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

作者：约·D.皮斯托尼、理查德·伍德雷

译者：古绪满、王文华

这是一部故事情节精彩惊险的畅销小说。小说运用大量资料充分暴露了美国黑手党腐朽残暴的内幕。美国联邦调查局隐秘特工，本书的主人公约瑟夫·皮斯托尼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深入黑手党内部，为打击黑手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一章　班师奏捷

我站在证人席上，看看被告席上的5个黑手党人，看看分坐在5排的新闻记者，以及在审判室里只能站着的300多位听众。眼前的这一幕情景，我感到不可思议。这还只是对首批罪犯的首次审讯。这帮自作聪明的党徒现在已经坐到了被告席上。

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连连摇头，布比·塞拉萨尼和尼基·桑多拉也在摇头，就连菲什·拉比托先生和布茨·托玛苏罗也是如此。这些被告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也不能信以为真。勒菲蒂曾经对他的律师说：“他决不会跟我们作对。”在我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之前，他显然不相信我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他在黑手党的伙伴。

但是在审判以前，有另外两名被告已经服罪。勒菲蒂关在监狱的牢房里，在进进出出的审判过程中，到后来他终于相信了事实。他对牢房的伙伴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非得找那个狗狼养的多尼算帐不可。”

由于我已经列入黑手党的暗杀名单之中，因此我每天24个小时都由联邦特工人员护卫。

在我走上证人席的前两天，那时我的真实姓名还没有暴露，我们得到了来自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的情报，说这伙歹徒要袭击我的家庭。

在此案中，担任美国方面的主诉是助理检查官巴巴拉·琼斯。黑手党方面是甘比诺家族①的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他当时是黑手党委员会②的头领，是最有实力的铁腕人物。我对巴巴拉说，我要亲自去见见卡斯特拉诺，并向他表明：“要是有人碰一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要找你个人算帐，我要亲手把你干掉！”我还说，我只是在不危及此案的情况下才会那么干。她说：“能同谁谈，不能同谁谈，我无法告诉你。”

①　甘比诺（Gambino，Carlo 1902-1976）：1957-1976年美国纽约市犯罪集团“五大家族”之一的首脑，号称全美犯罪辛迪加之“盟主”。他出生于西西里，1921年乘船偷渡至美国，在布鲁克林定居。其活动主要包括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绑架、贩运毒品，特别是通过对水上工会的控制，进行劳工勒索。1970年被控诉，美国最高法院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系非法入境者），但因严重的心脏病使审判和驱逐延期。6年后死于心脏病再次发作。

②　黑手党委员会（The Mafia Commission）：黑手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犯罪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意大利或西西里人，或具有其血统的人。该党于13世纪在西西里岛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黑手党残余分子从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国外，来到新的国土（主要是南美一些地区和美国），就立即着手重建他们在欧洲的那种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了美国黑社会网中一个完整的组织，发展成了最庞大、最雄厚的一个犯罪辛迪加组织。50年代到60年代，控制黑手党的是遍布美国的24个独立集团，叫作“家族”。在黑手党进行大规模犯罪活动的城市中，多数都只有一个“家族”；纽约市中有五个黑手党家族。势力最大的几个家族的首脑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主要起最高裁决机构的作用。每个家族的上层都有一个统管一切的“头领”，每个头领之下有一名副头领，是家族的第二负责人。

到了80年代，有些人认为黑手党在美国犯罪社会组织中的势力正在衰落下去，部分原因是家族的旧式头领们正在逐渐消亡。另一个原因是，与外部隔绝的意大利、西西里移民群众正在逐步解体。这些人正在被美国社会所同化。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黑手党历来依凭的土壤，使它无法继续顺利发展下去。

她采取了克制和谅解的态度。我也怕这么干会有损此案的工作，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提醒了一些人，叫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戒。

审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经挤满了人群。这时候，我在小意大利居民区曾经见过、但不知其名的一个叫布拿诺家族的副头领，正以手作手枪的姿势对准了我，并且用食指作想象中的扣扳机动作。到了审判间息期间，保护我的特工人员在厅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谈了话。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审判庭上露面。

我打进黑手党内部，秘密地度过了6个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外界没有几个人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黑手党里干些什么。现在，这一切终于在新闻媒介面前曝光了。

报纸上出现了醒目大标题，其中有几家还放在头版头条：“密探操纵匪徒达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内幕”；“操纵匪徒的英雄”；“联邦调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级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对严厉盘问”。《新闻周刊》还作了整版整版的报道，标题是：“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匪徒”。报道还指出了种种威胁：“黑手党对大胆渗透者寻求报复”；“欺蒙布拿诺家族的联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踪”。

审判前，新闻记者已经获悉：主要证人将是打入黑手党内部的一名联邦特工。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想弄清这个人究竟是谁。审判一旦开庭，记者们老是想要接近我。我从没有和他们会见，也决不让他们对我拍照或摄像。审判要在下午5点结束。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我们不得不闲呆到八九点，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还得从狱吏的拘留所那里出门。我们中午不能出楼房吃饭，晚上也不能出旅馆用餐。

第一次审判开始前，我们得到了黑手党要对我采取暗杀的确切消息。他们的头头们已经悬赏：凡能发现并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万美金。他们还四处散发我的照片。我们觉得最好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联邦起诉人员请求法庭：让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证时隐蔽真实姓名而用当时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托尼·罗西。我在黑手党的最后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这两个名字也为匪徒所熟悉。

执行法官罗伯特·W·斯维特是纽约州南部地区的地方法院法官，对此请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权力期间，他写了如下报告：“……毫无疑问，这些特工过去、现在以及今后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在执行政府派遣的任务中同犯罪活动进行的斗争，如同作战在战争前线的战士一样，表现了勇气、英雄气概和斗争艺术。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一切适当的保护（其中包括）：对住宅区的保护、家庭成员的安全保护，以及向他们通报任何有关的以及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的情报。”

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因为被告在宪法上有权面对指控者。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也不觉得是受到了背叛。万无一失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

我的真实姓名直到作证的第一天才暴露出来。这天我走进了审判室，举起了右手，发誓要讲真话。接着就要求我通报姓名，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这才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六年来，我隐匿在黑手党匪徒中间，天天撒谎，在谎言中过日子。我说谎话，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是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帮助美国政府消灭黑手党。尽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识到：我最终要走上证人席，面对辩护律师这一现实。当时你无时无刻不在说谎，现在谁能相信你会说真话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内，依赖的是谎言，现在一切都得靠事实说话了。

我在隐蔽的日子里，我对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得要考虑一下：日后我在作证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清白。钱一定要有帐可查，凡能记帐的我得记，凡不能记帐的我就记在头脑里。在陪审团面前，最终要凭我的证词。

就在这初次审判时，美国的助理检查官琼斯和露易斯·弗里赫两人不时地要我牢固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提出的证据无论多少，陪审团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没有你的证实，我们便一无所获。”

1981年7月26日，我结束了我的秘密生涯。从那以后，我就紧张地投入审判和证词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忙得团团转。为了对黑手党成员进行起诉，为了对审判工作作好准备，美国检查官们不停地工作着。审判主要涉及到他们在纽约、密尔沃克、坦帕和冈萨斯等城市从事的讹诈勒索、赌场以及谋杀等罪恶活动。在首都华盛顿总部，我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准备全国各地的其他案件。这些案件并不需要我的证词，但却需要我提供情报。时间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过去了，我和起诉人员一起，为在大型陪审团面前作证，为一切突如其来的审判作证。

纽约是黑手党几个主要家族的大本营。仅仅就这个城市有时同时对黑手党的审判多达五六处。根据我们的调查而进行的这些审判名声大振，比如对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以及对全体黑手党的统治组织“黑手党委员会”一案的审判等。由于我在黑手党内部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能对所有审判提供相关的情报，并且能全部作证。而且，我还要对6个城市的一二十个审判作证，这些审判的时间跨度在5年以上。

联邦调查局起诉的案件最终将多达100件以上，这些案件也都要审判定罪。到了1987年，隐蔽特工、执勤特工、警察、美国检查官以及情报人员这支联合大军炸毁了“科萨·诺斯特拉”的心脏①黑手党局面的改变将会一蹶不振。每一个单个的黑手党家族的头领要么被控、要么坐牢、要么在审判结束之前就死亡。我们追捕的黑手党党徒几乎无一漏网。

①　科萨·诺斯特拉（LaCosaNostra），意为“我们的事业”，是美国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秘密代号，1962年被揭露。

但是，那些年的成绩毕竟不能和隔了多年的情况相比。由于多年的隐蔽生涯和“直截了当”的调查，我们在1982年8月份就发动了审判攻势。当时我们既无暇、也无意要搞些什么庆祝活动。我们刺痛了黑手党，使他们处于难堪的境地。正因为如此，黑手党就像马蜂窝一样混乱一团。匪徒们在自相残杀。匪徒内部凡过去相信我的人现在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我们已确定了目标叫他必死无疑。我在隐蔽期间熟悉的十几个匪徒已经被暗杀，至少那两个特别因为和我有联系的家伙肯定已被干掉。一名被控受贿赂的警察已经自杀。

对我来说还有作证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避歹徒。

在密尔沃克市，我在作证指控密尔沃克黑手党头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时候，一位辩护律师问我：我在隐蔽期间，我和我一家实际上住在什么地方。原告及其律师都表示反对回答。美国地方法官泰伦斯·T·艾文斯指示要我回答。强行要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我说：“阁下，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官说，他对我可以不屑一顾。不过，在和律师们协商以后，他作出了决定：匪徒认为我当时住在什么地方，我只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这样我才回答说：“加利弗尼亚。”

我的家庭住址以及我家居住的户名属于严密保护的秘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对外透露。联邦调查局在整个房子里安装了特别警报装置，电线直通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我的真实姓名一在报界公布以后，一位检查官朋友就传递消息说：新泽西州有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家伙，现在属于吉诺维斯家族①，跑到该家族的头领法特·托尼·萨莱诺那里对他说，他知道我是哪里人，那个地方我还有亲戚。因此，他们可能以那样的线索对我袭击。

①　吉诺维斯（Genovese，Vito，1897-1969）：又名唐·维托恩。20世纪30-50年代美国势力最大的犯罪辛迪加老板之一。1937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杀人罪，他逃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一面从事对美国的毒品走私，一面资助法西斯，成为墨索里尼的好友。50年代，他在纽约谋杀数名对手，逐步重建他在纽约市的势力，成为该地区黑帮的实际盟主。1958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毒品走私和贩运罪。1959年判刑15年。1969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死于囚犯医疗中心。

我和我女儿通了电话，她们都哭了。我父亲不敢出门，早上也不敢驾车。

联邦调查局想再次迁移我的家庭，我没有同意，他们也就不再坚持。我不想度过我的余生了，这帮狗崽子并不要我或我的家庭永无止境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会发现我吗？我采取了正常的保护措施。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感到有人尾随着我。我旅游，身上带着各种各样名字的信用卡。我尽管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但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任何人都有不测。他们要是发现我，一定会跟我算帐。对我袭击的家伙得胜过我。

第一次审判案件的时候，我43岁。我有6年时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经历和渐渐长大的女儿们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我希望以自己已经从事的自豪的工作来逐步消除。但是，我永远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自己，始终要用不同的姓名暗自度日。只有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才会了解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

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认识到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崇高的事业；我为审判案子起了促进作用；其他的特工，也就是我的同事，对我表示祝贺，对我所干的工作表示尊重；我的家庭也为我而感到自豪。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现在还是那个乔·皮斯托尼，和打入黑手党内部以前的乔·皮斯托尼一样。在黑手党里的6年生涯，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人品未变，价值未变。我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我仍然不饮酒，还是那一副身骨。我的妻子还是原配，我们的婚姻幸福如初，我们的孩子还是同样的活泼可爱。我毫不费力地放弃了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人品无论如何，也无论我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打进去的时候是乔·皮斯托尼，我回到外界以后，我还是乔·皮斯托尼，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在纽约的一次审判以后，一位辩护律师向我祝贺说：“你干得顶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两下子。”

几年以后的1986年，在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的美国法庭审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经打入的布拿诺家族的头领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气就像一个皇帝，周围聚拢着其他被告，都是该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党徒，一个个像侍卫一样围在他身旁。就是到现在，他们谁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认他们面临的现实。拉斯苔尼说：“无论我在不在牢房，他准会碰上我的。”其中一个党徒说：“他谁不认识，不用说6年了。”一个党徒的女儿被带上来见拉斯苔尼。她谈到了我这个向他们每个人作证起诉的特工，说道：“干这样的工作好比提着脑袋过日子，我可不想干像他那样的差使。”

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检查官奖的颁奖大会。颁奖仪式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联邦调查局总部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局长的私人餐厅。

颁奖仪式在司法部的大礼堂举行。里面济济一堂，出席仪式的都是显赫人物和政府要员。

我是获得此奖的一员。首席检查官威廉·弗兰奇·司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把首席检查官卓越贡献奖奖给了我，把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他们表彰了我的成绩：我隐蔽了那么长时间，渗透到黑手党内部那么深，这都是前所没有的，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除了在第一次审判黑手党中作证以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第二章　发端

我在工作的第二年，就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外执行公务。我们一直在追捕一名抢劫银行的在逃犯，追捕了大约有1个月，其间有好几次差点就逮到了他。我和同事杰克·奥罗克得到秘密报告说，那家伙将要在靠近华盛顿的某个公寓停留大约半个小时。我们提醒了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派两辆车。我们赶到那地方去，停了下来，就看到那家伙正在下楼梯。

这是一个黑人大汉，生得魁梧而又墩实，身高6英尺4，体重225磅。他已经干了一连串的抢劫银行和旅馆的活动，还打死了一名职员。

这儿是一个黑人住区的中心地带。那家伙一看到我们就从小巷溜走了。我纵身跳下了车，紧紧追随；我的同事驾车在街区四周行驶，以截断他的逃路。我们翻越了篱笆，奔跑在小巷里，踢翻了食品罐，弄得一片喧闹。我没有掏枪，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做。后来到了另一条小巷，我终于赶上了他，把他逮住。接着就拳打起来。一会儿他压倒我，一会儿我压倒他，接来揍去，互相咬住对方不放，打得双方都崩溃了。群众围在一旁，袖手观看。我征服不了他。我设法从背后腰间掏出了手铐，将一只套在手上，终于狠狠地砸到了他，弄得他一时眼花缭乱。这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把他的手反扭过来，将一只手铐铐住了他。

其他的车子已经开来，我们抓住了他。

我们押着他往车上走，他对我说：“你恐怕是个意大利人。”

“是吗？”

“没错，因为那样殴斗的方式只有两种人才那么干，这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意大利人。我知道你不是黑人。”

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这家伙原来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佩戴的勋章表明了他在越南的英勇战绩。他遣送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谁也想不到他是从越南回来的退役军人。他成了个海洛因吸毒者，银行抢劫犯。在这次较量以后他蹲了大约三年的牢房。出狱后，他继续重操旧业。我们设法逮捕他的时候，他跳出来对我们开枪射击。我的一个兄弟用短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为那家伙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一个意大利人。我的祖父辈是来自意大利。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在那儿长大，然后到了新泽西。我父亲在一家丝绸厂工作，同时还开了几爿酒吧。他在62岁退休。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在中学读书时，我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主要还是打篮球，当后卫，当前锋。我只有6英尺高，但是跳跃能力很好，足以当上全州的第二队队员。我到军校里待了一年，篮球更是经常打，后来靠篮球奖学金进了大学。我知道自己要当一名职业选手还不够条件。篮球只不过为我上大学铺了一条路。我学的是社会科学。我想当一名高级中学的篮球教练。大学读了两年我就辍了学，结了婚。那时我20岁。

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正如我过去在校经常抽时间外出干活一样，我在工地上做工，开推土机，在丝绸厂干活，在酒吧里当招待，还开拖拉机拖车。我的妻子是个护士。干了一年的活以后，我又回到学校，想获得大学文凭。不过我不再打篮球了。我妻子已经怀孕，我不得不整天工作，没时间去打篮球。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以后，我妻子就上班工作，当护士，好支持我把大学读完。

我的家里没有人当过警察。不过，我小的时候，曾经想到过当一名警察或者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个朋友要去参加地方警察部门的一次考试，还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我说，我想把大学的最后一年读完。可他说什么也要叫我去应试。结果在笔试中我得到了前五名，在实际操作中我名列第一。我对警察队长说，我想在警察部门工作，但是我在大学还有一个学期，我想读完，好拿到文凭。我问他可不可以约定：我只在晚班工作，一直工作到我大学毕业。他说，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到了签约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不能保证我的夜班工作。因此，我回掉了警察部门的工作，把大学读完。

我获得了大学文凭，在一所中学里教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学。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了两个孩子。

我有个朋友在海军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要雇佣平民作一些调查工作。一方面调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基地设施的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也调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地方范围的犯罪活动。调查涉及的类型很广：同性恋、赌场、盗窃、吸毒以及像从事破坏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军情报局特工经常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紧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想着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必须要有3年的实施法律的工作经验，还要有大学文凭，你才能当得上。

我对海军情报局很感兴趣，因为你只需要有大学文凭就行。我通过了一些必要的考试，就当上了海军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我主要工作在费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当的调查。有些工作还作了分类。我的任务是调查吸毒、盗窃这一类的案件，也干一些破坏案件中的情报工作。我审案件，在军事法庭上提供证词。

我在那里的工作满足了联邦调查局关于具备实施法律经验的要求。我通过了笔试、口试以及体力测试，于1969年7月29日宣了誓，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里待了14个星期，学习法律、学习在联邦调查局管辖范围内的违法情况，学习接待人员、实施各种调查的常规程序和技术。我接受各种训练：自身防卫的技术，追车和逮捕的正常程序和技术，局里使用的各种类型轻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军情报局里，我喜欢街头工作，处理刑事案件，并不喜欢搞情报调查。到了联邦调查局以后，我还是想干街头工作。任何人不论什么情况都得从这儿干起。

我被分派到佛罗里达州的东北部城市杰克逊维尔，执行日常公务。

我在那里工作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作为一名特工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个从乔治亚州监狱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绑架罪，还打死了两个人。他越过州界线逃到了佛罗里达。我的同事还从一个知情者那里获悉，这个逃犯正要到达这一带，此刻正驾着车，准备作案。

我们布置了几辆车在这一地带设防，盯着他驾车而过，立即尾随，乘他在作案地点下手时就开车过去。可是，车子行驶了几英里以后，他拐了弯，上了公路以后就开到边道上，想摆脱我们。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我的同事在驾车，朝那辆车边开过去，迫使对方在路边停下来。逃犯的车子正好停在右边，也就是靠我这一边，我的车门和他的驾驶室门正好相对。

我和逃犯同时跳下了车，彼此面面相对，相隔大约5英尺。他在掏枪。我初次上阵，没有经验，还没有掏枪。那家伙把枪对准了我，扣动扳机。“咔嚓！”他又扣了一次。“咔嚓！”两次都没有发火，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逃犯放下了枪，拔腿就跑，我立即追过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车，在后面边跑边叫：“对他开枪！”

在动用武器上，我们有严格的防卫界限。开枪警告都不允许，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枪。开枪就要打死人。不过我还不打算朝那个家伙开枪。我心里火冒冒的，让他白白地对我开了枪。干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我抓住了他，用手铐在他头上狠狠砸了几下，然后铐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来。他说：“你究竟为什么不开枪？”

“这事儿真是有点不称心。”我说。那家伙把我吓了个半死，与其说我恼怒他，倒不如说是气我自己，因为我在跳下车的时候没有带枪。不过，在那逃犯当时惊慌中晃动枪之前，说什么也没有理由要对他开枪。

在杰克逊维尔，我担当了一些在逃犯案子的处理工作。罪行是赌博和抢劫银行。我开始扩大线索。我感到自己有个较好的才能，那就是能从大街小巷的世界里理出可靠的情报。

我是在街道上长大的，对于靠自己的机灵和智慧而生存的街道居民，粗鲁的人，小偷，我并不看不起他们。你要向知情者承诺：你会保护他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你决不会完全相信他们，他们也决不会完全信任你，因为你是站在法律一边，而他们不是。

我不想袒护任何人，如果你在社会工作方面陷入太深，就会使你的调查能力受到阻碍。

我调查的第一批知情人中有一些是妇女，因为我审理过许多妓女案。这些案件关于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作娼的问题，因此审案要依照联邦政府的麦恩法案①。妓女是受害者。我们找到了一些老鸨。她们因为妓女没赚到足够的钱或别的什么原因就打她们或用炭棍烫她们。

①　麦恩法案（Mann Act）：美国1910年6月在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做不道德的勾当。

有时候，我设法说服妓女，要她们摆脱老鸨的控制。我没有劝说过叫她们别当妓女，因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的态度是：啊，如果那就是你要选择的职业，我只是想劝劝你该怎么选择生存，只是聊聊而已。我劝说了有些妓女从老鸨手里逃了出去，这使我心里感到一些快慰；我还得到她们当中的一些知情者，这就更使我欣慰了。

有个知情者叫布朗·苏佳，我同她谈话，劝她至少要从邋遢的里弄里搬出去，搬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安全地带。她的公寓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我问我妻子，我们有没有什么用旧的坛坛罐罐给她。妻子说道，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工作开始的这些年，家里还负担着三个孩子。

我和同事与杰克逊维尔的警察缉捕队①在一起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外面值勤的特工，彼此之间有许多工作要互相配合，因为他们互不可少。特工之间互相怨恨、互相妒嫉的事常常发生在高一层人士之间，人们正期望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①　警察缉捕队（vice squad）：又译作风化纠察队，是美国取缔卖淫、赌博等的警察组织。

我们曾为缉捕队的警察做些好事，但并没有得到上面授权，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停止。我和我的同事并不想因此而弄得家喻户晓。我特别不想招人耳目，因为我作为特工上岗还是第一年。在第一年里，你还是在实习阶段，随时会毫无理由就受到解雇。

这个地区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里，妓女蜂拥而至。高级的娼妓在酒吧和客厅里周旋，拉的是公务人员。

旅馆的人都认识缉捕队的警察，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来这儿转转。但是人们都不认识我。为了帮助他们理出地方案件的头绪，我要装扮成公务人员，让娼妓拉我，把我带到房间去。地方警察总要跟着我们，在门外稍等几分钟，等到交易过去他们就进门，采取突然搜查。

我可不是个孩子，我已经30岁了。但是我干这样的差使还是个新手，这些缉捕队的警察喜欢和我开开小玩笑，查查我的证件。比如有一次，我同一个娼妓进了房。我给过了钱，等他们破门而入。什么动静也没有。她开始脱衣服了。她说：“过来，宝贝，你不打算脱衣服吗？”我支支吾吾。门口什么事也没有。她已经一丝不挂，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让她解我的衣钮扣和拉链，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这不是联邦人员的业务，我的工作是在这儿的前线。

门上有道过梁。我听到格格的笑声。他们把一个伙计举起来，让他从过梁上看。他对我表现的窘况简直笑翻了天。

接着他们进房搜查。

我们开始打听有关在房间里强行抢劫的事。老鸨们往往躲在房间里。嫖客一进房间，他们就动手抢劫。

有个娼妓同老鸨合伙，用这样的方法拉了我，把我带进房间。这一次我知道警察会做我的后盾，因为这是严肃认真的事。

我说，我想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老鸨不在那里面。接着我就进了浴室，老鸨也不在那儿。我和娼妓又回到了房间，把钱给了她。她非常紧张。我明白了，老鸨就在房间里。

我突然想到，他就躲在浴室里淋浴帘子的后面。帘子是拉开的，拖到了浴盆的一端。我并没有移动帘子，而是看着浴盆的角落处。我对那女人说：“你为什么不脱衣服？我只是想再洗洗手。”

老鸨往往身上带有枪。可是我如果掏出枪，那女人就吓得尖叫，谁知道那家伙会使出什么花招来？因此，我只好要惊动惊动一下他。

我走进了浴室，把水槽的水龙头扭开，然后一个转身把淋浴帘子呼啦一声掀开。老鸨正站在里面，手里拿着自动手枪。我猛击他的臂膀，扼了他的手腕，他的枪落了地。他想反抗，但已经无能为力了。在一片骚动中，警察来到了屋里。我把这个花花公子交给了他们就走了。

过了七八个月以后，我被调任到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那里的办公桌上积压了一大堆申请工作的报告。对于政府分配工作的人，要作些背景调查。新到办公室的人照例分到一个班里，劈头盖脑地去处理那些求职报告。我一下子就陷入到这种毫无生气的气氛之中。我问特工的头头，也就是办公室主任，我能不能在处理好这些报告以后去干刑事工作。他说他对此并不介意。因此，大约到中午的时分，我要把属于我处理的报告全部处理完毕。到了下午，我就会和执行刑事任务的特工在一起工作。

我找到一连串的知情者，他们对于解决银行抢劫案和拘捕在逃犯方面很有作用。关于越南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在亚历山德里亚工作，就像在杰克逊维尔一样，处理了一大批冷僻案子。

我在亚历山德里亚工作了四年，这一段生活还是美好的。我们参加了一个乡间俱乐部，我妻子还是该俱乐部的社会指导。

这期间，我还回到匡迪科的学校，参加“在职”短期培训，课程有赌博和隐蔽工作这一类。在那些日子里，联邦调查局还没有长期隐蔽这样的任务。在“买卖搜查”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两天的隐蔽活动。比如说，你获悉有人得到了某些被盗之物，你就和这个盗贼洽谈买卖的事，然后就把盗贼拘捕。

我还参加过特种武器袭击队的训练，这种袭击队是70年代初期组建的，用来应付诸如发生劫机而引起的人质问题，或是对付潜在的恐怖分子的袭击。队伍里的特工人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他们要具有卓越的格斗技术。我们还要训练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以及对建筑物袭击的各种方法；学会从建筑物、悬崖及直升飞机上用绳子绕双腿下降；还有在荒原地带、在水下的生存训练。我们还进行赤手空拳的肉搏战。我尊重同志间的友爱，喜欢体力上的较量。

1974年，我调到了纽约市，加入到了车辆拦截小队。

我们这个小队很不错，工作很忙。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有时候连续两三天作战。不过，在联邦调查局里长时间工作是寻常事。每个特工从早上6点半或7点就开始工作，一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还要拦截六七次的抢劫货物。

接下来我就转向了长期隐蔽的工作——这项任务把我的工作引进了黑手党。

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伙盗窃集团发动攻势。这伙盗徒盗窃的是重型装备和高级轿车。工作人员发现这伙盗徒纯系偶然。他们逮捕了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本来与此事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发现，这孩子的父亲与这伙盗徒有牵连。

这位父亲不遗余力地保护孩子不进牢房。他向特工们说：“你们减掉对我儿子的处罚，我就帮你们查到大伙集团，他们在美国东南部一带盗窃重型装备和高级轿车。”

联邦调查局在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的配合下，让那个家伙作知情者，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他果然知情。这伙盗徒受巴尔的摩某个人指挥，在东南部一带四处作案。他们偷的都是成品：卡车、压路机、分路机、卡迪拉克牌轿车、林肯牌轿车和飞机。

调查局认为，为了追查这伙盗徒，他们也许能派一名特工打进去，和这个知情者一起工作。在法庭上有特工作证一向是有利的。那位伙伴说，唯一的问题是，特工要懂得如何开18轮大卡车和推土机这一类的工作。这样，调查局就把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有那种经历的特工在调查局里屈指可数，而我是其中之一。

我和那人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他叫马歇尔。我们彼此要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互相信任，共同去冒险。他身体壮实，大约6英尺1的个子，体重约250磅，红头发，红胡子，一双大手。他穿着工装裤，是个卡车机械工，可以偷任何东西。我对他说，怎么偷卡车和轿车，我一点也不懂。“这没问题，”他说，“我马上就能教你。”我们一起交谈，谈谈我们对问题的看法，谈谈各自的经历和家庭。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痛快，他对我也是这样的感受。他说，在和我接触以前，他以为特工一个个都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人，根本不了解街道上的事。但是，我却与众不同。他说：“看样子你能干得好，当个像样的盗贼。我能帮你打进去。”

对于这次行动，我得要有个名字。我对此并未怎么多考虑。这部分原因是我头脑里已经有所考虑，那就是从老电影片子里、书本上或其他地方找一个现成的就行了：多尼·布拉斯柯。我就这么成了多尼·布拉斯柯。调查局就以这个名字给我配了驾驶执照和信用卡。这时的计划本没有想到要作长期的隐蔽。但是这次打进去用了大约6个多月的时间。

马歇尔对我介绍了一个梗概。盗贼的头头是个名叫贝克的家伙。担当警戒和实际作案的大都是19岁或20岁的年轻人。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窃重型机械，轿车直接偷自新车的停车场。车主是建筑公司的人和公务人员。豪华轿车的车主只是那些大款。

马歇尔要把一辆盗来的福特牌40吨货车运给在佛罗里达中部城市莱克兰的几个伙伴，这些人正在给磷矿队的人输送卡车。这是我要干的首次任务。

我们正准备动身，负责这事的特工忽然说，他们想要在我身上搞个有线装置，想要我携带一架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我不大赞成，因为那种东西带在身上又闷又热，连防风外衣都不能穿。我穿的是班农牌衬衫、牛仔裤。我问道：“我怎么能藏得了一台录音机？”他们说：“我们将扎在你的背上。”

这是我第一次外出执行公务，还不想给人以为我像是不听话的人，就同意了。那台录音机6英寸长、4英寸宽、4分之3英寸厚度，扎在我的后腰上。对照镜子一看，我好像在衬衫下面的部位长了个瘤。

马歇尔说，他要把我作为伙计介绍给其他的盗贼，就说是通过一个叫鲍比的伙计认识我的。鲍比已经死于车祸。他还向我介绍了鲍比的情况，足够我应付场面。由于鲍比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向死人查询。

我们把货车开到停车场地，要在那里等顾客。我们下了车，会到了那些顾客。他们在车子周围走动，仔细检查。我也要不停地走动，好使自己正面对着他们，不让人待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后腰还扎着那么个东西。有个叫拉斯的顾客正在谈着他有多少辆卡车可以卖给磷矿队的工人，他还有多少多少别的装备。他的脚步不停地走动，我也不停地走动，不让他看到我的背部。

我们把这辆货车开价为1，500美元。在1975年那时候，这辆车要值4，000美元。到后来，拉斯说这辆车对他派不上什么足够的用场。为了套住他，我们还得另外挑选一辆。

我返回到我和马歇尔居住的荷里得旅馆以后，我就向特工报告说：“我实在不想扎这么个讨厌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就像个驼子。”

结果一查，机器出了故障。那盒磁带怎么也取不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打算会见头头贝克，地点在佛罗里达的巴拿马城，靠圣安德鲁湾外的一个狭长地带。我们住在坦帕市东部莱克兰的一家汽车游客旅馆里。马歇尔利用周末时间教我学习业务。他教我怎么样用一种叫做“小破坏”的工具，在汽车的外门板和玻璃之间划开、钩住锁栏就可以上车；怎么样在5分钟之内取下遮泥板接触车子牌照号码，牌照号码是用金属粘上并且铆接得很牢固，我们就砰砰咚咚敲下铆接处，用塑料带取代，贴上新的号码；教我用“小破坏”怎么样“电线热化”点火装置，穿孔驾驶台上的点火装置筒。点火装置一旦穿了孔，你就越过了点火装置锁，就可以发动引擎了。到了下一天，你就可以从汽车零件商店里买部分零件，换下点火装置。他还教我怎么样从车下面使方向盘失灵。这真是一所大有可为的学校。

我们到巴拿马城会见贝克。他是个粗汉，脸上红光满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是个有前科的罪犯，行骗的老手。他大吹大擂，说他在匪徒中，在摩托车团体里，在码头上有许多朋友。

他盘问我和已故鲍比认识有多久，问我干些什么。我说，我和鲍比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在一起干过一些事，等等。由于我对汽车方面仍然懂得不多，所以我并不把自己作为长期偷车的人设法应付。我说，我主要是夜间闯入室内干些偷盗的事，最近大都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一带。

他对我的话表示相信，因为马歇尔就在一旁，发誓为我担保。

我也表白一下自己。我说，在搞汽车、轿车方面，同伙中有些人在技术知识方面可能比我强，但是我懂得制订计划、组织实施和安全保卫。因此，我如果和这帮小伙子一道外出，在行动程序上我也要有发言权。我说，我不仅为了一个晚上100美元而偷车，我还想参与结束阶段的活动。

我不得不采取一个有领导身份的姿态，因为我们外出时，我要能控制这些年轻人。我们在获得证据的同时，还要指挥行动避免出现暴力。因此我对贝克说，我和马歇尔要指挥开枪的事。

他表示同意，并且要把这个意思传达到那些小年轻人中间去。

贝克对我讲到了他所做出的种种规定：特别型号、色彩、附加物等。我们获得的任何东西，都以零售价格的4分之1或2分之1出售。像带有附加物的林肯牌和卡迪拉克牌轿车，价值大约12，000美元，他要得2，500美元。集装箱货运列车价值在10，000至15，000美元，货车1，500至2，000美元，倒垃圾车4，000美元。

我们得到的报酬交给联邦调查局。马歇尔作为知情者，每个月还有费用，但在干这里的活动所得，他不能保留。

贝克想要我们搞一辆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他已经盯上了巴拿马城外的一辆，迈阿密市有个买主愿付15，000美元买下。第二天，我和马歇尔去窥看情况。我们的车停在街对面的一家酒店旁。我们想看看是什么地方的车，车子是不是在行驶，好决定行动的时间。

我们在那里待了20分钟，忽见一辆治安官的车子停了下来，车里的官员往我们这边走。他说，酒店老板已经怀疑，想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待在那里。

“长官，我们正在考虑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说。“已考虑好了。”我们走进酒店买些啤酒。

当天晚上，在对车子下手之前，马歇尔给我作了扼要说明。我自己去动手，看看我能不能干好。记得他讲述过电线热线的情况，以及我该怎么动手。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呈扁平形，有一整套卧铺设备的车厢，有通风设备，司机室在引擎上面。待在司机室里就可以干我要干的事。

我们来到车子附近，侦察了一会儿，查清治安部门的巡逻队什么时间经过这儿，两班之间相隔多长时间。马歇尔待在外面担当警戒。我往车边走，5分钟就进去了，接着就启动引擎，把车开走了。

我驾驶了第一段路程，行了300英里到了莱克兰。我们想乘白天在那里睡几个小时，然后再开往迈阿密。我们把车停在旅馆的停车场。就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特工人员走到车子这边，记下了车上的号码等一切数据。

第二天，我们把车开到了迈阿密，会到了贝克和那个客户。客户本想把这辆车子转手倒卖给在欧洲搞公路建筑的一个承包商。不过，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不想买了。

贝克只得返回巴尔的摩。他对我们说；“你们俩朋友要把车子藏在附近，等我重找买主。”

这么大一辆车，我们藏到迈阿密的什么地方呢？我问了问那些年轻人。从州立公路巡逻队来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把车藏到迈阿密外交通部的大院子里。把我们偷盗来的车子藏到政府部门的院子里，我对这个建议并不热心。不过，他们说那个院子很大，有好几个车库，藏在那里很可靠。

就这样，我们的车暂时就藏在那里。

汽车、卡车的停车场，除了电灯和进出口有铁链以外，大多数没有什么特别安全措施。警察巡逻队一般是每隔15分钟或半个小时走一趟。如果一切行动顺利，5分钟就可以搞到一辆轿车。

我们出去偷车，我是单独行动。这儿既没有联邦调查局密探，也没有公路巡逻队。干这样的隐蔽行动，你既不指望和你共谋的同伙，也不想要执法机构为你监视现场。这种作案也不会有人向警察报告。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我身上没有带联邦调查局的身份证。我不想冒被逮住的危险。官方警察身上并不带身份证，有些人身上暗藏有证件。我个人的感受是，带身份证有另外一层担心。你如果被警察抓住，你说清楚就可以脱身。或者你受到审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陷入困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告诉执法官。你接受检查，让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去决定他们想干的事。当你从事隐蔽工作的时候，你要把执法证件丢在脑后，不去想它才对。

偷一辆车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当我出去行动的时候，我真的情绪激动起来。尽管我干的是神圣的工作，可是我单枪匹马，既没有人为我监视，也没有任何保护。当你和顽贼、有前科的罪犯以及带枪或不带枪的伙计一道去偷汽车，你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的头脑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你想获得案件的证据，你还想保持警戒，确保他们不要越轨，不要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你还在担心别被逮住。

如果这帮家伙被逮住，他们会作出什么反应？他们会试图打出去吗？如果一名警察碰上三四个偷车的家伙，他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作案中有人采取行动，这个警察会不会开枪？

如果我们都在一起受到审查，我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该如何保护行动计划？我怎么样保护马歇尔？又怎么样保护我自己？

当你外出作案的时候，你头脑里会从各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一周要偷5-10辆车。

有人向我们订货，要3辆卡迪拉克牌轿车。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的中部城市里斯堡物色到了目标。一处停了两辆，另一处有一辆。当天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出发，偷到了车。我们奔向莱克兰，赶回到我们居住的旅馆。马歇尔驾车尾随我们。我们当然很匆忙。这些车子的窗口上还贴有新车的标签，到了第二天我们才弄到了假的登记证。

我们沿着公路风驰电掣般行驶。突然间，我的车镜上闪出道道红光。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阻拦了我。在早些日子里，我带的是9毫米的自动手枪，就藏在我的座位底下。

我立即下了车，问警官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先生，你超过了规定的速度。”

我有以多尼·布拉斯何为名的驾驶执照，但是车子没有登记证，座位底下有手枪，因此我最好还是挺身正面对他，打消他任何想要检查汽车的念头。我掏出了驾驶执照，递给了他，说道：“长官，也许你是对的。我是把里斯堡一个交易人的车子运送给莱克兰的一位交易人，我要赶到那儿好使他们了却这件事，到了早上车子就得要送到。”我把莱克兰的交易人名字递给了他。由于当时是早上3点，对方不至于要与交易人核实。“因此，我连证件也没有。”

那位警官真是不错。“好吧，”他说着就把驾驶执照还给了我。“不过，你要当心，下一个伙计或许并不能够这么谅解你。”

从那以后，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从不带枪。

每一次我们得到一个订货，我就和联络特工联系，对他说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等过一段时候，我又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目标。一旦车子偷到手，我立即就我所知向他报告：车子是什么样子，从哪儿偷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情况都作报告。这样，调查局就能记录下来，然后等行动结束，就可以和保险公司、车主一起做工作，把车子弄回去。

我们隐藏在迈阿密的那辆集装箱货运列车，贝克终于找到了买主。这帮家伙都是吸毒者。他们往返于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之间，把可卡因和大麻埋藏在带有冰柜的卡车上，放在蔬菜和水果箱子里。

我和马歇尔还呆在老地方，即莱克兰的荷里得旅馆。贝克说，他的顾客要来访问我们。

他们来了，并且要我们离开旅馆，挪动到另一处。我们照办了。我们等了两天，那些家伙终于到了我们的房间。两个家伙又野又脏，留着长发，都在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腰带上鼓鼓的，都带了枪。

他们说，他们已经与贝克谈妥了交易，要把车拿走，价格是10，000美元。

“他妈的，”我火了，“是15，000美元。”

“我们已经和他谈妥了，”一个家伙说，“你们把车交出来就是了。”

“我们会交出来，和你交易，”我说，“不过，我可不是只为他一个人干，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下来要卖15，000美元，他不能自己就决定卖1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在这笔交易中，我个人所得要损失1，000多美元。”

“伙计，这就是你该倒霉了，因为我们已经做成了买卖，我们只能给那么多钱。”

我和这两个家伙在激烈争吵，因为我知道原来的价格是15，000美元。作为一名盗贼，听了别人说要改变价格，你不能偏听偏信。另外，如果我没有和贝克核实就信了他们，这可能使贝克本人犯疑。如果我真是个艺高胆大的人，对于素不相识的人更改原来的价格，怎么就会接受呢？

如果价格有了变动，贝克应该事先告诉我。但是他可能故意不让我知道；也许他想了解一下我究竟作如何处理。

马歇尔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问他。贝克证实了价格。我们弄到的车子车身那么长，太招人耳目了，需要尽快脱手。

“好吧，”我对那两个家伙说，“不过，下次再要别的类似的东西，要15，000美元。”

“到了下一次我们还有点担心呢，”一人说。

“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说。

我们商定好第二天中午见面，地点在迈阿密，森沙英大道的入口处。

第二天一早，我和马歇尔来到迈阿密，进了交通部大院，取走了车子。

在大路口那里，我们见到了那伙人。我说：“先交钱，我就把车钥匙给你们。”

“那当然，”对方说。他把纸袋交给了我，纸袋有点潮湿，又脏，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

“钱嘛，”那家伙说，“我们手里的现金就这么处理，埋在地下。”

贝克弄到一份交易，要偷迈阿密那边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他保留了特别交易的权利，已经找到了适合要求的两辆车。我和马歇尔和他一道返回到那里，停车场离封闭时间还有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停在一个叫伯格·金的停车场，在那一带徘徊，等顾客，同时察看巡逻队隔多长时间巡逻一次。

到了封闭的时间，我们看到那场地有个卫兵在来回走动。我们未想到这里还有卫兵。现在我们还得想办法对付他。

贝克想绕到大场地的后面，搞点响声吸引卫兵到那里去，而我们俩就可以偷车从前门出去。我不大想那么干，因为那有可能与卫兵发生暴力。我就劝他别那么干，说那太危险。

一辆治安官的轿车开进了伯格·金停车场，和我们的车停得很靠近。两名警察到了喝咖啡的休息时间。

我们靠在我们的车子旁边。突然间，贝克挺亲热地把胳膊搂在我的肩膀上，对巡逻车点点头，说：“对警察用不着担心，我干过那种行当，干了很长时间。警察，甚至便衣警察，我能嗅得出来。不过，最容易识别的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啊，是吗？”我说。“那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调查局的特工。”

“从他们的穿着和言谈举止，我老远就能够把他们嗅出来。”

我心里在琢磨：他为什么突然谈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不是要试探我的反应？我劝他不要偷街对面的那两辆轿车，他是否因此而有所怀疑？往日他从来没有和我这么亲切过。我也把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道：“你现在鼻子有什么感觉？嗅到了什么吗？”

“没有，就是车上的两个警察。”

我能和他谈谈，叫他别采取行动，是因为有卫兵在场。他作出决定：我们往北边去搞车，他还得赶回到巴尔的摩，派我和马歇尔到奥兰多一带去侦察。

我们又找到了令人满意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马歇尔带来了两个小青年。他在场外瞭望，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截断了链栏，潜入进去。

治安巡逻队的车子开了过来。那位警察显然注意到了在入口处的链子已经落下，因为他拐弯进了车场，还用聚光灯在那一带四处照射。

我和另外两个家伙潜伏在车下面。一旦警察发现了我们，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年轻人可能随身带着枪。那位警察或许也是个喜欢开枪的人。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我会作为一名盗车犯就被打死在这辆车子下面。

那位警察在四周转了大约5分钟就走了。我们偷到了车，赶忙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贝克在巴尔的摩偷到一个推土机，要我们交给莱克兰的一个买主。我们就去把推土机放到平底尾车上往回拖。贝克说他正在签飞机合同。他已经搞了一架双引擎飞机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现在给另一个顾客搞了一架单引擎塞斯纳①。

①　塞斯纳（Cessna，Clyde Vernon，1879-1954）：美国飞行员和飞机制造家。他设计的各式180型单翼机简单、灵活，被广泛用作丛林飞机、护林飞机及救生飞机。1953年女飞行员G·莫克驾驶塞斯纳180型飞机进行世界上第一次妇女环球单独飞行。

我们把推上机运回到莱克兰以后，我和马歇尔侦察了小飞机场，看到那架飞机停在简易机场上。时已夜晚，没有人在那儿值班。驾机的是另外一个伙计，这天晚上我们把他也带到了机场。马歇尔上了飞机，打电话要飞机起飞，驾驶员就起飞了。我们无意要飞机飞往他国，因此我们事先提醒我们的人，他们已经同联邦航空局作出安排，让飞机改变航向飞往迈阿密。因此，那伙计起飞以后，我就打了电话过去，他们就叫驾驶员在迈阿密降落。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动，他们利用了这样的理由：怀疑这架飞机贩运毒品。

有几个车盗住在佛罗里达东北部城市代托纳比奇。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了那里。他们和女朋友住的房子很小，很阴沉，还有两个身穿菱花格子衣服的小孩在跑着玩耍。房子里乱七八糟，除了咸牛肉和啤酒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和马歇尔到外面买了一大堆食品，其中包括孩子食品。他们给孩子吃东西，我就忙着给大人煮实心面条，里面还有酱油、面团。香肠和辣椒。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和盗贼以及他们的女朋友及孩子在一起大吃了一顿。

由于我们始终有任务，所以5个月内我只回家了两次。这不仅造成家里的分散，还因我的行动使家里的经济拮据。

那时候，所有隐蔽工作的特工开销是按日计算的。除此以外，你还得付旅馆费和膳食费。钱从来就不够用。和这帮盗贼常常在一起，我有支票，常常是用我自己的钱。我给家里经常打电话。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住在旅馆里我不想留有任何电话号码，因此每次打电话都是对方付费，而我又不能向家里偿还。因此我终止了那种做法。日积月累起来，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有时候，我只好叫妻子电汇钱来，因为我用完了现金。看到家里的钱这么花掉了，我妻子当然不高兴。在这次活动中，到结束时我总共花掉自己的钱有3，000美元。可是，我不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就开支问题同办公室争辩。

办公室对任何开销的收据有严格的政策。那次顾客买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时，我有点慌乱起来，因为他们要我们调换旅馆。我一天就有了两张旅馆帐单。我提出要求报销，可是局里的会计检查官拒绝了我的要求，因为明文规定一天只能报一个旅馆房间。我划清了界限，断然拒绝掏自己的腰包。我解释说，干隐蔽工作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花费并不总是与常规完全相一致。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每周得到了一大笔钱，怎么用由我视情而定。

问题是，这种延伸打入对方的隐蔽行动，对任何人都是陌生的。

1976年2月，联邦调查局和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逮捕了贝克及其全体同伙——共有30人，并且从佛罗里达、马利兰、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密苏里、阿拉巴马、乔治亚和弗吉尼亚这些州找到了被偷的汽车价值达100万美元。他们说，这是他们查获的最大的、战果最辉煌的盗窃集团之一。

审判进行了两个多月。在查捕这伙盗贼中，马歇尔提供了合作，并作了证词，因此他受到了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他和他的一家重新安顿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并且得到了新的有关证件。

我得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M·凯莱颁发的嘉奖令，对我的工作给予表扬，另外还获得250美元奖金。

更有意义的是一位辩护律师给凯莱局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皮斯托尼先生……作为证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隐蔽活动中，他显然工作得卓有成效。尤其可贵的是他表现了坦率和真挚的品质及其奉献精神。”

作为败诉的一位辩护律师，竟然不吝时间写了这样一封信，真使我心花怒放。

我回到纽约，返回到车辆拦截小队。可是，这次隐蔽活动的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向了黑手党。

第三章　运筹帷幄

联邦调查局终于在考虑长期潜入的行动计划——所谓长期，也就是说6个月。对于盗窃重型装备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用一名特工潜入进去，比单纯从匪徒内部争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纽约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自从退休以来就想再搞一个长期隐蔽的行动计划。他负责我所在的车辆拦截小队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自由讨论，大家有了这样的看法：要渗透进高层次买卖贼赃的集团组织里——渗进盗窃财产的高层次集团之间。这些人都与黑手党有联系。我自然要与拦截小队联系。你得到了拦截报告，就要调查。是谁肇事，货物放在什么地方，由谁在看护。我们的目标是严格追踪高层次集团。他们常与黑手党打交道，参与分财，了解内幕，并进而分配财产。这一伙人当中，有的开了旅馆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实际上就是黑手党成员，他们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党徒。

大家决定采取单人隐蔽的方式，并且选中了我来干，因为我刚刚成功地干了一回，因为我了解拦截方面的情况，还因为我熟悉街道社会。

还有，我是意大利人，这并非不重要。这使我会适应我们即将调查了解的那种类型的人。因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们打交道的却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见是：你去打击上层集团，给黑手党以重创。这是初期阶段我们目标的延伸，仅仅是要打进那些上层一伙人之间。决定虽然已经作出，你可不能马上就出门开始干隐蔽工作。还得花几个月时间的准备。我要作准备，政府部门也要作准备。

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意见向上汇报，向华盛顿汇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头头们汇报。为此，我们要对经费、时间、目标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问题作出全面的估计。长期潜入的行动实施对于联邦调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课题，甚至连隐蔽特工及其督学员应遵循的正式准则都不能印发下来，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几年以后的1980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领域，计划工作务必要清楚落实。

这项计划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动。我是在有利条件下学习新的长远的技术，目标又是针对使我感兴趣的歹徒。我们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开展斗争。1970年，国会通过了《敲诈腐败组织法案》，人们都称为“RICO”法案①。我们第一次能够追查从事“敲诈型”的“企业”。如果我们能把参与旨在犯罪的组织的人暴露出来，我们不一定要揭露该组织每一个成员所犯的具体罪行。

①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称是：受到讹诈钱财的歹徒影响的腐败组织。

需要反对黑手党的法令，我们已经制订。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新型的隐蔽活动，我和督学员就能制订计划，使这一活动沿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我们可以自己干，不需要别人帮忙或介入。

贝拉达这时是思想最活跃的督学员之一。我们得选择一些像样的目标，要有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说服总部，因为像大多数官员一样，我们内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条新的、带有冒险的战线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后才能秘密打进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进行。整个计划只有四五个人知晓。在实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学员贝拉达、纽约办事处特工刑事处处长台德·佛雷、日后成为我的专案特工乔·肯纳利、我的联系特工史蒂夫·伯瑟，总共就是这几个人。我要仔细查阅往日那些已经封闭的档案、报告，同小队的伙伴交谈，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谈，搜集为我们打入目标的上层团伙的一切情报。这帮团伙里的人，大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但是要抓到他们确凿的证据并非轻而易举。现在，我们第一次企图把我们自己的人扎进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们当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们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们要了解的情况有：和这帮上层团伙联系的匪徒是谁，他们劫持些什么人，他们出没于何处，他们在哪儿谋划，他们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各人具有什么个性等等，凡能有助于我在他们当中行动的情况都想知道。

在深入讨论计划和建议的过程中，要牵涉到少数人，既有纽约方面的，也有总部方面的。艾迪·奥布里安是总部的督学员，在实施计划的开始阶段，他负责处理隐蔽工作。我们要明确一下上层团伙的一些目标，我还要熟悉纽约市的一些地区，比如曼哈顿区的小意大利①，以及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还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馆和俱乐部。我们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获得其他通路的时候能够采用。

①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我们和另一名特工，要在迈阿密制定一份和纽约相同的计划，两份计划工作互相联系。迈阿密有许多有钱的大户，有许多旅游度假的人。那里的骗子和盗贼大有人在，他们在盗窃珠宝、债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里也有许多与黑手党打交道的高层次买卖贼赃集团。我们也可以以这些集团作为目标。我和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特工能够互相支持。

迈阿密办事处对这个主意表示赞赏。我和贝拉达前往那里帮助他们，制订一份和我们对纽约制订的相同计划。

接着，我和他讨论的是，谁作为迈阿密的隐蔽特工我感到合得来。你在任何时候搞隐蔽工作，选择谁和你共事，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选择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你的生命安全上，你都要信得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迈阿密的办事处有谁合适。我决定挑选的是一位朋友，他的隐蔽姓名是乔·弗茨杰拉德。他是波士顿人，身高约6英尺5，先前是波士顿学院的足球队后卫。我挑选他，还因为他是掷沙袋游戏好手，脚步动作敏捷，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他基本上是搞街道工作，在迈阿密待的时间足以使他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因此，我们带乔·弗茨杰拉德到了迈阿密，让他执行整个行动计划。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两项计划我们要一起实施，这个双方计划的代号是“太阳苹果”。迈阿密代号太阳，纽约代号为苹果。

接着要讨论的是我自己。我要确定一个新的身份，这身份可以经得起任何情况下的检查。在街道上，在你没有证实之前，谁都会对别人采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列出了讨论问题的目录，这些问题是为我可靠的工作背景而必需解决的。首先是姓名。我在潜入重型装备盗窃案的行动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适合身份的证件——社会保险卡、美国运通公司卡①以及驾驶执照等（我实际上有两份驾驶执照，一份在佛罗里达，一份在纽约）。仍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似乎是最方便不过的事。我正是用那个名字，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打下了一些背景基础，有些比较好的联系关系。就用这个名字比改用任何别的名字要好。

①　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美国1850年3月创立时，原为快速运输的公司，现为世界规模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旅游、保险和国际银行业务。总公司设在纽约。

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这样的名字有其有利因素，但也有其不利因素。我在佛罗里达重型装备盗窃案的审判中已经公开亮了相，这一状况会不会又回头纠缠于我，对此我没有数。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据我所知，我没有同任何歹徒有瓜葛。我在安排其他工作的时候，对此考虑了很久。到后来，我终于认为：管他呢，就用这个名字。

既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我应该有个简历。简历不要写得太多。正如我干别的事一样，我想使简历简单一些。无论怎么说，你反正是要说一大堆谎言。简历越简单，你要记忆的东西也就越少。在我的隐蔽工作中，只要有可能，我都尽可能地靠近真实。为了这个特别的理由（我正为了这个理由），简历越简越好。

我的简历准备这样写：我在迈阿密一带度日，往返于加利弗尼亚之间，是个偷珠宝的夜贼，我是个单身汉。

我们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主意：说我是个孤儿。一个没有家庭的人，别人要查你就比较困难。如果你有家庭，这就牵连到别的特工，要他们出来说清楚你的家庭成员。如果你是个孤儿，别人能查你的只有你所居住的里弄，或者问你是否了解某个具体的邻里。我对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的一些地区有所了解，因为我在那些地方干过一些工作。

我们从研究人员那里得知，已经焚毁的皮茨堡那里有座孤儿院，在那里抚养的孩子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材料。这对我非常理想。有个特工曾在皮茨堡生活过，而我是在宾夕法尼亚长大的。

我想的是我是偷珠宝的盗贼。这样的盗贼有多种多样。我需要有个专长，好使我一人作案而又不会发生暴力。我不能当一名强盗或是银行盗贼，或是抢劫徒，或是诸如此类的人。我们得到了部里的允许，参与某种无关大局的盗窃活动，不过你得要避免暴力。作为一名珠宝盗贼，我可以说我是单独行动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而且取得了成绩。大家都不需要知道洋情，因为我是在私自“犯罪”。

