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

序言

　　1976年，《宽恕？！》一书的英文版由体肯图书公司第一次在美国出版。该书出版时，许多大学，中学和讨论班开始把（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问题列入课程表。由于《宽恕？！》是一本鼓励大家对该问题进行讨论的书籍，所以不久就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了。西蒙·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讲述了他在集中营中的一次亲身经历，并问如果你处在他当时的位置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涉及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个人的价值取向。许多神学家，政治领袖，道德领袖和作家分别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回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不出所料，回应的看法形形色色，各具特色。不过，每一位回应者都得设想他自己是集中营的一个囚徒，面对的是纳粹的滔天罪行，并要考虑自己作出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在这样一个场合，选择宽恕合适吗？这些罪行对受害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犯罪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欣逢《宽恕？！》在美国出版20周年之际，我们又推出了该书的新编本。新版的《宽恕？！》新收入了32位回应者的文章。其余14篇文章中，10篇保持了上一版的原貌，一篇（爱德华·H·弗兰纳里的文章）经过作者修改后收入。其余3篇——让·阿迈里，克内希主教和阿尔伯特·斯皮尔的3篇——从1981年德文版中翻译过来，第一次以英文发表。

　　为什么要重新编辑出版《宽恕？！》一书？因为过去的20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们觉得听一听年轻一代的反应会很有意义。一方面，时间已冲淡了记忆；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的增加，我们对大屠杀又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和认识。即使对大屠杀没有直接记忆的人也已经认识到，大屠杀意味着一个民族失去其三分之一的人口，失去其文化，语言与历史。这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已经渗人到了大众的意识中去了。而且，这些年来在犹太人问题上，天主教教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这些年来不同信仰间相互交流与发展，我们认为这肯定会对新一代产生影响，会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着与第一代回应者非常不同的回答。最后，这个世界还到处都能看到恐怖的集体屠杀——在波斯尼亚，在柬埔寨，在全球其它问题丛生的国家，这件事还在一再发生——，经常有整个的民族被犯罪政权机作灭绝的对象。西蒙·威森塔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还在我们身边，它已经超出了它原来的范围，促使我们对当代所面临的同样问题作出思考。

　　很少有人会反对把犯罪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交付审判。自战争结束以来，威森塔尔的“文献中心”（致力于寻找纳粹凶手）已经成功地把1100多名纳粹送上了法庭。由于他的工作，威森塔尔已受到了美国，荷兰，意大利和以色列政府的表彰。威森塔尔认为履行国际法是很有必要的。1995年7月，威森塔尔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他惩办前南斯拉夫恐怖事件的组织者：“在波斯尼亚，正如传媒向我们报导的那样，正发生着一些反人性的罪行——种族清洗，屠杀平民，掳掠穆斯林妇女——这虽然不是一场“大屠杀”，但恐怖程度庶几无异……我认为有必要对卡拉季奇和穆拉季奇作出谴责——在把他们送上法庭前，应先书面对他们作出谴责。我希望能告诉他们，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必将遭受惩罚，我希望能中止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士兵所从事的犯罪勾当。”强调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为其罪行负责，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宽恕？！》所提出的问题更微妙，更复杂。无名小卒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对别人犯下了罪行，这样的人我们怎么看？一般群众，屈服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压力，对罪恶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少数人日后或许还对当时的行为感到歉疚并完全否定自己当时的做法，如何看待这些人的个人责任？有些人对他们政府的不道德行为表示蔑视并暗中破坏（尽管这种抵抗会有生命危险），对这样的英雄个人我们大声赞扬——但是也有一些人和这些人的做法刚好相反，对于他们，我们怎么看？

　　而且，当屠杀停止时，一个人怎么能和不久前生命上的敌人和平共处？宽恕的限度是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悔改对于宽恕来说已经足够了吗？只宽恕不忘记是可能的吗？受害者怎么才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过去，同时坚守自己的人性与道德？

　　所有这些问题都隐含在这本简单质朴的书中。这本书（和这些问题）源于两个人一次异常特殊的会面。他们一生中只碰到过这一面。而这一面的发生令人难以置信，充满了悲剧色彩。

　　　　　　　　　　　　　　　　　　　　　　　　波尼·V·费特曼

　　　　　　　　　　　　　　　　　　　　　　　　　 1996年10月

宽恕？！--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一)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一)

　　阿瑟昨晚说什么？一下子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件很重要的事。唉，要是当时没那么困就好了！

　　我站在阅兵场上。囚犯们刚分领完早餐，正在慢腾腾地排队。所谓“早餐”，不过是一种带苦味的黑汤。也亏集中营厨师们说得出口，他们把这种汤叫做“咖啡”。为了赶上点名，囚犯们一边喝着这种黑汤，一边排队集合。

　　我没有去领我那份儿“咖啡”。我不想在人堆儿里挤。对于党卫队中的虐待狂们来说，厨房前的这一小块儿空地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通常，他们总是藏在小屋里。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像老鹰扑食一般冲向无所依恃的囚犯。每天都有这样的受害者，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节目。

　　大家一言不发地排着队，等着点名。这种场合不免萦绕着各种危险。不过，现在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危险。我陷入了回忆之中，想尽力记起昨晚的谈话内容。

　　噢，想起来了！

　　　　　　　　　 ※　　　※　　　※　　　※　　　※

　　深夜，四周黑漆漆的。我们躺在床上。到处有呻吟声，低语声。间或有人翻身，压得木板床嘎吱嘎吱响。黑暗中分不清谁是谁的脸。不过，只要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谁。白天，我们屋有两个人回了趟居住区（Ghetto）。是哨长批准他们去的。哨长会批准他们去？真是个不合情理的怪念头。一个囚犯，会拿什么去贿赂哨长？

　　现在，这俩人正在给大家讲述他们的见闻。

　　阿瑟使劲儿往人堆儿里挤，要尽量靠近这两个人，生怕漏掉一个字儿。他们带回了外边的消息，有关战争的消息。我实在困极了，朦朦胧胧，似听非听。

　　居民区的人们能够听到大量消息，我们这些在集中营里的人只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白天外出做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少得可怜。不过，偶尔也能从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的谈话中听到点儿什么。听到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谣传。有时候，街上的人出于同情，也会向他们小声嘀咕两句，传递一点儿消息，安慰他们一下。

　　很少听到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反之，只要是坏消息，我们总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我们早就习惯这样来接受消息了。坏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惊人。今天的消息比昨天的要坏，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要更坏。

　　小屋内空气窒闷。白天劳动一天，汗衫全湿透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穿着这湿汗衫挤在一起睡觉。大部分人困得连靴子也来不及脱就睡着了。晚上不时有人尖叫一声，可能是因为做了恶梦，也可能是因为邻床踢了他一下。小屋原来是个马厩，天窗只有通常房间一半儿大小。高低床上密密麻麻挤满一百五十多人，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人们虽然操着不同语言，但通常都要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高知阶层和文盲阶层；宗教信仰者与不可知论者；热心的人与自私的人；勇敢之人与愚钝之人。现在，共同的命运把他们都拉平了。不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分化出一些小团体，小圈子。在别的场合，或许他们陌若路人，而在这里，他们却凑到一起来了。

　　我所隶属的圈子包括我的老朋友阿瑟和一个叫约塞克的犹太人。他是新近送进来的。他们是我最亲密的伙伴。约塞克很敏感，不过信仰坚定。营房的环境，包括他人的挪揄与讥讽，都对他的信念是一个伤害，但是这一切绝不会动摇他的信念。我对他只有羡慕的份了。他对什么都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其他人则只是徒劳地抓住一些解释，经常陷入绝望之中。他心情平静，这有时反倒让我们感到不安。阿瑟对生活总是冷嘲热讽，所以约塞克的平静反而会激怒他。他甚至变着法儿挖苦约塞克，冲着约塞克发脾气。

　　我半开玩笑地称约塞克为“拉比”（Rabbi）①。他当然不是一个“拉比”；他原来是一个商人。不过信仰渗透了他的生活。他知道他要比我们优越。我们都是信仰上的穷人。他愿意随时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与信仰，他愿意与我们分享神力。

　　①指犹太教教士。——译者注。

　　可是，知道了我们不是第一批受害的犹太人，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约塞克老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轶闻，向我们证明，每一个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受难。这又能给我们什么抚慰呢？

　　约塞克一讲起话来，就彻底忘掉了（也不顾）他是在什么地方。根据我们的看法，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一次，我们几乎因此争吵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中午就歇了工，躺在铺上休息。有人在谈论听来的消息。当然，消息一如往常，让人沮丧。约塞克似乎没有在听别人谈论，而且什么问题也没问。忽然间，他坐了起来，满脸放光。他开始发话了。

　　“我们的学者说，上帝造人之初，有四个天使作为人类的义父母站在那里。这个四个天使分别是怜悯，真理，和平与正义。关于上帝是否应该造人，他们老是争执不下。反对最激烈的是真理天使。上帝被惹恼了。作为惩罚，上帝把真理天使流放到地球。其余的天使恳请上帝宽恕他。最后，上帝听从了这三位天使的话，召真理天使回天堂。因为从天堂流放到地球，真理天使流了很多眼泪，眼泪中积存了一大块儿泥土。就是利用真理天使带回的一大块儿泥土，上帝创造了人。”

　　阿瑟这个债世嫉俗的人被激怒了，他打断了约塞克的话。

　　“约塞克，”他说，“我可以相信上帝用这块泪水浸泡过的泥土创造了犹太人，但是你是否也希望我相信，上帝用同一块儿材料制造了我们集中营的指挥官威尔豪斯？”

　　“你忘了该隐。”约塞克辩解道。

　　“你忘了你是在什么地方了。该隐一怒之下杀了亚伯，但是他并没有折磨亚伯。该隐和他哥哥间有一种人格的联系。但是，在杀害我们的凶手眼里，我们不过是异乡人。”

　　我明白约塞克受到了伤害。为了避免争吵，我加入了谈话。

　　“阿瑟，”我说道，“你忘了已经进化了几千年，都知道人有了进步。”

　　他们俩只是苦笑——现在这种老生常谈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阿瑟的问题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我们真的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成了凶手，而有的人成了受害者？在凶手与受害者，营官威尔豪斯与受折磨的犹太人之间有一种人格联系吗？

　　昨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地躺在铺上。我脊背受了伤。我有些昏头昏脑地听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听到了一小段来自伦敦BBC广播电台（也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电台）的消息。

　　阿瑟突然抓住我肩膀，摇了摇我。

　　“西蒙，你在听吗？”他叫道。

　　“嗯，”我喃喃道，“我在听。”

　　“我希望你支起耳朵来听。你眯缝着眼，我还以为你睡着了。你真应该听到那位老妇人说过的话。”

　　“哪一个老妇人？”我问道。“我还以为你说我从BBC广播电台听到的消息呢？”

　　“这事儿早了。你该已经打过瞌睡了。那位老妇人说……”

　　“她能说什么？莫非她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还是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杀掉我们？”

　　“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不过她讲到了别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及时像她那样去想这些问题。在她看来，上帝已经离去。”阿瑟停顿了好一阵子，以便让我理解他说的每一个字眼。“你怎么想，西蒙？”他问道，“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让我睡上一觉，”我说道，“上帝回来的时候，请告诉我。”

　　自从我们住进马厩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我朋友的笑声。难道不过是我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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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在等着入列。显然排队遇到了些障碍。所以我还有时间问一问阿瑟我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谈过话。

　　“阿瑟，”我问道，“我们昨晚谈的什么？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一约塞克昨天去了居住区。他向一位老妇人打探消息，老妇人抬头望着天，很严肃地说：‘噢，万能的上帝，请您不要离去。您回来吧，再回来看一看您的大地。’”

　　“瞧，这就是消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上帝放弃了的世界里？”我总结道。

　　我认识阿瑟已经多年了。从我成为一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起，他就成为我的高参和朋友。我俩就像一对儿亲兄弟。他曾是律师，作家，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则渐渐变得宿命起来，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建造房屋了，人们也不再可能自由而幸福地居于其中了。在国营里，我们的想法总是两岔。阿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提前就去想甚至多年后也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不错，他确实认为我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又坚决地相信，德国人终究逃不脱惩罚。也许他们成功地杀害了我们和其他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但是他们自己最终也会因此而毁灭。

　　我更多的是生活在现实中：品尝着饥饿，疲惫，对家人的担忧，屈辱……尤其是屈辱。

　　有一本书上曾经说，人的坚定信念不可动摇。如果说我曾经还相信过这句话的话，集中营的生活也会彻底改变我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每天发生的事反复在“证明”着，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在一个不再把人当人的世界里，什么也不可能让人相信。所以人就开始怀疑，不再相信世界的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地位。我们真正地开始认为上帝已经离去。不然的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现状。上帝一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没有留下代理。

　　老妇人说的话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她不过说出了我早就认定了的事实。

　　我们又回到集中营待了一周。在东部铁路线工作的营所又进行了新的一轮“登记”。登记包含着在正常状态下生活着的人所难以想象到的新危险。他们越是频繁地对我们进行登记，我们就变得越少。用党卫队的语言来说，登记不仅仅是盘点。它还意味着别的，再分配劳动力，拣选不再具有实际劳动能力的人，把他们扔出去——通常是扔进毒气室。根据有限的个人经验，我们信不过字面上听起来似乎是无害的词句。德国人从来没有对我们无害的意图。对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存有疑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不久前我们中有两百多人被送往东部铁路线去工作。在那里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只是不需要每晚返回集中营，还是感到自由了一点儿。饭还是从集中营带来的，所以口味依旧。不过放哨的是铁路警察，我们也就不必老担心营房的党卫队巡逻了。

　　在德国人眼里，工头和领班不过是二等公民。日尔曼少数民族受到的待遇要好上一些。但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被夹在自命为优等民族的德国人和低贱的犹太人之间。一想到如果犹太人不复存在了，他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到了那个时候，疯狂的灭绝机器注定要开向他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尔曼少数民族都会感到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摆脱不安，极力要装作比一般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少数人出于同情，不时会偷偷给我们塞几片儿面包，希望我们不至于劳累致死。

　　其中有一个叫得罗什的醉汉，他年纪较长，对我们不是那么凶残。不过只要他没酒喝，他就会借殴打囚犯打发时间。他管的那一队犹太人经常拿钱买酒精贿赂他。有时，囚犯会给他讲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借以激起他脆弱的同情心。这一招通常会管用，他真的“被感动了”。他得意的俏皮话和他对犹太人的欺负一样为人所熟知。他知道有些囚犯的家庭在居住区已经被杀完了，每次有人向他讲述这类故事，他就回答说：“总得留他几千个犹太人去参加里木堡最后一个犹太人的葬礼吧！”有一天我们听他把这话一连说了几遍儿，他对自己这与众不同的妙语感到非常自豪。

　　等到分排成几队后，我们几个特别想出去做工的人看来注定要留在集中营里了。在营里不断气地搞着建筑，每天都要死上几个人。他们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把他们踩在脚下，放驯犬去咬犹太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羞辱他们，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用出来了。很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自愿地放弃了生命。他们少活了几天，几周，几月，但他们也免受了无数的折磨与暴行。

　　在集中营里会有不止一个的党卫队员在监视你。经常有卫兵一个作坊一个作坊地来回串，拿皮鞭抽囚犯取乐，或者向指挥官报告说囚犯在搞所谓的“破坏活动”。这样的汇报总会招致对犹太人的严厉惩罚。要是一个党卫队员说囚犯没能好好工作，他的话总是被接受的，即便是囚犯能够指出他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也不行。党卫队员说得话总是对的。

　　指定的工作已经快干完了，我们这些从东部铁路线撤下来的人沮丧地站成一圈。很显然铁路线上已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忽然有一个下士过来点了50个人。我被选上了，阿瑟被留在了后边。我们被分成3组，开向里边的那个门儿。那里有6个“阿斯卡里”被分派来站岗监督我们。这些人是志愿为德国人服务的俄罗斯逃兵和囚犯。“阿斯卡里”本是指一战期间在东非为德国人服务的黑人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党卫队也拿这个名称称呼俄罗斯的辅助人员。这些俄罗斯人被用来在集中营里协助放哨。德国人希望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其中的许多人也不负所望。只是由于贿赂才使他们的凶暴稍稍收敛了些。“营头”和“领班”与他们交涉，保证给他们提供酒和香烟。所以出外工作的人如果是在阿斯卡里的看管之下，可以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阿斯卡里非常喜欢唱歌：在集中营的生活里，音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还有一个乐队。其成员包括里木堡和附近的许多一流乐师。党卫队中尉理查德·罗基塔曾经是西里西亚咖啡馆的一名小提琴手，他对“他的”乐队非常着迷。这个人，平时对囚犯又是骚扰又是屠杀，同时却又只有一个雄心——领导一支乐队。他特别为乐师们安排了房间，变着法子对他们表示关心，但是又从不让他们离开集中营。一到晚上，他们就演奏巴赫·瓦格纳与格里格的作品。有一天罗基塔带回了一位名叫蔡蒙特·施莱希特的作曲家。他让这位作曲家创作一首“死亡探戈”。每当乐队奏起这个旋律时，这位虐待狂罗基塔的眼中就会满含泪水。

　　一大早，囚犯们离开集中营去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奏起乐曲送他们出去。这位党卫队员坚持要我们及时出发，以便赶上音乐。经过营门的时候，我们就唱起歌来。

　　集中营的歌曲很特别，混杂着忧郁悲伤，病态幽默和下流词句，是俄语、波兰语和德语的奇怪混合。下流淫荡迎合了阿斯卡里们的需要。他们老是要求大家唱一首很特别的歌。他们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大咧着嘴笑，平素脸上挂着的凶残表情一扫而空。

　　一旦我们走出带刺儿的铁丝网，空气就似乎突然清新了许多；铁丝网后的人和房屋渐渐看不到了，掩蔽到了一片瞭望塔之后。

　　行人常常停下来，好奇地盯着我们。有时，他们向我们打起手势来，不过很快就会停下来，担心党卫队员会看到这种表达友好的手势。

　　街上的交通似乎未受战争影响。前线在700英里以外，只有眼前的少数士兵提醒这不是和平时期。

　　只要有一名阿斯卡里唱起来，尽管大家都没有心情唱歌，也都只好跟着唱了起来。妇女们站在目瞪口呆的人群中，一听到下流的歌词，就害臊地扭过脸去。自然，阿斯卡里们看到这一幕，会感到非常开心。有一位阿斯卡里离开队伍，跑到边道上和一个姑娘搭讪。我们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不过小女孩儿一听到他说话，涨红了脸，飞快地走开了。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好话了。

　　我们的目光都在边道上的人群中扫来扫去，迫切想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当然也有人只顾低着头走路，担心遇到熟人。

　　从行人的表情上你可以明白，我们已经命定要被勾销掉。里木堡的人早已对受折磨的犹太人熟视无睹了，他们就像看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家畜一样看着我们。每当此时，我总觉得这世界好像是早已谋划好了要与我们作对，我们只能毫无反抗地接受命运，得不到一丝同情。

　　就我个人而言，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旁观者脸上冷漠的表情。他们中是否有人想过还有犹太人活在世上？他们是否想过，只要有我们在，只要纳粹还在忙于对付犹太人，他们就不是唯一的居民？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的一次经历。在回营的路上，我原来认识的一个男学生刚好路过，他现在是一名波兰工程师。他不敢公开朝我点头，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面带诧异，似乎是在惊诧我为什么还活着。对他来说，我们无异已经死了；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张签发过的死亡证书，只是死期尚待确定。

　　队伍忽然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停下来，不过我注意到了街道左边的一溜军人坟墓。一圈儿低低的铁丝栅栏把它围了起来。栅栏下星布着杂草和灌木，不过隐约还是可以看出坟墓一线排开。

　　每一个坟头上都种着一株向日葵，像接受检阅的战士一样挺直立着。

　　我看得出了神儿。一个坟头一个坟头地望过去，向日葵的花盘儿像镜子一样吸纳着阳光，然后把它们反射到油黑的地面儿上。光线似乎穿透地面，直让你看到了下界。眩目的阳光下，蝴蝶在向日葵花盘间飞来飞去。它们是在一个坟墓一个坟墓地传递消息？它们是在向每一朵花低语些什么？是要通过花儿告诉地下的士兵？没错儿，它们就是要做这个，它们要把阳光和消息传递给地下的死者。

　　我忽然有些嫉妒这些死去的士兵。每一位士兵都有一株向日葵和这个世界联系着，又有蝴蝶去拜访他们。而我不可能有一株向日葵。我会被埋在万人坑中，尸体摞着尸体。没有向日葵把阳光带进我的黑暗世界，没有蝴蝶在我可怕的坟墓上边旋舞。

　　不知道队伍站了有多久。后边有人推了我一下，队伍又开始往前走了。我边走边回头看坟墓上的向日葵。向日葵不计其数，无法一一分辨。但是埋在向日葵下边的人们仍然通过它们与世界保持着联系。他们就是死了也要比我们优越……

　　我很少去想死亡。我知道它在等着我，迟早会来。我也渐渐习惯于它的到来，甚至对它如何到来也没有丝毫想法。死亡的可能性也太多了。我只希望它快来。至于它如何到来，那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然而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向日葵激起了我新的想法。我觉得我会再遇到它们。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个象征，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我们来到了雅诺斯加大街，把坟墓远远地抛到了后边。我回过头去，最后看了一眼远处的那一片向日葵。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要被带到什么地方。我旁边的人朝我嘀咕道：“说不定他们又在居住区建了工厂。”

　　有这种可能。有传闻说正在建一些新工厂。越来越多的德国商人移居里木堡。他们倒不是特别急着获利。能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保证他们的雇员，留在相对安逸的里木堡不去军队服役，远离前线，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些工厂主只需从德国带来书写纸，一个橡皮图章，几个领班，以及一些办公家俱。不久前里木堡还控制在俄国人手中。俄国人把大部分建筑公司都国有化了，这些公司原先大都是犹太人的。俄国人撤退的时候，机器设备带不走。所以他们留下的东西都送到“战利品仓库”，新来的德国工厂主们正在瓜分这些“战利品”。

　　劳动力怎么也不会缺的。只要还有犹太人，就不难获得廉价的，并且几乎是完全免费的劳动力。只要工厂生产的东西被认为有利于战争就可以了。不过要取得保护，还是有必要搞一些贿赂。这些工厂主经同意可以把分厂开到占领区去，他们可以从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中挑选廉价劳动力，也有权支配许多机器仓库。他们从德国带来的人不必那么忙碌。他们在里木堡的德国人居住区内安家，住进富有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放弃的豪华房子里。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么多德国工厂建在波兰是很有好处的。工厂里的工作没有那么艰苦，工厂主得保护“他们的”犹太人，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工厂就不得不搬到更靠近前线的地方。

　　我听到周围的人在焦急地小声谈论：“我们要去哪儿？”

　　“去”意味着迈动双脚完成大脑已经作出的决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作出决定。我们只是机械地跟着最前边的那个人走。他走大家就走、他停大家就停。

　　我们向右拐，到了雅诺斯加大街；我过去经常在这条街上闲逛，先是一个学生，后来是一个建筑师。曾经有一度我还和一个来自普热梅希尔的男生在这里合租一间房居住。

　　现在，我们机械地沿着大街走——一队命定的人。

　　还不到8点，街上却已经热闹起来了。农民们正赶进城来交换商品；和通常遇到战争和危机时一样，他们已不再相信货币。没有农民注意到我们这个队伍。

　　当正要走出这个市镇时，刚才扯着沙哑的嗓子唱歌的阿斯卡里们休息了一下。一群刚下车的士兵背着包裹沿着雅诺斯加大街匆匆往前走；党卫队走了过去，满含鄙夷地看着我们。有一阵儿，有个军官停下来盯着我们看。他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但是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给我们照上一张。相机从一个手换到另一个手，犹豫了一阵儿后，他还是走了。也许他不想在党卫队眼皮下惹出麻烦来。

　　已经能望到雅诺斯加大街尽头的教堂了，这是一栋高耸入云的红砖方石结构的建筑。领头的阿斯卡里要把我们往哪个方向带？往右，去往车站方向？还是往左，沿着萨皮依大街往朗基监狱方向走？

　　我们拐向了左边。

　　我太熟悉这条路了。高等技术学校就坐落在这条大街上。多年来我每天都要沿着这条街走上几趟。那时我还在努力学习，要考取一张波兰学校的毕业证书。

　　就是在那时，萨皮依大街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仍是一条不幸的大街。那里只住了几家犹太人。为了避免混乱，犹太人一般不来这个地区居住。这里住着波兰人——世袭公务员，专家，工厂主和官员。他们的儿子是里木堡有名的“阔公子”，大都在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就读。其中大部分是流氓，好斗，反犹。犹太人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总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把剃须刀片夹在木棍顶头，用这种武器来欺负犹太学生。晚上在大街上走非常危险。即便你只是外表上看起来像犹太人，也会招致危险。尤其是在年轻的国家民主党和激进国家党把他们的反犹口号从理论付诸实践以后，情况就更严重了。警察很少站出来保护受害者。

　　不可理解的是，当希特勒来到波兰西部边境，准备兼并波兰领土的时候，这些波兰“爱国者”仍然只在想着一件事：犹太人和犹太人对他们的仇恨。

　　那时，在德国，德国人正在建造新的工厂，把军事能力提高到极限；他们正在修建直通波兰的战略公路，正在召集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服军役。但是波兰议会却很少关注这些即将来临的危险；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比如颁布新的犹太人屠宰法，把犹太人的日子弄得再难过一些。

　　类似的议会争论总伴随着街头殴斗。因为在反犹太主义者看来，犹太知识分子无异于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拔去不可。

　　战争爆发前两年，激进分子发明了一句口号，叫做“没有犹太人的时代”。他们想减少犹太学校的数目，干扰犹太学生的学习，让他们无法参加考试。在这些日子里，一些兄弟会的学生公然身披刺有“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字眼的缓带在校园里边聚会。他们总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这么做。“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因此成了一个流动节日，高等技术学校的校园成了一块儿飞地，不经校长邀请警察不得干预校内事务。而校长基本上是不邀请的。虽然激进分子只占学生的20％，但是由于大部分人的怯懦和懒惰，少部分人占了上风。大部分学生不关心犹太人，也不关心秩序与正义。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他们缺乏意志力，他们为自己的事所缠绕，犹太学生的命运与他们毫不相关。

　　教师团中反犹的比例与学生中的比例大致相当。有些人是很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不过即便不反犹，犹太学生也很难从他们那里获准一个补考机会，来弥补“没有犹太人的日子”爆发以后他们失去的考试机会。来自贫穷家庭的犹太孩子，只要耽误上一个学期，就不可避免地得结束他们的学习。所以即使是在反犹节日里，他们也不得不到高等学校去。当然，这就导致了荒诞的一幕。在考试的日子，沿街总停着一溜救护车，他们总有事可做。警察也在围墙外等着，防止校园内的暴力扩散到街道上。经常有一些野蛮的学生被逮捕被判刑，但是他们从监狱里边出来时却像英雄一般，衣服翻领上佩着监狱之门图案的徽章。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事业而受难！他的同志们为他感到骄傲，许多教授给予了他们很多特权，永远不存在开除的问题。

　　在阿斯卡里带领下，我走过熟悉的小屋，脑海中翻腾着往昔的许多记忆。我扫视着人行道上的一张张面孔，心想，或许能看到以前的学生。我肯定能马上认出这些学生来，因为，只要他们看到犹太人，脸上会明显表现出一副憎恨和鄙视的表情来。在我是一个学生时，这样的表情也看得太多了，永远也不可能忘记。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这些曾梦想着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波兰”的高贵的爱国者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没有犹太人的日子或许不远了，他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只是到了那时，也不再会有波兰了！

　　我们在高等技术学校门口停了下来。一切都没有变。主楼是一栋黄褐色的新古典建筑，矗立在离道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一堵低矮而带有高高的铁栅栏的石墙，把它与街道分隔开来。考试期间我经常穿过这扇栅栏，注视着激进学生为等待他们的迫害对象而设置的栏杆。大门入口处是一面绣有“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口号的旗帜。从大门到主楼入口处，全副武装的学生组成了一道警戒线，检查每一位想进入主楼的人。

　　现在，我又站到了这个门口。这一次没有了旗帜，没有了让犹太人饱尝铁拳的学生，只有几个德国哨兵，入口上方的板子上写着：“战备医院。”集中营来的党卫队员朝哨兵嘀咕了几句，然后门就开了。我们穿过修理得很好的草坪，从大门左转，绕过主楼到了内院。内院坐落在一片阴影之中。救护车进进出出，我们不时停下来让救护车通过。然后把我们交给了医药组的一名警卫，由他给我们分派任务。尽管我在这里待过好多年，现在仍不免有一种很奇怪的陌生感。我记不起来我是不是来过这个内院。要是来过，是为了什么事才来的？我们那时总能不受干涉地进进出出，也用不着搞清里里外外的结构，那是多么惬意的时候呀！

　　内院放满了混凝土垃圾箱，里边全是血迹斑斑的绷带。地上到处是空盒子，麻布袋，包装材料，一群囚犯正在把这些东西往卡车上装。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消毒水味和腐烂的味道。

　　红十字会的女孩子们和医院的杂工正在前前后后地忙。阿斯卡里们离开了阴凉刺鼻的后院，跑到很远的草坪上晒太阳去了。有几个正慢吞吞地用报纸卷烟——这是他们在俄国已经养成的习惯。

　　有几个伤势较轻或正在恢复健康的士兵也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边注视着那些阿斯卡里们。尽管这些人穿着德国制服，一看就知道是俄国人。还可以听到他们也问到了我们。

　　有一个士兵从长椅上站了起来，朝我们走来。他扫视着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动物园里的动物。大概他想知道我们还能活多久。然后他指指自己的胳膊，胳膊吊着绷带。他朝我们嚷道：“你们这些犹太猪，看看你们该死的共党兄弟干的好事。不过你们也活不了几天儿了，都得送死了。”

　　其他几个士兵似乎并不附和他的咒骂。他们同情地看着我们，其中有一个还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谁也没说一句话。朝我们走来的那个士兵又咒骂了几句，然后又坐回到椅子上晒太阳。

　　我自己在想，早晚有一天，会有一株向日葵种到这个下流家伙的坟头上来看护他。我扭过头去仔细打量他，我马上看到了一株向日葵。他似乎很讨厌我盯着他看，所以就捡了一块儿石头朝我扔来。石头打偏了，向日葵也不见了。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孤独，真希望阿瑟也跟着一块儿来了。

　　后来，管我们的勤杂工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的任务是把装满垃圾的纸箱运到房子外。这些垃圾显然是手术室里的。垃圾的臭气熏得人透不过气儿来。

　　我站到门外换口气儿时，发现一名个头不高的胖护土径直朝我走来。她身着蓝灰色制服，外罩白褂子，头戴小白帽。她带着很古怪的神情看着我。

　　“你是犹太人吗？”她问。

　　我很吃惊地看着她。为什么要问这个？从我的服装和表情不就能看出来吗？莫非是想羞辱我？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用意？

　　或许是出于同情，我想。或许她想塞给我几片儿面包，但又不敢当面塞，怕被别人看见。

　　两个多月前，我在东部铁路线干活儿，装卸氧气筒。一名士兵从停在路边的一辆卡车里钻出来，朝我走来。他说他已经观察我们好久了，我们好像不够吃。

　　“我那边儿背包里有几片儿面包；你去把它拿走。”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自己拿来给我？”

　　“给犹太人东西是不允许的。”

　　“我知道，”我说道，“不过你要想让我吃的话，你就自己拿来给我。”

　　他笑了。“不行，你得自己去取。这样我就可以良心安宁地发誓我没有给你。”

　　想到这件事，我就遵从了红十字会护士的指示，跟着她进了大楼。

　　大楼的墙壁很厚，楼内有些凉爽。护士走得很快。她要把我往哪儿带？她要是给我东西的话，就在这里，在楼梯前就可以给，谁也不会看到。而她只回了一次头，示意我跟上。

　　我们开始爬楼梯。奇怪的很，我居然记不起来到过这个地方了。在二楼，一群护士迎面走来，一位医生严厉地看着我，似乎是在说：这个家伙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爬上了顶楼大厅。不久以前，我就是在这儿接过毕业证的。

　　这位护士停了下来，和另一位护士交谈了两句。我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溜掉。我太熟悉这块地方了。要想逃走很容易，每一条走廊通向何处我都十分熟悉。不管她想干什么，都让她找别人去吧。

　　突然之间我忘了我在什么地方了，忘掉了护士，甚至也忘掉了集中营。右边，有一条通道通往巴吉亚斯基教授的办公室，左边，有一条通道通往德尔达吉教授的办公室。两位都是很有名的憎恶犹太学生的教授。我曾在德尔达吉教授的指导下做毕业论文——设计一处疗养院。巴吉亚斯基改过我很多论文。他与犹太学生打交道时，总是结结巴巴，几乎都快要透不过气儿来了。我至今还忘不了他那戴着图章戒指的手拿着粗铅笔在我的设计图样上勾来勾去的情景。

　　护士打了个信号让我等着。我收回了思绪，倚着栏杆，低头看楼下大厅忙忙碌碌的人群。伤兵们躺在担架上被抬了进来。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有些伤兵柱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一个伤兵平躺在担架上，瞪着眼看着我，满脸痛苦。

　　我又想起了另一幕情景。1936年学生骚乱时，一群反犹学生把一名犹太学生抬过栏杆扔下了大厅，他那时就像这名士兵一样痛苦地躺在地上，很有可能也正是同一个位置。

　　栏杆那边有一道门通往建筑系主任办公室。我们经常去那里，把作业交给教授批改。不管什么时候，这位主任总是非常沉静，非常有礼貌，非常温和。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支持犹太人还是反对犹太人。他总是淡淡地礼貌性地接受我们的祝贺。你几乎可以很自然地感觉到他很冷淡。当然，或许我们是过于敏感了，总要把人分成两类：喜欢犹太人的和不喜欢犹太人的。对犹太人的长期欺压导致了我们这种想法。

　　护士又回来了，再次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来，她很高兴我还待在这里。

　　她带我绕着大厅围栏转了一圈儿，在原建筑系主任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

　　“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叫你。”

　　我点了点头，站在那里往楼梯方向看。杂工们正在把一个已经毫无反应的人放在担架上往下抬。大楼从来就没有电梯，德国人来后也没有装。过了一会儿，护士从主任的房间出来，抓住我胳膊，把我推进了房间。

　　我四下扫视，寻找我曾熟悉的摆设：写字桌，放我们作业的茶几。但是旧有的摆设都不见了。眼下室内只有一张白色小床，旁边放着一张小桌。白白的床上有一个白白的东西从毯子一端看着我。我一时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

　　护士俯在床边嘀咕了几句，我听到了几声低沉的声音，显然是在回答。尽管这房间不是特别亮，我还是看到有个人浑身缠着绷带，静静地躺在床上。我睁大眼睛，辨认出床单下这人的轮廓，然后又去辨认他的头。

　　护士直起腰，小声说道：“就在这儿。”然后她就出去了。

　　床上的人带着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道：“请你站近点儿，我不能大声说话。”

　　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床铺上的人头上裹满绷带，只露出了嘴巴，鼻子和耳朵，双手苍白，没有一丝血色。这真是一个很怪的地方，那一双死尸般的手，满头的绷带，我居然会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遇到这么一桩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这个受伤的人是谁。不过很明显，他是一个德国人。

　　我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床边。病人察觉我坐下了，便轻声说道：“请坐近一点儿，我说起话来很费力。”

　　我稍稍坐近了些。他想坐起来一些，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来抓住我。

　　我的思绪一下子乱了起来。我搞不清眼前的一幕到底是实还是梦。我，一个集中营的囚犯，衣衫槛褛，坐在前里木堡高等学校主任的办公室里，而现在这里成了一座军事医院，我坐在了事实上是一个太平间的病房里。

　　我眼睛开始适应室内昏暗的光线，可以看到白色绷带上黄色的斑点。是药膏，还是脓汁？再看那缠满绷带的头，简直跟幽灵一般。

　　我神思恍惚地坐在床边。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伤员，看着绷带上灰黄的斑污。污点似乎动了起来，在我眼前组成了不同的图案。

　　“我活不了几天了。”伤员的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到，“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说完这话，他沉默了。他是在斟酌该说什么，还是被死亡的征兆吓住了？我又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他非常瘦小。衬衫下他的骨骼清晰可辨，几乎要从他干巴巴的皮肤里迸裂出来。

　　我对他的话无动于衷。我在集中营的强制生活已经彻底破坏了我对死亡的恐惧与情感。

　　疾病、苦难和宿命永远伴随着我们犹太人，这样的事情再也吓不住我们了。

　　大约两周前，我偶然走到一个扔满水泥袋的仓库前，听到有呻吟声，就跑进去看个究竟。我看到有个囚犯躺在水泥袋之间。我问他怎么了。

　　“我就要死了，”他哽咽着说，“我要死了，这世界上没一个人帮助我，没一个人会为我的死感到悲哀。”他又有意无意地加了一句。“我22岁。”

　　我跑出仓库，找到了国医。他耸了耸肩，转过了身去。“今天有两百多人在这儿干活儿。有6个人都要死掉了。”他甚至没问一声快要死去的人在什么地方。

　　“你起码应该去看一看他。”我抗议道。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回答道。

　　“但是你是医生，可以自由地来回走动，你可以向哨兵解释你为什么离岗。我不能随便动。一个人像被人抛弃了一样孤孤单单地死去也太可怕了。求你帮一帮我，他是快死的人了。”

　　“好了，好了，我这就去。”他说道。

　　可是我知道他不会去。他也完全失去了对死亡的同情。

　　晚上点名时有6具尸体。事情未加解释就了了。医生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知道，”病人咕咕哝哝地说道，“这么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去。到处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见也不特别。我注定要死掉了。可是有一些经历老折磨着我，我实在想把它们讲出来。否则我死也不得安宁。”

　　他喘着粗气。我感觉到他正透过头上缠着的绷带在看着我。或许他透过黄色的斑污能看到我，我却看不到他。

　　“我听一个姊妹说犹太囚犯在后院干活。她才给我带来了我母亲的一封信……她把信给我读了后才走掉。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三个月了。于是我做出决定。我是考虑了很久后才得出决定的……

　　“这个姊妹回来后我请她帮我。我希望她帮我找一个犹太囚犯来，不过我提醒她要小心，不要让人看到她。这名护士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要求，一声没吭就出去了。我不再指望她会为了我来冒这个险。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她弯下腰低声告诉我，有一个犹太人在外边。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要满足一个临死的人的最后一项要求。她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我在太平间里，这我也知道。他们让没希望的人孤单一人待在一个屋里边死去。或许他们不想让别人难过。”

　　给我说这些话的是个什么人？他想给我说什么？难道他是个假装成德国人的犹太人，临死前想再看到犹太人？居住区和集中营中都盛传说，在德国人中，有一些外貌上非常像雅利安人的犹太人。他们利用假造的档案参了军，有些甚至还混进了党卫队。这是他们寻求生存的办法。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犹太人吗？或者他是半个犹太人，是两个种族人通婚后生下的孩子？他动了一下。他另一只手下压着一封信，身子一动，信掉到了地板上。我弯下腰，把信捡起来，放回到床单上。

　　我没碰着他的手，他不可能看到我动——不过他还是有反应。

　　“谢谢——这是我妈妈的来信，”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马上，我又感觉到他是在盯着我。

　　他伸手攥住信，把信往回拿，那架势似乎是想从与纸的接触中获得一点儿力量。我想起了我母亲，她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五周前居民区搞了一次突然搜索。经过多次掠夺后，我们只剩下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一块金表。我把金表留给我母亲，以便在有人抓她时用它来打通关节脱身。后来我邻居言之凿凿地告诉我这块金表的下场。我母亲把这块金表送给前来逮捕她的乌克兰警察。他拿着表走开了，但随后又回来，把我母亲和其他人扔进卡车。卡车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地方，从此后就再也没收到我母亲的信……

　　时间似乎要凝固住了。我听到这个濒死的人在说话。

　　“我叫卡尔……我志愿加入了党卫队。当然，你听到党卫队这个词儿……”

　　他停下来说不动了。他喉管发涩，似乎在吃力地咽下一块儿东西。

　　现在我明白了，他绝不可能是一个藏在德国制服下的犹太人或半犹太人。我怎么会想到了这个地方呢？然而在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必须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一些非人的事。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已经有一年时间过去了？”说到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没错，有一年了，”他继续说道，“我犯下罪行已经有一年了。我必须给谁讲一讲这事，或许这样能好一些。”

　　他抓住我的手，手指紧紧勾着我的手指，似乎觉得我一听到“罪行”这个字眼，我就会把手抽走似的。什么时候他开始有这么大的力量？还是因为我太虚弱了，连把手抽走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必须得把这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我告诉你是因为……因为你是犹太人。”

　　难道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恐怖事件？

　　一个病态的大脑，什么样的暴行和折磨都会想象出来。这一点我再熟悉不过了。我自己生病时有过这种体验，在集中营里我也在别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发生。这个病人还能告诉我什么样的恐怖事情呢？再恐怖的事情，我也在集中营难友们晚上的交谈中听到过了。

　　我对他的故事没有一点兴趣，我只希望护士别忘了告诉阿斯卡里我在这里。不然的话他们会到处找我。或许还会以为我跑掉了。

　　我有些不安。我听到门外有声音，不过我马上听出来是那位护士的声音，我有些释然了。床上的人仍然用低沉的声音在说：“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我犯下了罪行。”

　　我盯着缠满绷带的头。我不知道他想向我坦白些什么事，不过我知道，在他死后，他的坟头上会有一株向日葵。已经有一株向日葵转向了窗户，透过窗户，阳光撒进了太平间。为什么向日葵转过脸来了？因为它要伴他到坟墓，站在他的坟头上，维持着他与生活的联系。一想到这里，我就有些嫉妒他。我嫉妒他，还因为他在临终之时还可以挂念着他的母亲，挂念着会为他怕死而悲伤的活着的母亲。

　　“我并非生来就是杀人凶手……”他气喘吁吁地说道。

　　他开始大口喘气，沉默了片刻。

　　“我是斯图加特人，我今年21岁。我死得太早了。我还没怎么生活。”

　　21岁就死去，确实也死得太早了些。但是纳粹在把我们的孩子送进毒气室时，是否问过他们是不是死得太早了些？他们是否问过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认真生活过了？当然，谁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他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我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理解。但我是不是还应该说，我太年轻了……？”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道：“我父亲曾是一个工厂的经理，他是一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员。1933年后，他陷入了难堪之中。不过像他这种情况的人也太多了。我妈妈把我从小培养成一个天主教徒，事实上，我还是教堂的一名辅祭，牧师也非常喜欢我，希望我有一天会学习神学。然而事情完全没有按原来的样子发展；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会，自然，我的教堂生活结束了。我母亲非常伤心，不过后来也就不再责备我了。毕竟我是她儿子。对于此事，我父亲从来未置一辞……

