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午后》
目录：
阿根廷蚂蚁
父与子
糕点店的盗窃案
贝维拉河谷的粮荒
牲畜林
迷人的花园
亚当，午后
出版社：Collins（英国）
第一版时间：1957年。
英语译者：Archibald Colquhoun，Peggy Wright。
说明：这本书是卡尔维诺第二本译成英语的小说集，除了一篇《阿根廷蚂蚁》选自1952年的“Botteghe Oscare X”以外，其他短篇都包括在1949年Einaudi出版的“Ultimo Viene il Corvo”（最后飞来的是乌鸦）。小说集的内容主要是二战期间及战后的普通意大利人的生活，以及战争故事，和他的上一部小说《通往蜘蛛巢的小路》之间有延续性。在写作手法上，仍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在其中已经充分表现出卡尔维诺后来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灵巧紧凑的结构，富有趣味的情节，简洁生动的语言。
阿根廷蚂蚁
[意]卡尔维诺
我们搬来住时，对这里的蚂蚁一无所知，满以为往后会过得挺惬意。天宇碧净，草木翠绿，景色宜人，对心事重重的我和我的妻子来说，也许宜人得有点过分。我们怎么能想到这个地方蚂蚁成灾呢?其实，仔细想想，奥古斯托叔叔有一次似乎对我们提起过：“你们在那里，一定会发现蚂蚁的……那里的蚂蚁，嘿，跟这里的可不一样……”不过，他或许是在谈到别的事情时顺口说的，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也有可能是我们正在闲聊时突然爬来了蚂蚁，我脱口说了声“蚂蚁”，引出了他的话。我们看到的大概是只离群的蚂蚁，又肥又大(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家的蚂蚁确实又肥又大)。不管怎么说，奥古斯托叔叔讲的那几句话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地方的赞誉。他对我们说，由于某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在这里谋生比较容易；还有可能发家致富，虽然并非十拿九稳。这不单是他——奥古斯托叔叔——的看法，在此地安家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傍晚，我们就已隐约猜出，为什么叔叔会在这里生活得这么愉快。我们看见，人们用毕晚餐，便披着明亮的霞光，沿着通往乡村的街道，心旷神怡地漫步。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些人悠闲自得地坐在桥头纵目遐想。我们找到了叔叔常去光顾的那家酒馆后，心里就更明白了。酒馆后面与菜园毗邻。几个和他一样身材矮小、年事已高的男人在店里海阔天空，信口开河，自称是他的挚友。我相信这些人跟他相仿，也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度日。其中的一个自称是钟表匠：准是吹牛。我们听见他们用一个绰号称呼奥古斯托叔叔，大家来回说着这个绰号，还加上一些评语。柜台后面站着一位芳龄早过、体态丰满、身穿绣花白衬衫的女人。我们见她冷笑了一下。我和妻子觉得，这一切是奥古斯托叔叔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有一个外号，听凭别人跟自己打趣；晚上到桥头稍坐片刻后，到酒馆里去看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走出厨房、走进菜园；第二天到任何一爿点心店里去卸几个钟头货。他离不开这一切。我们终于明白了，他在我们老家逗留的那些日子里，为什么一直惦念着这个城镇。
如果我是个没有任何牵挂的小伙子，或者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业已安排停当，那么这一切也会使我心满意足的。然而，我们当时情况欠佳：孩子久病初愈，我的工作尚无着落，上面那些使奥古斯托叔叔满意的事情我根本无暇顾及。相反，面对这一切，我们更觉伤悲：在这个似乎人人称心如意的城镇里，我们显得格外不幸。几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使我们伤透脑筋，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不过我们对这里的蚁害仍旧一无所知。毛罗太太指着她租给我们的住房，一遍又一遍地喇咐，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至今还记得，为了煤气表的事，她向我们唠叨了半天。我们只好洗耳恭听。”是的，毛罗太太……我们一定当心，毛罗太太……不会弄坏的，毛罗太太……”我们只顾听她絮叨，以至没有特别在意——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她的眼睛忽然紧紧盯着墙上，好似在看布告。稍后，她伸出手，用指尖在墙上掐了一下，随即使劲甩手，仿佛指头上沾着污水、沙子或灰尘。我们深信是蚂蚁爬上了她的手指，虽然她自己没说。屋里有几只蚂蚁，就像每所房子都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很自然的；可我和妻子总觉得她想瞒着我们，唠叨也好，嘱咐也好，都是为了突出别的方面，掩盖这件事实。
毛罗太太走后，我把床垫搬进屋里。妻子一个人搬不动床头柜，把我喊过去帮忙。她走进厨房，跪在地上，开始擦地板。我对她说：“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明天再说吧。现在我们大致收拾一下卧室，准备睡觉。”孩子困得直哭，先得把摇篮拾掇好，让他睡下。我们把长摇篮带来了：在我们老家，孩子一般睡在这种摇篮里。屋里有个放摇篮的好地方：一个周围不潮、离地不高、孩子摔下来也不碍事的小土台。我们把塞满摇篮的内衣统统拿出来，把摇篮放在小土台上。孩子一放进去就睡着了。我和妻子开始打量这间屋子：四堵墙壁，一个天花板，中间有道隔墙，屋子被分成两半。“对，对，刷成白色，一定刷成白色。”我瞟了一眼天花板，回答妻子道。我拐起胳膊肘，推操着她来到门外。她想去看看设在左面那个棚子里的厕所，但我却打算和她一起到庭院里去散散步。新居的四周是庭院：两片荒芜的土地，原先大概是花坛或苗圃；中间横着一条阡陌，上面搭着铁架，以前大约攀缘着野葛、南瓜秧或葡萄藤，现在是光秃秃的。毛罗太太原先答应把这个庭院交给我们使用，种点蔬菜瓜果之类。她不想另收租金，因为这两块地已经荒弃多年了。但她今天对此事只字不提，我们也避而不谈，因为面前有许多更加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就这样，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到庭院里田了一趟，为的是熟悉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摸清情况。我生平第一次觉得，终于有可能过上安顿日子了。今后，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到庭院里来散散步，我们的心情将越来越愉快。这些是在我脑子里盘旋的念头，我没跟妻子讲。我渴望知道，她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我认为，我让她到庭院里来走走，已经获得预期效果：她此刻讲起话来温柔动听，稳重得当；我去挽着她的胳臂，也没有被她推开，尽管这种亲昵举动在目前并不合适，因为我们的生活尚未安排停当。
我们手挽手，一直走到庭院尽头，看见了篱墙那边的雷吉瑙多先生。他手里拿着喷雾器，正在房前房后忙个不停。我和他相识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当时我到这里来和毛罗太太洽谈租房事宜。我和妻子贴近篱墙向他问好，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绍。“晚上好，雷吉瑙多先生，”我说，“您还记得我吗?”“噢，当然记得，”他说，“晚上好!这么说来，您成了我们的邻居了?”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穿着睡衣，戴着草帽，架着一副大眼镜。
“哦，我们是邻居，嗯，邻居之间嘛……”我妻子嫣然一笑，说了几句客套话。我很久没听她用这种细声柔气的语调讲话了；但我并不觉得不愉快，相反，因为自己用不着听她发牢骚而颇感高兴。
“克劳迪娅!”我们的邻居喊道，“过来，这是劳莱利别墅中的新住户厂我感到很蹊跷，因为以前从未听人用这个名字称呼我们的新居(后来才知道，这座房子的最早的主人是劳莱利)。雷吉瑙多太太应声从屋里出来，她又高又胖，一面往外走，一面撩起围裙擦手。他们两人对我们很热情，很客气。
“雷吉瑙多先生，您提着喷雾器干什么?”我们问道。
“嘿，蚂蚁……这些蚂蚁……”他边说边笑，仿佛不把蚂蚁当回事。
“晤，蚂蚁?”我妻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她的语调又像往常那样客气，然而冷漠了。在陌生人面前，她总是装出一副专心听他们讲话的样子，并且时时用这种若即若离的口吻插上一两句话。不过她从来没用这种声调对我讲话，即使我们初次见面时，她也没用这种口气。
我们彬彬有礼地和邻居告别。周围虽然有热情友好的邻居，但我们没时间和他们侃侃交谈，我们无暇充分享受这种乐趣。
回到屋里后，我们打算马上睡觉。“你听见了吗?”妻子问。我聚精会神地听了一阵，是雷吉瑙多的喷雾器在嘶嘶地响。妻子走到洗碗池边，想接杯水。“给我也接一杯。”我边说边脱衬衫。“哎哟!”她嚷道，“快来!”她在自来水龙头上发现了蚂蚁。一队蚂蚁正顺着墙壁往下爬。
我们打开灯。两间屋子共用一盏灯。一列密匝匝的蚂蚁队伍在墙上爬动。它们来自门框方向，但蚁巢在何处，却无从得知。蚂蚁现在已经爬到我们手上了。我们张开手掌，凑到眼前，仔细观察它们的模样；同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以免它们顺着胳膊往上爬。这种蚂蚁体型很小，几乎无法捉住。它们一刻不停地爬动着，好像跟我们一样浑身奇痒，不动不行。我突然想起了它们的名称：阿根廷蚂蚁；是的，它们被人叫做阿根廷蚂蚁。以前我曾听说过这个城镇里有阿根廷蚂蚁，这是肯定的；但只有现在才明白，这个名称和一种什么感觉联系在一起：一种难以忍受的、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消除的痒感。使劲挥动胳臂也好，拼命搓手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因为总会有几只蚂蚁顺着上胳膊或袖管，悄悄爬到我们身上来的。这种蚂蚁被掐死后，像一粒粒黑色的小细沙似的往下掉，但它们那股刺鼻的蚁酸味却久久地留在我们的指头上。
“这是阿根廷蚂蚁，你知道吗……”我告诉妻子，“是从美洲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操起老师教学生的腔调，但没说几句便已后悔莫及，因为她最不能容忍我用这种口气对她讲话。她大概很清楚，我只有心里没把握时才用这种语调说话，因此每逢这种时候，她总要抢白我几句。
可是这回她仿佛没听见，全神贯注于用手掌拍打墙上的那队蚂蚁，试图拍死或驱散它们。结果是，一些蚂蚁爬到她手上，其他蚂蚁四散奔跑，满墙皆是。她匆忙拧开水龙头，一面冲手一面往墙上泼水。墙面虽已泼湿，蚂蚁却继续在上面爬动。她手上的蚂蚁也没冲掉。
“你看，屋里有这么多蚂蚁!你看，”她反复说道。“屋里一直有蚂蚁，只不过我们现在刚发现罢了！”仿佛蚂蚁早被发现的话，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似的。
我劝道：“唉，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蚂蚁嘛!现在我们睡吧，明天再想法子！”我又加了一句：“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阿根廷蚂蚁嘛!”我这回用了当地人称呼它们的准确名字，旨在说明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实，不必大惊小怪。
我妻子刚才在庭院里溜达时脸上出现的轻松表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像通常那样，脸拉得老长，对一切都抱着戒心。在新居中过的第一夜不像我盼望的那么美好，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并未给我们带来愉快和欣慰；相反，我们陷入了新的、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不就是几只蚂蚁嘛!”我还在想着。我记得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其实对我来说，或许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疲乏战胜了愤激，我们酣然入睡。半夜，孩子从梦中哭醒。我和妻子在床上没有动弹，以为他哭几声就会重新睡着的。然而并非如此，我们的指望落了空。我和妻子彼此问对方：“他怎么啦?怎么啦?”奇怪，他病愈后，夜里从来没哭过。
“蚂蚁爬到他身上了!”妻子嚷了一句，匆匆起了床，走到摇篮跟前。我也下床去帮忙。我们把摇篮里的东西统统拿了出来，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把他抱到那盏两个房间共用的小电灯下面，勉强睁开睡意尚浓的眼睛，在他那小小的躯体上寻找蚂蚁。一丝凉风透过门缝，吹进屋里。妻子指出：“他会着凉的。”我们在他身上找蚂蚁，发现他全身皮肤通红，还有一道道搔痕，不免心疼起来。一列蚂蚁正在小土台上爬动。我们认真翻看了摇篮里的每一块垫布，直到所有蚂蚁都被捉尽为止。我们面面相觑：“现在让他睡哪里好?”床上躺两人已嫌太挤，他如果睡到床上来，我们一翻身会把他压死的。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小衣柜，那里还没有蚂蚁。我把衣柜推离墙跟，打开一个抽屉，整理了一番，给孩子当摇篮。他刚躺到里面就呼呼入睡了。我们也该重新上床休息了，困倦会使我们马上进入梦乡的。但妻子还要去看看我们带来的食品。
“快来!到这边来!我的上帝!全是蚂蚁!一片黑!你来帮帮忙厂有什么用呢?我拥着她的肩膀说：“睡觉去吧，明天再想法子，现在看不清楚。明天好好整理一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保险的地方。上床吧！”
“可是吃的东西怎么办?全糟蹋掉了!”
“让它们去吧!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明天我们一定把蚂蚁窝捣毁，一定……”
我们终于上了床，但一直不能安心睡觉，老在想着这些到处乱爬的小动物。吃的东西也好，用的东西也好，里面一定全是蚂蚁；没准它们现在正沿着地板和小衣柜的腿，爬到了孩子身上……
雄鸡打鸣后，我们才合眼。没过多久，一阵奇痒使我们从梦中醒来。我们辗转反侧，不住搔痒，因为觉得床上有蚂蚁；也许是从地板上爬上来的，也许是刚才翻看摇篮里的垫布时爬到我们身上来的。因此，拂晓前的几个钟头我们也没得到休息。我们早早起了床，盘算着怎么办。这些令人头疼的、小得几乎肉眼不能察觉的敌人侵占了我们的新居，我们必须立即投入战斗。真叫人烦恼。
妻子觉得应该先去看看孩子是否被蚂蚁咬坏了(谢天谢地，看来他没挨咬)。她给他穿上衣服，喂他吃了点东西。她一面做着这些事，一面不停地挪动着双脚：新居中到处是蚂蚁，不这样不行。洗碗池里、盘子的边缘、孩子的围嘴和水果上都叮着蚂蚁。我知道，她看见这些情景后，竭力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准会惊叫起来。但她打开奶锅时，再也忍不住了：“一层黑！”牛奶上浮着一层蚂蚁，有的已溺毙，有的在游动。“不过，全浮在表面上，”我指出，“可以用勺子撤掉。”蚂蚁倒是撇净了，但我们觉得牛奶变了味，因此一口没喝。
我凝视着在墙上爬动的一列列蚂蚁，想搞清楚它们来自何处。妻子忍住满腹怨愤，开始梳头穿衣。“先把蚂蚁全弄干净，然后再摆家具厂她说。
“别着急，瞧着吧，总会有办法的。我到雷吉瑙多先生那里去一趟，他有药粉，我问他要一点，撒在蚂蚁洞口。我已经发现洞口了，屋里的蚂蚁很快就会绝迹。不过我得过一会去，因为现在去可能会打扰雷吉瑙多夫妇的。”
妻子平静了点，但我仍旧忐忑不安：我扬言已经发现洞口，其实只是为了安慰她。我越是仔细观察，发现的蚂蚁就越多；它们从各个方向而来，往各个方向而去。我们的新居看起来像骰子一样光洁严实，但墙壁仿佛是疏松的，上面似乎有无数道大大小小的裂隙。
我信步走到门口，望着洒满阳光的树木，心情才觉得轻松了点。脚下是萋萋芳草，虽然沾满泥土，不甚干净，但也令人赏心悦目。我顿时产生了干活的愿望：拭净沾污草叶的泥土，耕耘庭院中的荒地，撒上种子，栽植秧苗……“你老躺在摇篮里，身上会长霉的，”我对儿子说，“出来吧。”我把他从摇篮里抱出，走进“花园”。我不但自己把庭院称作“花园”，而且希望妻子也习惯这个叫法，便对她说：“我把孩子抱到花园里去玩一会儿。”接着补充道：“抱到我们的花园里。”我认为“我们的花园”这种说法更亲切，能使我们产生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孩子晒着太阳，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对他说：“这是长角豆，这是柿子树。”我把他高高擎起，一直碰到树枝。“现在爸爸教你怎么爬树。”
他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啦?你害怕?”我看见了蚂蚁，橡皮状的树干上爬满了蚂蚁。我马上把他放了下来。“哟，小蚂蚁真多……”我心神不定地对他说。我注视着顺着树干往下爬的一队队蚂蚁，发现这些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小动物爬到地上后，便在草丛中散开，朝四面八方而去。于是我想道：屋里的蚂蚁怎么能驱除干净呢?昨天我还觉得这个庭院很小，现在我用新的眼光看着它，又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些无以计数的蚂蚁，两者一对比，我便觉得这个庭院其实是硕大无比的。地面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一层蚂蚁，肯定是从地下的数千个蚁巢中钻出来的；肥沃的黏土和低矮的植物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粮。脚下倒是一块净土，乍一看，连蚂蚁的影子也没有，我不由得舒了口气；可是仔细一看，却发现一只小蚂蚁正朝着我的方向徐徐前进，接着又发现，它只是一支蚂蚁大军中的一员。这队蚂蚁扛着大过本身几倍的面包屑和其他食品，和别的蚁军频频相遇。有的地方蚁群聚集，似乎粘成了一团，有如伤口外面的结痂。我认为那里准有一块树脂或一个死昆虫。
我抱着孩子，回到妻子身边；我是跑着进屋的，因为觉得腿肚子上有蚂蚁在爬动。妻子说：“唉，孩子被你弄哭了。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我连忙解释，“他看见树上有几只蚂蚁，夜里的印象还没消除，大概身上又痒起来了。”
“唉，真烦人。”妻子叹了口气。她盯着在墙上爬动的一队蚂蚁，想用手指头把它们一个个掐死。我似乎又看见了门外那个硕大无比的庭院，我们仿佛站在庭院中部，陷入了几百万蚁军的重重包围。我不由自主地对她嚷道：“你想干什么?你疯了?这么干不会有用的!”
