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作者：西默尔

献给阿格奈蕾特

　　我处在一个不是黑夜的夜里，

　　这时你来了，我可爱的容颜。

　　你让这黑夜变成了可爱的白昼。

　　你唱歌，柔情地为我斟酒，

　　讲我永世难以忘怀的话语，

　　散发出远古时代的神圣气息，

　　让这难熬的夜像烟缕一样消逝。

　　　　　　　　　　　　　　　　——波斯诗人菲尔杜西

　　　　　　　　　　　　　　　　公元939年至1020年

序幕

1

　　小伙子将一根长缆绳的尾端甩过他的头顶，老翁灵巧地接住、拽牢。那是一艘装着后置式发动机的小船。小伙子用它把昂热拉和我从游艇上接过来。它在轻柔的波浪中晃晃悠悠，滑向台阶。台阶修在安提伯斯海岬西南端，凿岩而成。老翁站在一级淹没在水里的台阶上。这里的海是深蓝色的，清碧见底，看得见所有的岩石和深处的每一种植物。我看到一群群的小鱼。这些鱼不比缝衣针大，数百根缝衣针。

　　老翁已经把小船拉近台阶了。他穿着一条米色麻布裤子和一件退色很厉害的米色衬衫，尖瘦的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平顶帽，裤管和赤裸的褐色双脚都泡在水里。这位老人饱经风霜，腰躬背驼，被生活毁了。双手上粗筋暴突，扁平的指甲断掉了，双脚、胳臂、双手和脸上的皮肤像一层皴裂的羊皮纸。这老翁想必从童年起就受尽阳光曝晒，风吹雨打，在水边度过。他有一张慈祥的脸，脸颊深陷，颧骨鼓突。老翁冲我们微笑，笑的只是眼睛，不是嘴。他的眼睛像海一样深蓝。老翁没有张嘴笑，因为那嘴闭得紧紧的。老翁显然很吃力地拽近缆绳的末端，同时让船保持着平稳。这老翁一定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还一直在工作，他的眼睛仍然明亮犀利。

　　小伙子敏捷地跃上台阶。他名叫皮埃尔，是游艇上的副水手长，游艇泊在海上。皮埃尔身穿白裤子和白衬衫，跟我们大家一样打着赤脚，现年二十一岁。船长名叫马克斯，二十八岁。皮埃尔认识这个老翁。他们彼此以名相称。我将昂热拉和我的鞋交给皮埃尔，然后在船上站起来。皮埃尔抓住我的手，我跳上岸去。我抓住昂热拉的手，她也跳上岸来。

　　“您好，夫人。”那个很老的老翁说，“您好，先生。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是的，”我说，“真好。”

　　“但也很热。”老翁说。

　　“是的，”我说，“热得很。”

　　我们讲法语，老翁带有一种特别的口音。昂热拉问他：“您是马赛人吗？”

　　“马赛人，夫人，当然是马赛人。”老翁说。这时，皮埃尔从他手里取走缆绳末端，又跳上船去。老人不光是眼睛发笑，现在他的嘴也笑了。他笑时露出一嘴精制的假牙，牙齿大小相等，在太阳下闪亮。我在裤兜里找一张十法郎的纸币，老翁察觉了，说：“算了吧，先生。您肯定还要坐船回去。如果那时候您想行善……但这没有必要，真的不必。”

　　“这当然有必要。”昂热拉说，“我们大家都得生活。您在这儿干到什么时候？”

　　“从早晨到午夜，夫人。”老翁说，“大多数时候还要长。总是有这么多人来，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夜里很晚才出发。我睡在对面的绿草屋里。”

　　带刺的灌木和高高的野草之间散布着许多用木头搭成的矮小破败的平房。我听说过，这些草屋是出租给想做爱的情侣们的。总有许多这样的情侣，几乎没有一间草屋是空的，但这老翁似乎有一间。

　　“白天，当太阳火辣辣时，我在这里也会睡着。”他眨眨眼说，“在这种烈日下一点酒也喝不得。但有时我感觉不怎么好，您知道，那时我就喝上一两口，喝完后倒头便睡，直到有人叫我。”

　　“您喝什么？”昂热拉问。

　　“啤酒，”老翁说，“这是一种好饮料。”

　　“那是。”昂热拉说，也眨眨眼，冲他莞尔一笑。在我们下面，皮埃尔发动了后置式发动机。小船划出一条大弧，在船后激出一道高溅的水迹，冲回游艇去。

　　皮埃尔现在去接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了。我们没能一下子都在小船上舒适地坐下来。游艇是特拉博夫妇的，名叫“沙利马”。

　　昂热拉穿上她的鞋，我穿上我的，同时望望手表。此刻是下午两点差两分，从这一刻起，我还有一小时二十一分钟好活。

　　“您在马赛是干什么工作的？”昂热拉问。

　　“我跟我妻子住在那里。”老人说，“但我那时几个月不回家，有时很多个月不回家。我在一艘货轮上当船长。泰莱莎不是马赛人。她来自北方，是利摩日人。尽管如此，她在马赛感到非常舒适，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这老翁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健谈，“我妻子很漂亮。可惜她比我年轻许多。当我有一回行船回家时，她不在家。她留给我一封信。”老翁用一根长绳从海里吊出一瓶啤酒，打开瓶塞，拿手背擦擦瓶颈，把瓶子递给昂热拉。“您喝吗？”

　　“在这种烈日下不喝，谢谢。”昂热拉说。

　　“您呢？”

　　“我也不喝。”我说。

　　老翁把酒瓶举到唇前，喝了一大口。细浪沙沙，拍打着我们脚下的台阶。“您知道，那是一位来自格拉瑟的含羞草种植人。我认识他，模样儿很英俊，跟泰莱莎同岁。她在信中对我写道，她爱这个男人，他也爱她，我得原谅她。”

　　“您原谅她了吗？”昂热拉问。

　　“我可是比她老得多。”老翁说，将瓶子重新沉进海水里。

　　昂热拉望着他。

　　“难道不是吗？”老翁问，“我不该原谅她吗？”

　　昂热拉仍然盯着他。

　　“好吧好吧，”老人说，“我从来没有原谅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我恨她。”

　　“噢，不，”昂热拉说，“您要是恨她，那您就会原谅她，早就把她忘掉了。”

　　“夫人，”老翁说，“从来没人这么对我讲过。是的，我从没恨过泰莱莎，一直爱着她，时至今日还爱着她，虽然我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但这不要紧，不是吗？”

　　“压根儿不要紧。”昂热拉说。

　　“先生，”老翁说，“我祝贺您。这位夫人拥有伟大的心肠和清醒的理智。这夫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昂热拉听后望望我，仍然笑吟吟地攥紧我的手。她一笑，眼角外围就形成了许多纤细的小皱纹。

　　“当时我又喝起酒来。”这时老翁又说道，“很长时间内一切还可以。后来我遇上了不幸，在海上。我失去了我的船长委任书。我不再是船长了，永远不能再上船了。”

　　“多可怕。”昂热拉说。

　　“不及另一件事可怕，”老人说，“远不及那么可怕。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我沿着整个海岸工作过，从马赛到芒通。后来，重活再也干不了啦，我就找轻点儿的——最后干起了这个。我在这里非常快活，我在安提伯斯海岬有朋友。只是每当我想起泰莱莎……”

　　“是啊……”昂热拉说。

　　“但我不再想泰莱莎了。”老翁说，“我永远不再想她，永远不再。不，多年来就不再想了。”他坐到一级台阶上，端详着他的那双皴皱的大手。

　　昂热拉拉我走开。

　　“走吧，”她说，“他现在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场。他神游在泰莱莎身旁。”我远远地听到教堂钟声敲响了。现在是两点差一刻。“咱们得赶紧。”昂热拉说。

　　“是的。”我说。

　　我们并排登上台阶。它通往一条连接码头和属于“海岬酒店”的“岩石乐园”饭店的小径。它们相距只有几百米。我看到许多人在饭店下方的岩石平台上晒太阳。我想起李兹·泰勒、里查德·布尔顿和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唐·卡洛斯，那位流亡的希腊国王和他的妻子，许多王子、公主、伯爵和公爵，坐着美国的钢铁亿万富翁的那一桌，想起了科尔德·尤尔根斯、亨利·基辛格、印度公主和所有的其他人。我在“岩石乐园”遇到过他们，他们坐在平台上喝他们的开胃酒。正因为有这么多富甲天下或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到此地，我才要求跟那个人在“岩石乐园”碰头。我突然想，我可能是疯了，我的计划令我陡生恐惧。如果身旁没有昂热拉，我会当场转身逃走。但我不知道逃往何处，因为在发生过那一切之后，在我做过那一切之后，事实上我已很难逃脱了。但昂热拉在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因此我继续沿着深蓝色大海上方的小路走，走在深蓝色的天空下，走在橙树、橘树、松针树、棕榈树、杉树、桉树、玫瑰、丁香和开着金黄色花朵的我不认识的葳葳的灌木之间。我走得很快，惊讶地想：我的左脚根本不痛。它为什么不痛？它在“沙利马”的甲板上可是痛过。是激动的缘故吗？抑或一切都只是一场错觉，我还是能活命的？不，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你得相信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对你讲过的话。他是位出色的大夫。你想听到实情，现在你知道实情了。将它藏在心间，你知道吗？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将它藏在心间难得要命，但我肯定会这么做。因此，我来到了这里。我告诉昂热拉：“前面就是马赛尔。”

　　“对。”她说。我们相互讲德语。虽然昂热拉·黛尔菲娅是法国人，但我精通她的语言。她讲话时带着轻微的口音，但是很流利。“你的脚疼吗？”

　　“不。”我说。这是撒谎。因为现在，近乎一种轻松，我终于感觉到了那种抽痛，我对它太熟悉了。那好吧，我想。“不，”我说，“我一点也不痛，昂热拉。等会儿我一定得给那位老翁十法郎。”

　　她突然停下脚步，拥抱我。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我们像是一个身体、一个人。昂热拉温柔地吻我的嘴。后来我看到，她的棕色大眼睛里噙着泪水。

　　“你怎么了？”

　　“没事，”昂热拉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罗伯特。”

　　“不对，”我说，“有事。你肯定有什么事。”

　　她让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当我背转向横卧在她眼前的大海时，我听到她耳语道：“我感激你，上帝。我感谢你让我有如此的经历——它是这样的美妙。上帝啊，请保佑我们俩。我对你言听计从，但请你保佑我们。”

　　我回想发生过的一切，我做过、将要做和将要面临的一切。此刻昂热拉看不到我的脸，这令我非常高兴。我瞥见我的右前方有一条铺着白得迷人的细石子的宽路。路两旁林立着雪松、棕榈和精心修剪的灌木丛。“海岬酒店”远远地坐落在那后面，房屋正面墙是黄色，像座宫殿，四周是花园，园中花团锦簇。小路和未铺石子的路面呈微红色。昂热拉更紧地偎依着我，我现在非常强烈地闻到她的皮肤的芳香，就像新鲜牛奶一样好闻。我想，我将我所做的一切、一切，也包括最卑鄙的事，都对上帝、对昂热拉讲过了，以求得人们理解我们的爱情。上帝也会原谅我，因为理解一切和宽宥一切是他的职业。我感觉到昂热拉的心跳。它跳得很快。

2

　　“您好，马赛尔！”鹦鹉说。那是一只自称“马赛尔”的鹦鹉。我们站在大鸟笼前，它蹲在笼子里。鸟笼挂在通向“岩石乐园”饭店的红土路的路边。我的左脚现在疼得相当厉害。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的这个午后，天气酷热，热得发疯。今天是星期四。这几年来我一直受不了炎热，虽然我穿着极薄的蓝衬衫、白裤子和白色轻便鞋。我身上大汗淋漓，没穿袜子。我突然感到乏力头晕，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炎热，我得呆在这里，直到约我来这里的那个人露面。我眺望大海，肯定有三十几艘游艇，其中有相当大的，它们全泊在这里。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船上还挂着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瑞士的和比利时的国旗，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克劳德和帕斯卡勒正在登上小船，它横停在他们的游艇旁。一架梯子从游艇的甲板伸下来通向小船。那条狗还在甲板上。它激动地来回跑动。一丝风都没有。我右转身，越过大海眺望那缤纷的港口和胡安派恩斯的房屋。还有，在远方大海湾里，透过骄阳的雾峦，我依稀看到纳的老港口、新港口的康托码头、十字架路两侧的棕榈树和树后的一座座白色酒店，整个城市及其建筑物、别墅和坐落在通向戛纳上城区山坡上的大花园里的“豪华住宅楼”，但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右边，在戛纳东侧，是加利福尼亚区，昂热拉住在那里。我无法辨认单一的建筑，但我还是想，我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家、我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因为昂热拉和她的房子是我如今可以称做我自己的一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这一切和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现在还需要的东西，就要来了。

　　“美貌的女士！”马赛尔说。它的纽扣眼睛乌溜溜、亮闪闪，盯着昂热拉，我也看着昂热拉。她不仅漂亮。她是我所见过的最靓丽的女子。她的头发红得发亮，她的脸瘦削柔弱，脸上生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昂热拉·黛尔菲娅跟我一样高，三十四岁。我四十八岁。这最初曾经让我非常苦恼和担心。现在它微不足道了。现在一切都美妙无比。昂热拉身段窈窕。昂热拉身上的一切都完美无瑕，我爱她身上的一切，那绵软、柔嫩的嘴和微翘的唇，那小小的耳朵，鼻子，她的乳房，她的身体，她的修长的腿。只要有可能，昂热拉总是呆在室外，这样她的皮肤就总是散发着清新空气和太阳的芳香，太阳晒得这身皮肤到处都黑黝黝的。昂热拉穿着条白裤子，裤脚管很大，其它部位跟我的一样很紧，另加一件款式令人咋舌的白毛衣。它没有袖子，紧绷在身上，图案上延，直到前翻的衣领。毛衣后面开口很深，露出昂热拉棕色的背部。腋窝底下，腰身从两边收向中间。昂热拉的漆皮鞋后跟宽而粗笨，白色贴皮上有两只蓝色小锚的符号。她一点也没化妆，身上没有一点香水味，这正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丝毫不做作。她的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斜切面包形状的结婚戒指。

　　“已经两点过三分了，”昂热拉说，“那人迟到了。”

　　“是的，”我说，“但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他必须来。是勃兰登伯格亲自通知我的。勃兰登伯格亲自为我用密码译了新的指示，让那人带来钱，好让我付给我的线人。”

　　“你为什么偏要在这里约见那人？”

　　“这我对你讲过，昂热拉。在已经发生过那一切之后，我们要避免任何冒险。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边有许多人，不可能作案。勃兰登伯格想稳妥无误。我也是。我不愿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出什么事。”

　　“噢，上帝啊，”昂热拉说，“假如你还是出了事……如果你死去，我也去死。这听起来很感人吧？不过你知道，这是真的。”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没有你就没法活。”

　　“我没有你也没法活。”我回答，茫然地想着我们俩刚刚讲的话，想没有我生活对于昂热拉将会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她真会像她讲的那样做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以防她没有我也得继续活下去。

　　“这人带给您很多钱吗？”昂热拉问。

　　“是的，”我说，“很多钱。那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要价很高。”这下我又在骗她了。我别无选择。永远不能让昂热拉获知在马赛尔的鸟笼前这次约会的真相。我确实是约了一个男人在此碰头，但他不是我的上司派来的信使，噢，不是的。他将带钱来，这个男人，噢，是很多的钱。这才是开始，还会更多，越来越多，源源不断。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我了。面对流氓，我自己也成了个流氓。昂热拉对此一无所觉。我现在跟那些人一样了，这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我只还在乎一个人——昂热拉。

　　我从没像爱她这样爱过别的女人。她也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哪个男人。这份报告应该是对一位我挚爱的女人的生命保险。因此，我现在也祈求上帝，让我还能将我经历过的一切写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万一这人出了什么事呢？”昂热拉问。

　　“他没出什么事，”我说，“他会来的，他肯定会来。这我们大可放心。”但由于我担心会失去自制，就抖抖索索地从我的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我不能吸烟，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在我得知了最后的真相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想，这是最后的真相的愉快之处。烟钻错了喉咙，我咳嗽。

　　“吸烟过多。”马赛尔说。

　　“他说得对。”昂热拉说。

　　“这是我今天的头一支烟。”我说。管它第几支呢，无所谓，我想。

　　“你向我保证过，再也不吸烟了。”昂热拉说。

　　我把烟扔到红土上，踩熄它。

　　“谢谢。”昂热拉说。她单臂搂住我的肩。单是我们的接触就让我愉快，让我忘记一切，过去、现在甚至等待着我的将来都如此。

　　“这下特拉博夫妻来了。”昂热拉说。“沙利马”的小船果然划出一个大弧接近码头了。我想，有个不准时的使者真是幸运，因为我请求过克劳德·特拉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偷拍几张这位信使和我的照片。克劳德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我想要我正在等候的那家伙的照片，他、我和交钱时的照片。一切顺利，我想。

　　我们脚下，一只摩托艇载着三个穿着白袍的僧人突突地开走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住在圣火奴拉特岛上的齐斯特教堂里。另一个圣玛格丽特岛更小。两个岛距陆地都不足一公里。昂热拉也认识这些僧人，我们到过他们的岛上。她招手，三个僧人一齐挥手回答。他们酿制一种名叫“莱丽娜”的甜酒。

　　“这些僧人是将‘莱丽娜’送到‘岩石乐园’来的。”昂热拉说，“他们总是送到那里去。”

　　我目送着摩托艇，继续透过琥珀式的太阳光泽眺望远方非常模糊的戛纳。昂热拉望着我，然后她也顺着我看的方向望去。

　　“咱们一返回就马上回家。”昂热拉说。

　　“那当然。”我说，“回家吧。”

　　“你非常想回家，是不是？”

　　“非常想，是的。”

　　“不像我想得这么厉害。”昂热拉说，“一大早感觉有你在身旁，真是太美了。你也一样吗？”

　　“同样美。”

　　“我要让你始终感到美妙，罗伯特。”

　　“我也要让你这样。”

　　“我又想感觉你了。”她说，“咱们一回去，咱们就又要发疯了。”

　　“对。”我说，“然后咱们就谈心，放唱片，收听最后一道电视新闻，继续谈下去，像往常那样，直到天亮。”

　　载着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的小船现在已经很近了。

　　昂热拉说；“如果咱们讲累了，如果咱们当中一个人睡着了，另一个就得马上唤醒对方。我唤醒你，你唤醒我。别忘了，咱们相互许诺过。”

　　“我会唤醒你的，昂热拉，我已经经常这么做了。”

　　“我唤醒你。”她说，“咱们不能睡得太多。咱们睡时相互听不见，相互看不见，也相互感觉不到。”

　　“不，”我说，“咱们真的只能睡一会儿。”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昂热拉说，“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的样子，往往就像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似的。没人知道他还剩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这是我对你讲的。”

　　“我相信。”昂热拉说，“我想跟你白头偕老，罗伯特。咱们绝对不可以在吵过之后未和好就睡熟。如果咱们有一天争吵……”

　　“咱们永远不会这样！”

　　“也许会，”她说，“不是争什么大事，是为芝麻大的小事。如果咱们为这么一点小事争执，那咱们一定得先和好再睡着。”

　　“一定。”我说。

　　“噢，罗伯特，”昂热拉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奇迹，每晚每夜都是。每一次拥抱。你的每一个目光。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我在你身旁走的每一步。有你躺在我身旁，每一个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奇迹。”

　　“现在将永远这样，”我说，“对于你对于我，只要我们在呼吸，只要我们活着。”

　　“对，罗伯特。”昂热拉说。

　　“这是天堂。”马赛尔说。

　　这回它说对了。这是天堂，是我和昂热拉的。她吻我的脸。

　　“幸福绅士。”马赛尔说。

　　这是说我。这他也说得对。八个星期以来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尽管有一切。或者正因为如此。昂热拉从我身旁走开，望向特拉搏夫妇，他们刚好从小船里跨上岩石台阶。我对她说：“我爱你，如果我此时此刻必须死去，我就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我没讲完。有什么东西威力可怕地击中了我的背部，在左肩下方。我向前仆倒，倒在红土上。这是一颗子弹，我想。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但是我没听到射击的震动声。

　　我还知道，我听到昂热拉喊叫，但是我不理解她喊什么。我知道，我在想：这一下我不能给台阶旁的那位老翁十法郎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疼，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只是再也动弹不得，发不出声来。现在除了昂热拉的声音，我还听到其它许多声音，高高的、吓坏了的声音。后来，我四周突然一片漆黑，我有一种跌倒的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跌进一个无底的漩涡。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想：原来这就是死亡。

　　这是开始。

3

　　我又苏醒过几次，虽然不是完全清醒。当我睁开眼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昂热拉的棕色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们。昂热拉在讲话。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她，因为有什么在非常大声地嗡嗡响。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是一架直升机的旋翼。我们在飞行。直升机在颤动。我躺在一只担架上，被缚得紧紧的。我身旁的一个男人高举着一只瓶子。瓶子上插着一根管子。它一直通到我的右臂肘。那里有一根针插在肉里。昂热拉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红头发披散在她的额头上。我想讲点什么，但是我讲不出来。她跪下来，把她的嘴贴在我的耳朵上，这下我理解她了。她语无伦次，啜泣着喊：“求你，求你，求求你了，罗伯特，你别死！你若不想死，就不会死。请别放弃。别放弃！求你，求你，求求你了。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我是你的妻子，我如此爱你，罗伯特！别放弃，想想咱们还想做的一切吧，想想咱们的新生活吧，它可才刚刚开始呢。你想想，行吗？你想想吧！”

　　我想点头，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头略微动了动。然后我累坏了，不得不合上眼睛。这一下，就像万花筒一样，我经历了色彩、声音和图像的纷呈。一切都相互交融，颜色、图像和声音，一切都浮游而过。红的，红得似火。我的妻子卡琳，那张漂亮的脸扭歪了，她声音尖锐：“你这可怜的胆小鬼！你这混蛋！你这下流的禽兽！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逃脱过去了。可是你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惩罚的。你这虐待狂！你这灵魂虐待狂！你这魔鬼！我让你作呕，是不是？说啊，说啊，说我叫你作呕啊！”那红彤彤跟银色和金色的黏状物交错。那个意大利女人就躺在那里，胸口插着一把刀。它漂走了。那是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的猪眼睛和肥宽的下颚，衬衫袖子上卷，嗓门粗大。“你觉得太多了吗？罗伯特？这工作让你不能胜任吗？你是不想再做，还是不能再做了？”猪。猪猡。金色，现在一切都是金色的。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劳碌一生，跟每个人一样有权享受幸福。是的，但要以另一个人为代价吗？蓝色流进金色，蓝色和深邃的幽黑。“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罪行，因为它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没有谁会受到惩罚。七百亿美金，卢卡斯先生，七百亿美金！我们陷进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讲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弗里瑟，汹涌的蓝色，联邦财政部的弗里瑟。“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是谁讲的？这话是药店里的老太太讲的。她胆怯地微笑着，希望渺茫。蓝色和银色，银色，橙色和绿色，黏状物和纱巾。旋翼轰鸣。昂热拉的眼睛，其大无比，我看着它们里面。缓慢的音乐。昂热拉和我在阶梯式饭店“棕榈海滩”的平台上起舞。其他的所有跳舞者都退回去了。美国国旗旁边是法国国旗。橙色更深了。所有的颜色骤然爆炸，化成星星、转轮和喷泉。一只爆竹！它的光焰映照出浴室里的那个男人，吊死了。色彩跳动，跳向我合拢的眼皮，全部一拥而上。这是谁？这是我。烂醉如泥，躺在一位黑发女郎身旁，她嘴上有一道开裂的伤口。她一丝不挂，我们在她的床上打滚。谁……谁……噢，杰茜，那个妓女！现在成了绿色，各种各样的绿。两个家伙痛打我，一人抓着我，另一个人挥拳击打我的下体，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我跌倒，我跌倒。扶住我，昂热拉，请你扶住我！但那不是昂热拉，那是那个高大的黑女人。我沉陷在她里面，像沉陷在海绵里。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觉。我还有三十二分钟可活。

　　我又清醒过来，突然置身于一座花的海洋里。白色的茉莉花，九重葛红色、紫罗兰色和橙色的花蕾，蓝色、白色、红色和紫色的矮牵牛，红色的唐菖蒲，法兰西菊，白的和黄的……这是昂热拉的花海，她的屋顶花园。各种颜色的小玫瑰……它们名叫“惊玫”。还有丁香。不，不是丁香！丁香招致不幸。昂热拉厨房里的凳子。她煮饭，我坐在凳子上，望着她。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因为天热，热极了，我感到我的额头在冒汗。我额上的毛巾，汗没了。旋翼轰鸣。现在全是黄色，黄灿灿的。“什么都在涨价。钱怎么了？我真不理解，先生！”药店里的老妪。“但总得有个人理解它！”对，这话也对。数百万人不能理解，只有少数人知情。脸孔漂浮而去。紫色中的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打高尔夫球的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玫瑰红色的陀螺里迅速旋转。面无表倩的加柯摩·法比安坐在轮盘赌台旁，白如油脂。僵硬的希尔德·赫尔曼坐在一张洛可可大床上，这下一切又都成金色了。这不幸怎么会发生的，先生？为什么？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布莱希特写的。共产党。全是维利·勃兰特的责任。他也是个共产党。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是共产党。《明镜报》是一家共产党的报纸！您也是共产党吗，卢卡斯先生？许多声音交杂，像颜色一样。现在一切都在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些声音，那些形象。我们的饭馆——“黄金时代”。粉成白色的四壁。低矮。陈旧。尼古拉，那位侍者，把肉推进一只敞开的圆炉子里。他的围裙是红的，他的衬衫是白的。十字架路旁的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的分店。让·凯马尔和他的妻子。她冲我们微笑，昂热拉和我。有什么在闪光。那只结婚戒指！一切突然都闪亮起来。我跟昂热拉在她的住房的平台上，在戛纳上方。艾斯特莱尔山脚下的城市、船只和街道的数千灯光。数不胜数的灯，红的、白的和蓝的。我们做爱，昂热拉和我。我们是一体，我们感觉到我们俩还从没感觉过的东西。谁在那儿呻吟。我。那是我。棕色和黄色。博卡的拉齐亚。一支冲锋枪在猛扫。又是蓝色。“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现在我暂时听到旋翼非常嘈杂。灰色，灰色，全是灰色。吊车从旧码头的水里拽出一辆雪铁龙车。方向盘后坐着阿兰·达侬，早死了，额头上有个小洞，碎裂的后脑上有个大洞。金色和红色。红色和金色。当代最大的罪行——没有和解，不可和解，它是如此之大，跟它相比再没有罪行了。一切非常、非常大的事，都是不可理喻、无法惩罚的……蓝色。神奇的蓝色。昂热拉和我在一尊黑色的圣母像前点燃一支蜡烛。昂热拉祈祷，她的唇无声地蠕动。那位年轻的牧师，他骑着摩托车开走了，穿着他的长袍，行李架上驮着一篮蔬菜。一切全是红的，红的，红的。赫尔曼的宫殿。盘旋的雷达屏幕。运行中的大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光线闪烁。骗到手，转销，卖出，利润大得笑死人。谁在那里笑？谁？柔和的樱桃玫瑰。“康托港俱乐部”里的酒吧。昂热拉为我一展歌喉。《随风而去》，德文歌词是：“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和痛苦之街……”

　　三台电视机开着。三个新闻播音员的面孔和声音。英镑放开了。实际贬值百分之八。总罢工。银行关闭。尼斯的私人喷气式飞机。我知道它们属于谁，那还用讲！

　　“这世界上有多少伤心的海洋……”昂热拉唱着，为我而唱。

　　一只萨克斯管。一把匕首。一只象。昂热拉手背上的白斑。我爱你。我爱你。我从没像爱你这样爱过任何一个人。我再也不会爱其他任何人。我也不会，昂热拉，我在杜塞尔多夫的“洲际”大酒店我的房间里。我们脚下是灯光的海洋——蓝色海岸的灯光，洛豪森机场的灯光。一架起飞的飞机从我头顶上飞走。床头柜上的表。早晨四点。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您做点什么！一片白色。您得做点什么！这比谋杀更严重。我该如何防止，我的先生们！我独自一个人，没有权力。我们也没有。您派出了您的缉税官！他来了，被绿色耀眼的光芒包围着。克斯勒，干瘦，快退休了。最能干的人之一……

　　昂热拉唱：“还要发生多大的灾难，人类才会觉醒？……”

　　“凶手……我们全是凶手……”

　　那个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语无伦次。

　　是的，凶手，我们大家！银色的和黑色的；杜塞尔多夫我的律师。像雾一样阴郁：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您受得了真相吗，先生？全部真相？是吗，那么就……

　　昂热拉唱：“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我的酒店房间里有十三支红玫瑰。信封。内有卡片。上面用法语写着：我倾心爱你，忠贞不渝……永生永世……

　　这就是全部真相，先生，是您想听它的……我谢谢您，儒贝尔大夫……

　　“有多少孩子晚上歇下来饿得睡不着觉？……这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昂热拉穿着紫红色衣服在唱。

　　永远不再，只要活着，这下谁都永远不再离开对方，我听到我讲。又开始跌落，跌进漩涡，跌进漩涡。这真糟糕。噢，这是如此的卑鄙，我现在……

　　完了。结束了。原来结局就是这样的！

　　不，我又一次回到生活中来了。

　　剧烈晃动。我被从直升机里抬到了一个担架上。许多人身着白大褂站在一个屋顶上，那是直升飞机的降落场。大夫们。护士们。昂热拉。担架滚动起来。电梯门打开。进电梯。电梯门关上。我们沉陷。我周围的人们。那是昂热拉。爱过，爱得那么深。眼泪在她的脸上不停地流淌。我再一次听到她喊的话：“别放弃！求你，求你，别放弃！你不可以……”

　　完了。她的嘴唇无声地嚅动着。一切都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飞快。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我又在行驶了，在海上行驶，在夜海上行驶。现在死神来了吗？现在它终于来了吗？不，只不过又是一阵晕厥罢了。我还有七分钟可活。

　　当我醒过来时，我刚好被快速地推着穿过一条没有尽头的过道。它显得像是一条隧道。灯光无数。我再也看不见昂热拉了。有声音传来，但我再也听不懂它们了。我合上眼睛。这时昂热拉的声音响起，无比清晰。她在为我朗读一首诗。她坐在我面前，坐在她的床上。我赤裸裸地躺在那张床上。第一道玫瑰红的晨光透过窗户射进来。那是一个美国人的，这我知道，昂热拉读的是德语译文。但我不知道作者叫什么，我记得当时我也不知道。

　　昂热拉的声音：“挣脱了狂野的生活欲望，挣脱了恐惧和希望……”

　　我又换了床。什么东西被咝咝地撕裂了。我的衬衫。有什么东西照得我眼花。一只巨盘，里面有许多刺眼的灯，就在我头顶。戴着面具、头戴白帽子的人们俯下身来……

　　“感谢上帝，不管你的上帝是谁……”

　　一根针扎进我的右臂肘。

　　昂热拉的声音越来越轻细：“每个生命都会结束，没有死者能够回返……”

　　那些颜色！那些颜色！现在，它们全都在一种美丽的幻影里。我感到我的胳臂上有什么。很沉。有什么东西压在我的脸上。响起一声细弱的信号。色彩奇美无比。我们的世界上没有这种色彩。

　　现在，昂热拉的声音变得非常轻了：“最疲惫的河流有一天也会找到它通向大海的路途……”

　　咝咝声更响了，我猛然看到了它。它在长满花的草地上蜿蜒，这条所有河流中最疲惫的河流。我注意到，光滑的手指在抚摸我的身体，我的左胸侧有什么冰冷的、锋利的东西。我顿时知道了，这是一条怎么样的河流。这是阴间的冥河，它把活人的王国跟死者的王国分隔开来。这条冥河，死者的灵魂从里面啜饮遗忘。我吃惊地想：冥河的河岸有阳光照耀。

　　然后，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非常轻柔，我能感觉到。然后，满是鲜花的草地和冥河的图像缓缓地、小心地消失了。那些闪烁的色彩消失了，黑暗的漩涡又回来了。然后，我第一回沉沦、我主动屈从。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平缓了，停止了，咝咝声逐渐消失。我的静脉和动脉里的血进入静止状态，然后就只剩下黑暗、温暖和安宁了。后来我就死了。

一

1

　　“周末英国要放开英镑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至今英镑都只是在官方范围内交易，但这一界限早已跟英镑的实际价值不合了，要加入欧共体了。现在伦敦聪明地放开了英镑，好在浮动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为加入欧共体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这是不是讲，英镑会贬值呢？”

　　“当然，”勃兰登伯格说，“而且我听说是要贬百分之八。”

　　“听谁说？”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从哪儿听说这放开的事的？这种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说。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点刚过一会儿。杜塞尔多夫淫雨霏霏，劲风飕飕。今天天气晴朗不起来了，凉丝丝的，对这个季节来讲几乎太凉了。“既然他们周末放开英镑，你怎么今天就知道了？”我问，“这种事没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我对你讲过，我在伦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是非同寻常。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必须知道它。我得什么都先于他人知道。公司会对我感恩戴德。你以为，我们在伦敦的分公司今天会干什么呀！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啊！我可以为这信息支付三倍的钱。十倍的钱！无所谓。董事会里的人高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说。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继续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样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实，头颅硕大，光秃秃的。这个头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颗色子，那么笨拙，那么肥宽。几乎一点也看不到脖子。勃兰登伯格颚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灵活狡黠。猪眼睛。他在办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装，衬衫袖子高高挽起。他爱穿彩色条纹的衬衫，尤其是紫色和绿色的，从来不穿白衬衫。他的领带不时髦，皱巴巴的，有些甚至抽丝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着同一件皱巴巴的休闲服跑来跑去，连续数星期不换。他的鞋也常是破破旧旧的。他吃起来像一头猪。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从他嘴里掉落。他舔个不停，舔台布和餐巾布。他多数时候手指甲太长不干净。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不修边幅、最聪明的男人，六十一岁，未婚，他真是我们公司的无价之宝。

　　勃兰登伯格是损失保险部的负责人。环球保险公司大厦坐落在柏林大街上，他的办公室在八楼。环球保险公司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但肯定是最大的几家之一。我们保险一切，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命、汽车、飞机、轮船、电影产品、地产、首饰、人、人的一部分、乳房、眼睛、女演员们的腿——没有什么我们不保的东西。但还是有。对，有一次我惊愕地发现，我们不保险男性生殖器。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保险的，但不保阴茎。当然，我们对性无能提供保险，但不保险阴茎受到伤害或失去。这非常罕见。我到处打听过，没人能解释。

　　环球保险公司总公司在杜塞尔多夫，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在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美国和委内瑞拉设有办事处。根据它最近一次公布的账目，资产负债表总计为一百二十亿马克，拥有三亿马克的资产和储备。杜塞尔多夫总公司有员工两千五百名左右。全世界有三万人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十九年来我一直在损失保险部工作。

　　损失保险当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跟我一样，职业上是个律师。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例损害案，只要它略有一点讳莫如深，勃兰登伯格就会插手。此人嗅觉灵敏。他顶风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么不对头，是否散发出欺骗或罪行的浊气。他是环球保险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或者是等我们证明出他们有罪。我们总共是四十多人，内有律师、前警官，全都效劳于勃兰登柏格。当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痒，他嗅出了蹊跷时，他就将他们派出去。他喜欢人家叫他“血犬”。他对这种表达感到骄傲。多年来，他的怀疑给环球保险公司节约了一大笔钱。虽然收入丰厚，这个未婚男人却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一生都住在旅馆里，憎恨那种有自己的住处或干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对爆玉米花有着无法遏止的嗜欲。他总是随身带着满满的袋子。一袋袋堆在办公桌上。勃兰登伯格不停地大声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满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厉害的家伙。他憎恨每一种形式的肉体努力。十分钟的路程他也会叫车。他没有女友，没有爱好，只有他的职业——日日夜夜。有无数次，他一大早就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醒，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一桩案子。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点钟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样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乱糟糟的，上面铺满纸张，纸张上散着烟屑和茶渍。子夜之前这人从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这就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谁要是现在有很多钱，就可以炒英镑获得厚利。”邋遢鬼勃兰登伯格说。烟灰落到他的领带上，他一点也没觉察。他的下巴上粘着一块早餐时的红果酱。

　　“你不是有很多钱吗？”我说。

　　“我是个穷人。”他说。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没完没了地哭穷，这个家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为一万八千马克。他拿钱干什么了，我从没问出来过。“另外，正经人不干这种事。”他边说边剔牙缝。

　　“可是公司做。”

　　“那当然。”他说，说完就不出声了，怏怏不乐地盯着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这持续了也许两分钟。

　　“听我说，”我说，“是你让人叫我来的。你说是一件要紧事，现在别睡着了。也许你该讲讲那件要紧事换换口味吧。”

　　他将手指上的东西弹进房间，抬头望着我，嘴里咬着雪茄说：

　　“赫伯特·赫尔曼死了。”

　　“不可能！”我说。

　　“就是死了。”他说。

　　“可他还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许吧，”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也许不是。”

　　“见鬼，古斯塔夫，讲吧！别让我发疯！”我找香烟。当我点着一支时，他有点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杀。”他说，将一大把爆玉米花扔进嘴里。其中有几粒又掉了出来，因为他讲话时嘴里总是包得满满的。“要是那样就好了，自杀。这将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谁付？”

　　“算在‘月华’的损失费上。”

　　“谁是‘月华’？”

　　“这是他的游艇。”古斯塔夫说，“在我们这儿上了保险。”

　　“多高？”

　　“一千五百万。”

　　“好极了，”我说，“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没、各种损坏，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盗、触礁、撞船，各种形式的破坏或外来损害。只是没有保自毁。只是没保赫尔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华’一起升天。”

　　“啊哈。”我说。

　　“是的，”他说，“这没有。”他重新从小袋子里将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点儿吗？”

　　“不，谢谢。这么说那游艇毁掉了？”

　　“全毁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细嚼慢咽，然后又吸雪茄，“他从戛纳起航，上面还有其他人。总共十三个人。七名船上员工，赫尔曼，两对夫妻，另外还有一个人。它从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发生的，在戛纳和科西嘉之间爆炸了。我跟戛纳负责这种事的部门通过电话了。当这个消息通过德国新闻社传来时，我还在，是凌晨一点钟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节。赫尔曼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游客来来往往。”

　　在低一层楼的新闻中心有德国新闻社和另一家国际联合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我们是这两家新闻社的长期用户。

　　“戛纳的水上警察有个很长的名字，”他望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戛纳下城区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在旧码头，总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区调查此案。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能流利地讲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的法语糟透了。但是，我至少听懂了：上司去美国旅行了，他们称他为‘行政负责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那必定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船体碎片飞出去数百米远。只找到了一些头颅、腿、胳膊和手指。渔民们把它们从水里钓了上来。是啊，基督升天。”

　　“赫尔曼是不是拥有联邦共和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我问。

　　“肯定是最大的之一。这人心地善良，处事稳重。也许，或许也不是。”

　　“此话怎讲？”

　　“英镑放开，罗伯特。因此我就由此着手了。我在法兰克福也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在银行家圈子里，让人到处打听。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比任何该死的牡蛎还嘴紧。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几天以来，赫尔曼魂不守舍。一个幽灵，有一个人讲。上星期，星期三，他突然飞去了戛纳，据说看上去像死神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惴惴不安。”

　　“什么事？你是说，他也得知了英镑放开的事？”

　　“他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通过无休止的罢工和发生的一切，他能算计到。也许他算计错了。也许他害怕，如果英镑现在贬值，会输得头破血流。”

　　“赫尔曼这么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输的。”

　　“你这么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可以炫耀的人物，联邦共和国银行家的佼佼者，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抢眼人物。”这是对的。赫伯特·赫尔曼在国际上享有模范银行家的一流声誉。“好吧，要是他拿英镑做了一桩肮脏交易呢？别这么看着我！他们全都干肮脏事。有些人，像赫尔曼，只不过没让逮住而已。现在也许是逮住他了。他玷污了他的马甲，那美丽的白马甲。”古斯塔夫讲话时喷出的爆米花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弄脏了他的紫色和橙色条纹的难看的衬衫。“那就意味着他完了，是不是？”

　　“嗯。”

　　“别‘嗯’。他完了，对极了！这人神经过敏，讲话结巴，好头晕，飞走前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安状态。”

　　“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以为我昨天夜里睡大觉来着？你不清楚，小雇员们都能讲什么，根本不必花太多的钱贿赂。”

　　“可他在戛纳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幢房子，这你和我一样知道。他的妹妹常住在那里。那位钻石希尔德。我牙齿间老是塞东西。”古斯塔夫又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我就着我的烟屁股重新点燃了一支。

　　“他总不至于去他妹妹那里痛哭一场吧。”我说，“你老剔牙齿真令人恶心。”

　　“是吗？那又怎样？要是这样的话，你别看好了。他去那里当然不光是痛哭一场。”

　　“那是为什么？”

　　“我不清楚。我告诉你，这事情臭烘烘。我不仅仅是嗅到，我在尿里就感觉到。”

　　“如果他想自杀，他会坐上他的游艇，驶往科西嘉，带上客人——一起去死吗？”

　　“正因为如此才不像是自杀。”

　　“不顾廉耻。”

　　“什么？”

　　“自己想完蛋，却让其他十二人也一道跟着上大。”

　　“哪位银行家能靠廉耻做生意？另外，除了他之外，丧生的不是十二个人，而是十一个人。”

　　“可你讲过，船上有十三个人。”

　　“我是讲去的时候。返回时只有十二个人。”

　　“那第十三个人在哪里呢？”

　　“那第十三个是个女人。”

　　“那女人在哪儿？”

　　“留在了科西嘉。”古斯塔夫在纸张里翻找，“她名叫黛尔菲娅。昂热拉·黛尔菲娅。”

　　“这位黛尔菲娅为何留在了科西嘉？”

　　“我不清楚。我已经全订好了，飞机票，酒店房间。你住‘庄严’酒店。你在十四点三十分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经由巴黎，十七点四十五分你就到达尼斯了。”

　　“要我……”

　　“你说说，你当我是个傻瓜吗？不然的话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当然是要你去。你已经跟船打过两回交道。休息十四天可是足够了。或者你想呆在你那甜蜜的小女人身旁？”

　　他将那装有飞机票的小簿子从办公桌上推给我。所有这些预订都是通过一家旅行社办理的，环球保险公司从没公开预订过或者买过一张旅行票证。谁也用不着知道飞走、到达和住下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说：“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调查此事。”

　　他当然知道这个。您瞧，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位独立的专家受警方委托开始侦查。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理所当然可以跟着这位专家进行他的调查。

　　“法国人已经安排了一位专家，前海军军官。你会认识他的。你干吗这么盯着我？”这位专横的大胖子忽然狡猾起来了。他的猪眼睛眯细了。我非常了解他。他就是这样。“你是不想，还是不能，罗伯特？你无法对付吗？这工作超出了你的能力吗？你再也不能胜任了吗？要我把你换去干内勤吗？或者你纯粹是干腻了？你干这个已经十九年。时间很长了。你若是干腻了，可以理解。”

　　这我当然不能容忍。我痛苦极了，强迫自己演戏。我佯装吃惊地说：“不是，你瞧瞧，有效果了！”

　　“呃？”古斯塔夫茫然地问。

　　“我给了一位老巫师很多钱，让他把你变成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他果真做成了！”

　　“哈，”古斯塔夫说，“哈哈，不劳你费心。”他猥亵地、假装亲热地向我俯过身来，当场报复了我，压低声音说，“你看上去面无血色。你说说，罗伯特，你总不会是病了吧？”

　　我的大脑里警钟尖鸣。

　　猪。猪猡。你控制着我，控制得紧紧的。你知道可以如何抓牢我。我四十八岁，是你的手下中最老的一位。我给你解决了许多案子，使得环球保险公司不必付钱。但是这不管用。付过我钱了。付了高薪，付了很高的薪水。但是我，尤其是最近，也弄糟了几件案子。你说，猪猡。这里没什么好弄糟的，我们只需要付钱就行了！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错的就总是派出去的那个人，你这个倒霉鬼！

　　“你要是真的感觉不太好，我当然尊重，罗伯特。那我至少还可以派贝特朗或霍尔格去。你比这两个人加起来都能干，因此我要你去。可是，如果你讲，你不能……”

　　“我能！”生存的恐惧在我心里蹿升。贝特朗·霍尔格，所有的其他人。比我年轻，比我精力充沛。跟他们相比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如果我真的承认我多么不舒服，请求把此案交给其他人呢？古斯塔夫是我的朋友，他总这么讲。我的好朋友，他强调说。好朋友，狗屁！我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会冷冰冰地、无动于衷地给经理室写他的报告，建议把我解雇。

　　那位顾问大夫呢？

　　这席谈话后我还得去找我们的顾问大夫。今天是每年的例行体检日。几个月以来，许多个月以来，这一体检就令我惶惶不安。因为大夫当然会诊断出我怎么了。

　　然后呢？然后呢？

　　对此我苦思冥想了许久。只有一条出路：扯谎。全盘否认。我是健康的。大夫完全误解了他所发现的、必然会发现的症状。我没有疼痛，压根儿没有，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愿不能，伟大的上帝。如果大夫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说我病了呢？如果他们尽管如此还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呢？