　　“他担心我会把在家中听到的情况报告给希特勒青年会……我们的领袖要求我们无论在何处都应该推行我们的事业……甚至是在家里……他告诉我们，无论听到谁低毁这个事业，都应该向他报告。许多人也确实这么做，但我没有这么做。不过我父母还是非常担心。只要我在他们身边，他们就缄口不谈任何事情。他们对我的不信任态度让我感到非常烦恼。不过，非常遗憾，那时也没有时间反省这些事。

　　“我在希特勒青年会找到了朋友和同志。我的生活非常充实。放学后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匆匆忙忙去了俱乐部和体育场。我父亲很少跟我说话。就是有事要说，也非常谨慎，只是有保留地说。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难过了——我经常看到他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在那里呆想……

　　“战争爆发了，我志愿人了伍，当然是进了党卫队。我们部队中远不只我一人这么做；过半儿的人是志愿入伍的——不加丝毫思索，就好像是要去跳舞或去远行。我离家走时，我母亲哭了。我关上家门时，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他们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对他的话感到很生气。我想回去和他理论一番。我想告诉他，他根本不理解这个时代。不过我还是算了，不想让大家都不愉快地分别。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我父亲说话……后来他偶尔在我母亲写给我的信上附上几笔。不过通常我母亲总是很抱歉地说他还没有从工厂回来，而她又急着赶这班邮件。”

　　他停了下来，伸手去拿床头桌上的茶杯。虽然他看不到，但他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端起杯喝了一大口，我没来得及帮上忙，他又把杯子稳稳当当地放回原处。事情真的会像他刚说过的那样糟糕吗？

　　“我们先被送到了一个军事基地的集训营，在那里我们热情地收听波兰战场的消息。我们贪婪地阅读报上的报道，担心我们还来不及派上用场战争就会结束。我渴望亲身去体验一下，去看一看世界，去冒一冒险，这样就有资格去跟别人讲我的冒险经历了……我叔父有很多在俄国战斗的经历可讲，他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如何把伊万赶进马苏里亚恩湖，讲得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也希望在那样的事件中扮演一个角色……”

　　我如坐针毡，老想挣脱手走掉。可是他想跟我聊，不但用嘴对我说，而且用手抓着我。他越抓越紧……好像肯求我不要舍下他一个人走掉。或许他的手就是在发挥着眼的作用。

　　我环视房间，瞥了一眼窗户。窗外，后院有一半儿已经沐浴在阳光中，房顶的影子影影绰绰洒在地上——光线与阴影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没有任何过渡。

　　这位濒死的年轻人又讲到了他在被占领的波兰的时光，提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是莱希舍夫吗？我没有问。

　　为什么搞这么长一段时间的铺垫？何不直接说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根本没有必要这么温和。

　　他的手开始发抖，我趁机要把我的手抽走。可是他又抓住了我的手，低声说道：“求你了。”他是想为自己，还是想为我鼓劲儿？他到底要说什么？

　　“随后——随后就发生了恐怖的事情……不过我先得给你讲一讲我自己。”

　　他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安。他是不是注意到我正看着门？因为他突然说道：

　　“没人会进来。护士答应在外边看着……

　　“海因兹是我中学同学，他也和我一起到了波兰。他老说我是个爱做梦的人。我一直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叫我，或许是因为我永远都是又快乐又幸福的——至少在那件事发生以前……也好，海因兹听不到我讲这种事了。我母亲永远也不该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不应该让她失去她有一个好儿子的想法。她老是把我叫做她的好儿子。她应该永远像她希望我的那样看待我。

　　“她曾经把我的信念给邻居们听……邻居们都对她说，我为元首和祖国光荣负伤，他们都感到非常骄傲……你明白，这都是一些套话……”

　　他的话变得尖刻起来，似乎是想伤害他自己，刺痛他自己。

　　“在我妈妈看来，我还是个没有牵挂的快乐男孩儿……满脑子的崇高想法。噢，这就是我们制造的笑话……”

　　他讲起他年轻的伙伴和同事时，我也想起了自己酷好玩笑的岁月。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们……想起了我在布拉格的老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着玩笑，我们都是年轻人，未来的生活正等着我们。

　　然而我的年轻朋友和他的年轻朋友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难道我们不是来自不同的世界吗？来自我这个世界的朋友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有的还在集中营，有的已经葬身于叫不上名字的万人坑之中了……他的朋友又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活着，即便是死了，至少他们的坟头上还会有一株向日葵和一个刻有他们名字的十字架。

　　我又开始反问自己，一个犹太人干吗得听一个行将死去的纳粹士兵的忏悔。要是他真的重新发现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那就应该派一个牧师来，牧师可以帮他平安地死去。假若我快要死了，假如我确实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地方，我应该向谁忏悔呢？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像这个人这样有这么多时间来忏悔。就像我之前的几百万人那样，我的生命将会以非常暴力的方式结束。也许会让你意想不到地吃惊，也许我还来不及准备枪就响了。他仍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年轻朋友，就好像是在大声读书一样，这只能勾起我对我自己的年轻朋友的回忆。然而这一切也走得太远了，显得不那么真实了。似乎我生来就应该是在集中营里，似乎我生来就是为了受这披着人皮的野兽的虐待，我成了毫无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成了他们发泄怨气和民族仇恨的对象。回忆逝去的光阴只会使我丧失力量，而我需要保持力量，因为只有有了力量，才有希望在这个恐怖的时代里生存下去。我仍然坚信，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报复这些残暴的人们——尽管他们胜利了，尽管他们在为战争的胜利而欢呼，尽管他们非常傲慢自大，总有一天，绞索会套到纳粹的脖子上，今天犹太人的命运总有一天要落到纳粹头上……

　　本能驱使我不再去听这临终辩白。我想走掉。这位濒临死亡的人肯定感觉到了，因为他扔下手中的信，伸出手来试图抓住我的胳膊。这举动是这么的无助与可怜，突然间我感到有一丝歉意。尽管我想走，我还是应该留下来。他又开始平静地讲了下去。

　　“去年春天我们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要准备做一些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他是一个男子汉……他必须刚强，这里不允许人道主义者的胡说。元首需要真正的男子汉。这种教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俄国的战争开始了。出征前，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希姆莱的演讲。他讲到元首任务的最后胜利……讲到把劣等民族驱除掉……我们拿到了许多有关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文字材料，我们贪婪地阅读《冲锋》杂志，很多人还把上面的漫画剪下来贴在床上。不过我不关心这些……一到晚上，我们就聚在餐厅里，喝着啤酒，兴奋地谈论着德国的未来。像在波兰一样，向俄国的进攻无疑是一场闪电战。感谢天才的元首，战线不断地向东推进。向前，向前，德国需要更多的空间生存。”

　　他停下来歇了一会儿，显然是有点儿累。

　　“你会发现我一生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他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内疚。他的话变得有些痛苦，有些认命。

　　我又朝窗户外看去，看到光与影的界线现在已经移到了内墙的另外几扇窗户上了。太阳已经升得更高了。有一扇窗户反射的光线非常耀眼，让你觉得窗子离你非常近。过了一会儿，光的闪烁变得像信号一般。那时候，我们愿意把每一件事都看作一个象征。那个时代神秘主义和迷信非常流行。我集中营的国友们经常讲鬼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件事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不确定的：地球上的人充满着神秘的形态；上帝已经离去，在他缺席的地方已另有掌管者，给我们传递着信号，给我们以暗示。平时，无论谁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我们都会哈哈大笑。但是现在，我们反而希望他们能干预整个事情。我们贪婪地听信所谓的清醒的预言者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改善生活的一线希望，我们就完全愿意附合这种无谓的解释。犹太人永远是乐观主义者，自认比任何理性都要优越。然而现在，即使是理性也没了其位置。纳粹当道的世界会有什么理性和逻辑可言呢？人们会陷于奇想之中，而这不过是为了逃避可怖的现实。在这样的气氛下，理性反而成了障碍。我们躲人梦中，不想从梦中醒来。

　　我走了一会儿神。一阵嗡嗡声把我惊醒。一只青蝇，可能是闻到了气味，正在这位濒死的人头上盘旋。他看不到苍蝇，也看不到我挥手赶走了苍蝇。

　　“谢谢你。”尽管他看不到，他还是觉察到了。

　　第一次，我意识到，我，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下等人，已经在无意中让一个同样毫无抵抗能力的高等人轻松了很多。

　　谈话又进行了下去：“六月末，我们加入了一个突击大队，被装上卡车运往前线。我们驶过大片麦田，麦田一望无际。我们的排长说，希特勒有意在这时对俄国人发动进攻，以便我们能够抢收粮食。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我们一路看到许多死去的俄国人，被炸毁的坦克，被破坏了的卡车，大批死去的马匹。也有一些俄国伤兵，无助地躺在路边，没有人照料他们；我们一路上都能听到他们的惨叫声和哀号声。

　　“我们有一个同事朝他们啐唾沫，我抗议他不要这么做。他用我们军官常用的话回答我：‘不要同情俄国人……’

　　“他的话听起来很像严肃的军事命令。他以战地记者的口气说话。他的话无异于鹦鹉学舌，一点也不动脑筋。他说的全是从报上抄来的陈词烂调。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乌克兰村庄，我们第，次与敌人交上了火。我们朝一个废弃的农舍开火，俄国人早已把这个农舍改造成了防御工事。我们冲进去后，只发现几个伤兵躺在地上，我们没法管他们。我是说，我没管他们。可是我们突击队的头……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我现在躺在医院，这些细节老是反复出现。我回忆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清晰，一遍比一遍具体……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回忆。

　　“战争是非人的。许多人都忍受不了。比我们大的人看到我们是这个样子，就冲我们嚷嚷：‘你们得相信自己，俄国人对待我们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你只需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他们自己人的。我们遇到的囚犯大都遍体鳞伤。他们带不走囚犯，就用枪炮把囚犯射倒。谁选择了创造历史，谁就不应该拘泥于细节。’

　　“有天晚上，有个同事把我拉到一边儿，想对我诉说他内心的恐惧。但是话刚开了个头他就又停下来了。他信不过我。

　　“我们继续创造历史。一天又一天，捷报传来，老有人告诉我们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希特勒这么说，希姆莱也这么说……对于我来说，恐怕真要结束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又呷了口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转过身一看，门已经开了。他已经听到了声音。

　　“大姐，请你……”

　　“没事儿，我只是想看一看……”

　　她又关上了门儿。

　　“盛夏，我们来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处都是丢弃的汽车枪支。许多还原封未动。很显然俄国人迅速撤退了。房屋正在燃烧，大街被堵了起来，改成了防御工事，但是没有人留下来抵抗。市民中有伤亡。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具妇女的尸体，两个小孩儿正蜷缩在她身旁……

　　“传来命令要我们原地休息。我们把枪靠在墙上，坐下来休息抽烟。忽然间一阵巨响，我们四处张望，但是没看到飞机。随后我们看到有好多间房子被连根儿炸毁了。

　　“俄国人撤退前在许多房屋下埋下了炸药，部队进城后，房屋就炸毁了。有一个同事说俄国人是从芬兰人那里学到这种诡计的。我很高兴我们是在休息，我们再一次幸免于难。

　　“忽然有一辆指挥车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位少校钻出车叫我们上尉上车。随后又来了几辆卡车，把我们拉到了城市的另一个地方。那里也是一片狼藉。

　　“车停到了一个大广场上，我们下了车，四处张望。广场的另一头，有一群人在被看管着。我以为他们是被赶出城来的市民，因为战斗还在继续。忽然间人群中在到处传着这样的话：‘他们是犹太人’……以我这么大年纪，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犹太人。当然，以前也见到过一些，但是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他们中大部分都已经迁移走了。少数留下来的很快也就消失了。据说他们被送进了居住区。随后他们就被忘掉了。有时候我母亲会提起我们的家庭医生，他是个犹太人，我母亲非常怀念他。她小心地保存着他开的所有处方，因为她绝对相信他的医学知识。可是有一天药师告诉她，必须换一个医生开处方，他不接受一个犹太医生开的处方。我母亲非常恼火，我父亲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不用说你也知道报上是怎样谈论犹太人的。后来我在波兰看到了犹太人，他们和我们斯图加特的犹太人完全不同。在德贝克军事基地，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工作，我经常给他们一些吃的。不过突击队的头发现后，我就没再给他们了。犹太人得清扫我们居住的地方，我经常故意在桌上留下一些食物，我知道他们会找到的。

　　“我对犹太人的了解仅限于从广播上听来的，从报上读到的东西。我们被告知说他们是一切灾祸和不幸的根源……他们总想踩在我们头上，是他们导致了战争、贫穷、饥饿、失业……”

　　我注意到这个濒死的人讲到犹太人时，口气非常温和。我从来没听到一个党卫队员用这样一种口气说话。他比别人要和善些？还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下达了命令，”他继续说道，“我们朝犹太人站着的地方开了过去。大约有150到200个犹太人。包括一些小孩儿，他们正焦急地看着我们。有人在抽泣。有几个婴儿还在他们母亲的怀抱里，没有年轻男子；大部分是妇女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们越走越近，已经能看清他们的眼神——他们满怀恐惧，莫名的恐惧……他们显然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运来了一卡车油桶，我们把油桶卸下，搬进了屋子。犹太人中强壮一些的被叫出来，要求他们把油桶搬到顶楼。他们听从了命令——他们无精打采，没有丝毫个人意愿，像一个机械人。

　　“随后我们就把犹太人往屋里赶。一位士官手里拿着鞭子，谁走得慢他就给谁一鞭。一时诅咒声和脚踢声乱成一片。房屋不大，只有三层。我本来以为挤不下这么多人。可是过了几分钟，街上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他停了下来，我的心开始咚咚直跳。我完全想象得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我太熟悉这一幕了。我仿佛置身于其中，不得不拿着汽油桶往屋里挤。我能感觉到他们不得不使劲儿地挤在一起的情景；我仿佛能听到他们疯狂的喊叫声，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位濒死的人又接着往下讲道：“又拉来了满满一卡车犹太人，他们也被塞进了这栋房屋。然后门锁了，一挺机枪架在了对面。”

　　我明白这故事是怎么收场的。我自己的国家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一年多，我们听到了很多类似事件在比亚利斯托克，布罗狄和格勒得克发生。总是同样的手段。我没必要再花时间听他讲述这恐怖的一幕了。

　　我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可是他恳求道：“求你坐下，我必须把后边的事讲给你听。”

　　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留下。不过他声音中似乎有些什么东西阻止我听任直觉离他而去。也许我希望能听他用自己的话亲口讲出纳粹的恐怖行为。

　　“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我们退后几尺。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接着是一声声巨响……天啊！”

　　他说不下去了，从床上微微抬起身来，浑身都在颤抖。

　　不过他还是继续讲了下去：“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添食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

　　“房屋里的惨叫声非常恐怖。浓烟拥了出来，呛得我们……”

　　他的手湿漉漉的。他被自己回忆到的情景吓呆了，他停下来，抽出手去擦汗。我的手稍稍放松了些，但是他马上又抓住它，紧紧地攥住它。

　　“请你，请你，”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不要离开，我还有话要给你讲。”

　　我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我看到他正鼓起全身最后的力气，要把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告诉给我。

　　“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它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噢，天啊！”

　　这位濒死的人用手捂着绷带覆盖着的眼睛，似乎想从脑海中擦去这些画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奋力跳出窗户，可是有一家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黑头发，黑眼睛……”

　　他已经精疲力尽，说不下去了。

　　他讲到黑眼睛的孩子，这让我想起了埃里。埃里住在里木堡居住区，6岁左右，长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一双难以理解的眼睛——一双充满责备的眼睛——一双永远难以忘怀的眼睛。

宽恕？！--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二)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二)

　　居住区的孩子长得似乎都很快，他们似乎意识到他们的生命非常短暂。对他们来说，一天就是一月，一月就是一年。我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玩具时，一点儿也不像个小孩儿，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就像一个老头在玩小孩儿的东西。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埃里？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和他搭？这我都记不得了。他住在居住区门口附近。有时他会溜达到门口。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一名犹太警察和他讲话，所以也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埃里。很少有小孩敢跑到居住区门口。埃里也知道这一点。他是凭直觉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不知道原因。

　　“埃里”是他的小名。他的全名是以里亚·以里亚胡·哈那维。先知的意思。

　　想起了这个名字，就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逾越节的喜宴上，桌上的盘子里放着一个巨大的，装饰华美的酒碗，谁也不能碰这个碗。这碗酒是为以里亚胡·哈那维准备的。经过了一系列祈祷后，就派我们中的一个小孩儿去打开门：据说这时先知就会进来喝这碗为他预备的酒。我们小孩儿瞪大了双眼，非常好奇地盯着门看。不过，当然，没有人进来。而我祖母老是对我说，先知事实上已经进来喝了酒。我跑去看看杯子，它还是满的，于是祖母就会说：“他酒量超不过一滴泪水！”

　　为什么祖母这么说？难道我们只能为先知以里亚胡奉敬一滴眼泪？自从出埃及以后，多少代以来，我们都是凭记忆庆祝逾越节。从这个伟大的事件中，慢慢演化出了一个传统——为以里亚胡·哈那维留上一杯酒。

　　我们小孩儿把以里亚胡视作我们的保护神，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会以任何可能的形式出现。我祖母告诉我们说他是很难被认出的；他可能化身为一个村夫，也可能化身为一个店员，一个乞丐，甚至是一个小孩儿。为了感谢他对我们的保护，在逾越节的喜宴上总是用最好的杯子为他留下最好的酒——不过他只喝一滴泪水那么多的酒。

　　小埃里在居住区里奇迹般地躲过了对小孩的多次搜查。小孩儿被认为是“没有工作，没有用的多余的嘴”。成人整天在居住区外工作，党卫队经常趁他们不在，突然袭击小孩儿，把他们带走。部分小孩儿总能想办法逃脱搜捕，因为他们总知道想办法躲起来。大人们在地板下，在炉子边儿给他们挖洞藏身，或者在壁橱旁给他们做个假墙。他们及时地产生了一种对危险的第六感觉，不管危险显得多么微小，他们都会及时发现。

　　可是慢慢地，那些最聪明的藏身之地也被党卫队发现了，他们成了这场事关生死的捉迷藏游戏的赢家。

　　埃里是我在居住区看到的最后一个孩子。每次我离开居住区——我一度获准进出居住区——，我都要四处看一看埃里。要是我看到他了，我就明白那个时候不会有危险。那时居住区也闹起了饥荒，满街都有饿死的尸体。犹太警察经常警告埃里的父母不要让埃里到大门口。但是没用，因为在居住区大门口的德国警察经常给埃里食物。

　　有一天我进居住区，埃里不在门口，不过随后我就看到了他。他正站在一扇窗户下，伸出小手从窗台上扫东西，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我走近一些后明白他在做什么了，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泪：他在收集别人放在窗台上用作鸟食的碎屑。毫无疑问他认为鸟儿们可以从居住区外找到营养，而现在即使城里最友善的人也不敢给饥饿的犹太孩子一片儿面包了。

　　居住区门口，经常有妇女提着成袋的面包或面粉与居住区里边的人交换，拿食物换衣服，换银盘或地毯。不过已经很少有犹太人有什么东西可换了。

　　埃里的父母当然没有东西可换，即便是换一片儿面包的东西也没有。

　　党卫队的头目凯茨曼——臭名昭著的凯茨曼——知道，尽管反复搜查了这么多遍儿，居住区里肯定还有小孩儿。于是他那残忍的大脑想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他要开一个幼儿园！他对犹太人委员会说，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地方，并且找到一个妇女来管理，他就可以建一个幼儿园。这样的话，在成人外出工作时，小孩儿就有人照顾。犹太人那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又起了作用，他们把这视作一个比较人道的态度的表示。他们甚至互相告知说，已经颁布了新法令，禁止枪杀。有人还说他听到过美国电台说，罗斯福已经警告过德国人，假如再杀犹太人的话，美国就会对德国进行报复。所以以后德国人会更人道一些。

　　还有人说，有一个国际委员会要参观居住区。德国人要建一个幼儿园给他们看——以显示他们对犹太人的体贴与关心。

　　一位名叫恩格尔斯的盖世太保官员，长着灰白的头发，带着一个犹太人委员会的人来了，说是要看一看幼儿园建的地方是否合适。他说他相信居住区还有很多孩子想进这个幼儿园。他答应增加粮食配给。盖世太保也的确拉来了很多罐可可和牛奶。

　　于是那些还心存疑虑的儿童父母被慢慢说动了，把他们又饥又饿的孩于送进了幼儿园。人们还焦急地等待着红十字会派来的一个委员会。可是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来。相反，一天早上，来了3辆党卫队卡车，把所有的孩子都带走，送进了毒气室。那天晚上，父母们收工回家，整个废弃的幼儿园登时充满撕心裂肺的哭喊。

　　然而，几周后，我又见到了埃里。他的直觉又救了他。事情发生的那天早上，他留在了家里。

　　在我看来，床上那个人说的黑眼睛小孩儿就是埃里。他的小脸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我看到的最后一个犹太小孩儿。

　　从这时起，我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开始有些同情：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捏得我手生痛，我把手抽了回来。

　　不过我还没想走。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对这一点儿我很确信。他的故事还没有完……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的思绪已经飞向了别处。尽管我是坐在这里听他焦急地给我讲一些事，然而似乎他已经忘了我在场，我也似乎忘了他在场。他一个人在独白。生病的人经常独白。他还要把他的故事讲下去吗？还是他虽然想讲，但是不敢用合适的词句表达出来？谁知道他还会讲些什么？根本猜不出来。我只知道一点：没有无法超越的邪恶行为。

　　“没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喃喃道。

　　他说什么？他怎么能看见？他的眼上和头上全是绷带。

　　“我看见那小孩儿，他父亲，他母亲。”

　　他呻吟着，长长地出了口气。

　　“他们跌到人行道上时或许已经死了。太可怕了。到处是喊叫声，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似乎是故意要用枪声盖住喊叫声。永远也忘不了——我头脑里老是出现这声音。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去想，不过那恐怖情景还没想够……”

　　我现在听到枪声了吗？要是我们已经熟悉了枪声，恐怕谁也不会再注意到它了。可是我却能听到枪声。在集中营里经常能听到枪声。我闭上眼睛，记忆中听到和看到的恐怖细节一下子涌了上来。

　　听他断断续续的说话，我自己也好像在现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看到可怜的人们被赶进了房屋，我听到他们的惨叫，我听到他们为孩子们祈祷，我看到他们从火海里跳了出来，摔在了地上。

　　“不久我们就又出发了。在路上他们告诉我们，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是为了报复俄国人埋下的定时炸弹，这些炸弹炸死了我们30个人。我们杀了300个犹太人作为报复。没有人问杀死犹太人与俄国的定时炸弹有什么关系。

　　“晚上每人发了份儿白兰地。白兰地能帮助我们忘掉白天发生的事……收音机里正在报道前线情况，报道炸掉的船只数量，俘虏人数，打下了几架飞机以及新征服了什么地方……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有白兰地壮胆儿，我们开始坐下来唱歌。我也跟着唱了。我反问我自己，今天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也许我想麻醉自己。我也确实让自己麻醉了。事情离我越来越遥远。可是到了夜里，白天的事又涌上了心头……

　　“睡在我边儿上的同伴是彼得，他也来自斯图加特。他老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念念叨叨。我站起来瞪着他。可是天太黑，看不到他的脸，只听到他说，‘不，不，’又老在说‘我不能，我不能。’早上起来，我看看其他一些同伴，很显然他们也都没睡好。可是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他们都互相回避这件事。甚至连我们突击队长也注意到了。

　　“‘你们也太感情脆弱了！男子汉们，你们不能这样。这是战争！你必须坚强。他们不是我们的人。犹太人不是人！犹太人是一切不幸和灾祸的根源！你开枪打死他们和开枪打死自己人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小孩儿，这都没关系。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毫无疑问你应该干掉他们。要是我们心肠太软，那我们就注定还是别人的奴隶，而元首说……’

　　“都是这些话，你也知道。”他引了个开头，没再引述下去。

　　他还要讲些什么？或许还要讲一些能安慰他自己的话。或许还要讲一些能解释他为什么给我讲他的身世的话？但是，他没有再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没休整多长时间。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行军，现在我们成了冲锋大队的一部分。我们登上卡车，被送往火线。但是这里也见不到多少敌人。他们已经从小村庄和小城镇撤退了，没有交战就放弃了这些地方。只是在敌人撤退时，偶尔有小规模的交火。彼得受了伤，卡尔·海因兹战死。于是我们又休整了，留出时间来洗衣写信。各种话题都谈论到了，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生的事。

　　“我去探望彼得。他腹部受伤，但神志还清楚。他认出了我，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在他身旁坐下，他告诉我说，他不久就得送往医院了。他说：‘那间房子里的人们，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说完他就昏死过去了。可怜的彼得。他临死还忘不了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经历。”

　　我听到走道里有脚步声。我望了望门。门随时都有可能打开。我站了起来。他拦住了我。

　　“求你等一会儿。护士在外边，没人会进来。我不多耽误你，不过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我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决心等护士一回来就走。

　　这个人还要给我讲什么？不是他一个人杀了犹太人，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凶手！

　　他又开始剖自他的心理：“随后几周我们朝克里米亚开进。谣传说要有一场更激烈的战斗，俄国人已经挖好了战壕；不再是靖蜒点水式的战斗，而是一场近距战，肉搏战……”

　　他停下来喘气。他换气儿更频繁了，很显然力气已经耗尽。他的呼吸变得不规则起来，喉管发涩。他伸手去拿玻璃水杯。

　　我没有动。他意识到我还在，显然有些宽慰。

　　他拿着了杯于，猛喝了几口。

　　随即叹口气，低声嘀咕道：“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他在谈论上帝？可是上帝已经不在了……正像居住区的那位妇女说的，上帝已经走了。可是我们还需要他，我们盼望着看到他存在的迹象。

　　然而，因为这个濒死的人，因为他对好恶的选择，已经不可能使上帝存在了。元首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只要他们的暴行没有得到惩罚，他们就会坚信上帝不过是一个虚构，不过是可恶的犹太人的发明。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要“证明”这一点。但是现在这一个人，这个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人，却在寻求上帝！

　　他继续讲道：“在克里米亚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周。我们伤亡惨重。各处的军人坟墓都在增加。我听说他们被认真地掩埋了，每一个坟头上都种满花。我喜欢花。我叔叔的花园里有很多花。我经常一连几个小时躺在草地里看花……”

　　他知道他死后坟头上也会有一株向日葵吗？凶手即使死了也拥有一些东西……而我呢？

　　“我们挺进到塔甘罗格，那里已经被俄国人牢牢把守。我们潜伏在山头间，离他们只有100码远。他们不停地开炮。我们蜷缩在战壕里，借喝白兰地壮胆儿。酒瓶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我们等待着进攻命令。终于开始进攻了。我们冲出战壕装塞弹药。可是突然间我定在了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攫住了我。我的手，举着枪端着刺刀的手开始发抖。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烧着了的一家人，父亲，孩子，随后是母亲——他们都朝我跑了过来。‘不，我再也不朝他们开枪了。’我脑海里满是这些想法……随即，一发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失去了知觉。

　　“我在医院里醒来时，发觉我已经双眼失明了。我的脸和上体被炸得血肉模糊。护士告诉我，医生从我身上取出了满满一盆儿弹片儿。我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就是现在，我也觉得我无异于是个死人……”

　　他叹了口气。他又完全想到自己身上去了，充满了自怜。

　　“越来越痛得难以忍受。我浑身都是打止痛药留下的斑痕……从一个野战医院转到另一个野战医院，但是他们就是不把我送回家……这才真正是在惩罚我。我想回家，想看到我母亲。我父亲一向严厉，我知道他会怎么说我。但是我母亲……她会用另一种眼神看着我。”

　　我明白他是在拷问自己。他是下了决心不掩饰任何事情。

　　他又过来抓我的手。但是我早已把手抽开，并坐在上面他够不着了。我不想去碰一双死人的手。他寻求我的同情，可是他有权利得到同情吗？他这样的一个人值得任何人同情吗？他有没有想过，要是他那么自怜的话，他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吗……？

　　“你瞧，”他说道，“那些犹太人很快就死去了，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得忍受痛苦——尽管他们不像我这样充满罪恶。”

　　听到这句话，我站起来就要走——我，是他一生最后碰到的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伸出他那苍白无血色的手一把抓住了我。一个耗干了气血的人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

　　“他们把我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但是就不送我回家。不过我先得告诉你，……我很明白我的处境，我躺在这里，一刻也不停地在想着发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恐怖事件。要是我一下子就被炸弹炸死就好了——可是我没有死，虽然我一直想死……有时我希望医生给我打个注射，让我彻底摆脱这种惨状。我也确实要他帮助我睡过去。可是他不可怜我。我也知道他已经利用注射的办法让许多濒死的人摆脱了痛苦。或许他是碍于我还年轻。我脚头挂的牌子上不仅写有我的名字，还写有我的出生年月，或许就是这个让他打消了想法。结果我只好躺在这里等死。我身上的痛苦真是可怕极了，不过更可怕的是我还有意识。我总禁不住回忆起那燃烧的房屋，那从窗户跳下来的一家人。”

　　他陷入了沉默中，似乎是在搜寻词句。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想。我不相信他仅仅是在找一个听众。

　　“小的时候，我全身心地相信上帝，相信教堂的诫律。那时，一切都是平静的。要是我还有信仰，我相信我不会这么害怕死。

　　“要是没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忏悔。但是该怎样忏悔呢？只讲一堆没有应答的空话……？”

　　毫无疑问，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这儿是一个濒死的人，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这样一个人悔罪，而这个倾听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和他一样的凶手手下。他确确实实为他的罪恶而感到悔恨了，尽管在他说的这么多话里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也不需要他来承认，他说话的方式和他对我说话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他的悔恨。

　　“相信我，要是痛苦和折磨能换回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死去的人的生命，我愿意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每天都有许多和我一样年轻的德国人在战场上战死。他们在与一支武装了的敌人战斗，并且不得抽身，而我……我却留在这里，带着我的罪恶留在这里。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和我在一起。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个犹太人。这就足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事实上，在他上战场时，他不仅与武装了的军队作战，他还与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作战。我想象得出他们被包围在火海中，从窗户跳下来，然后被打死。

　　他坐了起来，双手合十，似乎要祈祷。

　　“我希望安心地死去，所以我需要……”

　　看得出有些话他说不出口。不过我也没心思帮他。他一言未发。

　　“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只是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犹太人幸存着……

　　“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现在，整个房间静得出奇。我向窗外望去，对面的建筑已经全部沐浴在阳光之中。太阳已经升到了正空。后院只剩下一小块儿三角形的阴影地带。

　　这是怎样的一种对比啊！室外阳光灿烂，而太平间内一片野蛮时期的阴冷。在这里，在这张床上躺着一个人，他想安宁地死去——但是他不可能安宁地死去，因为他犯下的恐怖罪行让他永远也不得安宁。在他身边，坐着一个同样注定要死去的人——然而这个人并不想死，因为他渴望看到恐怖时代的结束，看到使这个世界日渐枯萎的恐怖时代的结束。

　　命运使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奇怪的几个小时。一个人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而另一个人自身也无所助靠，根本不可能去帮助他。

　　我站了起来，朝他看了看，他正双手合十。在他双手之间，我似乎看到了一株向日葵。

　　最后我下定了决心，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

　　护士没在门外。我忘掉了我是在什么地方，没有沿着护士带我上来的楼梯往下走。和我做学生时候一样，我顺着楼梯来到了大门。直到我看到医生和护士脸上吃惊的表情时，我才意识到我下错了楼梯。但是我没有退回会。没有人阻拦我。我走出大门，走到外边的空地，然后又找到了我的同伴……骄阳当空，那阳光，正洒在地上。

　　我的同伴们正坐在草地上端着饭盒喝汤。我也非常饿了，正赶上最后一份儿汤。医院给我们一人送了一份儿饭。

　　我还在想着这个濒死的党卫队员。遇到他让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他的忏悔扰得我心烦意乱。

　　“你去什么地方了，这么长时间？”有人问我。我叫不上这个人的名字。早上从集中营到医院的路上，他一直站在我身边儿。

　　“我开始以为你逃走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有理由把我们打发回集中营了。”

　　我未加解释。

　　“你找到什么东西了？”他边问我，边偷偷地看了一眼我的面包袋。和其他囚犯一样，我的面包袋也是空的。我耸了耸肩。他狐疑地看着我，似乎是在说：你肯定找到什么东西了，你不想和大家分享，所以才不想承认。

　　他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什么也没有解释。

　　“你是不是觉得我烦？”他问道。

　　“不觉得。”我说。我不想和他说话——这个时候不想说。

　　休息了一小会儿，我们又开始工作。似乎有倒不完的垃圾箱。卡车把垃圾拉到某个开阔的地方去烧，然后又不断地开回来装。他们把垃圾都运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实话说，我并不关心这个。我只希望离开这个地方。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停止了工作。我们被告知第二天得再来，还要装运垃圾。听到这个消息，我表情冷漠。

　　回集中营的路上，阿斯卡里们似乎也没了唱歌的情绪。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在我们身边，甚至也没督促我们快走。我们都很疲惫，就是我也很累，虽然在病房里待了大半天。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我的思绪总忍不住又回到这场骇人的会面。

　　我们路过的地方，人们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我们。我辨不清哪一张脸是哪一张脸，它们看起来似乎都一样——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我们都非常冷漠。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为什么他们就应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呢？他们早已习惯于这么看我们了。我们与他们有何相干呢？或许只有少数人日后会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曾是这么冷淡地呆看着这群不幸的人，只有少数人才会在日后为此而感到不安。

　　前边有马车挡着我们，我们没法走快。我在猜想，在这些旁观的人群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一度陶醉于高等学校的“没有犹太人的日子”的运动。我在想，是不是不只是纳粹在迫害我们。那些对人类蒙受的令人震惊的屈辱只是一言不发地旁观而不进行抗议的人是不是也是非常不道德的？不过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人吗？

　　两天前，几个新来的囚徒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人非常伤心但又非常典型的故事。三名犹太人处绞刑后被吊在了公共场合。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在每一个上边系了一个纸片儿，上写着“犹太肉”。旁观者对这个聪明的玩笑报以疯狂的大笑，还有人不断地尖叫着，打着口哨来取乐。一名妇女对这些邪恶下流的字表示抗议，却当即遭到了毒打。

　　我们都知道纳粹在公开处决人时，总希望有更多的旁观者。他们希望吓住公众，把各种可能的抵制压制下去。当然他们也很清楚许多旁观者是有反犹情绪的。这些处决和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一样，由纳粹上演的恐怖场面绝不会招致憎恨。在集中营中我们大家都不厌其烦地描述我们看到的恐怖场景的每一个细节。有些人一讲起来就好像是刚看了一场马戏回来。或许有些现在站在路边盯着我们看的人正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绞死犹太人的人。我听到笑声正满足着他们的想象力。这笑声就像他们在旁观犹太肉时发出的笑声。

　　走到格罗得兹卡大街的尽头，我们又左转，走上了雅诺斯卡大街。队伍停了一下，让一列满载煤矿工人的矿车经过。矿工们一群一群地簇拥在车门口，就好像一串一串的葡萄。他们虽然显得很疲劳，但是却能够很幸福地匆匆忙忙赶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可以在一起打牌，讨论政治，收听收音机——或许还可以听听违禁的外国台。他们在一件事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梦想，都有希望。而我们，却得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晚上的排队点名，视军官情绪而定做一些体育练习。通常是做一些冗长乏味的屈膝练习，一直做到军官对他设计的这种玩笑感到厌烦为止。或者做一种名叫“维生素B”的练习，一连几个小时我们得搬着厚木板穿过党卫队组成的队列。晚上工作被认为是在给我们增加“维生素”，但这并不真的是在给我们增加什么维生素，这不过是在变着法儿杀掉我们而不是在增进我们的健康。

　　要是在点名时发觉有人不见了，他们就会一遍又一遍儿地反复点。他们会让缺席者的十个同伴走出队列把他们处死，借以吓住那些想缺席的人。

　　同样的事第二天还会发生，或许后天仍会发生，直到我们全部被消灭掉。

　　想一想明天……由不得我想起那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党卫队员。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他就可以有一株自己的向日葵了。而对于我来说，明天，也许是后天，等待我的可能是万人坑。的确，随时都有可能下达命令，把我和我同伴们，把我们一屋的人全部清除掉——也极有可能，我有可能成为那十个中的一人，被用来枭首示众。

　　有一天有谣传说从其它省又送来了新囚犯，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屋就没有地方了，要是集中营当局没来得及建造新房屋，他们就会用别的办法来搞。办法很简单，他们只需要清除掉老囚犯——一个屋一个屋地挨个儿清，给新来的囚犯腾出地方来。每两个月都会这么清理上一次。这加速了我们自然消亡的速度，目的是要使加利西亚和里木堡的“解放犹太人”的速度接近。

　　雅诺斯卡大街的面房店，屋又窄又脏，一片灰蒙蒙的，满是战争破坏的痕迹，门面墙上弹痕累累，窗户都被打得稀碎，已经用破板子挡住了，有的地方干脆只用纸板挡了一下。雅诺斯卡大街是里木堡的主要干道，德国人夺取这个城市时，这里曾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穿过了一排排房屋，我们又从军人坟墓旁走过。坟墓一溜一溜的，排得很长。不过向日葵看起来已经和上午有些不一样了。它们都把头扭向了另一个方向，夕阳给它们抹上了一层红色，它们在晚风中微微颤抖。他们似乎彼此在小声交谈。它们是被这群衣衫褴褛，步履瞒珊的人吓住了吗？向日葵或枯黄，或淡黄，或金黄，或铜褐，各种色彩在我眼前飘荡。它们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得到了最好的培育。它们背后是粗壮的大树，构成了一道阴森的背景，再往上就是幽蓝晴朗的天空。

　　快到集中营时，阿斯卡里命令我们唱歌，同时调整步伐，整理队形。司令官可能看到他的囚犯们回营，他坚持要他们一定得边走边唱，并且要（显得）很高兴。来回都要这样。阿斯卡里不得不协助他做好样子。我们必须精神焕发——而唱歌就是这种状态的一个部分。

　　要是我们表现得不合司令官的意，我们可就要倒霉了。我们已经多次受过了这种折磨。阿斯卡里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也会笑不起来——毕竟，他们只不过是俄国人。

　　很幸运，没见到司令官。我们顺利进营，跟着另一个队到操场上等待点名。

　　我看到阿瑟排在另一队中，就很急切地跟他打招呼。我急于要把我在医院里的经历都告诉他，同时也告诉约塞克。

　　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不过两人的看法肯定有很大差别。我同时也想给他们讲一讲有关向日葵的事。为什么以前我们就没注意到？它们已经开花好多周了。难道就没有人注意到它们？难道它们只对我来说才有意义？

　　今天很幸运，点名比平时都要结束得早。我走过去，伸手搭住阿瑟的肩膀。

　　“喂，怎么样？活儿重吗？”他笑着问我。

　　“不怎么重。你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我去了高等技术学校。”

　　“真的？那儿比过去要空旷多了吧！”

　　“就请到你要这么说。”

　　“你好像有点情绪不好。”阿瑟关心地问道。

　　我没有解释。人们正往厨房里挤，我们也很快去排队解决吃饭问题。

　　约塞克打了满满一盒饭从里边出来。他冲我们点了点头。

　　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吃饭。操场上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互相在讲述着白天的见闻。有人可能白天出营工作时偷到了一些小东西，现在正在互相交换。

　　我扫眼看到了“管道”，这是一条被遮蔽起来的狭长通道，一头连着集中营，一头通往沙丘。经常是在沙丘那里枪毙人。

　　有时候在被枪毙前，这些人要在管道里待上两三天。党卫队员从我们的小屋里，从城里把他们逮出来，把他们藏在这里。党卫队要凑够“足够合理的”枪杀数目，所以先速到的人就得在这里待上好多天。等着执行死刑的党卫队员把他们拉到沙丘那边去。

　　而那一晚，“管道”里一个人也见不着。阿瑟告诉我里边之所以没人，是另有原因的。“今天又要杀死5个人，他们等不了多久了。考瑟尔抓到了这5个人。听咱们小屋里一个人说，他们是在了城里某一个很好的隐蔽处被发现的。”

　　阿瑟说话的语气非常平淡冷静，好像是在描述一件很常见的事。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孩儿，”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声音略显得有些忧伤。“小孩长着一头金发，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犹太人。如果他父母把他送给雅利安人家庭，永远也不会察觉他是犹太人。

　　他一提起小孩儿，由不得我就想起了埃里。

　　“阿瑟，我一定得跟你讲一件事。他们已经把高等学校用作了军事医院，今天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件事，刚才我没有给你讲完。你要是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不过我想听一听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相信你的判断。”

　　“你讲吧。”他说。

　　“不，现在不讲。过一会儿再讲。我希望约塞克也来听一听。”

　　给他们讲那些悲惨的事情合适吗？我想到了那天在“管道”里被枪杀的5个人。在我眼里，是不是对这一个党卫队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或许最好对我在医院太平间里听到的一切缄口不言。

　　我担心阿瑟这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会说：“看他看他，无数的犹太人在忍受着折磨，每一小时都有犹太人被枪杀，他还忘不了一个快要死掉的党卫队员。”或许他还会加上一句说：“你恐怕已经受了纳粹的流毒。你开始认为日尔曼人多少是有些优秀的民族，所以你就开始为一个快要死掉的党卫队员担心。”

　　要是听到他这样说的话，我无疑会很伤心。毫无疑问，阿瑟会告诉我很多纳粹犯下的不可告人的罪行。我会为我自己而感到羞愧。所以最好还是把在医院里遇到的一切放在心里不说为好。

　　我在操场上逛来逛去，和一些熟人闲聊着天儿。

　　忽然有个人嘘了一声：“6个！”这是在警告我们党卫队来了，我匆忙回去找阿瑟。我挨着阿瑟坐下，两名党卫队员朝乐队乐师的小屋走去。

　　“你要给我们说什么？”阿瑟问。

　　“我想了好多遍儿，我不想讲了。或许你不理解，或许……”

　　“噢，什么事？给我们讲吧，”阿瑟追问道。

　　我沉默了。

　　“好了，随你便儿。”阿瑟站了起来，似乎有些不高兴。

　　两个小时后，我还是给他们讲了。我们坐在各自铺上，屋子非常问人。我给他们讲我们如何穿过市区，我如何看到向日葵。

　　“你们谁注意到过这些花？”

　　“当然我注意到过，”约塞克说，“有什么别样？”

　　我不愿告诉他们我看到向日葵时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我不能说我对死了的德国人拥有向日葵感到嫉妒，我不能说我一直有一个孩子气的梦想，想有一株自己的向日葵。

　　阿瑟插话道：“嗯，向日葵确实是种宜人眼目的花。德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不过对那些正在地下腐烂的东西来说，花儿不会有更多的用处。向日葵也会像地下的东西一样腐烂；来年它们也会了无影踪，除非有人来年再栽一株新花。可是谁又知道来年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嘲弄般地加上了一句。

　　我继续讲我遇到的事。我讲到护士如何抓到我，如何把我带到主任室，然后又详细讲到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讲到我在他桌边坐了几个小时，讲到了他的悔罪。在讲到随父亲一起跌死的孩子时，我提到了埃里。