干一名偷珠宝的夜贼，一个人单独作案并非有什么难处。因为你如果作案得法，你不会撞到物主，难得有可能发生暴力。我的业务知识使我能摆脱任何人企图与我动武——暴力不是我分内的事。

由于行动的性质，我有可能误入联邦调查局规则和制度的“灰色区”①。可我们好歹得试一试。不管出什么事，我们都要正视。我的角色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我能参与什么样的犯罪活动，看到哪一些，看不到哪一些；在他们发起的交易中，我能参与到什么地步而又不至于陷入圈套，等等，这些都是我出发前要作的一些思想准备。

①　灰色区（gray area）：指介于两个对立方面之间的范畴，诸如不可被划为全对或全错的原则性问题、在争端中不介入任何一方的国家、既不全然是科学事实又不全然是超自然的信息等。

作为珠宝贼，我要有适当的经验。关于警报系统、估量我或其他特工所从事的未来“职业”的监测装备，我已有了足够的了解。纽约市一家大名鼎鼎的珠宝公司给我上了两个星期珠宝学课程，他们只知道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对我的行动完全无知。我和一个珠宝学家去了纽约一家博物馆，买了一些关于珠宝和珍币方面的书籍。这些虽然不能使我成为高级专家，但至少使我懂得了行情。

我有了名字，有了背景，有作案的经历，下一步就要对行动计划作出预算。我需要一套公寓、汽车、活动经费，等等。

开始的预算比较节俭。“太阳苹果”方案中纽约方面，我们计划潜入的时间是6个月，开支10，000美元。这个数字较少，但是少归少，我们觉得有了良好的机会，可以使行动计划得以实施。实施计划这是主要问题。只要你着手行动，能显示出工作中的成绩，深入下去就好办了。我们对此满怀信心。到那时如果再需要延期6个月，我们就能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谁也没有料到潜入进去的不是6个月而是6个年头，没有料到我们触及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预算很认真，因为局里的会计官很认真：寓所、电话、租车、个人开销等等。我们初步的预算从原来10，000美元升到15，000美元。我们要求增加5，000美元放在手头，以备特殊情况、未料到的开销，比如我需要购买盗贼的赃物。

所有文字计划工作完成以后，行动建议就呈报到华盛顿总部。他们批准了。

现在，我不能公开露面了。知道行动计划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为了我家里人自己的安全，他们只知道我要去隐蔽起来，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由于局里从未有过长期深入隐蔽工作方面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行动中要作出一些指导准则。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真实成员应该要取消。

上次我在重型装备盗伙中的隐蔽行动，一切问题都是在办事处内部根据需要知晓①的基础上处理的。这一次，安全措施将显得更加严峻。在当时位于东六十九大街的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里，我的办公桌已经清除，我的名字已经从办事处花名册上勾销。我的个人档案已从办事处移走，秘密隐藏在保管特工档案的保险柜里。由于办事处的工资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工资支票通过非正常系统发给了我。除了与此行动有关的几个特工和联络特工，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总部的上层人士以外，办事处里、全国各地联邦调查局的值勤人员中，都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如果有人打电话到办事处找我，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当中没有那样的名字。局里局外的人中，没有约瑟夫·皮斯托尼这样的名字和联邦调查局有任何牵连。

①　需要知晓（need-to-know）：指在反间谍或保安活动中只让情报人员知晓为完成其本身任务所需要的情况而不使其知道其他不必要了解的情况。

我们在4月份先后开始考虑这次行动，到我作好准备实际行动的时间是在9月份。

1976年9月份的一天，我迈出了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在以后干隐蔽工作的6年当中，我从没有返回过，从没有回到我在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任何地方。

我的同事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的朋友不了解。我的知情者不知道。在这项多尼·布拉斯柯新的任务中，我无需用任何知情人。

我已经隐蔽起来，就着手我的新生活。我需要一套公寓，一辆汽车，一份银行帐号——都是普普通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通过局里得到，都要以多尼·布拉斯柯的名义自己动手办理，不牵涉到任何人。

我想自己办理一切事务，不想通过联络特工办理，因为我不想任何人知道这是一项联邦调查局行动计划。你根本想不到会不会有人涉及到别人的档案，或者有人漏了嘴，会说出了一点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与目标所指的买卖贼赃的集团打交道时，有可能会碰到歹徒同伙，任何泄露风声的情况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凡是我干的事我都是自己亲自干，正如搞调查的人要亲临现场一样。

我们为多尼·布拉斯柯创造了一些相关条件。我们登记了几个“查询”电话，就是人们可以向我询问情况的平常的电话号码。一个是我的工作单位号码。我是艾司汽车公司的经理；另一个是我居住区的建筑经理。回答询问的只有我的督学员或我的同伙特工，有时候是我自己。

我租了一辆适合我身份的汽车，一辆黄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挂的是佛罗里达牌照。

在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戴珠宝，也不讲究时髦的衣服。但干这项工作，我要穿得好一点，戴上戒指和金链，穿便眼。在预算中，这些都是一次性开销，共750美元。

我到市中心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要求开活期存款帐户。我填了单子，单子上的先前业务那一栏我没有填写。职员认真看了我填的单子。

“先前银行业务一栏怎么没填？”他问。

“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我说。

“因为我们要核实一下你的签名。”他说。

“我先前没有开银行帐户。”

“啊，我们需要有那一栏的内容才开帐户。”

当你不是按常规办事的时候，这就是对社会短暂的一瞥。我身穿新的便衣，还挺像个样子，手里有1，000美元现金，要在银行开个帐户，因为没有先前的银行业务，就办不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不过我不想争辩了，因为那个家伙已经乘了我的不备。

我说了一声“非常感谢！”就起身走了。

街对面有家化工银行支行，我决定到那儿试一试。但是我先得思考一下，如果那家银行的职员以同样的问题责难我时，我该怎么回答。

我走了进去，填好了单子。那家伙问道：“过去两年你在哪儿有银行业务？”

“过去两年我没有办过银行业务。”我回答。

他说：“这样我恐怕不能为你开户。”

“你这是歧视我。”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我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没有任何东西与歧视沾上边。他不解地看看我，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对谁都一样。”

我说：“我刚刚从牢房出来，在那里待了6年。现在我刑满出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我已经还清了对社会的债务，有了一份很像样的工作，想在银行开个帐户，做个有体面的公民。我有1，000美元，所想的只是开一个活期银行帐户。就因为我最近没有银行业务，你就拒绝我。我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银行干什么，我要到市政厅去，向民权局申诉，因为我受到了歧视。”

他突然神色惊惧——我想，这倒不是因为他担心可能引起的歧视问题，而主要是因为他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释放的劳改犯。

他说：“啊，有些情况我们能够通融。我看，我们能帮你解决。”

就这样，我开到了银行帐户。下一步我需要的是一套公寓。

我对于住在哪儿、怎么生活，倒并不过于操心，不过有两点我要考虑：第一，我并不想住到我的目标地区的中心；第二，我想寓所在一幢相对高大的楼房里——这两点都是为了我好隐匿。我需要住一个进出自由、又不惹人耳目的地方。

我注意看报纸，找了一个星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住处。

在第三大道第九十一街道上，我在约克维尔·塔尔斯大楼里租到了一室的公寓，房号是21-G。这幢公寓大楼高市东北部最繁华的住宅区只有几个街区。

我喜欢这儿的位置，而且这儿还有地下停车库，房租也不是太贵——每月491.6美元。室内有大客厅，24小时有门卫保安，还有人为客户收发服务。

我租的家具每月租金90.3美元。我购买了床单、毛巾、浴帘。我还从自己家里带了一些坛坛罐罐，放置在碗柜橱里。

我要妻子不要往我的寓所打电话，除非有什么紧急情况。她打电话时，说不定寓所里有坏人，说不定我的电话有坏家伙偷听。我对妻子说，我用的还是以前用的名字：多尼·布拉斯柯，我尽可能给她打电话回家。我没有告诉她：我可能要打进黑手党。我这么做或许有点自私，但这是我的工作。

作为多尼·布拉斯柯，偷珠宝的夜盗，我已经准备行动了。

第四章　初试锋芒

我们搞到了一份地名单，都是买卖贼赃那帮家伙经常出没的地方。眼下的工作谈不上休息日，全周都得忙，去酒吧、上旅馆、进俱乐部。这些目标区并不一定都是“匪党”的接头地点。这帮匪党有时候全包或部分包下了这些夜总会和旅馆。这些地方往往就是地下歹徒及其同伙喜欢闲逛的场所。

我想到这些地方逛一逛，主要在市中心和曼哈顿南部一带。我去喝喝饮料，吃吃饭，不怎么与人谈话，也没有什么行动，只是要在那里露露面，使人们逐步习惯我这个面孔。像洛克菲勒中心①、美国无线电公司②大楼里的虹厅，第三大道的分餐旅店，戏剧区中心四十八街道上的维苏威旅店，五十四街道上的塞西尔夜总会，莱新顿大街的喝彩旅店等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①　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 Chntre）：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间区由14幢大楼组成的建筑群。1929-1940年间建造。

②　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跨行业大公司。研究、生产和销售民用、军用及空间用电子产品并提供服务，还通过附属机构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总公司在纽约，主要研究机构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我们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小意大利区的那些地方，因为我去那儿太招人显眼。你在那一带闲逛，不可能不认识人。你要么是旅游者，要么是遇到某种麻烦。我暂时还不想同谁打交道，也不想同什么人聊天。我认识的买卖贼赃的党徒是和他们称之为“市民”的人混在一起，老百姓和他们没有联系。我到某个酒吧去几次以后，如果招待渐渐熟悉我，我就同他打一声招呼。重要的是只要让人家看到你，而不是有什么企图；只要让人注意到你，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不是偶尔来这里的顾客。

我不想炫耀我有多少钱，因为那样就表明你要么是警察，要么是个施主。一个施主很容易受骗上当。一个警察在有意搞非法买卖时，炫耀金钱可能是他的典型行为，引诱人把赃物即偷盗的东西拿出来交易，从而达到搜查的目的。街道的居民如果不想惹人注目，他不会到处丢钱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此人为什么要招人耳目？我不想在这方面引人注意。正确的做法是，你不要进去大手大脚地花钱，不要显富，别想着要攀人聊天，因为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你。

你执行这样的任务要步步小心谨慎，不仅要避免人家的嫌疑，而且在你离开以后不留下任何痕迹，使人觉得你清白．可以信任。你根本想不到你的行为中哪一部分会成为日后人家检查你的历史记载。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你的胃口并不大，你的鼻子并不长，不想管别人的闲事。你一定要耐心，因为你无法料到随时会出什么事。我基本上想保持自己的个性，做到有节制。我感到，我想物色的人中，到时候会有人和我搭话的。

我首先常去的地方当中，有一处是卡迈罗旅店，是个很舒服的旅店，地点在约克大街的1638号，位于八十六街道和东河一带。这地方离我刚住进去的寓所不远，我也想找到一个在我居住地附近的地方歇歇脚，吃点晚餐或喝点饮料。这儿并不是我们目标地点的主要场所，但我们了解，有党徒一类的人常在这儿出没。我们的情报表明：这家旅店为乔伊和卡玛因·西托所经营，他们都是法特·托尼·萨莱诺领导下的吉诺维斯罪恶家族的成员。

我在这些地方闲荡，溜达了好几个星期。时间过得很无聊。我很少喝酒，不抽烟。在执行这个任务以前，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曾经干过酒吧招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工作。整夜待在酒吧里，观察人家喝酒，听醉汉聊天。我干那种工作干了好几个星期，晚上待在酒吧里，开始可能喝点苏格兰威士忌，后来就拌苏打了。

有时候我看到了我们目标中的人。我认识他们是我在准备阶段见过他们的照片。但是，我从来不想找机会和他们搭话。如果问酒吧招待员“那人是谁？那人是不是某某？”是不明智的做法。我想让人家把我看成是不太喜欢问这问那的人，对什么事没有太多好奇心的人。我们追逐的那帮匪徒，你很难闯入进去。一步弄错，哪怕是稍微有点不对头的地方，就会使他们逃避你。我在吃饭或喝饮料的时候，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总是很感兴趣。我总是注意观察，细心听，默默记在心里，而且设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毫不在意周围有什么人。

整个10月份和11月份，我就这么进进出出，观察着，倾听着，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这段日子虽然常常令人心烦，但还没有令人沮丧。我知道工作要费时间。这样的工作非常敏感，你要用策略打进去。对于像这样的行动，你不能贸然跨进去着手打交道。与匪徒有联系的人对于他们不认识或没有别人担保的人是不肯交往的。因此，在开始两三个月里，我要打好初步的基础，让自已被人了解，或者有别人来为我担保。

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在整个行动的6年时间里——我对自己所作所为从来没有做过记录。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人盘问检查——可能有人会查出我来，是警察或是恶棍来查我。因此，我从来不在寓所里或自己身上留下任何套住自己的罪证。每隔几天，根据形势缓急，我要把发生的情况，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向我的联络特工汇报。

卡迈罗旅店里有一种活动是十五子棋。人们在酒吧里玩十五子棋。我注意到当地里弄的人常常到旅店闲逛，吃饭以后就坐在酒吧里玩十五子棋。在周围一带溜达的党徒也有参与的。他们的赌注很大——大到一局输赢1，000美元。我要打进去，让他们了解自己，和顾客们能聊聊天，这似乎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不过我还不会十五子棋。我买了一本书，认真学了学。另一名隐蔽特工，其隐蔽名叫查克，对十五子棋很内行。查克有音乐界方面的行动任务。他是我的朋友，常常到我寓所来，我也到他那儿去，他肯教我十五子棋。我们常一起玩，为的是我能玩得自在。

到后来，我认为自己也完全能上场了，就决定到酒吧里赌一回。

这时已接近圣诞节了，那一带呈现出一种节日的气氛。这样的时间新凑近一个赌徒似乎也合时宜。这天晚上，酒吧里有两处棋盘同时进行。我观察了一会，看看哪个盘子上的赌徒技艺弱一些。你一旦上阵就想要向胜者挑战，我就选择那副棋盘向胜者挑战。

我第一次下注是100美元。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我没有许多钱去赌。我赢了第一局，输了第二局。那天晚上结束时我没输没赢。

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有了起色。我和人们熟悉了，周围的人第一次称呼我为“多恩”①。现在我可以坐下来和人们闲谈。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论正在进行的赌局。

①　多恩（Don）：作者的隐名是Donnie Brasco（多尼·布拉斯柯），其中Donnie简称Don。

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退出了十五子棋的赌场。我的钱有点吃紧。我赌了两局，每局赌注都是500美元。先输一局，后赢一局。我的帐户上当时只有大概250美元到300美元作为每周的费用，一切都包括在内。我要赌下去就不能不向局里的记帐员作些解释。实在不值得，跟那些非驴非马的匪徒一起赌十五子棋。

不管怎么说，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学会十五子棋所起的作用。我认识了一些人，至少在我进酒吧的时候会有人招呼我：“喂，多恩，手气怎么样？”

我已经不再是人们陌生的面孔了。我还和酒吧招待员玛蒂交上了朋友。玛蒂不是那种党徒，但是很随和，了解周围发生的情况。到了12月底和1977年1月初，我和他已混得很熟。我们的谈话逐渐多了起来。他问我是不是就住在附近，因为我常到酒吧去。我对他说，我就住在附近，在三号大道上的九十一街道。

“你是这儿一带人吗？”他问我。

“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年，”我对他说，“最近我在迈阿密和加利弗尼亚一带待的时间很多。几个月以前，我刚从迈阿密那里到了这儿。”

“你干什么工作？”他问。

对这一类的问题，你不要直接回答。

“啊，是这样，目前倒没干什么。你看，闲着呢，也在观望……”就这么带哄带骗一点儿和他应付。我说：“我基本上是哪里活儿挣钱快就干什么。”

他有个女朋友，常常在快要下班的时候进来。等下班以后，他们就欢蹦欢跳到市里玩去了。有几次他问我是不是也想去，我表示感谢，但拒绝了。我不想使他以为我急着要交朋友。

不仅如此，我不想让他以及这里任何其他人以为，我身边就没有人。因此，我有时也带个女性——是在我寓所街道对面的酒吧里或类似的地方认识的——一起喝几杯饮料或吃顿饭。有时候，我的特工朋友查克也和我一起喝点什么。你不能老是一个人进进出出，因为那样会使人以为你要么是个苦工，要么是个警察。你的伙伴要有变化，这样才好些。不要让人家看到你老是那么个伙伴，还以为你们在一起要干什么。看上去要随和些，绝不要让周围的人对你有不舒服的感觉。

玛蒂的女朋友有个叫帕特妮西娅的，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郎，和在那里出没的一个党徒一起外出为伴。那党徒叫尼基，是个赌注登记经纪人。有几次她来到酒吧，尼基不在那儿，而我在。她就坐下来和我聊天。一开始，谈话很随意。后来我看出她在向我做一点姿态，我不得不防范。我是个局外人，不能越轨。我感到最糟糕的事是要向一个党徒的女朋友显示出某种姿态，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不允许那么做。我要是在这方面犯错误，我辛辛苦苦费了几个月时间打入这儿算是毁于一旦。

有天晚上，这个帕特妮西娅问我可愿意同她一起吃饭。她说：“尼基不会到这儿来，我们可以一道出去，找个很快活的地方。”

“谢谢，”我说，“我不这么想。今天晚上不行。”

后来，我把酒吧招待玛蒂抓到一边来，说：“喂，玛蒂，我希望你了解，我和帕特妮西娅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我知道她是尼基的女朋友，但是我也不想抹任何人的面子。”

玛蒂说：“我明白，我一直都看到了你是在怎么样对待自己。”

因此，我在人品上筑起了另外一道壁垒。酒吧招待明白了，我懂得和党徒打交道的规矩。没有生活阅历或没有同党徒接触过的人受到这样一个女郎的邀请，大多有可能正中下怀。他们心里想，管他呢，反正是她在引诱你，准没问题。可是，党徒有严格的规矩，你可别糊涂。我的意思是，严格的规矩。

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后，玛蒂过来对我说：“嘿，多恩，我正要告诉你，帕特妮西娅和尼基已经崩了。因此，你要想带她出去喝点什么或别的什么，无拘束了。”

我说：“谢谢，可是我真的不想出去寻找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他说：“今晚下班以后，我们要到虹厅去，我们一道去吧，把她带着。”

我们四个人去了虹厅，大家玩得很愉快。这以后，我出去还碰到他好几次。我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他开始把我介绍给常去卡迈罗旅店的其他伙伴，其中也有混蛋党徒。我从来不跟他们有什么交道，没有瓜葛。不过，我进去时他们至少和我打打招呼。我开始有了“家庭基地”，一旦有人要搜查的时候，这里的人都认识我。

这地方我还可以给别人传个消息，别人也可以给我传个信。我对玛蒂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我，你就对他说，我什么什么时候就到这儿来。有时候，我自己打电话来找我自己，玛蒂等我来的时候就把信息告诉了我。因此，我在这儿交了一些朋友，有一些打交道的人。

重要的是，初到这儿不要忙着要和某个特别的人搭上，不要急于立即着手行动。首先要经常露面，要有个可靠的后备力量。我要是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说，“我在那地方前前后后待了四五个月。”他们就能够证实。常常到那一带的伙计就会说：“是啊，多恩·布拉斯何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他似乎堂堂正正，从来不惹我们什么麻烦。”你就这样逐渐树立自己为人的形象，干事情不能太急，一口一次不可能咬得太多，重大步骤、大好机会有时候会突然来临。要等待来日。

到后来，我终于决定对酒吧招待玛蒂采取行动。一个隐蔽警察在买卖搜查的情况下，他的典型做法是要从你那儿买点什么。警察总是买，从来不卖。我现在要卖。因此，我带了一些珠宝：几只钻石戒指和贵重宝石，还有几块男女手表。

等到酒吧里没有他人的时候，我就把小袋子解开，把珠宝拿给他看。

“这些东西如果你肯保管几天，”我说，“可以设法脱手卖掉。”

“什么价？”他问。

“我总共要2，500美元。多余的给你。”

他没有问这些东西是不是偷的。他不需要问，因为彼此心照不宣。在我最近和他的交谈中，我已经给他有这样的印象：我没有合法的正当职业。这是明摆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话越少越好。实际上，这些东西自然来自联邦调查局，是我们在搜查中没收下来，严格用于这一类的工作当中。

他收下了这些东西，保留了三四天。后来在一天晚上对我说，“多恩，有人想要。不过达不到你开的价。”

我不知道他是在试探我呢，还是别的什么用意。你永远也别指望，别人会信任你。我本可以这样回答他：“那好吧，你看能给我帮什么忙，我要送你一件。”可是你不能这么说。东西总有某种行情，知情的人懂得货物的价值。我在隐蔽以前，曾经和几位知情者打过交道，对于偷盗的赃物，我了解其行情。因此，无论是买还是卖，我可以同任何人内行地谈论钻石、黄金及珠宝的价格。如果我的赃物值2，500美元，我就坚持。如果你说：“那好吧，就给我800美元吧。”这样他们可能怀疑你这样做的动机。

我这样回答他：“没什么，还给我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买卖。我打算再多弄一点，也许我们下一次能买卖成功。”

他说：“多恩，你弄到任何东西，让我看一看。如果我能帮你脱手，我会帮你的。我能转手很多东西，见过许多来路不明的货品。”

我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为我自己买珠宝或漂亮衣物。”但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买什么。

我的确通过他下了一些赌注。他同我谈到了那位赌注登记经纪人尼基，谈到了此人的买卖业务。我在赛马场上下了一些赌注。

这一切都为了巩固我的地位。

我的特工朋友查克，从事发生在音乐业务方面的隐蔽工作，涉及到录音机、音乐会等方面。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联系，互相支持。比如，他常常和我一起去卡迈罗旅店。查克正要在百老汇的比肯戏院里举办音乐会，领唱的是詹姆斯·布朗。他问我能不能帮帮他的忙。那不仅帮他，也是在帮我——因为这将向市中心的党徒们表明：我在干些什么，我还是发起人。

他的行动已经深入到与科隆坡罪恶家族的几个成员有了联系。他把我介绍给了其中一个，名叫阿尔伯特。所谓“联系”的意思是：你和黑手党成员有交道，同他们在一起共事，但是你并不以真正黑手党成员的身份去分享任何报酬，承担任何责任。一个真正的黑手党成员就是“入盟党徒”，或是“坚定党徒”，或是“老练党徒”①。阿尔伯特的叔父是科隆坡家族的入盟党徒。

①　这里是指黑手党成员的称呼，原文分别是made guy，straightened out和wiseguy。一个made guy（入盟党徒）是指：他举行过仪式，被接纳为黑手党成员，并在该组织里有一定的地位；一个siraightende out（坚定党徒）是指：他有坚定的方向，坚定的思想，所干的一切都合理；一个wiseyuy（老练党徒）是指：他很精明，知道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在组织里行为举止都很得体。这三个称呼本质是一回事，都指黑手党的坚定分子。

阿尔伯特是半瓶子醋的党徒，是个联络党徒，没有入盟。他身材高大，约6英尺2，30岁上下，在股票和债券方面是行骗的老手。但我认为，他搞不出什么大的名堂，不过是个牛皮大王。

他在附近一带逗留倒也不是坏事。查克把我介绍给阿尔伯特，这样我也许能通过他的介绍混进科隆坡家族。因此，我有时候与查克和阿尔伯特一起跑，在周围的各个夜总会露一下面。阿尔伯特很喜欢在夜总会、迪斯科舞厅及旅店露面。

詹姆斯·布朗音乐会渐渐临近的时候，阿尔伯特及其在布鲁克林的几个弟兄，提出了耸人听闻的主意：他们要抢劫票房。他对查克和我说：“就在音乐会快结束、票房关门的时候，我们就动手抢劫。”

他想抢劫我们自己的票房。我和查克不能允许这帮家伙持枪干出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也无能力否决。若要那么做，我们就会受到怀疑。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

我们对阿尔伯特说：“你想想看，如果那里伙计过来抢劫票房，那我们获利就会减少。因为无论怎样是我们赢得票房。我们可以三股分红。如果让你两个朋友入伙抢劫，我们就五股分红了。”

他把这个解释传给了他的弟兄，可是他们说什么也还要干。他们想全吞。

到了音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又不能向警察报告，因为那样一查就查到是我和查克告的密。

“怎么办？”查克问我。

“不知道啊，”我说。“这是你的行动计划。只要不危及我的行动计划，你要我干什么都行。”

查克想了个主意。“我想可以雇几个下了班的警察，就叫他们在大厅门口转转，就说是维持群众秩序，或许这样会制止他们的行动。”

他雇佣了下班的警察。他们身穿警服，站在周围。阿尔伯特及其兄弟们露面了。

“妈的，哪来这些警察？”阿尔伯特问。

我答道：“我不知道。他们在值勤，大概想到这儿待一会听詹姆斯·布朗唱歌。我不知道啊。”

“他妈的，”阿尔伯特对其兄弟说，“有警察在这儿，我们怎么下手哇？”他们站在外面讨论了一会儿，注意着大厅门口的警察。他们决定作罢了。

就这样，我们避免了一场抢劫。这次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现在可以告诉那些人：我还有这么一个兄弟——查克。他还有这样的艾司录音公司。

每当有机会我总要设法回家，回到妻子和女儿们的身边，哪怕能吃一顿早餐也是好的。我常常在值夜勤工作结束后，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到新泽西，在家里度过几个小时。我在家时，我和妻子很少与社会交往，我们结识的几个朋友都是局里的同事。他们当然知道我还是局里人，但不知道我执行什么任务。

我和一名特工感情非常好，他叫阿尔·亨金杰，在纽约办事处工作。在我隐蔽的期间，阿尔和他妻子密切关心我妻子，帮助处理发生的任何问题。我妻子需要什么，总要同他们取得联系。这真是令人欣慰的事。

我们对邻居和其他人说，我在做生意，常常出差在外面奔走。

我的几个女儿已经养成了习惯，不和别人谈论我的工作，甚至连问也不问。她们也会问：“你上班时干些什么？”我就对她们说：“我像别人一样干工作。”不一会儿，她们就不问了。

她们在学校里渐渐成了啦啦队队长。我的大女儿有一些男朋友学生。我和妻子与这些小伙子在运动队里相处得很融洽。每当星期三我在家时，总要一道去看学校的摔跤比赛；我要是不在家，妻子就一个人跟他们去观看。

我为一些小伙子设立了举重运动项目，地点就在我家的地下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是个举重运动员。他们同意这个运动项目。他们没有问到个人方面的问题。他们经常过来按照我提出的意见开展活动。我妻子烤馅饼。

我呆在家的时间似乎很少。妻子和女儿对这样长期分离感到很不高兴，尤其是我又没有给她们作充分的解释。我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一段时间是往后5年中不曾有过的最美好的天伦之乐。

我和阿尔伯特在一起经常四处出击，对他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我带他到卡迈罗旅店去了好几次，使他看到那里的伙计对我都熟悉。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他看到人们认识我，和我交往，他就感到他也能把他熟悉的人介绍给我。和一个联络党徒进进出出，而且这个党徒的叔叔还是科隆坡家族的老练党徒，这就增加了我做人的可靠性。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他看到我到什么地方就受人接待，他跟着我一起露面也是光彩的事。

让自己得到别人的认可是件很微妙的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印象、一件件小的考验、默默无闻的谅解等等，都很微妙。

阿尔伯特住在布鲁克林，但喜欢曼哈顿。有天晚上，外面刮大风暴，他不想开车回家到布鲁克林，我就带他在我的寓所里过夜。从那以后他老是狡辩着，要在我的寓所里过夜，不想开车回布鲁克林。我想培养和他的友谊，可是我不想让他在我寓所里过夜。

我一方面要设法自己立足，树立自己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又要同阿尔伯特及其他人四处周旋，在整个12月份我几乎没有回家——大约还有两三个晚上就到圣诞节了。因此我特别想在圣诞节前夕这个合乎情理的时间回家去，和全家一起度过圣诞之夜，以及圣诞节的部分节日时间。我打算在圣诞前夕的那天早上动身，大概8点钟到家。我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把它们存放在我汽车的行李箱里。

为了回家和家人团聚，我要在这个多尼·布拉斯柯的圈子里提早庆祝圣诞。圣诞前夕的那天下午，我们到各个夜总会转了一转，喝喝酒，向我们熟悉的人祝贺圣诞快乐。查克是个单身汉，阿尔伯特根本就不想回家，他们双双带着平时和他们在一起玩耍的女友。

我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我要装出并不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这时候已经过了10点。我们到八十六街道，朝科隆坡旅店那儿去。街道上空荡无人。在街的拐角处，有个人还在卖圣诞树。我无意中提了一句：“圣诞节到了，我的寓所里连圣诞树还没有呢。”

阿尔伯特叫了起来：“快去！快去！到那边伙计那儿去——他那儿有！我要买！”

我们到了角落那里。阿尔伯特跳下了车，往卖圣诞树的伙计那儿走。那人只剩下三四棵圣诞树，都是光秃秃的，就像是几根棍子扎在了一起。阿尔伯特挑了一棵带上了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像样子的圣诞树，上面还残留了一些针迹，树顶已经弯曲。

“你买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我问。

“我们把它竖起来，到你寓所里装饰一下！”

“哎呀，我没有什么装饰品。店铺都关了门。”

他说：“姑娘们，我们会找到东西把它装饰装饰，你们说行吗？”

“行，行！”她们说。

阿尔伯特说：“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圣诞节啊。”

就这样我们带着那么个不像样的东西上了楼，来到我的寓所。我们把它竖起来，你甚至能看到树上还少了一些树枝。我说：“我连架子也没有，怎么能竖起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他说。我有一个冷水器瓶子。我平时把分币塞在里面。

他们把圣诞树放在那上面。接着，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乱翻乱找，找到了几张锡纸，用锡纸装饰了几个圣诞气球，装点在那为数不多的树枝上。他们每次挂上那么一个锡纸玩艺，就有几百万个针状晶体落到了地下。

“我们不能让你过圣诞节没有圣诞树，”阿尔伯特说，“可是你连个伴也没有，这么过圣诞节真是糟糕。”

他们一样一样地摆弄，为了保证我圣诞节过得愉快，不至于寂寞。他们唱圣诞颂歌，一直闹到午夜，就坐在那么个丑圣诞树周围。阿尔伯特和女人们都纵酒狂欢。

我头脑里想的是孩子，想到车上行李箱里的礼物。我很恼火，自己竟然陷入这种境地。

我说：“行了，各位，足够了。我已经过了圣诞节了。”

他们还想继续玩下去。我把查克拉到一旁，说：“你把他们带走，我还想回家。”

他这才领他们一道离开了。我等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下楼进车库，开车往家走。

我本想在圣诞那天早上赶回家和家人团聚，可实际上到家是在下午。在这次回家过一个正常的圣诞节以后，还要度过5个圣诞节。

开始出现了情况，有了行动。1977年元旦后不久，阿尔伯特把我介绍给了科隆坡家族几个很活跃的成员。我们外出溜达，进了希波波特玛斯——纽约大街六十一街道上的迪斯科舞厅。那儿有许多党徒出没。

阿尔伯特说，他要把我介绍给一个科隆坡家族的成员，那家伙干过许多赃物的买卖。

他把我带到一张桌子旁边，对一个家伙介绍说：“吉里，这是多恩，我的朋友。”

吉里大概比我大5岁，普通人的身材，5英尺9，体重160磅。头发浅黑，鼻子隆起。

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阿尔伯特对吉里以及他的同伙说，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好几个月。吉里统领了一班人马，主要住在布鲁克林。他说，我应该到他的店铺去，在本森赫斯特地带，第十五大道的七十六街道。

“咦，也许我会去。”我说。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行动，设法露面而又不被人注意，悄悄地进入了匪徒世界，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就被他们接受了。你这儿前进一点，那儿前进一点，但是动作要轻。简单的介绍，短暂的交谈，这儿那儿露露脸，作出想干点什么的暗示，大大方方的仪态、举止以及显示你善于处事的隐语等等，这一切都成了你留下的可信赖的痕迹。尤其重要的是你不能匆忙，不能显得急于要会见某某人、作出什么合同、了解某种实绩的样子。作为一个警察要尽快尾随什么那就要迅速行动。你可要显示出不慌不忙的样子，一切按常规办事，其中包括要让别人了解你、接近你。

你在行动中的大多数情况下不了解你所面临的形势，因此你要树立信心，相信自己知道如何把握自己。没有人告诉你：你的步子是否牢靠、接触的人是否对路、方向是否正确。谁也无法告诉你是否安全。你要自己理会。那些活动的党徒也在注意你。你有可能搞错，他们显然也可能搞错。不过，大街上决不是自己怀疑自己的地方。

起初几个月的事态进展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我自己感到激动。我有了立足点。局外人谁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在干些什么。大街上，人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的真正意图。我在执行任务，而且是独自行动。这些使我感到激动。

一天晚上，我出了卡迈罗旅店，驾车到市中心，去逛逛几家常去的夜总会。我意识到有一辆车在尾随我。为了弄明真相，我没有立刻甩掉他们。我要让他们白白地追一阵子。我过了乔治·华盛顿桥，朝新泽西的福特李方向开，然后拐了弯又折回来。另外那辆车和我在一起，但没有行动。

这一定是某个执法部门的车子。否则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尾随我。我估计可能是：卡迈罗旅店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有个知情者传递了消息，说新来了一个伙计到处溜达，和党徒交朋友，这家伙显然没有工作，但还有钱花。要么他们可能当场进行搜查和察看过，他们好几次看到了我的车，挂着跨州的牌照，看到我就那么进进出出。

执法机构，像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缉毒处以及其他机构，随时都对罪犯进行搜查。这是例行公事。这些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都不知道我。如果他们开始注意到我，了解我和党徒一伙称兄道弟，那我自然也像其他人一样会成为怀疑的对象。

如果不是警察，那就可能是党徒要检查我。我不想让任何方面的人跟踪我。如果我和联系特工相会，或是回家看家人，要是有人尾随我那就可能毁了整个行动计划。因此，我每次出门，总要注意有没有跟踪。我总要让自己“清洁”。我要到一个地方，从来不直接就走，总要绕几个弯，看看车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兜几个来回把任何可疑的东西甩掉。车子停在什么地方，总要注意一下附近停车的是些什么人，有谁和我一道来到了这个地方。

第一次被搜查的地方就在卡迈罗旅店附近。我来不及甩掉尾随我的那辆车。他们用车在路边拦住了我。几个穿便衣的家伙掏出枪命令我下车，要我把双手放在头上。他们拍拍我下了车，在车子里面检查，在我身上、在车里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检查结束以后，他们说这是正常的执照检查，因为我车上挂的是佛罗里达牌照。

只有党徒们才会这么干，因为他们不停地在检查。你出门一般不要带枪也正是这个原因。查我的这帮家伙甚至连身份都不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我被跟踪过好几次，让他们叫住搜查过好几回。这给我的行动造成不便，但也同时使我认识到：我的行动措施是正确无误的。

我到了布鲁克林，来到吉里的店铺，在十五大道的7612号。这儿的里弄很干净，很安宁，住的是劳工阶级。住宅楼房都是两到三层，一楼的前面大都是商店。吉里的店铺在一排玻璃前的中间，边上有一家小食品店，拐角上是帕克·瑞奇药房。

吉里店铺的门上有一块大招牌，写的是艾萨格。吉里的姓是格里卡，店名和姓的字母拼写正好相反①。商店部分位于前室，简单的铁架上挂着许多贵重的衣物，大多是女人用的东西：皮夹克、裤子、衬衫。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比一般商店便宜。店铺面向大众，但是曼哈顿那里谁也不会跑到这儿来购东西。这是里弄区的里弄商店，外面的人来这儿一下就被人看出来。

①　姓是Greca，店名是把姓的字母反拼过来：Acerg。

一切物品都便宜，这是因为都是赃物。吉里的一般人马都是：拦截者，夜盗，什么都干的窃贼。商店里卖的都是他们的掠夺物。

第五章　布鲁克林：科隆坡家族的老巢

艾萨格店铺位于前室，那帮盗贼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充当售货员。后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几张打牌的桌子。那伙盗贼白天就在这儿厮混。正是在这个地方我被介绍认识了几个家伙。他们的年龄大约从二十八九岁到四十岁出头。他们围坐在桌旁玩金罗美①，吹牛。他们的名字有：桂多、维多、汤米小偷、维尼等等，这些都是浑名。

①　金罗美（又译作金兰姆）是兰姆类牌戏的一种。1909年传入纽约，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两人玩时，每人发10张牌，牌面朝下。发剩下的牌面朝下作底牌，最上面一张底牌由过来摆到底牌旁边作为第一张换牌。非发牌人可以先拿这种换牌，也可以不拿，若不拿，发牌人也可以不拿。若两人都不要，非发牌人则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其后，两人依次拿换牌或者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然后打出一张牌，面朝上摆在换牌堆上。目的是做成牌组，即至少3张的同花色顺牌或者同点组牌。

我和吉里的一伙人开始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熟悉的人“了解”了我，还因为我是他们熟悉的人介绍给了他们，因此对我还相当公开。

在党徒的一伙中，他们虽然比较低下，但他们总是忙得不停，总是有钱花，总有买卖做。他们总会有赃物，赃物总是在进进出出。个个都穿得很好。他们所穿的90％是赃物，都是最新款式，有运动衫、宽松裤、毛衣以及皮夹克等等。如果他们穿牛仔裤，那总是设计师订做的。

你提到什么，他们就能偷到什么。吉里一伙人可以袭击仓库、码头、车辆和住宅。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偷。他们始终这么在想。没有哪一天他们不时时在想着谈着他们要去偷，去抢，对象是谁，偷什么，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有要追捕的东西，或者从别人的货物里捞点什么，反正总有东西掠夺。

早晨起来，他们并不想到去上班，去按考勤钟。他们不想着和妻子或女朋友在一起欢度时光。他们是一伙群氓。你起了床，就要同这伙人一道上俱乐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成天混在一起。

一整个白天，你都在计算这天晚上要出去干什么，在外面能碰到什么财气。白天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早上10点半或11点去俱乐部，然后坐下来整天议论过去或将来的欺诈、抢劫的行动。如果有人提出偷盗或拦劫的主意，大家就轮番议论，看看这个办法是否值得。要么另一个人提出了一堆财物，正期待着把珠宝、皮货以及这一类的东西脱手。大家就议论“对折”的可能性——把得到的赃物再卖出去。

他们成天谋划着，就坐在艾萨格店铺的后室里，玩金罗美，抽烟，抽雪茄。我不抽烟。他们从不开窗户。尽管室内有通风设备，房间里空气仍然混浊。房间可能有两处在玩牌，这要视室内人员多少而定。我是连牌也不玩的。你要是玩金罗美——从来不玩别的——一点输赢为10个美分。就是坐那里玩牌，口里还在议论赚钱，议论这天要抢劫什么。有时也可能到另一家俱乐部，在那里玩金罗美，要么商谈抢劫计划。你也可能同某人谈论你想干的事或者设法干一回。如果他们想好了下手的地方，那么就有几个人在白天出门去那儿把地形窥看一番。

如果不是在谋划、做发财梦的时候，他们就聊作战的场面，回忆他们在各个牢房和监狱的时光。那是他们干此买卖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了解不同的牢房、监狱分区以及看守的情况。我已经有足够的虚假背景材料，上面记载着我严重刑事犯的罪证，以此表明我如去坐牢一定会是一条硬汉，没有一点畏惧。但是我从来没有表明过我蹲过牢房，因为我不了解监狱的情况。如果说出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挑出毛病。如果你蹲了3到5年的牢，你才了解看守——哪个看守是什么等级，了解同狱犯人，哪个犯人待了15到20年，哪个犯人现在还没有出狱。这伙匪徒熟悉隐语和俚语。人人都对那种关系、那种时光记忆犹新。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必要说你于过什么事，你就不要说。这伙人在谈论他们狱中的情况时，我就像个普通市民一样只在一边听着。

吃午饭时，有人会出门弄点中国食品和“英雄”三明治。到了4点半或5点左右，他们就分散，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或干别的什么事。晚饭后他们返回到大街上开始抢劫活动，或者逛夜总会，或者于他们要干的事。

每逢星期二，我们就到萨利俱乐部吃午饭。萨利是个老资格的党徒，是科隆坡家族的一个头目。他在十七大道上有个交谊俱乐部，离吉里的商店不远。我们有时候聚集到他那里，和吉里那里两处分度时光。但是，每个星期二下午，萨利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一伙共有8人，连同他自己的，加起来大概有18到20人。他有个井井有条的厨房，烧肉丸子，还有意大利通心面条、香肠、辣椒等应有尽有。因为有这样的午餐，我们要设置一张长的折叠桌。整个下午，我们就坐在桌旁吃午餐，喝的是萨利自己家中制的红酒，大家一起吹牛皮。

我白天大部分时间就这么跟着他们转。我要在10点和11点之间赶到俱乐部，整天都和这帮家伙混。到了下午快完、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就回到寓所，可能小睡个把小时，然后起来淋浴。大约9点钟时候，我就出门赶到我们碰头的地方。有时候我回到布鲁克林，有时候在曼哈顿一带溜达；有时候和他们一道，有时候一个人到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人通过那一伙而认识了我。

尽管我们在各个夜总会溜达的时候，大家谈的仍然总是抢劫诈骗的事，或是正在干的、或是即将要干的。他们靠的是脑袋瓜子为生，因此，他们的脑袋比普通人要用得更多。他们脑袋一刻也不停地在转动。一个人无论怎么有钱，总还嫌不够用，要么是盛宴，要么是饥荒。他们的计谋有一半是落了空的，一无所获。尤其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受控，这样要么要破他们的财，要么就坐大牢。可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头脑清醒。无论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或是提出的那些浮躁的行动计划，他们都没有舒畅的时候。他们照干他们的。

一个不显眼的党徒名叫维尼，也在吉里商店里混。他身体过胖，心脏不好。他吃了几片药——可能是硝化甘油。有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玩牌。这一局很难分胜负，好几个人在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聊着夜晚偷一户住宅的前景。那户人家在新泽西的巴的纳。

突然间，维尼跌到了地下，呼吸很困难，手紧紧地抓住胸口。

“喂，大伙儿看，”我说，“维尼出问题了。”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他们继续玩牌。维尼在喘气，在抓胸口。他们还是玩他们的。

“他心脏病发作了！”我一面叫一面往他那儿走。“我们得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快！谁来帮帮我一道送他去医院！”

“噢，他老犯那毛病，”一个家伙说，“他常发作，没什么，吃几片药就会好的。”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我想顺着那一伙人。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道德观。

我不能眼看着他死。我设法扶他起来，扶他出门上我的车。我驾车去了急诊室。几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他说：“我的药用完了。”

我们返回到吉里店铺。他们还在玩牌。有人说：“不错吧，我们对你说了，他会好的。”

天天这么跟那伙人混起来倒也容易。大部分时间显得很无聊。他们虽然在学术上一窍不通，但是在城市环境中他们有巧妙的生存能力。就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总有某种潜在的东西，可能会使我出差错。我一方面时时在头脑记住所发生的有关情况好向联络特工汇报，同时我还得保持警惕，以免跌入陷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毕竟是杀手。

联邦调查局不想让我参加实际的拦截和夜盗活动，因为那一伙人出门都是荷枪实弹，遭到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开创性的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官僚们思想非常保守。有人还提到：如果我与带枪的家伙一道去犯罪，我自己就容易受到指控。

他们一伙常常要我和他们一道出去作案。我总要找些办法抵挡过去。我对他们说：“嗨，带枪去干那些东西，对我来说真是太胡闹了。待后来我去帮你们卸货吧。”他们的人手足够，添上我无足轻重。我似乎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再说，我不去，得利也少，他们是根据卖脏所得的收入进行分利的。

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如果我事先争着要和他们一道去，得到了所猎对象的各样情况，然后又提出不干，这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和他们一道我总是冲锋陷阵。我保持一定的分寸，而且我参与的也决不是什么多大的交易。

可是一旦他们要用上我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讨论制订行动计划。他们要出去窥探作案地点，我得跟他们一道。我渐渐地开始施展自己的影响。他们常常来找我，就某个行动征求我的意见。我和他们一起对行动计划反复讨论，还指出计划中的毛病。这表明了我要干什么事还有些办法。有些时候，我能向他们指出行动中差错会出在什么地方，从而阻止了他们——这毕竟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这境况就有点微妙了。我一方面不能启发和鼓励大家犯罪，另一方面我又能外出参与一些犯罪活动。我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局里面并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我可以自己视情而定。这需要有跳踢跳舞的技能。

在店铺里我帮忙卸货。他们能拦截任何种类的车辆，大到18轮的大卡车，小到普通的小车辆。他们拦截车辆，把车上货物装到小卡车或搬运车里，运到“藏匿地点”，可能是个空仓库或工厂，把样品送到艾萨格店铺，表明有这样的买卖可以洽谈。所卸货物打包送到那些可以脱手的买卖赃物的人那里。

他们在拦截车辆的时候，通常的办法是把开车的缚住。可是，他们拦截的大多数是廉价的赠品，开车的往往参与作案，以便分利。这伙人一探听到哪里有可图的车辆运货，他们就到哪里去。拦劫大多在市里行动。他们往往就在布鲁克林大街上拦劫，有时候在泽西市。

夜晚偷盗遍及城市各地，从长岛到新泽西、康涅狄克和佛罗里达。飞机场不时地有货物运出来。吉里利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内部某个货运人员，源源不断地弄到货物。

我卸运的赃物有：咖啡、糖、冷冻食品、威士忌、成袋成袋的可可、整卡车整卡车的毛衫、罩衫、夹克衫以及牛仔裤。他们什么都要。最好的东西是食品货物——虾、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在任何地方，比如旅店和超级市场那里推销。冷冻的虾子和龙虾最受欢迎。药房用品——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东西，比如剃须刀片、阿斯匹林及牙膏等——都是首先考虑的目标，因为许多商店需要，而且即使在规矩的市场上都标高售价。衣服也是好东西，特别是皮货及女用服装。酒一向是大买卖，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日子里。还有女用皮手套，滑雪手套，甚至还有曲棍球手套。

只要是能出售的商品不分彼此。比如像男子曲棍球手套，这样的东西你从哪儿可以弄到？他们也能沾得上手。能干到的货他们就干，反正偷盗曲棍球手套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像各地旅店和超级市场的经理们要懂得什么是热手货，因为出售任何东西价格比批发市场的都要低。但是，有些豪华的旅馆和超级市场说什么也要买进。如果你看到这里买卖的情况，你对讨价还价的商店和削价商店的看法就更有愤世疾俗的感觉。有时候，买卖流通还很有秩序。某天晚上，他们要偷太平洋和大西洋食品公司的仓库，几天以后，所偷的咖啡、金枪鱼罐头就在别的商店出售。

电视机和录像机是大宗货物。从铁路货车货栈处抢劫运货车箱决非寻常事。他们雇佣了一个铁路职工，他向他们提供装货凭单。并且告诉他们货物在哪一辆货车里。他们就拦截卸货。

他们袭击住宅的时候，一般只要珠宝、股票和债券，现金或枪支。

任何没有限制的东西，他们都盗。那时代风行一种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自行车或摩托脚踏车。他们就在大街上偷这种车辆，白天放在商店里出租。

我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形象，我自己感到这么做很舒畅。如果没有必要，我并不主动提出参与。不该知道的事我不问，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报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干的有些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议论。我要耐心，顺从事态的变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帮手，是个莽撞分子。在这一伙人当中要数他最莽撞。他有点与众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发碧眼，蓄着胡须。因为他像我一样，不是入盟党徒，能够留着小胡子。他身高约6英尺1，体重200磅，年龄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纹，戴一副色镜。他对我说，他因为犯有各种各样的罪，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他是个杀手，但从来没有被判过有杀人罪。在吉里的管属下，他的几个伙伴在搞步话机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对我说过，他认为桂多太莽撞，干过许多险事。但是他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参与了抢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辈子。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不想他吧——他非干掉你不可。大家对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伙人刚刚动身外出，当时我和桂多驾我的车行驶。

他问：“喂，多恩，什么声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碍事的，”我说。

“不错，是刺耳的声音，”他说着就挺起了身，昂着头。“来自挡泥板。”

我们回到了吉里的店铺，我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的镶边石路上。

他说：“我要把挡泥板取下来，找找有刺耳声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别费时间了。对我不碍事的。”

“我觉得碍事。一会儿工夫就行。”

桂多的车里有个工具箱，里面总是放着盗窃用的一套工具。他取来了工具，爬到挡泥板下面，开始往下取。

我说：“你找这么个麻烦干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

不到5分钟他就把整个挡泥板取了下来，在板后面仔细检查。“行了，”他说着又把板钉回原位。

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

“说实话吧，你新来乍到这儿，我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车上是不是装着电话什么的。没问题。”

“他妈的，”我说。“你以为什么混蛋警察，车里安着录音机？你为什么不当面问我一声？”

“别见怪，多恩。我们得谨慎一点，没什么。这一带我们要干的买卖多着呢。我们对你还不熟悉啊。这事儿完了，你别挂在心上。”

实际上，我对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干多年的隐蔽工作，我总归要藏发报机或录音机，我要藏在装有录音机的其他特工车上，而决不会装在我自己的车上。

我要干什么不会那么完全安全。一有机会，我自己就窥探四周的情况。如果他们到了前门，或者外出，我一个人待在后室有那么几分钟，我总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屉。抽屉里总是有枪，有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还有其他的偷窃行装，比如假发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进来，我这样窥探举动会有致命的危险。可是我的工作毕竟就是要探知有什么情况，而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说的那种人，那我就不能仅仅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的谋划，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干。

1977年初，我和维尼那个买卖赃物的歹徒做了几笔小买卖。维尼是个任务不重的歹徒，是属于那种家庭型的一类。他来自斯塔藤岛，白天在吉里的店铺里转转，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抢劫的事他实际上并不参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为别人转卖赃物。

我想作出这种姿态：好像我是往这儿或那儿运点东西，挣几个钱。通过这条途径牵到大一点的党徒。维尼开始以香料和我做买卖。

我们安排了一次约前会，地点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处，我寓所的楼下门外。中午前后，他驾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运输车开了过来，车里装的是一箱一箱的兰纹牌香料。他说：“我每个星期直接从生产厂家提这货，我雇了几个兄弟在那儿工作。”

香料并不是真要干的买卖，但是这离珠宝买卖已经不远了。党徒盗贼并不是对凡有利可图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顾客，但是不能好到吃亏上当的程度。我买了一纸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国名牌，价值220美元。

对于香料的处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间所购其他货物一样，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几天以后，我在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乡的9号公路上的伍德布里奇拍卖行里碰到了他。拍卖行就像个跳蚤市场，吸引了许多人。维尼在那儿设了一个货摊。党徒们盗来的赃物，没有卖掉的就拿到这儿来卖。这儿是公共场所，家家户户的人在这儿转，维尼就以这个货摊出售拦截和偷盗的货物。我常常在这里溜达，看看他新到的是些什么，或者我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想拿到拍卖行里拍卖。他这个货摊脱手了许多赃物。

我甚至还带着妻子到他那里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能花点时间带她来，估计还不至于有多大危险。她感到莫大的愉快。只出了一回小差错。有一次，我们正站在维尼前面，他称呼我“多恩”，而她称我“乔”。不过，他似乎没有听见。反正她就作为我认识的女人也无妨，我和她在一起用任何名字也无所谓。

维尼有一些依而格玛牌香料卖给我，每箱250美元，一箱有15盒。他说：“这东西零售每盒40美元。”我买了一箱。

我告诉他说，我有五六十只手表，还有大量的天蓝色优质珠宝。我带了两只手表样品给他看看——是日本制造、带有数字显示的金手表，当时还相当兴时，红表面，每只大概要值80美元。他买了那两只，每只20美元。他说：“我拿给布鲁克林的吉里看一看，看他还想要多少。”

我所出售的“赃物”，大多是往日一些盗贼的掠夺品，为联邦调查局所没收。这些东西无法查到失主。手表和珠宝不是来自调查局。我为了要尽快做这笔交易，便从卡纳尔街道上一家批发部里购买的。这样的事我干过好几次。这么做的意图是：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谁也不知道东西要流通到什么地方。正如我干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样。这样做可能会受到内部批评，但是我不能不作出决定，保证自己安全和行动的步伐。我干的任何事都不是捷径，因为那样会有损工作。

维尼说，他和伙伴正要做一笔“褪色增辉”牌牛仔裤的买卖。有个买主已同意以125，000美元成交。他说：“货共有125，000条，一条裤子只卖1美元。”

3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对我说，他还想要15只手表，我以总共300美元的价卖给了他。我还卖了一些蓝色珠宝。卖给他的项链和手镯共有150美元。

我问：“牛仔裤脱手了吗？”

“销了一部分。买主取走了，还做了其他几笔买卖。因此，只销了一部分，你知道就那么回事。”

这几笔小买卖使得吉里店铺的一伙人以及他们所交往的人都接受了我。吉里自己也开始和我谈买卖，第一件是一件白色貂皮大衣。大衣的一部分是头天晚上夜贼盗窃的。吉里对我说：“要值11，000美元，如果你要只需给2，500美元。”

我没有接收，我对他说我干不了。

买任何贵重东西，如果不清楚来历，最终就找不到失主，这种买卖毫无意义。如果你不能找到物主，你在法庭上什么也证明不了。吉里并没有告诉我大衣来自何处，而这样的东西你又不便问人家从哪儿弄到手的。除非他有很多，比方说吧，有七八件，那你倒不妨说：“啊呀，你哪儿弄了这一大笔买卖？”

在这点上，如果我要干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任感，如同我于香料的买卖一样。但是，我没有必要拿2，500美元换取那种信任。

店铺的一伙人每天不是拖一批货进来，就是在谈论货物的行情。买卖并不总能够讨价还价。尽管有意向中的买主，如果他嫌价格太高，这并不意味着卖主会降价。货物价格高，可能说明卖主还要给别人分利。无论你从谁那里买，卖主的要价总要在原来的价格上高一点。因此，他们实际上不会降价。任何交易都不是死的，总是不停地买卖流通。

盗贼汤米是个肥头大耳的恶棍，大概50几岁。他带来一箱子成的碎杏仁，这东西是制冰淇淋的材料。他对吉里说，他的地窖里还有58箱，是从长岛市的布里尔冰淇淋厂偷来的。他有一份其他货物的清单，说这些东西他能弄到，可可、干奶等等，都是布里尔冰淇淋厂的。“我们和厂里的一个伙计建立了联系，他是焙烧工，”汤米说，“我们还有一个治安卫兵，下星期我们进厂时，他在值班。这笔货物要值10万美元。”

