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女医生》作者：亨利·丹克尔

第一章

　　“快把福莱斯特大夫叫来！”这一声呼叫歇斯底里，响彻在市立医院的急诊科大厅里。“有人受了枪伤！血流不止！”

　　两名卫生员将担架车急忙推往走廊尽头的急诊室。其中一人又喊了一声：“福莱斯特大夫快过来！”

　　在一间检查室里，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从她正检查的病人身旁转过身来，对护士说：“你替我照管一下！把血样送化验室。结果一出来马上叫我！”

　　说罢她冲出房间，朝走廊另一头奔去。她的一头金发蓬松散乱，脸上的妆亦被抹得乱七八糟，白大褂皱皱巴巴，这些都表明她在急诊科里已马不停蹄地苦干了很长时间。在这家纽约市的大医院里，礼拜六晚上在急诊科值班是最累人的。今晚尤其如此，本应与凯特一起上岗的另一个医生因患重感冒而请了假。院方说会另请人帮忙，但目前尚未见一个人影。于是她只好挑起年轻的住院医生承担的重任——在令人不可置信的恶劣条件下尽力而为。

　　她路过二号检查室时，里面的护士阿德莱德·克罗宁喊道：“大夫，你有空时……”但凯特早已向急诊室跑去。一个十四岁的小伙子躺在急诊室里，他胳膊受了枪伤，血流不止。在离市立医院不远的西区一条街道上，两个互相对立的贩毒团伙火并，这个小伙子不幸被流弹击中。

　　护士克罗宁意识到今晚福莱斯特医生实在是忙得无法分身，便开始自己对三号检查室里的病人进行记录。克罗宁能力很强，已有十六年的护理资历，她在履行这一职责时不希望别人在一旁干扰。可病人的母亲却非要老牛舐犊似地在旁边指手画脚。

　　病号是个十九岁的黑发少女，克罗宁问她：“告诉我，你来医院的原因是什么？”

　　她母亲插嘴道：“我希望你能找个医生来。我女儿病得很厉害。我想让她得到最好的治疗。”

　　“我已经告诉福莱斯特医生了，”克罗宁面露愠色。

　　“我要求让科主任亲自出诊，”女人坚持说，“我们出得起钱请一流的大夫。”

　　“恐怕星期六晚上的这个时候，主任来不了，”克罗宁说罢又转向病人。“现在你说吧，哪儿不舒服？”

　　“她恶心呕吐……”女子的母亲答道。

　　克罗宁懂得，任何一个做母亲的担忧都是很自然的，便解释道：“你是……”

　　“施托伊弗桑特，”女人说，“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

　　克罗宁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她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并为使她改变态度。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病人进住医院的原因必须记录在案，所以只要她自己能开口，最好由她自己叙述症状，因为病例需要绝对准确，以便协助医生做出诊断。为此，请你……”

　　“对不起，”母亲说着从她女儿躺着的检查床旁后退了一步。病人的黑发粘在汗湿的额头上，呼吸很不平稳，四肢亦显得紧张而不放松。透过这些迹象，克罗宁觉得眼前这个女子十分痛苦。她接着问下去，同时测量她的脉搏和血压。

　　“告诉我，为什么来医院？”

　　年轻女子的嗓音颤抖且显得痛苦：“是今天早上六点开始的……”

　　“开始什么？”克罗宁问。

　　“疼。在肚子的部位。后来我……我开始觉得恶心，”病人有气无力地说。

　　“克劳迪亚，宝贝，别忘了说你的腹泻，”她母亲提醒道。

　　“我正要说呢，妈妈。还有……一直腹泻。”

　　“严重吗？”克罗宁问。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似乎回忆了一下，才说：“不太严重。”接着闭上眼睛，仿佛即将进入梦乡。

　　这时，克罗宁已测出病人的心率是每分钟110次。心率比较快，大量冒虚汗，血压高压100汞柱，低压60汞柱。克罗宁往数字血压计上又套上一个新的无菌塑料罩子。

　　尔后她走向嵌在墙上的橱柜前，取出输液用的器具。克罗宁认为，拉肚子和心率过速表明这个少女可能已脱水。

　　她的体温是华氏一百零二度，更证实了脱水的推测。克罗宁刚把输液管装好，就听施托伊弗桑特太太问：“你不给她开点药吗？”

　　“只有医生才能开药，”克罗宁答道。

　　“那么医生在哪儿？”女人问，“我们在这儿已呆了快半个小时了。开始在住院处等，现在又等你——”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在急诊科，我们对每个病人都是尽快地处理。福莱斯特医生马上就会来的。”克罗宁说罢离开了房间。

　　“呃，我还从没见过——”女人大声说。

　　她女儿虽很不舒服，还是以祈求的口吻说：“妈妈，拜托啦……别再发脾气，行吗？”她再度闭上双眼。

　　“信不信由你，要是伊夫斯医生没出城的话，他立刻就会赶到你的公寓去。大礼拜六晚上——偏赶上这么个时候闹病。”

　　“妈，别说了行不行？”

　　“我不想再拿你自己的话说事，克劳迪亚，但一年前是谁说的：‘妈，我已十八岁了，能照顾自己了。我要出外独立生活。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你爸说的。十八岁，’”她又悲哀地重复了一句，“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我像你这个年龄时，一个女孩子十八岁已步入社交界了。二十或二十一岁时就嫁给了教养良好的青年人。可如今这世道……这年头……”

　　此时，凯特·福莱斯特已为挨枪击的小伙子止住了主动脉的流血，将他送进手术间，便往三号检查室赶来，克罗宁正在门口等着她。克罗宁把病人的情况向她交待了一下，两人一同走进房间。

　　凯特朝屋里的人瞥了一眼，看出了她们之间的关系。母亲神色紧张，女儿极度痛苦。首先要使母女俩镇定下来，与她们搞好关系。凯特问病人：“喂，你叫什么名字？”

　　没等病人回答，她母亲便说：“一个护士已经问过她了，我们希望由医生来看她。”

　　“我就是医生，”凯特·福莱斯特答道。

　　女人刚要开口争辩，目光却落在了别在凯特白色大褂领口部位的塑料身份牌上：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哦！”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愕然而尴尬地哼了一声。“我……我断定你一定会尽力而为。”

　　这个女人的话使凯特觉得又气恼又好笑，她没加理会，把头转向病人。

　　“你叫什么？”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人痛苦不堪地微喘着气答道。

　　凯特留意到病人十分疲惫，眼神集中不起来。她伸手摸病人的脉搏，除了证实一下克罗宁的记录外，还想利用这一时机思索病人的病情。

　　十九岁的妙龄少女，也可能二十岁。症状都是一般性的。疼痛，浑身无力，伴有极度的精神紧张。她的紧张是由于她忧心忡忡的母亲的在场造成的，抑或是出于对染上重病的惧怕？不言而喻，她母亲的在场于事无补。我要是留她过夜察看她们会有何反应？

　　倘若凯特能劝说女孩放松地交谈，她再问几个针对性强的问题，或许女孩可以放松一些，从而得出较准确的诊断。

　　“克劳迪亚，告诉我为什么来医院。”

　　“这不是明摆着的么，”她母亲答道。

　　“请这位……”凯特顿住。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母亲答道，希冀凯特能立即认出她的名字，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然而在凯特看来，这个名字的分量还不如病人的病情重要，于是她说：“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大厅门口有休息室，你可以在那儿等待。”见女人没有离开的意思，凯特又说：“请你上那里等待。”

　　“大夫，不妨……不妨让她留在这里，”女病人为她妈求情。

　　为了不使病人感到不安和窘迫，凯特说：“你要是呆在这儿，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就请让病人亲口回答我的问题。”说完又转向病人。“克劳迪亚，你来医院的原因是什么？”

　　“肚子疼。”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今天早上。”

　　“可你对我说今天晚上才疼的，”病人母亲插话道，凯特瞟了她一眼，前者知趣地说了声：“对不起。”

　　“克劳迪亚，这样的肚子疼你以前有过吗？”凯特问。

　　“没有。没有这样疼过，它很特别。”

　　“特别？怎么特别法？”

　　“疼得较厉害，”克劳迪亚简短地说。

　　凯特·福莱斯特扫了一眼克罗宁记录的病历。

　　“这上面说你还有呕吐，什么时候开始的？频繁吗？”

　　“今早开始的。呕吐了几次。”

　　“很厉害吗？”医生问。

　　“我感到恶心，想吐。但是……但是……”

　　“但吐不出来？”凯特提示说。

　　“对。吐得不多。”

　　“克劳迪亚，你最后一次进食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她用力回忆着，却又说：“下午……其实是昨天下午。”

　　医生把所有的症状组合在一起，想做出一个初步地诊断。

　　病人尚年轻，不可能是心脏有问题。她所呈现的症状——低烧、心动过速、恶心、腹泻、肚子疼——很像是胃炎或食物中毒。但也有可能是阑尾炎或其他十几种疾病。

　　“克劳迪亚，指指疼痛开始的确切部位。”

　　“好像……好像哪儿都疼。”

　　“指给我看，”医生说。

　　年轻女子慢慢将手在肚子一带泛泛划了个圈。

　　“不在胃中央？”

　　克劳迪亚摇摇头。

　　“这儿疼吗？”凯特指指病人胃部的右下方。克劳迪亚又摇摇头。虽然这排除了阑尾炎，但凯特仍无法确诊。

　　克劳迪亚心跳过快很令人担忧，加上她的低热，很可能引起脱水。这些症状很可能表明她体内的某个部位有脓血病或感染。不过拉肚子和缺乏食物也能导致脱水发生。

　　由于症状不充足，凯特于是让克罗宁准备器具抽血。克罗宁料到会抽血，早已准备就绪。凯特将橡皮管绑到克劳迪亚的胳膊时上方，让一根动脉血管凸显出来。她将针头小心翼翼地扎进血管，再往上拔活塞，直到透明的塑料管里渗入了暗黑色的血液。接着她将针管递给克罗宁。

　　“告诉化验室马上出结果。另外把病人的尿也送去化验。结果出来前继续输液。”

　　克罗宁拿着血样急匆匆走出房间后，凯特说：“克劳迪亚，趁我们等结果的时候，我要问你几个问题，还得给你做个检查。把你的衬衣脱掉，我要查一下你的胸部和背部。”

　　克劳迪亚解上衣扣子时，走廊里传来一个护士急迫的呼叫声。

　　“福莱斯特大夫！福莱斯特大夫！”

　　凯特听得出，肯定出现了病危病人，需要她立即抢救。她只说了声“我马上就回来，”便立即朝门口冲去。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拦在门口，口吻强硬地说：“大夫！你难到想撇下我病着的女儿不管？”

　　“那边需要我，”凯特说罢便从施托伊弗桑特夫人身边挤了出去。

　　“天哪，我从没……居然撇下病人不管，”女人抱怨着。

　　“妈妈，算了吧，”克劳迪亚微弱地祈求道。

　　凯特·福莱斯特沿走道奔跑到一间检查室门口，呼喊的护士正等在那里。凯特进去后，看到一位她估摸三十三四岁的男人。护士已将心电图接到了他的胳膊、腿和胸部。护士急促地说：“胸骨下侧剧痛，大量出汗。”

　　福莱斯特医生早已将这些看在眼里。男人不修边幅的脸痛苦地扭曲着，额头往外渗出大量的汗珠，这些都是心绞痛的迹象。他的目光中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恐惧。恐惧也是严重心梗死的表现之一。病人在死神向他们逼近时，都会有种预感。极度恐惧已完全攫住了这个病人。

　　心电图打印出病人心脏状况的信息，凯特·福莱斯特迅速阅读了一遍。当打印机又不断传递出新的信息时，有气无力的病人用眼神祈求道：“告诉我，大夫，我还有救吗？”

　　凯特松了一口气，说：“你的心脏没事，挺好。你死不了。”

　　“可这疼劲……”他呼吸短促，话说一半便打住了。

　　“疼痛很快就会消失，”凯特安慰他说，接着吩咐护士：“100毫克地美罗，准备检查胸腔器械。”她用听诊器听了听病人的背部和胸部，以便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抽点血送去化验，快点。我需要马上知道他的胆红素指标。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一个胆结石往外排时卡在了胆管里。另外给他做个X光，器械备好后叫我。”

　　她宽慰地朝病人笑笑，离开了房间。

　　凯特返回三号检查室，见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正站在门口瞪视着她。凯特走近后，那女人说：“这回我想你总该一心一意地为我女儿治病了吧。”

　　凯特对她的话不屑一理，甚至看都没看她一眼。她径直走到年轻女子躺着的检查病床前。

　　“克劳迪亚，我们刚才到哪一步了？”

　　“你让她脱掉外衣，”当妈妈的抢先插嘴说。

　　凯特的第一个冲动是回敬她一句，然而张口时却说：“谢谢。克劳迪亚，现在彻底检查一下胸和背部。把上衣脱掉。请坐起来。”

　　克劳迪亚解开上衣纽扣，扭动着身子将它脱下来，裸露出胸部和乳房。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女子表现出这样的症状，凯特不能排除怀孕的可能。于是她一边问：“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你是否吃过什么特别的东西？”一边仔细观察病人的乳房是否像怀孕似地显露出些微的充血。但看上去却没有。

　　“没有。没吃过什么特别的东西，至少……至少我记得没吃过，”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说。

　　“今天早上你觉得发烧吗？”凯特问着将听诊器贴在病人的胸上。

　　“没有，”克劳迪亚说，她的身体接触到凯特的冰凉的听诊器后，不由得僵直起来。

　　“家里有没有别人患同样的症状？”

　　“家里没人。我是说我……我独自生活。”

　　“这就是你自己住的好处，”她母亲猝然插话说。

　　“妈，拜托啦……”

　　“过去肚子疼过吗？”凯特问。

　　“没有。没有这样疼过，”克劳迪亚答道。

　　“得过胆囊炎吗？”

　　“没有。”

　　凯特晓得，化验报告将证明她的陈述是否属实。接着她又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尽量使口吻显得轻松自然。

　　“你平时常吃药吗？医生开的，药房买的，或别的什么药？”

　　克劳迪亚踌躇了一下，答道：“不吃，不吃药。”

　　凯特·福莱斯特不得不琢磨对方的回答是真是伪。是不是因为她母亲在场她就否认吃过药？如果她真吃过，为何回答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这是由于她浑身虚弱而造成的吗？

　　凯特没再往下追问，而继续默默地检查着。她听诊病人的肺部，看是否有类似打鼾的声音，如有就可能是支气管炎。结果她没发现。她也没听到肺炎特有的刺耳声。她用手叩击女子的前胸和后背，传出的是类似击鼓的声响，于是排除了肺里有液体的可能性。

　　凯特又朝病人腰部下方轻叩了几下，看是否有疼痛的反应，然而没有，说明肾脏也没问题。其实凯特发现，克劳迪亚虚弱无力，几乎做不出什么反应。

　　凯特接着检查年轻女子的腹部。她的皮肤晒得很黑，只有夏天她穿三点式泳衣的部位留下了白皙的印痕。腹部的起伏不平稳，表现出痉挛的颤动，这意味着腹部有一定的痛感。右屁股上方有处已快好了的青紫痕。然而凯特最重要的发现是病人过去从未受过伤和做过任何手术，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会出现由于粘连而引起的肠梗阻。

　　凯特还留意到病人头部的扭动很自如，也没说头疼，因而至少可以暂时排除神经系统紊乱的可能。

　　凯特把听诊器放到年轻女子的腹部，倾听胃部的声音。根据病人的身体状态，声音并不显得很微弱。她的听诊器轻轻滑向克劳迪亚腹部左下方，即结肠的部位，因为她怀疑那一部位可能会有炎症和痛感。结肠炎可诱发患者出现延及全身的症状。但通常情况下，结肠炎都有连续性的病史，而该病人说她的疼痛是首次发作。为此结肠炎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

　　然而她的腹泻总该事出有因。诱因可能有几种。凯特曾治疗过一些年轻女子，她们常自己买一些药，治疗头疼和痛经，而且吃得很过量，从而引起胃部发炎，然后再服用大量的解酸药，于是便导致了腹泻。

　　由于病人的症状模糊而不确定，所以凯特不能忽略任何可能的原因。她想打发神经过敏的母亲离开房间，便以下一步的检查作为借口。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我现在要进行盆腔检查，我想病人肯定不想让别人观看。”

　　“我是她母亲，我们之间没什么可隐瞒的，”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答道，显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凯特戴上塑料薄膜手套，开始做双手盆腔检查。由于病人母亲在场，凯特刚才有个问题一直未问。于是现在问道：

　　“克劳迪亚，你的性生活一直很频繁吗？”

　　“不，”年轻女子道，接着又强调地说：“不，不频繁。”

　　凯特一边检查一边又问：“你的上一次月经……准时吗？”

　　“准时。”

　　“来经时你使用止血塞吗？”凯特问，她考虑病人是否会是中毒综合症。

　　“不，不用。”

　　凯特完成了盆腔检查，病人没有盆腔疼痛的症状，因而可以排除盆腔炎疾病的可能。虽然克劳迪亚的子宫有点肿大，却没大到已有孕的程度。此外子宫颈也没有明显的变色。凯特也没发现输卵管有明显的肿大，所以不会是克劳迪亚疾病的起因。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为了遮掩女儿的裸体，本能地替她把牛仔裤提上。

　　对凯特来说，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不需要急诊手术处理。凯特·福莱斯特决定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最保守的方法依旧是给病人打点滴，以防脱水并等待病情的发展。正当她把检查结果和诊断意见往病历上写时，前台传来一声呼喊：“福莱斯特大夫！福莱斯特大夫！”

　　凯特撂下写了一半的病历，朝门口奔去。

　　“你难道还想撂下我女儿不管？”诺拉·施托伊弗桑特没好气地说，“什么措施也没采取就走？”

　　“施扎伊弗桑特太太，你女儿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前，对她暂时不能实施治疗方案。”

　　女人追着凯特一直到走廊上。“你至少该给她服用点抗菌素！”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我很理解你做母亲的担心，但我怀疑她腹腔有病毒，而抗菌素对腹部病毒没有效果，可能还会产生副作用。”

　　凯特说罢便跑开了。

　　“大夫，我要让你知道，我丈夫和这所医院的董事会成员都很熟，而且……”

　　无论此话是威胁还是警告，在凯特·福莱斯特医生身上根本没起任何作用，她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赶到另一个病人的身边。

第二章

　　凯特·福莱斯特径直朝入口处旁边的检查室冲去。从呼叫她的声音判断，她知道病人肯定已躺在治疗室里，身上接上了心电图、氧气管和其他抢救心脏病发作患者的必要设备。

　　她的直觉准确无误。检查台上躺着一个粗状结实的男人，估摸五十八九岁的光景，满头大汗的脸惨白得骇人，长满黑毛的胸脯痉挛地一起一伏。护士已将心电图终端接到他胸脯、胳膊和腿上，氧气管插进他鼻孔里。护士和卫生员都站在台子旁，等待着凯特的诊断和吩咐。

　　福莱斯特麻利地解开病人的裤腰带，拉开拉链，将裤子往下拉了拉，露出了腹部。病人呼吸急促，大汗淋漓的脸上写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凯特用双手按下病人的肚子，发现腹部并不肿胀和坚硬。

　　显然他腹部没有问题。凯特又用听诊器倾听他的前胸和后背，看肺部是否有液体，结果也没发现。这一切表明病人患的是心肌梗塞。注射一针硝化甘油便可增加血管至心脏的血流量，减轻病人的痛苦。但倘若病人的血压过低，这一措施也有危险。凯特测了一下他的血压，发现还不算太低。

　　“硝化甘油，”凯特吩咐护士说，后者在急诊室里已抢救过无数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根本无须被告之该用多大的剂量。

　　凯特观看着从心电图打出来的数据，不规则的图形证实，这是个生命垂危的心肌梗死患者。她不得不考虑给病人服用抗血栓药，以便重新打通通往心脏的主动脉。只要在心脏病发作六小时之内服用此药，就能阻止心脏永久性乃至致命的损害。

　　然而在有把握的开出抗血栓药之前，她还要再进一步的确诊，否则药物将置病人于死地。

　　她俯视着病人，后者用充满恐怖的眼神向她寻求着能让他起死回生的保证。

　　“得过溃疡吗？”她问。病人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溃疡？”凯特又重复了一句。“你过去得没得过——”凯特突然明白出现了语言上的麻烦，于是大声说：“把胡安·卡斯蒂略叫来！”

　　走廊里立即响起一声叫喊：“胡安！”

　　“嘿，胡安，心脏急诊室叫你去！”远处亦传出一声喊叫。

　　“胡安·卡斯蒂略！胡安！”

　　呼叫声像接力赛似地一声声传下去，俄顷，一个黑发、瘦瘦的小伙子急匆匆闯进抢救室。

　　“找我吗，大夫？”他问，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

　　“胡安，问问他过去得没得过溃疡？”

　　胡安把话翻了过去。病人呼吸艰难地答道：“没有”。

　　“有过中风吗？或轻微中风的病史？”医生问。

　　胡安再次翻译出来。病人的回答仍是“没有。”

　　凯特思索了一下他的回答，然后吩咐护士：“把病人的大便拿去化验血，我要求立刻出结果。”

　　“注射抗血栓药吗？”护士问。

　　“我需要再查一次他的血压。”血压计在病人被推进来时就已绑在了他胳膊上，凯特捏了几下水银柱，再把听诊器放到病人胳膊上，听了片刻，说：“高压140，低压90，不是太高，可以用抗血栓药。大便结果一出来马上通知我。现在给他一针吗啡，减轻病人的疼痛。”

　　凯特叮嘱护士的话音刚落，接待病人的前台便有人在叫她：“福莱斯特大夫！福莱斯特大夫！”

　　她朝门口冲去，却与来找她的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打了个照面儿。

　　“大夫，我女儿越来越烦躁不安。我要求你立即去看看她！”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对你女儿暂时无法治疗，”凯特答道。

　　“化验需要多长时间？”女子悻悻地问。

　　“大夫！”前台又传来急迫的呼唤声。

　　“我得马上过去，”凯特·福莱斯特说着，试图从拦在她眼前的女人身旁挤过去。

　　“我女儿同别人一样，也需要你的治疗，而且眼下就需要！”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口气强硬地说。

　　但凯特还是朝前迈出一步，轻轻将对方推向一边，说了声“对不起”，便径直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去。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瞪着她的背影，狠狠地喃喃道：“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对待施托伊弗桑特家的人，医生也不行！”

　　凯特·福莱斯特赶到前台后，遇到一个呼吸急促、浑身显得疼痛不堪的老头，他的症状与她刚刚离开的心脏有毛病的病人极为相似。老头看上去七十来岁，凹陷的两颊上布满灰白的胡子茬儿，说明至少已三天没有刮胡子了。他脸色红润，青筋暴突，一看就知常暴露在烈日之下。

　　他水汪汪的褐色眼睛不停地眨动着，额头潮湿，嘴唇薄而干枯，下嘴唇有两处龟裂。他衣衫褴褛，衬衣领口肮脏而且已经被磨破了。凯特伸手去摸他的脉搏，发现他的粗花呢上衣袖口已破损的不可救药。

　　他心跳缓慢而稳定，但却不停地说：“疼，大夫。我疼才来这的。给我治治疼痛。”

　　凯特开始解他的外罩和衬衫，检查他的胸部和腹部，想找出他疼痛的具体部位。他的衣服又脏又破，凯特只得强忍着去解。她小心翼翼地解开外罩，又解开他衬衫上惟一剩下的两个钮扣，接着把听诊器贴放到他身上。听诊时，老头仍兀自嘟哝着：“疼，我疼。”

　　“哪儿疼？”凯特问。

　　“哪儿都疼。而且疼得厉害，好厉害。”

　　在医学院最初上基础诊断课时，凯特学会了一个深深植根在她心中的信条，哪儿都疼就是哪儿都不疼。据她观察，这个信条完全适用于这个老头。可老师们也曾劝告过，万万不能以最初的印象遽下结论，以免铸成误诊的大错。

　　于是她又检查了一遍老头的胸和背部，没有发现积水迹象。尔后再检查心脏，心跳规则而缓慢。她用手指压迫他的腹腔，听腹部的声响。除了近期没有进食外，她未发现任何异常症状。检查即将完毕时，凯特看见离检查台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名叫克拉拉·比萨德的老护士。比萨德稍微摆了一下头，又给凯特递了个眼色，分明在说：大夫，我有话跟你说。

　　凯特于是离开了检查台。

　　“大夫，你在白费时间，”比萨德悄声说。“我以前见过他，好几次了。永远是一样的症状，永远在下雨的晚上来。”

　　“下雨了吗？”凯特问，恍然大悟外面下雨她却不知道。比萨德说：

　　“你已经值了好半天班了，所以没留意。早上就开始下了。每次大雨下个不停的时候，这个老家伙就溜进来假装称病。别耽误功夫了，大夫，把他打发走。”

　　“我已怀疑他在装病。”

　　“没有别的大夫值班，”护士说，“你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还是让我替你把他打发走吧。”

　　“可以，”凯特说。护士正要朝老头的方向走，凯特说：“等等。”她示意让比萨德回来，然后低声说：“打发他离开之前，想办法给他弄杯热咖啡和一个三明治吃。”

　　“那样不是鼓励他下次再来吗？”比萨德说。

　　“这事由我担着，”凯特说，“不管怎么说，外面在下雨，而且很冷。”

　　说完她又朝刚才丢下的那个病人走去。

第三章

　　在心脏病检查室里，凯特·福莱斯特发现病人已比不久前放松了许多。吗啡已解除了他的痛楚，他对死亡的恐惧似乎也已经消失，但却意识不到死亡对他仍是个威胁。

　　凯特浏览了一遍几分钟前打出的心电图分析，病人患的是冠状动脉梗塞已是确凿无疑的了。

　　于是她吩咐护士说：“化验报告和大便中的血样化验出来后，立即把他送往心脏监护室。如果化验结果没什么意外的话，给他服用抗血栓药。”

　　她走到病人身边。“你没事了，要放宽心，”她说。尽管他听不懂她的话，凯特希冀以自己的面部表情给予他安慰。

　　凯特踅出心脏病治疗室，忽听住院登记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利的叫声。

　　“来人啊！我的孩子！”女人喊道。

　　凯特·福莱斯特朝呼喊的方向转过身，却见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伫立在三号检查室的门口，正用愤怒的目光瞪着她。显而易见，这个女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对她女儿采取任何治疗都是无用的，而且还很有可能造成危险的后果。

　　住院入口处的呼喊表明事态紧急，于是凯特没有理会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沿走道直奔前台而去。在那里她见到一个显然是西班牙血统的年轻妇女，怀里紧紧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婴儿，孩子好像没睡觉，但两眼却微微闭着。

　　凯特轻轻掀开婴儿的眼睑，检查他眼睛对手电光是否有条件反射。结果幼儿的反应不很正常。

　　“大夫？大夫？”母亲祈求道，手指还神经质地揉搓着一串念珠。“求求你，大夫，她怎么了？”

　　凯特揭开孩子的衣服，一边检查一边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发生……”母亲说。“玛丽亚睡觉时，我瞧见她呼吸不正常，我就听了一阵儿。后来琢磨应瞧瞧医生，就把她抱了来。”

　　此时凯特已匆匆检查完孩子的胳膊、腿和身子。她悲哀地发现自己的疑心得到了证明，孩子身上呈现各种各样的青黑色血肿，还有两处是烫伤，已经愈合。凯特还怀疑幼儿的一条腿曾骨折过，但已自愈，另一条腿则呈现肿胀。

　　“你打过玛丽亚吗？”凯特问。

　　“没，没有！从不打她！”母亲矢口否认。

　　“别人打过她吗？”

　　“没有，没人，”女人说。“可玛丽亚摔跟头，她总磕着自己。”

　　凯特又做了几个一般性的神经检查，感到十分担忧，她决定在把孩子送往小儿神经科进行彻底检查前，必须给孩子做个全身X光片。如果她的怀疑得到证实，神经科大夫也应做个脑电图并对孩子的头颅进行扫描检查。

　　“你今晚必须把孩子留在这里。”

　　“不，不！不能留下她！”母亲抗议说。

　　“你要是不想让她死，最好将她留下！”凯特·福莱斯特俨然在下命令。

　　一听这话，女人失声哭了起来，她想伸手去抱孩子，却被凯特拦住。“别抱！到前台去，办理一切手续。我来照顾玛丽亚。”

　　“不……不……我不能撇下……”女人抗争着，哭得更加厉害，也显得愈发恐惧和心神不安。

　　倏地，急诊科入口处传来一个男人愤怒沙哑的声音：“费利西亚！你在哪儿？我知道你跑到这儿来了！费利西亚！”

　　女人对这喊声立即做出反应，她全身突然间的战栗告诉凯特，福莱斯特，气势汹汹的男人若不是女人凶神恶煞的丈夫，就是和她同居的姘头。

　　“求求你了，我得把玛丽亚抱走……我必须这样做。要不他饶不了我……”

　　此刻那个男人已发现了她们，便朝她们的方向扑了过去。他个头不高，熊腰虎背；黑色的眼眸犀利而充满敌意，仿佛被谁出卖了似的。

　　“费利西亚！”他喝道，“把玛丽亚抱走！”

　　凯特·福莱斯特神色坚决地冲费利西亚摇摇头，于是费利西亚不知该服从谁，陷入痛苦的两难之中。

　　“听见没有？把她抱起来，我们回家！”母亲踌躇着。男子厉声喝道：“快点儿！”

　　女人被吓得呆若木鸡。可那男人目光的瞪视比他的话更可怕，它所传递出的威胁凯特完全能猜透。女人顶不住了，冲上一步去抱孩子，然而凯特·福莱斯特用身体挡在了母亲和躺在担架车上的婴儿之间。

　　男人打着手势，让她闪开。“医生！医生，闪开！”

　　“玛丽亚不能走。她病得很严重，”凯特说。

　　“我是她爸爸，”男人说，“她病没病我心里清楚！”他抢到担架车旁，指望医生会自动让开。但凯特岿然不动。于是他将她搡到一旁，凯特则与他搏斗起来。

　　“你要是抱她走，她会死的，”凯特警告他。

　　男人用他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凯特的肩膀，用力往一旁推。

　　“当爸爸的有权处理自己的孩子，永远有权，”他边推凯特边说。

　　“我才不稀罕你的什么狗权利，我关心的是孩子的权利！”凯特·福莱斯特反抗道。“保安！”她竟叫了起来。

　　“住口！别喊！”

　　“保安！”凯特喊的更凶了。

　　男人怒火中烧，狠劲将凯特向前一推，凯特背撞到墙上，头被墙撞得生疼。通常情况下遭到这样的打击，她也许早就瘫倒在地上，但这次她决心决不让孩子落入男人的魔爪，断送年幼的生命。于是她又扑向男人，迫使后者从孩子前掉转身来对付她的反击。他再度将凯特推向一边，接着把孩子从担架车上抱进怀里。这时身穿制服的保安乔治·托尔森已看到凯特遭到袭击，朝他们的方向疾奔过来。

　　“你！把孩子放下！”他喝令那个男人。

　　“她是我的孩子！我有权抱她！”男人固执地说。

　　“大夫？”保安询问凯特的意见。

　　“这个孩子受到了虐待，今晚必须留在医院。什么时候出院由我们视情况而定。必要的话你可使用武力，”她命令道。

　　“好吧。先生，把孩子放下！”托尔森命令道。“听见没有？把她——放——下！”他说着把手移向身上的枪套。这个姿势并非儿戏，对此孩子的爸爸很清楚，于是他只得慢慢地将孩子放回到担架上。“离开担架车，站到一边去！”

　　肤色黝黑的男子退后一步，瞪视着他老婆。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走到玛丽亚跟前，又对她检查了一番。其间那个男人咕哝道：“她摔跟头，老爱摔跟头。站不稳的孩子肯定有毛病……”

　　“我们要给她拍片子，全身X光片，尤其针对骨骼。骨骼最能显示出孩子是不是老挨打。然后还要做脑部扫描。”

　　“那是什么？”孩子母亲骇然地问。

　　“可能她头部也有创伤，”凯特指指幼儿的头部。

　　女人在胸口上画了个十字，默念出几句西班牙语，然后竟看向她丈夫。

　　他对她怒目而视，想以此阻止她开口说话，但由于有医生和保安在场的缘故，她显然比在家里时勇敢了许多。

　　凯特将女人拽到一边。“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对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女子半晌没开口，凯特警告她说：“早晚你也得对有关当局说明真相。”

　　听见这话，女人啜泣起来。凯特觉得她的哭就是最好的回答。于是喊道：“比萨德！”护士赶到后，凯特吩咐：“把玛丽亚送去拍X光片。这孩子大概四岁，做一次全身拍片。”

　　“她六岁，”孩子母亲说。

　　凯特·福莱斯特和比萨德护士对这一纠正并不感到惊奇。受虐待的孩子往往发育不全，比他们实际年龄都显得小许多。凯特又补充一句：“此外，我还要求立即做个脑电图和颅部扫描。告诉戈尔丁医生，让他亲自负责这个病号。恐怕这个遭受殴打的孩子病得不轻。”

　　比萨德推起担架车，朝走廊尽头的大门走去，过了那扇门便是医院的主体结构，小儿科亦设在那里。

　　这段时间里，小孩的父亲一直一言未发，满脸怒容。他没敢进行骚扰，完全是慑于身上有枪的托尔森保安的在场。担架车通过转门消失后，凯特·福莱斯特对女人说：“你的孩子很幸运，戈尔丁是我们医院最出色的医生之一。”尔后她又对孩子的父亲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有关当局到时候会传唤你的，用不了多久。”

　　男人掉转身蹒跚了几步，回头对女人说：“费利西亚！跟我走！”

　　女人无可奈何地移动了一下脚步。

　　“你不必非要跟他走，”凯特说。费利西亚凝视着凯特，眼中充满泪水。凯特握住她的手，宽慰她说：“你若想留下来，我们可以帮助你。”

　　“费利西亚！”男人愤怒地喝道。

　　“帮我？”女人问。“那么他就不能再打我了？”

　　“我可把我们的社会工作人员找来。他们可以将你送往一个十分安全的中心，没人再会打你。”

　　女人思索着凯特的建议，那男人又喝了一声：“费利西亚，跟我走！”

　　女人不知所措，向凯特投去祈求的目光。

　　“我保证，你会绝对安全，”凯特说。

　　“我……我留下……”女人终于做出了决定。

　　凯特于是吩咐保安：“乔治，把她送往社会服务部门。”

　　“是，大夫。你自己真的没事吗？”乔治问。

　　“我没事，”凯特说。

　　“你真的不需要找个人来给你检查一下？”

　　“不必，我没事，”凯特答道，尽管她的头一阵阵地胀痛。

　　“我不知该说不该说，医生，你有时太冒险，很可能会严重伤着自己的。”

　　“除非他杀了我，否则别想把那个孩子抱走。不过谢谢你的关心，乔治。现在把这个女人送往社会服务部门吧。”说罢，凯特又朝急诊室踅去，她心里仍惦记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化验结果是否已经出来。

　　正走时，她听到一个护士喊她：“福莱斯特医生！电话。一个男的，说是急事。”

　　凯特感到心烦意乱，大声说：“急事？让他去拨911报警电话！”

　　“他非要让你听电话不可，”护士说。

　　凯特快步走进护士站抄起活筒。她心里觉得懊恼烦躁，便没好气地说：“喂，哪一位？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么急——？”

　　“亲爱的，是我，”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凯特压低了声音，愤慨而不耐烦地悄声说：“上帝，沃尔特，怎么往这儿打？还在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快凌晨一点啦。”

　　“你值急诊班，不往医院打往哪儿打？”沃尔特·帕默振振有词地说。

　　“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让你给我打电话……”凯特说。

　　“我俩的关系不能断，不能就这样吹了。毕竟已经两年了，”对方说。

　　“沃尔特，我现在没功夫跟你说。就算有功夫对我们的关系也于事无补，”凯特说。“我得走了……”

　　“凯特！听我说！我知道你这会儿很疲劳，病人多的力不从心。我的要求不高，就是等你休息好和平静下来后，好好谈一谈。”

　　“我的确已疲惫不堪，我只希望能熬到今晨六点而不致瘫倒在地。可这也改变不了我对你的看法。我现在必须走了！你再这样给我打电话，我绝对不接！”

　　她狠命撂下话筒，掉转身，看见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正满脸怒容地盯着她。

　　“大夫，我要求你立即去看克劳迪亚。她变得烦躁不安，已把胳膊上的输液管拔了下来。”

　　凯特·福莱斯特没说一句话，便心情忧虑地朝三号检查室奔去。一个病人先是无精打采，突然又变得躁动不安，很可能是由于巴比土酸盐的服用而引发的情绪紊乱。此外她骨盆右侧还有个已渐消失的血肿，看似是由跌跤造成，但凯特此刻却怀疑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在否认服用过任何药物时撒了谎。

　　来到检查室门口时，一个卫生员刚巧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化验报告从化验室送过来。凯特立即读了一遍。

　　不幸的是，结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血色素是33，说明有轻度贫血。白血球14000，高了一些，但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意味着有严重感染。尿分析未发现血迹，也没有肾结石的迹象。

　　面对这样的化验结果，惟一明智的医疗方法是让病人留院继续检查她的血压、脉搏、体温、呼吸等状况，继续给她体内补充水分，然后观察她是否有所好转。凯特又把输液管弄好，插进克劳迪亚的胳膊上。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一直伫立在女儿身旁，默默等待着凯特向她透露化验报告的内容。看到后者一直缄默不语，便拉起医生的一支胳膊，把她拽到房间的一个角落。

　　“我晓得化验结果不佳……”女人开口说。

　　凯特·福莱斯特打断她的话：“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千万不要乱猜，化验结果没有任何结论。至少没有足够的理由采取任何治疗方案，盲目行动无济于事，而且也是很危险的。”

　　“我要求咨询一位老医生。我不能拿我女儿的生命开玩笑，我要最棒的医生！”

　　“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急诊室和在这个医院里，我就是最棒的，”凯特答道。

　　“那至少……”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我明白，”凯特已料到她要说什么。“大夫，别光站在那里，采取点办法！”

　　“说得对！”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相信我，我理解你做为一个母亲，心情十分忧虑。可现在最好和最安全的药物就是等在这儿什么也不做，直到你女儿暴露出更多的症状，以及化验报告使我能做出确诊时为止。”

　　“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伊夫斯医生，无论他在哪儿我都要试试！”

　　“走廊尽头有公用电话，你可以去打，”凯特说。

　　“不必了，我车子里有电话！”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着便朝她车子停着的大街方向走去。

　　凯特猜测或许克劳迪亚在没有妈妈的监护下，能更坦白地说出一些情况，便走进屋里。

　　为了使自己的问题显得漫不经心，凯特一边在克劳迪亚的病历上补充新内容一边问：“克劳迪亚，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向你保证，无论你对我说什么，我都会为你保密，不告诉你母亲。”

　　克劳迪亚微微点点头，但似乎并没有显得有丝毫的放松。

　　“首先，你最近的性生活是不是很频繁？”

　　克劳迪亚正值躁动不安，于是立即否认：“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有。”

　　“你的例假呢？”

　　“正常，”克劳迪亚说。

　　“那么我问你药物，你有没有定期使用过任何药品？包括合法的或非法的，医生开的或自己买的？”

　　“没有，”年轻女子说。

　　“克劳迪亚，我不得不提醒你，隐瞒事实是很危险的。它会影响我们的诊断。而要是无法确诊，我们也无从积极为你治疗。”

　　克劳迪亚仿佛细心斟酌了一番凯特的忠告。凯特猜想对方马上就会透露实情。

　　“我……我……每次来月经我特别疼时，几乎都服用米多尔。”

　　“就这些？”凯特追问。

　　“就这些。而且不是每次都服用。”

　　凯特正要继续往下问，却听到前台传来寻找她的紧急呼叫：

　　“大夫！福莱斯特医生！”

　　凯特听出是负责夜间急救住院的萨拉·梅伦德斯的声音。这份工作萨拉已干了好几年，因此什么样的急救病人都见过：急性病发作的、生命垂危的、自认为有病的等。倘若萨拉求救的嗓音如此急迫，送来的人肯定是危在旦夕。

　　凯特对克劳迪亚甩下一句“我马上就回来，”便急匆匆离开了房间。

第四章

　　凯特·福莱斯特在走廊里与两名穿制服的急诊科医务人员相遇，他们正推着一个担架朝她的方向奔来，从他们推车的速度看，病人肯定亟须医疗抢救。担架车后跟着一个女人，紧跑慢跑地跟着。凯特扬起一只手，把担架车引入一间空着的检查室里。他们来到她跟前后，凯特问：“怎么回事？”

　　“服药过量，我们猜想是故意的，”一位医务人员说。

　　他们将病人抬放到检查台上后便离开了，室里只剩下凯特和她的新病号，以及那个年轻女人。凯特开始检查病人是否还有知觉和反应。她同时问道：“是怎么回事？”

　　年轻女子没答话，只是举起一个小小的空药瓶。凯特抬头看药瓶时，留意到年轻女人左手戴着枚结婚戒指。凯特仔细审视药瓶，是安眠药，上面的说明上说共有五十粒。

　　“他把瓶子里的药都吃了？”凯特问。

　　“把剩下的都吃了，”年轻女子说，强忍着不使自己流出眼泪。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凯特问。

　　“我一回家就发现了，”年轻女人说。

　　“多长时间以前？”凯特又问。“以小时计算的话。”

　　“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

　　“你什么时间离开家的？”

　　“哦，那是很长时间以前了。我上晚班。”

　　凯特思索了片刻，问：“他以为你什么时候到家？”

　　“夜里十二点以后，”女人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凯特没回答，而在脑子里计算推测了一番。也许他吞下了五十粒。他要是有救的话，吞下的时间或许是三四个小时前。大概仍有希望排除药物的致命效力。她揭起病人的眼皮，用微型电筒往他眼睛上照。他的眼球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凯特问：“他叫什么？”

　　“卡尔。卡尔·克里斯蒂。”

　　凯特冲病人俯下身，直接对着他耳朵说：“卡尔，卡尔，你听得见我吗？卡尔！”

　　他的眼眸朝她的方向缓慢移动了一下。虽反应不大，但仍意识到她的存在。他的反应程度足以让凯特实施第一步必要的抢救措施。她吩咐比萨德护士给她当下手。

　　“插管、盐水溶液和吸管，”凯特吩咐说。器械备全后，凯特掰开病人的嘴，插进去一根管，娴熟地捅进他的喉咙，伸入到他的胃部。比萨德接着递给凯特一个盛满盐水溶液的不锈钢罐子。凯特将溶液的一部分灌入插管顶端的漏斗里。

　　溶液灌了一半后，她等了片刻让溶液流入胃里，然后又取过吸盐水的吸管。她将吸出来的液体挤到一个盆子里，然后再继续以此方法清洗安眠药的残迹。第三次往上吸时，她发现了安眠药。她就这样为病人一次次地清洗着胃腔，逐渐把药物的残渣都吸了出来，于是感到病人已脱离了部分危险。

　　“输液并做心电图，”凯特吩咐道。比萨德插上输液管，为病人注射盐水以防脱水，并把心电图传感终端接到病人身上。与此同时，凯特则观察着病人的心率、脉搏和胸音。

　　凯特觉得病人已稍为恢复了一点体力，便扶他坐了起来。然后她强行让他喝下一杯活性炭。病人不想喝，还咳出了一些，但凯特坚持让他往下咽。活性炭水不仅能阻止药物进入病人肌体内，还能消解已经吸收的一部分。

　　接下来凯特又查了一遍他的血压、脉搏和呼吸等情况，还检查了他的视觉和反应。她不停地跟他说话，直到他有所反应，尽管他的回答微弱无力。由于他的知觉尚清楚，凯特便决定抽点时间详细地询问一下他的妻子。

　　“他这样做是第一次吗？”凯特问。

　　年轻妻子颇为痛苦地摇摇头。

　　“已有过一次，”妻子回答说。“你得明白，他这人过于敏感。几个月来找工作总是碰壁……他是个音乐天才……可惜没人稀罕。没人稀罕。”她说着欷歔起来。“不能怪他。不是他的错。救救他。我只想救活他，救活他。”

　　“我们正在抢救他。我想他已脱离了危险。要是你回家的时间再晚一点……”凯特对后果不想再说下去。“我问你，他知道你什么时间到家吗？”

　　“我上晚班后——我在一家餐馆做出纳——自从我上晚班后，通常是十二点左右到家。”

　　“这他知道，是不是？”凯特问。

　　“是的，对此他很不高兴。我有事干他闲着。我调到晚班后，他心里更不舒服了。每天夜里他都接我回家，纽约的治安是越来越糟了。今晚他没露面，我便担心起来。”

　　“为什么？你认为他会寻短见？”凯特问。

　　“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担心。上个星期他比从前更不开心了。所以我赶紧赶回家。还打了的，虽然打的很贵。可正像我说的，我心里很担心：他会怎么样？”

　　“我会让比萨德守着他，确保他呼吸保持稳定。我们要查一下他神经有没有受到损坏。最后我还要请精神病医生来和他谈一谈。”

　　“精神病医生？”

　　“精神病医生可以查清他是真想自杀还是寻求援助的信号。依我看，我想他的做法是寻求帮助的信号。他希望你发现他并把他救活。你果然也这样做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给予他帮助。”

　　“谢谢，大夫，非常感谢你，”年轻妻子说。尔后她又吞吞吐吐地问：“不会去……通知警察吧？”

　　“你的观念太老化了，我们在这儿不是惩罚自杀的人，责怪他们，而是要帮他们一把，”凯特安慰对方。

　　少妇冲动地拉起凯特的一只手，在上吻了一下。凯特很窘，赶忙说：“别这样。我们能帮助他感到很高兴。”

　　凯特向比萨德吩咐完后，便到各个房间将所有病人的情况又巡视了一遍。

　　凯特·福莱斯特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也进行了复查，她的症状和化验报告变化不明显，仍无法确诊。凯特在此期间再度处理和治疗了若干一般性肠胃紊乱病人，包括两个食物中毒者；一个即将得肺结核的重感冒患者；一个小产孕妇；两个遭抢劫的人，但都伤得不利害，没有送往创伤中心；一个肾感染患者，凯特建议对其进行手术处理。

　　接着凯特又查看了一次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发现她更加绵软乏力，处于半睡状态。她母亲的焦虑依然如故，脸上的怒气亦丝毫不见消失。

　　凯特利用这一时间的间歇将各个病人的病历写全。然而她喘口气的时间才持续了几分钟，前台又传来紧急呼叫：“大夫！福莱斯特大夫！”

　　凯特朝前台奔去时，老远就看见紧急救护人员推着担架朝她的方向走来。担架车躺着一个年轻女子，抓着她的手跑在她身旁的是个小伙子，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担架车走近时，凯特听见小伙子说：“不会有事的，亲爱的。我们已经到医院了。他们已经呼叫了医生，你很快就会好的，很快！”

　　凯特示意急救人员把车子推进一间刚刚空出来的检查室。担架车推至检查台子旁边时，小伙子协助急救人员把病人抬到台子上。从病人的状态看，她很疼痛，且虚弱无力，已丧失行动的能力。

　　“好了，”凯特对女子说，“告诉我怎么回事。”

　　说着，凯特还迅速对女子的外表观察了一番。她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双唇无色。她显然疼痛难忍，而且呼吸困难。

　　“说说哪儿不舒服，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我不……我……我无法……”她尽力解释着，但最终却把头撇向一边，没法表达她的痛苦的感受。

　　思维紊乱，凯特暗忖。她对小伙子说：“她病了多长时间了？怎么引起的？”边问边将病人的雨衣袖口捋了上去，然后又卷起她外衣和睡衣的袖子，为她量血压。

　　小伙子解释说：“她一直没事，我是说，她本来好好的，直到今天早上才感觉不对。后来到中午的时候，她就觉得……我也说不清……觉得有点怪。我的意思是，她以前就病恹恹的，常犯病。甚至我们结婚前就那样。不过近来她身体不错，可今天早上又不行了。”

　　此时凯特已经量完了病人的血压。高压90汞柱，低压50汞柱，非常低。但光凭这一点尚不能说明她的症结所在。凯特往电子体温计上套上一个塑料薄膜，将体温计插入病人口中。

　　“请压在舌头下面，”凯特说。她注视着体温计上的刻度盘，华氏102度，低烧。“请坐起来。”病人的丈夫想搀扶他妻子，凯特阻止他说：“别插手！让她自己来。”

　　小伙子内疚地缩回双手，仿佛犯了什么罪被人擒住似的。他妻子开始往上欠身子，凯特留意到她背部的下侧表现出疼痛感，身子还没坐直就又颓然倒下，疼痛和耗力使她精疲力竭。

　　“我……我不能……”年轻女子绝望地摇摇头。

　　她丈夫半解释半歉意地说：“一整天她差不多都是这样。每次我想扶她坐起来喝点热汤，她都说起不来。最后真把她搀起来，她就感到恶心和头晕。大夫，求求你想办法治好她。”

　　从他祈求的神态看，凯特知道他不仅深爱着他的妻子，而且还极怕失去她。

　　虽然病人呈现的症状和表现尚不能确诊，但凶多吉少，需立即采取治疗措施。于是凯特给病人采了个血样，朝走廊喊道：“胡安！胡安，卡斯蒂略！赶快来一号检查室！”

　　须臾，胡安气喘嘘嘘地冲进了室。“有何吩咐，福莱斯特大夫？”他问。

　　“赶紧把这个血样送去化验室，在那等着化验结果。”

　　“好的，大夫，”胡安说毕拿着封闭的试管走了出去。

　　“大夫？”小伙子的眼神里流露出祈求的目光，分明是想探问他妻子的状况。

　　凯特转过身又继续检查病人。她一边用听诊器检查女子的心脏、肺部和胸腔，一边询问着丈夫，后者紧握着他妻子的手，与其说是给她安慰，不如说是自己在寻求镇定，因为他妻子似乎已经睡着。

　　“你刚才说——”凯特开口说。

　　他急忙接过话茬儿：“对，她今天早晨还挺好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凯特说。“你说她以前就病恹恹的，还说她曾多次犯病。你的意思是什么？”

　　“噢，我们结婚之前她就那样。”

　　“哪样？”凯特问。

　　“总犯病。”

　　“犯什么病？”

　　“她呼吸困难。但不像现在这样，这次有所不同。”

　　凯特的视线从病人身上移开，看向她丈夫：“我问你，医生说她的呼吸困难是什么病？气喘？”

　　“没错，气喘。”

　　此时，所有的症状开始形成了一个综合症的轮廓。但还有一些因素需要确定。

　　“她的医生有没有给她开过治气喘的药？”凯特问。

　　“哦，开过，”丈夫肯定地说。“而且疗效不错。正如我说过的，服药后她感觉好极了。可她突然又病了，真让人不可理解。”

　　“她吃的是什么药？是不是类固醇？”

　　“对，是的。药剂师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你说疗效不错，这是不是说她已经停用了？”

　　“她感到没事了，整个星期病情都没发作，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医生，问他我妻子能不能停药。医生说可以。”

　　“她马上就不再吃了吗？”凯特问。

　　“医生说她可以不吃了，她就不再服用了，”年轻的丈夫答道。

　　他仍温存地握着他妻子的手，不料凯特动作迅捷地将病人的手拽了过去，仔细观看起来。她检查每个手指及手指之间的皮肤。她发现了她所怀疑的证据：变色。虽然她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病症，但曾听内科学教授对它进行过准确的描述，她的课本里也有详细的讲解，于是她把种种症状都联系了起来。血压低，低烧，晕眩无力，下背部和双腿疼痛，思维紊乱。然后是最后的症状：皮肤变黑。

　　典型的艾迪森病，诱发的原因无疑是她突然停止服用治疗气喘的可地松而造成的，因为她体内的肾上腺不能正常地分泌皮质脂酮。

　　对于化验的结果，凯特已大致心中有数。应该是高钾，低钠和低碳酸氢盐，等待出结果看来已没有必要。为了防止脉管崩裂的危险，必须立即着手采取两项步骤：恢复体液和补充类固醇。

　　她用静脉输液将两种药物注入病人体内，然后便把病人交给护士监护，并嘱咐说一旦化验出来就通知她。

　　尔后她又去各个检查室巡回检查了一遍所有的病人。

　　她步行在走廊上时，回忆起一位老内科大夫曾对她说过的一句话：“福莱斯特，你要是在急诊科里呆上一个礼拜，获得的经验和所遇到的各种病例比在普通诊所一年的时间里遇到的都多。而且你若想及时抢救每个病人，必须将所学过、看过及读过的所有知识全部派上用场。”

　　经过了这一夜的经历后，凯特对此话更是深信不疑。

第五章

　　凌晨两点钟时，凯特·福莱斯特越来越感到疲惫不堪。她又喝了一杯浓浓的热咖啡，但仍没能使她恢复精力。在刚过去的一个小时之内，她共看了八名病人，对他们进行了治疗，还为另外七个病人进行了姑息疗法，对他们百般安慰后将他们打发回家。

　　三号检查室里令人担忧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情仍是悬而未决。不久前凯特又去探视了两次，克劳迪亚的疼痛仿佛有所加重，然而凯特要求送走的第二次化验的报告尚未出来，所以仍无法实施任何治疗方案。凌晨这个时候，化验的时间拖得很长，因为值班的技术员人数减少，在岗位上的也因吃夜宵和喝咖啡而拉长了休息的时间。

　　凯特的诊断颇使她感到疑惑，于是她决定把住院外科大夫找来，征询他的意见。

　　她拿起电话机。“请呼叫布里斯科医生。让他立即到急诊科三号检查室来一趟！”

　　放下听筒后，凯特看到病人的母亲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她，仿佛在说，早该这样了，小丫头，早该把别人请来。

　　几分钟后，埃里克·布里斯科跨进三号房间，问：“凯特，你找我？”

　　“是的。”凯特把他招呼到一个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听不到他们说话的角落，把她对病人的诊断及化验结果向布里斯科陈述了一遍。

　　布里斯科医生在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密切注视下，对她女儿又做了一次腹部和盆腔检查。检查完后，他没理会女人焦急询问的目光，对凯特说：“腹部反应敏感，但不足以实施任何具体的治疗。”

　　“子宫怎么样？”凯特问。

　　“稍有些胀大，子宫颈无明显变色。”

　　“有必要做手术吗？”

　　“目前没有，”布里斯科说。“再接着做化验，结果出来后通知我——”

　　还没等凯特说她已经又进行了化验，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插嘴说：“接着化验，接着化验。难道你们医生就知道这个？”年轻的外科大夫看向她时，她又用责怪的口吻说：“我希望找个年纪大的医生来。一个有经验的医生。”

　　布里斯科没理她，平静地说：“福莱斯特大夫，下批化验出来结果后，告诉我一下。”

　　到凌晨三点钟时，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已处理了二十六名新病人，将其中四个送往心脏监护室；两名送往手术室，一个是做阑尾切除手术，另一个妇女是做胆囊紧急切除；七个病人留院观察监视；剩下的十来个不是病情不严重就是佯装有病，均被她一一打发走。

　　然而在她的下意识里，让她始终惴惴不安的是三号检查室里的病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她已在急诊科里逗留了六个小时，却仍未得到确诊。凯特再次朝三号室走去，第三批化验结果此时应该已经出来了。

　　她刚迈进门，就听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急不可待地说：“化验结果已送来快半个小时了！”

　　“我还有其他病人，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凯特说罢审视了一遍化验报告。

　　这次出现了变化，而且变化较大。克劳迪亚此前就较高的白血球上升到2100。她的红血球即血球容却降至19。虽然防止脱水的静脉输液通常可降低红血球，但这等大幅度的骤然下滑实在无法解释。令凯特更迷惑的是，病人的疼痛非但没使她更加躁动不安，反倒变得愈发绵软无力。这是由于她体内状况变化引起的，抑或仅仅是夜里时间过晚的缘故？

　　凯特决定再做一次腹部检查。这次她发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腹腔明显增大，下腹部的肠音已经消失。这些综合症状表明，腹腔某处可能有严重的感染。在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警觉目光的盯视下，凯特无法掩饰内心的焦虑，因而为了寻找可能感染的具体部位，她又将腹腔检查重复了一遍。

　　她心里突然闪过一个疑点，于是不顾病人母亲的在场，她俯身贴近年轻女子，再度问起此前记录病历时已问过的几个问题。

　　“克劳迪亚，我希望你能对我坦白地说实话，这很重要。近几个月来，你的性生活是否很频繁？”

　　“不是，真的不频繁。”

　　“上次例假来了吗？”

　　“正常。我一直很正常，”克劳迪亚在母亲的盯视下一口咬定地说。

　　“你要是想证实她有没有怀孕，我可以告诉你她没有。”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凯特意识到由于母亲的在场，克劳迪亚可能不会讲实话，便决定采取最关键的一步。她认为克劳迪亚可能怀了孕，甚至是子宫外孕，而她的感染则可能与怀孕有关，这一推测是否正确，只能由她即将采取的步骤来确定。

　　考虑让病人自己排尿取尿样时间太慢，凯特决定采取一个快捷的方法。“给我剪刀，”她对克罗宁说。

　　克罗宁将一把圆把儿的手术剪刀递给她。凯特用剪刀剪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牛仔裤裤腿。

　　“干么，你要干什么？”诺拉·施托伊弗桑特问。

　　“用最快的办法取得尿标本，”凯特答道。这时她已剪开裤子的裤裆，连带着病人的内裤也给剪开。克罗宁已备好导尿管，凯特把细管儿插了进去。她小心地将尿液吸出，导入克罗宁递给她的试管里。

　　“化验箱！”凯特·福莱斯特吩咐道。克罗宁知道凯特要使用化验箱，早已将其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塑料吸移管和一个圆形的塑料粗管。东西取出来后，克罗宁刚要把纸盒子扔掉，凯特问：“什么时间过期？”

　　克罗宁看了眼盒子上的标签说：“1993年12月30日。”

　　凯特一看没过期，便将吸移管插进试管把尿液吸上来。她用大拇指揿住吸移管的顶端，不让尿液流出去，然后将尿注入到圆形粗塑料管里。

　　一直关切地注视着凯特操作的施托伊弗桑特太太问：“大夫，我能问问你在做什么吗？”

　　“用免疫酶的化验查看你女儿尿液中是否有半定量的HCG激素。”

　　正如凯特所料，那个女人对医学名词大惑不解。然而克罗宁却十分清楚，福莱斯特医生由于怀疑病人没讲实话，正在用最快捷的方式测试她是否有了身孕。

　　“你说的这个……免疫……HCG……是什么东西？”满腹狐疑的母亲问。

　　“HCG是人体内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一旦受精这种荷尔蒙就分泌出来。这个试验就是查验你女儿的尿里有没有HCG，”凯特解释说。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就能查出来我女儿的病因了？”

　　克罗宁瞥了一眼医生，不知她将如何回答。凯特毫不犹豫地说：“不能。但能确定她是不是怀了孕。”

　　“我女儿已经对你说过，她最近没有什么性生活，”诺拉·施托伊弗桑特怏怏地说。

　　凯特从一个标着试剂A的小瓶子里取出几滴溶液，倒进尿液里。

　　“你在做什么？”母亲问。

　　“这个试验既简单又快，而且通常很准。使用这个试剂，我就能让克劳迪亚尿液中的HCG固化。”

　　“可我们已经对你说过……”

　　“证实一下也没什么坏处，”凯特说着又加进了几滴试剂B，以便消除尿液中游离开的HCG分子，只留下将用试剂C进行最后检测的HCG。凯特自信最后结果定能证实自己的推测，便小心翼翼地把试剂C滴液加进尿中的HCG之中。她等待着结果。倘若她的怀疑是正确的，标本应变成蓝色，表示病人尿中有大量的HCG。

　　她细心观察着塑料管里的混合液体，等着它变色。然而它没有变蓝，甚至连一点蓝色的影子都没有。

　　“怎么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得意洋洋地问。

　　“没有怀孕的迹象，”凯特·福莱斯特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来，怀孕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别再冲着不着边际的理论捕风捉影了，医生，采取点儿实际的措施！”

　　“对，说的对，施托伊弗桑特太太。”

　　但该怎么办呢？凯特自忖。

　　这个病人的情况有些不对劲。她心里再次起了疑心，认为克劳迪亚尽管口口生生说没服过药，但她其实可能在撒谎。许多药可以减轻或掩饰疼痛，使病人和医生都无法看清病情的严重性。

　　凯特琢磨着想给她做个毒性检查，看看她血液中是否有吗啡、海洛因或可卡因。吗啡可以导致呕吐，也可使人眩晕恶心，迷迷糊糊，以致无法清晰地描绘疼痛的位置。毒性检查至少二十四小时后才能出结果，对马上确诊起不了作用，但对病人以后的治疗会有极大的帮助。

　　于是凯特又取了一次血样，送去化验室进行彻底的毒性检查。倘若克劳迪亚与纽约市的毒品社会有瓜葛，她很可能会服用一般年轻女子喜欢的毒品。

　　虽然尿检证明患者没有怀孕，凯特的职业直觉告诉她，克劳迪亚的陈述有疑点。“克劳迪亚，通过我的检查，我知道最近你性生活非常频繁。你性交时，使用过子宫内避孕器吗？”

　　克劳迪亚欲言又止，最后说：“一段时间前……是的，我用过。”她仓促而内疚地望了她母亲一眼，急忙辩解说：“是伊夫斯大夫亲自推荐我使用的。”

　　凯特决定不管女儿和母亲之间会不会出现紧张气氛，她仍要继续澄清她的疑点。她抓起墙壁上的电话，按了三个数码的内部分机。

　　“放射科吗？我是福莱斯特医生。我要给一个病人做B超，检查是否有子宫外孕。”

　　“你已经证实了她没有怀孕，”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没好气地说。

　　凯特没反驳，听到放射科的技师说：“福莱斯特医生，能不能等到明天下午再做？”