她气得直发抖：“可是奥古斯托叔叔……奥古斯托叔叔预先不打一点招呼!我们两个傻瓜，听了他的话!听信他这个骗子的话！”其实奥古斯托叔叔能对我们说些什么呢?他当时即使告诉我们这里蚂蚁很多，我们也决不会把“蚂蚁”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跟眼下这种狼狈处境联系在一起的。有一次他好像说过这里蚂蚁成灾，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就算确有此事吧，我们也只会联想到，这是一些具体的、可数的、有身躯、有重量的敌人。的确是这样，现在我回想起故乡的蚂蚁，马上便觉得它们是值得尊敬的小动物，像猫和兔子一样，可以任人抚弄，任人摆布。然而，我们在这里面临的敌人却像虚无缥缈的云雾和无孔不入的细沙，根本无法对付。
我们的邻居雷吉瑙多先生在厨房里，手拿漏斗，把一个瓶子里的液体倒进另一个瓶子。我远远喊了他一声，气喘吁吁地跑到他家厨房的落地长窗前。“嗅，我们的邻居！”雷吉瑙多高声说道，“请进，先生，请进!真对不起，我正在配药水。克劳迪娅，端把椅子来，给我们的邻居坐！”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到您家来……请原谅……是想麻烦您一
件事……是这么回事，我看见您有那种药粉，我们整夜……蚂蚁……”
“哈!哈!哈!蚂蚁广雷吉瑙多太太走进厨房，大笑道。她丈夫似乎迟疑了片刻——这是我的感觉——，然后用更大的嗓门，发出几声像他太太的回声似的大笑：“哈!哈!哈!你们那里也有蚂蚁!哈!哈!哈！”
我撇了撇，也装出个笑容。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可笑，但别无他法：家里有蚂蚁是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我才到这里来向他求助的。
“亲爱的邻居，谁家没有蚂蚁呢!”雷吉瑙多先生举起双臂大声指出。
“谁家没有呢，邻居先生，谁家没有呢!”他妻子两手在胸前交叉，紧接着说。她和丈夫一样，脸上一直笑容可掬。
“可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种灭蚁药，对不对?”我问道。我的声音发颤，他们大概会认为这是忍不住想笑的缘故，其实这是出于绝望，彻底的绝望。
“一种药!哈!哈!哈!”雷吉瑙多夫妇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只有一种药?不，我们有二十种药，一百种药!一种比一种好!哈!哈!哈！”
他们领我进了另一间屋子，屋里有几十个贴着五颜六色商标的纸盒和铁盒，放在家具上。
“您要扑氯氟思芳吗?要迷尔硼奈克吗?还是要锑奥勃氯弗利特?阿尔索潘有粉剂和乳剂两种，要哪种?”他们相继拿起唧筒喷雾器、毛刷和喷粉器，淡黄色的药粉和药水立刻像烟雾一样弥漫在空中，一股药房和农药店里特有的味道随即扑鼻而来。他们的笑声一直不断。
“真正有效的灭蚁药有吗?”我问。
他们的笑声戛然停止。“没有。这些药都没有起到作用。”他们回答说。
雷吉瑙多先生拍拍我的肩膀，他的太太打开了百叶窗，屋里顿时充满了阳光。嗣后，他们带我到这所房子的内部走了一圈。
他穿着背心和红条子睡裤，光秃秃的脑袋上戴了顶草帽，裤腰带在略微凸起的肚子上方系了个结。他太太身穿一件褪色连衣裙，胸褡的肩带不时露出，一头乱蓬蓬的淡黄鬈发下面露出一张通红的大脸庞。他们心境豁达，性格开朗，拉开了嗓门说个不停。这所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故事，他们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述，这位刚说了一半，那位便插了进来。他们又是比划，又是感叹，仿佛每件事都可演成一出闹剧。例如，他们说，某个地点曾经喷过千分之二的阿尔法纳克塞溶液，有两天时间蚂蚁绝了迹，可是第三天又出现了，于是只得把溶液浓度提高到千分之十。蚂蚁终于从那里消失了，但它们绕了个圈子，在屋梁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他们在另一处撒了不少克烈索旦粉，使这个地方和别处完全隔绝；可是大风一吹，药粉被刮得到处皆是，每天撒三公斤也不顶用。他们在楼梯上试验了一下佩特洛切德的药效，蚂蚁一沾上仿佛就送了命，其实只是陷入了昏睡状态。他们在一个屋角撒了杀蚁粉，蚂蚁照样若无其事地爬来爬去，翌日清晨倒在那里发现了一只被毒死的老鼠。他在一个地方洒了点肯定能赶走蚂蚁的契莫福思弗药水，但太太却在同一处撤上了伊塔尔马克药粉；结果药粉起了解毒作用，把药水的驱蚁效能中和得一千二净。
我们的这两位邻居把房子和花园当作人蚁对垒的战场，兴致勃勃地划出好几条不许蚁军越过的分界线。他们寻索蚂蚁的新进军路线，试用各种新研制出的药水和药粉，遏制蚁军的前进。每种药都能使他们回忆起一个插曲或一件趣事。因此，只要提起一个药名，例如阿尔杀砒特、灭尔克西吐，等等，他们就相互挤挤眼睛，说句双关话，乐呵呵地笑一阵。他们曾经做过许多灭蚁尝试，但所 有努力都付诸东流，因此现在已放弃了这种企图。他们只是满足于设法截断蚂蚁的某几条通路，迫使它们绕道，吓唬吓唬它们，防止它们大举入侵。他们每天用不同的药物划出新的迷宫一般的分界线，看样子是在做捉迷藏游戏，而蚂蚁便是必不可缺的游戏对手。
“真拿这些小动物没办法，毫无办法，”他们说，“除非你向上尉学习……”
“唉，我们花了许多钱，”他们接着说，“买了各种灭蚁剂……上尉的方法比较经济……可想而知……”
“当然，我们不能夸口说已经战胜了阿根廷蚂蚁，”他们指出，“但上尉也一样。您以为他的方法有效吗?我怀疑……”
“对不起，这位上尉是谁?”我问。
“勃劳尼上尉，您不认识他?唔，您昨天刚搬来!他是我们的近邻，就住在右边那栋白色的小别墅中……是个发明家……”他们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发明了一种消灭阿根廷蚂蚁的装置，……不．发明了许多灭蚁装置，并不断进行改良……您去找他一趟吧。”
体态丰满的雷吉瑙多夫妇领我走进他们那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花园。他们志得意满地翘首仰望蔚蓝色的天空，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小花园里到处是乌黑的药水留下的斑渍和道道，到处撤着黄绿色的药粉，到处堆着洒水壶、喷药器、盛满乌黑的药水的瓶瓶罐罐。这里还有几个未经修葺的小花坛，里面疏疏落落地长着几株玫瑰和其他花草，叶上和茎上都蒙着一层药粉。
我和他们做了这番交谈后，心情不觉轻松了很多。当然，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对蚁害只是一笑了之；但我认为也不能把区区几只蚂蚁看得过于严重，以至失去信心。
“嗯，蚂蚁，”我现在是这么想的，“蚂蚁没什么可怕的!有几个蚂蚁不会造成多大危害厂
我应该马上回到妻子跟前，取笑她一番：“你见了蚂蚁吓得魂不附体，天晓得你是怎么想的……”
我一边盘算着这样奚落她两句，一边捧着雷吉瑙多夫妇给我试用的、装在大大小小的纸盒和铁盒中的药粉，走进我家的庭院。药粉是按照我的意图挑选的，不包含对婴儿有害的成分，因为我的孩子不管见了什么都爱往嘴里塞。我看见妻子抱着他，眼泪汪汪地站在门口。她的腮帮已经凹陷了。我知道，她又发现了无数包围着我们的蚂蚁，又徒劳无益地搏斗了一番，又一次以投降告终。我想对她露个笑脸、奚落她几句的愿望一点也没有了。
“你总算回来了，”她冷淡地说，并没有对我大发雷霆，但这种语调使我更痛苦。“我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呃，我们现在可以试试这种药，”我劝慰她，“也可以试试这种，还有这种……”我把拿来的盒子一个个摆在门前的平台上，开始向她解释这些药物的用法。我只是三言两语地说了几句，因为我担心她会因此而产生过高的希望。我既不想使她产生幻想，也不想打破她的幻想。我的脑海中涌出了另一个念头：立刻去找那位勃劳尼上尉。
“你照我说的用药吧。我想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又要走?去哪里?”
“到另一个邻居家里去，他有一种灭蚁装置，我去看看。”
我三步并作两步，朝我家庭院的右侧跑去。庭院边上竖着一个金属制的藤架，上面缠生着藤萝。太阳此时隐藏在一块云朵后面。我刚走近藤架，那座白色的小别墅就投入了我的眼帘。别墅位于一个漂亮的小花园中，几个圆形花坛之间逶迤着一条条铺着灰色砾石的小径。这些花坛和公园里的一样，围着一圈漆成绿色的铸铁矮护栏，中间栽着一棵黑色的小树，不是橘树，便是柠檬树
万籁俱寂，地上铺满了凉爽的树荫，一丝风也没有。我产生了疑惑，正要离开时，蓦地瞥见一个脑袋从修剪得平平整整的篱墙后面冒出，上面戴着一顶皱巴巴的白帆布海滨遮阳帽，波浪形的帽沿压得低低的。帽沿下面是一副钢架眼镜和一个塌鼻子，再下面是一张微笑着的嘴和一排锃亮的钢制假牙。这是一个干瘪精瘦的男人，穿着毛衣和灯笼裤，脚踝很发达，跟常骑自行车的人相似。他穿着一双凉鞋，走到一棵橘树前，用怀疑的目光默默觑着树干，嘴角一直挂着那个僵硬的笑容。我走到篱墙前，踮起脚尖向他打招呼：“您好，上尉。”
那人猛地抬起头，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冰冷的目光。
“对不起，您是勃劳尼上尉吗?”我问。
那人点点头。
“您知道吗，我是您的新邻居，租住劳莱利别墅……想打扰您一会，因为我听说您有一个灭蚁装置……”
上尉举起一只手，勾了勾食指，让我到他跟前去。我纵身一跳，越过篱墙，来到他身边。上尉的这只手一直举着，另一只手向前平伸，指着他正在观察的那棵橘树。我看见树上缠着一小根铁丝，与树干成直角。铁丝的末端缚着一样东西，像是鱼肠；中间折成锐角状，角尖朝下，成V形；下方吊着一个小罐，像是肉汁罐头盒。树干和铁丝上蚂蚁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蚂蚁闻见鱼腥味后，”上尉说明道，“顺着铁丝往前爬。您看，它们来来去去，秩序井然，从未发生冲突。不过，这个v形角很危险。来自相反方向的两只蚂蚁在这里遇上后，就得停下来互相让路。下方的小罐里盛着煤油，强烈的油味把它们熏得晕晕乎乎的；因此，它们刚伸出腿往前爬，便会撞在一起，‘滴’、：滴’两声，掉进煤油中送命。”他刚说了两声“滴、滴”，两只蚂蚁便应声掉进罐里。“滴，滴，滴，滴，滴，滴。”上尉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他的唇边一直浮现着那个僵硬的微笑。他每说一声“滴”，便有一只蚂蚁往下掉。煤油有两指深，上面浮着厚厚一层黑蚂蚁。
“每分钟平均消灭四十只，”勃劳尼上尉说，“每小时两千四百只。当然，煤油应该勤换，否则油里全是死蚂蚁，以后掉下去的就能活命了。”
这个罕见的小装置不断地消灭着蚂蚁。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许多蚂蚁衔着鱼肠，从这个危险点上安然通过；但总有一些蚂蚁到此停下，动动触角，掉进煤油罐。勃劳尼上尉戴着眼镜，凝视着蚂蚁的每一个微小动作；每掉下一只蚂蚁，他就情不自禁地颤栗一下，嘴角也会微微抖动起来。他常常忍不住伸出手去，调整一下铁丝的角度，晃晃罐里的煤油，把死蚂蚁捞出来扔在地上，或是碰碰铁丝，让更多的蚂蚁往下掉。不过，他大概认为最后这个举动是犯规行为，因此立即缩回手，并用一种准备为自己辩解的目光瞟着我。
“那种装置更完善。”他边说边领我走到另一棵树前。树干上也缠着一根中间折成v形的铁丝，但末端缚着的是一报猪鬃。蚂蚁以为能沿着猪鬃找到出路，但煤油的气味和猪鬃的晃动使它们头重脚轻，纷纷往下掉。上尉还给我看了许多别的用猪鬃或马鬃制成的灭蚁装置。譬如，树上绑根粗铁丝，末端系根细马鬃，蚂蚁在这个突然变化面前惊慌失措，失去平衡，掉进煤油罐。他甚至还设计了一个“陷阱”：一边是树干，一边是诱饵，当中是一根中间剪断的马鬃；蚂蚁爬到断处，自身的重量把鬃毛压弯，它就掉了下去这个静寂、美丽的花园中，每棵树、每根铁管和每条栏杆上都仔仔细细地拴上铁丝，下方再挂一小罐煤油。令人心悦神爽的玫瑰花和藤萝架只是这些灭蚁装置的遮掩物而已。
“阿格劳拉!”上尉走到别墅的一个小门口，朝屋里喊了一声。然后对我说：“现在我让您看看最近几天的灭蚁成果。”
一个又高又瘦、面色苍白的女人从小门中走了出来，她的眼神机警而略带恐惧，裹在头上的那条头巾在前额上打了个结。“把那几个口袋拿出来，给我们的邻居看看。”勃劳尼说。从他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她不是用人，而是上尉太太。我朝她点点头，支吾了—句，算是问候。她没有回答我，而是立即回到屋内，拽出一个沉甸甸的口袋，来到我面前。她胳膊上的静脉根根绷起，这表明她费了很大劲；她要比外表看上去有力气得多。透过半开半闭的门扉，可以看到屋里有一堆这样的口袋。上尉太太一声不吭，又回到屋内。
上尉解开口袋，里面像是装着泥土或化肥。他伸进一条胳臂，抓出，把咖啡粉似的东西，然后摊开手掌，让它慢慢漏到另一只手中。全是死蚂蚁，像细沙子一样的黑红色的死蚂蚁。这些蚂蚁缩成一团，头足难分，发出一股股刺鼻的酸味。装满了死蚂蚁的口袋在屋里垒得像金字塔一样，大约有几百公斤重。
“真惊人……”我指出，“照这样下去，准能使蚂蚁绝种……”
“不行，”上尉四平八稳地说，“这些是工蚁，光消灭它们不管用。蚁巢遍地皆是，每个蚁巢里都有一只蚁王，它能繁殖出几百万只小蚂蚁。”
“那该怎么办?”
我走到他太太拽出的那个口袋跟前。他坐在下方的台阶上，仰着头向我解释。那顶皱巴巴的白帆布帽遮住了他的整个额头和那副钢架眼镜的上半部分。
“应该让蚁王挨饿。工蚁负责给蚁王觅食，它们的数目大大减少后，蚁王便会饿肚皮。到那时，我向您保证，哪怕外面再热，蚁王也会拖着肥胖的身躯，自己出来找吃的……到了那一天，它们被灭绝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他草草束好口袋，站了起来。我也直起了腰身。
“但有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它们赶走，”他朝雷吉瑙多的别墅瞥了一眼，嗤笑了一下，露出一嘴钢制的假牙。“还有人想把它们喂得肥肥的……那也是一种办法，知道吗?”
我不理解最后这句话的意思。
“谁?”我问道。“为什么要喂肥它们?”
“那个蚂蚁人没到您家去过吗?”
他指的是谁?“我不知道，”我回答说，“大概没来吧……”
“会到您家去的，等着吧。每逢星期四他就挨家逐户转一圈。 所以，如果今天上午没上您家，下午肯定会去的。他要给蚂蚁喂补药。哈!哈!”
为了迎合他，我也抿嘴笑了一下。但我只想向他求救，没有精力再去琢磨别人的灭蚁妙法了。因此我说：“我认为您的方法最好，别的方法不可能比您的好……您觉得我们家可以试试您的灭蚁装置吗?”