　　“这人怎么会知道小孩儿的名字？”他们有人问。

　　“他不知道。我提到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里木堡居住区的一个孩子。”

　　他们都被我讲到的恐怖情景惊呆了。我停下来整理思路时，他们催促我赶快继续往下讲。

　　最后我讲到这位濒死的人如何恳求我原谅他的罪过，我如何一言不发地离开，我看到约塞克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我敢肯定他是赞成我的做法，我冲他点了点头。

　　阿瑟先打破了沉默：“一个太少！”他感叹道。

　　这话正合我们那些天的想法，不过阿瑟这时候这样说，多少有些打断了我们的思路。有一个叫亚当的，他平时很少废话，这时候深思熟虑地说：“所以，你就看到了一个就要死掉的凶手……我愿意一天碰上10个。可惜我不能常去医院。”

　　我理解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亚当是学建筑的，战争一爆发，他不得不放弃他的职业。俄国人占领时，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他的所有家产都被俄国收归国有。1940年夏，掀起了一场驱逐浪潮，许多人因为“出身不好”，（尤其是出身在富有家庭）被驱逐到西伯利亚。他和他家人躲了好几个星期才躲过驱逐。

　　他到集中营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你看，躲过俄国的驱逐还是有必要的嘛。要是俄国人逮着了我，我现在肯定就在西伯利亚了。俄国人没逮着我，我现在就还能在里木堡。塞翁失马……”

　　他对周围的一切非常冷漠。他的未婚妻在居住区，但他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她肯定已经被编人了某个军事形式的劳动队。

　　他深爱他的父母。他父母在德国人最初占领时就已经都死去了。有时候，亚当对周围环境不管不顾的态度让我觉着他好像是个梦游人。他越来越跟人疏远。起初我们还搞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逐渐地，我们都开始理解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亲戚也都逝去了。

　　我的故事显然激起了阿瑟的感情。不过有很长一阵子都没有人再说什么。

　　随后阿瑟站了起来，去听一个人在讲他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消息。其他的人也起身去忙自己的事。

　　只剩约塞克和我。

　　“你知不知道，”他说道，“你讲你遇到了那个党卫队员时，我一开初很担心你已经宽恕了他。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因为这些人没有授予你权利以他们的名义这么做。人们针对你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原谅他们，也可以忘掉他们。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要是让你的良心去承载别人的苦难，那会是件非常可怕的罪恶。”

　　“不过，难道我们不都是处在同一命运的共同群体中吗，一个人必须代别人回答。”我插嘴道。

　　“要小心呀，朋友，”约塞克继续往下讲道，“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永留史册的时刻。这种时刻很少发生。而你今天就遇到了。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看得出你对自己所做的事不很满意。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可能有一个区别，我会非常审慎地公开拒绝原谅他，我会非常有意识地去这么做。你更多的是无意识地去这么做。所以你现在搞不清是对是错。不过请你相信我，你做的没错儿。你不会因为他而蒙受痛苦，而且，既然他已经对别人犯下了这么多罪过，你根本没法儿去宽恕他。”

　　约塞克讲得动了容。

　　“我相信来世——相信死后的生活，相信有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死后都要在那个世界重聚。要是你宽恕了他，到那时会怎么样呢？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死去的人会过来问你：‘谁给了你宽恕凶手的权利？’”

　　我思虑重重地摇了摇头。“约塞克，”我说道，“让你讲起来这事似乎非常简单。这可能是因为你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我也不想去改变我的做法——尽管我能够改变，不过我还是有很多问题，可以和你讨论上几个小时。我只想讲一件事，我非常希望知道你怎么想：这家伙确实是从内心深处感到后悔了，他根本不想去为自己原来做过的错事辩护。我看得出，他真的是在忍受着心灵的折磨……

　　约塞克打断我的话头：“这种折磨不过是他应受的惩罚的一小部分。”

　　“可是，”我继续讲我自己的，“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悔改，也没有时间去补赎自己的罪过了。”

　　“你说‘补赎’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我想让他问的。我没有去解释。我抛开这个话题未加讨论，又讲起了另一个话题。

　　“这位快死的人把我看作一个代表，把我看作其他犹太人的象征。他再也见不到他们，再也没法儿和他们谈话了。而且，他完全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海改之意的。很显然，他并非天生是个凶手，他也不想成为凶手。是纳粹驱使他去杀害手无寸铁的人们。”

　　“所以你认为你还是应该宽恕他？”

　　这时候阿瑟回来了。他只听到了约塞克最后这句话，他用很平静的语调对我说：“一个高等人要求一个低等人去做高等人应做的事。要是你宽恕了他，你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阿瑟，”我说，“我已经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最后的希望。我没回答他最后一个问题！”

　　“不过你肯定知道有一些请求是人们不能，也不敢保证满足的。他本应该去请一位他们自己教堂的神父。他们会很快达成一致。”

　　阿瑟用词非常巧妙，含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讽刺意味。

　　“为什么？”我问，“难道没有一个统一的罪与赎罪的标准？难道每一个宗教都有其自己的道德标准，自己的答案？”

　　“或许确实是这样。”

　　这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在那样一个可怕的时代，能说的也都说了。话题也该打住了。

　　为了分散一下注意力，阿瑟给我们讲了好多他听来的新闻。不过他的话并没有怎么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还在想着那个太平间。

　　或许阿瑟讲得并不对。他说高等人要低等人做什么事，高等人不过是一个词儿，听起来非常明了，却并不真正解决问题。那位党卫队员的态度并不像那种傲慢自大的高等人的态度。或许我没有把我的感受很好地表达出来：一个注定要死的低等人坐在一个注定要死的党卫队员身边……也许我没有把他在言谈中表露出的对他的罪过的绝望态度和当时的气氛清楚地表达出来。

　　忽然间我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我那天确定到过主任的办公室吗？

　　这就像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自己存在的真实性也会产生怀疑一样……一切都有可能是不真实的；很可能这是因为饥饿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这太不合逻辑了——而我们整个生活本身本来也就不合逻辑。

　　囚徒们任人驱赶，他不得不学会让自己毫无个人意愿地任人驱赶。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每一样事都不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这里，每一件事都自有其自己的逻辑。在囚徒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的法则会继续有效呢？只有一条法则还保留着，可据以作如下判断的可靠基础，这就是死亡的法则。只有这条法则是合乎逻辑的。非常确定，无可辩驳。所有其它的法则都相形失色，毫无意义，结果就是处处被动。我们经常提醒自己，这是一条无可避免的法则，你无能为力，不可能改变它。这些想法导致了我们心理麻痹，导致了我们无可抚慰的消极态度，我们置身其中。而这种态度，正是我们大部分人绝望心理的最好表述。

宽恕？！--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三)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三)

　　夜里，我梦到了埃里。他的脸色更苍白了，他的眼神似乎是在无声地追问着这个难以回答的永恒问题：为什么？

　　他父亲把他抱到我面前来。快走到我跟前时，他用一双小手捂住了眼睛。两个人身后是一片火海，他们刚刚从火海里逃了出来。我想去抱埃里，但是那里只有一片血淋淋的东西……

　　“你在叫什么？你会招来哨兵。”

　　阿瑟在摇我的肩膀。透过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他的脸高高地“悬在房顶。

　　我还没有完全清醒。我眼前晃动着一个缠满绷带的头，绷带上污迹斑斑。这也是在做梦？我看什么都好像是在透过模模糊糊的玻璃在看。

　　“我去给你倒杯水，你可能是发烧了。”阿瑟又把我摇了摇后说。随即，我看清了他的脸。

　　“阿瑟，”我结结巴巴地说，“阿瑟，我明天不想去医院劳动了。”

　　“首先，”他解释道，“已经是今天了，其次，你可能被编到别的队里去。我会代你去医院。”

　　阿瑟尽量让我镇静下来。他讲话的口气就好像我是个小孩儿。

　　“你突然害怕死亡出现在你眼前了？仅仅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濒死的党卫队员？你已经看到了多少被杀死的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些你才在晚上大叫？死亡永远伴随着我们，你难道忘记了？死亡甚至也不会放过那个党卫队员。”

　　“你刚睡着，哨兵就进来逮走了一个人——这人就睡在那个角儿上。他们就在小屋门口逮着他。随即他就倒下了。他死掉了。赶快醒过来，跟着我。去看一看这一个人，你就会明白你琢磨你的党卫队员也琢磨得太多了。”

　　为什么阿瑟强调说“你的党卫队员？”难道他故意要伤害我？

　　他注意到了我的畏缩态度。“这个时候，任何美好的感情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你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阿瑟，”我又说道，“我不想再去医院了。”

　　“要是他们把你派到那儿去，那你就只好去。这你是无能为力的。很多人巴不得整天都别留在营里。”阿瑟似乎还没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还没给你讲过街上的人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再见到了。他们也不应该再看到我。我不想要他们同情。”

　　阿瑟不再说什么了。他回到自己的铺上继续睡觉。我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睡着。我担心自己还会做梦。忽然间我又看到了街上的人。我意识到现在我彻底与周围世界割裂开了。他们不喜欢我们犹太人——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的父辈们偷偷走出了居住区，走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勤奋工作，尽其所能想让和他们一样的人们来认同他们。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假若犹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与周围世界隔开，那他们是外来人。要是他们离开自己的世界，顺应外边的世界，那他们又是让人不舒服的移民，他们遭人憎恨，遭人排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不过天生就是一个二等公民。

　　一位智者曾经说犹太人是大地上的盐。但是波兰人认为他们的大地上盐太多了，会毁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相比，我们对纳粹的做法可能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也可能更有抵御能力。

　　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住在波兰，和波兰人一起成长，和他们～起上学。可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永远是外国人。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很难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即使波兰人自己现在被别人征服，也很难改变这一点。即使有共同的悲惨经历，我们之间仍有隔阂。

　　我再也不想见到波兰人了；不管怎么说，我宁愿待在集中营。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排队点名。要是我不得不去医院的话，我希望阿瑟能和我一起去。这样的话，假如护士再找我，我就可以让阿瑟去。

　　集中营司令到了。他并不是每次都来点名；昨天他就没来。他手牵着一只又大又黑的德国种短毛猎犬。他身边站着一名军官（军官正在点名）和几个党卫队员。

　　首先是清点囚徒数目。幸好，数目没错。

　　随后司令命令道：“像昨天一样，去劳动的开始整队。”

　　这命令让人相当困惑。囚徒们都以为是按照住屋整队。现在重新安排去劳动的人显然快不起来。司令官一着急，便大声吼叫起来。

　　那条狗开始躁动起来，使劲儿挣着链条。司令官随时会把它放开。不过这次我们仍然很幸运。一名军官从司令的办公室出来，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司令急着把狗拖走，这样我们就得以避免像平常那样见到可怕的一幕。不至于有人被狗咬伤，也不至于有人被司令点出来枪毙。

　　大门内乐队奏起了动听的进行曲。党卫队紧盯着我们的队列。不时有人被拉出队列。这人可能显得有些过于显眼。可能是踏错了步子，也可能看起来比别人体弱。被拉出来的人随后就被送进了“管道”。

　　还是昨天的那几个阿斯卡里监送我们。一名党卫队员从哨兵室里出来，站到了我们队前面。我在纳闷要是那名护士再来找我，我该往哪儿藏。

　　墓地和向日葵又出现在我们队列的左前方。医院那名垂死的党卫队员不久就也要和他的同伴埋在一起了。我在想，到底哪一块儿地方是留给他的呢？

　　昨天我的同伴儿像着了魔一样地紧盯着向日葵，但是今天他们根本没去注意这些花。只有几个人往那边扫了一眼。我目不转睛地一排一排地看了过去，几乎踏着了前边的人。

　　格罗德斯加大街上，小孩儿们正在用心地玩耍。最起码他们见了穿制服的人不用躲藏。他们该是多么幸运啊！

　　同伴提醒我注意路上的一个行人。

　　“看到戴着提洛尔帽的那个家伙了吗？帽上有毛的那个。”

　　“当然是个德国人。”我说道。

　　“某一类德国人罢了。现在他是个纯正的德国人。但是在三年前，他是个狂热的波兰人。我太了解他了。我就住在他附近。抢犹太人商店时有他，学校里殴打犹太人时也有他。俄国人寻找合作者时，他肯定也志愿参加了。他永远站在掌权者那边。或许现在他又从某个地方找到了他的德国人祖籍。不过我敢打赌，不久前他还连一句德语也不会说。纳粹就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寸步难行。”

　　事实上我们经常听说属于少数民族的日尔曼人总在努力让他们自己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成为德国人。在劳动小组里我们经常得小心避免碰到这些人。他们总想急切地证明他们配得上他们那张特别配给卡。他们中许多人总在尽力掩盖他们对德国人的无知，所以他们就更残暴地对待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非常高兴波兰人和犹太人成为牺牲品。

　　我们一到高等技术学校后院，阿斯卡里们就躺到了草坪上去卷他们的烟抽。两辆运货卡车已经在等着我们。到处又都是废弃的垃圾箱。墙边靠着一溜锨，我们每人去拿了一把。

　　我尽量挤着去装卡车，这样护士就不大会愿意去叫我了。可是勤杂工已安排了四个人去干这个活儿。

　　随后我就看到护士在囚犯中间来回走，瞪着眼儿看他们。昨天的一幕又要发生？这位濒死的纳粹有什么事忘了交待了？突然间，护士站到了我面前。

　　“请你，”她说道，“跟我来一下。”

　　“我得在这儿工作。”我拒绝道。

　　她走到专管我们的勤杂工面前，朝他嘀咕了几句。随后她指了指我，又朝我走了过来。

　　“放下锨，”她简略地说道，“跟我来。”

　　我跟着她，心中满是恐惧。我不愿意再听到忏悔了。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最害怕这位即将死去的人会再请求我宽恕。这一次或许会因为我太孱弱而让步，如果这样的话，这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不过护士没沿着昨天的路线带我上去，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不知道她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去停尸间？她从一串钥匙里挑了一个出来，打开了门。我们进了房间。这里似乎是一个储藏室。一只木凳几乎要通到天花板，屋里堆满包裹和盒子。

　　“在这儿等一下，”她命令道，“我马上回来。”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绿布包着的包裹。上边缝着一个写有地址的亚麻布条。

　　有人在走廊里走动。她四下里看了看，显得有些紧张，然后把我带到了储藏室。她带着征寻的眼光看着我：“昨天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昨晚死了。我答应他把他的东西全转送给你。除了他行坚信礼时的那块表，我得把这块表送给他母亲。”

　　“我什么也不想要，姑娘。把这个也带给他母亲。”

　　她什么也没说，把包裹推给了我。我碰也不想去碰。

　　“请把这些全都送给他母亲，地址就在上边。”

　　护士犹豫地看着我。我转过身走了。她没有再留我。很显然她对昨天这位党卫队员给我讲的一切一无所知。

　　我回到后院继续工作。一辆灵车驶过。他们已经把那名党卫队员运出去了？

　　“嗨，你，都快睡着了。”勤杂工叫道。

　　一名阿斯卡里听到吆喝，过来抽了一鞭子。他的眼睛透露着虐待的得意神情。不过传令兵又把他打发走了。

　　今天医院没提供午餐。从集中营送来了囚徒常吃的食物——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气味难闻的黑汤。我们狼吞虎咽地喝着。士兵们站了一圈儿看我们吃饭，就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喂食的动物。

　　后来我一直是在恍恍惚惚地劳动。那天晚上我再回到操场时，已经记不得是怎么回来的了。我一眼也没看向日葵。

　　晚上，我告诉我朋友们那名党卫队员死了。他们对此没有兴趣。我头一天给他们讲完，事情也就算完了。不过他们都认为我没接下这名党卫队员的遗物是对的。约塞克说：“昨天你给我们讲了这事后，似乎还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考虑。我本来很想跟莱伯·施洛姆讨论讨论，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很容易就可以向你证明，你做得是对的……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估计你老在挂着这件事。不过不要绞尽脑汁去想了。你没有权利去宽恕他，你不能宽恕他，不接受他的东西也是非常对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犹太教法典》告诉我们……”

　　阿瑟一反他平时那种冷静态度。他对约塞克说道：“别再逼他着魔了；他已经在梦里梦见这事，睡觉时候还叫了起来。这样下去会招来灾祸的。只要有一个哨兵听到叫声，他就会给你一枪。以前不就有过这种事吗？

　　“你，”阿瑟转过身对我说，“你也不要再讨论这事了。抱怨和呻吟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要是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去——我不相信我们能活下去——要是世界又恢复正常了，互相能把人当人看了，到那时候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宽恕的问题。到那时可以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到那时或许会有人因为你没原谅他而不原谅你……不过不管怎么说，谁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体验，谁就不能完全理解。我们要是在这里争论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滥用一项奢侈品，处于我们这样的位置，我们肯定是享用不起这项奢侈品的。”

　　阿瑟说得对。我也明白这一点。那一晚上，我睡得很香，没有梦到埃里。

　　早上点名时，来自东部铁路线的检查官在等着我们。我们又可以回去干我们原来的工作了。

　　　　　　　　　 ※　　　※　　　※　　　※　　　※

　　两年多过去了。这两年多完全是被苦难和死亡的幽灵纠缠着。有一次我差点儿被击毙，但是我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就明白了人在面临死亡时的想法。

　　阿瑟已经不在世了。一场流行性伤寒带走了他的生命。他死在我的怀中。他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我紧紧搂着他，用一块布揩去他口边的白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高烧使他昏迷不醒，他很悲惨地结束了生命。

　　随后有一天，亚当在工作时扭伤了脚踝。在他和劳动小组一起前行时，哨兵发现了他有一点儿跛。他马上被淘汰出来送进了“管道”。在那里他待了两天，随后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枪毙。

　　约塞克也死了。不过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我们这个队被送到东部铁路线并驻扎在那里。有一天从集中营又派来了一支劳动队伍。我发现约塞克就在这个队里。我可以关心他一点儿了。我们和外界有些联系，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我请求我们的“犹太工头”把约塞克和我们安排到一起。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又想法说服监工，让我们多在铁路线上工作。但是这也失败了。

　　随后有一天，那支增派的劳动队伍里没有了约塞克。他生病了，被安排到了集中营工作。他发了高烧，经常体力不支，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党卫队员一走近，他的同伴就提醒他打起精神。可是约塞克太虚弱了，已经站不起来了。一梭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据说是为了惩罚他的“懒惰”。

　　那些年我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话下来。我的死期显然还没有到，死神还不需要我。

　　苏联红军向西挺进时，德国人向后撤退。我们撤出了集中营，一大队囚徒和党卫队哨兵向西往其它集中营转移。我被送进了恐怖的普拉绍夫集中营；我开始知道格罗斯一罗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经过无数次辗转，经过无数个临时集中营，我被送到了茅特豪森。

　　我被直接送到了第6营，死亡之营。虽然毒气室在全力运转使用，但是仍赶不上等待送进毒气室的人数的急剧增加。从早到晚，焚尸炉上空总悬挂着一大团烟云，证明死亡工业在全力进行。

　　没必要把死亡的“自然”进程提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炉的尸体？缺乏营养，疲劳，疾病，这些东西自身常常是无害的，但是却可以带来一大批身体虚弱的囚徒，可以更缓慢，更稳定地把尸体源源不断地送进焚尸炉。

　　我们第6营的囚徒不再需要去工作。我们也几乎见不到党卫队员，只能见到死尸。每隔一段时间，就由那些还有些力气的同伴把死尸运进来。随后，新来的人就又代替了他们。

　　我们饿得几乎无法忍受。每天的食物特别少。我们每天可以在外边待上一小会儿。一到室外，我们就一头扎在地上，去拔地上那少得可怜的青草，像牲畜那样把它吃掉。经过这样的“放风”，搬尸工就更忙了，因为很难有人能消化掉这种“食物”。尸体被码在手推车上，不断线儿地推走。

　　在这儿的集中营里，我有时间去想了。很显然，德国人的末日已经临近。可是我们的末日也快到了。凶杀机器已经自己在疯狂地运转了，正在清除着这可怕罪行的最后证人。我的推测后来被证实了：确实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准备在美国人赶到集中营之前把我们全部消灭掉。

　　“只有半个小时就要自由了，但是只有15分钟就该我们死了。”有一个人这么说。

　　我躺在自己的铺上，瘦得像一具骷髅。我看什么都看不清，就像是隔着帘子在看。我想，这大概是饥饿所导致的。随后我就一直处在昏昏迷迷的状态。一天晚上，似睡非睡的，在里木堡医院里碰到的那位党卫队员又出现了。我几乎已经全把他给忘了，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况且，饥饿也已经使人思维迟钝。我意识到我只能再活几天，至多再活几周。就在这时候，我又记起了那名党卫队员，记起了他的忏悔。他的眼睛不再隐蔽；一双眼睛从绷带的小孔露出来，直盯着我。眼神里满含着愤怒。他把一样东西提到我面前——那是我拒绝从护士手里接过来的包裹。我在梦中肯定惊叫了起来。那天晚上是一名医生值班儿。这名医生来自克拉科夫，是一位年轻的犹太人，我经常和他谈话。

　　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第6营里还会有医生。他帮不了我们，因为他全部的药物不过就是些叫不上名字的红粉片儿和一些小纸团。不过对当局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可以谎称还有一个医生在照看第6营的1500名囚犯。

　　“你怎么了？”医生问。我发现他站在我床边。我们4个人睡一个铺。很显然，其他3个人已经醒了。

　　“你怎么了？”他又问道。

　　“我做了一个梦。”

　　“做梦？我倒真希望我还能做梦。”他安慰道。“我睡觉时老希望我能做一个梦，能够把我从这里带走。可是我总是做不来梦。我睡得很香，但是从来不做梦。你做了一个好梦吗？”

　　“我梦见了一名死去的党卫队员。”我说。

　　我知道他不理解我最后说的这句话，我身体又太虚弱了，没力气把整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给他讲了又有多大意义呢？我们谁也不能从这间死牢里逃脱。

　　于是我就没再说什么了。

　　就在我做梦的那天晚上，我们屋里有一个人死掉了。他曾经是布达佩斯的一名法官……因为他的死，我们拥挤的小屋就可以多一点儿空间，所以我们就犹豫着是否应该报告他的“死讯”。不过事实上到了最后，一个空位是掩盖不住的。

　　两天后，又新来了一批囚徒，一名年轻的波兰人被安置到我们屋。他叫勃洛克，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由于俄国的进攻，他被转到这里来了。

　　勃洛克性格坚强，什么也动摇不了他，什么也打扰不了他。他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也表现得泰然自若。某种意义上，他让我想起了约塞克，尽管从体格上说，他一点儿也不像约塞克。起初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有知识的乡村青年。

　　在茅特豪森，谁也不问同室的囚徒从哪里来，过去是什么职业。他愿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过去已经不重要了。这里没有阶级差别，我们全都是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每人与死亡约定的日期不一样。

　　勃洛克告诉我们说，在从奥斯维辛往茅特豪森转移过程中，很多人都死去了。有的人因为在无休止的铁路周转过程中饥饿而死，有的是在整日不停的徒步迁徙时，因过度疲劳而倒下。走不动的人就被枪毙了。

　　有天早上，我听到勃洛克在用波兰语祈祷。这真是个不寻常的发现。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祈祷了。一个人如果老是无辜受折磨，他就会很快失去信仰……

　　逐渐地我了解到勃洛克曾学过神学，他是在华沙的神学院外被逮捕的。在奥斯维辛，他受尽了最惨无人道的虐待。因为党卫队知道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牧师，所以就老翻新花样来羞辱他。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信仰。

　　一天晚上，他挨着我睡。我把我在里木堡医院的经历讲给他听。

　　“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都是一样的。”听完了我的话后，他说道。随后他站了起来，紧盯着前方，一言不发。

　　“勃洛克，”我继续说道，“要是纳粹不进攻波兰，你现在还是一个牧师，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我该宽恕他吗？我有权利宽恕他吗？依你的宗教，这件事该怎么做？你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你该怎么做？”

　　“停，停，等一下。”他拦住了我的话头。“你的问题把我压得都喘不过气儿了。放松一下。我能理解，这事儿深埋在你记忆中。尽管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别的事，你还是忘不掉这件事。我认为你潜意识是对你那时的态度感到不满意。从你的言谈中我得出这个印象。”

　　他说得对吗？难道我的不安源自我的潜意识？难道是潜意识驱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去思考在医院里碰到的这件事儿？为什么我老是放不下？为什么这事儿还没完，还没处理好？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好几分钟。勃洛克一直在盯着我，不过他似乎也忘了时间，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几大宗教对宽恕问题的态度不会有太大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实践上的区别，而不是原则上的区别。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你只能宽恕一件针对你而做出的错事。不过还有另一面的问题：这名党卫队员还能向谁求助呢？他做了错事的对象没有一个还活着。”

　　“这就是说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他转而求助于你，或许是因为他把犹太人视作命定的一个整体。对于他来说，你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从而也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勃洛克的话让我想起了我在听这位濒死的人的忏悔时体验到的感情：那时候我确实是他接受赦罪的最后机会。

　　在和约塞克讨论这件事时，我要向他尽力表述的就是这个观点。但是他那时想法用另一种观点来说服我。难道这只是一个错觉？

　　勃洛克继续对我说道：“我认为他没对你撒谎。一个人与死亡面对面打交道时，他是不会撒谎的。在临死时，他显然又恢复了孩子时期的信仰，他能安心地死去，那是因为你听了他的忏悔。对他来说，这是真正的忏悔——即使没有神父……

　　“就像你知道的，这不是正式的悔罪。但是通过忏悔，他的良心得到了解放，你听了他的忏悔，他就可以安心地死去了。他又重新获得了信仰。就像你所说的，他又重新成为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孩子。”

　　“你似乎完全站在他那边儿。”我抗议道，“很少有党卫队员生下来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记住教会的教诲。”

　　“这不是问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多。我在那里也和犹太人讨论。要是我在集中营里能活下来，要是我有幸被授予圣职，成为一名牧师，那我一定会重新考虑我就犹太人问题讲过的话。你知道，尤其是在波兰教会里反犹气氛很浓……不过还是让我们先来讨论你的问题吧。就是说，在里木堡的这个家伙显得确实有悔改之意，对他所做的错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懊悔——这肯定是你描述的吧？”

　　“我是这样描述的，”我回答道，“我至今还相信他是真诚的。”

　　“那好，”勃洛克严肃地宣布，“那他就值得宽恕和怜悯。”

　　“但是谁去宽恕他呢？我吗？没有人赋予我权利去这么做。”

　　“你忘了这样一件事实：可以让这个人补赎他的罪过，但他的时间却不够了；他没有机会赎回他所做的一切。”

　　“或许是这样吧。但是他就成为健全的人了吗？我没权利以别人的名义宽恕他。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勃洛克毫不犹豫地解释道：“在我们的宗教里，悔恨是寻求宽恕的最重要的因素……很显然人家感到悔恨了。你应该这样想想：这儿有个人就要死掉了，而你却没有满足他最后的请求。”

　　“我就是为此而感到担忧。但是有一些请求是肯定不能满足的。当然我承认，我还是有些同情这个家伙。”

　　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不过并没有得出结论。相反，勃洛克开始不那么坚持他开头时的看法了，他有点儿拿不定我是否应该宽恕这位即将死去的人。在我这一面，我也越来越不敢确定我做得是否对。

　　不过，交谈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有帮助的。他，作为一个准天主教牧师，我，作为一个犹太人，互相交流了我们的看法，互相都对对方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理解。

　　自由的一刻终于到来。但是我们中许多人却赶不上了。幸存下来的人成群结队地返回家乡。勃洛克也回了家，两年后我听说他病了。但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对于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家可回。波兰是一个坟场。我要想开始新生活，就不可能到坟场去开始。那里的一木一石都触动我对那场悲剧的回忆，我差点儿活不到这场悲剧结束。我也不想碰到那些对我们的苦难负有罪责的人。

　　所以在解放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纳粹犯下的罪行。积年的苦难已使我的信仰充满创伤，我对世界上是否有正义在也产生了怀疑。要让我这么简单地重新开始那被粗暴地打断了的生活已经不可能。我觉得委员会的工作或许能帮助我恢复对人性的信仰，或许能使我相信人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需要有的那点东西。

　　1946年夏，我妻子，我的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去林斯地区。我们在山坡上铺了块地毯，坐下来观赏阳光下的风景。我借了一副望远镜，仔细研究周围的地貌。这样，起码我就不需要拖着一双虚弱的双脚来回跑就可以欣赏到目力所及的风景。

　　环视四周，我忽然看到我下边有一束灌木丛，灌木丛下有一株向日葵。我站了起来，慢慢朝它走去。我很快又看到那儿有更多的向日葵。我的思绪一下子纷乱起来。我想起了里木堡的士兵墓，想起了医院，想起了那名死去的党卫队员。在他的墓上，一定长有一株向日葵……

　　我回来时，朋友们都很关切地望着我。“你为什么面色苍白？”他们问。

　　我不想把萦绕于心头的那一幕告诉他们。已经很久没再想到在里木堡医院的经历了，然而一株向日葵提醒了我。提醒了我什么？难道我有什么需要责备自己的吗？

　　我再次回想起与这位陌生人见面的细节，我想起他满怀爱意地谈及他母亲。我甚至还记得她的姓名和地址。这些都写在他遗留的小包裹上。

　　两周后我去慕尼黑，抽机会去了斯图加特。我想去看一看这位党卫队员的母亲。假如我跟她聊一聊，或许我能对他的人格有一个更清楚地了解。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说不清的责任感驱使我去这么做……或许还希望能借以把我生命中最不愉快的体验永远地驱除掉。

　　那时候，整个世界都在想办法更确切地了解纳粹暴行。一开头的时候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主要是因为不相信会有这么大的罪恶存在。慢慢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这样大的罪行确实是真的。后来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纳粹犯下的罪行如此巨大，以至于听起来简直是件不可信的事。

　　可是过了不久，神父，慈善家和哲学家们开始恳求世人们宽恕纳粹。这些利他主义者的话恐怕是永远也不会中听的，不过却表现出对屠杀过千百万无辜者的凶手们的同情。神父们说，在神的审判来临之前确实会出现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必在生世对他们进行判决。这种论调特别适合纳粹的宣传。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并不怕神的审判。他们只害怕尘世审判。

　　我发现斯图加特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炸碎的瓦砾，人们住在被炸弹炸毁后的屋檐下，头顶上只有一片屋顶。我记得在“水晶之夜”他们烧毁了犹太教堂后，有的就曾经说：“今天他们烧毁了我们的教堂，总有一天他们自己的房屋也会变成一片瓦砾和废墟。”

　　柱子上和墙上到处都是告示，被拆散了的家庭正在相互寻找。父母在寻找孩子；孩子在寻找父母。

　　我向人打听这位党卫队员的母亲可能在那里住的那条大街，人们告诉我城市的这一块儿地方已经被炸平了，这一带的居民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徒步去找。最后我来到了一栋几乎全被炸毁的房屋前，只有下边的几层似乎还可以住人。

　　我顺着肮脏破旧的楼梯上了楼，敲了几下破术门。开始没有回音，我想可能会令我失望，我今天跑了空腿了。突然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位瘦小孱弱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

　　“你是玛丽亚·S夫人吗？”我问道。

　　“我就是。”她回答道。

　　“我可以跟你和你的丈夫谈一谈吗？”

　　“我丈夫已经去世了。”

　　她请我进了屋。我四下打量了一下。墙壁已经裂了缝，天花板上的膏灰也已经剥落。壁橱上方挂着一张照片，照片没挂在正中。照片上是一位眉目清秀，金发碧眼的男孩。照片的一角儿缠着一条黑带。不用说这照片儿上的人就是恳请我宽恕的那个人。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我走过去看着照片，要看一看我从来没见到过的这双眼睛。

　　“那是我儿子，卡尔，”这位妇人带着沙哑的声音说道，”他在战场上死去了。”

　　“我知道。”我自言自语道。

　　我还没告诉她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确实，我还没下定决心，拿不定主意自己该说些什么。在来斯图加特的路上，我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开始，我想把他告诉我的所有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他母亲。不过我暗自在想，要是先不讲他告诉我的事，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一些矛盾的说法？这样的话，对我来说，事情就要更简单一些。这样的话，或许我内心深处无法抑制的同情感就会消失。我开始责怪自己没准备好开场白。现在我见到他母亲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对她说了。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卡尔像前：我禁不住老想看着他。她母亲注意到了。“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可爱的好孩子。他这个年龄的很多年轻人都死去了。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只剩下我一人了。”

　　许多母亲也都只剩下一个人了。我这样想道。她邀请我坐下。我注视着她那张饱经苦难折磨的脸，对她说道：“我是代你儿子来问候你的。”

　　“真的吗？你认识他？他已经去世四年了。我是从医院得到的消息。他们把他的东西捎回来给我了。”

　　她站起来，打开了一只旧箱子，掏出了护士在医院里要塞给我的那个包裹。

　　“我一直把这些东西留着，他的手表，他的笔记本，还有其它一些小东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我犹豫了。我不想破坏她对她“好”儿子的印象。

　　“4年前我在里木堡东部铁路线工作，”我对她说道，“有一天，我们在那里工作时，一列医疗火车从东边运回了很多伤兵，我们从窗户和他们聊天儿。有人递给了我一张条子，上边有你们的地址，递条的人希望在我有机会时，代他的同伴来问候你。”

　　我对自己的临场编凑感到满意。

　　“就是说，你事实上从来没见过他？”她问道。

　　“没有见过，”我回答道，“他可能伤得太厉害，没法儿到窗口来。”

　　“那他怎么能写呢？”她问道，“他眼睛受了伤，他给我邮来的信一定是他口授，让护士代写的。”

　　“或许他让他同伴写下你们地址的。”我迟迟疑疑地说。

　　“没错，”她想了一下后说，“肯定是这样。我儿子非常爱我。他和他父亲关系不好，虽然他父亲和我一样爱他。”

　　她停顿了一会儿，往四周看了看。

　　“真抱歉，没什么东西给你，”她很抱歉地说，“我很想给你准备点什么，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呢？我家里什么都没有，商店里的东西也少得可怜。”

　　我又站了起来，去看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知道该怎样把话题再引到他儿子身上。

　　“你想看的话就把它取下来，”她向我建议道。我小心地取下照片，把它平放在桌子上。

　　“这是他穿的制服？”我问道。

　　“是的，那时他16岁，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她解释道，“我丈夫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组织，他是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他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他不加入党。现在回头看，我很高兴他没加入。那些年他一直没有得到提升；他一直受人忽视。只是在战争时他才做了个经理，那是因为年轻人都被征走了。他被提升为经理才几周，也就是我们接到我儿子的死讯一年后，他所在的工厂被炸毁了，许多人都被炸死了——我丈夫也在其中。”

　　她做了一个绝望无助的手势，双手交叠到一起。

　　“于是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生活在对我丈夫对我儿子的记忆中。我或许应该搬到我妹妹家去，可是我不想离开这间房子。我父母住在这里，我儿子也在这里出生。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回忆起昔日的幸福时光。要是我走掉的话，我觉得我是在忘掉过去。”

　　我瞥了一眼，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老太太看到了我的眼神。

　　“我在一栋房子的废墟中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它被埋在瓦砾中，只有一边露了出来，好像带着责难的样子指着天空。没人想去拣它，我就把它拿走了。我不再感到自已被遗弃了。”

　　难道这妇人也曾想到上帝曾经离我们而去了，只是看到这些废墟，他才又重回这个世界？我还没能仔细想上一想，她又继续说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希特勒上台执政时，我丈夫就说最终会是一场灾难。这真是非常有预见性的话：我一直在回味他说过的话……

　　“有一天我儿子说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我们听了吃了一惊。我一直严格按宗教的要求把他带大。你可能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圣像。1933年后，我不得不把大部分圣像都取掉——我儿子要我这么做。他的同伴们老拿他曾经狂信教会来开他玩笑一他带着责备的口气给我讲起这些事，好像这是我的错。你也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怎样教唆孩子对抗上帝和他们的父母。我丈夫是个宗教信仰不怎么强的人。他很少去教堂，因为他不喜欢神父，不过他不许谁说低毁教区神父的话，因为教区神父很喜欢卡尔。我丈夫很喜欢听神父夸卡尔……”

　　老妇人眼中满是泪水。她拿起照片仔细端详，泪水滴到了玻璃上……

　　我曾在美术馆看到一张画像，画像上一位母亲正拿着她儿子的照片在看。而在这里，同样的场面在生活中出现了。

　　“唉，”她叹了口气道，“你知道我儿子是个多么好的小伙子。他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在学校他真是个模范学生——直到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自他入会后，他就彻底变了，他再也不去教堂了。”

　　她沉默了半晌，好像是又回到了过去。“结果，我们家庭开始有些分裂。我丈夫话说得很少，当然这和往常一样，可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很难过。要是他想谈论某个被盖世太保抓起来的人，他首先会四周观望一番，确信他儿子没在旁边听着……一头是我丈夫，一头是我孩子，我真是为难极了。”

　　她又陷入了回想之中：“随后战争就爆发了。我儿子回到家，宣布他志愿人了伍。当然，是参加了党卫队。我丈夫被吓坏了。他没有责备卡尔，但是也不再谈论卡尔……直到他起程出发。卡尔临上战场前，没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一句话。

　　“卡尔集训时邮回了很多快照，但是我丈夫总是把照片推到一边儿。他不想看到他儿子穿着党卫队制服。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人也都是这样生活的。你要明白邻居们会怎么想。你在工厂里会遇到麻烦的。’

　　“他只回答说：‘我装不得假。他们已经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夺走了。’卡尔走时，他也是这么说的。他似乎已经不再认卡尔是他的儿子。”

　　我全神贯注地听她讲，不时地点一点头，鼓励她继续讲下去。我总希望她能再多讲一些。

　　这之前我也曾和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谈过，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国家社会主义曾影响到他们。许多人都说他们曾经反对过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却害怕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居也像他们一样害怕他们。这样的恐惧不断递加，结果就越来越强化了猜忌与不信任。

　　许多人就像卡尔的父母一样。但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些因为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新制度，不需要向这个制度屈膝的人们又怎样呢？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满足了他们最重要的愿望。这个制度把他们从无意义的生活状态中拉了出来。这个制度要掌权，就得以许多无辜的牺牲者为代价，这一点他们并不担忧。他们是处在胜利者阵营的，他们已经切断了自己与这个制度受害者的关系。他们对弱者表现出了强烈的鄙视态度，这是一个高等人对低等人的鄙视。

　　我看得出来，这位老妇人是个好心肠的人，是一位好母亲，也是一个好妻子。毫无疑问，她也经常对被压迫者显示出同情，但是她自己家庭的幸福对她来说还是最重要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只是在关心着自己小圈子的和平与安宁。这就为凶手上台和保住政权搭好了台基。

　　现在我应该把这样一个真理不加掩饰地告诉给这个．老妇人吗？我应该告诉他，他的儿子在元首的名义下所做的一切鸣？

　　我，差一点也成了他儿子的一个牺牲品。而她，是叫个在废墟中为自己家庭变成了一片废墟而感到悲伤的妇女，在我们二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明白她的苦恼，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苦恼。悲伤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联系吗？苦恼会是一种粘合剂吗？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老妇人忽然又开始回忆了。

　　“有一天他们把犹太人带走了。我们家庭医生也在其中，据宣传说，要给犹太人重新安置定居。据说希特勒给他们划了整整一个省，他们犹太人自己可以不受打扰地在那里生活。可是不久，我就听说党卫队残暴地对待他们。那时我儿子在波兰，人们到处在谈论着那里发生的骇人的事情。有一天我丈夫说：‘卡尔和党卫队正在那里。或许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过去是我们的大夫治疗他，现在该他来治疗大夫了——”

　　“我丈夫没讲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我知道他很伤心。我也非常难过。”

　　老妇人忽然紧盯着我。

　　“你不是德国人？”她贸然问道。

　　“我不是，”我解释道，“我是一名犹太人。”

　　她显得有点儿尴尬。那时候，德国人遇到犹太人时都感到有些尴尬。

　　她马上告诉我说：

　　“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一直都是和犹太人非常和平地相处的。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不负有责任。”

　　“我知道，”我说道，“现在他们都这么说。我也相信你说的话。不过还有些人，他们说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德国人的罪行问题或许永远也讲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德国人谁也摆脱不了责任。即使他个人无罪，他也得感到羞耻。作为一个犯下罪行的国家的一员，他不可能像一个过路人想什么时候下车就什么时候下去一样，简单地一走了之。德国人有责任发现谁是罪犯。不是罪犯的人也必须公开断绝和罪犯之间的关系。”

　　我感觉到我说得太激烈了一些。这位孤独的寡妇悲伤地望着我。和她不适合讨论德国人的罪孽与罪行。

　　这位早已心碎的女人，身陷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根本接受不了我的责备。我感到有些抱歉。或许我不应该提出罪行问题。

　　“他们给我讲了好多事，我听起来都不相信，”她继续往下讲道，“他们说了好多有关犹太人的事，我不能相信。在战时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只有我丈夫似乎知道真相。他们厂里有些工人被派到东边去装配机器。他们回来后告诉他好多事情，虽然我丈夫知道这个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但是连他也觉得这些事听起来不可信。他不怎么告诉我他听到的事情。或许他害怕我无意中会传出去，那样可就要惹到盖世太保了。他们已经对我们表现得有些不友好，经常注意着我丈夫。不过由于我们卡尔在党卫队，所以他们也就没骚扰我们。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都遇到了麻烦——他们被最好的朋友告发了。

　　“有一次我丈夫告诉我，一名盖世太保官员曾到了他工作的地方。那里雇佣了很多外国人。这位官员来调查一桩蓄意破坏生产的案件。他和我丈夫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说：‘你不受怀疑，因为你儿子是党卫队员。’

　　“我丈夫回来后把这件事讲给我听，他很痛心地说：‘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掀了个底儿朝天。我现在居然也受到了他们的保护，什么事儿也没这件事更让我感到难受。’他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情况”

　　老妇人忧伤地坐在那里，陷入了回忆之中。我凝视着她。我开始理解她是怎样生活着的了。我知道，她肯定会不时拿出她儿子的包裹，把它抱在怀里。这是他最后的遗物，就好像就是她儿子自己。

　　“我确实能相信人们讲到的事——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卡尔永远也不会去做坏事。他是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我丈夫也已经去世了，我现在非常想念他……”我见到许多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我也理解她们的心情。

　　但是他儿子没有对我撒谎；他的家庭就是他描述的那个样子。可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能够解决，还没有一丁点儿进展……

　　我就这样走了，没忍心去破坏支持这位可怜的妇人活下去的最后安慰——她坚信她儿子是完善的。

　　或许没告诉她真相是不对的。或许她的泪水有助于冲刷去这个世界的不幸。

　　我能想到的远不只这些。我明白我给这位母亲讲不了什么。不论我怎样给她讲她儿子的罪行，她都有可能不信。

　　或许她宁愿相信我是在毁谤她儿子，而不愿相信我知道卡尔的罪行。

　　她老是重复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似乎是想让我肯定这一点。但是我肯定不能这么做。要是她知道了真相，她还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吗？

