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人

作者：赫拉·琳德　译者：陈思义、朱小安、甲山

　　弗兰西丝卡，这个二十世纪末的灰姑娘，这个被丈夫抛弃、失业、寒酸、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的女人，竟然变成了文学界光彩照人的新星，变成拥有无数崇拜者的畅销书作家。

“新女性”与新的女性价值观

王诺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超级女人》的确是一个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故事。

　　然而，这又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童话，而是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想最新发展的当代小说。弗兰西丝卡，这个二十世纪末的灰姑娘，这个被丈夫抛弃、失业、寒酸、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的女人，竟然变成了文学界光彩照人的新星，变成拥有无数崇拜者的畅销书作家。赫拉·琳德以她生动、幽默、女人味十足的文笔，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新女性”，表达了新的女性价值观。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弗兰西丝卡的成功依靠的不是“王子”的帮助和拯救，依靠的是她自己。自立自主是她最迷人的人格特征，是她成功的主因，也是所有女性真正获得自身价值的基本前提。始终在她“大脑内部的自由广场”跳跃呐喊的那些女郎是她自立自主精神的象征。她发誓：“我自己决定自己。我不想成为男人们自负的玩物……我要获得自主权。我要保持自由……现在和将来都要做命运的主人。”三十四岁的她，对男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知道，在男权社会里，男人从骨子里轻视女人，无论多么优秀、多么可爱的男人，一旦做了丈夫，都不可能完全抑制那种已经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了数千年的渴望——让妻子“照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熨衣服，替他们接电话，给他们做饭吃，使他们从一切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正因为弗兰西丝卡认清了这种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她才选择了并非最好但却是最可行的生活方式：独身。

　　她坚决地与丈夫离婚，并顽强地抗拒着再婚的诱惑。她对自己说：“我根本不需要男人。不需要同他一起过日子。只需要他同我在一起消遣，这是另一码事。”她并没有拒绝男人的帮助，但她绝不自贱地乞求帮助，绝不接受令她感到有损尊严的施舍，特别是绝不用同男人睡觉的方式向男人表示感谢。她有爱有欲，她与男人一起“消遣”得那么疯狂，那么热烈，然而即使是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即便是已经与那个男人有过肌肤之亲，她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问。她曾在醉酒状态下与她喜欢的男人埃诺亲密接触，后来在她疲倦和渴望独处的时候，他又提出与她“轻松轻松”的要求，弗兰西丝卡坚定地拒绝了。她对埃诺说：“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同你在‘鲸鱼皮’上滚了几圈……你就以为你今天有权把我当做未成年的孩子来对待，那你就错了！哎，你们男人总是搞错！”“每个妇女都有感到疲倦的权利！”都有享受独处的权利！

　　享受独处并不容易。现代人为生计所迫，受欲望驱使，本来就难得有时间抛开一切，安安静静地享受独处；即便有这样的时间，也往往将其浪费于电视、电脑或群体娱乐上。弗兰西丝卡好不容易争取到独处的权利，可一开始却不知如何享用。她要么睡懒觉，要么习惯性地为孩子、家务牵肠挂肚。她感叹道：“享受时光并不那么容易。”不过，酷爱大自然的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享受独处的方式——融入自然：

　　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走了，这是多大的享受啊！我空着两手，大步流星地走在夏日的田野上。我走过开满鲜花和香气扑鼻的果树林，越过草地和田野。不用推那辆载着两个胖小子、重达五十公斤的手推车，也不用等爱挑刺的丈夫赶上来！我只管自己往前走。我觉得自己轻得像一片羽毛，真是妙极了……我漫步——不，我飘浮在这一片无法诉诸笔墨的富丽堂皇的花丛中，惊叹不已。阵阵花香和缤纷色彩让我微微陶醉……一种幸福的感觉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

　　想想看，如果我同埃诺结婚，搬进独家小院，那么我会一下子老上二十岁！想想看，如果我还待在埃里莎·施密茨家的那套三室住宅里，可以想像，我会完全忘掉要享受生活！

　　弗兰西丝卡以独身摆脱了婚恋关系的男权压迫，获得了自立和自主，但她并没有像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那样报复、征服男人，与男人为敌。她说：“把盘子或杯子摔到我丈夫的头上，我认为于事无补。用我的体操鞋扇他的耳光也没有意思。我憎恨吵架。”尽管她曾经遭受无耻丈夫的百般拆磨，她也不愿意冤冤相报。相反，她还与即将离婚的丈夫平等而有成效地合作，共同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宽容了许多排挤她的小伎俩。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要的只是平等独立，而不是两性战争，是自由解放而不是征服统治。弗兰西丝卡的这种意识体现了九十年代新的女性主义思想，那就是男女相互尊重而非敌视、相互理解而非隔阂、相互合作而非斗争、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就像女权运动著名领袖弗里丹所说的那样，“女权主义再也不能是那种主张女人反对男人的运动了”。

　　应当看到，独身对于弗兰西丝卡来说实为不得已的选择。她一人独自抚养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实际上就是对不平等的一种默认。而且，她又是多么渴望有一个理想的丈夫和理想的家庭啊！她感叹道：“当我看到那些能干的爸爸站在沙坑旁，参加父母和儿童体操，看到他们高兴地让孩子骑在肩上，一起欢闹着在场地上奔跑时，我就充满了嫉妒和羡慕。当我看到那些爸爸给孩子擦鼻涕，甚至令人感动地同孩子认真而严肃地侃侃而谈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情人为她的孩子洗澡时，她想到：“要是在洗澡间和孩子们戏水的是我的丈夫该有多好啊！……要是同他心情愉快地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然后在井边洗洗菜，再和孩子们骑车在村子附近兜兜风，那该有多好啊！”正因为如此，她有时甚至怀疑：“独身幸福的说法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她在四处奔波宣传她的《独身幸福》的同时，却常常想到结婚，常常感到困惑。

　　弗兰西丝卡的困惑代表了当今女性主义者的困惑。她们一方面改变了以前提倡彻底独身、抛弃家庭，甚至同性恋的极端观点，转而肯定一个完美家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深感完美的丈夫和完美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十分罕见，深感单靠一个男人——哪怕他再优秀——无法满足她们对理想丈夫的所有要求。因而，她们在主张上经常是矛盾的，在重返婚姻的行动上经常是迟疑不决的。弗兰西丝卡在想像中的“人力市场”选购丈夫的那一段就生动而幽默地表现了她们的这种矛盾和迟疑：

　　这儿有一种，他能跟孩子们一起嬉闹，对家务活驾轻就熟。既能以极大的热情扎到孩子堆里跟他们做游戏，同时又不耽误家务活，他会心甘情愿地、迅速地把土豆皮刮完。是要这样的吗？

　　哦，是的，干吗不要呢？……不过，这样的男人不会长久吸引我的。我希望找个能让我仰视而又亲近的男人。哎呀，这当然不行啦。有小孩的模范丈夫干活时往往是弓着腰，或者是四“爪”着地地爬来爬去。

　　噢，这是本店的进口美味，雅致，机灵，成熟，浪漫而又性感，品味高贵，可是只能小份享用。并且，尊贵的夫人，他也不会使您的孩子感到满意的。这种类型适合于体验丰富、需求较高的美食家的口味，也相当昂贵，可以这么说，一小份就是奢侈享受。

　　那就奢侈上四分之一吧。除此以外，女人还有什么可奢侈的呢？

　　重新认识并讴歌母性，一反过去贬低母爱的主张，提倡女人“响应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是当今女性主义者又一思想转变，也是弗兰西丝卡这个“新女性”及其价值观的又一特点。作者充满母爱地、妙趣横生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抚养两个孩子的快乐，并把那种快乐视为独身幸福的主要成分。弗兰西丝卡说：“做妈妈的乐趣自然很多，我绝不贬低或者否认这一点。”两个淘气的男孩让她筋疲力尽，不得安宁：在她开车的时候让玩具轰炸机从她的脖颈上嘎嘎滑过，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前面的大货车老是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在妈妈接电话时对着听筒大喊大叫，或抢先摘下听筒，与对方乱说一气，死也不给妈妈；在餐馆吃饭时冲着旁边珠光宝气锦衣裘服的太太大叫：“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指那裘皮大衣上的狐狸头）来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无比幸福。当她连哄带骗好不容易让两岁的维利坐在便盆上大便时，维利用尽吃奶的力气憋出一个响屁，然后满意地说：“屁屁，你可以把它弄到厕所里去了。”她笑得膝盖都软了，抱着维利在地上打起滚来。后来，维利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他在便盆上的使命，做妈妈的便郑重地宣告：“维利·斯巴斯蒂安·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把屎巴巴拉到了便盆里。我有理由为此欢呼！”她带儿子们到结冰的湖面去玩，用木棍打下薄冰给孩子当抛向湖心的手榴弹。两个孩子怕妈妈掉进湖里，忙跑过来拉住她的衣角，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她的心头。“这一定是一幅奇妙的图画：两个裹在冬装里的小男孩，紧紧地抓着他们的妈咪，防止她凿冰时落进湖里。我玩这一游戏玩得如醉如痴。”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故事叙述带着叙述者弗兰西丝卡大量趣味盎然的感觉、想像、幻想等形象化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叙事充分体现出这个“新女性”的女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新的女性价值观：女性解放绝不能走男性化的道路（弗里丹已承认过去的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绝不能追求在一切领域与男人一样，绝不能只重视“人”而忽视“女”；应当正面肯定男女固有的性别差异，应当赞美、表现女人对生活的特殊敏感、她发达的想像力和幻想力、她胜过男人的形象感悟。

　　叙述者不愿放弃自己任何有乐趣的心理活动，纵使加上括号——

　　弗兰西丝卡为夺回电话听筒，把脏兔子和奶瓶一起递给抓着电话的小儿子，“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

　　她在出版社的走廊面对一排紧闭的房门，不知敲哪个门才能找到安妮格蕾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怪异的想法：“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跟旁！’”

　　叙述者不喜欢用抽象的词汇讲故事，说着说着就冒出一大串具体可感的形象，纵使那些形象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

　　“埃诺瞪了我一眼，让人觉得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氰化钾或老鼠药。”

　　“我……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这种目光在电视里常常见到：一帮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穿着油乎乎的皮背心，戴着满是油腻的宽边帽，用枪点着对手的太阳穴，让完全吓傻了的对手站在翻倒的马车和破损的酒桶之问。他们总是以这种目光盯着对方。”

　　当埃诺一下子占了上风，得意洋洋地等待弗兰西丝卡承认错误请求原谅时，叙述者马上写了这样一段：“他现在可有上钩的鱼了，可他还要让鱼儿垂死挣扎一番，欣赏它大口喘气和嘴上冒泡的情景。”

　　桑雅当众宣布自己腹中双胞胎的父亲是威尔，然后“走到威尔身边，抓起他的手，把它高高擎过头顶”。写到这儿，叙述者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种场景，而她也就立即写了出来：“那动作就像是拳击赛后裁判向大家宣布获胜者似的。”

　　叙述者对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是那么敏锐，纵使在激情荡漾之际也能注意到无关大局的小事，这与男性的专注形成了鲜明对比。弗兰西丝卡在那种关键时刻对她的情人说：

　　“喂，我的同行，您脱裤子之前，最好先把鞋子捡回来，它马上就要漂过那个拐弯看不见了……”

　　叙述者的形象感悟是那么切中要害。看到自己的情人和他的妻子一同走来，她只飞快地一瞥就立即捕捉到本质——

　　“瞧你这张又熟悉又可爱的脸，怎么一挨着妻子就完全变样了呢？显得那么陌生与呆板。”

　　从这些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明确地感受到，叙述者真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新女性”，全然不像过去的女权分子那样粗犷粗暴、雄辩雄壮。弗兰西丝卡是一个性别心理特征突出的女人，作者充满自信、津津乐道地表现了她的性别特征，把它们视为最有价值的女性自身的财富。

　　不过，作者并没有掩盖这个灰姑娘身上的弱点，没有把她写得尽善尽美。作品甚至还细致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好冲动、不沉着、小心眼、冒傻气、图虚荣、一紧张就要上厕所等可笑的方面。这些恰恰是生活中许多女人的共同特点。于是，这样描写不仅拉近了主人公与女性读者的距离，而且也使男性读者喜欢上她。女人们觉得，弗兰西丝卡尽管是创造了奇迹的“新女性”，但在许多方面与她们完全一样，看来，她们只要一努力，也不是不可以成为“新女性”的（作品的感召力由此发挥作用）。而男人们，纵使男权思想根深蒂固，也还是会觉得她有几分魅力，至少不会厌烦她。因为，正如弗兰西丝卡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男人总是这样。他们喜欢女人身上的那股笨劲和傻劲，喜欢她们那种天真和无知的劲头，这样，男人们就显出他们的伟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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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旁边有人正在烫发。我忧心忡忡地对着铮亮的镜子打量着自己。一副滑稽相。

　　每当我坐在理发椅上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还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好的头发。我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为人随和的理发师。他正忙着给一位老年妇女做头发，面部毫无表情，没有一丝儿笑容。

　　拉罗发廊坐落在市森林的旁边，确实是一间金碧辉煌的精致小屋，与有着“阿尼塔施蒂姆”①这一耐人寻味店名的理发店有些不同。那家理发店就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一进去便给人一种不放心的感觉。花七点五马克便可在那里洗发和剪发。在那乳白色的橱窗里，广告三十年没有换过，总是那张已经旧得发黄的照片。我怎么会一下子跑到这家发廊来的？一切都来得那么快！

　　①原文意为“手艺低劣的阿尼塔”。

　　我抓起一张递到我面前的街头小报（那人大概以为我智商不高），漫不经心地读了起来。我看到戴妃——这位迷人的、但由于减肥而患厌食症（王妃本人对此只在私下里对《玫瑰报》的少数人明确提过）的王妃（上方的照片）实际上非常孤独，因为她那性格内向的王子（这儿左边骑马的那位）同一位玩马球的悍妇（下面这张小照片，可惜有点模糊）关系暧昧，欺骗了王妃十三年。女王夫人（封面照片）对此“金口”不言，一味掩盖。

　　我旁边正在烫发的女士却没有“金口”不言，她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讲话欲，给人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男人有一天去了美国，从此一去不归。”她高兴地开了口，打破了发廊里优雅的宁静。

　　可没有人讲话，正在为她做头发的理发师和学徒都没有任何反应。理发师正兴味索然地瞧着大厅，学徒懒洋洋地给师傅递着五颜六色的发卷。

　　我越过街头小报的上方看了一眼，觉得这位女士要讲的东西似乎比《玫瑰报》上那些污言秽语要有趣得多。

　　“您想一想，”那位女士继续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我和儿子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

　　真卑鄙，我想，是那种典型的一走了之、把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撇在废墟上的男人。

　　她和我的情况相似极了。只是我有两个孩子，没有战争，这不用说。从这点上讲，我肯定要比她轻松一些。我不是站在废墟上的女人，无论如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废墟女人。

　　我把《玫瑰报》放到一边，抓起了精美的《我们妇女》杂志。这儿云集了一群乐呵呵的姑娘，个个奇装艳服，靠在一面墙上，向观众投去轻挑的微笑。她们这样卖弄风骚，也许是因为她们都穿着金银丝紧身连袜裤、喷上了诱人香水（我这位亲爱的女读者虽然没有闻到，但却能感觉得到）的缘故，而且还是有名的拉格罗夫厂出的娜茨丝与高特猛牌呢！

　　我感到从中获益匪浅。

　　在“潇洒”这一标题下，在前一页还戴着黑色胸罩、喷洒玫瑰花香水的那位女士现在换上了一件肥大的男士西服，戴上了一顶宽边礼帽，正急匆匆地迈步走去劈木柴。她把一条旧羊毛毯很随便地搭到肩上，身后跟着两条瘦精精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两条狗无精打采地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转来转去。这位姑娘却神采飞扬，看来她还没有两个任性的小家伙，也没有一位总不在家的出色的丈夫呢。我充满忌妒地观察着这位女士。她的一头浓密的鬈发从帽子中飘落出来，从她的发式上我看得出，她大概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光顾像这家这样的精致发廊。我这时真希望面前这位懒洋洋的拉罗理发师也能够在我的头上变出像这位女士这样轻松飘逸的发式来。

　　我今天平生第一次想找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想找一位真正的成年男人，一位能够给我搬椅子、请我坐下并且尊敬地称我为“尊敬的夫人”的男人！这便是我今天要找一位高级理发师花两个小时为我理发的原由。

　　“我男人从此杳无音信，再没有任何消息了。”我旁边的女士愤愤地说，“他至少得给我们来封信嘛！”

　　因为还没有人搭理她，我感到有些同情，于是搭讪道：“就是该写封信嘛！”

　　那位女士听了我的话很受鼓舞，她在镜子里高兴地冲我笑了笑。她大约有七十岁左右的年纪。

　　“我敢说，他当时在美国一定有个女朋友。”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但至少他得跟我说一声嘛。”

　　“要是我丈夫有女朋友，他肯定会告诉我的。”我不假思索地说。

　　“您看，”我邻座的女士接过话茬儿，“这样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当女人的至少也有个心理准备！”她高兴地冲我笑了笑。“您丈夫是干什么的？”

　　“电影导演。”我说。

　　“噢，多有趣的工作呀！”她激动地说，“我听到过他的名字吗？”

　　“他导演过电视剧《加勒比旅馆》，”我说，“还有《随船医生弗兰克·马丁》。”

　　“那是您丈夫导演的？”她激动地叫道。理发师不得不停止了卷发，因为她激动地把头转了过来。

　　“是的。”我谦虚地脸红起来。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丈夫，心里总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这部连续剧我从头到尾都看了！”她又兴奋地叫了起来，“您知道，我有的是时问。我的埃诺虽然还住在我这儿，可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律师事务所里。”

　　“您可终于熬出头了。”我羡慕地说。

　　女士笑了笑说：“您想到哪儿去了！我的埃诺已经四十五岁了！”

　　拉罗做完卷发，给我这位亲切的谈话伙伴罩上了一个烘干器。我友好地冲她点点头，然后又重新读起我的杂志来。

　　一位面带迷人微笑的时装模特儿正跨越一个齐膝高的竹篱笆，她那扎有蝴蝶结的丝绸衬衣和直筒超短裙似乎毫不妨碍她。背景处有几只绵羊呆呆地看着她，对她的所作所为显得不可理解。

　　我匆匆翻到下一页。这儿有一根可以扯下来的怀孕测试带，它使用非常简单，要么显示“×”（怀孕），要么显示“－”（未怀孕）。但如果智力低下的用户连这一点也不理解又该怎么办？

　　在“真疯狂”这一标题下，一位显然没有怀孕的女士正用仿豹皮大衣和红色漆革小包遮护着自己，以免遭倾盆大雨之淋。面对吹得她大腿完全裸露的逆风，她却在龇牙咧嘴、捧腹大笑。在另一页上，她用一双没有淋湿的干脚漫步在满是礁石的地上，一手扯着马笼头，拽着一匹目光疲倦的耕马。

　　很显然，她的衣着是专为这一活动而穿的：她身上衣衫褴褛，每走一步，布片似乎都要从裸露的肩头上滑脱下来。要是我这身打扮踏进这家发廊，马上就会有人把我悄悄地抓起来。我不是这位名模，我只是整日操劳的家庭妇女弗兰西丝卡·赫尔-格罗斯克特尔，今天要同一位经纪人见面。

　　拉罗终于过来给我这位没有社会地位的区区之辈做头发了。他拉着一张令人作呕的长脸，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我那一缕一缕的头发，然后低声告诉我，我的头发像乱草一样干枯易折，迫切需要焗油保護，这样才能使头发结構得到恢復。

　　“我的埃诺是替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我旁边的女士从烘干器中喊道，“他是本市最好的离婚事务律师！”

　　“这工作太有意思了！”我对她喊道。然后我又对拉罗说，如果他认为确有必要，就给我抹那贵重的护发油好了。

　　拉罗走开了，去取褐色塑料瓶里那种味道难闻的液体去了。

　　“我的埃诺打协议离婚官司出了名！他已经替人家打了九百件协议离婚官司！这您想得到吗？”那位女士自豪地喊道。

　　“真了不起！”我由衷地赞扬说，“他怎么那么能干？”

　　“这是他的天性！他讨厌吵架！他是个非常文静可爱的小伙子！”

　　他一定是个非常迷人的小伙子。他母亲对他的描述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在我的想像中，他是一位瘦削、没有胡子的男人，穿着一件水兵服，坐在对他来说显得空空荡荡的办公桌后面，用响亮的嗓门劝说委托人要“和睦相处”。

　　拉罗开始毫无兴致地捏搓起我的头皮来。

　　“用的是甘菊和椴花膏。”他用平淡的口吻告诉我，“您是自己染的头发吗？”

　　“不是自己染的，”我无精打采地说，“是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是说，在这几年中头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

　　拉罗不相信我的话。“这头发肯定是让人处理过的。”他不高兴地挑剔道。

　　我觉得自己头发的颜色还蛮好，但用了几次那种柔软上光的定型液之后它就自己变黄了，这当然是在阿尼塔施蒂姆理发店做的。

　　“我可以给您做成缕式发型。”拉罗最后开恩似的建议道。

　　“所有想离婚的人都找我的埃诺！”旁边的女士又大声地插话说，“甚至败诉的一方也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

　　这一点我觉得合情合理。

　　离婚快捷而满意！这符合当代潮流！

　　拉罗毫不怜悯地把一块塑料布罩在我的头上，开始用钩针拉扯那一缕一缕的头发，疼得我龇牙咧嘴，脸都变了形。

　　“忍着点儿！要想美，就得受点苦！”旁边的女士开心地说，“我们早就这样了！在战后往腿上画条条，看起来就像穿着丝袜似的！唉，尽管这样，可还是个值得回忆的好时光！”

　　我觉得她越来越讨人喜欢了。真是个充满热情、生活乐观和喜爱讲话的人！我现在知道她儿子不愿结婚而愿意继续睡在他孩童时代的房间里的缘故了！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我也愿意留在她身边。她一定会做喷喷香的炸土豆，会做那种富含卡路里的大奶酪蛋糕。遗憾的是，我却没有这种本事，还有一些家庭妇女应该会的东西我也不会，真叫人遗憾！

　　我们两人——头上罩着烘干器的律师的母亲和我这位头上戴着塑料帽的很不开心的家庭妇女——相视一笑，内心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您有孩子吗？”

　　“有，两个小男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多好的年龄啊！正是玩的时候！”

　　拉罗有些生气地翻了翻白眼。

　　“孩子现在在哪里？在奶奶哪里吗？”

　　根本不对！我们家没有奶奶。

　　“不在奶奶那里。大的上幼儿园，小的邻居照看着。我今天约好去见一位经纪人！”我喊道。

　　“您说什么？”

　　“见经纪人！我要买房子！”

　　“这可是件好事！”

　　“还凑合！我只有十天时间去买房！我一定要在今年买！您懂吗？是因为税的缘故！”

　　“什么？太贵？是的，这个地段的房子是很贵！您把这事告诉谁了？”

　　“不是贵，是税！与税务局有关！我把黑钱拿来用了！”

　　另外几个顾客都好奇地扭过头来听，但拉罗还是毫无表情地摆弄着我的头发。

　　“噢，是税的事啊！这种事我儿子埃诺懂！所有与税和钱打交道的事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房地产也属于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小伙子！您知道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一定会抽时间帮您的！”

　　她从烘干器里探出头来，转着脑袋在寻找什么。“拉罗，请把电话拿给我！”

　　我的缕式发型做得非常时髦，再配上一套从“二见钟情”二手货商店买来的露腿束腰、突出体形的套裙，我跷着二郎腿坐在这位颇有成就的律师的接待室里。毫无疑问，我这身打扮与我所熟悉的时装杂志的介绍很吻合，也许与“改头换面”这一栏目的介绍更吻合呢。

　　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女士今年三十四岁，科隆人，家庭妇女，是两个讨人喜爱的儿子的母亲（遗憾的是，由于特殊情况，孩子没在照片里）。在拜访律师之前，她拜访了名理发师拉罗，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他建议她不要再留那种令人讨厌的皮皮-朗史特鲁姆夫式黄色发型，应改为给人留下友好印象的普律格拉姆式金色缕式鬈发。他用玛格蕾特·阿斯特罗赫公司的产品为她化妆，用索林根产的高级不锈钢睫毛钳为她修了眉毛。她今天穿了一件时装设计师霍特·格尔设计的冬季流行式套裙。

　　我非常想知道，罗丝·波才兰为什么总能穿得那么时髦，那么具有可爱的巴伐利亚风格。

　　我刚从《我们妇女》杂志里读到，她总能设法使她的三个孩子穿上迷人的天鹅绒矮领服，然后同他们一起在花园的树篱旁用早餐，而且能够不使孩子往妈妈身上扔东西，不使他们把巧克力酱或鼻涕抹到她那漂亮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上。

　　这家有口皆碑的律师事务所坐落在科隆最好的地段。它那铮亮的镀铬小茶几上放着各种各样的杂志，杂志里面的文章都非常实际，如《我的资本》、《我应有的权力》、《房地产与我》、《我的岳母是一家电信局》等等。

　　拉罗发廊摆放的杂志里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而在这儿的杂志里漂亮女孩却很少。这儿杂志里的女孩要么激动地把一部容易操作的笔记本电脑抛向空中，要么在市际特快列车里把白净的大腿搭到对面的座位上，潇洒地用大哥大打电话。接待处的那个女孩子大概也是这种杂志里的类型。她正用十个涂满红指甲油的纤细的手指准确无误地往电脑里输送着她从耳机里听到的东西，流露出一副非常满意的表情。

　　“您是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女士吗？”

　　我马上跳起来回答道：“是叫我吗？”

　　“请您继续往前走！温克尔博士正等着您。”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这位金发女秘书走着。要是他在同我谈正事之前提出要收我一万马克该怎么办呢？

　　温克尔博士是一位留着胡子的高个儿男人，有着一双明亮亲切的眼睛。他从硕大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同我亲切地握了握手。

　　“您好，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

　　“您好，温克尔先生！”

　　“是谁介绍您到这儿来的？”律师一边问，一边示意我坐下。我坐到一张高级沙发椅上。

　　“是您母亲介绍我来的……”我说。

　　“阿尔玛·玛蒂尔总爱干这种事。”律师高兴地说，“毕阿特，给我们拿两个杯子来，现在不要接电话进来。”

　　阿尔玛·玛蒂尔！是“母亲心灵”之意，这名字挺适合她。

　　“我和她谈了我的问题……”

　　“然后她就叫您到我这儿来了。”

　　“是的！”我有些惊讶地说。他真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她母亲说得对，他似乎真的有一种快速的理解能力。

　　“在我这儿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温克尔先生说。

　　对此我深信不疑。对这种人你不用多费口舌，他便知道你要干什么。毕阿特轻轻地敲了几下门，然后走了进来，送来了杯子。

　　“来点白兰地？”

　　“我不能喝。马上我还要去接孩子……”

　　“哦，我明白了。”埃诺说，“您还有孩子，这当然会使事情有些难办了。孩子要留在您现在的家里？”

　　毕阿特悄悄地退了出去。

　　“不，不，”我喊道，“当然要带着孩子！”

　　这个人大概想，我要不带孩子搬家，要把他们单独留在破旧的租房里，留在那老掉牙的家具堆里，而我自己却要在新的别墅里过好日子！你们这些男人呀，都是怎么想的！

　　“这么说您要带着孩子了？”律师说着，随手往一张纸条上记了点什么。可能他刚刚计算了一下我们所需要的居住面积。这人真是个机灵鬼！和他妈妈说的丝毫不差！写完之后，律师轻松地往后靠了靠身子，欣赏地闻了闻他刚斟在大肚杯里的褐色液体。一股诱人的酒香飘到我的鼻孔。

　　“您真的不想来一点？”

　　“那就来一点吧。”我可不乐意在一旁瞧着他花我的钱得意地喝酒，这瓶白兰地他肯定会算到我的账上的。

　　“只来半杯，我不习惯喝这玩意儿。”

　　我们喝着白兰地，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白兰地慢慢地温暖了我的心。

　　“请恕我直言，这涉及到多少钱？”律师打破了沉默。

　　我小心地向四周瞧了瞧，看是否有人在偷听。

　　“不到一百万。”我小声地说。

　　我对面坐着的这位律师却似乎毫不吃惊。

　　“我们怎么也能从中拿到七分之三。”他很实际地说着，又把一点东西记到了纸条上。

　　“您要拿到七分之三？”我生气地问。

　　“是您拿到七分之三。我这儿说的‘我们’指的是您！”律师不介意地笑了笑。

　　“对这七分之三我不满意。”我很快地说。他大概不是在说，我和孩子要住的地方只占别墅的七分之三吧。这不行，威尔今天早上还在电话上明确地强调，要我在年底前把这一百万花掉，不能把这笔钱——就像电影里强盗的老婆所惯做的那样——埋藏到花园里，或缝进灯罩里，而是要把它用到房地产上。我也就是为了此事到这儿来的。

　　温克尔先生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真是个利落的女人，她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得先通知您的丈夫。”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毕阿特，请记录！”

　　毕阿特听着。

　　温克尔先生拿起话筒口述起来：

　　“有关赫尔-格罗斯克特尔起诉格罗斯克特尔先生一案，卷宗号某某。日期：今天。地址随后给。尊敬的某某先生，我的委托人某某委托本人对上述有关事项代理其利益。对上述之事我们特将如下申请通知于您……”

　　我的乖乖，他的公文德语讲得那么熟练！竟然毫不卡壳地使用法律条文套话，还有那些个人的评论。

　　这个人是个行家，地地道道的行家。

　　我轻松地往后靠着身子，抿了一口白兰地。一种令人舒服的疲倦感袭到了我的身上。这位亲切的律师身上有一种像他妈妈一样的东西，在他身边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我环顾着房间，目光扫过各种办公器材，在窗户上停了片刻，又马上飞到外面……

　　我马上就该去幼儿园接大儿子了。希望他没有哭。今天才是他入幼儿园的第一天。那小儿子呢？他已经在埃里莎·施密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了！也许她又往他嘴里塞满了巧克力？要是我有运气的话，她这段时间一定哄他睡了一会儿，要不他整个下午就要又哭又闹了。我决定今天去维也纳森林散散步，庆祝这一天。孩子们喜欢在那里吃饭，我本人也喜欢。我要不要说一下，我当家庭妇女不称职？是件遗憾的事，是吗？

　　“……顺致崇高的敬意。”温克尔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口述。

　　“口述完了。”他说，然后分别为我们两人斟上了白兰地。

　　“我们马上就办好。现在可以聊一会儿。”他充满期待地往后靠着身子。

　　我开始喜欢起这种不寻常的饮料来了，也喜欢起这位总是这么亲切的男人的不寻常的目光来了。我自愿地向他讲述了我的情况：可以说五年来我一直单独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威尔作为电视连续剧导演总在出差。能够搬进一座位于市森林旁边的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是一件使我非常高兴的事，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了。

　　“我可是个对新鲜空气疯狂入迷的人。”我高兴地向他透露说，“您想想，不管刮风下雨我都领着孩子步行穿过城市，就是为了去市森林散散步。”

　　“领着孩子去？对您是不是有点太辛苦了些？”

　　“一个孩子放在婴儿车里，另一个孩子放在儿童三轮车里推着。”我老实地回答道，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的天，这位好心的律师会怎么看我呢？一个歇斯底里的新鲜空气狂！竟然同两个孩子穿过大城市的废气去散步！另外，我一定是在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但这样也不坏，我现在就使他意识到在市森林附近买房子的迫切性。他一定会卖力地为我和孩子找房子的！这点我可以看得出来。

　　毕阿特带着一张写好的东西走了进来。温克尔先生扫了一眼，便签了字。

　　“现在我们还需要您丈夫的地址。”他说。

　　我在我的小手提包里翻了翻。

　　“是阳光城市俱乐部旅馆。”我告诉他说，“他在加勒比，说五月份才回家，到那时就封镜了。”

　　“哎呀，”他说，“这样我们可就损失不少时间了。”

　　“不行，不行，”我喊道，“这件事一定要马上解决！今天就解决！一定要在今年全部完事！您根本不了解这事对我是多么重要！”

　　他一定在想，我将为他再次去理发师那儿做头发。不，绝对不行。就在这儿立即把事情解决掉！

　　“首先我们必须通知他。”温克尔先生说，“我可以认为他完全同意这件事吗？”

　　“当然同意。”我吼道，“他自己今天早上打电话通知我的。”

　　“那好吧。”我的律师说，“如果你们二位那么着急……为了更快起见，我们发个传真给他。”

　　“就按您的意思办吧。”我说。

　　“您发过传真吗？”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乐于动手鼓捣器材的感觉。

　　“没有。”我傻愣愣地说。

　　毕阿特在旁边咧嘴笑了笑，显出一副内行的样子，然后悄悄地走开了。

　　温克尔先生站起身来，走到墙边一个灰色的盒子旁，对我说：“您过来一下。”

　　我充满期待地站到他旁边。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白兰地和高级男用香水的味道。他虎背熊腰，长得很高大，身上散发出某种热能。

　　“我们把这张纸头朝下塞进缝里……”他拿起我的手，就像一个第一次手把手教小学生写字的父亲那样领着我操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机器上选号码…号码是什么？”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然后他开始按号。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号码，大概有十二位或者十三位数。我看着他激动地按着键的手指。这种事对他来说似乎很开心！他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管离婚，精通购买房地产和侵吞钱款这样的事，还会发传真，而且是其业余爱好之一！他一定会使他的母亲非常开心。

　　我真想在他那诱人的胸膛上靠一会儿，打一个小小的瞌睡。白兰地起了作用。我强压住自己不打哈欠。

　　传真机慢慢地、但不停地吞食着有字的纸张。我呆呆地看着，有些迷住了。最后传真机把纸张全部吞掉，又令人厌恶地把没有消化掉的部分吐了出来，让它落到地上。从那贪食的嘴巴里慢慢地、欣赏似的伸出了一张细细的纸条，上面写着“传真成功”。这动作活像一头饱食的动物在满意地用舌头舔嘴唇一样。

　　“您看，”我的律师满意地说，“就这么简单。现在对方已经收到了我们的信。”

　　“真了不起。”我深受感动地说。

　　“我们要不要再喝一杯？”

　　“随您的便。”我又重新坐到皮沙发上。温克尔先生为我斟满了杯子，我们碰了碰大肚杯。

　　“现在谈谈您的第二件事。”温克尔先生耐心地说。

　　“什么第二件事？”

　　“是您想买房子的事呀。”

　　“是呀，是要买房子，”我有些口齿不清起来，“这是我渴望已久的事。”

　　看来这位律师也并不总是那么头脑清楚的嘛！

　　“您说得对。”温克尔先生很谅解地说，“可是，我觉得离婚才是第一位的。您自己也想今年把事情办妥。”

　　“谁离婚？”我惊讶地问。

　　“您离婚呀！”温克尔先生说着，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冲我笑了笑。

　　“我们刚才已经开始办理您离婚的事了！难道您不是这个意思？”

　　大约有几秒钟，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哦，您是这个意思……”我说，“现在您提醒我想到了离婚的事……”

　　我轻轻地晃动着白兰地酒杯，没有说话。

　　不错，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就是现在，在圣诞节前不久。这位可爱的博士先生大概总是懂得怎样使别人高兴，完全和他妈妈一样。

　　我向他投去一个迷人的微笑。

　　“干杯，亲爱的博士！”

　　这位可爱的博士大笑起来。

　　“干杯，亲爱的委托人！您最好把‘博士’两字去掉！”

　　这是一个冬日，天气阴沉得会使人以为在看一张黑白照片。看来一整天天气都不会明朗起来了。当我去幼儿园接我的大儿子时，我的头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在低矮的挂衣钩上凌乱地挂着小大衣和厚上衣，它们都是一些变成孤儿的孩子们的衣服。这些孩子都是有职业的母亲或离异父亲的牺牲品。

　　“喂，小宝贝，过得好吗？”

　　“过得好。”弗兰茨说，“我的朋友叫帕特里克，另一个朋友叫凯温。我们发现了一个海盗穴，可这是我们的秘密。”

　　看得出，他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心灵上的伤害。

　　“你听着，”我一边用皮带把他捆到汽车后座上，一边说，“我们现在去接维利，然后一起去饭店。你是不是也饿坏了？”

　　“是的，我饿。”弗兰茨说，“我们去那家有滑梯的饭店！里面有一架旋转木马，吃饭时可以转一转！”

　　我没有兴趣边吃边玩旋转木马，也没有兴趣在这阴冷的天气里嘴里嚼着东西滑滑梯。看到那油乎乎的托盘也不会使我兴奋。那些托盘堆放在几个年轻人和穿着破旧大衣、冻得瑟瑟发抖的女退休工之问。那几个年轻人在抄写数学作业，而那些退休工却在喂着一条浑身哆嗦的鬈毛小狗。

　　现在，在我们快要搬到一个好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要让孩子只用刀叉吃饭。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对培养他们的良好素养非常重要。

　　“去维也纳森林也可以吧？”我征求着儿子的意见。他坐在儿童座上，正淘气地让一架玩具轰炸机嘎嘎地从我的脖颈上滑过。

　　“鸡森林快餐店是最棒的，”弗兰茨说，“那儿有惊奇蛋。”

　　我们去埃里莎·施密茨家接维利。他浑身沾满了巧克力，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味。我一边使劲地哄着他，给他从身上脱下已变成褐色的湿漉漉的裤子，一边想像着那马上就要端到我面前的香酥炸鸡。

　　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们拽到洗澡间，洗完后又把他们抱进汽车，捆到后座上，累得我的背都快要断了。我一屁股坐到驾驶座上。

　　这时，一层低低的乌云挂在天空中，使天空完全变黑了。灰色的汽车长龙正艰难地在幽灵般的雾霭中穿行。

　　我赶紧放上一盘帕派的磁带，想叫孩子们安静下来，否则他们就要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我们前面的大货车老在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我们的汽车里马上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黄颜色公共汽车的故事，有不愿意让人触摸的刺猬的故事和挨冻的冰箱幽灵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这个帕派的魔力真是谁也无法替代的。

　　我的思路渐渐地回到了埃诺·温克尔的身上。一想到他就叫人高兴，一个多么亲切的律师呀！当他意识到我们互相弄误会了时，他笑得是那么开心！他马上站起身，要补发一个传真到加勒比，以宣布第一封情的内容无效！可是我坚持不改变我们第一封信的内容。提出离婚，这主意可真妙！真叫人开心死了！把一张纸往缝隙里这么一放，我就获得自由了！

　　我盼望着下次同他见面，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有两个理由促使我们还要在圣诞节前见面。第一，我要把所有有关我婚姻的情况写给他。第二，他要帮我买房子，而且要尽快买到，因为这事很急。他真是一位亲切而又乐于助人的男子汉！

　　“我们到了！”当我们在停满汽车的停车场上从车里钻出来时，我兴奋地喊道。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步行到这里来。

　　我把维利从儿童车座上抱了下来，用幽默的话哄他不要从齐踝深的水坑里走过，否则那位藏有惊奇蛋的小姐就要不高兴了。我又请弗兰茨把玩具轰炸机留在车里，因为有几位爷爷奶奶常到这里吃饭，他们需要安静。

　　藏有惊奇蛋的可爱姑娘像往常一样，用她特有的萨克森话问道：“爸爸是不是又没来？”我点了一份常吃的菜：炸鸡加土豆条。不一会儿，萨克森姑娘给我们端了上来。我们高兴地品尝着这人间的美餐。孩子们一本正经地把插在炸鸡背上的小旗放到一边。

　　就在我小心地把鸡骨头从孩子们的盘里拿走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好奇地在屋子里东张西望。有一位老太太坐在我们旁边，正在一个人吃饭，她大概是胡格塔教徒的后代或出身于更加高贵的家庭。不管怎么说，她身上珠光宝气，戴满项链、戒指和耳环。我不由地想，她带着这么多沉重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瘫倒在盘子上。她身上还穿着一件貂皮大衣，上面有只讨厌的狐狸正用呆滞的目光看着她吃饭。就在我还在等待这只讨厌的野兽可能会张开大嘴从老太太的盘里撕下一口的时候，维利吃惊地问：“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来呢？”

　　我费劲地琢磨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我的宝贝儿子，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围着一只狐狸皮，因为她太冷了。”我急忙喝了一口矿泉水，把盘子推到我小儿子的嘴边。维利开始乖乖地用勺子吃了起来。

　　弗兰茨张着嘴呆呆地看着老太太。她嚼饭的时候，脸上那上百道皱纹同时弯曲到一起，异常地迷人。

　　“妈妈，她一百岁了吗？”弗兰茨敬畏地小声说。

　　“我九十四岁了。”老太太突然开口说道，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四岁了。”弗兰茨郑重其事地说。

　　“那我们俩差不多一样大喽。”老太太说着，继续毫无表情地吃着米饭旁边的腰子。

　　我觉得她真了不起。

　　“你的狐狸也九十四岁了吗？”弗兰茨问道。

　　“没有，”坐在旁边桌子旁的老妇人答道，“它已经死了。我也快死了。”

　　“为什么？”弗兰茨问。我忙把盘子推给他，提醒他饭都要凉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胖胖的女人走进来，甩了甩手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雨伞，从头上摘下一顶时髦的帽子。她的发型几乎没有弄乱，看起来就好像刚刚烫过似的。

　　她径直向围着狐皮围巾的老人走去，一边问候着“你好，特劳琴姑妈”，一边向萨克森女服务员招手致意，然后心情愉快地坐到一张桌子旁。

　　我停止了咀嚼。

　　这不是温克尔夫人吗？就是我那位离婚事务律师、房地产经纪人和财产管理人的母亲呀！

　　温克尔夫人也认出了我。

　　“嘿，真巧！我们刚刚还谈到您！”

　　“您说谁，我们？”

　　“噢，是我和埃诺！他刚刚回家，我还给他做了吃的，然后他就去洗桑拿浴了。这个孩子呀，每个星期二都要去洗一下，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健康所做的唯一活动了。”

　　“还有这事！”我惊讶地说。

　　真是个多面手律师！他还洗桑拿浴呀！

　　“这就是您那两个小家伙了。”温克尔夫人激动地说。

　　“我们不是小家伙，可是你太胖了。”维利鼓着两个腮帮子说。

　　我觉得，这句话对加深我们和温克尔夫人的友谊是个极好的开端。

　　温克尔夫人笑了。“你的嘴还挺巧的呢！”

　　“不巧，我的嘴不巧！”维利满意地说，吃饭发出的声音更大了。

　　“特劳琴姑妈，这位年轻女士也是埃诺的委托人！”温克尔冲着老妇人喊道，“她想离婚！”

　　“你对我说这个干吗？”特劳琴姑妈还是无动于衷。

　　“妈妈，你为什么要离婚呀？”弗兰茨问道。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根本不可能理解离婚是什么。他已经八个月没有见到爸爸的面了，也许完全把他忘了。

　　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爸爸了，无论如何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爸爸。我对自己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去理发师那里美容一下还是值得的！应该经常为自己的身心健康投点资。《我们妇女》杂志也经常这样建议。

　　妇女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二十年前，一位个头矮小、长得很不起眼的寄宿学校的女生每晚都站在窗户前，忧伤地把炽热的前额贴到玻璃上。外面，那位被所有学生众星捧月似的疯狂爱戴和崇拜的话剧老师维克托·朗格刚刚骑车走了，走向他自己的生活小天地，而弗兰西丝卡却从来不能与他分享。于是，她只得满足于在无数个美妙的白日梦中梦到他，满足于远远地怀着景仰的心情目送他。

　　维克托·朗格同她一起研究剧本，琢磨角色，并教给她在舞台上即兴发挥的技巧。所有这一切都温暖了这位女生那颗幼小的、冷透的心灵。在她的生活中，他是唯一一位对她有影响的人。她打算以后出人头地完全是为了他，为了让他最终注意到自己！她满怀着抱负，这一抱负不是为了某个事业，而是为了他这个人，为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顽强地利用课外时间学习她认为重要的文章。尽管她已经把维克托·朗格的所有课程完全学透学完，可她总觉得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还不够。黄昏中，她绝望地站在窗前，看到他骑车离去的身影，然后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寂寞。

　　不久，使她更加强烈地热爱维克多·朗格的日子来到了：寄宿学校的女生坐公共汽车到城里去上舞蹈课。没有一位成熟的男孩邀请这位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跳舞。其他的女孩都受到了邀请，唯有她这位矮小不起眼的人没人理睬！她一个人站在舞场旁边，脸色苍白。她曾经发过誓，只要命运给她微小的机会，她便抓住它，从而脱颖而出，摆脱她那不起眼的墙边小花的命运。而现在，不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吗？

　　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维克托向她走来了！他提议，用一起欢跳的方式来结束舞蹈课。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呢。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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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前不久，她在维克托·朗格的严格监督下写了一篇很难写的文章，即对不同的晚期浪漫派诗人进行比较。出于对维克托·朗格的爱，那个不再是那么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几乎把学过的东西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与早期浪漫派、晚期浪漫派，甚至与所有浪漫派相去甚远或与之仅有一点儿联系的文章她都背过了。她全神贯注、挖空心思地把学过的东西用到由学校盖了章并从中间折叠起来的卷子上，她并不东张西望。当六个小时过去，她的右手变得僵硬、抓笔的手指开始痉挛的时候，她才停止她那泉涌般的思路，来到校园里。

　　晚上十点钟，当她疲倦地、睡意矇眬地靠在窗户旁，希望能再见维克托·朗格一面时，她打开了书包，想掏出她那蜗牛形甘草糖果吃。这时，她吓了一大跳，她的德语卷子从书包里掉了出来！

　　弗兰西丝卡决定马上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尽管她并不期望别人会相信她，但她还是光着脚，穿着睡衣，嘴里含着一块甘草糖走了出去。她一分钟也没有耽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教师办公室的门。是谁给她开门呢？

　　不是别人，正是维克托·朗格本人！

　　他正留在办公室里批改考卷。她感到非常狼狈，一声不响地把卷子交给了目光疲倦的老师。

　　维克托·朗格没说一句话，他接过卷子，微微地向她点了点头，然后就关上了门。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后来，她领回了卷子，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得了个甲等。

　　然而使她更加感到幸福的是，维克托·朗格老师对此事再也没有提起过。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也包括对她本人。

　　“维利，请把刀子给我好吗？”

　　“不给，我也要削土豆皮。”

　　“刀子，叉子，剪子，灯……”

　　“……小小孩子不能动。”

　　“好孩子，现在该把刀子给我了吧？”

　　“不给。”维利倔强地握着带尖的刀子。

　　我心里害怕死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杂志《成才与堕落》是怎样建议的呢？当然是引开他的注意力了。以游戏的方式先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开，然后，作为替代，把适合孩子玩的玩具塞到他手里，比如积木、图画书什么的。

　　“快看，维利，妈妈这里有一个用好多好多颜色搭成的积木塔。”

　　“我不想要。你自己玩吧，我现在要削土豆皮。”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要决定继续耐心地哄他时，电话铃响了。维利扔下刀子，扭着包着尿垫的屁股踉踉跄跄地跑向客厅。我捡起刀子，把它放到维利够不着的柜子上，然后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喂？”维利对着话筒说，“衷心祝贺。”

　　“谁打来的电话？”我问道，想去抓话筒。

　　“不知道。”维利遗憾地说，把话筒紧紧地贴到自己的耳朵上。

　　“把话筒给我。”我亲切地说。

　　可维利就是不给我话筒。那意思就像在表示，刚才我打扰了他削土豆，现在至少要让他安安静静地打电话才对。妈妈总是这么叫人讨厌！

　　他倔强地用力抓着耳朵旁的话筒。

　　“妈咪在削土豆。”他告诉对方说。我弯腰凑到儿子抓着的话筒旁，想知道打电话的是谁。

　　“你刚才在干什么呢？”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埃诺·温克尔。

　　“我在打电话。”维利说。然后他准备一分钟不说话，欣赏地转着那只脏玩具兔的耳朵玩。

　　我一边兴奋地喊马上就来接电话，一边奔进厨房，给小维利冲了一瓶牛奶。

　　“你好吗？”当我把奶瓶递给维利的时候，温克尔先生耐心地在电话的另一端问道。

　　“不错。”维利说，一边欣赏地把奶嘴放到自己的嘴里。

　　“你叫什么名字？”

　　“维利。”维利说。

　　“这名字很好听啊。”埃诺·温克尔逗他说，“你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妈咪在削土豆。”维利说，他没有上埃诺的当。

　　我觉得维利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在他旁边跪了整整一分钟了，一直在哄他把话筒交给我。

　　我友好又坚决地抓起了维利的手臂，把脏兔子和奶瓶递给了他。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并高兴地向我的律师告别。在我儿子的吵闹声中，我抬高了嗓门询问有什么新的情况。

　　温克尔先生对我教育孩子的能力有点担忧。不管怎么说，他不再有兴趣问维利正在干什么了。他在电话中一次又一次地喊，我丈夫对我的离婚申请显得很惊讶！

　　“就这些？”我一边把使劲挣扎的孩子搂到身边，一边大声喊道，“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迫切需要您的笔记！”埃诺叫道，“没有您的笔记，我们手里可什么材料也没有。”

　　他说的在理，也完全对。

　　“明白了！”我叫道，“可是您听到这儿正在乱折腾了吧！”

　　温克尔先生现在很同情我的处境。

　　“您自己抽时间吧，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我完全理解您的境遇，可是您要想到，您越早把笔记交给我，我就可以越早地办理您的事。”

　　“那房地产的事怎么办？”我这位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我会给你办的！我眼睛里有东西了！”

　　“太好了！”我说。

　　维利已经安静下来，心满意足地吸着牛奶。这一时的寂静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

　　“您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了，亲爱的、尊敬的律师先生？”

　　“只要事情一定下来我就马上告诉您。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妈妈，”维利插进来，“为什么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东西？”

　　“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了房子！”我亲切地对维利说，然后又感激地冲着话筒喊道：“很好，好极了！您最近身体怎样？”

　　埃诺笑了。“我是说您感情上现在如何？我指的是现在，在您大胆地朝自己的独立迈出决定性步子的时候。”

　　“他为什么眼睛里还有房子？”

　　我仿佛看到律师先生就在我面前，正惬意地坐在皮沙发上，面前的写字台上摊放着他母亲今天早上充满爱心地为他准备的三明治早餐。

　　“亲爱的律师先生，”我有些调侃地说，并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已经独立了，多年以来就是独立的了，虽然我只是一位整天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的妇女！”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

　　“我亲爱的、尊敬的赫尔夫人……”

　　“对不起了！煮土豆的水开了！”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维利生气地嚷着，把他的玩具兔摔到我的身上。

　　“就这么说的！”我对他吼道，“咱们一起到厨房去，我解释给你听！”

　　“祝您愉快！”就在我把话筒放下之前，埃诺又喊道。

　　弗兰茨现在定期去市森林旁的新幼儿园了。维利也常到几个适合儿童玩的幼儿班去，这样，社会环境对他就相对稳定了。我经常开车跑来跑去，这当然使我很恼火，可我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久就要搬到好地方去了。毕竟，埃诺眼中已经有一所房子了。

　　在做妇幼体操时，一位长得非常标致的女士同我打招呼。上次在一起时，她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经常穿着烫得平整的绣花衬衣和非常突出女性特点、包到小腿的百褶裙，同孩子们一起在蹦床上蹦蹦跳跳。她那细心烫过的短鬈发在蹦跳中几乎没有紊乱的痕迹。所有女士看起来都这样高雅。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高贵的圈子里，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寒酸、失业并带着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的女演员。

　　我本人倒觉得，不管在哪里，同孩子们在一起时穿牛仔服和短袜要更切实际。毕竟，有一个小时你总得扶着孩子，在上课结束后还要定期愉快地为孩子们做伸展运动示范。

　　这位保养有方的女士一边让她的拉法埃尔在秋千上荡来荡去，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和我说话。她说，我应该抽时间去拜访她一下，因为她的拉法埃尔很愿意和我的弗兰茨玩耍。我看了看那个正在荡秋千的孩子，他还不到四岁，显得弱不禁风。我心里在问，这么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孩子怎么非要同我那粗胳膊粗腿的弗兰茨在一起玩呢？这位女士又说，如果我觉得合适，可以约个时间到她家去一下，喝杯咖啡。她本人认为，尼古拉日去比较合适。另外，她叫苏姗娜，这位烫着鬈发的女士好意地说，在她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直接用“你”称呼。

　　她的这番话立即勾起了我对早先做妇幼体操时认识的另一位苏姗娜的回忆。当时，这一地区的体操馆已经使我疑虑重重。首先，孩子们得涉过一堆瓦砾碎片才能来到破旧的大门；另外，混凝土块垒成的墙上很久以来就涂满了难以辨认的口号。自从在那里出现＃字标志和犹太人的星形标志以后，我心里就打定主意，立即叫我的孩子到一个好一些的地方去锻炼身体。还有比市森林这一片更好的地方吗？再说，我们反正就要搬到这儿来了。

　　这另一位苏姗娜有一头天生的黑发，长长的，没有梳理。她身上总有一股轻微的健康母亲特有的汗腥味，身上从不穿戴那么多累赘的东西，如胸罩什么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苏姗娜五年来不停地给两个孩子喂奶，她的一个乳房就再也没有从这天生美好的哺乳中恢复过来，但至少伤寒或其他什么传染病在她两个流鼻涕的女儿身上没有出现过。贫困和坎坷在这双出生在大城市的苦难儿脸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一次，我送给另一位苏姗娜一块尿垫时，我们搭上了话。她很不愿意用我的尿垫，可她没办法，因为在她的旅行背包中再也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尿垫了。另一位苏姗娜憎恨别的父母强迫孩子使用塑料尿垫和一切人造的、对环境有害的东西。她喜欢自然天生的东西，如果能在所在的地区找到无花果叶，她一定会用这种天然的东西把她的女儿包裹起来的。

　　另一位苏姗娜在做妇幼体操时也邀请我到她家里坐坐，因为她女儿想和我儿子玩。她的家位于一块不时用来做马戏场或游乐场的农田旁边，是一套两居室的社会福利房。孩子的爸爸是一家左翼激进周报的自由撰稿人，与苏姗娜分居生活。他偶尔也照看一下两个女儿，这时的苏姗娜就到一家新妇女书店打打临时工。

　　另一位苏姗娜是一位很不错的人。有一次，我见到了她那位蓬头散发、戴着一副无边眼镜的孩子的爸爸，看到他垂着肩，背着一个装满燕麦片、啤酒和报纸的挎包走进了他五楼的办公室。见到这样一个男人以后，我就非常钦佩她那平和的脾气了。她没有家具的陋室里总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得承认，当我看到她同她女儿用来睡觉的绵羊皮时，我确实吓得直往后退。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她每天早上盘腿坐在女儿身后，为她从头发里找虱子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提出到外面去玩。我们坐在通向八户人家合住的房子的台阶上，一边用没有把的裂纹杯子喝着荨麻茶，一边随便地聊大天，谈论我们那两位抛弃我们不管的自私自利的讨厌男人。我承认，我的威尔长得要比她的埃贡英俊，可是论人品，埃贡以前对她还不错，苏姗娜愉快地说。说话期间，晾在活动衣架上像羊毛一样雪白、经免环境污染肥皂洗涤的衣服随风飘动。我们的四个孩子在欢快地玩泥巴，抹得全身都是。

　　另一位苏姗娜给我讲了她和埃贡的事。他们是在一次游行中认识的，然后就同居一室。不久，另一位苏姗娜就怀孕了。

　　“和我的情况几乎一样！”我禁不住叫道。

　　“你们也是在游行中认识的？”

　　“不，是在一次叫《和平与暴动》的文艺演出中认识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游行。”

　　“我的威尔当时在一家私人剧院做导演。他在找一位愿意裸体出场、对工作投入、能自己进入角色、能把握剧本精神的大学生演员，你懂吗？”

　　“我懂。”另一位苏姗娜漫不经心地说，“裸体出场最刺激了，要是我的话也这样做。”

　　“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是什么都不怕的。”我说。我想至少叫她明白我这样做的艺术背景，稍微给她留下一些印象。

　　“然后，你们就干上了。”另一位苏姗娜毫不惊讶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另一位苏姗娜大笑着说，“要是我也会干上的。”

　　同另一位苏姗娜交往的那段时间是很美好的，我们不用多说话便互相了解对方。

　　可遗憾的是，我们从此以后便失去了联系。

　　现在回到第二位苏姗娜的身上。

　　她的别墅坐落在一座像公园一样的花园里，有篱笆墙遮护，好奇的目光是看不到里面的。别墅的大门把手是马头形状。我按了按门铃，第二位苏姗娜家的女管家悄悄地、毫无声响地按了一下按钮，打开了铁栅大门。在庄园的门前停放着一排小面包车，可我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我抑制不住自己的运动欲，所以这次又是步行来的，这样我们就晚到了一个半小时。自从维利发现自己独立活动的好处以后，我们要朝一个方向走就不那么容易了。弗兰茨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就急着叫：“我可以过去吗？”而我这时就用好话哄着小儿子，叫他不要老用手里的小棍去捣腾垃圾箱，我们一定还会碰到许多其他有趣的垃圾箱要去捣呢。

　　当我们终于到达庄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到这富丽堂皇的庄园，我的两个儿子都惊呆了。我只好拽着他们，走过宽阔的石子路，向四周环绕着玫瑰花的灯火通明的别墅走去。

　　我把送人的礼物——一束揉皱的具有异国风味的茶花——贴到胸前，环顾了一下冬日修剪过的花园。花园里的桌椅板凳都被细心地盖上了东西，游泳池也用帆布益严了。几只笨重的湿地宠物正满身泥泞地躺在安全篱笆网的后面，一团薄雾从这些冬眠的爬行动物中的鼻孔中喷出。金鱼池里几朵晚开的睡莲正在腐烂。喷水池石狮子的嘴里已没有水喷出。用几百支电蜡烛装饰的圣诞树立在房门的入口处。

　　第二位苏姗娜静静地等在客厅里。我用各种诱人的许诺说服我的两个小家伙再坚持走完最后二十米，这样才好不容易来到了房门处。

　　我悄悄地把已经弄脏的小推车放到一片垂柳下，让它掩映在柳枝中。车里面放着一床已经发黄的羊皮褥，看起来很像另一位苏姗娜家的枕头。

　　黄铜色大门的周围缠绕着棕树枝、霓虹灯和红饰带，它们搭配得体，和谐优美。从宫殿的里面传来一阵阵压低了的声音。

　　“还有很多别的人来造访你？”我惊讶地问。

　　“就只等你们了。”第二位苏姗娜满脸笑容地说。即使在自己的家里，她也穿着高领衬衫和百褶裙，脖子上挂着双排式珍珠项链，脚上穿一双精致的山羊皮轻便鞋，上面各扎一个别致的漆革蝴蝶结，使她洒脱的形象更加圆满。

　　我把孩子拖到房门前的最后几级台阶上，先给他们脱掉了肮脏的靴子、厚上衣和条绒裤。两个孩子高兴地穿着袜子和衬裤跑进大厅。一位扎着白围裙的女管家悄悄地拿走了我们的衣帽，把它们放进白瓷砖过道的镜柜里。我悄悄地擦了擦鼻子，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穿着长袜忐忑不安地跟着女管家走了过去。

　　“现在来的是格罗斯克特尔夫人与她的弗兰茨和维利。”第二位苏姗娜打开大厅的门，向里面的人介绍说。大约有二十五位穿着编织毛衣的母亲同三十多名打扮得整齐干净的孩子坐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下，正在把烫热的红葡萄酒和小杯盛的意大利浓咖啡举到嘴边喝着，并高兴地向我这边望过来。

　　也许她们想像中的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正是我这副样子：一位来自贫民区、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请坐！”

　　真讨厌，我心中暗想，但外表上我却是满脸笑容地说：“祝大家晚上愉快。”然后很随便地走进了圈子，要了一杯压惊的热葡萄酒。

　　弗兰茨和维利马上就钻进孩子堆里去了，这是我巴不得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坐在地上，大喝一通这种热乎乎的东西了。

　　我刚刚把这种舒服的液体举到嘴边，窗户旁突然出现了穿着华贵丝绒长衣的尼古拉老人和黑皮肤老人汉斯·穆夫。我的两个孩子长这么大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所以他们非常惊恐地跑到我这儿，把身子紧紧地贴到我的腿上（幸运的是，我刚刚把那杯溢出的热饮料放下了），并用因害怕而变调的声音乞求我马上回家。我得承认，我觉得这种突然的穿插游戏很令人讨厌，可房间里别的母亲和孩子却被迷住了。他们激动地簇拥在圣诞老人的周围，急忙从皮包里掏出小照相机，闪烁不停地拍摄着，尼古拉老人则开始用深沉的声音教导孩子们。

　　在后来的半个小时里，我终于把两个孩子放到手臂上，抱着他们重新回到客厅，从远处合适的地方观看尼古拉，累得我的背都像断了似的。当圣诞老人终于走了之后，我才能重新把他们放到地上。我的背痛得要命，痛得我龇牙咧嘴，脸都变了样，于是我无力地一屁股坐到地上。要是在另一位苏姗娜那里，我现在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滚到她的羊皮床上睡一小觉了，而这里只有锦缎沙发靠垫，懒洋洋地躺在上面舒展一下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真是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除此以外，应该说这儿还是蛮舒服惬意的。遗憾的是，我融入不了在座女士们的谈话圈子，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同她们聊不起来。要是聊的话，我也搞不清那些马术老师、芭蕾舞老师或击剑学校的名字。

　　我飞快地想了一下，那些喝意大利浓咖啡的母亲中会不会有人对我《和平与暴动》的故事感兴趣呢？

　　但由于时间已晚，我放弃了以这种方式融入谈话圈子的打算，只是耐着性子听着那些舒服、单调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

　　没有人与我交谈。

　　为什么要和我交谈呢？

　　我可不是一位高贵的夫人！

　　这天晚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累。

　　我费了不少口舌才哄孩子们上床睡了觉。维利对天上的人物关系还是搞不清，他问道，是不是圣马丁也穿运动鞋，因为尼古拉今天就穿了一双这样的鞋。弗兰茨想了解，为什么尼古拉不表示一下他的友谊，去同街头流浪汉分享他穿的丝绒大衣呢？为了使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躺下睡觉，我努力给他们解释了其中的道理。

　　将近九点半钟，当我精疲力竭地坐到客厅里的时候，只剩下一点儿翻电视报的力气了。

　　我渴望看一部优秀的德国老片子。片子中的母亲走上了邪路，而父亲却是一位高贵、正直的乐队队长，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雇用了一位保姆。这位保姆富有牺牲精神，不计报酬地照料着用高八度声音说话的金发男童奥斯卡。

　　母亲走上邪路只是因为她酗酒，而酗酒的原因则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没有受到人们的正确认识，没有得到应有的爱，感到自己的作用受到了限制（！！！）。这位高贵的乐队队长绝顶聪明，他把他夫人的歇斯底里看成是一种心灵上的呼唤，因此给钱叫她乘船去威尼斯旅行，为的是使她重新找回真正的自我，而他自己却利用这一机会爱上了贞洁的保姆盖尔塔。这位盖尔塔留着无可挑剔的分头，说话轻声细语，其朴实无华和谦虚态度颇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但所发生的这一切却使小奥斯卡病倒了。他高烧不退，有一种会夭折的征兆。家庭医生同不断给孩子量体温、做冷敷的盖尔塔交换着忧虑的目光，做乐队总指挥的爸爸绝望地喝着闷酒。就在这时，当他目光迷惘地甩着落在面部的纷乱头发，在壁炉前踟蹰，想给客厅生火时，他的妻子突然非常清醒地从威尼斯回来了，把正在生火的丈夫从壁炉前一把扯开，然后就满脸泪水地扑在奥斯卡的病床上。这时，奥斯卡睁开眼睛，用高八度的声音喊道：“妈咪。”从这时起一直到片子结束，他一直健康而又幸福地微笑着，把泪流满面的父母的手互相交叉着叠放在一起，而背景后面的保姆盖尔塔和医生这时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可在所有二十三套闭路电视节目里我却找不到一部这样的电影。我仔细地浏览了一遍所有面向德国普通电视爱好者的电影介绍，如：

　　“失败的律师马塞罗大胆尝试新生活……”这没有意思，我自己也正在这样做呢。

　　“一位从拉普兰来的矿工在赫尔辛基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佣人……”每个男人都会在某个时候结识一位女佣人的，他不是把她当佣人使唤，而是同她结婚，因为他觉得这样更省钱。这个笨拉普兰矿工，真傻！

　　“一名海关人员在他的上级弗茨格拉尔特少校的车里发现……”也许是毒品、假钞、武器或其他什么无聊的东西。这种事连家庭妇女都不会感到吃惊的！

　　“爱嫉妒的范妮·莫尔和楼房管理员胡根杜布尔关系暧昧，欺骗了体育老师施伯希特……”这有什么！这种事我也会！有魅力的话剧女生弗兰西丝卡爱上了她的老师维克托·朗格，而他本人却没有意识到。几年以后，她失望地同另一个她喜欢的男人好上了……

　　我对着葡萄酒瓶喝了一大口。真舒服！

　　本来今天应该是我好好坐下来整理笔记的日子。这个埃诺·温克尔对我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兴趣，也许应该首先给他讲讲我的俄国巡回演出，这至少和那个给壁炉点火的乐队指挥的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我们八个人坐在一间车厢里，列车摇摇晃晃地在夜间行驶。刚刚一岁半的小弗兰茨就睡在我的怀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二战中的逃难妇女，再加上我怀着维利，我所依托的男人又在“前线”，就更使我觉得像逃难的了。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正在车厢走廊里同他电影中的女主角多罗塔娅调情。带着孩子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冒着零下十六度的严寒去东欧作巡回演出，这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这使得大家情绪高昂。我感觉有点疲倦，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保持高昂的情绪，只要车厢狭窄的空间允许，大家就轮流表演即兴小品。再往后我们就轮流讲童年时代的奇闻轶事，我就讲了维克托·朗格的故事。“你以后又见过他吗？”有人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维克托·朗格对我的样子，不管怀孕与否，根本不会特别重视的，也许他早已把我忘记了。

　　然后又有人讲了一个毛骨悚然的杀人故事。暗杀之后，警察把杀人凶器吃掉了，自己竟然丝毫不知。原来，那位聪明的妻子是用冷冻的兔腿把她男人杀死的。

　　我觉得用兔腿杀人的想法真吸引人。

　　在旅行的过程中我总是不断地冒出这种想法，也用兔腿在威尔身上试一试。他坚持我们——弗兰茨、我肚子里怀着的维利和我——一起同行，因为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搞一次现场拍摄。这大概是他职业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一次发生在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自然分娩过程！这是威尔·格罗斯①导演的电视节目！

　　①威尔·格罗斯是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的昵称。

　　早在出发的路上，这位天才的年轻导演就以他投入艺术时所特有的疯狂爱上了这位女演员。我对他的这一行为完全理解，毕竟，他所追求的多罗塔娅没有怀孕，也没有带着一个烦人的婴儿。

　　威尔·格罗斯拼命地追求多罗塔娅。在肮脏的华沙火车站上，他把那里所有能买到的十二支花都赠送给了她，夜里同她坐在旅馆的酒吧里调情。而我呢，为了哄可怜而又紧张的小弗兰茨入睡，却不得不留在了肮脏的旅馆房间里。同事们都替我伤透了脑筋，我怎么能够容忍这么一个无耻的家伙呢？我装做无所谓的样子。我的上帝，他那么英俊，那么有才华，这种事我事先就有所预料。还有，同女主角调情也属于导演的一门技巧，我对此有充分的理解！要是我在他的电视里演主角，我也会同威尔·格罗斯调情的！

　　是的，我对此充分理解！

　　第二天夜里，我那位亲爱的、体贴的丈夫和孩子的爸爸就不再到我们的旅馆房间里来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有几小时之久，丝毫没有一点儿睡意。我要不要穿着我的阿妮塔牌孕服悄悄地走到走廊上，挨门听一听，直到听到我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满足地呻吟呢？我要不要叫喊着冲进他们的爱巢，把暖瓶扔向多罗塔娅，并且提醒我的丈夫想一想他的海誓山盟呢？我要不要打死这个英俊的格罗斯？可这儿没有冷冻兔腿，我也就没有合适的杀人凶器了。我要不要把这些老掉牙的水龙头从墙上拔下来？可它们冻得邦邦硬。但一想到杀人后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监狱里受到审讯，想到那些西伯利亚大兵喝着伏特加，尖声怪叫着，用一盏刺眼的灯照着我，提着叫人听不懂的问题，并狂笑着把我逼到墙角的情景，我就打退堂鼓了。

　　我要不要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充满理解和宽容地坐到那两个人的床沿上，可能的话还要钻到他们的被窝里（这个旅馆里太冷了），求他们就在我们三人之间把话说清楚？亲爱的多罗塔娅，不要因为我搅了你们的好事而生我的气。可是，你不觉得在我怀孕的时候把你那带有挑衅性的放荡行为往后推一推，选一个合适的日子岂不更好吗？你说什么？你正好不在排卵期？对你来说没有更合适的日子了？这我可以理解，请原谅，多罗塔娅，那我现在就回我的房间，去看看我的小家伙，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我当然也可以对多罗塔娅不屑一顾，只冲着威尔·格罗斯说话。亲爱的，非得这样吗？而且正好又在今天！你知道，我怀孕九个月了，常常情绪不好，搞不好我就又要流羊水了。

　　不，不能这样，我不想开玩笑诅咒自己。

　　在度过这个不眠之夜后的第二天，我脸色灰白、精神不振地同小弗兰茨坐在一间难看的、需要维修的冷冰冰的饭厅里用早餐。他手里拿着两个小汤匙在脏地板上爬着玩。我感觉维利在我的肚子里乱踢乱蹬，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哭好还是笑好。

　　将近十一点，多罗塔娅和威尔兴高采烈地出现了，他们手挽手地来到我的餐桌旁。

　　“睡得好吗？”

　　我瞪了他们一眼。

　　“睡得不好，你们睡得怎么样？”

　　“睡得很好，好极了。”他向多罗塔娅投去一个感谢的目光。她也兴奋地用目光回答了他。

　　“我们幸福得难以形容，你呢？”

　　这时，一种潜在的回答下意识地从我的脑袋里冒了出来。

　　“可不会长久了！”（砰！）

　　“可不会长久了！”（砰！砰！）

　　我还是什么都不回答最好。

　　多罗塔娅把她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放到我的肩上。“伙计，我们得谈谈。”

　　从她的口气里丝毫听不出良心受谴责的感觉，甚至连一丁点儿做错事的语气都没有。

　　“这儿还有空位子吗？”威尔说，尽管附近连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们坐了下来。

　　小弗兰茨开始哭叫起来，他饿了，又冷又累，并且总在拉稀。我从地板上拾起奶嘴，嘬了一口，然后重新放进弗兰茨的嘴里。我一边轻轻拍打着弗兰茨，一边开始了我们值得深思的坦率的对话。

　　“喂，弗兰西丝卡，我简直爱上了你的男人，一见钟情，就这么快。”

　　我点了点头，因为毕竟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现在就任其发展吧。”威尔说。

　　“你们已经这么做了。”我说。

　　“如果仅仅因为你怀孕了或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就压制自己的感情，那是没用的。”

　　“是这样的，我们俩都互相有了感情。”

　　“我们要让它释放出来！”

　　紧接着便是充满期待的沉默。弗兰西丝卡！说吧！这是该说关键话的时候了！宽恕我们，祝福我们，大家和睦相处吧！

　　我拒绝作出回答，这就更刺激威尔和多罗塔娅把心中的肮脏东西倾吐在已经吃得丝毫不剩的早餐桌上了。

　　“不要犹豫了，你就扮演这个角色吧。”

　　“生活提供了这一角色，我们要担当这一角色，这是我们的使命。”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事就会有个了结，只是不知何时。遗憾的是眼下还看不到结果！”

　　我还是一声不吭，最令人气愤的是，他们说的话我句句明白！究竟哪条条文上规定，一个人应属于另一个人？难道因为同他结婚了，就卖给他了？租给他了？受到了合同的束缚？

　　但如果他不愿意呢？如果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呢？

　　“从我本人来说，我愿意了结此事。”我无精打采地说。

　　“不！我们三人必须在一起和睦相处！”

　　“对，就是这样！我们决不想背着你干这种事！”

　　“这样做非常不公平！”

　　“我们三人要同甘共苦。”

　　“对！我们要一起聊天，侃大山，不停地在一起聊。”

　　“尽管如此，我觉得眼下还是有点儿紧张。”我勉强笑了一下。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多罗塔娅说。她没有把她的手从我的肩头上拿下来，又用它抚摸了一下小弗兰茨的头。

　　“要是你愿意，我们明天夜里三人睡在一起。”威尔说。

　　“我已经同多罗塔娅事先谈过此事了，她对你的处境非常理解。”

　　“谢谢。”我说。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他们怎么一下子变得有如此好的心肠，一下子给人如此多的温暖，一下子作出如此衷心的让步了？

　　“只是我躺在床上要占很大的地方。”

　　“多罗塔娅的房间里有一张沙发。”威尔显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样子，“那上面现在放着她一大堆的化妆品，可她会为你清理出来的。”

　　我受感动了。“可弗兰茨怎么办？”

　　“噢，这点我可根本没想到。”多罗塔娅说，“他夜里一定很闹人吧？”

　　“不行，这不行。”威尔说，“多罗塔娅要拍电影，她一定要保持绝对健康才行。我当然也要保持健康。我们需要睡眠，昨天和今天我们已经睡得太少了……”

　　这对相爱的斑鸠恶作剧地哧哧地笑着，互相看着对方。是呀，是呀，说得都有道理。我不想使他们两位睡不好觉，他们毕竟不像我。我是为了消遣才到这儿来的！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里作现场拍摄这种事威尔·格罗斯这样的导演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的。

　　我就这样思如泉涌地写着，不知不觉已到午夜。突然，埃诺·温克尔打电话来了。他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打电话，大概是想安安静静地同我在电话里聊一聊吧。也许只是因为他感到寂寞，他母亲一定已经上床休息了。

　　“喂？”我高兴地说。

　　“我是不是打扰您了？我们要不要谈一谈您离婚的事？”

　　“根本没打扰我！我正在写有关我婚姻的情况！您不是也很想要我这个记录吗？”

　　“我对此很感兴趣，也很想了解。”埃诺说。

　　“是有关格罗斯克特尔的事吗？”我停止了打字。

　　埃诺·温克尔向我解释说，威廉·格罗斯克特尔也请了一位律师，当然对这事我们也不能责怪他。

　　另外，请的这位律师还是埃诺的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叫哈特温·盖格。他们两位定期去洗桑拿浴，而且总在星期二。

　　我脑子里立即开始想像埃诺同他的伙计一起蹲在桑拿浴里的情景，想像埃诺怎样向他描绘他那位愚蠢透顶的女委托人的情况，讲她怎样出于疏忽递交了离婚申请，实际上她只是想把黑钱投入房地产里去！

　　这个蠢得可爱的女人，哈哈哈！

　　他的同事听到后一定会激动地捧腹大笑。

　　他们一定笑得前仰后合，互相拍打着对方赤裸的大腿，然后把毛巾搭到肩上，甩掉洗澡拖鞋，手挽手地去做下一道桑拿浴程序。很可能是喝了红葡萄酒的缘故，我突然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就好像在眼前似的。

　　“随他去吧。”我说，“您的同事对这事怎么说？”

　　“您的丈夫……”

　　“我们还是把丈夫二字去掉吧。”我用平和的口气说。

　　“嗯……格罗斯克特尔……威尔……先生，不，是威尔·格罗斯，他最近拍的两部电视可是赚了一笔钱……不，是一大笔钱……”

　　“还有吗？”我充满期待地问。

　　“一定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部电视剧在晚间黄金时段连续播放三集……”

　　“还有什么情况？”我问道，颇有些对钱害红眼病的感觉。“您是说，我们可以从中拿到一笔？”

　　“是的，正是这个意思……”埃诺·温克尔说，“您不是在愚弄我吧？好像您对这事一无所知！”

　　你听听这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个老谋深算的女人，故意拖着离婚的事，拖到丈夫挣了几百万马克，然后才冷笑着要求根据民法某某条款从中获得七分之三！

　　“亲爱的温克尔博士先生！”我抬高嗓门说道，同时把酒瓶里的最后一点儿葡萄酒倒在杯子里。“与我丈夫离婚的想法恰恰是在您通知我这件事的时候出现的！‘盈利’这个词我以前可从没听说过！我的目的就是和和气气地离婚，不要把事情搞得满城风雨，不要为钱的事纠缠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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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哦，”埃诺·温克尔说，“这么说，您不再对您的丈夫……不，是格罗斯克特尔先生……威尔·格罗斯……的演出收入感兴趣了？”

　　“不，很感兴趣，”我说，“现在是您把我引到这个话题上来的……”

　　“您明天可不可以到我的事务所来一趟？”

　　我不想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对温克尔博士先生和他说的二百万马克的收入很感兴趣。我看了看表，已是午夜时分。

　　“您有兴趣一起喝一杯葡萄酒吗？”

　　“您说什么？”

　　“我是说，您能否马上安排时间同我谈一谈。就在我家里，孩子都睡了，正是好时候！”

　　“好吧，”他说，“就这么办。”

　　在午夜时分接待一位律师本来也无可非议，我心里想，特别是当他给人带来一大袋子钱的时候就更无可指摘了。我今天晚上反正对此事特感兴趣。

　　我在想像着埃诺·温克尔扮作尼古拉出现在我的门前，把满满两袋子钱倒在走廊里。好家伙，这么多钱呀！

　　“那就来吧！”我激动地喊道，“您还在等什么？”

　　二十分钟后，我听到埃诺·温克尔的车子停到楼前。我高兴地为他打开大门，甚至差点儿就扑到他怀里。埃诺·温克尔注意到我的这一举动时，显得又惊讶又高兴。

　　“您好！”我稍稍收敛了一下自己，有礼貌地说。

　　“早上好，漂亮的女士。”埃诺·温克尔说。他穿着一件油亮的灰白色皮大衣，腋下夹着公文包。

　　“您自己放衣帽吧。”我假装客气地说，感到脸上有些发烧。我的老天，这家伙怎么像拉普兰来的人！难道他母亲就没有说说他？也许他认为这件鲸鱼皮大衣很时髦？

　　埃诺·温克尔脱下鲸鱼皮大衣，把它挂到衣帽架上，可衣帽架马上就失去了平衡。要不是埃诺镇静地把它扶住，那明天有人就会发现我们俩死着躺在地上了（“命运可真残酷，在遗嘱启封之前五分钟，律师与委托人双双死于非命”）。

　　“大衣太沉了。”他明智地说，然后把这件油乎乎的“北极熊”放到了楼梯上。

　　对这位“工程师”来说，什么都不会太沉的。就在我出于礼貌，摇晃着走在他前面、领他到客厅时，我脑海里闪现出了这一念头。

　　“小心，不要踩到轨道上！”

　　埃诺·温克尔保持着平衡，笨拙地绕过一堆木头轨道和积木房，来到沙发旁，然后叹息着坐到了上面。

　　“您想喝点什么？”我舌头僵硬地问。我大脑皮层中的脑细胞姑娘早已在她们的脑垂体里睡着了。有几个姑娘费劲地从木板床里站起身来，想到了做家庭妇女的义务。

　　律师打开公文包上的密码锁，拿出一瓶香槟。可惜的是没有看到成捆的马克。

　　“拿杯子来！”他咧嘴笑道。他的目光中有一种使我诧异的东西。我在他事务所里，要是毕阿特在旁边，他看人的样子通常不是这样的。

　　我摇摇晃晃地越过积木堆，拿来了两个高脚杯。他砰的一声让瓶塞弹出，我把杯子推到嘶嘶作响的泡沫下面，温柔地看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哎，这红葡萄酒可真起作用了！

　　他马上就会猛地把酒杯推开，要说出“弗兰西丝卡小姐，我爱您”了，然后他就要把我拉到他身边，搂得我脊椎骨都要脱臼了。我们的欲望就会难以压抑，我们将踉踉跄跄地靠到壁炉旁，在看不见的小提琴的激烈奏鸣声中，互相握着对方的手，陶醉地望着天花板，然后我们就一起倒在他那张“鲸鱼皮”上，在一股燃烧的欲火中把衣服从身上扯下来……

　　“您在瞪着看什么？您……不舒服？”埃诺·温克尔手里拿着两个杯子，不知如何是好。

　　“没事，谢谢，我感觉好极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一起喝了起来。

　　在喝光了一大瓶红葡萄酒后，这杯香槟是我有兴趣喝的最后一杯了，但我装作这酒的味道很对我口味似的。毕竟，脑袋中的姑娘们在黑暗的细胞中几年来只靠水和面包生活，律师是从来没有探望过她们的。

　　“嗯。”我哼着，把杯子从我面前推开。

　　“嗯。”埃诺也哼着，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

　　“我们开始吧。”我说，不耐烦地在沙发上蹭来蹭去，“我们开始打开遗嘱吧！”

　　埃诺开心地望了我一眼。他丝毫也想像不到，一个从清晨六点就一直忙忙碌碌的家庭妇女在夜里将近一点钟已经不可能思路清晰、有条不紊地谈论诸如利润平分之类的事情了。

　　也许他自己是先睡到十一点，然后吃着丰盛的早餐，又看了两个小时的报纸后才过来的。

　　“今天晚上您看起来特别迷人。”埃诺说，他看得出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本亚明·布律姆星的儿童故事。故事中，有人对电话亭里这头名叫本亚明·布律姆星的大象说：“您今晚看起来特别愚蠢。”

　　我格格地笑了起来。

　　埃诺·温克尔误解了我的意思。

　　“不对吗？您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说着，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小臂。

　　“我感觉到什么了？”我用一种挑衅的、快乐的口气问道，同时心里在想：来吧，快干吧！

　　“我们互相喜欢对方。”埃诺一边笑嘻嘻地说，一边继续抚摸着我的小臂。

　　说实话，几个月来，也许几年以来，我已经没有体会到像现在这样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一起的亲热感觉了。是的，我喜欢埃诺·温克尔，不管他现在是否带着二百万马克或者压根儿就没有。

　　他把身子弯向我（可费了点劲，因为放着高脚杯的桌子就挡在我们中间），把我泛着红晕的脸捧在他那因激动而出汗的大手里。

　　“弗兰西丝卡。”他说。

　　“埃诺。”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我们互相亲吻着，先是轻轻的，但随后就有一股已经长时间遗忘的激情涌上我的全身，这股激情又感染了对方。我们就这样互相刺激着，沉浸在火一样的热情中，达到了难以形容的顶点。成千个红葡萄酒瓶和香槟酒杯在我的脑袋里敲击着，眼睛里看到的全是马克的图案。我的双手触摸到的是头发和胡须，嘴唇碰到的是埃诺温暖而又柔软的双唇，还有一股香槟酒甜甜的味道。埃诺把我搂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搂着，好像要把我挤扁似的。这种感觉真是奇妙无穷，这正是我想像中的同埃诺·温克尔亲吻的情景，简直丝毫不差！

　　当我们狂吻了一阵，并且几乎全身就要从沙发上滑下去的时候，埃诺·温克尔重新整了整领带，高兴地抓起了酒杯。

　　“为我们良好的合作干杯！”他煞有介事地说着，又重新在沙发上坐正。我望着他，想努力恢复镇静。

　　“您要和我谈盈利平分的事，是吗？”我提醒他说。

　　“对，是这样的，”埃诺·温克尔一边使劲地咳嗽了两声，一边说，“您丈夫……上次……拍的片子确实赚了二百万马克。”

　　“有这么多？！”我脱口说道。说话的时候我不得不强忍住笑。我觉得真是滑稽，我们刚才还在木头轨道和积木之间洒满肝肠的脏地毯上纵情爱抚，可现在却在一本正经地用“您”称呼对方。