“您得告诉我，您喜欢哪一种装置。”话音未落，勃劳尼便又把我带进花园，给我看了他发明的另外几件我还没见过的装置。弄死蚂蚁理应是易如反掌的，他却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设计出这么多装置，简直令人难以想像。我总算渐渐悟出了所以然：灭蚁并不简单，方法要恰当，还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想到这里，我泄了气，因为我觉得勃劳尼上尉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惊人毅力是任何人也无法具有的。
“对我们来说，也许简单点的装置更为合适。”我说。
勃劳尼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知是表示赞许，还是认为我的要求实在太低。
“我考虑一下，”他告诉我，“先给您设计一张草图。”
我道了谢，向他告辞，重新跃过篱墙，回到自家的庭院。我居然没听见双脚落地时踩着砾石发出的声音，真像是在梦中。我的家!虽然蚂蚁成灾，但我却第一次觉得它真是我的家了!我走进家门，不由自主地说道：终于回家了。
孩子误食了灭蚁粉，妻子正在发愁。
“别担心，对人体无害！”我赶紧安慰她。
虽然无害，但毕竟不是可以往肚里吞的食品。孩子疼得大叫大嚷。应该给他服催吐剂。他在我妻子刚打扫干净的厨房里吐了一地，成群的蚂蚁立刻接踵而至。我们把地擦净，哄住孩子不哭把他放进摇篮，四周撒了厚厚一层灭蚁粉，外面还支了顶蚊帐，边角扎得结结实实。这样，他醒来后就不会爬出摇篮，乱吃东西了。
妻子买了一篮食品回家，蚂蚁立即前来侵袭，令人猝不及防。我们把每样食品，包括油渍沙丁鱼和干酪，都冲洗了一遍，把叮在上面的蚂蚁一只只捉掉。接下来，我帮妻子做烧菜的准备工作：劈柴，把经济灶架在壁炉上，生火。她在洗菜。我们不能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隔不了一分钟就会蹦起来：“哎哟，咬了我一口!”我们不停地搔痒，捉蚂蚁，或者拧开自来水龙头冲掉胳膊或腿上的蚂蚁。饭做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吃：在屋里吧，会招来更多的蚂蚁；端到门外吧，蚂蚁会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只好站着用餐，一面吃，一面来回走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到处是蚂蚁：大概是菜里混着蚂蚁的缘故，加上我们的双手还不断地发出蚁酸味。
饭后，我叼着香烟，走进庭院。丁零当啷的餐具碰撞声从雷吉瑙多家的方向传来。我走到篱墙前，发现他们在室外用餐，地上支了个大遮阳伞，伞下摆着一张桌子。他们穿着笔挺的衣服，带着怡然自得的表情，脖子上系着方格餐巾，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奶油布丁，呷着白葡萄酒。我祝他们胃口好，他们请我过去尝尝。我发现他们那张餐桌周围摆满了袋装的或桶装的驱蚁剂，每件物品上都蒙着一层黄白色的粉末或涂着几道沥青状的东西。一阵阵难闻的药味刺激着我的鼻膜。于是我说，十分感谢，但我没有胃口。这是事实。雷吉瑙多的收音机播着音乐，音量拧得很小；他们一面尖着嗓子哼曲子，一面做出互相祝酒的样子。
我是登在篱墙边的梯子上跟他们讲话的。站在同一把梯子上也能看见勃劳尼家的花园的一角。上尉大概已经用餐完毕，正端着一杯咖啡，边走边喝着从屋里出来。咖啡杯放在一个托盘上。他的眼睛东张西望，大概在检查那些装置是否功能正常，是否在持续不断地消灭蚂蚁。我发现有两棵树中间挂着一个白色的吊床。我知道床上肯定躺着那个形销骨立、令人反感的阿格劳拉女士，但我只能看见她的手腕以下部位。她手拿蒲扇，来回扇个不停。吊床的绳索上拴着几个奇怪的圆环，大概是某种防蚁器械；也许吊床本身便是一个诱杀蚂蚁的圈套，上尉太太便是诱饵。
我不想把我拜访过勃劳尼的事告诉雷吉瑙多夫妇，因为我料到他们会以鄙夷不屑和冷嘲热讽的口吻发表一番评论的。邻里关系历来如此。所以，我特意转过头，朝位于高处的毛罗太太的花园遥望了一眼：她的别墅筑在山巅，屋顶安着一个随风转动的鸡形木制风标。
“不知道山上的毛罗太太家里是不是也有蚂蚁……”我说。
可以看得出来，雷吉瑙多夫妇在吃饭时能够克制自己的幸灾乐祸心情，因为他们听了我的话后只是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几句：“嘿，嘿，嘿……她家当然也有蚂蚁……嘿，嘿，嘿……她家也有……肯定有……当然有……”
我妻子叫我回家。她想在桌子上铺个床垫，躺下睡一会。我们的床直接和地面接触，无法防止蚂蚁爬上来。桌子嘛，只要四条腿周围撒上药粉，蚂蚁一时半时就上不来。她躺下休息，我又出了门，借口说是托人找工作，实际上只是想到外面走走，换换脑子。
我觉得路上的所有地方都和昨天的所见迥然不同了：每个菜园里都是蚂蚁成群，每家墙壁上都爬着一队队蚂蚁，它们边爬边朝一切甜的或含有脂肪的食物伸出触角。我的目光专注，我发现一个男人在门外拍打他的各种杂物，因为里面爬进了蚂蚁；一位老太太手拿唧筒，在喷驱蚁药水。我还看见，一列蚂蚁满不在乎地在一个盛着毒饵的小碟的盘沿爬过；当然，这只有眯起眼睛才能看清。
然而，这却是符合奥古斯托叔叔的理想的城镇。蚂蚁纵然不少，但能把他怎么样?他时而为这个老板卸货，时而为另一个老板卸货；白天在酒馆里吃饭；晚上哪里热闹，哪里有手风琴声，就上哪里；夜里哪里空气新鲜，哪里地面柔软，就在哪里睡觉。
我一边踽踽而行，一边想像着自己就是奥古斯托叔叔。我应该像他那样，每天下午沿着这些道路踯躅。当然，要成为奥古斯托叔叔那样，首先应该具有他的生理特征：身材矮小，体型粗短；胳膊如同猿臂，老是莫名其妙地张着，或是在半空挥动；腿很短，当他回头打量女人时，常常迈错脚步；嗓音尖细，脾气一上来，便用外地口音操着当地方言破口大骂。在他身上，肉体和灵魂是统一的。我有很多操心事，苦于不能解决，真希望能和奥古斯托叔叔一起，到处走走，活动活动。当然，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假设自己已经变成了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么对自己说：“喂，到干草堆上去睡觉吧!喂，到酒馆里去美餐一顿炒猪血，畅饮几杯葡萄酒吧!”看见猫后，我应该像叔叔那样，先摸摸它，然后大喝一声“嗬！”，把它吓跑。碰到女用人时，我应该对她说一句：“嗳，嗳，小姐，需要我帮忙吗?”可是，像奥古斯托叔叔那样为人处世很不容易。我越发现他在这里过得很自在，心里就越明白，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受不了折磨着我的这些操心事：需要安家，找工作，孩子有病，妻子脸上没笑容，床上和厨房里全是蚂蚁。
我走进头天我和妻子到过的那家酒馆，向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问道：昨天和我讲过话的那些人来了没有。店里很凉快，空气新鲜，也许不是滋生蚂蚁的场所。我听从她的建议，坐下等那帮人。我用毫不在乎的口气问她：“你们这里没有蚂蚁吧?”
她用抹布在柜台上揩了一把：“这里人们来了就走，谁也没发现有蚂蚁。”
“可是，您是一直住在这里的。”
她耸了耸肩：“我这么个大块头，难道会怕蚂蚁吗?”
她似乎把店里有蚂蚁当作一件丑事，这种遮遮掩掩的样子越来越使我愤慨。我追问一句：“您不放毒蚁药吗?”
“对蚂蚁来说，最好的毒药，”坐在另一张桌旁的一个人(我认出他来了，他是奥古斯托叔叔的朋友之一，昨天和我讲过话)说，“是这个。”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其他人陆续到达。他们投能向我提供任何找工作的线索，只是让我和他们一道喝酒。他们又谈起了奥古斯托叔叔。一个人问道：“老滑头不知道眼下在那边搞什么名堂?”当地人用“滑头”这个词称呼游手好闲、机灵刁钻的家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称号安在我叔叔头上最合适，他正因为是个“滑头”才被人看得起。但我听后心里却颇觉不快，因为我知道叔叔虽然生活浪荡，但总的说来为人厚道，奉公守法。不过，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也许是当地人的共同处世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隐约猜出，这大约和蚂蚁成灾有关：他们有意把周围世界描绘得动荡不安、充满危险，以便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繁杂的烦人事，包括蚂蚁带来的麻烦。回家的路上，我思忖道，我无法和他们持同样的想法，障碍来自我妻子，她对想像的东西深恶痛绝。我还想道，她现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已经不能用空洞无物的词藻和虚无缥缈的想法来麻醉自己了，因为我一开始思考问题，她的面容、目光和身影便会立刻跃人我的脑海。归根结底，她对我不错，我需要她。
妻子愁容满面地走出门，朝我而来，告诉我说：“嗳，来了一位测量员。”
酒馆里那些人的夸夸其谈还在我的耳际鸣响。我心不在焉地说了句：“晤，测量员，这时来了位测量员……”
她说：“对，测量员到我们家来了，正在量屋子……”
我感到十分蹊跷，连忙进了屋。
“嗨，你说的是什么哟?!他是上尉。”
是勃劳尼上尉。为了给我们设计一个合适的灭蚁装置，他带
了一根黄色的折尺，正在丈量我们的屋子。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
绍，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
“我想研究一下这里的环境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像数学那样准确。”
上尉甚至量了摇篮的大小，惊醒了睡在里面的孩子。他见一根黄色的尺子在眼前来回晃动，吓得大哭。我妻子赶紧去哄他。孩子的哭声使上尉很烦躁，我尽量用别的话分散勃劳尼的注意力。幸好这时他太太喊了他一声，他走出门。阿格劳拉女士从篱墙那侧探出身来，挥动着她那双没有血色的瘦胳膊，朝他喊道：“回来!快，快回来!来人了!真的，是蚂蚁人!”
勃劳尼朝我瞟了一眼，抿着嘴唇，向我递过一个会意的微笑。他必须马上回家，并为此表示道歉。“他也会到您这里来的，”他说，并且指了指那位神秘的“蚂蚁人”眼下所在的地方。“您马上就会明白的……”上尉走了。
我不想在搞清这位蚂蚁人的身分和意图之前就和他打交道。我走到篱墙边，登上梯子，下面就是雷吉瑙多家的庭院。他刚好回家，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一顶草帽，拿着许多小口袋和罐头盒。
我问他：“喂，蚂蚁人到您家来过了吗?”
“不知道，”雷吉瑙多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不过，我想他来过了，因为我发现到处都是糖浆。克劳迪娅！”
他的妻子露了面：“来过了，来过了。他也会到劳莱利别墅中来的。可是，嘿，您别指望有什么用!”
我当然不会存有任何奢望的。我问道：“这个人是谁派来的?”
“谁会派他来呢?”雷吉瑙多说。“他是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的职员，负责在每家的花园里放糖浆。您看见那些小碟子了吗?”
他妻子做了补充：“是拌了毒药的糖浆……”说罢抿嘴一笑，仿佛什么全知道似的。
“能毒死蚂蚁吗厂我明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时眼看着就能得到答案了，但又会遽然节外生枝，变得比原先更为复杂和棘手。
这个问题看来是不该提的。雷吉瑙多连连摇头：“毒不死……毒药的剂量很小……工蚁很爱吮食糖浆……但应该让它们活着爬回蚁巢，吐出这种加了微量毒药的糖浆喂蚁王……据说用这种方法迟早会使蚂蚁绝种的。”
我没有迫问他，蚂蚁是否真的迟早会灭绝。因为我听得出来，雷吉瑙多介绍这个方法时用的是一种客观陈述的语调；他虽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局的官方措施是必须尊重的。他的妻子则相反，她和许多女人一样，脾气急躁，毫不掩饰她对糖浆灭蚁法的反感情绪：一边听丈夫讲话，一边不住讪笑，还时时讽刺挖苦几句。丈夫大概觉得她的行为有失检点，或者过于放肆，但他不正面驳斥呵责，只是竭力向我解释，以便消除妻子造成的悲观主义印象。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或许也是用这种失望的语气讲话的，没准更糟。不过，他现在想给妻子做一个不偏不倚的榜样，说道：“哎，克劳迪娅，你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并不十分有效，但还是有用的……再说，糖浆免费供给……需要过几年才能下结论……”
“几年?他们像这种样子搞了差不多二十年，蚂蚁却一年多似一年，成倍增加。”
雷吉瑙多没有反驳，而是把话题转到了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所做的好事上。他谈起了粪料盒：蚂蚁人们的人把这些盒子放在每家的花园里，等蚁王在里面产完卵后，就把盒子取走烧毁。我觉得雷吉瑙多先生讲的这些话也适于讲给我那生性多疑、悲观失望的妻子听，所以回家后就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对克劳迪娅女士的冷嘲热讽则只字未提。我妻子是那种对什么也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的女人；举个例子来说吧，她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乘务员检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顶、毫无意义的，但她出门时又不得不乘火车，接受这一切。听了我讲的糖浆灭蚁法后，她做出了判断：这种方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多此一举。我无言以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准备迎接那位蚂蚁人来访；听说他叫包迪诺先生。我们不打算对他发牢骚，也不想徒劳无益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应该让他专心致志地工作。
他没有叩门便走进了我们的庭院。我们正在议论着他哩，他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真叫人难堪。他是个五短身材，五十来岁，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经褪了色，磨损得很厉害。脸像醉汉似的，头发还没变白，梳着儿童发型；眼睛半睁半闭，眼圈和鼻子周围泛红，唇边露出一个似有若无的笑容。他讲起话来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说得激动时，嘴角和鼻子周围的皱纹会轻轻抖动起来。
我把包迪诺先生描绘得如此细致人微，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他像蚂蚁的奇怪印象。噢，不，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原先就认为蚂蚁人应该是这种样子，能在一千个人当中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他的双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只手拿着一个形状像咖啡壶的器皿，另一只手端着几个陶土小碟。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放糖浆了。他的口气表明，他是一个惯于磨洋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职员。他拖曳着嗓门，有气无力地说出“糖浆”这个词，这足以使我们明白，他是多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对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么缺乏信心。我发现，在这个人面前，我妻子倒给我做出了保持冷静的榜样。她耐心地告诉他，哪些地方经常有蚂蚁爬过。他谨小慎微地来回做着那几件事：把咖啡壶中的糖浆倒进小碟，把小碟放在该放的地方，当心别碰翻它们。我没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观察着他的举动，重新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蚂蚁。原因何在?我说不上来，可他确实很像蚂蚁。大概是由于他皮肤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的缘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颤动，和蚂蚁的不断抖动足和触角相似。不过，蚂蚁的另一个特点他却不具备：它们不停地奔忙和操劳，而包迪诺先生却笨手笨脚，慢慢吞吞。现在他正举着一把蘸满糖浆的小刷子，在墙上，可笑地涂抹着。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搜索了一遍，最后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劳尼两家的篱墙在那里相连。克劳迪娅女士和阿格劳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篱墙边，指手画脚地讲个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们中间，她在洗耳恭听。我朝她们走去，反正包迪诺先生正在房后涂糖浆，那里没什么重要东西，怎么涂都可以，我不必看着。我听见勃劳尼太太在大声发牢骚，她挥着胳膊说：
“那家伙是来给蚂蚁喂补药的，哪是什么毒药！”
雷吉瑙多太太为她帮腔，但口气没有这么激烈：“如果有一天蚂蚁灭绝了，他们那些职员不就失业了吗?所以，您能指望他们正在干什么呢，太太?！”
“喂肥了蚂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阿格劳拉女士愤然下了结论。
两位女邻居的话都是对着我妻子说的。她凝神听着，表面上很平静，但我从她那不停抽动的鼻孔和紧紧咬着的嘴唇中可以看出，她这时内心满腔怒火，由于知道自己被愚弄而十分愤懑。说实话，我也接近于相信，这两位女士不是在信口雌黄、搬弄是非。
“还有那些带有蚁卵的粪料盒，”雷吉瑙多太太接着说，“您以为他们取走后真会烧掉吗?根本不是!”