吉里决定采取行动。他租了3辆22英尺长的卡车去运货，存在车库里，等周末以后移交给买主。他们把一卡车可可运到了俱乐部，车子就停在大街上，我帮着卸货。在那个里弄里，艾萨格店铺买卖业务谁去说三道四？两天以后，这批货卖给了杨克斯市的一个买主。

一天晚上，桂多带了一班人马去偷一家仓库，要抢劫4，300套男式服装。他们已物色好了一个伙计在外面放风。进了仓库以后，有人拉了无声警报。主人赶到了仓库。担任放风的伙计吓得跑走了，但却没有通知里面的盗贼。那一伙人听到了主人赶到仓库就设法逃跑了。

第二天，桂多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吉里，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罚那个放风的伙计。惩罚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这要看头头是谁，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如果吉里真的感到气愤，他们可能对那个伙计以严厉的惩罚。

吉里决定下一个晚上再去一趟。对于放风的伙计他只是说：“这次进去我不想叫那个狗杂种跟你们一道。以后别再叫他了。”

他们再次进了仓库。他们没有偷到全部4，000套，大约偷到了一半。

我一直密切注意寻找突破口，找到大主顾，即吉里一伙的大买主。可是，每当我提出：我也可以联系几笔买卖，他们就这么说：“把货交给我们吧，我们给你脱手，别担心。”如果我对他们说，我即将有一大笔货，他们就会说：“嘿，你弄到了许多货啊，我们帮你脱手。”他们不打算放出大主顾。

我要想和大主顾打上交道，一时还找不到可使他们接受的理由，除非我能弄到大批赃货出售。

我不把自己的时间全部耗在布鲁克林，还时时注意到其他的目标。我和科隆坡家族成员逛曼哈顿夜总会的时候，碰到了托尼·墨拉。那是在一个叫伊格尔的迪斯科舞厅里有人把我向他作了介绍。这家舞厅后来改为西西里舞厅，位于五十四街道上。

我知道托尼·墨拉是什么人。他是布拿诺罪恶家族的成员。他因为走私麻醉品或其他犯罪活动坐了大约18年的牢房，出狱才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我知道，凡能搞钱的任何违法事他都参与；赌博、毒品、诈骗以及“经营合股”的那种保嫖。我知道，他与职业刺客有暗杀协议，已经干过可能有25次。他卑鄙凶狠，联系广泛，认识这样的人对我有利。

我和布鲁克林的一伙人继续混在一起，同时也和墨拉结伴。通过墨拉我认识了一个有用的盗贼。我需要更多一些有说服力的赃物拿给吉里一伙人。这个盗贼有很多工业钻石。我决定用这些钻石来作一次试探。我问盗贼能不能拿几颗托卖样品，看看我能否“中转”，就是为卖方和买方当个中间人。他表示同意，给了我10颗。

出售这样的盗物不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批准。我也不想为此而同任何人去争辩。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值得一试。

我所获得的钻石在市面上要值大约75，000美元。我并不真的想卖给吉里一伙，只想向他们表明我有多大能耐。我认为价格要比市面上高一些，从而减少买方的兴趣，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因为那会使人感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以为我不懂得买卖。

我把一袋钻石带到了店铺里，拿出来给吉里及其一伙人看一看。

“我在机场那边搞到了一批货，”我说，“那里面有我一个兄弟。我要给他分利。在卡纳尔街道上我已经有了买主。但是，如果你们能出手，我还是给你们。这笔交易我总共只要10万美元，我得7万5，我那位兄弟得2万5。”

吉里说：“10万，太高了一点。”

这个要价迫使他们在转手再卖时要价达15万到20万美元。

“咳，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说。“我那位内部兄弟促成了事，他要2万5，卡纳尔街道上的伙计愿意给我10万。我还是想给你们转手，因为我和你们兄弟是自家人。我要7万5。如果你们卖的钱超过10万，多余的全归你们。”

吉里说让他等两天和一个在城外的伙计商量一下。我表示同意了。他商量以后对我说：“他愿意转手，价格是7万5。”

“吉里，这我就不能干了。那我只能得到5万，划不来。我还是给卡纳尔街上的那个买主吧。”

“那好吧。”他说。

吉里心里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干出名堂，弄到了钻石。而且买卖达20万美元，没有警察过问，这就向他们显示了我谈话的分量。如果吉里和那人商量以后提出比方说125，000美元，那我就不能不答应，我应该守信用，把钻石交给他们转卖。我捞到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提高了我的威信，使我平地而起。

我第一次遇到吉里，他还不是入盟党徒，他一伙人中都不是。他对我说过，他在布鲁克林长大，一辈子都在偷窃。做梦都想成为入盟党徒，成为科隆坡家族真正的一个成员。

5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俱乐部，只见吉里衣冠楚楚：细条子西服，黑领带，全身穿戴整齐。如果外出溜达，他一般不是这样服饰。他好像有点激动，走路趾高气扬。但样子也有点紧张。

我进去时他正要往外走。“吉里，”我招呼着，“你这一身时装要到哪儿去？”

“是要去个地方，”他说，“我待会儿告诉你，等我回来再说吧。”

他走了以后，我问维尼：“那家伙要干什么？”

维尼说：“今天他要授徽章，要入盟。”

我们整天都在等吉里。他回来时简直欣喜若狂，高做得像只孔雀。他说：“能够入盟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事。我从孩子那时候起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或许你们有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最高的荣誉啊！”

“嘿，恭喜你呀！”我说，“谁给你授勋？”

“查利·摩斯。”

查利·摩斯就要成为他的副官。“查利·摩斯·巴拿瑞拉”对执法部门来说家喻户晓。他是卑鄙的家伙，是歹徒内部维护黑纪律的执法杀手，是个高层次的副官。吉里现在要成为查利·摩斯人马当中的一员，他高傲得不能再高傲了。

当天晚上，大家一起举行宴会为他庆祝。不过，现在个个对他更加尊敬，因为他已入了盟。

能够成为入盟党徒，对于一个意大利小痞子来说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极大满足。一个入盟党徒受到保护、受到尊重。你得是个意大利人，要有所有头头和副官提名、表决一致通过，还要进行秘密仪式，你才可以成为黑手党家族的成贝。然后你才可以入盟，成为坚定的老练的党徒。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黑手党任何别的家族，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都不得侵犯入盟党徒的范围，任何人都不能触犯他。黑手党里一个家族保护其成员及其事业。你对黑手党家族要有至诚的忠心，你处的地位高于外界的“市民”，你就像皇室的成员。在像吉里这样的里弄团体里，谁也不能像入盟党徒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一个入盟党徒也许不为人所喜欢，甚至可能遭到痛恨，但是他永远受到尊敬。在黑手党家族的支持下，他有充分的权威和充分的权力。

有个星期五，吉里兴高采烈，因为他要为周末搞一项大的行动。他在卡车队里有个伙计，此人要给他3辆卡车的钥匙。车上装的是毛货及皮甲克。同样还是这个伙计，要使车上的巴布警报系统失效。

到了星期一早上，吉里对大伙儿大发雷霆。头天星期天晚上，他们到了卡车车场，已经打开了两辆车的车门。正当开第三辆车门的时候，突然警报拉响了。大伙儿慌慌张张逃出了现场，一无所获。

这么一次大的行动，眼看货物就要到手，就因为有人出了差错而失去了机会，这使大伙儿气急败坏，像疯了似的。也使他们感到很扫兴。对这些货物下手，吉里事先得征求同意。像这么大的一个行动，而你又是级别比较低的入盟党徒，是个普通兵丁，你得要获得上面的允许，确保不至于落入他人的圈套，还要让上面头头注意到：要收到一些钱。

为了获得许可，吉里找到了副官查利·摩斯。

你无论干什么，总得要让首领知道。因此，你去对他报告，说你要干一笔大交易。如果你不事先报告而让他知道了，或者你行动以后再向他报告，首领可能会有想法：他们实际所得比他们口头上说的要多，因此他们没有当面向我报告。

由于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彼此之间都在耍点子，勾心斗角。你去副官那儿告诉他，你要搞一批价值10万美元的货物。通常你要和副官对半分成。因此，你一旦弄到手，你就得给他50％。副官又要向上交一点，比方交10％给老板。

副官像任何人一样，贪得无厌。每个副官都给自己一帮人订下规矩。规矩他想怎么订就怎么订。一个副官或许可以说：“我要60％，不是50％。”因为他想留50％，另外10％交给他上面的老板。他不是从自己的分成里面上交10％，而是从你那里取。有的副官还要求：他的成员每个人在每周都要向他们交一定数量的钱，比如交200美元，这就像交租金一样。这样就保证他们有钱花，另外再加上打劫所得的百分比提成。

这种勾心斗角的把戏谁都会，目的是自己得的钱尽可能多，给别人的钱尽可能少，不管规矩是怎么订，他们总是要搞欺骗手段。他们心里有数：大伙儿出去抢劫，谁肯把自己抢到的一半送给一个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人？

因此，在钱的问题上，谁也不肯对谁讲真话。如果你做了一笔100，000美元的买卖，你对副官报告时可能说80，000美元，这完全正常。大家也都是这么办理。所以谁对谁都谈不上完全信任。

后来，我的地位有了提高，成了一个联络党徒，我每次也要把我抢劫弄到的钱分给管辖我的兵丁，兵丁转而交一部分给他的副官，兵丁这么做可以向副官表明两件事：兵丁在外面挣钱；他一片忠心，把钱交公了。副官也照此办理。他把一部分钱送给大老板和二老板，保持他们对他的好感。

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你在那些党徒里干事，每抢劫一次，你就要懂得：你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一点给别人，把你得的钱丢掉一部分。任何人都耍点小计谋留下一部分钱。只有这么做你才不会遭到暗算。

问题是，这一整套计谋具有危险性。如果一旦你被查出来，你很可能遭到殴打——被杀害。图谋从同伙、副官和老板那里在钱上打埋伏，这是一种严重违纪，因为这是以极其贪婪的原则为基础的一伙买卖。如果你被抓住，就会问你：你瞒报了多少？你对谁瞒报的？有些副官和老板，就因为你扣住5，000美元而把你痛打一顿。你一定要记住，对于这一伙人，不论钱多钱少都事关重大。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瞒报，或者有必要让其他人得到教训，或者你的副官或老板纯粹要敲敲你，哪怕你就扣留了200美元也可能挨痛打。

因此，对自己家族里瞒报钱数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打也屡见不鲜。对吉里这一伙人殴打一顿，完全是无所谓的事。他们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只不过是下属而已。

眼下，吉里及其同伙要对毛货及皮甲克抢劫的行动，吉里事先已经得到查利·摩斯的允许。接着，吉里又要去他那里报告，说抢劫没有成功。谁也不想处在这样的局面向自己的副官报告这样的消息，这是因为：第一，查利·摩斯一心指望能得到一笔钱，结果落了空，他会沮丧；第二，查利·摩斯显然看出来，像吉里手下这一帮人都是不中用的混蛋。

在星期一这个特别的早上，吉里一肚子的不高兴，其原因也正是在此。

查利·摩斯敲诈手下一伙人。吉里这一伙人对此常常抱怨。他们对查利·摩斯表示不满。牢骚满腹。他们抱怨说：他不发话，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干；每次捞到的钱，他拿的太多。大家一致认为；以后每次给他的钱要减少。

有一天，桂多在店铺里对我说；“那个狗娘养的东西干的什么好事，不管什么时候，谁要是捞到点儿，谁就得把钱交给他，然后由他来分配。既然他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信任他。去他妈的蛋。我们弄到10万，就对他说是75，000。扣掉一些不报，那个混蛋怎么知道啊？”

吉里说：“你们最好别跟那小子胡说。你这么胡说是想送我们大家的命。”

查利可能有某种方式了解到瞒报的数字，那就是可能有告密者，叛徒。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很小。这一伙人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一次当叛徒，永远是叛徒。因此，如果有叛徒向查利·摩斯告密，即使对副官有利，查利也会在心里琢磨：“他告密的这些人是他自己的一伙人，他们天天在一起，都是自己人。如果他能告密他们，我怎么知道：如果他有一天被捕坐牢，他不会向警察告密？”

因此，一个告密者遇到的危险，比他要告的人所处的危险毫不逊色。党徒对告密者深恶痛绝。

我虽然接触不到大一点的头目，但是我搜集到许多情报。每隔几天，或者有重要情况报告，我就把消息传给我的联络特工。有时候，他们干了一桩特大的抢劫，我们也曾试图从外面对他们采取突然搜查。我和联络特工对此作了详细讨论。但是，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在这一带的科隆坡家族的一伙人中，我是其中新的成员，如果有什么搜查行动，大家的指头会指向我，我会成为一个告密的家伙。我的工作就会半途而废。正如其他事情一样，我已经干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我被指责为叛徒的搜查行动。因此，我汇报的情报有许多暂时只记录在档，留待以后处理。有些案子还要等好几年，因为我还继续在他们当中于事。等到以后，调查局对一些案件作审查，或者交给地方警察部门处理。

吉里一伙人中，有两个从监狱释放出来，一个是弗兰克，另一个是帕特希。他们自然要回来，回到原来和他们在一起的一伙人当中。他们是什么都偷的盗贼，顽强而又倔犟，常常自以为是。他们看到我在场，立刻就流露出不太高兴的样子，因为我是个新面孔，而且是在他们坐牢的时候加进了这一伙的。

弗兰克大约身高5英尺10英寸，瘦条条的，很漂亮，年龄约三十八九。如果你要给影片物色一个角色，挑他扮一名古典的足智多谋的小偷，那是天衣无缝的人选。帕特希可能比他年轻10岁，高出3英寸，体重要重10磅。

在大白天对住宅行窃，他们是能手。他们能得到消息，某幢房子里有现金，或珠宝，或枪支。他们使用伎俩，装作密探，混进屋里。把屋里的人不管是谁先缚铐住，然后进行搜索。他们可以出示密探徽章，作案时总有伙计待在外面门口的车里。

他们认为，长岛市的希克斯威尔那里有几处住宅大有可偷的东西。他们到了那里，装作早上在健身慢跑，对那地方作一番窥视。他们把车停在稍远一点的路上，身着运动服在住宅一带慢跑。

这天早上，他们要袭击一幢住宅。他们开车过来，发现住宅前的车道上停了许多车辆，就住了手。

他们慢慢跑向了第二幢住宅，进行窥探。在他们回到车子旁边时，看到一个女人在记他们车子的牌照号码。他们再次住了手。

我和吉里、弗兰克从吉里的车子里下来，要在希克斯威尔那里窥视下手的地方。他们得到了消息：房子的主人可能是干洗商公司里某个零售店的头头，他住宅的床铺下有个保险柜，里面有大量的现金。由于我们是生人，里弄里对我们起了疑心，显然注意到了我们的车子，因此有人叫了警察。警察来了叫住了我们，和我们谈话，问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要看看可能要购买的花园住宅。警车座位上有个黑色手提皮箱，里面有分别为0.38和0.32的左轮手枪，一些零星子弹，几副手铐。对我们的解释，警察感到很满意，但是我们也无从下手了。

目前这个时候，我不怎么费力就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制订抢劫计划，但是我仍然没法回避参与这些活动。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拖住他们，尽量不让他们干抢劫一类的事，尤其是屋子里可能有人，或者可能伤人的犯罪活动。我只要有可能就设法阻止。但另一方面，我同时还要搜集他们的犯罪活动，这也是我的工作。

他们在新泽西的山庄物色到一处下手的地方，要我去那儿跑一趟，检查那里的警报系统，看看能否克服那一关。因为我是偷珠宝的夜盗，对警报系统应该熟悉。

我去了那幢房子。房子四周有高大的篱笆环绕，看样子很容易袭击。我当然没有检查警报系统，也没有靠近房子的任何地方。

我回来时，对吉里一伙人说，那幢房子的警报系统像是很复杂，我不知道怎么穿过去，可能还有我看不到的第二道防卫系统；还有，一旦警报拉响了，我看那地方似乎没有一个适当的逃跑路线。我建议他们别到那儿抢劫。

帕特希却非常想动手。因为我在设法阻止这次行动，他对我十分恼火。

“为那幢房子冒险不值得，”我说。

他说：“你别这么糊弄我们，妈的胆小鬼。”

“算你说得对，我胆小，”我说。“可是我不能查清警报系统怎么办？像个下流坯子吸毒鬼，砸窗子冲进去？你们干你们的好了，别把我算在里面。”

别的伙计说，他们也不想干。

他们提出的下一个住宅为袭击目标，没有告诉我——在泽西市某个地方，是个贵妇人的家。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俱乐部，帕特希大摇大摆地向大家炫耀他引以自豪的一颗大钻石。个个都齐声称赞，因为那颗钻石会卖出许多钱。帕特希说钻石有3克拉重。

他走到我的面前。我拿着钻石仔细看了看。我说：“这没有什么激动的，因为这是颗假钻石。”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帕特希大叫，手里紧紧抓住那颗钻石。

“是颗锻锆石，我说的。”

帕特希猛然低下了头，好像我一棍子扫到了他的鼻子一样。他说：“你满口胡言，那女人的屋里不会有假钻石。我们得到了消息，那女人的珠宝没有假的。这颗钻石3克拉重！”

我说：“是假的，拿回家给孩子玩吧。”

“你倒这么机灵，像是什么都懂。”

“哎，帕特希，”我说，“你刚刚从牢房里出来嘛。我从来没蹲过牢房，肯定比你机灵一点罗。朋友，你要是把这东西送到你提到的那个珠宝商那里，真要使自己弄得很难堪。”

“我正打算那么干的，”他说着就带着那颗石头咚咚地踏出了门。

我这么做当然可能错了，起码我的信任感受到了损害。但是我上过珠宝学的课程，想表明一下我对珠宝方面还有点内行。那颗钻石太大，这么大的钻石谁也不会摆在家里躺着。色泽也有点退化，我对此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半个小时以后，帕特希回来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也不愿看我。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一辈子都在偷珠宝，难道我对钻石的真假还能不知道？你应该去抢劫咖啡，搞点糖，因为那些东西你熟悉。”

“搞得我有点不自在，”他咕哝着。

“得了，我是在帮你的忙啊。假如你不了解，拿着去找那个买主，他对你说这是假的，下次你再拿着钻石去找他，他会怎么看待你呢？”

他说：“你也会有糊涂的时候，到那时你也会，妈的，感到难堪。”

几天以后我进去时，看他们正在商量要偷布鲁克林附近的一家服装厂。这一次行动计划中有我，还有另外6个伙计，其中包括弗兰克和帕特希。

那个厂不大，生产便衣、牛仔裤及工装。他们已经商量了好几天，我还不知道。现在他们商量结束了。

我坐在桌旁，问道：“怎么动手？”

这是个高超而不美妙的计划。估计那厂里有20到25个工作人员，大多是妇女，而且大多是意大利人。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大约4点半的时候，销售员大都走了，只剩下厂里的一些雇员。他们要乘40英尺长的带拖车的卡车到装货仓。这一伙人要进去，宣称抢劫，把大家都铐起来，往车上装货。

我要设法阻止这次行动。第一，带上这么多手铐及类似的东西，可能要伤人；第二，正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我就没有办法着手干活，万一大难临头，行动受到搜查——十之八九有可能——我可不想让人指着鼻子骂我是密探。

“对，安排得有道理。可是，从装货到离厂要花多少时间？”我问。

有人回答说：两个小时。

“请你们等一等，”我说。“下班时间是5点。如果厂里工作女工的丈夫或男朋友开车来接她们，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妻子手铐着关在厂里，你们在装货，那些丈夫们能坐在车里等几个小时不到厂里来问一问吗？如果一个丈夫5点1刻回家，到了5点半妻子还没有回家、晚餐还没有着落，丈夫头脑里首先会想到什么？想到她和某个男人鬼混去了。那末丈夫他首先会干什么？他会到厂里来找他的妻子。这些人一齐涌到了厂里。工厂到时候像个动物园。你们在装货时，周围涌来了100多人，你们怎么办？继续装车、封住大门、把每个人手铐起来？我认为，抢劫那家工厂的主意很愚蠢。”

帕特希火了。他说：“我们每一次想捞一笔，你就要说三道四，起破坏作用。我们都想到，这个主意，妈的，顶呱呱的好主意。”

我说：“想这么个好主意，你还要回去坐大牢。不过，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想参与。我只是救你们脱离这种危险。可是我不是老板。”

吉里说：“我看这不好。那个厂离这儿只有半英里，离我们太近。这个主意不好。”

吉里是老板，因此计划就告吹了。不过，房间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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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布拿诺家族

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我走进店铺，只见大家都在那里，但是都不怎么说话。吉里拉起我的胳膊，对我说：“多恩，我们出去遛一遛。”

我们出了门，他说：“你看，多恩，实在也没有什么事，就是帕特希和弗兰克，他们和你相处得不怎么融洽。他们有点儿不满情绪。”

“出了什么事？”

“他们觉得对你还不怎么了解，在对你的情况还没有充分了解以前，他们不想让你参与以后的任何活动。你说过，你在迈阿密那里做了不少事，他们想让那里有个人为你担保，这样和你就更融洽一些。”

“那么你看呢，吉里？”我说。“我们在一起干过事，对不对？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疑问？”

“没有，我对你没有疑问，”吉里有点不自然。“不过，我和这班兄弟一起长大的，你知道吗？他们多年来，甚至未进监狱以前，就一直是我的伙伴。现在他们有这么一点不满情绪，我总得还要和他们共事，是不是？”

“去他妈的吧，吉里。我不想提供任何人。”

“这事儿我们别急，好不好，多恩？我们进去商量一下，设法解决。”

吉里是入盟党徒，是这一伙人中的老板。我和那帮家伙有些不和睦，他们首先找吉里，向他表示不满情绪，这么做也是对的。他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因为还得有个先后顺序——尽管他对我信任，相信我，但他认识他们的时间长，认识我的时间短。既然他们有了不满情绪，他有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以解决。他处理的方式也很得体，他找了我，先同我交谈。

当时，我的态度比较强硬，表示决不肯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不能立刻表示屈服，要拖延时间，玩玩花招），他说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谈谈。一旦坐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都会说出不满的意见。吉里不得不偏向他们，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从佛罗里达找个人来为我担保。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担心，因为根据规章，处理这种问题要按照正常的方式。

我们回到了店铺。我走到帕特希跟前，问道：“你有不满情绪吗？”

“你说过，你来这儿以前，在迈阿密干过许多抢劫的事，”帕特希说，“可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你到了这儿，似乎什么事儿都要管一管，我和弗兰克想知道你干那些事的同伙，这样我们可以把你查清楚。”

“你不需要把我的底摸清，”我说，“我在这儿干了五六个月，吉里满意，其他的朋友也满意。你们待在牢房里，为什么一定得让你们满意。”

“哼，你得要让我们满意，”他说，“我们到后面房间去，坐下来谈。”

大家都进了后室。帕特希坐在桌子后面。他说：“你可以是任何人，干任何事。也许你是个暗探。因此，我们想了解你的底细，需要有个人为你担保。”

“我不想将任何人的名字给你。”

帕特希打开了一个抽屉，掏出一支0.32自动手枪，放在自己前面的桌子上。“不说出个人名，你就别走。”

“我不会说出什么人的名字来满足你的好奇心，”我说，“你不了解我吗？我也不了解你，我怎么知道你就不是个密探啦？”

“你那张嘴真他妈的会花言巧语。你要是不说出个人名来，出路只有一条：把你的尸体裹在毯子里。”

“名字我就是不说，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

这时候，气氛相当紧张。吉里设法充当调解人。“多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让他同某个人联系一下。这样大家畅快些。这事儿大家也就别再提了。”

自从他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我心里就一直很清楚：我要给他说个人名字。因为他当着众人的面干到那种程度，他是不肯退却的。可是，即使在同伙面前，你也不能轻易说出自己的联络人。你要向他们表明：你是个腰杆挺直的硬汉子，对于和自己在一起合伙干事的朋友，你非常谨慎，坚决保护他。因此我要让他们感到困难重重。我装得好像真的很烦恼，对此事显得深思熟虑的样子。

我说：“好吧，算是帮吉里一个忙。我就给你个人名，你可以同他核实。可是，这个朋友要是出任何事，完全由你负责，我就找你算帐。”

我把在迈阿密的一个伙计的名字给了他。

他说：“大家都坐在这儿别动。我去看看能不能和那边了解这个家伙的人取得联系。”他说着就走了出去，随手猛地关上了门。

我对给他的那个名字感到很担心，那是一个知情人的名字，是迈阿密的一个盗贼，也是那边另一名特工的知情人。我在从事隐蔽工作的时候，曾经做了有意安排。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另一名特工，要他对这个知情人说：如果有人问到多恩·布拉斯柯的情况，知情人要说：他和布拉斯柯在一起干过几回，布拉斯柯是个可信赖的伙计。那个知情者甚至还不知道多恩·布拉斯柯是什么人，只知道在有人问到的情况下，他应该为他担保。

因此，我现在有几方面的担心。那是七个月以前的事。知情人是不是得到了信息，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即使他得到了通知，那末隔了七个月以后他是不是还记得？万一他背叛了，我毫无疑问要挨揍。这一伙人当中，其他的人不闻不问，骑墙观望，可是帕特希和弗兰克会崩了我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之间积了怨仇，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已闹得太凶难以收回。

帕特希出去以后，我坐在那里，照样与其他的伙计在玩金罗美，在吹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大家都不提刚才的事。可是我怎么也得拼命想个办法出去一下，至少要出去打个电话。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看大家都松懈了，我就说：“我出去喝点咖啡，吃点面包卷。有谁要，我都可以代买。”

弗兰克说：“你哪里也不能去，要等帕特希回来。”

“朋友们，我们待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没有理由要走嘛，不过该吃中饭了。”

“你坐下，”弗兰克说。

要是有可能，说什么我也非得逃出去不可，因为我不想坐在那里，等待耳门后挨一颗子弹。前面有个门通到外面，估计帕特希出门时已经锁住；后面一道门早就钉死，从来没有用过。房间有4扇窗户，全都闩住。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可以动手拿桌子上的手枪，就那么回事。可是在帕特希无论带回什么消息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说不定还能侥幸过关。如果我真的好运气闯过这一关，我和科隆坡这班人马打交道的基础就会更加牢靠。

我们在那儿坐了几个小时，除了我以外，个个都在烟雾缭绕。我们都坐在那里休息、玩牌、吹牛。

大约到了4点半，帕特希回来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平安无事。他脸上的那副表情就说明：我又一次击败了他。

他说：“好了，我们得到了回话。你朋友对你认可。”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别人松口气，我可没有。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能就这么罢休。我还不能马上就发作，只是说：“你发现我没有问题，我很高兴，非常感谢你。”普普通通的语言往往很有力量，大家都懂得这话的含义。我遭到了审查，我也得挽回一点面子，以向大家显示一下，我不是那么好惹的。我得缓和一下气氛，我要揍他一个。

手枪还放在桌子上。不过此时全都站起了身，准备动身散了。我想先揍帕特希。可是弗兰克正好位于我和手枪之间。我转过身，不在意地从他身边擦过去，对他猛击，他倒下了。帕特希扑了过来，我痛打了他一顿。这时候，其余的人迅速过来把我们拉开。我本指望大伙儿来拉开，否则我不能松手。因此我摆正了我的姿势，以防他们俩同时对我袭击。

帕特希坐在地上，对我瞪着眼。

“你这混帐东西，”我说，“下次要是见到我，你最好闪开道儿走。”

桂多是他们一伙中最顽强的一个，迈步走到我前面，对着大伙儿说：“多恩的事到这儿就结束。我不想听到任何人再说多恩一个不字。”

在星期二漫长的午餐时间，萨利俱乐部是人人都想畅所欲言的地方。大伙儿谈论盗窃的事，谈论党徒之间互相怀疑的事，谈论闹笑话的事。大家都互相揭短，互相取笑。

下一次在萨利这儿吃午饭时，关于假钻石的事正是大家取笑的话题。大家称呼我“珠宝鉴赏家多恩”，还说，我大概以为所有的钻石都是假的。他们把话题转到了帕特希身上，说他弄到一颗假钻石还那么趾高气扬。有人说：“帕特希有一天会得到一些真的钻石，但是不能拿给多恩看，因为多恩见到就会说：那都是假的。帕特希区别不出来。”大家哄堂大笑。

我和帕特希及弗兰克尽管还互相打交道，但自那以后，他们不敢和我胡来，对我表示一些尊重。后来，说来也真有讽刺意味，帕特希还成了一个知情人，列入了联邦证人保护法保护的名单里。

我在1977年3月认识了安托尼·墨拉。他邀请我到小意大利居民区。他开了个车站小餐馆，在玛迪森街道的115号。我们过去常常到那儿去，要么过街到一个叫荷里得酒吧店里。

墨拉把“本杰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①介绍给我。此人像他一样，也是布拿诺家族的一名士卒。勒菲蒂也像墨拉一样，是个职业杀手。他有个社交俱乐部，在玛迪森街道的43号，离墨拉的车站餐馆不远。墨拉过去常常到那儿去。在俱乐部外的人行道上，他把我介绍给勒菲蒂。“多恩，这是勒菲蒂，我的朋友。勒菲蒂，这是多恩。”

①　“勒菲蒂·甘斯”（“Lefty Guns”）：原意是“左撇子开枪的人”。

勒菲蒂五十一二岁光景，身高和我相仿——6英尺左右。生得瘦弱，略显驼背，窄脸膛，一双眼睛很锐利。

墨拉转身与别人谈话去了。勒菲蒂目光对着我，问道：“你是哪儿人？”

他说起话来有一股浓厚的烟味。我回答说：“加利弗尼亚。我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和迈阿密之间度过的。我现在住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上。”

“你认识托尼有多久？”

“好几个月。最近几个月，我主要在布鲁克林的十五大道上，和一个叫吉里的朋友待在一起。”

“我认识吉里，”勒菲蒂说。

在认识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受过邀请到勒菲蒂的俱乐部。我和他们没有联系，没有他们的允许是不能进去的。自从认识以后，我几乎天天到勒菲蒂俱乐部去和墨拉相会，因此对勒菲蒂逐步有了了解。

这时候，我的时间分两方面度过：一方面和小意大利居民区的布拿诺家族的墨拉、勒菲蒂以及其他成员来往，另一方面又同布鲁克林的科隆坡家族的吉里一伙人周旋。由于我没有正式属于哪一伙的人，因此，即使没有谁怂恿，我也可以在两个家族之间自由走动。可是，由于你在每一件细节问题上都面临严峻的局面，你还得有许多事要处理。

我还要抽第三部分时间花在“太阳苹果”这个计划上。“太阳苹果”计划中的“太阳”那一部分进展不如“苹果”方面顺利。特工乔·弗茨杰拉德已经着手工作，和我一样有了新的身份、寓所以及其他方面的东西，我们的工作基本相同。弗茨在迈阿密一带的街道工作中干得很不错，监视了许多在逃的案犯。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行动计划并没有取得如期的进展。他所能接触的只是从纽约逃出的歹徒，小恶棍，以及信用卡诈骗犯一类的人，没有接触实际性的党徒。

既然我得到了科隆坡和布拿诺这两个家族的人员的信任，我们认为我或许能促进迈阿密方面的一些联络。因此，我不时地到那儿去，和弗茨一道四处溜达，让人们知道：我和布鲁克林及“玛迪森街道”有联系。

我和弗茨一道出入有双重任务；第一，如有可能帮助弗茨找个纽约方面的联络党徒，向这个党徒表明他可以信任；第二，建立我自己的联络信任感。我将告诉纽约方面的那伙人，我到迈阿密来要采取一些行动。我还在适当的场合露面，让人们看到我在那一带出没。消息总是有消息的作用，你只管相应地等待。

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叫萨米的娱乐场所，那里有许多党徒来来往往。我们待在酒吧里。弗茨和他右边的几个女人在谈话，我坐在他的左边，在酒吧的L室里。在L室的拐角处有三个伙伴一起在闲聊，其中有一个已经喝醉。我认识那家伙，是纽约来的不三不四的党徒。

那个醉鬼对我在大喊大叫：“嘿嘿，你！嘿嘿，你！我认识你呀。”

我没有理他，他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嘿嘿，我和你说话啦！”他叫着。“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跟你一起啦？”

“我和他一起，”我指着弗茨。

那家伙不仅喝醉了酒，还说些不该在那一伙党徒中说的话，问一些不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我招呼和他在一起的两个家伙：“你们的朋友醉话连篇，他已经失控了。我建议你们让他冷静下来。”

那两个家伙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我把酒吧招待员叫了过来，对他说：“我想请你知道这个伙计喝醉了酒，他在乱说一气，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作个见证。”

那个醉鬼还在不停地说话：“我知道你从纽约来的。别背着我呀。和谁一起呀？”

我靠到了弗茨身上，说：“那家伙又抓我了。我想得教训他一顿。”

“没问题，”弗茨说。他站在那里，6英尺5的个子。“准备好了就告诉我。我来对付另外两个。”

醉鬼抓住了我的肩膀：“嘿，我和你说话呀！”

“准备好了，弗茨。”我说。

我伸手揍了醉鬼一顿，他歪歪倒倒，从椅子旁边栽倒下去。与此同时，弗茨揍了第二个，接着揍了第三个。三个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下。

在场的人都转身走了，因为党徒与党徒之间，谁也不想管别人的事。

我对酒吧招待员说：“你看到、听到了，对吧？”

“对，对，”他说。

“因此，如果有人来问这儿的事，就说这个家伙喝醉了酒。弗茨知道，怎么与我以及我在纽约的朋友联络。”

后来获悉，那个醉鬼是卢克彻斯家族的成员。消息果真传到了纽约。事情也就平息下去。这件事有助于我的形象。

我和弗茨在迈阿密地带闲逛，逛的地方大多有可能是党徒联络的地点。这些地方有：斯尼基·彼特酒店、查利·布朗牛排餐馆、董事俱乐部、托尼·罗马酒店、金海岸酒店以及福特·劳得戴尔酒店。

但是我们并没有套到大头目，和他们谈话。我一连几个月，都在科隆坡和布拿诺家族之间、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有一天晚上，我和弗茨到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的一家夜总会，坐在酒吧里。弗茨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把我都向他们作了介绍：“这是纽约来的多恩。”他们都要到盥洗室吸可卡因。我待在酒吧里，和几个蹩脚的党徒及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闲聊。

这时候，有个家伙从盥洗室那边出来，往我这儿走，手里拿着一只开口的小瓶。他把瓶伸到我的面前，说道：“这儿，多恩。吸一口吧。”

我击了他的臂膀，瓶子打飞了，弄得可卡因撒满了一地。我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举了起来。我说：“我不吸那玩艺，你没必要送给我，再也别送给我了，永远别送。我靠那家伙赚钱，但是我从来不吸。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可是你看你，你这是干什么，”他哇哇叫，“撒下的都是我的可卡因啊！”

“记下这次教训，”我说，“你要他妈的昏头昏脑，那是你的事。别拿到我这儿来现眼。”

我这么做并不要表明我是个强硬的党徒。但是像吸毒这一类的事，你在这一伙人当中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你有了第一次，或许你只要流露一下你是个常客，或者说一声“待一会儿吧”，这就给人有了以为你是个吸毒者的印象。如果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那就说明你处在为难的境地。你是想叫别人继续向你提供。如果你说：“现在不吸”，接着仍然拒绝、拒绝再拖延，别人就会感到不解。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开始就采取果断的态度，我不吸，永远不吸，这就完了，谁也不会再来找你。

有许多人有误解，以为党徒一伙人个个都是大酒鬼、大恶棍。一部分人是这样——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吸毒，他们比年长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许多党徒干的你并不能都说有什么不好。托尼·墨拉杀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苏打的饮料。

作为一名隐蔽特工，尽管你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你还得遵循现实世界的准则。这些准则包括：你怎么样树立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信誉，以及你的人品。我认识一两个从事隐蔽工作的伙计，他们的确吸毒，只是因为他们以为那么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坚强的党徒。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你做人的标准和个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协的。精明的党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为。你看上去像个什么大人物，可是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没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为我是在干隐蔽工作，我也没有学着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后怎么说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总有一天我完全要为我们参与的这些案件出庭作证。我不能撒谎。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干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个性的事来损害我的信誉，以致冒着丧失信心的危险。

当时在关键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些，那个家伙递可卡因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想过。我当即作出了反映，因为我干隐蔽工作以前，我在头脑里就已经有了界线，明确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准则。

在任何情况下，我要完成我想干的事。后来我参与到贩毒活动中，谁也没有为我个人输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迈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对吉里及其一伙打了招呼，说我要到那儿去。但是我没有回告他们要找我所拨的电话号码。

事实上他们曾经要找我，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干一桩很大的买卖，要我参加。

他们在佛罗里达有联系。桂多对我说，他在佛罗里达干了9年的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带，他在那里的联络已发展到警察部门和该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维尼对我说，他有个朋友在斯塔藤岛上有个苗圃，他在那里种植大麻，面积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后，桂多就运到佛罗里达走私。

这一次他们得到了消息：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那里有一幢房子，他们很容易得手25万美元现金。行动只要4个人。他们和我没能联系上，吉里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兰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纽约时，他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他们的抢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场劫难。

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消息提供者说，一位年长的夫人在保险柜里存放了现金和钻石。桂多在迈阿密为干此事买了撬保险柜的工具。他们来到了这幢房子，亮出了侦探徽章，对那位夫人说，他们正在从事侦探工作，需要进屋。进去后，他们用手铐铐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保险柜，也没有25万现金。

他们发现天花上有子弹穿孔洞，银行存折上表明：头一天从保险柜取出了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剩下的现金不多。在他们除去了飞机票、抢劫工具及其他费用以后，出门时只有600美元。

原来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是为时已晚。后来那位消息提供者补充了事情发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经死了，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他答应把大部分钱给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遗孀不喜欢他的侄子，不想把钱给他。侄子来取钱，企图威胁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枪，对着天花板放了两枪。可是，她没有交出钱。第二天，她把钱存放在保险柜里，那正是桂多和吉里去偷盗的头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桂多对我说．“我决不会去干那种事。”

吉里从飞机场那里弄到1，200只女式和童式手表。他把样品带到了店铺。像以往一样，他给了一只给我，如果我能推销，他就都给我推销。那一只是样品：石竹花牌。

与此同时，他已找到了一个有意向的买主。有几个伙计对一部分赃物表示了兴趣。第二天下午，我们待在后室里，那两个家伙走了进来。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我认识。我隐蔽以前在汽车拦截小队工作，两年前他受控拦截而遭到逮捕。

我在纽约时，在街道上工作只干了几个月，似乎没有逮捕几个人。如果你逮捕过什么人，一般说来你能记住这个人。我能记得他的面孔，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乔。正如任何恶棍一样，他通常也能记得逮捕过他的警察。正好是这种事落到了你的身上。眼下就是这样的局面。

他们介绍了我。乔认识别人，但不认识我。我注意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反应。我不打算找什么借口要求离开，因为他可能会因此而想起什么。如果真是那样，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会知道。如果我离开了，他想起了什么，我回来可以打个埋伏。我注意他的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

他们商谈手表，商谈价格。我决定要和他搭话。有时候，如果坏家伙对你感到紧张，他在谈话中躲躲闪闪，只想回避你。我估计，如果我同他谈话，我能知道他的反应——他要么很随便，要么想回避和我谈话。我要弄清楚，因为正好有个好机会，使我可以和他搭上腔。

“我想问一下，”我说，“电子表你们能用得上吗？”我带了一只，拿给他看。

“这表倒不错，”他说，“什么价？”

“你买的多，给你每只20美元。”

“我回去查查看，再告诉你。在哪儿能找到你？”

“我每天都在这儿，”我答道。

谈话很正常，他的反应没有什么不自在。他们又谈了一会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大概只花了20分钟。那家伙根本不和我多谈。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对此你毫无办法，除非你振作精神。

几天以后，我问吉里：“乔和另外那个伙计，他们买不买这些表？”

他说：“买呀，他们买了我的一部分。不过，你的表他们可没有找到市场。”

吉里那一伙人当中，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好的路子贩运大麻和可卡因。我未置可否。那时候，我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向联络特工汇报，还没有涉及到毒品方面。当时，联邦调查局对毒品方面并没有花多大精力。对于小规模的毒品走私活动我们不想涉及，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当局许可买毒品，不可能不受到检查。因此，我们的行动仍然处在买卖搜查的标准上，要是碰到一个就搜一个，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早就告吹了。因此，为了不使我长期隐蔽行动过于复杂化，我应该与毒品交易明确划清界限。

桂多到店里来找我，问：“今天有安排吗？”

“没有，我准备出去溜达溜达，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回答说。

“和我一道出去一趟，我要到新泽西去。”

我们驾着吉里的蓝色1976卡迪拉克轿车。我们穿过韦拉扎诺·纳罗斯大桥到达斯塔藤岛，在岛上转了一会儿又回头过了大桥返回到布鲁克林。

我问：“你不是说要到新泽西去吗？”

“是的，要会个朋友。”

我们行驶在布鲁克林——奎英斯高速公路上，驶过布鲁克林大桥开往曼哈顿，从罗斯福大道向北行驶。桂多在斯塔藤岛转了一会儿，显然是要行驶安全，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们过了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泽西市，从巴里萨的斯大道往北行驶。

中午稍过了一会，我们到达了新泽西的蒙特维尔。在萨米特公路和斯普林·瓦留公路的交叉口，桂多停了车，到电话亭子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回到车上，我们就坐在车里。

“等一会儿，”他说。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辆黑色的奥茨轿车停在我们旁边。开车的招招手，要我们跟在他后面。我们跟在后面向北行驶了几分钟，过了新泽西边界线到了纽约州。我们来到珀尔河边的一个商业中心。桂多和那人下了车，在交谈。那家伙有6英尺高，体重180磅，蓄着黑色胡须。桂多招手要我下车。

那家伙打开他的大箱子，里面有4只纯棕色的纸板盒子，我们把盒子转移到了桂多的大箱子里。

桂多问：“有多少？”

“给了你98磅，”那人说，“你就付给我98磅的钱就行了。”

我们回到车上，往布鲁克林开。

桂多指着箱子里的大麻，说道：“在哥伦比亚，我们1磅就赚275美元，以寄售方式。我还能搞到175磅。那伙计说，他还可以向我们提供可卡因，但不是以寄售方式。现款交货。”

我把纸盒子卸下车，放在吉里店铺的后室里。第二天我进去的时候，纸盒子全不见了。他们不把毒品放在店铺里。桂多递给我一小袋样品。那还没有脱净，有梗子、叶子、种子。他问我：“想想看，能不能推销掉？”

“不太清楚，”我说。“在我的朋友当中从来没有干过这类东西。我要打听一下。”

我把样品放在身边保留了几天以后，交还给了他。我说：“我打听的人都不要。”

据我的观察，这些党徒自己并不吸毒，他们对此有严格的规矩。如果他们都是吸毒者，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确有可能在试探我。事实上，你和这些家伙在一起，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你是搞抢劫，捞钱。

根据黑手党的传说，据说他们有禁止吸毒的法规。往日里，搞毒品买卖赚不到大钱，他们不干这一行。如今这买卖能赚大钱，什么法规也就遗忘了。正如干别的事一样，黑手党对于只要能赚到钱的事，没有不干的。

有一天早上，吉里坐在店铺后室的桌子旁边，在一些表格上填写什么。

他说：“我有些申请表格要填。”

这些都是小型企业管理局借贷申请表。他对我说，他们在管理局里有个伙计，负责借贷。因此，吉里就填申请表，全是伪造，所有的栏目都胡乱填写：乔·克拉普，是个废品行贩子，假公司，假地址。填好以后，他就交上去，局里那个伙计就批准了。那时候，小型企业管理局势头很大，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只要申请表填得合理，申请的数字不太高，不要引起人们注目，一般局里不会作什么大的改动。吉里也就申请20，000美元这一类的数目。他们雇用的在局里工作的那个家伙就批准，给他20，000美元，自己拿5，000美元，吉里拿15，000美元。

最大的问题是你用不着偿还。因为申请表上填的内容全是假的，他们怎么可能找到你呢？吉里就这么干过几次。

又有一天，我去了俱乐部，吉里不在那儿。我问维尼：“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吉里和桂多有个追捕任务，”他说。“他们要找个人，要把他干掉。”

关于杀人的事，你别问什么。如果他们要让你知道，他们就会告诉你。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得到情报。所以吉里回来以后，我就问他：“你们到哪儿去了？”

他说：“我和桂多找一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干？”我问道，好像以为要干抢劫一类的事。

他渐渐地谈到关于即将要干的一桩抢劫的活动。我还想把话题绕到他们追捕的那个人身上，但是他不肯谈。他不肯告诉我，这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我算什么？那时候，我只不过是和他们才混几个月的伙计，更不用说我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你要是干一桩什么事，你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不知道这次的凶杀是否下了手。惩罚人的事你不好乱议论。我在和黑手党党徒打交道的岁月里，他们有时候也围坐在一起，议论他们往日干了多少工作——“工作”就是指凶杀。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谈论凶杀的某个具体人，也不谈论即将凶杀的是什么人。如果凶杀中出了差错，他们稍后一些时候会坐下来作为谈笑的话题。

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鲁吉埃诺一道出去，来到小意大利区他开办的交谊俱乐部里。他和一帮党徒正在谈笑一桩工作。他们要凶杀一个人，对这个人尾随了一个星期，寻找机会下手。后来，他们得到通知凶杀取消，不要杀那个人，原来他们搞错了跟踪对象。他们差一点杀错了人。他们把这种事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妈的，你猜怎么着？我们跟踪了一个星期，哪儿知道跟踪错了对象——哈，哈，哈！弄得我们每天晚上都跟着那个小子。这小子倒他妈的有点儿命大，是不是？哈，哈，哈！”

7月4日，是周末，吉里要招待大家野餐。他在新泽西海岸那一带有一幢房子，位于海滨山庄，离海滨有一个街区。他招待所有的党徒，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

我去了小意大利区的佛雷塔市场，那是意大利居民区的肉类市场。我买了香肠、冻肉以及干酪等，准备带到那儿野餐。

当然，我还没有结婚。人们以为我在这儿或那儿有几个女朋友，但我从来不带她们在身边。那些党徒有时候也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带女人在身边，我对他们说，我还没有特别中意的。

我一直戴着爱尔兰的“双手托心”戒指，因为那是我妻子给我的。戒指上有手形花纹托着一颗心，心上有顶花冠，象征爱情、友谊和忠诚。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只戒指。

我们在外面野餐。大家坐在桌旁，有个家伙的女朋友说：“多恩，你戴的戒指很漂亮，那是爱尔兰的‘双手托心’戒指，对不对？”

“是的。”

“这不就是爱情戒指吗？不是作为婚礼戒指吗？”

“对，有时候是这样，”我说。有个党徒还问到这方面的情况，我就编了一段爱情史。

那女人接着说：“既是这样，你还戴他干什么？我认为你又没结婚什么的。”

“对，我是没有结婚。我接触的很少几个女朋友当中，有一个我倒是很爱她的。这只戒指是她送给我的。过了几个月以后，她抛弃了我。我却还戴在手上，因为我不想忘记她。”

有个党徒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问道：“你肯定吗，你还没有结过婚？”

“怎么啦？”

“因为我实在不可理解。你说，你很爱那个女人，甚至她抛弃你以后你还戴那只戒指？”

“是啊，怎么不可以呢？”

“我就觉得，你不是那种能爱别人的人。你呢，一会儿到东，一会儿到西，你不可能爱上什么人，也不会同谁有什么联系。”

“不过，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个时刻你有所爱的女人，一个特别的女人。因此我宁可记住她而不愿忘记她。这同别人有什么关系呀？”

只有在我干搬运重活的时候，我才把戒指拿下来。在整个隐蔽工作期间，我一直戴着这只戒指。别人议论我的戒指也只有这么一次。

我和吉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以及墨拉和鲁吉埃诺的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周旋，还要到佛罗里达和“太阳苹果”那边的乔·弗茨那里一道工作，根本就顾不上回家了。我没有看到学校里的体育运动节目的比赛，也没有看到我女儿们的啦啦队。两个女儿的生日我没能参加，连我自己的生日也没能回家。我们结婚的16周年纪念日我不在家里。为庆祝这个日子，我妻子到了霍尔及盖尔夫妻俩那里。他们是她的朋友。她和他们相交一年以后我才认识了他们。我每个月回家可能只待到两三个晚上。

我一旦真的回到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尽量弥补失去的家庭欢乐时光，但我又不能把我同党徒打交道的工作完全置于脑后。

我设法参加了我弟弟的婚礼。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婚礼，一般都很隆重，收到的彩礼有许多现金和支票。婚礼以后，新郎和新娘立即就度蜜月去了。他们不想把钱带在身边，要我把钱保管一下，等他们回来。我弟弟说：“把钱放在我哥哥这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身上，谁还能有他那么保险？”

我把一大叠现金和支票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就开车回到了纽约市。

一个星期以后，我弟弟向我要那些钱。钱不在我的寓所里，哪儿也找不到，仍然还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自那以后，我到处跑，到过市里的各个里弄，车子在停车场停过，在车库里停过。我把钱的事完全给忘了。

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么程度。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开始对我起了疑心，以为我背上了什么沉重的包袱，连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都忘记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龈龉。

这毕竟只是暂时现象，因此情况可以容忍下去。就几个月的隐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动计划已经超过了6个月期限，我还没有接触到高层次的党徒。可是，没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党徒之间，在小意大利区和布拿诺家族成员墨拉及鲁吉埃诺联系上了，他们又把我介绍给了其他人。我的隐蔽工作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我在体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动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进展使我感到很舒畅。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要设法记住发生的所有事件。由于我不作任何文字记录——即使在寓所里，我也不敢记什么或写下什么——我只能记在脑海里。像谈话中讨论的某个刑事方面的活动，俱乐部里新来了什么党徒，各种买卖，各种抢劫，与此有关的各个党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尽力记住。联邦法庭最终审案将要根据我记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出裁决。

这是一项非常紧张的工作，而且还要有点技巧。比如记车牌执照号码，记武器的系列序号三位数、三位数地记。麻烦的是我不能问许多问题——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时就受过这样的训练。我所记忆的东西有许多是听说的，这些情况我不能要人家重复说给我听，而且我认为需要核实的情况也不能问别人。抢劫来的赃物进进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细过一下目，不能问从哪里抢来的，或送到谁的手里。我只是指望有人自愿和我谈这些情况。我要尽力摆出姿态，装作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样子。

集中精力谈话也很伤脑筋。大部分谈话纯粹是海阔天空，以及一些琐碎事——理一次发、买一双新巴利鞋；迈特枪和杰英特枪怎么使用；中国人和波多黎各人怎么在糟蹋邻里；卡迪拉克牌轿车比林肯牌要优越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样轰炸伊朗；应该怎么样烧死强奸犯；等等。每个党徒都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怎么把变节者拖进来，自己又怎么顶上去。这帮党徒大多数人毕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都是清一色地从里弄里长大的歹徒。

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买卖的线索自始至终都贯穿在所有活动之中。他们的买卖就是偷盗、凶杀以及黑手党的政治——谁浮谁沉，谁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谈论某个大地方买削价的牛排，实际上同样的一句话指的是一次凶杀；要么是某个人入了盟；要么他们又收买到了某个政客。这些趣闻会使谈话连续下去，但随时都会改变话题，谈过也就烟消云散。如果我不随时有所准备，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记住的东酉。我又不能制止他们的话插问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队长是不是买通了？”

不仅如此，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我还得使自己的谈话方式和他们相一致。有时候我要改变话题，或者在他们谈论可能是政府感兴趣的刑事犯罪话题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有意识地从桌子旁慢慢走开。这样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对此并无什么特别的兴趣。然后，我还想把原来谈的话题再谈起来，或者在以后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再作些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对于长期隐蔽工作来说这个策略很有必要。

我还要记住情况事实、名字、面孔以及数字等，直到我能向联络特工汇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个晚上。要家里人调整他们的注意力，给予应有的重视，往往很困难，尤其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我们又不能说明白。

8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店铺里，忽见他们从外面作案回来，有吉里、桂多、帕特希、弗兰克以及其他一些党徒。其中有一个名叫索尼。吉里神色非常紧张，那种神情我从来没有见过。

“今天上午，我们袭击了巴的纳那儿的一家住宅，”他告诉我说，“那个家伙真够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体长得高大还是地位显赫），我本来想崩掉那个狗娘养的，因为他不肯打开保险柜。我用枪对着他，警告他说，他要是不开保险柜或者想什么别的点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么干。后来，他开了保险柜。我们把他和那个女人铐了起来。用东西塞住他的嘴。”

他显然在浑身颤抖，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类似这种抢劫活动他经常参与。

他们把黑色公文皮箱打开，放在后室的桌子上。对于我也挤在中间观看，他们并没有怎么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宝——戒指、耳环以及项链，还有美国政府发行的储蓄公债、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积蓄的硬币、男人的裸体照片以及男人的假发。

箱子里还有几副手铐，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买到的一种，还有可能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偷到的纽约警察部门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枪。

“我们以警察的身份进了住宅，”帕特希说，“把那个牧师的情况对他说说吧。”

索尼说：“我待在逃跑的车子里，就在住宅的街对面，车子的发动机还在转动。巧得很，车子正停在一所教堂的前面。我坐在车里等伙计们出来，这时教堂的牧师走了过来。他停住步，还在说话，‘这不是好天气吗，’牧师在同我说话，还说个不停。我打发不了他，又不知道伙计们是不是出了门，是逃走了还是别的什么情况。那牧师还在同我谈什么鸟儿、天空。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后来，他说了声再见就走开了。当伙计们出了住宅的时候，我还看到他的身影。”

吉里递给我一小包东西，说：“把这个垃圾扔掉，好吧？回到曼哈顿时扔到垃圾桶里。”

这包东西是抢劫来的，他们不想要了，但又不想在这儿里弄一带被发现。这是一个粉红色的钱包，里面有饰针，相配的耳环，几幅裸体照片，还有一份美国护照。

我想要的是枪。这是被偷的财产，我们可以通过枪支追查到抢劫案以及与此有关的吉里一伙。我们始终都想从街道的工作中收到枪支。

我对吉里说：“如果你要把这些枪支弄出手，我倒有个朋友。我曾经把得手的枪支卖给了他。说不定他对这些枪支倒有些兴趣。”

他说：“每支枪要300美元。”

“我要看看情况，打听一下。”