　　“也就是说，您怎么着也能得到几十万马克，”温克尔先生说，“可能的话甚至有近百万呢。”

　　他说的千真万确是德国马克！

　　“这是件好事。”我说。可现在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埃诺迷惑不解地向我瞥了一眼，他对委托人的这种毫无顾忌大概还不习惯呢。

　　“按五年估算……再加上法律规定的一年分居期……”他试图重新接上刚才的思路。他的委托人笑得前仰后合，在地毯上打起滚来，对此他感到奇怪。他皱了皱眉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来。

　　尊敬的夫人，请注意您的举止！可是蹲在脑细胞中的那些喝醉的姑娘们正站在栅栏旁拼命地吼叫着，摇晃着。冲出去！要自由！要离婚，要分钱！

　　博士先生对我讲了一大堆的数字和材料、百分比和概率。我感到奇怪，他是怎么把这一切如此清楚地理到一块儿去的呢？他每告诉我一个数目，我就哈哈大笑一通。最后，他算出了一个总数。要是这笔差不多有七位数的钱真的属于我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有理由叫人高兴一大阵子了。

　　我们喝光了整瓶香槟酒。然后，温克尔先生又吻了我，比刚才更加疯狂，出的汗也比刚才多，我的脊椎骨也比刚才疼得更加厉害。

　　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似乎属于服务之列。同我在一起，他高兴得不能自制。

　　“您现在得走了。”我说，因为我发现，他除了那两只我已经熟悉的淡褐色的眼睛之外，在前额和下巴上似乎又多出两只眼睛。下巴上的那只眼睛硕大无比，并且又在变成两只眼。

　　“太遗憾了，”他说，“在您这儿我觉得真是舒服极了。”

　　“您乐意的话也可以睡在沙发上，”我说，“可我得马上上床了。我都不敢去想，最多再有三个小时天就亮了。”

　　“三小时后是六点一刻，”埃诺略带醉意地说，“那时夜晚才刚刚开始！”

　　“对您可能是这样，可对我不行。”我结结巴巴地说着，踉跄着走进了浴室。

　　他跟着我走了过来，可能是想扶我一下，怕我一个人摇摇晃晃到不了浴室。

　　在浴室的镜子里，我们两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你’称呼？”斜站在我身后的律师问道。

　　“没问题。”我口齿不清地喃喃道，然后对着镜子吻了一下，博士也照我的样子吻了一下镜子。我们俩的唇印映在镜子上，看起来非常美观。放在儿童泡沫浴池上的玩具恐龙嘲讽地歪着嘴，在狰狞地狂笑着。

　　哎，我的天，我得上床了！

　　“您要是离开，请把灯关掉；要是留下，也请关灯！”我小声地说着，与埃诺告别。

　　然后，我毫不犹豫地把他推到门前，用脚关上了门。

　　我没有听到他嘟囔了些什么，因为我按了厕所的冲水开关。

　　没有比酩酊大醉之后只睡不到三个小时的感觉更难受的了？其实不然，还有更难受的事呢！那就是睡了三个小时之后，除了醉后的难受感觉之外，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任何其他的工作我都愿意干，打扫电车也好，给人打博士论文也好，整理超级市场也好，或者胡乱地把报纸扔到别人门前的花园里也好，什么都行，特别是后一种工作我更愿意干。唯一能够对付酒后，特别是在六点十分时的难受感觉的办法，就是到新鲜空气中去活动。

　　于是，我忍着恶心（特别是弯腰时，就更难受了），给孩子们穿好衣服，跑到淋浴间冲了个冷水澡，又喝了四五杯咖啡。孩子们每大叫一声或弄出某种刺耳的响声都会使我痛苦得抽搐一下。

　　随后，我强迫拼命挣扎的小家伙们穿上厚上衣，把维利塞进了儿童手推车，用最后一点力气给他系好了带子。

　　“我们今天步行去新的幼儿园。”我坚决地说。

　　到那儿差不多有八公里。现在还不到七点。我算了一下，我们将近九点就能到达。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开车，任何一种教育学上有意义的活动或蹲下干的活，比如用积木搭一座精致的小塔、刮掉地上踩实的荷包蛋，都会马上引起我的呕吐。

　　当我们刚刚到达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弗兰茨就不想走了。于是，我叹着气，忍着筋骨疼痛，把他抱上手推车。小车呻吟着，吱吱叫个不停。就这样，我吱吱呀呀地推着两个共计四十公斤的活人，穿行在慢慢苏醒的早晨。

　　也许所有被堵在充满臭气和蒸汽的汽车里的人以为，我是从无家可归的救济所跑出来的下等人，可我却比这些睡足了觉去上班的女士和先生走得更快。

　　吸收新鲜空气和运动运动对我确实大有好处。

　　约九点一刻，我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幼儿园。

　　因为我的这身装束不太适合这个地方，所以我在门口就把弗兰茨交给了老师。这时，我精疲力竭，浑身颤抖。可是刚一站住，就又觉得天旋地转。我决定也要步行走回去，该惩罚一下自己才好。

　　“放学时我开车来接你。”我向弗兰茨许诺说。他马上就撒腿跑向他的小房间，去同凯温和帕特里克等一帮小朋友玩海盗穴的游戏去了。

　　我刚想悄悄地走开，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的流线型小面包车就开到我面前。她那经常打扮时髦的斯巴斯蒂安从车上走了下来。

　　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把车窗放下来。

　　“您是……格罗斯克特尔……女士？”

　　“是赫尔-格罗斯克特尔①！”我说。

　　①赫尔（Herr）意为“先生”，所以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听上去就是“格罗斯克特尔先生”。

　　“叫什么？”她非常惊讶地看着我。

　　“我叫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我固执地说。

　　尽管她本人有一个这么好听又很有特点的复姓，可她对我的复姓却不理解。

　　“为什么叫格罗斯克特尔先生呢？我称呼您格罗斯克特尔女士不对吗？”她不解地说。

　　“应该叫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我解释道，“您觉得我的姓名难叫吗？”

　　由于出现这一情况，我建议她把发动机关掉。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得聊上一会儿。这时我又有些恶心起来。一想到我可能要把昨晚喝的红葡萄酒连同埃诺的香槟酒以及四杯咖啡吐到她那流线型小面包车的挡泥板上，我就没有了高兴的心情。

　　斯巴斯蒂安走了以后，我就向这位亲切的女士解释了我的复姓情况。我说，我目前正面临离婚，所以只叫赫尔，这虽然只是不足挂齿的胜利，但总比我一生总挂着我离婚丈夫的姓要好。如果留着，我就会为我已离婚的丈夫装点门面，还可能为他未来的妻子装点门面，更糟糕的是还要为我以前的婆婆装点门面。

　　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有一头金发，留着缕式烫发（在拉罗发廊做的），是那种过于好奇同时又忍不住想与别人说话的女人。早在选举家长委员会时，她那夸夸其谈的举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首先给我解释了她复姓的背景。她说，弗莱辛凯姆珀是一位很早就住在科隆的面包师（她马上给我指了指体育用品商店旁边的弗莱辛凯姆珀分店。哦，原来如此，我知道这家商店。可是一想到那黏糊糊的柏林面包和其他夹满果酱的点心，我顿时就出现了恶心感），她作为面包房的唯一继承人，只好沿用这一姓氏（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她不想伤她祖父以及还健在的曾祖母的心（有意思，有意思）。厚赫姆特是市森林附近一家有名但名声不太好的房地产事务所，她通过结婚获得了这一财产权（我的上帝，真是个可怜人），就这样她有了这一复姓。用这么一个又长又富有传统并且到处为人所知的姓名（哎，令人遗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我可以相信）。可怜的斯巴斯蒂安就更不容易了！

　　这么一大堆解释显然使她感到很累，于是她坐到了汽车的皮座上。要不是我追问她同我打招呼的缘由，她早就开车走掉了。

　　“对了，是有点事！”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绞尽脑汁地想着。

　　“想起来了，我是想说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的房子。”

　　我的天，我想，怎么又冒出一个复姓来？

　　“房子？”我充满期待地问，“房子怎么了？”

　　“是这么回事，”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一边说着，一边用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听说温克尔律师先生在代您找房子，他妈妈委托我……我马上就想到您可能感兴趣，不过我觉得，这对您太……”

　　“太怎么了？”我友好地问道。

　　“哎，也没什么，您离了婚，事情就自然解决了。”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说，“那时您一定也不再对房子的事感兴趣了。”说完，她就发动了汽车。

　　“我万分感兴趣！”我冲着汽车喷气的噪音喊道，恨不得把脚放到她的车轮前。但我不得不承认，再严重的情况也挡不住她开车要走的决心。

　　“好吧！您……”她又用那种居高临下、充满挑衅的傲慢目光打量了我一眼，“……可以顺便过来看看。如果您觉得合适，可以同厚赫姆特房地产事务所约一个时间谈谈。”

　　“是几号？”我也用一种高傲的但颇感兴趣的口气问道。我对不得不同这家老字号的厚赫姆特事务所（事务所的名字本身就说明他们够“傲慢”的了）打交道感到遗憾。

　　“九号。”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女士说，“离这儿不到三分钟的路程。”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我说。话音刚落，她就开着流线型的小面包车一溜烟地离去了。

　　这所房子我很喜欢，我觉得它就像白雪公主童话中那七个小矮人的小房子。我真想马上就躺到里面好好地睡上一觉，把酒劲去掉。可遗憾的是，房子有铁将军把门，这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

　　房子位于一条儿童可以玩耍的绝对安静的街道旁，而且正在中间位置，因此，即便是纵向街道上的来往车辆也不会打扰孩子们玩耍。再说，这条纵向街道上的交通并不繁忙，它的后面就是市森林。街道的另一头便是拉罗发廊，也算是早就熟悉的地方了！房子居住面积估计不到二百平方米，但布局清晰明了。花园虽小，但能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左右两边的其他房子也给人一种舒适的印象。这座白雪公主的房子要价估计不会超过一百万马克的。

　　“我要买这所房子。”我对维利说，尽管他正在睡觉。“维也纳森林就在旁边！”

　　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多理想的位置呀！房子里面怎么样我无所谓，只要墙纸不掉下来就行。要是墙纸掉下来也没关系，我在科隆找一位穿工装裤的好心工匠帮我整一下就行了。

　　可熬出头了！我终于可以在自己挑的房子里生活了，同我挑选的孩子在一起，在附近有我挑选的饭店。但首先是在我们挑选的地方生活。我要买这所房子，然后我就自由了，就别无他求、心满意足了。

　　要不是那股酒后难受的感觉总那么顽固地折磨我，我也许早就高兴地在儿童玩耍的大街上雀跃起来。于是，我只得满足于悄悄地长舒几口气，并多次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买这所房子，而且马上就买。

　　我立即找电话亭，翻电话簿。要是这位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给我留下一张名片就好了。

　　我刚要心满意足地离去，对面房子里的卷帘百叶窗拉了上去。

　　我友好地向对面望去。早上好，邻居女士！我们以后还会认识的，只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我早上这身装束实在很难看，等机会合适时咱们再认识吧！

　　这时，窗帘后面有人在活动。

　　我友好地点了点头，加快了步伐。这儿的人可千万别把我当做在这个高雅的地方瞎转悠的街头流浪汉，可千万别叫警察来对付我！也许把我关到拘留所里醒醒酒对我正合适呢！要是有哪一位友好的警察这时再和维利一起玩玩积木塔，我对这种服务也不介意，而且还乐不可支呢。

　　窗户一下子打开了，露出了窗帘和旁边的绿色植物。

　　救命啊！也许这位家庭妇女要冲我这样大喊，也许要骂一些诸如“臭要饭的，不许呆在这里”的脏话了。

　　窗帘后面的女人在我身后确实喊了点什么，听起来像是喊了声“弗兰西丝卡”！

　　我停住脚步。是一种幻觉在捉弄我？是叫弗兰西丝卡？我小心地转过身子。不，不会的，一定是个误会。也许这位勇敢的家庭妇女喊的是：“快点儿滚开！”

　　我又朝前走了几步。这时维利醒了。

　　“弗兰西丝卡！”这次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对面房子里的女人不知什么原因竟知道我的名字！

　　我转过身，朝那所房子走去。

　　房门开了，走出来的是阿尔玛·温克尔，我的律师兼昨夜恋友的母亲！我就是同他喝得酩酊大醉，还同他在浴室的镜子上接了个吻呢！

　　“您好！”我高兴地打招呼。

　　“您好！”阿尔玛·温克尔也打招呼说，“怎么这么巧啊！”

　　“是啊！”我说，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感觉。“真是巧得很！我们总在这儿见面！”

　　温克尔夫人转过半个身子，冲着屋里喊道：“埃诺！你还在睡呀！”

　　一股冰冷的惊恐穿过我的全身。

　　“埃诺？我是说，他……在这儿？”

　　“是啊！”温克尔夫人兴奋地说，“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些太晚了点？”

　　“还可以。”我说着，忍着越来越强烈的要解手的欲望。

　　昨晚喝了一瓶红葡萄酒、半瓶香槟，外加五杯咖啡，再加上只有三度低温，不闹肚子才怪呢。

　　“您想进来坐坐吗？”温克尔女士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不进去了。”我无精打采地说，尽管我一看到她家客人用的厕所就想解手。“埃诺，我是说，温克尔先生还在睡着呀！”

　　我羡慕死埃诺了，现在都已经十点了。可我已经奔波了四个钟头，还在与种种不舒服感作斗争。

　　“我去叫醒他！”温克尔女士激动地说，“然后您和我们一起用早餐！”

　　这主意我认为再好不过了，仅仅因为维利的缘故也得这样，他现在得要一瓶牛奶，要换一条干净的裤子了。

　　“要是您不反对……”

　　“不，我很高兴！我们家终于也有小生命了！”

　　“请原谅我这身打扮……”我胡乱地说道。

　　“您梳妆打扮一下就好了！”阿尔玛·玛蒂尔直截了当地说，并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战后那段日子我也是一副邋遢相！”

　　不一会儿，我们——老一辈的祖母、母亲和孩子——就坐到椭圆形饭桌旁了。在这之前，维利已经用他最为拿手的把戏——撒尿——把温克尔家的垃圾桶弄脏了。现在，他高兴地坐在几个叠在一起的枕头上。这些枕头是阿尔玛·玛蒂尔非常体贴地放到他刚刚换过尿垫的屁股下面的。

　　埃诺匆匆穿上睡衣。我呢，在吃饭之前则被大便憋得难受，急忙跑进温克尔家的厕所，边解手边瞧着放在绣花钩织套里的卫生纸。厕所里散发出一种从街拐角处日用品商店买来的香皂的味道和厕所清洁球那种久久不散的清香味。我们洗了手，脱了鞋，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您确实是偶然到这儿来的？”温克尔夫人第三次为我倒上咖啡，又递给我一块新烤的面包片。

　　我的举动当然也会招致某种嫌疑：在昨晚同律师稍微拥抱亲吻一番之后，我今天一大早就带着我那没有父亲的孩子，像一只令人讨厌的母猫围着他家的房子转悠，目的无非是叫他先请我吃早饭，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叫他同我结婚！我不清楚这位亲爱的律师的母亲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那数百万马克的盈利。

　　“我看了看街道对面的房子。”我很快地回答道，“可以说，我们很喜欢那所房子！”

　　我匆匆看了一眼正在不声不响用早餐的律师。

　　“我要喝可可。”维利说。

　　阿尔玛·玛蒂尔马上站起来，奔进厨房。

　　“我们用‘你’称呼呢还是用‘您’？”我小声地问埃诺。

　　“我们昨天都用‘你’称呼了，”埃诺说，“只要在法庭上不要用‘你’称呼就行。”

　　“哈哈哈！”我笑道。

　　“要喝可可。”维利嚷着把一块烤面包片浸在我的咖啡里。

　　我干脆把他从枕头堆上抱下来，叫他去厨房找慈祥可爱的温克尔夫人。

　　“我向你起誓，我只是来看房子的！”我一本正经地说，“那位房地产大嫂有个儿子，同弗兰茨在同一个幼儿园。事情就这么简单！”

　　“厚赫姆特大概已经接手房子的事了。”埃诺说。

　　对埃诺在星期二是否也同厚赫姆特在一起洗桑拿浴我没有多加思索。我急忙把各种事情联系起来，为的是从他对我的嫌疑中解脱出来。

　　“是的，是这么回事，他妻子今天早上用小面包车送她的斯巴斯蒂安……”

　　“小家伙，可可来了。”温克尔夫人温柔地说。她一只手拿着壶，另一只手牵着我那小家伙的小手，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我一下子明白了，温克尔夫人渴望的只是一个小孙子，也许还渴望有个儿媳妇，这才符合家庭传统。她高兴地插话说：“是这么回事，埃诺，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有了孩子以后，就开一辆很时髦的小面包车……”然后她转身对我说：“早先她开的是一辆轻型双座小轿车，可这种车不太实用……”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房子的事。”埃诺说，话语中突然充满了那种我早已熟悉的公事公办的语气。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说，“毕阿特，拿几个杯子来”或“现在不要接电话”。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我一边说，一边用目光瞥了一眼埃诺的母亲。她正怀着祖母般的温暖之情照顾孩子，把杯子举到维利的嘴旁，然后擦掉他嘴边残留的一圈可可粉。“遗憾的是，我同房地产经纪人打交道没有经验……”同这位浓妆艳抹、总是目中无人的弗莱辛凯姆珀夫人打交道我就更不是对手了，我心里暗想。要是我下次再同她谈买房子的事时，我一定穿上一件迪奥牌裙服，而且事先请拉罗为我剃掉腿上的汗毛。

　　“维利要吃奶酪面包。”维利说。

　　“你应该用‘请’字。”我严肃地纠正说。

　　温克尔夫人马上站起身来为他去拿奶酪面包。维利也从他的椅子上爬下来，一摇一摆地跟在她后面。

　　“这一老一少很融洽呀。”埃诺满意地说。

　　“埃诺，我……”我一边说着，一边毫无胃口地把烤面包片放到一边。“我可以想像到您对我的看法……”

　　“要是不反对，我们现在还是用‘你’称呼吧。”埃诺说。

　　我没有反对。我觉得他通情达理，不光在昏昏沉沉的情况下觉得他通情达理，即使在头脑完全清醒时，我也这样认为。他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这一点我马上就感觉到了。

　　“你能否为我安排一个时间看看房子？”我问道，同时咽了一口唾沫。用‘你’这个称呼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无论如何，今天也不能再用“您”去称呼他了。毕竟，我同这个男人昨天一起“玩”过，喝得酩酊大醉，还在我客厅的地毯上滚过一番。这时，埃诺的母亲在厨房里亲切地哄我的儿子，往面包上涂着奶酪。

　　“早饭后我马上打电话。”埃诺说着，同时看了看表。“快十一点了，办公室可能有人了，也许弗莱辛凯姆珀夫人正在办公室呢。”

　　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一定感到很惊讶，我不仅马上找到了那所在她眼中似乎对我不太合适的房子，而且还马上委托住在对面的律师帮我办理这件事。他全权代表我，哈哈！

　　“您这个小家伙可真惹人喜爱。”温克尔夫人激动地说。她同维利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您的儿子也讨人喜欢。”我真想这样说，可欲言又止，因为我不知道我这种俏皮话是否适宜这一场合。

　　埃诺已经站起来，走进办公室，去忙我买房子的事。五分钟以后他会再次走出来，把一大串家门和花园门的钥匙塞到我的手里，对此我胸有成竹。现在，我幸福之中唯一缺少的就是睡一小觉了。有埃诺在身边，我感到总是那样舒服和轻松！我偷偷地打了个哈欠。

　　“亲爱的！您一定累了。”阿尔玛·玛蒂尔说着，轻轻地松开了维利的小手。“我马上去给您铺床休息，怎么样？”

　　“不要麻烦了。”我结结巴巴地说，而内心却乐不可支，在暗暗喊道：“去铺床吧！”

　　阿尔玛·玛蒂尔正是我渴望要做的那种女人。要是我已经六十岁，熬出了头，我也要做她这样的女人。她没有架子，善解人意，马上就能知道我眼下最需要的东西。

　　“还是给您铺床休息吧！我对您眼下的感受非常了解！”她一边说，一边在一间储藏室里铺起床来。“埃诺也是从小孩子过来的，这也没过去多长时间！他这个小家伙可没使我省心！我们那时也是孤儿寡母，而且又在战后。我的上帝，当时就别提我有多累了，我总是感到很疲倦！”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低沉，也许是她把半个身子都伸进被套里去了的缘故吧。“我那时一直希望的就是有一张松软暖和的床，希望有一个人照料埃诺，让我好好睡一觉！那时我母亲还在世，嗨，您知道吗？虽然含辛茹苦，但那时却是个美好的时代。要是我们女人不同舟共济，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了……”她从房间里走出来，抓起了维利的小手。“您安心睡会儿觉，我领着小家伙出去转转！下午您把另一个孩子也接来，然后您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好好看房子了！您觉得怎么样？”

　　“很好。”我一边说着，一边无力地坐到一张椅子上。一下子得到这么多的温暖和理解，我感到懒洋洋的，同时更感疲惫不堪。就在这时，埃诺打完电话回来了。“只有那位夫人在办公室。她说，我们今天下午可以看一看房子。厚赫姆特先生肯定要去的！”

　　我高兴地咧嘴笑了。

　　“可他夫人又暗示说，今天下午还有另外几位感兴趣的人来看房子。真叫人遗憾！”

　　“埃诺，你决不能让这些人当着弗兰西丝卡的面把房子抢走！”温克尔夫人显得有些激动。“要是弗兰西丝卡能成为我们的邻居，那可就太棒了！”

　　她真是了不起。看来，要是埃诺不采取措施，她下午一定会带上拖把跑过去，大喊：“滚！滚！滚！”把另外一些看房子的人赶走的。

　　“妈妈，你先让弗兰西丝卡的脑袋清醒清醒好吗？别总是一听就激动！要是我们显得太急于购买这栋房子，厚赫姆特一定会再多要十几万的！”

　　听到此话，我咽了口唾沫。对这套处于绿茵地带、环境幽雅的房屋的价格，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

　　“那……要花多少钱？”我随便地问道。这时，维利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啃着面包皮。

　　“这要讨价还价才行。”埃诺神秘地说。

　　我又打了个哈欠。

　　“先叫弗兰西丝卡上床睡会儿觉，”埃诺的母亲说，“我刚刚为她铺好了床！”

　　我脸红起来。“你母亲的意思是，我可以……”

　　“不要用那张给客人睡的床，”埃诺说，“它又窄又凉。我不能让我最好的委托人睡这种床！”

　　我刚想说，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躺上一会儿，清静一下，整理一下思绪，我就感激不尽了，这时就听到埃诺的母亲说：“埃诺，你说得很对！你去一下，把被褥搬到我的床上，只要把床脚放低一些就行了。我的意思是，弗兰西丝卡更喜欢睡平床。”

　　哎，真令人尴尬！我慢慢地对他们这种热情好客的态度怀疑起来。我觉得自己仿佛一会儿就穿上了阿尔玛·玛蒂尔那件粉红色的睡衣，躺到她那预热过的毛巾被里，脚那头放着她那还有余温的暖瓶，屁股下垫着她那预防关节炎的热垫子。要是允许的话，再把脑袋放低些。可我今天状态不佳，脑袋放低会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不用这么麻烦了，谢谢，我……”

　　“妈咪睡你的床。”维利一本正经地说。他手里拿着快啃完的奶酪面包，用它指了指埃诺。

　　埃诺显得又惊讶又高兴，他看了看大家说：“怎么样？”

　　“就这么办，”温克尔夫人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这样你就不用把床脚放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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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觉得，埃诺的床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没有那么多毛病，是最好的折衷办法。否则，放在没有暖气的客房里的那张又湿又冷的木板床会使人生病的，这位七十多岁老太太的脚部高垫的床又会使人头低脚高，睡得很不舒服。我想，我在律师的床上睡一小觉，而他则可利用这段时间帮我买房子，帮我处理离婚的事，甚至把我的孩子收养起来……我确实累极了。一切对我都无所谓了，只要睡一觉就好。

　　“要是不给您添麻烦……”

　　“一点儿都不麻烦。”

　　我无话可说，于是接过被褥，跟在埃诺后边，从容地走过楼梯，来到他的卧室门前。埃诺站在门口说：“你自己随便吧。”

　　“好的。”我说，“里面不会有很多床吧？要是有，我会自己找一张睡的。”

　　埃诺抓住我的两个肩头，吻了我一下。这个吻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弹簧床就横在我们之问。

　　“你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他说。

　　“真是这样吗？”我说，然后迈着疲倦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进他的卧室。

　　我把律师晾到了外面。

　　他的床确实很适合我，宽宽的，很舒服，并配有各种舒适的设备。可我没有使用他那电脑控制的闹钟和床脚边电视的遥控器，也没有理睬那瓶放在玻璃床头柜上的威士忌。我只是小心地把那张放有电子游戏卡的可自动调节的书桌从我面前推开。我不希望出现一只钢臂敲打我的枕头或出于疏忽敲打我睡在枕头上的脸。我不希望电子按摩手伸到我的被窝里，在我的肩上或其他什么地方乱捣鼓。抱着这一大堆的希望，我爬进了干净冰凉的被窝里。

　　“没什么问题吧，弗兰西丝卡？”埃诺在门外小声地问道。

　　“没问题。”我满意地嘟嚷道，“你去帮我办理买房子的事吧！你听到了吗？每隔十分钟问问维利要不要撒尿！”

　　“都听到了，一切照办。有这么多事要为你效劳呢！”我听到埃诺嘟哝着，然后又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下楼梯。

　　可惜买房子的事并不那么容易。我不清楚，到底是狡猾的厚赫姆特夫妇有意从剧院里雇了几位演员，给他们一笔报酬，叫他们今天下午来看房并装出一副对房子有莫大兴趣的样子，还是这房子确实是众人所求的热门货。有一点很清楚，房子位置非常理想，位于市森林、拉罗发廊和维也纳森林之问。可是，那些看房子的先生谁会对插着小旗的炸鸡、缕式烫发和没有车辆来往的山丘小路有我们那样强烈的兴趣呢？

　　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允许观看房子的内部结构，可是一看到里面的情况我就大失所望。

　　屋子外的基调呈深褐色，显得与众不同。只要是可以砌墙的地方都砌上了墙。站在走廊里，人们有理由产生一种空间狭窄的恐惧感。一进屋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堵深绿色的玻璃墙。房子的主人显然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砌墙狂。他把这墙玻璃墙砌在了门口和客厅之问。厨房装饰得与客人用的厕所一个样，两个地方都铺着深绿色的瓷砖，令人赏心悦目。厨房与外面的唯一连接点是一个很小的递菜口，上面贴着一张纸条，上写：“主妇已死，请关窗。”我觉得这张纸条暴露了一种对家庭妇女的敌意，也与社会准则格格不入。在递菜口的用餐间这边我看到有一行喷上去的大字：“家庭妇女滚出去！”

　　绿色玻璃墙的后面是深褐色的客厅。客厅里又有几面隔离墙，也许是房子的主人觉得同时看到古雅的写字台和窗前的那一小块花园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才砌了这些墙的。另外，窗户上挂着沉重的褐色窗帘，窗上镶嵌的是那种五颜六色的教堂玻璃，为的是不让冬日的斜阳射进房间里使人眯眼。那些总在花园里窥视的小偷和强盗也就看不到屋子里面的情况，只能急得搓手，看一眼那张古雅的写字台聊以自慰了！值得一提的是，吃饭的地方在一个角落里，位于一面隔离墙后面，几乎总在黑暗中。从这里还可以看到通向厨房的递菜口，可看不到关在递菜口后面、在铺着绿色瓷砖的黑暗房间里拖着病弱的身体干活的家庭妇女。

　　一段黑色的石头楼梯通向楼上的房问。这上面有三个房间，都用深色木板镶包，木板的后面是非常实用的壁柜。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对这种壁柜的好处津津乐道，竭尽夸奖之能事。但我一想到壁柜里有那么多发霉的鸭绒被、腐烂的床垫、破旧的自行车零件和满是灰尘的集邮册时，就表现不出任何激情了。

　　在孩子住的房间里，窗户上没有装那种教堂花玻璃，用的只是一般的玻璃。要是把发霉的深褐色窗帘（它也是用来隔房和遮黑的）从天花板上扯下来，这个房间完全可以安安静静地住两个小孩，让他们在没有任何空间障碍的环境下长大成人。

　　卫生间——谁能想得到！——用深绿色瓷砖砌成；另外，它完全按照发明者的想法，用所有可想到的西班牙式墙壁和淋浴间分成了若干小问。如果想到房顶的斜度（撒尿时，身体还得往后倾一倾），做到这一程度也确实费劲不小。此外还有一间储藏室，面积很小，不能再被分隔，再说它也没有一扇窗户，这大概是房主没有打算在这里做隔间的缘故吧。

　　就在我异常失望、决定还是先住在埃里莎·施密茨那里时，喋喋不休的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提醒我看一看地下室。她说，地下室自然也是房子的一部分，包括在房价之中。

　　我已没有兴趣再看地下室那些被做了隔间的破地方。那里一定也挂满了深褐色的窗帘，在用木板隔开的房间里一定也有很多被这家怕光的家庭淘汰的破烂货。但埃诺提醒我说，据他所知，这儿曾经住过一对大学生夫妇。于是我又充满了希望。

　　仅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就让人预感到好事即将出现。楼梯上铺着灰色和红色花纹相间的精致地毯。宽敞的客厅被涂成亮丽的黄色和红色。你只有仔细地看才能注意到天花板的中央有一根窗帘轨道，显然是以前挂隔间的厚窗帘用的。以前的深褐色壁柜被漆成了红白相间的颜色，连同其他红白家具一起，映照得屋子里鲜艳夺目。一张高矮适中的浅色橡木小桌周围放着几张鲜红的条绒沙发椅，地毯和沙发都是蓝色的。床架成对角线放着，显然不是用来做隔间的。上面放着的床单颜色鲜黄，就像帕派故事里小面包车的颜色一样。想像力可真丰富！这间房要比其他的房间好得多，是这座房子里最明亮、最宽敞的房间了！经过仔细观察我才发现，在安着铁栅栏的窗户前只能看到一面陡峭的斜坡，上面长着修剪良好的花草。天花板上成对角线安置的活动轨道上装着许多很不起眼的小灯泡，射出的光线令人欢快。我的情绪如同四月雷雨后的天气，很快地由阴转晴。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又自豪地领着我看了看安装着嵌入式橱柜、涂成鲜红色的厨房、铺有红白瓷砖的卫生间和大学生曾用过的办公室（这个地方原先是车库），空间可真不少！我可以把这儿再租出去，要么就给保姆住（哎，一想到这事就叫人伤心），以后再给我未来的儿媳妇或其他什么人住。在这儿，这张五颜六色的客用沙发、许多色彩斑斓的艺术品、浅色的橡木办公桌以及与之相配的柜子和书架会使人高兴和愉快的。就在这一时刻我意识到，我要买下这座房子，我喜欢上了它，我将在此幸福地度过一生。对白雪公主和两个小矮人来说，这座房子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我可以把房子整出个样来，只要有耐心、充满想像力就行。我一定能做到！

　　我看了看埃诺。

　　“要多少钱？”

　　埃诺没有理睬我，他显得有些不高兴。他一会儿在墙上、暖气管和水管上东敲敲，西碰碰，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会儿掀开马桶盖，嘴里嘟哝着诸如“太一般化了”这样的话。

　　“你意见如何？”我小声地说，“要是有必要，也可以坐在一般化的马桶盖上嘛！”对我这一语双关的话埃诺装做没听见。

　　我不想让人败坏我对这栋位置好得几乎是梦寐以求的房屋的兴致，于是斩钉截铁地告诉埃诺，我想买这所房子。

　　“还有很多别的房子可以挑选呢。”埃诺固执地说。

　　“可是那些房子的位置不理想！”我冲着埃诺吼道，心里很不服气，买房子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我自己很清楚，这所房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维修，”我气恼地说，“可这儿的位置是无价之宝。”

　　埃诺瞪了我一眼，让人觉得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氰化钾或老鼠药。要是其他社会名流碰到这种有毒的目光也许早就当场倒毙了，可它对我却不管用。

　　“什么都可以改变，埃诺，什么都可以改变，”我强调说，“可是这位置却不能改变！”

　　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高兴地看着她的丈夫。要是一个飞虫落入网中，那蜘蛛夫人大概也是这么瞅着她的丈夫的。

　　“我问你，”我用我天生喜欢刨根问底的态度紧追不舍地问，“这座房子到底值多少钱？”

　　“你有钱也可以买到别的房子。”埃诺说，并做出一副准备离开的样子。

　　“我担心我们会令您失望的，”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突然插话说，“今天下午来看房的人有优先购买权。另外，昨天晚上也有一些人来看过房子。”

　　“什么？还有一些来看房的？”我无力地说，一屁股坐到那张时髦的客用床上。

　　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看了看表。

　　“对不起，我们今天的参观就到这里了。”她装出一副万分遗憾的样子。“姆菲，你把房子的平面图寄给温克尔先生吧。”

　　“不知道还有没有，”姆菲从后面走过来说，“目前所有的平面图都在别人手里。”

　　“没有平面图我也要买房子！”我绝望地喊道，“我根本不想把整座房子都拆掉！只想稍做修葺！”

　　埃诺·温克尔拉起我的胳膊。

　　“我母亲同两个孩子在那边玩，”他对弗莱辛凯姆珀-姆菲夫妇解释道，“我们想去看看她能否对付得了那两个孩子。”

　　我很不情愿地让他扯着我的胳膊走到外面。

　　“你要干什么？”我冲他嚷道，“我要买房子，我脑子很清楚该干些什么！”

　　“我看未必！”埃诺生气地说。

　　“是我要买这座房子，而不是你！”我激动地发起了脾气，“难道我的钱不够吗？”

　　埃诺突然停住脚步，抓住我的上臂。

　　“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天真的尤物。”他说，话语中突然有了一种与生气毫不相干的东西。

　　说完，他就把湿润的嘴唇贴近我的嘴唇狂吻起来。

　　我被他的这番话以及他对我刚才那番话的奇怪反应深深地感动了。我刚才的话从做买卖的角度来看显然属于下策。

　　我一边品尝着被吻的滋味，一边想，毫无疑问男人总是这样。他们喜欢女人身上的那股笨劲和傻劲，喜欢她们那种天真无知的样子，这样，男人们就显出他们的伟大来了。

　　“我想，我们最好到那边去。”我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臂擦掉埃诺留在我脸上的吻痕。“谁知道你母亲能不能应付那两个孩子。”

　　阿尔玛·玛蒂尔应付那两个淘气鬼绰绰有余，比我强多了。我要是没有玩具，不给他们看《芝麻街》，不给他们吃水果酸奶，不给他们听帕派的磁带，就哄不住他们。

　　两个孩子兴致勃勃，他们没有因为刚刚吐出了吃下去的四块巧克力和一块麦糁葡萄干布丁而躺在阿尔玛·玛蒂尔家里的马桶边上撒野和嚎哭。正相反，他们脸蛋红润，两眼放光，冲我喜气洋洋地笑着。他们俩的裤子都没有塞得鼓鼓囊囊的，脸上没有抹上夹心巧克力的痕迹，毛衣也没有穿反。虽然没有玩具，可埃诺的母亲别出心裁，教他们叠了许许多多的小纸船，让他们在浴缸的水里玩。她给我的大孩子做了一把很逼真的弓箭，教我的小儿子用钝剪刀剪纸片。她带着两个孩子到有野鸭嬉戏的水塘边玩耍。虽然纸船都沉到了水塘里，可他们两个却同一群城市的野鸭子说够了话，聊足了天。他们遵照“所有鸭子皆兄弟”的信条，把整个粗谷物面包分给了水塘的鸭子，把市森林水塘边所有的小石子和枝条都扔到了水里。做完这一切以后，他们轻松愉快地返回了温克尔的家。

　　啊，这儿的位置可太好了！

　　有野鸭的水塘离我们这么近！

　　埃诺的母亲在这几个小时里是如何做到即使自己又使孩子情绪高昂的，这对我还是个谜。我得克制一下自己，不在这个时候去问她愿不愿意做我的婆婆。只是一考虑到事先得同埃诺结婚这一条件我才放弃了这一念头。

　　对阿尔玛·玛蒂尔来说，同孩子们在一起显然也给她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当我们站到街上准备告别的时候，她说。埃诺在发动汽车。

　　“我担心以后见面越来越难了。”我说，为的是得到她的同情。“埃诺不想买这座房子！”

　　“埃诺！”温克尔夫人一边喊着，一边敲了敲汽车玻璃。“你为什么不愿意为弗兰西丝卡买下这座房子？”她随即转过身，想同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妇理论一下买房子的事。

　　埃诺喊了一句不同意的话，用警告的眼神瞥了瞥开着的房门。弗莱辛凯姆珀-姆菲和他的老婆正站在房门处准备动身离开。

　　“这座房子非常适合弗兰西丝卡和孩子！”阿尔玛·玛蒂尔喊道，“你没有看到幼儿园就在附近吗？”

　　埃诺生气地下了车。“妈妈！你和弗兰西丝卡完全一样！你们这些女人哪，不是玩牌的老手，一点儿也沉不住气！”

　　“你要为妈咪买房子！”弗兰茨喊道。埃诺抓起他，把他扔到汽车后座上。

　　“我们玩牌干吗？”阿尔玛·玛蒂尔气冲冲地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正是这样！”我说着，同情地站到了她的身边。这时，蹲在小黑房里的脑细胞姑娘突然迷惘地睁开了眼睛，一下子挣脱了囚禁状态。

　　维利开始号啕大哭起来。“我要买房子！”他抽咽着说。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妇向我们这边投来一种幸灾乐祸的目光，两人兴高采烈地锁上了房门。

　　“是呀，是呀，要是按照孩子的愿望……”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假装遗憾地说。她拉着丈夫穿过了花园大门。

　　我把哭叫的维利领到了也在哭叫的哥哥旁，冲着他们嘘道：“我们会买这座房子的，我可以向你们打保票！”说完，我又向温克尔母子俩甜蜜地笑了笑说：“谢谢！我们在这儿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再见，温克尔夫人！希望我们很快再见面！”我一反腼腆的性格，使劲地拥抱了温克尔夫人。

　　“您就叫我阿尔玛·玛蒂尔好了，”她说，“埃诺也这样叫我！”

　　多好的女人啊！我别无他求，只希望成为她的邻居和朋友。只要不成为她的儿媳就行，也许这事有办法避开呢。

　　我们使劲地挥手告别。埃诺启动了汽车。

　　“要是你以为我只是因为马桶盖不亮或几根水管破裂而放弃买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当我们离开了好客的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时，我说道，口气有些咄咄逼人。

　　“房子的状况很糟糕。”埃诺毫不让步地挑剔道。

　　“你晓不晓得房子可以修缮？”我生气地向他吼道。

　　“那你马上把房子拉倒，重建一座新的好了。”埃诺不无嘲讽地说。

　　“这种事最适合你干！”

　　“你根本不清楚这些房地产贩子想要多少钱！”

　　“是不清楚！”我高声嚷道，“你没有告诉我！真叫人难以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女人还是没有自己行事的权利！”

　　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图画：埃诺在姆菲-厚赫姆特、威尔·格罗斯和哈特温·盖格的帮助下为我们女人买了大量的房子，然后又重新贩卖，而我则同埃诺的母亲、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以及十几位别的女人和孩子挤在一起，蹲在汽车后座上，只能从头巾下面胆怯地瞧着他们的所作所为。这种事别想发生在我身上，亲爱的！根本别想！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同你在“鲸鱼皮”上滚了几圈，吻了浴室的镜子，你就以为你今天有权把我当做未成年的孩子来对待，那你就错了！哎，你们男人总是搞错！

　　埃诺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们当然要买那座房子，”他对我亲切地笑了笑，“可是我们要从房主那儿直接买！”

　　“什么？他用了‘我们’这个词。他是在作为我的律师说话呢，还是作为我未来幸福生活的管理人说话呢？”

　　“请问房主是谁？”

　　“反正不是厚赫姆特这个狗杂种。他发觉你对房子那么激动，至少会把房价再提高百分之七！”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座位上。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哎，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控制我的情绪呢？为什么我说话总是那么直截了当呢？为什么我做事就没有一点儿头脑呢？我不断地扪心自问。我太诚实了，容易情绪激动，而且来得那么快，我生活中的所有挫折都是因为这两个毛病造成的。稳重的人，就拿埃诺来说吧，总是做事理智，三思而后行。这样取得的成绩很明显：他有一间生意兴隆的律师事务所，自己从没结婚，却为别人打了九百件离婚官司！埃诺是决不会上当的，决不会的！

　　“哦，是这么个情况。”我低声地说，“你有什么打算？”

　　“你不是想撤回委托吗？”埃诺得意洋洋地说。

　　他现在可有上钩的鱼了，可他还要让鱼儿垂死挣扎一番，欣赏它大口喘气和嘴上冒泡的情景。这个残酷的人！

　　“没问题了，”我说，“你可以继续当我的委托人。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房主本人呢？”

　　“这个人住在圣巴特里安，”埃诺镇静地说，“我母亲曾经见过一次。”

　　我从侧面凝视着他。“他去了修道院？”

　　我之所以这样推测的原因是，我想这种人显然有一种追求黑暗和与世隔绝的渴望。

　　“不是修道院，傻姑娘，是去了养老院。”

　　这么说埃诺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位老人在哪里了。可他丝毫没有透露。

　　“你怎么现在才说？”

　　“早说不就向房地产贩子泄密了吗？”

　　“不会的。”我无力地说。

　　这个埃诺，真是个老狐狸！

　　“可是这样一来，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就要生气了。”我胆怯地反驳说。我担心，她的斯巴斯蒂安以后就不再同我的弗兰茨一起玩了，说不定还会在幼儿园里向弗兰茨身上扔积木呢。

　　“这种掮客不值得同情。”埃诺说，“明天我就去养老院。”他显得非常积极，惯有的那种冷漠态度一扫而光。

　　“我可以一起去吗？”我赶紧问道。那种突如其来的冲动又出现了。对我来说，这种冲动几乎总是预示着难以阻挡的灾难的降临。我眼前似乎又出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我依偎着那位瘦骨嶙峋的老爷爷的胸膛，卖弄着我无穷的魅力，对他娓娓而谈，希望他把房子廉价卖给我。最后，他一定会满含热泪，向我挥手告别，然后在晚饭时向他的“狱”中弟兄们吹牛，一位多么迷人的靓女要在他隔了间的房子里跑来跑去，嬉戏打闹。

　　“不能一起去。”埃诺严肃地说，“这纯粹是商业谈判，我要同他秘密达成协议。”

　　我从侧面瞅了他一眼。他是不是那种诡计多端的律师呢？是不是想独吞那百分之七的卖房加价呢？然后就同他那位桑拿浴朋友哈特温·盖格坐在漩涡按摩池里，高兴地互相拍着大腿，让水花四溅，对我这位笨女人的傻劲笑得前仰后合？

　　“可不要做骗我的事，明白吗？”我对他说，并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这种目光在电视里常常见到：一帮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穿着油乎乎的皮背心，戴着满是油腻的宽边帽，用枪点着对手的太阳穴，让完全吓傻了的对手站在翻倒的马车和破损的酒桶之问。他们总是以这种目光盯着对方。

　　埃诺匆匆看了一眼后视镜。“孩子们睡着了。”

　　这么说如果没有目击者在场，那就更有作案的嫌疑了。

　　“孩子们是睡着了。”我说，“你是不是想说，要是孩子们醒着的话，我们就可以谈谈他们的事了？”

　　“一切都取决于怎么教育孩子。”埃诺说。

　　“胡说。”我说，“你可能对商业谈判和离婚的事有经验，但教育孩子你可不行。”

　　“也许是吧，”埃诺说，“到目前为止我对这种事还没有兴趣。”

　　我从旁边瞅了他一眼。他到目前还没有兴趣？

　　“我们必须尽快着手办理你离婚的事。”埃诺说。目前他对我离婚的事有什么样的兴趣呢？是商业兴趣？私人兴趣？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喂，埃诺。”我说。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什么事，赫尔小姐？”埃诺得意洋洋地笑着说。果然如此，他把我看成一个迫切需要男人保护、妩媚动人而又束手无策的小丫头了。

　　在我一团糨糊的大脑中还剩下一块地方响起了警钟。为数不多的几个还能自由活动的脑细胞姑娘一下子聚集在脑垂体广场上，挥动着标语口号抗议游行。这些口号是：

　　“不要再依赖别人！”

　　“自由的妇女要起来自卫！”

　　“反对坐在后座上！不要盖头巾！”

　　“我想给我的律师提个问题。”我说，尽量使自己保持理智。

　　“什么问题？”埃诺说，一边亲热地抬起一只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他的这一举动使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起来。

　　“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已经通知了我的丈夫：尽管我递交了离婚申请，可还是想买一座房子。”

　　“这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埃诺绷着脸说。

　　“我也这么认为。”

　　“他不是打电话向你强调，希望他的孩子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吗？这就行了！你是不折不扣按他的意思办的！至于你同时决定离婚这件事与买房无关！”

　　“对，”我说，“是没有关系。”

　　“请下车吧。”埃诺说着，把车停在我们租的房前。

　　我们一人背着一个还在熟睡的孩子来到楼上，把他们放到分别铺好的床上。

　　“孩子真叫人喜爱。”埃诺说，他还有些气喘吁吁。

　　“我也有同感，”我说，“特别是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我希望他现在可别为了庆祝这一天产生同我上床睡觉的想法。反正我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母亲一直希望有几个孙子。”埃诺把胳膊勾在我的身上，把我紧紧地揽到他的怀里。

　　“我知道。”我说，同时勉强地笑了笑。“这可以从她身上感觉到。”

　　“可我至今总是懒得结婚。”

　　“我觉得你这样还蛮不错呢。”我说着，挣脱了他的拥抱。“要是我也能这样就好了。”

　　“要是两人合得来，也不一定非要马上结婚不可。”埃诺说，又把我拉到他的怀里。

　　这时，站在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脑细胞姑娘们愤怒起来，激动地挥舞起标语牌：

　　“反对用同你睡觉的方式让别人表示感谢！”

　　“自由的妇女要起来自卫！”

　　“每个妇女都有感到疲倦的权利！”

　　“埃诺，我现在要单独呆一会儿。”我说，一边果断地把他的魔爪从我身上拿开。

　　“这样也好，”埃诺说，“以后再到你这儿来。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反正也够长的了。”

　　在楼梯间他又一次转过身来。“好好坐下来写你的经历吧，我急需材料！”

　　“好的，”我说，“就会写的。”

　　“你也可以用我的口述机，”埃诺说，“我怎么没有早想到这一点呢？”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更喜欢用手写。”

　　“难以理解，我可是懒得动手写。”

　　“我懒得用这些先进机器。”我说，把头疲倦地靠在门上。

　　“太容易操作了！”埃诺用脚重新推开了门，“要是你愿意，我把说明书借给你。”我感觉到了他性格中真正令他激动的东西！

　　“不，谢谢，我想自己写，其他什么都不用。”

　　我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着，我听到了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这正是我要说的。

　　我想自己写，其他什么都不用！

　　“你至少要用一台电脑吧？”埃诺喊道，又为自己重新找到了进我房间走廊的借口。“我给你装一台！明天一早就装！”

　　“好吧，”我说，“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买房子。”

　　“这我反正要为你买的！”埃诺说，“你是不是想说，否则我就会错过有这么好的女邻居的机会？”

　　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踮起脚尖，在他脸上来了一个发自心底的响吻。

　　就在这天夜里我写了整整六个小时，写我的婚姻。

　　这次我是为阿尔玛·玛蒂尔写的。

　　我知道她会读的。

　　“你去市森林散步时可以把孩子带上嘛！我确实很忙！”

　　威尔·格罗斯认为，同孩子在一起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他常常不耐烦地嘟哝说：“又要同他们玩！”他感到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他常说一些生气的话，要我去照看孩子。

　　“我不是去散步，而是去跑步！”

　　“那你带着他们去跑，我看你可以推着婴儿车跑。要是你一定要做健身活动，你可以把他们放到网球场旁边。我也很想去打保龄球，可我根本没时间！”

　　我怯懦地反驳说，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是我的权利。再说，弗兰茨和维利也不光是我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

　　一听这话，威尔·格罗斯便来了气。

　　“我看，妇女问题的书你最近看得太多了。你的空余时间是否太多了点，否则你就不会去读这些书的。要是你用这种愚蠢的女权口气同我讲话，我就离开你。”威尔说。这就意味着要结束我们俩的关系。

　　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经常在我面前喊“要结束我们俩的关系”，而且常发一些牢骚，说什么“平等”这个词儿令人讨厌，完全是陈词滥调。要是我偶然要他帮忙掏出洗衣机里的衣服，把尿布桶提到楼下或为别人抹一片面包时，我的丈夫便勃然大怒。“要是你用这种口气同我说话，那我们的关系就完了。”

　　老实说，威尔·格罗斯小时候在家中曾受过父母的压抑，后来，他从西法伦的小市民家庭中逃了出来。通过多年的研究、分析和心理治疗，他才艰难地摆脱了他那有统治欲的妈妈和总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当班主任的爸爸的阴影。现在，当某个撞到他枪口上同他结婚的妻子要找他的麻烦，让他像个可笑的软蛋那样行事时，他当然有些受不了。他怎么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堆积木，而妈妈却在悠闲地跑步呢？

　　就这样，我已经习惯了不把威尔·格罗斯当作孩子的爸爸。

　　同两个孩子单独出去对我无所谓，重要的是我可以活动活动。我唯一办不到的是同两个孩子呆在家里超过一小时。于是，不管刮风下雨，我总是带着他们一起出去。一只手推着一辆儿童车，一只手拉着另一辆儿童车，我穿过大街，一走就是几公里，有时我甚至走到市森林旁边。一到那里，我就感到心旷神怡，欢喜雀跃。

　　我上了各种各样的班，有婴儿班、游戏班、妇幼体操班，结识了许多幸福的年轻母亲。得出的结论是：她们对家庭主妇这一角色都心甘情愿。我没有听到有人说，她的男人也做家务事。我根本不想谈我的婚姻问题，因为在这一圈子里大家是从来不谈这一话题的。

　　把盘子或杯子摔到我丈夫的头上，我认为于事无补。

　　用我的体操鞋扇他耳光也没有意思。

　　我憎恨吵架。

　　这种戏剧性的行为我做不来。

　　我对这种事有自己的看法。

　　我只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

　　第二天，埃诺又给我打来电话。

　　他买下了房子。

　　“真了不起，埃诺！你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令人喜爱、最好心、最宽厚、最和善的律师！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他什么时候可以接我们去过圣诞节？

　　“什么圣诞节？我们能搬进新居吗？我想，我们先要修一下房子……”

　　“不是去你的家，是来我家！”

　　“为什么？”

　　“阿尔玛·玛蒂尔已经把圣诞树装饰好了，她还想做烤鹅呢！”

　　“你可真幸福，埃诺！圣诞快乐！”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不来了？”

　　“你想一想，埃诺，我也把圣诞树装饰好了，吃烤鹅肉我的胆囊受不了，我们吃罐头装的熟香肠。”

　　“阿尔玛·玛蒂尔一定会很伤心的！反正也没有人关心我！”

　　我突然觉得喉咙里有些发紧。

　　难道我不愿同我的律师和他的母亲一起坐在圣诞树下欣赏埃诺以前的照片就有一种负疚感吗？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举行的示威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

　　“不要接受给单身母亲的施舍！”

　　“宁愿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吃熟香肠，也不要蹲在金笼子里吃烤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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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独过日子的乐趣才刚刚开始呢！

　　在这之前，我的独身生活是不情愿的！

　　可现在我却是情愿过独身生活！

　　这种生活决不允许因圣诞节的缘故而放弃！

　　单独同孩子们在一起，再加上圣诞节，真是再好不过了。

　　现在不能受外界的任何影响。

　　我现在正处于告别的情绪之中。

　　要告别的是一个旧时代。

　　可我还没有完全与过去告别，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努力。

　　可埃诺的情况就不同了。四十二年来，他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他最好先不要给我装电脑。再说，老房子也不值得装那玩意儿。

　　这段时间应该属于我和孩子。

　　我们可以在市森林边散步啊散步，穿过下着蒙蒙细雨的白色雾气，吮吸着发出迷人香味的空气。

　　要是回到家里，孩子们就跑到埃里莎·施密茨和金恭·施密茨那儿玩，金恭·施密茨是一只总在狂吠的小黑狗的名字，它是埃里莎的宠物。另外，埃里莎还喜欢吸烟和猜字谜。她吸烟成瘾，因而常常咳嗽。

　　孩子们你也不得不同他们告别，我觉得这很正常。也许他们以后再也回忆不起埃里莎阿姨、她的咳嗽病以及小黑狗金恭了。

　　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写啊写，一边沉浸在一种特殊的充满遐想的心情之中。我不想让这种心情溜掉，我想把它作为一份厚礼留给自己享受。

　　埃诺与阿尔玛·玛蒂尔给我准备了一份更好的圣诞礼物：一辆自行车挂斗车。

　　这辆挂斗车是阿尔玛·玛蒂尔早先用来购物用的。那时，她总是把它挂到自行车后面，骑着自行车去每周一次的集市上买东西。

　　挂斗车孤零零地放在温克尔家的车库里，已经很久没人用了。它在准备着派上新用场！

　　啊，阿尔玛和埃诺，你们真是太好了！

　　除了白雪公主的房子之外，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了！这下子我可机动多了！

　　眼下我就充满了出去游玩的乐趣！于是，我把两个孩子放在挂斗里，盖上棉被，焐上暖水袋，满怀运动的渴望，脚步轻松地推着他们向阿登纳水塘走去。孩子们在这里玩木棍和冰块，而我则兴致勃勃地来回散步，或带上暖水袋和棉被，坐到我喜欢的长凳上浮想联翩，使我的思路总是沉浸在如何描写我的过去上。

　　光秃秃的大树在我们的头顶上宛如一顶奇异的华盖。此时此刻，我感慨万千。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时，连这种由黑白两色组成的单调的冬天也显得艳丽无比。

　　除夕早上，当弗兰茨领着小狗金恭·施密茨刚刚来到楼上埃里莎处，想把几个鞭炮从阳台上扔下时，埃诺打来了电话。

　　“喂，你在干什么？”

　　“在打电话。”

　　这种富有创造性的回答我还是从维利那儿学来的。

　　对埃诺来说，一些智力低下的人打电话时就常用这种可笑的话来搪塞他。

　　“我是想问，除了打电话之外你还在做什么？”

　　“我正在哄维利拉大便，我是说，哄他拉到便盆里。”

　　维利现在还没有心情向埃诺问好，我一味地哄他拉大便显然使他有些不悦。

　　电话另一端的律师干咳了几声。“你们今晚干什么？”

　　“我要尽情地享受孤身独处的轻松快乐。”

　　“又要一个人？”

　　“我一直这样。”

　　难道不能这样吗？完全可以！我脑垂体广场上正在挨冻的女人们从头巾里伸出头来，歇斯底里地喊道。

　　“我今晚就不能去你那儿轻松轻松？”

　　“不行。”今年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同男人轻松轻松，既没有兴趣同埃诺，也没有兴趣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轻松轻松，更不用说一起在满是油腻的“鲸鱼皮”上打滚了。喝得酩酊大醉这种事再也不允许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想同我的孩子单独在一起，我想哄维利今天还能把大便拉到便盆里，他只要再使些劲儿就拉出来了。我想好好地反思一下我生活中的这段真空。就像这个样子，完全孤身一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你是在等待别的什么人吧？”埃诺的声音中流露出某种不悦的成分。

　　是啊，像我这样的女人总愿意把某个男人或一面之交的朋友带回家，尤其是在除夕之夜。

　　“没有，律师先生，”我说，“我发誓。”

　　“你材料整理好了吗？”埃诺变得理智了一些。

　　“整理好了，律师先生。”我说，“我正在写我的婚姻情况，其他有关税务方面的材料我还在找。喂，我能否请你原谅一下……我儿子未经允许就擅自离开了岗位。”

　　这时，维利拖着裤子，屁股上挂着上下摆动的尿垫，一摇一摆地向我挪过来，至于他屁股后面是什么样子我一时还搞不清。我急忙咔的一声放下话筒，在维利还没有坐到地毯上之前一个鱼跃扑到地毯上。所幸的是，他的屁股还算干净。

　　“来吧，维利，重新坐到便盆上！”

　　“不。”

　　“为什么不？”

　　“我没有兴趣。”

　　“来吧，维利！再试一次，你得用劲儿才行！所有的人都要大便，每天都要这样！”

　　维利又坐到便盆上，使劲地拉，以致全身都颤抖起来。他憋出了一个响屁。

　　“屁屁，”他满意地说道，“你可以把它弄到厕所里去了。”

　　我大笑起来，笑得两个膝盖都软了。我们俩，带着尿垫的维利和我，一起在地毯上打起滚来。当我们停止大笑的时候，我在考虑我之前的那一代母亲是如何解决这一教育学上的难题的：

　　A）把固执的孩子拉到一边，抽打露出的屁股，然后将愤怒喊叫的孩子用力按到便盆上。一直紧按着，直到取得满意的结果为止。

　　B）尽可能不要同孩子作任何商量，即使他已经拥有令人惊讶的词汇量和表达能力。要以亲切的、但不许任何反驳的坚定语气达到所希望的目的。如有必要，可用强调的语气迫使他大便。

　　C）让未成年的小孩在自己的粪便上乱爬乱抓，直到他自己感到有一种对清洁的自然需要为止。又及：这一方法不适合学龄前儿童。

　　我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已过时。当今的教育家一定会用别的方法。比如《成才与堕落》杂志里就有这么一栏，一位年近七十的矍铄老人（笔名弗里茨·费斯特）总喜欢为这一栏目写一些有关未成年人教育的活泼幽默的杂文。

　　比如，针对“孩子不愿往规定的容器里大小便”这一情况，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做引子，先使那些失望的家庭妇女稍微高兴起来。他按自己的爱好，用时髦的名字称孩子为“费尔蒂”或“小埃尔泽”，把亲爱的读者称为“妈咪”，然后才言归正传。他劝家长不要拧着耳朵把固执的孩子扯到便桶上，因为这样一来——这时，他就要运用他浅薄的医学知识了——就会导致肛门肌肉的痉挛。

　　他会把孩子的排泄过程——对贪玩的孩子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也这样处理——当作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来处理。比如，要是给孩子——以下称“费尔蒂”——一大堆布娃娃和玩具动物，让他把这些东西围在他干坏事的地方——也就是厕所（哈哈哈）——放一圈，然后再把它们放到盆上、杯子上或烟灰缸上，让它们去示范“费尔蒂”即将要干的事，读者——这儿称“妈咪”——又有何感想呢？要是“妈咪”有充足的时间，或具有相应的手工制作能力（也许“爸爸”回家后也有兴趣呢，哈哈哈，顺便说一句，这只是玩笑而已），那么，用一根普通的带子和一个冷杉果做成厕所清洁球挂到便盆上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这样就会激发孩子的创作欲，使他们的大肠排泄活动变成一件带来乐趣的轻松愉快的事情。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自弗里茨·费斯特在《成才与堕落》上发表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无稽之谈以后，我就不再买这本杂志了。

　　“听着，维利，”我说，“我希望你今年还能把巴巴拉到便盆里，好吗？”

　　“好的。”维利说。他根本不知道今年还有多长时问。

　　“你知道要把什么拉进便盆里吗？”

　　不要问他，也不要同他商量！要命令！

　　“不会是屁屁，屁屁马上就飞走了。是臭巴巴。”

　　“这就对了。你不要把臭巴巴拉到什么地方？”

　　“不要拉到裤子里。”

　　“好，这样臭巴巴就不会再飞走了，我也就不会再折腾你了。”

　　小维利不悦地点了点头，就好像他不拉我会马上吃掉他似的。

　　“是什么东西妨碍你往便盆里拉巴巴呢？”

　　“没什么。我觉得没劲。”

　　你听听，就是这样！你看到了吧，弗里茨，小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需要。难道你蹲在厕所里没有读报？也许你那些蹩脚的文章是蹲在厕所里写的呢！

　　“你想要连环画吗？”

　　不要问他！不要商量！要命令才行！是的，孩子在用力大便时应该有一本连环画看看，而且以后总要看同一本，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什么的。只要孩子一看到《小本亚明·布律姆星》这本连环画，排泄的欲望便立即自现。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呢。

　　“不要。我想看电视。”

　　我没有理会胖子弗里茨的抗议，打开了电视。正好是上午节目时间，只见一位政治家正伏在演讲台上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讲他经济政策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果。

　　二台的节目也是这幅画面，三台只有播送讯号，四台、五台和六台的节目还算规矩，正在播送莫扎特的乐曲。在七台中，一条动画巨龙正挥舞着利剑向一只恐怖的庞然大物砍去。这种节目不适合孩子，在这点上我与弗里茨·费斯特意见一致。七岁的孩子做家庭作业时看它还说得过去，可是两岁的孩子用力大便时看这种节目却不合适。快换台，快换台，否则他就要肠梗阻了！

　　八台中有人正推着一位养老院需要护理的老妇人，走在前面的是一部晃动的摄像机，一位播音员正用吃惊的声音报道说，为改行做护理人员的培训基地极其稀少。我认为，维利对这种节目不会感兴趣的。

　　在九台中，一位留着拉罗发廊鬈发的时装模特儿正泪流满面地请求亲叔叔原谅（配音很糟糕），她的叔叔手中拿着威士忌酒杯站在游泳池旁。

　　这种镜头我儿子是否能看，对他的行为是否有好处，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然后就重新换台了。

　　十台中，一户黑人家庭的成员围站在一间美国客厅里，他们个个兴高采烈、无拘无束。他们每说一句话，不管逗人与否，就从背景处迅速传来阵阵笑声。尽管维利也和我一样，对这种傻乎乎的美国娱乐方式丝毫不懂，可他还是跟着开心地笑了几回。

　　十一台里，一辆特快列车正奔驰在冬天单调荒凉的田野上，一个劲地开呀开呀，似乎永远不想停下来。

　　十二台里，一些运动员正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一座滑雪跳台上冲下来，可第四个人跳了以后就令人感到无聊了。

　　在十三台里，几个年轻人做着鬼脸，用一种疯狂的节奏在摄像机前蹦蹦跳跳。电视画面剪辑混乱，没有协调性，使电视观众会不自觉地眨巴眼睛。

　　这个台里的年轻人是介于我和维利之间的一代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我们娘儿俩一窍不通。我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还是空空的便盆，然后关掉了电视机。

　　“你知道吗，维利，我给你带来了欢快的歌曲。”

　　“是吗？”维利说，“是帕派的歌吧？”

　　“是的，”我说，“就是帕派的歌。”

　　就在这个除夕，令人难以形容的事发生了！

　　维利·斯巴斯蒂安·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把屎巴巴拉到了便盆里！

　　我有理由为此欢呼！

　　除夕完全是按我的心愿，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度过的。两个孩子在床上酣睡，没有被鞭炮的噼啪声惊醒。我站在阳台上，手中拿着一杯葡萄酒，欣赏着大城市的鞭炮声，倾听着教堂的钟声。我想，明年庆祝的方式一定是另外一幅景象，也许同埃诺和阿尔玛·玛蒂尔在一起，就在这些别墅之一，新朋满座，喝很多的香槟，放很多的鞭炮，一片热闹气氛……也许就是这幅景象吧。到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也许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可这次却是我自己的除夕。

　　也是我的告别，自己告别自己，孤身一人与过去告别。

　　十二点刚过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我没有马上去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威尔·格罗斯打来的，这家伙决不会花时间去计算时差的。不，不是他打来的，那一定是埃诺的，他又想用香槟来使我兴奋了。可是我并不需要别人逗我高兴，我情绪很好，我只想一个人同我那两个正在熟睡的可爱的孩子在一起。

　　在我同威尔婚后的头几年，我常常感到孤独，感到被人抛弃；我常常在背后偷偷地诅咒他，并且发誓，只要这家伙踏进家门，我就把孩子扔给他。当我看到那些能干的爸爸站在沙坑旁，参加父母和儿童体操，看到他们高兴地让孩子骑在肩上，一起欢闹着在场地上奔跑时，我就充满了妒嫉和羡慕。当我看到那些爸爸给孩子擦鼻涕，甚至令人感动地同孩子认真而严肃地侃侃而谈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不知说什么好。可我的丈夫却从来没为孩子做过什么。说来也奇怪，本来我可以要求他对我表示同情与关怀，要求他承认我作为家庭主妇的工作，可我却没有这样做，反倒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我这位两个孩子的坚强的母亲能够独当一面。

　　我根本不需要男人。

　　不需要同他一起过日子。

　　只需要他同我在一起消遣，这是另一码事。

　　可今天我不需要他。

　　也许以后某个时候。

　　时间一到，男人自来。

　　新的一年明天就要开始了。

　　新年第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那灰蒙蒙的天气已悄然而过。我怀着出去散步的极大喜悦，把孩子们抱进自行车挂斗里，让他们面对面坐着，以保持双轮挂斗车的平衡。这样，我就可以轻松自如地手推这辆弹性极好的挂斗车了。再说，推这辆挂斗车要比推儿童车少花不少力气呢！手推车就更别提了，它根本就不能与这辆挂斗车相提并论。外形也不好，不像这辆车是流线型的，而且还不能拆卸。我这辆车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转弯极为方便。我推车时能盯着孩子，并且可以同他们边走边聊。当然，两个孩子也可以互相交谈。他们裹在舒服的棉被里，每人怀里抱着一个暖水袋，当然他们也可以互相用体温取暖。路上，他们有时小睡一会儿，有时就玩他们的小玩具赛车。这对我难以抑制的散步欲望真是再好不过的解决办法了。我马上就为其他母亲感到遗憾了，因为她们带着孩子，推着儿童车或儿童三轮车，拿着一大堆孩子用的东西，几乎寸步难行。对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原地踏步”。如果是那样，我就会手脚冰凉，情绪沮丧，失望透顶。

　　当然，孩子们也需要运动。于是，每到一处他们觉得好玩而又没有危险的地方，我就叫他们下车玩。这时，我就从车里取出羊皮褥，铺到一张长凳上或一根树干上，自我陶醉一番。必要时，甚至把棉被也一起铺上。这样，大家就都能运动，也都能休息了，谁也不觉得冷。我的两个小家伙红光满面，是本市呼吸新鲜空气最多的孩子了。值得一提的是，要是我同孩子呆在家里超过一小时，我就感到极不舒服。

　　这辆挂斗车几年以后我还可以派上用场。即使弗兰茨以后不用支撑轮就可以骑车，我还要带着它。先把它放在汽车座位上，维利一个人可以坐在里面，以后可用它装各种行李。夏天我把它固定在自行车上，冬天我可以推着它散步。购物时，把一周用的东西放进去绰绰有余，这样我就不用再提那种对环境有害的一次性塑料袋了。挂斗车的上部用一把手柄就可以从车架上卸下来，能塞进各种规格的汽车行李箱中。假期旅行时，可以把它放到汽车后座上，放到两个孩子中间作玩具存放箱。同样只用一把手柄就可以把车架折叠起来，也可以塞进汽车里放置。

　　请原谅我这种絮叨的叙述。

　　别的女作家喜欢连篇累牍地描写什么印花壁纸、枝形吊灯、地毯花纹，而我却不揣冒昧，想给年轻的母亲们一点儿实际的忠告。

　　谢谢你们的耐心！

　　现在我们终于言归正传，又回到了那个清新的阳光明媚的新年之晨。

　　我推着挂斗车，迈着矫健的步伐，兴高采烈地去德克斯坦湖边散步。我感到自己真是如鱼得水。我不停地走啊，走啊。中午时分，我们想在小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湖边小屋旁吃上一根维也纳熟香肠，喝杯热可可。

　　新年伊始，美妙无穷。

　　大自然完全变了样！蓝色的天空，清新健康的空气！

　　不再有爱发牢骚的威廉·格罗斯克特尔在我身边了。要是有他在场，他至少每隔半个小时就要问，我是否知道，他除了散步以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现在，我没有义务再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了。面颊红润的孩子们正心满意足地从被子里探出头来东张西望。

　　看，那儿就是湖了，就是那美好、湛蓝、安静的德克斯坦湖了。湖边小屋还在沉睡中，只有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可以使人想到里面正在准备受人欢迎的午餐。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湖边小屋看起来就像圣诞市场上用糖霜做成的小屋。我热爱这儿胜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妈妈，我要下车！”

　　我强迫自己停往脚步。我们小心谨慎地冒险来到湖岸。湖上结着一层薄冰。我们凿下了几块浮冰，把它们甩到湖面上，破碎的冰块在湖面上发出咔咔的响声。

　　弗兰茨从灌木丛里捡了一根长长的木棍，把它递给我。在这里，没人能够打扰我们。

　　“给你，妈妈。我要抓着你！”

　　这一定是一幅奇妙的图画：两个裹在冬装里的小男孩，紧紧地抓着他们的妈咪，防止她凿冰时落进湖里。我玩这一游戏玩得如醉如痴，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话时，我才停住。

　　“要想把整个湖面都凿开，你们的妈咪还得拼命地凿呢。”

　　冲我讲话的一定是我的房屋管理员，也许是我的牙科医生。我要热情地同他握手，顺便祝他新年快乐。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直起了身体。

　　可我错了。面前的这位男子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也不认识。这是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家庭，属于那种会在父母和儿童体操中一起跃过垫子的和睦家庭。他，这位当父亲的，穿着牛仔裤和长靴，留着诗人特有的发型，像个大男孩，让人觉得可爱。我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他的声音。那个小男孩留着同样的发型，有着一双同样的褐色眼睛，还有一个流着鼻涕的有趣的鼻子。我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我的泰普牌手巾纸，给他擦了擦鼻涕。他父亲笑起来。又是那种熟悉的声音！

　　那个把辫子盘在红帽中的金发小姑娘大概只有五岁，她有一张温柔可爱的小脸。然而我马上注意到，她是个低能儿，她患的大概是医学上称为智力低下综合症的病吧。

　　不管怎么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嗯……嗯……”我显得有些尴尬，连自己都很奇怪，怎么一下子就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呢？我平时可没有这么笨嘴拙舌。穿着毛皮大衣的女人长得很美，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她留着用雷诺牌柔顺液保养过的油亮的马尾巴发型，上面扎着一根丝绒发带。她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匹被精心装饰过的小马驹。她衣着时髦，穿一条吊带裤，裤缝笔挺，脚蹬一双用毛皮镶边的漆革皮鞋。至于她身上有种什么东西使我反感，我一时也说不清。不管怎么说，纯粹从外表看，她似乎与这位随和快乐、有着一张大男孩脸庞的丈夫不太相配，我穿着鼓鼓囊囊的滑雪服，脏兮兮的儿童手套露在口袋外面，在她面前显得邋遢窝囊。

　　“把棍子给我，”这位有着诗人发型的男子用洪亮的男中音说，“这是男人干的事。”

　　我把棍子递给他。由于一直被他吸引，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立即用力地凿起冰来。他妻子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为的是不让飞溅的水滴弄脏她的皮鞋。

　　“今天可真冷。”我对她说。她赞同地点了点头，同时点上了一支烟。孩子们拽着他们爸爸的袖子，看着他凿冰。按我的心愿，我很想继续散步，更喜欢同孩子一起去拽这位男人的袖子，可没有人要求我去这么做呀！弗兰茨和维利毫无拘束地站在这位热情的凿冰人的周围，维利还大胆地抓着他的衣角。

　　散步的人流越来越密，整个世界似乎一下子从除夕的熟睡中苏醒过来。大家都拥到德克斯坦湖的周围，开始了他们日复一日的散步。顷刻间，这儿就挤满了大人、孩子、狗、儿童三轮车、雪橇和婴儿车。我那辆挂斗车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

　　啊，这一切太美了！

　　我站在陌生妇女的旁边，抓着我小儿子的风帽，而他又抓着陌生妇女丈夫的大衣。我让一位陌生的父亲用手里的木棍在我凿开的冰窟窿里来回敲击，然后把一块窗玻璃大小的冰块放到我大儿子的手里。

　　父亲和四个孩子都兴奋不已，而那位妇女却无动于衷。

　　我在考虑要不要想办法使她那郁郁不乐的情绪高涨起来，比如可以风趣地对她说，这新年开头不错嘛。但我打消了这一念头，还是同孩子一起扔冰块最开心。要是站在冰面上使劲晃动几下，冰封的湖面便会发出神秘而又恐怖的声音，像哨声，又像呼啸声，让你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光秃秃的树木像上千个精美的剪纸伸向灰白色的晴空。斜挂的太阳照耀着新年的一幕幕景色，使一切美丽如画。

　　“马丁，你想在这儿扎根吗？”那位女士说道，同时把手中的香烟扔到冰面上，让它慢慢地熄灭。她不断地用镶了毛皮边的鞋子跺着脚，那副不耐烦的样子就像一匹不愿出征的小马驹。“我可是越来越冷了！”

　　这么说这个男人叫马丁了，可是我从没听说过。但为何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我暗暗地把大学里认识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把所有在讨论课、讲座、研究班和实习班上认识的人统统过了一遍……没见过，我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他。

　　我蹲下身子，捡起一大块浊水冻成的冰块，就在我打算把它递给弗兰茨的时候，这个叫马丁的人从我手中接过了它，他的手套触到了我的手套，我顿时感到有些冲动。

　　“真棒！”他说，并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我，好像是我发明了这一游戏似的。“完全是大自然的捉弄。”

　　这是大自然的捉弄吗？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句话。

　　对，是在《刺猬歌》里！

　　我恍然大悟，知道面前的人是谁了。

　　一定是他！听声音就知道！

　　“这是大自然的捉弄。

　　刺猬，你为何要如此？

　　你不让我接近，

　　甚至都不能抚摸。”

　　这是帕派的歌。

　　他就是帕派，就是那个每个星期天早晨搅得我不能睡觉的男人，那个清晨六点就在我床上打扰的男人，那个总是同我们一起乘车的男人。这个帕派，他每天晚上都坐在我们的床沿上！

　　“马丁！你还不走吗？”

　　他的夫人似乎有些不悦，因为马丁泄漏了他的笔名。

　　我会心地笑了。

　　你这个帕派。

　　多亏你，我的小儿子去年经过训练已经不随地大小便了。真是谢谢你了。

　　他知道我已明白了一切，于是也冲我笑了笑。他的下巴上有个迷人的小酒窝，再加上他那特有的油光可鉴的诗人头发，我真想摸上一摸。

　　“马丁！”那个穿着毛皮大衣的小马驹的声音越来越严厉了。

　　“您可别因为我们耽误动身。”我说。

　　“是我们要他留下的，”弗兰茨说，“他应该和我们在一起！”

　　“您留不住我，”诗人笑着说，“我们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呢！”

　　我们都笑了，除了那个女人。

　　然后我们又凿了一会儿，高兴地把冰块扔到冰面上。碎冰撞裂开来，四处飞溅，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帕派。

　　已婚，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个小酒窝。

　　女人走开了，想到上面的路上冒着寒冷来回踱步。她一定敲过湖边小屋的门，迫切希望进去暖和一下，可商店的门还没开。很清楚，对我们这种愚蠢幼稚的活动她没有任何兴趣。

　　当我们的双手变得冰冷的时候，我们开始给孩子们重新戴起手套。

　　“您就住在附近吗？”当我们并排蹲在同样高度的时候，帕派问道。我们每人捏着一只孩子的小手，为他们戴着手套。

　　“我们不住这儿，不过很快就要搬过来了。尽管如此，我们很乐意在这儿散步。这是本市最漂亮的地方。”

　　“是的，”穿皮夹克的男人用他那令人着迷的目光很自然地看了我一眼。“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夏天还可以在这儿划船呢。”

　　“还可以打小高尔夫球！”弗兰茨喊道。

　　“埃诺为我们买了一座房子，就在那边。”维利说。

　　“这个埃诺可真行。你们的爸爸今天早上在哪里呢？”

　　“爸爸在加勒比拍电影，埃诺在阿尔玛奶奶家里，正在床上睡觉呢。”弗兰茨说。

　　我焦急地咽了口唾沫。这个男人一定会把这一切联系到一块：无家可归、被逐出家门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来凿冰，为的是能在家里为自己做一锅暖和和的热汤。孩子的爸爸离家出走，也许正在别的女人床上呢。

　　帕派慢慢地把一只新手套戴到孩子的另一只小手上。

　　我们又一起站起来。

　　“埃诺是妈妈的律师。爸爸是妈妈的男人，”弗兰茨说，“但他正在加勒比拍电影。”他的面颊红红的，与他头上的小红帽争奇斗艳，一副迷人的样子，着实令人喜爱。哎，你这个小家伙呀，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家庭纠纷和盘托出，泄露给面前的这个陌生人呢？

　　“这么说，你们今天是单独出来的？”

　　“我们不是单独出来的，我们是三个人。”弗兰茨说。

　　“这个人是你们的妈妈，是吗？”帕派逗孩子说。

　　“是的，”我很快说道，“也许您对此还有什么怀疑？”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没有，”他说，“没有丝毫怀疑。”

　　孩子们在摔打着木棍。维利和帕派的儿子正在试着重新脱下手套。我想制止他们，提醒他们要动身上路了。我想尽快离开这儿。

　　“再见……”我说。

　　“认识您很高兴。”帕派说。把这一我熟悉的声音同他的那张脸联系起来时，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但刹那间，我对他的脸庞也熟悉起来，还有那个小小的酒窝。遗憾的是，我不能带走他的脸庞和上面的酒窝以作为对这次见面的纪念。

　　“祝您今天玩得快乐。”我说。

　　“祝您新年快乐。”帕派说着，一边匆匆摸了一下我那两个孩子的头发，表示告别。

　　帕派帮我把孩子抱到挂斗车上。

　　“好主意。”他说。

　　“是很妙，对吗？”我高兴地说。

　　然后他们离去了。他那诗人特有的头发在走动时上下摆动着。

　　我选了一条相反方向的路。

　　当我转过身来，他也正好转过身。

　　他向我招招手。

　　我也向他招招手。

　　“毕阿特，拿几个杯子来，现在不要接电话。”

　　埃诺看起来有些变化。我呆呆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发现他把胡子剃掉了。埃诺没有胡子了。这使他丧失了原有的几分和气劲儿，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妈妈的宝贝了。

　　“新年过得好吗？”

　　“很好，你过得也不错吧？”

　　律师先生刚刚刮过的脸上皱起了眉头。他说：“我感到非常孤独。”

　　“为什么？你不是还有妈妈吗？”我想稍微刺激刺激他。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没有你我感到非常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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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我早已预料到了。

　　“埃诺，你一定不是因为无聊才爱上我的吧？”

　　“不是这样的，”埃诺绷着脸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对不起。”我一边说，一边努力保持着脸上的严肃。“你放假的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我在想你。”

　　“自然是因为公务才想我的喽。”我说，“你看了我写的东西没有？”

　　“没看。我母亲看了，我马上也要看的。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几乎两个星期都听不到你的消息？”

　　妈咪呀！这下我可惹祸了。律师先生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比现在还要亲密得多。

　　“我是想，要是在放假期间用我们家那些斗嘴吵架的事情麻烦你，你们律师圈子是不习惯的。”我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还可以谈些别的嘛！”埃诺绷着脸说。

　　“什么事？”

　　“我母亲看了你的笔记，她觉得非常有意思。”

　　“太棒了。”我写的东西至少使这位老人感到高兴了。

　　“她说你有了不起的写作天才。”

　　“过奖了。”我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内心里实际上高兴得要死。

　　“我母亲有个非常古怪的想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他千万可别说，他母亲认为我和他干脆结婚好了，反正我们以后也是邻居了嘛……

　　“埃诺，我想我们现在应该重新理智一些……”我抓起了威士忌杯子，想稳一稳自己的情绪。

　　“我母亲做事也许有点专横了些……”

　　我神经质地紧紧握住酒杯。我的天啊！也许她已经买好了结婚礼服呢！四十号，灯笼袖，带皱褶，圆领口，屁股后面拖着下摆和饰带！也许她已经请教堂登了结婚预告呢！也许两样都办了！

　　“埃诺，请告诉我，你母亲有什么好想法？”

　　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紧接着，埃诺就放出了爆炸性的新闻。

　　“她把你的东西……你的……婚姻故事交给了一家出版社。”

　　我呆呆地看着他。“她把什么交给了出版社？”

　　“这段时间你到我们家来一下就好了。你们不来，她就有充裕的时间去读你的东西了。她读完以后就决定发表它。”

　　“那你没有阻止她吗？”

　　“没有，她今天早上才告诉我的。”

　　我一屁股坐到了猪皮沙发椅上，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出版社某个自称编辑的鸟人，无聊地瞎翻一通我的笔记，然后摇着头，嘟囔着“都是胡扯，都是胡扯”，并把它啪的一声扔进旁边的抽屉里，我就羞得无地自容。

　　我决定发一通怒火。要是好好地想一想，这也的确是一件做得过火的事。

　　“我觉得太过分了。我想，你作为律师应该知道这一点，你有保守秘密的义务。要是你把材料给你母亲读，那你作为律师也应该有责任不使它落入陌生人之手。这种做法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或叫其他什么名称。我告诉你，这件事会要你小命的！这是一件要上最高法院的案子！我要对我的律师提出控告！”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姑娘们怒火冲天，破口大骂，她们砸碎橱窗，掀翻汽车，连警察的高压水枪也不能使她们放弃这些欠考虑的过头行为。

　　我气得喘着粗气。眼下我也不清楚该用什么方式对他和阿尔玛·玛蒂尔采取行动。他对我家庭、个人和财政情况了如指掌，对他这一行当中的所有计谋与圈套已经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刚刚为我买下了我梦寐以求的心爱的房子，而且没收一分钱的佣金。他还接手了房子的全部整修事宜。他母亲基本上还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而且，我和埃诺不管怎么说还一起在鲸鱼皮上打过滚的。

　　可尽管这样我也要告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更要告他！

　　埃诺显得很吃惊。可他没有绕过办公桌，像我想像的那样，一边抓起我的手臂安慰说，“亲爱的，你继续大声吼叫吧”，一边偷偷地通过对讲机让人叫来备有橡皮间和紧身衣的救护车。

　　我猛地抓起酒瓶，用颤抖的双手给自己斟满了杯子。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当我喝完酒并重新抬起头来时，我的律师说。

　　“混蛋！”我边骂边考虑该如何理智地了结这一局面。谁要是骂他的律师为“混蛋”，他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把杯子扔到他身上，要么把他的电脑摔到立柜的镜子上，要么用尖尖的皮鞋跟踹他的“敏感部位”。

　　埃诺惊慌失措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翻了起来。他也许会掏出一支手枪来对准我……我的这一想法还没有结束，他就把一张纸条塞到我的面前。上面有一个八位数的电话号码，区号是汉堡。

　　“你可以在我这儿打电话，这是出版社的号码。你看，亲爱的，出版社叫新女性出版社，这名字对你很合适。”

　　“我才不想给这家该死的新女性出版社打电话，让他们把我的东西退回来呢！这是你的事，是挽回你职业信誉唯一可以补救的措施！要是你以后再把这些算到我账上，小心你的脑袋！”我冲他训斥道。

　　“我当然已经往那儿打过电话了。”埃诺说。

　　“结果呢？”

　　“他们想出版。”

　　“他们要出版？”

　　“是的，他们要出版！”

　　“你捉弄人！”

　　“不，是真的。他们要出版你的东西，只要你同意。”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埃诺急忙给我斟满了杯子，我机械地抓起它，放到嘴边。我的律师把我停止破口大骂看作是我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我脑垂体里的姑娘们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一个个变得气喘吁吁。