忽然响起了她丈夫的声音：“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妻子说话过了火，显然使他局促不安。雷吉瑙多太太说了声“对不起”，匆匆离开我们；她的道歉声中包含着对随波逐流、胆小怕事的丈夫的鄙视。从相反方向仿佛传来了一阵冷笑声，我回头一看，发现勃劳尼上尉正在砾石小径上调整他的那些灭蚁装置的角度。包迪诺先生刚倒上糖浆放在那里的一个陶土小碟在他脚旁成了碎片，碟底朝天；大概被他踢了一脚，但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不慎。
我和妻子回到屋里。我想像不出她会怎样发泄她对包迪诺先生的怒火；但我知道，我不会劝她止怒的，反倒有可能给她火上加油。可是，我们扫视了屋里屋外，却没发现这位蚂蚁人的踪迹。嗯，我们进门时，似乎听见庭院的栅门吱哑一声关上了。他大概刚走，不辞而别了。他在屋里涂下的这一道道黏糊糊的暗红色糖浆发出一种难闻的甜腻味，和蚂蚁的气味虽然不同，但我觉得两者有关系，虽然我说不出其所以然。
儿子在睡觉，我们认为这是抽空到毛罗太太家去串门的好机会。我们应该去一趟，向她要储藏室的钥匙；另外，这也是礼节的需要。但我们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她的真正动机却是让她听听我们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说明，就把这么一个蚁害严重的住所租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想看看房东太太是怎么对付蚂蚁的。
毛罗太太的别墅带有一个延伸在山坡上的大花园。参天的棕榈树枝叶纷披，扇状树叶已经发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雄踞在山巅的别墅：这是一座有许多阳台和阁楼，屋顶安了一个鸡形风标的建筑物。锈迹斑斑的风标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艰难地转动着；它的反应比棕榈树叶要迟钝得多：微风一吹，树叶就瑟瑟作响，仿佛在低声呻吟。
我和妻子沿着小路往上走，不时倚着路旁的护栏，眺望下方的一切：那座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的新居，庭院中那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雷吉瑙多家那个跟仓库的内院相似的小花园，还有勃劳尼家那个方方正正、和墓地相仿的小花园。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暂时忘记那些地方蚂蚁成群；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假设那些地方没有日夜不停地困扰着我们的蚁害；只有在这时，离得远远的，我们才觉得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样美丽。我们越往上走，心里就越懊恼：我们竟会住在那种地方。在那种庸俗、烦人的地方生活，整天只得为解决一个又一个庸俗、烦人的问题而大伤脑筋。
毛罗太太年纪不轻了，人很瘦，个子挺高。她在一间阳光照不到的屋子里接待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椅上，旁边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针线和文具。她浑身着黑，只有上衣的男式领于是白色的。她的脸庞瘦削，扑了薄薄一层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马上就把钥匙给了我们，这是她头天就答应的。她没问我们是否住得挺舒服；我们认为，这表明她心里明白，我们是向她诉苦来了。
“太太，下面那些蚂蚁……”我妻子说道，她这时的口气温顺谦恭，一反往常。我真希望她别用这种声调讲话。她是一个性格倔强、嘴不饶人的女人，但有时也谨小慎微；每逢这种时候，我就感到不高兴。
我赶紧给她撑腰，用一种深受委屈的口吻指出：“太太，您租给我们的那所房子……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多蚂蚁……”我没往下讲，心想这已经够清楚了。
太太连眼也没抬。“那所房子长期投入住，”她说，·有几只阿根廷蚂蚁不足为奇，这种蚂蚁到处都有……房子经常打扫，蚂蚁就会绝迹的，可是您，”媳的眼睛盯着我，“拖了四个月才给我答覆。如果那时您马上搬来住，现在就不会有蚂蚁了。”
“这么说，”我妻子插了一句，她的话中含有嘲讽语气，“您这里准没蚂蚁吧?”
毛罗太太撇了撇嘴。“没有。”她斩钉截铁地说。稍后，她见我们不大相信，便做了一番解释：“我们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光洁如镜。蚂蚁刚从花园中爬进屋里，就会被发现。我们立刻便采取对策。”
“什么对策?”我和妻子异口同声问道。我们感到好奇，充满了希望。
“很简单，”太太耸耸肩，“把它们撵走，用笤帚把它们扫走。”刚说到这里，她那故作镇静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她仿佛体会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楚。我们发现她坐得不是那么端正了：腰部扭向一边，全身的重心也明显地朝那边偏移。如果她刚才没有用如此肯定的语气讲出上面那几句话，那我一定会发誓说，准是有一只阿根廷蚂蚁钻进了她的内衣，在她身上叮了一口。一只，或者好几只蚂蚁在她身上乱爬，使她感到奇痒难忍。她竭力不在椅子上扭动身躯，但她显然无法像刚才那样雍容大方地坐着了。她神色紧张，表情越来越苦恼。
“我们房前的庭院里全是蚂蚁，黑压压的一片，”我匆匆说，“屋子打扫得再干净，也免不了会有几千只蚂蚁爬进来……”
“有道理，”太太说，她那只癯瘦的手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有道理。庭院荒着，荒地里会繁殖出几百万只蚂蚁来的。我本想四个月前就在那块地里种上庄稼，可您让我等了这么久。现在您自作自受了。不仅您吃了苦头，大家也跟着倒楣。蚂蚁朝四面八方爬去……”
“也爬到您这里来了吗?”我妻子问道。她差点笑出声来。
“没有!”毛罗太太立刻否认。她的脸色苍白，右手一直紧紧抓着扶手，肩膀转动了一下，胳膊肘轻轻擦着腰部。我终于明白了，除了矢口否认事实的自尊心和这所宽敞、阴凉、考究的别墅外，毛罗太太并没有什么抵御蚂蚁的对策。当然，她在蚁害面前表现得比我们要坚强得多。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包括正襟危坐在椅子上的她在内，都被蚂蚁叮着、咬着，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蚂蚁也许比下面的更无情，它们像某种非洲蛀虫，能把所有东西啮食一空，最后只剩一个空壳。太太的别墅中似乎只有那条褪色的地毯和那几块积满灰尘的窗帘还没有受到蚂蚁的侵袭，其他东西仿佛转眼间就会变成粉末。
“我们上您这里来，是要向您请教如何摆脱蚂蚁……”我妻子说，她的神情泰然自若。
“屋子经常打扫，地里种上庄稼：没有别的办法。干活，只有干活才能摆脱蚁害。”她骤然站了起来，再也不能端坐在椅子上了。她的全身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我们决定立即告辞。她镇静了下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轻松的微笑。
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回到我们的庭院。我妻子说：“但愿他还没醒。”我也在惦念着孩子。然而，我们还没跨进家门，就听见了他的哭声。我们连忙跑进屋，把他抱出摇篮，千方百计地哄他重新人睡。可是他仍然尖着嗓子，嚎啕大哭。一只蚂蚁爬进了他的耳朵。他没命地哭着，怎么哄也不管用。我们费了半天劲，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其实我妻子一开始就猜到了。“准是蚂蚁！”但我却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哭个不停，因为周围并没有蚂蚁。我们脱光他的衣服：身上没发现有被咬或搔痒的痕迹。但我在摇篮里看见了几只蚂蚁。我虽然把摇篮放在离墙很远的地方，但没想到包迪诺先生在地板上涂了糖浆，蚂蚁被这位蚂蚁人的糖浆所吸引，沿着地板爬进了摇篮。
孩子的哭叫和妻子的嚷声把几位女邻居吸引到我们家里。雷吉瑙多太太对我们关怀备至，勃劳尼太太为我们忙这忙那，还来了几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女人。大家争先恐后出主意：往耳朵里灌温热的橄榄油；让他张开嘴，使劲擤鼻子；还有一些别的法子，我记不得了。她们高声说话，喊嘁喳喳，虽然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但说实话，忙帮得不多，麻烦倒添了不少。她们在孩子身边忙碌，起到的主要效果是激起了大家对那个蚂蚁人的义愤。我妻子对他——包迪诺——破口大骂，把所有过错都安在他头上。邻居们全都认为，他最好还是回家抱孩子去，他在这里的工作只是为了使蚂蚁繁殖得更快，这样他才不会失业；他工作得很出色，助蚁为虐，与人作对。她们讲的话过了头，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也很激动，加上手里还抱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所以也和她们一道骂了起来。如果包迪诺那时就在跟前的话，我真不知道会对他干出什么事情来。
一只小蚂蚁随着温热的橄榄油从孩子耳朵里流了出来。他止了哭，傻乎乎地拿过一个赛璐珞玩具，晃了几下，塞到嘴里吮吸着，再也不理我们了。我这时和他一样，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要放松一下神经。邻居们还在咒骂包迪诺，她们告诉我妻子说，他现在大概就在附近的一个庭院里，那里有他的仓库。我妻子说：“哼，我去找他，到那里去找他算账。”
马上形成了一支由我妻子领头的小队伍，我当然走在她身边，尽管我不认为这种举动会有什么用处。唆使她这么做的女邻居们跟在她后面，有时抢先几步，给她带路。克劳迪娅女士主动提出留下给我们看孩子，她在栅门边送别了我们。后来我发现阿格劳拉女士也没来，虽然她刚才唾沫四溅，仿佛是包迪诺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跟我们两人一块出发的只是那几个以前没见过面的女人。我们沿着一条宽阔得像院子一样的道路前进，两旁相继闪过小木房、鸡圈和堆满垃圾的菜园。几个刚才嚷嚷得最凶的女人走到自己家门口后，停下了脚步；她们热情地告诉我们应该往哪边走，然后就回家喂老母鸡去了，或者喊过在街上玩耍的浑身是土的子女，把他们拉进家门。只有两三个女邻居跟我们一起走到包迪诺所在的那个庭院门口。不过，等我妻子敲开门后，我们发现进去的只有我和她两人。女邻居们有的趴在窗口注视着我们，有的在鸡圈里看热闹，有的一面在门外扫地，一面继续鼓动我们。当然，她们的声音很轻，除了我们以外，旁人听不见。
那个蚂蚁人站在仓库中。这是一个小棚子，四分之三已倒塌，仅存的那堵木板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赫然写着“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几个大字。地上堆着一叠叠放糖浆的小碟、各式各样的木盒和空罐头。这里像是一个垃圾堆，破纸、鱼骨和其他废物应有尽有，人们马上就能想到，这是当地所有蚂蚁的大本营。包迪诺先生面带愠怒和询问的神色朝我们走来，他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我们发现他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
“您!”我妻子犹豫片刻后对他开了火，“您应该感到羞耻!您到了我们家，弄得到处一塌糊涂，用糖浆引来了蚂蚁。一只蚂蚁还爬进了我孩子的耳朵。”
她冲着他的脸挥拳头。包迪诺先生像受惊的动物一般躲开了，但嘴角的笑容并未消失。他耸耸肩，眨眨眼，朝周围环视着。他的视线最后落在我身上，因为附近没有别的人。他的目光似乎意味着：“她发疯了。”但他说出口的话却只是无力地为自己辩解：“不……不……怎么能呢……”
“大家都说，您不是给蚂蚁下毒，而是给它们喂补药!”我妻子嚷道。包迪诺先生溜出棚子，来到那条像院子一样宽阔的道路上。我妻子一直跟在他后面骂个不停。他开始对附近小木屋里的女人们耸肩膀和挤眉弄眼。我觉得她们此时在悄悄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接受他的目光的含义，同意他的看法——我妻子是在胡说八道，与疯子无异；另一方面，当我妻子的视线投向她们的时候，她们又频频颔首，或者挥动笤帚，鼓励她继续向那蚂蚁人开火。我避免介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当然不能像妻子那样出言不逊，更不能对节节败退的包迪诺大打出手，我妻子的这通脾气已经够他受的了。但我也不应该劝妻子息怒，因为我不想袒护包迪诺。我妻子越来越愤怒，刚嚷了句“您在坑害我的孩子!”，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我怕他们打起采，正想奔过去把他们拉开时，忽然发现包迪诺先生并不还手，只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动了几下身子，挣脱了她，滑稽地跑开了。他在不远处停下，理好衣服，耸耸肩，嘟哝道：“什么哟……谁会那样……”然后便走开了。临走前，他朝小木屋里的居民们摆了几下手，意思似乎是“她发疯了”。我妻子朝他扑去时，小木屋里的居民们发出一阵含混不清的喧哗声；那人挣脱后，喧哗声随之沉寂；而等那人离开了这里，人们看着他的背影，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回她们讲得很清楚，每句话的意思都很明白：不是抗议或威胁，而是抱怨，表示同情，以及提出要求。她们的声音很响，仿佛是在发表一篇自豪的宣言：“我们会被蚂蚁活活咬死的……床上有蚂蚁，菜盘里有蚂蚁……白天有蚂蚁，夜里有蚂蚁……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可是还得喂蚂蚁……”
我拽过妻子的手臂，但她还不时扭过身去喊道：“没这么便宜!
我们知道谁是骗子!我们知道应该找谁算账广她还讲了另外一些怒气冲冲的话。这时已经没有人附和她了：我们从那些小木屋门前经过时，家家户户立即关上门窗；邻居们宁愿和蚂蚁和平共处，她们不想招惹是非。
回家的路上冷冷清清，这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尽管如此，看到女邻居们的那种表现，我实在感到痛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看见那些只会口头上到处抱怨深受蚂蚁之害的女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像她们那样耍两面派手法。我倒想仿效毛罗太太，独自关在家里，高傲地忍受痛苦。不过，她是个阔老，而我们一贫如洗。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法子，不知道怎样在这个城镇里继续待下去。但我认为，我的熟人中间，以及不久前我还觉得比我有能耐的那些人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了办法，或者即将想出办法。
我们到了家。孩子还在吮吸着他的玩具。妻子坐到椅子上，我打量着爬满蚂蚁的土地和篱墙。雷吉瑙多先生的花园里有人在喷驱蚁粉，一股粉尘在篱墙那侧冲天而起。右边是上尉家那个浓荫铺地、静谧安宁的花园，各种精巧的装置正在不断地消灭蚂蚁。这就是我的新居所在的城镇。我抱起孩子，挽着妻子说：“我们去遛遛，一直走到海边去。”
太阳已偏西。我们沿着林阴大道和傍山小路朝前走。老城的一角还沐浴着阳光，那边的房子由灰色的海泡石砌成，窗棂上抹着灰泥，屋顶长满青草。这个城镇呈扇形展开，房屋依山而筑。山坳间空气清新，大地这时染上了紫铜色。孩子回过头去，不胜诧异地浏览着这一切。我们也部分受到了他的感染，觉得颇为新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很甜蜜的，我们似乎接近了这种时刻，心头的伤口也仿佛渐渐愈合了。
我们碰见了几个老太太。她们头上垫着个草垫圈，上面顶着一个大篮子。她们低着头向前走，腰板挺得笔直，身子从不乱晃。一群裁缝姑娘跑出修道院的花园，奔到池边，伏在石栏上看着水中的一个蟾蜍；她们说：“唉，真可怜!”栅门后边的一株紫藤下，几个身穿素白衣裳的小女孩在逗弄一个玩汽球的瞎子。一个光着上半身、蓄着大胡子、留着披肩发的小伙子手持木叉，在一株长满又长又白的树刺的老树下够刺梨。一户殷实人家中的几个小孩神情悒郁，每人戴副大眼镜，在窗前吹肥皂泡。铃声骤然响起，收容所里的老人该回房了：他们拄着拐棍，戴着草帽，一边喃喃低语，一边依次踏上台阶，走进寝室。两个工人在检修电话线，在下面扶梯子的那位对在电线杆上干活的伙伴说：“下来吧，该收工了，我们明天把它干完吧。”