　　在卡尔年轻时，他无疑是个“好孩子”。但是他生命中那段不光彩的时代已经让他变成了一名凶手。

　　卡尔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基本上已经全部出来了。他的真实相貌我也清楚了，因为在他母亲那里，我已经看到了他的面容。

　　我了解他全部的童年生活，也知道他犯下的全部罪行。我很高兴没把他做下的邪恶行为告诉他母亲。我相信我做得对。就她目前的处境，夺去她最后的希望无疑于也是犯罪。

　　现在，我不时会想起这名党卫队员。每一次我进了医院，每一次我看到护士，或者遇到一个头缠绷带的人，我就会想起他。

　　有时甚至是在我看到向日葵时……

　　我在想，像他这样的人还在不断出生，还可以被灌输以邪恶的想法。表面上人们总是在努力避免灾难；医疗进步已经使我们有希望有一天会战胜疾病，但是将来我们能够避免生产出大批凶手吗？

　　我从事的工作使得我能够与许多著名的凶手接触。我找出凶手，我参加听证，我在法庭上出示证据——这样我就得以看到在受到指控时，这些凶手们是怎样表现的。

　　在斯图加特审判纳粹时，只有一个被指控的罪犯表现出有悔改之意。他甚至坦白了没人看到的一些罪行。其他的罪犯都极力反驳事实。许多人居然只对一件事感到遗憾——他们遗憾证人还活着，现在能出来告诉真相。

　　我经常在想，要是那名党卫队员还活着，25年后对他进行审判，他会怎么去做。

　　他还会像他在主任办公室里一样，会像他当时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一样在法庭上那么讲吗？他会把他在临终前向我忏悔的一切都公开地讲出来吗？

　　或许我大脑中形成的对他的印象太过善良了些。我从来没见到过他在集中营中手拿着皮鞭，我只见到了临死前的他——一个想要人赦免其罪过的人。

　　难道他是个例外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要是他还活着，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再犯下罪行？

　　我非常了解许多纳粹战犯的生活经历。他们很少天生就是凶手的。他们大部分曾经是农民，手工业者，职员，或者是官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年轻时，他们接受宗教教育；以前谁也没有犯罪记录。可是他们都变成了凶手，变成了信仰坚定的职业凶手。他们从衣柜里取出党卫队服装。换上这样的服装，他们也就换掉了他们的良心，他们换掉了自己的良心就像换掉了他们的平民服装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第一次犯罪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随后就成批成批地杀死人。

　　我经常见到一些受到指控的人非常傲慢无礼地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解释，或嘲弄般地露齿一笑，我很难相信那名非常悔恨的年轻党卫队员也会这么做……可是我本该宽恕他吗？今天，世界上有人要求我们宽恕和忘掉他们对我们犯下的恐怖罪行。这种论调建议我们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划一条线出来，做一个结论性解释。

　　我们这些人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忍受着各种苦难，我们无法忘掉我们经历的地狱般的生活。而现在有人却建议我们永远地保持沉默。

　　的确，当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员在他的病榻前请求我接受他的忏悔时，我保持了沉默。后来，我遇到他母亲时，我又保持了沉默。我不愿让她发现她死去的儿子其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她说她儿子一贯好不过是她的一个幻象。而且当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被送往欧洲的屠宰场时，有多少旁观者不也是这么一言不发，驻足观看的吗？

　　沉默的方式有很多种。没错，沉默胜于雄辩，但是沉默会以多种方式被加以解释。

　　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也一定会冲击着各位读者的良心。有人理解我的窘境，赞成我的态度，也有人会谴责我，会认为一名凶手如果真的悔改了，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应该还不让他轻松。

　　自然，问题的关键还是：是否应该宽恕。遗忘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涉及意愿的行动问题。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个决定。

　　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谈宽恕（一）

当今世界44位名人谈宽恕（一）

　　　　　　　　　　　　　　斯万·阿尔卡拉日

　　我对《宽恕？！》一书所描述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也深深地被它打动了。我既是一个波斯尼亚人，也是一名犹太人，我发觉现在我同样遇到了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纽伦堡审判，我们都相信发生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了。”可是现在这种事却又在欧洲的心腹地带发生了。过去的三年半时间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几乎堪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这些事情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宽恕问题。不管怎么说，我并不希望把波黑地区的种族灭绝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较，也不是说二者是一回事。不过，我确实希望表明，在事关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上，两个事件间确实明显存在着相似。在萨拉热窝，我们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地生活，像它们那样从垃圾中搜寻食物。我们要想出去的话，只得穿过一条1．6米宽、1．8米高阴暗泥泞的管道。就是我们的总统也不得不忍受这种生活所迫的迁居。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看不到明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这场历史上最为周密计划好了的地毯式轰炸的牺牲品。我们不得不忍受这种地狱般的生活，已经快过去四年了——现在，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已经经受住了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攻。

　　在联合国宣称对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进行保护时，却有8000名无辜的平民遭到了屠杀。在波黑地区，整个家庭整个家庭的人死去——小孩受到有意识地枪杀、折磨和掳掠——我们发现，掳掠平民已经成为战争武器。在萨拉热窝，有1万多人，包括1700名儿童被枪杀。在全国，有20多万人被枪杀。现在，以前的城市公园，操场，家庭后国成了他们最后的栖息之所。

　　和活过了大屠杀的那一代犹太人一样，只有这一代波斯尼亚人才有权利回答是否应该宽恕的问题。的确，套用西蒙同伴的话说：谁要没有亲身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谁就不可能完全理解。

　　话题似乎离宽恕问题远了点儿，不过我向你保证：并非如此。尽管西蒙拿不准他对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反应是否正确，但他在是否应该忘记罪行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埃里的形象和悔罪的凶手的形象萦绕着西蒙。忘记罪行比宽恕一个有悔改之心的罪犯要更糟糕。因为忘记罪行就贬损了死于这场暴行的人们。西蒙的同伴们说得对，西蒙没权利代表受害者去宽恕罪过。这个问题牵涉到集体犯罪还是个体犯罪以及受害者等几个方面。

　　我们能够，我们应该宽恕还活着的凶手吗，这个问题等于是问：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快，能多容易忘记一群凶手。谁有权利代表受害者说话？一个人在能宽恕前必须先忘记吗？一个塞族民族主义者，口喷着酒气，手握着枪，枪上挂着成排的子弹，枪口正瞄准着等着领取面包和水的人群，我该宽恕这样一个枪手吗？或者是一个暴徒，边抽着雪茄喝着酒，边等待着一名母亲，一名父亲，一位哥哥，一位妹妹，一名儿子或一名女儿走进他的狙击视野，我该宽恕这样一名恶棍吗？在上述背景下我完全可以说：不！

　　不过这不是西蒙所面临的难题。他的难题是，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不是仅仅在寻求宽恕，而且他似乎打心眼儿里认识到他犯下了罪行。这种认识，即便不意味着别的什么，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正像罪行应该区分为个体犯罪与集体犯罪一样，宽恕问题也应该区分为个体恕罪与集体恕罪两类。在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狂热的塞族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恶毒宣传，使得大批无辜的塞族人对过去4年发生的事茫然无知。另外一些人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但是像卡尔的父亲一样，他们觉得他们无法超越大众心理去行动。正是这种大众心理，在纳粹德国，在塞族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笼罩在了大部分受毒害的人们的心头。因而，在种种罪行发生时，一些塞族人，甚至一些克族人却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和卡尔的母亲的例子是一样的。然而，认识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永远不能宽恕。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战犯判决才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因为通过惩治犯罪实现了正义，还因为通过对战犯的惩治可以告诉世人在过去4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还有可能最终借此赦免无辜的人们。做这桩事，使得和解有了根基，成为可能。

　　西蒙的问题不是和解，而是宽恕。不过，没有和解就不可能宽恕，而毫不宽恕也就不可能和解。这种宽恕并不是宽恕那些杀了人或组织了大量凶杀却在他们临死前的最后一刻寻求心灵放松的人，而是宽恕那些为他们种族上／政治上／宗教上的“同伙”以“同伙”的名义犯下的凶恶罪行而真正感到集体负罪的人。正像西蒙给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母亲所讲的那样，即便是社会的成员不参与罪行，他（或她）起码也应该为这些罪行感到羞耻。

　　我要明确地强调，我不接受集体负罪的观念，不过我确实相信，存在着这么一种情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它用什么手段在普通人中间人为地挑起了种族仇恨，为种族屠杀创造了条件，那它就应该为种族屠杀，为大批的屠杀，为这种宣传鼓动负责。即使只考虑到宽恕与和解，惩治犯罪和实现正义也是绝对必要的，对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假如种族屠杀得不到惩罚，它就会成为明日屠杀的先例。假如没有和解，就不可能有公正和真正的和平。

　　《日内瓦公约》和《反种族灭绝公约》是国际人道主义基本法律，它立基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大屠杀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当我们谈到违犯这两个公约的犯罪时，我们应该记住，任何违犯国际法的犯罪都是针对整个人类的犯罪，而不仅仅是要消灭某些个人，某个社群。国际法的核心之点全在于此。我们还应该记住，不论是40年代的欧洲犹太人，还是90年代的欧洲穆斯林，每一位受害者都是我们集体中的一员。

　　至于开初的问题，我和其他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回答。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如果真正认识到罪行，可以讨论宽恕问题。不过，不管是讨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是讨论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事，遗忘都是不可想象的，对此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最终，和解必是对生活内在美复归的终极目标。

　　现在，21世纪快到了，从人对人的非人道的经验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显然没学到多少。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却仍有种族屠杀，这真应该让我们大家感到羞耻。自然，羞耻不能使我们挽回在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萨拉热窝或斯雷布雷尼察逝去的生命，但是羞耻可以使我们义不容辞阻止那些自大傲慢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不许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看得远高过他们的同伴。

　　　　　　　　　　　　　　　 让·阿迈里

　　我非常钦佩您过去二十多年所做的工作。您不惧危险，积极活动。您的行动促使我遵照您的要求，马上就来评价您在《宽恕？！》一书中提出的问题。一名参与了灭绝性屠杀的党卫队员就要死去了。在病榻上，他为自己通过党卫队的训练仍然保留的基督教良心所困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寻求“赦罪”，请求一名犹太人来宽恕他。您那时还是集中营的一名囚犯，每日都被成千上万张死亡的面孔所包围着，它们威胁着你的兄弟们，而且不时威胁到你自己。您不想赐予这位濒死的人以宽恕的话语。而他是这么急切地在寻求着这些话，甚至双手合十。您没有赦免他就离开了。他没有得到安慰就死去了。这件事萦绕着您。不管在什么时候，您总是在想着这件事。的确，您向您同时代人的看法提出了挑战：这些人和您一样在忍受着苦难，出于各种原因，您还把这些人视作道德权威。

　　至于我，我和您一样，属于那些纯粹出于偶然才逃脱了魔掌的人。是一名幸存者。可以肯定，我并不是一名道德权威。我的看法仅仅属于我个人，关涉我自己，不具有任何公共的重要性。这倒使我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讲述我自己的看法，不用担心我的话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也不用顾虑这些话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

　　亲爱的威森塔尔先生，您肯定会对我的看法感到失望。对于我来说，您的问题不是个问题。请允许我加以解释。从一名犹太人的角度，你不赦免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罪过。假如是我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有可能我要更表现出屈从。不论是您的不妥协态度还是我的宽大姿态（这是可能的，但决不是必然的）对我来说都不意味着什么，或者应该说，都不应该意味着什么。就我所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宽恕还是不宽恕，只有两方面的意义：心理的和政治的。从心理上讲，是宽恕还是不宽恕，不过是一个脾性和感情的问题。我不希望把其它可能的行为住您身上归，不过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只需环境稍稍有所不同，您就有可能宽恕这位行将死去的人。假定您看到他那一双充满祈求和痛苦的眼神，而不是听到他刺耳的声音，看到他合起的双手，恐怕您的感情就会大不一样。或者，假定您在见到他之前，您和一名“和蔼的”党卫队员有接触，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种党卫队员，他对您会更善良些，会让您感到更能忍受些。那么，这时您可能就宽恕了他。依我之见，这和您（或许我）可能会拒绝宽恕一样，没有什么更大的差别。从心理角度来看就是这样。

　　现在，让我们从政治角度来看一看。同样，在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关键场合，同时又显然是非常奇特的场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是宽恕还是不宽恕，二者同样是相当无关联的。您是个不可知论者还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我不知道，不过您的问题属于罪与赎罪的问题；所以即使我们以不可知论者的形式提出来，它仍属于一个神学问题。因而，对于我来说它是不存在的。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不关心，而且也会拒斥任何形而上的道德。我想，这与人是采取宽恕立场还是持不和解的态度无关。有人会说：您遇到的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参加过灭绝性屠杀，他很清楚他做了什么。要是他相信上帝的话，他或许可以与上帝和解，但他也或许会得不到安慰就死去。或许还有人会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就让他以上帝的名义，或以恶魔的名义安静地死去吧，如果我的宽恕对他有所帮助的话，那我就给予他宽恕。从政治角度讲，这并没有什么不同。

　　由于我完全是从政治观念出发来看待整个问题，因而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处理宽恕问题，所以我肯定不会对你的行为作赞成或谴责的表示。（我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许植根于道德，但是这与这里的问题无关，我们不必岔得太远）。不过，希望您不至于认为我不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要觉得我把话题转移到政治领域是想回避这个痛苦的问题，或者是想借此把您这个充满问题的故事抛到了一边儿。从政治角度讲，我确实不想听任何有关宽恕的问题。您这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调查纳粹犯罪，涉足了不少政治领域的问题，我相信您一定能理解我的立场。为什么说这件事还与我有关呢？原因很简单：你和我所经历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不论何时，不论什么地方都不应该再发生。因此——我也多次这么说这么写——我拒绝和罪犯有哪怕丝毫的和解，也拒绝和那些只是偶然没有犯下暴行的人以及以言行助长了这些行为的人和解。只有有了法规来制约像屠杀犹太人这样的纳粹暴行，或在将来，谁犯下暴行谁就会被追捕捉拿，只有到那时才可能阻止潜在的犯罪行为。我非常赞成你在《世间》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太多的凶手钻了法律的空子，太多的凶犯重又穿上了制服，太多的法官双手沾满了鲜血，却又在安度着晚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从事的事业永远是政治性的事业。我让天使和麻雀留在天堂，同样，我把道德神学与道德哲学的问题留给获得许可的专业人士，就是说，留给有特许权的大学教授来思考。

　　不必烦恼，威森塔尔先生。你没有宽恕，这自然是你的权利。假如你受某种感情的驱使说了宽恕的话语，那也是完全合法的。你遇到的党卫队员是个恶魔，或许还是个可怜的恶魔。他和他的死无关紧要，正如囚徒威森塔尔的反应无关紧要一样。重要的是有人创建了文献中心并指导其行动。这个人与死在野战医院的凶手没什么关系，但是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凶手有所干系——这些凶手活得要比我们的老伙伴们要好得多。文献中心的指导者们绝不允许他们这么甜蜜地活下去，而是要他们明白，尘世间的正义力量（一如它的柔弱与无力）也会去过问他们。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感谢你所做的工作，并致以诚挚的祝福……

　　　　　　　　　　　　　　 斯迈尔·巴雷克

　　《宽恕？！》已发表快30年了，我们可以带着几分超然的态度来看待这部自传体小说所描述的可怕事件。这种超然有助于我们更冷静地评价小说所提出的事关自责后悔与原谅宽恕的问题。这桩戏剧性事件发生时，作者还身受迫害，他的生命还正经受着残暴体制毁灭性机器的威胁。当一名党卫队员陷入良心的折磨请求他宽恕时，他别无选择拒绝了这个请求。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可能我也会这么做。不过，许多人会争辩说，这位快要死去的人是从内心深处感到后悔了，应该对他的热切期望报以不同的反应，尤其是威森塔尔自己直接受害。作者，西蒙·威森塔尔不会因为正式宽恕他而有损于他自己，尽管作者也是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后才拒绝这么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宽恕本来就应该是只代表他自己的，因此，不管怎么说都排除了一般性赦罪的可能。因而，威森塔尔的行动已经完成了他的目的。

　　限于传统，我自己对每一位受难者都会鼓起同情。这种愿望当然纯粹是理论上的。不过，要想理解一个人所承受的不公与苦难，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套用一个古老的东方寓言来说就是：“只有自己从光塔尖上跌下来过的医生才会真正体验到跌下过的人的滋味。”在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公正之前，必须先十分小心。

　　不管怎么说，我们或许可以把故事中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迟来的悔悟视作是一个希望的象征，视作是德国新型民主的开始。自此以后不久，德国就成了犹太人的坚定支持者，成了他们的朋友。这位濒死的人的剖白和悔悟证明他意识到了他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因此，不管他还可能活上多长时间，他都会是一个完全改过了的人。用宗教的术语讲，他一生中这个决定性的转变可以叫做改宗。

　　当然，每个人都得为他的行为负责，谁也不能赦免一个人对他人犯下的罪过。没有一颗心灵能承载他人的重负。没有集体犯罪这回事．因为集体犯罪会让无辜的人也披上罪名。如果一个社会容许人的反常发展，我们或许只能做出一般性的谴责。

　　改正不良行为是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事。第三者团体至多能充当一个调解人的身份。若无真正的悔悟，恶是不可能被善所抵消的。

　　存在着罪大恶极，骇人听闻的罪行。在信仰者看来，只有上帝凭借其无限的仁慈之心才可能洗消这种至深的罪恶。

　　《宽恕？！》还提出了许多有关罪与罚的问题。故事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关于全社会对犯罪麻木不仁的反应问题。这种麻木不但似乎并不是真正的犯罪，但是却容忍了拷打，羞辱和杀戮等行为，这自然也是一种罪过。袖手旁观似乎很舒服，但最终却通向一条悲惨的道路，其恶果无可估量。

　　这个故事还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各种偏见，旧框框和陈词烂调。教育的一个强制性的任务就是灌输这种历史的遗留的陈旧观念。在针砭人类的失败与苦难方面，威森塔尔的《宽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莫舍·伯日斯墓

　　要我论及的主题是相当复杂难解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了良心，道德，心理，宗教和信仰的问题，还因为难题集中在两个身处非常环境与气氛下的个体身上。从外表上看，二人都在依一种准理性的方式行事，这种准理性方式基于依照上帝的形象所创制出来的人类的伦理考虑。

　　而且，是在这些事发生50年后才要我再去谈及它们。看法和行为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身处和平与良好的环境中，事情发生时自发产生的感情也都消失了，我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把这些事情分析好吗？或许，时代和环境的差距会使得很难（即便不是不可能）考察在当时的情绪状态下，在很强的心理压力下，在那样一种环境气氛下，一个人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件事？这件事不可能重复发生，因为从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还因为人类一直也没有设想出那样的一种事情来。

　　的确，纳粹士兵，党卫队员卡尔，他也是一个人，他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依据理性的标准，或许不仅应该同情和理解他的遭遇和他的处境，还应该原谅和宽恕他犯下的罪过。因为他已经忏悔了。即便这不是正式的忏悔，那也是由于良心的折磨面发自内心的忏悔。

　　没错；对威森塔尔和其他生活在同样环境下的人们来说，卡尔是德国纳粹主义的代表，起码也是成千上万党卫军和特a队的典型代表。他们自愿参军，完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和别人一起，一直在干着各种可恶的犯罪勾当。他们压迫人，让人陷于饥饿状态，侮辱他们，让他们从事濒临死亡的艰苦劳动，以此来消灭犹太人。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各种到当时为止人们连想也想不到的办法大规模灭绝人口。只是在死亡骤然降；临，无可更改之时，卡尔才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既对人类犯下了罪行，也对上帝犯下了罪行。假如他没有受伤，他肯定还会和他的同事一起从事犯罪的行为。他们都是志愿参军，完全依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事这些行动，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永远也不会为他们的行动感到后悔，他们会辩解说他们不过是在执行命令。

　　在那个时代，威森塔尔遇到的这种事只是个别的。他只是集中营里的一个囚徒。在那里，他被恐怖的手段控制着，从事着致人死亡的劳动，整天吃不饱，随时都得忍受着屈辱。他全家已经在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被杀尽了，他明白他注定也要死去，任何一周任何一天中的任意一个小时死亡都有可能降临。他，威森塔尔，同样也是一个见证人。他目睹了在万人坑旁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大规模扫射，看到了在公共场合的各种绞刑。他见惯了这么多人的死亡；他眼睁睁看着他所有的亲戚和城镇邻居被杀害。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见证人，他为所有活着的和所有已经死去的人作见证。只要暴行一日不去，他对党卫队员卡尔及其同事所犯下罪行的憎恨与痛楚就一日不减。卡尔在忏悔中讲到，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从被纳粹燃着的小楼上往楼下跳，威森塔尔一下子想起了埃里。埃里是住在利沃夫居住区的一个小孩儿，威森塔尔非常了解他，也非常关心他，但后来他却失踪了。

　　太平间里只有两个人，每一个人却代表的是绝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邪恶，在他受伤之前，他和他的同事，以及他们所从属的整个制度，一直在干着反人类的罪行；另一个，从情感到肉体都是这些罪行的牺牲品，他的痛苦已不堪忍受，他们残暴地对待他，对待他的家人，对待他的同胞。要寻求谁的宽恕？——作为一名犹太人，他的命运已经被这位即将死去的人的同事所封杀了，那些人那时没有感到，或许永远也不会感到后悔。

　　我从来没像威森塔尔那样无意间遇到一名濒死的党卫队员，不过从另外许多角度讲，我也分享了他的体验。我们家也和城镇的其他居民一起迁到了贝乌热茨。我也经受了在战争强制劳动营，集中营和死亡营中的地狱般的生活。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处死。我饿得奄奄一息，我被贬黜，体尝到下等人的滋味，对于纳粹政权对犹太人所实施的暴行，我丝毫也不会忘记。

　　恐怕任何一个人如果处在威森塔尔当时的位置，体验到他所体验到的一切，他也会毫无二致地像威森塔尔那样去做。这倒不纯是因为环境阻止他思考，阻止他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经过深思熟虑后去行动，也不仅仅是基于道德的，宗教的，人道的或哲学的考虑。这位濒死的人，他的同伴们还在继续犯罪，他们都隶属于同一个制度，他自己也承认他一直在干着反犹的罪行，只是上帝插手干预才阻止了他，而他现在却要一个生死操纵在他同伴之手的人来给予他宽恕，这怎么可能呢！

　　就算威森塔尔相信他被赋予权利以受害的大众的名义原谅他，这样一种仁慈的行动也会被视作是一种背叛行为，视作是对千百万无辜受害者的遗忘。他们不公正地受到了杀害，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人。

　　尽管我们可以说威森塔尔的反应仅仅是出于本能，听命于内心深处所忍受的磨难，是因为他，他的家人和整个民族所承受的折磨而引起的，不过我怀疑是否还有超乎其上的宗教伦理（犹太教的或基督教的）或利他意识能引发出超乎人类能力的自我牺牲的仁慈态度。当然，圣人或圣职人员以上帝的名义行事除外。

　　事实上，由于上帝的静默不言，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也已经减去了不少。我有一位恪守信仰的亲戚，战前他曾准备做一名拉比，后来和我一起进了普拉绍夫集中营。1944年5月，集中营中最后280名儿童和老弱病残的人一起被送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这位亲戚说：“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从那天起一直到他死，他再也没有恢复信仰。看来宽恕也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得到保证。

　　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的听证会上，我面对面地站在这个邪恶的化身面前时，我对法官说，我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那时所经历的恐惧，痛苦，无助，沮丧和无望等情绪不可能再度以同样的程度被体验到。这种看法当然也适用于前述难题。不过，我还是力劝自己要尽量真实地去考虑当时的感情与行为，要使它尽可能符合当时的环境与气氛。据此，我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我们应该感谢时间之流多少冲淡了痛苦，一定程度上愈合了伤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下看待问题。然而，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是这么的野蛮与残暴，那些设法活下来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忘掉他们所忍受的恐惧。而且，有些生还者会发现他们失去了家庭，他们的孩子在没有祖父母的情况下长大。因此除了其它各种不公正的行为外，也是纳粹自己阻止了人们忘掉他们的罪行。生还者注定到死也忘不掉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与悲伤。没有遗忘，就不可能有宽恕。

　　的确，不仅是德国人热衷于忘记纳粹政权的罪行，整个世界也过快地开始忘记了。即使在身受这个狂虐政权占领之苦的国家，发现、审判和惩办纳粹战犯的步伐也放慢了，尽管这是对潜在犯罪起威慑作用的起码手段。因此，成千上万参与种族屠杀，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德国人重返他们的家园，过起了安宁平静的生活，没有起码的良心不安，没有一丝的悔悟之感。当然，这些人不需要任何人来宽恕他们，既不需要来自受害者的宽恕，也不需要来自上帝的宽恕。

　　不过，单是悔悟本身就有权利赢得宽恕，就能够带来宽恕吗？单是悔悟本身就可以使罪行被忘掉吗？

　　就是在犯罪学与刑罚学里，也只有真诚的悔过并伴以改过自新的行动才有可能考虑减刑。即便如此，如果所犯的罪过非常严重，也并不总是这么考虑的。不过，即便在有些时候后悔永不能使犯罪得到原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实行大赦却成了一个例外。

　　我们都还记得，在60年代，围绕是否应该设立限制性条文，以种族灭绝罪与反人类罪追诉纳粹战犯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的看法是，既然尚待追究的犯罪性质这么恶劣，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那就没有权利规定一个追诉时限，不能说时限一过，就拱手让岁月的长河来补赎无可原谅的罪过。

　　事过之后来考虑，对威森塔尔的行为还有这么一点看法：前边我已经说过，威森塔尔听完卡尔的忏悔，或更准确点儿说，听完他的陈述后，威森塔尔根据他当时个人处境下的实际感情，做了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对于一个这么凶残地对待他和他的同胞的人，他没有产生复仇的欲望。他特意去拜访卡尔的母亲，但是又抑制着自己，没把她儿子当党卫队员时犯下的罪行告诉她，他仅仅是希望这有利于她保留着对自己儿子美好形象的回忆。

　　在我看来，这种举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即便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即便是从事后来看，我也确信，对于他在这场可怕的会面中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威森塔尔是无愧于心的。

　　　　　　　　　　　　　　 阿兰·L·伯格

　　我已经用西蒙·威森塔尔的《宽恕？！》一书进行了多年的教学。书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感到棘手。学生们为宽恕的概念所打动。西蒙做得对吗？他保持沉默是什么意思？卡尔是真诚地后悔了吗？进一步讲，假如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传统的反应方式——包括宽恕——怎么可能适用于这么可怕的罪恶？对于各种扑朔迷离的含意和反应，我们一直在思考。

　　从字面上看，沉默是这篇伦理故事的基本特征。西蒙两次陷入沉默：一次是在太平间，在那位濒死的纳粹士兵面前，一次是在那位士兵的母亲面前。两次沉默一样吗？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意义。第一次沉默属于迷惑型的。西蒙目瞪口呆，大吃一惊，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被搞得晕头转向。一边是犹太教的伦理训条，一边是旨在消灭犹太人的严酷的大屠杀事实。他一下子无所适从起来。相比之下，第二次沉默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是出于对这位母亲的怜悯善心。或许应该认真讨论一下，把她儿子的事实真相告诉这位母亲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让她保留原来的看法是真正宽宏大量的礼赠，只有这样的礼物才能在这样的故事中占有它应有的位置。宽恕她的儿子既是对犹太牺牲者的亵渎，也是对宽恕这个神圣字眼的亵渎。

　　假如我处于西蒙的位置，我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冒了上来。我有权利代表被杀害的人宽恕吗？我的反应是，不该宽恕的人不能宽恕。犹太教教导我们有两种类型的罪恶。一种是由于人犯神而做下的。另一种是人犯人而做下的。我或许可以宽恕针对我而犯下的罪。我却不能宽恕因夺走别人的生命而犯下的罪过。

　　我自己的想法是很明确的。西蒙不该，也不能代表那些被如此凶残地残害掉的人去宽恕。而且，要一名犹太人去听他的忏悔，卡尔无疑是在按纳粹的老套做法去行事。犹太人不是被看作有灵魂，有感情，有意愿，有情绪的单个个人。相反，他们被视作无固定形态，无差别的团体。找一个犹太人来，这位濒死的纳粹要求道。随便一个犹太人都可以。卡尔什么也不理解。他的愿望无异于是在以犹太人为代价洗清他自己的灵魂。

　　卡尔的悔过是真诚的吗？在希伯来文中，悔过一词来自teshuvah一词，意思是离开罪恶，转守律法。它是一套程序而不只是一件行为。当事情发生时，当卡尔开枪射击从燃烧的房屋跳下来的人时，他表现得缺乏道德勇气。最近研究表明，确实有人不听从命令，坚守道德立场，后来他们都免于惩罚。听从道德律令去行事远比不道德地去行事要困难得多。悔过是一套程式：以习得的仪式去抚慰凶手困惑的心灵，而与受害者却毫无关系。可以合乎道德地说“我为大屠杀而感到遗憾”吗？还是应该由凶手针对对成千上万犹太人被屠杀事例中的每一件个体行为表示歉疚？

　　廉价的慈悲，宽恕，遗忘，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假定卡尔得到了宽恕，升了天堂。而西蒙和其他犹太人，尤其是波兰城镇大屠杀的牺牲者却没有升天堂。假如天主教教义居然存在着这么根本的缺陷，不能对卡尔的事情作出合乎道德的说明，那就应该为教会感到羞耻。也应该为凶手感到羞耻。同时，应该为那些自身严重缺乏道德正义感，只好去寻求别人宽恕的人感到羞耻。

　　暂且假定卡尔既没有受伤也没有死掉。他会产生良心上的痛苦吗？战后他会忏悔吗？他会不会和其他纳粹一样，停留在对“美好的旧时光”的回忆之中，生活重新开始，结婚，养家，发财，摇着头感叹犹太人在大屠杀问题上小题大做？

　　讲最后一点。西蒙的犹太人良心受到这件事的极大困扰。他和集中营的同伴讲过这件事。很显然这件事一直压在他心头。他想起了纳粹凶手所干下的卑劣行为，想到了波兰人对犹太人所受苦难的麻本不仁，这一切都在他心灵法庭上回荡，成为一场剧烈的心灵抗争。这不正是卡尔所要依赖的吗？毕竟，希特勒就谴责犹太人在历史上深受良心问题的影响。给予宽恕会是纳粹主义的最后胜利。假如西蒙对卡尔说他宽恕了卡尔，西蒙就将证明自己犯下了罪过。

　　　　　　　　　　　　 罗伯特·麦克阿费·布朗

　　华沙，1979年。我们站在犹太人纪念碑前。此碑是纪念那些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因奋起反抗而献出生命的犹太人的。正下着雨。一位那场战斗的幸存者正在做着满含深情的演讲。这是在波兰。几天后，他送了我一份译文的复印件。那股激情变成了英文。标题赫然人目：永不忘记，永不宽恕。

　　永不忘记，恐怕这是大屠杀留给我们的最惨痛的教训。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针对犹太人的更残暴的暴行就有可能到来，如果我们忘记了，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就有可能去破坏。

　　永不宽恕，这似乎是从同一逻辑严格推论出来的，因为，如果我们宽恕了，在将来，这就会成为一个信号，他们会因此不惧惩罚，随意作为，宇宙就会有一个贴着“宽恕”标签的逃避阀，会允许罪恶苟活再生。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宽恕就成了一个“软弱”的品质，一个基督教特别倾向于保持的品质，一个常来饶恕罪恶传播可能的品质，而不是一个严格限制罪恶传播的品质。

　　然而，我还是对第二种说法感到不安。

　　想象一下最糟糕的一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天早上，送进毒气室的人跟不上火化的速度。为了加快杀人的步伐，孩子们被绑在一起，直接投入火中。在队列后边的人完全知道过不了一会儿，前边人的命运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可是他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这和威森塔尔所描述的一幕非常相似。在威森塔尔所描述的故事里，不同年龄的犹太人被锁在一个屋里，随即就要燃起一场大火把这个屋烧掉。

　　两则故事都紧张到了顶点，以至于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否应该宽恕的问题变得不容争辩。要是上帝宽恕了这类事情，事情同样会紧张到了不容争辩的顶点，我们会发问：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有道德的世界吗？一个充满恶意的神或许会作出这种安排，然而，一个仁慈并充满同情心的神肯定不会这么做。

　　假如上帝没有权利宽恕，那么，上帝的子民肯定也应该接受同样的道德限制。宽恕一个要把孩子扔进火中，锁上门要把他们烧为灰烬的纳粹，无异于是自身变成一名纳粹。对这样一个纳粹的宽恕就是赞成他们的罪恶行动而不是与之抗争，就会成为他们行动的同谋。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通常总是强调发现上帝在罪恶中现身，上帝认同于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他们总是通过强调这一点来处理两难困境，而不是通过去除罪恶来处理这个难题。这是以赛亚书中所主张的犹太“受难侍者”的形象，也是基督徒理想中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但是，正像埃里·威塞尔在《安妮·玛阿敏》中所说的，这样的解救来得太晚了——对于600万人的死亡来说已经显得太晚了——这样的上帝显得过于软弱无力，至多是一个能忍受但不能作为的有悔悟心的神。

　　不过，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一颗有牺牲精神的爱心，加之以发自内心的宽恕会使事情变得不同，甚至会有很大的威力。请想一想纳尔逊·曼德拉，在囚禁了27年后被释放了，他有权力也有能力对残害他的人进行报复，但是他却宽恕了囚禁他的人。再请想一想托马斯·博格，他是一名尼加拉瓜圣地诺阵线战士，他被敌对的人抓获，受到了严刑拷打。战后，面对折磨过他的人，法院准予他以适当的名义惩罚这些人。博格的回答是，“我的惩罚就是宽恕你们。”

　　类似的例子基于这样的道德假设，我们其余的人也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假定，仅需要假定，我们的一桩宽恕行为能带来同情而不是凶残的行为……

　　我们可以列举类似的其它例子，这或许有利于让命令式的“永不宽恕”变得不那么严厉刺耳。但是在所有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谈的都是规则的例外。我们不可能同意把像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话当作人类的公理。他说：“上帝会宽恕，他在这里，就是为了干这个。”

　　所以，假如我处在西蒙·威森塔尔的位置，为了不至于否定太多承诺太少，我想我会建议这位年轻人直接向上帝吁请，让他直接面对可能的神圣宽赦。对于这种宽赦的可能性，我无权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去裁定。

　　我拒绝滥情地施予宽赦，也拒绝给予实际的裁决，我如何能证明我们行为的正当性呢？我重新回到埃里·威塞尔，以问题的形式提供两种回答：

　　1．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找不到答案。“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上帝在哪里？”——这个问题挂在威塞尔不同小说的不同角色的嘴边。越是接近我称作是“答案”的东西，我越是要慎重小心。当然，我必须尽力，尽力去这么做。但我总是得不出结论。

　　2．要想打破僵局，应该去回答另一个问题，并让它切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威塞尔的小说《森林之门》中，一位拉比遇到了罪恶，上帝显然也牵连其中，拉比非常惊骇地问：“该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去做？”

　　这就是在我们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中所要挖掘出的东西。“答案”最终不是从我们的理智，而是从我们的内心找到。不论它允许我们了解到什么，这种了解都是在行动中而不是在思考中完成的。

　　“该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去做？”我们需要公正地去行事，充满仁爱和善良之心，谦卑地与神同行，站在牺牲者和被压迫者一边。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就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再也不必问一些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

　　　　　　　　　　　　　哈里·詹姆斯·卡加斯

　　我恐怕我不能宽恕，因为我担心我会不被人宽恕。在末日审判之时，我祈求仁慈而不是祈求正义。有些神学家会分析说，仁慈和正义应该同时并存。但是在我们中有谁能十分自信地说：“我能经得住正义的审查？”

　　在考虑西蒙·威森塔尔遇到窘境时，我们不妨作一个逻辑的推演——这也是个间接证明的反证方法：阿道夫·希特勒应该被宽恕吗？请想一想，多少年来，在西班牙，有一个一年一度的天主教聚会来庆祝（就用这个字眼！）元首灵魂的安息。人们禁不住会问，这桩事到底是出于仁慈的原则，还是反犹行为的继续（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其法西斯头领并没有把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

　　和其它明显是善举的行为一样，宽恕也会被误解，包括被宽恕者误解。如果仔细审查，我的宽容的行为或许能证明不过是一桩自大自夸的行为。或许，在我宽恕之时，我就已经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我让那人蒙受我的恩惠。最好是问一问我自己：“你要宽恕的那个人是谁？”

　　然而宽恕是一种美德，这一点不容否认。这对整个圣灵都是必须的。然而，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宽恕吗？基督教古卷中显示，存在着不可宽恕的罪过。对这个神秘的地方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许多解释都是不清楚的或不能令人满意的。

　　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宽恕卡尔，或应不应该宽恕卡尔，而在于我们敢这样做吗？假定我一生中有一些不能宽恕的罪。自然，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所干下的事就属于这一类。当我用我整个的生命存在来为这些行为负起责任时，我就会为我整个的存在担心——但是我确实会这么做。宽恕不是我们借之依赖于别人的事情，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去接受它。临死之前的改宗是充满戏剧性的，但是在许多时候，它们却显得太容易了些。

　　假如上帝选择宽恕卡尔，那是上帝的事。西蒙·威森塔尔不能去宽恕，我也不能。对我来说，卡尔应该得不到宽恕而死掉。上帝会怜悯我的灵魂的。

　　　　　　　　　　　　　　 罗伯特·柯尔斯

　　在这篇极富挑战性的道德故事的结尾，中心问题变成了“宽恕的问题”。但是，由谁来宽恕呢？——所以读者就会挑战说：“遗忘只需要假以时日就够了，而宽恕则是一个主观意志的行为，只有受难者才有权利作出决定。”

　　自然，凡是读过《宽恕？！》的人，只要仔细观察，都会在那惊人的寂静中发现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期望与祈祷，这并不影响我们进行伦理的反思。故事讲完之后，作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要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我该做什么？”我们在所有的道德想象中都要把这样的一个请求拿出来做一做练习，我们希望在考虑（就像在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一样）所有“恐怖，恐怖”的事件都能做这样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样一个请求给了我们一个特许权，鼓励我们去试一试，至少，在集体意义上，这个请求或许正适合这个故事（毕竟，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些难以说清的岁月中，它们最终成为大屠杀的一个部分）所提出的伦理挑战。

　　确实，这个总结性的问题其关键之处还是与“我”这个词儿有关——我们每个人都与之有关：一个特殊的生活经历，连同其形成一起，影响了相信它，坚守它，怀疑它与否定它的人。当威森塔尔问：“我在这名濒死的纳粹床前的沉默是对是错？”很有可能，他是给他自己，而不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他用上边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要我们这么做时，他是在向他自己的道德生活提出挑战。他显然已经相信他沉默是“对的”——唯一体面的、值得尊敬的解释就是，他特殊的生活允许他这么做。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它已变成了另一个问题，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在故事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在与故事所描述的生活背景相去甚远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哎呀——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官方在那里。而且我们能尽我们个人的努力——和那些（像作者一样）幸存下来，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糟糕时代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非常不安，而且一点儿也不相信我能有一个梦一般的机会在《宽恕？！》所描述的难以支撑的，分分秒秒都存在的恐怖和耻辱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我让我做好准备，让我一下子产生了相当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想法：假如我能像作者那样活着，体验到了这个道德剧（一名快死的纳粹请求宽恕）中所描述的“瞬间”，我会又悲伤又愤怒地转开身，即使因为连主都宽恕了那个显然海改了的纳粹，而我（就是说，我可能成为的那个人）却没宽恕，我得受到主的报应，即使如此，我也得这样。我得受到他的报应，因为我被教育要祈祷和宽恕任何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自己罪恶的人。

　　我（很愚笨地，也非常愤怒地）不愿把任何通常的“罪人”与纳粹怪物（其领袖及其喽罗）相比。这应该说是我们生活的局限——在我们的有限生活中，我们只能把我们自己带到这一面上，带到这样一个评论上来。的确，这只是20世纪大悲剧和大忧愁的一个注角：我们关于别人在某些环境下该如何做的谈话（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只是“词藻，词藻，词藻”）和他们惊人地相似。人们不得不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我也愿意不吝啬地把我母亲对我哥哥和对我的期望讲出来，她希望我们学会理解，并学会宽恕：理解所做的错事和我们道路上的错误，以便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些；宽恕我们自己，以免我们把迷失和罪恶置之不顾，以免它们再阻挡我们。而这种情况下，人们经常过于容易拒绝宽恕了。即使在命运把我安排在了这样一个舒适方便的生活中，坚持这样的道德看法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大多数接受基督教宽恕伦理的人却经常屈服于安逸自喜，自大自狂，自负虚饰。自大自负是与隐藏在宽恕行为中的赦罪与和解是不相容的：不能为自己的错事开脱，而要承认，要不断地坚持批评内心的想法，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一个真心的怜悯与宽容。而这正是你所想要的。

　　我，生活于今天，作为我父母的儿子，愿意祈祷上帝宽恕那名宣称是悔改了的纳粹。我这么说，虽然不是出于正直观念的考虑，却也决不介意（上帝，请饶了我）独善的诱惑。我是谁（这个修辞性的问题必须被问到），即使是我自己也该问清楚，更不用说是这位代表了我们大家进行慷慨的道德反思的作者。在某些情况下该怎么做，我们应该面对这个问题。在心脏停止跳动以前，我们许多人的良心无疑是已经残疾了（我们假定，这良心至少使我们多少有些像“文明”人，或着有些像试图要成为的那种“文明”人）。

　　我们因命运的安排有幸读到和思考了《宽恕？！》一书及其问题。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萦绕全书，彻头彻尾具有挑战性的道德问题。不仅要想一想我们的不同反应，而且要用心去想一想作者最后真心寄希望于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发生在他和其他上百万人身上的事；他们的经历成为（通过人类的心智和心灵的运动，通过阅读，写作）我们现在和将来自身经验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放弃这份自我反省的道德遗产，永远要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记住那些以其苦难而换取这份遗产的人们。

　　　　　　　　　　　　　　尤金·J·费舍尔

　　西蒙·威森塔尔的《宽恕？！》一书隐含了自二战以来出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道德问题。它的再版激励着新一代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当然，对问题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恐怕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宽恕？！》英文版第一次面世时，我还没有开始我目前正在从事的天主教一犹太教关系研究。该研究是天主教主教国家联盟的一个项目。我记得那时我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没人逼我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那时一直无从着手回答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仍无从着手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最早的几位回应者所说的那样，谁也搞不清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会怎么做。每个人都只能提议说，他希望在那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正像其他的评论者所承认的那样，也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推测说在故事所描述的环境下一个犹太人会怎么做。事关屠杀的问题，基督徒缺乏一定的经验基础，无法对犹太人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