　　埃诺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活力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我当然立即就同一位很亲切的……叫……嗯……”他在他的档案卡片里翻找着，“……叫浮士德博士的老先生草拟了一份临时合同。这位先生是主编，非常亲切，他建议把手稿送去付印。这位……嗯……浮士德博士先生自己已经看了手稿，他妻子也看了，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位亲切的……博士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女性文学。”埃诺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浮士德？”我不知所措地问。

　　“是的，就叫浮士德。他很重视新的文学趋势。他说，妇女作品应与过去不同，要轻松活泼，不要那么严肃死板。严肃死板的作品已经充斥了整个市场。但是你的东西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版出五万册。”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一片寂静。

　　一只肥大的苍蝇在窗户上嗡嗡地叫着。

　　埃诺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五万册！我简直不敢相信。五万册呀，这不意味着将有五万个机灵的妇女要读我写的维克托·朗格和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的故事吗？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与别人无关。我要离婚，然后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是为了这个才聘请你的。”

　　“可稿子还可以编辑加工呀！”埃诺说着，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我用力推开了他。不要动我，你这个叛徒！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要下功夫把书中的名字全部缩写？就像报刊亭里出售的那些脏乎乎、皱巴巴的消遣书所做的那样？出身于K城、被人抛弃的母亲弗兰西丝卡·H讲述她同著名导演、出身于明斯特-布拉克罗的威尔·G的痛苦的婚姻故事。在封面照片上，我们的眼睛都用黑条条遮盖起来，孩子们哭叫着坐在肮脏的租房楼梯上？你为什么不马上同一家私人电视台联系一下呢？这样你就可以对着摄像机向我递上一束鲜花、唱《原谅我》的高调了！威尔·格罗斯就会从幕后走出，吻着我的面颊，泪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应该重归于好！而阿尔玛则坐在观众席上，捂着手绢嚎啕大哭！你一定为此拿了一大笔好处费吧？”

　　埃诺大惊失色。在他笨重的办公桌旁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发这么大的火。不管怎么说，还从没见过有人向他这位性情温和的律师发过火！

　　太绝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终于有了一种气氛！

　　我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现在正是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运动者热烈鼓掌，给予支持。

　　“要是你冷静下来，我就把编辑的建议告诉你。”埃诺冷静地说。

　　我决定冷静下来，我毕竟难以压抑我的好奇心。这位编辑的建议是什么呢？埃诺作为我的律师和经纪人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说什么了？”

　　“他想同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他说，凭你的天分和幽默感，你可以把这一素材写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妇女小说。他说，这正好符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

　　“他是这么说的？”我问道。

　　“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埃诺又翻弄起他随身携带的小纸条来。“嗯……同老师的那一章……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了。我想，是同某个舞蹈老师……”

　　很清楚，埃诺本人对我的东西只字未看。我清楚他指的是哪一章，太清楚了。

　　“是德语老师。”我说。

　　“对，他对德语老师的那一章最喜欢。”

　　“为什么？”

　　“谁知道？他自己会亲自讲给你听的！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

　　他又把那张纸条推到我面前。

　　这次我拿起了纸条。当埃诺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时，我也握住了他的手。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

　　我要出小说了！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种奇妙的、压倒一切的成功后的喜悦抓住了我。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们从挂钩上扯下监狱的钥匙，为其他姐妹打开了牢房的大门。然后，她们欢呼着互相拥抱起来。

　　乌拉！乌拉！我们这些思想上受到压抑、作用得不到重视的低能儿终于走出了脑垂体这一小小的天地，要为改变社会政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视野太窄了，只是围着锅台打转，只知道洗晾衣服。可现在，我们要扩大视野，要写小说，而且是在两个孩子同时呆在家里的时候进行创作。那位绝顶聪明的退休老头弗里茨·费斯特对此会有什么高招呢？噢，他一定会说：为两个捣乱的小家伙装两部漂亮的微型游戏机，这简直易如反掌，用两个鞋盒子和四十四块同样大小的小石子就可以做成。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未经漂白的再生纸、无毒的彩笔、去了尖的回形针和几个娱乐题目，然后在“父亲”——以下称之为“提案反对人”——的办公室举行一个快乐的聚会。

　　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绝举行！

　　应该把两个可爱的小淘气鬼交给律师的母亲，她反正已经自讨苦吃，照顾过其中的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富有创造性。弗里茨·费斯特决不会想到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会想到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埃诺如释重负地对我笑了笑。

　　“咱们讲和吧？”

　　“讲和就讲和。”

　　“太好了！”我的律师说，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诺？”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请求你做点事吗？”

　　“没问题。”

　　“请你的胡子重新长起来吧，我对它已经习惯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

　　这是一架很窄的小飞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风面前显得有点招架不住。另外，当飞行员拉起机头离开跑道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哪位空姐给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顶有趣的红色船形帽，也没有分发彩笔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夹在两个商人之问。他们既没有穿夏威夷的衬衣，也没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们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摊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饶有兴致地翻腾着。两位老兄顺手搅了搅他们半满的咖啡杯，对飞机猛烈的摇晃似乎毫无察觉。我悄悄地抓紧座位扶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个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在这儿，他现在一定会贴近我的耳朵，用动人心扉的浑厚嗓音对我说：“你感觉不舒服吗，宝贝？”然后一定会递给我一块手帕或一杯矿泉水。要是查尔斯·布鲁森在场，那就一定会递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商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我的满头大汗和突然发出的祷告声丝毫不加理会。当我穿着认识埃诺·温克尔时穿的那身衣服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们除了随口道声“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说了。既没有对我的漂亮衣服吹一声赞赏的口哨，也没有问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汉堡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异常惊讶。

　　就在大风稍稍减弱、飞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有机会进行一次生动诙谐的交谈。比如：

　　“请允许在下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比约尔·恩霍尔姆，退休政治家。我现在乘飞机去钓鱼。”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赫尔，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约了日期，去谈小说校样的事。”

　　甚至当空姐走过来问我们还想喝点什么时，这两位老兄也没有趁机递给我一小瓶香槟。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我曾想像着，我们一定是唱着歌、摇头晃脑地在汉堡着陆，然后在提行李处大家热烈拥抱，交换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门后面的出版社代表团的眼前，为首的是那位动人的浮士德博士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母亲。编辑、女秘书、司机和行李员列队站在后面……

　　我们着陆时天气刚刚放晴。

　　我胃里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大衣从飞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人将其接住递给了我。

　　“是您的大衣吗？”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递大衣的人，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对我这个作家以及去编辑部的事感兴趣呢？可他已经转过身，又埋头读他的报纸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目睹了有钱人乘飞机的情况。连极为普通的商人在飞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或把脑袋扎在报纸里。谁要是转身对人笑一笑，就准会露出他那皱巴巴、脏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他微微点点头，也没有问：“您是作家吗？您叫什么名字？叫赫尔？听起来像‘先生’那样的称呼！这很好记！我要把这个名字讲给我老婆听听！”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是绷着脸驶进清晨上班的车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楼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尔斯特湖对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前厅。喂，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了。脑垂体里的姑娘们不得不留在门外。可她们挤在入口处，示威性地举着拳头，祝我成功。但愿她们可别挤破玻璃。

　　在一间玻璃房里坐着一位保养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对着装在玻璃后面的话筒问道：“您有何贵干？”

　　我故意先不回答，以一种期待喝彩的表情向正在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的“战友们”望去，然后语出惊人：“弗兰西丝卡·赫尔。”

　　这下好了，她一定会跳起来，赶紧系上上衣扣，从洗手盆里拿出一束鲜花，跑出玻璃房，再三向我道歉，并发誓说，她没有马上认出我，然后带我去领导的房问。

　　然而我期待的事没有发生。女士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又俯下身子说出了下面的话：

　　“这儿没有这个人。”

　　“是没有，”我抬高嗓门冲着玻璃说，“因为我本人就是！”

　　我又用期待喝彩的表情向门外的姑娘们望去。她们赞赏地向我点点头，并做了一个威胁的表情，意思是鼓励我不要被人吓唬住。

　　“噢，是这么回事。”那位女士说，然后又重新凑到话筒上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是浮士德博士约我来的。”我向这位不知情的可怜的看门女士解释道。她似乎还不明白，她所在出版社的老板请来的可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

　　“浮士德博士先生正在度假。”这位女士对着话筒说。

　　说完，她就算交差了，又重新用北德人所特有的镇静忙着她的私活，即擦她的眼镜片去了。

　　“我把我的书稿交了。”我喊道，真想用拳头去砸那面玻璃墙，可那竖眉下逼人的目光使我放弃了这一念头。

　　“很多人都交了。”她冷冷地说，不想再听我继续解释。

　　“浮士德博士看了书稿！他想出版！”

　　该死的！我还要更严厉地训斥她吗？外面的姑娘们从口袋里掏出了防身喷雾器，想穿过门口递给我，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早晨六点就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顾了，我这样做该不是为了踏进你们宫殿的大门就打道回府吧？”我冲着这位女士所在的玻璃宫殿的窗口喊道，“您以为我是来消遣的吗？”

　　这句话起作用了。那位女士赏脸地按了按蜂鸣器，通往玻璃房的门打开了。

　　“请问您贵姓？”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叫赫尔。”哼，你这愚蠢的臭看门婆娘，我要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才行。

　　那位女士拿起楼内电话，用装腔作势的标准话说道：“是安妮格蕾特吗？一位赫尔（咳嗽，故意停顿）女士（故意停顿）同你们约好时间了吗？”

　　再次故意停顿，然后她放下了话筒。

　　安妮格蕾特显然是高兴地予以证实了，因为这位女士没有进一步刁难就让我继续往前走。她指了指通道尽头的电梯说：“在第六层！”

　　“多谢了。”说完，我拔腿就走，去见某个叫什么安妮格蕾特的。她一定正高兴地站在电梯门口迎候着我呢。

　　可楼上空无一人。

　　二十个房间都是大门紧闭。

　　“安妮格蕾特？”我压低了嗓门喊道。

　　没有动静。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下楼，再次隔着玻璃训斥那个臭看门婆娘，用更严厉的语气责问她：“谁负责接待我？在哪个房间？我同你讲话时你要站起来！你难道不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

　　要么继续站在这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压低嗓门到处喊“安妮格蕾特”，希望安妮格蕾特突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声从墙后面跳出来。

　　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众人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根旁！”

　　弗里茨·费斯特对这一难题没有提供什么答案。于是，我向第一个门走去。可这门上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一位打扮入时的女秘书站在里面，正在给咖啡机加水。

　　“您好。”我说，“您是安妮格蕾特吗？”

　　“正是。”这位笑嘻嘻的女秘书出乎我意料地说道，“您是弗兰西丝卡？我正在为我们煮咖啡呢。”

　　“您可真好，”我说，“我确实想喝咖啡了。”

　　好极了，这一道障碍终于跨过来了。要想成就大事可能就得这么紧张！可也许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整整五年了，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在地上爬行，没有受过训练，连直立行走和同成年人谈话都觉得生疏了。

　　我们两个边走边亲切地聊着，她一会儿问：“您今天刚从科隆来的吗？旅行愉快吗？不愉快？为什么？”一会儿又说：“汉堡的天气总是这么糟糕。”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拿了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摆出一副想继续聊天的架势。在这座大楼里，似乎普遍用“您”称呼，可同时又都喜欢直呼其名，就像电视剧《达拉斯》、《丹佛》和《新泽西》中所惯用的那样。比如：

　　“戴西，您怎么喝咖啡？加糖吗？”

　　“谢谢，麦尔特瑞德。您今天穿了一件很迷人的衬衣，这可以遮盖您脖子上的皱纹。”

　　“噢，这件衬衣是在马克西姆商店发现的。那里也有一些特大号时髦货，您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您穿的。也来点奶吗，戴西？”

　　“好吧，谢谢。”

　　趁酷爱聊天的安妮格蕾特还没有问我要不要也给咖啡撒点盐或胡椒面、我是在哪儿弄到的这套正好遮住腰身的衣服的，我就先发制人，赶紧向她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

　　“浮士德博士先生不在吗？”

　　“不清楚，”安妮格蕾特亲切地说，“我在这儿只管朗格博士负责的审校部的事务。”

　　“噢，是这样！”我说。看她不打算谈论我所提出的话题，我又说：“也许这位先生在办公室吧？”

　　“到现在还没有来。”安妮格蕾特说，“本来他早该来的。我想他是开车去机场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并不怎么准时。”她狡黠地笑了笑。“汉堡有点儿冷，是吗？”这个安妮格蕾特本来还是个很不错的伙伴，可她对我内心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清楚。哎，我那两个孩子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他们从清晨六点就呆在阿尔玛·玛蒂尔那里了。他们完全是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进她家的。

　　是埃诺用车送我去机场的。当然，他作为律师……不，也可以说既作为老朋友又作为新朋友，应该将功补过。要是我知道坐哪次航班返回，应该打电话告诉他。我本来打算马上就回到他们身边，这就意味着我将永远回到我那当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反正这儿也没人想见我。我飞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同安妮格蕾特一起喝咖啡、聊大天的！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安妮格蕾特说，“您先拨个0。”

　　我拨了0，然后拨了科隆的区号，又拨了阿尔玛·玛蒂尔家的号码。

　　要是我在电话里听到孩子的哭叫我就马上叫出租车。我的一只脚已经跨到了外面。

　　隔壁房间传来了响声。

　　电话在阿尔玛·玛蒂尔家嘟——嘟地响着。

　　“我想朗格博士先生回来了。”安妮格蕾特说，同时打开了通往隔壁的门，往里瞧了瞧。

　　“温克尔。”埃诺的母亲说道。我紧张地听着，但并没有听到孩子们的喊叫声。

　　“是我，弗兰西丝卡。”我说，尽管我的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

　　“朗格先生，赫尔女士已经来了。”安妮格蕾特在隔壁房间里对她的上司说。

　　“您好，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到汉堡很顺利吧？”

　　“请她进来，”朗格先生说，“我在机场没有接到她。”

　　“很顺利。”我对着话筒说，“我只想问问，孩子们怎么样？”

　　“好极了。”阿尔玛·玛蒂尔说。同时安妮格蕾特对朗格说：“她正在打电话呢。”

　　这时，门开了。朗格先生亲自出现在安妮格蕾特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先生，穿着没有熨烫的带皱褶的西服。我的目光自动地射向他的裤脚。

　　上面没有自行车夹子。

　　“您怎么样？”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傻愣愣地说道，让话筒垂了下来。

　　我呆呆地看着朗格先生。

　　现实中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喂，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在话筒里喊道，“您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在听。”

　　“弗兰西丝卡，”朗格先生说着，眼睛直盯着我，我觉得我的两个膝盖都快要裂开了。

　　“太好了，您终于来了。”

　　我慢慢地放下了话筒。

　　我和编辑面对面坐着。书稿摊在桌子上，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安妮格蕾特发现我们早就认识，她于是非常知趣地悄然退了出去。就像埃诺的秘书毕阿特一样，她也不叫接电话，不让人打扰。

　　“您的情况我就不用问了。”维克托说。他那沙哑的声音直到今天还像从前一样，一听到它，我就酥软了。“我了解您的一切。”

　　“是的。”我回答说。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对，他是了解我的一切！因为他看了写我生活的那三百页书稿！

　　“真叫人想不到。”我说，我对自己说的话也感到有些奇怪。“你……您是从哪里知道的？”

　　“要是您不反对，我们还是用‘你’称呼吧。”维克托亲切地说，“用‘您’称呼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确实很难张口。”

　　一听到他说“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天哪，这句话出自他之口是多么叫人心醉呀！（要是埃诺这么说，我就感到非常难受！我会马上指出，我们只是一种工作关系，而不是某种占有关系，还是用那种晦涩难懂的公文德语表达为好。）

　　“那就用‘你’吧。”我说，并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我记得很清楚，”维克托微笑着，“最先给我寄东西的那位没有署名的女士叫……我想她叫……”他翻了翻便条。

　　“叫温克尔，”我说，“阿尔玛·温克尔。”

　　“……她信上说，她寄上她……她是这么写的来着……也许是这样的，希望如此……寄上她未来的……迷人的、尽管有点儿邋遢的……儿媳妇未曾发表的作品……她正在我儿子（我们城市最好的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已经使九百件离婚官司协议离婚）的帮助下，和著名的电影导演（他正在拍电视连续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打离婚官司……老太太写得有点儿紊乱，可这封信很有意思！”

　　“有关儿媳的叙述纯属瞎扯。”我赶紧说。我要不要大吼一声“维克托，我现在是自由身”呢？

　　“这位女士显然觉得很为难，因为作者本人根本不知道稿件已经转给了第三者。我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谈起你那可真是兴高采烈……”

　　维克托注视着我，我的膝盖都颤抖起来。

　　我的天啊，维克托，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会越过桌子扑到你那没有自行车夹子的皱西服上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就是我呢？”我用沙哑的声音问。

　　“读到第三页就知道了，”维克托说，“你的写作手法与众不同。”

　　我注视着他。他还是那个长者，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坐在课桌旁，他正要求我朗诵一段歌德的《浮士德》。

　　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渴求的欲望。

　　“至少写维克托·朗格的那部分是这样的。”我说。说完后又有些后悔。

　　“是的，”维克托说，“至少那部分是这样的。”他抓起我那放在书稿上冰冷而潮湿的手，那轻轻的一握叫人神魂颠倒……

　　我一下子又有了当年上舞蹈课时的感觉，感觉到了维克托那双大手的力量和温暖。那时候我才十四岁，而今天却是三十四岁。天哪，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已不是他的学生了。当他同我说话时，我不必脸红，不必结结巴巴，不必吞吞吐吐，不必沉默不语，不必沉湎于幻想，不必费心猜测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感情了。

　　我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我可以把这只美好的手拿起来，贴到我的脸上，闭上眼睛，吮吸上面的阵阵香气。

　　我可以做这一切了。

　　不会遭到他笑话吧？要是他不想这样，他会把手抽回去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保持正经。

　　可是他也想这样。

　　我们都在这样想：我们可以这样做，两个人都有这种欲望。

　　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不会有人闯进来，拉开我的手，用粗暴的语言把我们逐出门外的。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他老了一些，头发有些灰白了，皮肤也有了皱纹，手也粗糙了。可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老维克托，不管他是三十五岁还是五十五岁。他当时有什么感觉呢？

　　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他呢？

　　“你那时候有什么感觉？”我问道。

　　提这个问题我不再感到难为情了。我知道他会对我说实话的。我知道他不会笑话我的。他没有任何理由笑话我。

　　“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地喜欢你，”维克托说，“可是我不能在你面前有任何表现。”

　　“你不能，”我说，“当然不能。”

　　“我认识你时你才十四岁。”维克托说。

　　“你那时才三十四岁。”

　　“你现在也三十四岁了。”维克托说。

　　“是的。”我说。

　　“我的天，”维克托说，“真是难以想像，时间过得太快了。从你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年的小鸭已经变成天鹅了。”

　　“你是说丑小鸭变成丑天鹅了吧？”

　　维克托笑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可是没有多大变化。”

　　“不能这么说，”他说，“从年轻的天鹅变成老天鹅了。”

　　“变成灰天鹅了，”我说，“可不是老天鹅。”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书稿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真担心会冒出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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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对德语考试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你现在对这件事的描写还是蛮吸引人的。”

　　“那当时不是这样吗？”

　　“你描写的不够完全，你能够想像当我让你光脚站在走廊上我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吗？你当时看起来那么楚楚动人！”

　　我大笑起来。还动人呢！我当时嘴里含着一块蜗牛甘草糖呢！

　　“我当时只能接过那该死的考卷，并把你关在门外。要是越轨，我就要丢掉饭碗，而你就拿不到毕业证了。”

　　“我知道。”我老实地说。

　　“我们不得不等了二十年。”维克托说。

　　“要是考虑考虑等的是什么，我们本来是不该等这么长时间的。”我瞎说道。

　　这句话完全发自我这位女学生的内心深处，可它却产生了作用。

　　维克托又抓起我的另一只手，一股来自内心深处的麻酥酥的舒服感传遍我的全身。舞蹈课，寄宿学校的走廊，德语考试，彩排，白日的幻想，纺车旁的甘泪卿①……一幕幕从我的眼前闪过。

　　①甘泪卿是《浮士德》中的一个市民女子。浮士德喝下魔汤返老还童，获得甘泪卿的爱情。

　　我们相视而坐，手压着手，中间是那张放著书稿的白色办公桌。我们都深情地望着对方，我渴望越来越贴近这个男人，渴望再一次感觉他，用目光去吻他，愉快地看着他，因为我突然感到太幸福了。

　　“你看人的样子还像从前。”维克托说。

　　我抚摸着他的大拇指，感到他的腿挨近了我的膝盖。啊，维克托，维克托，我们终于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了！啊，三十四岁的年龄，两个孩子的母亲，摆脱了人世间所有的禁令和束缚，这有多美呀！

　　我俯身贴近他的脸庞。

　　就在他吻我之前我抽出了手。“等一等，”我说，“再等一等，我们有的是时问。”我用食指轻抚着他的嘴唇。他闭上眼睛，吻着我的手指，然后把它放到牙齿之间，又重新松开。我抚摸着他脸上的轮廓，纵情地吻着他的前额、面颊和太阳穴。“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属于我们。”

　　“你再说一遍。”维克托低声地说。

　　“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属于我们。”我说着，向他笑了笑。

　　“是的，”维克托说，“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是我们的了。”

　　他的手携得更紧了，啊，还有他那销魂的吻！

　　我们互相亲吻起来，但只把嘴唇轻轻地贴在一起，慢慢欣赏着相互的靠近，欣赏着这初次的接触，消受着这属于我们的永恒时光……

　　究竟在什么地方写着只有当能够、允许和愿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以后，一对恋人才可以立即互相扑向对方呢？

　　我们互相亲吻着，吮吸着对方的气息。现在我才真正知道渴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它就像久渴之后被允许喝水的那种滋味。

　　我抚弄着他额上的头发。那头发软软的，细细的，散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维克托的味道。

　　我加快了抚摸的速度，可我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维克托让我抚摸着，等待着，没有急不可待的样子。真是难以形容的舒服，就像一个永远不想完结的梦。

　　不知什么时候，我站了起来，把通向安妮格蕾特房间的门锁上了，又锁上了通向走廊的门。然后我绕过桌子，坐到维克托面前的桌子上，把他的上衣从肩上脱了下来。

　　“要是你还有耐心，我们可以到另一个房间去。”维克托说，“那儿要比这儿舒服一些。”

　　“我忍不住了。”我说着，慢慢地解开了他的衬衣。

　　“我想完完全全地触摸你的身体。”我说。

　　“此时此地？”

　　“对，此时此地。”

　　“我们要不要先把书稿弄到一边？”

　　“不。”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维克托问道，这是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连贯的话，“这部书稿将成为畅销书。”

　　“你怎么说都行。”我喃喃地说。然后，我的话也语无伦次了……

　　“嗨，事情办得怎么样？”当埃诺晚上在国内航班出口的栅栏旁接我时他问道。

　　“好极了！我还真不知道作为一个名作家会有这么令人难以形容的美好感觉呢！”我像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样蹦跳到埃诺身旁。

　　“我很高兴你能够这样享受取得的成果。你详细说一下你都干什么了？那位编辑怎么样？年长还是年轻？胖还是瘦……”

　　“他非常好。”我说，然后咽了口唾沫。

　　埃诺亲切地拥抱了我，然后拿起我的小手提箱。

　　“孩子们在做什么呢？”我问道，想换个话题。埃诺，你什么都可以问，惟独不要问我内心的感觉！

　　埃诺谈着孩子，谈着阿尔玛·玛蒂尔，谈他们如何融洽相处，一切都那么有意思，谈阿尔玛·玛蒂尔一下子拥有两个孙子是多么高兴。他一边说着，一边更紧地搂抱着我。

　　“咱们过去，车就停在后面！”

　　埃诺撑开一把硕大的黑伞，领着我穿过乱哄哄的汽车、出租车和公共汽车，来到他的小车旁。就像我早已预料的那样，他的车果然停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并且斜放在人行道上。

　　埃诺把罚款单从挡风玻璃上拿下，毫不经意地塞进上衣口袋，然后发动了车。

　　“你怎么了，弗兰西丝卡？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了？”

　　“没什么，挺好的。只是有点紧张。”

　　我难道要给他讲述汉堡发生的一切吗？难道要向他——我的朋友、律师、司机、保姆和幸福生活的管理人——泄漏我和编辑睡觉的秘密吗？先是缓慢、狂热、放肆地躺在书稿上，继而又长时间地在冰冷的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最后又轻松而疯狂地在他的卧室里……

　　不，不能告诉他，决不能让埃诺知道。

　　“哦，可以想像同编辑讨论工作一定很紧张，你得一整天高度紧张才行，另外再加上来回坐飞机，天气又这么糟糕……”埃诺对我充满了理解。为了强调他的理解，他马上开始用手指轻轻地挠我的脖子。“那个编辑怎么样？他叫浮士德还是什么来着？”

　　“他叫朗格，”我说，同时又咽了口唾沫，“叫朗格博士。编辑部负责人叫浮士德，可他根本不在。”

　　“什么？他不在？是他亲自邀请你的！”埃诺有点动气了。竟然有人对他的监护人这般无礼！

　　“算了，”我说，“不要这么激动。是那位编辑主管我的事，那位负责人并不过问。”

　　“还有什么新闻？”

　　沉寂，挠脖子，注意市内交通。

　　“讲一讲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正是我不能告诉他的东西，现在不能，将来任何时候都不能。

　　“书稿没问题，还要再修改一下。”

　　沉默。维克托，思念。百感交集。

　　我呆呆地望着车窗外面。这是一月份的傍晚，下着濛濛细雨，刮着微风。我望着科隆地区那特有的微暖朦胧的雾色。汽车的探照灯前雨滴四溅，发动机罩上升腾起一股蒸气，同烟雾混合在一起。维克托那儿比我们这儿要低八度，冷多了，阿尔斯特湖上冻了一层厚厚的冰。那卖滚热红葡萄酒的小卖亭，那奇怪的城市侧影，那红鼻子小丑和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我们充满了青春活力，醒来，温存，聊天，沉默。成双成对，吹牛，大笑，奔跑，亲吻，爱抚……

　　孩子不在身边，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全新的生活。

　　“还有吗？”

　　“还有什么？”

　　“什么地方你还要修改？”

　　“你是说修改？噢，是和编辑的那一部分。哎，胡扯，我是说和老师的那一部分。我们还得把一名楼房管理员写进去……埃诺，书稿你可从来没看过，我为什么现在给你讲这些细节呢？”

　　“我当然读过，”埃诺坚持说，“也许不是逐字逐句读的，可我还是浏览了一遍。写得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

　　我从侧面看了看埃诺。

　　“你说谎也不脸红！”

　　“好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了。你知道我现在最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吗？”

　　“不知道。”

　　他有权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吗？作为我的律师，他有权这样做吗？

　　是的，要是仔细想一想，他是有权的，因为他满足了我的每一个愿望，甚至我还没有说出来，他就满足了我的愿望。天啊，这可难办了。

　　“我想同你一起去吃饭。”

　　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拼命地摇头。不行！为什么呢？我不想同他吃饭！

　　“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去吃工作餐！”

　　“我的肚子属于我自己！”

　　我会一口也咽不下去的。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我的生活中绝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那孩子怎么办？”

　　我真想抓住孩子，把他们带回家，然后我们一下子扑到床上，一起蒙头深埋在被子里。我今天晚上只想和孩子在一起。

　　“孩子嘛，没问题！他们没有睡在陌生人的床上吧？”

　　“当然没有。”

　　“我们应该把一张旅行床放到我妈妈那儿，在你们住到我们对面之前就这么放着。以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埃诺是完全从将来出发的。对他来说，立即组成一个松散的大家庭再理想不过了。我们不必马上结婚，这将损害埃诺的形象。就照目前的样子就行！母亲、父亲、祖母和孩子住在两个相对的独院里再正常不过了，非常实际。

　　埃诺，这个四十五岁的单身汉，现在还一直住在他母亲那里，这种享受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怎会知道，其他像他这种年龄的人夜里还要照顾孩子呢？

　　“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怎么样？”

　　“我不想去。”

　　“你说什么？”

　　“我不想订婚！”

　　也许他也不想呢？

　　也许只是他母亲希望他结婚呢？同埃诺保持一种真挚的友谊不是也很好吗？是该同埃诺好好谈谈的时候了。

　　“埃诺！”

　　一直往前开车的埃诺猛地把手从我的脖子上抽了回去。

　　“嗯？”

　　“对不起，请原谅！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根本不知道女作家还喜怒无常呢！”

　　我的律师说得对，我这位女作家确实喜怒无常。

　　“你把这些都算到我账上吧！”

　　我希望这样，这样我就不欠他什么了。可这对埃诺又是一种侮辱。

　　这下埃诺再也不想同他的委托人去餐馆了。

　　“在格罗斯克特尔诉讼格罗斯克特尔的官司上又有些新情况。”他换成公事公办的语调对我说，“要是今晚你觉得不合适，那就请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得罪我这位亲切友好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了！可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埃诺，不要这样！离婚这件案子上到底有什么新情况要谈？你很清楚，我明天一早要照顾孩子。”

　　“你把孩子送到我母亲那儿，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

　　是的，很清楚，他想叫你越来越依赖他，逐步把我往“大家都在同一个幸福家庭”这一方面引导，然后就该责备我只是利用他们娘儿俩而已了。

　　“孩子现在就呆在你母亲那儿。告诉我，离婚的事有什么新情况？”

　　“我同哈特温·盖格谈过了。”埃诺说。

　　“啊，是这样。今天是星期二？”我脱口而出。

　　“哈特温认为，把离婚的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更好。”

　　我强咽下一口口水。这个该死的哈特温，脑子里总冒这种馊主意。这个洗桑拿浴的坏家伙！

　　“为什么？”

　　“是因为买房子的事。这样做更有利。”埃诺说，“我们经过交涉，已经取得了去年的全部税务优惠。要是你们马上离婚会引起税务局注意的。”

　　“就这些？我才不管呢！税务局对我无所谓！”

　　这个税务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灰皮肤、火气大的身影，穿着全天候的府绸大衣出现在我们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上，手里拿着放大镜，在花园的篱笆旁四处窥探，然后就会按响电铃，在对讲器里问：“你们还有定期的婚姻来往吗？”随后就把一张补交税款的表格从门下塞进来。

　　“这样做很不明智。你还想名正言顺地得到一笔钱，是不是？”

　　“我不想。”我生气地说，“我想自由，而且越快越好。”

　　“可你得考虑这笔钱！你想把它白送给税务局？”

　　“这是不是意味着，要是我现在离婚就不能搬进新居？”

　　“会增加很多困难，”埃诺说，“我们还是三思而后行吧。你应该遵守规定的一年分居期，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要补交一大笔税款，这笔补交的税款自然要从你的款项里扣除了。”

　　三思而后行！欲速则不达！这正是我性格中完全缺少的东西。什么事情我都想立即办妥，毫不拖延，而且容易激动，我就是这么个样子。

　　“你看，离婚基本上只是手续问题而已。”埃诺说着，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离婚的事对我们俩丝毫没有影响。”

　　哎，埃诺！你怎么不理解，我与这种人离婚并不是为了马上同另一种人建立关系！你怎么不理解，我和你没有暧昧关系！难道我早已同你有了这种关系？哎，真叫人头疼，这两者的界限说不清！当然我们俩互相理解，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你不时地承担对我和我家庭的监护责任，当然你至今还没有把账单寄给我，可你要是寄给我就好了！我有义务向你解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吗？我是属于你的吗？你有支配我的权利吗？哎，请你不要在我面前做戏了，没有比男人在女人面前做戏这种事更叫人痛苦的了。

　　可埃诺没有在我面前做戏，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当然，从外表来看，我觉得我似乎同这个男人几周来关系暧昧，阿尔玛·玛蒂尔甚至把我说成她未来的儿媳妇。已经订婚了，圈子里的人一般都会这么说。可以说这是一种预购权，一种对忠贞不渝的预先选择权。

　　我们就会一起上下车，一起孝敬母亲，照顾孩子，共用汽车、桌子和床（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同时躺在床上），共同度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一起谈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讨论税务优惠问题，一起做计划，研究如何对共同购买的房子进行维修，紧接着，我们将一起去选壁纸，一起商量地毯的花纹样式。

　　埃诺将同我一起去幼儿园参加家长会，我将同他一起去参加司法界重要人物的舞会，喝着鸡尾酒，受到领导的接见。

　　这一切是那么合情合理，顺乎自然。

　　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注重实际的埃诺会让人安装一部从我房子到他房子的对讲机，说不定还会让人挖一条地下通道呢！

　　是呀，弗兰西丝卡，一切都已安排得周到详细。现在你要顺从才好，不要这么死脑筋，不要放弃这一命运的厚爱。

　　别的女孩对这位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声名卓著的律师一定会垂涎三尺。你现在应该回到正道上才对，应该巧妙地、悄悄地中止同那位编辑不合适的恋爱关系。再说，这家妇女作品出版社也有点令人怀疑，最好马上就断绝关系。你要问问阿尔玛·玛蒂尔，可不可以往汉堡打个电话。然后，叫安妮格蕾特转告编辑，声明经双方同意，你同他已不再保持任何私人关系了。打电话时，最好再添油加醋，加上一句诙谐的话，说你的律师就站在旁边，想利用这一合适的机会同他谈一谈有关签订发行量和电影拍摄权合同的事宜。

　　“喂，嗯……是朗格博士先生吗？我听说您和我的女委托人睡过觉了？这是不可以的！我在此提醒您注意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某某条，本条规定，奸淫智力低下者要受到法律惩罚。您说什么？这规定也适合我这个当律师的？喂，对不起，我的情况与您不同，我是打算监护这位思想贫乏和智力低下者的。为完美起见，我还要过继她那两个半是孤儿的孩子呢。原来如此，您对此一无所知？好吧，要是承蒙您对此加以注意，我将不胜感激。咳，咳……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谈判的正题吧……”

　　不能这样！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唯一一个还在自由活动的脑细胞突然喊叫起来。

　　他们可以谈房子，谈离婚，谈我的书稿，总之什么都可以谈，这是他们的工作。

　　但他们不能就我个人进行谈判！

　　我自己决定自己。

　　我不想成为男人们自负的玩物。

　　我要像个三十四岁的女人，我要获得自主权。

　　我要保持自由。

　　要不愧我的名字赫尔。

　　现在和将来都要做命运的主人。

　　我要是早想到这点就好了！

　　从现在起，埃诺几乎没有一天不顺便到我们这儿看看。他给我带来一份地毯图案目录，给我迅速地安了一部非常实用的电脑。这部电脑操作简单，几乎不出操作错误。从此我就可以高兴地在上面打我的小说了（维克托，哎，维克托）。有时，埃诺劝我去逛欧洲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家具城。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两张参观成套厨具展览的参观券。参观时，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套所有厨具中最昂贵、最时髦和用电脑控制的厨具。每次他都告诉我说，要是孩子们去一下阿尔玛·玛蒂尔那里，至少在她那儿呆上五个小时，那她一定非常高兴。不能否认，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觉得就像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梦一样。五年了，我都终日辛苦操劳，没有离开孩子一步，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令人厌恶的邋遢女人。在阿尔玛·玛蒂尔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对此我深信不疑。

　　可让埃诺不能忍受的是，他母亲没有一点儿现代化的玩具，因而他觉得，她与孩子们在一起一定充满了痛苦。于是，他不断地带回许多新鲜玩意儿。他认为，要是在四十年前，他对这些玩意儿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除了卡雷拉火车轨道、学习机、遥控的劳斯莱斯超级潜水艇、用电池驱动的停车楼、地下车库和洗车设备外，屋子里还到处堆放着赛车和喷气式歼击机，用遥控器就可以让它们互相追逐战斗。

　　我的孩子觉得这些玩具好玩极了，两个人就像懂行的修理专家，常为玩具的每个部件争吵不休。所以埃诺也习惯了，每样东西都买两套。

　　阿尔玛·玛蒂尔不知道怎样给电池充电，不知道如何换电池、怎样调试灯光效果，所以这些玩具很快就被偷偷地扔到厨房的凳子上而无人问津了。阿尔玛·玛蒂尔更喜欢用合股线团、衣夹、木棍和栗子做一些自己想像出来的小玩意儿，或用报纸不停地折叠小船、飞机和小屋。我从心眼里热爱她，而且这种爱与日俱增。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邻居和婆婆。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比埃里莎·施密茨更好。

　　当阿尔玛·玛蒂尔或埃里莎·施密茨不在家、我和孩子不可避免地要同埃诺在一起时，他就买来一大堆录像带。要是埃诺“想和妈咪不受干扰地谈话”时，他就把带子插进录像机。但因为他每次都想和我不受干扰地谈话，所以孩子们一听到他在楼下门前的停车声，就把电视机调到看录像的频道上。

　　我享受着同埃诺在一起的时光。只要对我日常生活中所遇问题有解决办法，他就马上给予解决。且不说他用所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丰富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只要我需要，他还会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帮我做事，大大超出我所需要的程度，有时超出五倍、十倍，甚至还要多。

　　“不错，不错。”当我再次把孩子放到阿尔玛·玛蒂尔那里，想去一家新开张的灯具店购物时，她说，“您日子过得蛮不错嘛，弗兰西丝卡。那时候，就是在战后，我也很需要朋友和帮手。你们放心地开车去吧，可要好好地利用你们的时间哟。”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嫉妒。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想私下里问问她，要是我不同她的埃诺结婚，她是否会生我的气。可慢慢来，别着急，我不想失去埃诺，也不想失去他那好心的母亲。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你只要想想这个背景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不想这么快就失去这么一位长着两个大乳房的、善良的母亲。

　　当我们从灯具店返回时，孩子们一个个面颊红润，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玩耍着。这是一幅多么迷人的画面啊，几乎就像古代历史连环画中经常描述的那副样子。

　　阿尔玛·玛蒂尔此时已经爬上阁楼，从箱子和鞋盒里翻出了埃诺小时候玩过的蹩脚玩具，有小木马、乐高积木、可塑橡皮泥、火柴盒、栗子、彩笔和橡皮套圈。其中有一块写字的石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两个孩子。

　　我觉得这一场面太感动人了，真想自己也坐过去，用栗子做个小玩意儿。

　　使我没有跑过去的原因是：阿尔玛·玛蒂尔还给我的孩子穿上了埃诺小时候穿的旧皮裤子、五十年代的法兰绒衬衣，以及灰色的粗棱纹长筒袜。

　　小维利穿着这些东西还有些晃里晃荡的，可大儿子弗兰茨则正好合身。

　　这两个不合时宜的摩登牺牲品天真无邪地望着我。

　　“哈哈哈，多迷人哪！”我出于礼貌地说。可埃诺却说：“妈妈，非得这样穿吗？”

　　我们无可奈何地相视而笑。

　　“这些东西是从褐色箱子里找到的，”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它们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的天哪，时光过得太快了！”

　　“是呀，太快了。”我说。埃诺也附和着，说生活有它讨厌的一面，那就是老在前进。

　　我爽朗地笑了。

　　“不是吗？弗兰西丝卡。这些东西您喜欢吗？”阿尔玛·玛蒂尔显得很高兴。

　　“真漂亮，”我说，“非常迷人。”眼下这种情况对我的表演能力又是一次挑战，可我巧妙地驾驭了它。

　　“我把它们都送给您。”阿尔玛·玛蒂尔马上说。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一个结实的蓝色大袋子，把这些东西塞进去扔掉，要么把它们放到阁楼里，要么就送给红十字会。

　　“我还有很多呢，您过来瞧瞧！”

　　她领着我来到客厅。只见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和沙发椅上摊满了她儿子小时候用的所有衣服，从带有胡萝卜汁的旧婴儿服，到有着水兵服衣领的做坚信礼时穿的磨砂服，以及七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流行服。最有意思的是两件阿尔玛·玛蒂尔自己编织的橘黄色圆领毛衣。

　　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这位老人真叫人感动。四十年来她一直精心收藏着这些旧东西，可现在，她却自愿把它们送给我弗兰西丝卡·赫尔这位地位低下的外来小人物。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她对我的信任和爱护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这些衣服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不完全符合当今被称之为时髦的标准。我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已经穿着埃诺的脏裤子，坐在人行道上又哭又叫，因为他们的小伙伴丹尼埃尔、斯巴斯蒂安、阿列克桑达或凯温都不想和他们玩了。

　　我在考虑着把这些东西埋在哪个地窖里更合适。四十年后我会再把它们郑重地交给我那现在还没有来到人世的某个叫朱丽叶、丽萨-玛丽或阿妮-克里斯丁的儿媳妇。一想到这一还未降临人世的生命，我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灾乐祸感。

　　阿尔玛·玛蒂尔做好了饭。我们一起把那些旧衣服重新塞回旧衣袋之后就各就各位，坐到阿尔玛·玛蒂尔的圆饭桌旁。我们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瞧瞧我们的新居，一会儿看看两个正在心满意足地大嚼大咽的小埃诺。

　　“对面正在忙着呢。”阿尔玛·玛蒂尔说，“每天早晨七点他们五个人过来干活，我总通过厨房的窗户看一看他们。十点钟他们休息，然后我就给他们送一壶咖啡和几片夹心面包。这几个人都挺好的。”

　　这几个“好人”都是埃诺以前的委托人，他曾经为他们打过离婚官司，帮他们摆脱了那些可恶的女人。他们都很乐意到我们这儿工作，因为他们热爱埃诺，觉得应该对他表示感谢。

　　饭后，我到了对面，想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当我们走进通风的屋子时，里面到处散发着灰浆、粘土和砂浆的味道。除了外墙没动以外，那些来自埃诺事务所的感恩戴德的摆脱了婚姻苦恼的年轻人正对房子进行全方位施工，该修的都修了。教堂式的玻璃窗已经去掉，隔板也已拆除，被砍成便于使用的木块，整齐地堆放在花园里。孩子们立即在灰浆盆和成堆的旧墙纸里噼里啪啦地玩了起来。

　　“妈妈，快把孩子从这儿弄走！”埃诺喊道。

　　阿尔玛·玛蒂尔立即照办。她用甜蜜的诺言把维利引开，不顾他又喊又叫，让他放下了钻头。弗兰茨偷了一把折尺，那动作就他这个年龄来说绝对是老练的偷窃招数。他把折尺变成一根鞭绳，在出去的时候用它抽了一下阿尔玛的屁股。居然没有人发现，当然除了我。我瞪了他一眼，于是他乖乖地让阿尔玛带走了。

　　我觉得这一切太美好了，一切都进展顺利！每个人都在这一幕轻松愉快的喜剧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祖母带走了孩子，爸爸当总指挥，工人们在工作，妈妈在惊讶和欢呼：啊！可有一个带嵌入式家具的厨房了！

　　“这儿一下子变得这么亮堂了！”我惊讶地欢呼着，声音碰到空荡荡的墙上，发出了回声。

　　“你在这儿安一个带有高凳的吧台。”埃诺说，“这样，你做饭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就能看到你了。”

　　是呀，我现在就好像看到他们三人穿着油乎乎的法兰绒衬衣，戴着满是灰尘的毡帽，懒洋洋地坐在吧台旁，正在贪婪地用勺子敲击着吧台的大理石面。而我呢，却在急急忙忙地用颤抖的手做煎土豆，剁洋葱，眼睛里流着家庭妇女那种失望的眼泪。

　　“你是说，我做饭时？”我意味深长地反问道。好像我已经默许了和我离婚事务律师先生不久要举行家庭联合似的！我想防患于未然，借各种机会打消别人的这种印象。不，我不想做饭，无论如何不为埃诺做饭。他的母亲可以为他做嘛！而且她能做得更好！另外，我也害怕出丑，因为我不会使用遥控洋葱切削机！据说这种机器操作起来很简单，在晚上就可以用遥控器事先把切削时间、刀片强度和洋葱片的厚度编好程序输进去，要是你正好需要切洋葱，甚至还可以用传真从汉堡遥控。即使在行使的市际特快列车上，也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传真，借助这儿这种可笑的连接线（弗兰西丝卡，你这家伙可是有这方面的毕业证呀）使用洋葱切削机。当然，事先要往经常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输入洋葱厚度的密码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

　　我想到了维也纳森林，想到了房子位置的重要性，然后就一声不吭了。

　　我们走过厚木板、电线和胡乱放置的钻机，在房间里这儿摇摇，那儿敲敲，每次巡检完毕就互相赞许地点点头。

　　“一定会修得很棒的。”我说。客人用的厕所也拆掉了隔墙，那毫无光泽的美标牌洗手盆、令人恶心的美标牌抽水马桶都已经被拆掉，连同深绿色的瓷砖放到了花园里，成为一堆垃圾，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有利环保的排污标准了。

　　埃诺赞同地点点头，然后说：“咱们一起去楼上看看吧。”

　　在楼上的洗澡间里，工人们正在凿房顶，发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你们好！”我高兴地向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喊道。伴着从粘满糨糊的收音机中传出的吉他声，他们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挥了挥锤子。

　　“俺们可不想凿科隆教堂哩。”

　　“您好，温克尔夫人。”一位工人说。其他的工人打量着我，毫不掩饰他们的高兴心情。我们离婚事务律师先生未来的夫人就是这副样子，与我们想像的那种新发迹的女人可是大不一样。

　　“我叫赫尔。”我自我介绍说。这下可引起了一阵迷惑。

　　“弗兰西丝卡，你看这儿！”埃诺很快地说道。他担心我会给这些先生们解释我俩的复杂关系，解释我的名字，更糟糕的是，我可能还给他们解释我那现在还有关系的、在法庭和上帝面前始终还合法存在的丈夫的名字。

　　“咱们叫他们在这儿凿出一个角来。”

　　“要不要事先征得建筑局的批准？”我问道。埃诺拉着我的袖口来到一个角落。以前这儿放置的是发黄的浴缸、美标牌水龙头和美标牌淋浴头。他嘘声对我说：“这与他人无关！”

　　工人们从钻机后面探出头来，往这边看了看。

　　“要是建筑局不同意，到时候你还要重新拆掉的。”我也嘘声说。

　　“我会弄到批件的。”埃诺低声说，并轻轻地把我拉出了浴室。“我认识建筑局的主管，明白吗？”

　　“明白。”我后悔地说。他当然经常同建筑局那帮小伙子一起去洗桑拿浴，同他们屁股挨屁股、汗流浃背地谈判建筑许可证或诸如此类的事。我感到很羞愧，因为我又用这些妇人之见的愚蠢问题和庸人自扰的意见使他生气了。女人对这种事一窍不通，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还得看看能否淋浴。”埃诺说，“怎么也得在里面能转开身才行。”

　　要是埃诺在里面能转身，那我可就惨了。那头名叫本亚明·布律姆星的好脾气胖大象的身影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它总是撑破公用电话亭。

　　你还是在你自己的淋浴间里转身吧，我心想。可在这些正好奇地偷听的工人面前我不想挑起争端。

　　“孩子们的房间就保持原样吧，”埃诺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壁橱令人压抑。”我回答说。我对他还想着征求我的意见感到很高兴。

　　“你想叫人拆掉吗？这可是用真正的胡桃木做成的！”

　　可我不以为然，也可能是丁香木、桦木或野蔷薇木什么做的呀。不过，我觉得它们又笨又令人压抑。不管是人睡还是醒来，孩子们最好不要看到这些深褐色的木头柜。

　　“我最了解你了，你一定是想贴上一些米老鼠之类的图画吧。”埃诺嘲笑说。

　　“这主意不错。”我说，“把柜子漆成白色，隔板漆成红色，就像地下室大学生住的那间房子一样。”

　　“你是不是疯了？”

　　“没有。”我亲切地说，“据我所知，是我而不是你要搬家，是吗？”

　　好了，我现在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也许感情有点太冲动了。

　　“随你的便。”埃诺说。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默默地走进了卧室。

　　“这儿最好放一张有镜子的立柜。”他又毫不气馁地重新接上话头，“我叫人按墙的大小量着尺寸做，这在光学上有放大的效果。”

　　哎呀，这可不得了。我仿佛看到自己每晚和埃诺在装有空调的罪恶床榻上行云雨之欢，并从镜子里欣赏我们赤身裸体、交颈叠股的情景。

　　“你没有想到也用玻璃镜装饰天花板？”我顺口问道，“这一定会产生某种迷乱的效果，特别是深夜向我们反射的时候。”

　　埃诺突然激动地抓住我的肩头。

　　“我们？你刚才说‘我们’？”

　　真该死，自投罗网。

　　“埃诺，”我说，同时努力保持着镇静，“我开了个玩笑。”

　　“可你是用了‘我们’这个词。”埃诺充满幸福地说，“你是认为我们在一起吗？”

　　我无可奈何地坐到一只水泥桶上，但又立即站了起来，因为水泥桶差点儿倒了。

　　“埃诺，”我感到屁股上又粘又凉，“你这段时间总在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偶然说漏了嘴，这也令人感到奇怪吗？”

　　“这么说你不想和我一起搬到这儿来了？”

　　“没有理由这么做！你就直接住在我们对面。埃诺呀，埃诺！你稍微理智一些好不好？”我和解地摇了摇他的上臂。当弗兰茨嘴里说着“我打死你这个小东西”、同时把玩具手枪顶到他弟弟脸上时，我也是这样摇他的上臂的。

　　埃诺一声不吭，显得有些不悦。在这种情况下演员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能使人信服呢？我总不能说：“律师先生，我现在剥夺您的委托权，因为您总是以不合适的方式接近我，总是用诱惑的方式谈论我们的关系。请您找时间把账单寄给我，把我的孩子带过来并衷心问候您的母亲。要是我在使用遥控汽车、电脑、录像机、对讲器、汽车电话或其他需要修理的东西时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会给您打电话的。谢谢！就这些！”

　　不，我不能这么做。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太难收拾了。

　　当和煦的春风吹遍大地、万物从睡梦中苏醒之时，我们的房子也已收拾妥当，可以入住了。它是那么宽敞明亮，色彩绚烂，美不可言。

　　墙壁光洁如乳。我幸福地在中间倘佯。看看玉兰色的地毯，一尘不染；瞧瞧鲜红的美式厨房的镜子，清新悦目；一人高的冰柜里为搬家队伍准备好了啤酒；孩子房间里的柜子也漆成了儿童喜欢的颜色；我梦寐以求的红白相间的洗澡间就在我眼前。我把所有的房间都转遍了还没有看够，这时从阿尔玛·玛蒂尔家的花园里传来儿子们欢快的笑声。

　　要是时光能留住这一切那该有多好啊！

　　我的新居！啊，这有多美呀！卧室窗前，放绿的桦树在春风中摇曳。蔚蓝的天空中，一架飞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向远方飞去。不时有脸上洋溢着幸福光彩的家庭主妇骑着自行车，向超市驰去，车后支架上放着一个有利环保的购物筐。啊，多么明媚祥和的田园风光！我呢，迟早会扎上浆洗过的围裙，站在花园里，在嗡嗡飞舞的蜜蜂中间，把埃诺和孩子们的内裤挂到折叠式圆形衣架上，娴熟地穿梭于刚开辟的菜畦中间，轻捷地在地下室台阶上爬上爬下。而孩子们呢，他们会坐在沙坑里，遥控着全自动铲土机，把它开到刚扫过的平台上。

　　这一切就是我一直渴望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

　　周末，我们一家就到阿尔玛·玛蒂尔家吃莱茵醋焖牛肉，然后同她一起到阿登纳湖畔散步。弗兰茨蹬着小车，维利坐着三轮童车，我们一路推过来，一路侃过来。到了夏日，我们五个人就驱车前往波罗的海的玛丽蒂姆旅馆，去蒂门多弗海滩。我们租好遮阳椅，阿尔玛·玛蒂尔跟孩子们就在周围建沙堡，我和埃诺打高尔夫球。晚上，我换上黑礼服，跟埃诺一起参加舞会。

　　最迟也就是明年，我们的阳台上又会添上一辆新童车，而我除了洗埃诺、弗兰茨和维利的内衣外，还得晾晒一大堆婴儿的连袜裤和连衫裤。这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难处，我毕竟是中学毕业，还上过大学！哦，当然啦，我肯定会使用洗衣机、烘干机、微波炉和蒸汽熨斗。家务做累了的话，可以稍稍轻松一下，驾上自己崭新的小车去超市逛一趟，顺便采购一点东西，或者带上孩子去看曲棍球赛、芭蕾舞、击剑比赛，带他们去上早期音乐教育班，带他们做一些有创见的小玩意儿。我的小宝贝坐在通过德国通用汽车俱乐部技术鉴定的挂斗车里，惬意地吮吸着奶瓶。邻居从栅栏上投过友好的目光，冲着我的背影喊道：“祝您玩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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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还会结识许许多多非常可爱的年轻太太，她们也都中学毕业，读过大学，也经常开车带着孩子在这一带兜风，时而也站在曲棍球场旁边冻得瑟瑟发抖。

　　做女人简直太美妙了！

　　我觉得这一切真是滑稽，确切地说，这正是我难以设想的生活。

　　不行，不能这样生活。

　　我想凭着自己的天赋去工作，而不想违背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如果成不了演员，那就当作家。

　　我要去远行，去结识一些别样的太太，她们除了谈论四岁的小女儿夜间又吐又泻之外，还有更好的话题吗？

　　当然，我也要尽情享受和孩子们相处的天伦之乐，我两样都要。铁石心肠，自私自利，贪得无厌，我天性如此。

　　男人就不是这样，他们需要时就不是这么铁石心肠、这么自私自利、这么贪得无厌。

　　只有女人才这样。

　　我的才智并不比别人差，唯一的缺憾就是我身为女人。难道因此我就找不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吗？我不相信，我要用自己挣来的钱雇一位保姆，她必须会做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饭菜，会在蛋糕上点缀小小的橡皮熊；她要能够不厌其烦地陪孩子们捉迷藏，给他们念小人书；她得把小袜子一双双卷起来，给他们叠被铺床，为他们营造一个舒适的小天地。一句话，她必须将她的爱倾洒给孩子们，而她又能从照料这两个招人喜爱的孩子中得到莫大的乐趣。

　　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

　　我指的是除阿尔玛·玛蒂尔以外的另一个人。

　　否则我迟早会碍于面子而不得不嫁给她儿子。

　　那不行，我一定得想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办法。

　　比如说付钱给她，她付出一流的服务就该得到丰厚的报酬。我应该能够付得起这笔费用，不久就可以做到了——如果不想用格罗斯克特尔的，而是用我自己所挣支付的话。

　　我的书不久就该出版了。

　　书名是《独身幸福》，笔名我早已精心设计好了：弗兰卡·西丝。这个笔名十分隐晦，可谓匠心独运。

　　谁也想不到，这就是我！

　　在幼儿园有人会问我：“您看过弗兰卡·西丝那本浪漫的小说吗？天哪，到处都在卖呢！”

　　“弗兰卡·西丝的书畅销着呢！就在右边自动扶梯旁。”

　　“很抱歉，弗兰卡·西丝的书又卖完了，不过我们可以为您预定。”

　　“我老公一把从我手中夺走了那本小说，因为我已经连着三天没顾得上跟他同房了；而他自己现在也丢不下那本小说，连体育新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把弗兰卡·西丝的小说送给我母亲，她的反应竟是出乎意料地欣赏！”

　　“出版社还为她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呢。在金色波斯特旅馆还贴着一张她跟编辑的合影，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她有两个孩子，是那个电影导演的，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拍肥皂剧给退休的老头老太们消磨时光的……”

　　突然，下面的门吧嗒响了一声。

　　我一下子从梦境中惊醒过来。

　　“谁呀？”

　　太可惜了，多么美妙的白日梦啊！

　　“喂，是谁呀？”

　　搬家工？肯定不是。他们此刻正在埃诺的专业指导下，从我的旧窝里往外倒腾家当呢。

　　“阿尔玛·玛蒂尔，是您吗？”

　　无人应声。

　　有人正在下面肆无忌惮地观赏我的住房。他缓慢地挪动着脚步，接着又打开了冰柜。嘿！谁竟敢贸然打开我的美国冰柜？我不记得曾经授权什么人可以这么干的呀！

　　这是妈妈的房子！也是弗兰茨和维利的！它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这房子的大部分都是用我前夫优惠下来的税款购买的！

　　所以你给我滚出去！

　　肯定是财政局的狗杂种！

　　绝对没错！

　　肯定又是那个身披府绸大衣的灰脸家伙，他幸灾乐祸地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嘴脸，往每一件家具上贴着“布谷鸟”封条，连个啤酒瓶子也不放过。

　　我朝“敌人”迎去。

　　“喂！谁在哪儿？”

　　冰柜门挡住了那个强盗。

　　“请立即离开我的住房！”我鼓足勇气冲着那双露出来的脚吼道。

　　“是我们的住房。”那人说着关上了冰柜门。

　　原来是威廉·格罗斯克特尔。

　　“你好。”我淡淡地向他打了个招呼。

　　“你的气色很好嘛。”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没有理睬我的招呼。

　　“是很好。”我自信地说。

　　威尔·格罗斯好像认为，我要是没有他就会渐渐变得面容憔悴、弱不禁风，像干枯的叶子，经他说话声一震，就会轻飘飘地从树枝上落下来。

　　“您这是从哪方归来啊？”我感到有必要这么问一下，因为他已经七个多月没有露面了。而别人家的妻子，要是有七个小时没见丈夫的影子，就会这么问的。

　　“加勒比海。”威尔·格罗斯说。

　　“噢，加勒比海。来瓶啤酒？”我问。

　　“没香槟了？”

　　扯淡！你以为这是在阳光俱乐部酒吧呀？你以为我是那皮肤黝黑、长着一双杏仁眼、含情脉脉的服务小姐啊？你以为我会像她们那样对你大献殷勤、乖乖地为你调一杯异国风味的饮料啊？做梦！

　　“啤酒还是自来水？”我无动于衷地问。

　　威尔·格罗斯若无其事地要了瓶啤酒。我们各自打开一瓶，像以往那样，如亲密的同事般举瓶相碰。

　　“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

　　“你刚搬进来吗？”

　　“嗯哼，今天才搬来。”

　　“那我回来得可正是时候。”威尔·格罗斯惬意地倚靠在刚漆过的美式厨台上。他晒得黝黑，非常像一只维也纳森林烤鸡，像是街头卖烤鸡的在忙乱之中把它忘在了烤架上，烤糊了，现在不得不半价出售。

　　即便是那些食人的妖怪也会恶心地把他的黑皮拨到盘子边上，或者即刻起身去找餐厅经理，如果他是在餐厅吃饭的话。

　　“你是说，你也想来帮忙吗？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了。”我努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威尔双眉紧蹩、不无嘲讽地看着我。睫毛上方露出的皮肤明显比别的地方白得多。

　　“你真会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孩子呢？”威尔往还显空荡的屋子里看了看。

　　“在我婆婆家。”我随口而出。

　　“在明斯特-布拉克罗？”威尔满脸惊诧地问。

　　“不是，呃……不是在我婆婆家，在一个……怎么说呢……邻居那儿，她是我的朋友和帮手，就是我律师的母亲。”

　　“啊哈。”看来威尔不想将矛盾激化，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大吼大叫说：“你还我的孩子！我要看看我的孩子！”相反，他却恩赐似的说：

　　“这儿挺温馨的，只是稍微小了一点。”

　　“对我们三个人来说足够了。”我无动于衷地应道。

　　“怎么，我们三个？我们不是……四个人吗？”威尔看来是真的配合不下去了。他曾打算把孩子出生的整个过程摄制成一部电影，留作今后自我陶醉及缅怀两人情史的记录。可当时他正迷恋着一个名叫多罗塔娅的女影星，两人待在一个荒芜的北方小岛上。威尔正全身心地扑在那位女影星身上，沉浸在那部十三集连续剧最后一集的情节中不能自拔。

　　“你不是有两个儿子吗？”我友好地提醒他说，“一个弗兰茨，一个维利。我跟他俩搬过来住，对我们仨来说，这房子大小正合适。我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所房子：离幼儿园不远，鸭塘、儿童游戏场、维也纳森林就在附近。你该清楚，环境对于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个地方还几乎没有什么汽车经过。”

　　威尔啪的一声把酒瓶放到厨台上。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怎么，这是用我的钱买的啊！”

　　我打了一个激灵，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怕两人真的吵起来。跟这个帅气的鬈毛流氓不欢而散对我毫无益处，再说，他几个月前就同意离婚了。现在绝不能心慈手软。无论是对我，对孩子，还是对这所房子的任何一点要求都不能容忍。

　　我清了清嗓子，也把瓶子啪的放到厨台上，坚决地说：“用我们的钱！”

　　威尔大笑着嘲讽道：“我们的钱？简直让人笑掉大牙！请问，这五年你挣的钱在哪儿呢？”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要是拿妇女解放的理论跟他说“我是为了抚育你的孩子才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挣钱的机会”，那不就显得太浅薄、太没幽默感了吗？我要是跟他说，我的律师告诉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不是故意提起他的，而是出于对他的信任……（用手掩住嘴轻咳）嗯……是绝对的信任；顺便说一下，我和他保持着一种绝对友好的私人关系——根据法律，我可以拿到一半以上的共同财产，这些钱，我连睫毛都不必眨一下就可以拿来放进这所美丽的独户小屋。至于这个大男子汉在哪儿过夜我才不管呢！我连工具房里的那个充气垫也不会给他用的。他愿意在我这个厨台上摆阔，那就摆好了！哦不，不能这样。我生来就极怕吵架，上寄宿中学时，我就极力避免跟别人吵嘴打架；发生矛盾时，我经常淡淡一笑，转身走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我就把语气放和缓了一点。“让哈特温和埃诺来解决这些事吧。不管怎么说，孩子们的花费你总得支付吧。他们每周三都去洗桑拿浴。”

　　“是花我的钱！”威尔·格罗斯又叫了起来。

　　这时，外面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和车门的吧嗒声，宁静的环境一下子变得嘈杂起来。

　　“搬家的来了。”我稍稍轻松了一些。

　　“是花我的钱！”威尔忿忿地说。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呢？请律师？洗桑拿浴？雇搬家工人？不过，他说得也对，这儿一切的一切，小狗小猫，全靠他的钱来维持。这样想来他当然不会觉得痛快了。

　　门猛地开了，第一批家具摇摇晃晃地进来了。我激动地向他们跑去，去迎接我用他的钱买来的家具，迎接用他的钱雇来的搬家队，迎接孩子们——几年前在纵情狂欢时，他兴致勃发，丢了几只小蝌蚪，结果出现了他俩——的小床和小衣柜，去迎接我的未来，一个跟他的情欲、他的喜怒哀乐和他的十三集连续剧不再有任何干系的未来。我的心中漾起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这时，我们的第一位客人向我走来，我的第一位客人。他突然出现在搬家队伍中间，穿着一身整洁的蓝制服，体魅力壮，红光满面，身旁黄色的邮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手里拿着一个包裹。

　　“二位好！”他友好地跟我和威尔握了握手说，“我是邮差，叫冯·里特斯海恩。”

　　荒唐！这儿连邮差都冠以“冯”这个表示贵族血统的姓氏。

　　“您好，冯·里特斯海恩先生。”我激动地大叫道，“太棒了！第一天就到了！”

　　“我这里有西丝女士的一个包裹，”这位尊贵的邮差说，“您就是吗？”

　　我的脸腾地红了。西丝女士！真有意思！而且无巧不成书，威尔·格罗斯就站在我旁边！

　　“唉，”我干咳一声，紧张而又充满期待地说，“是我！这儿就是赫尔·西丝的地址。”

　　“您指的是西丝先生和夫人吗？”这位自作聪明的“骑士”①冯·里特斯海恩高兴地咧着嘴，对着我和威尔瞅来瞅去。

　　①因邮差的姓氏中含有Ritter（骑士）一词，故戏称其为“骑士”。

　　“您误解了，”我马上纠正道，“这位先生不是赫尔。我的意思是，他不住这儿。本人就是赫尔，我姓赫尔。”

　　“那您是不是刚跟西丝先生结婚？恭喜恭喜！”这位和蔼可亲的“骑士”兴奋地再次向我们伸出手来。

　　“不对。恰恰相反，”我说，“我们现在正闹离婚呢。”

　　“搞不懂。”冯·里特斯海恩先生说。

　　“我也搞不懂。”威尔接过话头说，“第一，她不是先生，她是个女的；第二，她不姓赫尔，而姓格罗斯克特尔。”

　　“你才姓格罗斯克特尔呢，格罗斯克特尔，”我冲动地说，“我姓赫尔，你去问吧！喏，对面住的就是我的律师！”

　　“对不起。”这位贵族信使愠怒地把包裹递给我，“您应该在门上钉块姓名牌，要不以后我再也不来了！”说着转身要走。

　　“冯·里特斯海恩先生，”我冲他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他不想再去讨论什么意思了。他推上小黄车，摇摇头走了。

　　我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包裹。“新女性出版社缄。”寄自汉堡。啊，是维克托。

　　我激动得双手颤抖，撕开棕色的胶带，一纸单据映入眼帘，上面是用电脑打出的数目：五万，接着是一串串符号、数字、增值税和零等，最下面是两个美妙的字母：DM①，后面是个加了两条底线的数字，是五位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接着就把包裹完全撕开了，我的书！总共一百本，用玻璃纸包着，捆得紧紧的。封面印得既花哨又诙谐，即使普通的散步者，只要他一走进书店，也马上会注意到这本书。封面上是一位年轻、漂亮、苗条的少妇，很遗憾，跟我一点也不像。她怀抱两个孩子在欢快地笑着。她的脚踢向一个洗涮桶，大把大把的钱从这只栽倒的桶里倾泻而出，流向一个黑鬈发的男子，这个可怜虫几乎要被淹没了。

　　①德国马克的缩写。

　　大写的黑体字“独身幸福”在画面上方熠熠生辉，下面印着“小说”二字。画面下方印着“弗兰卡·西丝”和“新女性出版社”。看上去棒极了。我撕开玻璃纸、拿出第一本书时，心都快要蹦出来了！我的书！我的生活！我的新女性！一股幽幽的油墨清香扑鼻而来！崭新崭新的。请看吧，格罗斯克特尔，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点东西！

　　我正得意洋洋地打算给我的尚未离婚的原配丈夫施舍一本时，他自己也从包裹里抽出了一本。

　　“这是我订的，”他贪婪地说，“是寄给我的。”

　　黄热病？疟疾？还是弱智？我不知所措地、直愣愣地盯着他。

　　可能整天在灼热的太阳底下拍摄连续剧而又受惯别人尊敬的人都是这种样子，而他也不会例外。

　　一股同情感油然而生，整天在外游荡而今无家可归的可怜的黑鬈毛雄山猫！喏，把这书拿去，留着吧，就算是你订的。反正里面又没有我的照片。

　　搬运工问我们俩能不能往边上让一让？老站在那儿，碍手碍脚的。屋子里有的是地儿，随便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拆包看书嘛。

　　威尔和我又退回酒柜边，每人手里攥着一本书，在高脚凳上落座，又端起已经走味的啤酒。

　　“没想到这么快就寄来了。”威尔向他干涸的加勒比海似的嘴里灌了一大口啤酒。

　　“柜子搬到上面去吗？”一个搬运工步履蹒跚地扛着柜子在楼梯上问道。我什么也没听清就扔过去一句：“是的。”

　　“怎么，寄得这么快！”天哪，这个可怜虫在加勒比海都想些什么了？

　　大脑皮层里那些支持我的灰色姑娘晃晃悠悠地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而支持他的那些却死一般地躺在布满灰尘的荒漠里，远离绿洲。这时，口含棒棒糖的半裸少女也消失了，于是贪婪的老鹫把视线从光秃秃的电缆上移到了变得迟钝的我丈夫那些枯竭的脑细胞上，可怜的威尔。

　　“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新住址呢？”威尔好像不是问我，而是在自言自语地问自己。

　　“怎么会是你的住址呢？”我不知所措地反问道，“这是我的住址，而且，这个包裹是寄给我的。”

　　威尔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一个奇妙的故事。”他像主人似的拍著书的封面说，“这床架放哪儿呢？”

　　嗯？他读过这本书？这么说，他已经知道我是怎样描述我们这段婚姻的了？不能吧？这本书出版之前其内容还从未正式公开过呢！

　　“嗨，这位夫人，架子放哪儿？”

　　“随便哪儿都行。”威尔说。

　　“这书是第一次出版，”我说，“你在哪儿见过这本书？”

　　威廉·格罗斯克特尔失神地凝视着白墙。“他们为什么给我寄来整整一箱呢？我可是只要一本啊！”

　　我不想再给他解释说这箱书是寄给我的，而他除了并非自愿地做了封面上那个被钱压垮的男子的原型外，跟我的书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当然，如果他在低级下流的酒吧里玩腻了，空虚无聊，想读一读这本小说的话，我倒是很愿意签名送他一本。

　　“嗳，你不是只要一本吗？”我不耐烦了。

　　“钢琴放哪儿？”

　　“靠后墙，左边！你卖什么关子呀？”

　　“喔，”威尔·格罗斯一本正经地说，“你当然有所不知，这本书的版权我买下了。凭第六感觉，我敢肯定这本书一定畅销，于是我就抢先买下了它的版权。”

　　我愣愣地盯着他。他买下了本书的版权？可这是我的小说呀！我不会卖给他的！是出版社买下了它！维克托，救救我！这个可恶的威尔，连我倾注了自己血汗的精神产品都要夺走！埃诺，救命啊！我的律师！快拿手铐来！押走他！

　　“你不可能买走这本书的版权。”我朝丈夫大吼道，“版权归出版社所有！这儿，你看！新女性出版社！”

　　“这红色沙发呢？”

　　“起居室！”

　　“这是我们影视界的说法。”威尔友善地解释说，“我买下的是电影版权，就是从这个叫什么新女性出版社购买的。明白吗？”

　　“不行！”我气得浑身颤抖，用手扶住椅子。维克托！你背叛了我！不仅如此，你竟然出卖我！我真没想到你竟会这么干！你过去可不是这样。

　　“我要把它改编成电影！”威尔说，“我就是为这事回来的！你一定得读一读这本小说！总算有一个不是发生在加勒比地区的故事了！你可能想像不到我有多烦那个地方。总是那一套：世界完美无瑕，大家互敬互爱，和睦相处，最终总是相拥着看落日、赏晚霞。全是一派胡言，令人乏味，然而这个故事却……”

　　“带穿衣镜的大立柜呢？”

　　“放卧室！”

　　“天花板镜子也放卧室吗？”

　　“哎呀，是的！”

　　“怎么？你要把它放在卧室里？好吧，我同意。”

　　“啊呀，格罗斯克特尔，闭上你的嘴巴！这个故事怎么样？”

　　“嗳，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故事，就像书上描写的那样，完全可信。故事内容看上去很真实，我是说，作者非常恰当地运用事实，使故事显得很现实。现实意义太深刻了，我怎么才能给你这个门外汉说清楚呢？就是说，这本书肯定会大受欢迎的，明白吗？因为读这部小说时，你会觉得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噢，原来如此。”我竭力装作相信他说的那几句半真半假的胡话。

　　“拍成电影会绝对卖座。”威尔自信地说，“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演员。”

　　“哎呀，那还不容易嘛……”我刚想说眼前不就有两个主角的最佳人选吗，可话到嘴边我还是忍住了。

　　“最关键的还是剧本。如果剧本没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哎哎……”我看到一个搬运工正把卫生间用的脚垫、马桶刷以及一个装着浮子和遥控器的水箱一股脑儿地往我的工作室里搬。我赶紧拦住了他。

　　“那谁来写剧本呢？”我忙问，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想，这得由我跟这位女作家合作完成。”威尔说，“她具有非凡的写作天赋。书中的文字游戏、幽默，怎么说呢，恰恰是电影所需要的，还有对白等等。”

　　“当然，那还用说嘛！”我心想，该有五年多了吧，你都没能发现我的幽默天才，现在你终于发现了，可我即将离你而去。显然，他并没有骗我。他不知道，这个具有非凡写作才能的幽默女作家就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知道，他要拿去取悦德国影视界的片子说的就是他自己的婚姻故事。他竟然一无所知，男人真蠢。

　　“怎样……呃，你怎样跟作者取得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没问题，我可以打电话问出版社。”

　　“那你只能去问朗格先生。”我说。

　　“什么？”

　　这时，埃诺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前。他手里拿着一盏台灯和一个盛乐高塑料积木的箱子。

　　“放哪儿呢？嘿，宝贝儿……噢，咱家来客人了？”

　　埃诺也把威尔当成财政局的税官了，尤其是看到这位显然整天奔波在外的“税官”正打算没收我未曾上税的这一百本小说时。

　　“埃诺，这是威尔。”我赶忙从高脚凳上跳下来，“威尔，这是埃诺。”

　　两人勉强地握了握手，等着进一步的解释。

　　“这是我的律师，这是我丈夫。”我接着介绍，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我已毫无兴致继续搀和在这一尴尬的场面之中。

　　“埃诺，请告知格罗斯克特尔先生：首先，我不准备让他一块儿搬入新居；其次，是否跟他合作改编剧本我还得考虑考虑。”说着，我就转身要走。

　　“什么剧本？”威尔和埃诺这时倒挺齐心的，异口同声地问道。

　　“你们会知道的。”我扔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却难以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我得先去打个电话。”

　　“她得配一部手机了，”我听到埃诺在我身后说，“随时都可能有她的电话。”

　　阿尔玛·玛蒂尔正跟孩子们在花园里做游戏。

　　“嗨，妈咪，你现在有时间跟我们玩了吗？”

　　“啊，不行，我得打个电话。”

　　我从茶几上抓起话筒，开始拨我刚才差点告诉了威尔的那个号码。孩子们尾随而来，阿尔玛·玛蒂尔也紧跟在孩子们后面。

　　安妮格蕾特一拿起电话，就像开闸的江水，劈头盖脑地向我表示祝贺，对我大肆吹捧了一通，接着又把科隆和汉堡的天气情况详细地作了一番比较，这才给我转到编辑那儿。

　　孩子们扭作一团，争着要坐到我的膝上来，向话筒里喊“衷心祝愿”。阿尔玛·玛蒂尔把他们按住了，并且风趣地逗他们说：“看，爸爸在那儿，过去向他问好。”可他们根本不听，扯着电话线往对方身上套。

　　“喂，维克托，”两个小家伙都想把话筒抢到自己手里，我一边同他们争夺，一边对着话筒喊，“你真的把改编电影的版权卖出去了？为什么事先不问我一声？”

　　我话音未落，弗兰茨就得胜了，他蹭上来就对着话筒叫喊：“衷心地祝愿你，你这个小浑球！”

　　维利觉得这很好玩，也过来模仿。

　　这两个家伙笑得前仰后合，比赛似的对着话筒大叫“小浑球”，并且越叫越难听。

　　阿尔玛·玛蒂尔没辙了。埃诺小时候可从没闹得这么凶，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

　　阿尔玛·玛蒂尔年轻的时候还根本没有电话；埃诺这样小的时候，穿短皮裤的乖孩子最多会产生点妒嫉心理，但对任何一个打电话的人他们绝对不敢用这种低级下流的词汇。尽管阿尔玛·玛蒂尔不曾请过男性辩护人——而这正是把我们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因——但有一点很清楚：她从来都舍不得打一巴掌的儿子绝对不会这么胡闹。

　　可惜我的两个小家伙却经常胡搅蛮缠，你的事越急，他们闹得就越凶。比如说打电话、签合同时；倒车进停车场或在超市收银台付款时；不过最最经常的是，当我正坐在马桶上急着方便时。

　　弗里茨·费斯特这时却缄口不言了，因为他还从来没有写过以《妈咪总得打电话吧》为题的文章。于是我对着话筒吼了一声：“过会儿我再给你打！”啪地把电话挂上了。

　　刚放下电话，孩子们就从我的膝上爬下去，悻悻地拿起他们的遥控坦克，不再理我，跑到阿尔玛·玛蒂尔的菜畦里去玩了。菜地里刚种上三色堇，他们就在那里爬来爬去。

　　我又拨通了汉堡。

　　安妮格蕾特很高兴再次跟我侃上一阵。她问，科隆的风是不是很冷，肮脏的雪泥有没有搞得我像她那样烦躁不安。她现在真想穿上漂亮的爱贝奥牌连袜裤，蹬上她刚买的贵得要命的便鞋，到阿尔斯特湖边的山间小路去散散心。

　　我问能否跟维克托通话，她很抱歉地告诉我，他那边占线，并问有什么事可否由她转告云云。

　　我沉吟片刻，其实也没什么事。主要是我想他都快要想疯了。我想告诉他，我非常渴望他现在能躺在手稿上，为他解开领带，把头埋在他的胸膛上，听他的心跳，而我的手则徐徐向他下边滑去，激起他的兴奋；我想告诉他，每当我想起他前额的美妙软发时，我马上便会感到一股性欲的战栗传遍全身。不行，这些还是不要让安妮格蕾特转告为好。

　　“不了，谢谢。我想，过会儿我再拨吧……”

　　“喂，西丝女士，喂，赫尔女士……您先别挂！那边已经挂了，我这就给您接过去！”

　　咔哒，嗡……啪……

　　“弗兰西丝卡？”

　　“维克托！”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现在脱身了？”

　　我干咳一声，环顾了一下起居室。

　　“嗯。”

　　我真的从未想到思念会这么熬人。维克托！我亲……亲爱的维克托！我闭上眼睛，攥着听筒，蜷缩着依偎在阿尔玛·玛蒂尔柔软的沙发椅上，越偎越紧。

　　“怎么样，我的小宝贝儿？”

　　小宝贝儿！还从未有人这样叫过我！我也不会允许别人这么叫我，只有维克托可以。

　　这个词儿由他的口中说出来，听上去是如此美妙！

　　“我刚刚用另一部电话往你那儿拨过，你没在家？”

　　“没有……啊不，在家。我今天刚刚搬的家。”

　　“可怜的孩子！这么忙啊！又要写书，又要照顾孩子，还要搬家……我真想跟你在一起啊！”

　　啊，甭提多美了！可怜的孩子！总算有人在抚爱我了！如此慈爱、柔和、善解人意的慈父般的话语从来没人跟我说过！我把话筒攥得更紧了。

　　“弗兰西丝卡，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我也是！”

　　“我都快要想疯了！”

　　“我也是！”

　　“我特别想碰一下你……”

　　“我也是！”

　　“喂，安妮格蕾特，出什么事啦？”我吓了一跳。

　　“维克托？”

　　“嗯，代表会议的事我知道！您怎么不敲门呢？”

　　我对维克托的思念是如此强烈，我渴望他刚才的建议立即实现，于是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外面，孩子们正玩得高兴。

　　对面，搬运工正忙得不可开交，埃诺和威尔正在美式酒柜边忙着谈他们的事。

　　我体内的荷尔蒙也活跃起来。像我这个年龄，这是很正常的。我心中暗忖，恍惚中听到自己的声音：

　　“嗳，维克托……我这就来。”

　　“呃……什么？”

　　“我这就去汉堡。”

　　“现在？马上？”

　　“对。下一航班是几点？”

　　“让安妮格蕾特给你查一下……安妮格蕾特……你今天不是非得搬家吗？”

　　“不存在非得不非得的问题。第一，我今天已经搬得够可以的了；第二，有搬家工人为我搬呢，现在谁还自己搬家……”

　　“你能就这样离开吗？”

　　“怎么不能？我有自己的自由。”

　　“好一个有个性的女孩！”

　　“哼，怎么样？”没人可以叫我女孩，谁都不行，只有维克托可以。

　　“我去机场接你。”

　　“那你的代表会议呢？”

　　“去机场前就会开完的……”

　　“维克托……”

　　“弗兰西丝卡……”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咔哒一声。“赫尔女士？喂，西丝女士？听说您要来汉堡？我太佩服您了！不过得穿暖和点儿，路边还到处是雪堆呢！最好穿上皮靴，要防水的，如果您有的话……哦，您乘飞机……嗯，您来得及吗？十三点三十分就有一班。”

　　我瞅了一眼阿尔玛·玛蒂尔起居室的挂钟，差五分就十三点了。

　　“来得及。”我回答说。

　　“机票在汉莎售票处购买！”她真不嫌啰嗦，接着又说道，“跟上次一样！”

　　我冲向厨房，见到阿尔玛·玛蒂尔就一阵狂吻。她正在削胡萝卜，被我一闹，差点割破手指。

　　“我的书要拍成电影了！我得马上去趟汉堡！”

　　阿尔玛·玛蒂尔撩起围裙——她四十多年前肯定用这围裙给小埃诺擦过鼻子——擦了擦手，抱住了我。当我靠紧她时，我觉得她曾经高耸、柔软的胸脯塌下去了。

　　啊呀，阿尔玛！

　　“太棒了！弗兰西丝卡，我早就知道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女孩，维克托和阿尔玛·玛蒂尔可以这么叫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这么叫我。

　　“飞机半小时以后起飞！”

　　“我年轻时也这么干过。”阿尔玛·玛蒂尔说，“那一次，火车都开动了，我还是跳了上去。”她得意地大笑起来。

　　啊呀，阿尔玛！我也正是这么干的呀！火车启动了，在它驶离前跳上去！啊，要抓住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晚些时候麻烦您把孩子们弄上床，好吗？”

　　“没问题，”她说，“可床在哪儿呢？”

　　阿尔玛·玛蒂尔关掉电炉，转身要走。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床在哪儿，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到新房子去，在箱子和卷着的地毯之间碰来撞去，也不能跟埃诺和威尔讲我现在要去的地方，绝对不能。另外，我也不想让孩子们知道，因为他们会追随而来，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堆沙堡，或者拿他们的小弓箭射水仙花。

　　“我会找到的，”阿尔玛·玛蒂尔笑道，“这房子还不至于大到连床都找不到的地步！去吧，孩子，您会成功的！”

　　“我觉得也是！”

　　我搂了搂她的脖子，转身向我的车奔去。

　　我去维克托那儿！恨不得马上见到他！我要飞到他的身边！

　　“晚上我就回来，也可能晚一点！”我说着就跳上我那辆家用客货两用车。跟往常一样，我身着牛仔服，脚蹬运动鞋。任何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我又要回旧房子一趟，去把地下室的水龙头卸下来。

　　阿尔玛·玛蒂尔在后面向我慈爱地挥手，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正用围裙给小维利擦鼻涕呢。啊呀，这个阿尔玛！

　　半小时后我就坐在了飞往汉堡的机舱里。我直接把汽车停放在接人的停车场上。刚好准点跑过关卡。接下去的事就不用我操心了！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我这是怎么啦？赤裸裸的寻欢作乐的渴望。现在也轮到我了。我往后仰靠下去，像所有飞往汉堡去幽会的人那样，我想懒懒地放松一下。只是这次我没穿埃诺推荐的那身套装，但别的都一切如故。机舱内，前后左右全是商人。一位空姐极其亲切地问我们要不要往番茄汁里加点细盐和胡椒。舱外，灰色的云层密布天空，撕成绵绵的碎片从我们身边不停地飞过。我谨慎地往右边瞟了一眼。

　　公文包，公文箱，灰色条纹的双排纽扣，胡子拉碴的腮帮子上长着两个小红疙瘩。

　　左边，山羊胡，眼镜，半秃顶，没长疙瘩，不过指甲倒修剪得很整齐，还有带皮套的金笔。

　　嗨，小伙子们！你们这次是不是又要问我为什么飞往汉堡？不是因为……呃，呃……新女性出版社前途辉煌的女作者为把自己的处女作改编成电影的版权问题飞往编辑部，而是因为我……呃，呃，这会儿可得听好了……对我的编辑情有独钟！真的，难以克制、阻挡不住的情欲，而且还因为——顺便说一下，不久前才坠入情网——我敢肯定马上就会沉浸在一种难以描述的幸福之中！我一个人过，还有两个孩子，这一点您一定得知道，一号听众。我今天刚刚搬家，啊，您对此不感兴趣？那二号听众，您觉得呢？如果从下面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就很有意思了：一个女的搬家了，她忙里又忙外，您想像得出来吗？她的新居位置选得很好。这就有趣了，不是吗？在搬家这一天，她突然飞出去小游片刻，突然搞一次……嗳，在您的交际圈里是怎么说的来着……幽会？外遇？艳遇？