　　“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凯特追问。

　　“你知道用B超查子宫孕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只有格来德温大夫能操作。可她明天下午才来上班。你要想得到可靠的结果……”

　　凯特晓得，即使是在最佳的条件下，由经验最丰富的医生出马，B超的检测结果也难保百分之百的准确，为此她挂上了电话。俄顷，她又拨通了另一个分机。

　　“化验室吗？”凯特问。“我是急诊科的福莱斯特大夫。我刚叫人送去一个检查毒性的血样，请再加试一项血清怀孕化验。”

　　“这些化验结果你不急着要吧？”化验室的化验师说。

　　“我知道毒性检查需要二十四个小时左右，但我最着急的是血清怀孕化验。”

　　“我说的正是这个化验，”技师说。“血清怀孕化验需要特殊仪器和专门的技师，所以我们把血样都攒起来，隔几天一起化验。据我估计，这一化验的结果至少一天半以后才能出来。”

　　凯特沉吟了片刻，说：“不管怎么说，做个血清怀孕化验，结果对治疗可能帮助很大。”

　　所有该化验的项目都落实完后，凯特又做了一次腹腔检查。她愕然地发现，克劳迪亚的肚子此刻膨胀得十分坚硬。凯特立即伸手去抓电话机，但马上又灵机一动，决定去护士站打这个特别的电话。完全没有必要再给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忧心忡忡火上浇油。

　　“马上把布里斯科大夫找来！让他立即赶到急诊科三号检查室。重复一遍，立即赶来！”

第六章

　　凯特·福莱斯特等在三号检查室门口，想趁布里斯科到来时私下里将病人的状况告诉他。不到五分钟，她看见布里斯科从隔离急诊科和医院主建筑群的旋转门中急匆匆闪现出来，于是松了一口气。

　　布里斯科仔细思忖了一会儿凯特的陈述，说：“准备一根长手术针！我进去看看她是不是内出血。”

　　他俩踅进房间后，看到克罗宁正给病人量血压。

　　克罗宁意识到克劳迪亚的母亲异常紧张，于是压低声音对两位医生说：“血压下降。”

　　“再输液，另外给布里斯科大夫找根长针，”凯特说着从克罗宁手里接过测量血压的任务。

　　一听到要拿针，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忙问：“你们要干吗？”

　　“太太，请你离开这里！”布里斯科说。女人用目光对他的话表示抗议。“请离开房间！”

　　最后诺拉·施托伊弗桑特不得不屈从，往门口走时显些与进来的克罗宁撞个满怀，后者手里拿着一根手术专用长针和一个皮下注射针头。克罗宁又继续测血压，凯特·福莱斯特看着布里斯科做着准备，打算将长针伸入病人的阴道，倘若真有内出血，针头便可从腹部将淤积的血液抽出来。

　　布里斯科刚要引入针头，克罗宁突然慌乱地轻声说：“没脉搏了！她没脉搏了！”

　　凯特·福莱斯特和埃里克·布里斯科立即将病人从检查台上抬起，放到靠墙的一辆担架车上。

　　“心肺复苏器！”凯特吩咐道，克罗宁即刻照办。凯特·福莱斯特和埃里克·布里斯科快速将担架车推出房间，克罗宁跟在车旁监测着复苏器。车子经过惊讶不已的病人的母亲，进入各种器械齐全的急救监护室。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紧跟在后面，恳求地问：“怎么回事？我女儿怎么了？”

　　没人停下脚步对她做任何解释。在急救监护室门口，尽管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一再央求，凯特仍旧没放她进去。

　　“她是我女儿，我有权……”

　　“你只能碍事，”凯特说罢迅速关上了门。

　　急救室里，两名医生和三个护士忙做一团。凯特吩咐输液，大剂量输注盐水和乳酸盐，替换病人的电解液。克罗宁继续操作着心肺复苏器。凯特转向急救室的一名护士说：“做心电图！”护士把心电图终端接到克劳迪亚胸部，以便在屏幕上监测她心脏的状态，同时凯特又吩咐道：“准备一安瓶的肾上腺素！”于是急救室的另一名护士拿来了针剂和皮下注射器。

　　凯特迅即在病人的手臂上绷上一个橡皮圈，找到血管，将刺激心跳的肾上腺素注射进去。

　　与此同时，布里斯科拿起一根长长的塑料管，撑开病人的嘴，谨慎地将管子捅过她的声带和喉咙，一直下到她的气管。接着他安置好一个气压带，命令护士说：“灌空气！”于是护士用双手握住气压带，将空气挤入病人的肺部。她操作的很小心，与操作心肺复苏器的克罗宁配合着，因为克罗宁在为病人的胸部施加压力，而气压计则是往体内灌气，协调不当便会使两人的努力抵消而不起作用。

　　布里斯科转过头冲门口喊道：“卡斯蒂略！胡安·卡斯蒂略！”

　　一声回应从走廊里传来：“来啦，医生！”

　　“胡安！O型血，四品脱！立刻送来！”布里斯科命令道。

　　一听到要输血，施托伊弗桑特太太颓然靠向墙壁，她惊愕得已无法再发问和反抗了。

　　在急救室里，布里斯科帮着凯特手忙脚乱地量着病人的血压，并同时不停地观察着荧光屏上心脏跳动的情况。很快他们便发现，虽然心脏跳动恢复明显，但输入体内的所有液体和药物都没能恢复病人的脉搏和血压。

　　“电机械离异，”凯特终于感到不妙地承认。

　　当心脏仍继续条件反射地跳动，但由于体内出血，主动脉血源不足而没有脉搏时，便出现电机械离异现象。

　　“见鬼了，她的血跑哪儿去了？”布里斯科自言自语大声说。

　　须臾，胡安送来了四品脱O型血。凯特立即在病人胳膊上找到一个新血管，着手输血，她要抢在病人肌体彻底衰竭前将拯救生命的血液注入她体内。

　　“只要我们稍微能把她救活过来，我就立即给她动手术，”布里斯科说。

　　然而输完三品脱血后，依旧不见脉搏和血压。不言而喻，新血液弥补不上正在丢失的血液。

　　“我得动手了，”布里斯科说，“得找出流血的地方，把它止住。”

　　急救室有一个小柜子，里面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手术器械。布里斯科戴上一副橡皮手套，从柜中挑出一把手术刀。凯特继续输血，一名护士仍给病人的肺里压气，克罗宁操作着心肺复苏器，布里斯科这时便在病人的腹部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一股鲜红的血液顿时从刀口处喷薄而出。布里斯科出于外科大夫的习惯本能地命令道：“吸血！”其目的是为了把血吸净，以便让他看清出血部位。然而正如凯特和其他几个护士一样，他立即意识到急救室里根本没有吸血器械，于是他只得凭感觉查找出血点。当他将戴着手套的手插入伤口，寻找失血原因时，大声说了声：“用夹钳止血！”与此同时，凯特、克罗宁和急救室的一名护士仍继续操作着手中的抢救仪器。

　　布里斯科在一片血潭中触摸着，新输入的血弥补不上失去的血，凯特还是找不到脉搏的跳动，于是急救室的护士依旧不停地往病人的肺里压气。

　　紧张而无效地配合了几分钟后，凯特无奈地说：“没脉搏，她还是没脉搏。”然而她没断了输血，克罗宁和急救室的护士也未间断使用心肺复苏器和气压带。

　　终于，克罗宁说出了两个医生都不愿承认的话：“完了，她完了。”

　　“她不可能死！”凯特反驳道。“继续抢救！我们要把她抢救过来！我们要救活她！”

　　布里斯科将浸满鲜血的戴着手套的手从刀口里抽出来，离开了手术台。“算了吧，凯特，没救了。”

　　两个护士刚一住手，凯特便从克罗宁手里抢过心肺复苏器，后者见状恳求道：“大夫，算了吧，已不管用了。”

　　凯特·福莱斯特额头上往下滴着汗珠，金发散披在她的脸颊，她仍疯狂而无济于事地压迫着病人的胸部，企图挽回她的生命。做为医生的凯特·福莱斯特已明知毫无希望，但做为一个女人的凯特·福莱斯特却拒绝认输。

　　“凯特！福莱斯特大夫！”布里斯科口气强硬地喝道，“病人死了！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住手，听见没有？住手！”

　　他除去沾满血迹的手套，硬是将凯特从手术台前拖开。凯特恢复了职业思维后，问：“找到出血原因了吗？”

　　“我连出血部位都没找着，”布里斯科说。“不过这还有什么关系吗？”

　　“是的……已经无关紧要了，”凯特承认。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被送进纽约市立医院已九个小时，脉搏停止跳动四十五分钟，尽管对她实施了物理治疗抢救，结果心脏仍是停止了跳动，死时芳龄十九岁。

　　她死了，不明不白地死了。但一旦做完尸体解剖，死因就会大白的。按照纽约州的法律，凡是被送进任何一家医院急诊科的病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死亡，都必须进行尸体解剖。

　　“我得出去跟她妈妈说一声，”布里斯科说。

　　“你别去，这是我的事，”凯特·福莱斯特说。

　　“这可不是件容易地差事，”布里斯科提醒她。

　　“可这是我的责任，”凯特朝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那个年轻的死者，护士们正把在她身上没产生任何作用的插管、终端接头和所有医疗器械从她身上移去。尔后，克罗宁将一条绿色的布单覆盖在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裸体上。

　　走出门后，凯特根本无需用言辞传递少女死亡的噩耗，精神上痛苦不堪的母亲从凯特的眼神里早已看了出来。

　　“她被害死了！你们这些人害死了她！”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本来是可以救她的，可你不让我插手。我本来是可以救活她的！”女人声嘶力竭地喊道。所有检查室的护士和病人都跑了出来，朝走廊里张望着歇斯底里的女人和想尽力使前者镇静下来的年轻女大夫。

　　“我们想了一切办法，尽了所有的力，”凯特试图安慰对方。

　　“一切办法？重新化验，重新化验，你管这叫一切办法？检查、输液——那就算治疗？”精神痛苦的母亲谴责地说。“我送进来的是个健康的十九岁少女，只患有不严重的腹部不适，可才几个小时的功夫你们就把她害死了。十九岁呀，生命才刚刚开始。十九年对她的护爱、关照和对她未来的希望，都化为乌有了，几个小时之内就消失的烟消云散。我的孩子，我惟一的孩子……克劳迪亚……可怜的克劳迪亚……她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别这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凯特说着伸出手想给予她慰藉。

　　“别碰我，医生！你休想逃脱罪责！有法律……我们有惩罚你这种医生的法律！”

　　尽管女人百般指责和恫吓，凯特仍对她表示着极大的同情。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你想不想给什么人打电话？或者由我来替你通知什么人？”

　　女人泪眼朦胧地瞪视着她，眸子里充满仇视和怨恨。最后还是布里斯科大夫搀着心神错乱的女人朝门口走去，门口上方艳红的霓虹灯打出“急诊科”的字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一边走一边呜咽呻吟着，“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走到接待台时，值班的护士从椅子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走出了大门，紧接着转身沿走廊朝凯特走去。

　　“福莱斯特大夫，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凯特说，日光兀自盯着急诊科的出口处。

　　“大夫，她可不仅仅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而是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护士说。

　　“这她自己说过好几次了，”凯特答道。“他的房地产生意做得很大，是不是？”

　　“他在纽约做房地产，”护士说，“还有六七个其他企业，所以在市政厅和州府很有势力。”

　　“可他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凯特问，然而她不想知道答案。

　　她感到麻木而疲惫不堪，便返回急救室。护士们正收拾乱成一团的房间。担架车上躺着年轻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由一条绿色的布单覆盖着。凯特禁不住撩起布单，凝视着那张苍白的脸、闭合的眼睛、纷乱而潮湿的一头乌发。这曾是她的病人。

　　她失败了。病人在她的护理之下长达九个小时，她有一家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大医院做后盾来医治她的疾病。然而她却没能救活一位前程似锦的十九岁少女的生命。

　　这么些年来，她是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做出了过高的估计？她在医学院里取得的高分是不是迷惑了她自己以及其他人？一个人在课堂里可以是个高材生，但当面临一个垂危的生命时，她也许根本不会运用她所学到的全部知识，这种可能性是否成立？医学院的许多学生在行医的道路上纷纷被淘汰，原因都是在面临病人的生死需要做出决断时，那些实习医生或住院医被责任的重大所吓倒，从而退出了这一职业。凯特认识的一个实习医生，对自己的决断能力非常怀疑，以致在实习的第二年便自杀了。

　　她暗想，或许实习和做住院医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剔除那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无法发挥自己医学知识的人。

　　然而最终的疑点是：我凯特·福莱斯特是不是在医治克劳迪亚的过程中遗漏了什么环节？我会不会没有采取某些在别的医生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措施？

　　埃里克·布里斯科把施托伊弗桑特太太送进轿车后，又返回急诊科。他从凯特的眼神中窥见到气馁和自责。

　　“凯特，我们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对这个病人我们尽力了，”他用抚慰的口气说。

　　凯特摇摇头。布里斯科示意克罗宁为他取来一片药。克罗宁立即拿来一个黄色药片和一杯水。布里斯科强迫凯特把药服了下去。

　　他暗忖，她幸好没听见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钻进汽车前所说的威胁人的话，否则她的心情会更糟。可怜的凯特。

　　黎明时分，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填写好了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在死亡证书上签了字，便准备下班回家。

第七章

　　通常情况下，在急诊科里经过这么长的一段值班后，精疲力竭的凯特·福莱斯特会大大松口气，为又能自由地回到她那栋不大的公寓而备感高兴。她全身上下每一块肌体都渴望着她那张舒适的床，渴望一口气美美地睡足十几个小时的觉。

　　但在今天这个特殊早晨的六点钟，她却丝毫没有这种渴望。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死亡在她心里投下深深的阴影。此外，另外一个病人也使她感到惴惴不安。她推开急诊科的大门，走进医院的主建筑群，坐电梯来到三层的小儿科。她找到哈维·戈尔丁大夫，见他在一间暗室里正观察着一个幼儿身体各部位的一系列X光片。

　　“哈维？”凯特叫道。

　　哈维听出了凯特的声音，目光却依旧紧盯着挂在墙壁上的X光胶片。“凯特吗？过来看一眼。”

　　凯特走进玻璃墙壁，嵌在墙壁里的灯光把X光片照得雪亮。

　　“凯特，你的猜测太对了！”戈尔丁大声说，“看她左腿部两处愈合的骨折。一处在股骨，另一处在胫骨。”

　　“在她右腿的那个，那是不是我觉得不对劲的新伤？”凯特问。

　　“没错，”戈尔丁说。“我都有点怕看她脑部扫描的结果了。”

　　“你觉得会很可怕？”凯特问。

　　“我正等着斯波伯尔。我需要做一次彻底的神经检查，看看有没有永久性伤害。”

　　“可怜的玛丽亚，”凯特说，“上帝，人们怎么能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

　　“要是你让他们把她抱回去，就更不可想像了，”戈尔丁说。“你该为自己的做法感到骄傲，凯特。你今晚救了一条命。”

　　救了一条命，失去了一条命，凯特暗想。从加减的角度看，算是扯平，但心里总不是滋味儿，一点儿也不舒服。

　　“凯特，回家吧，你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戈尔丁口气愉悦地督促她。“你需要休息。”见她没反应，戈尔丁诧异地扭过头问：“凯特？凯特，你没事吧？”

　　“只是今晚太忙了，太忙了，”凯特说着走出了屋。

　　通常在黎明时分，凯特在急诊科值完夜班后都招手打的，全身完全放松地靠在车子的后座上，让别人把她送回家。她和罗茜·庄共住一栋公寓。纽约的房租居全美之首，为了让年轻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能过上较体面的生活，医院买下了一些公寓，以低廉的租金再租给他们。

　　今晨凯特虽累得疲惫不堪，但她仍想步行回家，晚上的一场雨刚过，曼哈顿西区的街道湿漉漉的。雨水冲去了污染和尘埃，空气异常清新，从哈德逊河对面刮来一阵强风，吹来一股凉爽的清晨的空气。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凯特平时会感到焕然一新，然而今天她却没有这种感觉。

　　第九大道上，卡车正给街旁的杂货铺、小餐馆、肉店和菜市场运货，为当天的生意做着准备。纽约的西区已经苏醒，迎来了新的一天。

　　凯特在忙着卸货的司机和他们的帮手中间穿梭而行。他们用歆羡的目光注视着她，时不时喊出一两句挑逗的话，不外乎是为了在枯燥乏味的活计中找乐儿消遣。

　　凯特成长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不大的农庄里，青少年都是在乡下度过的，因而对纽约卡车司机、开出租车的和建筑工人的善意的挪揄总感到浑身不自在。起初她总觉得受到了侮辱，后来觉得很可笑，而今天她脑子里索绕的只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身影。

　　她走到公寓单元门口，打开门上的两把锁，进到屋里。她喊了一声：“罗茜？”

　　没有回答。凯特突然想起罗茜在门诊值班，下午才回来。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开始脱衣服，忽然发现还没往浴盆里放水。于是她拧开热水龙头，脱光了衣服，正要往浴缸里迈脚，电话铃响了。她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哪，千万别是沃尔特。今天这个早晨再让我应付个人问题，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但她从未养成故意不接电话的习惯，尤其铃声响得如此固执。响到第九声时，她暗忖，不管我对沃尔特怎么看，也不管我跟他分手的决心有多大，至少我该听电话，他有给我打电话的权利。

　　“喂？”

　　“凯特……”果然是沃尔特。“对不起昨天夜里给你往医院里打了电话。我太傻，过于冲动。不过我们俩得见一面，我要和你谈谈。”

　　“沃尔特，我已对你说过了，没用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曾互相拥有过，还做过计划……”

　　“沃尔特，那些计划是你定的，可我也有我的计划。要想在医院立住脚，我至少需要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此之前我不能考虑婚姻。”

　　“你要是特别爱我就能结婚，”沃尔特激将对方。

　　凯特缓慢而用心地答道：“沃尔特，亲爱的沃尔特，我们俩的看法竟完全一样。不错，假如我要很爱你的话，我会嫁给你的。”

　　“听我说，亲爱的，只要我们再见一次面……”沃尔特仍不罢休。

　　“沃尔特，你不能靠说服的办法让别人去爱你。恐怕我无法爱你，像你爱我那样地爱你。求求你，沃尔特，我现在累极了。到医院两年来，昨天夜里的值班是使我感到最疲惫不堪的一次。我需要洗个热水澡，需要睡觉。尤其需要独处。所以请你……”

　　沃尔特·帕默从凯特的声音里听出一种不仅仅是疲劳的情绪，便说：“好吧，我过一阵再给你打电话。你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考虑，按我的思路考虑。”

　　说罢他挂上了电话。凯特把话筒放回机座时，竟发现自己哭了。她挥去泪水，心想：我是不是因与沃尔特分手而感到悲伤？毕竟，曾经一度我确实认为很爱他。这就是哭的原因吗？抑或是想起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回忆起了她临死挣扎时那张苍白的脸和紧贴在额头的一头乌发？

　　顷刻间她已明白，是那个十九岁的克劳迪亚使她黯然流泪。

　　她下决心不再想她。这种事在医学上时有发生，哪个医生也挽救不了所有人的生命。洗个热水澡放松一下，足足睡上一觉，到晚上时她就会重新精神焕发，精力充沛。

　　然而凯特虽已困不可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无法入睡。她越是着急地想补足透支的睡眠，越是毫无睡意。她希冀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悲惨结局从头脑中抹去，却不料又将当时的情景一幕幕回忆起来。她回想着最初的检查，克劳迪亚的泛泛而令人置疑的回答。她要是已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为什么疼得不十分强烈？凯特又回忆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输液、化验检查，化验共做了三次，还有那个结果显然是阴性的怀孕化验。她本想做一个B超检查，以证实她的判断，但B超技术员偏偏不在。这是急诊部门的一个不足之处。医生急需的一些辅助手段往往不能利用的上。

　　逐渐地，她从回顾当时的情形转入分析解释和为自己采取的措施寻找辩护。在医学院上学时，没有一个教授曾教过医学是一门准确无误的科学。只要你采取了应该采取的步骤，使用了正确的物理疗法，开出正确的药物，每个病人都应该恢复健康。但一个表面健康的十九岁少女在症状不严重的情况下突然丧命，上述解释便无法令人感到安慰。

　　可是，内心不安的凯特又暗自辩解，如果她真地像她一出现时那样健康的话，她也不会死掉。那么严重的大出血，原因何在？为什么检查时看不出丝毫的痕迹，直到最后严重的无法控制？

　　布里斯科也曾看过病人，他的观察和结论与凯特的完全吻合。也许更确切的说，根本就没有结论，没有确诊，从而根本没有治疗方案，是不是这样？

　　不过她又不得不承认，希图将责任转嫁到布里斯科身上，哪怕只是部分责任，都丝毫无法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从一开始就是她的病人。倘若治疗上出了问题，惟一受责怪的人是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凯特·福莱斯特从上小学开始就是优秀生，成绩永远在班里名列前茅。每当老师让学生自愿回答问题时，她总是第一个把手高举到老师面前。凯特·福莱斯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地的高中，进入伊利诺斯大学，为了尽快考入爱荷华医学院，她把四年的课程压缩为三年完成。高中时，她年龄尚小，不符合在当地医院做自愿服务者，但最终却被破格录取。在所有自愿者中，凯特·福莱斯特的好奇心最大，积极性最高。她申请医学院时，三名医生为她写了推荐信，而且三人都是医院各科的主任。

　　医学院比她料想的要紧张得多。这意味着她更加用功，强烈期待着做实习生和住院医生的那一天，以便将掌握的全部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实际中去。她有意选择了一家大型城市医院，一家最大最有名的医院之一——纽约市立医院。她希冀向最优秀的内科外科医生学习，与未来一代的出类拔萃和出色的内外科医生们展开竞争。她犹如又返回到医学院，在教师面前挥动着手臂，仿佛祈求道：朝我这儿看，叫我，考我，我知道答案！

　　然而今天早上，凯特·福莱斯特魂不守舍，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此际她只有暗自承认：我并非知道所有的答案。昨晚，一个年轻女子由于不明的原因在我手上葬送了生命，对于她的死因，昨晚和今晨我都找不到答案。

　　凯特·福莱斯特疑窦顿生，不禁自问：我的抱负，我对医学的投入，这些会不会都是一个错误？这个被送进急诊科的病人最初只是胃部有些不适，什么时候突然变成了抢救的对象？

　　是我失败了吗？

　　凯特想尽力安慰自己。我太疲乏了，以致思路不清。内疚感也无法让我保持理智。睡觉。我需要睡觉。

　　然而一个驱之不去的问题困扰得她无法入睡：我记忆中曾采取的步骤是否真地都采取了？回忆、解释、为自己辩护都无可非议，但我是不是对自己的表现解释和辩护的过了头？

　　凯特越是问自己，越清醒得睡不着。最后她索性掀开被单，匆匆穿上衣服，决定赶回医院重新查看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记录，弄清她到底写了些什么。

　　她从靠街的一道门走进急诊科。她依稀感到所有的人——护士、住院医生、实习医生、保安、卫生员——都用目光盯着她看。是她内心的想像吗？她觉得惴惴不安。她对别人不加理会，径直走到中间的台子前，寻找病历。

　　但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不冀而飞，令人不可思议。

　　只有病人被转到其他科室时，病历才跟着一起走。譬如转到特别护理室、外科或心脏监护室。但施托伊弗桑特按照法律要求被抬往了验尸办公室。因而病历不应随着她的尸体也被拿走。

　　凯特不想问别人，但她别无选择。问过领班护士后、后者解释说：“噢，那份病历，今天早晨卡明斯医生叫人取走了。”

　　卡明斯医生？凯特纳罕。负责整个市立医院的官员为什么要花时间专门看这份病历？卡明斯永远忙于筹集资金，管市、州和联邦政府拼命地要钱，连各科主任想找他反应问题时他都挤不出时间。我曾听主任们为此抱怨过多次。为什么卡明斯偏偏要看这份病历呢？但倘若病历真在他手中，我一定要见到他，不管他有多忙。

　　当她赶到卡明斯的办公室时，却生出种不自在的感觉，因为与她料想的相反，似乎主人正期待着她的到来。她立即被引入院长漂亮宽敞的办公室，里面的墙壁都是嵌镶的，几排书架上摆满了大部头的医学书籍。她见院长正埋头仔细审读病历，还做着笔记。他头也不抬地便说：“坐吧，福莱斯特医生，请坐。”

　　卡明斯依旧边看边做笔记，凯特只好不安地等待着，极想隔桌看一眼病历，却又得假装什么也没看。

　　看完后，卡明斯开口了，像是自言自语，但口气似乎很放松。“很好。”他抬眼看向福莱斯特，“我说，福莱斯特——”这是他每次对下属讲话时的开场白，尤其是对年轻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

　　“根据发生的情况，你的病历记录好像很没什么问题，应该说很详尽。不过还是有一个疑点，从病历上看，找不出病人应该死亡的原因。不过我相信解剖验证报告一出来，这个疑点就能澄清。拿到报告后我再找你。”

　　“我能不能看一眼病历？”凯特问。

　　“当然可以。但不能拿出我的办公室。你可以在接待室里看……”他将病历递给她时又说：“病历写得很好，可能会对目前的局面有所帮助。”

　　虽然卡明斯说的是恭维话，他的眼神却暗示着将会发生麻烦。凯特接过病历，朝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她收住脚步，回过头来问：“卡明斯大夫，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调看这份病历？”

　　“哦，”卡明斯说，“我没告诉你吗？今天凌晨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家里接到的。”

　　“电话？”

　　“是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打来的。”

　　听到此话，凯特重新查看病历的心情更加强烈了。

　　她把病历中的每项记录又研读了一遍，包括每一份化验报告。边读边回忆起她依照病人的情况及化验结果所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回想起每一个治疗步骤的原因。那项怀孕化验虽然结果是阴性，可她仍有进行的必要。实际上，惟一缺少的化验单是那份毒性化验。不过它不久也会出来的。

　　此刻她对病人的病情及其发展脉络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她甚至还回忆起了因要及时处理其他急诊病人而不得不几次中断对克劳迪亚的治疗。

　　离开卡明斯的办公室时，她心里感到极大的慰藉。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每一步治疗步骤，她都能做出解释和做出辩解。

　　她走至小儿科，想看一眼小玛丽亚的情形。戈尔丁已下班。马上要接班的是小儿神经病医生迈克·斯波伯。他将对小玛丽亚做全面检查，确定她神经上是否已造成永远性损伤。

　　凯特朝玛丽亚呆着的房间里瞥了一眼。小女孩儿正酣睡着，睡得极安详，仿佛已知道自己如今置身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中。

第八章

　　凯特·福莱斯特离开小玛丽亚的房间时，楼上的卡明斯院长终于鼓足了勇气，命令他的秘书要通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电话。

　　秘书把电话接通后，卡明斯立即以一种深表同情的口吻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对于发生在你女儿身上的悲剧，我深表遗憾，市立医院的全体同仁也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想你们应该表示同情，”施托伊弗桑特冷漠简短地答道。“可我今早给你打电话并不是听你说同情的。我想知道昨晚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而且想立即得到答案。我女儿为什么会死？”

　　施托伊弗桑特直率、犀利的话语更加剧了卡明斯内心原有的恐惧。这位影响力极大的商业巨子、纽约市政治权力的幕后操纵者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一旦以一种冷冰冰的语调说话时，他心存报复的意图便已昭然若揭了。

　　一定要控制自己挽回局面，卡明斯暗自告诫自己。他再度开口时，采用了职业性的讨好姿态，这是他向纽约有钱人募集巨款时惯用的手法。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今天早晨的电话使我坐立不安，我决定立即查清事情的原委。我刚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仔细查阅了你女儿病历的所有细节，每一项记录，每一个所做的化验，每一项化验结果，以及负责她的医生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和她要求做的治疗措施。其实此刻你女儿的病历就在我手中。”

　　“这些都不用管，卡明斯！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一件事就够了。谁害死了我的女儿？”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正在向你解释。谁也没害死你的女儿。目前连她死亡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只晓得她大出血而死，但出血点不明。”

　　“卡明斯，你开的是什么鬼医院？一个病人流血而死，竟没人知道为什么！”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让我解释，先生。根据你女儿的病历，福莱斯特大夫采取了所有办法……”

　　施托伊弗桑特再次打断他：“福莱斯特大夫是何许人？”

　　“负责治疗你女儿的就是福莱斯特大夫，”卡明斯解释道。“你女儿被送进医院时，她正好在急诊科值班。”

　　“呃，是的，我妻子对我提起过你的‘福莱斯特大夫’。她是个女的，是不是？”施托伊弗桑特问。

　　“是的，”卡明斯答道。

　　“我看你们之所以雇她是为了遵守联邦和州政府的那些混蛋规定，什么你们的雇员中必须得有多少女性，多少黑人，多少西班牙人，是不是？过去这个国家注重的唯有能力，那时的做法有什么不好？我绝不允许一个女大夫动我家人的一根汗毛！这你明白了吧！”

　　哈维·卡明斯感到受到了些侮辱，便反驳施托伊弗桑特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告诉你，我的医生队伍中，凯特·福莱斯特是最出色的年轻医生之一。你要是看了她大学和医学院的成绩单，便会同意我的说法。纽约市立医院能招来这样的人是我们的幸运。如今能挣大钱的私人诊所对年轻有为的年轻医生极具诱惑力，所以雇到福莱斯特这样的毕业生非常不易。”

　　“要是在她害死我女儿之前，某个私人诊所把她诱走就好了！”施托伊弗桑特大声吼道。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告诉你，福莱斯特大夫的治疗并非是你女儿的死因。”

　　“卡明斯，我知道你会护着你的下属的，无论他们是否失职。不过你知道，我和你们董事会的几个成员关系很近。这事不会到此结束。你的福莱斯特大夫也休想逍遥法外！”

　　卡明斯还未答话，施托伊弗桑特就挂断了电话。卡明斯迟疑了片刻，对内部话筒说：“霍普金斯，请替我接通特朗布尔法官。”

　　出于对他年龄的尊重和他在法律界的资历，人人都管莱昂内尔·特朗布尔称做法官，然而他实际是一所位于华尔街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且被公认为是法律圈子内最精明最不为情感所左右的律师之一。

　　特朗布尔听毕卡明斯叙述完他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谈话后，说：“把那个年轻女子叫来，越快越好。面对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格外谨慎，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可以左右最出类拔萃的律师。弄不好，我们会被判治疗失当，恐怕得损失几百万！”

　　“莱昂内尔，我向你保证，病历我看过了。根本不存在治疗失当……”卡明斯试图解释。

　　“这年头，”特朗布尔打断对方说，“什么事在陪审团眼里都是渎职或失当。一个喷嚏，一声咳嗽都能被送上法庭，输一大笔钱。若是诉讼涉及到一位少女的死亡，至少得宰你数百万！这还不算施托伊弗桑特会给医院的名誉造成的损害。我想见那个女人！”

　　按照约好的时间，凯特·福莱斯特两点钟准时走进卡明斯的办公室，她发现院长没坐在他那个典雅老式的写字台后面，而是坐在了占据着大办公室一角的一张长形会议桌的首席位置上。她还惊讶地发现一个生人，五六十岁光景，除了几绺灰发外头发已秃光。他面庞红润，但神色阴沉，仿佛在做着判断。

　　“福莱斯特，这是特朗布尔法官，医院的法律顾问。”

　　听到“法律顾问”的字眼，凯特意识到这次见面绝非她事先想像的那样是讨论治疗上的问题。

　　蓦地，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两天前的威胁终于变成了现实。

　　“坐吧，福莱斯特，请坐，”卡明斯愉悦地招呼着凯特。

　　“叫我来是为施托伊弗桑特的事，是不是？”凯特问，依旧站在原地。

　　特朗布尔的目光证实了她的疑惑，这使她愈发感到不安。

　　“坐吧，医生，”卡明斯又说。

　　凯特坐到特朗布尔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是的，”卡明斯悲戚地承认。“是关于施托伊弗桑特的事。”

　　“整个治疗过程都在她病历上。我仔细过目了我写的记录，病历完整而且准确无误。”凯特解释说。

　　没待卡明斯开口，特朗布尔问：“福莱斯特大夫，你说你仔细过目了你的记录？”

　　“是的，”凯特口气坚决。

　　“为什么？”特朗布尔问。

　　“为什么？”凯特重复着，试图想弄明白这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的目的。“这……像这样一个病历，令人迷惑不解，而且结果非常不幸，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都会好奇的。”

　　“好奇？”特朗布尔问，“好奇什么？”

　　“当然是好奇发病的原因了，”凯特答道。“我正焦急地等着验尸报告呢。”

　　“我们都在等，”卡明斯说。

　　“卡明斯，我想你应该告诉福莱斯特大夫问题的严重性。也许她可以采取一些步骤。”

　　“采取步骤？”凯特疑惑地问。“什么步骤？”

　　“你要明白，大夫，”特朗布尔答道，“作为医院的法律顾问，我的事务所将为你辩护。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医生希望自己找律师。”

　　“辩护？辩护什么？”凯特急切地问。

　　特朗布尔看向卡明斯，把棘手的解释性工作派给了后者。

　　“福莱斯特大夫，由于你来自中西部，所以可能不太熟悉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卡明斯说。

　　“我知道他是房地产业的大亨，”凯特说。

　　“房地产大亨是描绘他的一个低调词，此人在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拥有数家赌场，在十几个城市拥有饭店，在这还有许多写字楼，足可以建成一座他自己的城市。”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凯特问。

　　“此人有权，”卡明斯说。“他本人就是权力的化身。财政、社会，尤其是政治权力。人人都说要是没有克劳德的资助和口头支持，谁也甭想被选为纽约市的市长。他要是认为她女儿的病治疗不当，肯定会报复的。”

　　特朗布尔插话说：“我的事务所过去曾跟他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他肯定要报复。告你渎职罪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所以我们得有所准备。”

　　“为了救他女儿，我尽了一切努力，”凯特反驳道。

　　“这我相信，卡明斯大夫也相信，”特朗布尔说。“但一旦法庭传唤我们，我们必须要胸有成竹，能向陪审团证明这一点。”

　　“肯定能证明！”凯特愤慨地说。

　　“所以你就更得好好考虑我说的话了。我的事务所肯定会为你辩护，但你也可以自己雇律师。”

　　“律师很贵，”凯特答道。“我上医学院的学费现在还尚未还清呢。”

　　“那就依靠我们事务所吧，”特朗布尔说。“另外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你又看过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可我已经看过了！”凯特说。

　　“是的，没错。你那种做法会让人做出种种解释，”特朗布尔说。

　　“这个病历使我困惑，从业务的角度感到好奇。所以我重新看看我是如何处理的，这在情在理，”凯特试图做出解释。

　　“医生，你是不是对病人的处理没有把握，怕出差错，所以才重新查看病历上的记录？”

　　“不是，当然不是！”凯特立即答道。

　　两个男人突然沉默下来，这使凯特意识到，这正是不怀好意的律师迟早要问她的让她看上去有罪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纯属捕风捉影，但却充满责怪的味道，令她找不出合适的答案。

　　“我明白你的意思，”凯特说。

　　“姑娘，我对你的忠告是：不要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只有我指定给你的律师除外。否则你就会说出一些幼稚的话，让人事后利用来攻击你。”

　　凯特重复着说了声：“‘利用来攻击我’。我怎么突然间变成了被告。我的全部事业，在学校多年的苦读，医学院的用功——一生的计划……”

　　卡明斯想给她打气，便温和地说：“亲爱的，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但一旦施托伊弗桑特指控你治疗失当成立……”

　　“你肯定会指控我治疗失当吗？”

　　特朗布尔怏快地说：“这年头陪审团动辄就判别人这罪那罪。按照施托伊弗桑特的为人，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我做得没错！”凯特大声说。“我能证明这一点。什么时候我能见指定的律师？”

　　“我的秘书今天下午给你打电话约定时间，”特朗布尔说。

　　凯特·福莱斯特离开后颇觉愤慨，同时对特朗布尔向她提出的警告也感到惧怕。回公寓的路上，她的激愤愈发强烈。这不公平。她做出的所有奉献，她的刻苦攻读，多年的学业，都可能会付之东流。一个男人，一个她根本不沾边的男人突然介入她的生活，威胁她，这不公平。她想努力劝慰自己：他要是如此有钱有势，打官司能给他带来什么利处呢？即便赢得几百万的金钱也是无法使他女儿起死回生的。

　　凯特继尔又想，也许向他解释一下他女儿被送进医院时的状况，她的症状如何的不确定，化验结果只能反映出她部分病症，但不足以让医生做出肯定的确诊，如果有人能把这些都向他解释一遍，他肯定会明白的。她和律师见面时一定要讨论这一点。

　　她推开公寓的门，只听罗茜从冶室里喊道：“是你吗，凯特？”

　　“是我，罗茜，”她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她的室友从浴室里出来，用毛巾擦着长长的黑发。

　　“卡明斯找你干吗？”

　　“他们要给我指派个律师，”凯特说，尽力说的若无其事，不像她真正感受到的那样忧虑。

　　“律师？你要律师做什么？”罗茜问，口气似在为凯特打抱不平。

　　“他们觉得我肯定会被指控治疗失当。”

　　“治疗失当？”罗茜气愤地说。罗茜·庄虽然性格沉静，具有东方人的含蓄，但遇到不公正的事，这个年轻女人便会火冒三丈。“我们没日没夜干！条件又那么差！上诉的应该是我们！”

　　罗茜见怨气帮不了凯特的忙，便转而采取安慰的手法，拥抱她说：“别泄气，亲爱的。医院所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都会为你说话的。我们巴不得在法庭上出出怨气呢，是时候啦！我刚沏了一壶咖啡，想喝吗？”

　　凯特淡然地点点头。她室友的鼓励反为她平添了一丝负担。凯特不希望自己的事成为伸张正义的媒介。她希冀整个事情能悄无声息地得到解决，以便她能继续她的事业。在她眼里，她的追求就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争取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罗茜将一杯滚烫的咖啡递给她，凯特说：“我一直在想……”

　　“别老想了，”罗茜劝说道。“所有的医生都碰到过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病人总有死的。死是生的代价。我们所有人都逃脱不掉，有早有晚罢了。而且人死也不总是像医学教科书里说得那样合乎情理。”

　　“布里斯科把她妈妈送出医院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话什么意思？”罗茜问。

　　“虽然她对女儿的猝死恸不欲生，但她更怕一个人。”

　　“怕谁？”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我想。”

　　“这样的话，但愿他们能给你找个好律师，”罗茜说。“因为任何一个能使他妻子如此怕他的男人绝不是好对付的。”凯特茫然地点点头。她想啜口咖啡，却慢慢地摇摇头。“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

　　“不能等到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吗？”罗茜问。

　　“你是说事情能澄清还是越变越糟？”凯特说。“不，我得打。爸爸为了我操了这么多心，他有权知道一切。”

　　“你心情很糟，别再火上浇油多一层内疚感。我们都欠父母的，”罗茜说。“并非我们想欠，而是他们情愿做出牺牲。我爸爸从他的小餐馆里挤出钱供我交学费，你以为我愿意他这样做？他完全可以用那笔钱扩大生意，加倍地赢利。可他总是说：‘餐馆太大了，活儿干不完。’根本不是实话。他完全可以发展生意，而且做得很出色。说不定现在还退休想清福了呢。可他不，他的小罗茜一定要实现她的梦想，当个医生。如今好了，我没日没夜地干，还得受暴君似的科主任们的气；病人也傲慢无礼，而且这座城市极不安全，每次迈出这个房间生命都受到威胁！”

　　罗茜见她的牢骚更加剧了凯特的低沉情绪，便开玩笑说，“我肚子里的怨气出完了，该轮到你了。”

　　“我——我最好去打个电话，这会儿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正吃正餐呢，我家的正餐永远是午餐，特丰盛。吃的人有我父亲，我哥哥克林特和四个帮手。过去帮工有七个，可爸爸卖掉了一部分田地，我猜理由跟你父亲不发展餐馆的原因差不多。虽然爸爸的借口是，在利率不稳定的情况下向银行借贷只能使农活赔本。我爸为满足他的孩子们不合理的要求，好像总能找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罗茜大笑道：“我告诉你吧，我绝不为我未来的孩子做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感到内疚或欠我什么。让他们自己独立谋生。可我没当过妈妈，至少目前还没当。不过总有一天，我猜想迟早我也会重蹈别的父母的覆辙，犯溺爱子女的错误。”

　　凯特走到沙发一头放电话的地方。她瞥了眼手表，眼前浮出了家里的情景。爸爸坐在餐桌的一头，两边是帮工和她哥哥克林特。妈妈把冒着热气的炖肉或菜汤和蔬菜端到桌上。还有两条她亲手烤的面包。爸爸总说商店里买的面包不叫面包。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常把面包瓤捏成一团，粘粘的，根本无法往嘴里送。于是就自制面包。这就是位于南伊利诺斯州福莱斯特家厨房里正在发生的情景，那座农场似乎与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相差十万八千里。

　　凯特按下号码，便听到通了的电话声。一声、两声、四声。倏地，她感到一阵恐惧。吃中饭时若是家里没人听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但响到第六声时有人拿起了话筒。

　　“喂？”她听到是她妈妈的声音。

　　“妈，是我。”

　　“凯特！”认出她的声音后她母亲异常惊喜，但又透出一丝担忧。“出什么事了吗，宝贝？”

　　“没有，没出什么事，”凯特矢口否认。她没料到谈话会以这样的口气开始。

　　“长途电话费这么贵，你打过来还说没什么事？”她妈妈问。“如果光是打个招呼，问问家里情况，你可以在晚上打么。”

　　“爸爸在吗？我能跟他说句话吗？”凯特问。

　　这时她母亲已嗅出出了问题，回答的声音便有些异样。“他在，亲爱的。我去叫他。”

　　凯特等了片刻，听到她父亲清咳嗓子的声音。

　　“爸爸？”

　　“是我，小心肝，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自从你进了那个晦气的急诊科以后，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就少了。”

　　凯特晓得，他在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想显得若无其事和放松，为了让我放宽心。但他已觉察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我最好告诉他，现在就和盘托出。

　　于是她将发生的事简单地描述了一番，尽量用非学医的人能听懂的语言加以解释。最后说出了不幸的结果。叙述期间，她父亲不停地说着：“是的，我明白，当然，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以示他理解女儿的描述。凯特间或听到她母亲在一旁问：“怎么回事，本？凯特说什么？”她仿佛能看到妈妈站在爸爸身边，踮起脚尖将将够着他的肩部。凯特继承了她母亲的矮小身材。小时候，他们都说她有父亲的金发，母亲的娇小身材，这两个优点都被她吸收了。

　　凯特说完后，本·福莱斯特答道：“恐怕你最好应找一个自己选择的律师。像乔治·基普沃思那样的。跟一个陌生人相比，我更信任他。”

　　“没必要，爸爸，医院有责任出钱为我雇律师，”凯特说。

　　“我去趟东部能帮上忙吗？”本问。

　　“不必，爸爸，没用。还不能确定事态能否发展得很严重。我打电话只是告诉你们一声，省得你们从其他来源听说这事，”凯特解释道。

　　“从其他来源是什么意思？”他问，口气透出几分紧张。

　　“那位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在纽约是个大人物。他介入的事迟早会成为新闻，在报纸和电视里报导出来。”

　　“你告诉那个混蛋的‘大人物’，他要是敢动我闺女一根毫毛，我非去东部把他‘大人物’的屁股捶瘪不可！”

　　父亲一定是气坏了。尽管他同别人交谈时用词粗俗，但当着老婆和女儿的面一般绝不会说出这样难听的话。

　　“我不会有事的，”凯特口气宽慰地说，以免父亲当真什么都不顾地跳上车，径直开到纽约来。那样的话，她母亲肯定会一起来，提醒他每里路都要当心开。凯特本不想让父亲担忧，但显然事与愿违。

　　“别担心，爸爸，一有新情况我就告诉你。”

　　“一定，”他说，又道：“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你干吗非要在纽约那种地方混呢？这儿的人也需要好医生。而且他们比那些野蛮人更会感激医生。是不是考虑回家乡来，在自己的人当中做事。”

　　凯特意识到，父亲已经在为她做后退的打算了，虽然眼下上法庭的可能性仅仅是假设而已。

　　“我没有回家乡的打算，爸爸，”凯特说，“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你忘了这儿的人是多么地想念你，凯特。谁让你在高中是班里最聪明的呢，比所有的小伙子都聪明。他们仍常说起你，问你的情况，每次进城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们的凯特怎么样了？’好像你是属于整个城镇的。我告诉他们那个纽约市立医院聘用了你，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你能进入最大最棒的地方做事，他们认为这再自然不过了。要是那个畜生施托伊弗桑特敢欺负你，你用不着怕他，听见了吗？”

　　“听见了，爸爸，”凯特说。

　　凯特撂下电话，心情比先前更糟。爸爸原本想给她打气，却反而给她平添了一层压力，因为她不能辜负家乡父老和朋友对她的期望。

　　律师，一定要见那个律师。

第九章

　　凯特·福莱斯特虽对规模很大的大学、医学院和大医院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从未步入过像特朗布尔及合伙人创办的律师事务所那样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事务所占据了十一层，接待处设在六层。凯特按照特朗布尔法官的秘书对她说的，要求会见斯考特·凡·克里夫。接待员叫出一位听差，后者领着凯特从六层下到二层，路过许多装修漂亮空间极大的套房，又从一组不大起眼儿的小办公室跟前走过，直到一个长型的、铺着地毯的过道尽头才停住脚。听差的闪向一边，打手式请凯特进去。

　　她走进一间小办公室，里面杂乱无章，她断定凡是头脑理智、有条理的人绝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做事。办公桌上和地板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法律书籍，有些翻开着，有些插着黄书签，以备办案子时随时翻开做参考。桌子上放着三个黄色法律文件本，都涂鸦似地写满了笔记。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被塞进塑料包装袋里，挤在办公桌的一角，旁边是个杯子，里面有半杯咖啡，显然已经凉了。

　　凯特此刻疑心或许正如她父亲担心的那样，他们已决定把她的案子交给特朗布尔事务所中一个能力较差，或许是最差的律师手中。无论此人是何许人，倘若她把自己的前程，十六年孜孜不倦的苦读交给他，那还不如在家乡请一位像基普沃思那样单枪匹马的律师来得可靠。

　　她正踌躇着退出去，一个高个头的小伙子冒失地撞了进来。见到她，他现出吃惊的样子。

　　“噢，”他有几分懊恼地说，似乎她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路。“你是……这个……”他使劲回忆着。“那个年轻女子——你是干医生的那个人？”

　　凯特强压住心中的气愤，说：“没错。你就是我要见的干法律的那个人？”

　　他瞪了她一眼，松开紧锁的眉头，笑着说：“对不起。现如今女人不愿意别人叫她们女孩儿或夫人，我总是为寻找确切的字眼而煞费苦心。”

　　“所以就说‘那个人’，”凯特说。

　　“这个词听起来挺自然的，”他说。“我叫斯考特·凡·克里夫，”他顿住，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地又说：“——你应该知道我的名字，否则你是不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叫——”

　　凯特暗忖，他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对我的处境了解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应该离开，马上走！乔治·基普沃思肯定认识纽约的优秀律师，可以帮我推荐。

　　不过她决定至少听完眼前这位受到干扰的年轻人有什么可说的以后再走。同时她以一个大夫的眼光打量起他来。他体态不胖，显然很健康。他身上或桌子上都没有眼镜。他饮食习惯不良，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便是佐证，不过这也证明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尽心尽力。他个头很高，头发偏黑但不是特黑。刚下午两点半他的脸就需要修了，这说明他起得特早，老早就修了面。他起早的原因或许是为了跑步，难怪他有一副颀长健康的身材。

　　她正这样打量分析着对方，小伙子突然干脆地说：“好吧！我们这就开始吧！”他把桌上的书籍和笔记本推到一边，打开抽屉，又拿出一个新的记事本。他犹豫着不知如何称呼她：“小姐，你是小姐吧？也许你喜欢别人叫你女士？”

　　“我喜欢别人叫我‘医生’，”凯特说。“福莱斯特医生。”

　　“好吧，福莱斯特医生，我们开始吧。”

　　凯特认为对方的意思是让她把如何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过程叙述一遍，于是说：“病人是在夜里九点半被送进急诊科的，她的症状很不明显——”

　　凡·克里夫打断她：“大夫，我说我们开始时，指的是我的工作的开始。”

　　“我觉得你要是当我的律师，应该听听我对事情的看法，”凯特显露出几分不快。

　　“我会的，只是时候未到。首先，我感到我有义务向你解释一下你目前的法律境况。”

　　“就我所知，我没有什么‘法律境况’。”

　　“暂时没有。不过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做的有如预防医学，只不过内容是法律。因为按照这类事情的自然发展，我们肯定会面临别人指控医院治疗失当。从个人的角度讲，针对的就是你。”

　　“我以为医院的保险应该包括了所有医生，”凯特答道。“要不干吗要在一家大医院工作呢。因为医生是受到保护的。”

　　“受到保护没错，”凡·克里夫说。“但并不意味着有抵抗一切疾病的免疫力。”

　　凯特眉头紧皱，这使年轻的律师察觉到，凯特·福莱斯特就其所处的法律境况而言，可谓是一无所知。

　　“大夫，之所以给你委派一位律师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按我们的预料出现治疗失当的指控，医院就是被告。你也是被告，还有另一位医生——他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布里斯科？埃里克·布里斯科？”凯特问。

　　“没错，布里斯科。律师们指控治疗失当时，在场的人都是被告，凡与案子有牵连的人都跑不掉。理由是他们不知道陪审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也许由于医院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把责任推到医院身上。也许追究当事医生本人的责任——”

　　“这一点你已经说了两遍了，凡·克里夫先生，”凯特打断对方。“倘若治疗失当保险保护不了医生，它还有什么用呢？”

　　“它当然可以保护医生，但有限度。它可为你支付律师费，在一定范围内支付判刑中的赔偿费。但一旦陪审团判词中的赔偿费超出了保险的数量，余额就得由医院和医生补上。至于最近几年陪审团的判词如何，这个就不必由我对你说了。”

　　“你的意思是得由我个人负责，我未来的前程……”凯特试图诠释对方的话。

　　“我认为你应了解你将面对的潜在的危险，”凡·克里夫说，口气尽量很温和。

　　“是的，”凯特沉吟着说。“是的，我了解。”

　　“既然如此，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说说事情的经过了。”

　　“我第一次与那个病人接触大约是周六晚上九点半……”凯特在没有病人病历的情况下，开始凭记忆回忆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凡·克里夫倾听着，时不时在黄色记事本上写上两笔。凯特每次暂时顿住时都禁不住自问：我刚才说了些什么他给记了下来？那一点为什么很重要？我有没有说出对我不利的描述？

　　律师虽然知道她内心的活动，却依旧敦促着：“往下说，大夫。接着说。”

　　她将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包括克劳迪亚的症状、凯特发现的迹象、化验报告以及病人的反应等。说完后，凡·克里夫仍旧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凡·克里夫先生？”凯特提醒对方说话。

　　“等我有时间再亲自做一番仔细的研究。你简单地告诉我，病人崩溃之前，你认为最可能是什么病？”

　　“那些笼统的症状明显地表明胃腔内有病毒，”凯特说。

　　“假如我问六位医生，拿给他们同样的症状——”

　　“和迹象，”凯特说。

　　“症状……迹象……有什么区别？”

　　“症状是病人描述的，迹象是医生发现和观察到的。把这两者加到一起就能做出诊断，”凯特说。

　　“谢谢你，大夫。”凯特无从判断年轻律师说的是谢话还是讥诮。“我再重复一遍：假如我让六名医生发誓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拿给他们相同的症状和你说的迹象，他们将会怎么看？”

　　“肯定跟我的看法一样，病毒性胃痉挛，”凯特说。

　　凡·克里夫又在黄记事本上写了几笔，接着问：“六个人的看法都一致？”

　　“如果不是六个，至少五个是，”凯特说。

　　“病毒性胃痉挛，”凡·克里夫沉吟着重复了一遍，将其写在本上。“布里斯科也这么认为？”

　　“他没像我说的这么全，”凯特说。“可他没发现其他病因。”

　　“比如说？”凡·克里夫问。

　　“那些症状——恶心、呕吐、腹泻，胃疼——可以反映许多病症，如阑尾炎、阴道发炎、怀孕、溃疡，得有五十多种。确诊这样的病只能做化验，一项项地排除，直到找出真正的发病原因，”凯特说。

　　“不幸地是，你并没做所有的化验，”凡·克里夫说。

　　“医学并不是一门绝对精确的科学，”凯特自卫地反驳道。“每一年随着新的发现，它都向精确迈近一步，但目前尚不精确，或许这一目标永远也达不到！”

　　“这正是我们的麻烦所在，”凡·克里夫严肃地说。“病人们，以及包括病人在内的陪审员们认为医学是精确的。一旦出现差错，出现病人死亡的情况，肯定就是医生的责任。我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辩护。我们并非总能打赢官司，但若打败，代价将十分惨重。我觉得你该认识到这一层。”

　　凯特默然地点点头。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就谈这些吧，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茫然地坐在椅子上，对律师的话不知如何作答。

　　“传票一到我立即通知你。不过现在我就得告诉你，此事已成定局，你会成为被告之一，所以要做好准备，”凡·克里夫说。

　　凯特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呃。”凡·克里夫叫住她，“还得提醒你一句，这可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治疗失当或失职案子，我们要和施氏打交道。”

　　“施氏？”凯特迷惑地问。

　　“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他不仅会有一流的办治疗失当案子的律师为他打官司，所有的法官、州或城市的官员也都会对他表示同情，助他一臂之力。敢向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说‘不’字的人，在纽约市和纽约州里恐怕绝无仅有。”

　　“这倒有可能，但我仍相信事实是我最好的防卫，”凯特毫不示弱地说。

　　“小姐，目前你最好的防卫是市立医院。它的保险公司和我们律师事务所都介入了这桩案子。它们将花巨资防范自己，这意味着同时也要保护你。要是你单枪匹马地出面，赔偿费你这辈子也还不清。我再跟你联络，大夫。”

　　当天午后，斯考特·凡·克里夫向特朗布尔法官汇报了与他的新当事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的初次接触后，法官随即给医院院长卡明斯打去了电话。

　　“哈维，”年长的律师说，“跟你说一声进展情况，我们一位年轻合伙人凡，克里夫与你们的福莱斯特医生见了面。首次相互认识的接触，进展顺利。”

　　“我料到会很顺利的，”卡明斯说。

　　“不过，”特朗布尔紧接着说，“目前的形势使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特朗布尔的开场白令卡明斯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像他这样有地位和忙碌的大律师是不会就一般琐事亲自打电话的，于是卡明斯问：“新想法？什么想法？”

　　“你们医院制定的防止差错政策我十分拥护，鉴于这一政策的规定，同时出于为这案子的进一步发展做准备的考虑，暂时限制一下福莱斯特医生的行动不失为一个良策。我们打交道的对象毕竟是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

　　“限制她的行动？”卡明斯沉吟片刻。“她是个合格的内科大夫，我们所有的医生……”

　　“哈维，迟早我们必须要为医院的行为做辩解……”

　　卡明斯打断对方说：“就我所知，这家医院的做法没什么可挑剔的，福莱斯特医生的行为也没有错。”

　　“没错，哈维，不过那是‘就我们所知’，”特朗布尔说。

　　“我对她百分之百地信任，”卡明斯明确地说。

　　“当然，”特朗布尔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信不信由你，对于员工的信任，没人超得过我。但律师在提出建议之前要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尤其是可能会失去几百万美元的案子。所以我建议，不，是敦促，你要限制福莱斯特医生的行动，特别是与治疗病人有关的行动。”

　　“这个，我不明白……”卡明斯仍想反驳。

　　“哈维，做为医院的法律顾问，我有责任提醒你，鉴于目前的形势，恪守完全信任员工的原则是个奢侈品，你可能买不起。”

　　“我不想采取任何可能有损于福莱斯特医生业务能力提高的措施，”卡明斯依旧固执己见。

　　“我并没让你那样做。只是让她暂时停止接触病人。不过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万万不能大张旗鼓。眼下我们最怕的就是败露名声。”

第十章

　　翌日，凯特·福莱斯特比平日起得早，因为她想早点儿赶到医院，去新的部门报到。小玛丽亚·桑切斯的模样又在她脑海中浮起，她处于半昏迷状态，遍体鳞伤，给凯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她打算顺路看一眼那个孩子，瞧瞧她是否有所好转，抑或比住进来时变得更糟。有些受虐待的孩子送进医院时早已为时过晚。他们有如凋谢的花朵，只能等待死亡。凯特但愿玛丽亚不致陷入那种悲惨的境地。

　　她发现玛丽亚已交由婴幼儿神经专家迈克·斯波伯医生治疗。

　　凯特与斯波伯没有过接触，但后者却听说过她，因为她刚一出现在玛丽亚病房的门口，正在给小女孩做检查的斯波伯便以赞赏的口吻招呼起她来，尽管他的口气略带诙谐。

　　“今日能目睹医学界新崛起的轻量级冠军，我实感荣幸，”斯波伯说。“下次最好找一位体重跟你一样的对手较量。”

　　“我不知你在说什么。”

　　“你面对这可怜孩子的老爸毫无惧色，戈尔丁都对我说了。做得对。这孩子真玄，再挨一次打小命绝对保不住了。”

　　“现在怎么样了？”凯特紧盯着玛丽亚问，她看上去似乎只比刚住院时稍微清醒一点。

　　斯波伯招手让凯特走进病房。她走近病床后，斯波伯抓起凯特一只手，将它放在孩子的脸上。孩子往后一缩，仿佛想躲避。然而凯特柔软温暖的手使她渐渐有了反应，伸出手抓住她的食指。虽然孩子的手显得纤弱无力，却透出一种需求的渴望。

　　“福莱斯特，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没时间。我得去新岗位报到。”

　　“就是把她抱起来。你能抱多久算多久，抱在你怀里，就这么简单。我们得开始教育她，并非所有的大人都很恶毒。她应该信任别人。不幸的是，工作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法给她做示范。所以你就抱着她就行。”

　　凯特坐在床沿上。她试着要把玛丽亚抱在怀里。小玛丽亚反抗着，但渐渐妥协了，她在凯特怀里躺了一会儿，似乎偎着她的胸脯感到很满足。

　　“很好，”斯波伯说。“就这样每天抱她一会儿，几天一次也成，哪怕每次只几分钟的时间。也许过一阵儿，我们就能帮她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她神经状况如何？”凯特问。

　　“仍在检查中。有希望的迹象，但仅只是迹象而已，”斯波伯说。

　　凯特·福莱斯特站在医务人员布告栏前查看工作分配表时，比平日稍晚了点。在那些许多被分配到科室或其他治疗部门的住院医名单中，她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于是她翻到第二页，结果发现她的名字同如下的一行字连在了一起：临床效果科。B-22房间，尼古拉斯·特洛伊大夫。

　　特洛伊？特洛伊大夫？凯特冥思苦想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怎么也无法与任何具体的医疗部门联系到一起。至于临床效果科，她压根儿就没听人提过。她知道B-22房间在地下，那里有许多连接着医院各座楼群的地下隧道，B-22房间就夹在其中。

　　凯特大惑不解，但除了服从分配外别无选择。

　　特洛伊的办公室极为宽敞，但给凯特的感觉却是拥挤不堪，因为里面塞满了大而笨重的过时计算机和许多直通天花板的档案柜。特洛伊本人看去快七十的光景，正埋头研读似乎永无止境的打印机打出来的材料。那些材料从办公桌的一头输出，横跨桌面，一直垂挂在他的膝盖上。他头发纤细苍白，每当遇到难题心情烦躁时，就用手指抓挠他粉色的头皮，因而总把头发弄得很乱。他开口与凯特说话时正紧盯着电脑打出的资料，眼皮抬都不抬，显然心情不佳。

　　“什么事？”他不耐烦地问。

　　“我是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很好哇，”特洛伊口气焦灼不安。“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目前被分到了你的部门。”

　　“我没要你，”他鲁莽地说，接着咕哝了一句：“这些可恶的数字！”蓦地，他回想起昨天下午接的一个电话，因当时打断了他的思路，所以对电话内容没太在意。“啊哈！”他叫道，终于回忆起来。“原来就是你！没错，卡明斯跟我提起过你。天哪，姑娘，你犯了什么涛天大罪，他们竟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来？一个年轻医生心痒难熬，已不得施展才华治疗全人类，进入我这个与干巴巴的数字和数据打交道的部门，岂不等于流放？”

　　他最后终于从打印资料上抬起头，打量起凯特来。凯特的容貌使他叹为观止。“我年轻时要是遇上你这么个医生，就不至于落得个现在这样脾气乖戾的老光棍了。等哪天我跟你熟悉后，我把我跟一位手术室护士未成功的罗曼史给你讲讲。不过先要谈谈正事。你不想来这儿，坦白地说，我也不特别想让你到这儿来。原因么，没法给病人治病肯定会让你感到不愉快，因为你会觉得我这里干的活儿与实用医学无关。”

　　他离开办公桌，朝整个房间里的电脑和文档挥了一下手臂。“看见这些了吗？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所有的医生都怕我。我用计算机和打印出的资料发现他们治疗方法上的错误。多年来被认为是神圣的医学神话被击破，往好听了方面说，就是无心的欺骗。”

　　“年轻医生总是接受他们前辈人的教育。上一代人的信仰和观念传授给下一代，所以实际上医学通常总是落后一代。为此，多数医生只是继续蹈袭前人的错误，直至发生新的变化为止。”

　　特洛伊示意让凯特坐下，但突然发现没有空椅子。于是他将一摞打印资料从一把椅子上抱起来，唐突地摔在地上。凯特坐在椅子上，准备忍受着特洛伊的长篇大论，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他很少有机会为自己的工作说几句公道话，所以一旦机会降临便不会轻易放过。