　　今日再讨论这个问题，比起最初的回应者来说要有不少有利的地方。当然，其一就是能在他们反思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这就使得我们能加深一层考察问题。在我看来，支持讲故事的人保持沉默，拒绝虚伪的宽恕，这个讨论最有说服力。持这种看法的大部分是犹太人。不过，不管是在犹太教徒那里还是在基督徒那里，我都察觉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解决办法，总是觉得“问题不是……就是……”（或者说是“要么……要么……”）。然而，悔悟与和解应该说是两个传统的礼拜的共同核心。在赎罪日和基督受难日这两个圣日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依此看来，不同回应者反应的不同恐怕就既不是源自神学也不是源自存在论的立场了。

　　最初结集的评论都是十分深刻全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关键的东西需要加上去了。不过，经过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过去二十多年紧张激烈的对话与争论，关于二者的关系，还是有不少新东西出来的。我们或许会发现第二次结集，不论从笔调还是从内容材料上都会与早期的回应者不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征象，表明经过这么多年，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自从本书初版以来，我们已经看到里根总统访问了彼得堡，库尔德·瓦尔德海姆当选，也看到了伊得斯·施坦恩与格莱姆普主教间发生的争论，以及奥斯维辛公约的签订。贯穿这些事件的有几条主线，通常在基督徒这一面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犹太人）不宽恕？我们基督徒就已经宽恕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把事情撇到一边儿，与其他的生命和谐共处？换句话说，西蒙·威森塔尔早有先见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就把问题摆在了那里，并且已经成为处理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关系的关键问题。

　　关于彼得堡和瓦尔德海姆，我曾参加过两个英国同事称作“宽恕讨论”的争论，他们认为，即便是不要忘记，至少也应该开始宽恕，这对犹太教团体是有好处的。我争辩说，从一方面来讲，这样做还显得太早，因为悔悟的本质表征是“转向”，从罪恶转向良善。即便是基督徒在这方面做得还算可以，我相信，如果我是基督徒，我也会等上一代人左右的时间，看一看官方文件和教堂的声明是怎么做的。实际上，要使这种转变与明确追求的目标相一致。

　　另一方面，我相信要犹太人宽恕他们，这是基督徒的自大自高。宽恕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可以基于教义和行为已经改换这一事实去悔悟，去努力工作争取与犹太人取得相互和解。但是我们没有权力让犹太生还者以600万死去的生灵的名义提供确凿无疑的宽恕，这些生还者也不可能采取这样的道德立场（关于这一点，以前的一些生还者也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把犹太人置于这样令人惊骇的位置，这无疑是在进一步牺牲他们。根据我的阅读感受，这是那位濒死的纳粹最后犯下的一宗罪。

　　在这一点上，彼得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胜利的盟军基督教领袖与战败的德军的基督教领袖会集在纳粹墓前相互宽恕，他们不但宽恕基督徒间所做的一切，还一同宽恕了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对此提出质疑的犹太人被另一些基督徒以“不够宽恕”甚至是“复仇”气氛太浓的名义驱散。这是以古老的方式处理新出现的问题的又一个悲哀的演示。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与持有上述看法的各种基督教伙伴保持着距离。我一直拒绝他们的做法。也不断有善意的教会和犹太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教会已经正式向犹太人道歉了吗？教会正式请求犹太人宽恕了吗？“教会做得已经太多了”，我解释说，并希望这种神学的回答能够解答这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一直在上帝和全人类面前表达悔悟之意，一直要“犹太人”（哪一个犹太人能代表全体说话？）给予“宽恕”。这样的做法，恐怕很明显是一过于廉价的恩典”吧。

　　1990年，我有幸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一次国际天主教一犹太教联络委员会（ILC）会议。在会上，与犹太人宗教关系教廷委员会的枢机主教爱德华一世正式代表普世教会阐述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教会对“悔悟”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会上使用了希伯来圣经术语，这样就不至于产生误解了。1990年12月，ILC在罗马举行了诺斯特拉·艾塔特25周年纪念会。在会上，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式明确地宣布了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关于教会与犹太人关系宣言。这个宣言代表了他所领导的枢机主教团的正式看法。1992年春天，一批美国拉比到马德里参加有关五百多年前西班牙排犹事件纪念会。在会上，西班牙的一名教士代表公开作出了悔改声明。1992年5月的晚些时候，天主教枢机主教在巴尔的摩召开的ILC会议上再次正式阐述了他们的看法。

　　这些教会声明反映了第二届梵蒂冈会议以来天主教教士及其在美国，欧洲，拉美和澳洲的新教同伴们的共同看法。所以基本上用不着去猜测今天天主教官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们代表了与《宽恕？！》所鲜明提出的那个窘境完全不同的回答。如果单从官方代表个人来说，基督徒整体可以通过真诚的悔改（这是行为是否改变的试金石）来寻求来自于上帝的宽恕而不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宽恕（如果是后者，就会把活下来的犹太人置于道德上的尴尬境地）。然而，却有人公开发表了看法，教皇就已经这么做了。因为罪过不仅是冒犯了犹太人，而且也冒犯了上帝和人类自己。

　　这样一来，教廷就必须随即修改教科书，改进新约的翻译，牧师的布道有待改进，课堂上的课程也有待改进。因为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牧师和课堂都还是教会关键的“传道系统”，这就真的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更新了。或许犹太群体也可以像二战以来，尤其是第二届梵蒂冈会议以来负责的教会领袖那样许上一两个愿，这样的努力或许有利于一劳永逸地彻底改变基督教所展现给犹太教的形象。

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谈宽恕（二）

当今世界44位名人谈宽恕（二）

　　　　　　　　　　　　　爱德华·H·弗兰纳里

　　《宽恕？！》一书讲述的故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难题：可以拒绝宽恕一个非常真诚地海改了的作恶者吗？这个问题是从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引发出来的。西蒙，本书的作者，二战时期曾被关押在集中营；卡尔，一名党卫队员，曾积极地参与了非常罪恶的军事行动。当卡尔濒临死亡时，他悔悟了，他请求西蒙的宽恕，但是西蒙却拒绝了他。

　　西蒙一言不发地从卡尔身边走开了。通过这种方式，他拒绝了卡尔。不过显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久之后，阿瑟，也同样被拘在集中营，他在责备西蒙时把话说得很明白：

　　“你……，你也不要再讨论这事了。抱怨和呻吟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要是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去——我相信我们能活下去——，要是世界又恢复正常了，互相能把人当人了，到那时候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宽恕问题。到那时可以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到那时或许会有人因为你没原谅他而不原谅你……不过不管怎么说，谁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体验，谁就不能完全理解……”

　　阿瑟说得对。我也明白这一点。那一晚上，我睡得很香。

　　西蒙并没有能睡得那么安宁。在故事快要结束时，我们发现他仍然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着。

　　他随后的行动雄辩地证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与犹疑。他决定拜访卡尔的母亲证明他的犹豫不定和负疚感。实际的会面更证明了这一点。他拒不讲出卡尔所犯下的暴行，就好像是他自己做了这事似的。不难把这种犹豫踌躇看作是补赎。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从西蒙拒绝宽恕卡尔的行为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我非常理解西蒙拒绝宽恕卡尔这件事，但是我发现我无法为他辩护。我要得出这样一个立场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位忠于犹太一基督传统的人，任何一位对屠杀，对纳粹做出的野蛮行径怀有恐惧之感的人，都不会在类似西蒙所面临的痛苦窘境中那么容易就作出选择。

　　要想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两个基本因素：当时环境下心理的或情绪的一面与伦理的或宗教的一面。心理或情绪的因素非常重要，肯定会影响作出决定，然而当它们与伦理或宗教的原则发生严重冲突时，它们必须得为后者让路。根据我的看法，在这一事件中，情况恰恰就应该是这样的。永恒与千福之年应该超越短暂的一瞬和现世。

　　永远应该宽恕真诚的悔改，这是犹太一基督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希伯来和基督教经卷中似乎有唯一的一个例外，《新约》中提及“反对圣灵的不可饶恕的罪过”。但这里指的是个人对上帝的排拒，因而就预先讲明了与人类的宽恕问题无关。相反，正是在同一福音书中，我们读到耶稣回答应该宽恕多少次的问题。应该是“7次”吗？犹太传说这么说道。基督的回答道：“70个7次”——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无异于是说“永远宽恕下去”。

　　西蒙默认了上述原则，尽管他没那么直接承认。当谈及那些兴致勃勃地观看纳粹暴行的旁观者时，他写道：“当人类正在忍受这么骇人的屈辱时，有人却只是一言不发地驻足旁观，不做任何’的抗议，这难道不也是不道德的吗？”袖手旁观一名濒死的纳粹最后挣扎着寻求宽容，这不也正符合他对不人道行为的描述吗？

　　《宽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蒙是否有权利以全体犹太人的名义宽恕卡尔。在我看来，这问题是毫不相干的。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没有要求他以全体犹太人的名义说话，因为他的悔悟与请求宽恕并不是针对对全体犹太人的伤害而发的，而是针对他所做的事情而发的。当时的环境气氛纯粹是个人对个人的；所有犹太人说话的权利是公共的和司法上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当时的环境气氛。你可以进一步问：要是卡尔把宽恕的范围扩展到整个集体，那就肯定会在这个幻象下满足地死去，那样的话，又会伤害到什么呢？

　　《宽恕？！》中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某些难以作出决定的环境下，伦理的和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有例外。可以一般性地给出两种回答。一种看法是，传统和宗教坚持的是基本教义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而是不可有例外的。另外也有一种看法否定上述看法。认为恰恰存在着相对的道德原则，可以依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与愿望发生一些变化。两种立场起源于不同的宗教伦理与意识形态前提。这也恰好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世俗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很难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即便有一些看法一致，也很难达成完全一致。

　　在西蒙所处的困境下我会做什么？我会（我也确实希望）宽恕他。并且，作为一个坚定的信仰者，我会建议他请求上帝的宽恕，与上帝和睦。我也会充分利用环境，建议他为他的灵魂和那些因他的非人道行为而受害的灵魂祈祷，祈祷它们安息。

　　　　　　　　　　　　　　 伊瓦·弗赖希纳

　　西蒙·威森塔尔在故事的结尾邀请读者和他交换角色：“问你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该做些什么？’”我发现的确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两次我都是屠杀事件的旁观者——第一次，我不在场，第二次，我是一个非犹太人——再生动形象的想象，再深切的同情都不能使我哪怕稍稍接近地体验到受害者与死的恐怖环境。威森塔尔讲述这个极富戏剧性故事的高度技巧也难以弥合这个鸿沟。因此，我就只能就西蒙对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期望所做的反应作出回应。

　　有人或许会说那是缺少反应，因为西蒙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不过我觉得他自始至终一直有所反应：他允许那位党卫队员握着他的手，尽管憎恶（间或是恐惧）驱使他离开房间，但是他还是一直坐在床边，他还替那位将死的人赶走苍蝇。西蒙不得不来，他别无选择。但是他可以选择走开而他并没有走，他留下来听卡尔讲述他想讲的话。几年后，他到斯图加特拜访卡尔的母亲，他决定不剥夺这位孤单的老母亲对他“好”儿子的美好印象。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他做出的有意义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反应。

　　而在他离开那个房间后，从那时起好多年内有好多次西蒙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考虑他当时是否应该满足卡尔的请求，宽恕卡尔。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应该宽恕，而在于他当时是否能去宽恕。他当时有权力去宽恕吗？

　　过去二十多年，我在开关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问题的课时，我经常用《宽恕？！》一书作教材；它总是引起激烈的讨论。有一个特点非常突出，几乎毫无例外，基督徒学生赞成宽恕，而犹太教学生认为西蒙没有满足那位濒死的人的愿望，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这会得出什么推论？在回答宽恕问题时，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吗？可是，宽恕并不是基督徒的发明。我们的传统有很多是从犹太教继承过来的：充满爱心，仁慈宽厚的上帝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张开双臂，欢迎回头的罪人。这些文本来自圣经传统——在很多处都可见到——，也同时反映在拉比的教义中。谨引用一例：

　　一个国王有一个儿子。有一次他们出发做百日旅行，国王的儿子和国王走岔了道。他的朋友对他说：“回到你父亲那里去。”他说：“我不能。”于是他父亲就捎了个口信儿给他：“请尽快回到我身边，在以后的道路里我会和你在一起。”上帝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对我们说：“回到我身边来，我会和你们在一起。”

　　（帕西克塔拉巴提，引自哈里特·考夫曼《犹太教与社会正义》第29页）

　　耶稣著名的“悔改的罪人”的比喻正是坚持了这个犹太教传统。上帝宽恕人，唯一要求的就是人要真心悔改——teshuvah。基督教传统和犹太教传统都要求这样一个“转变”。没有悔改，就不能宽恕。

　　如果是这样，如果两个传统都相信有一个仁慈的上帝，如果二者都强调需要悔改，为什么我的学生还会有不同的反应呢？我把它归结为两个原因。

　　首先，我相信这是因为在基督徒中对耶稣的训诫广为流传着一种误解。人们常引用他在山上布道时对他的信徒的告诫：“转过另一半脸来”。耶稣这里指的是针对“我”所做的错事，他要“我”不要复仇。他没有说，要是某人损害了我，第三个人也应该“转过另一半脸来”，也不是说，要是针对另外一个人做错了事，我就应该宽恕做错事的人。换句话说，这个训诫是说给我听的，是要我宽恕针对我所犯下的罪行。在主的祈祷中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宽恕我们犯下的罪过，一如我们宽恕对我们犯下罪过的人”（不是“宽恕那些对别人犯下罪过的人。”）

　　我相信基督徒——及醒悟过来的非基督徒——已经误读了这个文本，而且会继续误读下去。他们把耶稣的训诫解释为我们应该宽恕任何人，宽恕每一个人，不论他们损害了谁。最重要的一点是耶稣针对“我”发起挑战，要“我”宽恕针对“我”犯下的罪行（这本身就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挑战了！）。没有一个地方告诉过我们要我们宽恕对别人的损害。可是，在基督徒中广泛流传着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宽恕，老老实实地完全宽恕，不管罪恶是针对谁。

　　用到威森塔尔的故事里就是：卡尔请求西蒙宽恕他，两年前，卡尔曾参与了对手无寸铁无辜的犹太男女老少的残暴屠杀，杀戮的一幕深刻在卡尔的脑海中，他深受着折磨，他无法平静地死去。但是，我又要问了，西蒙可能满足卡尔的请求吗？我可以再次强调：不能。只有受害者才是有权利决定是否宽恕的人，但是他们死了，代死人行事非人力所能想象。

　　第二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我的学生对补赎或赔偿概念的态度有别。我写下这几行文字时，马上就要到赎罪日，这是犹太教徒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很早我就从犹太朋友那里知道，要准备过赎罪日，最重要的是要回头看看过去的一年，请求你有意无意伤害过的人宽恕你，并想办法补赎你对他们的伤害。犹太人相信，只有在那时，或许他们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期望上帝的宽恕。因为，正如《密西拿》中所说：

　　冒犯上帝的罪，在赎罪日就可得到宽恕。冒犯邻居的罪，在赎罪日得不到宽恕，直到和邻居和好后才有可能被宽恕。

　　（约玛，密西拿引自哈里特·考夫曼《犹太教与社会正义》第30页）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在犹太教新年和赎罪日这段时间写了40封信，写给她认为她以某种方式伤害过的人。这是通向“悔改”的漫长过程，而在天主教那里经常以忏悔的形式完成。“向我们的神父诉说或者高呼‘圣哉马丽亚’”——尽管这个传统最早起源于补赎观念，可是到了今天，连补赎的一点点痕迹也没有了。

　　再回到故事中去：卡尔不能为他的罪恶赎罪，因为受害者已死。西蒙也不能以受害者的名义宽恕。在这里，读一读亚伯拉罕·赫舍尔的回应是十分有益的。

　　总结以上想法。西蒙或许可以对卡尔这么说：“我没办法宽恕你。因为我不能，也不敢以遇害的犹太人的名义说话。但是你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上帝是无限仁慈的，他只需要我们对我们的罪感到后悔。如果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既然你不可能补赎罪过，那就让你自己去接受上帝的宽容吧。”

　　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这样要求西蒙是不是有些要求过多了？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在那样一个无力，恐怖，丧失希望，死亡时刻都会降临的环境下，我们这样去要求他是不是过于严苛了些？的确，我重读故事时，我不仅被那位即将死去的人的苦恼所打动，也为他对于苦难，对于非人的环境，对于西蒙和其他犹太人的麻木态度所震惊。单纯是召西蒙去他的房间就是对犹太人的惩罚——即便不是致他于死。可是卡尔坚持要见到“一个犹太人”——任何一个犹太人——他希望自己能安静地死去。他自己的苦难完全遮蔽了犹太人的苦难——不是他参与杀害的犹太人，而是继续活在他身边的犹太人——是那些还活在集中营，居住区，像西蒙这样的犹太人。

　　他在病床上感到很苦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具有人情味儿的。不过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卡尔能不能去劝说他的党卫队同伴，而不是召来一个贫弱，无力，不幸的犹太人到他的病床边来。他能不能通过他的积极一些的行动去改善犹太人，起码是一部分犹太人的命运？或许这样的行动可以补赎他的罪过？

　　　　　　　　　　　　　　　马太·福克斯

　　西蒙·威森塔尔是一个宣讲真理的人，他撼动了我们的良心。和许多古老的拉比（包括耶稣）一样，他没有给我们讲那么多对与错的问题；相反，他把我们置于一个非常的境地，要我们用自己的良心去作出抉择。因此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但是我们也要诅咒他——因为他发起了非常难于对付的挑战。假如我们像他那样在医院里和一名濒死的党卫队员在一起，假如我们处在他那样棘手的位置，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让我们想一想他所处的环境。西蒙不知道他能活上一天，还是一周，还是一月。（事实上，他的好多朋友都没能在集中营里活下来，他有89位近亲也都死掉了）。而这位年轻的党卫队员，还在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招呼一名犹太人去听他忏悔。他希望西蒙多少能帮助他从犯下的罪过中解脱一下。卡尔作为一名党卫队员，他目睹了并参与了残杀无辜的行动，他们把这些无辜的犹太人锁在一间屋里，一把火烧掉。这桩罪恶让卡尔感到发抖，梦魇折磨得他难以人睡，然而这决不是他唯一的罪恶。远在那决定命运的前夜，远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生的惨案之前，他就多次参与了歇斯底里的疯狂行动，把许多无辜的人送进了集中营，逼上了战场。他没对这些无法猜想到的无数罪恶行为表示悔悟，他没想一想做为一名党卫队员他已经做下了多少令人憎恶的虐待犹太人、反对犹太人的行为——他只是对一桩搅得他难以人睡的残暴事件感到后悔。

　　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纳粹，这位年轻人通过其他许多事件参与了杀害西蒙89位亲戚的行动。的确，他只能对西蒙每日都要面临死亡的集中营负部分责任。所以他在病榻前向西蒙做的忏海也是不完全的。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

　　当一名天主教徒忏悔罪过（这名党卫队员是位误人歧途的天主教徒）时，他不仅要讲出全部事实，而且应经受补赎以证明他的懊恼与悔恨。在我看来西蒙应是一名最为理想的接受忏悔的人。他给予了卡尔他所唯一能给予的悔悟机会：沉默。卡尔至死良心上都一直在后悔着。西蒙没有以一名犹太人的身份宽恕他——几百个人在那个房间里被一把火烧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营里死去了，他怎么能以哪怕是其中一个人的名义去宽恕呢？而西蒙却以聆听忏悔的牧师的身份被召了去，去听这个人讲出他的心里话。有些罪恶太大，就是牧师也难以宽恕。公开的悔改是必须的。这个人没有机会公开悔改，不过他私下的悔改也值得考虑。让他在无声的真理照耀下死去，西蒙的决定是明智的。他一言未发，走了出去。西蒙保住了他的良心，那位年轻的士兵拯救了他的灵魂。他把自己的灵魂卸给了有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人——不是一名为他那说不出口的罪恶提供廉价恩典的牧师，而是一位被他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受害者。

　　你可以把这称作冷酷的爱，也可以把它称作无情的同情。然而从道德上讲，西蒙给予卡尔的是一个负责的、成熟的反应。沉默，与你的罪恶在一起。与黑暗在一起，有这么多你的受害者都静静地躺在那里。与你的良心在一起。与你的受害者在一起。与你的上帝在一起。根据我的印象，卡尔认识到了西蒙反应方式的力量，所以他才把他少得可怜的遗物作为感恩的礼物送给西蒙。而西蒙，再一次很明智地拒绝去碰它。

　　然而西蒙确实拿起了那人的手并把它握在手中。他确实替那位罪恶缠身的士兵赶走了扰人的苍蝇。通过握手，西蒙作为人出场了。通过握手，驱使他在听了那么多骇人的事情后仍然留在房间里继续所下去。倾听是他送出的礼物，倾听是他同情的表示。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把两个人联接起来了。一个是那位年轻人，是个杀手，另一个是纯粹由于出身而毫无道理被捕杀的人。两人都是老一代人决定的牺牲品。然而一方是老一代病态观点的行刑者，而另一个则是受刑者。这就是西蒙式的同情。留下来倾听，保持沉默，拒绝廉价地宽恕可恶的罪行。有些罪只有上帝才能宽恕，人类无法宽恕。没有人要西蒙以上帝的名义宽恕。

　　在两个年轻人之间似乎已经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宽容。的确，我不相信西蒙会拒绝履行针对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天职。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许多方面看，自从西蒙活着走出集中营后，他毕生所从事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他在医院病床前所从事的事情的一个继续。可以相信，西蒙继续到处寻找纳粹，为的是让他在病榻之前改宗，进行临死前的忏悔。如果他不找到这些罪人，这些人就那么死去了，那么，不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受害者在来世都不得安息。没有这一点记忆，正义就会死去。西蒙是为了这些党卫队员，而又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他对他们充满怜悯与同情。自从他开始追求正义后，他毕生都在满怀同情地从事这件事。因为没有同情就没有公正。西蒙并不为他发现的凶手定罪；他把这事留给法院的法官。他只提供见证，证词，证据。这些东西会证明他们的罪过。一如它们曾证明了卡尔的罪过。

　　在这场倾听真相的工作中，西蒙接受了卡尔留给他的工作。这是一场奇怪的交换，是两人之间奇怪的联系。注意到这一点是很令人感动的。西蒙在卡尔的病榻前侧耳倾听；而卡尔却给予了西蒙终生为之奋斗的使命。

　　另一件充满同情的行动是西蒙一时下定决心决定去拜访卡尔的母亲。在那里，他和卡尔的联接更加紧密了——他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了卡尔的面容，感受到了卡尔破碎的家庭的悲凉与痛苦。他一任卡尔母亲继续否认她儿子做出过恶事，这位母亲相信她儿子是无辜的。这一举动超越了正义，又是一件充满同情心的举动。他直觉感到讲出真相对这位心已破碎的寡妇没有任何好处。现在来做这件事已经太晚了。

　　然而正是卡尔母亲对儿子所犯下的罪恶的否认构成了纳粹恐怖行为的罪后之罪。有多少普通的德国市民——甚至是牧师主教——都多少知道一些正在发生的罪行，却又一直在矢口否认？有意地无视事实就是一种罪恶。在这一个故事中，这样的罪恶大得使大屠杀得以发生。西蒙对待卡尔的母亲和对待她儿子一样——他倾听了两者的话，又都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每个人都应该在知道真相后死去，哪怕只是知道一部分真相。而西蒙的工作开始打破沉默，让活着的人都充分了解发生的真相。而在做这一件工作时，他一直让自己依国际公认的尺度充满同情地去行动。

　　我相信这个故事能深深撼动我们。因为，和任何一件真实的道德故事一样，它不但适用于昨天，同样也适用于今天。人类对罪恶的承受能力不能仅依靠孤立的单个人的决定与行动。这个故事——一个完整的纳粹故事——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罪的共谋，对罪的疏忽以及对罪的否认等等赤裸裸的问题，促使我们对罪恶作出深入的思考。在新闻宣传，政客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谎言和权力很容易就能到处扩散，到了那时，上述的罪恶就顺理成章地在社会大众身上发生。对罪恶进行否认会促使罪恶扎根成长——卡尔母亲的行为正是这样。直到今天，这种事仍在发生。当我们否认着罪犯的存在时，我们就是在与罪恶同谋，我们因此会扼杀掉我们的地球，使年轻人的心灵堆满锈污。正像我们消费型的生活在浪费着森林、水、土壤与空气一样，我们否认监狱的存在，我们就得同时建造监狱来容纳因失望、失业而暴力犯罪的年轻人。我们对罪恶的抵赖与卡尔母亲对罪恶的抵赖如何可能区别呢？在我们周围以我们的名义发生着什么样的罪恶呢？抵赖会比真理更重要？这些问题——这些常青不老的道德问题——正是西蒙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

　　宽恕与遗忘是两件不同的行为。一个人必须宽恕——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出于自由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忘记。西蒙没有忘记——因此他赠送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一生都献身于公正和同情。这是一种神一般的生活。他所讲述的故事促使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真的能记住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选择了超越死亡的生活。

　　　　　　　　　　　　　　　马克·古尔登

　　从好多方面看，《宽恕？！》都值得我们去注意。单就故事本身来讲，它动人，忧伤，让人惊骇。故事一步步展开，读者越来越被它吸引。

　　故事讲述了作者西蒙·威森塔尔早年生活的一次悲惨体验。西蒙在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中，披露了许多德国战犯企图逃避海改的实情。《宽恕？！》一书同样非常打动人。而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灼人的道德问题，逼使读者依从自己的道德良心去回答。

　　这是一个有关宽恕的问题——而且是要宽恕约30年前犯下罪行的德国人。或许有人会说这个主题在今天稍嫌有些枯燥。因为有证据显示，全世界正在合谋忘记那些令我们人类感到耻辱，对宗教和人性来说是一个戏弄的可怕的暴行，即便是它们还活生生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每当我写到或想到这些可怕的罪行时，我总是激情难抑，整个脑海都被这些真正的恶行所包绕。我忍不住要问一问自己，文明的人类真的建造了那么多巨大的复杂的焚尸室，要把成千上万的另一些人像臭虫一样快速地消灭掉？

　　普通的德国士兵难道真的遵命用连排机枪扫射站在巨大坟坑旁边的活人，把他们打得千疮百孔，堆积如山？

　　德国人真的把96万多13岁以下的无辜小孩——这数目相当于10个温布雷体育场所能包容的人数——送进了毒气室？

　　当我们看到电影上那令人头晕目眩的、堆积如山的、变了形的尸体时，我们的眼睛是在欺骗我们吗？拜尔森，奥斯维辛，巴克瑙，特雷布林卡等集中营真的有那么多死人的骷髅吗？这些重见天日的死尸难道一度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吗？

　　回想这些事情无异于是把人置于一个难以承受的可怕的梦魇之中。人类的心智尚无力理解这么巨大的屠杀。可是，哎呀，它并不是梦魇。它令人恐怖地真实，在现今存在的大量文献中都有对它的每一个细节的详细记录。

　　请想一想这么一个事例：最近在法兰克福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事件时，对于死于集中营的受害者的确切人数产生了分歧。最后有证据显示，440万男女老少（几乎是整个丹麦的人口）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在集中营解放时，只有6万多人还活着。这意味着被送进去的人中有98．5％的人都被德国人以各种方式消灭掉了。这种屠夫算术，这种大面积的死亡，使得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去想象。即便是屠杀老鼠，而不是屠杀人类，也无法有这么高的杀戮率。

　　你瞧，这就是战争结束时德国人应承担的罪过，面对这种过失，他们整个国家没有一点补赎的行动。早些时候经常有人问，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不管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顺从——是否还能在这种非人道的恶果前生活。他们还敢抬起他们的头面对文明社会吗？该隐的标记是否永远地留在了德国人的脸上，一如大卫之星纹在逃出了的受害者臂上，再也无法抹去了？

　　这些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而且时间也确实回答了这些问题。因为事实上，还不到30年的时间，在整个历史上给人类心灵带来极大创伤的民族已经在世人面前恢复了其地位，它已经在非常自信，非常镇静地和友好的人们对话。事实上，美国总统已经在称它为“我们忠诚的，可信的，值得尊敬的盟友”。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讨论对600万人的大屠杀了。他们甚至不再想读到有关它的情况。有关该主题的书籍被人们轻蔑地称作“集中营废品”，自然也就不能再卖了。世界似乎已经同意“让事情过去”，德国人比谁都更积极地推行“忘掉它”运动——不为任何别的原因，正如阿登那曾天真地提到，仅仅是为了“恢复我们的好名声”。他们最近甚至试图创制一部法律来阻止对纳粹的审判，因为这种审判只能使有关毒气室，焚尸炉和严刑拷打的传说长期流传下去。

　　过去，人们对德国人所做下的恶行有一套心照不宣的一致叫法。如“大屠杀”，“最后行动”，“种族灭绝”等等。然而，多少年来，有人却在偷偷修改这些叫法，代之以杀戮，屠杀和兽行。以掩盖这些名称本来具有的令人震惊的恐怖特征。我们一直在被提醒说，是纳粹——一批从外层空间来的神秘的亚人类——干出了这些事。他们不邀自来，有很高的才智，驯服了地球上的国家，向地球上的人发布命令，而后者不敢，不能，也没有抗命。显然，活着的德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是纳粹，甚至有人根本没见过纳粹，不管什么暴行发生，人们都会说这是在众所周知的“希特勒纪元”或“希特勒时代”发生的。——这完全是人为想出来的集体托词。

　　人类应该报快忘记这些由外来的凶手（谁也不曾认识他们）犯下的罪行（谁也不曾见过这些罪行），这又有什么可怪的？

　　全部都忘掉或许不难，但是要全部宽恕恐怕还得要讲上陈词烂调之外的东西了。首先，我们得问一问自己，谁手上握有给予宽恕的权利？我们当然可以像牧师那样说，怜悯与宽恕全属于上帝，如果是这样，所有的对话马上就中断了。或者我们可以引用诗人德雷顿的格言——“宽恕，属于那些受伤害的人。”可是，很遗憾，在这个例子中，受伤害者（600万被杀戮而死的人）不能行使这一特权，他们连一丁点儿意见也不可能表达。

　　如果死去的人不能宽恕，活着的人就同样不能。你怎么可能去宽恕一群公然烧死活人的怪物；以条顿人特有的虚饰与严谨，在公开场合举行一定的仪式去宽恕他们。甚至我们能设想全能的主会赦免他们？然而正是这样可怕的罪行成为《宽恕？！》提出的挑战性的中心问题——威森塔尔有权利拒绝宽恕那位颁死的纳粹吗？你可以无视这个问题，可以躲避它，采取一种诡辩的一分为二的闪烁其辞的态度，然而基本问题还在那里——要是你处在威森塔尔的位置你会怎么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这是一个单个个人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个人来回答。

　　从个人来讲，我会毫不犹豫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设想出这样的解决办法来：威森塔尔就要死了——就要不名誉地死掉并被人遗忘——他将成为这个濒死的纳粹和成千上万他这样的人自豪地为之辩护为之奋战的“观念”和“标准”的直接牺牲品。我会问一问我自己，假如这位年轻的纳粹还活着，或者，假如同时德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会试图想象出胜利的德国人会赐予生活在他们政权下成百上千的新威森塔尔以基督式的同情。考虑到这些，我会一言不发地离开病床。同时我绝对敢肯定，现在，世上又少了一个纳粹！

　　　　　　　　　　　　　　　 汉斯·哈伯

　　阅读《宽恕？！》，我心中非常激动。别的人读你的故事肯定也是这样一种心情。不过，你没要我做文学批评，而是问我对宽恕问题的看法。我对你故事里没明说的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我们应该宽恕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宽恕？我猜想你确实宽恕了你称作卡尔的那个人。不过我恐怕这样的回答太简单。我们不是上帝的一个控诉法庭。是他校正我们的审判，而不是我们校正他的审判。上帝的惩罚直接降临到了这名党卫队员的头上，绕过了所有的人类法庭。人类惩罚的人仍可得到上帝的开释；人所开释的人上帝还可能惩罚他。但是上帝惩罚的人我们既不能开释也不能加罪惩罚。尤其不能通过憎恨的方式惩罚他。他已经作出惩罚了的就脱离了我们的司法，即便是“愿灵安息”这样的词句也只是一种建议。我们可以希望一个人安静地休息，但我们不能保证这一点。

　　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我们能够宽恕别人，宽恕还在活着的凶手吗？

　　这里我们仍需要搞精确些。你说“我们”，你把“我们”理解为谁？如果你是指犹太人，指殉教的母亲和父亲，亲戚和朋友，以及其他被杀害的人，那意思上就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凶手既不是可被宽恕的，也不是不可被宽恕的。受害者没有这样的道德要求。我总是怀疑在谋杀案中代表某个个人出现的被称作顾问的角色。裁判某个凶手违反人性是人类自己的事。维克多·高兰克兹，英国出版商，在战后马上把“宽恕”的字眼写在了犹太人的旗子上，在我看来，这和犹太人从人类手上接过了复仇之剑一样可疑。说到“我们”，我是指人类，而不只是指犹太人。

　　谋杀不可宽恕吗？没错，这一点毫无疑问。一个人可以宽恕凶手吗？这是和惩罚这样复杂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希望惩罚凶手是出于正义的戒律。在凶手受到惩罚后希望去宽恕凶手是出于爱的戒律。你写道，卡尔“并不生来就是凶手，也不希望以一个凶手的身份死去。”这与宽恕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二者是不相干的，不论在哪种意义上也都不是一个借口。在现实中谁也不生来就是凶手。生来就是凶手的是病理学上的例外——事实上，他们的行为要比生来就“健康”的人更能被原谅。耶稣十字架之死是人类自由选择的一个象征。自己决定去做一个凶手要比非常的环境驱使他去成为一名罪犯要负更大的罪责。毕竟，很难说有谁想以一名凶手的身份死去，就是无神论者也害怕来世。

　　所以我们不能宽恕凶手——只要凶手还没有赎罪，不管是我们陪审员还是最高法官都不能宽恕他。每一个社会——我重复一遍，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原则，最极端的赎罪的就是死刑。这就又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你没有明说的问题：有酌情减轻凶手罪过的情况吗？

　　可以推断，应该有酌情减罪的情况——否则一个一个地审判凶手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察这些情况。在一些段落里，尤其是在你和那位党卫队员的母亲谈话的段落里，你描述了卡尔成为凶手的经过。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但又是很复杂的情况。人们不应该把宽恕问题与惩罚问题温到一起。如果让世间的法庭来审判卡尔，就会酌情考虑到他年轻，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考虑到时代，考虑到大气氛与战争背景。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做的。宽恕是精神上的事情，惩罚是法律上的事情。法庭判决要考虑酌情减罪的情况。这些情况会导致一个温和的判决，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在宽恕凶手。赋予一个人自由意志，不仅是要他在做凶残的事还是约束自己不去做之间进行选择。赋予一个人自由意志还要人决定是顺从正义还是抛弃正义。大赦一名未受惩罚的凶手是一种犯罪的同谋形式。它不是鼓励宽恕，而是阻止了宽恕。

　　那么，谁又该是我们宽恕或复仇的对象呢？

　　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尽管你讲述了那位党卫队员及其受害者的故事，在开头的时候是在控诉凶手，最后却是把纳粹体制作为罪犯放在了法庭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生了分歧。

　　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制度，不存在宽恕的“问题”。制度所犯下的罪过是不可宽恕的。制度已经受到了审判，并且已经被摧毁。然而我们面临的不是墨菲斯托菲里斯，而是浮士德。贿赂，虽然有一股长久存在的势头，但是如果没有受贿者的合作，它就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受贿者不是贿赂者的牺牲品，而是他们的合作者。浮士德说了句“真是可怕的景象”！后就转过身去，而魔鬼马上替自己辩护说：“是你诚恳地把我邀请来的。你在我的领地上逗留了那么长时间……你满怀热情地想见到我，想听到我的声音，想看到我的样子……”

　　开的是浮士德公司，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墨菲斯托菲里斯公司，他们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就和希特勒与党卫队员卡尔一样。证据依赖于相反证据。邪恶的纳粹制度并不腐蚀每一个人，而那些受到腐蚀的人中有很多没做凶手。我不认为体制会成为减轻个人罪责的借口。瓦尔特·惠特曼说：“对于国家，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要坚决抵抗，而不要顺从！”抵抗罪恶不是一件英雄行为而是一种责任。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他能把这世界上的邪恶本身也一同去掉，那他不过是夸大妄想的受害者，谁又能保证夸大妄想狂自身不包含着罪恶的因素呢？重要的是要增强对罪恶的抵抗力。

　　依我之见，这就真正存在一个宽恕问题，可能也正因此我们就回答了该宽恕谁以及什么时候宽恕的问题。

　　如果爱的原则与正义的原则仍是彼此分割而不是相互补充，那么人类就只停留在原地——停留在一个糟糕的境地中。从这个观点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自从创世纪以来，在人类历史上，爱与正义一直是互相反对着的。一段时间，正义是人类的理想，过了一段时间，爱又成了人类的理想。至于正义在爱中，爱在正义中这一神圣的观念，人类已大方地交付给创世者。

　　宽恕是对上帝的模仿。惩罚也是对上帝的模仿。上帝以那样一种方式去惩罚去宽恕，但是上帝从不仇恨。这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道德观念，但是人类恐怕达不到。

　　在《宽恕？！》结尾你写道：“我知道许多人会理解我，赞成我对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态度。不过我也知道许多人会谴责我，因为在一名悔过的凶手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拒绝让他安心”。

　　这两类读者我都不是。在我看来，你是否宽恕了这名党卫队凶手并不重要，因为神解除了他的生命并惩罚了他，也使你的良心免于做决定之苦。不过至少你不恨这位快死的凶手，这是一个开端。没有正义的宽恕具有一种自我满足的特点。没有爱的正义是假装有力量。

　　纳粹制度犯下了最糟糕的罪行，这使得我们很难去宽恕。它使得我们走进了心灵的迷宫。我们必须找到走出迷宫的道路——不是为了凶手，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单单是爱并不能表明是宽恕，单单是正义也不能表明是惩罚，二者都不能引导我们走出迷宫。既要补赎罪过又要宽恕，这并不自相矛盾；假如一个人出于自由意志夺去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补赎罪过是宽恕的必要前提。与爱和正义一样，赎罪与宽恕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达到无仇恨的爱。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目标。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威森塔尔遇到了即将死去的卡尔，这事的发生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判断。假定我们有权利去评判威森塔尔这样一个进过集中营的人，这种假定本身就显出我们缺乏谦卑。这就好比一个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人，却要谴责大屠杀的生还者，问他们为什么不暴力抵抗，为什么不，比如说，团结起来。威森塔尔和他的囚友讨论是否宽恕卡尔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我们没权利对他们作出评价。

　　然而我们却获允评判威森塔尔这位生还者。他和其他的生还者决定重新回到我们这个世界而不是索群独居，他们也就同时承担了通常的道德重负；自1945年以来，他们就得用和我们一样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自己；他们在战争中所经受的磨难不能作为他们逃避审查他们战后生活的避难所。

　　要回应威森塔尔的故事，我应该从我有权利开始的地方开始，从他1946年与卡尔的母亲会面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地方，在道德上是没有什么含糊的。威森塔尔没有告诉这位母亲有关卡尔的真相，这位母亲已经失去得太多，起码也应该允许她为自己的儿子而感到骄傲。他没让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在无辜者身上为自己复仇；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在“这里”表现得凶残是不公正的。拒绝宽恕是因为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这里所传递的信息让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尽管我生于战后，我却是一名竭力避免与德国人接触的犹太人。我拒绝拜会德国人，也拒绝买他们的商品。我遇到和我同年龄的德国人时，会带着明显憎恶的表情看着他们，看到他们狼狈不堪我会觉得非常高兴。我希望把德国人——所有证明与这个罪恶的文化有染的德国人——从人类中驱逐出去。

　　后来，在1989年12月，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到德国旅行。柏林墙刚刚出现了裂隙。在寒冷的夜晚，我夹在拥挤的人流中，沿着西柏林干道库达姆大街缓缓前行。我很沮丧地被告知，耶路撒冷刚好处在六日战争后的几周：同样是令人目眩的欢乐，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穿过警戒线的快乐感觉。我感到要躲避开德国人的庆祝，无疑是要我自己躲避掉人类共有的基本体验，是把我从人类中放逐出去。

　　就是在那次旅行中，我参观了西柏林的一个新教青年会，这个青年会的名字叫“梅尔鲍姆·赫斯”，是以一个死于大屠杀的德国犹太人的名字命名的。墙上有一张海报写明了到波兰的路线，帮助人们查找以前的集中营遗址；另一些海报支持各种自由主义的或激进的极右事业，从参加盟国到参加大赦国际或圣地诺阵线。你会感到死去的犹太人梅尔鲍姆统治着这里的一切，这些年轻人提出各种利他主义的政治观念以纪念这位犹太人。

　　我问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否为他们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感到骄傲。他们笑了起来。我又问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是否感到激动？他们面面相觑。我又想起像他们这样年纪的犹太年轻人对于他们国家的每一个胜利都充满热情，如营救面临危险的海外犹太人，成功地打击了恐怖主义头目。而在这里我却感到，他们不像是德国人，而像刚刚从大屠杀逃出来的人。梅尔鲍姆·赫斯的年轻人被大屠杀吓坏了，他们不可能允许自己分享自己人民的庆典。然而我并没有为他们的羞耻感而感到高兴，我只感到针对罪恶而复仇的空虚。我事实上不希望让过去扭曲了他们的现在，不希望让奥斯维辛否定掉他们应得的自尊。

　　当然我并不认为德国人或犹太人应该忘掉过去。然而在柏。的经历促使我主张德国人与犹太人间实现和解。威森塔尔对卡尔母亲的姿态强化了我这种感觉，正像我们曾被要求记住埃及人一样，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我们还必须超越他们。对威森塔尔这样的生还者来说，要对一名党卫队军官的母亲表现得宽容一些需要一定的道德勇气；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合宜地对待年轻一代德国人需要的仅仅是道德常识。

　　　　　　　　　　　　　　 阿瑟·赫茨伯格

　　这位濒死士兵的个人身世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他的罪过。这位年轻人并非身不由己的成为纳粹的，因为生养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他的父亲一直不动摇地反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他决定加入青年希特勒协会时，他母亲没表示什么异议，而他的父亲则激烈反对。这位年轻人（当时他14岁）不但没听，反而挑战性地加入了党卫队。直到他临死时，他才记起他的父母曾教他往好处走。因为他知道，他们至少已经成功地消灭掉几乎所有的“欧洲犹太人，而还不能（像一些后来醒悟过来的纳粹所做的那样）快乐地投进坟墓。”当他确信他所选择的凶手队伍可以成功时，他就选择了做恶。纳粹政权确实允许“意志不坚”的士兵另做选择。假如他留意到自己有那种冲动，他本可以避免亲手犯下恐怖的罪行，但他却选择了屠杀无辜的百姓。即便他不完全肯定“低等民族”应该被消灭，他也确定知道这种“对人口的灭绝”会让他从纳粹体制的胜利中获得特殊的好处。