　　男人当然可以这么干了。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您不知道吗？

　　我很愿意在这儿跟您探讨这个问题，来消磨这段漫长的飞行时问。

　　您瞧，您对此很感兴趣吧，我早就看出来了。

　　刚才讲到哪儿了？噢，女人就不可以这么干。因为您想，她一旦找到生活的伴侣，她多年来节制饮食、运动锻炼、薅除腿毛的努力就算得到了报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她很快就会怀孕，当然她也很愿意这样，然后她就慢慢变胖，走路笨拙，除了腿毛又出现了橘皮般的皮肤。值得庆幸的是，她体内的荷尔蒙也逐渐发生变化，使她整天只想着未来的孩子，并为此感到极大的幸福。

　　所以，几乎没有哪个女人怀胎九个月还敢拖着重身、穿上比基尼去登台表演泳装。一切都很实际，很正常。

　　然后她就生下孩子。

　　做妈妈的乐趣自然很多，我绝不贬低或者否认这一点。但这就意味着，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对男人产生性欲，至少不会跟配偶之外的男人发生关系了，即使对配偶在这方面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少，尤其是他不帮着操持家务、照料孩子时。

　　接着她又怀孕了，这使她越发没有时间和兴趣想那种事了。

　　可是男人们不同。他们从不怀孕，也不变胖，激素也不发生变化，他们无法压抑长期冷落的性欲，于是就去寻花问柳。而她，这位妻子，就得独自守着空房、孩子、床和自己的东西。

　　她也只能如此。

　　然后她又节食，每天晚上绕着运动场跑上五圈，坚持不懈地伴着贝巴音乐的节奏活动大腿，来消除橘皮下鼓出来的没有弹性的腹部脂肪，以博得丈夫的欢心。

　　对吧，您说呢？

　　这一切我都经历过，我可不是信口雌黄。

　　孩子们已经不再吵着爬到我怀里吃奶了，即使离开他们一天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您可别以为我丈夫今天突然从加勒比海回来，无家可归，坐在我家美式厨房的高脚凳上，我就会对他产生丝毫的内疚感。您说，我今天出于礼貌也应该呆在家里？给他做上一道美味可口的小豌豆？不，不可能。

　　我的律师会给他一些必要的解释。而且维也纳森林也就在附近，这儿可不是当年在火车上。

　　很抱歉，今天正好有搬运工在这儿。如果他还想随心所欲，那就对不起了。

　　以前在多罗塔娅那里，老实说也不是很合适。

　　可是有谁问过这个？爱神会在哪儿降临？

　　您能否想像得出，埃诺与威尔现在正站在我的厨房里，像两只雄猫那样互相嗅着对方，都像保护神似的随时想插手对方的事情？哈哈哈，真是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整天游荡在外寻觅野鼠①现刚返回的毛发蓬乱、令人恶心的野山猫。一个是肥肥胖胖、油光满面的家猫，女主人每天都会在盘子里给它准备好罐装饲料，盘边还放上薄荷叶。

　　①双关语，又作“乖巧可爱的女孩”。

　　您不认为我留在那儿只会打扰他们吗？

　　我呢，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轮到我打野食了。

　　既然您要看报纸，我也不想耽误您更多的时间了，不管您相信与否，我认为，现在去维克托那儿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明智之举。而我如果纯粹出于礼貌、碍于情面或出于品德高尚而没有这么做的话，那我一辈子都不会饶恕自己的。您想一想，我现在刚好还没到长橘皮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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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很高兴能跟您聊一聊，这段时间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请原谅，我耽误了您的不少时问。我们现在开始降落了。

　　几天以后，我带着孩子们在城里逛街。本来我想给他们买几件夏天穿的衣服，这样阿尔玛·玛蒂尔就不会再把他们塞进早已褪色的埃诺小时候打闹时穿着的衣服里了。这是一个明媚的春日，人们坐在街边咖啡摊上，惬意地享受着春光。我的心里也是春波荡漾，不仅如此，甚至还觉得有点夏天的味道呢。

　　“妈妈，我要吃冰淇淋。”弗兰茨说。

　　“我也要。”维利说。

　　“好吧。”我说，“首先，应该说‘请给我什么什么’，好吗？其次，我还得先去一趟书店。如果我找到了要找的书，那我们就吃上一大盒冰淇淋。”

　　“那你找什么书呀，妈咪？”

　　“弗兰卡·西丝写的《独身幸福》！”

　　“没听说过。我去看看帕派的书。”

　　“好吧，把弟弟也带上！”

　　啊，要是在畅销书架上看到我的一摞书将是多么令人激奋啊！混杂在那些抢购此书的读者中间又是多么滑稽啊！

　　我激动地朝着广场边那家最大的书店走去！

　　“我们可以去看看小人书吗？”弗兰茨就爱钻到角落里，翻看那些被翻烂的帕派写的小人书，或者看积满灰尘的丝绒动物玩具。

　　维利拖着他的独臂兔子——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摇晃它剩下的三条腿——也去了那个角落。他把这个残废的破玩意儿扔到那些失宠的啮齿目动物那儿，也煞有介事地欣赏起那些翻烂了的帕派连环画来。

　　我趁机悄悄地溜掉了。

　　我的书会放在哪儿呢？

　　前边就是畅销书架。

　　我就像商店里的小偷慢悠悠地晃过去，偷窥着每一个书名。

　　我的心咚咚咚跳个不停，不会有人听到吧。

　　紧张得都快要晕倒了！

　　这儿全是那个美国人的小说。他曾经写过一本上千页的论文，研究的是中世纪的理发师、犹太教士、医生和一些故去多年的波斯人。书摆得一堆一堆的！我觉得这些小说也挺有意思，毋庸置疑，只是有点啰嗦，稍嫌长些。比如，一个犹太教士新到一个小城，至少需要七十页才能够写到他的第一位邻居在花园里跟他打了个照面，无关痛痒地谈论了一下天气。

　　再看这儿，这儿堆着康沃尔的那位老太太的装帧精美的小说。她的故事总也写不完，一个接一个。而且总是让那些英勇果敢的女主人公奔波于狂风暴雨、悬崖峭壁之中，因为她们暗中看上了一位性格古怪的地主少爷。她们在车棚里打扰他的工作。小说中的时间总是狂风暴雨或雾气蒙蒙的黄昏。雾气弥漫时，她们就和少爷在乡村小厨房喝茶，边喝边闲扯，但绝对没有过分的亲昵行为，她们只是为了等天黑之后再次艰难地穿过那些峭壁危崖回家去，这对她们来说胜似闲庭信步。这些女英雄只是静静地坐着，不看电视，也不熨烫一下在海风中冻得发硬的床单，她们悠哉游哉，享受着那份闲情逸致。她们没有流鼻涕的孩子，也不必去阿尔迪商店打工，所以她们才孜孜不倦地在每一章里都穿过海藻，从偏僻的山区一路蹓跶过来，在半明半暗中或者跟这位沉默寡言的少爷一起，或者跟其话也不多的母亲一起，喝上一会儿茶，而他母亲每次都为喝茶准备好自己煎烘的玉蜀黍片。最终她们都放弃了无忧无虑的喝茶和信步的生活，可能是出于对财产的占有欲便同少爷结了婚。而故事该怎样收场，这位畅销书太太却总是装模作样地留给读者猜想。

　　咳！

　　那儿自然还有无法想像的一大堆书，封面上是一些妇女，影影绰绰的，都在感人肺腑地叙述着她们是怎样被掳劫到中东去的。我对这些故事特别感兴趣。当我贪婪地读着这些小说时，既愤怒交加，又惶恐不安。我一旦聚精会神地埋头于这些小说，谁也不许跟我打招呼，谁也不许来纠缠我。我应该每天都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因为我可以不必蒙上面纱，而且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活动。

　　在一堆堆女性作家所写的关于软弱女性受压抑的书旁，是一摞摞描写超级性别即女性的解放的书，毫无幽默感，说句公道话，在这样一些书中穿行起来是很费劲的，光书名就已经很令人费解了，像什么“三十五岁的女人宁愿要手提包里的一条鱼，也不想在床上见到一辆男式自行车”等等。

　　唉，难道非这样不可吗？

　　有一部相当流行的女性小说，讲述的是一家旅馆的修缮。女主人公在旅馆里干清洁工，在热情洋溢的结尾她嫁给了这个旅馆的老板。作者的初衷是希望人们将这本书多读几遍，以发现书中女性解放的端倪，或者哪怕是一点点消遣的价值。反正封面上是这么写的。那上面还写着，女作者不愿将自己的照片同书一起公之于世。原因是什么，上面没写。

　　啊……啊！

　　我的《独身幸福》肯定会给这灰蒙蒙的景色吹上一丝清新的风！

　　肯定会的，肯定！

　　迷惘的眼光仍在匆匆地搜索着目标。

　　畅销书架上没有《独身幸福》。不可思议！

　　一种莫大的受挫感！

　　一种深深的沮丧感！

　　一种极度的羞愧感！

　　我这个背运的、毫无吸引力的失败者！

　　我几乎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在向我投来嘲讽的目光。

　　“哟，是弗兰西丝卡？找你的书啊？哈哈哈，谁看呀？恐怕早就捣成纸浆了吧！”

　　我回头看看我的孩子们，至少我还有孩子呢，总算还有点什么。他们正悄悄地在陈列帕派儿童书籍的角落里爬来爬去。现在走吗？就这样放弃？不，要坚持。

　　“喂，小姐，请过来一下好吗？”

　　“您要买什么？”一位戴眼镜的白净姑娘忙从那边走过来，和气地问道。

　　“不。”我忙又改口说，“是的，我想买本书。”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来到了，我平生第一次说出了我自己所写的书。

　　我故意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好像是远方的一个熟人不久前托我给她病中的同事来买这本书似的。

　　“好像是叫《独身幸福》。”我尴尬得恨不能在地上找出条缝儿钻进去。

　　“《独身幸福》？”这位姑娘用询问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如果真有这书的话，那也是新书！”

　　如果真有的话！她就这样称呼我的处女作！如果真有的话！她转过一个摆书的大桌子，翻出一本厚厚的目录，边翻边不停地问：“西丝？真是西丝吗？开头字母是C还是Z？啊哈，您等一下……”她的纤纤玉指滑过了目录上近千个书名。“啊，找到啦！还真有呢，《独身幸福》，作者弗兰卡·西丝。嗯，我们得为您预订……”

　　她好心地翻出一本预订簿，然后问我的姓名（我当然羞红着脸说“弗兰西丝卡·赫尔”，而没有说“弗兰卡·西丝，你这个小浑球”），并热情地说，这本“小书”下周就会连同下批图书一块运到，定价是十二马克八十芬尼。她还诚恳地说，如果我能够预付定金的话，她将非常感谢，因为她无法想像，除了我之外还会有谁对这部“大作”感兴趣——她用了“大作”这个词——而她就得坐在卖不出去的书上一筹莫展，您清楚，老板是不希望看到这些的……那自然，我完全理解。谁还会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你上吊呢？当这个戴眼镜的书虫还在用左手详细地填写订单时，我强迫自己不让她意识到，她如此不恭地谈论的书正是我写的，她要给我预订的也正是我的书，而不久之后她将排队买票的电影也正是由我的书改编的。哎呀，她肯定会去看的！我敢打赌我的手在书桌下偷偷地握成了拳头。就跟郝思嘉①似的，我再也不扭扭捏捏、结结巴巴地订购我自己写的书，拼写我自己的书名了！永远也不了！

　　①美国女作家（1900——1949）玛格丽特·米歇尔小说《飘》（又译《乱世佳人》）中的女主角。

　　我气得满脸通红，点出十二马克八十芬尼放在桌子上，心里暗暗想道：《独身幸福》不成为畅销书我就不再光顾这家书店。然后我便溜到孩子们所在的角落，把他们拉到跟前，给他们念帕派的书，只要能找到的我就念给他们听，同时我尽力克制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晚上，我给埃诺讲起我的悲惨遭遇。他跟往常一样，每天晚上顺便来“呆一会儿”，看看是否一切正常。反正他离得也不太远，不过三十来米，所以他过来连车都不用开。

　　由于威尔的意外出现，他碍于面子跟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连他放在我床右边的可遥控的小备用桌也收了起来。

　　当然威尔也没有住在我这儿。这两个男人互相盯着对方。我觉得这对我很有利。

　　埃诺过来看看，顺便还在胳膊底下夹了一个盒子。我心中暗暗揣摩，这次是一台全自动番茄榨汁机呢，还是给弗兰茨和维利的带有玩具激光打印机的超级马利游戏卡呢？我一边猜测，一边决定立即告诉他我今天的遭遇。他应该马上履行他律师的义务，行使他经纪人的职权。

　　“书店里的那个女营业员不认识我。”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让委屈的泪珠掉下来。

　　“怎么啦？我想你可能是首次光顾那个书店吧？”埃诺说着就开始拆那个盒子。

　　“我的意思不是说她不认识我这个顾客，而是不认识我这位作者。”我抱怨道，想得到他的同情。

　　“她不知道你是弗兰卡·西丝？笑话，怎么会知道呢？你脖子上又没挂着你的名字，哈哈哈！”

　　我想起那位不愿将相片公之于世的女作者，心想，要是我的书里印上我的照片，我绝对不会反对。

　　“哦，埃诺，我是说，她不知道我的书！她还得在一本目录中查找，”说到这儿我嗑巴了一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我的书名！”

　　我的声音都有点发抖了。“哦，埃诺，我还一直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呢！”

　　埃诺放下盒子，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你是说，从法律上？”顷刻间，耍脾气的女明星的泪水枯竭了。

　　我可以想像得出，埃诺第二天就会带着泪眼汪汪的鄙人去书店登门问罪，他会对她大声吼道：“是您得罪我的委托人了吗？”他会提醒那个吓得结结巴巴、满面通红的姑娘不要拒绝作证，然后把她的老板叫来，用他们的行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陈述一遍，并且以追究法律责任为由，让他们把我的书在橱窗里成塔状摆上几百本，摆在楼梯上，并且给每一位顾客送一张介绍该书的传单，当然是由他埃诺用电脑和激光打印机搞出来的，上面写着：成功的女作者弗兰卡·西丝刚刚把她的处女作投向市场，每一位联邦公民如果不立即购买的话，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不，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埃诺说，“不过，我们现在务必要为你这本书做点准备，从技术方面搞点基本建设。”

　　说着，他便麻利地打开他那个谜一般的盒子，拿出一个黑色的金属匣子，上面有好多按钮。仔细看的话，所有按钮上都标着英文。

　　“这是什么呀？”

　　“电话应答机。”

　　“可我不是有一个了吗？”我茫然地指着电话旁那个招人喜爱的怪物。那上面留下了我和孩子们独特的谈话，尽管从未有什么留言，但每次打开都会令人捧腹大笑。

　　“这儿是弗兰西丝卡·赫尔家，请……妈妈，我要！好吧，弗兰茨，你说吧！不，把话筒给我，我要拿着……好吧，这儿是留言……我要对里面说‘喂’！不，你这个小浑球，给我……撒手！衷心地祝你……噢，你这个白痴！”肘撞拳打，拖曳嚎哭，哀求挠抓，嚓嚓作响……中间夹杂着我的声音：“您有的是谈话时间……”咔嚓。

　　听来简直像电台播错的广告词。

　　埃诺认为，这种不文雅的、幼稚的玩闹应该结束了，因为我现在已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一位世人瞩目的女作家。他这儿弄到的是尼克斯陶奇公司的最新、最高级、最现代化、最尖端的产品，这种电话目前尚未在欧洲市场公开销售，使用极其简便，甚至连我，弗兰西丝卡这个无知的女流之辈，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它。另外，可能还需要找一位职业播音员用三种语言，即英语、韩语和日语来预录留言，以便随时告知我的读者和顾客在哪儿能够找到我。通过挂在身边的最为先进的全欧漫游的轻便手机，我可以在游乐场、在沙坑里马上给别人回话，就看我当时的情绪了。

　　“我的情绪是，在沙坑里不回任何电话，”我说，“而且也没有哪个蠢猪给我打过电话呀。”

　　我绷着脸，赌气地从这个日本怪物前走开了。

　　埃诺的兴头丝毫不减。

　　“我给你装好吧。安在哪儿最好呢？放在床边？”

　　我在考虑将来是否有必要把我仅有的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搭进去，用三种语言跟一个眯缝眼的经理——有可能他还坐在日本的沙坑里——打电话。

　　“不要，”我甚觉无聊，“谢谢你的一番好意，我不需要这匣子，把它带回去送给你母亲吧，这样她就可以用日语给特劳琴姑妈留言了。”

　　“可我已经送给她一个了，”埃诺说，“特劳琴姑妈我也送了。”

　　我多少有点感动，我竟然在他最爱的女人中还能排第三位，也能有此殊荣分享他的好东西，跻身于这种三语应答机的显赫拥有者之列。

　　埃诺开始殷勤地拆解导线和各个小零件。我为了证明自己在技术上的天赋和虚心学习的意愿，便用那台超现代化微波炉为他热了一份冷冻快餐。

　　“我们必须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埃诺在餐桌上摊开那本八十页的使用说明书说，“首先得让出版社为你登宣传广告。当然，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商业利益着想。他们应该为你出一本小册子，附上你的玉照、生活简历和至今发表的著作——当然啦，这一点他们这次也可以省掉不写。然后为你安排作品朗诵会和签名活动，优秀的出版社都是这么干的。所以，你明天要立即跟你的编辑——这人叫什么来着，朗格——取得联系。”

　　成功的女作家懒洋洋地在炉旁站着，倾听着自己不必交税的、狂跳得失去了节奏的心声。这人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我应该亲自跟他谈一谈？”

　　当我用手指尖试着把已经感觉不到热量、温度已恢复正常的微波炉具从炽热的炉膛里拉出来时，我的心已经坐上飞往汉堡的早班飞机了。

　　“不行，你谈恐怕效果不好。我有更好的办法，我来跟他谈，我不是你的经纪人嘛。”

　　咳，真遗憾！我希望这两位男士公事公办，千万不要交流男人们那种粗俗的“体己话”。但不必担心，埃诺会像往常那样绝不提及私事的，或许他会大谈电脑，而绝不谈论我。可维克托呢？真正的绅士是只懂得享用而不会张扬的。

　　埃诺一脸严肃地坐在餐桌边，动作极其麻利地把那些日本小玩意儿装到应答机的背面，它们也都很听话地呆在上边了。

　　“嗯，这是其一，出版社由我来对付，不会很棘手的；其二，你的威尔应该心甘情愿、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反正他要把这玩意儿拍成电影！”

　　“这玩意儿？”我装作激怒的样子，边说边给他端上冒着热气的快餐。“祝你胃口好。小心，盘子很烫！”

　　埃诺赶紧缩回手去，但为时已晚，刚才他高兴得太早，指尖已经触到盘边了。

　　“该死的！”他骂道，“你用错了餐具。”

　　没等他跳起来再给我讲上一通微波炉的优点，乘他还没有讲得别人插不上话时（“我是鲁宾逊，你这个啰嗦的高个儿星期六！”①），我赶紧把他引回到刚才的话题。

　　①在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的小说《鲁宾逊飘流记》中，流落孤岛的鲁宾逊救了一个土著人并将其收作仆人。鲁宾逊以仆人获救日为他取名为“星期五”。这里“星期六”是幽默的说法。

　　“威尔怎么啦？”我问。

　　啊呀！埃诺会强迫他为精神上饱受创伤、思想贫乏、邋里邋遢的妻子向新闻界进行宣传的。我想，威尔毕竟是世界名人啊！埃诺会通过法律途径来给他施加压力的！在这种事情上埃诺总会有办法的。

　　“等一下，”埃诺说着便费力地站起来，“如果这玩意儿受潮的话，电线就会变形，影响通话质量。”

　　这可不行！

　　我可不想在家里摆一个说话出错、带着鼻音的日本货！

　　埃诺小心翼翼地把匣子拿到电话旁装好了。

　　“好了，现在我可以安心地吃饭了！”他高兴地铲起一大团冒着热气的意大利宽面条。

　　“我觉得威尔不会替我的书做广告的。”我又来了。我心痛地看着埃诺忘乎所以地烫伤了舌头。

　　“他肯定不愿向世人透露我这本小说的名字！否则，在电影上映之前人们就会把书名跟我联系在一起，他那么自私的人是不会意识不到这点的。你知道，他在这方面特敏感……”

　　埃诺难受地舔着他三度烫伤的上腭。

　　“不清楚。他应该同意……”

　　我看着他吃饭，感到很紧张。饭团里很可能还有没化开的冰块，随时都有可能磕掉他的一颗臼齿。

　　“是呀，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你这么幸运。这跟家庭环境有关。威尔小时候就过得很不舒服，霸道的母亲和好斗的父亲，以及……看看你自己，与他恰恰相反。你的妈妈总是那么爱你，支持你，为你做饭，给你熨衣服，让你早晨懒觉睡个够。你不曾有过妻子，也没有孩子，他们闹腾得简直可以把你的神经一点一点地撕碎。你从不必从家里出逃，不必去加勒比海，不必离开妈妈的家门半步。你还需要战胜哪个人来获取自己的成功呢？”我挖苦道。

　　“战胜你。”埃诺嘴里塞得满满的，一副得意的样子。

　　这时有第三者加入到我们的闲谈之中。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来自走廊。

　　我吓了一跳，呆住了。

　　“今天是星期二，晚上九点二十九分。”那声音在我背后说道。

　　接着，吱的一声。

　　我们还没有做出反应就又听到叽里呱啦的说话声，随后又吱了一声，便是叽里咕噜的韩国语。

　　“把那个家伙给我赶出去。”我的幽默感消失了。

　　这使我想起了儿童电视节目《戈费在时空隧道》里那种未来的恐怖景象，弗兰茨和维利每到星期天早晨六点必看这个节目。自打埃诺在孩子卧室里安上一台儿童电视，把遥控器悬挂在弗兰茨床上伸手可及的位置，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收看他们喜欢的节目了。我往往还在打鼾时，他们就抓紧时间看这个破烂节目。

　　“哦，这是个接触上的缺陷。”埃诺边说边把他的热粥匆匆喝完，这样，剩下的三个小时他都可以用来鼓捣他那个说韩语的玩意儿了。

　　这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谈起我在国际上打开局面的可能性。很自然，这个应答器也很重要。

　　我让自己回到家庭主妇的角色中去，帮着熨烫成筐的内衣。啊，我们生活得多么惬意！这一直是我所想像的家庭生活。他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鼓捣他的业余爱好。她叠着衣服，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满足。孩子们安详地睡觉，第二天早晨六点就可以准时起床看儿童节目了。全家和和睦睦，欢欢乐乐。

　　为了精神上不致空虚，我看了一部黑白电影，演的还是人们室内室外都戴帽子的时代。他们不是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就是对着圆锥形话筒大喊大叫，偶尔还摔打话机的插簧，对总机的小姐说：“请接线，你在班上吗？”以此来督促她们的工作。

　　埃诺在那儿全神贯注地为我安装那个不受欢迎的、粗俗笨拙的应答器，我在熨着衣服，脑子里却一个接一个地想着各种怪念头。

　　这条滑雪裤太小，该送人了。这件特劳琴T恤衫也缩水了。

　　我又忘了操作保持新鲜原色的洗衣程序，而埃诺还特意为我调好了洗衣机。

　　熨斗不滑动了，肯定又是粘在什么纺织品上了。

　　这种超现代蒸汽熨斗怎样喷汽我还是没有掌握。

　　真他妈的糟糕，我怎么脑子就不开窍呢？

　　每次我熨衣服时，熨着上面一层，却把下面那层熨出皱褶来。

　　每次都是这样。

　　叠衣服我也叠不对称。不管我事先有没有用熨斗熨过，每次都像是叠反了似的。

　　不管怎么摆弄，总不挺括。

　　从来就没有叠得平展的时候。

　　哪怕我费的力气再多。

　　从没有叠出过合适的皱褶。一件衬衣要么左歪要么右斜，从来就没有对称地合在一起。另外，领子就跟太阳底下的一条奶酪似的，弯弯曲曲的。真是怪了。

　　还有，电视上最爱表现靓女猛吸纺织品的味道，接着便紧紧地把衣服抱在胸前。这些我都模仿不了。

　　如果闻到衣服上的洗衣粉味道，又怎能让人欢欣雀跃呢？我也不会因为给整个足球队洗完他们汗渍斑斑的运动服而高兴得飞舞于几米长的晾衣绳上挂着的床单之问。

　　我肯定是缺点雌性激素。

　　总而言之，我不能干我本来应该干的事。而现在，做一个合格的家庭妇女已成为一种时尚！广告里的这些年轻女性都是这样。

　　她们才是今天的时尚女孩呀！

　　也就是说，原来的那一代已经过时了。那时，她们柔滑的波浪式金发上戴一顶雅致小帽，身穿白衬衣和过膝的粗呢短裙，脚着便鞋，穿过人行道，飞速扑向她们的——也戴着宽边檐帽的——情人怀抱。她们是如此地兴奋，因为她们在穿上白衬衣、戴上雅致帽、镶上花边饰物、蹬上小便鞋之前花了几个小时才准备好的饭菜就要让情人品尝了。今天的女性穿着牛仔服，很随便地跳过她们刚刚又唱又跳地喷洒过无氟泡沫的软垫躺椅，温柔地摆弄悄悄出现在她们私宅的同学赫尔伯特的光头，发出愉快的格格声，因为在她们看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她们可以向她们的丈夫兼同学证明，她们柜子里绝对没有什么可以狂饮的东西，而只有散发着娇滴滴馨香的克莉科寡妇牌香水。

　　今天的女性一边在厨房里收拾餐具，一边海阔天空地神聊，说伊冯的婚礼总的说来还挺好，只是咖啡壶都只有一半满的咖啡，但接着，女孩中最最机灵的那个从手提包里抽出碰巧随身携带的一包雅各布牌咖啡，转眼间就挽救了这对新人将要被宣布为失败的婚礼。

　　今天的女性淫荡地坐在小汽车里搔首弄姿，如果仔细看的话，她们只是驱车去附近的购物中心。汽车后座上有三个抠鼻孔的小毛孩和一条蓬头垢面的大狗，它那几只脏乎乎的爪子得等她们采购回来后，面带温柔的微笑用苏内尔牌超级洗涤液给——擦拭干净。

　　今天的女性很坦率地告诉五百万电视观众，即便是在严格的驾照考试中，骆驼牌卫生中也能够适应不同的要求，尽管她们本人没能通过考试，但骆驼牌卫生中却通过了安全性测试！

　　今天的女性出神地看着匆匆从早餐桌旁跑去上学的儿子。令她们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总算喝了贝克尔医生关照要喝的橘子汁，于是满足地把打开的瓶子贴到了脸颊上，同时却把目光转向窗外在风中摇曳的桦树。等不了多久儿子就回来了，浑身脏兮兮的。她仍然是喜滋滋地给他剥下脏得都认不出原来颜色的运动服，连同那种她们认为是无害自身健康的洗涤剂一块塞进洗衣机。洗干净之后，又满怀慈爱地把散发着清香的运动服像刚才对橘子汁瓶那样贴到面颊上！

　　今天的女性除了乐意把精力用在对儿子、爱犬、地毯、运动服、丈夫的老同学，还有——这一点今天的女性已经很自觉——对自己的生殖系统的护理上之外，也别无他事可做。

　　电视上，金发女郎头顶时髦小帽，身穿洗得柔软的衬衣，上面带有别致的扣子，在暴风雨中的一只破烂渔船上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忧。而我则一边叠着一件领子软耷耷的上衣——这次又没有熨好，背部又烫出了皱褶——一边在心里嘀咕：我今后应设法避免这种生活。

　　首先，我再也不会结婚了，不管他是律师、财主还是旅馆老板。

　　其次，我要雇一个女管家，一个戴着上过浆的女式小帽、穿着不打褶围裙的女管家。她应该把我一整天要干的家务活全揽下来。那些活我都干烦了，况且我又那么笨手笨脚。

　　女管家应该每天早晨七点钟准时到来，热情洋溢而又镇定自若地给孩子们洗澡，把他们金色的小乳牙刷干净，衣服要给他们穿得合适，颜色搭配恰当，然后亲切又坚决地把弗兰茨送到幼儿园。接着，她还得教育维利不要随地大小便，把长毛绒玩具兔身上掉下的胳膊再为他缝好，然后带着衣着整洁的孩子和洗得干干净净的兔子，一起开车去超市买菜，回来后做一顿营养丰富而又美味可口的午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孩子们睡午觉时，她就收拾餐具，嘴里哼着小曲儿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收拾出来，把衬衣叠放整齐，按照字母顺序放入用皮子擦亮的柜子里。

　　所有这一切，她都要干。是的，乌拉！

　　而我在这段时间就坐到写字台旁，往电脑里敲入一篇篇消遣小说，所得稿酬我就拿来支付保姆的工资！

　　这样，我们大家都很幸福：保姆、孩子和我。尤其是每天下午三点，我就可以用车推着孩子，到森林边散步，悠哉游哉，无忧无虑！

　　我不理解，为什么只允许男人有这样的生活？男人跟女人一样，都跟两人的孩子有血缘关系啊！

　　如果男人不愿意整天呆在家里做恋巢之鸟，那也无所谓，可为什么非要女人这样做呢？

　　可能有一些妇女，她们有着心爱的孩子和讲究的住宅，她们离不开这种天伦之乐，她们心甘情愿、不分昼夜地把精力用在擦拭厨房玻璃窗上的油污，或者不知疲倦地烤制一些橡皮熊状的小蛋糕。

　　可为什么非要每个女人都去这么做呢？如果有人不想这样，那就应该发发慈悲，允许她以别的方式来设计自己有意义的生活，而不要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位狠心的妈妈或者是一个邋遢女人。

　　这么说吧，如果要我跟孩子们一块儿玩找袜子的游戏那简直就太难了：哪只袜子跟哪只袜子是一双？谁找到两只相配的袜子就把它们卷在一起，对积极勤奋和富有创造性的可特别加分！谁先把袜子配对并卷叠起来，就把它们放入规定的抽屉里！谁的篓子先空了，那么这个灰姑娘就可以获得冠军，拿到一块金色的熊状橡皮！对我来说，这比登天还难。

　　我没有丈夫。

　　我是说，没有固定的丈夫。

　　我也不想要丈夫！

　　我是说，不想要固定的丈夫。

　　我的意思是，从纯生物学角度来看，威廉·格罗斯克特尔至多也不过是个父亲。

　　埃诺呢，他为孩子们买玩具和游戏卡，也挺好。

　　而维克托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让他留在我家里。我只想跟他不受干扰地在罪恶的草坪上翻滚，但决不会跟他一块儿拣起掉到地毯上的哄孩子的橡皮奶嘴。永远也不会。

　　唉，尊贵的夫人，这就难喽。

　　请问，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男人呢？您是要求有专长的呢，还是全面发展的呢？也许还有更多的其他要求？

　　啊呀，是的。

　　这儿有一种，他能跟孩子们一起嬉闹，对家务活驾轻就熟。既能以极大的热情扎到孩子堆里跟他们做游戏，同时又不耽误家务活，他会心甘情愿地、迅速地把土豆皮刮完。是要这样的吗？这种类型的人已经过时了，不过我们还可以弄到。您想预订这种吗？

　　哦，是的，干吗不要呢？您先给我订其中的四分之一吧。

　　我满怀希望地把最后几条衬裤扔进了衣篓里。

　　不过，这样的男人不会长久吸引我的。

　　我希望找个能让我仰视而又亲近的男人。

　　哎呀，这当然不行啦。有小孩的模范丈夫干活时往往是弓着腰，或者是四“爪”着地地爬来爬去。

　　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呢。您还可以提供哪些类型？

　　我们这儿还有讲究实际型的。看，这位满意吗？

　　我朝埃诺望去，这位先生正在全神贯注地鼓捣我那台新添的日产电视机的电线呢。

　　我们可以向您推荐，他属于实干型，什么时候都很热门！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对生活驾轻就熟，平时遇到点什么麻烦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们具有超常的智商，能阅读各种语言的使用说明书。不过，对于具有浪漫色彩的美食家来说，他们可能还有点力不从心，难以持久地使您得到满足。另外，他们也不零售，只能整个出售，甚至连母亲也要一块儿带着。

　　行，您也给我弄四分之一吧。

　　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嗯，那后边的是什么？那边拐角上，靠酒柜的，玻璃杯后面的那个。这个看起来太诱人了！

　　噢，这是本店的进口美味，雅致，机灵，成熟，浪漫而又性感，品位高贵，可是只能小份享用。并且，尊贵的夫人，他也不会使您的孩子感到满意。这种类型适合于体验丰富、需求较高的美食家的口味，也相当昂贵，可以这么说，一小份就是奢侈享受。

　　那就奢侈上四分之一吧，除此以外，女人还有什么可奢侈的呢？您给我一小块儿一小块儿地冷冻起来，好吗？谢谢。

　　别的呢？我也得考虑节俭一些，我们回过头看看降价商品吧。

　　特价柜台上摆着的是昨天卖剩的，现以半价出售。我们也还有四分之一。我的意思是，剩余商品也得充分利用。夫人，咱们坦诚地说吧，从某种程度上说，剩货也有些营养价值。尊贵的夫人，您仔细想一想，这剩货还能支付过去几年的利润补贴呢！

　　当然啦，什么东西都不应该放在那儿让它坏掉。请给我用新的塑料袋装上四分之一吧。

　　尊贵的夫人，您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吗？

　　是的。

　　您这儿有没有五十年代那种善于操持的保姆？

　　没有，这种类型我们已经不经营了，现在您在普通的市面上根本找不到了。

　　我早就料到了。我就认识那么一个，并且对她已经习惯了。只是这个也不能分开卖，只能整体出售。

　　惋惜声……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想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她能帮我料理家务，但不能让我嫁给她或者她的儿子。一个超级母亲，负责家务，热情耐心，朝气蓬勃，生活有节奏，慈爱而又幽默，能倾听别人倾诉心曲，更能做得一手营养丰富的饭菜，还能把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放到浴缸里。她还必须始终如一，天天如此。

　　很遗憾，这已经是老古董了，现在没人卖了，可能已经绝迹了。

　　我也早料到了。

　　嗳，尊贵的夫人，在我们这儿买不到货物可是极个别的情况。不过，这种货物在现在的自由市场上也确实没有了。

　　理解，谢谢。

　　您要纸袋吗？

　　好吧，谢谢，要一个不污染环境的。我可以用支票付款吗？

　　当然可以。我们这儿还可以用信用卡。

　　太好了。我用我的信誉来支付。

　　谢谢，您走好！您看看附近有没有您要找的那种东西！

　　好吧，我去试试看。

　　我要为自己找一个女人。

　　男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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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天，我遇到了她。

　　我生活中的女人。

　　“弗兰西丝卡吗？我是威尔。听着，我是从柏林打来的！”

　　那有什么，又不是从加勒比海打来的。我没有什么感觉。

　　“什么事啊？”

　　“先问你日安。挺好的吧？”

　　“弗兰茨、维利和我正在捏制小树。”

　　“好，很好。你听着，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公司，关于借……”

　　“妈妈，你快接着捏啊！”

　　“电影赞助拉到了。五百万！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剧本了。喂？你在听吗？”

　　“嗯。”我说，“宝贝儿，这儿再弄一个。”

　　“什么？”

　　“妈妈，它往前倒！”

　　“你再用手把它传一传，它就胖一点了。”

　　“弗兰西丝卡……”

　　“我们正在捏东西，不是说过了吗？”

　　“明天清早我乘第一班飞机过来。”

　　“那好极了！”

　　孩子们，妈妈太对不起你们了！今天下午我总算成功地给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他们喜欢的、能开发创造力的捏橡皮泥活动，结果又被我业务上的事打搅了。五百万电影赞助还不如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捏上一堆橡皮棍似的阳具更令人兴奋呢！

　　“喂，你听着，现在马上给孩子们找个安置的地方，否则会拖累我们的工作的！”

　　“哦，这太容易了。我就把他们拴在树上，或者干脆把他们丢到公路边的停车场上。”

　　威尔对我的幽默还是没有感觉。

　　“哈哈哈。”他干笑道，“总之一句话，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把孩子们交给一个保姆，家里要保持安静。具体怎么做是你的事，我只是解决主要的问题，我可以住你那儿吗？”

　　“那得问一下我的律师。”

　　我想起了分居期的规定。如果我违背埃诺的指示，他肯定会生气的。

　　“好吧，你考虑一下。我觉得我们日夜在一起，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孩子们不能留在家里，我不需要他们。”

　　“孩子们住在这儿，也必须留在这儿。”

　　“好吧，如果你想一起写剧本的话，我希望你能配合一下！”

　　“妈妈，看啊，它又站起来了！”

　　“哇，真棒，宝贝儿！只可惜有点蓝不溜秋的。”

　　“什么？弗兰西丝卡，明天清早去机场接我，这样可以节省时问。回头见！”

　　咔嚓，他挂断了电话。

　　我丈夫，我的先生和主宰。我永远也不会再跟他一起生活了，永远不会了。除非地球倒转，我将跟弗兰茨和维利留在我们这个市郊森林边的舒适小窝里。

　　当然还有那只邋遢兔子。

　　对于偶尔来访的客人我当然也很欢迎，这没问题，反正我们还有客厅。

　　不过，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绝对不可以再跟我共用一管牙膏了，他永远也别想了。

　　可我还想跟他共同改编他妈的这个剧本。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还有阿尔玛·玛蒂尔，还得麻烦她一次，就这一次了。

　　我抓起电话。

　　“喂，阿尔玛·玛蒂尔吗？对不起，打扰您了！”

　　“可您根本没打扰什么呀，姑娘！您很清楚，我总是非常高兴接您的电话！”

　　“我有一个迫切的请求……”

　　哎呀，多令人难堪啊，可我已是骑虎难下了。要么明天写剧本，要么明天捏制圣诞树来度过我的后半生。

　　“到底什么事呀，孩子们？你们来电话，太好了！你们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刚刚还谈到你们呢！”

　　“怎么回事呀，阿尔玛·玛蒂尔？您感觉不舒服吗？”

　　“不，不，我挺好的。可特劳琴姑妈今天早晨去世了。”

　　这可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怎么恰恰就在今天呢？尽管她至少也已九十四岁了，可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不写什么鬼剧本了，捏制圣诞树不也很美吗？还更有意思呢！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如此。

　　“那我们最好还是不去了。”

　　“不嘛，妈妈，我要去阿尔玛奶奶家，我要去！”

　　“不行，维利，今天不能去！阿尔玛奶奶今天很伤心。”

　　“那我就去安慰安慰她，”弗兰茨说着，从桌上挑出他最成功的作品，“我给她看看这个，她就会高兴的。”

　　“不行，弗兰茨，阿尔玛奶奶今天不想看你捏的橡皮树。”我无力地说，尽管我敢肯定，她一看到这个蓝不溜秋的、有点驼背的东西绝对会高兴起来的。要知道，阿尔玛·玛蒂尔的性格是很活泼的。

　　“行啊，来吧！我当然想看看你捏的橡皮树啦！再说，我这儿也不是一个人！帕拉也在这儿，她是特劳琴姑妈的朋友，我们正在喝咖啡、吃饼干呢，剩下的这些还足够你们享用的！”

　　这样还行。要是没人在旁边的话，我很想瞅个机会问一下，她是否能够立即化悲痛为力量，接待我的小家伙，而又丝毫不为人觉察。如果她说“不能”的话，那我就会如释重负，用我的后半生去捏圣诞树了。至少我努力过了！

　　可我现在又不能问她！

　　现在，她那儿恰好坐着一位喝咖啡的、泪眼汪汪的阿婆。她们很可能正在谈葬礼，撰写登报的讣告。可能的话，她们或许还会让我帮她们撰写呢。最糟糕的是，她们还可能邀请我参加葬礼呢。

　　“不用了，没什么急事。你们先安静地呆着吧！向您的客人问好！”

　　说着我就要挂电话。

　　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看来要撇开我，以便自己飞黄腾达。

　　女人嘛，就是属于厨房。

　　大脑皮层里的姑娘想爬过那堵墙，但是又掉了下来，就那么趴在灰尘里。

　　阿尔玛·玛蒂尔似乎没有放过我声音里流露出的一丁点失意。

　　“亲爱的弗兰西丝卡！我请您一定过来一下！要不我去接您？”

　　孩子们在我身旁又扯又拉。

　　“我要去阿尔玛·玛蒂尔家！马上就去！”

　　我只好让步了。

　　“我们一会儿就到！”

　　我提醒自己，绝口不提威尔·格罗斯来电话和五百万赞助的事，更不提我从明天起就跟威尔合写剧本的计划。

　　阿尔玛·玛蒂尔一定沉浸在悲哀之中，虽然特劳琴姑妈已享年九十四岁。

　　“阿尔玛·玛蒂尔会给我做一艘帆船！”

　　孩子们高兴得在我面前又蹦又跳。

　　由于帕拉阿婆在那儿，她肯定会注意孩子们的，所以我有必要把他们领进浴室，给他们洗干净抹得脏乎乎的小嘴，擦上妮维雅儿童霜。这样，他们的脸蛋就会一直像板肉皮那样油光锃亮、香气扑鼻，从中也能闻出母亲的幸福。然后，我又异乎寻常地给他俩梳出头路，把面霜一直擦到乱蓬蓬的前额，看起来那么逗人喜爱。我希望暂时能把那位哭泣的帕拉阿婆的注意力从悲痛中引开。

　　“啊呀，你们总算到了！”

　　阿尔玛·玛蒂尔对我们的到来真诚地表示欢迎。“弗兰西丝卡！您可是好久没露面了！我都想是不是您生我的气了！”

　　“怎么会呢，亲爱的阿尔玛·玛蒂尔！我还想您是生我的气了呢！”

　　“我们永远也不会的，不是吗？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交谈！我们女人必须站在一起！”

　　阿尔玛·玛蒂尔在门前拥抱了我们母子三人，把我们推进客厅。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儿。没有见到我想像中的那只哭红了嘴的老乌鸦。相反，沙发里坐着一位标致丰满的太太，四十出头的样子，坦诚的脸上透露着调皮的气息。

　　这就是帕拉？

　　特劳琴姑妈的朋友？

　　她们怎么认识的呢？

　　“你们好！”帕拉友好地向孩子们伸出双臂，“你们俩就是弗兰茨和维利吧？”

　　她的一双纤纤玉手保养得出奇地好，简直让人以为她出身于皇室贵族。她可能天天都用棕榈牌沐浴液洗澡。

　　“是的。”弗兰茨回答道，“你是谁呀？”

　　“我是帕拉。”帕拉的声调极其温和，但语气很坚定。显然，这是一位善于交际的女人。

　　“赫尔。”我仍然迷惘地说着，向她伸出手去。

　　她站了起来，这使我感动得几乎有点难为情了。只听她欢快地说道：

　　“罗恩多夫。”

　　我怀疑她那雪白雪白的牙齿是否都是真的。

　　“罗恩多夫女士是特劳琴姑妈多年的老朋友了。”阿尔玛·玛蒂尔说着，将一把椅子推到我的腿下。

　　“噢。”我嘴上答应着，脑子里却在翻腾，一个九十四岁的老太太怎么会跟这样一位金发女郎有深交呢？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背景。

　　帕拉笑了。“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我告诉您吧，我是特劳琴姑妈的聊伴。”

　　“有意思。”我目光呆滞地说。

　　这么说，今天的保姆干的活也高雅了。白色浆帽不行了，就换上了乱稻草发型和花边围裙。

　　突然，我那可怜的被忽视的脑筋又活跃起来！

　　我大脑皮层里受挫的姑娘们在灰尘中翻滚一阵之后，慢慢地积攒了浑身的力气又站了起来，惊奇地擦擦眼睛，糊里糊涂地穿过朝霞。其中的几个摇动着别人的肩膀，吼叫道：“她是一个聊伴！听说过吗？你们这些笨鹅！不要让她溜走！看呀，她长得多棒呀！”然后她们就向天空抛着飞吻，天空中隐约可以看到，特劳琴姑妈乘一片粉红色的云霞飘远了。“谢谢，姊妹们！仁爱的上帝会收留你们的！”

　　“呃，”我希望弗兰茨和维利会把他们最可爱的一面表现出来，“可做这样一位老太太的伙伴，人们——呃，女士们——能做些什么呀？”我想起了那些儿童玩的集体游戏，譬如说“别生气”、“毛毛牌”、“掷色子”等，可工作日能这么玩吗？

　　阿尔玛·玛蒂尔忙给我递眼色。

　　我们女人必须团结起来。

　　难道是她一手策划了我与这位聊客相识的？肯定是！埃诺一定给她讲了写电影脚本的事！

　　可特劳琴姑妈呢？这位是不是也是自愿……

　　我们女人一定得团结起来吗？

　　帕拉·罗恩多夫还没来得及回答，阿尔玛就亲密地从我和帕拉的沙发靠背上探过身来说：“跟特劳琴姑妈在一起肯定也不光是娱乐！”

　　“对，对，”我反应还算比较敏捷，“而且也没有那么多游戏可玩啊！”

　　帕拉点了点头。“您说的很对，近几年来我的花样也并不多，我倒很想换换工作！”

　　机会来了，弗兰西丝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呃……”我心神不定地在沙发椅上蹭来蹭去。“您想换个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她接下去回答“乌珀塔尔市的妇女时装店或者男子用品店的服务员”，那我就会大叫起来，阿尔玛·玛蒂尔橱柜里的杯子都将被震碎。

　　大脑皮层里的小姑娘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慢慢地又变灰了。

　　“我现在倒很想跟年轻一点的人共事。”帕拉说。

　　“年轻多少呢？”我小心翼翼地问，比特劳琴姑妈年轻一点的人少说也得八九十岁！

　　我该向她提供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聊客？做两个流鼻涕的野孩子的聊伴？他们会将足球对着她的乳房射门的，这不玷污她聊客的名声吗？那就叫教师？这听起来太严厉了一点。厨师？家庭主妇？保姆？都太专业化了。代理妈妈？不行，我不能这样叫她。我还在呢，我不能把勺子拱手相让。

　　那我该怎么称呼她呢？

　　“这次应该是年轻得多的人。”帕拉端起香槟酒杯说，“不管怎么说，要比我年轻！”

　　我感到有人从背后轻轻推了我一下。

　　阿尔玛·玛蒂尔把我给推上了舞台，这是让我上场的暗示！

　　我鼓了鼓劲儿，抢在她放下酒杯说“我得走了”之前，郑重地站起来说：

　　“帕拉，弗兰西丝卡想跟您商量点事。”

　　阿尔玛·玛蒂尔满怀期待地清了清嗓子。

　　帕拉友好地看着我。她们两个肯定都知道我要说什么，这样拐弯抹角、装腔作势本来就是多此一举。可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当谁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时，总要先敲一下杯子，我也不能例外！

　　好吧，弗兰西丝卡，现在开始吧。天哪，这样一位细皮嫩肉的女聊客该有多高的价位啊！我该怎样称呼她呢？我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开始！马上！接着说！

　　我吸足了气。

　　“亲爱的帕拉，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儿相识决不是偶然，我相信这是天意，也相信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女人都应该团结起来……”

　　废话，废话！我还从未这样夸夸其谈过。我怎么才能说到点子上呢？

　　两位女人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您对我的处境可能有所了解……今天我得做出一项决定，这将影响到我的余生，而这不仅关系到我的生活，还关系到我孩子们的生活……”

　　“哦？”

　　我毅然决然地把杯子放到桌上，挺直了身子。

　　“您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妈的。

　　弗兰西丝卡！

　　最最糟糕的一幕！

　　赶快拉幕！

　　而帕拉却没有笑。

　　“您说得太美了！”她友好地看着我说，“我好久没有听过如此动听的话了。好吧，我们试一下吧！不过有一个条件。”

　　“喔，请讲。”我想，可能是有关酬金的问题吧。可我们这一天不谈钱，只谈时问。她跟我具有同样的需求。

　　“我每天两点半回家。”

　　“每天？”

　　“有规律才有例外。”

　　“好吧，”我说，“这是一个建议。”

　　说着，我一下子坐回到沙发椅上，一口气喝完了杯里的咖啡。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去机场接威尔。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也不问孩子在哪儿，而是情绪极好地、怀着一种短暂的创作欲向我讲述他的进展状况。

　　他现在进展很顺利：搞了一个影片出租部，拉到了电影赞助，也有了制片人。

　　缺的就是电影脚本。这一点他也毫不担心，有我呢。

　　“我已经物色了几位演员。”

　　男人们总是会物色到点什么的：一座房子，几名演员，或者只有一个阁楼。

　　“噢！都是谁呢？”

　　“保密。”

　　“为什么？”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典型的威尔风格。耍一点权势，这样从一开始就摆好了阵势：我是头儿，你是命令的执行者。

　　“还有一点，”威尔说，“可以住你那儿吗？”

　　“不行。埃诺说，我们必须遵守分居期的规定。”嘿嘿，呸！

　　“那我睡哪儿呢？”

　　“暂时保密，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感情受到了伤害。有一阵儿，我们两人都默默地坐着。当时我真想大声告诉他，他首先可以考虑住在特劳琴的停尸房里！埃诺和阿尔玛·玛蒂尔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呢？

　　威尔不是找过一处富丽堂皇的别墅吗？如果碰巧的话，他现在就可以住进去。

　　尽管如此，当我们坐上家用客货两用车穿过上班高峰的车流时，我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

　　这难道会是一种美妙友谊的开始？

　　这种偷偷摸摸的折腾到底算什么呀？

　　是在耍手腕玩什么小把戏吗？我们早已过了那个年龄了。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已物色到了哪几个演员呢？”

　　“那你就会专为这些演员写这剧本了。如果这些演员不来，你不又得重写吗？”

　　那敢情好，为我着想啊。我总算满意了。

　　“现在分一下工吧。”我说，“每天早晨八点钟你就可以过来，一直到下午两点半孩子都是有人照顾的。”

　　“八点钟对我来说太早了，”威尔说，“最早十点钟开始。”

　　“这是你的事。”我才不管呢！

　　“我是个夜猫子，”威尔煞有介事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我有孩子，”我反应无比敏捷地回答说，“这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我们就晚上工作。”威尔说。

　　“不行，”我说，“晚上我得睡觉，向来如此。”

　　两人又陷入沉默之中。

　　我知道，威尔现在非常非常懊悔买下了我的小说素材。他当初也没有料到，这位文笔活泼风趣的弗兰卡·西丝竟会是自己毫不起眼的妻子。

　　卑微的家庭妇女，身穿灰不溜秋的衣服，毫不引人注目，整天呆在家里，除了出去采购食品，从来是足不出户的。整天围着丈夫和孩子转，此外就再也没有自己的需求了！更不要说还会创作出让公众感兴趣的作品了！

　　他怎么可能想到这些呢？现在一切都晚了。他必须喝下这锅由他自己的双重错误煮成的汤。而我也正是利用女性的手腕把他给搞糊涂了！

　　现在他得支付我的工资，却又不能住自己的房子，还得老老实实地与我合作，然后到两点半就得离开我这儿。

　　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把我的书拍成电影，给我带来荣誉，使我走向成功！

　　我承认，对来自明斯特-布拉克罗的威尔·格罗斯这样一个男人来说，他做得已经够多了。

　　大脑皮层里的姑娘们又围着她们的无名之火歇斯底里地跳起舞来。

　　再说，威尔·格罗斯现在离开了以前的交际圈，这儿他一个人也不认识！

　　而我就不同，我这儿有一个和谐完整的大家庭和一所阳光明媚的房子！

　　我决定不再总是那么倔强地呛他，我得稍微温和一点。

　　在一次红灯前，我向他伸出了手。

　　“来吧，威尔，让我们和平共处吧。”

　　“好啊。”威尔咕哝道。

　　红灯变黄，我挂上了第一挡。

　　“我们还是朋友嘛！”

　　“好吧。”威尔说，“但是拍电影是我说了算！”

　　绿灯亮了。

　　“行啊。”我说着便踩下了油门。

　　从那以后生活就变得明媚多彩了。首先必须说明一点：帕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从没想到，她要的抚养费会这么高，相当于威廉·格罗斯克特尔出的两倍。

　　一人一半。

　　这不是很公平嘛！

　　埃诺·温克尔替我在分居期间搞到了一笔很可观的生活费，这笔钱当然是出自这位名导演过去五年中经营所得的一部分。

　　而对方律师哈特温·盖格拿不出实质性的反对理由。

　　另外他可能经常跟埃诺一起去洗桑拿浴。

　　现在我成了一位成功的女作家，也挣到了一大笔钱。

　　我觉得这种调节再合理不过了：孩子的父亲付钱给孩子的妈妈，以换取他自己艺术上的自由；孩子的妈妈又付钱给照顾孩子的保姆，以获得她自己艺术上的自由。从以上情况来看，这是很公平的。最终，孩子的母亲跟孩子的父亲一起来写他们过去那段婚姻的电影脚本。我们这一代可真有笑料看了！

　　我平生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对男人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娶媳妇是为了让她们来照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熨衣服，替他们接电话，给他们做饭吃，使他们从一切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

　　男人们于是便为自己寻找一位合适的女人。

　　他们跟这位女人签订的协议尽管只是一份工作合同，却伴以鲜花、婚礼服进行庆贺，以此来使得今后的合作更加有滋有味。

　　这种礼俗早已过时了，可人们还总是乐此不疲。

　　那些当着证婚人以及官方权威人士的面署下的名，甚至比签在工作合同上的名字还要重要。而要解除合同的话，那就得不断地赔上时间、金钱和精力，而这些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可他们还是戴上玫瑰色的眼镜，蛮有兴趣地进行这些程序。

　　然后，男人们就问心无愧地干他们爱干、甚至能给他们带来乐趣的事情，而女人们干什么，他们则一概不感兴趣。

　　我现在也是在这么干。只不过，我的女人为我所干的一切，我都是付钱给她的。

　　这种感觉很了不起，终于有这种感觉了。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一天有七个小时属于我自己。

　　早晨七点钟，帕拉带着自己的房门钥匙从下面悠然而入。

　　我生命中最最美妙的声响，钥匙的转动声！

　　伴着一股鲜面包的清香，帕拉悄悄地走上楼梯，把屁股上还有些湿漉漉的两个小坏蛋从床上拉起来，然后又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门。

　　来自卧室外面的声音。

　　这是我生命中第二美妙的声响。

　　我满怀欣喜地枕着揉皱的枕头，朝墙边翻了个身，又美美地睡上整整两个小时，直到帕拉通过扩音器把我叫醒。

　　“早安！九点钟了！”

　　我从早晨享受够了的美梦中醒过来。

　　接着，大家异口同声地叫道：“早晨好，亲爱的妈咪！”

　　应该强调的是，是通过扩音器！

　　我毫无顾忌地走进洗澡间，用冰冷的水冲个淋浴，然后便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在宽大的穿衣镜前穿戴整齐。

　　尊贵的夫人今天早晨看起来真迷人！

　　睡了个实实在在的好觉！

　　然后我便出现在摆好的餐桌旁。报纸就放在鲜面包旁边。孩子们在地下室里又唱又跳，欢笑声不绝于耳。不时地传来马桶的冲水声，刷牙杯的相碰声，此外还有厨房窗前松鼠、乌鸫的叫声和女人们骑车去市场采购的喧闹声。

　　洗碗机柔和的轰鸣声。

　　我觉得一切仿佛都是在梦中！

　　接着，楼梯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他们上来了。洗漱完了。头梳过了，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股牙膏的味道。温柔的亲吻。

　　短短地闲扯几句，我怀里的维利又想咬我，弗兰茨拿着玩具小汽车在已读过的报纸上开来开去。

　　一种绝对的平和，一份纯真的和谐。就跟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拍的那些枯燥无味的家庭剧中所描述的一样。

　　完全是真实的，丝毫不加改编。

　　“今天我们还需要什么？您想吃点什么呢？”

　　“哦……您做点菜吧。”

　　“格罗斯克特尔先生留下来吃饭吗？”

　　“有这种可能。”

　　“那就做牛排。孩子们还得去看医生，该注射第二次疫苗了。”

　　“好吧，帕拉。您要用我的车吗？”

　　“不了，谢谢，我用自己的车就行。去超市？洗衣店？”

　　“我大概还需要一百张邮票。这个小包裹得挂号寄出。”

　　近来我一直为《甘与苦》杂志写稿。他们现在发表我的文章，这让弗里茨·费斯特很恼火！

　　“好吧。看完医生后我可以给孩子们每人买一支棒棒糖吗？”

　　“当然啦，也就是两个。”

　　于是她就夹着包裹，推着孩子们走了。弗兰茨手里拿着他的兔子，兴高采烈地挥挥手，上了帕拉的小汽车，接着毫不费劲地坐在后座上，系好安全带。

　　我也朝他们挥挥手。

　　“再见，小老鼠们！我爱你们！”

　　“我们也爱你！”

　　然后他们就走了。

　　接着，我静静地吃完早饭，把杯子放进洗涤机里，坐到电脑前。

　　刚好十点钟。

　　这时，我的同事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来到了。

　　他就住在附近，在特劳琴姑妈周围栽满玫瑰的别墅里。当然是暂时的。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工作到两点，接着跟帕拉和孩子们一起吃午饭。

　　这是我们所过的家庭生活中最最美妙的时光。

　　或许我们应该早一点遇到帕拉。或许。

　　两点半。帕拉走了，威尔也离去了，因为分居期内我们是不能住在一起的。

　　剩下的就是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了。家务活全做完了，市郊的森林又在呼唤我们。我们几乎每天都推着小车，散步去湖边游乐场。

　　然后孩子们便玩上一圈迷你高尔夫球，我就坐在长椅上，感到体内呼吸了新鲜空气后的一种疲乏。我们吃上一点干香肠蘸芥末，看着在风中仪态万千地微微摇摆的树木，我放开了思想的缰绳，任思绪在风中驰骋。

　　又一部小说的轮廓出现了。

　　夕阳西下时，我们还划上半个小时的船，或者围着德克斯坦湖转上一圈。孩子们在栽倒的树干上爬来爬去。湖面宽阔，水波不兴，在夕照下闪闪发亮。

　　我们又碰到好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出来追寻这份安逸、呼吸新鲜空气的。大家友好地闲扯起来，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又过去了，我们便继续往前走。

　　我是如此自由！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原来获得自由这么容易！

　　而且解决得那么妙！

　　怎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呢？

　　“我觉得咱们得把你童年的那一段废话删掉。这些咋能整上银幕呢？”

　　威尔·格罗斯又在讲柏林方言了，什么意思嘛，无非想表示自己是一位艺术家罢了。

　　他跟我说话的语调表明，他把我当成了他的打字员。

　　我决定从一开始就把关系搞清楚。

　　“我倒认为可以，这段话会给影片增色不少。”我倔强地说。我中学时代同维克托的这段美好的罗曼司，他可不能就这么一句话便轻而易举地给处理掉了！

　　“哎呀，全是胡扯！”威尔说，“一个小女孩跟她的老师在走廊里眉来眼去的，这咋能整上银幕？”

　　我不这么认为。

　　“怎么不能？这可是电影的美好开端！”

　　我无论如何也得让维克托在电影上看到我们那一小段美妙的浪漫插曲，跟我一起看，中午十二点那场，带上香槟酒和爆米花。除我们俩之外还有三个家庭妇女，手里提着C＆A商店的购物袋。她们当然认出我来了，对我说：“西丝女士，我们刚刚还在说您的书呢！”还问能不能送给她们一张签名的电影票。我觉得有点对不起维克托，因为我把我们的爱情插曲搬上了银幕。在我具有艺术细胞的眼睛里，每一幕我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电影开头，一个散发着浪漫气息的镜头。最好用柔和镜，这样使观众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回忆，所以一定得用黑白效果。我觉得这样开场绝对艺术！一个扎着粗辫子的十五岁少女，穿着背带裙和过膝的长袜，穿过校园，捡起新来的见习老师从车筐里掉下来的公文包。这位裤腿上夹着自行车夹的年轻老师敏捷地从车座上跳下来。女孩把公文包递了过去，然后他们肯定会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而观众们肯定会预感到：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就要开始了。电影就应该这样开始，只能这样，不能是别的！

　　格罗斯克特尔却什么也不想听。

　　“要谈拍电影的经验，应该是我。”他说，“开片，必须先来一个屈腿腾跃动作，懂吗？你写吧，我来告诉你。”

　　啊？原来就是这样的合作啊！我顿时大失所望。

　　“写东西，你是行家里手，”威尔说着，拿手指刮了刮我的脸蛋，“而拍电影，你就一窍不通了。以前就是如此，这些年来你并没有多少长进。这一点我们本来早就该讲清楚的。现在咱们来杯咖啡，咋样？”

　　我站起来朝厨房走去，倒不是想为我尊贵的丈夫弄咖啡，而是去给埃诺打电话求助，我现在急切需要律师的帮助。

　　埃诺在办公室里。

　　“现在你有空吗？”

　　“跟你谈任何时候都有空。”

　　“你那儿没有人等着你给办理离婚诉讼？”

　　“当然有啦。但我给了他一副耳机，他正在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呢。”

　　“你一贯如此吗？”

　　“那当然。不是有现代化设备嘛！怎么能不为我所用呢？好了，我最亲爱的当事人，能为你干点什么？威尔行为不端吗？是不是他不想遵守分居期的规定？”

　　“他想让我给他煮杯咖啡！”我气呼呼地说。这一点民法第二百十三款第一条中肯定也有规定，诸如任何一方不得让另一方为其煮咖啡，否则应视为不法行为，是对分居期规定的亵渎之类的话。

　　“这不明摆着是强迫别人意愿嘛！”埃诺说。

　　那就好了，现在他就会给我传真一份立即生效的书面材料，说明按规定他的当事人不必为对方煮咖啡或者做类似的事情等。

　　埃诺真是了不起，他说得到，做得到。

　　我万分信任地把耳朵凑近了听筒。

　　“你按下了煮少量咖啡的按钮了吗？”

　　“嗯？”

　　“如果你只想煮两到四杯，那你必须先按下相应的按钮，然后咖啡就慢慢地流出来，香味能保持很久。这些我都给你讲过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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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好吧，”我说，“我按下了按钮，现在还有什么指示？”

　　“我想，你事先无论如何也该在协议上把你跟他合作的方式和范围规定好。”埃诺的职业病又犯了。

　　“你可别老那么精明过分！”我低声说，“威尔·格罗斯创作，弗兰西丝卡打字？没那事，我才不干呢！打宁员他可以去写字间找。我也不至于为了给他打字而把孩子卖了！”

　　“现在看来，法律的效力已经不再那么有魅力了。”

　　“此话怎讲？”

　　“显然你们已经找到了一种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合作方式。”埃诺的话里明显带着训诫的语气。“我只请你遵守分居期的规定！”

　　“是为了我的利益呢，还是为了你的？”我生气地挖苦道。

　　“咖啡现在出来了吗？”埃诺没理会我的讥讽，“我的意思是，是往下滴呢，还是往下流？”

　　“往下滴。”我没好气地回答道。

　　“很好，你没弄错。我早就知道，你在这方面很有悟性。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埃诺！”我对着话筒大叫道，“我是为了格罗斯与西丝的事情来寻求你的法律帮助，不是来听你给家庭主妇出主意的，也不是来听你这种并不高明的吹捧术的。”

　　“好吧，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对付咖啡机和格罗斯克特尔先生的话，那我得过来一趟了。”

　　“这能行吗？别忘了还有柴可夫斯基呢！”

　　我觉得，那位正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法律咨询者的事肯定很急迫。

　　“可以让他等着！”我需要他的帮助，他显然感到很高兴。“不过，我希望谈判时你也在场，”他说，“不要想什么逃避的办法。”

　　我当然就是这么想的，我讨厌吵架。

　　“只是……我想看看孩子们……”

　　“孩子们在帕拉那儿照顾得很好！”

　　埃诺对我太了解了。每当他过来喋喋不休地布道时，我就决定最好去跟孩子们呆在一起。他们对我来说比那些合同、应答机、屏幕咨询、金融信息、咖啡机、电脑等等要重要得多。

　　“你在场我才能跟他签协议。”埃诺说。

　　“好吧，”我做出让步，“那我马上也给你弄一杯咖啡。”我刚想挂电话，又听到了埃诺的声音：

　　“那你就得按咖啡机上的另一个键！那个‘四杯或更多’的键！听到了吗？否则它满四杯后就自动停了！”

　　威尔来到厨房。“你那么长时间在干吗呢？快，快，这是在工作，不是让你到处去打电话！”

　　正当我绞尽脑汁从不受欢迎的法律术语中搜寻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时，威尔又开口了：“顺便说一下，我只喝用压力咖啡壶煮的浓咖啡。看着，现在我给你演示一下怎么煮浓咖啡，看完你就会了，懂吗？”接着他就笨手笨脚地从最上层的橱柜里取出那台早已淘汰的老机器，拿起一块擦布擦拭起来。

　　“不。”我执拗地说。我再也忍受不了别人给我讲解另一台机器的使用方法了。

　　“看好啦，”他说着把擦得干干净净的家伙举到了我的鼻子底下，“从这儿倒入咖啡末。”他拿出一个金黄色的小瓶，上面写着意大利语：浓咖啡，浓咖啡，我是意大利咖啡王，先生女士一见永不忘。

　　“现在我一直喝这种！”

　　“我不反对，”我说，“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没有浓咖啡我就没有清晰的思路。”威尔说着便全神贯注地煮起他的黑汤来。我不耐烦地站在他旁边。

　　“还需要多长时间？两点半帕拉就该回家了！”

　　“要煮好咖啡，得舍得花时间，这就是意大利人的生活艺术。真正的好东西要慢慢享用，细细品尝。”

　　对他的狂妄自大我一秒钟也忍受不了了。

　　“你完了喊我一声，咱们就马上开始！”我气呼呼地扭头进了地下室。

　　噢，天哪！男人啊！

　　帕拉带着孩子们在下面玩。

　　这个宽大的房间是交际娱乐中心。孩子们很乖地趴在桌子上画画，录音机里正播放着帕派写的少儿故事。帕拉站在熨衣板前整理孩子们的衣物。

　　“嘿，您好！”我寻找安慰与温暖似的跟她打招呼。

　　“您好，”帕拉从那一堆衣物上抬起眼皮友好地应答说，“我正在整理一下孩子们的衣橱，您不会见怪吧？”

　　“怎么会呢？”

　　“看啊，妈妈，我在钟表圈上画唐老鸭呢！”弗兰茨叫道。我走过去，大为感动地欣赏着那幅由棕色、绿色、蓝色线条构成的“作品”。

　　“看起来真棒！”我赞叹道。弗兰茨大为得意，又专心致志地画了起来。

　　帕拉把蒸汽熨斗的插头插到墙上。

　　我真担心熨斗会爆炸。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弗兰茨在画画，熨斗沉默着，帕拉在熨衣服。啊，多么祥和的田园风光啊！

　　“我也在钟表圈上画唐老鸭。”维利也大叫道，圆滚滚、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晃悠着。

　　他的画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他用的是一支黄色的绒笔，他还把一半的桌面都占了。

　　“又画出来了！”帕拉中肯地说。她把孩子们的衣物堆到沙发上，又把别的东西往包里整，然后就直接抓起我的红衬衣。我正紧张地注视着她，看她是否也要把这件塞进包里，却见她又拿起了熨斗。她使起这个咝咝冒气的家伙来显然毫不费力。

　　“等一下，这个您可不能这样！”我叫了起来。

　　“为什么不能呢？”帕拉问道，手中的活儿并没停下来。熨斗在我的衬衣上平滑地运行着，没有留下烫黑或焦油污迹，一股柔和的新蔡瓦洗衣粉香味弥漫在我们周围。“您怕我弄坏您的衬衣？”

　　“不是，”我叫道，“正相反！这不属于协议中的内容！”

　　“怎么不属于呢？这一切都是保姆应该干的。您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在孩子们旁边坐上几个小时？他们应该学会自己玩。”

　　“呃，那当然啦。”我说完就再也想不起别的词儿了。

　　“再见，妈妈！”弗兰茨说，“等我画完了，你能不能再下来？”

　　“没问题，宝贝儿。”我心中又是一动，随即走了上去。

　　外面响起了埃诺关车门的声音。这声音听上去又是那么充满信心。

　　在楼梯上我还听到帕拉说：“两点半妈咪就有时间了，那时候长针指在哪个位置呢？”

　　“在下面。”弗兰茨说。

　　“那谁来帮我做饭呢？”

　　“我。”弗兰茨与维利异口同声地说。

　　没问题，帕拉干什么都得心应手。

　　我心中为特劳琴姑妈祷告，祈求上帝赐予她辉煌的玫瑰金冠。我每天晚上宁愿祈祷三次。

　　“嗨，”埃诺说着在我嘴上草草吻了一下，问：“他在里面吗？”

　　“嗯。”

　　威尔还在忙乎着他的意大利奢侈品。埃诺很有礼貌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两个男人互相伸出手来。我突然觉得，威尔好像看不到埃诺的眼睛。他们俩差别太大了：埃诺人高马大，脸色红润，就像他母亲刚刚给他做了一道胡萝卜似的。西服尽管并不很时髦，但很挺括，甚至从每一个扣眼里都能看出他母亲关怀的目光。

　　相比之下，威尔脸色苍白，瘦弱不堪，上着圆领衫，下穿紧绷绷的牛仔裤，脚蹬健身袜，浑身上下邋里邋遢。当然啦，他可是既没有阿尔玛·玛蒂尔，又没有弗兰西丝卡，更不用说有帕拉这样一位细心周到的保姆给他熨衣服，或者将配有什锦蔬菜的柯尼斯堡肉丸推到报纸下面让他享用。威尔不得不靠牛奶泡麦片生活，还有浓咖啡。此外，一切都得他亲自动手。

　　“您大驾光临，”威尔问道，“有何贵干？”

　　“我是代表我妻……呃，我女朋友的利益。”埃诺说。

　　我敢肯定，如果埃诺不是在最后片刻意识到——很遗憾——我还仍然是威尔的妻子的话，那“妻子”这个小词儿就会脱口而出。

　　大脑皮层的小姑娘们又兴奋地蹦跳起来，青春冲动地格格笑着，摩拳擦掌。多么滑稽的一场闹喜剧！

　　两位男人开始纯公事性地、毫无感情内涵地谈起我的著作权问题，我放松地往后靠过去。

　　“这么说，您是这个意思，”威尔说，“您妻子……噢，我妻子应该用协议的方式确定她跟我改编及导演的合作方式？”

　　“也可以这么说。”埃诺回答道，“我这里带来了一份协议书草稿，这里边规定，我妻子……您妻子赫尔女士（大脑皮层里的姑娘们笑得直拍大腿）说：她与您合作改编电影脚本，要拿总酬金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电影版权我已经跟出版社签好合同了，我们非常愿意向您提供一份复印件。我的弗……弗兰西丝卡在出版社里的事宜由她的编辑，一位姓朗格的先生，全权代理。（哎哟，这可是您说的！）合作时间按规定不超过三个月。我还必须向您指出，我妻子有两个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托人代管。”

　　威尔一下子傻眼了。

　　“刚才您到底说的是谁的妻子啊？”他绷着脸咕哝道，“如果您说的是我妻子的话，那我知道，她是有两个孩子，是我偶尔不小心弄出来的。”

　　埃诺停止了对协议的解释。

　　“不过时间不会很久了，”他绷着脸说，“我妻子对离婚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我想请她遵守分居期规定，不要因合写电影脚本而有所影响。”

　　“这得由我妻子自己决定，”威尔说，“至于一种艺术性合作的程度和深度谁也无法事先做出规定。这一点我妻子很清楚。”他不怀好意地好笑着。

　　埃诺也不得不尴尬地笑了笑。

　　我暗自觉得好笑，你们俩尽管顶牛吧。反正我的“妻子”正在下面陪着孩子们玩耍、熨衣服、做饭或者画飞机呢。

　　人生真是太有意思了。

　　没过多长时间便一切就绪。

　　我们合作得很好，我和威尔。

　　他每天上午十点钟到，带着他的意大利黑糊糊来煮，不定什么时候便走进工作室，而我早已坐在电脑前，陶醉于创作的欢乐之中。

　　埃诺替我安装了一个写作软件，只要按很少几个键就能得到一份完整的电影脚本提纲。

　　有些粗杠杠，两边镶着整齐的边框，还有些小框表示过渡镜头。右上方边框处一直在显示：室外，室内，白天或者黑夜。这对灯光照明是很重要的。所有的场景当然都按顺序编号，但人们出于实际的需要，很少会按时间顺序来拍片。此外，每一个名字都有缩写，如某个人说了“啊哈”一个词，这个人的名字就不必再重复了。例如：

　　汤姆·克特尔彼得：啊哈。

　　我只要事先输入TP代表汤姆·克特尔彼得，然后按一下功能键F3，全名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不必再重复打这个名字。出场的每一个人物，在后面还可能经常出现的话，埃诺就会给他规定好缩写字母，然后储存到F3中。例如，每当我按下F3，再按一下大写字母C，查洛蒂·克莱贝格这个全名就会自动出现在屏幕上。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就叫查洛蒂·克莱贝格。太不可思议了，电脑掌握得如此之快！

　　真是太奇妙了！微软的这些设计人员考虑得多么周到啊！

　　埃诺肯定为我们——也就是他和我——的电影脚本而深感激动。

　　晚上，当孩子们入睡后，我便把威尔和我白天草拟的内容整理一遍，埃诺就顺便过来看一看我的操作是否完全正确。

　　他对此感兴趣，这使我很高兴。

　　而对我的小说本身他却从来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趣。也就是说，对它的市场价值，他很感兴趣，而对它的内容，没有兴趣。

　　“你看，”我说，“怎么样？”

　　我给他看其中的一幕，想得到他的鼓励。这是我和威尔上午在大笑声中写成的草稿。我们俩一致认为，这一幕到现在为止是故事情节的高潮。

　　我们认为，电影院在观众的哄笑声中肯定会乱成一团。埃诺浏览了一遍剧情，果真大笑不止。我感到很幸福，还是埃诺能够理解我的幽默，是真正关心我的这部拙作的人。

　　“你笑了。”我高兴地问，“能不能讲一下，这一幕哪些地方你觉得滑稽？”

　　“你没有使用分字符。”埃诺格格笑着，眼泪都笑出来了。

　　“哪儿呢？”我惊讶地问道。

　　“这儿就没有！你没有使用分字符！你看，前三行比第四行长很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使用分字符！所以看起来很有趣，三行长的，后面突然是一行短的！就像是被啃了几口的蛋糕！”

　　“噢，你觉得是这个有趣？”我真感到大煞风景。

　　“那当然！”埃诺兴奋地叫道。他已经笑得没劲儿了，只能坐下说：“这些我都给你讲得够清楚了！”

　　埃诺没有再往下看，又给我讲解了一遍。分字符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即使傻瓜也会用。

　　“你看，弗兰西丝卡，你可一点也不傻。”

　　怎么不傻？大脑皮层的小姑娘们刚才还手挽着手，兴高采烈地蹦跳摇摆着，这时却把手垂了下来，目光羞赧地瞅向地面。

　　真是个草包，典型的女孩，只想着胡闹，而实质性的东西根本弄不懂。

　　“你按这儿……”每当埃诺弯下腰来给我讲解时，他的讲解器官离我的听觉器官那么近，我都能感觉到他的胡子茬儿。他大声喊着，好像是在跟哪位耳朵重听、因离婚案来他这里寻求法律帮助的老大爷说话似的。

　　“你按这儿……（他按了一下，确切地说，是他用强有力的手压在了我那可怜的电脑键盘上）这个Alt键，就会打开这个程序，然后你选择‘编辑’按钮，呃，不不不，错了，然后你选择（咔咔）‘工具’按钮。你看，这个软件是经过多少人的苦苦思索、精心钻研才弄出来的，这是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最好的软件，而且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这软件操作起来极其简便——看，现在你看到了什么？（咔咔！）”

　　我编写的漂亮原文被一个灰蒙蒙的界面盖住了。

　　“正字法，查词典，分音符，加序号，修改，数单词，数音节，数字母，划线，分类，计算，停止，绘图，F1键帮助。”我就像一个神经紧张的小学生似的从头念到尾。

　　“好吧，你想干什么吧？”埃诺激动地对着我的耳朵喊道。

　　我原想说，我需要安静，但这对于处处为我着想的埃诺所提供的帮助来说是不公平的。

　　“分音节。”我顺从地说。

　　“那好吧！”埃诺激奋不已，“很简单，你只要点一下‘分音符’就行！”

　　我点了一下“分音符”。唰的一下，拖得很长的第四行转眼就与前几行拉平了，而Coladoenautomat从dosen与automat之间被分开了。现在你看，automat这个词儿孤零零地移到了第五行，可这看来丝毫不影响埃诺的情绪。

　　“就这样！”他果断地叫道，我却悄悄地弓身躲到了一边，以免自己的鼓膜被震裂。“屏幕还会向你提供其他的建议，比如说它可能问你：是不是应该在Co和ladosenautomat中间或者在Cola和dosenautomat中间加分音符！它甚至还会再向你提供两种可能，即Coladosenau-tomat或者Coladosenauto-mat，这样分我个人认为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不太好，因为那样光有个mat在第五行。至少应该让‘automat’在第五行，这样才好看。这一切电脑都分得很清楚！你说它聪明不？”

　　“嗯嗯。”我表情漠然地应道。

　　埃诺却越说越来劲儿了。“你好像仍然没有被这个高科技设备的优点所折服！那你就再坐到当时你用来创作小说的那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前吧！要不是我送你这台笔记本电脑，你到今天恐怕还没有写完呢！可现在你的书都已经要改编成电影了！这一切归功于谁？我！你想一下，要不是我，你还得在打字机上写电影脚本！你好好想一想！”

　　我试图去想像这种实际没有发生的、灾难性的、毫无指望的情况。我不会获得成功的。没有埃诺，我将一事无成，仍然还是那个可怜巴巴、令人厌恶、孤苦伶仃的小妇人。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户籍管理处明确地把我跟他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

　　“比如说你还可以……”埃诺异常激动地接着说，“随便改一个名字。你想改个名字吗？”

　　“不想。”我没精打采地说。

　　“随便换个名字。”埃诺语气更加迫切，“我看就这儿这个：汤姆，你现在就可以把汤姆换掉，就换成汉斯吧。”

　　我不想把“汤姆”换成“汉斯”，可我也不想扫他的兴。

　　“你注意看。”埃诺又凑到我耳边叫道，接着便猛敲那灵敏的键盘，我都能感觉到我那台可怜的电脑在痛苦地呻吟了。

　　“你按——看这儿——Alt键，然后是‘编辑’、‘替换’，你看，就这么简单。现在屏幕上又问了，你要替换成什么？”

　　“什么也不换。”我有气无力地说。

　　“换吧，把汤姆换成汉斯！我们换一下。看，它问：寻找的内容……就是汤姆（咔咔咔），换成……汉斯（咔咔咔咔），是单独的单词吗……不（咔）！逐个确认吗……不（咔）！只替换形式……中断吗……不。”

　　埃诺终于满意了。一眨眼汤姆就变成了汉斯，电脑还自豪地把改动的地方显示给我们看，每一幕都乖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埃诺高兴得简直对他这台忠实的破玩意儿爱不释手了。

　　然而，有一处连这台精明的机器也不行。尽管如此，它还引以为荣地向我们显示道：“他孟的①搂住了她……她孟的吓了一跳。”

　　①电脑出错，把“猛地”误为“孟的”。

　　不管怎么说，电脑到底还是一个智力低下者，只是没人敢承认罢了。

　　威尔工作时习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而我却一直坐在键盘前。每当他那高智商的大脑想到了一个好词，我那些训练有素的手指便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以免丢失他宝贵的灵感。他一旦不想要这句话了，我便按退格键，电脑就悄悄地把这些精神垃圾从内存中删除。就这样，我们进展很顺利，这项工作使我们俩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的——我们的！——婚姻画面，而威尔则认为是在摄制一部全新的影片。他一秒钟也没有把汤姆——对不起，是汉斯——这个不忠实的丈夫当成他自己，看来他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俩正在改编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时候，我问他某些场景该怎么调整，他就会告诫我说：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你对拍电影一窍不通。”

　　我们的合作比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一段婚姻要顺利得多。有时候我还真喜欢他。他就像个大孩子，穿着运动袜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不停地表演着某些场面，听到我赞同的笑声，他更是洋洋自得。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帅、很能逗乐的小伙子，现在也还是老样子。六年前在演出《和平与暴动》时，我之所以会对他一见钟情，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深刻的理解。

　　不过，他还是变了，有那么一点点变化。自从他去了一趟柏林回来后，他不仅操着一口柏林话，而且还故意模仿喜剧演员迪蒂·哈勒福登的口音。这就是他的幽默风格，是他长期不懈地锻炼出来的。我觉得很好玩，便用笑声来表示赞赏。另外可能也有想让他保持良好情绪的原因。有一些镜头他能一遍接一遍地表演上五六次，就是因为我笑得很开心。尽管我很快便看透了，他的表情变化和——很遗憾！——语言手段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自个儿演，但我还是笑了。这就是男人，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受欺骗。

　　等我们笑够了，就又想方设法去寻找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时他往往很大方地把中间台词的写作权留给我。

　　我很清楚自己任务的重要性，晚上便一直忙着整理那些极为风趣的对白，那些被威尔·格罗斯想像成喜剧的台词。孩子们入睡后，我就拿上一瓶啤酒放在写字台上，开始起劲地工作起来。

　　埃诺时而过来，善意地笑我无能，笑我不会用灰色界面覆盖，不会将数据存入软盘，可我一直干得很顺利。

　　这些日子过得可真愉快：上午我和威尔一块儿写作，两点半帕拉把刚洗过澡、受过教育的孩子们交还给我，下午我就带着他们去市郊森林，晚上又跟我的电脑和埃诺亲切会面。

　　这期间，我两次乘夜间航班去维克托那儿。

　　遇到这种情况帕拉就留下来过夜。悄悄地，不必费什么口舌。

　　我的生活中没有比这段时间更幸福的了。

　　埃诺为我设计了一幅宣传画，依靠电脑和照片编辑器的帮助，这当然不成什么问题。这幅宣传画设计得绝对具有专业水平，在我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黑白照片（摄影：温克尔）下是一行黑体字：新女性出版社——弗兰卡·西丝。尽管不是很押韵，但我敢肯定，埃诺绝对没想到这一点。

　　一翻开这幅广告，我的小说的封面便赫然入目。斜上方印着：发行量：十万册！

　　后面便是风趣的广告词，说我的书目前正在全德国范围内销售，说它即将由知名导演推向全国的电影院，说作者的作品朗诵会日程表已基本排满，仅有个别日期还空着，有兴趣者请从速与我的经纪人，科隆的埃诺·温克尔博士或者与我的编辑，汉堡的维克托·朗格博士联系。

　　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太棒了。

　　很快，第一位记者便来报到了。

　　他是汉堡《我们妇女》画报的记者。

　　到底是我的经纪人埃诺·温克尔博士还是我的编辑维克托·朗格博士使《我们妇女》报社的这位小伙子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妇女》报社原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位记者按照我们电话里约好的时间在午饭后过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摄影师。

　　我呢，还正跟威尔坐在一起搞电影脚本呢。

　　孩子们跟着帕拉在地下室。刚过两点。

　　这位记者姓伯克，摄影师姓伯尔克。他们的名字都是施奈德。很可能就是由于他俩的名字过于相像而经常被人搞混，他们才成了搭档。

　　伯克先生和伯尔克先生穿着牛仔服，蓄着大髭须，看来又年轻又友好。我像迎候老朋友似的把他们请进屋。他们俩是开着一辆半新的雪铁龙来的。两人蛮有兴致地在我家下面的几个地方转了转，稍事休息后，伯克先生就开始准备他的录音机，而伯尔克先生则把照相器材从车里取了下来。当他们的目光投向我的写作间时，我向他们介绍了威尔·格罗斯，可他们对他并不感兴趣。

