶。说不尽的客套话。

　　“请原谅！”

　　“别见怪！”

　　“别客气！”

　　谈的是生意经：买卖啦，承包啦，物价啦。有几位农民为官厅收购麻布、皮革、士兵呢等等，他们便讲述必须耍些什么花招才能使承办的商品顺利脱手。时间在相当活跃的谈话中过去，只是房间里空气很坏，非常问人，因为主人一家子认为陪客陪到底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连窗外街头上也麇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十点光景，我们回到家中，我上床睡觉时已经疲惫不堪，几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样过了三、四天（母亲到这里来很少超过这个期限）；临了，在吃过一顿较早的午饭后，一辆双套马车驶近台阶前，载走了英吉里采夫，次日黎明，我们也离开了后沼镇。

　　“怎么样，你喜欢呆在后沼镇吗？高兴吗？”母亲问我。

　　“喝，好妈妈！”我高声答道，竭力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面孔①。

　　①这里我顺便讲一件在本篇中没法插叙的趣事。在后沼镇领地上已经变成母亲的财产的农民中；有一个姓波德列卓夫的农民，大家管他叫“老爷”。的确，他曾经用前业主的名人买了五十名农奴，作为他的财产。那地主井不过问他的管理工作，虽然经常有人控告这位“老爷”。那地主在状子上批道：“该农奴等系波德列卓夫之财产，而财产在余看来乃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母亲买下这块地后，便根据法律同波德列卓夫的农奴打交道，也就是对他们de facto（拉丁语：实际上——译者）行使自己的地主权利。——作者

十　美食家姑母

　　我们这样称呼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阿赫洛毕娜姑母，是因为她殷勤好客、贪图口腹的缘故。她住在P城，离我家约有一百五十多俄里，因此我们很少见面。可是她老人家没有忘记我们，每逢命名日和生日，她准时写信向弟弟和弟媳表示祝贺。他们自然也是一礼一答。

　　拉伊莎出嫁很早，不满十六岁便嫁给了P市的市长。她是个娴静、善良、温顺而且相当美丽的少女，只是从小就很好吃。她的未婚夫年近五十，在战争中被土耳其军队的炮弹炸断右腿后，装了一条木头假腿，不过走动起来倒非常利索。尽管有这些缺陷，但是由于那少校的官衔，这门亲事仍能使大家看得眼红。马市是个大商埠，位于舟揖称便的河畔，一到夏天，河上停满了帆船，它们通常留在这里过冬，P市有许多财力雄厚的资本家和为数可观的分裂派教徒①，而主要的是还有大批随船来到这里的有身份证和没身份证的工人。总之，这P城一年四季处于繁忙、混乱之中，正是个浑水摸鱼发横财的好去处，要想弄清流弊所在，即便是魔鬼亲自出马，也非折断腰腿不可。

　　①十七世纪下半叶，俄国东正教团要否改革宗教仪式问题发生分歧意见，分裂为两个教派。官方教派把反对改变旧仪式的教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教徒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四出逃亡。

　　显然，这美妙的信念也使少校的心热了起来。不分冬夏，无论早晚，彼得·斯毕利朵尼奇拖着木头假腿橐橐地响，一瘸一拐地来往于市场、旅社、滨江大街之间，造访财主，寻找机会，趋膻逐腥；当然，他总能找到机会，嗅出膻腥。为政十年，到他考虑娶拉伊莎的时候，虽说在公务上毫无为人称道的建树，可是他手里却积攒了很大一笔资财。他待人亲热，有所取索，也决非无功受禄。商人们给他送礼，是“出于爱戴”，出于他肯做他们子女的教父，出于他没有忘记他们的大名，常常不拘形迹地上他们家里喝茶。他们按月给他送“孝敬钱”（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良心），若是他手头拈据，还有特殊馈赠。但馈赠的数目并无一定之规，全凭上帝意旨行事，总以不委屈他为度。他也从来没有抱屈的理由，他甚至坚信，客客气气远比粗暴勒索更为有用。不过，他对待工人却干脆得多，是呀，他和工人有什么好“啰嗦”，多费口舌的呢。“有身份证吗？”“按规定，缴二十五戈比！”“没身份证吗？缴一个卢布，要不然，监牢离这儿并不远。”——仍旧不是勒索，而是“照章办事”。

　　婚后约莫二十年，他去世了；他的死引起了市民的悲伤。他给妻子留下了许多钱（到他临终前为止，算下来总共有四十万卢布的纸币）和一个五岁的女儿。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花钱不多，在城厢一处牧场上买了十来俄亩土地，作为安身之处。她造了一幢宽敞的住宅，开辟了菜园和果园。在她这孀居人的圈棚里养了许多家畜和家禽，象乡居似的在这里住了下来。这庄园几乎是个理想的庄园，因为它既有乡居的好处，又兼得城市生活的种种方便。市场近在咫尺，教堂比比皆是，朋友要多少有多少，等列诺奇卡长大了，聘请教师也不犯愁。

　　她使列诺奇卡保养得完全符合于丰满的俄罗斯美女的标准，留在家里，直到十八岁才拿定主意把她许给陆军中尉克拉萨文，一个性情温和、门当户对的阔少。但是她不让小两口子离开，要他们跟她一起过日子。她的庄园里什么都好；每个房间里都洋溢着诱发食欲的气味，叫人产生努力加餐的欲望，因此，不但家里的人从早到晚吃吃喝喝，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连每个来客也很想尝尝她家的美味。仆役们个个神情愉快，动作利落，唯有真正的好主人才有如此出色的仆役。前室里不时响起门铃声，接着便是这样的对答：

　　“在家吗？”

　　“请进！他们刚坐下吃饭呢。”

　　客人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她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短缺食物的事。什么都有：要火鸡有火鸡，要肥鹅有肥鹅。请随便吃吧，如不够吃，可以吩咐伙房烧只仔鸡。只消一刻钟就烧好了。这里跟红果庄不一样。在红果庄半只小鹅要切成许多块儿，供全家人食用，而且还老盘算着怎样留点儿第二天再吃。

　　可是，一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列诺奇卡生产时死掉了，给五十岁的母亲留下一个才出世的女儿萨申卡。克拉萨文中尉在妻子亡故后不久也与世长辞了。

　　这是一桩极悲痛的事，姑母的眼泪很久都没有干过。她想起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很快就要老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她把萨申卡留给谁呢？不错，到目前为止，她从来没有害过一点小病，但是要知道，生死全凭上天安排啊，好端端的人也会忽然生病的。你看，她的颈项多么短啊，什么祸事都会发生的！她本想写信和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商量，请姐姐到她家里来住，可是第一，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比她的年纪还大；第二，奥尔加姐姐那时经管着红果庄的庄地，而更主要的是，奥尔加决不肯丢下她另一个姐姐马丽亚。跟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一道生活吧，我这位姑母又不乐意，因为她知道马丽亚是个性情乖戾、喜欢恶作剧的女人，要是她来了，这个好端端的家，不出一个月，准会被她弄得天翻地覆。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也不愿意找另外几个姐妹，况且她们散居在边远的省份，要找恐怕也找不着。至于夫家的亲族，人固然很多，可是死去的少校一向同他们合不来，他临危时曾告诫过妻子：

　　“你瞧吧，我一死，我那些宝贝兄弟就会跑来，”他说，“问你要他们帮什么忙，你把他们赶走！”

　　沉重的悲痛终于渐渐消逝，于是姑母把她那老年人特有的全部慈爱倾注在萨申卡身上。她爱抚她，精心照料她，禁止仆人在她睡觉的时候走过她的卧室，逐渐把她的身体养壮。她的最高理想是活到萨申卡十六岁的时候；她每天祈祷上苍，保佑她实现这个理想。

　　“给她放户好人家，我死也阖眼了，”她自言自语说，又在心里暗暗地加上一句：“说不定，那时上帝还不派天使来接我，我就跟他们再过一些时候。”

　　萨申卡对她的外祖母也报以同样的热烈的依恋之情。祖孙俩上慈下孝，相依为命。她甚至和外孙女儿商量女婿身后遗留的庄地的诉讼案件，而当别人对她指出萨申卡年纪小，还不懂事的时候，老太太总是把握十足地答道：

　　“她怎么不懂事！您随便问她什么，她全能答得上来！开菜单子，安排园子里的活儿……我这孙孙全在行！”

　　总之，这是一个罕见的家庭，不论主仆都过得很舒坦。大家彼此相爱，而又特别珍爱萨申卡，认为她不仅是跟老太太平起平坐，而且恐怕还是高出老太太一头的女主人。日子过得愈久，生活变得愈有乐趣。窠儿终于营好，园子里的树长大了，结满了香甜的果实，母牛的产奶量比哪家都高，连得老太太为了讨外孙女的喜欢而饲养的四只绵羊，一年也产了两次羔，而且一胎不是产一只，而是产两只小羊羔。

　　“今天这一天又过去了：而且过得多么好——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太太平平的！”老太太让外孙女儿去睡觉的时候。这样说。‘祈祷吧，萨申卡，求上帝保佑，明天的日子也象今天一样平安！”

　　她们要求的仅仅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太平生活。

　　我上面说过，我们家和阿赫洛宾家的人几乎没有见过面。可是有一回，我从莫斯科（那时我刚在那里上学）口红果庄度假的时候，母亲想起六月二十八日是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命名日。她自己没有工夫到P城去，因此决定派一个孩子去。真走运，挑中了我。

　　我单身一人，没带仆役，由车夫阿连皮陪伴，整整坐了两天半的马车。我们每走三十俄里，就在村舍里歇一会儿，这样，走完村道，上了大路，离P城便只剩下四十来里路了。我们终于在这个家庭节日的前两天到达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我们的马车穿过尘土飞扬的城市，停在阿赫洛宾家的台阶前，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可是太阳还相当高。这是一幢带阁楼的平房，式样固定，是常见的地主庄园。差别仅仅在于别的地主的宅子大多没有油漆过，因年久失修而显得陈旧，可是这一幢房子，连外表也是一派鲜亮而洁净，好象刚刚修茸过似的。宅子的一旁是一溜条用建筑物；另一旁，一道漆过的木栅栏与花园相隔，花园四周种着菩提树，正是蓓蕾初放的时节。空气中弥漫着从花园里散发出来的夜幕降临时的凉意；菩提花的清香远远地飘荡开去。我的整个身心立刻充满了愉快和宁静的感觉，特别是在长途跋涉、刚才又经过尘埃扑面、臭气薰鼻的令人闷塞的闹市之后，分外觉得心旷神怡。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青女仆，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却似乎猜出了我是这里正在期待着的客人。

　　“请进！请进！”她用嘹亮的声音邀请说。“他们上浴室去了，马上回来，回来就吃茶点。您贵姓？”

　　我通报了姓名。

　　“啊，原来是札特拉别兹雷家的少爷！老太太猜对啦。前两天早上老太太还在说呢：‘你看吧，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弟弟会记得的！’请进！请进：他们马上就来！马上！”

　　她把我交给一位老仆人，一转身闪进里面去了。老仆人听说我是札特拉别兹雷家的少爷，不知为什么也很高兴，并且忙着招待我。

　　“请进！请进！”他说。“姑太太前两天好象就猜到了呢，她说：‘你着吧，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弟弟会记起我的命名日的！’”

　　他领着我穿过有四扇窗户的长厅，走进客房，然后进入一间不大的餐室，那里另有一个女仆在拾掇茶桌，她也高兴得很，还特别强调说，姑太太心里早已“猜到了”。

　　不出十分钟，我已经站在姑母和表侄女面前了。

　　姑母是个身材不高的胖胖的老太婆，七十岁的人，精神还很健旺。她的圆脸儿长得非常饱满，老年人特有的红润的双颊上焕发着浴后的光彩；两眼胖得眯成一条线，但眼缝里闪射出活泼的光芒；润泽的淡红的嘴唇漾着微笑，下巴上的酒窝儿时隐时现，牙齿完整无缺。她头上戴着一顶老太太们常戴的包发帽，洗涤后还有些潮。肩头随便披着一件宽大的没有腰身的深色毛料长袍。她从前是否很美——这已经无法推测，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便是现在，她的模样儿也很逗人喜爱。

　　萨申卡十二岁，是个十足的俄罗斯型的小美人。你尽可以说，她长得很象她的外祖母，不过最好还是说，她象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旁边的外祖母却是一朵日渐凋萎的玫瑰花）。白净的脸儿（略带点不易察觉的李子似的浅黄）、红润的面颊、鲜艳的樱唇、下巴当中的梨窝儿、大大的黑眼睛、浓密的黑头发——这一切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她准能长成一个标准的美人。象外祖母一样，她头上也戴一顶包发帽，不过样式比较奇特，她身上也穿着同样的没有腰身的深色毛料长袍。

　　“你是尼卡萨①吗？”姑母凝神注视我，猜测道。

　　①尼卡诺尔的爱称。

　　“是呀。”

　　“啦，亲爱的！嗬，小亲亲！你长得多大了啊！”她惊叫着，用她粗短的手臂搂住我。“你身上穿着制服，准是在上学了吧！这是我的萨申卡。你瞧她那一身衣服，象个老太婆，这是因为她急着来迎接你，没来得及换……快亲吻吧，亲爱的孩子们！她是你的表侄女……你们一块儿玩吧，表叔带着表侄女，一道儿去跑跑吧。”

　　我们行了亲吻礼，我甚至觉得，萨申卡还行了个屈膝礼。

　　“啊，表叔，我早就很想见见您啦！”她说。“您这身制服多好看啊！”

　　“当然啦！”姑母也称赞说。“我可不让他在姑妈家里穿着制服！回头你们到花园里去玩儿，在地上打滚，准会把制服弄得不成样儿！让我给你换一件旧褂子吧，你可以随便活动！等到命名日那天，只要你愿意，再穿上这身漂亮衣裳到教堂去做弥撒！”

　　我当时十一岁多。这正是童年时代最讨厌的年龄，正是男孩子开始把自己看做大人的时候。这样年龄的男孩对任何戏谚，即使是最无伤大雅的玩笑，都非常敏感；他竭力用低沉的嗓门讲话，喜欢夸耀自己，不乐意参加游戏。一本正经，神气活现。总之，象常言所说，有一股倔脾气。我也有一股倔脾气。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在最后一个驿站上脱掉上衣换上制服；同样因为这个缘故，当姑母两次说到我的制眼（我仿佛偏要拿它炫耀一番似的！），特别是她要我换上褂子这件事，简直把我气坏了。

　　“我为我的制服自豪！”我回答说，可是，这时我的神色一定显得很蠢，所以姑母猜到我受了委屈，便哈哈大笑起来。

　　“得啦！得啦，小宝贝！”她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们很看重你的制眼，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藏起来，给你换件短褂子！穿着便服去玩痛快得多……干什么噘着嘴呀！哦，还有一件事！走了这么长的路，你不想洗个澡吗？我们刚洗过了……嗬，洗澡真痛快！阿库里亚大婶只消一会工夫就替你洗好了，我们等你喝茶！”

　　“表叔，去洗个澡吧！”萨申卡用温柔的口吻从旁劝我。

　　这是第二个委屈。让女人给自己——一个大小伙子洗澡……这也太不象话啦！

　　“非常感谢，姑妈！我不想洗澡！”我冷冷地说，语气之间甚至带点厌恶的味道。

　　“嗨，你准是不好意思让阿库里亚老太婆给你洗吧！其实，小宝贝，她都七十多啦！她是个擦背的行家！在红果庄的时候，她还给你爸爸擦过背呢！得啦，少爷，得啦！去洗吧！到什么庙里念什么经嘛！娜斯嘉：告诉阿库里亚，领他去洗澡！”

　　总之，他们给我洗了澡，当天晚上便让我换了短褂子。

　　“喝，太好啦！又宽松又舒服，洗完澡也不会感冒！”姑母见我穿了新衣服，赞赏道。“随便喝点茶吧，喝完茶，我们再吃奶油杨梅。有失才有得啊：你洗澡的时候，我们摘了些杨梅。现在杨梅还少，刚开始成熟，我们自己也是第一次吃到。”

　　茶的味道很醇，甜面包出奇地可口，鲜奶油味道更佳。我的嘴巴塞得鼓鼓的，姑母满意地望着我。接着吃杨梅；姑母把采来的杨梅分成两份：给我和萨申十一人一份，她自己只留下一颗。

　　“我只要解解馋就够了！下一回，我恐怕要吃得比你们多一些了，”她说。

　　吃完茶已经快八点。太阳落山了。我们想到花园里去走走，姑母不同意：外面就要下露水了，洗过澡出去常常伤风。

　　“我们最好还是坐一会儿，看看太阳，你看它落山，没有一丝云彩！”

　　落日的景象极为壮观，太阳已经有半边看不见了，西方天空倾泻着一大片金光。天空纯净、蔚蓝；只有几朵轻盈如羽毛的浮云向四方飘散，也被太阳染了一层金光。姑母坐在圈椅里，对着西下的夕阳，划着十字，用苍老的声调唱着《太阳静静地照着我们……》。

　　“如果不是萨申卡——我也许……”她说了一半停住了话头，接着又改口说道：“明天是个大晴天；宅子外边的草已经开始割了——晴天更好割些。没话说！乡下人劳筋劳骨，累得要命，成天挥舞镰刀；不过，以后他们就快乐了，因为他们辛苦一阵，多少总有点好处。今年草长得很好，春播作物也长得不错。干草、麦秸——全够用了。庄稼汉也可以歇口气了。你看我们一不播种，二不收割，可是我们却过得挺好，——但愿那些劳苦的人也有好日子过吧。”

　　十点开晚饭，临了，桌上又出现了……一盘杨梅！

　　“这是怎么回事！”姑母叫道，“这样下去，到我命名日那天就没一颗杨梅了！客人来了，拿什么招待。”

　　“太太，这是伊凡·米海内奇叫人送来的！”

　　“唉，亲爱的教亲①！他老是这样！他是我们的邻居，”姑母掉转脸对我说，“住在紧隔壁，他也管理果园。他在我们死去的彼得·斯毕利朵尼奇手下的区警察局做过事，——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靠着诚实的劳动也攒了几个钱。嗯，你姑爹在世的时候可好啦，太太平平，没有诉讼，没有申诉——根本没有这种事！亲爱的朋友，你姑爹拖着那条木腿，橐橐地在城里到处走走，对谁都说一些亲热话。他敲敲某一位教亲的窗户（他给全城的孩子施了洗礼），问：‘茶炊烧好了吗？’‘好了，先生。’他进屋里去，喝一杯茶，又橐橐地往前走了。你想想那时我们家里的光景该有多美吧：二十八号是我的命名日，二十九号是他的。我们家里大摆酒席，一连两天不断客。”

　　①小孩受洗礼时，有教父教母；教父教母王称“教亲”。

　　姑母动了感情，并且擦了擦眼泪。

　　“不过，现在我也不能抱怨，”她接着往下说道，“周围全是温和、善良的人，他们不怨天不尤人，模样儿快乐得仿佛人世间没有痛苦一般。我可不喜欢那些……心眼多的人！我用的仆人也是快快活活的；我喜欢他们带着心满意足的笑脸在我身边走路、谈话、唱歌。谁若是不满意我，我决不勉强留他。尽管他们是我的农奴，可是我总是记住一点：一个人有时候难免会管不住自己。成天在这些房间里转来转去，成天摆弄杯盘碗盏，谁也会腻味！我懂得这个，我的朋友，所以，当仆人高高兴兴地接受差遣的时候，我是很看重他们的。只有阿库里亚和罗吉翁——他是宅子里唯一的一个男仆，其余全是姑娘家——只会轻轻的叽叽咕咕。那两个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你想，阿库里亚都快八十啦。我小时候她带过我，她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儿；她到现在还常常提起红果庄的人。唉，你祖母娜杰日达·加甫利洛夫娜在世的时候，红果庄可好极啦！”

　　轮到吃杨梅的时候，姑母发表了一篇妙论。

　　“你看，”她说道，“上帝安排得多么巧妙。不让园里的果子一下子全成熟，每种莓子、每种水果都各有时令。彼得罗夫节——杨梅熟了，卡赞节——树莓熟了，伊林节——樱桃熟了，第二个斯巴斯节——苹果、梨子、李子熟了。在空档之间——还有茶囗子、醋栗。整整两个月都有果子吃。看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事情也竭力照这样办。我家里有四头母牛，从来不让它们在同一个时间下牛仔。一头——在菲里波市卡节下牛仔，第二头——在四旬斋期间下，第三头——在彼得罗夫卡节下，第四头在斯波仁卡节下。这样，一年四季，我们吃的鲜奶、凝乳、黄油——就全是自己家里出产的。过节吃的小牛肉也是自己养的牛。后天你就会看见，为了迎接我的命名日，我们养了一条多么肥的小牛犊！今天早上我亲自去看了看：它闭着眼，一动不动地躺着。小东西怪可怜的，可是不得不宰掉它。不过，话又说回来：牲口嘛，又不是人！”

　　临了，她老人家从桌旁站起来，又说道：

　　“现在该睡觉了。再吃点，聊聊天，就上床去吧。小朋友，你路上够累了，好好睡一觉吧，我吩咐他们别叫醒你。”

　　我们按照古礼告别。姑母先把手伸给我亲吻，接着吻我的嘴唇，然后又把手伸给我。临了，她划过十字，便放我去睡觉了。

　　他们给我预备的房间有一扇朝花园开的窗户。房间里的一切给人以舒适、洁净、新鲜的感觉。夏夜的温暖的芬香气息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

　　在丝毫不用担心小虫来侵扰的床上，铺着两床软和的拍得蓬蓬松松的绒毛褥子，罩着一条干净的床单。一个年轻的丫环进来给我脱衣裳。这天晚上我已经克服了故意装出来的矜持，很乐意地听凭娜斯嘉的摆布。

　　“您喜欢我们这儿吗，少爷？”

　　“非常喜欢。”

　　“好的还在后头呢！拉伊莎命名日那一天，您再看吧！大厅里摆酒席，可还是坐不下所有的老爷太太，许多客人得上客厅去。我们要从城里请两个厨师来做菜，我们家里的厨娘当下手。太太不坐席，跑来跑去招待客人。她老人家只是趁大家谈话的空档随使吃点什么。”

　　“我姑妈家里有许多丫头吗？”

　　“四个。费克鲁莎服侍孙小姐，做针线活，我们三个管开饭，收拾房间。还有个保姆侍候太太。她也睡在太太卧室里，用毡子打地铺睡。太太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好，您现在睡吧，基督保佑您！多睡会儿，别起得太早，想起来再起来吧。”

　　她安顿我上了床，给我盖好被子，关好窗户便走了。

　　我的头刚挨着枕头，我就觉得好象坐在一只小船里似的晃荡起来。绒毛褥子如此软和，我仿佛摊开四肢浮在空中一般。不一会工夫，我便整个儿沉溺到所谓儿童式酣睡的万分舒适的梦乡里去了。

　　我早上醒来时已经快十点钟了，这就是说，我几乎睡了半个昼夜。醒来时，我精神焕发，没有半点疲乏的感觉。原来，娜斯嘉已经不止一次在门外倾听房里的动静，所以我刚一醒来，她便立时进来帮我穿衣洗脸了。

　　“太太和孙小姐已经喝完早茶，到花园里散步去了，”娜斯嘉说。“她们回头还要喝咖啡。给您烧好了茶炊。您去吃茶、喝咖啡吧。”

　　但是我刚才醒来时便想起了我们的马和阿连皮，因此，在去饭厅之前，我先跑到马厩去了。阿连皮照例坐在马厩旁的系马桩上，抽着短烟斗。我觉得他一夜之间似乎长胖了一些。

　　“喂，阿连皮，马歇得怎么样？”我问。

　　“它们哪里肯歇啊！这儿的马棚挺宽，干草又香，燕麦干干净净……它们只要在这儿呆上三天，你就驾不住它们啦。”

　　“嗯，你呢……睡够了吗？你觉得好吗？”

　　“您是问这儿有谁觉得不好吗？这儿可以随意地吃，一天吃四、五顿。如果你还想吃——那就请吃吧！又挺自由。我还是照老时间起床的；料理好了马儿，我和这儿的车夫阿金进城去。大街小巷蹓了一转。这个城市很大，市场上的人，河里的船——多极啦！说实话，阿金请我下馆子偷偷喝了一点儿，因为您姑妈在这上面管得很严。”

　　整天都过得很满意。开头是喝茶，接着喝咖啡，随后吃早饭，吃午饭，吃完午饭进甜食，然后喝牛奶克瓦斯，后来又喝茶，末了吃晚饭。吃午饭时，我特别爱吃一种当地叫做“姆姆”的肉馅烤饼，我添了两次。我们红果庄有时也做这种食品，味道却差多了。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嘴唇油光光的，眼睛直发亮。可是姑母还一个劲儿地催人吃菜。

　　“吃吧，孩子们，基督保佑你们。我们的菜做得很清淡、很卫生，吃过了头也撑不坏！用最普通的橄榄油擦擦肚皮，立刻就没事儿啦！”

　　在两次进食之间，我和萨申卡到花园里去跑跑，互相追赶，你捉我，我捉你，虽然，坦白地说，这种单调的游戏很快便使我感到厌倦了。萨申卡看出了这个。

　　“表叔，您觉得和我一起玩儿没意思吗？”她闷闷不乐地问。

　　“不，没什么！您觉得怎样呢？您总是一个人玩儿！”

　　她告诉我，她一点不觉得寂寞，如果偶尔感到寂寞，她便去找邻居的孩子们玩儿，他们有时也来找她玩儿。不过，她又说，她天天要学习，只是现在，因为我来了，外婆才不叫她做功课。

　　“好吧，要是您觉得没意思，我们就不跑了，让我们来聊聊天，”最后她说，“您学校里功课难做吗？功课多吗？”

　　我很高兴地讲起来，不消说，还放纵我的想象力自由驰骋了一番。

　　“萨申卡，我已经念过西塞禄①的著作，下一学期我就要念凯撒了。”

　　①西塞禄（公元前106—43）是以雄辩术闻名于罗马的共和主义者，在他任罗马执政官的时候，曾揭穿元老喀提林（公元前100—44）私通外敌，企图推翻共和的阴谋。

　　“西塞禄是什么人呀？”

　　“他是罗马的执政官。他从喀提林的手里拯救了罗马共和国。嗨，可惜您不知道，他那篇反对喀提林的演说词该有多漂亮！‘Quousque tandem，Catilina，abutere patientia nostra！’①”我热情洋溢地朗诵道。

　　①拉丁语：“喀提林，你滥用我们的忍耐何时方休啊！”

　　“不是说，是鹅①拯救了罗马吗？”

　　①公元前四世纪，高卢人入侵，罗马城失陷，罗马人坚守城内陡峭险峻的卡匹托尔堡垒。传说一天夜间，高卢人偷偷攀登峭壁，到达顶峰，杀死蒙眬中的卫兵，这时，堡垒中女神庙养的白鹅听到响动，群起哄叫，守军闻声赶至，击退偷袭的高卢人。因此，后世有“鹅拯救了罗马”之说。

　　“鹅是一回事，西塞禄又是一回事。……数学方面，我们马上要学对数了。要伤脑筋了！”

　　“可是您将来可以当学者呀。”

　　“侄女，我想当个教授。”

　　“您喜爱哪几门功课呢？”

　　“我最喜爱俄语。我们常常做作文，复述名作，特别是卡拉姆辛的作品。他是我们俄罗斯最优秀的作家。‘召集市民会议的钟声响了，诺市戈罗德的市民的心颤抖了，’——你看他写得多好！换个别的作家，就会这样写：‘响起了召集市民会议的钟声，诺市戈罗德市民的心颤抖了，’只有他懂得重音该摆在哪些字上！”

　　这样谈着谈着，我们很快亲近起来，彼此以“你”相称，到后来，她不无激动地问我：

　　“你能在我们这里多玩些时候吗？”

　　“过了彼得罗夫节，第二天早上我就得早点起来，收拾行装一再见，侄女！”

　　“老天爷，哪怕玩一个礼拜也好呀！”

　　“不行，亲爱的，我妈妈严厉地叮嘱过我。如果我不按时回去，以后她哪儿也不放我去了。你别难为我吧！”

　　萨申卡向她外婆替我说情，老太太和她外孙女儿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她们，有些闷闷不乐，但是，临了，她却夸奖了我一番。

　　“听爸爸妈妈的话吧，”她说，“做父母的总是惦记着自己的儿女的。有时候父母的心会平白无故地为孩子的安全担忧，产生种种奇怪念头。是不是出了祸事，是不是得了病，是不是翻了车，是不是在路上遭到坏人的欺侮？我就是这样一路担心过来的。从这儿到城里并不远，有时，我让你已故的表姐列诺奇卡进城去参加朋友家的晚会，她对我说：‘好妈妈，我十一点钟回来，’可是我一到十点钟就坐在窗前等她。坐了一会儿，打起盹来，醒了，又打盹，醒来一看，呀，快半夜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她身子不舒服？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想派人去问问，又不好意思，人家会说：你看这个大惊小怪的老太婆，女儿出去玩玩她都不让。我盼呀盼呀，一直熬到一点，熬到两点。就是这样过来的。亲爱的，你回去吧！既然爸爸妈妈盼着你回去，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

　　晚上，不用说，大家做晚祷，屋子里香烟缭绕。姑母让神职人员和我们喝茶、吃东西，她自己却不喝不吃，聚精会神地坐着，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节日。她甚至避免和人说话，只是偶尔搭一句半句腔。女仆们一举一动也极其端庄严肃，她们轻轻地走路，悄悄地说话。神职人员离开后，她们安顿我就寝，于是宅子里比平日早得多便安静下来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们到离家最近的一个市区里的教堂去做弥撒，不用说，我们是去“做祈祷”的。回家后，命名日的庆典正式开始，全城的名人都来祝贺。这一天天气晴朗，命名日的筵席设在花园里。一切都很顺当；大家酒足饭饱，而姑母事先对我讲过的那条牛犊，味道之鲜美，的确令人赞赏不止。

　　我不想描写我在姑母家度过的其余的时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是多么不愿离开啊。彼得罗夫节的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穿戴梳洗好了，送了我许多点心和糖果，说了许多祝福的话，把我送走了。

　　回到红果庄之后，我向哥哥们（斯杰班已经升到最高一班，格利沙的考试成绩也很好）详详细细地讲述了我这四天里大吃大喝的经过，又把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他们。

　　“可是，弟弟，我们这里吃的尽是腌家禽，”斯杰班闷闷不乐地说，“而且，昨天最后半只腌家禽也吃完了。Finis Polotcoviorum①！”

　　①拉丁语：腌家禽吃完了！

　　从此以后我再没见过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虽然她还活了很久。她把萨申卡抚养成人，给她许配了一个“好”人，但是不让她离开自己，却让外孙女婿住到了她家里。这样，她的愿望完全实现了。

　　除了丈夫和女儿的死亡一度引起她的悲痛之外，在她一生中，她是否有过旁的伤心事，我不知道。不管怎样说，她的晚年是可以和晚霞的宁静的余晖媲美的；这时，夕阳西下，天空映着淡淡的余辉，远方飘着朵朵浮云，那形状也酷似她一生百吃不厌的那些腌制食物、糖渍食物、蜜饯和各种配菜。“美食家”这个绰号伴随她直到她生命结束之日。

　　后来我不只一次路过P城，但不知怎的我总忘记去看看阿赫洛宾家的庄园。听说，庄园如今依然跟老太太在世时一样，好端端地耸立在那儿；只是后园里不象从前那样清静，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稚嫩的清脆的叽叽喳喳的叫闹声。这是萨申卡（她也轮到做寡妇了）的孙儿和孙女们在叫闹；这是她的两个儿子的孩子，他们自己住在彼得堡，却把儿女丢给祖母照管。一个儿子在衙门里供职，官运亨通，逢年过节都能得到奖章奖金之类的恩赏。另一个暂时还在以自由派自居，不过也开始斜着眼儿左顾右盼，因此不难看出，不久的将来他也会由于节令的临近而渴望着上司的赏赐。

　　萨申卡承袭她外祖母的德行，成为受人爱戴的人物。她自己也热中于吃喝，也把孙儿孙女喂养得肥肥胖胖。她给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份有保障的生活，她无忧无虑、太太平平地生活在自己的雏儿们当中，毫不因为那不知不觉地悄然降临到她头上的六十高龄而有所忧戚。

　　她是否记得我呢？我根本没去想这件事。至少，她的两个儿子会认为没有必要认我。这也不足为奇：我是他们的姑表舅爷，这样远的亲戚关系连记忆本身也会无形消失。何况他们二位又深知现代生活的奥秘。他们一位是当朝三品文官，另一位虽然发迹晚，但也身居要津，前途未可限量。而我什么也不是，仿佛生活在牟罗玛①老林里，只觉得联系我和生活的环节正在逐渐地、一个接一个地脱落。

　　①奥卡河下游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我不过是个“末流文人”……

　　哦，俄罗斯的“末流文人们”！你们的人数年复一年地蕃衍、增长着，你们用诗歌和散文铺满祖国的大地；但是什么时候你们才能按人类年龄的要求成熟起来呢？

十一　费陀斯表哥

　　除了上面介绍的四位姑姑以外，我还有五位姑母，她们散居在遥远的省份里，我们家跟她们几乎断绝了关系。其中，波里克塞娜·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嫁给奥连堡省一个巴什基尔人波洛甫尼柯夫，我在相当奇特的情形下认识了她的儿子。

　　一天（这是十月末一个深秋的日子），我们全家人正喝着晚茶，一个丫环从女仆室慌忙地跑来，报告母亲：

　　“太太！有个男人在女仆室里要见您。”

　　“又是什么男人？”

　　“不知道，太太。他说，你去通报一声，说费陀斯来了……”

　　“你们这些该死的糊涂虫！快去，问他是什么人？有什么事？”

　　丫环走了，但母亲跟平时一样，按捺不住，从桌旁站起来，也随着丫环出去了。

　　一个穿熟皮皮袄的男子坐在女仆室一口木柜上；女仆室里点着一支蜡烛头，闪烁不定的烛光只能勉强照亮这个房间。

　　“你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事？”母亲问他，随即转身对坐在纺车旁的丫环们加上一句：“把烛花剪剪！什么也看不清！”

　　那男子站起身来。这是个青年人，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健康，结实。宽阔的脸庞，突出的颧骨，帽盖子①式的头发上套着个黑皮箍。整个女仆室充满了他的皮靴发散出来的鱼油的臭味。

　　①旧低时代农民习用的发式：在脑袋周围留一圈垂发。

　　“我是费陀斯·波洛甫尼柯夫，瓦西里·波尔菲雷奇的外甥，波里克塞娜·波尔菲利耶夫娜的儿子。”

　　“身份证！”

　　费陀斯从怀里掏出身份证交给母亲。那证件上写着，持件人是奥连堡省的贵族费陀斯·尼古拉伊奇·波洛甫尼柯夫，等等。在证件上签字的是别列别依县的贵族长。

　　“我怎么知道！”母亲看完证件，嚷道。“你额角上又没写着你是我的外甥！也许你的身份证是假的呢？说不定你是个逃兵。杀了人，偷了人家的身份证！”

　　“绝对不是。我是费陀斯·波洛甫尼柯夫，瓦西里·波尔菲雷奇的外甥。真的，太太。”

　　“那么请问，你光临舍下，有何贵干？你有你自己的村庄，为什么不呆在家乡，跟你母亲一起过日子？”

　　“我母亲去年春天过世了，父亲在母亲之前就升了天。母亲的村子卖掉还了债，父亲身后只留下一支猎枪。我一贫如洗。因此我想：投奔亲戚去吧，再说，我也很想看看大家。母亲临终的时候对我说：‘费陀斯，到红果庄找你瓦西里·波尔菲雷奇舅舅去吧。他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跑了两千俄里，就为了喝一口稀糊糊……这我可太不敢当！找到个好外甥啦！我死也不相信。我看你准是个败家子……你要是败了家，与我什么相干？他败了家，倒叫我陪着他受罪！我送你上地方法院——法院会弄清楚你究竟是外甥还是逃兵。”

　　“您看着办吧。”

　　母亲口里吓唬他，心里却犹豫不决。费陀斯是外甥还是逃兵，实际上对她反正一样。如果他真是外甥，怎好不收留他呢？赶走他吧，他说不定会死在外边；送他上法院吧，会送他回来……事情传出去，邻里们就会说闲话：你看，安娜·巴甫洛夫娜也太不象话，丈夫的亲外甥，她都不给块地方让他落脚。

　　“这没头脑的东西，居然在这种时候到这里来了，”母亲说，口气缓和下来。“下了两个礼拜的连阴雨，路全淹没了，到地里去运干草都去不了，他却唧咕唧咕踩着泥浆来了。先来封信打个招呼也好呀……呃，好吧，你先脱掉皮袄，在这里坐一会儿，等我去报告我的好男人一声。”

　　但是，一回到饭厅，她心里又开锅似地翻腾起来。

　　“恭喜你添外甥啦！”她冲着父亲说。“波里克塞娜·波尔菲利耶夫娜的宝贝儿子，费陀斯·尼古拉伊奇……没说的，我那位死去的婆婆娜杰日达·加甫利洛夫娜，愿她上天堂，竟给我们养下这么多亲戚！”

　　父亲平素遇到任何意外事情都会惊惶失措，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他的肝火比母亲还旺。

　　“哪儿还有个什么费陀斯？”他嚷道。“叫他滚！滚！我的亲戚中没有什么费陀斯！他不是我的外甥，是逃兵！赶他出去！”

　　“别着急，等一等！”母亲的口气又缓和了。“光嚷嚷不顶事，得仔细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喂，叫他上这儿来！”她吩咐侍仆。

　　不一会儿，一个淡黄头发的小伙子走进饭厅来，他上身穿件非常肮脏的粗麻布白衬衫，下摆没有塞进裤子里，下身穿着条子粗布裤，裤脚塞在长统靴里。他腰间系一根细带子，带子上挂一把角制的梳子。他一进来，屋里立刻有一股令人作呕的鱼油的臭味。

　　“脱掉：脱掉你那双宝贝靴子！臭死人！”父亲冲着他喝道。

　　费陀斯默默地走出去，回来时已经赤着双脚。他站在门旁，好象在恭候他们怎样发落他。

　　“好吧，身份证再拿给我看看……得核对一下特征，”母亲开口说。

　　费陀斯从衣袋里掏出他的证件交给母亲。母亲大声念道：

　　“‘身长两俄尺五寸’——嗯，差不多；‘面容洁净’——嗯；‘两眼淡蓝，头发浅黄，未蓄胡须，嘴和鼻平常；特征：左胸乳头侧有一胎记，大小与十戈比银币相等，……柯隆！拿蜡烛照照！”

　　侍膳仆人柯隆擎着蜡烛走到费陀斯跟前，扒开他的衬衣看了看，回禀主人道：

　　“不错，太太！”

　　“嗯，既然不错，那就是说，你是证件上说的那个人。可是这还不算；世界上浅黄头发、淡蓝眼睛的人多的是。如果你真是波里克塞娜·波尔菲利耶夫娜的儿子，那你就说说，她是个什么模样儿？”

　　费陀斯清楚而流畅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这样吗？”母亲问父亲。“你说啊，先生！你的姐姐你应该记得，我可从来没见过她。”

　　“不清楚！不清楚！”父亲嘟囔着，照例闪烁其词，不作确定的回答。不过，看来这个新出现的亲戚讲的话倒是符合事实的。

　　“好吧。就算你是我们的外甥，那么，你来找我们有何贵干呢？莫非你的亲人还少么？单是婶婶姨姨就有一大堆！为什么你不去找他们？”

　　“我妈临死的时候这样交代的……”

　　“要是我们不收留你呢？”

　　“您看着办吧，不过，我是决定第一个先投奔到您这儿的。”

　　“决定！他决定！……呸，你这个混账东西！”母亲喝道，她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冲到费陀斯面前，“你得先问问舅爹、舅妈怎样决定……哼，他决定！给我滚出去，到女仆室去等着，让我想想，该怎样处置你！”

　　费陀斯出去后，母亲在椅子上摇晃着身子，坐了好一阵，考虑着下一步怎么办。

　　“不知该安顿他在哪儿睡觉，”她终于说道，“我想不出来！安顿在楼下，从前马具匠斯捷潘住的屋子里吧，那里从去年秋天①起就没生过炉子。嗯，你们领他到下人食堂去找瓦西丽莎吧。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夜里在条凳上睡睡就行了。他有皮袄，可以当被子盖，你们再拿一床旧毯子，一个旧枕头给他。他该不抽烟吧，上帝保佑！让他别想到抽烟！”

　　①俄国北部天气冷得早，十月左右便需生炉子取暖。

　　仆人们执行了这道命令。

　　这一夜母亲老放心不下。她接连几次叫醒睡在她卧室门旁地板上的值班丫环，差她到下人食堂去传达命令，要瓦西丽莎绝对不许费陀斯抽烟。

　　“喂，费陀斯怎么样？睡了吗？”她问回来的丫环。

　　“睡了，太太！”

　　“没抽烟吗？”

　　“瓦西丽莎说，他在台阶上拍过烟斗。”

　　“果然！‘抽烟斗’！我是怎么吩咐的？”

　　第二天早上，母亲刚醒来就问道：

　　“他起来了吗？”

　　“天没亮他就到晾谷棚打麦去了。

　　这个消息使母亲的态度变得缓和了。“打麦去了——这就是说，他不想吃闲饭，”她脑子里一闪。接着，她吩咐把楼下那个房间烧暖和，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让费陀斯住在那里。母亲决定从主人席上拨一份食物给他。

　　“要是他做人象个样子，还要让他和我们一块儿吃饭呢！”

　　这一天费陀斯和别的劳役制农奴们一样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他是个很出色的打谷人，他拿着链你走在最前头，从容、均匀、平稳、准确、交叉地挥动链枷。天黑下来的时候，他被叫去见母亲。

　　“你怎么想到去打麦子呢？”她亲切地问他。

　　“总不能闲坐着呀！我一路上都在干活。走一天两天，停下来问有没有人家要雇人干活儿的。放牲口、割草、收庄稼，有啥活儿干啥活儿。在一个地方做个把礼拜的零工，主人家供我吃喝，给点面包我在路上吃，有时还给一个十戈比的银角子，这样我又可以空两、三天，赶五十来俄里的路。舅妈，我还能干别的活儿：编树皮鞋子，给小孩雕木头玩具，打猎，打野味。”

　　“瞧你多能干！好，在我们家住下吧！我吩咐他们给你把楼下那个房间烧暖和了。住在那里，你会觉得又暖和又舒服。他们会从楼上给你送饭下去，以后我们也许能更亲近一点。你可别累坏了自己。别老是干活儿，也要歇口气。我听说，你会抽烟，是吗？”

　　“会抽，舅妈！不过您别担心，买烟的钱我自己有！”

　　费陀斯伸手到衣袋里掏出一把铜币和银币。

　　“偶尔抽抽烟倒没关系，不过你可要留心，我的朋友，不要留下火种。好，去吧，基督保佑你！”

　　从此，费陀斯便和一条叫特列左尔卡的狗儿一块住在楼下那个房间里。不知怎么一来，他很快就使这条狗同他混熟了。女仆们笑话他，说他同狗用一个盘子吃饭、喝汤，说他吻它的丑脸，教它用嘴叼东西，等等。

　　“他那小房里烟草味儿特浓——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连特列左尔卡都直打喷嚏，”她们说，“左一滩屎右一泡尿的——没处下脚！”

　　他对居住条件倒不在意，只是对饭食有些抱怨。

　　“请你们告诉我舅妈，”他托付女仆们道，“多给我一点面包和菜汤就好了，我倒不是要吃好的。”

　　说句公道话，他的要求受到重视。

　　不久，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支猎枪和一些别的猎具，并且给母亲打回来两对黑松鸡。

　　“谢谢你，现在我们也有野味吃了！”母亲向他道谢，“我们自己吃一点，你也同我们一块儿吃一点。喂，来人啦！给厨子提一只松鸡去，叫他烧好了今天中饭吃，剩下的三只送到地窖里去……谢谢你，好朋友！”

　　我们孩子们对费陀斯很感兴趣。我常常冒着受罚的危险，也不戴帽子，光穿一件短外衣，经过女仆室的台阶，跑到他住的房间去，但是我很久都不敢走进去。我把门推开一条缝儿，朝里面望几眼，又往回跑。可是有一次他拦住了我。

　　“你到我这儿来，为什么光是瞧几眼，不进去？别怕，我又不吃人。”

　　我站在他面前，非常不好意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干吗站着？进去吧！”他邀请我。“看，我给你做了一匹什么样的快马！你骑在这样的马上，跑一百里，它也不会累出汗来！”

　　他让我看一只雕工粗糙的木马，木马的肚子下边挖了一个四方的窟窿，身子两边装了四根代替马腿的雕花小木柱。随后，他叫唤特列左尔卡，和它耍起把戏来。

　　“找！”他把一块面包向屋角扔去，对狗喝道。

　　特列左尔卡撒腿奔去，但是找到目的物后，它并不叼起来，只是象钉住了似地站着，并且举起一只腿来。

　　“它这是在‘踞地作势’①，它能这样一动不动，站两个钟头。抓住，叼来！”他又吆喝道。

　　①猎户用语，是猎犬在发现猎物时所作的姿势。

　　特列左尔卡抓住面包，叼来给费陀斯。

　　“现在，把面包放到这儿！”费陀斯说，取下面包，放到特列左尔卡鼻子上。“听口令：一、二、三、四……”

　　费陀斯转过身，背着特列左尔卡，好象忘了它似的。他不声不响坐了两三分钟，这时从特列左尔卡下垂的又厚又大的嘴唇中流出了一条条涎水。

　　“吃！”费陀斯出其不意地命令道。

　　特列左尔卡倏地把面包向上一抛，用嘴在空中接住，一口吞了下去。

　　“好狗！”费陀斯称赞道。“它以前没受训练，连叫都不会叫，可是我教它学了本领。我已经带着它去打过两次猎。我给你妈妈打回来了一些大松鸡，你看见了吗？”

　　“表哥，你打来的大松鸡放在我们的地窖里呢。”

　　“让它放在那里烂掉。这是你们家的老规矩。”

　　“表哥，你在这儿觉得快活吗？”

　　“有什么快活的！能活下去，我就知足了。前两天我打了麦子，现在我就歇着。只是阿沙其（巴什基尔语：“吃的”）给得太少，这可要命。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是冬天，在我们巴什基尔，这时节大家正挨饿呢。巴什基尔人冬天吃的是掺鼓皮的面包，一个个饿得精瘦精瘦！可是春天一到，母马下了小驹子，巴什基尔人就喝马奶酒——只消喝上一个月，准胖得你认不出来！”

　　“难道马奶……可以做酒？”

　　“可以，马奶酒其实就是用马奶做的克瓦斯……我可以教你们做马奶酒，不过，你们也许嫌它脏。你们会说：臭马肉！其实你们是很需要的——你瞧你多瘦！你们吃得太差……不知什么道理；你妈什么都攒着！如果是钱，倒也罢了，可是……是吃的！”

　　他摸了摸我，又说：

　　“皮包骨头！也不放你们出去玩玩，老是关在屋子里。你要是想去，我给你做一副滑雪板。等到下雪的时候，你们兄弟伙轮流去滑滑雪吧。”

　　“可是妈妈……表哥，您替我求求妈妈吧！”

　　“她才听我的话呢……休想！快上楼去，表弟，千万别叫他们找你找不着！等过节的时候，吃过中饭，老人们睡了，我自己去找你们。”

　　总之，他在我们家里住的时间越长，大家跟他混得越熟。仆婢们喜欢他，是因为他虽然也是“老爷”，却跟自己的兄弟没有两样；母亲满意他，是因为这个外甥不醉酒、肯干活。他不断地显示出新的才能：他钉马掌钉得极好；炉子漏烟，他能修；窗户上要装玻璃，他也能装。起初，母亲担心女仆室的道德会败坏，可是这方面也一直太平无事。不过，有时候他忽然不见了。他出去了，两、三天不见他的踪影。这时母亲的想象力便又活跃起来。

　　“你们记住我的话吧，他准是个逃兵！”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

　　得交代一句：费陀斯来到我们家后，她立即给别列别依县的贵族长写了一封信，查问费陀斯·波洛甫尼柯夫的身份证是否真是他开的；可是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一直没有回音。每当有什么动静的时候，这种没有音讯便成了引起极大不安的根源。

　　“你到哪儿去了？”当费陀斯离开几天后重又回来时，她问他。

　　“离这儿十来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庄稼汉，请我去帮他打麦。”

　　“庄稼汉？不是年轻娘们儿吧？”

　　“说不定也是个年轻娘们儿。如今不管是庄稼汉，还是娘们儿，天一冷全穿着皮袄——分不出是男是女！”

　　母亲感到很懊恼。不管怎么说，到底是亲戚呀——他要是能给自家人帮忙该多好呀！他还需要什么呢！这儿又暖和，吃得又饱……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可是真奇怪，他倒愿意跑十里路，去给陌生的庄稼汉做帮工！

　　费陀斯出门回来之后，又在家里待下来，母亲的懊恼也跟着平息了。再加上别列别依县来了公文，证实这个费陀斯是真正的费陀斯，即波里克塞娜·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的儿子，因此，在这方面的疑团也消除了。

　　说也奇怪，波洛甫尼柯夫虽然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好感，父亲一人对他却不仅采取冷淡而且几乎是厌恶的态度。费陀斯偶尔遇到他，走到他跟前行“吻手礼”时，父亲总是赶紧把两手藏到背后，冷冰冰地说：“唔，你好！去吧，去吧！”父亲背后管他叫“吃母马肉的”，说他是脏货，因为他贪吃半生不熟的母马肉，还时常不耐烦地问母亲：

　　“这个‘吃母马肉的’究竟还要把我们的宅子弄脏多久呀’）他用过的杯盘刀叉不准再拿上桌子来！你们要知道，这脏货同狗共用一个碗吃饭！”

　　也许是因为父亲这种本能的反感的缘故吧，原先打算有时也让费陀斯上楼来用餐的意图，便注定不能实现了。不过，偶尔也请他上来一起喝晚茶。他来了，仍旧是刚到红果庄时的那身装扮，只是身上穿的衬衫干净了。他只同母亲谈家常，不理睬旁人。

　　“舅妈，您最好搬到我们那边去，在那边造一座庄园，”他怂恿说。

　　“为什么？”

　　“我们那里净是黑油油的肥土，挖下去一沙纪全是黑土。生荒地翻起来，那土呀，油光闪亮。树林里净是橡树，河流又多，河岸两旁全是肥沃的草地——草长得肥极了，一根草抵得上一根芦苇！”

　　“天上下不下甘露？”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吹牛。我们那边的土地的确是少见的。”

　　“什么人住在那边呢？是地主吗？”

　　“不是，是巴什基尔人。有这么一支巴什基尔一梅舍尔亚克人的军队：他们首先占有了土地，现在就算是他们的了。无边无际，自古以来就没有地界：一眼望去，全是巴什基尔人的土地。不过近来有些比较聪明的地主也开始光顾那个地方。有些土地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他们迁去了一些农民，在那里经营产业。”

　　“土地总得花钱去买吧？”

　　“花不了几个钱。给县长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就能弄一俄亩地，再拿十来俄升白酒请大家喝，疏通疏通，——你高兴量多少地就量多少。”

　　“唉，该死的东西！真该死！”

　　母亲一想到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简直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好一阵子她一言不发；这分明是她脑子里已经产生了种种幻想。买地（而且要多买）；迁五、六百名役土地的农民到那边去，这花不了多少钱，一个农奴顶多花四、五十卢布；叫他们在那边落户。地是新的——出息大！还可以养马、养羊……

　　“在我们那里，单是养马就能赚好些钱，”费陀斯继续怂恿道。“几乎不用花什么本钱就能养活它们——冬天、夏天让它们在草原上吃草；冬天里虽然下了雪，扒开雪，底下就是草……在棉泽林斯克有一个马市：人们从老远的地方跑去赶集，肯出大价钱。还有熟羊皮、羊毛……”

　　“行行好，别往下说了吧！”

　　“那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包管替您把这事办得妥妥贴贴。”

　　但是母亲象刚才被他的话迷住了一样迅速地清醒过来。

　　幻想消逝了，几分钟后她已经完全回到现实里来。

　　“不，亲爱的，”她说，“我们不能丢开本乡本土跑掉。等你把那边的事安排好，这边又搞糟了；管了这边，就顾不得那边。凡事不亲自动手，那是再坏不过的事。来去一趟这样远，钱再多也不够花。”

　　话虽是这样说，可是费陀斯这番话还是使母亲很感兴趣，所以后来每次见到他，她便说：

　　“喂，讲讲你们那边的情形吧，讲讲吧！”

　　再说一遍：费陀斯很合母亲的心意，她甚至吩咐给他缝一件呢子卡萨金①和一条灯笼裤。

　　①一种老百姓常穿的上衣。

　　“老穿着衬衫也不好；你看你衬衫上的破洞，肉都露出来了，”她说道，“来个客人见了，人家会议论我们，说我们竟让嫡亲外甥穿着土麻布衬衫。况且节日里到教堂去……到底还是穿卡萨金好。”

　　费陀斯二话没说，穿上了卡萨金，虽然他并不乐意穿。我个人也觉得，他穿衬衫更合适一些。

　　“告诉我，看在基督面上，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家乡呢？”母亲有时想从他口里探出个究竟。

　　“就这样离开了……不为什么，总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呀；也想看看大家伙。”

　　“总得找个地方安家立业呀。比方说，现在你住在我们这儿，但是这终究不是永久之计。我们准备上莫斯科过冬。那时候家里不生炉子，窗板给钉上，你跟谁过日子呢？”

　　“我走！”

　　“你上哪儿去，你这个糊涂人？！”

　　“我有身份证，天无绝人之路。我走。”

　　“老是这句话：我走，我走。你总得吃、总得喝吧。人家说的是这个呀。”

　　“我能挣吃的。饿不着我。”

　　“找个地主，给他当管家吧。你懂得农活——这是没话说的，可以依靠你的。随便哪个地主都高兴雇你。”

　　“我才不舔地主的狗脸呢。”

　　一句话，对这一类问题，费陀斯总是报以令人纳闷的反驳，弄得母亲颇为尴尬。有时她设想：他该不是个暴乱份子吧？虽然那时非但没听说什么虚无党①，而且也没听说什么国有地产部②的官吏（后来地主们管他们叫做“普加乔夫③的密使”）。

　　①虚无主义本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特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于一八六二年问世后，“虚无主义者”一词始广泛流传，六十——七十年代，俄国的反动政论家们常用“虚无党”一词诽谤反对农奴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②一八三六年时，国有农民处境十分困难，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农民不堪其苦，时有骚动发生，沙皇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良国有领地的管理，增加农民的付税能力，乃于一八三七年特设国有地产部托治国有农民。但这种改良并没有改善他们的景况。

　　③普加乔夫（1744—1775）是俄国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间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

　　“他究竟是干什么的，猜不透！”她想道。“没有目的地荡来荡去，说走就走，难道在好人当中会有这样的人吗？分明是在传播什么坏思想！”

　　想到这个，她甚至特地把村长费陀特叫来，同他商讨了一番。

　　“我们这儿怎么样？没有出什么事吗？一切都好吗？”

　　“好象一切都还好，谢天谢地，”费陀特口里这样回答，心里却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母亲比他先知道了。

　　“你犹豫什么！费陀斯这个人怎么样？”

　　“没什么呀，太太，费陀斯·尼古拉伊奇……不过，这是个怪物！他是老爷，却不让自己闲着！”

　　“唔，随他去吧，这是他的事。他有没有跟人唧唧咕咕的说话？我问的是这个。”

　　“太太，在我们这儿跟谁去唧唧咕咕呀……谢天谢地，好象一点也没有这种事！”

　　“哼，‘一点也没有这种事’！你给我小心点！要是出了事，你第一个负责！”

　　经过这次谈话，母亲完全放心了，她待费陀斯越来越好。有一天，她甚至要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十戈比给你买烟抽！”她说，“等现有的抽完了，再去买点烟叶。”

　　但是费陀斯不肯要。

　　“非常感谢，”他答道，“那个礼拜我给一个庄稼汉干了三天的活儿，他给了我一个半卢布的银币。我现在有的烟草很多，够吸好久。”

　　“半卢布的银币！原来是这样！谢天谢地，好人们没有亏待你。”

　　母亲感到有些不快；她觉得，费陀斯的话里暗暗含有对她的吝啬的讽刺。

　　“半卢布的银币！这是想要我给他半卢布的银币。为什么，干什么！”她想，“我哪有那么多半卢布的银币施舍给你们这些流浪汉！吃得饱，穿得暖，还需要什么！”

　　一个礼拜天，费陀斯如约在午饭后偷偷来找我们孩子们。父亲和母亲在卧室里休息。我们悄悄地在大厅里徘徊，小声地讲话，深怕吵醒坐在屋角圈椅上打盹的女家庭教师。

　　“老表们，我来看你们啦！”他向我们寒暄，“你们成天坐在笼子里，象坐监牢似的……唉，亲爱的，你们的日子真够受！干吗垂头丧气？让我们来玩玩吧！”

　　我们默默地指指女家庭教师。

　　“没关系，就是这个鬼婆子醒了也不要紧！她要是啰嗦，我们就堵住她的嘴巴！我们玩什么游戏呢？捉马好吗？好，就这样吧！不过，老表们，我不会玩贵族子弟玩的那一套，我只能教你们玩农民孩子玩的那种游戏。喏，我给你们绳子。”

　　他从衣袋里掏出两束绳子，把它抖开。

　　“贵族那一套我一点也不会——不感兴趣！”他说，“要是到庄稼人家里去，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您好！’——‘你好！’——‘你叫什么？’——‘我叫叶列马。’——‘你好，叶列马！’好象一辈子都生活在一起似的！你到他那儿去干活——他跟你一道儿干，割麦、打麦，什么活儿都一起干；你坐下来吃饭——他也坐下来吃；一模一样的菜汤，一模一样的面包……你们大概不了解庄稼汉是怎样的人吧……你们以为他们是畜生！绝对不是，老表们，他们不是育生！你们记住；他们是人！上帝手里有一本花名册，里头是这样记载的：庄稼汉是苦人……我们来玩农民孩子玩的捉马游戏吧。我当庄稼汉，手里端着装满燕麦的马料槽（他兜起衬衫下摆当马料槽），到地里去提马。你们当马，在草地上吃草。现在，你们跑开去，我再走近你们……起初，你们不听话，老往旁边躲；躲了一阵，收住脚……后来，我端着马料槽走得更近，你们也慢慢地向燕麦走来……老表们，燕麦是挺香的；公马见了，可稀罕啦！”

　　我们向屋角跳去，费陀斯紧追不舍。尖叫起来，喧哗起来；女家庭教师猛地跳起来，瞪着两只眼睛。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她喝道。“孩子们！马上回到座位上！海尔①费陀斯！您怎么跑到这儿来啦？”

　　①德语：先生。

　　“要什么就有什么，只要一想就会到手①……唉，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美人儿！行行好，让我和孩子们玩一会吧！”

　　①童话里常用的套语。

　　显然，“美人儿”这个赞词和费陀斯装出的恭顺的表情，使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的态度变得温和了。

　　“不是我不准你们……安娜·巴甫洛夫娜……”

　　“安娜·巴甫洛夫娜怎样！安娜·巴甫洛夫娜现在正在做快活梦呢……美人儿！我给您表演翻斤斗，翻过整个大厅，好吗？”

　　说罢，他真的翻起斤斗来。

　　“我给您跳个舞，好吗？”

　　说罢，他便跳起了民间舞，而且跳得那么动人，以致严肃的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也禁不住笑得前仰后合，连连惊呼：

　　“喝，海尔费陀斯！海尔费陀斯！”

　　最后，他自告奋勇，用最低的男低音唱歌，而且真的唱得极为低沉，仿佛他胸口的疾一下子全部涌上来，在喉管里咯咯响。

　　“喝，海尔费陀斯！海尔费陀斯！”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不住地喝彩。

　　随后，我们做马儿干活的游戏。耕田，翻地，表演双套马车拉陪审官……叫嚷声大作，母亲终于醒来，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干什么！马上回到座位上！”门口响起了威严的呵斥声。

　　唔，这一回她可没饶我们！……

　　谢肉节过去了，打谷期结束了，大休息的时期到了。我们教堂的九普特重的钟如怨如诉地响着，召唤教徒们去做斋戒祈祷。

　　父亲和“好姑姑好姐姐”每天上教堂，准备行圣餐礼。只有丫环们还在干活，费陀斯忍不住对其中一个说：

　　“我只要望你们一眼，就知道你们的生活是地地道道的苦役！四旬斋的第一个礼拜都不让你们歇口气。”

　　不用说，这种言论传到母亲耳里，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果然如此！我早就知道他是个暴乱分子！”她说，随即叫来费陀斯，对他喝道：“前两天你为什么对阿利什卡说什么苦役？你要我把你当作暴乱分子送地方法院吧！”