他把枪支交给了我。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45手枪；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357手枪，高速公路巡警用的；一支0.38罗姆特制手枪；一支0.22鲁杰自动手枪。无论枪的主人是谁，他拥有这些枪支是不合法的。其中有两支枪的编号已经注销。吉里一伙在得手这些枪支以前，枪已经是被盗之物。一般情况下，注销了编号对我们来说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盗贼大多数注销不深，不可能把印压痕迹全部抹去。我们的实验人员能用酸性物质使编号复原。

第二天，我把枪支放在纸袋里，走到九十街道的中央公园，我的联络特工史蒂夫·伯瑟在那里等我。我把纸袋交给了他。我们商定试图用800美元把吉里的枪支买下来，在交易中绝不能对方提出多少你就给他多少。首先，这里用的是政府的钱，能少花的尽量少花；第二，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有强硬手段的人，不是马大哈。

到了第二天，我返回到俱乐部，对他们说，我的朋友出价是800美元。

“这不够，”帕特希说。“你说过，你能卖到1.200美元的价。”

“我只说试试看。我那朋友坚持800美元。”

“不好。”

对于有些买卖，我就会说，要么就干，要么就拉倒。但是在枪的问题上我不是这样。我不想把枪再还给他们。“你们看，我处理了枪，身上有800美元。你们要么拿钱，要么别拿。”我把钞票一晃扔到了桌上，相信他们看到绿花花的票子会动心的。他们之间出现了小小的争执。

帕特希说：“换一处卖，还能多赚些。”

“哼，如果你能多赚，把他妈的枪拿到别处卖得了。可是谁肯付出超过200美元，买1支可能注册过、被偷的又注销了编号的枪呢？你以为我不想多卖点价？这是我自己的800美元。你们要想成交，我就只管向他取钱好了。”

“好吧，”吉里说。他收起了钱，给桂多、弗兰克、帕特希每人100美元，作为他们的一份。我从中转卖，也给了我100美元。

我把100美元交给了特工伯瑟。因此，那4支枪花了联邦调查局700美元。

桂多在抱怨，说有一批人最近在科隆坡家族里被接纳入了盟。他提到了两个人：阿里·鲍伊·帕希科和杰里·朗。阿里·鲍伊就是阿尔奉斯·帕希科，是“卡明·斯拿克·帕希科”①的儿子——有时候也称作小帕希科——老子是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杰里·朗就是杰拿诺·朗格拉，后来成为科隆坡家族的二老板，在斯拿克入狱以后，成为代理大老板。

①　斯拿克：即snake，“蛇”的意思。

“入了盟的那些人，有半数人在工作上不如我干的多，”桂多说。他的意思是他干的凶杀比别人干的多，而这是能不能接纳入盟的重要条件之一。“我还没有徽章。那个小子阿里·鲍伊是个浓包加笨蛋，他连一次凶杀也没有干过，徽章就弄到了手，他能接纳入盟全仗他老子是个大老板。”

“你最好住嘴，”吉里说。“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停，谁听到谁说什么，都难测。你这样胡乱议论老板的公子，这种话要记录在档的。”

在小意大利区玛迪森街道上，我站在勒菲蒂·鲁吉埃诺的交谊俱乐部门口。这时候，托尼·墨拉走了过来，要我开车送他到布鲁克林去。

这使我引起了警惕。大家都知道，我在两个不同家族的党徒之间来往，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终于引起了怀疑。如果你不尽快地依附某一个人，他们就以为你不可靠。墨拉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是个卑鄙的混蛋。他突然要我和他一道到布鲁克林，而那里是我和科隆坡家族党徒打交道的地方。他要我去那里是不是进行某种较量？

在车上，墨拉对我说：他和斯拿克有个约见。

我猛然回想起许多往事。有一次在吉里的店铺里，我认识的那个曾经被我逮捕的某人，是不是他终于把我识别了出来？桂多对斯拿克的儿子阿里·鲍伊·帕希科所发的一顿牢骚话，是不是传到了斯拿克的耳朵里？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不好的兆头。他们是不是要盘问我关于吉里一伙人的情况？问我听到些什么？我在那里干些什么？

如果斯拿克听到了那些抱怨的话，会不会逼我泄露出说怪话的人是谁？如果逼我提供消息，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思考，车子已经开过了布鲁克林桥。我尽量理出各种可能性及采取的对策。我决不会出卖任何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为了怕受皮肉之苦就出卖别人，那就会毁了我的行动计划，因为无论怎么说我的可靠性也就完了。因此，如果要逼我出卖他人，我尽量采取顽强的态度，以观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要试探一下我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我会经受住考验，而且会使我更加坚强。

当然，他们可能真的想同我聊聊，如果我不肯谈他们会接我，把我接死，扔到戈瓦纳斯运河里，等着有人来认尸。究竟他们要干什么谁也搞不清。

墨拉默不作声。车子驶向第三大道到达布鲁克林公园住宅区的卡罗尔街道，离普罗斯帕克特公园不远。我们停车等人。卡明·帕希科乘着白色有折篷的罗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车子是新泽西的牌照：佛罗里达444。我从照片上见过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光景，身体敦实，稀头发，长脖子，鼓胀胀的眼睛，肉鼻子肉嘴巴。他和另一个年轻人从罗斯车下来，朝墨拉走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墨拉回到车子以后，说：“和他一道来的是他的儿子阿里·鲍伊。他刚刚坚定了自己。”

“坚定了自己”就是接纳入盟。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汤米·拉贝拉可能要成为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墨拉说，“不过那只是名义而已，因为他年老多病。斯拿克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和他谈到了一桩放债的买卖，我们正设法与他合伙干。”

布拿诺家族和科隆坡家族之间要合伙干一桩放债的买卖，原来就是这么个大事。我一时倒有点沮丧。如果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沮丧。

和这帮党徒打交道，你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任务是大还是小。

我有点发急，因为吉里这一伙的线路似乎无法延伸。我的任务之一是要搜集证据，好使审案中有第一手材料；我另一个任务是搜集情报，好使政府部门可能用在别的调查方面的工作上。那时候你听到的看到的，并不都能了解它的重要程度，不知道哪些情报有用，哪些情报可能没有用处。对任何东西你都不想忽略。但是，你并不能把所有的都回想起来，回想起来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向上汇报。你还集中精力作出选择，该汇报什么人、汇报什么事。你所选择的情报作用大小，取决于你的经验、灵感以及运气。

1977年的仲夏，我们在拦劫、盗窃及抢劫方面所掌握的情报足以在任何时候对吉里一伙进行搜查。但是我还没有打入到上层去。我在小意大利区与墨拉、鲁吉埃诺以及其他的党徒的联络已胜过我和布鲁克林的那些党徒。

我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与党徒的交道上，而是在思考：可不可以对黑手党采取直接袭击？

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我们俩对此都很有兴趣。我们甚至难得冒了一次险私下里会见，在第三大道上曼哈顿餐店共进午餐，那个餐店叫科克得·克拉姆斯餐馆，就在我寓所的附近。

我们重新估价了我们的目标。这个问题想得越多，思考得也越多。对于盗窃集团的上层头目，我只要能勾到一个，也就勾到了全体。但是，黑手党有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如果我能勾上那些老练党徒，那我就有机会对党徒内部作出重大的渗透。

这就意味着局里要承担更大的义务，增加了风险和压力。就我们所知，联邦调查局从来没有制定过派自己的特工打入黑手党内部的计划。

最后，机遇压倒了其他一切顾虑。放弃布鲁克林的上层行动计划，直接“深入心脏”，与小意大利区的党徒周旋，这么干值得一试。

我想一个人单独行动，不需要保护性的监视。小意大利区是个壁垒森严的居住区，好像与世隔绝。一辆单向玻璃的车子停在那儿的街道上不能超过5分钟。我执行行动计划也不用隐藏的录音机或发射机，因为我仍然是陌生面孔，随时有被打下去的危险。调查局在小意大利区有知情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不想因为我认识某个知情人，在他面前就有不同的举动，也不想别人对我有不同的举动，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冒险性。

虽然作出了决定，我还不能贸然从布鲁克林一带一走了之。我仍然要利用布鲁克林的党徒作为我信誉的背景。十之八九，小意大利区的心脏那里迟早有人要和布鲁克林方面的人调查我的情况。我也不想让吉里一伙的任何人说我突然失踪。我想逐步游离。

我和墨拉及鲁吉埃诺混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与吉里一伙人越来越少。渐渐地到了每隔一段时间只和吉里通个电话。8月份，我全部时间都在小意大利区了。

吉里仍然效忠于家族。特工们照例要露面，和像吉里这样的党徒谈话，还把感兴趣的一些人的照片给他们看，看你会说些什么，也让你知道他们还继续在监视你。有这么一次，特工来找他谈话，拿出几张照片给他看，其中包括我的照片。这些特工并不真正了解我。他们对他说：我是个珠宝盗贼，他们得到情报，我就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想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说法。

吉里不承认他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那时我已经不到那一带去，他也不肯透露我一点风声。

两年以后，吉里遭到杀害。他在自己寓所一带驾车，因交通红灯而停了车。有个骑摩托车的家伙在他旁边停了下来，向他射了两发0.38的子弹。这是党徒的常规凶杀。我们的情报说，他们认为吉里告了密。其实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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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托尼·墨拉

约翰·埃德加·胡佛①不想让特工从事隐蔽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很肮脏，可能玷污特工的声誉。时代不同了，如今隐蔽工作在执法部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约翰·埃德加·胡佛（J．Edsar Hoover 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年任调查局（即后来的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7个月后任局长。他建立了检查和培训工作人员的严格制度；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指纹档案、科学侦察犯罪实验室及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训练全国各地优秀的执法官吏。他终身任局长，没有一个总统有过撤换他的打算。

知情者很有价值，但不可靠。他们是骗子，用情报来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靠谎言和夸大事实来换得较好的待遇。从事隐蔽工作的政府特工，得到津贴，立下誓言要捍卫法律，在法庭面前更加值得信赖，更加可靠。但从事这项工作很危险，可能受到玷污，可能受到杀害。

并不是个个特工都能从事隐蔽工作。你要具各坚强的人品。“坚强”意思是纪律严明，有克制能力，富有信心，并不是要大声疾呼，生硬粗暴，或者招人耳目。这意味着你的人品能够抵挡得住工作中惯常的特殊挑战和诱惑，你有坚强的自我，足以使你有内在的承受能力，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还意味着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一天也不能忘记，一刻也不能忘记：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办案特工。

你要有显著的独立能力，一个人干工作毫不在乎。你非常孤单，比独自一人还要孤单。你时时刻刻都在和党徒打交道，假装也是他们的同伙，与他们建立友谊，笑他们所笑，还得有自己的感情、观点和忧虑，正如同你的真正的自我。你整天都得这样，天天这样。当你有时和朋友或家里人谈论从事隐蔽工作情况的时候，你头脑里仍然不离开那种隐蔽生活。除了联络特工以外，你同任何人都不能谈到你实际工作经历。我和联络特工在电话里谈上几分钟，一周大概只有两三次。我每个月和他见几面，领取开销费用。

你在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时，你总会在什么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个性冲突。有的人你喜欢，有的人你不喜欢；有的人喜欢你，有的人不喜欢你。你要继续不停地设法搜索你的目标。在交际中，你要克服自己的自然倾向，和那些有利于办案的人建立友谊。你不是懦夫，但是你要忍气吞声，控制火气。

你要靠自己，而且常常是在临场的情况下，决定朝哪个方向走，走多远，会有什么风险。作出这样的决定很有困难，但你不得不作出决定。你要接受弄错情况的尴尬局面和面临犯错误所带来的危险，因为大街上没有任何人保护你，你随时都受到上司的评头论足。像我这个情况，那是指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的首脑们。

对于城市的生活，你要有机灵的头脑，有时候甚至趾高气扬。我熟悉的优秀隐蔽工作的特工，如同我一样，个个都是在城市中长大的，是个优秀的街道特工，然后才成为隐蔽工作特工。在城市的街道生活中，你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及人与人的关系。你懂得判断形势，把握自己。你的能力不会白搭，而是得以显示。

在工作中，你严于律己，干事主动。执法部门的人基本上比较保守，雇佣人员循规蹈矩。在联邦调查局里，没有雇佣的特工从事隐蔽工作。你是正规的特工，上班堂堂正正，进出都要签名。

工作几年以后，把一名正规特工置身到隐蔽特工地位。突然间没有人告诉他到哪儿上班，应该穿什么样衣服。他的打扮像个坏蛋。或许他驾驶卡迪拉克牌轿车或梅塞迪斯轿车。无论他是否结婚，他都有机会有自己的寓所，行动自由，还有钱花。

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全是装模作样，弄虚作假。但是你周围的党徒都有卡迪拉克车，小戒指，有美女和金钱，你很容易忘记你并不是他们的同伙。如果你没有坚强的人品，没有自我意识及对自己的自豪感，那你就会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征服，逐渐淡化了你肩负的重任。执法人员从事隐蔽工作的特工最大的失败就是中了美人计，而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在城市中长大，是个意大利人，了解什么是黑手党。10几岁的时候，我就玩牌，赌双骰子，打落袋台球，做小买卖，逛各种交谊俱乐部。我清楚，有些赌牌场、双骰子赌场是由党徒操纵的，有些交谊俱乐部就是党徒的社交场所。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是党徒。我知道，有的赌注登记经纪人自己并不是入了盟的党徒，但是他们的老板是，是他在操纵整个行动。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杀手。甚至还在孩提时代我就知道有的人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有的人永远也见不到。我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老练党徒的行为，知道他们的心态。我知道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有时候要守口如瓶。与你无关的事不要介入。与你无关的谈话及场面应走得远远的，免得人家拉上了你。在这些场合下，你要正确把握自己，这样你在街坊就赢得了信誉。他们心里会说：“嘿，这个家伙见过世面。”

知道这些情况对我担任隐蔽工作很有帮助。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本来很可能走上党徒的道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可巧，我的父母都是正直的人，他们的人生价值伴随着我的成长。我长大成人，要自食其力，赡养家庭，遵纪守法。有的人成了坏人。

我并不要对此做一番说教。因为我有了这样的成长环境，对于黑手党我并不感到太大的神秘。我干这样的隐蔽工作并不是什么十字军征服黑手党，我或许可以对自己这样说：“这帮坏蛋，他们在杀人，我不喜欢他们。”不过，我无需克服影响我工作过程的伦理歧视。我不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作为特工，如果我？j的工作职责是在公民权利或反恐怖活动方面，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任务——尽力把工作干好。

如果你是个恶人，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你送进牢房。事情就这么简单。

黑手党主要的还不是一个凶杀组织。首先，组织的成员是盗贼。他们既贪婪，又恐惧。我作为隐蔽工作者，逐步了解到：哪些人是多么顽固，哪些人并不真的顽固，他们当中最顽固的人是多么惧怕自己的上司。

个人的顽固不是引起惧怕的原因，是组织结构可怕，是组织系统等级森严，其惩罚手段会使最老练的党徒不寒而栗。你的潜在实力更多的是你有实施纪律的能力。

一切都是为了钱。如果你是挣钱能手，就是违反了一些规章也可以获得谅解。凶杀是在其次，作为强化和威胁的工具。尽管你弱不经风，像老卡洛·甘比诺（是最后一个真正的教父，各家族中的铁腕人物，死于1976年），可是你只是简单说一声“是”与“否”，摇一下头或点一下头，或弹一下手指，你就可以对组织里的任何人有生杀大权。大街上那些穿巴利鞋的暴徒，见了你无不感到浑身哆嗦。

黑手党的5个主要家族，基地都在纽约。它们是：甘比诺家族、卢克彻斯家族、吉诺维斯家族、科隆坡家族以及布拿诺家族。乔·布拿诺在1931年接管了家族，6O年代中期被迫退位，现在病居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我在从事隐蔽工作期间，布拿诺家族的老板是卡明·甘兰特。

甘比诺家族由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当家；卢克彻斯家族的首领是“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罗尔”①；吉诺维斯家族的首领是“安托尼·法特·托尼·萨莱诺”②；科隆坡家族由汤米·拉贝拉当家。每个家族的老板在自己的家族里有绝对的权威。

①　托尼·答克斯（Tony Ducks）：即托尼鸭，代号。

②　法特·托尼（Fat Tony）；即胖托尼，代号。

居于各家族之上的黑手党委员会解决家族内部之间的纠纷；处理涉及到每个家族的利益问题；批准合作项目，比如控制纽约的某个具体的工业，或提取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赃款。超越家族之上的问题可能是：对某个家族的老板要不要杀掉，委员会要通过执行杀掉老板的方案，这要么由家族内部的人自己动手，要么由别人执行。

每个家族在老板的领导下，下面有指挥系列。每个同级的指挥人员对上一级要完全尊重。每个家族有个二老板（或称副头领），有个顾问。顾问调解纠纷，给老板提建议。家族还有一些副官，每个副官统领着兵丁。兵丁是入盟党徒的最低层。

家族里还有许多“联络党徒”，他们和入盟党徒取得联系，但自己不是入盟党徒。在任何一个家族里，都有比如200来个入盟党徒，而联络党徒就有2，000，达10倍之多。如果你是个联络党徒，和某个兵丁或副官有联系关系，你就要像家族的任何成员一样，遵守许多同样的纪律规章。你要向他们表示尊重，分享你的所获。但是他们的所获不一定要和你分享。你也不能像入盟党徒一样得到相同的尊重和保护。

从我的成长过程以及我的调查研究，我对黑手党尽管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还在学习许多东西。亲临现场，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第一手的体验，情况又不一样了。作为执法部门的任何特工，你实际了解的情况比你在出庭作证要多得多。因此，我对于现场的第一手情报就尤为重视。

我已经认识了科隆坡和布拿诺两个家族的许多党徒，明确了这些家伙的等级。我了解一些常规抢劫，但对于“指令抢劫”我了解更多。任何时候你抢得的利，都要送一部分给指挥你的上一级负责人。你要把干的一切向副官或老板逐一报告。尽管有这些纪律规章，但是党徒一伙之间的尔虞我诈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除了严格的指挥系列以及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以外，还有严格的纪律准则。如果不按照利益分享的准则办事，其后果不是开除出黑手党，而是要把他活活打死。

我正在体验，在这个系统管辖下的滋味，学着检点自己的行为。我越来越被他们了解和信任，参与他们的计划和行动，开始按党徒的纪律行事。

我竟然被他们所接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我周围的那些人都是在这些里弄里长大的，人们一向熟悉他们的面孔，而我是陌生人。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我编的身世以及我的作风都能接受。我实在幸运。你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和盗贼、杀手在一起打交道，保证你生存和有成效工作的技巧是永无止境的，你还得要有所突破。

我属于底层。按照黑手党对人的估价，我只是比经常失业、没有黑手党联系的普通市民高一等。

安托尼·墨拉是我在黑手党里遇到的最凶恶、最令人生畏的党徒。他身高6英尺2，体重210磅。他是捞钱的能手，残酷无情的杀手。他喜怒无常，不可捉摸。你根本想不到他会突然要干什么。他一旦动怒，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墨拉杀人用匕首。在黑手党里，党徒用刀代替枪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常常受到警察搜查，不想让他们从自己身上查出枪来。在纽约，如果查出你带有未登记的枪支，那就意味着你要坐牢。他们带着长刀片的折叠刀。我也带着一把。但是墨拉用刀的方式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有人常常告诉我：“你要和他一旦发生了争执，一定要和他保持有一胳膊的距离，因为他会捅你一刀。”就是在黑手党成员之间，墨拉用刀的方法也与众不同。

他总是惹是生非，要么触犯法律，要么与别的党徒冲突。他总是令人讨厌，对任何人都侮辱。别人都厌恶他，但同样也怕他。许多人对他离得远远的。

勒菲蒂·鲁吉埃诺对我说：“墨拉的问题是，他总是在毁谤别人。”

但是对我来说，他是我从吉里那一伙人中向上跨出的重要一步。他接受了我。我开始和他混在一起，把我的时间分在他和布鲁克林的吉里一伙人两边。我常常早上到小意大利区待几个小时，然后又回到布鲁克林待一会儿，晚上又赶回去和墨拉一道乱闯，出现在像西西里、希波波特玛斯或伊比斯这一类的迪斯科舞厅。

墨拉从来不花自己的钱。什么都有“搭臂”，他从来都是免费的。刚开始和他接触时，有一次我们到了希波波特玛斯迪斯科舞厅。在那里鬼混的许多党徒都走过来和他攀谈。我们在酒吧里待到了半夜，什么钱也没有付。

动身走的时候，我给了酒吧25美元。

“快把他妈的钱收回来，”墨拉深沉的音调对我吼道，“我到哪儿也不付钱。”

“算了，托尼，就算是给酒吧招待的小费吧，”我说，“这事是我做的嘛。”

他用手指直捅我的胸口。“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快把它拿上。”

“好吧，托尼。”我说着就把钱装进口袋里。我想避免把事闹大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不过，这也不容易，让那种人就那种方式对你说话。

墨拉对我说，希波波特玛斯舞厅为阿尼艾罗·戴拉克罗斯拥有，他是甘比诺家族的二老板。墨拉把我介绍给了阿尼艾罗的儿子阿蒙德。他说是阿蒙德在经营这个舞厅。

阿蒙德在西五十六街11号开了一爿非法的“业余”娱乐场，赌21点、掷骰子及轮盘赌①。我和墨拉到那里去过几次。那地方很舒服，铺着地毯，免费供应食物和酒。赌博时，有各种各样的女郎招待。赌场从夜里两三点开放，一直延续到早上大概八九点。

①　这三种均是赌博：

1．21点（Blackjack）：最流行的坐庄纸牌游戏。玩者力争取得21点的总牌点，或比发牌人更接近21点，但绝不能超过。一般使用52张一副的纸牌，由庄家宣布压赌注的极限。

2．掷骰子（dice）：骰子是供赌博和游戏用的小立方体。标准骰子的每一面标上了从1-6这六个数的小点子，按常规是使两个相对面的点数之和为7。这6个点数的出现和所用骰子个数的各种组合，决定数学上的概率。骰子从手里或骰子盒里随机掷出，以停后正面上的点数或其组合定胜负。最初原始人用骰子占卜吉凶，以后才用于赌博。

3．轮盘赌（roulette）：轮盘赌是一种赌场赌博方式。有一庄主，所有赌注都压给庄主或赌场主。赌博掌盘人或赌场主都可以获得一定份额的酬金。

阿尼艾罗·戴拉克罗斯于1985年死于癌症，当时以《敲诈腐败组织法案》定的罪。他死后不久，阿蒙德对联邦政府以敲诈勒索指控他表示服罪，但在判罪前他逃遁了，到笔者写此书时他仍然是在逃犯。

我们到了新泽西的福德·李的一个酒吧店。托尼在和他身那边的一个党徒在谈话，我在一旁听。我移动了一下胳膊肘，未想到打翻了我的饮料，溅到了我旁边的一位党徒身上。“对不起，”我说。

“一声‘对不起’并不能把我衣服弄干净，”那家伙说，“你这个狗娘养的怎么不滚回到纽约去，你是纽约那边的。”

“喂，我已经说对不起你了嘛，”我从酒吧招待那里弄了一块布帮他擦。

这个家伙弄到一瓶饮料，放到酒吧台上，然后扔到我身上，骂道：“去他妈的滚到河那边去吧。”

我怎么也安抚不了他。我看见托尼在一边听着，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手放在上衣口袋里。

我抱着这样的信条：你不要陷入口角之中，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有的党徒动枪，或者跑出去带回来一二十人。另外，墨拉极有可能掏出刀，捅这个家伙。我要尽快了却这个局面。

我说：“你可想到外面去？”

“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乘机给他一顿揍，因为我并不打算出去。另一个党徒奔来，墨拉就接他。第一个党徒又向我袭来，我用瓶子击他。

我对墨拉说：“我们离开这鬼地方。”

“好，我们走，”他说。

我们还没走开，警察就来了。

“这帮同性恋的家伙你们为什么不揍他们？”托尼说，“我刚才在为你们教训他们。”

难为情吗？的确，我是那种感觉。此刻我又成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了，一个38岁的男子汉，竟陷入到酒吧的殴斗中。我还真的同安托尼·墨拉搞在一起，真是万分不情愿。就因为我是特工，才可能发生像刚才那一类的事。事情一旦发生，你最好尽快处理，免得不可收拾。我不相信争辩会争出什么结果。

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常常到西西里迪斯科舞厅去。我听说过，这儿是墨拉采取强迫手段打进去的下流场所之一。店主每周要给他报酬，作为他对那里光顾的薪水。有时候他告诉我，叫我注意不要让酒吧招待员和经理在里面玩弄欺骗手段。

每逢周末，他如果拿不到5，000美元，他就要大发雷霆。有个星期五晚上，他突然作出决定：因为他没有从店里得到足够的钱，凡进门的每人惩罚5美元。我和经理设法劝阻，因为你不能对老顾客突然改变政策。可是，墨拉坚持要钱。

“今天晚上每人交5块钱进门费，”他说，“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他叫门口值班的小青年收钱，叫我到那里负责督促，确保每个人都要交钱。

顾客在抱怨，但还是交了钱。这时有3个党徒带着3个女人到了门口。其中一个人说：“我们不交钱。”说着就要从门卫身边往里面挤。

我认识那几个老练党徒，他们是墨拉的朋友。我一时劲头十足，大踏步走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今晚上进来的，每个人要交5块钱。”

“我们不交。”

“那你们就别进来。”

“滚你的，你是什么人？你搭的是什么人？”

这话问的意思是我和什么样的党徒混在一起。我没理他，只是说：“我就是我。”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不想知道。不过，你如果是个有脸面的人，就该为你们及你们的女朋友交30块钱。”

“我要见托尼·墨拉。”

“你要见托尼，交5块钱才能进去见他。”

此时这几个党徒在几个女朋友面前弄得很难为情。他们开始大吵大闹。墨拉过来了。

我说：“托尼，这几个人不想交钱。”

“这几个人他们不交，你他妈的真蠢，”他说。

“托尼，我完全是照你的吩咐干事的。你没说伙伴进来不交钱。”

“这几个伙伴进来，不交钱。”

“你们几位进来吧，”我对那一伙人说，而且还向他们嘻笑颜开。

“你真是个混蛋。”墨拉在骂我。

同墨技这样的党徒在一起，有时候你还得自我解嘲，否则就会发疯的。

我待在西西里舞厅里，有个党徒是墨拉的朋友，我还不太熟悉，这时走到我后面，拍拍我的背，同我打招呼。他的手顺着我背上往下摸。

“你这混蛋要干什么？”我尽量克制着说得缓和一些。他呼了哼就走开了。我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在查我身上是否带无线电装置。我看到他在和墨拉谈话。

后来我上了男厕去洗洗手，回来时又碰到了那个家伙。他迅速用手在我上衣两边摸索。我把他推到一边，对他说：“伙计，我看你是弄错对象了吧。”说着我就走，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

谁也无法同墨拉接近。他家里唯一同他能接近的是他的母亲。你根本就无法同他作什么个人的交谈。你今天可以问他：“托尼，你母亲好吗？”他会说：“还好。”明天你问他，他可能这么回答你：“你他妈的多管什么闲事？”

他总是在抢女人。即使他喜欢的女人，他也不把她们当人看待。他从来不结婚，但女朋友一大堆，从荡妇到电影明星应有尽有。他在不抢女人的时候就骂她们。他简直令人深恶痛绝。有个女人在西西里店里抱怨，说她的伞放在更衣室里被偷走了，他对她说：“你以为我在乎你娘的什么伞吗？你给我滚出去，别来了。”

有一次，在南港街那里的基建恢复工程的工地上，那里有许多街道小贩。其中有个大娘是卖珠宝的，在等墨拉占用的公用电话。党徒打电话总是没命地长时间占用。墨拉占用了电话已有大约半个小时，一个接一个地打。这位大娘很客气地问他能不能给她用一下，因为那一带小贩能用的电话只有这么一部，打电话是为了营业上的事。墨拉说：“听着，你这个老王八，电话我在用。我高兴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闭上你的嘴，否则我就把它割掉。”

他对一伙党徒谈论他看到的一个大影星。他说着，我皱眉蹙额，胆战心惊，因为他说了如下一段话：“啊，明星又怎么着？她吸毒过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哪里还有一点儿水果蛋糕的味道。”

每年一度的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①是小意大利区规模最大的节日，9月份在桑树街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旅游者来自四面八方，聚集到这儿来。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节日，但却全由党徒所控制，5个家族全都介入。每个家族的副官都分别占有一席之地，归他所有，那里设有可能5到6个售货棚。你要去教堂却不能直接说到教堂去，而要说到某某地方的售货棚。这是由党徒的副官所控制的地方。任何人要把售货棚搭到你的地盘范围要向你缴纳酬金。势力越大的副官，其地盘就越靠近节日活动的中心地带。副官们控制着市场的销售。这个副官可能对进入的香肠有控制权，那个副官可能就控制啤酒。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个售货棚想销售啤酒，你就要到控制啤酒的副官或他的代表那里，就说你的售货棚想进啤酒。他就派人给你提供啤酒。因此，任何货物的销售他们都要得利。你还得付货棚的地皮费，还要把你的所得总数交一部分出来作为夜班费。

①　圣·亚努阿里乌斯（Saint Januarius，？-305？）：意大利人，贝托文托主教、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据说在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殉教。

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期间，所有的党徒都到大街上溜达、闲逛。这是最愉快的时光，尝一尝各种货车上的食品。有些设货车和货棚的人本身就是流动的艺人，不过大多数是里弄居民，他们的货棚已在那里经营多年。

1977年节日开始的头一天，墨拉碰到了设货摊的一个女人。她的货摊在南港街，靠近富尔顿的鱼市。墨拉在抢她。

“我给她在节日场上弄到一小块地，”他对我说。“开车到那儿去。我对她说过要帮她，今天下午就把她的货摊移过去，让她在那儿设摊。”

我开车送他到南港街。那姑娘楚楚动人，招人喜爱。可是她要遇到什么倒霉的事了。我们帮助她把货摊收拾好，把她送到了桑树大街。

墨拉说：“今晚去看你，宝贝。”我们走了。

我问：“托尼，你怎么认得这个姑娘？”

“偶尔碰上的。今晚节日活动以后，我想就抓住她，过一个快乐的夜晚。”

“有把握？”

“妈的你在跟谁说话？”他说。

那天稍晚一些时候，托尼就去找那个姑娘去了。我待在咖啡馆里，忽见他咚咚地跨了进来。

“你知道她是个娘的女同性恋！”他叫嚷嚷地在抱怨。“你这个狗杂种事先也不告诉我！混帐东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她在节日地带设了个货棚。你猜我怎么对她说的？我说：‘明天你就别去那个娘的货棚了！’”

心理学家或许可以和墨拉痛痛快快地度过一天。可是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太危险了，也太受罪，但还不得不这么做。他还指责我不抓几个女人，也不带女人在身边。我只好对他说，我在新泽西有个女朋友，在加利弗尼亚也有一个。但是我和那一类的生活始终不沾边。

结了婚的党徒普遍有女朋友。他们对此毫无隐晦。要不然，追逐女人的事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他们身边随时都能找到女人，因为她们都在绕着他们转。也许他们迟早会把她们套住的。但是，他们大多数晚上都想和别的党徒们在一起喝喝酒，聊一聊他们的行动计划。

我的个人准则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同与党徒有关系的女人打交道。这一方面是伦理，另外，将来在法庭上作证时这种事会使你纠缠不清。我说我在某某地方有女朋友，火就惹不到我身上。在偶尔情况下，我似乎很正规，也带某个人或我在里弄认识的某个女人去吃一顿饭，带她看看党徒们度过的有趣的夜晚。然后，我就开车送她回家，也就如此而已。

1977年一个节日，我们一伙人待在桑树街的一家咖啡馆里，时间已是夜里一点。勒菲蒂以及其他几个党徒和几个当地女人都在那儿。有个女人坐在我旁边，突然伸手到桌下摸我的腿，说：“待会儿离开这里要到哪儿去？”

“去看我女朋友，在新泽西。”

“干吗不留在市里过夜？”

那女人是一个党徒的女儿，父亲就在咖啡馆里。我得当心别惹了她，因为她可能同她老头子说是我摸了她的腿。那么一说我就成了传闻——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党徒的女儿。

“我很忠实于我的女朋友，”我说，“我答应她要过去的，我不好对她扯谎。”

“你怎么从来不带她到这儿来？”

“没有什么理由。”

“那好吧，你要是有意想出去，就给我打电话。”

“好，我会的。有时候我不得不说点谎话，”我很局促地把她打发走了。

墨拉的经营活动中，有一项是投币启动机买卖。他经营投币式自动赌博机①、自动售货机、游戏机以及弹球机②。他把这些机器放在商店里、餐馆里、俱乐部及业余营业场所，遍及全市各地。由于投币式自动赌博机是非法的，他就设在后室里。他从这些机器场收钱或有新的业务时，总要带我到这些地方转转。

①　投币式自动赌博机（slot machine）：俗称吃角子老虎或独臂匪徒．一种赌博用具。其主要部件是若干并列的滚轮，滚轮侧面上每隔一段即绘有不同的符号。赌者将钱币投入机上狭孔，各滚轮即开始转动。待到转动停止，看各轮显示的符号数量和组合方式即可知道赌博机吐入彩金钵中的钱币数。

②　弹球机（pinball machine）：投币驱动的流行电动游艺机器。玩时，将一枚钱币投入机内，启动弹簧投弹器，将一颗钢球弹出，使之从斜面一侧的球道滚到顶部，然后滚下，穿过立门，绕开立柱和栏杆。

他长驱直入取钱，用钥匙把机器打开，数数钱，给店主人一份——25美元或是多少。剩下的他就放进纸袋里，我们就扬长而去。他一个星期的正常收入大概2，000美元。

为了得到一个新主顾，墨拉要走到一个地方去，对店主说他叫托尼，该店需要买他一台机器。店主往往认识他或者知道墨拉这个名字，就回答类似这样的话：“啊，对，托尼，我正想打电话告诉你，我这儿需要一台机器。”如果店主一开始觉得不想要，墨拉就会说：“在24小时内查一查，打听一下桑树街的托尼。然后我再来，看看你有没有改变你的主意。”

等他再来时，店主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态度。

他想把自动投币式赌博机销售到大西洋城。他说，家中仓库里有500台那样的机器，正等着自己的律师来给他想想办法，使这些机器有个销售渠道。

墨拉对我说：“开车到市中心去。”

“什么事？”

“要去找个人，他欠我钱。”

他要去收残酷的高利贷。

我们到了第一大道的一家饭店，走进去，站在酒吧里。这个家伙立刻走了进来。他30岁左右，看样子很强硬。他走到墨拉跟前，正要开口说话。

“别说了，”墨拉说着就抓住他的手，“别提任何人的名字，否则我就当场宰掉你。”

党徒之间有交往规矩：如果这家伙说，他同另外一个党徒谈到了此事，提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墨拉就要先去找另外那个人谈事情。因此，他不给这个家伙提别人名字的机会。

墨拉说：“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他妈的那个钱在什么地方？”

“咦，托尼，这就给你。眼下我很艰难，不过我就还你。你知道——”

“几个星期前我就听到这种话了，”墨拉说，“今天不行了。我们出去走走。”

现在我担心了。如果墨拉带他出去，这个家伙到了隔壁的巷子里就会没命。墨拉要么揍他，要么用刀子捅他。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作为特工的身份来干预，同时又要保持我扮演的角色。

我说：“嘿，托尼，把他交给我不就得了，何必要你亲自麻烦。我带他出去走一走。”

他对我点点头，叫那个家伙出去。

我带他出了门。我心想这样至少可以争取一点时间，让托尼冷静下来。我说：“你看，我完全是搭救你，不想看你白白送了命。不过，下一次可就没这么便宜。等会儿进去，你就说，‘托尼，能不能明天见你，把钱送给你？’你最好明天给他钱，因为我明天可能来不了。你要装得提心吊胆的样子，好像我已经揍了你一顿，因为他本来就指望我那么干。如果你不听话，我就要亲自捅你，因为我和他是一路的。”

那个硬汉子实际上已经在舔我的手了，因为他对墨拉非常害怕。

我们回到了酒吧，那家伙径直走到墨拉跟前，说道：“托尼，明天我就把钱给你。你说在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行不行？行不行？”

“那孩子服了你（墨拉有时候也称呼我“孩子”）？明天。就在这个地方。”

同墨拉在一起，我无时无刻不感到提心吊胆。他总是同人家发生口角。你根本想不到他要干什么，会突然变得杀气腾腾。他对任何人都谈不上什么真诚。他总是要干些违法的事，在街坊邻里中声名狼藉。我不想同墨拉拴在一起，因为你永远搞不清他什么时候又会进牢房。他已快年过半百，这一生中有过半时间都是在牢房里度过的。

他也有价值，因为他将我向人们作了介绍，还把我介绍给他的首领米奇·扎法拉诺。扎法拉诺处理上演色情的剧院，为布拿诺家族向全国发行色情影片。在时报广场和全区一带，他拥有好几家色情影剧院。他的办公室设在自己一家剧院的楼上，位于百老汇大街和时报广场之间的第四十八街道，该剧院称作“小猫咪”剧院。墨拉带我到扎法拉诺办公室去过几次；扎法拉诺也偶尔到玛迪森街道上来。他生得高大、魁梧，还是一个很漂亮的汉子。

扎法拉诺在联邦调查局的螫刺行动中终于受到逮捕，那次行动称为迈阿密外的“密-鲍恩”行动计划。特工进了他的办公室逮捕他时，他从大厅里逃走，在逃跑的过程中死于心脏病发作。

勒菲蒂·鲁吉埃诺有个设在店铺面的交谊小俱乐部。和小意大利区其他的几十个小俱乐部很相似，供应咖啡、酒、牌桌，还可以看电视节目。楼下有另外一间房子，专为热衷于玩牌的人所用。能来玩的只有家族成员、男性以及与勒菲蒂和布拿诺家族有关的人。这是个厮混的好地方。

房间后面有电话和桌子，是打赌的地方。勒菲蒂是个赌注登记经纪人。有时候墨拉不在，我和他就吹牛聊天，议论各种运动项目以及打什么赌走红。我开始在棒球和赛马方面下了几次赌注；在职业运动员表演赛开始的时间，我在足球上也赌过，赌注是50-100美元之间，这么干完全是为了他们能接受我。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发展。勒菲蒂开始称呼我多尼，而不叫多恩。因此，大家从那以后也都叫我多尼。

在勒菲蒂那里和在布鲁克林的吉里那里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勒菲蒂这儿是个真正的交谊俱乐部而不是商店。党徒们谈论体育节目，彩票业务，谁欠了谁的什么，以及即将要干的抢劫活动。他们抱怨的是钱。谁弄多少钱、谁有多少钱都无关紧要，他们成天就是谈钱，谈的是怎么样从别人身上榨出钱来。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勒菲蒂问我怎么赚钱。那时候，我感觉还很自在，并不像是在急着要捞什么。因此我告诉他，我干的是偷珠宝和夜盗的事。

“我女婿马可也是那行当，”他说，“或许你们俩倒可以合伙干些活。”

“我一般是一个人干活的，勒菲蒂，”我说，“但是如果有好去处我也喜欢合伙。机会总会有的。”

一时间，仿佛是处在考验阶段。我在等待时机，不把自己的鼻子伸得老长去管别人的事。勒菲蒂开始敲我的竹杠，不时地向我借钱。他要买衣服、买家具或别的什么东西。我总得要借给他300或125美元，有时候他也还我一部分。我从来不觉得他缺钱，心里明白这是对我敲诈。不管对谁，你要诈到钱就诈。另外，我借给他钱这也表明我在捞钱，说明我在这方面并不是个懦夫。他找我借钱，我从来不按照他的数目办。他要借500美元，我就给他200美元。

“多尼，我和你谈过，我缺那1，000块钱。能不能借1，000块给我？”

“眼下叫我拿1，000块，可难为我了，勒菲蒂。”

“咳，可你看，我从那个伙计手里买的衣服价值17，000块。我怎么办呢，你借给我1，000块吧。我先还你200块吧，算抵消我欠你的350块那一笔。”

这种兜圈子的办法人人都这么干。这不一定说明党徒手里没有钱。只是说明谁都尽量不用自己的钱。

那一段日子，我还在两边跑。早上大概10点钟我就到勒菲蒂那里，在俱乐部里混一两个小时，喝点咖啡，看看报纸，听他们在议论些什么，要么在后面的电话筒那儿听听打赌的一些消息。然后我就到布鲁克林，在吉里店铺里混几个小时。晚上又要与墨拉搭钩，也许在西西里舞厅和他相会，逛逛一些夜总会。

勒菲蒂建议我在俱乐部待几个夜晚。那儿里弄里有双骰子①赌博戏或三牌猜一牌②。其中有的赌注很大。桑树街的肉食市场在佛雷塔店铺的楼上还有几间常规的赌场。要么他们就在各个不同的空阁楼房里调换赌场。每隔一两周，他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这完全是为了安全。在那个里弄里，从避免警察的麻烦来看，他们无论怎么赌都很安全，但是他们不想惹人耳目。我主要是在一旁观望。党徒的输赢可达100，00美美元。我是靠联邦调查局的经费预算来生活，那样的赌注对我太遥远了。

①　双骰子赌博戏（Crap·games）：流行于美国赌场的一种掷骰游戏，玩的人数不限，各家轮流作“射家”，同时掷两枚骰子，看两枚骰子的点数总和定输赢。

②　三牌猜一牌（three-card monte games）：俗称“飞牌”点持牌者先将三张牌给众人看，然后将牌而转，打乱其位置，放在桌上，让赌者猜其中一张牌的位置。

勒菲蒂为布拿诺家族的二老板尼基·马伦格罗管理赌赛马的赌注登记业务。有一天，他要我开车送他到市中心，到第五大道的一个住处。他说：“我要看我一个最大的赌客，那家伙赌的是男式衣服，主要的是衬衫，就在四楼。这个周末，他下了175，000美元，我要去取。”

我估计，像这样的情况，勒菲蒂能取到的钱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他说：“这一周我和他有一场好戏。上次节日期间，有一周我下了16，000美元的赌注，同他赌足球。”他开始经常叫我驾车让他取赌场营业的钱的收进和支付。有时候，他要到桑树街的碧翁迪咖啡馆取钱偿还别的赌徒。在赌场业务中，他的收入非常广泛。

“几个星期前的那一周，我获得13，000美元，”他说，“上一周，我登录52，000美元的赌注，结果我失去了只有17，500美元。”

有天下午他要到什么地方去，问我：“我出去后，你能不能为我管一下电话？”

因此，我开始为勒菲蒂代守电话，管理赌注业务。

勒菲蒂和墨拉完全不一样。他话多，好激动。作为一名杀手，他名声很大。但是在日常交往中，他并不那么干损害人的事。他们俩都是兵丁，但属于不同的副官指挥。墨拉归扎法拉诺（直到他死以前）领导，勒菲蒂听从迈克·沙贝拉指挥。

沙贝拉在桑树街上有一个大旅馆，称作“沙沙贝拉”旅馆。我们有时候到那儿吃晚饭。勒菲蒂把我介绍给沙贝拉。那人生得矮小，大腹便便，一双鼓泡泡的眼睛。勒菲蒂对他说：“迈克，这是多尼，我的朋友。”

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期间，有一次我和勒菲蒂、迈克·沙贝拉坐在沙沙贝拉旅馆街对面的一家俱乐部里。在节日期间迈克关闭了旅馆，因为他讨厌旅客。

那个意大利歌唱家吉米·罗塞里把他的车子停放在大街外面。他把车后行李箱打开，里面装的是录音带。他想从箱子里面找出自己的录音带，就在节日里来销售。

迈克不是那么认为，就出去对罗塞里说：“把你妈的箱子快收拾起来，在这儿的大街上卖你娘的什么录音带，你这是在给我难堪。快滚！”

罗塞里立即收拾了箱子。

勒菲蒂说：“从此以后他就会变了样子。”

尼基·马伦格罗，这个二老板经常停留在勒菲蒂的俱乐部里。叫他“眼镜尼基”、“小尼基”或“雪茄尼基”都可以，马伦格罗生得矮小，头发向后梳得光光的，戴一副深度眼镜，长着尖尖的鼻子。他从来不开笑脸。由于他戴着深度眼镜，似乎一天到晚在凝视着什么。勒菲蒂对我介绍说：“尼基，这是多尼，我的朋友。”他们没有要我和他们一起谈话，我就走到了一边让他们谈。

马伦格罗有自己的交谊俱乐部，叫做多依兰俱乐部。还是墨拉第一次带我去了那里。俱乐部在小意大利区及唐人街的郊外，赫斯特街的94号。多依兰俱乐部和勒菲蒂的交谊俱乐部并不一样。

墨拉叫我第一次开车去那儿时，他对我说：“多依兰俱乐部是尼基的办公室。如果你没有什么业务事，如果他不找你，你不要到他那里去。要么有像我或者勒菲蒂带你一道才行。你不要在那里闲荡。尼基从12点半到下午4点或5点左右一般都待在那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如此。有事找尼基可得当心一点，事情办完就离开。”

“多依兰俱乐部”几个字漆在大门上，下面写着“非会员免进”。里面的房间有几张牌桌，一个柜台，一个煮咖啡器。在里弄里，这儿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小型交谊俱乐部，供给党徒和联络党徒厮混。但这里并不是社交场所。党徒同尼基谈话一次只能谈一个人，其余的要在外面等。

我正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听到“拉链”毒品走私的情况。墨拉把在多依兰俱乐部里厮混的一些党徒说是“拉链”人。他说，拉链人是被带到这一地区的西西里人，分送海洛因，为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卡明·里罗·甘兰特”①搞接头联系。墨拉说，这一行动由甘兰特严格控制。这种拉链行动非常有成效，因为他们那些人虽然都是一个家族，但在这一带人们并不认识他们，警方也没有他们的前科记录。他们被安顿在皮杂饼店堂，接收并分发海洛因，非法处理钱财，然后等甘兰特再分配任务。

①　里罗（Lilo。，或lilo）：是商标，意为“气垫”。

墨拉说，从事拉链活动的都是家族里的人，行动很诡秘。行动主要由他们自己干，活动在布鲁克林的尼克鲍克大街一带。他们是什么手段都干得出来的杀手。拉链活动的人与美国的黑手党党徒还不一样，他们连警察和法官也杀害。

墨拉提到他们当中的两个人。一个是萨尔瓦多·卡塔拉诺，生得小而敦实，一双眯缝的眼睛；另一个是凯撒·帮万特，身材瘦削，风度翩翩。

关于西西里人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过硬的情报。我们知道有西西里人到来，其中有一部分是合法到了这个地区，有些是通过加拿大非法潜入的。我们不知道幕后是谁在操纵，也不知道这些西西里人被打发来这儿是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实例，说明你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办什么具体的案子，但情报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当时的主要意图是想打入布拿诺家族。墨拉和我说了拉链行动以后，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我只好把情报搜集起来，向上汇报。几年以后，我搜集的关于西西里人的情况和其他情报并在一起，开始了全面的调查。结果在1986年查出了纽约的“意大利馅饼案”——到那时为止，这是一次最大的国际海洛因走私案。

后来，勒菲蒂终于派我去多依兰俱乐部，向马伦格罗汇报每周的比赛赌注登记的情况。汇报时一句闲话也没有。我要提交数字：到周末我们赢了多少，损失多少，总的“处理”了多少——总收入是多少。可能我还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就离开。不过，我注意到了，马伦格罗在仔细打量我。

别的人也在注意我，不过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这期间，纽约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为了其他的调查工作，都各自对多依兰俱乐部和沙沙贝拉旅馆进行监视。在他们监视的人员中有我的照片。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纽约警察局以为我是多恩·布拉斯柯，和布拿诺组织的罪恶家庭有联系。

勒菲蒂和墨拉一度是伙伴，现在彼此有了忌恨。他们俩都以为我有本事赚钱，嫉妒心渐增。

“你跟他妈的勒菲蒂那么友好干什么？”墨拉这么问我，“他帮不了你任何忙。”

“墨拉那王八旦简直是疯子，”勒菲蒂会这么说，“他是专门惹是生非，你不要跟他混在一起。”

夹在这么两个党徒之间，实在是危险的交易。他们都在我面前责骂对方，都要我放弃别人而跟他，我夹在中间很不好受，也太惹人耳目。我最终要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

墨拉比勒菲蒂更会搞钱。他对我说，他在最近出狱后的四个月里，已经弄到了200，00美美元。他三朋四友多，联系广泛。可是他疯狂。在他周围的人都像是朋友，因为他们怕他。其实，人人恨他。就连勒菲蒂的副官迈克·沙贝拉也恨墨拉。勒菲蒂不像墨拉那么反复无常，但对待朋友比墨拉要多一分诚意。勒菲蒂也交友广泛。因为他对朋友多些诚意，再加上他并不总是惹是生非，他得到了别的党徒的尊敬。我以为，把精力放在勒菲蒂身上更有作用。

后来表明，我没有必要作出选择。

一天下午，我来到了俱乐部。勒菲蒂守在电话机旁，说；“喂，多尼，这儿有人找你。”

我心里想，什么人会打电话来找我呢？原来是吉里。他说：“勒菲蒂向我问到了你，我说了好话。”

电话说完以后，我问勒菲蒂是怎么回事。

“吉里说，你绝不是脓包鬼。你活儿多，会搞钱。那边的人谁都不如你。”

“是吗？”

“我听了非常高兴。”

几天以后，他说：“多尼，我提出来把你要过来了。我向迈克和尼基公开表明了我的观点。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伙伴。”

“啊，勒菲蒂，太好了，”我说。

“哎，多尼，这就意味着，你真要开始听我的话，守纪律。我对你负责，你对我负责。希望你要把你周围的情况如实说。因为你要是胡说八道，我们俩都得完蛋。”

一切都突然改变了。我不再有所顾忌，进进出出随自己的心意，做出纯洁无知的姿态。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归属某个人，不遵守纪律。

勒菲蒂开始对我进行他称之的“训练”。训练立即开始，永远没有完了的时候。

勒菲蒂是个很讲究的人。他要我剃掉胡子，理理发。他说：“真正老练党徒是不留胡子的，除非那老一辈的意大利党徒。你应该保持整洁，衣着要合体，这就是说晚上要穿便服和宽松套装。”

他告诉我，要尊重所有的家族成员。他说：“尊重，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最糟糕的是你干出什么让老练党徒感到难堪的事。如果你要让一个副官或老板难堪，别提了，你就完了。”

你和副官或老板在一起，如果没有问到你，你别张口说话，他们说话你别插嘴。

“假如一个老练党徒把你介绍给另一个老练党徒，他会说：‘多尼是我的朋友’。‘我的’就意味着多尼没问题，如果你想和他谈话就可以当面谈。但是，你不是入盟党徒，因此有些事或家族里的事还不好当你面谈。这就是我介绍你的方式，明白吧。如果一个老练党徒在介绍另一个入盟党徒，他会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就意味着可以当他的面谈行情，因为他是‘我们的事业’里的一个成员。”

他对我说，我的活动情况要由他来批准。如果我想出城，他批准才行。我要随时同他联系。我所得到的任何收益，都得要分一份给他。

“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不能把所发生的情况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要转个弯子，兜个圈子——把你要讲的内容只作一点暗示就行了，因为所有的电话上都有窃听装置。”

如同大多数党徒一样，他也是疑神疑鬼。“特工遍及各个角落，”他说。有一次我们走在人行道上，他指着街道上一所学校，说道：“你看到那房顶上竖的是什么吗？”那儿是电视天线，他说：“特工安装的。如果他们要窃听，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他妈的他们都能听得到。”

如果没有绝对必要，你不要说出你姓什么。

你别和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搞在一起。

当一个老练党徒和一个不是老练党徒发生争执时，你永远要站在老练党徒这一边，即使他是错的。

我现在是个联络党徒，但还不是老练党徒，我不能同老练党徒争执或回嘴，也不能还手。勒菲蒂说：“由于你不是老练党徒，你总是错的，老练党徒总是对的。这没有什么可讲，你可千万要记住，多尼，因为任何老练党徒都不会和你站在一边去反对另一个老练党徒。”

你要遵守家族的缄默帮规，你不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家事。

“你要少管闲事，别胡来，”他说，“要遵守纪律，多多挣钱，或许有一天你会升为家族成员。”

有时候我仍然和托尼·墨拉混在一起。勒菲蒂对此有些嘀咕。但是我和墨拉在一起干任何事所得到的收益都分给他，也就没事。墨拉简直就是个夜猫子，勒菲蒂不是。因此我可以两边应付。如果没有必要或非做不可，我还不想和墨拉完全脱钩。

我和墨拉以及几个党徒与他们的女朋友一起厮混。到了早上4点，大家一起吃早饭。墨拉突然对女招待员大发雷霆，抱怨鸡蛋是冷的，服务态度不好。他火气越发越大，样子越来越凶，大吵大闹。

到后来我轻声地说：“哎，托尼，这也不是她的错，她在尽心尽力地服务。”

这一说，他更火了。他靠在桌子旁，身子向前倾，说：“你给我闭上臭嘴。我怎么说怎么干难道还要你在一边啰嗦。”

“我没那个意思，托尼。我只是觉得，你或许可以对她稍微缓和一点。”

这一下他对我说了一大堆指责的话，就当着众人的面。“滚你的吧，你他妈的乡巴佬。你晓得什么？你无权无势，没资格多嘴。你以为那个混帐勒菲蒂能保护你？这儿你是和我在一起。你要是还想用嘴呼气就给我住嘴。”

我只好不说话，因为再说话只会使局面更糟，不可收拾，我只好说：“托尼，你对，我恐怕弄糊涂了。”

可是我心里怒不可遏。这么一大早上4点钟，我在干我的工作，尽力执行自己的任务，身子疲倦，抛开了家庭，在饭店里当着众人的面还得受侮辱。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人像这么同我说话。

回到寓所里，我的火气更大了。我了解规章纪律：如果你不是老练党徒，你就不要对老练党徒回嘴，别对他指手画脚。但是这是他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施侮，我不能因为他是安托尼·墨拉，就让他对我继续作威作福。

我装成了懦夫，因此而遭到风险。这家伙以为我是个糊涂蛋，就那么同我说话。无论你是什么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得要保持一定的尊严。

不过我还得小心谨慎为好，因为我仍然处在与布拿诺家族打基础的阶段，任何失误都会使我前几个月的努力前功尽弃。我要与墨拉把这件事讲清楚，但这只能我和他两人交谈，不能有第三者在场。我总得要给他一些面子。