　　在士兵床前那样一个紧张时刻，西蒙·威森塔尔或许不记得了，《塔木德》曾有训诫说，谁也没权利犯杀人之罪，即便他知道不遵守这样一条戒律会被杀掉。《塔木德》原文中有这样一条解释：“你怎么知道你的血要更尊贵？”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本该冒着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不去做一名种族主义凶手或一名职业杀手。他却要一名犹太人——任意一名犹太人——到他的床前，为的是他能与他的受害者，与上帝言和。

　　威森塔尔什么也没说，他做得非常对。这位党卫队员所参与犯下的罪行已经超出了人类宽恕的限度，甚至上帝也宽恕不了，因为上帝自己也在受指控之列。

　　（根据《创世纪》篇的说法，）当上帝建议毁掉所多玛与蛾摩拉，因为它们充满罪恶时，亚伯拉罕抗议道：“难道上帝要把正义与邪恶一块儿毁掉？”在《创世纪》的故事里，上帝只好说，如果在这个充满邪恶的城市里能找到十个义人，他就放过他们。可是亚伯拉罕连这么小的数目也找不到。然而，在这篇与亚伯拉罕的对话中，尘世的正义的确赞成，即便是上帝，也应该公正行事；上帝接受了这个前提，同意他没有权利破坏正义。如果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必须问一问亚伯拉罕所问的问题，在这些受害者中，有许多义人和善人，还有一百多万不知罪恶为何物的孩子。《创世纪》中“争论”的事实表明，亚伯拉罕不能宽恕上帝意欲（或赞成）行这么大的残酷之事。上帝或许会以这是他的工作作辩护：神的计划人是不能理解的。我不能忍受把这个争论推演下去，说纳粹是上帝设计出来的工具，帮助上帝完成人类不可知的计划。的确，如果没有世上这一切对人类的谋杀，上帝本来还有权利得到他想得到的这世上的一切东西。有谁敢以站在大屠杀背后静默不言的上帝的名义宽恕纳粹及其帮凶？毫无疑问，作为一名过去的天主教徒，这位党卫队士兵会认为悔改的话语可以使他得到神的赦免。或许，威森塔尔走后，他向某位牧师忏悔，牧师为他举行了最后的仪式，保证他得到了神的宽恕。但是，曾经允许发生大屠杀事件的上帝过去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足够的威望去宽恕干过谋杀勾当的怪物。

　　另一方面，当西蒙·威森塔尔在战争结束数月后去斯图加特拜访死去的士兵的母亲时，他没有揭破她对她儿子抱有的幻想。威森塔尔是对的。他不是为了罪恶一事而去拜访她。他遵守了圣经的训诫，我们每一个人都因自己的罪而死，就是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父母也不分担我们的罪过。他不能把真相告诉这位母亲，因为这样做会毁了她。那样的话，即便她还能活着，也只是作为一具躯体而活着。

　　这些想法并不只是来自于对威森塔尔所讲述的动人故事的思考。我于1921年生于加利西亚的卢巴克佐，因为我全家人1926年迁居美国，我选过了大屠杀。我无法与我同一代的德国人及其卫星国的同伴和平相处，因为我同时代的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拒绝加入纳粹的，但是大多数人都高呼“希特勒”，直到他战败自杀。我还记得我自己的亲戚——一位祖父，许多叔伯婶姨和他们的孩子——我无法理解那些杀害他们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应该把他们杀掉？有些人事后说对不起并感到羞耻，他们的罪行犯下就犯下了。我只是痛心有些人极力要“解释”大屠杀。这些作品有时或许会充满历史洞见，甚至有非常精巧的神学解释，但是它们都模糊并掩盖了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人，还有上帝，这么可怕地失败了？西蒙·威森塔尔在这位党卫队士兵的床前什么话也没说，我们也只能保持沉默。

　　　　　　　　　　　　　西奥多·M·海斯伯格

　　我是谁，居然敢给另一个宗教的人士提建议？要知道，他比我受过的苦难要更多，更不可思议。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去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不过既然邀请我这么做，那我就只好这么做了。

　　我的整个直觉告诉我，应该宽恕。或许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牧师，我从事的是宽恕的事业。我一天几个小时地坐在告解室，宽恕每一位走进来的人。他们忏悔，他们表示歉疚。

　　我想上帝最能宽恕罪恶的人类。关于耶稣的最伟大的故事就是悔改的罪人的故事。我们能不能期望就像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一样彼此宽恕？

　　当然，在这里，罪恶很大。然而它仍然是有限的，而上帝的慈悲是无限的。

　　不管是谁为了什么事请求宽恕，我都会宽恕，因为上帝会宽恕。如果我曾受过这么多苦难，宽恕起来可能要困难得多，但是我希望我还会宽恕。不是从我个人的狭小立场出发，而是从全能的，无所不宽恕的上帝的代理人的角度来讲。

　　　　　　　　　　　　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

　　五十多年前，布里斯克地区的拉比在华沙登上一列火车回家。这位拉比是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并以他的温文尔雅的性格而受人尊重。他身材稍稍高大一些，相貌并不出众。他在车厢里找到了席位坐下。他周围全是外出的商人，火车一开动，他们就开始玩牌。他们越玩情绪越激动。拉比远远地坐在一边，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拉比冷淡的态度激怒了其他人，有一个人就建议让拉比也一块儿玩。拉比回答说他从来就不玩牌。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受不了拉比的冷淡了，其中有一个人就对他说：“你要么来一块儿玩，要么就离开这节儿车厢。”又过了一会儿，这人扯着拉比的衣领，把他推到了另一节车厢。后边的几个小时里，拉比只好一直站着，他一直站到了目的地——布里斯克。

　　那位商人也是到布里斯克的。拉比一下车，就被欢迎他的人群围了起来，人们争相与他握手。“这人是谁？”那位商人问。“你不知道？这就是布里斯克著名的拉比。”那位商人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还不知道他冒犯了谁。他赶快挤到拉比面前，求拉比宽恕。拉比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回到宾馆，商人的心一直踏实不下来。他去了拉比的家，获准到了拉比的书房。“拉比，”他说道，“我并不富裕，不过我还是积蓄了三百多个卢布。要是您宽恕我的话，我就以行善的名义把它捐给您。”拉比只回答了一句：“不。”

　　那位商人焦急万分，他去了教堂寻求安慰，他把他的焦虑给教堂的人们说了后，他们都感到非常诧异。他们的拉比，这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怎么这么不宽恕人。他们建议他去找拉比的长子，把他父亲令人吃惊的态度告诉给他。

　　拉比的儿子听完这事后，他非常不理解他父亲为什么这么困执。他看这人非常焦急，就答应去和他父亲商谈这事。

　　根据犹太律法，儿子直接批评父亲是不合适的。于是儿子进了父亲的书房，和父亲一般性地谈起犹太律法，慢慢转到宽恕问题上。当讲到如果一个人3次请求宽恕，那就应该宽恕他时，儿子提到了正万分焦急的那位商人的名字。布里斯克的拉比就此回答说：

　　“我不能宽恕他。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他冒犯的是一名普通人。就让这位商人走到这位普通人面前请求他宽恕吧。”

　　没有人能宽恕由别人犯下的罪行。因此，假定随便一个活着的人都能就600万死去的人的苦难进行宽恕是不合情理的。

　　根据犹太教传说，即使上帝自己也只能宽恕针对他而犯下的罪行，无权宽恕针对别人而犯下的罪行。

宽恕？！--克里斯托夫·豪里斯（一）

克里斯托夫·豪里斯（一）

　　《宽恕？！》一书，不论完全是自传性质的还是有一部分虚构，它都是一本非常生动感人的书。要是让我对它作一个文学批评的话，我肯定会高度赞扬它。不过作者要我仅就其中的一个观点发表看法。这个问题就是：一名党卫队员，在他临死前，他就自己杀害了一名犹太儿童的暴行表示了忏悔，作者拒绝了对这名濒死的党卫队员说出同情性的话语。作者的做法对吗？

　　作者没就他的拒绝表现出有丝毫后悔之意。而他的两名犹太朋友（他们都已死去）则认为他要是承认有这么一种同情那他就是错误的。只有那名波兰神学院学生认为不然。不过他也从作者的生活中消失了，作者不再能够了解他的想法。不过从作者拜访那位党卫队员母亲这件事来看，他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的确他不清楚为什么要去拜访这位母亲，他也不清楚他能不能设想出一个目的来，因为他并不愿意告诉这位母亲有关他儿子的真相。不过这件事却表明他心里乱糟糟的，一点也不踏实，老是在想着这件事。

　　正是要我回答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应该做什么。先要搞清楚，这是与“我当时本该怎么做”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是回答不上来的。面临这样一个迄今为止我知道的任何情况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恐怖环境，我不敢断言该如何超乎寻常地抵制诱惑，也不敢说我本来会如何地坚贞不屈。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受到了挑战，我们都可以说他应该殉教。但我们谁也不敢保证真到了审判我们的那一天，我们会不会像殉教者那样坚强。

　　但是在面临作者本该如何做的挑战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他本该说一些同情的话。诚如书中那位波兰神学院学生所说，关于这件事，神学上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在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即使有差别也是不相干的，上帝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我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彼此相爱，如果爱的律法被破坏了，上帝就会被激怒。这样的纽带如果被击破了，就应该尽快再缝合起来。即使我们的邻居70个7次地冒犯了我们，我们也有义务去宽恕他们。

　　另一方面，我们都生而有原罪。（就我的理解，正统犹太教不承认这个词。但是就他们所拒绝的字眼来看，他们事实上和基督徒一样相信这一点。）的确，除非原罪这样的观念（不同于基督教其它教义）能成为一个绝对必须的观念，否则一个人是不能很好地行事的。人生来就带着罪，而如果上帝被现实的罪激怒，那就不可能宽恕，只有犯罪人悔悟到了罪过，上帝才能宽恕。我们的确也被告知不要去非难别人。“不要评判那些你们不应该评判的东西。”我们着实应该考虑一下我们对事情的了解是多么的少。要是我们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我们就应多看一看对别人的行为该说的有多少，我们该受责备的地方比初看起来又多了多少。

　　不过我们经常考虑的这些问题与这件事情是不相干的。在这件事情中，这位党卫队员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相干的地方可能是他讲到了导致他参加党卫队的冲动，讲到了纳粹进行的骇人的腐蚀性宣传，讲到了约束着他参与那桩行动的军事纪律。然而这些都只是一些解释。它们并不构成借口。那位党卫队员也并没假装说那是借口。他也并不试图为自己找借口。他是一桩骇人罪行的罪人，他也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作者也丝毫不怀疑他的悔改是发自内心的。考虑到他是真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不管多么困难，作者都应该说出表示同情的话来。

　　自然，要真的表示忏悔，就应该出于自愿向受害者表示悔过；如果条件允许，即使这名党卫队员无法挽回他所杀死的小孩的生命，也应该考虑让他以某种可以察知的方式想法帮助犹太人，以显示他是真心悔悟。假如他活着并康复了，他是否能（是否会）满足这样一个挑战？谁说得准呢？现在他过不了几个小时就要死去，这个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即使作者怀疑这一点，也应该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给予肯定的判断。

　　上帝肯定会对此作出回报。我深信是这样。

　　也不难看出，诚如作者所说，除非这名党卫队员是真的为他所做的一切而感到羞耻，否则他是不会去找一个人忏悔的。

　　当然，我是在阐述在我看来是绝对的道德律法。我绝不是说可以很轻松的不管任何个人非难就可能遵守这条律令。不过，这条绝对的道德律令确实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时宣布的，他祈祷宽恕那些屠杀他的凶手。当然，还在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和屠杀，作者也料不定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杀死。不过，依我的看法，这应该使宽恕更容易些而不是更困难些。

　　作者的两名犹太朋友，阿瑟和约塞克认为作者或许有权利宽恕伤害他的人，但是他没权利宽恕伤害了别人的人。然而，迄今为止，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名党卫队员伤害了一名犹太儿童的事，而是整个种族灭绝运动的一部分。作者和那个小孩一样都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或即将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作为一名受害者，他当然有权利去宽恕。从根本上讲，他的宽恕不可能是对着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很远以外的凶手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宽恕话语。

　　当然也不能不谈惩罚，什么都宽恕。在这一例子中，那名党卫队员就快要死了，惩罚的问题只好先放到一边儿。不过，如果他活着，在精神上对他的宽恕自然不构成他拒绝接受相当惩罚的借口。

　　弄明白这名党卫队员为什么想向一名不知姓名的犹太人忏海是很有意思的。这名党卫队员从小到大一直是一名天主教徒，可是后来他抛弃了宗教信仰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会。说他在病榻前产生了某种信仰上的转变——起码是转变信仰的愿望——是有些可疑的。假如他真的有了转变，假如他曾想到起码可能有一种来世审判在等待着他，那么，原理成章地，他应该尽可能找到一名牧师去忏悔。假如没有牧师，他应该相信上帝会公正地审判，而且，如果他是真心海改，他也不需要担心上帝是否会显示他的仁慈。

　　为什么他向一个不知姓名的犹太人坦白要更好些？为什么这样的话他的心情会轻松？犹太人没有权力赦免他。罪人在病榻前经常希望通过给别人讲述他的故事来使自己轻松。这一点容易为大家所忽略，但却是一个心理事实。在正常情况下，谁会狠心拒绝听这样的故事？

　　问题在于，犹太人和纳粹到底是共同分享人性的上帝的孩子，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彼此无可更改地处于敌对状态？如果犹太人接受第二种解释，那肯定应该由纳粹负责任，如果犹太人接受了这种看法，纳粹是不能抱怨的。然而，不管会导致什么样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神教信仰不可避免地都会认为，所有的人——即使在本性上最不招人喜爱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在基督教信仰里，他们属于全能的创世者，属于不屑于为他们去死的创世者；在犹太教信仰里，他们是上帝的创造物。

　　人们完全能理解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如何互相讲述充满恶意的病态笑话，正如作者告诉我们，说上帝离我们而去了。然而真正的信仰是需要反对这种亵渎的——不管多么困难，都需要我们像约伯那样说：“上帝是不能笑话的。”并且，“尽管他残害我，我仍然相信他。”

　　人们啊，这都是些什么，为什么你们会失望呢？

　　上帝会宽恕你，但是你却失望了。

　　根据中世纪的一个古老传说，使徒们重聚天堂，重贺最后的晚餐。有一个位置一直在空着，犹太穿门进来，基督就站起来吻了吻他，“我们一直在等你。”

　　　　　　　　　　　　　　 罗杰·卡穆纳兹 亲爱的西蒙·威森塔尔先生：

　　我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下，最好是保持沉默，作为一名注定要死去的俘虏，你没有充分的自由去说话。是宽恕还是谴责，或者是既宽恕又谴责，这都要视情况而定。因为这个人，即使像他在医院里对待你的方式，也都需要你在他有转变，在对他宽恕前先对他批评。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你的话会被怎样看待，你的话对你的生存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你处在胁迫之下——所以最好是保持沉默。

　　这就导致我对当时的环境提出不同看法：你不是被当作一个人来看的。从他的角度来说，你是被当作犹太人来看的。不是被当作一名犹太人，不是当作一个有生命，有历史，有自己喜怒哀乐的犹太个体来看待，而仅仅是把你当作犹太人。对达到他的目的来说，随便一个犹太人都可以。

　　那样的环境不会给你应有的尊重。在你当时的处境下，尊敬也是很珍贵的。我不可能与作为类的人相遇，我只能与一个作为特殊个体的他或她相遇。而这正是他的方法背后隐藏着的对人的侮辱。没错，他明白缠绕着他的痛苦是什么，他感觉到了他的罪过。但是他还不能去除他的心灵及其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疾患。他不可能把你当作一个人，他只能把你当作犹太人。

　　而你自己则把他视作一个特别的个体，视作一个人。这是你的光荣。如果他也能像你这样，那就可以就宽恕问题进行对话了。

　　　　　　　　　　　　　 弗兰兹·克内希主教

　　读你的亲身体验，令我非常感动。你讲得故事非常震撼人，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你作为一名集中营囚犯见证了许多恐怖事件。我对你所描述的学生生活和大学早年的生活感到非常震动。反复出现的向日葵形象，一方面，使得文字非常璀灿；另一方面，恐怕还需要作一心理学的解释，我这里就不涉及了。

　　在故事的结尾你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一名濒死的年轻党卫队员向你“忏悔”了他曾参加过一场屠杀犹太人的恐怖行动，他并且请求你以犹太人的代理（假如可能的话）的身份宽恕他。你问读者你当时的做法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与正义，怜悯，罪恶等问题关联甚密，我不想就这些问题作一全面的阐述。不过，我愿意回答你的个人问题如下：

　　即使一个个体不能宽恕针对别人而犯下的罪过——因为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也还存在一个一个人是否应该宽恕的问题。对于基督往来说，福音书里已经有了回答。宽恕是否有限度，基督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性回答。

　　区分我们是否能宽恕与我们是否会宽恕并没有解决我们是否必须宽恕的问题。尽管你内心不情愿，你还是听了这位即将死去的人的忏悔，这显示了你对他的同情，你给他机会让他忏悔罪过，表达悔恨，这表明你已经承认了他内心有转变。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位濒死的人还信仰上帝。他已经做了在那种环境下他能做的事情，他通过向你表达他个人的忏悔，希望能得到上帝的怜悯。即使你没正式说一句宽恕的话就走开了，这位濒死的人也会多少感到你接受了他；不然的话他不会把他个人的遗物赠送给你。

　　考虑到你当时的处境和你的遭遇，明白的表示原谅恐怕是超出我们人类的一种想法。不过，在那样一个非人的、野兽一样残暴的世界中，你还是有机会做出几乎是超人的神才能做到的事。事实上你没利用这个机会，或许正是因为此，作为一个奋力追求的人，你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最后，请允许我用《诗篇》里边的话总结我的看法：“主耶和华啊，你若究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感谢你赠寄手稿。

　　　　　　　　　　　　　 哈罗德·S·库什纳

　　我不敢肯定是否有宽恕人这回事，尽管我知道有被宽恕这回事。被人宽恕就是感到压在肩上的重担被卸去，感到既往错事污点被洗刷。被人宽恕就是感到卸除了过去所做的、所存留的一切事的重负，轻松自由地步入未来。

　　由于受计算机形象的影响，我把人的心灵看作一个“反馈机制”。每一次要我们做出决定时，我们都不仅考虑替代方案，还调动记忆，回想我们过去在类似的环境下如何反应。我们大脑中有一种声音告诉我们“这是供选择的方案，这是在其它情况下你进行选择的方法。”因此迈蒙尼德和埃里希·弗罗姆就会看到，在《出埃及记》中法老每一次都没把那件事情告诉摩西，这使得他看起来好像是在每一个下一次永远都要说不，他越来越难以改变习惯说是，因为他的反馈机制总是在告诉他：“对这样的要求你是个说不的人。”

　　要是我们觉得过去的行为错了，被宽恕就意味着抹去那段信息，写上我们一直认为应该是的信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被宽恕是一件奇迹。这个奇迹来自上帝，来自上帝选择要加恩于我们，而不来自我们的要求。所以一名犹太人才在阿梅达一日三次地祈求上帝宽恕的奇迹出现。说上帝宽恕不是在陈述有关上帝的事，不是在陈述上帝的情感状态。上帝的宽恕是发生于我们之内的事，而不是发生于上帝之内的事，是要我们摆脱过去的羞耻，让我们变成一个全新的人，要我们在将来全然不同地选择与行动。

　　《宽恕？！》中，是那位纳粹士兵做得不对，他请求了一个缺乏能力（更不用说权利）的人给予他宽恕。假如他想在被宽恕后死去，他就应该对他自己说：“我彻底做错了，我为我做过的一切感到羞耻。我要丢掉我能做出这种事情的那一部分。我不想成为一个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我还活着，尽管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不过杀死小孩的那个纳粹已经死了。他不再活在我体内。我谴责他。”假如上帝选择加给他宽恕的奇迹，他就会觉得他把那名纳粹从体内驱逐了出去，就像我们的身体排斥一个外来的物体，排斥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他会以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的身份死去。

　　当然，假如他早一点悔悟自己犯下的罪行，而不是临死才想到这一点，他本来可以有机会体验到面对同样的环境时悔悟所具有的洗涤力量，他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行事。遗憾的是，他召来一名犹太人来赦免他对其他犹太人所做的一切，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是否在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纳粹看待犹太人的方式，把犹太人看作是低于人的，可以代替的一种存在，而没把他们看作都是独一无二的人。这正如一个人恨所有的黑人，白人，基督徒，犹太人，德国人是罪过一样，因为只有个别少数黑人、白人等曾伤害过他。

　　被宽恕就意味着这些。那么宽恕意味着什么呢？我的会员里有一名妇女，她来找我。她是一位离了婚的单身母亲，得工作养活她自己和3个孩子。她对我说：“我丈夫把我们抛下走了，每个月我们都得拼命工作付账单。我不得不告诉我的孩子我们没钱去看电影，而他却在另一个地方和新妇住在一起。你想想我怎么能宽恕他？”我对她说：“我不是要你宽恕他，因为他做的事是可以接受的。不是这样，那是很自私可卑的。我要你宽恕是因为他不值得你记住他，你不值得为了他而变得尖刻，易怒。我很高兴看到他从肉体到情绪上都退出了你的生活，可是你还是在放不下他。你恨他，这对他并没有什么伤害，但这对你却有着很大的伤害。”

　　宽恕不是要我们为另一个人做点什么，不是像那位纳粹请求威森塔尔所做的那样。宽恕是在我们的里边发生的。它代表了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或许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不再是受害者的感觉，因为作为一名犹太人宽恕那名纳粹不是（上帝也不允许）对他说：“你做的事都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你为什么那么做，我不恨你。”宽恕应该是说：“你做的事完全是可卑的，它让你变成了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不过我拒绝给你权利把我看成一个受害者。我拒绝因你的盲目仇恨而限定我成为怎样的一个犹太人。我不恨你；我拒绝你。”这样，那名纳粹就会与他的过去、与他的良心接上，而这名犹太人就会自由。

　　　　　　　　　　　　　　劳伦斯·L·朗格

　　如果我处在西蒙·威森塔尔的位置，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并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并不合适。模拟大屠杀的现实事实上会把《宽恕？！》所提出的公正和宽恕这样严肃的问题淡化。依我之见，应该集中讨论那位党卫队员的请求和威森塔尔对这个请求的反应。

　　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件不可原谅的罪行。这位党卫队员提供了这种屠杀的细节情况：犹太男人，女人和小孩儿被赶进一座建筑，手榴弹扔了进去，整个房子都着了火；党卫队员们开始扫射从烟火滚滚的窗户中跳出来试图逃跑的犹太人——包括犹太小孩儿。人们能为做出这样可怕的恶行而事后感到后悔吗？我不知道如何后悔。真正考验那名党卫队员心灵正直性的，是他接到射击命令的那一刻。那一刻他还是个道德上自由的人（假定他此前没有参与犯罪）。他没有违抗一个更高的权威，没有拒绝执行命令，而是听从命令开了枪，这样他就在这场考验中失败了，永远切断了他被宽恕的可能。如果是别的罪行也许没这么严格——但是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一般的罪行。

　　不管凶手——制定，领导，合作和执行这些计划的所有男女——事后怎么说，大屠杀的罪行是不可宽恕的。一名凶手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过，他怎么可能被宽恕呢？

　　在我看来，威森塔尔拒绝把宽恕扩展至刑事犯罪的罪人，他事实上是无意间承认了凶手与其罪行间有不可解除的责任关系。尽管许多人会说凶手是真诚地悔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只有根据威森塔尔的回忆而得来的说明，只能听到复制出的声音，而不是真实的声音。那名党卫队员的大段独白不可能逐字被复述下来，只能大略是那样。所以他内心的情感秘密仍然包在那些绷带里，留在他的躯体内。威森塔尔确实没有进入与他的对话中，那样的话或许会揭示得更多些；威森塔尔仅仅是在听。

　　他没给他的犹太同伴深谈这些话题，而是与一个叫勃洛克的见习牧师长谈了几次。这些谈话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我们所面临窘境的重要线索：确实主要是用来交流的语言形成了我们对那位请求宽恕的党卫队员的态度，而不是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形成了我们对他的态度。比如说勃洛克不可思议地责备威森塔尔没有宽恕：“那名党卫队员该求助于谁？他所伤害的人没有一个还活着。”当我们把屠杀无助的犹太父子叫做“伤害”时，我们已经把罪行减轻到了熟悉的可以宽恕的地方，影响了我们认识到事情的极端恐怖性。

　　或许威森塔尔会不知不觉地采用了勃洛克那种成问题的腔调：“一个人在死亡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他已经没机会弥补他犯下的罪过了；”他显得“非常真心实意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感到后悔。”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居然把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犹太人的事叫做“错误行为”，那他就失去了评价这个问题的权利。通过一连串的神学词汇，那位见习修道士和编织了一大套说法来修饰迄今尚未提及的犯罪细节，来开脱凶手对于受害者应负的责任。当然，是威森塔尔而不是勃洛克为读者记录下了这段文字，这就提出了《宽恕？！》文本的叙述权威性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分别地进行分析。

　　“消失了的凶手”是大屠杀事件最为危险，最为可悲的一个遗物。滑稽的是，那名党卫队员请求一名犹太人来宽恕他，借此要把道德决定的重负从他自己身上转移给一个潜在的受害者。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冲动经常可以在众多大屠杀生还者的证词中见到，由于缺乏像这名濒死的党卫队员这样的真实凶手，他们经常为一些事实上他们是无辜的行为或后果而责备自己。在我看来，这名党卫队员的请求证明他最终还没理解自己所犯罪行的性质，显得似乎好像是最后一次绝望地逃避其罪责行动，尽管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深埋于心的动机是什么。不过，或许他自己也并不知道。

　　“错误”或“错误的行为”这样的词起源于泛泛而谈，起源于对奥斯维辛或马伊达内克这样地方的遗忘。在这样的地方，毒气室和焚尸炉遍地都是。《宽恕？！》中还有很多会模糊罪责的词汇，如赎罪与补偿，悔改与赦免，罪过与宽恕等。这不过是努力要用一连串熟悉的词汇去重述传统语言框架已经结论性地叙述了的事件。在我看来，这种努力极为大胆，但却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并且注定要失败。艾默里仔细地研究了他在盖世太保手中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他的《心灵的极限》一书最初的德文名字就是Jenseits Von Schuld und Suhne（《在罪恶与补赎之外》），艾默里不仅把尼采的《在善恶之外》（Jenseits Von Gut and Bose）推进到了一个新时代，还提醒我们注意审视这些用来评价20世纪丑恶罪行的术语。

　　在但丁的地狱里边还存在有一些罪人，这肯定会让但丁的一些读者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罪人还活着。事实上，他们确实还活着，不过但丁这位有异端思想的诗人对这些罪人感到非常愤怒，就罚他们的灵魂在死去之前永远留在地狱。因此，没有悔改可能和宽恕可能的罪过并不是新近才有的。当然，但丁不可能知道，由他精心设计出来的地狱的想法居然可能预言到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暴行的僵局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暴行，用罪与赎罪的概念已无法解决。

　　假想今天有一名党卫队员站在海乌姆诺或特雷布林卡或巴比亚的大堆坟墓前说：“真抱歉，我很后悔我做过的事。”他的话会飘过成千上万荒掷的尸体或他们的骨灰，然后会下沉到某个低洼的地方，在那里与那些不宽恕也不可宽恕的灵魂交相呼应，永远地诅咒那些提议发起这场可怕行动的人。我们寻找罪行应该从这里开始——也应该在这里结束。

　　《宽恕？！》应该促使我们——它一直在刺激着我——转换讨论的焦点。这段文字的关键不在于威森塔尔是否应该宽恕这位党卫队员，而在于问为什么作为一个年轻小孩儿，这位党卫队员会违背他父亲的意愿，充满热情地参加希特勒青年会的活动；为什么他（假设他又一次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愿）志愿加入了党卫队（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能自主选择的成人了）；为什么他又毫不违抗地参加了行刑队，成了一名职业杀手——包括他在病床上所讲的事；最为重要的，为什么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才想到悔悟和宽恕。对于这些问题，这名党卫队员都巧妙地避而不言。

　　这都是在威森塔尔叙述中所隐含的问题，这些问题肯定会对我们的想象力构成挑战。对于这些过错，西蒙·威森塔尔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清白的。

　　　　　　　　　　　　　　　普里默·莱维

　　你所讲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其根基正在动摇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的整个气氛都在孕育罪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并不总是能，的确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可能有绝对的对错价值：正是罪恶的本性创造了道德冲突的环境，最终只有交易和妥协才能解决这种冲突；而这种交易和妥协又会对正义和人类自身造成伤害。

　　当做出暴力行为或攻击行为时，其后果是永远无法挽回的：极有可能公众舆论会要求制裁，惩罚，或要求为制造这种痛苦付出“代价”；也有可能这种代价的付出会有益于减少或挫败新一轮的攻击，然而原有的攻击仍在，“代价”永远只是新的攻击（即使它是“公正”的），并会成为新的痛苦之源。

　　我认为我敢肯定你做得对，在这种环境下你是应该拒绝原谅这名濒死的党卫队员。你做得对是因为这样会更少带来恶：你本来可以通过撒谎或强使你自己冒犯道德准则来宽恕他、不过，当然，这种拒绝并不是把什么事情都回答了，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你为什么会满怀疑虑地走了，这样的情况下明确地回答是或否不可能解决问题；总会有另外一些情况未被论及到。

　　在你所讲的例子中，假如你是一名Haftling（这是一个命定的受害者），或者那时你觉得你代表了整个犹太人，那你就会错误地赦免那个人，如果是那样，你今天就可能会深深地感到后悔。

　　这种原谅对于那位濒死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或许大部分都是形式上的；它可能是一种圣礼形式，是一种净化，借此可以解放他那苏醒得太迟的宗教良心，使他免于对永恒惩罚的恐惧。而它对你来说，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它不意味着“你是无罪之罪”，也不意味着“你犯下了违抗你自己意志的罪或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什么。”在你这里，原谅会是一种虚设的形式，最终必然会导致说谎。

　　我还应该补充说：你在书中所描述的党卫队员还没摆脱从道德观点看的痕迹，没有完全描画出他本来的样子。他做的一切都会让人觉得，要不是他害怕大难临头的死亡，他肯定会不那么做；让人觉得只要不是德国快要灭亡，他就不会悔改，甚至有可能永远不会悔改。“给我找一个犹太人去”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充满孩子气的，厚颜无耻的。说它充满孩子气，是因为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哭喊着寻求帮助的孩子，一点也不替自己找借口辩护：很有可能，在他的想法里，就像宣传中所歪曲的那样，“犹太人”不是正常状态的人——而是半恶魔，半神迹的工人，任何情况下都可作出超自然的行为。希姆莱曾命令停止拉各屠杀，希望“犹太人国际”会帮助德国人实现西部的和平。他这样做时，不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吗？

　　说它是厚颜无耻的，是因为这位纳粹又一次把犹太人当作工具来使用，一点也意识不到他的请求会给这名囚犯带来的危险与惊吓；他的行为，从深层讲，完全是利己主义的，人们会发现，这不过是在把一个人的痛苦推卸给另一个人。

　　　　　　　　　　　　 得波拉·E·李普斯达特

　　Teshuvah，悔改，来源于希伯莱语文字的“回归”，它是犹太教的一个说话程序，指人们向那些我们冒犯了的人表示道歉。它比悔改的意思还稍重些，是设定来修好我们与上帝及与周围人的关系的。犹太教相信上帝不仅接纳悔改之人，上帝更希望人们回头。如果做得合适，teshuvah可以导致罪人重新建立与上帝及与周围人的关系，甚至可以使上帝重新回到罪人身边。在《塔木德》中我们读到：“在悔改的人站立的地方，就是最纯净的Zadik（义人）也无站立之地。”说一个悔改的罪人比纯净的义人更正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迈蒙尼德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看待悔改之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或许有助于解释这个窘境。引用《创世纪》中的话，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上帝说：“现在亚当和我们一样了，他知道辨别对错了。”

　　仅仅解释说人类犯罪之后他们变得像神了，这种解释似乎让人困惑。在密西拿那一托拉篇中，迈蒙尼德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来。他推敲了echad这个词，他把它翻译成“独特的”，然后他又推敲了memenu这个词，把它翻译成“根据自己内心的标准”。“现在亚当是独特的。根据自己内心的标准，他知道辨别对错了。”在这世界上，人类是独特的。人类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性辨别善恶。

　　所以做了错事又悔改的人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根据自己内心的标准，他们知道对与错之间的真正差别。正是人类这种知道对错的独特能力使得悔改具有转形的特点。然而悔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我们评价这位囚徒该如何从一名犹太人的角度对那名士兵的请求作出反应前，有必要认真理清悔改所包含的步骤。

　　首先，悔改之人应该先请求受损害团体的宽恕。当罪恶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时，这种个人相遇是必不可缺的。若干年前，在“60分钟”这个节目中，麦克·华莱士与查克·柯尔逊进行了一场对话。后者是前尼克松政府白宫保密工作的总头目，与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有染。在柯尔逊服刑期间，他已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他所做的事严重扰乱了人们的生活，华莱士就问柯尔逊现在他是否想就此向人们表示道歉。“不，”柯尔逊回答道，“我内心已经与上帝修好。”这种行为就与悔改形成了强烈对比。悔改要求首先走到受害者中间去。犹太教相信，只有通过人类的相互交往，受害者的创伤才可被治愈，施害者才真正能够转变。与上帝修好是随后的事。犹太传统教导我们，罪恶不是一般性的无形行为，而是特别地针对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人而犯下的，所以必须与受害者群体面对面地相遇。如果我犯了罪，我不能去找一个与受害者毫不沾边的人，去请求第三者来宽恕我。

　　在面对受害者，并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后，就应该面向上帝了。这时悔改的人就应该口头忏悔自己的罪过，表达自己对这个行为的羞耻与歉疚之情，并决心永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这并不是最高的或最完美的彻底悔改。彻底的悔改应表现在遇到同样的犯罪环境时他能选择不再重复过去的罪恶行为。这个人还有能力再次犯罪；他的力量还没有完全丧失。但是，他们选择不再重复犯罪。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要区别悔改与补赎。补赎表现在这个人承担其行为的后果。或许有人问，悔改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惩罚？犹太教认为行为总要有其后果：正直的行为蒙受保佑，邪恶的行为需要惩罚。大卫王设计杀害了技示巴的丈夫，以便把她据为己有。随后他就悔改了（《诗篇》51节中写道，他在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后，他真心地悔悟了）。然而他还是因为他的行为受到了惩罚。只有在他受到惩罚后，他与上帝的关系才恢复到历史的状态。

　　问题不是问这位囚犯是否本来应该宽恕这名党卫队员，而是问这位囚犯能不能宽恕他？囚犯可以告诉这名士兵，囚犯个人是宽恕他的，因为他与其他毫无悔改之心的士兵是不同的。但是这名囚犯不能给这名士兵提供补赎的机会。尤其是这名党卫队员与他毫不相干。被士兵们烧死的犹太人没有赋予任何人权利让他代表他们宽恕凶手。

　　囚犯遇到的窘境在当代仍有回响。经常有非犹太人问犹太人，“是不是该到了‘你们犹太人’宽恕德国罪犯的时候了？是不是到了该忘记的时候了？”（有意思的是，那些受过迫害的人，包括那些受迫害程度相对较轻的人，很少问这个问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就回答说我还没遇到一个真正寻求宽恕的罪犯。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参加过大屠杀的国家和公民，如果他们是在大屠杀之后出生的，他们对发生的事并不承担直接罪责。他们整个民族或许都承担着责任，他们国家的历史上或许留下了抹不去的污点，但是他们并不承担直接罪责。更重要的是，即便我真的遇到了一个请求宽恕的罪犯，我是谁，我凭什么去宽恕？我不能说我代表那些受害者，尤其不能说代表那些被杀害的人。

　　最后，我们无法知道这名士兵是否真的彻底悔改了。这位士兵躺在病榻上，已经无力讲完他的丑恶罪行了。如果他不是濒临死亡，他会不会这么后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位士兵表露出来的与过去的真心搏斗并不能减轻他承担惩罚的责任。即使这名囚犯口头上宽恕了这名士兵，这也并不是说他的污点就自动洗去了。只有当犯了罪的人承担起他所犯罪行的后果，并以随后的行为证明他已经回到了他没犯下这桩丑恶罪行的“地方”，他才可能有这样的补偿。

　　　　　　　　　　　　　弗兰克林·H·里特尔

　　有罪本身就是个问题。这位即死的罪犯的麻烦在于，唯一能宽恕他的人却已经死去了。

　　这个小说反复讨论大屠杀，讨论进行大屠杀的罪犯及合谋犯罪的旁观者。个体犯罪的问题很容易就会滑到集体犯罪的问题。道德犯罪不可避免地要从展露出来的政治犯罪中产生。

　　基督徒相信，最终只有神的介入才能洗清并摆脱心灵所背负的罪责。他们还相信，上帝仍爱着悲痛欲绝的忏悔者。然而，如果没有对罪和罪恶的强烈感受，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摆脱罪恶”，“转向主。”

　　自从四十多年前，拉法埃尔·莱姆金创造“集体屠杀”一词以来，政治和道德两方面的进步都一直显得很慢。但是到了今天，虽然宗教人士也鼓起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来阻止集体屠杀，创造和强化法律来阻止集体屠杀，但相比起来，学者和政治家们创造结构来阻止并惩罚针对伦理，宗教和文化而进行的屠杀要显得更深入有效。

　　政治家们似乎从来不惮于运用权力来制止集体屠杀事件，而宗教领袖们却似乎过多地在谴责犯罪者和旁观者的罪与罪恶。或许这又是因为“基督王国”的教堂领袖们仍没能让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带到那位党卫队员在病榻上那水晶般洁净的最后一刻。

　　与此同时，文明世界正在努力寻找法律方法，通过法律程序来惩罚集体屠杀的凶手。这个原则首先在纽伦堡得到了提倡，随后以《反对集体屠杀公约》的形式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现在正在运用这个法律来惩办导致南斯拉夫变成废墟的集体屠杀的罪犯。

　　许多人会对这个办法实施的难度感到失望。不过，要把道德的和宗教上的犯罪转换成公民的与司法上的犯罪，这中间总还是需要一些过程。首先，要认识到有些罪恶是与地震和洪水不一样的：它是错误的，是由某些人干的。其次，需要时间让公众意识到，如果是由某些人干的，这些人就应该受到惩罚（而其他的人就会因害怕惩罚而没勇气再去犯罪）。剩下的就需要时间来界定罪行并判处对罪犯的惩罚。最后，还需要时间让书本上的法律真正在现实中得到执行。

　　在历史上有很多罪恶开初并没被视作犯罪，刑法也不过问这些事，比如凶杀，一夫多妻，决斗，部族冲突，溺婴，奴隶制等等。我们或许会对在卢旺达、布隆迪，“波斯尼亚”等地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感到丧气，我们会觉得我们无能为力。不过，我们或许应该鼓足勇气去想一想，在这样的事件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幸的。我们生活在最后的“迟滞”时代，法律制定了出来，但很少得到执行，执行起来也缺乏公正。

　　早先的时候，统治者既不犹豫也不尴尬。原始社会的建立者和摧毁者们总是高高地堆起尸骨，向他人炫耀他们的力量。随后的一个时期，文明的人们不喜欢他们听到的东西，但是又无力来限制和惩罚犯罪。“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常见的，无可奈何的表述，几代之前，它本该应用于在南斯拉夫废墟上犯下恐怖罪行的各方。而现在，就是旁观者也是可悲的，这种看法是进步的一个标志。

　　不久之后，最后一道鸿沟也被抹平了。杀人——在“集体屠杀”这个词产生之前，“杀人”这个词儿广为使用——将受到法律的禁止，违犯这个法律的人将受到惩罚。

　　而在道德和宗教方面，进步的迹象并不明显。

　　德国，克罗地亚，奥地利，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教会人士要么与犯罪者意见一致，要么旁观这场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成为这场屠杀的共犯。他们的罪过是什么呢？美国的那些教会人士在大屠杀发生时，极力主张保持中立，他们的罪过又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基督教律法制订者仍处在辩护的“紧张压力”之中。只有在很少的几个例子中，如1980年元月的《芬兰新教教会宣言》，这些基督徒团体和欧洲与美国的律法制订者才对他们的“反犹主义”和反犹“种族偏见”表示了真诚的歉疚。基督教教义的罪与罪行相应地蜕化到了与不信教者关于错误与做错的判断相去不远的地步。

　　然而基督教会还会面临着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大屠杀中，传统基督教言论与基督教徒的实际行为或不行为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与反差。基督之国的罪行要比个人犯下的所有罪行加起来还要多，基督之国因而面临着一场信仰上的信任危机。在局外人那里，犬儒主义和无神论盛行起来。在教会团体内，不安定感和不信任感流行起来。教会领袖的声明就是在其成员内部也没有太大的权威性，更不用说在整个国民中了。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得回到法律与秩序的最基本因素上去：如果没有臣民起码的积极合作，就是最残忍的暴君或独裁者也无法统治。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犯罪，只有在大家强烈地认为这么做就是有罪的时候，才可能得到阻止和惩罚。要使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提高一步，就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所进步：第一，要对公共权力实行可靠的管理，保证法律得以实施；第二，要强化个人和团体的意识，使他们真正懂得区分善与恶，无辜与罪过。

　　　　　　　　　　　　　　胡伯特·G·洛克

　　静默像帷幕一样笼罩着我们共同读到的这个故事的全过程。威森塔尔先生，当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转向你，请求你宽恕时，你保持了静默。你告诉我们，那“房间里静得出奇。”后来，你去拜访了他母亲，你静静地站在他的肖像前，后来，你还是没有回答这位老母亲的询问。你保持着沉默，没有把她儿子的真相告诉她——用你的话说就是“不想打消……这可怜的夫人生存的最后安慰——她一直坚信她儿子是好的。”一方面，你通过沉默同意了这位即将死去的人披露的他自己的真实心迹；另一方面，你又通过沉默，没让他母亲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你的静默既披露了某些东西又隐藏了某些东西。是否有可能沉默比你讲出来要暴露更多的东西？

　　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请求宽恕，你保持了沉默，你问你做得是对还是错。你没告诉他母亲真相，你不知道是对是错。你还问我们这些读到你文章的人，假如我们处在你的位置，我们会怎么做。只有那些敢确切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的人，才敢夸口去回答你前两个问题。事实上，或许沉默才是最好的回应——我们对你的问题保持沉默——我们希望能静静地听你的述说，希望能更贴近你的体验，我们或许能从中学到什么，而不是对它作一番道德评价。

　　事实上，为什么我们人类这么反对沉默？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剖析我们听到的每一种体验，讨论这种体验，分析这种体验，说就是为了知。我们总相信，通过推理来说服，我们就理解了。我们相信，我们通过提问问题，检验证据，考虑各种可能，提出各种证明，讨论各种立场和解释，通过这些，我们就多少得到了生活中神秘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很夸大地说人类的许多进步就是因为尽了这样的努力才得到的——然而我们却遇到了像你所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反应——至少是我的反应——是颤栗。我发现处在你那样的气氛下，我自己不能回答这样一个尖锐的道德伦理问题；相反，我意识到，如果我处在你那样的环境下，或处在和你类似的环境下，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一想到那么一种境况，我就禁不住要打个冷颤。确实，我无法判断你的做法是对是错，沉默是你的回答，或许也应该是我的回答。