　　“您送吧！”他冷冷地回答。

　　“哼，‘您送吧’！人家法院可不管你老爷不老爷，——非狠狠揍你一顿不可！什么外甥！……赏赏脸吧！你干吗要捣乱，上教堂去祷告上帝不是更好吗。”

　　费陀斯接受了这个劝告，第二个礼拜认真地斋戒了。

　　解冻期降临了。这年春天来得早，可是复活节比往年晚，四月半才到来。春天的太阳和煦宜人；道路上出现了小水潭；山头裸露出来；最后，掠鸟飞回来，栖息在马棚上所有的掠鸟巢里。宅子里也显得亮堂和愉快一些，春神似乎也光顾到关闭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来了。多么想到外面去展翅高飞啊！

　　费陀斯变得心事重重。自从因为“苦役”事件跟母亲谈过话之后，他便沉默了。母亲（她的心是容易息怒的）几次差人请他喝茶，他都没有去，只是打发传话人回禀，说他“没有劲了”。

　　“好吧，他要生我的气，就让他去生吧，”母亲恼火了，“请给他一点面子，他不来，我也损失不了什么！”

　　可是，复活节那天，他和大家一道规规矩矩做了早祷，晚祷后甚至还同我们一块开了帝。

　　四月底，田野里已经干了，春播地里出现了第一批犁杖。路上的水也渐渐地退去。

　　母亲希望费陀斯头一个套犁下地去，可是，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下人回报说，他昨天夜里就不见了，他带走了自己的家私，却留下了那件卡萨金。

　　“大概是哪个庄稼汉叫他帮忙耕地去了！”母亲愤愤地说：“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叫他好看！”

　　可是，过了三天，过了一个礼拜，又过了一个礼拜——费陀斯始终没有回来。

　　费陀斯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青烟似地散了。

　　他后来是否做过坑害人的事呢？或者，他就这样一事无成地在世界上流浪，终于堕入了无底深渊呢？

十二　到莫斯科去

　　我把这几次莫斯科之行分成夏季旅行和冬季旅行两类，因为两者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前一种是愉快的旅行；后一种除去烦闷和困乏，便一无所剩。

　　在进官办学堂之前，夏季里我根本没有到过莫斯科，但是，为了避免以后再来回溯这件事，我想稍微扯远一点儿，先讲讲我第一次到“俄罗斯的心脏”去的情况；那次去是为了报考当时刚由寄宿大学改名为六年制贵族学校。

　　这是在八月初。母亲准备亲自送我去。一般的说，凡是重要的事，她总以为只有依靠她随机应变的本领才能办好。她跟学校当局很熟，因为我的哥哥们全是念的这所寄宿大学，所以她认为，如果我某一门学科考得差，她去说说情，学校便会通融办理。此外，她相信，考试时有她本人在场（这是允许的），我便不敢答坏试题……

　　是仲秋季节八月里的一个晴天。我清早起来，在园子里整整跑了一上午，向各个角落告别，有时跪下去亲吻土地。这种举动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兴奋的表现呢，还是只不过把偶然读过的书中的某些例子拿来作一番虚应故事的模仿呢，——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比较倾向于同意后一个假设，因为我记不起我当时曾产生过什么精神活动。后来，我转学到了彼得堡，回家度假时，还一再干过这种事儿。我们通常约好三、四个在莫斯科念书的同学，搭乘同一辆驿站马车回家。马车快到万圣村时，我们总是吩咐车夫把车停在一座能眺望整个莫斯科的山岗上。我们走出车厢，跑下去亲吻土地……

　　我们在中午一点光景从红果庄出发。到莫斯科是一百三十五俄里（冬季里路程可以缩短十五俄里左右），因为通常是坐“自备”马车去的，所以至少要走两天半。到第一站（格利什科沃）是三十俄里，得在天黑之前到达。

　　在本书开头我已经介绍过红果庄周围的地形。这地方的景色是灰暗甚至阴森的；但是在我们走过几俄里后，我终究感到我是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置身于广阔的天地间了。四周的清新空气饱含着针叶树的芬香；呼吸感到轻快而舒畅；装着旧弹簧的四轮马车轻轻地摇晃着。我们的马小步跑着，一小时走不了六俄里。每当走过泽间小径或者沙地时，我们让马缓步行走。侍仆柯隆不时跳下车，徒步跟在车后，采集路旁丛生的白蘑菇。母亲打着盹儿；她经常带着出门的阿加莎坐在我对面，也脑袋一冲一冲地在打瞌睡。母亲前面的一条板凳的空座位上放着一篮晚熟的大白桃，每一层桃子用茶麋子树叶和菩提树叶隔开。这是准备送给外祖父的礼物。

　　“你干吗不睡？”母亲醒来时问我。“阿加莎！你最好把篮子搁在腿上……你看，它摇晃得多厉害！”

　　“太太，篮子用绳子绑着呢。”

　　“带这些桃子简直是活受罪！带去吧，说你带的桃子是酸的，不带吧，又问你为什么不带。”

　　“妈妈，您还不如在莫斯科买一些送去，”我说。

　　“两卢布才买十个！买不起！……阿连皮！到橡树林还远吗？”

　　“还有四、五里路。”

　　“你快点赶好不好。我们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还没走出这座树林子！”

　　“说话就到——望得见了！出了这座树林子就上山岗了。”

　　“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考得取吗？”母亲又对我说，“你给我小心点，别出丑！”

　　“我一定用心考，妈妈。”

　　母亲的注意力又从我身上转到那篮桃子上，并且稍稍揭开一点盖在上面的树叶。

　　“没事儿，上面的还好。阿加莎，你听着：回头一到格利什科沃，马上把桃子查看一遍！”

　　我自己也焦急地巴望着赶快到达橡树林，因为到了那里，转个弯就是大路。不久，我们出了树林。原野里有一条通到山岗上去的路。橡树林，或者照普通的说法，散布在广大空间的矮白桦树丛，已经遥遥在望。它整个儿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迎风摇曳，象会动的东西似地蠕动着。阿连皮唿哨一声，马迈开大步奔驰，二十分钟光景便把我们拉到了橡树林。从树干之间的空隙望去，可以看到树林外边的洼地，洼地上有一条大道。

　　“真正活受罪的事儿就要到了！”阿连皮说，这时车子已经驶到拐弯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驾着车顺斜坡驶下去。“柯隆！到前面去看看垫板是不是好的！”

　　不错，这确是一件活受罪的事。铺在泥泞地面上的垫板路长达六俄里多，中间只有短短的几段是硬的土路。垫板中央腐烂了，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车轮便陷了下去。拉边套的马不时踩在没有铺牢固的垫板的一端，另一端便随着翘起来。垫板路的两边伸展着泥泞的、布满草墩子的沼泽，沼泽上间或有些弯曲矮小的树木；有些地方，沼泽变成了赤褐色的深水潭，水面上覆盖着高大的沼囗，白色的睡莲和一种长着棉絮般蓬松的白花的植物。母亲抓住车门，喃喃地说：

　　“上帝保佑，大卫王大慈大悲！上帝保佑……慢点！慢点！你干吗赶得那么快！阿加莎！看好桃子：唉，你怎么啦！上帝保佑……。

　　阿加莎时而双手抓住车门，时而护住篮子；我被颠簸得随时有摔下车去的危险。

　　夕阳西下时，我们到了格利什科沃，下榻在库兹马老爹的客栈里。我以前听母亲说过，库兹马是个聪明而正直的老头子。严格的说，他的客栈算不得正式客栈，不过是一座比普通农舍稍为宽敞一点的木屋，穿堂后面搭了一个厨房，显得有些不同罢了。总之，这里并不怎么舒适，但是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上莫斯科去时，总爱在库兹马这里宿夜，他们很喜欢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快八十岁了。他是个消瘦、病弱、秃头的老人，他偻着背，两手撑着膝盖走路；尽管这样，他仍然独力支撑家务，把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料理得有条不紊。他的家业经营得法；院子很宽大，搭了顶篷，院子里充满了牲口粪的臭气。顶篷中央开了一个天窗，是光线和新鲜空气唯一的通道，因此院子四周完全是黑的。院子里有许多存放农家各种物品的小库房，以及冬季里整天、夏季里整夜关着家畜的小牲口棚。

　　他在院门前迎接我们，一手搭在眼眉上方，竭力要看出是谁来了。

　　“你好，老头儿！”母亲问候他。

　　“原来是安娜·巴甫洛夫娜！欢迎欢迎，太太！你好吗？我可不行啦！浑身疼，老躺在炕上。有时在院子里走走，看看街，又躺到炕上。我心里好象预先感觉到你要来似的：你是常常出门办事的忙人呀。您准备到莫斯科去吗？”

　　“到莫斯科去，送儿子去上学。”

　　“上学！唔，愿上帝赐福他！这是第几个孩子你送去上学？愿圣母娘娘保佑你！女儿、儿子——你全安排得妥妥贴贴！”

　　说完，他转身向我，摸摸我的头，补充说：

　　“好孩子，要孝敬妈妈，用心读书！你瞧她为你们操了多少心！她让你们上学，为你们置办庄地。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全为你们，全为你们啊！太太，一个孩子一年大概要花不少钱吧？”

　　“别提啦！”

　　我们一走进上房，立刻开始检查桃子。原来底下一层的桃子已经碰破了皮、汁水流出来了。母亲忍痛给了我一个桃子，其余的摆在木板上，盖上一条毛巾，挡住苍蝇。

　　“照料亲生儿子也比照料这几只桃子省事！”她愤愤地说。“我真恨不得一股脑儿把它们扔到富于外头去！”

　　我们坐下喝茶的时候，库兹马又来看我们。

　　“太太，我想跟你谈一桩事，”他打开话头，一面坐到板凳上。

　　“说吧！”

　　“离这几十五俄里地方有一个田庄出卖。卖主是波尔莎柯娃太太……喝，那田庄可好呢！”

　　“我照管不过来，老头儿。”

　　“怎么照管不过来！离红果庄还不到五十俄里。那田庄太好了！三百个农奴，一大片土地，单是树林子就占五百多俄亩地；还有河，河湾地，水磨……有主人住的宅子，有各种作坊、花园、暖房……”

　　“你想想看：这边有作坊，红果庄那边也有作坊……这边有耕地，那边也有耕地……两边全得照应！还得住到这边来。”

　　“这话倒也是的，不过这田庄太好啦。”

　　“那位太太要多少钱呢？”

　　“她要六百纸卢布一个农奴，我想，出五百她就肯卖了。”

　　“原来是这样。花十五万卢布买这么一份地，是闹着玩儿的么！可是，比方这么说吧，钱还可以拿去周转生息啊。不过主要的是我照管不过来。需要先管好现有的田庄；我在后沼镇那边还没坐稳呢，一下脚就踩着别人的土地。”

　　“自然，你看得更远。你是聪明人，太太，你自己的事你安顿得那么好，你们那边的人个个佩服你！”

　　“大话别说得太早！俗话说，鸟儿唱得太早，只怕会给猫儿吃掉！”

　　“它吃不掉你，你很有办法。对付庄稼汉的事，你想得很周到。农民——他们骗不了你。想方设法他们也得弄钱来缴代役金。农民欠你的债，跟存在当铺里一样保险。”

　　“得啦，别信口开河啦。不行，你说的那个田庄我管不过来。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也许可以考虑买不买。好了，再见，老头儿！我们明天天一亮就得起来。”

　　谈话到此结束。母亲睡在正房里，却打发我到车上去过夜。尽管那里弥漫着刺鼻的马粪的臭气，而且午夜时又有一队马车叮叮当当响着铃子，隆隆地开进院子里来，我还是一直酣睡到第二天早晨。

　　人们叫醒我的时候，车已经套好，我们立刻出发了。太阳还没出来，可是村子里已经一派繁忙景象；忙碌的人群里大多数是妇女。充满了焦味儿和袅袅炊烟的、新鲜的、几乎是寒冷的空气浸透了我的肌肤，驱散了我的睡意。村街上，畜群过处，黄尘滚滚。

　　虽然在这以前我从没有离开过农村，但是，老实说，我并没有真正生活在乡间，而是住在庄园里，因此，乡村醒来时的情景，我从来役有见过，乍见之下，理应使我感到异常新鲜。然而我不能不承认，这第一次见到的情景却令我感到十分平淡。只有绚丽多彩的景色才能立刻引人入胜，马上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也许是人的天性。而这里的一切却仍然是习见的灰暗和单调。经常接触诸如此类的灰暗景色，只能对人产生一种可谓精神同化作用的影响。当人看惯了灰暗的天空、灰暗的远方、灰暗的周围环境，以致感到自已被它们团团包围住了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些灰暗的东西才能完全占有他的头脑，找到深入他心灵的牢固途径。这时，明丽的景色沉溺在脑海的隐僻角落里，灰暗的景色反而成了永远占居最主要地位的、代表生死攸关的利益的、极为可亲的东西。这种同化作用的全部过程，我是后来无意间体会到的，但是，再说一遍：从第一次起，乡村里乎日生活的景象在我眼前掠过，便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我们的主要歇脚站在谢尔盖镇，那地方我从前也没到过。这市镇恰好在我们旅途的半路上，母亲在那里一向比在别的站上停留得久一些。现在她急着赶到那里去做晚祷。她并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但是她喜欢修道院做法事时的庄严的气氛，华美的法衣，尤其是修道院唱诗班唱的整齐而略带忧郁的赞美诗。我也急着想看看我们家里几乎天天谈到的这座著名的修道院。母亲常常说：“我要到三一修道院①去给自己盖一所小房子，”等等。她的话使我以为：这个修道院和它所在的市镇是一个没有贫困、没有疾病、没有灾难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人解脱了尘世的烦扰，一心一意过着怡然自得的清静日子；不用说，住的是刷成浅灰色、临街开着三扇窗户的好房子，颇有愉快的气氛。

　　①全称是三一谢尔盖修道院。离莫斯科七十公里，是十四世纪时由修土谢尔盖·拉陀涅什斯基建造的。

　　我们离开市镇还有三俄里，修道院召集晚祷的钟声已经敲响。钟声传到我们耳里显得很沉郁，仿佛是阵阵破裂声，而且不出五分钟就由一下一下的敲击声变成连连不断的当当声。

　　“我说晚了吧！”母亲埋怨车夫，随即又补充道：“唔，赶不上这次晚祷也不要紧。说不定修士们到‘围墙’①上散步去了，只有几个特别热心的人在做法事……我们可以在客栈里喝点茶，洗洗干净，还赶得上六点的晚祷。”

　　①见正文。

　　可是离六点钟还有好久的时候我们已经置身于修道院中了。从修道院的大门口通到礼拜堂的路上空无人迹。这是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两旁长着枝叶繁茂的菩提树，从树干的空隙望去，可以看见修道院里的各种建筑物：神学院，埋藏着圣徒遗体的小教堂，能治病的水井，等等。有些地方立着墓碑，到半路上，林荫道中断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恢宏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但是随着晚祷时间的临近，林荫道上的乞丐和残废人愈集愈多，他们坐在道旁，端着盘子和盆子，向行人发出忧伤的乞诉。我从没有见过在这里见到的这些残缺不全的肢体，这些溃烂脓污的肌肤。这悲惨的景象，这衰老的嗓子所发出的杂乱的乞讨声使我惊惶万分，我拔腿向前飞奔，母亲提着小钱袋（里面装着准备施舍乞丐的铜币）几乎追不上我。

　　“你疯了，跑什么！”她斥责我，“害得我施舍叫化子也来不及……不过，说实话，也管不了他们啦！钱再多也不够施舍这些好吃懒做的东西。”

　　她划了个十字，把钱袋藏进大手提包里。

　　在等待晚祷的空隙时间里，我们四处走了走：在小礼拜堂里，我们参拜了所有的圣徒遗体①（母亲往盘子里放上一枚最小的小钱后，便匆忙退了出来）；在烤圣饼的作坊里，我们订购了许多圣饼，在圣饼的面上标写祝词，落了款；我们还到“围墙”上蹓跶了一阵（所谓“围墙”就是环绕修道院院墙的林荫道）。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些装束讲究的修士，他们穿着绸缎法衣，手里匆匆捻着各种颜色的念珠。大多数修士都很年青、俊美、仪表堂堂，看上去，他们对优裕的生活非常满意。陪伴我们的阿加莎甚至说：

　　①某些圣徒死后，教会将其尸体保留在小教堂里。供人瞻仰。

　　“瞧他们养得多胖！一个赛似一个！”

　　“他们有什么事干！吃吃喝喝，喝喝吃吃！做做晚祷，做做弥撒——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重活儿！”母亲接口说。

　　当时修道院的副主持是一位年青貌美、衣著华丽的大司祭。听说他是古代一位大公的后裔；是否真的——我不知道。但是说他是个讲究穿着的花花公子——却一点不假，而且这种讲究穿着的风气以致上流社会的举止风度也由他传给了普通修士。

　　但是，如果说这座修道院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太好，那么，晚祷的法事却很快地改变了我对它的观感。从外面走进神殿，觉得里面有些阴暗，但这只是刚进去时的感觉。我们愈往里走，神殿在许多神灯和烛光的照耀下也愈加亮堂，最后，当我们走到圣徒的神龛跟前时，我们简直恍若置身于灯海之中。两个唱诗班在唱赞美诗：右边席上是青年修士，左边席上是老年修士。我第一次听到了清楚的教堂赞美诗，第一次理解……

　　但我特别喜欢老年修士唱的赞美诗。那充满了暮年悲哀的沉郁的声调使人肝肠俱裂……

　　母亲哭了，她细声地跟着他们唱《天使堂赞歌》；我也感到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只有阿加莎无动于衷地站在后面；她准是在想：“我可不能忘掉桃子啊！”

　　这时，人们络绎不绝地走到神龛前作祷告。我的耳畔不时传来福音书上的诗词：‘愿神赐福于我，愿神减轻我的重担……”每一场祈祷式通常有十至十二人参加，他们一边吻十字架，一边在阴沉的修士司祭手上各尽所能地放几个钱。一场析祷式刚举行完毕，立即发出新的邀请：“谁要祈祷？出门人要做祈祷吗？请上来吧！”于是又有一些要祈祷的人结成一批。轮到我们了。母亲请求专为我们做一场祈祷，并且为此整整付了一枚半卢布的银币；后来，她买了两件“祭过神龛”的供物：一瓶玫瑰油和一些棉花，便准备回客栈了。

　　我们八点多钟离开修道院，街道已经笼罩在昏暗中。回到客栈后，母亲斜倚在铺着车垫的条凳上，等着喝晚茶。

　　由于无聊，我端着蜡烛走到密密麻麻题满了诗文的墙壁前。墙上既有地主题的歪诗：

　　　　漫道荣华富贵，

　　　　今生万念俱灰！

　　　　但得美酒火腿，

　　　　解囊买它一醉！也有谐趣爱情诗：

　　　　娜斯嘉在绣架上绣花，

　　　　我思忖着她多可爱呀！

　　　　忽然她丢了绣花针，

　　　　找来找去找不着。

　　　　谁知道小针落在哪！

　　　　我叹息一声把话拉：

　　　　瞧，针在这儿，

　　　　边说边指着我心儿。

　　至于题辞，请看：

　　“米特烈·米哈卓夫何等样人也，一询女店主便知……”

　　我正看得津津有味，母亲好象被螫了一下似地忽然跳起来。我本能地朝墙壁看了一眼，也愣住了：我觉得墙壁似乎微微在动，好象是个活物。蟑螂和臭虫从壁缝里爬出来，匆忙地、争先恐后地向地下爬去。有一些爬上顶棚，又象下冰雹似地从顶棚上落到桌子上、条凳上、地板上……”

　　“你还有心思看墙上那些下流话！”母亲对我喝道，“妈差点没给它们活活咬死，他倒象个没事人！阿加莎！阿加莎！你给我把她推醒！瞧这骗子，就会贪睡！唉，这些下流货！你现在就是把她活活吃掉，她也不在乎！”

　　母亲想立刻套车上路，把到莫斯科去的两站路分三段走，但是天太黑，阿连皮不赞成这时走。

　　“三点以前刚想走了，”他说，“马没歇过来，再说，路上也不太平。在三一修道院附近，有歹徒抢皮箱，到了拉马诺沃，说不定会给他们抢个精光。听说，那边有一帮土匪躲在桥洞下，拦劫行人。灾难就在眼前！”

　　母亲望望和她朝夕厮守在一起的钱箱，又看看那篮桃子，便听从了车夫的劝告。

　　结果决定：她和我一起到马车上去休息，等天亮。

　　“去把车篷撑起来；我们或许还能睡会儿。”接着她补充说，“阿加莎，你留在这儿看管桃子。你们要多加小心，动作快点！天一亮马上套率！”

　　我已经记不起我们出发时的情景。我蜷缩着身子一连睡了好几个钟头，当我感到浑身发痛，醒过来时，我们已经离开谢尔盖修道院十来俄里了。

　　当时莫斯科和谢尔盖修道院之间还没有完好的公路。所谓大道不过是一条开在两条土堤之间的宽阔的沟渠，栽上白桦树而已，象—条林荫道。这林荫道是供徒步行人走的，走起来的确很方便。但是因为路基是黄土，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几乎成了没法通行的烂泥坑。然而来往的行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除了谢尔盖修道院之外，这条要道也是经过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里、沃洛格达通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必由之路。行人不绝如缕，因此在干燥季节里，这种旅行可算是一件最得劲儿的快事。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条大道和一队队徒步的行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背着背囊，拄着手杖；有些人坐在道旁休息或者进餐。大道上来往车辆很多，忽儿是豪华的马车疾驶而过，忽儿是简朴的象我家一样的“自备”马车缓缓而行。然而我记得特别情楚的却是路上不常遇到、然而规模很大的市镇和村庄，鳞次栉比的长方形的两层楼房（主人和过路的贩夫走卒住在楼下一层石造房子里），不分昼夜，不论冬夏都挤满了人群。即便是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大道也没有这条大道热闹，这是我后来做了学生，经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

　　在布拉托甫申纳打失后，傍晚七点多钟，莫斯科便在望了。在离莫斯科城两、三俄里的地方，带条纹的里程牌换了石头凿成的角锥形的里程碑，迎面飘来一股旧时莫斯科近郊特有的气味。

　　“闻到莫斯科的气味啦！”阿连皮在驾驶台上说。

　　“不错，莫斯科的气味……”母亲重复着他的话，赶紧掩住鼻子。

　　“城市嘛……哪能没有这种味儿！住着那么多老百姓！”阿加莎也插嘴说、冷漠地把这种难闻的气味和居民密集一事联系在一起。

　　这时城市已经近在咫尺；大道旁的林荫道中断了，拦路杆在远处闪了一下，接着，我们眼前便展现出一大片教堂和宅院……

　　这便是她，拥有许多金色圆顶教堂的莫斯科！

　　在我进学堂之前，我们家里的人便开始每年上莫斯科去过冬。娜杰日达大姐念完了寄宿女子学校，得给她找个夫家。为了这个目的而采取的奇特的接待方式，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以及住在那边的亲戚（母亲家方面的）——这些将构成下面几章的内容。

　　冬季旅行，我在本章开头已经说过，是一件乏味的苦事。我们（五个旅客：父亲、母亲、大姐、我和柯里亚①弟弟）一个个被塞进篷车里，象把青鱼塞进小木桶里一般，又用毯子把我们裹得紧紧的，连呼吸都很困难。这还不算，车上还装了一大叠枕头。因此你们不难理解，坐在这种塞得满满的车厢里一连走四、五个钟头，该要受多大的活罪。两个丫环坐在后面一辆马车的行李堆上，遇到坑坑洼洼，车子稍一晃动，两个可怜的旅客的脑袋便会碰着车篷。其余的仆人头一天就带着大件行李坐大车先走了。

　　①尼古拉的小称。

　　客栈里，臭虫和别的虫子甚至比夏天还多，而且没法躲避它们的侵扰，因为冬季里是不能在马车上宿夜的。幸好冬天的路程缩短了一些，途中只须停留三次。

　　我们照例在三一谢尔盖修道院参加晚祷，做法事。不过，这时与其说是祷告上帝保佑我们旅途平安，不如说是祈求上天赐给大姐一位如意郎君。

十三　莫斯科的亲戚——外祖父巴维尔·波利西奇

　　外祖父的身影现在还历历如在我眼前。他是个肥胖、矮壮、完全秃顶的老人，常常坐在他的木屋的窗旁。这座不大的木屋坐落在阿尔巴特广场的一条胡同里。他的身旁，一边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份昨天的《莫斯科新闻》①；另一边，窗台上放着一把他专用的皮做的苍蝇拍和一个圆形鼻烟壶，鼻烟壶里装着别列手纳出产的烟草。脚边蹲着他的朋友和谈话对手——肥胖的公猫瓦斯卡，在用爪子洗脸。

　　①《莫斯科新闻》是一七五六年由莫斯科大学办的报纸，最初是双日刊，一八五九年起改为日刊。从一八六三年起，该报成为反动贵族的机关报，维护大地主利益，支持沙皇政府一切措施，竭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外祖父快七十了，但是他隐瞒着自己的年龄，因为他害怕死亡。由于这同一缘故，他不喜欢我们叫他外公，他要我们做外孙和外孙女儿的叫他“爹爹”，因为他曾用通信方式给我们所有的孩子施行洗礼。他的脑袋很大；皮肉松弛的大股盘上长满了红斑；下嘴唇松弛下垂；胡子剃得精光；双重下巴，下边那层下巴很大、有褶纹，象只口袋。他老穿着一件绗过的印花布棉袍，这棉袍，倒不如说是女人穿的那种宽大的袍裙更为恰当。因为他穿着这件女式袍裙，远远看去会把他当做老婆婆，分不出他是男人。

　　还很早，不过六点多一点，外祖父已经喝完早茶，坐在窗前跳望窗外的景色，不时用手掌擦擦鼻子。这是一条僻静的胡同，只是偶尔有一辆轻便马车——卡利伯①辗着石铺的路面吱吱嚓嚓地驶过去。外祖父目送着它，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的忠仆伊帕特搭这种马车从狩猎市场到阿尔巴特广场竟花了十戈比的事来。

　　①卡利伯是一种装着一长溜座位，在街上拉散座儿的轻便马车，旅客们按到达的先后依次人座；弹簧很细，几乎给压扁了。当时还没有四轮轻便马车。——作者

　　“五戈比尽够了，可他花了十戈比……唉唉！”他唠叨着，“是嘛，别人的钱不心疼！”

　　虽然行人稀少，可是头上顶着盘子和各种家伙的小贩却常常光顾这条胡同。外祖父知道，什么时候、卖什么的小贩来了，他或者向小贩挥手示意（“不要！”），或者打开窗户叫住小贩。比如：

　　“卖鱼的！”

　　公猫瓦斯卡听到“鱼”字立刻跳上窗台，等候卖鱼的走近砖铺的人行道，把鱼盆放在—根小木桩上。这时，瓦斯卡早已跳到人行道上，眯缝着眼谄媚地盯着卖鱼人。

　　“鲈鱼多少钱一对？”外祖父问。

　　“二十戈比。”

　　“一向是十五戈比，现在怎么要二十戈比？”

　　“开斋期的确便宜些，现在是四旬斋期①。再说，这是什么样的鱼啊！您仔细瞧瞧。”

　　①俄国教徒认为鱼是素食，斋期中不能吃肉食，因此鱼价往往比非斋期贵些。

　　“鱼还不就是鱼！说个实价吧。”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讲好十七戈比一对。外祖父从圈椅里笨拙地站起来，到卧室里去取钱。这时，卖鱼人扔给瓦斯卡一条极小的小鱼。瓦斯卡四脚着地蹲在那里，咬住小鱼，不住地抖着，将它咬碎。

　　“瞧这骗子！”外祖父欣赏着猫儿说。“清早起来它就知道卖鱼的什么时候来！娜斯塔霞，娜斯塔霞！”

　　娜斯塔霞来了。她是外祖父心爱的“美女”，一个红脸圆腰、二十一、二岁的少女。这时她还没有穿好衣服，深褐色的头发披在她的双肩上。

　　“叫我干吗？”

　　“没事儿，想看看你。”

　　“真新鲜！说正经话：叫我干吗？”

　　“把鱼送到厨房去。”

　　娜斯塔霞气冲冲地提着鱼走了。外祖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背影。

　　“瞧她摇尾巴的劲儿……养汉子的女人①！”他咕噜道。

　　①娜斯塔霞是个希腊名字，意思是“养汉子的女人”。——是从古代月历名称变来的一个人名。——作者

　　小贩们一个跟着一个来了。

　　一个卖糖浆熬的果酱的小贩，边走边唱道：

　　　　快来买姜糖熬果酱！

　　　　谢苗大叔调味加汤，

　　　　涅尼纳奶奶吃了

　　　　不住口地夸奖，

　　　　叶里沙爷爷吃了

　　　　吮着指头叫香。……

　　一会儿卖梨膏糖的小贩来了，那梨膏糖散发出牛犊皮的气味。一会儿卖荞麦糕的小贩来了，那荞麦糕用一块脏麻布盖着。只要叫一声，小贩便停下来，拿一块荞麦糕在大麻油里蘸一蘸，再用手掌握搓揉揉，让麻油均匀地渗透进糕里去，然后递给买主。总之，要什么有什么。外祖父一会儿买一斤醋栗果，一会儿买一条彼列斯拉夫湖出产的鲱鱼，可是有时他只是和小贩闲扯几句，什么也不买，便放他走了。在空档中间，他用苍蝇拍打苍蝇，但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手发抖，所以常常打空，一打空他就非常生气。

　　“再没有比这个坏蛋更狡猾的了！”他自言自语说。“满以为打中了它，可是它却不知逃到哪儿去了！娜斯塔霞！娜斯塔霞！”

　　“又是什么事呀？”远远的回答声。

　　“还不出来！听见吗，苍蝇多得要命！”

　　“唔，让苍蝇吃了您吧。”

　　“瞧你……唉！瓦西卡，你这个小滑头，偷了鱼贩子的小鱼，吃饱了，就知道贪睡，好象不关它的事似的！可是，我的小少爷，你知道偷东西该当何罪吗？”

　　瓦西卡侧身直挺挺地躺着，眯缝着眼睛，安详地打着呼噜。对于倭罪于它的事，它根本不想辩解。外祖父撕下熏鲱鱼的鱼鳍，抛给瓦西卡。可是瓦西卡对这份赏赐毫不理睬。

　　“小坏蛋心里可有数啦！我的小少爷，它知道鱼鳍里没有多大油水。娜斯塔霞，娜斯塔霞呀！”

　　“您别讨人嫌！”

　　“伊帕特快回来了吗？”

　　“我怎么知道！跟您说，别再纠缠了。”

　　“我想和你玩玩呀。”

　　“您和猫儿玩玩吧……您真叫人够受。和我玩的人有的是！”

　　外祖父非常不喜欢娜斯塔霞对他提到有人和她玩的事。他意识到在这方面他积下了没法偿清的欠债，因此，他很生气。

　　“你这个骗子！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他威胁道。

　　“没那么容易！我才怕您呢！您让我清静点，别老纠缠！”

　　但是外祖父已经顾不上娜斯塔霞了。一只苍蝇停在他鼻子上，他轻轻地移动手掌想打死它。糟糕！又失败了：他只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却没有打中苍蝇。

　　八点光景，伊帕特带着一大堆斋期用的食物从狩猎市场日来。有黄瓜、大葱、咸鱼、鱼子，等等。”

　　伊帕特是个魁伟、结实的庄稼汉，穿一件条子粗麻布衬衫，衣襟露在外边，一头蓬松的头发，垂着一个大肚皮，隔不一会儿就要搔搔它。他和外祖父年龄相若，外祖父经商的时候，他当过他的伙计，后来一直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十分信任他。现在他正在向外祖父报告。外祖父详细地询问他，买了些什么，花了多少钱；原来，这么一大堆东西还没花到一张蓝票子①。

　　①指五卢布一张的钞票。

　　伊帕特下去后，外祖父拿起《莫斯科新闻》，一版一版地直看到吃中饭。“国内新闻栏”里报道：某日，阿加方格尔大主教主持弥撒，既毕，全城教堂钟声齐鸣，终日不绝。“国外新闻栏”里有一则巴黎消息，报道奥尔良公爵夫人业已分娩，产一女，起名克列门廷娜。在广告栏里，外祖父，照他的老习惯，特别爱看招徕生意的广告。这一切外祖父早已知道，而且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甚至仿佛觉得，奥尔良公爵夫人在一周之间已经是第二次生产了，然而今天或者明天他还会怀着同样的兴趣来看这条新闻。看完报后，他打哈欠，在嘴上划十字，吩咐把报纸送给刘布亚金将军。

　　十二点正，外祖父进午餐。他独自一人在对着庭院的一间小餐室里吃饭。娜斯塔霞也是独自一人在餐室隔壁她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他们俩隔着板壁交谈。

　　“娜斯塔霞，娜斯塔霞！鲟鱼好象有点儿生吧？”

　　“吃吧！别挑眼儿了！”

　　“你能不能跑一趟，去问问厨子？”

　　“不用问。您老是这样……”

　　这时一辆过路的马车隆隆地驶过胡同。娜斯塔霞飞快地跑到大厅的窗口前。

　　“是谁呀？”

　　“一个军官。多年青啊！”

　　“这你可开心啦！”

　　“怎么啦，难道整天守着您……就应该！”

　　“你这个刻薄鬼，刻薄鬼！”

　　午饭后，外祖父休息两、三个钟头；然后，仆人给他送来一副油污的旧纸牌，于是开始打牌。外祖父只在家里打打“杜拉克”（傻瓜）玩儿，而且赢得输不得。他的男仆帕洪经常陪他打牌，老头子和帕洪打牌时常常玩假，一点不害臊。他拿三点和五点冒充对子，从牌堆里把王牌弄到自己手上，最后当然是他大获全胜。这时他便高兴得连肚子也微微颤动起来。但是，有时娜斯塔霞参加打牌，她可不许玩假。外祖父当过一两次傻瓜，便不打了。他离开牌桌，回到卧室里去记日用账，核对现金。

　　“娜斯塔霞！”他一边走进饭厅，一边叫唤；饭厅里已经烧好了茶炊。

　　“她在大门口坐着，”帕洪回禀道。

　　“还有什么稀罕事她没见过！叫她到这儿来。”

　　但是，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娜斯塔霞还是没有进来。连帕洪也留在大门口了。大家感到和外祖父呆在一起太乏味，谁都不喜欢听他唠叨陈谷子烂芝麻。最后，娜斯塔霞轻轻地走进饭厅，不声不响地沏着茶。

　　“你干吗不做声？”

　　“有什么好说！”

　　“你看见了谁？跟谁吊膀子？”

　　“您别纠缠我。好象把狗拴在链子上了，还要再呵斥它。”

　　“想吃醋栗吗？”

　　“您自己吃吧！”

　　外祖父感到无聊。他拿着蝇拍要打苍蝇，但是黄昏降临，和苍蝇交战很不得手。他没事儿闲坐在窗前，欣赏着愈来愈浓的暮色。这时马车夫打院子里走过。

　　“叶戈尔！给马喂了燕麦没有？”外祖父叫着问道。

　　“我这就去。”

　　“着呀。拉边套的马好象瘦了。你给我小心点儿：有个三长两短，瞧我不把你……”

　　“它哪儿瘦了：我觉得……”

　　“得啦，滚。”

　　伊帕特出现在厨房的台阶上，伸着懒腰，搔着肚皮。

　　“伊帕特！过来！前两天你没打听一下西瓜的行市吗？”

　　“外地的西瓜还没上市，本地的西瓜太贵，半卢布一个。’

　　“哪能这样！”

　　“小银币①不值钱啦！唉，该死的钱！”这是从娜斯塔霞房里传来的插话。

　　①原文是“十五戈比的银币”。

　　“黑李子的行市呢？”

　　“李子倒不贵，十戈比买一百。”

　　“你记得皇上行加冕礼那阵子吧？二十戈比一大堆，随便你拿……唔，去吧！明天买一百来……你得好好讲讲价钱！唉！你就爱花冤枉钱！”

　　时钟敲了九点，外祖父回到卧室，脱下长袍就寝。一天结束了。

　　外租父在他这座小房子里蹲了十几年，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家。一年只有两次，人家给他备好了车，他到监护院去领利息。不能说，这种不爱活动的原因是出于病痛，但他身体虚胖，和人们疏远，变得懒散了。

　　他的生活就这样刻板地一天天过下去，久而久之，他甚至不再因为这种单调而感到苦闷。有两次（这我下面再讲）母亲居然说服了他，请他到我们乡下去避暑。但是他在红果庄还没有住满两个月便开始感到无聊，回到莫斯科去了，虽然这段时间是他一年中最感孤寂的时期，因为这时所有的亲戚都下乡避暑去了，只有退役将军刘布亚金和监护院的官吏克留克文时常来看望他。刘布亚金是外祖母娘家的亲戚，我们家族中独一无二的一位将军。克留克文代外祖父办理各种并不怎么复杂的事务，是知道外祖父在当铺里的存款的确实数目的人物之一。冬季里，儿子和两个女儿来到莫斯科。小房子里人口骤增，有时晚上甚至“宾客”云集，热闹异常。

　　此外，在学期中，当亲戚们还没有从乡下回来的时候，碰到节日，外祖父便依次叫回一个孙子来陪陪他，但是孙子们喜欢跟娜斯塔霞一块儿坐坐，却不乐意陪他，因此，他们的到来一点也不能排遣他那长期的孤寂。

　　外祖父出身于商人家庭，但在一八一二年，他因为捐了一大笔款子给军队，受封为八等文官，同时获得世袭贵族权。然而他至死一直保持着商人的气质和商人的习惯。他不喜欢提起自己的出身，而且从来不跟他的亲妹妹见面，也不跟她通信，因为她嫁了个商人，那商人后来破了产，降为小市民。据说，外祖父似乎曾经一度上升为百万富翁，但是接二连三的挫折使他的财产打了相当大的折扣。幸亏他悬崖勒马，及时歇了生意，从此过着抱残守缺、销声匿迹的生涯，直到他离开人间。不过，由于他过去做生意时行动诡秘，他仍然被人当作“拥有巨资”的阔佬。因此，家庭成员无不奴颜婢膝地奉承他，巴结他，旁敲侧击地试探他究竟有多少钱财，心急如焚地巴望他有朝一日终于决心写下遗嘱来。可是老头子说什么也不肯立遗嘱，因为他相信，立了遗嘱，死神必定跟踪而至。

　　外祖父一家有四口人：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各怀鬼胎，因此，我父亲家里常有的现象，外祖父家里也有。只是动机不同（外祖父的钱袋），表现形式更加虚伪罢了，因为老爷爷不能容忍无谓的家庭争吵。总之，尽管我们的亲戚很多，但是，什么叫真正的亲戚关系，我小时候是很陌生的。亲戚们见面的时候，互相亲吻，背地里一有空闲便不断地彼此诽谤和糟蹋。唯一的例外是两位“好姑姑好姐姐”，但她们已经被压制得只好老老实实地混日子。

　　我没有见过亚历山大大舅：早在我们开始去莫斯科活动以前，他已经死了。但是从家里人的闲谈中我了解到，他虽然有点傻头脑，为人却很纯朴。外祖父不喜欢他。一般说来，他在自己家里，象俗话所说，跟大家合不来，而大家所以乐意赏给大舅一个“傻货”的外号，与其说是因为他智力贫乏，不如说是由于他缺乏贪财的心计。在我们的家庭用语中，“不喜爱”这句话含有“可以欺侮”、“可以亏待”的意思，倔性子的老头儿就是按照这种含意对待他的长子的。他给他买了一座小住宅，给了他四万纸卢布，向他要了一张文契，说明他对父亲的恩典十分满意，保证他在父亲去世后对遗产决不作非份之想。

　　亚历山大·巴甫内奇和小市民出身的使女安奴什卡在自己的小屋子里过着简朴的日子，他热烈地爱着她，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和亲属不大来往，只在大节日里才去看望父亲；外祖父照例赏给他一张红钞票。他根本不同两个妹妹见面，他只同弟弟格利果里维持某些关系，但似乎也只是暗地里往来。他一清早来，趁没有人的当儿三言两语和弟弟谈完要谈的事，立刻走掉，很久以后才再来一次。看得出来，他本能地害怕他的弟弟，象我们家里所有的成员一样。

　　大舅的“女人”成了大家发泄怒气的对象，正象亚历山大·巴甫内奇的有限的钱财成了众人眼红的目标一样。我们的父母当着孩子们的面无耻地管她叫骚X，管她儿子叫野种。他们认为大舅的钱已经花完了，不消说，母亲因为这个比谁都气愤。她一再设法拉拢大舅，请他到红果应来作客，甚至屈尊奉承安奴什卡，但是这些尝试没有收到任何实效。在我们饭桌上常常有这一类的谈话：

　　“表面上不声不响，挺老实，暗地里却勾搭上哥哥，享起福来！”母亲说，“父亲、亲戚，什么人哥哥都不认了。”

　　“他可是人财两得呢！”父亲答道。

　　“你们记住我的话吧，他那房子和钱都会给他的骚……！唉，爸爸的钱完蛋啦！”

　　或者：

　　“娜斯塔霞（外祖父的“美女”）前两天说，她上他家去做客，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又亲嘴又抚摸。唉，我们的钱完蛋啦！房子也许还可以靠打官司赢过来，因为那是父亲的赐赏……唉，可是钱……吹啦。

　　“即使房子能靠打官司赢过来，你也得不到，格利果里那吸血鬼会弄去的。老头子和哥哥一死，什么都是他的了。”

　　这个预言使母亲脸都气自了。其实，她自己也只是表面上用希望安慰着自己，心里却相信，她是终究要落空的了，外祖父的全部财产要落到格利果里弟弟的手里，因为无论是“美女”娜斯塔霞、克国克文，还是刘布亚金将军都向着他。况且，格利果里本人经常住在莫斯科，象老鹰一样随时准备向老头子的财宝扑去。

　　她关于亚历山大·巴甫内奇的钱财的预感果然应验了；她一个小钱也没有捞到。大舅对他的钱财作了巧妙的安排。他预先立了一份家庭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安奴什卡和她的儿子。他对这件事保守着绝对的秘密（其实，二舅格利果里对此早已心中有数），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妥贴，大舅死后，他的家人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当大舅去世的时候，魔鬼迷住了安奴什卡的心窍。她不知是甘心听命于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呢（他是全家参加葬礼的成员之一，而且表现得这样“高尚”，绝口不提死者的财产），还是她真不知道该去找谁；总之，葬掉男人之后，她来找“小叔子”商量后事。“小叔子”很关切地听完她的话，临了表示想看看遗嘱。他拿着遗嘱仔细看了一番，确信它是真的，于是便……把它放进自己口袋里去了。

　　安奴什卡不禁失声大叫。

　　“本来是有遗嘱的，可是现在它在哪儿呢？”“小叔子”还言简意赅地补上一句。

　　“那上面有证人签过字的！我去找他们，用他们的话来作证明！”安奴什卡反驳道，眼泪簌簌地流出来。

　　“证人也是有过的，不过遗嘱却没有了！本来有过遗嘱，但是我过世的哥哥亲手把它销毁了。这就是我要对你讲的话！”“小叔子”解释道。

　　总之，不管安奴什卡怎么奔走张罗，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不过，说句公道话，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周济了她一百卢布，又决定荐引她的儿子去跟一个鞋匠师傅做徒弟。

　　“你也可以找活儿干，”他关心地对安奴什卡说，“你的儿子满了师，也可以挣口饭吃了；到那时候，你们母子两个就可以安安逸逸过太平日子。自食其力，家庭和睦，比什么都好！”

　　格利果里·巴甫内奇“愚弄”安奴什卡的消息在我们家里博得了热烈的赞扬。

　　“不，你们想想这桩开心事吧，”母亲兴高采烈地说，“她去找他，好象找一个能人似的……唉，傻婆娘呀傻婆娘！”

　　“世界上所以有傻瓜，就是为了要教训他们！”父亲接应道。

　　“不，你们还是想想这副光景吧：她站在他面前，看着他把遗嘱放进口袋里，干瞪眼，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哈，一场空！”

　　“钱你反正得不到，格利果里吞了……老头子的钱他也会照样吞掉的。”

　　“她，这个蠢婆娘，满以为可以靠自己的钱安安逸逸过日子，可是，忽然之间，一秒钟之内，……怪不得她气得疯疯傻傻！”

　　斯杰班哥哥也快活地叫道：

　　“这算什么奶油粥——没什么稀奇！”

　　母亲非但不责骂他，反而接腔说：

　　“是粥，不过没有拌奶油！骚X准给这粥呛坏了！唉，你们想想……”

　　至少接连两、三个礼拜，我们在饭桌上顿顿听到这样的慨叹：“这算什么把戏！这算什么粥！这算什么意外的一招！”

　　总之，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在家里以“大人物”出名。上自老祖父，下至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不怕他。他脑子里永远装着许多诡计，他常常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决不在任何事情面前却步，只要他在场，外祖父便很安静，从来不发表同他相反的意见，甚至避免和他谈得太多，好象害怕说漏了嘴，给格利果里·巴甫内奇抓住话把儿，打他老人家的钱口袋的主意。事实上也一再发生过这样的事：亲爱的儿子利用父亲在无意中说的话，拉他参加各种企业，一要他去当股东，可是后来，儿子拿去大宗款子，便不再提起钱和“股份”了。母亲和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真心诚意奉承他，用“您’称呼他，管他叫“好弟弟”（他却只是简单地称她们：“安娜姐姐，阿丽娜姐姐”），从乡下给他送去各种食物，虽然他自己的食物多得没有地方准。至于我父亲，他当真相信格利果里是个魔法师，相信他要骗走谁的钱就能骗走谁的钱，相信他总有一天刚所有的亲戚统统破产。斯杰班哥哥给他取了个绰号：“败类格利什卡”。他的脑门虽然因此被母亲用手指弹了一下，但这分明只是虚应故事，并没有恼火的意思，所以这个绰号大家也用了起来。

　　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相貌本身就叫人讨厌。他身体结实，面孔老是通通红，好象浇过鲜血。那仿佛被什么东西烫着了连连吹气的嘴唇，肉团般的鼻子，浑浊无神的眼睛，上了发蜡的鬓角，前额中央耸起的一组额发，都给人以最不愉快的印象。他嗓门嘶哑，说起话来有板有眼，可谓武断已极。他很少坐下，几乎老是在房里象钟摆似的来回走动，有时上身靠在墙上或者窗旁，两腿交叉叠着，站一阵子。一句话，只要看一眼这人的长相，便不禁会想到：这真是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的人物。

　　“别指望他发善心！”母亲说，“什么父亲不父亲，什么姐姐不姐姐——他全不放在心上，为了一个小钱他能把他们统统卖掉！”

　　而且，他能够撇开成见，仅仅因为他天生的性格的特点如此而把他们卖掉。

　　他娶了边查省一个家道衰微的贵族女人，因为他看上了她的“美貌”。看样子，她从前的确是个娇美的女子，不过在我写到的这个时期，她那昔日的丰姿已经无影无踪，她的脸上有随只是压抑和恐惧的神色。不过，二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器重她的，因为她会说法国话，能为他在社交界增添光彩。他有四个孩子，都是儿子，他喜爱古里古怪的名字，所以这四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列沃卡特、费奥格诺斯特、塞列夫克和庞培。他们也都是一脸压抑和恐惧的神色，至少当着父亲的面是如此，因为他一见到他们，他的脸色就好象在说：“我马上就咒骂你！”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是人长树大的青年，两个在大学念书，其余两个念完了中学。他们的学业成绩很好，但后来却毫无建树。

　　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在莫斯科当过七等文官，但是他在晋升为五等文官（差不多是个要人①了）时却退职了。在我写到的这个时期，他正在从事银钱交易，说得干脆些，是在放高利贷。他的日子过得很自在，每年冬天，他宴请宾客，举办晚会，欣然赴约的都是莫斯科的“要人们”，自然是些二流人物，其中不乏荣获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的大员；那时这样的人物都佩带星章（但没有绶带）。这种星章，虽然质地并不怎么好，却被当做达官显宦必不可少的条件。我记得有一位四品文官A，因为只有“脖子上的安娜”②，在宴会上，人家给别的要人们上完了菜才给他上菜，他也只好忍受。为此他曾经愤愤不平，大发脾气，甚至向人证明，二级安娜勋章“确确实实”比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高，但这是徒劳的，——宴会的礼仪不容更改。

　　①指四品以上的文官。

　　②指二级安娜勋章。

　　经常盯着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是他的两个姐姐：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阿丽娜·巴甫洛夫娜·费杜里雅耶娃姨母。那时姨母已经做了寡妇、有一大堆孩子。她比别人更加奴颜婢膝地巴结外祖父，好象她随时都在等着他打开钱柜对她说：“拿吧，要多少拿多少！”除了阿谀奉承，她再没有旁的什么出众的地方。

　　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外祖父的家里安下了自己的代表，因此老头子没有需要支付工钱的仆人（除了所谓“靠信任”住在这里的伊帕特），但是他身边却布满了奸细。这些仆役的任务是观察外祖父的健康状况和他家里发生的事情，然后将观察所得报告给各良的主人。“如果有意外情况，立刻派人报信！”——这就是他们的共同口号。在这方面，母亲干得不太成功，因为她只能在她父亲身边安插一个厨子和做下人伙食的厨娘，他们只能从侧面打听到一点消息。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比较走运，因为他给外祖父安排了一个侍仆帕洪，他可以出入外祖父的卧室。因而能够乘机窥视老头子藏钱的地方。最走运的是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因为命运之神使她有机会给外祖父奉献了一个“美女”，这便是我已经向读者介绍过的娜斯塔霞。”

　　我还记得，当外祖父原先那个“美女”死去的时候，我们家简直闹得人仰马翻。报信的急使把这个噩耗送到红果庄，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开始了奔走、忙乱。母亲险些儿忙病了。但是机不可失，她亲自到各村去挑选能迷住老头子的最漂亮的姑娘。但是她的运气不好，当红果庄这边选好了美女，梳洗装扮完毕时，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妈已经迅速而巧妙地完成了这个艰难的选美使命，使所有的竞争者全落了空。娜斯塔霞入选了，红果庄送去的美女，连外祖父的面都没见着、

　　想象中的外祖父的钱财，是所有的后辈心向神往的中心目标，我们这些外孙自不例外。大家同老头子的关系都有点儿神秘，因为，我再说一遍，谁也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钱。因此外祖父的姘妇娜斯塔霞和官吏克留克文便成了大家曲意奉承的对象。

　　谁都想揭晓这个秘密，彼此猜疑，而最主要的是谁都想一下子抓住钱罐和全部财产，使别一无所得。这种薰心的利欲在家庭关系上打上了特别的烙印。表面上一团和气，甚至十分亲热，骨子里勾心斗角，视若仇敌。看来，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比他两个姐姐的运气更好，他甚至大体上弄清了财产的数目，因为克留克文同他很有交情。

　　母亲终于高兴起来了。外祖父回信给她，同意夏天到红果庄来玩，住上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娜斯塔霞也附了一笔，叮嘱母亲在六月十号以前派马车去接老头子。

　　母亲重新燃起了希望。屋里忙碌起来，打扫，洗刷。给外祖父在正屋里挑了一间宽敞、舒适的房间以在隔壁休息室里摆上一架屏风，隔出半间来做娜斯塔霞的卧室。院子里，在女仆室的台阶旁，晾起了羽毛褥子、枕头、被子；还搬出了两张床：一张仿桃术做的双人床给外祖父睡，另一张普通床给娜斯塔霞睡。这两张床的每一个小缝都仔细检查过，用开水烫得一干二净，纤尘不染。两间客房的墙壁和家具也精心地擦洗得干干净净。一切准备停当后，就把两个房间落锁锁上，然后用毡子堵住房门底下的缝隙，使到处乱爬的小臭虫没法钻进这块禁地。

　　甚至还给外祖父的侍仆帕洪在贮藏室里辟了一个专用的角落，也摆了一张床。又派了一名丫头服侍娜斯培霞。

　　在母亲看来，这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胜利，因为一年前，外祖父还完全向着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甚至在莫斯科近郊同他合伙买了一份在地，到那里去避暑呢。但是这个宠儿不善于节制他的粗鲁行为。他非但不让老头子当家作主（哪怕是表面上的），还千方百计，处处限制他的行动。终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早上，外祖父吩咐下人到池塘去捉几条鲫鱼来佐早餐，二舅发现仆人拿着鱼网去捕鱼，竟然取消了外祖父的命令，改派他去割草。早饭开出来，没有鲫鱼。外祖父一言不发，吃完早饭立刻吩咐套车，无论格利果里·巴甫内奇怎样劝阻，他还是只度过一半暑天便回莫斯科去了。这件事发生以后，整个冬季父子两人的关系都很冷淡。！”

　　“鱼都舍不得给亲爹吃！”消息传到母亲耳朵里，她愤愤不平地说。“何况鱼又不是他的，是爸爸自家的！要是是我呀，不要说几条鲫鱼，就是杨梅、水果、蘑菇、油煎奶渣饼①……一切的一切，一句话，只要有，全拿出来孝敬他：爸爸，您随便吃吧！”

　　①这是一种类似夹着奶渣的双层奶油薄饼的特制食品。小时候，我觉得这种奶渣饼非常可口，但是现在我的肠胃几乎没法消化它。——作者

　　我们全家人喜气洋洋。连我们孩子们也很高兴外祖父的到来，因为他来了，一定有好东西吃。半饥半饱的生涯我们实在不好受。

　　“现在妈妈只好大方点儿啦！”斯杰班哥哥快活地说。“现在，老弟，忘掉那些臭成鱼咸鸡吧——够了！这是天意，天意如此！贵客来了，我们那些臭的成东西就失宠了。烂黄瓜、臭哄哄的牛肉——统统送到下人食堂去！鱼贵极啦，吃不起！亲爱的朋友，再贵也得派人到伏尔加去买，外公，他爱吃鱼，这我知道！他自己吃得好，让别人也吃得好——他就是这个脾气！”

　　总之，斯杰班最馋，因此他比谁都高兴；他甚至作了个算计娜斯塔霞的计划。

　　“应当帮妈妈的忙，”他喋喋不休地说，“得把老头子的遗产弄到手！我来勾搭这个娜斯塔霞，我准行！我带她到树林里去采覆盆子，逼着她干！我说：“娜斯塔霞！别辜负这天赐良缘，让我们快活快活吧！’如此这般……她说：‘这太好啦！’这样一来，我们的事就大功告成啦！欢呼吧，安娜·巴甫洛夫娜！流泪吧，败类格利什卡！”

　　总之，红果庄的宅子里呈现着一片活跃的景象。丫环们也喜形于色，希望老太爷来后她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儿。只有一件事不好办：外祖父爱吃鲜果，可是在他来到的时候，杨梅和水果还没成熟。

　　“想法用果子酱对付到杨梅成熟的时候吧！”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幸亏我们早想到了，在温室栽培了一些鲜黄瓜。仿佛是上天提醒我：吩咐园丁栽一批早黄瓜吧！这一下可用得着啦！”

　　于是，在六月十五那天（这时我们孩子们已从学校回到乡下来过暑假），傍晚六点多钟，在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从树林后面驶出了那辆我们很熟悉的四座马车，不大一会工夫，它已停在台阶前。不用说，我们全家人都出来迎接外祖父。但是他累了；他笨拙地下了马车，同父亲匆匆地问过好，边走边把手伸给母亲和外孙们亲吻，然后不声不响地走进为他准备的房间，一直没出来，直到第二天早上。

　　母亲不时走到那两间不准旁人接近的房间的门口，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却不敢进去。宅子里刹那间沉静下来，甚至在离这里很远的房间里，人们也踮着脚尖走路，低声说话。最后，九点光景，娜斯塔霞从外祖父房间里出来，报告说，老爷子喝够了茶，又睡下了。

　　不能说娜斯塔霞长得漂亮。她的脸宽阔、扁平、毫无表情；眼睛不大，也不明亮；颌颚突出，颧骨高耸，象个加尔梅克女人。但是，她那红润的双颊、高高的身材、健壮的脊背和笔直的大腿，却能博得男子的欢心。何况外祖父在女性的姿色方面并不苛求。听说，他先头的那个“美女”，简直可以叫做丑八怪。但是她对老头子却有极大的影响，可见他并不讲究什么姿色，只要是地地道道的女人他就视若珍品。

　　母亲听了娜斯塔霞的报告，立刻把她领到自己卧室里；那里已经预备好一把特别精致的茶炊和各种色味俱佳的点心。母亲小心地闩上房门，以兔旁人妨碍她们互相倾吐衷曲。我们孩子们一动不动地聚集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虽然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在等待什么。连严厉的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她还留在我家里教尼古拉弟弟念书）也若有所盼地站在我们背后，竟然忘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女教师的职责，是应当把我们赶走的。斯杰班哥哥按捺不住，蹑手蹑脚走到母亲卧室的门旁，开始偷听。世界上使他最感兴趣的事，一般是关于遗产的问题（虽然这里面毫无私心），其中也包括外祖父将来死后的遗产处理问题。

　　“她们准备喝茶了……妈妈在请客人吃果酱！”他的喃喃自语穿过房间传到我们耳里，勉强能听清楚。

　　“嘘……她们在谈遗产的事！”最后，他几乎是高声对我们说，“‘给我的儿子，’就是给他的败类格利什卡，‘十万卢布，给我的女儿安娜，因为她孝敬我……’”

　　但这时母亲已经猜到蠢货斯焦普卡在偷听她们谈话。卧室的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我们立刻跑开了，斯杰班遭到了报复，不过不怎么厉害，因为有贵客在场，大打出手是不体面的。

　　“没什么，”斯杰班自宽自慰道，“她只这么轻轻打了一巴掌，不疼。大概是因为娜斯塔霞在这里，她怕……只是开门的当儿，险些儿碰破了我的鼻子。唔，老弟，我才不在乎挨几巴掌呢！”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不断地离开餐桌，到娜斯塔霞那边（她的晚饭单开在休息室里）去察看给她上的菜是否齐全。

　　“你说吧！”母亲说，“想要什么，尽管说吧！你服侍我的好爸爸，我也应当服侍你。”

　　临了，就寝的时间到了，母亲在自己卧室里吩咐侍女给“美女”安顿好床铺，然后，坐在她床上，讲了很久的悄悄话。

　　从第二天早上起，一连过了许多天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一模一样的日子，只要写出其中一天的实况，读者就可明白外祖父在红果庄度过的全部时间。现在我就来试述一下一天的生活。

　　早晨，卧室里的时钟刚指着六点，饭厅里的茶炊已经烧开，外祖父穿着绗过的长袍，坐在客厅外朝着花园的露台上。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大盅刚沏好的茶。母亲穿着粗麻布短衫，坐在他对面。她已经和“美女”互相道过早安，间过她夜里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臭虫咬她，得到对方的答复，说是简直象住在天堂里一样之后，她便吩咐下人给她上茶，又亲自给酌了许多带淡红色凝脂的鲜奶油，这才去服侍父亲。

　　“爸爸！你要柠檬汁还是鲜奶油？”

　　“来点柠檬汁吧。从前，我们自家养母牛，喝茶就掺鲜奶油，现在光喝茶，什么也不加。柠檬大概贵得要命吧？”

　　“爸爸，我在莫斯科买了一箱；二十五卢布一百。”

　　“不简单！要是买几十个，花三卢布尽够了。听说，彼得堡的柠檬便宜。我们这儿鱼子便宜，彼得堡的橙子和柠檬便宜。可是在暖和的地方，嗬，这些玩意儿根本不值什么。”

　　“常言说得好；萝卜盘成肉价钱①。可是那边粮食很贵。”

　　①原文直译是：海外的牛犊价钱贱，可就是运费高。

　　“呃，粮食。没有粮食也不好。说到粮食，我倒要告诉你一件事；今年粮食丰收，明年兴许连种籽也收不回来。不是下冰雹，闹旱灾，就是别的什么。今年卖六卢布一俄石，明年兴许卖三十卢布一俄石！因此，有些会打算盘的当家人，年景好就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到发生了饥荒再卖大价钱。”

　　“爸爸，一八○三年闹饥荒的时候，我把粮食卖给庄稼人，四十卢布一石。”

　　“这就对了。他们当然会出这个价钱，因为庄稼人得吃饭，可是他们没有存粮。会精打细算的当家人就该乘机掐住庄稼人。当场拿出来。”

　　“不过，爸爸，除了生活费之外，还得手里有富裕的钱才行。要不然，手头缺钱用，就只好在落价的时候卖粮食。”

　　“我说的就是这个。会过日子的当家人手里总是有富裕钱的，不会过日子的当家人，没一时一刻不犯穷的。”