　　“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八九十年前就对治疗手段做出详尽的记录，我们就不会自欺欺人并让病人错误地认为新鲜空气和阳光能治好肺结核。多年来我们还告诫病人‘喝牛奶和乳制品可以治溃疡’。其实这样不仅治愈不了溃疡，反倒使其恶化，更不用说增高病人的胆固醇了。”

　　“我们应该反省自问，这些医学上的童话，我们奉为信条，但可能是荒谬的信念，它们真能治好病吗？我们必须从冷酷无情的数据、数字中寻找事实。我们使用的治疗方案有效吗？接受过治疗的病人从中受益的到底占多大的比例？别去管德高望重的教授怎么说，让事实说话。”

　　“换句话说，在所有医生眼里，我实在是个讨人嫌的捣蛋鬼，但却是医院的良知。我的工作就是，在搜集和研究完事实和数据后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行医方式有问题。我们必须摒弃陈旧的方式，追求新方法。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认为现存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地正确。要质疑，质疑，再质疑！’”

　　特洛伊讲得口干舌燥，于是问：“想来杯茶吗？反正我得喝点。”

　　凯特点点头。

　　他把一个玻璃壶放在只有一个灶眼的电热炉上煮水，边操作边说：“福莱斯特，我有句心里话想对你说。”

　　“什么话，特洛伊大夫？”

　　“你的名字对我并不陌生。我听说了你的情况，太不幸了，而且还会越变越糟，”特洛伊说。他将茶叶袋浸在沸水里，接着说：“你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个牺牲品。如今人们张口闭口都是钱、钱、钱。钻进钱眼儿里的律师们抓住医学上的每一个失误都不放，大喊大叫‘治疗失当！’每一个为失去亲人而极度愤怒的家庭也只有在得到冷冰冰的金钱后才感到慰藉。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毕竟，他们在电视节目里每个礼拜都能看到出现医疗奇迹，绝症被瞬间治愈。仅一个小时就演完了。那些扮演医生的演员都成了英雄，而实际他们连绷带都不知怎么扎。于是人们就以为连演员都能治病，真正的医生就更该无病不能医了。你可能就会变成这个体系下的牺牲品。所以你才来这儿。由于你的名誉会出现污点，他们就不让你呆在急诊科、门诊或病房，而发配你到地下室来。因为你要是再出现什么意外，保险公司就会责备医院继续留你行医。”

　　“那他们为什么不辞了我呢？”凯特问。

　　“啊哈！这下你点到了我们体系的荒谬之处，”特洛伊兴奋地说。“假若他们现在让你走，无异于公开承认你医术不行。这就意味着他们在雇你时就犯了错误，所以他们不能放你走。但也不愿冒险再让你接触病人。”

　　“我不干了！”凯特悻悻地说，从椅子上欠起身子。

　　特洛伊伸出手，用一只手轻柔地托起凯特倔强的下巴。“那样做就等于承认内心有愧。你在我看来可不像是个做错事的女人，以至非辞职不可。即使知道可能会输，也要留下来斗到底。重要的是：坦率地说出你治疗施托伊弗桑特的过程。据我所知，你采取了一切正确和必要的步骤。其结果出现了悲剧，但并非你的过错。”

　　他凝视了她片刻。“你采取的步骤的确都是正确和必要的，是不是？”

　　“是的。我在病人病历上写的记录可以证明，”凯特说。

　　“记录……我曾看见过一些医生杜撰记录，编造谎言，在病人死后若干小时，甚至几天后才编写病历，”特洛伊嗤之以鼻地说。

　　“我的记录准确、真实，而且是当天晚上写的，”凯特说。

　　“我要想办法看一眼你的病历，”特洛伊说。“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另外在这里干吧，说不定还会惊奇地发现许多新东西。你可能还会了解到，我并不是一个因为怕退休才躲进地下办公室的神经兮兮的老头。”

　　为了促使凯特做出决定，特洛伊笑道：“我说，亲爱的，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对于你年轻的生命算得了什么？而对一个老头来说可就意味无穷了。这就是事物的相对论。对于生命刚开始的你来说，一个月不算什么事，可对余生不多的我来讲，一个月就等于是一生。每天一早我急切地赶到这里来目睹你漂亮的脸庞，对你能有何损失呢？好吧，喝完茶，让我们一起干活！”

第十一章

　　热点人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独生女之死立即成为新闻焦点，所有电台及纽约市的报纸和电视都纷纷加以报导和播放。整整两天，市立医院的总机电话不断，都是来自各媒体的记者，院长卡明斯将对付他们的任务指派给他的公共新闻负责人克莱尔·霍克戴处理。面对记者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霍克戴女士只有两句简单明了、事先准备好的回答：“上周六晚上病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被送进这家医院的急诊科，病情未确诊。她后于星期日凌晨死亡，目前死因不详。”

　　霍克戴女士严格地遵循律师对她说的话，对任何问题不予以回答，亦不透露任何信息。当地电视台只得依靠各自的想像从不同的角度对发生的事件加以诠释。一个频道暗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突然死亡的原因是毒品服用过度。另一个频道说是自杀。到了第二天，由于纽约市电视中强奸、抢劫、凶杀新闻的狂轰滥炸，多数电视台遂将施托伊弗桑特事件撇到了一边。

　　只有在第三频道，晚间六点钟新闻的编辑汉克·丹尼尔斯仍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一事件。一段时间以来，丹尼尔斯和他的采访记者雷蒙·盖伦特已就纽约地区的医疗保健状况进行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采访。

　　盖伦特与纽约市若干医院中不满的病人、死者家属以及牢骚满腹的雇员进行了谈话，并录了音。他诱引他们揭露医疗机构的差错、不妥的做法、收费过高和浪费现象。然而盖伦特和丹尼尔斯对已录制的采访录音都不太满意，觉得它们的内容尚不足以将观众牢牢吸引住，让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看上一个礼拜。

　　两天前，汉克·丹尼尔斯早上正喝咖啡时，第一次看到了有关施托伊弗桑特的电视报道。当他到达第三频道的工作室时，已打定了主意。他给别人留下话，让雷蒙·盖伦特一到办公室就来见他。

　　“雷，”丹尼尔斯对盖伦特开门见山地说，“你看能不能想法采访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

　　“他可不好对付。除非他敲定了一笔价值连城的买卖要宣布，否则他不会主动找你的。”

　　“要是我们能让他主动找上门，你看采访他怎么样？”丹尼尔斯笑吟吟地问。

　　“汉克，你又有了新名堂？”盖伦特禁不住问。

　　“今早你看二频道了吗？还有第四频道？”

　　“隐隐约约，我正在穿衣服。这两个频道播什么了？”

　　“二频道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死因很可疑，这暗示自杀。四频道说她的死‘很突然，死因尚无法解释，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这暗示她过度服用了可卡因、海洛因或其他毒品。”

　　“明白你的意思了，汉克，”盖伦特笑说。“我去找施托伊弗桑特，给他一个机会对强加于她无辜女儿身上的谣言予以驳斥，因为他的千金如今已不可能为自己的名誉辩护了。”

　　“我们帮着别人辟谣，这是新闻职业的最高准则，”丹尼尔斯笑着说。

　　“我立刻就行动，”盖伦特兴致勃勃地说。

　　“尽量搞定，我将有最拿手的追踪报导。”

　　“比如说？”

　　“比如搞点小争议吸引观众，提高我们的收视率。一旦能让施托伊弗桑特录上音，我就打电话给市立医院……”

　　“给他们同等的机会，”盖伦特笑着抢白说。“汉克，在我眼里，你永远是纽约第一流的电视新闻制作人！这个系列的开场白妙不可言！”

　　雷蒙·盖伦特在电话里煎熬了二十分钟，先是与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秘书交涉，然后又央求施托伊弗桑特的执行秘书，直至最后亮出了王牌。

　　“帕克尔女士，你知不知道你把第三频道推到了一个什么位置？”

　　佛劳伦斯·帕克尔以训练有素的矜持口吻说：“出现了这样的悲惨事件，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仍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此时无法发表看法。”

　　“我明白，而且请相信我，我深表同情。可是帕克尔女士，替我这个坦诚的记者设想一下。明天晚上六点钟，我不得不这样报道：当我问及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女儿是不是像某个频道暗示地那样死于自杀，或像另一个频道说的那样由于过度服用毒品而夭折时，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拒绝对这两种猜测加以反驳。我其实并不愿意这样说，帕克尔女士，可你要体谅我的处境。”

　　佛劳伦斯·帕克尔打过交道的记者中，不乏爱打探私事和厚颜无耻之徒，因此她对用心险恶的讹诈不以为然。

　　“等一下，盖伦特先生。”

　　盖伦特十分喜悦，激动地期待着帕克尔女士的答复。少顷，对方又拿起了听筒。

　　“盖伦特先生，你的具体想法是什么？”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不必离开办公室。我将带一个小型拍摄组过去。他时间宝贵，我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就这么简单。他想说什么都成。我们对他的话不做删改，只在时间上做剪裁。”

　　“就十五分钟？”帕克尔女士想逼对方就范。

　　“十五分钟，我敢担保，”盖伦特许下承诺。

　　“什么时间？”

　　“由你定。”

　　“今天下午三点钟怎么样？”

　　“三点钟，我准时到！”

　　盖伦特兴奋地撂下电话。

　　当天下午四点一刻，雷蒙·盖伦特和他的摄制组已离开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办公室，返回到第三频道工作室。

　　“怎么样，雷？”丹尼尔斯问。

　　“你不是想来点争议吗，汉克？我搞来了，全部拍好了。热门的很，以至我在回来的路上又在市立医院停了一脚，拍了几组医院外观镜头。等剪接好后，绝对能让这个系列一炮打响。”

　　“我是不是该给中立医院挂个电话，请他们也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快打，快打，”盖伦特说。“我得去编辑加工录音了。”

　　通过盖伦特兴奋的眼神儿和声音，汉克·丹尼尔斯明白对施托伊弗桑特的采访达到了比他的预感还要好的效果。他不禁感到踌躇满志，便抄起了电话机。

　　“玛吉，给我接……他叫什么来着……市立医院的院长？”

　　“卡明斯医生。”

　　“对！接通他的电话！”

　　“卡明斯医生，”汉克·丹尼尔斯说，“按照我们电视三频道的公平原则，我觉得有义务通知你，明晚六点钟我们将开始播放一个系列节目，名字叫《这是你的生命：在纽约一家市立医院里你的幸存率有多高？》。第一集是对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采访录，内容是关于几天前的晚上他女儿在市立医院死亡的事。施托伊弗桑特先生说出一些令人震惊的指控。”

　　“指控？他说了些什么？”卡明斯急迫地问。

　　“他说了许多内容，大夫。但我们不能都播放。因此你最好明晚收看我们的六点钟新闻，然后作出相应的答复。”

　　“答复？”卡明斯谨慎地问。

　　“是的，先生。我邀请你于次日晚六点钟进行答复。直播或录音都行，随你便。我们将给你三分钟时间。你能做出这样的答复吗？”

　　“我……我再给你回话吧，”卡明斯说。他放下电话后立即又拨通了特朗布尔法官的号码。

　　第二天一早，凯特·福莱斯特又来到特洛伊医生的地下办公室，她见他一如既往，办公桌堆满了电脑打出的资料，稀疏的头发乱蓬蓬的，时不时用右手食指搔一下粉红色头皮。他的动作很优雅，赋予如此不起眼儿的一个举止几分派头。

　　他头也不抬地朝她随意寒暄了一句。

　　“啊，早了好，福莱斯特。”

　　“早上好，大夫。”

　　她嗓音中透着疲惫，不由让他抬起眼睛，顺着富兰克林牌老花镜的镜边朝她瞥了一眼。

　　“是不是没睡好觉？”

　　“还可以，马马虎虎，”凯特想加以掩饰。

　　“睡得不足？”特洛伊又瞧了她一眼，然后改变了自己的判断。“怕是一夜没合眼吧。别否认了，亲爱的。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思索着他们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将做出什么决定。坦白地说，我不怪——”

　　凯特打断他：“会议？今天上午？什么会议？”

　　“呃，”特洛伊有些慌乱地说，“我以为你知道呢。”

　　“知道什么？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凯特问。

　　“这个医院屁大个事都会不胫而走，所以我以为你早听说了，”特洛伊说，显然因提到这个话题而心绪不安。

　　“特洛伊大夫，求求你！告诉我！”

　　“今天……今天早上他们召开一个医院医务委员会会议，一次特别会议。”

　　“讨论我的事？”凯特问。

　　特洛伊悲哀地耸耸肩，唯有承认。

　　“连给我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凯特问。

　　“我听说，会议与指责和辩解无关，而涉及到电视，”特洛伊说。

　　“电视？关于我的事？”凯特愈发不解地问。“我一定问个明白！”说着她大步冲出了房间。

　　哈维·卡明斯医生把医院各科的负责人都召到会议桌旁，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觉得会议的决定可能会涉及法律问题，于是也请来了医院法律顾问莱昂内尔·特朗布尔。

　　卡明斯一脸严肃地道出了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我本指望这起令人尴尬的事件能遮掩在医院内部，如今却已面临成为社会丑闻的危险。”

　　“社会丑闻？”一位主任讶然地问。“我们正巴不得走这一步呢！”

　　“电视台三频道将播放一个系列节目，名字叫《这是你的生命：在纽约一家市立医院里你的幸存率有多高？》。”

　　儿科主任埃莉诺·诺尔蒂讥诮地说：“就是他们喜欢说的所谓的调查性报道。但愿有人出来换个口味，对新闻媒体也搞一次调查性报道！这么说他们逮住了施托伊弗桑特姑娘的事，是不是？”

　　“比逮住还要糟，”卡明斯说。

　　“怎么讲？”诺尔蒂问。

　　“这次紧急会议的理由是：昨天我接到电视片制作人的一个电话。他说雷蒙·盖伦特对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就他女儿死亡的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录音采访。盖伦特计划今晚将采访做为系列节目的第一集播出。”

　　“我们得制止他！”诺尔蒂愤愤地说。

　　“太晚了，”卡明斯对她说。“采访录将于晚上六点钟新闻时播放。盖伦特的制作人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我们希不希望做出反应。这一点，女士们先生们，正是此次会议要决定的事情。市立医院要不要做出反应，如果要，我们采取什么立场？”

　　他话音刚落，在座的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对于盖伦特的采访和施托伊弗桑特可能提出的指控是否应有所表示，支持和反对的看法参半。卡明斯让大家安静下来时，比较深思熟虑的意见便脱颖而出。

　　所罗门·弗罗因德是位有名望的神经科专家，曾一度担任神经科主任，如今是名誉教授。他等其他人的议论声减弱后，慢条斯理地发了言。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在我们做出任何决策之前，应该先查出施托伊弗桑特姑娘的死因。据我所知，验尸报告尚未出来，对吧？”

　　一些人纷纷摇了摇头。

　　“鉴于此，”弗罗因德继续道，“我觉得在掌握事实之前，对任何人发表任何看法都是不利的。”

　　“你的意思是，”新上任的胸外科主任哈罗德·威尔德曼说，“宁愿让一些电视丑闻制造者对这所医院造谣中伤而无动于衷？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那样财大气粗的人为所欲为地责难医院，而我们连一声都不吭？”

　　弗罗因德答道：“我的意思是说，未掌握就发表意见，万一与事实相左，只会使我们自己下不来台。那样我们就会像想掩饰罪行的罪犯，而其实我们并没犯罪。我们没有必要遮掩。我的看法：不做任何反应。”

　　“通常情况下，所罗门，我会同意你的看法，”卡明斯说。“可眼前这件事我们必须顾及到公众的反应。为了从政府获得资助，我们的床位必须住满病人。一旦政府资金一断，我们就只有关门大吉了。出现了这等有损形象的事，病人怎么还会到我们这儿来呢？我们多少也得做出点反应。”

　　“你说的不无道理，可是说什么呢？”弗罗因德问。

　　莱昂内尔·特朗布尔按捺不住地发表了意见。

　　“医生们，凭我多年从事法律的经验，我感到面对这类指控，有时沉默比反驳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答复必然会相互攻讦，之后进一步的指控便接踵而至，这样对我们的名誉会造成无休止的损坏。最佳的办法是避免与施托伊弗桑特那样的权势很大的人发生正面冲突。我建议先收看施托伊弗桑特的采访再说。事后如果我们真的决定给予答复的话，可由卡明斯大夫或你们的新闻官员霍克戴女士上电视，庄重而严肃地向本市市民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每年急诊科治疗多少病人，多少病人被治愈安然无恙地与家人团聚。这样我们就能向电视证明，凡是来我院寻求医治的人，我们完全能给他们提供有效、满意的及时处理。要讲得简洁、具体、事实确凿。”

　　特朗布尔的建议似乎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可。

　　“那么我的理解是，”卡明斯说，“本次会议的意见是如果我们给予答复，应该是庄重而以事实为主的陈述，不与施托伊弗桑特发生碰撞。我可让特洛伊大夫搜集数据。”

　　弗罗因德大夫说：“我们是不是没有为福莱斯特大夫做辩解的打算？”

　　“为了谨慎行事，”特朗布尔答道，“同时也由于可能会有治疗不当的官司，我的意见是暂时不考虑这一点。”

　　“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对她见死不救？”弗罗因德问。

　　卡明斯立即以不容置疑地口吻说：“我们医院是每一个员工的后盾！对福莱斯特大夫也不例外。”

　　“实际上，”特朗布尔补上一句，“我们已经表达了彻底为她辩解的意愿。她已与我办公室准备担当她辩护律师的人见了面。”

　　“只要她能受到保护，”弗罗因德表示满意地说，“我同意会议的意见。”

　　“很好！”卡明斯说。“我立即就让特洛伊准备那些数据。同时我希望诸位今晚都以极大的兴趣收看第三频道。”

　　凯特·福莱斯特赶到卡明斯的接待室时，会议已结束。她说要见院长，便被秘书领进办公室。卡明斯见到她满面春风地说：“我猜你来这儿是想要求调回原来的科室。可我觉得你会乐意同特洛伊工作的，他的方法在医学界里很有意思。”

　　“卡明斯大夫，你们刚开过的会同我有关吗？”

　　“多少有点关，”卡明斯说。

　　“那么我想知道做出了什么决定，”凯特说，“我至少有权知道这个。”

　　“你还有权知道，今晚六点钟在第三频道，记者将采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谈及他女儿死亡的话题。”

　　“施托伊弗桑特想公开此事？”凯特问，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

　　“他那种人权力名声显赫，简直可以称得上‘纽约霸主’，你不会以为他对这件事会保持沉默吧？我记得有一回他有一处财产想不纳税，遭到市政府拒绝。于是他上了电视，指责市长剥夺了三千人的就业机会。最后连市长也只好对他做出让步。施托伊弗桑特如果高兴的话，是知道怎样利用媒体的。”

　　“你觉得他会攻击我吗？”凯特问。

　　“谁也摸不准他会说什么，不过今晚六点钟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明白的。”

　　凯特沉吟着点点头，但内心却感到一阵针戳的刺痛。她问：“这就是你把我分配到特洛伊大夫那里的原因？”

　　“这是一个谨慎的措施。是特朗布尔从法律角度提出的建议。稍微收敛一下，以防报纸登出治疗不当官司的报道。”

　　“为什么人人都肯定一定会打官司呢？”凯特问。“施托伊弗桑特家财百万，不，我听说有几十亿，干吗他还要不嫌麻烦的经过法庭赚更多的钱？”

　　“施托伊弗桑特是个有报复心的人。他打官司花的钱常常比打赢后获得的钱还要多，就是图个击败对手。我们只能听从我们律师的劝告。我想你已经与其中一位会过面了吧？”

　　“是的，一个叫凡·克里夫的小伙子。”

　　“他怎么样？”

　　“好像挺聪明的。对工作很认真，我想他还行，”凯特说。

　　“很好！只要你晓得这家医院在全力保护你就行。”

　　“但愿我用不着这样的保护。”

　　“今天晚上就清楚了。另外去特洛伊大夫那儿上班吧。他需要大量的帮助搜集资料，如果我们决定做出反应，将需要许多数据。”

第十二章

　　在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和罗茜·庄合住的寓室里，凯特独自坐在电视机前。她焦虑不安地观看着零零碎碎的国际国内新闻片断，在这之后才是她要看的内容。新闻开始时，女主持人曾预告了节目内容，其中一条是“听一位父亲讲述他与纽约市医疗界交锋时遇到的可怕经历。雷蒙·盖伦特最新的调查性系列的第一集——有关医院、医生，以及你是否能在我们最大和据说是设备最优良的医院得到良好治疗的报道。”

　　新闻片断后又是新闻，接着是两条广告，这样，在三分钟里足足挤进了八则广告。尔后是天气预报员开着蹩脚的玩笑，他之后的体育记者玩笑开得更令人作呕。

　　凯特觉得这些节目仿佛都是预谋好的有意加深她的痛苦；她对荧屏大声吼道：“快开始吧！”

　　终于，女主持人跳出画面说：“下面是《你的生命》节目，由我们的调查记者雷蒙·盖伦特主持，内容是一位父亲的悲伤经历。有请雷蒙！”

　　摄像机镜头从女主持人的特写切换到雷蒙的身上，他手持麦克风，伫立在市立医院前。在他背后，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出出进进。有些人停下来盯着盖伦特。

　　“我正站在多数纽约人熟知的医院——市立医院——前方。不少人认为它是这座大都市中最有名的医疗机构之一。它拥有第一流和最昂贵的最新设备，医生也是经过高度筛选的，而且据说都是顶尖极的。然而这家医生到底有多棒，真的有那么棒吗？棒得可以把你的生命或是你子女的生命托付给它吗？”

　　凯特·福莱斯特坐在她不太大的起居室里，一股无名的怒火逐渐在心中升起。

　　在特朗布尔—德鲁门德—贝思斯律师事务所的一间办公室里，斯考特·凡·克里夫和莱昂内尔·特朗布尔也在观看着电视。斯考特的两眼紧紧盯着荧光屏。特朗布尔则时而看一眼电视画面，时而瞟一眼斯考特的反应，后者棱角突出的脸上的怒容变得愈发明显。

　　盖伦特的叙说在继续着，画面却从市立医院转换到矗立在华尔街的施托伊弗桑特大厦。镜头再次落到站在大厦前的盖伦特身上。

　　“在此前拍摄的一组镜头中，我站在曼哈顿大厦林立的一座塔楼前——气势不凡的施托伊弗桑特大厦。它是金融世界的一座丰碑。能步入这座有钱有势的人的领地的可谓寥若晨星，我之所以马上能走进去，只是为了去见其名字使这座玻璃幕墙大增光彩的人。”

　　盖伦特转身朝大厦门口走去，画面切换到一扇装潢华贵的橡木门上，上面用不锈钢醒目的刻着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门按照拍摄指示自动开启，摄像机随之而入，这时又传出盖伦特的声音：“现在让我们面对面地直接与传奇式的人物、闻名迩遐的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见面。听一听一位父亲与市立医院打交道时遇到的悲剧性故事。”

　　镜头投向坐在一张巨大写字台后面的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身上，写字台上最显明的摆设是他女儿的一张照片。房间主人个头很高，肌肉发达，下巴有力而宽大，他红润的脸色透露出他常长时间在水上娱乐消遣，其爱好是驾驶一艘大帆船参加跨洋比赛。他身后是一片玻璃墙，墙外是浩淼的纽约港，那景致有如从直升机里看上去一样。施托伊弗桑特的形象和其所处的宽大空间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他权势的威力。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盖伦特开始提问，“你的女儿克劳迪亚一般是不会被送进一家市立医院急诊科的，是不是？”

　　“我想人们会认为施托伊弗桑特家的人生病的话，会有一群收费昂贵的医生整日整夜地守着。出事的那天夜里，碰巧我们的家庭医生离开纽约去参加一个医疗会议了。但这并不能成为我惟一的女儿必遭厄运的借口。”施托伊弗桑特情绪激昂起来。“你花十九年养大一个孩子，他们却在一晚上，不到一个晚上就断送了她的性命。谋杀，简直是谋杀！”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说这话，是不是指市立医院的员工有预谋地杀死了你的女儿？”

　　“有预谋？不，但我要让他们负责。他们把我女儿交给一个女医生处置……一个姓福莱斯特的女医生，我想她的名字叫……”他佯装思索了一下，然后似乎想了起来。“对，叫凯特·福莱斯特。如果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是因为我想让她永远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轮廓分明的面庞，紧缩的下颔，充满复仇的灰色眼睛以及坐着的姿态透露出他的仇恨。

　　独处起居室的凯特·福莱斯特听见此人如此恶毒地攻击她，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同时她感到受到了伤害，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转身到电话机旁，查找一张斯考特·凡·克里夫将其电话号码写在上面的纸条。她按键时，又被施托伊弗桑特的一通言论打断。

　　“要是连我的女儿在市立医院都得到这样的下场，他们是怎么对待这座城市其他人的就可想而知了，”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他们已查出你女儿的死因了吗？”盖伦特问。

　　“没有，得等验尸完了才行，”施托伊弗桑特答道。你简直想像不出，盖伦特先生，当一个父亲想像着他天真无邪女儿的僵尸裸露地躺在验尸官的办公室里，等待着陌生的手将她切开查找死因，他内心有多么痛苦和悲伤。人死了还要遭受这样的摧残。一想到治疗时稍加留意就不会是这样，就更令人痛心疾首。

　　“先生，对事情的原委尚没掌握更多的情况，你觉得这样说公平吗？”盖伦特激将对方，同时尽力摆出注重事实的模样。

　　“公平？”施托伊弗桑特反驳道。“公平？这件事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只是胃部不适，在一个市立医院治了几个小时就丧失了生命，今天早上我的律师还对我说法律里有一句拉丁语，意思是事件本身就能说话，根本不需任何证据。他们说这句话最适合这个治疗不当案件。”

　　“照你这么说，先生，你是不是打算提出治疗不当的指控？”

　　“这是让这个城市的所有医院为自己的责任承担后果的惟一办法！告他们。让他们知道失职是要付出代价的。傲慢也一样。那个年纪轻轻的女人，既失职又傲慢，”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你的意思是，也要告她？”盖伦特问。

　　“告她算轻的，”施托伊弗桑特说。

　　“先生，我能问问更严厉的惩罚是什么吗？”盖伦特问。

　　“治疗不当官司通常要打上几年，而我却要让它立竿见影！”

　　“怎么讲？”盖伦特问。

　　“我要让那个女人从今以后休想在这个城市、这个州和任何地方行医！”施托伊弗桑特厉声说。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盖伦特问。

　　“我问过我的律师，将一个无能而危险的医生从医疗圈子里撵走需经过什么步骤？他们说是这样：先在州卫生署长面前上诉。然后由职业医学行为办公室审理整个事情的经过。一旦把所有实据交给他们，我担保他们会吊销那个女人的行医执照。”

　　盖伦特希望再从对方嘴里引出一条更具新闻价值的信息，便问：“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假如你的指控最后被判事实不成立，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反响？法律上的反响？”

　　“你指打官司？”施托伊弗桑特问。

　　“别人告你，说你损坏那个医生的名誉。根据你众所周知的财富，很可能会赔上几百万美元。”

　　施托伊弗桑特轻蔑地哼了一声：“她有胆子告我？我的律师可以在法庭里纠缠她一辈子。她那样对待我的女儿，蔑视我妻子，我非得给她点儿颜色看看！”

　　“谢谢，先生，”盖伦特说，心里洋洋得意，自信其他几个电视频道的对手必将援引他的部分采访，而且都得打出他的名字。

　　采访一结束，凯特就拨通了斯考特·凡·克里夫的电话。

　　凡·克里夫正思忖着采访的效果，因此说话的声音有些淡然：“喂，哪位——？”

　　“是我，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杀害病人的凶手。”

　　“噢，你看电视了，”凡·克里夫说。

　　“是的，我看了。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也不做。”

　　“施托伊弗桑特对我进行如此恶劣的指责，你却劝我对他置之不理？”

　　“暂时是这样，没错，”他说。

　　“我要是不马上进行回击，岂不等于承认有罪？”凯特问。“我要给那家电视台立即打电话，向他们说明礼拜六晚上事发的真相——”

　　凡·克里夫打断她：“医生，听我说！仔细听好。你决不能那样做。”

　　“他说的是谎话，我不能便宜了他，”凯特抗议说。

　　“目前你只能放他一马。”

　　“我以为你的职责是保护我，”凯特反驳道。

　　“没错。所以做为你的律师，我禁止你与财大气粗的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公开对抗。”

　　“可是对他的谎言无动于衷——”

　　“大夫……听我说好不好？你的话广大观众不会相信。他们正在与所有的医生为敌。医疗费用高得吓人。最需要医疗保健的人却得不到关怀。医生的处境现在很坏，简直是糟透了。所以即使盖伦特去找你，你也得学着那句‘此人不在，无可奉告’的话去做。”

　　“可老百姓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凯特说。“我想告诉他们。”

　　“由谁来告诉他们也轮不到你。”

　　“事情的原委只有我清楚，”她不悦地说，“不管怎么说，看病的医生是我。”

　　“没错！正因为是你，你才这么沉不住气。”接着克里夫又说：“对电视记者来说，争议是他们兜售赚钱的资本。盖伦特只想为他自身的职业利益而炒热争端。他很可能会诱使你说出一些对我们案子不利的话，甚至中伤施托伊弗桑特的言论。那样施托伊弗桑特就会掉过头来告你。他认为那将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让你欠一屁股的债，一辈子还不清。”

　　凯特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后果。

　　“有些人义愤填膺寻求正义，便在法律上铸成大错，”凡·克里夫提醒对方。

　　“可要是他的指控——”凯特开口说。

　　“我们只能在两个有效的地方反驳他的指控：如果打治疗不当的官司就在法庭上；如果举行听证会，在州委员会里。眼下我们只能等着验尸报告。”

　　“那么好吧，我就按照你说的做，”凯特无奈地说。

　　凯特放下电话，手还未离开听筒，电话铃又响起来。她再次拿起话筒。

　　“喂……”

　　“凯特……凯特……”

　　“沃尔特？”凯特吃惊地应道。“沃尔特，我已经告诉了你我的决定。此外我现在还有别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沃尔特说。

　　“你看到了，你听到施托伊弗桑特说的话了？”

　　“半个城的人都听到了，”沃尔特答道，“听着，我现在就过去。你需要帮助。我要帮你一把。我们先去见我的律师汤姆·布兰迪。别担心，费用我来付。我们倒要看看，那个施托伊弗桑特畜生要是胆敢不收回对你的污蔑……”

　　……

　　“沃尔特……沃尔特”凯特极力阻止他。最后她大声说：“沃尔特！住口！别说了！”

　　“凯特，我们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沃尔特兀自说道。

　　“沃尔特，几个礼拜来我一直在告诉你，以后不要再提‘我们我们’的，我们已经吹了。我们生活不同，目标和追求也不同。我俩在一起不会成功的。你挣钱，挣得很成功。可挣钱并不是我的惟一追求。”

　　“说得对，”沃尔特佯装首肯，尔后讥诮地说：“你要为人类服务。目标高尚。这会儿可尝到甜头了。稍有疏忽就在电视上遭到攻击，被人威胁要告你治疗不当，行医执照都难保。你需要的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保护你不致因无私的冲动而充当冒失鬼。一旦你真犯了错误，你的整个人生也不至于崩溃。你毕竟也是凡人……”

　　“你什么意思？”凯特没等对方说完就问。

　　“什么什么意思？”沃尔特反问。

　　“你毕竟也是凡人，”凯特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沃尔特说，猛地意识到刚才的话有点指责的味道，于是想补救一下。

　　“我说的不是别人，”凯特悻悻然。“我说的是我。你暗示施托伊弗桑特将其健康的年轻女儿交给了我，但由于我‘是凡人’，所做所为出于凡人之手，所以几个小时之后她就死了。”

　　“我没说……”沃尔特想解释。

　　凯特不给他机会。“首先，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身体并非安然无恙。否则她母亲不会深更半夜把她送进急诊科。她病了，而且病情我们至今尚未查清。我们根据我所能观察到的症状，给予了她最好的治疗。我们并没有忽视冷落她，更没有谋杀她！所以她父亲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这也正是我想要表达的，”沃尔特说，“我想帮你一把，替你找个律师。”

　　“沃尔特，感谢你的好意。不过你是希望恢复我们俩的关系。这正是一个机会。可是我没兴趣，谢谢。”

　　“你说的可能对……”沃尔特顿住，思忖了一下，承认说：“也许你说的对。也许还有别的理由。”

　　“什么理由？”凯特不解地问。

　　“内疚，”沃尔特直言不讳。

　　“内疚？”凯特愈加迷惑地重复道。

　　“但愿……但愿发生的一切不是因我而造成的，”沃尔特表白了心里话。

　　“你造成的？”

　　“星期六晚上，我给你往急诊科打过电话。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怎么了？”凯特问。

　　“当时你除了给施托伊弗桑特治疗外，别的病人也让你应接不暇，可我非让她们把你找到电话机旁不可。还记得你说过这样的话么：‘但愿我能捱到清晨六点钟就谢天谢地了’？”

　　“当然记得。我累得精疲力尽。”

　　“然后你又说：‘只要能熬过今天晚上不垮，我就算万幸’。”

　　“凡是在急诊科值班的住院医实习医都这么想。一个长长的夜班，接着是漫无尽头的白班，然后又是一个夜班，我们不那么感觉才怪呢。”

　　“这正是我的意思。你手头的病人不是痛苦不堪就是濒临死亡，而我却像个任性的孩子，非要分散你的注意力。听到施托伊弗桑特谴责你使我感到内疚。我也责怪我自己。”

　　“你也责怪？”凯特问。“‘也’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责怪……”沃尔特觉得措词不妥，倏然打住。

　　“沃尔特，如果你也责怪你自己，那就意味着你责怪我。”

　　“绝对没有！”

　　“你是说我疲惫不堪，心烦意乱，失去了治病的最佳状态。所以就出了差错，我害死了那个女孩儿！”

　　“我可没这么说……”沃尔特拼命为自己辩白。

　　“那为什么主动说你也有责任？为什么主动提出由你付钱为我请律师？要是连你都认为我有罪，全市的人现在会怎么想？”

　　凯特听见公寓的锁打开了，罗茜·庄喊道：“凯特？你在家吗？”

　　凯特大声应道：“在家，在这儿呢。”然后她又转向话筒：“沃尔特，谢谢你想帮我的忙，无论你是想替我着想还是为了减轻你的内疚感。不过我不能接受。再有，以后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你无法改变。”

　　沃尔特还没来得及回答，凯特就挂断了电话。她见刚才握电话的地方留下了一层汗渍。

　　这时罗茜已挂好外衣，步入起居室，“这家伙真是死追不舍。”

　　“他只是想帮个忙，”凯特说。

　　“帮忙你倒是需要，”罗茜说。凯特疑惑地瞥了她一眼。“这个节目我在电视里都看了。接着打了个的就赶了回来。我知道施托伊弗桑特这么恶毒地攻击你之后，你需要找个人聊聊。凯特，我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都感到气不过。”

　　她拥抱住凯特：“别担心，宝贝。你有朋友，许多朋友都站在你一边。全体员工都怒不可遏，好像施托伊弗桑特谴责的是我们大家。所以他要惹是生非，我们奉陪到底。住院医生们都在商量，打算合伙出钱给你请个律师。”

　　“我已经有律师了，”凯特说。

　　“我是说你付钱的律师，只对你一个人负责，”罗茜说。“我们基本已商量定了。伯特·霍夫曼说，根据他的法律常识，你可以污蔑诽谤罪告施托伊弗桑特。”

　　“我当然可以告施托伊弗桑特，不过正如他所说的，案子闹到法庭上要等几年的时间。这期间我该怎么办呢？我生命中失去的那几年无论用多少金钱都是买不回来的，眼下必须采取个办法，而且必须由我自己来应付，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劳驾别人为我去争斗。”

　　“采取什么办法，凯特？”

　　“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凯特表情坚定地说。

　　“告诉谁？怎么告诉？”罗茜问。

　　“告诉全市的人，通过电视！”凯特答道。

　　“我觉得你应先跟那个律师通个气，”罗茜劝说。

　　“已经通过气了。”

　　“他说什么？”罗茜问。

　　“他让我什么都不要做，”凯特说。

　　“那么也许你该听他的，”罗茜说。

　　“听他的，”凯特不屑地说。“他这样劝说我对他来说容易得很。受到威胁的反正不是他的名声、他的事业和他的生活，而是我的！连沃尔特对我都产生了怀疑，可想而知全市大多数人定然都受到了施托伊弗桑特指责的蛊惑。他们应该知道事实的真相。而能说出真相的只有我一个人。”

　　凯特翻开电话簿查找电话，罗茜劝她说：“凯蒂，你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但凯特已按下了电话号码。须臾，传来话务员的声音。“WNYO电视台第三频道。”

　　“请转雷蒙·盖伦特！”

　　“盖伦特先生不接电话。”

　　“那请接通六点钟新闻的制作人。”

　　“稍等，”话务员礼貌地说。

　　一会儿，一个颇不耐烦的声音从另一头传来。“丹尼尔斯。哪一位？什么事？”

　　“我是凯特·福莱斯特。”

　　“什么事？”丹尼尔斯依旧不耐烦的神态。

　　凯特本指望他立刻就能认出她的名字。“我是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听着，大夫，你打电话来要是想抱怨施托伊弗桑特的采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并不创造新闻，而只是报道。盖伦特正在做一个调查性的系列，施托伊弗桑特有权就其中的内容发表他的不满。我们认为采访很合适，就采用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我现在正在审查明天晚上的录像，得离开办公室。”

　　“我希望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对此事做出解释，你难道不想给我一次机会？”凯特问。

　　丹尼尔斯的声音从不耐烦和冷漠变得颇有兴趣和专注：“你是说想上电视解释？”

　　“对！”

　　“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让盖伦特给你回电话。”

　　还没过三分钟，凯特的电话铃就响了。

　　“是福莱斯特大夫吗？我是盖伦特。我听说你打算对施托伊弗桑特对市立医院，尤其是你个人的指责予以驳斥。”

　　“对，是这样。”

　　汉克·丹尼尔斯俯身在盖伦特的桌子上，听着谈话的内容。盖伦特朝他点点头，示意凯特已表示同意，丹尼尔斯轻声说：“要求她在医院正常的环境里进行采访。”

　　“大夫，为公平起见，”盖伦特接着说，“我们想让你出现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中，就像施托伊弗桑特在他办公室里那样。在医院里，最好在急诊科里。”

　　“由于你们采访了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觉得医院不会同意。”

　　盖伦特对丹尼尔斯询问的眼光做了个否定的示意。“那么就在医院外面，”制作人低声说。

　　“在医院门口怎么样？我可以把遥控卡车和摄制组带到那儿去。”

　　“直播，直播，”丹尼尔斯迫不及待地小声说。

　　盖伦特点点头。“大夫，为了确保对你说的话不加工不剪裁，我们做成直播如何？明天晚上就进行。”

　　“只要我有机会对损害我名誉的恶毒和荒谬的攻击进行反驳，怎么都行，”凯特一口答允。

　　“好极了！这正是我们的方针。公正，时间平等。差一刻六点在市立医院门口见。这样我们在开始前能有点空闲准备几个问题和回答。”

　　“到时候见，”凯特说。

　　盖伦特放下电话，汉克·丹尼尔斯说：“这比医院出面还要过瘾，更能让观众感兴趣。”

　　凯特放下电话后，罗茜问：“天啊，凯特，但愿你没做傻事。”

　　“总得有人出来制止恶毒谣言的散布，”凯特说，同时查出了验尸办公室的电话。

　　虽然已是晚上，验尸办公室并不收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因为纽约市的凶杀、自杀、毒品服用过度及意外死亡的人数多如牛毛。

　　当晚值班的是验尸官的一位病理学家助手。从他接电话不耐烦的口气上看，凯特知道像她一样，不断打催问电话的人已令他感到不厌其烦。

　　“肯尼迪大夫，我是市立医院的凯特·福莱斯特。”

　　“我知道，知道，”肯尼迪说，仿佛早料到她要说什么。“问那个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今天问她尸体的电话已经是第四个了。大夫，区检察官必须准时在大陪审团面前出庭，所以逼我赶紧拿出八具凶杀尸体的检验报告。这样施托伊弗桑特只能放在第十位了。施瓦茨曼大夫会尽快处理她的。”

　　“可这个案子非常重要，”凯特说。

　　“这用不着你说，”颇有些烦躁的法医病理学家答道。“压力直接来自不动产业的大亨。”

　　“施托伊弗桑特也在给验尸官施加压力吗？”凯特问。

　　“大夫，为了一份尸检结果报告，市长办公室就给我们打了三次电话，我们要是猜不出后面有政治上的压力才是傻瓜呢。我现在在把我对市长秘书说的话对你说一遍，施瓦茨曼医生只要腾出时间，立即就给施托伊弗桑特做尸检！”

　　凯特若有所思地慢慢撂下电话机，她的神态不禁让罗茜问道：“凯特？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他们似乎在有意拖延尸检。”

第十三章

　　次日，第三频道若干次播出预告，声称盖伦特主持的关于纽约市卫生保健系列节目将出现一位令人惊奇的客人。上下午时分，预告变得更加具体和撩人。五点钟的预告说，“将实况采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责害死了他女儿的那个医生。”

　　这一消息比闲言碎语还要灵验，旋即在市立医院传开。六点不到，卡明斯院长办公室对此已有所耳闻。院长立即吩咐秘书呼叫凯特·福莱斯特，劝她不要上电视。但她已经离开了医院。卡明斯毫无办法，只得在电视上收看她的采访。

　　盖伦特的摄制组已在街道对面布置起来，凡不直接照顾病人的医院人员都推开窗子，观看着楼底下的行动。盖伦特亲自指挥着两架摄影机，吩咐着拍摄角度。

　　“用一号摄影机开始，推出医院全景。然后移动，直至我进入画面。这时二号机切入推出我的特写镜头。等我说完开场白后，镜头推移，把那位女医生放进去。剩下的时间一律是双人特写镜头，直到我说结束语时再拍我一人。”

　　吩咐完他立刻掉转过身，与凯特撞了个满怀。他退后一步对摄制组喊道：“我的天！伙计们，赶紧清场！”然后扭头对凯特说：“我说，小姐，我们要在这儿搞电视现场拍摄，请马上离开！”

　　“你是盖伦特先生？”

　　“对，对，现在可没功夫签字。”

　　“我是福莱斯特医生，”凯特说。

　　“你？你就是大名远扬的福莱斯特医生？我以为只有在电视肥皂剧里才能见到这么漂亮的金发女医生呢。见到你很高兴。”他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兀自摇头不相信地笑着。“我们说几个问题，以便你对回答可以稍有准备。”

　　“好吧，”凯特说。

　　“我的系列节目叫‘这是你的生命：你在纽约一家市立医院的幸存率有多高’，今天的采访是节目的一部分，这你知道吧？”

　　“没人比我更清楚，”凯特说。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在电视里抱怨这家医院对他女儿治疗不当，导致她死亡。我一上来先说这个，然后你就可发表你的看法。接着我问几个问题，都与这家医院和其他医院急诊科的医疗状况有关。你怎么回答都行。这个采访随意性很强。但要不停他讲，电视新闻绝没有时间让你停顿。惟一有权在电视新闻中稍做停顿的是美国总统。”

　　“我本来就不想停，”凯特说，决心充分利用盖伦特给予她的每一秒钟。

　　“好吧。看着播音室的新闻，做好准备，一旦得到提示我们就开始！”

　　盖伦特注视着卡车后向监视器上的头条新闻，过了一会儿出来站在凯特身边。他让她站好，身后正好是医院大楼。他手持麦克风，打起精神等待着信号。操作一号摄影机的女人向他发出提示，盖伦特进入角色。

　　“我是雷蒙·盖伦特。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我背后的市立医院。我们仍在继续我们的调查性系列节目‘这是你的生命’。你的医疗保健有保障吗？条件好不好？今晚跟我在一起的是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他用空着的手将凯特拉入电视镜头。

　　“昨天晚上看过我们节目的人一定知道，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责的那个人就是这位福莱斯特医生。他说他十九岁的女儿克劳迪亚死在这家医院的急诊科里，福莱斯特医生负有责任。今晚福莱斯特医生出面是为了针对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对她的指责发表看法，是不是大夫？”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对我本人和这所医院的谴责既不真实也毫无根据。我们按照最佳的治疗方案，为他女儿尽了最大的努力。”

　　“可她还是死了，是不是，大夫？”

　　“是的。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这所现代化医院里呆了九个小时，治疗时用的是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但却丧失了生命，怎么会没人知道为什么呢？”盖伦特问，与其说在获得信息，不如说在发表评论。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症状和迹象都不完整，没法让一位内科大夫做出确诊，”凯特解释说。

　　“这么大个医院，竟没有一个医生能确诊？”盖伦特问。

　　“值班的是我，我无法做出诊断。而且其他医生在同样的情况下恐怕也无法确诊，”凯特答道。

　　“你有没有请其他经验更丰富的医生会诊？”盖伦特问。“你只是一个人治疗的吗？”

　　“我请过一个医生，外科大夫。”

　　“他叫什么？”

　　“布里斯科大夫，埃里克·布里斯科大夫。”

　　“布里斯科大夫怎么说？”盖伦特问。

　　“跟我一样，他也没有足够的根据做出诊断。主要是症状不明显，化验报告不全。”

　　“但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得不轻，几个小时就死了。”盖伦特像是斗牛场里的斗牛士，一点点地刺激凯特，想让她发起最后致命的冲击。

　　“病人的脉搏较快，腹部膨胀，”凯特解释说，“但这没有反映出她真实的病症。”

　　“她有疼痛感吗？”盖伦特问。

　　“有，但疼的不很强烈，没有透露出她病情的严重程度。”

　　“大夫，到底疼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预示一个早上还活蹦乱跳的十九岁少女到了晚上就会死亡呢？”盖伦特问。“这你怎么才能确定呢？我相信观众希望了解这一点，尤其是那些身上现在也有疼痛而不知上哪儿去就医的人。”

　　凯特看出盖伦特想挪揄她，便决定不给他机会。

　　“盖伦特先生，在这儿解释治疗上的细节不是地方，再说你也没给我那么多时间。”

　　“好吧，大夫。”盖伦特好像准备结束采访，然后佯装又突然迸出一个想法。“大夫，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说你没法对施托伊弗桑特姑娘确诊，但却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对她治疗……”

　　凯特抢白说：“我没那么说，是你说的！”

　　“难道你想对观众说，你对她连治都没冶？”盖伦待问。

　　“我们当然对她进行了治疗！”凯特说。

　　“对没有确诊的病你怎么治？面对所有疑难疾病，莫非你们市立医院的医生有神奇药丸不成？”盖伦特问，微微冲镜头得意地一笑。

　　“在确诊之前，所能做的只有给病人退烧，注射点滴以防脱水。其次是进行所有你认为可以帮你做出正确诊断的化验，”凯特自信地解释道。

　　“退烧，注射点滴，”盖伦特重复道。“这比说一句‘吃两片阿斯匹林，早上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到哪儿去。况且不幸的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到早上就死了。”

　　“我们对她的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的监测一直没有间断过，”凯特说。“根本没有迹象——”

　　“你是不是想对观众说，虽然病人已临近死亡，却没有任何迹象？”盖伦特问。

　　“你得明白当时的情况……”

　　“我是在努力了解，大夫，相信我，我在尽力了解，”盖伦特话带奚落地说。

　　“一个医生要就两个方面做出判断：她自己的观察和病人对他的陈述。有时病人对他的陈述未必真实，”凯特指出。

　　“你是说想看病的病人对可能能治好他的病的医生撒谎？”

　　“病人对医生撒谎的事屡见不鲜。如关于他们的性交习惯及做法，如他们是否吸毒。假如一个病人吸毒，他的症状和迹象就会被掩盖或歪曲。他的疼痛也会减轻，整体情况也不像实际上那么危急。”

　　“大夫，你是否想告诉观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个吸毒成瘾、生活放荡的年轻女人？”

　　“盖伦特先生，别歪曲我的话！我的意思是存在着许多需要澄清的可能性，找希望尸体解剖能证实一切，”凯特说。

　　盖伦特觉得他已从对方那里套出了一些可引起争议的话语，其他晚间新闻节目亦可以引用，便决定对采访进行煞尾。

　　“大夫，由于时间快到，让我为观众总结一下。十九岁的少女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被送进这家医院的急诊科，由你负责治疗。你为她治疗了九个小时——”

　　“同时还治疗了大量其他病人，”凯特插了一句。

　　“是的，没错，同时还治疗了大量其他病人。但你治疗她的时间是九个小时。一直没有确诊。采取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措施，这些措施显然跟喝碗鸡汤的效果差不多，因为九个小时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就命归黄泉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凡对她能采取的治疗手段都采取了！”凯特说。

　　“那她怎么会死？”盖伦特直言不讳地问。

　　“很不幸，没人知道答案。不过我说过，验尸官可以查出原因。”

　　“大夫，你常这样做吗？”盖伦特问。

　　“常做什么？”凯特正如盖伦特期待的那样不解地问。

　　“依靠验尸官为你确诊？”盖伦特问，斜眼朝镜头一瞥。不待凯特答复，他接着说：“这是在市立医院进行报导的雷蒙·盖伦特，现在请继续收看播音室的新闻。”

　　“难堪？”卡明斯医生冲电话里喊道。“简直是丢脸！她让我们医院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上帝，真应该阻止她！”

　　电话的另一端是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莱昂内尔·特朗布尔正坐在他巨大的写字台后面，朝他的年轻属下斯考特·凡·克里夫摇着头，电话里情绪激昂的医院院长没完没了地在大放厥词，最后，特朗布尔终于抓住了一个插话的机会。

　　“哈维……哈维……我希望你不要考虑采取过激的行动，”特朗布尔提醒对方。

　　“福莱斯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为什么要给那个斜眼记者机会，指出施托伊弗桑特姑娘是死在我们医院的？福莱斯特非要这样铤而走险，也应首先考虑考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

　　“哈维，不消说，如果有人扬言要毁掉你的前程，你也会反击的，”特朗布尔说。

　　“没错！可她非要选择这样的反击方式不可吗？”卡明斯问。“这意味着灾难，莱昂内尔，对我们医院是个灭顶之灾！”

　　“不见得，”特朗布尔说。

　　“不见得？”院长诧异地问。

　　“她留给电视观众的印象是什么？也许是一个医生在一次治疗上的失误。并不代表你的医院和你的全体员工。只是一个医生，一个女医生而已。单纯从公共形象的角度看，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不可收拾，”特朗布尔安抚地说。

　　卡明斯的心情稍有些平息，说：“我得盯着特洛伊，看看急诊科的业绩如何，如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令人满意，我也要上电视。就在我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像施托伊弗桑特似的正襟危坐。我要冷静、理智、有实有据地把我们的业绩公之于众。”

　　“再给那个——你管他叫什么来着？——斜眼儿记者的节目添油加醋？”特朗布尔不以为然地说。“那样行不通。你要想和施托伊弗桑特斗，留着劲到法庭上使。不过坦白地讲，我到是盼望着他的律师能和我们的保险公司见面。要是诉状还没写他们就能把此事私了啦，那我将再满意不过了。”

　　“那是，”卡明斯悲戚地说，“就算是私了，我们付出的治疗不当保险费还不得高得上天！”

　　“那也值得。否则这桩案子的破坏性将不可估量，哈维！十九岁就送了命，六十年七十年的未来生活被剥夺了。假如我们被逼上法庭，陪审团立马就能做出不利于我们的判决。如果可能，现在就解决。”

　　“福莱斯特怎么办？”卡明斯问。

　　“除了限制她的职责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所有病人的安全，你应立即停止她的一切临床工作。”

　　对烦躁不安的院长劝慰了一番后，特朗布尔放下电话，看向斯考特·凡·克里夫，后者在分机上听到了刚才的全部谈话。

　　特朗布尔此刻雷霆大作，将内心的真实情感爆发出来。“我以为你告诉了那个女人，让她闭上嘴！”

　　“我是对她说了。可被别人指责谋杀太让她难以忍受，无法保持沉默。”

　　“凡·克里夫，坦率地说，我从不相信女人在情感上是坚强的，可以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获取成功，也许你们年轻人能接受这种观点。”

　　斯考特·凡·克里夫婉转地说：“我曾在法庭上给玛丽·劳拉当过助手，她就很强，锋芒毕露。”

　　“这个么，”特朗布尔表示同意，“劳拉是个例外。所以我才任命她为诉讼部的头。然而其他女人……”他悲伤地摇摇头。思忖了片刻，他又承认：“本公司还有一两个颇为能干的女人，但总体来讲——”

　　斯考特没等特朗布尔高谈阔论他的大男子主义偏见，便说：“我得找福莱斯特医生谈谈，立刻就谈。”

　　凯特·福莱斯特刚锁上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电话铃就响了。她估计是卡明斯院长或任何一个想对她的采访进行一番驳斥的人打来的，于是赶紧冲进屋，准备为自己辩解。

　　“大夫，”她听上去声音有点熟，认出是斯考特·凡·克里夫律师。“我刚在电视上收看了对你的采访，我——”

　　“你反对我这样做，”凯特抢先说了出来。

　　凡·克里夫没有直接与她争辩，他问：“大夫，我能不能问问你，一个病人不听你的劝告你怎么办？”

　　“有些病人拒绝住院。我们让他们在出院单上签字。我们管这叫‘擅自出院’。”

　　“在法律上我们也有同样的做法。但有权签字的是律师。”

　　“你是不是想说不当我辩护律师了？”凯特问。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按我的吩咐行事，我的存在就毫无意义。那样你还不如找一个尊重其建议的律师，”凡·克里夫说。

　　“我的决定与你无关，只牵扯到我自己。我不能容忍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我进行恶意的污蔑，而仅仅因为他有势力我就得保持沉默。说我骄傲也好，自尊心太强也好，我就是不能容忍！”凯特说。

　　凡·克里夫晓得，与这样一个怒火中烧、原则性强的女人相争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问：“大夫，有没有这种情况，医生告诉病人在二十四小时或几天之内禁食某种食物？或在抽血和验尿之前不要吃早饭？”

　　“当然有，”凯特认可。

　　“我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尚未搞清施托伊弗桑特在法律上要搞什么名堂之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再说一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

　　“你是让我忍气吞声？”凯特逼问。

　　“不，恨他，骂他，讨厌他。把他的名字写上一千遍再把纸烧了。照他的模样做个布娃娃，在上面扎针。但万万不要——”

　　凯特接过话茬儿：“我明白了。公开场合不要提他。”

　　“对，医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要学着理顺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怎么样？”

　　沉默了良久后，凯特说：“好吧。”

第十四章

　　凯特·福莱斯特在电视露面后，卡明斯又召集了一次各科主任会议，并请莱昂内尔·特朗布尔参加。

　　轮到大家发表意见时，胸外科主任哈罗德·威尔德曼医生首先发言。

　　“这事刚出来时，我挺支持福莱斯特的。但一上电视她就把事情搞糟了，好像这家医院的医生都是一群笨手笨脚的饭桶。”

　　“我觉得她在当时的情况下表现得很好，”另一位主任说，“给我们惹麻烦的是那个叫盖伦特的混蛋。”

　　“可福莱斯特给他创造了机会，”威尔德曼反驳说。“她治疗施托伊弗桑特时要是真有失误，应该不要张扬此事，这样人们很快就会忘记了。”

　　“我可不那么乐观，尤其是牵扯到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儿科主任埃莉诺·诺尔蒂说。“干我们这行的，交不了为你的失误开脱责任的朋友。有道是，言多必失，但愿福莱斯特能迟早明白这一点。目前由于她判断上的失误，的确需要采取措施，弥补损害。”

　　已经打算要退休的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发表出不同的看法：“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说‘她’以及‘她可能犯的错误’。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我们’这个字眼。从我的角度看，要是遇到相同的病人，发生在福莱斯特身上的事也同样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应继续保护她，而保护好她也就等于保护了所有兢兢业业工作的医生。我们是人，都会犯错误。难道为此我们就该被钉在柱子上烧死吗？”

　　“所罗门，你这么善解人意当然没错，”威尔德曼说。“可我们这些人还要干很多年，因医疗不当而付出吓人的保险费直接威胁着我们的未来。这种损害声誉的事只能让保险费用朝一个方向走——上天！所以当你退休后悠哉游哉地沐浴在佛罗里达的日光下享清福，根本不用付保险金时，我和在座的许多人却要为福莱斯特的所做所为大笔大笔地掏钱！我的意思是采取这样一个立场，造成施托伊弗桑特姑娘死亡的并不是医院和全体员工的过错，而是一位不能承受急诊科的压力的医生所造成的个人行为。”

　　弗罗因德的目光穿过宽大的会议桌直射向他那位年轻的同行。“你是说我们应把她推进狼窝？”

　　“我只是说我们应考虑为自己解脱。”

　　“在我的词典里，解脱和把她推入狼窝是同义词。特别是在新的体系下，计算机已全国联网，一个医生要是在某个州由于某种原因受到处罚或被停止工作，一个晚上其他州就都知道了。这不就等于断送她的前程，再别想让其进入体面的医院。我绝不同意以这样的方式制裁福莱斯特医生。当然了，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成长的医疗环境不一样。我做实习医生时，是一个叫凯斯勒的神经外科大夫带的我，带他的医生是波士顿的库欣。凯斯勒曾说：‘这些实习医生，这些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得帮助他们长大接替我们的位置。从他们一开始寻找静脉抽血，一直到满怀信心地走向手术台，我们都要耐心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富于理解和同情心，还要仁慈和蔼。这是老一辈医生对年轻医生的神圣职责。’”

　　“库欣，还有你的那位凯斯勒医生并不需要付令人咋舌的治疗不当索赔费！”威尔德曼说。

　　“难道你考虑的光是这个？对年轻医生该不该有一点爱护之心？”弗罗因德亦不示弱。

　　“有时爱护之心也要有所选择，”威尔德曼说。“是爱护福莱斯特，还是爱护这个医院？我觉得应该爱护大的利益，即这家医院！老一辈人陈旧的爱护观改变不了我的看法！”

　　卡明斯眼见会议即将成为弗罗因德和威尔德曼的充满火药味的私家战场，演变为两代人的隔膜冲突，便制止他俩说：

　　“先生们，先生们，我们在这里考虑的问题远远不止治疗不当的索赔费。我们需要病人住院，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既然声誉已经受到了影响，病人恐怕不会愿意来了。”

　　妇产科主任沃勒斯·西蒙斯发言道：“我同意威尔德曼的看法。我们应主要对医院负责。四百六十三名男女医生和员工中，只有一个医生受到了指责。我们其他人都是优秀、有能力的外科内科大夫，堪与这座城市乃至全国的任何医生媲美。苹果筐里出现了一个烂的，我们将其清理出去，并把理由公布于众。这样病人来这里治病就没恐惧心理了，此事也方能平息！”

　　从在座的面部表情看，多数男女医生都似乎同意妇科主任的意见，这时特朗布尔律师轻缓而忧虑地说：“此事未必如此简单。”

　　“怎么讲？”西蒙斯问。

　　“要是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为福莱斯特召开一个听证会，宣布她没有过失怎么办？”特朗布尔问。“她可以反过来指控我们损坏了她的名誉。有损于一个人业务能力的贬损言辞和行动倘若与事实不符，本身就是诽谤污蔑。只要州委员会认为她的做法构不上失误，便是证明我们的言辞不真实的确凿证据。医生们，你们面对的是几百万元的官司，对象是这所医院和你们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解脱自己，不冒那样的险？”威尔德曼问。

　　“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控她。让他去冒污蔑诽谤罪、输掉一场代价昂贵官司的风险。”特朗布尔建议说。“我们谁也不指责。”

　　“可对那个女人我们要采取措施！”西蒙斯仍坚持说。

　　“等州委员会做出决定，认为她的职业行为出现过失，你们再辞掉她也不晚，这样便免除了打官司和遭人报复之虞，”特朗布尔说。

　　“在此之前怎么办？”西蒙斯问。

　　“我觉得卡明斯医生已找到了理想的答案，”特朗布尔说。“让她回避给病人治病，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风险。”

　　“换句话说，”所罗门从他坐着的地方反对说，“我们把这个年轻女人软禁起来，不让她行医，等待着对她的公开审判。这样我们就可以干得干净利落，法律上别人又抓不住把柄，所以谁也吃不着官司。”

　　特朗布尔一听此话气得脸色通红。卡明斯急忙插话说：“要是州委员会认为一个医生能力不合格，我不认为处理他是‘公开的审判’。”

　　“当然不是，”弗罗因德答道。“我们万不能使用不雅的字眼，免得日后打起官司来被人用未当成我们的罪证。先生们，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置一位年轻有为医生的利益于不顾是怯懦的行为。”

　　然而与会者的表情透露出，几乎没有人呼应弗罗因德的主张。

　　次日下午，凯特·福莱斯特来到小儿科的神经科病房。她尽管个人问题悬而未决，却经常去看望小玛丽亚·桑切斯。玛丽亚稍恢复了一些，对外界有了一定的反应。凯特便每次探望她时都给她带一个不太贵的小礼物，如布娃娃、涂颜色的图画书等。一次玛丽亚说凯特身上的味儿很好闻，她便给孩子带去了一小瓶香水，那是几个月前她和沃特尔参加一个股票交易晚餐会时得到的礼品。

　　凯特像往常一样踱到玛丽亚的病房门口，往里窥了一眼，看到并没有住院医生在给她做检查。玛丽亚今天独自睁眼躺着，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

　　“玛丽亚？”凯特轻声唤道。

　　孩子立即将脸扭向门口，从床上坐起来，黑眼睛因期待的喜悦而变得骤然发亮。凯特将礼物藏在身后，悄悄步入房间。她手臂一挥，把装演漂亮的礼品呈现出来。孩子伸手抱住，迫不及待地撕开金色和红色的包装纸，发现是一本书。这次不是涂颜色的书，而是一本识字书，凯特打算教玛丽亚认字。