我不得不和他相会，希望能使形势有所控制。如果要打起来，无论怎么打我都是败阵的。如果我打赢了他，我也是败者，因为我日后免不了还要被他揍的；如果他打赢了我，或者用刀捅我，我在众人面前也就给小看了。

第二天，我在玛迪森街道上的便餐馆里找到了他。我说：“托尼，我们一道走一走。”

我们在玛迪森街道上漫步。表面上我显得若无其事，其实心里激动得很厉害。大街上人来人往，但是形势一旦变糟，不会有人帮我的。我想的是：他的脾气，他身上那把刀。

我说：“托尼，我知道你是个老练党徒，而我不是。作为一个老练党徒，你应当受到一定的尊重。”

“对，”他说。

“不过，我现在要对你说一说，以后不要在众人面前让我难堪，因为我毕竟不是大街上的不三不四的下流痞子。如果你再继续那么干，托尼，有那么一天，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也要和你比个高低。”

我等他的反应。我们继续在漫步。

“啊，你对我不错，”他终于说，“我喜欢你。”

“那你就别让我难堪。就我来说，这事儿说了就拉倒。一切就像没发生一样。我们重新开始。”

谈话就到此结束。我们兜了一会又回到便餐馆里。他对此事一点儿也没再提。不过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有了戒心。他绝不会忘记的。

墨拉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想让我管理吃角子老虎赌场上的日常工作，帮着收钱。他对我说：“我每个星期给你300美元的工资。”

这事儿有点奇怪。我知道他佩服我的工作能力，但是我摸不清他在玩什么鬼点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干那份差事，因为我一旦接受了，我就被他束缚住，受他的摆布，成了个当差跑腿的——这正是大家都像这样对墨拉的。我时刻都要提防。

我说：“你看，托尼，我非常乐意不时地帮你干点活儿。不过我还有许多事要干。一个星期300美元，我就腾不出身子来，这太有点不划算。”

“那好吧。”他说。

关于这份工作的事，我告诉了勒菲蒂。他说：“多尼，你处理得很对。任何人同那个狗娘养的搞在一起，到收场不是挨他骂就是遭他打。”

这以后不久，墨拉畏罪逃跑。他藏在一辆大众牌汽车里逃出了城。纽约州的警察部门在逮捕他，因为他又犯了走私麻醉毒品罪。过了三个月以后，警方抓住了他。墨拉又回到了牢房。

他被判了八年半的刑，关在纽约莱克岛监狱。勒菲蒂说：“和那些黑鬼们关在一起，看他还有多强。”

我和墨拉告一段落——暂时性的。

除了赌注登记的营业以外，还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骗局和阴谋。这帮家伙每天能弄得大约100，000美元的赃款，停车以后连汽车停放计时器也抢。任何东西，那怕有一个子儿的价值他们也不放过。

关键的是骗局的数量。骗一次200块不算多，但是你如果骗上50次，每次200块，你就有了一笔钱。我们有伪造的信用卡，还有偷来的信用卡。这些你总能用它一两次才会失效。他们就用这些信用卡买许多可以倒卖的电器。

有个叫尼克的党徒，是希腊人。他经常向勒菲蒂提供停泊在新泽西的货船的清单。勒菲蒂就让人订购所偷的东西。他把清单拿给我看，让我查查看能不能买些货——收音机、行李物品以及衣服。他和他的同伙能提供各种各样的假证件。他在机动车辆部门有个伙计，能向他提供空白驾驶执照，你只要把有关情况填到空白处就可以了。有个家伙给了他350美元，买了6份假的驾驶执照和6份假的社会保险卡。

为了解决富尔顿鱼市场上一家公司业主之间的争执问题，勒菲蒂与两个伙伴得到了所有权的20％，另外一个月还有5，000块钱的薪水。在俱乐部里，他同别的物主见面以后对我说：“我得到那么一份真难堪，这跟我的身份不相称啊。”老练党徒不愿意谈收入，也不谈有什么所有权。他们用的车登记总是用别人的名字。勒菲蒂不填写缴税申报单。

一个典型的骗局就是如何在银行本票上做假。勒菲蒂告诉我说：他可以从纽约州北部的一家银行里拿到本票。“我们在那家银行里有个副行长。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他，他有权把支票兑换成现金。”他说。支票还可以用来“买”商品，然后倒卖。

他给我介绍一个家伙叫拉里，此人过去在第七十一街道开了个酒吧。他就是这项交易的联系人。拉里说：他已经和搞银行业务的几个朋友商谈好，想找到最好的办法来实施这场骗局。

他有印模机，在支票正面印出保证付款的字样。我身边有几个伙计帮他传递支票。他有8张支票，给我们提供了8个人的名单，分别用作支票上的名字。他还提供纽约州的驾驶执照和社会保险卡，分别作为8个人的证件。还给这些人办理了银行存款。可是假支票上的钱数超过了他们存款的数目。当店主打电话查实的时候，那位副行长就说支票没问题。所有支票一定要在一周之内兑换成现金，以免被银行识破而露了马脚。如果这次骗局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实施，支票价值可达500，000美元。

拉里有一份商店名单，我们可以用这些支票去那儿买东西。商店并不知道这里面的鬼，但是拉里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接收这些支票。我用“约翰·马丁”作为我证件的姓名，在一家销售商店公司工作。为了防止卖商可能核实是否有销售商店公司，拉里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对方拨此号码核实。到时就有人回话说：“我是销售商店的样品陈列室。”

我就到一家商店挑选自己想买的商品，然后对卖商说，我要回去查一下现金支票的数字是否可行。接着我就拨了电话给一个叫尼克的家伙，把商品名称和购货所需钱数告诉了他。尼克就在支票上填好数字，盖上“已核实”的字样。

传递支票的党徒遍及纽约——新泽西一带。他们要我到纽约东南部的果园街一家店铺去，购买价值大约4，000美元的衣服。

我去了这家店铺，挑选了价值2，660美元的男式服装。我对售货员说，我去核实一下支票，立刻就回来。我离开了店铺，给尼克拨了电话。

尼克说在一小时之内到勒菲蒂俱乐部见他。他递给了我支票，上面盖了蓝色“已核实”字样。

我们回到了店铺，买好了衣服，装在他车上的贮藏箱子里。另外有一些党徒专门负责销售各处党徒所“购买”的全部商品。

一周以后，拉里在勒菲蒂的俱乐部里见到了我。他告诉我说，他销售我买的那些衣服很是麻烦，好不容易出了手，得了1，100块钱。除了各种消费以外还剩600块。他说：“我还得给银行人员一份，你看，还有另外两个出力的伙计。他们还要我给他分多一些，你知道吧。”

勒菲蒂已感到厌恶，说道：“少啰嗦吧。就把我们的一份给我们吧。以后别来了。”

600美元，拉里得了一半，给了我3O0美元。我还是照惯例，分了一部分给勒菲蒂。

这整个一笔大买卖中，结果我得到了150美元。这些钱我交给了联络特工。

这次行动以后，联邦调查局向店铺作了补偿。

勒菲蒂把我介绍给一个党徒，名叫“福特·李·吉米·卡巴梭”（因为他出生在新泽西的福特·李）。他是布拿诺家族的一个山头大王，也是尼基·马伦格罗的伙伴。有一天，我在多依兰俱乐部前面一带闲遛，忽见福特·李·吉米走过来说：“多尼，想跟你谈谈。”

他五十四五岁的年纪，外表上始终像一个正正派派的人。

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多尼，你像个精明的汉子。我只想对你奉劝几句。人总是一晃就上了年纪，我们现在干的许多事，等岁数大了就干不了。你看到周围许多伙计赚了许多钱，可是他们渐渐老了，到50岁或60岁，他们两手空空，就因为他们没有一点积蓄。现在他们再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了。所以，多尼，我想劝劝你，找个可以信赖的人。每次弄到一笔款子，就抽出一部分，交给你朋友，把这些钱存起来。你和那个朋友约法三章，他保存的钱平时不准你要，一直到你退休再给你。你不能三天两天跑去找他要1，000、2，000美元，因为他不答应给你——你们事先要订个规矩。这样日积月累，到老时你出不了门，也不能天天偷到，你还存有一笔钱。这样你就不会像现在的许多老家伙那样，到老了发愁没钱花。”

他是要向我推荐建立加入黑手党的个人退休金帐户。那是1977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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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勒菲蒂

如同大多数党徒一样，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仍然住在他生长的里弄里。

他住在古老、高大的公寓群内，称作尼克鲍克村庄，位于小意大利区南面几个街区的蒙罗大街。许多党徒都住在那里，包括托尼·墨拉。勒菲蒂常常邀我到那儿去。

勒菲蒂的寓所里有一间小卧室，在第8层楼上，可以鸟瞰公寓楼群的大院。他喜欢热带鱼，养了好几缸鱼。室内有一台大彩电，一个放像机。还有电传联络装置，干非法监听活动，如同其余所有党徒一样，都是免费的。

他没有安空调装置，因为他讨厌空调。在最炎热的、最潮湿的日子里，甚至在车子里他也不让我开空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英国的奥佛牌香烟，弄得周围的空气越来越混浊，尤其是对我这样不抽烟的人非常难受。

他是个烹调能手，可以做任何食物。每个星期我总得去他那里吃几顿。

勒菲蒂早就离了婚，他的女朋友露易斯是里弄里一个漂亮的姑娘。我和露易斯相处得也很好。她忍受着很大的痛苦，因为勒菲蒂不通人性，对她态度恶劣，把她和别人一样看待。但同时他也在保护她，对她还相当钟情。她有个正式的秘书工作。

露易斯母亲死了的时候，她要我去守灵。我不认识她母亲，但我想到：露易斯对我很看得重，把我算在她家的好友之内，算是对我很有敬意。我还记得，我去守灵时，那天正下着大雨。天气恶劣，气氛悲伤，我和一个并不了解我的人共度这样的时光，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即使你在干隐蔽工作，你也与人们增进感情。欺骗坏人的事很容易被接受，因为这是一种计谋。在五六年的生活世界里，有的人不是坏人，并不了解真实情况，只是偏巧生在坏人家里或者和坏人结了婚，而你一直在欺骗他们。一旦你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你的思想上会有一种坚实的烙印。这些人当中有的还与你增进了感情。当你还在继续欺骗他们，你心里明白：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们会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感情的伤害。他们甚至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勒菲蒂有4个成年的子女，我和他们非常密切，成了他们真正的朋友。他们遇到什么麻烦事总要来找我。他最小的女儿有二十四五岁，和他的前妻住在这幢楼房里。她在医院工作，工作很勤奋。每年的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她有个售货棚出售软饮料和水果。他的儿子汤米大约28岁，也住在这幢楼房。他是个盗贼，为家族干了不少事。他基本上是个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也有贩卖海洛因的问题，自己也吸毒成瘾。

勒菲蒂老是要我和汤米谈谈，劝他改正自己。还要我说服他别再搞毒品一类的事，安下心来工作。有时候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和汤米就在勒菲蒂俱乐部里看我们最喜欢的肥皂剧①，比如像《我的孩子们》。勒菲蒂一进来，看见了就会突然咆哮起来：“去他的什么肥皂剧，快给我关上。你要出去偷，找活儿干。多尼，来，帮助汤米到外面忙活儿吧。”

①　肥皂剧（soap opera）：指广播或电视连续剧。题材主要包括家庭问题。注重对话以代替动作，说话节奏比实际生活慢些。在固定时间连续播出。主要赞助者多年来一直是肥皂和洗涤剂生产厂家，所以称为肥皂剧。

勒菲蒂有两个女儿都和党徒结了婚，一个很是不幸，嫁给了马科。

我见到马科是在车站便餐馆，那是墨拉的地盘。马科不仅是个珠宝盗贼，而且在搞保险柜方面也是个老手。他还做毒品买卖，是个叽哩呱啦、喜欢攻击别人的人。我除了和他谈几句珠宝方面的话以外，从来和他不打什么交道。他生活奢华，度假就到佛罗里达，因为他在那儿有一艘大船。他吹嘘说，无论任何人向他提供毒品，他都有办法处理。

我见到马科的时候，他正为他的搭档比利·派拉迪斯而忧心忡忡。他说：“比利现在成了警方的内线，我们在一起干的事他要是告发我，我就是有20条命也招架不住。”

勒菲蒂也为比利·派拉迪斯的事担心。他说：“我们要想个办法，把那个家伙干掉。我想把他带到我船上，扔到河里喂鱼。多尼，那个家伙的事我还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呢。你看他是不是以为我会在船上对他下手。这事儿没说过吧？”

“没说过。”

“有一天，我喊这个家伙和我一道上了我的船，你知道，就在东河那里，是一艘快艇。他跟我一道，但一直注视着我，总是面对着我。到后来，我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恐怕我以为他可能背叛了，我会崩了他，把他扔到河里。我说，‘你这个混帐。我要是想对你下手，我就不会费那么多事把你带到船上来。你在俱乐部楼下玩牌我就可以干掉你，把你卷在毯子里，就在南街那儿立刻就把你扔到了河里。我们对背叛的家伙就是那样处理的。’我对他这么说。”

他眼睛在看着我，不知道是仅仅对我说个故事呢，还是在向我传个信息：背叛会有什么下场。

“但愿派拉迪斯这个家伙别出卖任何人。”我说。

有一天，马科突然不见了。有谣传说，他那个组织获得了毒品方面的收益，他去提款去了。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还有消息说，勒菲蒂下了杀令，干掉了自己的亲女婿。但是，勒菲蒂对此事从来也没说什么

露易斯知道勒菲蒂干些什么事，知道他像所有别的党徒一样，进进出出都随心所欲。他们似乎有一种温馨的关系。勒菲蒂当着她的面谈论，但没有骂什么人。党徒们都是这个作风。你可以出去杀人，但你不要在一个女性面前骂人。女人要是骂人，那她准是个娼妇。勒菲蒂说：“露易斯要是骂一声‘滚他的’，我就把她扔出窗外。”

9月份，他们决定结婚，勒菲蒂要我当男傧相。婚礼在市政大厅举行。他们都穿了婚礼服。勒菲蒂显得很兴奋，连结婚证书都忘了带。婚礼仪式在下午5点开始，登记局已经下了班。法官让职员去了一趟，拿到了结婚证书。

我送了他们200美元，作为婚礼礼物。我们到沙沙贝拉旅馆去举行庆祝活动。大约有10个人。迈克走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喝酒。然后我们上了楼来到“马德里别墅”，这是勒菲蒂最喜欢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了一系列文娱表演，其中有弗拉明科舞蹈①。

①　弗拉明科舞蹈（flamenco dancing）：吉普赛人的音乐和舞蹈。从前几世纪起，它演变成为吉普赛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被社会遗弃、混居于上流社会边上的基督教徒的歌舞。弗拉明科的精华是“歌”，常常有吉他音乐伴奏，同时表演即兴舞蹈。从19世纪起吉普赛人开始在咖啡馆里跳舞，并以此为业，于是，“弗拉明科”一词首先用来称呼他们当时的音乐和舞蹈。其动作特点是快速旋转和拍手顿足。

“多尼，你杀过人没有？”勒菲蒂问。

“如果你是指暗杀，那我从来没有干过。但是我杀死过两个人。一个是在打架中我打死了他；另一个是骗取了我的钱，我们发生了殴斗。”

“那算不上杀人。”

“你打死人就是杀人，这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多尼。你还不懂。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以我要给你训导训导。按照合同杀死一个人与你在殴斗中打死一个人差别很大。在殴斗中，你与对方动了怒。但是在暗杀的时候，你对对方谈不上有这样或那样的感情，甚至对方遭到暗杀与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关系。你要杀他，这完全是你的职业需要，谈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你看你能不能干？”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可以干的。”

“是啊，我们要走着瞧。许多人以为这很容易，真正动手时又心惊胆战，下不了手。下一次我要有个暗杀任务，把你带着，让你看看怎么个干法。一般要用0.22英寸手枪。一把0.22英寸口径的手枪不像口径大的手枪那样留下明显的弹孔。就对你耳门上打。一颗0.22英寸子弹打你的脑袋，脑袋就开了花。下次有暗杀任务，我要带你一道。”

如果真有那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作为一名特工，如果知道要发生暗杀的事，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不能宽容，当然不能参与。但是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面临那种局面。我并不总是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那儿，而这些问题又不便于打听。

如果暗杀的事即将发生，而我又在现场，我要不要冒险去制止？或许自己还遭到杀身之祸？我的看法是：如果发生暗杀，对象又是党徒，那么不论是他死还是我死总得要干，被打死的当然是他。如果暗杀的对象是老百姓，那我就得要冒着风险加以制止。

到了1977年的仲夏，他们完全接受了我，信任我。我可以自由行动。桑树街上那些常规的党徒，我大部分都认识。那里不仅有布拿诺家族的党徒，还有其他家族的成员。党徒之间相互接吻和拥抱，也同样适用于我。任何公共场所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我们多次去玛迪森街道116号的荷里得酒吧。那地方污秽不堪，我只能喝喝啤酒或苏打水。连杯子我都不想碰一下。我们还去交谊俱乐部、咖啡馆以及沙沙贝拉。我们厮混、玩金罗美，大家相互讲一些战争的传闻，纵情玩乐。

我见到了这么一些党徒：托尼·墨拉的叔叔阿尔·沃克，其真实姓名是阿尔·艾姆巴拉托；墨拉的侄子乔伊·达米科，其常用的姓名是“乔·麦克”；大威列·拉维文罗，他在哈莱姆为尼基·马伦格罗管理彩票赌博业务；乔伊·马西诺，是个虎背熊腰、大腹便便的汉子，他在家族里的位置节节高升；尼基·桑多拉，他曾干过赌注登记一行，一心想与勒菲蒂结为伙伴；还有吉利兄弟：乔和杰里。

后来我又认识了：弗兰克·菲什；鲍基；鲍比·斯玛司；路易·哈·哈；鲍比·坏心（因为他戴着起搏器）；乔·雷德，等等。

在这伙党徒中，真实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介绍自己姓什么。我认识一些党徒，他们在一起混了5到10年，可是并不知道彼此的姓。谁也不在意。介绍你的时候，只提名字或者绰号。如果你不肯说出自己的姓，谁也不会问你。这完全是一种帮规。他们的感觉是：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一个名字，你会告诉我的。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党徒姓什么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联邦调查局的鉴定。对于露面的党徒的身份，即使是个绰号，我总是要设法作一些了解。你根本无法料到：有时候在大街上什么地方，或者在别的调查工作中，谁会有可能成为重要人物。

我对勒菲蒂说，我有个女朋友在新泽西，因此有时候到我寓所找我，我不在那里，我可能到她那儿去了。有一段日子，我的女朋友多次成了他们谈话的话题。我从来不肯说她的名字，他也从来不问，其他的人也不问。

在整个1977年期间，勒菲蒂都没有告诉我他姓什么。我当然知道他的姓，但他自己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知道他是勒菲蒂和本尼；他知道我是多尼。星期日或是晚上，我常常到他家去，和他及露易斯在一起吃饭。我和他们一起看电视。我常常躺在沙发椅上睡觉。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姓什么，也不问我的姓。我们第一次旅游，在登记旅馆的时候，他问：“我怎么登记你的姓名？”因此他知道了我姓布拉斯柯。在有个地方，我不得不第一次问了他，问他姓什么。

在这一段期间，关于布拿诺家族以及其他家族组织结构情报，我时时向调查局作了报告。情报的内容更多：他们怎么开展活动，谁是谁，他们是什么头衔，黑手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情况，还有我们的隐蔽特工从来没有提供过的情报。我继续收集西西里黑手党的情报：他们正被送到境内，甘兰特和卡洛·甘比诺怎么样合谋把他们安排在东部和中西部的皮扎饼店铺搞买卖，让他们待在那里听候老板们的需要；这些“拉链”行动的人怎么受到利用贩运海洛因以及从事暗杀活动。

为了不使气氛显得紧张，我每天都跑步，在寓所大楼的健身房里锻炼举重。我不曾想到过，当时有党徒在那么做。这办法不错，别人把我看成是喜爱锻炼身体的人。星期天我大多去做弥撒。党徒们也不干这种事。

勒菲蒂对待我好像很亲近，他知道我会挣钱。我并不想表示自己有多少存款、或者干什么大买卖，因为我不想成为人们注意的目标，我想让人们把我当成一个盗贼，使他们对我有这种看法：你盗了一次，快乐过两三个星期的日子，然后再去偷。他看到我有足够的钱花，就以为我能搞大钱。他正需要大钱，因为他陷入了困境。

“我背了一屁股的债，”他对我说，“我欠了尼基16万，走到哪儿头脑都不得安宁，像有个纺车嗡嗡地转得不停。我们要设法搞点钱。”

勒菲蒂与大多数党徒不一样，他没有进过牢房。他虽然因为敲诈和盗窃多次受到过逮捕，但总是被宣告无罪。他的真正问题是：他是个堕落的赌棍。如果他一天赌赢了2，000块钱，第二天会在径赛赌注上输掉3，000块。我知道，他一天能在径赛或场外赛马赌博中输掉10，000块。如果他赌光了，哪怕只剩两个美元，也要赌两个美元。他乐意当个赌博登记经纪人，因为场外赛马赌博中，你如果赢了还要付给他们总数的百分之多少；而作为登记经纪人。你如果赢了什么也不用付，而且他们所付的投注赔率比州立赌场要高。

在赌场上我是头号笨伯。无论是双骰子赌场、赌牌，还是径赛场，我都赢不了。如果不是我干这份工作，我说什么也不会干赌博的事。可是勒菲蒂的情况更糟。他不懂赌技，也没有运气，是个典型的沉溺于赌博的赌徒。眼看着就要走上大杀手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还到佛罗里达度几天假。我们赌赛狗、赛马。对赛狗方面他懂得不多。我们输赢大概在100-300美元之间，但我们输的次数多。他对赛马也不怎么懂，我们也得不到比赛的内部消息。这种赌博他总是吃亏。

有一次，我们在佛罗里达的东南部城市海厄利亚，赌“六选胜”。前面五次比赛我们下注几千美元，每次都赌赢了。第六次如果我们选得对，可以赌赢30，000美元。因此，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我们估计：还是选心爱的那匹马可靠些。哪儿知道那匹马输了，我们也搭掉了30，000美元。

他这么说：“最后一轮，我们押了常胜的那匹马，妈的它输掉了。另外那一匹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尖。本来30，000块钱都可以赢到手了。”

“啊，也只是损失了几千块钱，”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多尼。问题是我们差点就到手了！”

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一再延误下来使他得不到机会成为入盟党徒。他对我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他还不是入盟党徒，那是因为他没有还清赌博所欠的债务。他还清了一部分，因此，在我和他见面不久，即1977年夏天，他入了盟。

可是现在他又欠了大量的债，这就意味着：他在赌注登记业务或别的业务中所得到的任何收入，马伦格罗都要从他的总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抵债。勒菲蒂除了隐瞒的部分以外他就一无所获了。赌博的本质就是：个个到后来都说自己破产，因此你无法说得清，勒菲蒂究竟是不是破了产。

我出手的钱数充足，使得勒菲蒂相信我会搞钱，而且还暗示他可以取得进展。我们如果在一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可以共同发财。

对我在党徒中间的前程，他给我以鼓励。

“事情明摆着，多尼，你不管别人的事，自己会搞钱，不惹麻烦，不生事端，不侮辱别人，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入盟党徒。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可能下达要你杀人的任务，要你去把某个人干掉。这你不再担心。我对你已经说过，我会教你怎么下手。你有这个素质，多尼。你把握了自己，不管闲事，与人相处得很好。我要建议接收你作为家族的成员。”

勒菲蒂说：“跟我来，我们到沙贝拉旅馆去。”

这是7月份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到了沙沙贝拉旅馆，但是没有进去。人行道上还有五六个党徒站在那里，我认识他们，都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我们和其他这些党徒都站在人行道上。

我问勒菲蒂：“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儿？”

“我们站在这儿警戒，确保那个老家伙别出什么事。他就在里面。”

所谓老家伙就是卡明·甘兰特，布拿诺家族的老板。他刚刚出了牢房。我朝旅馆的窗户里看一看，只见他坐在专供大人物用的餐桌旁。他长着鹰钩鼻，几乎秃了顶，嘴里叼了一根大雪茄。沙贝拉和另外几个人坐在他的左右。

“有什么大买卖吗？”我问，“他有什么事？”

“是有事，”他说，“有许多事你不知道，多尼。这些事我又不能乱说。”

“那我们怎么不可以进去，确保他别出事，我们至少还有个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听我说。有时候你什么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气垫’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围。你甚至于连话都不能跟这个家伙说。要跟他说话，你得通过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说话的人才行。旅馆里除了那几个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进去，就是这样。”

“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就不进去了。”

“多尼，这个家伙多么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继续说，“‘气垫’这混帐真不是东西，是个暴君。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不用再往下说了。许多人恨他。大家觉得，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一个人赚钱。他接近的就那么几个人。主要是拉链行动的那些人，像凯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兰俱乐部周围一些人。那帮家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这些人从西西里弄过来，利用他们干各式各样的事，搞那些毒品买卖。那帮家伙跟他一样卑鄙。拉链行动那帮人不能信赖，除了那个老家伙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老家伙相信他们，那是因为是他把他们带到了这儿来，他能控制他们。其他人都得和他们隔得远远的。许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这才要我们到这儿来。”

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贝拉这儿来，在外面站岗放哨，好让卡明·甘兰特在里面开会。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里很紧张。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卫人员衬衣里的腰带上都带着枪。他注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注视街对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于被这帮党徒所信赖，站在桑树街的人行道上，担惊受怕，还要为布拿诺家族的落魄丧魂的老板站岗放哨呢。

每隔几天，我就给联络特工打个电话。纽约办事处里专门安置了一部电话，专拨给我作联络之用。接话的是我的联络特工。我向他报告目前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情况。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行动，他要我了解一下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情况，有些什么人，讨论了什么事。如果我需要查询什么，比如问姓名或某个党徒的情况，他就认真为我办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或者以后对作证可能有用的情报，他都打印下来，归入我们称为的“302”档案。有时候，联络特工还带几份报告来让我签字。

根据我的情况，我每个月有一两次和联络特工见见面，取我的生活费和活动费。我们见面时间很短暂，只不过几分钟时间。我们常常见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馆——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都市博物馆。我们只是在那里随便浏览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钱递给了我。有时候我们在中央公园，同坐在一条凳子上。有时候在咖啡馆相会。

这时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隐蔽工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联邦调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阳苹果”计划中在佛罗里达的“太阳”那一部分工作，这完全是因为乔·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点收效。

我的督学员有时候问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时期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还想继续干。

有新的情况需要考虑。现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诺家族成员相处得很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带开展了其他一些隐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为党徒的新的身份为有些隐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来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担保，证明他们是“像样的”党徒，而其他行动打击目标中的党徒可以问我来查核，因为我是勒菲蒂在纽约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纽约市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厮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而继续保持和勒菲蒂的伙伴关系，那我和其他隐蔽特工行动的联系就方便得多，因为我出城无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许，也无需每一步行动都得向他报告，受他的盘问。而且我还可以设想，把勒菲蒂带进其他的隐蔽行动之中，带他引见，希望他有可能闯进去，与布拿诺家族成员建立联系，组织非法的阴谋集团。

我还可以经常回到纽约，一次待两三个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联系，保持伙伴关系。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关于家庭的保护问题我先前考虑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两个星期可以回到新泽西的家里，待上一个夜晚。我始终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行踪。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渐渐有所考虑：如果我打入黑手党里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终还得要搬走。因为万一出了一点儿差错对我的家就会是一场灾难。我知道有警察在保护我，因为我时刻有他们在跟踪。有三四次，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却把我叫住，对我进行搜查。如果我有时不能甩掉尾巴，而他们一直跟踪到我家里怎么办？要么，如果是勒菲蒂或别的党徒决定跟踪我又怎么办？

是该到搬家的时候了，搬了家就不会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要么也可以把我调到另一个地带去工作，我们不妨把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考虑。

整个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与我的督学员在一起反复讨论。他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总部。这本来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我们决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对于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们已经搬了四次家。不过，我的女儿们已经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龄，这对她们来说还比较重要。我们在新泽西还有亲属。早先我因工作调到纽约办事处搬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曾以为我们会一直住下来。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觉得搬家还是必要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因为我并没有说这还有选择的余地。我的工作调动频繁，她们不知道我在黑手党里究竟隐蔽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为了她们的安全。

联邦调查局当时在这一地区有52个办事处。他们提出了5个地方让我们挑选一个住处。至于我的工作关系那几个地方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还隶属于纽约方面，再说我还要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到处跑。我和妻子选择了一个地点。

圣诞节的除夕，我设法赶回到家里，虽然到家很晚。节日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门找一幢新的住处。我们立刻就找到了一处——比我们在新泽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邻右舍比较和谐。到了下一个星期，我们就拍卖新泽西的房子。我有个朋友，是搞搬运工作的。我对他说，我们要搬家，这事儿请他不要对外声张。

搬家时，家里人依依不舍地流了不少眼泪。家里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为障碍，但是她们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如果她们对我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们对我的情况可能更能够容忍。不过，如果那样做能减轻对我的压力，那她们就会付出心理惧怕的代价。

无论是我还是我局里的同事，都没有想到这个工作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究竟还要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开始时，我们有打击盗匪上层头头的想法，后来就打进了小意大利区的黑手党，现在我已经成了其他地方的党徒代表。本来我们的思想可能犹豫不决，只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在我们所处位置上还没有一个理想的视角。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继续打入下去，我就全力以赴地干。多尼·布拉斯柯有的是劲头。

联邦调查局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那里有几件麻烦事，想叫我去了解一下。我对勒菲蒂说，我要到加利弗尼亚去待一会儿，因为我曾说过，我在那里干过偷珠宝的事，而且还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说：“勒菲蒂，你看，我眼下将在这个地方弄不到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可以去那儿捞点钱，来回跑跑，不是很好吗？甚至就连你也可以去那儿，待上几个星期，看看我们能不能干点事。”

他觉得我这个主意很好。就这样我去了加利弗尼亚。

我们在洛杉矶有个特工，干隐蔽工作的姓名是拉里·基顿。拉里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正在紧紧追踪一伙盗贼。这伙盗贼犯下了盗窃各种财产的罪行：干偷股票、债券、支票及汽车等一系列活动。他们并不一定都是黑手党，但其中一部分是前纽约人，自然尊重老练党徒以及联络党徒。

他们喜欢聚在某一个旅馆里，拉里也和他们混在一起，想深入进去。正巧，纽约一家旅馆的酒吧招待到这儿来度假，也就住在洛杉矶这家旅馆里，和这伙盗贼中的有些人还很友好。拉里对这个酒吧招待一无所知，以为他可能也是盗贼的一伙。因为这个酒吧招待来自纽约，拉里就想到我有可能认识他。

说来真巧，我果然认识他。这是一个巧合。有一次，我和勒菲蒂到第三大道五十五街道上的马卡耐特旅馆。那儿并不是布拿诺家族党徒的活动场所，是个一般的旅馆，我和勒菲蒂以及其他几个人到那里喝喝饮料和吃点东西。就这样我们渐渐认识了那个酒吧招待约尼。约尼本人并不是盗贼的同伙，也没有干什么非法的事。不过，如同许多酒吧招待一样，他了解谁是谁，知道谁是勒菲蒂，知道我是勒菲蒂的伙伴，是个联络党徒。因此这是个好机会，我可以帮助拉里与这一伙盗贼建立一些信任关系。

我来到洛杉矶这家旅馆，拉里正在那儿溜达，我看到了约尼。我说：“嘿，约尼，你忙什么啦？”

“是多尼呀，一向还好吧？你来这儿干什么？”

“遛遛，看看，”拉里正在那一伙人当中，显然已经看到了约尼。“我看，你知道，拉里在这儿。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也许在一起干点买卖。”

我们聊了一会儿，目的也达到了。我以为，约尼会对那一伙盗贼说，我是纽约那边的一个联络党徒，拉里是我的朋友，因此，他工作会顺利的。

我经常带着拉里进进出出，就以这种方式帮助他建立信任基础。有时候，我们还和那一些人去舞厅，也是以那样方式帮他。我只是起个介绍人的作用，从来不介入他的案子。他在那儿开始了工作，着手办理一批案子。这是政府部门工作的一种方式，就在那儿不断地逮捕由拉里提供罪证的一些犯罪份子。他最终要在法庭上多次作证，给许多人判了罪。

在这期间，拉里也到纽约，追查别的盗窃股票的案子。我也以正常往返的方式回到纽约。拉里打电话给酒吧招待约尼，对他说他要来纽约。他们在第三大道的P．J．克拉克饭店相会，因为那儿是约尼在下午喜欢常常去的地方。

我和拉里混在一起，一道去克拉克饭店。约尼已经和一些人待在房间后面的餐桌旁，我们也加入到里面。

约尼把我们俩向大家一一介绍，我们就坐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

拉里原本是黑人，这就是说，在某些盗贼看来他很可疑。但是拉里糊得很圆，照样同他们混。

我看见有个家伙在朝我们餐桌这边走。拉里突然对我轻声说：“快走，从后门走，快。”他站起来对约尼说：“我倒给忘了，我们还有个约会。”

我急忙跟着拉里从边门跑了出去。

“好险，”拉里说，“你没看见朝我们桌子旁边走过来的那个家伙，是诉讼案的那家伙？他是洛杉矶的辩护律师。他曾在法庭上见过我作证。”

我说：“为了以防万一，我对勒菲蒂那里要想个保护我们的办法。”

“好，”他说，“无论如何，我明天要离开这儿。”

像这种情况——可能被人认出来，或者有人背后汇报你——随便哪一天、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你不能等情况发生以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你要提前打好保护自己的基础，随时都得提前防范。我估计，勒菲蒂会得到这个情况的报告。

自从我开始待在加利弗尼亚以后，我实际上每天都和勒菲蒂保持接触。他并不知道怎么样和我取得直接联系。我说我总是在不停地变换地方。勒菲蒂在控制我的同时，我也在控制他对我的控制。我想让他知道，我实际上是难测的。我干些什么、在什么地方都模糊不定。当我需要掩饰自己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行动方式。

我有两架“查询”电话，他可以留言，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这一次，在那儿遇见拉里和约尼以后，我就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把在加利弗尼亚遇见拉里和约尼的事告诉了他。我这么说：“猜到我在洛杉矶碰到了谁？是约尼。他在那儿度假，看到了一些伙计。他和一个叫拉里的伙计在一起，那人在干某种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其实，我考虑也想插一手。我认为，我们能从这里面赚到钱。”

我对勒菲蒂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即使没有在P．J．克拉克饭店那次意外情况，我知道当我和勒菲蒂什么时候到了马卡耐特旅馆时，酒吧招待约尼也会就那次意外情况会这么问：“洛杉矶的拉里那伙计怎么样啦？”然后勒菲蒂就会问：“拉里是谁？”

因此，我以这种方式事先已把拉里这个名字告诉了勒菲蒂。我还说出了这样一种含意；拉里宁可和约尼在一起溜达而不肯和我在一起。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完全可以保护拉里，也保护了我自己。

果然，第二天勒菲蒂在俱乐部里抓住了我。

“喂，多尼，你认识的洛杉矶那个伙计，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呀？”

“你是说拉里？那伙计我曾对你讲过，我是通过酒吧招待约尼认识了他。我还对你说过，他是个独断专行的家伙，我正要跟他一起搞点股票和债券方面的交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我正要对你说说我不放心的地方。约尼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想知道前前后后的全部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里，你和那个家伙在干什么？”

“噢，勒菲蒂，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我在洛杉矶碰到了拉里这个家伙。他对我说，他正在搞一桩有关所盗的股票的交易。他要去纽约，我们计划在一起干。就这样我们到了P．J．克拉克饭店。他3点钟在谢拉顿饭店有个约会，我们要去和那人相会谈股票交易的事。我们就离开了克拉克饭店去了谢拉顿饭店。可是那家伙没有到场。我就说：‘唉，真扫兴。’我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出什么事了吗？”

“我对你说，出了什么事。你惹祸了。那混蛋是个联邦特工！约尼说，有个人，是个什么律师走过来，到你们那儿，他看到你们就离开了桌子。那人对约尼说：‘我见过那家伙在法庭上作证，他是个混帐特工。’这是约尼亲口对我说的。约尼还说，你和他妈的混帐特工混在了一起！”

“啊，勒菲蒂，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凭他怎的，我不在乎他，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情况。我们的情况或别的什么，我一个字儿也没有同他讲。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我对买卖感兴趣。他甚至连怎么找我都不知道。没什么可担心的，勒菲蒂。”

“也许是约尼在满口喷粪，多尼。我也搞不清。不过，多尼，跟拉里那家伙别来往了，明白吗？以防万一。别跟他有任何来往。多尼，我看，你有时候并不那么谨慎。”

“别担心，勒菲蒂。”

因此，在洛杉矶一带，我不能再和拉里取得联系了。不过，他的行动进展得很好。他办理的案子，最终逮出了约有200个盗贼，政府收回的被盗财产价值4，200万美元。

在P．J．克拉克饭店里，如果拉里没有当场识别了那位律师，我的黑手党工程计划也可能就在那时候宣告结束。

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在这个地方找到我熟悉的党徒，要么去他们的活动地点，要么和他们取得联系，无论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或我所认识的别的家族的成员都这么办。这么做表明我有联络，能在这一带善于自由来往，说明我手里有活儿可忙。我露面的地方越多，就越会有更多的党徒认识我，我的信誉也就越高。

在加利弗尼亚，联邦调查局正注视着圣地亚哥和拉·约拉地区的一些旅馆和夜总会，想了解那些地方是不是有聚众骚扰的事。我到这一带来，首先就想抓到这些人，然后和他们在一起巧妙地周旋。

我接着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正在和一些活动场所搭上了，想把这儿的情况理一理。我发现，有几个地方有党徒出没，他们在这些地方有点瓜葛。

“勒菲蒂，你到这儿来不好么？或许我们在一起还能搞出点名堂。如果这一带还没有我们的成员集中的场所，我们或许还可以有点作为打进某一处。再说，这儿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还有大洋。”

“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那儿像不像迈阿密？”

我在谢拉顿饭店给他订了一间房间，正好面临海面。我到机场去接他，为他提包——对他的照护如同一个组织里任何人对上级的照护一样。我对他说，我最近分得一些红利，把他的一份给了他。

白天我们游玩圣地亚哥，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儿都不认识人。勒菲蒂对这儿很有印象，他说：“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与纽约不一样。这儿的人打扮也不一样。”

我带他到了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个动物园真了不起，”他说。“想想布鲁克斯那个动物园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圣地亚哥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这儿可以到处溜达，用不着担心遭到抢劫。”

他每见到什么，总要与纽约相比，总要说到在这儿可以搞到多少钱。每遇到某个店铺或是买卖或是住处，他总要说：“这和纽约一样吗？我们要捞一把。”什么都想干，都想骗。

晚上，我们常常到调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动场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动。

他总要同经理或店老板谈些无伤大雅的话。这是个好地方。你们这儿开业有多久？怎么样有可靠的供给？看样子你们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市里面，单位里或别的什么人对这样好的地方还能找什么麻烦吗？

他对这个地方在掂量，连细小的事都密切关注。每看到什么他总要对我说一番。可能有个家伙在溜达；那个现金出纳机停止了运转；谁跟他说话；有没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那么一直坐着，像是在等着和谁说话；有人不一会儿走了过来，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些，但看过就没有了。而一个党徒观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谈话方式、对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们确认了：调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处地方，勒菲蒂认识几个有牵连的人。他说，他们个个看样子要么就是干抢劫活动，要么与抢劫歹徒有联系。

“多尼，这些地方他妈的我们不能介入，”勒菲蒂说，“因为他们已经一窝蜂地乱糟糟。”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使自己能发挥作用，我在这些事里面寻找线索。我正在调整我的行动方式，调整我看问题的方法。这样我就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仅在学习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每当我和勒菲带到各个地方，我就注意他对待相同事情的处理方法。如同许多党徒一样，我渐渐懂得了不要轻易说：我不了解情况。要保持缄默，尽快观察周围的动态。关键是你要装得你了解情况。等到他们发现你不知道情况时，你才承认。

勒菲蒂是党徒的典型，一天24小时都在密划党徒的勾当。在外面，和党徒在一起时，他显得聪明、敏锐，而且很坚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党徒们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个圈子，你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小家子味道，对于人事间其他一些事并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们待在一家饭店的餐厅里，房间那边有个相貌极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着我。

“那个女人老是看着你，多尼，”勒菲蒂说。“干吗不请她到我们餐桌这边来？”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个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说。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种装束。”

“勒菲蒂，这是加利弗尼亚。人们衣着不一样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个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点，快，多尼，她认为你长得帅，想和你结识结识。邀她过来吧。”

勒菲蒂要想干什么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他说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个女人邀到我们桌边来。她过来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这种调情的场合下碍事，马上就说：“啊，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他走了。

我和那个女人谈话还不到5分钟，就发现她是个妓女。我上了楼进了房间，对勒菲蒂说了真相。他说：“我就不信。她一点也没有涂脂抹粉，也没穿短裙或别的什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他哈哈大笑。“嘿，多尼，你待在这个地方可得当心自己啊，你会把在纽约的那种精明劲儿丢光了。”

他虽然经常外出干党徒的买卖，可是出门的飞机票总要依赖别人订购。他要到什么地方找我，总要我给他订飞机票。我发觉，为什么有一次他要自己订购飞机票。“多尼，在飞机场上，他们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不知道。就对他们说，回去的时候公开。”

“怎么叫回去公开？”

“就是说，回去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在你手里。但是飞机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启程的时候，就直接对航空公司说，你在哪一天登机。”

“这事你能办吗？”

勒菲蒂第一次来这儿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纽约。我对他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可能有一桩大的行动，我得要过问。他也就不坚持了，因为那意味着他能捞到钱。

我的真实意图是要到密尔沃克市去。联邦调查局在那里有个行动计划，想对密尔沃克黑手党家族下手。但是，这一行动起步很慢。他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这个案子的隐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富有开拓精神的特工。密尔沃克家族的老板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受命于芝加哥而不是纽约的匪徒。我们了解到，巴里斯特艾里控制了全城的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业务。联邦调查局想要表明：这是通过黑店主和匪徒势力所从事的非法经营。他们的意见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动售货机业务，设法把他的售货机推销到各个商店、酒吧和俱乐部。如果巴里斯特艾里企图把他从这个业务里排挤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立为敲诈勒索案。

坎特已经伪造好了个人的经历，在密尔沃克办了一个小办事处，向市里申请了销售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执照，买了几台机器。他向俱乐部和酒吧四处兜售，恳请买主买他的机器。可是，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问题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销售业务控制得很严，谁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处，店主都拒绝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店主已经买了属于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谁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换上坎特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销机器，也没有人来告诫他，要他放弃这个营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可能在纽约找些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纽约找到对坎特自动售货机感兴趣的人，那末他们就可能设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关系。

我赶到了密尔沃克，在旅店住了下来，与坎特通了电话。他和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一起来到我这儿。人们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紧，因为他反正是在干隐蔽工作，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尔沃克办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正是在坎特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参与这一行动的。

我认为这个办法似乎行得通。我说，我要把这个意见向勒菲蒂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纽约。先前我已经退掉了我的寓所，现在来往要么住在80号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馆，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谢拉顿饭店。荷里得旅馆位于乔治·华盛顿桥靠新泽西一边。只是住一间房子，能睡觉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纽约住下来，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和我分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确认为：加利弗尼亚是个海滨度假的地方，是个纵情欢乐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乱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鲍克村庄里找一个寓所住下来。事实上，他最终还是把我一切都安顿好，为我找了一个寓所，完全是为了我来的时候居住。

我每次回来，他总要说：“回家时想吃点什么？”因为他要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饭。他总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铺里买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卤汁面条。或者我们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来，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他喜欢和我谈他的孩子、孙子，以及与迈克·沙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间的问题。

我这次来，为密尔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处理任何问题，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个基础，以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把事情对他作个介绍，然后就搁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提一下，又搁下来。到最后再提出来就敲定了。关于密尔沃克方面我有个朋友，想干自动售货机买卖遇到麻烦的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因为我打算逐步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慢慢地参与这一买卖当中。我不想让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这儿那儿有个遇到麻烦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着加利弗尼亚刮来的习习微风。我说：“你知道吗，勒菲蒂，我遇到个伙计，那是我10年前在巴尔的摩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现在他想搞一点营业。我估计他是要搞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方面的营业。”

“啊，是吗？过硬的行当。”他就说了这些。

我连地址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记住我提出的事，让他消化。坎特准备搬到密尔沃克，我开始鼓动勒菲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点一点地反复提这件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恰当的时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亚。

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另外几个地方，想对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欢加利弗尼亚。你该在这儿试一试。你老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开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这儿为你物色了几个地方。你干吗不出来度度假呢，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汤米，由于在曼哈顿武装抢劫而遭到了逮捕。他显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宝商业区试图持枪抢劫携带大量钻石首饰的人。警察追捕他，他开了几枪。

汤米持枪抢劫、向警察开枪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就是这个行当的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担心。真正出问题的是：经了解，那个被抢劫的家伙是另一个家族的联络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没想到的事，”他对我说，“汤米这个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个有来头的。这事儿会有一场麻烦，多尼。我只想尽点力，别让汤米为这件事遭到不测。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块钱。这1，000块钱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这钱作贿赂，好做些疏通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钱。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党徒只要有点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钱，即使在亲生儿子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也没有钱，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样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

但是，对我说来这是一个缺口。关键的问题还是钱。对于这伙党徒来说，钱就是整个生命。他们骗人，白白地花别人的钱，决不肯到银行借贷。

我说：“嘿，我们说不定可以找那个伙计——我曾对你说过，我有个老朋友，就是我在巴尔的摩认识的那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既然他有钱开办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我们不妨找他想想办法。这倒值得试一试。”

“对，试试看，”勒菲蒂说。

我回到房间，与在密尔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电话。“托尼，我看我们找到了一个缺口，可能我们要给勒菲蒂一个甜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对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从来不如数给他。“或许拿500块钱就可以打发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托尼说，“我们就干。”

每次我们花费政府的钱，数字相对来说还不小，我们总要思考花费的价值。不过，这么干有可能拉到一个主要的犯罪头头，500美元算得了什么？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里，对他说：他可以借钱给我们。我播下了另一颗种子：“我猜想，托尼手头有不少钱，想在他着手的自动售货机业务上投资。”

他一门心事是想别人借给他1，000块钱。“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谢口气说，“我们得马上赶回纽约去，对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回到纽约。勒菲蒂打了许多电话，拜见了几个找麻烦的人，设法解决争端。他向他们解释说：汤米不认识那位伙计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是个联络的弟兄，他只是听别人告诉他，说有人携带钻石首饰。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极大的误会。这件事花了他5，000块钱作为一种安慰，以解决争端。

“答应借钱的那个伙计呢？”勒菲蒂问我，“什么时候你去给我借那笔钱？”

对密尔沃克下钩的时机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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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密尔沃克

“你说从那个家伙手里为我弄1，000块钱，这事儿怎么样了？”勒菲蒂问。“什么时候能拿到？”

我们正在他寓所里吃晚餐，吃味道鲜美的牛排。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不过我得有话跟你说在前头。钱可能是有。他说他在一家工厂当了几年工人，积蓄了不少。现在他想搞自动售货机营业。他妻子为此给了他不少钱，再加上他自己的钱。不过，他正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我猜想，如果我们帮他一下忙，说不定我们能搞一点营业什么的。”

“那家伙可靠吗？”

“我在巴尔的摩认识他的时候，他很不错。我和他从来没发生什么问题。”我在介绍任何人时都留下退路，那就是我从不为别人作百分之百的担保。我只是说：我认识那伙计，他对我很可靠，你自己作出结论。以防在工作过程中一旦出了差错，还可以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行动计划。

“你说他在哪儿？”

“密尔沃克。”

“密尔沃克！他是不是联络成员？”

“不是，他对我们一伙毫无所知。”

勒菲蒂放下了手中的叉子。“多尼，这家伙发了疯。他妈的他难道不知道，在任何地方开办售货机营业，没有联络是办不了的吗？尤其是在密尔沃克。他们那里才厉害呢，可不像在纽约，多尼，他们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打得你非滚蛋不可。那帮人才凶恶呢。你知道，他们听从芝加哥那边。他们能把人给毁掉的，多尼。如果那伙计是你的朋友，你最好叫他快撤出那个城。你为什么不叫他把营业弄回到巴尔的摩去呢？巴尔的摩由菲利和泽西城的伙计所控制，同他们打交道要容易些。”

“那伙计已经在那个地方住了好一段日子了，勒菲蒂。他的家庭，什么的，全都在那里。他不想离开。”

“叫他别想那种营业了。他有多少钱？”

“大概10万、20万。”

这一说，打动了他的心。“你说他叫托尼？这么着，你最好让我和他谈谈。你到那儿去，带他到我这儿来。把他答应给我的1，000块钱也带来。我实际上不止要1，000块，多尼，叫他带2，000块来。我们就一起谈谈。”

我去了密尔沃克，见到了托尼以及办案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他们向我提供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在密尔沃克所控制的范围情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纽约方面和巴里斯特艾里见面，以便有可能成为营业伙伴，与坎特的自动售货机公司有业务联系。

在我干隐蔽工作的那几年，我从来不与另外的特工合伙执行一项行动计划，也不介绍他参与某个行动计划，除非我事先对他有所了解，完全相信他的本领和顽强精神。我介绍的每一名特工都是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后才干隐蔽工作的。我们都为各自的生命安全而互相信任。

坎特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同党徒打交道方面还是新手。他是中西部人，很实在，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给人以一个乡巴佬的形象。他那么坚强，丝毫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城里人气味。

我和坎特认真审视了形势，在一起讨论了如何行动，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不谈，等等。我强调了这一点；不要让勒菲蒂有这样的印象，你对党徒的事有所了解。我们要假戏真唱——你对黑手党毫无所知。当然你知道有党徒的存在，也知道我就是个党徒。尽管这样，你要冒充是个意大利人（他其实不是），你不是和党徒们在一起长大的，因此也就不懂得什么事该如何处理。你不知道谈话要转弯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正常的渠道是哪一些。你不懂得什么规矩。你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是得到联络，不了解交道上的礼节。这样你会得到更多。如果你犯了错误，可以归咎于无知。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起着中间人的作用，缓冲器的作用。但是，他是搞自动售货机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姿态同勒菲蒂打交道。

像对待任何从事隐蔽工作的特工一样，我们之间始终要以隐蔽姓名相称，即使在私下里也是这样：托尼和多尼。这样就决不会说漏了嘴。

我们晚上乘飞机到了纽约，然后到了勒菲蒂家附近的蒙罗街道。在彻里和蒙罗街道之间的拐角处有个电话亭，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我们在楼下，快下楼吧，我想让你见见那个伙计。我给你带钱来了。”

“让那个伙计待在车子里，你就待在电话亭那里，我马上就下去。”

他下了楼，我把现钱交给了他。

“只有500块钱，”我说。

“多尼，你说要带1，000块嘛，我指望1，000块呢。”

“他要买飞机票，还有一切花费都要钱，勒菲蒂。他说，时间这么短，一时只能凑这么多。他答应拿1，000块，先带来了500块。你叫我怎么办啦，勒菲蒂？总比没有强嘛。”

街道那一头，在街灯的照射下，只见坎特正靠在车子旁，朝四周打量风景。他脚穿白鞋，身系白带，是个劲头十足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勒菲蒂朝他扫了一眼，说：“好吧，我这时还不想见他。明天你到我家去，把情况向我详细谈谈。我们就从现在着手。”

我和坎特住在谢拉顿饭店。这天晚上，我对坎特说：“我认为，我们已抓住了他。”

第二天中午前后，我们到了小意大利区。这地方坎特从来没有到过。他想到毛特街上的文生特·克拉姆酒吧，想在那儿尝一尝意大利海鲜食物。我把他送到那里以后就去了勒菲蒂家。

勒菲蒂这时有了较多的兴趣，因为坎特实际上真的到了纽约来看他，还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些钱。我向他简要说明了坎特在密尔沃克的情况。

“密尔沃克这地方不好，”他说。“如果他没有什么联络，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把他干掉。但是，如果他有像你所说的那么多钱，我们或许还可以想些解决的办法。我们要这么干，那就要给迈克一份报酬，给密尔沃克的人一份报酬。这就要搞清楚他的确有钱，而且愿意把钱拿出来。如果我们帮他在那边开业成功，他每周肯给我们多少？”

“我不知道，勒菲蒂。你要同他谈谈这事。”

“好，今晚7点半我们在马卡耐特旅馆碰头，我同他谈。他现在在哪儿？”

“文生特酒吧，他想吃意大利海鲜。”

“多尼，妈的你真混蛋。他要是像昨天晚上那一身穿着，那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乡巴佬。在文生特酒吧里，人家会以为他是个警察什么的。那他就等于自己找死。快去，把他带离开那儿。”

这天晚上我们到了马卡耐特旅馆。我把坎特介绍给了酒吧招待约尼。过了一会，勒菲蒂来了。他没理坎特。坎特坐在我一边；勒菲蒂走到另一边去和我说话。

这些都是走过场，全是礼规，那就是对于一个外来的人你不能直接就搭话，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有人介绍。勒菲蒂问我；如果我们成了坎特的伙伴，营业怎么个开法，这一点我向他解释了没有。我说，这事儿我已经提过。

“那好，让我和他谈，”勒菲蒂说。

在作了介绍以后，勒菲蒂说：“在密尔沃克搞营业非常艰难，这一点多尼对你说了吗？”

“说过了，”坎特说。“不过我不想离开密尔沃克。这是个美丽的小城市，我待在那里很舒服，我的家在那里，还有许多朋友。那里出售自动机的人服务得很不好。我终究拼拼凑凑，弄到了一二十万。我想，我好好干，能开个真正的营业部。”

“你在那里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络？”

“我没有与什么特别的人打交道，我想凭我自己单独干这份营业。”

“托尼，他们竟然让你干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对你动武，我真感到意外；他们没有把你干掉，我看这真是少有的事。他们那一伙人心毒手狠，托尼。连纽约或其他地方的人都管不了他们，他们受芝加哥那边管束。那个唱牛仔歌的演员①吉恩·奥特里，你知道吗？几年前，他没有得到允许就想开一爿旅馆。芝加哥那一伙人叫他不要开。可他说什么也要干。开业的那天晚上，芝加哥那一伙人闯了进去。他们叫所有顾客、招待员、酒吧招待员以及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们用了三颗炸弹，把那块地方炸成了平地。奥特里就回到了西部海岸那儿去了。托尼，你真的有把握，知道你想干的业务吗？”