　　外祖父沉默了一会，对着碟子呼呼地吹气，喝茶①。

　　①俄国某些地区的人喝茶时，习惯把茶倒在碟子里再喝。

　　“法国佬打来的时候，”他接着说，话题又回到柠檬上（象一切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他也爱老在一件事上兜来兜去，谈个没完），“人们逃出莫斯科，我在弗拉基米尔省一个地主庄园里租了一间厢房。那地主就是在温室里种柠檬的。足够吃一整年。”

　　“喝……”

　　“柠檬他倒是有了，可是粮食收成不好。他把粪肥全上到果园和菜地里了。西瓜每二个有一普特重。你想想，这怎么行。”

　　“如今，爸爸，这样的地主已经很少见了。”

　　“不，如今也有，这种人特别想当贵族长。种橙子，种柠檬……瞎忙五、六年，到时候，你看吧，连领地他们都得拍卖。你们大概也有温室吧？”

　　“惭愧得很，爸爸。我爱吃点果子。”

　　“我说吧。我们全爱吃果子，我也爱，你也爱。这有什么办法呢？”

　　外祖父转脸向着花园，吸着芬香的空气。

　　“这气味好闻极了，甜的！”他说。

　　“爸爸，丁香花开了。丁香花最好闻。”

　　“养这种花大概要花不少的钱吧？”

　　“说的是呀！我也象那个地主一样！本该多种粮食，可我种了果木。”

　　“唔，你是不会打错算盘的。会过日子的人总是又种庄稼，又种果木。大部分力量放在庄稼上，小部分力量放在果木上。该有的就全有了。”

　　“可借您到这儿来的时候，水果也好，杨梅也好，都还没有熟。爸爸，您没有鲜果吃。”

　　“没有鲜果我也照样活。什么东西都有节令。不过，莫斯科已经有西班牙草莓卖了，只有铺子里卖，水果摊子上还没有。这大概是暖房里种的早草莓。”

　　“价钱大概很贵吧？”

　　“那自然。”

　　外祖父打着呵欠，在嘴上划十字，向客厅里张望，仆人正在那里安放呢面牌桌。

　　“爸爸，打打牌吧？”母亲提议。

　　外祖父默默地从圈椅里站起来，向客厅走去。他非常喜欢打牌，巴不得从早上打到晚上，不赌钱，只是“随便玩玩”。母亲很高兴这个，因为用旁的办法很难拴住老头子。

　　打的是四人成对的惠斯特；外祖父和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组成一对，斯杰班哥哥和母亲是一对，不过母亲常离开牌桌，这时便叫格利沙或我替她打。我们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打牌，而且很爱打，只要有牌打，牺牲散步也在所不惜。’连柯里亚小弟弟也寸步不离地站在牌桌旁观战。因此外祖父的光临对我们来说真象过节一样快乐。可是由于总是要让他老人家赢牌的缘故，这种欢乐便没法达到尽兴的程度。如果他输了，甚至是如果别人打了一张不好的牌给他，他都要生气，象受了委屈似的，一言不发地扔下纸牌，回到他的客房里去。母亲知道他这个脾气，尽量让着他，非常灵巧地偷偷塞给他几张王牌，这时老头子便望着一旁，假装没看见母亲做手脚。

　　惠斯特一盘接着一盘，直打到九点。外祖父默默地打着，慢吞吞地把牌抛到桌上，每盘结束便仔细记下赢得的分数。他没有输过一盘。有时，斯杰班哥哥忽发奇想，竟认起真来。母亲见了，狠狠地瞪他一眼，他的淘气念头立刻便化为乌有，这样一来，老头子便成了常胜将军。我们打牌的时候，父亲也走出他的书房，但他在客厅里没有呆多久。他们翁婿之间不能说形同仇敌，但彼此的态度却很冷淡；显然他们是找不到谈话的题目。因此，牌戏给他们双方帮了大忙，兔除了彼此周旋的义务。

　　九点正，就在这间客厅里开早饭。现在每天都开早饭，而且跟午饭一样讲究，可是在平常，差不多总要家里来了客人才有早饭吃，而且端上桌子的也不过是冷盘、肝脏一类吃不饱肚子的食物。现在，母亲一面殷勤地给外祖父奉菜，一面严厉地盯着孩子们，不让他们多吃。同时她却夹了满满一大盘各种各样的菜肴，端着盘子走出去。

　　“她这是给娜斯塔霞送去的，”斯杰班羡慕地注视着母亲的一举一动，悄悄地说。“那个女骗子哪里吃得了这么一大堆！”

　　这当儿，外祖父很快地吃完早饭，又在张望那呢面牌桌了。又打起牌来，仍然是早上那个打法，一直打到吃午饭。为了照顾老头子的习惯，十二点正开午饭。

　　午饭时，外祖父坐在女主人身旁的圈椅里。母亲亲自把好菜拣到他的盘子里，然后又挑出同样一份放在一旁，同时以目示意：这一份不准动，是给娜斯培霞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话，父亲也参加谈话。

　　“夏天所以暖和，”外祖父用教训口吻说，“是因为太阳照的时间长。可是冬季里，太阳九点钟才出来，不到三点，你瞧，就找不到它了，所以得不到它的温暖。”

　　“即使是夏天，”父亲强调说，“要是下连阴雨，也会变得冷起来。有时候，七月里下连阴雨，还得穿棉衣呢。”

　　“不出太阳——所以天气冷。”

　　“这话有道理，爸爸。”

　　“还有这样的情形：你走进树林里——凉凉爽爽；等你从树林里出来，到了地里——汗珠象落冰雹一样往下滚。在地里，风吹到你身上也不顶事，还是热。”

　　“老弟，太阳大，风也热。嗯，是太阳把风晒热了。一八一二年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省尤利耶沃县，当时那里树木很少。整个夏天热得要命，从早到晚只有躲在地窖里才不会热死。”

　　“嗯，上帝创造奇迹！上帝大智大慧，一切都创造得不能再好了。夏天正是各种有益于人类的庄稼生长的时候，上帝就给它温暖。冬天，土地需要休息，上帝就用雪盖住它。”

　　“可是法国佬当时却没有算到这一点。他们夏天打到我们这里来，以为天气一直暖和下去了，可是到了冬天只好回去。他们碰上了严冬。”

　　“这是因为冬天里太阳照的时间短。在天上挂这么五、六个钟头就没啦。”

　　“就是嘛。那时候，法国佬存心跟俄国人捣乱。他们破坏城市，火烧莫斯科。他们以为没有上帝了，可是上帝还是有的。他们逃命都逃不及。”

　　“那时候人们还编了歌子形容法国佬逃命的狼狈相呢，”母亲口想道。

　　　　波拿巴跳舞也顾不上，

　　　　丢了吊袜带他心发慌，

　　　　帕登帕登①他直叫唤！

　　①法语：对不起。这句诗讽示法国人逃跑时，直喊“劳驾，让一让”的意思。

　　“他才不在乎呢。闯荡了这么多年，也不简单啊！哪一个人嘴上不挂着波拿巴，波拿巴！”——

　　“可是他结果还不是个渺小人物！象一滴水似的——一文不值！”

　　“别看鸟儿小，爪子可厉害。法国佬打到莫斯科之前，我在波梁纳有一座庄园，里面有石头房子、有果园、有各种作坊、有浆果和水果——全是自家的。除了鸟奶，什么都有。可是从尤利耶沃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哪，只剩下几堵烧焦了的墙壁。好端端的庆国就这么烧了个精光。这就是他那个害人精①干出的好事！”

　　①指拿破仑。

　　外祖父叹了口气，大家一言不发。

　　“还有哩，”老人改换话题说，“我们看见江河不倒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江河发源于高原，然后向低处流，越流越低。要河水倒流是办不到的。要是在路上遇到障碍，就绕过去，还是一直往低处流，流……”

　　“这也是上帝指示的道路。但是在歌子里却唱道：‘水停在丛山中……’”

　　“这大概是指水井说的。比方说，在梅基喜①，地势高，全莫斯科都用那里的井水。”

　　①梅基喜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城市。

　　“那是什么样的水啊！清清亮亮……象眼泪一样！”母亲附和著称赞道。

　　“那水又好又多。今天流来那么些，明天又流来那么些。从前大家称赞莫斯科河的水，说它是软水，又清亮。可是后来办了工厂——把水搅浑了。”

　　这时侍役端上红烧牛肉，母亲请外祖父吃。

　　“我们特意为您，爸爸，用牛奶喂了一条牛犊！您来点精肉好吗？”

　　“干吗老请我一个人吃呀吃呀，瓦西里·波尔菲雷奇你也不要待慢他。”

　　“他是这儿的主人，爱吃什么，他自己会拣的，您请吧。我知道，您爱吃精肉。喏，这一块大概还不错吧？”

　　大家又不作声了，沉静中只听得刀叉叮当作响。

　　“就拿牛犊子来说吧，”外祖父说。“牛犊子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喝奶喝得多，有的喝得少。有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事：牛犊子喝了不知多少奶，结果还是皮包骨头。”

　　“爸爸，在这上面，喂牛的要负一部分责任。”

　　“喂牛的自然有责任，不过有时候倒是牛犊子自己不争气。有一种叫做不知饱足的病。马也会得这种病。我记得，我有过一匹骗马，老喂老喂，它还是皮包骨，后来只好把它卖给剥死兽皮的作坊。”

　　“我们田庄上有个庄家汉也得了这种病，弄得一家人都去讨饭了。”

　　“得了这种病非讨饭不可！”

　　“但愿上帝保佑，千万别得这些病，”父亲说道，他近来已经开始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对，不管是谁，得了病总是不好受的，不过，病也是各种各样的。我有一个做买卖的朋友，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老是发愁、伤心罢了，也役旁的。看医生吃药，请神甫念经，还去求了侍奉上帝的圣徒，都不顶用。”

　　“也许是别人的毒眼把他盯出了毛病，要不就是魔鬼附了身……”母亲猜道。

　　“也许是吧。”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女人，也总是抱怨说是心里愁闷。可是在教堂里，人家一唱《天使颂》或者唱领圣餐诗，她立刻叫嚷起来。什么办法也治不了她：请神甫来念经；村长用鞭子抽了她好多次——她还是那样。她叫嚷的时候，肚子鼓得挺大，象座山，您想想那光景吧。”

　　“这样，魔鬼就赶忙从她肚子里冲出去了，”外祖父说了句笑话。

　　“这我可不知道。我们为她想尽了办法，全不顶用，只好撒手不管。人家不赶她去替地主干活，她也不到自己地里去干活，坐在家里百事不千。”

　　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外祖父轻轻打着哈欠，甚至打起盹来。大家吃完点心，大声推开椅子。外祖父行了饭后亲吻礼（母亲和所有的孩子走上去吻他的手），便到自己卧室里去休息。

　　老头子睡午觉的时候，母亲一刻也不歇。她和娜斯塔霞坐在客厅里（离外祖父的房间很近），谈得非常起劲，连我们也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告诉我，姨太，你们怎么想起上我们这儿来的呢？”母亲问道。

　　“是我劝他来的；他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上这儿来的。我对他说，他们盼您盼了多少年啦，可您老是不去。”

　　“唔，谢谢，谢谢你，亲爱的！”

　　“不过，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知道以后，他可气炸啦！他从莫斯科郊区赶进城来，大嚷大叫：‘您敢到札特拉别兹雷家去！我禁止！’他甚至摔烛台砸人，险些儿砸破老爷子的脑门儿！”

　　“居然砸起亲父亲来！爸爸怎样说呢？”

　　“他倒没什么。他说‘呶，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是啊，父母的心多好！儿子要行凶，老子却心平气和地说：‘呶，没什么，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儿子折磨他，骂他，他全准备忍受！”

　　“我们吓得半死不活地站在那里，可是二少爷一个劲儿的闹，一个劲儿的闹！他说：‘我一辈子记得那个臭安娜！’他居然骂，骂您，太太，就是说，用最难听的话骂您！”

　　“让他去骂吧，又骂不掉一块肉，只要……”

　　母亲没有把话说完，沉思了一会。兄弟的辱骂，她的确并不放在心上，但是他的威胁，她却很害怕。唉！尽管目前她得到了胜利，但是她脑子里时刻忘不掉心事：无论她怎么卖力，无论父亲对她说过什么体己话，她的一切努力到头来将是劳而无功，她的全部胜利将是过眼云烟，老头子的财产迟早准会落到他那个忤逆不孝的宝贝儿子手里。

　　“所以他一走，巴维尔·波利西奇立刻坐下来给您写了那封信……”

　　“谢谢你！谢谢！唔，那个……”

　　母亲不敢直接说“遗嘱”二字，娜斯塔霞却能领会“那个”的意思。

　　“您是说遗嘱吧？”她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在他跟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吵嘴那天晚上，他们把克留克文叫来，跟他在书房里小声谈……”

　　“谈什么？”

　　“想必是谈遗嘱。”

　　“但愿如此！”

　　“太太，您还是问一问他吧！”

　　“嗳，瞧你说的！我去问他，他准会把我轰出去，准会把我轰出去！要是你……”

　　“我刚开口，自己就后悔了。差点儿没给撵出去。”

　　“唉，爸爸呀，爸爸呀！他样样都好，就是这……”

　　“太太，您也别太担心！上帝是仁慈的，只要他一想起来，马上就会立遗嘱。难道没有遗嘱您什么也得不到吗？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吧？”

　　“话是这样说……世界上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方，可是我和阿丽娜妹妹——我们两个都是分出去了的女儿。我们给爸爸立过文契。”

　　“您要是不立文契就好了。”

　　“我哪能不立！那时我刚满十五岁，还不懂得这种文契是干什么的。我要是不立文契，他就说，‘好吧，什么也不给你，你当一辈子老姑娘！’我立了文契，他答应给我六万卢布的陪嫁，后来却只给了三万。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和我的姑子们为这三万卢布可把我折磨够了。”

　　“唉，罪过罪过！”

　　“常言说得好，胳膊肘儿离得近，可就是看得见咬不着。依你看，老头子的钱，至少有多少？”

　　“钱的事儿，他总瞒着我。不过，他现在也还在攒钱。有时候他把钱存到监护院去。他非常吝啬。一天比一天吝啬。头些日子听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仆人说，似乎有一百万卢布。”

　　“他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兴许是二少奶奶在饭桌上讲出来的。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不在家里吃饭，二少奶奶说话就随便了。她说：‘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老头子有一百万卢布！’”

　　“一百万”这个数字使母亲陷入更深的沉思中。她一声不响，长久地望着窗外，用手咚咚地敲着桌子，她的脑子分明被“一百万”这三个字塞满了。

　　“费你的心吧！”她终于说，“你干脆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给您解闷儿，您也该让我快活快活呀！’”

　　“这倒不错，我就照您的话去说吧！”

　　“就这样去说吧。要是……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我得到了……”

　　“您说的什么，太太！难道我是贪图钱财才……”

　　“你听我说：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费你的心吧！”

　　这种谈话单调地、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老是在同一个题目上兜来兜去。只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插进来的时候，谈话才被打断：或者是女管家走到门口，请母亲出去办件事；或者是娜斯塔霞忽然感觉出外祖父打了个呵欠，便轻声走出房去，在老头子的卧室的门上倾听一阵。

　　三点钟，外祖父又来到客厅里。我们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等待着即将开始的牌戏。

　　“爸爸！点心还没弄好，先打打牌吧？”母亲提议道。

　　“不打喽，”这一次外祖父拒绝了，使我们非常失望。

　　“爸爸，那就请您原谅我，我要出去张罗一下。”

　　“去吧。”

　　外祖父默默地坐了一阵，打了几个阿欠。他终于对我们说：

　　“你们在上学么？”

　　“我们在上学，爹爹。”

　　“斯杰班，你念几年级？”

　　“爹爹，我今年升了最高班，明年该上大学啦。”

　　“你的功课好，可是品行不好，调皮捣乱。你妈净说你不好。”

　　“我，爹爹，好象……”

　　“你‘好象’，她可是确实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应当尊敬双亲。尊敬自己的父母，戒律里面是这样说的。挪亚喝醉了酒，赤身露体躺着，含姆取笑他，上帝就诅咒含姆。后来含姆的宗族离开了他。有些人出于尊敬，离开了闪姆和雅弗，有些人却出于轻蔑离开了含姆。①你应当把这个典故牢牢记在心上。唔，你们学习得怎样？”他问我们。

　　①据《圣经》传说，挪亚是个好人，闪姆、含姆和雅弗是他的三个儿子。有一次挪亚喝醉了酒，赤身躺在棚子里，含姆认为父亲太不雅观，竟然大笑起来。闪姆和雅弗很尊敬父亲；便拿了衣服倒退着走进棚子去给父亲盖上，自己却背着脸不看父亲的裸体。挪亚醒来后，大发雷霆，把含姆从家里驱逐出去。

　　“我们——托上帝的福，爹爹。”

　　“托上帝的福——这太好了，好好学吧。出了学堂，进衙门去做事、挣钱。总不能靠父母养活一辈子。好，我来考考你们，别列斯拉夫里城在哪一省？”

　　“在弗拉基米尔省，爹爹。”

　　“有两个别列斯拉夫里城：一个在弗拉基米尔省，另一个在波尔塔瓦省。”

　　我本想说不对，在波尔塔瓦省的那个是别列雅斯拉夫里，但是我知道外祖父不爱听反对意见，我便克制住了。

　　“斯帕斯克整整有三个，”外祖父补充道。“考试时候大概要问的，应当知道。嗯，好吧，格利沙，你念念‘奉圣灵之名……’”

　　格利沙念了。

　　“呢。可是罗马教皇吩咐要这样念：‘奉圣父圣子之名’。这得和他去说理了。”

　　点心端上来了。如果夏天天气很热，那么上的便是整堆的草莓、水果、糖豌豆、黄豆，等等。母亲挑最好的孝敬外祖父；然后拣些味道鲜美的放到特备的盘子里，叫人给娜斯塔霞端去。她给孩子们的吃食不多，而且大半是豌豆和黄豆。

　　“你们也有一份，赶快吃吧！”母亲说着，往每个孩子的盘子上放一点食品，而且往往漏分给斯杰班哥哥。

　　外祖父津津有味地吃着，不时停下来发表这一类的高论：

　　“有各种各样的草莓。有的个儿大，不甜；有的个儿小，很甜。”

　　“这要看年景，”母亲接口说道。

　　“着着，我说的正是这个。有时候雨水多……”

　　如此等等。

　　末了，他照例称赞道：

　　“你们的水果真好。役话说。”

　　“您既然喜欢，请再吃一点吧！”

　　“够了。”

　　然而母亲却拣出几个桃子和杏子放到一个盘子里，送到外祖父卧室去，留给老头子夜里吃。

　　“我们每个人才给一个桃子，一个杏子！”斯杰班哥哥用羡慕的口吻小声说。“哼，不给我，我会输的。”

　　说罢，他满不在乎地走到桌前，拿起一个桃子，装进衣袋里。外祖父困惑莫解地望着他，却不做声。

　　五点过一点儿，上茶了。如果天气晴朗，外祖父就在露台上喝茶。客厅坐东朝西，老头子喜欢在阳光下舒展舒展身子。但是，据我记忆所及，他一次也没有到花园里去过，甚至从不坐车出去散心。总之，象在莫斯科一样，他足不出户地蹲在家里。

　　晚茶和晚饭之间的时间过得最无聊。母亲手脚不停地忙了一整天，显然已经累了。因此，为了应付老头子，她便举办一种类似家庭音乐会的玩艺儿。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坐在旧钢琴后面，弹奏切尔尼①的变奏曲。大家要格利沙唱《我去割草……》。外祖父很赏识地听着，露出满意的表情。

　　①卡尔·切尔尼（1791—1857），钢琴家和作曲家，原籍捷克，作过八百多首钢琴练习曲。

　　“唱得不错，”他称赞格利沙，“不过，你为什么使这么大的劲儿，噘起嘴唇？”

　　“唔，爸爸，他年纪还小。不能太怪他，”母亲为她的宠儿辩护。“格利沙！再唱一遍……那叫什么来着……《在筵席上》，是吗？……记得吗？”

　　格利沙唱道：

　　　　朋友们，别奇怪，

　　　　不止一次

　　　　在你们当中

　　　　在欢快的筵席上

　　　　我陷入沉思冥想……

　　“好，”外祖父鼓励道，“只要学会了，就能唱得很好。我年青的时候认识一个会唱歌的主教——他就唱过这支歌……嗯，唱过！开头，他轻轻地、轻轻地唱，声音好象有两俄里远，随后，渐渐快起来、快起来——突然之间，那低音向四方滚去，大家听得甚至坐了下去。”

　　“那是他天份高。”

　　“对，干他们那一行，没有天份不行。不管怎样努力，不管怎样用功，若是没有天份——干不出名堂来。”

　　家庭娱乐节目很快就演完了。母亲愈来愈焦急地看钟，但这时只有七点。离开晚饭时间整整还有一个半钟头。

　　“爸爸！打杜拉克吧？”母亲提议。

　　“打杜拉克，好吧。”

　　外祖父和格利沙打牌；他是最得宠的孩子，而且他最能领会母亲的指示：应当怎样陪老头子打牌。

　　盼望了很久的晚餐时间终于到来。父亲也来到大厅里，但他不同大家一起吃晚饭，只喝点茶了事。晚餐和午餐的内容一样，以汤菜开始，以点心告终。吃的是回过锅的剩菜；不过给外祖父另外做了一份新鲜菜。人们没精打采地交谈着；大家感到无聊，大家都累了，大家都腻味了。连我们孩子们也觉得，白天里一大堆琐事弄得我们怪不舒服。

　　“别人喜欢吃晚饭，”父亲开口说，“我可是吃不下。”

　　“唔……”外祖父答道，望了对方一眼，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似的。

　　“我是说：有的人喜欢吃晚饭……”父亲正要解释。

　　“有的人喜欢……”外祖父接过口，心不在焉地重复父亲的话。

　　时钟敲了九点，大功告成，外祖父的一天结束了。

　　母亲等人们安顿老头子睡下，并且同娜斯塔霞道过晚安后，便急忙跑进自己卧室。她迅速地脱了衣服，困乏不堪地倒在床上。她的昏昏沉沉的脑子里闪着“一百万”三个字；她的嘴唇无意识地嘟哝着：“上帝保佑，大卫王大慈大悲，”……

　　为了让读者对我外祖父的家庭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我认为有必要看看他每年冬天时常召请亲戚和他共同度过的晚会。

　　通常由娜斯塔霞坐着车，花一两天时间，跑遍亲戚家，通知他们，巴维尔·波利西奇老爹请他们某日某时去他家喝茶。自然不会有人拒绝。应邀参加晚会的不仅有家长，还有孩子们，在约定的那一天，六点光景，外祖父家的大门前已经停了一长串马车。

　　各处房间里生起炉子，烧得暖暖的，窗户没有装气窗，窗板也关得严严实实，因此，一点也着不出要让屋子里通通空气的意思。此外，为了接待客人，屋子里用一种什么药粉熏过，使空气变得更加间人。外祖父已经来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等候客人。他穿着“英国呢”燕尾服，系着白领结。沙发前面的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沙发后面，穿衣镜两边各有一只烛台，每只烛台上点着两支蜡烛；大厅的墙上燃着一盏添过素油的神灯。侍役帕洪在沙发前的桌子上摆设点心甜食：软果糕、果冻、葡萄干、糖渍苹果，等等。

　　所有的客人几乎同时到达。全是自己人：我们、费杜里雅耶夫姨父家的人、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刘布亚金将军。参加这种晚会的外人只有官吏克留克文一人。晚会开始时，除了父亲和刘布亚金，亲戚们都走到老头子身边，吻他的手。然后，长辈们在桌子两边的圈椅里彬彬有礼地坐下来。两位已经定了亲的姑娘：娜杰日达大姐和萨莎·费杜里雅耶娃表姐，被安顿在窗边，小家伙们却不声不响地呆在厅屋里。那里特备了一些甜品，孩子们几乎眨眼工夫就把它们消灭光了。只有格利果里二舅，象个钟摆似地在房里来回踱着；克国克文倚在门框上，他一直保持着微微倾斜的姿势站在那里，仿佛随时都在听候差遣。

　　我想趁这个机会给读者介绍一下几个参加晚会的人，关于他们，在这以前我还只顺便提过一提。

　　刘布亚金是所谓典型的军界代表人物。这老头子六十五岁上下，精力充沛，举止灵活，结实得好象他永远不会衰老似的。很早就认识他的人们，从没有发现他的外表有丝毫的改变。他留着短发；他的头发，他的牙齿都一点也没有脱落，双颊红润，只是眼睛显出几分老态罢了。他是最接近外祖父的人，也是外祖父始终不渝的谈话对手。他们两人用心地阅读《莫斯科新闻》，并且互相交换读报心得。他们两人的兴趣相同，联系他们两人的是同样的一些往事。刘布亚金对外祖父的财产没有丝毫的私心，这也许是他博得外祖父好感的另一原因。刘布亚金自己有一笔为数不多的资金，他很满足于这笔资金的收益，把省下的每一个戈比给他的独生儿子存着。这个儿子已经成了家，在官场中混得挺不错，在一个边远省份里率领一个卫戍营，不仅不需要父亲的接济，他自己也在攒钱。而且他的孩子们将来也会象他一样地攒钱——这是绝对无可怀疑的，因此刘布亚金老头子可以死而无憾了。攒钱是最要紧的事，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了——这便是支配着全家人、也为刘布亚金所信守不渝的一条明智的信条。

　　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在她家里以迟钝出名。她的智力的确非常低下，但这并没有使她不象家里其他成员一样，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外祖父的财产。在这种事情上，聪明人也罢，笨人也罢，心眼儿全是一模一样的。她比我母亲小几岁，但外表却老得多；她是个虚弱而且胖得不象样儿的女人，生着一张呆板的圆脸，两只愚钝无神的眼睛。她老是张着嘴巴，因此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无礼地管她叫“开口笨蛋”。但她也有美德：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准备为他们去干最冒险的事。有一次她居然鼓起勇气，咕咚一声跪倒在外祖父膝前，说：“爸爸！您干嘛拖延着不安排后事呢？难道您要委屈您的外孙们吗？”因为这次轻举妄动，老头子整整有一年时间不愿见她。

　　最后谈谈费多特·加甫利内奇·克留克文。他是个典型的小官吏，年纪不大，看上去却已经是个老头儿：他的面孔干瘪、枯黄，经常露出乞求的神情；他的眼睛浑浊，老泪汪汪；他的头发稀稀拉拉，露出一块块象被蛾子蛀空的头皮。他说起话来，声音高而颤抖，仿佛嘤嘤吸泣；他走路不是一步步的走，而是在房里轻声地滑行。他为外祖父保守秘密，但看来并非忠心不贰。至少，母亲在看见他跟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打得火热的时候，她就不无根据地疑心二舅已经知道了不仅是她、就是外祖父的“美女”也一无所知的许多内情。外祖父显然也疑心他不忠实，但老头子对此并不在意。在大节日里，母亲虽然多方诱请他，他也很少上我们家来做客。他为外祖父效劳，外祖父对他是否有所酬劳，不得而知；然而我们亲戚中许多人认为，在他们的交往中隐藏着某种谁也役法揭晓的秘密。

　　大家就座后，上茶、开始交谈。第一个话题是天气，大家抱怨天冷。已经是一月中了，可是冬季里从十一月一日算起，就没有一天暖和过，一天比一天更加寒冷。

　　“这我早看出来了，”外祖父说道，“要是在库兹马一杰米扬节①可以坐雪橇出门，冬天准会冷得要命。”

　　①即纪念库兹马和杰米扬两个圣徒的节日，在十一月一日，按旧俄农村里的习惯，这一天是各种契约和佣工的期满日。

　　“今天早上我把寒暑表放在阳光下试了试，是零下二十五度，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说。“他们从乡下运干草来，一个庄稼汉冻僵了，好容易才使他暖过来。”

　　“这么冷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那时法国伦在莫斯科大吃大喝，闹得天昏地黑。”

　　“那时候，爸爸，上帝知道，需要严寒，可是现在这样冷，就毫无道理了，”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说。

　　“你最好是去劝劝上帝，就说：不需要这样严寒。”

　　“难道不该担心吗，爸爸！外头冷得要命，可是雪下得少。乡下来信说：秋播作物都快冻死了！”

　　“那你就告诉上帝；我的秋播作物快冻死了。他听了你的话恐怕是会觉悟过来的。”

　　大家笑了。

　　“可是我儿子写信给我，”刘布亚金开口说，“说他们那边冬天很暖和。”

　　“总是这样的：有的地方寒冷，有的地方暖和。你儿子怎么样？身体好吗？工作顺心吗？”

　　“上帝保佑。检查官每年秋天上他们那儿去，总算没出什么岔子。”

　　“上帝保佑——这就再好不过了。那些检查官少不了让他破点小费吧！”

　　“有那么点儿毛病。我带兵的那阵，就常常碰到这种事。检查官来了，又吃又喝，全归我开账。至于送礼，更是不在话下。”

　　“还要训你一顿才走。”

　　“文官衙门可没有这种事，”二舅说。

　　“文官衙门更坏。军人办事至少是不声不响的。长官一下来，四处瞧瞧，拿走他要拿的东西，从此就不再来了。文官却不然，钦差大臣一下来，拿了要拿的东西不算，事后还要说你的坏话。费多特·加甫利内奇，你对钦差大臣的看法怎样？”

　　这话勾起了克留克文的不快；他亲身吃过钦差大臣的苦头。有一回，承钦差大臣的情，他险些儿丢了差事，要不是上帝保佑，他准给撤了职。

　　“那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人，”他把身子向前探探，答道。

　　“那一次你总算懂得什么叫做‘给点厉害你瞧瞧’吧！”外祖父笑了，在场的人也一齐跟着笑了。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贿赂问题上。

　　“我们那阵，委员会里的委员们全受贿——要得可多啦！”外祖父说。“法国佬眼看要打来了，军队没有靴子穿，他们却满不当回事。什么破烂玩意都要。”

　　“他们从前受贿，现在仍然受贿，”刘布亚金强调说。

　　“而且将来还要受贿。”

　　“因为他们是人，不是圣贤。”

　　“有的人本来是不高兴受贿的，可是他的儿女要吃要喝呀。”

　　“这话有理！”

　　“在下级机关里，陪审员、县警察局长、法官受贿，——贿赂这些人倒花费不大。在中级机关里，厅长、省长受贿，——对这些人，给少了拿不出手。在中央级机关里，枢密官受贿，——对他们，得孝敬大笔款子。这种事不是我们开的头，也不该由我们收尾。有些人认为，贿赂之风总有一天会中止，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轻率之论。”

　　谈完这段话后，外祖父大声地唤鼻烟，叹息。第二次上茶了。二舅停在我大姐娜杰日达面前，逗弄她。

　　“小蜻蜓，你怎么还不出嫁呀？”

　　“哎哟，好二舅！”大姐羞答答地叫道。

　　“‘哎哟，好二舅’，用不着这样！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孤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不好，”外祖父解释说。

　　“我的萨申卡好象也该出嫁了！该出嫁了！该出嫁了！”费杜里雅耶娃姨母天真地嚷道。

　　“干嘛这样急着要找男人？”二舅粗鲁地戏谑道。

　　“不是急，是……”

　　“没关系，来得及的。你们等着吧，过两天我亲自来办这件事，一眨眼就给你们两个找到女婿。给你，娜杰日达，找个强壮点的，因为你自己就长得这样壮实；给你，亚历山德拉①，找个不强不弱、中不溜儿的。安娜，你怎么还不给女儿张罗个人儿呀？”

　　①即萨申卡。

　　“姻缘自有天命，她还没碰到合适的机缘，”母亲答道，她担心这样谈下去，什么污秽的话都会说出来，便赶紧把话头岔开。

　　“在别人家里，我从来没喝过象您家里这样好的茶呢，爸爸！”她转身对老头子说。“您这茶叶是在哪一家买的？”

　　“不清楚，是伊帕特在狩猎市场买的。这种茶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喝罢了。”

　　“贵吗？”

　　“十卢布一封特，茶花在内。”

　　“听说当主教的爱喝茶，而且很在行。”

　　“老实说，他们百事不干，从早到晚净喝茶。”

　　“我们军区里有一位将军，有一次向我吹牛，”刘布亚金说，“说是有个营长孝敬他一箱茶叶。打开一看，全是灰白色的！”

　　“上面是灰白色的，下面许是黑色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应当搅合搅合。”

　　“‘事怕行家’，这句话到处用得着。要是不搅合，光泡茶花喝，会把脑子喝傻。要是光泡黑叶子，就喝不出真正的味道。舌头发酸，牙床发涩，象喝金丝桃酒似的。”

　　“还有一种柳兰茶①。”

　　①一种用狭叶柳制成的茶叶代用品。

　　“有是有这种柳兰茶，不过它不是真正的茶。真正的茶叶出在中国。这个中国在西伯利亚南边。”

　　“我儿子在靠近那个国家的一个边疆城市里做事，”刘布亚金说，“据他说，中国人是个非常奇怪的民族。男人留辫子，有我们的大姑娘的辫子那么长。”

　　“这是他们的风尚。”

　　“他们在整个边界上修了一道长城①。他们不去惹别人，也不准别人惹他们。”

　　①作者以为长城是我国的边界，是不对的。

　　“他们希望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过日子。这也许比什么都可靠。我们倒是挺灵巧：老是跳来跳去，可就是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茶喝完了。孩子们纷纷离开大厅，并到外祖父跟前，向他道谢。

　　“给你们甜品没有？”他问。

　　“给了，爹爹。”

　　“好，快去吃吧。你们怎么啦？”他转身问在场的大人，“怎么不吃甜品？”

　　母亲第一个走到桌前，拿了一个渍苹果，放在盘子里，递给外祖父。

　　“爸爸，您吃渍苹果吗？”

　　“吃。”

　　“除了莫斯科，什么地方也没有这种渍苹果。在这儿才吃得上这种美味。我费了好大的劲，弄到渍苹果的单方，可是怎么也做不好。”

　　“把苹果泡在克瓦斯里，再加些香料就行了。”

　　“爸爸，买现成的要多少钱？”

　　“很贵。四十戈比买十个。”

　　“贵是贵，东西好呀！”

　　母亲想大谈莫斯科的高手们制作的克瓦斯、蜜酒和其它种种食品，可是二舅忽然想起了一件别的事，便急转直下地把话头岔开了。

　　“头些日子，我在叶戈罗夫的铺子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法国伦又杀了他们的国王①，”他说。

　　①指法王路易·腓利普（1773—1850），于一八三○年为法国大资产阶级拥上王位，一八四八年革命时逃走，死于流亡中。

　　“我也听说过，”克留克文证实说。

　　“我不知道，我今天还看过报，报上一点儿没登。”

　　“上头不许登，连私下谈谈都严格禁止。绝对不准谈论。可是你看，统领家的管事却对叶戈罗夫说了。这些法国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他们原本有一个真正的国王，却换了另外一个。现在又不要这一个了。”

　　“这是那些老粗干的，全是理发匠、裁缝之流。”

　　“这些理发匠想要共和政体。什么叫共和政体？你问问他们吧，——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手痒罢了。聚众闹事。简直象我们驿站上的那些马车夫一样，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该谁出车。可是，天下哪有不要长官还能活下去的事！”

　　“你瞧我们的曾斯基①（警察局长）刚病了一个月，大学生差点儿闹翻了莫斯科。大街上、戏院子里，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上挖了好些坑，准备栽菩提树，可是夜里又用泥土填平了那些坑。你看，这就是共和政体！如果是有头脑的人，决不闹事。可是这些鬼东西和捣乱分子……”

　　①曾斯基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和四十年代的莫斯科市警察总局局长。

　　“不过法国的良民并不赞成这样干。我从叶戈罗夫家跑到西赫勒什①那里，老板娘可是坦白地说：‘信不信由您，我甚至因为被人叫做法国女人感到羞耻呢！’她说，‘我若是早一点改了自己的信仰就好了，现在只好等等再说。’”

　　①当时一家著名的时装店。——作者

　　“得啦吧！有什么好等！”

　　“爸爸，信仰怎样改变法呢？”费杜里雅耶娃姨母追问，“难道把她……”

　　“这很简单，叫人把她衣裳脱光，象从娘肚子里生出来时一样，用水浸一浸，”外祖父笑道。

　　“那不难为情吗？”

　　“管它难为情不难为情，既然叫做蘑菇，就得任人采食。”

　　诸如此类的闲话一直扯到八点半。最后，男人们开始看表，接着，在场的人们开始活动。大家同时起身告退。

　　关于外祖父的事，我记得的就是这些。

　　这些往事，正如他在世时的生活本身一样，既单调乏味又毫无意义。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看来对于他倒是有益无害的。贫乏的生活内容，加上肉体上的精心保养、智力上的停滞和精神上的宁静，收到了延年益寿的效果：外祖父活了九十岁才死。他最后当然没有立下遗嘱，这样，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便毫无阻碍地占有了他的财产。

十四　在莫斯科的生活

　　当时的莫斯科是俄罗斯一切在野的地方贵族向往的中心。在那里，嗜赌者可以找到满足赌瘾的俱乐部，纵酒者可以在酒店和吉卜赛人那里消磨白昼和黑夜，虔诚的教徒因为那里教堂林立而欣喜逾常；最后，贵族的闺秀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未婚夫。我母亲既然有一个待嫁的爱女，她自然相信非到莫斯科去过冬不可。

　　我们一家人坐的车子，出了红果庄，顺着雪橇在初雪后压出的道路驶去。当时的气候条件，我依稀记得，比现在稳定得多，通常在十一月半便完全进入了隆冬季节。我们全家倾巢出动，带着众多的仆人、冰冻的食物，甚至自产的劈柴。整整一个车队装载仆人和行李，提前出发。临行前，吩咐下人钉死了主人宅子的大门，关上百叶窗，留下的仆人马马虎虎的安顿在厢房里，交给女管家管理。

　　母亲在莫斯科有一个管理农奴的代理人，农民席南吉·斯特列科夫。替母亲办理各种事务：监视代役租农奴和家奴，向他们收缴代役金，讨租税，上街门查问案件，到监护院去存款，给乡下采买食品。等等。他为人正派，相当富裕，是个有手艺的马具匠，甚至还开了个马具店。但是据说他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因为母亲不让他有片刻的空闲。他从早到晚在城里跑来跑去，寻找欠租人，执行纷繁的使命。母亲到莫斯科小住的时候，下榻在苏哈列娃的客栈里，这时，斯特列科夫更是成天忙得不可开交，不是来找她有事，就是被她派去办事。连伙食也由他家给她送来，不消说，这是白送的。从我家开始到莫斯科来过冬的时候起，他就好象落进了人间地狱。母亲性子急，随时都想知道事情进展的情况，因此斯特列科夫每天晚上得来向她报告。他做了这些事，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报酬，母亲只偶尔赏他一张蓝票子或者送给他妻子一段印花布衣料。不言而喻，如此菲薄的酬劳还不够他支付车费。因此，不能经常料理自家营生的斯特列科夫，永远没法得到真正的独立，最后他不得不宣告破产。在我们孩子面前，他毫不掩饰，常常辛酸地抱怨我们的母亲。

　　斯特列科夫预先在阿尔巴特区离外祖父家很近的某胡同里为我们租下一套带家俱的寓所。那时候莫斯科几乎没有什么有几套寓所的大房子；胡同里鳞次栉比地建造了许多不大的木头房子，它们属于中等贵族所有（在这篇故事里也只讲他们，因为以上流人物为主体出现其间的所谓格利鲍耶朵夫的莫斯科，我是一无所知的，虽然就道德和智力而论，格利鲍耶朵夫的莫斯科和我所描写的莫斯科，无疑是相差不远的）。有些房主不知为什么原因往往留在乡下过冬，而将自己的房子连同全部设备租给别人。这是些独家住宅，其中只有少数几幢有七、八个房间。大都只有两、三个“干净”房间相当宽敞，其余的房间可以毫不过份地称之为“斗室”。主宅的台阶前有一个狭小的院子，院子里盖着各种杂用房屋，拥挤不堪，有一扇木头院门供车辆出入。根本谈不到豪华，甚至也谈不上舒适，好在我们（我们也是中等贵族）并不讲究舒适。家俱大部分是拼凑而成的旧木器，包着被什么虫屎弄得污秽的皮革或者破旧的毛料。

　　中等贵族的家庭，往往是人口相当众多的家庭，就寄寓在这种狭小的住所里，在这种问人的充满秽气的环境中（根本没有通风设备，只在升炉子的时候放点新鲜空气进来）。到处都睡的是人——睡在沙发上，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上，因为在这样的宅子里，床只有很少几张，只供长辈们睡的。仆人们白天在大木箱上休息，夜里在大木箱上睡觉。在如此狭窄的小屋里，居然安顿下了这么多人，只能叫人吃惊。“我们凑合着挤一挤，挨过一冬吧。在莫斯科嘛，上帝会饶恕的，”外乡人自觉自慰说，竟忘了在乡下，地方那么宽敞，他们大多数人也并不善于安排自己的居住环境。

　　此外，加上从乡下带来的、冬季里在莫斯科买来的、因为没有柜子存放而挂在墙头钉子上、乱扔在桌子上和床铺上的形形色色的破烂，这样，你们对于当时中等贵族的家庭便可以得到一个大体正确的概念了。

　　“幸好我们没有小把戏，要不然真不知道把他们怎样办！”母亲说。“前两天我到礼布罗夫斯基家去，他们有六个小家伙，一个比一个小——活受罪！净在腿缝里钻出钻进！这一个吹喇叭，那一个吹笛子，第三个吹哨子，吱吱喳喳吵死人！”

　　要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理出个头绪来自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在到达莫斯科后的头两个礼拜里大家都感到很失望。找东西找不着；找着了又丢失。对于那些成年的地主小姐（包括我姐姐娜杰日达在内）来说，这就简直等于活受罪。她们巴望着出去玩儿，渴望着在舞会上和戏院里出头露面，可是却被禁铜在秽气冲天的斗室里，吃家里做的冰冻过的食物。

　　“哪一天才出头呢？”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姐姐的抱怨。“哪怕是去一趟戏院也好啊。”

　　“不能去戏院，得先拜访客人；既然呆在家里嫌无聊，就到外公家去玩玩吧。”

　　“得啦吧！我又没有什么东西忘在他那里！”

　　“不去，你就等着吧。”

　　在出去拜客以前，唯一让去的地方是时装店。在迈可夫的商店里、在商场里买衣料，在西赫列尔的店里定做衣服、帽子。来莫斯科的目的是解决婚姻问题，因此母亲不惜花钱给姐姐置办漂亮衣裳。

　　家里好歹总算布置好了。一辆四套马拉的带篷马车开到门前，母亲和姐姐上车出发，——父亲很少同去（所有的熟人立刻由此看出他在家里不起“任何作用”）。

　　拜客活动开始。第一年初冬，我们家的熟人很少，要不是邻村的三、四户地主家庭在冬季里也到莫斯科来“玩玩”，那么，她们恐怕就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了。但是后来，靠二舅的帮助，我们的朋友圈子扩大了，交游的范围也广了。

　　该拜访的人家统统拜访过了，这时她们一连好几天早上坐在家里，等候对方的回拜。有时，人家不来回拜，这种无礼的表现便成为持续不断的、痛心的议论的话题。不过有时，只要谁第一个来看我们，大家便立刻面露喜色。

　　新朋友大半是在跳舞晚会上结识的，等到能够说出下面一类话的时候，便会感到无比幸福。

　　“我们每天晚上都有约会，忙得连看戏也没工夫。”

　　或者：

　　“唉，这个巴尔金娜！缠死缠活的，要人家每礼拜三到她家去玩。我说，‘您行行好吧，马丽亚·谢尔盖夫娜！除了您家的晚会，已经有两家约我们每礼拜三到他们家去了！’可是不成！她一个劲儿纠缠：‘到我们家去吧，到我们家去吧！’讨厌死了。”

　　总之，机器一经开动，“寻欢作乐”便成了整个冬季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我们家里，早上父亲第一个起床。他每天上教堂做早弥撒，他宁可做早弥撒而不愿做晚弥撒。每逢节日，他还去做晨祷。头天晚上，他向母亲要两个五戈比的铜币买蜡烛和圣饼，母亲往往说：

　　“你干吗每天买蜡烛！一个礼拜买一两次，尽够了！”

　　不用说，这个意见常常引起激烈的争吵，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下次照样要钱，再大吵一场。

　　父亲从教堂回来时，已快八点，这时全家人开始一个个醒来。四下里发出了喊叫声：

　　“萨什卡！阿加莎！你们跑到哪儿去啦？鬼把你们弄到哪儿去啦！”母亲喊道。

　　“阿利什卡！我的上衣呢？”姐姐叫唤她的使女。

　　“马尔法！怎么还不给我打洗脸水？”柯里亚在抱怨。

　　“唉呀，你们这些该死的下贱胚！快把厅屋收拾一下！肮里肮脏，乱七八糟的。柯隆呢？干吗望着？斯杰班呢？我们要喝早茶啦，他们却弄得尘土飞扬！”

　　一片奔忙声。丫环们前前后后地跑来跑去，侍候少爷小姐穿衣服、穿裙子、洗脸，等等。不时响起打碎食具的当啷声。

　　“快接他！”父亲的声音从书房里传来。“什么东西打碎了？”

　　“没打碎什么，老爷！”

　　“怎么没打碎什么！说，谁打碎的？打碎的是什么？”母亲追问。

　　如此等等。

　　喧闹声总算平息下来。全家人聚集在厅屋里，坐在茶炊旁。姐姐还没有梳洗，敞着上衣，穿着裙子出来喝茶。早茶有乡下带来的冻奶油（此刻已经想法把它化开了）。

　　“瞧，莫斯科的白面包做得多好！”母亲称赞说，同时把一个值五戈比的白面包切成小块，“可惜贵得要命！今天天气怎么样？”她转身问侍候吃饭的仆人。

　　“今天好象比昨天冷得多。”

　　“唉，真要命！车夫全冻坏了。阿连皮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用鹅油给他擦过了耳朵、鼻子、脸。冻得只剩一口气了。”

　　“他要是在车夫座上再多睡一会儿就完蛋了。谁叫他坐着打瞌睡。应当用雪给他擦脸。今天谁赶车送我们到乌尔西洛夫家去呢？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了！”

　　“嗯，好妈妈，一定得去！我答应人家跳马祖卡舞来着！”姐姐坚持说。

　　“我知道，得去。……‘他’也会去的……你的对象……”

　　“‘他’算什么对象……一个老头子！”

　　“喝，一个多好的老头子！要是他……要是我呀，恐怕要用两只手划十字呢！那个死不要脸的校洛甫金娜，昨天老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百般勾引。拼命想把她的小驼子薇尔卡打发掉：见人就抢。”

　　“妈妈，我今天穿哪件衣服？”

　　“就穿那件印花纱的连衣裙吧……不用穿得太好！又不是什么‘帕列’（Pare）①，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晚会罢了……老实说，乌尔西洛夫家的晚会大没有意思。他们会请吃晚饭吗？昨天在梭洛甫金家连小吃也不招待。叫人家饿着肚皮回家。”

　　①法语：盛大的舞会。

　　“依我说，与其吃前两天戈鲁波维茨基家的那种油煎小灌肠加酸白菜，还不如不招待晚餐的好！”

　　“只要人家肯招待油煎小灌肠，就……”

　　“唔，不！我可连动都没动一下。对了，我差点儿忘了；妈妈，昨天奥布利雅申问我，他可不可以上我们家里来玩儿？我……答应他了……”

　　“让他来吧。老实说，我不喜欢你的那位奥布利雅申，爱死抬杠。一无先人的遗产，二无自己挣的家业。不过，他来就派一点用场。”

　　接着，她们张长李短的议论起人家的是非来了。她们把所有的熟人挨个儿数落一通，没有找到一个象样的人物。最后，慷慨激昂的发泄了一通之后，各人回到自己的角落去，直歇到一点钟。

　　下午一点钟，她们或者出门拜客，或者在家里等待客人。如果是在家里等待客人，姐姐便一手拿本法文书，一手拿块黑面包（我们家里不开早饭），走进客厅，盘腿坐在沙发上。她轻轻地持着自己的双颊，使它现出红晕来。

　　听，有人来了。

　　柯隆进来通报：

　　“彼得·巴甫雷奇·奥布利雅申到！”

　　姐姐急忙把面包藏在桌子的抽屉里，整理服饰。

　　“啊！麦歇奥布利雅申！请坐！Maman①马上就来。”

　　①法语：妈妈。

　　奥布利雅申是个毫无出众之处的年轻人。他也算是个中等贵族，但他的财产极其有限。不过，因为他在莫斯科统领（即当今所谓的总督）手下做事，这给他打开了出入于大户人家的门路。谁也不把他看做值得羡慕的配偶对象，但是，正如母亲所说，他还可以派一点用场，因而也享有“待婚男子”的美称。许多人甚至曲意巴结他，因为他是统领衙门里的幕僚，可以参加统领府的舞会；而这种舞会，在中等贵族的眼里，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盛会。他穿着整洁，能跳各种舞式，会说几句法语。

　　“麦歇奥布利雅申！”母亲出现在门口，也惊叫道。“非常欢迎！”

　　开始了交际场中的对话。

　　“昨天在梭洛甫金家过得很愉快！对不对？”母亲说。“那位普拉斯柯维雅·米海洛夫娜多么可爱啊！她多么会陪客，多么活泼！”

　　“得啦吧！屋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还举行晚会！”奥布利雅申答道。

　　“我们出门人，全是这个样子。要是能找到宽敞一点的住处就好了，可是找不到。那薇罗奇卡·梭洛甫金娜可是个迷人精！”

　　“一个小驼子！”

　　“嗳，您这人就爱挑毛病，动不动评头品足！不错，她好象有点儿驼，但是她的小脸蛋儿，辫子……喝，什么样的辫子啊！”

　　“那是向豌豆街的理发匠奥斯特罗莫夫买的假辫子。头发是向理发匠买的，衣服是在哈莫尼卡请库雷什金娜太太缝的。”

　　“事情一到您嘴里就……我听说，薇罗奇卡跟您……”

　　母亲用一个手指威吓着奥布利雅申，戏谑地说：

　　“坏小子！”

　　“别这样说吧，看在基督份上！”年轻人矢口否认道：“我算什么，丑八怪……”

　　“算了吧，跟您在一起简直太危险！您最好谈谈，您常到我们仁慈的统领府上去吗？”

　　“上礼拜他刚开过一次晚会呢。到场的全是自己人。……先跳舞，随后吃晚饭。……我想顺便问您一声：为什么梭洛甫金娜总是隔一次才招待一顿晚饭？”

　　“您也发现了这个……您真厉害！好，那您就下一次去吃吧。统领府上的舞会您也参加吗？我听说，那边的舞会阔气极啦！”

　　“并没有特别的豪华，恰恰相反，一切都很简单……不过这是俭朴！……其实真正的大人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乍看上去，他们每天过着这样‘俭朴’生活！”

　　“科贸潘斯基公爵答应替我们去弄请帖……”

　　“您干吗不找我呢？我早想为您效劳……恕我冒昧！我亲耳听见公爵①说过好几次：随便哪一位贵族都可以到合下来，就象到自己家里一样……”

　　①指当时莫斯科统领德米特里·符拉基米罗维契·果利津公爵。——作者

　　“唔，怕不是随便哪一位吧……”

　　“当然不是随便哪一位——这不过是facon de Parler①罢了……可是您……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①法语：嘴里说说的。

　　“谢谢您。那就费您的心啦！”

　　“一定办到，太太。”

　　又闹扯了五、六分钟，奥布利雅申便告辞了。接踵而至的是普拉斯柯维雅·米海洛夫娜·梭洛甫金娜和她女儿，也就是刚才被他们狠狠数落了一番的两位女性。

　　“哟，是普拉斯何维雅·米海洛夫娜！还有薇拉·符拉基米罗夫娜！非常欢迎！”

　　“薇罗奇卡！quelle charmante surprise①！”

　　①法语：真是喜出望外！

　　“别说啦！我本想挨到明天来拜望您……可是不成！我太喜欢您啦，安娜·巴甫洛夫娜，太喜欢您啦！我觉得我们好象是老朋友似的，老惦记着来看您！”

　　“彼此彼此。您知道吗，有这么一种……叫做什么……亲合力。有时候人们彼此连听都没听说过，可是突然之间……”

　　“对对，正是这样。”

　　两位太太行亲吻礼；两个姑娘走进厅屋，互相搂着腰肢来回踱着，唧唧哝哝说着悄悄话。梭洛南金娜是个活泼的女人，有点象个做小生意的女贩子；薇罗奇卡果然是个驼背，但脸蛋儿还招人喜欢。有些人家，仅仅为了达到出风头、见世面的目的，就象俗话所说，不惜孤注一掷；她们的家庭就是这一类家庭。

　　“麦歇奥布利雅申刚才到我们这儿来过，”母亲说，“喝，一个多么可爱的人！”

　　“不了解……我不喜欢他！”梭洛甫金娜回答，预感到方才讲过她家昨天的晚会了。

　　“为什么？”

　　“他太不要脸。他钻到我们家来，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吃啊，喝啊……。

　　“他谈到您的时候可是抱着极大的好感呢……这话我只对您说：他好象很喜欢薇罗奇卡……”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又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他答应给我们弄一张请帖，好参加统领府下一次的舞会。”

　　“您等着吧，等多久您也等不到的。他去年也这样哄了我们整整一个冬天。”

　　“他不是常常在统领府进出吗？”

　　“在门房里值班。”

　　“哎哟，瞧您说的！倒仿佛他是个看门的！不过，即使他不行，别人一定能弄到请帖。薇罗奇卡昨晚穿的衣服多漂亮啊！您是在哪一家做的？”

　　“大家在哪一家做，我就在哪一家做。舞会穿的服装是在西赫列尔公司做的，平常穿的衣服是在德拉沃土成衣店做的……”

　　“我听说，在哈莫尼卡，有一个叫库雷什金娜的女裁缝……”

　　梭洛甫金娜的脸色有点发青了，但她竭力保持镇静。

　　“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么个女裁缝，”她爱理不理的说。

　　“别这样说吧，普拉斯柯维雅·米海洛夫娜！俄国裁缝当中也有……手工极巧的人：当然，比起法国女人来……”

　　“我从来不找俄国裁缝做衣服。”

　　“彼得堡的梭洛维耶娃可是远近闻名的俄国裁缝呢。”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梭洛市金娜的脸色完全变青了；她缩短了这次访问的时间。

　　“好，再见吧，”她说，站起身来。“礼拜五请上我们家去玩儿。”

　　“一定去。您干吗这样快就走？再坐一会儿吧？”

　　“我倒很高兴再坐一会儿，可是我还有要紧的事……安香姐①！礼拜五见。把您女儿带去吧。麦歇奥布利雅申也要去的！”客人告辞时最后说了句刻薄话。

　　①法语encbantee的俄语发音：迷人的。

　　按洛市金娜母女走后，戈鲁波维茨基们来了，戈鲁波维茨基们走后，米尔左哈诺夫们来了……他们都只停留片刻，来一套交际场中清一色的寒暄，便走了。三点光景，如果觉得接待访客的事可以告一段落，母亲便向前室喊道：

　　“现在不见客啦！该吃午饭啦！”

　　但是，有时偏巧由于这种匆忙的决定而谢绝了某一位可以寄予希望的男子；这时，对于过早地结束午前会客一事，便感到懊悔之至。

　　“这都怪你！”母亲责怪父亲，“吃饭，吃饭！如今有谁家在三点钟吃午饭的！”

　　然后又把怨气转到那位可以寄予希望的贵客身上，说：

　　“鬼叫他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来！有谁是三点钟出门拜客的！你现在去找他吧！他在莫斯科东家跑西家串，象拜年似的。”

　　午饭的食品和在红果庄吃的差不多，而且几乎完全是用乡下带来的食物做的。连酸白菜也是从乡下带来的，汤大半是用冻羊肉或者家禽烧的。很少买牛肉，即使买，也是买点冻牛肉。食物没有滋味，难于消化，缺少营养。不过，因为本来就爱吃油腻食物的姐姐常常抱怨，说她吃了这样的菜饭，瘦得连束腰紧身都没法系紧了，所以专门给她做一两道好菜。饭桌上依然是在红果庄时的那种场面、那些谈话，吃完饭大家睡午觉，姐姐也不例外，她相信，午觉能使她整个晚上保持鲜艳的好气色。

　　她热切地创造着这种“好气色”，甚至不惜因此牺牲生活上的舒适。她用酸凝乳涂脸，把生牛肉片贴在脸上，然后用破布包住，弄得呼吸困难，就这样几小时地踱来踱去。

　　六点，母亲和姐姐动手准备参加晚会的事。早晨的那种忙乱变本加厉地重演起来。姐姐对着镜子，净脸，柬身，一件一件地试衣裳，一连打扮三个钟头。她的使女不断地从她的卧室跑到母亲的卧室去问这问那。

　　“小姐问您，扎哪种带子？”

　　“小姐问您，是戴假鬈发，还是光把头梳梳光？”

　　“小姐问您，是穿大领口①还是穿小领口，她好洗脖子？”

　　①袒露颈肩的衣服。

　　“拿发夹来，拿别针来！”叫声在走廊里滚过，“你们聋了呀！”

　　打扮完毕，再照半小时镜子：摆各种姿势，演习屈膝礼，等等。如果是去参加“帕列”，那么，还要从理发馆里叫一位小师傅来给姐姐收拾头发。

　　“华假（发夹）！”农奴出身的理发师傅伊瓦什卡摹仿他的法国老板的音调命令道。

　　“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父亲在他自己的房里叫道，他因为众人的奔忙扰乱了他的安宁，非常恼火。

　　“喂，老头子，对不起！”母亲回答他道。

　　临了，仿佛变魔术似的，忽然之间一切归于寂静。她们走了。丫环们最后一次从下房出来一溜烟跑过走廊，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父亲走进厅屋，独自喝着晚茶。

　　“天气怎么样？”他问立在一旁伺候他的仆人史吉班。

　　“满天的星星。夜里一定冷得要命。”

　　“唔，眼下是冬天嘛。出门拜客的人兴许会冻坏。”

　　父亲长吁短叹。孤独的生涯，无论怎样努力去习惯它，毕竟是不愉快的。他一向孤独，即使不是单独一人时，他也因为已经形成。的家庭生活习惯而感到寂寞。他老了，又有病，而别人却个个身体健康……而且强壮得不知怎的竟有些傻乎乎的。他们奔跑、忙碌、瞎扯淡，连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么，所为何来。现在一切趋于平静，如果不是有个史吉班，恐怕连一个应声的人儿也没有。哪怕你要断气了，他们也不会想到你。

　　“早知今日，当初不该结婚！”他心里这样惊呼道，竟忘掉这门亲事已经给他带来了一堆孩子。

　　他回想起，从前他怎样太太平平、安安静静地和好姐姐们一起过日子，那时谁也不吵闹，谁也不嚷嚷，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地干着各自的事情。而最主要的是，他的意志对于所有的人就是法律，而且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法律。本应当……父亲常常趁母亲不在家时发泄胸中的积愫。

　　“胳膊肘离得近，见得着咬不着，”他脑子闪过这句谚语。“史吉班！”他对仆人说：“你还记得我做单身汉时的情形吗？”

　　“怎么记不得，老爷！”

　　“那时候多好啊！是吗？”

　　“好极啦，简直好极啦，我想，要是……”

　　“安安静静、太太平平、丰衣足食，不愁吃穿。唉唉！俗话说得好：‘眼前有福享，何必远处寻。’我却偏要去寻。因此上帝惩罚了我。”

　　“这话不错……”

　　时钟敲了十点。老头子喝完最后一杯茶，开始感到眼皮沉重。该到厢房去睡了。明天在符拉西教堂里有一个本堂的大节日，得赶去做晨祷。

　　“你打听过吗，有没有唱诗班？”父亲问。

　　“打听过了，老爷。他们说，晚祷有唱诗班唱诗，可是晨祷和早祷由助祭唱诗。”

　　“好，我们就听助祭唱诗吧。是本堂执事还是雇来的执事主持堂会？”

　　“执事是从秋朵沃修道院请来的。本堂的那位当副手。”

　　“这秋朵沃修道院的执事是个什么模样儿？是那个淡红头发的吗？”

　　“这我可不知道，老爷。”

　　“大概是他。”

　　父亲从桌旁站起来，蹒跚地向自己的住房走去。这个房间很不舒服，在下房隔壁，里面相当冷，因此老头子常常挨冻。他慢慢地脱衣服，看到给他做晨祷用的两枚五戈比的铜币一个不短地放在桌上镜子旁边，便心满意足地躺下去睡了。

　　“明天早上四点钟叫醒我，”他吩咐史吉班，“告诉丫头们，叫她们别嚷嚷。”