　　“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说，“我看今天肯定是写不成了。两点半帕拉就要回去了。”

　　威尔·格罗斯并不想现在就走。

　　我思忖着要不要打电话把埃诺叫来，不过他要来了，肯定又得跟这两位男人神侃一通他的机器性能，而这些我早就听够了。况且，这次终于是在没有埃诺的法律帮助下，我自己办的一件事，一次简单的、可怜兮兮的采访！威尔·格罗斯他愿意蹲在工作间里就让他蹲在那儿吧。

　　我用电话通知帕拉，让她把弗兰茨和维利打扮得像对双胞胎，衣服色调明快一点，过会儿把他们带上来，一块儿照张相。

　　“好吧。”帕拉说，“咖啡和糕点都放在桌上。”

　　太棒了！我并没有告诉她要准备这些东西，可她早已烤好了蛋糕，煮好了咖啡。和散那①，特劳琴姑妈！

　　①希伯来词汇，原竟为“救助”，转意为“赞美”。

　　我把两位记者劝到咖啡桌旁，让他们先慢慢喝着，我则马上冲进盥洗室，匆匆打扮了一下。

　　我对《我们妇女》画报来说是否上相？该报会不会觉得我太丑了？他们欣赏的可是那些梳着拉罗发廊式发型、粉脖桃面上不见一丝皱纹的俊俏女郎啊，他们才不要看我这样年过三旬、饱经风霜的普通脸蛋呢！

　　不过，墙上的镜子里反映出的形象并没有什么糟糕的地方，而竞争出版社那位妇女读物的女作者也不见得比我漂亮多少。

　　啊，我还是很不错的，看起来像是初夏的化身，这主要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充足的睡眠。

　　伯尔克先生建议我们在花园里拍一张吃早餐的全家合影。这个主意真是出人意料而且独具匠心。他说，这种相片总是很受读者的青睐。我想了想，确实如此。所有的报刊在报道那些在社会上多少有些影响的人物时，总会登出这种在花园里的家庭早餐照：桌上摆着橙汁、新鲜面包和优质黄油，桌下是一只心满意足的长毛狗，桌子旁边坐的总是爸爸妈妈和两到四个穿着颜色搭配相称的衣服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在冲镜头笑。底下写着：罗丝·波才兰①非常重视饮食健康，图为她正从容不迫地和本亚明、尤丽娅、亚历山大三个孩子吃早餐。或者，照片上是她、丈夫尤尔根（左）和他们那条叫阿克瑟的狗（右）在花园里共进早餐。

　　①原文借用了一幅漫画的名字，原意是形容母亲像瓷器一样纯洁。

　　我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我们立即开始把咖啡桌收拾干净。尽管已经开始滴雨了，我们最后还是把桌子拖到了花园里。摄影师很遗憾不能拍这张漂亮的咖啡桌，因为他必须为《我们妇女》提供一张花园早餐照，而不是饭厅里的咖啡桌。他说，饭厅里的咖啡桌太俗气了，请别介意。他问我们是否有桌布。帕拉在家里到处找桌布，可我从来就没有桌布，因为我觉得这纯属多余，特别是有了两个小孩，他们会胡乱拉扯，引起危及生命的火灾；或者会手脚乱动，至少会把桌布上的瓷器连同食物一起拽到地上。再说这样的一块桌布也总是干净不了，看看桌布就会知道昨天和前天吃的是什么饭，哪个顽皮孩子坐的是哪个位置。顺便说一下，桌布太俗气了。请别介意。

　　伯尔克先生却坚持认为，在绿色的天然篱笆前配上黄色桌布与紫色杜鹃花，视觉效果一定非常好。

　　“我们有黄色的床单。”帕拉果断地说。

　　于是我们冒雨给桌子铺上床单。孩子们已经穿着一模一样的水兵服（看起来像一对小搭档），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候照相。我们把孩子连同他们的小凳子一块儿拉了出来，然后大家在绿篱笆前面站成半圆。帕拉取来了面包、黄油、果酱、拼盘、奶酪和餐巾，并且很艺术地把它们摆到了桌面上。伯克先生正好闲着，就把杯碟分放在床单上。

　　“我要红色杯子。”弗兰茨嚷道。

　　伯克先生急忙把红色的杯子放在他的跟前，并且说，他不知道我们家谁用什么餐具。

　　“我要褐色杯子。”维利嚷道。伯克先生于是环顾四周，寻找褐色杯子。我解释道，维利是色盲，他指的实际上是蓝色杯子。

　　对此，伯克再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怀着恻隐之心，关切地问维利是不是也看不了彩色电视。他自己还没有孩子，这么问至少不是有意的。哈哈哈，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看不了。”我内行地答道，“维利到现在为止只能分辨黑白两色。”

　　“桌布是什么颜色的？”伯尔克问，因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爆炸性新闻。

　　“黑白色。”维利说完便开心地笑了。

　　当大家都哄笑的时候，他又得意洋洋地加了一句。“黑白色，你这个浑球！”

　　伯克和伯尔克先生于是又问了许多东西的颜色，而维利则用他在这方面为数可观的词汇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我及时制止了这种行为，并且建议趁现在雨不太大照几张相片。

　　伯尔克先生让帕拉和伯克先生一起拉住一块巨大的圆布。这块圆布看上去就像志愿消防队在着火的房子下面张着的、以便让人们从十八层楼上往下跳的玩意儿，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那块大圆布是垂直而不是水平地拿着的，又像是要点上火、让几头不情愿的狮子从中间跳过去似的。

　　孩子们觉得这个新花样像放映米老鼠动画片一样亲切、好玩。反正他们立刻吃了起来，因为电视里演动画片也总是在晚饭时问。虽然弗里茨·费斯特先生认为，这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没有理会这一套。与其看着他们嘴里塞满东西说话，不如让他们看看动画片。

　　“您有果汁吗？”伯尔克先生在相机后面问道。

　　“没有。孩子们只喝矿泉水。”

　　“矿泉水的视觉效果不太好。”

　　“我们有牛奶。”帕拉说。

　　“好吧。牛奶的视觉效果不错。您有大玻璃瓶或者类似的瓶子吗？”

　　当然没有，我要大玻璃瓶干吗？玻璃瓶碎片会带来好运还是什么好处？帕拉放下大圆布，跑向电话，请求阿尔玛·玛蒂尔尽快拿上一只大玻璃瓶、一些鸡蛋以及与黄色相配的糖罐来。

　　阿尔玛·玛蒂尔送来了大玻璃瓶、糖罐和鸡蛋，并高兴地打量着我们。我们把鸡蛋放在与黄色相配的鸡蛋杯里，幸福地冲着相机微笑。帕拉重新举起她那半块布。阿尔玛·玛蒂尔不希望闲站着，她也帮着举起那块布。这样一来活像是在跳蒂罗尔州民间舞蹈。两个健美的少女随时都可能与伯克先生围成圈跳起来，嘴里高兴地发出嗨嗨嗨的喊叫声。最后，伯尔克先生的镜头就会对准民间舞蹈，而不是我们这些脸色苍白、死气沉沉、冒雨坐在生鸡蛋面前的人了。

　　一阵雷声划过这幕欢乐的场景。

　　伯尔克先生通过镜头还在找着什么。

　　“少点什么吗？”

　　“您有狗或者别的动物吗？”

　　“小兔子！”维利嚷嚷着，从凳子上爬下来，去取一个经常放在嘴里咬的破玩意儿——早餐鸡蛋旁的那只脏乎乎的布兔子。

　　“我说的是活动物。”伯尔克先生说。

　　“一定要黄色的或者是其他与绿篱笆颜色相配的动物吗？”我问，心里想着去哪儿尽快弄一只金丝雀来。

　　“不，”伯尔克先生在他的相机后面说，“只要看起来像这个家庭的一员就行。”

　　我想了想，是否能把八号的那只长毛狗请过来拍一张全家福？但是，雨越下越大了，我认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纯属浪费时问。

　　“阿尔玛和帕拉也是我们家的一员。”我说。

　　“不，不，”伯尔克先生反对道，“不能再增加女士了。我们妇女需要鲜明的陪衬：要么是动物，要么是男人。”

　　“里面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伯克先生问道，“他不是这家的成员吗？”

　　“不是。”我赶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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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过，我们也许能让他一块儿拍张全家福。”伯克先生仍不罢休，“一幅没有动物或男人的家庭早餐照没有什么意义。”

　　此刻我反而变得固执了。整整五年，威尔·格罗斯从没有和我们在篱笆旁一起吃过早餐，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而偏偏是现在，他们却要他和我们一起拍全家福，让他在公众面前扮演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不！

　　“这可不行。”我说，“格罗斯先生和我现在离婚了。如果我的律师在报纸上看见我和丈夫冒雨在篱笆前共进早餐，他很可能会中断我的委托。”

　　阿尔玛·玛蒂尔垂下了她举的那部分圆布，点头证实。“不行。她是对的。这绝对不行，无论是出于法律上还是个人的原因，这都是行不通的。”

　　帕拉也垂下了圆布，冷笑着。孩子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饿得用小叉子敲着小盘子。

　　“我们至少可以让老奶奶一起坐在桌子旁。”伯尔克先生一边提议，一边擦掉眼镜片上的雨水。“既然没有男人和动物，那么至少得有个老奶奶。我们妇女需要鲜明的陪衬。”我的上帝，我想，《我们妇女》真是无聊。

　　和我们一起冒雨坐在绿篱笆前的黄色床单旁边，这个主意使阿尔玛·玛蒂尔心花怒放。她可不想错过这个向公众显示家庭团聚的大好时机。她立即开始整理头发。

　　“我早该去做头发了。”

　　我迅速考虑了这个变化的后果。让阿尔玛·玛蒂尔作为老奶奶出现在早餐照上！这简直就是向全国公开我与埃诺的订婚消息。这简直会让维克托心碎的。我也一样。

　　“温克尔夫人可不是我家的老奶奶。”我立即回答道，“她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的邻居……”

　　伯尔克先生要用那只与桌布配套的枕套盖他的照相机。

　　帕拉放下大圆布冲进屋里。我匆匆瞄了一眼手表，已经三点过五分了。

　　当务之急是，你该让帕拉下班了！

　　“帕拉！”我喊道，“您现在可以走了！”

　　“您的意思是让我扔下您不管吗？”帕拉反问道。她把枕套递给了伯尔克先生。

　　“好了，现在我们得赶快拍几张漂亮的相片啰。”摄影师喊道，“我的相机全湿了！谁愿意一起来照？”从视觉效果上看，穿蓝色汗衫的伯克先生是很适合上镜头的。维利开始还以为是黄色的，惹得大家又笑了一阵子。

　　但是，伯克当然不能上镜头，否则他就会被人误以为有好几个孩子了，哈哈哈。

　　“我可以给埃诺打电话。”阿尔玛·玛蒂尔热心地说，“他五分钟就能到。”

　　我还没想清楚该怎样摆脱这个麻烦，我那可爱的维利却帮了我的忙。他已经安静地坐了好长时间，再也忍不住了。小家伙不知道他的鸡蛋只是道具，贪婪地抓过鸡蛋，在桌布上敲开，黏稠的蛋液立刻从蛋壳里流了出来，流到黄色的床单上，弄到了精心摆放的一部分早餐上，维利的新T恤衫当然也难逃厄运。他吓了一跳，大哭起来。这可怜的小家伙怎能分辨出表象与事实呢？

　　这时，弗兰茨也正好兴致勃勃地拿起了鸡蛋，一看到这情形就恶心得松了手，手里的鸡蛋掉了，另一半床单也完蛋了。

　　两个孩子的手上和膝间都是鸡蛋黏液。阿尔玛·玛蒂尔笑得死去活来，帕拉和我也一样，笑得都直不起腰了。我们各自抱起一个孩子，帮他们把弄脏的地方擦了擦。伯尔克先生和伯克先生束手无策，他们可没料到会出现这种场面。《我们妇女》可不想在我们的妇女杂志上看到黏糊糊的鸡蛋和哭叫不停的孩子！这些情况《我们妇女》可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帕拉和阿尔玛·玛蒂尔领着孩子去了地下室。伯尔克先生收起了照相机。伯克先生把圆布折了起来。在屋内照相用闪光灯就可以了，不需要那块圆布了。

　　伯克先生开始了他的采访。他没完没了地提了好多问题，开着他的采访机，还做笔头记录。我心情很舒畅，给他讲我生活中的趣闻轶事。伯克先生笑个不停，有滋有味地听着。

　　过了一阵子，威尔·格罗斯从工作室里出来，很费事地为自己弄了杯浓咖啡。

　　“你们是哪家杂志？”他不高兴地问道。

　　“《我们妇女》。”伯克先生和伯尔克先生同时答道。

　　“有关那部电影的情况你们不能写！”威尔说。

　　“为什么不能写？”我有些吃惊。这样的广告不管从哪方面看都对我们有好处。

　　“只要你们还没有采访我，有关那部电影的情况你们就不能写。”威尔坚持道，“一句话也不能写。”

　　“我们这是对弗兰卡·西丝的一次专访。”伯尔克先生客观地说，“她写了一本畅销书，我们妇女读到了它，我们妇女以后也肯定要去电影院。”

　　“关于弗兰卡·西丝的事您可以随便写，”威尔摆出一副施舍者的面孔说，“可是一句也别提我的电影。我将自己决定做电影广告的时机。”

　　这时候，帕拉领着维利出现在楼梯上。

　　“格罗斯先生，温克尔夫人和我约好了现在去理发店！”

　　“为什么非得现在走？”威尔冲她喊道。我也有些震惊，帕拉刚才不是对我说过，她不会扔下我不管吗？至少阿尔玛，只要牵扯到我们的事，她总是有时间的！

　　“我们几周前就和拉罗发廊约好了。”阿尔玛的语调让人明显感到有点幸灾乐祸。“如果我们错过这次约好的时间，那么在复活节前我们就约不到时间了！”帕拉非常遗憾地点头赞同。

　　离复活节还有四个星期呢！我茫然地来回看着她们俩。

　　阿尔玛轻轻眨了一下右眼。

　　难道是我搞错了吗？我看着帕拉。她的右眼也眨了一下。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明白了她和阿尔玛的意图。

　　“再见！祝采访成功！”阿尔玛喊道，帕拉朝我的儿子们俯下身去。“你们的爸爸现在和你们玩，这不好吗？”

　　“噢，太好了！”弗兰茨和维利喊了起来，激动地在走廊里蹦来跳去。

　　“多好的一家啊！”伯克先生说，“太可惜了，我们不能给他们照相了！”

　　“我们给女作家照几张也就行了。”伯克先生说。

　　“可是您可别写我的那部电影。”威尔威胁地嘀咕着。他生气地把咖啡壶啪的一声放进餐具柜。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那两个可爱的小精灵也飞走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真担心孩子们会来缠我。可是帕拉事先就给孩子们打过“预防针”了。

　　“爸爸，爸爸！走吧，跟我们去玩！我在地下室里有一个玩具飞机！它会飞！我是飞行员，你是唐老鸭。”

　　于是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威尔拉着他两个儿子的手和他们走了。

　　到地下室里去了。

　　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松了一口气，靠到沙发上，请两位先生自己倒点新鲜咖啡，接着采访。

　　当伯尔克先生的照相机和闪光灯暴雨般包围着我时，我特别开心，很自然地冲着镜头微笑着。

　　我想，无论什么情况下总会有正义之类的东西存在的。《我们妇女》只需要在有时候促进促进这些东西而已。

　　威尔现在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

　　不仅因为我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就为自己和孩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也不仅因为我写了本畅销书，可以自己挣钱生活！我现在受到了公众的关注！弗兰卡·西丝，独立抚养两个孩子的母亲！

　　工作是在完全和谐的气氛中开始的。

　　我们又坐在工作室里，撰写我们共同的剧本《独身幸福》，处理整部电影中最困难的场景：分娩。

　　威尔端着咖啡杯坐在沙发上，表演着这个场景中疼痛的呻吟声，让我把他做的和说的在电脑上用流利的德语表达出来。

　　“护士，我要生了。”他呻吟着喊道，“有阵痛了。”

　　我停止了打字。“阵痛在分娩前四周就有了，”我说，“那时还用不着叫护士呢。”

　　“我是这里的导演。”威尔说，“护士，给我拿一块冷的布来！”

　　“这个我不写。”我说。

　　威尔根本不想改动他那做作的稿子。他忘我地端着咖啡蜷伏在沙发上，绷紧因疼痛而变形的腿，呻吟着。

　　我在一边同情地看着他。

　　“疼吗？”

　　“疼得要命。”他呼吸困难地咕哝着，“快叫我的丈夫！”

　　“您丈夫和多罗塔娅还在床上呢。”我冷冷地说，“如果您能把咖啡杯放下来，我或许可以帮助您。”

　　威尔受到侮辱般地坐起来。

　　“如果你想独自写这场戏的话，那就请便吧！我可以到外面去散步！”

　　“那好吧！”我息事宁人地说。

　　“我决不会冒险在没有艺术指导的情况下去写一场戏。像分娩这样的题材我可能经验多一些！”

　　威尔坚持认为，在观察分娩方面的经验谁也不如他。

　　“反正有一次我就在旁边。”他自夸道，“助产士后来对我说，如果我不在旁边的话……”

　　“那么孩子到现在还在肚子里呢！”我补充说。

　　威尔感到受了侮辱。“你根本就不知道，我那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你在那里晕头转向、什么也不知道时，我是唯一保持镇定的人！医生事后说……”

　　“最好是你自己生这个孩子！”

　　“好吧，”威尔说，“我现在得给你说说。仅仅因为你写了这本愚蠢的书，仅仅因为你是女人，你就认为，你在这儿什么事都可以说了算？”

　　他说了这么一大堆，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突然又大声说：“我正在考虑更改片名的事。《独身幸福》，听起来太无聊了，简直空洞无物。我在想一个有艺术魅力的名字，像《查洛蒂的故事》，或者是……当然我们也要改掉查洛蒂这个名字，否则这个故事就会自动和你联系上了……你书中的那个阿姨叫那个名字也就可以了。我要为片中主角想一个富有魅力的名字……伊丽莎白，对，伊丽莎白。这确实是一个有时代气息的名字。你得明白，晚上往电影院跑的都是那些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片名一定要吸引人。要有魅力，要容易记住。”

　　可是我却很固执。“《独身幸福》是再适当不过的片名！”

　　“不，”威尔非常激动地喊道，“影片必须有一个智慧的包装，片名就是名片。你就不懂这个。”

　　我不知所措地呆望着他。改片名？

　　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看出电影和书之间的关系！

　　这正是威尔所解释的看法！

　　多么卑鄙阴险的诡计！

　　无耻小人的报复！

　　他在我心目中已经一钱不值了！

　　我悄悄走进厨房，不想让威尔看到我涌上来的眼泪。

　　帕拉站在厨房里，她圆鼓鼓的前胸伏在一个面缸上。缸里盛着做糕点的面团。维利心满意足地坐在餐具柜上，毫不掩饰地享受着挨近帕拉和面团的快乐。

　　我真羡慕他。

　　“喂，”帕拉友好地说，“您好吗？我一直听您在笑……”

　　“唉，算了吧。”我喉咙哽得再也说不出话了。

　　“出问题了吗？”帕拉停止了揉面。

　　“他想改片名。”我无精打采地说。

　　“他想改《独身幸福》这个名字？改成什么呢？”

　　“改成有点文化内涵的名字。”我垂头丧气地说道。

　　帕拉的目光越过维利的满头浓发审视着我。维利用小指头来回抓挠着粘在搅拌勺上的面团。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知道。”我说。

　　“弗兰西丝卡，”帕拉说，“允许我发表一点个人看法吗？”帕拉直呼我的名字，真是太好了。

　　“洗耳恭听。”

　　希望她会说威尔·格罗斯是个混蛋。她说完我也会这么说。

　　“标准的神经官能症。”帕拉不加掩饰地说。

　　她说着又开始揉面团。维利被允许扶着电动搅拌器。

　　“您真这么认为？”我在搅拌器的噪音中大声喊道。

　　“百分之百这么认为！”她喊道，“我对格罗斯先生的评价是十分谨慎的！您并不重视我的看法？对他的这种评价肯定是合适的！”

　　她又关掉电动搅拌器。“温克尔博士怎么看？”

　　“标准的神经官能症。”我说。

　　“标准的神经官能症。”维利自得其乐地说。

　　“明摆着的嘛！”帕拉说，“不要屈服！《独身幸福》是一个很棒的名字。”

　　电动搅拌器又开始转动起来。

　　帕拉鼓励地冲我微笑着。“您想想！是您创造了这个书名！您必须坚持！”

　　我一时感觉好多了。我擤了一下鼻子，上楼去卧室给埃诺打电话。在威尔面前，这是我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

　　埃诺在我的房子里装了十部电话，甚至在供热的地下室里也装了一部。另有两部是无绳电话。这样，就是在花园、车库和厕所里也能不受影响地通话。

　　埃诺的秘书毕阿特抱歉地告诉我，他不在办公室。我试着给阿尔玛打电话。

　　“喂，弗兰西丝卡，是的，埃诺在这里！他正在吃午饭呢，有奶油鲱鱼加带皮熟土豆！不，您一点儿也不影响！埃诺会很高兴的！您怎么样？帕拉好吗？”

　　“噢，温克尔夫人，我真想吻您一下！”

　　“那您就吻吧。”阿尔玛笑道，“我把这个吻再转送给埃诺！”

　　啊，这是一种母爱，是自以为毫无自私之心的母亲所具有的！

　　埃诺来到了电话旁。我明显地闻到了奶油调味品的味道。

　　“埃诺！救救我！威尔要改片名！”

　　“改《独身幸福》的片名吗？他无权这么做。”埃诺心平气和地说。我听见他吞食鲱鱼的声音。“《独身幸福》是在协议书里确认过的！”

　　啊，从我那满是洋葱味的律师嘴里说出的话是多么动听啊！《独身幸福》是在协议书里确认过的！

　　为什么威尔不对我说呢？他无非想折磨折磨我。这个没有骨气的无赖！

　　“啊，埃诺，我多想吻你呀！”我泪眼模糊地对着话筒小声说。

　　“那就吻吧。”埃诺说，“难道我还会反对？”

　　他没有把吻再转送给他的母亲。

　　“等合适的机会吧。”我回答说，“再见，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这个威尔，现在真是想方设法要让你和他复婚……”埃诺在电话的那一端说。

　　“我决不会再上当的！”我高兴地说。

　　我不动声色地回到工作室，微笑着坐到电脑旁。

　　“我们可以接着干了。”我直截了当地说。

　　“可我现在没有心情了，”他生气地说，“你出去整整十二分钟了！”

　　“阵痛的间隔时间就是这么长。”我回答说。

　　威尔现在确实没有情绪再去发出痛苦的呻吟了，于是我提出一个和解的建议。

　　“我们一起去散散步不好吗？就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这车库里让人感到太压抑了！”

　　“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威尔说，“我们没时间散步。”

　　“你在屋子里手脚不停地运动，”我尽量说得诙谐一些，“我可是坐在这儿不动的。”

　　“女打字员都这么做，”威尔说，“所以她们都是大屁股！”

　　我咽了口唾沫。帕拉说过，什么事都不要逆来顺受。

　　我猛地站了起来。

　　“我今天已经坐够了，”我斩钉截铁地说，“我觉得这里的空气太闷了。”

　　“你别走！我们今天还得写完产房里的那场戏！你说过，你在这方面感受比我多，所以你还是再坐下吧。”

　　我正要回答，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我把口述机借给你们。”我听到了埃诺的声音。

　　这是个真正的朋友！像他母亲一样殷勤可靠。

　　“喂，埃诺！”我叫了起来，激动地抱住了律师的脖子。

　　威尔厌恶地转过身去。他痛恨这些做作的场面，凡事都得自然和真实。

　　“很容易操作的，”埃诺说，“就是笨蛋也没问题。这是新产品中最新的一种。当然不会出什么差错！”

　　他说完就取他的口述机。

　　我带着胜利者的目光看了威尔一眼。哼，你这个小心眼的男人，别以为你可以随便摆布我。我有朋友。

　　“那好吧，我们去转一圈！”威尔说。

　　“片名你决不能改。”我们在走廊里穿鞋时，我对他说。这时，我真想对他做个鬼脸。

　　帕拉带着维利在后面，高兴地向我微笑着。

　　“片名是协议中确定的。”

　　“这我知道。”威尔冷冷地说，“我不过想气气你。”他边说边走出了房门。

　　帕拉看了我一眼，不难看出这种目光里所包含的意思。

　　“别怕，姐儿们！”

　　“你放心。”我好斗地说，一面走向帕拉怀里的小维利，吻了他一下。最好也吻帕拉一下，可我们还没有那么亲密。

　　“待会儿见。”

　　“祝你成功。”帕拉说，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我在外面听见埃诺冲威尔喊着什么。

　　他不会因为生气和荣誉受损揪住威尔算账吧？就像力大无比的奥比利克斯①抓住他后妈的脖子那样，使劲地摇晃他，扇他耳光，嘴里还愤怒地喊着：“混—蛋—你—为—什—么—总—惹—弗兰西丝卡—生气？”

　　①德国童话中的人物。

　　我走回去看个究竟。

　　没有出现我想像的那种情况，一切正常。埃诺正给威尔解释着那台口述机。

　　我前面不是已经提到过，他解释事情总习惯大声喊叫嘛。威尔耷拉着肩膀，在他面前点着头。

　　“祝您成功。”埃诺解释完后也这么对他说道。

　　我也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谢谢。”我说着又亲了一下他的脸。无非是想要威尔知道，我和我的律师之间有多么友好的关系。

　　埃诺开着他的敞篷汽车离开时，朝我们挥手喊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欧洲系统及无线电话和他联系！

　　威尔和我走了出来。

　　终于可以散步了！

　　夏日的空气！快走！蓝色的天空！深呼吸！

　　现在，所有的不快都会在蔚蓝的天空中烟消云散。我们终于可以坦诚地交谈了。

　　从女人到男人。

　　就在我想同威尔说话时，我发觉他还在我身后足有十米远的地方。

　　“怎么啦？”我回过头问道，因为急着谈话我都快发火了，“你认为我走得太快了吗？”

　　“你又开始走正步了。”威尔不满地嘟哝说，“我认为这不叫散步，是急行军！”

　　“你的走法也不是散步。”我毫无幽默地反击说。我的语气比刚才写剧本时更刻薄。“你倒是稍微快一点呀！简直是在闲逛！”

　　“你是在跑！”

　　“你是在爬！”

　　“你是在这儿火冒三丈地赶路！”

　　“你耷拉着肩膀像个熊包！”

　　“你是个麻木好战的女权分子！”

　　“你是个虚弱的领养老金的人！”

　　“你是令人厌恶、自以为是的母老虎！”

　　“你是自吹自擂的女权狂！”

　　“你什么吃的也不给做。”威尔在我后面喊道。

　　“我根本没想到这些！”我异常激动地回头大叫。

　　路上的行人都停了下来，不解地在后面看着我们。

　　“你从没有给我做过吃的！和你在一起我没有安全感！”

　　“可你从来就不在家！真是谢天谢地！”

　　“总得有人去挣钱！我忙得满头大汗，你是怎么感谢我的？”

　　“我—感—谢—你？凭什么？凭你让我怀孕？”

　　“唉，唉，唉。”一位老人摇着头说。

　　“你也太蠢了，准叫你不吃避孕药？”威尔在地平线上喊。

　　附近人家的阳台门都打开了。

　　“你认为，我应该全身充满荷尔蒙，以便让你那毫无节制的欲望在我身上发泄吗？”

　　“你不是也很开心吗，你不承认？”

　　“我有机会比较吗？没有！”

　　“你是说你的性高潮是装出来的？”

　　“唉，非这样不行吗？”一个骑自行车的妇女厌恶地责备道。她带着买东西的篮子，自行车后架上还坐着一个小孩。

　　“我是演员！”我用最后的力气大喊道。

　　这是自我们共同编写剧本以来我们之间所进行的最适合拍电影的一场舌战。

　　《独身幸福》正是如此。

　　影片的第一场戏。

　　可这是今天的情况，我们无法把我们的语言和动作写进剧本了。其一，隔了五十米的距离还要编写可以付印的对话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对话是内心的自然流露；其二，我们两个都不会使用那个该死的口述机。

　　我的第一次作品朗读旅行是去施瓦本。

　　那位可爱的女书商在电话里连珠炮似的用施瓦本方言向我表示，她正高兴地期待着我去内卡河畔的萨巴赫朗读作品。她还说要到斯图加特站来接我。我带着不安的心情坐上了火车。

　　外面万物复苏，花木发芽开花。莱茵河像一条蓝色的带子躺在种满葡萄的群山之问。河上的游轮冒着烟，或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如果不算那几次只住一夜的汉堡之旅，这是我第一次不带孩子出游。

　　现在，我可以有两周时间独自旅游了。

　　一种少有的、奇怪的感觉！预期的快乐并没有出现。火车刚刚从科隆站开出，内疚、想家、想帕拉以及对孩子们的思念就一起涌上心头。

　　我并没有去餐车结识一位独自旅行的先生，和他一起纵情地喝一小杯香槟酒，而是悄悄地带着我的小箱子来到最后一节车厢，那里不会有人打搅我忧郁的思绪。

　　孩子们没有妈妈了。

　　没有爸爸和妈妈了！

　　我平生第一次离开他们！不就因为我取得了那点可怜的成就嘛！不就为了去遥远的施瓦本自吹自擂一番嘛！

　　现在好了，他们不再孤单了。

　　他们有帕拉、阿尔玛·玛蒂尔和埃诺。

　　我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家。

　　真奇怪，帕拉那么快就取代了母亲的位置！不过也有人说，这对可怜的小家伙不利！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孩子们四个星期前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在教育方面很有权威的杂志《成才与堕落》的自由撰稿人弗里茨·费斯特先生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我们对帕拉的信任超过任何别的人。这是很难得的。仅仅四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她了。

　　我们无法想像生活里没有帕拉将会是什么样。甚至连威尔也不例外。他也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在帕拉那儿寻求安慰和帮助。昨天我正好碰上他用指头在刮碗里的巧克力布丁。他当时站在厨房的餐柜旁，那里是我们想靠近帕拉时常呆的地方。他向帕拉讲述着他在加勒比海岛屿上的经历。帕拉给他切了几片面包，并且为他熨了两件衬衣。

　　威尔后来飞往柏林，去挑选合适的演员了。

　　傍晚，帕拉和我单独呆在厨房的桌子旁。

　　我给了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出于我和孩子的感谢，也作为礼物，我另外又送给她一条赫尔墨斯牌围巾。

　　我还把孩子们画的一张画交给了她，上面有几行字：

　　亲爱的帕拉，谢谢你来到我们身旁。

　　“你？”帕拉问。

　　“当然。”我说，“您以为孩子们会以‘您’相称吗？”

　　“那么希望我们也能以‘你’相称。”

　　“好的，”我说，“我们就以‘你’相称。”

　　说完，我们坐在餐桌旁一起喝香槟。

　　“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

　　“是的，”帕拉说，“我也有这种感觉。阿尔玛经常提起你们。”

　　“你是怎么对我们这个家感兴趣的？”我好奇地问。

　　帕拉告诉我，她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家庭里干过活，其中有商务顾问、内阁大臣、外交官以及政治家。她一共带大了十三个孩子。当其中最小的孩子也上了中学时，她当时所在的部长一家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她在他们家只能干点擦擦洗洗的活了。于是，他们在《时代精神》报上登了如下一则广告：

　　为我们的女管家找一份新工作。多年来，她在处理家务、教育孩子等方方面面让我们心悦诚服。如果您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最好别给我们答复……

　　结果当然是无人问津。

　　除了特劳琴姑妈。

　　她认为，教育孩子不能为时过晚。

　　特劳琴姑妈独自住在城郊森林边上一个长满青藤的别墅里。阿尔玛和小埃诺是她唯一的亲戚，因此，她当然与他们以及帕拉都建立了一种相当亲密而坦诚的关系。

　　这我很好理解。尽管认识帕拉才四个星期，我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亲密、坦诚的关系。

　　问题在于，帕拉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应变能力，去忘记特劳琴姑妈的特点而适应我们家的要求。我不认为特劳琴姑妈与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充其量不过是喜欢同一家饭店而已。

　　帕拉在这座长满青藤的别墅里除了打扫蜘蛛网、给特劳琴姑妈读书外，还干什么？这我不知道。帕拉在谈到过去的时候，总是非常谨慎、简洁。在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家里当然要特别谨慎。这种谨慎我应该珍惜和学习。

　　“但是，你每天都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整天在别墅里擦擦枝形吊灯上的灰尘、整理整理园中的菜地吗？”

　　“不。”帕拉说，“特劳琴姑妈家还有清洁工和园丁。”

　　“噢，明白了。”我说着很快地喝了一口香槟。

　　“不过，这花园里总有很多活要干。”我想当然地说。这时帕拉重新斟满了酒杯。

　　是的。绿篱、草坪上的杂草长得很茂密。我本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更谈不上修剪花园的技术了。站在那里挖地，看看是否有蚯蚓，这可不是我干的事。我幻想着管理花草的园丁先生和他尊贵的夫人在我简陋的房子和花园里干活的情形。

　　为什么不呢？

　　现在我有钱了。

　　如果用钱能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什么一定要穿貂皮、购买橱窗里二百马克一双的名牌鞋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问问他们，看他们是否也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当然，”帕拉说，“这我已经想到了。”

　　“他们干什么呢？……我是说，特劳琴不在了，这些高贵的法国农民靠什么生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们暂时照看房子和花园。”帕拉说着，呷了一口香槟。“我们把房子转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一定是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公司。”我说。

　　“是的。”帕拉说。

　　然后她很谦虚地顺便补充道：“温克尔一家、维勒夫妇和我共同继承了房子，但是我们都不愿住。”

　　“什么？”香槟呛着了我。

　　帕拉是这座别墅的三分之一主人？而她却在我这儿当保姆！

　　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她似乎要抓起那条傻乎乎的赫尔墨斯牌围巾擦桌子，然后在尖厉的笑声中用它捂住我的耳朵。

　　“帕拉，”我说，“您……您可以不必工作！您为什么还到我这儿来干活？”

　　我做了一个包含一切的手势，指了指我的家：寒酸，狭小，地上铺着乐高塑料块，钢琴上散落着面包屑，图画书满屋子飞，工作室在车库里，门前停着生锈的小三轮车。

　　“因为在这里工作有乐趣。”帕拉说，“我喜欢你的孩子，也喜欢你。我很敬佩你。你本来也可以靠你的小说收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不必去忙各种杂事。”

　　“我可不想整天呆在家里。”

　　“离婚女人都是这样的。”

　　“那多无聊！”

　　“我也这么认为。你想知道我们俩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当然！”

　　“我们俩都在做自己擅长而且喜欢做的事。”她笑了，试着消除我的戒备。

　　“但是你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我说。

　　“是吗？可你也大可不必写书、拍电影、去各处巡回朗读你的作品……”

　　“威尔拍电影，”我打断她，“我只是在一边帮点忙。”

　　“我们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帕拉说，“你是母亲，我只是在旁边帮点忙。”

　　“回家后你干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你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得回家了。”帕拉看了看钟。

　　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下。

　　“好吧，明天早上八点？”帕拉问，“我带上自己的被褥。”

　　“好的。”我说，“明天早上八点。再见。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今天早上她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事情就这么简单。

　　现在，我必须调整我的情绪，去适应欢快的气氛。

　　调整情绪有时要比调整人的想法更难。

　　大脑皮层里的姑娘们已经醉眼矇眬，可我还没有醉。我盯着窗外，试图理解我生活中的变化。

　　半年前，我还穿着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带污点的毛衣，在租用的三间住房里爬来爬去，低头寻找落在沙发下面的乐高塑料块、面包屑和粘在地上哄孩子用的奶嘴。

　　现在，我正昂首阔步，开始扬起生活的风帆！而且——这是最重要的——我完全一个人造好了向上攀登的梯子，一步一步地顺着梯子往上爬。刚开始时小心翼翼，因为梯子仍在晃动。那时有埃诺和阿尔玛帮着把梯子扶稳。现在我已经能从母亲和家庭主妇生活的天窗看外面的世界了。

　　爬到外面去？试一次？如果不成功，可以顺着狭长的屋脊爬回来。我会头晕吗？会摔下来吗？

　　帕拉会扶住我的，她会再次扶我走进来的。

　　孩子们应该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这是弗里茨·费斯特的训诫。

　　干脆把孩子带上也许会好一些？

　　不行，如果是那样，这次旅行的负担就太大了，行程就太匆忙了，而且还不得不做出大量妥协。

　　可我多么希望孩子们待在我身边啊！

　　我是因为思念他们才产生这种念头吗？还是因为良心发现？

　　我原本就打算把孩子们带在身边吗？还是认为孩子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更好呢？帕拉的照顾就是他们的环境。她一开始就成了孩子们的第二个母亲。我放心地往座位后面靠了靠。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正常。再说，两个星期过得很快。我很快就会回家的。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美茵茨到了。

　　我打开车窗，看站台上过往的人流。现在想点别的事吧！

　　分隔间的门开了，一位皮肤黝黑、身穿薄荷绿色超短迷你裙、脚上穿着有缝长筒袜的妙龄女郎走了进来。她一手拿着压皱的香烟盒，另一只手拎着一只小巧的名牌箱子。她那精心做过的、有些夸张的狮子头发型发着深蓝色的光。我极不情愿地把放在对面座位上的报纸收了起来，把我的七件行李往一处拢了拢。女郎的手指上戴着十到十二个笨重的金戒指，它们正闪着珍珠的光芒；而手腕上马口铁做的手镯则在丁当作响。

　　我万分惊讶地发现，在她背上的襁褓里还有一个婴儿。

　　我跳起身去帮她接背上的孩子。天哪！一个婴儿！这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我本能地把手伸向襁褓。我认为这位被戒指武装的女人完全能够自己把名牌箱子塞到衣帽架上去。那婴儿的面部有些擦伤，而且很不干净，几块软乎乎的饼干和果汁、残余的奶汁混在一起，粘在脸上。襁褓摸起来有些潮湿，各种怪味从里面冒出来，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个苏姗娜家里的耗子尿味。

　　“您不下车吧？”漂亮女人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着，一边冒着衣服被坐皱的危险，重重地坐在了二等车厢里被磨损了的座位上。

　　我抱着又湿又冷的婴儿，一筹莫展地站在一旁。

　　“我到斯图加特。”我说。

　　“噢，那太棒了。”穿薄荷绿色裙子的少妇说，“我急着抽支烟。”

　　“您手上不是吗？”我说着，指了指那盒华丽牌金色小烟盒。

　　“是的！”受烟瘾折磨的女人呻吟着，“但是已经没有了。”她用超长的涂成蓝色的指甲无奈地捏了捏烟盒。

　　“那你就去搞烟吧，”我说，“我来看孩子。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看到有人帮忙，母亲再也忍不住烟瘾的折磨了。“她叫婕妮芙。”

　　话音未落，她已经冲了出去。我听见她拽开隔壁分隔间的门去讨烟。但是她很不走运，隔壁房间不许抽烟。于是，她噼噼啪啪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火车重新启动。车身猛地一晃便开了起来，我们，婕妮芙和我跌靠到座位的靠背上。这个又湿又冷的孩子“温暖”了我的膝间，也软化了我的心。“嗳，婕妮芙，瞧你，怎么这副模样？”我感到一阵恶心。我伸直胳膊把她抱在眼前摇晃。每次想亲吻和爱抚她，总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恐惧，害怕今天晚上我的作品朗读会将散发出耗子尿的骚味。这个沾满饼干屑的小怪物没有任何反抗。她在那又冷又湿的襁褓里，冷漠地从堆在她脸上的那些残余食物里向外看。

　　“妈妈最后一次给你换尿布是什么时候？”我问。婕妮芙没有回答。她最多只有九到十个月。如果是我的维利，他早就对我又打又吼了。

　　发型夸张的女人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我的胳膊开始发麻。真见鬼，我正好在思念孩子，手上就抱了一个需要特别清洗的小养女。对儿子们的思念荡然无存了。乌拉！

　　我毅然决定把孩子从襁褓、身上的连裤衫以及——啊，真吓人——破成碎片的尿布中解救出来。我取下了最后一块棉垫和塑料片，她的屁股活像一只狒狒的屁股。

　　“嘿，你这个小坏蛋。”我嘀咕道，婕妮芙哭开了。我用指尖把换下的尿布扔到地上，然后用脚把它们推到座位的下面，以免被人不小心踩上。然后，我打开车窗，让迎面来的风吹着婕妮芙。如果凑巧有乘客路过过道，看见我们这副情形，他肯定会立刻拉紧急刹车的闸。

　　新鲜空气令婕妮芙感到舒适。她不哭了。当她的身体差不多被风吹干时，我把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座位上，然后一边用大腿挡着她，一边在尿布包里翻开了。这里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甚至还有香烟。总共有四包，都是华丽牌的。还有一条连裤衫。这个染上了尼古丁瘾的漂亮妈妈为什么不给她的孩子换尿布呢？

　　我小心地往婕妮芙的屁股上扑了粉。当我重新给她包上尿布时，这个小怪物的小脸痛苦地扭曲着。

　　“别害怕，”我说，“我不会弄疼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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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接着用指甲尖把婕妮芙湿漉漉的连裤衫换下，给她穿上干净的那条。

　　我用油布把她的小嘴和小鼻子擦干净。好，现在她又像个婴儿了，原来她还挺秀气的。

　　在等她母亲的这当儿，我们，我和婕妮芙聊了一会儿。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我说，“他们叫弗兰茨和维利。”

　　婕妮芙高兴地发出模糊不清的咿呀声。

　　“你妈妈怎么了？”我问，“怎么还不来？”

　　她不可能从火车里跳出去。但是，如果我到了斯图加特还是一个人抱着这婴儿坐在车厢里，我该怎么办？

　　“弗兰茨和维利有一个保姆。”我说，“他们的屁股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也从来没有饼干屑。也许你的妈妈也应该想这样的办法。她看起来并不缺钱。”

　　这时候女士回来了。她嘴里衔着一支燃着的烟，手上还拿着三盒，牌子是“我喜欢抽烟”。她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张空座位上，狠狠地吸了一口那来自自由世界的烟。

　　“这虽然不是我要的牌子，”这是她见到我们后的第一句话，“但是总比没有强。”

　　“我给婕妮芙换了尿布。”我说。

　　婕妮芙高兴地看着窗外，吮吸着自己的小指头。显然，她感到了无比的舒适。

　　“整个火车上都没有自动售烟机。”婕妮芙的母亲说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车上的小卖部只有这种烟！”

　　她极其不满地指着手上这根刚买的劣质烟。情急之下，魔鬼也会把苍蝇当烟抽。

　　“你到哪儿下车？”我问，希望能引开她的找烟话题。

　　“到汉堡，小家伙她爸那儿。”抽烟的漂亮女人答道，嘴里不停地在我们这个洒满阳光的无烟车厢里吐着烟圈。

　　“您路过斯图加特吗？”我试探地问。

　　“怎么？难道不对吗？”

　　“这车是向南开的，”我说，“而汉堡是在北边。”

　　“见鬼！”她忍不住骂了一句，站起身来。“那我们得下车了。”

　　我告诉她，下一站是海德堡，她可以安下心来再抽一支烟。

　　“噢，我现在也确实很需要烟。”她一边说，一边把扔在地面上的烟头踩灭，烟头正好挨着那块湿漉漉的尿布。接着，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用颤抖的手指把香烟塞到嘴里，“我干了一夜活。”

　　“干什么？”我脱口而出。我尽量不看车厢里那块“请勿吸烟”的牌子。

　　“上班。”她点着烟，含糊地应了一句。“我是管自动游戏机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的一端留下了紫色的口红印。

　　我琢磨着，她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

　　“那婕妮芙呢？”

　　“没问题。”她说，“婕妮芙特别好带，所以我一直带着她。以后，等她能走了，我就得想办法了。”

　　我想，她不会急着教婕妮芙学走路的，因为现在无论到哪儿，她都可以把躺在襁褓里的婕妮芙随手一放完事。

　　接着她又说，她得休息一阵子，所以她去找约翰，也就是小家伙的爸爸。他在汉堡工作，有一个女朋友，叫珞莉妲。她虽然才十六岁，但是该轮到他们带孩子了。她本人已经累垮了。

　　我觉得也是，她看起来十分憔悴，瘦得皮包骨了。尽管她的皮肤已经晒成了棕黑色，但看起来仍然很苍白。这个经过精心包装的华丽外壳顷刻间肢解成了碎片。

　　一个带着孩子工作的女人，处境和我一样。

　　似是却如此不同。

　　她把钱花在了昂贵的衣服和香烟上。

　　我用钱把自己从家务活中赎了出来。我买到了一点自由。

　　我们俩谁是更不合格的母亲呢？

　　我送婕妮芙和她的母亲下了车，情绪十分抑郁。乘务员还请我把她们送上她们换乘的那趟车。我不可能为她们做更多的事。我悄悄回到分隔间，爬到座位下，取出发臭的尿布，用指尖把它扔进了过道的垃圾桶里。

　　然后我去洗手间把手彻底洗了一遍。

　　我在斯图加特站下车后，四处张望着，找那个精力旺盛的女书商。她的名字我在电话里压根儿就没听明白。这时，一个身穿灰色外套、脸上丝巾飞舞的人推着一辆空行李车急匆匆地向我跑来，我仍然站在那里翘首以待。这位女士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身边。只听见刺耳的嘎吱一声，那辆行李车也在一旁停了下来。她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兴奋地叫道：“快点儿，好吗？”

　　她不可能跟我说话的！我正要往前走，她拽住了我的衣角。

　　“西丝女士？”

　　“我？”我惊讶地答道。

　　“快点儿吧！”她精神抖擞地喊道，并指了指身边的行李车。

　　我可没这么傻，我暗忖。况且，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对我说话呢？

　　“我们得快一点。”她一边喘气，一边不让飘起的围巾贴在她的镜片上。“我的车停在禁止停车的地方！”

　　“等等，”我烦躁地问，“您是内卡河畔的萨巴赫书店吗？”

　　“是的！”她喊道，脖子上露出了片片热斑。“威茨伯尔特！我们通过电话！”

　　她为什么总叫我“威茨伯尔特”①，而且用这样一种大为不恭的方式侮辱我？我苦思冥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她姓“威茨伯尔特”！真糟糕，弗兰西丝卡，她自我介绍了三次！她推着一辆行李车急如星火地赶来接你，而你连笑都没有对她笑一笑！你既没有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更没有激动地和她握手！

　　①德语中意为“爱说俏皮话的人”，口语中常作贬意词用。

　　我不知所措地跟在这个精力充沛、喋喋不休的施瓦本女人后面，她在人群中推着行李车穿行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美国电影中的多塞①，她确实与多塞有着共同的特点！当然，只有当她跑起来的时候像，说施瓦本方言的时候就不像了。

　　①著名美国影片《宝贝儿》中的人物，他男扮女装前去摄影棚试镜，不明真相的导演对其大为赏识，由此引出一连串的喜剧情节。

　　她那辆白色的雷诺停在车站前面的人行道上，闪闪发光。一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为了不影响交通，正在用对讲机指挥一辆拖运车把违章车辆拖走。

　　“等拖车过来，我们早就开走了！”威茨伯尔特喊道，把我的箱子扔进她那辆敞篷车的后排座位上，然后跳上了车。我也仓促地上了车，坐在她身旁。

　　小车腾的一下离开了人行道，汇入上下班高峰的车流中。

　　“您顺利到这儿，太棒了。我一直担心您坐不上火车，因为星期五的火车非常拥挤，所以我想您可能会开车来，那么我们就可能碰不上了。”威茨伯尔特女士情绪很高。“旅途还好吗？”

　　“噢，谢谢！”我想起了自动游戏机里的小猫和婕妮芙，她们母女俩不会换错车吧？约翰是否也是这样激动地去接她们呢？

　　“我们搬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椅子，还给读者发了邀请信，在城里贴了广告，估计会有许多人来的！”

　　多塞踩了一下油门，雷诺在痛苦的呜呜声中爬上了山坡。

　　“这里的山丘很多，是吧？”这个能干的女人高兴地说，“不像你们汉堡那样平坦！”

　　“是科隆。”我说。

　　“噢，我还以为您住在汉堡呢！但是那位出版社的先生……他叫……什么施耐尔来着？”

　　“朗格。”我说。

　　“对。”她说，“您认识他吗？”

　　“认识。”我说，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您是怎么认识他的？我是说，怎样让编辑读您的稿子？”

　　“我和他睡过觉。”我冷冷地回答。

　　雷诺突然神经质地抖动了一下。

　　多塞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您知道吗，刚才我还信以为真呢！原来这就是您，西丝女士，这就是您的幽默，很典型！”她笑弯了腰。

　　我们向萨巴赫的内卡河驶去，多塞滔滔不绝地在我耳边说个不停。她向我介绍这里的山丘、烟囱、周围街道修成的时间，施瓦本的学校、图书馆以及教育体制。这个时候我非常想念维克托。可惜汉堡离这里太远了！

　　她不停地为她不能带我参观她的家乡表示歉意。她就出生在伦尼格①，因此她总得到处奔跑，她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是到开玩笑的火候了，就答道，伦尼格总比埃斯林格②对体形有好处。多塞开怀大笑，都忘了把车速换成三挡。我还真能想得出那么多逗笑的话。她还说要带我到一个简朴干净的小公寓里住宿，那公寓就在城边上，可以从那儿看到路德维希堡。

　　①德语中意为“擅长跑步的人”。

　　②德语中意为“吃”。

　　我也一再表示，能天天观望路德维希堡是再令人高兴不过的事了。

　　当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巧舒适的公寓前时，我突然觉得很孤独。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周围是成片的田野，每当初夏的凉风吹过，田野里便麦浪起伏。

　　“朗诵会八点开始，我七点半来接你。”威茨伯尔特女士轻快地说。多塞开着雷诺走了，一路还摁着喇叭，向我使劲地挥动着手臂告别。那条灰色的围巾在她的眼镜周围飘舞着。现在，我独自一人站在车库的入口处。

　　公寓的门虚掩着。地面和四壁的瓷砖都擦得非常干净。餐具柜上的镜子前放着一碟绿色的苹果。我拿了一只，塞到包里，以备明天早上吃。

　　这里总共有一侧楼梯、三扇关着的棕色门。一扇门上写着“私宅”，另外两扇门上写着“WC”。我推门进去，里面散发着马桶坐圈刚用清洁剂擦过的气味。窗台上一件女服中放着一卷备用手纸。

　　我回到了前厅。到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

　　我觉得时刻都会有一扇门突然开启，我的孩子会从门里向我扑来。但四周是那么寂静，寂静得让人难以忍受。

　　“喂？”

　　我的声音在闪闪发光的瓷砖之间回响。

　　我从那些苹果上方照了照镜子。弗兰西丝卡，成功的女作家，她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

　　这时我发现，装苹果的碟子里有一张纸片，上面放着三把钥匙。

　　纸片上分别认真地写着：

　　绍贝勒先生，三号房间

　　西丝女士，四号房间

　　魏贝林格先生，五号房间

　　绍贝勒先生和魏贝林格先生大概还没到，屋子里空荡荡的。我拿了四号房间的钥匙，小跑着上了楼。二层楼全部是“私宅”，我的房间在三层。

　　这里除了浴室和厕所还有三扇门，分别是三、四、五号房问。在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本旧画报，挨墙的地方还有一台冰箱。我试着打开它，里面有三瓶矿泉水，都各自挂着小纸片。你看，果不其然！要是今天晚上不搞这种冷冷清清的活动，该多好！

　　我的房间光线很好，很舒适，视野开阔，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麦浪起伏的田野，还可以望见远处工厂的烟囱和汽车电影院的银幕。现在我可以眺望路德维希堡了，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天空是那么的蓝，不时有施瓦本的燕子欢快地掠过天际。

　　我掸去身上的灰尘，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澡，然后躺在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床上。没有人来打搅我，也没有人高叫：“妈妈，我要一杯牛奶。”没有人会爬到我的被窝里，把图画书的尖角塞到我的眼皮底下，对我说：“妈妈，你给我读帕派的故事。”也没有人会催我说：“妈妈，你该起床了，把那只小兔子拿给我！”没有人哭，没有人喊叫。也听不到孩子们在过道里发出咚咚的脚步声。四周一片寂静。白色的屋顶，黑色木材做成的倾斜面。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只伸长脖子鸣叫的小鹿，它看起来像是受了某种屈辱。紧靠墙壁的五斗橱上放着一台小电视。擦得锃亮的床头柜上还有一部电话。

　　想家，想念亲人。心疼得快透不过气来。

　　我往家里打个电话。

　　“这里是弗兰西丝卡家。”帕拉接的电话。

　　“你好，”我忧伤地说道，“是我！”

　　“你好，我亲爱的。”帕拉很高兴。“你能打电话回来真是太好了！过得怎么样？”

　　我向她叙述了旅途经历以及那个爱唠叨的女书商。我说我一开始就没弄清楚，她叫威茨伯尔特。

　　“她叫威尔茨·伯尔特。”帕拉纠正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今天早上又来过一次电话！问你今天开车去还是坐火车去。我告诉她你是坐火车去的。”

　　“你立刻就听清了她的名字？”我十分诧异。

　　“没有。”帕拉说，“不过，我让她把名字拼了一遍。”

　　“是吗？”我深感惊讶。

　　“我在特劳琴姑妈家就常这么做。”帕拉说，“我经常接电话，替特劳琴姑妈记下来。现在我也顺便替你做电话记录。今天还有两个书商来过电话，一个是来自……”——我听见她翻纸张的沙沙声——“巴特哈尔茨堡，另一位是马格德堡人。”

　　“噢。”我说。

　　“另外，科隆广播电台的魏得勒先生也来过电话。”

　　帕拉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能和魏得勒先生聊聊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另外还有一封成功女性出版社的信。”帕拉说，“要我打开吗？”

　　“如果信是手写的，就别打开。”我说。

　　我又听见帕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用电脑打的，是张销售清单。”

　　“是吗？”

　　“根据图书销售情况的报道，你的书排在第二十七位，”帕拉说，“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上星期你排在第三十三位，上上个星期第四十九位。在此之前，你根本排不上名次！”

　　“噢，知道了。”我乐不可支。第二十七位！这可真不错！

　　“还没完呢。”帕拉说，“每天的销售量！你可得站稳了！”

　　“快说吧！我躺着呢！”

　　“九百八十七本！”帕拉说，“每天的，平均量。真了不起！不是吗？”

　　我盯着墙上那只饱受屈辱、昂首长鸣的小鹿发呆。几乎是一千本！而且是每天！太棒了！终于有进展了！用威尔·格罗斯的话说，这是我的事。

　　“听起来不错。”我说，尽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孩子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外面沙箱里玩耍呢。”帕拉说，“一切都好。地下室进水了，但是埃诺和我已经把它解决了。”

　　“什么？”

　　“埃诺通过电话指导我们开水泵排水，然后我和维勒夫人一起把地下室的积水擦干。维勒先生也帮了忙。”

　　“你真了不起。维勒夫妇和埃诺也很了不起。”

　　“你想和孩子们说话吗？”

　　“不了，最好不要。”我知道，他们会嚎啕大哭，然后哀求我立刻回家，我也会跟着嚎啕大哭的。我没有一起去地下室清除积水，问心有愧。如果不是你们，这间干净的小房间说不定会塌陷的。

　　“你也好吗，帕拉？”

　　“非常好。”帕拉说，“别为我们担心，好好享受你的这段时光吧！”

　　“享受时光并不那么容易。”

　　“那么你得学着去享受。”

　　“屋子太宁静了。”

　　“那就享受宁静！”

　　“我怕屋顶会塌下来，砸到我的头上。”

　　“那就到外面去散散步！这可是你最喜欢的事呀！”

　　“适应这里的环境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很想你们！”

　　“这需要时问。”帕拉说，“现在，好好享受你自由自在的生活吧。要是我两个星期前没有搬到你们家，你认为我每天中午两点半都干些什么呢？”

　　“不知道。”

　　“享受自由呀！”

　　“明白了！好，就这样吧。”我说。

　　我们挂上了电话。我躺在枕头上看着天花板。一切都好！地下室进水了，但是几分钟内就恢复了原样。没有人想到我。我的书像热面包一样抢手。我躺在床上挣钱！（有些女孩也这么做，但和我却是两码事。）窗外的阳光是那么明媚！我自由了！完全自由了！为什么我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为之奋斗的这该死的生活乐趣至今还没有出现？弗兰西丝卡，尽情享受这样的日子吧！弗兰卡对自己叫道，手里使劲地攥着被单。振作起来，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去吧！外面正是生机勃勃的初夏。你的生命也正处于初夏阶段！现在，白天的时光最长！夜晚的时光短！这样的日子不该睡懒觉！在这样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躺在公寓里盯着天花板发呆就更不应该了！

　　我一跃跳下了床。

　　我穿上了干净的衣服，走到公寓门前。

　　这里的空气是多么清新啊！施瓦本的燕子飞得有多么欢快啊！

　　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

　　然后健步向田野走去。

　　这是一次非常有趣、非常值得一提的旅游。在第一次朗诵会的晚上就来了五十名施瓦本的家庭妇女。我坐在桌子的一边，晃着腿，读了从我书中选出的五章内容。多塞原来还体贴地在桌上摆放了鲜花、矿泉水和麦克风。麦克风简直就是多余的，我在表演学校里是怎么学的朗诵？比麦克风和鲜花重要的是，所有的观众都应该能看见我。我不想只朗读！我还想叙述和表演，让听众入迷。我终于能让我的表演天赋发挥出来了，终于有机会了！施瓦本的家庭妇女也许还不习惯轻松地用德语进行社交，就像她们不能轻松自如地对待变心的丈夫一样。而我在两方面都能轻松自如了。听众只在开始时对此表示惊奇，接下来就是热烈的反应了。每读完一章都会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当我全部读完时，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高兴地咧开嘴，冲大家笑着。这是我获得的第一次掌声！掌声多么热烈！人们向我开心地笑着！好像我们都是老朋友似的！

　　啊，姑娘们，我多么爱你们呀！

　　然后，多塞提了一个抛砖引玉的问题。

　　“您在哪儿学的写作？”

　　刚开始我想回答：“在学校里！”可是我不想奚落她们。

　　我讲了我和埃诺的故事。

　　“我的律师建议我简明扼要地写一下有关我婚姻情况的书面材料。可是我总也简短不了，实在没办法。结果我还是写了三百页。那是在冬天，就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晚上干脆把憋在心里的事统统写出来。这种情况要是别人就会去看心理医生了，可是我倒觉得把它写出来更实际。我的律师当然很懒，我写的有些东西他看也没看，而是给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已经七十岁了，有的是时问。她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悄悄地把它推荐给了一家出版社。”

　　五十个家庭妇女发出了一阵开心的笑声。

　　“出版社后来就马上要了这篇稿子？”

　　“是的。”我说，我尽量压低声音，显得谦虚一些。“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

　　“这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一位深受感染的女人说，“不过，它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很久很久以前！”

　　我觉得演讲取得了成功。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我和维克托的故事也讲出来。例如，讲讲我们二十年后的重逢以及我们如何躺在乎稿上做爱的情况。可是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不敢肯定灰姑娘和她的王子是否在包谷地里也做了同样的事。另外，我暂时也不想让这些施瓦本的家庭妇女过分激动。

　　“最好的故事是生活本身！”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妇女说，“您真的独身吗？您真的把您的丈夫‘扔’了出去？”

　　“是的。”我说，“也就是说，我搬家了。这是最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

　　“整个故事最精彩的是您搬出去后独身继续生活的那一段！真是太有骨气了！”

　　“您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多塞提了第二个问题。“我是说，您有孩子，要独自抚养他们，还要做家务，写畅销书。”

　　我回答说，对于我喜欢的事，我可以一天十二十四小时，绝对没问题。这些施瓦本的家庭妇女相信了我的话。

　　“当然，我现在给孩子们请了个保姆。”我非常满足地说。

　　“啊，明白了。”几个妇女羡慕地说。

　　“完全是自传体小说吗？”一个妇女很有勇气地问道。

　　“基本上是的。”我实事求是地说，“也就是说，我从实际生活中借用了一些人物和情节，然后再加入我的虚构。”

　　“真有汤姆·克特尔彼得这个人吗？”

　　“有的。当然并不完全像我书中描写的那样。不过确实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书中人物的原型。”

　　“此人也叫汤姆·克特尔彼得吗？”

　　“名字都差不多。”我满意地回答说，“顺便提一句，他是个导演。”然后我引爆了一枚炸弹。“他正在把我的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

　　场上爆发出一阵扑哧扑哧的笑声、掌声、欢呼声和因为兴奋而拍大腿的响声。

　　“他知道里面有个人物是他自己吗？”

　　“他现在知道了。”

　　“男人真是太蠢了！”一个妇女叹息道。

　　“他如何安排您的角色呢？”

　　“不知道。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可是您也有发言权啊！”

　　“正是这样。”我说，“汤姆·克特尔彼得是一个慷慨大度、不尚虚荣的人。”

　　“我们在书中读到的作家和导演总是在吵架，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我肯定地说，“我们之间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权限。您知道汤姆·克特尔彼得不久前写信给我说了什么吗？他说，公平早就过时了！”

　　这些施瓦本的家庭妇女疑惑地看着我。

　　“也许他的意思是公平是必不可少的。”女书商多塞善解人意地说道。

　　“也许吧。”我说。

　　“这让我非常高兴。你们离婚了，可还要共同完成这部电影，这实在很了不起。”一位妇女说。

　　我也觉得这很了不起。

　　哭泣的时代早就过时了。

　　我的巡回朗读旅行还包括南部的一些小城市：科恩韦斯特海姆，路德维希堡，蒂宾格，罗伊特林格，魏布林格，伯布林格，尼尔廷格，埃斯林格，普富林格，科恩塔尔-明兴格，内林格，内卡-腾茨林格。我觉得乘坐短途公共交通工具很好。环绕斯图加特的高速铁路向四周延伸到了很多小地方，而且从车窗也容易向外观望景色。交通部门终于变聪明了！我很快就能熟练地从自动售票机上买票，甚至很快学会了只花二点五马克买头等车厢票的窍门儿。在这儿禁止吸烟、禁止嚼口香糖、禁止随地吐痰、禁止咳嗽，我很放松地靠在这头等车厢的座位上，享受着窗外的美景。看着窗外施瓦本地区的奶牛、房屋和山冈，我想，世界上没有更好的修心养性之地了。

　　我还有一次愉快的经历。在我走入头等车厢时，我写的那本书在我眼前闪了一下。这次弯腰看我书的可不是能干的施瓦本家庭妇女，而是一位正当壮年、非常英俊的男子。尽管车厢里别的地方还有很多空座位，我还是坐在了他的身旁。心跳！紧张！幸福！

　　他读到了第一百五十页，正入迷呢。

　　“您在读这本书吗？”

　　我一时想不出更适合的问题。

　　我的脸有些红了。

　　“是的。”他高兴地看着急于想介绍书中情况的我。“怎么啦？您了解这本书？”

　　“是的。”镇定一些，姑娘，镇定一点！“您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非常非常好，很有消遣性。我是今天早上在汉堡买的这书。现在我都看到第……一百五十页了！”

　　“这一段讲的是汤姆·克特尔彼得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车上遇到了多罗塔娅。”

　　“嘿……一点儿不错……现在我在斯图加特的高速火车上遇到了美丽的……”

　　“弗兰西丝卡……”我脱口而出。

　　这个英俊迷人的汉堡先生看来还没明白过来。

　　“现在我真得考虑一下该如何消磨这段旅途，是读这本书呢，还是和您……”

　　真是既有魅力又善于言辞。啊，太好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妇人心中想这样喊叫出来。

　　“可以两者兼顾嘛……”我也不知道是否该和自己进行思想斗争。

　　车厢里的其他男人都干着自己的事，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

　　“我建议，我坐到您的对面看您读书。”我一边说，一边就换了座位。这位先生笑了起来，他把他那条长腿挪到一边。我的做法丝毫没有让他感到不知所措。“您随便吧！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否静下心来读书！”

　　同车厢的两个人都从他们的报纸边缘不安地看着我。

　　“可以的！您就专心看书吧！紧接下来的情节就是选择哪一个的矛盾心理，这是发生在一家廉价的俄罗斯酒店的早餐餐厅里！”

　　这位英俊的先生疑惑地看着我。突然，他一下子开窍了。他把书翻转过来，读着我的名字：“您是弗兰卡·西丝？”

　　“是的！”弗兰茨会怎么说呢？他肯定会说，我赢了第一分。

　　我们左边和右边的报纸都落下了。那几位商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

　　“原来是这样！”

　　现在，我的这位高个子读者高兴起来，我也很高兴。我们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就差点没有拥抱了。即使是那些看报的商人也很兴奋，我听见了他们的笑声。

　　“我叫阿克塞尔·迈瑟。”这个英俊的读者说着就要站起来。他实在太高了，站起来时得先低头。

　　“我是弗兰卡·西丝。”我说道。然后我们使劲握手。

　　很遗憾我得下车了。我很快地在大个子迈瑟先生的书上签了名：献给邂逅相遇的阿克塞尔！祝他旅途愉快。他表示感谢，祝我取得更大成功。我拎着箱子跳到站台上时，他仍很兴奋。全车厢的人都很兴奋。阿克塞尔·迈瑟一直向我挥手，直到火车转弯看不见为止。

　　这是一个愉快的插曲。

　　除此之外，我的旅途很平静。

　　暂时如此。

　　窗外的天气很适合我现在的情绪。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明媚，那么宁静。我享受着独处的快乐！我又有了那么多的想法和感受……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我的脑垂体细胞在一片宁静中伸展四肢。当然，她们也不断地跑到我的孩子那里，看看他们是否一切都好，然后就安心地回来。孩子们被照看得很好。现在就全是我的时问。我可以尽情享受。这是我自己挣来的。我的脑细胞们在躺椅上伸着懒腰，让太阳暖暖地照在肚皮上。

　　我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有时是一个激动的图书馆女管理员在站台上使劲挥着我的书。有时是一位打扮得光彩照人的书商拿着一枝银莲欢迎我。所有的人都为能在家乡欢迎我而感到兴奋和激动。总有人殷勤地急忙接过我的箱子，把我送到收拾得很干净的公寓里。那里的餐具柜上放着绿色的苹果。厕所不是有铃兰的香味，就是有樱桃花的香味。有一次，还有人给我带来一个自己做的蛋糕，上面写着“欢迎你，弗兰卡·西丝。”所有的人都令人感动地操心着我的冷暖！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晚上，我读一段我写的那本书，听众有时上百个，有时十几个。百分之九十都是女人，她们满怀期望地坐在我的身旁。少数的几个男人看起来是顺便带来的。

　　尽管如此，我总能把她们逗笑，总能在朗读之后做一次令人精神焕发的谈话。

　　“您并非顽固的妇女解放运动者，这是您的长处。”有一个男听众像施舍什么似的说，“和您可以谈所有的问题，也可以开怀大笑！”

　　“当我把您的书读完的时候，我好像失去了一位好朋友。”第二排的一位妙龄女郎说道。我深深地感动了。对于作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赞誉吗？

　　“您和我对书中查洛蒂这个人物的想像完全一样。”另一个妇女说。

　　“您朗读的声音棒极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说。我给了他一个飞吻。

　　“我还可以听您朗读几个小时！”他的妻子证实道。

　　“我读您的小说时什么烦恼都忘了！”

　　“我把这本书给我丈夫看了，从此我们又能在一起交谈了！”

　　“我的女朋友在医院里读了您的书之后，身体感觉好多了。”

　　“祝您青春常在！”

　　“您的下一木书什么时候问世？”

　　我明白，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比我烫好一件衬衣领子后的感觉好多了。

　　这些妇女把书递过来签名时给我讲了她们的婚姻命运。我给每个人的书都写了个人题词。令人惊奇的是，人们想让我写在书上的有各种各样的内容。有些是中立的，不偏不倚，我写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

　　“献给我亲爱的老朋友乌里希。愿这本书带给你许多乐趣！”

　　“献给离婚的安克·曼。祝你独身快乐！”

　　“献给弗雷德，纪念我们十六年来幸福的同居生活。”

　　“献给快乐的单身汉古多！”

　　引人注目的是，我的书也被赠送给了夫妻。

　　“献给乌里和拉里，尽管他们不愿意享受独身的快乐。”

　　“献给吉德和格德，这个行星上最后一对美满的夫妻！”

　　“献给特蒂和小宝贝！作为你们的十周年纪念！”

　　有时，我的书也被当作分别时的礼物。

　　“献给比利。祝你一路顺风。”

　　“献给恩斯特。非常感谢那段与你共度的美好时光。”

　　希望恩斯特能够喜欢这段新奇的题词。

　　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有人竟让我写这段话：

　　“献给连这么美好的东西都没读过的蠢笨无比的奶牛。”

　　我疑惑地从我签名的那张桌子上抬起头。

　　“真让我写？”

　　“对！一定要写！您知道吗，她的床头柜上全是厚厚的画册、法国文学和大部头的当代哲学！她把客人带到卧室里只是为了炫耀她的文化程度！”

　　“为什么要我在书上写这些题词呢？用词太不优美了！非常损害她的尊严！”

　　“因为她偷偷读书，躲在被子下面！我们要打赌吗？”

　　不，我可不想打赌。

　　可是我愿意题词。

　　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白天，我就在那些值得一看的小镇散步，参观城堡、教堂和博物馆。我看见橱窗和广告柱上都挂着有我画像的张贴画，上面用粗体写着“弗兰卡·西丝”。画像下面画着我的书。再下面大多数是手写的朗读会地点和时问。

　　有时，我会小心地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认出我来，甚至和我搭腔。可是没人注意到我。显然，那画像和我一点都不像。或许施瓦本人不习惯与那些向自己微笑的陌生人打交道，仅仅因为这些人的画像贴在广告柱上。

　　当我逛够了城镇，就到数公里以外的农村去。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走了，这是多大的享受啊！我空着两手，大步流星地走在夏日的田野上。我走过开满鲜花和香气扑鼻的果树林，越过草地和田野。不用推那辆载着两个胖小子、重达五十公斤的手推车，也不用等爱挑刺的丈夫赶上来！我只管自己往前走。我觉得自己轻得像一片羽毛，真是妙极了。

　　我在路德维希堡的城堡里呆了好几个小时。令我非常兴奋的是，那儿正在办花展。城堡的每一个大厅都摆放着许多颜色相配的不同花束。我漫步——不，我飘浮在这一片无法诉诸笔墨的富丽堂皇的花丛中，惊叹不已。阵阵花香和缤纷色彩让我微微陶醉。当我臆想着这一切都是为我而布置时，一种幸福的感觉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欢迎你，弗兰卡·西丝！

　　一个夏天的白日梦。

　　然后我看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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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在处于幸福感觉的最高峰时看见了他。

　　他站在城堡公园的童话森林里，坐在莴苣姑娘①的城堡前，向上看着那根正慢慢向他垂落的金黄色的辫子。

　　①莴苣姑娘是格林童话中一个美丽女子，巫婆将她囚禁在一个没有入口的城堡顶端，她常常把长辫子从城堡顶端放到地面，以便王子顺着辫子爬到上面与她幽会。

　　是两个小男孩按了那个按钮，可是当那根辫子往下垂落时，他们却没有耐心地跑掉了。这根辫子对他们来说落得太慢了。在家里玩电脑上的游戏时，游戏中的超人反应可快多了。莴苣姑娘傻乎乎的辫子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他在等着。他有时间等。他被迷住了。

　　我也被迷住了。特别是当我肯定地认为，他是用纸板做的舞台布景，按照计划也要和莴苣姑娘的辫子一样消失在天空中时。

　　可他是有血有肉的。

　　活生生的。

　　独自一人。

　　帕派。

　　“您好！”我说，“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噢，”他高兴地说，“看穿夏装玩冰块的靓女。”

　　然后他向四周搜寻着。

　　“弗兰茨和维利在哪儿？”

　　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家里，”我说，“在科隆。”

　　“我的孩子也在科隆的家里。”我已经记不清他孩子的名字了。只记得那个扎金黄色辫子的女孩的大脑有点残疾。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妻子，那个穿戴整齐、头发扎成松软的马尾巴式、脚穿毛皮镶边系带皮鞋的事业型女人。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参加巡回朗读旅行。”我们同时说道。

　　我们互相看着。

　　莴苣姑娘的辫子又慢慢地向天上飘去。帕派却忘了抓住它，和它一起飘入淡蓝色的天空中去！

　　“我……我叫弗兰卡·西丝。”我结结巴巴地说道，下意识地向他伸出了手。

　　“啊，就是您啊！看到您的张贴画时我就想，这个人我好像见过。”他笑着说，“是的，您跟我想像的完全一样。”

　　“张贴画上的我样子挺傻的。”我赶紧地说道。

　　“是这样。”帕派说，“不过您本人我更喜欢。我叫马丁·保恩。”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说道。

　　“我的原名叫弗兰西丝卡·赫尔。”我说，但没有松开他的手。

　　“弗兰西丝卡……弗兰卡·西丝……真是一个天才的名字！”马丁笑着说，“肯定没有比这更好的笔名了！”

　　“帕派这个笔名也挺好的。”

　　“这是我女儿学会说的第一个词。”

　　马丁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

　　“这是个很棒的笔名。”我说。

　　“我也这么认为。”马丁说。

　　然后，我们一起去吃德国饺子。

　　我们发现，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几乎一样。他已经在路德维希堡、埃斯林根和普福尔次海姆朗读过他的作品了。我则去过了斯图加特、内卡河畔的萨巴赫/魏尔德斯塔特。但是我们还有五个行程一致的地方。

　　大多数书商把帕派的朗读安排在下午，晚上安排弗兰卡·西丝的朗读。这样，他们就可同时解决两个朗读会的搬椅子和卖票的问题了。

　　妇女们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就把孩子哄上床，逼着丈夫留在家里看孩子。她们就可以享受“独身的幸福”，来参加我的朗读会了。

　　“我读过你的书。”帕派说，“现在到处摆放着你的书！”

　　在吃过第一个德国饺子之后，我们就像同事一样以“你”相称了。让我对阿尔玛·玛蒂尔——我孩子们最好的朋友——以“您”相称，那简直没劲透了！

　　“觉得怎样？”

　　“写得很幽默，比较大胆，娱乐性也挺强的。我妻子不喜欢这本书。可能是因为我通宵达旦地阅读它的缘故。”

　　这很正常。那些希望建功立业的女人是不会阅读我的这本书的。她们穿着貂皮大衣，在雪地里把她们抽的香烟用脚踩灭。她们只读那些大部头的画册、哲学论文和法国文学。

　　“你们是性格不同的一对夫妻。”我说。

　　马丁点了点头。“我们当时结婚太快了。那时，我妻子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我们的女儿。”

　　“先有了爱情的结晶？”

　　“什么？”

　　“噢，没什么，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我那时肚子里也有了我们的儿子，我的丈夫总是不沾家，现在我也不沾家了。”我笑着说。

　　“你们要离婚吗？”帕派笑着问道。

　　“是的。”我说。

　　“我们不能离婚，”帕派说，“我们也不想离婚。”

　　“我明白。”是那个不该出生的低能儿的缘故。

　　“家里有残疾的孩子就不能轻易离婚。这倒把我们真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你大概是另一种类型的父亲，不同于威尔·格罗斯那种类型。”我说。

　　“我成了一个父亲。”帕派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我们马上又要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是健康的。”

　　“是的，我见过，是个男孩。”

　　“嗯，他叫贝内迪克，是个可爱的小家伙，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莎比娜非要再去工作，我只好待在家里。我老有一种感觉：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他抚摸脸庞的动作是那么动人，以至于我都想摸一下他的头。

　　“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马丁说，他从前干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工作。他大学学的是音乐，毕业后每天晚上唱莫扎特的歌剧。帕帕盖诺是他最喜欢的角色。我能想像他演出时的样子：穿着有羽毛的戏装，手拿排萧唱着“我是个捕鸟人……”。在瑞士的一次城堡节日文艺演出上，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莎比娜。她当时主持那次文艺演出。她学的是企业管理。

　　“她是个很棒的女人。她总是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是的。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业。”

　　这多少让我对她有些敬佩。

　　“那么你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

　　“我为自己找了一个新的、很合适卡廷卡的职业。”

　　卡廷卡。我马上想起了帕派写的关于三只蚊子的歌谣：

　　右边躺着因卡，

　　左边躺着明卡，

　　中间躺的是卡廷卡！

　　帕派还讲了卡廷卡的出生。莎比娜痛苦地在床上躺了四十个小时，这期间他还有两场演出，怎么也找不到人来代替他。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得出场演出。

　　“帕帕盖诺想要个女孩。”在演出的间隙，他穿着带羽毛的戏装冲向电话。“还没有情况吗？”

　　“没有。阵痛又消失了。”

　　“没有人想听我唱，”帕帕盖诺那天晚上几乎有些怀疑自己了。为什么他不能在这种时候陪伴妻子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啊？

　　在前后两场的休息时间里，他只是胡乱地卸了一下装，就开车去了医院。在那个夏日的下午，一切都很安静。医院大门前的桦树在舒缓地摇曳着。医院的走廊里空荡荡的，间或会看到一个探望病人的人在找着花瓶。

　　“明天我也在这里找个花瓶。”帕派想着，“因为明天我没有演出，我明天有空。”

　　他按了按产房门上的门铃。门上有字：禁止入内。

　　一个助产士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您好！”

　　“我是马丁·保恩，是莎比娜·保恩的丈夫！”

　　“我是埃尔娜护士。”那个声音说，“您的妻子现在睡着了。您要进来吗？”

　　“不，我马上还有一场演出。”

　　“有什么要我转告您妻子吗？”那个声音问道。

　　“帕帕盖诺想要一个女孩。”

　　那个声音笑了。“我会告诉她的。”

　　于是帕派又飞快地开车赶回去演出了。

　　在演出间隙，他又打了两次电话。没有任何情况。

　　“现在又有阵痛了。您的妻子情况不妙。请您设法来一下。”

　　演出还在冷酷地进行着。观众们开怀大笑，热烈鼓掌。演出终于结束了，他汗流侠背地鞠躬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响过耳边。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是在梦里一般。他没有再次致谢观众就退场了，他跑向电话，妇产医院的电话号码他早就背熟了，占线。他没有卸装，也没有换衣服就冲进汽车，奔向医院。他把车停在不许停车的地方，三步两步地跑上了台阶，跑向晚上值班护士待的玻璃阁子……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肯定是有情况了！护士们、陪护的人、两三个一闪而过的白大褂……是的，所有这些人都知道情况，却对他闭口不言。也许莎比娜死了？他没有意识到，底下这几层的人不可能知道莎比娜的情况。他们都好奇地看着他，因为他穿着带羽毛的戏装，脸上的油彩已被汗水冲得乱七八糟，目光迷离地在深夜的走廊里奔跑。

　　他按了一下绿色门上的门铃。产房。禁止入内。埃尔娜护士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了出来：“我在听，请讲！”

　　“马丁·保恩！我是莎比娜·保恩的丈夫！”最后的话无法听清，已被扬声器的嗡嗡声淹没了。

　　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他的脚步声回响在铺着白瓷砖的平滑如镜的过道里。

　　一切都是白色和绿色。墙壁、房门和人都是如此。白色和绿色。

　　埃尔娜护士出现了。

　　肯定有情况。

　　埃尔娜护士的脸。

　　为什么她什么也不说？

　　她盯着他看。噢，对了，带羽毛的戏装，脸上的油彩，汗水，迷离的目光。

　　“有情况了？”马丁用干涩的声音问道。

　　“生了个女孩。”埃尔娜护士说，“这是您所期望的呀！”

　　“是吗？”

　　“是的，不过是个让人担心的孩子。”

　　我久久地看着马丁。他似乎离我很远，远在某一个产房里，远在五年前。我看着他的手，看着他那正把玩叉子的手。我把叉子放在一边，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中。

　　马丁，帕帕盖诺，帕派。

　　我用手拢了一下音乐家蓬起的长发。

　　他微微有些吃惊，但很快就露出了笑容。

　　“我们现在这样很幸福。”他说。

　　“我知道。否则帕派也不可能让别人的孩子感到幸福了。”

　　“自怜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帕派沉思着说，“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很好。”我说，“我也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地生活着。”

　　“我们今天相遇是偶然的吗？”

　　“不是。”

　　“我们走吧？”

　　当我们付账时，他没有松开我的手。

　　我们手拉着手。每个人都是用那只空手付账的。

　　我们要发票。

　　手拉着手，我们走了出去，漫步走向草地。草地舒缓地向山上延伸着。我们都没有说话。

　　小路变得越来越窄。

　　我们又不得不短时间地松开手。

　　他让我走在前面。我感觉到他看我后背的目光，听到他在我后面急促的呼吸声。

　　我们俩都知道，我们相聚，此刻正是时候。在无数天之后——像我说的，若干年之后——独自一人，静思生活的意义时，现在才是真正的生活。

　　前面有木栅栏。

　　路到尽头了吗？

　　只有当人们想着路已到了尽头，那么路才到尽头。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打开栅栏就行了。

　　我打开了栅栏。

　　道路延伸着，没入青草之中。

　　我们继续沿斜线向山上走着。一大群野蜂陪了我们一段路。

　　我们脚下展现着美妙的景色。线条柔和的山丘，房屋，繁花满枝的树木。它们变得越来越小。

　　在这上面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安静。在下面的某个地方不时有奶牛在哞哞地叫。

　　一条小溪。我们跳了过去。他用手抓住了我。我们笑了起来。他的脸有些发红，长发贴在太阳穴上，看上去很惹人喜爱。

　　帕派和我。

　　在路德维希堡的城堡里。恰好是今天。生命中美好的一段插曲。如果我是独自一人，我决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小溪往山下流去。我们沿着小溪继续往山上爬，越来越高。我们有节奏地喘息着。

　　我们到了山顶。一架飞机在夏日里隆隆地飞过我们的头顶。

　　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我站着看了看。我的周围什么也没有，天空中也没有一片云彩。

　　最下面是人群。那些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

　　他们是那么遥远。

　　夏日。正午。也是生命的正午。

　　他拽着我一起倒了下去。如果他不先拽我的话，我也会把他拽下去的。和帕派在一起，我不想把“角色”分得太认真。

　　注意，有荨麻！我们朝右边挪了一挪。溪流。帕派把几滴水洒到我的脸上。真凉爽！我两边太阳穴的血管在突突地跳。我也把水洒了回去，洒向这个躺在我身边、喘息着的放纵的小伙子。

　　“噢，太棒了！多来一点！”

　　我洒得更起劲了。他脸上的汗水和一滴滴的溪水混在了一起。

　　“嗨，别太过分了！”

　　“为什么？这可是你要求的呀！”

　　“因为女人干什么事都会过分！”

　　“女人？”

　　“某些女人！”

　　“哪些女人？”

　　“比如像你这样的。”他洒过来一些溪水。

　　“我只是对那些半吊子事情表示不满而已。”

　　“不满？”水洒了过来。

　　“不满！”水洒了过去。

　　他的T恤衫此刻就像一块吸满了水的抹布。他把T恤衫脱了下来。

　　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身体真棒。年轻，生机勃勃，肌肉发达，胸前没有汗毛。

　　怎样逗引这个没长汗毛的儿童读物作家呢？对，应该抓起他那件湿漉漉的T恤衫，扔到他脸上去。

　　夏日。

　　正午。

　　今天，也许今后再也不会有机会了。就现在。

　　这个儿童读物作家企图报复。他如饥似渴地扑到了我的身上。

　　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总而言之，在最后确确实实发生了我所希望的那种事！真是妙不可言。看看，要是我没有写书，要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巡回朗读旅行，那我就体会不到独自一人的妙处！想想看，如果我同埃诺结婚，搬进独家小院，那么我会一下子老上二十岁！想想看，如果我还待在埃里莎·施密茨家的那套三室住宅里，可以想像，我会完全忘掉要享受生活！