　　封面的鲜艳色彩令玛丽亚激动万分，伸出双臂搂住了凯特。她们正拥抱时，哈维·戈尔丁医生匆匆地走进病房。他见状显得有点尴尬。“凯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

　　她轻轻推开玛丽亚拥抱的胳膊，走到门口戈尔丁站立的地方。她以为玛丽亚的诊断中恐怕出现了不妙的发展。也许进一步的检查又发现了由于虐待而引发的到目前尚未暴露的神经缺陷。

　　哈维用手势把凯特招呼到走廊上。凯特立即压低嗓门儿，用孩子听不到的声音问：“哈维，他们有没有决定怎么安排玛丽亚？”

　　“我争取把她留在这儿。市里想在法庭判决之前先给她找一对儿养父母。恐怕这办法不行。”

　　“可我觉得养父母总比住院费便宜，”凯特坦率地说。“如今事事都不得不考虑费用，真没办法。她在这儿过得很开心。每次我见她都觉得她越来越好。”

　　“正因为你看她她才越来越好，”哈维纠正凯特。“不过你自己的事已经够烦心的了，其实不必再麻烦往这儿跑了。”

　　“不麻烦，我觉得她特可爱。她需要有人爱。也说不定是我需要有人爱。”

　　“说实在的，”哈维·戈尔丁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哈维？”凯特直言追问。

　　“卡明斯已经发了命令，不让你在医院里任何有病人的场所停留。”

　　“我又没给人治病，只是探望一个孤独的孩子。这又能怎么样？”凯特悻悻地说。

　　“他怕你的出现会引起种种谣言，对此他非常敏感，对不起，凯特，对你说这个实在差劲，但我别无选择。”

　　“我明白你的处境，”凯特说。“我进去说声再见就走。”

　　她走进去，见玛丽亚正用小手抚摸着新书光滑的封面。她抬头朝凯特粲然一笑，然后打开书，让凯特给她读。

　　“玛丽亚，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大人管这叫告别礼。”

　　“告……别礼？”孩子重复着。“我要离开这儿了吗？”

　　“不，玛丽亚，是我要离开。”

　　泪水涌上孩子的黑眼睛。“你离开？”她问。脸上流露出痛苦。

　　玛丽亚不悦的神情和哀求的目光令凯特改变了主意。“不，不是，我不走。”她在床沿儿坐下，将孩子搂在怀里，打开书教了起来：“玛丽亚，这是字母A。跟我念，A。”

　　孩子顺从地念出来。

　　她们念到字母E时，凯特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她扭过头，见哈维·戈尔丁伫立在门口，于是等待着他的责怪。

　　“凯特，你要是不走，至少也应把门关上，”戈尔丁说。他冲她一笑，退出房间，把门带上。凯特又转过身对玛丽亚说：“E。这个字母念E。”

　　当凯特·福莱斯特鼓励小玛丽亚展示自己刚学到的知识时，市长执行秘书办公桌上的一部机密电话响了起来。它的响声很执着，仿佛急需答复。

　　“市长办公室，我是马德琳，”秘书低声说，她十分清楚，这个没有上电话簿的号码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才能打进来。

　　“我得跟他说句话，”一个男子的声音说得很坚决。

　　“施瓦茨曼医生？”马德琳·科尔曼认出了说话人。

　　“是我，”验尸官答道。

　　“我马上接通他。”

　　市长把他办公室的来访者打发走后，施瓦茨曼听见他说：“艾伯？”

　　“我说，等到葬礼完后冉公布验尸报告我可以办到。但尸检结果我不能改变，”施瓦茨曼解释道。

　　“很棘手吗？”市长问。

　　“我发现的结果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不喜欢，”验尸官说。“死因只能如实说。”

　　“死因是什么？”

　　“大出血。原因是宫外孕破裂，”施瓦茨曼说。

　　“你说的对，施托伊弗桑特不会喜欢这个结果。”

　　“我不能篡改，否则就是犯罪。”施瓦茨曼说。

　　市长沉吟片刻，说：“艾伯，要是不得不向新闻界透露结果的话，就简单地说‘大面积内出血引起死亡’。”

　　“可由于此事涉及到施托伊弗桑特，要是媒体非想刨根问底怎么办？”施瓦茨曼问。

　　“我可以对施托伊弗桑特说，我们已尽了力不让报界知道。毕竟下个月的议员聚会上，我们得求他资助一笔比以往更大的募捐。”

　　“对。在发布会上，我只说‘大面积内出血’，仅此而已！”施瓦茨曼赞同地说。他思索了一下又说：“哦，对了，你跟施托伊弗桑特通话时，建议他把尸体火化。”

　　“火化？为什么？”市长问。

　　“要是打官司的话，他不会高兴别人把尸体挖出来重新检查，”施瓦茨曼说。

　　“为什么？你还发现了什么？”市长问。

　　“没什么。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别的我什么都没查。”

第十五章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在第五大道的圣汤姆斯教堂举行。市长派遣了一小批穿制服的警察奔赴现场，以便尽量减少新闻和电视媒体以及大批好奇旁观者的干扰。

　　葬礼预定在上午十点钟开始，九点半，显赫的人物已陆续到达，由教堂执事引领着在指定的靠背长凳上落座。

　　先赶到的宾客中包括市长。送葬者中还有《幸福》杂志列出的全国五百家首富公司的男女代表。但主要宾客却由施托伊弗桑特自己的公司以及对他的募捐有感激之情的众多民事和慈善组织的雇员组成。

　　座位被坐满，所有被邀请的哀悼者都到齐后，教堂便敞开大门，对公众开放。前来的好奇者中有希图一睹名流显贵风采的中年男女；还有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些曾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同学或朋友。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亦夹杂在人群之中。她蹬上棕色的已磨损的台阶，同其他人一起步入高大的教堂。她抬头看向雕饰华丽的圣坛，上面摆放着擦得很亮的黑木棺材，棺材表面不事雕琢朴实，棺盖紧闭。

　　唱诗班在远处轻轻哼唱着，教堂里回响着幽幽说话声，这时身披法衣的牧师从圣坛一侧的门里走进教堂。紧接着，对面的一扇门亦开启，一位引座员领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父母走了进来。诺拉·施托伊弗桑特一身黑衣，面容被一面纱巾遮住。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身披黑色大衣，穿条纹裤，硬领白色衬衣，打着条纹灰色领带。他高大强健，身材魁伟，脸色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外貌、资金和政治权势——他都是权力的化身。

　　施托伊弗桑特见他妻子步履蹒跚，便搀扶她走至前排座位上。他俩一落座，唱诗班便高声吟唱起赞美诗篇。在此期间，凯特·福莱斯特警觉地环顾着四周的人们。她发现不少人的装扮是典型的格林威治村的常客，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临死前就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漫无目标地逡巡着，突然瞥见一张脸，令她一惊。

　　在她前面几排的通道座位上，坐着她的指派律师斯考特·凡·克里夫。她首先想到的是：他在这儿干吗？他并不是施托伊弗桑特家的朋友，难道他是？赞美诗突然中止，打断了她的思路，只见牧师在布道坛后站定，开始致颂词。

　　他滔滔不绝地对施托伊弗桑特夫妇表示同情，夸赞他俩是模范父母。讲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平时，由于她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就，牧师便只得泛泛地一带而过，转而大讲特讲她要是能似别人一样正常活着的话，可能会取得何等何等的业绩。

　　凯特觉得演讲的这一部分不啻是对她的谴责。她两手紧握在膝盖上，决意驱散开负疚的感觉。牧师说完后，唱诗班又唱起赞美诗。之后市长简短地致辞，接下来是曾和克劳迪亚在一所私立学校上过学的两位朋友讲话，都表达了悲哀的情感，其中一人是以诗的形式发的言。

　　牧师宣布埋葬仪式不公开，只有直系亲属参加。隐含的意思便是，所有其他人，尤其是新闻记者不得出席埋葬现场。经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精心挑选的抬棺者扛起棺材，沿甬道朝教堂的大门慢慢移去。棺椁之后紧跟着施托伊弗桑特和他妻子。没走几步，诺拉·施托伊弗桑特便有些踉跄，施托伊弗桑特趁她还没摔倒急忙抓住她一只胳膊，坐在甬道对面的斯考特·凡·克里夫跳起来搀住了她另一只胳膊。就这样为了防止诺拉·施托伊弗桑特跌倒，两人扶着她朝甬道的另一端走去。

　　当他们行进到凯特·福莱斯特及其他人以虔敬的姿态站立的座位跟前时，施托伊弗桑特悲伤的面容倏的变得怒不可遏。凯特知道，他肯定是从几天前看到的电视采访中认出了她。她有种感觉，觉得即使在这种肃穆的场合和时刻，他都有可能会不留情面的恶毒谴责她。她以无辜的目光自信地回瞪他一眼。

　　走在施托伊弗桑特另一边的斯考特·凡·克里夫颇为恼火地用斥责的眼光瞥了她一眼。

　　凯特避开斯考特不满的目光，朝甬道对面的哀悼者人群中望去。一张脸蓦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一个小伙子的目光紧紧盯在已经渐渐远去了的棺材之上。他二十来岁，瘦削的脸苍白得吓人，长长的褐色头发在头后扎成个马尾。他穿一件褪色蓝衬衫，领口敞着，外面一件西式粗布罩衫。凯特心想他的装束与这种庄重的场面极不协调。然而他的眼神以及他紧盯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棺材看的神态给凯特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斯考特·凡·克里夫、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和他妻子走过大门来到街上。凯特立即便听见教堂外传来电视记者、新闻记者和好奇的看热闹的人的大呼小叫声。“他们出来了！开机拍摄！”

　　凯特推开吊唁的人群挤到门口，正巧看见雷蒙·盖伦特将麦克风举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面前。她没听清盖伦特的问话，但施托伊弗桑特响亮气愤的回答却使她不寒而栗。“我已经正式起诉她了。”

　　抬棺材的人把棺材放进灵柩时，施托伊弗桑特的司机帮着他把他妻子扶进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凯特伫立在教堂的第三级台阶上，目送着灵车缓缓而去，尾随的只有施托伊弗桑特的轿车。埋葬仪式显然是不公开的。

　　灵车消失后，凯特看见斯考特·凡·克里夫从人群中挤出来，急忙抓住一位抬棺材的一只胳膊。他和那人匆匆交换了几句话，后者显得颇为困惑和烦躁。不过凡·克里夫似乎获得了他想知道的信息，因为他马上转身又钻进离去的人群中。他颇为莽撞地推来揉去，凯特觉得他很讨厌。

　　她发现他挤到了曾为悼念克劳迪亚之死念诗的那个年轻女子身边，张口问起了问题。可女子将他推到一边，没做任何回答就匆忙走下了台阶。凡·克里夫在后紧追不舍。他与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交臂而过，后者黑脸庞，长发在脑后扎了个马尾。凯特认出他是站在甬道对面的那个年轻人，曾紧紧地盯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棺材。他鬼鬼祟祟地朝四周望望，似乎怕人发现，然后急匆匆跑下教堂台阶，消遁在大街上的人群之中。不少曾参加吊唁的年轻人在教堂台阶或街头聚成一群群的，可此人却不跟他们任何人说话。他似乎离群索居，甚至跟自己的同龄人也断绝了交往。

　　凯特正观察着他古怪的举止，忽听斯考特·凡·克里夫在背后问她：“你来这里干吗？”

　　凯特转过身：“我还想问你呢，”她直视他说。

　　“我来这儿是公事，法律上的事，”他说。

　　“我来这儿是——”她一时找不出确切的字眼儿。“只是，好奇。我非来不可。”

　　“幸好盖伦特没看见你，否则非临场评论一番不可。‘啊哈！罪犯又回来目睹自己罪行的结果了。’那个混账东西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凯特说。

　　“说过了。法律上的事，”凡·克里夫说。“在这种重大和充满感情色彩的场合，保不住你会发现点什么。”

　　“你发现什么了吗？”

　　“是的。”

　　“比如说？”凯特问。

　　“比如说棺材。”

　　“棺材怎么了？”凯特问。“木质很光滑。质朴无华。”

　　“说得对，”凡·克里夫说。

　　“质朴无华有什么不对吗？”凯特问。

　　“作为施托伊弗桑特家的一员，不用抗腐烂的可以永久保存的金属棺材？另外棺材是封死的。根本没机会瞻仰遗体，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像通常那样头一天在某个有钱人去的小教堂葬礼上。这让我感到蹊跷。可那些抬棺材人的姿态更让我觉得迷惑不解。”

　　“所以你才截住了其中一个去问？”凯特问。

　　“我问他棺材有没有分量时他以为我是疯了。”

　　“他说什么？”

　　“答的耐人寻味。‘我怎么知道？过去从没抬过棺材。不过比我想像的要轻得多。’明白吗？比他想像的要轻得多。”

　　“凡·克里夫先生。这能说明什么？”

　　“我巴不得知道答案呢，”他说。“尤其是葬礼突然定在了今天。这意味着克劳迪亚的尸体已运回家中，也就是说，尸体解剖做完了。验尸官的报告你听说了吗？”

　　“没有，”凯特说。

　　“我也没听到，”凡·克里夫说。“为什么尸体不让参加吊唁的人看呢？”

　　“有时要是死亡是事故造成，或解剖时破坏了尸体的外形，死者家属就不会让别人瞻仰，”凯特说。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这样吗？”凡·克里夫问。

　　“不是，”凯特答道。

　　“你知道我怀疑什么吗？”凡·克里夫问。“棺材里没有尸体。”

　　“没尸体？”凯特愕然地说。“那干吗举行葬礼？”

　　“这正是我想搞清楚的，如果没尸体，棺材里装的是什么？只是火化后的骨灰？”凡·克里夫自语道。“施托伊弗桑特想要掩盖什么？”

　　“吸毒？”凯特问。

　　“你曾说那天晚上你做过毒性化验？”

　　“是的，”凯特说。

　　“结果是什么？”他问。

　　“我一直没见到。我最后一次看她病历时上面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凡·克里夫说。

　　卡明斯医生除厂莱昂内尔·特朗布尔外，不愿意让别人过目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但最后他还是做出了让步。

　　凯特·福莱斯特和斯考特·凡·克里夫急迫地一页一页翻阅着病历，但始终没有看到毒性化验报告。

　　“奇怪，”凯特说。她拿起电话，对话务员说：“请呼叫布里斯科大夫！”大约过了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埃里克吗？我是凯特。埃里克，施托伊弗桑特死后，你见过她的毒性化验单吗？”

　　“我没查过，”布里斯科答道。“怎么了？”

　　“我们想了解化验结果。”

　　“‘我们’？”

　　“我和我的律师，”凯特说。

　　“律师！你有私人律师了？”布里斯科问，声音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为什么？”

　　“因为怕施托伊弗桑特跟我打官司，所以他们觉得我需要个律师。”

　　“是这样，”布里斯科说。“可我从没见过毒性化验报告。”

　　凯特惟一剩下的办法是找到卡米利塔·埃斯皮纳莎。凯特星期六晚上让人把最后一次血样送到化验室时，负责化验的就是那个女技师。凯特找到她时，后者正给电脑化的扫描器里输送血样，机器将读出一个新病人的化验结果。

　　埃斯皮纳莎简单地回答了凯特的问题。她记不记得为施托伊弗桑特做过毒性化验？关于病人的血样和化验，她从来记不住名字。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那天晚上她记得吗？记得。那天晚上她做过毒性化验吗？做过。她做过三个。三个都是阳性。

　　“三个都是阳性？”凯特又问了一遍，希望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

　　“是的，”埃斯皮纳莎女士说。

　　“你是把电脑打出来的结果送到急诊科了吗？”

　　“我总是把结果送到要求进行化验的部门，”埃斯皮纳莎女士说。

　　凯特和凡·克里夫面面相觑。他俩不约而同地想：那份毒性化验报告应该在克劳迪亚的病历里。但实际却没有。它在哪儿？

第十六章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正在特洛伊医生的地下办公室里干活，忽然接到卡明斯医生秘书打来的要招见她的电话，不禁感到一阵欣慰。凯特对老特洛伊已产生了好感，也极佩服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但就她内心感受而言，她仍喜欢直接治病救人，而不愿意从事有关医疗有效性的统计研究。她心里暗暗希望，随着施托伊弗桑特葬礼的结束以及她接受电视采访所引起的不满情绪的消失，卡明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将意味着院长已打算重新恢复她做一名住院医的合法资格。

　　她步入院长办公室时，卡明斯正站着等着她的到来。

　　“卡明斯大夫……”

　　他不答话，表情分明压抑着一股怒气。他手里攥着几页纸。凯特瞥了一眼，立刻就认出了纽约县验尸官办公室的大印。

　　“你可以坐下来读读这个，”卡明斯说。

　　凯特接过报告，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坐下后便读起来。还没读完第一段，她便惊异地抬头看向卡明斯。卡明斯手指报告，命令她继续读下去。

　　“……子宫外孕，”凯特不可思议地读着。“造成她左输卵管破裂……”

　　“导致大面积内出血……和死亡”，卡明斯为她念完了那句话。“你要是回过头来重新看一遍她的病历，就会发现所有迹象和症状都与宫外孕破裂相符。”

　　“她的症状和迹象也代表其他十几种疾病的特征，”凯特说。“再说我也给她做了盆腔检查。”

　　“可你显然没有看出病源，”卡明斯气愤地说。

　　“布里斯科也做了盆腔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凯特答道。

　　“可这个诊断你是应该能做出的。要是那样，而且立刻就采取必要的手术疗法，那个女孩就死不了。那个混账记者盖伦特曾说：‘如果连有钱人都得不到较好的治疗，普通老百姓会是什么样的境况？’不幸的是，在老百姓眼里，你的失误恰恰证明了他的话是正确的。”

　　“她两次否认有性关系……”凯特试图做出解释。

　　“你应该能觉出她在撒谎。”

　　“我觉出来了，所以才做了验尿怀孕检查。结果是阴性！”

　　“根据这份报告，你的化验结果无疑有错，”卡明斯说。“我们本来还有避免吃治疗不当官司的可能，这份报告使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它将是审判中的关键性证据。这还不算你在州委员会面前做听证时他们会发现什么过错呢。”

　　凯特摩掌了几页报告，茫然地将其递回去，争辩说：“那种怀孕化验我曾做过近上百次。”

　　“福莱斯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很遗憾，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尽力支持你，”卡明斯说。然而他的神色却是极度的孤独无望，这使凯特想起一位医学院教授对她说的一句话：“当一个人说他将尽力而为的时候，他已看到了注定失败的命运。”

　　验尸官的报告令凯特坐立不安，于是她没有返回地下办公室，而是匆忙穿过医院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径直回到急诊科。

　　她走进曾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C病房。她打开那天夜里克罗宁打开的壁橱，从中取出她给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做过化验的怀孕检查器械。她一下拿出好几个类似的，仔细查看每一个盒子上的到期标记。

　　1993年12月30日之前使用。

　　离过期日还有一年的时间。对盒子里的化验药品没有怀疑的理由。可验尸官的报告分明证明她做的化验结果产生了误导性的错误。不仅误导，而且还致命。难道她出了错？有时阴性结果并不准确，但比例极小，难道偏偏被她赶上了？满腹狐疑的凯特又回到地下办公室。她发现在她桌上的电脑打印资料旁边放着一张纸条。纸条是特洛伊吃午饭之前留下的。

　　给你的律师打电话。急事。

　　凯特听见话筒另一端不耐烦的声音：“我是凡·克里夫。”显然，克里夫正在准备着什么法律文件。但一听到凯特的声音，他立即来了情绪。“大夫，咱俩得见一面，就在今晚，而且见面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我刚看到一份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我也看到了，”凯特说。

　　“那么你就会明白，我需要你为我澄清几个问题。一定要有说服力。我并不愿意麻烦你跑很远的路来华尔街，尤其在晚上。但你最好今晚六点钟以前赶到我办公室。”

　　凡·克里夫紧迫的口气使凯特兴奋起来，于是同样干脆他说：“六点钟，凡·克里夫先生。不见不散！”

　　斯考特·凡·克里夫让凯特在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舒适地坐定，便开始发问，他问她喝不喝热咖啡，凯特谢绝，但她觉得他认为她应该喝点什么，以便能熬过他们即将进行的艰苦工作。

　　“好吧！”凡·克里夫说着沉进他自己的坐椅里。这句被平时说滥了的一个词儿突然有如一声号角，预示战斗即将打响。“大夫，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验尸官报告的内容。”

　　“而且还有人劝说他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结束后再宣布报告结果，个中原因我们也能猜出，”凯特说。

　　“这样就不会引起丑闻。但凡对施托伊弗桑特十分了解的人也明白另一个事实：一场官司是打定了。而且在州委员会采取行动之前你肯定会被指控。从他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角度看，你不仅害死了他女儿——”

　　凯特接过他的话茬儿：“我还在公众面前玷辱了施托伊弗桑特家族的名声。”

　　“所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凡·克里夫口气沉重地说。“大夫，我们知道，对于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我们不能持有异议。这便要求我们要针对你为什么没能发现病症而做出解释。”

　　“宫外孕本来就不易发现，”凯特说。

　　凡·克里夫没理会她的话，接着说：“不管难不难发现，我们必须向医疗界和老百姓证明，你所做的完全达到了治疗标准。无论在法庭或在听证会上，都经得住法律上的考验。”

　　“事实就是达到了治疗标准！”凯特说。

　　“那你怎么没有查出她的病？”凡·克里夫问。

　　“埃里克·布里斯科也没有查出，”凯特说。

　　“这不是理由。再说施托伊弗桑特的起诉对象也不是布里斯科，而是你，是你所做的一切，你对病情有没有看出来。因此我要了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其中还包括你在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期间脑子里的一切活动。”

　　“我不知从哪儿说起。”

　　“从头说起。从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其实我先见到的是病人的妈妈。”

　　“她妈妈放到后面再说，”凡·克里夫说。“先说你第一眼见到患者的情景。什么也别漏。哪些细节重要或不重要由我来判断。”

　　凯特尽可能详细地开始叙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情治疗过程。她要求做的血液化验，她所观察到的迹象。有两次她停下来问：“我说得是不是太详细和太复杂了？”

　　“没有，接着讲，”凡·克里夫说，时不时地做些笔记。

　　凯特于是继续讲得很详细，并说：“这些都写在了病人的病历上。我把一切步骤都记下来了。”

　　“大夫，在开庭或听证会上，他们不会让你拿病人的病历照本宣科。你得用自己的话做见证。接着说。”

　　凯特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全部描述完后，凡·克里夫说：“刚开始时，你说你先见到的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然后才是她女儿。”

　　“是的。”

　　“你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

　　“很显然母女俩之间有磨擦。有一种紧张的矛盾，不过这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时已太晚了。”

　　“什么事情？”凡·克里夫问。

　　“事情结束时，克劳迪亚死了以后，一些人听见她妈妈说：‘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凡·克里夫问。

　　“当时我觉得在那种悲伤的时刻她这样说很奇怪。但自从我对施托伊弗桑特有了许多了解之后，我现在明白了他妻子对他简直是惧怕得不得了。”

　　“她怕他会因他们女儿之死而怪罪她？”

　　“这也是我刚一见到她，她十分担忧的原因，”凯特解释道，“她女儿搬出了家，自己单过，很可能是违背了她父亲的意愿。”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责怪他妻子，怪她没管住他们的女儿，”凡·克里夫猜测说。

　　“我觉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之所以说话时有顾虑，就是这个冲突在作怪。”

　　“她要是毫无顾虑的话，你觉得她说出来的话与她实际所说的会有何不同？”凡·克里夫问。

　　“她性生活很频繁。这样讲对我的诊断肯定会有帮助。另外她也许还会说她吸毒。”

　　“我们姑且认为她吸毒，但却对你撒了谎。为了有效地为你辩护，我得具体地知道吸毒对她病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取决于她使用毒品的种类，”凯特说。“可卡因、天使尘、大麻、普克……”

　　“普克？”凡·克里夫问。

　　“就是普克丹，”凯特解释说。“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效果。可卡因对不同的人还会产生五花八门的反应，有的觉得飘飘欲仙，有的心脏会完全停止跳动，当即死亡。”

　　“毒品对宫外孕有何影响？”凡·克里夫问。“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你误诊？”

　　“这得对正常怀孕和宫外孕的区别加以了解。”

　　“慢慢解释，别着急。我明白这一点对我十分重要，”凡·克里夫说。

　　“宫外孕的症状和正常怀孕的不一样。比如正常怀孕时，子宫明显增大，但宫外孕却不明显。正常怀孕的子宫颈会变色，宫外孕就不一定。子宫颈可能会变得十分敏感，一触即痛。但其他几种疾病也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可能还能发现一块敏感区。”

　　“可能发现……”凡·克里夫说。“为什么说‘可能’？”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凯特解释道。“这次我和布里斯科就没发现明显的迹象。”

　　凡·克里夫将所说的事实拼凑到一起。“这么说来，要是你的病人是个否认自己性生活活跃的年轻女子——”

　　“而且还否认月经已停止，”凯特加上一句。

　　“如果医生触摸时未察觉明显的触痛区，子宫只是稍有些增大，子宫颈未变色，疼痛感因吸毒而变得减轻或消失——这一切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凡·克里夫总结说。

　　“所有症状和迹象都表明是病毒性肠胃感染，其他一切都不明显，在此情况下，任何医生都不会作出怀孕的诊断，更不用说宫外孕了。”

　　“但事实的确是宫外孕，”凡·克里夫郁悒地说。“吸毒对这个病人还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吗？”

　　“可能会让她变得无精打采，反应迟钝，没法回答我的问题，但过一阵儿又会很亢奋。此外还可能引起恶心。”

　　“她的恶心会不会是麻醉剂引起的？”

　　“或是吃了什么东西，这跟她刚开始的症状很相符，恶心、呕吐、拉肚子，”凯特说。

　　“这么说恶心也不能具体表明是哪种病的症状？”

　　“没错。”

　　“她呈现出的每一个迹象都不大对劲，但又不显得很严重，以致让人判断不出具体的病症。但她还是因大面积内出血死了。难道大出血还没有一些征兆吗？”

　　“这可以反映在她的血球容量计上，”凯特说。

　　“血球容量计？什么意思？”

　　“就是总的血球计算，告诉你红血球的总量，”凯特解释说。

　　“这怎么计算？”

　　“化验室从血液的血浆中分离出红血球。然后用红血球与剩下的血浆进行对比，判断血液中红血球的百分比。一个正常女人应该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之间。”

　　“那天晚上克劳迪亚的血球容量是多少？”凡·克里夫问。

　　“我记得是三十一。”

　　“那么她显然在正常范围之内，”凡·克里夫推断。

　　“但后来证明这是一种假象，”凯特说。

　　“怎么讲？”凡·克里夫急切地问，变得有点烦躁不安起来。

　　凯特解释道：“她到医院时说恶心、呕吐和腹泻，这说明她可能脱水。所以克罗宁给她注射了点滴。”

　　“这个措施是正确的吗？”凡·克里夫问。凯特点点头，“那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一个病人要是脱水，她的红血球看上去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听得蒙头转向，问：“大夫，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脱水消耗掉血液中的水分，从而导致血浆容量下降，这便使红血球数量显得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似乎开始明白，说：“也就是说由于她大出血红血球应该降低，但因为脱水的缘故，却使红血球显得很正常。”

　　“可以给你打满分，”凯特说。

　　“天哪，这实在是医学中令人颇为费解的奥妙。只要遗漏或忽略一个环节，就不可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凡·克里夫略有所悟地说。

　　“正如一个医生没掌握全部事实之前不能确诊一样，”凯特说。

　　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往旁边一推，起身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踱起步来。倏地，他朝凯特转过身。

　　“有一个事实可以使其他细节都变得清晰起来，甚至可使一些失去的环节成为不必要。就是那个怀孕化验。”

　　“是的，”凯特忧郁地表示同意。“那个怀孕化验。”

　　“为什么你的结果是阴性的，而验尸官却找到了怀孕的根据？”凡·克里夫问。

　　“任何一个医学化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凯特说。

　　凡·克里夫边想边大声说：“不久我就得走进法庭或州委员会的听证会，我的辩辞是：‘我的当事人福莱斯特医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没错，但不准确的化验结果迷惑了她的诊断，因为任何医疗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说法不能说服人。”

　　“我想做B超证实化验结果，”凯特争辩说，“但当时没有能胜任的技师。你必须了解我们在急诊科工作的条件。马不停蹄无休止的干活，拥挤的空间，检查室短缺，有时只能在走廊里让病人躺在担架上治疗。进来的病人接连不断，医生的时间永远不够，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尽力而为的。”

　　“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承认了什么？”凡·克里夫指责的态度俨然是原告律师。

　　“承认？”凯特迷惘地问。

　　“你实际上在说，由于医院的条件，你没能很好地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不对，我对她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凯特反驳说。

　　“你对她是‘尽力而为’，”凡·克里夫说。“这等于说不是最好的治疗，甚至连比较好的治疗都够不上。只是在困难条件下你尽力而为罢了。‘困难条件’成为不了无故死亡的借口。大夫，保险公司能在这场治疗不当官司中为你辩护，你该感谢你的幸运星座。”

　　“可听证会以及我的前程呢？凡·克里夫先生，我花了八年学医，两年做实习医生，为行医生涯做准备，这是我惟一的追求目标。我在中学还是个孩子时，就主动去当地医院帮忙，梦想着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总不能就……我是说，他们总不能……”蓦地，凯特又换了一副坚定的口吻，说：“我绝不允许他们毁掉我的前程！”

　　“我会尽力帮你的，”凡·克里夫安慰她说。但又坦诚地补了一句：“但我不能许诺，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走进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时，满怀希望他们能保护她，不致让一场官司将她的前程毁于一旦。然而离开时恐惧的心理反而更加剧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内心里的感受比向她说出来的还要惴惴不安。她面部坚定的表情对他震动很大，透着她一生献身于医学的坚韧信念。然而正是这一信念反倒加剧了他的担忧。

　　我决不能让此事上法庭，他暗忖。也决不能让听证会开成。肯定能想出什么办法，阻止上述两种可能性的发生。一定有办法，他暗自对自己说。一定有某种达到满意结果的办法，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后他又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后果严重的案子来说，实在不能仅凭运气，因为它又脆弱又难以琢磨。

　　当晚他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仍搜肠刮肚地思索着解决办法。

　　有件事他是明白无误的。他绝对喜欢与一个像凯特·福莱斯特这样迷人和有信念的年轻女人约会，但并不是以律师的身份。

　　斯考特·凡·克里夫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褐色沙石房子的三层。出租车已开到房子门口，斯考特却对司机说：“去市立医院。”

　　“市立医院？”司机愤愤地掉过头来。“那得穿过中央公园，在西区呢。”

　　“我知道。市立医院！”

　　“嘿，老兄，你突然病了还是怎么着？”司机问。“近处有好多医院呢。”

　　“我没病，好奇。”

　　“没病，好奇？”司机不耐烦地学舌，“好吧，好奇先生。乘客永远是上帝。就算是个疯子也是上帝，市立医院。”

　　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市立医院急诊科的门口。

　　“我几分钟就出来，能不能等我一下，”斯考特说。

　　“我说，好奇先生，你最好现在付钱。如果你溜进去，保不准能不能活着出来。尤其是栽在那个女医生手里。她的事儿我可听说过。”

　　斯考特一时怒起，想回敬他几句，但却什么也没说。他付了车钱，付小费时比平时少给了点儿，然后走进急诊科。

　　他在前台等了一会儿，见一位护士正与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和她生病的孩子周旋。他从护士身边溜过去，步入走廊。她看见靠墙的担架车上躺着两个病人。一个吊着点滴瓶正在输液，另一个疼痛地扭曲着身体，不住呻吟着。走廊里嘈杂声一片，孩子的哭声、父母用各种语言进行的争吵声、护士和医辅人员索要各种器械的喊叫声、两名值夜班医生的吩咐声，纷乱刺耳地交织在一起。

　　他从每一间敞开的检查和治疗室门前走过。每一间里面都有人。有些病人在等着看病，有些则正接受治疗。护士们从每个房间里出出进进，查看着病人的情况。

　　等到斯考特·凡·克里夫被保安托尔森撞上，被强行勒令离开时，他已证实了他当事人对他说的话。夜里的急诊科不亚于一座疯人院，只不过是有些秩序的疯人院罢了。多数病人的确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或是被送回家，或是安全地转送到其他科室，这一切似乎是个奇迹。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并未因袒护自己的行为而夸大其辞。然而即使如此，斯考特·凡·克里夫仍暂时想不出任何法律上的战略，以避免打官司或举行听证会，从而消除福莱斯特被吊销从医执照之虞。

第十七章

　　验尸官宣布的关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解剖报告在其他地方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第二天上午，特朗布尔—德拉芒德—贝恩斯律师事务所在会议厅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举足轻重，所以三位合伙人都出席了，在座的还有卡明斯医生和市立医院董事会主席马科斯·诺顿。斯考特·凡·克里夫也被邀请参加。

　　莱昂内尔·特朗布尔以一句简单、不太有法律味道的话先发了言：“先生们，我们现在可是大难临头了。”

　　“这还用说，”医院董事会主席诺顿阴沉着脸说。“那个验尸官的报告简直是毁灭性的一击。我的话可不是玩笑。它让我们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不止如此，”特朗布尔说，“报导说他女儿死时，是未婚先孕，这种羞耻施托伊弗桑特那样的人是决不能容忍的。这会儿他纯粹出于复仇也得打官司。不用说，他非得让我们上天把月亮给他揽下来不行。”

　　“而且得不到决不罢休，”卡明斯悲戚地附和了一句。

　　“验尸报告公布后，哪一位听到保险公司有什么反响？”德拉芒德问。

　　“一点没有，”特朗布尔说，“这是最让我担心的。想像一下保险公司资料室眼下的情景：十几个年轻律师正冥思苦想地搜寻各种可能的途径，以便让他们从这件倒霉事情的负债中解脱出来。”

　　“不必慌神儿，莱昂内尔，”德拉芒德说，“我觉得只要行动采取得正确，可以说服施托伊弗桑特私了此事，当然赔上几百万是跑不掉的。”

　　“几百万就够了？”卡明斯问。“保险公司听到这个数字说不定会乐不可支呢。”

　　“他们会吗？首先我们要探清楚他们能接受什么样的数字，”特朗布尔说。

　　“其次呢？”卡明斯问。

　　“谁能接近施托伊弗桑特？”特朗布尔问。他转向董事会主席诺顿。“马克，施托伊弗桑特是你们高尔夫俱乐部的成员，对吧？”

　　“不错，但我谈不上认识他，”诺顿说。“有几次跟他一起打过，但够不上熟悉。再说高尔夫不是他的爱好，他喜欢游艇。”

　　“那么，我们认不认识热衷游艇能接近他的人？”特朗布尔问。“这人得能跟他说上话才行。”

　　“我们医院董事会里有个对游艇相当着迷的人，叫哈里·林赛，”诺顿说。

　　“问一下林赛，看他能否与施托伊弗桑特搭上话，”特朗布尔说。“同时我们得想出一个让那个畜生接受的方案。诸位畅所欲言吧，”他朝桌面扫了一眼，用眼光恳求在座的发表意见。然而却没人发话。

　　斯考特·凡·克里夫见众人沉默不语，便开口说：“施托伊弗桑特那类人对几百万美元根本看不上眼。”

　　“这我们知道，”特朗布尔说，对凡·克里夫明知故说的话毫不掩饰心中的不耐烦。

　　但凡·克里夫却兀自说：“我想说的是，此人十分顾及面子。我们应在他的虚荣心上做文章。”

　　“他是个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愤懑满腔的父亲，哪儿还有耐心顾及到虚荣心？”卡明斯说。

　　“但并不妨碍我们利用他的虚荣心，”凡·克里夫说。

　　由于没有别人提出建议，特朗布尔便将注意力瞄向年轻的凡·克里夫，准备对他提出的每一条加以驳斥。“你接着说，凡·克里夫。”

　　“林赛与施托伊弗桑特见面时，他应先表示同情。说此事是场悲剧，因他女儿之死，人人都能体谅出他的悲痛和震惊。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林赛此时须拿出他的杀手锏——是可以将悲恸化为福气的。”

　　“一个失去了女儿的人怎能将悲恸化为福气呢？”卡明斯院长诘问。

　　“卡明斯大夫，关于你们的急诊科，我听说了不少情况。”

　　“是吗？听谁说的？”

　　“我是当事人，”凡·克里夫说。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福莱斯特医生提供的情况多少会有些偏激，”卡明斯说。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亲自做了些调查。凭心而论，卡明斯大夫，你们的急诊科实在是个又破又旧、忙得不可开交的场所。医务人员累得一塌糊涂，由于没有足够的检查室，只好在走廊里给病人治病。”

　　“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卡明斯不满地说。

　　“说得对，大夫，”凡·克里夫继续说。“假如现在有个人找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他说：‘施托伊弗桑特，你在纽约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举足轻重。你家资万贯，金钱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还不如利用这个悲剧为百姓积点儿德’。我敢担保他会好奇。然后我们派的林赛接着说：‘纪念你女儿和为公众造福的方式是从保险公司那儿拿来两百万，全部捐献给市立医院，让他们将急诊科改名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纪念急诊科’。”

　　在座的所有人同时对凡·克里夫刮目相看。只见他又说：

　　“甚至可以让林赛哪天晚上带他去医院走一趟，让他亲眼见见那儿的景况。病人们、他们的家属、疲惫不堪的人群、本该在床上睡觉却因家中无人照顾而被带入医院的顽皮孩子们。我保证施托伊弗桑特心肠再硬也得受到震动。不言而喻，林赛也应巧妙地指出施托伊弗桑特因这一造福于百姓的举动而将获得的荣誉。”

　　“不错，凡·克里夫，妙，”特朗布尔赞许地说。

　　“当然，”凡·克里夫煞尾道：“做为协议的一部分，他应放弃对医院和所有当事人的指控。”

　　凡·克里夫仰靠在椅子里，自信他抛出了一项有效的战略，能使他的当事人摆脱被纽约州吊销行医执照的威胁。

　　特朗布尔对医院董事会主席诺顿说：“马克，马上联络林赛没问题吧？简单跟他说说我们期待他所做的意图。”

　　“我一回办公室就找他，”诺顿说。

　　斯考特·凡·克里夫见自己的建议得到认可，便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他在特洛伊的地下办公室里找到了凯特·福莱斯特。

　　“大夫，我觉得你的噩梦快做到头了。”

　　“怎么回事？”凯特屏住呼吸问。

　　凡·克里夫能想见她可爱的脸蛋放出异彩，蓝眼眸因喜悦而变得明澈透明。

　　“我琢磨出了一个解决此事的办法，每个人都能摆脱困境，包括你在内，甚至还可让市立医院急诊科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太好啦，”凯特情不自禁地说。

　　“当然，施托伊弗桑特接受才行。我觉得他会，别人也这么想。”

　　“也许会吧。这样我就可以舒坦地睡个好觉了，”凯特说。

　　“你一直不能入睡，是吗？”凡·克里夫问。

　　自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去的那个晚上开始，凯特从没向任何人，包括她的知己好友罗茜·庄透露过内心的恐惧，此时突然出现了逃脱危境的转机，她的心里话便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

　　“简直跟下地狱一样，”她说，“我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最后朦朦地睡去，没几分钟又被将要发生的恐惧所惊醒。就这样一次次地睡着和惊醒。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那天晚上的情景，尽力摆脱它入睡，但总是惊醒过来。”

　　“的确像地狱一般，”凡·克里夫深表同情地说。“如果我的建议奏效，你就能解脱了。”

　　“谢谢，非常感谢，凡·克里夫先生。”

　　哈里·林赛打电话要求与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见面时，大金融家以为林赛又是想联手造一艘游艇，以便击败澳洲人，保卫美国冠军杯的地位。为此他邀请林赛赴上城四十四街的游艇俱乐部共进午餐。

　　喝酒期间，谈话内容一如施托伊弗桑特预料的那样进行着。后来进午餐时，两人又谈到了细节，打算造一艘既符合一切规格又能打败澳洲人的游艇。直至最后上咖啡时，林赛才真正触及到他此行的真实意图。

　　“施托伊弗桑特，出于对你的感受的尊重，我一直没有提及千金之死给你造成的悲恸，”林赛开口说。“不过有时悲剧也可以变为好事。为百姓造福的好事。”

　　“你是说一个人失去了他惟一的孩子，却能为百姓造福？莫非你疯了吧！”施托伊弗桑特最初的反应刻薄尖锐。

　　“施托伊弗桑特，你完全有权让我少管闲事。有权站起来拂袖而走。不过你若能至少听我把话说完，我当不胜感激。”

　　“我从来都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岂有拂人面子之理！”施托伊弗桑特大声说。

　　林赛虽不觉得欣慰，但至少获得了开口的机会，于是接着说：“要是想个办法让人们能记住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并让她的名字大放光彩，你意下如何？”

　　施托伊弗桑特隔桌瞪着林赛，颇有些犯疑，怒气却稍许减弱。他的目光分明是让对方详细加以说明。

　　“你愿不愿意让别的父亲也品尝发生在你身上的悲剧？”施托伊弗桑特晓得林赛此话并非需要自己回答。“其实有办法不让这样的悲剧重蹈覆辙。”

　　“什么办法？”施托伊弗桑特问，吝啬地表现出些许好奇。

　　“你去没去过市立医院的急诊科？”

　　“当然没有！”

　　“你应该哪天晚上去一趟。看看它有多拥挤，医务人员工作地多么负载，设施又是多么破烂陈旧。然后再想像一下一个翻新的急诊科将使这座城市的贫民及其他病人获得多大的益处。”

　　“哈里，你要是想说服我捐资，明天早上你就能拿到支票。你说要多少吧。”

　　林赛沉吟片刻，轻声说：“两百万。”

　　“两百万——”施托伊弗桑特讶然重复道。“你暗示让我捐钱，我以为应按惯例那样——十来万美元。而两百万——”

　　“要是你一个子儿不出你觉得怎样？”林赛问。

　　“什么意思？”

　　“施托伊弗桑特，我们听说保险公司乐意出两百万平息你的官司。要是你把这笔钱捐给市立医院，建造一个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纪念急诊科的话，你女儿的名字就将永远留存在人们心目中了。而且整个事情不用你掏一分钱，资金从保险公司往医院一转账就全妥了。另外，虽然我没详细了解，说不定你在免税方面还能得到极大的照顾呢。”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纪念……”施托伊弗桑特缄默地沉思着。

　　“怎么样？”

　　“过去几年里，我弄不懂那闺女是怎么了。反叛心理！可能是我老婆的错，对她管教不严，我也太忙，”施托伊弗桑特低声说。“哈里，这年头实在想不出好法子养育孩子。你什么都给他们，但仍无效果。这年头怎么都不行，没辙儿。”

　　施托伊弗桑特给自己又斟了一杯咖啡，但知道这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以便不致过多暴露内心的痛苦。他放下银制咖啡壶，瞥了林赛一眼。

　　“哈里，你知道克劳迪亚的死因吗？”

　　“听说了。”

　　“这会儿不少人都听说了。宫外孕破裂引起大出血。”这是这位骄傲的大亨最痛苦的表白。“我宁肯拿出所有，做什么都在所不惜……但她从未找过我——从未。”

　　“施托伊弗桑特，我劝你把你生活中这段悲伤的一幕彻底抛在脑后，只让人们记住，克劳迪亚之死转变成了一桩受益于这座城市的善举。”

　　施托伊弗桑特用手指敲打着僵硬的白色桌布，终于一点头，说：“就这样说定了，哈里。”

　　“那么你同意了保险公司的意思，不再向任何人提出指控了？”林赛问，想敲定这桩协议。

　　“对，我不再起诉。”

　　“好！”林赛说，感到他的使命完成了。

　　“但那个女医生……”施托伊弗桑特说。

　　“按医院的规定，她也在保险公司的投保范围之内。问题只解决了一半，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判她一纸治疗不当裁决书顶个屁用。我要让她的同行们评判她是怎么治疗我女儿的！”施托伊弗桑特大声说。

　　“你指州委员会？”

　　“我的律师已经替我投诉了。我要让她站在州委员会面前，得不到保险公司或医院的保护。上帝，我一定要看着她从此从医学界销声匿迹！”

　　“施托伊弗桑特，我说不准医院对你的话会做何反响。反正他们希望整个事情尽快得到解决。”

　　“要么他们把那个女人交给我，要么甭梦想什么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急诊科！”

　　在特朗布尔的办公室里，卡明斯医生、斯考特·凡·克里夫和保险公司的律师围坐在一张小会议桌旁，听哈里·林赛汇报他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会面。

　　“先生们，就是这样说定的。给市立医院两百万，建造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纪念急诊科。”

　　“哈里，你干得很出色，”特朗布尔说。他转向保险公司的律师。“你们公司认为怎么样？”

　　“两百万，条件是取消治疗不当的指控？”

　　“对，”林赛说。

　　“两百万能了结此事，算我们的幸运，”保险公司的律师说。“我立即起草协议书！”

　　斯考特·凡·克里夫插话说：“不指控也包括福莱斯特医生，对不对？”

　　“当然，”林赛答道。接着又承认说：“仅就治疗不当而言。”

　　“什么意思？”凡·克里夫问。

　　“施托伊弗桑特保留要求州委员会开听证会的权力，”林赛说。“实际上他已提出了投诉。”

　　“他不能只解决问题的一半，同时仍继续复仇，”凡·克里夫说。“我上次会上提出的建议可并不是这样的，应使所有人都免除法律责任。”

　　特朗布尔感到他应出面控制会议的局面。“凡·克里夫，我们千万别感情用事。毕竟我们都是律师。从法律上讲，我们的当事人市立医院应为福莱斯特医生做的只是帮她免除治疗不当的指控，这我们已做到了。”

　　“那么抛下福莱斯特医生不管，让她孤身一人在州委员会面前面对毫无根据的指控，这公平吗？尤其是听证会是由该城和纽约州具有实际政治大权的人一手操纵的，”凡·克里夫提出质问。

　　“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措辞，医院、保险公司和我们事务所已完成了对福莱斯特医生应尽的法律上的一切义务，”特朗布尔不容争议地说。

　　“说得对，”卡明斯随声附和。“福莱斯特可以一直工作到她的合同期满为止，我想大概还有十个月，这我们没意见，除非州委员会做出她有罪的决定。那样她的合同就将自动停止，对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也就完全解脱了。”

　　“难道你认为对她不应负有责任吗？她是个忠诚、献身，能力很强的年轻医生，拥有她是你们的骄傲，”凡·克里夫争辩说。

　　“出了这种事，很难说她还是我们医院的骄傲了，”卡明斯亦不示弱。

　　“所以我们就隔离她，疏远她，把她排除在我们之外。我们是完美无瑕的，是她玷辱了我们的纯正！”凡·克里夫愤懑地说。“谁敢说自己是完美无缺，有资格攻击她，大夫。”

　　卡明斯的脸气得通红。特朗布尔赶紧出面解围。“凡·克里夫，你和卡明斯大夫不同，不必管理一所像市立医院那么大的机构。因此这件事上我们应该听从他的判断。先生们，哈里·林赛干得极出色，我们对他表示感谢。现在趁施托伊弗桑特没有变卦之前，赶紧把协议书草拟出来。”

　　众人与林赛纷纷握手之后，会议结束了。到会的陆续从特朗布尔的办公室离开。凡·克里夫正要迈步，特朗布尔叫住他：“凡·克里夫，请留步。”

　　“有事吗？”凡·克里夫问着又返回会议桌。

　　“很显然，你在福莱斯特一事上太过于感情用事。也许因为你有献身公益的精神，乐于为普通人打抱不平。要么就是……”他顿了顿，又说：“要么就是出于你个人的兴趣，热衷于医生本身，而不是她的境遇。这可以理解。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子。”

　　凡·克里夫想对此加以否认，然而特朗布尔的话说的不无道理，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我的孩子，你的私人生活我不过问。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跟你聊聊。我刚雇你来这家事务所时，听你谈起你热衷为公益服务的崇高理想。我对自己说：‘这位后生可畏，有为正义奋斗的远大目标’。我觉得这很难能可贵，尤其对一个年轻律师来说。不过我当时还想：‘一旦他在这儿干上一阵儿，看到其他年轻人为公司的利益干得兢兢业业，而且比他多挣三、四、五倍的钱，他就会变得不那么锋芒毕露了。’所有人都会变。但惟独你没有。在合伙人会议上我总是为你说好话，已不计其数了。”

　　“可我也按咱们的合同履行了职责，”凡·克里夫指出。

　　“没人说你没履行，但我们都期待你变得成熟老练起来。通过时间、环境和竞争，都可能会使你同别人一样收敛起个人义气。可你却……”特朗布尔无奈地摇摇头。“所以这次在福莱斯特事情上，我必须划出一条线来。”

　　“划条线？”凡·克里夫迷惑不解地问。

　　“一旦和施托伊弗桑特谈妥，我们对福莱斯特的责任就终结了。”

　　“你的意思是？”

　　“她在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面前的听证会纯属个人的事情。她必须设法自己为自己辩护。”

　　“你是说我与此案无关了？”凡·克里夫问。

　　“我是说特朗布尔—德拉芒德—贝恩斯事务所不再有为她辩护的责任。”

　　“如果我还坚持为她辩护呢？”凡·克里夫问。

　　“那就不再是这家事务所的一员，”特朗布尔毫不含糊地说。

　　“我明白了。”

　　“我个人不希望失去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但你不要逼我走那一步。”

　　凡·克里夫没有回答，只是不苟言笑地点点头，便离开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返回到他那间拥挤不堪的小办公室思索着特朗布尔摆在他面前的选择。要么不去理会福莱斯特的听证会，要么从事务所辞职。

　　他拿电话，按下号码。他听到了她的声音。

　　“福莱斯特大夫吗？”

　　“是我。”

　　“大夫——我俩得见一面。”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凯特问。

　　“等见面时我再跟你解释。”

　　“什么时候见？”

　　“越快越好，”他说。

　　“好吧，”她说。“今晚吧。”

　　“最好今天下午。”

　　“下午？什么事这么急？出什么事了？”凯特问，因他的执着而感到吃惊。

　　“电话里不好说。我三点钟去医院接你。”

第十八章

　　凯特尽管压缩了探望小玛丽亚的时间，从医院出来时还是晚了点。斯考特·凡·克里夫在马路边上踱着步，一遍遍地在脑海里默诵着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她时最委婉的说法。他坚信，虽然她最初会感到震惊，但很快就能理解发生的一切，也会明白他为解决她的问题而做出的努力。至于他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条道路，恐怕她得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悟出来。这他心里有所准备。

　　他看到了她的身影。仍是以一副坚定和不屈不挠的神情从市立医院走了出来。她看到了他，没等行人灯亮起来就匆匆穿过了马路。她走近时，他倏地心血来潮，极想吻她。不过那样就会把他要做的事情都破坏了。

　　“出了什么事？”凯特直截了当地问。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谈吧，”凡·克里夫建议说。

　　“街那头有个小咖啡馆。”

　　地方狭小令他感到不自在，他会觉得压抑和束缚。

　　“今天天不错，中央公园离这儿也不远，”他说。

　　他俩进入公园，远离了汽车喇叭声，远离了车胎戛然而止的刺耳磨擦声，远离了因突然刹车而接踵而至的不可避免的叫骂声。深入公园的幽静处，便恍如置身于城市之外。

　　他领她走到一棵高大的橡树下，坐在一把长条凳上，树荫遮蔽了西下阳光的暴晒。等她坐稳后，他只简单地说了句：“没成功。”

　　“什么没成功？”凯特问。

　　他仔细解释了为消除施托伊弗桑特的敌意而苦心琢磨出的战略。林赛是如何与施托伊弗桑特会面的，施托伊弗桑特如何作出反应并同意把得到的钱捐出重建急诊科。

　　“这个战略不是很成功吗？”凯特说。“你为什么说它没有奏效呢？”

　　“不成功的地方与你有关，”凡·克里夫说。

　　凯特似乎不大明白。

　　“施托伊弗桑特坚持举行州委员会的听证会。”

　　凯特倾听着，半晌点点头，领悟出这不幸的事实，然后说：“但我们得跟他斗到底！”

　　“那样——”斯考特·凡·克里夫欲言又止，无奈地说：“要是我没提出那个建议，你的日子或许更好过一些。”

　　“我现在也没更坏呀，”她说，却倏地悟出了什么，“是更坏了吗？”

　　“是的。”

　　“为什么？”她问。

　　“过去此事牵扯到所有人的利益。保险公司、医院、我们律师事务所——都像你似地处于危境，可现在他们摆脱了……”

　　“我们便孤立了，”凯特意识到了事态的严峻。

　　“还有更糟的呢。”

　　“什么？”凯特直视他的眼睛问。

　　“特朗布尔先生已给我发了最后通牒，”凡·克里夫解释着。其实他本可不必说。

　　凯特说：“再当我的律师就甭想留在事务所。”

　　他颔首。凯特的双眼朦胧起来。他暗忖：不要流泪，请千万别哭。

　　凯特问：“你能不能给我另外推荐个律师？”

　　“还没想过。”

　　“想一想，然后通知我。”

　　“凯特，很抱歉，”凡·克里夫嗫嚅着说。“我本来的计划是要逼迫施托伊弗桑特放弃对你的一切指控。结果没料到会适得其反。”

　　“不必解释，”凯特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你毕竟不能放弃你的前程。这一点我的感受最深刻。”

　　凡·克里夫央求说：“我愿尽力帮你，当然是私下里。我可以给你出主意，与你请到的律师磋商，把我的主意和想法告诉他。但我不能公开出面。”

　　凯特一言未发，起身离去。凡·克里夫紧紧追上。接近公园出口时，凯特加快了脚步，想摆脱凡·克里夫的追赶。

　　“我能送你回家吗？”凡·克里夫问。

　　“我想单独呆一会儿，需要缕清思路，”凯特说。

　　“请等一下！”凡·克里夫喊道，凯特收住脚步，转身看着他。“这不该怪我，”他开口说。“不，应该怪我，”他又承认。“要是我们能恪守当学生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和目标该多好。我上法学院时，特佩服克拉伦斯·达罗那样的律师。你可以这个礼拜为一个银行大亨的儿子辩护，下个礼拜又为一位穷途潦倒的工会领袖打官司。”

　　凯特蓝眼眸中流露出的同情目光让他继续说下去。

　　“可达罗那样的人是英雄，传奇人物。而我却可怜得很，既不是英雄，也没传奇色彩。只是一座大城市中的一个年轻律师，在一所大律师事务所里任职。只要你按照他们的规则办事，事务所就能给你诱人的回报。事务所口头上说的为民众效劳的口号不过是雇用你的钓饵而已。一旦上了他们的船，就得按章办事，否则走人。”

　　凯特十分同情他的尴尬处境，愿意理解和谅解他。

　　“我了解你的心态，”凯特说。“可我的问题迥然不同。我没有选择。没人对我说‘照规则办事，否则走人’的话。我如果脱离开规则，这场游戏就输定了。我很同情你的处境，凡·克里夫。不过我现在只得自己顾自己了。”

　　凯特扭过身去。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时，心想，这会不会是我俩的最后一次见面呢？

　　凯特离开时深深地受到了震惊和伤害，同时还感到惧怕，然而她又有些麻木迟钝，咬牙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同情凡·克里夫，他表白自己弱点时呈现出的难堪和痛楚的神情决不是一位勇敢和有胆量的人所有的。让他与自身的弱点去搏斗吧；她此时要面临自己的问题。没人能帮她。

　　她推开公寓的大门，叫道：“罗茜？”

　　罗茜·庄从卧室里跑出来迎住她。“你今天回来的早。”

　　“我——我刚跟我的律师会过面。准确地说是前律师。”

　　“凯蒂，出了什么事？”罗茜焦急地问，她坐在沙发上，用目光祈求凯特对她说。

　　凯特将她与斯考特·凡·克里夫见面的情形描述了一番。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罗茜问。

　　“不知道。也许给家里打电话，问问爸爸，他会聘请乔治·基普沃思的。算了，我不想让爸妈担忧。”

　　“我理解。”罗茜突然若有所悟地说：“我们汇集一笔资金！”

　　“我们是谁？”

　　“医务人员，至少全体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罗茜说。“今晚上夜班时我就联络一帮人。”

　　“别给自己招惹麻烦，”凯特劝她。

　　“这次你倒霉，下次说不定就轮到我或是其他人了呢，”罗茜说。“此事发生后，我不计其数地问过自己：‘我们干吗要这么作践自己呀？’我们把青春奉献出来，推迟结婚生孩子，为了什么？到头来却遭人迫害，像你似的。这样的结局我们决不容许再发生！我们必须表明立场，现在正是时候！”

　　“不行，罗茜。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让别人因为我而跟着倒霉。凡·克里夫就差点儿丢了饭碗。”

　　“你要是改变主意……”

　　“我不会改变！”凯特说。

　　罗茜去医院上夜班了。凯特·福莱斯特已独处了几个小时。她给自己做了份三明治，却没有胃口吃掉。又煮了新鲜的咖啡，一杯接一杯喝了许多。她在小起居室里来回走着，觉得地毯都快被她磨破了。

　　她将所有的选择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找个新律师？太贵，估计很贵。不能让爸爸知道。经营农场已够艰难的了，去年干旱，今年大豆和小麦价格下跌。他肯定会先卖掉更多的土地。可那是克林特家的遗产啊。他为之劳作了一辈子的遗产。爸爸为付我的大学学费和医学院的部分学费卖掉了一些土地，就算我继承了我那份遗产。我没有权力再索要了，更不能让爸爸总是付出。

　　我干么需要一个律师呢？通常都需要律师，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途径。我常在报纸上读到有些蹲监狱的自己书写上诉书并获得重新审判的机会，甚至在最高法院重新开庭。我为什么就不行呢？为什么不能独自面对州委员会呢？把事实告诉他们。他们会相信我的，他们必须相信！

　　然而最后她又暗想，如果事情如此简单。为什么斯考特·凡·克里夫以及他的事务所认为听证会既费时又复杂，强行让他退出呢？

　　有一点她明白无误。她必须睡会儿觉。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健康的体魄和精力，而缺觉、没胃口会让她变得萎靡不振。

　　躺在床上不难，能不能入睡是另一回事。她几次都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但没多久又因冷酷现实的缠绕而惊醒过来。

　　电话铃响了。她摸黑抓起听筒。

　　“喂？”她嗓音显得沙哑无力。

　　“大夫？今晚我一直在想我俩下午说过的话……”斯考特·凡·克里夫说。

　　“你是不是给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律师？”凯特说。

　　“是的。”

　　“等等。我去拿张纸和笔。”

　　俄顷，他问：“有纸了吗？”

　　“有了。”

　　“仔细写好。”

　　“说吧，”她说。

　　“斯考特——凡——克里夫，”他说。

　　凯特一时愕然，然后提醒他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这对你不公平，”凯特说。

　　“我知道。不过这在我生涯中只是一次短暂的干扰，就像你们心电图上少一次心跳一样。可对你来说却意味着一生的前程和事业。所以你要还乐意让我当你律师的话，我现在马上就要着手干了。我指就现在。”

　　“现在？才刚凌晨啊！”凯特惊讶地说。

　　“我知道。但要是早上我想审阅你的案例的话，现在就须问你几个问题。我能上去吗？”

　　“噢，可以，当然，”凯特说。

　　“一分钟后见，”他说。

　　“一分钟就从东区赶过来？”她问。

　　“东区？我就在你楼底下的电话亭里，”他解释说。

　　“电话亭？”凯特吃惊地说。“给我一点时间拾掇一下。”

　　“不必！我想看看你早上什么样，”他说罢挂上电话。

　　凯特从床上跳起来，径直奔入浴室，冲着水池上方的镜子端详自己的脸和头发。化妆已没时间了，但却能把头发弄整齐点儿。她梳理了几下，刚有些模样门铃就响了。她又把金发梳了一下，便朝门口奔去，但陡地看到自己仍穿着睡衣。她抓起一件袍子，边往身上套边打开了门。

　　他站在门口，身材瘦高，脸庞棱角清晰，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儿才开口说：“你早上看上去总是这么可爱吗？”

　　“我不必非要回答吧？”凯特反讥一句。

　　“作为你的律师，我应该知道你的一切。我要求你回答。”

　　“进来吧，别装傻了，”她终于笑了出来。“昨天吃晚饭了吗？”

　　“昨晚几乎溜达了一晚上，上哪儿吃晚饭？”

　　“我也没吃。我去弄点东西，”她说着走进小厨房。

　　他俩一边聊，凯特一边煮咖啡、炒鸡蛋、烤火腿和面包。凡·克里夫坐在高脚凳上，以钦佩的目光留意着凯特每一个简单的动作。有几次她都注意到他盯着她的目光，这让她想起高三时班里一个叫欧文·林德奈斯特的男生，他从没勇气叫她出去约会，但也是用同样的目光盯着她看。

　　斯考特又让凯特详细说了说对施托伊弗桑特治疗的经过，偏重于几点，以便着手进行调查，目的是通过其他证人作证，证实凯特所采取的措施。

　　等他们吃完早餐，在起居室里喝完咖啡后，凡·克里夫已认定最佳作证人是埃里克·布里斯科。另一个证人是护士阿德莱德·克罗宁。其他可能的证人还有曾给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做过几次血样化验的化验技师。

　　但首先要找埃里克·布里斯科谈谈。而且一旦他聘了律师，还要与他的律师会面。

　　斯考特告辞时已是凌晨四点。他不大情愿离开，拉开门时说：“把门锁好，两个锁都锁上，”他口吻极认真。

　　“我一贯都那样，”凯特说，心里也不希望他走。

　　“再装上一把锁也未尝不可，”他说。“如今这年头，怎么谨慎小心都不过分。”

　　“这我们也想过，”凯特说。

　　凡·克里夫一怔：“‘我们’？”

　　“罗茜·庄和我。我俩合住。”

　　“罗茜？”

　　“罗莎琳。”