　　深夜一两点钟，母亲带着姐姐回到家里。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无论形式或内容全是一模一样。但是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生活显著地活跃起来。从圣诞节起，贵族俱乐部每隔几天举行一次舞会，直到四旬斋降临才停止活动。其中最重要的要算谢肉节期间礼拜六的早场舞会。对于那些待嫁的闺秀们来说，这舞会好似一次考试。大天白日，胭脂花粉马上会露出痕迹来，她们只得靠造物主赐给她们的禀赋来装饰自己。当然，还必须有崭新的漂亮衣服，旧衣服翻改的行头是穿不出去的。

　　俱乐部的入场券分会员券和来宾券两种。尽管买几张来宾券总共不过五卢布钞票，但母亲还是要在这上头弄虚作假，往往一文不花就进了会场。因为二舅是俱乐部的老会员，可以自由出人舞会，所以他把自己的会员券转送给母亲，自己不交门票就进去了。但是有一次，母亲这种行径给人家抓住了，要不是二舅出面疏通，准会大丢其脸。

　　“我的妈呀！妈妈昨天上当啦！”斯杰班哥哥洋洋得意地说，“她拿着二舅的票子进舞厅，给人家当场逮住啦！要不是二舅说情，她和姐姐准得在看守所里过夜了！”

　　然而，尽管天天在外面交际应酬，花了许多钱给姐姐添制服装，但是她的婚事却始终没有眉目。

　　“没结婚的男人也不知都跑到哪儿去啦！”母亲满腹牢骚。“大家说：莫斯科有的是没结婚的男人！没结婚的男人在莫斯科有的是！可是实地看看，一个也没有——不过如此。钱白扔到无底洞里去了；到商店去买这买那，把马都跑垮了。要能找到一个也好呀！”

　　不过，母亲这时已经领悟到，在莫斯科不能光靠出门应酬的办法去找女婿，还有另外一些虽不太光彩却可靠得多的路子可走。不久，她也踏上了这些新的途径。但这一点我想在下一章再详细介绍给读者。

　　母亲借口住所狭小，不肯举办晚会。不错，在这个“家里人”尚且只能勉强安身的小寓所里，如果看到舞伴们双双起舞，那的确会令人感到奇怪。不过有一次，母亲还是慷慨解囊，来了一个所谓大宴宾客。这一年冬天，我们偶然租到一套住房，有一间相当宽敞的客厅，二舅利用这个机会，竭力怂恿母亲让女儿痛快玩玩。他们计划开个舞会。二舅把他家里的家具借给我们，又租了食具，请了一位名叫加利赫牟梭夫的名厨师，买了糖果、水果，发了请帖。舞会开得好极了。整整来了四位高级文官，就让他们四人成局，打起牌来（据说，他们经常象这样四人一伙到各家去参加舞会）；二舅约来一群年青人。婆娑起舞的男子中甚至有两位近卫军官，母亲始终没有打听出他们是什么人。大家高高兴兴地一直玩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后来过了很久很久还念念不忘这次舞会，把它当作我家的盛事之一。

　　礼拜天和节日也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某些变化。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带着姐姐上教堂做弥撤，在大节日的前夕还去做通宵祈祷，而且一定选一个莫斯科香火最盛的教堂。

　　当时香火最盛的教堂有三个：老沃兹涅谢尼耶教堂，尼古拉·亚夫连尼教堂和乌斯边尼耶一纳一莫吉尔查赫教堂。第一个教堂最能吸引教徒的地方，是那里有一位穿戴华丽的大司祭；做通宵祈祷时，他端着香炉，沿着教堂西侧，一边走一边呼叫着为自己清道：Place，mesdames①！听到这样的呼声，太太们立即给他闪出一条路，闺秀们则佩服得目瞪口呆。狡黠的大司祭靠这句并不精彩的法国话为自己开拓了前程，给他所主持的寺院增添了光彩。这个教堂经常挤满了人群，可是这位八面玲珑的住持还常常应大户人家的邀请，穿着绸缎法衣去为他们举行各种圣礼。尼古拉·亚夫连尼教堂的住持是一位以善于布道闻名的大司祭。据说，在布道方面他可以与总主教菲拉列特②媲美；菲拉列特因此嫉妒他，甚至因为他是个鳏夫而力促他削发为僧。后来他果然转到僧侣界，很快地通过各级教阶，当了边远地区一个教区的主教。至于乌斯边尼耶一纳一莫吉尔查赫教堂，它是以自己的唱诗班出名的。我还记得，那里每逢节日便由罗文斯基农奴唱诗班唱赞美诗。

　　①法语：请让路，女士们。

　　②菲拉列特（1782—1867），莫斯科总主教；狂暴的反动分子，曾写过大量宗教论文、布道文、训戒、教义问答；以善于布道闻名于反动人士中。

　　上教堂的首要目的仍然是想解决婚姻大事。姐诅穿着贵重的貂皮大衣，披着黑貂皮斗篷。我现在还记得，大衣是淡紫色的缎面。

　　上教堂做弥撒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它是在大白天举行的。姐姐只能淡淡的描一描眉毛，而且在去教堂时，比平素更加用心地拧自己的面颊。她们庄重地站在教堂里，到一定的时候从容不迫地跪下去，专心致志地祈祷。好象全莫斯科都在望着她们似的。

　　不消说，祈祷完毕，她们便和熟人寒暄、聊天。

　　“嗨，他今夭讲道讲得多好！再讲一点儿——我就要放声大哭了！”一个地方的声音在说。

　　“这是怎么的？他怎么说的？‘上帝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啊，多么神圣的真理！”另一个地方有人说。

　　“Ma chere①，您看见站在右边唱诗班席位旁的那个骠骑兵没有？”闺秀们窃窃私语，“他是个近卫军军官。打彼得堡来的，捷列普涅夫—奥波兑公爵。有一万二千名农奴，ma chere！—一万一二哪！”

　　①法语：我的亲爱的。

　　“Joli①！”

　　①法语：好啊！

　　“而且全在土拉、奥尔洛夫、库尔斯克三个省里！都是出粮食的好地方……”

　　“要是……”母亲听到这段对话，怜爱地瞧瞧她的爱女，小声对她说。

　　人们开始散去，有时要半个小时才走完。母亲坐上车后，责备姐姐道：

　　“纳简卡，你也太呆板了！那个将军老盯你……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你哪怕用一只眼瞟瞟他也好呀。”

　　“得了！我去瞟……一个老头子！”

　　“老头子也行嘛！没结婚的男人并不太多，屈指可数呀。别老是挑肥拣瘦，总不能拖累娘一辈子呀。”

　　“老头子，我不嫁！”

　　“不嫁就当一辈子老姑娘。你知道嫁给老头子有什么好处吗？嫁个年轻的，他一会儿出去应酬，一会儿上俱乐部，一会儿去找吉卜赛女人，花天酒地。老头子呢，他总是呆在家里陪你，不要命地爱你！穿的，戴的……为了年青的妻子，他可以牺牲世界上的一切！”

　　“象我爸爸一样，比方说……”

　　“提爸爸干吗！爸爸是爸爸。人家对她讲真话，她却什么爸爸爸爸的……”

　　等等。

　　回到家里，她们装着若无其事地过了一阵，可是喝茶的时候（每逢节日，做完弥撒总是要喝茶的），她们又闹扯起来。父亲虽说被家规压垮了，但这时也实在忍无可忍。

　　“你们的舌头怎么不烂掉！”他吼叫道。“从早到晚，净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

　　听到这样的责备，姐姐哗的一声从桌旁站起来，索性坐到窗边去看那些在节日里掉了魂似的走东家串西家的年青男子。倚窗眺望成了她的癖好，她喜欢看上好几个小时。

　　“外头有什么好看的？找男人吗？”父亲尖刻地说；他之所以不喜欢大女儿，正是因为母亲太宠爱她。

　　“我偏要看！关您什么事！”姐姐回嘴道。

　　“她居然这样回答父亲！”

　　“您不惹我，我也不会惹您！”

　　“你，你……”

　　“您少管些闲事！……”

　　“娜齐卡！菲尼塞①！”母亲插嘴说，她不愿这类争吵发生在“戴汪一列一让”②的时候。

　　①法语finissez的不准确的发音，意为：算了吧！

　　②法语devant les gens的不准确的发音；意为：“仆人在场”。

　　礼拜日，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午夜十二点，莫斯科的欢乐嘎然而止。这天，统领府举行“folle journee”①；但是中等贵族因为很难有机会踏进公爵府邸，所以他们纷纷及早打听他们的熟人是否也将举行这样的folle journee。没有取得参加谢肉节最后一次狂欢会的机会的家庭，认为这是家门不幸。一家人只好整天孤单地呆在家中，在屋子里无所事事地踱来踱去，拿这样的想法来宽慰自己：这个礼拜天，其实就是四旬斋的开始，因为教堂里这一天就举行膜拜礼，诵读《主，生命的主宰》了。

　　①法语：“狂欢会”。

　　从素食的礼拜一起，四旬斋的景象立即出现。各教堂钟声大作，彼呼此应，而且不知为什么显得特别沉郁。深夜一点光景，大街小巷几乎在片刻之间安静下来，连小贩也很少出来，出来的也只是专卖斋期食品的小贩；家家户户的宅子里飘散出大麻油的香气。总之，凡此种种好象向人们说：不必呆在莫斯科了！它能够给予的一切已经全拿走了！

　　就在礼拜一这天清早，母亲开始匆忙地收拾行装。她想不迟于礼拜三就走——吃完早中饭，立即动身，哪怕能赶上三一谢尔盖修道院的梅菲莫尼①的尾声也好。我们等待着从乡下派来接我们的大车；斯特列科夫受命到狩猎市场去采办乡下要用的物品，中午，他坐着大雪橇来了，车上载满了面粉、穆子和冻鱼。我们家里在四旬斋期间不吃荤食，父亲光吃蘑菇汤，只在报喜节②和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日他才肯吃鱼。现在又开始出现准备上莫斯科来时的那种忙乱。不断地响起砰砰的开门声；房间里放进了冷气，地没有打扫，地板上满是钉靴的痕迹；母亲和姐姐整天奔走着，连衣衫也没穿周正。只有父亲对大家的忙碌无动于衷，照常上教堂去做他的祷告。

　　①四旬斋第一周诵读安德烈·克利茨基的教律，谓之梅菲莫尼。

　　②据教会传说，天使于三月二十五日（旧债历）告知圣母谓伊将生耶稣，因此这一天被定为报喜节。

　　“大车到了！”下人报告母亲。

　　终于一切东西收拾停当，装好了车，礼拜三早上行了告别祈祷式。一清早斯特列科夫就等在前厅里，母亲给他下了最后一些命令。我们匆匆地吃完中饭，留下几个仆人和一辆大车去打扫房屋和运送余下的东西，便赶紧上路。

　　但是到三一修道院去的路很难走，尤其是在谢肉节来得晚的时候。道路坎坷不平，解冻天气，坑洼里有半坑是泥水。车子不得不缓缓行驶，加上全部旅程由自己家的马拉车，还得爱惜畜力，因此，走到离莫斯科仅仅十五俄里的大美吉厦村便第一次停下来休息。第二天也是每走十五俄里便打一次尖，所以直到礼拜五中午才到达三一修道院，这时大家已经给颠簸得头昏脑胀，筋疲力尽。

　　在三一镇，我们从车上拿下手提箱，又一次出现了在莫斯科时出门去参加晚会前的那番景象。“全莫斯科”都到这里来参加梅菲莫尼了，如果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那是不可原谅的。她们穿上特制的非常华丽的“旅行”服装，坐在由歇过乏的马（一排四匹驿马）拉的轿车，向修道院驶去。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柯隆一马当先，大无畏地拐动臂肘，闯开一条通道，我们跟着他勉强挤进去。大殿的拱顶下响着“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的祈祷文。父亲两手合十。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瞧，那是戈鲁波维茨基一家，那是古林一家，那是校洛市金一家——全来了！甚至麦歇奥布利雅申也在这儿——est-ce possible①！因此刚听到“散会”这最后两个字，整个教堂里便响起了一片惊叫声：

　　①法语：这是可能的吗！

　　“是您呀！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该口乡下去了！”

　　“该打整暖房啦！”

　　“我们的粮食还没有脱完粒！”

　　“我们的牲口棚烧了。得严格管管那些下人。”

　　“今天唱诗班唱得多好啊！我简直不知道我是在哪儿：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离开三一修道院后，道路比较平坦，而从最后一个站起，简直好走极了。雪已经化得往下沉，有的地方车子可以从重新冻结的冰壳上驶过去。马匹重新套过，首尾相接“排成单行”，它们也跑得更欢，仿佛理解到，今后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摆脱在莫斯科时的那种忙乱，解除每夜一连好几小时地停在人家大门口等候主人的苦差事。为了抄近路，车子从湖上驶过，这时，旅人们发现湖面已经发蓝了①。

　　①解冻的迹象。

　　旅程告终！……最后一个“别人的”村庄过去了。……瞧，我们最远的塔拉卡尼哈荒地闪过去了，瞧，斯托尔背过去了，瞧，斯维特里契基过去了，瞧，红果庄到啦！

　　父亲在大门口下了车，对着教堂划十字，探问第一个礼拜行过祈祷式没有。母亲也划着十字，说：

　　“唔，谢天谢地，回到家里了！”

　　只有姐姐不高兴，愤愤地咬牙切齿说：

　　“又回这个红果庄来了……讨厌的鬼地方：主啊！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啊！何年何月！”

十五　姐姐的求婚者——斯特利任雷

　　娜杰日达姐姐是我们家最大的女孩子。不能说她生得漂亮，平心而论，甚至可说十分丑陋。虚胖，面孔老相，没有生气；软绵绵的肉疙瘩鼻子，活象一只揉皱了的鞋子；一对凸出的灰色大眼睛，冷冰冰的神气，——这副模样儿是不能吸引男子的。不过，她的身材好，她以此引为骄傲，但是母亲公正地评论她说：“单靠身材，我的小祖宗，是吃不开的。”母亲非常宠爱她的头生女儿，因此女儿的缺乏姿色使她非常担忧。母亲尽管年近四十，家务事又全靠她亲自操劳，可是她当年的俊俏风韵犹存，如果将她们母女加以比较，那对姐姐尤其不利。姐姐也知道这一点，因此非常痛苦。有时候她竟对母亲粗野地发泄她无法忍受的苦衷。

　　“您老是呆在我身边，真讨厌！”她说，“又不是您要嫁人，是我要嫁人。”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独来独往，”母亲辩解说。

　　“您试一试看吧！”

　　母亲让姐姐穿戴得象个洋因囵，给她预备了丰厚的嫁妆。她在给女儿预备嫁妆时，竭力要叫大家知道，在这样殷实的家庭里有一位富有的闺秀。除此之外，她逢人便说，要分三百名没有抵押过的农奴给女儿作陪嫁，并且许下许多愿。

　　“我们死了，什么也不带走的，”她说，“暂时她也够了，以后，只要女婿人好，我们可以再给他们一些。”

　　上面我已经说过，母亲很快地看出她的爱女在舞会和晚会上没法找到对象，只有运用特殊的手腕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她便运用了一些特殊的手腕。

　　这时，我们家里挤满了媒人。其中最出众的媒人要数阿甫朵季雅·加甫利洛夫娜·牟托甫金娜，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婆，母亲当年就是她做的媒。母亲对她抱的希望最大，虽然和她往来的多半是些商人，而且，由于年迈力衰的关系，她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伶俐。还有几个男媒人，虽然男人干这种营生是件不大体面的事。男媒人中，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罗基沃尼奇。他是一个矮小、难看、孱弱的老头子，生就个红里透青的大鼻子，鼻孔里钻出一撮粗硬的鼻毛，举凡田地买卖、房产交易、物资进出，男婚女嫁，他都从中说合。此外，他还承办各种杂差，包括那些见不得人的差使。从他脸上一眼就能看出，他没有固定的营生，他自己也毫不含糊地说：

　　“我过的不是真正的生活；成天靠别人混日子！您叫我，他叫我，我随叫随到！一个月以前，有个商人对我说：‘你去跑一趟吧，罗基沃尼奇，到三一修道院去替我做一次祷告，步行去；我许过愿，可是自己没工夫去……’这有什么关系，干吗不去一趟呢——我就去了！不瞒您说，来回六十俄里，全靠我这两条腿！”

　　或者：

　　“有一回，我碰到了一件真正的奇事。一个商人叫我和他一块儿下河洗澡，强迫我扎猛子。游到大河当中，他死死地抓住我，揪住我的头发，往水下按，一下，二下，三下……我两眼直冒绿圈……可是，谢谢，后来他扔给了我一张蓝钞票！”

　　母亲听着这些故事，笑得前仰后合，我甚至想：我们家里所以接待他，与其说是要请他办“事”，不如说是想听他讲讲他遇到的那些“真正的奇事”。

　　除了媒婆们和男媒人们之外，还嘱咐斯特列科夫和几个在莫斯科经商的后沼镇富人，要他们留心，有合适的人，立刻报告我母亲。

　　有时从清早起，那些媒婆，撮合婚姻的行家们一个接一个来到我们家里。

　　“萨娃斯绎诺夫娜在女仆室里等您接见，”使女禀道。

　　“叫她上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清瘦、邋遢的老婆子，麻脸，一只眼睛出天花时坏了。她穿戴得很坏：头上是一块乡下女人包的头巾，披一条已经褪色的“夫人呢”旧披肩。

　　母亲和她关在卧室里谈话；姐姐蹑手蹑脚的走到房门前，附耳窃听。

　　展开了怪诞不经、极端无耻的吹嘘。除非是因为无法判断谈话双方是否存心骗人，或者是因为鬼迷心窍，使她们自信她们所谈的确有其事，才能对这种怪诞无耻的吹嘘加以原谅。

　　“你又来介绍一个骗子吗？”母亲开口问道。

　　“绝对不是！上一回的确……怪我不是，太太，我弄错了！……不过现在我相中了一位少有的……公子！象画上画的一样漂亮，有田有地……一句话……”

　　“谁？”

　　“别列别杜耶夫少校。您可能听说过吧？”

　　“没有，有生以来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姓。准是个新兵。”

　　“哪里的话，我哪敢做这种事！这大概是个古姓，真正的贵族姓氏。别列别杜耶夫家在楚赫洛玛有领地。他到莫斯科来过冬，夏天呆在领地上。”

　　“老吗？”

　　“还说不上老。只能说不年轻——可也不算太老，四十五上下，不超过这个岁数。”

　　“不要。准是五十啦。”

　　“哪里的话！这有什么关系！他的身体可强壮呢！”

　　媒婆又说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悄悄话，但母亲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要，不要，不要。”

　　萨娃斯绎诺夫娜刚走，牟托市金娜就来了。牟托市金娜的外表比前一个媒婆端庄得多；她穿着高级绸料做的连衣裙，戴着有黄丝带的花边包发帽，披着崭新的“夫人呢”披巾。因为是老交情，牟托市金娜对母亲不拘俗礼，总是用“你”称呼她：

　　“你让我歇口气吧，我都累死了，”她说，“今天我跑遍了半个莫斯科城，这碗饭可不好吃啊。”

　　“有什么消息？”母亲急不可待地问道。

　　“有什么消息！什么消息也没有！求婚人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这些！”

　　“难道莫斯科没有一点办法，求婚人都死绝了？”

　　“有是有，可是不合您的心意。甚至有一位上校呢，不过，他是个鳏夫，有六个孩子，又爱喝两杯。”

　　“这样的人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所以我不替他吹嘘。”

　　母亲想起心事来了。眼看冬天会白白地过去，一无结果，她忧心如焚。肉食期快结束了，到处都在谈论别人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我们家的待嫁闺女却象施了定身法似地坐在家里。一想起爱女的丑陋面容，她的焦急不安也与时俱增。

　　“分明是你不肯卖力，”她责备车托市金娜。“我们折腾来折腾去，光是做衣服就花了那么多钱——结果还是一场空忙。公子哥儿成群地在莫斯科荡来荡去，吵吵嚷嚷——有一个合适的也好呀！”

　　“应当耐心等待。好户人家在莫斯科不是住一个冬天，而是住两个、三个冬天，结果还是空着手回去。你到这里来差一年才一个星期①，说要就要，哪能行！”

　　①戏谑语：不几天的意思。

　　“真的连一个有苗头的也没有么？”

　　“前两天倒听说过一个人，可是我怕说得不对……”

　　“谁？说吧！”

　　“听说，最近好象有一位地主要从罗斯托夫到这儿来。他很有钱，当过几年贵族长。他这次到这儿来，听说是要娶一个妻子。他是个鳏夫，——大概是孩子管不过来。”

　　“唔，象蜗牛一样，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爬到。他的孩子都大了吗？”

　　“儿子娶了媳妇，大女儿也出嫁了。”

　　“是个老头子吗？”

　　“不年轻了。不过身体倒挺强壮。甚至因为那种事儿吃过官司。”

　　“‘那种事儿’是哪种事儿？”

　　“瞧你，还不就是那种事儿。看来，他是决不会放过那些农奴姑娘的，可是县警察局长把他给告了。”

　　“你这个害人精！也不看看你在给什么人做媒！”

　　“嗳，我的老祖宗，哪个地主不干那种事儿。只有你的瓦西里·波尔菲雷奇……”

　　“不要！我的娜娇哈（母亲忽然用这个并不怎么亲热的小名和外号来称呼姐姐）不嫁给老家伙。何况还得替他带孩子……不要！”

　　“依我说，还是年纪大的丈夫好些。爱得深。为了年轻的妻子他都肯咒骂孩子，会把领地过户给妻子。”

　　但母亲不信这些臆测之言。她离开座位站起来，在房里激动地走来走去。

　　“蠢丫头二十岁了，老嫁不出去！”她唠叨说。“我在她这个年纪早养了三个孩子！你到底找到未婚男子没有？或者你只是胡说八道，什么也没有！”她向煤婆逼近一步说。

　　“我口袋里没装着未婚男子。”

　　“你既然答应帮忙，就卖力一点！”

　　话不投机，越谈越激烈。双方互相指责着。

　　“狗东西们，你们咬什么架呀！”终于听到父亲从他房里传出的声音，“不让人家安安静静做祷告！”

　　牟托市金娜走了，接着是从普密西哈区来的媒婆；随后，又是从新圣母区附近来的媒婆。登场人物不断变换，谈话的方式和内容却一模一样，直到吃中饭或者母亲自己要出门时才告一段落。

　　再说一遍：类似的场面天天重复。在这个腐朽的圈子里，人们从小就不太清楚，什么是符合道德要求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到了成年便完全丧失了对这方面的任何敏锐感觉。“一向如此”——这便是他们的回答，用来为一切活动、一切谈吐、一切念头辩护。舌头长在自己口里，不用花钱去买，脑子里积垢又太多，除了趋膻逐腥，再也没有能力领会其他事物……

　　一天，斯特列科夫来报告完当前几件工作后，神秘地说：

　　“太太，我找到一个……”

　　“什么人？快说！”

　　“人倒挺谨慎可靠的。在莫斯科军粮局当局长。现在已经差不离是个将军，听说，到复活节时准会正式升为将军！”

　　“老吗？”

　　“不能说老……正是男人当令的年岁。大概是四十五六吧。中年人。”

　　“老了。”

　　“太太，如今的未婚姑娘是不大喜欢年轻人的。”

　　“是单身汉？还是鳏夫？”

　　“是个鳏夫，太太，不过没有孩子。”

　　“你应该打听清楚，他有没有女管家？”

　　“女管家嘛……”斯特列科夫支支吾吾。

　　“有没有女管家，跟你说俄国话都不懂吗？”

　　“哪里的话：他会辞掉她的。等结了婚，他还要女管家干吗？”

　　“对对，不应当要了。这你得向我负责。”

　　想到女管家，母亲心里有点不安；但是沉默了一会，她又继续追问道：

　　“有领地吗？有钱吗？”

　　“领地没有，因为他干的那个差事绝不允许他出面购置地产。至于钱，那是一定有的。”

　　“他额角上又没写出来，你怎么知道？”

　　“您怎么啦，太太！那么肥的差事还会没有钱！全部粮食：面粉、糁子、豌豆，一切的一切，样样抓在他手里！当然，他是不会说自己有钱的。别人老打听，老查问他钱是哪儿来的，怎么来的？——这样，他的差事，愿上帝保佑，怕就危险啦……”

　　“到底……还是打听清楚的好。有些人说得天花乱坠：有钱有钱，可是一调查，一文也没有。”

　　“太太，可以这样办：结婚之前要他把钞票拿出来看看。当面看清，骗不了人。”

　　“这倒是个办法……”

　　“他很想娶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他是在尼古拉·亚夫连尼教堂看见小姐的。他一见就喜欢，一见就喜欢！”

　　“你是从别人那里打听到的，还是亲耳听他说的？”

　　“是我们的庄稼汉鲁卡·阿尔西培奇·麦列柯洛夫告诉我的。他卖了一小批豌豆，老爷听说他是我们的人……他说，你们家的小姐真标致。”

　　“他姓什么？”

　　“他叫费朵尔·普拉托尼奇·斯特利任雷。”

　　母亲忖度着，想到女儿有朝一日会变成“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斯特利任纳雅”，似乎很不好意思①……他也真不该想出这么一个难听的姓啊：难道他还想叫他的“美女”也永生永世姓这个怪姓不成。

　　①斯特利任纳雅有“留短头发的女人”之意，故云。

　　“好吧，”她说，“你回头再来一趟，我先去商量商量。嗳，等等！他爱不爱喝酒？”

　　“说不上爱喝酒，太太！饭前茶后喝一两小杯潘趣酒……”

　　“着着，一两小杯……有的人在外人面前还能管住自己，回到家里就排命灌……好，去吧！”

　　斯特列科夫一走，母亲立刻到姐姐房里，整整花了一个钟头说服她：“斯特利任纳雅”这个姓并没有任何可耻之处；斯特利任雷家从远祖时代起就定居在边查省，其中一位似乎还当过那个省的贵族长。

　　姐姐终于屈服了。决定安排一次相亲会，也就是由斯特列科夫去和求婚人约定一个日期，请他晚上来我家喝茶。

　　四点多钟便开始忙碌起来。刚吃罢午饭，姐姐已经关在自己房里，在穿衣镜前扭动身躯，照来照去。约好八点钟和求婚人见面；也许还来不及把自己看个够，他就突然降临了。

　　姐姐事先就想好了她的穿戴。她要穿得很朴素，装出谁也没预先告诉她今天的约会，而她在家里一向就是这个样儿。穿一件突出胸部的粉红透纱连衣裙，配上一条紫红腰带——这就行了。发辫里编一串珍珠，胸口别一枚钻石胸针；腰带的扣子也用银钻石的那个扣子。主要的是给人以朴素的印象。然而，常言说得好：缺乏心眼，其害甚于盗窃。姐姐深知这句谚语的含义，因此她不住地划十字，希望她精心设计的朴素装束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

　　早上，她的额头正中央忽然长出一个疖子来，这使她非常烦恼。“讨厌的鬼疖子！”她惊叫道，用手指按住疖子，几乎哭了。可是疖子越按越红。幸好母亲是个有经验的女人，立刻想出一个主意，把事情对付过去。

　　“你扎一条抹额①不就完了，”她说，“那小星儿正好盖在额头当中。”

　　①抹额是扎在额头上的饰物，中镶宝石。下文“小星儿”即指这块宝石。

　　果然灵验；姐姐扎上抹额，那疖子便被一块相当大的钻石掩盖住了。

　　七点之前，仆人们扫净了大厅和客厅，抹掉了家具上的尘土，点燃了墙头烛架上的蜡烛；客厅里沙发前的桌子上摆了校形烛台，各处房间里飘散着香烛①的芬芳气息。临了，打开了大厅里的钢琴盖，乐谱架上摆好了乐谱，两边各点几支蜡烛，好象是刚才有人弹过琴。这一切布置就绪时，母亲来到客房里。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但也不太过火，好象她在家里一向就是这个样儿。因为有客人来，父亲也穿了一件“好”礼服，但是他显然不想插手大家所巴望着的事儿，只是出于礼貌，虚应故事罢了。母亲也不相信他能招待客人，因此特地请了二舅来陪客；二舅是放高利贷的，善于和各种人周旋，应对进退，事事在行。

　　①香烛是一种用炭粉和香树脂制的蜡烛，与安息香的作用相同。

　　“我认识这位斯特利任雷，”二舅说，“去年他亏空了公款，人家给他报信，说有一位钦差大臣就要从彼得堡下来了，所以他来找我想办法。”

　　“怎么人家告诉我，说他在当铺里存了很多钱呢？”母亲惶惑地问。“要是真的有钱，他可以从监护院取一笔款子去填补亏空呀。”

　　“他确实有钱，而且数目不小，不过他的钱没有放在当铺里——嫌利息太少，他是在莫斯科放抵押贷款。商人波古里雅耶夫就欠他十五万——这一点我很清楚。谁肯出大利钱，他就借给谁。”

　　“要是上司查出他的亏空，告了他呢？”

　　“他担心的也正是这个。一般说来，善于营生的人一旦担任了公职，就等于捆住了手脚。依我看，他忽然想要成亲，就是为了好辞掉公事，去经营地产，放债收息。复活节之前，他升了将军之后，就会辞官不干了。”

　　“他可以用娜齐卡的名义买回地嘛。还可以在产粮食的省份……”

　　“他也许会买，不过，他也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把地契从她手里夺走。”

　　“唔，这就不象话了！……好兄弟，我倒想请教请教你。抵押放债，出息大吗？”

　　“麻烦很多。这种事不是女人干的；你若是把你的钱交给我，我包管给你安排得妥妥贴贴。”

　　二舅用一种莫测高深的眼光盯着母亲，她觉得他马上要剥下她的贴身内衫了。她脑子里忽然闪过外祖父的警告：格利什卡将来不单要吞掉老头子的钱财，而且要叫全家人破产。想到这个危险，她立刻垂下眼皮，竭力不看二舅。

　　“早没有啦！我哪有什么钱！”她谦恭地说，“以前有过一点儿，买地全用掉了！”

　　“你有代役金收入；你可以零零星星地交给我嘛。谁都是从小笔开始搞起来的。”

　　“我有什么代役金！全欠着不缴。账簿上记的净是欠款，你去算算吧！不成，你说的我办不到……”

　　“随你的便吧！我并不需要你的钱。”

　　谈话变得极其谨慎。母亲生怕二舅一气而去。幸好这时前室里传来一阵响声，使这不愉快的场面得以结束。

　　求婚人来了。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形体相当难看的男人。他穿着军服，扣得严严实实的高领子上佩带着银领章，当胸闪耀着一排白亮亮的铜纽扣；背后拖着短后襟。求婚人谈不上漂亮。虽然他的确是边查省繁衍甚广的世代望族斯特利任雷家的子孙，但还是不如当他是个新入伍的大兵更为恰当。斯特列科夫说斯特利任雷四十岁，可是根据外表判断，足有五十五。他有一张粗糙的、大兵式的、老人型的脸；头上戴着假发（他把自己残存的头发从后脑和两鬓拢上去贴在假发上）；湿润的细小眼睛底下搭拉着两团肥肉，象两只小口袋；高颧骨和肉疙瘩鼻子上青筋累累，说明他患着老年人常有的静脉扩张症；刮得光光的下巴底下长着一个不大的气瘰脖子。总之，他给母亲的印象对他是很不利的。她立刻想到：他太老，而且恐怕还是个酒鬼。

　　“我是费朵尔·普拉托尼奇·斯特利任雷！”他把皮靴上的马刺碰得咔嚓一声响，站在母亲面前，自我介绍说。

　　“非常欢迎，费朵尔·普拉托尼奇！这是我先生，这是家弟。”

　　“我跟令弟早认识了……”

　　男人们互相握手。客人和女主人并排坐在沙发上。

　　“我们好象在尼古拉·亚夫连尼教堂见过几面，”母亲殷勤地打开话题。

　　“我住的地方离这个教堂挺近，所以，不瞒您说，逢年过节我总到那里去做弥撒。”

　　“那里的主教讲道讲得多好啊！哦，讲得多好啊！”

　　“怎么对您说呢，夫人，……我不喜欢那些说教……什么‘你们要爱’呀，‘你们要牢记’呀——他不讲谁也知道！有时候他还随心所欲，乱扯一气！”

　　“我倒好象没注意到……”

　　“前两天他竟讲起什么受贿人来……胡说八道，不堪入耳！全是无稽之谈。难道当局会放着贪赃枉法的人不管吗！”

　　“唔，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我不想和您争辩，夫人。瓦西里·波尔菲雷奇，您说呢？”

　　“只有上帝没有罪过，”父亲谦逊地回答。

　　“这才是一条神圣的真理！只有上帝没有罪！神甫比别人更需要懂得这一点，不要去开大炮轰麻雀①。”

　　①意为说空话。

　　“您近来怎样？公事顺心吗？”二舅插嘴说。

　　“谢天谢地！我还看不出上司有什么不满意我的地方，身为下属，单是这一点就极为可贵。”

　　“这太可贵啦！单是这一点的确就太可贵啦！”母亲大为感动地说。“我儿子从彼得堡来信说：‘慈母大人，上司对男甚为眷爱，故而男对前程至为乐观！’”

　　“正是这样，夫人。不过，容我报告您，我这差事可没啥意思。不是面粉，就是惨子，再不就是豌豆，夫人……”

　　“没关系，豌豆有什么关系……要看看质量怎样，价钱怎样，”二舅头头是道地说。

　　“说得对，先生！不过反正……我算够了，忙够了。要是复活节前能晋级，以后也许去干干别的事情。钱我有，经验也……”

　　“这话不错；可以找旁的事干。有钱什么营生不好干。将本求利嘛。比方说，地产……要是用自己的名义买田置地不方便，可以想旁的办法嘛……喏，用太太的名义……”

　　“我是个鳏夫，夫人。我从前有过保护天使，可是飞走啦！”

　　“这怎么成！总不能孤身一人过一辈子。也许上帝会再赐给您一个机缘！”

　　“要是上帝赐给……为什么不赐给呢！我决不会放弃机缘！”

　　“老话说，讨饭坐监，不由自选。套用一下，也可以说，天定良缘，不由自选！”二舅说了句俏皮话。

　　大家笑了。

　　“经营地产，我告诉您，是桩有利可图的营生！”母亲继续怂恿道。“赚个一分五到二分的利息，不费什么力气。跟把钱存在当铺里一样稳当。”

　　谈话拨动了母亲敏感的心弦，她用谄媚的眼光望着求婚人。但是这时，姐姐非常不合时宜地来到客厅。

　　她轻盈地一蹦一跳地走进来，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好象这辉煌的灯火，这香烛的芬芳，每日都是如此的。因此，当她发现有个陌生人在场而从胸膛里发出一声惊叫时，也就很自然了。

　　“呀！”

　　“来，来，好女儿！”母亲鼓励她，“这儿坐的全是好人，不会吃掉你的！这是费朵尔·普拉托尼奇！这是小女，请多多关照！”

　　“不敢当，不敢当！我还要请大小姐不要见外呢！”斯特利任雷咔嚓一声并拢马刺，殷勤地回答。

　　“我，麦歇，在尼古拉·亚夫连尼教堂看见过您！”姐姐嗲声嗲气地说。

　　“在尼古拉·亚夫连尼教堂吗，小姐？您看见过我吗，小姐？’求婚人故作惊异状，殷勤地嘻嘻笑着。

　　“对啦，您记得吧，那次神甫布道，讲过什么……受贿人来着……爸爸！‘受贿人’是什么意思呀？”

　　“受贿人嘛，就是那些存心要剥掉活人和死人的皮的人，”父亲直截了当地解释，“比如象犹大。”

　　听到这个解释，母亲变了脸色；求婚人瞪着眼珠，鼻子上的静脉扩张症显得越发清晰；二舅咬着牙轻轻地嘟囔道：“牛头不对马嘴！”

　　“娜齐卡，你何必……”母亲说。

　　但她的话还役说完，求婚人已经从沙发里站起来，快步向前室走去。引起了一片惊慌。

　　“你看，这下吹啦，他跑了！”母亲惊叫道，“他见怪啦！这是怎么回事……也不包涵一点儿！全怪你！”她责备父亲。“什么犹太不犹大……你自己才是犹大！还有你，可爱的孩子，真会找话说！既然这样，你自己去找男人吧！”

　　“等一等，别骂人，也许他是去解小溲的，”二舅厚着脸皮安慰母亲。

　　母亲站起身来，正要到前室去看个究竟，这时，求婚人又走进客厅了。他手里拿着一大盒糖果。

　　“这是送给小姐的！”他把糖果献给姐姐，“是彼朵基①的出品；我亲自挑选的，小姐。”

　　①当时莫斯科的一家有名的法国点心店。

　　“您这个人真有意思！不动声色，可是一下子……看来，您是个很讨女人欢心的人！娜齐卡！你怎么啦！还不快道谢！”

　　“梅兮，麦歇①！”

　　①法语：谢谢，先生！

　　“不客气，小姐！您肯赏脸，我感到很幸福……依我看，糖果本来就是为小姐们做的。糖果、香水、口红……全是小姐们少不了的东西！”

　　“这话很对。既然还是孩子家，就让他们多吃点甜的吧。要吃苦的，以后总是来得及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夫人？也可以一生一世不吃苦头听！”

　　“话是这么说……”

　　“容我报告您：只要小姐能找一位合式的好人儿，往后的日子……为什么不可能呢，夫人！”

　　“但愿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麦歇，您常到统领府去吗？”

　　“常去，小姐。我是他下面的一个局长，所有盛大的招待会，我都必须参加。”

　　“舞会也参加吗？”

　　“我常常收到舞会的请帖。”

　　“听说，他们家的舞会讲究极了！”

　　“不知道，小姐。当然，灯火辉煌……珍馐美味……不过我，不瞒您说，不爱跳舞。”

　　“您宁肯呆在家里吗？”

　　“是，呆在家里。穿着长袍坐在家里。抽抽烟斗，弹弹吉他。觉得无聊，就下下馆子。找着朋友，谈谈天，吃点小食，听听八音琴……晚上的时间不知不觉就消磨了。”

　　“您要是结了婚，年轻的妻子是不会准您下馆子去的。”

　　“也不一定，夫人。先妻在世的时候，起初也是说：‘不准你去！’可是后来调子变了：‘你干吗老呆在家里，下馆子去吧！’”

　　母亲皱起了眉头；她不喜欢求婚人的这段自白。穿长袍，弹弹吉他，下馆子……他到底是直言不讳，什么话都端了出来，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全是天经地又似的。幸好这时柯隆擎着托盘进来，开始上茶。茶匙和其他茶具（奶油壶、糖罐，等等）全是银器，上面接刻着姐姐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的花体字，等于告诉客人，这些都是嫁妆！唉，可惜没想到把镀银的茶炊搬出来——那就更加令人眼花缘乱了！

　　“请用茶！”母亲向客人献茶。

　　“不瞒您说，我在家里已经喝过两杯潘趣酒了。天这么冷，我怕在外面走路冻坏嗓子。就是找到了马车，拉不拉座儿还不一定呢。”

　　“难道您自己没有马吗？”

　　“没有，夫人。您知道，我整天在外面跑，自己养了马，哪有时间放它去吃草！雇车就不同了：坐上就走！”

　　越来越令人不快。喝潘趣酒，自己没有马。但母亲还是竭力打起精神。

　　“您喝茶喜欢放什么？柠檬汁？还是鲜奶油？”

　　“羼点糖酒①吧，夫人！如今有人想出了一种什么白兰地，我可是不羼这种酒：味儿难闻。好象是从炉子里拿出来的烧焦了的木头味儿。糖酒就不同了！”

　　①指甘蔗做的罗姆酒。

　　“据内行人说，上等糖酒必须有一股臭虫气味，”二舅说。

　　“许多人这样说，我可没发现。臭虫嘛，容我告诉您，有一种极其特别的气味。把它一捏碎……”

　　“哎哟哟，麦歇！”姐姐厌恶地惊叫道。

　　“对不起。恕我放肆，小姐。”

　　求婚人在托盘上找到糖酒瓶，倒了一些在玻璃杯里，然后毫不客气地把酒瓶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大家交谈着。父亲讲述报上关于明年夏天将要再次出现的一颗奇异彗星的新闻①。二舅告诉大家，说法国佬又枪毙了他们的国王。

　　①谢德林这里是暗指一八三五年各报刊纷纷刊载将出现一颗奇异彗星的报道。

　　“象打野鸡一样，先生！”斯特利任雷出言不逊地叫道。“那些法国佬全是些放肆的人……恶棍！”

　　“我不明自，别国的君王怎么不过问这件事！”二舅用诧异的口吻说。

　　“怎么过问！他又不是正统国王！”

　　他们争论着路易·腓立普是不是合法的国王。二舅一口咬定，他既然登上了王位，就是合法的国王；斯特利任雷却不以为然：“唔，不，老兄，在萨克森王朝可还没有过这种事儿！”

　　“只要他在祖传的王位上坐过，唔，就是……那我也可以吩咐在我家里摆张王位，坐上去，我岂不是也成了国王？”

　　他们各持己见，大家听了感到十分震惊，但是后来争论双方考虑到这种议论未免过于不着边际，便改变了话题。

　　“您刚才说，您自己没有马；要是您结了婚，莫非要您的夫人出门时也雇马车？”母亲打开新的话题，她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人坐着车来求婚，自己却没有马！他究竟有没有钱呢？

　　“这是后话，我不想去推测它，夫人。但是，如果我结了婚，退了职，……弄几匹马并不费事，夫人，找个妻子就难多了。有的姑娘，表面看看挺不错，仔细挑挑，这儿那儿，净是毛病。”

　　母亲听了这话，非常惊惶，斜眼瞟了瞟姐姐。

　　“因为妻子，容我报告您，应当在各方面……挑不出毛病……”斯特利任雷接着说。

　　“哎哟哟，费朵尔·普拉托尼奇！”

　　“对不起。恕我放肆，夫人。”

　　求婚人一面谈话，一面自斟自饮，长颈玻璃瓶里的糖酒已经露底了。他的鼻子上挂着一大滴汗水，整个额角上布满了汗珠。此外，他还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方格布手帕来擦湿润的泪眼。

　　母亲厌烦地望着酒瓶，心里对自己说：“刚给他斟了满满一杯，他差不多一下子全灌下去了！”她趁斯特利任雷转过脸去的机会，连忙把酒瓶挪得离他远一些。求婚人察觉了她的花招，但是为了讨母亲的高兴，这次就没再去拿酒瓶。

　　“我想问问您，小姐，”他转身对姐姐说，“我看见大厅里有一架钢琴，容我问一声，您会弹吗？”

　　“嗯，会”

　　“她在跟菲尔德①学钢琴。这位菲尔德收费太贵，一个金币教一小时，不过……您爱欣赏音乐吗？”

　　①菲尔德是当时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兼钢琴家，原籍英国；长期侨居莫斯科。晚年，他只在自己家中授课，而且总是穿着长袍出来接待男女学生。——作者

　　“不敢当！我爱听听好玩儿！”

　　“娜齐卡！给我们弹几支变奏曲吧……《你别给我缝衣服，好妈妈》……记得吧！”

　　姐姐站起来，在场的人跟着她向大厅走去。弹了“主调”，接着是通常的乱哄哄的变奏曲。斯特利任雷随着琴声轻轻哼着。

　　“恭喜您：令媛弹得很快①！”他称赞说，“最主要的是自己的，俄罗斯的东西……。当然，男人弹起来更快，因为他们的手指头长！”

　　①斯特利任雷不懂音乐，认为弹得快就是好。

　　曲终时，姐姐弹出一串颤音。

　　“喏，喏，喏！正是这个！”求婚人惊呼着，走到演奏者身边，向她祝贺：“请允许我吻您的小手儿！”

　　姐姐用疑问的眼光望着母亲。

　　“役关系，给他吧！”母亲同意道。

　　“请允许我请求您再弹一支……我们民族的曲子……”

　　姐姐重新坐下，弹着题为《哥萨克纵马多瑙河南岸》的变奏曲。

　　斯特利任雷显得非常快活，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是音乐还是客房里传来的摆餐具的响声，使他这么高兴。

　　时钟敲了十点。不是请吃晚饭，而是吃夜宵。

　　鱼子、鲑鱼、火腿是现买的；蘑菇、香茵是自己乡下出产的。

　　“请随便用点，费朵尔·普拉托尼奇！喝点酒！”母亲邀请道。

　　“恕我放肆，夫人。”

　　求婚人走近有白酒的食盒，似乎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一连喝了三杯，边饮边说：

　　“第一杯——烧人，第二杯——痛快，第三杯——舒服。为了帮助消化，夫人。祝诸位健康，先生们！小姐！”他转向姐姐，“劳驾！请用您美丽的小手儿给我来一块面包夹鱼子！”

　　“没什么，如果这能使费朵尔·普拉托尼奇感到满意……”母亲允许了。

　　斯特利任雷一眨眼吞下鱼子面包，又要去拿酒。

　　“还不够吗？”母亲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

　　“对不起，恕我放肆，夫人。”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象一个人拿着食物正要往嘴里送，半路上被人夺走了时的那种神色。

　　“多好的鱼子：好极啦！”他自己给自己打圆场，“鱼子的味道这样好，也许因为是小姐她亲手切面包的关系。夫人，这鱼子您在哪儿买的？”

　　“不知道，是底下人在铺子里买的。”

　　“什么价钱，夫人？”

　　“一个卢布一斤。太贵。”

　　“是贵了一点儿，夫人。我在造币厂附近只花八十戈比就买了一斤。非常好的鱼子。”

　　“来一点鲑鱼吗，费朵尔·普拉托尼奇？”

　　“恕我放肆，夫人。瓦西里·波尔菲雷奇，请问，您刚才说报上登了一条彗星的消息，是吗，先生？”

　　“是，登了。”

　　“这是快要征兵的预兆，先生。天上出彗星，地下准征兵，——一向如此。”

　　求婚人嚼着伏特加，实在熬不住，就……不过，母亲已不再阻拦他，他就又灌了两杯。

　　大家看出他微微有些醉意。他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用手指揉眼皮，好叫眼睛看得清楚一些。已经没有话好谈了；母亲急于缩短这次“晚会”的时间，尤其是在时钟已经快指着十一点的时候。

　　“来人哪！”母亲叫唤仆人，“把伏特加收下去！”

　　这命令无异是逐客令。斯特利任雷咔嚓一声并拢马刺，行礼告退，随即由好客的主人陪着，向前室走去。

　　“以后请常来玩儿，如果你不嫌怠慢的话，”母亲殷勤地道别说。

　　“感谢您给我的荣幸，夫人。”

　　求婚人走了……疲乏的、沮丧的母亲沉重地倒在沙发上。

　　“不合适，”她断然说。

　　二舅却另有看法。

　　“我看，别忙把话说死，”他说。“让他来走动走动，以后再看。即使是酒瘾最大的醉鬼，有时也是顶老成的。”

　　“下馆子，没有马，头一次到我们家里来就灌了整整一大瓶糖酒，五杯伏特加！”母亲数落着。

　　“你看着办吧，不过，依我说，不管怎样，还是应当看看再说。他有很多钱——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二舅坚持自己的意见。

　　“兴许他会吃官司……你自己看呢？”母亲转身问姐姐。

　　“我有什么……您看怎样……”

　　“你说呀！又不是我要嫁人，是你……你看他怎么样？是好？是坏？”

　　姐姐沉思不语。她的内心活动分明相当复杂。她也知道斯特利任雷配不上她，但同时她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这是她好歹可以认真加以考虑的第一个“重要的”求婚人。不错，她在各种晚会上曾遇到过许多向她献殷勤的青年人，但那全是逢场作戏，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结果；因此，斯特利任雷倒成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求婚人……他能给她提供独立自主的生活条件，安一个“家”，她可以在这个“家”里订下招待客人的日子，举行晚会……她早就期待着“爱上”一个这样的求婚人了……

　　当然，她不能“爱上”斯特利任雷……啐，单是他头上的假发就够受了！……但是在这第一次失败的相亲中却存在一点什么东西，使她的心不由得怦怦地跳，使她的血液沸腾。问题不在斯特利任雷是否合适，而是她已经到了该有个着落的时候……

　　“唉，我多么不幸呀！”她从胸膛里迸射出一声哀叹。

　　随着这哀叹声，她泪汪汪地从房里跑了出去。

十六　婚事续志——叶斯彼尔·克列谢维诺夫

　　　　　　 ——姐姐的短促的罗曼史——求婚者中的末流人物

　　季节将尽，姐姐在二舅家的晚会上认识了克列谢维诺夫，立刻爱上了他。而最重要的是她确信他也爱上了她。若不是母亲断然拒绝，这桩事很可能顺利发展下去。

　　他是个不清不白的人物，有许多传闻，各执一说。有人说，克列谢维诺夫来历不明，仿佛是从天上掉到莫斯科来似的；另一些人作证说，他们在唐波夫省就认得他，还说他输光了三份巨大的产业，现在专靠赌博为生。

　　各种说法归结到一点就是：他是个赌棍，败家精，母亲是决不能容许这样的人做姐姐的丈夫的。夏季里，他经常到集市上去赌博，冬季里，他在莫斯科靠赌博混日子。他单独活动，秘密行事；他不上俱乐部（他不愿冒着被人摈弃的危险），在私人家里行赌。有时他手里集中了大量金钱，有时又不知道怎的忽然不名一文，他本人也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他打牌很不规矩，许多人甚至干脆叫他骗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出入莫斯科的上等人家，因为他是个爱摆阔气的人，穿着极为讲究，有漂亮的自备马车，挥金如土，在他纤细而白净的手指上总是戴着几只贵重的宝石戒指。怀疑派断定这些宝石全是假的，他却很乐意将戒指取下来，让任何人鉴定。看来，宝石倒是真的，只是调换得过于频繁罢了。不管怎么说吧，阔绰和慷慨使他博得了众人的好感，嘴巴恶毒的人也不由得住了嘴。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对那些恶言伤人的刻薄鬼起了抑制作用，那就是：他有能耐保卫自己，常常不客气地宣称，他能在二十步开外一枪击中纸牌上的爱司。

　　最后，尽管他年届四十，但他的容貌却异常俊美（他的眼睛美得“迷人”）。做母亲的人躲开他、害怕他，闺女们见到他无不眉开眼笑。

　　“这个瘟神要是闯进屋来，你就休想赶走他！”这是母亲对他下的评语，一想到这个瘟神难免会要闯进她的爱女的生活中来，她脸色发白了。

　　我说不清是哪一点使他看中了姐姐。她，其貌不扬，也说不上是个富有的对象。三百名农奴，即使在我们所生活的中等贵族圈子里，也只能勉强不被人视为“没陪嫁的女人”而已；在浪费成性的他的眼里，这笔财产也只够他一次小小的开支。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想法在指引他。第一，虽然他到处受到接待，但他的名声毕竟非常狼藉，以致他在社交界一露脸，体面的人们便交头接耳议论他。结婚，尤其是娶一个可靠人家（我家也是个这样的家庭）的姑娘，是使别人刮目相待的最便捷的好办法。这样的婚姻能掩盖他的过去，也许还能保障他不再受到别人的冷言冷语，使他取得他决不会无动于衷的功名利禄。第二，他知道我母亲深爱她的长女，因此，他可以预期，除了最初答应的陪嫁之外，往后他还能慢慢地诱取比这多两、三倍的陪嫁。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也许他只不过想扮演一个“怪物”的角色而已；当时，在拜伦派的余风影响下，是产生过许多这样的“怪物”的。可是这拜伦派的称号一经移植到俄罗斯的风习中，便理所当然地包罗了种种无耻行径的全部内容：招摇撞骗，伪造借据，轻而易举地征眼那些听到“爱情”二字立刻过分轻率地燃起欲火的女人的心。

　　甚至有人说，他已经引诱过不止一个少女，可是闺秀们不顾前车之鉴，继续在他迷人的眼光下失去自持之力。

　　不管怎样说吧，在二舅家的晚会上，母亲以她特有的敏锐眼光立刻看出她的娜娇哈“神魂颠倒起来了”。她跟克列谢维诺夫一连跳了两次卡德里尔舞，跳玛祖卡舞时她也是跟他配对儿。母亲想提早退场，但是姐姐坚决反对，使她只得收回成命。

　　在回家的马车上，姐姐轻声哼着：

　　“叶斯—彼尔！叶斯—彼尔！”

　　“你给迷掉魂了吗？！”母亲粗暴地打断她说。

　　“哎呀，maman，您这话说得多难听啊！”姐姐温和地顶嘴道。

　　不错，这是一种温和的顶撞，一种非同寻常、但毕竟是温和的顶撞。在她那惊叫的语调中使人感觉出一种与其说是常见的出言不逊，不如说是厌恶的感情。仿佛有一件什么新东西忽然触动了她一下，而母亲的话吓住了这件“新东西”，粗暴地把她拉回到讨厌的现实生活里来。刚才，通向金碧辉煌的殿堂的大门向她敞开了，她已经迈开脚步，向前飞奔，正待升堂入室，突然砰的一声，殿堂的大门关了，她又落在黑暗里。

　　但是母亲不理解她爱女的这种感情，仍然用尖刻的口吻继续说道：

　　“小心点！要是我发现你……别怪我无情！别看你从前是‘可爱的孩子’，到那时你就会变成‘可恶的孩子’！记住这个。”

　　“我太稀罕这个啦！”

　　母女俩立刻闹翻了脸。车一到家，姐姐径直跑到自己房里，匆匆地脱下衣裳，也不向母亲道晚安，把右手上被“他”接触过的那只手套塞到枕头下面，便上床睡了。

　　“你做过晚祷没有？”母亲在房门外叫道。

　　母亲也上了床，但她睡不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在她心里搏斗：一方面是对女儿的深沉的眷爱，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为女儿操劳和女儿的不识好歹而逐渐形成的疲倦感。“没有一天是顺顺利利过去的！”母亲心里暗暗地叹息，“全是因为这些求婚人，因为这些该死的东西惹起的。娜娇哈也太不要脸了，见一个追一个！这也难怪，她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是时候了，——但是，上帝役赐给她姿色，又怎能怪母亲呢！别的姑娘没有姿色，多少还有一点才干，可是她呢……她跟菲尔德学钢琴有什么用，白送钱罢了。只会叮叮咯咯乱弹一气。一个冬天，为她做衣服花的钱，比全家人的生活费还多！”

　　母亲合上眼皮，在闭目养神之际，她觉得“瘟神”已经爬进家门，不仅开始折磨女儿，而且折磨她本人。

　　“他一定会在我身边转来转去！”蒙俄中，她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左一声‘好妈妈！’右一声‘好妈妈！’，‘请让我吻您的手儿！’这样一来，为了‘可爱的孩子’，您的心会软下来！三百农奴……有什么稀罕！他只消舌头一舔，立刻化为乌有！他先败掉三百名农奴，随后再来纠缠，又弄去三百，以后又来要，要个没完……醋柳村、狐穴林、新庄——都会掉进这个无底洞里去的！他会让妻子、全家人去讨饭，自己却坐着马车从这个集市荡到那个集市……老婆明明还活着，他却起心另找一个！听说，好象他在哈尔科夫有一个妻子，他给了老婆一笔钱，封住她的口，叫她别作声……唉，我的好闺女啊！这就是你要尝到的甜头！以后有你好过的。等你们俩绕读经台①的时候，他那个结发的妻子马上会上法院告你一状。”

　　①指结婚。旧俗：行婚礼时新人须在教堂里绕读经台走三周。

　　想到这里，母亲从床上欠起身子，侧耳倾听着。但这时她半醒半睡的，那包围着她的一大群梦魔还在施展它们的伎俩。母亲仿佛觉得“娜娇哈”已经逃走了。

　　“跑了倒好！”她脑子里一闪，但立刻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念头：“钻石呢？钻石一定被她卷逃去了！”

　　她气急败坏地跳下床来，走到隔壁女儿睡觉的房间门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但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母亲这才清醒过来，开始划十字。

　　“啐，啐，魔鬼！”她喃喃自语着，重新钻进被子里，紧紧闭上双眼，想让自己睡去。

　　但还是睡不着。想着她的爱女面临的危险，她忧心如焚，以致觉得那个“瘟神”正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张着血盆大口，吞食着一切。怎么办？采取什么决策呢？她不断地问自己，并且意识到，她这个全家命运的最高主宰再也不能象从前那么轻易地采取决策，她心里难受极了。从前，只要她一句话就能“镇住”象蠢货斯焦普卡或者卡尔梅克女人般的宋卡①这些唯唯诺诺的孩子，现在，在这同一个家里，却完全可能突然出现另外一些反抗人物。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

　　①宋卡是苏菲亚的爱称，书中的“我”的四姐。

　　最使她感到懊丧的，是她竟亲手制造了这种反抗，亲手用自己不可饶恕的溺爱和姑息给这种反抗增添了力量！

　　“这是因为我太宠我的孩子们的缘故！”她暗自想道。

　　可是无论如何总得想个办法。母亲计算着，还有多少日子才能结束今冬的婚事活动。计算结果，包括谢肉节在内，还将在莫斯科呆三个多礼拜。

　　“在这三个礼拜里，她会把我气疯的！她会纵饮作乐，搅得天昏地黑。说不定，她还要把我们所有的熟人，把我们的行踪统统告诉他，约他上我们家里来玩儿……那时，我们到哪儿，他也跟到哪儿……多开心呀！丢脸啊，单是莫斯科要丢多少脸啊！规矩人家的母亲会不再接待我们了，说：我家里不是供情人幽会的旅馆。”

　　“或者，不如现在就送她回红果庄去吧？”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破天荒第一次，这问题竟没有在她脑子里停留多久，便被另外一些想法挤掉了。

　　是否再跟斯特利任雷谈谈呢，好在还没回绝他。派斯特列科夫去找他，他准来。他老了，可是她这个“蛮婆娘”不是正需要这样的老汉么……他是个酒鬼，难道就……

　　“你休想自作主张！现在得嫁给斯特利任雷！”母亲喃喃自语。“瞧，她一下就迷上了！为什么这些姑娘净找这样一些不务正业的人！不爱正派人！非挑坏蛋或者赌棍不可！可是……如果我命令她，她敢不嫁给斯特利任雷么？我说：大小姐，请您穿上礼服，上教堂去行婚礼——她就得去！她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不去，我就用武力要她去结婚！我是母亲：我高兴拿她怎办就怎办。谁也不能说我一个不是。相反，大家会说：‘她老人家做得对，办得是时候！’我就是把她关进修道院，也不用请求谁批准！”

　　关于女儿和斯特利任雷的婚事计划，母亲越想越多；但是，仔细考虑一番之后，这个决策又显得不太稳妥了。

　　“要是她逃走了呢？她会拿了钻石一溜烟跑掉的！我真不该把钻石交给她！应该保存在我手里，出门的时候拿给她戴……她逃走了，第二天会带着她男人回来求我饶恕她！要是他肯上教堂行个婚礼那还好，否则可就……”

　　想到这里她吓得呆住了。要是真的这样……唉，女儿呀女儿！你真会宽你娘的心！穿着一身破烂回来象个叫化儿……

　　大厅里时钟敲响了。母亲侧耳听着，数了五下。这时，隔壁房里传出了谨慎的喃喃声。这是瓦西里·波尔菲雷奇醒来了，正准备去做早祷。

　　“他倒是个圣人！”母亲气愤地低语道，“就知道天天去做早祷，一点没有心事！”

　　说完这些话，她的思路开始陷于混乱，接着便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母女俩很晚才出来喝早茶，脸色非常难看。母亲一肚子气；姐姐装着很快活的样子。一般说，她是个狠心人，爱故意惹人生气。

　　“叶斯一波尔！叶斯一被尔！”她细声细气地唱着。

　　“别唱啦，看在基督面上！让我好好喝口茶吧。”

　　“好妈妈，我觉得，不碍事……”

　　“既然不碍事，那你就停止一刻钟。让你母亲一次总可以吧。”

　　母亲克制着自己。她本想呵斥女儿一顿，但转而一想，下面还有许多话要谈，她必须保持充沛的精力。交战双方暂时沉默。

　　“哦，对了！我早想问你，你的钻石放在哪儿？”母亲发话道，装作她刚刚想到这个问题的神气。

　　“哪儿？在小衣柜里！”姐姐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在小衣柜里就好。没丢失一点吗？天有不测的风云啊！你每天夜里回来，随便一扔……最好交给我保存，你要的时候，我再给你。”

　　“拿去好啦！这也算是……钻石！难道有这样的钻石？”

　　“你还要什么！还不知足？还要什么样的钻石！宝石项因，胸针，三对手镯，三对耳环，两个抹额，扣环，小十字架……”母亲数落着。

　　“宝石项圈！小十字架！”姐姐挑逗地说，“还有什么没忘掉吗？答应买条项链——在哪儿？”

　　“等你出嫁的时候，准给你买条项链。牟托甫金娜答应……”

　　“我不嫁给您找的那些男人！尽是些糟老头子……把您的钻石拿去！您自己去欣赏吧！”