　　帕派也没忘记要享受生活。

　　他一只脚踩在溪水中。

　　他用另一只脚蹭掉他的运动鞋，很随便地把它蹬到一边。鞋子顺地势往下滑了一段，掉入溪水中。运动鞋可以在水中“游泳”，儿童读物作家的运动鞋就更能“游泳”了。鞋子就在水中漂着，漂向溪流的一个拐弯处。我考虑着要不要现在就告诉这位正起劲地吻着我的先生——他身上的汗水带点咸味，味道很好——他得穿着袜子往回走了，至少是一只脚穿着袜子。我决定告诉他。

　　“喂，我的同行，您脱裤子之前，最好先把鞋子捡回来，它马上就要漂过那个拐弯看不见了……”

　　帕派却没有任何松开我的举动。

　　“人们有时候也得放弃一些东西。”他小声含糊地说。

　　我们爱得更加狂野了，笑着，吻着，同时设法不滚到蚂蚁堆或荨麻里，也不要滚到溪流中去。我们很清楚我们俩在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和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只和我们两个有关。

　　新潮的女人和儿童读物作家。

　　真是太妙了。就像我们认识了好多年一样。

　　我本来就认识他好长时间了。他也认识我很久了。

　　完事之后，我们还坐了很长时问。

　　“你？”

　　“请你现在什么也别说。”

　　“你知道我的鞋在哪儿吗？”

　　“也许在施勒普芬根市。”

　　“在施勒普芬根？我也这么认为。”

　　他想站起来。我把他拉了过来。

　　“停留一下吧，你看起来多帅呀！”

　　“哈哈哈，别说谎。”

　　“是比较而言。就一个精神饱满的作家来说，你是很帅的。”

　　“你也一样，你是个精神饱满的新女性。当然也是相对而言的。”

　　“非常有魅力！”

　　“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个特点！”

　　我们深深地吻了一次。然后他看着他那只孤独的袜子。

　　“你抱我下山吗？”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四十公斤可能就不行。”

　　“有一点超重了。这无关紧要。”

　　“这可不行。大小伙子自己能走，我总是对弗兰茨和维利这么说。另外，我的手推车也不在这儿。”我给他讲了关于我的脚踏车的故事。

　　“那是我当时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他开心地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过生日？”

　　“二号。”

　　“我也是。我也希望得到一辆脚踏车。”

　　“这我也想到了。”

　　“我们挺像的。你不觉得吗？”

　　“别暗想了，我比你大。”

　　“我觉得，你这个年龄看起来够可以的了。能说说你多大吗？”

　　“三十四。”

　　“我三十三。”

　　“不出所料。”

　　“为什么？”

　　“那些睡觉时弄丢鞋子的小伙子大多比我年轻。”

　　“你已经习惯和那些更成熟的男人交往了吗？”

　　“是的。”我马上想到了维克托。这是不能比较的，完完全全是另一码事。

　　在那短暂的、令人心痛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本来是可以骗他的。

　　不，我没那么做。维克托是维克托。

　　帕派是帕派。

　　“喂，帕派？”

　　“什么事，弗兰卡·西丝？”

　　“我能写这个故事吗？”

　　“你想写这个故事？成为你的版权？”

　　“对，要是你不反对的话。”

　　“如果你能给故事中的我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就不反对。用马丁这个名字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许多儿童读物作家都叫马丁！去看看电话簿吧！”

　　“因为这事不能让财务部门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在朗读会开始之前到过这儿的话，那么我的运动鞋就不能免税了。”①

　　①在德国，购买工作范围之外的用品不能免税。

　　“我觉得你非常乐于助人。你可以给自己起个名字吗？”

　　“就叫鲁富斯吧。”

　　“哎呀，这个名字不好，它让我想起一个不刮胡子、不洗澡、满口歪牙、满嘴口臭的恐龙。”

　　帕派笑了起来。“你是指我吗？”

　　“不，你这个傻派！我读过一本小说，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鲁富斯。他穿着像抹布一样的内裤，挤在一起的眉毛下面长满了粉刺，前额乱蓬蓬的头发一直垂进了深陷的眼窝。”

　　“我也读过！小说名叫《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

　　“他穿着颜色难看的衬衣，衬衣里面那几个月不洗的腋窝散发出汗臭味。”

　　“哎呀！”

　　“然而他继承了一家酒店，去理了发。”

　　“然后呢？”

　　“然后，一个女作家嫁给了他。”

　　“真可惜。”

　　“是很可惜。”

　　“听起来就像《青蛙王子》①的故事。是你剽窃来的故事！”

　　①《青蛙王子》是《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

　　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是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动人故事！你可以观察嘛！”

　　“如果她非得把自己想像得那么愚蠢的话，那她也许不会有什么亲身体会。”

　　“是的。她没有时间去想像了，她得写书，这需要时问。”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吧！”帕派说，“很可惜，我只是一名儿童读物作家。我不好撰写这种故事。”

　　“是关于那家酒店的故事？”

　　“不，是我们的故事。”

　　“你也可以写的呀，我们可以分写这个故事。荨麻和蚂蚁归我，鞋子归你。”

　　“真能乐于助人。”

　　“为了自己的读者群各取所需嘛。”

　　“从前有一只运动鞋……”

　　“它过着困苦的生活，总是粘在主人的脚下……”

　　“它满头大汗，累得舌头都伸到了脖子那儿……”

　　“它摆脱了主人，跌跌撞撞地走开，跳到了溪流中，因为它想自杀……”

　　“可是它接着就去继承了一家酒店……”

　　“给自己扎上了新的鞋带……”

　　“听起来又是剽窃的故事。”

　　我们在荨麻丛中笑着瞎扯。

　　然后又一起倒了下去。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现在还有谁会这么做？

　　我在想，即使没有帕派，施瓦本的草地也非常美；有了帕派，这草地简直就无法形容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互相保证，不向任何人讲起这个美妙、疯狂的下午。这样就不会有人剽窃我们的故事了。

　　没有人看见我们。

　　只有一些蚂蚁，我们破坏了它们的领地。还有一只跟着我们的野蜂。

　　不过，蚂蚁和野蜂也不会把我们的事传出去的。

　　谁也不会说的。

　　一周之后，我们的美梦到了尽头。我们，帕派和我，一起度过了空闲时的每一分钟。现在，我们面对面坐在火车上，腿靠在一起。有些疲倦，有些满足，有一种夹杂着幸福的悲伤。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夜里，我们曾在宾馆里，在被子下面，窃窃私语，谈论自身的经历。我们笑过，也哭过，我们爱得天昏地暗。

　　我们竭尽全力地开着玩笑。

　　我们很明白：当旅行结束时，一切就都到了尽头。

　　我们天南海北地胡扯，开玩笑，尽量不触及这个话题。

　　有时，他出现在我的朗读会上，我就把他看作是陪同妻子前来的一位丈夫。我不时悄悄地看他一眼，时而很有礼貌地、很有距离地回答他提出的非常蠢笨的问题。我经常忍不住笑起来。我们越来越放肆。我们越来越年轻。每天都要年轻半岁。

　　当我出现在他的朗读会上时，我让人不易察觉地坐在最后一排。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岁的时候，也许是七岁。我有滋有味地想像着：他是我孩子的爸爸。在那种时候我就会对弗兰茨和维利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然后我就想像着我们会再相见。大家都在一起。帕派，妈妈和四个孩子。大家一块儿笑，一块儿唱歌，一起欢闹，爬山，研究树皮，观察甲虫，在树枝上荡秋千，采集各色的树枝和栗子，在雨天穿着雨衣去踩小水洼，去打浮冰，把它们扔到城里池塘薄薄的冰面上。这个愚蠢的美梦贯穿了一年的所有季节。

　　一个发疯的、美妙的却无法实现的梦。现在梦快到尽头了。火车启动了，驶向真实的生活，没有帕派的生活。

　　没有了占我四分之一的男人，这对于我的幸福来说不可或缺的内容。

　　过了波恩之后，我们就不再说话了。

　　有时，我们互相看一眼，然后我们就把腿挤得更紧一些。

　　我觉得该死的泪水在涌上来，那是在人们深陷忧伤时想流的眼泪。

　　在车厢里还坐着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妇女在读着弗兰卡·西丝的《独身幸福》。这一次我已经不觉得奇怪了。

　　一切都说过了。

　　就是没有说：再见，我给你写信。

　　就是没有说：我给你打电话。我有你的电话号码了。

　　更没有说：请转达我的良好问候。

　　问候谁呢？

　　什么也没有。

　　火车驶过一个工业区。天空灰蒙蒙的。铁轨在这儿有了岔路口。火车开始刹车了。

　　我们把腿挤得更紧了，好像要把我们的腿挤断一样。

　　然后我们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出我们的东西。

　　过道里拥挤着好多人。我们靠在一起。我们的手抓得那么紧，都有些疼了。

　　火车站。车站大厅。许多张面孔。

　　到了。

　　那儿！他们在那儿！弗兰茨，维利，埃诺，帕拉，阿尔玛，以及行李手推车。他们都在等我。

　　我挣脱了帕派。

　　科隆火车站。

　　我的腿颤抖着，跟在很多旅客后面，从那个狭长的出口挤了出去。

　　他们跑了起来。

　　“妈妈，妈妈！”

　　他们长得多高啊！头发刚刚理过！

　　高大壮实的淘气鬼！我的儿子！我的小伙子！上帝，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

　　眼泪涌了出来。

　　我扔下行李箱和手提包，张开双臂，蹲了下来。

　　弗兰茨和维利几乎同时跑到我这儿。两张柔软、温暖、圆圆的男孩子的脸在我的怀里挤来挤去。

　　“妈妈！”

　　“我又回来了！”

　　“你给我们带什么东西了吗？”

　　“当然！我给你们带了许多帕派的书！”

　　四只不耐烦的、胖乎乎的小手就去扯我的手提包。我用颤抖的手指去拉手提包上那该死的拉链，匆匆忙忙把那些图画书取了出来。

　　埃诺走到我身边。他拿着一束玫瑰花。

　　帕拉和阿尔玛带着行李车也过来了。

　　我抬头站了起来，拥抱了每个人。

　　帕拉的身上有一股优雅的香水味。银鼬皮的围巾被风吹得飘来飘去。她什么也没说，冲我微笑着。阿尔玛的身上也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闻到了阿尔玛的味道就闻到了家的气息。她兴奋地喊着，说我的气色好极了。埃诺也大声问我旅行是否顺利。孩子们蹲在行李车上，争抢着手中的图画书。

　　我接过埃诺手中那束带刺的玫瑰花。埃诺在鼎沸的人声和嘈杂的喇叭声中冲我喊着，我的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已经排到第五位了！阿尔玛也喊着说，孩子们非常非常的乖。埃诺打断她的话，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威尔·格罗斯从前天起搬进了我家的客厅，这可能会大大延缓离婚的进程。他还说，要是我们有一台传真机的话，现在我就可以知道最新的畅销书排名表。传真机操作很容易，他可以马上教我，这样我就可以把畅销书排名表用传真发给维克托·朗格；他在要回去吃饭之前也能给他母亲发个传真。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背上有只手。我转过身去。

　　帕派。帕派抱着他的两个孩子。

　　金黄色头发的卡廷卡和黑色头发的贝内迪克。

　　“这是我的孩子。”

　　我看着这两个孩子。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好多情况，也已经非常了解他们的亲生父亲了。

　　“你们好。”

　　两个孩子转过身去，躲在马丁的肩膀上。

　　我偷偷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她站在不远处，抽着烟，不耐烦地看着表。这一次她没扎马尾巴，头上戴着闪亮的帽子，身穿名牌牛仔裤，衬衣是绸的，脚上是一双漆皮轻便凉鞋。

　　“您好。”我朝她点了点头。

　　她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我说。也许是帕派说的？我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没人在听我们说话。

　　“可以这么说，是在旅途中……”

　　“是的，然后呢？”

　　“到这儿旅行结束。”

　　“祝你一切顺利！”

　　他的脸，他的眼，他的嘴。一切都熟悉得让人心痛，一切又变得很陌生。

　　这就更让人心痛。

　　“再见！”

　　“也许还能再见……”

　　“也许……”他的太阳镜后面有了眼泪。或者这是我的眼泪？我觉得太难忍受了。

　　快走吧。

　　帕派！快从我的视野中走开！

　　我转身看着帕拉。帕拉看了看，明白了。她不易觉察地向那边瞟了一眼，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走吧？”

　　“好。”我的声音是那么的干涩，好像刚发表过长篇演讲似的。

　　我用手指摆弄着太阳镜，这时听到有人喊，我们赶快转过身去。弗兰茨和维利坐在行李车上，使劲地把图画书抱在胸前。帕派的孩子从旁边经过时看见了，就伸手去抓他们的图画书。卡廷卡从维利的手中拽出一本书。维利非常害怕，气愤地叫起来。

　　“我的帕派！”

　　“是我的！你走开！”

　　“这书是我们的！”

　　“不对！是我妈妈带给我们的！”

　　那女孩子就是不走。她的母亲拉着她的胳膊。

　　马丁刚刚收拾完行李，走了回来。卡廷卡松开了那本书，维利把书给了帕派。

　　我也蹲了下来。

　　帕派把书递给了我。

　　我们相视而笑。

　　我终于可以说一句我一直想说的话了。“谢谢！”

　　“什么？”

　　“谢谢你呗。”

　　“嗯。”帕派说，“你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又站起来，笑了。

　　每个人都果断地把孩子和行李放到各自的行李车上。

　　然后这两个家庭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各自走了。

　　重新回到家里心情异常激动！家里来了好多信件：有崇拜者来的信，有读者来信，还有目前发行量已达三十万册的《独身幸福》的出版商新女性出版社的来信。有书店、图书馆等请我去作报告的邀请函。最让人高兴的是，今天早晨收到我应得的拍摄电影的酬金支票，以及我享有该影片著作权的份额。

　　好极了，我一边看一边想。要是遇上别的女人，她们甚至会嚎啕大哭的。不过，她们只管哭好了，那是她们的事。

　　支票上的数字是六位数。

　　我随手把支票放到一边，因为这时我无法集中思想来考虑这件事。埃诺会知道如何处理的，最最重要的是家里平安无事。

　　我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正赶上母亲节。帕拉准备了特别可口的早餐表示对我的欢迎。今天她不想休息，至少两点半以前不会休息。星期日的早餐好极了，这算是她母亲节送给我的礼物。

　　帕拉有用餐巾纸折叠漂亮花朵的特别才能。这天早晨，每个咖啡杯的托盘上盛开着一朵黄色的睡莲。孩子们在一块自己烘制的蛋糕上用糖色写着：“欢迎你回家，亲爱的妈咪！”在欢迎词的下面还画了几颗红心，在我的早餐碟子上放了两张也是用红心框起来的自己画的画。特别让人感动的是，我发现了一只小花盆。孩子们用手指在上面点了好多小圆点，帕拉又在中间加了一些小小的热带银莲花。屋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温馨，我被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怎么突然会受到这种待遇？

　　“这是你理应获得的。”帕拉说，“已经五年没人向你祝贺母亲节了，现在你就尽情地享受吧！”

　　幸亏我也替帕拉准备了礼物：一只高级手提皮包以及与之相配的钱包。她高兴得什么似的，我确实很希望她喜欢我的礼物。至于阿尔玛·玛蒂尔，我替她买了贵重的香水，准备下午给她。

　　“家里有什么新鲜事吗？”等到母亲节的欢快气氛稍稍平息一些之后我问道。孩子们心满意足地大口吞食着肝浆灌肠面包。

　　“格罗斯先生临时搬到这里来住了。”帕拉往弗兰茨杯子里倒可可时说，“他本来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

　　“是的，”我说，“是这样。还有别的吗？”我要是威尔·格罗斯也会暂的搬到帕拉这儿来住的。帕拉像只可爱又温柔的大母鸡，她的金色羽翼呵护了多少人呀！不管是五岁还是十岁的孩子，不管是三十五岁的成人还是九十四岁的老人，都受到过她的照顾。从前的特劳琴姑妈就是一个例子。帕拉散发出的热量，我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从别的人身上发现过。

　　也许她让威尔·格罗斯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童年时，母亲是家中的主宰，父亲是个自负好斗的人。而我呢，又是个根本不愿当家庭妇女的女权分子。

　　帕拉歪着脑袋，隔着可可壶看着我，几乎是恳求般地问：“你们俩就不能再互相谈一谈？”

　　“不，”我说，“没有必要了。”

　　“帕拉，妈妈要同格罗斯先生谈什么？”

　　很显然，弗兰茨嗅到了火药味。然而有趣的是，他竟然称自己的父亲为“格罗斯先生”。

　　“没什么，宝贝儿！他们需要互相忍让。”

　　“忍让没有问题。”我说，“剩下的事就只能当着律师的面再说了。”

　　“顺便说一下，温克尔博士来过几次了。他是来家里安装一些设备的，诸如办公室的激光打印机、孩子屋里玩游戏的电脑，以及客人用的卫生间里的电视机等。”

　　“哦，”我说，“还有传真机不要忘了。”

　　我们咧开嘴笑了起来。

　　“还有电动火车！”弗兰茨说，“太棒了！”

　　我暗忖，弗里茨·费斯特替一个刚五岁的孩子安装电动火车是否会感到有意思呢？也许不会。不过，弗里茨·费斯特的意见对埃诺来说反正都一样。我答应弗兰茨，吃完早饭我会和他一起上楼，让这列高级火车在房间里驰骋。帕拉说，小维利常在屋里乱摔价格昂贵的电动火车，还用小铁轨对着柜子乱砸，真拿他没办法。他正处于摔摔打打的年龄，只有带声响的绒毛兔等玩具比较适合他玩。埃诺至今没有给小维利送过一只电子控制的、会用英、日、韩语演唱《我为我的小山羊高兴》这支歌的机器兔，我感到很奇怪。

　　帕拉接着说，维勒夫妇多次过来收拾屋子和花园。地下室进水后，他们也主动过来帮助排除故障，同时把地下室也收拾干净了。他们觉得干这些活很有意思，而且马上又干起了其他的活：把搁在顶楼上的花园里用的椅子搬下来擦洗干净；把洗干净的垫子铺在花园的平台上；给儿童戏水池灌满水；为砂箱换上新砂子，把坏玩具捡出来，把冬季用具作防尘包装，整齐地堆放在顶楼上；收拾花园凉亭，把铁花格仍搬回凉亭；擦洗窗户，冲刷平台面砖，还冲洗汽车。里里外外都经过了整理。

　　“冲水的橡皮水管还是我拿的呢！”弗兰茨兴奋得几乎无法自制。

　　“是和洗涤机配合使用的吧？”我结结巴巴地说，尴尬得停止了吃饭。

　　“维勒家就是这样，”帕拉高兴地说，“什么事情他们都乐意自己干。”

　　所以特劳琴姑妈活到了九十四岁！我要是也受到那么多照顾和爱抚，也不会早早就独立生活的。我永远也不要离开这些人，九十四岁可是个值得追求的年龄！生活一下子变得这么美好！而最让人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也分享了我的幸福。

　　我们一家沐浴在一种和谐而愉快的氛围中。

　　是的，屋里屋外，到处都在闪烁发亮。连我的衣柜和内衣柜都收拾过了，内衣都经过了认真的折叠，整齐地放在抽屉里，外衣也井井有条地挂在柜子的衣架上。

　　真是个梦。

　　一个多年追求的梦。

　　一种真正的家庭温馨。

　　正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所需要的！

　　也是一个女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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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几乎难以承受那么多受之有愧的幸福。

　　“帕拉，”我深深地望着她的眼睛说，“请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我有事要问你。”

　　帕拉合上嘴，期待地看着我。

　　我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喉咙，拉着她的手说：“你想加薪吗？”

　　“是的。”帕拉说，两颊微微泛起了红晕。

　　晚上，我和埃诺舒适地坐在平台上娓娓而谈。我事无巨细地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反正差不多什么都说了。

　　孩子们睡在楼上。窗户敞开着，鸟儿向他们唱着夜曲，树林在夜风中发出簌簌的声音。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陶醉。

　　“要杯啤酒吗？”埃诺准备起身进屋去。不知怎么的，他有些心不在焉。

　　“好的，请顺便把那条红毛毯拿来！”

　　我伸展四肢，舒服地睡在躺椅上。啊，感觉好极了。要知道，在家里是最美的！

　　这样的静谧，这样的和谐，如此和睦相处！

　　“我重新回到家里，感到多么幸福啊！”我对埃诺说。他正拿着两个啤酒杯子回来。“处在市中心，可又那么宁静，周围是一片绿色！”

　　我似乎觉得埃诺正把目光投向树林，或者是夜空。可是情况完全相反。

　　“你现在是众所周知的大名人，”埃诺说，“生活会有点危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该安装一套报警系统！你现在完全有这个能力，大约两万马克吧！”

　　“埃诺！没有这个必要！”

　　“恰恰相反，亲爱的！你这里是撬窃案多发地区。”

　　“可我这幢不起眼的小屋子是不会有危险的！你没看到这里有那么多壮观的别墅！”我幸灾乐祸地想到了威尔·格罗斯。我想，要是他在离婚后有能力负担的话，他会在特劳琴姑妈家的铁栏杆后度过他的后半生。

　　埃诺怀着重逢的喜悦，几乎不能自制。“你没发现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我抬头向四周看了看。铁丝网？自动射击装置？瞭望塔？自动开启的栅栏？饿得嗷嗷叫的大警犬？我坐在椅子里，小心转动着，看看报警器是否会歇斯底里地响起来，蛙人是否会从阳台上跳出来。

　　埃诺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周到，卷帘百叶窗会自动放下来。现在当然是看不见的，因为它还在上面。埃诺为即将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景象而满怀喜悦，他把另一只躺椅挪到我的身边，满意地躺了上去。

　　办理离婚案的律师夫妇晚上舒适地坐在小花园内，每人手拿一瓶啤酒，目光注视着窗户。真的，美极了。

　　“你也盖点毯子吧！”我把毯子的一角递给他。

　　“好的！”埃诺依偎在我身旁，我帮他掖好毯子。家庭温暖！美哉，美哉！

　　“瞧瞧时间！”十，九，八，七……

　　现在正九点！

　　突然响起一阵嘎嘎声，继而又传来一片哗哗声和吱吱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奇观呀！

　　所有卷帘式百叶窗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臂操纵着，同时放了下来。

　　我坐在躺椅上，双手捧着斟满啤酒的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壮观的美景。

　　这与天上的月蚀又有什么两样？

　　埃诺坐在我身旁，他挺起胸膛，庄严地举起啤酒杯。

　　“怎么样？设计巧妙吧？这是一种最新的系统。到今天为止只有美国有……”

　　这时，我突然感到一只冰冷的啤酒杯贴在我的肩头。

　　埃诺突然跳起身，扑倒在地，啤酒杯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出什么事了？

　　救命！谋杀！警察！他被无声手枪击中了？

　　埃诺匍匐在地，以惊人的速度爬过平台。这时，平台上方的卷帘式百叶窗正在关闭。就在最后一秒钟，他消失在百叶窗下。

　　深邃的黑暗。

　　痛苦的寂静。

　　我心跳得没一点主意。

　　出什么事了？

　　埃诺！亲爱的！亲爱的埃诺！我才发现你是多么诚实可靠！我需要你！你快从黑暗中出来啊！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活下去呀！

　　这时，平台上方的卷帘式百叶窗又慢慢地卷了上去。从房间缝隙中透出的一缕微光中还能朦胧地辨出埃诺的身影。他像鲁迪·卡累尔主持的《鹊桥》节目中的征婚人那样站在平台门后：在赢得这场生死攸关的赌博后，他变得精明无比，他的身影缓慢地、慢得有些折磨人地展现在正瞪大眼睛看着他的人面前。

　　我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要是埃诺不够沉着的话，我们早被关在门外了。这一夜我们就得披着红毛毯坐在平台上了！可这时孩子们正天真无邪地躺在屋子里呢！

　　孩子们单独呆在漆黑的夜里，没有一点儿生气，这对他们是多大的恐怖呀！

　　悲剧性事件！家庭不幸！婴儿生产后遗症！这一切他在最后一刻都让我们避免了。

　　我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一直等到卷帘窗重新卷了上去。

　　我紧张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无力地靠在埃诺宽大的怀里，他用有力的双手拥抱着我。

　　不，没有这个男人我是无法生活的。

　　没有埃诺，我是永远不会幸福的。

　　“他们邀请你参加电视台的名人座谈。”埃诺有一天中午来我家小坐时说道。当时我正坐在桌旁修改电影脚本，这是最后一次修改，我不愿意这时受到打扰。

　　“什么名人座谈？”我想起在穆赫镇和镇长、志愿消防队队长以及当地的特雷莎女士举行的一次恳谈会，讨论的题目是《这个男人还值一文钱吗？》。

　　“节目叫《自爱》。”埃诺喜形于色地说，啪的一声把一封信摔到桌子上。在电视台彩色台标下写着：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自爱》这一节目的播出。信上写道，他们很荣幸地邀请我下周三晚上十一点钟在玛丽蒂姆饭店出席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女演员、政治家以及一位名演员的丈夫，当然还有节目主持人米勒-施米克先生，大家在一起聊聊。酬金、补贴及增值税均照发，晚上在玛丽蒂姆饭店下榻。

　　我张大了眼睛瞪着埃诺。“他们怎么会想到我呢？”

　　“你看。”埃诺自豪地说，同时把一个透明信封放在信的旁边。在一手工制作的高级纸张上有一个用字母组成的圆圈，上半个圆圈写的是“推介弗兰卡·西丝”，下半个圆圈由“埃诺·温克尔博士”这几个字母组成。

　　我吃惊不小，看起来是真正有专业水平的。

　　“就应该这么办！”埃诺自豪地俯身看着我。

　　“你做得很对。”我赞许地说。

　　“那还不吻吻我？”

　　“没问题。”

　　“这个吻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谢谢，亲爱的埃诺，你呀！”我勇敢地吻了吻他的双颊。

　　“为你这么漂亮能干的女士效劳是我的乐趣。”埃诺喜滋滋地说，然后稍稍离开我一些。

　　“你穿什么衣服？”

　　“不知道！”色情女演员会穿什么衣服呢？

　　“我想，我们可以视情况而定。”埃诺启发说，“帕拉今天在这里能呆多久？”

　　“到两点半，和平时一样。”

　　“两点半以后孩子们可以到我母亲那儿去。”埃诺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下午的安排毕阿特会替我推迟的，我这就给她发个传真。”

　　这样，几位准备离婚的女士和先生今天下午就要白等了，他们本来指望今天下午能找到埃诺，争取早日得到《独身幸福》中所描述的幸福。

　　为了表示安慰，毕阿特会向他们提供有关这方面内容的签名书籍。她在律师接待室里摆放着一大批这种内容的书。

　　埃诺和我，我们在互相推销自己。

　　尽管如此，还远远不够。

　　我本来不想让孩子们再待在阿尔玛·玛蒂尔家的，因为整个上午我都想见到他们。我也不愿让埃诺替我拿着手提包，上嘴唇冒着汗珠，满脸紧张地站在散发着霉气的试衣室前，一边谨慎地透过门帘向里张望，一边问：“合适吗，亲爱的？”我不喜欢买衣服时男人站在一旁帮我出主意。我自己最清楚该穿什么衣服合适。凡是带花边、镶边、小披肩，哪怕有钮扣的衣服我都不喜欢。另外，下摆狭小和臀部有活结的也尽量不要。

　　不过，埃诺替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怎好伤害他呢？他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我即使出于礼貌也得带他一起来C＆A连锁店，让他透过门帘张望散发着霉气的试衣室。但要使唤威尔·格罗斯，老实巴交的办法是不行的。于是，我们把孩子送到阿尔玛·玛蒂尔家。她正在草坪上割草，于是不假思索地把两个孩子像架辕的马似的放在割草机前，让他们像个臃肿的百足虫缓慢曲折地在草地上行进。阿尔玛·玛蒂尔总会想出让人高兴的主意！干脆让孩子们也参加进来！就这么简单！这个建议弗里茨·费斯特当时要能提出来就好了！不过，正当我要上车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小维利的哭声。他不愿意再割草了。

　　哭声几乎使我心碎，我忍住了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尊贵的夫人偕同律师驾临科隆市区，而此时小孩子却无人照看，他们得穿着尿湿了的裤子，在陌生人家割好几个小时的草。他们大声哭叫着，把瘦小的胳膊伸向他们的母亲。

　　振作起来，弗兰西丝卡！弗兰卡暗暗自责：你很清楚，这个孩子是在撒娇。你一转身，小维利就全忘了。阿尔玛·玛蒂尔只须挥挥耙草的耙子，这种忧伤的场面就会过去了。弗兰茨反正没有再转身向你走的方向看过，自动割草机太使他着迷了。今天晚上，两个孩子将穿着埃诺留下的旧皮衣，互相高兴地敲打着锅盖，大嚼煎土豆，把腮帮子鼓得满满的，你会认不出他们的！

　　当然，我们没有去C＆A连锁店，而是去了厚赫大街一家高雅的小时装店，见过世面的女性经常光顾这个地方。我们在那里没花多少时间就买了一套橘红色的女服，包括一件线条分明的短上衣和一条迷你裙。嘴里嚼着口香糖的女售货员从埃诺嘴里得知我们买这套衣服的用途后，建议我们配一件“最时髦的紧身衣”。

　　我本人对那种时髦的圆领紧身衣并不喜欢。这种衣服穿起来你就像“骑赛车的运动员”，我无法接受。而且乳房挤成一条缝，接吻时剧烈颤动，也是相当不舒服的。遗憾的是，确实还有少数妇女坚持认为，从圆形的乳房往下看，除了肋骨，应该什么都看不见，绝不能出现因长年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后果。她们于是迫使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去穿那种紧贴皮肤的紧身衣，而且还在下面用三个扣眼把衣服扣住，这样每次解手前后所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我实在难以想像。反正我坚决拒绝购买这种服饰：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我总是非常害怕临时要上洗手间。

　　于是我们买了一件黑色无袖套头衫，即使为参加重要场合而做的高耸发式也不妨碍穿这种衣服。

　　黑色无袖套头衫不受时间限制，好极了，弗兰卡说。况且，站在色情演员身旁更显得庄重些。

　　我们站在付款处时，弗兰西丝卡问，你的意见呢？我就穿着我那套弗兰卡女士服。

　　“您怎么付款？”嚼口香糖的售货员问，“现金、信用卡还是支票？”

　　“信用卡。”埃诺说，他已经取出了皮夹。

　　“支票。”说着，我的手便伸进了手提包。

　　我们互相看了看。

　　“我是想送给你的。”埃诺见怪地说。

　　“不，你即使离婚一千次我也不会送你一分钱的。”

　　女售货员暂时停止了咀嚼，不解地看看我，又看看他。

　　我非常坚决地填好了支票，放到收款员的桌子上。

　　归根结蒂，你就不能写妇女解放之类的书，以主张独身幸福和有成就作家的身份在电视上亮相，然后还让既无血缘又无姻亲关系的男人为你买性感的透明服装。这是人们必然得出的结论。我们还在隔壁的一家大鞋店买了一双高跟鞋，前不久我还带着孩子们在这里买过便鞋。我向孩子们曾玩耍过的游乐场瞥了一眼，现在是别人家的菲利普和安妮-卡特琳在那里玩耍。

　　弗兰西丝卡，你就享享福吧！你现在根本不必蹲在地上为孩子们汗津津的双脚套上价格昂贵的童鞋！你可以武装武装你自己那两只高贵的脚了！

　　当我们提着时装纸袋，手挽着手走过购物区时，我一下子意识到，我们现在伊然成了世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的一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像一些妇女作品或广告中大肆宣传的那种梦幻般的一对，比如在为汉堡-曼海姆保险公司、强力香槟酒和佳美丽卫生巾所做的广告中就是这样，连“显示您良好信誉”的信用卡也用这种梦幻般的一对做广告。脚着高跟鞋，手提时装袋，挽着丈夫的手臂徜徉在步行街上，这对一位妇女来说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我们走过一家大书店，几星期前我曾在这里和那位不认识弗兰卡·西丝的女售书员有过一次失望的接触。

　　“我们进去一下吧？”

　　埃诺和我一样，都急于知道书的销售情况。

　　我们走进书店，以搜索的目光向四周看了看。

　　“我可以为您效劳吗？”还是那位额前垂着一绺头发、脸上戴着眼镜的女售书员！当然，她没有认出我。因为我上次穿着防雨短上衣，是给孩子们朗读帕派儿童读物的母亲，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而现在则是身着橘红色套装、手挽着信心十足的丈夫的身材修长的女商务顾问，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当然，要是售货员这次再不知好歹地在登记簿中瞎翻的话，我会把时装袋摔到她头上去的！

　　“您找哪本书？”

　　“弗兰卡·西丝的。”埃诺只说了个名字。

　　“《独身幸福》。”售货员脱口而出，“书都堆放在楼梯间，另外在楼下的畅销书柜上和二楼妇女作品部的弗兰卡·西丝专柜都有出售！橱窗里也有，当然还有精装本！”

　　“谢谢，”埃诺说，“够了。”我们转身准备离开。我真想大声欢呼，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没有叫出来。呸，你这个喜怒无常的眼镜蛇！

　　“那，您不想买一本吗？我非常愿意向您推荐！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们一天售出三百多本呢！”

　　“好了，就这样吧！”我说着，拉了拉我丈夫的袖子。

　　“再说，这本书很快就要拍成电影了！”额前垂着一绺头发的售货员无奈地在我们身后大声说。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我们知道书的内容。”我傲慢地回头说了一句，昂首阔步地走了。

　　“我们自己就是！”埃诺的这句话更使女售货员迷惑不解。

　　我们离开书店时，售货员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没有说话。

　　“我们自己就是，这话你觉得怎么样？”

　　“独身幸福。”埃诺说，“我们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

　　“是的，”我喜形于色，“你自己提到了这个问题！……”

　　埃诺突然站住了，严肃地看着我。

　　“你知道，我现在提到这问题……不过……阿尔玛·玛蒂尔常说……你究竟为什么不愿意结婚……我是说，如果你离了婚的话。”

　　“埃诺，”我说，“难道还要我跟你说吗？”我踮起高跟鞋的脚尖，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请不要和我结婚！”

　　“可以考虑。”埃诺说，“对我来说，这么办是最合适的！”

　　“我知道，亲爱的。”我说。

　　然后，我们手挽着手，漫无目的地开始闲逛起来。

　　威尔·格罗斯正在生我的气，我一到家就感觉出来了。

　　“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

　　“哟，不就像个爱社交的女人嘛！怎么啦？出什么事啦？你怎么没有待在自己的别墅里？”

　　也许他觉得别墅里太空、太冷。他的说话声在大理石墙壁的反射下发着回声。窗前的铁栅栏投下一片阴森森的黑影。哪儿都见不到替他做汤的帕拉！他觉得像被开除出这个家庭似的。

　　我那可怜巴巴的威尔身穿休闲服，此时正坐在楼梯上，像个漫不经心的、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孩子。可恶，真可恶，狠心的妈妈！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自己则同对门有钱的邻居去采购昂贵的破烂货！可怜的孩子手里拿着一本卷了边的画报。

　　“你在那里看什么？感到无聊了，是吗？”

　　我同情地看着他。他脸色苍白，一看就知道，他缺乏户外锻炼，呼吸新鲜空气少。他最好做点儿像割草这样的室外活动，或者在他未来的宅子里闹闹也好！这才是他需要的！现在做这些户外活动正是时候，因为维勒一家不再去别墅里干活了，而是到我们这儿来干了！

　　威尔·格罗斯不无失望地注意到了这些不愉快的变化。

　　“你在充当阔太太还是其他什么人物？”威尔·格罗斯不高兴地打量着我。

　　我告诉他，我当了五年家庭妇女，老是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套衫，而现在对比较整洁的服饰发生了兴趣。至于今后什么时间穿，那得看是否有合适的机会，譬如说上电视。

　　我突然产生的这种胜利的喜悦感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至于他向我投来的目光就根本用不着描述。

　　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打开了手里的杂志，这是第六期《我们妇女》。

　　“啊，是《我们妇女》呀！”我说着就想伸手去拿杂志。

　　“你向这种人瞎说些什么啊？”威尔恼怒地问。

　　“怎么了？”

　　“这上面的内容给我的电影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我不明白自己的过失。我在咖啡桌上向那位可爱的伯克真实地讲述了一些生动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和我本人、我的书、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的生活或多或少有点关系，最后当然也与他的电影有点关系。也许我不经意地说了“我们的电影”，是的，一定是这么回事！出现这种失礼的话，一定是我当时说漏了嘴，真是抱歉！

　　“给我看看！”

　　威尔·格罗斯把杂志递给我，那表情就像是父亲把老师反映学生旷课、偷窃、说谎、打人等行为的一封信递给自己的孩子那样。第一页上有我的一张照片，但并不像埃诺为我做广告时所拍摄的那么傻得可爱。这张照片上，我咧着嘴，很自信地在大笑着，旁边的粗体标题是：狂妄的女人。

　　第二页上有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是我和孩子们雨中坐在早餐桌旁正在敲生鸡蛋的情形。照片的旁边写着：她在家里发号施令。弗兰卡·西兰，非凡的女人。

　　难道是这句话让我前夫生气吗？所有单独教育孩子的家庭主妇在和未成年的孩子们吃早餐、敲鸡蛋时都是用这种口气说话，否则孩子们就要把鸡蛋敲得到处都是。这可是弗里茨·费斯特那老头儿的原话。

　　文章有三页长，我很快地浏览了一遍，以便尽快找出使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恼怒的原因。

　　简单地说，文章的有关段落写道，弗兰卡·西丝是位务实的女性，她经过五年的家庭妇女生活以后，现在决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不光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写了一部现在还要拍成电影的畅销书，这位家喻户晓的了不起的女士还写了电影脚本，并欲亲自主演。而由她本人扮演主角则为最佳方案，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这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你敢发誓，你不演这个角色？”威尔·格罗斯说。

　　“敢。”我说，“我知道，你有难处。”

　　“你和孩子们可以跑龙套，不过一句话也不能说。”

　　我向威尔·格罗斯保证，在我的电影里——请原谅，在他的电影里——我只要说一句话，其他的一概不说。这位有勇无谋的伯克先生真愚蠢，我深感遗憾。我又继续读下去：

　　这部喜剧很快会在德国各大影院上演，非同小可的大导演威尔·格罗斯非常关心这一有望取得巨大成功的脚本。

　　“可以了吧，”我说，“你有什么难处？”

　　“事先的赞誉太多。”威尔闷闷不乐。

　　“我不懂。”我说，“新闻界的赞誉总是好事吧？”

　　“但不是时候。”威尔抱怨说，“电影最早也得在明年初正式上演，要是各报现在就报导，到一月份还有谁会感兴趣呢？”

　　我在想，鸡蛋里挑骨头，总能让你挑出些毛病来！这恐怕是上帝的恩赐，是一种特殊的本领，这种本事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我这位宽宏大量、目光远大的朋友兼丈夫威尔，他就具有这种非凡的本领。

　　“并不是所有报刊都登载了，写有关报导的就这一家。”我温和地说。跟这种性格畸形的小伙计怎么打交道呢？多唱摇篮曲也许管用。

　　“其他三百家报刊可能要到一月份才会报导电影的消息。”我和缓地说。

　　“我压根儿就禁止你谈论电影，”威尔面露愠色，“这是我的事情。”

　　他说完站起身来，像受到侮辱似地，噔噔噔地上了楼。

　　“还有，我最近在电影脚本上花的功夫比你多得多！在银幕上开始时的演职员名单上我得排第一！”

　　“等等。”我果断地接着说。

　　“你看一下我们签订的合同！名单排列次序很清楚：弗兰卡·西丝和威尔·格罗斯。”

　　我隔着墙壁和前花园向埃诺·温克尔送去几个热烈的飞吻。如果没有他的提醒，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些琐碎的小事！我根本不会想到谁排第一的问题！真是小儿科！

　　威廉·格罗斯克特尔可不这么想。

　　“那就再加上一条，说明你同意我排名第一。”

　　天哪，我真为他感到难过！

　　“行！”我说，“如果这一点对你很重要的话！”

　　“我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二位。在那些讨厌的记者采访中，你甚至不认为有必要提一提我的名字。”威尔·格罗斯深表不满地走进客房。

　　“等……一等！”我说着，笨手笨脚地挤到门口。出于礼貌，另外也不想在分居期间把事情复杂化，我站在了门槛上。埃诺迟早会替我安装一台光束屏的。

　　“谁说我没提过你的名字？你看，这儿就有。著名导演威尔·格罗斯可不是小人物！我不会忘了提你的名字！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可你总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威尔痛苦地说着，关上了我面前的门。

　　现在要不要稍稍敲敲门，表白一下，我其实并非这个意思？你当然是我们两人中最重要的！要不进去坐在他床沿上好好谈一谈？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好，就听见楼下前花园里孩子们杂沓的脚步声和响亮的说话声。我轻快地蹦跳着跑下楼梯，打开屋门。阿尔玛·玛蒂尔自己做了一只风筝，这只张牙舞爪的玩意儿就在她身后。

　　“您上杂志了，弗兰西丝卡！帕拉给我打电话后我马上就去买了一份！”

　　“是的，我也看到了！”

　　“我该向您说些什么呢？我真为您感到骄傲！您是个多么幸福的人呀！”她笑着说道，“不过您知道吗？这种幸福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生气和欢乐！”

　　我激动地拥抱了她，然后紧紧地搂住了孩子们。

　　“我们割草了，还做了一只风筝。吃了奶酪面包，还读了帕派的书！”

　　“好极了！这么一点时间就干了那么多事？”

　　“孩子们真讨人喜欢。”阿尔玛·玛蒂尔笑着说，“这是个非常美好的下午！我真的变得年轻了！”说完，她看着我的新套装。

　　“您穿这身衣服看上去美极了！埃诺真有眼力！”

　　我觉得，她指的不光是衣服，还有另外的涵义，而且首先是说给楼上正向窗外张望的人听的。阿尔玛·玛蒂尔毫不妒忌地承认，说她战后也没有那么风光过。

　　阿尔玛·玛蒂尔真了不起。

　　阿尔玛·玛蒂尔能为别人的成功而高兴。

　　现如今谁还会这么做？

　　我们真是兴高采烈，两颗心紧紧连到了一起。

　　孩子们冲进屋子，一面跑一面脱掉鞋子，这是帕拉教他们养成的习惯。

　　“您不进来吗？”我突然明白阿尔玛·玛蒂尔是我最好的朋友，当然除了帕拉以外。帕拉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

　　“不，不进去了。埃诺在家里还等着吃晚饭呢！他给每个孩子送了一台带耳机的随身听，这样他们吃饭时会安静些！他们只要洗个澡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这种耳机防水吗？”我问。阿尔玛·玛蒂尔由衷地笑了起来，建议我去问埃诺。

　　“不，不！”我马上叫起来。“往常他马上会过来向我说明的！说完后又会大喊大叫，不理睬两个孩子！”

　　阿尔玛·玛蒂尔鼓励我亲自给弗兰茨和维利讲个故事。战后还没有像埃诺买的这种随身听，她也是经常给孩子讲故事的。

　　孩子们因为戴着耳机没有参与谈话。阿尔玛·玛蒂尔向他们挥了挥手，消失在门外。一位令人梦寐以求的婆婆！也许可以借她来当婆婆？埃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想得出办法的。不同她儿子结婚，作为补救的办法，先认她当婆婆也行。埃诺脑袋瓜灵得很，他有的是主意。

　　他有着和我相同的性格！尽管他有很多想法和我不一样，但性格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我才非常爱他。

　　我一面往澡盆里放水，注意不让水超过孩子们的腰部，一面照了照镜子。

　　一点不错，埃诺的鉴赏力不赖，譬如在服饰方面、对他母亲的认识方面以及对我家的装备方面等等……

　　惟独耳机和随身听这两样东西和洗澡间瓷砖的颜色不配。我悄悄地拿走了，把它们藏到上面的柜子里。孩子们正翻着花样玩塑料鸭子，没有发现耳朵上缺了什么东西。

　　啊，什么都很协调，一切都不需要改变。

　　根本没有必要改变什么。

　　我第一次参加电视座谈会确实是件不平凡的事。

　　制片部的一位司机在二十二点左右来我家接我和埃诺。虽然我们俩都有驾驶证，有汽车，认识通向玛丽蒂姆饭店的路，并且能安全开到那里，但编辑部的老伙计们显然已经具备了同那些迟到或根本不出席的与会名流打交道的经验，这些人往往因为在关键时刻紧张，故意捏造种种借口，比如忘记给车加油啦，忘了给轮胎充气啦等等。孩子们在浴室里玩了个把钟头的水，直到我精神快要崩溃时才光着屁股疯跑出来。现在，阿尔玛·玛蒂尔坐在起居室里看报，十一点她将打开电视机。埃诺曾详细给她讲过遥控器的使用方法。“你不必那样大喊大叫的，好家伙！我耳朵可没有毛病！”

　　我们走到饭店的旋转门时，看见摄像机的镜头正悄悄地对着我们。我尽量显得很自信，像个矜持的贵夫人那样，噔噔地走过旋转门。埃诺紧跟我的身后。我想起了斯图尔德斯女王和她那位可悲的丈夫，因为女王在走路时经常被摄入镜头，所以她再三考虑脚的摆放位置和迈步的姿势。

　　一位系牛仔腰带、腰里别着对讲机的年轻女士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为我们准备的房问。我有自己的更衣室，里面还配备了安乐椅、皮沙发、电视机、淋浴器和镜子等，很舒适。桌子上还有一些炒货，埃诺马上打开了一包花生，坐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把所有的频道都按了一遍，然后就在那里研究与录像机是否配套。

　　我不安地在镜子前踱来踱去，拉了拉膝盖上面的橘红色裙子，挽起袖子，紧张得全身都在冒汗。我脱衣收腹，像只自负的孔雀那样来回走着，同时心里在想，衣领上的襻儿是不是露在外面？还有标价牌或保养说明之类的东西是否也露在外面？臀部有没有草汁干后留下的斑渍？肩头留有绒毛或线头吗？两条腿怎么样？袜子有没有抽丝？我每次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后，总会发现袜子有抽丝的情况。肩上有蛋黄吗？胸前有无奶渍？怎么会没有？无可挑剔！我拉了一把椅子到镜子前，以弗兰卡女士特有的姿势坐下，跷起二郎腿，然后两腿并排，站起来走了三步，接着就咯噔咯噔地走了起来。

　　“你今天看上去太棒了。”埃诺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你看，这台电视机的屏幕比我们家的大了五公分。这是最新款式的，目前还只有美国才有。”

　　“那你明天一定也得去买上一台喽！”现在我对他那种琐碎的技术分析一点也不感兴趣。

　　埃诺没有听到我对他有点挖苦的话。

　　“这台电视操作起来太方便了！即使你来使用也如同儿戏！你看，用这里的这个遥控器可以把下两个星期要看的节目全部储存进去。如果这段时间里你忘了想看的电视节目，那么电视机譬如说十天以后就会自动播放。”

　　我礼貌性地向遥控器瞥了一眼，上面大约有一百个小按钮，旁边都用英语或英语缩写标明用途，诸如开关、搜索、略过/删节、储存、往复、放像、显示、选择、重复、录制、定时、电视菜单等等。

　　“很有趣。”我一面说，一面拼命克制着上场前的紧张心情。又开始冒汗了。

　　埃诺把我拉到他身旁，坐在地上。他说，现在终于有了很好的机会，不受孩子们哭闹和其他恼人事情的干扰，可以安安静静地向我介绍一些家电的使用常识了。

　　我倒是以为，现在恰恰不是谈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走回到镜子前，看看衣服上有没有皱褶和花生碎屑！

　　幸好这时腰里别着对讲机的小姐又走了进来。埃诺还没有来得及问她对讲机的型号，她就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走廊里。

　　“请跟我去化妆室。”

　　“好极了。”我老练地说，就好像我每隔一天都化晚妆一样。我颤巍巍地迈着碎步，跟在她身边。

　　化妆室看起来像拉罗发廊，只是四处放了很多粉扑、画笔和棉签儿。我的化妆师长得很苗条，身穿一件饰有许多大珠母钮扣的缀花上衣，配上一双平底运动鞋和粗线袜，头上乱蓬蓬的发式很引人注目。从我身上她马上就可看到我的弗兰卡女士风格。她手里拿着烧得发红的烫发烙铁，真遗憾！我今早还特地去了拉罗发廊，花了一百八十九马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式。拉罗和他的朋友今晚也要来看米勒-施米克主持的节目，专门是为我来的。

　　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老头在化妆。他那稀疏的白发又湿又乱，垂在鼓鼓的泪囊前，一双皱巴巴的手上布满了鸽蛋大小的色斑。我仔细地向他那边看过去。这人会是谁呢？政治家？电视座谈会的主持人？还是那位名演员的前夫？我猜想是后者。

　　正当有人给他那稀疏的头发开始吹风时，他从一只绿色皮包里翻出几张自己的画作，送到女理发师面前。

　　“你觉得怎么样，希尔德？拿哪一张出来看？”

　　“都拿出来。”希尔德说。

　　“画的全是玛尔塔。”这位皮肤皱巴得活像老公鸭的老头沾沾自喜地说。出于好奇，我目不转睛地偷觑着他的那几张画。胡乱涂鸦，跟弗兰茨画的差不多，说得确切些，更像是维利的杰作。如果凑近一些看的话，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胖女人圆鼓鼓的身体。这些“艺术作品”的中心和重点是臀部和胸部，脑袋几乎看不见，真要看的话，那简直小得不成比例。

　　“这是《沐浴中的玛尔塔》。”那位影星的前夫解释说，“这是她在摘野玫瑰，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张，《井畔的玛尔塔》。”

　　我瞪大了眼睛。那位看不见头的丰满的妇人光着屁股，趴在石头井沿上，乳房难看地鼓出井沿。

　　“妙极了！”希尔德崇敬地说。

　　“低级趣味。”替我化妆的身材苗条的化妆师说。我在烘干器下给她送去了赞同的一瞥。

　　“哎呀，小姐，您可不懂，”这位傲气十足的前夫有点蔑视地说，“您对女人的形象没有鉴赏力。对您说也没用，反正您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说完，他恩赐似地拍了拍她的屁股。她厌恶地躲到一边。我被烘干器烫了一下。

　　“对不起。”穿花纹衣服的女化妆师对我说。

　　“没关系。”我说。

　　这时，房门突然大开，一位五十多岁的红发女士闯了进来。她就是色情影星埃尔韦拉女士。

　　“喂，孩子们！”她举止幼稚地说，“我的电影一直拍到现在才结束！”

　　她大概一拍完就穿上了衣服，我心想。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身材无可挑剔，这一点大家是不得不承认的。

　　埃尔韦拉一屁股坐到一张空理发椅上，点上一支烟。正抽着，忽然从背后的镜子里发现了她的竞争对手玛尔塔那位刚搽过粉的前夫。他刚取下卷发器，一缕缕微湿的鬈发往后蓬起，就跟美国西部片中乔·约瑟夫的父亲卡特赖特似的。

　　“喂，亲爱的博多！”她装模作样地向镜中叫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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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认为这纯粹是谎话，因为大家拿到的摄像计划都是一样的，所有参加者的姓名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

　　“喂，埃尔韦拉，”博多一面在两边的泪囊上抹胭脂，一边懒洋洋地说，“真看不出你的实际年龄！”

　　“玛尔塔怎么啦？”埃尔韦拉娇滴滴地笑着问，“她仍然那么胖吗？”

　　“从我离开她以后，她是越来越胖了。”博多心满意足地说，“原先她的饮食都是按医生的规定安排的。”

　　“哎，是呀，整天按规定饮食真叫人受不了。”这位老色情影星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我常想，宁可变成蠢婆娘或老处女！可身材是我的本钱！”

　　我高兴地想，如果我老了，我会像阿尔玛·玛蒂尔一样漂亮能干，决不会变成蠢婆娘或老处女。

　　我的资本，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是我的头脑和情感。穿着花衣服、身材苗条的化妆师正在叫我往上看，不要眨巴眼睛。她正在给我画下眼线，弄得我眼睛里马上充满了泪水。美容师递给我一张纸巾。

　　“谢谢。”我瓮声瓮气地说。

　　我在考虑现在向这两位参加电视座谈会的人作自我介绍的时机是否成熟，因为他们显然相互认识，而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这时，房门又开了，穿牛仔裤、腰别对讲机的小姐领来的是位政治家，他相貌端庄，五十岁左右。见到他使我想起了维克托·朗格。他也是额前垂着一绺头发，面露稍带讥讽似的微笑，显得很精干的样子。

　　他客气地向大家道了晚安，甚至第一个和我握手，然后坐到我的椅子上，因为我的头发已经做好了。老头诙谐地对为我做花式发型的化妆师说：“请洗一洗，梳理一下。”

　　“噢，是部长先生！”我听见埃尔韦拉叫了起来，连公鸭博多也友好地转过了头发蓬松的脑袋，缓缓地向政治家递过一只肉乎乎的手说：“我大概不必记我（自我）介绍了吧？”

　　那些喜欢自吹自擂的人，当他们要自我表现的时候，总要讲柏林土话！

　　我得赶快离开。

　　在更衣室里，埃诺仍然坐在地上选择电视频道。我照了照镜子，弗兰卡女士现在和斯图尔德斯女王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我小心翼翼地施了个宫廷屈膝礼，向谄媚的朝臣们颔首微笑。

　　“你看上去漂亮极了。”埃诺头也不回地说。

　　“你来看，我把巴基斯坦存入三频道，正好出现用英语播音的节目，阿拉伯语字幕，你觉得画面质量如何？”

　　“很好。”我心不在焉地说。

　　我突然感到极度恐惧！过不了几分钟，半个世界就会在电视机前看到我穿着粉红透黄的套裙走过旋转门的情景。甚至在巴基斯坦，人们也可能看到我走路的情景，当然先决条件是，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官员和酋长中要有像埃诺一样迷恋技术的怪才，爱摆弄电视机，非收看到图像清晰的弗兰卡决不罢休。

　　极度恐惧！

　　自作自受！

　　弗兰卡·西丝，没用的女人！

　　也许我会滑倒，摔倒在地上！也许我的高跟鞋后跟会陷进通风口，于是我不得不光着脚走路！也许在我就座时会露出内裤！救救我吧！我穿什么衬裤好呢？我小心地提起了裙子，心想，千万不要是蓝色花纹的衬裤！还好，衬裤是白色的，谢天谢地。我说些什么呢？也许我会突然忘记我要说的话，除了说“我是伏珀塔尔市的埃尔温·施洛特尔坎普，是来为一家男士服装店主持开业典礼的……”其他的话就都想不起来了。

　　也许根本就不需要我讲话！

　　如果要讲的话，也许牙齿上会出现口红，或者嘴角还粘着面条！

　　他们会用特写镜头展示我的这些洋相！

　　如果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夫人从我身上发现任何一个缺点，她都会笑破肚皮的。她会把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录下来，而且会整夜用慢速放映！阿尔玛·玛蒂尔也会看到我，当然还有威廉·格罗斯克特尔、幼儿园的阿姨、体操队的教练、汉堡的安妮格蕾特，还有维克托、帕派、时髦的莎比娜以及其他许多人。我突然变得口干舌燥，怕上厕所的恐惧心理又突然攫住了我。正当我想悄悄离开的时候，那位别着对讲机的可爱女士来了，还另外带来了一只对讲机。我想，她可能是要给埃诺，让他一会儿帮着干点什么。可她把对讲机插在我的裙子边上，把电线从上衣下面往上放在胸前不显眼的地方，微型话筒则巧妙地固定在上衣的翻领上。现在，我出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还有五分钟，到时候我来接您。”摄制组负责人亲切地说，“现在请您停止吃喝好吗？”她瞥了一眼揉成一团的食品袋和放在埃诺身边已经喝了一半的酒瓶子，又补充说了一句。她大概也害怕在我笑的时候，会把残留在牙齿上的菜叶和粘在下巴颏上的巧克力饼干残渣摄入镜头。埃诺没注意我的情况，他正在研究向走廊里的一位服务员借来的无绳电话。

　　摄制组的小姐走后，我悄悄走了出去，穿过走廊，向卫生间跑去。可是色情影星埃尔韦拉女士已经躲在了里面，她似乎跟我一样，也有怯场的毛病。你瞧瞧，你瞧瞧，她也并不像平时那么镇静，我听到她在里面唉声叹气。多么难堪！难道叫我隔着卫生间的门，问她裙子旁的无线电送话器怎么用？还是问她是否能帮帮忙，尽量快一些？唉，真急死我了！我狼狈地离开了这间铺满瓷砖的女士的乐园，干脆向隔壁的卫生间跑去。离上场只有三分钟了！这种时候哪顾得上斯文！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我猛地撞开门，但又吃惊地退了回来。那位政治家正站在小便池前。他友好地看了看我。

　　“那么急去哪儿呢？”

　　“隔壁卫生间有人。”我结结巴巴地说，难堪得只想赶快离开。

　　“很遗憾，这儿也有人。”政治家说着，耸了耸肩膀，向关着的厕所门瞥了一眼。

　　门内传出的单调噪音清晰可辨，原来博多也在为实况转播而焦虑不安！多让人同情啊！他正在里面骂骂咧咧地摆弄身上的对讲机线呢。

　　政治家解完手，有条不紊地整理好衣服。他是我们中间拍电视最有经验的人，没有一点激动的迹象。

　　“您不来，我们不会开始的。”他洗手时说。我又冲了出去，还有一分钟！向巴基斯坦作实况转播！酋长们正搓着手，盘腿坐在拜垫上，向身旁吐着烟雾！救命啊！弗兰卡要上厕所呀！

　　隔壁卫生间正好响起冲水声，色情影星埃尔韦拉女士站在洗手盆前，对着镜子用唾沫在眉毛上轻轻涂抹着，竟然没有看我一眼就忸怩作态地走了。

　　我气吁吁地坐到还有余温的马桶坐圈上，同时使劲地抓住无线通话器，免得它掉进厕所里。

　　我当时的心情怎么会那么紧张呢？想想真会笑破肚皮的。我脑子里唯一一个还没有被吓昏的姑娘靠在墙上，向我伸出大拇指，用对讲机向我喊道：“又一部新小说的素材！”

　　我向她挥了挥手，表示谢意，并做了个“没问题”的手势。

　　外面走廊上，全部人马站成了一个半圆形。座谈会主持人米勒-施米克也在座，我第一次见到他。

　　一直在鼓捣电视频道的埃诺突然冒了出来，祝我取得成功，并从背后轻轻推了我一把。“你得向他作自我介绍！你身边带书了吗？”“现在别烦我了！”我轻轻地回了一句。接着，我悄悄地整了整上衣里面的电线，把裙子拉拉平整。

　　米勒-施米克先生冷冷地看了一眼博多喋喋不休地展示在他面前的那几张画作。这位拉肚子的博多脚穿时髦的牛仔靴，胸前戴着的那根沉甸甸的项链在他鼓起的肚子上随着他的走动而摆动。要是他年龄不是几十岁的话，我一定会误认为他是专门在父亲节骑着摩托车在巴特·利普施普灵格狂奔、吵得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们不得安宁的嬉皮士流浪汉。

　　“这是玛尔塔在森林里摘草莓，这儿蓝墨水的斑点画的是浆果汁。这里当然也有点特别性感的玩意儿，玛尔塔本人就是个很性感的女人。这儿的这一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井畔的玛尔塔》。”

　　他又找出了那张突出臀部和胸部的画，米勒-施米克先生看了一眼说：“很好，我们一会儿可以谈一谈。”他厌烦地转过身去。

　　“现在正是时候。”埃诺说着，又轻轻地推了我一把。

　　在屏幕的背景上，我见到了正在不断切换的广告：一位温柔的少女含情脉脉地偎依在针织外衣上；电梯里一个爱吃花生片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了一整袋炸花生；一名穿着浴衣的风流女郎面对一群目瞪口呆的男青年懒洋洋地伸着懒腰，然后变戏法似地从大腿中间抽出一张信用卡，接着就扭动臀部，脱去了浴衣……这一切在巴基斯坦当然是看不到的。不过很快，我很快就会在屏幕上出现的。现在一定有七百万人蹲在电视机前，边看边吃花生片呢！

　　天哪，我是多么神经质呀！我脑子里最后一位姑娘仍然笔直地站着，就剩她一个人，拿着话筒，以求助的目光注视着我。

　　很遗憾，我错过了以某种方式使米勒-施米克了解我身份的机会。埃尔韦拉此刻正在向他自我介绍：“我向来喜欢扮演严肃的角色。”她淡淡地自我吹捧道，“不过，三十年来我一直被划为娱乐型演员。当然，我也有严肃认真的品格。我是个成熟的女性，能表达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

　　“很好，我们待会儿再谈。”米勒-施米克先生说着便开始走动起来。

　　“是时候了！”埃诺轻轻推了我一下。我的手心都沁出了汗珠。门上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请安静！开拍！实况转播！无摄制组人员陪同不得入内！”周围灯光闪烁，化妆师在最后一秒钟还在急匆匆地围着我们转，朝脸上这儿轻轻擦一擦，那儿稍稍扑点粉什么的。紧接着掌声雷动。米勒-施米克先生从隔板后面跳了出来。这时整整十一点。

　　“晚安，女士们、先生们！”当热烈的掌声稍稍平息下来时，我听到他响亮的说话声。“今天我邀请了四位大家都很感兴趣的嘉宾……”我在想他是否把我也计算在内，也许这第四位指的就是他本人。“把你写的书给他！”埃诺在我背后轻声说。我没有带书！真是个可爱的初出茅庐的可怜虫！我怎么会想到，在这种该死的电视座谈会上还非得自我介绍不行呢？

　　“愿上帝保佑！”我双膝颤抖着祈求道。

　　埃诺转身离我而去，他一定是去观众席，设法找位子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站在这些不认识我的参加座谈会的人中间了。乳房画家博多在整理着他的那些画作，而自称大器晚成的埃尔韦拉在拉扯她那身袒胸露肩的衣裙，我则收腹作深呼吸。天哪，我的神经都快崩溃了！平常这个时候我肯定已经到家了，而现在我还在这里。孩子们是否已经入睡了？也许房子着火了？阿尔玛·玛蒂尔是否会使用遥控器？也许弗兰茨做了一个噩梦，正坐在床边哭呢，而阿尔玛·玛蒂尔说不定正在看电视，听不见他的哭声……

　　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起，紧接着，色情影星忸怩作态地走了进来。她张开双臂迎向热爱她的观众，然后两手热烈地伸向米勒-施米克先生，向他亲切问候。当热烈气氛平息下来后，色情影星以卖弄风骚的声调讲述她从孩提时代就想当一名庄重的演员，说她从四岁起就在芭蕾舞练功杠旁苦练，所有洗刷等家务全由她的寡母承担，好让她这只“小兔儿”在艺术上受到最基本的训练。说到这里，这位佳人的声音开始发颤，观众席上和电视屏幕前的观众大概要掏手绢儿擦眼泪了。可是以后并没有出现母亲所期望的结果，她接着说，战后那段时间，长相好的人赚钱很容易。她当时的制片人约亨说：“小兔儿，你有那么漂亮的容貌，还去学《浮士德》和席勒那些破玩意儿干啥？”“说得对，亲爱的迪特尔（米勒-施米克先生叫迪特尔），我当时那么年轻，很不成熟，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当约亨给我拍裸体影片时，我抓住了天赐良机。是啊，那时同约亨产生了热烈的恋情，我在他的怀抱里欲火燃烧……”她呜咽起来。

　　为了消除尴尬场面，电视台播放了她所拍电影中一些无关紧要的片断：身穿巴伐利亚民族服装的埃尔韦拉和两个身穿紧身皮裤的年轻人，三人在绿色的森林里表演很蹩脚的床上戏。有人在下面鼓起掌来。埃尔韦拉则谦逊地说，她现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早就超过了这个水平。她目前正在寻找一位真正懂得她艺术才华的制片人，以便让她扮演诸如甘泪卿或其他歌德式的庄重角色。

　　人们同情地鼓掌。这位五十九岁的红头发甘泪卿用矫揉造作的声音欷歔道：“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当然她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米勒-施米克先生认为她的讲话富有节奏感，现在最好让穿牛仔裤的画家进来。主持人以胜利者的声音说道：“我们成功地争取到他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揭开了我们谁也没有猜到的秘密！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她真实情况的人，他被允许为她作过上百次画，请各位同我一起欢迎……”他在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女明星……”鼓声阵阵，令人紧张得简直晕倒，“……玛尔塔的前夫施墨尔！”

　　暴风雨般的掌声。

　　穿牛仔裤的画家脚登一双厚实的靴子走了进去。现在留下的只有政治家和我两个人，化妆师仍在我们身旁忙碌着。

　　我感到吃惊的是，欢迎一位仅仅是因某人前夫而受到邀请的人，掌声竟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要是肥胖的玛尔塔亲自出现在座谈会上，热烈气氛恐怕就更加难以想像了！也许她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参加座谈会，我不无妒忌地想。她经常出现在屏幕上，这次如果她亲自前来，只会有损她的形象。这个好色的老公鸭以三十年前曾同她结过婚来炫耀自己。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威尔·格罗斯也会受邀参加电视座谈会，因为他是弗兰卡·西丝的前夫！是啊！这一天可能会来的！当我在科恩瓦尔的郊区别墅一本又一本地写小说时，他则躺在我的荣誉上睡大觉！

　　外面的老公鸭还在讲。他第三次打开他的那几张画作解释说，屁股高撅、乳房鼓在井沿外的这张叫《井畔的玛尔塔》，是他最喜欢的一张，另外还提到了玛尔塔在森林里摘浆果的那一张。

　　摄影师们灵巧地围着他跳来跳去，想找个最好的角度，用特写镜头让几百万观众欣赏到这些幼稚的涂鸦杰作。坐在草地上的酋长们见到这种淫秽之作一定会狂呼乱叫，而德国的电视观众则不得不痛苦地仰天长叹。

　　现在至少有三百万人会关掉电视机，我恼怒地想。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先上呢？米勒-施米克，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女士优先之说吗？唉，写妇女解放作品的女作家大概不在其列。

　　老公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直到他把自己的那些拙劣之作在镜头前展示无遗之后，米勒-施米克才要求他介绍一下他的艺术生涯。有人说博多·安布罗修斯是艺术家中最博学多才的一位！遗憾的是他接着承认说，要是允许他在电视上放映他的作品的话，他将每天晚上朗读莫扎特最下流的书信来充实他的作品……

　　米勒-施米克衷心地表示欢迎。现在肯定又有三十万观众关掉电视机了，包括酋长们在内。他们都不爱好莫扎特，很遗憾。

　　“睡觉美好而健康，快来舔我的屁股，舔得啧啧响……”博多用他那受过演员培训的嗓子朗诵起莫扎特的书信来。观众中有人尖声喝彩。米勒-施米克先生还是希望他继续讲有关玛尔塔的事。他有点恍惚地问，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在半个世纪前，两人相识时究竟是谁勾引了谁？

　　“玛尔塔总是勾引别人。”博多显得冷酷无情地说，“谁走进她的更衣室，她就勾引谁。”

　　“真的吗？”米勒-施米克先生不无难堪地说，“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您的画吧……”

　　我忍不住在后台抱怨起来。化妆师、灯光师和编辑们也都发出了抱怨声。他们和我一起向外看了看，并相互努了努嘴，表示这个人真是口若悬河，不过到了其他更重要的场合恐怕就没有这么大能耐了。

　　宝贵的演播时间！他们马上就要插播广告了，而我同那位可爱的政治家还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空等着！

　　“我很愿意和您去喝上一杯。”我对部长先生说。

　　“我也很愿意和您一起去。”部长和蔼地说。

　　天哪，这是个多么可爱的男人啊！他笑的样子和维克托·朗格一模一样！啊，我太喜欢他了！他是这里唯一一位理智而谦逊的人，当然除了我以外。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正想询问政治家今晚有何打算时，埃诺回来了，他把我写的那本《独身幸福》递到我的手中。

　　“你带着上镜头。”他气喘吁吁地说，“安布罗修斯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

　　政治家瞟了一眼书的封面，微笑着说：“《独身幸福》，我的妻子正在看这本书呢。”

　　“她觉得这书怎么样？”我兴奋地脱口而出。

　　“嘘！”有人发出嘘声，这时我听到大厅里在叫我的名字。

　　“我们现在欢迎……弗兰卡·西丝！”

　　埃诺和政治家高兴地把我推了出去。

　　我大脑皮层里的姑娘们用喇叭向我喊道：“要面带笑容，收腹挺胸！”

　　我迈着弗兰卡式的步伐走上红地毯，面露愉快的笑容迎向观众。一霎时，我脑子中所有想看我笑话的人的身影，不管是厚赫姆特、阿尔玛·玛蒂尔，还是维克托和帕派，都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轮谈话中去了。我极力避免以笨拙的目光和手势面向镜头。像我这样见过世面的女性根本不用理会那些黑匣子，不外乎是些毫无表情的滞呆的目光！我索性忘了几百万人正用滞呆的目光在观察我面部的表情，所以我坚定地加快了步伐朝主持人走去。至少我得和米勒-施米克先生握握手，因为他还一直没有注意到我。

　　我突然吃惊地站住了。座谈会主持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因为博多正在替他画像，他一动也不能动。

　　“请坐！”米勒-施米克先生瓮声瓮气地说，脸部没有一点表情，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

　　我坐在这位天才“画家”身旁的一张空椅子上，落座时我尽量压住裙子，不让摄像机拍到不该拍到的部位。出于好奇，我悄悄地向博多那边瞟了一眼：那是一种胡乱的素描，马马虎虎的几根粗线条，充其量也只能隐隐约约看出是一张脸和乱蓬蓬的头发。不过，米勒-施米克先生和那位“画家”的杰作毫无相似之处，与其说像他，倒不如说更像基督徒。

　　“像我吗？”米勒-施米克先生诙谐地问，身体一动也不动。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一个基督徒和米勒-施米克先生相比，就像拿漂亮的唐纳德·戈特瓦尔德和小橡皮熊比一样，两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同之处。

　　“还算像。”我说，“您反正不用花钱。”

　　色情影星埃尔韦拉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弗兰卡，”米勒-施米克开始了谈话，“您写了一本畅销书？”

　　太好了，那位别着对讲机的可爱的小姐把我的情况告诉过他。

　　“叫《独身幸福》。”我随手把书向着镜头扬了扬。好了，埃诺现在大概会感到满意了。博多的目光离开他的画作，不高兴地抬头看了一眼。

　　“怎么会想到要写书的？”“模特儿”迪特尔·米勒狡黠地问。

　　“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个念头的，”我说，“起因是我的律师要看我的一些笔记。”

　　观众席上发出会心的笑声。

　　“我也老想写一本书。”埃尔韦拉叹息着说。

　　“我也是。”“画家”博多轻蔑地说，“我至少已经写过十本书，可是谁也不愿意为我出版！”

　　我想，要是用你作画的水平来写书的话，那么，不出版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弗兰卡·西丝，”主持人又把谈话引到原来的话题，“这是您的笔名吗？”

　　“是的，我原名叫弗兰西丝卡。”我考虑要不要趁机自我炫耀一番，说我是国际上知名的肥皂剧导演威尔·格罗斯的前妻。不过我还是决定不说，因为受邀请的是我，我受邀并不是因我前夫的缘故。

　　“弗兰卡·西丝就是弗兰西丝卡！”米勒-施米克叫了起来。

　　“真是天才。”博多不无嘲讽地说。

　　色情影星矫揉造作地笑了笑。摄影师们赶快过去，用特写镜头抓拍她的软腭。

　　“怎么用这样的书名……《没有男人的幸福》？”

　　我赶紧纠正说，我从来不认为没有男人会幸福，除非我已衰老得不行了。何况《独身幸福》和《没有男人的幸福》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米勒-施米克先生叫了声“哎呀”，第一次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他似乎对我说的理由很赞赏。

　　“您的书不是正在改编成电影吗？”他不无兴奋地说。

　　“呸！”埃尔韦拉露出俏皮的表情，“谁会去改编？”

　　“我的前夫，”我高兴地说，“他是位电影导演。”

　　观众席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米勒-施米克先生高兴起来。“那么戏里肯定有一个严肃的角色可让埃尔韦拉女士去演喽！”

　　“她可以试演一下。”我对他说，“当然，纺车旁的甘泪卿是不会在电影里出现的。”

　　埃尔韦拉又呸了一声，而博多一面画着线条一面说，要是戏里没有色情角色，埃尔韦拉就无油水可捞了。

　　米勒-施米克提议，在插播广告之前再向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我能否考虑和我的前夫共同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回答说。

　　大厅里响起了窃窃私语声。

　　“那怎么写呢？”米勒-施米克先生问，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坐在那里当模特儿，是不能乱动的。“怎么搞法呢？我的意思是说，怎么同您的前夫写关于你们自己婚姻的电影脚本呢？”

　　他兴奋地向四周看了看，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有独到见解的问题。

　　“和其他人一样地写呗！”我说。

　　米勒-施米克先生硬是不接受这种说法。

　　“这么说，您同他已不存在真正的婚姻关系了？”

　　“不存在了，我们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错误的。”

　　观众席又发出了笑声，不过他们对什么事都发笑。

　　“但是你们也没有真正分手。”

　　我的乖乖，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又有几位观众发出笑声。我认为，这些人无非想抢镜头罢了。

　　“您觉得怎么样？不结婚，不离婚……这样不是两头落空吗？何况您还是位女性……”

　　我面对镜头微笑着，举起了手中拿着的小说，封面对着观众。

　　“我觉得好极了。独身，我感到很幸福，而且打算一直这样。”

　　看到这里，酋长们的耐心也许已经超过了极限，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向着草垫子吐嚼烟，做出威胁的手势。

　　“你们听，你们听。”博多也轻蔑地说，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画架。

　　埃尔韦拉又呸了一声。

　　人们热烈鼓掌，特别是妇女，有些人热情得甚至有些疯狂！真希望镜头能抓拍到观众席上的这个场面。

　　米勒-施米克先生站起身，一边毫无兴趣地瞥了一眼博多那张涂鸦素描，一边握住我的手问：

　　“他叫什么，您的那位导演先生？”

　　“威尔·格罗斯。”我回答说，“怎么啦？”

　　“我们现在就谈到这里，”主持人深感抱歉，“这件事我本来早该问您了。”

　　“噢，没关系，”我友好地对他说，“只是不要过早地给以太多的赞誉，不然我丈夫到头来又会生气的。”

　　米勒-施米克先生拿起博多画的画，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很好，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很有意义的谈话。请允许我向大家表示感谢……”米勒-施米克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

　　“就这么结束了？”埃尔韦拉哀叹地说。

　　“我就不必再画喽！”穿牛仔服的画家喃喃自语，一面收拾起他的画具。

　　“请大家不要离开，”米勒-施米克先生向观众大声说，“广告之后，我请部长先生上台！”

　　“你真了不起，就是上镜头的料，态度自然，又有生气。我为你感到无比的自豪！”

　　昨天的上半场录像，我们通过录像机差不多看了十二遍，随后埃诺起身打开了一个随身带来的独特的小礼物。

　　我预感到有什么糟糕的事要发生了。

　　我正给孩子们准备营养丰富的晚餐，在电子控制的快熟烧锅旁忙碌着，因为害怕控制失灵，额头都渗出了冷汗。孩子们坐在桌边等着开饭，他们把火柴盒大小的玩具汽车在空盘子中穿插滑动。

　　“你看，这是什么？”埃诺为了让我换换脑子、振奋精神，把一只有许多按钮的黑色玩意儿伸到我的眼前。

　　“又是一只遥控器。”我不动声色地说。

　　“是什么地方用的遥控器，妈咪？”

　　“不知道，你们问埃诺。”

　　“埃诺，这个遥控器是用在哪里的？是超级马利游戏机上用的吗？”

　　“不是，这是给你们妈咪用的，一种大哥大，D1型。”

　　“哎呀，真遗憾！我不要这种烦人的D1型！这种玩意儿不能碰，又不能摔！”

　　“你给孩子们送件他们能玩的玩具。”我心不在焉地说着，一面打开了不锈钢锅盖。啊哈，土豆还在沸腾的水中翻滚。我利用这个间隙专心看起煮鸡蛋用的定时小钟来。

　　“这不是玩具，”埃诺变得激动起来，他气得甚至都不愿给我讲解定时钟遥控器那些极为简单的使用方法，“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联络工具，你会懂得它的价值的！带着它，你可以了解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情况、汉莎航空公司航班的时间、威尼斯的气候和东京的时间！不过最大的优点还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哪怕是在城郊森林里喂鸭，都能找到你！况且操作非常简单，你看……”

　　孩子们坐在餐桌边把刀叉弄得叮当作响，我则又开始在三个冒着热气的锅旁忙碌起来。这时候，埃诺在酒柜那边大声对我说：“你打电话前，先得在这个地方按一下个人密码。你往这里看！我跟你讲的时候，你看一下，很简单的！（个人密码大约是十位数，所以也不是很容易记住的。）然后就等蜂鸣声……仔细听！什么声音？哦，是定时钟的尖叫声……电话蜂鸣声分三个音程：如果没人接，蜂鸣声为一长三短，然后再重复……你把水壶关一下好吧……如果线路不通，就间隔时间无规律地每次响五下；线路接通后，你就会听到英语提示，你看这里……喂，您好，现在是下午两点，您要打电话吗？然后你就揿按钮……你看这里……Y表示‘是的’。”

　　“就这么简单！”

　　我不得不微笑着揿了一下Y钮，通了！电话机马上传出我要给谁打电话的问话声。

　　我看了一眼正拿着盐瓶和胡椒瓶在相互打架的孩子们，决定先不打电话，于是我按了一下表示“不”的按钮。

　　显示窗出现了“取消通话”的字样。

　　埃诺生气了，我怎么能把这个可怜无辜的、随时随地准备为我服务的大哥大随随便便地放到一边呢？

　　我亲昵地推了一下埃诺，然后离开食品柜，给大家的盘子里分菜。

　　弗兰茨和维利已经很饿了。我本来很想为他俩打鸡蛋，剥土豆皮，但是埃诺挡住了我。

　　“好吧，现在我来替你选个号，替你选择一组个人号码。听到信号后你不要按送话器钮。这样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电话铃响了。

　　弗兰茨跳起来，从叉簧上取下听筒，一面吃着东西，一面说：“喂，是格罗斯克特尔先生吗？”

　　“你不能替孩子们装一盘盒式录像带吗？”埃诺说。

　　然而维利已经带着飞舞的小围脖跑去了，他挥舞着叉子大叫道：“我要说一句祝贺的话。”

　　我吃惊地把大哥大贴近耳旁。

　　真的！是孩子们的声音，听得很清楚！

　　“喂？”弗兰茨说，声音那么近，好像就在我身旁。

　　“喂，”我克制地说，“我是你妈妈！”

　　我眼眶里噙着泪水。

　　“噢，是你呀！”弗兰茨失望地说，把话筒递给了弟弟。

　　“祝贺你！”维利虔诚地对着话筒说。

　　“祝贺你！”我庄严地回答道，“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现在有大哥大了！”

　　“妈妈不过是在耍弄你，维利。”弗兰茨说着，用叉子叉起了整个鸡蛋。

　　维利开始吼叫，生气地把叉子上的食物向四周乱摔。

　　“不要摔！”我神经质地叫起来，同时跑到他的身后，满头大汗地拾捡沙发上、地毯上扔得到处都是的土豆块。

　　弗里茨·费斯特劝我，现在一定得亲昵地坐到倔强的孩子身边，替他把食物切成小块。

　　当我把维利又摁在座位上时，他又是叫喊，又是蹬腿。

　　“你发疯啦？”弗兰茨冲着弟弟喊道，“我可受不了你这么大喊大叫的，你给我住嘴！”

　　“这部D1型电话是和你的答录机连接的。”埃诺这时说，“有电话来时，它会自动呼叫你！”

　　“有意思！”我吼了一句，开始把维利的食物装进两个单斗喂食器，让他玩着往嘴里进食。

　　维利不再喊叫，他抽泣着，用两只油乎乎的小手在盘子中间推着喂食器玩。

　　安静得简直就像在天堂里一样。我深深喘了口气，家庭融洽有多美好，就像画册中的画一样。

　　“所以，”埃诺趁机说，“我们可以假定，你接到的电话是出版社打来的。”

　　“哎呀，还有这等事！”

　　“妈咪，你得和我一起玩！”

　　“埃诺，”我说，“请说下去！”

　　“我吃饱了。”弗兰茨懒洋洋地说着，把吃得半空的盘子从面前推开了。

　　“譬如出版社要跟你谈点事，而你正在巴黎。”

　　“弗兰茨，你去哪里？先坐一会儿，等弟弟把饭吃完！”

　　“我去取点水果。”

　　“随后你的D1型大哥大就会在巴黎自动呼叫。你试试！”

　　“但是很遗憾，我不在巴黎！”

　　“妈咪，我可以去阿尔玛·玛蒂尔家吗？”

　　“去吧，可怜的孩子，去找阿尔玛·玛蒂尔，她至少会和你说说话的。”

　　“我们可以请阿尔玛·玛蒂尔往电话答录机里说几句话。试试看！”

　　“我也要去阿尔玛·玛蒂尔家往答录机里说句话！”维利嚷着从儿童专用座椅上滑了下来。

　　“让他去吧。”埃诺说，“这样我至少可以安静地和你说点事了。”

　　“难道我为了试验一下也得乘飞机去一趟巴黎吗？”

　　我替维利解下小围脖，跑着给他擦嘴。

　　“不，叫阿尔玛·玛蒂尔住我们的答录机里讲几句话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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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紧跟孩子后面奔跑。

　　“不要独自一人过马路！小心汽车！”

　　“告诉阿尔玛·玛蒂尔，叫她往我们的答录机里讲几句话！”埃诺跟在我们身后喊着。

　　我们——孩子们和我手拉手穿过马路。

　　阿尔玛·玛蒂尔很高兴。“孩子们，你们终于又过来了！”

　　“您能对我们的答录机讲几句话吗？”我气喘吁吁地说。

　　“啊！”阿尔玛·玛蒂尔笑着说，“为什么？您本人不是就在这里嘛！您上电视我太高兴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跟您说呢！”

　　我打断了阿尔玛·玛蒂尔的话，问她能否把她要讲的话往答录机里讲。

　　可阿尔玛·玛蒂尔没有听懂我的解释，她已经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我当时显得又迷人又可爱，表现非常自然。她毫不受影响地继续说道：连老爱说“哎呀，孩子都长这么大了”的八号女服务员也这么认为。超级市场肉食柜台旁那位常把“要粗肝肠还是细肝肠”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女售货员也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另外还有特劳琴姑妈，要是她还能看到我在电视上的表现，也一定会高兴万分！多谢，多谢。我谦恭地向四周鞠了几个躬，然后就跑回到埃诺身边。

　　“对不起，阿尔玛·玛蒂尔不想对答录机说话。”

　　“是呀，”埃诺说，“她有时候干脆拒绝合作。不过至少你不反对我的计划吧，这期间我已亲自对答录机说过话了。”

　　那肯定是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我注视着他一脸神秘的表情，他显然在卖关子。

　　埃诺在桌上擦了一下，腾出半平方米的地方，把他喜爱的大哥大放在装着菠菜的两台喂食器之问。

　　“这可是只有巴掌大吧？”他用一种好像在观察新生儿的语气问。

　　“是很小，”我说，“但长得像孩子爸爸。”