我们来到港口，面前便是浩瀚的海洋。海边有一排棕榈树和几条石凳。我和妻子坐下，孩子乖乖地待在一边。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我接过她的话柄：“而且空气新鲜。在这里待着真舒服。”
海水忽进忽退，拍击着栈桥边的礁石。渔船在轻轻晃动，肤色薰黑的渔民们把一张张红色的鱼网和一个个鱼篓放进船舱，准备晚上出海捕鱼。海面平静，只是颜色在不断变化，时而蓝，时而黑，越到远处，色调越深。我想着远方的海水，想着海底的无数细小沙粒，以及被潜流带到海底、被波涛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洁白的贝壳。
父与子
作者:卡尔维诺
译者:阮一峰
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少有公牛。这里没有放牧的草地，也没有可犁的大田，只有一些果树和硬得要用锄头才能撅开的零星小块土地。在这里，公牛和母牛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对我们这种幽深狭窄的山谷地区来说，它们太大也太温和了。适合在这里的岩石间攀爬的动物必须是瘦瘦的、骨头软软的，比如骡子和山羊。
斯卡拉萨斯家的公牛是山谷里唯一的一头；它倒没有不适用，因为它体形小又很结实，正好用来驮东西，而且它比任何骡子都更强壮也更听话。它被叫做莫特贝罗。斯卡拉萨斯父子就靠它为生，它为磨坊运送麻袋装的谷物，为出口商运送棕榈叶，为辛迪加运送肥料。
一天，莫特贝罗正在蹒跚前进，驮架两边装满了货物，那是卖给镇上客户的橄榄木。它又黑又软的鼻孔里穿了个圆环，圆环上塌着根绳子，几乎垂到了地面，绳子的另一头握在那宁晃动的手中，他是巴提斯汀.斯卡拉萨斯的儿子，和他老爸一样瘦弱（其实斯卡拉萨斯是个外号，意思是“葡萄架子”）。他们真是奇特的一对：长着短腿和又宽又低癞蛤蟆似的肚子的公牛，小心地驮着货物前进；而斯卡拉萨斯有一付长脸，竖着红色短发，手腕从短了一截的袖口里撑出来，每一步都踢着走，膝盖的摆动比别人高出一倍，大风吹过的时候，他的裤子鼓起象一张帆，似乎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清晨，春天就弥漫在空气中：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早晨，突然提醒人们去重新发现那种丧失数月之久的感觉。平时一贯听话的莫特贝罗，现在也焦躁不安。出门前，那宁去牛棚牵它，却发现它不在；它跑到田野里去了，迷路了，它的眼珠子一直在转悠。此刻，莫特贝罗经常是走一会停一会，抬起穿了拉环的鼻孔，低吼一声，吸着空气。这时那宁就会拽一下绳子，咕哝一声只有牛才能听懂的语言。
看来莫特贝罗肚子里是揣了心事了；它昨晚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让它离开了牛棚，大清早在旷野里迷了路：梦里有一些来自另一个它早已忘记了的世界的东西；那个世界有宽阔的草原，草原上到处是母牛，数都数不过来，它们叫唤着朝它而来。它也看到了自己，就在母牛们的中间，围着它们四处跑，好象在寻找什么。但它被拉了回来，在它肉里有个红色的钩子，不许它和母牛们接触。现在，莫特贝罗一边在摇摇晃晃前进，一边还感到那个红钩子留下的痛楚。
一路上，他们接连遇到穿白套衫，手臂上绑着金边臂箍的小男孩和穿戴得像新娘一样的小女孩；今天是他们第一次令圣餐的日子。每当那宁看见他们，意识深处就会变得阴暗起来，那是一种经年累月的恼怒和憎恨。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们领第一次圣餐时，决没有穿这种白套衫的福气。它们一定值很多钱吧！一个怒气冲冲的念头支配了他，一定要让他的孩子得到满足。他好象已经看见，他的小儿子穿着白色的水手装，手臂上箍着金边的箍带，他的小女儿穿着拖在地上的长裙，戴着面纱，一起站在烛光闪烁、影影绰绰的教堂里。
公牛打了个喷鼻。它还是念念不忘它的梦，它看见那些母牛正在飞快的前进，似乎已经跑出了它的记忆所及的范围，它拼命追赶。突然母牛中又出现了另一头站在山坡上的巨大的公牛；它浑身通红，好象那处伤口的印记，牛角就象两把通天的大镰刀，它吼叫着向莫特贝罗冲来。
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领圣餐的孩子围着公牛看热闹。“一头牛！一头牛！”他们叫着。在这里，牛可是不容易看见的。胆大的甚至伸出手摸它的肚子，懂事的则叫嚷：“这是阉牛！看，这是阉牛！”那宁斥骂着，挥舞拳头，把他们赶走。这些孩子见他那么瘦弱邋遢，就取笑他，叫喊他的外号：“葡萄架子！葡萄架子！”
那宁感到他多年来的恼怒和怨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让人痛苦了。他记起当他小时候第一次领圣餐时，也有一些这样打扮的孩子如此取笑，但对象不是他，而是他父亲，他们也是说他瘦弱邋遢，就和他本人现在听到的一样。虽然时光流逝，但他一想到他父亲看着那些孩子围着他跳，扔在排队时踩过玫瑰花瓣，叫嚷“葡萄架子”，他的那份剧烈的耻辱感依然是那么尖锐。那种耻辱伴随了他的一生，使他憎恨每一道目光、每一声笑声。这全是他父亲的错；除了邋遢、迟钝和他瘦弱身躯的笨拙举止，他还从他那里继承过什么呢？他突然意识到，他恨他的父亲，为了他在他儿童时带给他的耻辱，为了他整个生活的耻辱和困窘。接着他又害怕了，他自己的孩子将来是否会为他感到耻辱，如同他对他的父亲感到耻辱一样，总有一天他们会用他现在看他父亲那般憎恶的目光看着他。他下了决心：“我要亲自为他们的第一次领圣餐买一套新衣服，是上等的法兰绒布料的。还要配一顶白色亚麻的帽子，一根好看的领带。我老婆也得去挑一件新的羊毛衣服，要大到她怀孕时也能穿。我们将一起走着，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这个教堂的广场。还要从冰淇淋车里买冰淇淋。”但是即使他们买了冰淇淋，即使他们穿了最好的衣服上街，他仍然有一种渴望，不知道怎样去满足，他渴望做某件事——比如花钱和炫耀——只要它能弥补从幼年起就一直伴随他的那种耻辱感。
回到家，他把公牛领回牛棚，卸去了驮架。接着，他去吃饭，他老婆孩子和老巴提斯汀已经在桌边喝着豆汤了。老“葡萄架子”巴提斯汀正从手掌中拿起豆荚，吸出豆子，然后把空荚扔掉。那宁没去听他们在说什么。
“孩子们必须去教堂，”他说。他妻子抬起疲惫的脸看着他，她的头发还没梳过。
“哪来钱给他们买衣服呀？”
“他们必须要有漂亮的新衣服，”那宁接着说，根本没看她。“男孩是白色的水手装，和金边的臂箍，女孩是新娘穿的那种衣服，再加上拖裙和白纱。”
妻子和他老爹张着嘴看着他。
“哪来的钱？”他们重复道。
“我自己的是一套白色的上等法兰绒的西装。”那宁还在说，“你的是羊毛的女装，大到你怀孕时也够穿。”
他妻子突然明白了。“啊！你给古舍那块地找到买主了。”
那是一小块他们继承得到的土地，全是石头和灌木，除了交税以外，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那宁对他们那样想非常生气；他继续暴怒的说那些荒唐的话。
“不，我才没找到买家呢。但是我们还是要买所有那些新衣服，”他顽固地坚持，眼睛盯着他的盘子。但其他人现在都变得充满希望了；要是真的有人愿意买古舍那块地，那么这些都是可能的。
“等拿到卖地的钱，”老巴提斯汀说，“我就能去做疝气手术了。”
那宁对他产生了一阵强烈的怨恨。
“但愿它会弄死你，你和你该死的疝气！”
其他人现在都看着他，想知道他是否疯了。
同时，在牛棚里，公牛莫特贝罗挣脱了绳索，顶开栅栏，冲进了田野。突然，它又冲进了屋子里，停下来，发出一声长长的、绝望的哀号。那宁咒骂着，站起身，打着把它赶回了牛棚。
等他重新走进来，每个人都闭着嘴，甚至孩子也是如此。过一会，小男孩问：“爸爸，你什么时候给我买水手装呀？”
那宁抬起眼睛看着他，那目光和他父亲巴提斯汀的一模一样。
“绝不！”他吼着。
他“砰”地关上门，上床了。
糕点店的盗窃案
作者 卡尔维诺
译者 张利民
德里托来到预先约定的地点时，杰苏班比诺和沃拉—沃拉已经在这里等他好半天了。夜色深沉，万籁俱寂，静得在街上都能听见沿街居民家里的钟摆声。今夜他们要在两个地方行窃，所以行动要迅速，以免天亮的时候被人发现。“我们走吧!”德里托说。“上哪里?”另外两人问道。“走吧!”德里托这个人对于他想要行窃的目标从来守口如瓶。像干涸的河流一样空荡荡的大街上，他们三人在清冷的月光下快步向前走去。德里托走在最前面。他的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孔微微翕动，仿佛在嗅着什么。
杰苏班比诺身材矮壮，人们称他为杰苏班比诺，大概因为他的脑袋和新生婴儿的脑袋差不多大，头发剪得很短，漂亮的脸孔上蓄着乌黑的小胡子。他浑身的肌肉舒张自如，活动起来像猫一样轻捷、柔韧。要论攀登高处或蜷曲身子的本事，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每当德里托带他出去，肯定是要派他用场的。
“德里托，你说这回油水大吗?”杰苏班比诺问道。
“如果干的话……”德里托心不在焉地回答。
他们在街上拐弯抹角，只有德里托一人清楚要去什么地方。不一会，德里托带他们拐进了一座院子。他们立刻明白了，在商店的后屋要有事情做了。沃拉—沃拉赶忙走到他们的前面，因为他极不愿意被派去望风。沃拉—沃拉就是望风的命，他的梦想是像同伙一样，能进到屋里捞一把，把口袋塞得满满的。可是每次行动，总是轮到他站在寒冷的大街上望风，时时冒着被夜间巡逻警察捉住的危险，经常冻得浑身抖颤，牙关磕打，手脚还得不时地活动，以防冻僵，嘴里叼支香烟，装装样子，也借此壮壮胆。沃拉—沃拉是西西里岛人，瘦高的个子，经常哭丧着脸，总带着一种黑白混血人特有的忧伤表情，手腕裸露在袖口的外边。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每当要偷东西时，他全身穿戴都很讲究，帽子、领带和风雨衣穿着得整整齐齐。一旦出现情况要逃跑，他就用双手提起风雨衣的左右下摆，仿佛是要张开双翼飞腾似的。
“沃拉—沃拉，望风去!”德里托翕动着鼻孑L吩咐道。
沃拉—沃拉悻悻地离开了。他心里明白，如果他不服从，德里托会继续翕动鼻孔，而且越来越快。一旦动作中止，德里托的手枪就会对准他的脑袋开火。
“喏!”德里托招呼杰苏班比诺。杰苏班比诺顺着德里托的目光看见了一扇离地较高的窗户。窗户的玻璃早已被打坏，上边只糊着一张硬纸板。
“你爬上去，跳进屋里，然后给我打开门。”德里托命令杰苏班比诺，“注意千万不要开灯，不然外边会发现的。”
杰苏班比诺非常敏捷地攀登了上去，宛如猴子爬光滑的墙壁一样利落，他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把纸板捅破，把脑袋探了进去，这时他嗅到一股气味，他使劲吸了几口气，顿时一种糕点的特殊甜香钻进了他的鼻孔。此时此刻，他体验到一种极端的冲动，这比他每回渴求尽快、尽多获得赃物的欲望还要强烈得多。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抓心挠肝的急切感。
“这里面一定有甜点心。”他心里这样想。
他已经有许多年，或许从战争爆发以前，就没有尝到这些应当吃到的美味点心了，这一回若不尝到甜点心，他肯定是不会罢休的，他跳进屋里，里面漆黑一团，他一脚踩上了一部电话机，一把扫帚插进裤筒里，然后又倒在地上。甜食的味道愈来愈浓，但他仍然弄不清楚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
“这里的糕点一定特别多。”杰苏班比诺心里想。
他伸出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去给德里托开门。突然，他的手缩了回来，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他觉得手指触摸到一个又柔软又黏糊的东西，很像是个海生动物。他的手停顿在半空中，手上滑溜溜又湿乎乎的，就像碰到麻风病人糜烂的肉体，滑腻得令人心里发麻。他觉得手指间好像还夹住了一个圆圆的东西，像是瘤子，可能还是毒瘤。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眼前依然是沉沉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尽管两眼一片黑，鼻子却能闻得到气味。他终于明白，他碰到的并不是什么动物，而是甜美的蛋糕，手上沾的是奶油，指间夹住的是一只蜜饯樱桃!
他赶紧伸出舌头去舔自己的手，另一只手继续向四周摸索。触到一个结实而又柔软的东西，表面有薄薄的一层细颗粒。啁!这是油炸煎饼!他一面不停地摸索，一面把煎饼整个塞进嘴里。“嘿！”他不禁惊奇得叫出了声，因为发现饼里面还有果酱。这地方太棒了，无论把手伸到哪里，都会摸到各式各样的糕点。
杰苏班比诺忽然听见离他很近的地方，传来一阵叩门声，这是德里托在外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杰苏班比诺赶紧蹑手蹑脚地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走去。他的手先是碰到蛋白夹心饼，随后又伸到杏仁甜食里。门打开了，德里托用袖珍手电筒照了一下他那胡子上还沾着奶油的脸。
“这里全是点心。”杰苏班比诺赶忙说道，生怕别人不知道。
“现在不是谈点心的时候，”德里托绕到他的身后冷冷地说，“没时间废话!”
凭借手电筒的一缕光柱，他们在半明半暗中向前走去。无论电筒照到什么地方，眼前出现的都是一排排的货架，架子上摆着一排排的托盘，上面放着各种形状、五颜六色的点心。有奶油蛋糕，那厚厚的奶油的光泽宛若点燃的蜡烛流淌下来的白蜡，还有一组组排列整齐的大面包和堆成一座座古堡似的果仁饼。
杰苏班比诺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惊恐的感觉：他害怕来不及饱餐一顿，在未品尝所有品种的糕点之前就不得不逃走，惟恐他眼下享有的幸福在他的生活中仅仅持续短暂的瞬间。他看到的糕点越多，他的这种惊恐感就愈加强烈。随着手电筒的移动而展现的新的储藏间和新的糕点仿佛都横挡在他的面前，使他寸步难移。
他急不可耐地扑向货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每次都硬往嘴里塞进两三块点心，也根本顾不得品尝什么滋味了，似乎这些糕点是穷凶极恶的顽敌，是离奇古怪的妖魔，把他团团包围了，他正同它们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厮杀，他必须借助下巴颏去奋力突破这个由各色糕点组成的包围圈。半切开的面包张开黄色的大嘴和无数只小眼睛，向他扑过来，奇形怪状的圆面包像食肉植物的花朵一样开放着。此时此刻，杰苏班比诺竟恍然觉得自己被点心吞噬了。
“保险柜，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保险柜!”德里托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说。
德里托一边往前走，一边顺手牵羊地时而拿一块多味点心，时而又把一只蛋糕上的樱桃塞进嘴里，然后又啃几口奶油蛋糕。他的动作异常麻利，尽量不耽误他的主要任务。他关闭了电筒。
“外面很容易发现我们。”他说。
他们走进糕点店的售货厅，那里摆着玻璃柜台和大理石的桌子。路边的街灯映得屋里明晃晃的，因为商店的保险铁门是网状的，只要用手在眼睛上面稍微遮住一点光亮，便可以看见外边的房子和树木。
“现在该撬保险柜了。”“你这么拿着。”德里托把手电筒交给杰苏班比诺，要他把电筒朝下拿着，以免外面看到光亮。
德里托全神贯注地用铁棍撬着锁，杰苏班比诺乘机捞起一大块葡萄干糕饼，马上像吃面包似的大口咬了起来。但他很快就腻烦了，随手就把刚吃了一半的糕饼扔在桌子上。
“把电筒举高点!你这蠢猪干什么呢!”德里托咬牙切齿地斥责杰苏班比诺。虽说这种行当声名狼藉，但德里托喜欢有条不紊地去干，从来不马马虎虎。可这一回连他自己也禁不住欲望的诱惑，便往嘴里塞了两块饼干。一块是萨沃依饼干，一块是巧克力饼干，但始终不停下手里的活计。
杰苏班比诺用一块块果仁饼干和托盘上的垫布搭成一个灯罩，把两只手腾了出来。他看到一些蛋糕上用奶油写着“庆贺命名日”的字样。他环顾四周，琢磨着如何下手，他先用手指头在每个蛋糕上抠一点巧克力奶油，然后把手指舔干净，未了，他想出一个好主意，几乎把脸孔埋进蛋糕里去，开始从蛋糕的中心逐个地咬上一口。
他陷入了狂热的境界，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竟然找不出把所有的蛋糕都尽情享用一番的办法。现在，他索性趴在桌子上，把许多蛋糕压在身子底下。他真恨不得扒光衣服，赤条条地躺倒在蛋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再在上面翻几个筋头，永远也不离开。可惜，再过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他或许今后一辈子再也不会和糕点有缘分了，只能像小时候那样把鼻子紧紧贴在点心店橱窗玻璃上，可怜巴巴地望着蛋糕。如果在这里至少能待上三四个小时，那该有多美呀!
“德里托，”他问道，“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再离开不行吗?难道会有人发现我们?”