　　姐姐气冲冲地跑出去，砰的一声带上房门。不一会儿，她又冲进来，把几个首饰盒扔到桌上。

　　“喏，给您！全在这儿！尽管放心！一件也没丢！”

　　母亲小心地打开首饰盒子，翻出每件首饰，就着亮处欣赏钻石的破烂的光彩。“就不给你这个蛮婆娘戴！”她心里暗暗地说，然后收拾好首饰盒子，拿到自己房里，锁在柜子里。她心里难受极了，在收回钻石后，她便认为不必再克制自己了。

　　“你早想爬到你娘头上了吧？”她走进姐姐房里质问道。

　　姐姐不理她，继续穿她的衣服。母亲听见她不住嘴地唱着：

　　“叶斯—彼尔！叶斯—彼尔！”

　　“住嘴……不要脸的东西！”

　　“您要是到这儿来骂人，还不如呆在您自己房里好！”

　　“啐，毒蛇！说，你是不是约好你那个不干正经事家伙上我们家来？”

　　“他不是不干正经事的。”

　　“说，你约过他没有？”

　　“他才稀罕到我们家来呢！不到我们家，还有什么地方好去！”

　　“呸你……”

　　母亲举起一只手来。姐姐用挑衅的眼光盯着她，盯着盯着忽然摇晃起来，马上就要歇斯底里发作了。

　　姐姐有一套佯作昏倒和歇斯底里发作的本领。母亲知道姐姐并非真正昏倒，只不过“会装样子”，但她仍然很害怕这种装出来的歇斯底里。因此她的手停留在空中没有打下来。

　　“好吧，以后再收拾你。看你以后怎样再说吧，”她说，出去时又对姐姐的使女说：“萨什卡！你给我小心点！要是你给她传递情书或者于别的坏事，我就把你……我可不管你什么铁匠桥的女裁缝（萨什卡在铁匠桥一家时装店学过缝纫），非把你送到沃洛戈德乡下，许配给最穷最穷的庄稼汉不可！”

　　恰巧这天上午我们家在准备接待客人的事宜。这并不是我们家订出的接待日，而是那些把拜客当做“义务”的朋友们每个礼拜五来我家串门，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下午两点钟，母亲和姐姐坐在客房里；姐姐伸出双脚搁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本法文书，腿上放一块黑面包。她间或望母亲一眼，竭力想从她的面部表情上猜测她是否下过“拒客令”。但是这一次母亲失算了，或者不如说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办。

　　“你为什么吃黑面包？饿了吗？”

　　“您不让开早饭——吃什么呢？上等人家都开早饭，只有我们家……”

　　“这可没有一定，他们本来也可以不开早饭。”

　　“一块面包也舍不得！唉，这是个什么家啊！房间小得要命，转不过身来，肮里肮脏，臭气熏人……呸！”

　　姐姐站起来，激动地在房里走来走去。

　　“恶心死啦！”她嚷道，“什么时候我才……”

　　“知足一点吧！”

　　“不，偏不，偏不，偏不。您以为，我是您的女儿，就该这样把我关在牲口棚里吗？！”

　　母亲气白了脸，但仍然竭力克制着自己。眼看客人要到了，她怕女儿刁难她，躲进自己房里，不出来见客。虽然她自己对“上流社会的交际语言”并不陌生，但女儿毕竟会说法语，而且她举止适度——在谁面前都不会失格。

　　“叶斯彼尔·阿列克塞伊奇·克列谢维诺夫到！”柯隆通报道。

　　“告诉他，不在家！”母亲愤愤地叫道。“不，你等一等！干脆对他说：主人不见你！”

　　姐姐呆呆地站在母亲面前，露出一脸凶相，淡绿色的眼睛迸射着怒火。

　　“要是您这样办，”她伸出双手，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才说出这几句话来，“我就要诅咒您。……要么是我离开您，要么是用我这双手卡死我自己！请他进来！”她对柯隆说。

　　母亲膛目结舌，不知所措。她嘴唇颤抖，想起身走掉，可是力不从心。这当儿，克列谢维诺夫已经站在门口了。

　　他身穿华丽的茶褐色燕尾服，亮晶晶的纽扣；手上戴着纤尘不染的beurre frais①的手套。他向姐姐伸出一只手（这种举动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不容许的狎昵行为），同时并拢双脚向母亲行礼。母亲呆呆地望着空处，仿佛她眼前是一场梦。

　　①法语：奶黄色。

　　“这是他闯进来了……卑鄙的毒蛇！”她恍恍惚惚地觉得。她自己也太精明啦！从早上起就没想到吩咐下人，不要接待他……主啊！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古时候也有过姑娘爱上男人的事，但那毕竟……可是现在，一天一夜工夫就把这蛮婆娘弄得象熔化的蜡！本来过得太太平平，顺顺当当，忽然之间……

　　“Maman！这是麦歇克列谢维诺夫！”姐姐提醒母亲。“对不起，麦歇，maman昨天太累了，今天病得厉害……”

　　“不，我没有病……欢迎您，克列谢维诺夫先生！您怎么忽然想起来看我们呢？是不是经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

　　克列谢维诺夫感到很尴尬。根据母亲提出这个失礼的问题时所采取的冷冰冰的语调，他断定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决定了的事不会改变。至于这决定的内容怎样，他立刻便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了。

　　“我想……是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叫我……”他辩解道。

　　“舍弟，他当然知道得更清楚……唔，克列谢维诺夫先生，您赌钱赌得怎么样？”

　　这话击中了要害。克列谢维诺夫心虚了，但他强作镇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您大概以为我是个赌徒吧？”他用毫不在意的口吻问。

　　“不是赌徒是什么呢？”

　　“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你替我说几句吧！”

　　“Maman！您身体不舒服！您自己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姐姐气得双唇发白，脸都变样了。再过一会，她也许真的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母亲察觉到这个，才决定同她和解。

　　“我的确好象有点不舒服，”她说，“本来不应该出来……要是我无意中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请原谅。”

　　“嗳，您说哪儿的话！我能见见您的先生吗？”克列谢维诺夫改变话题说。

　　“他是个隐士。老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叫都叫不出来。”

　　“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家昨天的舞会开得多好啊！”

　　“嗯，他住的房子好。我们也很喜欢开那样的舞会，就是没有地方。莫斯科简直找不到好房子。”

　　“夫人，您常常出门应酬吗？”

　　“怎么对您说呢……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应接不暇。不瞒您说这种应酬对我已经很不相宜，不过，为了她……”

　　谈得相当心平气和了。上流社会交际场中的话题一一搬了出来：晚会啦，剧院啦，即将在诺文斯科耶郊区展开的滑冰运动啦，然后又是滑冰运动啦，剧院啦，晚会啦……但母亲觉得她没法长久克制自己，因此在大家的交谈中，她常常插入一些抱怨健康欠佳的话。克列谢维诺夫明白，他该告辞了。

　　客人刚出门，姐姐就冲到母亲跟前说：“您就熬不住啦？净说得罪人的话！”

　　新客人的到来使这场家庭风暴没能发作。梭洛市金娜母女、赫洛波杜诺夫们、戈鲁波维茨基们、波卡基洛夫们先后来到我们家。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隆重的招待会。小姐们照例挽着臂搂着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太太们坐在客厅里，亲热地问寒叙暖。但是在客厅里一片虚情假意的寒暄声中，母亲清楚地听出了话里含着尖刻的意味。

　　“我们刚才碰到麦歇克列谢维诺夫……他大概到府上来过吧？”梭洛市金娜太太好奇地打听。

　　“唔，杵锤捣动起来了！”母亲心里惊叫道，口里爱理不理地回答说：“嗯，来过……”

　　“Entre nous soit dit①，看来，他非常喜欢您的娜金娜。昨天大家全注意到了。”

　　①法语：别对外人讲。

　　“得啦！昨天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他！”

　　“嗳，别这样说！姑娘家都是顶鬼的。也许他们俩早已彼此有意了；在剧院里、在俱乐部里相会过，跳过舞，谈过心，可您还蒙在鼓里。我们做母亲的，对这种事想得太简单。我们老望着远处，却看不见我们鼻子底下发生的事。因此有时候……”

　　“我不这样想！”母亲冷冷地打断她的话。

　　“那就随您的便吧！当然，我并不是要劝您什么，我只是……。您注意到普拉斯柯维雅·伊凡诺夫娜昨天穿的那身衣服吗？”

　　“嗯，挺好看的料子。”

　　“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她袒露得太多！连小……”

　　梭洛市金娜俯身在母亲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您想想看吧！”

　　爱说刻薄话的不只梭洛市金娜一人，波卡基洛娃也是一个。自己的女儿跟一个龙骑兵私奔了，她也照样说了一大堆刻薄话！她人还没坐下，话就来了。

　　“麦歇克列谢维诺夫今天到府上来过啦！他当然不会上我们家去，虽说我们在俱乐部里就认识了。刚才我们坐在雪橇里，正在谈论他昨天跟您的娜金娜跳马祖卡舞跳得多么美，忽然之间，说到他他就来了。‘您上哪儿去啦？’‘上札特拉别兹雷家来着！……’果真是这么一回事？”

　　“嗯，来过。”

　　“您的娜金娜昨天简直成了舞会上的舞后。穿戴得珠光宝气！舞姿美得连古莲索尔①本人见了都要羡慕！小脸蛋鲜艳极啦，显得那么幸福！她本来就吸引人，昨天更……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瞧了又瞧……”

　　①当时的著名女舞蹈家。——作者

　　“唔，有话尽管说吧！”

　　“不不，别这样说吧！有这样一个迷人的女儿是极大、极大的幸福！您瞧我的费尼奇卡就没有人看一眼——在这方面我倒可以放心！”

　　母亲苦笑着：她感到很不自在。波卡基洛娃却继续说着刻薄话。

　　“不过，不管您生不生我的气，我可不能不警告您，”她鼓动如簧之舌说，“这位克列谢维诺夫不是个好东西……不可救药的家伙！”

　　“得啦吧！跟我有什么相干！他坏他的！”

　　“不不，我说的不是那个……现在他已经拜望过您了，往后——您还没看清楚他怎样钻进……。这些‘不可救药的家伙’就是这种人。……他们说的话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话……当然，他不会上我们家去，不过要是……唔，我们也决不欢迎他！”

　　“别说得好听，您会欢迎的！”

　　“决不欢迎。我早下过命令。当然，我并不想劝您，我只是……。您注意到昨天普拉斯柯维雅·伊凡诺夫娜穿的那身衣服吗？”

　　母亲受到这些闲言冷语的围攻，开始相信一味迁就是阻止不了这些朋友的，便很不耐烦地答道：“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她穿得很普通……”

　　“唔，再见吧，好心的安娜·巴甫洛夫娜！阿一列瓦尔①。我这人口快，有什么说得不太恰当，请您不要见怪……我自己也知道这不好，我知道您会怎样说的！可是我怎么也管不住自己！不过，您是做母亲的，当然懂得……”

　　①发音不准的法语，意为：再见。

　　三点光景，送走了最后几个客人，母亲照例吩咐下人停止见客，开午饭。她激动得非把肚子里的话立时倒出来不可。

　　“嗨，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吃的肮脏东西太多啦！都塞满嗓子眼啦。说，不要脸的东西，你是在哪儿跟他认识的？”她转向姐姐问道。

　　“跟他，‘他’是谁呀？”

　　“跟他，跟你那个不干正经事的家伙！”

　　“我没有什么‘不干正经事的家伙’。我已经告诉过您一次，不想再说了。”

　　“我得看看，看看你往后怎么样！”

　　“看吧，看看就看见啦！”

　　大家默默地吃着午饭。连父亲也看出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儿。

　　“出了什么事？你们干吗老是咬来咬去，咬了一上午？”他感到奇怪，“一会儿又接吻又亲热一一难分难舍，一会儿又象狗似的，你咬我，我咬你。”

　　“少管闲事，老乌鸦！……去做你的祷告！”

　　她们认为不必和父亲多费口舌。再说，他分明也只是随便间问，其实对这种事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早已对自己说过：愚昧粗野统治着这个家，上天的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这种生活秩序，因此，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家庭的混乱尽可能少牵涉到他个人。

　　晚上，母亲一走进宋错夫家的大厅，就用眼睛四处搜寻。不出所料。那个“不干正经事的家伙”正站在大厅门口，他向母亲深深一鞠躬，随即提醒姐姐，说她答应过同他跳第一轮卡德里尔舞。

　　“他们早约好了！”母亲暗自惊叫道。

　　眼不见为净，她抽身避到客厅里去。大厅里传来卡德里尔舞的乐曲：《我们的孩子走了》；太太们一个接一个走到我母亲跟前，祝贺她的女儿的成功。这里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女人，她们也在谈论姐姐。为了不听这些闲言阐语，不要做出什么蠢事来，母亲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一个地方避到另一个地方去。女主人甚至认为有必要向她表示歉意。

　　。您想想吧……怎么会请克列谢维诺夫！我们根本连想也没想到他，今天奥布利雅申忽然带着他到我们家来了……请原谅，看在上帝份上！”

　　“干吗请我原谅！您自己原谅自己吧！”母亲冷冷地回答。

　　一个早已忘掉的念头忽然钻进她的脑子来：

　　“要是我丈夫有能耐，谁敢欺负我！他才满不在乎呢……这脓包！”

　　她觉得晚会的时间长得令人没法忍受。有好几次，她忍不住走到女儿身边，小声对她说：“该走了吧？”可是姐姐兴致正浓，竟当着众人的面娇媚地答道：“嗳呀，好妈妈！干吗净想赶快走呀。”

　　“哪怕请吃一顿晚饭也好啊！”母亲想，“要不然，又是象前两天那样，请你吃几片夹着香肠和梅舍尔干酪的面包。”

　　晚会总算结束了！！

　　一连三天，母亲带着姐姐去参加晚会，每一次都发现“他”早已到场。洋洋自得，涎皮赖脸的。狂风暴雨的争吵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事情，她们相互攻讦，从车上一直吵到家里。但是，威胁也罢，劝说也罢，对“发狂的娜娇哈”毫无用处。她仿佛已挣脱了锁链。

　　“不用说，他们早勾搭上啦！”母亲对此深信不疑，为了结束这种家庭叛乱，她决定采取一个断然的措施。

　　她事先谁也没告诉一声，径自派人送信到红果庄，吩咐立刻把宅子里的火炉生起来，并且通知他们，她跟着就要回去了。

　　又过了三天；姐姐继续“胡闹”，但是因为母亲决定保持沉默，所以家里相对地比较平静。第四天早上，她去向外祖父和二舅辞行，对他们解释她突然离去的原因。他们赞成她这样办。回到寓所后，在午饭之前，她走到父亲那里，告诉他，她明天早上要带着女儿回红果庄，一个礼拜以后再派车来接他和别的人。

　　“这一袋铜板给你上教堂用，”临了，她对父亲说，“至于房租，席尔卡①会付的。乡下要用的食品也由他去采买。”

　　①即第十四章中的席南吉·斯特列科夫。

　　午饭后，姐姐象往常一样回到自己房里去准备晚妆。今天，霍罗莎文家有一个小型舞会，“他”一定会去。但是她刚动手化妆，母亲就来阻止她。断然宣布：

　　“不必打扮啦！我们不去了。”

　　“这倒是新鲜事儿！”姐姐气极了，但是看了看母亲的脸色，知道不能再胡闹下去。

　　“你们给小姐收拾一下。不要什么衣服都拾掇，够一个礼拜穿就行了。我们明天早上回红果庄！萨什卡，你留在这儿，拾掇其余的东西，乡下由马利什卡伺候小姐。”

　　“好妈妈！我的亲娘！现在正是谢肉节①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①谢肉节是四旬斋期前一周的节日，正是跳舞作乐的好时节。

　　“我受够了。照我的话办。”

　　风暴立刻发作，这一口伴随风暴而来的是若干次也许是真正的昏厥。但是母亲不再害怕，她沉着地说：

　　“给小姐解开衣带。歇会儿会缓过气来的。”

　　晚上，装好了车，喂饱了马。黎明时天下起雪来，马车顺利地开出大门，向城关驶去。

　　姐姐的短促的罗曼史就此结束。

　　我不能确切地说出我们家在莫斯科一连过了几个冬天，但是无论怎样努力，从为姐姐选择夫婿的角度来看，这几次旅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我上面向读者介绍的这些求婚人，是仅有的一些称得上门当户对的人物；虽然，除了他们，另外还有一些仰慕姐姐的追求者，但他们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未婚男子，没有一个好心肠的母亲会为自己的女儿考虑这样的对象。

　　媒人介绍的大半是些鳏夫和老头子。为他们安排了我在上一章介绍过的那种“相亲会”；但是经过几次不长的谈判后，母亲终于相信，在这些“鳏夫们”当中，比较起来，斯特利任雷堪称最讲礼节、最有节制、最有上流社会风度的高贵人物。牟托甫金娜介绍的那个罗斯托夫的地主也来看过姐姐，但这一回却发生了另外一种阻碍：不是女方不中意男方，而是男方不喜欢女方。

　　在所有求婚男子当中也出现过几个年轻人，但他们不过是些末流人物，母亲干脆管他们叫“浪荡货”、“无聊文人”、“穷光蛋”，等等。有些人不肯下功夫就向姐姐求婚，奥布利雅申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甚至使母亲感到了屈辱。

　　高不成低不就，婚姻问题在莫斯科没有得到解决。但姐姐后来终于在外省找到了“归宿”。母亲想起美食家姑母（见第十一章①），给她去了一封信，就带着姐姐到她那里去作客了。恰好在这个时候，P城换了个新市长；姑母打算从中撮合，在她的怂恿下，这件亲事很快地讲妥了。

　　①译者按：应是第十章。

　　谢苗·加甫利洛维奇·戈洛瓦斯季柯夫也是个鳏夫，还缺少一只胳臂，但是姐姐这时已经顾不得她未来的丈夫是四肢齐全的，还是缺胳膊少腿的。再说，姑母就是她的榜样，姑夫就少一条腿。

　　“当市长的人总是这个样子的，”姑母说，“乍看上去，好象挺不方便，其实只要过上一阵子，倒也讨人喜欢！”

　　“听姑妈的话吧！”母亲凑上来说。“这个城市挺不错，是个肥缺；你未来的丈夫正好在这里大展鸿图。你将来就是本市第一夫人！”

　　姐姐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她的牺牲得到了完全的补偿。她的丈夫用一只手捞的油水比别人用两只手捞的还多，而且，他每天弄了多少钱，从来不隐瞒妻子。相反，他总是走到妻子面前，把钱拿给她看：“瞧，宝贝儿，这是上帝今天给我送来的！”她为此替他生了几个孩子，自己做了本市的第一夫人。

　　我觉得不必掩饰，她感谢上帝把她从克列谢维诺夫手里拯救了出来。

十七　农奴大众

　　结束亲族和姐姐的求婚者们的一系列肖像画之后，我认为必须回过头来，将我度过童年时代的红果庄的环境作一补充描述。那里聚居着众多的农奴，那里生活着比邻而居的地主们；有了这两部分人才有波谢洪尼耶那种声名狼藉的欢乐。因此，不描绘这两种人，便无异于抹掉整幅图画的色调。

　　先讲农奴大众。

　　虽然在本书开卷之初，我已经讲过他们，但是我认为，在展示“奴隶们”的肖像画廊①之前，即便是以序言的形式简略地重复一下讲过的东西，也不算多余。

　　①我只从家奴群中撷取这个画廊的材料。而且，我也不预备把红果庄奴婢群中的众多典型人物的全部行状一一写出，我只介绍那些不知为什么我会记得最牢固的家奴。——作者

　　在农奴制度之下，农民①的日子比家奴好过得多。农民不直接生活在地主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受头儿②管辖，头儿大都是从同一个田庄上的农民当中选派的；自家兄弟嘛，即便脾气古怪，毕竟了解农民的疾苦，因而对他们有所宽容。头儿也有和别人同样的毛病——这是主要之点。其次，在同村人中间，他有亲戚、朋友，因此他就避免采取过于激烈的横暴手段。连劳役制农奴也还没有落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业，归自己独立支配；有自己的破屋，可以暂时安身，躲过地主的目光，避开飞来的横祸。

　　①指劳役制和代役制的两种农奴。

　　②指由地主指派的总管、村长一类的人物。

　　当然也有不少例外。有些地主为了榨干劳役制农奴的最后一滴血汗，一无例外地迫令农奴夫妇每周为主人干六天活，只允许他们在节日里料理自家的农活。谈到这样的地主时，人们总是说：他们的农民徒有其名，实际上等于家奴。但这样对待农民的大都是一些小地主，而且只是在贵族长纵容之下，他们才能逍遥法外，不受惩罚。举个例来说，我认得我们邻村的一个地主，他拥有的农奴不到七十名，自己又有十二个孩子，可是他仍然能遵守波谢洪尼耶款待宾客的一切习尚。不错，这种款待花不了太多的钱；待客的食物几乎全是自家的产品（只在招待客人时才喝茶）。尽管如此，客人却常到他家里去，饮酒作乐，然后满意而去。这且不说，最了不起的是这位地主靠着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产业，居然使他的孩子们受到了并不比别人差的教育（他家里一直聘有家庭女教师），后来又给所有的孩子安排了很不错的出路。他没有指派村长，事必亲躬，天不亮就起来，在村子里跑来跑去，驱赶农奴下地干活。在大忙时节，整个礼拜只有一天，而且恰好是在不该为他干活的礼拜天，他才准许农奴们准备下一周食用的干粮。因此，农奴们只得在每天夜里抽空去收割自己的庄稼，割草，而把晒草、捆麦的活儿留给儿童和少年在白天去干。不用说，就是这样农奴们的自家活儿也不能顺顺利利地做完，因为这位地主不会让农奴家的未成年人长久呆在自己家里，十四、五岁的孩子便要去替他做牛做马了。谁也不把他当做迫害者，相反，大家都夸他是个模范主人。

　　当地主老爷看中他的某个亲信仆从，并委派他管理田庄的时候，农奴们便陷入另一种灾难中（代役租农奴也逃不脱这种灾难）。这类管理人员大都是淫荡成性、依靠种种卑鄙龌龊的效劳博得主子欢心的人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往往在最短的时期内，搞得殷实的农民沦为乞丐；而为了满足一时的淫欲，他们霸占有夫之妇，奸污农奴姑娘。他们残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因为他们忠心维护主子的利益，所以无论怎样控告他们，都无人受理。农民吃尽了他们的苦头，所以恨透了他们。关于某地某地弄死某管理人员的事件，时有所闻，而且手段的酷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憨厚天性，若不是报仇心切，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所有的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照例都会有所收敛，但不用多久，他们便忘了发生过的事件，故态复萌，照样轻松地干起老勾当来。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农民的日子比家奴好过得多。

　　至于我们家里，父亲除了几小块分散在边远省份的庄地，每地二十名农奴之外，在红果庄还有三百名劳役农奴。母亲的庄地（她自己挣来的）要大得多，总共约有三千名代役租农奴。母亲比较乐意购买代役租田庄。因为它们价钱贱，操心少，而且代役金的多寡又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可以随时增加。人们时常劝她把代役租农民改为劳役租农民，但是她对这类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她认为这样办可能在农民当中引起严重的恐慌，况且这种主人眼睛顾不到的劳役生产恐怕只会招致损失，不会带来好处。她天生是个操心惯了的女人，一想到她必须听从旁人的善意劝告，她便会活不下去。我想，她所以根本不理睬所谓“主人们”的指点而我行我素，无非是想借此证明，在经营产业方面，她自有一种天生的稳妥可靠的本能。她凭借这种本能的指引，选派村里的首脑人物。她从当地农民中选出的总管们，大都是农民们早已纷纷在念叨的人。费陀特·加甫利洛夫被委派为红果庄的村长，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农民们的默许；她很善于窥察这种默许。

　　但是我个人所熟悉的只是代役租农奴的生活，而且也相当肤浅。母亲乐意让我们到后沼镇的殷实户去作客，因此我们得以观察他们的生活。可是在红果庄，不仅不准我们到农奴家去串门，而且在节日里也禁止我们到村子里去游玩。贵族子弟参加庄稼汉的粗俗的娱乐，是被认为有失体统的。不过，我应当说明，在执行这个禁令时，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家庭女教师。

　　但不管怎样说，我没有见到足以说明红果庄的农奴被活计压垮的事实，我愿意在这里证明这一点。相反，从母亲同费陀特村长的日常谈话中，我所得到的信念是：红果庄实行的劳役制条条符合规定，偶尔占用农民几天时间，事后也一一给予补偿。当然，也有过违反这条规定的时候（自然不是损害主人的利益的），但这是例外，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比如遇到连阴天或者久旱不雨，才这样做。

　　总之，人们对庄稼汉是爱护的，因为他们把庄稼汉当做从事有益的、人人看得见的工作的役畜。榨干这种劳动力是不合算的，因为这样做会减少劳役的效果，并且给经营管理工作带来混乱。因此，地主经营田产的妙诀便是：既不榨干庄稼汉的全部精力，同时又不让他们有“闲荡”的工夫。母亲深知这条经营产业的格言，并且善于将它巧妙地运用于实践，摆弄得农民死心塌地，根本不曾想过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果然，他们不“闲荡”，但也不抱怨活儿太累。

　　至于家奴，他们的生活在我们家里是再坏不过了。这主要是由一般地主们对家奴的劳动的看法所决定的；我这样说，并不担心我会说错。家奴的劳动，大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既不需要智力，甚至也不需要体力（“巴拉什卡！到地窖里去取克瓦斯！”“巴拉什卡！把头巾递给我！”等等），因此主人家不仅不把它算做轻劳动，甚至根本否认它是真正的劳动。好象家奴们不是在干活，而是跑来跑去“无事忙”。由此产生了主人极其乐于赏赐家奴的种种外号：懒骨头、吃闲饭的、米蛀虫。死掉一个懒骨头，不难找到第二个来顶替，死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以此类推，永无穷尽。在任何一个地主庄园里，这种财产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手艺的家奴不在此列。主人对他们当然看得重些（“你打他一巴掌，他准给你弄坏一整段材料！”），但这种重视仅限于口头，并无实惠，因为基本的生活制度（如饮食、起居等），所有的家奴都必须一律遵守。因此，他们也和别的“吃闲饭的”家奴们一起受着同样的煎熬。

　　然而，在众家奴中，男仆的日子又毕竟好过一点。他们人数较少，而且也不是群集在下房里。此外，他们不必经常在主人的眼皮子下跑来跑去，因为并不那么常常需要他们服侍，而他们干的活儿又多半不在主人直接监视下（木匠、织布工，等等）。加之，在他们当中不乏有自卫能力的人。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考虑。你总不能把他们全送去当兵呀——有些人是有用的，家里少不了他们。“说话没轻没重的”正是他们这些人。母亲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信服了这个道理，她虽然得拿出很大的力气来按捺自己的性子，但毕竟还是克制住了。在任何情况下，她总是守住一条：谁也不许违反既定的生活秩序，同时尽量避免和“说话没轻没重的”男奴打交道。这是他们享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待，这种优待决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和母亲接触，特别是从道义上来说，连最冷静的家奴也会弄得大动肝火。

　　但是，所谓女仆室却完全可以叫做苦难窝。从那里传出了响彻着整个宅子的呵斥声和叫嚷声，还有勃然大怒的主人所造成的呼喊声。“姑娘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主人的眼皮底下，无时无刻不是在主人的身边，她们是非常驯服的。因此，主人对她们毫不客气。太太压迫她们，太大手下的心腹也压迫她们。从早到晚，她们不是一动也不动地俯身在绣架前刺绣，便是跑来跑去，服侍主人，忙得晕头转向。她们连节日也没有，因为在节日里，她们仍然要侍候主人。她们受尽了苦，却落了个“吃闲饭的婆娘”的恶名，她们是唯一不为任何人同情的生物，即便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我家里养了一屋子吃闲饭的婆娘，”母亲常常这样说，“要她们有什么用，净糟蹋粮食！”

　　作过这个严酷的判决之后，她就完全相信，她的话就是真理。

　　家奴们吃的往往是无法下咽的食物，而且少得可怜。中饭或晚饭端进女仆室的时候，不但在女仆室里，而且在整个走廊中都能嗅到一股刺鼻的怪味；连素来不讲究口味的母亲也要吩咐使女打开屋门，让屋里换点新鲜空气。清水汤、面包渣泡克瓦斯加麻籽油、燕麦粥——这就是她们的早饭和中饭的通常的menu①。节日里，给她们吃的是：加了点鹅油的稀粥、黑麦馅饼（和普通黑面包唯一不同之处，是它有个薄薄的米饭馅儿）、脱脂淡牛奶。发粮食要过秤，一两一钱也不含糊。总之，连那些驯顺的丫环也往往饿得忍不住满腹牢骚。

　　①法语：菜单。

　　她们当中有一个比较胆大的姑娘，端着一小木碗浑浊而恶臭的稀糊糊，跑进母亲卧室，对她说：“太太，请您尝尝！”

　　母亲自出一小勺，尝了尝，连忙吐掉。从这以后，有几天的饭食还将就得过去，但没多久又恢复了老样子。饥饿政策胜利了。

　　除了饥饿，女仆们还要承受一种比男仆们深重得多的灾难。我指的是丫环们挤在一起过夜的地方，又问又臭。女仆室也罢，毗邻女仆室的阴暗的小房间也罢，到了夜里简直无异于肮脏的下水道。木柜子①不够，大多数女奴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要想穿过房间，非踩着人不可。宅子本来很宽敞，足以容纳所有的人，但是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安排得非常不近人情，处处都说明这里存在一种蓄意折磨人的制度。

　　①这种存放东西的长方形大木板，可以在上面睡觉。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读者如有兴趣，请参看本书开头部分，在那里我讲过丫头们遭受的别的种种痛苦，——比粗劣的饮食和拥挤的住处更加令人发指的种种痛苦。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母亲的命令——其一是控制家奴的婚姻，其二是取消月粮——往往给所有的女仆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头一种命令把家奴降低到永远只图发泄情欲的禽兽的地位；第二种命令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栖身之所，以及他们在旧秩序下尚能享有的一点有限的属于自己的家业。

十八　安努什卡

　　其实，安努什卡并不是我们的家奴，她是两位“好姑姑好姐姐”之一的女仆。但是，因为她们二位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时间住在红果庄，而她又一向伴随着她们，所以我们家里把她当做“自己的”女仆。

　　她是个心地最单纯的本份人，表面上有几分执拗，内心里却充满善良和同情心。这是她身上最主要的品质，在我度过整个童年时代的环境里，没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留下象她那样丰满而生动的印象。她矮小、墩实，鹅蛋形的脸儿象烧过了火候的砖瓦一样紫红，布满了大粒的疣子，但是，由于她整个身心焕发着信仰的神采，她显得并不难看。她两眼含着老年人常有的泪水，从厚得象发肿的眼皮下勉强露出来（一只眼睛几乎完全被眼皮遮住，因此在那长眼睛的地方只看得见眨动的眼皮）；大鼻子屹立在肉嘟嘟的、还没一丝皱纹的双颊之上，象一座城堡；下巴底下长着一个相当得体的气瘰脖。她的步履凝重而徐缓，说话的声音重浊而粗糙。谁也不想打听她有多大年纪，因为她大概从年青的时候起就象个老太婆；但是大家都知道，她和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同年，而且同她一起在红果庄长大。我家大厅的墙壁上长期挂着历代老奶奶的旧画像（后来根据母亲的命令把它们搬到阁楼上去了），安努什卡的外貌跟画像上的老奶奶相去无几。

　　象父亲一样，“好姑姑好姐姐”对自己的农奴的劳动和脾气并不过于苛求，虽然后者由于她们的刁钻古怪和乖戾任性仍然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在拐角村（好姑姑的领地）所有的农民身上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烙印，那就是：他们虽然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奴隶制的重轭，却毫无怨言地担负着它，并且可说是出于信仰而甘当奴隶。安努什卡便是这一类有信仰的奴隶；她甚至有一套自己的奴隶法典，从来不隐讳它。这法典说来也很简单，它的基础建立在一句箴言上：奴隶生活乃是对那些将来能享受永恒幸福的幸运儿的暂时考验。

　　“基督是为穷人下凡来的，”安努什卡说，“是来搭救百姓的，所以，他赐给百姓当奴隶。他说，奴隶们，服从主人吧，这样你们才配得到天国的花冠。”

　　至于主人来生配得什么花冠，她当然不说了。

　　这种理论当时在农奴大众中流传甚广，显而易见，它甚至确认农奴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地主们却凭着敏感看出其中包藏着某种祸心（在主张清心寡欲的农奴主们的心目中，这种劝人唯命是从的“议论”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即使不直接迫害这种理论的信奉者，也会百般挑剔他们。

　　这也难怪，比如说，弗洛尔·杰连吉伊奇·巴拉波金听人家说他这位“世袭贵族”注定要下地狱，舔热锅，永远不得超生，而邋遢鬼米什卡或者下贱胚万卡却能进天国，在乐园里散步，摘金苹果吃，跟天使们一块儿唱赞美诗，他又怎能不抱屈呢？！

　　“假如他们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天国倒也罢了！”弗洛尔·杰连吉伊奇的姐姐涅尼拉·杰连吉耶夫娜愤愤地说，“可是他们不懂！他们光晓得穷吃，抄着手啥事不干，扯开嗓子胡叫乱唱！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国！”

　　这解释引起了大家的讪笑，但他们心里却在嘀咕：即使是如此野蛮的天国，也总比下地狱、舔热锅强。

　　“这些流氓装得多好呀！”巴拉波金先生越说肝火越旺，“开口闭口‘好老爷’，‘活命恩人’，‘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说得倒好听！我真恨不得把你们这些混帐东西拖到马房去，摸得你们两眼发黑！对了，还有一件事！头些日子，我从仆役室走过，听见帕拉德金在里头讲话，我停下来听了听。您猜他在传播什么？‘基督是怎样说的呢？’他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我忍不住走进去，大声喝道：‘混蛋，我要一下子打肿你的两边脸颊，省得你再把右边脸伸过来！’……可是那个死不悔改的家伙仍然没有清醒过来。‘您打吧，老爷！我们决不违背您的意志。’”

　　这就是安努什卡主义的并不复杂的理论实质。但是生活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行进，它不允许仅仅停留在理论见解的高度上，也要求人适应严峻的现实。这就出现了一系列被地主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叛乱行为的实际限度。尽管应当无条件地承受任何主人所赐予的一切，但是在大家关于绝对服从的论调中却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主人对奴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能履行这种责任的主人来生有好日子过。不用说，类似这种具有批判性质的态度是表露得非常畏怯的，但也足以提醒主人，这些下贱汉的头脑到底没有完全禁锢住，他们的脑子还在思索。而思索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会使主人在摆布奴隶时不能不有一个限度，特别是在拳打脚踢时不得不有所克制。

　　“家奴们有这种想法，不是一件好事，”母亲说，“这帮不声不响的东西，踮着脚尖儿走路，活象圣人！你可不要说他一句，不要动他一下！开口闭口：‘是是，随您的便，’……脸上没有冷笑，也没有提高嗓门……一点毛病也挑不出。可是你仔细看看他吧，他的每一条筋都在说：‘你干吗不打呀？打吧！打了，来生一报还一报！’唔，再瞧瞧，你准会看出事情不妙，不由你不放小心点：因为你要是惩罚他，他就把惩罚当做奖赏，自尊自重起来！”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这帮不声不响的东西，”父亲对母亲这些怨言总是这样回答，“不声不响地、不声不响地，究竟安的什么心眼儿——猜不透。应当狠狠地治他们的罪！”

　　“他们规规矩矩，一点毛病也找不到，你怎么治罪！”

　　“嗳，你找个由头嘛。谁有脊背，谁就有罪！这还用我教！”

　　安努什卡的心灵浸透了她自己制定的法典的各种信条，她不仅在她两位“小姐”面前，甚至在我母亲面前也不掩盖这个。

　　她生于红果庄，她不仅热爱她的故乡，还热爱与故乡有关的一切，包括她的主人们。她待父亲犹如家长，她对两位“小姐”无限忠诚。整个冬天，她注定了同她们一起关在楼上耳房里，足不出户，象她们一样，只是在吃饭和节日里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才下楼来。不过，她对我母亲似乎没有什么好感。尽管如此，我相信，她是尽力在抑制她对我母亲的恶感。

　　父亲和两位好姑姑也很看重安努什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时而管她叫做阿密特卡，时而管她叫做弯腿笨婆娘安卡。父亲喝完早茶后，常常到他的好姐姐房里，坐在一口大箱子上，闲话家常，回忆往事。安努什卡总是“象个地位平等的人一样”，参加这种亲密无间的谈话，虽然作为奴隶，她不得不侍立在他们身旁。主仆四人的眼前浮现出昔日宁静的红果庄，那时，大家过得称心如意，丰衣足食，和睦友爱的共同愿望把大家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追忆故去的祖父波尔菲利·瓦西里依奇、过世的祖母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他们的教诲、口头禅、习惯，以至他们爱吃的食物。他们也没有忘记那些勤恳、忠实、可靠的老仆人和办事能干的人。举凡物品收支、膳事准备，样样事他们都办得再好没有了。他们不是因为鞭子的驱迫才去干活，而是因为爱。……那时，日子过得多快乐、多舒畅、多自由啊！村邻们常常约好了，不拘礼节地来到红果应。壮年男子带着猎犬出去打猎，老太太们把丫环们叫到一起，听她们唱歌；年轻人跳舞作乐，弄得尘土飞扬。

　　“那是什么样的甜酒啊！伏特加！克瓦斯！”好姑姑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不胜感慨地说；她是个老姑娘，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管理着家政。

　　“是呀，从前我喝克瓦斯，如今我不喝了，”父亲答道。

　　“如今是什么克瓦斯！还有那腌菜、果酱——如今秘方全失传了。”

　　“如今连那样的蔬菜也没有了。弟弟，您还记得从前的苹果是什么样子吧！”

　　“当然记得，有一回，我们死去的爸爸给我从园子里带来一只苹果——喝，这么大！”

　　父亲把两只拳头抱在一起，表示那苹果有多么大。

　　“这些东西都不知上哪儿去了！”父亲忧郁地说。

　　“您记得老爷子弹古丝理琴①弹得多好听吧！”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翻开另一卷回忆录，“《钢琴的哀鸣声》，或是《你听我的心……》常常使他感动得下泪！弟弟，您从前不是也爱弹琴吗？”

　　①一种古代的弦乐器，类似我国的古筝。

　　“嗯，爱弹。”

　　“您的古丝理琴呢——我好象很久没看见它了？”

　　“大概是给搬到阁楼上去了。”

　　“准是搬到阁楼上去了……琴碍着谁的事！唉，往事不堪回首！如今，你到女仆室去看看吧——姑娘们象坐在棺材里一样。别说唱歌，连话也不敢说一句。可是，妈妈在世的时候……”

　　“是呀，那时候真好啊！什么都好！如今什么都不行了！”

　　“太放肆了——糟就糟在这儿，”安努什卡简短而激烈地下断语道。

　　这种断语总是使父亲很生气。他心里明白，安努什卡不仅是指红果庄的村民而言，还包括“主子们”在内，因此他认为她的话是对他的莫大侮辱。

　　“太放肆！谁太放肆？碎嘴婆娘，你既然知道，就说出来！”他冲着固执的奴隶问道。

　　“大家知道，不是奴隶放肆，是主人放肆，”她满不在乎地答道。

　　“唉，你这个碎嘴瘟神！净说主人的坏话！妖精（这时母亲大概打嗝了）进门，必定害人。可她却说什么：‘主人太放肆了！’”

　　“呸，呸，呸！该死该死！”两位好姑姑听到“妖精”二字，连连啐口沫，虔诚地划着十字。

　　父亲陷入了沉思。“一切都仿佛被旋风卷走了！”他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死去的亲人们躺在他们自己建造的教堂旁的墓地里，他们的坟上连一块真正的墓碑也没有。再过十年八年，当初用砖头草草砌就的小碑，便会自行坍塌，只有救世主①守护那些裸露的坟埂。”

　　①红果庄的教堂叫救主堂，故云。

　　“老爷子坟上那棵野生的小桦树长得挺高的，恐怕也会被人砍去当柴烧。”

　　“唉，弟弟，要是您……”

　　“我有什么办法……我老啦，该死啦！”

　　父亲和他的两位姐姐闲坐一个或一个半钟头，然后下楼去，关在自己房里不再出来。父亲走后，两位好姑姑便动手做箔片①；她们做箔片手艺出众，远近闻名。这时安努什卡便退到炉台后面去了；那里给她留了一块恰够她铺一张毯子，当做床铺的地方。那里永远是黑糊糊的，臭虫跳蚤之多，即使是不怕它们咬的人也会被扰得不堪其苦。安努什卡坐在一段木头上，从早到晚机械地织补着好姑姑的破袜子，摇摇晃晃地打盹儿。她是否对自己说过，日子过得很美满，或者相反，她是否祈求过上帝，保佑她稍微过得好一点儿——谁也不知道。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她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愿望都是罪过——因此她便随遇而安地活下去。

　　①箔片是一种极薄的金属片，涂上各种颜色，大都用来做本地教堂蜡烛上的装饰品、圣像上的花冠；有时也用来做圣像的衣饰。——作者

　　不只是她一人这样生活着；两位好姑姑，地位比她高，可是生活得并不比她好。因此她，作为一个奴隶，对生活也就早已不作任何非份之想了。她牢牢地记着，是救世主耶稣赐福给她过奴隶生活的，而且谁也休想动摇她这样的信仰：今生暂时吃的苦，来生一定会得到百倍的补偿。这信仰使她变得非常坚强，她精神抖擞地向宁静的无疾而终的末日走去，而在末日来临之前，她就坐在炉台后面，“活下去”。当她在那个角落里呼哧着抓痒的时候，好姑姑们便能十拿九稳地肯定，既然安努什卡在抓痒，那就是说，她还“活着”。

　　她们主奴三人非常和睦地住在楼上耳房里。主人“出于爱”，命令女仆做这做那，安努什卡“出于爱”，服从主子的差遣。如果有时候两位小姐管自己的奴隶叫倔婆娘，那么，与其说这是由于后者的言行过于执拗而引起的不满，不如说是主子的独特习性使然。

　　只有一次，这种和睦遭到了破坏，安努什卡竟然有意识地做了倔婆娘。事情是这样的：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姑姑忽然想恶作剧一番，把弯腿笨婆娘安卡许配给人家（那时两位小姐和奴隶都还年轻）。且不说她是真有这个意思呢，还是说着玩儿，安努什卡无论如何是给吓坏了。这是因为：主人给她选的对象是整个拐角村庄地上的头号彪形大汉。安努什卡向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求情，可是后者觉得她姐姐的想法非常好玩，她自己也不拒绝参加这桩异想天开的说媒活动。姐妹俩高高兴兴地把不幸的弯腿笨婆娘一连折磨了两、三个礼拜，终于宣布，再过一天就举行伴女会①。眼看逃不掉这场灾难，安努什卡心一横，决定不听从主人的摆布。趁着夜深人静，她偷偷地溜出拐角村，一口气跑了将近四十俄里，第二天午饭前来到了红果庄。不用说，父亲（他那时还是单身汉）答应保护她，给两位好姑姑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这个主意总算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碰到父亲也象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一样，正想寻寻开心，那会怎么样呢？

　　①俄罗斯民间婚礼仪式：少女出嫁前夕与女友们举行的借别晚会。

　　闲话少说。还是回过头来谈安努什卡的人生哲学吧。我不想说她是个自觉的宣传家，但她却很爱宣传教义。每逢女仆室开饭的时候，总能听见她瓮声瓮气地讲个不停，仿佛她要抓住机会补偿她在楼上耳房里忍受的死一般的沉默似的。她的声音传到母亲耳里，母亲的心好似火烧火燎，因为，不用听清安努什卡的话，母亲便已猜到她在讲些什么了。

　　安努什卡的话，从实质到形式都极为单调。这些话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它的全部内容早已讲完，但是在那些百听不厌的女奴面前，却总是显得新鲜。“服从！服从！服从！天国的光明将照耀受圣餐的人们！”她再三再四地强调说，并且举出福音书和使徒传里的故事做例子（凑巧，她能读读教会的经书）。由于现存秩序本来就建立在使人呼吸艰难的绝对服从的基础上，所以，当大家从她嘴里听到奴隶生涯的重重苦难并不是命运之神胡作非为的结果，而是一种暂时的考验，通过了它，便能在永恒的天国里坐享安乐时，她们也就仿佛觉得轻松得多了。

　　没有一个女奴表示异议；只有女管家阿库丽娜不放过机会呵斥安努什卡。

　　“又哇哇乱叫了，臭嘴乌鸦，听都听厌了！开口服从，闭口服从，你不说人家也知道！”

　　还有母亲，她偷听到谈话，在走廊里喝道：

　　“捣乱鬼，你要搅乱人心！快吃完你的饭，给我滚回环房去！”

　　“我没有搅乱人心，我是劝人为善，”安努什卡回嘴，“我是说：若是主人骂你，你不要抱怨；若是主人打你，你要抱着感激心领受！”

　　“你的意思是说主人光会打骂奴隶吗？”

　　“我不是说主人光会干这种事，我是说，若是主人打……”

　　“好吧，就算你的意思是‘若是主人’……可是，下面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太太，以后上帝会判决的。”

　　“好一个‘上帝会判决的’！我要命令他们把你拖到马房去揍你一顿，我倒要看你怎样感激我！”

　　，“我会感激您的。太太，我会给您磕头。”

　　这一类冲突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不良的后果。一则因为没有抓到把柄，再则，家奴们对安努什卡的爱也保护了她。总不能因为她教训奴隶们要抱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主人的打骂，就真的把她拖到马房去接她呀！假如她的话的确没有旁的意思，那还好说。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口里说：“服从吧，感谢吧！”——实际上……休想！那些下流胚，他们会体会出言外之意的：你只要稍稍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会对你龇牙咧嘴！

　　“快吃吧，吃吧！下贱婆娘，你最好还是别做声！”母亲做结论说，退到自己的卧室去。

　　但是，有一天母亲差一点对安努什卡下了毒手。那天是个大节日，可是因为节日里家中仍然有许多事要做，加上那天母亲不知为什么火气很大，这样一来，女奴们自然不能出去游玩了。吃午饭的时候，安努什卡照例发表了一通即席高论。但是，象我已经指出的一样，一旦接触到实际土壤，她便不能保持理论见解的高度，知不觉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上帝是怎样办的呢？”她开导大家说，‘他工作六天，第七天——他休息。大家也应当这样办。不光是人，野兽也应当这样。人家说，狼在礼拜天也不吃牲口，只是躺在泥潭里休息。所以说，要是违背主的训诫，那么……”

　　可是女管家甚至没让她把话说完。整个女仆室归女管家管。她要为“这帮女流之辈”的秩序和安宁向太太负责。因此，她对努什卡的传播教义抱怀疑态度是很自然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真的想造反吗！”她对安努什卡喝道，“你说，今天既然是节日，太太的命令就不该听从！你这是说：抄起手坐着吧，上帝亲自这样吩咐的！看我不把你……你等着！”

　　说着，她跑出女仆室，去向母亲告状。这一下可闹翻了天。母亲要求立刻送安努什卡口拐角村，甚至威胁说，要把“好姑姑好姐姐”一齐打发走。但是，由于父亲的干预，这场风波才只限于叫嚷几声，威胁几声就结束了。父亲也没有称赞安努什卡，但只是对在下人食堂开饭时跪了一阵子。此外，还规定在一个月之内不准她进女仆室的房门，把饭食给她送上楼去吃，“以示惩戒”。

　　总之，安努什卡吃了女管家许多苦头，虽然不能说女管家生性凶恶，或者对嚼不完牙巴的弯腿笨婆娘抱有先入为主的敌意。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主奴共处、相安无事的境界，对这一点，她的看法倒并无二致（她们两人一致认为盲目服从是主奴共处的一个主要条件），但是，安努什卡是个理想主义者周为“从《圣经》找到了安慰而使她对奴隶生活的看法带上温和色彩，阿库丽娜是个热心的萨杜基派①的信徒，把奴隶地位视为命里注定的重轨。生与俱来，死与俱往。因此，安努什卡的说教在阿摩丽娜看来不过是徒增刺激的空话，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①公元前二世纪犹太人的宗教政治教派，摈弃天命说和灵魂不灭说。

　　除此之外，阿库丽娜在主人庄园里的地位和其余的家奴又略有不同。她是外村人，同红果庄和本村的人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母亲是在后沼镇发现她的，她是个孤苦伶仃的穷女人，住在村尾，靠集市日在市场上做小买卖为生。母亲向她问长问短，见她机灵乖巧，善解人意，能说会道，便不加深思把她带回红果庄，让她管理女仆，保护主人的财物。她担任这个角色十分卖力，自称是拴在链子上的母狗。她和谁也无冤无仇，她只是爱摆头目的架子，洋洋得意地吠叫，旁人看来觉得十分凶恶。

　　“她把我拴在链子上，我就得汪汪叫！”她声言说，“你们以为我心疼主人的财产，其实它跟我有什么相干！可是太太派我保护它，我就得拖着链子乱蹦乱叫，直到我断气。”

　　总之，阿库丽娜的狂吠，把人家替她脖子上拴上链子的含意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在她的身上再也没有任何旁的精神活动的余地。母亲了解这一点，常常自诩她发现了阿库丽娜无异于找到了一件宝物。

　　安努什卡迈捅过一回漏子，同上面讲的那件事有些相似，不过发生的时间早些，那时刚颁布了第一道限制地主权力的敕令①，规定地主在出售农奴时必须将其全家卖出，不得使农奴家庭骨肉分离。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各个村镇，终于传进了红果庄庄园的女仆室。这消息在这里无疑也有所反应，虽然它所表现的形式仅限于窃窃私语和低垂双眼，但是敏感的地主却看出这一现象的含意（“哼，狡猾的东西！眼睛望着地下，怕露马脚！”）。自然，母亲睁大眼睛注视着各种动向，尤其留神地窃听安努什卡胡说些什么。果然，安努什卡心里存不住话，准备就此事说几句感恩颂德的好话，但是她刚开口说了一句“皇恩浩荡！惦着我们苦难深重的奴隶……”，母亲便向她飞奔过去。

　　①指尼古拉一世在一八三三年颁布的准许地主出卖农奴但必须连同其家属一并出售的诏令。

　　“呻，嚼不完牙巴的瘟神！”她喝道。“你们看看吧，好一个苦难深重的女人！贱胚，你平常不是口口声声说，应当感激主人赏赐的任何痛苦吗！可是现在，怎么这样高兴：要是主人不敢随意摆布你，你怎能进天国？想白白地进天国吗？我可不管你那一套，把你配给傻子瓦西卡，再把你们卖掉！叫你进天国！”

　　这一次，安努什卡的越轨行为没有得到好下场。父亲没有替她说情，因为他虽然承认奴隶感恩戴德地服从主人的理论，却不许在实践这个理论时节外生枝。安努什卡挨了一顿鞭子……

　　我不知道安努什卡是否明白她的言论中存在着分歧的含意，但我想，倘若母亲一旦想到同她认认真真辩论一番，那么胜利者决不会是奴隶，而是太太。我再说一遍：生活本身常常使安努什卡碰到许多矛盾，因此，单凭这一点她就不能不陷于与自己的法典发生抵触的窘境中。比如说，奴隶应该抱着感激心领受主人赐予的痛苦，可是真糟糕：昨天，他们“无缘无故地”打了阿利什卡一顿，而她却是个好姑娘，值得同情。又如：前些日子，他们毫无道理地把米隆·斯杰班尼奇送去当兵——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面对这一类事实，怎能停留在理论的高度上，怎能不说说自己的想法？可是一说自己的想法，又糟了！主人本应牢牢记住：其实他不是鞭打阿利什卡，而是成全她早进天国……“你瞧他们这些不声不响的家伙是怎样感激主人的！”

　　尽管如此，但只要母亲不在家里，安努什卡便觉得自己完全自由了。母亲自从被发家致富、购置产业的想法迷住心窍以后，经常出门。她时而上莫斯科，时而去新买的田庄，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母亲一走，全家人都活跃起来。父亲不再呆在自己房里，他在宅子里转来转去，找村长、女管家、厨子谈话，一句话，发号施令；“好姑姑好姐姐”下楼来喝晚茶，和父亲谈天，一直谈到十点光景；孩子们在大厅里追逐嬉戏；女仆室里有了歌声，起初还有些畏缩，后来越唱越嘹亮；连女管家阿库丽娜的吠声也门在胸膛里，听不见了。安努什卡每晚也跟随好姑姑下楼来。

　　女仆室的屋角里有一张桌子，上面点着一段蜡烛头，女奴们在桌旁给安努什卡腾出一块地方。丫环们在纺纱。安努什卡一面织袜子，一面讲故事。讲的大都是基督教建立初期的受难者们的苦行（她最敬佩的女英雄是伟大的受难者瓦尔瓦娜和叶卡杰琳娜）。她讲得娓娓动听，明白易懂，连我们做少爷的也常常溜进女仆室，兴致勃勃地听着。出现了一幅鲜明的图画，画面上一边是暴虐的皇帝：尼禄①、狄奥克列齐亚努斯②、多米提亚努斯③等人，他们沉浸在荒诞的嗜血的迷惘中，不断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消灭这帮笨蛋！消灭这帮笨蛋！”画面的另一边是在暴君们的淫威下的温顺的牺牲者，他们欣然走上火堆，献身给野兽们，听凭它们撕咬。如果安努什卡只是简单地讲述这些故事，印象就已经够深刻了，可是她忍不住还要从故事中引出一些教训来。

　　①尼禄；古罗马皇帝（54—68），以残暴闻名，曾迫害基督徒。

　　②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古罗马皇帝（285—305）；君主独裁制的奠基者，曾残酷迫害基督促。

　　③多米提亚努斯；古罗马皇帝（81—96），以恐怖手段闻名，曾迫害基督徒。

　　“看看圣徒们是怎样执行皇帝的命令的吧！”她说，“他们向火堆上走去，没有一句怨言，只顾赞美上帝！可我们呢？主人轻轻扎我们姐妹一下，我们就要大叫大喊：我们的残酷的主人喝奴隶的血啦！”

　　不用说，阿库丽娜看出了事实和结论之间存在着矛盾，便抓住它进行批驳。

　　“你这个傻婆娘！”阿库丽娜反驳道，“你开口服从，闭口服从，既然这样，圣徒就应当拜倒在昏君脚下，一声不吭就完了。可是他说，你把我剁成八块吧，我不是你的上帝的仆人！你觉得这样说更好！”

　　但是这种反驳难不倒安努什卡，她有的是现成的说词儿。

　　“就应该这样嘛，”她答道，“皇帝和主人有权处置奴隶的身子，再重的刑罚，奴隶都应当抱着感激的心领受；可是奴隶的灵魂是只属于上帝的。”

　　“要是太太对你说，别净说废话，碎嘴婆娘！你回禀她：您爱怎办就怎办，太太，哪怕您剥了我的皮，我也会怀着感激的心领受，要我不开口可不成。这样做，难道又是你对了吗？”

　　“唔，拿我和圣徒相比做什么！”

　　“不，你别躲躲闪闪。我没拿你和圣徒相比，我是问你：你该不该执行太太的命令？”

　　展开了舌战。应当承认，十有九回，安努什卡不得不让步。当然，她在辩论中所以处于劣势，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奴隶地位使她不能畅所欲言的缘故，但不管怎么说，事实上阿库丽娜毕竟辩赢了。

　　“着着，所以说嘛，”阿库丽娜在结束争论时说，“苦役生活本来不好过，你还象啄木鸟似的，笃笃地嘀咕个没完：服从吧，服从吧。”

　　古代殉难者的故事讲完，再讲当代的故事。

　　其中有几个故事我现在还记得。从前有一个国家，那里有一个残暴的老爷，在他的田庄上横行霸道了几十年。他杀了许多无辜的农奴，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起错一个念头——他千方百计的打杀，搞得他的农奴倾家破产，衣食无着。上帝对他总是忍耐着，总是等待着，看他往后怎样，但上帝终于也发怒了。老爷的妻子跟姘夫逃走了；七个儿子，一个接一个无缘无故的死了。祸不单行，老爷的宅子失火烧掉了，宅子的全部家什、金银财宝——一句话，一切的一切全毁了。只剩下老爷孤身一人，没有家庭，没有房子——无所有。他开始思索。想来想去，他终于拿定主意。他随便穿上一件衣服，拄着一根小拐杖，趁夜深人静的当儿，偷偷地出走了。人们四处寻找他，甚至怀疑是农奴杀了他们的老爷。过了十来年才弄清楚，原来他躲进一个远方的修道院，出家修行去了。主人的暴虐和悔悟，至此大白于天下。皇上知道这事后，昭谕有司，姑念时过境迁，不再审判老爷，但将他的田产抄没归官。现在，那里的庄稼汉已经缓过气来，光景过得挺美。

　　但是，阿摩丽娜对这个朴质的故事也不肯放过，也要批评几句。

　　“要是听信你老爱说的那些胡话，”她评论道，“上帝就不应该管这件事。你不是常常这样说吗：让主人折磨奴隶吧，这样奴隶才好进天国。”

　　“可你要知道，人的忍耐心再大也有个限度。奴隶不是圣徒。他们也是人——什么坏事干不出来！有的人忍受不住，就想靠自己的裁判来获得真理，不过，他这样做，上帝也应该惩罚他！”

　　“也应该惩罚。还是忍耐吧。死了就能得到奖赏了。”

　　另外一个故事也发生在农奴制压迫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商人。从前，在某个国家，有一个商人，他有无数的财宝。不过这些财宝他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弄到的：盗窃、欺骗、掠夺。他的行为永远和童话里的绿林好汉背道而驰：他不触动富人一根毫毛，却专门抢劫自投罗网的穷人。他贪得无厌，永不知足。当他带着一大把金子回家时，他心里想：现在该再弄一把了。可是，当他攒满了好几囤金银财宝时，病魔忽然降落在他身上。起初，红肿流脓，后未，全身开始糜烂。他身上发出冲天的恶臭，不仅是亲戚朋友，连所有的仆人也离开了他；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守着他的财产。他求医问卜，祈神许愿，捐建寺院，什么都做了，仍然无济于事。上帝不接受他的祭品。不过，有一天他坐在窗前，看见一个朝圣的香客打窗外走过。以前他从没有请过一个香客进来吃点东西，暖暖身子，这一次他忽然灵机一动：我要叫他进来，叫他进来。他俩攀谈起来，商人愈看他的客人，心里愈觉得爱慕他。于是他开始渐渐地在香客面前流露自己的心事。他说：“上帝惩罚我，让我得了这样一种怪病，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亲戚朋友全抛弃了我；我过的日子还不如一条臭狗。”香客问他：“上帝为什么要惩罚你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求神许愿，捐建寺院，可是我的病一点也不见好！”“你对着亮处站着，让我给你瞧瞧！”香客扳转商人的脑袋，让它对着亮处，不觉大吃一惊，只说了一句“哎呀，你的心全黑了！”便哭泣起来。商人见香客落泪，自己也哭了。香客开始向商人数落他的罪状——真是百罪俱全！而最大的罪状是他欺侮孤儿和奴隶。这时，商人向香客许愿：他愿意拿出全部不义之财为奴隶赎身，改善他们的处境。只要他听到哪里有人折磨奴隶，要奴隶做苦工，他一定出钱替他们赎身；或者，哪里有人向奴隶索取过重的贡赋而奴隶无力承担，他一定助奴隶一臂之力。“只要你肯这样散尽你的钱财，上帝一定会保佑你霍然而愈！”香客说完这话，忽然不见了，好象融化在空气中了一般。这时商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来客并非凡人，乃是上帝的天使。于是他立刻遵照天使的吩咐去做一切该做的事。他套上一辆大车，装满金银财宝，就动身了。听说什么地方有奴隶呻吟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便赶去搭救他；或者替奴隶赎身，让他完全自由；或者使些金钱买通村长总管，为奴隶找个荫底之所。一车金银散光，他再装满一车，直到用完最后一因为止。这样一来，商人的美名开始传遍全县，所有的奴隶都为他祝福，祈祷上帝保佑他去病消灾。当他的不义之财散尽的时候，神人又来了，但这一次不是以古怪的香客姿态，而是化为一片祥云出现在他眼前。商人听见云端传来的声音：“你的罪孽已经赎清！”他忽然感到好象进了天堂一般，浑身舒泰。亲戚朋友又象从前一样上门来了，商人开始过着宁静和睦的日子。他的儿子们重操旧业，生意兴隆，比从前更加富有。他的爱女嫁了一位将军。商人自己呢，他搬到宅旁一间小小的看守室里，粗茶淡饭，默默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可是……”女管家正要反驳，但这一次连丫环们也不让她发挥高见了。

　　“得啦吧，阿库丽娜·萨伏斯雅诺夫娜！真的，您别纠缠了吧！”她们打断她的话道，“依您说，救济孤儿也有罪罗！”