　　这会让古斯塔夫心碎，我想。这条狗，他拿他的手下像橙子似的榨。当他们空了、坏了和挤光了之后，就把他们扔掉，扔掉，扔掉，只想甩掉他们！

　　“我没病。”我说。

　　“我很高兴。真的，罗伯特，这让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你面色难看。你怎么了？不安？”

　　我沉默。

　　“家里的事？”

　　“嗯。”

　　“卡琳？”

　　“嗯。”

　　“卡琳怎么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只不过是老一套。”

2

　　“今天夜里你又喊叫了。”我妻子说。

　　“我夜夜喊叫。”我说。

　　“但不像今夜这么高声。”我妻子卡琳说，“今天夜里是那么厉害，我都想过来喊醒你了，因为哈特维希夫妇肯定又听到了。有可能连塔勒尔夫妇和诺特巴赫夫妇都听到了。”这是我们这幢楼里的邻居，分别住在我们楼上和楼下。“这种喊叫令我毛骨悚然，你就不能理解吗？”卡琳说。这是一个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我们坐在早饭桌旁，卡琳手拿一小块面包，边讲边涂黄油。她早饭吃得很多，喝浓咖啡。我啥都不吃，只喝茶。“太可怕了，因为哈特维希夫人总是要我注意那些喊叫声。她不停地问，你会不会是病了。早就没有人相信噩梦了。他们全都相信，你病得很重。在大脑里。哈特维希夫人昨天说，你得去看心理大夫。你以为我听了会怎么想？”

　　“是啊，这对你一定很严重。”我说，喝茶。卡琳满嘴含着食物说：“我也相信，你得去看看大夫。去看一位心理大夫。一个男人夜夜在睡眠中喊叫，整整两年了，这不正常。哈特维希夫人说，这不正常。你出门在外也这样吗——在酒店里？”

　　“我不清楚，”我说，点燃一支烟，“我想不是吧。”

　　“那就是说光是在我身边，光是当你在家时。”我妻子说。

　　我一声不吭。

　　“我丈夫在我身边喊叫。外出时，当他把随便一个婊子拉上床时，他从不喊叫。那就是我有错了。我总是有错。什么都是我错。你这可怜的人儿。我会让你进疯人院，是不是？跟我一起非常可怕，是吗？我令你作呕，对吧？说呀，说呀，说我令你作呕。”

　　我一声不吭。

　　“你还是胆小啊，”卡琳说，“从事一种放荡的职业，满世界游荡，让他的妻子数月之久独守空房，回到家后，看都不看她，不再跟她说说话，也不听她讲话。你在听我讲吗？”

　　我一声不吭。

　　“你这头猪，”卡琳说，“十年之后你烦我了，是不是？什么叫十年以后？两年来你没再跟我睡过觉。外出或回家时，你不拥抱我。我想吻你时，你就把头转开。我的吻令你恶心。说呀，说它令你恶心。”

　　我一声不吭。

　　“说啊，你这可怜的胆小鬼！”卡琳喊道。

　　我一声不吭。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躲过去，可你搞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的。”她这下讲起话来又十分平静了，“你这禽兽。你这下流的禽兽，对，你就是这样。外表上假装殷勤。”卡琳说，敲破蛋头，“夫人们的情人。一个个都为你着迷了。您有个多么迷人的丈夫啊，卢卡斯夫人。上帝，您丈夫多可爱啊，卢卡斯夫人。哎呀，您一定很幸福，卢卡斯夫人。您丈夫的职业多么有趣啊。我怎么回答？是的，我幸福。他真的很迷人，我的丈夫。他有魅力，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这些女人要是知道就好了！要是她们像我认识你这样认识你就好了。没有面具。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你这个虐待狂。这个心灵虐待狂。这个一有可能就欺骗和伤害妻子的男人。但愿她们认识到藏在你体内的魔鬼。你听见我讲什么了吗，罗伯特？”

　　“是的。”我说。

　　“光讲是的，是的。别的就再也无话好讲了？跟婊子们在一起你一定口若悬河。自打两年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温柔，没有好话，没有抚摸。当我们结婚时，你还挣不到这么多时，你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让我迷恋上你，以你在床上的能干令我发疯，以你那令人恶心的性倒错。那时你能说会道。你多么能说会道啊。爱情！我的上帝，你那时是怎么爱我啊！”

　　她拿勺挖蛋，唠唠叨叨。我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晨服，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一块头巾。好久以来，卡琳在家里一直穿晨服。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她脸孔漂亮，身材略显丰满，它曾经非常刺激我。她的眼睛灰色，乜斜着，整张脸有些猫的样子。鼻子娇小，嘴也一样，嘴唇红艳艳的。卡琳眉毛修长，为此她非常骄傲。她的发型短短的，紧贴在头上。她三十八岁，但是脸上没有皱纹，一条也没有，额头上也没有，笑的时候眼角也没有。可是她很少笑，在我面前早就不笑了。常有人跟我讲，卡琳那有点像布娃娃的俊脸上没有一条皱纹。布娃娃也没有皱纹。卡琳比我年轻十岁，她花数小时化妆，往脸上搽膏脂，让它变得更滑润。她的一直这么年轻的脸和一直这么年轻的身体也非常叫她骄傲。她常去洗桑拿，一个按摩师每周来家里两趟。

　　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在一幢非常安静漂亮的大楼里，每层楼只有两家租户。实际上这房子给两个人住太大了。里面有许多令我眷恋多年的东西，我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比如说我广泛收藏的画。那些珍贵的古董家具。那些大毯子。中国花瓶。客厅里的威尼斯镜子。客厅里的壁炉。橱柜里放着我从旅途中带回家的许多珍稀物品。我收藏的唱片和音响设备。我的图书室，里面的书墙直达到屋顶。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写字台。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精雕细刻的高靠背椅。写字台上的东西：石头里的一只昆虫，是在科孕发现的。幸运神像，象牙雕刻，来自新加坡。一根曼德拉草，是在一座芬兰的森林里找到的。火奴鲁鲁附近太平洋里的一只贝壳。银色的高烛台。我们的美丽的英国餐具。我收藏的大量登喜路和萨维奈利烟斗。现在我不再吸烟斗，只抽香烟了。安装在一只柜子里的小酒吧。桌子上电话机旁的西西里亚的小马。它是那么花花绿绿，那么娇小，红色的马鬃，白色的丝绳，紫色的马鞍，用作马鬃和马尾的丝绒，以及许多叮当作响的小金属片。它拉着一辆双轮小车，这只玩具小马……

　　我们的客厅非常大。有一块地方高出两级台阶。我们将高出的那一块布置成了吃饭间。可折叠的桌子，椅子，罩着绿色和银色的布套。桌子可坐十二个人。只有我们俩时，卡琳只摆一个角。我们总是在这里吃早饭。我也曾经爱过这个早饭位置，像爱我家里的许多东西一样。现在我什么都不再喜欢了，一切我都无所谓了。只有我的象和那只西西里亚的小马除外。我还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人家把它们从我身边拿走，我不会长时间地为它们伤心。我伤心另外的事情。没人能把这些东西从我身边拿走。可惜。

　　卡琳的晨服开口很大，乳房露出许多。她有漂亮的乳房，展服底下什么也没穿。我是十四天前从香港回来的，离开了两个月。卡琳虽有满腹怀疑，但还是期待着温柔的、小小的礼物，期待我讲讲我在香港办的案子的情况。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给了她温柔，带了礼物，讲得又多又长，这将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责任不在她，责任肯定在我。但我压根儿无法做那些卡琳有权期待的东西。我太累了，筋疲力尽，全无所谓了。月复一月，益发恶化了。连讲话都让我费劲。我完成我的使命回到家里时，总是疲惫不堪，累坏了。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一切。我想，卡琳使我抱歉。我真的对她感到抱歉。她说得对，我是个流氓，胆小鬼，弱智，是一头猪。但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而这也就是好好地干我的工作。为此我需要付出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理智和我的精明，我的勇气和我的智慧。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就没有什么留下给卡琳了。这一切我已经经常想到过，也想过得把这一切告诉卡琳。我总是想了又想，但是从不讲出来。我连讲这些都觉得太累了。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点我不想对她讲，因为我不要同情。决不。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尤其不要卡琳的。

　　我突然觉察，她的唇在蠕动，她一直在讲，但我再也听不见她的话了。我刚刚想起香港的那一夜，那天夜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3

　　“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划船的全是女人。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女。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还不全。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您工作太多了。”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她麻利地穿上衣服。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你真可爱，我爱你。”瀚园说。

　　“我也爱你。”我说。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我一直在‘海鲜馆’。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行，行。”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啰嗦了。我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珠宝店。时装沙龙。毛皮装。皮装。花店。然后是一家大银行。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几乎没人在意他们。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周围还没有苍蝇。他在轻喘。这么说一切正常。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又疼了一回。这我已经熟悉了。这疼痛我已经经历过。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剧烈。某根肌肉，我想。我不会有心脏病，那位顾问大夫一年前做的心电图检查完全正常。也许是我对某种食物作出的不良反应。或是因为炎热。有可能是我吸烟过多。我现在急着回“希尔顿”。我走得很快，跟路人撞到一起了。我左脚疼得更厉害了，脚越来越沉重，我感到它是铅做的。我挣扎着，沿女王中路一米米地走回酒店。左胸侧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我喘不过气来。我紧挨着墙和橱窗走，用手往前摸索，因为我害怕跌倒。“希尔顿”！“希尔顿”！让我赶到“希尔顿”和我的房间吧，上帝。我越越趄趄。我不得不停下来。空气、空气！我透不过气。我像一条鱼那样张大嘴吸气。没人注意我。霓虹广告彩灯闪烁，变个不停。人们似乎也一下子动得很快了。只有我前进得越来越慢。现在，我已经是真正地拖着我的左脚了。

　　没什么，根本没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你已经经历过多回了。你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凶，那妓女刚刚累坏了你。傻瓜，太傻了。你应该把她赶出去，呆在你的床上。

　　女王中路2A号。

　　也许只剩一百米了。对于我那是一百公里。在大厅里我真的脚步踉跄了。齐默拉吓了一跳，这回他不再微笑了。

　　“您怎么了，卢卡斯先生？”

　　“没什么。我不太舒服。但我就会好的。”

　　“您不大好，先生，您的嘴唇……发紫。您病了，先生，我叫个大夫……”

　　“不！”我喊道，我一下子又能喊了，“不要大夫！我禁止您叫大夫！”我不能要大夫。这没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因为一旦有人知道了，我的公司就会知道，那么我会怎样呢？“不要大夫，明白吗？”我再一次嚷道。

　　“当然明白，先生，如果您不想要的话。如果您非常肯定，一切都好的话。我……我……我送您上去。”

　　他开电梯送我上去。我重重地靠在他身上。要是我随身带着药就好了。往常我总是随身带在衣袋里。这回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当我们来到十一楼时，我相信，我再也无法呼吸了，压根儿走不动了。走廊的地面似乎在我脚下摇晃。齐默拉拖着我。我相当高大，体重七十六公斤。那位小个子中国人很吃力。终于到我的房间门外了。他打开门，送我进卧室。我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它还散发出瀚园的廉价香水的浊气。齐默拉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我扯下领带和解开衬衫领子。

　　“我还是叫个大夫……”

　　“不要！”我吼道，他吓了一跳，“对不起。那边的那只盒子，请您把它给我。”

　　他拿给我，那是满满一盒硝酸甘油片剂。一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服用硝酸甘油。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魁北克的汽车销售商，他跟我有同样的症状。他说硝酸甘油始终有效。从此以后我也服用它。当我打开盒子时，我的手指抖得厉害。我把两粒片剂倒在手心里，张开嘴，把片剂扔进去，咬碎。真难吃。

　　“现在您走吧，”我对齐默拉说，“马上就会好。过上几分钟，我知道。”

　　“如果不……”

　　“您走吧！”

　　“是，先生。当然，先生。五分钟以后我打电话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无论如何我要这么做。这是我的义务。”

　　“出去！”我喘息着说，“您快走！”

　　他走了，忧心忡忡，一脸严肃，连连地鞠躬。

　　他走得刚好及时，因为紧接着我一直在等待的症状就发生了。现在那巨大的钳子来了。这是一只可怕的钳子。它使我的心紧缩。紧，紧，越钳越紧。

　　“呃……呃……呃……”

　　那听上去一定像是受酷刑虐待的痛苦万分的呻吟。

　　那钳子收缩得越来越紧。我额上汗流如注。我撕开衬衫。我的身体弯成一座桥，落回到床上。汗从我的后颈、头发根和全身淌出。

　　“呃……呃……呃……”

　　毁灭，彻底的毁灭。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应该被毁灭，现在，永远。害怕像一道大潮那样在我体内澎湃。怕得要命，我无法描述的害怕。这害怕我已经是如此熟悉，近一年来我一直是怀着它生活，它总是宣告着我的死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从来没有过，没有过。

　　“噢……”

　　我听到自己在呻吟。我的双手在心脏上方抓着皮肤，冰冷的、汗湿的双手抓着冰冷的汗湿的皮肤。现在左手像火烧火燎似的。就这样继续着，一直继续下去。我被碾碎、挤压、压迫、窒息和毁灭，是的，是的，是的，被一位正义的天使毁灭，因为我一生中做过的各种邪恶。世界上所有人都做过的邪恶。难以忍受，恐怖万分。我感到，我的眼睛从头颅里鼓突出来。钳子痛不欲生地钳着我。我的头歪向一侧。让我死吧，上帝，让我死吧，我想。对这一切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死亡，上帝，求你了，死亡。

　　我没死。害怕一下子退走了，毁灭感消失，钳子松开了。我可以呼吸了，先是少量，逐渐增多，最终深呼吸，深深地呼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颤抖着坐到床沿上，发作结束了。我早就知道，它会像以前的每一次一样过去。我只需要少吸烟，该死的香烟。我胸口里的痛楚渐渐减弱，接着是胳膊里和手里的，随后是左脚里的。我坐在床上，心想，很多跟我有相同职业的人都有这种症状。人们大概称这为管理病吧。在我来说不仅仅因为香烟，还有我繁重的工作。还有家里的折磨。休假也无济于事，没有大夫能帮得了。一切都是纯植物性的，这点我坚信不疑。我得改变一切，全盘改变。可怎么改？我常这么打算，可是我没改过一点点。因为我内心深处漠不关心，一点也不关心。多年来，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无法再让我开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开心，肯定不会。

　　我床边的电话响起来。

　　“我是夜班门卫，卢卡斯先生。您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现在我又能呼吸，自由讲话了，“好极了。”

　　“真的？当真？”

　　“当真，”我说，“我对您讲过，齐默拉先生，一切都好了。”

　　“这让我很高兴，先生。我放心了。我祝您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我说完就挂断了。两分钟后我睡着了，没有梦，沉沉的。灯开着，我和衣而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次日上午十点我才醒过来。窗帘拉上了，我看到电灯和我的皱巴巴的西服，撕破的衬衫，那盘硝酸甘油。这真他妈的是一种好药，总管用。我拿起电话听筒，要通楼层服务员，订了早饭——只是两大壶茶。挂断之后，我很快点燃了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

二

4

　　“罗伯特！”

　　我惊醒。有片刻工夫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的思想神游得那么远。噢，是的，当然。杜塞尔多夫。卡琳。我妻子现在绕过桌子来，挤到我的膝上。描述我在香港的经历花了这么长时间，我对它的回忆却一定是匆匆忙忙，也许在一两秒钟之内就回忆了一切。

　　卡琳无论如何什么也没觉察。她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抚摩我的头发，抽泣起来。

　　“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了。为我说过的一切。你是个好人，你爱我，这我知道，尽管有那一切，是的，是的，你很爱我……”她的晨服现在滑得敞开了，我看到她的雪白的肌肤和那丰满的乳房。她疯吻我，在我的胸部揉搓。我垂臂坐在那里，我的膝盖开始微微哆嗦，因为卡琳让我感觉到非常重，虽然她只有六十一公斤。“你有病”，她接着说，越说越快，“你肯定有病。你无论如何得去看大夫。你向我保证？你得保证，罗伯特，求你！”

　　“好。”我说。

　　“今天就去！”

　　“今天就去。”我说。我今天跟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约好了。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如果真查出我有病了，怎么办呢？当然不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但还是有病。也许病得我不能再从事我的职业了。或者得休息一至两年。那怎么办？尽管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尽管我生活得没有一点欢乐，为了生活我还是需要钱。如果我不工作，钱从何而来呢？就算摆脱了一切，尤其是摆脱了自己的生活，总得吃饭，付房租，交税。

　　卡琳没察觉我心里在想什么。她还从来没有觉察过。她还在讲，像连珠炮似的。

　　“好。谢谢。罗伯特。请你原谅我所讲的一切。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得理解我。要……要是就这样生活，我还太年轻。我永远不会欺骗你，不，这我做不到！这我绝对做不到。虽然有一大群家伙追求我，是的，这你可以相信我。可我怎么能跟这些家伙建立关系呢？哪怕你离开这么久，我仍然爱你。哎呀，罗伯特，罗伯特，我太爱你了！只爱你一个。我将始终只爱你一个人！你相信我吗？”

　　“相信。”我说。我膝盖上的她越来越重了。

　　“那你原谅我讲过的一切吗？我完全是说过就算了。你原谅我，好吗？”

　　“好的。”我说。我的左脚又疼起来了。这是那种痉挛的、持续的疼痛，我对它是那么熟悉，但它有可能更厉害，厉害得多。这种可能总是有的。

　　“我一直想做你的贤妻，这你得承认，罗伯特！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当然是这样。”

　　“我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料理你的脏衣服、你的西服、你的所有电话和需求，当你不在时……”“这不对。她弄丢我的东西，她不接听电话，多年来我的衣服就是我自己管。她只关心她自己的。可为什么要反驳？干吗？这能有什么意义？我关心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去顾问大夫那儿做检查。撒谎。如果必要，我会干脆撒谎，不错，疼痛吗？发作吗？这辈子从没有过！您怎么想得起来的，大夫？”

　　“我不乱花钱。我不耍花招。我对你忠实，在每个讲你坏话的人面前保护你。有些人是这样的，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

　　“我不让人家对你有任何伤害。”卡琳讲得很快，同时她的双手在我的头发里抚摸，“你是最好最可爱的男人，但你的职业累坏了你，这个该诅咒的公司会送你进坟墓。我知道，你之所以这样，只因为你确实有病。但什么病都有药医，等你今天看过了大夫，咱们就会知道你怎么了，那就可以治疗你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他们得让你休一个长假，到时候咱们去东海边，你从前总想跟我去那里。咱们去那完全属于咱们的地方，你在那里休养，咱们散步。等你休养好了，真正休养好了，然后……然后咱们又睡到一张床上，是不是？”

　　“是的。”我说。

　　“一切又会重归于好！”她喊道，“一切！你还记得从前的情形吗？我们曾经多么疯狂？疯透了。但是我……我绝对不会逼你。你会自己再来找我，因为你一直还是爱我的，只是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别光讲‘是的’。”她恳求地说，“你说，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你仍然爱着我，请你说吧！”

　　“我还一直爱着你，只是我的身体状况太糟。”我说。脚里的痉挛果然越来越厉害了，一种针扎似的、令人害怕的疼痛，感到好像这脚不再属我所有。它麻痹了、死了，像铅一样沉重。偏偏是在今天，在我必须去见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的日子。我越过卡琳的脸望向桌子，发觉我的香烟从烟灰缸里掉落了，在台布上烧出了一个洞。

　　“你再说一遍你爱我，罗伯特，说我是个蠢女人！”

　　“你是个蠢女人，我爱你。”我说。她拥抱我，让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她的头现在偎在我的脸颊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我从她的身旁望向窗户。窗外雨潇潇，风猎猎。

　　这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星期五，八点左右，在杜塞尔多夫公园街213号楼的三楼，在我们的房子里的早餐桌旁。这一天天色不会亮堂起来，杜塞尔多夫还很凉，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凉了。我胸口和脚上的疼痛突然消逝了。在大夫那儿一切都会正常，我想。啊，是这样的，说到卡琳跟我演的这出戏——您知道，我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根本不是在认真听。我熟悉开始的这种盛怒，熟悉这些痛骂和诅咒，熟悉这最后的请求，以及那虚假的和好，我的假许诺，一切。这对于我已变得那么无所谓。杜塞尔多夫已经连下三天雨了。

5

　　所有这些我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当然都只字未提。当他问“卡琳怎么了”时，我只是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是老一套。”

　　“见鬼。”古斯塔夫说，他现在又在试另一套路了，那慈父般的套路，“这女人会搞死你的，罗伯特。”

　　“啊哈。”我说。

　　“别打哈哈！我一直就对你讲过！咱们相识多久了？十九年。十九年，伙计！我是你结婚的证人，你还记得吗？那是在十年前，在十一月的那个鬼日子。我在结婚登记处站在你身后，那里的那家伙问您愿意吗，等等。我说，那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但是我不在乎，我说：‘说不愿意，罗伯特，见他妈的鬼，说不愿意！’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说过。”

　　“是不是因此闹出了一场大丑闻？”

　　“你住口吧。是的，是闹出了那场丑闻，你讲的一点没错。”

　　“可你没讲‘不’，你说了‘是’。那时我就看透了你妻子。她漂亮。善做家务。不大谦虚。不理解你，从来不理解你。恨你的职业，一直就恨。罗曼蒂克的想象。小市民。伙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他的生命？你当时贪图美色，这是唯一的解释。”

　　“倒也是。”我说，心想，我附和他，不让他扫兴，任务当然得接受。我毕竟又要离开卡琳了，这总算是回事。您看，在我这种状态，对什么都感激。“我实在是快为她发疯了。”

　　“可你有一次醉酒后对我讲过，她总是可怕地装腔作势，当你在床上想跟她来某种比较精致的方式时。”

　　“这令我更加淫荡！最后，她每一次都是狂野不羁，热情似火。这你不理解吗？”

　　“那就干、干、干！”古斯塔夫说，“你比她年长十岁。你应该知道，你不能永远满足她。跟谁都不会。我为什么从没结婚，嘿？当我需要时，我就去找，然后就了结，一笔了结！”

　　“对，这是你。”我说。

　　“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6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四十岁的潇洒君子。他的雪白、浓密的硬发真显得迷人。他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刚休假回来，状况好得很，是三家大公司和许多有钱的私人患者的顾问大夫。

　　检查结束了。在一间布置得非常有个性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粗重的黑色乌檀木办公桌旁，坐在贝茨对面。这间房里有大量非洲的雕像和面具。面具挂在雪白的墙上，雕像是用黑色的乌檀木雕成的，在黑色家具上摆得到处都是。一根阴茎被第二根比下去了，它可以说就是阴茎本身，只带有睾丸，放在办公桌上。威廉·贝茨大夫搓着那根乌檀木阴茎。这似乎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时的一种习惯。他那里有两张心电图：一张是今天新拍的，另一张是一年前的。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我不安起来。第十五次屈膝时我已透不过气来，但我做成了，事实上我感到相当舒适。时近十二点，雨水正在抽打大玻璃。天气越来越讨厌。我从我的办公室里给卡琳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得去戛纳，让她替我收拾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装好换洗衣服和西服。不要热带西服，不要热带内衣，也不要非常轻便的西服，因为据说戛纳几乎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凉爽。这是古斯塔夫的女秘书查出来的。卡琳气急不语，干脆扔掉了听筒。我向她起过誓，要休假……

　　“什么？”我从我的思绪中惊醒。贝茨大夫在跟我讲话。他严肃地望着我，一只手推推他那镜架时髦的黑框眼镜，另一只手摩挲着那根硕大的阴茎模型。

　　他问：“您疼得很厉害吗？”

　　“疼？很厉害？我？”我扬起眉毛。这么说是有问题。这么说我得演戏，而且要演彻底。

　　“根本没有。为什么？有什么不正常吗？”

　　“血液、糖、胆固醇和别的一切，我还讲不出什么来。我还需要化验结果。但您的心电图我不喜欢。不，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用力搓着那根阴茎模型。

　　“为什么呢？我上一次的心电图……”

　　“您上一次的心电图完全正常。”

　　“那好！”

　　“它是一年前的了。”贝茨站起身，开始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生育神对面立着一尊生殖女神，球形的肚子和垂吊的乳房。贝茨大夫走在他的宝贝之间，像是在进行障碍划艇。“您听我说，卢卡斯先生，您四十八岁，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你以为是在对谁讲呢？我想。

　　“您吸烟很凶，是吧？”

　　“相当凶。”

　　“多少？每天四十支香烟？五十支？”

　　“或许已经六十支了。”

　　“戒掉它吧。”他在我面前停下来，直视着我说，身上散发出薄荷和某种昂贵香水的气味。“立马戒掉。您别再吸烟了。香烟或者别的什么都别再抽了。这样做不容易，但我要求您这样。否则……”

　　他明显地犹疑着。

　　“否则怎么样，大夫先生？”

　　“否则一年之后您就得申请提早退休。如果您运气好，还能活过这一年的话。”

　　我跳起来，跟他撞到了一起。

　　“怎么回事？心电图真的这么糟糕，让您……”

　　“您请坐下。您的心电图是糟糕，不是灾难性的糟，但是跟一九七一年的相比非常糟。”他开始向我提问，我不得不全以“是”来回答。他是位好大夫。环球保险公司不找笨蛋。

　　“您常发作吗？”

　　“发作？”

　　“我指的是心脏病发作。那真正的疼痛的发作，伴有盗汗、气短和恐惧感，非常强烈的恐惧感。”现在又轮到办公桌上的那根阴茎了。

　　“那么这就是……不，大夫，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真实！从来没有过！”

　　“真没有？”

　　“我为什么要骗您？”

　　“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说。

　　“您听我说，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合同。如果我退休，我将得到我的薪水的五分之四，我有一份非常高的薪水。我为什么要撒谎呢？”但愿他不去打听，我想。我刚刚是在撒谎。如果我退休，我只能得到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我得不让他警告环球保险公司。

　　“那好吧，那么，您也没有发作过心绞痛？”

　　“叫什么？”

　　“心绞痛。供血严重不足引起的发作。如果您继续抽下去，您就会有这种发作，这我保证。我可以告诉您，那很不好受。”

　　“我不吸烟了。我将竭尽全力，大夫。”

　　“您到底还能不能好好地走路？”

　　“这话我不明白。”

　　“脚怎么样？它们疼吗？”

　　“不。”

　　“走快也不疼吗？”

　　“从不，不！”

　　“特别是左脚？”一根手指不停地敲着阴茎模型。

　　“一点也不，大夫。”我笑。我永远不会笑不出来。

　　“左腿抽痛。”他坚持说。现在，手指在真正地敲打了。

　　“没有啊！”

　　“好像左脚沉重的感觉，甚至像铅一样沉重。”

　　“要是有，我早就对您讲了，大夫！”

　　“是啊，您会讲吗？”他盯视我良久，然后走近窗户，望着窗外的雨。“左胸侧抽痛？”他问。

　　“没有。”

　　“在左胸侧，放射到左臂和左手？”

　　“此生从未有过！”

　　噢，“香港希尔顿”，噢，瀚园，噢，“慷慨的花园”！

　　“您说说，卢卡斯先生，那种突然间老了的感觉，您也从来没有过？”

　　我傻笑。

　　“老？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健壮！今天下午我飞往戛纳。十四天前我还在香港。老？可笑！”

　　“这不可笑。”他低声说。我突然发觉，我映在窗玻璃里，室外阴沉沉的。办公桌上点着一盏台灯，它的光线落在我身上。原来贝茨能一清二楚地看见我，虽然他背对着我。“您有过虚脱发作。”这是一个结论。

　　“从来没有！”

　　“眩晕发作？”

　　“从来没有！”

　　噢，上帝，他祈祷我有全部的症状。

　　“头痛？”

　　“此生从未有过。”

　　“疲劳，精力不济？”

　　“您去问我的上司！我还从没像去年干得这么多过。”

　　“是的，正是。”贝茨说，然后他叹息一声，“您对炎热敏感吗？”

　　“从没敏感过。”

　　我心里越来越难受。我继续愉快地傻笑，因为他正从窗玻璃里看着我。

　　“您很难集中精力吗？”

　　“一点也不。”

　　他转过身来，像一位滑雪选手那样从雕像旁滑过，穿过宽敞的房间，把墙上的一只面具挪正，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去。

　　“那好，卢卡斯先生。也许您对我讲的是实情……”

　　“您怎么可以这么说！”

　　“别。请您别故意激动。”他非常严肃地望着我，“也许您是在撒谎。这我不知道。我无法看进您的大脑。我只能看这张心电图。您飞往戛纳？”

　　“我必须去戛纳。”

　　“没有人必须。”

　　“事情非常急。”

　　“如果您死了，就什么也不急了。”

　　“大夫，真的，请您别这么讲！我感觉自己十分健康！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精力旺盛，前所未有的年轻，前所未有的休息充分。”全是谎话。我究竟为什么撒谎？我为什么不放弃，说出事实？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取消我的工作，很可能让我退休。到时候我就得靠少得多的钱维持生活。在卡琳身旁，一直呆在卡琳身旁。

　　“那好吧，”贝茨大夫这时说，“咱们没有进展。您飞往戛纳。请您真正戒掉吸烟，要不然您有生命危险。所有这些据您称还从来没有过的症状，您都会有，我向您保证。您若有过它们，反倒会更好。”

　　“为什么？”

　　“那么您就会生活得更理智些，肯定会戒掉烟。不过随您便吧。在南方的戛纳那里，毕竟气候有变化，工作辛劳，如果在南方的戛纳出现了这些症状或者发作了，请您立即回来。”

　　“这我向您保证。”我说，心想，我会坏事的。

　　“您没必要向我保证。我有义务将我的检查结果向公司汇报。他们到时候是不是还继续让您去戛纳，这我不知道。”这很严重。“不管怎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事关高级管理人员和很难有人取代的高层雇员时公司才听从我的建议。”这听起来已经好些了，“您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必要时有人可以代替您，是不是？”这听起来很好。

　　“是的，”我说，“必要时肯定会。必要时每个人都会有人顶替。”

　　现在我得问点事：“心电图显示的到底是什么啊，大夫？您以为我的脚和心脏会有什么毛病呢？”

　　“我已经对您讲过了，血流障碍。如果您有这种病的话，就叫做间歇性跛足。”

　　他也有他的按摩阴茎的嗜好啊，我想。他是不是阳痿呢？

　　“没有什么对付办法吗？”

　　“有。别吸烟。服药。”

　　“哪一种？”

　　“既然照您说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症状，我就给您预防性地开一些。”他开处方，撕下那张纸，盖上章，从办公桌上递过来。他给我开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一年来每当胸口和胳膊疼发作时我就服这种药。真滑稽。这他妈的太滑稽了。“如果发作，请您服一至两粒药丸。咬碎。另外，我再给您开上另一种药。正如所说，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否实情。”

　　“您听着，大夫，您不能一直硬说我是在向您撒谎……”

　　他陡然站起身。

　　“请您现在原谅我。十二点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一路顺风。”

　　他伸给我的手是冷漠的、干巴巴的，没一点力气。另一只手按摩着那只硕大的阴茎模型。真是个怪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的世界。

7

　　“可它总不可能又涨价了！这已是它今年第三次涨价了。一开始一瓶才五点九马克，现在它要七点七五马克。怎么会有这种事，娜妮塔小姐？”驼背老妪身穿灰大衣，灰脸灰发，双手上布满色斑，穿着磨损了的龟裂的鞋。她的头颤抖不停。她不时地咳嗽。那是一种相当恶心的咳嗽。我走进去时，药店里只有老妪这一名顾客，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身穿白大褂。这是我常去的那家药店，就在我的住处附近。我看到老妪和姑娘之间的玻璃柜台上有一只盒子。老妪不注意我。她手里拿着一把伞，伞合着，雨水从雨伞滴落到地面的砖上。

　　“很对不起，普拉沃斯夫人。”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说，“我确实很为您难过。就像样样都在涨价一样，所有的药品也将涨价。”

　　“可我少不了这止咳糖浆，这您是知道的，娜妮塔小姐！您认识我好多年了。这种止咳糖浆医疗保险公司不付钱。因为它太贵了，我的医生不能为我开。因此，我得自掏腰包买它，既然它是唯一有效的药！”那位老妪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我。“对不起，先生……”她骇人地咳嗽。

　　“不要紧。”我说，冲着她和那个叫娜妮塔的姑娘微微一笑。娜妮塔也冲我微微一笑。我们相互认识好久了。那老妪非常辛酸地说：“假如只是止咳糖浆还好！可一切都在不停地涨价。干脆就是什么都在涨。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以及垃圾清理，随你点什么。哎呀，老天，对了，还有‘路易森赫’。”

　　“谁？”我问。

　　“那——我耽搁您了，先生。”

　　“哪里。”我说，心里想，要是勃兰登伯格拿到了贝茨博士的检查结果，他说不定会招我回头，“什么是‘路易森赫’？”

　　那老妪讲的时间越长，就越急促，脸抽搐着，生活的痛苦攫住了她。

　　“‘路易森赫’，这是一家养老院，一家私人养老院。很漂亮，非常安静，在一个公园里。我一直想去那里。多年来这就是我的梦想。在那儿有个房间，哎呀！”

　　“是啊，怎么样了？”我说。如果他们把我赶出来，我得跟卡琳生活，病恹恹的，那我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受得了吗？我想。

　　“彻底破灭了，”普拉沃斯夫人说，“那是一种邪恶，是人类的一种可怕之极的邪恶。您瞧，我丈夫，愿上帝保佑他，他从前在邮局工作。我退休了。我的奥托，他死去两年了。他省吃俭用，我把他的钱继承下来了——那是一万零六百马克。我把它们存起来了，不是吗？因为我想，不然我就会把它们花光……我的钱足够用，好让我能在‘路易森赫’买间房。”

　　“普拉沃斯夫人，”娜妮塔说，“您不可以老因为这事激动。”

　　“我不得不老因为这事激动！”老妪叫道，“是这位先生问我的！或者是您没兴趣听下去？”

　　“当然有兴趣。”我说，给娜妮塔一个手势，说明我不急。这位老妪已经在接着往下讲了：“您看看，我本想买下一个房间，好让我能拥有到最后一刻。我想靠我的退休金来支付护理费和其它费用。我甚至每个月都从我的退休金里存一点到存折上，好让存折上的钱更多。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们给我的钱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百分之三点五！贷款时他们要百分之八还多！人类怎么会这么邪恶？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给我们小人物百分之三点五，却索要百分之八，变得越来越富，给自己修建他们的大理石宫殿。”

　　“正是这样，可惜。”我说，略微思考了一下勃兰登伯格的暗示。我问自己，环球保险公司现在是不是欠下了大笔英镑债，好在贬值后获取暴利。“谁急需钱，他就得付百分之八。”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可即使那样，他也只能在有担保时才能贷到款。我没有担保。七年前，当时我差一点就成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用手抹抹眼睛。

　　“什么成了？”我问。

　　“在‘路易森赫’买下房间。当时他们一个房间要一点二万马克。这我紧巴巴地还是能凑齐。可当时没房间，他们让我等。等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就已经要一点四万了！而我仍然只拿到我的百分之三点五！由于物价上涨，我从我的退休金里能省下存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这样一年比一年严重。您知道，他们今天一个房间要多少吗？一点八万马克！明年也许就是两万马克，谁知道呢？我永远也得不到它。不，我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房间了。可大理石宫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您可以去一家社会福利院，”我说，“工人福利部门的或内政部门的。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局会帮助您。”

　　“可我不想到那里去！我对您讲过，我的丈夫是在邮局工作的！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漂亮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漂亮房间。这要求太过分吗，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它？为什么‘路易森赫’越来越贵？为什么我只得到百分之三点五？是谁让一切这样的？”

　　“这很难解释清。”我说，心想，如果普拉沃斯夫人的存折上存有几十万马克的话，她肯定就会得到她的百分之六或七。“如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哪儿的银行都这么做，到处都是越来越贵。”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那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生也这么讲。您知道，他还说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他们解除了他的租约。”

　　“为什么？”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问。

　　“因为他讲这种事，”普拉沃斯夫人说，“这种事再加上其它的事。那些把房间租给他的人说他是个共产党。他博览群书，然后给人们讲书里写了什么。比如说关于不幸。”

　　“他对不幸怎么讲？”我问。在看过贝茨大夫并跟他谈过话之后，我非常疲乏，只希望我的飞机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起飞，再次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随便什么我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喜欢独处。即使病倒了，我也说什么都不想让卡琳呆在身边，当我必须死时，就更不想了。

　　“他说：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老妪讲述道。

　　“布莱希特，”娜妮塔姑娘说，“这是布莱希特写的。”

　　“对，不错。那人就叫这个，那个大学生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布莱希特——他是个共产党吗？”

　　“他死了。”娜妮塔说。

　　“他是个共产党吗？”

　　“是的。”娜妮塔说。

　　“那以后我就不再跟那个大学生讲话了。”那老妪伤心地说，像痰堵住了似的咳嗽，“多可爱的小伙子。不是那种长着长头发的，您知道。剪短的头发，总是一身整洁，客客气气，帮我拿东西，打扫房子。冬天他帮我从地下室里取煤。我住在一幢旧建筑里，我们没有中央暖气。去年冬天煤也涨价了。可如果这个大学生讲这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就不能再跟他来往了。已经有人警告过我提防他。我不敢相信他也是个共产党。这下我不得不这样了，因为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我问。

　　“他们不承认私有财产。”老妪说，咳得很厉害，“他们说人人平等。他们剥夺所有的财产！给，七点七五马克。”普拉沃斯夫人说。当娜妮塔把装有止咳糖浆瓶的包装放进一只拎袋时，她从一个小钱夹里把一枚枚硬币数放到玻璃板上。“‘路易森赫’是不是还同意谈一谈，少要点，今天下午我就会得到消息了。据说那里现在又有了个空房间，当然是一间相当小的，很小。”

　　“我祝您成功。”娜妮塔说。

　　“谢谢。”普拉沃斯夫人说，“他们总是讲，那里有间小一点的，可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不，不，我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这个怀着想有个小房间的伟大梦想的小女人害怕被剥夺她的财产。英镑明天放开，到时会贬值百分之八。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估计，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因此我现在飞往戛纳，去查明古斯塔夫对不对。我想：赫伯特·赫尔曼能不能给这位普拉沃斯老妪解释，不幸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它呢？

三

8

　　雨还在绵绵不绝。

　　我跟卡琳坐在洛豪桑机场楼上的餐厅里。我们喝着茶，等着呼叫我的飞机。它没有被呼叫，而是一刻钟一刻钟地被推迟了。地面导航又一次引进了“按规定办事”。他们要求更多的钱，所有的飞机都因为这场怠工而晚点。餐厅、大厅和机场的所有候机厅里都满是疲累、神经质和激动的男男女女以及哭泣的孩子们。我们的桌旁还坐着一对美国夫妻。他们什么也没叫，欣赏着那男人从一只皮袋子里取出来的大量照片。他妻子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们低声交谈。卡琳和我坐在窗前，雨点打在大玻璃上。我透过玻璃望向停机坪和那里的飞机、加油车，一股雾峦弥漫在这一切上方，室外的潮湿随着湿衣服和湿鞋也挤进了餐厅，许多人在咳嗽或打喷嚏。

　　“请注意，”喇叭里一位姑娘的声音说，“荷兰航空公司消息，飞往伦敦的451次航班起飞时间将推迟约一小时。”这个通知用英语重播了一遍。

　　“瞧这儿，这是在宫廷酿酒厂。”那个美国人说，指着一张照片。

　　“真迷人。”他妻子说。

　　卡琳跟着来机场，只是为了再把车子开回城里。刚才是我驾驶“海军上将”车，她坐在我身旁。她气呼呼的，一句话也没讲。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已收拾好了。我如此典型地打破了我的诺言，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争吵。我们相互没讲到五句话。现在，我们在这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继续相互沉默。时不时有一架飞机降落或起飞，汽车把旅客运往飞机或者从飞机上接下他们。可这一切进展得非常缓慢，喇叭里老是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我不回答。

　　“这是苏尔和我在上阿姆尔高。”

　　“瞧这张真漂亮！”

　　“你和你的肮脏的保险公司，”卡琳缓缓地大声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骗人。你助纣为虐。祝你愉快。”

　　“谢谢。”我说。

　　“我不信大夫会说你完全正常。”

　　“那你就问他好了。”我说。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我仍然一声不吭。

　　“这是我们在普拉特。看这只巨大的空中转轮。”

　　“这不是很美吗？”

　　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又请求一位霍普金斯先生速去航空公司的柜台，他订的是全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航班。

　　“我够了，”我妻子说，“我不再等下去了。这有什么意义？你反正一声不吭。”

　　我沉默。

　　“给我汽车执照和钥匙。”她说。

　　我把它们给了她。

　　“我到达后打电话。”我说，感到自己很蠢。

　　“行。”卡琳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绕过桌子帮她穿上雨衣。

　　“生活愉快。”卡琳说。

　　“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走出餐厅之前，她连看都不看我。我目送她，直到她消失。她没再转回头。我又坐下去，望着窗外的雾峦和雨。

　　“请注意，泛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停慕尼黑飞往罗马的875次航班起飞时间延迟约三十分钟。”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说。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9

　　我四十八岁。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死了。或许早死了。但也许我还要活上很久。我有病，这我现在确切知道。病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很严重，也许不太严重。无所谓。我一生中工作得过多了。我挣得够多了。我有一幢漂亮的房屋，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活在那里。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不，那不是爱情。那是欲望。在我的欲望里我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持续了不到三年。除此之外，我在生括中从没幸福过。不是吗？是的，就是。作为孩子，我有过幸福的少年，有许多能跟我玩的朋友。我有一只小狗，跟它在一起我是最幸福的。它被一只卡车压了。它没死，只是受了重伤，看得出来它必然会死。许多孩子围在我和我的狗周围，在街上。悄无声息。我从建筑工地上取来一块花岗岩，在我的狗身旁跪下，再一次抚摸它的头。他舔我的手，然后我举起石头，用它敲碎了我的狗的头颅。我不想让它再忍受痛苦，可别的孩子全都大声叫喊，群起殴打我，然后跑开了。他们回家后讲述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没有哪个孩子还能跟我玩。我父亲关了我一个星期禁闭来惩罚我。他们不允许我把我的狗埋在花园里，一家机构的车拉走了小小的尸体。我爱我的狗，因此我杀死了它。这也是一种永远不会有人理解的东西，我想。那之后我长时间为我的狗祈祷，愿它幸福，不管它身在何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祈祷过。噢，不对，还是祈祷过，在我发作时。可这不是真正的祈祷。我再没养过狗。我也有过朋友，战争中，战争后。当我结婚时，他们全都渐渐地疏远了我。他们不喜欢我妻子，我妻子也不喜欢他们。一开始我老是妥协，照我妻子的意愿行事，因为我疯狂地渴望她的肉体，想同她睡觉。后来我不再妥协，一意孤行。但我的朋友们已经消失了。我从事我的职业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我从没到过戛纳。这真是奇怪。究竟为什么？我总是去公司派我去的地方，尽量做好我的工作，或成功或失败，跟许多女人睡觉。也没有很多。大约四十个。最多四十个。其中大约有三十名妓女，大约有十名已婚女子。妓女总是很可爱。我从没爱过这所有女人中的那一位，我不相信她们中有谁爱我。对此我甚至敢肯定。因此，我四十八岁了，实际上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不大可能再了解到了，根本不可能了。我对我的妓女们非常满意。事毕你总是能立刻单独一人。为此我真想继续这么健康下去，健康得我能工作：为了能孤孤单单，远离家里。我跟卡琳没有生孩子。谢天谢地。在这么一种婚姻中我拿一个孩子怎么办？估计大多数的婚姻都跟我的相似，只是人们对此闭口不谈。我们也不谈。不，肯定也有幸福的婚姻。肯定的。真的被另一个人所爱，一定很美。那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但我也根本不想知道或了解，因为我本身不能爱，这点我在我的生活中已证实了。我很想再这样保持健康十五年，让我能看看世界能工作。单独呆在酒店、酒吧、飞机场、卧铺车厢或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只求速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死得迅速而不痛，或只是一瞬间。最好是那么一种发作让我死去。不会有人为我哭泣，卡琳不会。她为什么要哭呢？无论如何，我不想病到成为他人累赘的程度，最不想成为卡琳的累赘。病着听任卡琳的摆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念头。我父母死于心脏病。他们不得不长期受罪，两人都是。这我无论如何不想。如果在我身上疼痛和久病不愈也会拖上很长时间的话，我将想办法弄到毒药。这是我紧接着必须干的事：给我弄一种烈性毒药。也许在戛纳能行。有钱什么都搞得到。我想搞到它，那毒药，这样，如果疼痛太剧烈，或者那最后一件还能给我一点开心的东西，即我的工作也令我生厌时，我好随时服用它。我得有一种有效的毒药，快点搞到，因为我不知道，我至少还能过多久我现在过的生活。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您的经停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的消息。请乘客们通过14号登机口登机。”喇叭里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现在是十五点三十五分。我叫来侍者结账。