　　“罗莎琳，”他宽慰地重复一声。“一个好听的女人名字。罗莎琳。”

　　“人也很好，”凯特说。“她也在医院上班。”

　　“很好，”他说着朝电梯踅去。

　　凯特目送他步入电梯，心想：他是不是以为我和一个男的同居？即使是，他不过是我的律师，不是我的看守人，无权干涉我的私生活。

　　半晌她又想道：看到他这么上心真好。也许说好不太准确，至少是有意思。

　　虽然天气还很黑，斯考特·凡·克里夫仍从曼哈顿的西区步行跨过东区，返回他的公寓。他希望利用点时间思索一番，估量一下凯特对他说的处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疾病的全部过程。他不光要分析她都讲了些什么，还要分析她叙述的方式。他一定要让自己肯定地认为，凯特出庭陈述时能让人信服。

　　她讲述的很真实，格外真实。当然，有些细节也会有所遗漏，或与记录相比出现记忆上的细小差别。但这很自然。其实诚实的证人往往会出现这类错误，不像那些撒谎的证人，把一切细枝末节都背得滴水不漏。

　　所以他的第一步必须确保她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与记录相符。倘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想法私下里悄然地控制局面，不致让听证会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在联络可靠的证人之前，他决定先试试第一种方案。但斯考特的上一步棋输得惨败，导致了他的律师事务所放弃了对凯特的保护，将使她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他决定万不可激起她任何希望，以免弄巧成拙。

　　首先，要再次核实医院的记录。

　　这次当他管卡明斯院长索要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院长立即就把病历交给他，还不无内疚地说“作为一个律师你该明白，我对医院的责任是压倒一切的。只要我们能对福莱斯特医生帮上忙，我们当然希望她好。”

　　斯考特用了个把小时的时间把病历仔细过了一遍。除了那份毒性化验报告没有外，里面所有内容均与凯特对他讲的相一致。由此看来凯特是个可靠的证人，于是他准备马上采取下一个步骤。

　　斯考特·凡·克里夫离开第五大道，沿四十街朝麦迪逊大道走去。这条街区有不少不太显眼的写字楼，新旧参半，有些高达三十层，有些只有八层高。斯考特要找的那幢比较旧，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纽约市分会办公室就设在里面。

　　他在一层大厅里查找着机构名单。在“职业医疗行为州办公室”的条目下找到了阿尔伯特·豪斯金斯的名字，头衔是法律顾问。

　　虽然豪斯金斯只是法律顾问，但斯考特明白，一旦他阻止召开听证会的企图失利，豪斯金斯将充当福莱斯特一案的起诉人。

　　斯考特走进光线昏暗的、陈旧的电梯，按下楼层按钮。电梯摇摇晃晃地升了上去，到指定楼层后又晃动了一下才停住。斯考特走出来，看到一张堆满东西的办公桌后坐着接待秘书。

　　“我找豪斯金斯先生，”斯考特说。

　　接待员同时兼打字，这突如其来的一问令她有些烦躁，她手仍敲打着键盘，说：“他正在开会。你预约了吗？”

　　“没有。我可以等，”斯考特说。

　　“你的名字？”

　　“斯考特·凡·克里夫。”

　　“豪斯金斯先生知道你找他为什么事吗？”

　　“我是个律师。”

　　“如果你是来找工作的，豪斯金斯先生可不管。他忙得很，你应去见罗斯女士。”

　　“我的事跟委员会有关。我的当事人是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年轻女子立即停止了打字。“哦，这件事。”她情不自禁地对凡·克里夫说，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十分重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投诉。“看来你是得等等，凡·克里夫先生。”

　　几分钟后，接待秘书桌上的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是的，先生，有人在等。一位叫凡·克里夫的先生。说他代表福莱斯特医生而来。是的，先生，马上去见你！”

　　她撂下电话，指着她左手一边的走廊说：“豪斯金斯先生的办公室在最里头。”

　　斯考特步入委员会首席律师阿尔伯特·豪斯金斯的办公室。他见后者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桌上高高摞着卷宗，说明对纽约市医生的投诉多如牛毛。豪斯金斯身材肥硕，费力地站起身，把一只手从桌面上慢慢伸出来。

　　“是凡·克里夫先生吧？”他问，对他对手的态度显得很友好。“请坐，请坐。用不着客气，”豪斯金斯友善地说。

　　友善的有点过分，斯考特想。

　　“凡·克里夫，关于福莱斯特一案的传票还没发出，你就想见我？”豪斯金斯问。

　　“我知道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已投诉我的当事人。我还知道，根据委员会一贯的做法，听证会之前，你们首先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为了保护无辜医生和他们的名誉，委员会将核实所有的医疗记录、文件，并与医学界专家进行咨询。如果我们认为投诉内容毫无根据，我们立刻就罢手。既不张扬，又注意保密。”

　　“我来这儿正是为了这个，”斯考特·凡·克里夫说。“我仔细地看过了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令我满意的是，福莱斯特医生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符合标准的治疗程序。化验室的化验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敢保证，一旦我找布里斯科医生谈，他也能证明福莱斯特医生对我的全部陈述都与事实相符。”

　　“凡·克里夫先生，你的意思是？”豪斯金斯问，神色有些不耐烦起来。

　　“我希望你能答应，一旦我刚才说的果真如此，此事就该作罢，从而不致损坏福莱斯特医生的名誉和前程。”

　　“你想让我做保证，是不是？”豪斯金斯反驳说。“凡·克里夫先生，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病人的所有材料，包括病历、辅助记录、几位医学专家的意见等已经转到了调查委员会的手里。”

　　“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斯考特知悉此案已开始审理，不免感到吃惊。

　　“是的，”豪斯金斯进一步确认。

　　“你们办事从来都这么快吗？”斯考特诘问。

　　豪斯金斯的胖脸上泛起一片红。“我们以最快速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处理所有案子。”

　　“不是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投诉的案子也是那样？”

　　豪斯金斯的腮帮子变得更红了，庶几成为绛紫色，显然他心中升起怒气。

　　“凡·克里夫先生，你要是指责，哪怕是暗示本办公室有偏袒行为，或屈服于政治压力，我可以要求禁止你在委员会前代表任何人辩护！”

　　“谢谢你验证了我的疑心，”斯考特答道。“至于想禁止我，悉听尊便。那样我就可以去找媒体，让全市的人都知道这个办公室是如何被一位有财有势的人操纵的。”

　　“当心你说的话，凡·克里夫！”

　　“豪斯金斯，我十分清楚，像你这样一位政治职员，非常憧憬和梦想着能在施托伊弗桑特拥有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充当一个有大油水可赚的合伙人。他是不是以此为诱饵，让你断送福莱斯特医生的前程？”

　　“你的指责毫无根据，信口雌黄！我可以把你投诉到律师协会。甚至让上诉协会分会谴责你这种恶意攻击其他协会成员的行径！”

　　斯考特知道再说下去已无济于事。“既然你毫无商量的余地，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也这么认为，”豪斯金斯说。“既然你来了，正好劳驾帮我个忙。”

　　“我？什么忙？”斯考特猜疑地问。

　　豪斯金斯举起一份法律文件。斯考特迟疑了片刻，然后接过来。这是出席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听证会的传票，被告是凯特·福莱斯特。文件后附着一份指控书。

　　“你可以带给你的当事人，省得我寄发了，”豪斯金斯说。

　　“这么说调查委员会已作出了决定，”斯考特说。“你们有过这样进展神速的案子吗？”

　　“这个案子和一般的案子不一样，”豪斯金斯反驳说。“一般的投诉只是不该做手术时做了手术，或手术时心不在焉没做好，要么就是医生吸毒或酗酒。但一个医生连这么明显的疾病都没诊断出，以致导致死亡，的确罕见，凡·克里夫先生。公众必须要受到保护。这是我的份内之事！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与此毫个相干！”

　　斯考特对豪斯金斯的矢口否认完全不相信，令他担忧的是文件上只有一个被告，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埃里克·布里斯科医生的名字根本就没出现。

第十九章

　　莱昂内尔·特朗布尔仍希望能说服他的年轻的栽培对象凡·克里夫按照自己的方式当律师，于是与其他几个合伙人商量，依旧允许斯考特在为凯特·福莱斯特辩护期间继续使用他的办公室。

　　然而事务所的其他服务斯考特便不能享受了，如使用所里的调查人员。为此斯考特只得自己跑腿儿，从各方面搜集有关施托伊弗桑特之死的材料。

　　时间也是压力之一。传票要求凯特·福莱斯特在两周内出席听证会。为此斯考特只好马不停蹄地查阅文件和记录，与潜在的证人交谈，还要准备自己的辩辞。

　　从各方面讲，他的第一证人都应是埃里克·布里斯科医生，在导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不幸事件中，布里斯科是直接的参与者。

　　斯考特在布里斯科的办公室里已等了一个钟头，才见那个年轻的外科大夫火急火燎地撞进来，满口歉意地说：“对不起，给一例结肠切除手术当助手。恶性肿瘤扩散的面积比古德里奇大夫预想的要大得多。”

　　斯考特站起来同他握手，布里斯科忙不迭地说：“请别客套，用不着起来。”他在堆放着杂乱无章东西的办公桌后面落座，松开白色大褂的扣子，四肢摊开，以驱除刚做完手术的疲惫，然后说：“凡·克里夫，找我有什么吩咐？”

　　“你知道此事不是为我，”斯考特说。“而是为了凯特·福莱斯特。”

　　“当然，我也是这个意思。只要是为了凯特，什么事我都乐于效劳。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聪明能干，充满活力。一流的医生。遇到这种倒霉的事真让人惋惜。当一个住院医生或实习医生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急诊科一干就那么长时间，说实话，一般人决对承受不了。可她干得特好，干绝了。但眼下被人指责，真不公平。你知道，这种事指不定哪天就落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头上。”

　　“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大夫。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佳辩护理论。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医生尽力而为，这种境况实在很糟糕。任何一个医生，无论资深的或年轻的，都肯定会像凯特·福莱斯特那样去做的。”

　　布里斯科肯定地点点头，说：“凡·克里夫，我马上要协助一个外科大夫做一例十分复杂的内脏剜除术。一个病人癌状扩散，从子宫扩散到腹腔。所以希望咱们不要谈得时间过长。”

　　“我只想泛泛了解一下，你在听证会上作证时将说些什么。”

　　“作证？你——你想让我作证？”布里斯科问。

　　“福莱斯特医生自己的陈述肯定会被认为有偏见，所以我们需要证实。谁能比你作证更有力呢？当时你在场。你也检查了病人。也看到了所有化验报告。”

　　布里斯科点点头，但倏然变得沉默起来。

　　“布里斯科大夫，关键的问题是：根据所有化验室报告、病人的症状和凯特·福莱斯特观察到的迹象，你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能不能说凯特采取的治疗措施符合当时情况的规定？”

　　“从医学角度出发？”布里斯科问。

　　“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外科大夫，目睹过许多这类病症，你是不是认为福莱斯特医生对施托伊弗桑特的治疗很得当？”

　　“她治疗得不错，我是说——”布里斯科似乎不知如何措词。

　　“布里斯科大夫，让我换句话说。福莱斯特医生的所做所为是不是符合这座医院的治疗标准？”

　　“治疗标准——”布里斯科若有所思地沉吟着。

　　“这是法律措词。简单地说，从医学角度讲，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是治疗得很得体？”布里斯科踌躇不语，斯考特又追问道：“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当然，你作证时，问的问题都带有法律语言的特点。我和豪斯金斯——”

　　“豪斯金斯？”布里斯科吃惊地问。“他是谁？”

　　“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法律顾问。”

　　“他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布里斯科问。

　　“州委员会开听证会时，他是福莱斯特医生的起诉人。”

　　“你是说他也将问问题？”布里斯科问。

　　“当然，他有权盘问我推荐的任何证人。”

　　“凡·克里夫，你给我打电话时，我以为你只是想了解点情况。但做证人——我过去从没当过证人。没跟法律打过交道。”

　　斯考特见布里斯科要打退堂鼓，便只好采取另一种方式。“我们先暂时忘掉作证的事。只简单地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应该明白，我希望能尽力帮助凯特。我对那个女孩儿印象很好。所以你提的所有问题我都会尽力答复。说吧。”

　　“很好，”斯考特说着掏出黄记事本。“福莱斯特根据她对病人的观察把你叫去时，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急诊科的一名住院医，她叫你去是不是一种正常合理以及谨慎的做法？”

　　“这个——呃，对，我觉得这很普遍正常，也合乎道理。她遇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病例。”布里斯科就此打住。

　　“你下面的话是……”斯考特追问。但布里斯科却不再开口，于是斯考特又紧逼：“她遇到了令人费解的病例……你下面还要说什么？”

　　“我想，有了化验报告以及病人的呼吸、脉搏、血压等情况，却还不能作出确诊。这时——呃——叫来一位外科大夫，确定一下是否需要做手术是很正常的，”布里斯科说。

　　斯考特·凡·克里夫注意到布里斯科回答时，措词中加进了许多条件句。

　　“换句话说，大夫，遇到一个疑难病人，比如他发高烧、白血球高，还有其他化验出的症状等，此时叫来一位外科大夫磋商是不是正确的治疗手段？”

　　“是，没错，很正确，”布里斯科承认。

　　“那么你当时的意见是什么？”斯考特直率地问。

　　“你得明白，我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莱斯特医生对我陈述的影响。”

　　“你没有检查病人吗？”

　　“检查了，当然检查了。”

　　“你同意福莱斯特医生的看法吗？”斯考特紧紧追问。

　　“我刚才说了，我的意见主要取决于她对我说的情况。病人的前后经过只有她最了解，我不过是间接了解一点儿。就像你们律师爱说的所谓‘传闻’。当我得知病人性生活并不频繁，月经也正常时，我没法怀疑病人患的是验尸官报告中所说的子宫外孕。”

　　“当时情况下你怀疑她是什么病？”斯考特问。

　　“可能是感染、肠内病毒、骨盆发炎等。但不会是宫外孕破裂。”

　　斯考特意识到，埃里克·布里斯科决意不与自己合作为凯特·福莱斯特辩白，而是想明哲保身，脱离此事，斯考特仍希冀做出最后努力，从谈话中有所收获，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大夫，那天晚上，你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做了检查，包括盆腔检查，是不是？”

　　“是的，”布里斯科说。

　　“检查时你有没有发现任何能表明那个年轻女子所患疾病的症状？”

　　“我一直想对你说的是，别人先告诉了我一堆信息，然后我才做的检查。我依赖的是福莱斯特医生的观察。没有性生活，没有停经……”

　　斯考特打断他说：“福莱斯特医生治疗时依照的不是也是类似的事实么？那么你们俩得出的结论是否一致呢？”

　　布里斯科脸颊涨红，表现出他内心的焦虑。“我说，凡·克里夫，我可没被人指控！我也不想让人指控！我希望能在市立医院完成我的住院医实习，走时获得个好名声，然后回科罗拉多与人合开一个诊所，人家在等着我呢。”

　　斯考特朝布里斯科凝视了半晌，见外科大夫泛着红晕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似乎窥出了布里斯科不想被牵连进此事的苦衷。然而他又要保护自己的当事人。

　　“布里斯科，还剩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警告、劝说或威胁你不要与我配合调查此案？”

　　布里斯科迟疑片刻，颇有些内疚地嗫嚅说：“没有，没人这么说。”

　　斯考特看穿布里斯科在撒谎。但逼他亦无济于事。而且传唤这样一个不情愿的证人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更糟的是，倘若豪斯金斯唤他出面作证——这现在看来十分可能——布里斯科将是个十分棘手难以对付的证人。从法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办法是根本不让他作证。布里斯科缄默不语，会不会是受到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恫吓或压力？

　　斯考特·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塞进公文包里，说：“布里斯科，谢谢你腾出时间和我谈话。”说罢朝门口走去。

　　“见鬼，凡·克里夫，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布里斯科感情冲动地说。

　　斯考特转身直视他。“理解？那还用说。你想回科罗拉多行医，所以必须保持名誉上的清白，而昧不昧良心无所谓，”凡·克里夫尖刻地说。

　　“仅仅由于凯特在那个可恨的电视采访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你无法理解我招致了多少流言飞语。”

　　“把你的魂儿都吓出来了，是不是？”斯考特问。“是啊，所以要保住你自己，让别人下地狱！”

　　“要是我真能帮得了凯特也好说。可我作证根本救不了她。我将冒极大的危险，又不能带来任何结果。对凯特我表示歉意，因为我喜欢她，非常喜欢。可我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斯考特怒视着他，目光中充满蔑视。他走到房间门口。

　　布里斯科突然冲他大吼道：“那个阴性怀孕化验结果不是我做的，是她做的！是她误导了我们俩人！”

　　斯考特不屑一答，他跨出门，沿走廊走去，耳畔回荡着布里斯科的最后一句指责。

第二十章

　　斯考特·凡·克里夫在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做辩护准备的过程中越陷越深，与她配合得也越发紧密，因而他逐渐意识到，他对她的情感亦变得愈发亲近起来。这本身暗伏着一种危机。

　　他清楚地记得在法学院第二年上取证和审判实践课时，他的教授曾劝说：“千万不要把个人情感卷入一桩案子或当事人身上而失去客观判断能力。律师在法庭上遭遇的一些令人震惊和措手不及的话语往往出自自己当事人之口。因而要以看待敌对证人那样对待每一个当事人。质问他说的每一句话。找到核实的佐证，否则拒绝让他出庭作证。”

　　由于没有获得布里斯科医生的合作和佐证，加之听证会召开的日期又迫在眉睫，斯考特·凡·克里夫决定将教授的劝告运用到凯特·福莱斯特身上，检验一下她所陈述的那天夜晚在急诊科发生在克劳迪业·施托伊弗桑特身上的情况是否立得住脚。

　　为达此目的，他打算咨询几位妇产科医生。他所选择的男女医生都是有正式资格的、持有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证书的专家。每一位的工作单位都不是市立医院。他不希望这些医生的观点受到他们所隶属医院的影响。

　　在采访每一个人的过程中，斯考特还估量着对方是否有成为辩护证人的可能。当然，当证人的医生要能承受作证的压力。近几年陪审团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所以医生们都把法律程序看做折磨人的宗教法庭，而没有公正可言。自然还有一些被称作为职业证人的专家，他们的观点无论是站在哪一边都是论价出卖的，因而既昂贵又未必靠得住。

　　然而斯考特思量，总可能会有一两个具有正义感的医生愿意挺身而出向凯特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他要先证实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的方法是无可挑剔的。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妇产科专家斯蒂芬·威洛斯。在威洛斯的候诊室等待时，斯考特感到极不自在。满屋子全是妇女，有的肚子已大得吓人，有的则刚怀胎不久，还有的根本不像有孕，大概在等着做常规检查。为了掩饰他的尴尬，他随意翻看着一本极无兴趣的杂志。时不时地禁不住偷偷朝四周瞅一眼，看看那些女人是不是正以好奇的目光盯着他。

　　他恨不得站起来向一屋的裙钗宣称：“你们别以为我是谁的丈夫，到这儿来是检查精子的。或是让医生指点我什么时候和怎样做爱，以使我妻子受孕。”但其实他什么举动都没做，而是深深地埋头于杂志之上，直至候诊室空落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为止。

　　接待人员大声叫道：“凡·克里夫先生，威洛斯大夫现在可以见你了。”

　　他见威洛斯近六十岁的样子，或许更老一些，花白头发，戴眼镜，神态干练异常。

　　一个理想的见证人，斯考特暗忖。

　　威洛斯在刚离开的病人病历上写完最后一笔，抬起头说：“年轻人，你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律师吧？”

　　“是的，大夫。”

　　“有事就快说吧，半小时后我还要在医院查房，”威洛斯说，他并没不耐烦，而是很热情。

　　“威洛斯大夫，此事与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即将召开的一次听证会有关。”

　　“噢？”威洛斯收起热情的笑脸。“这种事时有发生。”

　　“是的，先生，时有发生，而这次这桩案子是毫无根据的。”

　　“律师们常这么说，”威洛斯又接着说道：“我可不是专业证人。说实话，我惟一一次作证是冲着一位医生的。”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先生。”

　　“你想什么就说吧，”威洛斯说。

　　斯考特于是将凯特对他叙述的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以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上的记录转述了一遍。威洛斯沉吟半晌，说：“病人说她性生活不频繁？”

　　“是的。”

　　“而且说她例假也正常？”

　　“是的，大夫。”

　　“为了证实，那个医生做了验尿怀孕检查？”

　　“是的。不幸的是，化验结果是阴性，误导了医生，”斯考特说。

　　威洛斯说：“我本人不愿意使用尿检，而认为放射性荷尔蒙分析更可靠。不过考虑急诊科的压力和时间紧迫性，你那位福莱斯特医生处理得很对。糟糕的是结果没有化验准。”

　　“先生，假如那天晚上在场的是你，处理同一个病人，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威洛斯列数出所有症状：“病人恶心、呕吐、腹泻、胃疼。那个年轻女子告诉我她是单身而且月经正常的话，我会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作为医生，你认为她患的什么病？”斯考特问。

　　“我会确诊为一般性病毒性肠胃紊乱。”

　　“不是宫外孕？”斯考特问，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宫外孕可不容易判断。很少有症状是完全一样的，”威洛斯说。“我可能会认定为病毒性肠胃紊乱。除非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症状或迹象，或化验结果与我的判断有出入，否则我不会改变看法。”

　　“这么说，照你看来，我的当事人那天晚上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是？”斯考特问，力图得出一个结论。

　　“啊哈！你现在的口气倒像个律师，想诱导我去作证，”威洛斯说。“我不会出庭，也不会作证。但我认为那个医生不论她是谁，其治疗手段没有错，大多数优秀的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那样处理的。”

　　“倘若病人吸毒，如可卡因等，会影响她的症状吗？”

　　“哦，那当然！”威洛斯说。“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她的症状。”

　　“威洛斯大夫，你已了解了这些情况，而且知道此事关系到一个年轻医生的前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出庭作证？”斯考特问。

　　“冒我的治疗不当保险被取消的风险？如今医生离法律躲得越远越好。对不起，转达我对那位年轻姑娘最诚挚的同情，希望她能渡过这一难关，保住行医的资格。”

　　斯考特·凡·克里夫后来采访的几位专家也都不愿作出充当证人的承诺。

　　有一点他此刻是确定无疑的。查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不是吸毒者，对凯特·福莱斯特的辩护将是至关重要的。

　　当斯考特·凡·克里夫出现在验尸官办公室的接待室，表明他希望就施托伊弗桑特一事求见市验尸官时，接待秘书以为他是一名专为摆在自选市场收银处的、登载骇人昕闻消息为小报撰写文章的记者。

　　“对不起，先生，有关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切情况都是保密的。凡是要了解此事的人，施瓦茨曼医生一概不见。”

　　斯考特·凡·克里夫一再坚持要见，秘书最终只好找来了一位年轻的法医病理学家，然而此人更是不愿帮忙。斯考特见状便威胁说他将诉诸法庭，要求查阅施托伊弗桑特尸体解剖的详细材料，才被允许去见验尸官。

　　凡·克里夫被人领进阿伯纳尔·施瓦茨曼医生的办公室时，首席验尸官正在电话里和一位市府官员争论着什么。这使年轻的律师获得了打量验尸官的机会。他见后者矮小粗壮，正好能坐进他那把吱嘎作响的旋转椅里。他同一些个头矮小的人一样，性格争强好胜。此时他正态度生硬地与电话里的人争辩着。

　　“现在该你听我说了，”施瓦茨曼瓮声瓮气地说，同时指着一把椅子让斯考特坐下。“你不同意我们的验尸结果？把你们自己的病理学家叫来！”他听了一会儿，不客气地结束了谈话：“好吧，我们法庭上见！”

　　放下电话后他兀自咕哝道：“天下人都成了法医专家啦！”他转过转椅，面对着斯考特·凡·克里夫。“年轻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事？”

　　“我是律师，想来问问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验尸情况。”

　　“我们的结果已公开宣布了，”验尸官横横地说。

　　“是你们全部的结果吗？”斯考特又追问一句。

　　“是的！”施瓦茨曼的口气极为粗暴。

　　“我知道是你亲自做的解剖，”斯考特说。

　　“没错。我所有的发现都在报告上，那是我们一贯的做法，”验尸官解释道。

　　“在公开公布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毒性化验结果，”斯考特指出。

　　“因为根本没做毒性化验。”

　　“为什么？”斯考特咬住不放。

　　“小伙子，我是不是该叫你律师？你怎么审案子不关我的事，你也休想告诉我怎么进行解剖。”

　　“如今吸毒成灾，我觉得毒性化验已成为例行公事。”

　　“一旦我发现了死因；就没必要再继续查了，”施瓦茨曼说。

　　“没必要？还是听从别人的吩咐？”斯考特说。

　　“听着，年轻人，你要是以为对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关照就是为了掩盖什么鬼把戏，那可是枉费心机了。”

　　“你说的‘关照’是什么意思，医生？”

　　“施托伊弗桑特要求由我亲自做尸体解剖，而且要在他女儿葬礼后再公布尸检结果，市长让我这样做，我同意了。这个请求并不过分，是不是？他们家不希望在葬礼那天受到媒体的骚扰。”

　　“但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请求，”斯考特说。

　　“父母很悲伤，我们对他们关照一下是小意思，反正没什么损失。”

　　“在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面前为我的当事人辩护时，所有的事实都是十分关键的。”

　　“噢，这事我已有所耳闻，太不幸了，”施瓦茨曼表示怜悯地说。“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你能不能至少告诉我，作为一个病理学家，如果把尸体挖出来，你认为能否发现毒品的痕迹？”

　　“这具尸体不行，”施瓦茨曼说。

　　“是因为尸体里没有毒品，还是过了这么久了已找不到毒品？”斯考特问。

　　“因为尸体已经没了，”验尸官说。“我刚做完解剖，就从长岛火葬场开来一辆灵车，把尸体拉走了。”

　　斯考特回忆起一个被他问及的抬棺材的人对他说的话：“比我想像的要轻得多。”

　　“想一想，”斯考特督促凯特·福莱斯特。“如果没有毒性化验或其他化验报告，还有没有医生可以观察到其他迹象，证明吸毒的可能？”

　　“那要看吸什么毒，或哪种毒，”凯特说。

　　“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症状？”斯考特问。“比如说？”

　　“比如酒精，呈现的症状人们都很熟悉。手脚变得迟钝，脸红，呕吐、恶心……”

　　“这些症状克劳迪亚都有，”斯考特说。

　　“是的。但可卡因也能引起恶心，”凯特说。

　　“往下说，往下说，还有什么医生可以看到的迹象，能作出吸毒的诊断？”斯考特说。

　　“我确信克劳迪亚并不是酗酒，”凯特说。

　　“那是什么？”

　　“可能服用了巴比土酸盐之类的东西。”

　　“应有哪些症状？”斯考特问。

　　“头疼、迷糊、上睑下垂……”

　　“上睑下垂？”

　　“即器官脱垂，比如上眼皮下垂。”

　　“克劳迪亚有这个症状吗？”

　　“没有。”

　　“你刚才说可卡因也能引起恶心，”斯考特说。

　　“还有呕吐，”凯特补充一句。“此外还会兴奋，紧接着是情绪低沉。盗汗，焦虑不安。”

　　“这些克劳迪亚都有所表现，”斯考特说。

　　凯特笑道：“‘有所表现’？你现在说起话来已经像个医生了。”

　　“此案结束前，我得按医生的想法进行思维，”斯考特说。“你能否作证说，克劳迪亚表现出的症状或迹象是服用或滥用可卡因引起的？”

　　凯特犹豫片刻，摇摇头：“坦白地说，不能。”

　　“这一证词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斯考特指出。“我们辩词的一半是说你受到了不准确的怀孕化验的误导。另一半是，病人因服用各种毒品使医生不可能作出确诊，这一半更加重要。毒品遮蔽和歪曲了她的症状、迹象和化验结果，所以任何医生也不可能确切地说出她真实的病症所在。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她私人医生大概知道，”凯特说。“那个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曾提到的伊夫斯医生。”

　　“伊夫斯，”斯考特沉吟着。

　　“一个非常有名的内科大夫。专为有钱人治病，”凯特说。“可想而知，他可能什么都不会透露。”

　　“不妨试试，”斯考特若有所思地说。“天知道他会不会说。”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在派克大道捅有一座显赫的高楼，底层沿街的所有房间便是威尔弗雷德·伊夫斯医生的诊所。诊所由一位经理管理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他手下有四名护士，其职责是把每一个病人安置在一间保密性很好的检查室里，准备接受伊夫斯的检查，这样他宝贵的时间便一分钟也不致白白浪费。

　　伊夫斯永远是一身洁白干净的大褂，大褂一天换四次。他工作起来准确无误，有如一个运转精确的钟表。他的诊断几乎没有任何差错，表述的语言亦干脆而清晰明了。他的名声不仅传闻在纽约，而且波及全世界，故而许多病人竟来自于中东国家的统治阶层。倘若你的孩子或家属生病，或觉得自己患了重疾，而且你能付得起他索取的高额医疗费的话，你只能找威尔弗雷德·伊夫斯，因为别的医生看不了的病他都能治。

　　斯考特·凡·克里夫被引进伊夫斯医生的诊室时，后者的效率令他一惊。由于伊夫斯的多数新病人都是推荐来的，所以伊夫斯张口就问：“有没有带来X光片、扫描等材料？”

　　“我不是病人。”

　　“上帝，难道伯克女士竟让一个医药公司的推销员溜了进来？”伊夫斯十分不悦地说。

　　“先生，我不是医药公司的代表，我是个律师。”

　　伊夫斯立即将椅子往后一退，站起身。“我不跟律师讲话。如果你有什么上诉或治疗不当的指控，去找我的律师谈。出去！”

　　斯考特坐着没动。“伊夫斯大夫，我来这儿不是抱怨，也没有指控你的意思。而是代表一位年轻医生了解一些情况。这位医生必须要在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面前对别人对她的指控进行辩护。”

　　“我猜想你指的是福莱斯特医生。”

　　“是的。”

　　“恐怕我帮不上你的忙。再见，凡·克里夫先生。”

　　斯考特留意到伊夫斯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他进来时并未自报家门。他继续说：“既然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一生的病历你都掌握，她的情况你应当了解。她是不是吸毒成瘾，常服用各种毒品？”

　　“关于任何一个我病人情况的问题，我一概不予回答，”伊夫斯没好气地说。

　　“我要是传唤你，你也得出庭作证。”

　　“即便真出庭，我可以使用医生的特权，不透露病人的任何隐私情况，”伊夫斯答道。

　　“病人已死了。你的特权已不再适用，”斯考特说。

　　“这个决定要由听证会主席来做，”伊夫斯反驳说。

　　“其实你拒绝作证本身也能说明一定问题，”斯考特说。

　　“凡·克里夫先生，我很忙，”伊夫斯说，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谈话。

　　“是的，那自然，”斯考特说。“谢谢你给我的时间。”

　　斯考特·凡·克里夫刚离开诊室，伊夫斯就拿起了电话机。

　　“伯克女士，立即替我接通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电话。”

　　须臾，他的电话铃响起来。伯克女士说：“他接通了，大夫。”

　　“克劳德，他刚来过这儿。那个叫凡·克里夫的年轻律师。”

　　“怎么样？”施托伊弗桑特问。

　　“按照咱们说好的，我什么也没说。可我感觉他不是个善主。”

　　“不用担心，威尔弗雷德。他成不了气候。”

　　斯考特·凡·克里夫离开位于派克大道的伊夫斯医生诊所时，对一件事已经心中有数——伊夫斯心里有鬼。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个吸毒者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现在他所缺的惟有证据而已。

第二十一章

　　伊夫斯态度生硬，不愿说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吸毒的习惯，这反而倒验证了斯考特的疑心。如果熟知克劳迪亚习惯和状况的伊夫斯拒绝提供任何情况，在克劳迪亚死前一段时间同她接触的人或许不至于那么不通情达理。于是斯考特·凡·克里夫揣上从克劳迪亚医院病历上抄下来的她临死前住过的地址，来到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威治村，寻找那幢房子。

　　房子是一栋红砖砌就的老楼，位于西区八街以南，它看上去非常古老，像是一百年前一个有钱的商人为自家建造的私人府邸。

　　近年来，随着曼哈顿房租惊人地暴涨以及地皮的紧缺，这种古老宽敞的私人住宅已被分解成单间的公寓，用给那些前来纽约、怀抱征服这座世界第一大城野心的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演员及其他青年人。

　　进得入口处，斯考特扫了一眼墙上的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有一个门铃。去按写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门铃估计无济于事，但试一下也无妨。斯考特按了下去。令他惊讶的是，蜂音器竟响起来，有人同意让他进入内厅。他走进去，爬上黢黑的楼梯。攀登了两层后，头顶上已见天窗，他见上面楼梯扶手上倚着个女人，朝下注视着他。

　　女人很瘦，五十来岁光景，黑发里已冒出青丝。面对一个按响已死去的房客门铃的人，她显然觉得疑惑并十分警觉。

　　“干吗？”她短短的一句话和声调透出她内心的疑虑。

　　“能问一下你是谁吗？”斯考特搭讪着开了口。

　　“这个问题好像问你才合适，”女人答道。

　　这时斯考特已登上三梯，面对着女人。她比他想像的还要高，极瘦，仍是一副满面狐疑的神情。

　　“我叫斯考特·凡·克里夫——”

　　妇人打断说：“我是班尼迪克特女士。这栋楼房的主人。说实话，我特烦你这种每天翻看讣告寻找空房子的主儿，像盗坟的似的。你应该随大溜，把你的名字张贴在十几栋楼房里，等着别人搬走就完了。这么鬼鬼祟祟到处寻摸死人，就像……就像……”她思索着确切的字眼儿，没找着，于是说出个“亵渎神灵。”又觉得用得不太贴切，便强调说：“对，是亵渎。”

　　“我来这儿不是找房子的，”斯考特对她说。

　　“不是？”女人愕然地问。

　　“我是个律师，代表——”

　　他还没道出当事人的名字，女人连忙说道：“律师的事我什么都不晓得，也不晓得财产的事。我只是看看她的房子需不需要来个大扫除，或哪儿上点漆，然后再重新租出去。”

　　“我看一下那间房子你不介意吧？”斯考特问。

　　“干吗用？”女人问。

　　“随便看一眼。我保证什么也不碰，”斯考特说。

　　女人犹豫着说：“如果你只是随便看看倒也无妨，可里面什么也没有……”说着推开了她身后的一扇门。

　　斯考特走进房间后才知道女人讲的是实话。里面立着一个无门的衣柜，一袭印花布帘子疲软地拴在衣柜的一侧。除此之外，屋子里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家具，墙上也没镜子。空衣柜里毫无衣物的踪影。似乎此处已好久没有人住过。

　　“什么都没有，”斯考特喃喃自语。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没什么可看的，”女人说。

　　“一般情况下，某人死了——”斯考特开口说。

　　女人再次抢白说：“‘一般情况下’，但这个女孩可不一般，可怜的姑娘星期天早上死的，星期一下午，还没等她死的消息公开出去，就来了两个搬运工。他们有一张法律性的信件，接着就一股脑儿把房间搬了个干净。什么都搬走了，包括他的衣服……”

　　女人突然打住。“你说你是律师。他的律师？”

　　“不是。不过告诉我‘他’是谁？如今在哪儿？”

　　“他在这儿住过。同她一起。俩人交一个人的房租。他们从不承认两人住，怕租金上去。这种事在此处见怪不怪。男的跟着女的住进来，女的跟男的住进来。像是玩音乐椅游戏。叫音乐床游戏更准确些。”

　　“你知道他是谁吗？叫什么？”

　　“不知道。他们要是在门铃或信箱上再写上一个名字，就得多掏租金。所以从不露姓名。至少他没露过。但他发觉他们把他的衣服连同女的一起卷走后，可着实发火了。”

　　“那两个搬运工有没有说谁派他们来的，把东西都搬哪儿去了？”

　　“没说，只给我看了眼法律文件。于是我就让他们在房间里任意摆布了。”

　　“那个小伙子的名字你知道吗？”

　　“听别人叫过。她管他叫里克。”

　　“里克，”斯考特重复道。“没听说过姓什么？”

　　“没听说，”女人说。

　　“关于他的情况你了解吗？比如他干什么工作？有什么嗜好？”

　　“他只有一个‘嗜好’，”女人答道，故意把重音放在最后两个字上。

　　“吸毒？”斯考特问。

　　“我可不愿意嚼舌头，可我看的出苗头，”女人说。

　　“女的呢？”

　　“女的？”女人问。

　　“她也吸毒吗？”

　　“我说过，我不喜欢嚼舌头，”女人说。

　　“可你看的出苗头，”斯考特说。

　　“我从不议论房客，尤其是死者。我逢人就说，让他们把秘密带进坟墓吧，”她口气很果决，斯考特知道再追求这条线索将是枉费心机。

　　“这个……里克……你不知道他姓什么和以什么为生，至少可以说出他的长相吧？”

　　“长相……长相……，”女人沉吟着。“让我想想。他长得挺黑，但不是黑人，也不是西班牙人，就是黑，没准儿是意大利血统。二十初头，瘦得吓人。我最讨厌他的是他留长发，扎个马尾。有时从后面看还以为他是女的呢。要不是他个头高，光看他头发，你真分不清他是男是女。这年头，尤其在这一带……”她抱怨着。

　　“他名叫里克？”

　　“里克，”女人说，“这管用吗？”

　　“总比没名字强。但未必有什么用，”斯考特思索着说。“这是我的名片，万一他回来，让他给我打电话。”

　　“他不会回来的，”女人说。“万一的话，我一定转告他。”

　　“这事很重要。关系到一个医生的前途。”斯考特说。

　　“一个医生……”女人回忆着。“你说的是施托伊弗桑特在电视里提到的那个女医生？后来她也上电视进行了反击？是那个医生？”

　　“没错。”

　　“依我看，她需要个律师，”女人说。“这年头，医院医生都一个德性！我生病才不去医院呢！这年头。”

　　“一旦你听说那个小伙子的任何情况，打电话给我，行吗？”

　　“当然行，没问题。”

　　斯考特离开那个老旧的出租房间后思忖，倘若凯特被推上法庭，面对的陪审员都是这类女人，她可就惨了。幸好治疗不当的事已经得到解决。

第二十二章

　　为了掌握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生前的生活方式和嗜好，斯考特·凡·克里夫找到参加葬礼的人名录，以便查找当天致悼辞的克劳迪亚的两个同学。

　　在悼辞中念诗的女孩儿那天斯考特曾向她问过情况，但一无所获。她眼下不在纽约，已返回她的居住地德克萨斯州的德拉斯。另一个女孩儿名叫谢利·蒙福特，家住纽约市。斯考特发现她在纽约的一家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做制作助理工作。

　　斯考特只能耐着性子等待，当天的节目播完后，他才在谢利的制作间堵住她。从一开始问问题，谢利就闪烁其辞，推出一大堆回避的借口。

　　“你瞧，凡·克里夫，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的差事是负责物色一个礼拜的嘉宾，明天的节目已经取消了。所以我得到处寻摸，邀请几个搞政治的，或特爱出风头的写小说的，或思想离奇古怪的，做台叫座的节目。现在我就得开始打电话了。”

　　“蒙福特女士，这关系到一位年轻女人的前途事业，一个女医生，她——”

　　“求你啦，凡·克里夫！我自己的麻烦就够多的了。再说，除了跟电视有关的事，我能帮什么忙？”她嗔怒地说。

　　“你能。你认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斯考特说。

　　谢利·蒙福特立即态度缓和下来，变得认真而谨慎。

　　“克劳迪亚怎么了？”她低声问。

　　斯考特讲述了凯特·福莱斯特所面临的威胁。他指出若能就克劳迪亚死前头一年的行为嗜好作证，或许能澄清他当事人的清白。“为此我央求你做的不外乎是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以证人身份讲述一下克劳迪亚去年或前年的嗜好。”

　　“可我不清楚——”谢利说。

　　“你清楚，”斯考特抓住不放。“从你在葬礼上发言的内容看，你们俩很好。”

　　“过去是不错，”谢利·蒙福特说。

　　“后来怎么了？”斯考特问。“发生了什么变化？”

　　“早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她就对格林威治村一带产生了兴趣。每次我们放假过年或周末，她都直奔城南的格林威治村。过一阵儿后，她觉得我们都怪兮兮的，赶不上潮流，因为我们不去那种地方。可她不知道，怪兮兮的人是她。”

　　“因为吸毒？”斯考特问。“她早在上学时就染上毒瘾了吗？”

　　“我不知道，”谢利·蒙福特说，她想掩饰说谎，但本领不怎么高明。

　　“拜托了，说实话可以拯救一个年轻女人的前程，一个优秀医生的前程，”斯考特敦促说。

　　“我不知道，”谢利又说了一遍。

　　“我只是让你讲出实情而已，”斯考特说。

　　“对不起，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制作助手说。“我得去打电话了。”

　　“蒙福特小姐，要是你的前途将被断送，你难道不渴望别人花点时间帮你一把吗？”斯考特问。

　　“对不起，”谢利仍不为所动。

　　斯考特感到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转身欲离开时，年轻女子或良心发现，或为内疚感所迫，说：“你想让我帮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往一个我曾与她一起住过，为她担心和爱她的女孩儿脸上抹黑。难道她名声受到的损害还不大吗？她已死了，不要再让她的灵魂受到干扰。”

　　谢利·蒙福特几乎要流出了眼泪，斯考特虽没得到她的帮助，也不免对她感到同情。

　　“无论她怎么样，做了些什么，我真的不了解，因为我们后来分道扬镳了，尤其是去年。有人吸毒就会发生这种事，吸毒的人总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要是不跟他们一起吸，好像你就不存在似的。我们都试了，上帝可以作证我们都曾努力和她联络。可是她离我们而去，抛弃了我们。我们眼睁睁地毫无办法，除了和她同居的那位花花公子外，谁的话她都听不进去。”

　　“你是说里克？”斯考特问。

　　“哦，”谢利愕然，“你知道他？”

　　“是的。”

　　“那你应该什么都知道吧。”

　　“但不知在哪儿能找到里克，”斯考特说。“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靠克劳迪亚养着。”

　　“你见过他吗？”

　　“不算见过，”谢利说。

　　“什么意思？”斯考特追问。

　　谢利踌躇不语，权衡着再多说会不会带来不利。

　　“请说出来吧，蒙福特小姐。说出来对克劳迪亚能有什么坏处呢？”

　　“呃……”谢利嗫嚅着，终于说：“我们没有和他说过话，但是……”

　　“但看见过他？”斯考特说。

　　谢利点头。“大概一年前，克劳迪亚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父亲对克劳迪亚的生活方式非常恼火，威胁要教训教训她。于是她妈妈想让我们再最后试一次，劝她搬回来。所以我们俩就去找她。我们上楼梯时，一个小伙子正往下走，我们猜想他就是和克劳迪亚同居的里克。我们后来问她时，她承认了。”

　　“那你只见过里克一次？”斯考特问。

　　“不，还有一次，”谢利说。

　　“葬礼上？”斯考特问。

　　“是的。你怎么知道？”

　　“福莱斯特也发现了他。她大致猜出了他和克劳迪亚的关系。”

　　“不错。他出席了葬礼，梳着个马尾辫，”谢利·蒙福特说。“我就知道这些。恐怕帮不上你什么忙，是不是？”

　　“除非你同意作证，”斯考特说。谢利坚决地直摆头，斯考特知道劝她也没用。“还有一件事不知你知不知道。”

　　“什么？”

　　“这个里克……克劳迪亚有没有对你说过他姓什么？”

　　谢利再度犹豫不决。然后说：“我想现在说了对她也无害了。他叫里克·汤姆斯。那个畜生！”

　　“这倒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斯考特说。“谢谢。”

　　他刚要离开，只听谢利在背后说：“对于你的当事人我很抱歉。但我不能做对不起克劳迪亚的事。对不起。”

第二十三章

　　罗茜·庄已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夜班，凯特协助特洛伊医生工作一天后返回公寓。罗茜在卧室里喊：“凯特？有留言。你的律师打来过电话。”

　　凯特冲到罗茜卧室门口。“他说什么？说没说去见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那位朋友？”

　　“他只说让你到第五大道和八街去见他。九点。”

　　“今天晚上？”

　　“对，”罗茜说。然后又道：“他说穿暖和点儿。还说穿上耐走路的鞋。”

　　“弄不懂他在搞什么名堂，”凯特说。

　　“我也不懂，”罗茜表示同意，仔细在她杏仁眼上涂着黑色眼影。

　　凯特见状禁不住问：“梅尔今晚值班？”

　　罗茜转头看着她：“你为什么这么问？”

　　“每次他作为住院外科大夫值夜班，你都把妆化得像约会似的，尽管夜班忙得根本抽不开身。”

　　“我想让他永远记住，我既是个医生，也是个女人。”

　　“根本不必要担心。他对你都快疯了。要么他干么要带你去见他的家人呢？”凯特说，心里却还惦记着电话留言。“多穿点儿，还要穿耐走路的鞋？凡·克里夫没说今晚见我什么事？”

　　“没说，”罗茜答道。“他的声音可真棒，吩咐人时都那么好听。他的长相和他的声音一致吗？”

　　“你听他像什么长相？”凯特问。

　　“听他说话，我觉得他是个安分守法的好公民。斯宾瑟·特雷西型的。身强体健，五英尺十寸……”

　　“六尺二，”凯特忙纠正罗茜。

　　“金发。典型的金发碧眼美国小伙子。”

　　“棕色，”凯特说。“他头发是棕色。”

　　“嗯，”罗茜说。“听他的声音，一定长得很帅。像汤姆·克鲁斯一类的。可爱，魅力无穷。”

　　“有棱有角，”凯特再次纠正对方。

　　“有棱有角？”罗茜讶然。“我觉得他长着两个酒窝，像‘V’字似的凹进去。有如我们累得睡不着觉，在子夜电视里看到的电影里的演员，如科克·道格拉斯或凯里·格兰特。”

　　“没酒窝，就是一张有棱有角的脸。又高又瘦。身材像个跑步的。不过我觉得他从来不跑。他人很好，非常之好，而且……还很执着。”

　　“执着？”罗茜好奇地把脸从镜子前移开。“你是说你们俩之间除了律师和当事人之外还有别的关系？”

　　“我说的是执着于他的工作，执着于我的案子。”

　　“噢，”罗茜不免有些失望。“我本以为沃尔特既然已走出了你的生活，你终于可以考虑其他男人了。”

　　罗茜穿上一身黑色淡雅的衣服，在急诊科值夜班时她通常再套上一件白大褂。凯特问她：“你对沃尔特从来就没喜欢过，是不是？”

　　“哦，我喜欢沃尔特，但觉得他跟你不配。你要的男人不是一生只追求签合同和赚钱的那种。”

　　“你过去可从没说过，”凯特说。

　　“我知道你迟早会作出正确抉择的。再说我算老几，敢对情侣妄加指点？但愿在生活中我也能像你那么聪明就好了，”罗茜不加掩饰地说。

　　“梅尔有什么不好？”凯特问。

　　“原因是我父亲和他妈妈，那个又可怜又可爱的女人。梅尔第一次把我带到他家时，她紧张得不得了，仿佛只会说一句话：‘我们喜欢中国饭。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到附近的那家可爱的小中餐馆吃饭。’而且为了强调她说的是真心话，还转过头问她丈夫：‘是不是，迈克斯？’她丈夫便回答：‘除非有橄榄球比赛才不去。但我们也订叫中国饭。’两个大好人，但一想到他们的宝贝儿子要娶个中国姑娘做老婆，就紧张得什么似的。”

　　“他们也有情可原，”凯特说。

　　“我爸也好不到哪去。他永远搞不懂一个在体面中长大的中国姑娘怎么会出格爱上一个美国男人。虽然他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想法。他玩命打工，缩衣节食，攒钱供他女儿上学。结果怎么样？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我们失去了独生女，她跟个外人跑了。将来我的外孙子会是什么样呢？长得像我们的罗茜吗？还是像他？’他。我爸就是那样称呼梅尔的。我非常理解爸爸的感受。他没料到女儿会嫁给一个美国人。所以我很同情我爸。可我……我爱梅尔。我该如何是好呢？”

　　凯特刚要说几句同情的话，罗茜又说：“我得赶紧走了。上班前我和梅尔要一起喝点咖啡，找点小浪漫。我俩不断地相互鼓励，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拥抱凯特一下，说：“别晚了。凡·克里夫说是九点。多穿点儿，再穿上能走路的鞋。”说罢朝门口走去，又叫道：“噢，对了，千万别告诉他我把他的长相都猜错了。”

　　凯特·福菜斯特身穿一件暖和的大衣，足蹬一双结实的棕色旅游鞋，从西区四街的地铁站爬上来走到街头。黄昏时分飘洒下一场春雨，地面仍是湿漉漉的。她沿黝黑的街道朝约定的地点走去。多数纽约人夜间单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都会潜意识感到某种危险，凯特亦不例外。此外她内心还多着一层担忧。为什么凡·克里夫这么突然地打电话来？而且留下一份未加解释的神秘留言？

　　她看见克里夫出现在约会的地点，站在街灯下。他高高的个儿，身材苗条，披一件双排扣胶布夹雨衣，俨然一个推理小说或电影里的人物。他也看到了凯特。

　　俩人见面后，克里夫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里克。他叫里克·汤姆斯。”

　　“谁？”凯特问。

　　“和克劳迪亚同居的，也就是你在葬礼上注意到的那个人。其他两个人对他的描述同你的描述一模一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要是再见到他的话，还能不能认出来？”

　　“我想没问题吧。你能让我再见到他？”凯特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试试。走吧。”

　　他们沿街朝前走去时，凯特说：“留马尾辫儿。脸色苍白，极瘦。皮肤发黑。穿牛仔裤。这种装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尤其在纽约的这一片儿。”

　　“这事我跟丹·法莱尔谈过。”

　　“丹·法莱尔？”

　　“一位退休警察。律师事务所调查的事都由他管。这事他没法替我办，但关于怎么寻找一个没地址只有名字和大致模样的人，他倒是给我出了点主意。”

　　“怎么找？”

　　“克劳迪亚吸毒是毫无疑问的了。这说明里克也吸。实际上谢利·蒙福特认为是他让克劳迪亚染上的毒瘾。法莱尔说如果里克是个瘾君子，那么给他提供货源的卖毒者就在他俩居住地区的附近。”

　　“在这儿，随便哪个街角你都能发现贩毒的，上城也一样，”凯特说。“有时夜晚或凌晨我从医院出来，就看见他们三五一伙地缩在街头，找人兜售。他们好像不怎么怕警察。”

　　“法莱尔说在他俩住的附近有一个或几个毒品贩子，给里克·汤姆斯和克劳迪亚提供过毒品。克劳迪亚一死，里克就没钱了。他肯定会求认识的毒品贩子赊账。不认识他的人不会赊账给他。法莱尔说，只要找到借他钱的贩子，就能找到里克。”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有道理，”凡·克里夫说。“我在几个街区范围内询问了所有的毒品贩子，当然他们都不承认知道一个叫里克或汤姆斯的人。他们肯定怀疑我是毒品缉察署的官员。不过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他虽也说不认识里克，可我看出他是撒谎。我们今晚监视的就是此人。但愿今晚里克能露面买毒品。”

　　“他要是不买呢？”

　　“我们明天晚上再来。还有后天晚上。大后天，”凡·克里夫坚定地说。

　　“他要是老不来呢？”

　　“那我们辩辞中最有力的证据就告吹了，”克里夫郁悒地说。

　　他们来到凡·克里夫选好的地点。他示意凯特走下三级台阶，下到一座私人住宅前的露天地下室，在那儿他们可以监视站在街头路灯下一个人的动静。那人时不时朝街两头观望着，好像怕被人发现似的。然而一辆警车慢慢驶了过去，并没有停下。

　　接着，一连几次开来几辆美国和外国的高级赛车，开车的递给贩毒的一些钱，然后收到几只小口袋，然后又匆匆把车开走。还有几次要货的人单独或成双地步行而至，以同样的方法完成毒品交易。

　　每次来者是小伙子，又是独自一人时，凡·克里夫就悄声说：“是他吗？”

　　凯特便使劲盯着年轻人看，直到他从街灯下消失。但每次她都说：“不是。不是他。”

　　于是他们又继续观察。过了一会儿，凡·克里夫低声说：“要是我在法学院上学时，有人跟我说有一天我将在雨濛濛的夜晚蹲在格林威治村监视别人，我肯定会觉得他在说疯话。其实我本该回到舍南多的。”。

　　“舍南多？”

　　“我的家乡。位于宾州的一个小镇，虽然我的邻居们从不承认那是个小镇。不过跟许多附近的特别小的镇相比，舍南多的确还算大的，人们都去那儿购物，存取钱等。可我很小的时候，就梦想着当个大律师，去纽约。我想来纽约是多数孩子的梦想，希望能征服大城市。肯定是电影和电视看的太多了，才有那种想法。你显然也有。”

　　“这里的医学水平是世界一流的，”凯特说。“所以我来这儿学习，没想到却——”

　　她话没说完，凡·克里夫抓住她胳膊，让她辨认另一个可疑之人，凯特紧盯着那个小青年，直到他从灯光中消失。

　　“不是，不是他，”凯特说。“牛仔裤，马尾辫，面带菜色，但不是他。”

　　他们又继续观察。

　　“你说你来这儿学习，但没想到什么？”凡·克里夫又提起刚才的话茬儿。“没想到遭到攻击？被剥夺了行医的权力？”

　　“有种被出卖，受伤害的感觉，”凯特说。“仿佛遭到了职业强奸。”

　　“我理解你的感受，”凡·克里夫说。

　　“你不理解，谁也理解不了，除非你也有切身的感受，”凯特答道。

　　“可你知道我的感受吗？来到一家大律师事务所，人家答应你可以为那些需要帮助却付不起钱的人适当地提供服务。但你真这样做时，他们却转弯抹脚地说你被解雇了，”凡·克里夫说，“其实我们俩的共同点很多，没有太意识到罢了。”

　　克里夫陡地抓住凯特的胳膊。街头又出现了一个吸毒的。凯特瞪大眼细看，最后又悄声说：“不是他。”年轻人消失在黑暗中后，凯特说：“我有种可怕的感觉，即使里克·汤姆斯真的出现，我可能也不会认出来。”

　　“别泄气，”凡·克里夫说。“你只要看见他，准能认出来。”

　　天上飘洒下毛毛细雨。雨丝极细，只能抬头借着街灯才能觉察出痕迹。

　　凯特穿了件花呢大衣，没穿雨衣。凡·克里夫解开自己的双排扣雨衣，递给她，但被凯特推托开。

　　“这件很大，可以遮住两个人，”克里夫边说边张开雨衣遮在凯特身上。“好多了吧？”

　　“好多了，”凯特说。与一个男人靠得如此之近令她感到不自在。虽然他是她的律师，但到底仍十分陌生。

　　又开来一辆车，买走了一批货，车子又开走。从街角走来一个年轻女子。她递过一张卷着的钞票，换到几个小袋子，紧攥在手里，脚步匆匆地融入细雨飘洒的黑夜中。另一辆车开来停下，开车的伸出手来刚要买毒品，一辆警车从街角突然钻出来。跑车立即加速开走，车轮在潮湿的街面上一打滑，从停着的一辆车旁擦边而过。警车也加速追赶而去。毒品贩子闪身躲到街沟旁，目睹眼前追赶的一幕。俄顷，他又回到原地，等待着生意。

　　凯特和斯考特·凡·克里夫仍在暗中观察着。

　　“你觉得你会回去吗？”凯特问。

　　“回哪儿？”凡·克里夫问，不知凯特指的是什么。

　　“家乡，宾夕法尼亚州那座小镇。”

　　“舍南多，”凡·克里夫提醒她。“我曾想过。尤其在上两个礼拜。我问自己，我还能再在一个小镇生活下去吗？在那里当律师？处理卖一栋小房子的不起眼儿的案子。要么就是没有多少遗产的遗嘱。或是邻里为地界争吵，解决他们的争端。我说不清。没准儿我已对纽约上了瘾，认为地方小就不重要。我希望接手的案子也得是大案件。我觉得纽约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我并不想这样，但却是事实。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要是这次我输了，我不会回家乡定居，而是找一个极需要医生的地方或其他国家，他们接受被抛弃的人。”

　　“你不是被抛弃的人！”斯考特·凡·克里夫说。

　　“要是找不到里克·汤姆斯，我就会遇到被抛弃的命运，”凯特说。

　　“我们能找到他，”斯考特说，由于心里把握不大，于是又重复了一句：“我们能找到他。”

　　在他们的监视下，不少吸毒者或坐车或步行，偷偷摸摸地买完毒品便俏然离去。有些人很像里克·汤姆斯，但仅在表面上，如服饰和发型。

　　凯特从斯考特的雨衣底下探出头，观察着天空。

　　“雨停了，”她说。

　　“哦，是的，”凡·克里夫不无遗憾地说。他撑开雨衣，让凯特钻出来。他显得有点窘，于是用交谈掩饰内心的尴尬。“你们家……你说你父亲是农民。他种什么？”

　　“玉米，”凯特说。“大豆，还有一些大麦，但主要是玉米。”

　　“不容易吧？”

　　“不容易。可也有很大的满足感，尤其收成好的年头。播种耕作，和老天爷打赌，看着庄稼长到丰收，站在玉米地里，让比人高的老玉米围在中间，能给人一种名副其实的成就感。”

　　“你很喜欢你爸。”

　　“岂只喜欢，简直是崇拜，”凯特说。“他是个好人，好爸爸，还是好丈夫。而且他干的事对社会有用。在如今物欲横流的年代，我很看重他的为人。”

　　“那你看重律师吗？”斯考特问。

　　“我觉得律师有存在的必要，”凯特说。

　　“只是有必要而已？想像一下，一个律师站在一座法律图书馆的中央，四周法律书籍堆积如山，这难道不能给你一种同样的满足感？”凡·克里夫说。

　　“我并不是说律师没有价值。我的前程、事业如今都指望着一名律师，还敢不器重律师？”凯特说。

　　“谢谢，非常感谢，”斯考特说。“终于使我在法学院多年的苦读没有付诸东流。”

　　她抬头看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和他的灰眼睛。他眸子里闪着光，说明它正诙谐地和她开玩笑。

　　“你父亲呢？”凯特说。“你从没说过他是干什么的。”

　　“应该说过去干什么的，”斯考特纠正说。

　　“噢，对不起，”凯特说，“我还以为……”

　　“你怎么以为都没错，”斯考特说。“我二十九岁，我爸应该有五十五或六十岁了。按眼下的标准，还算不上很老呢。他今年应是五十八岁。”

　　“他发生了什么事？”凯特问。

　　“他是铁路工程师。整天从我家一带往匹茨堡郊外的钢厂跑。一天晚上，他的车在马蹄弯出轨了。铁路专家的说法是超速。”

　　“噢，真糟糕，”凯特同情地说。“当时你多大？”

　　“七岁。”

　　“你妈妈守了寡，还带个七岁的孩子。她怎么办呢？怎么继续生存？”

　　“多亏了我爸的同事们，他得到了一笔养老金。虽不多，总比没有强。”

　　“多亏他的同事？你是说铁路上的人能否得到养老金要经过选举表决？”凯特问。

　　“不是表决。他们只是什么都没说。我爸那天晚上喝醉了，”斯考特有些犹豫地说出真相。“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一醉就肆无忌惮地耍酒疯。要是当天晚上把他喝醉的事抖搂出去，养老金就可能告吹了。”

　　“你才七岁就知道了那么多，”凯特悲哀地说。

　　“我一记事起就知道这些事情。他对我妈妈很凶，每次她求他少喝点儿他就大吼大叫。其实根本没让他戒，只是少喝点儿。而他还打过她，一次……两次……不，是三次。我当时才六岁，劝他住手，他一巴掌扇过来，把我打到对面的墙上，把陶器柜里我妈妈最喜爱的陶器震了个粉碎。它们都是我姥爷送我妈的。我苏醒过来时，躺在我妈膝盖上，她坐在地板上，抱着我哭。”

　　“对自己的父亲是这样的记忆，太悲惨了，”凯特说。

　　“很长一段时间，我稍微长大点儿以后，一直琢磨着要去看心理医生，自从我爸死后，我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在折磨我。但我一直没找。”

　　“是不是你爸死去的事一直令你不安？”凯特问。

　　“是的，大夫，一直让我不安。他出事的那天夜里，他们赶来通知我妈。我妈犹豫不决，不知当时把我叫醒告诉我，还是等我睡到天明。我却自己醒了。可能是屋里乱哄哄的缘故。我妈妈在哭，我跑到她身旁，她把我搂进怀里，紧紧抱着，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我不知所措，非常害怕。我猜不出她是什么意思。然后她说：‘凡……’。人人都叫我斯考特，但她总叫我凡。‘凡，你爸爸再也回不了家了。’说罢又痛哭流涕起来。可我没哭。我感觉特好，特别的好！他再也不会回来骂她、打她和打我了。太好啦！小孩有这种感觉实在太可怕了。”

　　“讲起这个也挺可怕的，即使是现在，”凯特喃喃说。

　　“是的，尤其第一次讲起——”他倏然打住，说：“瞧！”

　　凯特朝前望去，见又一个吸毒的走近毒品贩子。一个小伙子。极瘦，牛仔裤，扎马尾。肤色较深。

　　“是他吗？”凡·克里夫悄声问。

　　“我觉得是，”凯特说。

　　斯考特立即从藏身之地蹿了出去，一个箭步越过潮湿的街沟，喊道：“里克！里克·汤姆斯！”年轻人掉转身，见到凡·克里夫，立刻朝大街一头跑去，消失在黑暗中。凡·克里夫紧追不舍，凯特穿着耐跑的鞋也迅速跟上。他们在大街上奔跑追逐着，渐渐拉近了距离。小伙子往街对面跑时一只脚踏进一个坑洼里，绊了个跟头，趴在湿乎乎的街沟上，宝贵的玻璃纸袋洒了一地。他刚要爬起来，凡·克里夫一跃压住他背部，将其按在街面，把他一只胳膊拧在身后。