托尼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啊呀，我可不想跟任何强人有什么瓜葛。算了吧，勒菲蒂，要是有生命危险，我只好卷卷铺盖撤了。我就是不干那份营业也不想跟那些人搞在一起。”

①　牛仔（cowboy）：原指19世纪美国西部的骑马牧人。现已成为小说、电影中的西部冒险人物，以骑马、打枪、哼唱西部小调的形象出现。

“别急呀，别急。我没有说这事就办不成嘛。你瞧，你在关键的时候来找了我。别那么心急嘛。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投资了多少钱啦？”

“为了这桩业务，我已经搭上了大约2，000块，另外手头还有30，000块。”

“如果你现在撤退，能收回多少？”

“把车子和机器卖掉，大约8，00块块到10，000块。”

“这么一来，现在脱手不划算。你看，要是我一插手，你就会平平安安。明白吗？只要我的名字出现在那里就行。现在我想同另一个人，即我的上司取得联系，把情况向他说说。如果他感兴趣，我就到密尔沃克去一趟，把一切都弄个明白。到时候，如果我喜欢，他也喜欢，他就要向老板请示。老板还在监狱里。如果老板喜欢，我们就和密尔沃克的实权人物取得联系。如果他们不感兴趣，他们当中会有人反对。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可能会说，他们不想让你在那里营业。那你就收拾收拾撤退。要么他们也可能有兴趣，那就和我们合伙——你干你的买卖，他们是一半对一半的股东。还有可能他们就叫你走，不过，看在纽约家族的面子上，把20，000块钱投资退还给你。你明白吗？”

“这事儿还相当复杂。我别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不想要个什么老板，但我也不想把性命送掉。如果你认为能帮我一把，我愿意试一试。”

“那好。这整个事儿我感到担心的倒有一桩。我现在就要你预付2，500块钱，其中1，500块给我的上司迈克。剩下的我要些交通费等。懂吗？”

“一下子就要预付那么多，太多了，勒菲蒂，因为营业还没开张呢。”

“这完全是为了好的信任关系。你搞你的营业，生活有了保障，这是理想的投资。而且，平平安安，托尼。”

“那好吧，我还得回去拿钱。”

“我叫多尼与你一道回到那儿，把整个事情计划一下，因为你在这儿怕不能待得太久。”

我们离开了酒吧。临走时，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要确保他守信用，怎么说就怎么做。”

我和坎特回到了密尔沃克。勒菲蒂，作为一个入盟党徒，要征得他副官的同意，在别人的地盘上办一些手续。我作为布拿诺家族的联络党徒，只要勒菲蒂允许，我就可以单独行动。当你在两个家族之间打交道，尤其是要打入另一个家族的地盘开办营业，而那个家族的大门只有一把锁的时候，你所处的局面就十分微妙。如果你处理得不好，那就等于你发动了一场战争，要使人受害。

对于这样的交易，密尔沃克的老板可能会动心，因为大街上有个主户为他效劳，他也会觉得是件称心的事；再说，他可能也希望与纽约方面有个好的联系渠道。你想得到一点实惠，机会总是有的。

勒菲蒂没有提到巴里斯特艾里，因此我们干我们的。就当作我们不知道谁是当家的人。

这时候，坎特已经有了两间房间的办公室，地点在北法威尔大道上的1531号，周围一带都是公寓大楼及酒吧。他有个营业招牌：“贝斯特自动售货机公司，贝斯特及时服务，董事长：安托尼·坎特”。他带我到四周看看酒吧、旅馆以及俱乐部，巴里斯特艾里的自动售货机已经在这些地方成了营业区。我们俩在这一带露面，是要给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我们正在干我们设想要干的事，以防勒菲蒂或别的什么人检查或盘问我们。

他对各个顾主说，他正在开办一项新的营业业务，想推销自动售货机。那些顾主说，他们不想改换公司，有的还说，他们不想与已经购货的公司发生麻烦。大家都没有提到巴里斯特艾里，但我们心里清楚他们说的公司是谁。过了几天以后，我打电话对勒菲蒂说，形势还不错。我还告诉他，坎特有了办公室，有卡车，有几台机器，还有几处可能比较好的销路。

他说，他要得到迈克·沙贝拉允许就立刻到这边来。他问道：“2，500块钱你们送出去了没有？因为我要给他1，500块以后才能动身。”

为了把一个兵丁送到另一个家族的地盘内，沙贝拉要得到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卡明·甘兰特的允许。甘兰特因在假释期犯罪又回到了监狱。沙贝拉是个众所周知的党徒，不能去监狱探望犯人。因此，在探监的名单上就有别人作为使者，在甘兰特及其副官之间来往传递信息。甘兰特传出了消息：允许勒菲蒂去密尔沃克走一趟。

在密尔沃克，我们第一次对勒菲蒂录了音。我们把密尔沃克的行动代号定为“木材”行动，在坎特的车里装了一架拿格拉磁带录音机。在纽约，我从来不在汽车里装录音装置，因为我在布鲁克林时，科隆坡的党徒把我汽车的挡泥板敲成了两块。联邦调查局对谈话搞录音不是简单的事。一个特工要采取录音手段，他一定要把录音带交给联邦调查局，记下来作为官方文件。即使录音的内容无关重要，一旦录制以后就要注明日期，经办特工要签名核实。随后在审案中，磁带要能为辩护律师所接受。

7月21日这天晚上，我和托尼在芝加哥的奥海尔机场接来了勒菲蒂，开车到了密尔沃克。我和勒菲蒂登记住在南霍维尔大道西部中途车站饭店。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人吃了早饭以后就在城里兜了一圈，好让勒菲蒂对城镇以及办事的可能性有个估计。

“我的人对事情已作了全面了解，”勒菲蒂对坎特说，“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关节都了解了。我的上司正打算招待纽约的人，他已经派人去请。”

如何把密尔沃克和纽约的党徒及两个家族联在一起，勒菲蒂和迈克·沙贝拉曾在一起做了长时间的认真考虑。凡事都不能直接来往，要通过朋友转朋友。在纽约，沙贝拉在联络布拿诺家族的人马，联络一些能适合进入密尔沃克的巴里斯特艾里人之间的媒介人物。勒菲蒂指出，在沙沙贝拉旅馆里要办多次宴席，要花钱。这都要坎特掏钱。

勒菲蒂当即指示坎特：“你首先要搞一部携带式呼叫器。你看医生们带的是什么？那就是呼叫器。任何成功的商人都有。那东西真有极大的好处。你驾车时带上它，如果车上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别人要设法找到你。你把车子停在一边，就可以呼叫。要不了三四个小时。另外，我一天24小时要能和你联系得上。告诉电话公司，就说你要个呼叫器，他们就会把一切都办好。”

“我马上就办，”坎特说。

勒菲蒂掏出笔，在餐巾上写了字，说：“我现在给你5处电话号码，不论白天黑夜你都可以呼叫我。要是有人找你麻烦，和你过不去，你就对他们说个名字，就说你在纽约的桑树街上有个伙伴，他有广泛的联络。”

他把餐巾递给坎特。

我们在城市的商业区和工业区转了转。坎特指了一些旅馆、酒吧以及饭店，他认为这些地方他可以开展业务。勒菲蒂说：“你们看这儿的一些酒吧，和新泽西的霍博肯市的差不多。”

“他们喜欢这儿的啤酒，”坎特说，“这些地方都已经有了售货机，但都不满意，可也不想换。”

“有些事你听我对你解释解释，”勒菲蒂说。“我知道，售货机这行当比我那时候要兴得多。我在这个行当里干了30年。这个城市有联络网，你要相信这个事实。你要推销你的售货机，若有人和你过不去，首先要发生些口角。你就说，我在纽约有个伙伴。不过，找你麻烦的不是顾主，他们有他们的工作。你对找麻烦的人说，你要个名字，如果他给了你名字，你说感到很高兴。然后你就同纽约的伙伴取得联系，把名字告诉他。这样，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多尼，你听到了吗？”

“我在听。”

“因为这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托尼，你对那个伙伴说：‘别傻乎乎的，别出差错。’如果他要你把机器弄出去，你就说，‘喂，当心一点，别胡来，哪能那么同我说话呢。这儿离纽约只有两个小时的汽车路程。我的人对此不能容忍。’你要告诉他，你的人很有名气，五个街区内人们都知道他，整个地区的人都知道他。万能的主啊，我他妈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你说，‘我叫我的人两小时内到我这儿来。’你要向伙伴显示一下，你也有呼叫器，一天20小时都能和你联系。他们来时要说出一个名字，我们就相见。你没有名气，在没有把一切事情查清以前，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步骤。”

“什么时候同你的人以及这儿的人开始会谈，”托尼说，“我不合适，我知道我干这种事不行，连试也不想试。我就请你代劳。要是在大街上一般的叫卖推销货，我能像任何人一样机灵。可是……”

“这没什么大不了。老练党徒只要知道你有什么车，你住什么地方。这些多尼都懂。我只是同你说一说。”

“这么说我感到踏实一些，”托尼说。

“从我在这儿看到的情况来看，托尼，这个城市不能算小。什么都别想了，这城里有的是他妈的钞票——你能看到的。人人在这儿都有赚钱的余地。也许有一两个辛迪加集团已经介入，他们对我还要给面子。你对和你过不去、发生争执的家伙就说：‘什么，你疯了吗？离开我，你连活都活不下去，这是世道的法律。老练党徒闻名全世界。’我们的老板会说，‘这个世上你无论到哪里，只要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就能让你见到什么人。’老板现在还在牢房。”

“他情况怎么样？”我问，指的是卡明·甘兰特。

“到29号那天他才知道：他要么还坐20个月的牢房，要么他们会释放他。他们不会放他的。他要回到亚特兰大。我得给他送雪茄，他吸的是最好的古巴雪茄。他每天晚上都给迈克打电话。他向迈克问到了我。他说：‘迈克的那个小子在干什么？’迈克对他说，我在密尔沃克。老板对迈克极大的信任。他在迈阿密有柠檬园，有房产。他的人马遍及全区各地。所以我对迈克要当心。你明白吗？就像你给我的钱我得要分给他。因为他要招待这儿的许多人，他花掉的钱不论多少，他得要收回去。我的人没有钱是不会来的。这是你的生意。他说，你负责出这费用。”

我们接着谈到坎特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还是空荡荡的。“别急着装饰办公室，”勒菲蒂说。“只需要铺个进出门的地毯，办公桌，电话，再加上你用的呼叫机。你要到周围一些地方转一转，同酒吧招待接触接触，递上你的名片，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方便的时候换用你的售货机，可以赠送一份圣诞礼券，足足有一个星期的薪水。你还可以告诉他，一周还可以额外加50块。你和伙伴是一半对一半的关系，尽量找到与顾主有关的伙伴，收买他，把售货机推销到那里。丢下名片。在那儿待的时间不要太久，喝点饮料的工夫。每个顾主都是如此。你有了多少台机器？”

“还没有，不过已经订了货。初次订货，买了10台。平均每台2，000块钱。订的卡车两个星期以内到货。车后面有机械升降机。还找了个开车的，我过去和他一块儿干过事。”

“他可靠？你了解这个人，是吗？”

“非常可靠。我了解他四五年了。”

他想叫坎特投资买个酒吧和烤菜餐馆，树立信誉。“你看，在纽约城里，你用7，500块钱和筹措资金，就可以买任何价值50，000块的娱乐场所；而在这儿，一爿杜松子酒店能值几个钱？一个里弄的酒吧和餐馆价值不过15，000块。因此，你拿出2，000块，其余的筹措资金就可以了。你在那儿就安上你的售货机。这样你售的售货机所得不是50％而是100％了。”

“这儿做生意有奔头，那些店主并不肯卖出自己的店啊，”托尼说。

“你听我说吧。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哪里我都不在乎。有许多店主，他们在赌博、纳税以及材料等方面都有麻烦。赌博……别提了。那玩艺我懂。在拉斯维加斯，赌博有两种人：一是德克萨斯人，还有是阿拉伯人。你还能碰到日本人。现在亚特兰大就要——算了，纽约城里开了赌，亚特兰大就别提它了。犹太人很迎合老练党徒，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宁可把赚的钱给15％给你，只要他能平平安安。因此，在这儿，你不难找到个赌徒，他负债累累，不能自拔，就想脱手杜松子酒店，你正好可以插手进去。他会卖给你的。”

“你想的的确比我高明，”坎特说。

“我的确考虑了很久。我还在考虑你所面临的机会。生意做得好，有人会找你，想以3万块买你的地方。你拿这3万去买值5万的场所，在那里干起来再卖8万给他人。”

“嘻嘻，我可不懂，勒菲蒂。这一切买来卖去的交易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要给你作些指点，你只管注意听我说。托尼，你现在手头投资的有6万，有这6万就可以借贷10万，不费举手之劳就有了16万。你买到一个场所，或许带一个伙伴。你每个星期可以从场子里拿400块钱，而用不着在里面工作。如果你能搞到10到12个这样的娱乐场所，一个星期就能拿到5，000块，你甚至用不着干什么事就能得到这笔钱。你的售货机设在那里，得到的是100％。妈的，干它个5年，你就是百万富翁。多尼，我说的对不对？”

“对。”

“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城里你能开它个40到50个酒店．我就可能搬到这边来。或者，纽约那边即使还需要我，我仍然可以在周末过来。”

“他们告诉我，有些地方的买卖要进一台机器，你得付售酒的执照费，一年600块，”坎特说。

“不错，别提这个人，我来给你说些行情。你一旦付了钱，你就抓到了，神鬼都挡不了你。记住这一点。多尼，我希望你怎么也得留在这儿，帮一把托尼，处理一些他不懂的事务，因为在这方面他没有什么头脑。”

我对勒菲蒂说过，我要到加利弗尼亚去看望我的“受伤的女朋友”。我迫切想回家，看看家里的妻子和女儿们。每次我提到要去加利弗尼亚，勒菲蒂就很反感。现在，我只编造一些谎话，就说我的女朋友发生了一次撞车事故。他只好同意我去。我说：“星期一就回来，就三天时间。到了洛杉矶，我每天都和托尼保持联系。”

“每天联系，这就没问题。你在洛杉矶那里能干些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吗？”

“一旦她安然无恙，样样都……”

“多尼，我们可别那么孩子气。她既然能挨了这么多日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愿她别受到什么伤害。我倒好像喜欢那女孩子。（当然，他从来也没见过她）对了，她一两个星期内怕是上不了班，对吧？你把她带到这儿来，帮帮托尼搞点营业不是很好吗？要动动脑子，多尼。她乘一趟飞机，会很高兴的。你这儿有美丽的风景，好地方。你在这儿待上一两个星期。”

“那我就这么办吧。”

“问题是，多尼，我不能眼看你就搁在那一边，因为她住在医院里呀。你可别误解我，这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

勒菲蒂每讲到一件事，分析一种形势，他浑身都是劲。坎特对他的周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装得一无所知，很有分寸，把他慢慢拉进来。

“一旦这里的事都办得妥当了，”勒菲蒂说，“我们就可以在别的地方搞分店，因为迈克干事可是一丝不苟。你们可知道他打我的什么主意？我他妈的真是活见鬼，要把我的汽艇卖给他。我可能要卖，他知道我要卖。”

“他喜欢汽艇？”我问。

“别提了。汽艇时速72海里，想想看，在海面上每小时72海里，呼——！我想乘那艘汽艇从这儿到纽约。”

“那怎么行，勒菲蒂？”

“沿着海岸边驶嘛。有一件事得告诉我，我们开车走过许多陆地，这儿的海洋在哪儿？”

“这儿没有海洋，只有湖泊，”托尼说。

“密尔沃克这城，没有海洋？”

“一个湖泊。”

“我不喜欢湖，喜欢大海。”

“这个湖很大，勒菲蒂。”

“我们就看看湖去吧。”

我们驾车到了密歇根湖岸边。

“这是一个湖？”勒菲蒂不胜惊讶。“这简直就是一片大海洋。看那儿的小船！大船！这么多船能在水面上行来驶去，这怎么会是一个湖呢？”

“这是一个大湖，”托尼说，“欧洲的船只可以通过圣劳伦斯航道开到这儿来。”

“真难以令人相信。多尼，这样的湖你见过吗？这个湖叫什么名字？”

“密歇根湖。湖的那一边就是密歇根州，大约相隔50海里。”

“你肯定这不是大洋？他们就不会说是别的什么？实在叫人不信！妈的，弄一条便装短裤来吧，我们坐到那边水池边，把我们的事谈个彻底。”

勒菲蒂要的是一套海滨服，要别人给他买。他对坎特说：“我的腰围33英寸，脚穿9.5D码鞋。”坎特到桑斯里奇商店里买了他要的东西。我们坐在旅馆前的池边。勒菲蒂像往常一样，喝的是常喝的白葡萄酒汽水，像在汽车里一样，整天一根接一根地抽英国的奥佛牌香烟。

“这城很美，”勒菲蒂说，“我很喜欢。回去以后我要对他们说。我完全赞同这项计划，要让计划一路开绿灯。托尼，这城很干净，住起来很舒服，这儿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在这里干营业会成功，你会赚钱的，会感到非常满意。”

“你对我还不了解，”坎特说，“一旦你了解了我，你就知道，我要是计划干什么事，一定会拼命干，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

“我说的和你的意思没有什么两样啊，”勒菲蒂说。“现在我一回去，可能还要赶回来。这里有人要为我安排招待那边人的事，招待的地方就在他的旅馆，我还得和这些人见一见。”

第二天早上，托尼和勒菲蒂送我到了密尔沃克机场，因为我要去“加利弗尼亚”看望我的“受伤的女朋友”。托尼还要把勒菲蒂送到奥海尔机场，送他返回纽约。

“你看，多尼会不会和那女孩子终究要结婚？”托尼问。

“我知道，他爱她爱得都发疯了，”勒菲蒂说，“不过，多尼不是那种安家度日一类的人。”

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我打电话回家说要回家，我妻子对我说，我们家街对面的房子烧成了平地。刮了一场大风，火星飞得到处都是。她出去帮着灭火，用水往屋顶上浇，余火落到了地下，连我们家也遭了难。大家都吓得要死。

这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她本来要像以往一样去机场接我。我乘的飞机应在下午3点45分到达。她根本就没有去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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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意外事故

我到达了机场，这是新的家乡的机场。我妻子没有到机场门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对他只是稍微有点熟悉。他说：“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说是两辆车子迎面相撞，驾车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两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个年纪轻些。年轻的那一位已经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但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

我们赶到了医院。我妻子还没有遇难，正受到紧急护理，情况很严重，身边安放着医疗器械，身上挂着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绷带，两只眼角边都有了裂伤，脸上满是伤口。一边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断，还断了一根锁骨。她装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见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几个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岁，看到母亲那副样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呕吐。我拥抱了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强装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对我说：她在去机场的途中，一辆朝她方向开来的汽车，为了越过另外一辆车而开出了车线，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车。我妻子到底还爬下了车，朝路边跑，心里害怕两辆车会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响。作为一个护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场的有两个女人目睹了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个女人要求，能不能把头放在她膝上靠一会，这样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隐形镜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对那两个女人说，车子里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她丈夫的班机号码，请她们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派个特工去机场接我，另外给一位朋友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着开来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惧。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开车的女人已经死亡，我也无心同她说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厅里。后来我妻子说，吉尼对她说我在哭。妻子说：“我对吉尼说，我没有看到他哭，这真是遗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乔哭。”

我在医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来看她，因为看她那种伤残的样子，她受不了，就写了些慰问的话。

第二天，两个大女儿要开车回家。我15岁的女儿刚刚获得了驾驶执照。开出医院不远，另一辆汽车从侧面开来，越过了停车标志。救护车把两个女儿又送回到医院。

急诊室的护士们从她们母亲的事故中已经认识了她们俩。护士到楼上叫了我。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买瓶可乐，顺便走一走。她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告诉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她们今天晚上怎么不来看我？”我说：“她们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我叫她们待在家里。”

两个女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伤了几道口子，缝了几针。她们受到疗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当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为了回避对我的担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样。她常常对我说，最使她头疼的是，在我干隐蔽工作期间，她要料理一切开支。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说，她整天让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单。只是在我打电话时，她变得怒气冲冲。说一堆灰心丧气的话，说话的方式有时也很怪。她一门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务上，往往在谈话中总要谈到。割草机开不动了；洗衣机坏了。因为我的谈话只有5分钟时间，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事。她就说：“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家里，这才是真正的事。我实在不想让家里这些事再烦下去了。”有时候，我们相互在大声斥责。

电话是我们的联系手段，是我们的生命线。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想轮流和每个人说几句。我妻子总要把孩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点问题——上学问题，纪律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妻子都要在电话里说，我得设法解决。可是在电话里，我常常解决不了。常常出现哭声、大吵大叫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乱心烦，我只好往话机箱里再投两枚硬币。我老在外面，孩子们不高兴，我又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解释，只能说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亲要设法让她们理解我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怎么作出贡献，她们能懂得什么？她们还是孩子。她们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时候情绪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说出这样的话：“要么你放弃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们不懂，她们有时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时装得我们像离了婚的样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当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她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她这么做倒反而使她过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们厌恨我。妻子对我说：“听到你说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动，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开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这已经够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几个小时，就想当家长，指挥一切。可是，真正操持这个家的是我呀。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料理这儿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这个家里当家长，她对此不得不感到厌恶。有时候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彼此适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一起没有两天。有时候只有一天，有时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她坚持自己的条理，而我有时倒像个局外人。她甚至还讨厌我挤在她的床上。因此，她买了一张大床，这样使她能像以往一样自在地躺着。

由于女儿们渐渐长大，她们与外面的接触也就增多。有时回家，发现她们要么一个、要么两个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问：“你们肯和我待在家里吗？”

她们就说：“你从来就不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要么就说，“我们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里，爸爸，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和你约定了。”

有时候我白天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们还没有起床。我并不是每次走时都对她们说的。我最小的女儿见我到家就哭，见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恼。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发现家里有什么问题，我总想立即就把它解决掉，因为我没有时间来从容不迫地解决问题。我想订个规矩。女儿们都说我是个客人，没有权利订规矩。有时候，我似乎尽惹别人心烦。

时间一长，女儿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事都跟她们的妈妈说，什么心里话总要先跟她说，而且无话不说。尽管这么做可以理解，可我还是感到难过。

对我的工作，对联邦调查局，他们越来越感到憎恶。我妻子常常说：“像你这样有老婆孩子的人，不适于干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他们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你。”

妻子在医院里住了11天。我们到了家里，她几乎什么都无能为力。在好长时间里，她眼睛看不清东西，要戴特别深色的眼镜，晚上甚至要戴柔软的睡罩，因为光线对眼睛特别有刺激性。她的皮肤里仍然还有些碎玻璃。她需要整形外科，但是先得要一年的愈合时间。她胳膊上用了固定敷料，因此手指还可以动弹。有时候手里还能拿点像茶杯或饮料杯一类的东西，不过会突然从手中脱落坠地。这种事使她很心烦。

我妻子独立能力很强，精力充沛，性格乐观。她喜欢运动，始终坚持打网球，做增氧健身运动①，没有闲着的时候。她总是乐于助人。现在那么突然，她不能自理。她的思想感到消沉，我不想说她感到沮丧。在我认识她的30年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沮丧过。可是现在，她消沉了，连一般的事都无能为力。

①　增氧健身（aerobics）：指跑步、散步、游泳等加强心肺等循环功能的运动。

我的女儿们第一次看到她几乎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就对我施加更多的压力，责怪我不在家里多待些日子。我想在家里多住一些时候，可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从医院回家以后，我在家多待了一个星期。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全家在一起算是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也是几年来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好时光。我们吃了户外烤肉餐，应有尽有。我和女儿们有说有笑。我妻子伤口愈合还要有一段日子，她的眼睛对光线仍然极度过敏，因此大部分时间里眼睛都得遮蒙住，但我们毕竟全家在一起。

我妻子基本上是相当能够体谅别人的人，可是眼下正是艰难时期，她想要我辞掉手里的工作。我从她话中听到了这个意思。她的话是这么说的：“你每次在外面一待就是太长的时间。如果外出待上一两天倒也无关紧要，可是你一出门就是三个星期，而回到家里只能住一两天。”

可是，我的工作已经很深入了。现在撤退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我已经把勒菲蒂带到了另一个行动计划之中，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指望着我使行动继续下去。如果我这时候撤退，许多人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撤退，我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她知道我在同党徒们打交道。我对她作了详细一点的介绍，谈到了密尔沃克的一些情况，设法缓和一点紧张的气氛，以表明一出门就是几个星期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她晓得托尼·坎特，因为她曾在电话里和他谈过几次话。我向她作了解释，如果我撒手不干，勒菲蒂和纽约的其他人就会停止和坎特一起经营。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谁都没有谈。因为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决定我是撤出还是继续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主意还得由我拿。我决定还继续工作。

这一段时间，我和勒菲蒂始终保持着联系，通过电话联系。我留下了加利弗尼亚的查询电话号码，他可以找到我。他留个音信，我就给他回电话。

我对他说，我的女朋友安然无恙。7月4日的节日一过，密尔沃克的一切行动又得着手进行。

他在忙着花托尼·坎特的钱，设法安排和密尔沃克的党徒会面。迈克·沙贝拉在大请宾客。沙贝拉已经筹借了20万美元，要把沙沙贝拉旅馆大修一番，可是承包商中途打了退堂鼓。勒菲蒂说：“他那里碰上麻烦事了，那个承包商真不是东西。”

有一天他对我说：“昨天晚上你看了《大卫·孙斯肯德的表白》这部片子吗？他们有两个通风报信的人，你知道，政府给他们津贴。你看，电视里的那些家伙已经联了手，现在政府给了他们不同的身份，把他们混在那里。据说，这样通风报信的人已达到2，250个，其中有一半就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一带。”

“啊呀！”

“在这伙人中，有个家伙在写书，时而爆出一点内情。现在他们正受到跟踪，要把他们统统干掉。”

“宰了他们，是吗？”

“对。政府对他们没有一点妈的处罚。所以，这两个通风报信的说，任何人只要帮政府的忙，真是好极了。简直不可思议。你女朋友怎么样？”

我工作了这么一段时间，我完全理解勒菲蒂所讲的一切。受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保护的两个人意外地曝了光，他们公开表示了不满，指责了政府对电视管理的失误。现在党徒们正在寻找所有那些受保护的知情人。

“我女朋友很好，一切都很好。”

“你女朋友到纽约或者到密尔沃克都很好，你怎么不带她出来呀？”

“她在工作，现在还没有假期。”

“那好，你既已回到那边，就在那儿打个基础。一旦有了基础，你就可以长期待在那里。”

“是，我知道。我们在那边开始要挣钱了。你什么时候到那儿去？”

“我什么时候去那儿，还不知道。我现在同老婆闹意见。她要到什么地方度假，我们还干了一架。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还出去找人，晚上有个约会，明天晚上也有个约会。还要到费城开会。”

“密尔沃克的买卖，迈克喜欢，对不对？”

“对，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有些事要对你讲。现在一路都开了绿灯。”

在监狱里的卡明·甘兰特传出了音信，要勒菲蒂全力以赴。他在作出各种安排的时候，我回到了密尔沃克。头几天我没有告诉勒菲蒂，因为我想和坎特在一起待一些时间对情况作些检查，而无需把每天的什么事儿都要向勒菲蒂报告。接着，我和坎特去了一些地方，想推销自动售货机，但再次碰了壁。不过我们是在为案件搜集证据。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我们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党徒们一窝蜂地想捞钱。我们还要让巴里斯特艾里的人确切知道：我们在那里推行自动售货机买卖。

我们去了一趟先锋经销经营公司，是在梅诺米尼福尔斯的一家批发商。我们看看有没有各式各样合适的售货机。随着我和坎特一道的是坎特曾向勒菲蒂提到的“雇员”。这个“雇员”是另外一名地下特工，化名是史蒂夫·格里卡。坎特对公司董事长说，他想买售货机，在密尔沃克一带销售，而且对任何可行的购买售货机渠道感兴趣。他对董事长说，贝斯特售货机公司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销售公司，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营业单位。他让他看了城市和州发的营业执照。董事长说，他很高兴能与贝斯特售货机公司合作，并给了我们当地旅游图，带我们看了各种机器，递给我们一些购货指南。

我们只是给人一种印象，说明我们正在推动营业前进。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坎特已经订购了一些售货机”——其实他没有订购。

党徒们在密尔沃克杀掉了一名伙计。有人在一个叫奥杰·帕米沙诺的家伙的车子下放了一颗炸弹。凶手已见了报，另外还附有我们的人就此提供的一些情况。帕米沙诺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的人，党徒们怀疑他通风报信。有消息说，党徒们已开始在车子里安装摇控启动装置。

这一次杀人使我和坎特都有点紧张。

勒菲蒂打电话来对坎特说：“今天晚上，我要同芝加哥来的那些人会面，地点就在我的人开的店里。你知道，我们出马了。稍后我可能要乘飞机到那边去，作些适当的介绍。他们是这种办事方法。这件事弄得我们连睡觉的工夫也没有，我每天都要接待人。不过，一切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听到你的话我感到很高兴，”坎特说，“因为我们这儿那些人很难说话。多尼对你说过吗，他们在这儿杀人？”

“别管它，”勒菲蒂说，“屁事都不管。他们杀人，是因为他们出了差错。”

“对。不过，我想把握一点，别出错。”

“你没什么错的。”

“那好。”

“我还要对你说一说，”勒菲蒂说，“你一旦开始销售，头十天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我把你那里的事安排好了就去芝加哥，你要见见那些人，明白吗？我介绍好了以后，要和你以及他们在一起吃饭。这边没有问题。我们就像弗林①一样深受欢迎。叫多尼来接电话。”

①　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美国电影演员。1935年到好莱坞，因身材健美、相貌英俊而受欢迎。主演《侠盗罗宾汉》等影片。

我接过电话。

“多尼，”他说，“他对我们在这儿干的好像热情不怎么高。他对那边放炸弹的人有些犹豫。”

“他热情很高，只是有点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感到紧张，我不责怪他，”勒菲蒂说，“那些事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家伙可能是个暗探，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对他说，什么都不用怕，呼叫器要随身带着，因为我随时都可能找他。现在我们的事正在干了。”

“多尼，托尼在你那里吗？”

“在，勒菲蒂。”

“问问托尼，罗克福德在哪儿？”

“是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吗？”

“是的。”

我问了坎特，罗克福德在什么地方。他说，这个市离芝加哥大约10英里，勒菲蒂，什么事？

“一些人打了电话，要我到那边去，和那里的人见见面。他们将给我安排约会时间。我在这儿等电话，那人要给罗克福德打电话，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我去那里时，他就给我向大家介绍。我要向他们说个明白，我在这里干些什么。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上个星期，迈克招待了他们6个人，花多少钱他没有对我讲。他对此不担心的。”

“迈克的事都进展顺利吗？”

“一切都非常好。他吻了我的左脸，又吻了我的右脸。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干。我和他们待在一起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先走了，因为迈克还和他们在一起吹牛，吹一些往事。叫托尼把呼叫器随时带在身边。”

在勒菲蒂的交谊俱乐部隔壁，有人开了一爿皮杂饼店。勒菲蒂已经厌恶他，不想让他开下去，就打他一顿，把他扔到了大街上。那人是个普通老百姓，现在要求2，000美元现金作为损伤费。勒菲蒂说：那人如果不提出要钱，而上诉控告，勒菲蒂就会面临6个月的牢房。迈克·沙贝拉认为，勒菲蒂应该接收那爿店，成为自己的皮杂饼店铺。另外，他儿子抢劫身携钻石首饰的那人原来是个联络党徒，因此坐了牢。他还得为儿子的事费力。他们还要他拿出3，500块钱。

因此，勒菲蒂在推动密尔沃克方面的事业上，像以往一样，叫苦叹穷。

“明天有人在纽亚克机场接我，”勒菲蒂在电话里对坎特说话，他在向坎特说明情况时，从来不像对我这个伙伴那样说得那么多。“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看，我们身无分文，妈的一个钱也没有，你明白吗？我还要招待那些人，我还要赶到那儿去，而你是乘飞机去的。你要给我订个地方。我还得想想，明天早上上哪儿搞点钱，乘的车怎么着落。我真的到了你那儿，你要接我，我们要见见那儿的人，因为他们要了解你，了解你要超过了解我，因为你是在代表我。明白吗？”

“明白。”

“可问题是，我口袋里只有23块钱。明天他妈的，我怎么出去呀？”

“或许我们包租一辆车，”坎特还在拖延他。

“明天这一位要给我们介绍一些人，都是头头们。你知道，他们都是大人物，要帮助我们解决那边的问题。双方要手拉手。我整天要招待这位大人。他81岁，有势力。在纽亚克机场那里他开了旅馆。我陪一天的客，只有23块钱怎么办成事？”

“好，我给你带些钱，”坎特终于说出了口。

“那好。不过，我还有点不大明白，因为多尼说，你对我们这儿的一些活动安排不怎么热情。”

“啊，我从来没有说我不热情的话。毫无疑问，我的热情很高。”

“我对你说吧，我对多尼极恼火，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个乡巴佬。他说你不热情。我说：‘你以为他不去会见那些人？’见到那些人以后，这些事就别去想它了。你同我一起和这些人打交道。”

“我希望别出什么事，”坎特说，“反正你叫我怎么干，我就照你说的干，好吧？”

“就这样好。没问题。多尼在哪儿？”

“出去了。”

“我真不懂，这个家伙在瞎摆弄，跑出去了。问题是这样，如果多尼在你那里干不了什么事，他应该到这儿来和我在一起，现在他就可以和我一道跑一跑。而我现在倒弄得没有帮手。”

“明早给你带1，000块，在西会馆。”

“尽量早一点。叫多尼那家伙同你待在一起，别乱跑。明天我见了那些人以后，肯定就到你们那里。你和我一起见见那些人，我们，你、我还有多尼，一块儿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搞好。你只管听，从起步逐渐深入，让事情一步一步解决。我们不会有问题。呼叫器带上。首先有纽约那边的呼叫，我待会告诉你，我所乘的飞机以及其他一切事情。”

他在纽亚克机场附近的旅馆里要见的是托尼·瑞艾拉。他是布拿诺家族的副官，年纪很大，负责和芝加哥方面的联络工作。就是瑞艾拉在沙沙贝拉旅馆里吻了他的左脸，又吻了他的右脸。他们之间达成的理解是：瑞艾拉要打电话告诉芝加哥方面，叫他们安排会见。芝加哥方面要告诉罗克福德市里的人。这些人要向密尔沃克的巴里斯特艾里作介绍。

勒菲蒂在纽亚克机场的会见非常成功。第二天，他打电话说，他要到密尔沃克作出安排。这时已经是7月24日。为了安排这次会见，到目前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他告诉坎特所乘的飞机，要他记下他说的话：“还在那个西会馆，订原来那个房间，好吗？那些人就在那个城里。见到你时，我再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多尼呢？”

坎特把话筒递给了我。

“他是不是都记下了？”他问我。

“记下了。”

“注意听我说。”

“我在听。”

“不要走得太远。”

“好的。”

“我要会见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就在你那个城里。我到了那里以后才晓得是哪些人。我到了那里以后，6点钟要给纽约打电话，把我在什么地方、住什么房间告诉他们。他们要告诉芝加哥的。那人就开车来接我，把我带过去，他们要同我谈。他们要彻底了解我们这边的坎特。”

“好的。”

“我希望他一切正常。”

“对，托尼一切很好。”

“我的意思是，这些事我不想告诉他，免得他担惊受怕。我是在代表他办事啊。”

“我知道。”

“他们想了解，他是不是本地人。我对他们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是这样。”

“他们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要在那里随时等候。我告诉纽约，等纽约再告诉我，可能要等一天，也可能只要两个小时。换句话说，我在那个房间里寸步不能走。要解决吃喝住宿的问题，可明白？”

“明白，我们等你来。”

“他们要派代表来接我，我和这些人一道。我们都走——我、你，还有他。但是，第一次会谈我要和他们单独在一间房子里。什么情况我就作代表说话了。他们要他开一桌。等一切就绪以后，我就叫他进来，首次会谈以后我就介绍他们。”

“好的。”

“现在谈谈他给我的钱。我的电话费已支付了500块。我乘的一等舱飞机票230块吧。在介绍他们以后，我们要招待他们。在纽亚克机场我招待他们所有的人，花掉了250块，因为谈了4个小时。不过，对这些钱我并不着急。重要的是，城里那个头面人物一出场，一切就很妙。别走远了。不过，他们告诉我，要我单独和他们谈。也行，只要我们在那里过得安安稳稳。”

“好的，托尼没问题。”

“那就好。”

勒菲蒂上飞机去了。我们回到中途车站饭店的房间里。勒菲蒂把他住的房间号告诉了纽约那边的人。纽约那边又要把勒菲蒂的房间号告诉芝加哥——罗克福德方面的人。然后就有人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开车来接我们。我们就在房间里等电话。

勒菲蒂曾说过，我们等人来说不定在什么时间，甚至可能等几天。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离开饭店。白天，坎特和我们一起溜达。我们的房间在一楼，坐在室内游泳池旁，玩牌，吹吹风，吃早饭、中饭、晚饭。晚上我们在厅道里闲逛，听音乐。

勒菲蒂把即将到来的谈话内容对坎特简单说了一说。坎特现在属于布拿诺家族的人，因此，密尔沃克的老板不能对他或他的售货机计划偷偷采取行动。密尔沃克老板的选择是：行，你可以待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在这儿干，我是你的伙伴；要么就是：不行，我不想你待在这儿，布拿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家族规矩行事。

“我对他们说，你来自巴尔的摩，在这儿待了3年。我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你。你在搞弹球机营业，在买通销路。你不损害任何人，我参与这个营业，我还搭了钱在里面。你像是我们在这儿的代表，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自己能够处理。你为我们打开门户，我们很赞同。如果你有什么人的亲戚一类的人想和我们一起干，一般都可以。就这些，就像我的上司迈克说的那样，‘又短又甜。’”

“我只对他们说，营业的钱有些是你的，有些是我的，这样说行不行？”

“你什么都别告诉他们，什么话都不说。”

“我想，如果他们要问我。”

“不，他们不会问你什么。他们不能问，他们无权问你。一切都以我说的算数。我也不问他们什么。”

“这事一结束我就很高兴了，”坎特说。

“一定的，你可以平平安安。”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就这么从早坐等到晚。我心里琢磨：我待在这儿究竟干什么？我妻子在苦苦想恢复身子，而我却待在饭店里掰着手指过日子。到了第三天我终于说：“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这儿等电话。说不定我们还得等一个星期。我要回去看看我女朋友，她还没有全好。”

“你在胡说什么？”他大声斥责，“我们到这儿就是等人。你不是说女朋友在干活了嘛。”

“她是上了班，可又复发了。我就去一两天，然后很快就回到这儿来。”

“多尼，你简直在胡说八道吧？我们到这儿有头等重要的事，马上就要和人家会面，你竟然把女朋友提出来，把她看得比我们的事业还重要。”

“咳，我得走，勒菲蒂。她那里没有人照料，目前情况很糟。就一两天，速去速回。”

“真不可思议，你竟先考虑她。多尼，这正是你惹麻烦的地方。妈的你想什么时候去你就去好了。她不会死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真的把我踢开了。我乘飞机回了家。

第二天，他们接到了电话。

来接他们的有三个人：乔·西托，来自罗克福德的老头子，是主要联络人员；另外两个人是查利和费尔。坎特和勒菲蒂跟在他们后面，下楼来到一个叫中台餐厅里吃饭。这个餐厅的主人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们在那里被介绍认识弗兰克的兄弟彼特，另一个是弗兰克的最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然后他们乘车去会面。坎特建议，罗克福德的人和他及勒菲蒂同坐一辆车。他们跟在史蒂夫和彼特的后面，开往北街舒尔克莱斯特旅馆的雅座。这些地方也都为弗兰克所拥有。

他们在雅座和密尔沃克家族老板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举行了会见，参加会见的有弗兰克的兄弟彼特；史蒂夫·迪沙弗以及罗克福德市的三个人员。

勒菲蒂向他们作了扼要报告，然后叫坎特进去。勒菲蒂介绍坎特时，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突然哈哈大笑。

坎特后来打电话对我说了当时的情况。巴里斯特艾里似乎不知道坎特与纽约方面有联系，没有想到他和勒菲蒂有交往，没有想到他会参加这次会见。他曾经派人悄悄跟踪坎特和我，因为我们在试图创办自动售货机公司，而且打进了弗兰克的城市。我们在中途车站饭店等候勒菲蒂的那段时间，他曾派两个党徒监视公司办公室。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用手指着我说，“坎特告诉我，我们想干掉你们，因为我们以为你们是G。”

“G”就是指政府①。他首先想到的是：坎特是个特工。因为坎特以及和他在一起那个家伙——就是我——如果真是坚强的党徒打进了弗兰克的地盘，那他应该会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他布置了党徒就在那时候监视我们。那两个人一直在办公室那儿注意情况，等我们回去就下手。说来真是幸运，我们那时正好和勒菲蒂一起在饭店里等候电话。因此，巴里斯特艾里在听到别人介绍坎特时他哈哈大笑，还说要叫那两个党徒取消跟踪行动。

①　G是英语Goverment（政府）的第一个字母。

坎特对我说：“他说他曾打算要人干掉我，听到这话时我非常紧张，吓得连烟也不敢点，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党徒看到我的手在哆嗦。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脱离危险。朋友，我们真是九死一生啊。”

他说的是“我们”，因为如果他们杀他，我也和他在一起，当然也会杀害我。

坎特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卡迪拉克牌车子里放置摇控起动器。”

会见以后，坎特和勒菲蒂带着乔·西托及其两个同伙回到了中台餐厅，因为他们的车子停在那儿。在会见的来来往往期间，坎特经过周旋让他们乘他的车，因为他的车里有窃听装置。

勒菲蒂说：“和你们这些人见面真是痛快，我说过，下个星期找一天我们到你们那边大家一起痛痛快快玩一整天。”

“别忘了回去以后给托尼打电话，”其中一人说，“托尼说，他想处理好这件事。他对这件事非常挂念，不断地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提到的托尼，是指纽亚克机场那边的托尼·瑞艾拉。

“他密切注意这事的动态，”勒菲蒂说，“和我们在纽约干事的情况完全相同。如果有人参与，或者想把事干好，我们就非把它干好不可。干工作就应该像这个样子。弗兰克对我是很满意的，是不是？”

“那当然。”

“这事儿就不提了。”

“再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托尼。”

“姓？”

“坎特。”

“坎特？”

“C-o-n-t-e，坎特。”

“啊，是意大利人。弗兰克要送你的命。”

“别笑话了，”勒菲蒂说，“他们在查你。”

“你的每一步行动，他们都知道，”那人说，“每一步都知道。那些机器，你怎么付的款都知道。”

“过几个月他们就逮你。”

大家哈哈一笑。坎特说：“我认为这没什么好笑的。”

“我说几个月，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他要逮你，时间有的是。”

“啊，那倒是，”勒菲蒂说，“干这种行当，我们一向有的是时间。”

“托尼，你和班尼相互认识？”

“这还用说，”勒菲蒂说，他有时候也称为班尼。“我要是不认识他，怎么会带他进来？”

“托尼，你出生在东边？”

“对，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

他们送下了三个人以后，坎特开着自己的车，往勒菲蒂的旅店那儿去。

勒菲蒂松了一口气。“啊，你可麻烦了，你完蛋了。他们要干掉你。嘘嘘。幸亏我来了，唔。”

“我对你说过，我害怕，”坎特说。

“是啊，你害怕是有道理的。他们设下了埋伏在等你。那个狗杂种、狗娘养的放了你。”

“那一天就是我们谈售货机公司的事。”

“就是那一天。他们以为，你是妈的什么特工，想一下子就送你上西天。他们派人盯梢你。算了吧，现在我对你说一下我们怎么办。我下个星期还到这儿来，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干。我们要干的是一场大买卖。他对我说，‘勒菲蒂，你是我的朋友。’他要告诉纽约方面。现在你要和他们一起共事，已经为你开了绿灯。你有了伙伴，他入伙也带了钱。你想拿多少——40，000美元，现金？——他也拿40，000美元现金，因为他不想跟我的人闹麻烦。他派个伙计与你共事，那人带着帐簿等一套东西。我是你的伙伴。他想带我转一转，与他的人认识认识。你跟我一道。别问他妈的什么问题。你只是个工作人员，如此而已。你他妈的要发大财。”

他们在车上沉默了几分钟。

勒菲蒂说：“他们盯住了你的公司。幸好我到了这儿，否则我们的营业就砸锅了。”

“是这样啊。你可记得，两天前我就有个感觉，你救了我的命？”

“对，我记得。那家伙说，‘他妈的那人是什么东西，跑到我城里来。这是我的地盘。’”

“如果我一个人干这桩买卖，你可想过，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坎特问。

“是啊，可他们现在还在查你。他们不知道我在代表你。换句话说，如果你开了店，他们会钳制你，你也完了。”

“他第一次见到我，那副神态就让我害怕。他说，‘我正在找你。’”

“他是严厉的家伙。好了，你现在有了大买卖，那是个大老板，你知道吧。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几个能见到大老板。在纽约，你不能和老板坐在一起。别提这些了，你现在干的买卖是这个地区的最大买卖中的一桩啊。上帝也不能碰你，因为我代表了你。”

坎特说：“如果一开始我能像现在这样了解买卖的危险，我根本就不会干的。”

因为我没有待在密尔沃克，勒菲蒂一直在抱怨。其实，这时候我正和妻子一起度假。由于肺部原因，她不能乘飞机。她的眼睛仍然酸肿，因为腕部损伤，胳膊上还上着敷料。如果不是这些毛病，她已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乘了9个小时的车到了这个别具一格的海滨。在这儿，我们可以在沙滩上躺它几天。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与坎特和勒菲蒂通电话。她说：我们多年来难得在一起有这个假期，而你整天忙着打电话，我这样出来和你做伴有点名不副实。

我离开了只有10天。可是勒菲蒂对我不在密尔沃克现场很恼火。他以为我在加利弗尼亚。坎特的事向他表明我在筹集一桩大盗窃。上一次借口干抢劫活动溜走了，回来没有给他几千而只给了他几百也使他很懊恼。我向他解释说：抢劫后的分利中我受了骗。

“你在那里干的事真是滑稽可笑，”勒菲蒂说。“别的伙计对我说，你在那边又搞了一桩大行动什么的。别提了。他们在作弄你。上一次你说没有弄得足够的钱，你受了骗，也不提了。就当没有那回事，因为你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根基。你笑什么？一定出了什么差错吧，朋友。那个女朋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了吧。多尼，这正是你的麻烦事儿。好吧，把女朋友带过来。他妈的，管我什么事。”

“不，我是在笑他，笑托尼。他对我说，他进去会见那人时，那人说……”

“没什么，你听我说。这事儿你用不着担心。一切都已经处理得很好。”

“我要是碰到那个家伙，勒菲蒂，我可不想让他们动手干掉什么人。”

“不会，不会，一切都很顺利，朋友。事情全都解决了。他很满意，这里一切都很好。”

勒菲蒂说，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律师，也就是他的儿子乔和约翰，要为这种伙伴关系起草文件。文件上合伙人的名字中没有巴里斯特艾里，而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巴里斯特艾里作为隐形伙伴，托尼·坎特作他的掩护人，投入自动售货机的营业，大量买通销路，也可能干些其他的营业。他们获得的利对半分红，勒菲蒂的红利从坎特所得的部分中扣除。

勒菲蒂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多尼。托尼已经把和他一起共事的史蒂夫弄走了，这是弗兰克说的。他说，不准让外人介入，即使当个雇工也不行。那个家伙我不能担保，你也不能为他担保。因此只有托尼能为他担保，这个不大好。因此，托尼只好给他一个星期的薪水，打发他另找工作。”

这样，特工“史蒂夫·格里卡”只好退出这一行动。

在这个基础上，联姻的双方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和纽约的布拿诺家族。这对我们——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成功之举，因为现在我们打入到两个黑手党家族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老板合伙做买卖。

“现在，你可想到回到密尔沃克？”勒菲蒂问。

“怎么，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到那边去，可是我手头没有钱。今天在机场上花掉了500块。餐馆俱乐部拒绝接受露易斯的信用卡。我今天又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下午3点10分，特工抓到了我。一个庞大的审判组要审讯我的人尼克这个家伙，时间是在8月15日。”

尼克就是尼基·马伦格罗，布拿诺家族的二老板。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待他？”我问。

“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抓到他任何东西。与我也根本不相干。我并没有受到审问。无论传我还是不传我出庭，我坚持第五条①。别提他了，多尼，听我说。你到现在都不过来，你看，这儿的事要小心对付。我要把你慢慢拉进去，你听了这样的话别有什么不快活的地方。我到那里以后，要把你介绍给他们，就说我不在那儿你就是我的代表。我准备说，你是我的家族。那边一些家伙都是实权派，老板就在那里。他有这样的印象：你不想参与。”

①　第五条（Fifth Amendment）：《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主要规定在刑事案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

“托尼？啊，不，我就去的。”

“我们还要帮你在那边开一爿酒吧和便餐馆，在办公室附近找一套公寓。”

“那好。”

“注意，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这样我可以知道在哪儿找你。”

“我没有电话号码。”

“朋友，你听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总得住在一个地方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住在旅馆里？还是睡在地道呢？”

“我住在她的房子里，可她没有电话。她没付电话费，他们断了她的电话。”

“我的帐目细表可不像你那样，多尼。我的帐目自己管理，你真让我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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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

我回到了坎特那里。我们把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搞得还真像做买卖的样子。我们订了几台机器，并且在四五家酒吧和旅馆里安置了这种机器。我们的主要时间还是在搞调查研究。

我们要办的此案是：使坎特挤进秘密团伙里，好在密尔沃克经营业务；巴里斯特艾里把其他的买卖商人挤出去，他就可以采取威胁手段，对这项业务实行垄断，从事跨州商务活动。

我们想从他身上看看能否获得其他东西。比如，我们获悉：他拥有大规模的比赛赌注登记业务；在拉斯维加斯的卡西诺赌场，他参与分利；他从事非法的联盟活动。我们随时有机会澄清一些谋杀案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

勒菲蒂于星期五晚上乘飞机到了这里和巴里斯特艾里会谈，以便使我“悄悄挤进去”。我们3人乘车前往弗兰克那繁忙的大旅店的雅室。

勒菲蒂事先对我作了指示；让巴里斯特艾里先开口。这次会见是交谊性的，不要讨论业务。弗兰克和我们在一起搞买卖，他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内情。你只回答他的问题，对任何事都不要打听。

勒菲蒂说：“多尼，你就帮我一个忙吧。我真的喜欢你。我宁可待5年的牢房也不能失去你的友谊。在这儿干事处处都要无误，因为你能打出自己的牌。请相信我。”

我和托尼来到了酒吧间，等候召见。勒菲蒂立即就被带到巴里斯特艾里的桌旁，那儿靠着前面的大窗户。大家忙不迭地向他表示问候，互相接吻拥抱。

一个小时以后，旅店老板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陪同我们来到了桌旁。他60岁刚出头，生得矮敦敦的，一张皮肉松弛下垂的脸，黑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他身着深蓝色服装，整洁干净，像是影片里的老资格的黑手党党徒。

托尼已经和他一起见面谈过话，就介绍了我：“弗兰克，这是多尼，他是我的人，也是和迈克打交道的。”弗兰克介绍了围坐在桌旁的人。在场的五六个人中，有他的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此人身材矮小，一脸凶相，只在两耳旁长着头发，头顶光秃。

弗兰克要了70美元的酒，和勒菲蒂交谈，谈到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所认识的各方面的人，比如像我们的老板卡明·甘兰特，他称呼卡明的绰号“气垫”。他受过一些教育，还不是那种“话语不连”的粗俗之辈。

他在佛罗里达的福特·劳得戴尔的酒店里有销售业务。在谈到那里出现的事故时，他声色俱厉，拳头把桌子敲得咚咚响。他说，他上一周待在那里收钱，经营酒店的伙计拿出45，000美元的现金放在桌上。弗兰克说，他呼啦啦把钱从桌子上扔下，对那伙计说：“去你妈的45，000美元，我至少要有25万。”他说他在佛罗里达那里需要有个像勒菲蒂这样的人，好管理那里的销售业务，使情况好转起来。

我心里在想：这个家伙能把你哄睡觉，可是你决不能轻易惹他。

弗兰克干干脆脆，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时间在第二天晚上，星期六。

我们离开旅店的时候，勒菲蒂欣喜若狂。他说：“多尼，你可还记得，以往我们到沙贝拉旅店，‘气垫’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只好站在外面？我们连进都进不去。他出来时，对你连招呼一声都没有。托尼，在纽约你根本不能与老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这儿，我们不仅能和一个大老板同坐一张桌子，而且明天晚上还能去他家赴宴。多尼，你说说，在纽约会有这样的事吗？根本不可能。”

“他真不错，托尼，”我说。

“不过要注意。弗兰克喜怒无常，是个有善有恶的双重性格的人。发起怒来就像个野蛮的动物。他什么事都不会忘记的。他对罗克福德市的菲尔那家伙很反感，因为那家伙多年前曾骗了他一回。所以我建议从罗克福德经过芝加哥，因为芝加哥希望做一做罗克福德和密尔沃克之间的工作。”

“勒菲蒂，罗克福德那里的伙计控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我问。

“仅仅是罗克福德，别的没有。这儿由这个家伙控制，他比谁都更有权。”

“即使罗克福德那边的人大一些也是这样？”

“你说大一些是什么意思？指年纪大？这里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迈克说，这个家伙在中西部一带权力最大。光是待在密尔沃克这里他捞不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他占有堪萨斯。克利夫兰市和底特律市属于弗兰克。我是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他天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每个星期在这儿待一两天。这家伙每个星期都用高级轿车送他母亲去教堂。多尼，1978年出产的高级车，停下来多气派。在这个城里，你要是不通过他，什么事你也干不成。所有的联络渠道都由他控制住。”

“勒菲蒂，他去不去纽约办些什么事？”

“一年去一两回，就那么多。他看什么人啦，他大都到西海岸一带，到那里办他的事，比如像在拉斯维加斯那里。”

“弗兰克在纽约那里有权吗？”

“他的权力遍及全世界，主要的权力还是在这儿一带。你笑话我吗？他们还有个委员会，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也在委员会里面。在上一次较量中，他和芝加哥老板把乔·布拿诺踢了出去。他认识所有家族的老板。他到纽约去的时候，就到甘比诺那个老家伙家里。老板的关系都平等。”

“他和‘气垫’的关系怎么样？”