　　然后我上了汽车，它把我送到我的飞机。雨滴滴嗒嗒地敲打在车顶上。我们在暴雨中起飞。我坐在一扇窗户旁，可雨丝太猛，当飞行员将飞机陡然拉高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禁止吸烟”的显示牌熄灭了。我机械地伸手摸我放在衣袋里的一盒香烟，然后缩回了手。不，不吸烟。我倒要看看，我是否真能做到贝茨大夫要求我做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我服下两粒药片。我身旁坐着一个带小男孩的妇女，小男孩仔细地观察我。他终于拽了拽我的衣袖。

　　“嗯，”我说，“什么事？”

　　“你为什么哭？”小男孩问。

　　“我没哭。”

　　“奥拉夫！”母亲说。

　　“可他真的是在哭，妈咪！”

　　我用手擦擦眼睛，发觉它们是湿的。

　　我想，多么奇怪。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哭过。我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这是雨水？我在机场上淋湿了。”

　　他只是盯着我。

　　“什么？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那个叫奥拉夫的小男孩说。

10

　　我看到我身下的大海，它跟天空一样蔚蓝。

　　我们到达尼斯时，太阳尽管很低，但还在照耀。飞机远远地从海上绕了一个大弯降落。当它停稳下来，我们下机后，我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太热了，感觉无比的舒适。我还觉得是降落到了另一个世界上。阳光下，处处花团锦簇。这阳光不一样，跟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光线都迥然两样。一种舒心的、很明亮的光线，令眼睛感觉很舒服，跟那空气一样。它和暖温柔，像洗了一次暖乎乎的澡。这里的人热情、友好，镇静自如，跟我在其它地方认识的人都不同。

　　我站在行李传送带前，虽然感到很热，我能深呼吸，每一次呼吸对于我都是一种无尽的善举。后来，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在一条总是贴着大海的公路上驶往戛纳时，我想，这里一定可以生活。一直在这里生活。直到死。

　　我们驶过许多的海滩浴场，我看到浴场上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比德国人漂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其中肯定有德国人和其他的非法国人。但光线和空气加上融洽的气氛，会让人们变得更漂亮。我们途经一座跑马场，经过许多小棚子，棚子大多数是木头的，里面开有饭店。

　　“先生，您要是想尝尝这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您就应该来这儿。”出租车司机说。他指着海边一座漆成白色的棚子。我读到：“乳房”饭店。“普罗旺斯鱼汤在别的地方也能喝到，但哪儿也没这儿好。”出租车司机说。天空像海一样蔚蓝，西天泛红，让远方一列长长的山脉的岩壁像火一样红彤彤。

　　“这是什么山？”我问。

　　“艾斯特莱尔山。”出租车司机说，“您要是有时间，也得坐车去那里一趟。您来这儿是出差吗？”

　　“对。”

　　“但您还是得抽时间到处看看。戛纳的整个四周围。巴劳利斯、比奥特、安提伯斯、格拉瑟、文斯、胡安派恩斯、圣特洛佩兹，那些渔村……这里美极了，先生。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地方主义。我本人也是在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之后才来这儿的。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那下面，在那里有一大笔资产。不得不走。您知道，人家称我们什么吗？”

　　“是的，”我说，“黑脚佬。”黑脚佬，法国人这么称呼那些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同胞们。他以为法国能让他梦想成真，那个出租司机说，但是什么也没实现。为了养活他的家庭，他开出租车，而他曾经是个大庄园主。去北方他本来有更大的机会，但是他不能跟他的家庭去北方。他们需要这里的气候，这永恒的温暖，否则他们会生病。

　　我看到长满棕榈树、杉树、桉树和意大利五针松的大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白色别墅。先是大海，然后是我们正行驶在上面的快速公路，接着就是铁轨。铁轨后面是山坡，漂亮的白别墅。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很老了。有两列火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这时候交通很繁忙。我们一小时后才来到戛纳。司机很快上了十字架路。这条路路面宽阔，中间用花草绿化带分开，绿化带里长满了许多棕榈树。一侧是白色的酒店宫殿和别墅在熠熠生辉，另一侧是大海。姹紫嫣红，蓝的、红的、黄的、紫的、橙色的。我感到我开始冒汗了。即使本地人有可能已适应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温，跟杜塞尔多夫相比，这里还是热得很。我看到的男人多数穿着裤子、拖鞋，裤子上面套着衬衫。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套装或轻便服。我看到，在花园里的大别墅和庞大的酒店之间是低矮的白色建筑，里面开着商店和饭店。司机为我沿途讲解。在“卡尔顿”酒店前，他指着一处海滩，那里躺着的都是男人。

　　“这里是同性恋海滩，”他说，“这儿非常公开。”

　　“戛纳同性恋很多吗？”

　　“那当然。”他说，“话说回来，全法国都没有这儿这么多的漂亮女人。先生，您会看到的。”

　　我们到达了“庄严”酒店。它的位置有点偏离十字架路，一条宽宽的白色公路通向酒店，绕过一座鲜花怒放的花圃。我的箱子被提下来，我付钱给司机，四顾张望。站在酒店门口，大门左侧有一座大平台。此刻那里已差不多坐满了，人们正在喝他们的开胃酒。平台前面有个游泳池，纯白色大理石的。还有几个人在游泳。酒店专用路的一条岔路通向地下车库。我越过十字架路上永恒的车水马龙望向海面。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艘船，我看到了无数帆船。它们的帆被落日映照得血红。我就这么伫立了很久，欣赏着大海、棕榈树、愉快的众人和瞬息万变的天空，直到总台的一个人走近我跟我讲话。

　　“您是卢卡斯先生吗？”

　　“对。”我从一场温柔的白日梦里醒过来，答道。

　　“欢迎来戛纳。”那人微笑着说，“我可以领您去您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他带路。我不停地回头，欣赏棕榈、鲜花和大海，我确实看到了如花似玉的女人，也有许多潇洒倜傥的男人。

11

　　“卢卡斯先生，您这么快就赶来，真是太好了。”路易·拉克洛斯说。这位“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的“行政首长”的代表，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名字讲得像是“吕卡”。我是在“庄严”酒店里从我的房间里给他打的电话。这套房朝向十字架路，朝向大海，打电话之前，我还冲了个澡，然后赤条条地坐在床沿上，观看太阳越落越低，艾斯特莱尔山的岩石先是变成金色，后是银色，最后变成水淋淋的蓝色，一种逐渐变暗的蓝色。戛纳的天色还很亮。

　　“您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先生，通知说您来了。我们的人仍然在出事地点。包括我们的炸药专家，海军少尉维阿拉，您很快就会认识他。”

　　拉克洛斯是个矮小、细瘦的男人，动作敏捷，理解力强。在证实了我能跟得上他之后，他讲话也非常快。他的工作岗位紧靠旧码头，从他的办公室的窗户我能望到外面的无数帆船，它们相挨着停靠在码头里。光秃秃的鱼网冲向天空。不见游艇，但是有许多摩托艇。

　　“这是些什么船？”我问拉克洛斯。

　　“这些是‘小艇’，它们从马利提姆码头开往岛上。去那些小岛上。”

　　我望见马利提姆码头后面有一块海滩。在白色的沙滩上停放着渔船，大网摊晒着。那里站有许多男人在玩球。

　　拉克洛斯注意到我的目光。

　　“这是一种愉快的游戏。”他说，“从前，这些人在那边的自由大街梧桐树下有他们的球场。可后来那里铺上了沥青，改建成了一座停车场。因此，这些人现在不得不在这里玩。”

　　“你们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先生？”我问，脱去上装。我在酒店里挑选了我的最轻便的西服，可是它也太厚了。我感到我淌汗淌得厉害。

　　“还没有多大进展，先生。那是一场威力难以想象的爆炸。”拉克洛斯给我看一组照片。我看到废损部件散布在一大片水面上。

　　“一颗炸弹爆炸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没这么严重，没有。”拉克洛斯说。他长着一缕小胡子，讲话时经常扯它，手指被尼古丁染黄了。他不停地吸烟。他也马上给我敬烟，但是我拒绝了。我还能忍受，我感到吃惊，根本感觉不到想吸烟的愿望。

　　“那么您认为是一场罪行了。”我说。

　　他点点头。

　　“是的，卢卡斯先生。您的公司恐怕得付钱。”

　　“你们还没有线索，是谁会犯下这桩罪行吗？”

　　他扯着他的小胡子。

　　“还没有，先生。”

　　“您相信赫尔曼会有仇敌吗？”

　　“您怎么想？”矮小的拉克洛斯问。

　　“我不知道。赫尔曼是位银行家，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势者总有仇敌。”

　　“赫尔曼夫人也这么讲。”

　　“他妹妹？”

　　“对。我们当然跟她谈过。不太多，只短暂地谈了一下。她彻底崩溃了。这位夫人长期生病。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她告诉我们，上星期三，也就是十一天前，她哥哥来到了这里，精神彻底垮了。一定有什么深深地震撼了他。”

　　“是什么？”

　　“赫尔曼夫人讲，她不知道。他没跟她谈论此事，她说。他只讲，他得去科西嘉。有……呢……这件事，跟赫尔曼夫人交谈，有些困难。如果您需要她的话，您将会见到的。”

　　“您认为有可能是赫尔曼自己引爆了游艇自杀，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吗？”

　　拉克洛斯不解地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先生？”

　　“一种经济上的。”

　　“先生，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赫尔曼是贵国最大最有威望的银行家！”拉克洛斯仍在吸烟，烟蒂的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因此，那些手指也全是黄的。

　　“是的，”我说，“正因为如此。”

　　“这我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不，完全不可能。我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能。”

　　“您觉得什么最有可能呢？”

　　“谋杀。”

　　“谋杀？他的一个敌人？”

　　“不是，”矮个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吐出烟，“他的朋友之一。”

12

　　“他的朋友们？”

　　“是的，先生。这也是赫尔曼夫人的观点，那个妹妹。她很古怪，不肯承认，但是她讲的话令我深思。”

　　“她讲什么？”

　　“依照她的观点，是她哥哥知道了某个他所信赖的人，一个朋友，卑鄙地欺骗了他，让他上了当，他们之间有银行业务往来，因此赫尔曼才如此激动，因此才突然到来。赫尔曼夫人认为，一定是赫尔曼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为了自救，别无出路。”

　　“可这人为什么不用其它方式杀死赫尔曼呢？为什么要让十一个无辜的人同时死去呢？”

　　“赫尔曼夫人认为，正是为了排除谋杀的怀疑。”他那发黄的手指玩着小胡子。

　　室外，光线正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阴影来了，光线变弱了，第一盏灯亮起来了。旧码头浸在蓝色、赭红、灰色、白色、紫罗兰色和深绿色里。

　　“除了船员，游艇上的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两对夫妻，”拉克洛斯说，“弗朗茨和克拉拉·比奈特夫妇，保尔和巴贝特·西蒙夫妇。他们的别墅在这里。比奈特是瑞士人，跟赫尔曼一样是银行家。西蒙在里昂有一家大工厂。”

　　“一家什么工厂？”

　　“电子仪器配件供应厂。”

　　“有家庭吗？”

　　“当然有。但他们没来这里。他们远远地跟踪着我们的调查。我是说，没有嫡亲亲属，没有子女之类。尸体我们不是没法打捞吗？只有零零碎碎的尸体，已经火化掉了。火化之前，尼斯的法医研究所当然对这些碎尸详细检查过。所有的碎尸只得出一个线索。”

　　“哪一个？”

　　“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剧烈的炸药炸的。”

　　“给您印象最深的念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犯下了这桩罪行，是不是？”

　　“对，先生。您瞧，赫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每年至少在这里住好几个月，他们全都跟她哥哥有生意往来。她马上就对我们这么讲了，因为她认为，我们会最先确定此事。我们也已经证实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富得不得了的人们。全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我们业已拜访过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戛纳周围。他们答应了。”

　　“这些人叫什么？”我问，取出我的笔记本。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名单。”矮个子拉克洛斯说。他推给我一页纸。

　　我读道：

　　约翰·基尔伍德，美国人，石油。

　　加柯摩和比安卡·法比安，意大利人，重工业。

　　马尔科姆·托威尔，英国人，军事工业。

　　克劳德和帕斯卡勒·特拉博，法国人，酒店集团。

　　若塞和玛丽娅·萨冈塔纳，阿根廷人，肉罐头。

　　阿塔纳西奥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希腊人，船主。

　　“没德国人。”我诧异地说。

　　“没有，没德国人，奇怪，是不是？因为赫尔曼毕竟是德国人。”

　　“对，正是。”我说。

　　“这些人，”拉克洛斯压抑地梳理着他的小胡子说，“无一例外全是亿万富翁。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卢卡斯先生。他们不常住在这里，除了赫尔曼夫人。特拉搏夫妇在巴黎附近有一座宫殿。其他人在全世界各处有他们的宫殿、别墅、套房和大牧场。他们只是来这里做客。这里是富人的世界，先生。但不是像那里聚集的这群人这种类型。这些人比全法国、全欧洲都更富有，富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很……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大脑和行为，先生。”拉克洛斯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我正在阅读一本新版的有关海明威的书。其中有许多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一则，觉得它对您、对我、对我们大家都特别有意思。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谈论‘大富豪’。他说……”拉克洛斯嘴叼香烟，大声朗读，“……他们不同于你和我。他们拥有财产，早早地享受，这自有其后果。我们吃苦时，他们温存，我们信任时，他们讥讽。你若不是天生富有，就很难理解这个。在内心深处，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得在生活中自己寻找补偿和出路。即使他们深入钻进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深深地沦落到我们中间，他们仍一直以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一样。”

　　拉克洛斯抬起头。“您想知道海明威听了以后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光是说：‘不错，他们钱更多。’”

　　我笑了。

　　“回答得很幽默，不错。”矮个子拉克洛斯狡黠地说，“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菲茨格拉德说得对，富人们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真正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天，因为上司不在，就得有这些事。我只不过是代表他而已。而现在一切都落在我肩上了。”

　　“您要巴黎派高级官员来吧。”

　　“我已经要了。谁知道他们何时来？谁知道是谁来？”他几乎是恳求地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吧？办这种案子得特别特别的小心才成，对不对？”

　　“肯定的，拉克洛斯先生。”我说。

　　“单看看联邦德国和美国吧。在美国，一小撮人私分了人民的财产。他们控制经济，操纵政治。您知道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二点五的人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经济吗？在您的国家，先生，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总值操纵在百分之一点七五的人手中。经济的集中生产让这些‘大富豪’富上添富，通货膨胀的发展只波及工薪阶层，哪里都一样，富豪们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还是上涨的！”

　　我想起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位老妪，她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切都越来越贵。

　　“当赫尔曼先生到达时，赫尔曼夫人和特拉博夫妇早就在这儿了。所有其他人相跟而至，比他先到或晚到两天。”拉克洛斯说。

　　“是赫尔曼叫他们来的吗？还是他们叫他来的？”

　　“我不清楚。”路易·拉克洛斯这位代理说，“我们正式听到的是他们相约而来，为赫尔曼先生欢庆六十五岁的生日。但这是否是真的……”他重重地叹息一声，“这些人是如此的有权有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您，一位警察，都这么讲？”

　　他只是点点头。

　　“对，我，一名警察，这么说。”他望向旁边，眯细眼睛，好像烟钻进眼睛里去了，“他们如此有权有势，他们……”他打住了。

　　“能毁掉每个人和他的位置——您想说这个，对不对？”

　　“您知道，先生，”这位“行政上司”的代表说，“我妻子和我，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我们刚买了一座小房子。当然还没付钱，背了一身债。但这房子处于绿丛中，不再是城里的那种热死人的住房。我有两个孩子，卢卡斯先生。儿子在上中学，他想成为物理学家。我女儿才五岁。我们是个幸福家庭。对于那些我现在要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只是一堆垃圾。他们跟我讲话，真是个奇迹。”又一支香烟……

　　“他们必须跟您讲话！您代表着法律。”

　　“啊哈，法律，”拉克洛斯说，“哪一种？我的还是他们的？”

　　“只有一个法律。正义的法律。”

　　“您说得可真动听，卢卡斯先生。要真是这样倒好了。这些人习惯于跟总统、皇帝、国王和类似的人一起将生活安排得合他们的意。请您别误会，卢卡斯先生，我不眼热他们的财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谨小慎微，过分侮辱了他们，那我就会收到来自巴黎的电话。没什么严重的，没有。我只是被解职了，另一个人将来接替调查。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戛纳当警察常常很困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来这里。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太少了。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警官要求五十五岁退休，这是事实而不是例外！他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卢卡斯先生。我五十六岁。我还能够。但是我……”

　　“但是您担心您在一两年之后干不成了。”我低声说。

　　他捻着他的胡子根，眺望窗外的许多船。

　　我做了一件怪事。我对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说：“我也有这种担心，先生。”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们俩好一会儿无语。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向尼斯的司法警察局求助了，请求巴黎让经济警察来查查这些人。我独自一个人权力太小了。您也是，先生，包括您的保险公司，虽然它很大。我们这是在跟亿万富翁打交道。跟统治这个世界的财富，几乎跟全部的财富。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肯定不是。”

　　“如果您通知了巴黎，那么，那些大人物、部长和政治家也会盯着您。”我纯粹是作为钓饵说的。他果然回答了：“但愿如此，先生，但愿如此。”

　　他看上去更矮小更虚弱了，眼睛望着双手。一个姑娘的笑声从外面钻进来，然后又静下来了。路易·拉克洛斯热乎乎的办公室里一片阒静。我吐烟时才察觉，我点着了一支烟。

13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

四

1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插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女。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穴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

　　“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

　　“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

　　“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高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

五

18

　　翌日早晨天气很热。当我喝茶吸第一支烟时，空气在客厅的窗外回荡。我本想不吸烟，但是我现在太紧张太激动了。我打算至少别抽那么多。我定时服用医生给我开的药。我身上变得紫一块、青一块、黄一块，疼得厉害。我穿上我最轻便的西服，但是当我九点钟敲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门时，我的衬衫已粘在身上，就像在汗水里洗过了澡似的。气候的变换和疼痛对我影响很大。我感到疲累、头晕、苍老。是的，非常老。

　　门开了。

　　“卢卡斯先生吗？”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年轻女子问。她跟我一样高，头发红得发亮，棕色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像丝绸一样，脸形狭长，有一张美丽的弯起的嘴。她只穿着短裤和一件浅绿色的胸衣，胸衣在乳房底下打了个结，没穿鞋。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段，两腿修长。她的皮肤是深褐色。她笑着，笑时露出了实在很漂亮的皓齿。她的眼睛里留有一道伤心的阴影，即使在笑的时候。这伤心是我头一次见到昂热拉时率先触动我的东西。

　　“我不打搅您过久。”我说，走进一间小前厅，“我只有几个问题。”

　　“您可以问一个小时，卢卡斯先生。我对您讲过，我的客人十点才来画像。我的天，您全身湿透了！您快将您的上装脱掉。您解下领带吧！您在这里不能这样奔波，您会中暑的！”

　　“我带错了衣服。”我脱下上装解开领带时说。她将两者挂在架子上。

　　“您也脱掉您的鞋吧。”昂热拉·黛尔菲娅说。她语调平静，很实在，很自信。

　　我迟疑不决。

　　“您脱掉吧！”

　　我脱去鞋。

　　“咱们到平台上去。那顶上总有点风吹拂。”昂热拉说。她已经带头走了。我们经过一个书房，它的门敞开着。我看到画和植物。我跟在昂热拉身后，穿过一间大客厅。它布置得很现代派，色彩浅淡。一整堵墙，从地面到房顶，都被书遮着。我看到对面有一张橱，上面放着至少五十只各种材料做成的象，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很小的，很大的，鼻子一律上翘。我略作停留。我发现一只乌檀木的小象最漂亮，它胖乎乎的，让人感觉很滑稽。我想起我在杜塞尔多夫的家，但只是一闪念，因为昂热拉走得很快。我走时全身都疼。客厅里有一台大电视机。我们穿过暖房，这里的花盆里盛开着许多花，我看到了第二台电视机。昂热拉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还有第三台，在厨房里。我是个电视迷。尤其是新闻。我总是什么都听。中午电视，傍晚的电视，二十四小时节目，最早的新闻和最晚的新闻。几乎是全部。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还有蒙特卡洛台。如果播放新闻时我必须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就可以继续收听。”她笑了，“书房里还有第四台电视机。疯了，是不是？”

　　“有一点儿。”我说，“也许是。”

　　我们走到室外的平台上，我吸气。这平台环绕着显然非常大的套房的两侧，肯定有这房子的三分之二大。我此生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平台，还从没在一座平台上看到过这么多的花儿，它们受到了精心护理。这个平台布置得也像个客厅。有躺椅、桌子和藤椅，一张巨大的太阳遮篷下有一个角落可以就坐，还有架好莱坞秋千。平台的地面是用蓝色和白色的地砖铺成的。这套房在最顶层。没人看得见这个平台里面。但一侧还是钉有一堵高高的木护板，是由相互交叉的、漆成白色的木条拼成的。几乎看不见木头，因为木条上爬满了常春藤、白花绿叶的茉莉花和九重葛。这种有刺的攀缘植物长着非常好看的椭圆形叶子，它的花有各种红色、紫色和橙色的色调。这些植物植根在长长的盒子里，在木护板的脚下。再就是鼓腹形的大陶罐，我相信，人们叫它们阿里巴巴罐。里面长着紫色的矮牵牛和大量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天竺葵。这些阿里巴巴罐一侧有孔，像小袋子似的。孔里面长出色彩千差万别的小玫瑰。昂热拉又察觉了我的目光。

　　“这种小玫瑰叫做‘惊玫’。”她说，“您知道，我也迷恋花。”

　　“跟我一样。”我说，细看长着红色和橙色唐菖薄的大花瓶。它们放在桌子上。春白菊或白或黄地开在陶制容器里，小云杉和其它装饰树长在桶里。这座平台真是个大花卉市场。我看到一张小桌子上放着用来修剪的剪子、植物保护剂、药和类似的东西。我看到水壶和一根管子。在茉莉和滨兰菊之间，有彩色的陶瓷鸟儿安装在本护板上——幻想的形象，一只野鸭子，一个鸽子。蝴蝶。“这是我在瓦劳利斯买的。”昂热拉说。这女人仔细观察着我。这恐怕是她的一个职业特点。“离这儿不远。那里生产各种古式的陶罐——自从一九五○年以来，在毕加索、皮格农和普瑞纳的影响下，瓦劳利斯肯定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陶瓷中心。”她讲得那么自然，无忧无虑，我都忘记了我的疼痛，深深地吸进那清新的空气。这顶上真的是和风习习。昂热拉抚摸一只鸽子。“这是毕加索送给我的。”她说，“他送了我这么一个礼物，我当然非常高兴，非常骄傲。您想喝什么！什么果汁？橙汁？还是宁愿喝奎宁水？苦柠檬？”

　　“苦柠檬。”我说。

　　“等一会儿！”她光着脚跑进了房子。我向前走向护栏，它朝向大海。我一生中见过许多漂亮的城市和风景——却从没见过这样一种。就在我脚下，坐落着戛纳和它的豪华住宅区、街道、旧房子和教堂。我实际上能毫无遮拦地望到大海。向左望是安提伯斯海岬，右边我看到艾斯特莱尔山。我看到那座大海湾的全貌，戛纳坐落在其中。我看到住宅楼之间的棕榈园和花丛，看到旧码头和左边的第二座码头，显然是座新的。那里停泊着许多游艇，有一部分相当大。在刺眼的阳光下，全城的所有建筑都白光闪闪。在蔚蓝的大海上，昨天的船只旁停靠了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我看到帆船、游艇和摩托艇，它们留下白色的泡沫轨道。海天一色，无际无涯，是的，漫无尽头。一架飞机从相距不远处飞过，很低。听不到隆隆声。这架飞机在尼斯上方准备降落。飞机很大。

　　“左边的码头叫做康托港。”昂热拉的声音在我身后说，“所有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过去一点点您就能看到‘棕榈海滩’。”

　　我转过身。昂热拉递给我一只雾蒙蒙的杯子。“您的苦柠檬，加了冰和一块橙子。这样行吗？”

　　“好极了。”

　　她自己喝柚子汁。

　　“这上面真是太美了。”我说。

　　“是的，”她说，“我非常爱它。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只要可能，我就呆在这外面。”

　　“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她笑了。

　　“如果我用不着工作，我会整天在这儿度过。就在这外面。”她站在我面前，我头一回感觉到了她的皮肤的清新的芳香。昂热拉不用香水。“您请坐。坐到遮阳檐下。您头上什么也没戴。这太危险了。”她戴上一顶布帽子，选了一张太阳底下的椅子。“这对我已经没影响了。但在这里我头上总要戴点东西。今天天气会非常热。您想知道什么，卢卡斯先生？”

　　“您能向我讲的关于赫伯特·赫尔曼的一切。”

　　“这没多少。”她笑望着我，眼角形成了小小皱纹。“我是通过他妹妹认识他的。我给他们俩画过像。先是妹妹。他的画像长期放在我这儿。他上周来时，他妹妹一定告诉他说，那张像没画完，还在我这儿。于是他来到这儿，一共三次。总是来一两个小时，如今画是完成了，而赫尔曼先生却死了。我得给他妹妹打电话。”

　　“我可以看一看这幅画吗？”

　　“当然。”她已经站了起来，领我走进房子。她走起路来出奇的轻盈敏捷，动作优美。我穿着袜子跟在她身后。现在我身上又疼起来了。画室很大。我看到了十几幅画了一半的肖像，一张大桌子上搁着画家的沾有涂料的白外套、调色板、颜料、画笔、松香瓶、画布和画框。昂热拉领我走向一幅没有镶框的肖像，它倚在一个角落里。“这里，这就是他。”

　　我打量那幅画。我自信对绘画还是略懂一点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昂热拉是个好肖像大师。这幅画只画了赫尔曼的头部。如果这幅画没被美化的话，那么，银行家赫尔曼的脸真是可喜可贺。从其它的画看，昂热拉不像是个会美化她的顾客的画家。我看到一个形象高贵的头颅，慈祥的灰眼睛，嘴角一缕友善的微笑，高额头，灰色的浓密短发。高贵，无比高贵——这就是这张脸给人的印象。

　　“他看上去精神饱满。”

　　“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卢卡斯先生。他是位绅士。”是吗？我想。“一位完美的绅士。”昂热拉略一沉吟，“这只是一种感觉，卢卡斯先生，只是一种感觉，您别太在意……”

　　“什么？”

　　“当我最后一次画他时，赫尔曼特别神经质和烦躁不安。有什么事在可怕地折磨他。”

　　“有没有可能是害怕？”

　　“是的，这也有可能。我……我……我的感觉，您瞧……我有一种感觉，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在这儿能找到安宁。有一回他对我这么讲过。他非常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因此，他经常带我坐他的游艇……这回也是。”

　　“一只吃坏了的胃救了您的命。”

　　“是的，”她说，“我真幸运。本来我也有可能死去。谁知道呢，是不是……”她迅速打住了。她眼睛里的阴影更暗了。

　　“您想讲什么？”

　　“没什么。”

　　“不可能。”

　　“噢，不，卢卡斯先生！咱们再去平台上好吗？”她不等我回答，就率先走出去，经过一间厨房，厨房门敞开着。我看到一大堆菊苣叶子。在我来之前，昂热拉一定洗过它们。

　　平台上，那清凉宜人的风吹拂着我。

　　“但这一回他在这儿也没找到他的安宁。”昂热拉说，坐下去。

　　“为什么没有？”

　　“老有电话找他。”

　　“谁打的？”

　　“噢，是生意上的朋友。”

　　我从裤袋里掏出我的钱夹，把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递给昂热拉。

　　“会不会是这些人？您认识这些人吗？”

　　她说：“稍等一下。”说完她跑进客厅。房间的窗户都很大，能推到一边去。昂热拉拿着一只细框眼镜回来，戴上。“这些年我变得老花了，很突然。没有眼镜我再也读不了啦。工作时我也需要眼镜。”她打量那张纸条。她的脸给人一种专心致志、精力集中的印象，就像是有人向她提出一个精确的问题或者她精确地回答时一样。“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认识这上面的所有人。”她看完后说，“我给约翰·基尔伍德、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都画过像。我最熟悉特拉博夫妇。我跟他们是朋友，特别是跟帕斯卡勒。”她摘下眼镜，“这让您吃惊，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在这里我是一种怪物，我认识所有的人。这完全是由于我的职业。他们邀请我出席社交场所，赴盛宴……”

　　“‘他们’是谁？”

　　“啊，‘棕榈海滩’赌场的董事会和‘保安警’赌场的董事会，随季节不同，参加电影节，参加展览以及这里举办的一切活动。主要是‘旅游事业联合会’这么做。如果您想用德语说，就是这里海滩上的旅游局。我……”她有些羞涩，“通过我的画，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旅游事业联合会’显然是将我当成了戛纳的一个名胜。”

　　“您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谢谢。”她说，“不，真的。最近几年，我是真正陷进去了，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您明白，这样就有人向我订货。另一方面，这东西代价昂贵。我需要衣服、鞋子。在这些盛宴上衣着要非常讲究。我运气好，您知道。我可以穿一件两百法郎的衣服，其他的女人会打赌，说它价值两千，是普齐设计的。我当然也有几身真正昂贵的服装。毛皮大衣。好首饰……我将我挣来的所有钱都买成首饰。如果你有一天得逃跑，首饰是最容易携带的……”她又打住了。

　　“您曾经被迫逃跑过吗？”我问。

　　“正如所说，这些人我全认识，只有萨冈阿塔纳夫妇除外。”她不理我的问题，“他们每年来这里几个月，他们人人在这里有他们的住宅或套房。特拉博夫妇在这儿生活三个季度，其余时间在巴黎。可如果您问我，当赫尔曼先生在我这儿时，打电话的是否这些人，您就得失望了。那是些我不熟悉的声音。”

　　“您拿起听筒，那些声音要求赫尔曼先生听电话，于是您给他听筒。他跟谁交谈，您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先有人通报一下，然后，这些人才跟赫尔曼先生讲话。”

　　“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认为不可能吗？”

　　“我认为那完全是可能的。”她严肃地说，“滑稽，我从没想到这上面。”

　　“您说，他因为这些电话无法安宁？”

　　“对，他总是非常激动。他发怒。那之后他要么很神经质，要么非常无精打采。他只是不肯说是什么事。我当然也从没有问过他。”

　　“他什么时候来您这儿的？”

　　“他连续来了三天，”昂热拉说，“上个星期还来过。然后他邀请我一同去科西嘉，跟西蒙夫妇和比奈特夫妇。他们我也认识。”

　　“他去科西嘉干什么？”

　　“去阿雅克约会生意上的朋友。”

　　“电话上是用哪种语言交谈的？”

　　“用英语。”当我们交谈时，附近的尼斯不停地有大飞机降落或起飞。我看到它们总是飞得很低，却几乎听不到喷气机的噪音。

　　“您讲英语？”我问。

　　“跟讲德语一样。”

　　“我可否问问，这些谈话事关什么？或者您不在场？”

　　“我的电话线非常长。我可以从客厅里将它拉到整座房子里。当我工作时，它就放在画室里。当时它也是在那里响个不停。我想出去，但赫尔曼先生请求我留下来。那些谈话令我捉摸不透。事关日期和赫尔曼以最大的坚决坚持的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可惜我不懂。我只知道，总是有一个词夹在中间——是cover这个词。不，两个词：cover和coverage。”

　　“cover，”我重复道，“coverage……”

　　“请您等等，我去拿本字典……”她跑进客厅，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回来了。她戴上眼镜，将麻布帽子更紧地摁在头上，因为它滑掉了。她翻开字典，读道：“cover，首先是：盖、盖子、信封、套子、罩子、遮盖。保护……”她抬起头来，“这有用吗？”

　　“也许，”我说，“我不清楚。请继续念。”

　　“大衣，被盖……第二：盖、盖上、包进。裹、藏……嗯？”

　　我只是耸耸肩。

　　“掩盖，保护……这一点用也没有？”

　　“我要知道就好了。”我说。她的小帽子又向前滑了。她将它推回去。一缕红头发落到她那晒成褐色的、高高的额头上。“瞄准——用武器——扫射——用武器扫射一个地区——包容，包围，用在报纸上：报告，对待，一件事……包纽扣，检察院，护导线……coverage：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她说。

　　“是笑。”

　　“不是。”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这是我的无礼。”

　　“根本不是。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取一些为我修改的东西。您给人好感，先生，确实给人好感。”

　　“还从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卢卡斯先生，您允许我陪您在这里买点东西吗？看起来您将要在这里呆较长时间，是不是？”

　　“是的。”

　　“一个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她的眼光老练。”

　　我说：“您想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为我买新东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议，您总是爱夸张。不实际，先生。怎么样？”

　　“我为您的建议高兴。”我说，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来，“很高兴，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许我事先请您去吃饭。”

　　“很乐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好呢？”

　　“咱们就说好一点钟怎么样？”

　　“行。一点钟。我在‘庄严’酒店里订张桌子。”

　　“您让我订座吧。别的地方。”

　　“行。那就一点见。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高兴。”昂热拉说，“我叫辆出租车。站点就在这附近。等您坐电梯下去，车子马上也就到了。”她伸给我一只结实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头望客厅，望那里的橱架。我傻乎乎地说：“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只乌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开屋门。我走向电梯，摁按钮，等电梯上来，同时转过身。昂热拉站在半敞开的门里，又露出笑脸。我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我说不出是为什么。电梯到了。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昂热拉仍然站在那里笑。这时她扬起一只手。我也扬起一只手。然后，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电梯悄无声息地滑下去。电梯里面很热。齐头高的部位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个鬼脸，别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来了。我已经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内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说不出来是什么。而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过我全身，舒适惬意，以前从未体验过。

19

　　“谋杀。”伊尔德·赫尔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如耳语一般，像发誓似的。“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

　　一间昏暗的大卧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洛可可式大床上。这回我也看出她为什么以“钻石伊尔德”闻名于我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和整个国际社会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条形翡翠，镶满了钻石。她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宽宽的翡翠手镯，它的每一块宝石上同样都镶着钻石，脖子上相应地戴着项链。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头一回见。项链由八段组成。每段中间有一根长形大翡翠，旁边满是打磨成圆形的树叶图案的钻石。前面挂着两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状翡翠和两颗半圆形钻石，用一块打磨得圆圆的宝石连接着。当然，伊尔德·赫尔曼还戴着镶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的，铜钮扣，金绶带。我们行驶在公园里。我看看表。我们果然开了五分半钟。公园里长着棕榈、松树、杉树和橄榄树，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时候密密丛丛，我们像是滑行在阔叶隧道里，因为古树的树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条凳、小天使雕像、开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它在太阳下白闪闪的。别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风格修建的。在这里看得到鲜花怒放、精心护理的花圃。喷水器转动着，在刺眼的阳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个宽宽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门，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撑着，托着一座有许多鲜花和白色金属家具的平台。那个为我开车的男人把那辆奇怪的车开走了。第三个仆人打开门，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请您跟我来，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大厅，大理石上铺着地毯。四壁上挂着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画是原作。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满不同时代的最珍贵的家具。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非常漂亮，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插着很多花。房子里散发出它们的芳香。我看到壁龛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动物，灯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画和雕像实在不适合这一种混杂的摆设。虽然金碧辉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养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尔德·赫尔曼一直住在这里，她哥哥很少来。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们沿一座大理石楼梯爬上二楼，那里有一道石制宽阳台遮住了通向许多房间的通道。这里也有画、塑像和壁毯。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过道里，台阶两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级，然后仆人敲一扇门。一个女仆打开门来，让我走进一间客厅，它清一色蓝。我又看到满屋放着花瓶，但它们不像昂热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显得压抑，它们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点燃一支烟。我神经紧张，一身汗，深深地吸烟。我已经发现，贝茨大夫所说的话是说起来容易，但无法实现。我像个傻瓜似的嚼碎两粒硝酸甘油胶囊，观看一张桌子上放着的一排皮装大开本的烫金古厚书。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关树木的书。我等候。我点着第二支烟。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了。十一点半，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样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泽贝格。”他跟我讲德语，伸给我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手。“保尔·泽贝格。我恭喜您，卢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马上就接见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卧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场可怕的事件。”

　　“对，可怕。”我说。

　　“我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解释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自称的话。是的，我可以这么自称。当我收到那个灾难消息时，就立马飞到这下面来了。赫尔曼夫人完全崩溃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挚。现在，在一位杰出的医生帮助下，她刚刚度过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谈得太久，赫尔曼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激动。”

　　“这不取决于我。”

　　“噢，不对，”他温柔地说，“当然取决于您。不错，您是尽义务。但请您尽义务时小心谨慎，别撕开旧伤，我请求您。”

　　我耸耸肩，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房间。泽贝格也散发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让他特别高兴。

　　“粗陶人，”他骄傲地说，“只有这里买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圆珠笔吗？麻烦您替我将那名字写下来，还有生产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买它。”我说。

　　“那太好了。”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张名片，用一支金圆珠笔将我请求他的事写在背面。

　　“谢谢，”我说，“您太乐于助人了。”

　　“哪里！”

　　门又开了。一位健壮的但显得像母亲的护士穿着白衣出现了。

　　“夫人准备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对她讲。

　　“是的，先生。来自米兰。我摆脱不掉我的口音。虽然我已在这儿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国生活六年了。”她为我开门。我走进钻石伊尔德的暗淡的卧室。护士为我作了介绍。

　　“好吧。”伊尔德舌头笨拙地说，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一样，“您现在让我们单独谈吧，安娜。别放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是，夫人。”门关上了。

　　“请您走近我，卢卡斯先生。请您拿张椅子。对，那张，好的。请坐近我，让我能看见您，不必这么大声讲话。”她那白化病人的玫瑰红色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手指在被单上不停地来回摩挲。

　　“保险。当然。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只是得请您原谅，如果我……”她伸手拿一块花布手帕，将头微侧，啜泣了一会儿。我等候，吸着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的甜蜜的花香。忽然，伊尔德向我转过身来。她的脸平滑洁白，语调低声急切。

　　“谋杀。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她咽了口唾沫，重复一遍，“多么卑鄙的谋杀啊！”

　　“什么叫‘多么卑鄙的谋杀啊’？”我问。我的左脚疼起来，我的左胸侧也是，不过不算重。

　　“据可靠的资料介绍，在这根项链和这个戒指的十颗翡翠中，有八颗来自一根曾经属于亚历山大二世的项链。”

　　“尊敬的夫人，您关于谋杀的那句议论是什么意思？”

　　“这您是知道的。”伊尔德说，半闭上她的玫瑰红色的眼睛，像疯子似的微笑着。我吓了一跳。我还将受到更多的惊吓。“您知道的！您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您对拉克洛斯先生讲过，按照您的观点，您的哥哥是被一位走投无路的生意上的朋友谋杀了。”

　　“哎呀，拉克洛斯先生！”她又那么吓人地低低窃笑起来，“那个可怜的小拉克洛斯先生。那么矮小，那么害怕，那么多的责任！我当场就看出来，我跟他什么也办不成。因此，我就讲了点必定会让他觉得可信的东西。”

　　“那是谎言吗？”

　　“这个翡翠雨滴是后来由一颗大得多的雨滴重新切割成的。它有五点七克拉……”

　　我说：“那是个谎言吗？尊敬的夫人！”

　　“八只翡翠共重八十三克拉。漂亮，对不对？是的，这当然是个谎言。”现在伊尔德又低语了，“这位拉克洛斯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害怕被卷进什么事件里去。被卷进去，您理解，对不对？”

　　“对。”我说。

　　“您认为，您哥哥为什么被谋杀了？”

　　“这个吗，人家想干掉他，当然了。”

　　“谁？”

　　她现在的微笑完全像神经错乱了似的。

　　“卢卡斯先生啊卢卡斯先生！所有人！”

　　“所有人？”

　　“当然是所有人！您来自德国。咱们是同胞。您了解德国的状况。我哥哥是个伟大的人物。其他人觉得他太伟大了。”她窃窃一笑，“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您知道，众人一起谋杀了他。”

　　我回想起，当我说我要去拜访钻石伊尔德时拉克洛斯嘲讽的祝愿，想这个女人是否真的精神失常。

　　“所有他的朋友们，”伊尔德低笑着说，“大家一起。好让他消失，不再有他。”

　　我下定决心。

　　“您指的是那些来到这里为他庆祝生日的朋友吗？”

　　“他的生日？”她突然泪流满面，又抽泣起来，“他今天本来……”她讲不下去了。我跳起来，因为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得采取点行动。我急步赶向门口。

　　“您……要……去……哪儿？”

　　“叫护士……”

　　“不要！”她的声音突然果决起来。我转过身。她在床上坐正，不再哭了，虽然脸上还满是泪水。“护士留在外面。您谁也别叫。请您马上回来。”

　　“别这样。”我说。

　　“什么‘别这样’？”

　　“请您别这样对我讲话，尊敬的夫人。我不喜欢这样。”

　　“请您原谅。”这下她又像疯子似的微笑了，“我的神经……我神经如此糟……有时候我甚至相信，我失去理智了。您请坐下。”

　　我坐下。

　　“那好吧，您是指责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吗？”

　　她显得想纵声大笑似的。

　　“这是个什么念头啊！我的天，这是个什么念头啊！他的好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卢卡斯先生，这种玩笑开得不是地方。”

　　“这不是玩笑。”我说，“您讲‘所有人’。谁是‘所有人’？”

　　“这您跟我一样清楚。”她恶意地说。然后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的手汗淋淋。“卢卡斯先生，我付给您钱！随您要多少，我都付给您！”

　　“我所在的保险公司有可能必须付给您钱。”我说。

　　伊尔德专横地一挥手。

　　“保险公司，呸！我付您钱，让您将所有这些人送交法庭，让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将他们五马分尸。”她真是这么说的，“必须根除掉这些人。要不然我自己的生命也难保。”

　　“为什么？”

　　“我是继承人，惟一的继承人。现在一切都属于我。我是我可怜的哥哥的惟一在世的亲人。”

　　“这就是说，银行现在也属于您？”

　　“当然。”

　　“可是以您这种状况……请您原谅……”

　　“您说吧。我的状况，我不能去德国。我对钱也一窍不通。幸好泽贝格在。”

　　“谁？”

　　“我们的全权总代表。您见过他了。”

　　“噢，对了。”

　　“我可以信任他。可他在您的领域里又没有经验。说吧，怎么样？您要求多少？您要是帮我除掉这些祸害，您要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请您别再讲您不知道我讲的是谁。”

　　这女人疯了。再跟她谈下去没有意义。

　　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澄清这个案子属于我的工作。一旦我了解到什么或需要问什么，我再来找您，赫尔曼夫人。可以吗？”

　　“随时，”她说，“随时，当然，我的亲爱的。”

　　我站起身。

　　“您先看看。”伊尔德说。她摁亮床旁边的一个开关。我身后的灯亮了。我转过身。在两张玛丽娅·泰莱西橱柜之间，挂着伊尔德的一幅画像，它展示着她的真实形象，灯光从底下照着它。那是一幅幽灵似的画，在强烈的管形灯照耀下，它显得更加神秘。昂热拉将这个女人拥有的全部疯狂都放到了脸上的眼睛里。这幅画是以纯粹的浅色调画的：白色、黄色、浅棕色和橙色。

　　“真好，是不是？您当然认识昂热拉·黛尔菲娅。”

　　“听说过名宇。”我撒谎道。

　　“不认识本人？”

　　“不认识。”

　　“您一定得认识她。”

　　“是的。”我说，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姓名和地址？我远视，没戴眼镜。”

　　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笔，记下了昂热拉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本子放在她的膝盖上。也许笔迹因此而略有变化，我想，但不会变得太多。但愿如此。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个笔迹好检查了。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您知道吗，我有时候让那边的灯整夜地开着？我总是睡得很少。我一醒来就看着这幅画。它带给我无限的安宁……”

　　门打开来。泽贝格站在门框里。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对尊敬的夫人负有责任。您呆在她这儿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就走。”我说，伊尔德再次伸给我一只冰凉的手。

　　当我向她俯下身去时，她耳语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两百万！您打电话，好吗？您现在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我点头。当我走到门口时，伊尔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饰都是我们在苏黎世的索斯比拍卖行弄到的。”

　　泽贝格带我下楼梯，又带我到室外。那位开着像吉普一样的车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门外有一辆出租车。”泽贝格说。

　　“谢谢，”我说，“赫尔曼夫人真有个好医生吗？”

　　“最好的。最好的医生。一位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经看到了，自打那次灾难之后她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不是吗？”

　　我只是点点头。

　　“我祝愿您在侦查中一切顺利。”泽贝格说，“咱们肯定很快就会再见。”

　　“肯定的，泽贝格先生。”

　　我钻进那辆华盖吉普。我们开动了。车子刚绕过入口时，我转过身去，泽贝格不见了。我看到二楼有两张脸孔贴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尔德·赫尔曼和护士安娜。她们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有着赤裸裸的恐惧表情。我还从没有在两张人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恐惧。她们发觉我在抬头看她们，窗帘霎时落下了。