　　“嘿，哥儿们，你疯了？我不是里克·汤姆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里克·汤姆斯。”

　　凡·克里夫把他拽起来，拖到附近的一个街灯照得到的地方。他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脸冲着光线抬起，让凯特仔细辨认。小伙子挣扎着，凡·克里夫便将扭在他背后的胳膊往上一推，疼得他叫了起来。但凡·克里夫并不松手。

　　“大夫。是他吗？”

　　凯特使劲盯住写满一脸恐惧的小伙子。她真希望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对象，但不得不泄气地说：“不是，不是他。”

　　凡·克里夫老大不情愿地松开了小伙子的胳膊，颇有些尴尬地说了声：“对不住。”

　　“疯子。哥儿们。你这个疯杂种！”小伙子气忿和蔑视地啐了一口。“哪儿去了？我的东西呢？”他扑向街沟，四肢着地寻找装在玻璃袋里的毒品，一副发疯的模样。

　　凡·克里夫注视着他，摇摇头。“那玩艺儿让他变成了一头畜生。瞧他那副样子，天哪，真让人恶心！”

　　凯特想，斯考特之所以对任何一个具有恶行的人深恶痛绝，可能跟他对他父亲的记忆有关，但她没有说出来。

　　她思忖，也许这正是他如此强烈地要挖掘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吸毒证据的动因。

　　凡·克里夫和凯特失望地又往他们的藏身之地走去。半途，那个把街角做为自己地盘的毒品贩子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斯考特也做好打斗的准备。凯特害怕那人手里有枪，暗自希望斯考特不要动手。

　　“嘿，说你呢，”毒品贩子挑衅说，“你活得不耐烦了？不认识的人你傻追什么？这种地方，别说追人了，稍不留神就得掉脑袋。算你走运，那小子没带家伙。你这么着在这儿可活不长。”

　　“多谢劝告，”凡·克里夫说。

　　毒品贩子嗅出了他话带讥讽。

　　“我说小家伙，我跟你说，你可得听仔细了。在街头追疯子惹麻烦你可就愚蠢到家了。更糟的是你坏了我的生意。这对你就更危险了。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得懂别人的劝告，”凡·克里夫说。

　　“好。我们现在就像那些搞外交的说的，坦诚交换意见。你听我说。你为什么要找那个里克·汤姆斯不关我事，我也没兴趣。我只是不想让你在这瞎转悠，耽误我的生意。我也不希望有人对吸毒的哥儿们搞突然袭击。他们来了就走，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知道只要想找我，个把小时我就能在这个街头露面。可你要在这没事找事招惹麻烦，雷子可不会装瞎子不管。尤其是哥儿们被追，打翻在地受欺负。那样可就坏了财路。那个叫里克·汤姆斯的，你想找他？”

　　“我们非得见他不可，”凡·克里夫说。

　　“好吧，”毒品贩子说。“他是我的常客之一。至少从前是。两个礼拜前他没钱了。假如我放出风去，说由于他长期买我的货，我可以借他一阵儿钱，他立马就会到这儿来。”

　　“你能把他交给我们吗？”斯考特问。

　　“没问题。但我有个条件。一旦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俩就得在这一带消失，怎么样？”

　　“没问题，”凡·克里夫立刻表示同意。

　　“明天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你们到这儿来。”

　　“一言为定。我们肯定来。”

　　凡·克里夫和凯特松了一口气，欣喜地沿街道走去。

第二十四章

　　次日夜晚，凯特·福莱斯特和斯考特·凡·克里夫来到他们预先选好的守候地点。天空仍飘着细雨，街面很潮湿。这次凯特披了件雨衣，并戴了顶防雨帽。她的帽檐儿俏皮地朝上翘着，使她漂亮的五官显得妩媚动人，斯考特因她穿了自己的雨衣，不免心中生出一丝妒意。但他告诫自己：万万不能与自己的当事人陷入情感的纠葛，否则你的职业眼光就会被扭曲。此外，如果为她打不赢官司，就会失去赢得她的任何机会。

　　而凯特心里则想，他在她心目中已不再是凡·克里夫，而应亲切地称他斯考特。

　　今晚他俩躲在一辆车后，放车子的窄街对面就是毒品贩子出没的地方。他们等待着，张望着。几分钟过去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俩闲聊着天。他们聊自己，聊他们的生活追求和目标，聊国家和世界大事。他们发现他俩有许多观点都很一致。

　　他们认为世界发展得已异常复杂，普通百姓的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人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并没有汲取多少教训。战争仍在蔓延，而且变得更具破坏性。科学得到了发展，但却提出了更多的挑战。食不果腹和身无分文的人仍比比皆是。各国都有因吃不饱饭而肚皮鼓胀的儿童，许多国家依靠医学消除了流行疾病，可其他国家仍被这些疾病的肆虐所困扰。

　　“你根本不必跑到其他国家，就能看到这些痛苦，”凯特说。“只需在急诊科呆上一晚上、就能目睹一切。”

　　“哦，我去过了，”斯考特说。

　　“是吗？你得了什么病？”

　　“没病。只是想随便看看，”斯考特说。

　　凯特猛然醒悟。“你到那儿是想验证我说的话。”

　　“是的。里面喧闹不堪，病人出出进进，一片混乱，”斯考特说。接着又解释道：“一个律师，一个好律师从不轻信别人说的话。他得自己去验证。以便不出现意外。”

　　“你觉得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吗？”凯特问。

　　“只有一样。”

　　“噢？什么？”凯特期待地问。

　　“你在那种地方居然还能不发疯。从一个病人跑到另一个病人，各种各样的疾病，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斯考特说。“我对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感到更加尊重了。”

　　“嗯，谢谢，”凯特尖刻地说。

　　斯考特暗自琢磨：她为什么不高兴？我是在夸她呀。

　　为了调整思绪，他问：“你觉得医院的情形跟你想像中的一样吗？”

　　“很像。在中学我就自愿在医院帮忙，因此对医院很了解，”凯特说。“当然在我家那边没有那么多的吸毒病人。有一些，但远不如这里多。”

　　“有没有过回家乡做医生的愿望？”

　　“有时有。但对我来说，需求是决定因素。哪儿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儿，”凯特说。她的信念令他钦佩。

　　“你打算在这里安家立业，结婚生子？”斯考特问。

　　“我……我还没想那么远，”凯特说。

　　“你肯定得结婚，是不是？”

　　“合适的人，合适的时候，是的，总有一天会的。但首先我要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

　　“想没想过什么是合适的人？什么样？干什——”

　　斯考特话未说完，俩人都惊讶地怔住了。街对面的毒品贩子朝他俩打了个手势。他俩观望着。一个年轻人走到街角的灯光下，他穿一条破旧牛仔裤，扎着马尾，长得瘦骨嶙峋。

　　“是他吗？”斯考特低声问。

　　“我想是。”

　　毒品贩子，正把一个小口袋塞给年轻人时，他俩迅疾朝街对面冲过去。

　　“里克！里克·汤姆斯！”斯考特喊道。

　　年轻人本能地转过身，然后拔腿就跑。斯考特和凯特在他身后穷追不舍。跑了半个街区，他们追上了它。斯考特一把将他抱住，把他推到一座不大的私人住宅前的铁栅栏上。年轻人拼命想挣脱开，斯考特顶住他不放。须臾，里克·汤姆斯由于体力不支，停止了反抗。他气喘吁吁，因寒冷和毒瘾作孽而瑟瑟发抖。

　　“别紧张，小伙子，别紧张，”斯考特说。“我们不想找麻烦。我们不是警察，也不是缉毒部门的。”

　　“你们怎么认识我？谁派你们来的？是他？”

　　“没人派我们来。我是律师。这是我的当事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里克·汤姆斯向他们瞪着眼睛。“需要我的帮助？笑话。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他又打量了他俩几眼，说：“不是他派你们来的，是不是？”

　　“他是谁？”斯考特疑惑地问。

　　“他。她父亲。”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

　　“对，是他，”里克·汤姆斯满怀怨恨地说。“拿走了我的东西。我所有的东西。其实才有多少。只是出示了那么一份法律文件，就把所有东西都拉走了。我要是没朋友，非露宿街头不可。”

　　“里克，想不想来杯咖啡？吃点喝点什么？”

　　“早饭吃完了还没进过食呢，”里克说。

　　第六大道有一个昼夜营业的低档小餐厅。他们三人坐在一张铺着塑料布的小餐桌旁。里克狼吞虎咽地吃着，显然几天之内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斯考特则趁机问他问题，里克回答着，有时腮帮子塞得鼓鼓的，有时灌下一大口热咖啡才开口回答。

　　“里克，克劳迪亚生病的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就在那儿，”里克答道，“她需要我，我不能离开她。”

　　“可送她去医院的是她妈妈，”凯特说。

　　“没错，”里克说。“她想见她妈妈。我想要是一个人病得不行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妈妈。而且她觉得让她妈妈送她更好更安全。主要是她私人医生不在城里。”

　　“所以你最后一次见她，是她离开去医院的时候？”斯考特问。

　　“在她离开之前，”里克纠正说。“她不想让她妈妈赶来时我在那儿。”

　　斯考特给凯特递了个眼色，示意下一个问题完全由他来问。

　　“里克，当天晚上，下午或前一天晚上，克劳迪亚有没有吸毒？”

　　“上帝！怎么总把我们什么时候都看成怪物！”里克悻悻地说。

　　“里克，我问的不是你们平时的情况，”斯考特说。“我只问那天晚上，下午或前一天晚上。她吸毒了吗？”

　　里克喝下一大口咖啡，承认说：“吸了。我们俩都吸了。我们俩就为这个而认识的。在这一带的一个聚会上，里面什么种类的货都有。”

　　“比如说？”斯考特问。

　　“黄衫，蓝皮，彩虹，可卡因，天使。”

　　“她的毒瘾很大，是不是？”斯考特问。

　　“她总是从不同的医生那儿开出十来种处方，如巴比土酸盐之类的。无论什么她都有。这也是她不愿意让我送她去医院的原因。”

　　“为什么？”

　　“假如他们发现了她吸毒，她不想让我也倒霉。她这个人想得特周到。真的，实在是个好女孩。我爱她，特爱，”里克说。

　　“她不想让你去医院还有别的原因吗？”斯考特问。

　　“她不想让他知道我在那儿。怕他做出点儿什么来。”

　　“不再给她钱？”斯考特问。

　　“怕他整我，或找人收拾我，”里克意味深长地说。“只要涉及到她，他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这我也听说过，”斯考特表示赞同。他沉吟一下，瞥了凯特一眼。“看来她吸毒，而且有一段历史了。”

　　“离家出走前就开始了，”里克说。

　　“里克，”斯考特问，“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她怀孕了？”

　　“那是我后来听说的。是真的吗？她真怀孕了？”

　　“是真的，”凯特说。

　　“她只对我说她很担心。我是说，她没来例假。但只一次。她想等等，看看下月来不来。”

　　从里克的眼神中，凯特和斯考特看得出他说的是实话。

　　“我说，”里克突然说，“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他派来的？把克劳迪亚的死怪罪到我头上。”

　　“里克，我们所以找你谈，是因为这位女士就是克劳迪亚死的那天晚上给她看病的医生。”

　　“你？”里克说着盯住凯特。“你就是那个他们在电视上提到的那个女医生？”他又仔细看了看凯特的脸。“没错。我看出来了。雷蒙·盖伦特采访你时我见过你。他够为难你的。你原来就是她。好吧，你们想让我怎么样？”

　　斯考特简单地把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凯特提出的投诉说了一遍。然后又解释说他们非常需要他就克劳迪亚的吸毒事实出面作证。

　　“里克，我们只需要你当着委员会的面讲实话。就像你现在跟我们说的这样。”

　　“他不会——他不会找我算账？指控我犯什么罪？”里克问。

　　“不会，”斯考特安慰他，“你在听证会上作证，面对的不是法官，是个委员会。他们只想了解你所知道的事实真相。”

　　“施托伊弗桑特……他可神通广大，关系硬得很。有一次我就是不同意断绝与克劳迪亚往来，他竟然找警察骚扰我。把我揍了个半死，被人送到了圣文森特医院的急诊科。”

　　“现在他不能把你怎么样。你讲出事实就是在挽救曾抢救过克劳迪亚生命的医生的前程。那天晚上凯特要是知道事实真相，是完全可以救活克劳迪亚的。”

　　里克缄默不语，斯考特又说：“作证的方式不必担忧。事先我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让你就我问的问题做准备，另一个律师可能也会提问。不论怎么说，我不会让你说谎话。主要是实话实说。怎么样？”

　　里克一边思考着斯考特的请求，一边嗫嚅着：“原来她真怀孕了。我差点没当爸爸。”

　　“你当不了，里克，”凯特说。“克劳迪亚怀的那种孕，也就是致她于死命的原因，是生不出孩子的。”

　　“我们常谈起这事。我是说，我们曾说要是她真怀孕了，我们就结婚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去个谁也不晓得施托伊弗桑特这个名字的地方。我找份固定工作。我擅长鼓捣发动机，汽车之类的。只要我上心，准能成个顶呱呱的技师。是毒品害了我。只要你上了瘾，就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你做美梦，但实际是糊弄自己，一事无成。但一旦戒毒——我们打算要戒——我们一直说是要戒，可是……现在想想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的问题是，里克，这个医生的前途可就指望你了。你必须说出真相。”

　　“我会的！我说！只要能报复一下那个畜生施托伊弗桑特就行。”

　　“听着，里克，你既然现在没地方住，索性在听证会之前暂住我那儿吧，”斯考特说。“这样我也有机会替你准备。”

　　里克考虑了一下斯考特的建议，说：“我现在正和一个朋友搭帮，暂时能凑合。可是，凡·克里夫先生，要是你……我的意思是，目前我手头拮据。克劳迪亚活着的时候，有她父母的钱。可眼下……”

　　“那是，我明白，”斯考特说着把手伸进衣袋，摸出两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把钱递出去之前，他说：“告诉我你住哪儿，你作证那天早上我好去接你。下周一二就得作证。听证会下周一开始。起诉方需要几天的时间整理出案子，之后我需要你帮忙反驳他们。”

　　“下周一二，”里克重复着，想记住这一日期。

　　“对。那天早上八点钟我接你。那样我们仍有些时间过一遍我将问你的问题。在此期间我每天还要跟你联络。”

　　“好吧，”里克说。

　　“我在哪儿能找到你？”

　　“查尔斯街九十七号。公寓主人的名字叫兰格尔。马蒂·兰格尔。在楼下按门铃，但要按四遍。三下短的，停一下，再按一声长的。这样我就知道是你，而不是他那帮狐朋狗友。”

　　“查尔斯街九十七号。兰格尔。八点钟，”斯考特说着写进记事本。“一定别忘了。”

　　“放心吧。我巴不得治治那个老混蛋呢！”

　　斯考特把里克的新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后，他俩目送他离开餐厅。走到门口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用手势做出一个象征胜利的“V”符号，然后闪出了餐厅。

　　他消失在街头后，凯特说：“但愿能有个办法，让他务必露面。”

　　“我也这么想，”斯考特说。“我琢磨传唤他，不过看他神经兮兮的样子，见到法律公文准把他吓得离开纽约。况且，他想复仇，这就是动机。”

　　“你猜得出他拿那四十美元会干吗吧？”

　　“我猜得出，”斯考特说。“所以我宁愿冒险，让他住我那儿。既然他不愿意，只好在我们需要他时由我接他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办”。

　　俩人沿着格林威治村的狭窄街道漫步而去，直到找到查尔斯街。其间凯特解释着里克说过的斯考特·凡·克里夫却完全听不懂的毒品名称。

　　“那些颜色指的是包装毒药胶囊的颜色。如黄衫、蓝皮都是巴比妥。”

　　“彩虹呢？”斯考特问。

　　“那是两种巴比妥的混合药，”凯特说。

　　“都是处方药品，”斯考特说。

　　“大概黑市上也有。只要有人要，总有人靠贩卖它们发横财。”

　　他们来到查尔斯街，找到了九十七号。登上六七级石台阶，他俩走进黑洞洞的入口处。斯考特仔细辨认着门铃上的名字，终于发现了兰格尔几个字。

　　“这就放心了，”斯考特说。“我得确定一下的确有这个地址和这个人。因为我不得不坦白地跟你说，若无人就克劳迪亚的吸毒习性作证，我们就希望渺茫了。”

第二十五章

　　委员会法律顾问豪斯金斯在把出席听证会的传票和投诉书递交给斯考特·凡·克里夫的当天，听证会的另一个程序亦同时启动起来。这便是选出三名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审理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一案。

　　根据法律，两名成员必须是内科或外科大夫，从一百三十一名州委员会专业成员中选出。第三位委员会成员不是学医的，从三十七名非医学专业成员中选出。所有专业成员都是根据医学和外科协会的推荐选出。但非专业成员则都经州长的认可而直接任命，州长可以利用这一权力奖赏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给他们一个名誉上的头衔，但实际他们基本无事可做，也没特殊才能。

　　为听证委员会选出的三名成员中，有一名将被指定为主持听证会的主席。

　　第一位被指派的专业成员是来自白平原的家庭医生莫里斯·特拉斯科特。特拉斯科特年事已高，不得不压缩出诊次数，为此他比其他医生的时间充裕得多。

　　出于对克劳迪亚的死因和性质的考虑，第二位被指派的专业成员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格莱迪斯·沃德医生。沃德虽刚过不惑之年，却已在纽约大都会地区为自己赢得了著名手术和女性癌症病专家的名声。

　　在审阅委员会三十七名非专业委员名单，以便挑选听证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时，州委员会主席的目光落在了克莱伦斯·默特的名字上。默特是做生意的，退休前把自己的不动产股票都卖给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故而州委员会主席觉得指派默特正巧可以讨好不动产大亨施托伊弗桑特。他还任命默特来主持福莱斯特的听证会。

　　为使听证会符合法律程序，还需按要求任命一位行政官员。其职责是就程序问题或证据或证辞的可接受性作出裁决，因无论是听证会的专业或非专业委员都不具备法律知识。行政官员就等于是法官，尽管他不主持也不表决。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权限比法官还大，因为听证会的程序很灵活，因而行政官员可以适当发挥，甚至听从自己偏见的影响。

　　当位于纽约州首府阿尔班尼的州卫生委员会得知要任命一位行政官员时，州长办公室立即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谨慎地提了一个要求，答复同样是谨慎的口气：“近来州长在选举中得到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在资金方面大力的支持，但任命行政官员的事不能受外界影响的左右。”

　　此话的意思是不打算任人为亲，但明确无误地暗示出，州长的意图是要把这一差事犒赏给在政治上对他效忠的人。

　　按程序规则，行政官员必须从州卫生部的法律人员中选出，与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无关，其表面的意思是为了避免给人一种偏见的印象。

　　当消息传出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此次听证会极为关注，听证会还要任命一名行政官员时，州参议员弗兰西斯·卡希尔便决心插手此事。卡希尔利用他在议会中的影响，设法使这项任命落在了他外甥凯纹的头上。

　　律师凯纹三十初头，最早是通过他舅舅的后门在州卫生部谋到一份律师工作。凯纹干得恪尽职守，但也无甚突出的业绩。

　　曾经一度，弗兰西斯舅舅觉得为他这个毫无起色的外甥安插工作，实在是白白浪费了他政治上的关系。因为参议员曾预想，凯纹也将像多数年轻律师一样，在政府机构混上一年半载，积累一些经验，建立一些私人关系，然后就利用这些自己出去单干。无论是在州府还是在华盛顿，靠兜售政府工作经历而吃饭的实在是一种普遍现象。

　　然而令弗兰西斯舅舅失望的是，凯纹偏偏没有这份野心。为此，参议员在为凯纹弄到了福莱斯特听证会行政官员的任命后，便请他外甥共进午餐。此时在政治圈内，人们已管这次听证会称做施托伊弗桑特听证会。

　　“凯纹，你妈妈在世时，有句话我从没跟她提起过。现在是我们两个大男人谈话，我不妨直说。我对你非常失望。”

　　“为什么？”凯纹愕然地问。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早该跳出那个州政府的差事，自己单干了。我甚至和查理·海根谈过了，希望你能到他的事务所做行政法，处理州委员会乃至最终联邦委员会的案子。可你一直没表现出我期待的那股冲劲。”

　　“弗兰西斯舅舅，我喜欢目前这份工作，”凯纹试图作出解释。“我感到我在保护纽约州人民的健康方面能尽把力。”

　　“胡说，凯纹，”参议员雷霆大作。“没有一份政府工作是目的的本身。它们不过是单干时可资利用的踏板！”

　　“我不想独自单干，”凯纹不服气地说。“我想按部就班地干下去，最后能混到委员会法律部门的负责人。”

　　“荒唐！”他舅舅气愤地咆哮道。“如今我又在政治上领了个大人情，把你任命到施托伊弗桑特听证会上。千万仔细别坏了事。因为我听说施托伊弗桑特本人也决心出席每次听证。其实我还听说，要不是为了那个可恶的老家伙，根本不会有这次听证会。”

　　“我已经看到了调查委员会的初步报告，”凯纹说。“听证会的结果可能有两种。”

　　“决不允许有两种结果！”参议员大声说。“凯纹，你听我说！你不是希望某一天成为法律部门的头头吗？你不是想回报你舅舅为你做的一切吗？一定要听我的劝告。最有用的劝告。听证会期间，你做的每一次裁定必须要像最高法院做的判决那样。法律味儿十足，特专业。但万万不能在裁决时抵触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利益。我希望让他注意到你。给他个好印象。因为一旦法律部主任的职位出现空缺，我就能轻易地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帮忙，因为他欠你的人情。总之，你要想要那个头衔，就得去争。在听证会上争。明白吗？”

　　“明白了，弗兰西斯舅舅。”

　　“你去纽约出席这个听证会时，记住，受审判的不仅是福莱斯特医生，还有你！”

　　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业已选定，行政官员亦指派停当，阿尔伯特·豪斯金斯便开始着手起诉官方称之为的“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案件”。

　　听证会的日期日益迫近，斯考特·凡·克里夫因觉得自己的当事人从未与法律事务打过交道，便认为很有必要给她灌输与本案有关的法律知识，就像她曾对他讲解医学名词那样。

　　由于他们已经找到了关键性证人，腾出了晚上时间，斯考特便在晚饭后帮着凯特熟悉听证会程序，辩护时的各种战略，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性格上的冲突等。

　　为了避免让凯特深更半夜在空无一人的华尔街上行走，另外也不至干扰罗茜·庄的弹性作息时间，斯考特把与凯特会面的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他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私人公寓里，独自占据了整个第四层。凯特对此颇感惊讶，后来发现远不像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那幢白石头楼房实际只有二十一英尺宽。整个一层只包括一间面对后花园的起居室、一间小厨房、一间供一人住的不大的卧室和一间浴室。

　　她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极一般的单身汉的公寓，倘若有女人稍微布置一下，会给人一种温馨之感，但搞装修的却是专业人员，制造出一种霸道的气氛。

　　外出吃饭太耽误时间，斯考特就买回三明治，并用一只复杂的国外咖啡壶大张旗鼓地煮咖啡。

　　他们立即就进入工作状态。斯考特只吃喝了几口，就站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给凯特讲着，后者悉心倾听。

　　“暂且忘掉你在电影或电视上看到的关于法庭审判的情景。听证会和法庭不同。法律？有。证人？也有。但没有法官，主持者是委员会主席，做裁决的是行政官员。当然也没有陪审团，而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最后由他们作出决定。”

　　“幸好不是审判，”凯特说。“这太好了。”

　　“不对，其实更不利，”斯考特说，“取证的规则很不严谨。这意味着，我可以在法庭审判中排除的不利证词在听证会上却可以允许接受。评判你的是你的同行，而不是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况且眼下你们这一行正受到抨击，怨声载道。‘医生们都是吸血鬼，乱收费。’‘医生们关心的不是病人的健康，只贪图昂贵的外国车、免税的、实际是变相旅游的会议。’‘医生们钻医疗保险的空子，中饱私囊。’”

　　“不对，多数医生并非如此！”凯特愤然地说。

　　“可老百姓这样想。这意味着医生们认为他们全体都在攻击之内。于是就像早期移民似的，医生们只能用牛车把自己围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圈儿，捍卫自己的职业。抵御公众，抵御媒体。也抵御引火烧身的同行，这类人中很不幸就包括……”

　　“我，”凯特抢白说了出来。

　　“一点不错。”

　　凯特微微地点一下头，思忖道，他是不是想让我输掉？

　　“此事一边进行，你一边得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情的细节指点给我。但首先我要问你，你和罗茜有没有探清委员会中两位专业成员的医学背景？”

　　“我查了《纽约州医学辞典》……”

　　“医学辞典？”斯考特问。

　　“里面列出了州内所有内科和外科医生，有他们的简历，包括所上的学校、专业、隶属的医院、证书发放的委员会、科研成果等。”

　　“整个学术生涯，”斯考特说。“对特拉斯科特是怎么说的？”

　　“纽约市立大学。考耐尔医学院，贝利瑞医院实习的。住院医是在兰诺克斯山医院。1953年开始设私立诊所。没有专长，无委员会证书，”凯特说。“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时，他的护士说他不再接收新病人，他已处于半退休状态。”

　　“此人不妙，”斯考特说。“你知道老辈知识分子的心态，怀旧情绪极为强烈。看不惯年轻一辈的同事，认为他们自命不凡。爱唠叨他们过去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如今是投机取巧的年代。”

　　“不过，”凯特说。“从他上的是市立大学看，他家庭并不富裕。或许对靠个人奋斗的年轻医生富有同情心。”

　　斯考特表示同意地说：“我们权且认为他立场中立。沃德医生呢？你知道多少？”

　　“哈佛本科，耶鲁医学院。委员会发放的妇产科资历证书。还有肿瘤外科证书，”凯特说，“就职于圣路加妇科医院和长岛北岸医院。她还出过两本教材，若干篇论文。据我所知，她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

　　“好，很好，”斯考特激动地说。

　　“我对她可拿不准，”凯特说。

　　“根据她的背景和经历，以及为女子争夺权力的态度，她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女医生被送上十字架而袖手旁观，”斯考特自信地说。

　　凯特目无表情地摆摆头。

　　“凯特？”

　　“罗茜一直在考虑将来干妇产科，所以她听过一次沃德的演讲。沃德面对一群学医的女生和女住院医直言不讳地说她积极支持女权运动。但也提出了对妇女的要求。在同样的条件下，她要求女人比男人做得更好。罗茜听她说：‘一个黑人或犹太人失败的话，他代表的种族也就失败了。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失败也是此理。’”

　　“口气很硬，”斯考特说。

　　“女强人，”凯特附和道。

　　斯考特在她名字旁打上一个大问号。

　　接下来他又就在听证会期间应如何表现，该说什么，该回避什么，指点了凯特一番。尔后便把凯特送上出租车，返身回到公寓，独自对案子进行清理和思索。

　　他又给自己沏了一杯咖啡。他一只手拿着杯子，按照豪斯金斯可能问及的顺序把与听证会有关的所有文件都陈列出来。

　　凯特所写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的复印件。她记录下来的、采取的每一步治疗措施的医嘱复本。她要求做的各种血液化验的报告，克罗宁护士所写的关于病人最后一次血压、脉搏、心跳等的记录。导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内出血发生时，为拯救她生命所采取的步骤和药物。

　　最后是那份揭露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因的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他还有一封特洛伊医生写的对凯特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虽不乏赞美之辞，但不外乎是鼓励凯特·福莱斯特增强信心，并祝她走运。

　　凯特的同行们要表示支持就再好不过了。这并非指对她无条件支持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或是可以为凯特的行为作证的护士克罗宁和比特哈德，而是指老一些的、有些名声的医生。他们的支持将对委员会产生影响。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表示。

　　斯考特想起一句俗话，美国入侵古巴失利后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因引用这句话而使其流传很广。“成功有上千个父亲，但失败却是孤儿。”斯考特从没像现在这样对这句话体会得如此深刻。

　　他审阅着眼前的材料，觉得他最有利的证据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它同时却又是最致命的。

　　按证据陈述规则，委员会不允许凯特仅仅对病历照本宣科。她可以时不时看一眼病历，帮助她回忆，但必须用自己的话作证。而豪斯金斯在对她进行盘问时，却可以有选择地朗读病历，以便对凯特的证词、治疗决策以及那天夜里她所采取的各种医疗手段提出质疑。对于一个精明老练的起诉人员来说，刁难一位毫无经验的证人简直易如反掌。豪斯金斯恰恰是又精明又工于心计，因为他从事此行当己有十一个年头，别的什么都没干过。倘若他能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心满意足，就会得到他所觊觎的回报。在这种诱惑下，豪斯金斯将加倍玩命地置凯特·福莱斯特于死地。

　　对凯特具有毁灭性的惟一证据是解剖报告。就算斯考特能说动一些医生为凯特辩护，他们也无法解释验尸的结果，或是这样一个事实：倘若能诊断出宫外孕，手术治疗肯定能挽救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他只有一样法律上的秘密武器：里克对克劳迪亚吸毒习惯的作证。里克对豪斯金斯构成双重威胁：他可以作证克劳迪亚吸毒，此其一；其二是他只要一出场，就不仅能使豪斯金斯及委员会成员大为震惊，还能令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措手不及。

　　斯考特做了个次日一早给里克打电话的记号。上次见面后他每天早上都打电话给里克，提醒他听证会的时间。但主要是确保里克仍呆在他所说的地方，随时准备愿意作证。

　　然而斯考特仍是焦虑不安，极想物色到一位名望很大的医生，出面证明凯特那天夜里采取的行动从医学角度讲是完全正确的。

　　他惟一可能挖掘出的人选是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凯特听说在几周前召开的各科主任会议上，弗罗因德曾为她说过好话。所罗门·弗罗因德最近已退休，所以对市立医院和卡明斯院长都不再有任何义务和责任。而且他欠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人情的可能性也不大。

　　翌日，斯考特在医院所罗门·弗罗因德的办公室找到他时，老头正从墙上把他最后一本证书和文凭摘下来。那些东西在墙上挂了多年，留下了二十六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印痕。

　　斯考特·凡·克里夫还没开口，就听老头咕哝道：“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头衔挺动听的，但却意味着人老了，该滚蛋了！唉，用不着别人撵我。时间一到我主动走人。”

　　他转过身看到了斯考特。“哦，年轻人，找我有事吗？”

　　“我是个律师，”斯考特说。

　　“啊哈，死亡的天使！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是不是我四十年前看过的某个病人现在犯了头疼，告我治疗不当？”弗罗因德边说边把最后一份证书摞在其他证书上。

　　“我来是为了凯特·福莱斯特一事求你帮忙的。”

　　“求我帮忙？不瞒你说，我同情那位女子，可我能做什么？”弗罗因德问。

　　“我在这家医院没能找到一位愿意为福莱斯特作证的医生。”

　　“很自然。卡明斯已经发出了暗示，不管是谁，要是去为你的当事人辩护，就别指望在这儿长呆了。而谁又能怪他呢？他需要保住一座医院。医学界已今不如昔了，这也是我决定退休的原因之一。我们那时，病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经营的事屈居第二。当然了，如今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一年花的保险费能让过去的医生退休后过一辈子了。”

　　“保险、医疗保健、政府费用，这些都把医院逼成了赚钱机构。受够了！反正我是受够啦！”

　　斯考特毕恭毕敬地听着老人的牢骚。

　　“大夫，我希望能找几个证人，证明凯特·福莱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病情时既未失职，也没偏离常规治疗方法。”

　　“你知道我是神经科大夫，和施托伊弗桑特那姑娘得的病相隔很远。”

　　“我试着接触过几位妇产科专家，都没成功，”斯考特坦白地说。

　　“这不奇怪。让一个医生为你的当事人作证就等于说：‘当时换了我，我也得像她那样处理。’这就是说，我要是那样处理，施托伊弗桑特姑娘就会死在我手里。哪个医生愿意说这种话？”

　　“不过要是真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出面作证，便能起很大的作用。”

　　弗罗因德没有理会斯考特的请求。他着手把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拿下来，看着书脊上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分成几摞。一摞将运往佛罗里达州，其他的捐赠给医院图书馆。斯考特感到他此行又是一无所获，便转身朝门口走去。

　　“嘿，孩子，”弗罗因德叫道。“这个——这个听证会——什么时候开始？”

　　“星期一，”斯考特说，心里又燃起希望。

　　“星期一……”弗罗因德沉吟着。“真不巧。”

　　“怎么？”

　　“星期一我就上路去玩耍了——报纸和杂志报导在佛罗里达海滩度假的人用的是不是‘玩耍’这个词？在灿烂阳光下‘玩耍’。星期一，我和内蒂也将加入玩耍人的行列了。我们星期一从这儿离开。机票，所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

　　他又拿下一本大部头医学书，扫了一眼书名，放在小摞书籍之上。

　　“你知道，当医生的老婆真是味同嚼蜡，”弗罗因德说。

　　斯考特虽觉他的话不着边际，但仍没挪动脚步。老人显然在与自己的良心较劲。斯考特出于礼貌，只得听他把话讲完。

　　“过去那会儿，”弗罗因德说，“老婆，当然那时她只是未婚妻或女朋友。总之，我当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那会儿，我的内蒂经常独守空房，屡屡失望，都成习惯了。我的上班时间根本无规律可循。急救病人没完没了。我曾向她许诺说：‘内蒂，亲爱的，等我正式做医生时，就不会这样了。’后来的确不那样了，但变得更糟。成为一名正式的年轻医生后，你不分昼夜地得随叫随到。于是又是对老婆的许诺不算数，又是一次次的令她失望。”

　　“等后来你站稳了脚跟，一跃而为医学教授了，条件是不是好多了？非也！别的医生遇到疑难病症，病人生命垂危时，就给你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你得去帮着会诊。所以我只好向内蒂保证说：‘相信我，亲爱的。等我一退休……’她大笑，对我说：‘所尔，等我们上了飞机，空姐问咱们‘你们想喝点什么？’的时候我再相信你的话吧。’内蒂买的机票，安排的车子。星期一出发。而且，我们一卡车的家具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已经上路了。我们必须赶到那边去接家具。”

　　“我明白，”斯考特同情地说。

　　“你根本不明白！”弗罗因德厉声说，但马上又缓和了口气。“连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可能明白呢？你以为我是在拒绝你，拒绝福莱斯特医生？我真是别无选择。我下定了决心，这次决不能再让内蒂失望。再说那些法律上的事你也清楚。我曾在不止一次的治疗不当审判中当过证人。你去了，他们推迟了。你再去，他们又推迟了。你可以去一辈子，他们一万次地延期。实在对不住，年轻人。”

　　斯考特意识到会面结束了，虽然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弗罗因德，但一迈出医生办公室的门槛，他就把最后的、可能性最大的弗罗因德的名字从潜在的证人名单中划掉了。

　　物色证人不成功，斯考特只有三方面可以依靠了：凯特以及她在盘问下是否能做个挺得住的证人；他自己是否有能耐制服豪斯金斯找到的证人；最后便是里克·汤姆斯。

　　他目前必须立即采取的步骤是帮着凯特·福莱斯特练习如何应付未来几天她将面临的磨难。

　　凯特在斯考特的公寓里呆了一会儿后，就听后者说：“你作为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发生的事，你的观察和你的行动。除了这些不要多讲，不要主动说话。”

　　“明白了，光回答问题，不主动陈述。”

　　“这还不够，”斯考特说。“无论豪斯金斯如何歪曲你的回答，不要和他争。否则你就失去了一个理智聪明、有专业知识医生的风度，成了一个尖声乱叫、感情用事的妇女。”

　　凯特点头。

　　“现在演习一下。从你把布里斯科叫来开始。‘大夫，你为什么要把布里斯科叫来？’”

　　凯特佯装证人答道：“因为病人的症状和迹象极不明朗，而且她腹痛很像内脏感染，所以我觉得应该听一听一个外科大夫的意见，看是否有做进一步检查的必要。”

　　“你指望布里斯科医生会怎么做？”

　　“我简单给他介绍了病情后，指望他再自己做一遍检查。”

　　“为什么？”

　　“为什么？”凯特颇感迷惑，因为理由不言而喻。“为了听听别人的意见。”

　　“意思是你对你自己的判断是否立的住脚拿不准，是这样吧，大夫？”斯考特模仿起起诉律师的敌对口吻问。

　　“这不是我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各种症状、化验结果都无法做出确诊。我想证实一下我没有漏掉任何可能性，”凯特说。

　　斯考特立即咬住她的漏洞。“这么说你承认可能在治疗时忽略了某种可能性。”

　　“我什么也没承认！”凯特激动地抬高了声音。“遇到一个疑难病症，我只是想听听另一个医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做法。”

　　斯考特没有答话。沉默片刻后，凯特声调缓和地说：“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是的，”斯考特说。“回答，‘你为什么把布里斯科找来？’的合适说法是‘听听另外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够了。另一种意见在医学界古已有之，十分正常。千万不要说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之类的话。”

　　凯特点点头，决心不再掉进这类陷阱。

　　“我们接着练，”斯考特说。“大夫，布里斯科到达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讲了病人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还给他看了化验报告。然后他亲手进行了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

　　“什么结论？”

　　“在病人的症状不明显之前，只能继续打点滴、做化验、观察她呼吸、脉搏、心跳等情况，”凯特说。

　　“后来呢？”

　　“我又把病人一个血样送往化验室，就去看另一个病人了，”凯特说。“此外——”她突然打住。“我是不是又主动说了？”

　　“是的，”斯考特说。“这是本能。源于多数证人天真的想法：说出的事实越多，他们就可能相信你。你得学着克服这一点。”

　　“再接着往下说，”斯考特说。“布里斯科走后往化验室又送了一次血样。你又处理其他病人。之后豪斯金斯也许会问：‘大夫，自从你把第二次血样送到化验室，一直到结果回来，其中总共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稍多一点儿，”凯特说。＼、

　　“这么说两个小时之内你对病人一直没有理会？”

　　“我有其他病人！”凯特说，但马上又道歉说：“我是不是又争吵了？”

　　“是争吵的口气，”斯考特说。“我的问题是，足有两个小时你对病人未加处理？”

　　“克罗宁护士一直没间断观测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由于没有新的化验结果和明显的心跳、血压等变化，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都是危险的。”

　　斯考特摇头打断她。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凯特说。“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给予了病人必要的治疗。继续输液，继续观察她的心跳、呼吸、脉搏等情况。”

　　“说得对。简洁，准确无误。让豪斯金斯无懈可击。”

　　凯特点头一笑。“我有点摸门儿了。”

　　“是的。原谅我对你这么严厉。以后你会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斯考特说着电话铃响了。他因受到干扰，回答时没好气地说：“凡·克里夫！”

　　“嘿，孩子，”弗罗因德声音温和地说，“用不着嚷嚷。应该礼貌地、颇有风度地问声好。”

　　“你好，大夫，”斯考特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我把你的话跟内蒂说了。好像她一直在电视上收看施托伊弗桑特的事。她说：‘51年我们都等过来了，再为那个可爱的年轻女子多耽搁几天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那一卡车家具怎么办？”

　　“内蒂的兄弟比我聪明。他几年前就退休去了佛罗里达。他在那边替我们安置家具。要是你能保证让我星期一就完事，我就答应。”

　　“哦，太好啦，大夫！真不知该怎么谢你。”

　　“别谢我，应谢内蒂。你要是真谢她，她准说：‘何不给脑中风协会捐点儿钱。’那是她看好的慈善机构。让我作证时通知我一声。但得先让我看一眼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没问题。再次感谢，大夫。”他放下电话。弗罗因德，他将出面作证。

　　凯特松了一口气，颇受鼓舞地说：“他真好，肯为一个几乎是不认识的女人作证。”

　　“我觉得他并不把任何一个年轻医生当生人看，”斯考特说。“噢，我们再来加把劲。星期一已经不远了。”

第二十六章

　　斯考特虽已坐过一次这个颤颤巍巍的电梯，凯特却是第一次坐。他们来到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纽约市分部的楼层。电梯门打开时，阿尔伯特·豪斯金斯正好从门前路过，朝听证会的房间走去。

　　“啊，凡·克里夫！”豪斯金斯过分热情地打着招呼。“这位就是福莱斯特医生啰？”他对凯特笑脸相迎，暗自估量着她做证人的实力。他发觉她很漂亮。但这并不能说明她是个有威胁力的证人，因为他还感到她是不堪一击的。她的蓝眼睛似乎告诉了他她的弱点。“委员会的人都到齐了，我想我们也可以开始了。”

　　他殷勤地打了个手势，让凯特先行，三人朝听证会房间走去。

　　房间与凯特想像的大相径庭。她以为应像个法庭，虽比法庭小一号，但大体结构应一致。这个房间不仅比法庭小得多，其桌椅的排列还给人一种压抑和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三张长条桌子形成一个“U”字形。横着的那张后面有四把椅子，三把挨得很紧凑，一把单独靠在桌子的右端。另两张桌子面对面放着。中间的空档处放了一把供证人坐的椅子。靠墙的一面有个速记员，已做好记录的准备。

　　凯特落座后才意识到，整个听证会期间，她离将对她作出评判的委员会只有十英尺远。对她起诉的豪斯金斯坐在她对面，也超不过十二英尺的距离。

　　斯考特窥出了她的不安。他在桌子底下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他紧紧握住它，给她安慰。

　　凯特·福莱斯特虽内心不安地坐着，却有了打量她的法官们的机会。被任命主持听证会的非专业成员克莱伦斯·默特坐在中间，他左手是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右手是格莱迪斯·沃德医生。凯特惊讶地发现沃德比她四十二岁的年龄要年轻得多。她黑发，修饰得体，衣服很合身，穿一身黑色职业装，只是里面的丝质衬衫在领口处点缀出一抹红色。她五官娇小，却线条分明，稍微化了点淡妆。但她的黑眼睛却十分锐利，仿佛能洞穿一切。凯特想像着在做手术时，这双眼睛在她戴着的口罩上方向全体人员一扫，不需说一句话就能完全控制手术室的气氛。委员会主席默特跟她悄声交换了一句话她才微微露出笑容，透露出她温和的一面。可只瞬间她又变得正襟危坐，恢复了一位矜持医生的神色。

　　凯特的目光掠过主席默特，落在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身上。他六十来岁，满头银发，头颅硕大，身矮体胖。他要是个病人而不是医生，医生肯定立即建议他节食。他戴的一副无框眼镜总顺着他的宽鼻子往下滑，所以他不得不时常把它推上去。听证会尚未开始，特拉斯科特却早已埋头做着笔记，令凯特实在猜不出他在涂抹着什么。显然他属于那种勤奋类型的人，爱对尚未发生的事提早做出观察。

　　非专业委员克莱伦斯·默特不耐烦地坐在椅子里，等待着行政官员凯纹·卡希尔的到来。他盯住摆在他跟前的一块金表，似乎在提醒两位律师，他视时间为珍贵的财宝，须臾不得浪费。

　　这时，手拎一只鼓囊囊公文包的凯纹·卡希尔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房间，一迈进门坎就忙不迭道歉：“对不起，我从阿尔班尼来的班机晚点了。而且此时从拉加迪尔机场到这儿的交通糟的一塌糊涂。”

　　默特主席不以为然地说：“我从阿尔班尼来，从未都坐火车。”

　　卡希尔在那把单独的椅子上一落座，默特便宣布开始。“我想在座的都晓得聚在这里的原因，所以我的介绍就免了吧。豪斯金斯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豪斯金斯神色严肃，若有所思，他开口说：“主席先生，在做开场白之前，我想先展示几份与本案至关重要的材料，以资备案。”

　　他一边拿出材料一边解释着：“死去病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整个病厉及急诊科医嘱的部分内容。验尸官关于病人死因的报告。凯特·福莱斯特医生签署的死亡证书。”他将半个身子转向斯考特和凯特，神气活现地说：“我想凡·克里夫先生不会提出反对吧？”

　　“凡·克里夫先生？”默特先生问。

　　“不反对，先生。”

　　“豪斯金斯先生，请先发言吧。”

　　“默特主席、沃德医生、特拉斯科特医生、卡希尔先生，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对被告的生涯至关重大。在这艰难时期，我对她深表同情。但我希望委员会的成员应牢记，我们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保护医生，而是保护纽约州的百姓。有些医生缺乏训练、缺乏能力，或由于性格上的弱点，根本没有资格承担救死扶伤的重任，因而对百姓构成威胁。我们要保护老百姓逃离他们之手。”

　　性格上的弱点，凯特想。他到底想搞什么鬼名堂？难道他想攻击我的性格？说我神经不健全？这是不是斯考特让我提防的那种手段？

　　豪斯金斯接着说：“我们的证据将证明，这位女士，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不巧正是这样一个人。委员会应向州委员会建议，撤消她的行医资格。”

　　凯特瞥一眼斯考特，她本不想流露内心的忧虑，但却按捺不住。但斯考特故意不接触她的目光，对主席说：

　　“默特先生，被告觉得暂时没有必要做陈述。”

　　凯特却气不过地说：“我没有资格？对老百姓构成威胁？”

　　默特摆出一副长者宽容的姿态，笑着摇摇头：“凡·克里夫先生，你能不能开导一下你的当事人，进行法律程序在行为举止上要有所收敛？”

　　“当然可以，先生。对不起。”

　　斯考特拽住凯特的手，拉她走到门口，严厉地轻声说：“我提醒过你，不要感情用事。作证时要这样，不作证时更得如此。豪斯金斯是在给你设陷阱。你竟傻乎乎地往里跳。那些委员会成员已经对你有了不好的印象。”

　　“豪斯金斯如此嚣张地指责我，就这么便宜了他，我们还来这里干吗？索性判我有罪宣布散会岂不更痛快？”凯特说。

　　“我根本没想让豪斯金斯讨什么便宜。可我得按照我的方式行事！”斯考特几乎压抑小住自己的声音：“如果你对我有信心，就相信我。我每个官司都没有像这个似的渴望打赢它，因为是为了你。”

　　凯特意识到他的话远远超过了一个律师对当事人的承诺。她抬头凝视着他灰色的眼睛，在那里觅到了她需要的慰藉。

　　“对不起，”她喃喃说。“我听你的。”

　　他俩走回被告坐的席位。斯考特对主席说：“默特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从现在起听证会将不再受到干扰。”

　　“很好，”默特说罢转向豪斯金斯：“你是不是该请第一个证人了，先生？”

　　豪斯金斯没宣布证人的名字，而是踱到门口，和守卫嘀咕了几句。守卫离去，一忽儿又回转来。两人又交换了一句话，豪斯金斯走到门口，将他的第一个证人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引了进来。她身后紧跟着她丈夫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

　　斯考特按了一下凯特的手。“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他低声问。凯特点点头。然后斯考特从椅子上站起来。

　　“主席先生，我能否问一下，豪斯金斯打算让这个女人当他第一证人吗？”

　　“我是这样打算的，”豪斯金斯边说边陪着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走到证人椅子旁。

　　“如果是这样，”斯考特接着说，“我反对她作证，理由是她对委员会提供不出实质性或有关联的证据。”

　　“恰恰相反，”豪斯金斯表示反对。

　　但斯考特并没住口。“这个女人不是医生，因此对此次治疗事件期间发生的一切无权发表判断。不言而喻，她能起到的惟一作用是为此次听证会增添感情色彩，而听证会却只需要纯粹的医学方面的证据。”

　　豪斯金斯悲伤地摇摇头，说：“我这位值得尊敬的年轻同行在行政委员会面前做辩护律师实在是缺乏训练。虽然这个女人的证词在法庭上可能会被认为不太相关，但我敢担保，本委员会是希望聆听她作证的，哪怕仅仅是为了了解一下她年轻女儿不幸夭折时的情况。我请求行政官员卡希尔作出裁决。”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凯纹·卡希尔的方向。卡希尔心里十分清楚他舅舅的意图，轻咳了一声，说道：“主席先生，允许这个女人以证人的身份出现无疑会使听证会掀起强烈的感情波澜。”

　　凯特和斯考特都觉得他们一开始就占了上风，然而他们的乐观好景不长。只听卡希尔继续说：“但我们也要从另一方面考虑。倘若任何一位把一定程度的感情色彩带到法律面前的证人都无资格作证，那么任何审判的一半证人都将被取缔作证的权力。今天来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亲眼看到整个事件经过的目击人。虽说她不具备专业知识，无从对所发生的作出评价，却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发生之事陈述给我们的人中的一位。事发中的是非自有本委员会的专家来权衡。假如从一开始豪斯金斯先生就不向证人提出医学方面的问题，她便完全具有在本次听证会上作证的资格。”

　　斯考特对凯特低语道：“他其实根本用不着如此啰嗦。”

　　默特主席打手势让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坐到证人椅子上。她落座后，速记员让她宣誓，并让她说出她的姓名和地址。

　　“诺拉·施托伊弗桑特。纽约市派克大道九百八十七号，”她答道。

　　默特先生插话说：“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我想让你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完全理解你现在痛苦的心情。在任何时候你觉得需要休息一下，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谢谢你，默特先生，”她客套地说，好像克莱伦斯·默特压根儿不是她家的常客。

　　默特示意豪斯金斯可以开始提问。

　　“我亲爱的女士，我向你担保，我对你同情的程度谁也比不了。把一个身患微恙的年轻女儿送到一个据说是一流的医院，眼睁睁看着她不到十几个小时就葬送了生命，这无疑是一个母亲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

　　斯考特半欠起身，抗议道：“默特先生，这正是我所反对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腔调。我们能不能让豪斯金斯先生停止这种感伤的诱引，直接向他的证人获取所谓的证据？”

　　默特没好气地转向斯考特：“凡·克里夫先生，我觉得豪斯金斯先生同情心的自然流露既无伤大雅，也没害处。除非卡希尔先生驳回我的看法，否则我觉得豪斯金斯的话没错。卡希尔先生？”

　　“鉴于现在的情况，豪斯金斯先生的话是自然得体的，”年轻的卡希尔裁决说。

　　凯特注意到，卡希尔简短地说完后，目光朝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方向瞟了一眼，后者面无表情地坐在豪斯金斯一边桌子的下角。施托伊弗桑特的存在显然具有威慑力，他虽一言未发，却控制了整个听证会的气氛。

　　卡希尔裁决完后，豪斯金斯便无所忌惮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请你尽量简单地告诉我们那个不幸的晚上你在抵达市立医院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那个星期六晚上约八点钟，我女儿克劳迪亚给我打来电话。当时她自己在外面已经住了一年左右。她打电话让我过去。她身体不太舒服。恶心、呕吐、轻微腹泻。她吃了点普通的药不管用，我就打电话给我们自己的医生。但伊夫斯医生出城了。所以我便决定带她去一所当时我认为是很好的医院——市立医院。后来我悲伤地意识到，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你到那以后发生了什么？”豪斯金斯追问。

　　诺拉·施托伊弗桑特按照他事先吩咐她的方式接着叙述着。“我们到了急诊科，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后才允许进入。我想这是他们必要的手续。然后我们被带进一间检查室。”

　　“后来呢？”

　　“我当然要叫一位医生来。可她们却派来一名护士。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克罗宁。我再次提出要医生时，她告诉我一个医生很快就到。于是她忙着给我女儿量血压、脉搏等。我抗议说：‘别耽误时间了，快给我女儿请个医生来！’但这个护士我行我素，光答应着医生马上就到，而实际根本没医生露面。”

　　“一个医生都没来？”豪斯金斯问。

　　“直到我愤怒地请求后才来。”

　　“那么医生来到后……”豪斯金斯说。

　　“医生就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朝被告席瞪了一眼——“就是那个女人。”

　　“她都干了什么？”

　　“跟护士做的差不多。她摸克劳迪亚的脉搏，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她撇下我女儿，去看别的病人了。”

　　“你是说她只问了几个问题就走了？”豪斯金斯佯装惊讶地问。

　　“我求她不要离开时，她推我。”

　　“推你？”豪斯金斯装出不可思议的样子，以此让证人讲出细节。

　　“她粗鲁地把我往旁边一推，就去看别的病人了。”

　　“你是说她对你动手了？”豪斯金斯问，装出震惊的样子。

　　“把我推到一边就走了！”诺拉·施托伊弗桑特又说了一遍。

　　凯特拽了一下斯考特的衣袖，让他反驳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指责，但后者仍兀自做着笔记。

　　“我想她只推了你一次吧？”豪斯金斯问。

　　“不是，后来她又推过我，是几个小时以后，”女人说着瞪了凯特一眼。

　　“福莱斯特医生第一次攻击完你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斯考特起身表示抗议。“默特先生，请吩咐豪斯金斯先生不要对我当事人的行为下定义！”

　　“凡·克里夫先生，”默特答道，“动手粗野地推人还算不上攻击，那么怎么才算人身攻击？难道非得使棒球拍或开枪不成？”

　　“我要求在记录上注明没有暴力的证据，而且我反对这种定义式的描述，”斯考特亦不退步。

　　默特颇不耐烦地吩咐速记员：“就照他说的记录。”接着又对豪斯金斯说：“对不起打断了，请继续。”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请问后来事情是如何进展的？”

　　“医生终于回来了。她又问了一些问题。抽了点血送去化验，然后说她得等化验结果。”

　　“就这些？”豪斯金斯问。

　　“她嘱咐护士继续输液，量克劳迪亚的脉搏和血压。我央求她至少给克劳迪亚服用点抗菌药，但她不听。”

　　“你要求服用抗菌药，遭到这个医生的拒绝？”豪斯金斯口吻忧虑地问。

　　“是的！”施托伊弗桑特义正词严地说。

　　“福莱斯特医生所做的就是这些？”

　　“不。她回来过几次，一直不知该如何处理，最后找来了另一个医生。其实她早该那样做。”

　　斯考特还没来得及抗议，豪斯金斯立即又抛出另一个问题：“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无论是福莱斯特还是布里斯科，除了输液之外，他们是什么时候真正对你女儿开始治疗的？”

　　“他们一直没对她进行治疗！”女人气愤地说。“只有一次他们打算采取措施，当时布里斯科医生要来一根针，想插进身体探查是否有内出血。就在那时……那时克劳迪亚就停止了呼吸。”

　　“后来呢？”

　　“他们赶忙把她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跟过去，但那个女人把我关在了屋外。”

　　“你后来又是什么时候再见到福莱斯特或布里斯科医生的？”

　　“她”——女人指向凯特——“她从那个房间走出来。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就猜出了一切。我说：‘你害死了她。你们这些人害死了她！’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的话——‘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我们尽力了。’他们真算尽了力！其实什么也没干！后来证明，他们真要尽力的话，是可以救活她的！”她愤然地说。“至少他们应该让我进去。也许我也能做点什么……做点什么。”痛心的女人挺不住啜泣起来。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豪斯金斯说，想鼓励她再讲下去。“再问你几个问题。你还能接着说吗？还是希望休息一下？”

　　斯考特心中窝火，但什么也没对凯特说。他见过这种采用卑鄙手法的律师，一心想利用证人达到某种感情上的效果。但却很少遇到过像豪斯金斯脸皮那样厚的人。他不仅想利用三位委员会委员的同情心，还时不时地用目光逡巡施托伊弗桑特，希冀那位大亨在听证会结束后仍能对他记忆犹新。斯考特坚信，豪斯金斯的野心肯定是企图在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家房地产企业或律师事务所中谋个有利可图的差事。为达此目的，他不惜对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极尽谄媚巴结之能事，以便无情地摧毁凯特和她的前程。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稍恢复了平静，从湿手绢里抬起了她布满泪痕的脸。豪斯金斯温和地问：“太太，你还能接着讲吗？”她点点头。于是豪斯金斯继续说：“这么说你女儿生命垂危时，他们把你关在了门外。后来这个女人出来告诉了你——再后来呢，施托伊弗桑特太太？”

　　“有个人……我记不清是谁了……搀着我走回我的轿车。我带女儿坐车来时她还仅仅是有些不舒服而已，现在她却死了，撇下了我一个人。”她又哽咽起来，说：“一个人了……一个人了。”

　　豪斯金斯感到他已从证人身上创造出最大的情感效果，便将为这一时刻准备好的话语说出来：

　　“夫人，我相信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悲伤的时刻十分理解和同情你的感受。我没有问题了。”

　　作证终于结束，诺拉·施托伊弗桑特由于摆脱了紧张感，悲恸欲绝的眼泪便似潮水般流淌出来。

　　“凡·克里夫先生？”默特主席对他说，“你想盘问这位证人吗？”然而默特的口气却透露出这样的潜台词：你有盘问她的胆量吗？

　　趁斯考特思考着回答时，凯特观察了一下评判者们的面部表情。

　　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不停地写着，嘴角始终在扭曲地蠕动，好像嘴里装了一副不合适的假牙，要把它弄舒服。他所听到的一切仿佛使他心绪不宁，并打算在他的感受消失前将它们记录下来。

　　格莱迪斯·沃德医生依旧是一副无动于衷，离群索居的样子。她的内心活动掩饰的天衣无缝。她的黑眼睛尽量不朝凯特看，但后来却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她，凯特觉得那目光包含着谴责。

　　主席默特摆弄着眼前的材料，然后将身子朝行政官员卡希尔的方向一歪后者便离开座位，悄悄与主席耳语了几句。卡希尔回到座位后，默特对斯考特说：

　　“凡·克里夫先生？我们正等着你的答复。”

第二十七章

　　斯考特·凡·克里夫深知，盘问一位感情冲动的证人，尤其是一个痛不欲生的母亲时，不就等于往别人设好的陷阱里跳，于是他说：“默特先生，我在问几个问题之前，非常乐意先让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休息一会儿。”

　　诺拉·施托伊弗桑特揩拭了一下眼睛，抽泣地说：“我没事。我可以尽力回答。”

　　豪斯金斯得意洋洋地靠在椅子里，心想凡·克里夫对诺拉·施托伊弗桑特攻击得越强烈，委员会就会越对她表示同情。

　　斯考特在向证人发问时，也意识到了这层危险。“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回答我问题之前，不必着急，考虑好了再说。”

　　“谢谢，”她答道，表面是谢话，却透着敌意。她用手帕又擦了把泪湿的双眼。

　　“当你把女儿送往市立医院时，她的病情是轻微，不轻不重，还是很严重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轻不重，”她答道，以为这个答复最为稳妥。

　　“不是很严重？”斯考特想缩小范围。

　　“不轻不重，”她又说了一遍。

　　“没有到已很危险的程度？”斯考特追问。

　　“是不轻不重，”她坚持说。

　　“已威胁到生命？”斯考特仍不罢休。

　　豪斯金斯笨重地站起来。“主席先生，行政官员先生，我从常识的角度请二位考虑，像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这样的并非医学专家的一位母亲，怎能回答判断病人病情的问题？”

　　“说得有道理，豪斯金斯先生！可是几分钟之前她却说”——斯考特看了一眼笔记——“‘我带着身体稍微不适的女儿到达医院。’假如五分钟前她说的话可信，那么我想现在也该如此。”

　　“你想说明什么？”克拉伦斯·默特插问。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想给委员会这样一个印象，即她女儿只是稍有不适，所以她的死是福莱斯特医生治疗不当造成的，而事实却是病人在被送到医院时病情就已十分严重，只是由于某种假象蒙蔽了福莱斯特医生的诊断，具体细节我以后再说。”

　　豪斯金斯不以为然地笑道：“凡·克里夫先生，我一直以为一名医生在判断病情方面应该比一个门外汉要有本事。所以在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看来是轻微或不轻不重的病症，一个合格的有本事的医生应该很轻易地就能看出它是否‘严重’、‘危险’和‘威胁到生命’。”

　　卡希尔这时抢白说：“本行政官员裁决如下：既然证人不是医学专家，不得让其就疾病问题发表看法。她只能就事实作证。”

　　“裁决完毕，”默特说，举起木槌朝桌面狠狠砸了一下。“继续吧，凡·克里夫先生，但要改问别的问题。”

　　斯考特别无选择。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根据你的作证，事发时你女儿并不住在家里，是不是？”

　　“这年头的年轻人！张口闭口的自由。想得到他们自己的空间！离家出走，闹独立。只要老爸仍大笔大笔地给钱有什么不好！”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到那天晚上为止，克劳迪亚离家单独居住有多久了？”斯考特问。

　　“八个月，或许更长些，”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答道。马上又补上一句：“比八个月长。我记得克劳德曾说，克劳迪亚离家已快一年了，却从没邀请我们到她格林威治村的住处去过。”

　　“那段时间，你和女儿有联系吗？”

　　豪斯金斯从他坐着的位置对行政官员说：“卡希尔先生，我们在这儿探讨的是一名医生是否有能力继续行医的问题，问一些她的受害者家庭生活的问题与本案能有什么关联呢？”

　　“凡·克里夫先生？”卡希尔以法官的口吻询问道。

　　“我反对豪斯金斯先生使用‘受害者’的字眼儿！至于有什么关联我马上会说到，”斯考特说。“施托伊弗桑特太太？”

　　“克劳迪亚给我们打电话。时不时地。”

　　“经常吗？”斯考特问。

　　“我说了，时不时地，”证人答道。

　　“她有没有在那些电话里提过一个叫里克·汤姆斯的人？”

　　“里克·汤姆斯？”女人愕然地重复了一声，但佯装出迷惑不解。

　　“你熟悉这个名字吗？”

　　诺拉·施托伊弗桑特迟疑了一下，说：“不，不，没听说过。”

　　“你女儿和里克·汤姆斯住在一起，你听说这个会不会感到吃惊——”

　　斯考特还没把话问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手指着他，冲着主席嚷嚷道：“我不能容忍！我绝不能容忍用这种卑鄙的讼棍手段，败坏我死去女儿的名声！我要求你勒令此人收回他的诽谤指责。”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主席想制止对方的发作。“相信我，我们都十分清楚你作为受害人父亲所承受的痛苦。但为了本州人民以及你的利益，我们必须遵照一定的秩序进行这次听证会。”