　　如果我们学会只是去听，我们或许能从你的沉默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至少我们能认识到，或许有不存在答案的问题；或者有去除了道德压力的问题。有些事情或许永远不能回答；有些问题应该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促使我们不断地面对它的责问。有些问题是对心灵的质问，它们是无法回答的。这些问题正与人类过于敬畏自己的反应有关，正与人类迷信理性能力有关。或许通过沉默，我们能学到更多；通过沉默，我们才真正成为人。我们承认我们不是神，对于生命中一些不可理解的时刻，我们缺乏（或许我们不愿意承认）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

　　或许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我们不愿回答你的问题。拉了动词“回答”，在英语中相应的词是“回应”，具有“确断”，“保证、誓约”或“答应是……”的意思。这就使得这里的问题变成了不仅仅是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智力练习的问题。它意味着，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就同时保证了我们提供的回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这个道德困境。它同时意味着，我们提供回答的人同时得确保我们回应的准确性（人们会说，这就是真理）。作出一种回答还要求我们通过我们的介入与行为，有意地去证实或断言我们所下判断的正确性。除非我准备行动，否则我不敢回答；这足以使我们止步不前。

　　你的经历是历史的一瞬，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经常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瞬间，即使上帝也沉默不语！我最为感动的是阿瑟告诉你他在居住区遇到了那个老太太。你们问的是你和其他人什么时候能出集中营，或者或许什么时候就会被杀掉，而老太太告诉你们的新闻事实上不是新闻，她说上帝已经离去。或许这又是一个瞬间——你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所体验到的一个瞬间——一个远非可怜的理解力所能理解的瞬间，一个就是上帝也保持沉默的瞬间。

　　如果上帝都保持沉默，谁又敢说什么呢？

　　　　　　　　　　　　　　埃里克·H·罗成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像西蒙·威森塔尔那样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环境中待过，他就不可能对《宽恕？！））中所叙述的事件作出判断。我们对这种环境作出的任何判断无异都是傲慢的表现。我个人有幸于1938年逃出纳粹的控制。我个人的体验，温和一点说，是相当不愉快的。不过这种体验仍无法与经受着纳粹扣押的人相是相当不愉快的，他们的遭遇要归根于纳粹，同时也要归根于西方国家及教会的政策。因此，我不是要对一个正常标准无法评价的环境作出评价，而是就某些更具普遍性的伦理问题作出评价。

　　我们面对的不是强大的侵略者与怠惰的受害者的关系，也不是以前的受害者与以前的侵略者，强弱地位发生了变化的关系。我们设定一切条件都还没发生变化：威森塔尔还是囚徒，他周围仍是贪婪的害人的力量。而威森塔尔所经验到的故事中有一点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在受伤的党卫队员的病房里，以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侵略者的人现在变成了弱者，在心理上他得依赖于以前的受害者，或者可以说，要恳求这位受害者。不过他的恳求仍处在强势环境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弱者，但他随时都可以借用压倒性的力量挤垮威森塔尔。所以，对威森塔尔来说，不照这位属于弱者的党卫队员的想法来做，同样不可避免的要冒很大的危险。所以这里的关系异常复杂，在这样的环境里，角色的强与弱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在这位党卫队员“忏悔”的几个小时里，威森塔尔光是这么做还不够：很明显，这几个小时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既多事又恼人。威森塔尔还得进一步考虑是宽恕还是不宽恕。这里的关键，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里有一种基本的人情气氛：一位双目失明，受到了致命创伤的侵略者和他的一个（潜在的）受害者在一起。而这位受害者，（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吧，）对他感到有些抱歉。他的同情心又上来了——只要想想在那样的环境下，想一想威森塔尔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这样的同情心就确实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放在了其他受害者的位置上，即便仅仅是其中一人，也会给威森塔尔这样的人带来无法想象的伤害。他接触了这个人（就是想一想也会让我血都要凝固），他替这名党卫队员赶走了扰人的苍蝇，他留了下来。通过这些行为，威森塔尔无异是认可了这名党卫队员还是人类中的一员，而这名党卫队员，面对事实，肯定是感到他已经永远地被从人类中驱逐了出去。这是某种形式的承认，即便不宽恕不理解，也是承认了共同的人性。可以认为，和空洞的宽恕语言相比，这种承认正是这位党卫队员真正想要，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让这名党卫队员知道，尽管他过去做过了那么多错事，在威森塔尔眼中，不管怎么说，他仍是一个人。这一点威森塔尔是可以做到，而且也的确做到了。事实上他这么做了，事实上他坐在床边，接触到这名党卫队员，替他赶走了苍蝇，我想，这都是只有人才这么做的。我觉得这是故事里最关键的因素。或许这要比其他一切事，其他一切宽心的话要更重要，要比这名党卫队员的希望得到的和值得得到的要更重要。

　　当然，威森塔尔不能宽恕这名党卫队员，没有人能宽恕不是直接伤害了他的人。同时，威森塔尔也不能说上帝可能宽恕他。威森塔尔既不是个牧师也不是个拉比，在那样的环境下说上帝或许会宽容恐怕只能惹人不快而不是让人宽心。这名党卫队员没选择一名牧师忏悔，或请求故罪，尽管他是天主教教徒。他选择了一名受害者来倾诉，希望从他所伤害的人的代表那里得到人的宽恕。上帝和神的宽恕完全是另外一回拿。威森塔尔只能无视这样一个请求。

　　同样需要检验威森塔尔和那名党卫队员的母亲之间的关联。很显然，威森塔尔既为党卫队员一生的对对错错，是是非非所触动，也对这位受到严重伤害，被剥夺了所拥有的一切的母亲感到同情。战后不久，威森塔尔经过艰苦的旅行（只有熟悉战后德国情况的人才能理解有多么艰苦）找到了这位寡妇。她住在一个阴冷的小屋，小屋已经过了炮火的轰击，周围一片荒芜了。他看到她自己唯一的儿子的照片挂在墙上。对于她的儿子，她所能确知的就是：他加入了党卫队，由于变成了纳粹而与自己的父亲完全疏远；尽管如此，在这位母亲看来，他永远是她的好儿子，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当这位母亲问起情况时，威森塔尔撒了谎。他说他从来没和她儿子直接见过，只是从运载伤兵的火车的窗口接到了一张写有她儿子姓名的字条。有人说向这位母亲撒谎是不对的，假如她知道了真相，她会正视这个现实，可以从教堂得到安慰，可以国神的宽恕而安心。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或许她刚好已经不再信教，即使她信教，这样的安慰对她或许没有任何意义。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知道她儿子的真相有可能导致她彻底绝望，甚至有可能导致她自杀。在我看来，威森塔尔有人性地，也极为明智地掩藏了真相。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想，我们能学到的就是，在把握伦理问题时，无情的理性和无理性的同情都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有同情，就会使威森塔尔许之以空洞的宽恕，而事实上，这种宽恕不仅不合适，而且在实际上不可能兑现。如果只有理性，就会认为这名党卫队员所受的折磨是应得的，就会促使威森塔尔不人道地对待她。理性使得同情不致于成为进情，同情保证未加限制的理性不至于采取不人道的行动。另一方面，在那位母亲面前，理性（或许还有报复的欲望）很容易促使威森塔尔泄露真实情况。因同情而采取的行动使得这位母亲不至于被赤裸裸的真实情况所吓倒，而理性则使得威森塔尔有节制地采取同情态度。没有理性的话，同情很可能导致连篇谎话，会把一名党卫队恶棍变成英雄。由于确认了有人和她死去的儿子有接触，也许威森塔尔的所为会更有助于这位母亲忍受心中的悲伤。人性再一次得到了分享。

　　我不能断定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威森塔尔及其行动是错的。如果我有一天也处在相似的环境下（我相信上帝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只希望我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不过，我恐怕我连这样的勇气也没有。

宽恕？！--克里斯托夫·豪里斯（二）

克里斯托夫·豪里斯（二）

　　　　　　　　　　　　　　赫伯特·马尔库塞

　　我想我会和你一样那么去做。就是说，去拒绝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请求。如果一个死刑执行者请求受害者宽恕，在我看来，这种事总是缺乏人性的，是对正义的嘲弄。一个人不能，也不该到处快乐地杀人，折磨人。然后，时限一到，就简单地请求别人的宽恕，接受别人的宽恕。在我看来，这样做还是在犯罪。

　　另外，讲一个不是犹太人问题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员，他会宽恕一名杀害和折磨了他朋友、妻子、孩子的海军士官吗？任何人都有权利，都可以正当地宽恕吗？

　　拉特瑙被暗杀后，他母亲到刺客家中安慰刺客的母亲。我至今还记得，我读到这一节时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永远也难以抹去。

　　我相信，这样地宽恕犯罪正是犯下了这种宽恕本身想减轻的罪恶。

　　　　　　　　　　　　　　 马丁·E·马蒂

　　“我会做什么？”

　　作者最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人思考。“我”这个词儿蹦了出来，缠绕着我们，需要我们作出解释。这里不存在绝对命令或普遍原则。我该做什么？奥尔特加提醒我们说：“我就是我和我周围的环境”。我周围的环境与他周围的环境全然不同。所以就很难回答他的问题。

　　自从早期的基督教徒在罗马殉教后，已经过去了快两千年了。我们基督徒的孩子也被教育说要准备殉教。或许同样要求我们去作证人乃至去死。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居然有能力流传两千年。同样，犹太人的后裔也应该记住大屠杀。机敏的教师会告诉我们说殉教还在继续。即使在我们坐在学校这当儿，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们也正在为他们的信仰而献身。我在朋谔斐尔的狄特里希上三年级时，我有一个基督徒同学，后来他死在希特勒集中营中。当时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基督门徒的书。书的第一行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召唤一个人时，他是在召唤他准备去死。

　　毫无疑问，我是以一个小孩的想法去看待这样一个门徒的。要是环境需要我去做出这种极端的行动时，不知我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连牙医的椅子也害怕坐，一点儿痛苦就退缩的一个人，我能经受住折磨吗？我，一直锻炼着，也一直锻炼着自己忽略或无视日常生活中的不义与苦难的一个人，我能准备好去作见证吗？“我会怎么做？”我不知道。然而作者的问题在上述托辞下已经变了。

　　“我会怎么做？”变成了“我该怎么做？”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与作者及他的环境融为一体，这是我无法做到的。就是作者的国友提出的建议也无法满足他提出的问题。假如我要直接地作出反应，我就有必要与他们尽可能相近，分享作者周围人的经历。然而，只存在一种办法，只存在一种“应该”或者“必须”。他的咨询委员们有时似乎就是这个意思。以一种方式行事就会是把犹太人给否定掉，以另外一种方式行事就是肯定了他们。我倒希望他一生都对这种建议持保留意见。说一个群体里的人只能以一种方式行事无异于把他们变得千篇一律，把他们程式化，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因素。

　　维克多·弗兰克是一名精神分析医生，他也是在集中营里活过来的人。他在营中和出了营后都一直在考虑特殊情况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囚犯，明知他们那天就要死了，却还能非常坦然，并且照样吃下面包？他回答不上来。不过他的确注意到，这证明了一个人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作者的态度是困窘发呆，举足无措。他的选择使他一生都为这事困扰。有人说他的选择要比给他提出建议的人要拙劣，因为后者更相信自己，更相信他们对人们的影响。

　　说到人们和环境，还有话要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听到这个问题时与威森塔尔听到这个问题时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问题应该是：“作为一名犹太人会／该做什么？”除了我是个基督徒这个事实以外，我想象不出为什么我被问及这个问题。所以我应该听到的问题是，“一名基督徒该说什么？”这样一表述，我觉得我只能表示沉默。非犹太人尤其是基督徒不应该对他们以后两千年的后代提出对大屠杀问题的看法。因此，我们应该无话可说。

　　这并不是说从根本性质上讲大屠杀与历史上所有其它的集体屠杀或残害不相同。这样的话无异是玷污了其它地方的无辜受害者。在今天，亚美尼亚人，非洲土著部落以及亚洲次大陆的人在经历着犹太人所经历过的仇恨与疯狂。从统计数字上讲，他们的数量或许小些。但是要说这些人所忍受苦难的意义与效力要小些，我可真是开始无法理解大屠杀了。大屠杀不过碰巧编织了进“我们”的历史——西方社会和西方宗教的历史。这种情况驱使我们保持沉默。来自基督徒的廉价的临时看法无异会弱化上百万人的生和死的意义。

　　那么，就请忘记作者所处的环境，保留他的问题的本质。是否有这么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罪恶是这么的大，以至于我在一个明显是真心后悔了的人面前仍拒绝宽恕他？我的回答恐怕是，不管在我能想象到的哪一种环境下，宽恕都比拒绝宽恕更有价值。不过我必须问一问，是因为害怕什么，顾及到什么，才使我对这个回答心存疑虑的？又是因为什么我嗫嗫嚅嚅，闪烁其辞不敢明确表示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害怕“廉价的宽赦”，就像《宽恕？！》中的人们所担心的一样。W·H·奥丹·哈罗德模拟了一段基督徒宽恕的译文。他让各个角落的小新闻记者们评论说，他喜欢做恶，上帝喜欢做恶的人，世界就是这样完美地安排的。不，没有仇人和凶手上勾，他们不相信宽容唾手可得。作者在医院里的沉默也是对廉价宽容的警惕。

　　第二点担心：如果个人开始以受害者的名义宽恕凶手，那么，针对某个人的犯罪就会变得没有那么严重。马上又出来了一个问题，的确表示了悔改的德国人日后是否可以觉得自己已经被宽恕了？这里又必须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延长一个人的犯罪感是否总是有价值。作为一个白人，他们告诉我，我必须永远对白人过去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屠杀印第安人，奴役黑人——感到有罪和羞愧。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感到有罪和羞愧。不过，是在我自己对不住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种后裔的地方，我才充分感觉到了自己的罪过。我心存卑屈的心态，我自恨，我对我继续下来的优秀品质失去了自豪感，难道这一切不都该有一个限度吗？难道纳粹主义不也部分地滋生于这种消极的憎恨态度吗？难道我就不能从人类历史的某一点，某一个榜样，某一个主题中找回历史的高贵与尊严吗？

　　让我犹豫的第三个原因是：如果宽赦是廉价的，并且随时都可散去，我们不久不就会忘了把故事再往下讲吗？西奥多·阿多诺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都曾提醒我们说，忘了把故事往下讲就是剥夺了既往受难者行动的意义。可是有多种讲故事的方法。威森塔尔的犹豫不决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因为他一直是在承受着痛苦给我们讲述这件事。

　　我们确实不希望廉价的宽赦，不论是随便一个人，还是一个被遗忘的受害者。那我们希望的又是什么呢？我在寻找着人世间的宽赦。当我的同事们写文章论及罪恶现象或意志现象时，我想明白宽赦该是什么样的。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被告知上帝是一个宽厚的它者，不过我还希望需要成为一名宽厚的兄弟。不宽赦或许会和廉价的宽赦一样导致集权主义的产生。如果存在被宽赦这回事，它一定会在人们中间传开。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即使是最恶的人的生命中的潜力，不得不注意到只有我们才能问住宽赦的激流。我确实一点也不能说这是我的洞见，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从现象上讲，许多信仰，甚至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们也都有宽赦这样一个概念。单纯报告式地说，在有基督徒的地方，时常会发现不见有这么一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不可以有一个转变。

　　如果我宽恕一个真心悔改并痛下决心的人，我就获得了自由。威森塔尔成功地处理了他的不踏实心理；这事促动了他。不过我可以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件事，以免注意到“它者”的出现。宽恕和被宽恕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可以使我自由地去过一种新生活。我不能说我比威森塔尔更自由，更有创造性。那是因为，我不能说他已经做过的事，只是我愿意去考虑要做的事情。

　　　　　　　　　　　　　　 辛提亚·奥齐克

　　　　　　　　　　　　 有关“宽恕”的沉思笔记

　　1．对耶稣的运用

　　这名党卫队员曾受过天主教教育。他年轻时曾是“教堂的辅祭”。难道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所受到的教育不能阻止一名小孩儿长大后成为一名党卫队员？难道像“这名党卫队员曾受过天主教教育”这样的句子不是在概念上自相矛盾，成了毫无意义的话了吗？

　　然而这些话并非毫无意义；这名党卫队员确实曾接受过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应受的教育。

　　难道他少年时所接受的谆谆教诲，少年时养成的对主——主被描绘为具有人形但又是全能的——的崇拜后来使他更容易接受“元首”？

　　2．同情的源泉

　　同情不是“感觉”，不是直觉或反射。同情是教育出来的。然而，同情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教会了同情？第二条戒律——你要反对敬异教的偶像。

　　每一个偶像都是摩洛神（M。l。Ch）的一个影子，需要人们以鲜肉来喂食它。越是献身于偶像，越是需要无情地把笃信者的肉扔给他。戒律反对偶像崇拜，首先就是要反对牺牲，是出于同情才这么做的。

　　忘记了第二条戒律时，摩洛神就跳出来。第二条戒律缺席时，就开始追捕受害者。

　　第二条戒律要比第六条戒律更清楚，后者是告诉我们不要杀生；第二条戒律告诉我们尤其要反对因信仰而杀生。

　　在法国，教会说过“希特勒是摩洛神”吗？

　　摩洛神的胃口是填不满的。开始只拿犹太人喂它，到后来它甚至要吃教堂里的辅祭。

　　没有无辜的偶像。每一个偶像都压制人类的同情心。它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

　　3．报仇与宽恕

　　道德上执迷的人类更倾向于报仇还是更倾向于宽恕？

　　什么是报仇，什么是宽恕？

　　我们通常都会这么去想：报仇残暴，宽恕高尚。

　　可是反面可能同样真实，拉比说：“悲怜残暴的人会以对无辜者的冷漠而告终。”宽恕可能也是残暴的。

　　你会反对说：“只有在只宽恕而对发生的事情不管不问时才可能是这样。然而宽恕不是不管不问或为之开脱。它允许赎罪，允许洗清过去，允许重新开始；它鼓励重新开始。宽恕允许新生。”

　　只有在有下一次时才能宽恕。“我宽恕你，”我们对一个把泥土弄到地毯上的小孩儿说，“不过下一次不要再这样了。”下一次，她会把沾满泥的靴于放在门外；宽恕不断增强能力，宽恕会教育她。宽恕是一名有效率的教师。同时，污点也会被洗去。

　　然而杀人却是无法变更的。杀人是无法逆转的。杀了人就不再有“下一次”。即使宽恕能阻止他再杀一群人（在纳粹德国没有这样的例证），难道上一群被杀的人还能活过来吗？

　　有些污点是宽恕所不能洗刷的。宽恕允许赎罪，但它只有被用于有可能赎罪的地方。

　　你会反对说：“如果宽恕不能洗刷谋杀的罪过，报仇也不能洗刷。如果宽恕不能补赎罪过，报仇就更不能补赎，因为报仇是以恶报恶，因此使世上多了份罪恶。”

　　然而这是误解。报仇不是以恶报恶；报仇不能是报复，不能回敬，甚至也不能要求补偿。如果可以的话，对一个大屠杀凶杀犯报仇就会意味着是杀死他的全家或他整个民族的一大部分；而他的受害者同样不能复活。

　　我们所说的“报仇”是以公共的正义对待罪恶的一种行为——不是重复罪恶，不是效仿罪恶，不是再犯下新一轮的罪恶，而是确保不要再对过去的罪恶置之不理；不要再显得好像是在宽恕它似的。

　　“公共的正义？”没错。当罪恶发生时，扭头不管，不去注意它，这是合谋犯罪。同样，三四十年过去后，当罪恶已成为历史时，弃之不顾，或忘掉了它，这还是合谋犯罪。容许自己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集体遗忘掉罪恶，这同样是宽谅了罪恶。

　　你会反对说：“你瞧，把报仇称作公共正义是因为它不宽谅罪恶。可是宽恕一样不宽谅罪恶。宽恕并不像它平时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并不是那样。你已经证明有些罪恶是宽恕所洗刷不掉的。而现在你又说报仇和宽恕一样，既不能宽谅也不能洗刷罪恶。那么，报仇和宽恕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这么理解：宽恕是无情的。它忘记了受害者。它否定了受害者生活的权利。它模糊了苦难与死亡的界限。它淹没了过去。它以对受害者的无情为代价培育了对凶手的同情。

　　有一种东西总被人们叫做“报仇”——这里说的就是正义，是它照亮了世界直至其罪恶的本性（说到“罪恶的本性”，我不是指某种哲学上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是指做恶者的行为；准确地说做了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针对谁——这被称作“报仇”的东西为同情的炉火所点燃。这被称作“报仇”的东西——化妆了的正义——生起一炉又一炉的同情之火。

　　一度我忘了我是在什么地方。随后，我听到了一阵嗡嗡之声。一只绿头苍蝇……在这名濒死的（党卫队）士兵头顶上盘旋，他看不到苍蝇，也看不到我挥手赶走了苍蝇。

　　“谢谢你，”尽管他看不到他还是觉察到了。第一次，我意识到，我，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下等人，已经在无意中让一个同样毫无抵抗能力的高等人轻松了很多。

　　后来叫做西蒙·威森塔尔的那位年轻人，后来满世界“寻找纳粹”的那位年轻人，“在无意中”替那名濒死的纳粹赶走了苍蝇。伸出的是一双同情之手。那一刻这名党卫队员被看作是一只苍蝇的受害者。

　　报仇，只有报仇，才知道同情受害者。

　　你会反对说：“雄辩家！如果他宽恕了那名党卫队员，他就不会赶走苍蝇了？”

　　他会根本注意不到苍蝇。宽恕凶手的人连淌出的鲜血都视若无睹——他又怎么可能看到这么小的东西呢？

　　正是宽恕是无情的。宽恕表面上显得非常温和，但是对被杀害的人却非常无情。

　　4．道格敏感，道德责任

　　想一想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他不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吗？他至少表现得有良心，决心悔悟，认识到一生的不健康。他不自大；他不替自己辩解；他厌恶他目睹的一切事，他反感他做过的一切。他道德上正在发生转向。难道在他临死前不该——用基督徒的话来说——听他忏悔然后再赦免他罪过吗？他悔改了，许多和他一样的人并没有——对待悔改的人应该和对待没悔改的人一样吗？对待一个再生的神，一个恢复了心灵纯洁的神，应该和对待一个不悔改的，不肯悔改的野兽一样吗？

　　再想一想那些野兽。他为他的兽性而感到高兴。他永远不会悔悟；在记忆中，即使他犯下的屠杀罪行过去了30年，他也会为这些行为而狂喜。他的心灵，对其它的事情都已感觉迟钝。而对他昔日的小胜利，对他昔日对弱者粗暴的强权统治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那时是了不起的；他那时从来没后悔过，现在他也从来没想到要洗去昔日的感觉与记忆。

　　而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却感到痛悔。事实上，他是有道德、情感的。他确知他的悔悟，他知道没办法补赎了，但是他知道应该补赎罪过，他理解悔悟的力量。他对他的道德本性看得很清楚。他是个有良心的人。

　　是不是该对有良心的人另眼相看？对他们的谴责是不是不该那么严厉？我们谴责野蛮；他是个野蛮人；我们像谴责所有野蛮人一样谴责他。可是我们怎么胆敢去谴责一个有良心的人呢？那样的话，岂不是把他和野蛮人不加区别了吗？

　　我们谴责有良心的聪明人，因为这里存在着差别；因为，尽管这些人内心不凶残，但他却允许自己变得凶残，因为他不抵制凶残。不是他缺乏良心，而是他扼杀了它。不是他缺乏感情，而是他要把自己的感情窒息了。不是他缺乏人性；而是他把人性泯灭了。

　　野兽们掌管喂养摩洛神。因为对他来说摩洛神不是一个坏神，而是可爱的真主，是给他带来晋升的主人。为了晋升，他大量地喂它婴儿。他没有良心，没有接受道德教育，没有道德洞见，他不能阻止自己这么做。或许他永远也不是他教堂的一个辅祭。他是不是甚至连什么是邪恶也不知道？

　　有良心的聪明人同样也喂它婴儿。他这么做得不到提升没什么关系。良心，教育，洞见——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只是不停地喂。他知道什么是邪恶。现在他不停地喂了这么久，他已知道摩洛是什么样的了，他已很接近摩洛神。他是个有道德情感的人。他喂婴儿是为了填饱偶像的钢肚。

　　有道德情感的党卫队员不断地喂，不断地喂，不断地喂。

　　一个曾在教堂做辅祭的有美德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他把这孩子吃掉。作为悔悟模范的有美德的将来出现在他面前；他把它吃掉。他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同时仍拥有精巧细密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非常精巧细密，能确知神圣的宽恕权力，能知道请求宽恕。

　　我记得汉娜·阿伦特有一句话：“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唯一解毒剂就是宽恕的能力。”最终还是无意义的词句。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然而即使她也不能造出一个历史上的拉撒路（约翰福音11，路加福音19—25）来。

　　格雷厄姆·格林解释天主堂的地狱观念时说——不再是中世纪无尽大火的遗址；从此后与上帝永远分离。

　　就让这党卫队员没被赦免就死去吧。

　　让他到地狱去吧。

　　不久，是那苍蝇而不是他去见上帝。

　　　　　　　　　　　　　约翰·T·鲍里库斯基

　　要对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充足的回应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不过，如果我们理解了宽恕与“和解”间存在着非常有意义的区别，我们至少可以取得一些进展。遗憾的是，在公众的印象中，或许也在威森塔尔的观念里，两个概念经常混在一些威森塔尔拒绝说出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想听到的宽恕话语时，人们感觉到他心里其实已经想这么做。他与同在集中营里的牧师交流看法，他与国友阿瑟，亚当和约塞克谈话，他不愿意破坏那位纳粹母亲心目中的“好儿子”的形象。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在公开场合的沉默似乎并不全代表他内心的感情。

　　从他内心来说，他愿意以某种方式去宽恕。这无疑能从他以前在谈话中对这样问题的评价中找到根源：“我们真的是同一块儿材料制成的吗？”威森塔尔就追问到这一步。人们自然会随之产生一个印象，他认识到无论“受害者”还是“行凶者”，他们都有基本共同的人的特性——即使这并不影响我们仍要公开对行凶犯罪的人进行谴责。他愿意承认，在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谈到犹太人时口气非常温和”。这一点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印象。

　　宽恕的公共形式就是和解。这自然需要一个很长的，很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要威森塔尔以一个受害者群体的名义通过语言和手势与一名纳粹士兵公开和解时，更需要一个过程。和解包括几个步骤：悔悟、忏悔，承担责任，治愈，最后和好。很显然，在威森塔尔遇到这名濒死的纳粹士兵这么一个有限的时间内，这么一个受限制的环境下、和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快就完成这几个步骤。和解需要能够有行动而不只是语言来证明真是改变了。据我观察，这名士兵不只是要寻求有限意义上的宽恕，而且希望能够和解。不仅是和威森塔尔个人和解，而且还希望通过他与整个犹太人和解。

　　据我看，威森塔尔拒绝这种和解是对的。因为这种和解只会给这个人带来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所说的“廉价宽赦”。威森塔尔是不是应该对这位濒死的人说一些话或作一些事，以表达在很有限意义上威森塔尔个人已经宽恕了他，这个问题当然已经在讨论中。不过，事实上这名士兵首先把威森塔尔看作一个“群体的象征”，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个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不过，如果威森塔尔对宽恕与和解的区别了解得更清楚些，或许威森塔尔能找到一个办法，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宽恕这位士兵，另一方面也要让他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与全体犹太受害者实现有效的和解。如果威森塔尔这么做了，或许有助于减轻故事结尾所讲的因遇到这名士兵而带来的沉重心情。他本可以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作出更积极的反应——不管这名士兵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对于这一点他似乎清醒地意识到了），而同时拒绝与这名士兵任何不成熟的和解。

　　《宽恕？！》中除了有关宽恕／和解的道德窘境问题贯穿始终外，还有两个问题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值得去认真思考。第一个是阿瑟对那位匿名的妇女说“上帝离我们而去了”的反应，他问是不是说神代表受害者而介入是不可思议的。在阿瑟看来，这是一个有些自由气息的观念。威森塔尔评论说，自从他和他朋友们进到这厩房以来，他们第一次笑了，而他没笑。他对这位妇女的“神学”观察的反应相当沮丧：“他要是回来了，就请告诉我。”

　　事后来看，人们可以说，阿瑟和西蒙都只是部分正确。的确，大屠杀并不标志着所有与上帝的对话和对上帝的信仰的终结。非常容易去谴责上帝没能有效地履行神的责任，没能阻止住纳粹的扩张。然而，另一方面，威森塔尔的简短解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提示，就大屠杀而论，神正论的随便回答的作用，并不比就和解而论“廉价的宽恕”的作用稍大。寻求对神的存在做出有意义的理解，这是一个远较阿瑟尔或西蒙的理解要更痛苦的一个过程。诚如埃里·维厄瑟尔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深切地指出的那样，许多大屠杀的受害者，尽管他们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最终他们不可能简单地让上帝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过，正如欧文·格林伯格和其他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要更深一层评价上帝在大屠杀时的角色，不能只像那位妇女所说的那样，说上帝彻底离开缺席了。还应该理解上帝不断的缺席／出现的关系。也包括重新定义人和神在世界中的角色。不能再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经典版本来看上帝和上帝介入的可能性问题。

　　读了《宽恕？！》后，人们会觉得，威森塔尔在与他的朋友们讨论那位妇女说“上帝离开了我们时”所作的隐秘回答，事实上比初看起来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影响了他后来遇到那位濒死的纳粹的一切活动。或许正是由于威森塔尔无力把握神存在的问题——或许从外在看，神抽身而去；而从内心看，神比他所认识到的更要萦绕于心——部分地使得他指不准该如何接近纳粹士兵。如果他个人没认清上帝在大屠杀中的角色问题，就不大可能有内在的力量支持他去以真正仁慈的方式接近濒死的党卫队员，不是伪装以犹太人的名义虚伪地宽恕他。

　　最后我要涉及到《宽恕？！》中一个痛苦的话题——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个话题虽然痛苦，但是必须被提及。在《宽恕？！》中，威森塔尔也深知，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可能中，波兰民族都是纳粹计划的一部分或一整块儿的受害者。比如说，他也承认“在自命为上等人的法国人和被视作低等人的犹太人之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想到有朝一日没了犹太人后他们的下场，他们也会不寒而栗的。”不过，他对波兰一犹太关系的描述很容易给人以这样一个老套子的印象，即波兰和波兰人是反犹主义的温床。他评论说“一位智者曾说犹太人是大地上的盐”，随后他又加了一句“但是波兰人认为他们大地上的盐太多了，会毁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相比，我们对纳粹的出现可能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也可能更有抵御能力。”

　　毫无疑问，在两次大战的间隙，由于传统上对犹太人的偏见，由于现代的民族国家理论，波兰社会普遍地盛行反犹。当然，这种反犹太主义的观念应该弃绝（最近几年波兰主教已经这么做了）。然而，还有另外的情况是《宽恕？！》所了解不到的。这就是锡高特运动，这是在大屠杀中形成的旨在拯救犹太人的唯一的组织。有一些很正直的个人，基督徒或社会主义者，其数目在波兰远比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要多。在波兰社会还有很多犹太人长期地合情合理地积极地生存下来。最后，二战期间波兰成了欧洲最大的犹太团体的家园。这个犹太团体的成员异常复杂，从极端的正教徒到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到犹太爱国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实”并无助于彻底消除波兰反犹主义的恐怖气氛，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讲述到的经历正是这种气氛的反映。不过，要准确地概观波兰一犹太人的全貌，上述这一个事实不能不写。

　　　　　　　　　　　　　　 丹尼斯·普拉格

　　我是一个信教的犹太人，我一直很敬慕基督徒，也很欣赏基督教。我意识到基督教是非犹太人与上帝交通的神圣道路（对于一个在正统的犹太教神学院中培养出来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小的神学变体），而对非基督教化的美国的前途深感担忧。不过，通过几十年来经常性地与基督徒和基督教朋友交谈，我已经认识到，除了基督的神性问题，犹太教与基督教，或者说基督徒与犹太教徒间的最大——甚至也是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对宽恕的理解，最终对罪恶的反应不同。

　　《宽恕？！》第一次出版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所有犹太人都认为西蒙·威森塔尔没有宽恕悔过的纳粹凶手是对的，而基督徒则认为这样做不对。我认识到，这不光是因为大屠杀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还因为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对罪恶的反应不同。这也牵涉到他们对宽恕的理解不同。基督教徒是先对宽恕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对罪恶的理解不同，还是先对罪恶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对宽恕的理解不同，我不知道孰先孰后。

　　首先，讲一讲宽恕。在第一版中，和威森塔尔一同受过折磨，同是犹太人的有关口应者对宽恕的看法是，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他必须请求他的受害者宽恕，而且也只有其受害者才有可能宽恕他。除非一个人已经被其受害者宽恕了，否则，上帝不会宽恕伤害了他人的人。

　　因此，人们不能宽恕杀人凶犯，因为可以宽恕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在一些令人敬畏的忏悔条件下（我相信，这也包括杀人犯献出自己的生命），上帝可能会宽恕一名杀人犯，不过至于说到人，杀人犯是不可被宽恕的。即使父母也不能宽恕杀害他们孩子的凶手（父母宽恕杀害他们孩子的凶手必然是把孩子视作财产而不是视作一个有自主性的人）。

　　犹太教相信只有受害者才能宽恕，因而杀人犯不可被宽恕，这种看法必然会强化这样一个信条，即认为杀人是一个人可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尽管都是杀人犯其罪行也不同——比如说，以折磨人的方式杀人比其它形式的杀人罪过要严重得多）。杀人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基础。难怪在洪水过后上帝给人建立下第三条戒律是：“让别人流血的人他的血必为别人所流。”不允许杀人（按照摩西律法，允许凶手活着就是允许杀人）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基础。

　　相反，容忍杀人是蜕变的世界的特征。不过，就在我评论有关20世纪前几十年的事情时，我的同事，尤其是我们国家的那些精英们已经开始容忍杀人了。美国社会，杀人犯只需在监狱中待上11年。这样一个事实，不可能再解释成别的了。我们不仅宽恕大部分杀人犯——杀人犯离开监狱时，据说是已经“还清了欠社会的债”——甚至杀人犯毫无悔改之心，我们也已经宽恕了他们。西方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把杀人视作不幸的“反社会”行为，并寻求让杀人犯重返社会而不是惩罚他们。（更不用说处死他们了）。

　　是不是因为整个社会深受基督教宽恕人想法的影响？或者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世俗精英拒绝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绝对道德观念？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波尼·加兰之被杀》一书和《宽恕？！》一书一样阴郁。在书中，精神分析医生威拉德·盖林描述了一名天主教牧师庇护一名杀人犯——一名西班牙天主教会学校的学生，他把他女朋友棒打致死——做了许多事，来使杀人犯免遭起诉。我完全能想象出一群世俗犹太心理治疗医生或社会工作者如何忙忙碌碌地来为这种行为作出解释，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拉比，就是最开放的拉比会那样做。

　　的确，我是以现实生活来检验我的观点的。

　　顺便讲一下。十多年前我主持一个每周一次的电台节目，应邀嘉宾有一名新教神父，一名天主教牧师和一名拉比，每周一个人。当时发生了一件很恶劣的事，一群年轻人毒打并强奸了一名在纽约中央公园跑步的妇女。这群年轻人被捕后，一名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到监狱里探视他们，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上帝爱着你们。”

　　当时我非常愤怒，我公开声明，应该有人写一篇“如何区分个人访问与主教访问”的文章。我想到了纽约许多优秀的天主教徒把他们的生命都奉献于消灭贫穷与疾病的事业上，他们为了与他们教堂主教见上一面愿意把一切都奉献出来。而有幸能得到这样一次见面机会的人却是差一点成为杀人犯（那名妇女被扔在那里，她失血过多，要不是现代医药的奇迹的话，她肯定早已死去）的行凶犯和强奸犯。

　　在我主持节目时，我搞不清我对这位主教（一个好人，恕我隐去他的姓名）愤怒是一种个人的反应还是作为犹太教徒的反应。我假定是后者，因为事实上，所有的被问到的基督徒都赞成这位主教的做法，而所有被问到的犹太教徒都赞成我的看法。不过我还想在圣职人员那里证实一下我的看法。整整四周，我问那些圣职人员，如果他们与这些拷打那位妇女的年轻人会见，他们会怎么说。所有的新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其回答都与那位主教的话大同小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改革派的，保守派的还是正统派的，都说他们不会去见这些年轻人。如果不得已要见，他们会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厌恶他们，他们必须接受严厉的惩罚，并要在以后的生活中想法补救他们的罪恶；这些拉比当然不会对他们说上帝爱着他们。

　　基督教徒关于宽恕的观点，以及在这桩强奸案中显示出来的基督教徒关于上帝之爱的观点——在我一生的学习犹太教的过程中，我还没听说过一名犹太人说上帝会爱一名作恶之人——，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基督教和犹太教，或者说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对罪恶及如何处置罪恶看法不同。还有必要再补充一个例子。

　　在苏维埃集权体制下，苏维埃犹太人和苏维埃基督徒都受到了压迫。的确，直到冷战结束，苏维埃基督徒比苏维埃犹太人所受到的压迫要重。感谢世界范围犹太人的努力，到80年代为止，没有一个苏维埃犹太人因为信仰犹太教受到监禁，而却有很多的苏维埃基督教徒因为信仰（或传播）基督教而受到监禁。为什么世界上十数亿的基督徒没有人大声抗议而1300万犹太人却能使苏维埃犹太人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

　　我想有4个原因：基督教关于宽恕的教义使人们对压迫他们的人不再那么愤怒；一个人应该为他的敌人祈祷的说法被理解为“为他们祈祷，不要与他们战斗”；相信上帝爱着每一个人，不管这人是多么邪恶，使得基督徒不愿意仇恨罪恶的人，因此也不可能与他们战斗（我假定爱杀人犯的人不像恨杀人犯的人那样希望他们死掉）；基督徒强调在来世拯救灵魂使得他们不强调在此世拯救肉身。

　　因此，当1982年世界著名的新教徒比利·格雷厄姆神父到苏联后，他不是站在受折磨的同一宗教信仰者一边，而是站在苏联当局一边，反复地告诫教会“上帝给你们权柄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人，更忠实的公民，因为罗马书13章中告诫我们要遵从当权者。”如果一个拉比敢在某个苏联教堂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早就被革出了犹太教门。

　　这不是在诽谤基督徒；的确我认为基督徒为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试验，为美国的建立做出了较大贡献。我也不是在为犹太人唱赞歌；他们热心于与邪恶作斗争常常导致他们拥护像马克思主义及其无数虚无主义的支派。我这只是想解释清楚为什么犹太人认为宽恕一名活活烧死一家人的凶手是明显的道德错误，而基督徒则同样明显地认为应该宽恕。

　　　　　　　　　　　　　　　 第斯·普兰

　　西蒙·威森塔尔的困境把我们带到了宽恕这个中心问题上来了。我们人能宽恕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灾难的人吗？

　　作为柬埔寨屠杀行为的目击者和幸存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或忘记红色高棉高层领导人对我，对我家庭和朋友所造成的伤害。我不可能宽恕或忘记。我谴责这些领导人，谴责这些幕后策划者，是他们下命令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杀死残疾人，小孩儿和宗教信仰者，信过教的人以及任何他们认为对他们的想法会构成威胁的人。我父亲死于饥饿，我3个兄弟和姊妹被枪杀，还有我的侄儿，侄女和堂兄弟。我身边工作的朋友都被带走杀掉。我们在劳改营里是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没有人同情我们。我们和老虎关在一个笼中，没有逃走的可能。我们只能祈求上帝了。

　　除开红色高棉领导人，我还是可以宽恕红色高棉士兵的。他们确实也杀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如果我处在威森塔尔的位置，我会宽恕这士兵。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士兵们是被卷进去的。他们大都来自丛林地带，没受过教育，生活非常贫穷。他们是被人教育去杀人的。他们被洗了脑。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被追杀人，如果他们不执行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命令，不仅他们要被杀掉，连他们整个家庭也都要被杀掉，他们害怕死亡。

　　我不是说士兵做得对，我也不是为他们找借口，不过起码我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做。我想宽恕的关键是理解。我永远也不理解为什么红色高棉高层领导人要那么做。他们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他们可以停止杀人，给人民更多的饭吃，停止每天14到16个小时，每周7天的强制劳动。

　　我永远也不能宽恕或忘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对我一家的伤害。要不是他们，我的兄妹们会被残暴地杀害吗？不会n在内战和红色高棉胜利前，柬埔寨国内多年来都很和平。要不是红色高棉领导人，我父亲会因饥饿而被饿死吗？不会。柬埔寨本来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吃。红色高棉领导人把人民手中的食物全都没收了。

　　我们有必要学会把真正的罪犯与人质区别开，把罪魁祸首与被洗脑的人区别开。我们不能把每个人都看成一样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与听从命令的个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错，两者都是不道德的。然而，有些人是有意屠毒生灵，有些人不仅愚笨又被洗了脑，而且非常怕死，以致才被迫去做坏事，这两种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我不能从道德上评价西蒙·威森塔尔在那名士兵请求他宽恕后他一言不发地走掉这件事。不过我感到这事很让他挂心，因为他一直在问别人，假如别人处在他的位置该怎么做。我觉得宽恕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我知道有人不理解我的这些想法。不过最后我们都得向上帝交待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

　　　　　　　　　　　　　　 泰伦斯·普里提

　　快要死去的人期望得到特别关照。通常，他们非常害怕，非常不快。临死时请求宽恕罪过也是很正常的反应。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讲到的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与通常情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请求得到他曾参与迫害过的人们的宽恕。很显然，正是因此使得问题异常复杂起来。

　　首先，存在着一个那名党卫队员的良心问题。如果他只是想“忏悔”，他可以找一个本宗教的牧师去忏悔。他可以请求上帝宽恕，有可能，他会得到标准的回答，说只要悔悟是真实的，上帝的同情就会是无限的。任何一个在战地战斗过的人都知道，在面临危险时，悔悟似乎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从不祈祷的人，如果他身陷火海，也会祈祷并发誓，假如上帝把他救出火海，免他一死，将来他会“好好做人”。确定无疑的死讯只能强化对怜悯与慈悲的恳求。这正是威森塔尔讲到的那名党卫队员的情况。

　　对于他所恳求的犹太人，问题就不一样了。这名犹太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每天却都还在活着。他就知道应该勇敢地面对死亡并坚守信仰到最后一刻。假如我是一名犹太人，我就会把这名党卫队员的请求看作是对我的公然侮辱。我会把这种请求看作是试图找一条简便易行的“出路”，看作是装腔作势，嘲笑感情的姿态。