六

20

　　昂热拉·黛尔菲娅驾驶着车。她坐在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50S型车的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烈日当空。沥青路面一闪一闪的。昂热拉穿一条白裤子和一件中山装式样的胸衣，高领，绿松石色。她只化了淡妆。我们沿着罗伊·阿尔伯特街开下去。它七拐八拐，经过一条铁轨，穿过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是破落的旧房子，墙上贴着撕碎了一半的标语，横穿过安提伯斯路，来到了十字架路上。我们朝西开去。我记得，当我们乘她的车行驶时，总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斜坐着，凝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视她。她的红发亮闪闪。她开车很稳，车技很好，不管什么速度都慎重小心。我望着方向盘上她的双手。我忽然在棕色的右手背上看到一块很亮的斑。

　　“您受过伤吗？”

　　“哪儿？”

　　“右手背上。那块白斑……”

　　昂热拉犹疑着，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这是头一回不知所措。

　　“这块斑很滑稽，”她说，“它晒不黑，永远不黑。随我怎么晒。”

　　“可怎么晒不黑呢？”

　　她耸耸肩。

　　“不清楚。几年前我去找一位算命女。这里这种人多的是。圣拉帕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她每周来戛纳两次，到一家饭店里，在那里接待。一些朋友说服了我也去看看。我听到了一大堆废话。不，这不公正。那女人对我讲的许多事果然符合事实。她也看了这块亮斑。她说，我年轻时受过一次惊吓，这块斑就由此而来，它将永不消失……”

　　“您受过惊吓吗？”

　　她不置可否。

　　我脱口而出，说出口后才意识到了我的话：“我不相信这块斑会永久留着。它会消失的。”

　　“它为什么要消失？”

　　“这我不明白。我感觉到，非常强烈。我……”

　　“怎么？”

　　“没什么，”我说，“我在瞎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打开汽车上的收音机。

　　响起了鲍勃·迪兰的声音：“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

　　“《随风飘去》。”我说。

　　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这下昂热拉转过头来一会儿，望着我。她的棕色眼睛很大。

　　“真的，”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是的，一只炮弹要飞行多久才能被彻底查禁？”鲍勃·迪兰唱道。

　　“也是我的。”昂热拉说。她又望向前方。我们沿着十字架路向上行驶。大海像液体的铅在闪烁。棕榈树树叶低垂。白色的别墅，白色的大酒店。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鲍勃·迪兰唱道。

　　昂热拉关掉收音机。虽然汽车很多，她还是找到了一个空档，灵巧地退后，停到路边。我们下车。坐在车子里，开车带起的风和敞开的窗户缓和了炎热。现在，它像一把锤子似的击在我的头颅上。

　　“咱们得走一小段。”昂热拉说。我们沿十字架路西行，经过许多豪华的商店，它们中午关着门。在一排低矮的伸出来的店尾坐落着巴黎珠宝商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由于它是在这一排房子的末尾，这家店也有侧面。我在橱窗里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首饰、钻石、绿宝石、项链和手镯，也有整套的装饰。我停步片刻。昂热拉站在我身旁。我突然察觉，她在观看侧边橱窗里的某一件首饰。那是一只长长的钻石耳饰，制作得非常精美，耳环上有一种飘带，钻石可以一颗一颗地穿上线挂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看这耳饰，就感觉到昂热拉的手挽住了我的臂肘。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我的左脚疼起来了。我想，伊尔德·赫尔曼，如果她想要的话，她可以打电话买下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橱窗里陈列的一切，再加上他们店里保险箱里的一切，签张支票，据为己有。住在她的鬼屋里的发疯的伊尔德。或者她根本不疯。一辆劳斯莱斯车缓缓驶过我们身旁。那位穿制服的中国司机身旁坐着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后座上坐着疲倦的、无聊地张望的主人，身着衬衫和裤子，正在打电话。

21

　　“费利克斯”餐厅也是一座白色平房。旁边的商店缩在后面，空地上有棕榈树和很多花草。遮篷下放有椅子，但饭店里开着空调，因此满满的。里面的酒吧里有人在等着空下一张桌子来。店主看到了昂热拉，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招呼她。他似乎跟她很熟。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订好的那张桌子位于饭店的外面一排的尽头，只有一块玻璃把我们跟十字架路隔开。我们坐在一起，这在法国的饭店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喝了两杯“里查斯”开胃。然后我为两人各叫了一份鸡尾虾和一份烤牛排。这儿空气清凉怡人。对面墙上被照亮的玻璃框里，有平坦的女性人体像。护墙板的木头是黑色的。侍者把黄油放在冰块中端来，还有松脆新鲜的白面包片，是由长棍式面包横切下来的。我们边吃撒了盐的黄油面包片边等鸡尾虾。我望着室外，望着炎热的中午。那个索马里人打开那瓶堂·佩里尼翁酒，这也是我要的，原先放在我们桌旁的冰桶里。他倒给我一口，我品尝。它很凉，味道好极了。我点头。那个索马里人斟满我们的杯子，又把瓶子放进银质冰桶，走开了。我们对饮。

　　对面，在海边的林阴路上，在海滩边，一个画家把他的画挂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系在两棵棕榈树上。那些画非常活泼，色彩丰富，画的是十字架路、老码头和风景。画家是个年轻人，坐在地上。人们从旁边走过，连看都不看他的画。

　　“他每天在那儿，”昂热拉说，“很有天才。但是他不走运。”

　　“您够走运的。”我说。

　　“噢，是的。”她说，迅速敲敲木头，“我肯定有运气。您呢，卢卡斯先生？”

　　我讲出了我很多年没讲过的话：“我运气很大。我认识了您，夫人。您坐在我身旁。我可以打量您。您是因为我才进城的。”

　　“无稽之谈。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啊哈。”我说。

　　她望着我，笑吟吟的，她总是这样微笑。她的眼里有微细的金色亮点在闪烁。在晒得黑黝黝的皮肤上，眼角的小皱纹非常纤细。这双愉快的眼睛里藏有悲伤，悲伤的一道阴影。

　　“您害怕很多东西吗，先生？”昂热拉问。

　　“什么？”

　　“您已经听明白我的话了。害怕人和事。您这样吗？”

　　“不。”我撒谎。

　　“我怕。”昂热拉说，“我常害怕我自身，怕我不能再画画，或顾客离去我不再有钱……”

　　“还怕孤独。”

　　“不，一点也不怕它。”她说，但她的微笑呆滞了，“我很喜欢孤独。”

　　“那就是怕又得逃跑。”

　　“您还没忘记吗？”她笑意更浓了。

　　“没有。”我说，“为什么……”

　　“您看，”她迅速说，“我的一个老朋友来了。”她用下巴指指。一个瘦长的、也许五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向饭店走来。他衣着非常齐整，背着一个大包。这人给人一种内向、孤僻的印象。“这是费尔南。姓什么我不知道。费尔南学过建筑。他天赋很高。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他母亲半身瘫痪。无可救药。这一定已经过去二十、二十五年了，远在我来戛纳之前。费尔南放弃了他的学业。他爱他的母亲。为了能把她送进一家稍微舒适些的疗养院，他不得不立即挣钱。从此以后费尔南就卖彩票。”

　　“什么彩票？”

　　“法国什么样的彩票都有——数字的、大型和小型的赛马，国家的价格……”

　　侍者端上来鸡尾虾。虾很大，味道鲜美，我还从没吃到过。

　　“好吃吗？”

　　我点点头。

　　“我很高兴。”昂热拉说，“我很希望这里的一切都合您的口味，您感到舒适。”

　　我说：“我一生中还从没感到这么舒适过。”

　　“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

　　“不，这确实是真的！”

　　“这我不信。”她严肃地望着我，“常有女人对您讲，您风度翩翩吗？”

　　“不错。可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女人这么说是出于好心。因为她们有所图，因为我对她们客气。因此她们也讲点客气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我说，“就是这么口事。”

　　“但我不是这样。”昂热拉说，“我对您无所图。我不是只想客气。我有所指。我要您知道，非常严肃地知道，真的相信，因为这是真的：您风度翩翩。”她举起她的香槟杯，我举起我的。“Le chaim！”昂热拉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为生活干杯，为幸福干杯。这是希伯来语。我有很多犹太朋友。怎么样？”

　　我也说声：“Le chaim！”这时，那个身材瘦长、面色苍白、拿着公文包的男人已经走过来了。当他看到向他招手的昂热拉时，他扭扭那张显得心不在焉的脸，笑着露出了牙齿。费尔南很快走到我们这一桌来了。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汗淋淋的。

　　我们从他那儿买下了明天在巴黎举行的某种大型赛马的彩票和半本数字彩的彩票。昂热拉自己付她的彩票，她坚持要这样。

　　“您赢过彩票吗？”我问费尔南。

　　“赢过三次，先生。”他说，“一次三亿法郎，一次四亿五法郎，一次一亿法郎。”

　　“什么？”

　　“他指的是旧法郎。”昂热拉说，“不管您怎样努力——过了这么多年，这里的人还都是讲旧法郎，用它计算。”

　　“原来是这样。您出售这种利润低微的东西多长时间了？”我问费尔南。

　　“打我工作以来。”

　　“您工作多长时间了？”

　　“二十三年。不过，每当夫人见到我时，她就买下我的彩票，总是这样。”

　　“我贪钱。”昂热拉说，笑望着我们俩。这时，她眼里那舞动的金点又浮现出来了。“我贪钱贪得发疯。有一天我会赢到一百万新法郎，到时咱们俩喝一杯，费尔南，怎么样？”

　　“行，夫人。”

　　“失去知觉。”昂热拉说。

　　“什么？”

　　“到时候咱们要喝得失去知觉。”

　　“噢，是的，那当然，彻底失去知觉。”费尔南说。

　　“另外，”我说，“您一定是口渴了，先生。您想喝什么？”

　　“可是先生……”

　　“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昂热拉说，“咱们全是朋友。好了——站在吧台旁来一杯？”

　　“多谢了，两位。”费尔南说，走向后面的酒吧。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仍在那边等桌子空下来。他指指我们，得到了满满一大杯香槟。

　　费尔南举起他的杯子，声音洪亮得全饭店都能听到，但是没有人抬起头来，他冲我们喊：“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Le chaim！”昂热拉回喊道。我们举起杯子。

　　“再来一杯？”我问。

　　“Le chaim！”费尔南喊道。

　　“是的，再来一杯。这个家庭曾经很富有。父亲死了。后来，费尔南和他的母亲就一贫如洗了。您穷过吗，卢卡斯先生？”

　　“是的，”我说，“穷得很。”

　　侍者拿走了鸡尾虾。烤牛排端上来了。

　　“我也曾经非常穷。”当我们开始吃时，昂热拉说，“当然是一开始。当我在巴黎学画时。”

　　“您的父母……”

　　“他们死了。”她迅速说，“是的，当时我非常穷。但不久我得到了订单有了钱，一大笔钱。这肉您吃得来吗？半熟？您喜欢这样吗？”我点头。“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信任了一个男人。他说，他要拿我的钱去股市上投机。”

　　“你信赖了那个男人？”

　　“我爱过那个男人——您知道，那时候会多么轻信。他拿着我的钱溜走了，我身无分文地坐在那儿。今天我又好起来了。但我今天小心得多了。我对您讲过，我把我所有的都换成了首饰。我节俭、多疑。我永远不会再把我的钱托付给男人。”看到她大方、饥饿地吃着，我觉得真美。

　　“如果再来一个让您爱上的男人，您当然又会这么做。”我说。

　　“爱情的事我可以料想得到，”昂热拉说，“在这上面我不走运。什么是爱情？一件空洞无物的东西。然后男人们离开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离开男人们。当然，如果正常的话，他们会不时地相互需要。但您说这是爱情吗？”

　　“不是。”我说。

　　“您看，”昂热拉说，“Le chaim！”

　　“Le chaim！”我说。

22

　　在我们桌上做苏泽特小煎饼时，侍者点燃了酒精，一道火焰蹿升得老高，昂热拉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这总是令我激动。”她说。

　　“您爱火焰吗？”

　　“对，非常喜爱。”她说，“多年来我就在试着画火焰。我没有成功。”

　　一个衣衫褴褛、赤脚的女孩走进来。女孩身前挂着一只编织篮，里面有五六只布做的动物。那女孩苍白瘦弱，眼睛哭得肿肿的。她一桌一桌地走。现在，她站在我们面前。

　　“一只也没卖掉吗？”昂热拉问。

　　小女孩愁容满面地摇摇头。她的双脚沾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你的动物多少钱？”

　　“十法郎，夫人。”

　　“我买只驴子。”昂热拉说，给小女孩一张十法郎的纸币。

　　“我买只熊。”我说。小女孩点点头，没有道谢，又挎着她的篮子走开了。在门口，她跟那个卖彩票的费尔南撞在了一起。他在那里稍微躲一躲炎热，又往前走了。我看到，他在跟那个小女孩讲话。他们并肩走向“卡尔顿”酒店。昂热拉这时已经检查了两只小布动物。

　　“驴子裂了，”她说，“锯末漏了出来，一只耳朵差不多扯掉了，而且很脏。”

　　“这只熊也脏，”我说，“非常、非常的脏。它的毛磨掉了。咱们就把它们留在这儿吧。”

　　“噢，不！”昂热拉说，“不！我将我的驴子送给您，您把您的熊送给我，咱们俩把它们保存好。”

　　“保存起来干什么？”

　　“哎呀，不干什么。迷信罢了。”昂热拉说，“我将把您的熊系在我的车子里。您也会保存我的驴子吗？”

　　“肯定会，”我说，“作为对这一天的回忆。”

　　“不，”昂热拉说，“作为对那个我们还很贫穷很年轻很幸福的时候的回忆。”

23

　　当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走进来时，我们已吃过奶酪和喝过咖啡，正在喝一杯助消化的阿尔玛白兰地。他身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裤子，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他转头寻找座位，没找到，看见了昂热拉和我，就快步向我们走来。

　　“昂热拉！”他吻她的手，冲我点点头，“我可以坐这儿吗？”

　　“当然。”我说，转向侍者，“再给先生来一杯白兰地。”

　　“你们认识？”我问维阿拉。

　　“认识多年了！”他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你好吗，昂热拉？”

　　“好极了。你呢？”

　　维阿拉说：“你知道的，我在检查游艇爆炸案。我一直到刚才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我还没结束。但最迟明天我就能说出，那是种什么炸药，从哪儿来的。”侍者为维阿拉拿来一杯阿尔玛白兰地。“我倒过来开始。”他说，“这是特洛伊斯·克莱夫斯酒，我最喜欢的牌子。已经喝过一点了吗？”

　　“是的，”昂热拉说，“已经喝过一点了，劳伦特。”

　　“等我们解决了这个案子，”维阿拉说，“请你们允许我在这儿请你们吃饭，就我们三个人，怎么样？我喜欢您，卢卡斯先生，昂热拉又是我的老朋友，亲密的老朋友。你们接受吗？”

　　“很乐意，劳伦特。”昂热拉说，将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这让我心里陡然充满了妒忌。“可现在我们得走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明天一大早给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维阿拉对我讲，“请您祝福我。”

　　“我会这么做的。”

　　我们走时，劳伦特在昂热拉脸上象征性地吻了一下。当我结账时，他们彼此交谈。

　　我回头看。昂热拉仍在跟维阿拉交谈。然后，昂热拉向我走来，挽住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费利克斯”，走向她的车。

　　“您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事！”

　　“没有，真的没有，黛尔菲娅夫人。”

　　“请您叫我昂热拉。我叫您罗伯特。请您现在告诉我您是怎么了。”

　　“这是个可爱的家伙，这位维阿拉。”我说。

　　“啊！原来是这样。”昂热拉说，“对，很可爱。最可爱的人之一。”

　　“是的。”

　　“您想知道，我有没有跟他睡过觉。”昂热拉说。

　　“什么话，这是……不，夫人……”

　　“昂热拉。”

　　“不，昂热拉，这我真的不想知道……您跟他睡过吗？”

　　“睡过几次，多年以前。”当我们经过凡·克莱夫分店时，昂热拉说，“不行。我们……我的天，我们根本不合适。于是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将这样做下去。放心了吗？”

　　“我没有权利放心或不放心！”

　　“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

　　“请您原谅，我不应该这样。”我说。

　　我们来到了她的车前。车里热得跟地狱似的。我旋下我这一侧的车窗。昂热拉在手套格里找到一根线，果然将那只孤寂的小熊系在了反光镜下。又有豪华车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

　　我望着昂热拉，看她固定小熊，说：“拉克洛斯先生告诉了我一些数字。”

　　“什么数字？”

　　“有关他和我要在此打交道的那些富人。比如说，在美国，百分之二点五的人统治着三分之二的经济。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场通货膨胀，都会让他们富起来，而其他所有人却越来越穷。”

　　“是啊，”昂热拉说，“这话他也对我讲过。现在它挂牢了，这只小熊。”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对它非常感兴趣，卢卡斯先生。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猜，您也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我说，“如果不是傻瓜，如今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但咱们俩是有点歇斯底里的社会主义者，我的亲爱的。”昂热拉说，“比如说我吧，我靠这些‘大富豪’生活。您住在一家‘大富豪’的酒店里。咱们刚刚在一家穷人们不会进去的饭馆里吃过饭——若在从前咱们俩谁都不会进去的。我有一种感觉，您在此碰上的无限财富给您的印象有些太深刻了。”

　　“一点也不，您这位沙龙女社会主义分子。”我说。

　　“就是，就是，您这位沙龙社会主义分子。”她说，“咱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咱们乐于生活优裕，但还是想做社会主义者？”

　　“行。”我说。

　　“您要是想想这痛苦的世界，这算不算歇斯底里？”

　　“是的。”我说，感到左胸侧微微地疼。

　　我迅速地偷嚼了两粒硝酸甘油胶囊。

　　“您在干什么？”昂热拉马上问。

　　“这是一种饭后我总要服用的药。”我说。我们沿十字架路往上开去。没有一丝风。

24

　　昂热拉只将车开到“庄严”酒店。这里站着一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魁梧男人——一位泊车师傅。昂热拉下车，我也下车。那位泊车师傅名叫泽尔热。他使劲握着昂热拉的手。从交谈中我听出来，当昂热拉要在城里呆上较长时间时，她总是把她的车停在这里，停在清凉的地下车库里。两个人谈起了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场举行的上一场赛马。我走进大厅，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勃兰登伯格还没回电，没有什么给我的消息。

　　我走回室外。我把那个脏兮兮的玩具驴放在看门人那儿，他把它塞进了我的保险箱。

　　泽尔热正把车开下车库。

　　“好了，”昂热拉说，“现在出发吧，罗伯特，去购物！”

　　我们一直走到电影节大楼，因为节日将至，那里正在忙乎。我们从那儿拐弯，来到主要的商业街安提伯斯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全由昂热拉作决定。她陪我走进一家男士时装店，在这里为我挑选我需要的东西：白色、浅蓝色和深蓝色的很轻便的裤子各两条，配套的非常轻便的衬衫穿在上面，可以塞进敞开的衬衫里的围巾。我当然得一一试过。虽然有一台风扇在转，试衣间里仍很热。我穿上后走到隔帘前，昂热拉对我进行评判。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对布料和颜色感到满意，花了好长时间，不过我无所谓。一股强烈的幸福感攫住了我。

　　昂热拉坐在一张椅子里吸烟，我总是像个模特儿似的从更衣间里钻出来。昂热拉挑选出的裤子是那么紧，我想，我穿不上它们。它们的口袋非常小。白色的合适，其它的得改。衬衫全合身。昂热拉也选了一条深蓝色带白点的衬衫。这件衬衫跟这条裤子我当场就穿上了。昂热拉给我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黄色带蓝点的丝巾。我在更衣间的镜子里观看我自己，感到好像是站在一个陌生人对面。我觉得，我变得苗条多了，看上去更年轻了，突然也不那么热不可耐了，只有两脚还嫌热。我付钱，女售货员说，其它东西以及我的西服、我的衬衫和我的领带将送到“庄严”酒店。

　　昂热拉拉着我往前。在第二家店里，她为我挑了一套米色的和一套几乎是白色的西服，还配上了卡丁牌领带。这家店里也有燕尾服。售货员是个年轻的、非常热情的同性恋，昂热拉跟他非常谈得来。他把西服时装一套套地抱过来，直到昂热拉找到一套她如意的。布料非常精致、薄薄的、防皱。我买下黑裤子、白上衣和几个宽边领结，这正是眼下的时髦。我也买了配套的衬衫。当然又是昂热拉挑选的。让人把燕尾服和衬衫送到酒店。

　　“现在去‘洛普’。”当我们又来到安提伯斯路上时，昂热拉说。这条街上汽车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单线前进。“那是戛纳最好的鞋店。”她走路迅速轻快，我很难跟上她。包装我让她开心，她非常重视，不找到她认为最适合我的决不罢休。穿着衬衫和裤子我已经觉得大变样了，那炎热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

　　在“洛普”店里，昂热拉为我挑选了很软的、舒适的便鞋——白色的、棕色的、黑色的和一双配燕尾服的漆皮鞋。我得穿上鞋来回走动，好看看它们是否跟脚。虽然我一直憎恨这种事，但在这里却感到其乐无穷。昂热拉又坐在那里，仔细观看，吸着烟。她吸烟很多，跟我一样。一双便鞋，那双白的，我当场就穿上了。其余所有的，包括我的旧鞋和我的袜子，都让人送到酒店。

　　当我们最终离开“洛普”时，我停了下来。

　　“什么事？”昂热拉吃惊地问，“您不舒服吗？”

　　“不是，”我说，“我觉得美妙极了。美妙无比，前所未有。我感觉自己变了，昂热拉，就像童话里一样变了。我感觉更年轻了，昂热拉，年轻了许多。有点飘飘然……”

　　“是的，”她说，“是的，罗伯特。这真好。我要的正是这个。噢！”

　　“什么？”

　　“您刚刚笑了。”昂热拉说，突然变得很严肃，“您头一回真正地笑了。”

　　“这是因为您。只有您，只有您能做到这一切。”

　　“废话。”她匆匆地说，“走吧，我现在还需要我的东西。”

　　我走。香港不是这样的，新加坡不是，悉尼也不是：不是这么让人开心，这么轻松，这么欣喜若狂，就像这里一样，就像在戛纳这堵塞的安提伯斯路上，在昂热拉身旁一样。我根本没意识到我走得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昂热拉有些喘不过气来地说：“慢点！您走慢一点，罗伯特。我透不过气来了！”

　　于是我们停下来，相视而笑，大笑了很长时间。我突然想：这就是幸福。我曾经相信我从来不知道它或者忘记了它。孩子时一只小狗曾经带给我欢乐。现在，快五十岁时，我又幸福了。因为一个陌生的女子对我表现出了人性的兴趣，人性的同情，人性的友好。下午的太阳斜斜地燃烧在安提伯斯路上。人们来去匆匆，汽车爬过，保险杆顶着保险杆。我回味我在这里遇上的一切是多么的罕见。

七

25

　　现在昂热拉去买颜料、画笔和绘画用品。我陪着她，陪她走进一家大超市。她在那里订购了一大批东西，明天上午送货上门。购物，尤其是买衣服，此生一直让我厌烦。跟一个女人一起去购物，就更让我觉得烦不可耐了。今天我却觉得美妙极了。我观察着昂热拉那坚定的、又总是客气地得到她真正寻找的东西的方式。她不受劝诱，准确地知道她需要什么，不管那是一种特殊的管装绿颜料还是一罐德国的俾斯麦鲱鱼。她非常喜欢吃它，令我吃惊不小。这个星期六下午商店开门到八点，许多人在购物，但是我无所谓，这些人不影响我，因为我只看见昂热拉。

　　后来，我还是得让她一个人去了。我不能跟着她去试衣服。昂热拉所买的一切，除了食品，都叫人送到“庄严”酒店，交给那儿的泽尔热。他似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安提伯斯路的商店里人人认识他。

　　于是，昂热拉让我独自留在夏伯德小街的街角上。我说，我要看看这儿的商店。我也这么做了，在夏伯德街上往里走了一段，走到加姆贝塔广场。加姆贝塔广场上有一家花店，它叫“花月”。我走进去，要求送三十枝红玫瑰给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她住在……

　　为我服务的那个人打断我的话：“我们认识黛尔菲娅夫人。她所有的花都是从我们这儿买的。我们位置好，紧靠安提怕斯路，而且便宜。请您原谅，先生，要哪种红玫瑰？”

　　“巴卡拉。”

　　“无论如何我得给您个建议，先生。我叫皮埃尔，您就叫我皮埃尔好了。不过，在红玫瑰当中，比起‘巴卡拉’来，黛尔菲娅夫人更喜欢‘宋娅’，这点我知道！‘宋娅’更雍容华贵，存活时间更长。它是浅红色，您看，这儿。”他指着一只花瓶里的一束。

　　“那好吧，就‘宋娅’吧。”

　　“好的，先生。来张卡片吗？”

　　“行。您等等。我想，从现在起每个星期六同一时间，也就是下午，您送给黛尔菲娅夫人三十朵‘宋娅’。我先预付前四个星期。”

　　“我们非常乐意，先生。”

　　“您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给我一张，我坐下来写道：“谢谢一切。”我把卡片插进一个信封，粘上。我对皮埃尔说：“如果没人在家，请您把这玫瑰放在门外。”

　　“您可以信赖我们，先生。”

　　然后我又来到加姆贝塔小广场上，走回安提伯斯路。我没穿袜子，那双柔软的便鞋使我的脚无比舒适。我感到全身舒服，穿着那薄薄的衬衫，我好像能听到它呼吸，感到它呼吸。我在一家橱窗前停下来，观看里面我的影子。我几乎没再认出我来。二十、二十五年前，当我还充满希望、勇气、自信和大胆时，我也许曾经是这个形象……

　　“喏，什么东西让您这么感兴趣？”我听到昂热拉的声音，在橱窗的影子里看到她就站在我身旁，笑嘻嘻的，她的红头发熠熠生辉。

　　我如实说道：“我在对我的变化感兴趣。您真让我大变了样。我看上去也许是我三十岁或二十五岁时的样子，充满……”这回我打住了。

　　“是的，充满许多东西。”昂热拉说，挽住我的胳臂，我们从橱窗前走开。“所有这些东西您都还拥有，罗伯特。”

　　“噢，不。”我说。

　　“就是有，”她说，“如果您再在这里生活一会儿，您将会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如何在您身上主动地苏醒过来。”

　　“咱们去哪儿？”

　　“咱们完事了，是不是？衣服也会被送去给泽尔热，这不足三分钟的路。不，停一停，香烟，我需要香烟！”她走向一家烟草店。

　　“您吸得太多了。”我说。

　　“您也是啊。”昂热拉说。

　　我拿着昂热拉买的三条烟和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钱、我的钥匙、我的护照和大多数原本放在我的西装口袋里的东西，因为新裤子太紧，几乎没地方放。

　　我们又回到了“庄严”酒店。五点刚过，酒店的大平台上，游泳池后面，白色的桌椅旁坐着许多人，他们在喝他们的开胃酒。椅子上铺着红垫子。

　　“我脚痛，”昂热拉说，“咱们也坐坐吧。您看，那儿，在右角落里，在门旁边的那个角落里，还有一张桌子空着。”

　　我们坐到那张桌子旁。

　　一位侍者过来，昂热拉想喝香槟，于是我又叫了一瓶堂·佩里尼翁。不一会儿侍者就把它放在冰桶里拿来了。他还拿来了两大碟橄榄和核桃。

　　“您等等！”昂热拉跳起身，“我马上就来。”

　　我刚来得及站起身，她已经越过这条豪华商业街的矮平房另一头的平台，跑了。我看到她消失在一家店里，店上方大写着“巴克莱”。她很快又回来了，有点喘吁吁的。

　　“给您。”她说着坐下来。她递给我那个层层包装的东西。我撕开纸，手里拿着一个非常绵软的黑皮夹，它有一只拉链。包里有许多格袋子。

　　“您可以把您的所有东西放进去了，护照、钱和钥匙。”昂热拉热切地解释，“当他们只穿着衬衫和裤子跑来跑去时，很多男人都带这种包。您等等，我把东西全放进去。”

　　我注视着她的脸，这次她没觉察。

　　这女人长相美丽。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内在美，我想。谁见到她，就会理解，这个女人善良、大度、勇敢，同情任何人，同情任何有忧愁或痛苦的人。谁见到这女人，就不得不屈服于她眼中放射出的诚实。谁见到这个女人，就会感觉到包围着她的正派、友善、温暖和无私的气氛，但也感觉到那从不离开她的谜一样的伤感。这女人习惯了过自己的生活，照顾自己。跟我一样，她经历过贫困，现在她生活得好好的。我相信，我可以对这个女人畅所欲言，她什么都会理解。她具有我所认识过的东方女性的审慎和内向，她们，就我所听说的，愿意为她们所爱的男人做一切。昂热拉肯定也有她的忧郁和黑色的时刻，她的“秘密”。但是她从不谈它们，肯定不会谈。相反，她表现得好像她不懂这一切似的。只有她的眼睛泄露出它们……

　　“好了！这下您怎么讲？”昂热拉整理好了，把皮包递给我，里面满满的。

　　“我激动不已。”我说，“我感谢您，昂热拉，我谢谢您……”

　　“不必谢。”她说。

　　侍者走过来，因为现在香槟已冰好了。他打开瓶塞，让我品尝，然后倒满杯子，走开了。

　　“为您的使命干杯。”昂热拉说，举起杯子。

　　“不，”我说，“为我们的相遇干杯，为这美妙的日子。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日子，这个五月十三日。”

　　“您在胡说。”昂热拉说，“这香槟真好喝，是不是？”

　　“我不是瞎说。”我说，听到我周围的人们在用各种语言交谈，看到昂热拉身后十字架路上的众多汽车、鲜花、棕榈树和那后面的大海。“您让我脱胎换骨了。”

　　“几件新衣服不会让人脱胎换骨的！”

　　“真是脱胎换骨了，”我说，“如果这些衣服是由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出于好意为你精心挑选的话。”

　　“好了，您知道，”她尴尬地说，拿一只木勺在她的杯子里搅动，“这实在是有必要，罗伯特。您带来的那些西服真难看，太肥大了。它们在您身上直晃荡，裤子臀部吊下来……”

　　“它们出自杜塞尔多夫一位非常好的裁缝之手。”

　　“这不是个非常好的裁缝，他不可能是个好裁缝！您自己也看到了，这里的服装多么合您身。还有您的鞋！那真是怪胎，那双鞋！对，您显得更年轻了，这是真的。您走路姿势不同了，这也正确。但是，请您别生气，当您来找我时，您走路的样子像个重病人。您的裤子在您身上晃荡得像是穿在一位老爷爷身上。这种事让我不忍目睹。这种事我在谁身上都看不下去。要不然我就选错职业了。您是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哦！”

　　“是真的！肯定是的！您问问这平台上的每一个女人。您只不过太随便了，对一切都无所谓。您那样穿戴着跑来跑去，真是个耻辱。因此我想……”

　　“昂热拉！”我打断她。

　　“嗯？”她喝一口，望着我，这时她的棕色眼睛里又有了那金色的亮点。

　　“我爱您。”我说。

　　“您爱……您听着，罗伯特，您疯了！”

　　“对，”我说，好像是另一个罗伯特·卢卡斯在我的体内讲话，那个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他沉默了二三十年之久，“我是疯子，为您发疯了，昂热拉。”

　　“请您别说了。”昂热拉说，“来吧，您平静一下，咱们再喝一杯。”

　　我斟满杯子，我们两人对饮。随着傍晚到来，我感觉一种奇异的清凉吹拂到平台上。我说：“我四十八岁。比您老得多。大十四岁。两年后我就五十了。昂热拉，我……我还从没经历过像您这样的，还从来没有。请您因此原谅我。请您别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我这么讲。可我是真心诚意的。”

　　“您以为您是真心的。”

　　“不，我知道我是真心的！我从没有对什么知道得比这更多、更清楚。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多么热烈地爱您。有一天您也会爱我的。”我为最后的这句话吓了一跳，急忙喝了一口。

　　“您看看，我都疯成什么样子了！”

　　昂热拉一声不吭。她望着我，淡淡地微笑着。我在她的眼里看到了我的脸，细小得可笑。

　　“您的眼睛，”我说，“您秀丽的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它们。永远不会再忘记，只要生命还在我体内。”

　　“您！”昂热拉说，“您的眼睛漂亮、友善和温情，尤其它是绿色的。我真想有绿色的眼睛。您的绿色的眼睛。”

　　“如果咱们可以交换的话，我立马把我的给您。可这将是一次痛苦的交换。在我一生中已经有些女人对我讲过一些话，但是说我的眼睛漂亮，还从来没人讲过。”

　　“那一定是些非常愚蠢的女人。”昂热拉说，“或者她们是故意没讲。您的眼睛真了不起，罗伯特。”

　　“您了不起。”我说。

　　“不是。”她说，喝一口，好像她要藏身在那宽宽的杯子后面，“不。请您住口。请您别讲了，罗伯特。”

　　一位侍者出现在平台上。他呼叫我的名字。

　　“在！”我跳起身。

　　“电话，先生。”

　　“我马上就来。”我对昂热拉讲，走了几步后又回头走向她，向她俯下身去说，“您也会产生爱情的，请您当心。”

26

　　“是你吗，罗伯特？”

　　“对，卡琳。”

　　是我的妻子在电话机旁。终于来了，我想，那好吧。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激动、非常生气。

　　“你说好一落地就给我打电话的。”

　　“我忘了，请原谅。我很抱歉。”

　　“你一点也不抱歉。你根本不在乎我为不为你担心。”

　　“你要是这样担心，那你为什么没早点打电话来？”

　　“我不想跟在你屁股后面追来追去，不想让你感觉我在监视你。可现在我忍无可忍了。你怎么会在酒店里？我以为你在工作呢。”

　　“我是在工作。”我说，“眼下我正在室外的平台上跟人谈话。”

　　“跟一位婊子谈话。”

　　“请别讲这个词，叫人恶心。”

　　“这么说我肯定是讲对了。你跟一个婊子坐在平台上。跟一个婊子、婊子、婊子！”

　　“再见，”我说，“再见，卡琳。”

　　“你尽管在你那该死的职业里寻欢作乐吧。不管你怎么称呼那职业。妓女簇拥。这里仍一直在下雨。我估计，那下面是艳阳高照。可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那婊子肯定在等呢。”

　　一声“啪喀”！她挂掉了。

　　我从电话间走进大厅。我问门卫，有没有我的邮件。他说没有。这样很好。我又走向旋转门。它旁边还有一扇玻璃推门，我们的桌子就位于它跟墙形成的角落里。我看到昂热拉在望着十字架路。我呆呆地伫立了也许有两分钟，一个劲儿地端详她，她没有觉察。我全身又感觉到了那种古怪的疼痛，它实际上不是疼痛，只是一种感觉，甜滋滋的。然后我走回我们的桌子。昂热拉抬起头来。

　　“坏消息吗？”

　　“根本不是。”我说。

　　她沉思地打量我。

　　“真的不是！”

　　我又倒满杯子。瓶子里还剩下一点香槟，我将它倒在白色的大理石地面上：“这是……”

　　“敬给地下的神灵。我知道，法国人也这么做。因为法国地下的神灵也口渴。”

　　“对，”我说，“如果您为它们止了渴，它们就会对您友好。”

　　“那得咱们俩一起做，用咱们杯子里的最后一滴。”昂热拉说。我们喝，然后将剩余的滴到大理石地面上。

　　“昂热拉，”我说，“我有个请求。您可是认识我给您看的名单上的所有人。”

　　“除了萨冈塔纳夫妇。”

　　“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必须结识所有这些人。我以为最好是在一个中立的气氛中，先是众人一起。还有一位保尔·泽贝格，他是赫尔曼家庭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您能安排吗？”

　　“您是指——一场舞会？”

　　“对。”

　　“包括吃饭？”

　　“也许。”

　　她考虑。

　　“在我家不行。我没有人手，没有地方。在特拉博家容易些！他们有一所大房子。我对您讲过，帕斯卡勒·特拉博是我的朋友。可是这种天气，她和她丈夫肯定还坐着他们的游艇在海上。我要晚一点才能联系上她。”

　　“那好，”我说，“您等会儿替我安排一下好吗？”

　　“当然，乐于效劳……”她望着我，“您现在有什么事吗？我的清洁女工在等我。咱们得离开。”

　　“我没什么要紧事……”

　　“那您去我家吧。”昂热拉说，这话出自她嘴里，比从其他任何女子嘴里说出来都理所当然，自然而然。“我再为咱们煮点东西吃！您会感到吃惊，因为我很会烹饪。这您没想到吧？”

　　“我相信您无所不能。”我说，“等到饭后，您再给您的朋友打电话。”

　　“行。”

　　我结账，泽尔热取来昂热拉的车，把她的包裹放到车里。她坐到方向盘后，我又坐到她身旁。我们就这样沿着十字架路开下山去。现在影子已经很长了。

27

　　阿尔奉欣·佩蒂是个矮个子女人，灰头发，走起路来从容不迫。她在“克洛帕特拉豪华别墅区”的许多人家搞卫生。她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中午来昂热拉家。她别无办法分身。她非常勤快，出身于布列塔尼。昂热拉将我向这位矮个子女人作了介绍。她有着动物一般羞怯、机灵的眼睛。我们相互握手。阿尔奉欣望着我，当她跟我们走进卧室时，老是望着我。那里的一只落地花瓶里插着我在“花月”预订的三十支玫瑰。

　　“它们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两个小时前，夫人。还附有一封信。”

　　昂热拉撕开信封，大声朗读我写的内容：

　　“谢谢一切。”她望着我。“您真客气，太客气了，真的。‘宋娅’是我心爱的玫瑰。”

　　“我明白。现在您每个星期六都将收到‘宋娅’，以此纪念这个五月十三日，我的生命中这个最重要的日子。我的新生命中的第一天，我的生日。要是我可以讲‘我们的节日’的话，那就好了。”

　　阿尔奉欣离开了这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您获得了新生，罗伯特。”

　　“为什么？”

　　“当您来找我时，您是那么……那么精疲力竭，沮丧疲惫，垂头丧气。”昂热拉跪下来，整理花儿，把一种保鲜剂浇进花瓶，将一枚铜钱扔进去。她急切地问阿尔奉欣是否修剪过这些玫瑰。

　　“垂头丧气，我？”我茫然不解地问。

　　“对。”她抬起头来，“可您现在不是那样了！现在，您轻松愉快得多了。我谢谢您的这些花，罗伯特。”

　　“您这么喜欢花啊。”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她说，站起来，再读一遍那张卡片，然后把它放回写字台上。玫瑰花被放在大电视机下面。阿尔奉欣又走过来。随后，两位女人不再管我。她们坐到一张桌子旁，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阿尔奉欣手拿一个作业本，报告她买的东西和支出的钱，她这个星期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因此她加起来应得到多少钱。总数还没加起来。我看到昂热拉戴上她的斯特拉斯牌眼镜，然后这两人大声算起账来。她们像两名女生似的坐在那里。她们相加，算错了，不得不从头再来。我走向书墙，观看书名和书的作者。加缪。萨特。海明威。格林。梅勒。乔奥诺。马尔罗。普鲁斯特。休克斯莱。贝尔特朗·鲁塞尔。玛丽·麦卡西。西隆。帕维斯。欧文·肖。伊尔维·华伦斯……全是我喜欢的作者，也有他们的书，当然不是法语版的，而是德语版的。书橱里还有许多艺术画册，最上面叠放着两本《圣经》，在它们上面，最高点，是一尊青铜的古董小佛像。

　　两个女人终于完了，阿尔奉欣拿到了她的钱。告别时她再次跟我握手，我听到她后来在前厅里跟昂热拉低语。大门关上了。昂热拉走回来。

　　“您刚刚征服了一个人，罗伯特。阿尔奉欣。她说，您给人印象不错。”

　　“哦，”我说，“已经见效了，您瞧？我原先只是不知道罢了，我对女性的作用似乎只有地震能比。”

　　“这正是我想说的。”昂热拉附和我道。

　　“阁下是一阵狂风。阁下想吃什么？我原先不知道，中午会有人请我吃饭，冰箱里还有一些菊苣，因为它们保鲜。色拉对健康非常重要。”她像个女教师一样说，“我色拉吃得很多。您也是吗？”

　　“对。”我说。我已经记不清上回我什么时候吃过色拉了。

　　我们一致同意做色拉和牛排，吃花式面包，一种松脆的长形白面包，阿尔奉欣买回了三根。昂热拉系上一条彩色围裙。我坐到早晨我看见过的厨房里的凳子上，看她如何烤牛排，做菊苣色拉。她突然发出一声喊：“新闻！”

　　她摁亮厨房里的一台小型日本电视机，然后跑进暖房和卧室，打开那里的电视机。那台大的她一直拖到通往平台的敞开的玻璃门旁。

　　“我老是得听新闻。”她说，走回来了。我们收听新闻。第一条是我等待的消息：英国放开了英镑的汇率。全球一片恐慌，尤其是意大利和日本。许多股市星期一关市了，包括伦敦和法兰克福的……

　　昂热拉在灶台上、厨房里忙碌，边听边抬头看那台小型的日产“索尼”。她不加评论，像一块海绵似的把所有的话吸进体内，现在不可以跟她讲话。

　　我再没见过哪个女人能这么快就做好一顿饭。昂热拉让我跟她走。她跑进暖房。她从一张橱里取出盘子、银餐具和碗。她跑上平台，我们在太阳遮篷下铺好一张大桌子。这上面和风吹拂，暖融融的。在城里挨了一天热，这里是如此的和暖美妙。天空现在像瓶子一样绿，暮色已经很浓了。在尼斯起降的大飞机像影子似的无声地掠过大海和附近的上空。这儿也听得到和看得到电视机的播音员。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意大利的铁路工人宣布下星期二总罢工。特内里夫岛的沉船灾难。数月来美国对北越的B—52远程炸弹猛烈进攻……

　　昂热拉又跑进厨房，那里正在炸牛排，看看，戳戳，翻过来，递给我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和两只杯子，示意我拿到平台上去。她现在耳朵和眼睛都只留心于新闻。饭做好了。昂热拉和我一起把它们端到满是鲜花的平台上。我看着身下城市里的无数的灯光，海边的白色城市，船上的红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灯光，那艘灯光辉煌的轮船，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蜿蜒的公路边的灯光。不见一丝云彩。在平台上灯光的照射下，花儿晶莹剔透。从什么地方传来轻音乐。还是新闻。智利劫持飞机。天主教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激烈战斗……

　　飞机滑翔而过，航行灯闪烁不停。牛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新闻结束了。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昂热拉说。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我斟满酒杯。昂热拉坐到我身旁。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

　　“不是很清醒，但我连续数年都梦到那一夜。那天夜里，德国人前来抓住了父亲和母亲。我始终还梦到那沉重的皮靴。然后，我连续数年在睡熟中喊叫，孩提时。”

　　后来她连续数年在睡熟后喊叫……

　　“也许这就是那引起色素变化、那位算命女人讲到的惊吓。”

　　“是的，有可能。这我还从没想到过，奇怪。”

　　“请您注意，一旦你有一天快活了，这块白斑就会消失。”

　　“我很快活啊！”

　　“不，”我说，“这我不相信。您不快活。”

　　“我就是快活！”

　　“不是。”

　　她喝光了她的杯子。“请您再给我倒上。您也倒上吧。咱们反正得至少等到十一点。”

　　“您不快活。”我说，斟满酒杯，“您装成这样，但是您不快活。”昂热拉注视我良久。

　　“您说得对。”她惊奇地说，“您是对我讲这种话的第一个人。对，是的……我让您感到像是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当时我喝醉了，是的。上帝啊，我当时醉了……”

　　“什么时候？”

　　“当我得知……当他对我说……”她又注视着我。

　　“对于我，您是个陌生人，罗伯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您讲这件除了我只有一位牧师知道的、我从没讲过的事。”

　　“您若不想讲，就别讲。”

　　“可我想讲！这不是很奇怪吗？对，我要讲给您听。为什么偏偏对您讲，这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听听——今天，您今天下午妒忌劳伦特了。”

　　“妒忌谁？”

　　“劳伦特·维阿拉，那个海军军官。”

　　“噢，他呀。对，是这么回事。”我说。

　　“可您没理由妒忌。我爱的不是他。另一个男人，对，我爱过他。这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她的声音越来越缥缈，“我以前从没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我完全忘记了自我。当一个人真正地爱上时，他就不会再想到自己了，而只是想对方，对不对？”

　　我沉默，秋千轻晃。我吸烟，慢慢地啜饮，凝视着昂热拉美丽的脸庞。

　　“我的生命就只是为了这个男人……他住在这里，在这座房子里……我们准备结婚。他常外出，可当他来到戛纳时，他一直在这儿，在我身边。我为婚礼准备一切，您理解吗？我们想偷偷结婚，然后再公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还是有很多事要准备的，对不对？”

　　“对，肯定是的。”我说。

　　她已经根本不在听我讲了。

　　“后来到了那个晚上。那……”她顿住了，随之是一阵长长的静寂，“那天他对我说，他不能娶我。我非常难过，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他住在亚眠。我从没怀疑过他。我以为是听错了。但我听到的是事实……这……这对于我是残酷的瞬间，您知道……我把他赶了出去。他急急忙忙收拾起他的东西滚了。而刚刚还在哭的我停止了哭泣，喝起酒来。威士忌。那时候我喝威士忌。纯的，带冰块。很多、很多的威士尼。是的，当时，在那天夜里，那次我真的醉了。我不停地喝。我……”