　　施托伊弗桑特脸涨得通红，眼里射出愤怒的目光，又慢慢坐进椅子里。

　　默特示意斯考特继续进行。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我刚才问你一个叫里克·汤姆斯的人。”

　　豪斯金斯起身反驳。“默特先生，既然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已经说了她不认识什么里克·汤姆斯，难道还要逼她说知道这个人不可吗？我肯定卡希尔先生同意我的看法。请让凡·克里夫先生将这一问题打住。假如他不再有对本案能起到帮助和启发作用的问题，我要求他结束盘问，从而使证人和她丈夫免受痛苦的折磨。”

　　豪斯金斯指望斯考特会让步，便没有坐下，准备传唤他下一个证人。

　　“我还有几个问题，默特先生，”斯考特答道。

　　“继续吧，”克莱伦斯·默特说。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你女儿是个习惯性服用毒品者，无论是非法或合法药品，对此你了解吗？”

　　施托伊弗桑特再度跳将起来。“屁话！我强烈要求你勒令他禁止污蔑我女儿！”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请让我按我的方式处理，”默特说。“凡·克里夫先生，你能否拿出验尸官的报告或医院的化验报告证明你的说法？”

　　“主席先生，我有足够的理由让您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

　　“如果是这样，验尸官的报告应该有所提及，”豪斯金斯争辩道。“而事实却对此只字未提。这你怎么解释，凡·克里夫先生？”

　　“有人对我解释说，一旦确立了死因，验尸官便觉得没有必要寻找吸毒证据了，”斯考特答道。

　　“医院的化验报告怎么也没提？”豪斯金斯挑战地说。“要是真有这样的报告，凡·克里夫先生无疑会急不可待地把它拿出来备案的。”

　　“我的当事人曾要求对病人的血液进行毒性检查。而且这样的检查的确做了。但不知怎么在病历中丢失了，”斯考特说。

　　“‘从病历中丢失了’，”豪斯金斯讥讽地说。“首先，我们的凡·克里夫先生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叫里克·汤姆斯的神秘而子虚乌有的人物。现在他又说有一份从病人的病历中丢失的化验报告。凡此种种不外乎是要攻击和糟蹋一个死去的、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女人的声誉。我强烈要求凡·克里夫先生把里克·汤姆斯请来！而且把那份‘从病历中丢失’的化验报告拿给我们过目！”

　　“凡·克里夫先生？”主席默特附和着豪斯金斯的要求。

　　“我将尽力满足豪斯金斯先生的要求，”斯考特说。他觉得他已为里克·汤姆斯的出场铺平了道路，便不再继续纠缠下去，而接着盘问证人。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你刚才曾指控福莱斯特医生袭击了你。”

　　“是的！因为事实如此！”证人振振有词地说。

　　“此事发生时你知道医生要去哪儿吗？”

　　“不知道。”

　　“你难道没听见一名护士招呼她去看另一个急诊病人？”

　　“是的，好像有别的病人，”诺拉·施托伊弗桑特承认说。

　　“所以依我看她并没‘抛下’你女儿不管，而是暂时离开她去看别的病人，这样说是不是合理？”

　　“我只关心我女儿的健康和安全。”

　　“所以你才站在门口，拦住福莱斯特医生不让她离开？”斯考特问。

　　“我不能允许她离开我女儿，她比我想像的要病得厉害，”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答道。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如果你知道福莱斯特医生去抢救一个可能会发作严重心脏病、不马上治疗就将死亡的病人，你还会拦住她的路吗？”斯考特问。

　　“我惟一感兴趣的病人就是我女儿，”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斯考特见证人不再哭泣，开始向他反驳，心中不禁高兴，又接着说：“我同意你的说法，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一个母亲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孩子的安危。可福莱斯特医生那天晚上却要对许多生命负责。对所有病人的疾病都要治疗。由于你挡住了她的路，她从你身边过去给别人治病时，当然会碰着你。你现在还管这叫对你的人身攻击吗？”

　　“她把我推到了一边！”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指责说。“假如我要不让步的话，她可能动手还会动得更厉害！”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如果你管去给别的病人看病。从你身边走过时擦了你一下叫‘人身攻击’，而且认为你不让步的话她会变得更凶，那么是不是说，当时你心里还想着另一件事，对不对？”

　　证人紧盯着他，没有回答。

　　斯考特的话使豪斯金斯稍微坐直了身子。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眼睛在他黝黑瘦削的脸上眯成一条缝。特拉斯科特医生从笔记本上抬起了头。一直没有做笔记的格莱迪斯·沃德医生颇感兴趣地看向斯考特。

　　主席默特似乎要说什么，朝凯纹·卡希尔瞥了一眼，但行政官员并没有鼓励他出面打断的意思。于是斯考特又接着问：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见她不开口，斯考特说：“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布里斯科医生扶着你走回你的轿车时，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

　　“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她立即否认。

　　“奇怪，因为好几个人，其中包括布里斯科医生和福莱斯特医生都听见你说：‘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你记得吗？”

　　“我讲过了我不记得说过什么，”她厉声说。

　　豪斯金斯和卡希尔留意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愈来愈气愤，便同时站起来。抢先发话的是行政官员，他一板一眼地说：

　　“主席先生，凡·克里夫先生采用的这些毫无道理的手法与其说在帮着本委员会了解事实，不如说是折磨证人。实际上，他的整个盘问方式都侧重于细枝末节，仿佛旨在混淆真正的问题所在，即福莱斯特医生是否有继续做医生的资格。”

　　“我的问题与那天晚上在九个关键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有着直接关联，在正式辩护时我会说清楚的，”斯考特说。

　　凯纹考虑到自己的话已被速记员记录下来，倘发生上诉，别人将审阅那些话，便裁决道：“倘若真的有关联，我暂时允许你继续问下去。”

　　斯考特转向证人。“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你说过还是没说过：‘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我根本没说过！”她强硬地说。

　　“那我是不是得认为，听到你说过此话的布里斯科医生、福莱斯特医生及其他人是在撒谎？”

　　“撒谎又怎么样？”女人差点儿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害我女儿方面他们都有份！现在他们又用谎言想保住自己！保住福莱斯特医生。医生们都会耍小阴谋，保护他们自己的垄断权！”

　　她说罢站起来，冲凯特·福莱斯特嚷道：“你害死了她！现在你的律师满口胡言还想保护你！你跑不掉的！休想！跟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较量，休想占便宜！”

　　发泄完脾气后，诺拉·施托伊弗桑特又一屁股坐回到证人席上。

　　凡·克里夫语气平和地问：“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你记不记得福莱斯特医生问你女儿，她性生活是否频繁？”对方没回答，于是斯考特又问：“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记得吗？”女人略微点点头。斯考特转向主席。“默特先生，我们能不能让速记员记录上，证人用点头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然可以。接着往下问，凡·克里夫先生。”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你记不记得你女儿是怎样回答那个问题的？”诺拉·施托伊弗桑特仍是没马上作答。“如果你又记不清了，让我帮你回忆一下。你女儿否认她性生活频繁。我说的对不对？”

　　女人再次微微一点头。

　　“医生是不是还问过她有没有来月经？”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又点点头。“你女儿是不是说她来月经了？”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再次点头。

　　斯考特沉吟片刻，问：“施托伊弗桑特太太，通过验尸官的报告我们现在都知道，她的回答是假的。你女儿向给她治病的医生撒谎，你能说出原因吗？”

　　“不……不……我不知道原因，”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嗫嚅着，声音小的速记员几乎听不见。

　　“谢谢你，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没问题了。”斯考特转过身，却又佯装忽然又想起什么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当别人听见你说‘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你所指的到底是谁？”

　　“我对你说过了，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她抗议道。

　　“你对那个人的惧怕以及你女儿回答医生问题时闪烁其辞说假话，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斯考特问。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豪斯金斯忙起身救援。“主席先生，对于一个纯属臆测的问题，证人没有必要答复。”

　　“当然，”斯考特说。“对不起，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也没问题了，”豪斯金斯说。

　　他走到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身旁，扶她站起来，搀她走回她丈夫身边，同时嘴里安慰地说着：“我知道这实在是折磨人。我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敬佩你坚持了这么久。谢谢你。我所代表的这个州的人民也谢谢你。”

　　他把她交给她丈夫。“你们俩可以退席了，先生。”

　　施托伊弗桑特神色严肃地点点头。他吻了一下妻子，意思是说她现在可以走了，而他还没有离去的意图。

　　“我也想留下，”她温和地要求说。

　　“今天你受的够多的了，亲爱的，”施托伊弗桑特说。

　　“我得维护克劳迪亚的名声，一想到……”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我会替你做的，亲爱的。你先回家吧，休息休息，忘掉今天倒霉的事。”

　　见她仍迟疑不定，他说：“诺拉，回去！”于是她乖乖地听从了她丈夫的吩咐。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一离开房间，豪斯金斯便凑到委员会桌前，示意卡希尔也加入过去。为了防止他们之间私下里搞什么名堂，斯考特也急忙凑了上去。

　　“默特先生，”检查官说，“我想变更一下听证会的程序。”

　　斯考特反驳说：“我们已经说好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作完证后，让弗罗因德医生出席。他为了今天到这儿来，推迟了迁往佛罗里达的时间。”他责难豪斯金斯说：“对此你是不是曾经表示过同意？”

　　“噢，没错。我会恪守诺言的。我只不过想先叫出另一个证人。时间不长，我向你保证。其实需要占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你，凡·克里夫。”

　　斯考特狐疑而好奇地问：“取决于我？你的新证人是谁？”

　　“你！”豪斯金斯说。

　　“你疯了？”斯考特还击道。

　　豪斯金斯将斯考特撇在一边，要求行政官员作出裁定。“卡希尔先生，从凡·克里夫先生最后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了解一些事情，却瞒着我们大家。因此我提议，为使听证会全面而公正，要求他把知道的情况透露给我们。”

　　凯纹·卡希尔就这一提议想了一下，然后裁决道，“你说得很有道理，豪斯金斯先生。凡·克里夫先生的臆测和想像不应转移本委员会的注意力，偏离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他对速记员说：“请让凡·克里夫先生发誓！”

　　斯考特在证人椅子上落座后，豪斯金斯问道：“凡·克里夫先生，你是本州律师协会的一名不错的会员，是吧？”

　　“是的。”

　　“那你应该知道，你必须对任何在法庭或任何法律场合由你带来的证人负责，是不是？”

　　“是的。”

　　“而且作为协会的成员，你是不是也该对你在法庭或任何法律场合所讲的话负责？”

　　“当然。”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作证时，你是不是问到她一个叫里克·汤姆斯的人？”

　　“是的。”

　　“你是不是还说，在我们所讨论的事件发生之前，这个汤姆斯曾和施托伊弗桑特的女儿同居？”

　　“说过。”

　　“这种说法的来源是什么，先生？”

　　“里克·汤姆斯，”斯考特答道。

　　“你知不知道，律师，本委员会有传唤权？所以要是真有汤姆斯先生这么个人，我们是可以传他到这里来作证的？”

　　“这我当然知道。”

　　“你有没有发传票传他？”豪斯金斯问。

　　“没有。我承认没传他，”斯考特说。

　　“啊哈！”豪斯金斯仿佛抓住了斯考特的辫子。“就我们所知，你所说的这一事件中的受害人与这个想像中的汤姆斯先生同居的说法千真万确是个骗局。”

　　“不是骗局，”斯考特不动声色地说。“我仍旧反对你使用‘受害人’的字眼儿！”

　　“你指责施托伊弗桑特小姐吸毒，也是听里克·汤姆斯说的吗？”豪斯金斯问。

　　“谁会比跟她同居的人知道得更清楚？”斯考特反问道。

　　“凡·克里夫先生，就我而言，我宁愿自己作出结论。这个庄严的委员会也会这样做的。里克·汤姆斯的确是你头脑中的产物。你把他编造出来的目的正如施托伊弗桑特指责你时说的那样，想玷污他死去的毫无防卫能力的女儿，企图让你的当事人逃脱罪责！事情就是如此！”

　　他说罢立即从斯考特身旁走开，同时朝施托伊弗桑特瞥了一眼，以期得到他的赞许。他看到他的期待终于如愿以偿。

　　斯考特·凡·克里夫离开证人席，坐回到凯特身旁。刚结束的对峙显然令凯特很担忧。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见过里克？我们还跟他谈过，这我能作证，”她急迫地低声说。

　　“哦，用不着，进展得很好。我已让他进了圈套。他中计了。等我把里克·汤姆斯带进房间，说：‘先生们，这就是那个神秘兮兮的汤姆斯先生，准备来作证！’时，委员会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豪斯金斯曾大肆渲染里克是我想像出来的。”

　　把弗罗因德医生请来作证前，默特主席宣布休息一下。

　　斯考特·凡·克里夫趁机冲到走廊的一部公用电话机旁，打了个简短的电话。他按下号码，铃声响了两遍后传来了回话声。

　　“里克？斯考特·凡·克里夫。你怎么样？”

　　“不错，哥儿们。好极了。”

　　“准备好。我到时会叫你。一定要穿上那件我给你的新衬衣和领带。”

　　“知道了，知道，”里克说。

　　斯考特回到听证会房间，对接下去的程序充满信心。

第二十八章

　　出于对弗罗因德医生在市立医院工作多年的尊敬，斯考特·凡·克里夫、默特主席和豪斯金斯律师事先曾达成协议，破例提前让所罗门·弗罗因德来听证会为被告作证，以便他能顺利地退休后离开纽约。

　　弗罗因德已完全秃顶，发光的粉红色脑瓜上只剩下一圈白发。他两颊凹陷，胡子却刮得很干净。他整个脸瘦骨嶙峋，就像X光片里照出来的一样，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穿一身黑色西服，马甲上挂着一条金链，链下吊着一把美国大学高材生联谊会赠给他的钥匙。这个奖励还是他五十多年前得的。

　　弗罗因德作为证人发过誓后，默特主席朝斯考特·凡·克里夫一点头，示意让他开始。

　　“你的名字，先生？”

　　“所罗门·弗罗因德，”老人答道。

　　“职业？”

　　“医生。”

　　“先生，从你接受训练到行医已经有多少年了？”

　　“五十二年。”

　　“弗罗因德先生，你对大城市医院的操作程序和实践熟悉吗？尤其是市立医院？”

　　“我在纽约的大医院里做过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和正式医生。在市立医院干了三十四年。”

　　“你对急诊科的情况熟悉吗，先生？”

　　“应该熟悉。直到几个礼拜我退休前，凡遇到特别疑难的病症，需要神经外科大夫磋商时，他们就叫我去。”

　　斯考特转身对行政官卡希尔说：“我们现在已确定弗罗因德医生是一位专家证人，是否可以让他自由发表意见？”

　　卡希尔点头表示同意。

　　斯考特接着说：“弗罗因德医生，几天前我给了你一份病历复本，病人叫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你是否抽出时间熟读了病历？”

　　“我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病历，”弗罗因德答道。

　　“你觉得这份急诊病历是不是写得很得体？”

　　“不仅得体，还十分详尽，”老人说。

　　“根据你说的，医生，另外考虑到病人的症状、迹象、化验报告等等，如果那天晚上是你给施托伊弗桑特小姐治病，你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吗？”

　　“不会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症状得出不同的诊断。发烧、恶心、呕吐、腹泻，我们谁都有过这些症状，但一旦吃在肚子里的不好的食物吐出来后，那些症状就自行消失了。”

　　“面对这些症状你会怎么办？”

　　“继续观察，注意有无明显的变化。只能如此而已。”

　　“症状严重吗？”

　　“哦，不严重，”弗罗因德答道。

　　“表明有严重的内出血吗？”

　　“虽然内出血也会有这些症状，但我认为那样的话症状将更加明显。而且化验报告结果也会令人吃惊，”弗罗因德说。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实际上是有严重的内出血，但病人的症状和化验报告却没反应出来，你怎么解释这一事实呢？”斯考特问。

　　“正如委员会中我这些优秀的同行们所知道的，许多因素可以遮掩症状和迹象，比如脱水。另一种可能是病人服用药物，致使症状不明显。”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从椅子上跳起来：“屁话，克莱伦斯！”接着他控制住自己，却仍怒气冲冲地说：“主席先生，难道你允许这个证人做我们已阻止凡·克里夫所做的事吗？我绝不容忍这种对我女儿名誉进行攻击的行径。我要求你把这一点对凡·克里夫和这个证人讲清楚！”

　　施托伊弗桑特前一次发作时弗罗因德不在场，于是他转过头对他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你就是吧……我没有攻击你女儿，我也没这个意图。”

　　“你指责她吸毒！”施托伊弗桑特吼道。

　　“我亲爱的朋友，”弗罗因德答道，“难道你在深更半夜从没因肚子疼，恶心或心口烧的晃起来过？然后吃了点药又接着去睡？”

　　“当然有过。可你说服用药品！”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非法药物。不过我指的是一般的药品，人人家的药柜里都有的那种。有些可使人兴奋，有些没这种功效，但它们都是药。最简单的药也能起到我所说的作用，比如一些通用的碱性药品，我们在患严重腹泻和脱水时，常服用它们补充胃里失去的正常电解液。”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女儿在不舒服时，在她前往急诊科之前，很可能服用了这类药，而且不止一次。她要是真吃了，那些药物很可能会影响化验结果。”

　　施托伊弗桑特慢慢坐了回去，但仍怒容满面，随时准备保护他女儿及他自己的名声。

　　弗罗因德又把头转向委员会。

　　“对于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焦虑，我能理解。在我的工作中，我曾遇到过许多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因吸毒而落下了永久性的神经损伤。但我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和法律上的问答形式，它只归结为一点，只有一两句话。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上看，福莱斯特医生的治疗处理及时、正确、无可挑剔。如果她采取的措施是别的样子，恐怕就犯了鲁莽行事的错误了。”

　　弗罗因德的手指下意识地摸到他挂在身上的金钥匙，一边抚弄一边继续说：“我建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问一下自己，如果在场的是你们，症状同福莱斯特医生发现的一样，你们会怎么做？我想你们的处理方式不会与福莱斯特医生的有出入。因此赶紧结束这场听证会，让这个女人回去工作，她为她的职业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非常热爱。”

　　为了让弗罗因德的话产生最大的效果，斯考特·凡·克里夫故意等待了半晌才说：“我没有问题了。”

　　默特看了一眼豪斯金斯，后者示意他希望接着盘问。他的开场白可谓欲擒故纵：“弗罗因德大夫，为了尊重你尽情享受退休的意愿，我只问不多的几个问题。”

　　弗罗因德医生微微做了个手势，表示感谢。豪斯金斯踱到弗罗因德和斯考特坐着的桌子之间，肥大的身躯挡住了凯特，使她的视线无法看到老医生。

　　“大夫，我能否问一下，你和被告的个人关系是怎样的？”

　　“被告？你指的是福莱斯特医生吗？我和她没有个人交往。她当住院医生各室各科上班时，曾把两例病人，大概是三例病人转给过我。所以我和她进行过几次会诊。”弗罗因德忽然又像醒悟了什么似地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以为我到这来是为了给一位朋友求情？或者我有意要袒护她？不，亲爱的朋友，你完全搞错了。这里面丝毫没有个人交情的因素。我只是不忍看到年轻人的前程被毫无根据的指责毁掉。一个十九岁的少女死了是很可惜的。但死了病人并非意味着一定是医生的责任。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岂不都成罪人了。在座的医生是都明白这一点的。”

　　他说得越来越激动，瘦削凹陷的两腮泛上了一层红晕。

　　“先生，你还想知道什么？”弗罗因德问。

　　豪斯金斯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问：“大夫，你离开急诊科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弗罗因德说，“你想知道确切的数字？”

　　“是的。”

　　“大概是——大约四十九年前离开的。大致是这样——”弗罗因德答道。

　　“你最后一次在急诊科或其他部门直接给病人记录病历是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了，”弗罗因德说。

　　“许多年没直接写记录了？”

　　“许多年了，”医生承认说。

　　“多少年？”

　　弗罗因德对主席说：“先生，如果你是负责听证会的，请告诉他他问的问题很愚蠢，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他的时间以及这些著名医生们的时间。过去三十一年中，一份病历一送到我的办公室，就说明那个病人已被好几个医生、神经科大夫，也许精神病医生看过和检查过了。所以病人来的时候病历很完整，就像‘大英百科全书’那么厚。还有数不清的化验单、脑电图记录、CT扫描等。它想知道的要是这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

　　豪斯金斯毫不气馁，一直等老大夫抱怨完才又问：“根据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大夫，能否这样假设，那天晚上在急诊科发生的事，你已经多年没有经历过了？”

　　“当然，如果是假设的话！”老医生显然有些气恼。

　　“所以你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的见解既不是基于你对福莱斯特医生的医学能力之上，亦不是具体情况的本身，因为你已多年没在急诊科干过了，”豪斯金斯说。

　　“我的见解是根据病历上所写的，是医生所发现的症状。还有化验结果以及采取的治疗方式。”

　　“你完全相信那份病历？”豪斯金斯问。

　　“这份病历写得很规范，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它，”弗罗因德说。

　　“你在病历里没有发现任何怀疑福莱斯特医生的结论和行动的理由？”

　　弗罗因德回忆了一下病历中的内容，答道：“没有，先生，我没有理由对她的能力和行动提出质疑。”

　　豪斯金斯笑吟吟地说：“大夫，做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和经验丰富的诊断专家，你是不是认为有时进行诊断时，一些不存在的因素也能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医学上的一种假设。一些未发现的状况、反应和症候有时比能观察到的同等甚至更加重要。”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这份病历？”豪斯金斯问。

　　“先生，你能把问题说得具体一些吗？”弗罗因德反驳道。

　　“让我给你看看病人病历上划圈儿的标记，”豪斯金斯说着把一份病历递给医生。

　　弗罗因德的目光朝红笔划圈儿的部分扫了一眼。“啊，是的。怀孕化验。这怎么了？”

　　“上面是怎么说的？”

　　“福莱斯特医生用导管取了一些尿液。然后进行了立即就能见效的怀孕化验。”

　　“下面呢？”

　　“结果是阴性，”弗罗因德说。“这儿写得很清楚。”

　　“你看了验尸官的报告吗？”

　　“看了。宫外孕破裂。导致大面积内出血，”弗罗因德答道。

　　“因此我再问你一遍，大夫，你完全相信这份病历吗？”

　　“相信！”弗罗因德重复着。“它准确无误地记录了发生的情况、医生的发现和采取的措施，病历本来就该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夫，我们是不是得强迫地问一下自己，按照福莱斯特医生亲笔在病历上记载的，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使化验结果出现了错误？”

　　“病历上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她做错了什么！”弗罗因德抗议说。

　　“当然没有，”豪斯金斯说，变得更加笑容可掬。“病历是她写的，但验尸官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是不是？”

　　“别立刻就把差错推到医生身上，”弗罗因德不满地说。“这年头实在让人看不惯，都是医生的错，都是医生的责任。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化验本身出了差错？任何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显而易见，老人已变得颇不耐烦，一方面是因为听证会的形式，一方面是觉得应付起诉律师的问题时不能得心应手。

　　“只剩下几个问题了，大夫。根据病历，从你的经验出发，你认为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和迹象是不是与宫外孕的一致？”

　　“和其他五十种疾病也一致！”弗罗因德说。

　　“这不是我的问题。症状、迹象、化验报告是否和宫外孕的一致？”豪斯金斯追问道。

　　“是的，”弗罗因德承认。“是一致，但正像我说的——”

　　默特先生插话说：“大夫，我们回答时不要节外生枝。”他示意豪斯金斯继续问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大夫。假如福莱斯特医生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她或者别的医生是不是可以保住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弗罗因德答道。

　　“你是不是至少承认，如果病人的情况能提早几个小时确诊并送去做手术，她就能得救？”

　　“这个我回答不了，”弗罗因德说。

　　“你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吗？”

　　弗罗因德气急败坏地大声说：“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谁也做不到！我只知道凯特·福莱斯特的行为不愧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聪明的医生所为，这是我们惟一希望在这里考虑的问题！”

　　豪斯金斯觉得他对弗罗因德证词的各个方面都已进行了回击，使它们无法对凯特有利，便颇为得意地说：“谢谢，大夫，问题完了。”

　　“噢，完了吗？”愤怒的老医生悻悻地说。“我可觉得还没完呐。”

　　豪斯金斯想打断他。“医生，你的作证结束了。”

　　弗罗因德从椅子里站起来，盯住委员会中两个医生的眼睛。“我们必须对年轻医生备加爱护。”

　　豪斯金斯力图阻止他。“默特先生！默特先生，请制止他！”

　　弗罗因德朝豪斯金斯转过头。“你！”他愤懑地用手指着他。“你是个律师！对我要说的话一无所知！所以靠一边听着去，这是个关系到医生们的问题！”

　　他又看向沃德和特拉斯科特医生。

　　“同行们，最近几年，我作为我们医学院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在审阅我桌子上的申请表时实在是忧心忡忡。近来申请人数下降，下降得令人吃惊。可在过去的两年，人数又有所回升。这虽看起来鼓舞人心，我们却不能受迷惑。因为当我们仔细审阅那些申请表时，发现申请人的质量远不如从前了。最优秀的高材生已不再选择医生做为他们的职业。为什么？因为其他行业吸引力更大。治疗不当的官司越来越多。我们这一行的压力也日渐增大。过去我们常有意锻炼年轻大夫，让他们加班加点，看他们在体力和应付病人的非礼上能有多大的承受力，这种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最出色的男女青年们已不想再忍受那样的磨难。

　　“只有那些极有献身精神，具有一种近似宗教责任感的、乐意为人类服务的人才步入医学界。进来又怎样呢？以这个年轻姑娘为例，这个有献身精神训练有素、工作认真的姑娘在法律文件中被叫做什么？被告。她凭什么要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医生她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可现在却被带上被告席，遭到攻击和污蔑。有人还在电视里把她说成凶手。”

　　他转过身子。“是的，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就是这么称呼她的！”

　　弗罗因德又转过脸，对他同事接着说：“这种迫害，这种污蔑中伤，这种宗教式的审判必须停止。否则所有才华横溢、事业心强的像福莱斯特医生这样的年轻人就会流失到别的领域。医学界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我劝你们，立刻停止这样的审判！”

　　他不无轻蔑把目光转向豪斯金斯：“如果现在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的作证完了。”

　　弗罗因德见没人提出异议，便起身朝外走去，到凯特跟前他说：“亲爱的，我想帮你一把。但我看不惯他们玩弄的这种游戏，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对你有信心，你肯定会有好结果。我会把我的新地址告诉你，到时把这儿的情况告诉我。”

　　凯特目送着老人朝门口走去。他步履很慢，想将腰板挺直，但一会儿又佝偻下去，凯特心中一颤，感到他即使退休也生命无多了。

　　弗罗因德离开听证会场后，主席默特问：“女士们，先生们，如果诸位同意，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沃德医生问：“有一点我希望能帮我澄清一下。”

　　“可以，”默特当即同意。“豪斯金斯先生，请帮忙。”

　　“不，”沃德说，“我是要另一位先生替我澄清”——她看了眼笔记——“凡·克里夫先生。”

　　“说吧，大夫，”斯考特说着站起身。

　　“让弗罗因德医生作证我不太理解。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妇科离他的领域很远，急诊科他也多年不干了。我只好问一下凡·克里夫先生，为什么请他来？”

　　斯考特脑海里闪过几种答案，但他觉得还是实话实说最为合适。“原因是，大夫，我们找不到其他医生出面作证。市立医院实行封锁；不鼓励医生来替福莱斯特医生做辩护。”

　　“那么也找不到别的愿意替她作证的医生了吗？”

　　“医生们如今对法律体制怀有敌意和疑心，所以我找不到妇科专业的专家介入此事。而且我觉得要是请拿报酬的雇佣‘专家’，本委员会的医生们对他们的见解未必会信得过。”

　　凯特依稀觉得特拉斯科特医生理解而同情地点了一下头。但对斯考特的表白，格莱迪斯·沃德医生却没有任何外表上的反应。

第二十九章

　　听证会在破例允许年迈的弗罗因德医生提前作证之后，又恢复了其预定的程序。豪斯金斯作为起诉人仍继续为击败凯特·福莱斯特而努力。他的下一个证人是纽约市的验尸官。尽管施瓦茨曼医生的书面报告已经足够了，但豪斯金斯仍想让他亲自作证以打动委员会的成员，为施瓦茨曼的报告增添戏剧化的效果。此外他还想给委员会提供亲自问问题的机会。

　　施瓦茨曼依旧是他惯常的一副生硬的作派，对豪斯金斯的提问回答干脆简短。

　　他长期给人作证，经验老练，干脆利落地历数了他的教育和专业背景很快就确立了专家的资格。接着他详细地回忆了施托伊弗桑特的解剖过程。尸体被送入验尸官办公大楼，附带着要求他亲自解剖的特别请求。由于他手头有警察和区检查官事先要求进行的尸检请求，所以施托伊弗桑特的尸检便推迟了几天。然而结果却是确定无疑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宫外孕破裂，死于大面积内出血。

　　“施瓦茨曼医生，”豪斯金斯接着问，“在解剖过程中，你有没有别的发现？”

　　“这个吗，”验尸官的语气从干脆生硬变成轻松自由，“让我吃惊的是，病人的情况如此明显，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诊断出来。”

　　“我能否这样理解你的话，换了一个有能力的医生，在病人还活着的时候，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的？”

　　“我正是这个意思，”施瓦茨曼说。“我发现她出血的面积很大，特别大。”

　　“告诉我，在你看来，如果一个所谓训练有素、有资格的医生在观察了九个小时之后仍未发现那些迹象……”豪斯金斯提示说。

　　“那我对他行医的能力将表示怀疑，”施瓦茨曼说。

　　“在作证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有一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除了大出血外，好像身体很健康，”施瓦茨曼说着朝凯特瞟了一眼，目光里充满责备。

　　倘若这是在法庭上，证据规定限制严格的话，斯考特就能以无矣为由反对豪斯金斯的最后一个问题。但他如果太多借助于法律上的技术手段，会给委员会留下企图袒护自己的当事人的印象。然而他又绝不能让验尸官受到质问前白白逃掉。

　　斯考特往前跨了几步，正好站在证人和施托伊弗桑特之间，后者坐在起诉人桌子的末端。

　　“施瓦茨曼医生，你以非常不错的背景和广泛的阅历来到这里。我还听人家称你是近年来在纽约市造诣最高和经验最丰富的验尸官。”

　　施瓦茨曼佯装谦逊的哂笑一下。

　　“我无条件地认可你的验尸结果，”斯考特接着说。“但有两点仍让我迷惑不解。”

　　“只要我能解开你的谜团，律师”施瓦茨曼说，“我乐意效劳。”

　　“你在作证时，尤其接近尾声那部分，我禁不住在想，大夫，你最后一次给病人治病是什么时间？特别是年轻的女病人，十九岁。”

　　施瓦茨曼怏快不乐地盯着他。“这还用说？自从我进入法医领域后，就不再给病人看病了。”

　　“那是什么时候，大夫？”

　　“大约……大约三十二或三十三年前，”施瓦茨曼答道，朝豪斯金斯瞥了一眼，想寻求解救。

　　豪斯金斯摆出一副宽容和好奇的样子，坐在位子上说：“默特主席，当一个人以验尸官的身份到这里来，而且专业十分优秀，凡·克里夫先生的问题听起来便不免滑稽可笑。”

　　斯考特转向他。“比起问他一个‘医生在给病人治病时是否应看出当时一点都不明显的病症’那样的问题来，我的问题的滑稽性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是解剖专业，根本无权发表那样的见解。”

　　“凡·克里夫先生，凡·克里夫先生，”行政官员卡希尔插话说，“我们这儿进行的是听证会，不是审判。”

　　“我的当事人正在受到审判！”斯考特愤怒地说。

　　“我裁决，凡·克里夫先生，这是听证会，律师和证人在提问和回答时都享有一定的自由度。豪斯金斯先生问了一个他认为对委员会会有启发的问题，施瓦茨曼先生作了回答。现在你除非对他的回答表示质疑，否则我裁定他的回答有效。其实我劝你放他走，因为从这个城市的破记录凶杀率来判断，他是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

　　“卡希尔先生，我对启发本委员会的兴趣一点儿不比你差。所以我希望他们听到施瓦茨曼医生亲口说出，一个医生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急诊科上夜班时，在一个病人身上能发现什么，他是无资格发表意见的，尤其是在病人没有说实话，而且很可能受到了毒品影响的情况下！”

　　施托伊弗桑特立即跳起来，叫道：“默特先生！我们不是事先说好——”

　　施托伊弗桑特突然打住。斯考特扭头瞪着他，然后又瞪向默特。显而易见，施托伊弗桑特私下里曾要求不要在听证会提吸毒一事，对此默特默认了。

　　默特脸色微红，对斯考特说：“凡·克里夫先生，除非你有证据证明药物在本案中起着作用，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否则我们认为不应再触及这个话题。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是的，先生，”斯考特答道。

　　“好极啦！”豪斯金斯说。“刚才我差点儿觉得他又要搬出那个想像中的里克·汤姆斯了！谢天谢地我们没再听到那个名字！”

　　斯考特没有理会豪斯金斯的讥讽，问默特：“我可以继续问了吗？”

　　“我觉得你已经问完了所有有关的问题，”默特尖刻地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斯考特说。“施瓦茨曼医生，你的报告里没有提到任何与药品有关的发现，这你如何解释？”

　　默特用木槌狠敲桌面。“凡·克里夫先生，你已经知道我不允许谈及这个话题！”

　　“默特先生，你说的是不许触及药品的存在，我现在问的是药品是否存在。尤其是报告中为何没有提及。我想知道施瓦茨曼医生是不是和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私下’里也有协定，规定了报告里应写进什么内容！”

　　“这太放肆了！”施瓦茨曼嚷道。“我干了这么多年法医，还从来没有人玷污过我的名声。我要求向我道歉！”

　　“等你回答完我的问题再说，”斯考特答道。

　　施瓦茨曼按照默特的示意，对速记员说：“我希望作出如下记录：一旦我确定了死因，就没有进一步检查的必要了。”

　　“施瓦茨曼大夫，你还记不记得我去过一趟你的办公室？”斯考特问。

　　“记得，记得，当时我对你说的话跟我刚作的证是一样的。一旦验明了死因，就没有进一步检查的必要了。”

　　“你难道没说过，一般情况下都需做毒性常规检查？”

　　“我可能说过，”施瓦茨曼承认。“一天中我要会见数不清的律师，无法记住所有谈话的细节。”

　　“大夫，我们所说的不是细节，而是尸检的常规！”斯考特说。

　　豪斯金斯插进来说：“卡希尔先生，他在与证人争辩。请让他只问问题。”

　　行政官轻咳一声，说：“凡·克里夫先生，豪斯金斯律师的话有道理。请你仅限于提问，不能争论和相互讽刺。”

　　“好的，先生，对不起，”斯考特说着又转向施瓦茨曼。“大夫，这次尸体解剖还有没有别的没有遵守常规的地方？”

　　“没有了，”施瓦茨曼答道。

　　“大夫，在你们那里，你亲手做的解剖占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施瓦茨曼警觉地说，似已深知斯考特的问题要把他引入的方向。“看情况。”

　　“什么情况？”斯考特麻利地问。

　　“看我手头有没有其他的事，年轻人。比如现在我就没做解剖，而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我的办公室里，这会儿有三具凶杀尸体、一具怀疑是自杀的尸体和一具昨天从河里捞上来的尸体正在解剖过程之中。多数解剖都由我助手做，但我们不用百分比计算，不管谁做了多少。我们一起干，有活就齐心协力做，以减少工作的压力。”

　　“你是不是说你不能或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斯考特问。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年轻人！”施瓦茨曼反驳道。“我不知道我亲手进行的尸体解剖的百分比是多少，就这些！”

　　“大夫，有没有你专门留给你自己的特殊尸体？”

　　“我不明白你的话？”施瓦茨曼说。

　　“如果送来一具尸体，涉及到丑闻和性，肯定会引起媒体的极大兴趣，比如电视或报纸上会为之进行大量的访谈，你会不会把这样的尸体留给自己，亲自查验死因？”斯考特问。

　　施瓦茨曼注视着斯考特，慢慢摇摇头，哂笑着说：“我说小伙子，你比想像的还要愚蠢，以为我会否认你的问题而陷入你的圈套。这样的尸体我当然要留给自己！原因与你说的一点儿不差。因为会出现媒体曝光。我不想让某个年轻助手受到贪婪的记者们的围攻，怕他弄出差错来，影响事后的开庭审判。所以我亲自出马处理那样的尸体。对记者我知道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该说什么。从而避免审判失误或事后更改尸体结果。”

　　“也许同时还为了出点儿风头，大夫？”斯考特问。

　　“再对不过了！”施瓦茨曼说。“我们部门做的工作得到的社会称赞少得可怜。因此一有在社会上风光一下的机会，干吗要放弃呢？这对我手下人是莫大的鼓励。”

　　施瓦茨曼感到他已打乱了斯考特的阵脚，将盘问引入旁道，便煞有介事地瞥了眼手表，好像他时间安排得很紧，腾给听证会的时间已经透支了。

　　“大夫，还剩下几个问题。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是不是你觉得会引起新闻界的兴趣，才亲自马上处理的？”

　　“它明摆着已经引起了新闻界极大的兴趣，”施瓦茨曼答道。

　　“这不是我的问题，大夫，”斯考特问。“那是不是你亲自处理这一具体尸体的原因？”

　　“是的。”

　　“惟一的原因？”

　　“是的！”施瓦茨曼坚持说。

　　“先生，在你办公室时，你是不是跟我说过，市长曾亲自让你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结束后再公布验尸结果？”

　　“照顾。是对一个失去亲人家庭的关怀。这并不影响我的检查结果！”施瓦茨曼说。

　　“没有做毒性检查也是‘照顾’吗？也是‘关怀’吗？”

　　“我对你说过，关键的是死因。一旦查出死因，就没有深入检查的必要了，”施瓦茨曼说。

　　“施瓦茨曼大夫，根据你做法医的长年经验，你能否告诉这个委员会，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即使不做毒性检查，能否发现由于大量服用毒品而导致的破坏？比如心脏、肾或肝脏破坏的痕迹？”

　　“要是一个人专门去找，是可以的，”施瓦茨曼说。

　　“一眼就能看出来呢，还是必须用心地去找？”

　　“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施瓦茨曼答道。

　　“比如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

　　施瓦茨曼闪烁其辞地说：“她属于一般情况下不易看出的那种。”

　　“要是把她的尸体挖出来，现在能发现这类证据吗？”

　　“年轻人，那天我早就对你说了，解剖一结束尸体就火化了。”

　　“你是说过，”斯考特说。“你是说过。”他突然又道：“又是一次‘照顾’，是不是，大夫？这么迅速就把尸体处理了。你和市长之间的热线电话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啰。”

　　“我讨厌这种说法！”施瓦茨曼大叫道，几乎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讨厌市长给你打电话，还是讨厌我指出了市长给你打电话的事实？先是亲自做尸检，然后封锁结果，最后火化尸体，从而谁也甭想发现吸毒的证据，是不是？”

　　施瓦茨曼因愤怒和尴尬而脸色涨得通红，他扭头看向主席。“默特先生，面对这种纯属臆测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吗？”

　　豪斯金斯站了起来。“不用，大夫，你不必回答。因为一眨眼功夫凡·克里夫先生又得搬弄出他那个捏造出的人物里克·汤姆斯了！”

　　斯考特佯装斗败，说：“我的问题问完了。”

　　凯特·福莱斯特从她坐着的位置察看着委员会中两名医生的面部表情，想看看斯考特所说的别人搞阴谋掩饰克劳迪亚的吸毒习惯是否对他们有所触动。整个唇枪舌战中，特拉斯科特一直没有停止做笔记，沃德医生则一直以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听着双方的问答，但当施瓦茨曼刚要从证人椅上站起来时，她却阻止了他。

　　“大夫——”格莱迪斯·沃德问得突如其来，施瓦茨曼立马又坐了回去。“依你看，倘若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偶尔吸毒或长期吸毒，会不会改变或影响尸检的结果？”

　　“你知道，沃德大夫，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施瓦茨曼答道。“依我看，毒品不会引起她的子宫外孕。这种事情我从未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沃德说。

　　“而且宫外孕若查不出自然会破裂和出血，不管病人吸毒与否。所以大惊小怪地老提毒品，我看不出其中的关联，”施瓦茨曼语气肯定地说。“这会儿我必须走了！”

　　在他动身之前，凯特·福莱斯特陡地从椅子里站起来，不顾律师曾对她说过的劝告，大声问：“大夫！一个病人在毒品的影响下，回答医生的问题时必然不很准确甚至不说实话，这是不是可能的？”

　　“你想指望她说什么，小姐？你问病人时，难道指望人家说：‘大夫，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有宫外孕？’找出人家的病是你的职责！”

　　“你是不是说毒品不会掩饰症状和迹象，不会影响化验结果，从而不会误导医生？”凯特更加愤慨地质问。

　　“福莱斯特大夫，福莱斯特大夫，”默特主席想阻止凯特，但后者仍不屈服。

　　“大夫，毒品是不是能麻木疼痛和遮掩症状和迹象？”凯特问。“我要求你回答！”

　　施瓦茨曼惊慌失措，脸色通红，他瞪了凯特片刻，终于说：“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我认为由于根本没有服用毒品的确凿证据，因此你和你的律师想利用这点当做烟幕弹，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你的医疗失误上转移开去。”

　　验尸官说罢朝室外走去，但没忘了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交换了一下眼色。

　　验尸官一迈出门，默特主席便对凯特·福莱斯特说：

　　“小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听证会上容忍你这种违反常规的行为！豪斯金斯先生，你的下一个证人？”

　　“主席先生，坦白地说，这种稀奇古怪的场面让我有些不安，我请求询问我下一名证人之前休息一会儿。”

　　“豪斯金斯先生，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十五分钟！”默特敲了一下木槌。

　　斯考特立即拉住凯特的手，将她领到室外。还没等他开口，凯特先说了话。

　　“好吧，你发作吧。我违背了你的吩咐。我应该保持沉默时却胡乱开口。如果还继续这样，输了官司就是咎由自取。我已替你说完了，省得你再费口舌。”

　　“谢谢，”斯考特只说了一句。

　　“你不生气？不想大发雷霆，咆哮怒吼？不想威胁放弃为我辩护？”

　　“要是你没有打乱施瓦茨曼的阵脚，几乎让他毁了自己的证词，我会那样做的。我觉得你让委员会的两个医生也对你刮目相看了。恐怕比我表现得还好。”

　　“噢？真的？”凯特问，内心升出一股骄傲感。

　　“但有一样，”斯考特又说。

　　“什么？”

　　“这是最后一次了。”斯考特命令道。“这样做很冒险。”

　　阿尔伯特·豪斯金斯从一开始准备此案时，就没打算完全指望验尸官的证词确立凯特·福莱斯特有罪。他从许多妇产科专家中精选出三名医生，他们与市立医院毫无关系，既不认识格莱迪斯·沃德医生，也和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不相识。他想要的是专业证词，而且这些证词绝不会受到可能会导致上诉的因素的干扰。

　　休息完后，豪斯金斯请出了他下一个证人，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约翰·维蒙特医生。维蒙特受过良好的教育，专业背景强硬，豪斯金斯很快就将其确立为有资格发表见解的专家。豪斯金斯逐渐地引导证人将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掌握的情况叙说了一遍。是的，他研读了福莱斯特医生写的病历，也读过了保存在护士站的凯特写的治疗医嘱复印件，并且还仔细读过了验尸官的报告。

　　一番开场白过后，豪斯金斯触及到假设的问题。

　　“维蒙特大夫，按照你的专业见解，假若一个医生发现了这个病历中的所有现象，假若这个医生采取了这里标明的所有治疗手段，再假如病人结果死于验尸官所指明的原因，你会不会以为病人这样的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这次医疗事故是出于对病人施以治疗的医生的疏忽和专业上的失败？”

　　虽然问题冗长而详尽得没有必要，却是表达法律见解的一种必须的形式。

　　尽管问题长得吓人，维蒙特的回答只有几个字：“是的，先生。”

　　“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豪斯金斯又重复一遍。

　　“是的，先生。”

　　“是因为医生的失误？”

　　“是的，先生。”

　　“还有一点，维蒙特大夫，根据本案的事实，要是病人在入院后不久的治疗中就被凯特·福莱斯特医生确诊出病症，你认为结果会有所不同吗？”

　　“常规手术肯定会带来较好的效果，”维蒙特说。

　　“意思是病人能活下来？”豪斯金斯问。

　　“我认为这样的手术是会成功的，”维蒙特说。

　　“谢谢，大夫。”

　　尽管凡·克里夫的盘问锋芒毕露，维蒙特仍是不易攻克。对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所说的关于性生活和月经停止的谎话，维蒙特轻而易举地就抵挡了过去。斯考特提出服用毒品的问题时，豪斯金斯以没有证据为由提出抗议。

　　“大夫，”斯考特接着说，“让我问你一个假设的问题：倘若大量服用毒品的话，病人——”

　　还没等斯考特把话问完，豪斯金斯就起身反对。于是卡希尔认可了后者的意见。

　　斯考特气馁地坐回到被告席位上。

　　在与豪斯金斯另两个证人，佛罗伦斯·尼尔利医生和哈罗德·布鲁诺医生交手过程中，斯考特依旧出师不利。他们的意见与维蒙特的极为一致。斯考特在卡希尔裁定的限制条件下对他俩提问，但答复与维蒙特的如出一辙。

　　豪斯金斯精心准备和巧妙地提出了一项表面无懈可击的证据，即由于一位医生的治疗失误，导致了一位十九岁少女的夭折，而要是诊断正确，本是可以避免的。

　　“豪斯金斯先生，对福莱斯特医生的起诉是否到此就结束了？”斯考特问。

　　“不，先生，”豪斯金斯答道。“我还有一个证人。但时间已晚，大家也都十分疲乏，我要求听证会延续到明天上午。”

　　“凡·克里夫先生？”默特问。

　　“我没意见，”斯考特答道，因为与豪斯金斯相比，他觉得这一天更累。

　　“那么休会，明天上午十点钟继续，”默特说罢用木槌朝桌面砸去。

第三十章

　　凯特刚把钥匙插入大门的第二把锁里，门就被拉开了，罗茜·庄焦急地问：“喂，怎么样？”

　　“不是太理想，”凯特说。

　　斯考特立即不同意地说：“我可不这么认为。”

　　罗茜将他俩引进起居室，迫不及待地又说：“告诉我，快把一些都告诉我！”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证词糟透了，”凯特说。“但那三个医生——”

　　“三个医生？”罗茜问，为这突如其来的进展而感到迷惑。

　　斯考特简单解释了一番。豪斯金斯请专家作证的目的是想证明州委员会的指控是对的，即凯特做医生的能力不够，造成了失误。

　　“你就这样让他得逞了？”罗茜问。

　　“好啦！你们俩都冷静点儿！”斯考特说。“让我们从纯粹法律的角度分析一下。”

　　“我正是想这样做呢，”罗茜说。

　　“豪斯金斯是想证明州委员会的指控。所以他介绍的证人都是跟我们对着干的。可到时还会轮到我们呢。”

　　凯特提醒他说：“即使那样我们也驳倒不了那三个医生。我们连施瓦茨曼也没有制住。”

　　“验尸官？”罗茜问。

　　“是的，”凯特说。“另外还有沃德医生，形势就更不妙了。”

　　“她往手术室里一站，人人都怕，”罗茜说。

　　“在听证会上她也不是个天使，”凯特说。

　　“凯特！”斯考特的口吻像是一个态度严厉的老师。“我们应该客观一点，这件事上，你是病人我是医生。你因为介入此事，所以对所见所听会感情用事，这很自然。然而我是医生，必须保持冷静。不带感情色彩地估量发生的一切，分析考虑今天的情况以及明天乃至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

　　“豪斯金斯今天是否在某些方面得手了呢？不错，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是个能引起人同情的证人，因她失去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儿。但我敢肯定委员会明白她对那天晚上的描绘带有感情色彩。”

　　“克莱伦斯·默特先生不会明白，”凯特说。

　　“好吧，他是施托伊弗桑特的傀儡。”但委员会还有其他两个成员，斯考特说。“至于施瓦茨曼……”

　　“他对你提的每一个问题都答得令人信服，”凯特说。“事实是你问得越多，他越来劲。”

　　“真的吗？”罗茜问，比先前更显得焦虑不安。

　　“是真的。”

　　“所以我才挺身问他的，”凯特说。

　　“你？”罗茜愕然地问。“你问证人？能那样吗？”

　　“这次她算逃过了，”斯考特说。“可她不知道我在引诱施瓦茨曼往圈套里跳。尽量让他反复说没有克劳迪亚吸毒的证据。我还希望豪斯金斯也跳出来强调这一点。当他说里克·汤姆斯是我想像出的人物时，我真想亲他一下。因为等到关键时刻我把这个想像人物带到听证会上时，委员会不仅会明白我们说的是实话，还会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让凯特为克劳迪亚的死负责，完全是撺掇起来想保住施托伊弗桑特家的名声，掩盖丑闻。然后我将把豪斯金斯的三位医生证人再叫回来，问他们我今天没被允许问的问题。”

　　“你那样做可是关键的一着棋，”罗茜说。

　　“但愿如此，”斯考特说。“凯特，我现在想喝点特有劲的东西。我需要休息。”

　　凯特一离开房间，罗茜马上放低声音神秘地说：“喂，凡·克里夫，我理解你为了给凯特打气，对事态尽力美化，可跟我总可以说实话了吧。”

　　“你为什么认为我对凯特没说实话？”斯考特问。

　　“你明白我的意思，”罗茜说，“别瞒我了，事态到底怎么样？我得了解一下，才能相应地做出反应。要是形势不利，凯特得有人扶她一把。那个人就是我。我需要时间筹划。所以别瞒我，凡·克里夫。”

　　“好吧。现在的情况是，我还可提出一些证据，而且还有里克·汤姆斯做后盾，我以为洗清凯特的名声大致有把握。”

　　“大致有把握？就这些？”罗茜讶然地问。

　　“只要凯特在盘问期间能挺得住，就大致有把握。别忘了，评判人员当中有两个医生。有时同外人相比，同行之间更心狠。律师们在决定别的同行是否有资格做律师时，往往非常苛刻。他们一上来就能置人于死地，显得自己人格多完美似的。特拉斯科特或沃德若有一个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很麻烦。”

　　“沃德是那种人，”罗茜阴沉着脸说。

　　“也别忘了雷蒙·盖伦特在电视播的系列节目。它们把本市的医生们搞得惊慌失措，”斯考特说。

　　“我曾劝凯特不要上那个节目，”罗茜说。

　　“凯特说了些什么倒无所谓，令人担忧的是施托伊弗桑特那些恶毒的指控。他的矛头对准了整个医疗界。因此特拉斯科特和沃德可能会觉得只要把凯特打入冷宫就等于保卫了他们的职业。毋庸讳言，豪斯金斯和施瓦茨曼是听命于施托伊弗桑特的。还有默特。所以我要是对你或凯特立下什么一定取胜的承诺，那就不光是傻瓜，也是在说谎。”

　　“凡·克里夫，你一定不能输！绝不能输！”罗茜·庄恳切地说。“我了解凯特。你要是输了，她就彻底垮了。治病救人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宗教。”

　　“我明白。我第一次跟她谈话时就意识到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尽力而为，”斯考特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罗茜刚一开口又顿住。

　　“考虑什么？”

　　“我知道凯特个性很强，具有独立意识。她不想让她家人为她分忧，所以没告诉他们事态有多么严峻，”罗茜说。“因此，我……两天前我给我家里打了电话。跟我爸爸谈了谈。把凯特的情况说了。它同意借我钱，钱数足够你再雇一个律师。”

　　“那得需要好几千呢，”斯考特说。

　　“我知道，”罗茜说，“但我爸同意了。”

　　“你是想找一个老点儿的、更有经验的律师接过这案了，”斯考特说。

　　罗茜踌躇一下，点点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抬起头，用黑色充满激情的杏仁眼盯住斯考特。“为了凯特我什么都愿做。”

　　“感谢你，罗茜。可你对待我的方式就像那天晚上诺拉·施托伊弗桑特对待凯特的方式一样。由于她年轻而怀疑她的能力。要求叫另一个医生来，一个老点儿的医生。”

　　“对不起，凡·克里夫，我想的只有凯特，”罗茜说。“我希望她能拥有最好的。”

　　“相信我，没有哪个律师能像我似地这样保护她，或这么献身。它已超出了一个案子的范畴。我是把凯特做为一个女人看待的。”

　　这几乎等于是斯考特·凡·克里夫向凯特·福莱斯特的爱的表白，而在此之前他对自己都没这样说过。

　　罗茜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是真情流露。“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请忘掉吧。”

　　“除非你把咱俩的谈话忘掉。我们要是真输了，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

　　“好吧。”罗茜答应道，又问：“凡·克里夫，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去找布里斯科谈谈会怎样？我们关系相当不错。我知道他喜欢我。我也可以让梅尔找他谈。他们的关系更铁。说不定布里斯科能改变主意为凯特作证呢。”

　　斯考特摇摇头。

　　“你怎么能肯定不行？”罗茜问。

　　“因为，罗茜，我又找过他，还求过他。他不想冒险。科罗拉多州他的合伙人还在等着他呢。他幻想着山里的大房子，奔驰500，礼拜三打高尔夫球，周末滑雪。你我，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

　　“是他说的？”罗茜狐疑地问。

　　“他不必说出来，”斯考特说。“从他眼神儿里就能看出来，罗茜。医生也是什么样的都有。他是一种，你和凯特又是另一类。”

　　罗茜·庄悲戚地说：“真不幸。他是个十分出色的外科大夫，技术特棒。”

　　斯考特和凯特用车把罗茜送到医院上夜班，然后买了几个三明治，又开往斯考特的公寓，继续为凯特次日当证人做准备。

　　一进屋凯特就说：“我很抱歉。”

　　斯考特正要研究准备问的问题，于是吃惊地问：“抱歉？为什么？”

　　“为我在罗茜面前说的话。说你问施瓦茨曼的方式。”

　　“别往心里去，”斯考特问。

　　“你说他这么多年没有给病人治病，缺乏经验，我真地觉得这一点很有效。”

　　“只是个小伎俩。为了打消他的嚣张气焰。转移委员会的注意力。谈不上什么特殊的效果。明天豪斯金斯将亮出他最后的证人。他是何许人并不重要。接着就轮到我们了。我先让克罗宁和比特哈德出场。她俩除证实你要陈述的事实外起不到别的作用，我让她们首先登场的目的是探查一下豪斯金斯的盘问策略。从而等你作证时，我好有所准备。”

　　“因为这个听证会迟早要归结到一点，就是你，坐在证人席上，讲述你的故事。然后就是抵抗豪斯金斯的盘问。”

　　“你认为我顶不住？”

　　“坦白说我不知道，”斯考特说。

　　“可我知道！”凯特说。

　　他凝视着她的脸庞，虽经历近几天的压力和紧张，尤其是一天马拉松式的让人吃劲的听证会，她仍是那么可爱。他暗想，要是我们以别的方式相识该多好，但不久她就会脱离我的掌握之中了。她要是败诉，我俩都将失败。她会对我大失所望，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凯特，”他说，“我们曾练过回答时要直截了当，以事实为主。只要答完就不再主动多说。”

　　“我知道，不给豪斯金斯任何攻击的机会，”凯特说。

　　“还有两点。作证就像被人催眠，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曾见过一些重要人物，公司大老板、政府高级官员在技巧娴熟的律师的盘问下，顶不住压力而垮台。证人会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忘掉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有时也会莫明其妙说出与他们记忆中截然相反的情况。”

　　他踱起步来，又说：“但最不可救药的是证人想与律师斗智，看谁最机灵。比如豪斯金斯问你一个只需陈述事实的问题，你不简单地回答，反倒想：‘他到底想要知道什么？我应怎样回答才能挫败他的企图？’这时你就不是证人了。你成了自己的律师。在玩一场你没有受过训练的游戏。你是赢不了的，因为他控制着局面。由于他提问，所以他掌握着盘问的走向。千万不要和他斗心计。”

　　“我知道，只是如何地回答问题，”凯特说。

　　“而且对我要有信心，”斯考特说，低头看着她。“无论豪斯金斯想捣什么鬼，依靠我和他斗。”

　　凯特点头说：“我能做到。”

　　“你坐在起居室里觉得能做到。一旦坐在证人椅上，就难说了。”

　　“考考我！”凯特提出挑战。“问我豪斯金斯可能问到的问题，看我能否应付的了。”

　　他招呼她从沙发坐到扶手椅上，以前他们练习时，就把那把椅子当做证人椅。她坐好后，准备迎候他的进攻。

　　“大夫，你听到了死者的母亲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证词。她曾不止一次地要求你回到检查室治疗她女儿，”斯考特说。

　　“可是还有其他危急病人等待我的处理。”

　　“凯特！”斯考特嗔怪地说。“等我问出问题再回答！”

　　“我是这样做的，”她试图反驳，但倏然又意识到自己不对，说：“你没有提问，是不是？”

　　“我正在为提问做辅垫。你觉得我的话是指责你，于是开始了辩护。不要当律师！只做证人！听清问题后再回答。不要辩护和解释，只回答，好，再重新开始。”

　　“好吧，对不起。”

　　“大夫，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有一次专门去找你，把你拉回来治疗她女儿，是这样的吗？”

　　凯特踌躇片刻，干脆地说：“是的。没错，先生。是这样。可事实是——”她陡地打住。“我已回答了问题。应该马上住嘴。”

　　“也许‘住嘴’一词不太恰当，不过你说得对，马上住嘴。万不要猜测豪斯金斯心里怎么想。”

　　“明白了，”凯特说。

　　“我们接着练，”斯考特说。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用各种问题连珠炮似向她发起猛攻，谈及了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证词、验尸官的证词以及他的验尸报告。有时他问得很有连贯性，有时则毫无关联，从那天晚上的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不相干的事。

　　他有时跳回来重问，反复地问，直到凯特愠怒地说：“这我已经回答过了！”她嗓门扯得很高，显然已疲惫不堪。

　　斯考特耐心地解释说：“律师们故意用重复询问作为武器。为的是耍个招术，让证人前后矛盾，或看看他每次回答时是否都使用了同一个字眼儿。这可以验证他的证词是不是事先背好的。所以对豪斯金斯重复问一个问题要有所准备。如果他做过了头，我会出面干涉的。”

　　子夜已过，他见凯特已疲劳至极。但他决心继续提问，看她到底有多大的耐力。一旦她坐上证人椅，可能就得被审问一整天。倘若豪斯金斯真是斯考特估计的那种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他没准儿会在次日乃至第三天继续让凯特作证。

　　为了防备这一手，斯考特决定将凯特的耐力推到极限。

　　“大夫，”他接着说，“在这次听证会上，我们多次听到你所说的由你进行的怀孕化验——”

　　“我的确做过！”凯特气愤地说。

　　斯考特觉得她是由于乏累才那样回答，便说：“你又争吵了。等我把问题问完。重新来。大夫，我们多次听到你所说的由你进行的怀孕化验。你把它写在了病人的病历上。还有化验结果。是阴性。你能否向委员会解释为什么结果不正确？”

　　“不能，”她说。“我常想——”她顿住。“不能解释，只有一点，这种化验具有一定比例的不准确，这是公认的事实。”

　　“大夫，你刚才说‘我常想’——你常想什么？”斯考特追问。他知道多余的答复往往会弄巧成拙。

　　“我不想说，”她答道。

　　“大夫，恐怕在盘问过程中，证人没有权力只选择他想回答的问题回答。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常想什么？”斯考特这次嗓门很大，直接站在凯特面前。“卡希尔先生，我请求你要求证人回答我的问题！”接着他又模仿行政官员说：“福莱斯特医生，你要拒绝回答豪斯金斯的问题，我将宣布你所有的证词无效！”

　　“我常想……有时我问自己……化验的那三个简单的步骤，我都做对了吗？”

　　“你什么意思？”斯考特说。

　　“夜班值了那么久，我已筋疲力尽，可能操作上会有失误。”

　　“什么样的失误？”斯考特紧问一句。

　　“三种试剂，我会不会没有用对？”

　　“怎么没有对？”

　　“顺序上出错是有可能的，”凯特说。“我太累了，一个人顶两个医生干，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任何事？”斯考特问。“任何事？但你把化验写进了病人的病历，说化验做过了，做得无差错。”

　　“那是后来写的！”凯特反击道。

　　“大夫，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当你有机会静下来后，你在病历上写下了与事实不符的记录？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在歪曲我的话，”凯特抗议说。“我的意思是我做化验时，肯定没出差错。只是几天后，当我得知阴性是错误的结果时，我才回忆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她紧紧抓住椅子边儿，不让自己颤抖。

　　斯考特仍不罢休。“这么说你在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上记录化验情况时，很有可能是错的。或许是故意写得与事实相左！”

　　“我一生中从没在病人的病历上做过手脚！”凯特愤慨地起身面对着他。“从来没有，你听见了吗？从来没有！”她说着竟潸然泪下。

　　斯考特将她搂进怀里，紧紧抱住她边哭边抖动的身体。良久，她才稍镇定下来。他扶她到沙发前，让她坐下。然后给她盖上一条毛毯，轻声说：“今天夜里你太不容易了。好好休息吧。”

　　几分钟后，她呼吸的节奏产生了变化，于是他知道她已进入梦乡。她怎么能不困呢？几周以来，尤其是刚过去的关系到她生涯的近二十个小时，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紧张之中。让她睡吧。

第三十一章

　　翌日一早，凯特·福莱斯特慢慢睁开眼睛。她平日上班很累，因此每晚都睡得很沉，这天早上醒来后最初的感觉同往常无甚不同。少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她左右环顾，见不是她的床，而且只是一只沙发——陌生的沙发。她听见隔壁房间里传出动静，还闻到煮咖啡的香味和咝咝的煎咸猪肉的声音。她睁大双眼，认出了斯考特的起居室。推开毛毯后，她发现外衣已被人脱掉了。她坐起身朝四下张望。外衣整齐地搭在那把假装当证人席的椅背上。