　　“弗兰西丝卡，”埃诺说，“我觉得你不太严肃。”

　　“没有的事！”我保证说，同时把喂食器放进洗碗机刷洗。

　　然后，埃诺让我看他整整一晚上都在期待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成果：大哥大发出蜂鸣声！

　　“拿起来，你把它拿起来！”

　　“怎么拿呀？上面没有话筒！”

　　我围着食品柜走来走去，两手在胸前擦拭着。

　　“这里！上面画着话筒的小按钮！”

　　“两个按钮上都画有话筒！”

　　“一个是接电话用的，另一个是表示消除不听的！你稍微动动脑子嘛！”

　　我用颤抖的手指按了一下一个话筒上没有打叉的小按钮，气喘吁吁地把无线电话拿到耳边，只听到电话里发出咔咔声和沙沙声。

　　接着，我听到的是一阵类似口琴的杂音。

　　“喂？”我心情紧张地喊。

　　“噢咿噢蛜噢咿……”大哥大发出怪声。喏！是太空人的声音，他一定是叫我去参加座谈会呢！

　　“我一点也听不懂！”我急切地喊了起来。

　　埃诺跳起来，从我手上抢过电话。

　　他紧张地听着，接着看了看显示窗。

　　“上面显示着：正在搜寻发话器！很神秘，是吗？厨房这儿接收效果不好！大哥大马上就会发觉的。来，我们到卧室那边去，它呆一会儿会自动通报的！”埃诺异常兴奋。

　　我把另一台喂食器收拾好，跟他走到旁边的房问。还没有等我们走进去，那个宝贝蜂鸣器又响了起来。

　　“来了！你的电话！按一下话筒按钮！”

　　“啊，天哪，怎么可能呢？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电话！他们已经把我的书译成土耳其语了！”

　　我又兴奋地按了一下按钮。现在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极其灵便的大哥大的使用方法了！

　　我又听到了太空人发出的口琴声！

　　“噢咿噢咿噢咿……”

　　我很内行地看了看显示窗。

　　“搜寻发话器！”我的这个小朋友告诉我。

　　埃诺打开了平台门。

　　“外面肯定能行！”

　　我们站在草地中央。

　　大哥大发出了信号。

　　我们对视了一下。

　　“按一下耳机钮！你的电话！仔细听！送话质量你一定满意！”

　　我看了看显示屏，里面又出现“寻找发话器”的字样。埃诺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一丛杜鹃花的后面。

　　“就在这里！现在！按一下耳机钮！快！”

　　我摁了一下按钮，把这宝贝举到耳边。杜鹃花的枝杈刺得我的脖子痒痒的。

　　“您好，亲爱的用户！”一个清脆的女声在说话。

　　“喂，”我高兴地说，“成功了，行了！”

　　“您已经接在D1网路上了！”

　　“真的吗？”我问道。

　　埃诺的脸紧贴在我的脸上，他的一双眼睛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我们互相紧挨在一起。

　　“无线电话接通了！”

　　“真的？”我叫起来，“把电话接过来！”

　　现在，埃诺，就现在！

　　随即听到了信号。

　　我闭上眼睛，仔细听着。

　　这是埃诺的声音……有点刺耳和陌生，但的的确确是埃诺的声音！尽管他就站在我的身边！

　　“一，二，三，这是一种试验！三，二，一，结束！”

　　“真有你的。”我佩服地说。

　　“现在你把大哥大关了。”埃诺说，“目前收费还相当昂贵，国内每分钟一马克七十七芬尼。”

　　我按了一下表示耳机消除的按钮。

　　我们从杜鹃花丛后面爬了出来，互相对视了一会儿，他的脸紧挨着我的脸。

　　“怎么样？”

　　“真棒！”我说。

　　“我送给你。”埃诺说。

　　我深受感动，把这个贵重的宝物贴在胸口。

　　“埃诺！你为什么总是送我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是超级女人。”埃诺说着搂住了我。

　　我们互相亲吻起来。

　　我决定订制一根金链子，把手机日夜挂在胸前。可惜，把它当项链坠佩戴就稍嫌笨重，不过埃诺以后肯定还会送我一个小得多的。

　　我觉得像刚刚订婚似的，简直太美了。

　　不过有些日子，我这个无比幸福的超级女人也有着数不清的烦恼，我经常会因想念帕拉、孩子、埃诺、阿尔玛·玛蒂尔和其他我所爱的人而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

　　当我来到一个灯光昏暗得使人厌倦的地方，见到人们靠在放着仙人球的窗户边，不是在读弗兰卡·西丝的书，而是在干别的事情时；晚上，图书室里坐着八到十二个脸色灰白的家庭妇女和两个随同她们一起来的男人，而我在劳累了一天后，才得以在塌陷的脸颊上向她们微微露出些笑容时，我就会怀疑，独身幸福的说法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当地唯一的旅馆往往就是充满发霉空气的住处。在这里，你看到的都是些穿着条纹汗衫、背带拉松了的烟民，他们毫无表情地坐在床上，前臂袒露，胡子拉碴地盯着面前的小电视机。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妒忌世界上所有的家庭妇女。

　　有一天，又是个星期五，我坐市郊车去厄德。这个地方稍微偏僻了点，不具有我所认为的那种德国式的舒适环境。零星的红砖农舍在车窗前掠过，四周雾气腾腾。

　　我穿着珠母袜和半高跟鞋，感到很冷，这时真想穿上厚袜子和橡胶靴。大哥大躺在手提包里派不上用场，时间一长就变得很重了。

　　郊区火车车厢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乘客也没有。我感到不舒服，我还没有从今晚的举办人那里拿到书面协议。是呀，更为丢人的是，我连合同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他在电话上——要是埃诺知道我忘记了怎么用大哥大，他一定会气得嗷嗷叫的——只报了个“埃尔温”的名字。我们——埃尔温和我以你相称，尽管我的经纪人、我终身幸福的监护人埃诺·温克尔博士不会对此表示热忱的。

　　列车徐徐驶入车站，可带着无线电话的亲爱的埃诺却离得很远。我苦思冥想着埃诺的那组十位数密码。

　　站台上死一般寂静，四周并不见手拿银莲花的埃尔温。

　　我思忖着去找谁问呢，一时又见不到红十字救护站。

　　我提着小猎皮箱，匆匆向出口处走去。出口处总有几个无业游民，手里拿着啤酒瓶，色迷迷地盯着我，在那里转来转去。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们，看看埃尔温是不是就在他们中间，然后很自信地、噔噔地走向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架，装出突然想起一件重要公务的样子，抓起大哥大，又急匆匆地往回走。

　　始终不见那个看起来像爱读现代妇女文学的人或者那个叫埃尔温的人。

　　车站小食摊前有几个满身油污的好色之徒嬉皮笑脸地盯着我的短裙。

　　埃尔温终于开车来了，我从他那辆并不因他肥胖超重而有解体危险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老爷车认出了他。埃尔温像老朋友似地向我招手，弄得老爷车嘎吱嘎吱作响。他张开双臂向我迎来，披肩长发在风中飘曳。

　　我的情绪一落千丈，要不是他那毛茸茸的、刺着花纹的双臂在最后一秒钟将我拦住的话，我真想从这位邋里邋遢、大腹便便的埃尔温身旁逃走。

　　“你好，弗兰卡。”埃尔温友好地说。他的胡子长得快到肚脐眼了。他的肚脐眼从黑色T恤衫外隐约可见，大约有茶杯大小。“车上好吧？”

　　“很好。”我说着，咽了口唾沫。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被文身的恐龙怪物劫持过呢。

　　啤酒肚埃尔温殷勤地接过我手里的箱子。

　　“路上还顺利吧？”他问，恩赐似地注视着敝人。

　　“一切顺利。”我说。

　　然后我们登上了他那辆老爷车。

　　啊，弗兰西丝卡，我自忖，这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还挺潇洒。不过，要让你继续参与社会活动，你的智商还差点儿。当你自愿坐上那样一位怪物的破车，而事先没有给你的律师和孩子留下这个人的姓名和地址，责任在你自己。今晚上不会有人来找你的，不会有人的，连爱德华·齐默尔曼也不会来的。我已经想像到电视台播放的《悬案XY》中那个有趣的节目，开头的画面是几个小伙子在冷饮厅前喝啤酒，接着是爱德华的声音……冷饮厅前的几个酒徒是最后见过她的人……

　　唉，弗兰卡！该死的手机你又不会用，埃诺跟你说十位数的密码时，你又不好好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你就没有学会，女人就是傻。

　　一路上，我们驶过了几个平坦的荒凉村落。天下着雨，路边上一些吓鸟的稻草人淋透了雨。

　　“书店到底在哪里？”我不安地问。心想，这个文身的怪物会把我劫持到哪个谷仓去呢？

　　“没有。”埃尔温说着，推了下变速杆。“没有书店！这里没有这玩意儿。”

　　“那么图书馆呢？业余大学、文化中心都没有吗？”

　　我极其恐惧地抓住了车把。

　　“没有。”埃尔温说着，把车拐上了一条田间小路。

　　“那我宁可先去饭店，”我结结巴巴地说，“先稍稍休息一下。”

　　“有你休息的。”埃尔温说着，高兴地看了我一眼。

　　坏了，我暗想。我连遗嘱还没有立呢！所有的事情都得让埃诺亲自去办。希望他会想到：房子留给帕拉和两个孩子，所有其他与插座有关的电器和电池之类的东西全归埃诺。

　　我清了清嗓子，坚决地说：“请先送我去饭店！”

　　“不，没有饭店，就睡在我家里！”埃尔温狞笑说。

　　现在我终于肯定，我永远也见不着我的亲人了。奇怪，这时内心的恐惧反倒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弗兰西丝卡，你有过美好的生活，还指望什么呢？

　　有人会在我的墓碑上镌刻：她死于厌世。

　　埃尔温从旁边看着我。“你觉得合适吗？先看一下房间，要是不合适，我再送你去饭店。由你定。”

　　“好吧！”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我的要求不高。”

　　“我就知道嘛，请吧！”埃尔温说。

　　汽车停在一幢阴暗的农舍前，四周是雨水泡软的黏土地，眼前呈现的都是些诸如生锈的儿童三轮车、又脏又湿的砂箱等熟悉的东西，围墙已剥蚀风化，晾在木头支架上的衣服在雨中飘拂。

　　“你就住在这儿？”我谨慎地问。

　　“是的。”埃尔温自豪地说。

　　我们下车走进屋子。我跨过一块铺在泥地上的木板，走进过道就闻到一股酸牛奶味、熏香肠味及乡间寒冷的空气味。

　　埃尔温把车钥匙扔到支架上，自豪地带我走进厨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也许与厨房毫不相称的台球桌，桌下躺着一条无精打采的杂种狗，前爪打着石膏，在啃一根击球棍，显得没有一点儿生气。一台旧煤气灶旁的搁板上堆满了没有洗过的餐具，留在煤气灶上黏糊糊的咖啡残液上聚集着无数小苍蝇。一些不知哪里生产的老式厨具躺在控水架上，已经锈迹斑斑。在一张摇摇晃晃的餐桌上放着我的那本《独身幸福》，书的一角折了起来。书旁是一段吃剩的肝肠、一瓶自制的果酱、一块切开的面包和一瓶已经变味的牛奶。霎时间我感觉到像在家里一样。

　　“喏，”埃尔温说着，提起书的一角，又放到了肝肠的旁边，“你看看，别认为我在要什么诡计。”

　　“不，不，”我赶快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呢？”

　　“看你那么紧张。”埃尔温说，“你需要我，这里没有吃人的妖怪。”他心满意足地从油腻的后裤兜里抽出一包烟丝，然后一屁股坐到餐桌上，开始自卷纸烟。我注视着他正在舔烟纸的舌尖。也许这位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长得像果酱馅油煎饼似的怪物根本没有什么恶意？

　　这时小屋里出现了女主人，她穿着一身有点不得体的灰色法兰绒睡衣，脸上涂了厚厚一层雪花膏，身后牵着一个也搽了雪花膏的孩子。

　　“你好。”她说，“你回来了？”

　　“这是弗兰卡！”埃尔温用手指着我说。

　　“你好。”穿睡衣的女主人说。我对自己不得体的衣着打扮感到羞愧，垂下了眼睑。

　　“英肯，说你好！”女主人要求她的孩子说。

　　英肯不愿问好，她躲到母亲身后，把嘴角的果酱都擦到了母亲臀部的法兰绒裤子上，正用疑惑的目光向外张望。我倒真想躲到埃尔温的身后，把我那傻乎乎的多余的唇膏擦到他的屁股上。不知怎么的，最后十分钟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

　　“海德玛莉没有来？”

　　“不知道。”

　　“埃姆玛莉也没有来？”

　　“不知道。”

　　“那我也走了！”

　　她像来的时候一样，说走就走。

　　“这是伊尔莎玛莉。”埃尔温自豪地说，“英肯是她的女儿。”

　　“很可爱。”

　　然后谁也不再说话。埃尔温自己坐到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舒坦地吸起烟来。

　　“你怎么会想到邀请我的？”我问，只是无话找话说。

　　“想让我的女人们高兴高兴。”埃尔温回答，“要咖啡吗？”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埃尔温唉声叹气地站起身，从煤气灶上找来一把多处摔瘪的咖啡壶，摇了摇。“壶里还有点儿。”

　　“很好！”我说。

　　埃尔温从咖啡壶里给我倒了刚够一口的微温液体。他从控水架上拣出的杯子没有把儿，黏糊糊的，杯子里还残留着牛奶和糖液。

　　“今晚我到底在哪里朗读呢？”我问。

　　“这里。”埃尔温说着，指了指厨房的桌子。“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

　　我疑惑地看着他。

　　“这本书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埃尔温说着，轻蔑地打量着我。

　　我相信他没有细看就买下了书，所以我的书还没有完全为他的穿法兰绒衣服的伊尔莎玛莉所接受。

　　“可你为什么要邀请我呢？”

　　“我觉得书名很刺激。”

　　埃尔温随后向我解释说，他和三个女人——埃姆玛莉、海德玛莉和刚才见过的伊尔莎玛莉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伊尔莎玛莉有个女儿叫英肯，就是刚才见过的，这个孩子当然不是他的，是不久前搬走的那个人的。这个人的房间今晚可以归我使用。

　　这四个人在一起，都没有正式结婚，不过大家相处很好。他只不过忽发奇想，邀请我这个作家亲自来参加朗诵会。

　　“你是想说，你没有读过我的书？”

　　“没错，我本人从来不看书。我请作家来把她们鸡毛蒜皮的琐事读给我听听，完了大家一起喝点酒。我们没有电视机，穷乡僻壤的，电影院也没有。”

　　我提醒埃尔温，为我的朗诵他得支付四位数的酬金，他作为组织者还得承担住宿费、车旅费和增值税。

　　“知道。”埃尔温说着，抬起屁股坐到了台角上。“你不是在电话上都说过了嘛！”

　　一点儿不错，就是我们说好的数字。

　　“收据我不要。”埃尔温说，“你可以不交税，纯收入。好了，现在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问。如果不满意，我送你去最近的饭店，离这里只有三十公里。”

　　英肯生父的房间在阁楼上，出人意料地刚刚整修过，室内还散发着油漆味和糊墙纸的糨糊味，地板甚至是镶木的。法国式的床上铺着没有经过熨烫、带有灰绿色斑点的海狸皮床罩。很显然，这是整幢房子里最好的一个角落。在这里受胎的伊尔莎玛莉就不懂得珍惜！当埃尔温去开窗时，我悄悄地闻了闻被褥，显然是用洗衣机洗好后直接拿过未的。再进一步观察，我发现屋顶斜面有一团网球般大小的灰尘网，被穿堂风吹得在打旋。唉，反正都一样，我暗自思忖。我待会儿悄悄地都扔到窗外去。也许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一块抹布，不过我首先得瞧瞧伊尔莎玛莉的内衣柜！以后再去掸灰尘。不过再擦一次也没有什么坏处，理智些总不会错，弗兰卡！

　　顶楼的这个房间还单独设有洗澡间，而且也是刚刚修整过，连一根毛毛都没有发现，既没有埃尔温·洛特贝克的，也没有那孩子生父的。有人——也许是女主人——甚至替我准备了一条本色的毛巾，放了一瓶全家用的沐浴液。澡盆上方的搁板上放着梳子和卫生巾，我觉得主人想得很周到，唯一不足的是卫生间的门。不过在这儿就住一夜，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晚上八点钟，我来到脏兮兮的厨房参加朗诵会，没有花费时间去化妆。厨房里除了埃尔温以外，还有两个穿皮夹克的人，他们骑摩托车用的头盔放在餐桌上；几个人在打台球。

　　原来提到的几位女士一个也没有见到。

　　“要啤酒吗？”埃尔温问。他叼着烟屁股，挺着大肚子，正趴在台球桌上，让我想起博多·安布罗修斯的那幅杰作：《井畔的玛尔塔》。

　　其他两个人并没有回头看我。

　　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对着瓶嘴喝了一口。因为没人跟我说话，我只得同那条目光无神、懒洋洋地趴在地上的杂种狗说点什么。狗的前腿打着石膏，看上去挺让人同情的。

　　大约过了三刻钟——似乎是专门选择学校用的时间——我的听众来了！几位女士一起走进了烟雾腾腾的厨房。海德玛莉穿着浅蓝色的紧身外衣，两条白胖的胳膊看上去非常相称，胳肢窝露出了浓密的腋毛。她的发型两面并不对称：右面是散乱的硬短发，左面则是长达下颚、至少会挡住她左眼视线的长发，看上去好像理发师在见到她的腋毛时突然忘记了工作。埃姆玛莉穿着宽松的运动服，一头油腻的浅黄色短发，不管怎么说，理发师在她头上还是完成了任务。她手上抱着一只看上去和她非常相配的猫，身上的毛也是乱蓬蓬的。身穿法兰绒睡衣的伊尔莎玛莉我已见过，她没有穿晚礼服，否则，在这些很随便的来人中很可能会引起哄堂大笑的。她端了一盆黏糊糊的略带红色的草莓酱放在面前，脸上因抹了天然油脂而有些发亮。那个嘴角上残留着果酱的孩子抓着一个破洋娃娃的头发拖在身后，胆怯地看着大家。

　　“各位，大家都坐下，弗兰卡要开始朗读了。”埃尔温说着，眯起眼睛瞄准一只台球。女人们匆匆向我瞥了一眼，然后都慢慢地坐到靠墙的一只旧长沙发上。那个叫英肯的孩子从桌上抓起那瓶已经有些酸味的牛奶，坐到台球桌下狗的旁边。穿法兰绒的伊尔莎玛莉则时而搅拌一下脏兮兮的、能把人吓跑的草莓酱。埃姆玛莉和海德玛莉在用心地给一只生疥癣的猫抓虱子，她们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有独创性的夜晚。

　　“那么好吧，”我轻轻咳嗽了一下开始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年轻妇女的故事，她结婚五年后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没有任何反应。女人们在猫的身上翻找着虱子，男人们在打台球，英肯和那条狗躺在桌子下面，她吮吸着奶瓶上的橡皮奶嘴，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我知道，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对我那位查洛蒂·克莱贝格的命运有丝毫兴趣。

　　看在报酬的分上我整整读了一个小时。一开始对这种不愉快的场面还深感失望，读着读着就慢慢投入进去，越来越陷入难以抑制的兴奋中。每当我从书边上往前看时，眼前就是一张张毫无表情的冷漠的面孔。就像“荒漠中死神的眼睛”，我在想，这可是一部恐怖小说的好书名呢。第一章可取名“沼泽中的死亡”，第二章的标题是“猫认识凶手”。埃尔温·洛特贝克将成为我小说中的蓝胡子国王，他的特性是经常挥金如土，诱骗陌生姑娘进入他的水獭洞。长得丑的就让她们活着，长得美的就把她们埋在阁楼新整修的镶木地板下面，只有尘埃在她们的尸体上飞扬……

　　读最后一章时，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我多次装作想要咳嗽的样子。

　　这中间唯一打断我朗读的噪音就是台球互相碰撞的声音。伊尔莎玛莉漠不关心地在用匙子吃着草莓酱，海德玛莉在编织一件蓝灰色的衣服，而埃姆玛莉则懒洋洋地看着那一堆脏餐具。桌底下的英肯和前爪打着石膏的杂种狗已经睡着了。

　　当我朗读结束时，唯一无精打采地抬了一下头的就是那条狗。

　　我神情沮丧地走进连门也没有的顶楼房间时，我在想，唉，埃诺，要是我能熟练掌握大哥大的十位密码的话，我该讲些什么呢？至少我可以和你聊聊天吧！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超级女人。

　　真遗憾！

　　我在电视上的首次亮相引起轰动后，几家私人电视台迅即表示兴趣。他们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表现，并且认为我在他们的节目中肯定也会大受欢迎的。

　　除了橘红色的套装外，我还添置了蓝色的、黑色的和紫酱色的套装，还买了和衣服配套的鞋子。我成了拉罗发廊受欢迎的常客，只要我一到，他们就会让正在做头发的女士坐到烘干器下去，马上给我做。

　　我去一些演播室里坐满了退休人员的电视台，他们都是电视台派大轿车接来并被招待着吃饱了糕点的观众。有些主持人口头上对我表示热烈欢迎，而另外一些人却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学习着不断以同样的热情说同样的话。埃尔温式的集体生活曾经给了我最为严酷的教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再失去自制。我找到了成为媒体良好形象的最佳方法，而且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女性》杂志的一位女士来电话询问，她们在发表有关保养良好、身材修长的成功女性的文章时，是否能刊登我的照片，以便报导我的日常饮食以及采用何种体育锻炼方式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我问了两遍，还摇晃了几下话筒，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误会搞清楚似的。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您和戈特瓦尔德谈家常，发现您的照片非常适合配发我们的报告文学，我们也刊登过乌希·格拉斯和戴妃的照片。”

　　我跌坐在床沿上。半年多前我在拉罗发廊见过这两位令我惊异的女士，而我本人也一下子和她们齐名了？我突然感到两眼发黑。

　　“我没有特别的饮食方案。”我结结巴巴地说。

　　“但是她们去健身房。”《女性》杂志的妇女激励我说。

　　“我可没去！我发誓！”

　　“那您是怎么保持健康的呢？”《女性》杂志的妇女刨根问底。

　　“我每晚喝啤酒。”我无奈地对《女性》杂志的妇女说，“就是这么回事！”

　　《女性》杂志的妇女笑了起来。

　　“这真是您的独创说法。不过现在说真的，您为什么那么精力充沛？”

　　“我有两个小孩儿，”我无奈地说，“我一直带着他们去市郊森林！您知道，我在那里有一辆自行车挂斗车，我把两个孩子放进去，然后推着他们走几公里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天都绕小湖转上一圈……”

　　“噢，这我就找到答案了！”《女性》杂志的妇女打断了我，“这是最佳的锻炼方法。孩子使人保持健康！乌希·格拉斯有三个孩子呢！”

　　“真不简单。”我说，“他们三个名叫本亚明、尤丽娅和亚历山大。”

　　“可能是。”该妇女说，“不过，她的饮食中还加吃葡萄柚，她还常去健身房。”

　　“真不简单。”我又说了一句，“那她肯定是自我克制的典范！”

　　该杂志的妇女开怀大笑，她对这次有意思的谈话表示感谢。在八月份的那一期《女性》上，我会读到有关的文章，报道我、乌希·格拉斯、安格拉·默尔克布拉特和内莉·洛伊特赛利希等四位德国成功女性之所以精神饱满、没有发胖的原因。

　　我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肯定是她为完美起见，还想知道我所穿衣服的尺寸。而我已决定打点折扣地告诉她。这完全违背了我平时的习惯。

　　但是，打电话的并非《女性》杂志的那位妇女。

　　这是个男人。

　　是什么人呢？

　　他有一种亲切、热情而深沉的声音！

　　是帕派，我一阵心跳！

　　他在削土豆皮的时候在《周末家庭妇女》杂志上发现一篇文章，附有极妙的照片：弗兰卡风骚地坐在一张红沙发上，怀里抱着一个皮肤光洁的孩子，在没有男人的田园式家庭生活照的上方是一张《独身幸福》的大型招贴画。

　　他差点把土豆皮也一起放到了锅里。文章的标题是该杂志惯用的红色大写字体：弗兰卡·西丝的肺腑之言：男人对她来说不过是个偎依的对象。

　　《周末家庭妇女》的记者究竟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呢？

　　帕派至少是间接地受到了震动。

　　“我要见你。”

　　“我也是。”

　　“你好吗？”

　　“好极了。”

　　“我也很好，尤其是跟你通话时。”

　　“你什么时候有空？”

　　“现在。”

　　“你是一个人？”

　　“不，你呢？”

　　“当然也不是。那么我们三点在动物园见，好吗？”

　　“好的，在海狮馆。能见到你真太高兴了！”

　　“我也一样。”

　　随后我们见面了，帕派穿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也穿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们俩也都推着同样的自行车挂斗车。

　　他站在卖冰淇淋的摊前，孩子们乖乖地坐在车里，一面看着我们，一面舔食冰淇淋。我慢慢地推着小车向他们走去，在他们身旁停了下来。我们已经有六个星期没有见面了。现在还不能突然加快速度。两辆一模一样的小车，八只审视般的童眼，还有他那张令人喜欢的脸庞。

　　“嗨。”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之久，没有说一句话。因为孩子们的关系，没有出现舞台上那种热吻和欢呼的场面。

　　帕派弯下腰。“喂，弗兰茨，维利，你们好吗？”

　　“好极了，您这个浑球。”维利说，大家都笑了起来，连帕派的两个孩子也笑了，他们觉得维利的口头语很风趣。

　　“你们跟我说话时就称‘你’好了。”帕派说。

　　“你看过海狮了吗？”弗兰茨问。

　　“没有。”帕派说，“不过我们这就去。”

　　于是，我们推着两车可爱的、说话风趣的小懒虫向海狮馆走去。

　　“好了，这里该下车了！”

　　卡廷卡点了点头，第一个爬了下来，拉住我的手。小的一个也跟着往下爬，我把手递给了他。我的两个孩子也爬了下来，围在帕派身旁。我心里感到奇怪，孩子们怎么一点儿也不认生呢？

　　“你们的妈妈在哪里？”我问。

　　“走了。”卡廷卡回答。

　　“我们的爸爸也走了。”弗兰茨说。

　　“在加勒比。”维利补充说。

　　“瞎说，可能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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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走了就走了。”帕派说。

　　在海狮馆的胸墙前，我们把孩子们抱在胸前，一手抱一个。他紧紧地抱着我的孩子，我抱着他的。我们显得那么自然，好像是天生的一对。

　　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

　　没有喊叫，没有嫉妒，也没有拉扯。

　　海狮正在吃食，孩子们兴奋地看着。他们吃完冰淇淋后，帕派替我的孩子擦嘴，我也替他的孩子擦嘴。

　　“你妻子在哪里？”

　　“在布雷根茨参加夏季音乐节。整个组织工作都是她在搞，压力很大。歌手们都是些神经过敏的人。”

　　噢，看来他们俩很和睦。

　　“那么谁留在孩子们身边？”

　　“我。”帕派说。

　　“明白了。”我说。我怎么会提这么傻的问题呢？

　　我们随即看海狮抓球，看它用湿漉漉的嘴耍球、贪婪地用肘撑地、匍匐着前去抓鱼、激动地滑入水中。有一次，帕派的腿紧紧挨着我的腿，就跟上次他参加完朗诵会在返回的路上所做的一样。我不得不闭上眼睛，不然我会受不了这种刺激人的感觉。还是同样的感觉，这感觉并没有中断。

　　然后我们去了游乐场。

　　孩子们想马上爬到巨大的火车头上。帕派搀扶着他们一起爬去。他带着三个小男孩向那么大的车头上爬，但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三个孩子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爬了上去，连我那胖胖的小维利也上去了。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汗流满面地注视着爬上火车头的维利，生怕他掉下来。看来帕派是要在平时锻炼孩子们的自信心，这是他所能传授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我和卡廷卡坐在长凳的一端，拉着她纤细的小手，给她讲述有关埃尔温·洛特贝克家的故事。她用小鹿般温和的眼光看着我，坐在我身边，显得很满足。她虽有残疾，但显得那么单纯，完全就是帕派家孩子的特点。

　　她是个开朗、恬静的孩子，我一看到她就很爱怜她。

　　孩子们玩累了以后，帕派取回了两辆小推车，我们把孩子们放进了车里，手拉着手推车走在动物园里。鸟儿在树上欢快地叫着，头上是蔚蓝色的天空，各种动物友好地从铁栅栏后向外看着，好像这么和谐的幸福家庭它们是很少见到的。

　　帕派向我讲述他最新创作的儿童读物，是讲乌龟和蝴蝶的故事。乌龟已经有多年不让其他动物接近了。它老了，满是皱纹，胆小怕事。有一天，蝴蝶不小心飞到了乌龟的背上，就停在了上面，因为它觉得乌龟很有趣，它还从没见过甲壳类动物！乌龟好奇地伸出脑袋打量起蝴蝶来，发现它长得很美，特别是两只翅膀。蝴蝶虽然和乌龟不是同类，但乌龟还是爱上了它。乌龟和蝴蝶相爱了，虽然它们根本不属同类，但它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在一起开心极了。乌龟平生第一次笑了，伸长了脖子开怀大笑！蝴蝶觉得停在乌龟甲壳上既可靠又安全，要是没有乌龟，它很难想像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是蝴蝶也有其他的停靠地方，每当它在飞翔途中没有停在乌龟背上时，乌龟就会感到不可名状的痛苦。后来的结果是很悲惨的：乌龟又缩回到了自己的甲壳里。一开始蝴蝶无法理解，它耷拉着双翅，垂头丧气地蹲在乌龟的甲背上，恳求乌龟无论如何伸一下脑袋，就最后一次！但是乌龟无动于衷，再也没有伸出脑袋，永远也没有再伸出来。要不，它会看见蝴蝶是多么伤心的。蝴蝶最后终于明白了：乌龟和自己根本就不相配。蝴蝶等到出现有利的上升气流时，就展开五彩的翅膀飞走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是个悲惨的故事。”我对帕派说。

　　“你为什么给孩子讲这种故事呢？”

　　“因为这是生活，”帕派说，“所以必须这样。”

　　哎，他是对的！究竟什么地方规定，只能给孩子写融洽、欢乐、蛋糕之类的童话呢？

　　我突然有点更加喜欢他了。

　　我觉得我们像是昨天刚见过面似的。

　　“我们现在干什么？”动物园六点钟关门时我问。

　　“你们愿意送我们回家吗？”帕派问，“我们刚才是坐慢车来的。”

　　很显然，帕派没有汽车。我当然愿意开车送他们回去，我非常想知道帕派的居住情况。我们把推车折起来放到两用车车尾，孩子们挤坐在后排座位上，每两人扣上一条安全带。从汽车的录音机里响起了帕派的歌声，孩子们跟着唱重复的歌词，合着拍子在座位上蹦跳。帕派和我也跟着一起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这么突然又爱上了他，这使我很痛苦。也许我爱的只是他的声音。我停止了唱歌。马丁从一旁看着我，他也停止了唱歌。

　　“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我说着，不禁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过，这样可不行。”

　　直到车到他家我们没有再说话。让我们说什么呢？

　　马丁和莎比娜·保恩住在科隆市郊西格河畔丘陵地带的一个村子里，这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村庄，而且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西格河畔的下布鲁赫布登豪森。他们家的房子在村子中心，是一幢很大的桁架式旧房，拐角上还建有两个舒适的挑楼。地面铺着镶木地板的娱乐室面积很大，左边的挑楼里放着一架大钢琴，右面放的是一张蹦床。孩子们都兴奋得不能自制。我们一起蹦跳了一会儿，直到汗流浃背为止。帕派也是满脸通红，跟我们那时沿着一条小河登高漫步的情况一样，额前的头发都粘在了太阳穴上。

　　当我们相互把自己裹入地毯时，他笑着说：“可能就是这样子。”这时，孩子们发出尖叫声，维利兴奋地向我扑来，挥动肉乎乎的小手臂向我身上拍打。

　　“是呀。”我大声说着，咳嗽起来，因为地毯上有灰。“不过，这样可不行！”

　　后来，我们在乡村式的大厨房里做晚饭。当马丁站在灶前忙碌时，我则给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依次把尿，接着把八只黏糊糊的脏手洗干净。孩子们勤快地把碟子和杯子从餐柜搬到桌子上，我把餐具和玻璃杯摆好。在我极力适应陌生的家务时，马丁则站在灶前，很内行地摆弄着烧锅。

　　我在冰箱里找到了一瓶已经启封的葡萄酒，把它放到了桌上。

　　该准备的都已准备就绪。

　　然后，我们大家都坐下来，饥肠辘辘地等着开饭。

　　马丁在煎着什么东西，发出诱人的香味。我稍稍看了一眼古老而舒适的乡村厨房，里面没有电子控制的炊具。孩子们确实很饿了，我也一样，这种情况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遇到了，我激动得直想抓自己的头发！马丁把食物分到每个碟子里，我把没有搀矿泉水的纯苹果汁斟满了杯子。啊，真正的田园生活！

　　我们大家手牵手，齐声欢呼：“一、二、三，胃口好！放开肚皮来吃饱，可不要把邻座也吃掉！”我的两个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真让我也想在他们身上啃上两口，特别是维利，那个长着一双圆眼睛、两颊红红的小胖子。弗兰茨，我的大孩子，头上汗津津的，细发都竖了起来。

　　家庭的幸福也会使人感到痛苦！

　　马丁和我举起酒杯，互相看着对方。

　　“就该是这个样子。”我们俩同时说。

　　“是呀。”弗兰茨不懂事地说，把一匙煎土豆泥塞进嘴里，“不过，这样可不行。”

　　谢谢，你这个机灵的五岁小家伙。他要不这么说，我们就会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我俩畅快地笑起来，孩子们也放声大笑。大家都大张着嘴，嘴里满含着食物。天哪，我是多么爱他们呀！

　　后来，帕派和孩子们去了洗澡间，我听到他们在拍水的声音。难道他在替弗兰茨和维利两个洗澡吗？我暗自思忖。用过的餐具都得洗，我就趁这个时间洗了起来。

　　我一面冲洗碟子（这活最近一段时间我已经不习惯了），一面顺着刚才的思路继续想着。

　　很清楚，呆在他们这里真是太好了。

　　在这里是那么愉快、那么真诚、那么自然。

　　帕派，完全是个理想的男人。

　　跟孩子们肯定合得来，弗兰茨和维利都被他吸引住了。

　　但他恰恰不是我孩子的亲爸爸，他是卡廷卡和贝内迪克的亲生父亲；再说，他还是莎比娜的丈夫。

　　而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得像明镜似的。

　　我把擦干的碟子放到餐柜里，这是他们的餐柜。我在他们的柜子里寻找干净的餐巾，把他们的玻璃杯擦得锃亮，随后拿他们的抹布擦他们的炉灶和餐桌，把他们的椅子放回原处，拣起掉在地上的食物，扔在他们的垃圾桶里。我仔细地擦拭他们的厨房，我自己家的厨房我还从没有这么擦拭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感到必须把一切都擦得一尘不染。

　　家庭心理学家在我心中欢呼，他知道为什么！不仅要擦得干净，而且要一尘不染！

　　最后，我要把垃圾倒入他们的垃圾箱。四周一片宁静，真正的田园风光。蟋蟀在嚁嚁地叫，一口老井孤零零地待在对面村子的广场上，远处传来汽车上山的马达声，此外什么噪声也听不到，附近的木桩上拴着一头山羊，瞪着两眼不满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谁允许你到这儿来的，嗯？快把垃圾桶放下，不要碰它！这是莎比娜的垃圾桶！

　　后面，在丘陵起伏的森林边沿，月亮升起来了。

　　我想，是我们该走的时候了，孩子们得赶紧睡觉了。

　　明天上午帕拉七点钟就来。

　　明天上午电影就开拍了。

　　明天上午将要开始我一生中特殊的一页，我的书要拍成电影了。

　　天哪，今天晚上我有多幸福啊！

　　但是两者不可兼得，待在这里是根本不行的。

　　走，弗兰卡！美好的前景在召唤！舍不得也得走！

　　尽管如此，还是得再呆一会儿。实在太美了！

　　也许连酒都是美的。

　　想想看，要是在洗澡间和孩子们戏水的是我的丈夫该有多好啊！

　　想想看，明天我要是同他心情愉快地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然后在井边洗洗菜，再和孩子们骑车在村子附近兜兜风，那该有多好啊！

　　想想看，要是我同他沉睡在我的那张红白条纹的床上……或者就睡在这里的稻草上。

　　山羊在咩咩地叫，我吃了一惊。噢，对不起。我突然感到，眼前出现的似乎正是莎比娜，她借助山羊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我。

　　晚霞，葡萄酒，还有疲惫。

　　我赶紧回到屋内。

　　屋里已经像深夜般的寂静。

　　我小心翼翼地向孩子们的房间看去。房里几乎已经黑了，除了帕派轻微的声音外，听不到其他一点声音。

　　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四个孩子都刚洗完澡，穿了睡衣，互相挨着并排睡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在他们的上方有一只自己制作的活动玩具在暮色中无声地旋转着，一道神秘的阴影投射在孩子们的脸上。

　　那首歌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右边躺着因卡，

　　左边躺着明卡，

　　中间躺的是卡廷卡。

　　贝内迪克已经闭上了眼睛。躺在他身旁的是小维利，他拧着他那脏兮兮的绒毛兔子的耳朵，疲倦地睡着了。卡廷卡吮吸着大拇指。弗兰茨伸展两臂，流着口水，给了我一个吻。他身上散发着儿童特有的奶味。

　　“妈咪，我们今夜就睡在这里吧！”

　　“只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就得生活下去。”马丁深情地看着我说。他慢慢地站起身，把我拉到他身边。

　　“马丁，”我轻声说，“我正要走呢！”

　　帕派轻轻地把我推出房门。

　　“现在不行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现在都得留下！”

　　“那好吧。”我无力地说。

　　我们坐到擦得锃亮的餐桌旁。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他把手伸到我的脸旁，我把脸依偎在他的手中。

　　我们喝着酒，一句话也没说。

　　没有说“应该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说“不过，这样可不行。”

　　第二天，摄制工作开始了。威尔·格罗斯确实为这部电影找到了出色的演员，其中有几位著名艺术家。但出任男主角的是乌多·库迪那。出乎我意料的是，威尔·格罗斯最后还是放弃了亲自出演男主角的初衷。

　　乌多·库迪那和威尔·格罗斯看上去长得有点相似，就跟鲍里斯·贝克尔和康拉德·阿登纳两人长得有点相似一样。不过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关键是乌多·库迪那出演，票房效益肯定好，他是名气很大的银幕宠儿。但使我更为激动的是，我终于能结识饰演我电影剧本中查洛蒂·克莱贝格的人了，她就是：桑雅·索娜！

　　让桑雅·索娜演女主角，尽管她还没有什么名气。

　　她曾在电视剧《随船医生弗兰克·马丁》里扮演船上的女服务员，演得非常出色。德国领养老金的人都喜欢她，阿尔玛·玛蒂尔也喜欢她。

　　桑雅·索娜有着一双滚圆的棕色眼睛，卷曲的黑发，有一种特别动人的美丽。谁见了都会爱上她的，这一点我敢肯定。

　　威尔·格罗斯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愿意，都可去拍摄现场。我把他的这种大度看作一种受之有愧的邀请。

　　我怀着好奇和崇敬的心情，平生第一次踏进了实现银幕梦的拍摄现场。这是个临时改成摄影棚的大车间，被布置成宽敞的住宅，反映我过去三居室的场景都在这里拍摄，甚至我原来的邻居埃里莎·施密茨和那只喜欢叫唤的小狗金恭的名字也出现在现场。道具员把一块铜牌挂在查洛蒂家门的旁边，铜牌上写道：“埃里莎·施密茨和金恭·施密茨在二楼”。

　　一些人拿着对讲机和话筒在摄影车、电缆和绳索中间来回奔忙，其中有灯光师、电缆工和化妆师，还有一些站在四周抽烟的人，我毫无阻拦地走过他们身旁，来到摄影棚。这里所有的玻璃窗都用黑色窗帘遮挡光线，四周都是耀眼的聚光灯，把居室的有些部位照得雪亮。摄影棚内异常闷热。威尔·格罗斯，我唯一认识的人，坐在一张挂着“导演”牌子的折叠椅上。

　　我想，他是担心万一有跑龙套的或是给面包抹黄油的工人不注意，坐到他的位子上去。

　　威尔·格罗斯以专家的眼光注视着图像监视器。监视器前无数尘粒在聚光灯的光柱中飞舞。

　　摄影师是我发现的第二个人。他坐在一只可来回滑动的凳子上，脸颊紧贴着摄影机，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透镜。凡是他发现的问题，即使是餐桌有一部分光线太亮，威尔·格罗斯在监视器里也不会漏掉，这真是一种天才。

　　威尔·格罗斯发现了我，停了下来。他看着监视器喊道：“大家听着！这是作者，她可以在一旁观看，明白吗？”

　　我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

　　他们现在是在给我拍电影！

　　参与拍摄的人员至少有四十人，他们正忙着把表现我生活的一幅幅场景进行调整、照明和拍摄。

　　“怎么样，弗兰西丝卡，一年前你能想到会这样吗？”威尔·格罗斯恩赐似地问。

　　“没有，”我激动地说，“当然没有。”

　　一个身穿T恤衫、腰挂对讲机的可爱后生进来问我，是否和演员们都认识了。他叫乌维·海兹曼，是这里的总摄影师。

　　“您好。”我说，“没有！当然没有！”我激动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

　　“嘘！”威尔·格罗斯做了个手势，助理导演赶紧过来，叫我们另找地方谈话，这里正在工作。

　　乌维·海兹曼拉住我的衣袖走了出来。

　　“这里都是化妆室。”

　　他敲了敲门。

　　我的心跳加剧，这种情况平时只有当我坐上牙医的椅子上才会出现。

　　我这就要见到他们了！

　　所有这些知名人士都屈尊帮忙，把我迄今为止的生活搬上银幕！

　　乌多·库迪那，达科玛·珀梅兰茨，桑雅·索娜，康斯坦丁·米勒-韦斯膝费尔德尔，玛戈特·芬斯脱，克里斯·格勒布兴，格蕾特·施雷克，哈约·海尔曼以及海因茨·吕尔塞尔。

　　哈约·海尔曼饰演我的维克托·朗格，海因茨·吕尔塞尔饰房东。按照今天的拍摄计划还没有轮到他们，所以不必去现场。大概只有乌多·库边那和桑雅·索娜两位主演去了！他们俩演夫妻，据说拍摄的第一天就吵得很厉害。

　　“请进！”

　　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他们在里面。

　　真没治了！

　　桑雅·索娜身披围布坐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两个懒洋洋的化妆师正在她身边忙碌着。桑雅漂亮的黑发卷在五颜六色的卷发夹上。我知道这是拍摄这一幕所需要的。每当夫妻俩吵架，女方的头发上总有卷发夹，而男的则穿着内衣，手里拿着啤酒瓶坐在窗前。陈腐观念！男的总是坐着，摇晃着腿，轻轻松松的。

　　乌多·库迪那坐在窗台上，只穿了一条黑色衬裤，在看一本《马力》汽车杂志，封面是一个上身裸露的女人，幸福地斜靠在一辆高速小卧车的水箱上。

　　乌多·库迪那和桑雅·索娜见我们进去，匆匆看了一眼。

　　“这位是作者。”乌维·海兹曼介绍说。

　　“您好。”乌多·库迪那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杂志。

　　桑雅·索娜则相反，她高兴地跳起来，做头发时穿的罩衫敞开着，看上去像从天而降的金发碧眼的天使，在赞美世上的理发师。她非常热情地拥抱我，虽然她穿着罩衫，我仍能感到她身材的苗条和温柔，她本人其实比照片还要漂亮，两眼闪闪发光。天哪，她有多美啊！《女性》杂志的那位妇女是否也问过她的养生之道，要不就是她还不到年龄的缘故？我估计她要比我年轻五到七岁。

　　“弗兰西丝卡！”她热情地喊道，“我已经听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

　　“是吗？”我吃惊地问，“从谁那儿听说的？”

　　“当然是听威尔讲的！”女演员大笑起来，“我读过你的书，至少读了三遍！真把人笑死了！”

　　乌多再次抬头看了一眼。他该不会也想告诉我，我的书他看了多少遍吧？也许是因为桑雅打扰了他正在研究汽车测试结果的兴头。

　　“嘘，”我做了个手势，“别那么大声！这儿都在工作！”

　　“快坐下，大姐们！”桑雅·索娜把我拉到她旁边的一张空理发椅上坐下。

　　“这是德特勒夫，这位是嘉博尔。”她向我介绍化妆师。两人轻轻地跟我握了握手，温和地笑了笑。德特勒夫吊着背带的轻薄衬衣滑到肩上，样子很迷人。

　　“要是没有德特勒夫和嘉博尔，我根本拍不了电影，”桑雅跟我说，“他们俩是唯一能解决我皮肤过敏问题的人，要是别的人做，我就会得神经性皮炎。”

　　穿村裤的乌多不耐烦地清了清喉咙。

　　“真不错。”我颇感兴趣地说。

　　“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是什么星座？”

　　“狮子座。”我说，“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太棒了。”桑雅大为兴奋，“我也是狮子座！你的生日是什么日子？”

　　“八月二日。”我说。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桑雅欢呼着，又从椅子上跳起来拥抱我。我觉得真是巧合，太有意思了。按生日计算，桑雅比我整整小七岁。她看上去甚至更年轻。是呀，她还没有孩子，这关键的七年。如果我那时不认识威尔·格罗斯，那么我的生活将是另一种样子，我现在也会穿着罩衫，坐在椅子上，接受善于体恤人的嘉博尔和德特勒夫的服务，可以按德尔特·德尔施拉克所拍的电影《女人们》中的主角进行化妆，穿衬裤的乌多则扮演我众多情人中的一位。

　　性格开朗的桑雅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她仍处于兴奋状态中。

　　“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过生日了！我们举行大型庆祝会！我要邀请新闻界的全体朋友！查洛蒂·克莱贝格！这将载入电影史册！你等着瞧，这部电影一定会非常成功，即使像格罗斯这样的肥皂剧导演也会乐此不疲的。”

　　她那生气勃勃的言行很富感染力，真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朴实无华的年轻女子！是演查洛蒂的理想演员！

　　我松了一口气，幸运地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俩出现在镜子里，相视而笑。真像两位幸福的公主。

　　“你有两个儿子，对吗？”

　　“是的，”我说，“弗兰茨和维利。”

　　“多好听的名字！”桑雅·索娜在赞赏我的审美观。“你就直接把自己的生活这么记下来了？就照实那么写吗？尽管你有两个孩子，也那么如实写？我觉得这么写太过分了点，你知道吗？我非常认真地拜读过你的书，我认为书的结尾特别好，就是那段查洛蒂带着自己的行装搬出三居室住房的描写。这么结尾很出色，这就等于向人暗示：我们妇女不能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妇女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妇女》杂志无论如何也应该让这种说法见诸报端，对桑雅来说也许会由此出现一次记者采访的机会。

　　“威尔·格罗斯说过，要我再修改一下结尾。”我说，“他认为，观众需要的肯定是美满的结局。”

　　“哼，胡说八道！”桑雅·索娜激动地叫起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肥皂剧导演格罗斯没有勇气面对这种批评社会的结尾！不过，只要我演主角，就不会出现美满的结局，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乌多·库迪那又在窗台上不耐烦地发出了清嗓子的声音。

　　“如果我们打扰您，我这就出去。”我客气地对他说。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他的化妆室。至于他在拍摄间隙干什么，那是他的事。他有权让自己轻松一下。

　　“等等，我和你一起出去！”桑雅·索娜把剩余的卷发夹塞到了两位化妆师的手中。“你们呆会儿再做吧！我现在要和作者讨论角色问题，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们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阿里，给我一支烟好吗？”她显然认识所有参加拍摄这部电影的同事，并且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她有点疯疯癫癫的，或者说有点自负！她对每个电缆员都称你！我觉得她很可爱。

　　“这个乌多，干吗那么装模作样的？”她穿着罩衣，带着卷发夹，就这么边说边靠在锈迹斑斑的栏杆上，深深地吸了几口烟。“演主角的是我。”桑雅说，“这个乌多，格罗斯完全是为了借他的名声才起用他的。人们得知是他拍的电影都会去看，格罗斯就指望这一点，这是他的典型作风，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部片子的。”

　　桑雅接着向我讲道，今天是拍摄的第一天，她正好要同傻乎乎的乌多一起睡在床上，表演夫妻吵架那一场戏。

　　“你这个可怜的人啊！”我说，“演这场戏一定很不容易，实际上你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相识。”

　　“这你放心。”桑雅说，“拍个爱情场面什么的，即使同陌生人我也能行。就是吵架，跟一个我根本无法忍受的家伙吵架，这是最难的，而你作为演员还必须去表演。你当过演员吗？要是当过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你现在得原谅我。要是我现在不能把精神集中到角色上，呆会儿在床上哭起来就不真实。这样一来，报上就会说桑雅·索娜点了眼药水才能哭出眼泪来。这些该死的新闻耗子！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我不跟他们中的任何人接近，任何人都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

　　“但是你刚才说，你想……”

　　她掐灭了烟卷，把烟屁股用手指弹到了院子里。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一定要去拜访你，我们互相还有很多很多话要扯。我还要去看看你的孩子！威尔·格罗斯给过我一张他们的照片，好几个月了，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钱包里。你看，在这里。”

　　她从罩衫里抽出了一张有折皱的照片，真的，是弗兰茨和维利，前年圣诞节照的。

　　她是那么热情，那么富于同情心，我被弄得全然不知所措。

　　桑雅·索娜。

　　一位新的朋友。

　　那是位什么样的朋友啊！坦诚，聪明，正直，自信，漂亮，有才干，有名望。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际遇！

　　我的新朋友又重新拥抱我，吻我。

　　接着，她走进摄影棚，躺到床上，流出了真正的眼泪。

　　就这样，她哭了几个小时。

　　我望着她，心想，太棒了。

　　别的女人还在自己哭泣，而我已让别人激动得哭泣了。

　　晚上，我和埃诺坐在一起看电视。经过一天紧张的拍摄，我得坐下来好好地考虑考虑了。埃诺也显得筋疲力尽。

　　我们胡乱地按着频道键，埃诺也不再给我解释频道自动调节器的优点了。如果屏幕上无人说话达三秒钟以上，这种调节器就自动为你换台。

　　频道大约转换了七次之后，调到了叫“自爱”的座谈节目上。你猜我们看到了谁？乌多·库迪那！他懒散地坐在一个松散的谈话圈子里，坐在一位女政治家和一位专写妇女问题的女作家之问。女作家的复姓出现在屏幕的下方，只有用图像自动放大器（埃诺没有给我解释它的功能！）才能认出来。另外还有一位性暴露狂，他特别喜欢在妇女的鞋上做手淫动作。还有一位怪怪的玩骆驼的男士，他喜欢同他的宠物住在高楼的第二十九层。还有一位修女，名叫赫尔琳德，她在削土豆皮方面保持着世界记录。乌多·库迪那对赫尔琳德修女那削得很长的土豆皮当然不感兴趣。他皱着眉头，一会儿瞧瞧女政治家，一会儿又瞧瞧妇女问题作家。

　　这个乌多·库迪那！今天早上他还穿着黑色短裤坐在窗台上，而现在却出现在座谈节目上了。

　　我这个超级女人在长沙发上伸了个懒腰，心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伙计，快说呀！快说呀！我马上就要名扬四海了！

　　座谈节目主持人转向乌多·库迪那。

　　“亲爱的库迪那先生，我不需要向电视观众介绍您了吧？”

　　我觉得这种欢迎方式非常具有公众效应。我心里有些嫉妒，把手里的啤酒杯抓得紧紧的，心想：总有一天，主持人也不必再向电视观众介绍我的！再过一些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会知道我的名字的！

　　到时候，观众会说：看，是弗兰卡！是当今著名的明星！但乌多对这种随和的介绍似乎一点儿也不高兴。

　　“不，您得介绍，”乌多对态度有些谦卑的主持人说，“您得介绍我，因为电台付钱给了您。”

　　有着复姓的女政治家和妇女问题作家都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玩骆驼的人抚摸着骆驼满是唾沫的嘴，想使它安静下来。乌多这种厚颜无耻的话连对电视入迷的单峰骆驼也没有听过。

　　米勒-施米克先生望着摄像机，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安。他说：“当然，您说的对，您是咱们国家的银屏宠儿，乌多·库迪那。您正在拍摄一部新电影吧？”

　　乌多·库迪那，这位银屏宠儿大方地把左脚的牛仔靴搭到右腿上，对米勒先生的话没加任何评论。

　　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真令人激动！他现在就要谈我的电影了！它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我的电影，我的杰作！

　　四百万人将要与我共享我自己的命运！

　　明天，他们将冲进书店，店员将吓得不得不放下栅栏，气得半疯的人群将用拳头捶打窗户玻璃，殴打保安人员，就为了能够抢购到我最后一本被人撕破的书！

　　乌多呀，我的这本书可是我创作上的一次伟大突破呀！

　　快说呀，乌多！我用沁满汗珠的手紧紧抓着埃诺的胳膊。埃诺也激动得有些颤抖。

　　单峰骆驼打了个响鼻儿，可没人说话。频道自动调节器跳到了另一个频道上。屏幕上突然出现了杰恩·卡宾主持的节目。

　　我歇斯底里地尖叫了一声。

　　埃诺迅速地抓起遥控器，用颤抖的手指胡乱地按着。

　　终于，我们又重新看到了乌多·库迪那的形象。

　　我们什么也没错过，还是无人发言。

　　“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主持人问道。

　　“不知道。”乌多没好气地说。

　　“啊，您不知道？”米勒-施米克有些尴尬地说。细小的汗珠沁在他的上嘴唇上。

　　修女赫尔琳德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充满了鼓励。

　　“好吧，我一会儿会告诉您电影叫什么名字的。”主持人笑了笑，偷偷地看了看他手中的小纸条。

　　“叫《独身幸福》！”埃诺和我同时叫了出来。

　　“叫《没有男人就幸福》。”米勒-施米克先生说。

　　修女高兴地点了点头，微笑着给予证实，同时在明亮的灯光下晃了晃她手里的削土豆刀。

　　“大同小异。”乌多承认道。

　　“这是根据一本畅销书改编的，作者是……”

　　没有反应，只有单峰骆驼在无聊地东张西望。有性暴露狂的男人盯着女作家海拉-玛丽娅的鞋。埃诺紧攥着遥控器，他事先已关闭了频道自动调节器。

　　我真想把电视机砸烂。

　　“是弗兰卡·西丝写的！”埃诺喊道。

　　“是弗兰卡·西丝！”我也喊道。

　　乌多又换了一下跷二郎腿的姿势。

　　“嗯……这本同名的畅销书……”主持人说着，一边翻着他的小纸条。

　　“不知道。”乌多说。

　　“你看，就是这位女作家。”

　　“啊，就是她呀。”乌多说。

　　“这家伙怎么这样谈论女作家呢？这个无赖！”埃诺喊道。

　　乌多确实回忆不起来了，简直叫人不可思议。

　　“请告诉我，您自己也养家畜吗？”主持人头上沁满了汗珠。他一边看着骆驼，一边友好地说。

　　手里拿着刀子的修女又用鼓励的目光向他点了点头。

　　“是的，养了一只蜗牛。”乌多说，今天晚上第一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激动的迹象。“我的蜗牛叫阿曼达，可是我叫它曼蒂。”

　　“去他妈的！”埃诺吼叫起来。他使劲地挥舞着遥控器，好像这样就可以诱使乌多谈正经事似的。“你的蜗牛连猪都不感兴趣！”

　　然后，乌多除了大谈他的蜗牛阿曼达外，对其他话题就一言不发了。主持人又提了三个问题，但乌多没有回答这位可怜的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如释重负地转向长着两片薄嘴唇的妇女问题女作家。她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似乎是她的鞋子。

　　“您刚刚写了一本妇女政策的书……”米勒-施米克看着他手中的纸条，因为他担心这位女作家也不想说出她的书名。

　　“《你会找到比亲生父亲更好的东西》。”女作家心甘情愿地说出了她的书名。

　　修女又赞同地点了点头，在这个谈话圈子里，她显然感到很惬意。

　　“书名听起来有点像泛泛的调研报告。”米勒-施米克说，显得有点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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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孩子们刷牙时，我决不会在我厨房的小桌上写畅销书的。”长着一双对眼的女作家说。

　　“也许您根本就没有孩子。”修女善意地插话说。

　　“真正的女作家是绝不会要孩子的。”薄嘴唇的女作家用坚定的口吻说。

　　我激动地大笑起来。

　　这位女士可真有趣，她这种态度也真少见！

　　“胡说八道！”埃诺抱怨说，同时失望地把遥控器扔向电视机。

　　频道自动调节器竟自己调起了频道。

　　我抚摸着埃诺蓬乱的头发。

　　“好了，别生气了！我们给你买一台新电视！最新款式的！”

　　“呸！去他妈的电视吧！这家伙根本就不晓得你的名字！他是个粗俗的小人，毫无教养！就是这么个东西在你的电影里演主角？”

　　“是在威尔·格罗斯的电影里，”我颇有些自知之明地说，“再说是桑雅·索娜演主角。我不是跟你说过，她人很可爱的吗？”

　　埃诺没有理会我的话。他绷着脸，有些生气地说：“这家伙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弗兰卡·西丝！这名字并不是很难记的嘛！”

　　我把他的脑袋拉向我的身边。

　　“埃诺，这没什么！只要你知道我的名字就行了！”

　　“这我知道！”埃诺说，“弗兰卡·西丝，确实不难记！”

　　“是弗兰西丝卡。”我说。

　　埃诺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

　　“对了，我们认识的时候你还叫弗兰西丝卡。”

　　我开心地吻了一下埃诺的脸。

　　“有些时候，人需要真正的朋友。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真是太感谢你了。”

　　威尔·格罗斯和我并排站在科隆大教堂里，贴得很近，手几乎碰到了一起。桑雅·索娜和乌多·库迪那正在我们前面彩排结婚的场面。

　　“怎么样？你当时想到会有这个结果吗？”

　　“没有，从没想到。”

　　“怎么样，你喜欢吗？”

　　“是的，很棒。”

　　我真希望拥抱威尔·格罗斯一下。如果说那时我们没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话，他今天可为我排演了一场梦幻般的婚礼，一场我渴望已久的婚礼。噢，我的上帝，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多少充实的内容！先是赠给我两个天使般的孩子，现在又是这个在科隆大教堂举行的婚礼，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结婚仪式啊！

　　我们自己没有直接参加这个结婚仪式，今天也没有人在真正结婚！我们是在让人结婚！这绝对是戏中的高潮！和真的一样，无与伦比！

　　“坐下吧！”威尔·格罗斯开恩地对我说。

　　“往哪儿坐？……你是说……坐到你的椅子上？”

　　“今天破例，坐吧。”威尔·格罗斯说。

　　我必恭必敬地把半个屁股挪到他的折叠椅上，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这个作家竟然坐在导演的椅子上！而且是他本人亲自请我坐的！要我亲自观看结婚场面！而且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真是不可思议！

　　“你看一下图像监视器吧！”

　　啊，真是绝妙无比！

　　桑雅·索娜穿着洁白的结婚礼服，挽着乌多·库迪那，在管风琴的乐声中缓缓穿过教堂大门，走进大厅。挑选出的二百名群众演员站在主通道两边，他们中甚至还有政治家、市长、前恐怖分子、行政公署主席以及其他人物。由于威尔·格罗斯和社会民主党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能够租用科隆大教堂，并且能邀请到许多部长级人物。他们个个衣着奢华，头戴礼帽，手拿鲜花，各种首饰光彩夺目。从教堂的上方传来一位女高音领唱《万福马利亚》的歌声。

　　在下面，有几个人抽出了手绢。助理导演拼命挥动着手臂，高举着一块写有“马上哭”和“要动真情”的牌子。

　　桑雅·索娜向她的搭档乌多·库迪那投去一个天使般的微笑，然后用一个优美的动作挽起他的手臂向圣坛走去，黑色的鬈发从漂亮的白纱头巾中飘落下来。她不愧是一名优秀的演员，竟然能够将她个人的感情深藏不露！我被她绝妙的演技深深感动了。

　　“你想不想也上一下镜头？”就在我强制自己不掉下眼泪的时候，威尔·格罗斯突然开口问我。话语中流露出宽宏大度的口气。

　　“怎么？……你是说……我？我也可以在你的电影里演一个角色？”

　　“你可以在参加婚礼的宾客中扮演一个角色。”威尔·格罗斯说着，打量了我一眼，好像他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似的。“你长得并不难看，可以试试！”

　　“太好了！”我高兴地喊道，“还有弗兰茨和维利，他们也要上镜头！这对他们俩真是太棒了！以后就可以给他们的小伙伴吹一吹，他们在妈妈拍的电影里上镜头了！”

　　“是爸爸拍的电影。”威尔·格罗斯纠正说。

　　“对，对，当然是你的电影，对不起。”

　　“他们可以托婚纱拖裙。”威尔说，“叫他们穿水兵服！”

　　我觉得这主意特棒，很吸引人。

　　这就对了，就应该这样友好和睦地收场才对。

　　“你接孩子来要用多长时间？”

　　“最多一个小时！”

　　“好吧，这也算是为了你吧，再说对你又很重要。”

　　威尔·格罗斯推了一下我坐的椅子，拿起麦克风喊道：“所有群众演员午休！一小时后到场！”然后又冲着摄影师乌维·海兹曼友好地说，“新闻界的那帮记者都到了吗？”

　　“都等在外面。”

　　“威尔，你真好，”我高兴地说，“我决不会忘记你的好意。”

　　“好了，”威尔说，“现在快动身。还要给孩子们洗脸，梳头，穿黑制服。另外你……”他又用挑剔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眼。“你自己要穿一件玫瑰色薄纱短裙，你演傧相嘛！”

　　“遵命！”我兴奋地喊着，绕过站在四周不知所措的群众演员，飞也似地跑出了教堂，奔向就近的电话亭。

　　外面，一大群记者正焦急地等待着，个个虎视眈眈。乌维·海兹曼，这位友好的摄影师，向他们喊道：“请诸位进来吧！”

　　这群乌合之众挤进了教堂，个个目光贪婪。真不错，成群的有名人物都在这儿！而且场面又这样愉快！婚礼嘛，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成堆的鲜花，闪亮的蜡烛，还有衣着华丽的人群……这儿缺的就是我那两个人见人爱、面颊红扑扑的男孩子了。他们一定会向四周的人群散发鲜花，高兴得红光满面，就像抹上了妮维雅牌儿童霜那样。

　　而我呢，则作为幸福的女傧相站在后面！

　　这是整个场面中最令人刺激的地方了！在电影院放映时，所有的观众一定会激动得从座位上跳起来。

　　快看呀！那位就是作者！我看见了！

　　我激动地给帕拉打了个电话。

　　“帕拉！快给孩子穿上好衣服，同他们一起坐出租车来！我们要在威尔·格罗斯的电影里演出！”

　　“马上就好！”帕拉说。

　　“要快点！”我叫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了！”

　　“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帕拉说。

　　然后我又充满喜悦地给埃诺打电话。

　　“允许我们一起演出了！孩子们要给新娘托拖裙！”

　　“盖了！”埃诺说，“我马上到！我不在场时不要乱说话！”

　　“埃诺，”我喊道，“穿上你那件黑礼服！你一定也可以一起上镜头的！”

　　这是明摆着的，我这位女傧相得挽着一位男傧相的胳膊！而这位男傧相非埃诺莫属。

　　真是太美好了！我真希望向全世界发出邀请，要大家都来参加这次为我补办的婚礼。

　　我跳进一辆出租车。

　　“到本市最好的傧相服装商店。”

　　“是去梯里的摩登新娘服装店还是去拜伯尔-比特的新娘服装店呢？或者去佳期服装店？”

　　“去佳期服装店！”我当机立断，这名字正合吾意。

　　如果说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经历过隆重的婚礼的话，那么今天命运就要赠给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了！这我花多少钱也舍得，心甘情愿。

　　“我们到了。这就是佳期服装店。”

　　“谢谢，就是这家店！您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在店里换完装就马上出来！”

　　“您是不是已经深思熟虑了，小姐？您给我的印象似乎是过于激动，没加考虑就到这儿来的。”

　　“别担心！我和本市最好的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是好朋友。”

　　说着，我一脚踏进商店，看到玻璃柜台里傧相服装应有尽有。我马上去推玻璃柜台的拉门，真糟糕，门推不开。我使劲地摇门，无奈铁锁把门，打不开。越想快就越捣乱！我急忙转过身，想叫一位开锁专家来开门。急了我也会抓起石头把柜台的玻璃敲碎的！

　　“您好，您有何贵干？”

　　一位长着一双鹰眼的瘦骨嶙峋的老处女横在我的面前。看来，在玻璃柜里自己翻找合适的婚礼服装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拿一件最棒、最漂亮、最贵的裙服！长及地面！玫瑰色的！带褶！再来一顶兜帽！一双合脚的浅色皮鞋！一个小挎包！还有一束花！要快！”

　　“是给您自己买的？”老处女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

　　“当然是给我自己的！我还会给谁买？”

　　瘦骨嶙峋的女售货员还是不停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位快三十五岁的女傧相。

　　“您是不是年龄大了点？”

　　“您说什么？”

　　“我是说，你当傧相老了点。”

　　我差点要回敬她说，希望这种评论不是出自她这位老处女之口。但时间紧迫，我不想同她讨论什么年龄适合当德国的女傧相这个问题了。

　　“是拍电影用的。”我说，“我们半小时之后开拍，在科隆大教堂！”

　　这位女士的脸稍稍松弛了一些。

　　“噢，是这么回事，拍电影用的，这就另当别论了。电影叫什么名字？”

　　“《独身幸福》！”我喜气洋洋地说。怎么样？现在该明白了吧，你这个老婆子！拍的是我的作品！哈哈！

　　这个女人一定会拍着我的肩膀，把她所有的同事都叫来，让他们为我这位成就卓著的女作家做参谋，看看买哪件傧相服合适！他们一定要我这位女作家签名留念，而且是签在急忙拿来的啤酒垫上的呢！

　　然而，瘦女人似乎毫不为之所动。

　　“独身幸福？那您还要傧相服做什么？”

　　“您听着，”我有些不耐烦地说，“我正好还有半小时的化妆时间，出租车就候在外面，我作为一名群众演员参加拍摄一场隆重华丽的结婚场面，我能否请您现在就打开您那该死的玻璃柜呢？”

　　“我得先叫我们店主来。”女售货员说。

　　“快去！”我说，神经质地把两腿叉在一起。又要浪费时间！我听到女售货员在后边的房间里正报告着什么。

　　店主先生很赏光地走了过来。

　　“您想要什么？”

　　“我想买最常用的东西！我想，就这么件事不会搞得您的店员不知所措吧？我要一件傧相服！”

　　“多大号？”

　　“四十号！您能否给我看看是否有太太牌的，而且是八月份刚出的。”

　　“是您自己穿？”

　　“是的，混蛋！”

　　“我们二楼有很多合身的女套装，可供您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穿……”

　　“我不想要女套装！您说适合我这个年龄层次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正处于一生中的黄金年龄段！女套装我多得很！我不是在演新娘的妈妈！我是女傧相！我想要一件女傧相服！”

　　我气得差点儿就要哭出来，就要晕倒在这位严厉的佳期服装店店主怀里，但我强迫自己保持镇静。

　　“这是信用卡，”我一边说着，一边用颤抖的手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我的信用卡，“我以我良好的信誉付账！”

　　店主审视地看了一眼信用卡。

　　“卖给她吧，希尔德，”他说，“这位女士一定明白自己在干啥。请打开柜子！”

　　半小时后，出租车嘎的一声在科隆教堂门前刹住，我准时赶到了。这时记者们刚刚散去。他们都做了采访，拍了新闻照片。这时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威尔·格罗斯很可能有意把我支开，不让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但我很快又打消了这一见不得人的想法。不会的，威尔·格罗斯还不是那种卑鄙小人，他虽有些圆滑，但不卑鄙。我下车时小心翼翼，可别把我漂亮的傧相服弄出皱褶！下车后，我用一只手护着兜帽，以免被风吹掉，用扭捏的姿势急忙跑进了教堂。教堂里二百位名人扮演的群众演员又重新聚集到一起。穿着黑色西服的埃诺同帕拉和孩子们站在巴罗克式的忏悔室旁，他们看起来个个光彩照人。帕拉穿一件虽是古典式但并不过时的深蓝色女套装。两个孩子穿着水兵服。能干的埃诺还说动了他所能够找到的熟人和亲戚来参加，如喜爱时髦的女秘书毕阿特，她今天穿了一套宴会礼服；阿尔玛·玛蒂尔自然穿她那件能遮盖体形的无腰身大衣；维勒夫妇穿永不过时的灰色服装；甚至超级市场那位常把“要粗肝肠还是细肝肠”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女士也穿便装到场了；埃里莎·施密茨一个人站在角落里，显得有些难为情。他们个个都够打扮入时的了！都想上镜头！都想表示对我的敬意！要是特劳琴姑妈也来参加就好了！她不能经历这一场面，真是太遗憾了！

　　但是，她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飘荡，对此我深信不疑。

　　“你可来了！”埃诺已激动万分。“你看起来真是与众不同。”

　　“是时髦的长睡衣！”小维利赞扬地说。

　　“很棒，是吗？”我自吹自擂地对他们说。

　　这身新款打扮可花了我将近五千马克呢！哎，算了，无所谓。

　　这身衣服可要使我在镜头里出尽风头了。

　　一生只有这一次。

　　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

　　“走吧，我们得到前面去。”我充满自信地说。

　　在这儿，我毕竟是唯一一个同拍电影打过交道的人。如果总是犹豫不决地站在后面，就决不会进入镜头。真正的拍电影老手都知道这一道理。

　　小维利抓紧了我的手。也难怪，有这么多的群众演员，还有聚光灯、麦克风，忙得团团转的化妆师、助理导演、电缆工、灯光师、为维持秩序总在喊“安静”的人！

　　再加上科隆教堂强烈的音响效果！这个快三岁的男孩紧紧攥着他手里那又脏又破的绒毛兔。弗兰茨抓住我的另一只手，面对这一喧嚣热闹的场面，他显得要冷静一些，觉得这一切很有趣。

　　走在我们后面的是帕拉和身穿黑色时髦短西服的埃诺。他们真是理想的证婚人！

　　这时，我们看到新娘和新郎了。

　　我的天啊！他们真是美极了！甚至有着一头蓬乱头发的乌多·库迪那戴上一顶大礼帽也显得整齐得体。

　　桑雅·索娜是我所见到的最迷人的新娘！

　　啊，她看到我了！她使劲地向我招手，挣脱了新郎向我们跑来，身上的婚纱在奔跑中飘逸。

　　二百位名人扮演的群众演员个个都伸长脖子，看呆了。

　　多么精彩的出场啊！

　　“弗兰西丝卡！”

　　“桑雅！”

　　我们互相拥抱着，显得亲密无问。我的上帝，为什么现在没有记者在场？否则，刺眼的闪光灯会吓我们一跳的！明天的画报将大量销售！邮局业务兴隆！报社将财源滚滚！会到处登满新娘的专题报道！

　　“你太漂亮了，索雅！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连伊丽莎白·泰勒也会嫉妒得要死！你肯定不是第一次穿戴得这样漂亮吧？”

　　索雅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笑声碰在晚期哥特式的教堂墙壁上，发出阵阵回音。

　　“是你的孩子吧？是弗兰茨和维利？长得多逗呀！”

　　她蹲下去，想仔细看看这两个迷人的孩子。但衣帽服务生立即奔过来，把她的婚纱托了起来，不让它碰到满是灰尘的晚期哥特式大理石地面上。

　　“你们也要上镜头吧？”索雅被这一想法吸引住了。

　　乌多·库迪那对婚礼的再次打断表现得很冷静。他没有说什么，而是懒洋洋地坐到教堂的一张凳子上，摘掉礼帽，点着一支烟塞进嘴里。

　　扮演牧师的是一位搞过恐怖活动的人，他问导演，结婚誓言是什么？“到底是‘我以法律的名义宣誓’，‘千真万确’，还是‘白头偕老’？”

　　“都要说。”威尔·格罗斯说。

　　“各就各位，现在开拍！”

　　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桑雅·索娜也以优雅的姿势轻盈地返回到她的位置上。手托婚纱的服务生跟在她后面跑着，认真地照顾着拖地的婚纱。

　　“杂音太多！”戴着耳机的音响师喊道。他事先在布道坛上安装了各种音响设备。

　　“现在要绝对安静！”

　　再等一等！我心想，紧张得浑身有些发抖了。还没有给我们安排位置呢！

　　乌多·库迪那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踏灭了香烟，无精打采地走到结婚队伍的排头。一位服装师用熟练而又小心的动作重新给他戴上了礼帽。一位女理发师匆忙赶来，用敏捷的动作给他梳了梳从礼帽下露出的头发。

　　“咳，咳。”我轻轻咳嗽了几声。威尔·格罗斯没有注意我们。也许他根本就没认出我呢！

　　“音响……”

　　“已开机！”

　　“摄影……”

　　“已开机！”

　　“开拍！”

　　结婚的队伍慢慢地挪动起来。

　　没有我们参加！威尔·格罗斯把我们忘了！

　　我买了这身衣服，花了五千马克！现在不穿，更待何时？

　　我神圣的小天使桑雅，快来帮帮忙吧！我用祈求的目光向漂亮的新娘望去。

　　“威尔！”桑雅·索娜喊了起来，打破了庄严宁静的气氛。“弗兰西丝卡要参加演出！快叫她上呀！”

　　走在队列后面的群众演员发生了碰撞。哎，对不起了。威尔·格罗斯恼怒地从图像监视器后面探出头，向这边瞧过来。

　　“哎呀，你们现在还呆在这儿！停机！各就各位！”先前的想法又袭上我的心头，他刚才一定是想摆脱我们，以便自己能够参加记者招待会。

　　乌多·库迪那对各就各位的命令执行得真是不折不扣。他扯下礼帽，一屁股坐到还有余温的教堂凳子上，翻开汽车杂志，又往嘴里塞了一支香烟。

　　桑雅·索娜又重新蹲下去，笑嘻嘻地看着我的孩子说：“这两个小家伙真逗！”

　　维利有点难为情地把脸埋在我玫瑰色裙服的怀里。弗兰茨彬彬有礼地向桑雅投去一笑。

　　“你多大了？”

　　“五岁。”

　　“上幼儿园了吗？”

　　“上了。”我庆幸他没有说“你这个小浑球”。

　　“多逗啊！”桑雅说着，站起身来。

　　威尔·格罗斯同女助理导演商量了一下，然后低声给她下了指示。他自己甚至都不从他的导演位子上站起来、亲自到我们这儿来！助理导演向我们走来，请我们跟她走。维利和弗兰茨被带到桑雅的婚纱拖裙后面。

　　“就这儿！好好抓紧！清楚吗？”

　　“清楚了。”弗兰茨说着，把贵重的婚纱放进他那出了汗的油乎乎的小手里。

　　“真乖。”桑雅说。

　　维利不想放开他喜欢的绒毛兔。这个灰色的脏兮兮的动物玩具在洁白的缎子上看起来不怎么雅观。那位亲切的管道具的小伙子想悄悄地把兔子拿到自己手上。我希望威尔不要强迫他的儿子做出有失体统的事。

　　可威尔对这种小事毫不注意。我还不知道他在摄影牌上写了些什么！他让帕拉和埃诺直接站在孩子后面，监督着他们。我想，他肯定叫我站在新婚夫妇的前面或旁边，也许站在他们中间，这才是成功的导演艺术！

　　多棒啊，女作者就站在新婚夫妇的中间！

　　穿着价值五千马克的玫瑰色服装！

　　戴着兜帽，扎着合身的蝴蝶结宽腰带，穿着女式轻便鞋！

　　放映时也许还会用箭头指示，让“作者”两字闪现在屏幕上！这会是多妙的导演艺术啊！

　　威尔·格罗斯伸出脖子，向群众演员那里瞧了瞧，好像在寻找什么。

　　他发现了一位两米高的男人。

　　“喂，后边那位，就是穿黑色西服的那位先生！”

　　“这儿所有的男人都穿黑色西服！”

　　“就是那位，那位大个子！”

　　“你是说哪位大个子？”

　　“就是他，妈的！那个瘦高个子！过来一下！”

　　那个两米高的大块头按照命令，从后面的行列里晃了出来。挽着他胳膊的女政治家流露出一副惋惜的表情，这位高个儿群众演员毕竟是标准的男子汉！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是的，我认识他，他是某个部长……

　　长得这么帅的瘦高个儿毕竟不是很多的。

　　我认识他！我以前同他说过话……是在什么地方来着？是在一次电视座谈节目里？不是，噢，我想起来了。

　　是在慢车里！在斯图加特的慢车里！是那位坐在一等车厢里的高个子读报人，他很亲切，爱开怀大笑！

　　对，叫麦泽！阿克尔·麦泽！我的天啊，他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交通部长！

　　他究竟在这儿干什么？

　　麦泽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

　　“是那位可爱的女士吗？我可以请您挽着我的胳膊吗？”

　　当然没问题！好！请把手臂伸过来！

　　“真的是您吗？”我有些激动地说。

　　“确实很想再见到您，西丝女士。我在这儿同我的社民党同事一起当群众演员，为我们党做宣传。您说，还有什么机会比这更好的吗？”

　　“真棒，部长先生。”我脱口而出。

　　“别用部长称呼我，”阿克尔·麦泽说，“您称呼我阿克尔就行了……”

　　“就按您的意思叫吧，阿克尔。”我低声说，脸红了起来。要是我在妇幼体操俱乐部里讲起这段经历，可能没人会相信呢！

　　威尔·格罗斯打断了我们幸福的寒暄。他把我的胳膊从部长的胳膊里抽了出来，把高个子阿克尔带到帕拉那儿，把这两位合成幸福的新娘父母，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帕拉比阿克尔矮三个头。

　　然后，他把我和埃诺叫到这两个人的后面。

　　埃诺站在交通部长的后面。

　　他现在完全被交通部长遮住了。

　　埃诺的个头也不矮，有一米九四呢！这种事他一定还从未碰到过！竟然有人比他还要高。埃诺亲切地微笑着，接受了这一安排。他确实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我站在帕拉后面，她作为新娘的母亲，直接走在新娘新郎的后面也无可非议。

　　虽然我那玫瑰色的礼服不再能被人看到，但我却为帕拉高兴。作为我亲爱、忠实的朋友，她值得在银幕上出头露面。

　　与她相比，我那玫瑰色的礼服算不了什么。

　　威尔对这一安排似乎还不满意。

　　他用艺术家的眼睛瞧了瞧监视屏。

　　“帕拉！您和您的搭档换一下位置！”

　　帕拉不知所措地向我望来。

　　麦泽部长先生也不知该怎么办。

　　女助理导演怀疑地摇了摇头，低声对威尔说了点什么。

　　“在这儿我说了算！”威尔·格罗斯向她吼道。

　　然后，阿克尔·麦泽被安排到了我前面。我刚刚够到他的肩膀。我旁边的埃诺高出站在他前面的帕拉两个头。

　　“就这样。”威尔·格罗斯满意地对着麦克风说，“请重新各就各位！”

　　乌多·库迪那把手里的香烟弹到身边的水盆里，手拿梳子的理发师急忙跟到他后面。

　　新娘新郎又站到中间的路上。

　　群众演员又肃静地列队站到新娘新郎的后面。

　　桑雅·索娜像天使一样容光焕发。乌多·库迪那在无聊地东张西望。

　　“音响……”

　　“已开机！”

　　“摄像……”

　　“已开机！”

　　“开拍！”

　　整个婚礼队伍又慢慢地动起来。我盯着阿克尔·麦泽那黑色的后背，背上第七脊椎的缝线处似乎在向我发出嘲弄的狞笑。

　　怎么样，弗兰西丝卡，你还想在银屏上露面吗？

　　我亲爱的，没有我威尔·格罗斯你办不到！哈哈！

　　埃诺紧紧地按着我的手臂，在安慰我。

　　“法律上我们对此无牌可打，没办法。”他嘟哝着，像是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我知道。”我不知所措地低声说。

　　助理导演兴奋地挥动着摄影牌：“要动感情！”“微笑！”“要高兴地点头！”

　　埃诺冲着镜头苦笑了一下。在镜头里反正也看不到我，真遗憾！我真想挤出几滴真正的眼泪，是几滴由于生气和从心底里感到失望而流出的眼泪！

　　这种动情的镜头只有桑雅·索娜能够做到！

　　新娘新郎来到了圣坛的台阶上。他们像两个小天使，缓缓拾级而上。桑雅·索娜显得那么神圣，而乌多·库迪那却头发下垂。弗兰茨和维利踢踏踢踏地走在他们后面。真希望那只绒毛小兔也能上镜头！这样至少有点自己的东西可留作纪念！

　　这时突然发出一声哎哟的叫声，我的小维利给绊倒了。

　　“停机！真糟糕！我们差点儿就收镜头了！”

　　帕拉和我几乎同时挤向前去，想扶起维利。他拼命嚎叫着：“疼死我了！”

　　帕拉看到我已经跑向前面，就立即停住了脚步。

　　小维利把胳膊伸向我，喊道：“快哄哄我吧，妈妈！快哄哄我呀！”

　　“这孩子真乖。”桑雅说。

　　乌多·库迪那又掏出一支香烟，他抽的是回家牌。他抽烟的动作每个人都看得到，连可爱的上帝也看得清清楚楚。衣帽员摘下了乌多的礼帽，并利用这一机会，赶紧吹掸帽子上的灰尘。

　　我仔细看了看我那拼命喊叫的孩子的膝盖，没有发现任何擦伤。

　　“没事，威尔。”我说，“我们可以立即拍下去。”然而维利却拼命地抱着我，抽泣着。

　　“来，小乖乖，要做个勇敢的海盗！”

　　维利停止了哭泣。我把婚纱重新塞进他的小手里。“注意！这儿有三个台阶！”

　　“你别走开！”

　　“我不会走开的！你看，我就站在这个大个子后面！”

　　“不！”维利又哭叫起来，“我看不到你！你要留在我身边！”

　　乌多·库迪那翻出了他的汽车杂志，稍微向前走了几步。助理导演忙把火递给他。几位站累了的群众演员筋疲力尽地坐到了教堂的凳子上，其中也有劳累过度的雇主联合会女主席埃里卡·道姆玲-苏斯姆蒂。

　　“弗兰茨，”我说，“哄哄维利，告诉他，帕拉就站在他后面！”

　　可弗兰茨也嚎啕大哭起来。这倒有点令人奇怪了，因为他并不是腼腆的孩子。他对帕拉也没有什么意见，相反，他非常喜欢她。可现在，他感到这儿的气氛有些不对，也许我这位有天赋的小家伙具有第七感官吧！

　　“你要跟在我们后面，不要帕拉跟！”他哭泣着。

　　一直静静地等在一边的帕拉这时离开了英俊的交通部长，说：“我走在您后面。”

　　“但这样就看不到您了。”

　　“我又不是作家！”帕拉说，口气中透出严厉。她向威尔·格罗斯投去蔑视的目光。

　　威尔·格罗斯脸上抽搐了一下。几位政治家开始窃窃私语，都伸长了脖子。真遗憾，新闻记者都不在场！

　　孩子们哭闹了起来。

　　埃诺在考虑能用何种形式给我们提供法律援助，但匆忙之中他也想不起合适的法律条款。他无可奈何地但又非常动情地站在那儿。穿着黑色西服的埃诺平生第一次不能在威尔·格罗斯和我的问题上找到法律上的解决办法，这是因为威尔·格罗斯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变态。