八

28

　　一直喝下去。四台电视机开着，画室的那台也开着。在争吵之前，在昂热拉了解了那个她爱着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她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忘了其它的电视机。她蹲在沙发上，面前放着酒瓶、冰块和杯子。这时没有一滴眼泪，还没有。这时，光是她的头脑里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天旋地转。她一个劲地想：徒劳。受骗了，上当了。我的爱情完了。我孤独，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了，不，没有人了。

　　她突然缩成一团。

　　有人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她才理解，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这一切发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这一天，一支武装的纳粹因为马基抵抗组织谋杀了一位德国将军而大肆报复，把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奥拉多—芬尔—格兰夷为灰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杀了。男人们被枪杀了。妇女和孩子们先是被赶进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为会获救，但那些纳粹分子点燃了教堂，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活活地烧死了。这座村庄的废墟至今还在，人们在别处重建了那个镇。跟其它地方一样，奥拉多成了法国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电视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关纳粹所犯罪行的纪录片。现在，这里就正在放这么一部纪录片，是由目击者的报告剪辑而成的，偷拍的照片和偷制的图片——一场噩梦，举世无双的恐怖。一排排被枪杀的男人们。老人们，那些目击者，泣不成声地报告那场血腥屠杀。那是教堂。纳粹军人把妇女和儿童们赶进去。门关起来了。教堂里传出歌声。它着火了，可怕的火焰。奥拉多的破败的农屋被炸掉了。那些纳粹军人站在那里，双脚叉开，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靴，手端冲锋枪，纳粹军人，纳粹军人。昂热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从她嘴角流出来，她也没觉察到。她盯着荧光屏上的图像，那些骇人的图像。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莱、理查德舅舅、舅妈亨丽特、舅妈玛荣妮。死了，死了。他们全死了……

　　昂热拉霎时无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跄到室外的阳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绽放着。那天夜里下着雨。昂热拉只剩下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它纠缠不休，在她的心里威严地跃跃欲试，结束。完了。结束吧，现在就结束。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语无伦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湿的地砖上，她穿着高跟拖鞋，踉跄走向阳台的栏杆，雨水打下来。她撑起身，抽起一条腿。她摇晃得厉害。当她看到身下深处房子后面的停车场那灯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时，她一点也不害怕。马上。马上。我马上就下去了。马上就一切都结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栏杆上。她把右脚伸向边沿。她用双手撑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越来越高。另一条腿也同时伸。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来吧，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层楼的高处，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阵风吹到了她。她还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29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阵风吹得她跌回来了。当她从一阵短暂的失去知觉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水洼里。她张开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呕，把水吐了出来。她感觉没有一丝力气，四肢动弹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这栏杆……”她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又跌倒。她试图用尽全力站起来。她站起来了。她的膝盖在打颤。她跌撞向栏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处。一辆汽车刚刚从下面开走。这下她再也没勇气了。但是她必须结束。她必须……她必须！

　　她哽咽着跌撞回卧室，拿起瓶子就喝，丢失了她的拖鞋，跌回电话台子旁的一张沙发椅里。

　　电话！

　　她得跟谁讲讲话。跟谁？她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无数朋友，是吗？她有吗？谁？谁？昂热拉，你有谁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谁？

　　她不寒而栗地认识到：谁也没有。

　　那里有电话号码簿。她无意义地在里面乱翻。三年前，她还不需要眼镜就能阅读。她的双手飞动，号码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个人……一个能跟她交谈的人……讲话……讲话！这里有……有……一个电话心灵安抚……也许那里有谁……她找不到这个号码。教堂！她在教堂栏下看。她选了一个号码。没人接。再一个。没回音。她像野兽一样呻吟。第三个电话号码。空音在响。一声，两声，后来突然传出个男人声音，平静，低沉，友好。昂热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讲什么。听到人声她顿感轻松无比，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向前瘫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话筒滑落。她呻吟。她哭。这下她又能哭出来了，大声唏嘘。

　　那个平静的男人声音说：“我在接电话。我守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我有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您。”

　　“我……我……牧师……您是牧师吗？”

　　“对。您放心哭吧。慢慢来。我有时间……”

　　昂热拉哽咽、呻吟地哭着。

　　“我在这里，”那男人声音说，“在电话机旁……”

　　这样过了大约一刻钟。后来昂热拉有了气力，讲：“自己杀……先前……”

　　牧师误解了：“您杀人了？”

　　“不是……我……我要把我自己……您明白了吗？我自己……从阳台上跳下去……可是我跌回来了……而现在……而现在……”

　　她又抽泣起来。

　　“我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您慢慢来……”

　　这个年轻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坚强，又那么温柔，昂热拉渐渐感觉体内有了些力量。她开始讲：“我想自杀……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理解。您再也不能了。”

　　对话中间有时夹杂着数分钟的沉默或哭泣。牧师的声音总会重新响起：“我没挂断。我在电话机旁。”

　　“抛弃……那个我爱的男人……被出卖……被欺骗了……现在我孤独一人……孤独……我再也不能够了！我想杀死自己！”

　　那个平静的声音一句也不抗议，从不反驳，从不作价值的判断。他说出了昂热拉刚刚还能承受的话：“您一定经历了许多沉痛……”

　　“是……”

　　“后来这个男人来了……您把您的全部爱情献给了他……他让您如此大失所望……现在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可怕的真空……”

　　“是……是……”昂热拉稍微直起了一点点，还在低声抽泣。她能比较容易地讲话了：“我只有他……只有他……我认识许多人，非常多……由于我的职业我必须认识和见到非常多的人……我必须出席每一场宴会，每一场舞会……我必须，您理解吗？……这算是什么生活呢？舞会！宴会！这奢侈……而这空虚……这伴随的空虚……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她喊道，“我不告诉您，我是谁，住在何处，不然您会报警！”

　　“我起誓，我绝不会那么做……我根本不想知道您的名字……真的不想……您陷入很大的困境和孤独……自杀，这是孤独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您并没有孤独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没有？”

　　“现在有我在……我在跟您谈话……我十分理解您，非常理解……您可以相信我。真的，我理解您。”

　　“真的？”

　　“那当然……您交游广泛……您的职业迫使您这样……您根本无法向那些人讲述您内心的真实形象……一点也不能讲您的忧郁，您的苦闷……在这些人面前您得扮演一下角色，戴一个面具，愉快，始终愉快……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

　　“对，”昂热拉吃惊地说，“是这样……我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我永远不能展示出我的模样……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戛纳最愉快最开心的女人……我根本不可以诉苦和抱怨……我需要工作啊……订货……谁还会对我的真实生活感兴趣？”

　　“我，”牧师缓缓地说，“我感兴趣。您瞧，您不是孤独一人……”

　　“不，不孤独……”

　　“有很多的人，他们孤独，被抛弃了，但不像您这么严重。总得戴一个面具，总得演戏，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边，在那个男人身边，您不必这样……”

　　“不……那时我可以倾心而谈……他……这个男人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可现在……”

　　“现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谁！”昂热拉喊道。

　　“这跟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咱们相互交谈。这才是咱们谈话的开始。咱们必须将它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是地处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旁的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师。我等您，明天上午……咱们再继续交谈一切。”

　　“我是新教徒。”

　　“这没关系！我等您。”

　　“我不会来……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许后天来，或者您再打电话。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总是在这里，上午也在。我在这里等您，请您别忘记这个。请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这可是……我无法相信……”

　　“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我要跳……”

　　“这我很能理解。换成是我，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可这是不是一个罪孽……自杀？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谈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谈谈您，谈谈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随时都有时间给您……”

　　他跟昂热拉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荧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黄点在闪跳。电视台下班了。那个声音无比善良友好的牧师仍一直在讲，现在他对情况已了如指掌，昂热拉也能流利地讲话了。她不再哭，头脑清醒，威士忌的作用减弱了。

　　“您来找我吧。”年轻的牧师说。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随便什么时候。请您想想，现在有我在这里。一个您不认识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畅所欲言。任何时候，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谢谢，”昂热拉说，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谢谢……”她让话筒落回叉簧。紧接着她就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灯开着，四台电视机开着，显示出空空的荧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30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飞机的航行灯闪烁着红白两色。昂热拉讲完后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她最后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九点。我全身的每根骨头都疼。我的头难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师了吗？”

　　她望着我。在客厅照过来的灯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没有。”

　　“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杀了。”

　　“这个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说。

　　“是的。”昂热拉喝一口香槟，重新点燃一支烟。我也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我将去这座教堂一趟，它离这儿不远。”昂热拉说，目光掠过我身旁，“我肯定，听声音我就能马上认出那位年轻的牧师来。那声音是那么善良。到时候，当我去找他时，我也要让他认出我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

　　“什么？”

　　“您说，您要让这位牧师认出您来，等到……等到什么，昂热拉？”

　　她端详着我，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

　　“不，”她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我自己不理解。没人知道这段故事。我为什么向您说起它，罗伯特？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向栏杆，俯视停车场。从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觉到昂热拉在我身旁。

　　“从这儿下去。”我说。

　　“对，”她说，“从这儿下去。”

　　我试图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边。

　　“不，”她说，“请别这样。”

　　“请您原谅。”

　　“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十一点钟有新闻，然后我给帕斯卡勒打电话，”昂热拉说，“那时候她肯定已经……”

　　客厅里的电话在响。昂热拉跑过去拿起来。我望向那能够致命的深处，夜里的停车场、棕榈树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将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活着。

　　昂热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说，“拉克洛斯。”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伤感。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在客厅里忙碌。

　　“我们在酒店里到处找您。最后我想，也许您在黛尔菲娅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吗？”

　　“对。”

　　“什么？”

　　“电话上不好谈。您能赶紧过来吗？”

　　“我……行。当然。去您的办公室？”

　　“来我的办公室。”

　　“我就来。”我说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热拉向我走过来问。

　　“我还不清楚。我得去旧码头。请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会好吗？咱们明早通电话？”

　　“好的，罗伯特。”她说，开心地笑着。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裸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九

33

　　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们又沿着海边行驶，经过它的沙滩、岩石和众多美食店。我们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在这次途中几乎没讲几句话。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套装，没有化妆。她把车停在候机大楼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关口。她的眼睛不离开我，但是她不再讲话了。直到告别时她才说：“我在上面，在第二个参观台上。”说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护照和海关检查，被全身检查，因为劫机正是一大时髦。我的飞机已经在呼叫登机了，当我走向开往跑道的汽车时，我转过身，看到昂热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个参观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挥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师三年前对她讲的有关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对她的亚洲人脸孔所讲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难看，往回挥手。这下她笑得更厉害，挥得更起劲了。我左脚疼。我最后一个走进汽车。它迅速开动，开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当我再次下车时，我能清晰地看到穿着白套装的昂热拉。我再次挥手，她也用双臂往回挥动。我挥了那么长时间，直到空中小姐请我登机。

　　我盯着机外的大海。飞行员将笨重的波音飞机陡地拉高。“请勿吸烟”的牌子熄灭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药片。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来。那是我在昂热拉的藏品中欣赏过的那只可爱的乌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进我衣袋里的。

　　昂热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阳突然强烈地穿透机舱窗户，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现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热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紧了那只小象。我们的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向北飞去。左脚仍在疼。

34

　　巴黎下着雨。

　　杜塞尔多夫下着雨。

　　一个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围着我。我冷。这回我又穿错了西服。在巴黎的时间太短了，但我从杜塞尔多夫的洛豪森机场给昂热拉打了电话，通过自拨系统很快就通了。她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喂！”

　　“我是罗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谢天谢地！”

　　“我……我想为那只象道谢，昂热拉。您把它送给我，让我很高兴……真的，非常开心。当我这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35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cover和coverage这两个词为什么打动了您……”我刚开口，古斯塔夫就马上打断了我：“现在你先住口。弗里瑟先生是专门从波恩赶来参加这席谈话的。”

　　“星期天？事情这么急？”

　　“没有比这更急的了。”弗里瑟说。他的声音悦耳。

　　“弗里瑟先生对我们的案子也感兴趣。”

　　“兴趣浓厚。”弗里瑟说。

　　“你在戛纳调查的那桩罪行，那艘爆炸的游艇，十二个人死亡——现在又有了第十三个人，这位专家，他叫什么？……”

　　“维阿拉。劳伦特·维阿拉。”

　　“这位维阿拉，我马上就嗅出来，这是一桩有着经济背景的罪行。一桩经济犯罪。一件白领兽行。其范围之广甚至连我都无法想象。我原来不知道，弗里瑟先生已经对赫尔曼和他的生意感兴趣较长时间了。现在我们决定共同合作。为了让你理解事关何事，弗里瑟先生得向你作出解释。很复杂……”

　　“我将尽量介绍得简单扼要。”从波恩财政部来的那个人说，“您看，卢卡斯先生，我们今天有着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已不是秘密。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控制它，将会出现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大灾难。它将至少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严重。”他讲起话来总是平静、安详、中肯，只有从他紧张的脸上才能看得出，他讲的话是多么地令他不安。“我还想事先说明，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世所能有的最卑鄙的盗窃，因为像我们此案里一样，对那些知情、残酷并且肆无忌惮地利用它来谋取私利的人，法律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要对付的是猪猡。”勃兰登伯格说，把爆玉米花塞进嘴里，“这就是说，我们得对付他们。”

　　“这场通货膨胀和您所讲的危险是如何产生的呢，弗里瑟先生？”我问，很不合逻辑地想起昂热拉家厨房里的凳子。我曾经坐在那上面，看她做色拉。

　　“您看，”弗里瑟说，“如今全世界有高达七百亿左右的美金闲置着。七百亿！您能想象这么个数字吗？”

　　“不能。”我说。

　　“谁也想象不到。可事实就是这样。这七百亿制造了这场不幸的一部分。”

　　“首先，它们从哪儿来？”我问。

　　“从那边的大康采恩，从私人银行，从大银行，从最强大的投机商。它们产生于美国的所谓‘赤字消费’。”

　　“这是什么东西？”

　　“美国仍然是进口高于出口。因此，越来越多的美金流往国外。美金还是世界上的主导货币。长期以来，它一直就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可美国人如今很不愿意贬值。要不然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将对俄国人有益。他们有大量的黄金矿藏，随时可以抛向市场。比方说，因此，美国人也被禁止购买美国日渐减少的金子。我们可以，瑞士人可以，美国人不允许。另外，我坚信，很快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美金危机，美金到时候必然会贬值，也许会贬值百分之十。这还远没有完！不过继续说吧：如果光是美国的康采恩或事关跨国公司，那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可以在我们这儿购买德国的股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普通的美国人，若想得到德国的股票，就得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税。”

　　“这可真是卑鄙。”我说。

　　“一种完全合法的卑鄙行为。”弗里瑟说。

　　“到底什么是跨国公司呢？”我问。

　　“那些企业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设有分厂，这样在哪里都不会被当成外国人——他们却不必感到对这些国家承担任何义务。正如所讲的，合法。只要这些国家本身不反对，不采取措施，我简直想讲，听任这些跨国公司勒索，闭上眼睛，它就合法。而对外国的每一位私人，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可这是些什么法律啊？”我惊愕地说。

　　“人人平等，”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满嘴爆米花，“可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现在这七百亿闲置的美金在干什么呢？”弗里瑟强调地问，“它们存放在银行里，它们被用来在外国投资建厂或用于收购，它们总是被投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也就是去那些相对来说最有金钱保障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德国。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公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联邦德国是较可靠、较能抗危机的安全之地，马克是最好的硬货币，比瑞士法郎或荷兰盾还要好。因此，当某个国家出现了警告现象——罢工、失业、物价和工资攀升等等，贮存在那里的美金，包括当地的货币，就以数十亿的数目汇往安全的国家，当然是通过国内支配着康尔恩或银行的那些人，完全是合法地汇的。国际货币公约虽然形式上还有效，但早已百孔千疮了，根据它，这个国家有义务接受任意一种货币，进行兑换，不管数额多高。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数十亿来到我们国家——我讲得非常简化。您听懂了，是吗？”

　　我点点头。

　　“联邦银行得把汇进来的美元换成马克。它现在可以对美国国家银行提一个要求，要求将这些美元换成黄金。可他们却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美国人已不能拿纸币换金子了。”

　　“统统合法，统统合法。”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把他的雪茄卷来卷去。虽然杜塞尔多夫天气冷飕飕的，他的衬衫腋窝里却形成了汗渍。在健康方面，这人身上一切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我想。我身上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完全合法，对。只不过您瞧，通过这一兑换，越来越多的马克进入了流通市场。粗略地说，联邦银行得不停地造钱，这正是通货膨胀的开始。如果像七月风暴中曾经发生的那样，停止再造钱，那就啥事没有了。可相反，却有越来越多的新钱进入流通。这得由相应的货物供应来加以弥补，但供应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大起来。结果，物质需求和金钱供应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价格必须上涨。附带说一下，工会和企业主，那些深孚众望的社会合作者们，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根通货膨胀的杠杆。”

　　我想起我的药店里的那位老妪。

　　“什么都越来越贵。简直是什么都贵。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和垃圾运输费，随便您说什么。哎呀，天哪，是的，还有‘路易森赫’。人类竟会邪恶得这么可怕……”

　　“这永恒的工资和物价的攀升真是发疯了。”我说。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经济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

36

　　“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穴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37

　　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38

　　“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检查科德公司和赫尔曼银行的生意往来。”

　　“赫尔曼银行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哎呀，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说，“赫尔曼银行是基尔伍德在德国的家庭银行。”

　　“真棒，罗伯特，真棒，是不是？”勃兰登伯格咂着嘴说。他嘴上的雪茄已经湿透了，嚼碎咬烂了。他靠回去，双手叠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着我们。他的猪眼睛目光狡黠。

十

39

　　克斯勒讲：“可以想象得到，我查出来的情况是我好不容易才获悉的。通过泄密，复仇的感情……”他望着我。他有蓝色的眼睛，我从中看不出一星人性的火花。这双眼睛，它有可能是玻璃做的。克斯勒，财政部缉查人员中的一张王牌。他迷上了他的职业，对于他，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想。

　　克斯勒讲：“弗里瑟先生向您解释过的所有汇钱行为，二十年来，基尔伍德在德国这里都是通过赫尔曼银行操作的。他给这家银行选了这么一个最好的名字。一切都必须显得无可指摘、正当合法。按照我们的法律，它是无可指摘、正当合法的。我们知道，每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基尔伍德就将钱从这些国家汇往德国，汇到赫尔曼银行，将它们换成德国马克，继续投资给科德公司。就这样，这家公司成了一家世界级公司。基尔伍德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的政治混乱、每一次垮台、每一次政变、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古巴事件和柏林墙，任您哪一种，越南当然了，数百种的理由，让他玩他的美元，在赫尔曼银行的帮助下，越来越富，越来越富，带给我们国家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只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之一，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无所不为。而赫尔曼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直到后来英镑的事发生。”

　　“英镑怎么了？”我问。

　　“基尔伍德看出了英国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仅看到了罢工、失业和英镑越来越弱，他也预感到，为了能举足轻重地进入欧盟，英国早晚得将它的货币从束缚下解放出来。那疯狂就此开始了，这整个故事疯狂得触目惊心。”

　　“为什么？”我问。

　　“您注意听。”克斯勒说，“为了您也能理解这件事，我先讲给您听，基尔伍德本该怎么做——他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我点点头。“好吧，于是基尔伍德从英国撤回他的英镑存款，这是他通过抛售美元在英国赚得的，汇到赫尔曼银行，要求照原来的高汇率换成马克。他本来也会得到它，因为赫尔曼银行本可以在贬值之前将英镑迅速地卖给联邦银行，这样承受损失的就不是他，而是联邦银行，包括我们大家。不仅如此！基尔伍德还会通过赫尔曼银行在贬值前弄到英镑贷款——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他怎么才能做到呢？”我问。

　　“如果您信用好的话，您可以在每一家德国银行要求贷英镑、荷兰盾、美元或别的什么，并且都能得到。”弗里瑟说，“基尔伍德一定料到了英镑会贬值。”

　　“这下他们放开了汇率。”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将衬衫和裤子上的碎屑抖落到地毯上，“这下英镑果然贬值了——据说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对。”弗里瑟说。

　　“这将意味着什么？”克斯勒问我。

　　我说：“这将意味着，跟许多中小型企业相反，基尔伍德靠他及时换掉的英镑不仅能避免损失，而且还能大捞一笔。因为如果他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到英国去收购……”

　　“假如这样的话。”克斯勒说。

　　“为什么假如？”

　　“我对您讲过，这里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某种非常疯狂的事。不过，请您将您的思维过程编织下去，让我们看看，您理解了没有。”

　　“那好吧。”我说，“如果基尔伍德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去英国收购，比如说，他的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厂，那么，他使用德国马克必然就少付百分之八。”

　　“正确。”

　　“而他得到的英镑贷款，在还贷时又能让他净赚百分之八！”

　　“又说对了。”淡黄头发的克斯勒说，“现在您听仔细，卢卡斯先生，因为现在到了我们当中谁也不理解的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尔伍德已经将英镑汇到了赫尔曼的银行，以较高的旧汇率将它们换成了德国马克，但是，他没有通过赫尔曼银行贷英镑，不，相反，他让赫尔曼银行将英镑贷给了别人！”

　　“什么？”我问，哑口无言。

　　“您听对了。他给出了贷款，而不是接受。”

　　“可是，”我喊道，“这可就意味着，这一下，当英镑贷款还回来时，赫尔曼银行将少得百分之八。”

　　“对。”弗里瑟说。

　　“这谁都不理解。”克斯勒说，“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什么？”

　　“赫尔曼银行没有将它从基尔伍德手里买下的英镑立即卖给联邦银行，而是留下了它！”

　　“留下了它？”

　　“不错。”克斯勒点点头。

　　“可这也就意味着，由于留下了英镑，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这一下又损失了百分之八。”我说，实在摸不着头脑。

　　“正是这个意思。”弗里瑟说。

　　“好得很，是吧？”古斯塔夫咂着嘴。克斯勒说：“您知道，基尔伍德汇来的英镑或通过赫尔曼银行发出的贷款数额有多大吗？”

　　“多大？”

　　“五亿德国马克。”克斯勒说。

　　说完，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静谧，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窗玻璃上。我想，我多想呆在昂热拉身边啊！可后来，那股我认识了几十年的旧有的狩猎狂热又攫住了我。我感觉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这是我历来办理的最大的案子。

　　“剩下的讲起来就容易了。”克斯勒打量着他的漂亮手指说，他习惯于把它们的关节折得难听地咯咯响，“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基尔伍德这么突然地抽走了英镑储备金，使得那家公司再也无法偿还它的债务了。”

　　“您真的相信是基尔伍德毁了他自己的公司吗？”

　　“我不相信，因为我还不能确定它。我不相信任何我不知道的事情，卢卡斯先生。那公司只有一部分属于他。他跟它合作。我们的基尔伍德，他已经以这种或者类似的方式毁了十多家较大的公司。然后，他总是再从破产的大批公司中把它收购下来。他很喜欢这样做。”有时，我觉得这位出色的包打听很难忍受。

　　“赫尔曼和基尔伍德会不会有什么计划？”我问。

　　“什么计划？”克斯勒问。

　　“这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弗里瑟说。

　　“哦？”我问。

　　“没什么好‘哦’的。”克斯勒说，“这里发生了某种亘古未见的事，某种我们谁也不明白的事。赫尔曼用贷款做了一桩他必然会受损失的生意。赫尔曼留下了基尔伍德买下的英镑，没有将它及时转去联邦银行，因此他必然会再损失一次。”

　　“这可只有傻瓜才会做呀！”我叫道，“我很难理解这件事。但是我理解，现在，在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得承受全部的、双重的损失。”

　　“而赫尔曼并不是傻瓜，也没发疯，”克斯勒说，弄得指关节咯咯响，“但他还是自己毁了自己。”

　　“这真是匪夷所思，”我说，“我不能理解。”

　　“咱们当中没人能理解此事。这是个大秘密。”弗里瑟说，“如果咱们发现了它，咱们就澄清这整件事了。可咱们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秘密呢？”

　　“咱们必须试一试，”克斯勒说，“坚定不移地试一试。现在的事实是咱们都认为，在这件事上，是赫尔曼而不是联邦银行损失了百分之八。五亿的百分之八，这就是四千万德国马克。”

　　“老天。”我说。

　　“老天，小人物，”勃兰登伯格发牢骚说，“四千万也不会让赫尔曼银行这样的一家银行破产。”

　　“这不会，”克斯勒说，“但这件事谣传纷纷。人们竞相猜测。赫尔曼没有立即把得到的英镑汇给联邦银行求得保险，不接受这种贷款反而放出英镑贷款，他暗中的意图何在呢？他必然有个原因。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原因。可不管这原因是什么，他的名声没了。作为一个成就非凡也令人肃然起敬的银行家的名声。反正，肯定的是：赫尔曼陷入了绝望。无数的证人证明了此事。赫尔曼飞往戛纳，向基尔伍德求助。这我在戛纳已找到了一位证人。咱们下午将坐到一起，到时我将向您详细解释一切，因为我们的上司命令咱们现在一起工作。”

　　“是的，罗伯特，”勃兰登伯格说，“上峰希望如此。”

　　“老是谈到cover和coverage——谈到弥补。这是这里使用的银行术语。赫尔曼要求弥补百分之八的损失。他恳请，他乞求，可是徒劳。没有弥补。”我说。

　　“您这下该理解您的电报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吧？”弗里瑟说。

　　我茫然地说：“这么说是基尔伍德。基尔伍德把赫尔曼赶上了死路。”

　　“这我没讲。”克斯勒弄得手指咯咯响，“我们还不知道，赫尔曼不求助于联邦银行究竟是打的什么算盘。无论如何基尔伍德拒绝了弥补。肯定也有个秘密包围着赫尔曼。请您想想那个无法理解的发放贷款吧。赫尔曼跟基尔伍德也许——我是说也许——计划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阴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一切都失控了。反正基尔伍德现在拒绝给赫尔曼这份弥补。纯粹从人性或友谊的观点来看，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这下没有弥补了。因此，赫尔曼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想到游艇。为了看上去不像自杀，他还将客人带上了船。他是个遵纪守法的银行家，他可能想到了这种事。这下看上去像是一起谋杀。如果社会获悉，赫尔曼银行陷进了麻烦，它们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他们获悉了的话。如果基尔伍德不迅速塞钱，让一切继续运转的话——名义上遗产继承人是钻石伊尔德，事实上，就我能想到的，基尔伍德才是所有者。我相信，他一直就想拥有一座自己的银行。”

　　“这我也相信。”弗里瑟说。

　　“我也相信。”勃兰登伯格说。他像头猪一样喘息着，因为他呛着了。他吐出一堆爆玉米花到空空的手心里，让它们滑进一个纸篓。

　　“那就只有基尔伍德。”我说。

　　“您此话怎讲？”克斯勒问。

　　“我是指：其他那些集聚到戛纳、据称是为赫尔曼欢庆六十五岁生日的人，其他那些亿万富翁，就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了。”

　　“对此我找不到一点点依据。”克斯勒说，“如果他们能够，仅仅为了洗脱自己，他们也会向我说明了。我全拜访过他们，包括基尔伍德，那个老酒鬼。”

　　“他酗酒？”

　　“像个无底洞。一旦他醉了，他就会多愁善感。这就对了，清醒时残酷，一旦醉酒了，就哭哭啼啼。您还记得查理·卓别林演的那部百万富翁的影片吗？”

　　勃兰登伯格说：“我的鼻子挺灵吧，罗伯特？我不是当场就对您讲过，这是自杀，不是谋杀吗？现在我认为赫尔曼是自杀，维阿拉是被谋杀的。我们不需要付钱。”

　　“咱们还无法确定就是这样。”我说，“咱们还没有克斯勒先生要求的所有因素。咱们还需要它们。”

　　“我派你到戛纳去干吗？”勃兰登伯格突然粗声吼道，大家都吓了一跳，“那就上天入地，把这些因素找出来！”

　　财政局的两位先生对望了一眼。

　　“我尽力而为，古斯塔夫。”我说，“我聆听了克斯勒先生讲的一切。非常有趣，但有些事前后矛盾。”

　　“比如说呢？”克斯勒问，意外地尖刻。

　　“比如，”我说，“伊尔德·赫尔曼向我讲过，那是一场集体谋杀。‘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所有的人’又都是谁？”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克斯勒说，“您亲眼见过钻石伊尔德。她应该进疯人院。她不正常。”

　　“您对此肯定吗？”我问，“非常肯定？”

　　“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她向法国人，比如拉克洛斯先生，讲的完全是另一套故事。”我对自作聪明的解释忍受得够多了，“我还未能有机会跟基尔伍德和其他人谈话。我承认，我的任务不同于您，克斯勒先生。可是在我没有弄清所有的因素之前，我跟您一样，什么也不信。”

　　“这是您应有的权利。”他气恼地说。

　　“我们欢迎您的调查能有进展。”弗里瑟调和地说，“我们只想合作，没别的意思。”

　　“我也想，”我说，“但无认如何，比方说……他们没等维阿拉结束他的检查就把他谋杀了，他们盗走了所有的碎片和废墟，这说明那并不是自杀。”

　　“赫尔曼当然不是独自一个人做的。”勃兰登伯格固执地说，“他当然有助手。你怎么想，罗伯特？”

　　“另外，基尔伍德也不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弗里瑟说。

　　“非常不想。”克斯勒说。

　　“因此不会简单的。”勃兰登伯格假装和好地说，“两点钟。如果咱们想吃点东西的话，得赶紧。咱们下午继续谈。”他气喘吁吁地站起身。

41

　　这一天我们在古斯塔夫的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二十一点。因为浓烟弥漫，空气到最后都无法呼吸了。到处是啤酒瓶子，我们全都穿着衬衫工作。这回我们详细研究金融的技术性方面——我不想以此让您感到无聊。老实说，到最后，对所有那些有关货币和金融操纵的谈论，我感到一句也听不懂了。商定了我明天就飞回戛纳，去亲眼见见那位约翰·基尔伍德。当然也见见其他人。也许一切果然是两样，也许我会发现什么克斯勒没有发现的东西。克斯勒今天就飞，晚些时候。表面上我们俩互不相识，如果我们有什么要谈的，那就得用电话商定一个碰头地点。

　　“我为这一合作感到高兴。”克斯勒在告别时说，用力地摇着我的手。

　　“我也是。”我说。我真的感到高兴，但也有一种巨大的疲倦。

　　波恩的来人走了。

　　古斯塔夫和我留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他让他的女秘书回去了。现在，这幢大楼里只剩下我们和保安公司的人了。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罗伯特，我的朋友。全都是说谎者、骗子和盗贼——那些富人、‘大富豪’和贪污受贿的政治家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背后有梵蒂冈的银行撑腰，那些皇帝、国王和银行家，他们明知这是一种罪行，为什么不加惩罚！就因为他们也从中牟利，正如咱们的亲爱的环球保险公司靠我从前的信息赚了大钱一样——那些穷人也会赚的，如果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有机遇的话。这是我们跟所有人唯一的相同点——我们全是骗子。”

　　“我们？”

　　“对。”古斯塔夫说，在他的沙发椅上咯吱吱地从一侧滚向另一侧，“我，因为我保护你，你，因为你知道，我会保护你。”

　　“你到底在讲什么？”

　　“骗子，互相帮助。”古斯塔夫说，“我避免了最严重的事情。我阻止了他们马上让你停职，他们本来想这么做的。我也欺骗了他们，说医生夸张了。”

　　“你快点明讲吧！”我说。

　　“我这里，”古斯塔夫说，“有董事会的书面委托，立即取消你负责此案，让你长期休假，好让你能彻底地总休息。贝茨大夫送来了他的报告。你病得很重，罗伯特。”

　　“我一点病也没有！”

　　“间歇性跛足，”他说，望着一张表格的末端，“上面这么写着。贝茨大夫是个好医生。”

　　“我对你讲，他弄错了！”我喊道，想起昂热拉，昂热拉，突然感到左脚一阵抽搐。昂热拉！我得回到你身边，哪怕我得徒步跑回戛纳！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没有什么，任何人也不能。

　　“我不承认你的董事会的通知。”我说，“你也不承认，古斯塔夫。因为如果你承认了，你不会叫我在这里一整天为未来的事作准备，你会找个人代替我来跟弗里瑟和克斯勒坐到一起。”

　　他眼睛眨动。一只开心的猪。

　　“对。我说过，咱们是骗子。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仍然是，即使你为此翘辫子。你别无打算，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这么说。你会有你的理由。我觉得好，我宁愿这样。但如果你继续干下去，还有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

　　他望着我，我本以为他的目光里会含有同情，但是他无情地笑了。

　　“你得在一份小小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一定要这样。这就是保证书。你坚持，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按照规定你被要求休息，等等。你自担风险地工作。从现在起不管你出了什么事，那是你的事。如果有必要，如果你的状况恶化了或者你不再适合工作了，环球保险公司保留随时将你召回的权利。那你就得回来。你可以工作，但如果你遇上了麻烦，就别指望任何额外的支持。没有借款，没有补贴，一无所有。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骗子。”他期待地望着我，“全写在上面。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说。我的脚还能走很久，我想。宁愿发生心肌梗塞。我不相信脚。但假如……无所谓，就这样。我必须回戛纳。我必须回到昂热拉身边。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

　　“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死了，你妻子将得到一个长期雇员的正常的寡妇养老金，你知道那有多高。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还能活一段时间，你得到你的养老金。”一个不动感情的人，“你当然想签字了？”

　　“拿来。”我说，一行也没读就签了字。我害怕发现某些词，比如死亡这个词。

　　“有个女人在撑腰，是吧？”古斯塔夫咧嘴冷笑。

　　“你怎么会猜到的？”

　　“克斯勒来此之前做过暗示。这跟我无关。我为你高兴，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这回好好玩玩，罗伯特，你这个可怜虫。”他边看我的签字边咂嘴。“全妥了。这是件棘手事，对不对？好叔叔古斯塔夫和他的乱拱的猪嘴。咱们去喝一杯好吗？”

　　“我还没回家。”

　　“想卡琳了？”他坏笑道。

　　“想洗个澡。”我说。

　　“你洗澡——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你的吧。”我说。

　　“这倒很适合你。你好好地洗个澡。可别再跟卡琳吵架了。为了戛纳，全部取消吧。”他递给我两只信封，“这里，你的飞机票。汉莎航空公司的，十点从洛豪森出发，这回经过法兰克福。你十三点五十分到达尼斯。那里面是旅行支票，三万。先一次性给这么多。用于情报和其它支出。我当然需要详尽的明细账单。好好干。”

　　他向我伸出一只软绵绵、红通通的手，手指甲黑乎乎的。

　　“你还不走？”

　　“如果咱们喝完这一杯，我就走掉了，”古斯塔夫说，“这样我就还呆在这儿。很多工作。我估计得睡在这儿了。”

　　“换了我就会先通通风。”我说。

　　“我会的。如果你的脚指发紫了，打电话给我，懂吗？”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42

　　我步行回家。雨停了，但刮着大风。我将旅行包放在机场了。数小时来我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当我途经一家酒吧时，我走进去，叫了威士忌，说我得打个长途电话。我拨通戛纳，昂热拉马上就接了。

　　“我等了这么多小时！”她说，“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吧？”

　　“会出什么事？”我问，忐忑不安地想，既然他们要求这么一份保证书，那么我的情况必定很糟。贝茨大夫的报告似乎很严重。

　　“我不知道。总是有可能出什么事的。您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十三点五十分，我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尼斯。我热切地期待着咱们再见面，昂热拉。”

　　“我也是，罗伯特。我接您。”

　　“这太好了。”

　　她还问了点什么，我简短地回答了。

　　“您好好睡，罗伯特。我……我很高兴。”

　　“我也是，昂热拉，我也是。”

　　“愿亲爱的上帝保佑您。”

　　她为什么偏偏现在讲这话？我抑郁地想，说道：“愿他保佑您，昂热拉。晚安。”

　　我挂断，结账，喝了我的威士忌，然后穿过黑暗顶风走回家。我看到我常去的那家药店里有灯光。玻璃门边站着个男人。娜妮塔刚好从门上的一个小孔里递出一份药。她值夜班，认出了我，挥挥手。我向她走去。那个拿着药的人走了。

　　“我以为您出差了。”娜妮塔透过门上的小孔说。

　　“我是出差了。只回来一会儿，明早又飞走。”

　　“那么您还不知道？”

　　“什么？”

　　“普拉沃斯夫人死了。”

　　“谁死了？”

　　“普拉沃斯夫人。您肯定还记得那个渴望在那家养老院里有个房间的女人吧。”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她死了？”

　　“今天登在《星期天画报》上！”

　　“她是怎么死的？”

　　“割断了动脉。”

　　“什么？”

　　“是的，割断了动脉。她留下一封诀别信，很短。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老人、穷人和病人们的生存之地了。这是报纸上的标题。”

　　在“路易森赫”有个小房间。

　　老太太普拉沃斯自杀了。

　　四百万马克。

　　银行家赫尔曼自杀了。

　　他是自杀的吗？

　　大家都这么认为。要我去证明。

　　“真让人难过。”娜妮塔说。

43

　　“我等你吃晚饭等了四个小时。”我妻子卡琳说。她穿一身灰晨服。她在家里总是穿晨服，没梳头没化妆。“然后我就先吃了。你要是饿，我再为你做点热的……”

　　“我不饿。”

　　“你应该打个电话来。”

　　“太忙了。”我说，走过我们的客厅，注视我的书籍、西里西亚小马、我的象和放着小雕刻以及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所有东西的橱柜，摸着我的衣袋里的昂热拉的象。我感觉好像有数年没来过这儿了。这里的一切对我都那么陌生，这里没有什么还跟我有关。我走向墙边的酒柜，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

　　“你也喝吗？”

　　“不。”卡琳说，“你有一身新西服、新鞋以及一根新领带。”

　　“戛纳热得很。我不得不买新的。”

　　“当然。”她说，“这根领带很漂亮，跟西服很相配。是你挑的吗？”

　　“对。”我说。

　　“当然。”卡琳说，“你什么时候又要飞？”

　　“明天。我叫辆出租车。你可以好好睡。我一大早就得离开。我自己沏壶茶，今晚就跟你说‘再见’。”

　　“依我看，你根本不必跟我说‘再见’。”卡琳说，“她叫什么？”

　　“谁？”

　　“谁？谁？”她模仿我，“我可不是个傻女人！这根领带绝不是你自己挑选的！这身西服也不是！这鞋也不是！我可熟悉你那低下的鉴赏水平。”

　　“没有别人。”我说，“全是我自己挑的。”

　　但我却不停地对自己讲：你做得真卑鄙，我的老伙计。什么叫卑鄙？过两年你就五十了。身体不健康。不，一点儿也不健康，我的老伙计。间歇性跛足。好了，强吞下去吧。它很苦，但你得吞下去。间歇性的跛脚。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切掉你的脚呢？那你就是个瘸子了。心脏也有病。到时候卡琳可以照顾你。你时间不多，我的朋友，时间不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的朋友。你一生辛劳。现在，突如其来，你知道了爱情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真的爱上了。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幸福了。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对，我对自己说，这是肯定的——可是，一种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幸福吗？一种以卡琳为代价的幸福吗？“咱们现在别吵了，”我说，“别在我在家的这几个小时里吵。”

　　“你并不是真的在家。”她说，“实际上你是在她身边，在另一个女人身边。”

　　“我对你讲过，没别的女人。”

　　“随你怎么讲好了。”卡琳说，“我睡觉去了。请你真的别一大早叫醒我。我睡眠不好。我得吃一片药。”她不再看我，走进浴室。

　　我坐到电视机前，想起昂热拉的四台电视机。我看一部喜剧，不明白看的是什么。十一点左右我走进浴室。卡琳的卧室黑了。我听不到一点声息。她要么睡得很沉，要么根本没睡。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我仔细打量我的两脚的脚趾。左脚一点不紫。我没有擦干身子，而是湿乎乎地裸身上床，躺下去，将闹钟调到七点。我也一关灯就睡着了。

　　闹钟响起时，我休息充分地醒来，沏上茶读早报。它报导了那神秘的游艇事件和赫尔曼之死。报纸反面有一整页登满了死亡讣告。最大的是伊尔德登的，她哀悼她的“亲爱的永远难忘的哥哥”去世。其他的讣告来自银行、企业、手工业行会和赫尔曼担任董事长的一些公司，其中也有两条公共福利部门的。爆炸性新闻当然是英镑的放开，还有，这下将会发生的百分之八的贬值。

　　我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了听卡琳的卧室门。这回她轻细均匀地打着鼾。我离开家门，小心翼翼地在身后锁上门，坐电梯下去。大风驱走了云团。天气凉爽晴朗。

　　出租车来了。

　　“去机场。”我说。

　　“天终于放晴了，是不是？”司机说。他飞快地穿过城市驶出城去。我曾经那么熟悉的杜塞尔多夫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得好像从没在这儿生活过似的。我的心在欢呼，我的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在渴望跟昂热拉的重逢。一种充满工作和烦恼的生活。再过两年五十。已经希望渺茫过了。现在……现在……我好像是在前往天堂之门！

　　只有一会儿我感觉到痛苦。我想起了昨晚我跟昂热拉在电话上交流的最后几句话，只有四句。它们突然那么令我抑郁，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不再去想那四句话。

　　昂热拉当时问：“罗伯特，您结婚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结婚。”

　　“太好了。”昂热拉回答道。

　　“对，”我说，“太好了吧？”

一

1

　　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裸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2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3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

　　“这是酗酒引起的。”坐得远远的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大声说，“约翰从没清醒过，他从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您振作起来吧，见鬼，约翰！”他喊道。

　　可基尔伍德哭个不停。

　　“有罪……有罪……我罪大恶极。”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住嘴吧！”托威尔喊道。

　　“他确实严重。”三十五岁的保尔·泽贝格说。他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看上去英俊潇洒——除了眼睛以外。那双眼睛冰冷残酷，像这里所有人的眼睛一样，但克劳德·特拉博的除外。“他得赶快去进行戒酒治疗了。”

　　“他常接受一些戒酒治疗。”梅丽娜·泰奈多斯说。

　　“那全是些狗屁，我对他说过多回，他得去维也纳。那里有个医疗机构，发明出了欧洲唯一有效的戒酒法。”

　　“我给自己背负的罪责……”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双手捂着脸。

　　“如果您醉成这样，那就让人开车送您回去吧。您别扫了我们这个晚上的兴致。”加柯摩·法比安强烈地说。他非常孔武，有一张残酷的脸和一张奇怪地耷拉着的嘴。“这真叫人无法忍受，约翰！”

　　“原谅我，我的朋友们，原谅我。”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

　　仆人们面色不改地服务着。桌上大烛台里的许多蜡烛平静地燃烧着，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燕尾服。我身旁的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麦斯林纱服装。它有竖式条纹状的褶裥，背后开口很深，看得到她的棕色皮肤。胳膊裸露着。开口下端有一根镶着珍珠和人造宝石的刺绣彩带，彩带下面是白色麦斯林纱做的一种装饰，像帆，行走时像衣服一样一直拖到地面，张开来。她穿着银色的鞋，挎着一只晚上用的银色包。她只戴着白色的首饰——一条钻石项链和相配的戒指、手镯和耳环。她的红头发垂在高高的额头上方，呈柔和的波浪形。她的睫毛秀长，眼皮上涂有一层绿松石色的珠贝油。她的唇化了淡妆。

　　现在，二十一点三十分，特拉博家的晚宴正进行到高潮。我想，桌旁围坐的这些人，财产加在一起，肯定有三十亿到五十亿美元。我又想，这些男人的妻子全比他们年轻，昂热拉前所未有的漂亮。最后我想，就我至此从谈话中了解到的，集聚在这里的这个老朋友圈子彼此不信任，相互畏惧，每个人对别人的每一举止、每一神情都很在意。我明白了，在这个名人圈子里，似乎所有人都坚信，有人指使谋杀了银行家赫尔曼。

　　下一道菜是炸龙虾。

4

　　昂热拉和我早到半小时，这是帕斯卡勒要求的：“那样在众人来到之前咱们还可以聊聊。”特拉博住在戛纳城东艾登区的一座大房子里。房屋正面是白色的，坐落在一座大花园后面；我获悉，它是十五年前修建的。它有一座大平台，从那里可以望到大海，房间非常大，开着空调。四壁上挂满了壁挂织毯。房子布置得很现代化，家具昂贵。地面上到处铺着大地毯，大多是浅色的。这房子给人一种有人居住的印象，让人感到舒适。没有不整洁和不干净的地方，全都护理得井然有序，但还是这里有张报纸，那里有本书，那边又放着一只烟斗，因为一只蓬毛长长的克尔特猎犬在转来转去。当我们赶到时，帕斯卡勒·特拉博和昂热拉相互拥抱，互吻对方的脸。帕斯卡勒是一位非常苗条的漂亮女子，有一张敏感、性感的脸。她爱笑，经常笑。