“别冒傻气啦!”德里托已经撬开保险柜，正在一堆钞票中翻找什么，“在巡警到来之前必须离开这里。”
恰恰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敲玻璃的声音。月光下，只见沃拉—沃拉把手伸进金属拉门的网眼里直接敲打着玻璃。店堂里的两个人立即惊恐地跳了起来。沃拉—沃拉赶忙打手势要他们不要惊慌，并用手比划着，表示想和杰苏班比诺调换一下。屋里的两个人向他挥舞拳头，示意叫他赶快离开商店门前，如果他不是发疯的话。
德里托此时发现保险柜里只有几千里拉，不由骂了起来，又向并未给他帮上忙的杰苏班比诺发了一通火。杰苏班比诺似乎已无法控制自己了，他用嘴咬着果馅奶酪卷，一个一个地摘着蛋糕上的甜葡萄吃，用舌头舔着糖浆，葡萄汁弄脏了衣服，还溅到柜台的玻璃板上。他对甜点心已经感到有点腻烦了，胃里的酸水开始往上翻腾，而且伴随着要呕吐的感觉。他恍惚觉得，那些油炸煎饼化成了海绵块，鸡蛋饼变成了灭绳纸。他眼前展现的全是一具具糕点做就的尸体，在殓尸布上腐烂着，或是在他的胃里溶化成混浊的浆糊。但他还是不甘心也无法就此罢休。
德里托怀着一腔被人愚弄的怒火，又转身去撬另一只柜子。此时他顾不上自己饥肠辘辘，面前的糕点对他已失去了任何诱惑力。沃拉—沃拉从商店的后屋走进来，嘴里骂骂咧咧，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西西里土话。
“有巡警?！”其他两人吓得面如土色。
“我们换换，该换人了!”沃拉—沃拉仍用土话嘟囔着，不断地发出“哼、哼”的声音，来表示他对不公平待遇的愤慨：他们两个在屋里饱餐一顿，而让他一个人在严寒中挨饿。
“快走!望风去!”杰苏班比诺生气地吼道。他自己吃饱·了，这使他变得更自私、更刻薄。他惟恐这种甜美的享受被人搅扰。因此他对沃拉—沃拉的要求感到非常恼火。
德里托心中明白，给沃拉—沃拉调换一下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也知道，杰苏班比诺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而没有人在外望风，这里就一分钟也不能再待下去。因此，他掏出手枪，对准了沃拉—沃拉。
“赶快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去，沃拉—沃拉!”他命令道。
沃拉—沃拉眼看希望落了空，满心沮丧，刚要转身离开，但转念一想，何不趁机拿些糕点再走呢。于是，他双手抓了好几块松子杏仁饼。
“笨蛋!如果你手里拿着糕饼被他们抓住，那你怎么解释呢!”德里托厉声斥责他，“给我全都放下，赶快滚厂
沃拉—沃拉委屈地哭了。杰苏班比诺此刻心里起了厌恶他的感觉，顺手抄起一盒祝贺生日的蛋糕向沃拉—沃拉掷去。沃拉—沃拉本来完全来得及闪开，可他非但不愿躲避，反而乘势把脸往前凑去，让整个蛋糕都糊在自己的脸孔、面颊、头发、领带上。他快活得笑了，转身跑了出去，忙用舌头舔着粘在嘴巴四周的蛋糕，舌尖一直舔到鼻子和颧骨。
德里托终于撬开了贵重的柜子，开始往口袋里装钞票：他的手指沾上了果酱，黏黏糊糊，他气得直骂娘。
“快点，我们该走了。”他对杰苏班比诺说道。
可是，杰苏班比诺并不想把这大好时机轻易地放过去，因为这一顿美餐足够他日后向其他同伙和玛丽·托斯卡娜炫耀许多年的。玛丽·托斯卡娜是杰苏班比诺的女友。她的腿颀长而光滑，身材和脸庞却有些像马似的。杰苏班比诺喜欢她，因为他随时可以像一只大猫似的蜷曲地趴在她的柔软的肉体上。
沃拉—沃拉又进来了。他的第二次出现打断了杰苏班比诺的遐想。德里托掏出了手枪，沃拉—沃拉见状赶紧报告说：“巡……巡警来了!”说完撒腿就往外跑，双手还紧紧提着风雨衣的下摆。德里托捡了最后几叠钞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杰苏班比诺落在了后面。
杰苏班比诺还在想着他的玛丽，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应当带些糕点给她吃，因为他从未送过她什么礼物，而当她知道他在糕点店饱餐一顿却空手而归时，会大发雷霆的。他又踅了回去，偷了一些用糖、蜜饯和巧克力制成的蛋糕，塞在衬衣里面，紧贴着前胸，但他马上意识到这蛋糕太软了，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些比较硬的糕点，揣在怀里。蓦地，他瞥见商店玻璃窗上有警察的影子晃动。警察发现有人正往胡同口奔逃，其中一名警察朝着那个方向开了一枪。
杰苏班比诺急忙藏身在椅子后面。警察们没有击中目标，显得很失望，他们往路旁的商店里张望。突然，他们发现这个店铺的门是敞开的，便都走了进来。顷刻间，店里挤满了荷枪实弹的巡警。杰苏班比诺猫着腰蹲着，怀里蛋糕上的蜜饯水果挤了出来，为了不让它掉下来发出响声，他赶忙把香椽果和甜梨吞进肚里。
巡警们察看着被窃现场和货架上横七竖八的糕点，下意识地不时用手捏起几块散落的点心放进嘴里。他们的动作格外小心，怕搞乱了破案线索。几分钟过后，这些本该缉拿罪犯的警察，便都无所顾忌地狼吞虎咽起来。
杰苏班比诺也趁机大口大口咀嚼着，但警察们比他吃得还起劲，也就盖过了他的咀嚼声。杰苏班比诺感到前胸和衬衣之间有种黏稠的液体在流动，他又产生了要呕吐的感觉。怀里的蜜饯汁把他搞得惊慌失措，所以过了好一阵他才发现通往门口的路是畅通无阻的。至于那帮警察嘛，事后自然可以编造说，他们看见一只花脸猴子，因迷路跑到店里来了，弄坏了盘子和蛋糕。当警察们终于清醒过来，从包围他们的各色糕点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杰苏班比诺早已无影无踪了。
杰苏班比诺找到了玛丽。当他解开衬衣时，胸前的蛋糕已变成一种新奇的什锦糕饼。他们在一起一直待到天亮，他们躺在床上，一点一点舔着，一块一块地吃着，把奶油舔得一千二净，把蛋糕吃得一点渣子也没剩。
贝维拉河谷的粮荒
作者 卡尔维诺
译者 贾镛新
一九四四年，战线依旧是四O年那样，只是这次战争旷日持久，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人们再也不愿像四O年那样，用小车推着破烂和母鸡，牵着骡子、拉着羊逃难了。那年，当他们重返家园时，看到的是箱倒柜翻、人粪遍室。要知道，那些当兵的意大利人，搞起破坏来，是不管在朋友家，还是在敌人家的。就这样，人们没有撤离。法国人的炮弹日夜在房顶开花，德国人的炮弹则在头顶呼啸。
“总有一天会向前推进的。”人们这样说，从九月份一直重复到来年四月份，“盟军会向下游挺进的。”
贝维拉河谷到处是人，有农民，也有从文提米利亚疏散来的人。大家都没吃的了。没有食品贮备，面粉则必须到城里去买，而通往城里的路日夜受到炮弹的轰击。
人们没法回家，只能躲在山洞里。一天，村里的男人都聚集到一个大山洞，讨论该怎么办。
“现在必须轮流到文提米利亚去找面包。”村委会的人说。
“这主意真不错，这样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在路上被炸得粉碎。”有人说。
“或者一个个被德国人抓住，送到德国去。”另一个接着说。
“牲口怎么办?谁出牲口?即使有，谁也不愿拿去冒险。就是有人愿意去，最后连人带牲口和面包都回不来，这是明摆着的。”又有人这样说。
所有的牲口都已被征用，就算有个别幸免的，也早已被隐藏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面包，我们怎么生活?有谁愿意带一头骡子去文提米利亚?那里正通缉我，不然的话，我就去了。”村委会的人说。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男人们坐在山洞的地上，眼睛里毫无表情，用手指在松软的凝灰岩上挖着什么。
这时，坐在后面、张着嘴、什么也没听懂的老汉比斯马站了起来，走出山洞。大家以为他要去小便，因为他年纪大了，经常要小便。
“留神点，比斯马，找个隐蔽的地方。”人们朝他喊。
但他连头都没回一下。
“对他来说，就好像没有轰炸这码事，”有个人说，“他耳聋，听不到炸弹声。”
比斯马八十多岁了，背驼得好像老是背着捆柴禾，似乎他一生中从树林背到马厩的柴禾仍压在他的背上。
人们叫他比斯马，是由于他胡子的缘故。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胡子很像俾斯麦的胡子。不过，现在他的胡子花白而肮脏，弯曲下来，就像他身体其他的部分一样，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然而，却什么都没掉下来。但他步履蹒跚，头不停地摇动，像所有的聋子一样，目光呆滞而多疑。
他重新出现在洞口。
“吁!”他吆喝着。
这时大家才看到，他身后牵着头骡子，并且鞴好了鞍架。比斯马的这头骡子，看起来比它的主人还老，脖子扁平，就像块木板，头低得快要碰到地上，走起路来小心谨慎，似乎怕那些突出的骨头刺破皮肤，从爬满苍蝇的伤口处钻出来一样。
“比斯马，你带骡子到哪里去?”人们问。他张着嘴，晃动着脑袋，什么也没听见。“口袋，给我口袋。”他说。“喂，你和这头没用的骡子上哪里去?”“多少公斤?到底要多少公斤?”他问。大家给他拿来口袋，用手比划着要多少公斤。之后，他就出发了。炮弹不断地响着，人们站在洞口，朝大路张望，看着那一瘸一拐的身影不断远去。骡子和骑在上面的老人是那样危险，似乎随时都可能一起倒下去。炮弹在前面的路上不断炸开，硝烟弥漫，有时落在前面，破坏了骡子小心翼翼地走着的道路，有时又落在后面，但比斯马连头也不回。人们屏住呼吸，注视着他在炮弹的呼啸声中一步一步地前进。“这颗炮弹准得击中他。”有人说。这时，只听得一声炮响，扬起的尘埃完全笼罩了他。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随着烟尘慢慢地消失，剩下的大概只是光秃秃的道路，连他的尸体可能也看不到了。不料人和骡子却幽灵一般再现了，他们继续慢慢地走着，到了最后一个拐弯处，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他办不成这事。”人们这样议论着转过了身去。
比斯马骑着骡子继续走在铺着鹅卵石的崎岖山路上。那头老骡子迈着哆哆嗦嗦的蹄子，走在布满石块和塌方的高低不平的路上，驮架下的伤口好像要撕裂它的皮肤。炮弹的爆炸声不会使它害怕，因为它一生中吃了那么多苦头，再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能使它激动。它低头走着，黑色的眼罩挡住了部分视野，但使它看到非常美丽的东西：被击碎外壳的蜗牛，在岩石上留下一道道五颜六色的黏液，蚁巢被捣毁，黑、白蚂蚁四处乱奔，蚁卵遍地，野草被连根拔起，如同大树那样稀奇古怪的根系朝天竖起。
骑在驮架上的人，力图在骡子消瘦的臀部上挺直身体，他那把老骨头，受尽了道路高低不平的折磨。他同他的骡子一起成长，他的思想简单，就像骡子一样听天由命，因为他这辈子吃的面包都是经过艰难的道路取得的，他自己吃的和别人吃的都是如此。现在他要为整个贝维拉村去找面包。这个世界，他周围这个寂静世界，似乎现在也力图用他这个聋子都能听到的炮声和四处飞扬的尘土对他讲话。一路上，比斯马看到悬崖倒塌，烟尘四起，碎石乱飞，红色闪光在小山包上忽隐忽现。世界要改变它那副旧面孔，把植物、土地和所有东西统统颠倒过来。远处隆隆的炮声冲击着寂静，这老年人可怕的寂静。
骡蹄子前面的路上突然爆出巨大火光。顿时，他们的鼻孔和嗓子都塞满了泥土。碎石雨点般地向老人和瘸腿骡子袭来，同时，一根巨大的橄榄树的树杈从他们头顶飞过。但只要骡子不倒，他就不会倒下去。骡子坚持住了，四个蹄子就如同钉子一样，钉在撕裂的土地上，膝盖几乎要折断。然后，它又慢慢移动脚步，在烟尘弥漫中继续前进。
傍晚，贝维拉村里突然有人喊道：“快来看，比斯马回来了，他成功了。”顷刻，男女老少一齐走出家门和山洞，只见在最后一个拐弯处，驮着口袋的骡子比原来更加一瘸一拐地走来，比斯马步行跟在后面，他拉住骡子的尾巴，不知是他被骡子拉着走，还是他在推着骡子向前进。
人们热烈欢迎带来了面包的比斯马。分配面包这件事是在大山洞里进行的。村民们排成队，一个接一个，村委会委员分给每人一个。比斯马坐在旁边，用那仅有的几颗牙齿边啃自己的一份，边看着大家。
第二天，比斯马照样又去文提米利亚了。只有这头骡子引不起德国人的注意。从此，他每天都到那里驮面包，而每次都能穿过枪林弹雨，死里逃生，安全而归。人们说，可能他与死神签了和约。
后来德国人撤离了贝维拉河谷右岸地区，临走时炸毁了两座桥和一段路，安放了地雷，并宣布四十八小时之内居民必须迁出村子和周围地区。人们撤出了村子，但并未离开这个地区。他们进山，钻人山洞。由于这个地区处在交战双方的中间地带，与世隔绝，没有办法弄到食品，饥饿降临了。
当黑衫军知道贝维拉已经疏散，便唱着歌开进了村庄。有个士兵提着一桶油漆，手持毛刷，在墙上写道：“他们不会得逞。我们坚决顶住。轴心国不退让。”
与此同时，其他黑衫党徒肩扛冲锋枪，沿着大街小巷巡逻，挨门挨户搜查。就在他们想用肩膀撞开房门时，骑着骡子的比斯马出现在斜坡上，正从两排房子中间走过来。“喂，你往哪里去?”黑衫党徒们问道。比斯马好像根本没看见他们，骡子依然一瘸一拐地走着。“喂，说你哪!”这个骑在皮包骨的骡子上，瘦骨嶙峋，面无表情的老人，活像从那破烂不堪、空无人烟的村庄中，某块石头缝里冒出来的幽灵。
“是个聋子。”他们说。
老人开始逐个地审视他们。黑衫军拐进一条小巷，来到小广场上，这里只能听到喷泉的流水声和远处的炮声。
“我看这家有东西。”一个黑衫兵指着一座房子说。他是个眼睛下长了块红斑的小伙子。空旷的广场四周的房子发出回声，重复着他说的每个字。小伙子做了个神经质的动作。那个手持毛刷的士兵在残壁上写道：“战斗光荣。”一扇未关的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发出比炮声还大的响声。
“看我的。”那个长红斑的小伙子对另外两个正在使劲推门的士兵说。他用冲锋枪对准门锁，一阵扫射，门打开了。恰恰这时，比斯马又出现了，而且是从他们刚看到的相反方向过来的。好像他是骑在那头瘦弱的骡子上，在村里来回散步似的。
“我们等他走过去。”其中一个说。他们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前。那个拿毛刷的人又写道：“不到罗马，毋宁死。”
骡子慢慢地穿过广场，好像再多走一步就会倒下去。骑在上面的老人似乎在打瞌睡。
“快走开。”带红斑的小伙子朝他喊，“村子戒严了。”
比斯马没有回头，好像一心一意地赶着骡子，穿过广场。
“我们要再碰上你，就开枪了。”那士兵坚持说。
“我们必胜。”拿毛刷的人接着写。
比斯马已经走远，只能看到他那衰老的背影，以及骡子那似乎静止的四条黑腿。
“我们到那边去。”他们说着，从门洞里钻出来。
“快点，别耽误时间，从这家开始。”
他们打开了房门，那个带红斑的士兵第一个进去。房子里空荡荡，只有回声。他们转遍了每个房间，最后走了出来。
“你们看，我真想放把火，烧了这村子。”带红斑的又说。
“我们勇往直前。”另一个再写道。
比斯马又在小街口出现了，朝他们走来。
“别开枪。”其他黑衫士兵对正在瞄准的带红斑的人说。
“领袖万岁。”拿毛刷的人又写了一句。
但是带红斑的人还是抠动了扳机。一阵枪响，老人和骡子同时中弹，可仍然站在那里，似乎四条黑腿上面的躯体是一个整体，就倒在四个蹄子上。黑衫士兵站在那里看呆了，长红斑的人丢下冲锋枪，全身发抖。后来老人和骡子同时向前倾，好像是再向前迈一步，然而却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一齐倒下了。
夜里，村里来人把他们抬走了。人们安葬了比斯马，把骡子煮熟吃了。肉是硬一些，但他们饿啊。
牲畜林
作者 卡尔维诺
译者 贾镛新
在那扫荡的日子里，树林里像集市一般热闹非凡。山间小路以外的灌木丛和树林中，赶着母牛和小牛的人家，牵着山羊的老太婆和抱着大鹅的小姑娘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有人连逃难的时候还带着家兔。
不管在哪里，栗树越是稠密，膘肥体壮的公牛和大腹便便的母牛就越多，它们走在陡峭的山坡上简直不知道往哪里迈脚。山羊的处境则好多了。但最高兴的还莫过于骡子，总算有这么一次可以不负重地走路，而且还能边走边啃树皮。猪专拱地，结果长鼻子上扎满了栗子壳。母鸡栖息在树上，可把松鼠吓坏了。由于多年圈养而不会挖洞做穴的兔子，只好钻进树洞里，但有时会遇到咬它们的睡鼠。
那天早晨，农民朱阿·德伊·菲奇正在树林深处砍柴，对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他头天晚上就离开了村子，睡在林子里一间秋天用来风干栗子的房子里，打算第二天一早采蘑菇。
他正挥动斧头砍一棵枯树时，隐约听到林子里响起了系在牲口脖子下的铃铛声，感到非常惊奇。他停下手中的活儿，倾听着这声音由远而近。“噢——”他朝声音喊去。
朱阿·德伊·菲奇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膛黑里透红。他头戴一顶绿色圆锥形毡帽，上面插着根野鸡毛，身着一件带黄色大圆点的衬衣，外罩一件毛背心，圆鼓鼓的肚子上，一条带圆点的红围巾系住了打满蓝色补丁的裤子。
“噢呜——”有人回答他。从长满苔藓的岩石后面，走出一个头戴草帽、长着小胡子的农民。是他的老乡，牵着头白胡子大山羊。
“朱阿，你在这里干什么。”老乡对他说，“德国鬼子进村了，正挨个搜查牲口棚呢!”
“天哪，糟糕了!他们肯定会找到我那头奶牛‘花大姐’，把它带走。”朱阿大声说。
“你快去，可能还来得及把它藏起来。”老乡提醒他说，“我们看到德国人的队伍进了山口，就马上撤了。可能他们还没走到你家。”
朱阿丢下木柴、斧头和蘑菇篮子，撒腿就跑。
他在林子里跑着，一队队鸭子拍着翅膀，从他脚下跑开。一群群肩并肩的山羊却不给他让路。孩子和老太婆朝他喊道：“他们已经到马多内塔啦!正在桥上挨门挨户搜查呢。我看见他们快到村口了。”朱阿用那两条短腿飞快地跑着，下坡时就像一只滚动的球，上坡时气喘吁吁。他跑叼，跑啊，翻过一道山脊，村子便展现在眼前。处在群山之中的山村，早晨空气清新柔和。石砖和石板搭成的简陋房屋显得那么凄凉。村子里空气紧张，不时传来德国人的叫喊声和用拳头砸门的声音。
“天哪!德国鬼子已经进村了!”