　　“没有罪过，可是空口说白话，没一点用处。商人吐出偷来的钱财，这有什么稀奇！”

　　“不管是不是偷来的，自己的钱，总归心疼的！”

　　“后沼镇有个姓马斯洛波耶夫的财主。虽说他抢了许多钱，可是你试试求他周济周济穷人吧，他宁可上吊，也不肯拔一根毫毛！”

　　阿库丽娜遇到回击便不吱声了，有时她干脆离开了女仆室。她一走，大家又谈起来，谈得比她在场时更加自由。

　　“好姑姑，听说三一修道院有一位苦行修士，一天只吃一个小圣饼，这是真的吗？”听众中有人好奇地问。

　　“有这样一个神人。他早上把圣饼放在水里泡软，吃下去，肚子整天都是饱的。在四旬斋期第一个星期和基督受难周里，整整七天他只吃一次东西。过复活节的时候，人家送给他一个彩蛋，他剥掉蛋壳，吻一吻，将彩蛋送给叫化子。他说：我这样就已经开了帝了！”

　　“侍候上帝的人原来是这样生活的！”

　　“可是我们生活得多好！主人给我们吃的，菜汤、荞麦、牛奶，样样全有，我们还老是抱怨，说什么我们的主人太残酷啦！要饿死我们啦！”

　　女仆室里响起一片大声的叹息声。安努什卡接着说道：

　　“天国的大门只开一条缝儿，要进去是不容易的。尽管是奴隶，没有功德，上帝的仁慈也不降临到他身上。”

　　终于敲了十点；饭厅里传来挪动椅子的碰击声。这是好姑姑在和父亲互道晚安，准备上楼去了。随后，安努什卡也离开了炉台。

　　“该睡觉了！”丫环们打着哈欠说，忘了母亲在家时她们从来没有在十一点以前离开过纺车。

　　半小时后，整个宅子沉浸在深沉的睡乡里。

　　但是，万事皆有结束之时。安努什卡的自由也到了完结之时。听！村外传来了马铃声，起初很微弱，接着越来越清晰。这是母亲坐车回来了。她一回来，一切又恢复旧观。女仆室充溢着纺锤的唯一的嗡嗡声；安努什卡象个上了一层釉彩的泥人儿似的，坐在耳房里的火炉后面打着盹儿。

　　在四旬斋期的基督受难周里，类似上述的闲谈重新活跃起来，只是规模小得多。在这一周里，我们全家人行复活节前的斋戒祈祷；孩子们不念书；家奴们也比较清闲。安努什卡比平常下楼的次数多，把两位好姑姑丢在楼上，自己在女仆室坐上半天。话题自然离不开基督受难的故事。应当说句公道话，倘若没有她，女仆室里这些不幸的居民就无从知道这一周里教堂里唱什么圣歌、布什么道了。

　　但是母亲不让她久坐。一想到这些“姑娘们”听过安努什卡的话可能开了心窍，母亲心里就很不好受。因此，虽然她表面上没有动怒（在这种大节期里不应当动肝火），但是听到安努什卡的低语声后，她便走进女仆室，委婉地说：

　　“看在基督份上，你别折磨我吧！让我好好过个复活节，不要做错事吧！吃完饭回到楼上去！”

　　当然，安努什卡服从了太太的命令。

　　尽管经常有些冲突，但总的说来，安努什卡对自己的命运是没什么好抱怨的。只是在她晚年的时候，命运之神对她作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母亲把她和两位好姑姑撵出了红果庄。鉴于前面我已经讲过这场悲剧的详细经过，这里就无须重复了。

　　安努什卡活了很大年纪，最后死在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姑姑在她妹妹去世后所进的那个修道院里。她没有得什么病，只是在临死之前两个星期光景，她觉得浑身不适，躺在厨房的炉台上便再也起不来了。

　　“谢天谢地，老天爷没有忘记将他的仁慈赐给我！”她弥留时说，“我生下来是奴隶，给主人做了一辈子牛马，如今，既然万能的主赐给我死亡，我就永生永世做……上帝的奴隶！”

十九　新托尔若克城的马芙露莎

　　她是新托尔若克城的一个小市民，自愿嫁给农奴，自己也降为农奴。农奴画师巴威尔（我的蒙师）出外挣代役金，在托尔若克城工作时看上了马芙露莎。两人互相爱上了。几乎从来不允许家奴结为夫妇的母亲，这一次却很乐意成全他俩的婚事，因为巴威尔为我家弄到了一个无须主人破费的女奴。

　　婚后大约过了两年，巴威尔被召回红果庄在我家干活。他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变故，因此接到命令后，他感到非常吃惊，以致他虽然不敢违抗主人的旨意，却没有带同妻子，只身回到庄园来。他不忍心让年青的妻子失去自由，堕入万劫不复的农奴地狱；他以为：主人叫他回来干一、两个月的活儿，又会放他出门去挣代役金的。

　　但是母亲另有打算。活儿很多：红果庄教堂里所有的圣壁要重新描过，根本没法确定完工的期限。因此太太命令巴威尔把他妻子接来。他求主人放他走，他愿意缴双倍的代役金，甚至答应另外找个画师做他的替工，但是没有用。他向主人证明，他的妻子有病，干不来活儿，也没有用，——母亲根本不听这一套。

　　“病人能干的活儿这里也有，”她说，“你说她干不来活儿，要真是这样，我自有办法，教她很快就干得来。”

　　可是马芙露莎起初坚决不肯到红果庄来。后来还是派人去把她押解来了。

　　母亲一见到这个新奴隶，立刻相信了巴威尔说的是实话。她果然是个瘦弱、憔悴的女人，那单薄的身子根本担当不起农奴的苦役。

　　“亲爱的，你在家里的时候总得做点事吧？”她问马芙露莎。

　　“怎么不做！我是烤面包卖的。”

　　“那就在这儿烤面包吧。”

　　母亲指派马芙露莎专烤主人一家食用的白面包，兼做教堂做法事时用的圣饼。

　　马芙露莎服从了这个命令；但是很显然，她刚完成第一次使命，便尝到了嫁给农奴后跨出的这一步是什么滋味……

　　母亲把他们单独安顿在一起，相当方便。在主人宅子的楼下腾了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间，做巴威尔的作坊，他同妻子就住在作坊隔壁一间小房里。甚至还破例地发给他们月粮，虽然这时月粮制度已经取消了。给他们干的活儿并不繁重，因为巴威尔的工作和旁人的不同，而且不受监视；至于马芙露莎，至少是在最初一段时期里，母亲不太管她，似乎她明白，人世间有一种痛苦，良心不允许她再去刺激它。

　　巴威尔是一个温顺、听话的人。作为一个圣像画师，他非常熟悉教会的掌故，而且笃信宗教。逢年过节他必参加唱诗班唱诗，做弥撒时他朗读使徒传。家奴们十分喜欢他，因此并不嫉妒他享有的较为优厚的生活待遇。他们对马芙露莎也抱着同样的好感，但她生性腼腆，竭力回避和他们接触。巴威尔也不勉强她跟他们来往，只是慢慢地引导她去和安努什卡（见上章）接近，因为，在他看来，安努什卡能够凭她三寸不烂之舌解脱自愿为奴者的痛苦，使妻子乐天安命。

　　可是我对马芙露莎的印象却相当模糊，因为她每周只到上面来两次，又是在黄昏的时候。一次是礼拜五，她来领面粉；一次是礼拜六，巴威尔端着一大盘白面包和圣饼，她随着他走来，把它们交给女管家过秤。不过，我们家里的人吃饭的时候倒常常谈论她。

　　“没话说，巴甫鲁什卡①可弄到个宝贝儿啦！”母亲愤愤地说，渐渐忘掉了她当初对这个新女奴寄予过的短暂的同情，“一天到晚守在一块儿，难分难舍，他画圣像，她织袜子。不是织主人的，是织他们自己的袜子！我不知道她以后会怎样，不过要是……唔，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①巴威尔的卑称。

　　“这也难怪，她原本是个自由的女人，还没有过惯这里的生活，”父亲婉转地替马芙露莎辩护。

　　“难道是魔鬼抓着犄角硬逼她嫁给农奴的：不，不，不！依我说，既然嫁给了农奴，就应当明白，自己也成了农奴。哪怕她有一次想到这一点也好啊，哪怕她有一次走来对我说：‘太太，请您让我给主人于点活儿吧。’那也好啊！我也是个明理的人；我明白，什么活儿她能做，什么活儿她不能做。我又不会强迫她去打谷子！”

　　“她不是在烤面包、做圣饼……”

　　“这种活儿，一礼拜干三个钟头就完啦；而且炉子恐怕还是那个乖男人替她生的……这些骗子，谁知他们弄些什么鬼名堂！关上房门，谁也不让进去。只有碎嘴婆娘安努什卡常常跑去找他们。”

　　“别管他们，看在上帝份上！让他把圣像画完吧。”

　　“圣像自然要画，可是她也应当干活儿呀。怪事！吃主人的饭，啥事也不想干！白白消耗粮食！他们连茶炊也带来了，——这两个贵族还有……茶叶和砂糖：瞧我马上去把他们的茶炊拿走……。

　　有时，母亲派女管家去打探这两个“贵族”在干些什么。阿摩丽娜执行太太的命令，但她没在那里呆多久，几分钟后便回来禀告主人了。

　　“怎么样？”

　　“没什么。他们安安静静坐着，谈着家常。”

　　“好吧，瞧我让他们‘谈家常’！你也不在他们那里多呆一阵，仔细看看。”

　　“没什么好看的。他们安安静静坐着，他画圣像，她涂颜色。”

　　“他们大概请你喝茶了吧？”

　　“我没喝他们的茶；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茶。”

　　“你也和他们串通一气……你这个窝藏户！”

　　但是，正象我已经讲过的那样，母亲对马芙露莎毕竟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只是满肚子不高兴罢了。不过有时她把巴威尔本人叫来。

　　“你那位贵族太太还要闲耍多久呀？”她质问他。

　　“饶了她吧，太太！”巴威尔央求着，跪了下去。

　　“不，你回答我：你那位贵族太太还要闲要多久？”

　　“她不会干活儿。她不是在烤面包吗？”

　　“这种活儿，一礼拜干三、四个钟头……你知道别人是怎样干活儿的吗？”

　　“知道，太太，可我女人她有病。”

　　“我就要治她这种病！好吧！我再等一等，看看她以后怎样。你这家伙也真好！应当好好教训教训老婆，可你就知道接吻，亲热……给我滚……没出息的！”

　　不用说，这些谈话和这些场面使巴威尔痛苦极了。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不能抱怨主人苛待了他，但是他的安静生活随时可能遭到破坏的危险，却使他忧心如焚。他心灰意懒，比从前更加沉默寡

　　时光一月一月地过去。母亲愈演愈烈地行使着女主人的无边权力，可是马芙露莎依然“游手好闲”，甚至连面包也不肯烤了。

　　巴威尔不止一次想借助信仰的力量使爱妻安于自己新的处境（据说，他试着“教训”过她），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看来，她仍旧爱着她的丈夫，然而由于她现在才体验到自愿沦为农奴所带来的莫大痛苦，她对丈夫的眷恋不能不受这种逆境的影响，而且一想到他们的结合除了奴隶的枷锁，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幸福，更使她愁肠百结，以致最真挚的爱情也可能轻易地让位给冷淡甚至憎恨的感情。目前虽然暂时还没有落到这个地步，但最显而易见，红果庄的暴政已经打开了她的眼界。

　　象安努什卡那样，她也给自己立了一套法典，这是在她陷人奴隶生活的处境时逐渐在她心里形成的。她恍然大悟：为了满足短暂的爱情，她舍弃了自由，因而违背了神意，招来了“神的诅咒”，如果她不能用某种奇迹为自己“赎身”，“神的诅咒”便加在她头上，不仅今生如此，来世也是这样。因此，如今她朝思暮想的心事便是赶快“赎身”，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创造奇迹。一条最自然的出路就是：不向暴力低头，不承担奴隶的重荷。在她拒绝主动去见主人之后，她已经部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如果主人想强迫她替他们干活，她便得完全照计行事。她决不再干活了，决不。“神的诅咒”把她的灵魂打入黑牢，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使他们折磨她，她也甘愿承受这种折磨。

　　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以拯救灵魂，那么，她也一定能找到别的出路。目前她还看不清前途怎样，但她已经横下一条心了……

　　马芙露莎是否对丈夫表白过自己的决心，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巴威尔已经看出她脑子里起了于他俩不利的念头，因此，两口子之间常常发生口角，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决不再替主人干活！决不再给主人鞠躬！”马芙露莎坚定地说，“我是自由的！”

　　“既然嫁给了农奴，你还有什么自由！你现在和别人一样，也是个女农奴，”丈夫想说服她。

　　“不，我天生是个自由人；生为自由人，死为自由鬼！决不替主人干活！”

　　“你不是在烤面包吗！虽说这是件轻活，可总是主人的活儿呀。”

　　“面包我以后也不烤了。当初是你一个劲儿催我干：烤吧，烤吧！我这个傻瓜，听了你的话。以后我只给教堂烤敬神用的圣饼。”

　　“要是太太川人打你呢？”

　　“随她的便。她高兴怎样折磨就怎样折磨，要剥我的皮也随她，我决不出卖自己的自由！”

　　果然，在一个礼拜五，女管家报告母亲，马芙露莎没来领面粉。

　　“这又是什么新花样！”母亲冒火了。

　　“不知道。她说：我不是你主子的奴仆。我是个自由人。”

　　“我马上叫她的脊背尝尝自由人的味道！把她带上来，顺便叫她的蠢男人也来。”

　　果然不出巴威尔所料：马芙露莎挨了一顿鞭子。不过，姑念初犯，手下留情：惩罚不是在马房而是在女仆室里进行，而且是叫巴威尔本人动的手。鞭打完毕，她从板凳上下来，向丈夫深深一鞠躬，平静地说：

　　“谢谢你的教训！”

　　但是，面包她死活不烤。

　　从此，她满面愁容，郁郁不乐。巴威尔竟那么驯服地执行了主人的命令，使她在旧创之上又添了新痛，她的心碎了。她认为，他应当承受任何苦难，决不该举起柳条鞭子抽她。

　　“你这个可耻的东西！”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里时，她说。巴威尔也明白，他们的亲睦的生活从此不可挽回地完结了。马芙露莎整天呆在房里，不仅丈夫工作时她不再坐在他身旁，连他问她的话她也爱答不答，敷衍了事。前途暗然无光；连巴威尔自己也想不出如何了结。他本想求“老爷”替他说句话，但是父亲照例是躲躲闪闪，不肯帮忙。

　　“你们是奴隶，”他答道，“就应当象奴隶一样服从主人。”

　　“这话不错，”巴威尔试着回嘴道，“但是既然出了这样的事……”。

　　“什么事也没出，是你们吃饱了撑得慌！老弟，我可不管这些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去吧，去求太太吧，要是……”

　　在这个时期，母亲每天查问，马芙露莎是否继续固执己见，得到的答复总是说她依然如故。于是采取激烈的措施：不再发月粮给这两个不驯服的奴隶，让他们到下人食堂去和别的家奴一块吃饭。但马芙露莎为了表示反抗，叫女管家转告女主人，她决不到下人食堂去。

　　“难道她不想吃饭吗？”母亲惊讶地问。

　　“不知道。她说：‘要是他们硬拖我到下人食堂去，我到了那里也不吃！’”

　　“她胡说，泼妇！饿着肚皮是不好受的……她会吃的！带她到下人食堂去！”

　　但是马芙露莎并没有胡说。她空着肚皮一连呆了两天，也不到下人食堂去。到了第三天，母亲不放心，召见巴威尔。

　　“你的女人怎么啦，鬼迷了她的心窍吗？”她问道。

　　“不知道，太太。她有病。”

　　“有病的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不会犯上作乱。不，她不是有病，是倔强……冒充贵族太太。”

　　“好象不会……”

　　“我可看透了她，这个女流氓！也看透了你，没出息的！给我小心点！我可不管你已经过了年纪，只要我高兴，不合格我也送你去当兵！”

　　“放我们走吧，太太！我一定为我自己和她缴两份代役金。”

　　“没那么便宜！你就是画完了圣像，我也不放你们走！叫你们烂死在红果庄。呆在这儿，把你那个宝贝女人看个饱吧！”

　　话是这样说，还必须找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母亲在她的地主生涯的实践中从没有遇到这类事，因此她感到非常棘手。有时她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在马芙露莎搬进主人庄园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就放纵了她，现在是否就随她去呢？但自己已经说了那么多威胁的话，要让步也有诸多不便。这样一来，家奴们一见这个倔强的婆娘便会说：“我们也抄着手坐着吧！”不行！无论如何得镇住这个倔婆娘；得叫大家从实例中懂得主人的权力决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然而，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让步。

　　最严厉的命令一道接一道下来，但立刻又一道跟着一道收回去。其实，母亲原先并不是个性情乖戾的女人，是那无法无天的地主权力使她逐渐养成了动辄威胁别人的习惯，并且使她的感觉麻木了，预计不到这些威胁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在遇到这种顽强的反抗时，她手足无措了。

　　“带去，把她带到马房去揍她！”她命令道，但几分钟后，她又改变了主意，说：“让她找死吧！别碰她！我等着，看她以后怎样再说！”

　　甚至下过一道命令：把他们夫妻分开，强迫马芙露莎搬到下人食堂去；但是当楼下巴威尔的小房里传来一阵喧闹声，表明仆人们已在执行太太的命令时，母亲不禁心惊肉跳起来……“唔，她真的会绝食自杀的！”她脑子里忽然闪过这个念头。

　　家人们怀着惊诧、恐怖的心情，注视着微不足道的女奴和权力无边的太太之间的斗争。母亲看到这一点，心如刀绞，却又无可奈何。

　　“吃了吗？”她不断向女管家打听。

　　“还是不肯吃。”

　　“一定是巴甫鲁什卡偷偷给她送了吃的东西。告诉他那个坏蛋，他要是给她一块面包，我对天起誓，非把他们两个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不可！”

　　但是，刚说完这话，当早饭或者午饭送到女仆室来时，母亲却叫出一个丫环（她竟不再回避她们了），对她说：

　　“唔，你是不是把……汤……给那个……送点去……不准说是我叫你送去的，要装着是你自己……”

　　再说一遍，权力无边的太太不得不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斗下去，她便只好百事不干，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消耗在制服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奴身上。

　　尽管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清醒的理智告诉她，无论如何得结束这种险象环生的混乱状态。也要为母亲说句公道话：她决心听从理智的忠告了。她把巴威尔叫来，对他说：

　　“你们给我的痛苦，我已经忍受了好几个月！我受够了。你们要怎样就怎样过日子吧。不过，要是你那位贵族太太再落到我眼里，休怪我心狠！是你对也好，是你错也好……我非把你们两个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不可！”

　　同时她下令不再惩治马芙露莎，并且恢复了巴威尔的月粮，但只发给他一人，没有他妻子的份儿。

　　“让她爱怎样就怎样吧。我不能拿粮食白养活她。”

　　作了这样的处置之后，母亲心境平静下来，似乎好几天都没有讲话。她不再经常叫嚷得声震屋宇，下命令时心平气和，不再恶言咒骂。她懂得，必须消除这场强烈的骚乱在家奴中造成的印象。

　　马芙露莎也平静下来，或者不如说，好象根本不再有她这个人了。她象囚徒似的坐在自己房里，默默地忍受着孤独的痛苦，想到自已被毁灭的青春，心都碎了。

　　那时我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这件事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不止一次下楼去，打算到巴威尔房里去看看马芙露莎，可是我刚走近他们的房门，便惊慌起来，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退了回来。但是每当我有机会到果园里时，我便有意在宅子前边踱来踱去，在我所向往的那间小房的窗前放慢脚步，向那蛛网密布、挡住了我的视线的玻璃窗往室内探望一阵。我听见似乎有人在里面轻轻地呻吟。

　　不管怎么说，巴威尔的一生是给毁了。马芙露莎不但疏远了他，甚至不再跟他说一句话。她对有权有势、唯我独尊的太太的胜利，远远不能使她感到满足。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胜利，只不过是太太不愿意再和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落到她手上的女奴打交道罢了。处境没有因此得到任何改变。在这次胜利之前，马芙露莎是女奴，胜利以后她仍然是女奴——不过是个造反的女奴罢了。因此，她关于“神的诅咒”的看法依然对她起著作用。

　　马芙露莎愈来愈苦闷。巴威尔在她心目中渐渐成了使她遭致厄运的罪魁祸首。爱情逐渐破灭，一天天冷下去，终于化为不折不扣的仇恨。马芙露莎口里没说，却用自己的全部行为、表情、举止向大家证明，她心里对丈夫除了深恶痛绝再没有任何别的情感。

　　安努什卡担心她会毒死亲夫或者“毁坏”他的肢体，但巴威尔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不同意采取任何防卫的措施。和一个对他怀着敌意而他仍然爱着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使他厌恶至极，恨不得用自杀来了此残生。

　　“她不至于这样做，”他说，“我会自杀——这倒是很可能的事。”

　　但是事态没有发展到这步田地，倒是简单得多便解决了。

　　一个秋天的清早，天还役亮，我被宅子里的奔忙声惊醒。我跳下床，披上衣服，跑下楼，从碰到的第一个丫环口里得知马芙露莎上吊了。

　　悲剧结束了。不过，作为尾声，我还要补充几句。喝早茶的时候，我问母亲什么时候埋葬马芙露莎，母亲回答说：

　　“明天就叫人用席子里一裹，扔到泥塘里去。”

　　果然，第二天早上，地方法院的农村陪审员来到我家，批准了埋葬自杀者的请求。我站在窗前看见人们用破芦席裹着马芙露莎的尸体，扔进板车里，拉到泥塘去了。

二十　万卡—该隐

　　他原名伊凡·马卡罗夫，斯杰班哥哥第一次看见他时，给他取了个绰号：万卡—该隐。其实，无论是伊凡所特有的那种调皮的习性，还是他那种玩世不恭、老实说又相当令人讨厌的诙谐，和真正的万卡—该隐①这样的名声，都是名不符实的，但是这个胡乱地起的绰号一经提出，人们也就胡乱地接受下来。

　　①万卡是伊凡的卑称。该隐是。圣经，故事中杀死亲兄弟的凶手。耶和华因此罚他永远流浪。

　　就职业来说，他是个理发匠。两年前，他一出师，主人便叫他出外去挣代役金。可是两年来，他没有缴一文钱代役金，因此主人决定调他回乡下来。一天早上，仆人报告母亲，理发匠伊凡在女仆室待命。

　　“啊！亲爱的！欢迎欢迎！好小子，你干吗不缴代役金？”母亲对他寒暄说。

　　但伊凡避而不答，满不在乎地走到太太面前说：

　　“太太！请允许我吻您的手儿。”

　　“滚开……流氓！你们看，他倒想演滑稽戏啦！说，你为什么不缴代役金？”

　　“承您的情，太太，我本该万分荣幸地缴纳代役金，可是，说实在的，我自己要钱用。”

　　“我让你烂死在乡下。教你在太太面前演滑稽戏！我倒要看看你怎样‘自己要钱用’的！”

　　“您看着办吧。我就在这里美美地过一辈子好啦。”

　　“啐，你这个贱种！万万没想到！……”

　　“美兮，笨猪儿①。役碰到耳朵，算不得打耳光！非常感谢您的宠爱！”

　　①法语：“谢谢旧安”的谐音。

　　母亲惊讶得目瞪口呆。从这一连串不三不四的插科打诨的谈吐里，她只明白了一点：一有机会便应当把这个站在她面前的人送去当兵，再同他理论下去，只能招来更大的意想不到的不快。

　　“滚！”她大喝一声，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同时立即明智地退却了。

　　“热—吾—费李西特①。来过的人还没到②。请您放心，我不想领情。”

　　①法语：je vous felicite，意为：我恭喜您。

　　②这几句颠三倒四的话，貌似插科打诨；实际上是对主子的一种反击：走不走由我（“来过的人还没到”），你如果打我（上文“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我可不是好欺负的（“……我不想领情”）。

　　总之，他刚迈出第一步就表明他在红果庄的生涯将是与众不同的，谁也不怀疑他以后会遇到不幸。

　　他的外表可说丑怪已极。瘦高的个儿，细长的双腿支撑着窄而短的躯干，他不住地晃荡着身子，两腿好象被压得发软，支持不住躯干似的。和身量很不相称的小脑袋，憔悴的、刀刃型的窄脸，长长的、黄里泛白的头发，无神的蓝眼睛（仿佛是两个空洞），薄薄的、几乎没有血色的嘴唇，不住地晃动的、猩猩式的长手臂，加上摇摇摆摆、高一脚低一脚的步伐（好象他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跳舞）——这一切证明他身上存在着某种近似“无责任能力”①的不正常的状态。他回来的时候穿一件白麻布衬衣，下摆也不塞进裤腰里，还带来了一架手风琴；他把它放在门廊里。

　　①法律名词：因神经错乱而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他是怎么说的？……‘热—吾—费李西特’……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来着？”母亲追忆着他的话，回到女仆室，伫立在窗前，想看看这位滑稽大王要到哪里去。“姑娘们，他是怎么说的？”

　　“‘来过的人还没到’，”一个丫环提示道。

　　“这小丑，他倒想得出！”

　　“他看见您举手要打他，就用这话警告您：别动手动脚。”女管家阿库丽娜解释说，她因为自己在我家居于特殊地位，所以对母亲说话不太拘束。

　　“他等着吧！你们看！看！这流氓跳舞啦！简直不是走路，是跳舞！天啦！他好象在拉手风琴！你们快去，快去，把他的手风琴夺过来！”

　　一个丫环跑去执行命令，母亲留在窗前观看事情的发展。不大一会工夫，被派去的丫环已经赶上滑稽大王，她急步走着走着，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手风琴，转身飞奔而去。伊凡拔腿追赶，但是不幸，他的腿有毛病，踉踉跄跄，终于一跤栽倒在地。

　　“你们看！你们看！栽倒了！……喂，丑八怪！你干吗呀？蹭痒痒吗？摔碎了腰子吗，下流货？”母亲叫喊着，观赏着窗外抢呀追听的一幕，忘了自己刚才的愤怒。

　　丫环拿来了手风琴；但楼梯上随即响起了脚步声。母亲听见这脚步声，急忙抓起手风琴，从女仆室跑了出去。

　　“太不象话！”滑稽大王转身来到女仆室，放开嗓门，大声怒号，“简直是拦路抢劫！我也真傻，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还以为太太叫我来，会对我说；伊凡，给我拉个曲子吧！”

　　丫环们一拥而上，簇拥着把他送走了。接着，车夫阿连皮（他兼任庄园里的打手职务），象俗话所说，狠狠地揍了莫斯科客人一顿。

　　当天，母亲在吃午饭时说：

　　“又来了一个现成的丘八。看一阵再说，要是不行，不等征兵期我就把他送去当兵。”

　　就在这次午饭席上，斯杰班哥哥给客人取了万卡—该隐这个绰号，这很合大家的口味，因此立刻通行开了。然而，对于斯杰班来说，他的杜撰却遭到了回敬。晚上，他遇到伊凡，便用他素常使用的不拘形迹的口吻问道：

　　“怎么样，万卡—该隐，他们刚才给你洗了个痛快的蒸汽澡吧①？”

　　①俄国人洗蒸汽浴时，用桦树条抽打身子。这里指挨打。

　　伊凡听到这个新绰号，始而惊讶，继而恍然大悟，原来少爷象他一样，也是个滑稽人物。

　　“万卡—该隐……为什么？我和该隐有啥关系？”他反问。“少爷，我叫伊凡·马卡罗夫，可是您呢，不管叫得对不对，你爹你娘总是尊称你斯焦普卡蠢货！”

　　善于经营的地主往往教家奴学一门手艺以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而各种手艺中数理发这一行最没有出息。代役制的农奴理发匠很少是老老实实的缴租人。他们年纪轻轻就被轻便的活儿、与顾客的粗俗的胡扯腐蚀坏了。因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几乎经常在莫斯科城里荡来荡去，没个固定的位置。

　　他们中间酗酒并不特别普遍。但是，游手好闲、油嘴滑舌、热中于搞各种不体面的“订货”，却是他们最主要的特点。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游街串巷，忙于撮合拉纤，为他人物色“姑娘”，而且只要能满足萍水相逢的“订货人”的欲望，即便有累断腰骨的风险，也在所不惜。最突出的是：尽管这种“订货”的报酬相当丰厚，他们却永远身无分文。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他们拿到报酬后，立刻跑到附近的小馆子里，将这些零票子左一张右一张胡乱地花个精光。总之，地主将他们看做不可救药的人物。因此，如果地主决定把家奴的男孩送去学理发手艺，那一定是因为家里需要的各种手艺人早已一应俱全了的缘故。

　　在农村里，理发业和别的行业的区别更加显著。纺织工、靴匠、裁缝，各司其职，工作固定，可是理发师几乎根本用不着。拿我们家来说吧，唯一用得着万卡—该隐的手艺的，是为父亲理发和刮脸，但是他的侍仆柯隆可以出色地施行这种奥妙的手术，父亲大可不必将自己交到那个天知道他存着什么心眼儿的骗子手上。因此，得为万卡—该隐另外安排一件工作，叫他经常吃点苦头。不用说母亲正在为这事操心，因为她决不能让任何一个家奴吃闲饭。

　　可是要办好这件事颇不简单。万卡—该隐干什么活儿都不适当。让他留在家里给柯隆当下手吧，天天见面，叫人讨厌，说不定他还会干出什么不体面的事来；派他做个助手，牧放牲口吧，他也会干坏事：不是丢失牲口，就是偷挤牛奶。母亲考虑来考虑去，终于拿定主意：好在割草期到了，就派万卡—该隐去割草吧。这天晚上，费陀特村长来请示工作，她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对他讲了。

　　“他恐怕连镰刀也不会拿，”费陀特说，“就是他难办。”

　　“现在不会，拿拿就会了。你只要多请他吃鞭子，他就学得快。”

　　“话是这样说……你请他吃鞭子，他举起镰刀向你……”

　　“唔，上帝是慈悲的……愿上帝保佑你！”

　　但是第二天早上，母亲刚向窗外投了一瞥，立刻看到万卡—该隐在院子里大摇大摆、悠哉游哉地闲逛。

　　“万卡为什么不去割草？”她转身问女管家。

　　“他根本没去。”

　　“把这个下流货叫来！”

　　“太太，您最好别同他打交道！”

　　“不，不……把他叫来……马上叫来！”

　　几分钟之后，女仆室里响起一片照例的叫骂声。

　　“好小子，你怎么不去割草？”母亲喝道。

　　“对不住，太太！‘喂，要理发、刮脸、放血的①，请上这儿来，’我干的是这一行，可您派我去耍镰刀！难道体面的老爷太太们是这样办事的吗？”

　　①旧时理发师兼做放血的外科行当。

　　“呸，混账东西！他竟敢跟我开玩笑……给我马上滚到阿连皮那儿去！让他照前两天那样治治你。”

　　“一天下两场雨……昨天揍了，今天又揍……这你得再想想，太太。”

　　上次见面的情形想必已经提醒母亲，她和万卡—该隐今后还会不断发生冲突，对此她本应有所提防，但是，农奴主无往而不胜的实践使她习惯于奴隶对她的绝对服从，因此这一次听到他的回答，竟使她瞠目结舌、惊慌失措地呆立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奴隶面前，仿佛遭到了突然袭击。

　　“别人家是怎样办的呢？”她脑子里转着念头，“难道大家都是这样的吗？在燕麦村安菲莎家里……她是怎样对付这种事的呢？”

　　不言而喻，到头来伊凡还是挨了打，但母亲却决定暂时不再同万卡—该隐照面，等地里的活儿稍为空一点，立刻送他上征兵处。

　　“在这段期间里，我要听凭上天的安排，”她对阿库丽娜说，“让天上的父来评判，该把我怎样就怎样吧！天上的父高兴——就保护我，不高兴——就将我交给这个下流货，任他奚落！”

　　“人家肯收他当兵吗？”阿库丽娜表示怀疑。

　　“为什么不收？”

　　“您看他的门牙全打落了。”

　　“哦，这我知道！昨天我就看见了，他那张臭嘴象个黑窟窿……天啦，我们造了什么孽，该受这份罪啊！唔，没关系！征兵处要是算名额不肯收，我就不算名额，白送！”

　　如果不是车夫阿连皮请求把万卡—该隐调到马棚去，因而帮了母亲的大忙，“真不知道她是否能顺利地执行不与这个桀骜不驯的奴隶见面的决定。

　　这之后，母亲似乎平静下来了，然而这种平静只是表面如此，实际上，万卡—该隐的事仍然使她牵肠挂肚，放心不下。

　　“快去看看那下流货在干什么，”她一天要派丫环到马棚去探望好几次。

　　而当丫环回来禀告，说“他坐在小台阶上吹口哨”时，母亲简直气得嘴唇发自，浑身发抖。

　　“你为什么一言不发，我的好老爷！”她冲着父亲嚷道，“他不是你家的人吗！劳驾您管管吧！奴才嘲弄主子，老爷还有闲心关在房里张罗圣饼！”

　　但父亲总是用那句现成的、老一套的话作答：

　　“我啥也不知道。你剥夺了我的全部产业，你自己去管！”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万卡—该隐不但没有认罪，而且显然对这里的生活完全过惯了。他甚至赢得了家奴们对他的好感。虽然不大让他离开马棚，但是因为他每天同旁人一起到下人食堂去吃饭，所以母亲一听到从那里传来的哄笑声，便十拿九稳地认定那可恶的滑稽大王已经到了食堂。

　　“听，那些公马又在打哈哈！”她心里想道，“一定是万卡—该隐在逗他们！”

　　甚至女仆室也响起了可疑的嬉笑声，它也没有逃过母亲的耳朵。看来伊凡讲的笑话已经暗暗地传到了女仆室，特别是在那些“铁匠桥的婆娘们”①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使她们回想起了从前的黄金时代，那时，她们的耳朵不停地听到莫斯科工匠们随口而出的粗言秽语。

　　①指曾在莫斯科的铁匠桥学过裁缝手艺的代役制女农奴。

　　真的，当万卡—该隐挪动他那两条笨拙的长腿，手舞足蹈，唱着：

　　　　　肉包子！

　　　　　热火火！

　　　　才出笼的烫包子，

　　　　一个子儿买两只！

　　　　大葱馅儿，加胡椒，

　　　　还有那母狗心肺馅儿！或者，当他从自己苦难生涯中所经历的无穷无尽的伤心事里，挑出几段来，表演给听众看的时候，怎不教人笑得死去活来呢。

　　他讲过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口，商人扎韦赫沃斯托夫来找我，说；‘我们胡同里有个叫格露莎的小妞儿，’我说：‘她是乌涅西提莫耶戈列公爵的一只金丝雀儿，’他说：‘嗬，一只标致的金丝雀儿！一点不错，伊凡！你若替我弄到手，我马上替你向主人赎身，然后再给你弄个铺面……喏，现在先付你四分之一的定钱！’我收了他这笔钱，心想：我一向为体面的先生们效劳，这一回也得卖点力气。我去了。我在她屋子前走过去，走过来，一遍，两遍，三遍，一边走一边吹口哨。我看见那小妞儿坐在窗前做针线活。她瞟我一眼，笑笑。哎嗨！我想：你倒是个老手！我走近窗口，开门见山，说；‘阿格拉菲娜·马克西莫夫娜，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谈谈。’她说：‘请说吧。’我走进她房里，如此这般，我说，‘商人扎韦赫沃斯托夫·捷连吉·普罗霍利奇想和您相好。’唔，自然，起初她扭扭捏捏，装腔拿势。‘哎呀，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哪能做这种事！我怎能甩掉我那位公爵！’不过她又说：‘您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一趟，我给您确实的回信。’好，明天就明天吧。第二天我又去了。她在桌上摆了一只茶炊，茶水都烧好了。‘喝喝茶好不好？’我们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拉话儿。‘跟捷连吉·普罗霍利奇过能有什么光景呢？他的脾气怎样？’总之一句话，小妞几盘根究底，什么都问。忽然间，我听到仿佛有人进了胡同。脚步声越来越近……她也忽然从座位上跳起来，说：‘是我那位公爵来了！您到我卧室里去躲一躲吧，我一会儿就把他打发走。’她连推带操硬把我塞进她的卧室，这样一来，倒好象是我‘自己’钻到她卧室里去的。我听见他问她：‘来了吗？’——‘来了！’一听这话，我的心都凉了；完蛋了。这时，他跑进来揪住我这几根头发，把我拖进上房，放在炉子旁，动手接我。左一耳光，右一耳光，打累了，歇一会，又磕我牙齿，又歇一会，再打耳光。还照鼻子一拳！照眼睛一拳！血象小河一样淌……他说，‘我砸烂你这个下流货的狗脸，砸穿你的后脑！’忽然他吸足一口气，抡起拳头猛打——唉，我想，他要打死我了！要不是过路的人围拢来，他早接得我见阎王了……”

　　万卡—该隐越讲越火，连他那淡白的眼睛也红了。四面八方响起了惊叹声。

　　“怪不得你这张猪脸都给砸扁了！”

　　“怪不得他少了三颗门牙！原来是公爵看上了他。”

　　“你那四分之一的定钱呢？缴了代役金吗？”

　　“没有，弟兄们，那阵到了一批时装，我给自己买了一对兔毛的翻口袖套！”

　　“哈—哈—哈！”

　　伊凡的声誉一天天增长，他的倒霉的时辰也一天天逼近。快到九月半了；地里主要的活儿已经做完；丫环们每晚聚集在女仆室里，摸黑聊着闲天；总之，整个宅子正渐渐进入冬季生活。万卡—该隐揣摩到，祸事就要落在他头上了。这个猜测显然使他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无论他怎样强作镇静，人们还是常常发现他没精打采，萎靡不振，而且只在受到旁人撩拨时才说点笑话。

　　“弟兄们，如今夜里我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一样，”他抱怨道，“脑子里开锅似地翻腾，腰酸腿疼……”

　　“这是上次爵爷把你揍成这个样儿的！”

　　“我遇到的爵爷可多呢。单说在一个拘留所里，我背上挨的鞭子，就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算他走运，母亲要上莫斯科去办事。太太一走，万卡—该隐的忧虑也随着烟消云散，原先那种调皮的劲头又回到他的身上。他每天晚上到女仆室和丫环们一同吃晚饭，讲笑话。

　　“了不起！简直是莫斯科的那种气味！”当清水汤端上桌子的时候，他说道。

　　或者是在上燕麦糊时，他便说；

　　“这大概是最时兴的一种奶油冻吧。客稀—鸡赛你呀（他说的大概是questceque c'est que cela①），请赏脸尝尝！不，姑娘们，有一回一个老爷请我吃了一份松焦油做的奶油冻，就是这个玩意儿！差点儿没把我的五脏六腑胶成一团，他们灌了我半升硝镪水，才把我救活！”

　　①法语：这是什么玩意儿？

　　“净胡扯！”

　　“我胡扯？狗才胡扯，我可不是胡扯。美人儿们，有一回我同人打赌，吞了一把叉子下去。直到现在那叉于还在我肚子里呐。”

　　这些笑话引起了碎嘴婆娘安努什卡的勃然大怒。……她本来就讨厌人家插科打诨的，更何况伊凡的胡言乱语吸引了丫环们的注意力，不去听她的说教了。

　　“别在这里扰乱人心，看在基督份上！快吃完上帝赐给你的面包吧！”她劝告涎皮赖脸的伊凡道。

　　“好姑姑，您大概是想说，应当抱着感激的心情领受老爷的巴掌吧？”万卡—该隐反唇相讥道，“依我看，在这儿呀，不吃这份酒席就撑得慌啦！美丽的姑娘们！”他向听众们说：“还是让我给你们讲讲我到莫霍夫教堂去听宗教音乐“的事吧……”接着他便讲了。他的故事不仅没有引起丫环们的反感，而且使她们得到了莫大的享受。这使安努什卡非常痛心。

　　母亲终于回来了。刚同家人问过好，走进卧室，她就查问万卡—该隐的情况。不用说，女管家口禀太太，说他不听管教，成天赖在女仆室里。

　　“不能让他再赖下去，”母亲斩钉截铁地说，当天晚上便吩咐村长，明天准备一辆长途马车。

　　那时候，发配倔强的奴隶去当兵的“仪式”是用非常诡谲的办法来完成的。人们暗中监视着被发配的对象，使他不能逃走或者戕害自己，然后，在事先讲定的时间突然从四面八方将他团团围住，给他钉上脚枷，亲手交给押送人。

　　对伊凡的做法比一般更加诡谲。天刚麻麻亮，人们唤醒他，趁他迷迷糊糊的当儿，绑住他的双手，钉上脚枷，便把他抛进大车里。一个礼拜后，押送人回来报告，说征兵处收了他，但不算正式名额，因此这一次送一个人出去丝毫没有捞到物质上的好处。但是母亲并不责备押送人；她因为农奴制的正义的胜利感到高兴……

　　几年过去了。我从学校毕业，当了公务员。一天早上，我的老家人加夫利洛走进我的书斋，说：

　　“有个客人来看我们了。进来！没关系，来吧！”他向站在门口的客人加了一句。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瘦长的、完全干瘪了的骨头架子。我把他打量了很久，竭力追忆我在哪儿见过这个人，终于想了起来。

　　“是伊凡吗？”

　　“是，大人。”

　　“可是，老弟，你瘦成这个模样啦！”

　　“您请看看吧，大人！”

　　说着，他张开嘴，用手指神开双唇。

　　“您请看看吧！”他继续说，“以前只缺三颗牙齿，现在差不多一颗不剩了！”

　　“嗯，没几颗了。你现在在干什么事？在当差吗？”

　　“是，老爷。在军医院当个小医士。不过我也干不了多久了。我身上没有一个关节是好的；该死啦。”

　　他在我们这儿呆了一整天。加夫利洛逗他说笑话，伊凡总是忧郁地看他一眼，仿佛在说他脑子里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该死啦。

二十一　家奴肖像画廊续篇——柯隆

　　在全体家奴中，柯隆并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特殊品德，不过，因为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众家奴那种隐秘的人生观，所以我认为给他写一篇行状，决非多余。

　　在我们家里，派在内室当差的男仆，为数极少，据我记忆所及，整个宅子里不过两人而已，一个是父亲身边的侍仆史吉班，另一个就是管膳事的柯隆。不用说，这两项专职并不妨碍他们二人兼做其他杂务。母亲认为，男仆和女仆比较，更加显得是吃闲饭的人物，因此她狠狠地紧缩他们的名额。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我家前室里曾经聚集了一大群男仆；但后来老仆逐渐减少，遗缺就没再补充。

　　柯隆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来就是红果庄庄园里的家奴。此外，他记得，他们起初派他去学裁缝，因为没有学好手艺，才叫他当内室侍仆，管理膳事。不过，明天或者后天，如果忽然想到派他去放牲口，他就会变成羊棺猎枪。这便是他的全部人生观，这隐秘的人生观并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它自生自长地潜藏在人类心灵的最幽暗的角落里。

　　在他看来，既成事实是决不能改变的，因此，它们所以表现为这种或那种形式，具有这种或那种内容的问题，从未引起他加以探索的兴趣。老爷呆在书房里，太太发号施令，或者大发雷霆，少爷们读书写字，丫环们绣花或编花边。他柯隆洗刀叉、摆饭桌、上菜、冬天生火炉、查看烟突门是否关得太早或太晚。全有一定之规。如果偶尔能忙里偷闲，他便走进男仆室，往大柜上一坐，摆开两腿，打一会盹儿。

　　“柯隆，你怎么在这儿打盹儿呀？”有人对他说，“你最好去看看，案板上的油污积得那么厚，最好刮刮干净。”

　　“我就去刮，”他说，拿起刮刀去了，半小时后，他用围裙兜着一大堆刮下来的油垢，向女仆室的台阶走去。

　　要是在半路上被母亲看见，少不了挨一顿训斥：

　　“早就该刮了，懒鬼：你看，积了这样厚！看看都恶心。”

　　他总是回嘴说：

　　“人家又不是光干这一件活儿，太太！”

　　这句反驳似乎说明，他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但这种能力未必是内心独立活动的结果，而是他听见别人这样说，他机械地重复一遍面已。

　　总之，他的一生好象是一场若断若续、颠三倒四的幻梦。甚至在他真正睡着了的时候，他所梦见的也不外是些与他的职务有关的事儿：生火炉啦，胁下夹个盘子站在桌旁侍候老主人用饭啦，打扫房间啦。有时他忽然在深夜里跳起来，迷迷糊糊地抓起火钩，就去捅冷炉子。

　　“柯隆，这是妖魔附了你的身，”有人同他开玩笑说。

　　“是鬼迷住了你的心窍！”

　　他做事没有条理，份内的事，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地草草做完。如果额外再吩咐他干些什么，他也照办。总之，除了遵循既定的、可说已经渗透他的骨髓的生活秩序，除了十分偶然地遇到的外力的推动，他没有一点几个人的主动性。他的工作做得好坏，他所作的有无毛病，他从来不想知道，仿佛只要他形式上完成了仆役任务，便自然而然表现了主动精神，不用检查它的实际结果。

　　“看看你摆到桌上去的那些玻璃杯！”人们几乎每天这样提醒他。对于这种责难，他总是很自信地、一成不变地回答；

　　“看来，我再洗一遍……”

　　他是个沉默得出奇的人。从他的舌头上只是偶尔又偶尔地飞出个把诸如此类意想不到的问题：“您吩咐开饭吗？”或者：“您吩咐今天生火炉吗？”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你傻了还是怎么的，这还用问？”在大多数场合下，他或者死不开口，或者语焉不详。比如，喝早茶时母亲问他：

　　“今天冷吗？”

　　“没留意，太太。”

　　“瞧你不是穿着皮衣……”

　　“当然，冬天嘛，不是夏天。”

　　甚至在仆人当中他也不跟谁交谈，虽然差不多所有的家奴都跟他沾亲带故。有时，他从别人身边走过，忽然收住脚步，似乎要回想什么事，但又想不起来，于是只好说一声“你好，婶子！”便又朝前走去。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奇怪，因为在其余的大多数家奴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沉默的烙印，它是他们不自觉地服从着的总的modus vivendi①的产物。

　　①拉丁语：生活方式。

　　有时，他在晚上弯到女仆室来（自然是母亲不在那里，而且空闲时间比较长一些的时候），坐在柜子边上，听安努什卡讲述基督教建立初期的苦行者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对他是否有什么影响，他是否真的听进去了，谁也没法确定。他听着听着，在人家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时，他忽然打个哈欠，在口上划着十字，说：“耶稣基督！”便回到男仆室去打盹儿，直到主人一家于各自回到房里安息，他才去睡觉。

　　他的脸上露出抑郁的冷漠表情，但造成这冷漠的原因何在，他自己也未必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谁也没有在这张脸上见到过喜悦的光彩，连最平常的满意表情也看不到。好象这不是活人的面孔，而是从死人脸上拓下的石膏面模。他会看，会贬眼，会抽鼻子，会抖头发，但是在这些动作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活动，却役法窥察。

　　他一度被派作老主人的侍仆，可是父亲非常讨厌他的面部表情，老是管他叫“石面傀儡”。至于母亲，她不侮辱他，甚至在她发号施令的时候，她对于这个怀抱隐秘的人生观的柯隆也比对别的奴隶来得审慎。因此可以认为：她似乎怕他。

　　“鬼知道他安的什么心眼儿，”她说，“老是象个大兵带着刺刀在街上走着。看样子，他在本本份份地走路，可是你心里会想到：要是他灵机一动，马上就会捅你一刀。你同他慢慢去打官司吧。”

　　但是，她看见柯隆总在尽心竭力地干着份内的活儿，她明白了：这个人不过是一部机器，如果一旦使它脱离了预定的轨道，就不能不遭到报应，因为那时它大概会完全停止转动。尽管这样，她心里对他还是没有好感。她天生是个勤奋的女人，因此，她对奴婢们的评价的高低，也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勤奋程度；她喜欢的只是那些所谓干起活儿来又快又好的人。因此，当她看见柯隆摆动手臂，莫名其妙地转动着眼珠儿，拖着地板刷子在房间里荡来荡去，与其说是擦地板，不如说是扬尘土的时候，她便说道：

　　“你瞧，糊涂虫又在窃来荡去！活象在梦里挂绳子一般！我真想拿刷子接你一顿，拿刷子……”

　　然而使母亲最伤脑筋的事，莫过于偶尔出现在机隆脸上的微笑。这不是真正的笑，而是类似农奴画师的拙笔制作的肖像画上的那种笑。

　　“嗯，他神志正常，嗯，他在嘲笑什么！”母亲唠叨着，同时好奇地观察着这种神秘莫测的笑怎样在“糊涂虫”的两片苍白的薄嘴唇上忽而出现，忽而消失。

　　能不能把柯隆算作“忠”仆——谁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无疑地，他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没有出卖过谁，甚至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粗话，然而这只是一些与他的内心活动无关的消极品质，因此谁也不曾表彰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反正万万不可托他办事，因为要托他办事，便必须预先估计到完全无法进料的种种细节。如果不将细微末节事先一一交待清楚，那么，一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他不是束手无策，便是把事情弄得好似一团乱麻，神仙下凡也理不出头绪来。要他自己拿主意，那是办不到的，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象能力。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奴仆，如此而已。

　　因此，经常让他待在仆役室里，不让他到别处去。母亲是个非常器重勤奋而诚实的奴仆的人，她对他的评价是很对的：

　　“他固然是个诚实人，可是这又顶什么用！”

　　他的外表虽然无疑是个典型的奴仆，但毕竟不能说他是奴仆中的代表人物。中等的个儿，狭窄的肩膀，细长而筋肉强壮的躯干，凹陷的胸窝，当他在桌旁服侍主人用餐时，那姿态叫人看了十分可怜，而当他身穿仆役制服，冒着一经颠簸便会摔倒在雪地上的危险，侍立在马车后面的踏板上时，他那两只很不坚实的腿杆几乎支持不住他的身子。在莫斯科，当访问开始时，他的窘相表现得尤为显眼，因此姐姐在寻求夫婿的活动中遭到的失败，往往把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他。他既不会象京城的仆人那样伺候主人，也不会有板有眼地通报客人的光临，他不是丢人地说错了来客姓名，就是搞乱了街道名称，此外，他还把他在乡下的那种叫人无法忍受的不讲卫生的习气一古脑儿带到了我们在莫斯科的住宅里。总而言之，只有用习惯和极不讲究生活享受这两个理由才能解释：为什么住在大城市里竟然使用如此愚钝的乡下仆人，即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分简朴的家庭环境中。

　　在乡下，平日里他穿着宽大、破旧的蓝布上衣，灰土布裤子，光脚穿着便鞋。这是我们家里男仆们通常的装束。但是每逢节日，他穿上全套蓝色呢子衣服和一双小牛皮长统靴，洋洋自得地穿堂入室，四处走动，经过穿衣镜时总要照照自己的身影，而且比平日更加频繁地往女仆室跑。显然，他的内心里孕育着爱好华丽服装的幼芽，然而，这幼芽如同他心灵深处若隐若现的其它品质一样，不知为什么没有成熟起来，因此，如果有个丫环对他说：“喂：你今天打扮得多么漂亮啊！”那么，他也象往常一样，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简单地回答一句：

　　“当然……过节嘛！”

　　他每个星期日准时上教堂做弥撒。教堂打第一次钟的时候，他从家里出来，独自一人爬上山岗，他不走大路，踏着草坡斜穿过去，免得路上的尘上弄脏了他的皮靴。走进教堂里，他先在圣幛的中门前向四方鞠躬行礼，然后在左边唱诗班的台子上找个位子站着。他把手搭在栏杆上，好叫大家看见他的礼服的袖子，并且摆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直到弥撒结束。

　　“糊涂虫，做弥撒时你怎么一个十字也不划！”母亲从教堂出来时，对他喝道。

　　“好象是……”

　　“‘好象是’！你们瞧，想出了多好听的理由！‘好象是’，下礼拜我不准你上教堂！坐在家里欣赏你自己去吧……花花公子！”

　　但是，无论怎样开导全不管用，到了下个节日，他依然故我，老把戏重演一遍。鉴于这类事实，母亲不止一次疑心柯隆心怀叵测，然而经过反复考虑，她摈弃了自己的猜疑，并且相信用这样一个结论来解释他的行为更为妥当：他是个“天生的糊涂虫”。这个诨名对他恰切极了防充分地概括了他的精神状态，说明了他的一切行动的由来。

　　经常有一些“糊涂虫”在眼前晃来晃去，当然是一种上天的惩罚。但是，因为周围的人都这样过日子，都处在同样的糊涂虫的包围之中，所以只好听之任之。你说他也罢，不说他也罢，劝他也罢，罚他也罢，反正没有用处，糊涂虫本人不能理解这些，总是我行我素。幸好他滴酒不沾，这一点总算谢天谢地。

　　“我听说，外国发明了一种机器，”母亲常常用羡慕的口吻说，“它又能抬掇饭桌，又能端菜端饭，主人一上桌就吃！要是这种机器运到了莫斯科，我想，再贵我也要买它一架。一买来，马上打发这些糊涂虫，眼不见为净。”

　　但是洋机器没有运来，土生土长的糊涂虫却愈来愈叫威严的太太看不顺眼。他每天在厨房案板上积下一层新的油垢，每天往打磨餐刀用的碎砖块上吐口水，往“主人”用的茶碗里哈气。

　　母亲碰到他干着这种事时，厉声骂道：“你这条没灵性的公狗；我还要受你多久的闲气啊！”

　　“这您看着办吧，太太。”

　　柯隆是个单身汉，但是他对女性的态度怎样，属于他私人的秘密，正如对他的一切内心活动一样，谁也不想知道它。他的心灵深处是否蕴藏着什么感情，抑或是一片空白——这又关谁的什么事呢？然而大家毕竟知道两件事实：第一件，在红果庄庄园史上有相当多关于丫环偷情的后果的记载，却从没有听说过与柯隆有什么瓜葛；第二件，我上面说过，在节日里他喜欢穿上呢子衣裳，到女仆室里去走走，可见他对人类中最美丽的半边天并非完全没有渴慕之情。

　　不管怎样说吧，既然在青年时代，家奴之间的通婚还相当自由的时候，他都从没有表示过娶亲成家的愿望，那么，当他至少已有五十岁的时候，便更不会提出这一类的奢望了。可是偏偏发生了这种谁也没料到的事。

　　一天早上，他穿上节日的衣裳（虽然那天不是节日），也不通报一声便闯进母亲房里，背着双手，站在她的写字台前。

　　“放明白一点！你跑到什么地方来了？有什么事？”母亲惊讶地说。

　　“我想结婚，”他开门见山地说。

　　“结婚？嚼舌根的，你嚼的什么舌根？”

　　“大家知道的，别人……结婚，我也……求您让我讨个女人。”

　　“怪不得你穿上呢子衣裳，打扮得这么漂亮……怎么忽然想要讨女人啦？”

　　“我想讨，太太。”

　　“你也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求婚人！你想娶谁呢？”

　　“马特廖娜，兴许，合适。”

　　“哼，‘兴许’……想得倒不错，糊涂虫，净说梦话！你问过她没有？”

　　“没有，太太。反正她不会违抗主人的命令。”

　　“休想！我可不能用武力把这个丫头配给你！”

　　“反正无所谓，太太。马特廖娜不行，卡秋什卡也成！”

　　柯隆不加思索地改变他的主意。那不可言状的傻气顿时激起了母亲的怒火。她跳起来呵斥他道：

　　“滚出去！喂，丫头们！来人呀，是谁竟敢放他进我房里来？”

　　柯隆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他那呆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他是完成了诸如擦洗刀叉、打扫房间一类例行差事一般。既然做完了份内的事，就算交了差了。

　　然而母亲却沉思起来。柯隆虽然常常因为自己的糊涂惹她冒火，但同时他却十分驯顺，从来没有向她央求过什么。一个人从早到晚为主人卖命，没有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没有叫过—声苦，可是当他提出第一个请求时便加以拒绝，良心上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因此，她不仅没有嘲笑柯隆，象平常在类似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而且对谁也没有提起这桩事，总之，她决定审慎行事。我相信，如果柯隆再提一次，她一定会答应他。

　　但是，过了一周又一周，始终不见柯隆重提此事。娶妻的念头，显然是一种萦绕在他脑子里的混乱思想的产物。这混乱思想短期内便平息下来，以致他自己再也记不起他是否有过娶妻的打算，或者只是做梦时想过。他一如既往地奔忙于男仆室与餐室之间，甚至没有一丝一毫不满的表示。这种不合情理的平静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决定再同他谈谈。

　　“柯隆，你大概已经不想讨老婆了？”有一天母亲这样问他。

　　“这您看着办吧。”

　　“好生想想吧！你都靠五十边啦，想老婆不是太晚了吗？”

　　“当然……”

　　“你想讨老婆，可是人家问你，哪个丫头合适，你自己也答不出。”

　　“干吗不合适——都合适。”

　　“谁合适？你说！”

　　“哪一个也不敢违抗主人的命令。您赏脸指定谁，谁就合适。”

　　“要是我谁也不指定呢？”

　　“这您看着办吧。”

　　“这才象话。再过三个月，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过冬，我准备把你带在身边。要是你讨了老婆，就得让你留下来，可是住在莫斯科，没有你，就象没有了左右手，会把我自己累死。你想想看，天理良心，是不是这样？”

　　刹那间，柯隆的嘴唇上掠过一抹淡淡的微笑，母亲的“没有你，就象没有了左右手”这句话显然使他得到了满足。但是不大一会儿，他的脸又绷得象一张蜘蛛网，从他嘴里吐出那句惯常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回答：

　　“当然……”

　　“好了，下去吧！丢掉这个怪念头，别再胡思乱想。”

　　柯隆娶亲的意向到此结束。但是在我们上莫斯科的行装还没打点好的时候，女仆室里出了一件大事，使大家对“糊涂虫”另眼相看。卡秋什卡忽然有孕了，盘查结果，原来卡秋什卡的犯罪行为的同谋者竟是……柯隆！

　　母亲简直气得呼天喊地。

　　柯隆从二十岁起在我们家当差（母亲嫁到我家时，他就是家奴），天天干着同样的奴仆工作，无论是内心世界，还是外表仪容，都没有改变。甚至他的黑发也没有一根变白，一绺浓发卷儿，象年轻小伙子那样，贴在头上，鬓发朝眼角方向杭。这经久不变的年轻人似的外貌使大家对他的态度非常随便。岁月如流，几十年过去了，可是柯隆仍然是原来那个柯隆，人们还是象往日他二十岁的时候一样，满不在乎地管他叫柯尼卡或者柯尼雅什卡①。谁也没有想到，他象别人一样，也在一天天衰老，也许，他已经不能胜任奴仆的奔忙了……

　　①均系柯隆的小名。

　　这其间，周围的一切都衰老了、腐朽了。老仆人一天天少下去；有的被送到了坟场，有的躺在炕上等候死神的降临。村长费陀特死了，车夫阿连皮死了，女管家阿库丽娜得到主人的恩准，回到后沼镇后也死了；不久以前还在主人驱使下东奔西跑的小丫头们也成了残花败絮的老姑娘……

　　父亲活到了很大的年纪，也终于去世了。他死后不久，家奴中传开了下一个该轮到谁的流言……

　　母亲开始变得忧郁起来。她也快六十了，她感到权柄已从她日益衰弱无力的手中滑掉。有时，她料到人们在欺骗她，并且意识到自己再也无力对付那些心怀贰志的奴隶们的诡计。而最使她惶惶不安的，自然是外面的一种传说：农奴制已经取得了它能取得的一切，必然的结局一天天逼近……

　　“大概是人们无事生非，胡说八道吧！以前他们也瞎扯过一阵，现在仍然是瞎扯淡！”她宽慰着自己，可是就在这同时，内心深处的声音却提示她，这一次的瞎扯淡倒很象是真有其事。

　　她无法平息这内心深处的声音，漫无目的地在空洞的房间里徘徊着，眺望着教堂：在教堂的浓影下，散布着一片乡村墓地，往事一一涌上心头。丈夫长眠在地下，孩子们天各一方，老奴仆死亡殆尽，新奴仆她看不顺眼……是否到了她该为别人腾出一片干净土地的时候呢？……

　　突然，柯隆向她迎面走来，报告她开饭了。他仍然象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精神矍铄，仍然有板有眼地干着仆役份内的差事……

　　“他大概也有七十了吧，”母亲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可是你瞧他还是那个老样儿！”

　　然而死神并没有放过他。不过，他死得非常偶然。一天，他下楼时滑了一跤，折断了腿骨。接骨医生是个蹩脚郎中，手术又做得马虎，结果生了骨疡。柯隆躺倒了。

　　这创伤必定疼痛难当，因为人们只是在这时才察觉柯隆也有感觉能力，知道疼痛。

　　一天，仆人禀告母亲，柯隆不行了。母亲急忙跑到他的小房里，他伸着胳膊躺在当床铺用的地毡上，母亲俯身下去问道：

　　“怎么样，柯隆？难受吗？”