　　“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卢卡斯先生。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姐妹。”帕斯卡勒同样也有红头发。她丈夫年近七十（而她至多四十），显得健壮，精力充沛，小于他的实际年龄。他身材高大，膀宽腰圆，脸同样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头发乌黑，朝后梳理着。我们在平台上取了杯饮料，其他人吸烟，我不吸。我想长期保持健康，尽量长——为了昂热拉。她表现得无拘无束，自然大方，谦虚却又自信，我突然想，这是我妻子绝对做不到的。不管我们到哪里，卡琳总是忍不住装腔作势。我赶紧努力想其它什么东西。这不难，因为帕斯卡勒跟我说道：“您正在听吗，卢卡斯先生？”

　　“对不起……”

　　“我说，您让人喜欢，非常让人喜欢。您和昂热拉是理想的一对。您恋爱了，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是的，”我说，“我爱得很深。”

　　“好了，”帕斯卡勒说，“您稍等。您要有点耐心。到时昂热拉也会爱上您。我感觉她已经这么做了。”

　　“不，帕斯卡勒……”昂热拉抗议道。

　　“是的，小宝贝，你跟他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啊哈，我多么高兴……你可不能老这样孤身流浪！”

　　“夫人，”我说，“我谢谢您。如果您想做我的同盟者，我满足您的任何我能够满足的愿望。”

　　“您是个疯子。”帕斯卡斯说，“满足愿望！还从没有哪一位客人带给我这么多鲜花！”我请求“花月”的皮埃尔给我送了一大束花，然后把它从“庄严”酒店带来了。它就放在客厅里，在壁炉旁边，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帕斯卡勒的画像，是昂热拉画的。只画了帕斯卡勒的头部，用一层薄纱遮盖着。我觉得那是一幅非常成功的画像。

　　“您的这身燕尾服真时髦。”帕斯卡勒说。

　　“这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为这身燕尾服而骄傲。它轻盈、透气，薄薄的，却又那么合身。特拉博穿着一身黑西服。

　　“她是带着爱情挑选它的。”帕斯卡勒说。

　　“住口吧，帕斯卡勒。”她丈夫说，“可怜的昂热拉难为情得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肯定，”帕斯卡勒说，“因为她也恋爱上了。你别吱声，昂热拉，我是个女人，我看穿你了。祝福你，卢卡斯先生。安静，纳芙塔利！”

　　那只猎犬吠叫起来。它想要人抚摸它。帕斯卡勒侧身向前，抓挠它。她爱这只狗，这也看得出来。

　　“您叫它什么？”

　　“纳芙塔利，”帕斯卡勒说，“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您瞧，在本国出生的以色列狗就叫做沙布拉。沙布拉，这是仙人掌的果子——外表坚硬粗糙满是刺，里面的肉很软很甜。年轻的沙布拉就是这样的：坚硬粗糙真正有刺——有一颗生性敏感的、几乎是多愁善感的心灵。纳芙塔利也是如此——倔强、狂野，老添乱，性格忠诚、驯顺、温柔。对，我的好狗，是的，我的最好的……”

　　“您想查出赫尔曼是怎么死的。”特拉博说。他手端一只杯子，跟我走到平台的一头。

　　“对，这是我的任务。”

　　“这任务不简单。”

　　“您以为是什么呢？事故？自杀？谋杀？”

　　“不是自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赫尔曼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这我也对那位缉税官说过。他叫什么来着？克斯勒。”奇怪，我想，克斯勒对此可是一字未提。为什么没提？

　　“您排除了事故的可能。那就是谋杀了？”我问。

　　“是谋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趁您没再问，先说出答案。那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为，今天晚上您将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我当然是指：让别人干的——雇请某位职业杀手。原则上就连在游艇上的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也可疑。他们跟赫尔曼也有生意往来。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职业杀手出了差错。他得到的任务肯定是将赫尔曼炸上天去。”

　　“他以及那些船员。”

　　“那些可怜虫，是啊。”特拉博说，“以为可能是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当然是想入非非。但其他人，我们其他人，我们大家都可疑，这不用讲！”

　　“哎呀，”我说，迅速取出一张名片和一支圆珠笔，“您能不能替我写下您的客人的名字来？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拼写的，我不想问。”

　　“好的。”他将名片垫在平台的胸墙上写。我又收起圆珠笔和名片。

　　“所有这些人，”特拉博说，“都跟赫尔曼有生意往来。”这我可是才听说。克斯勒不知道此事吗？很可能不知道。“有经过大力伪装的生意往来——当然是因为税法和外汇法。但他们全都跟赫尔曼银行做他们的生意。包括我，卢卡斯先生。我为什么要撒谎？我也可以有理由撒谎，像大家一样。您会很困难的。现在，一旦钻石伊尔德重新恢复过来，大概就要由她来继续管理银行了。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希望她起用这位全权总代表，那位年轻的泽贝格。跟这个人能谈得拢。您来吧，咱们回夫人们身边去。”

　　“这样吧，”帕斯卡勒说，“现在我还想领卢卡斯先生看看这房子。我们在这里非常幸福。一切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修建的——正如我们的游艇完全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克劳德的设计修造的一样……我现在将卢卡斯先生拐走，昂热拉，宝贝儿，你允许我这样做吗？离开他十分钟你受得了吗？”

　　“帕斯卡勒，请别这样！”她丈夫说。

　　她哈哈大笑。

　　“你看看昂热拉吧！当我看到一对热恋的情侣时……”她带我穿过房子。这里也是富丽堂皇，但不同于伊尔德·赫尔曼的房子，完全两样。我们最先来到一间大地下室里。那里有洗衣机和熨衣板。

　　“我常常亲自洗熨我丈夫的衬衫和内衣。”帕斯卡勒说，“旁边是间缝纫间。衣服上的所有小东西我都是自己缝。”她穿着一身普齐牌服装，蓝、绿、橙三色交织。上衣的胸前部分造型独特，用背带挂在脖子上，裙子开口很高。她戴着非常珍贵的翡翠首饰。跟这些比起来，昂热拉的首饰虽然同样美丽，但没她多，少得多。

　　“您亲手缝纫？”

　　“这是我学会的职业。”帕斯卡勒靠在那台大洗衣机上，“卢卡斯先生，”她说，“我想让您知道我们的情况。不错，我们今天非常富有。但是天知道，我们并非生来如此。今天，我丈夫在西班牙、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和德国都有酒店集团。战后，当我们相识时，他在图卢兹有一座小客栈，是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来的。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一生中比他更勤苦地工作过。最初我们有时生活得很艰难，我得不时地重操我的模特儿旧业，好帮着挣钱。克劳德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辛苦挣来的。我协助了他。我想让您知道这个。”

　　“我感谢您的信任，夫人。”

　　“还有，”帕斯卡勒说，“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她自由自在，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有足够的钱。但是我非常希望她能找到伟大的爱情。如果你们俩之间产生了爱情，一场伟大的爱情，那么您绝不能欺骗昂热拉。她受过一次骗。我不相信她还能经受第二次。”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听到有一辆车从碎石子上沙沙地驶过来。“第一批客人到了。”帕斯卡勒说，“您是好人。您爱昂热拉，我爱昂热拉，请您叫我帕斯卡勒。我可以——您的名字是什么？”

　　我告诉了她。

　　“我可以叫您罗伯特吗？”

　　“当然了，帕斯卡勒。”

　　“您绝不能让昂热拉不快乐。”

　　“当然不会。”

　　“永远不欺骗她。”

　　“永远不。”我说，心里想，我已经多么深地骗了她啊。

5

　　这一下他们相继来了。一辆辆车驶近了。

　　仆人们把香槟送到平台上。我注意到，除了我，没谁给帕斯卡勒带鲜花。客人们笑容满面，相互交谈，喝酒吸烟，在鲜花怒放的落地花瓶之间来回走动。帕斯卡勒介绍我认识所有这些“大富豪”。人们有点怀疑但主要是有兴趣地打量我。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这毕竟是件新鲜事！

　　约翰·基尔伍德来时就已经喝醉了，是他的司机送他来的。基尔伍德长得瘦削，面色痛苦，眼圈深陷，脸孔突出，汗腺粗大。即使端着杯子，他的手也在颤抖。他手里一直端着一只杯子。他的燕尾服皱巴巴的，衬衫上有威士忌的斑渍。他紧抓着杯子，好像那是他最后的支撑似的。他毫无节制地猛喝——他是唯一喝威士忌而不喝香槟的人。

　　“您好。”他对我说。

　　“您好，基尔伍德先生。”

　　“我已经被捕了吗？您是来带我走吗？”

　　“见鬼，您别瞎讲了，约翰。”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说，他不离基尔伍德左右。托威尔很高大、瘦长，穿着有点太时髦了。他讲话轻细，像唱歌似的，同时不停地装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似的。我估计他是个同性恋。

　　“不是瞎讲。我杀死了赫尔曼。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当然是的，您一声不吭。您无法否认。他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当我有一回面对军队的服役委员会时，有一个愚蠢的心理学家问我：‘怎么样，基尔伍德先生？您相信您能杀人吗？’我说；‘杀陌生人我不敢肯定，杀朋友肯定行！’”

　　没人讲话。

　　“这是个玩笑，”基尔伍德恶意地说，“为了博你们一笑！好了，来吧，卢卡斯先生，手铐在哪儿？我自认有罪。”

　　“您为什么杀死了赫尔曼先生，基尔伍德先生？”我问。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您可别真信他……”托威尔开口道。

　　“可他应该真情！”基尔伍德摇摇晃晃，“我要告诉您为什么我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请求他给我弄块农场养九重葛，他骗了我。您知道，九重葛，那种有美丽小花的植物。那无数彩色的漂亮花朵，我全部的幸福。您不认识九重葛？”

　　“不认识。”我撒谎说，“怎么写它？那农场想修在什么地方？”

　　“在汶斯。”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这个词是怎么拼写的，这种植物？”我递给他圆珠笔和一张我的名片。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背面写了几个词。

　　“在罪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之前，他还有权再喝最后一杯威士忌，对不对？侍者，嘿……”他踉跄离去了。

　　“酒后胡言。”托威尔说，“您可不会相信这个吧？”

　　“当然不会。”

　　“那您为什么让他写下这个来？”

　　“我想知道九重葛这个词是怎么写的。”

　　“这不是理由。”

　　“当然不是。”

　　“您收集笔迹？”

　　我沉默。这一下我已经有了伊尔德·赫尔曼、泽贝格、特拉博和基尔伍德的笔迹。

　　“为什么？”

　　“玩玩。”我说。

　　“原来如此。”托威尔说，“您也想试试我的吗？”

　　“愿意。”

　　平台和花园里的灯光，所有的灯，都藏在花束后面。它们将奇特的影子照在我们身上。

　　“我写什么好？”他问，拿起我递给他的名片和圆珠笔。

　　“您就写‘我没有杀害赫尔曼’吧。”

　　他顺从地写了。

　　“我真的没做。”

　　“要是您做了，那您就不会对我讲了。”

　　“对，这倒是。”他像女人似的笑了，“帕斯卡勒穿这身普齐服看上去真可爱，是不是？”

　　“非常可爱。”

　　“我为许多我认识的女人提供衣着方面的咨询服务。您不清楚，大多数的女人多么拿不定主意，她们的鉴赏水平多么差。昂热拉有品味，帕斯卡勒有品味，可您看一看比安卡吧。”

　　“谁？”

　　“比安卡·法比安。她站在她丈夫身旁，在那边。老笨蛋，全世界都知道，她不停地骗他，曾经是巴黎‘丽岛’里的一名舞女。您就看看那身丝缎的衣服吧，令人作呕！就因为她有个漂亮的胸部，她就相信，她得在每一次社交场合全露出来。您看到了那乳头吗？”

　　“不。您夸张了点儿。”我说。

　　“我一点不夸张！小小的、红红的。我两只都看到了。喏——现在，当她前倾时。顺便说一下谋杀。如果您找到了一名凶手——基尔伍德肯定不是，这位可怜的酒鬼，愿上帝厚待他。不过您知道吗，法比安将一大笔里拉汇去了德国，汇到赫尔曼的银行，因为意大利快垮了？”

　　“不，这我不知道。”

　　“它快垮了，但是还没垮。法比安急需钱回去。我听说，赫尔曼由于英镑的事陷进了支付麻烦。他无法付钱，这两个人一起做的其他生意都是非法的。”

　　“什么生意？”

　　“非法炒汇。这下您吃惊了，是不是？那位了不起的赫尔曼，您的国家的这位英雄，德国造的银行家。如果法比安想要回他汇来的钱，赫尔曼又支付不出，那会怎么样呢？这时赫尔曼也许会讲，他会公开外汇的事。咱们都清楚：这在意大利是非法的，在德国却不是。那样法比安还有什么办法，呃？当然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理论而已。那边那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是谁啊？”

　　“保尔·泽贝格，赫尔曼的全权总代表。”我说。

　　“可不是嘛，这人知道如何着装。这男人有品味。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我只想向这位泽贝格先生自我介绍一下。一位风度翩翩的小伙子……”

二

6

　　当我向他们走去时，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站在一起。他们突然中断了谈话，后来又齐声讲起来。真的差不多能看到比安卡·法比安的乳头，托威尔只夸张了一点点。她的着装很不中看，虽然那身时装肯定花了一小笔财产。她仍然有她从前的职业举止，有点太亲热，有点太卖弄。

　　“您在寻找杀害可怜的赫尔曼先生的凶手？”比安卡无缘无故地笑着。

　　“对。”我说。

　　“我们全都有可能是。”那位希腊人说，他的头颅像没有脖子似的架在肩上，抚摸着他的布娃娃妻子的胳膊。“我们全都有理由。他差点毁了我——当然是我的声誉。我有一个理由。法比安也有一个理由，不是吗？”

　　“是的。”后者说，他总是一本正经，“我没必要对您讲那理由是什么，托威尔刚刚对您讲了。”

　　“您怎么知道的？”

　　“他讲给您听了，就在刚才。”

　　“讲给我听了？”

　　“您别演戏，卢卡斯先生。我们看到了他如何向我的妻子和我张望。”

　　“那个同性恋，”前“丽岛”舞女说，她现在是法比安夫人，是她的国家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引诱小男孩，这个他能够。光是因为这个，他就该进监牢。再加上谋杀！谁还有比他更好的理由？”

　　“为什么？”我问。

　　“科德公司的英国子公司，”泰奈多斯说，“几乎全部属于他。因为赫尔曼和基尔伍德炒外汇炒破产了。这不是理由吗？”

　　“这样啊，”我说，“当然有可能是个理由。我原来以为你们全是好朋友呢。”

　　“我们也确实是，”梅丽娜·泰亲多斯说，“但我们总可以演一出小小的凶手戏吧？”她笑起来。众人都笑。

　　“是的，你们当然可以。”我说。

　　一位侍者重新端上来香槟酒杯。在这里我心情轻松。梅丽娜·泰奈多斯，这个娃娃脸，建议我们一起给那位可怜的有病的伊尔德·赫尔曼寄张卡片。帕斯卡勒取来了一张卡片。我让泰奈多斯写，两行。然后我让法比安写，两行。然后是萨冈塔纳的妻子。包括萨冈塔纳也写了几句话，他看上去就像是昨天骑马来的。然后女人们签名，包括帕斯卡勒。这一下我就有了所有人的笔迹。

　　“我从酒店里寄出这张卡片。”我说，把它塞进了我的燕尾服上装的内袋里。

7

　　“您明天来我们家吧。”若塞·萨冈塔纳过了一会儿之后对我说，“我相信，我有重要的事对您讲。”我们都说法语，有些带着可怕的口音。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我不想在这里谈。不在朋友家里谈。”

　　“事关什么？”

　　“您在找一位凶手，对吗？”

　　“对。”我说。

　　“那就行了。”他说。他一鞠躬，然后更低地向帕斯卡勒的手俯下身去。她走过来了。“我的亲爱的，您看上去气色好极了。”萨冈塔纳说。他又对我说：“您可以九点后来。我等您。”

　　“您太客气了。”我说。

　　昂热拉独自站在台阶旁，台阶从平台通到黑乎乎的花园里。她手端一只杯子，吸着烟。

　　我向她走去。

8

　　“怎么样。”昂热拉说，“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夜晚？”

　　“一切都让人糊涂，”我说，“但是我有进展。”

　　“好。”昂热拉说。

　　“您怎么了？”我问。她身穿曳地的白衣服，头发红红的，站在黑色花园的背景前，看上去就像画中丽人。

　　“没什么。怎么了？”

　　“您一下子变了，昂热拉。”

　　“我变了吗？”

　　“您是变了，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不是您，罗伯特。”

　　“那是谁？”

　　“帕斯卡勒。”她猛吸烟，“我知道她不是恶意的，但她讲的那句话太叫人不好意思了，这是惟一令我难堪的事。她总是只想看到我快活。她很喜欢您，但这还远不是宣布我们是情侣的理由。”

　　“不，”我说，“可惜不是。您是说，这事永远也不会有吗？”

　　“罗伯特，是您请求我安排这个晚会的。我是想帮助您。”

　　“您总想帮助我。”我说，“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昂热拉。”

　　“帕斯卡勒邀请咱们明天去他们的游艇，要咱们十一点半到康托码头。她真是个好媒婆。”

　　“是这样么：我爱您，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这与您无关。是这样吗？”

　　“是的，罗伯特，是这样。我有过我的爱情体验，这您知道。那不是美妙的体验。我宁愿要个好朋友，而不想再来一场以痛苦告终的爱情。”

　　“这是撒谎。”我说，“那么，帕斯卡勒从哪儿知道了我的这么多情况？她从哪儿知道了我非常爱您？是谁对她讲这个的？”

　　“我，”昂热拉小声说，“我。在电话里。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当您在杜塞尔多夫时。好像……”昂热拉转向我，此刻她笑意盈盈，眼睛里又有了那金色的火花，“好像我讲了您的许多情况。”

　　“原来是这样。”我说，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过我全身，“那当然就永远谈不上爱情了，永远谈不上。”

　　“永远谈不上，谈不上。”昂热拉说，笑着望我。

　　我目光凝注，心想，为了真正理解一场幸福的伟大，一个人也许得设想失去了它再重新得到它。不幸的体验当然属于这种实验。

　　“为咱们俩可惜。”我说。

　　“对，”昂热拉说，“不是吗？”

　　“明天咱们到海上去？”

　　“我答应了。您得工作吗？”

　　“我可以安排。”我说。

　　“您真好，罗伯特。您真是太好了。”

　　“我爱您，”我说，“这么好只是小儿科。”

　　金发的泽贝格走过来，一只手里端着酒杯，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香烟。他也穿着白色燕尾服。

　　“我不打扰吧？”

　　“才不呢。”昂热拉说。

　　“当然打扰了。”我说。

　　说完我们三个都齐声大笑。

　　“赫尔曼夫人让我代为问候。”泽贝格说，当那张嘴微笑地讲话时，他的目光冷冷地打量着我。“最衷心的问候。也问候您，黛尔菲娅夫人。赫尔曼夫人病得不能来，她深表遗憾。众人讲话都相当大声，我偶然听说这里在玩一场奇怪的游戏。”泽贝格说。

　　“对，”我说，“凶手游戏。是谁玩的？各有各的看法。”

　　“也有人认为我会是凶手吗？”泽贝格问。

　　“不，没有人。”我说，“没人怀疑您。”

　　“这可怪了。”泽贝格脱口而出，“真的很奇怪。没有人怀疑我？”

　　“您干了吗？”我问。

　　“当然。”泽贝格开心地说，“我本想马上向您招供的。是我不对。”

　　“依您看谁可疑呢？”昂热拉问。

　　“夫人，这么直接打听只会得到同样直接的回答。您觉得您的朋友克劳德·特拉博会不会是凶手？您了解他跟赫尔曼银行的关系吗？”

　　“你们银行里惯常将这种事公布于众吗？”昂热拉问。

　　“我听到他刚才对其他几位先生这么讲，还叫我去作证了。”

　　“原来如此。”

　　“对，就是这样的，您瞧，卢卡斯先生。您怎么看此事？”

　　“很重视。”我说，“首先，在您来之前，特拉博自己就对我讲过此事。”

　　“那他讲得有点太频繁了。”泽贝格说，“他一直除了讲它不讲别的。另外，我的笔迹对您有所帮助吗？”

　　“我不懂您的意思。”

　　小狗纳芙塔利弯着腿从我们身旁惬意地悠闲地走过。

　　“您曾经让我写下我的香水的名字。‘粗陶人’。”

　　“不错，这下我想起来了。”我说，“真的，泽贝格先生，您读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

9

　　“你不听人劝。你冷酷无情。你没有同情心，也就不会有人同情你了。除非是个傻瓜，没有人会听任毁灭，而不反抗。你周围没有傻瓜，赫伯特，这你应该知道。这你也知道。”

　　这些句子，是用法语写在一页光滑的白纸上的，是我头一回去他那儿时，那位矮个、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看的。

　　“我们搜查了赫尔曼别墅——主要是他的房间。钻石伊尔德一点不反对搜查，我们在一个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他给我看这张纸，“当然是伪装过的笔迹，但还是有用场。”

　　“有指纹吗？”

　　“一个也没有。我们将它带走了，没对任何人讲什么。弄到所有参与者的签名，最好是写上几句话，交给笔迹专家比较，我们做比您做更困难。您愿意负责这件事吗？”

　　我接受了此事。现在我拥有所有相关的男男女女的笔迹。不，我想，不是所有的。缺赫伯特·赫尔曼、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的，那些牺牲者。这是什么样的无稽之谈啊，我想。

　　这是无稽之谈吗？

10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穿普齐服？它可总是老一套。同样的价钱我能买到好看的尼娜·里奇的其它衣服！”

　　“我请求您——限制战略武器大会！实际情况如何？您跟我一样清楚，美国人和俄国人在连续进行多头核导弹的地下试验。”

　　“我告诉你，她跟她的司机关系暧昧，我的最亲爱的。这你不用怀疑。”

　　餐桌上的交谈……

　　三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它快让我半疯了。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高潮。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安静。”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

11

　　十一点左右，这群人动身了。

　　昂热拉向我解释：“咱们开车去‘保安警’赌场。它位于十字架路的西头，在老码头附近。那是所谓的冬日赌场。夏天，从六月份起，‘棕榈海滩’开张，那是夏日赌场。它位于康托码头后面，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头。”

　　“‘保安警’里非常舒适。那里也可以吃饭，在‘大使’餐馆里吃。那家餐馆的老板马里奥先生，真是了不起。”比安卡·法比安说。我们站在客厅里。夫人们围上她们的披肩，穿上貂皮和毛丝鼠皮小袄。昂热拉披的是一条网眼白披肩。客人们边聊边走向他们的汽车。我回头张望，手里拿着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

　　“您找什么？”

　　“我很想给这里的仆人留下点钱。”

　　“您把它放在这碟子里吧。”克劳德·特拉博说，奇怪地望着我。那只碟子放在一张旧橱柜上，里面已经有几张钞票了。我将我的放进去。“您是第一位。”特拉博说。

　　“什么？”

　　“给仆人小费。其它票子是我放进去的，好在我的仆人面前保住面子。”

　　“您是说，这些亿万富翁没有谁……”

　　“没有谁。因此他们才是亿万富翁。今天在这儿的先生中有一位——我不能报出名字来——经常被邀请到我们家来，可是他从来不给仆人一点点，以至于帕斯卡勒有一天晚上对他讲：‘仆人们已经在议论您了。因此我给了他们五十法郎，说是您给的。’这位先生听了后大发雷霆，叫道：‘五十？您应该给他们一百，帕斯卡勒！这一下他们会讲我吝啬了！’”我们笑。“一百，跟您一样。您给得太多了。其他人分文不给。您永远成不了富人。”特拉博说。

　　“不，我担心永远不会。”我说。

　　“但我希望是个幸福的人。”克劳德·特拉博说。

　　我走向昂热拉，我们来到室外。几位司机打开了劳斯莱斯、十二缸的“美洲豹”和一辆梅塞德斯600型的车门。特拉博家的客人们钻进车里。停车场和通向大门口的路也被安装在树丛中的灯照亮了。

　　昂热拉说：“事实上在戛纳只能去赌场。这里没有别的好去处，只有年轻人的夜总会。”

　　“这可能吗？在戛纳这样一座城市里！”我说。

　　“全球的赌场都权力很大。事实上您可以实现一切或阻止一切——比方说每一次竞争。这里也没什么两样。您想做什么？”昂热拉让她的车缓缓地沿着石子路前行，跟在法比安的劳斯莱斯车后面。“这些树丛中的灯真浪漫，是不是？”

　　“是的，”我说，“非常浪漫。”

　　“特拉博夫妇和蔼可亲。”

　　“非常和蔼。”我说，“看来您原谅帕斯卡勒了？”

　　“什么呀，罗伯特。”昂热拉说。她一直沉默到我们驶上了大路。“您有收获吗？”

　　“我相信是的。”我说，“我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太好了。”她伸手摸我的手，“罗伯特？”

　　“嗯？”

　　“您知道，还有什么也很好吗？”

　　“什么？”

　　“咱们俩都曾经非常贫穷过。”昂热拉说。

12

　　“四点，双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单数，黑色大数！”

　　“七点，单数，红色没有！”

　　守局人大声报着每一张赌台上刚刚出现的数字。许多张赌台同时在赌，这间宽敞、堂皇、老式舒适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位小个子意大利人尽力喊叫，用他的母语喊着幸福的幸运的祝福。他赢了。我看到，给了他很多钱。

　　“他输了之后也喊。”昂热拉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连续好几个月了。带着妻子和朋友们。他们为他加油。他总是赌最大数，输完他的全部赌金，常常只需要几分钟。”

　　“到现在为止，他今天晚上输了六十万法郎，”我们身旁一位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先生说，向昂热拉一鞠躬，“晚上好，黛尔菲娅夫人。”

　　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

　　这位彬彬有礼的男子是在这里值勤、注意赌徒们的许多“警官”之一，每一家赌场里都一样。昂热拉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

　　“这一位，”她说，目送着那个不显眼的男人，“有个女儿，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他曾经带她来过戛纳一回。我为她画了像。免费，因为这让我高兴。为此他帮我在平台上插上了木条。他是个好园丁。他总是照料我的花。”

　　跟我们一道来的那群人很快就散开了，各赌各的，夫妻们也分开了。我看到，比安卡·法比安如何催促她丈夫，他正坐在一张绿色赌台旁，直到他给了她几枚筹码。比安卡来到我们这里，她的脸气歪了。

　　“你们看看这个吝啬鬼！”她说，“我的丈夫，呸！他才给我两百法郎，因为我没钱了还想赌。他，他输了好几千。得像玛丽娅那样做才行。”

　　“玛丽娅是怎么做的？”我问。

　　“玛丽娅老穿那身臀部有块布遮着的晚礼服，对不对？如今我知道为什么了。有一回她让我看过，那块布下面有块缝满小袋子的贴边。玛丽娅把她赢的钱塞在那里面。如果她赢了，就瞒过她丈夫。她有时候坐在那里，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看不下去，就重新给她钱，马上给。您知道，玛丽娅已经积攒了多少钱吗？我真蠢啊！”她急急地赶往一张赌台，从那些赌客中间挤过去。

　　“您看到了吗，那上面？”昂热拉指指屋顶。一根柱子上隐蔽地安装着一只小盒子。“这是一只监视器。这里到处都有。客人们一直受到监视或者被录下来。”

　　“可我甚至没用入场券就进来了。”

　　“对，”昂热拉带着狡黠的微笑说，“因为您有我陪着。我也不需要入场券。我对您讲过，我是‘旅游联合会’的一个创始人。”

　　冬季赌场内有赌厅、剧院和“大使”餐厅，粉红色的大楼位于阿尔伯格—爱德华码头最底下，就在拉克洛斯的办公室所在的旧码头和马利提姆码头附近，那里有小艇开往各个岛屿。

　　“十点，双数，黑色没有！”

　　小个子意大利人愤怒地高声诅咒。

　　“您不玩吗？”昂热拉问我。

　　“这让我感到无聊。”我说，“不过我当然要小赌赌。”

　　我跟她走向换币台。那后面有个房间，备有钢制自锁保险箱。昂热拉从她的拎包里取出一把钥匙。

　　“我马上就来。我取点钱。”

　　“从哪儿取？”

　　“从我的保险箱里。我的保险箱在这儿。”她笑道，“文件、钱、首饰和全部的东西！昨天下午我来取过我戴的首饰。我为什么要把钱存进银行的保险箱呢？这里的这一只免费供我使用……”

　　她走了。

　　我把一百法郎换成两个五十法郎的筹码。我确实从来没有过赌博的兴趣。轮盘赌让我乏味。一种只由偶然作决定的游戏，智力根本无法影响它。我穿过大厅。赌台和长酒吧之间摆放着一家小饭店的桌子，还有人在吃饭。约翰·基尔伍德独自坐在吧台上，喝着威士忌。他醉醺醺地冲我招手。我招手回答。然后，我看到了玛丽娅·萨冈塔纳，她果然正在把一堆筹码塞进她的衣服贴边里。我想，有钱人确实是怪。有可能是非常奇怪的凶手。

　　我走近另外一张桌子，看见昂热拉在我对面找到了位置。她坐在那儿，吸着烟，告诉她身旁的守局人她下的赌注。我望着她的脸发呆，险些忘记了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想，我是在十三号那一天认识昂热拉的，在十三号那一天我的新生活开始，我决定，试试上帝。

　　我从一位坐着的夫人头上俯下身去，把两枚五十法郎的筹码放在十三点上。无论如何我想迅速了结。我又望着昂热拉，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相遇，就好像是旭日初升似的。目光停住了，就好像我们谁也不能再让眼睛盯住其它东西。我头发晕，抓紧一张椅子的扶手，美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众多声音汇成乱哄哄的噪音。

　　“先生……”

　　我吓一跳。

　　我站在他身旁的那位守局人转过了身。他用他的耙子敲打着放在十三点上的两枚筹码。

　　“这是您投的吗？”

　　“是。”

　　“十三点由我左边的先生投了一百法郎。”守局人说。另一位守局人坐在桌子中间，坐在支付赢钱的桶旁边。他推给我两堆筹码。我赢了三千五百法郎。

　　“这一百给员工。”我说。我试了你，上帝，你理解了。你说了“行”，现在让我看看，上帝，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你，现在让我看看，我想。然后我报出了我的新赌注。我在十三点上押了最高注一千五百法郎。现在让我看看，上帝。现在给我看看。球在滚。我不望过去。我闭着眼睛，直到听见侍者说：“十三点，单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第二次赢了。

　　在赌客们中间引起了不安。

　　这回他们把我赢的钱分三堆推给我。是五万二千五百法郎。

　　我给员工五百法郎，这回赌三个，两个同点、两个横向的小注和横向的最大注有十三到十五点，当然是十三点，统统是最高注。甚至在最普通的机会上，在花色、双数和竖数上我也放了筹码。其他的赌客也跟我一样试十三。

　　它第三次又中了。

　　那个矮个子意大利人，他根本没赌，表现得像发了疯似的。他向我挤来，在我的上衣上搓他的手背，好沾点我的幸运，德国的扫烟囱工就是这么做的。这一桌的负责人走向那位付钱的守局人，他们俩算来算去很长时间，然后守局人从桌子的翻转抽屉里取出很大的筹码，真正的大筹码，数给我看我每一注赢了多少，总共是多少。一共是二十三万五千五百法郎。我给了员工五千法郎，撤出了所有放在那里的注。我够了。我再也不能忍受筹码了。一位手拿一只小盒子的大厅侍者不得不帮助我。当我跟他走向账台时，我看到了昂热拉。她跟在另一位守局人身后走过来，他为她拎着一只小箱子。

　　“您也是下的十三点？”我问。

　　“对，”她容光焕发，“跟您一起！您没注意到吗？”

　　“没有。”

　　“我……”

　　“我……”

　　我们异口同声。

　　“请讲吧。”

　　“不，您讲，昂热拉。”

　　“咱们一起说，我有那么一种预感。”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放在十三点，因为咱们俩是在十三号相识的。”

　　说完昂热拉的目光有点闪烁。

　　“您当心，这会成为爱情的。”我说。

　　她不回答。在柜台前，一位守局人再一次当着她的面将赢的钱数给她，问要不要全换成现钱。

　　“是的，全换。”昂热拉说。

　　当她手拿满满的一捆捆钞票消失在那间有钢制保险箱的房间时，我的钱也付给我了。我也给了收银处那个人小费，请求他把钱包起来，因为钱非常多，我无法把它们塞进我的燕尾服袋子里。

　　昂热拉从那个保险间走回来。她笑着。

　　“您也一起去酒吧吧。我口渴。您请我喝一杯好吗？”

　　“非常乐意，夫人。”我说，“我只等这儿包扎好我的财产。”

　　那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汗流满面地跑过来，冲着昂热拉讲话，将一枚五千法郎的大筹码伸到她的鼻子底下。

　　“他想干什么？”昂热拉问。

　　“要您往上面吐痰，好给它带来幸运。”我说，“我也是。”

　　于是，我们俩象征性地冲那筹码吐痰，小个子意大利人不停地鞠躬。

　　“多谢，先生，多谢，夫人，多谢两位……”他跑回他的赌台，淌着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昂热拉说，“在意大利制造庞大的火车头。是先前我的一位警官朋友告诉我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从文提米加利亚到戛纳才需要这么长时间。”

　　那位出纳员仍然在忙着帮我包扎。

　　“我先走了。”昂热拉说。

　　我目送她穿过大厅走向大酒吧。我看到她的臀部轻扭，从闪亮的白衣服的开口里看到她背上晒黑的皮肤。我看着她的红头发。许多女人的走路姿势都很难看，尤其是从后面看她们。昂热拉看上去棒极了。她走路腰挺得很直，但是很放松，我也喜欢她的步姿。

　　我看到她在酒吧里走向一位老妇。她坐在一台收银机后面，所有的饮料都是在那儿订。那里有许多调酒师在忙乎。昂热拉跟那位老妇讲话，又一次越过吧台伸出手去。然后她迅速离开那里，在一张长桌子中央坐下来。

　　那位收银员终于帮我包扎好了。我急忙赶向昂热拉，坐到她身旁的凳子上，要了两杯香槟。当酒送来时，我说：“十三带给了我们运气！”

　　昂热拉举起杯子。“我在此将十三定为我们的幸运数字。”她说。

　　“同意。”我说。

　　“把十三号定为咱们的生日吧。咱们要庆祝它，每个月。”昂热拉说，注意到了我的脸部表情，“也许您至少下个月十三号还在这儿吧。”她迅速说，“一个月后会是怎样？您想过此事，对吗？”

　　“我想过，从现在开始，一个月后我的生命会是怎样，昂热拉。”我说。

　　“别这样，”她说，“请不要，罗伯特。咱们是这么开心。请您别这么讲。请您别这么想。”

　　“好了好了，”我说，“一切又正常了，昂热拉。”

　　“没有什么正常。”她说，突然伤心起来。

　　“让我们为每个人最希望的东西干杯。都别讲出来。只为它干杯——您觉得这样行吗？”我问。

　　“行，罗伯特，”昂热拉说，“您这么善良。”

　　“而您是这么漂亮，”我说，“让我如此迷恋，深深地迷恋。”

　　“别这样。不要这么说。咱们喝酒吧。”

　　“好。”我说。

　　我们喝酒。

　　昂热拉对那位矮而胖的首席调酒师说：“您也在吧台上喝一杯吧，保尔。”

　　“我为你们两位干杯。”保尔说。我已经说过，很少有调酒师不可爱的。保尔是最可爱的一个。“为您的幸福。为您的愿望都能实现。”

　　“保尔，”我说，“您最喜欢什么牌子的香槟？”

　　“孔泰产的泰亭格牌香槟。”保尔说。

　　“那么请您允许我送您一瓶。我们需要您的祝福。”

　　收银台旁的老太忽然哭出声来。保尔向她赶过去。

　　“这是这么回事？”我问昂热拉。

　　“哎，什么事也没有。”她说，“您来吧，咱们再去看看别人赌。”

　　“不，我想知道这老太为什么哭。保尔！”他走过来，一边怯怯地望着昂热拉。“保尔，你们的出纳怎么了？她怎么了？”

　　“请您别讲。”昂热拉说。

　　“请您讲出来，保尔。”我说。

　　“那我就走开。”昂热拉说。

　　“我马上就来。”我说。她果然走了。

　　“说吧，保尔！”

　　“先生，”那位调酒师讲得很低，好像除了我谁也不能听到似的，“罗朗夫人，我们的出纳，已经很老了。您认为她有多大年纪？”

　　我望向柜台，罗朗仍一直在哭，但是她含泪冲着我点了点头，破涕为笑。

　　“超过六十了吗？”

　　“她八十岁了。”

　　“不可能！”我说。

　　“我告诉您，先生，她仍一直在这儿工作。当我们下个月关门，‘棕榈海滩’开门时，我们全套人马都去多维尔，跟每年一样。罗朗夫人也一起去。她虽然八十高龄，但每天都在柜台后面一直坐到凌晨三点。赌场仍旧让她一直干下去。这家赌场的社会福利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她再干一年，她就能得到最高的退休金。她在戛纳这儿有一座房子。可那是一座非常寒碜的房子，我认识。比如说没有暖气。冬天我们这儿有时候还是很冷的。罗朗夫人可惜得挨冻。现在，黛尔菲娅夫人给了老太太钱。这一下可以装暖气了。那钱是给她装暖气的。您别将这事讲出去，先生，您不会讲吧？”

　　“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您也给罗朗夫人端一杯去。”

　　“她喜欢喝啤酒。”保尔说。

　　“那就啤酒吧。”我说。

　　我瞅瞅昂热拉。她在远远地观察我。现在，她生气地用一只鞋重重地一跺地板，转身走了。我马上向她赶过去。

　　“昂热拉……”

　　她把背转向我。

　　“我坚决要求过您别问保尔！”

　　“您太了不起了，昂热拉。”

　　“我没一点儿了不起，”她说，“您也不可爱，一点不可爱。我搞错了。”

　　“那咱们俩就都搞错了。”我说。她转过身来，莞尔一笑，当我们的目光彼此相遇再也不分开时，我感觉我的血流得更快了。

　　我抓起她的手，吻它。

　　“因为我赢了这么多……”昂热拉说，紧接着退回去。她的声音听起来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她望着地面。我也望着地面。基尔伍德正跪在昂热拉面前，烂醉如泥，把她的衣服往嘴里塞，同时口齿不清地说：“最了不起的女人，我的公主，让我吻您的衣角吧。只吻衣角……只吻一下……我是个酒鬼，一个罪犯……您美丽如画，我的公主……”

　　“请您滚开。”我说。

　　“高贵的先生，请您同情一条癞皮狗吧……”他将衣服的布料按在唇上。我给了他轻轻的一脚。他往后倒去。他眼睛流着泪，阴险地望着我。

　　“您滚吧，”我说，“马上滚。滚，滚，滚！不然有您好受的。”

　　他醉醺醺地站起来。

　　“多了不起的绅士啊，”他狞笑着说，“多么勇敢的骑士啊……”他摇摇摆摆地向一张赌台走去。

　　“他失去理智了。”昂热拉扫兴地说。

　　“您来吧，”我说，“我要看看听听，这家伙现在又要干什么。”

　　我们跟在基尔伍德身后，我手里捧着我的一包钱。

13

　　基尔伍德这时已经走到了托威尔身后，抚摸他的肩。我听到他讲：“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国王陛下。噢，伟大的君主啊，您真是人类的朋友。如此高尚，如此谦虚。有您做朋友，我是多么幸运啊。”

　　“您快滚开吧。”托威尔抱怨道。

　　基尔伍德已经继续趑趄向特拉博了，他就在附近，站在坐着的赌客身后。现在他跟特拉博讲道：“您也是一位绅士，一位雅人，我的最好的朋友……”他想吻特拉博的脸。特拉博把他推开了。基尔伍德脚步踉跄，来到邻桌的比安卡·法比安身边。他抱住她，吻她的脖子。她发出一声惊叫。基尔伍德抓向她的胸，话音清晰得令人吃惊：“最最漂亮的美人儿啊，我崇拜的人儿，人类之子的奇迹。能自称是您的朋友，我是多么幸福啊！”

　　“请您快快滚开！”比安卡努气冲冲地叫道。然后，她声音更大了，呼喊她丈夫。他正坐在第三张赌台上赌，连忙赶过来。加柯摩·法比安抓住基尔伍德的燕尾服的领子，赌客中引起了骚乱。

　　“这家伙干什么？”

　　“噢，别这样，别这样，我的主宰。”基尔伍德的声音满含讥讽，他的眼睛闪动着邪恶，他的微笑卑鄙下流，“我啥也不做。我尊敬这位尊贵的人儿，您总不会因此生我的气吧？您也是个尊贵的人。你们全都是高贵的人。人中之凤……”他得体地住口了，随即又恶意地讲下去，“全是可敬的人。”阿塔纳西奥夫妇和梅丽娜·泰奈多斯走过来。“你们，还有你们，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全是了不起的人。”他抚摸泰奈多斯的脸，在梅丽娜面前鞠躬鞠得那么深，险些跌倒。“噢，诸位，可以逗留在你们中间，我是多么幸运啊。”他突然走上前，吻梅丽娜的嘴。“我必须这么做！噢，出色的女人，我们这个集体中最杰出的女人！”这一下在他旁边的那张赌台几乎完全停止了赌博，变安静了。我看到几个男人赶过来，他们肯定是警官。基尔伍德似乎浑然不觉。他突然放声大哭。“你们大家全都这么了不起，这么惹人尊敬，这么没有一丝瑕疵。而我，我是个傻瓜，一个老笨蛋，一头醉猪……”我感觉昂热拉抓紧了我的手。“我是个罪犯！”

　　“您快安静下来吧，您这个傻瓜。”泰奈多斯低声威胁地说。

　　“安静？在这个养得肥肥胖胖、额头光亮、夜里睡得安稳的男人圈子里，我怎么能安静得下来？我是最肮脏最卑鄙最龌龊的。我……”他停下来喘气，突然像是清醒地叫道，“凶手！”

　　客人们从赌台旁站起来。这一下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全都盯着约翰·基尔伍德。他眼睛下的眼圈是乌黑的，从眼中流出了眼泪。那鼓突的脸呈现出一种紫色调。他一直在摇摇晃晃，可他仍坚持站着。他的话，法语，在大厅里回响：“凶手！对，凶手！”现在他十分阴险地说，“不光是我！还有我最珍贵的公主，我的了不起的阁下们，我们的整个令人尊敬的社会圈子！我们全都是凶手！”

　　我看到，这回特拉博和泽贝格也急步赶向他。警官们已经逮住他了。他推开众人。他盯着我。他嚷道：“您看到的这些高贵的人和我这个老傻瓜醉鬼，卢卡斯先生——我们是凶手，我们大家，是的，凶手！”

　　“老天，他怎么了？”昂热拉深为惊骇地说。

　　“这我倒很想知道。”我说。我看到，现在，他这个社交圈子的所有男人都站在他周围，只有若塞·萨冈塔纳例外。他坐在一旁的一张深靠背椅上，吸着烟，观看着，一动不动。

　　其他人七嘴八舌。

　　“请您现在住嘴，约翰！”

　　“酗酒的笨蛋！”

　　“没理由激动，我的先生们，这个人只是喝醉了。”

　　“是的，我是喝醉了，没错！正如我们大家是凶手一样正确。我们大家，大家，大家！”基尔伍德喊道。

　　我突然惊呆了，虽然这厅里很热，我感到发凉。我看到和听到伊尔德·赫尔曼，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幽灵似的家里，挂满首饰，疯了。疯了？她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来！请您别这样！您一清二楚，所有的人一起杀死了他……”

　　伊尔德·赫尔曼有多疯？约翰·基尔伍德有多醉？

　　我从包围着他、拉扯着他的男人们的圈子挤过去。

　　“等等，基尔伍德先生。您听……”

　　泰东多斯野蛮地将我推到一边。

　　“走开，你这家伙！”

　　我跌进一位警官怀里。

　　“请别闹出丑闻来，先生。”他低声说，“这位醉酒的先生得离开这儿，尽快。”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架起基尔伍德的胳膊。

　　“来，来，来，您走吧，约翰！”

　　“您醉了！”

　　“那又如何？我讲实话！一切都开始于那位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男人们将基尔伍德又拉又扯，这下他终于失去平衡了。泪流过他的脸，滴落在地毯上。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迅速地拖着基尔伍德穿过大厅，经过那些惊呆的赌客和愕然的守局人身旁。监视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幕，它是不是被录下来了？我想，我能不能得到那录相？”

　　警官们在基尔伍德周围手拉手围成了一圈。

　　守局人们回到了赌台旁。又响起了他们的喊声。

　　“下大注，夫人和先生！”

　　“下大注！”

　　现在，那群人已经消失在大厅门口了。那位发疯的造火车头的小个子意大利人，从我身旁穿过去，冲我喊了句什么。

　　“他说什么？”昂热拉问。

　　“现在他无论如何得下二十三。”

　　“为什么？”

　　“因为流眼泪了。流眼泪时就得投二十三。”

　　我问昂热拉：“这一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全是凶手？’”