朱阿·德伊·菲奇全身颤抖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喝酒过多，早就有手颤的毛病，另一方面，一想到他在世上惟一的财产“花大姐”要被带走，便不寒而栗。
凭借一排排葡萄架的掩护，他穿过田野，悄悄地靠近村子。他的家在村子的最后一排，在房屋和菜地交叉的地方，一片绿色南瓜地之中。可能德国人还没到那里。
朱阿一面环顾四周，一面开始溜进村去。他从一个屋角转向另一个屋角，看到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干草和马厩的气味依旧。野蛮的叫喊声和带钉子的皮靴声是从村中心传来的。他的家就在前面，门依然关着，无论是牛圈的门，还是破旧阶梯连着的房间的门都关着。门口的破锅里种满了罗勒。“哞……”一个声音从牛棚里传出，是母牛“花大姐”，此刻它听到了自己的主人正在走近。朱阿高兴了。
就在这时，突然从一个拱门下传来了脚步声，朱阿赶紧躲进门洞，用力向后收缩圆鼓鼓的肚子。这是一个长得农民模样的德国兵，短短的制服遮不住那长胳膊、长脖子，他的腿也很长，拿着一杆像他一样高的破枪。他离开了同伴，想独自捞点什么。这村子使他回忆起了熟悉的东西和气味。他边走边用鼻子嗅着。扁平的军帽下，一张猪样的黄脸东张西望。“哞……”“花大姐”又叫了起来，它不明白为什么主人还没来到。听到这声音，德国兵的精神为之一振，迅速向牛棚走去。朱阿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他看到德国人在凶狠地踢着门，肯定很快会破门而人。于是就绕到房子后面，走进干草棚，在草堆下翻找起来。那里藏着一杆老式双筒猎枪和子弹袋。他把两颗打野猪的子弹推上膛，子弹袋系在腰上，平端着枪，悄悄地走到牛棚门口。
德国兵正牵着牛往外走。那是一头漂亮的、带黑点的红色小母牛，因此绰号叫“花大姐”。它性情温顺，但又很固执。现在它不愿跟着这个陌生人走，站在那里不动。德国人不得不在后面推着让它走。
躲在墙后面的朱阿开始瞄准了。要知道，他是村子里最蹩脚的猎手，从来瞄不准，不要说野兔子，就连一只松鼠也没打到过。当他朝树上的鸟儿开枪时，它们甚至动也不动。没人愿和他一起去打猎，因为他会把铁砂粒打到同伴的屁股上。他本来就双手发抖，瞄不准，现在又如此激动，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使劲瞄准，但颤抖的双手使枪口不停地在空中转动。他想对准德国人的胸膛，可是准星正对着的却是牛屁股。“天哪!如果我想打死德国兵，遇难的却是‘花大姐’，怎么办?”朱阿这样想，不敢贸然开枪。
德国人牵着这头因听到主人来到而不肯前进的牛，吃力地走着，突然发现伙伴们都已离开村子上路了。他准备拉着这头固执的牛追赶伙伴。朱阿一直尾随在后面，保持着一定距离，不时躲在篱笆或矮墙后面瞄准。但无论如何总拿不稳枪，更何况德国人和母牛靠得那么近，他哪里敢抠动扳机。难道就这样让他牵走吗?
德国兵为了追赶逐渐远去的伙伴，想抄近路，走人了树林。现在凭借树干的遮挡，朱阿更容易跟随他。这时候德国兵大概会距离牛远一点，可能有机会开枪了。
进入树林，母牛似乎不那么固执了。相反，由于德国人对这林间小路一点也不熟悉，是母牛领着他前进，并选择走哪条岔路。没过多久，德国人就发现，他并没有走上通往大道的近路，而是进入了密林深处。一句话，他和母牛一起迷了路。
朱阿一直跟着德国兵，像他一样，鼻子被荆棘划破，双脚陷入小溪，鹪鹩被惊得四处乱飞。想要在密林中瞄准就更难了，特别是要通过多重障碍和那总在眼前晃动的牛屁股。
德国人心惊胆颤地打量着这浓密的树林，琢磨着如何才能走出去。忽听杨梅果树丛中一阵响动，跑出一头漂亮的粉红色小猪。在他的家乡，从未见过猪在树林子里跑来跑去。他松开牵牛的绳子，就去追赶那头猪。“花大姐”一旦得到了自由，就一头钻进树林跑了，这里有它许多朋友。
对朱阿来说，这正是开枪的好机会。德国人手忙脚乱地在抓猪，想要紧紧地抱住它，但猪还是挣脱了。
就在朱阿站在那里准备抠动扳机时，附近出现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头戴毛线帽，足登长统靴。他们脸上挂着泪珠说：“朱阿，请你瞄准点。要是把我们的猪打死了，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朱阿手中的猎枪又跳起了塔兰泰拉舞。他的心肠太软了，激动得太厉害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杀死那个德国鬼子，而是为那两个可怜孩子的猪担心。 ，
德国鬼子怀里抱着那头吱吱乱叫、拼命挣扎的猪东撞西撞。突然，伴着猪的叫声，“咩——”的一声，从山洞里跑出一只小羊。德国人放下猪，又去抓羊。他抓住那声嘶力竭叫唤着的羊的一条腿，像牧人那样把羊扛在肩上，向前走去。朱阿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心想，“这一下你可跑不了了，机会来了。”正要抠动扳机，突然有一只手托起了他的枪。原来是个白胡子的老牧羊人。他合掌向朱阿祈求说：“朱阿，不要杀死我的小羊，你只打死他，千万别打死我的羊。你瞄准点。”朱阿简直给搞糊涂了，连扳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德国兵在林子里转悠，对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到惊奇：小鸡栖息在树上，豚鼠从树洞向外伸头探脑。简直像诺亚方舟一样。看，松树枝上站着一只开屏的火鸡。他连忙伸手去抓，但火鸡轻轻一跳，跳到更高一层的枝上，尾羽依然展开着。德国兵放开了山羊，开始爬树。他每向上爬一层，那只下巴垂肉鲜红的火鸡，就跳到更上一层的树枝上，挺着胸脯，一直保持着开屏的姿势。
朱阿头顶茂盛的树枝，双肩和枪筒也用树枝伪装起来，他悄悄来到树下。这时，一位年轻的、戴红头巾的胖姑娘来到他身边。“朱阿，”她说，“你听我说，如果你打死德国人，我就嫁给你。要是打死了我的火鸡，我就割断你的脖子。”听了这话，年纪已经不轻、但还没结婚的、腼腆的朱阿羞得满面通红，手中的猎枪像烤肉的铁叉一样在眼前转动起来。
德国兵继续向上爬，树枝越来越细，脚下的树枝突然折断，他掉了下来，差点砸在朱阿身上。这次朱阿不糊涂了，拔腿就跑，伪装的树枝掉了一地。德国兵摔在松软的树枝上，没有受伤。
跌倒在地上之后，他看到小路上有只兔子，但又不像野兔。它圆鼓鼓的，比野兔肥实，听到响声不但不跑，反而趴在地上不动，原来是只家兔。德国人一把抓住了它的耳朵。提着吱吱乱叫、左右扭动的兔子，他又上路了。为了不使兔子跑掉，他不得不高举手臂，跳来跳去。林子里到处是牛叫、羊叫、鸡啼。每走一步都可以发现新的动物：一只鹦鹉站在冬青树上，三条红鱼在泉水中游动。
朱阿骑在一棵老橡树高高的树枝上，一直盯着提兔子的德国兵。虽然兔子不时地变换姿势，但总是离不开准星。朱阿觉得有人在拉他背心的下摆，一看，是个梳着辫子、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说：“朱阿，别打死我的兔子，反正德国人已经把它拿走了。”
德国兵来到一个布满灰岩石、长满绿苔藓的地方，附近只有几棵干枯的松树，前面就是悬崖。一只母鸡正在洒满松枝的地上觅食。德国人急忙去追鸡，兔子乘机溜走了。
这是一只光秃秃没剩几根毛的母鸡，人们再也不可能见到比它更老、更瘦的鸡了。是全村最穷的老太婆吉鲁米娜的。它很快被德国兵抓住了。
朱阿埋伏在岩石的高处，用石头垒了个枪座。实际上，他修筑的是个掩体，只留下一个可以放枪筒的射击孔。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开枪了，就算把那没毛的母鸡打死，也没什么关系。
正在这时，吉鲁米娜老太太身披黑色破披肩走了过来，向他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朱阿，德国人拿走了我的鸡，那是我在世界上惟一的财产，这已经够使我伤心的了。现在要是你把鸡再打死，那我就更伤心了。”
听了老太太这番话，朱阿的手比以前颤抖得更厉害了，他的责任太大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足了勇气，抠动了扳机。
听到枪声，德国人看到手中的鸡没了尾巴。接着又一声，翅膀丢了一只。难道这只鸡有魔法，会在手中自我爆炸，自我消耗?又是一枪，母鸡的毛全部剥光，除了还在不停地叫以外，简直可以直接送去烧烤。心惊胆颤的德国兵抓住鸡的脖子，手臂平伸出去，同自己身体保持一定距离。朱阿的第四枪恰好打在他手下面一点的鸡脖子上，他手中只剩下了一个鸡头+他飞快地把鸡头扔掉，撒腿就跑。但再也找不到路了，前面是个乱石崖。石崖边上长着棵角豆树，上面趴着一只大猫。
现在，他对在林子里能看到各种家养的动物，已毫不奇怪了。他伸手去抚摸那只猫，希望能听到它的呼噜声，聊以自慰。
要知道，很久以来，这个林子里就有一只凶恶的野猫，专门捕食飞禽，有时甚至到村子里偷鸡吃。原以为可以听到猫呼噜的德国兵，看到那只凶狠的动物，竖起全身的毛向他扑来，他感到快要被野猫的利爪撕成碎片。人和野猫在厮打中一起滚下了石崖。
就这样，朱阿这个劣等射手，受到了像全村最伟大的游击队员和猎手一样的欢迎。人们用公积金给可怜的吉鲁米娜买了一窝小鸡仔。
迷人的花园
作者：卡尔维诺
译者：阮一峰
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沿着铁路线散步。脚下是波光粼粼、沉郁碧蓝的大海；头上是片片白云、明净的天空。炽热的铁轨闪着微光。在铁道旁散步有很多乐趣，可以玩很多游戏——他和她手拉手走在两根并排的铁轨上，尽力不掉下来；或者一起从一根枕木跳到另一根上，脚不能落在枕木之间的石块上。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本来是出来捉螃蟹的，现在他们决定沿铁路线一直走到隧道，去考察一下。吉尔凡尼罗喜欢和赛瑞娜一起玩，因为她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不会被玩笑吓坏或者弄哭了。每当吉尔凡尼罗说“去那里”或者“这么做”，赛瑞娜总是没有意见地服从。
乒！他们同时抬头张望。一根电话线从电线杆上掉下来，断开了，听起来就象一只铁鹳突然关上它的长嘴巴。他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没看见这一幕多可惜呀！现在，它可不会再发生了。
“有火车来了，” 吉尔凡尼罗说。
赛瑞娜并没有从铁轨上下来。“哪儿？”她问。
吉尔凡尼罗经验十足地看看四周。他指着黑洞洞的隧道，那里面原来清清楚楚，才一会就被从石头上升腾的无形的热汽搞得一片模糊。
“那边，” 吉尔凡尼罗说。他们好象已经听到了从黑暗的隧道里，传来的一声喷气声，好象看见喷着火和烟的火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车轮吞噬着铁轨朝他们猛冲过来。
“我们怎么办，吉尔凡尼罗？”
从这儿直到海边都长着巨大的灰芦荟，周围是密不透风的荨麻，沿着山坡向上是一道蔓延的树篱，上面长满浓密的树叶却没有花朵。现在还没有火车的迹象；也许虽然它还在行驶，但已拉上了刹车，在来到他们面前时，突然停下来。不过吉尔凡尼罗已经在树篱下发现了一个口子。“这边，”他叫道。
树篱下是一根弯曲的旧铁轨做的栅栏，有一段扭曲了，就象白纸卷起了一个边角。吉尔凡尼罗钻进了这个洞里，一半已经看不见了。
“帮我一把，吉尔凡尼罗。”
他们发现来到了一个花园的角落里，脚下就是一个花坛，头发上沾满了干树叶和苔藓。周围一片静寂；没有一片树叶在晃动。
“来吧，” 吉尔凡尼罗说，赛瑞娜点头作为回答。
这里有巨大的肉色老桉树和弯弯曲曲的石子路。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掂起脚尖在路上走，留心不破坏路上的石子。万一主人突然出现呢？
每件东西都是那么漂亮：狭窄的拐角，高高的弯曲的桉树叶和条块状的天空；但一想到这并非他们的花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赶走，不免让人提心吊胆。但没有任何动静。在一个拐角，叽叽喳喳的麻雀从一丛杨梅上飞上了天空。然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也许它是一个被废弃的花园呢？
大树的树荫到头了，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开阔的天空下，面前的花坛里是排列整齐的牵牛花类植物，前面是道路、栏杆和一排排的黄杨树。花园的尽头是一幢别墅，闪光的窗玻璃后面是橘黄色的窗帘。
真是安静极了。两个孩子小心地踩着石子，爬着前进，也许窗户会突然打开，生气的小姐和先生出现在阳台上，放出大狗冲过来。他们看见一辆手推车停在水渠旁。吉尔凡尼罗抓起它的把手，把它推在前面，每动一下，它就吱吱嘎嘎得好象在吹口哨。赛瑞娜坐在车里，他们缓慢的前进，吉尔凡尼罗沿着花坛和喷泉，推着她和车。
每当赛瑞娜时不时指着一朵花，压低了声音说：“那朵”， 吉尔凡尼罗就放下手推车，采下它，交给她。一会她就有了一束美丽的花。
渐渐地走完了石子路，他们来到一块铺着砖头和灰泥板的空地。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的长方形：一个游泳池。他们爬到池边，池中注满清水，蓝色的瓷砖砌成了一排排蓝线。泡在这里面该是多美的一件事啊！
“我们下去吗？” 吉尔凡尼罗问赛瑞娜。如果他不直接说“下去”，而是问她的话，那就表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主意。但池水是那样清澈碧蓝，赛瑞娜一点也不害怕。她跳下手推车，把她的花束放在里面。他们本来穿的就是可以下水的衣服，因为直到刚才他们还是出来捉螃蟹的。吉尔凡尼罗跳了进去，不是从跳水板，而是池边，因为担心水花声太大。他慢慢地往下潜，眼睛睁得大大的，只看见从瓷砖上映出的蓝色。他粉红的手掌就好象金鱼。这里和海水下不一样，那里都是不定形的黑绿色的阴影。一个粉色的影子出现在他的上方：赛瑞娜！他拉起她的手，他们浮出水面，心里慌慌张张的。不，根本就没有人看见他们，但是这一切也并非象他们刚才想象得那么美好；他们总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他们没有使用这些的权利，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赶走。
他们从水里爬出来，发现在游泳池旁有一张乒乓桌。吉尔凡尼罗立刻拿起球拍发球，赛瑞娜在另一边敏捷地把球接过来。他们玩的时候，尽量轻轻地触球，防止别墅里有人听见他们。但是吉尔凡尼罗在接一个弹得高高的扣球时，把球打飞了，撞上了挂在凉亭里的一面锣。接着就是一记长长的、沉闷的响声。两个孩子蹲在一丛毛莨下面。马上有两个穿白上衣的仆人模样的男人出现了，端着大盘子；他们把盘子放在橘黄色条纹的遮阳伞下的一张圆桌上，离开了。
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爬到桌子前。那上面有茶、牛奶和松糕。他们毫不客气地坐下，享用起来。他们倒了两杯茶，切了两块松糕。但是他们一点也感受不到舒服，不安地坐在椅子边上，晃着膝盖。他们无法真正地享用茶和糕点，它们吃起来都毫无滋味。这个花园里每件东西都是这样：很舒服却不能正常地享受，令他们即担心又害怕，担心的是他们能来到这里仅仅是因为一阵偶然的好运，害怕的是再过一会他们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解了。
他们蹑手蹑脚地靠近别墅。透过威尼斯式的百叶窗的缝隙，他们看见一间漂亮的背阴房间，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蝴蝶标本。屋里有个面色苍白的小男孩。多幸运的男孩，他一定是别墅和花园的主人了。他随意地躺在一张长椅上，翻着一本有很多图画的大书。他的手又大又白，虽然是夏天，睡衣的钮扣一直扣到了脖子。
当两个孩子继续透过窗帘缝窥视，他们的心跳逐渐平静下来。你瞧，那个男孩虽然坐在那里，翻着书，漫不经心地看着，但他比他们更加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站起身，踮着脚在屋里走，好象他害怕有人会随时闯进来、把他赶走似的。至于那些书、长椅、墙上镜框里的蝴蝶、花园、游戏、茶具、游泳池和小路，也好象由于某些巨大的错误才归他使用，而他则好象无能力去享受它们，感到正是他自己的过失才在这里承担那些错误带来的痛苦。
那个苍白的男孩在他背阴的房间里四处徘徊，步子鬼鬼祟祟的，他用苍白的手指抚摸那些装蝴蝶的标本盒，然后停下来，听着什么。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的心跳本来已经平静下来了，现在又开始狂跳了。也许这别墅、花园，还有所有这些可爱舒适的东西都被施过咒语，所以才会令人害怕，就象很久以前犯过罪一样。
云层遮住了太阳。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轻手轻脚地爬开了。他们从原路退回去，走得很快，但不跑。他们又爬着穿过树篱。在芦荟中，他们找到一条通向下面小石滩的路。沿着海边是象岸堤一样的海草。他们大把大把地抓起它，扔在对方脸上，一起玩到了太阳落山。赛瑞娜一次也没哭。
亚当，午后
作者：依塔罗.卡尔维诺
译者：阮一峰
新来园丁的儿子用布条将长头发扎在脑袋上，还打了个小蝴蝶结。他一手提着满满的洒水壶走在小路上，一手向外伸着，好保持平衡。他给金莲花洒水，缓慢又仔细，直到每株花下的泥土都变湿变软为止，就好像倒出的是咖啡和牛奶；当一株花被洒了足够的水以后，他才提起水壶，移向下一枝。玛丽亚—娜琪塔透过厨房的窗户看着他，心想园艺真是一项无忧无虑的工作。她注意到他已经是一个青年了，虽然，他还穿着短裤，并且长头发使他看上去象个女孩。她停下洗碗，轻扣着窗户。
“喂，你，”她喊。
园丁的儿子抬起头，看见了玛丽亚—娜琪塔，朝她微笑。她也回报给他笑容，部分原因是她从未见过头发这么长的男孩，以及他头上的蝴蝶结。园丁的儿子向她招招手，让她过去，玛丽亚—娜琪塔被他那种滑稽的姿式逗笑了，摆出架式让他明白她还要洗碗。但是男孩还是向她招手，并用另一只手指着盆栽的大丽菊。为什么他指着那些大丽菊呢？玛丽亚—娜琪塔打开窗户，探出头去。
“什么事？”她问，接着笑了起来。
“你想看宝贝吗？”
“什么宝贝？”
“很有意思的。你过来吧，快点。”
“告诉我那是什么。”
“我会给你看的。我会给你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但我要洗碗，不然茜格诺拉过来，会发现我不在的。”
“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过来吧，现在。”
“等一等，”玛丽亚—娜琪塔说，她关上了窗。
她跑出厨房，园丁的儿子还在那里，正给金莲花浇水。
“你好，”玛丽亚—娜琪塔说。
玛丽亚—娜琪塔穿了高跟鞋，所以看上去要比实际高，虽说工作时间穿着有点可惜，但她还是喜欢穿。在一头浓密的卷发下面，她长着一张小巧的娃娃脸，她的腿细细的，也象孩子似的，但是包裹在围裙下的她的身体已经丰满成熟了。她总是发笑，不管对别人说的或是她自已说的话。
“你好。”园丁的儿子说。他脸上、脖子上和前胸的皮肤是暗黑褐色的，也许因为他总是半裸，就象现在这样。
“你叫什么名字？”玛丽亚—娜琪塔问。
“里博热索，”圆丁的儿子说。
玛丽亚—娜琪塔笑着重复道：“里博热索…里博热索…多么有趣的名字，里博热索。”
“这是个世界语的名字，”他说“在世界语里它就是自由的意思。”
“埃思帕雷托（[注]：“世界语”一词的发音），”玛丽亚—娜琪塔说：“你是埃思帕雷托人？”
“埃思帕雷托是一种语言，”里博热索解释说“我爸爸说世界语。”
“我是卡拉布里亚人，”玛丽亚—娜琪塔说。
“你的名字呢？”
“玛丽亚—娜琪塔，”她笑着说。
“为什么你老是在笑？”
“为什么你叫埃思帕雷托？”
“不是埃思帕雷托，是里博热索。”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叫玛丽亚—娜琪塔？”
“这是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我的名字是以圣母命名的，我哥哥是以圣徒约翰命名的。”
“圣杰塞夫？”
玛丽亚—娜琪塔忍不住大笑起来：“圣杰塞夫!是圣徒约翰，不是圣杰塞夫，里博热索!”