　　她迅速跳下地，拿起外衣套在身上。然后用手拢了拢头发。斯考特一定是听到了她的动静，喊道：“凯特？你起来了吗？”

　　“起来了，”她答道。

　　“浴室里有牙膏和一把没用过的牙刷，”他说。

　　她路过狭小的厨房往浴室走去时，尽量想避开他的目光。但他看见了她，笑着说：“咖啡好了。煎饼和咸猪肉也好了。”

　　她洗漱一番，梳了梳头，想施点淡妆，但提包却在起居室，于是决定作罢。她对着镜子细看自己的脸，几周来的煎熬显然留下了一些痕迹。

　　进入厨房后，缩进墙壁里的小桌子已被拉出来放好。为她准备的咖啡冒出浓郁的香气。旁边还有一杯刚挤出来的橙汁。她喝完橙汁后，斯考特把杯子拿开，又在原处摆上一盘煎饼，煎饼四周是一圈脆脆的咸猪肉。

　　他在凯特对面坐下。

　　“早上好！”他精神饱满地说。她粲然一笑，便吃起来。“昨晚你累得像摊泥，我不忍心把你叫醒，”斯考特解释说。

　　“我肯定是累坏了，从没睡得这么沉。”

　　“煎饼如何？”

　　“好吃极了，”她说着已开始吃咸猪肉。“你挺会做饭。”

　　“光棍动手实践多。”

　　“你中饭晚饭都做得不错呢，还是只会做早餐？”她促狭地说。

　　他恍然悟出了她问话的用意。

　　“接着你就该问我怎么会脱女人的衣服了，”他笑着说。

　　“我还真想到了这一层。”

　　“我妈妈教的我。”

　　凯特不解地隔桌看着他，分明是让他解释。

　　“我跟你说过我孩提时我爸就死了。我妈妈人很傲气，像你。她决心不依靠任何人。由于她心灵手巧，就在我们家里做起了小买卖。刚开始替人缝缝改改，后来开始做衣服，竟逐渐开起了一个小铺。虽说小，在我们家乡却是最大的裁缝店，仅次于连锁店了。我常帮她，比如装饰橱窗。往人体模型上套衣服和脱衣服。我做得很仔细，她教我要爱惜商品，常说‘凡，某个女人要付出血汗钱买这身衣服，所以尽量不要把它搞坏。’”

　　“对人体模型也很爱惜吗？”凯特问。

　　斯考特又笑笑。“还要咖啡吗？”

　　“要，谢谢。”

　　他们在沉默中用完了早餐。

　　“我得回趟家。淋浴、换衣服，然后去听证会，”凯特说。

　　“我送你，”他说。

　　“多谢。用不着送。天已经亮了。很完全。不，是比较完全，”她说。

　　“我们还得聊聊，为今天做准备。在车上正好有时间。我收拾一下桌子就出发。”

　　“我帮你，”凯特说。

　　“我收拾桌子很在行，”他说，“尤其是早餐后。”

　　“看来你接触过的女人都不太好，”凯特说。接着又开玩笑道：“我猜出于谢意她们至少在口头上说要帮你一把。不过眼下是大刮妇女解放风的年头，她们变得都跟过去的男人一样了：做完爱就跑。”

　　“我要是有机会就不跑，”他说，一脸的严肃，且无玩笑的意思。

　　“我们走吧，”凯特低声说。

　　他们抵达凯特的住处后，凯特在电话机上、厨房的橱柜上和浴室的门上都看到了写在小纸条上的留言。留言是罗茜·庄贴的。凯特的母亲打过三次电话。她父亲十分担心。

　　凯特急匆匆冲了个澡，梳理好头发，披上一件睡袍，走进起居室。

　　“你看上更好看了，”斯考特说。

　　“干净了还有可能，不是更好看了。我有镜子，”凯特说。

　　她把电话拨到家里。

　　“妈？”

　　“凯特！”她听到她妈妈叫她时松了一口气。“你爸担心极了，我也是。昨天怎么样，宝贝？”

　　“嗯……极不错。当然只是第一天。但不错——挺好的。”她尽量装的比实际要乐观。

　　她妈妈仿佛嗅出了什么味道，因为她说：“你爸唠叨着打算去东部。说不定还带上乔治·基普沃思。乔治答应了。”

　　“没必要，妈妈。我有一个很好的律师，特出色。他老家在宾州一个小镇，所以跟咱们家乡人差不多。”

　　“啊，那太好了，”她妈妈说，似乎有些放宽了心。“对于那些纽约的律师，你得提防着点儿。”

　　“你对爸爸说，一切都跟预想的一样顺利。不必担心，”凯特说。“我现在得赶紧走了。爱你，妈妈。”

　　她撂下电话，但觉得须向斯考特解释一下：“不到万不得已时我不想让他们操心。”

　　“我们赢得可能仍很大。”

　　“昨晚我的练习那么丢人现眼还能赢？”凯特问，企望得到诚实的回答。

　　“你不是丢人现眼，”斯考特极力鼓励她，“只是缺乏经验而已。从现在起你能做好了。”

　　斯考特和凯特赶到听证会现场时，所有人都到齐了，包括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默特主席冷冰冰地与他俩打了个招呼，便瞥了一眼摆在他跟前桌子上的金表，暗示他们晚了六分钟。他举起木槌往桌上轻轻一敲。

　　“我们是不是开始？”他朝豪斯金斯的方向看了一眼。

　　身材肥大的起诉律师从窄小的椅子上站起来，就像摆脱掉钳子的夹挤。

　　他正儿八经地说：“默特先生，在得到裁决认可之前，我不知是否该请我下一个证人出场。”

　　默特也同样正襟危坐地问：“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豪斯金斯先生？”

　　“虽然听证会不像法庭那样正规，在出示证据和证人时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可我要问的人是个没有目击所发生的事件的人，他是否可出场，我希望获得具体的裁决，”豪斯金斯说。

　　默特看向凯纹·卡希尔，示意由他来裁定。卡希尔沉默了片刻，仿佛斟酌着所提出的问题，最后宣布：“豪斯金斯先生，我们正处理的问题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到这里的被告，也关系到整个医疗界，尤其是广大民众的安全，因此我认为任何能给听证会提供情况，能使委员会完全了解事件全貌的人都可参与。请你的证人上场吧，先生。”

　　斯考特瞟了一眼凯特，后者也心照不宣地看了他一眼。他俩都清楚，这出小小的表演尽管装得一本正经，实际是预先制定好的计谋。豪斯金斯的目光朝他坐着的桌角方向看去时，他俩的疑心便得到了证实。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请坐到证人席上。”

　　凯特扯了一下斯考特的衣袖，他拍拍她的手以示安慰，似乎在说：我们往下瞧。

　　施托伊弗桑特宣过誓后，豪斯金斯胡乱问了他几个问题，表明他和死者的关系，此外显示出他希望伸张正义的愿望。

　　豪斯金斯将施托伊弗桑特推出来有两个目的，此刻他便把焦点集中在其中之一上。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女儿克劳迪亚是否曾离开家，搬进了她自己住的公寓？”

　　“是的，”施托伊弗桑特承认说。“我想所有年轻人迟早都想那样。出外单住。离开巢穴，试试自己的翅膀。克劳迪亚离开家时是十八岁。”他苦涩而无奈地一笑。“这年头，年轻轻的就选举，就独立，我年轻时二十一岁才有选举权，因此现在的年轻人成熟多了。总之克劳迪亚想离开，所以我的做法同所有爱自己孩子的父亲一样。我确保她不缺钱花，就让她走了。那是一生中最差劲的决定。”

　　“她不在家时，还是让那个一直给她看病的医生做医疗保健吗？”

　　“当然，伊夫斯大夫，威尔弗雷德·伊夫斯。我要确保她身体健康，”施托伊弗桑特解释道。

　　“据你所知，她搬出去后，定期去看医生吗？”

　　“哦，是的，”施托伊弗桑特说。“从收费单上我能看出来。伊夫斯是好医生，但收费很高。”

　　“你跟伊夫斯医生谈过你女儿的身体情况吗？”

　　“有那么几次。”

　　“结果呢，先生？”

　　“他每次都说她很好，身体非常健康。”

　　“所以直至她突然死亡的时候，他压根没听说她有任何健康问题？”

　　“完全没有！”施托伊弗桑特肯定地说，朝凯特瞟了一眼。

　　“出事的那天晚上，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女儿打电话给你妻子，说她病了。你妻子又打电话给伊夫斯医生，发现他不在城里，于是把她送往市立医院急诊科。”

　　“我也是这样听说的。”

　　为了阻止斯考特事后的盘问，豪斯金斯问：“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女儿为何不给你打电话？”

　　“她找过我，可我出去了，在联盟俱乐部宴请一群日本商人。我回家时，看到诺拉，就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留的一张条，说她去看克劳迪亚了。我觉得挺好，就去睡了。”

　　“那么你听说悲剧降临到你女儿头上是不是你妻子回来告诉你的？”

　　“没错。”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请允许我换一个话题，”豪斯金斯接着说。“昨天你在这里坐了一整天，听到被告律师屡次把你女儿之死归咎于她非法与人同居和吸毒；事实上，他想给人一种你女儿是个瘾君子的印象。”

　　豪斯金斯的问题尚未问出，施托伊弗桑特就急不可待地说：“是的，没错，我听到了那些谎言。”

　　“先生，这对任何一个父亲来说都是十分痛苦的，尤其对一位本城赫赫有名的父亲，你说对吗？”

　　“痛苦的字眼儿对我和我妻子来说实在是太轻了，整个悲剧以及这个听证会简直是对我们的折磨。”

　　“那么我能否问一下，你为什么坚持要亲眼目睹此事出现结果时为止？”

　　“原因同我出资赞助在市立医院新建一个急诊科一样。公众责任，先生。我们忍受的痛苦最终能将能力差的危险医生从医疗界里清除出去的话，那么我们的痛苦和所受的折磨就是值得的。总之，我来这儿是为了让其他父母免遭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悲剧。通过我们的折磨而让别人免灾。”

　　斯考特·凡·克里夫听着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叙说。凯特也倾听着。他俩面面相觑，都暗忖：是谁为他写的这么动听的演说词？他的公关顾问？

　　斯考特还多了一层苦涩的想法：我的建议，关于建造新急诊利分明是我的主意，他却用来对付凯特。不给我留盘问他的余地。

　　“谢谢你，先生，”豪斯金斯说。“我的问题就这么多。”

　　斯考特在桌下用手按了一下凯特的腿以示安慰，然后起身朝施托伊弗桑特走去，后者挺直胸膛，准备迎战。

　　“先生，我曾与伊夫斯医生见过面，想看一眼你女儿的病历，但遭到他的拒绝，我猜这你是知道的。”

　　“他当然得拒绝！”施托伊弗桑特说。“医生的记录都是私人档案，是保密的。”

　　“他拒绝我是在跟你谈过之前还是之后？”斯考特问。

　　“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不错，他确实给我打过电话。我说绝不能给别人看病历。我女儿的尸体摆放在市陈尸所里，赤裸裸的，让那里所有的色鬼雇员盯着看，已经够我受的了。但对那个耻辱的场面我毫无办法。可我要是再允许你这种无赖削尖脑袋窥探她的病历，弄到点儿东西就捏造成你诽谤的材料，我就是王八蛋！”施托伊弗桑特高声吼起来。

　　为了赢得委员会的好感，斯考特一直等对方把气撒完，没有打断。等施托伊弗桑特说罢，斯考特便以与对方的暴戾截然相反的口吻问：“先生，伊夫斯医生有没有告诉过你你女儿怀了孕？”

　　“你竟敢又污蔑我女儿的名誉！”

　　“这不是我说的，而是验尸官的结论，”斯考特彬彬有礼的答道。

　　施托伊弗桑特一时语塞，然后咕哝着说：“任何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都会犯错误；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个鸡或乱来的女人，像你想像的那样！”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女儿搬出去之前，她有个男朋友你并不喜欢，你们有没有为此吵过架？”

　　“她带来的人我都不尽心招待，这我不否认。”

　　“为什么，先生？”

　　“这年头的青年人——听噪声音乐，奇装异服……”施托伊弗桑特说。

　　“还吸毒？”斯考特问。见施托伊弗桑特不吱声，他又问：“男女乱交？”施托伊弗桑特一副鄙夷的态度，似乎这种问题他根本不屑一答。

　　斯考特又换了个话题问：“先生，你曾听见里克·汤姆斯的名字在——”

　　施托伊弗桑特抢白说：“这个问题我妻子回答过了，年轻人！我们不认识什么里克·汤姆斯。”

　　“你女儿离家出走是因为你不喜欢里克·汤姆斯，我这个说法对不对？”斯考特问，希冀让这一点深刻印在委员会成员的记忆里。

　　“不对！”施托伊弗桑特恶狠狠地嚷道。他转向主席。“默特先生，这种毫无根据、无中生有的问题还要允许他问多久？”

　　“施托伊弗桑特，你要是想稍微休息一下……”默特殷勤地建议。

　　“我不想休息！”施托伊弗桑特怒吼道。“但我看不出这种反反复复的谎言有何益处。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里克·汤姆斯。我妻子也没听说过。要么就问点别的，要么就结束！”

　　“凡·克里夫先生？”默特问，把抉择权推给了他。

　　“还有一件事施托伊弗桑特尚未作证。”

　　“那你就问吧，”默特说。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妻子作证时，我曾提醒说她离开医院前说过一句话。即‘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她否认说过那句话！”施托伊弗桑特反驳道。

　　“既然至少两个人声称听见她说过，我们能否认为她可能说过？”斯考特问。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年轻人！”

　　“假若你妻子真他说过上述的话，让她那么恐惧的神秘人物是谁呢？”斯考特问。

　　“既然她没说，我怎么会知道，”施托伊弗桑特反击道。

　　“那个人会不会是你？你暴戾的脾气令她十分害怕，所以当时她不寒而栗？”斯考特追问。

　　“默特先生，”施托伊弗桑特震怒地说，“这个年轻人如此荒诞不经地想刺探我家庭的私生活，难道还要容忍他继续下去？”

　　凯纹·卡希尔趁机为施托伊弗桑特解围。“律师，此话说得有理，即便在这种不太正式的法律辩护场合，有时问题也显得不仅无关，而且还轻浮。我勒令你停止问下去，除非你能证明这么问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

　　“我这样问与我不久将要陈述的证词有很大的关系。”

　　“什么关系？”豪斯金斯起身发起挑战。

　　“我要带上一位证人，他可以作证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对她父亲怕得要命，所以回答福莱斯特医生的问题时没说实话，误导了医生，从而不可能确诊她的疾病，”斯考特答道。

　　“我们连里克·汤姆斯还没见到呢，你又想臆造出一个证人吊我们的胃口？”豪斯金斯说。“主席先生，我请求你宣布刚才那部分证词无效，因为它是一位歇斯底里的年轻律师想像的产物。”

　　“我基本同意你的提议，豪斯金斯先生，”默特裁决道。“你对证人还有别的问题吗，凡·克里夫先生？”

　　“暂时没有了，”斯考特说。

　　“你呢？豪斯金斯先生？”

　　“对这位没问题了，先生，”豪斯金斯答道，又接着说：“纽约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对此案的事实已经确立，并已陈述足够的证据，表明福莱斯特医生在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时造成严重失职，从而导致患者死亡。至此我方起诉结束。我们希望凡·克里夫先生也以陈述事实为主，而不要一味指责。证人应可信，而不要诉诸含沙射影的手段。对于他所说到的神秘的证人，我早已按捺不住好奇心了。”

　　“凡·克里夫先生？”默特主席问。

　　“我需要时间召集我的证人。后天再继续怎么样？”

　　“后天继续听证会！”默特击了一下木槌。

　　斯考特·凡·克里夫直接从听证会房间冲到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机旁。他掏出黄色记事本，翻到他写了一些准备问里克·汤姆斯问题的那一页，按照页码顶端的号码拨通了电话。他听到铃声响了三下，四下，五下，没人接。他心中蓦地升出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但铃声响到第六下时，传来了一个令他放心的声音。

　　“喂？”是里克·汤姆斯的声音。

　　“里克？斯考特·凡·克里夫。”

　　“噢，你好！”里克说。

　　斯考特想透过里克说话的声音窥测他的心态。他听上去好像没吸毒，仿佛比他们见面时更警觉一些。

　　“里克，后天大概你就得出场了。所以明天咱俩最好见一面，过一遍我问的问题和你该如何回答。还得准备一下另一个律师可能问的问题。有所准备总没什么坏处。”

　　“没错，没什么坏处，”里克附和着。

　　“我明早十点钟接你，怎么样？”

　　“没问题，伙计！”里克情绪颇高地说。

　　“哦，有件事我想让你今天考虑一下，”斯考特说。“克劳迪亚有没有对你说过她怕她爸爸怕得要死，宁肯死也不能让他知道真相？”

　　“说过？简直天天不离口！那个老不死的东西能把她的胆吓出来，”里克答道。

　　“到时你就这么说，可坐在证人席上时，别用这种语言，”斯考特提醒他。

　　“我听你的，伙计，”里克说。

　　“明天十点见。”

　　“明儿十点，”里克说，又问道：“噢，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手头又短缺了。”

　　“我明白，”斯考特说，“我不会空手找你的。”

第三十二章

　　已是凌晨一点二十分。斯考特·凡·克里夫累得疲惫不堪，他先是和凯特训练应付次日的作证，把她送进一辆车打发回家后，又花了个把小时的时间琢磨他的两名关键证人的出场顺序以及怎样提问和采取何种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动委员会成员。一个律师的陈述实际不亚于一场戏剧的排练。

　　哪个证人会达到更大的戏剧性效果？他不停地思忖着。先让凯特作证，然后突如其来地推出里克·汤姆斯？还是先带出里克·汤姆斯，震住豪斯金斯、施托伊弗桑特和默特，并让委员会信服他所讲的一直是实话，从而使他们对随之而来的凯特的证词先有好感？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一旦与她女儿同居的情人遭遇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里克不仅让他女儿怀了孕，从某种角度上讲还造成了她的死亡。斯考特暗想，两个人之间大打出手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他都要有备无患。

　　他仍在权衡着用何种方式进行陈述最有效，不知不觉间竟徜徉到查尔斯街上。他觉得他的战略完全取决于能找到里克·汤姆斯。

　　他在九十七号前收住脚步，步入又小又黑的门廊，在门铃牌上找到兰古尔的名字。按照里克吩咐他的那样，他短暂地按了三下，停了片刻，又长长地按了一下。他等待着能让大门自动开启的蜂音器的响声，但没动静。

　　里克大概睡着了，斯考特想。他又按了一遍。三短，停，一长。还是没回音。斯考特有些担忧起来。他又按了遍门铃，仍没反应。斯考特·凡·克里夫感到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再度狠劲地按了一遍。依旧没动静。他额角的汗愈发冒得厉害。他再按，三短，一、二、三，停，最后的长铃他索性不再松手，倏然，蜂音器叫了起来。但叫声很短，他要不是及时从门缝里挤进去，怕是又被关在了门外。楼梯很黑，即使白天都需点灯，他快步拾阶而上。

　　他依稀觉到四楼有人倚在楼梯扶手上。他昂起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刚刚披上一件破旧的睡衣，一副刚被从沉睡中吵醒的神情。她头发蓬乱，好奇地眨着眼睛，但目光中充满疑心。

　　“你是？”她问。

　　“我找4—1室的兰格尔，”斯考特说。

　　“什么事？”女人问。

　　此时斯考特已经走近，估摸她二十初头的样子。她的脸略显胖肿，不是酗酒就是吸毒，他暗忖。否则她本是一个漂亮的女子。他上到四层，站到她面前，后者伫立在半开着的门前，仿佛把守着屋子。

　　“我找马蒂·兰格尔，”斯考特说。

　　“干吗？”

　　“里克·汤姆斯暂时和他同住，”斯考特说。

　　“我就是马蒂·兰格尔，”年轻女人说，“我是女的。”

　　斯考特一怔；他以为马蒂是个男人的名字。

　　“这么说里克跟你住一起，”斯考特说。“我早上十点要同他见面。我来得早了点，因为有点等不急了。”

　　“你跟他有约会，”马蒂·兰格尔说。“可他已不在了。”

　　“昨天下午我还跟他通过话。我们说好今天上午见面的。明天他得当证人，”斯考特说。

　　“他不在这儿，”马蒂·兰格尔说。

　　“他肯定在，”斯考特说。“这事太重要了，关系到一个医生的命运！”

　　“对不起，他不在这儿，”她说，动了动身子想阻止斯考特走进房门。

　　“听我说，兰格尔女士，证人的心情我很了解。开庭之前都变得很紧张。其实没什么可怕的。让我安慰他。”

　　她不让步，斯考特佯装往右边走，引她阻拦他，他却迅速往左一闪，撞了她一下，几乎跨进室里。女人抗议说：“我说过，他不在这儿！”

　　他从她身旁挤进屋。里面很暗，拉着窗帘。犄角摆着一张乱兮兮的床。旁边有个小厨房，水池里堆满脏盘子。一张小木桌上空空的，围着三把普通直背椅，没有一把的样式是相配的。屋里弥漫着一股刚吸过不久的大麻的味道。

　　他张望四周，没有里克·汤姆斯的踪影。女人对他的擅自闯入颇为不悦，幸灾乐祸地说：“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儿。”

　　“你知道这对我的案子有多重要吗？危及到一个医生的生涯和生命。”

　　“我说先生，别烦我。不是我的错。实际他欠着我五十块钱跑了。我简直傻透了，”她抱怨说。“压根儿就不该让他住进来。不过我挺可怜他的，尤其是克劳迪亚的事出来后。”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斯考特问。

　　她摇摇头，将黑头发朝脑后稍为梳理了一下。

　　“他什么也没说？也没解释？”

　　“他走时我根本就不在，”她说。“听着，我没时间跟你争。我得睡觉了。”

　　“再耽误你一会儿时间，这事太重要了。”

　　她无奈地耸耸肩。“好吧，坐吧。”

　　斯考特情愿站着。

　　“你最后和里克见面时，他说过些什么？”

　　“没说过要离开，没有。”

　　“有留言吗？有没有他要离开的线索？”

　　“没有，”她答道。“我只知道……”她欲说还休，住了口。

　　“你只知道……”斯考特追问，“知道什么？”

　　“昨天下午的电话是你打的，是不是？”

　　“没错。”

　　“我听见他说他准备见你。”

　　“是的。”

　　“后来在七点钟以前，他又接到另一个电话，”马蒂·兰格尔说。“好像那个人他认识……我说，我还是不说的好，省得惹麻烦。我可不想碰法律。”

　　“我就是律师。无论你告诉我什么都会给你严格保密。说到做到。”

　　她权衡了一下他的保证，决定配合。“他说打电话的那人答应给他好货。”

　　“好货？”

　　“可卡因，就是特纯的那种，”她说。“我本人不用可卡因。对我味口的是墨西哥金。可里克见到可卡因就等于往他鼻子上拴上了环儿，牵着他爱上哪儿上哪儿。所以这人打电话来，答应给他上等可卡因。”

　　“于是他就为此而走了，”斯考特说。

　　“没错，为可卡因走了，不会再回来了，”马蒂·兰格尔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去上班前。第四街有个小意大利餐馆，我在那儿端盘子。”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能让你猜出他的去向？”

　　“没有，一走了之，就这样，”她说。

　　“你知道那个打电话的人是谁吗？”

　　“他提过名字，可我没在意，”她说。“我自己的麻烦事还一大堆呢。”

　　斯考特沮丧地点点头。他辩护的半个武器，最重要的一半，竟在他眼皮子底下溜掉了。如今不仅只剩下了一个证人，他自己的职业信誉也危在旦夕。到时豪斯金斯激他把里克·汤姆斯带出来，里克岂不真成了他想像中的人物？此刻他不免后悔，实在不该提里克·汤姆斯的名字，甚至说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个瘾君子。

　　“他什么也没说？”

　　“没说，”马蒂·兰格尔说。她的口气分明是想送客，以便她能就寝。

　　斯考特走到楼层，正要往下迈脚，女人的门又开了。

　　“哦，他的确说过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好像是拿回他的东西。”她说。“我没太仔细听。”

　　“拿回他的东西……”斯考特沉吟着。“是他们清理克劳迪亚住处时他丢的东西吗？”

　　“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你认识克劳迪亚吗？”斯考特问。

　　“有点。”

　　“只是有点认识？”斯考特问。

　　“比那还深一点，干吗？你想说什么？”她又变得警觉起来。

　　“她吸毒吗？”斯考特问。

　　“看怎么说。”

　　“看什么怎么说？”

　　“有的人吸着玩，有的人动真的。我是说，比如里克，整天就知道吸毒，”马蒂·兰格尔说。

　　“克劳迪亚呢？”斯考特问。

　　“这事看来你不懂，”她说。“否则你就该知道，只要一个吸，另一个也准吸。这儿的门道就是这样。”

　　“告诉我，兰格尔女士，你要是能成就一件重要的事，帮着一个年轻女医生为自己辩护，击败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拯救她的未来的话，你愿不愿意作证，把跟我说的话说出来？”

　　“这个，”她表示拒绝的摇摇头。“我可不跟法律找麻烦，不是那种人。”

　　“这跟法律无关，是在一个委员会前作证，一个不公开的听证会。”

　　“对不起，”她说。“我说，我得睡会儿了。”

　　斯考特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照这张名片跟我联系。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现在我就能告诉你，不行。我真不该跟里克和他的女友搅在一起。谁乐意去摸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老虎屁股？”

　　“要是里克回来的话——”斯考特说。

　　“他回不来了，”女人打断他。

　　“你怎么能肯定？”

　　“给他打电话那人的声音就不对头。谁要是想干掉里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他要多少纯可卡因就给他多少，”斯考特说。

　　“比那还糟，”马蒂·兰格尔解释说。“最大限度满足他可卡因的需要，你让他干什么他都能干，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被人扔到医院急诊科的大门口。不是昏迷不醒就是服毒过量死亡。”

　　“兰格尔女士，你觉得他的失踪与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有关吗？”

　　“你为什么这么问？”

　　“手持法律文件到克劳迪亚住处的人是施托伊弗桑特手下的。他们清理了住处，还拿走了里克的东西。”

　　“施托伊弗桑特为什么要那样做？”年轻女人问。

　　“为了不让她个人拥有的东西暴露给传媒，从而引起尴尬，”斯考特说。“要是打电话的人答应把里克的东西还给他，恐怕就跟施托伊弗桑特有关。”

　　斯考特此刻已清楚地意识到，他只剩下一个重要的证人了，即凯特。

　　但怎么跟她解释呢？

　　他俩见面后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里克怎么样？”

　　斯考特尽量言简意赅、轻描淡写地说出了真相。

　　凯特惊讶地几乎透不过气来。“什么……这说明什么——我是说，它会影响……噢，斯考特！”

　　她浑身颤栗起来。他伸出胳膊搂住她，希望在这样不利的消息面前给予她勇气和支持。

　　“其实他是特别渴望报复施托伊弗桑特的，”斯考特说。

　　“要是你像我似地见过那么多吸毒的人，”凯特说，“你就会明白毒瘾可以让人放弃报仇、工作、家庭和所有的一切。”

　　“看来施托伊弗桑特也谙知这个道理，”斯考特说。

　　“里克可是我们辩词中的关键一环，”凯特说。

　　“现在不是了，吹了，”斯考特说，焦急地试图重新审视他已缩小范围的选择。

第三十三章

　　斯考特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在听证会一开始就首先推出了阿德莱德·克罗宁护士作为证人。宣誓过后，斯考特问了几个问题，确立了她的教育背景和其在市立医院就职的身份。她当急诊科护士已达十一年，经验丰富。事发的星期六晚上她正值班。接着斯考特引导她描述了当天晚上的经过，通过克罗宁的回答显示出，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确给检查室里的工作造成了妨碍。克罗宁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凯特采取的措施与急诊科的惯常做法很合拍。克劳迪亚的生命出现危机时，凯特和布里斯科采取了一切手法，治疗抢救手段适宜正确，与她看到的别的医生在类似情况下采取的行动相一致。

　　斯考特问完后把位置交给豪斯金斯进行盘问，然而起诉律师非但没攻击她，反而只说了一句：“我没有问题。”

　　斯考特明白豪斯金斯是想集中进攻凯特，不希望事先透露出他的意图。

　　斯考特让比特哈德护士作完证后，豪斯金斯仍放弃了盘问的机会，于是斯考特推出了他最后一位证人。他对速记员大声宣称：“请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上场。”

　　“什么？”豪斯金斯问。“没有让人吃惊的证人了吗？我还以为等到了这会儿我们的好奇心该得到满足了。”他虽是对斯考特插科打诨，但声音大的全场人都听到了。

　　凯特宣誓完毕后，斯考特通过提问让她道出了她童年在农场的生活，所受的教育及在医学院的成绩，做实习医生以及后来做住院医生的经历等。他希望凸现她的才智和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以便让委员会认为她是个值得信任和支持的医生。尔后他又让她描述了那天晚上她治疗过的一些病人。

　　最后涉及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斯考特循序渐进地问出每一个问题，凯特便一一以细节回答：克罗宁查出的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凯特经证实后写进病历。由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症状和迹象暴露得不充分，代表着十几种病症的典型特征，因而无法确诊。

　　斯考特按照事先预备好的把话题引导到与克劳迪亚最终死亡关系最密切的问题。

　　“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问及病人私生活的情况，如果有，为什么？”

　　“像她那样年轻的女孩子，了解她性生活是否频繁，有没有停经是十分重要的。她的回答，真实的回答对确诊有着关键的作用，”凯特解释说。

　　“病人是如何回答的？”斯考特问。

　　“正如我在她病历上写的，她的答复都是否定的，”凯特说。“委员会成员若有病历复本，可以查看我的记录。”

　　沃德和特拉斯科特医生同时点点头，表示对病历很熟悉。

　　“大夫，”斯考特接着说，“有没有病人的一些情况及你的观察，并没写在病历里？”

　　豪斯金斯举手抗议：“卡希尔先生，他在引导证人。”

　　卡希尔裁决说：“证人可以回答。”

　　“我并未将我的疑心写进病人的病历，”凯特说。

　　“疑心？什么疑心，大夫？”斯考特问。

　　“病人的母亲又紧张又激动，我怀疑她很怕她，所以没跟我说实话。”

　　“假如她母亲不在场，或不那么厉害，假如你得的答复都属实的话，你能否较快确诊抢救病人？”

　　豪斯金斯登时蹿了起来，速度之快与他肥硕的身躯完全不符。“卡希尔先生，他不仅在引导证人，简直是在替她作证！”

　　“凡·克里夫先生，只许提问，让证人回答，”行政官员做出裁定。

　　斯考特点头表示同意。“对不起，先生。”又转向凯特问：“大夫？”

　　“性生活，月经停止——都是达到确诊的关键事实。鉴于此，我觉得她母亲的在场起到了——”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起身抢白说：“主席先生，这个女人对我女儿的治疗失误，造成她的死亡，现在你还允许她把责任推到我妻子身上，我表示反对！”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默特尽可能公事公办地说，“福莱斯特有辩护的权利。之后还要由委员会权衡她的证词，决定她所陈述的是否可信。”

　　施托伊弗桑特见默特已暗示委员会应否认凯特的辩护，便稍微消了点气，但仍虎视眈眈地瞪着凯特。

　　斯考特快速地引导凯特将那天晚上的经过叙述了一番：为克劳迪亚抽血样。送去化验。结果回来之前又给其他病人治疗。化验结果不明显时，凯特又重复了一遍全过程，第二次送血化验。

　　这时，斯考特问出一句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决定要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

　　“我怀疑病人可能有孕，便做了盆腔检查。但由于宫外孕同正常怀孕不同，我的检查不能确定。于是我叫来了布里斯科大夫，埃里克·布里斯科。”

　　“他做了些什么？”

　　“重复了一遍检查。结果一样。”

　　“后来他怎么说？”

　　“继续做化验，等待结果。”凯特答道。“后来的化验结果略有些差异，但仍反映不出真实病症。”

　　“大夫，病人虽否认有频繁的性生活，你是否为她做过快速怀孕检查？”

　　“是的，由于我不相信她的回答，便决定亲自查一查。为了节省时间，我用导管为她取了一些尿。”

　　“有人反对那样做吗？”

　　“她母亲反对。她明白我要做什么时，雷霆大作。”

　　“大夫，你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是医院的常规三步骤尿液怀孕检查。”

　　“结果呢？”

　　“阴性，”凯特承认说。

　　“根据验尸官的报告，你如何解释你的结果？”

　　“任何医疗检查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大夫，你或者布里斯科医生意识到病人出现病情恶化的征兆时是什么时候？”

　　“布里斯科打算探察她的腹腔，看是否有内出血，这时克罗宁突然说病人脉搏消失了。我们立即给她用上了心脏起搏器，把她推进昏迷室，采取一切办法抢救她。药物、输血、手术。最后她因电机分离死亡。委员会的医生们都明白，电机分离是指心脏仍条件反射地跳动着，但由于严重的内出血已使心血管里的血液流到腹腔里，心脏里便没有血液往外压了。”

　　“大夫，当着你的两位同行的面，我想问你，经过几天、几周对这一悲剧的回顾，你有没有产生过别的想法？觉得应该做而没做的事情？”斯考特问，这是个他曾告诉凯特将问到的问题。

　　凯特的回答令他一惊。“别的想法没有。但觉得内疚。”

　　不仅施托伊弗桑特和豪斯金斯感到愕然，连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怔住了。特拉斯科特停下了做笔记的笔，格莱迪斯·沃德盯了凯特好一会儿才拿起笔来准备记下她下面要说出的话。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答复，斯考特只得问下去：“为什么有内疚感，大夫？”

　　“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到达这样一种心态，即失去一个十九岁的病人后而不感到内疚，我说这话不仅代表我本人，也代表整个医疗界。尽管科技已大大进步，这种不该发生的死亡却仍不可避免。”

　　斯考特略微松了口气，将位置让给起诉律师豪斯金斯对凯特·福莱斯特进行盘问。

　　豪斯金斯拿起一摞笔记，走至证人跟前，宽厚地笑着说：“医生，我想首先申明，对所有年轻医生我都肃然起敬。尊敬你们受过的训练，你们辛勤的工作，和你们做出的牺牲。”

　　斯考特暗想，这家伙是想给她吃定心丸，但愿她别上他的当。

　　豪斯金斯接着说：“现在咱们看看是否能帮你解开那天在急诊科里发生的谜团。”他瞟了眼笔记，像想起了什么似地问：“那天晚上急诊科里完全由你负责，是不是？”

　　“是的，先生，”凯特答道。“迪艾斯医生也该上班，但得了感冒。当时换人也来不及了。”

　　“所以只由你一个负责了？”

　　“是的。”

　　“有意思，”豪斯金斯说。他并非真觉得有意思，而是想转移凯特的注意力，让她琢磨他的话可能包含的意思，从而在她其他回答中放松警惕性。“你刚才谈到那天晚上你治过的其他病人及当时的混乱的气氛。那天晚上跟平时相比，你认为急诊科里更忙乱吗？”

　　“对于一个每天晚上都不正常的地方来说，哪天晚上都应算正常，”凯特说。

　　豪斯金斯笑道：“说得好，医生。我是否该认为那就是你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去看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原因？”

　　“你的认为是错误的！”凯特反唇相讥。“我没有‘拖’！”

　　斯考特想给她递个眼色。冷静点，别让他激怒你，从而上他的圈套。言多必失。

　　“对不起，”豪斯金斯佯装道歉。“那你那么长时间才去看她是何原因？”

　　“因为有更急的病人，”凯特答道。

　　“大夫，即使你最后真地抽出了时间去看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时，对她也没怎么进行检查，是这样吗？”

　　“我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凯特反击道。

　　“大夫，让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根据前一个证人的证词，你刚开始询问，就撇下她又去看别的病人了，是这样吗？”

　　“另一个病人情况危急，我必须马上过去，”凯特解释说。

　　“情况危急？”豪斯金斯问。

　　“他胸骨下方疼痛严重，大汗淋漓，非常痛苦，”凯特答道。“这些都是典型的心脏病症状。护士觉得他生命垂危，所以应首先抢救。”

　　“所以你撇下了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去为另一个病危病人看病。你对他的诊断是什么呢？”

　　“结果他是胆结石，那种病十分痛苦，”凯特说。

　　“你怎么处理的，大夫？”

　　“把他送去做手术，让他们决定是否需手术治疗，”凯特说。

　　“后来的结果你知道吗，大夫？”豪斯金斯问。

　　“一旦把病人送去手术，我和病人就没接触了。这是在急诊科工作不利的一面。你瞧病人，为他们治疗，把他们送到其他科室或送回家，之后就再也见不着了。最后的结果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么还是让我来告诉你那个病人的结果吧。外科为他做了检查，决定暂不做手术。你曾给他开了一百毫克的地美罗，他睡了一夜后次日就被送回家了，”豪斯金斯说，将一摞记录在凯特眼前一晃。

　　豪斯金斯的这一动作令凯特非常不安，然而使斯考特·凡·克里夫更加不安的却是豪斯金斯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它表明起诉律师对每个细节都做了详尽的调查，不仅是施托伊弗桑特，而且还包括了那天晚上经凯特治疗的所有病人。

　　“总之，大夫。”豪斯金斯继续说：“你认为比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更重要的一个病人次日就出院了，而必须等待你的克劳迪亚第二天却死了。”

　　“默特先生，我反对！”斯考特嚷道。“我强烈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我请求你问一下委员会中的两位医生，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会怎么做！”

　　默特踌躇不决，拿不准委员会中他的同事会作何反应。于是凯纹·卡希尔出面解围。

　　“主席先生，没有必要向委员会提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肯定能在最后的表决中反映出来。凡·克里夫先生的请求不能答应。”

　　“就这样裁决，”默特大大松了口气。“继续吧，豪斯金斯先生。”

　　“大夫，我给你看一份那位胆结石病人病历的复印件，请你辨认一下开头部分的手迹，”豪斯金斯举起一张纸。

　　凯特仔细看了一眼，答道：“是我的笔迹。”

　　“这么说你没有马上去检查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而是把时间花在了写病历上？”豪斯金斯问。

　　“不对，先生，我没有时间写。我们在记录单上已写下了迹象和症状，所以后来我就抽空补进了病历，”凯特说。

　　“啊哈！”豪斯金斯说，仿佛获得了新的发现。“这么说在治疗病人和写病历之间常有一段空闲时间？”

　　“有时有，有时没有，要看病人的多少和治疗速度而定，”凯特说。

　　“大夫，你有没有完全忘记写病历的时候？”

　　“没有，”凯特立即答道。

　　“这么说，好像你的证词和那天晚上实际发生的情形有出入，”豪斯金斯说。

　　斯考特刚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强迫自己坐了回去。他盯住凯特的脸，想看豪斯金斯那句怪兮兮的话对她有何反应。

　　凯特·福莱斯特斟酌着豪斯金斯的指责，使劲回忆着那晚她有没有可能给病人治疗完后忘记了写病历。不可能，她想，我都写了。一个没漏。

　　“我不清楚你指的是什么？”她说。

　　“也许过一会儿就清楚了，”豪斯金斯说，心想他已给证人和她的律师带来了足够的焦虑，够他俩操心一阵的。“你在方便的情况下又回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身边时，发现了什么？”

　　凯特十分反感豪斯金斯使用“方便”一词，决心不上他的圈套，便直截了当地说：“我说过，克罗宁护士已得知她的症状——恶心呕吐，拉肚子——还测了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认为她可能脱水，于是给病人输液。”

　　“你同意那样做吗？”

　　“当然，”凯特答道。

　　“那你做了些什么，大夫？”

　　“察看病人总的情况。我又测了一遍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然后开始询问，这常比简单问问症状掌握更多的信息。”

　　“病人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豪斯金斯问。

　　“回答了，但很不幸，都不是实话。她否认性生活频繁，停经，按照验尸官报告的推测，她至少停经了一次。”

　　凯特讲到一半时，豪斯金斯就连连点头，好像她的答复与他期待的极为吻合。

　　“是的，是的，大夫，我知道。下面我们马上就能目睹将病人之死的责任从医生推到死者母亲身上的场面。”

　　斯考特站起来，大声说：“主席先生，我反对！”

　　尚未裁决，豪斯金斯便答道：“主席先生，我收回刚才那句话。但请允许我问医生另一个问题。大夫，整个治病期间，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有没有离开过C检查室？”

　　“她出去过一次，去她轿车里打电话，”凯特说。

　　“既然只剩下了你和病人，摆脱了她母亲的影响，你是否利用了那一机会问她极为隐私的问题？”

　　“是的，问了。”

　　“她是怎么回答的？”豪斯金斯问。

　　“她……她仍咬定性生活不多，月经正常，”凯特承认说，又道：“我觉得她不知道说谎的危险性。”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在场并非像你想像的那样至关重要，是不是？”

　　“我觉得克劳迪亚很害怕跟我说实话，因为她妈妈总会知道的。当时我感到这个想从父母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的十九岁姑娘仍很幼稚和胆怯。”

　　“福莱斯特大夫，你现在是不是又拓宽了你的专业，把精神病也包括了进去？”豪斯金斯挪揄说。

　　“这是我作为内科医生的观点，”凯特说。

　　“大夫，我这样的人，在这种严肃的法律场合，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说服我自己之前才去吊销一位医生的执照。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说的假话对其死亡的影响。最终我不得不问自己，正如我现在问你一样，让我们假设克劳迪亚这样说：‘是的，大夫，我性生活频繁，是的，我没来月经，’那你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会提早做怀孕检查，”凯特答道。

　　“就算你做了，”豪斯金斯说，“又会怎么样？”

　　凯特意识到豪斯金斯已把她引入一个从逻辑上她无法逃脱的怪圈。

　　“大夫，什么理由使你会认为，你若提早做了那项检查，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豪斯金斯穷追不舍。

　　“我……不知道……”凯特被迫说。

　　“你是不是想告诉委员会，你要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做那项检查，你就会不那么紧张，可以把检查做准确？”豪斯金斯问。

　　“我做检查时状态很好！”凯特抗议道。

　　“那么早做晚做结果会有何不同呢？”豪斯金斯咬住不放。

　　“我说了，我不知道，”凯特被迫承认。

　　斯考特暗忖，他在激她，她上了钩。他觉得必须出面干涉。

　　“默特先生，我的当事人已在席上呆了几个小时，我请求休息一会儿。”

　　面对斯考特的请求，豪斯金斯得意一笑，他的对手终于尝到了他的盘问的厉害令他感到心满意足。趾高气扬的豪斯金斯想表现出大度，便说：“主席先生，我不反对。这位证人显然需要休息片刻。”他转过身时，见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满意地冲他一点头。

　　默特举起小槌刚要宣布休息，沃德医生举起手。

　　“医生，有话说？”默特问。

　　“休息前，我能否盘问一下证人？”

　　斯考特立即站起身。“主席先生，我反对！委员会成员最后将对被告做出裁决，无权充当起诉人员！”

　　默特看向行政官员，请他做裁决，主席的目光分明是希望能否决斯考特的反对。

　　凯纹·卡希尔略微沉吟片刻，开口说：“凡·克里夫先生所提出的，乍一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程序方面的问题。不过不巧的是，其依据是沃德医生对一个词的误用。我敢肯定，她说的并非是起诉意义上的‘盘问’，而只是想说‘问一问’，其真实的意图是想弄清真相，这也是我们大家之所以聚在这里的目的。我说得对不对，沃德医生？”

　　格莱迪斯·沃德点点头，漂亮的五官格外妩媚。

　　“默特先生，你可以允许医生发问。”卡希尔裁决道。

　　“福莱斯特医生，”格莱迪斯·沃德说，“让我们假设从一开始病人就对你说了实话。你也很早就做了那项验尿怀孕检查，而且结果是阴性。既然你知道这种检查有一定比例的误差，为什么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呢？”

　　“我没有。我吩咐做B超，”凯特说。

　　“可为什么病人病历上没有检查结果？”格莱迪斯·沃德问。

　　“因为B超没做成。”

　　“上帝，为什么？”

　　“放射科对我说B超检查宫外孕也不准确，所以得请专家做。只有格雷德温医生有资格做。但她第二天早上才上班。因为没做成B超，我就没往病历上写。”

　　尽管沃德看上去对凯特的解释感到满意，却还有话要说。“福莱斯特医生，虽然你一开始就怀疑病人没说实话而做了怀孕检查，但我觉得很明显，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的在场并未真正影响和改变你治疗病人的方式。”

　　凯特解释说：“要是用不着和她争论，结果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告诉我，医生，你在做实习医和住院医期间，有没有治疗或协助治疗过宫外孕？”

　　“宫外孕其实很少见，虽然近来越来越多——”凯特话没说完就被沃德打断。

　　“医生，你到底治没治疗过宫外孕？”

　　“没有，没治过，”凯特说。

　　“这么说你依靠的完全是书本和课堂上学来的知识，”沃德说。

　　“是的，但那天晚上我诊断和治疗了一例艾迪森病，也是第一次，”凯特反击说。

　　沃德没答话，而是往小本上记了一笔。从她生硬的态度和皱着的眉头看，凯特和斯考特都认为沃德所写的肯定对凯特不利，在她最后的裁决中必然起到不良的作用。

　　默特敲了一下木槌：“休息五分钟！”

　　凯特从证人椅上起身时，发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正瞪着她，青灰色的眸子里露出得意之情。

第三十四章

　　斯考特和凯特躲在听证会外的一个角落里，前者以律师的身份提醒他的当事人要谨慎小心。

　　“还记得我说过的——”斯考特说。

　　凯特抢白道：“我知道！不要争辩！可我不能忍受豪斯金斯和沃德的冷嘲热讽！谁也甭想阻拦我！”

　　“凯特，冷静点。我是你一边儿的，是你的律师，”斯考特试图让她保持清醒。他伸出手去抓她的手，凯特往后一缩。“凯特？”他轻声问，“害怕了吗？”

　　“快吓死了，”凯特喃喃承认，泪水在她眼眶里转动。“尤其在沃德的质问之后。”

　　“本来就是一件棘手的事，豪斯金斯已经尝到了甜头，施托伊弗桑特对他很满意，弄得他飘飘然的。下面他肯定会发起猛攻。一定要咬住事实，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她点点头。他用一只手指托起她的脸庞，趁她眼泪未流下来时将其擦去。接着他在她唇上轻轻一吻，她朝后一缩，抬头直视他的眼睛，仿佛在问：这是出于爱的吻吗？他用目光答道：是的，是爱的吻。

　　“走吧，去面对他们，”他说。

　　豪斯金斯让凯特讲述了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每一个步骤，他还不断地引用病历上的记录。他尽管用心良苦，却没有抓住凯特记忆上的失误，她的陈述与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十分吻合。

　　接下去豪斯金斯又变换了战略。“大夫，从诸多事情的发生到你在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上写下记录，中间有多长时间？”

　　“我对她治疗的所有医嘱都是当时就写在医嘱本上的。她病历上的我的观察、治疗方案等是抽空写的，”凯特答道。

　　“大夫，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每次看完病人都需在病人病历上做记录？”

　　“有。”

　　“可你却对委员会说，你是抽空写的。”豪斯金斯话带讥讽。

　　“在急诊科，什么都得见缝插针地干，否则根本没时间。但好歹病历都能写成。”

　　“那么在那段时间差里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医生重新考虑一下他的治疗方法，然后设法使他在病历上所写的内容完全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吻合？”

　　“如果这是你的看法，我表示反感！”凯特毫不示弱地说。“如果是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豪斯金斯笑笑：“两方面都沾点儿边儿。”

　　“你的所谓我靠写病历为我的治疗做解释的暗示纯属谎言！”

　　委员会的三名成员都以不赞同的眼光盯住凯特。默特刚要开口指责她，凯特又说：“我在病历上所写的一切都与我的观察、采取的措施及其原因完全一致。”

　　“这么说我手里的这份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其内容从你第一次见到她一直到她悲剧式的死亡，是完整和准确无误的啰？”

　　“是的，”凯特答道。

　　“我发现这里有一条，病人曾一度躁动不安，拔掉了胳膊上的输液管，”豪斯金斯说。“这是真的吗，大夫？”

　　“是这样，”凯特说。“躁动不安的病人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吸毒的病人，他们的反应常常很激动。”

　　施托伊弗桑特正欲提出抗议，只听豪斯金斯又迅速问道：“是不是又想毫无根据地指责死去的病人？现在允许我接上刚才的话题。病人把输液管拔掉后发生了什么？”

　　“我立即就去看她了。我重新插上了点滴管，而且固定得很牢固。”

　　“就这些？就完了？”豪斯金斯问。

　　“是的！”凯特肯定地说。

　　豪斯金斯佯装又研读了一眼病历。他眼皮不抬地问凯特：“告诉我，大夫，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知道病人把点滴管从胳膊上拔下来的？”

　　“我记得是她母亲告诉我的。”

　　“当时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凯特冥思苦想。当时的情形在她记忆中变得清晰起来时，她意识到说实话必然会显得自己有责任。但她仍答道：“我在护士站。”

　　“我能问你在做什么呢？”豪斯金斯问。

　　“有人叫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化验室来的？放射科来的？还是监护室来？是关于那个你送走的心脏病人的事？”豪斯金斯连连进攻。

　　“是私人电话，”凯特说。

　　“一片混乱之中，一人干两个医生的活儿，忙得你都不舍得把你宝贵的时间分给病中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然而你却还能有时间去打私人电话？”豪斯金斯下垂的下巴略微抖动着，装出一副气愤状。

　　凯特尽力控制住自己，说：“是护士叫我去的，说是有急事。我发现是私人电话后，立即就挂断了。”

　　“能不能问一下打电话的人是谁？”豪斯金斯说。

　　“我认识的一个男的，”凯特说。

　　“你跟这个男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否则他不会无所顾忌地在凌晨一点钟给你往医院里打电话，”豪斯金斯说。

　　斯考特蓦地站起来。“主席先生。正当盘问中不应有含沙射影的内容。尤其是它与正在审理的本案毫无关联！”

　　“对不起，律师，可的确有关联。不过我还是收回那句话。大夫，你记不记得你对那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但愿我能挺到六点钟而不垮掉？’”

　　凯特猛然间记起了那句话，颇为慌乱的一怔。她一时如鲠在喉，但终于承认道：

　　“是的，我记得说过那样的话。”

　　豪斯金斯正待往下问，沃德医生伸出食指打断了他。起诉律师示意她发言。

　　“福莱斯特医生，”沃德说，“你真的觉得要垮掉了吗？”

　　“只是那么说说，”凯特解释说。“我非常疲劳，当时已经马不停蹄地干了好几个小时。”

　　“所有医生都经历过做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时那种长时间工作的艰苦日子。你要是真觉得快挺不住了的话，怎么还能继续给病人看病呢？”

　　“我说过，我只是那么说说而已，用词不当，”凯特说。“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要是真感到失去治病的能力，会提出要求把我换下去的。”

　　沃德医生做笔记时，豪斯金斯抓住了凯特说的最后一句话。

　　“福莱斯特医生，依你看，一个医生要是头部遭到重击，会不会使其失去能力？”

　　“那要看有多严重，有这种可能，”凯特说，不明白他问话的含义。

　　“假如很严重，能否让医生失去治病的能力？”

　　斯考特提出反对。“主席先生，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豪斯金斯先生？”默特询问道。

　　“福莱斯特医生很快就能证明它是有关的。”豪斯金斯又转向凯特。“大夫，一位病人的父亲非常生气，你跟他动了手，是不是事实？动手的结果使你的头部遭到重击，是不是？”

　　“噢，那件事——这很好解释，”凯特说。

　　“那么大夫，请做出解释，”豪斯金斯口吻嘲讽地说。

　　“一个母亲带进来一个几乎昏迷的孩子。我怀疑孩子受到虐待，决定让其住院。孩子的父亲偏要把孩子抱走，显然想掩盖虐待的事实。我不交出孩子，他就打我。交手中，他把我推到墙上。不错，我头部的确撞了一下。”

　　“严重吗，大夫？”豪斯金斯问。

　　“挺疼的，仅此而已。”

　　“没有到脑震荡的程度？”豪斯金斯问。

　　“没有，”凯特答道。

　　“有没有引起头晕？”

　　“大概晕了一小会儿，”凯特说。

　　“你不觉得当时应该找人替换你吗？”豪斯金斯问。

　　“我当时只想着保护孩子，而且成功了。”

　　“接着又给病人看病，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豪斯金斯说。

　　“是的！”

　　“接着给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那样的病人看病？”

　　“你是不是想暗示我当时已失去为她看病的能力？你错了，先生！”凯特回击说。

　　豪斯金斯仍不罢休，他突然改变了话题和声调。

　　“大夫，你熟悉不熟悉法律上的一个名词，叫‘自我粉饰’？”

　　“我想我熟悉。”

　　“我要是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是自我粉饰，不算过分吧？”

　　“它对病人的记录真实而准确。包括我所有的发现和采取的所有措施，”凯特抗议道。

　　“根据这份病历，你做得无可挑剔，对那位可怜的姑娘极为关注，治疗得也及时和熟练。”

　　“是的，”凯特说。

　　“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你停止了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治疗，去关照另一位病人，”豪斯金斯指出。

　　“我已说过了他患有胆结石，”凯特答道。

　　“我指的是另一个人，当时你决定回过头去看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我看过许多病人，”凯特打断对方说。

　　“我说的是一个老头，他可没有你所说的危急生命必须及时予以治疗的可怕症状。事际上，他压根儿就什么症状都没有，而你却在他身上花了大量时间。虽然护士曾提醒你他是个无家可归的，只想进来躲雨。”

　　“他是个需要帮助的人，”凯特答道。

　　“一个医生面对众多病人忙得一塌糊涂，用你自己的话说快要垮了，却还离开病人与一个根本没病的人周旋？”

　　“当时外面下雨，很大。他没处去，又很饿。实在没有投靠的地方。我一见到他，从他装出来的症状上，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绝望。”

　　“所以出于你的善心，你不仅花时间看他——”

　　“我必须确定他的症状没有危险，”凯特说。

　　“不仅如此，你在花时间让人给他弄吃的，”豪斯金斯的指责充满挖苦和恶毒。

　　“我是小地方来的，看不惯纽约对待人们的方式。见到别人孤独无助困难重重，可以袖手旁观。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不仅仅只是开处方和做手术？”

　　豪斯金斯狐疑地点点头。“多么崇高的情操。然而大夫，你在应尽的职责之外介入那么多琐事，从而忽略了病人应该得到的照料。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来说，竟导致出致命的结果。这是不是事实？”

　　“这是谎言！”凯特·福莱斯特反击说。

　　“你之所以急不可待地想把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从房间里撵出去，就是不想让她目睹你对她女儿的忽略和漠不关心，对不对？”

　　“她应该在等待室里等，和别的病人的家属坐在一起！她的在场妨碍了治疗。”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豪斯金斯挖苦地说。“我想沃德医生对你的说法已做出了令委员会满意的批驳。事实上，我想我们都已经听够了。”

　　“可我还没够呢！”凯特抗议着从证人椅上站起来，对斯考特让她闭嘴的疯狂手势全然不加理会。她朝他执拗地瞪了一眼，便转向委员会说：

　　“豪斯金斯先生，还有你沃德医生，你们坐在安静的听证会房间里对我的行为加以评判倒挺轻松的，却不晓得那天晚上病人多得无法招架。”

　　“你们要是亲临其境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你们再去仔细看看那天晚上经我治疗过的病人的记录。曾把我的病人接手过去的外科和心脏科医生们后来都证明我的诊断是正确的。对于那天晚上我所做的一切，我不需道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母亲对于我给予她女儿的时间和关照满意吗？不满意。但病人根据她的病情需要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时间和关照？是的！”

　　凯特转身面对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那天晚上我听见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他会怪我的’时，我该弄清楚她所惧怕的人就是你。”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脸色绯红，恼羞成怒。

　　默特击了一下木槌，欲阻止凯特。“医生！福莱斯特医生！凡·克里夫先生，请管束你的当事人！”

　　但斯考特未采取行动。

　　凯特兀自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真正怕的人是他，不是她母亲，但怕她母亲告诉他。他女儿对我说谎的原因是他。你们要想追究她的死因，应该怪他！”

　　默特仍放声喊道：“福莱斯特医生！你的话太出格了！必须立即住口！马上住口，听见了吗？”

　　渲泄了一通后，凯特·福莱斯特颓然坐进证人椅里，愤慨地抖动着。

　　特拉斯科特医生神色严肃地摇摇头。

　　沃德医生说：“我因在电视新闻里见过她，所以对她的举止并不吃惊。”她又对行政官员说：“卡希尔先生，听证会到了这会儿，下面将是什么程序？”

　　“既然所有证词都陈述完了，按惯例两位律师需准备几天，做最后的辩论。委员会听完辩论陈述后，进行表决。”

　　“这是不是说，下礼拜一我就可恢复上班做手术了？”沃德问。

　　“是的，医生，”卡希尔答道。

　　“说实话，”沃德又说，“我现在就能表决，可以省去我们大家许多时间。”

　　默特对斯考特说：“律师，你的当事人还有话说吗？”

　　“没有了，先生。”

　　“豪斯金斯先生？”默特问。“还有问题吗？”

　　“我想被告已将我们需要知道的情况都说了。我只是很遗憾，为了辩白她那天晚上的行为，她竟说出这样的指责。我对她没有问题了。”

　　豪斯金斯离开座位，走至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跟前悄声说：“抱歉，先生，我为她刚才对你的攻击道歉。”

　　“我只关心一件事：我要让那个年轻女人永远被关在医院大门之外！”

　　“就冲沃德医生刚才说的话，我对结果已胸有成竹了，”豪斯金斯说。

　　后来在听证会房间和电梯里，凯特·福莱斯特没有交换一句话。直到他俩来到大街上凯特才开口。

　　“对不起，”她说。

　　“没关系。”他想淡化由于她的冲动而造成的不利。

　　“我毁了你的艰苦努力，可我不得不说。”

　　“你应该告诉我和那个虐待孩子的父亲争吵的事。把我搞得措手不及。”

　　“只要那个孩子现在挺好，很健康，就无关紧要。”

　　“眼下一切都是紧要的。甚至包括那个想避雨的老头。”

　　“你指望我怎么样呢？不理他？一个饥肠辘辘、浑身湿透的老人？”

　　“你看见了豪斯金斯是怎样将良好的动机扭曲成指责罪状的。此外，那个电话你也从未跟我提过，”斯考特嗔怪地说。

　　“那是沃尔特。我没跟他讲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凯特解释道。

　　“关系很深吗？”斯考特问。

　　“沃尔特太过分了，实在让人受不了，”凯特答非所问。

　　斯考特见凯特闪烁其辞，便不再追问，说：“豪斯金斯也让人受不了。现在我们得把一切分心的琐事撇在一边，反省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看一下我们的负债和赢利。”

　　“好像赢利不多，”凯特说。

　　“无怪乎人家劝告年轻律师说，法律对你不利时，攻击事实；事实对你不利时，攻击法律。”

　　“法律和事实都对你不利呢？”凯特问。

　　“攻击桌面，”斯考特答道。“可攻击桌面需要家伙。”

第三十五章

　　凯特和斯考特回到公寓时，罗茜·庄正在煮咖啡。

　　“怎么样？”罗茜从厨房里大声问。

　　“不怎么样，”凯特答道。

　　“并不是很糟，”斯考特说，一心想给凯特打气。

　　凯特用蓝眼睛异样地看向他，斯考特只好承认：“是不很妙。我一路走来时，一直想按照所有证词总结出个结果，我试着像委员会成员那样严厉，尤其是两个医生。依我的感觉，默特尤如桥牌中你抛出的一张迷惑牌，反正你知道这张牌赢不了。所以我依靠的是特拉斯科特和沃德。但沃德今天亮出了底牌。她肯定不在我们一边。这样就自动与特拉斯科特抵消了。由于默特和沃德反对我们，特拉斯科特便几乎无足轻重。为此我们的希望，凯特的希望取决于我怎样陈述才能改变沃德的看法。你们俩都是女人，都是医生，把你们想像为沃德。最能说服你们的是什么？”

　　罗茜先开头道：“怀孕检查。”

　　斯考特说：“沃德说凯特不该把检查结果当做定论。”

　　“她没那样做，”罗茜争辩道。“她还吩咐做B超检查，可惜没人做。”

　　“为此医生就束手待毙了吗？”斯考特一边在两个女人之间走来走去一边问。

　　“我没束手待毙！我还让做一次血清怀孕检查，”凯特说。“可那个化验时间很长。”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做出诊断的方法？”

　　“宫外孕很难看出来，”罗茜说。“加上病人否认性生活频繁，否认停经，还有怀孕化验呈阴性，仅有些怀疑的医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你是不是说多数医生在相同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出诊断？”斯考特问。

　　“如果不是所有也是大多数，”罗茜说。“有时盆腔检查也无济于事。”

　　烦躁不安的斯考特自言自语道：“感觉不出来，化验也不是总能查出来。而且病人若说谎还能误导你。给我的印象是，与其说病人是医生的牺牲品，不如说医生成了病人的摆布对象。不过……”斯考特收住脚步，站在两个女人面前。“我第一次听说药品可能会麻痹克劳迪亚的疼痛，以致即使她流血过多而死也表现不出剧痛的症状时，心里就一直有个谜团。”

　　“什么谜团？”凯特问。“你说的是对的。”

　　“她在那儿呆了九个小时。药品的作用难道不会消失吗？”斯考特问两个女人。

　　“你的假设是她进入医院前服用了药品，”凯特说。

　　“她要是真服用了，只能在进入医院之前，”斯考特说。

　　“未必，”凯特反驳道。斯考特看向她时，她解释说：“有时他们带毒品进来。”

　　“进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