　　“人就是怪。”昂热拉说。我看到，不远处，特拉博在跟一位警官讲话：“也许真有一大罪孽在折磨着这位基尔伍德。它以这种骇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区的肉铺师傅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您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一边挥斧砍碎他杀死的动物；一边唱宗教歌曲。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了。他割下一头羊的头，嘴里却唱着‘祝福这头小羊吧’。真是无奇不有。”

　　“博卡是什么，昂热拉？”

　　“戛纳的一个城区，在老码头附近。在西边。”

　　“那儿生活着阿尔及利亚人吗？”

　　“没错。那是一个社会福利房区，您知道。邮局的小职员，退休人员，阿尔及利亚人。”

　　“基尔伍德说，一切都是从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开始的。”

　　那个意大利人突然又嚷又舞，他的举止前所未有的疯狂。他投了二十三，因为流眼泪时应当投二十三。在他那个台子上二十三赢了。

三

14

　　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裸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15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16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17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18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

　　“另外，基尔伍德昨晚又酩酊大醉了。”

　　“对，在赌场……”我开口道，克斯勒点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有一位警官跟我是朋友。这真是令人恶心。是谁把基尔伍德送回家的？”

　　“法比安和泰奈多斯。”阿根廷人说，“可是，您要是相信基尔伍德只有晚上才出丑，那您就错了。在玛丽娅和我正准备去特拉博家之前，他来到这里，那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非要跟我讲话不可。说他跟我最熟。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什么？”我问。

　　“那罪过，那压迫着他的可怕的罪过。”

　　“什么罪过？”

　　“赫尔曼之死的罪过。”若塞·萨冈塔纳说。说完他背诵了那首犀牛诗。

19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我想这样。我痛恨麻烦。”他转向克斯勒，“我告诉您我的猜测，您核查后证明了是正确的。我也告诉过您，基尔伍德是个严重的酒鬼。他最近几天的表现已经不能再说是喝酒，甚至不能再说是酗酒了。您昨天经历过了。”萨冈塔纳对我讲。我点头。“如果您擦一根火柴放到基尔伍德的嘴边，他就会爆炸。”萨冈塔纳摩挲着他的下巴，“逃上树不容易。”他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会慢慢地引发一场丑闻。我不仅跟基尔伍德是朋友，跟他也有共同的生意。现在还有。事实反正会暴露出来的。基尔伍德陷进了一种疯狂的招供狂状态。昨天下午，当他来找我时，他就想招供了。他先是想去警察局。我阻止了他这么做。”

　　“为什么？”

　　“我对您讲过，我很想爬上一棵树，如果那只犀牛，那只最严重的，我们讲法律、正义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到了想吃我的地步，我想，就把我从基尔伍德那儿获悉的东西告诉你们。我不想直接跟警方联系。这对于……对于一个人……”他真正难为情起来，第一次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如果像我这种地位的人陷进了这种事，那他就需要朋友，中间人，让他躲在背后。我必须呆在背后，只要能行的话。你们去跟法国警方讨论怎么办好。你们直接说，是我叫你们来的。这位拉克洛斯先生的上司们肯定会理解。我的工厂眼下正跟法国合作一笔很大的生意。法国想在阿根廷投资。还要我讲下去吗？”

　　克斯勒和我摇摇头。我想，原来这种事在这个圈子里是这么处理的。克斯勒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了，他毫不惊讶。

　　“还有呢？”我问。

　　“还有，基尔伍德喝醉了，来到这里嚎哭。我把他弄到这间房子里。他想招供，一定要招供！他想到了一些好事：一场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这我可没想到。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连您的部里都不会，克斯勒先生。”

　　他单调地摇摇头。他穿着米色的喇叭裤和凉鞋。

　　“基尔伍德怎么讲？”我问。

　　萨冈塔纳按了按他的办公桌一侧的一个按钮。一只装有录音机的抽屉弹了出来。萨冈塔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堆纸——原始的和一份多页手稿的打印副本。他把它们递给我们。

　　“为了先安慰住他，我对基尔伍德讲，让他对著录音机讲话。然后，我亲手打出他讲的内容——请您原谅打印错误，但我可不能将它交给一位女秘书。在我答应了他把两份都转交警方后，他在原件和打印件上签了名。”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找警方？”我问。

　　“要那么做他又太胆小了。他想坦白，然后自杀。”萨冈塔纳说，“我告诉您，这个人快要疯了。无论如何他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讲了，您可以跟着读。”萨冈塔纳将录音机摁到“重播”上。

20

　　“这是约翰·基尔伍德在……在讲话。我所说的，是……是……是一份把供。我起誓，是我……若塞·萨冈塔纳……废话……逼得赫伯特·赫尔曼自杀的……”

　　磁带转动。响起了基尔伍德醉醺醺的声音。我们跟着他的话，克斯勒和我。外面，在窗外，公园里百花争妍，色彩纷呈，太阳从深蓝色的天空照耀到深蓝色的海面上。

　　“我多年来跟赫尔曼……一……一起……喏！……合作，好了……他是一位银行家……我们在德国开有科德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好几年，我们所有的舞弊……”接下来是详细叙述克斯勒在杜塞尔多夫就已经汇报过的金融交易。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打印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终于：“……后来发生了英镑的事……我把钱转到了赫尔曼的银行，委托他，以英镑放贷……全部加起来高达……高达……达……”

　　含糊不清的话。

　　萨冈塔纳的声音，很严厉：“您振作起来，约翰！”

　　基尔伍德的声音，更清楚了：“……高达五亿德国马克……我有个周密的计划……如果没有赫尔曼的疯狂行为，也会成功的……这一下一切全泡汤了，当然……赫尔曼来到这里，要求我补偿他……他在这件事上损失了四千万马克……他咎由自取！”

　　“我全都猜着向您讲过了。”萨冈塔纳迅速对克斯勒说。他只是点点头。

　　“他要求弥补……弥补他得承担的百分之八的损失……我帮不了他……钱周转不开……暂时全套住了……不，这不是真的！……我……这不是真的……”抽泣，好几分钟。带子转动。阳光洒照。外面的花园里鸟儿在啁啾。“这是个谎言！事实是我想毁了赫尔曼！要他去死！我想要他的银行！不错，我要它！因此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他说，那他就得杀死自己……自杀……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建议他来个炸船……好让一切看上去像一场事故，他保得一身清白……他说，他是当真的……我说，说，说……说，我也是当真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当真的。希望得有道理。赫尔曼杀死自己——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杀死自己的话，但是……那许多的无辜者……这令我发疯！”这下那声音喊道，“这令我失去理智！那些无辜者！我本来能够帮助他！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我们的小集团！我们有足够的钱！他……他……我不懂，他是不是也向其他人求助过……萨冈塔纳，没向他……我相信……您别生气，若塞，我不相信您……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会抓住每一根稻草！无庸置疑……可没人帮过他……因此实际上不仅我是他的凶手……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凶手……我们大家……可我，我确实因为他而良心不安。这……这是我的招供。今天是星期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现在是十八点五十二分。我叫约翰·基尔伍德。我发誓，我所讲的……是事实……纯粹的……事实……我当着上帝起誓……”声音沉默了。磁带无声地转动。

　　我读着打印纸上最后的句子：“我向上帝起誓。”那下面还有基尔伍德的签名，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萨冈塔纳关掉录音机。

　　“这应该马上送给警方。”克斯勒说。

　　“因此我将它交给您。”萨冈塔纳倒带，把磁带交给克斯勒。“请拿去吧。拉克洛斯的上司们会知道该干什么和如何干。我相信，我上树了。”

　　“昨天在赌场里他嚷个不停，说你们全是凶手。”我慢条斯理地说。

　　“这下，他在磁带上也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两样。”我固执地说。

　　“您这么觉得？”萨冈塔纳傲慢地望着我。

　　“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说，“当他们问我时，我也会这么讲。不，如果他们不问我，我也会讲！一定会讲。在被拖走之前，基尔伍德还喊了一些有关博卡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一切都是由他开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真不清楚？”克斯勒问。

　　萨冈塔纳耸耸肩。

　　“基尔伍德对我讲，他还讥讽地建议过赫尔曼，让他去雇一名美国专家，请他准备游艇，因为他自己没这本事。十分钟后他又说，他建议过他，从巴黎的黑社会请个人来。昨天又成了个来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我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哎呀，我想，当时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当他对着磁带讲时，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我问。

　　“我想是清楚的。”萨冈塔纳冷冷地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先生？”

　　“只是问问而已。”

　　“您问得怪，卢卡斯先生。”

　　我忍无可忍。

　　“您讲了奇怪的故事，萨冈塔纳先生。”

　　“您是讲您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我说，“我不明白我是不是该相信基尔伍德。”

　　“但是我知道。”克斯勒说，“现在，尽快把它送给拉克洛斯和鲁瑟尔吧。该死的丑闻！这反正会被掩盖掉的，您不用担忧，萨冈塔纳先生。您上到您的树上了。走吧，卢卡斯，咱们走，您有车吗？”

　　“没有。”

　　“那您叫辆出租车吧。一刻钟后咱们在拉克洛斯处相会。咱们每人拿一份这次招供的复印件。磁带您拿着，卢卡斯。萨冈塔纳先生，在此事澄清之前，请您别离开欧洲。”

　　“肯定不，”那位阿根廷人说，“我呆在我的树上。”

21

　　这一天天气变得非常热。

　　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都开着。那些早晨在海滩上玩球的老头子们不见了，渔夫们也不见了。他们的船停泊在那儿，网晒干了，白得像石灰。

　　当鲁瑟尔和拉克洛斯跟巴黎通电话时，克斯勒和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要求司法部派代表来，派有全权的经济部代表来，通知美国大使馆。

　　我从电话中听出来，他们碰到了坚韧的扯皮和很大的抵抗。鲁瑟尔发怒了，他威胁将自行行动，把事情闹大，显然是要尽力阻止这样。

　　克斯勒对我讲：“这情形有趣吧？”

　　“您相信在我们国家会两样吗？”我问。

　　他不回答，随意地摁响手指。警官们进进出出。

　　拉克洛斯跟他们谈。他现在精力旺盛多了，不再那么伤感。警官们似乎在监视基尔伍德的住房。它地处莫金斯，一个小地方，相距约八公里。据警官讲，基尔伍德酣睡得像头死猪。女管家说，基尔伍德天快亮时还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别墅受到监视，警官们说。基尔伍德若想离开它，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他想逃跑，随时都可以阻止他——传讯他到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来。传讯单拉克洛斯已经预先填好了。这他还能做到，但尽管如此：“我希望那家伙睡觉，直到我们得到来自巴黎的援助。”这位“行政上司”的矮个子代表说。

　　“要到什么时候？”

　　“今晚之前来不了。”拉克洛斯说，“为什么？”

　　我又讲了我跟特拉博夫妇的约会。

　　“您放心地走吧。您回来后，就向‘庄严’酒店打听有没有给您的留言。如果没有，我们就仍然没到那种地步。”

　　“行。”我说，“小孩怎么样了？”

　　“不好，”拉克洛斯说，“可惜不好。医生说，麻疹在头几天总是最严重的。可怜的孩子。”

22

　　“有三种人，跟他们打交道有好处。”克劳德·特拉博说，“那些内心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我们相挨着坐在“沙利马”游艇船尾的长椅上，喝着杜松子酒加奎宁。在我们身后，一面法国国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我们的背后吊着那艘小船，还有抛锚用的两只铰盘。

　　昂热拉和帕斯卡勒站在前面船头上。她们在因为什么发笑，头扎头巾抵御行驶引起的大风。帕斯卡勒身材非常苗条，仍然透露出她曾当过模特儿。她穿一件细小的绿色比基尼。昂热拉穿着一身游泳衣，是由非常薄的肉色薄纱做成的，乳房上方、肚子上、背下面缝有白色的花边。花边上是白色的布花。看上去就好像她皮肤上只有这些花。

　　“因此，”克劳德·特拉博说，“我们非常喜欢跟昂热拉交往。我们跟她交朋友。她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正直，内心坚强。您爱上昂热拉，我很能理解，卢卡斯先生。”

　　两位女人保持着平衡，沿着船舱和船帮之间的狭窄过道向我们走来。我穿一件黑白图案的游泳裤，是昂热拉为我买的，特拉博穿着一条蓝的。他们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只有我身上非常白，我感到有点羞愧。上船之前，我们全都把鞋脱去了。昂热拉向我解释，说这是神圣的习俗。船尾的长椅前有一张固定得牢牢的桌子和三张躺椅。

　　“我们嫌热。”帕斯卡勒说，“我们也想喝点东西。”

　　“皮埃尔！”特拉博喊道。他必须喊，因为风从他嘴边吹走了话，船的螺旋桨制造着噪音，法国国旗在迎风沙沙响。

　　那位光脚的船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原来站在只比他年纪稍大一点的船长身旁。船长在我们前下方，坐在游艇船长室里的驾驶台旁，坐在他的设备和那只大轮子前的一张高椅上。小伙子走上三级台阶。

　　“你们要什么？”特拉博问女人们。

　　“你们喝的是什么？杜松子酒加奎宁？也来杜松子酒加奎宁。”帕斯卡勒说，“行吗，昂热拉？”

　　“行。”

　　“请再来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皮埃尔。”特拉博说。

　　“马上就来，先生。”皮埃尔走开了。跟船长马克斯一样，他也是一身白皙。女人们坐进甲板藤椅里。我们都涂了厚厚的防晒油。我身上是昂热拉帮我涂的，好让我不被晒伤。为了让我们不在椅子软垫或藤椅的布垫上留下痕迹，到处都铺着大浴巾。昂热拉也给我买了一顶白帽子。

　　纳芙塔利，那只克尔特猎狗和“以色列的儿子”，晃过来，在帕斯卡勒的腿上磨蹭。然后它舒服地躺在她那脚指甲涂成红色的脚上。

　　“你们谈什么了？”帕斯卡勒问。

　　“谈昂热拉。”她丈夫说。

　　“谈昂热拉什么？”

　　“我们为什么爱她。”她丈夫说。他吻昂热拉的手。

　　“哎呀，别这样。”这位说。她注意到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便向我嫣然一笑，她的眼睛放射出金色的火花。她的头巾是白布做的。

　　皮埃尔端着两杯饮料上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喝，马克斯让游艇拐了一个大弯，加速顶风行驶。风扯着我们的帽子，水花溅到了我们头顶。太阳、大海，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宁静感和幸福感，一种我还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前面就到尼斯了。”克劳德·特拉博说。

　　离开拉克洛斯的办公室后，我坐车去了“庄严”酒店，拟了一份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译成了密码。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封电报很长。我请求指示，万一丑闻受到掩盖和不对基尔伍德采取任何行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去了康托码头。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一道栈桥通向码头。我想踩上去。

　　“脱掉鞋！”昂热拉喊道。

　　于是我脱去鞋，登上甲板，纳芙塔利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当我们起航驶出码头时，特拉博领我参观船。它有两台总发动机，每台二百八十三马力，一台柴油发动机供应船上用电。船身长十八米，宽五米，重四十五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八十海里。从甲板上有一个台阶通下上层船舱的前部。在一块巨大的玻璃板后面，右侧是船长的位置，左侧是雷达设备。两台设备中间有一个台阶通下客厅。全是用红木和漆成蓝色的家具布置的，有许多擦得锃亮的金属器件。再下去几级有两间客舱。里面的床是叠起来的。每间舱室都有一个卫生间。我在其中一间里更衣。昂热拉选了另外一间。船舱对面是厨房，备有电磁灶。最前面是两个小伙子、船工和二副的舱室。船的另一头，甲板上有个可以坐着休息的角落。甲板下是一间大船舱，舱里有双人床、书橱、壁橱和船上的电话。长途旅行时，特拉博夫妇就睡在这里。船上散发出帆布和沥青的味道。特拉博对他的船非常骄傲。换成我也会的……

　　“前面就到尼斯。”克劳德·特拉博这时说。游艇几乎画了一个圆圈，冲上尼斯的海滩。就在我的脚前，我看到一个四角形的箱子。特拉博向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救生器。如果将它抛进水里，它就膨胀成一艘橡皮艇，里面能容纳十二个人。那只船里储备有食物、水、闪光弹手枪、呼救器和能把水染得发亮的颜色，好让人从空中看到这个救生器。在通向船长室的门左侧挂着一只白色救生圈，上面写着白色字母：沙利马。游艇的船舱板是白色的。从船尾有一道梯子通到船长室的甲板上去。可以裸身躺在那上面。

　　尼斯的海滩近在眼前了。我看到其它游艇，水边人很多。我看到我所见过的最难看的居住机器——摩天大楼的怪物，地基很宽，越往上越狭窄，灰不溜丢，没有人性，但还是住着数千人。我既无法数楼层也无法数窗户。它整体看上去像是巴比伦古塔的复制品。

　　“您觉得它怎么样？”特拉博问。

　　我说了实话。

　　帕斯卡勒笑。

　　“您为什么笑？”

　　“因为克劳德有大笔钱花在这两样东西里。”她说。

　　“我也觉得它难看。”特拉博说，“我得想办法有所赢利地卖掉它们。这不难。整个沿海都在大兴土木。如果您想投资您的钱的话，那您就在这儿搞建筑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投资了。”

　　“我……”刚开口我就听到昂热拉笑了。

　　“对不起，”特拉博说，“我老是忍不住想到生意。”

　　“哎呀，罗伯特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昂热拉说，“你们知道的，他昨天赢了多少。”

　　你不知道，我用它做了什么，我放在船舱里的皮包里放着什么，我想。

　　特拉博说：“另外，我得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昨晚我没向您讲实情。我确实是向您撒了谎。”

　　“撒谎？什么时候？”

　　“当我向您讲，我也有理由杀赫尔曼，因为我跟他做非法的外汇交易时。”

　　“您没有吗？”

　　“没有，”特拉博说，“我也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我常向赫尔曼银行贷款，是的，眼下也是。仅此而已。”

　　“我不理解。”我说，“那您为什么要自我谴责？”

　　“那是一个测验。”特拉博说，“您瞧，赫尔曼和我真正是好朋友。他的死让我很难过。我也想查出谁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因此，我当着我的客人们的面谴责自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会有何反应。可是没有人反驳。他们的反应很奇怪，您不觉得吗？”

　　“对，”我说，“非常奇怪。尤其是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他肯定知道真情，知道您的自我谴责是不公正的，可是他也一句不反驳。这我觉得是最奇怪的。”

　　“泽贝格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他也许是不想当着其他人的面讲我撒谎。或者他也觉得奇怪，他附和我是因为希望弄清我的意图何在。他可以有许多的理由。但您别忘了——当不幸发生时，泽贝格还在智利。他因此几乎不可能干掉了他的上司。不管怎样，您必须知道，我真的没有干掉赫尔曼——从来没有。我艰难诚实地挣我的钱，我这个傻瓜。”

　　“您还记得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们的情况吗？”帕斯卡勒问。

　　“记得。”

　　“那就好。你们也互称克劳德和罗伯特吧。咱们大家都以‘你’相称！”帕斯卡勒说，“谁有异议，请举手。”

　　没人举手。

　　“你好，罗伯特。”克劳德·特拉博说。他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船长帽。

　　“这样好。你们饿吗？”帕斯卡勒问。

　　“饿极了。”我说。

　　“那大妈我就去煮饭了。”她说，“昂热拉要让你看看莱宁群岛，如果不能看圣马格丽特，那至少要看看圣火奴拉特。圣火奴拉特要更有趣、更漂亮得多。”

　　“也小得多。”她丈夫说。

　　“咱们将停在那里吃饭。”帕斯卡勒说，“有酿肉辣椒，我今天早上预先煮好了，只需热一下。你起来吧，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她用脚趾温柔地轻挠猎狗。帕斯卡勒以姑娘般的动作走下了船长室的台阶。

　　“我来看你做。”克劳德说。

　　“这就对了，”帕斯卡勒转过头来说，“让这对年轻的幸运儿单独果会儿吧。我们让人给你们送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开胃，行不？”

　　“行，帕斯卡勒。”我说。

　　昂热拉滑到我身旁的椅子上。

　　我用一只胳膊箍着她。船现在又冲向宽阔的海上。

　　“他们俩是不是了不起？”昂热拉问。

　　“对，了不起。”

　　“你快活，罗伯特？”

　　“对，很快活。”我说，将她搂紧。

　　“这真好。”昂热拉说，“这太好了。我要你终于高兴起来。”

　　“你，”我说，感觉到我唇上的咸咸的海水，“这你很容易做到。你已经做到了。”

　　“我还会做到很多。”昂热拉说。

　　一只大游艇迎面而来，水波激在“沙利马”上，它开始有点左右摇晃和颠簸起来，我将昂热拉紧紧地抱在怀里。

四

23

　　我手抓缆绳，皮埃尔抓着另一头，当他将小艇弄到离登岸点足够近时，他跳向前，将船拉靠岸，帮着昂热拉和我下船。他说，他和小艇都留在这儿，他游会儿泳，我们不用急。

　　“沙利马”停在远处的海面上。帕斯卡勒裸体躺在上面的太阳甲板上，别人看不到她，克劳德躺在下面的大船舱里。他们俩都在睡午觉。大气炎热，但这里有风，还能忍受。

　　昂热拉穿一身鹅黄色的套装和相配的鞋。她拉起我的手，我们从停泊点向一座雄伟而破败的门走去。这个圣火奴拉特岛至多一千五百米长，也许有五百米宽，长有许多阿莱波松树、桉树、玫瑰、含羞草、春白菊和唐菖蒲。

　　“我很喜欢来这儿。我来后就爬到这里城堡的塔上去。”昂热拉说，“我在这里画过许多画。你知道吗？曾几何时，这个岛占有戛纳数百年，而不是戛纳占有这座岛。事实上，戛纳是这岛上的人修建的——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

　　我们经过大门，来到一条长满桉树的长长的林阴路上。门上镌刻着“修道院”的字样。

　　“这些岛叫做莱宁群岛，因为在那个较大的岛上曾经有一座庙，供奉的是莱洛。”

　　“莱洛是谁？”我问。

　　“一位希腊神，类似赫尔库勒斯神。”昂热拉说，“我相信，这座寺庙建于公元后四百年左右——那前面你已经看得到了——是神圣的火奴拉特修建的。”我们仍然是手拉着手走，相互讲德语。单独在一起时，我们总是讲德语，若有别人在场，就讲法语。

　　我的左脚疼起来，但我不在乎。只要昂热拉拉着我的手，走在我身旁，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我们来到大路尽头，站在寺庙大门口。我看到，有一部分修得不怎么好，只有一座十字形回廊似乎还保持着原先的美。我在荒芜的园子里看到各种石头纪念碑的残骸和一根罗马的半月形柱子。两名僧人身穿白袈裟，一位又矮又胖，另一位高大瘦削，他们正在打羽毛球。他们笑着来回奔跑，将那只轻球在空中打来打去。胖的那位汗水淋淋，大气直喘。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时，他们马上跑过来，礼貌地问候我们。昂热拉跟他们握手，介绍我，我也跟他们握手。重新见到昂热拉，两名僧侣非常高兴。

　　“夫人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那位胖僧人说，“因为有她，杏树会每周开花。”

　　“什么杏树？”我问。

　　瘦的说：“根据传说，神圣的火奴拉特有个妹妹，神圣的玛格丽特。当时，她跟一群信基督的妇女定居在那边的岛上，圣玛格丽特岛。她非常爱她的哥哥。但神圣的火奴拉特不允许任何女人涉足他的岛上。他自己每年只拜访他的妹妹一次。他说，只有当杏树开花时，他才去看她。妹妹深爱她的哥哥，就祈祷奇迹，请万能的上帝让杏树每个月开放，这样神圣的火奴拉特就能每月来访——遵守他的誓言。可如果他认识了夫人……”

　　“那他就绝对成不了圣人。”我说，“先生们，你们的谈话非常动听，是说给虔诚男人听的。”两人笑了。胖的那位讲：“请稍等一下。”他跑开了，消失在庙里，看上去好像一只白色的球滚过红色的沙路。“您一定想领先生参观那座城堡，黛尔菲娅夫人，对不对？”瘦僧人说。

　　昂热拉点头。

　　“那我就不请二位进庙了。另外，在这数百年里它也相当没落了。到如今，这里只生活着四名僧人。小岛涨价了。先后有各种人买下过它——那位女演员桑瓦尔，《费加罗的婚礼》里演鲍玛夏女爵的一号女演员，然后是弗莱尤斯的主教，然后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最后是西妥教团的僧侣们。”

　　那位矮胖的僧人回来了。他抱着一只绿瓶子。“送给夫人和先生。”他说。那是一瓶“莱丽娜”甜酒，是僧侣们自己酿的。“夫人为这个岛、寺庙和城堡画过一些画，送给了我们。我们将它们挂在寺院里最漂亮的地方。”那个矮胖子说，“在我们这儿，夫人想要多少‘莱丽娜’就能得到多少。”

　　“谢谢。”昂热拉说，“咱们四个人现在都喝一口……可我们怎么才能打开瓶塞？”

　　“这我也想到了。”胖子说，从他的僧袍里取出一把带开瓶器的刀子。他打开瓶子，我们轮流喝。昂热拉先喝，我第二个喝。甜酒酸甜，爽口。那位瘦的举起瓶子说：“我祝你们俩能找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和安宁。”

　　“谢谢。”我取出一张钞票，“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给寺庙捐献一点……”

　　“您可以。”那位胖子愉快地说，“您可以，先生。我们不富有。我们谢谢您。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再次相互握手，然后我跟昂热拉往前走。左脚疼得厉害。我停下来，转过身。两位僧人笑着招手。我往回招手。我一只手里举着瓶子。

　　“这就是那座城堡。”昂热拉说。它紧挨着寺庙。“当看到可疑的船只驶近时，僧侣们总是躲进城堡去。它建于公元一一○○年左右——为了防备海盗的袭击。你看，城堡根本不是一座宫殿，而是一座堡垒。”

　　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尽量不露声色，以免引起昂热拉不安。

　　塔的地下室坍塌了，四角形，有一个内院。围墙修在蓝色大海和松树之间的平坦岩石上，被太阳镀成了金色，闪闪发亮。在距地面约四米处有一扇门。有台阶通向它。

　　“从前没这台阶。”昂热拉走在我身旁说，“从前僧侣们有一架梯子。一旦海盗的船帆出现，他们就在身后把梯子拉上去。他们还迅速点燃一个火堆报警，通知谢瓦利埃山上的瞭望塔。”我们穿过门，走进一间十分破败的小教堂。“女演员桑瓦尔曾在这里举行过她的沙龙。”昂热拉说。

　　我从一扇窗户望进内院。那里有一个罗马式蓄水池。长廊高达两米，那也许曾经是十字形回廊。小教堂后面是个大厅，确实大得很。“岛上的所有人都经常逃来这里，”昂热拉说，“因此要大得足以藏身。我听说，僧侣们睡在这上面。”

　　一道宽宽的回旋楼梯通向二楼。僧侣的小房间空空的，发了霉。我们穿过从前的图书室。我气短，我的脚沉重如铅。我有点气喘吁吁。

　　“我走得太快，你跟不上，罗伯特？”

　　“不是。”我说。

　　我们上到三层和四层。

　　昂热拉说，三楼住着住持，四楼住着手下人员和看守的士兵。我们上到镀锌的屋顶上。

　　“所有的建筑风格混在了一起。”昂热拉说，“数百年里，这座城堡一直扩建不停。”

　　现在，高高地站在岛屿和大海的上方，站在火辣辣的太阳里。

　　“我常来这儿。”昂热拉说。我靠在栏杆上，借以减轻左脚的负担。“你看，罗伯特，那边就是戛纳。”她用手指。那是那座临海的城市，那是豪华住宅区所在的山坡。“我住在那上面，在那一排高高的棕榈树后。”昂热拉说，“我爱这个地方。我绝对不愿意住到其它地方去。我熟悉戛纳的阴暗面。尽管如此，我要永远呆在这里。”

　　“这我也想。”我说。太阳在数千房屋的窗玻璃上闪耀。今天，近岸处能看到许多白帆，也许是有一场划船比赛吧。脚疼得那么厉害，我迅速偷偷地吞下几粒药片。昂热拉马上就注意到了。

　　“你怎么了？”

　　“你知道的，饭后服药。”

　　“这不对。”她说，“你疼，罗伯特。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请你告诉我，罗伯特，请你告诉我。”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说。但紧接着我不得不坐下来，我疼得再也受不了啦。

　　“罗伯特！”昂热拉在我身旁跪下来。

　　“那好吧，”我说，“我疼。没啥严重。医生说是吸烟引起的。”

　　“心脏疼吗？”

　　“不。脚，左脚。”

　　“你脱掉鞋。”

　　“我不愿意。真的，昂热拉，一会儿就过去了。我……”

　　她从我的脚上脱下凉鞋，仔细打量它。然后，她开始以凉爽干燥的双手按摩脚趾和整个脚，把它抱在她的膝上。我背倚城垛坐着，她跪在我面前，拿捏和抚摸我的脚。

　　“别，”我说，“别惊慌，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这我已经有过好几回了。医生说，一点也不危险。”我又撒谎了，向我爱的这个女人撒谎。

　　昂热拉说：“你去找个专家，罗伯特，去找我们这儿最好的。你答应我吗？”

　　“行。”

　　“你得起誓。”

　　“我起誓。”以后我还会想到这个誓的。

　　“现在我们找到了对方，你可不能出什么事。我的天，那就太可怕了，太恐怖了……”

　　“我不会有什么事。”我说。太阳燃烧着。我听到两个僧侣在远处笑。

　　“如果必须疼，必须生病，那我宁愿自己承受，不让你承受。”

　　“昂热拉，”我说，“你胡说。”

　　她举起我的脚，顶在她的胸前，继续按摩。我突然感觉到，疼痛渐渐地消退了。

　　“已经过去了，”我说，“总是很快就过去。”

　　昂热拉用她的胸顶着我的脚，继续用她清凉的手指抚摸它。真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又好了，对不对？”

　　我点点头，站起来。

　　高高地俯临着大海和岛屿，在浩渺的天空下，在一座古老的守卫塔的屋顶上，我们拥抱、热吻，好像这个吻永无尽头似的。我也许会忘记我一生中遭遇的一切，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吻。直到死亡的那一秒钟，我绝不会忘记这个吻，这个在圣火奴拉特城堡顶上的午前炽热中给予和接受的吻。这是莱宁群岛两个岛屿中较小的那个。

　　我们的唇终于分开了。

　　“永远。”我说。

　　“对。”昂热拉严肃地说。

　　“为了我们的一生。”我说。

　　昂热拉弯身抱起那只绿瓶子，打开瓶塞，让我喝，自己也喝。然后，她将剩余的瓶中物浇在滚烫的屋顶上，扔下瓶子。

　　“献给地下的神灵们，”她说，“你知道。”

　　“对，”我说，“我知道。”我想，当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幸福时，他不需要什么就能接近神灵。我想起圣火奴拉特的开花的杏树，说：“杏树应该每天每夜为我们绽放。”

　　“每个小时，每分钟，永远，罗伯特，只要我们活着。”

　　我在一个城垛上瞥见了一只蜥蜴。它端坐不动，圆眼睛盯着我们。

24

　　“跨国公司，”克劳德·特拉博说，“这是什么？这是在许多国家里营运的公司。他们依照商业赢利的信条，将生产和投资计划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

　　克劳德坐在轻轻晃动的船尾，光光的腿搁在一张藤椅上，手端一杯威士忌。我坐在他对面。昂热拉和我从圣火奴拉特返回来了。昂热拉和帕斯卡勒躺在我们头顶的甲板上晒太阳。她们一丝不挂，任太阳晒黑。我听到她们低声交谈。现在是下午四点半，静得很。我也喝威士忌，小口地呷。这里的水清澈无比，能看到海底。海底有岩石、水草和许多大大小小的鱼。

　　“跨国公司都富得流油。有一些的生产能力，其价值甚至比一个中等国家的全民收人还要大。比如说，通用发动机公司的销售额就比荷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大。标准石油公司、荷兰王室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他们的销售额比奥地利或丹麦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大。通用电气公司超过挪威，克莱斯勒公司超过希腊、英国，荷兰的跨国公司优尼莱福尔跟新西兰一样高。这些公司的领导结构组成复杂，几乎弄不懂是哪里在作决定。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外国的康采恩也控制着重点工业的百分之二十。德国的一百家最大企业，大约三分之一是受国外控制的。那确实是些大企业……”

　　纳芙塔利小狗慢慢地从甲板上走过来，在克劳德·特拉博身旁躺下。我们听到两个女人在我们头顶笑。微风习习，游艇剧烈晃动。

　　“如今，想要分裂这些公司，连这些国家也做不到。它们全都超过了有可能发生这种事的界限——若不重新规划整个经济的话，这是联想也不用想的。这些跨国公司的所作所为，无论是从民族立场出发还是受雇于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出发，有许多都是不受欢迎的。这些公司自行决定在何处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在何处生产。它们可以决定投入多大的生产量。它们可以阻止将划时代的新发明用于经济，如果它不适合赢利目的的话。它们的规模和弹性使针对它们的一切压力、也包括政府的压力都无效。只能预感到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企业能力和它们对市场对竞争甚至对政治对国家的影响——我不想把话讲得太满。我的酒店业的朋友和我坚信，英镑的压力主要是对跨国公司的户头的压力。我们面临的这股力量，它能将世界货币市场搅得天翻地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根本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这就是说，拿它什么办法也没有？”我问。

　　“如果这些国家不全力反抗的话，那么这些魔鬼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无法控制，无法惩罚，最终导致彻底的混乱。”特拉博笑望着我，“你想想，这话是我这种人讲的。但是我可以一边赚很多的钱，一边还这么为社会着想，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这样，肯定是的。”

　　“我不属于任何跨国公司。我的酒店连锁店总是跟酒店所在的国家合资建造。另外，在你昨天在我们家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我是惟一能这么讲的人。”

　　我突然高度清醒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他说，“这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什么？”

　　“这么说你不知道了。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泰奈多斯和基尔伍德组成了这么一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也在你的国家。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全体，你明白吗？”

　　我只能点头。船似乎骤然剧烈晃动起来了。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大家……原来不只是属于基尔伍德，不，还有泰奈多斯、萨冈塔纳、法比安和托威尔！

　　“他们的家庭银行赫尔曼银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营规模如此之大，这些人应该能帮助他摆脱任何困境，并且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拥有不受限制的手段。可是相反，赫尔曼却被谋杀了。”

　　“是的。”我说，“没人知道为什么。”

　　“没人知道。”

　　“克劳德，你不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我说。

25

　　晚上七点，我们又驶进康托码头。照克劳德最喜欢的习惯，他还想呆在船上聊天喝酒，可是帕斯卡勒说服了他：“你难道看不见，这两位想独自呆着吗？现在你就打起精神来，破例单独跟你的老太婆喝一回吧。”

　　我身上被太阳晒得火燎燎的，尽管搽了许多防晒霜、防晒油。它被晒成了深红色，我的脸也被晒得厉害。我为这美妙的一天向帕斯卡勒道谢。

　　“废话，好极了，”她说，“我们很快再这么做。你是昂热拉的朋友。因此你也是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纳芙塔利？”

　　那只猎狗吠叫一声。我们跟皮埃尔和马克斯告别。我给了他们俩小费，离开，鞋拎在手里，沿浮桥走向码头。昂热拉的梅塞德斯车停在那里，就在一幅涂在码头墙壁上的大标语下，标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拎着昂热拉的大包，她把毛巾、她的浴衣和我的游泳裤塞在里面。我扶着她穿鞋。然后我穿上我的鞋。

　　“一点也不疼了吗？”昂热拉低语道。

　　“一点也不了。”

　　特拉博夫妇站在他们的船上，冲我们挥手，直到昂热拉将梅塞德斯车开出了码头。

　　“我口渴。”她说，“你们男人酗酒，而我跟帕斯卡勒在上面烤太阳。等等，小伙子，大妈现在得喝点东西了。”她把方向盘往右转，马上停在了一堵土灰色建筑前面：“康托码头俱乐部”。我们走进一个凉爽的厅里，走过俱乐部的许多房间和一个小酒吧，那里面有一支三人小乐队在演奏，正对着一座阴凉的平台。我们坐到靠墙的一张桌子旁，那儿能听到音乐。除了我们，另外还有四对。我叫了香槟，酒送来后，昂热拉像渴极了似的喝了一杯。我马上又给她倒上了。夜色降临。光线又一分钟一分钟地变换着颜色，空气像丝绸一样。我穿过敞开着的门走进酒吧，给音乐家们钱，要求他们演奏《随风飘去》。然后我走回我们的桌子，昂热拉抬头望我。

　　“你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我说。

　　我们喝酒，接着响起了《随风飘去》的第一节。

　　“咱们的歌。”昂热拉说。

　　她跳起身跑进酒吧，平台上差不多是空的，紧接着喇叭里就传来了她的声音。她对着一只麦克风唱，声音很低，几乎是耳语，因此歌词听起来半似在唱、半似在呵气，是德语……

　　“这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和痛苦之路？这世界上有多少座伤心的海洋……”

　　钢琴。打击乐器。堵塞的萨克斯管。昂热拉的声音。我靠回去，喝酒，我的思想神游、神游……

　　我说过，我未婚。我骗了昂热拉。这是卑鄙的……

　　“有多少母亲早就孤苦伶仃，等啊，至今还在等？……”

　　我的身体灼烧。那不仅是太阳，不仅是香槟。你知道那是什么。你骗了昂热拉。你家里有一个妻子。你不自由。不，你不自由……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昂热拉耳语般的声音唱道。

　　那又怎么样！我一下子不再良心不安了。那又怎么样？我是自由的！我的婚姻死去了。卡琳只在纸上算是我的妻子。我爱的那个女人，我的妻子，她在这里，就在我身旁，她叫昂热拉。

　　昂热拉唱：“……如今有多少人还不自由却又心甘情愿？有多少孩子晚上休息时饿得难以入眠？……”

　　我不想说出真话。我不会讲出真话。我会祈祷，其他人不会说，昂热拉不会从别人处获悉。我得澄清我的案子。我得工作。挣钱。我不能趴下。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我必须……我必须……什么？我必须什么？我难道不可以幸福一回吗？我这一生可都只是必须、必须！

　　我越来越陷进激动和自我辩护之中，因为我感到，我不对昂热拉讲实话是不对的。我不能对她讲！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会失去她……

　　“人们为炸弹、火箭和死亡支出的金钱堆积如山。”昂热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有些人今天夸口夺得很大，却一点也缓解不了困难……”

　　我不想失去昂热拉！绝不！那将是结束，一切的结束……

　　“为了让人类反省，还得再发生多大的灾难？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昂热拉的声音停了。萨克斯管缓慢伤感地吹起来，将曲子吹完。当昂热拉唱时，我打开了凡·克莱芙的那只小盒子。现在，我让那两只钻石耳环落进昂热拉只有半杯的香槟酒杯里。她容光焕发地走回到桌旁。

　　我站起身。

　　“谢谢，”我说，“谢谢，昂热拉。”

　　“我们的歌，”她说，“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歌。‘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全是我们的。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对不起，亲爱的角落，我们今天对你不忠了。明天我们再来看你。”我们就坐。“那里面还是很热。”昂热拉说，“噗！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吗？”

　　“咱们一定要喝。”我说，“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咱们能喝下。”

　　昂热拉发出一声惊叫。她盯着她的杯子。

　　“我怎么了？”她说，“我在我的杯子里看到耳环。马蒂妮·卡洛尔的那种。我醉了。”

　　“我也醉了，”我说，“我也看到你杯子里有耳环。把它们取出来，亲爱的，要不然你会吞下它们去。”

　　昂热拉用手指从香槟里取出那首饰。

　　“戴上它们。”我说。

　　她的脸色倏忽变了，一脸严肃充满了责备。

　　“你真是发疯了。这我绝不接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你是我爱的女人。”

　　“可这是发疯！你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我当然有这么多钱，”我说，“要不然我就买不起这耳环了。是凯马尔夫人和凯马尔先生最好的推荐。”

　　“不，这我不接受！说什么也不行！不然我会感到自己像个婊子！”

　　“可爱的婊子！我一直就想爱这么个婊子。”我说，“Le chaim，我的宝贝！”我转身，“侍者，请再拿只杯子来。”

　　“就来，先生！”

　　昂热拉仍然盯着那对钻石耳环。

　　“可你从哪儿……”

　　“喏，赌场啊！你忘了吗？”

　　“你把你赢的一切马上就送去了凡·克莱芙？”

　　“远不是全部，也不是马上。直到今天早晨。自从我看到你如何盯着它们看——你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就想买这对耳环。可我买不起。然后十三来了，连续三次。这难道不是命运吗？”酒吧负责人亲自拿来一只新杯子，斟满酒。昂热拉为我作介绍。酒吧负责人名叫雅克。

　　“很高兴认识您，先生。”雅克说。

　　“我也一样。”我说，“请再来一瓶，雅克先生。”我心头轻松，心情高兴。酒吧负责人离开了。

　　“不，不，不，”昂热拉说，“我不要这耳环。我跟你去凡·克莱芙，咱们把它们退回去。”

　　“他不会收回的，这种事珠宝商是不做的。”

　　“凯马尔会做的。我们是朋友。”

　　“我们也是朋友。他不收回这耳环，他答应过我。现在，请你试试它们吧。”

　　她的大眼睛瞪着我。

　　“这一切是发疯。”她说。

　　“对，甜蜜的疯狂。”

　　“这不会有好结局。”

　　“当然。”我说，“你应该试试这耳环。”

　　她忽然笑起来。

　　“你真是不可思议，罗伯特！赢了钱——做什么？”

　　“是啊，做什么？”我问。然后，我看着她将两只镶有长长的条形钻石的耳环戴到她的小耳朵上，对着一面化妆镜端详。“它们是不是美不可言？”

　　“你美不可言。”我说。

　　“哎呀，罗伯特……”她抓起我的手，我看到她手背上的白斑。“罗伯特，我……我谢谢你……要是你知道，我多么想得到这一对耳环……”

　　“我知道。我全知道。”我说，“凯马尔先生和我是结拜兄弟，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友谊雷打不动。喝光！咱们要开第二瓶庆祝了。今天是个节日，得庆祝它。”酒吧负责人雅克用一只银托盘又端来一瓶。我亲手打开它，重新斟满我们的杯子。我们碰杯。此时，海上、岸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灯光齐亮。“为我们干杯。”我说。

　　“为我们干杯！”昂热拉说，“我还从没接受过男人送的首饰。你是头一位。”

　　“夫人，”我说，“您给了我许多愉快的消息。”

　　“罗伯特……”

　　“嗯？”

　　“一个女人肯定能非常、非常地爱你。”

　　“我不要随便哪个女人。我要你。”

　　她的手还放在我手上。耳环在她的耳朵上晶莹闪亮。我跟克劳德·特拉博在游艇上喝了很多。现在我感到我渐渐醉了，淡淡地轻轻地醉了。“我始终只要你，昂热拉。”我说，吻她的那只手背有亮斑的手的手心。

　　一群嘈杂愉快的人走上平台——看他们的样子像是电影人。他们在稍远的地方坐下来，讲着意大利语。一共是七个男人和一名年轻女子。

　　“这位是克劳迪娅·卡蒂娜尔。”昂热拉说，“你快转身看。”

　　“不。”我说。

　　“你转身看看她吧！她那么漂亮。我很喜欢看她的片子。她美若天仙。”昂热拉也有些醉了。

　　“不如你这么美若天仙。”我说，“你以为我为什么脸朝墙坐？因为我只想看你，一直只看你，不看别人。”

　　平台上的灯也亮了。它们的光线让钻石耳环晶莹缤纷。

26

　　我们开车去昂热拉家，她跟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我跟往常一样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她戴着那对耳环。车子里的收音机调到了蒙特卡洛台。约翰·威廉姆斯唱着：“谢谢，再见，谢谢……”我们又行驶在有着广告墙和歪斜的房子的拐弯抹角的老胡同里。车灯下突然冒出一个人影来。他蜷缩成一团，坐在人行道边，头埋在膝上。昂热拉急刹车。她下去。我跟着她。她先于我来到那人面前。她跟他讲话。

　　他不舒服吗？他病了吗？

　　那个痛苦的人好长时间没有回答。他终于抬起头来。那是一位老人，他的脸上形成了结痂的疹子。

　　“我是园丁。”他低声说，“我在这儿工作过，就在这附近。在一幢别墅里，我不想说出它的名字。也不是指它，是尊贵的夫人将我赶了出来，今天晚上。”

　　“为什么？”

　　“您看看我的面孔吧。”老人说，“我面孔难看，又长了这疹子。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染上它的。可能是某种植物保护剂，几星期前有那么一罐炸在了我脸上。我的夫人对我的脸感到恶心。我也对它恶心，可我能怎么办呢？这是我的脸啊。”

　　“然后呢？”昂热拉跪在他身旁，同样低声地说。

　　“没了。”老人说，“我现在怎么办？我这种年龄的人到哪儿还找得到工作？加上这疹子！最好是您的车子压死我，我就完了。可我连这运气也没有。”

　　“你上车吧。”昂热拉说，“我马上来。”

　　我走回梅塞德斯车，坐进去，看到昂热拉跟那个老人交谈，然后把她拎包里的所有钱都给他。然后她向我走回来。我看到那位老人站起身走了。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我们不讲话，直至开到那个一到夜里就放下拦木的铁路道口。在这儿，昂热拉得等。