　　一名受害的犹太人只能宽恕伤害了他个人的人；他不可能宽恕种族灭绝的屠杀。一个参与活活烧死妇女儿童的人，仅仅是因为自己碰巧要死了才请求宽恕，我怎么想也认为这是对宽恕的一种嘲弄。在病榻前宽恕这一名党卫队员就意味着，并隐含着宽恕每一位参与杀人的党卫队员。

　　这名党卫队员本该请求上帝，而不是请求人来宽恕他。他远不只是犯下了伤害几个悲惨的人的罪恶，他已经犯下了违犯人性原则的罪恶。这是他和他的创造者之间的事，而不是他和一个他从劳动队伍里随便挑出来的一个听他“忏悔”的犹太人之间的事。

　　这名犹太人应该把这些都告诉他吗？期望一个自身被悲惨的处境困扰，受到非人地对待的集中营囚徒去担当一名听取忏悔的神父的角色，这也未免所望过奢了。他也不可能担当一名听取忏悔的神父。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非常克制地听完了这名党卫队员可怕的故事，没表示他对这种野蛮暴行的恐惧或仇恨。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出去，他已经做得足够理智，足够有条理，足够妥当。

　　　　　　　　　　　　　　约述亚·鲁宾斯坦

　　人类历史上最具暴力的世纪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来考虑一名纳粹军官和一名犹太人之间发生的事似乎毫无意义。这名受伤的纳粹决定向一名犹太人承认他杀害过犹太人，想在坦白这件事后能安静地死去。而在今天，他给西蒙讲的故事已经被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印度尼西亚，波斯尼亚的类似屠杀事件所超过。对一些施行恐惧和严刑的罪犯已经作出了正式审判，甚至真理委员会也已经编纂出了前政府的恶行劣迹纪实材料，但是从心底出自个人意愿忏悔的人非常之少。事实上，这样的忏悔少得可怜，最近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一名阿根廷海军军官说他几年前介入了一件事情，他们把政治犯从飞机上扔进大海——提醒我们，在拉美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杀人事件已经随着凶手的消失而不为人知了，今天，这些罪犯理所当然地躺在床上，与那些纳粹罪犯在家中舒适地终老而死毫无二致。

　　西蒙与一名受伤的纳粹相遇这件事让我们想到了战时与海因里希·希姆莱有关的一件事。希姆莱是前党卫队领袖，是德国政策的总制定者。1943年在波茨南的一次对纳粹军官的讲话中，希姆莱承认又要进行大屠杀又要做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你们大部分人会知道，当100具尸体一个一个地躺在那里，当500具尸体躺在那里，或者1000具尸体躺在那里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不过你们还是要继续这么做下去。而同时——除了要归因于人的弱点外——你们还应该保持体面，当然，这让我们感到非常为难。

　　希姆莱的断言反映出集权体制也被人类情感的廉价感伤所迷惑。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纳粹不是无情的野兽。他们对他们的母亲很好，对他们的孩子很宽宏大量，也很爱他们的妻子。历史的需要要求他们去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诀窍就是要继续做一个正常的、体面的人，就像希姆莱自豪地对他们的下属所解释的那样。

　　当我考虑西蒙的窘境时，总忍不住要想到希姆莱的演讲。我发觉我对那名受伤的纳粹的宽恕请求反应冷淡。似乎更多是由于快要死了，并且他伤得很重，而不是由于他对自己罪行的憎恨才驱使他这么做。根据故事所说，这名纳粹似乎是说他完全被大屠杀吓坏了，即使在他参与杀人时也是这样。他好像对自己的不安情绪感到非常吃惊，并运用这种情绪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在加入青年希特勒和党卫队的这么多年——煽起仇恨和暴力的丰裕节日——他一直没作好充分的准备来接受这对雅利安人所进行的活生生的，残酷的测试。至少希姆莱还很聪明地承认毕竟杀掉一千个人时是非常困难的。他还没被这名年轻的纳粹在燃烧的房子前的手足无措所困扰。他们会向希姆莱证实说这名年轻的党卫队员还是一个“体面的人”，但他没让自己“人性的弱点”阻挡自己进行屠杀。他成功地克服了弱点。手足无措证明他是一名“文明的德国人”，参加大屠杀证明他还是个好纳粹。

　　今天我们知道，那名德国士兵如果拒绝屠杀无辜，他不会受到惩罚。那名年轻的纳粹不必遵守命令烧死和杀死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曾抛弃的信仰本可以在他杀人前而不是在他临死时才恢复。他本可以往地面上放枪。他本该恶心作呕——像许多盟军士兵和记者第一次遇到腐化的尸体时那样。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坐在安宁的家中去提示说这名纳粹本来如何可以避免手沾鲜血是没用的。尤其是在他参加希特勒青年会10年后，还有党卫队包括在东部前线进行了两年的残酷战斗后，却提示说他并不知道他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恐怕是最荒谬的。

　　这名特别的纳粹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宗教家庭，有两个非常普通但又非常爱他的父母。他不是个无责任感的年轻人，不是天生的虐待狂，也不是一个残暴的、无感情的人。那时德国社会正鼓励偏离传统道德。即使如此，个人也还必须自己做出选择。这名年轻纳粹的选择背离了他的真实承诺。没人强迫他加入希特勒青年会。事实上，他是背离他父母的意愿这么做的。没人强迫他加入党卫队。其他与他有相似背景处在相似社会压力下的年轻人加入了白玫瑰社（一个秘密的反纳粹组织），或者拒绝参军。他们都被判处了死刑。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弟弟海因茨，他曾是一名狂热的纳粹。然而一旦他了解了“最后解决”（这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帮助制定的）的含义时，他假造了一百多份通行证帮助德国犹太人逃出德国。直到1944年，他因担心盖世太保发现他的工作开枪自杀才终止。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位名叫库尔特·格斯泰因的党卫队军官运用他打通的通道提醒外界世界，希特勒计划对犹太人进行毁灭性屠杀。这些德国人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感到异常后悔，并且冒着受迫害的危险补赎他们的罪过。

　　单是忏悔和后悔并不能保证宽恕。即使这名纳粹就要死了，既没有力量也没机会做一些正直的事，像其他后悔的纳粹设法去做的那样。他临死前希望从一名充满恐惧、非常脆弱的犹太囚犯那里得到宽恕，这种乍看起来是忏悔的行为事实上倒更像是冷漠的利己主义的行为。

　　人性要求正义和怜悯。西蒙帮这名受了伤的人喝水，又帮忙赶走恼人的苍蝇，这些自发的行为表明正义和怜悯完全可以从已经把它们熄灭了的集中营里再生出来。那名纳粹杀了那么多人，西蒙对他足够怜悯。对西蒙来说，如果再宽恕他，那无异是背叛了自己家庭所受的苦难，背叛了他周围的各种苦难。不过，这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遇到一名全然无助的纳粹，并且压抑得他透不过气儿来。

宽恕？！--克里斯托夫·豪里斯（三）

克里斯托夫·豪里斯（三）

　　　　　　　　　　　　　　　多罗蒂·索勒

　　对西蒙·威森塔尔追问他自己和追问我们大家的问题，我有两个互相矛盾的回答。这个矛盾包含在威森塔尔的叙述当中。他一方面说：“不，我不能宽恕你，年轻的德国好青年和党卫队杀人犯。”另一方面又说：“没错，我相信你的悔悟，你安心地去吧。”不管是在静得出奇的房间里，还是在与其他国友讨论这个问题时，或是在拜访那位年迈的母亲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说不宽恕的地方，就一定可以发现说可以宽恕。

　　或许，作为一名德国人，我除了说不宽恕之外最没权利再多说什么。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总是犹太传统的后裔；我不能把我自己和宽恕分开。我愿意讲一讲我和一名德文教授见面的事，或许这有助于澄清我的想法。我很敬佩这名教授，也很尊敬他的直感和接受力。在60年代末，我了解到他不仅是一名纳粹，而且曾参加过焚书。我无法理解这一切，就去他的公寓拜访他，了解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你做这件事，谁指示你的，你知道你都烧了谁的书吗？阿尔弗烈德·德布林的书还是卡夫卡的书？我想知道得具体一些。这几个小时非常痛苦。他没替自己辩护，不过他确实不坚持要区分书和人——而这自然是我们谈话中应该涉及的基本问题。

　　我问他现在的立场时，他哭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了许多我不理解的话。只是“宽恕”这个字眼没有直接说出口。随后就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一件我从前和从那后都没遇到的事。他扑嗵一声跪在地上，又双手交叉合十。我也坐不下来了，又不想离开，于是我就也跪在他旁边，我们大声向主祈祷……请求他宽恕我们的罪过。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悔悟。多年后，我了解到在犹太传统中teshuvah的意思，它意味着从旧有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改变道路，重新开始。犹太传统告诉我们，teshuvah甚至在创世前就和以弥塞亚和其他神秘人物的名义而出现的律法一同被创造了出来。不过恐怕，如果没有人，没有时间，没有地点，teshuvah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读西蒙·威森塔尔的故事时的想法。teshuvah不会在这名濒死的党卫队员身上发生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随后威森塔尔就不必向那位母亲撒谎了。光是杀人犯和他的母亲不能构成谈话的一方。上帝也在那里；他和那位年轻人的母亲在等待着这名杀人犯。

　　或许我会说，不，我不能宽恕。不过或许别人不这么说。

　　　　　　　　　　　　　　阿尔伯特·斯皮尔

　　我为说不出的痛苦所困扰，也为几百万人所承受的苦难所惊呆，所以在纽伦堡审判上，我承认我应该对这些罪行负起责任。在最后判决中，法庭依法判处了我的罪行，而对我道德上的堕落未加指涉。即使在斯班多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后，我仍然不能宽恕我自己不加考虑地没有原则地支持了一个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进行系统屠杀的政权。我的道道罪行远超出了一般的规则辖限，就是用我一生的时间也无法抹掉我的罪行。

　　西蒙·威森塔尔，即使我不宽恕我自己，你也会宽恕我吗？马纳斯·斯波伯说，假定这名党卫队员还活着，并且仍然很真心地悔过，那你也是不会宽恕这名党卫队员的。而现在，1975年的5月20日，我们坐在维也纳的文献中心（正值一个为期6个月的讨论会的预备会议）面对面谈了3个多小时。事实上是在读了你的《宽恕？！》之后我向你写信的：“你是对的，”我向你写道，“没人必须去宽恕。而你1946年费了很大周折去斯图加特却表明你把你对那位士兵的同情转移到了他母亲身上。你没告诉这位母亲她儿子是凶手，这证明了你是同情她的。这种人类的善良本性在你给我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我非常感谢你给我来信。”我们5月20日面对面坐着时，你显得非常宽厚、人道、良善。你没揭我的伤疤。你细心地想帮帮我。你没有责备我，也没对我怒气冲冲。我仔细打量你的双眼，打量那双映照出所有被屠杀的人的眼睛，打量那双见证了不幸，卑屈，命运和你同伴的苦恼的眼睛。但是，这双眼睛里并没有充满仇恨；它们依然温厚，宽容，对别人的不幸充满同情。我们分手时，你在我复印的你的书上签名。我并没有隐瞒我在那无情的岁月中所做的一切，而与你的会面使我对我的责任又有了新的认识。

　　我过去所作所为留下的创伤驱使我去找你。在那位党卫队员抓着你的手时，你没有抽走也没有责备他，这无疑是帮助了他。你对我也是这样。你给了我很大帮助。每一个人都有其沉重的负担。没人能把自己的负担卸下来给别人。而对于我，自从那天起，我身上的负担也就轻松了许多。那是上帝借助你给予我的恩典。

　　　　　　　　　　　　　　 马纳斯·斯波伯

　　如果我处在西蒙·威森塔尔的位置，我会对这名党卫队员的请求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我不敢保证。或许我会因为我的弱点，因为错误的良善之心而屈服，说出一些这名濒死的人所希望的宽恕话来。另一方面，或许我会对这件事作出和威森塔尔一样的反应……不过的确，先要排除个人的心理因素，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也要依据其性格行事。不过这一点先排除掉不考虑。至于《宽恕？！》结尾所提出的良心问题，人们必须首先建立如下原则：人是有可能忘记坏事的，即使是针对我们而犯下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们也有可能忘掉。如果这条原则生效，宽恕的问题就变得肤浅无意义了。为什么，并且要通过什么内在程序我们才讨论没有遗忘的宽恕。除了受害者会忘记外，做恶者也会忘记，后者恐怕是更易发生的现象，其遗忘的速度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有一些深层的心理情感是无法彻底抹掉的。在这一例子中，这多少是个持续的“非现实化”的问题。

　　一个人必须遗忘才能宽恕吗？可不可能对恶行记忆犹新而仍能宽恕它？如果可能，得在什么环境条件下？

　　第一个回答听起来似乎有些是在挖苦人？最保险的，最持久的宽恕与和解是在做恶者的后代与受害者的后代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后——形成了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后。恩斯特·勒南几百年前就指出，国家的存在有赖于遗忘，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部族混合的结果，每个部族都得忍受彼此最沉重的苦难与痛苦。每个新生代都会认识到碎裂的过去的可怕真相，但这并不破坏共同命运的意识。

　　第二种悲剧性的可能——这与我们的例子非常相近，因为都是有关罪行这一面的——是以极端的屈辱和残酷迫害的形式实现和解。为了使其生命不至于陷入致命的危险，受害者及其后代屈服于做恶者，承认他们编织的谎言和借口是真实的。至少在目前极权的压迫者和暴君是这样成功地实现统治的。

　　两种情况下都进行了有目的的“非现实化”，以保证现在的自由，尤其是要保证将来不受过去所累。在那个例子中，遗忘是为犯罪作了准备，还是相反？不同的例子情况恐怕有所不同。的确，古老的犹太原则经常得到贯彻：Kulo chayav——一切都是罪恶。既然一切都是罪恶，或许一切都应该自由。惩罚或许令人敬畏，它却可能使人的存在变得危险，人类不应该灭亡。

　　无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提问：做恶者自己忘记了吗？在他们后悔前，在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前他们忘记了吗？如果没有忏悔和真诚的悔悟，他们的遗忘就不过是犯罪的继续。所以，在弄清楚罪人那一面是否还记着自己的罪行前不能原谅。从这一观点看，犹太人和德国人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并不简单，但却非常清楚——在我们有权宽恕前，我们一定得绝对确定德国人没有忘记，也愿意尽一切可能以便不忘记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两个人以惊人的方式被可怕的事件连到了一起，就像那名年轻的党卫队员在病榻上与囚犯威森塔尔连到了一起一样。威森塔尔至死也得与这件事连在一起了。尽管他们的错误和苦难使得他们很难长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了。

　　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都排斥集体犯罪这个观念，不过我确实相信，存在着一个民族责任或国家责任这回事。从这一方面讲，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给予以色列和幸存的纳粹受害者以赔偿是完全正当，完全有意义的。这些赔偿不能代替什么，也不能扭转已经发生的一切，但是对德国人却是心理卫生上的需要。不过这并没有回答问题：如果犯了罪的人自己决定不再关心宽恕与遗忘的问题，决定要非常坦然地去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别的人怎么可能去宽恕他们呢？

　　即使这名党卫队员有罪，不过他还是不同于灭绝性集中营的组织者和集体屠杀的同谋。他顺从了犯罪领袖，由于他无条件地把自己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因而就扩大了他的罪过。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一点儿也不意味着最后他一定要非难自己。作为一个被指控的人，他受到了我们的谴责和排斥，但作为一个自责的人，他把自己置于受害者之列。

　　不过西蒙·威森塔尔拒绝以殉道者的名义原谅他是完全对的。不论是在那时还是在现在，他都不相信有人有资格这么做。不过，如果那名年轻人一直活着并一直是真诚地悔悟（这种悔悟的心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折磨着他），而且或许他还会改变自己——如果他以这样的心境生活在我们中间，威森塔尔会谴责他吗？我想不会。我觉得今天我也不会再谴责他。

　　腐败的独裁君主迫使其臣民成为其共犯；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能逃脱一任独裁者支配的命运。因此成千上万的人都变成了有罪之人。让我们谁也不要拒绝宽恕那些因其罪过而无法克制地受到良心折磨的人。不会有人反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宽恕人，也不会反对基于怜悯的和解。

　　　　　　　　　　　　　　 安德烈·斯坦因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每一件事都不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只有一条法则还保留着，可据以作为下判断的可靠基础，这就是死亡的法则……这些想法导致了我们心理麻痹……这种态度，正是我们大部分人绝望心理的最好表述。”

　　西蒙·威森塔尔的这些话为他自己的行动留下非常小的争论余地。在极端情况下，在心理的和道德的意义上，日常生活已经预先决定了该是哪些不该是哪些。任何后来的设想是否应该宽恕那名濒死的党卫队杀人犯在伦理上都是成问题的。死亡营中随时都有可能过早地结束生命。在这样一个荒谬的文化中，任何决定都必然是被计划好了的随机的结果。没有一件事能够根据以前的知识被当然地推知到。任何一个行动决定，连同命令都可能轻易地肯定一条生命或威胁到一条生命。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可做。受害者被剥夺了决定命运的权利。通常，这就导致了西蒙所说的“心灵麻痹”，因为一个人的选择很有可能是导致毁灭。既然在集中营的世界里没有可以完好无损地活下来的犹太人，西蒙的沉默就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能在日常现实的生活中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能在远隔了半个世纪后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西蒙的故事的确提出了一个卡尔在这件事中的角色的问题。他有权利请求宽恕吗？我们能相信他悔悟的真实性吗？任何一个犯下了反人类罪的人都应期望被宽恕吗？如果我们宽恕了一名战犯，这样一个成问题的慷慨大方会怎样影响生还者和受害者？

　　许多人把他们要宽恕的凶手，杀人犯，酷刑犯和强奸犯等的犯罪行为都归结为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影响，具体到卡尔的例子，归结到年轻人的脆弱，我对这种做法深感失望。

　　宽恕的要求提醒我记起了西蒙同伴阿瑟在集中营中对西蒙说的话：“……会有人因为你没宽恕他而不宽恕你……不过不管怎么说，谁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体验，谁就不能完全理解。”这段话道出了两点真理：首先，那些谴责西蒙的人显得更亲近那名濒死的杀人犯而不是更亲近受害者。第二，他们鼓动唇舌说要宽恕那名年轻的党卫队员，说明他们是用假造的人类眼镜来看待纳粹主义。应该记住，卡尔已经21岁，足以作出合宜的选择。他本可以采纳他信仰的教义和他家庭的道德价值观。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一个诱人的假想，这个假想能给予他别人所没有的权力。他参与了杀人。他怀着负疚的犯罪之心死去，但他没做出表明他真正悔悟悔改的行动。因此，他病床前的忏悔听起来就有些空洞。

　　我和西蒙自己，和西蒙的同伴一样都没为他的“道德痛苦”所打动。我读着这个故事时，我的心飞到了受害者一边，飞到了西蒙一边。因为害怕罪恶地死去，这名纳粹分子蛮横地强把西蒙拉进了他的表演。

　　真正的悔悟必须要对受害者和其他与受害者一样脆弱的人表示出同情。而卡尔却让护士给他找一个犹太人——随便一个犹太人来——以便他能够忏悔，得到犹太人的赦免，安心地死去。这种要求是很荒谬的。因为，一名纳粹期望一名被关在纳粹死亡营中已经虚弱不堪的犹太人向他显示慷慨与宽大，而他的同事们却随时有可能杀死这名犹太人，这样一个举动不证明他真的悔悟了，它只证明卡尔仍把犹太人视作物件。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可以完成这种精神营救，这件事证明在卡尔看来，西蒙不是他的人类同伴，而只不过是实现拯救的工具。在他临死之前，他把自己的遗物留给西蒙，想尽办法要闯进西蒙的生活。这件遗物好像是在说：“我会从坟墓里伸出手来抓到你，不会让你忘记你没有满足我，没有满足一位快要死去的人的最后愿望。”这样，卡尔就成功地宣布了在他良心上强行居住的权利。的确，50年后《宽恕？！》的再版也证明了他一直都生活在西蒙的人生旅途中。

　　至于西蒙，他没有说“我宽恕你”，没有做出任何道德上应受指责的事情。说出这么几个字不管怎么说都是撒谎。沉默是唯一真正的交流手段。西蒙用那属于死去的和快要死去的人——埃里，他母亲，他同伴——的耳朵来听这人的故事。最后，他的沉默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我听到你做的事了，我也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了，我明白你非常害怕背着良心的重负死去。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我不告诉你我是多么恨你，因为仇恨的火焰在烧着你以前会把我烧掉。我不能宽恕你，这不仅是因为我无权代表你的受害者说话，而且因为你强迫我听完你的故事。这对我是一种诅咒。”

　　西蒙没有说这些话，他表现得对卡尔非常仁慈。他显得和他非常团结，只放弃了他不得不放弃的东西。他没把这个人视作犯下了可怕罪行的怪物。相反，他为一个曾丧失了人情味的人恢复了人性而感到高兴。

　　我们能赞成宽恕一个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人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警告那些参与罪恶行动的人，假如他们屈服于诱惑进行屠杀，那他们至死也得不到宽恕？参与集体屠杀行为的人也必须怀着良心上的罪感死去。

　　这种警告对那些踯躅于善恶之间的人是有意义的，对于那些意识到他们无法像生还者那样高贵地活着的人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停止让生还者作出某种道德姿态。不宽恕既不凶残也不颓废。它是治疗和尊重我们的痛苦与悲伤的一种方法。

　　西蒙·威森塔尔不必觉得不能宽恕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人们太容易从庸俗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引证犹太基督徒的宽恕伦理了。读着这样的判断，我非常惊诧为什么有些人一边批评西蒙，一边却赞成西蒙宽恕濒死的纳粹。西蒙自己似乎相信宽恕不失为一种选择。他是出于失望才要努力在道德上污秽的世界保持一块净土吗？他不能做得比人类能做到得更好些吗？

　　我非常熟悉西蒙的困境。在我的《打破沉默：来自边缘的对话》一书中，我讲到一名纳粹密探以我姑姑萨里的洁净子宫为条件交换我们的生命。当萨里意识到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时，她对他说：“你得保住我们的生命，否则我就让你没出生的孩子死。”很不情愿地，他掩护了我们。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强暴无辜，以人的生命来换取他自己快乐的人没有一点点儿的精神上的宽宏大量呢？一想到他以我姑姑为代价来换取我们四个孩子两个母亲的生命，他的行为就只能引起我的愤恨。许多读到这个悲剧性的故事的人，对于我姑姑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这一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她无权以那样的代价换取你们的生命。”和其他人一样，这些人对我姑姑的“判断”都集中在受害者的道德立场上。

　　我不知道如果我处在西蒙的位置我会怎么做。他决定保持沉默让我觉得是作为“低等人”的受害者在道德上的一个胜利。在一切都非人化之后，他还是坚持了一个可操作的道德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可以做出选择：他拒绝参与这场可怕的游戏。

　　西蒙决定不告诉卡尔母亲她儿子的真相，以便让她继续相信她儿子是纯净至善的。对于西蒙的这个决定，我是无法持平常心态的。为了过去的受害者和将来可能的受害者，西蒙有义务把真相告诉她。卡尔的母亲有义务超越个人的悲痛，把她儿子的所作所为事公诸于世。她本可以告诫那些父母们要劝说他们的孩子选择与恶行斗争。在沉默和恐惧中，她肯定承担了集体良心的罪责的重负。我们决不能忘记几百万被一个国家的“好儿子们”杀掉的人。每一个老对他们的儿子抱有纯朴的道德幻想的妇女无疑是她们儿子犯罪的合作者。

　　因此，我们必须去除传统道德对作恶者及其父母年龄上的顾虑。考虑卡尔年幼，顾虑他母亲年迈，这都是道德上拖泥带水的行为。犯罪的规模和参与犯罪人的数量不能不使我们考虑生还者的福利，受害者神圣的记忆和对未来集体屠杀进行阻止等事情。一名死去的党卫队杀人犯的母亲真诚懊悔的声音是非常可信的。卡尔的父母对于卡尔参加党卫队这件事并不是完全没有罪过责任的。把真相捂着不讲出来，西蒙就使得卡尔的母亲得以生活在肮脏的谎言中。作为一名小孩，我在大屠杀时失去了62名亲戚。我这样的生还者听到“没伤过一只苍蝇的好孩子”这样的话，总是止不住会感到愤怒，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沉默的阴谋。

　　　　　　　　　　　　　　　纳舍玛·泰克

　　读完《宽恕？！》一书，我马上觉得，如果我处在威森塔尔的位置，我绝不会宽恕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可恶罪行。我几乎是凭直觉判断，我不可能选择宽恕。

　　我个人的情感反应之后是一连串的讨论。引起我注意的是，各种各样的集体或个人赞成不同的可能，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判断标准。这些纷沓而至的观念让我意识到我得先把我开初拒绝宽恕的想法放到一边儿。我认识到情况的复杂性。我也知道我最后的回答可能既受我过去想法的限制，也受目前的社会设定的影响。我，大屠杀的一名生还者，纳粹占领时先是在居住区度过了几年，后来又被误认为是天主教徒度过了3年，我能把自己放在威森塔尔的位置上吗？在多大程度上我能想象我如何在他所处的位置上行事？我没体验集中营的恐怖，我能想象我自己在一个生死不测的集中营中是怎样生活的吗？

　　我经常面临着宽恕的问题。在做有关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有人问我如何看德国人。通常，这样的提问中总含着一个宽恕问题。我的有些听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问我是否宽恕那些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人。

　　最近有一名BBC的记者采访了我，做了一个广播电视节目，他问我是否认为一般来说犹太人，特别来说英国法院应该放弃起诉那些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人。他提醒说，毕竟这些罪行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另外，现在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也都已经年迈体弱了。当局是不是应该阻止人们再缠扰这些脆弱的老人，并宽恕他们过去的过失？这位记者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已经84岁，住在英国。二战时，作为俄籍警察的头目，他志愿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是到了最近，他才引起英国官方的注意，并决定将他移交法庭审判。BBC的这位记者想知道我是否支持释放这个人；毕竟，这个人已经年老多病，已经活不了几年了。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支持，并作了解释。首先，作为人我们应该承担我们行为的后果，应该对该行为负起个人应负的责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没权利宽恕对别人犯下罪行的罪犯。只有那些受害者，在这个例子中是那些被杀害的犹太人，才有权利宽恕，我没这个权利。

　　考虑到这些理由，我不会宽恕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我不宽恕是因为我没有权利宽恕。

　　我的想法绝不是没有来由的。我对威森塔尔集中营国友的回答深有同感。其中约塞克说：“……他（这名党卫队员）对别人构成了伤害，你没权利宽恕。”另一个朋友阿瑟，认真地讨论了这个主题：“一名高等人要一名低等人做高等人应该做的事。你要是宽恕了他，你一生也不会宽恕你自己。”另一个朋友，天主教徒保尔，也不约而同地得出了这个结论，他说：“你只能宽恕针对你犯下的罪过。”最后，尽管充满疑虑，威森塔尔还是想到“宽恕”是一件出于意志的行为，只有受害者才有权做出这个决定。”可是在威森塔尔得出这个结论后，他似乎对他的结论又有一些疑虑，他要读者重新考虑当时的环境，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重复了我认为该重复的，我还不愿让问题就此打住。我还想对威森塔尔作出反应（不只是不宽恕）的环境知道得更多，理解得更透。这次奇怪的会面是怎样进行的？时间，地点和体验已经相去很远，我们该如何评价威森塔尔的反应？

　　宽恕的请求是由一个犯下恐怖罪行的人提出的。他躺在病床，既受身体之苦，又受情感之折磨，他希望通过宽恕减轻他所感受的折磨。没有证据表明他停止再犯其它罪过或在后来不再犯罪。在他犯下困扰他良心的罪行后，威森塔尔似乎暗示说，只是由于死亡临近，这名党卫队员才产生了罪感。他杀死一家犹太人的犯罪体验似乎并不包括所有的犹太人。他也没对站在他面前的犹太人表现出任何同情。他只想找一名犹太人赦免他过去的罪过这一事实表明他对犹太人的境况无动于衷。这名濒死的人强加给了这名犹太人一个请求，连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请求是不合情理的。

　　自私，自我中心，这名濒死的纳粹完全陷在一己的痛苦中。他自己感到很歉疚时说“……那些犹太人很快就死了，他们不像我得忍受那么多苦痛——尽管他们没有我那么多的罪恶。”他甚至不明白他所杀害的犹太人是无辜的受害者，根本没有任何罪恶过失。即使在病榻上，他似乎也倾向于否认犹太人的人性。正是由于他的任性放纵，才促使他强加给一名集中营囚徒额外负担。而这名囚徒早晚都可能死掉。他说：“我知道我向你要求得太多，可是没有你的回答，我就不能安心地死去。”

　　威森塔尔知道这名濒死的人感到非常歉疚，并且充满了自我怜悯。他评价说：“他寻求我的怜悯。但是他有权利得到我的怜悯吗？他那样的一个人值得任何人同情吗？他认为如果他怜悯自己他就会得到别人的怜悯吗？……”

　　这位党卫队员的自我怜悯或许遮蔽了他的心灵，使得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他根本没考虑站在他面前的这名犹太人的需要，而他却还在想着与这个犹太人分享他内心的期望。的确，他甚至不想知道这名犹太人是谁。这名纳粹非常明白这一点，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名犹太人。这就足够了。”但是为什么西蒙是名犹太人就足够了？因为这名党卫队员并不把他的倾听看作一个个体，看作一个人。他只是把他看作一名犹太人，看作所有犹太人的一个代表，群体中的一个，种族中的一个，但就不是一个人。或许对这名纳粹来讲，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个性无关紧要。这种态度符合纳粹的意识形态，他们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看作低等动物，不把他们看作是人。

　　威森塔尔不愿意和这名濒死的纳粹在一起。他刚来就想走掉。不过他还是留下了。他解释说：“我的整个直觉告诉我不要再听这病榻上的辨罪。我想走掉。这名濒死的人一定感觉到了……因为他抓住了我的胳膊。动作非常热切无助，我一下子感到有些歉疚。我得留下来，尽管我想走。”

　　尽管这名濒死的人知道这名囚犯想走，他坚持要他留下。但是这名德国人一点也没对他的强制行为表示抱歉。这名纳粹一点也察觉不到别人的需要，他一心都在注意自己的需要。或许，假如这名党卫队员不那么为自我怜悯所支配，他或许会考虑别的选择。他或许会对他强制让别人这么做感到真正的后悔。假如他不那么自我中心，他或许会考虑叫一名党卫队高级军官到他的床前，他或许会向这名上级指出应该谴责这种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他或许会请求其他健康正常的德国人不要再屠杀无辜的人。简而言之，他可以不用他所犯下的残酷罪行给这名犹太囚犯增加负担，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尽力阻止以后还可能发生的犯罪。但是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坚持说犹太人的死法没他的死法痛苦大，听起来好像是在与犹太人比苦难。

　　他和其他纳粹对他们给犹太人带来的苦难置若罔闻。他无视犹太人的境况是因为他接受了一整套对待他们的方法。就是在病床上，他也没放弃其种族观念，这种观念已成为他生存的一部分。他把外界的一切都置之不顾，只关心他自己的苦难，自己的心灵，自己内心的平静，自己拯救的可能。但是他被拯救的可能是什么呢？难道他向一个不知姓名的犹太人忏悔，也不提他所犯罪恶的前因后果，要比向他自己的上帝由衷忏悔更有效吗？

　　这名犹太囚犯又怎么做呢？尽管威森塔尔想走，他还是留下来了。我很惊叹他的道德力量，尽管周围充满着肉体的腐坏与道德的堕落，他还是留了下来。正是威森塔尔的信誉使得他能考虑把宽恕作为一个选择。

　　宽恕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连续的行为。宽恕可以有很多层的变化。对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宽恕一样，不宽恕也可能有不同的变化。在威森塔尔的例子里，他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宽恕。

　　威森塔尔认为沉默意味着别的什么。这我同意。我也认为沉默比说话更有说服力。威森塔尔在评价了沉默的不同特征后问：“我在这名濒死的纳粹床前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不过威森塔尔并没有说沉默是怎么个对错法。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威森塔尔的沉默中没表达宽恕。这是一个消极的定义。他的沉默中还含有什么样的意思吗？除了没表达宽恕，威森塔尔想表达什么？他的沉默中含有一丝同情吗？或许正是这样，因为这名受伤的党卫队员有机会让人听他诉说。

　　不过，由于他拒绝宽恕，他认为他没让这名濒死的人安宁舒适。而且因为威森塔尔似乎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他的沉默，这是他的主观倾向的事实。对于他自己来说，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

　　我相信在那样的环境下，威森塔尔的反应是出于善心的。即使他感到厌恶，他仍留在那里听这人讲。即使是面对着这人的可憎罪行，他也感到对这人有些歉疚。还是威森塔尔和他的朋友在如此可怕的集中营环境中的这种信誉，使得他们能考虑宽恕所包含的道德含义。他们没有嘲笑威森塔尔对这件事的关切心情，而是很耐心地听他讲。

　　威森塔尔因为一句话也没留给这名濒死的人而感到烦扰。就我个人来看，他在那里和那名党卫队员一起待了那么长时间，他一言不发地退出来，这都是非常慈善的行为。威森塔尔似乎没意识到，他留在那里听这人讲述自己的事，就已经使这名快死的人感到很大安慰了。而且，事实上威森塔尔对他的行为抱着矛盾的心情，且一直因自己的潜在修养对别人对他行为的评价持犹疑态度，这都表明他道德上优越之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名濒死的德国人对与他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一直持冷淡态度。

　　　　　　　　　　　　　　约瑟夫·特鲁什金

　　这名濒死的纳粹是真诚地悔悟了吗？似乎确实是这样。然而，他马上就要死去了。假如有一名医生潜入室内，用神奇的药物让这名年轻人重新充满活力，他还会这样来评价他的罪过吗？然后德国军队再授予他一枚奖给勇敢的纳粹士兵的纳粹红心勋章，他会嘲弄这个奖励吗？我怀疑。

　　的确，这名年轻人非常歉疚地讲到了过去的事，但是这种歉疚却充满了自怜和尴尬的抱怨。他，一直杀人的人，那么年轻就要死掉了。而“……那些犹太人（他参与烧死的犹太人）很快就死掉了。他们那样死还没有我这样死这么痛苦。”随后，想到他是在对一名犹太人讲这事，他还想通过忏悔来赢得这名犹太人的宽恕，所以就又加了一句：“当然他们不像我这么有罪。”

　　“他们不像我这么有罪。”一句令人哑然的话！这话等于明摆着说，这些被杀的犹太人是有罪的，而杀死他们的人，他，也是有罪的，只是他们的罪过没他的罪过大。看起来这么真诚的忏悔一下子变得让人不可信任起来。一个更真诚，更正直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可能永远不会犯下杀人罪来——会说：“可是，我应该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受到这样的折磨，而那些犹太人不该遭受这样的磨难，他们是我和我同伙的受害者。”

　　摩西·迈蒙尼德教导我们说，假如一个悔罪的人遇到与他第一次犯罪类似的情境，他能抑制自己不再犯罪，那我们就知道他是真的彻底悔悟了。可是，当然不可能再有类似机会给这位年轻人了。我们从他的说话声音里听出他对自己的杀人行为感到歉疚；可惜，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知道这么一点。

　　那么，我怎么看待威森塔尔以沉默来回答这名纳粹的宽恕请求呢？我赞成他的做法。威森塔尔怎么能宽恕针对别人犯下的罪行呢？或许，如果这位年轻人从小就接受教育，知道像杀人这样不可逆转的行为不可能用言辞挽回，他就不会倾向于去杀害无辜的人了。尤其我们现在知道，那些拒绝参与这些行为的德国士兵一般都没受到惩罚，这就使得这名纳粹的行为更应受到谴责。当然，假如这些做恶者是真诚后悔或切实努力去消除罪过的话，由人犯下的大部分罪恶都应该得到宽恕。不过，是宽恕97％的得到补赎的罪过还是全部都宽恕，这二者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也是有意义的。而杀人和折磨无辜的人，这是一种极端的罪恶，其中因为可以宽恕的人已经死掉了，所以这种罪恶就不能被宽恕了。这名纳粹想清白地，起码是稍稍洗清一些罪过后死去。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能保证他得到这样一个权利吗？

　　假如人不能宽恕这名纳粹，那么上帝能宽恕吗？正如中世纪一名犹太哲学家所说：“要是我知道上帝，我就成了上帝了。”不过，有些犹太教义暗示说上帝不会宽恕这样一个人；一段著名的塔木德原文说“赎罪节”（赎罪日）只宽恕那些触犯上帝的罪过；至于冒犯了人类同胞，那只有在抚平了受害者团体后才能赎回罪过。另一方面，有一些犹太教义坚持认为，如果一个杀人犯接受了对他的惩罚，并且真诚地悔悟了，那么他死去后可以在来世赎回一些罪过。

　　上帝会怎么看待这样的杀人犯呢？仅限于我的推测；我不知道上帝的意志。不过，最近几年由于一些特殊的接触，我注意到了gigul（投胎转世）这个观念。或许上帝会把这人再送回世间，他会再生活一次，这一次他弃恶从善。我愿意相信在善的生活中从善或许可以解除在恶的生活中犯下的罪恶。

　　但是这样的考虑必须由上帝来安排作出。在我们这个尘世中，我很乐观地认识到各种各样世界宗教愿意教育他们的信徒从小学会辨别道德善恶；教育他们宽恕几乎永远是一种美德，但也教育他们，残暴是一种罪恶，而残杀无辜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换句话，教育他们的信徒，要事先（这是道德上值得遵循的道路）认识到一旦犯下不可逆转的罪恶，海改是很困难的，不要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兹夫坦·托多罗夫

　　西蒙该怎么做？要是我发现我处在西蒙的位置我会怎么做？让我先依问题的本来立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只有体验到伤害的人才能宽恕。做任何进一步类推，如从个人扩及集体，在我看来都是不合理的：联想到集体犯罪或坚持认为存在着一种集体犯罪，一个人也不能超出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代理别人宽恕。因此，根据定义，杀人不可能被宽恕：受害者团体已经不再能够来做这件事。这里我要加上几句，由于我不是信基督教长大的，我从没认为宽恕是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对我来说正义和道德要重要得多。

　　我因此我会试着用我自己的术语进一步阐述：我们该如何评判威森塔尔所描述的党卫队员，我们该由他想到些什么？他毫无疑问是有罪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该考虑他的歉疚与悔悟。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纳粹罪犯没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歉疚。在纽伦堡，斯皮尔是唯一反思其（并非全部的）罪过的。在1963年的奥斯维辛审判中，只是以前的受害者感到痛苦；以前的行凶者似乎根本没感受到良心的困扰。其他暴行的行凶者也都是这样，在其它国家，甚至在前南斯拉夫也都是这样。集中营的哨兵，和他们的上级一样，都认为自己无罪。从这个角度看，威森塔尔遇到的那名党卫队员就有些不同了。假如强调这种例外，他是应该受到不同对待的；自然不是赦免，等于承认了进行的这种向善的特殊人类活动（卢梭称之为我们的可臻完满性）。

　　我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在今天，在事情过去五十多年后重提这个问题的。我们不是在思考一件今天的行为，而是在思考我们记忆中的一件行为。我们该怎样处置一件过去的行为，我们该如何把它应用到我们的道德教育中？纳粹暴行使得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些价值观念上犯糊涂：邪恶确实存在，而且决不是相对的。单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也必须永远牢记这些罪行。这种教育的第二步需要和他人一起拒绝认同罪恶，保证我们自己从善弃恶，并认识到，正如，罗曼·加里所说，残忍是人类的一个部分。拒绝相对主义并不是说要拥护摩尼教的善恶两分。在我看来，正是道德判断这两方面的互补作用才允许我们明智地把过去应用于现在，以与今日的邪恶而不只是与昨日的邪恶作斗争。

　　　　　　　　　　　　　　　阿瑟·瓦斯库

　　我不需要向西蒙·威森塔尔，而是要向他面对的那名纳粹说：对我来说“宽恕”你意味着什么？

　　首先，有一个人——你——已经通过打断将其联接在一起的各种关系，破坏了“终极统一”。本来通过这些关系，人类和大地共同分享这世界。你已经把本来是一个世界的4个世界打碎了——我们伟大而神秘的圣教徒把4个世界当作上帝实在性的深妙而又简明的地图：行事的世界，互联的世界，知道的世界和存在的世界。当这些世界都很健康的时候，就存在着肉体的完整和物质的分享；情感的爱；知识的交流；及在神圣的存在内分享精神感觉的存在物。对我和我的人们来说，你已经打碎了这个4个世界。

　　你请求我和你一起修复在这4个世界中的“统一”。和你一起重新把这被打碎了的“统一”的碎片联接起来，如有可能再把它们联结成一个完整／神圣的新型“统一”。和你一起做这种修复工作就是“宽恕”。通过这种修复工作，你和我就可以去除我和我的人们肉体的损害，精神的不安，知识的分离，精神的错位。你和我就会重新恢复平衡与平等。

　　我不能这么做。原因在于：没办法修补你自己对犹太人造成的肉体损害，更不用说修补那些在你的帮助组织和喝彩下所造成的屠杀与折磨。你也没办法修补相互关系中的裂口和眼泪，而这正让犹太人用在这个世界上新发现的权利不断地，尽心尽责地为自己的信任关系、和平、自主的管理而斗争。用“圣灵”这个字眼来说，你没办法修补我们对隐藏着的上帝的意识。

　　我或许能自己为自己修补这些损伤（至少在相互关系和圣灵的意义上）；我们犹太人自己或许能一起来做这些；但是不包括你。你不可能参加这3项修补。所以我不能“宽恕”你。

　　在这4个世界中，我有可能只能在其中的一个世界中与你在一起——这就是“知的世界”观念，知识的世界。

　　你是现代可能性的教师。从你那里我了解到核弹能吞噬世界，每一个单个的核弹都是一个迅速便携的奥斯维辛，等待着随时燃烧。从你那里我了解到可以技术化地大批量地进行虐待。从你那里我了解到，即使是没有仇恨，只有嫉妒，无节制的使用新技术也会毒化空气和土壤，杀死许多物种。从你那里我了解到大众传媒能对可爱的小孩儿，温良的父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你那里我了解到，粗野的、破坏性的权力——上帝的一个方面——已经在整个世界轰鸣，盖过了人类的支配力量。

　　因此，从你那里，和你一起，我了解到有必要进行所有其它的tikkunim（修补）工作。

　　·有必要在地球上的人类和物种间形成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意识。

　　·有必要创造一种更具关联性的理智形式，以使知识彼此连接，互相渗透。

　　·有必要重新安排上帝，不要让他像君王一样高高在上，而应下来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在你我之间，在我们之内。

　　·甚至有必要重新改装以色列人的肉体世界，通过神圣的舞蹈和手势唤醒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肉体与土地和大地的关系，以世俗的热情和欢乐重唱雅歌。

　　我能从你那里了解到有必要做这些事情，但我不能和你一起做。我可以和你谈话，但我不会碰你，爱你，或和你一同祈祷。所以我感谢你作为我的教师让我学到了这些，但我还是要把你独自留在身体、心和精神三个世界中，成为你自己从生命之流中截下的世界异己角落里的一个孤独的、离群的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