勒菲蒂说：“他们俩互相敬重。我有时候也怕他。托尼，就让他讲，你就附和附和。”

“我可说错了什么话吗？”托尼问。

“刚才在桌旁，你还问一个家伙：‘你从哪儿来？’这一问把我吓了一跳。他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询问。从来不准问谁从什么地方来。因为，他干吗问这样的问题？你是警察？当时你他妈的把我真给吓个半死。幸好弗兰克没有在意，否则他会回头问你：‘你他妈的是什么人？竟然问我的朋友从什么地方来？’上帝不允许你在讲话中多嘴。”

“我知道了，”托尼说。“我懂，我在学。”

“托尼，我还有话对你讲。到明年夏天，在搞地下交易方面你就是大红人了，连我你也不用求了。不过现在暂且不谈它。托尼，我们要向弗兰克强调：我们要有娱乐场所推销机器，要从事日常营业，要接管公司，要把别人逐步挤出去。在这方面你可不能松劲。那里的家伙可有两下子，不像安托尼·墨拉那样的狗杂种。他在这儿有个顶刮刮的王国，弗兰克就是大王啊。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人还挺客气。你知道那个史蒂夫·迪沙弗吧？就是在桌旁你见到的弗兰克的那个伙计？我对他很有印象。他杀的人和我杀的一样多啊。”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独自开着黑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来接我们去他家赴宴。勒菲蒂向我使了个眼色——他不敢相信：一个老板会一个人到什么地方，更不用说亲自驾车了。

途中，弗兰克对我们说：“我有一班人马，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是年纪大了点儿，干起活儿不那么灵光了。我可以用一些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来管理我一些俱乐部以及其他行业。年轻人对当今世上的营业行情能相适应。”

勒菲蒂立即响应，说：“你要是干什么，多尼和托尼可以听命。你可以信任他们，他们人缘好。弗兰克，只要你需要，他们随时为你效劳。”

车子开了十分钟就到了他家，这是临湖的殖民地式的房子。头天晚上下班的人都聚集在弗兰克的弟弟彼特那里。彼特比当老板的哥哥高一些，不像他那么凶狠。他说：“我要是他，我就不喝中国那种茶，太热了，我受不了。”

我们被介绍见了弗兰克的妻子。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忙着烧饭烧菜，忙着招待。

弗兰克坐在桌子的首席，勒菲蒂坐在他的右边。两个女人只管招待，没有和我们同桌而坐。一共有5道菜，主食是小牛肉，很丰盛。餐桌上一瓶又一瓶的法国葡萄酒不停地送来，接着就喝路易十三白兰地。

弗兰克谈起了往事。有一段时期，他在密尔沃克商业区拥有7爿俱乐部，开展拳击比赛，其中许多比赛都是设计好的圈套。他说，当今他外出旅行，乘的是私人喷气飞机，在大型机场都无进进出出方面的麻烦。他说，他旅行总是用化名——都用伦尼·弗兰克。

宴会的气氛热烈，大家都很轻松。不过，我和坎特还得保持注意力，不能随便，说话和行动都还得注意分寸，以兔惹怒了他，这毕竟是家族老板的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有个盛大的“活跃气氛”宴会，作为意大利高尔夫球队义赛的开始项目。弗兰克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参加这样的宴会，因为他和委员会的头头路易·法佐为敌。“不过，他已经死了，”他说，“0.38的子弹，中了5枪啊。”他哈哈大笑，可这并不是开玩笑的事，0.38口径的子弹啊。因此，他打算出席宴会，让人们感到意外，“有点乐趣”。他邀请我们作为客人与他一起去。

他弟弟彼特说：“我和那里一些人也有仇，给他们来一点威胁也无妨。”勒菲蒂说：“小威胁根本伤不了人。”

我们一行来到马克·普拉扎饭店的大舞厅，参加“活跃气氛”宴会。我们到得很晚。

我们到了大门口，晚会委员会主席、饭店主人赶忙跑了出来，连连向弗兰克表示歉意：他们事先不知道他要来，连桌子也没有给他摆好。

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吃开胃的水果色拉。侍者忙忙碌碌在招待客人。大家都已经看着我们，轻声议论。他们显然知道，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是什么人。舞台的正中有一张桌子，本来是为了晚会的活动而设的。主人请附近的人们离开，让给我们用。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这样就为我们重新设置了一张桌子。接着，他们领我们进去，把我们安排好了座位，侍者都围着我们转。我们的餐桌上专门有两三个侍者服务。

就餐以后，人们忙不迭地到我们这边来表示敬意。“弗兰克，你好有精神……，”“弗兰克，你光临这儿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样的场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弗兰克大摆其威风。“这位是勒菲蒂，这位是多尼，他们从纽约来，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托尼，来自巴尔的摩，也是我的好朋友……。”本来他要向我们介绍一下那些人，可他对他们不屑一顾，接着和我们聊天，让那些人站在那里，弄得他们一个个都不自在。

有两个人作了介绍。一个是卡门·巴西里奥，是个拳击手，也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另一个是约尼·德斯蒙德，他在晚会上表演歌唱。

晚会的活动结束以后，弗兰克说：“我们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个称作“象征义演”的小地方，是商业区里运动员俱乐部里的餐店休息厅。主持人是个弗兰克所厌恶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告密者”。

休息厅里济济一堂，大都是从晚会场那边过来的人。我们待在酒吧里，许多人过来向弗兰克致意。

弗兰克和史蒂夫·迪沙弗开始向我们讲告密的事。

“妈的，当叛徒告密的数也数不清，”史蒂夫说。“杀也杀不完。在密尔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罗①的大军才能消灭告密的家伙。在这一带，你怎么知道谁是告密的啦，他们在车子里都安装着遥控启动器。”

①　卡斯特罗（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9年就任古巴总理。

坎特最近在车里也安装了遥控启动器。

弗兰克说，他就想不通：人们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证的那一天。”

史蒂夫对我说：“我一直在设法帮着弗兰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个登记业务，而要对城里的那些搞登记赌博业务的人收费，每周收他个1，000美元。因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头疼。让他们经营他们的业务，收他们的钱，让自己的人离开那里，要想找个好伙计管理赌博业务太难了。”

弗兰克说，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赌博登记业务的伙计不负责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监视他们，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个能够信得过的伙计。”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过的赌博登记业务中，和他共过事。他能处理业务问题，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干好。”

弗兰克看了看我。“有兴趣吗？”

“当然有。”

弗兰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们谈谈这个事。”他们到了一张小桌子旁。

我还不是一个入盟党徒，作为联络党徒，我可以从一个家族转借到另一个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这桩买卖有多大。

我不仅可以为密尔沃克的党徒老板处理赌博登记业务，而且我还有机会打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瞒报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诺赌场，瞒报的钱从党徒分红的总数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责任收回那些瞒报的钱，分给这一带与此活动有关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为能打开这个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干不了这桩事。弗兰克赌博登记业务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赛季节要持续大约20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登记业务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时候，足球比赛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说，“不过，握手也不能定论。他仍然要和纽约约定记录在案。我说：‘那好，你去打电话吧，我要拿我的性命为他担保。’托尼，我为多尼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他胡来，我就死路一条。纽约市里，他们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话。这里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给纽约，他同老板谈。如果要派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们只说要进来。我要是因为什么事给杀了，我还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掉的。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俩，要想再找到这样的机会，想也别想。你们有了靠山，这儿的人都怕他。他们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觉以后，我立刻抓住坎特，对他说：“托尼，这事儿我根本不能干。”他很理解，说道：“多尼，你该干什么你就干，用不着顾虑什么。”

我给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和密尔沃克的特工办事处助理拉尔夫·希尔取得了联系。希尔想见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

这件事要立即处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诉勒菲蒂，然后巴里斯特艾里就给纽约打电话，否则我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见了面、了解内部详细情况以后又拒绝接受任务，那样我倒很像是个警察或者是个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与鲍特肯杰克以及希尔见了面，地点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馆一间房间里。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以后，希尔说：“这事儿我真希望你干。你不干，那损失你是知道的。”

“现在到了我开始考虑我家庭问题的时候了。”

希尔问：“你究竟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干这样的工作既不容易，又无安全保障。我诙谐地说：“多要些钱。”

他以为他能让我晋升一级。他给华盛顿的总部打了电话，说明了目前的形势，问能不能提我一级，提升为督学员，这意味着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总部没有答应。他们不同意提升我为督学员，因为我干的不是督学员的工作，因为督学员要么在华盛顿总部某个办公室工作，要么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外执勤。希尔请求他们不要在个别技术性问题上墨守成规，但是他们坚持不放。

这使我脱了钩，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对于我有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可以和党徒混在一起，既然总部斤斤于规章制度，那我不干也不至于有内疚了。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让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里斯特艾里提出别的理由。

巴里斯特艾里也不会感到太大的不快，因为他是头天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而且还没有和纽约方面联系，我也没有了解什么内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问题一向是微妙的问题，谁也不能询问。

还有一桩也对我有利，在所有党徒的眼光里，对于这样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会拒绝，因此，我在这方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无论说些什么，勒菲蒂一定会气急败坏，但是我认为有个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尔沃克困守整整20个星期，特别还包括那恶劣的冬天。他尽管会气得哇哇叫，但他会相信这个事实。他不会向沙贝拉说些什么，因为那将很难堪。我和他共事一年多，从来没有使他难堪过，我们在密尔沃克仍然还有多种前景，他会理解的。

勒菲蒂到咖啡馆吃早饭，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我们要捞多少多少钱。

我对他说，我已经考虑过，我改变了主意，还说明了我不接受的理由。

他就像个喜剧演员，说：“你他妈的屁出息，一辈子就要待在加利弗尼亚！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妈的女朋友！你担心，怕搜捕！你把什么都当成儿戏！我们吹掉的是20万啊！”

在咖啡馆里，他就当着那么多人大声叫嚷。等到气消了以后，他对坎特说：“托尼，你去和弗兰克联系一下，今天就去，对他说：赌博登记业务工作，多尼不能接受，因为迈克今天早上刚刚打电话来，他要多尼随时进出纽约，有别的任务。”

他不肯看我，接着说：“到加利弗尼亚去吧，别烦我了。我现在一肚子的火，不想跟你说话。跟那些娘的女人到海滨上去吧，等一两天以后我心里火气消了你再打电话给我。托尼，送我到飞机场。”

勒菲蒂要坎特为他租一辆车，以贝斯特自动售货机公司的名义租用，作为业务报销支出费用。这是一个老练的党徒典型的方式：尽可能挤进一个营业部门，捞一个星期的报酬，榨取任何能捞到的特殊好处。

坎特对此一直在拖延。我们在反复考虑。我们搞调查研究，勒菲蒂对我们很有用。和他培养感情，让他心情愉快，我们的工作要省许多事。他带我们见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带我们入了伙。如果他没有到密尔沃克这边来，坎特说不定已成了刀下鬼。

我们琢磨着：管他呢，就给他租一辆车，让他用几个月。坎特租了一辆褐紫红色雷鸟牌汽车，并且驾车送他到了纽约，把车子交给了他。

迈克·沙贝拉想同我谈话，因为勒菲蒂已经向他说过，我没有接受赌博登记的营业工作。勒菲蒂说：“千万别说什么让他不高兴的话，他思想包袱已经很重了。他开的那爿旅馆花掉了他60万块钱。昨天，他揍了合作的那个家伙，差点送了他的命。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那块场地有新的伙计在管，可是他不准在那里搞轮盘赌场。这一来，迈克的收入就大大地吹掉了。”

轮盘赌是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来到沙沙贝拉那里。迈克对我说：“我们在密尔沃克的一切情况只字别提，因为我们不想让纽约方面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气垫’和尼基也同意，我们只想把这事控制在老板与老板之间。弗兰克垄断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我们还想通过弗兰克打进那里面。我们不想让他妈的任何人介入我们的事。”

他想把这件事只控制在几个人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勒菲蒂、作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兰特老板以及尼基·马伦格罗二老板。

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巴里斯特艾里那一伙人开始回避坎特，不给他有日常的营业渠道。对于坎特的电话，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释。我和坎特去见弗兰克的儿子、那个律师约翰·巴里斯特艾里，以设法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在约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坎特作了说明，因为这牵涉到他的营业。他没有把问题直接提出来，只是说明了情况。他着重提到了：他们的人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纽约那方面人的款待。约翰很有礼貌，说：他父亲最近因为一个大型审判团的原因脱不开身。不过，他相信：他父亲一旦有空就会过来，他们会来和我们联系。

约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没有提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营业往来。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勒菲蒂的反应是：“可能是弗兰克给那个大型审判团弄得不可开交，他那一伙人要抛弃他。然后，他们23个党徒到审判团那里去，采取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立场；也可能是：弗兰克目前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该、万不该放弃和他工作的赌博登记业务。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有了个开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堪萨斯一带去收钱。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话。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买卖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关系没有进展。勒菲蒂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置之不理。到后来，迈克也介入了这事，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原委。就是他打的电话，对方同样也不给回答。

两个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当律师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关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纽约。我们在东七十一街道上的伦尼旅馆碰了头。

勒菲蒂说：“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以为坎特是个不好的家伙，他们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是个骗子。他们那里连电话都不肯接，明白吗？我是通过你把他介绍过去的。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无法同别人解释清楚。你要把事情对我说个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些什么。我是10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许他是个玩女人的东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纽约，开的是那辆车，我带他到了酒店，就见他给3个女人买了饮料。为这件事我还训了他一顿。现在我听说，他在那边同弗兰克的一个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个店里。有没有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干些什么事。”

“对于有人侮辱一个老练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这事儿迈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比当叛徒、当告密者还要严重。是我和迈克把他介绍给了弗兰克，现在我们也弄得很难堪。我在那边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带进来的，你得设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办？”

“你说过，你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他。你到巴尔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认识他的人。他可能是个暗探。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发现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能挽救那边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尔的摩。我当然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纽约。

我对勒菲蒂说，我在那边找到几个过去认识坎特的伙计。据他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线”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没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没有侮辱过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说。“现在把他叫到这儿来，同他谈谈。你到密尔沃克去，把他叫来。”

我去了密尔沃克。我和坎特仔细分析了整个形势，尽量像老练党徒那样去思考问题。

两个家族通过会谈在一起干一桩营业。现在，巴里斯特艾里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了协议，对于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电话一个多月都不回话，这是极大的失礼，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胁。坎特随时会遭到不测。

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关系已经结束，巴里斯特艾里不会走回头路。售货机业务无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还不能马上就关门大吉。一个像坎特那样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买卖不能一下子就脱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样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钩，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经营业务，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对半。或者说，你不管卖什么货，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像是勒菲蒂的一个当事人对我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个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给他一大笔钱。你要想脱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勒菲蒂也在为一桩赃货加紧催钱。那里有一批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内倒卖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头没有钱。迈克同意借给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资其余的10，000美元。

我们需要时间，一方面设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让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装心脏病发作。

他进了圣路克医院检查，说胸疼。医院用各种仪器对他检查，给以药物治疗。医院里没有任何人收到什么情况说明，因为你如果没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别人提供什么线索。谁是合法、谁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们知道勒菲蒂会打电话来检查的。

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了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他就向医院打电话说，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实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经过几天的检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时，勒菲蒂像疯了一样；坎特出院以后，他也像疯了一样，催他拿10，000块钱。坎特说，他已经破了财，因为看病花掉了6，000块。

“他简直在满口放屁，”勒菲蒂对我抱怨说，“我们受攻击，在街上跌了一跤——什么看病费？在医院就待那么几天，用掉6，000块？他以为他是在同谁说话，别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说他拿不出钱来。现在他有的钱只是他妻子的钱。”

“什么，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钱？他能编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对我说：‘我们出了这个问题，你又不来帮个忙，帮我处理一下与那些伙计的关系。’我说：‘我并没有叫你跟各种各样人的老婆去睡觉。’迈克现在是丢了老本。他说，首先，那家伙瞎扯淡，说他心脏病复发；另外，他什么也没有给你。这家伙他是认输了，你不妨到那儿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卖掉。”

“我看，他仍然还想搞营业买卖。”

“搞买卖？把我排在外？我要打电话，他们会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后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们要在10天以内把贝塔马克斯录像机交易结束掉。我们3个人，冬天不能没有钱花。这家伙的病是在脑袋瓜子里，朋友。”

为了使坎特摆脱困境，结束售货机这一行动，我们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说，啊呀，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那样就真的让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带了进来，已经惹了足够的麻烦。他要走，我们还得设法找个理由。他应当慢慢撤出，不至于给我的信誉造成损害，因为我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鲍特肯杰克商量以后，我们的想法是；坎特要干一桩大的抢劫，赃物所得的钱全归他自己，不分给我和勒菲蒂。我能维护他这么干的理由。

这将是一种双重舞台的消匿办法。我们编造一个谎言，说坎特12月份将有一桩重大的抢劫活动，和他一起干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抢劫的都是一些艺术品，因为那需要特殊的联络，特殊的脱手方式，很难查到他。东西抢到手以后，他要消匿一段时间，等候货物出手。然后他再露面，就说发了大财，很快又要分利，并且要与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时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体。

感恩节前的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告诉勒菲蒂，说他即将要干这样的大买卖。

在这关键的时期，我和坎特一直待在密尔沃克。第二天，勒菲蒂就给我打了电话。他又有了精神。“下个月他有一桩大买卖，说我们3人都痛快。”

“你信吗？”

“他说，我们3个人整整一年什么都不愁，日子过得像皇亲国戚。”

接下来一连好几个星期，勒菲蒂都在期待着一大笔钱。他把交谊俱乐部改成糖果店，让他女儿经营。他着手开办赌博登记经营业务，让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合伙，每人要凑2，500块钱。我们在里弄一带到处观看，看各种酒吧，有没有我们可能购买的酒吧间。离糖果店附近有另一家俱乐部，他着手把它改为炸鱼、炸土豆小店，由他和我来经营。12月中旬，我们到迈阿密海滨度了几天假，住在雷鸟旅店，常常到一个叫“帽顶”的风景区，在外交家旅店的客厅里，和我们认识的一大批老练党徒在一起欢度时光。

勒菲蒂使用那辆租车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因此，在圣诞节前，我们的特工把它盗了回去。勒菲蒂把车停在停车场，我们的特工进去，就像我过去那种偷车的方式把车盗走。一名特工把车驾回到密尔沃克隐藏起来，一直藏到行动结束。

“狗娘养的波多黎各人偷的，”勒菲蒂骂道。“他们一定是看见了，车后座上有许多圣诞礼品，所以就偷了车。”他还向警察部门报了案。

新年前后，勒菲蒂迫不及待地要弄钱。他那个贝特马克斯录像机买卖泡了汤。在新办的彩票赌博生意里，他几乎就要被伙伴扔出去，因为他拿不出自己的份子来。他欠了25，000块钱，迈克·沙贝拉紧催他还债。

接着——完全出于巧合——勒菲蒂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芝加哥有一桩300万美元的艺术品抢劫案。他说：“对，就是这个，一定是他。”他心里估猜，根据其他赃物的分利情况，这次所获中，他至少能分到25万。

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对勒菲蒂说，抢劫是他干的，但是他还拿不到芝加哥那里的红利，还得等一个星期。勒菲蒂要我立即把坎特叫到这边来，和沙贝拉一起面谈。

打入进来的还有坎特的“女朋友”，是一个特工，隐蔽用名是舍莉。我们一道乘飞机到纽约，首先到了勒菲蒂的公寓。勒菲蒂把我和坎特带进了他的卧室。

“好，现在你们注意听我说，”勒菲蒂说，“我们要到迈克店里去。迈克说什么话，你们千万要小心，因为这直接通到了老板。许多老板都卷进了密尔沃克的局势里面。”

勒菲蒂带着露易斯一道，我们一共5个人，前往沙沙口拉旅馆。

我们进了酒吧，受到了迈克的迎接。迈克和勒菲蒂谈了几分钟就叫我和坎特过去。

迈克问到了密尔沃克的局势，叫坎特详细作出说明。他注意听，一声不吭。

接着迈克说：“我已经明白了密尔沃克的问题所在，我可以用三句话给你们说清楚：他们不想让纽约的人待在密尔沃克；那个家伙跑到前面和你拉手签定协议；可是他又没有那个权力。托尼，像你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本不同你谈话的，现在我对你算是破个例。密尔沃克向芝加哥负责；芝加哥向纽约负责；像那样的协议，密尔沃克没有得到对他们负责的人的允许是无权那么做的。”

“我明白了，”坎特说。

“托尼，你不明白的是，他们都得向纽约负责。街对面那里就是老板中的老板。老板们上个星期三在一起会谈，芝加哥和密尔沃克方面都派人来了。街那边的老板作了个决定，对我们很有利。”

由于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卡明·甘兰特仍然住在牢房里，我们估计决定是由吉诺维斯家族的老板范茨·铁里作出的，他是家族委员会的统领。迈克解释说，决定指出；坎特仍然可以在密尔沃克进行自动售货机营业，巴里斯特艾里如果愿意还可以成为伙伴。但是，如果他不想再次成为伙伴，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妨碍坎特。如果巴里斯特艾里的确妨碍他，他就立即找勒菲蒂。决定对我们有利，因为巴里斯特艾里首先犯了错误。

坎特说：“我要是犯了错误，我就像个大丈夫的样子，到对方跟前赔礼道歉。”

勒菲蒂和迈克两人连连摇头。迈克说：“一个老板不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正因为他犯了错误，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解除伙伴关系而又不作解释。”

迈克把椅子往桌子后推一推——会见结束了。

我们又回到了舍莉和露易斯那里。

勒菲蒂神采奕奕。“节前节后这段日子以来，我今天晚上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我对你说些事吧。由于那里出现的局势，我一直没有受到别人邀请参加什么圣诞宴会或者婚礼或守夜，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份圣诞彩券都没有，就因为那边的局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现在我快活多了。”

旅馆里一个弹吉它的艺人从我们桌边经过，露易斯请他唱《教父》的主题歌。那位艺人先用意大利语、后用英语唱了那首歌。

“这个旅馆经过重新设计造型，前几天才重新开张，”勒菲蒂说，“你们看到这些大理石了吗？花了我60万。他全都从意大利运了过来。你们可知道，他运大理石的时候还运了什么？毒品，海洛因。”

勒菲蒂想去马德里庄园那里，赶上那里的夜总会活动。他对坎特说：迈克最近出了很大的力，应该给他1，000块钱。“迈克将要去做些情况了解工作，把你的美国运通信用卡给他。”

由于迈克为此要纳税，勒菲蒂说要把纳税的钱加上，这样迈克可以净得1，000块钱。

我们正要走，迈克把我和勒菲蒂拉到一边。

迈克问我：“多尼，你现在还为这家伙担保？”

“对，迈克，像当初一样为他担保。”

“那好，我要你负责。”

勒菲蒂说：“现在，他是不是回去取钱？你和他一道乘飞机回去，一直跟着他，跟他一起把钱拿到手。然后，你把他连同钱一起带到这里来。”

“好，勒菲蒂，就这么办。”

我们沿着罗斯福大道行驶。勒菲蒂给坎特和舍莉讲了一些沿途的风景。

他指着东河那边说：“就在那一带，是我们扔尸体的地方。有一次，几个老练的伙计往那里扔了两具尸体。从七区过来的几个警察正好看到了扔下的尸体。他们不想惹这份麻烦，就把他们的小船划过来，拖走了尸体，沿河扔到了下一个区域。这样，他们就犯不着办这件案子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坎特去见勒菲蒂。他把迄今为止所花的费用全列了清单交给了坎特。他总共用去了31，500美元，其中17，500美元是为二老板尼基·马伦格罗要的。

“在和老板们交谈中，尼基大力支持了我们，”勒菲蒂说。“注意，是我在向迈克要求，允许你们在那一边工作，是和我签约的合同工作，这样你们就有了阅历，就能够列在成为入盟的成员名单上。”

在飞往密尔沃克的途中，我和坎特分析了整个形势。各家族的老板在一起进行了会谈，终究作出了决定，坎特可以在密尔沃克自由地开办营业，与勒菲蒂分利。联邦调查局要那么个售货机买卖业务有什么用啊？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既定的任务。执行这项任务，我们总共投入了50，000美元，其中包括给巴里斯特艾里的礼品，借贷，以及因为“打劫”而给勒菲蒂及其他党徒的“分利”。大约再花一名特工的薪水，我们就有足够的破坏能力，足以击倒巴里斯特艾里的罪恶家族。但是我们不能再破费了。如果我们在密尔沃克再待更多的时间，巴里斯特艾里还会认为我们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要干掉我们。因此，我们俩一致认为，“木材行动”已是到了结束的时候。

坎特这时可以脱身了——就好像他从打劫中捞到了钱，不想分给别人。我要设法冷静下来。

我们住进了马里奥特小旅店。第二天，即2月7日早上，我和坎特被认为是一道乘车去芝加哥，去取他打劫的钱，然后带着钱直接飞回纽约。我们和负责此案的特工为坎特作好了撤退安排。那天早上，坎特走了，他在密尔沃克的破案任务已经结束。

过了一会，我打电话告诉勒菲蒂，我们改变了计划。我说：大约在上午9点，我们把衣服及一切东西都装上了车，准备启程。这时候，坎特接到了他要见面的那个家伙打来的电话，即我们使用的代号称为“带珠宝的人”。那人说，坎特不能带任何人同他一道，只能单独前往，否则他就拿不到钱。所以说，坎特就单独走了。但是，他计划去了就回来，和我一道乘车到纽约。现在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他还没有回来，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担心出了什么事。

“很可能把他干掉了，”勒菲蒂说。

“哎呀，请别说了，勒菲蒂。”

“注意，你就待在那里别动，别跑到外面吃饭，否则一切都完蛋了。”

“勒菲蒂，我还能往哪儿走呢？这儿外面，妈的在下雪，冷得跟冰窖似的。我口袋里只有40块钱，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其余的所有东西都装在他车上。他订了去纽约的飞机票，我待在这儿毫无办法。”

“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他心情非常愉快。他说，我们会见了迈克，营业能顺利进行，他感到高兴；你对他没有什么抱怨，他也感到高兴。”

“我这边的钱都花光了。你不要离开他，这是你待在那儿的目的。一个小时以后给我打电话。”

一个小时以后，我打了电话。

“什么动静也没有。勒菲蒂，你以为他被逮住了？”

“不，我不是那么看的。可能是他心脏病，可能住了医院，天晓得。你要是一心一意照要求去干，也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你回来以后，在这儿要判5年缓刑期。这帮家伙天天反对你，夜夜和你作对。你犯了一次错误，你要受到审查。”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注意，你待在那里，什么地方也别去，没有衣服，好在房间里能叫到饭菜。这些情况他知道，他会回来。15分钟前，那个家伙又打了电话给我。”

“你是说迈克？”

“他说，‘你不知道目前的情况，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这样的，他缠在那边脱不开身。’你把这种东西介绍给了我，现在让我弄得左右为难。”

“他可能受到惊吓。”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连怎么跟人说话都不懂，不知道察言观色。我说你什么也不懂。大街上一个毛娃娃，同老练的成员混在一起，比你们俩都强。不提它了。像你这种见识，在纽约市里连5分钟也混不下去，因为你的思想方法不对劲。你什么事儿也不烦，你在笑什么？”

“我没有笑，我是在咳嗽。我得了感冒，这几天气冻得人直哆嗦。”

“别睡觉，我们每个小时都要打电话。”

一小时后，我说：“这家伙怕是受了骗。”

“你怎么会这样想？”

“那家伙当时什么都很高兴，把我的衣服全都装上了车。去那儿一趟来回需要4个小时。他平时干事不像这个样子。他应该打个电话来呀。”

“我不信他会受骗。别让我心烦了。我以为，他在芝加哥那里遇到了麻烦。”

一夜电话打来打去不停。第二天早上，我说：“勒菲蒂，注意，我刚才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问我：‘托尼在那里吗？’我说：‘他出去了一会。’那人说：‘我是他朋友。本来约定昨天在芝加哥和他见面，可他根本就没有来。我以为你会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人可能就是搞珠宝的。他根本就没有见到托尼。”

“你注意收听广播，到楼下去买几份报纸。因为这家伙什么事儿没有，要么报纸上会有醒目的报道。什么事儿报纸都刊登。有电视吗？就一直看新闻频道。”

“可是他在芝加哥，对吗？这儿是密尔沃克，两地相隔有100英里。”

“难道密尔沃克收不到新闻报道。凡是芝加哥能收到的，密尔沃克就能收到。”

“司法部门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对你说吧，那电话是托尼想查一下看你是不是还在那里。他叫别人打的电话。”

“他为什么要查我？”

“我也不知道他头脑里想些什么。”

一小时以后，我对勒菲蒂说：“那人又有电话来，他说：‘别等你朋友了，他不会回去的。’”

“他怎么那样说？”

“我怎么知道呢？我只是守在这儿回电话。他离开已有24个小时了。”

勒菲蒂说：“他不会回来，这是因为托尼在芝加哥打电话！叫他的朋友打的。可是你的衣服是在机场还是什么地方，连这点客气话也没提，是吗？”

“他只说别等你朋友了。”

“一两个小时以后，你还会接到电话，看你是不是还在那里。下次他打电话来，你就说：‘你告诉那个混帐托尼，把我的飞机票和衣服妈的放在机场。他就是永远不回到纽约，我们也无所谓。’口气要硬，就像我这口气说话。看他怎么说。”

“好的。”

稍停一会，他接着说：“这个家伙，他娘的，会不会是个特工啊？”

“你是指谁？”

“托尼。”

“我不知道，勒菲蒂。”

“我晓得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你的名言。妈的，我烦死了。我现在根本不想对你发火。我52岁了，我活着的日子全都坐牢去，就因为这个王八蛋搞得我好苦，就因为我还得处理这些混帐事。我在里弄已没脸见人。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要处理这个家伙。这件事我要凭我那死去的父亲，誓死也要搞个痛快。”

“勒菲蒂，这事儿让我们慢慢解决。”

“解决，没问题。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我都要把他追到。我在芝加哥拍了他三张照片，我要冲洗1，000张，到处散发，在菲尼克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城市一带到处散发。我一旦传出逮这个王八羔子，别提了。他躲过一年半载，管屁用。他躲在哪里，谁都不会和他接触，等到我和你去那里收拾他。我拼着这条命也要抓到他。他弄得我好难堪。”

“他也让我难堪。”

“别提你了，我在桑树街上真不能混了，就因为我跟这个惹祸精搅在了一起。”

“他现在怕是把钱藏到什么地方了，”我说。

“钱不钱，我倒不在乎。我一心想的就是要找到他的下落，那才痛快。”

“我以为他被干掉了，勒菲蒂。没错啊，要不也不会一走24个小时，连电话也不打。”

“我不信他被人干掉。如果他们要干他，在密尔沃克就能动手。我估计，他是不肯把钱拿出来。”

“但是，如果那人就是和他一伙的，他也想干掉他，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我不会失去什么。只要报上没有报道，那家伙又不回来，娘的，他就是上天入地我们也要把他追到。你接到的那两次电话我很厌恶，毫无意义，因为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干了那桩事。他们也不打电话，他们给了你什么啦？多尼，你现在要干点事。去租一辆车，就用你的信用卡。去两个地方。先去密尔沃克机场，再去芝加哥机场。汽车要停在机场里。如果他的车还在机场，那就清楚了：他撇开我们逃跑了。”

“发现他的车，然后什么？”

“然后我就到那边去。我们把车箱打开，看下面有没有他的尸体，或者你的衣服可能还在。”

我琢磨着，去一趟芝加哥，查一下机场，来回要6个小时。我整天就待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看看户外的大雪，不向服务人员要任何东西，不回答任何电话——好像我真的不在那里。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我去了那两处机场，我没有找到他的车。但是在芝加哥，我向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讲了那辆车子的情况，问他们可见到过。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前天晚上他的确看到了一辆那样的白色卡迪拉克牌轿车。他说，警察拖走了那辆车，还听他们说起车座位上的血迹。“勒菲蒂，我认为他被人干掉了。”

“我不那么看。这事儿有点可疑。”

“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这儿，钱用光了，我穿的还是两天前穿的衣服。我要结帐离开这儿。”

“好吧，到这儿来，隐蔽一下，别让迈克看到你。多尼，我才把这些话对你讲。我对你要不是那么爱护备至，你早就妈的丢了脑袋。迈克不能像我这么爱护你。”

我离开了密尔沃克。回到纽约以后我还得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究竟中了什么邪，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的行动像我们估计的那么顺当，我可能受到一点惩罚，而不至会丢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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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孙尼·布拉克

我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判什么缓期罪。迈克·沙贝拉对我很冷淡。但是，由于我不是入盟党徒，在判断上有些过失得到了原谅。我放跑了坎特，放掉了20万美元，勒菲蒂对此总是耿耿于怀。我在这一带晃来晃去，度过了几个月，假装为我和勒菲蒂找个下手的地方。

7月份我在迈阿密，勒菲蒂突然打电话叫我买纽约报纸。他说：“你会大吃一惊的。”

卡明·甘兰特被打死了。这个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在亚特兰大联邦政府牢房里才蹲了几个月。往日我和勒菲蒂在沙沙贝拉旅馆外面常常为他站岗放哨，那时我就担心自己遭到暗算。现在，卡明本人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仰面躺在血泊之中，嘴里还紧紧叼着雪茄。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维克地区，拉链活动分子经常出没的尼克鲍克大街上有一家乔和玛丽开办的意大利美国饭店，卡明·甘兰特正在那后院里吃午饭，三个人对他开了枪，把他打死。饭店老板和一位朋友也被打死。与甘兰特一起吃饭的另外两人经查明是甘兰特贴身保镖：鲍尔多·阿迈托和凯撒·邦万特。这两个人都是拉链行动分子，我在多依兰交谊俱乐部里曾经见过。在开枪以后，他们俩逃跑了。

“啊呀，”我在给勒菲蒂的电话里惊叫一声。

“形势将有重大变化。”

“那么，我们该怎么跟别人相处呢？”

“这在电话里不好谈，你立即过来。”

一个家族的老板被打死，事情并不到此就了结。如果一个派别得到家族委员会的允许推派一名老板，那么竞争的派别或效忠于已死老板的派别一定要服从，要么就被消灭。有胜方，也有败方。有时候，一派要经过好几年才取得胜利，残杀才停止下来。我现在还不知道各个派别的情况，也不知道勒菲蒂最终采取什么立场。勒菲蒂憎恨甘兰特，但仅凭这一点不能说明问题。据说，拉链活动分子是甘兰特挑选的人。但是，他被打死那时候，和他一起吃饭的主要拉链分子是两个人，这也说明了组织结构的情况。因此，我不知道各人所采取的立场，当然也意味着我也不知道自己应采取什么立场。

我在玛迪森大街糖果店外见到了勒菲蒂。

“勒斯蒂·拉斯苔尼是新任老板，尽管他还待在大牢里，”勒菲蒂说，“我们将归孙尼·布拉克管教，他是个入了盟的副官。他要接管迈克的人马。”

“多米尼克·孙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诺”和布鲁克林的布拿诺家族成员待在一起，我见过他一两次面。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布鲁克林的党徒待在布鲁克林，曼哈顿的党徒待在曼哈顿。孙尼因为抢劫而坐牢。我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干抢劫工作。

“迈克怎么样？”我问。

“他和尼基据说要被处死，但是由于许多人都喜欢他们，他们就免了难。他们作个交易，以降职代替。”

迈克·沙贝拉和尼基·马伦格罗同意降职处分。现在他们只不过是勒菲蒂手下的普通兵丁。他们很幸运。

“这些变化，叫我们怎么办？”我问。

“我们没问题，我本来以为我也要被干掉。”

他说，甘兰特死了以后，他接到了孙尼·布拉克的电话。孙尼虽然知道勒菲蒂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但还是下令要他在午夜和他相见，地点在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一个酒吧间，那是孙尼常去的地方。勒菲蒂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去向。

“我以为他们也要干掉我，因为我一向紧跟着迈克，”勒菲蒂说，“他对我的吩咐是，我到他那儿去，这事不准告诉我自己的副官。我没有办法，只好听命，因为我知道孙尼现在是个有实权的人物。我驾车到布鲁克林见孙尼，究竟干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会见的气氛很友好。孙尼向他谈到局势的变化，谁遭到贬降，谁会成为新的副官等等全都说了出来。我在交谊俱乐部里见过的那个胖子乔伊·马西诺被任命为副官；多依兰俱乐部的另外一个家伙萨尔·卡塔拉诺成了拉链行动的老板，拉链活动分子都是从西西里那边运到美国来的。甘兰特被打死那时候，一个瘦条条的拉链活动分子凯撒·邦万特在陪他吃饭，也成了副官。他才28岁，是家族里最年轻的副官。孙尼让勒菲蒂作出选择：要么跟他，要么跟乔伊·马西诺。但是，孙尼想要他。

“我就说，‘啊，我当然跟你干。’”

在党徒之间打交道，你所问的问题只涉及你个人方面。本来是很正常的好奇，对于一个老练的党徒来说也属于不正常。老练党徒不会转弯抹角去问是谁干掉了老板。看上去你过于好奇，但只注意你自己。警方如果真的披露些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告密者。我不希望人家说：“多尼怎么事事爱打听？”

联邦调查局可能从知情者那里得到凶手的消息，我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行动超出了界限。作为一个联络党徒从逻辑上说应该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知道得更多。懂得太多和懂得太少其危险程度相同。我要是知道得比自己应该知道的还多，我还得要对此进行分析整理，我不想增加这样的负担。

大街上，人们对杀害老板的凶手谈论得并不多。家族的政策并不改变。党徒内部有一条不变的政策：你弄到了钱，你就得交一部分给上面。要变的只是人品。普通的入盟党徒或联络党徒对此毫无过问的权利。你只顾干你的行当，权力由各个派别的头头们进行分配。

“等到勒斯蒂放出大牢的时候，”勒菲蒂说，“情况将会有所变化。”

他喜欢“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他们本来就是老交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拉斯苔尼，因为他犯了抢劫罪，自1975年起就一直关在牢房里。

在桑树街上漫步，经过沙沙贝拉旅馆的时候，我意识到：迈克·沙贝拉已经不再拥有权力。想到这一点，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有一次，勒菲蒂说：谁也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他还干他的支票骗局和彩票行当。他决定把那爿炸鱼、炸土豆片的店铺改成快餐烤鸡食品店，叫他女儿经营。由于附近都是住宅区，所以店铺将会有稳定的收入。他想购买拐角处的一家酒吧，但我们要拿出6万块钱。联邦调查局根本不想出这种钱，我也不想待在一个酒吧里把自己束缚住。

这时候，我的行动已经有些自由，可以到处转转，还可以参与别的破案行动计划。别的特工可以把我作为联络党徒和他们在纽约的朋友向别人介绍。这样可以提高他们在同歹徒共事的那些人中的威信。我对勒菲蒂说，我想要挣一些大钱，因此要到四周对一些情况作点了解。我为调查局各种不同的特工搞调查研究作过一定的工作，地域上涉及到新英格兰和西南部一带。这些地方的行动计划有的还在继续，有的一无所获，有的我还不便讲。

拉里·基顿是在洛杉矶外执行任务的特工。他的破案工作在一个城郊的城镇上，涉及到一帮黑人。他们从事对政府官员的政治腐蚀、赌博以及毒品交易。他想向这些匪帮表明他与党徒有联络关系，要我到拉斯维加斯去，扮演一个代表某个老板的黑手党党员。他让另外一个伙伴扮成这个老板。

要我担当的作用是：看看这帮家伙所干的一些项目中有没有值得向老板汇报的东西。如果有，我就安排他们和老板见面，教他们言谈举止。

我来到了沙漠旅店，我们租了一大套房间。他们来了四条汉子，个个长得结实，衣装入时，都是滑头滑脑的花花公子。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房间里，叫他们坐有坐相。有个家伙把双脚搭在咖啡椅子上，我把它踢下去，说：“像你那样跷着脚，你以为能同老板谈话？你不尊重家具？”我教训另外一个家伙说：“哪能像你那样躺在沙发上！坐好，要表现出会见老板很有兴趣的样子。”

拉里说：“要明白，这位伙计真的难得转到这儿来。要是老板来了，你们弄得不成体统，那就是叫我脸上无光，因为这里一切好坏都与我有关。”

这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斯文地坐在那里，显得思想很集中。我对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话：“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活？”他们告诉我：他们运可卡因、大麻，开赌场。我说：“我们要确保你们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和司法官的保护。”我要他们讲一讲自己能干些什么，因为我要计算老板花多少时间。他们说：“我们买通了城里一些政府官员和司法官。”他们真想要我相信：他们有资格和老板见见面。他们向我说了姓名、年龄、人数及计划。

“嗨，慢慢讲！”我说。“老板进来以后，你们要慢慢讲，一件一件地说清楚，因为老板不想对任何事还问个再说一遍。他没有同黑人谈话的习惯，也不想听黑人的乱七八糟的谈话。”

另外，我们在房间里安了窃听装置，我们就可以确保得到所有的情况。

我说，老板进来，他们要站起来，表示敬重，别指望要同老板握手，任何人都不得碰一碰老板。没有问到他们就不准说话。他们不该期待老板对他们讲话，因为老板不直接同普通人说话。老板只是到这儿来走一走，表示对拉里的喜欢，因为拉里非常尊重他。我们大肆渲染了一下气氛，叫他们一个个专心致志，特别要他们注意行动无误，好端端地坐着，说话要慢、要清楚。

接着，我到隔壁房间去叫老板。

老板就是化名为史蒂夫的特工，装成老板真是天衣无缝。他身穿一套黑西装，白色领带，翻领上系一棵白色康乃馨。身体敦实，黝黑的脸膛，浓密的短须，样子就像电视里放的老片子《不可捉摸》里的弗兰克·尼蒂。

我耀武扬威地把他领进来，端了椅子让他坐。

“啊，好，唐纳德，”老板说话了，“给我介绍介绍这些先生们啦。”

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了他们。我说：整个情况我已经告诉了老板，你们一心一意在干，还能有大的行动，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很看重拉里。他不想看到拉里处于对他不利的任何环境。

啊，不会，他们说：我们不会那么干。

老板史蒂夫一声未吭，只是点点头。他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问问老板。没有，没有，没有。接着我问史蒂夫：“老板，可有什么话对这些先生说说？”

他说：“你告诉他们，这儿事事都干得不错，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说：“好了，就到这儿了。”我送老板出了门。

整个活动用了大约40分钟。

这件案子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工作要干了，因为拉里把他们全都定了罪。

我和勒菲蒂在迈阿密一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度假，在赛马场、赛狗场里输钱，找交易。迈阿密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多少是个开放的地方。各个家族的党徒，只要不干扰别人的事，大家都能干自己的行当。勒菲蒂总是在打着主意，想着怎么样挤进赚大钱的地方——佛罗里达。我们一有什么活儿，手头有些现款，他就想着要买个酒吧或娱乐场所。他常常说：“要是抓到个像样的娱乐场所，那你就发了大财。”

我们常常待在悌维尔旅馆或雷鸟旅馆，因为他知道那里住着许多老练党徒，他不时地把我向他们介绍介绍，其中还有一些布拿诺家族的成员，他们就住在这一带。勒菲蒂非常喜欢到悌维尔旅馆，因为经理尼克是个坚定的党徒，是他的朋友。勒菲蒂老是同他谈起要搞个娱乐场所，或是在一家旅馆里搞一间赌室。尼克听他说话总是睁着骨碌碌的眼睛。

8月份我和勒菲蒂待在迈阿密，那时候有一批党徒带着妻子或女朋友从纽约到这边来度假。他们老是谈论着，要是有一艘船在海面上游弋一番那有多痛快。勒菲蒂因为自己的那艘船已经没有了，也一直巴望到水面上观光观光。

这一时期，隐蔽的“螫刺行动”，即人们熟悉的代号为ABSCAM行动正在进行。此案最终将有几名议员被逮捕，因为他们接受了装扮阿拉伯富翁的特工的贿赂。联邦调查局为实施这一行动，用一艘轮船招待目标中的人员。这艘船名为“左手”，是中国制造的一艘白色汽艇。当时这种型号的汽艇世界上只有两三种。船上有一名全天工作的船长。

巧得很，从事这项ABSCAM行动的隐蔽特工我认识，他的隐蔽姓名是：托尼·戴维塔。我和他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的要求：如果我能借用一下气艇，让一帮老练党徒和他们的女人在海上游弋，他们将会非常感动。我问他：ABSCAM行动是不是即将破案，如果不是，可否借用一下。他说：此案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对外公开。他在行动日程表上找了一个公开接待的日子，为我们借用“左手”做出了安排。

我对那伙党徒说，我在劳得戴尔堡那里和一个女人玩在一起，她对我说，她的兄弟很有钱，还有一艘很漂亮的船。这位兄弟住在加利弗尼亚，但那艘船停泊在劳得戴尔堡的66号码头。她兄弟来的时候，她介绍了我。我们很谈得来。他让我见到了船长，并且说：欢迎我用他的船。因此，我要求借用一天。

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共有十几个人，包括勒菲蒂和116号的荷里得酒吧店里的一名招待。我们出去买了意大利冷切肉、面包、橄榄、腌渍食品以及配菜。女人们制作了三明治。冷冻箱里塞满了啤酒、红酒和苏打。东西都堆到车上，大家开往66号码头。

他们一看到船，个个都高兴得像发了疯似的，尤其是勒菲蒂，他为自己的伙伴能为大伙儿弄到船感到非常自豪。他说：“真他妈的漂亮船！多尼，你真棒，弄到这么一艘船。”大家上船的时候，一个个欢呼雀跃。

“你那位女人呢？”勒菲蒂问我，“你不是说那女人有个兄弟，她人呢？”

“她不能来。”

但是，我的确带来另外一个人。对于从事另一项破案工作的那位特工，我为了感谢他，我带了一名搞隐蔽工作的警察，让他跟这伙黑手党人混在一起。这位警察的化名是罗基。带罗基一道游玩，这样他以后在办案中若碰到歹徒还可能与他们拉上关系。

我们向海洋游弋。玩了一天，又吃又喝，大家玩得很痛快。有几个人还带了照相机，挺高兴地相互拍照。

然后我们返回，把船停在一个小码头旁边，又吃喝了一顿。大家说：“游艇这么大，真没见过！乘这样大的船，航行到巴拿马都没有问题！”

这天真是痛快。事后，我把ABSCAM行动以及船的事全都置于脑后。

勒菲蒂把他妻子露易斯带到了迈阿密。我和他们一道去雷鸟旅馆吃饭，然后观看表演。我们去得很晚，尽管我们紧催店老板，但我们还是坐到了舞台正中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因为那场子已经挤满了人。

一个喜剧演员登了台。我以为他是澳大利亚人。他开始对观众表演，对坐在靠近舞台的观众闹点玩笑一类的表演。很快，他就注意到了我们这一边。

勒菲蒂挥手要他离开，说：“别在这儿打扰我们。”

那位演员以为自己善于取笑，走到勒菲蒂面前，接二连三地说些俏皮话。

“我告诉你了，叫你拿着麦克风到那边去，”勒菲蒂边说边指着舞台的另一端。

那位演员还不肯罢休。突然间，勒菲蒂跑上舞台，从演员手里夺走麦克风，跑到了另一端，扔在地下，然后回到演员这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勒菲蒂对我说：“如果这家伙再要到我们这儿，你就上去，把他妈的从舞台上拖下来。”

那演员到了那一边，但仍然对着我们说些讥讽话。观众都以为这一切是演出的一部分。

演出结束以后，勒菲蒂对我说：“去对那家伙说说，下次表演别往我们这儿来。”

我追上了那家伙，抓住了他的胳膊。“嘿，伙计，下次你可得注意一点。我们还要进来看，你就当作我们不在这儿，当作根本不知道我们。”

“你听着，”他一面说一面挣着要走，“我一向对观众就是这样，不能因为你们不喜欢就改变我的演出。”

我随手就给他肚子一拳，打得他东倒西歪，然后把他又拉了回来。

这时候，经理已经来到了我们这里。他问：“多尼，出了什么事？”

“你看清楚了，我们尽量叫他别惹我们。”

“是啊，我也一直在对他使眼色。真对不起。”

我放了那个家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泽西那边一个老练党徒的电话，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①的一个伙计，负责解雇了那个演员，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表示歉意，并且邀请我们还到那个地方去，他当天晚上要设宴招待我们。

①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号“堵漏”。

我们去赴宴，所有费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赔礼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说。“那家伙简直是个混帐。多尼已经教训了他一顿。”

在我搞隐蔽工作的初期，隐蔽特工查克曾经办理录音机和音乐会方面的案子。现在，查克在迈阿密办理银行案子，因为有些银行为哥伦比亚和古巴顾客用瞒汇漏税法在犯毒资金上打掩护。联邦调查局立此案代号为“班克舍尔斯”。歹徒们总是寻找各种方式瞒汇漏税。查克以为，我可以把布拿诺家族的人引进来。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这件事，向他建议：我们或许可以指派一些顾客进去，参与分利。他决定，我们应该打进去，要与背后策划人相会。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见面，因为多年前，他在纽约市里曾以“作证”特工而不是隐蔽特工与勒菲蒂见过面。我们引进来尼古拉斯·J·罗尔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亚工作过，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以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扮演的是搞大买卖的自由职业者，是一切活动的总后台，各银行之间的交易都由他来总负责。

我在无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们那天在海上游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的兄弟。把一个有亲属关系的人带入伙，比单纯带一个普通人入伙，就会使我们这一伙的买卖更具有真实性。

我们接着就和尼克见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个大款。他在基·比斯凯涅酒店请我们喝酒吃饭，还向勒菲蒂介绍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为各银行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托尼和迈阿密一家银行的总裁一起工作，那位总裁是个古巴人，在他的银行里为贩毒钱财瞒汇漏税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银行里瞒汇漏税的业务与纽约取得联系。他还想走私可卡因买卖。在那个时间，你在哥伦比亚买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纽约出售大概高达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对毒品的态度是：什么中间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们自己干，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伦比亚弄到货。他说：“我在纽约不需要任何人，多尼进去干，谁也搞不清他的买卖。”弄到了钱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么使你发财，要么就使你掉脑袋，要么又发财又丢脑袋。由于我们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里的党徒，甚至还不是美国人，勒菲蒂认为值得冒险去干。

佛南德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那个古巴人、银行家，说他要与纽约来的老练党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干买卖。银行家立即表示同意，并在他的银行里安排和我们见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

我和勒菲蒂与佛南德斯来到银行家的办公室。那位银行家却要讲西班牙语，因此佛南德斯就当了翻译。我们坐下来，开始就价格等问题进行细节上的讨论，以及买卖如何实施。那位银行家突然躲躲闪闪，对于毒品买卖的事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瞒汇偷税的事。很显然，交易很难做成。对于这个家伙采取跳踢踏舞的态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这个银行家，勒菲蒂想从可卡因上赚大钱。

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那家伙为什么那么鬼。勒菲蒂是个很吓人的党徒，可能是他吓坏了对方。

其实吓坏了对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后来，佛南德斯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位银行家说：“我看多尼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个杀手的眼睛。如果在哥伦比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回头来会砍我的脑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家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说：“在党徒里，我是真正的杀手，可他却怕你。”

我们失去了在哥伦比亚的毒品联系，这对勒菲蒂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他对尼克说：“要找人同这个银行老板谈谈，对他说一说：你答应了的事怎么又反悔，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这哪里像意大利人干事的样子。”

一个隐蔽姓名叫托尼·罗西的特工，在佛罗里达设法打进赌博行业，因为那行业有可能使他接触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动了25年之久，是佛罗里达州黑手党最大的首领。他在哈瓦那开办过卡西诺赌场，一直办到卡斯特罗掌握了古巴政权。肯尼迪执政期间①，他因为同意参加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而名噪一时。

①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国第一35届总统（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杀。

罗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内为维护纪律而设的执法杀手，是个保护纸牌赌博的铁腕人物。干了几个星期以后，罗西和其督学员托尼·丹尼尔斯都认为：那种差使对于破案工作进展不够快。

托尼·坎特参与了罗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尔沃克从事“木材行动”的经验。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开夜总会。利用夜总会作为行动场所，以此来打进特拉弗坎特家族。这个行动代号叫“冷水工程”。

办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们和隐蔽特工进行联络。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杰克·凯斯、比尔·加纳和迈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们在帕斯科县的荷里得一带租了一家俱乐部，离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于繁忙的美国19号公路上。这是一幢八角形大楼，围地有5公顷，一直是一个网球俱乐部，有六个网球场，他们称为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

罗西被推为俱乐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无权从事卖酒的营业，这是私人的“饮酒俱乐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为会员。人们自己带酒，收在酒吧后面的小锁柜里，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钱。

罗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网球场的经理，几个酒吧招待员，女服务员，一名钢琴演奏员，还有一名俱乐部经理。谁也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俱乐部全部装修一番，酒吧换上新颜，窗帘、橡木桌子、带垫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焕然一新。大门上有个窥孔，门上的招牌上写着：第一流网球场属私人娱乐场所；他人不得入内：会员和客人进门要按铃。

他们开始在俱乐部的后室里搞扑克赌博，房东收5％的利。他们给帕斯科县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付钱，请他保护。他们引诱那些搞小型的贵重赃物交易、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诱进来的有几个人是干垃圾行业的，他们就提出个点子：成立一个“车夫协会”，这样会员就可以控制这一带，不准外人进来。

一些乱七八糟的党徒开始在这儿溜达，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纽约的党徒。他们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种联络，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坎特建议，我或许能把布拿诺家族的成员带进来，如同我们往日在密尔沃克所做的一样。我们说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与佛罗里达老板联络的人员允许他们在这一带活动，他对于我们这儿的兴趣如同对布拿诺成员的兴趣一样。正如我们在密尔沃克一样，我们在这儿说不定也能与特拉弗坎特举行会谈。当然，坎特不能参与这样的行动，他无论如何要回避，因为他过去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了他行动的障碍。

10月份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传下来命令：要我撤回去，结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调查局发现，密尔沃克的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已经知道，托尼·坎特是个特工，按照党徒的准则，他下一步就要把情况告诉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们眼看着就会把矛头对准我。