　　“威尔，”那位友好的摄影师乌维·海兹曼说，“在科隆教堂每分钟要花五百马克。还有这么多政界名人在这儿。另外，在教堂旅馆的屋顶上还有二十架直升飞机在等候着呢！”

　　“好吧。”威尔宽容地说，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示意我站到孩子们的后面。

　　弗兰茨和维利一下子停止了哭叫，乖乖地抓起了婚纱。

　　“你看起来棒极了。”埃诺低声对我说。

　　“尊敬的夫人看起来真迷人。”阿克尔·麦泽也低声说。

　　“部长先生，您看起来也很帅。”我奉承道。

　　“请各就各位！”威尔·格罗斯用麦克风喊道。

　　“弗兰西丝卡，你住后看！”

　　“对不起。”

　　我赶紧往前看。

　　“不对。你要往后看，我不是刚说了吗？”

　　“什么？你是说，我应该往后看？”

　　“是的，如果不麻烦的话。”

　　“但这太不方便了！我要向前看！这儿的其他人不是都向前看吗？”

　　“我们要的是真实的镜头，一切都要非常自然。你正在同部长先生交谈。同他说话的时候，你当然要回头对着他了。”

　　“整个拍摄过程中都这样？”

　　“是的，他妈的。”

　　“我走在新娘新郎后面，还要转身扭头……为什么？”

　　“我有我艺术方面的考虑。”威尔气呼呼地说。

　　我和帕拉、埃诺互相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阿克尔·麦泽不理解地耸了耸肩。“我们也可以以后交谈……”

　　“不，”我说，“就现在，我现在很想交谈。好，就这样。我们刚才在什么地方停的？”

　　“乌多！现在可以开始了！”

　　乌多抽着烟，懒散地走过来，继续低头看着他的汽车杂志。

　　“音响……”

　　“已开机！”

　　------------------

20

　　“摄像……”

　　“已开机！”

　　“开拍！”

　　乌多·库迪那把手里的香烟递给了友好的摄影师乌维·海兹曼。

　　然后我们又动了起来。

　　婚礼真是隆重精彩。这是我最美好的日子。

　　新娘容光焕发，脸上带着神圣的笑容，眼里噙着近乎真正的泪水。

　　新郎的动作熟练老到。他从嘴里喷出最后一口烟雾，手里还在玩弄着回家牌香烟盒。

　　两个长着红苹果脸蛋的天真可爱的男孩托着婚纱，脸上还挂着泪痕。

　　埃诺和身穿玫瑰色礼服的女傧相也同样强压着泪水，作为新娘新郎的证婚人倒退着。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艺术家的表达方式。《独身幸福》的女作者和本市最有成就的离婚事务律师出于抗议，倒退着走向结婚圣坛。走在我们后面的是帕拉和阿克尔·麦泽，他们扮作新娘父母，脸上挂着异常真实的怒色。帕拉正擦着眼睛里流出的真实的同情之泪，交通部长麦泽不可理解地摇着头。

　　尽管如此，让我们在摄影机前真正地表演一回，也确实激动人心。几百万的观众将看到我的背影！这在国际上也是一场了不起的突破！

　　由于扭头动作太紧张，拍完后我的脖子还疼了几个小时呢。

　　遗憾的是，威尔·格罗斯以后把这一镜头也给剪掉了。

　　出于纯艺术的考虑，这一镜头显然与电影格格不入。这也就是剪掉的原因。

　　不久，我迎来了拍摄工作的第二个高潮。八月二日是我和桑雅·索娜共同的生日，她二十八岁，我呢，则三十五岁了。

　　桑雅事先已经宣布，我们俩要好好庆贺一下生日。所有参加拍摄的人员都受到了邀请，无一例外。

　　上午拍摄电影时就有香槟喝了。

　　桑雅·索娜把背包潇洒地甩到背后。她今天身穿灰色背带裙和白色衬衣，爽朗地笑着，笑声像铜铃一般响亮。她脸上溢满兴奋，向大家——电缆工、灯光师、化妆师、理发师等频频举杯。

　　“为考瓦斯基干杯！”当扮演楼房管理员的年迈演员海因茨·吕尔塞尔身穿灰色大褂走去化妆的时候，她有些放纵地说。桑雅·索娜很受人喜欢，这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大家都喜欢她。这家伙也确实非常聪明伶俐。

　　威尔·格罗斯又一次通过麦克风正式宣布，领衔主演桑雅·索娜今天过生日。于是摄制组全体成员自发地唱起了祝愿歌。

　　我们都站在学校的院子里，站在攀登架和乒乓球台之间，激动地放声高唱“亲爱的桑雅，祝你生日快乐！”

　　啊，我真是幸福极了！此时正是仲夏时节，可以说，不管屋里屋外都是热呼呼的。今天我三十五岁了。站在我用心血写成的作品面前，我无比自豪和幸福，毕竟这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怎么样？一年前你能想到有这样的结果吗？”当威尔·格罗斯和摄影师从我身边走过时，他问道。

　　“想不到，”我说，“真想不到。”

　　“弗里茨，这是弗兰西丝卡，我的前妻。”

　　“我知道，我认识她。”弗里茨说，“她是作家。”

　　威尔·格罗斯装作没有听到。

　　“试一下这个位置。你能滑多远？”

　　“我得从教室里伸出镜头，没问题吧？”

　　我刚想偷偷溜走，这时威尔·格罗斯又对我说：“你在一年前会想到有这样的结果吗？”

　　我知道，他希望从我嘴里听到感谢的话，而且是不断地感谢。我应该百依百顺，吻他的裤角边才好。可是今天我偏不这样。

　　“一年前的今天你飞到加勒比，去拍你的十三集电视连续剧，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天正是我的生日。”

　　“我的天啊，又一年过去了。”威尔说。

　　“那你今天也过生日了？”友好的摄影师弗里茨说。他从可滑动的小凳上伸出手，向我表示祝贺。“怎么没有一个人提这事呢？衷心祝贺！”

　　“谢谢，弗里茨。”我说。我觉得这位摄影师很讨人喜欢。

　　“如果今天正好一年过去，那也就是说我们分居已整整一周年了。”威尔说。

　　“是这么回事吧。”

　　“哎呀，你呀！”威尔喊道，“你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你知道这事。”

　　威尔急忙跑走了。摄影师弗里茨发愣地望着他跑去的方向。

　　“独身幸福。”他一边摇头，一边说。我们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你们俩反正不配。”弗里茨说，然后就专心致志地选择摆放摄影机的位置去了。

　　“我也这么认为。”我嘟哝着说。

　　说完，我很快就离开了，为的是不妨碍这位好心的弗里茨的工作。

　　我蹓跶着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问。这真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老学校。学生坐的板凳太矮了。房间太小了，散发着一股学校里惯有的气味。走廊里回荡着各种声音和脚步声。我又仿佛看到自己穿着灰色的背带裙，在带格的地板上跑着，心里总在偷偷期待着维克托·朗格。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急忙揉了揉胳膊。是的，我当时最喜欢的老寄宿学校就是这个样子。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十五岁时的生日，记得那所舞蹈学校、同维克托跳舞时的情景。那时我唯一的希望便是和维克托在一起，别无他求。

　　那么今天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

　　突然，一个难以控制的念头抓住了我。

　　维克托，我今天还是非常渴望见到他。

　　今天，他们正在拍我们俩之间所经历的场面。

　　维克托应该到这儿来看看。

　　我跑进教师办公室，那儿有一部电话。

　　我匆匆扫了一眼凌乱地堆放着破烂衣帽和化妆器具的房问。太好了，没有人，就我自己。现在不打，又待何时！我拨了汉堡的电话。哎呀，糟糕，要是安妮格蕾特问我杜塞尔多夫的天气……

　　“我是朗格。”

　　“维克托！”

　　“是弗兰西丝卡！小宝贝，衷心祝你生日快乐！我打电话给你家，没人接，我整天都在想你哟！”

　　“我也很想你，想得心都要疼了。”

　　我偷偷地环顾了一下。好，没人，只有化妆用的长罩衣挂在大衣架上，像个幽灵，至少我有这种感觉。

　　“维克托，你知道我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吗？”

　　“我知道，小宝贝。现在……我想……你希望……你还是自己说吧。”

　　我没有勇气说出来，太叫人遗憾了。

　　“你最好到我这儿来一趟。”

　　“现在就去？去你那儿？你一个人在家？”

　　“是的，现在就来。不是到我家，是到杜塞尔多夫的汉斯-普菲茨纳中学。”

　　沉默，只有话筒的簌簌声和导线的沙沙声。

　　“这样我们也许就不能单独在一起了……”

　　“是不能单独在一起！整个摄制组都在这儿。到处都是演员和天才的艺术家。今天下午还要运来五十名青年群众演员！维克托！他们今天在拍我们的戏！是寄宿学校的戏！舞蹈学校的戏！”

　　“你叫我在学校见面，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维克托！”

　　我知道他在考虑。

　　“真拿你没办法，就是发疯的老白痴你都会使他焕发青春的。”维克托说。啊，我太喜欢他说话的声音了！

　　“你可不是发疯的老白痴！疯狂是有那么点儿，但不痴呆！维克托，我爱你！我希望你来祝贺我的生日，一定要来，不要打折扣。我是不是对你要求太过分了点儿？”

　　“要求是多了点儿，但你的希望并不高。”

　　“这么说，你来了？”

　　“是的，我就去！我只需要弄一条三米长的红饰带就行了。”

　　“你要三米长的红饰带干什么？”

　　“给我自己用！我想你希望我这样呀。”

　　“只要七厘米就够了！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有个意思就行了。”

　　我格格地笑了起来。

　　维克托也笑了。

　　“反正我也想顺便看看你的拍摄工作，”他说，“纯粹是公事，因为我得计算一下我们有无必要提高印数。”我听到他在抽烟。

　　“当然你得增加印数！马上再加印几十万册！”我大声喊道，“另外，你肯定非常想知道谁是你的扮演者，这你得承认！”我喊着，几乎抑制不住内心极度的兴奋。“哈约·海尔曼！是这个人扮演你！”

　　“这个人怎么样？比我年轻、比我漂亮吗？”

　　“不清楚。也许比你年轻，但没你漂亮。无论如何没你那么性感！”

　　“你见过他吗？”

　　“没有。”

　　“你这个本性难移的弗兰西丝卡呀！我真该打你的屁股！”

　　“来吧，来打我的屁股吧！你直接去机场，不要耽搁时间，不要去兑那五千马克！先不要去花它！你听着，我什么都不要！只想要你！今天就要，现在就要，快到这儿来！”

　　“是在教师办公室？躺在电影剧本上吗？”

　　“就在教师办公室，躺在电影剧本上！我就会搞到一本的，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传统……”

　　这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人。

　　他就是哈约·海尔曼。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架旁，坐在一堆脱下的大衣和凌乱的衣帽之问。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把电影剧本塞给了我。

　　真他妈的倒霉。

　　“维克托，我……嗯……我现在不能再讲下去了……”

　　“好吧，也正是时候。刚才安妮格蕾特说，飞机两点起飞。她还让我转告你，汉堡这儿阳光明媚！杜塞尔多夫的天气也这么晴朗吗？”

　　“晴朗极了。”我低声说。

　　“那我就不带雨伞了。回头见！我乘出租车去。站名叫什么？是普菲茨纳中学吗？我自己会找到的。”

　　“再见！”

　　我放下电话。天啊，要是有点清凉油使我冷静一下就好了！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师办公室的电话旁。

　　“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在谈私事。”哈约·海尔曼毫无表情地说，“我可没有听你们的谈话。我正在专心考虑问题呢。”

　　“对不起，我打扰了您。”我说，但我根本不相信他没有偷听的鬼话。

　　“没什么。”哈约·海尔曼说。他看起来确实有点像维克托。是的，他要年轻一些，漂亮一些，可他油了点，有电影明星那种油劲儿。

　　“您有什么事？”

　　“您不需要电影剧本了吗？”他把电影剧本递给我。真够圆滑的，这个家伙。

　　“嗯……不……我想，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可以出去……”

　　“不，您只管在这儿静心沉思吧！”

　　“那好吧……”这家伙像泥鳅一样圆滑。

　　这是我在整个电影拍摄期间同电影中的维克托·朗格所进行的唯一一次谈话。我决不会同这位先生来往，我对他抱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我决不会喜欢上一个滑如泥鳅的人。

　　对这种人，别太介意。

　　我现在得抓紧时间找一家合适的旅馆。

　　不能找廉价的钟点旅店。如果行的话，得住高级一些的！我们整个摄制组都住在拉玛达高级旅馆里。

　　桑雅·索娜、威尔·格罗斯和哈约·海尔曼都住在那里，只有海因茨·吕尔塞尔住进了英国大院旅馆。

　　真是件叫人头疼的事，我想。为了避免明天早上大家吃饭时不小心互相碰面，为了避免哈约再面无表情地把电影剧本越过全谷物麦片递给我，也为了避开他毫无表情地询问我是否还需要电影剧本，我们最好不住在拉玛达旅馆，最好住城市俱乐部旅馆、停车场旅馆或其他合适的旅馆。

　　我一生只有一次三十五岁。

　　过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走向最近的电话亭，给帕拉打电话，我希望她今天晚上在我过生日时同孩子们一起过夜。

　　“没问题。”帕拉说，“祝你愉快。明天我们一起吃生日蛋糕。但我先叫维利跟你说几句，他想衷心祝你生日快乐。”

　　“帕拉，”我说，“我今天已经跟你说过‘我爱你’了吗？”

　　“没有，”帕拉说，“但这种话我很爱听。”

　　从扩音器里传来轻柔的华尔兹舞曲。群众演员全部来自杜塞尔多夫一家有名的舞蹈学校。他们个个充满表演激情，轻盈地翩翩起舞。上面只有几名灯光师趴在那儿忙碌着，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站在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脚下被舞台灯光照得通亮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威尔·格罗斯坐在他那张气派的木椅上，通过麦克风向情绪激昂的群众演员下达着指示。助理导演跑来跑去，在给每对舞伴装饰打扮。他们这儿扯扯，那儿拽拽。友好的摄影师乌维·海兹曼正匆忙地把泰萨牌胶带粘到地板上，为的是防止青年男女越过界限。所有人的衣着都是七十年代的风格，使得整个场面几乎像是在梦中，显得那么不真实。站在这群人中间的是桑雅·索娜。她身穿超短裙，叉着腿，同穿着喇叭裤的哈约·海尔曼站在一起。像以往一样，她在人群中总是感觉极佳。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她时不时说几句风趣的话，逗得年轻人哈哈大笑。她那独特的大方格背带裙和中间分开的光滑的发式丝毫无损于她的美丽。她不时地同哈约跳几个舞步。引人注目的是，哈约·海尔曼对跳舞似乎不特别在行！但愿这不是导演出于粗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另一方面，这个像木头一样的哈约·海尔曼在随着华尔兹舞曲翩翩起舞的青年人中间又显得楚楚动人。突然间，我觉得他不再是刚才教师办公室里那个像泥鳅一样圆滑的人了。确实，从电影院的暗处观看，女人会喜欢上像哈约·海尔曼这样一位穿着流行裤、没有乐感的跳舞门外汉的。

　　这儿拍摄的场景同当时的现实生活正好相反：在电影里，桑雅是强者，充满自信；在现实中，充满自信的强者却是维克托。

　　桑雅·索娜发现了我，向我招了招手，笑了笑。

　　我也不引人注目地向她招了招手。

　　她那双眼睛似乎在问：“这就是那个现实中的人吗？”

　　我从阳台上冲她笑了笑，点了点头。于是我们格格地对笑起来，像两个亲密无间的傻姐妹。我俩手臂上都挽着一个维克托。

　　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位如何？

　　我在暗处看不清楚！

　　我会马上给你介绍的！

　　为什么我要急于介绍他呢？要区分假象和现实真是太难了！在电影圈子里就更难区分了！亲密无间这样的玩意儿又有什么用呢？

　　“音响……”

　　“已开机！”

　　“摄像……”

　　“已开机！”

　　“开拍！”

　　所有的人都旋转起来，在大厅里翩翩起舞。漂亮的年轻人在几秒钟之内就会使整个银幕充满活力和青春。

　　啊，我多么幸福啊！桑雅·索娜和我的友谊太深了！威尔·格罗斯同意我从阳台上观看！乌多·库迪那这期间已知道了我的大名！海因茨·吕尔塞尔住进了英国大院旅馆，他没有来成。无所谓！

　　但最令人幸福的是，维克托·朗格就站在我身边！

　　一切都是真实的，都发生在我三十五岁生日这一天！

　　我的生活还能更上一层楼吗？

　　我从旁边看了看维克托。

　　“喂，你在二十年前想到这一结果了吗？”

　　一股幸福与自豪的热潮突然涌上我的心头。它从后面抓住了我，在我胸膛里四处翻滚，使我浑身颤抖起来。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心中唤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你必须要有这种精神。

　　然后才能把这样一份真正的礼物赠送给你多年的情人！

　　这礼物就是，把共同的爱情史写下来，发表，然后再拍成电影！然后再把多年的情人拖到拍摄现场，叫他从隐蔽的阳台上观看！

　　香槟酒在哪里？

　　最好在电影院里喝，要晚点儿喝。现在我们不需要香槟，我们需要的是互相拥有对方。

　　这已经是一种足够的精神快感了。

　　我们互相握着对方的手，这就够了。

　　就在这上面，在灰暗中，在一堆绳索和电缆之间，在舞台灯光的照射范围之外，我们像两个白日的小偷，在偷偷地享受着我们迟来的幸福。

　　下面，桑雅·索娜和哈约·海尔曼正在互相恋爱。

　　我们在看着他们恋爱。

　　是呀，这正像我们从前的情况。

　　像二十年前的情况。

　　这种关系一直没有中断！持续到今天！明天也要继续下去，后天也如此。

　　二十年后也永远如此！

　　对此我深信不疑，这是最令人幸福的事。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默默地。

　　但我们感到内心有无尽的幸福。

　　休息时，我把维克托拽到衣帽问。我想把他介绍给桑雅认识。

　　“桑雅，这是维克托·朗格。”

　　“是您哪。”桑雅说着，用一种略带嘲弄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我的维克托。“您今天也来观看？”

　　“是的，”维克托说，“我今天也来看看。”

　　哈约·海尔曼坐在一个角落里，坐在理发师的白大褂旁，正在沉思默想。他反正没有——就像他说过的那样——听我们的谈话。

　　我要不要把真的维克托·朗格介绍给假的维克托·朗格认识呢？这两位结识以后又会说些什么呢？也许假维克托·朗格要骂真维克托·朗格：“您就是那个该死的维克托·朗格啊！”也许他鹦鹉学舌，也问他今天是否来观看的。

　　真正的维克托·朗格也一定会一字不改地回答：是的，我今天也来看看。然后他们就相对无言了。

　　一想到这些，我就难以忍受。

　　我为什么冒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把我自己的维克托拉到幕后来呢？

　　“您真是一位光彩照人的查洛蒂·克莱贝格。”维克托彬彬有礼地对桑雅说。如果桑雅摘下她的假发、脱下她的背带裙放松一下的话，她的迷人程度也不过一般。她穿着短短的白衬衣，留着微湿和紧贴头皮的头发，坐在衣帽间桌旁的镜子前。

　　当他用这样的话奉承桑雅（无论怎么说，她比我年轻七岁，比我迷人！）时，出于一种卑鄙的嫉妒心理，我心里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我才是那个迷人的查洛蒂·克莱贝格呢！

　　桑雅·索娜只是在演我！

　　维克托好像不知道这一情况似的！

　　为什么他不说：“索娜女士，您是这儿最迷人的，但七层布景后面躺在七个枕头上的赫尔女士要比您更加迷人，胜过您一千倍！”

　　不，这种话维克托不会说的。

　　他绝对是那种见多识广的男子汉。

　　如果他今天夜里对我悄悄地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最迷人的查洛蒂·克莱贝格，那又会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我很迷人，但要公众知道才行！该如何对公众说呢？算了吧，决不让公众知道！

　　哎，女人的嫉妒心像一只令人讨厌的老猫在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抓挠我的胃粘膜。一秒钟前我还羡慕桑雅·索娜，可现在，当我的维克托用他那种只属于我的柔软的声音赞扬她那半裸的、苍白的外貌时，我却被顽固的嫉妒心折磨得要死。

　　为了找话说，我开口道：“桑雅，我想我那时候也像你这么漂亮和自信就好了！”

　　也许桑雅认为这是一种批评。

　　“我是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演查洛蒂·克莱贝格的。”桑雅口气坚定地说，“你自己同这一角色对号入座，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突然间我觉得她不再是那个出色的伙伴了，不再是那个单纯、热情、乐天的女人了，不再是那个像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具有好心肠的朋友了。

　　她突然变得冷若冰霜。

　　哎，我对和她在一起的这半小时真是后悔不已。

　　“另外，威尔和我还改动了几个场面。”桑雅说，“有些场面要根据剧情的发展而定。”

　　好哇，好哇，威尔·格罗斯和桑雅·索娜，你们竟然改动了剧情。

　　她不是一再强调，她不能忍受威尔·格罗斯这个人吗？她不是最近还在说不值得同威尔·格罗斯这个人打招呼，她只想通过助理导演同他打交道吗？

　　现在可好了，两人共同对剧本作了改变，居然还瞒着我！

　　“桑雅，我……”

　　有人敲门。

　　友好的摄影师乌维·海兹曼把脑袋探进门来打招呼：“喂，弗兰卡！你再次来观看，真是太好了！”

　　“喂，乌维，”我有气无力地说，“我也很高兴。”

　　“桑雅总说，你在场对她是一种安慰，没有你她就拍不好。是吗，桑雅？”

　　桑雅在使劲地擤鼻子。

　　“桑雅这么说，太过奖了。”我说。

　　两位维克托，不管是真的维克托还是假的维克托，都没有介入。

　　“喂，桑雅，外面有一位记者先生在等着，想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作者的生平。”

　　我吃了一惊。

　　“等一等，我马上就去。”桑雅说。

　　她披上一件理发衣。

　　“桑雅，”我一边说着，一边抓住她的手臂。“真对不起。”我憎恨吵架，每次总想马上息事宁人。

　　我真想像我们初次认识那样去拥抱她。毕竟，开始时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和令人难忘！我们曾经几小时之久坐在我家里谈论查洛蒂·克莱贝格，一起喝葡萄酒，一起聊天，共同畅怀大笑。我们在背后说威尔·格罗斯的坏话，竭尽中伤之能事！我们聊得忘记了时间，然后我用每小时一百九十公里的速度飞快地把你送到了机场……

　　假象与真实，电影与现实，它们的界限在哪里？我茫然不知所措。桑雅，你也有同感吗？

　　桑雅没有听我说话。

　　她走到外面，来到了记者等待的过道上。桑雅曾对我发誓，再也不让一个记者接近她。这才刚刚过去四周时间啊！

　　“走吧，”维克托用温柔的声音对我说，“我们回旅馆吧。”

　　有那么一会儿，我都动心了。还是走吧，匆匆离开，让别人来安慰自己吧。让她在沾沾自喜的炼狱中去经受煎熬吧！让她在矛盾之中去耗费精力吧！让她去丢脸吧，即使她在有着成千上万观众的银幕上微笑！让她去散布是她亲自写的这个故事吧！

　　但我的自尊心随即占了上风。

　　不。

　　我弗兰卡·西丝这个超级女人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桑雅·索娜想对记者说，这儿拍的电影讲的是她的故事，那么她应该当着我的面说。

　　我毅然决然地跟着她走了。

　　两个维克托若有所思地留了下来，站在理发的白大褂之间，默默无言。

　　外面那位记者给人的印象很亲切。他很像我认识的《我们妇女》杂志那个叫伯克的编辑，长得就像他的孪生兄弟。桑雅背对着我站着。

　　我竖起耳朵。我所听到的内容犹如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

　　电影剧本是她自己写的，桑雅·索娜说。也许某个地方已经有某个人写了一个类似的草稿，但她和威尔·格罗斯对电影剧本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原来如此，记者急忙飞速地记了下来。

　　我站在一个桑雅能够清楚地看到我的地方。

　　电影内容是什么，记者打听道。

　　她没有被授权去谈论电影内容，桑雅有些愠怒地说。如果把电影内容事先透露给大家，人们就不去看电影了！另外，她说的东西总有人喜欢歪曲，这她已经领教过了。

　　这位记者以他全体同行的名义向她表示道歉。

　　今天拍摄的显然是讲桑雅·索娜童年时代的事，记者又友好地拣起话题。桑雅是不是真的在一家寄宿学校呆过呢？

　　没在寄宿学校呆过，桑雅·索娜匆匆向我这边瞥了一眼说。但她上过全日制小学。她晚上从未早回过家，这与寄宿学校的学习情况大体相似。

　　她十四岁的时候是否也上过舞蹈课呢？

　　当然上过，桑雅笑着说。她上舞蹈课都上了瘾！她在学习表演期间也学过音乐、芭蕾和爵士舞蹈。她差点就成了一名舞蹈家呢！

　　“您可真是个全才，”记者激动地说，“舞蹈、表演、写作样样会！您也会唱歌吗？”

　　“会唱，我唱出来的歌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桑雅说。

　　“我可以把这一情况告诉读者吗？”

　　桑雅点点头，慷慨地同意了。

　　我生气地用手拍着自己的屁股，就像房屋管理人海因茨·吕尔塞尔发现地图上有污点时所做的那样。

　　桑雅看了看我，突然说：“我现在没时间了，再说又有些冷。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

　　记者不知所措地向我这边望过来。

　　要是现在埃诺在场，他很可能就要踢我的屁股了。

　　快去讲，弗兰卡！现在可不是假谦虚的时候！

　　你有纠正的义务，可引用某某条款！要指控她诬蔑罪，引用第三条！

　　我犹疑不决地走近了记者。

　　是算了呢，还是不能算？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是弗兰西丝卡·赫尔。”桑雅说完便抬脚要走。

　　“弗兰卡·西丝。”我友好地说。内心里却怒火冲天。

　　“啊，您是弗兰卡·西丝！”记者激动地大叫起来。“您怎么现在才说！否则我给你们俩合拍一张照片该有多好啊！哎呀，我的摄影师怎么不在身边？”

　　“您真倒霉。”桑雅在我背后说。

　　“我真的希望领衔主演和作者一起出现在一张照片上……读者一定会认为这是爆炸性的新闻！”

　　记者显得非常绝望，转身四处张望着。

　　“您看，没有办法。”桑雅从走廊的尽头喊道，“您准备登在哪家杂志上？”

　　“登在《她》杂志上。”记者说。

　　桑雅一下子站住了。

　　“糟糕。”

　　“我们这儿有一位女专业摄影师。”她突然喊道。

　　“乌维！”她往走廊下面喊了一声。“叫阿妮塔来！”

　　阿妮塔扛着沉重的照相设备跑了过来。

　　“给我们拍张照片。”桑雅说，“是登在《她》杂志上的。”

　　“我得先问问威尔·格罗斯。”阿妮塔有点胆怯地说。

　　“威尔·格罗斯正在体操大厅策划下一场戏。”乌维·海兹曼，那位友好的总摄影师说。

　　“快去问问他，”桑雅说，“我不想在这儿久等。”

　　“他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那位维克托说。他悄悄地走近了我。

　　我知道，威尔会反对的。但我很想听听从他嘴里说些什么。而且就在这儿，此时此刻。

　　乌维对着他的摄像机说了几句话。我隐约听到几个不连贯的词：“桑雅……肖像……给《她》用……发行量二百万……”

　　“他马上来。”然后他友好地说，“肯定没问题。”

　　阿妮塔打开了摄影设备，把闪光灯拧到相机上，然后就开始找合适的背景。

　　为了拍好这张照片，桑雅跑进衣帽间，稍稍梳妆打扮。这家杂志发行量太大了，值得打扮一下。

　　我和阿妮塔、维克托、乌维及新闻记者犹豫不决地站在走廊里。

　　希望我脸上不要因为生气而出现红斑。

　　我还得同桑雅谈一谈，她到底怎么了？

　　“在窗子前面不怎么好，有些逆光。”阿妮塔说。

　　我站到了另一面墙壁旁。

　　“背景有点乱。”记者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您少啰嗦！”不容易让人接近的阿妮塔不高兴地说。

　　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桑雅没有再出来。这么长时间，她在衣帽间干什么？

　　这时，威尔·格罗斯出现在走廊的尽头。他一看见我，就站住了，像扎了根似的一动不动。

　　“阿妮塔！”

　　阿妮塔转过身去。

　　“什么事？”

　　“阿妮塔！”

　　“到底有什么事？”

　　“阿妮塔，我现在需要您！”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像僵硬的石头一样站在那儿。乌维·海兹曼刚才不还在说，拍张照片没问题吗？

　　“现在就来，要快！”

　　为什么威尔不再走近一些呢？那样他就没有必要大吼大叫了！

　　“您什么地方用我？”阿妮塔生气地问。毕竟，她把照相所需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

　　“体操大厅，现在就来！”威尔·格罗斯喊着，转过身，又重新往回走。

　　阿妮塔很不情愿地蹭到他的后面。

　　威尔·格罗斯还在生气地数落着她，摇着头，并越过她的肩头用他那双细小的眼睛望了我一眼，然后就走开了。

　　阿妮塔返回来，默默地拆下了照相设备。

　　“不照了。”我对其他人解释说。

　　“为什么不照？领衔主演和作者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是再理想不过的大好事啊！”《她》杂志的记者说，“二百万发行量！这对电影可是一次极好的宣传呀！”

　　维克托·朗格也有同感。乌维·海兹曼也准这么认为，但没人去问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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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阿妮塔耸了耸肩。她到这儿来毕竟不是为了动脑子的，而是为了执行命令。

　　这时，桑雅·索娜浓妆艳抹、穿戴整齐地出现了。她出来的当儿正是阿妮塔把她的设备收拾停当的时候。

　　“出什么事了？”她气愤地问。

　　“不为您拍照了。”阿妮塔说，并用头向我这边示意。

　　也许她说的是《她》？在有回音的走廊上，我听不清楚。

　　可是，我现在对桑雅已有了彻底的了解。

　　对她这个人已有了全面的了解。

　　新闻界的这帮狗东西，总是给人带来不愉快。

　　可这并不是我自己找的！

　　我们离婚是在十二月的一个冰冷的日子里。

　　可以说是在两年之问。

　　一周之后的一月二日便是电影的首映式。

　　这是新年伊始的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哪件事——不管是旧岁的事还是新年的事——更使我激动一些。两件事我都没有经历过。也许电影首映式更令人高兴一些。

　　到新年的除夕之夜，我又将孤身一人，快乐地过年了。

　　这样真好，这种快乐我要尽情地享受，年年如此才好。

　　但眼下的问题是，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去离婚呢？

　　穿一套短套装？不好，这样会惹法官生气的，再说也不暖和。穿一件长及脚脖子的女佣裙，再配上体操鞋，表示恭顺与后悔？不，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穿上那件玫瑰色的傧相服，再戴上兜帽？不行，对这种场合有点太讲究了。

　　我最后选了一套镶有金色纽扣的灰白色上衣，裙子及膝。这样搭配可使法官觉得温和适中，无论如何都会给人一种诚实可靠的印象。连帕拉也这样认为。

　　“不怎么太时髦，但很适合这种场合。”她评论道，“完事后就把它扔掉算了！”

　　“反正也不再穿了。”我说。

　　帕拉的眼里充满了忧愁。她扯了扯我的领口说：“有人看您来了，想表示同情。尊敬的夫人现在能否抽点时间出来看看？阿尔玛·玛蒂尔在下面，她想向您表示祝贺。”

　　我们走下楼去。

　　“您的样子真棒！”

　　“阿尔玛·玛蒂尔，您可是言过其实了！”

　　阿尔玛·玛蒂尔站在走廊里，向我伸出了手臂。她亲切地拥抱了我，在我的两个面颊上各吻了一下。

　　“亲爱的，您就要打离婚官司了！”

　　“是埃诺在打官司，”我说，“我对离婚的事一窍不通！”

　　“我要不要向您透露个秘密？这次是埃诺所经手的第一千件离婚案子！”

　　帕拉和我互相对视了一眼。

　　“不可思议！”

　　“应该通知新闻界！”

　　“是的，应该通知他们，您不这样认为吗？”

　　阿尔玛·玛蒂尔非常激动。

　　她还把埃诺的一块刚熨过的手绢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让我哭的时候用。

　　我吻了吻帕拉和孩子，又吻了吻阿尔玛·玛蒂尔，就告别了。

　　“祝我成功吧。我爱你们！”

　　然后我又赶快跑了一趟厕所，因为我太激动了。

　　这是埃诺的第一千件离婚案！

　　这对他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日子呀！我要不要穿那件橘红色的短套装呢？要不要稍微露一露腿？不，这是在贿赂官员呢！

　　天啊，我是多么的激动呀！

　　半小时以后，我穿着结实耐用的系带皮鞋，同埃诺一起快步穿过法庭中像峡谷一样冰冷的大厅。埃诺穿着他那件长制服，上楼梯时拖在身后，那样子就好像是连环画中那位查理·布朗拖着他的罩衣一样。

　　我的天呀，我是多么激动啊！四周都站着生活中失败的人。他们在等待着判决，在等待着一条生活的出路或命运的方向。他们的命运被人为地操纵着！每天在这儿要上演多少命运的悲剧啊！

　　这些失败者的律师个个都懒洋洋地靠在大厅的某个地方，黑色的制服随便地搭在胳膊上，抽着烟，在给他们的委托人下着最后的指示。我猜不出这样一些律师在最后一秒钟还能为他们沮丧的委托人的人生道路指点些什么。大概会说：您坐下，坐直，不要抠鼻孔，不要说话，问您时也不要说话。不要扯您的假发，别嚼口香糖，不要反驳，自己别失去理智！您既不要骂对方，也不要骂律师，更不要骂法官！要是您一定想哭，那就哭，但要小声！您带手绢了吗？给您，用我的手绢，我把它记到您的账上就行了。

　　这可是我的第一次离婚！我该说什么呢？说我以法律的名义发誓？说我再不重犯吗？是的，这我要说，而且要痛哭流涕。天啊，我当时真是后悔极了！我小心地摸了摸口袋里熨好的布手绢。

　　好不容易我们才来到审判厅前。

　　威尔·格罗斯已经同他的律师站在了走廊上，两个人正在密谋。当他们看到我们时就停止了窃窃私语。

　　“你好，哈特温。”埃诺和蔼地和对方的律师打了个招呼，并握了握他的手。

　　威尔·格罗斯望着地板，他脸色苍白。可怜的家伙。

　　离婚判决就发生在电影首映式的前一周。一切都是因为我坚持才这样的。我真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鼓励鼓励他。但埃诺不许我同对方过分热乎。

　　“喂，埃诺，你这老兄，”一位名叫哈特温的满头灰发的瘦削男人向埃诺打招呼，“我们什么时候再一起去洗桑拿浴？”

　　这句寒暄的话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极其重要，因为这样一来，叫人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就消除了。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我也握了握所有法庭服务人员和速记员的手，还把手伸给了四周站着的打离婚官司的人及其律师，还真花了我不少时间呢。我真想也握握正拿着拖把走过来的女清洁工的手，但她对此似乎毫无兴趣。

　　威尔·格罗斯去了厕所，我觉得这举动真令人动情。

　　埃诺和哈特温正谈论着罗马的蒸气浴与芬兰的干燥蒸气浴孰优孰劣，是在九十度出汗好还是九十五度出汗好。哈特温认为是坐着出汗好，可埃诺更喜欢躺着的出汗姿势，而且是正好九十二度出汗才好，不用泼水，但要躺在最上面的凳子上。

　　这时，有一家新闻单位走近了我们。我立即认了出来。在这段时间里，我对这种事已经有了经验，可以说，我已成了一名非常沉着冷静的职业新闻工作者！

　　摄像机，录音机，还有咄咄逼人的目光。

　　“作为《独身幸福》中的原型，你们两位已经离婚了吗？”

　　“现在还没有，我们正等着呢？”

　　“我非常想为你们两位拍一张照片……”讨厌的记者紧追不放。

　　“您是哪家杂志的？”

　　“《现代人》杂志。”他说，“发行量二百万。”

　　“就照一张吧。”我宽容地说，“埃诺，过来一下！这位先生想给我们俩照张相！您从哪里知道，这是他办的第一千件离婚官司的？”

　　“这我根本不知道……”

　　“对不起，哈特温。”埃诺披上他的黑色披风。“您是从哪里知道我今天要为这么一位有名气的女士打离婚官司的呢？”

　　“这么说，这位女士是……”

　　“她没有名气，因为她只是一位一般的夫人而已。”埃诺说。

　　“她又有名气，因为她是畅销书《独身幸福》的作者。”他热情地说，“您知道您多走运吗？”

　　“不知道。”记者茫然地说。

　　埃诺站到我旁边，用一只胳膊搂着我对记者说：“您了解事情的背景吗？”

　　“我想，导演他……”

　　“什么导演，扯淡！是我今天要为她争取婚姻自由的，而不是导演！”

　　“什么？如果是这种情况……请问您贵姓？”

　　“他叫埃诺！”我含着泪说，同时幸福地望了他一眼。“埃诺·温克尔博士，本市最有成就的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埃诺像变魔术似的从他的披风下抽出一束红玫瑰。

　　“本来我想过一会儿再送给你……”

　　“你这个埃诺，”我低声说，“这没有必要。”

　　闪光灯噼噼啪啪地闪起来，把我吓了一大跳。

　　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围拢过来。站在大厅四周柱子旁所有想离婚的人都向我们投来嫉妒的目光，甚至连那位闷闷不乐的女清洁工也边拖着地边好奇地向我们这边望过来。

　　不得了，有这么多人啊！真让人高兴！出名可真棒！伊丽莎白·泰勒离婚时一定也有这种感觉！

　　这时，我们注意到一部摄像机正在拍摄。这是《八小时以外坐第一排》节目的摄制组。

　　“注意，摄像机正在拍呢！笑一笑！这是为我的律师事务所所做的最好的广告！这么便宜的广告以后可不会再有了！”

　　威尔·格罗斯脸色苍白地从厕所里走出来。

　　没有人去注意他。女清洁工却向他吼叫着，说她刚拖过地，他应该抬起脚来走！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他招呼过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些成功和幸福地摆脱了婚姻的人的圈子。但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一念头。谁知道他是否愿意呢？

　　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儿，为他打扰了我们的谈话请求我们原谅。他告诉我们，哈伯拉特法官已经来了。于是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进审判大厅。

　　哈伯拉特法官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莱茵兰人。他留着蓬乱的刺猬头，脸上布满红红的毛细血管。他端坐在宽宽的审判台后面的椅子上，翻着材料，几乎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不感兴趣的表情。他令我想起了狂欢节上那些无聊的演讲者，所不同的只是他没戴小丑帽。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开怀大笑。

　　就是这么一位在早餐时间才翻了一下我的档案材料的哈伯拉特先生，竟然要决定两个他从未谋面的人的命运！

　　幸运的是，一切都清清楚楚，只是一种协议离婚而已，只涉及到财产分割及其他小事。

　　埃诺和我在大厅的这一边就座，威尔和哈特温则坐到另一边。

　　那些扛着摄像机和闪光灯的讨厌记者蜂拥着挤进了大厅。

　　我们大家首先起立，对庄严的法庭表示敬意，然后又重新坐下。大家表情都很严肃。

　　“格罗斯克特尔女士诉格罗斯克特尔先生离婚案的所有当事人都到了吗？”留着蓬乱刺猬头的法官用他那浓重的莱茵兰口音问道，听起来像是在吟唱。

　　双方律师都非常认真严肃地保证说，双方当事人都来了。

　　然后，法官又对当事人的出庭作了确认。

　　坐在审判台尽头左边座位上那位热心的女士马上做了我们全部出庭的记录，而且是如数出庭，一个不缺。

　　随后，哈伯拉特先生问埃诺和哈特温，双方当事人的感情是否已完全破裂，他们是否还愿意重新和好。

　　埃诺和哈特温都气恼地摇了摇头。

　　“已彻底破裂。”哈特温一本正经地说。

　　“已彻底破裂。”埃诺也不高兴地说。

　　不可思议！这两位律师星期二竟然还要屁股对屁股地坐在一起洗桑拿浴呢！

　　“婚姻已破裂。”头发蓬乱的法官无情地作了决定，并轻轻地点了点头，示意女记录员记下他的这一判决，以备后人查档。

　　女记录员急忙噼噼啪啪地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乖乖，我想，进行得可够快的了！

　　我站起身，弯腰去拿我的红玫瑰，我要把它送给帕拉，拥抱她，并大声欢呼：帕拉，帕拉！威尔根本就没有纠缠我！

　　埃诺拉了拉我的裙角命令说：“坐下！”

　　我惊讶地环视了一下四周。还要继续吗？不是都已经判决了吗？

　　以人民的名义宣判，由于感情破裂而离婚！

　　法官看来还是准备得相当周到的，也许昨天晚上在看国家队足球比赛时，他也翻阅了一下材料。他对听众宣布，两位当事人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因为孩子生下来就在母亲身边生活，所以孩子也应该继续留在她那儿。

　　“判得对，就该让孩子留在我这儿。”我赞许地说。

　　埃诺忙从桌子下面拉了我一下。

　　法官透过他的眼镜框，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周围的人。

　　大家都点头同意。哈伯拉特先生看了一眼打字的女记录员，她又把这一决定记录下来。然后法官继续往下翻材料。为了不透过眼镜看，他把眼镜推到了鼻梁上。

　　要是我的话，就把眼镜摘下来。

　　“这儿还有一项申诉要求……”

　　我紧张地等待着。提要求的人会是谁呢？会是什么要求？不是该提的都提了吗？

　　“……是关于年轻母亲同两个孩子……在房子里居住的问题。这房子在……”法官试图不通过眼镜看大家。

　　“……在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九号！”我帮他把话说完了。

　　埃诺又从桌子下面捅了捅我。闭嘴，傻丫头！

　　哎呀，对不起，我忘了！

　　希望我的话不要对神圣的法庭产生影响。

　　我庄重地看着我面前的桌面，拉了拉我膝盖上灰色的裙子。

　　但我心里越来越反感，因为这位哈伯拉特先生根本就不想同我说话。他装作我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真该穿那件橘红色的衣服！也许这样他就注意我了！

　　我脑子里的那些姑娘们即使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也不想闭嘴。她们装腔作势地摇晃着标语牌：“穿法兰绒的灰老鼠们，你们要反抗！”

　　“不许在法庭上做评论！”

　　“我的房子当然归属于我！”

　　“为什么我就不能住在那里？”我立刻反驳道。我甚至想在那里呆到死。可这与法庭无关。

　　法官对我敢开口说话甚感惊讶。

　　“给您的当事人解释一下有关房产购置的情况。”他要求埃诺说。

　　埃诺亲热地向我弯过身来。我把他推开了。

　　“你这家伙，我又不是傻瓜！”

　　“这房子是我买的！”威尔这时从他坐的角落里叫道，“用的是我的钱！”

　　哈特温·盖格急忙扯了一下他那生气的当事人的袖子，劝他安静，尽可能不要插话。

　　法官告诉女记录员，双方对这一点存在争议。

　　“你们这样很不好，”他批评说，“我还没有老糊涂吧，你们不要在这儿乱抱怨。”

　　女记录员急忙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然后终于允许埃诺阐述理由了。我觉得这很通情达理。埃诺向法官解释说，我有两个婚生的孩子叫弗兰茨和弗里茨……

　　“是弗兰茨和维利！”我喊道。

　　对方的律师要求我让他的同行把话说完。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好气地嘟哝着。这是埃诺的毛病，他总也记不住我孩子的名字。

　　埃诺继续添油加醋他讲述了我清苦的生活。他说，她放弃了自己职业上的发展，一人抚养孩子，为的是让丈夫在事业上能自由发展。所以，她的丈夫能成为很有成就的导演，拍了各种片子，并挣了很多钱。这些钱在离婚时理所当然应该平分。

　　“黄油应该平分给两条鱼吃嘛。”这位莱茵兰法官赞同地说。他一听说漏了嘴，忙说：“真该死！”

　　我用手关节敲着桌子表示祝贺。讲得棒极了，埃诺！绝对一流！

　　“当母亲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嘛。”对方的律师酸溜溜地说。

　　我高兴地点点头。

　　“这样看来，我认为年轻的母亲继续居住在这幢房子里是合适的。”法官说。

　　“对极了！”我插了一句，同时又对威尔的律师友好地说，“谢谢！”

　　埃诺重新坐下来，高兴地捅了捅我，好像在说：你看，傻丫头！你不说话是最好的！

　　我脑子里的姑娘们暂时安静下来，把标语牌垂了下去。

　　可这时，坐在对方桌旁的那位灰白头发的瘦小个儿男人却放了一炮。他说，离婚方继续住在……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九号的房子里……绝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他的委托人不久就要当爸爸了。他要为将要出生的孩子准备一个温暖的小窝。

　　“是两个！”威尔说，“会是双胞胎！”

　　“威尔！”我激动地叫了起来，“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法官警告我不要冲动。这儿除了他以外不许任何人品头论足。

　　谁是这位幸福的妈妈呢？也许是那些有着天鹅绒般皮肤、长着一双杏眼的加勒比美人儿中的一个？啊，我为他感到多么高兴啊！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他才激动地意识到一年的分居期已经过去了！在情理之中！他盼望尽早成为一双咖啡色皮肤小家伙的亲生父亲！我真是被感动了。

　　要是他付不起特劳琴姑妈那幢别墅的费用，我要用钱帮他一下。

　　哈伯拉特法官对哈特温·盖格先生的理由作了答复。他说，格罗斯克特尔先生要求把……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九号……的房子留给自己和他的后代，这种想法固然很正当，但是请他也要考虑到，弗兰茨和弗里茨……

　　“是维利！”我又大声纠正道。埃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弗兰茨和维利也是他的亲生儿子。

　　“告诉法官，”我要求我的律师说，“弗兰茨已经在那里上了一年幼儿园了。他参加了科隆淘气鬼小足球俱乐部和红白绿儿童小网球协会。他也参加了通过游戏和韵律吸收知识的早期音乐教育班，并且参加了市森林麻雀儿童合唱班。维利参加了学龄前儿童智力开发的手工制作班，还加入了名叫母猪狗熊注册协会的新式游戏促进班。”

　　埃诺把这些情况一一告诉了法官。把这些都一字不差地按顺序记下来，着实费了女记录员不少工夫。

　　很清楚，这些都是社会背景。

　　法官最终以人民的名义判决说，弗兰茨和维利……

　　“是弗里茨！”听众席上有人喊道，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允许继续留在他们的儿童班里。由于这些社会背景，房子也归女方所有。

　　“早该如此。”我说，很不高兴地向威尔所在的方向摇了摇头。

　　真是多此一举！要不，哈伯拉特和我们早就去餐厅吃饭了！

　　“抚养费怎么办？”哈伯拉特先生问道，同时看了看表。

　　“没有规定。”威尔的律师说，“赫尔女士写畅销小说，可以靠它维持一段生活。”

　　“你们都听到了吗？”我对新闻界的人士喊道，“我在写畅销书！而且一本接一本！”

　　“是的，您得承认，您的第一本书甚至就要拍成电影了！叫……”

　　“《独身幸福》。”

　　所有的人都笑了。连哈伯拉特也笑了，而且笑得很开心。

　　“真是货真价实。”他不假思索地说。然后命令记录员记下了电影的名字。

　　“对抚养费的问题，我不想费时间争论。”我恳切地说，“我在此声明，除了孩子需要格罗斯克特尔先生的抚养费以外，我不再需要他照顾，而且是马上。”

　　埃诺用眼睛斜了我一下。哈伯拉特让人作了记录，然后又看了看表。

　　我觉得审理已经结束。不错，审理结果还不坏。可没想到倒霉的事还在后面。

　　灰白头发的哈特温说，他的委托人提出，至少得要回保姆。

　　“您指的是……”哈伯拉特耐心地问。

　　“是……帕拉·罗恩多夫。”哈特温·盖格告诉法官。

　　“决不给！”我愤怒地喊道，“帕拉这个人在这儿根本不予讨论！”

　　法官费劲地透过他的眼镜片盯着我。

　　“她是谁的保姆？”

　　“我的！”

　　“太不公平了！”威尔喊道，“你用她时间够长的了！”

　　“你可以找一个结婚嘛！”

　　“你才找一个结婚呢！”

　　“我根本就没想找一个结婚！”

　　“我也没想！有个保姆怎么说也便宜一些！”

　　“你看，你看。”哈伯拉特先生不同意地说。

　　“你早该想到这点了！”

　　法官使劲地用小槌敲着桌子，请求大家安静。大厅里的喧哗渐渐平息了。

　　“假如我们劝说格罗斯克特尔女士再次结婚，”法官理智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她要找一个男保姆结婚。而在您那儿，亲爱的格罗斯克特尔先生，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有找女保姆的可能……在干家务事方面，女人要比男人灵活得多，而且更愿意干，这是统计数字已经证明了的。”

　　“我不会找女保姆结婚的。”威尔嘟哝道。

　　“他都可以学嘛。”我插话说。

　　“是的，是的，女人也跟过去不一样了。”法官酸溜溜地说了这么一句，逗得哄堂大笑。

　　“依我的话，就同帕拉结婚，”我说，“可是你们不同意！”

　　法官急忙不让我再说下去。他说，这不属于本案范围，对此得特别立案。

　　他最后瞥了一眼挂钟，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宣布判决：允许我保留帕拉、房子和孩子，孩子到十八岁成年之前可以要求抚养费。他宣布我们正式离婚。所有其他针对对方的要求全部取消，审理费用由被告负担。他宣布，审理到此全部结束。

　　砰，他又一次用力地用小槌敲了一下桌子。

　　请离开吧，审理到此结束。

　　我想走到大厅中间，握一握我的对手的手和坐在法官席上的法官的手。可哈伯拉特已经甩着他的大袍长袖离开了大厅。

　　威尔·格罗斯用他那毫无神情的小眼睛看了看我，然后同哈特温·盖格走到外面的过道上商量什么去了。

　　转眼之间，我们周围又挤满了新闻记者。

　　“这是您的第一千件离婚案！请你们俩走近一些！您现在感觉如何？”

　　“和平时一样。”埃诺友好地说。

　　“他总是赢官司，”我漫不经心地说，“请你们把这点写进去。”

　　我拿起了整个审理期间都放在椅子下面的那束红玫瑰。

　　“那么……您现在要同您的女委托人结婚吗？”《死亡报》的一位很缠人的记者问道。

　　“没有这个打算。这有损于工作！”埃诺笑着回答。

　　“我现在就有一个好标题了，”《当代人》的新闻记者叫道，“就叫‘第一千次独身幸福’！”

　　“这才真正有损于工作呢。”我说，“想一想，人家报纸差不多有一百万份的发行量呢！”

　　“打一百万个离婚官司我也能做到。”埃诺说。

　　“也把这点写进去。”

　　然后，埃诺把胳膊放到我的肩上，搂着我走出了大厅。

　　在隔壁，有人正在烫发。

　　今天是电影首映式呢！

　　各家报刊杂志上关于电影的报道连篇累牍。“桑雅·索娜确实还能有‘独身幸福’吗？”《五光十色》杂志在《未来人》这一栏目上这样问道。

　　《橱窗》杂志的封面画是乌多·库迪那那张闷闷不乐的脸，并且用黑体字问道：是什么使他如此性感？

　　对此我也在自问。

　　海因茨·吕尔塞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竭力声明，他只是演了一个客串的小角色。可没有人相信他的鬼话。“德国最伟大的性格演员”扮演了一位楼房管理人，《强人》杂志如是说，“他用他特有的严厉目光揭开了一幕充满激情和戏剧性的爱情喜剧。”

　　《女性》杂志报道说，桑雅·索娜用她的处女作讲述了她青少年时期在寄宿学校度过的贫苦生活。这位迷人的青年演员用她令人信服的艺术表现力演活了这一角色。对事实上她从青少年时代就与哈约·海尔曼有恋爱关系的传说，她矢口否认。她坚持说：“我爱的是另外的人！”

　　科隆地区的日报同样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了由威尔·格罗斯导演的德国喜剧《独身幸福》的情况，说它是“国际首映式”。电影院的票已抢购一空，说得确切些，是赠送一空，因为被邀出席这次国际首映式的除了演员以外，全是被挑选出来的政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我们翘首盼望这些名流的到来！

　　这时我突然想起，我本人还没有受到邀请呢！

　　是的，我的确有些紧张，也有点气愤，但我确实还没有受到正式邀请。

　　我急忙从烘干器里探出头来，问拉罗我是否可以打个电话。

　　“当然可以，尊敬的夫人。请坐在位子上别动！”

　　拉罗给我拿来了大哥大。

　　我给埃诺的律师事务所打了个电话。

　　那个已经习惯了“我们需要几个杯子”这一命令的毕阿特立即给我转接了电话。

　　“埃诺，”我冲着话筒喊道，“我们有今天晚上的票吗？”

　　“没有哇。我想你已经拿到了！”

　　我的天啊，埃诺一定又要大骂我一通了。

　　“埃诺，”我结结巴巴地说，试图压过电吹风的嗡嗡声。“我直到刚才都以为，我这个作家没有入场券也可以……”

　　“你把电影剧本改编完了，竟然不让你去电影院参加首映式！”埃诺气愤地叫嚷着，“难道什么都要我为你跑吗？”

　　“是威尔·格罗斯的电影首映式。”我尴尬地小声说。

　　真该死，我怎么没早想到这一点呢？

　　“埃诺，”我喊道，“肯定没问题。我马上给制片公司打电话，请他们给我留两张票。他们肯定该笑话我了，一定会说，当然可以为我留很多票！埃诺，你想一想，我是作者！”

　　“你是作者，这很清楚。可你对你的前夫还不了解吗？”埃诺喊道，“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埃诺，”我对着电吹风的热气流吼道，“我承认威尔是有些滑头，但他并不是那种做事欠考虑的人！你也了解他！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票，只能说明是他忘了给！”

　　“傻丫头，你可真天真！”埃诺也嚷道，“搞票的事就交给你了！我正有一位委托人坐在这儿！”

　　“好吧，我去弄两张票！”

　　“两张？我们至少需要四张！阿尔玛·玛蒂尔和帕拉也要去！”

　　“那谁看孩子呀？”我反驳说。但这时电话已经挂了。

　　“他以为我搞不到首映式的票！”我对拉罗喊道。他正在漠然地给坐在旁边的顾客做头发。

　　“这小子可是个男子汉！为人打了一千件协议离婚官司呢！”

　　拉罗毫无反应。

　　“我可以再用一下电话吗？”

　　拉罗点了点头。

　　我用颤抖的手指拨了制片公司办公室的号码。

　　没人接。

　　很清楚，他们都去发廊了。

　　电影发行处那儿也没人接。是的，他们都已经坐上飞机了。

　　给电影院打！

　　也没人接。

　　给威尔·格罗斯打？不，最好别给他打。

　　他也许为离婚的事正在气头上呢。他连帕拉也没赢过去。也许正在亲手熨烫参加首映式的衬衫呢。不，我还是不要麻烦他。

　　给桑雅打！应该没问题！除了有点小矛盾外，她对我总是很好的。

　　在杜塞尔多夫一家旅馆房间里，我找到了她。

　　她刚刚睡了一觉。

　　“桑雅，请你多多原谅！我确实不想叫醒你！再说你今天晚上还要劳神去参加首映式！我只是为票的事……”

　　我简要地向她作了解释。

　　“这是你自己的事，”桑雅睡眼惺忪地说，“我反正不想参加那该死的首映式。”

　　“你不去？可是桑雅，今晚是你的首映式！全世界的舆论都在期待着这场首映式呢！”

　　“那都是一些自我标榜的鬼话，”桑雅说，“我对这部片子根本没有兴趣。前不久我看了为新闻界放映的这部电影，觉得还行，还算好，自己没有丢丑，可以公演。除此以外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今天反正还要去拍另一部片子……”

　　“哎，桑雅！你真是个大忙人！”我充满敬佩地冲着话筒喊道。

　　“是很忙，所以我现在想继续睡下去。”这位忙碌的青年演员嘟哝道，“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

　　这时，我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桑雅！不要放下电话！要是你今晚不去参加首映式，我可以要你的票吗？我是说，要是你确实不用，准备把它扔到纸篓里的话。”

　　“要用我的票？”桑雅嘟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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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的好桑雅，我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什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电吹风的声音太大……你说什么……”

　　拉罗走过来，拿下了烘干器。我向他点头表示感谢。

　　“我妈妈专门从汉诺威来，我哥哥从布劳恩什维克来……也许我一会儿还能再弄几张票。”

　　“噢，是这么回事，那就算了吧。”我沮丧地说。

　　“你知道，我非常想去看看，我是作者，你懂吗？”

　　“你令威尔·格罗斯非常生气。”桑雅说。看来，她已经清醒了。“你不能指望他们今晚会铺红地毯欢迎你。”

　　“我没指望铺红地毯。”我后悔地说。

　　“好吧，也许今晚我能见到你，也许见不到。”桑雅说。然后同我告别，放下了电话。

　　我坐在那儿，对自己的不成功充满失望。头发上那该死的发卷使我看起来像田里吓鸟的稻草人。我竟然没有受邀参加根据本人大作改编的电影的首映式！

　　是我弗兰卡·西丝的书！

　　埃诺是怎么称呼我的？对了，叫“超级女人”！

　　对我这种人他们至少应该想到！

　　还是自己解决！如果一个超级女人得不到参加自己电影首映式的邀请，她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他们这样对待我是见不得人的！对，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伊丽莎白·泰勒和别的离了婚并受到冷落的女影星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潇洒地抓起电话，把消息捅给街头小报。对，就这么办！

　　我急忙站起来，从入口处一位等着理发的先生手里夺过他正在阅读的画报，乱翻起来。

　　“对不起，我得找点东西。”

　　就在这儿，《搬弄是非》栏：本栏专门刊登小道消息和自由议论文。我们嗅觉灵敏的记者里约·鲁珀对任何形式的传闻、轶事及名人绯闻均感兴趣。本栏电话号码是……

　　这正是我要找的。

　　“喂，是里约·鲁珀吗？我是弗兰卡·西丝。”

　　“您有什么事？”

　　我咽了一口唾沫。现在要勇敢地挺住。

　　“我是电影《独身幸福》的作者。”

　　“是您呀！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尊敬的夫人？”

　　“我没有得到参加首映式的邀请！没有受邀参加我自己电影的首映式！您对此怎么看？”

　　我身穿理发大褂，头上卷满发卷，站在那儿尖叫着，一副气呼呼的模样，活像个在电影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演员。

　　我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由于气愤而泛起的红晕点缀在我那没有化妆的脸上。那位手里还拿着另一半画报的老爷爷充满恐惧地躲开了我。甚至拉罗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太棒了！”里约·鲁珀说，“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有新东西可写了。本来我还不知道该对这部电影写些什么呢！”

　　“您要写上：我怒火万丈！”我尖声叫喊着，“不给我寄票来，这不是胡闹吗？难道因为我们刚刚离婚就这样胡来吗？”

　　“这确实是头号新闻，”里约·鲁珀高兴地说，“不结婚幸福，而且刚离婚！”

　　为了报答我热心地给他提供新闻线索，他答应帮我弄两张票。

　　“我希望您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去参加首映式！”他喊道，“可您提供的新闻最好只有你我知道！”

　　我慢慢地镇静下来，把画报还给那位胆战心惊的老爷爷。

　　紧接着，我又如约给埃诺打了个电话。

　　“我们搞到票了，没问题了，只等去拿就行！”

　　然后拉罗又重新给我扣上了烘干器。

　　过了一会儿，我刚回到家，帕拉就马上报告说，画报的一位先生刚刚打来电话。

　　“是里约·鲁珀吗？”我紧张地问。

　　“是的，你要马上给他回电话。”

　　“已经两点半了，你现在可以下班了。”我说。

　　“不在乎这十分钟。”帕拉说，“是你今晚参加电影首映式，而不是我。”说着，她就领着弗兰茨和维利去地下室了。她在地下室给我熨参加首映式的衣服。

　　帕拉，你真好！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你这种高尚品德呢？

　　我真希望带她一起去，可第二张入场券是给埃诺的，这很清楚。

　　里约·鲁珀对我回电话感到很高兴。

　　他刚开车去了机场，他又高兴又激动地告诉我。他当着许多手拿麦克风的记者的面，采访了刚下飞机的电影公司的女士和先生们，问他们为什么没给电影作者发今晚首映式的邀请。

　　“他们怎么说？”我紧张地对着话筒喊道。

　　“他们大受触动！很尴尬！一再保证说，这可能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误会。”里约·鲁珀用自我欣赏的口吻说。

　　“这些猪猡！他们在撒谎！”我激动地喊道。

　　“这我知道。”里约·鲁珀高兴地说，“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很难堪，所以答应马上让人给你留八张票。您懂了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堵住我的嘴，不让我在这件事上做文章。您需要这么多票吗？如不用，我就把它们送到母亲康复疗养中心去！那儿总有一些人愿意看！”

　　“您真伟大！”我热情地喊道，“一下子搞到了八张票！鲁珀先生，您可真了不起！”

　　“这一素材您可以用在您以后要写的书里！”这位机灵的记者笑着说。

　　“会写进去的，我向天发誓！”

　　“那八张票放在售票处那儿了，用您的名字登记的。这都是制片公司负责人亲自安排的。”

　　“这是应该的。”我冷冷地说。

　　“能为您效劳很高兴，夫人。”里约·鲁珀说，“我们今晚见。但记住，您讲的消息最好只有我们俩知道！”

　　电影院灯火通明。

　　“今日国际电影首映式”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挂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入口处还贴着一些照片。那儿是桑雅·索娜和哈约·海尔曼在舞蹈学校的镜头，这儿有桑雅·索娜与达科玛·珀梅兰茨在厨房的镜头。在旁边的照片上，哈约·海尔曼系着裤扣，站在牧羊草地上，桑雅·索娜披着一条羊毛毯站在后面。但最好的照片是桑雅·索娜和乌多·库迪那在科隆教堂结婚的场面。

　　站在台阶上托着婚纱的人，虽然照得不清楚，但还是能认得出来，那是弗兰茨和维利，我的两个宝贝儿子！我感动极了。

　　背景处那个看不见脸的玫瑰色小点，那就是我！

　　我的天啊，我多么自豪！

　　高级轿车一辆接一辆开过来。好奇的行人早已把入口处围得水泄不通。我和埃诺悄悄走到后面不显眼的地方。

　　然后，我迈着自豪的步子走到晚间售票处，问有没有西丝的票。回答是没有。“也许有赫尔女士的票？”也没有。

　　埃诺忧虑重重地走过来。

　　“我们得向新闻界披露此事！”他吼叫着威胁道。

　　“啊，是您呀。我知道了。”售票处的女士说着，递给了我一个信封。

　　上面写着“赠格罗斯克特尔女士”。里面有八张票。

　　“现在别激动了。”埃诺说。

　　我不再激动了，没有任何与威尔·格罗斯有关的东西再值得我激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走到小摊上，买了一大包爆米花。吃爆米花也属于逛电影院的一部分。我们看着那些名人一个个从身边走过。几位在电视系列剧中扮演英雄角色的演员大摇大摆地穿过门厅，在电视系列剧《菩提树大街》中总是坐着轮椅的那位光头医生也在其中，他是偕夫人和母亲一起步行前来的。

　　议员和经理、政治家与女领事、电视制作人和汽车商，以及其他文人骚客一个个从我们身边走过。没有人注意我们。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百名群众演员和工作人员。有杜塞尔多夫舞蹈学校的男女学生，还有灯光师、面包师、电缆工、托麦克风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因为没有他们，这部电影就不会成功。他们都有票，而且很久以前就拿到了。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觉得爆米花有股苦味。

　　埃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放心吧，”他说，“放心吧。你在哪一方面都是胜者，在经历和善解人意方面也是胜者。”

　　“是这样的。”我充满感激地说。他说得很对。

　　这时我看到了帕拉。

　　“孩子在哪儿？”埃诺惊恐地问。他现在居然对孩子操起心来了！

　　“在埃里莎·施密茨那儿！”我说，“帕拉，我们都在这儿呢！”

　　帕拉穿了一件非常时髦的连衣裙，我还从未见她穿过。它也许叫迪奥牌、埃斯卡达牌或拜迪牌社交裙吧。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两位长得很帅的先生，都穿着得体的双排扣西服站在一边。

　　“弗兰西丝卡！”帕拉喊着，挤开一条路向我们走来。

　　“你看起来盖了！”我羡慕地说，“你叫我怎么有脸见人哪！”

　　“这我可不敢！”帕拉笑了起来。我用眼睛偷偷看了一眼随她而来的两位先生。其中一位四十出头，像是广告册中那种时髦的模特儿。

　　另一位像是他的年轻同事，他正转过身，钦佩地看着达科玛·珀梅兰茨。达科玛·珀梅兰茨穿着一件漂亮而又突出体形的连衣裙，正缓缓走上露天台阶。

　　“盖尔特，这就是弗兰西丝卡！”

　　“久仰大名！”穿双排扣西服的盖尔特说。他穿的衣服大概是罗斯牌或拉苏斯膝牌，我想。我对这种钉在左肩上很不起眼的牌子一窍不通，可帕拉很重视衣服品牌。

　　这位神秘的陪伴者是她的什么人呢？

　　我带着疑问的目光握了握他的手。

　　“弗兰西丝卡，这是盖尔特。”

　　“哪个盖尔特？”

　　“我丈夫。”

　　我差点把一颗爆米花囫囵吞下去。

　　“你丈夫？不，这不可能。”

　　“是真的！我现在就遭解雇了吗？”

　　“不！我是说……你结婚了？为什么你从不告诉我呢？”

　　帕拉笑了。

　　“我不能一面在《独身幸福》的作者那儿打工，一面又唠叨我幸福的婚姻呀！”

　　“你结婚了！”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说，“什么时候结的婚？”

　　“已经二十二年了。”帕拉说，“康拉特，过来！”

　　两位英俊先生中年轻的一位走了过来，彬彬有礼地握了握我的手。

　　“久仰大名……”

　　“帕拉，”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是在告诉我，这是你的儿子吧！”

　　“这正是我要说的。”帕拉说。

　　“不可思议！”我惊讶地说。

　　突然间我仿佛看到我的两个儿子穿着剪裁得体的西服站在我的面前，显得高大挺拔，而且很有教养。再有几年的工夫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了！

　　帕拉呀，你对我们的忠心可要一如既往啊！

　　这时我发现了阿尔玛·玛蒂尔。她又重新穿上了那件爱丽小姐牌的无腰身女式大衣，大衣恰到好处地盖住了她的胸脯和腰身。她也去过拉罗发廊了，留的发式和我当时认识她时一模一样。难道这才刚刚过去一年吗？

　　“盖尔特，我亲爱的盖尔特，”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房子怎么样了？买主能付得起钱吗？”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问问他。”盖尔特笑着说。

　　身穿蓝色制服的服务生在侃侃而谈的名人之间穿来穿去，递送着科隆牌啤酒和香槟酒。闪光灯闪个不停，一些宾客牙齿上的金牙也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康拉特为我们每人要了一杯科隆啤酒。真是一位好小伙子！我用赞许的目光抬头看了看他。帕拉也能把我的两个孩子教育得如此出色吗？

　　“为你干杯！”帕拉说。

　　“为我们大家干杯！”我认真地说，突然感到非常幸福。

　　“为国际电影首映式干杯！”埃诺笑着说。

　　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为今天晚上所有感到幸福的人干杯！”

　　应该干杯，我今晚就很幸福。

　　我找到了一个大家庭，与此相比，国际电影首映式又显得多么可笑！它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桑雅·索娜可能没来……”我充满遗憾地说。

　　“不，她来了！”康拉特说，“她刚刚在一片欢呼声中下了轿车，是同威尔·格罗斯一起来的。她穿了一件黑色裘皮大衣，可大衣却使她显得臃肿肥胖，像只动物。她正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呢。”

　　我急忙喝了一口酒。我的脸上也许又出现了红晕，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令人激动的事时总是这样。我这个今天上午从拉罗发廊出来的倍受冷落的气愤的名演员一下子变成了双膝发抖的小弗兰西丝卡。要是我们现在碰面，该怎么办呢？

　　哎，要是有点清凉油使我冷静一下就好了！帕拉，快把你的手伸给我！

　　我不断地偷偷向对面的人群望去。

　　“你背对着入口就行了。他们一来，我就告诉你。”

　　帕拉，你可真好！

　　男人们在聊着天，我和帕拉、阿尔玛·玛蒂尔欣赏着墙上的照片。

　　“要是仔细看，还能认出两个孩子。”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他们以后会为他们的母亲感到骄傲的！”

　　我没有说“为他们的父亲感到骄傲”。

　　我不会再这样说了。

　　这期间，我继续偷偷地向人群中张望。威尔·格罗斯我是决不想再见到了，但还有几个人我却非常想见到。

　　我又高兴又害怕地期待着我的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维克托！

　　我从八张票中留了两张给了新女性出版社。

　　我给安妮格蕾特发了一个传真：“留了两张票，期待你们两位来参加电影首映式！”

　　我多么希望他们能来呀！

　　我还为自己留了一个小小的秘密：我把一份同样内容的传真发给了一位同事。他是一位儿童作家，住在西格河畔下布鲁赫布登豪森的一座房屋里。

　　今天，是我非常特殊的秘密纪念日。

　　是的，威尔·格罗斯，我知道，这是你的纪念日。

　　你邀请了五百位客人。

　　我只有十位客人，十位值得尊敬的客人。

　　这众多客人中的这几位都是为我而来的，这就足够了。

　　这时响起了铃声。

　　我们都放下杯子，走入电影首映式如痴如醉的人群中。

　　啊，他们穿的都是什么样的服装呀！

　　我穿的是一件橘红色的套装，简洁明快。这件橘红色衣服已经在众多摄像机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穿着它，我就能够直视我前夫的眼睛了。

　　“弗兰西丝卡，等一等！里约·鲁珀到了！”

　　“欢迎，欢迎！”我收住了脚步，差点同我后面的人撞个满怀。大厅里也太挤了！

　　“对不起！”

　　我身后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耳熟。

　　“玩冰块的女士身穿首映式服装也蛮好！”帕派说。

　　我高兴地咧嘴笑了起来。怎么说都行。看来传真机还是有用的，埃诺早就对这玩意儿赞不绝口了。

　　“莎比娜，这是弗兰卡·西丝，拿笔杆子的同行。弗兰卡·西丝，这是莎比娜，我妻子。”

　　“我们已在德克斯坦湖边见过一面。”我说。

　　“正好过去一年了，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我飞快地向帕派瞥了一眼。瞧你这张又熟悉又可爱的脸，怎么一挨着妻子就完全变样了呢？显得那么陌生与呆板。

　　“是呀，”他妻子说，“那时全都冻住了，冷得很。”她又冷得瑟瑟发抖，可能是联想到当时的情况引起的吧。

　　我也觉得有点冷。“对不起，希望电影能给你们带来乐趣！我们随后见，好吧？”

　　“这样的人值得认识！”帕派在我身后有点取笑地说。但莎比娜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推到大厅去了。

　　里约·鲁珀个头矮小，胡子拉碴，穿一件破旧油腻的皮夹克，抽着烟，靠在吧台旁边。他说，格罗斯先生没打算过一会儿请我到台上去。

　　“他就是这种人。”帕拉说。她也关心地跟过来了。

　　“把作者请到台上去是起码的要求！”埃诺愤愤不平地说。他同样也关心地跟了过来。

　　“埃诺！”我说，“别说这些了！”

　　我喜欢的部长麦泽向我走了过来。老远就可以看到他那在人群中晃动的脑袋。

　　“喂，阿克尔！”我喊道，并亲切地向他招手。

　　“弗兰卡！”大个子部长也喊道。他费力地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

　　“差点就来不了了。可我一定要来……”

　　他吻了吻我的手，然后又吻了帕拉和阿尔玛·玛蒂尔的手。

　　我这位女明星沉浸在幸福之中。“部长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和朋友……”

　　“对不起，打断一下，”埃诺低声在我耳边说，“那人叫你到台上去呢。”

　　“不去，”我说，“得由威尔·格罗斯亲自请我上台才行，这才在情理之中，这场闹剧才会有好的收场。”

　　“可是威尔不想请你。”阿尔玛·玛蒂尔说，“这个笨家伙！唉，你们这些孩子呀，要互相忍让一下才好！”

　　“一定得由他请我上台才行。”我说，“鲁珀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鲁珀先生笑了笑。“得由他请您。”他眨巴了一下眼睛，然后就走开了。反正他已经拟好明天要发表文章的标题了。

　　这标题是：“气愤的女作者未被幸灾乐祸的导演叫到台上”。

　　或者是：“幸灾乐祸的女作者被导演气愤地叫到了台上”。

　　我认为两个标题都好。

　　都有很好的轰动效应。

　　我们是最后走进电影院的。

　　整个第八排座位都是为我们保留的。

　　桑雅靠在前面的护栏旁，乐滋滋的像个小女孩，但又有些坐立不安。她把那件臃肿的裘皮大衣放在身旁的位子上。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能打扮齐整并赶到这儿来，对我们大家真是件好事！

　　“弗兰西丝卡！”她越过人群喊道，并拼命地挥动着胳膊。“你来真是太好了！”

　　“我也这么认为！”我也激动地叫道，“你来了真是太棒了！你看起来非常迷人！”

　　她旁边坐着威尔·格罗斯，他显得不怎么高兴。

　　我用目光悄悄地去搜寻一位咖啡色皮肤的美人儿，但只有她一人在。也许她就要分娩了？

　　我继续向桑雅挥着手。这个桑雅，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家伙！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她！

　　威尔·格罗斯对我们这种夸张的问候没用正眼看一下。他厌恶这种夸张的场面，一切应该非常自然才好。

　　我们大家都入了座。

　　坐在我旁边的是埃诺。

　　他抓起我的手，放到他的怀里。

　　我激动不已，不断地去抓已经疲软了的爆米花吃。帕拉、阿尔玛·玛蒂尔和两位英俊的男士坐在里面的位子上。

　　过道右边的两个位子还没人就坐。

　　灯光熄灭了，幕布徐徐升起。

　　响起了背景音乐。紧接着，几行金光闪闪的大字占满了整个银幕：

　　XYZ电影发行公司放映

　　独身幸福

　　导演：威尔·格罗斯

　　紧接着出现了领衔主演的名字，同样也很大，占满了整个银幕。桑雅有权感到生气，因为银幕宠儿乌多·库迪那的名字放到了她的前面。他不就是个银幕宠儿嘛！其实，桑雅的电影要比他多得多！

　　乌多·库迪那和女友瓦内莎·什瑞克同样也坐在前面的位子上。我们今天也没有互相攀谈。为什么要和他谈话呢？哈约·海尔曼因为感冒没有到场。连性格演员海因茨·吕尔塞尔也没有来，阿尔玛·玛蒂尔可是他的疯狂的崇拜者呢！

　　现在，银幕上出现了一长串名字。我们这些坐在第八排座位上的人都紧张地期待着编剧的字幕。

　　但这几个字出现得非常靠后。令我惊讶的是，写的却是这样：

　　编剧：弗兰西丝卡·格罗斯克特尔

　　威尔·格罗斯

　　我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首先是我的姓不对头，其次是我的名字写得要比那位自以为是的小人小得多。

　　但除了我和埃诺以外，没人注意到这种不道德的小动作。

　　埃诺在合同上也让写了保证，我的署名应排第一位。

　　但字体的大小、用什么署名这些细节可没写进合同。

　　连老于世故的埃诺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掉价的小动作。这次可着实给我们上了一课。

　　我轻松地靠在电影院的座椅上，把这部精彩而又轻松的德国喜剧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真是其乐无穷。全场都充满了观众开心的大笑声和不绝于耳的喝彩声！

　　刚放到舞蹈课这出戏时，影院的侧门开了。维克托同安妮格蕾特轻轻走了进来。这下我的幸福可就圆满了！

　　安妮格蕾特手拿一大束白玫瑰。她立即小声地以整个出版社的名义赠送给了我。

　　维克托和我互相握了握手。

　　然后我们一起欣赏电影。

　　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

　　我们几乎都要哭了。

　　令埃诺掉泪的地方当然与维克托的不一样。当电影放到那超级杜比立体声音响没有得到最佳效果时，他几乎要掉下眼泪。

　　令维克托泪眼欲滴的地方是当两位恋人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从背景中传来无名歌手演唱《谢谢你》的时候。

　　阿尔玛·玛蒂尔和帕拉也哭了，因为两个孩子的镜头被剪掉了。

　　但是笑的地方大家却一样。

　　你看，乌多·库迪那睡觉醒来时那睁眼的动作，这是整部电影中最逗的镜头。这家伙演得惟妙惟肖！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睁开眼睛……一片大笑声！

　　威尔·格罗斯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德国人的幽默感有一种特别的敏锐，我以前就对他的这一点特别敬佩。

　　对桑雅·索娜和乌多·库迪那最后结婚这出戏，我觉得有点不合逻辑，并且违背了以前达成的协议。

　　在科隆大教堂举行的隆重婚礼构成了电影《独身幸福》的高潮，同时也是电影的一种艺术表现。

　　从这一点上说，电影的名称与内容不符。

　　哎，一定得有这样的结局吗？

　　我书里的结尾可是大不一样的！

　　桑雅事先就已经提醒过我了！

　　对电影剧本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改动，对一些场景顺序的安排也要有所调整。

　　我不用去管剧本的改编了，制片在给埃诺的一封信中也这样写道。他说，观众非常喜欢喜剧结尾。这种喜剧结尾就是一场隆重的婚礼以及所有与婚礼有关的仪式和场面。是的，与婚礼有关的场面确实几乎都有了。

　　但傧相和她孩子的几组镜头却在后来被剪掉了。

　　但总而言之，这的确是一部逗人的并且给观众带来乐趣的好电影！我的大家庭也这样认为！

　　随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参加首映式的宾客都在耐心等待电影的片尾字幕。

　　每个参加拍摄的人都被打进了片尾字幕，因为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一环。很清楚，每个人都为电影作出了自己微薄的贡献。

　　我们拼命地鼓掌，把手都拍痛了。

　　我们紧张地辨认着那一串串的名字。它们按贡献的大小，一行行地从我们眼前晃过：

　　制片厂司机甲，制片厂司机乙，制片厂司机丙……电话员，灯光师，电缆工，衣帽间女工甲、乙、丙……

　　所有该上字幕的都上了。

　　我的天，这么多呀！

　　没有这些人电影就决不会成功，决不会的！

　　这真是一个完整的摄制机构！

　　然后又出现的字幕是：发行公司对杜塞尔多夫市施温贝恩舞蹈学校的友好支持表示感谢。塔能布施园林处为公园设施喷水，杜塞尔多夫市水电厂提供了停货场用于存放拦挡设备。发行公司对此一一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所有自愿走其他人行道的行人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在电影最后——这期间银幕已在徐徐落下——在银幕最下面的边缘上出现了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幕：

　　根据新女性出版社出版的弗兰卡·西丝的同名小说改编。

　　“你的名字排在第一百五十八位！”埃诺气愤地喊道。这时，幕布已完全落下。他又喊道：“可你是整个故事的创作者！”

　　“算了，也就这样吧。”我回答说。

　　这时，电影明星们已被请到了台上。

　　你看，他们个个都那么激动！肩扛摄像机和手提电缆的新闻记者跑到他们前面争相拍照和摄像。

　　威尔·格罗斯敏捷地跳上了舞台，谦虚地向四周频频鞠躬以示谢意。

　　我们大家都热烈鼓掌。

　　威尔，要是电影一炮打响就好了！我祝你成功！我心里想。然后你就可以买下特劳琴姑妈的别墅，再雇个保姆照顾你那咖啡色皮肤的双胞胎了！等着吧，如果紧张状态过去，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两家还要在同一个沙坑里玩呢！

　　为了避免里约·鲁珀写文章带来麻烦，所有该到舞台上就座的人都被请到了台上。

　　遗憾的是，发行公司大腹便便的负责人由于舞台过挤不慎掉了下来。幸运的是没有摔出什么毛病，却引起一阵混乱。

　　当部长、流行歌手和电影作曲家都来到舞台上以后，威尔·格罗斯才开始履行他最后的义务，尽管这义务对他来说并不舒服。

　　“噢，我差点忘了，还有那么一本书，我的电影就是根据它改编的。”他说，埃诺捅了一下我的背，喊道：“快上去！现在轮到你了！”

　　阿尔玛·玛蒂尔和帕拉拼命鼓掌。导演亲切的开场白还没有说完，就被淹没在她们的掌声和喝彩声中。

　　我昂首挺胸地走上舞台，从所有为把我的故事拍成电影做出贡献的人身边挤过去，握了握威尔·格罗斯的手。

　　摄像机拼命拍摄，我们都成了名人了。

　　我掠过一张张脸庞，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寻找着我的那些朋友。

　　我看到他们了。

　　埃诺和阿尔玛·玛蒂尔、帕拉和她的丈夫和儿子、维克托和安妮格蕾特、帕派和他的莎比娜，他们都在向我微笑，给我鼓励。

　　他们都是为我而来的，都知道我现在的心情。

　　“我还有几句话一定要说。”桑雅冲着掌声大声喊着，并挤到了麦克风前。

　　好，她终于要讲几句了。我想，现在正是该讲的时候。

　　可她根本没这个必要，她是一个机灵的人。

　　终于要讲话了，时机正合适。我轻松愉快地向她望去。我听到她在说……

　　“我在这儿衷心地向我的母亲和弟弟问好……”

　　她还要说什么？大家翘首以待。

　　“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她环顾了一下四周，似乎在要求大家鼓掌似的。“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和嘈杂声。我的膝盖都变软了。

　　“我怀的是双胞胎！”她大声喊道，剩下的话就被淹没在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中了。

　　她走到威尔身边，抓起他的手，把它高高擎过头顶。那动作就像是拳击赛后裁判向大家宣布获胜者似的。

　　我把交通部长送给我的鲜花紧紧地抱在怀里。

　　原来是桑雅·索娜与威尔·格罗斯他们俩呀！

　　她不久就要叫桑雅·索娜·格罗斯了。

　　在一片喝彩声中，里约·鲁珀跃上舞台，这消息自然是他明天上报文章的绝妙大标题了。桑雅·索娜下一部要拍的电影是什么？他问道。

　　大厅里激动的声音一下子沉寂下来。

　　“我与我最亲爱的先生马上就要结婚了！”桑雅·索娜向她的影迷们透露说，“而且就在科隆大教堂举行婚礼！幸运的是，他正好在电影首映式前离了婚。”

　　又是一片掌声，特别是我鼓得最响。

　　“三个月后，我们将一起去俄罗斯拍片。”桑雅·索娜又透露说，“我虽然不能作为演员参加拍摄，但威尔·格罗斯想把在西伯利亚特快列车上孩子出生的镜头拍摄下来！”

　　这点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

　　又是一片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我也在鼓掌。

　　这时，里约·鲁珀向我走来。

　　“您的计划是什么？您是电影导演离异的妻子，等这一片热闹场面过后，您就要销声匿迹了！您要回到家庭和炉灶旁吗？”

　　“对您这样直接的提问，鲁珀先生，”我答道，为自己的声音在大厅里的回音感到奇怪，“我的回答是‘是！我要回家。’可是，在那里我要再写出一本新的小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素材！”

　　全场再次欢声雷动。

　　我从鲁珀先生的手里拿过话筒，对着观众大声喊道：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你们是我生活的素材！而生活能让我写出最好的故事！”

　　说完，我跳下舞台，跑进了第八排。

　　我的朋友呆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们是我热爱的人。

　　要走进第八排，我属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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