“我哥哥名字的意思是‘萌芽’，”里博热索说，“我妹妹的意思是‘万物’。”
“你说的宝贝呢，”玛丽亚—娜琪塔说，“给我看。”
“跟我来，”里博热索说。他放下洒水壶，用手拉住她。
玛丽亚—娜琪塔犹豫了。“先告诉我那是什么。”
“你会看到的，”他说，“但你得先答应我好好照顾它。”
“你会把它给我？”
“对，我会给你的。”他领着她来到园墙的一个角落里。那里花盆里的大丽菊长得和他们一样高。
“到了。”
“什么？”
“等着。”
玛丽亚—娜琪塔透过他的肩膀看着。里博热索弯下身，移开了一个花盆，又把另一个抬到墙边，然后指着地面。
“那儿。”
“什么？”玛丽亚—娜琪塔问。她什么也没看到，角落的阴影里都是湿叶子和泥土。
“看，它在动，”园丁的儿子说。她看到它了，就好象一块会动的石头或者树叶，湿湿的，长着眼睛和脚；一只癞蛤蟆。
“哇哇呀！”
玛丽亚—娜琪塔踩着高跟鞋在大丽菊中跳着后退。里博热索蹲在癞蛤蟆旁边，褐色的脸庞中露出洁白的牙齿。
“你害怕了？不过是一只癞蛤蟆！为什么你会害怕？”
“一只癞蛤蟆！”玛丽亚—娜琪塔喘着气。
“当然是癞蛤蟆。过来，”里博热索说。
她用一只颤抖的手指着它。“弄死它。”
他伸出手，好象在保护它。“不行。它很好玩的。”
“好玩？”
“癞蛤蟆都很好玩。它们吃虫子。”
“哦！”玛丽亚—娜琪塔说，但她并不走近。她咬着围裙的裙边，试着只从眼角去看。
“看，它多漂亮，”里博热索说，把手放在它上面。
玛丽亚—娜琪塔走近了，不再笑了，张大嘴看着。“不！不！别碰它！”
里博热索用一根手指摸着癞蛤蟆灰绿色的背，上面布满了细长的瘤子。
“你疯了？你不知道碰它们会使你的手肿起来吗？”
园丁的儿子给她看他褐色的大手，手掌上长了一层黄色的老茧。
“嗯，它不会伤着我的，”他说。“它很漂亮的。”
他从脖颈的地方抓起癞蛤蟆，就象抓一只猫，把它放在他手掌里。玛丽亚—娜琪塔还是咬着她的裙边，正蹲在他旁边。
“哇哇呀！”她惊叫。
他们两个蹲在大丽菊的后面，玛丽亚—娜琪塔玫瑰色的膝盖擦着里博热索褐色的、布满搔痕的膝盖。里博热索用另一只手盖在癞蛤蟆的背上，每当它想跳出去就捉住它。
“你摸它，玛丽亚—娜琪塔，”他说。
女孩把手藏在围裙里。
“不，”她坚决的说。
“但它是你的。我会把它送给你。”里博热索说。
玛丽亚—娜琪塔的眼睛里布满愁云。拒绝一件礼物让人难过，还从没有人送过她礼物呢，但是癞蛤蟆真的让她不舒服。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它会给你做伴的。”
“不，”她说。
里博热索把癞蛤蟆放回到地上，它很快跳开了，在叶子下趴着。
“再见，里博热索。”
“等一等。”
“我得走了，把碗洗完。茜格诺拉不喜欢我到花园里来。”
“别走。我还要让你看一样宝贝。过来吧。”
她跟着他沿着石子路走。里博热索是个多奇怪的男孩子呀，留那么长的头发，还拣起癞蛤蟆放在手上。
“你多大了，里博热索？”
“十五，你呢？”
“十四。”
“正好十四，还是要等到下一个生日？”
“得等到下次我过生日。正好是圣母升天节那天（[注]：八月十五日）。”
“那天到了吗？”
“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圣母升天节是哪一天？”她笑着说。
“对。”
“到了升天节，会有游行的，你没参加过游行吗？”
“我？没有。”
“我的家乡那里的游行很热闹，和这里不一样。我的家乡种满了香柠檬，其他什么也不种，每个人都从早到晚地采摘。我有十四个兄弟姐妹，他们都采香柠檬；还有五个死在婴儿期，后来我妈得了破伤风，我们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去投奔卡梅洛叔叔，有八个孩子住进了那儿的车库。跟我说说，你哪来的这么长的头发？”
他们停下了脚步。
“它自己长成这样的。你不是也有长头发吗。”
“我是女孩子。如果你留长发，你就象女孩子。”
“我不象女孩子。你不能从头发分辨男孩女孩。”
“不从头发？”
“对，不从头发。”
“为什么不从头发？”
“你想让我给你看宝贝吗？”
“哦，当然。”
里博热索走进海芋百合，它们对着天空抽出喇叭形的白芽。里博热索查看了每一株，用两根手指摸索，在手心里藏了些什么。玛丽亚—娜琪塔没有进入花坛，她看着他，静静地笑。他又打算干什么？里博热索检查完了所有的百合。他走到她面前，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上。
“伸出手来，”他说。玛丽亚—娜琪塔把双手合成杯形，但不敢放在他的手下面。
“你捉到了什么？”
“那是宝贝。等着瞧。”
“给我看，现在。”
里博热索张开手，让她看。他的手掌中都是各色的玫瑰金龟子，有红的黑的，甚至紫的，但绿色的最漂亮。它们嗡嗡叫着，互相爬上爬下，在空气中摆动着细细的黑腿。玛丽亚—娜琪塔把手藏在围裙底下。
“给你，”里博热索说。“你不喜欢它们吗？”
“不，”玛丽亚—娜琪塔犹豫地说，她的手仍然藏在围裙下面。
“你把它们抓牢，很好玩的；你来试试吧？”
玛丽亚—娜琪塔胆怯地伸出了手，里博热索将各色的玫瑰金龟子一股脑地倾倒在她的手上。
“别害怕，它们不会咬你的。”
“哇哇呀！”它们并没有咬她。她张开手，玫瑰金龟子展开了翅膀，五彩的颜色消失了，什么也看不到，除了一群飞上飞下的黑色昆虫。
“真可惜。我想给你礼物，可是你不要。”
“我得走了，把碗洗完。如果茜格诺拉找不到我，她会过来的。”
“你不要礼物了吗？”
“现在你又打算给我什么了？”
“过来看。”
他又抓起了她的手，领她穿过花坛。
“我必须马上回厨房，里博热索。还有一只鸡等着拔毛呢。”
“嘘！”
“为什么嘘！”
“我们不吃死的鸡或者其他动物的肉。”
“为什么，你们的大斋期很长吗？”
“你是什么意思？”
“算了，那你们吃什么呢？”
“嗯，各种东西，洋蓟、莴苣、西红柿，我爸爸不许我们吃死去动物的肉。咖啡和糖也不许吃。”
“那你们怎么处理你们那份定额供给的糖呢？”
“到黑市上卖掉。”
他们走到了一些攀缘植物前，上面开满了红花。
“多好看的花呀，”玛丽亚—娜琪塔说。“你摘它们吗？”
“为什么？”
“献给圣母玛利亚。鲜花要用来供奉圣母玛利亚。”
“松叶菊属植物。”
“什么意思？”
“这株植物的拉丁文名字就叫松叶菊属植物。所有的花都有拉丁文名字。”
“弥撒也是拉丁文。”
“这我不懂。”
里博热索紧盯着墙上那些摇动的枝条。
“找到了”他说。
“什么？”
那是一条绿中带黑的蜥蜴，正在晒太阳。
“我来捉住它。”
“别！”
但他还是靠近了蜥蜴，非常慢，两只手张开；他一跳，抓住了它。他开心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当心，它要逃走了！”从他夹紧的指缝间先滑出了一只让人害怕的脑袋，接着是尾巴。玛丽亚—娜琪塔也笑了，不过每次她一看见蜥蜴就要向后跳一下，把裙子在膝盖周围拉紧。
“那么你真的不要我送你的任何东西了？”里博热索很伤心地说，他非常小心地把蜥蜴放回到墙上；它跳走了。玛丽亚—娜琪塔低下了眼睛。
“跟我来，”里博热索说，又抓起了她的手。
“我要一支唇膏，星期天去跳舞的时候就可以涂口红了。还要一块黑面纱，好带在头上参加以后的礼拜。”
“星期天，”里博热索说，“我和我兄弟一起去森林，我们捡两麻袋的松果。到晚上，我爸爸会朗读克鲁泡特金的书。他的头发一直垂到肩膀，胡子长到胸前。不管春夏秋冬，他都穿短裤。我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橱窗画画，戴礼帽的是商人，戴军帽的是将军，戴圆帽的是牧师。我用水彩画他们。”
他们来到池塘边，睡莲的圆叶漂浮在水面上。
“现在，安静，”里博热索下命令。
一只青蛙在水下游动，它绿色的腿有力地划着。突然它钻出水面，跳到一株睡莲的叶子上，蹲在中间。
“就是它了。”
他猛一伸手，把它抓在攥紧的拳头里。
“是一对，”他喊着，“看，有两个，连在一起。”
“怎么会的？”玛丽亚—娜琪塔问。
“公的和母的在一块了，”里博热索说，“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他想把青蛙放到玛丽亚—娜琪塔的手里，玛丽亚—娜琪塔不知道她是因为看到青蛙害怕，还是因为看到公的和母的粘在一起害怕。
“放了它们，”她说，“你别碰它们。”
“公的和母的，”里博热索重复着，“它们正在做蝌蚪。”一片云遮住了太阳。玛丽亚—娜蜞塔突然担心起来。
“太晚了。茜格诺拉肯定正在找我呢。”
但是她没走。他们反而继续闲逛，太阳也没有再出来。他又发现了一条蛇；竹篱后面的一条极小的蛇。里博热索把它缠在手臂上，摆弄它的头。
“以前我驯过蛇，我有一打。其中一条又长又黄，是水蛇，但它脱皮逃掉了。看这条正张着嘴巴的蛇，注意它分叉的舌头。碰碰它，它不咬人。”
但是玛丽亚—娜琪塔也怕蛇。他们又去了假山池。他先是给他看喷泉，打开了所有的喷头，这让她特别开心。然后他给她看金鱼。这是一条孤单的老金鱼，它的鱼鳞已经开始变白了。最终，玛丽亚—娜琪塔喜欢这条金鱼，里博热索动手去水里抓它。它很难抓，但如果抓到以后，玛丽亚—娜琪塔就能把它放在碗里，在厨房里养着了。他抓住了它，但不把它捞出水，以免闷死。
“你的手伸下来，摸摸它，”里博热索说。“你能感到它在呼吸；它有象纸一样的鳍，还有刺手的鱼鳞，虽然不多。”
但玛丽亚—娜琪塔也不想摸金鱼。
牵牛花下的泥土非常松软，里博热索用手指捉出了一些又长又软的虫子。
玛丽亚—娜琪塔小声尖叫着逃开了。
“把你的手放在这里，”里博热索指着一棵老桃树的树干说。玛丽亚—娜琪塔不明白为什么，但她还是这样做了；接着她叫起来，冲到池边上，把手浸到水里。因为她手里已经爬满了蚂蚁。那棵桃树是蚂蚁的老巢，那种又黑又小的“阿根廷”蚂蚁。
“瞧着，”里博热索把手放到树干上。蚂蚁爬上了他的手，但他并不把它们赶走。
“为什么？”玛丽亚—娜琪塔问，“为什么你让蚂蚁爬满了你的手？”
现在他的手已经有点变黑了，蚂蚁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爬。
“把你的手拿开吧，”玛丽亚—娜琪塔哀求道，“它们会爬满你全身的。”
蚂蚁爬上了他裸着的上臂，已经接近了他的肘部。
一会儿，他整个的手臂被移动着的小黑点组成的纱巾覆盖了；它们爬到了他的胳肢窝，但他还不把它们赶走。
“甩掉它们，里博热索。放你的手臂在水里！”
里博热索笑了，现在一些蚂蚁从他的脖子向他的脸上爬。
“里博热索！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接受你送我的所有那些礼物。”
她伸手到他的脖子上，赶走蚂蚁。
里博热索棕白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手从树干上移走，若无其事地打扫他的手臂。但他显然被感动了。
“太好了，现在，我会给你一个真正的大礼物，我已经决定了，我能搞到的最大的礼物。”
“那是什么？”
“一只刺猬。”
“哇哇呀！茜格诺拉！茜格诺拉在叫我！”
玛丽亚—娜琪塔刚洗完碗，就听到窗户上石块的敲击声。里博热索带着一个大篮子站在窗下。
“玛丽亚—娜琪塔，让我进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不，你不能进来。你带来什么呀？”
但是这时茜格诺拉拉了铃，玛丽亚—娜琪塔走开了。
等她回到厨房里，已经看不到里博热索了，他不在厨房，也不在窗下。玛丽亚—娜琪塔走到水槽边，她就看到了那个惊喜。
她留下风干的每一个盘子都蹲了一只青蛙；托盘上盘着一条蛇，汤碗里装满了蜥蜴，细长的蜗牛正在玻璃上留下闪光的黏液。装满了水的水盆里游着一条孤独的老金鱼。
玛丽亚—娜琪塔向后退，她看到在她两脚之间有一只硕大无比的癞蛤蟆，在它后面五只小癞蛤蟆排成一排，在黑白相间的瓷砖上，小步跳着朝她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