　　“我给了他一个地址，”她说，“拉瓦尔夫妇的。他们也住在这儿。有大花园，急需一名园丁。我告诉他，他得去找哪个医生看他的疹子。我已经见过一位患这个的园丁。那位医生能治好它。那肯定是由于那些植物保护剂。”

　　拦木升起。

　　昂热拉继续往前开。

　　她载着我们回家。

27

　　回家。

　　这下我头一回写下了这个词。这就像我当时的感觉——昂热拉的房子也是我的，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窝，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遭遇上什么不幸的事，当时我这么想。

　　我们进房，门缝下的地上有一张纸条。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每天早上向圣盖特鲁德为你们祈祷幸福。阿尔奉欣·佩蒂。”

　　“这座圣盖特鲁德教堂坐落在火车站附近。”昂热拉说，“阿尔奉欣住在火车站附近。”

　　“你的清洁女工在那儿祈祷。”

　　“对，每天早晨。”昂热拉说。

　　我一个人站在前厅里，手里拿着纸条，因为昂热拉跑进卧室脱衣服去了。途中她将厨房、客厅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全打开了。正播放第二遍晚间新闻。

　　昂热拉又出现了。她穿着一件毛巾布短浴衣和拖鞋，戴着耳环。我脱去我的衬衫和我的鞋，坐到厨房里的凳子上，望着昂热拉以最快的速度做一道俾斯麦鲱鱼色拉。当她在厨房和平台之间来回跑时，她听着新闻。我帮她铺外面的桌子。我又俯瞰着城市的灯海和茫茫的大海。我现在不能跟昂热拉讲话，她在听新闻，贪婪地吞进每个词。我也是——谈的几乎净是英镑的贬值。其它的大工业国家，主要是美国，要求马克增值。芬尼俱乐部在巴塞尔开会。日本股市反响强烈。意大利也一样。

　　我从康托码头给“庄严”酒店打过电话。那里没有给我的留言，也没有电报。拉克洛斯没联系。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基尔伍德还酣睡未醒吗？巴黎的那些高级人物还没到吗？

　　昂热拉在她的电视机之间跑来跑去，浴衣敞开着，我一直看到她秀长的双腿的上部。除了鲱鱼还有花式面包，那种白面包，以及克隆堡啤酒，冰冷的。我们坐在平台上，边吃边喝，望着对方。

　　电视机里正播放一场演出。三台机子里响起音乐。

　　“它们美不美？”昂热拉说，将头转来转去，让耳环的钻石闪烁，“是不是美极了？”

　　“你，”我说，“你美极了。”

　　电视里的演出中有许多非常老的感伤歌曲。昂热拉和我收拾走了盘子。我们在平台上跳舞，客厅里的灯光洒落到平台上的花海里。我们跳得很慢，紧搂着，她两臂抱着我的脖子。我们边舞边吻对方，一再地吻。

　　“好在咱们俩都吃了鲱鱼。”昂热拉说。

　　她停下来。她的吻越来越亲热，越来越强烈。我感到：她今天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做一切。这时我突然明白：我不能骗这个女人，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秒钟也不能再骗她！

　　我在她的拥抱中说：“我没对你讲真话，昂热拉。我结婚了。”

　　我能感到她如何僵住了。她缓缓地、机械地松开我，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关掉电视机，回到平台上。她坐到一张藤椅里。我坐到秋千里。我们沉默。

　　“婚姻很不幸。”我终于说。

　　“是的，当然是了。”昂热拉愣愣地说。现在她又讲起法语来。“所有男人的婚姻都不幸。他也是，他，我为了他……”她顿住了，“他的婚姻不幸得可怕。”

　　“我是真的。”我说。

　　“住口吧。”她说。

　　“对不起，昂热拉……”

　　“叫你住口！我不跟已婚的男人恋爱。你……你很诚实，还是向我讲了实情。但现在结束了。拿去，收起这耳环吧。”

　　“不。”

　　“收起来！”

　　“不！”

　　她跑进厅里，我的衬衫挂在那儿，她将它们塞进一只口袋。她又走回来。

　　“我跟我妻子谈，”我说，“我离开她。这是我今晚还想对你讲的。我请求跟她离婚。我妻子，她比我年轻。她面容姣好。她也早就不爱我了——如果她什么时候爱过的话。”

　　“说说而已。”昂热拉说，坐回她的椅子，“空话，空洞的话。一文不值。”

　　“我是认真的。我还从没对什么事如此认真过。我明天飞回杜塞尔多夫，跟我妻子分手，昂热拉。我要你，只要你。我需要你就像需要空气和呼吸一样。”

　　“走吧，”昂热拉说，背转向我，“请你走吧。”她盯着深处的灯光。

　　“昂热拉，相信我……”

　　“你该走了！”她突然发疯地叫道，然后又低声说，“对不起，罗伯特，请让我现在一个人呆着。”

　　徒劳。

　　我再劝她，可是她不回答。她望着下面的城市、海洋，不再望我。

　　“好，”我说，“我走。”

　　她不回答。

　　“我还来，”我说，“当我跟我妻子分手之后。”

　　她不回答。

　　“晚安。”我说。

　　她不回答。

　　我走进前厅，穿上我的衬衫，感觉到了那对耳环，再次走回平台。昂热拉背转向我。她看上去就好像是坐着死去了。于是我离开了这房子。

28

　　她浓妆艳抹，乳房硕大，屁股肥大，一张嘴又大又红，像一道开裂的伤口。

　　“你最喜欢什么？”那位黑发女郎问，“我什么都做。你只要付钱就行。如果你有特殊愿望，我都能满足你。现在让我摸摸。老天，你真行，我的宝贝。”

　　这是在加拿大路的一家酒吧里，但这是他们后来接我时我才得知的。酒吧开在一家按小时收费的酒店里，这我进来时也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也无所谓。离开昂热拉家，我想徒步走回“庄严”酒店，但在那种状态下，我失去了一切方向感。来到这条加拿大路，我看到街上有许多妓女，有许多酒吧，我听到和看到很多的美国游客。

　　我想酗酒，因此我走进了霓虹灯广告最醒目的那家酒吧，坐到柜台前，叫了杯威士忌。这时，那位乳房硕大的黑发女郎就走过来了，不用请就紧挨着我坐下，抚摸我的大腿。这家酒吧里只有妓女和非常响的音乐，无数对男女走进来，消失不见了，许多男人都酩酊大醉。但一切都平平静静。酒吧里朦朦胧胧，虽然大门外亮堂堂的。

　　我突然看到了昂热拉，我离开时她在平台上的样子。我知道，我得赶快多喝点，好忘记这幅图像，好忘记昂热拉，好什么也不再想。我恍然大悟，人们不仅彼此相爱，人们也彼此相恨。我开始要双份的威士忌。那位黑发女郎喝香槟，她说她的胃有问题，受不了威士忌。

　　“更别说苏格兰威士忌了。我恨英国人。你可不是，对吧？”

　　“不是。”

　　“你是哪国人？”当我将一只手插进她的胸衣时她问。

　　“德国人。”我说，喝酒，又要了个双份。

　　“我爱德国人。”黑发女郎说。

　　“明白。”我说。

　　我感觉酒精开始起作用。我还在想昂热拉，但不再是愁肠寸断，而是怒不可遏。我对她是真诚的。如果我撒了谎，那就一切无事了。我应该继续撒谎。不，我想，我必须讲真话。我又喝下双份，喝完我想，我要停止酗酒，因为要不然我就不行了。

　　这担心来得没有缘由。黑发女郎将我拖到楼上她的房间里，迅速脱光了衣服。我也脱光了我的衣服，床咯咯作响。当我醉得还能想时，我想：见你的鬼去吧，昂热拉，我够了，让你见鬼去吧！去见鬼吧！我确实是醉了。黑发女郎开始叫起来。她叫得那么大声，有人敲起墙来。我对她说，她应该住嘴。可她说，她是那么兴奋，她服了一种抗疲乏的药，这药也让人特别的敏感，我又让她获得了这么大的满足。

　　喏，我尽可能让她满足，我们做我想得起来的一切，她全都照做不误，她只是再三地索要额外的费用。她根本不贵，又年轻，不足二十五岁，她的皮肤非常白。最后我精疲力竭地仰面躺着，她在坐盆上洗，说她爱我，德国人是了不起的男人，跟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完全不同。然后她告诉我，厕所在哪里。我穿过走廊，去厕所里洗、呕吐和漱口，再走回那个黑发女郎那里。她躺在床上读《潇洒马丁报》。

　　“现在他们将英镑贬值了百分之八，”她说，“我这儿正好读到。对英国人不利，对不？”

　　“对。”我说。

　　“我很高兴，”黑发女郎说，“狗屎。”

　　“什么狗屎？”

　　“美国第六舰队的军舰下回要到七月初才来，就在独立日前不久。你知道，到时候这里将隆重欢庆。我可以告诉你，到时候这儿也许会有不少交易可做。前年他们来个不停。今年他们为何来得这么少？”

　　“地中海有很多的俄国人。”我说。

　　“他们也应该到这儿来，”黑发女郎说，“俄国佬和美国佬。小伙子，那就美了。据说俄国人挺行。当然不如你行。美国佬也很棒。他们带来他们的全部家当，将它们花光。我可以对你讲，他们也许是发泄。我不想做水兵。连续几个月没女人，只能手淫。你不信俄国人也会到这儿来？”

　　“不，我不信。”我说。

　　“那他们在哪儿玩？”黑发女郎问，“他们总不能光在地中海里游来游去，他们总得上岸啊，对不？”

　　“你说得对。”我说。

　　“这是政治，对吧？”

　　“是。”我说。

　　“狗屁政治，”黑发女郎说，“把我们的生意全毁了。”

　　“这有点儿说对了。”我说。我一点也不再想昂热拉，一下子累坏了，只想睡觉。

　　“你到底叫什么？”黑发女郎问。

　　“阿多夫。”我说，“你呢？”

　　“杰茜。”她说，“你要是累了，就睡吧，我马上把灯关掉。只想再读一下体育部分。拳击，你知道。今天干够了。你也付的是整夜的钱。早晨，我再给咱们俩做点什么好吃的。”

　　最后那句话还没听完，我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想不起来做过梦。有一回，杰茜摇着我的肩膀唤醒我。

　　“什么……什么事？”

　　“阿多夫，伙计，你病了吗？”

　　“为什么？”我睡意朦胧、含糊不清地说。

　　“你在睡眠中喊叫。难道你是个疯子？”

　　“不是，”我说，“我有时候喊叫。如果侧睡，我就不喊叫。”

　　“是的，是的。好了，你们这些蠢猪！”杰茜大声嚷道，因为隔壁又有人在敲墙。然后，她在她摁亮的床头灯的灯光下注视我，抑郁地说：“你非常爱她，是不是？”

　　“谁？”

　　“好了好了，”杰茜说，“继续睡吧，不过请侧睡。”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侧睡了，反正我不再喊了。下回我醒来，是因为有人在敲房间的门，喊我的名字。

　　“来了，”我大声说，“来了！”

　　杰茜躺在我身旁。她从梦中惊醒，诅咒。

　　“安静，”我说，“是叫我的。”

　　“请您打开门，卢卡斯先生。我们是警察！”

　　“你干了什么坏事吗？”杰茜盯着我，“从窗户出去，你就到了屋顶，从那里……”

　　“没事儿，”我说，“我得打开门。”我起来，我的头疼得要炸，我套上内裤和裤子，喊：“等一会儿！”

　　我走向门，打开来。

　　两位穿着便衣的人站在外面。他们俩都戴着帽子。

　　“刑事警察。中心分局的罗杰和克拉迪。”两人中年纪较大的那位说。他们出示他们的证件，我仔细查看了它们。

　　“我们得请您跟我们走。”

　　“去哪儿？”

　　“去莫金斯，离这儿不远。鲁瑟尔探长请您马上去。”

　　“行，明白。”我边穿衣服边说。我没洗脸没刮胡子，但这无所谓。杰茜坐在床上，露出她的乳房，一句话也听不懂。

　　“一大群警官找您几个小时了。”我系领带时较年轻的那位讲，“您受到我们的监视，这您知道。”

　　“对。”

　　“我们的人今天夜里在这个区盯丢了您。我们已经去过黛尔菲娅夫人家，可她说，她不知道您在哪儿。因此，我们搜查了这里的所有酒店和客栈。有一大批，先生。”

　　“出什么事了？”我问。

　　“不清楚，”叫罗杰的那位说，“我们直接从分局来。我们有车。我们开车送您去莫金斯。”

　　提到昂热拉突然使我流出泪来。

　　“您怎么了？”

　　“灰尘进眼睛了。”我说，拿一块手帕擦擦，但眼泪老是不断地流出来，“再见，杰茜。”

　　“再见，阿多夫。”杰茜说，抛给我一个飞吻。

　　我们走下酒店的楼梯，它很窄，摇摇晃晃，然后坐进一辆黑色标致车。罗杰坐在方向盘后，太阳照花了我的眼睛，使它们生疼。我感到自己像头猪。

　　直到我们上了十字架路时，罗杰才问：“那妓女是叫您阿多夫吗？”

　　“对。”

　　“为什么？”

　　“我告诉她我叫阿多夫。”

　　“原来如此，”罗杰说，“我还以为你们俩吵架了呢。”

五

29

　　约翰·基尔伍德的脸圆得像只气球，鼓鼓的，似要炸裂，舌头发紫，挂在嘴外，眼睛外凸。约翰·基尔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龙绳。绳子系紧在浴室房顶的一个钩子上。约翰·基尔伍德就挂在那上面。他只穿着一条睡裤，上面被吐脏了。

　　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张。

　　还有许多别的照片，包括放大的脸，全是彩色的，全是高感光。我一张张地看，感到不舒服。鲁瑟尔探长将照片一张张地递给我。我们站在莫金斯的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楼，这又是一个酷热天。屋子里有许多人，他们进进出出，站在鲁瑟尔和我周围。约翰·基尔伍德，那个详细招供了他是赫伯特·赫尔曼的真正凶手的人，已经一命归西了。

　　“他是自己上吊的吗？”我问。

　　“绝对不是。”鲁瑟尔说，“我们几乎还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不是自杀。约翰·基尔伍德是被杀的。”

　　莫金斯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处在一个高坡上，从那里能远远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间的地带。我们是穿过有古堡遗迹的大门驶进这座小城的，驶过一个男子的半身塑像。罗杰向我解释，这是拉米·封·瓦利指挥官，他于世纪之交在一次远征撒哈拉时阵亡，出生在莫金斯这里。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叫做“天宇”。它坐落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前面是一座美丽的老教堂的广场。广场很小，长着梧桐树和几棵棕榈树。这座房子三层，狭长，窗户很高，挂满深红色的真丝窗帘。整座房子保持着红色调。

　　除了鲁瑟尔、拉克洛斯、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杀科、鉴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员之外，还有另外三人在场。鲁瑟尔为我跟他们作了介绍。第一位叫做毛里斯·法布勒，来自巴黎的内政部。看他的穿着似乎级别很高，尽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观看着检查。第二个人来自巴黎的财政部，名叫米歇尔·里卡德，有一头蓬乱的黑发。他也差不多一声不吭。第三个人是从尼斯的美国领事馆过来的，因为基尔伍德是美国人。他叫弗朗茨·黎德威。最后，还有那位我已经认识的矮个子警医韦农大夫。主角约翰·基尔伍德不在场了。他已经被装在一只金属浴缸里弄到了法医研究所。痕迹寻找者和鉴定科的人员在屋子里穿行，把石墨撒到桌沿、杯子和瓶子上，寻找指纹和许多别的东西，一直在不停地拍照。

　　没有谁对我的外表讲什么，他们有别的担心。讲的是法语，美国领事馆的那位讲得非常吃力，听力很差。一个警察走过来，不停地往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我喝了三杯茶，这下我感觉好些了。

　　拉克洛斯问候我时说，他们从凌晨五点起就在找我。也就是说，凌晨五点，鲁瑟尔和他进屋来，想唤醒基尔伍德，因为他担心基尔伍德会不会服食了过多的安眠药——对一个盛满威士忌的身体来说太多了。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那个醉鬼，吊死在这根钩子上。

　　我问：“你们先前进过屋吗？”

　　“常进来，”拉克洛斯说，“有时是我，有时是探长。”

　　“我也进来过。”克斯勒说。

　　“怎么样？”

　　“基尔伍德在睡觉。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们审讯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鲁瑟尔说，“对面是‘法兰西酒店’，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

　　“我也进过屋几回，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

　　“正如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拉克洛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没有理由逮捕。只不过是警方传讯。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

　　内政部的法布勒说：“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

　　财政部的里卡德说：“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遗憾，无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说。

　　“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克斯勒说。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

　　鲁瑟尔说：“基尔伍德无法逃跑，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在理论上有可能，有人从花园里潜入，由墙壁爬上去——墙上有常春藤——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没被我们发现，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无法想象。”

　　“我也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

　　“另外，发现死者时，我是一同进屋的。”法布勒说。他脸色发黄，肝脏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财政部的里卡德说，“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着克斯勒。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我问鲁瑟尔。他一边讲话，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

　　“大夫说的。”我们全都望向法医，那个矮个子，比拉克洛斯还要矮。

　　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

　　“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卢卡斯先生！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我就看出来了。根本没疑问。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他已经死了。”

　　“大夫认为，”拉克洛斯说，“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个子医生说。

　　“原来他是被勒死的。”

　　“这谁能知道？”韦农又举起细胳膊。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手里端着咖啡杯。浴室很大，我们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诉您吧，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看上去，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说。

　　“但是这屁用也没有。我得剖开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

　　“那好吧，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

　　“当然，乖乖，当然了。”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我还要一杯。非常感谢。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我对您讲，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脊椎动脉却畅通。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膨胀，发紫，等等。”

　　“那脸是发紫，胀鼓鼓的。”我说。

　　“它先前就是这样的！因为酗酒。基尔伍德酗酒，这我们全知道。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

　　“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我问。

　　“谁这么讲了？”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

　　“真见鬼，”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这简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问。

　　“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他确实想得很周到，但还是有漏洞。他没有医学知识——我对您说过，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

　　“但您还是肯定，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

　　“完全肯定！”

　　“但是，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我说。

　　“谁知道这份招供呢？”韦农胜利地掉头望，“呃，啊！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我可以推断，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韦农沾沾自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而且是大出血。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

　　“这个人让我发疯。”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用一块手帕擦擦脸。

　　“怎么会根本没出血？”拉克洛斯问，淡淡地微笑着，一脸狡黠。

　　“这取决于——还有咖啡吗？有？好极了。请再来一杯。这取决于勒杀工具，也就是那根绳子，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多谢咖啡，乖乖。”

　　“这就是说，”我说，“如果绳子抽紧了，那么，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

　　“完全相反！如果绳子抽紧了，非常紧而且突然，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

　　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发出声音：“噢！……”

　　“这位先生怎么了？”

　　“流鼻涕。”鲁瑟尔说，“为什么根本不出血？”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闭合，血上不去。这可是一目了然的，小家伙，对不对？”

　　“一目了然。”鲁瑟尔说，“请您原谅，大夫。”

　　“但也有可能绳子被猛一下抽紧了！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尔伍德的——如果是勒死的话——而是在浴室里。看看那浴缸旁的呕吐痕迹吧。我们在床上找不到。这样，死亡就是在浴室里发生的。这凶手想得可够聪明的，但还是聪明不到家。”韦农喝咖啡，然后来回走动，继续讲解，“也可能是喉结受损。”

　　“啊哈。”我说。

　　“但也不一定！一件刺激物，这是勒杀，正如所说过的。如果是勒杀的话，我承认，有一些证据说明了此事。我在喉结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勒痕。它是平面延伸，颈部很明显。我在尸体解剖时也能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里发现骨折。”

　　“好，好！”拉克洛斯嘲讽地幸灾乐祸道。

　　“……但是我不必。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不了这种骨折。”

　　“这家伙真让我受不了。”美国领事馆那个人说。韦农冲他像孩子似的微笑。

　　“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大夫。死亡时间如何？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鲁瑟尔问。

　　“对，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难，很难……”

　　“为什么难？您是五点半来的。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尸体发硬了没有？”

　　“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先是局部变硬，下颚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脚还没有。”

　　“这么说您到达时，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怎么是个问题？”鲁瑟尔低声说，“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

　　“您说的！其他人可不这样讲。不过好吧，常温下五个小时。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对不对？那好。也许，当我来时，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但因为温暖，还没有全身发硬，小家伙。另外——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而是从心脏——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

　　“我们知道，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有没有尸斑？”拉克洛斯问。

　　“我未能发现。”

　　“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

　　“等等，小家伙，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血虽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虽然……”

　　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

　　“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温和地说，“请问——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最迟死于何时？”

　　“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这谁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时间。”

　　韦农咕哝道：“不确切——这是不是说，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

　　“对。”

　　“那我要说，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这就是说……”

　　“……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说。

　　“我成了一个蠢货。”美国人说。

　　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

　　拉克洛斯对我说：“另外，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

　　“结果如何？”

　　“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说。

　　我猛地转身，从浴室里走出，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深深地长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栏杆。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在颤动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紫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30

　　“卡琳，”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想离婚。”

　　“你再说一遍。”我妻子说。她穿着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头，没化妆。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这时是晚上九点钟。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有着宽宽的、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

　　我说：“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爱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开你。”

　　“因为另一个女人？”

　　“因为另一个女人。”

　　“你脸上有块奶酪，”我妻子说，“擦掉它。上次你回来时，我就知道了。你骗不了我什么。”

　　“我爱这个女人，卡琳。”我说，觉得自己卑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我爱这个女人。”我说。

　　“这个脏货，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

　　“她不知道我结过婚。后来我才对她讲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点燃一支烟，眯着眼打量我。

　　“于是她说，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处理干净，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对不？”

　　“不，不是这么回事。”

　　“哎呀，别再向我撒谎了，你这只胆小的狗！”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这无所谓。不一样。”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妻子卡琳说。

　　“不，我没有想得太简单。”我说，“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因为我不再爱你，而你也好几年不再爱我了，你说实话。”

　　“我一直爱着你。我将一直爱你，即使你是头猪。”我妻子卡琳说。

　　“这不是真的。”我说。

　　“这是真的。”卡琳说，说完哭起来，无声地哭。她继续吸烟，喝啤酒，眼泪从她美丽的脸庞上不停地流下来，像断了线似的。我们讲话声音不很大。“你知道我什么？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你何时关心过我？你只关心那些脏货中的脏货。是戛纳的那个妓女，对吗？”

　　“这个女人生活在戛纳。”我说。

　　“这个戛纳妓女身上有什么特殊呢？”我妻子卡琳问，“她在床上棒极了吗？她比我棒得多吗？”

　　“我没跟她睡过觉。”我说。

　　“你这个骗子。没跟她睡过觉，却想跟妻子离婚。这个戛纳的妓女跟你干什么？她有什么特别的手腕？现在，你老了，你当然得跟这么一个女人乱搞。对，你正是于这种事的合适年龄。那说吧，说吧，说吧，快说吧，你的妓女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

　　“我没跟她睡过觉。”

　　“我没跟她睡过觉！”她模仿我的话，“你这无辜的天使。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

　　“这是事实。”我说。

　　“事实！原来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对妓女的爱情。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跟别的妓女，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但这次不一样。”

　　“这回一切都两样。”我说，“这女人不是妓女。”

　　“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卡琳说，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她还在哭，但是讲得很平静。“这回不是个妓女。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女，对吗？”

　　“不是。”

　　“不是妓女？妓女！妓女！戛纳妓女！”

　　“你住口。”我说。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样？你就要打我吗？你会杀死我吗？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吗？”

　　我不回答。

　　“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说。

　　“好极了。”我妻子说，“她比我年轻吗？”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十年。”

　　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卡琳说。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

　　“赠送。”我说。

　　“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女！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　玳瑁纽扣　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　电话地址本　保险单

　　打字机　支票簿　旅行闹钟

　　西服　汽车证件　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　资料　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　法郎　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六

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签上字。这一下我妻子就动不了这个户头了。就这么简单，花了不足五分钟。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克拉塞，让把银行账单寄到那里去，“洲际酒店”等等。他记下这个，没提一个私人问题。他是个非常羞怯的人。那只假眼是来自苏联狙击射手的子弹。他老是讲，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幸运，比别人的一百次都幸运得多；那位狙击射手本来也能致他于死命，只差分毫。这是一个幸运。另一次幸运是他跟一个他称为“恩心”的女人结了婚。他跟“恩心”结婚二十八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恩恩爱爱，宛如新婚。这些年来克拉塞变得有点饶舌了。这天早晨，营业大厅里还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历，指给我看那一页，那一页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几乎有一半用红笔画过。

　　“看起来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脸神采奕奕。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真眼睛，连他的假眼睛也在高兴。“我每天晚上划掉结束了的一天。”

　　“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桩卑鄙事时，我头晕得更厉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户头上共有一笔十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二马克的财产，其中十五万马克是定期存款。毕竟我也想有点利息。这些钱是我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积攒起来的。我算不上百万富翁，但我也不是个乞丐。另外，我还有十一万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资。这将永远存进我的户头。我思考：如果我们离婚，我得给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离婚，我得给她多少？我想，冯塔纳会告诉我一切。我开车去附近的邮局，走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填了一个申请表，申请把我所有的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的地址。马上就转，直到取消或有新的变更。收下表格的那个人研究了好久，然后又盯了我好长时间。

　　“怎么了？”我问，“我填错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全对。您离开家里，住进了酒店，对吧，卢卡斯先生？离开了您的妻子？”

　　“这关您什么事？”我粗暴地问。

　　“不关我事，”他低声说，“我没有恶意。我为每一个摆脱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兴。我的地狱已经持续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溃疡。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药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动，不然疼痛就会更加频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动真好，对不对？”

　　“我真为您感到难过。”我说，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药丸，没有胃溃疡，而是间歇性跛足。也许还有心绞痛。当我在门口再次转过身时，我看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又拿起了他读的那本书。他得到的是个清闲位置，他的机构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书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34

　　“罗伯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我得拥抱你。”

　　此人敦实，中等身材，长着光秃秃的四方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书为我通报过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钻了出来，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发出雪茄和汗透的衬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紧。我想后退。但是他紧抱着我，抬头看我，因为他矮我许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猪眼睛里有些激动。我惊骇地注意到，它们甚至是湿润的。“你真了不起，罗伯特。你行动了！你终于不仅仅是讲讲而已，而是行动了。你知道这让我多高兴吗，罗伯特？你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挣开。

　　我们走向他的乱糟糟的办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烟灰散落在大堆纸上。我迅速坐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他犹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担心他会抚摸我或坐到沙发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搁在两边的扶手上。他感伤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发椅，重重地坐上去。

　　“见鬼，”他说，“罗伯特，这真是个令我开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

　　他重新取出一只哈瓦纳雪茄，咬掉头，吐掉。当他点燃雪茄吐出浓烟时，他含糊不清地说：“卡琳打来电话了。今早八点就打了。全讲了。”

　　“全部？”

　　“全部，对。以她的细腻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贵的女人！你在戛纳另有一个，离弃了你的高贵的夫人。这种男人环球保险公司不能雇用。要我炒你的鱿鱼。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们炒了你，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得这么好？我对你讲，这个卡琳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会把硫酸泼到别人脸上。喏，也许我让她碰钉子了。”

　　“你让她碰钉子了吗？”

　　“听我说！我讲，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怎么样？”

　　“她说，那么她要找董事会，找最高层。”

　　“好极了，”我说，“好极了。”

　　“好极了，妈的。”古斯塔夫说，“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上面的那些人就会打电话找我。我支持你，坚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会因为这种事开除你这样一份力量。”

　　“不会吗？”

　　“绝不会！”古斯塔夫说，“随卡琳去白忙一场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这么说，你在县纳找到了伟大的爱情，是吗？”

　　“是的。”

　　“我高兴。我真为你高兴，罗伯特。”

　　“谢谢。”

　　他拥下连接他的女秘书的对讲机的按钮，瓮声地说：“请您现在将瓶子拿进来！”

　　“什么瓶子？”我问。

　　“香摈。咱们得庆祝庆祝，伙计！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那个老婆，我也许给她讲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来烦我。我告诉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听她讲你什么。这样对吗？”我点头。“我不想告诉你，她都讲了你什么。真恶心，伙计，恶心。”我想，既然连古斯塔夫都感到恶心，那一定是够恶心的了。“假如她发火，那还好。可是不，只有控诉和自怜。她威胁说，她能损害你的工作。卑鄙无耻，冷酷的威胁。她当然也不停地讲另一位，县纳的那位。她不认识她，对吧？”

　　“不认识。”

　　“讲到另一位时她才有点愤怒。只讲她是妓女，虽纳妓女。”

　　勃兰登伯格的女秘书，一位较老的小姐，用托盘端进来一瓶香摈和两只杯子。

　　297

　　“谢谢。”古斯塔夫说。他笨拙地打开瓶子，香槟喷溅到一堵墙上。“见鬼，”古斯塔夫说，“冰得还不透。算了，温就温吧。”他倒满杯子，递给我一杯，跟我干杯。

　　“为了你的幸福，罗伯特，我的孩子。”

　　我们喝酒。香槟真的是太温乎了。它肯定也很便宜。古斯塔夫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你现在怎么做？”

　　“我得跟我的律师谈。”

　　“卡琳说你要求离婚。”

　　“不错。”

　　“娶另一位？”

　　“有可能。”

　　“肯定是！不是有可能！你可以信任我，伙计！你终于又找到了爱情，我跟你一起高兴。你多年来第一次看上去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干杯！”

　　“干杯！”我喝下温吞的香槟，虽然我觉得它并不好喝。我不想惹恼古斯塔夫。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人生气。

　　“她叫什么？”

　　“这我目前不想讲。”

　　“听着，你对我可以无所不谈。说吧！”

　　“真的，古斯塔夫，请别逼我。”

　　“那好吧，我明白。我全明白，不生你的气。再为这个戛纳妓女干一杯！”他一边将我的杯子重新斟满，一边哈哈地笑。

　　“不，”我说，“谢谢。我够了。”

　　“你不愿跟我为你的爱情干杯？为你们的幸福？你一点也不迷信吗，伙计？”

　　他这句话吓得我立即把手从我的杯子上拿开，让他倒满。

　　“喝吧。”古斯塔夫说。我们再喝。我感觉到微辣。这确实是最便宜的香槟。我的节俭的古斯塔夫。“你应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俩都可以信任我。为了你和她，我愿意赴汤蹈火。我根本不认识她。可如果你爱她，那么我也会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是一句我还会再次想起的话。

35

　　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蓝色条纹的橘黄色衬衫，打着一根绿领带。他的房间里暖乎乎的，空气稀薄恶浊。古斯塔夫的衬衫的腋窝底下露出大块深色的斑。我尽量不望过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经常看。

　　“戛纳发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说，“那位克斯勒昨天还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过电话。说是打了一个小时。他的电话机上有个反窃听装置，克斯勒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十年来我一直申请给我的机子装上这么一个东西。”他气乎乎地说，“我得到了吗？我得到的是狗屎。我们得用这破烂的密码电报工作。或者我得让我的人来回飞。好了，这一下他们将基尔伍德那个醉鬼干掉了。据说那样子相当恶心，是吗？”

　　“噢，是的，”我说，“相当恶心。”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其他人样子恶心，可真是少见。

　　“谁干的？”

　　“不清楚。他们这期间没有进展吗？”

　　“没有一点线索。律师、警官以及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记者云集戛纳，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尽量压下这件事。”

　　“是的，这我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算了算了。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们一心一意，尽力掩饰。他们当然进行调查——附带地进行。我不想做这位拉克洛斯或鲁瑟尔。可怜的狗。如果人家允许他们查，不管他们查出什么来——那也只是喂猫的。法国和德国的几家报纸今天早上报道了对一位美国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说成了普通的刑事案。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你以为，是谁害死了基尔伍德呢？”

　　“某个害怕基尔伍德对赫尔曼的死讲得太多的人。基尔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说。他一讲话，爆玉米花就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可凶手如何接近得了基尔伍德呢？克斯勒说，房子是受到监视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谁一直躲在房子里，谋杀被发现后趁乱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话怎讲？”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监视那房子吗？不时有一个人进去看看。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这是发疯了！”

　　“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

　　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

　　“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

　　“听到了。”

　　“好，那就不说了。五千，他说，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要我永远不谈此事。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卢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么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讲下去。”

　　“好吧，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对他讲，让他跟我换。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我对恩斯特讲，我疲乏极了，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楼层里不行，那里得站着。恩斯特说，他无所谓，就走下去了。赫尔曼上楼，侧门的一个小楼梯。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下他到三楼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上去了，来回走动。我该怎么对您讲呢？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它位于外汇部。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好了，我想，我大吃一惊，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开着一道缝。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什么了？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资料还有其它东西，一大堆，翻阅着。”

　　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

七

38

　　我坐车去“法兰克福宫”。莫利托尔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兰克福宫”我已认识多年了。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总台、门卫、餐厅、上司和调酒师。我经常在“法兰克福宫”住。我爱这家酒店。那里所有的人都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幸运的是门卫领班在那里。他一见到我，满脸喜色。我将他拉到一边。

　　“我能帮您吗，卢卡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我说，“您已经帮过我多次了。如果我运气好，这一次也能成功。”

　　“事关什么呢？”门卫领班问。我们站在“李皮查纳”酒吧的门外。客人们拥挤在接待处和门卫的长柜台前，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许多种语言，乱哄哄的。没人能听清我们，我们压低声音讲话。

　　“您听我说，”我问，“您能查明，你们这儿四月二十五日举行过什么会议吗，座谈会或银行家的什么会议？”

　　“我们马上就能查到，”他说，“稍等一下。”他走进接待处的一间办公室。两分钟后他又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们店里确实住有大批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来自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家们。”

　　“关于什么？”

　　“这我当然不知道。客人们用的是大会议室。会开了很长时间。在二十五日晚，也就是星期二，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

　　“谈什么？”

　　“这记录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关于银行家对社会的责任。随后客人们还一同出席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在中间的宴会厅。星期三他们全都离店了。赫尔曼先生当然不住在我们店里。他住在城里。”

　　“您也查明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数有多少吗？”

　　“是的，卢卡斯先生。”

　　“多少？”

　　“如果您想寻找某个人或者了解某个人的情况，那可是够难的。”门卫领班说，“包括赫尔曼先生，总共六十三位客人。”他忧虑地望望我，“这是个坏消息吗？”

　　“这我还不知道，”我说，“差不多是吧。”

　　“我为您难受，卢卡斯先生。”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位门卫领班，我很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我突然垂头丧气地说：“您以为，能从您这儿得到这些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要问问经理室。这种事不常见。另外……只要经理室能承担一半的责任，您放心，您就会得到一份名单。我马上就去问。”

　　“好，麻烦您了。”我说，“如果经理室决定帮助我，那就请您尽快将名单交给我的公司——传真，电话。您找勃兰登伯格先生。他的女秘书会记录这些名字的。”

　　“如果我们可以公布的话。”

　　“是的，”我说，“当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重要。”

　　“我们会为您做一切，这您知道。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卢卡斯先生。”门卫领班说。

　　来自七个国家的六十三位银行家……

39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若夫妻双方分居三年，婚姻关系彻底破灭，无法愈合，没有重新恢复一种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的希望，每一方都可以请求离婚。若婚姻破裂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在丈夫，他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反对，就不得离婚，除非反对的一方缺少维持婚姻的诚意和不打算继续维持婚姻。’你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保尔·冯塔纳律师放下他正在读的那本厚书，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我。他吸烟斗。烟斗熄了。他盯着我，重新点燃。他跟我同龄，脸型狭长，脸上的光泽掩藏了一切激动和感情，棕色鬈发向后梳，像铁丝一样。他对女人有无穷的吸引力，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大办公室坐落在费利格拉斯街上一幢楼的第三层。橱里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和档案，办公桌上也堆满了。一扇窗户开着。夜晚温暖，星光明亮。一轮银月高照。姑娘们的笑声。汽车飞驰而过。一只喇叭在鸣叫。从什么地方传来爵士乐。人们交谈着，声音模糊不清。一个孟夏之夜的种种声音……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赶到冯塔纳这里。我在关着的房门旁发现了他的名字和门铃按钮，他走过来为我打开门。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穿着衬衫和裤子，领带拽松了，吸着烟靠在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我也穿着衬衫坐在那里。在我沉默时，他还提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问我搬出家的日期和过程，卡琳当时的反应。然后，他为我朗读婚姻法第四十八条，重新点燃他的已熄灭了的烟斗，说：“你看，这事情可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

　　“可我必须离开卡琳！我们的婚姻业已死去多年了，这你知道！如今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再在卡琳身边呆下去我会完蛋的！”

　　跟他的镇定、慎重的声音一样，他的脸上也毫无表情。

　　“这些全是对的。只不过它们跟你的处境根本无关。你以为，新婚姻法的起草怎么会拖得没完没了？根据旧婚姻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两三次审理判决后你就能离婚——可我不相信——即使办成了，你也还得多次上法庭，因为生活费用、家用器具、租房、额外收入的处理还需要再三进行审理判决。许多人都这样倒霉。”

　　“这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当然可怕。杜会学家想制定一个新的离婚法，要求一旦查明了真相，一个法庭一名法官就能作出判决——根据新法律，分居两三年之后，你就如愿以偿，算是离婚了。但这部新婚姻法尚未公布。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实施。我不想拿现行法规引起的悲剧惹你乏味，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过的。”

　　桌上有一瓶“人头马”和两只杯子。他把杯子倒满，我喝了一大口。我需要它。

　　“可怜的人，”冯塔纳说，“这位昂热拉，你非常爱她吗？”

　　“远不仅仅是非常。”

　　“你们俩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你看，你们的爱情对你们没一点好处。”

　　“我绝不会再回到卡琳身边。”我说，又喝了一口，“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做点什么。或者你，你这个讼棍。这可是你的职业！”

　　烟斗不通了。冯塔纳磕空烟斗头，然后拿瘦削修长的手指使劲堵住它，从一个白蓝色的荷兰瓷盒里取出烟，耸耸肩。

　　“咱们必须正视现实，罗伯特。按照正在起草的婚姻法，将不再以过错的原则作为婚姻离异的基础，而只看破灭的现状。因此你是在冒险，你惟有冒险一搏。你申请离婚。也许新的婚姻法不久就会公布。也许不会。也许你会离婚——非常快，但届时为了处理离婚以后的麻烦事，你还得跟法庭耗上几年。你的昂热拉受得了这个吗？”

　　“她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她也受不了。”冯塔纳说。他又重新点燃烟叶，吞云吐雾。它们散发出沥青和蜂蜜味。“你更加不行。你今天就已经是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我了解你。其他人注意不到。跟你握手时，我注意到了。你心神不宁，在这种状态下你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一年？一年后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会病得更厉害吗？重病？会保持现状吗？也许在昂热拉和我可以作为男人和女人交合之前，我就已经死了。也许正如冯塔纳认为的那样，昂热拉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是的，我是个神经极度紧张的人，冯塔纳的话讲得句句正确。

　　“可是，把两个完全分居的人强捆在一起，这是不人道的！”

　　“这法律是不人道。”不管说什么，冯塔纳脸上的光泽一直不消，他的声音也保持不变。凭着这一才能他已经赢得了许多诉讼。他平静地说：“因此，我也非常反对你的申请离婚的愿望。如果你想达到目标，那你就得尽可能对卡琳卑鄙，因为她还不想离婚。”

　　“她没讲她想离婚。”

　　“她肯定不想离！她永远也不想离婚！在你傻乎乎地告诉她，你多么爱另一个女人之后，她永远也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她乐于看到你死于你的爱情。我说的是死去。你得等到她死于你的爱情——或者她心软让步。”正如所说，讲这一切时那张小脸一动不动，声音平静悦耳，“卡琳多大年龄？”

　　“三十八岁。”

　　“你雇个侦探。这不便宜，但是值得。当您的妻子有外遇时，他也许会逮住她。那我们手里就有点主动权了。”

　　“卡琳没有外遇。现在肯定没有。”

　　“万一有呢？”

　　“她不会这么做。她不是那种人。”

　　“这跟哪种人没一点关系，只跟一个女人所处的处境有关。你说过，她不是特别聪明。这就行了。”

　　“我根本不指望一个侦探什么。”我轻声说。昂热拉，昂热拉！我将一切想象得多么简单啊！它现在变得多么艰难，也许就是不可能啊！

　　楼下的街上，一辆摩托车突突响着开过去。一列重型车子跟在它后面。

　　“摇滚分子。”冯塔纳说。

　　“什么？”

　　“没什么，那好吧，不要侦探。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我想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因此我才来找你。”

　　“考虑考虑侦探的事。还有，这个女人是健康的。她还非常年轻。她应该工作，自己挣钱。你冻结你的户头了吗？”

　　“对。”

　　“你昨天又给她钱了？”

　　“对。”

　　“多少？”

　　我迟疑。

　　“瞧！”

　　“两千八。”

　　“笨蛋！”他淡淡地说，“明早你还要送红玫瑰去呢！你以为你很快就能离婚？”

　　“那是个错误。我深感负疚……”

　　“从这一分钟开始，我禁止你再有哪怕一星点的负罪感。”

　　“你禁止我倒容易。但我却不能避免。我仍然觉得有责任。”

　　“你不能这样！那样你就永远自由不了。想想最近几年的地狱吧。她的恶劣态度。你对她的行为多么深恶痛绝。想想她对你干的一切坏事吧——好好想想。你一分钱也别再给。”

　　“这我可做不到！”我吃惊地结巴道，“那她怎么生活？叫她拿什么支付房租？”

　　“房租多少？”

　　“约七百马克。”

　　“那就付房租。但什么也别给她。她有一个户头。这是她过去拿你的钱，从家庭生活费里抠出来的。她不会饿死的。她应该工作。”

　　“她什么也没学过……”

　　“有些工作不需要培训。”他温和地说，“这样我们也许能做到——也许！如果她真的发火了，也许会自己要求离婚。当她看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的时候。我指的是你还可以跟你的昂热拉继续过疯狂的日子，这没人阻止你。不管怎么说，离了婚你总是要背债的。这昂热拉在不在乎？”

　　“她当然不在乎。”

　　“好。你就别再给你妻子钱了。听我的话，只付房租。以及你们的保险，疾病和生命保险。”他用烟斗柄捅捅我，“电话账记在你的名下？”

　　“对。”

　　“那你就立即取消。我先将你还需要做的事情给你开个单子。你在环球保险公司挣多少？”

　　“七千五。拿到手的。”

　　“你可以想到，离婚后你必须将你的收入和你的财产——包括银行户头——分出三分之一给你妻子。你受得了这个吗？”

　　我的收入、我的财产、我将来的退休金只剩下三分之二。这行，必要时这绝对行，我想。这时冯塔纳问：“昂热拉也挣钱吗？”

　　“可我总不能靠她的钱生活啊！相反，我得拿我的钱养活她！”

　　“你能够吗？戛纳那儿是很贵的。”

　　“那我们就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反正不能生活在那里——环球保险公司在杜塞尔多夫。”我这么说，心想：该跟昂热拉生活在哪儿呢？她说过，除了戛纳她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

　　冯塔纳又讲出了我的想法：“昂热拉可只想生活在戛纳啊！她的钱袋在那里，她可以画他们。对不起，罗伯特，但是我非讲不可。如果总是缺钱，最伟大的爱情也会死亡。”

　　“我……我……”

　　“瞧瞧！”

　　“我身体不好，保尔……”我全讲给他听了，“但你不能讲给任何人听。”我最后说。

　　“昂热拉知道吗？”

　　“不。她猜我有点毛病，在脚上。一旦严重了，我可以退休，靠退休金生活。”

　　“再将三分之一给卡琳。那你就更少了。”

　　“对，但是我可以一直呆在戛纳。在那里我找得到工作，肯定的！我能讲法语。我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些了，简直像解脱了似的。对，对，但愿间歇性跛足这期间严重起来。对，对，但愿他们要我退休！“但我不想折磨和羞辱卡琳，”我强调说，“那太卑鄙。我要申请离婚。”

　　“我一如既往地反对你申请离婚。有什么理由？你根本没有。”

　　“我怎么知道呢？我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地狱。我妻子恣意挑衅，充满敌意。我们不再一起过婚姻生活。你就不能靠这些做点文章吗？”

　　他生气地耸耸肩。

　　“这些太少了。让她起诉！让—…·”

　　“不！”我激烈地说，“我要你申请离婚！无论如何！我拒绝再侮辱和伤害卡琳。我要离开她——但是要尽可能公道。”

　　“随你吧。那咱们就再做一份档案记录，你不听我的建议，要我提出申请。你得为我签字。我是你的朋友。但我也是律师，得保护自己。”

　　“我乐意签字。”

　　“还要授予全权。”他将一张预先印好的表格推给我。我签了字。“那我就申请离婚吧。我说你真是疯了！可你反正不听我的。”

　　“不行，我不听你的！在这一点上不听。请原谅，保尔。要多久咱们才能收到反应？”

　　“几个星期。法庭通知卡琳。卡琳当然得给自己请个律师。那位律师会给她建议。然后他会跟我联系。”

　　“是的，”我说，“就应该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会对我有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