　　“当然……要死了。”

二十二　不幸的马特廖恩卡

　　我说过不止一次，当父亲是个单身汉，甚至在他婚后十五年，母亲还很年青的时候，家奴之间的婚姻是非常自由的。结婚前夕，在宅子里举行伴女晚会，那欢腾的景象，直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虽然那时候我的年纪很小）。傍晚六点光景，人们在大厅里铺好一张大餐桌，摆满廉价的甜食和成瓶的蜂蜜水。新郎和新娘坐在上席，打杂丫环们围桌而坐；男仆们是否参加这种盛会，我记不清了。少女们唱着歌，为新人贺喜；主人们不时走来看看，绕着餐桌慢慢儿走一圈。十点光景，大家才散去。

　　但是，母亲经营的产业愈是兴旺，她对家奴劳动的要求也愈多、愈高。在她看来，地主的家奴类似皇上的御林军，除了主子的利益，他们不应有任何其他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的婚姻是无利可图的。家奴不算仆人，这便是母亲为自己创造并决心坚守不渝的信条。父亲把这种制度叫做绝灭人类的制度，起初曾经反对过；但是母亲主意已定，非坚持到底不可，因此老丈夫这一次的反对，也象往常一样，不起作用。

　　从此，红果庄庄园的女仆室便成了偷情和暧昧事件的发源地；而这种事发生在子女众多的家庭里是非常糟糕的。

　　当马特廖恩卡第一次“有喜”的时候，相对地说，人们对她还相当宽大。

　　“有个逃兵藏在树林里……当时我们去摘草莓……”她支支吾吾地说，竭力替自己的行为辩护。

　　“总不是风吹大了你的肚皮吧？”母亲严厉地打断了她的话。

　　然而，姑念初犯，她决定从宽发落，送马特廖恩卡到牲口棚里去，直到她生产后，才让她重回女仆室。人们给私生子施过洗礼，取名为马卡尔（所有的私生子全叫这个名字），把他送给村子里一个没儿没女的庄稼汉“当儿子”了。

　　“马特廖恩卡，你舍得你的娃儿吗？”我们问她。

　　“舍不得又怎样！他在人家家里过得不错，”她回答道，语气之间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

　　“你想去看看他吗？”

　　“你们的妈妈哪里会准我去看他！”

　　“那你就偷偷地去。妈妈要上后沼镇去了，她一走，你就去……”

　　“那……那怎么行！”

　　当她第二次犯罪时，母亲决定不再宽恕她。她自己也预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她曾想尽办法遮掩自己的过失，仿佛期望着会出现什么奇迹来搭救她。同时她又明明知道不会出现任何奇迹，因此她忧心忡忡地徘徊着、沉思着。她想起了许多先例。它们是那样残忍、那样冷酷，想想都叫人毛发悚然。在这些先例的诱发下，她也许已经想好一条出路。但是人家已将她严密监视起来，防止她寻短见，同时又不容许女罪人想出逃脱应得的惩罚的主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母亲早已给父亲在乌克兰的一个小村庄的村长去了一封信，叫他选派一个刚懂人事的、最坏不过的小坏蛋到这里来。她没有忘记，她已经宽恕过马特廖恩卡一次，这一回她决定狠狠地惩治这忘恩负义的女人。

　　马特廖恩卡十八岁。她的父母是红果庄庄园里的老家奴，他们死后，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当她被带到主人家里的时候，她还是个很小的女孩子。她在女仆室里靠清水汤和燕麦糊养大成人。她是个善良、温顺、逗人喜爱的姑娘，不仅伙伴们喜欢她，主人的孩子们也喜欢她。不能说她长得俊俏，但是在红果庄的女奴中，俊美的水平并不很高，因此她可能是最逗人爱的一个。她的性格开朗，富于同情心，在笼罩着女仆室的沉闷气氛的背景上，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但是在她第一次做了母亲后，好象有一只手从她身上夺去了她的开朗性格，现在，她第二次犯了错误，一经意识到这一次逃不脱惩罚，她的情绪一下子垮了。

　　的确，灾祸已经逼近。许多确凿无疑的迹象使马特廖恩卡相信，她的罪行大家已经知道。当她走过女伴们身边时，她们斜着眼瞟她；女管家阿库丽娜意味深长地摇着脑袋；太太见到她，从不放过机会，叫她一声“逃兵老婆”。但是还没有人公开说什么。不过，有一天斯杰班·瓦西里耶维奇少爷叫住她，摆出他特有的那种残忍神情，嚷道：

　　“马特廖恩卡，又给风吹大了肚皮吗？”

　　他竟然当面说了出来，一点面子也不留……她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斯杰班·瓦西里耶维奇的事啊。相反，在家里人中，无论是母亲或是女家庭教师，谁也不心疼他，全管他叫蠢货，只有马特廖恩卡心疼他。

　　新的过失使马特廖恩卡想起了旧的过失。母爱在她心里苏醒了。她的儿子虽说不是“名正言顺”的儿子，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啊……不幸的小马卡尔啊，他现在在哪儿呢？他也许尿湿了，躺在摇篮里，吮着黑面包做的假奶头吧……太太命令把他送给涅尼拉“当儿子”，涅尼拉诚然是个出名的好心肠的女人，可是好心人也会心疼别人的孩子吗？再好究竟不是亲娘啊。小马卡尔以后会不会知道谁是他的亲娘呢？也许，她还来不及告诉儿子，自己早就死了吧！

　　是什么感情激起她去犯罪的呢？是对爱情的渴望，还是单纯的青春之火的冲动呢？看来，后一种设想比较正确。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在那不让人有一分钟自由的强制劳动中，根本没有培养和发展纯洁的爱情的条件。家奴们被奴役成了一群野兽，也象野兽似的发泄情欲。他们在忙里偷闲地发泄情欲时，往往左顾右盼，无法享受过分的爱抚，动物的本能一绎满足，马上分手。碰上马具匠叶尔莫莱，便急急平同他发泄动物的本能；如果碰上的不是叶尔莫莱，而是织工杰缅吉，那么，也还是会同他发泄动物的本能。和野兽唯一不同之处，是后者可以任意发泄情欲，不受惩罚，而她，“臭丫头”马特廖恩卡却必须为自己的情欲承受严酷的惩罚。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主人身上，那就另当别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禁令管束他们。他们用不着偷偷摸摸，因为他们有法律保护。奴隶却没有法律保护；他们来到人世是违法的，离开人世也应当是违法的，因此如果他们有时也试着转弯抹角地闯进了法律不许他们闯入的禁区，那么，主人便很难想出一种称心的酷刑，足以整治这种胆大妄为的侵犯。

　　唉！奴隶除了违法，再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他们。他们带着违法的烙印来到人间，带着这烙印挨过可恶的人生，最后仍然应当带着这烙印走进坟墓。只有越过了坟墓，象安努什卡所相信的那样，基督的永恒的光辉才照射到他身上……唉，安努什卡啊，安努什卡！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马特廖娜①承认她已经怀孕三个多月，她深信一场严酷的惩罚已经无法避免，因此连一句求饶的话也不想说。

　　①即马特廖恩卡。

　　“唔，现在你就等着未婚夫，准备出远门吧！”母亲对她说。

　　人们把一件破旧的长衣给马特廖恩卡反穿在身上，并且扒下她的围裙，让她的身孕暴露在大家面前（这里所谓的“大家”，包括主人的子女在内）。他们分明是想借此唤起少女们的羞耻之心，但是他们忘了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些生来就注定打上了野兽形象的烙印的生物。此外，他们还禁止女罪人在老主人面前露面。一般地说，这一类事总是瞒着他，免得他“闹事”，免得他妨碍涅梅季达执行自己的任务。

　　马特廖恩卡是否感到羞耻呢？对这个问题勿宁作否定的回答。但无疑的，那正在等待着她的前途（这可以从母亲的话里推测出来）使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太太会给她配一个什么样的未婚夫呢？会叫人把她送到多远的地方去呢？比方说，如果把她送到沃洛戈德斯卡乡下，那还不错，听说那里的庄稼汉都是好人。娜塔莎丫头也是因为同样的过失被太太配给了那里的庄稼汉；她来信说，她和丈夫过得挺好，吃得饱饱的，冬天还有狐皮袄子穿。但是母亲在这一类事上总是把自己的裁决藏在肚里，根本摸不透她的底细。只有一点是明白的：她不仅严厉，而且诡计多端。

　　在未婚夫还没到达时，母亲被传讯到省城去了。她在那儿进行着许多诉讼案，这一次是第一百次去听候其中一件官司的审讯。马特廖恩卡暂时松了一口气，心情也好了一些，家奴们不再限于窃窃私语，他们公开地对她表示同情，这使她渐渐振作起来。

　　可是，一天早上，费陀特来到女仆室，告诉阿库丽娜，要马特廖娜收拾一下：未婚夫已经从乌克兰赶到了。因为母亲不在家，这件事一时没人处理，大家为好奇心所驱使，便请求费陀特，等老爷吃过中饭午睡时，把未婚夫领来让大家看看，费陀特答应了她们。我们孩子们知道马特廖恩卡的未婚夫到来的消息，也纷纷跑到女仆室去看他。

　　这位未婚夫个儿矮小，看上去还是个小孩子，怎么说也决不超过十五岁。他身着灰色农民呢新大褂，脚穿新树皮鞋。主人的高宅大院的气派使他头晕目眩，张口结舌，呆头呆脑地站在门口。阿库丽娜是看惯了母亲种种花招的人，连她看过他一眼后，也不禁啊呀了一声。

　　“你几岁啦？”她问他，突然对马特廖恩卡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到圣诞节时满十八岁，”他怯生生地答道。

　　“老实说吧……”

　　马特廖娜气极了。

　　“小坏蛋，今生今世我决不嫁给你！”她叫喊着，攥着两只拳头向未婚夫冲去，“在教堂里我要对神甫说：我不同意！要是他们强迫我嫁给你，不等到你们家里，半路上我就掐死你！”

　　未婚夫微微抽搐了一下；他斜眼瞟着马特廖恩卡的肚子，一言不发。

　　“你到底听见没有！”未婚妻仍然非常激动，“你要放明白一点！最好自动离开这儿，我说到做到，说不嫁给你就不嫁给你：不嫁给你！”

　　“我也不想要你，”那男孩忧郁地嘟哝说。

　　“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可恶的东西？”

　　“村长嘱咐我来……说是……”

　　“快给我滚！滚！”

　　男孩掉头走了。马特廖恩卡失声痛哭。千思万想，万万没有料到会受这样大的侮辱。她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侮辱带给那个无辜的男孩的痛苦，比带给她的痛苦，不知大多少倍。整整一天，她叫骂着，诅咒着，不住地用肚子撞击桌子，要把胎儿打掉。女伴们苦口婆心地劝慰她。

　　“他也许还会变好的！”阿库丽娜说，“再过两、三年，他就是个大人啦！他还有得长呢！……”

　　“他们那里是出产粮食的地方！”丫环们劝她，“听说，他们村于周围码满了麦垛，象座城墙！”

　　“那边的庄稼汉又养鹅，又养鸭，又养猪，还捉鹌鹑。一年四季喝肉汤。”

　　“小坏蛋，小坏蛋！小坏蛋！”马特廖恩卡呼天抢地号哭着，泪如雨下。

　　但是第二天她似乎平静下来。大家又重新开导和劝慰她，并且渐渐有些作用了。

　　“你听我的话吧！”阿库丽娜说服她。“反正你非嫁给他不可，你倒不如这样办：到他那儿去，同他好好谈一谈。问问他：他家的老人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他们能不能原谅你，他家里有没有大嫂子小姑子。你要想法讨他本人的喜欢。他只不过个儿小一点，小孩子——这没有什么关系。”

　　“以后我穿着方格土布裙子……”马特廖恩卡呜呜咽咽回答。

　　“穿方格土布裙子有什么关系！娘儿们全穿这种裙子。娘儿们穿什么你也穿什么。你只要象娘儿们一样干活，帮助公婆做家务事，你们就能凑合过去了。这难道不比你在这儿成天弯着腰织花边强吗？”

　　“当然好得多呀！”丫环们异口同声地附和说。

　　“唉，马特廖恩卡，听听大家的劝告吧！再说，他也是个不自由的人；他做梦也没想到你已经有了身孕，可是他却平自无故地代人受过。说不定他现在也坐在男仆食堂哭呢。”

　　“他们会打死我……”

　　“不要紧，他们不会打死你的。当然，公公婆婆起初会教训你，往后，他们看见你同他们无冤无仇，也就算了。去吧，去吧！”

　　马特廖恩卡听从了大家的劝告。午饭后，她走进男仆食堂，幸好那里除了厨娘再没有旁人。未婚夫直挺挺地躺在板凳上睡觉。

　　“叶戈路什柯！”她喊了他一声，尽量把声音放得亲切一些。

　　叶戈路什柯爬起来，用怀疑的眼光盯着她的肚子，好象她身上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了。

　　“天啦！他那样儿还是和昨天一模一样！”她脑子忽然一闪，但她咬紧牙关克制着自己，继续说：“叶戈路什柯，我来跟你谈谈……”

　　“谈谈？”他心不在焉地重复着她的话。

　　“我来求你宽恕我。虽说不是我愿意嫁给你，可是，要不是我的罪过，你本来可以找一个合你的心意的未婚妻，不至于在众人面前现丑。”

　　“我不要你，你是个偷汉子的。我回头去求老爷太太开恩。”

　　“求也没用：太太怎样说，她就一定怎样办。你最好还是宽恕我吧。”

　　“我没有什么要宽恕你；你是个偷汉子的——就是这话。你们这些丫头真该死：伸着舌头跑来跑去，到处找野男人……你的肚子这么大，我怎好带你去见我的老人！”

　　“你的老人很难弄吗？”

　　马特廖恩卡苦恼地望着未婚夫，在他眼里搜索着哪怕是一星半点同情的火花。但叶戈路什柯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阴沉沉地说：

　　“我们那里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她叫瓦尔瓦拉……也是弄大了肚子硬送过去的……不久就死了。”

　　“是他们弄死的吗？”

　　“她自己看到情形不妙，自杀了。”

　　“这么说，你也不肯宽恕我罗？”

　　“我说过，我没有什么要宽恕你。我多么痛苦啊！……”

　　叶戈路什柯把头俯在桌上，哭泣起来……

　　“我会爱你的，”马特廖恩卡挨到他身边坐下，悄声地说，“我一定保护你。不让风刮着你；你做错了事，我替你担；你吩咐我干什么，我一定照你的话办！”

　　未婚夫的眼泪使她彻底清醒过来。她明白了，这个差不多还是个孩子的人将要因为她的缘故而毁掉一生。这种痛苦的想法好似一股电流流遍她的全身，使她痛苦极了。

　　“我太难受，太难受，再也受不了啦！”她接着说，“我这个样子怎样去见你的老人家啊！”

　　她更紧地挨着未婚夫，试着搂抱他，可是他连姿势也没改变一下，使用胳膊肘粗暴地把她揭开了。

　　“别死缠活缠！别动手动脚！”他口沫飞溅地说。

　　“你打死我吧！杀死我吧！最好是现在就杀死我，免得到了你家里，他们每天折磨我！”

　　他抬起头，瞅了她一眼。她觉得他忽然大了好几岁：他那张年轻的脸因为憎恨和气愤竟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哪能可怜你这个……臭货！”他嗄声地小声说道，说完起身就走。

　　和解无望；没法再谈下去了。摆在面前的出路是清楚而残酷的：除了同归于尽，双方都走投无路。一个神秘莫测的威胁压在他们两人头上，它，对马特廖恩卡来说，可以称之为“罪过”，而对叶戈路什柯来说，则是农奴制下书不胜书的暴虐事件之一。

　　马特廖恩卡不再作接近未婚夫的打算。掌灯的时候，她回到宅子里，同别的丫环们一起，默默地坐到纺纱车旁。伙伴们立刻从她的脸色上看出她役有得到“宽恕”。

　　“他还没有想明白，怕他的老人。你要是再……”阿库丽娜刚打开话头，又忽然想到，再说也没什么用处，便加了一句：“结子已经打好，就别想解开它！”

　　丫环们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挽救马特廖恩卡面临的厄运，她们在女仆室里俏俏议论着马具匠叶尔莫莱：他倒过得挺快活，好象这不是他的罪过。他本来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但是那权力无边的铁腕所建立的秩序却不容许人考虑顺理成章的解决难题的办法。这秩序对男奴是有利的，却把全副重担一古脑儿压在女奴身上。被称为“臭丫头”的不幸的生物，不仅默默地忍受着辱骂和殴打，不仅从早到晚被牛马般的活儿弄得精疲力竭，而且还要独自一人承担本能觉醒所带来的全部后果。

　　马特廖恩卡显然把叶尔莫莱忘得一干二净了。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样，由于突然的肉欲冲动，无法克制，她象一只母兽似地不知不觉地落进了堕落的陷阱。现在，不堪设想的前途已经清清楚楚摆在她的面前，当她遇到他的时候，她并不躲开他，她举止自然，好象她根本没有看见他一样。甚至当他从她身旁走过，笑嘻嘻地打量着她，无耻地吹着口哨，仿佛要勾引她再犯一次罪的时候，她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堪。但是当她听说叶尔莫莱管叶戈路什柯叫做干儿子并且总是嘲笑他的时候，她却激动万分，以致有一天，在盛怒之下，她竟向自己逢场作戏的情夫猛扑上去。可是他毫不费劲就挡开了她无力的双手。因此这次勃然大怒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象大多数男性家奴一样，叶尔莫莱也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好色之徒，因此，要他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他是代役租农奴，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呆在莫斯科，只是家里需要他干活的时候，才叫他口红果应来住些时候。乡居生活的寂寞使这个在莫斯科浪荡惯了的人无法忍受，他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寻欢作乐的念头。他想方设法寻求欢乐，至于满足了他的奇想后可能带来什么后果，他就不管了。

　　在这个环境里，一切都是可诅咒的；在笼罩着这个环境的绝望的黑暗中，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一些人淫逸无度，另一些人被摧残得失去了人形。只有麻木不仁的人才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活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男仆食堂里，人们公开地讥笑叶戈路什柯，并且不断地挑唆叶尔莫莱做出种种越轨的事来。费陀特终于看出了这种情况，便把未婚夫交给村子里一个庄稼汉去给他扛活。马特廖恩卡也感觉出，她内心的苦闷一天深似一天，伙伴们对她的同情，她也听厌了。她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解脱。不是大家所期待的那种解脱，而是另外一种解脱。一个愿望已经完全占有了她：死吧，全完了！

　　果然，这种解脱不久便降临了。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外面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女仆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睡了，马特廖恩卡穿着一件内衫，赤着双脚，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风雪抽打着她的面孔，严寒浸透了她的肌肤。她凝然不动地坐着，毫无恐惧地、眼睁睁地注视着她自己想到的解脱。她慢慢地死去，在死亡的过程中她并不感到痛苦。勿宁说这是一个睡梦，象哄孩子睡觉似的哄着女罪人，直到她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

　　早上，人们在台阶上发现了马特廖恩卡冻僵了的尸体。

　　人们没有请警察局派人验尸，却报了个普通死亡，便按基督教的仪式把女罪人送到乡村墓地去埋了。叶戈路什柯的使命完成了，当天就被遣国乌克兰的农村。

　　母亲回家的时候，一切已经结束。

二十三　飘忽无定的萨季尔

　　“萨季尔回来了。”

　　一天，费陀特村长用这个消息结束了他向母亲作的晚间报告。

　　“胡说！”

　　“他在门厅里等着呢。”

　　“把他叫来。”

　　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走进女仆室，他三十来岁，脸色那么苍白，好象人家每天给他放血，一连放了整整一个月似的。他穿着过膝的黑线呢大褂，样式很象神甫穿的长内衣；赤着脚穿双便鞋。

　　“你这一口跑了哪些地方？”母亲问他。

　　“我自己也不知道。夜里呆在哪儿，白天到过哪儿，我全没问过。”

　　“你这个流浪汉，假装正经。买钟的钱募到没有？”

　　“募回来了，太太。三张白票子和十块零钱。”

　　萨季尔从怀里掏出钱包，把钱倒在桌子上。

　　“这么点儿。还没有以前募得多。”

　　“眼下查得紧，太太。募化得先办理批准手续，可是我没有护照，要是去申请，批不准不说，恐怕还得坐班房。还有，说实话，在路上给人偷了。大约丢了一百多卢布。”

　　“那你就吃亏大啦！”

　　“要是下一回……”萨季尔正要往下讲，母亲立刻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头。

　　“刚回来，又想溜吗？休想！我拿绳子捆住你……不准走！”

　　“放心吧，太太。我这是随便说说。如今我自己也不想出门了……我得想想，怎样好好安顿一下自己……”

　　“好，你想想吧，可是我替你想……你想得出什么名堂……哼，‘我得想想’：你应该先打听打听，主人对你的事是怎样想的，然后才是你自己去想。上老爷那里去，把钱拿去。让他交给教堂主持。”

　　萨季尔已经出过三次门。每次出去两、三年，为教堂募化修建经费，然后回到红果庄。他给自己缝了一件适合募化人身份的大褂，订了一本化缘的功德簿，功德簿的包布还是“好姑姑好姐姐”替他做的。因为我们教堂的钟又小又破，所以他募化来的钱便加在购置新钟的捐款中去。

　　萨季尔从年轻时候起便与众家奴大不相同。他小时偷闲学会了阅读教会读物，非常喜欢看圣书。此外，他觉得他干什么事都不适合。十岁光景，人们把他送到莫斯科，叫他学装订书籍的手艺。装订所的老板跟他打了六年的交道，一无结果，待会同期满时，老板简直高兴得要死：总算脱手了。他不愿坐在装订台前，老是跑教堂。他早上出去，夜里才回来。他断然拒绝出去挣钱来缴代役租，当他回到红果庄时，便成了庄园里的多余人物。看来，他无所不想，就是不把交给他的活儿放在心上。深深的沉思浸透了他整个的身心，心儿渴望着、忧虑着，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渴望和忧虑的究竟是些什么。此外，他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隐疾，因此他有时会忽然倒在地上。无论母亲怎样严厉，但是当她看见萨季尔拾掇房间时，忽然扔下地板刷子，做起祷告来，她意识到这个人永远成不了称职的仆人。主人就这样抛弃了他，既不说不要他干活，也不强迫他做事。

　　他的生活方式也和伙伴们不大相同。他不吃肉食，甚至不吃新鲜蔬菜，因为男仆食堂只有腌菜和酸菜吃。他要一小壶去脂的发青的淡牛奶，一块面包，就够塞饱肚子了；如果不给牛奶，他就喝点面包渣泡的水。他衣衫整洁；步展缓慢，几乎听不见便鞋着地的声音；说话时尖细的男高音嗓子轻言细语，从来不说大话。他笃信上帝，每逢家里举行晚祷，他总是容光焕发，喜形于色。他两眼盯着圣像，出着长气，脸上流露出极为谦恭虔诚的神态，这在他的侪辈中是十分罕见的。

　　人们认为他是家奴中古里古怪的人。父亲和“好姑姑好姐姐”对他几乎也抱着同样的看法。母亲对他光知道叩头这一点，心里虽然非常恼火，却还是忍耐着。

　　“你究竟要叫我为你受多久的活罪？成天不干活，荡来荡去！”她常常说他。

　　“我想侍奉上帝。”

　　“你应当好好侍奉主人，这就等于侍奉上帝。如果你不关心主人，你以为上帝肯接受你的侍奉吗？”

　　当时正流传着有关“逃亡教派”①的种种传说。这个教派的教徒从一个村镇流徙到另一个村镇，寻找着世外桃源，藏在农民的烘谷房和地窖里，躲避政府当局的迫害。地主们管这个教派叫“捣乱派”，因为这个教派有一条不承认主人权力的教义。大家怀疑萨季尔和“逃亡派”教徒有往来，母亲甚至一口咬定他就是个“捣乱派”。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非但不躲躲藏藏，反而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手持功德簿，为教堂劝募经费。有时，他被抓进班房，但地方当局没收了他募来的钱，把他放掉，事情也就此了结。

　　①“逃亡教派”产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其奠基人是一个叫叶符菲米的逃兵。参加这个教派的大多是逃亡农民、士兵和无家可归的乞丐。这个运动表面上是一种宗教活动。实质上是对地主权力和沙皇政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抗议。

　　他从二十岁起开始逃亡。第一次逃亡引起了大家的惊诧。谁也没有打扰他，他爱怎样就怎样过日子，还要怎样呢！然而你瞧，他还是不知足，居然逃得无影无踪。后来他自己揭开了谜底：他在路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这次出走是想为红果庄的救主堂尽一点力。

　　“走了更好！”母亲说，“眼不见心不烦，也省得糟蹋主人的粮食！”

　　“也许他能为我们的教堂弄些钱回来呢，”父亲回答。

　　“你等着吧！”

　　他一去三年，古无音讯，后来忽然回来了。果然不出父亲所料，逃亡者为教堂带回了将近三百卢布的募款。这使大家非常高兴，母亲甚至因此跟他和解了。新钟反正是非买不可了，如果教会的经费不够，还得自己掏腰包贴补，现在有了萨季尔募来的款子，正是求之不得……

　　“你最好是带着护照出去，这样在路上就方便了！”太太企图说服他。

　　“我不想带护照，太太。要是我手里拿着护照，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了！”萨季尔固执己见说。

　　这年他在红果庄住了整整一个冬天。谁也不打扰他，甚至在主人宅子的楼下拨了一个小小的房间给他，他便象一个蹲单人牢房的囚犯一样蹲在那里。白天，他抄写《劝善文集》，显然是打算出售这种手抄本，将其所得奉献给教堂；晚上，他不点灯，坐在黑暗中唱圣歌，那尾音常常飞进主人的房里。父亲颇为满意地倾听这些圣歌，母亲一听见他的歌声便烦躁地嚷道：“唔，又在哭丧……卖唱的！”复活节前夕，他向“好姑姑”要几个彩蛋，用小刀在蛋壳上刻下“基督复活了”几个字，然后把彩蛋分送给家奴们。

　　春到人间，他又不辞而别。这一次虽然没有引起惊异，却也并非没有一点不安。担心的是他没有护照会被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果真这样，主人也许便完全失掉了他。

　　“这对你有什么不好！反正他留在这儿也没用处！”父亲开导母亲说。

　　“不管有没有用，究竟……”母亲坚持自己的看法，却没把她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

　　萨季尔第二次逃亡归来，又给教堂募了一大笔款子，但是他这一次在家里呆的时间比上一次还短，不久他又不见了。他走后，主人向地方法院备过案，便不再想他了。

　　现在，他在第三次逃亡后又回来了。母亲和他谈完话后，过了一小时，她问仆人，萨季尔上哪儿去了，仆人口禀，他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真新鲜，简直是一步登天，成了圣人！哼，他‘自己的房间’！好象主人宅子里早给他准备了一套房间似的！别给他木柴，让他蹲冷房间！”

　　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九月已尽，寒气袭人。好心肠的家奴们瞒着太太，给萨季尔送去一些碎木片生火炉。

　　“萨季尔，来年春天，你还要走吧？”家奴们好奇地问他。

　　“不，够啦。得好好安顿一下自己的事了，”他把刚才对太太的神秘的答复重说了一遍。

　　这个答复促使母亲把事情考虑考虑。这流浪汉还打算怎样安顿他自己呢？也许是想干点什么正经事吧……真是这样，那倒不错！……哪里会啊！休想！一个人游手好闲惯了，哪怕你宰了他，也改不了，一辈子啥事也不干！不，他心里准是起了别的什么……可怕的念头！听说，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忽发奇想：如果奴隶杀死了自己的主人，那么他的一切罪过便一笔勾销了……于是他杀死他的主人！知人知而不知心，说不定萨季尔也……真拿这些朝圣客没办法！他们浪迹天下，听够了各式各样的妖言。你瞧瞧他吧，已经变成了恶棍！他会把自己“好好安顿”到苦役所去的，而且还要连里主人……

　　母亲心烦意乱，萨季尔却太平无事地呆在小房里，干着他平常干的那件活儿。为了让他留在红果庄不至于对家里毫无好处，母亲叫人给他送去一张纸，吩咐他为孩子们订几个小本本，并且画上格子。可是这件活儿做得太不象样，不仅没有满足太太的要求，反而更加激怒了她。

　　“你百事不干，将来不变成傻瓜蛋才怪！”她不时将他叫到自己房里来，这样训斥他。

　　“我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他每次都用这个理由回答。

　　“你就不能在上房里伺候伺候主人，帮帮柯隆的忙吗：我想，这总不是重活吧！”

　　“我哪里干得了呀，太太；在主人的大官殿里我连迈步都不会迈。还是让我侍奉上帝吧！”

　　这种没有结果的谈判持续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萨季尔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人们算了算教堂的经费；原来，买钟的钱已经募集了一千多卢布，其中三分之二是萨季尔努力的结果。再凑两百卢布光景，就能买一口为红果庄增光的三十普特重的新钟。母亲计上心来，决定迅速了结这事。为此，她给莫斯科的斯特列科夫写信，要他立刻购买一口新钟，如果钱不够，就商请厂主延期付清。然后，她召见萨季尔，对他说：

　　“你讲过大话，说是你要侍奉上帝，现在我给你找到了一件侍奉上帝的差事……到莫斯科去一趟。我已经写信给席南吉（斯特列科夫），叫他买口新钟。等雪地上压出车道的时候，我就派大车去拉。算了算，我们还差两百卢布左右，因此想让你上莫斯科去募化。找找我们在那边的农民；席南吉会告诉你，哪些是我们认识的关心教会事业的商人。你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凑足这笔钱。”

　　一切如愿以偿。冬尼古拉节①前两三天，人们从莫斯科运回一口新钟，萨季尔也一道儿回来了。他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太太的嘱托，而且在付清钟款后，他手里还有余钱。

　　①十二月九日。

　　但是他到家时已经病得很重，他勉强支撑着，出席了安装新钟的盛典。他本来有病，加以路上穿得单薄，一着凉，更是病上添病。当盛典结束，钟声大作时，他回到小房里，从此卧床不起。

　　白天黑夜，我们的圣像室（恰好在萨季尔的小房的楼上）里回响着病人暗哑的咳嗽声，它是那样的沉浊，仿佛他拼命要把五脏六腑统统呕吐出来似的。谁也不管他。病魔缠身，他辗转床褥，痛苦难当，孤孤单单地解决着“怎样好好安顿一下自己的事”的课题。父亲几乎不知道他病了，母亲知道，却说：“不要紧：躺到春天就好了：这种人阳寿可长着呢！”因此，家奴们虽然怜悯他，可是看到主人对他态度冷淡，他们也不敢积极表示同情。偶尔有人跑到他房里，往火炉里添点碎木片，送点食物，立刻又溜走了。

　　只有“好姑姑好姐姐”还记得萨季尔，不时派安努什卡给他送去一小袋干的马林果、一捧菩提花或者一小盅蜂蜜。安努什卡好容易弄到点热水给病人喝。

　　“你觉得怎样了，萨季尔？”她问。

　　“咳得难受死了。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不行了，恐怕要带着奴隶身份到那个世界去了。”

　　“这又有什么，带着奴隶身份，你可以直接进天堂。基督也是带着奴隶身份来到人间，为奴隶们受苦受难。”

　　“这话不错，可是古时候的奴隶是另一个样儿……”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儿呢？”

　　“我们原先本来是自由的人，后来我们出卖了自由。为了钱，我们卖身给主人，当了奴隶。为了这个，总有一天要审判我们的。”

　　“我看，不是我们自己卖身给主人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先人，早就是奴隶。”

　　“反正一样，既然我们的先人卖了身，我们就应当替他们受罪。再没有比出卖自由更大的罪过了。出卖自由等于出卖灵魂。”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哪能是这样？”

　　“我们没有一丁点儿自由，好象被钳子紧紧夹着。天堂的大门永远把我们关在外面。”

　　萨季尔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情激动，语调急促，仿佛他自己也并不相信。显然，在这些话里反映了一种尚未形成的、混乱的世界观，连他自己也没法自圆其说。他甚至未必能说，正是这种世界观，而不是别的更为简单的动机，比如俄罗斯生活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热中于流浪生涯的动机，指引着他的行动。

　　“萨季尔，这样说是罪过的：你已经受够了活罪，为了你的长期忍耐，上帝会饶恕你的。你以后打算怎样办呢？”

　　“我难受死了……我看见了鬼魂！前两天夜里，我从卧柜上爬起来，垂下两腿坐着……我定睛一瞧，看见死神站在那个屋角里。秃脑袋，两边肋骨鼓出……象一副骨头架子。我问它：‘是来接我的吗？’它不吭声。我对它吆喝了三次，它总不回到……末了，我大着胆子，径直朝它走去，一看哪，它已经不见了。不过，它来是一定来过的。”

　　“来了又走了，这更好；这就是说，你的阳寿还没有尽……来年春天，你的病兴许就好了。春季里，天气晴朗，太阳普照，你的心也会活动起来。你这间小房子不好：又黑又潮；主人要是来看一眼就好了……”

　　“没什么，我惯啦。好姑姑，你知道我打算怎样吗？要是上帝怜悯我，等路干了，我就到索里巴沙漠①去进修道院，不再回来了。”

　　①如果我没有记错；索里巴沙漠是在特维尔省的卡辛县境内。我们全家曾到那里去朝过香，但因为那时我还很小，所以朝香的盛况没有在我脑子里留下一点印象。——作者

　　“你应该求主人开恩放你走。”

　　“他们会放的。我对他们已经没有用处了。在修道院里，人们会取消我的奴隶身份，我可以象福音书上的使徒一样走到上帝的法庭前。”

　　“那就太好了。现在让我用橄榄油替你擦擦胸吧……兴许会咳得轻点儿。”

　　安努什卡给萨季尔擦完胸，走了，可是病人却咳得更加受罪。

　　一天，安努什卡来禀告“老主人”，说萨季尔求老爷去看看他。可是父亲不敢擅作主张，他将病人的愿望转告母亲，母亲收拾一下，立即下楼去了。

　　走进萨季尔的小房，她感到有点惶乱；病人脸上的痛苦表情和他临终时所处的环境竟使她惊诧到了这步田地。

　　“这儿又脏又臭，你会憋死的，”她说，“让我把你搬到男仆室去吧！”

　　“谢谢您，太太。那边倒是干燥一点儿。不过，我咳得太厉害，会吵得大家不得安宁。”

　　“不要紧；他们可以忍着点儿。我回头就去安顿一下。我听说，你派人去找过老爷；你想对他谈谈你心里话，是吗？”

　　“我想侍奉上帝……进修道院去……”

　　母亲沉吟了一阵。并不是病人的请求使她吃惊，而是……“这样看来，他大概也快完蛋了！”母亲脑子里忽然闪过这个念头。但她没有犹豫多久。只要瞅萨季尔一眼，立刻就能看出，他的这个愿望是最后一个愿望。

　　“想到修道院就到修道院去吧，”她答应得很干脆，“主人是不会阻拦你的善举的。等你的病好了，到了夏天，路干了，我们就给你自由，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你想上哪个修道院呢？”

　　“想上索里巴……”

　　“好极啦。那里又清静又安宁……像在天堂里一样！修道士都很朴素，不穿绫罗，不着绸缎，正合你的心意。上帝保佑你，萨季尔，快些把病养好吧！”

　　“谢谢您，太太，愿圣母娘娘保佑您！”

　　“你早就该这样说了！你们这些人全是这样：又要隐瞒主人，又要抱怨他们……”

　　“我要象天使一样走进天国，我要为您祈祷。”

　　“好吧。躺着吧，躺着吧，我马上叫人来抬你。”

　　人们把萨季尔抬到男仆食堂，安放在暖炕上。身子暖和了，他觉得似乎好受多了。平时，男仆食堂里只有厨娘和她的下手，一到开饭时，所有的家奴都来了，喧嚷的闹声弄得病人烦躁不安。他强打精神，竭力不听他们的废话，自己也尽力抑制那揪心的咳嗽。

　　三月到了；阳光普照大地；溪水从山上缓缓流下；雪化后，露出了暗黑的道路。萨季尔仍然躺在炕上，数着时日，心里充满了希望。

　　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天使，祥云缭绕，耳畔响彻着众天使悦耳的祝福声，眼前辉耀着基督的永恒的光芒……人世间的一切痛苦在这光芒照耀下一扫而净；咳嗽霍然而愈，呼吸舒畅无阻，整个身子腾空而起，越飞越高……

　　“伊诺克·塞拉皮翁！”他听到光芒中发出了呼唤他的声音。

　　就这样，他在梦中以天使的身份来到了上帝的最高裁判所面前。

二十四　多多益善

　　“谢尔盖伊奇在女仆室里等着见您，”女管家阿库丽娜报告母亲。

　　“阿克希尼雅生了吗？”

　　“兴许生了；瞧着吧，她会生个男娃的。”

　　伊凡·谢尔盖伊奇是园丁头儿，母亲很器重他。第一，她买他时花了相当多的钱；第二，亏待了他，他可能使主人没有水果和蔬菜吃；第三，尽管他已到了暮年，但他有一大堆孩子；二十岁的大儿子孙卡，在莫斯科为主人挣代役金，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因此为他破例地保留了月粮，并且让他的妻子阿克希尼雅，一个也不怎么年轻的女人留在家里，很少要她为主人干活。母亲爱拿阿克希尼雅做例子，为她禁止家奴通婚的制度辩护。

　　“她有什么用！”母亲说，“光背个农奴的名义，百事不干！就知道养孩子，奶孩子，洗尿片子——这就是从她身上得到的好处！心里只有自己的孩子，没有主人的活儿，这样的奴隶，决不是好东西！”

　　“她的孩子们替她侍奉主人也是一样，”父亲不同意母亲的看法，“孙卡挣代役金，两个女儿纺纱。”

　　“孩子归孩子，她也应该……”

　　园丁象过节一样穿着深蓝色僧侣呢长礼服，端着一盘白面馅饼来见主人。

　　“你那个骚婆子还要下多少小崽子呀？”母亲劈面问他，“说句丑话，女人到了五十多就不行了，可是她倒年年不空，年年养孩子！”

　　“敢情是上帝……”

　　“生的是男孩吗？”

　　“是男孩。取名谢尔盖。我来求您，太太，您能不能做孩子的教母？”

　　“好吧。谁做教父呢？”

　　“随便请哪位少爷……”

　　母亲选中我，事情就这样定了①。

　　①虽然我的年龄很小；但当时还没有禁止未成年人为幼儿施洗的法律。——作者

　　大约三天后，饭厅里摆上一个施洗用的圣水盆，里面注满温水。神甫带着神职人员来了，人们用崭新的粗麻布裹着婴儿，将他抱来。我看了看他的脸儿，发现他非常难看：红得象只虾，斑斑点点。旁边小桌子上放着一件小褂子和一个系在粉红缎带上的银十字架——这是教母的礼物。母亲抱着婴儿，在圣水盆前停住脚步；我双手捧着蜡烛，站在她身旁。在整个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教母不住地教导我：“吹气，啐一口！”“我绕圣水盆走，你跟着我！”行浸礼时，孩子死命地号叫，由此引起种种议论，于新生儿并非都是有利的。

　　行礼如仪。从此世界上不仅又添了一个奴隶，而且也多了一个教徒。母亲赏给神甫两角钱，然后把谢尔盖伊奇从女仆室叫来。他捧着两条毛巾，一条献给神甫，一条献给母亲。

　　“他长大了是您的仆人，太太！”谢尔盖伊奇说，向母亲深深地鞠躬到地。

　　“愿上帝保佑！柯隆，告诉阿库丽娜，给谢尔盖伊奇端酒来。”

　　几小时后，家里的人谁也不再记起谢廖日卡，而且后来，时间过得愈久，他便愈深地沉入被忘却的深渊。只知道，阿克希尼雅亲自奶他，抱着他到教堂去领过两次圣餐。两次走过教母身边，她都放慢脚步，解开襁褓，露出孩子的头部，希望引起“教母”的青睐，可是母亲态度冷淡，连问也不问。

　　两年后，人们看见谢廖日卡在谢尔盖伊奇住的侧屋旁玩耍。夏季里，他把小褂子拴在腰带上，挪动摇摇晃晃的小腿，在台阶近旁转悠，想要走进污水坑里去。他独自一人玩儿，没有人照管他，因为他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得照料小的。哥哥姐姐们都分散了。几个大的被主人留下，有的当了“童奴”，有的送到莫斯科去学手艺；剩下的几个年纪小的又被阿克希尼雅打发到树林里采蘑菇去了。有时，谢廖日卡试着顺台阶爬上去，但总是摔下来，跌得嚎啕大哭。他哭他的，役人理睬，他也就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然后又乱爬乱钻。最后，在快吃午饭的时候，谢尔盖伊奇老头子来了，他抱起谢廖日卡走进屋去。他摸抚着儿子的头，看来他很爱他。他从园子里回来时，衣袋里往往装着一条小黄瓜或者几颗甜豌豆荚，看看没有外人在场，便塞给谢廖日卡。

　　大约又过了三年；谢廖日卡开始出现在主人宅子的大院里。他伙同几个年龄相若的男孩，手拉着手，忽而扮驾辕的马，忽而扮拉边套的马，从一个角落奔到另一个角落，兴高采烈，一直玩到母亲忍无可忍，在窗口大声呵斥他们为止：

　　“看我不打死你们，小淘气鬼们！”

　　听见这吆喝声，孩子们从盛怒的太太面前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她简直弄不清他们藏到哪里去了。他们准是藏在附近什么地方（小孩子藏身能要多大的地方？），向外面张望呢。

　　大约就在这个期间，谢尔盖伊奇和阿克希尼雅认为对“教母”提醒一下谢廖日卡的存在，是有好处的。他们给他穿上一件干净褂子，用手帕包着一盘白面饼，叫他给太太送去。

　　“教母，这是孝敬您老的！”谢廖日卡把大人教给他的话学说了一遍，把礼品放到桌子上。

　　“谢谢，乖孩子，谢谢！”母亲说，“走过来，让我瞧瞧你！”

　　谢廖日卡不是胆小的孩子，他大大方方地走到“教母”面前。母亲端详着他，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之处。宽脸红腮，颧骨突出，细眼睛，扁鼻子。活象个加尔梅克人。还有那身材，小得和年龄太不相称。

　　教子长着一双矮矮的罗圈腿，造化本身似乎还在犹豫，要不要判他在裁缝桌上消磨一生。当母亲的视线落到他的腿上时，她脑子里却立刻间过一个念头：“得送他去学裁缝！”

　　八岁那年，谢廖日卡被带进主人宅子里，当餐室的小厮。柯隆教会他往玻璃杯里哈气，腋下夹着盘子伺候主人用餐，等等，而他无师自通，凭着一种特殊的本能，学会了用舌头舔净盘子里剩下的残汁。为此，他挨了不少的揍；此外，因为他打碎了许多器皿，加上他又爱“调皮捣乱”，所以主人不时把谢尔盖伊奇老头子叫去，强令他用鞭子抽打自己的儿子。总之，谢廖日卡在他的仆役生活中刚刚跨出几步，便显出他不是这种材料，大家很快地看出，他永远成不了称职的仆人。

　　因此，在他还不满十岁的时候，莫斯科便吞没了他。象母亲早先决定的那样，他被送到在梭良卡街开裁缝店的一个熟人维里芳吉耶夫那里去当学徒。谢廖日卡开始烧熨斗，上馆子里买开水，常常碰钉子。他饮尽了学徒生活的苦水，从亲身经历中，他确信他已经落进一只密封的口袋，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今后他最好的出路是使自己的全部感觉官能变得麻木不仁，经过长期的忍耐而习惯起来。

　　果然，他很快便习惯起来了。拳头、巴掌，象冰雹一般从四面八方落到他身上，东拧他一把，西揪他一下，他似乎不觉得痛。除此之外，学徒的浪荡生活也很合他的心意，因此当他穿着油污的灰布长褂，吹着口哨，在人行道上弯来拐去地走的时候，他对自己感到无限的满意。快乐的情绪象一股无尽的泉水在他心里翻滚着，无时无刻不巴望着干一件大胆的、顽皮或者骗人的事。这种大胆行为有时表现在：他乱奔乱跑忽然一头撞在行人的背上或肚子上，这自然会立刻遭到一阵无情的痛打。有时，他突然扑到正在发呆的小贩的托盘前，眨眼工夫吃掉一个包子或者一叠带罂粟籽儿的饼干，随即立刻逃得无影无迹，好象土道了似的。但是他特别爱干的是各种骗人的把戏。他看出人行道上有一个糊涂虫，便肆无忌惮地跑到他面前，说：

　　“伊凡·安德烈伊奇叫您去一趟！”

　　“哪个伊凡·安德烈伊奇？”

　　“不知道。我刚才走过塔同卡街，他叫住我，说：‘你要是看见普罗斯托菲林①先生，请告诉他，伊凡·安德烈伊奇叫他去。’”

　　①意即糊涂虫。

　　“我不是普罗斯托菲林，我叫杜左夫。”

　　“对对对，他正是说的杜左夫，我给记成普罗斯托菲林了……”

　　于是，那位糊涂虫便开始回想，是哪一位伊凡·安德烈伊奇想要见他。想来想去，嗯，大概是想起来了。他丢下要办的事，真的找伊凡·安德烈伊奇去了。

　　或者，他跑着跑着忽然停在人行道当中，仰着头看高高的天空。糊涂虫们经过这里，以为他一定在观看什么奇妙的东西，也停住脚步，仰着头看。他们看来看去，什么也没有看见。

　　“你在看什么呀，鬼东西？”

　　“看你看见的那个东西，灶神！”

　　不用说又挨了一顿打。

　　总之，他挨惯了打，竟至认为挨打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不再逃避它，有时甚至有意去找打。

　　除了这种愈演愈烈的调皮捣乱的勾当，他也开始沾染上各种恶习。酗酒，盗窃，一句话，他存心要做个标准的流氓。放荡无羁、无依无靠的师兄们无情地腐蚀和毒害着他这年轻的心灵，而个人的易受感染的性格又给邪魔敞开了畅通无阻的道路。没有人，而且也没有工夫采用理智的办法去影响他，却又因为感到必须教训他，所以殴打的次数渐渐增加，终至打得谢廖日卡遍体鳞伤。老板打他，师傅们打他，师兄们打他。没有哪一只手、哪一根鞭子、哪一根棍子没碰过他。但他的眼里没有出现过一星泪花，他脸上的肌肉没有一丝的收缩：他纹丝不动，象石头人似地站着。

　　谢尔盖伊奇老头子是否为他濒于毁灭的儿子感到痛心，我说不上来，但是不管怎样，他不会不知道，谢廖日卡的情况颇为不妙。他也许对自己说过，“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只好永远如此。人家把他们当草包扔进漩涡里，他们便在漩涡里打圈予，有的人能偶然地挣脱出去，有的人会同样偶然地遭到灭顶之祸——毫无办法。如果去求太太，她会说：你求我什么呢？你自己想想吧，这种事情有什么办法呢？……让他去吧……

　　这其间，学习照常进行。十六岁那年，谢廖国卡已经坐在案桌旁，在供他学活的零星呢料上左一针右一针地乱戳乱扎着。再过一年，再过两年，他大概便会成为一个正式裁缝吧，到了那时，感谢上帝，请缴代役金吧。到了那时，谢廖日卡将离开维里劳吉耶夫裁缝老板，开始在莫斯科从—个成衣店到另一个成衣店地帮人干活了。

　　他痉挛着，坐在案桌旁，脑子里仿佛有许多锤子在砰砰地敲着。酒瘾发了，可是身无半文。谢廖日卡想起前两天他曾在过道中看见老板房里的神龛上放着一个铜币，于是他从案桌旁站起来，趁老板不在家，溜出了作场。可是这时大师傅正密切地监视着他，在他打开老板的房门的当儿，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下贱胚，你想偷什么？”

　　一顿毒打。

　　谢廖日卡眼里火星四溅，可是他毫不反抗。他甚至觉得，这顿拳头消解了他一半酒瘾。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案桌上，好象根本役这回事似的，继续在碎料子上东戳一针，西扎一针。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因为亲眼看见这一场殴打而乐不可支。

　　同维里芳吉耶夫签订的契约终于满期。红果庄发来一道命令，规定了谢廖日卡缴纳代役金的数目，第一次数目不大：二十五卢布（纸币）。谢廖日卡很快离开了他学艺的成衣店，出去寻找帮工的位置。他没日没夜地在莫斯科游荡了一个星期，因为他的朋友相当多，所以终于在一家伙计众多的大成衣店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家成衣店伙计多，监视不怎么严格，谢廖日卡自然对此非常高兴。他向老板预支了一笔工钱缴纳代役金，第一次将钱如数交给斯特列科夫（母亲的亲信，见十四章）的时候。他说：让太太知道知道，谢廖日卡是个什么样的裁缝师傅吧！

　　这一年平安地过去了。第二年缴代役金的限期届满，谢廖日卡却音讯全无。斯特列科夫去找他干活的最后一家成衣店的老板，人家告诉他，谢廖日卡在几个礼拜以前到三一修道院去朝拜，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斯特列科夫找遍莫斯科，车费的开支使他濒于破产，始终没有找到谢廖日卡。

　　“又是个当兵的胚子！”教子失踪的消息传到母亲耳里，她说。“不必存什么希望了；非把这个贱种搞掉不可！”

　　母亲严令斯特列科夫继续搜寻谢廖日卡，找到他时，不必送回乡下，就地将他扭交莫斯科的征兵机关，自然是算名额的。此外，她还把谢尔盖伊奇老头子叫来，严加盘查。

　　“说，谢廖日卡在哪儿？”她对他叫道。

　　“我怎么知道！”

　　“你是他父亲：应当知道。你要是不承认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那就这样办：你写封信给你的孙卡，若是他在一个月之内不把他弟弟交给斯特列科夫，我就把他本人送去当兵。”

　　“您看着办吧，”谢尔盖伊奇正要开口，忽然醒悟过来，尖锐然而很有道理地答道：“太太，真不知道您干吗要这么折磨人。孙卡也许连做梦也没梦到他弟弟在哪儿……写信给他也没用。”

　　母亲只好住口了。

　　整整两年都没有找到谢廖日卡。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传闻。有些人说，他加入了一个偷窃集团，在莫斯科城里靠小偷小摸为生；另一些人断言，他已经远走高飞，在某一个荒凉地方的修道院里当了见习修士。还有一些人甚至把握十足地说，他加入分裂派①，在哈皮洛夫池塘里受过洗礼，被送到遥远的“志利雅内”（在彼尔姆省的北部）的隐居区去了。在这些说法中，第一种最为可靠：谢廖日卡果然隐匿在莫斯科当扒手。

　　①参见本书第一七○页注。

　　他刚刚站住脚，便又摔倒了。他没有一技之长，因为他在维里芳吉耶夫那里学到的一点手艺，经过两年的浪荡生活，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盗窃成了他维持生命的唯一出路。所谓维持生命，就是喝酒，因为酒象药一样，能给予他的机体一些它所缺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他在这个循环圈里打转，叫着骂着，但只要稍为离它远一点，他便感到痛苦难当。酒力发作之下，他精神百倍；酒力一过，一群灰色的幽灵立刻将他团团围住，使他愁肠百结，烦闷已极。二十岁的人，看上去已经是个老态可掬的醉鬼；浮肿的脸上遍布着块块红斑；浑身上下象发疟疾似地哆嗦着。

　　他没有固定的住所。白天，他徘徊在城厢一带，不敢冒险到市中心区去；黑夜来临，他溜出城关，夏天在沟渠中过夜，冬天钻在干草垛里。他的行窃活动是单枪匹马地干的，因为他过于糊涂、过于卤莽，没有一个盗窃集团肯收他当伙计。他每天行窃时几乎经常被人当场捉住，但因为是小偷小摸，而俄罗斯人一般说来又不喜欢对簿公庭，所以很少将他扭送警察机关，往往是赏他一顿老拳了事。然而殴打的程度大大地超过了行窃的规模，以致他的筋骨没有一处完好，役有—处不痛。

　　尽管如此，但酒毕竟一方面支持着他的生命，同时又使他忘却生命。我不能断言，他是有意识地达到这种忘却的境界的，但我可以肯定，这种忘却的境界已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且只需要这种境界。

　　斯特列科夫终于打听到可靠的消息：谢廖日卡被关在城厢一个拘留所里。这一次他犯的案相当大，正在对他进行侦讯。任务是艰巨的；得销案，设法营救谢廖日卡。还要使他清醒过来，再送他去当兵，虽然他个子矮，又是个罗圈腿，能否验得上，还大成问题。但母亲管斯特列科夫叫做“能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托熟人疏通，花了点钱，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太太的命令。验收新兵的人把谢廖日卡领到标尺下，巧妙地将他往上一提，使他的身长恰好够上标准的尺寸。

　　“剃光①！”征兵处的主管人宣布。

　　①旧俄时代，新兵人伍需将头发剃光，此处呼”剃光’，表示检查合格。

　　“剃光！剃光！剃光！”喊声象回音一般滚过所有的营房，一直传到最后一间营房，理发师正在那里等待着体检合格的新兵。大功告成。从此谢廖日卡不再以家奴的身份生存于世间，他进入了新的生活。

　　母亲接到这件公案的收场的消息，颇为满意，而她更为满意的自然是与好消息同时寄来的一张征兵处的正式收据。

　　她将收据放进钱匣里时，不禁想起了谢廖日卡有一次对她说的话，那时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端着一盘白面饼来见她，对她说：

　　“教母，这是孝敬您老的！”

二十五　费陀特之死

　　费陀特卧床不起，已经两个多月。虽说他年过六十，但是在病倒之前，看上去他却非常健旺，因此，谁也不会想到，迅速的结局正在等待这位强壮的、劳碌了一生的老人。他自己也说不清发病的原因：“仿佛心肝五脏全烂了。”

　　“那一次，他们往大车上装干草，装得不好，”他说，“一上路，车往一边歪。庄稼汉牵着马笼头，我在车旁，一边走，一边用肩膀顶着车帮。喏，没想到出了事。”

　　在整个红果庄庄地上，他是唯一的一个赢得母亲真正的好感的人。大约在二十年以前，他当上了村长，一直勉力工作，既精明又诚实，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真是个忠实可靠的人！不错，他也喝酒，但只是逢大节日才来几杯，那是上帝也会宽恕的。然而，他最可贵的地方，是他在维护主人的利益的同时，常常也替农民说几句好话。母亲虽然有时说他姑息养奸，但是她心里明白，费陀特的政策使她避免了许多不愉快的麻烦事儿。

　　费陀特和母亲，正象俗话所说，真是心心相印。每天晚上，老头子来到女仆室，和太太一谈就是半天。他们两人精通农事，又互相了解。母亲聚精会神地听取村长对她从容面详尽地报告一天的工作。接着，他们共同商讨每一个具体问题，而且几乎总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母亲的眼光比较远大，可是在处理问题的周密性方面，费陀特则更胜一筹。因为在农事上，周密的考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遇到意见分歧时大都由村长最后作出决定。连老主人也常常在他们争辩的时候来到女仆室，好奇地倾听他们的议论。谈够了，订好了第二天的工作计划（总是两套：一套适用于晴天，一套适用于阴天），母亲便吩咐赏给费陀特一小杯酒，然后放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可是忽然之间，这个忠实正派的仆人（甚至是朋友）生病了。一病不起，这种情形在农民的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庄稼人不喜欢平白无故地躺在炕上，如果躺下了，那就是说他的末日不远了。幸好这是深秋时分，若是在夏天农忙时节，缺了费陀特，非抓瞎不可。可怜的费陀特，他是“朋友”，然而朋友归朋友，主人的利益可不能不考虑啊：就拿现在来说吧：打谷的活儿还不知哪一天结束，究竟打得怎样，你总得去管管吧！有费陀特在场，保险粒粒归仓；没他在场，恐怕十分之一的粮食也拿不到手。特别难防的是那些娘们儿。农奴娘们儿鬼得很；她弄走一口袋毛皮，你还不知道是怎样弄走的。这个一口袋，那个一口袋，你去算算吧，加起来就多啦。

　　总之，对于垂死的仆人的真诚的怜惜，与对于突遭不幸的主人的同样真诚的怜惜，交织成一股强烈的感情，它同在经营庄地的一切实际活动中表现出的强烈感情是不相上下的。这并不是伪善，不是表里异趣，而是一种在人类意识中不会引起任何惊慌的两川并流似的自然的殊途同归。

　　母亲一连几小时地翻阅（加雷切市斯基药方汇编》①。查找适用的药方。她忽然看到某种疾病的记载，认为跟费陀特的症状相似，便立刻跑到家里自备的药房里，和一个专管医药的丫环商量一番，然后两人通力合作配起药来。每隔一天，有时每隔三两天，她带着这丫环医生，坐上摇摇晃晃的敞篷马车，不顾秋天的泥泞，到两俄里外的伊兹马尔科沃——费陀特住家的村子去探望病人。但是，无论是好心的太太送来的药品，还是她亲自的探望，都没有使费陀特的病情好转。他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瘦成一把骨头。他的肚子肿得老高——那病根十之八九在这个地方。

　　①指都加雷切甫斯基（1763—1829）汇编的《民间常用药方集》。

　　“太太，您白操心了，”他有气无力地说，勉强欠起身子。

　　“躺下，躺下！觉得吃力，就别说话吧！”母亲叮嘱道，接着她坐到桌旁，向村长的家属详细询问他的病情，作必要的指示。

　　“他睡得好吗？”

　　“哪能睡啊！刚合上眼皮一会儿，又呻唤起来了。”

　　“能吃吗？”

　　“哪能吃啊！刚吃一点儿东西，又全呕出来了！全呕出来了！”

　　“对，是这种病。今天我带来了几种新药；喏，这是镇痛药，给他多擦几次肚子，晚上抢成小丸子让他内服。喏，这是霍夫曼滴剂，要是情形不对，就用它。这是金丝桃泡的药酒，每夜给他喝半玻璃盅。要是他久不见轻，就给他服灌肠剂。上帝保佑，他会好点儿的。我叫我们家的医生留在这儿，让她看护病人，明天早上回家，还需要什么，她会告诉我的。我们再来想办法。”

　　“主啊！愿圣母保佑您！”费陀特的家属齐声称谢。

　　“费陀杜什卡，我这就向你告别了！吉人自有天相！”母亲走到费陀特跟前，对他说，“这个礼拜天，我一定替你给你的守护天使供支蜡烛！但愿我们大家长寿！”

　　“粮食打得怎样了？”病人忧郁地嘟囔说，希望用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对太太的关怀的感激。

　　“别提粮食啦！要是你身子好，早打好了……唔，愿基督保佑你！躺下吧！”

　　“愿上帝保佑您！愿圣母保佑您！”

　　母亲走了。人们热心地给费陀特擦了一阵肚皮，又喂他喝了金丝桃泡的药酒。

　　挑选谁继任费陀特的村长职位呢？这个问题使母亲很是焦急。老村长没有保荐他的儿子阿封卡，因为这小子不善于管理农事，又有贪杯的弱点。费陀特属意的农民阿尔希普，偏偏又不合母亲的心意。他那个人呀，一问三不知。干工作，他没心眼。别人做些什么，他视而不见。十足的草包一个，拿不出一点儿主张。母亲呢，她喜爱她所委派的管理人员能提出与她相反的意见（自然是言之有理的反对意见，而不是无补于事的胡言乱语），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不错，阿尔希普把自己的家业管理得有条不紊，但是地主的产业和农民的家业不能混为一谈。你交给他一个大车轮，他马上会给你弄丢。

　　在主人宅子里，吃饭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只要老爷太太碰在一起，话题总离不开费陀特。他们把他的死当作一件不幸的大事。

　　“费陀杜什卡出了个难题！”母亲抱怨说，“他这一病可乱了套，叫你找不着头绪。”

　　“万事皆由天定，”父亲心平气和地答道。

　　“反正不关你的事喽！成天关在书房里，屁事不管！就知道坐在那儿，拍大腿玩儿。我可整天象在火里……费陀特死了，我怎么办！”

　　“你再找个帮手吧。”

　　“你去找吧，我找得够呛了。我要抛弃一切，离开你们；你们爱怎样就怎样过日子吧。”

　　母亲向窗外瞅了一眼，外面在下雨。又因为费陀特的缘故愁得心焦。

　　“老下雨，下个不停！”她牢骚满腹，“这场瘟雨已经下了好多天啦，还不见乌云散开。脱了粒的粮食，堆得满地都是，还没有扬净①。要是费陀特不病倒，他早想出办法了。”

　　①那时既没有脱粒机，也没有风车；人们用铁锹铲起谷子，利用风势杨净谷粒。——作者

　　“有什么办法好想！哪能违抗天意！”

　　“天意自然不能违抗，可也总得拿出办法来。流水是穿不过石头的，谷子眼看快要发霉，到那时候，看你去谈天意吧！”

　　然而最担心的是怕人偷窃。在红果庄劳役制的田庄上已经长期没听说过偷窃主人的财物的事了，因为费陀特毕竟管理有方。他待农民并不严厉，但他对盗窃活动决不宽贷。他的眼力对这种事特别锐利：他只要到各处走一走，立刻就能看出毛病。在费陀特初任村长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他走着走着，逮住一个偷了一小袋麦穗或者一块毛皮的娘们儿，将她带到马棚去加以惩治。惩一儆百，这样办过几次，最后连嫌疑犯也没有一个了。难道阿尔希普（他现在临时代理费陀特的职务）能做到这一点吗？他是个（上帝饶恕）没长心眼儿的人，人家就是在他的鼻子底下偷东西，他也看不见。他才不肯动脑筋呢！眼前摆着主人的事，心里想的却是：“我家里该没出什么事吧？”哼，砸掉你那个“家”，看你去想它！

　　“应当派人到谷棚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怎样，可我派谁去呢？”母亲又开口了。

　　“叫阿尔希普去照料一下。”

　　“他能照料什么！”

　　“要不，派阿库丽娜，或者你自己走一趟。”

　　“阿库丽娜份内的事还做不完；我自己走一趟，好是好，可是我这两条腿又大不如前。再说，难道我是您的女工不成！喝，他倒会支使人：你自己走一趟。我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家的，让你去背十字架，我走好了！我在贝柯沃造一座庄园，把孩子们带去，让你一个人和你那两个宝贝姐姐住在一起，让你去欣赏个够！”

　　父亲叹息一声，不再说什么。这种一见面就吵架的情形，由来已久，简直记不起始于何时。无论家里出了什么不痛快的事，总是怪他！“全是你！全是你！”——老是这么说。有时还说：“糟老头子，你还不快升天呀！”有时候为了回敬这些指责，父亲也会大发雷霆，臭骂一通，以致弄得疲惫不堪。他愈来愈老迈，而与高龄俱来的自然是日益显得衰弱。不仅是衰弱（这还过得去！），而且还意识到自己全然成了废物。他自己似乎也明白，对他的责难，完全是他罪该应得的，只不过责难的方式未免过于令人难堪罢了。的确，在家里他不但是个多余的人，还是一块绊脚石。无论他怎样降低自己的要求，无论他怎样回避同活人见面，他毕竟还有一口热气，仅此一点就使人想起还要人去服侍他……

　　看来，他甚至比母亲更喜欢费陀特。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个老仆人在暗中默默地保护着他。在费陀特管理劳役制庄地的时候，很少引起吵闹和叫骂。母亲很少呵斥父亲：“全是你！全是你！”很少暗示他：他早该腾出位置来了，因为他只是在无耻地虚度光阴，加重土地的负担，而周围的人全在辛辛苦苦地工作。可是现在，费陀特也快死了，老头子们全死了，全死了！只有他这个红果庄的老庄主一人还在焦急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母亲竭力要忘却她所遭到的不幸，哪怕是忘掉一个短时期也好。

　　她注意地听取着阿尔希普的晚间报告，竭力把他带到符合她的经营观点的境界里去。但是阿尔希普还不习惯，在太太面前总是畏畏缩缩。不幸的是，母亲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感情的力量。她始而默默地听取报告，继而训诫，终于由训诫转入呵斥。阿尔希普被骂得张口结舌，不仅仅畏缩，而且浑身发抖了。这样一来，问题没有解决，新材长听天由命地走了。

　　“一窍不通！”母亲对阿库丽娜发牢骚说。

　　“太太，您骂他骂得太困了。”

　　“为什么人家费陀特一说就明自？”

　　“所以叫费陀特嘛。您家的底细，人家费陀特摸得比您还清楚，可是这一个还是生手。您跟费陀特谈话的时候，恐怕是轻言细语的吧。”

　　母亲开始回忆。的确，她从来没有对费陀特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从来没有骂过他一声。他们总是一拍即合。谁知道呢，也许阿尔希普也能成为一个能干人，如果对他和气一些的话？母亲考虑着这个问题，嘱咐自己，明天无论如何要克制自己。但是第二天阿尔希普一来，头天晚上的决心立刻忘了个精光。他象昨天一样畏缩而笨拙，母亲也象昨天一样，除了无补于事的叫骂，找不出半句有用的话来教训他。

　　母亲老想着这件心事，把工作全耽搁了。她拿起帐簿来看——一点也看不明白；她想给某个总管下一道命令——老理不出一个头绪。她走进女仆室——净挑奴婢们的错儿；她不再吩咐厨子做这做那——高兴给我们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她连钱也数不清楚了——不知是分文不短，还是被人偷走了一些。她仿佛觉得到处都有弊病、破坏、损失……。不用说，所有这些破坏和损失，不过是她脑子里的幻觉，因为由费陀特建立的制度大家还记在心里，事情暂时还是照老样儿进行。但是想象力既经唤醒，她便没法平息它。

　　“倒不如早点……死了干净！”她脑子里常常掠过这个想法。

　　她做梦也净梦见怪事。一忽儿梦见费陀特已经亡故，一忽儿又梦见仿佛是他走进女仆室，说：“您瞧，太太，我这不是已经起床啦！”

　　“要真是这样……”她在蒙俄中幻想着，焦急地等待着早晨的来临，那时，丫环医生该从伊兹马尔科沃回来向她报告病人的情况了。

　　“怎么样？”她冲着丫环奔去。

　　“还是老样子。看来拖不久了。”

　　母亲心慌意乱地回到自己房里，呆呆地望着窗外。道路上一片难以通行的泥泞，积水淹没了院子里的草地，秋雨淋沥，下个不停。她气虎虎地抓起叫人铃，摇了几摇。

　　“叫阿尔希普！”

　　阿尔希普走进来，因为预感到太太会生气，早已哆嗦起来。

　　“今天没扬场吗？”

　　“这种天气哪能扬场！”

　　“滚……没长心眼儿的东西！”

　　阿尔希普走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为了自己的私事回来了。

　　“太太，您还是别叫我当村长吧！”他说，尽量把语气放得强硬一些。

　　“这倒是新闻！棍子拿上手还没几天，居然说起这种话来！该放谁走，我自己心里有数。别的我一概不管！哪怕是用手掌捧着吹，你们也得把粮食扬净！”

　　阿尔希普哭丧着脸走出去；母亲又摇了几下叫人铃。

　　“快去告诉神甫，叫他明早天一亮做一场祈祷天晴的弥撒，顺便给费陀特做个祷告。叫那个没长心眼儿的阿尔希普明天把劳役农民统统赶到教堂去。”

　　可是祈祷也没能使病人霍然而愈。费陀特显然一天天接近着不可避免的结局，而雨仍旧瓢泼似地下个不停。母亲亲自来到谷棚，看见大堆大堆已经脱粒、还役扬净的粮食，直气得捶胸顿足。

　　“好人们，你们怎么老是只顾脱粒！”她对正在脱粒的农奴们吆喝了一声，马上又转向阿尔希普，疾言厉色地命令道：“下雨的时候，应当放庄稼汉回家干自己的活儿去。别惯坏了他们。天一晴，马上把他们统统赶回来替我干活。”

　　死神终于等得不耐烦了。深夜里，阿封卡骑着快马跑到我家，报告说费陀特不行了。母亲不顾夜深天黑，立刻出发到伊兹马尔科沃去。

　　费陀特快断气了。小屋里又问又臭，一大堆人（不仅有家属，还有邻居）挤在病人的炉台前，高声谈着话。

　　“大家都出去！”母亲吆喝道，“鲁凯利雅（费陀特的妻子）和阿齐纳西亚留下来。”

　　母亲由阿芬纳西亚搀着爬上炉台，坐在病人身旁。费陀特双目紧闭地躺着，胸部已经没有起伏的动作，因此很难判断他是否还有一丝气息。但是即使是在弥留之际，老仆人仍然感觉出了太太坐在身边，便鼓动着僵硬的舌头嘟囔道：

　　“打谷期……”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费陀特离开了人世。母亲哭了，她向他俯下身去……

　　当一切结束时，她向死者的家属问道：“他后事安排过了？”

　　“安排过了，太太……牲口、他的衣裳、二十个卢布……他都给我们分好了。”

　　“你们就照他的话办吧。”

　　三天后，人们殡葬了费陀特。全村的人参加了葬礼，没有一个人认为死者是个恶人。父亲向忠仆的遗体深深地鞠躬，母亲在整个安魂祭的仪式中没有断过眼泪。

　　又过了几天；天气放晴，打谷工作照常进行。随着天气的转晴，阿尔希普的心情也好了起来。费陀特的死仿佛解放了他的手脚，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力争不辜负死者生前对他的引荐。

　　但是，费陀特死后，红果庄已经使母亲渐渐感到厌恶了。

　　家奴们的形象完整地、栩栩如生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在以本章结束他们的肖像画廊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再说几句话。读者可能觉得奇怪，怎么我在这一部分里绝口不谈在家庭回忆录中往往占着显著地位的保姆们。我的回答如下：保姆，作为一种职业名称，在我们家里几乎并不存在。母亲懂得，习俗赋予这种职位一定的尊敬，尊敬会给保姆提供受人优待的地位。而母亲治理庄地的总原则却不容许任何优待存在，因此，照管孩子的女仆常常频繁地更换。

二十六　地主群

　　在我们那一带，地主很多，但他们的物质状况并不特别令人羡慕。我们这一家大概要算是最富裕的家庭；比我家更富有的只有一个我前面讲过的乐园镇的领主，但是，因为他只偶尔来庄地上小住一段时间，所以地主圈子里的人不大谈起他①。其次是三、四个拥有五百至一千名农奴（分散在各省）的中等地主，再次是一批拥有一百五十个或者不到一百五十个、乃至几十个或者几个农奴的小地主。

　　①为数不多的几个地主，拥有大量收代役租的庄地，在别的省里建有庄园。从来不上我们那儿来；这样的地主；我这里就不谈了。——作者

　　有些地方，五、六个地主庄园挤在一个镇子上，因此耕地交错的现象极为严重。但庄主之间却很少发生争执。第一，人人都很清楚哪些地是自己的地；第二，经验证明，近邻之间的争吵是没有好处的：它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纠葛，妨碍公共生活。因为这种公共生活是多少还能排遣一些寂寞的唯一的途径，而寂寞又跟穷乡僻壤中与世隔绝的生涯结了不解之缘，所以大多数明达之士对于土地布局的混乱状况宁可听之任之，也不愿为此兴起争端。因此，关于地权规划问题，尽管政府当局三申五令，却始终无从下手：大家都知道，一旦将规划付诸实行，准会闹得动起武来。

　　然而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地主的低矮、阴暗的小屋里，出了一个讼棍，或者简直就是一个无耻小人，他存心制造摩擦，并且在包揽讼词的书记挑唆之下，四处散布毒素。流毒所至，地主们纷纷行动起来；每个人都开始寻找自己的东西；诉讼案件不断发生，渐渐地把所有的邻里卷了进去。为了一小块几十平方俄丈①的土地，始而争论，继而对骂，终至演成公开的仇恨。仇恨愈结愈深，竟至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同一个镇上的乡邻不但互不往来，而且在途中相遇时也赶紧掉头而去，甚至在教堂里也会吵得不可开交。不用说，结果总是强者得胜，弱者败阵。后者打不起官司，不得不求和。这些处处吃亏的人来求饶了。这时，谢主宏恩，狗窝里便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

　　①一平方俄文（或沙绳）约合我国三十六平方尺多。

　　当然，住深宅大院的地主们，可以避免那些彼此住得太近的地主们无法避免的拥挤，但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加枯燥乏味。他们很少出门，只在秋季里出去打打猎，而产业提供的资源极为有限，又不足以充实他们的生活。热情的主人是少见的例外；大多数人满足于现行制度，因为现行制度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必需，给了他们相当多的闲暇，使他们有权被人称为老爷或太太。这里不妨指出，这些在物质生活水平上略微高出小地主的地主们，却看不起比自己低微的同类，而且一般说来，他们过于容易地就染上了自高自大的恶习。

　　地主的庄园建造得极不美观。他们想要筑个窝的时候，便竖起兵营式的一长溜屋架，内部用板壁隔成若干小房，用青苔填满墙壁上的缝隙，铺上木板房顶，然后凑合着居住在这种简陋的屋子里。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屋架渐渐干裂发黑，屋顶漏雨。寒风钻进窗缝，湿气通行无阻地浸入各个角落；地板松动，天花板上印满污迹，整个房屋因为年久失修，渐渐下沉、腐朽。冬季里，他们在墙上包一层麦秸，用木条将麦秸压住；但这并不足以抵挡寒冷的侵袭，因此早上和夜里不得不生火炉。不言自明，比较富足的地主，他们的住宅造得宽敞牢固得多，不过建筑物的总的格局却是相同的。

　　谈不上什么生活上的舒适，更谈不上什么优美如画的景物。为了躲避寒风，庄园大都建造在地势较低的地方。主宅两旁是各种杂用房屋，主宅后面是菜园，前面是小庭院。既没有花园，甚至也没有哪怕是用来增加收入的果园。难得看到天然的矮树丛或者白桦绕岸的池塘。紧靠在菜园和杂用房屋后面的是主人的田地，田里从早春到晚秋都有人在干活儿。地主完全可以站在主宅的窗前监视农民干活，并为未来的丰收或歉收而高兴或发愁。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话说回来，尽管物质资料不很充裕，却也并不感到十分匮乏。只有那些最小的地主，有时入不敷出，才去寻找补助：他们带着孩子从一些村邻投奔到另一些村邻，扮演着不大光彩的丑角和食客的角色。这种比较满足现状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生活费用低廉，而大部分是由于要求很低。几乎一切都是自己家里生产的，不用花钱去买。只有衣服、白酒和偶尔买点杂货需要支付现钱。在某些地主家庭里（甚至并不是最没有钱的地主家庭里），只在大节日里才喝茶，至于葡萄酒，压根儿没听说过①。李子酒、果子露酒、克瓦斯、蜂蜜，这就是通常的饮料，而家制的盐腌醋渍的食物则是家常便饭。菜饭全是自家生产的东西，只有鲜牛肉是例外，所以只偶尔吃一顿。家里的人既不知所谓好菜为何物，对于这种家常便饭也就心满意足，而且连客人也不存非份之想。有油水就成——这就是那时候的地主款待客人的准绳。

　　①指卡辛商人捷尔里科夫酿制的各种牌号的葡萄酒。我不知道这种混合饮料究竟有多大的好处；不过它的价钱不贵。后来，除了捷尔里科夫家，还有兹兹金家（也是在卡辛县）和索波列夫家（在雅罗斯拉夫里）也仿制这种酒。看来；他们的酒在当时销路是不错的。——作者

　　一两百卢布（纸币），在当时要算一大笔钱。只要手里偶然积攒起这么一笔钱，家里便会出现另外一番气象。买来了呢料、花布和别的衣料，由家奴裁缝给家庭成员裁制新衣。在家里仍然穿着旧衣，新衣裳留着客人来时再穿。远远望见有客人来了，便赶忙跑进去，换上新衣，让客人以为殷勤的主人总是这样一副装束。冬季里，卖掉了余粮和各种土产，手里更加宽裕，花起钱来也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夏季里，分文必较，因为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俗话说，“夏天拼命省，冬天随意花”，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因此，他们总在焦急地等待着冬天的到来，而在夏季里，他们闭门不出，站在窗前注视着下一个冬季的欢乐生涯的创造进程。

　　难得有怨天尤人的时候。他们随遇而安，不作非份之想。他们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蜡烛（也是花钱买的商品），如果家里没有客人，冬天黄昏时大家摸黑闲聊一阵，很早就上床睡觉。有的地主的家，每当夜幕降临，一家人聚集在一间比较暖和的房里；桌上点着一根蜡烛头，大家坐在烛光前，聊天，做针线，吃晚饭，不太晚便各自散去。如果家里有许多女眷，那么，直到半夜屋里还有她们的快乐的谈笑声，因为不点蜡烛也能谈天。

　　至于这种相对的小康生活反映在农奴们的脊背上又是一副什么光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姑且按下不表。

　　地主界的教育程度并不比物质水平高多少。只有一个地主能夸耀他受过大学教育，另外还有两位（我的父亲和古斯里琴上校）受过相当好的家馆教育，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其余则是一些贵族出身的纨挎子弟和退役尉官。我们那一带，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种风气：青年人从士官学校出来，服一两年军役，然后回到家乡靠父母过日子。在乡下，他们给自己缝件短衫，坐着车四出拜访村邻，相亲，娶妻，老人一死，自己便当家作主。应当承认，这是些不慕虚荣、安分守己、不管闲事的人。他们象田鼠似的，老是创着自己身边的泥土，却不问一间这样做究竟所为何来。他们对村子以外发生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只要能吃饱穿暖，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便感到满意了。

　　印刷品在这里不起作用。报纸（当时整个俄国仅有三种报纸①）中，只有《莫斯科新闻》还能见到，而且决不超过三、四家订户。书籍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销行极广的标准历书，一无所有；此外，能看到的就是国秀们从货郎手里换得的一些唱本和粗制滥造的廉价读物。只有她们为了解闷儿才看书。杂志根本没有，但是，从一八三四年起，母亲订了一份《读书丛刊》②，而且说真的，派人来借阅这种杂志的人多得应接不暇。他们爱看的是出于勃兰贝乌斯男爵③手笔的《奥莲卡，又名女人一生中的几小时》和《悬在空中的客人》。后者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连他那本并不怎么严谨的《文学史话》，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此外，闺秀们都是大诗迷，有闺女的家庭往往都有一大本手抄诗集或剪贴簿，里面收集了大量的祖国诗歌作品，从《上帝颂》到荒诞不经的《我站在最后一片幼叶上》，应有尽有。普希金的天才当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顶峰，他的声誉已经响彻整个俄罗斯。这声誉也传到了我们穷乡僻壤，尤其是在日秀们当中产生了狂热的崇拜者。但是不妨补充一句，她们对《护身符》、《黑披巾》一类最差的诗却比对成熟的作品更加喜欢。在诗人的成熟作品中，她们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们觉得它轻松，至于长诗的真谛所在，就未必有人理解了。

　　①谢德林这里大概是指当时流行最广的三种报纸：《莫斯科新闻》（1756—1917）、《圣彼得堡新闻》（1828—1915）和《北方蜜蜂》（1825—1864）。

　　②一八三四——一八六五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动杂志。

　　③勃兰贝乌斯男爵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新闻记者、批评家、小说家奥·伊·森科市斯基（1800—1858）的笔名。一八三四年与斯米尔丁创办俄国第一个大型杂志《读书丛刊》，支持现存社会政治制度，保卫地主利益，猛烈攻击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

　　地主们既没有受过扎实的教育，又跟中心城市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几乎不沾边儿，便沉溺在种种偏见中，不知道事物的实质。农业本是他们的命根子，但他们对它完全抱着墨守成规的态度，无意改进经营制度和耕作方法。陈规旧习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便可以随心所欲，无休无止地压榨庄稼汉的劳动。尽量多种粮食是有利可图的事，尽管由于缺少肥料，收成低微，增产的谷物比种子多不了多少，然而毕竟有了余粮可以卖钱。至于为了这点余粮，庄稼汉的脊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是不必考虑的。

　　除了这个总方针，作为辅助手段，还有一些祈求晴雨的祈祷活动；但是因为上苍的门路不为凡人开启，所以最热诚的祈祷也常常无济于事。农业著作当时几乎没有，即便在《读书丛刊》上按月刊登谢里霍夫①的文章，也不过是根据泰耶尔②的原著编写的一些空泛之论，对我们穷乡僻壤毫无实际用处。在它们的“启示”之下，居然有两、三个人做起试验来，但初试身手便出洋相，结果一无所获。失败的原因，自然首先应当归咎于试验者的全然无知，但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耐心和毅力，而没有耐心和毅力又正是缺乏教育的典型特征。他们以为，一经试验便应当有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可是事与愿违，于是，伴随失败而来的便是于事无补的滔滔不绝的辱骂，而原先引起试验的兴致也就立即烟消云散，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①谢里霍夫曾在、读书丛刊，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述农业问题的文章，维护地主利益；因此地主们将他的文章视为指南。

　　②泰耶尔（1753—1828），德国农学家，以轮种、土壤耕作和施肥问题的著作闻名。他的《农业基础》一书于一八三○年译成俄文出版。

　　后来，在农奴解放期间，也重演过类似的试验。几乎没有一个地主不自命为农业的主人，结果白白地浪费了赎金贷款，丢下祖传的老窠很快地逃走了。现在应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我说不好，但是单就地产、甚至是大量的地产不再集中于一个阶层而分散于各色人等手中这一点，即足以说明，旧式领主分子并不是那么坚强有力、那么训练有素，以致在土地问题这个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他们也保不住自己的统治权。

　　国际政治问题是一无所知的。只有几户订了《莫斯科新闻》的人家，还能在客人面前搬出几条诸如某王妃产男或产女一名、某王子狩猎时堕马摔伤一腿之类的无聊新闻。但是因为这些新闻来得很晚，所以讲到这里往往要加上一句：“现在他那条腿大概已经好了吧！”然后转到别的同样是迟到的新闻上去。他们花了稍多的时间谈论当时西班牙的卡洛斯派和克里斯廷娜派之间发生的血腥混战①，但是，他们不知道它的起因何在，却要瞎费功夫去胡猜它的意义。他们认为法兰西是个伤风败德的渊薮，并且断言法国佬爱吃田鸡②。他们管英国人叫商人和怪物，数落他们的趣闻轶事，比如，某一个英国人和人家打赌，说他可以整年不吃饭，单靠砂糖就能活命，等等。他们对德国人的态度比较宽厚，不过也总要找补一句作为修正：“俄国人认为好的东西，德国人准认为不好。”他们的全部国际政治知识仅限于这些简单的流言和评语。

　　①卡洛斯派与克里斯廷娜派之争；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著名的争夺王位的内讧（1833—1840）；一派是以斐迪南国王（1808—1833）之弟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派，一派是以克里斯廷娜王后为首的自由派。

　　②俄国人不吃田鸡（青蛙），认为吃田鸡的人是野蛮的；其实法国人也并不吃田鸡。

　　讲到俄罗斯，他们说这是个地大物博的强国，但是关于祖国这个观念，即关于一种与自己的子子孙孙血肉相连、同呼吸、共生存的东西的观念，他们就未必十分清楚。他们往往把爱国和执行政府乃至顶头上司的命令混为一谈。任何“非议”政府和上司的言论是被禁止的，甚至对于贪污受贿的行为，他们也不以为恶，反倒认为这是隐晦的事实，应当善加利用。一切争执和纠纷都可以通过这条途径求得解决，因此，如果没有了它，天知道他们会不会为此而感到惋惜。至于别的越出了上司的命令和指示范围的一切事物，他们一概漠然视之。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礼仪、传说和丰富的诗意，不仅得不到关心，反而成了“有伤大雅的”粗俗的东西。他们甚至在农奴大众当中拼命消灭生活中的这种迹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迹象对于绝对眼从的制度是有害的，而绝对服从又是唯一承认地主的权威、符合地主利益的制度。在实行劳役制的田庄上，节日和平常日子没有任何差别，在那些“模范”地主家里，家奴们连唱歌的权利也受到取缔。当然也有例外，但诸如家奴乐队、家奴歌咏队之类的活动不过是供人娱乐的玩艺儿而已。

　　我知道，人们可能对我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期：祖国的观念曾经爆发出极其辉煌的光芒，并且照到最荒僻的角落，使人的心怦怦直跳。我决不想否定这一点。人不管怎样愚昧，终究不是草木，因此共同的不幸总能拨响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寂然无声的心弦。我还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对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记忆犹新，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过我年轻的心。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的年头，只有全体俄罗斯人民的一致努力能拯救而且的确拯救了祖国的危亡。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这一类辉煌的时刻，而是没有理由需要激发感情的平日。在我看来，无论是在辉煌的年头，还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祖国的观念同样应该是她的儿女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观念，因为只有清晰地意识到她，人才有权自称为公民。

　　一八一二年，这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只要俄罗斯人民存在，它便将一代代传下去，永世不朽。但是我是另一个与一八一二年相似的历史时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六年的战争①）的目击者，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四十年的空隙之间，爱国主义的感情，由于缺乏哺育和生活上的磨练，已经大为逊色。大家的脑子里都还记得那代替打火石的染色木柄的隧发枪②、士兵军靴的纸板靴底、缝士兵服装的烂呢子、破烂的士兵皮袄，等等。最后，还记得起的是接替民团军官的经过，以及和约签订后买卖士兵退役证的生意经。当然，人们可以反驳我说，所有这些可耻的勾当都是个别人干的，无论是地主们（然而，他们是建立民团的首要的主持人），还是民众，都和他们无关。我很乐意假定，干这些事的最大的罪犯是某些个别人物，但是当他们干这些坏事的时候，不是有许多人在场而没有哼一声吗。笑声四起，可是谁也不曾想一想，那些行尸走肉的家伙在笑什么……

　　①即克里米亚战争。

　　②俄国士兵当时所用的枪，只能射三百步远。

　　对祖国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么社会事业便更谈不上了。

　　我应当说几句称赞当时的地主的话，那就是：他们尽管自己的教养不高，对孩子（不过主要是对儿子）的教育却抱着关心的态度，总是竭尽可能，使他们受到正规教育。即便是景况最差的地主，也要想方设法实现送儿子入学的良好愿望。他们不多吃一块面包，不给家人多添一件衣裳，四出张罗，求爹爹拜奶奶，踏破世界上权势人家的门槛……不用说，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官立学堂和官厅的肥缺上，因此，士官学校一直是大家追求的首要对象（那里比较容易取得官费）；但是官费刚到手，他们又在谋划进大学的事了。应当说句公道话，这些将要接替老纨挎子弟和老尉官的青年人确实比老一辈略胜一筹。遗憾的是，在这些教育家的心目中，地主的女儿们却居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存在稍微象样儿的女子教育的问题。普通女子中学是没有的，贵族女子学校为数甚少，要进去更是困难重重。再说一遍，归根到底，主要之点在于人们觉得女子根本不需要受教育。

　　至于当时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的道德原则，那么简直可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农奴制的气氛，具有极大的侵蚀力，任何人一旦沉溺在这种气氛中，便会失去个人特征，而根据个人特征本来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正确评断的。框框对于所有的人固然都是适用的，可是在总的框框之中，还必须描绘出彼此之间几乎并无轩轻的某些个人的面貌。自然，要写出个人身上的一些细节是好办的，不过，这些细节的内容虽然因偶然形成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却总是同时带有亲属们身上的特点，根据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然而，本书中已相当清楚地叙述了当时有教养阶层的丑恶德行，因此我没有必要回到这个题目上去。我补充一点：闺阃生活，或者一般地说，对两性关系的卑鄙看法，乃是万分令人发指的。流毒所至，往往造成悲惨的结局。

　　还有几句关于宗教信仰的话要说一下。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村邻一般是笃信上帝的；如果偶尔听到他们说句把不三不四的话，那也是出于无心，只当俏皮话说的，何况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当场就已经被别人毫不客气地斥之为说空话。此外，相当多的人显然并不理解最简单的祈祷的真意，但这决不应归咎他们对宗教不够虔诚，只能说是由于智力发展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缘故。

　　我对地主群作的总评，是以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事实作依据的，在进一步描绘我记忆所及的各个地主的肖像之际，我认为还须补充一句：上述一切我讲得十分坦率，丝毫没有存心贬低他们，或者伤害他们的意思。人到暮年，夸张的嗜好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讲真话、仅仅讲真话的强烈愿望。既然决心重现过去的、不太遥远却已经一天天更深地沉入遗忘之渊的图画，我提笔写作就不是为了争长论短，而是为了道出真相。何况我也无意去挖掘那已为历史法则所埋葬的东西。

　　描写我所写到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家，在我国文学中是不乏其人的。我敢肯定地说，他们的回忆录归结起来一定和我的结论相似。也许色彩不同，但事实及其实质必然相同，因为事实是没法涂脂抹粉的。

　　已故的阿克萨柯夫以他的《家庭纪事》①无可置疑地丰富了俄国文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尽管这部作品散布着淡淡的田园牧歌的气息，但只有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才把它看做是对过去的颂扬。只消一个库洛里索夫便足以揭下成见最深的人的遮眼布。稍许深究一下老巴格罗夫本人，你们便会相信，他完全不是乍见之下所显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的一切意图和行动都盖着一层注定的依赖性的外壳，因此，他从头到脚整个儿也不过是一个绝对地受着农奴制秩序摆布的玩偶。

　　①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在他的代表作《家庭纪事》（1856）中，企图美化农奴制关系；把老巴格罗夫描写成“公正的”、“仁慈的”地主。但除了这个人物外，作为一个例外，作者也的确写了另外一个“恶棍”地主典型库洛里索夫。

　　不管怎样，我自认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未来的史学家们将要利用的一系列材料中，我这部纪事决不会是多余之作。

二十七　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

　　我们这个县在省里的名声不好，在贵族会议的选举中扮演着很不体面的角色。我们县里的地主没有一个当选过省贵族长，而且对于县贵族长这个职位也很少有人感到兴趣。对社会公益持冷漠态度，则是普遍的现象；去参加选举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需要自己掏腰包，而我们那一带的地主又没有闲钱。因此出席贵族会议选举大典的人，大都是所谓“贤达之士”①（通常由贵族长供给他们旅费），以及本人也想当选一官半职的地主。

　　①“贤达之士”通常系指那些出卖自己的选票的贵族。出卖选票是贵族长选举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由于这些条件，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斯特隆尼柯夫三年一任，一连当选了许多任本县的贵族长，从来没有遇到过竞选对手。每隔三年，他带着他的远征队兴高采烈地出发到省城去，设法保持住自己的法定选票（大约不少于七票；如果得不到这个票数，本县就会被宣布为非独立县而合并到邻县去），并在远征队的成员们中间分派好各人的职位，然后回到家乡，各霸一方。这已经成为习惯，谁也不会想一想，除了斯特隆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贵族长；除了格拉札托夫，还有什么人能当法官；除了梅塔尔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县警察局长。

　　斯特隆尼柯夫念过高等学校，但是他笨得出奇，懒得不可救药，以致学校当局一再想将他送回给他的父母。念到高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母亲死得更早一些）。这个年轻人没有多加考虑，不等毕业便离开学校，进了驻扎在我们县城里的龙骑兵团，从士官当到骑兵少尉，然后解甲归田。二十二岁上，他娶了我们县里一位女地主，接着就被选上了贵族长。

　　他有相当多的财产，但他本人的庄地在外省，却享用着他妻子在我们县里的产业。他住在她的庄园里，这个庄园坐落在一个大村镇的村头，镇里还有几家小地主。他那幢建筑在山丘上的两层楼房俯瞰着整个镇子，使镇民们不胜仰慕之至。宅子非常宽敞，但格局是老式的，而且被过多的杂用建筑物搞得很不雅观，这些杂用房屋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整个宅子里只住他夫妻二人，无儿无女。不过宅子里有一间两排落地明窗的大厅，这是斯特隆尼柯夫十分引为骄傲的。每年冬天，他在这间大厅里大宴宾客，家奴乐队和家奴歌手在席前演唱助兴。庄园里照例应该有花园，这里却没有，甚至连象样的庭园也没有。

　　他自不量力，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拥有好些手艺高明的厨师，他从莫斯科买来了纯葡萄酒和各种食物，随时都能招待贵族老爷们。他的大猎队甚至成了全省的骄傲，虽然猎犬的狂吠声和嗥叫声无休无止地响彻在养狗场的上空，吵得四邻不得安宁。总之，甚至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也有本事不离开这穷乡僻壤一步就花完他自己的收入，而且负债累累（他是个借债的大行家）。

　　那时候，对贵族长并没有什么要求。很久以后才有了种种“院则”①，可是人们只遵守消化良好而容量可观的肠胃的要求。只要在肠胃没有毛病的时候，有吃有喝，大家对这样的贵族长就满怀敬意了。地主们说：“在我们这儿，只有在贵族长家里才能吃得这样好，喝得这样足，”因此，他们毫无心肝地滥用着他们爱戴的人儿殷勤好客的优点，而后者也就不惜浪费掉成百成百的农奴的血汗，拼命去取悦贵族老爷们。

　　①即“原则”，系外来语，没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们把它说成了“院则’。

　　斯特隆尼柯夫的外表，我不敢恭维。个儿比一般人矮，两条短腿，一个大肚皮，空肚时往下垂，吃饱后挺得老高，紧绷绷的，象只大鼓。从前身、后身、两侧看，都是其胖无比。脑袋小而圆，没有一块不平的地方，仿佛是用车床车成的，由于头发剪得短，这形状便显得特别突出。“心灵的镜子”（脸）是跟哈巴狗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面部的表情变化多端：空着肚子时，作饿狗咬人状；吃饱后，作亲热态。只要看他一眼，立刻便可以说：这是个生来注定要不住嘴地吃喝的人！的确，他常常在吃，而且吃得很多，吃饱了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心便发出一种猫儿般恬静的呼噜声。这时，不管你求他什么，他也决不拒绝。

　　他的丑陋和他太太的标致，恰好是两个极端。她是个象童话里描写的那种如花似玉的俄罗斯美人，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态，丰满的胸脯，美丽的鸭蛋脸儿，突出的灰色大眼睛，茶褐色的粗大的辫子。她也非常贪恋口腹。这个共同的特点把他们俩维系得如此亲密，尽管做丈夫的其貌不扬，夫妇俩倒生活得挺和睦。他俩没有时间互相欣赏；白天，他们眼里只有菜肴，夜间太黑，又看不见。唯一的一个引起不和的原因，是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没生孩子，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常常为这件事埋怨她。

　　“你怎么老不生育！”他常责备妻子，“说来丢人，我们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你哪怕养个丫头也好呀！”

　　她理直气壮地顶嘴道：

　　“我不生，倒做对了。要是养个女儿，象你这副模样，长大了谁娶她这么个哈巴狗似的女人！”

　　“好了，好了，吃吧，吃吧！说来说去，老是哈巴狗、哈巴狗！如今哈巴狗可吃香呢，人家出三倍价钱买哈巴狗！……肉饼好象烧焦了……喂！来人哪：叫西索卡厨师来一趟。”

　　争论到此结束。

　　不能说斯特隆尼柯夫愚蠢（就这个词儿的粗暴无礼的含义一面而言），但他的聪明程度充其量不过如常言所说，不吃蜡烛、不用玻璃碴儿擦脸面已。总之，他胸无大志，不想干什么一鸣惊人的大事，只求平安度日就心满意足。他觉得没有必要致力于他从未涉猎过的知识领域，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知识领域，这样，他便轻而易举地避免了崇尚词藻的才子们所特有的那些谬误。他随时都能顺口说出一句现成的格言，借着格言的保护，十拿十稳，谁也找不出他的毛病。他甚至能在社交界高谈阔论（自然是并不怎么复杂的谈论），但他的谈吐极为别致，可说是信口开河，以致他的许多名言人家无法借光。

　　“我哪有工夫斟酌词句！”他在那些因为他的语言出人意外而感到不快的人们面前替自己辩解说，“我要办的事多得要命，哪还容我考虑说话！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就得啦！”

　　尽管他无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但是正如我上面说过的那样，他却是个向人借钱的大行家，因此，说话尖刻的地主们不无道理地议论他说：“该叫这样的人去当财政大臣！”首先，他那无限的殷勤好客，对他最为有利，因为谁也不好意思拒绝一个随时可以上他家里去吃吃喝喝的人的要求。除了向人借钱之外，他从不认真考虑别的事，因此，长期实践下来，他在这方面便养成了一种特别敏锐的洞察能力。他只要仰起鼻子一嗅，就能嗅出谁手里有钱，并且立刻用他经验丰富的手撒出套索将对方套住。他用优厚的利息引诱一批人，用甜言蜜语和小思小惠笼络另一批人。他或者自告奋勇，当对方新生的婴儿的教父，或者在婚礼上充当代理主婚人。他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好不气派！）来了，怎好拒绝他呢？他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全县的地主，即使是那些本人也欠了一身债的地主，没有一个不借钱给他的。他也不嫌弃那些比较富裕的庄稼汉，如果他们借不出大笔款子，那末，少借一点也行，不足之数，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想办法。他听说有个富裕的庄稼汉有一罐子钱，立刻坐车去找他，撒出他的套索。

　　“我经过这里，”他说，“心想，该进去看看教亲啊。你好哇，亲爱的教亲！来杯茶行吗？”

　　“当然行，老爷！别的没有……喂，来人呀！快上茶！”

　　“你的近况怎么样？”

　　“好得象黑烟一样自①！没什么好夸口的。”

　　①戏谑语，意谓近况不妙。

　　“唔，这你就不老实了，教亲。钱罐子藏在地窖里，还没动过呢。”

　　“我有什么钱罐子，老爷！”

　　“谁不知道你有钱罐子。唔，有就有吧。教子好么？我的主婚女儿①好么？”

　　①俄国旧俗，代替新郎新娘的父亲主持婚礼的人，叫“主婚父亲”，主婚父亲则称该新娘为“主婚女儿”。

　　“上帝保佑，都好。”

　　“上帝保佑，那就再好没有了。老兄，我是个老实人，我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你呢，变得这样傲慢；也不去看看我，枉为了教亲。”

　　“哪里的话！我怎敢去呢？”

　　“干吗‘怎敢’！谁上我们家去，我们都欢迎！好朋友去了，我们还要招待他吃饭呢！”

　　他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杯，嘻嘻哈哈说了一阵笑话，然后言归正传。

　　“唔，朋友，我们还是谈谈你的钱罐子吧！你把钱白白地放着，实在不合算，你要是借给我，我给你出大利息。”

　　听着他这番话，教亲不安地微微耸了耸肩肿骨。

　　“真的！老兄，我需要的数目不大。暂时通融我两、三百卢布，过一个礼拜就还你。”

　　“瞧您说的，老爷！我上哪儿去弄这么一大笔钱！”

　　“嫌多，那就借我一百五吧。用一个礼拜，准还你，外加白票子一张，作为谢礼……机会难得啊！”

　　“瞧您说的！外加白票子一张！太多了吧！”

　　“不，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做事喜欢公平。你借钱给我，我酬谢你，天公地道。”

　　他讲着笑话，直坐到教亲掏出一百卢布给他才走。

　　总而言之，连我一钱如命的母亲，也经不住斯特隆尼柯夫花言巧语的奉承，尽管次数不多，毕竟还是借给了他一点钱。不用说，每次借给他之后，她都非常懊悔，发誓说往后决不再上他的当；但这是无补于事的，落进大好人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口袋里的东西，象掉进无底深渊，永远也捞不回来了。

　　斯特隆尼柯夫不领薪俸，行为“高尚”，也就是说，他不受贿赂，却供养着全县人的吃喝。

　　不过，应当替斯特隆尼柯夫说句公道话：他对农民和家奴非常和气。凡是农奴制法令中为了让奴隶们苟延残喘而规定的限制，他一概奉守不渝。庄稼人的日子还过得下去，除了劳役不再负担其他义务；家奴们神情愉快，虽然公馆里由于宾客来往不绝而忙得他们团团打转，得不到片刻安宁。他有个恶习；他叫仆役时不喊他们的名字，却给他们每人定下一个口哨声，作为代号。从早上起，宅子里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口哨声，一会儿是短哨声，一会儿是长哨声，一会儿是平和的哨声，一会儿是急促的哨声，一会儿又是类乎歌曲旋律似的哨声。如果哪一个“下流货”没有应声赶来，他就要大倒霉：费朵尔·瓦西里伊奇遇事宽宏大量，唯独不能饶恕这种罪行。

　　斯特隆尼柯夫的美德仅仅表现在这种所谓对待家奴的慈祥上。作为一个贵族长，一个对自己的同类负有监督义务的人，他是很不称职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周围的人全是他的债主，对他们的行为就不得不装聋作哑。

　　为了更清楚地描写我们的贵族长的为人，我认为有必要讲讲他平日的一天的生活。

　　夏天早晨；八点多钟。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穿着深蓝绸睡衣，从他们夫妇俩的卧室里出来，穿过几间门对门的房间，向工作室走去。他的脸上油光光的；两眼湿润，因得睁不开；嘴角上凝结着两滩唾涎。一路上，经过每一面镜子面前时，他都停下来照照，并且想起昨天晚上他的鼻子发痒的事来。

　　“果然不错！”他嘟囔说，“到底还是长了个疖子……该死的东西！”

　　从他嘴里飞出了一声短哨声，他的侍仆普罗柯菲应声飞奔上来。

　　“您请洗脸！”侍仆禀报道。

　　“没有你，我也知道。今天天气怎样？”

　　“早起下过一阵小雨，现在天晴了。”

　　“天晴了，这很好。正好晒草。村长来了没有？”

　　“他正在下房里等候您的吩咐。”

　　“我就洗脸：快！”

　　不一会儿，斯特隆尼柯夫洗完了脸。又响起了另外一种口哨声，侍膳仆人提莫菲应声而至，禀报他，餐室里已经摆好了早茶。

　　“没有你，我也知道。去告诉村长，叫他等一等。等我喝完茶就叫他。”

　　茶炊在餐室的圆桌上沸腾；托盘里放着一大堆家制的饼干；旁边摆着一盘切成薄片的冷里脊。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正在酌茶。

　　她穿着白净的宽松的晨装，系着银花边的披巾，拢住辫子。她的脸儿洁净、鲜润，仿佛用露水洗过，刚刚被朝阳拂干似的；细薄的麻纱长衣清晰地透露出丰腴的肩头和胸部的轮廓。但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瞟也没瞟她一眼就简短地说：

　　“多放点糖。”

　　“喝吧，喝吧，用不着你教训！”

　　斯特隆尼柯夫喝着一大血浓浓的奶油茶，接二连三地吃下几个白面包。初步解除了饥饿之后，他把茶盅递给妻子，让她再来一盅，并且上上下下地端详着她。

　　“你身上无一处不妙，”他开起玩笑来，“脸蛋儿美极了，你那肩膀……可惜就是不会养孩子！”

　　“我听够了。真讨厌。我不养孩子，究竟是谁的过错，还说不准呢。”

　　“难道是我不行吗？在我们这个县里，没有一个村子里没有我的孩子。不信你去查访查访。”

　　“人家对你说：听厌了。没有正经话说，就闭上你的嘴巴。”

　　“我没有正经话说？！我要说什么就有什么……马上就说！”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喝着第二盅茶，喝一口，吃一块里脊，贪婪地咬着。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早上喝茶，”他开口谈起“正经话”来，“可是人家德国人却喝咖啡。彼得堡受了他们的影响，也喝咖啡。”

　　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默不作声。

　　“你为什么不开腔？你自己求人家跟你谈谈，人家谈了，你又不开腔！我说：我们每天早上喝茶，德国人却喝咖啡。听说，在他们那边，茶叶是在药店里卖的，等于我们这里的药店里卖鼠尾草一样。因为我们不卖……”

　　“不卖什么？”

　　“茶叶呗……你这人多糊涂！茶叶是直接从中国给我们运来的，除了我们，中国人谁也不卖。讲定了：你们卖给我们茶叶，我们卖给你们印花布和细竹布，还有呢子……不过全是些废料！”

　　“胡说八道！吹口哨叫村长上来吧。别白白让人家老等着。”

　　“又不是什么大老爷，让他等一等好了！”

　　“可是这对你也……”

　　“我知道这对我有好处。要不，还会对谁有好处？得得，你别神气！我马上叫他。”

　　响起了口哨声。

　　“叫村长上来！他干吗老挺在那儿！”

　　村长捷连吉进来了，他是个矮壮、结实、面目乖巧的庄稼人。他对老爷的脾气了若指掌，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从不顶撞主子。他神态自若，毫无畏葸的表情。

　　“情况怎么样？”

　　“不怎么样，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没什么值得夸口的。差不多天天在下雨。那点干草，我们忙了两个礼拜，还是全发黑了。”

　　“没关系，牲口能吃就行。”

　　“能吃——咋不能吃；牲口可爱吃这种干草呢。”

　　“既然能吃，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我们不卖了。”

　　“干吗卖掉！我们自己的牲口够多了。”

　　“可是你说：全发黑了！既然能吃，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爱人家说空话。地里怎么样？”

　　“谢天谢地。黑麦灌浆了，不久就要黄了。燕麦也熟透了。”

　　“很好。黑麦也罢，燕麦也罢，我全要种一收七。你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我一概不管。”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燕麦敢情订多了一点儿。我们这一带地方没听说过有这样高的收成。”

　　“那就不要种一收七，改为种一收五吧。上帝保佑你，去吧！”

　　“祝您幸福，再见！”

　　村长走了。在这场业务会谈当中，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也离座退回到卧室去了。响起了短口哨声。

　　“衣服给您准备好了！”普罗柯菲禀告道。

　　“没有你，我也知道。去养马场说一声，叫他们等着我。我今天要看看他们驯马。看完驯马，再到养狗场去。伊凡·福米奇来了吗？”

　　“在工作室里等着您。”

　　伊凡·福米奇·西涅古波夫是斯特隆尼柯夫的文书。他是个年老的书记官，即使是在那贿赂盛行的时代，人们也觉得留他在衙门里供职，太不象样。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却恰好在这一点上看中了他。

　　“既然是因为诉讼案子把你赶出了法院，可见你是一把好手！”他说，“上我那儿去干吧，决不叫你吃亏。”

　　西涅古波夫接受了这个邀请，但他常常牢骚满腹，说贵族长不给他报酬，即使规规矩矩给他一次薪水，也立刻又向他借走。这样一来，欠薪越积越多，而且出乎常情，被欠薪弄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不是借债人，倒是出于无奈的债主。伊凡·福米奇一再决定离开自己的东家，每次都因为想到这会使已经积累到相当大一个数目的欠薪永无着落而作罢。反过来说，斯特隆尼柯夫只要不付清他的报酬，就能一举两得：既搏节了开支，又拴住了一个“好手”。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走进工作室，不客气地当着文书面换起衣服来。

　　“公事多吗？”他问。

　　“省长来了一件公事。一件奇妙的公事。他问我们县里的气味①怎样。”

　　①该词有精神，空气，气味等意思；在这里，省长询问的是该县的政治空气如何，但贵族长和他的文书把它理解为“气味”了。

　　“气味怎样，这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我自己也……恐怕是指什么思想之类的玩艺儿吧。”

　　“那我怎么知道！又不是红烧肉，哪里闻得出气味来。思想！根本没有什么思想，真是异想天开！”

　　“省长说，根据前不久发生的事件……法国人，我猜想……请您e己看看这件公事吧。”

　　“看个鸟！法国人造反①，我们这儿有什么气味！我不看；你干脆回复他：我们这儿什么气味也没有。”

　　①指法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是，老爷。”

　　“行了，去吧。我自己的事多得塞住了嗓子眼儿。我要到养马场去，到养狗场去看看。真没想到……又来了个什么‘气味’！”

　　但是西涅古波夫倒换着脚，不急于退下去。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欠薪，您哪怕付我一小部分也好！”他吞吞吐吐地说。

　　“你要钱干吗？”

　　“别这么说吧！怎么干吗！我要的是我应得的钱，又不是要别人的钱！”

　　“我问你要钱干吗，可你尽胡说八道。你不懂俄国话吗：你要钱有什么用？”

　　“可是……怎能不给我钱呢！”

　　“你光杆一条，一无老婆，二无儿女；住的是现成的房子，吃的是现成的饭，不缺衣，不缺鞋……你太贪财——就是这么回事！”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

　　“你也许是想买烟草吧。我早对你说过：别用那种臭草末儿塞鼻孔眼儿。你若是一定要买烟草，喏，我给你二十戈比——足够了。这钱算我送给你的……拿去过过痛吧！”

　　斯特隆尼柯夫打开写字台，从一只小袋子里取出二十戈比的银币，交给文书。

　　“上帝保佑。那件公事，你就这样回答：我们县里没有什么气味，从来没有。我们这里太平无事，我们不会学法国佬的样……至于我欠你的钱的事，你放心好了：你的钱放我手里，同放在当铺里一样稳当。去吧。”

　　和文书谈完话，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动身到养马场去。到了养马场，他不住地看表……快十一点了，到十二点正，他就该吃早饭了。

　　“今天我不能在你们这儿呆得太久：我还有事。”他说，“把‘摩登女郎’牵出来！”

　　“摩登女郎”是斯特隆尼柯夫寄予很大希望的一匹小母马。马夫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事先狠狠抽过它一顿，让它到时候能够前腿腾空，直立起来，在老爷面前“淘淘气”。

　　“你们干吗让它直立起来？”老爷严厉地问，可是他的爱马的“淘气”显然使他非常满意。“松开缰绳，让它随意走走……对，就是这样！给我一根鞭子！”

　　马夫长拿着长长的驯马索，站在驯马场中央；老爷手执长鞭，站在他身旁。他们催赶“摩登女郎”用各种步伐兜着圆圈：一会儿慢步走，一会儿小跑，一会儿疾驰，一会儿是全速跃进。斯特隆尼柯夫兴高采烈地吓唬着小马，心都乐开了花。

　　“你瞧它肚皮一起一落多带劲……唔，这匹小母马将来准有出息！”他玩乐了二十来分钟，这样欢呼道。

　　“找不到比它更好的马了！”周围响起了一片奉承的声音。

　　“牵‘伊里亚·穆罗美茨①’来！”

　　①穆罗美茨本是俄罗斯传说中的勇士。向为人民所崇敬。

　　马夫率出一匹体型端正的公马，它是斯特隆尼柯夫的规模不大的养马场的主要的种马。它闻到母马的气息，也耸身直立，高声嘶叫着。

　　“你听它的叫声，这流氓！它知道它闻到的是什么味儿！”老爷快活极了，灵机一动，忽然想起刚才西涅古波夫报告他的那件事，又说道：“他们还在那儿调查什么气味！喏，就是这种气味！”

　　“伊里亚·穆罗美茨”也被驱赶着表演各种步伐，但斯特隆尼柯夫对它的表演已经不如刚才那么专心。他不时掏出怀表看看，时针终于超过了十一点半。

　　“行了；我累了。你们到养狗场去说一声，等我吃过早饭再过去看看，要是有事耽搁，明天这个时候我再去。阿尔捷米，你给我小心点！睁大眼睛替我照料好‘摩登女郎’！要是有个差错，由你负责！”

　　“没事……上帝保佑！”

　　“着着。上帝保佑。把公马牵回去。”

　　斯特隆尼柯夫不慌不忙地往家里走去，为了增进食欲，沿路经过的杂用房屋，他都进去瞧瞧。他走近地窖，几个小丫头坐在被屋下，膝间夹着奶油罐子，正在用搅拌棒搅着还没炼过的黄油。

　　“这黄油，你们是给上房准备的吗？”他说，“下劲搅吧！厨子需要很多黄油。”

　　他走到面粉房，管家正在发面粉给烤面包的师傅。

　　“这面粉，你是发下去给上房烤面包的吗？发吧！你给我小心点，发出去要过秤，发多少要记账。你们的鬼名堂，难道我不知道！”

　　“我们，我想，费朵尔·瓦西里伊奇……”

　　“得啦吧。我知道我是费朵尔·瓦西里伊奇，不是西朵尔·卡尔培奇……”

　　时针指着十二点差五分。斯特隆尼柯夫赶忙加快脚步。他几乎是跑步前进，回到家里时，餐桌上刚摆上满满一盘热腾腾的牛肉饼。

　　“柯涅奇没来吗？”他问，坐到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对面的圈椅上，在胸前放一块餐巾。

　　“役来，老爷。”

　　“再过一个钟头，派人去叫他来。就说有急事找他。”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一个接一个地吃着肉饼。他用牙齿撕下一块肉饼，一面咀嚼，一面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他有滋有味地吃着，他的脸上竟露出一副有点象是痛苦的表情。就着克瓦斯（他什么酒也不喝）吃完三块肉饼后，他踌躇地盯着红烧仔鸡，好象他自己也拿不稳，他已经吃饱了呢，还是没有吃饱。临了，他得出了否定的答案，于是一叉子叉住那猎获物，把它拖到自己的盘子里来。吃完红烧鸡，他又猛攻夹核桃的甜松饼，而且象使用刀叉一般灵巧地操着勺子。他终于吃饱了，累了，象跑了五俄里路似的。房里响彻着沉重而悠长的喘息声。

　　“哦唷，耶稣基督！”斯特隆尼柯夫呻唤着，闭上眼睛，立刻在餐桌旁昏昏沉沉地睡去。

　　他做了一个有头有尾的美梦。他梦见一只牛犊，刚才的肉饼就是用这只小牛的肉做的。这牛犊是母牛“小美人”在六个礼拜之前生的，象它母亲一样，它也有一身斑斓的花毛。出世不久，它就显露出它那出色的初生之犊的本领，到将来准会成为一条伶俐而老成的公牛，一个统率畜群的可靠的首领。但是它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斯特隆尼柯夫便已经拿定主意，给它安排了另外一种命运。他决定把牛犊留在家里用养料丰富的食物，也就是用奶喂它。起初用它母亲的奶喂，后来用另外两条母牛的奶喂它。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每天上牛栏里去，看到它渐渐上了膘，非常高兴。牛犊越长越肥，到后来，一躺下来，就昏昏迷迷地睡去。这是一个标志：家养工作已经告成，现在可以享受成果了。一天早上，斯特隆尼柯夫来到牛栏，运数已定的牛犊正伸着四蹄舒泰地静卧在那里，他吩咐喂牛人将它轰起来，亲手摸摸它的胴体，用手掌的侧背在它身上劈划着，说：“后腿、肉饼材料；前胸肉、下水”，等等。临了，他兴奋异常，竟亲吻着小牛涎糊糊的嘴脸，简直可说是在同它行“告别”礼。

　　“行了。明天就宰！不宰它——上帝饶恕——它将来也会死的！”从他嘴里迸出了无情的判决词。

　　这条牛犊出肉很多。四天来，餐桌上天天有牛肉，红烧的、清炖的、炒的、溜的，样样都有，放开肚皮吃，也不知还要吃多久才能吃完。尽管吃吧，可是，正如人类的一切愿望和向往一样，人的食欲也有一个限度。对对，糟糕的是妻子役生孩子，否则的话，如果象雅各一样，他也有十二个儿子，那么，他用这条牛犊喂饱他们，还有得剩的呢！这且不说，偏巧近来工作忙，不常有客人来。只好同邻居们分享了。前腿已经给柯涅奇送去一只，另外一只是否送给彼斯·瓦西里伊奇呢？对，给他，就送给他，再没旁人好送了。让这只老狗去啃吧！

　　“牛肝呢，我们自己吃！”他脑子里一闪，“叫厨子把它用黄油炸一炸，当早饭菜吃。炸肝应当多用油……很多很多的油！”

　　许多人爱用酸奶油炸牛肝，他讨厌这种吃法。不管用多少油炸，酸奶油终归差劲。只要有一丁点儿夹生味道，就没法下咽。黄油炸牛肝，顶得上御膳！不用嚼，只消舌头一嘲，立刻落进肚皮！

　　斯特隆尼柯夫动了动嘴唇，仿佛在用舌头嘲牛肝。他甜滋滋地吸了一口气，正想翻个身，睡得更舒服一点，这时前室里传来一阵响声，把他从梦中惊醒过来。

　　“斯杰班·柯涅奇到，”普罗柯菲通报道。

　　“他来了？啊？谁让你去叫他的？”老爷问，好容易才清醒过来。

　　“您亲口吩咐去叫他的。”

　　“没有你，我也知道。叫他进来。”

　　斯杰班·柯涅奇·彼斯特露什金是一个小地主贵族，与贵族长共有一个村镇，有十五名农奴。他是个酒鬼，腰弯背驼的老头子，光秃秃的脑袋，红红的脸上长着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一只红里透青其大无比的鼻子高踞在脸上。他几乎经常不在家里；从早上起，他串东家走西家，在这家吃午饭，在那家吃晚饭，到了晚上，如果腿还拖得动，他就回家睡觉。他特别爱上斯特隆尼柯夫家，当他家的小丑。他的产业由他的老妻和上了岁数的独眼女儿照管。他有四个儿子，都不在他身边，他们不仅不帮助父母，而且连家信也难得寄一封回来。常言道，贫穷是遮盖不住的，因此，斯特隆尼柯夫从来不曾打过向柯涅奇借钱的主意。

　　“啊！是柯涅奇！怎么样？手头很紧吧？”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用戏谑的口吻同老头子寒暄道：“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是您打发人叫我来的！”

　　“谁打发人叫你来着？一辈子也没打发过！喂，拿酒来，切几块昨天的牛肉来下酒。坐，别客气，近况怎样？”

　　“太好啦。现在是夏天，有什么我们就存点什么，到了冬天，就该我们阔阔气气过好日子①。”

　　①柯汉奇说的是打趣的反话。

　　“瞎扯淡。粮食胀破了粮仓，他还尽唱阿利路亚①！我呢，老兄，我已经安排好了：给村长下了一道命令，我的庄稼一律要种一收七，别的我一概不管！”

　　①阿利路亚本是天主教徒祷告上帝时用的赞美词，斯特隆尼柯夫用来责备对方不该哭穷叫苦。

　　“您放心吧，恩人：您要是规定种一收十，也准能如数办到！您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你说的是！我这人真傻，设规定这个数目。唔，还来得及改订一下。普拉斯柯维雅·伊凡诺夫娜好吗？阿利努什卡设长出一只新眼睛代替那只瞎掉的吗？”

　　“先生，您老爱说笑话！”

　　“一点儿不是说笑话。头些日子，城里的法官告诉我，巴黎出了个会做新眼睛的法术家。比如说，你不喜欢你的眼睛，随时可以去找他，说：麦歇，塞伍普列①，请您给我换双新的！他三下两下挖掉你的眼睛，给你装进一双新的！”

　　①发音不准的法语，意为：先生；如果您方便的话。

　　“能看见东西吗？”

　　“百里开外的东西都能看见。蓝色的，黑色的，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唔，你没有徒步走到巴黎去过吧；请问，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

　　“唉，我的恩人！穷人好比苍蝇：哪里有篱笆哪里就是家，哪里有墙缝，哪里就是床铺。趁这双腿还能挪动的时候，到处走走；我上札特拉别兹雷家去了。”

　　“真见鬼，老远老远地赶去喝口稀粥！”

　　“说的是呀……安娜·巴甫洛夫娜就是带着这么一副神情迎接我，她说：少了你，就象缺了胳臂，连唾沫也没地方吐！她说：人家忙得没喘气的工夫，他倒有时间走东串西！说实在的，我想向她借点钱。我想，这位阔太太总不至于拿不出二十五戈比周济穷人吧。没那么好的事！她气极了，直跺脚！她说：既然来了，就一个人坐坐吧！没人陪你。我可没为你存二十五戈比。”

　　“她请你吃饭没有？”

　　“请了。她给我一盘放了三天的菜汤，半条臭腌鱼……我吃了，歇了一两个钟头，就回来了。”

　　“我说吧！她的钱多得塞住了嗓子眼儿，可是一毛不拔！你当真很缺钱用吗？”

　　“很缺，很缺……”

　　“没办法，看来，我不得不为我的好朋友破钞了。你过几天再来，我借给你。”

　　“您大概又要用前几天的办法对付我吧！要借就现在借给我……”

　　“现在不成，我得到很远的地方去取钱。我前几天答应过你吗？唔，我忘了，老兄，对不起！这回一起借给你半个卢布吧。老兄，我不是安娜·巴甫洛夫娜那种人，我……嗳，你干吗老盯着伏特加，尽管喝吧！”

　　柯涅奇喝了一小杯，又喝了一小杯；他正要倒第三杯的当儿，斯特隆尼柯夫拦住了他。

　　“够了。你想一下子灌醉不成！喝了一杯又一杯，他的肚子倒象抹了树脂油似的滑溜！”

　　彼斯特露什金喝完酒，开始吃菜。他饿了，眨眼工夫吃光了牛肉；可是他显然还没有吃饱。

　　“你不来点鱼子吗？”

　　“要是……”

　　“好。过一个礼拜你再来，我给你鱼子吃。现在，你再喝一杯，就来表演‘喜剧’。”

　　看“喜剧”是斯特隆尼柯夫喜爱的娱乐，老实说，他所以供柯涅奇吃点儿喝点儿，图的正是这个。他们两个退到工作室里。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坐在舒适的圈椅上，柯涅奇装腔作势地站在他的对面。他的任务是回答好客的主人提出的问题。这种对白，以同样的形式和同样的内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却看不出当事人有什么无聊的感觉。

　　“说，你是什么人？”斯特隆尼柯夫发话道。

　　“普通人，皮包骨头，身披席皮①。远看四不象，近看更难看。”

　　①席皮，指衣衫褴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