这个决定是总部的上层人士作出的，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们讲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基础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我乘飞机到了芝加哥，会见了迈克·鲍特肯杰克，他是“木材行动”的专案特工。我陈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里显然没有把情况传到纽约那边。我们估计，即使他最终会传过去，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方面获得情况以后，要干掉我，的确事先不一定有什么警告。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是我把坎特引了进来，这也是事实。但是我在引他进来时非常谨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作了担保。如果勒菲蒂问到我，我会说：“你看，我不是同你说过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干过一些事。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要么他10年前就是特工——还是怎么的？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也并不知道多少。”勒菲蒂会相信我说的话。再说，他也感到左右为难。当时他为了使巴里斯特艾里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亲自对巴里斯特艾里说：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还有，在“活跃气氛”那次宴会上，巴里斯特艾里曾经介绍过坎特，说坎特是来自巴尔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鲍特肯杰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还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他是纽约犯罪组织工程的协调员。不过，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抓紧工作，而且全靠电话交谈。我们说服了总部的吉米·耐尔森。他是“木材行动”的督学员，也是我早先在纽约工作的同事。

他们在总部的高层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许我继续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华盛顿那里仍然顾虑重重。从那以后，人们不时地为我的安全担心，认为我应该要撤退。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说服：我应该隐蔽干工作，我会安然无恙，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对。但是从那以后，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家族里有人打电话要会见我的时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里斯特艾里终于把情况透露过来，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儿乘飞机到了新泽西，要和亲戚们在一起度过圣诞节日。

圣诞前夕那一天，所有的党徒都四处活动，到各个交谊俱乐部去向别的党徒表示节日的祝贺。凡是你认识的人，你都同他喝一杯。我和勒菲蒂到了各个场所，包括沙沙贝拉旅店以及党徒出没的其他饭店。

圣诞前夕，我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与他及露易斯一起吃了晚饭。桌上放了一棵圣诞树，我和勒菲蒂交换了礼物：他给我两件衬衫，我也给他两件衬衫。

大约在11点的时候，我回到了泽西市，“要见一见我的女朋友。”

圣诞节那天，我回到了小意大利区，和勒菲蒂一起度过节日。我们又一次到各个旅店、娱乐场所转转。下午4点左右，他回家了，我也回到了泽西市，和家里人一起度过了节日。

圣诞节的第二夭，我们全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大家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活。

勒菲蒂终于把儿子汤米改正过来，让他改掉了吸毒的恶习。他把汤米送到了夏威夷一家康复中心。接着，他给他在富尔顿鱼市场上搞到了一份工作。汤米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还有了个孩子。

一天下午，我来到116号荷里得酒吧，勒菲蒂也在那里，满脸怒气。他告诉我，汤米的女朋友打电话对他说：汤米最近一直不回家，不给她钱买小孩子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看样子，汤米可能又犯上了吸毒的毛病。

勒菲蒂气得没法说，因为汤米没有照顾孩子。

“多尼，他说好了要到这儿来，我好同他谈谈。可他还没来。我想叫你去找他，把他妈的狠狠揍一顿。然后，你再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我不能揍他的儿子。因此，我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出了什么问题？”

“妈的就那个问题，不是对你说了嘛。”

“嗯，可我是说，是毒品，是女人，还是什么？”

“多尼，给我把他找到，耍个计策，带他到我这儿来。”

幸好，汤米这时来到了酒吧，朝我们这边走。勒菲蒂破口大骂，数落他的恶习，不照顾孩子。汤米想解释，勒菲蒂不听，只想把他儿子骂出门。

从1979年秋天到1980年2月份这一段期间，我渐渐培养了勒菲蒂对第一流网球场的兴趣。我对他说，我在皮茨堡认识的一个朋友，来到了坦帕市一带，来势很凶。来了以后就开了一爿夜总会。他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受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党徒的凌辱。我们可以乘机打入进去。勒菲蒂很感兴趣，叫我注意动向。与此同时，罗西对人们介绍我，说我是他在纽约的亲戚。

最后，我给勒菲蒂打电话，对他说：我认为，与这个家伙结伙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眼下正是宣布进去的恰当时机，免得其他人乘虚而入。

“我们从他那里能弄多少钱，多尼？”勒菲蒂问我。“我们第一趟去至少要弄到5，000美元，因为我首先要征得孙尼的同意。如果他同意，我要给他2，500美元。另外2，500美元，我给你一份利。”

“好，我去落实。”

但是我对罗西说：“托尼，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给他5，000美元，最多只能给他2，000美元。他会催要，但不用担心。”

我和罗西的关系，正如我同坎特在密尔沃克的关系一样。我是党徒的代表，他是地方商人，尽管他的作用还不像坎特那么“直接”。我要处理好勒菲蒂，或者纽约方面的其他老练党徒。

在3月份，勒菲蒂第一次来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我和罗西开车带他到坦帕市西边的塔彭斯普林斯市，市内有色彩丰富的希腊人居住区。

勒菲蒂说：“多尼，叫托尼对我说说情况。”

我叫罗西向他讲。他对勒菲蒂说到了俱乐部，赌牌室，以及不三不四的党徒出没的情况。他说，一个叫吉米·伊斯特的党徒，是卢克彻斯家族的副官，答应他在这一带搞赌博场。两个前纽约党徒，名叫约-约·弗塔佩里和吉米·阿瓜弗里达，给俱乐部帮了点忙，说他们和大人物有联系，正在设法成立垃圾工的垄断组织。

“我对那帮党徒很厌恶，”罗西说。“他们谈自己是纽约的党徒，可是什么也拿不上来。我想干些事——可能还要在奥兰多那边干，因为我在那边买通了一名地方检查官。可是，我不想让这些家伙缠着我，因为他们搞不出什么名堂。”

“还有没有人在俱乐部投资？”勒菲蒂问。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钱。”

“没人合伙？”

“没有伙伴，就我自个儿。”

勒菲蒂说：“既然没有别人投资，你又没有伙伴，这就是说，我和你可以合伙。如果有什么人问你，你就说，我在俱乐部里投资了15，000美元。”

党徒之间的章法是：一旦某个党徒在俱乐部或是别的行业里投了资，他就是伙伴，别的党徒就不能挤进去，因为他要从别的党徒那里获利。因此，你和党徒合了伙，你就得到了保护，也就是说，你花钱买了“平安”。

我们回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坐在后面的罗西的圆桌旁。女招待员根本不知道那桌子旁坐着什么人，除非要她们进来。室后有落地窗，通向后面的网球场。罗西指了指阿瓜弗里达，他坐在酒吧里。

勒菲蒂说：“托尼，你去告诉他，叫他见一见你的要好朋友勒菲蒂，是纽约市的老练党徒。”

罗西把阿瓜弗里达带到桌旁，把他作了介绍。他看样子像个硬汉，可是坐在勒菲蒂的对面脸都变了色，显得很紧张。阿瓜弗里达说：他认识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及那一伙人中其他几个党徒，他正在搞一种“车夫协会”。

勒菲蒂说：“我在这儿要待几天，看看我这儿的老朋友托尼，我的伙伴。我刚刚给俱乐部投进了一些钱。这情况托尼可以告诉你。我不时地要到这儿来看一看，保证这里一切平安无事。在迈阿密——劳得戴尔这一带，我有16个弟兄，他们也会照管这儿。这里一旦出什么事，有人会和我在纽约联系。”

阿瓜弗里达毕恭毕敬点点头，回到了酒吧里。

约-约在门口值班。门上有窥孔，还有进门时按的门铃。勒菲蒂要罗西把约-约叫过来。

我最初几次到这儿时，就知道约-约很想对俱乐部尽快采取什么行动。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不痛快，因为我和俱乐部有联系，可能影响他的计划。

经过介绍以后，约-约说：他在纽约有个表亲，最近成了卢克彻斯家族的入盟成员。这位表亲下个星期要到俱乐部来，对这儿作一番了解。

勒菲蒂心平气和地说：“既然我是托尼的伙伴，你的表亲就没有理由到这儿来，除非他是来度假。如果他要就这儿的俱乐部有什么话要说，他可以和我联系。我就在玛迪森大街或桑树街。只要问一声勒菲蒂就行了，那里个个都知道我。”

弗塔佩里点点头，回到了门口。

“现在，谁也不会干扰你了，”勒菲蒂对罗西说。然后他对我说：“好吧，多尼，现在我们谈一谈钱的事吧，问问托尼，他打算给我多少？”

我正要问托尼，可勒菲蒂马上就说：“不，多尼，带他到外面谈去。”

我们走过了落地窗。

“这究竟是干什么？”罗西问。

“这就是他们干事的诺，”我解释说：勒菲蒂同大多数党徒一样，这就是他的思想方法。他要是听不到谈论抢劫、谈论搞什么阴谋的时候，他不会打破这一套规矩。“关于钱的事，我们得坚持我们的，我把你答应的数字告诉他。他听了会多要的，我们再到外面来商量。但是，我们不能他要多少就给多少。坚持2，000块这个数，不管他怎么说。”

我们回到桌旁坐了下来，罗西正好坐在勒菲蒂的对面。我说：“勒菲蒂，我知道我曾对你说过，他打算给你5，000块钱，可是他现在只有2，000块。”

“多尼，我对孙尼说过是5，000块，我要和他一起平分。我约了这里的人，叫他们关照这里的形势。我拿了钱，还要给这些人意思意思。你同他谈谈。”

“勒菲蒂，他说他一共只有2，000块。可能在你离开这儿时再拿1，000块出来。”

“多尼，你问问托尼，他一个星期能弄多少钱，我作为他的伙伴，他肯给我多少？”

我们来到外面。我们无论怎么说，托尼一个星期弄多少钱，勒菲蒂反正是要一半。我们不想给他太多，也不能给他太少。最终在法庭上审案的时候，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在拿国家的钱往这些党徒身上撒。但我们给的钱数要使他保持兴趣。诱惑人的东西是钱。你要表明：这个交易能吸引人，俱乐部在赚钱上有很大的潜力。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我认为勒菲蒂会把孙尼·布拉克引进来，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我们待在外面倒很痛快，待到讨论这个问题所需的那么长时间才进去。

在桌旁坐下来以后，我说：“勒菲蒂，他说一个星期能弄到500块，说每星期给你250块。”

“那好，对他说，我每星期收250块，他每个星期三给我汇去，我星期五就能收到，加上这次要给的2，000块，还有我临走时的1，000块。”

我重复了这些话，算是合了伙，谈话也就显得自然了。勒菲蒂对罗西说：“现在你高枕无忧了。”他说要和“对路的人”联系一下，为罗西扫清道路，使他能把买卖扩大到奥兰多以及佛罗里达的其他地方。他想了解俱乐部在赌牌上能弄多少钱。

罗西说：“赌博的业务我们才开始。上一次赌场净收247块钱。”

“不，不，那算不了什么。你们要干的是，一次赌注限额是20块，三次加叫，这样一个晚上就能收个千儿八百的。因此，这笔营业要干下去。”

勒菲蒂还想把俱乐部的外围扩大：搞一个像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4个短网拍墙球场，15个更衣室，另外还要搞许多风景游乐场所。

“找个建筑设计师来，”勒菲蒂说，“叫他造个计划。打电话找一个来。”

“明天一早就办，”罗西说，因为此时已是夜里2点。

“不，现在就办。翻翻黄页簿①，找家庭号码。对他说，你叫托尼，是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老板。他会知道你。对他说，你招待他吃牛排，还给他100块钱，他马上就会来。”

①　黄页簿（the Yellow Pages）：专载公司、厂商等电话用户的名称及号码，按行业划分排列，并附有分类广告。

我说：“勒菲蒂，我们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交道，在坦帕市一带开展经营，你看有没有问题？”

“这用不着担心的。你们只管集中心思，好好搞业务就是了。”

我和勒菲蒂回到19号公路上西堤希提旅馆的房间里，他为没有得到5，000块钱还在抱怨。

我说：“勒菲蒂，事情刚刚开头，别对人家逼得太紧，我们的事情还顺顺当当地进展嘛。”

“对。不过，多尼，如果孙尼到这儿来要说上什么，你可一定要把我拿了多少如实告诉他啊，因为我可不要使他以为我在克扣他的钱。”

“我会为你说话的。”

他在房间拨了个电话号码。“是孙尼吗？这里一切都很好，我对这里情况很满意。”

勒菲蒂回到了纽约。一个星期以后，即复活节后的第一天，孙尼派他回来传达一份正式合伙协议。协议签定的日期比实际生效要早一个月，杜绝了别的家族的任何非难。协议重申：他们是一半对一半的伙伴关系；第二位伙伴向俱乐部投资了15，000美元。他们去了公证处。罗西签名是：“E·安托尼·罗西”。勒菲蒂的签名是：“托玛斯·斯巴诺”，是他儿子的名宇。

勒菲蒂打电话给自己在迈阿密那里一个手下人叫约米·斯巴格提，叫他开车到荷里得一带去看看，以防我和勒菲蒂到了纽约以后，罗西与人发生纠纷的时候，约米·斯巴格提可以从迈阿密那里赶去解决问题。

那天下午，约米·斯巴格提去了那儿。他生得虎背熊腰，身高约6英尺，体重220磅，满头银发。他曾在纽约的码头上工作过，后来伤了背，开始拿工伤补偿费，搬到了迈阿密，继续为家族干活。勒菲蒂叫罗西给斯巴格提40美元，作为他从迈阿密跑一趟的汽油费。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坦帕市郊的得比巷那家赛狗场。罗西给了勒菲蒂一周的薪水250块钱，加上最近赌牌场上的200块，他全输在赛狗场上。

第二天早上，在旅店的咖啡馆里，勒菲蒂说：“我应该同罗西谈谈，原来要给的5，000块钱，还有一部分没给。对他说，他要平平安安地营业，还得再给2，000块。对他说，多尼，如果不是因为你与这事有关，而你又是我的伙伴，他没拿出5，000块钱，我本来就摆手不干的。我还要另外2，000块，和原来的钱凑在一起带到纽约去，多尼。”

那天晚上，我和罗西讨论了这件事，认为这事值得：勒菲蒂让孙尼有兴趣，我们可以和孙尼·布拉克与桑多·特拉弗坎特联系上，再给他2，000块钱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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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

我们渐渐扎下根来，使自己、使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成为当地隐蔽工作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罗西带我到各处走走，让人们知道：我是他在纽约的朋友。我也要尽快向纽约和佛罗里达人表明一下我的身份，这样我开展工作就有了自由。

他带我来到一家叫做乔·彼特的河舟饭店。乔·彼特以前是纽约人，是个不三不四的党徒，对自己的联络关系、饭店的意大利食品自吹自擂。他还开办了一家赌场。

我们在饭店正在吃饭，就见乔·彼特从酒吧里走了过来。“托尼，你好，见到你很高兴。”

罗西说：“乔，希望你见见多尼，他是我的新伙伴，是从纽约来的。”

“啊，是吗？”乔·彼特说。他立即摆出一副“你认识我也认识”的架势。

我得了感冒，嗓子有点哑。我和罗西继续吃饭。

乔·彼特说：“嗨，多尼，你嗓子不大好。”

“是不大好，可能与吃你的东西有关。”

“这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嗓子好好的，吃了你这儿的不知什么鬼东西嗓子就不好了。我感到这食物太恶心。”

他极为生气，“你怎么这样说话？”

“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这混帐的饭菜，我吃了就恶心死了。”

他站起来。“你要死，怕是死于其他东西啊。”

“不对，就是与你的饭菜有关。”

这一闹使我们有了名气。从这以后，我们的隐蔽工作中出现了毒品交易、赃货交易以及各种联络。

约-约·弗塔佩里和吉米·阿瓜弗里达正在教罗西怎么样吸收和保留“车夫协会”会员的方法。

阿瓜弗里达说：“你要用点儿强制手段，如果你揍他一顿，吓唬吓唬他，让他对你有个印象，就是他妈的脑袋瓜子有个痕迹，你吓唬他，他就不敢不留下来。”

罗西说，他认为，在这一带的垃圾工当中，有些人你采取吓唬政策未必行得通。

阿瓜弗里达坚持说：“你弄到一辆非法垃圾车，让这车与不是会员的垃圾工竞争，如果你发现了某个人你不喜欢，就把他从协会中踢出去，紧追不放，直到把他撵出这一行当。”

勒菲蒂从纽约打来了电话。他说：孙尼对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事进展非常高兴。对于建筑设计师制定的扩充场地的设计他也很喜欢。他对俱乐部的前景感到高兴，决定在4月6日要亲自来这儿看一看。

与孙尼·布拉克相会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其意义超过对密尔沃克的巴里斯特艾里的挑战。我现在名声更大。在别人看来我更有经验、更能负责事务，即使犯点错误也可以原谅。我的骗局不仅越干越大，而且越干越好。我需要更多的保护层，要树立信心，能对付这种场面。孙尼是纽约一个很重要的副官，大家都认为他有非同寻常的铁腕，诡计多端。他的能耐甚至超过了一个黑手党的山头大王。

勒菲蒂为我作过担保，孙尼肯定在桑树街上对我作了调查了解。而且，他还要当面看看才会相信。如果我不能使孙尼·布拉克相信我就是我，不能给人有个恰当的印象，不能打消他的任何疑虑，那整个审案工作就会突然卡了壳。如果我处理得很恰当，我就有可能越过勒菲蒂或其他人，而直接同他打交道，如同我以往同迈克·沙贝拉打交道一样。

我和罗西在机场迎接了他们一行；勒菲蒂、孙尼以及孙尼的女朋友朱迪。我和勒菲蒂握手、拥抱。勒菲蒂说：“孙尼，这是多尼。”我和孙尼相互接吻。我说：“孙尼，这是托尼，我的朋友。托尼，这是孙尼。”孙尼和罗西握了手。

我们带他们到坦帕市的马尼奥饭店吃饭，饭后就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

孙尼四十七八岁的光景，身高5英尺7，体重约170磅，胸膛宽，胳膊有力，长得很结实。右臂上有纹身黑豹，皮肤黝黑，头发染得乌亮——因此，乌亮头发就成了他的浑名。脸上多肉，眼下有道道圈环，随着他情绪的变化，那样子看上去要么是疲惫，要么是暗藏杀机。当他黑乎乎的目光盯住了你，那要么是生气，要么是向你下命令，任何人见了都怕。残酷的事到了他手里更残酷，他从不手软。但是，在和勒菲蒂相比之下，孙尼有一种闲适的风度。他处处表现出自信，有控制力，有权威，但不是自高自大。他比迈克·沙贝拉年轻，目光更敏锐，更凶狠，能观察一切。他说话处处很注意。在个人忠心方面，他很有声望，你要是惹恼了他，他一时三刻就能干掉你。

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各处看了看以后，孙尼撇开了其他人，把我单独拉到一张桌子旁。

“多尼，我来这儿以前，做了一些了解工作，和商业区那边熟悉你的人谈过话，他们都说你好。勒菲蒂也说你好。他们对我说，你是个汉子。你搞买卖，从不多嘴，不打扰别人，遇事从不大吵大闹。你很会挣钱，没有浮华习气。我很喜欢。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直接向我报告，不用向勒菲蒂报告。”

“我非常荣幸。”

“你在这儿想干些什么？”

“搞点赌博登记业务，放放高利贷。”

“好，我在纽约的那些人会支持你。你要不要我派个人来，帮你搞放高利贷的业务？”

“我看不需要。我已经有了个朋友，他叫契柯。我让他照料这里的事务。我很信任他。”“契柯”是个隐蔽特工，我们让他总理俱乐部的工作，这样，一旦我们有必要，我和罗西就可以随时往返纽约。

“搞高利贷业务要多少钱？”

“大概25，000块。”

“这儿的利息是多少？”

这个利息指的是放高利贷的利息。“托尼说，4％或5％，视顾客和贷款的数目而定。另外，我们还想把这个业务发展到奥兰多一带。”

“我们这儿一旦什么都有了头绪，我们就可以向奥兰多扩展。奥兰多那里我有人办理这事。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俱乐部的铺陈都使我感到高兴。这儿好像能赚大钱。多尼，记住：我们大家都能搞钱。在朋友中间开展业务，一切都要有利同享，不能彼此欺骗。纽约那里有大队人马作我们的后盾。只要我们办事规矩，行为得体，谁也动不了我们。”

孙尼要我直接向他报告——这个要求使我陷入为难的境地。如果我真是个党徒，我本会摇身一变，攀上个副官，节节往上爬。可是，作为一名特工，我不能损害案件的进程。如果勒菲蒂动了怒，他可以一下子让整个俱乐部砸了锅。一方面，我不能显露出不听孙尼的话；另一方面，我还要忠于勒菲蒂。孙尼对我提出的要求，我要在勒菲蒂知道以前就要告诉他。我对他说时要以这样的方式：我讲的内容要是传到了孙尼那里，我要得到保护。孙尼无论听到我说些什么，其中一定要包括这样的内容：我是一个服从命令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第一件事就是和勒菲蒂坐下来，把孙尼说的话告诉了他。我说：“我可仍然忠实于你。我和孙尼不论干什么事，我还得听你的，因为我和你一开始就在一起。”

“听你说的真叫我感到高兴，”勒菲蒂说，“他这个家伙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竟然想到要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他没有这个权利对你提这样的要求。”

第二天，我们都在塔希提的游泳池那里闲躺着，孙尼继续在鼓劲。他提出建议：搞赌博登记业务，搞高利贷，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用一辆咖啡车，运输到建设工地。开车的就可以直接下车营业。他希望我们搞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这是一场大众化的活动，赌博活动筹集的款子用于慈善事业。

“我们一旦搞了拉斯维加斯之夜，”孙尼说，“那么那些钱就成了我们的。谁也弄不走。着手联系一下。我要从纽约那里派车派货过来。”

我是喜欢看书报的，尤其是我干这样的工作，我更是喜欢看报纸。我一有空闲就看报纸，不管什么报都看。伙伴们常常说：“把报纸递给多尼，让他坐到拐角上，成天乐呵呵地看报。”

可是，我不完全是为了看报而看报。看报是一种很好的掩饰。我看《纽约邮报》、《纽约时报》或《纽约每日新闻》，从首页看到末页，我是在听他们的谈话。我样子像是在看报纸，耳听他们谈话也不显眼。

每当我离开纽约，无论是在密尔沃克还是加利弗尼亚或是佛罗里达，勒菲蒂总要给我带来当天的《纽约邮报》和《纽约每日新闻》，从来不会忘记。他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报纸递给我。

有一次，我在坦帕机场接他，在乘车回旅馆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有什么东西没有给我。“勒菲蒂，我的报纸搞到哪儿去了？”

“你简直他妈的不相信遇上了什么事，多尼。我坐在飞机上看《每日新闻》，边上坐了个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什么意思？”

“就那种头上扎毛巾的那帮子人。”

“啊，你说的不是指美国的印第安人，你是指一个从印度来的家伙。”

“反正他妈的印度人，我也搞不清。他头上扎个大毛巾。管他哪儿来的，是个印度人。”

“报纸呢？”

“我正在看报，看到一篇关于台德·肯尼迪的评论文章，那家伙一直凑到报纸跟前，看着报纸。他说：‘你对台德·肯尼迪有什么看法？’我没理他。他连英语都不会说，说得结结巴巴的。他又问了我一声。我说：‘嘿，莫名其妙，谁认得你呀？我对台德·肯尼迪有什么看法，他妈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看完了新闻报就放下来，开始看邮报。多尼，那家伙就拿报纸，一页一页地翻《每日新闻》。我把邮报放下时，他又拿着看。这种扎头巾的人摸过的报纸，我就不想拿来给你。”

“那种报纸有900万人看呢，勒菲蒂。”

“多尼，这种印度人真是说不清楚，他可能有什么病。我不想让你接触他已接触过的报纸。那些报纸，我他妈的全扔在飞机上了。”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勒菲蒂都要罗西会钞。他还常常带客人吃饭，罗西也得为他们付帐。罗西到商店买刮胡子用的东西，勒菲蒂总要跟他一道，货车上装着他买的游泳用品，卫生纸、香皂一类的东西。罗西也要为他付款。

这一天是勒菲蒂的生日。每当有生日或圣诞节来临，你总要和你熟悉的党徒交换礼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这一天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连祝你生日快乐的话也没有说，就让他心里不安。

这一整天，他不停地问我：“多尼，你忘了今天有什么事吧？今天好像有什么事吧？”

“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事。一切都是好好的嘛。”

这天晚上到了10点钟的时候，我和他还有罗西一起坐在俱乐部的圆桌旁。勒菲蒂闷闷不乐的样子。我说：“勒菲蒂，我忘了呀！今天是你的生日！”

“嘿，这就对了，”他咧着嘴笑。

我欠着身子，吻了他，还递给了他一只信封，里面用薄绸布包着7颗钻石，都是联邦调查局没收的东西。“我和托尼送你的，祝你生日快乐！”

他打开一看。“啊，多尼，你这么做干什么，多么贵重的礼品！我要给一颗给我妻子，每个女儿给一颗，每个孙子都给一颗。”

“啊，哟，”他热烈地拥抱我，又吻我。“托尼打算给我什么礼物啦？”

罗西就坐在那里。

我说：“这些钻石是我们两人送的。”

“多尼，我真是高兴，这真是最好的礼物，我正是因为这个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但是像这样的时刻完全——托尼怎么样，他忘了吗？”

“勒菲蒂，我们俩送你这些礼品。”

“托尼打算送我什么吗？”

到后来，罗西只好起身，走进办公室，把三张100美元的钞票装进一只信封里。他回来时交给了勒菲蒂，说：“勒菲蒂，祝你生日快乐。”

“啊，托尼，你何必这样啦。你本可以和多尼俩合伙送我这些钻石，这就足够了嘛。”

我们决定在5月9日，星期五，举行第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孙尼送来了赌台上的轮盘，21点牌桌，纸牌，骰子，等等，是通过空中货运队运过来的。货单上发货人的姓名和地址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格拉汉姆大道415号意大利退伍军人俱乐部丹尼·曼佐”。我们签了字，宣布活动的收入将赠送给意大利——美国战争退伍军人俱乐部。

帕斯科县治安办公室的治安副官约瑟夫·唐纳韦来到俱乐部，他经常来访。像往常一样，他没有穿制服。他是在下午俱乐部停止开放的时间来访的。唐纳韦六十一二岁左右，喜欢吹嘘自己，说他在纽约市当了16年的警察，可对此事我们从来也未能证实。

罗西对他说，我们计划举行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唐纳韦向他担保，他将把一切事情都管理好。罗西问他：如果有副官来了，能不能把他拒之门外，因为这是私人俱乐部？唐纳韦说：不能把副官拒绝在门外，但是，未经授权，任何锁上的房间不能检查。唐纳韦说，在拉斯维加斯之夜他愿意值勤，以保证不出现任何麻烦。

罗西对他的来访给了他200美元。

我们把俱乐部布置成一间娱乐室，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摆了一张长桌子，免费提供自助餐——有冷切肉、色拉等。孙尼和勒菲蒂一道赶来，孙尼还带来几个专业人员负责活动安排。第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大概有200人参加。罗西已经给警察唐纳韦400块钱，以保证我们的活动不受到干扰。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却有两个奸商在作难管理一场双骰子赌博戏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们从迈阿密那里请来了几位老职员，管理各个赌桌。这些人对管理街道娱乐场所很内行，但是对于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双骰子赌博的复杂性还并不熟悉。因此，这两个赌客企图对这位老职员进行威胁。他叫瑞基。

瑞基过来找我，说：“多尼，这两个家伙合伙，在赌桌上捣乱。说实在的，我本来以为我能管理好这种赌博，其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太滑，我照应不过来，而且我知道他们在作弊。”

我走过去看一看。我知道这两个家伙是希腊人，是有名的赌徒。我看出来，他们叫出来的赌注其实并没有如实拿出来，还在威胁瑞基。我只好出面了。

我跨步来到这两个家伙的前面，说话的声音让整个俱乐部的人都能听到。另外，我看到孙尼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他这是第一次看我在行动。

“你们俩想在这儿搞欺骗行为，”我说，“这是一种正当的娱乐，要玩得光明正大。现在，我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这儿威胁人，破坏我们的娱乐活动。如果你们再要捣乱，我就亲自把你们撵出去，出门前，我要把你们口袋的钱全部没收。”

“啊，是，是，我们不会再搞什么……正好碰上了好运气……规规矩矩玩。”

“你们可以在这张桌子上玩。我无论在俱乐部什么地方，我都要监视你们。”

他们待在那里。早先我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他们已经从桌上盗走了2，000块钱。现在，瑞基又回到了他们那里，把一切又都理得很顺当。

我们的活动进行了一整夜。孙尼很高兴，因为他对这里参加的人数和活动本身都感到满意，临走时还得到了几千块钱。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相见。孙尼说，我们应该和别的俱乐部的主人打交道，把拉斯维加斯之夜的活动在别的俱乐部也搞起来。他们可以搞些酒类出售，活动所得的钱他们也可以留一点。

孙尼要我们尽量多干一些事。他问我在这一带有没有可卡因和大麻一类的联络关系，因为他想扩大经济来源。我说：“过去我在迈阿密有些联系。可是，最近和毒品一点儿交道也没打。两三个月前，一公斤还弄到48，000美元，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行情，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上原来的那些伙伴。”

他说，在奥兰多他手下有个人叫鲍比，有汽车运输毒品到纽约。他要我们密切注意下列物品的销路：胶合板、油漆以及他能弄到的伪装标牌的牛仔裤。他叫我打听一下好不好找到一个搞彩票营业的工作，如果这个主意不错，他就可以从纽约派人来干这个营业。

我说：“我已经有了足球季节的赌博登记营业。”

“我打算同勒斯蒂谈谈，可不可以在这儿投资一点家族的钱，”孙尼说，“勒斯蒂对你在这儿的工作情况很了解。我想带史蒂夫到这儿来看一看，因为他在管理家族的钱。这事儿大概还要待一两个星期才能落实。你只要付1.5％的利息就行了。”

“斯蒂夫·斯蒂夫·比夫·坎农”①是布拿诺家族的顾问官，我当然很想有机会见见他。

①　斯蒂夫·比夫（Steve Beef）：即史蒂夫·牛肉，代号。

孙尼说，他在纽约有一笔交易。他要为一批半宝石投入40万美元，但可挣得100万。“那家伙拥有几家工厂，生产这批货物。他可能把这批货给我。他答应给我一批货，可是没有完全兑现。我就烧掉他一个工厂。他给我货时要是再欺骗我一次，我就再搞掉他一家工厂。”

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勒菲蒂怎么样？他和罗西之间有些不和。”

在拉斯维加斯之夜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都到外面就餐。勒菲蒂邀请了俱乐部的一些女招待。他要了几瓶高档酒，要罗西付款。孙尼对此有点不高兴，但不想在吃饭的时候说些什么，因为他不想在老百姓面前让一名老练党徒感到难堪。另外，他也想先了解一下事实情况。

可是，我话说得非常谨慎。每当我处在党徒之间的局面之中，我总感到战战兢兢。我不想得罪或侮辱任何人，因为我要使案件工作顺利进行下去。我在行动中要像个可靠的老练党徒。现在，一个副官问的是自己手下最高层次的一个老练党徒的情况，我不想使他有这样的印象：我一下子就揭一个党徒的底。另一方面，勒菲蒂老是敲诈罗西的钱，我现在可以有个钳制他的机会。

“是这样的，孙尼。罗西常常在我面前抱怨，勒菲蒂压他花钱太多了。每个星期给他250块，罗西倒不在乎。可是其他方面像吃饭、外面跑等方面太多了。”

“告诉罗西，除了给勒菲蒂250块以外，他不要再给勒菲蒂什么钱。你说，他只对我负责。”

“好，我就这么对他说。”

我什么话也没有同勒菲蒂说。如果我和罗西是真正的党徒，我就会认真贯彻孙尼的指示。可是我在这儿是要摸线索，不想让勒菲蒂把罗西打倒，因为他要那么干很容易，只要在孙尼面前造几句罗西的谣言就行了。他可以对我说：“他不想给我多一些钱？那好哇，我只要告诉孙尼如此这般，罗西就完了。”另外，我也不能对孙尼的指示显得不闻不问。我和罗西只是摆出一副样子，好像勒菲蒂不再多要钱了。

在荷里得旅馆里，与孙尼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约翰·布比·塞拉萨尼”，是从纽约来的。自从1979年以来，我就认识布比，因为他常常和勒菲蒂待在一起。他比孙尼个子高些，瘦些，太阳穴两边光秃无毛发，一副老鹰一般的面孔。他说话不多，很精明，喜欢下棋。他心地卑劣，守口如瓶，是个难以捉摸的家伙。如果你和他交谈起来，他也没什么。孙尼的亲信不多，但非常信任布比，因为孙尼叫他干什么他都能干，其中包括为孙尼注意背后动向。孙尼说：“那倒是，我信任布比。”

孙尼从纽约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懂得绘画方面的知识。我说我不懂。他说：他们在布鲁克林盗窃一家仓库，伊朗国王在那里珍藏着各种各样的名贵艺术品，他需要有个人立即转手倒卖。

“契柯有这方面的人，”我说。孙尼见过契柯，就是总管俱乐部的特工。“我待会儿问问他，看他是不是对这事有兴趣，然后我再给你回话。”

伊朗国王因为被驱出伊朗，又生了病，所以最近报纸上常常报道他的消息。我们在查找有没有这次盗窃方面的新闻报道，但是没有找到。

我给孙尼回话说：契柯对此事很感兴趣，但是一两天内还不能赶到那里。孙尼等不及了。他对艺术品方面的买卖一窍不通，但又不想把事情老摆在那里。我们也不想让他以为：我们迫不急待要干，契柯好像闲着似的。孙尼说，他只好等待。

契何从芝加哥那里找到了另一名特工，让他扮成秘密的艺术品交易人。他们飞往纽约。

孙尼在拉瓜迪亚机场迎接了他们。车子急速转了几个弯，以甩掉可能的跟踪，然后到了斯塔藤岛，偷盗的艺术品就藏在岛上。艺术品看上去很感人——盘子，黄金纪念品，美丽的画。契柯把宝丽来一次成像的所有照片都拿了，说有必要研究这些照片，看看它们的“出处”——证实真伪。

又过了几天，仍然看不到关于盗窃的报道。契柯传话给孙尼：他找的人一时还找不到买主。孙尼开始卖了几样东西。我们一筹莫展。联邦调查局如果抓住这些货物，就一定会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

孙尼到了佛罗里达，想找些联络，以便有可能把情况介绍给特拉弗坎特。

我和罗西与孙尼在塔希提那儿的咖啡馆里吃早饭。孙尼提到了国王艺术品的事。

他说：“我们弄到了10万块钱，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东西被偷这件事。”

当时，他们正设法盗窃国王妹妹拥有的那幢市区住宅，地点在比克曼街道，是曼哈顿最豪华的住宅区之一。他们有个人在注意保安人员的动向。孙尼在汽车里等待着，其他几个人上楼行动。他听到了枪声就跑了。

他回到布鲁克林自己的俱乐部。很快，那一伙盗贼也回来了。其中有一个家伙当时自己朝手上开了一枪。他们和一名卫兵混战起来，偷盗的事也就全告了吹。孙尼把那个家伙送到附近他们靠得住的医生那里，接着给了他500美元叫他隐匿几个星期。

孙尼说：“妈的，接近10亿美元，未捞到手，真是连提也不想提了。”

但是，希望不是没有。那位国王，这时待在埃及，身患重病，很快就要死。一旦他死了，孙尼就要我们迅速赶到纽约，因为他想再次袭击那幢仓库。

“朋友，你立刻就过来，乘喷气飞机，高速的。一旦有消息从埃及传出来，我们就把他的东西全部弄到。”孙尼说。

可是，几个星期以后，那个国王死了，布比打电话对我说：整个事情暂缓下来。

长期当着费城老板的安奇洛·布鲁诺被人击毙，这是一年内发生的第二次干掉大老板的事件。他当时坐在车里，突然有人对他耳后开了枪。我就此事问到了勒菲蒂。

“布鲁诺想独吞大西洋城，”他说。“他已经占有了卡西诺赌场的全部，可他还想占有所有的赌场。你哪儿能独吞大西洋城呢。甘比诺家族的成员在那儿有利益，特拉弗坎特也有。他把佛罗里达的一部分给布鲁诺作为对大西洋城一部分的交换。我们在那边有利益。你瞧，你和别人干事，你要分一点给别人。特别是和家族的人干事，多尼，你要和他们共享。我们家族里，‘气垫’被干掉了，就因为他干的毒品买卖不让家族里其他人沾点儿边。”

“那么干对吗？”

“啊，当心，多尼。他们既然连老板都能干掉，想干谁，谁就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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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冷水工程

联邦调查局对桑多·特拉弗坎特已经监视了一段时间。把布拿诺家族成员和特拉弗坎特联在一起，这个形势的前景如何，“冷水工程”将继续进行监视，并且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增加电子器件。俱乐部里暗设的摄像机可以监控办公室以及罗西的主室里的私用圆桌。圆桌上的吊灯以及电话里都装置着窃听器。罗西汽车的车箱里装有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

我住到了荷里得公园公寓大楼，横过19号公路那边就是俱乐部。公寓楼4层，我住2层的一个单室房间。罗西也住在这层楼的一个房间。我从卧室的窗户上就可以看到俱乐部，我的电话上设有录音装置。早先在黑手党的隐蔽工作中，无论是在密尔沃克还是在佛罗里达，如果想把电话中的谈话录音，我就用一个简单的吸杯麦克风和常规的磁带录音机，吸杯麦克风就附在电话听筒上。现在我有了寓所，房间里会有客人来，因此就不好随便摆录音装置。录音机藏在墙壁里，电线直接接通在电话线上。

有时候，我或者罗西要戴上“线路”，要么带的是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要么是T-4发射机。

我用的是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6英寸长，4英寸宽，4分之3英寸厚度。使用的是三个小时磁带。机子只能录音，没有回放装置。麦克风大小像一支铅笔顶端的橡皮，线路较长，这样可以藏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录音机有开关装置。使用前，可以试用一下，看看磁带是否转动。由于没有回放或取带装置，因此不能作录音试用。

T-4发射机大小相当于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的一半；3又2分之1英寸长，2英寸宽，4分之1英寸厚。发射机本身有录音装置，播出声音，待在附近的监听特工可以听、可以录。机子没有开关装置，但有一根很灵活的小天线。天线一两英寸长，线的尖端上有个很小的球状物，那就是麦克风。旋转天线的时候，发射机就打开了，新电池可以连用大约4个小时。使用前，可以对发射机进行试用，让一名监听特工拿起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你发出的信号。但是，对于拿格拉牌录音机，你一旦不在监视，就无法知道录音机是否还在工作。

拿格拉牌录音机的优点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无需要特工配合。发射机的优点是：体积小，隐藏方便；使用时，附近有监听特工直接收到发射机的信号。使用发射机时，如果情况不妙，或隐蔽特工陷入危险之中，别的特工立即可以赶到现场。而使用拿格拉牌录音机时，遇到麻烦别人都不知道。

带着拿格拉录音机，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而在城市里，发射机的播送大概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如同大气层和车辆行驶一样，钢筋建筑也同样影响传播。监听工作人员要么和你失去了联系，要么收不到你的信号。T-4发射机的危险性在于：播出的声音可能被电视机接收而播放出来。你在房间里坐着和几个老练党徒谈话，电视机突然会把谈话向你播送出来。这样，个个都知道有人身上带了无线电装置。

无论你是用录音机还是发射机，你都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窃听装置，一旦被逮住，通常要被处死。另外，机器并不总是正常运转。电视上看到的窃听好像很容易，只要把身上的装置打开进门就能把有关的谈话录下来。事实上，你用的装置尽管说是技术完美或接近完美，可一旦使用起来并非那么完全奏效。当你设法使用小型东西的时候，效果上总要受到一点损害。

我们隐蔽特工并不总是配有这种高级的秘密技术装置。这是一种终极的措施，间谍可能都采用。我们在破案中使用的电子装置所录下的东西，最终在法庭上作证时还要一五一十地重新显露出来。间谍不用走上法庭，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不需要再现。政府并不想把要保密的电子装置给隐蔽特工使用，因为他办的案子要诉诸法庭。

这些电子装置录音性能灵敏，这就是说，不管什么声音全部都能录下来。藏在身上的装置连你的打嗝声、衣服摆动的声音、房间里或附近的任何别的声音，如谈话声、脚步声、搬动椅子声、收音机声、电视声、空调声以及大街上的嘈杂声，等等，全都能录下来。由于党徒们心里多疑，以为到处都安装了窃听装置，因此，他们无论是在旅馆房间里、汽车里，或是在任何地方，总要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以便掩盖谈话声。

还有，即使其他方面都很顺当，你可不能要别人在谈话中按照你的要求谈论你想知道的话题。我们在使用录音机或发射机所遵循的原则是：你一旦打开了窃听装置，你就让它一直开着，录下谈话的全过程。无论是通过电话、或是在现场、或是由监听传输的特工所录的音都是作为证据。所录的谈话内容是无关的或是包括了无关的部分，这都不要紧；整个录音都要交给法庭。只有谈话中有关的部分才可能用来作为证据，而整个谈话内容辩护律师都可以用，以免他们声称：我们在现场录音的时候，企图歪曲谈话内容，作了不公正的选择。

在赶到现场以前，你就要把录音机或发射机打开。可是，你想要听的谈话说不定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听到。这时磁带录完了，电池也用光了。

许多情况你都难以控制。你不能在现场测试音量的高低；不能为了录音对谈话的人按照你的心愿作出安排；你不能要求谈话的人把声音说大一些；对于混淆谈话内容的其他杂音，你无法控制。还有可能，谈话中一谈谈了几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以后，才进入你想要听的实质内容。到谈话的最后阶段你才听到你想要听的一切。等到调查局放录音带的时候，你只录下了一部分内容，甚至毫无所获，等到磁带放完了你才知道。对于所录的音你不能重新调整，不能跑回去对歹徒说：“昨天的谈话内容你还记得吗？我们再谈一遍。这次谈话不在原来那间房子进行，因为那建筑物钢筋太厚……我们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快，因为正在录音的车子已渐渐失去了目标。”你也不能对他说：“我们的谈话再重复一次吧，因为上一次的电池失效了，或心轴用坏了，要么是磁带出了故障。”

这一类的事常常使我感到精神上的负担，也比其他隐蔽工作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

我不喜欢带窃听装置。隐藏东西很困难。我和那些党徒混得很熟，我们在一起总不离那种习惯性的拥抱和接吻。赛马场上，摔跤场上我们常去。我和那些党徒白天黑夜混在一起，和勒菲蒂在一起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不分离。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在房间里换衣；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游泳裤坐在池边。

到了确实要用录音机或发射机的时候，我从来不带在身上。我只带过一次，那是在1975年，刚刚开始对重型装备盗窃团伙进行破案的时候。我带的是拿格拉录音机或T-4发射机，就装在甲克衫的口袋里。带着拿格拉录音机的时候，我不肯冒险把麦克风放在衣服里面，通常用细绳把机器包扎起来，整个装置都放在口袋里。如果身上没有穿甲克，就把录音机放进牛仔靴里，然后把接通麦克风的细线牵到衣服上，磁带和话筒贴在胸口。

我从来不想把窃听装置带在身上到处跑，因为随时有可能有人搜查你的寓所或汽车。因此，当我想用窃听装置时，我就作好安排让办案特工和我见面，在什么地方为我拾音，然后秘密传递过去。

携带窃听装置的明显的最大优点是：你可以为某一件案子获得至关重要的录音谈话。因此值得冒一下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带不带窃听装置由我自己决定。在着手“冷水工程”这一行动中，我总共使用了十几次窃听装置。

孙尼在加紧把情况向特拉弗坎特那里介绍。他派勒菲蒂到荷里得那里执行一项使命：试图通过中间人来引见。我们估计，勒菲蒂可能要谈到重要的人和重大的事。窃听装置如放在甲克上衣里太显眼，我把它放在牛仔靴里。

他曾对我说过：我们要乘飞机去迈阿密，要见梅尔·兰斯基①的女婿，那是党徒里臭名昭著的财阀，管理赌场的魁首。据说他是特拉弗坎特的朋友。

①　兰斯基（Lansky，Meyer，1902-）：原名梅尔·舒乔尔·杨斯基。美国最有实力、最富有的犯罪辛迪加首脑和银行家之一。1973年，他以藐视大陪审团罪和偷漏所得税罪被判罪。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勒菲蒂：“我仍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他说：“因为我们想要见见这个家伙，他在迈阿密海滨。他要把我介绍给那个家伙，那家伙就介绍我去会见那个大家伙，他就在这一带。”

勒菲蒂像以往一样，老是在抱怨罗西没有给他足够的钱。罗西给他买了来往纽约的机票，但并没有提出付从荷里得到迈阿密的机票，也没有提到要付他可能要花的费用。

我说：“好好坐下来，把情况向他作些解释。”

“解释的事，应由你来说。他应该想到这儿的情况。”

“我知道，这儿的情况他应该想到。可是，他实在也没有弄得什么钱。”

“我不想麻烦了。你就对他说：我们要见梅尔·兰斯基的女婿，他要给我钱。”

勒菲蒂派人叫罗西到俱乐部去，替他找一下他的纽约——坦帕来往飞机票。他说，他把飞机票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他并没有丢。他向我透露：他想试探一下罗西的态度。

孙尼早先到俱乐部来的时候，发现罗西的汽车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牌照，他对勒菲蒂说，他对此有怀疑。勒菲蒂就问我，我解释说：那是一辆租车，原来车上挂的是什么牌照，租来以后还是那个牌照。

但是，勒菲蒂还想对他作更多一点的检查。罗西用自己的美国运通信用卡为勒菲蒂购买了纽约——坦帕之间的往返机票。勒菲蒂假装把机票弄丢了，想看一看罗西有什么反应。勒菲蒂分析：如果罗西是个特工，他就会感到紧张，因为他可能要向其办事处报销机票钱；另外，他会担心：可能有“搞地下工作”的人在此期间发现了那张机票，去核实一下运通信用卡的号码，以了解他是不是政府特工。

我有了这个机会，就向罗西透了底，好让他度过这一检查。他就对勒菲蒂说，他干脆把那张票取消，为他另购一张。

我们到了俱乐部，罗西说：“什么事也没有，勒菲蒂。我也明白了，你是要我为你买到迈阿密的机票，是吗？”

“是啊，我们到那儿要见什么人啦？我见这个人，为的是要在这儿采取行动，这儿采取行动可不是为我自己。这个人一旦为你开了绿灯，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我要见那个老头子，他叫那人到这边来，然后我就可以适当地引见。现在，你把常规的250块钱给我，我带回纽约。再给些钱，让我招待那边的人。”

罗西说；“你的意思是要见一见老头子桑多？”

“啊，不是，他那会在这儿。我见的是老头子梅尔·兰斯基。你看，他要是不发话，你在这儿就见不到那个人。他就当我的面打电话：‘喂，你好？我一个好朋友，他要在某某天3点去见你。’我现在到了这儿。我解释一下我到这城里来干什么事。这就是我要采取的步骤。我说：‘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恩准吗？要么我们就继续进行下去？’他十之八九会说：‘我同意了。’办事情就得要这样，其他的办法行不通。现在，我们什么中间人、什么吹牛皮的，统统靠边站。就在这个城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还敢到你跟前说：‘喂，你，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知道怎么顶回他吗？就说：‘去见见这个人吧——你能不能见到，我还要打个问号呢。’”

罗西一面说话，一面把他往窃听器这边拉：“这么说，你是要安排会见桑多？”

“对了，我正是在采取全面的步骤。注意，我们在房间里面待了三天，多尼会告诉你，在芝加哥。他们要我等三天。以后才这么对我说：‘走吧，上轿车，我们走吧。’我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不过我上了轿车。他们带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卡巴莱①。当时那儿关了门，因为不是生意季节。‘在这儿等。’从那儿我们到了一个大饭店。‘在这儿等。’然后主要的大人物出来了，他说：‘来吧，我们到办公室去，你的情况有人向我作了详细介绍。’这就行了。”

①　卡巴莱（cabaret）；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我说：“他想核实一下，我们一旦开始这些步骤，那么谁想到这儿来，我们就得到谁的保护。”

“我当然知道，”勒菲蒂说。

“不是指你啊，勒菲蒂，我不是同你在说话。是说托尼，他要知道这个情况。”

罗西说：“事情是这样了，勒菲蒂。什么关系也没有，我可要着手挣钱了。”

“等一下，”勒菲蒂说。“眼下我们不是为你打开了各个大门吗？另外，我们要在这儿搭一个棚子，吃的、喝的全免费。就在棚子里搞赌博。俱乐部的星期五晚上为什么不可以搞点营业？这是你犯的大错。星期天下午可不可以搞呢？”

罗西说：“我们还想同大一点的城市搞些合作，比如像奥兰多这样的城市。”

“他们也占有了奥兰多。我第一件事就要到奥兰多去。”

“还有坦帕市，”罗西说。

“坦帕也归他们所有，这也是我要去办的事。在纽约，我昨天整天都在同人打交道。”

“这不是不理解的，”罗西说，“我一定会对你尊重的，因为你对我非常尊重。我这辈子得好好干事儿，这世道想干偷盗的行当也不容易啊。”

“是啊，我还对你说些事，就简单说一点，朋友。你正好碰上了淡季，眼下正是足球的季节。多尼要去帮助你。你在这儿要干的事实在多得很。不过，星期天可不能松手关门，星期天正是你能赚大钱的好日子。”

“可是，你仍然担保不了，事情得干下去，你知道，最终你得弄钱，可这儿又不是弄大钱的地方。”

“在坦帕那里，”勒菲蒂说，“你也不想想，我们到迈阿密那里为的是什么？你以为我喜欢乘什么鬼飞机？我第一怕住旅馆，第二讨厌提只箱子到处跑。多尼了解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在家过周末，和老婆一起看电视。我连游乐场所都不想去，甚至连迈克的店我都不再想去，那种场子我已经很厌烦，很恶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好了，多尼，去把衣服拿上，快点离开这儿，干我们该干的事。托尼，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自己会干的，我要一瓶凉爽的汽水。”

约米·斯巴格提到迈阿密机场迎接了我们，带我们到了小意大利区的乔·普玛饭店，位于哈伦代尔市哈伦代尔海滨大道东1025号，该市和迈阿密市紧连。乔·普玛是布拿诺家族成员，过去一直归迈克·沙贝拉管属。甘兰特死了以后，他就属于“费尔·鲁克·腓利·加科”①的人了。勒菲蒂希望我见一见普玛和另一名入盟党徒史蒂夫·玛鲁卡。玛鲁卡最近刚从牢房释放出来，他比普玛更令人感到畏惧。他样子粗鲁，身高6英尺2，大嗓门，生一双大手。

①　鲁克·腓利（Philly Luckc）：即“幸运腓利”，代号。

普玛和玛鲁卡都是鲁克·腓利手下的人，我们和另一名副官手下的人在一起一点也没什么错。问题是布拿诺家族这时的局势很不稳定，勒菲蒂要我和这帮人见面不知道是什么用意，是不是意味着：在勒斯蒂·拉斯苔尼控制下的家族里，哪一个派别哪一个人在哪一边活动争取控制权。不过我知道，普玛和玛鲁卡是家族里的重要分子。

勒菲蒂在通过桑多·特拉弗坎特的亲戚开拓另一条道路到达特拉弗坎特那里。据说那人愿意把勒菲蒂介绍给那位亲戚，后者也愿意带他引见桑多。

两处相约都没有兑现，那两个家伙不在城里。

孙尼打电话对我说，他和布比要乘飞机到这儿来度过悼念日①周末。我打电话给勒菲蒂，把这事告诉了他，因为这要触及到他的势力范围。

①　悼念日（Memorial Day）：美国、美国领地、美国武装部队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公民的法定纪念日。1971年联邦政府规定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悼念日，大多数州接受联邦政府的规定，但少数州仍在5月30日举行悼念活动。

“孙尼明天到那儿去，这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问他可曾和你谈过，因为我想事先让你肯定知道有这回事。他说：‘别担心，勒菲蒂那里没有问题。明天我先见见他，然后再走。’”

“我以为，那混帐东西不该到你们那里去，那是我的活动地方啊。”

“勒菲蒂，我和你在一起，这你清楚。”

“没问题。他去那儿要干什么？”

“也许是想来度假。”

“你别在胡说八道，什么也许想度假。如果没有我的允许，他就不该到那儿去。谁给他买机票？”

“可能是我们吧。不过他说明天要算清楚。”

“别骗我了，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谁给的权，叫你为他买票？”

“勒菲蒂，我能和他争辩吗？”

“咦，你真笨。”

我挂断了电话。

他立即接通了电话：“你混蛋！你怎么把电话放了！”

我想象得出，他火冒三丈了。“勒菲蒂，别骂我了。”

“我想骂就骂！你混蛋！你——”

我断了电话。

他立即打回来：“让我和托尼说。”

我把话筒给了托尼。

“托尼，我要让那个混蛋头脑清醒一点，他在跟谁说话。竟然挂断了电话，谁也不能那样对待我。你最好跟那个家伙谈谈。”

“勒菲蒂，你们俩在谈些什么我不知道，”托尼说。

“让我同多尼说话。”

我接过电话，他也平静下来。

“我对你说了，没人负责那份帐单。你告诉那不是东西的托尼，他欠我500块钱，明天把500块钱寄给我。我要崩那个王八蛋的脑袋。朋友，这儿有些事很不妙。明天我要到布鲁克林，把所有问题搞个明白。谁是你的老板啦？”

“是你。”

“我是你老板。我要乘他没离开以前，到布鲁克林把问题搞清楚。我要你12点钟在俱乐部守在电话旁。叫那个混蛋也守在分机旁。我打电话时，要你们俩都别离开话机。”

“我一定叫他守在机旁。”

“我要和孙尼搞清楚。他要是不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当场就要对你们说些话。”

“说什么？”

“妈的，老子弄到了3颗手榴弹，谁都不知道。我跟他们交涉完了，叫他们一个个都别想活下去。这家伙明天要是同我胡来，我就把他们一个个炸得满天飞。”

“勒菲蒂。”

孙尼和布比来了。他们和罗西和我都坐在塔希提餐馆的休息室里。我靴子里装着拿格拉录音机。

我说：“我和勒菲蒂一直在一起，不想在半途中让他派我的不是。”

“我同他说说，”孙尼说。“注意，我在同你说话，你只管听我说，别插什么嘴。我到这儿来，勒菲蒂是赞成的。我决不会干什么伤害他的事。他照样还和你在一起。他很有能耐，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可是他有点装腔作势。他和你们谈话以后就打电话给我，现在弄得精疲力竭。我现在干的，我不对任何人讲，因此，你们也不要同他说任何东西。我要他知道的事我会让他知道。关于谈话的事我决不会对他讲。他认识我的时间太长太长了，我干什么事从来就不会人手不够。我如果从这儿拿到钱，他拿他的一份，回家睡觉去。”

“这6年来，他也帮了我许多忙，”我说，“我可不想和他就你的事进行争执。我们不管干什么，我总是把自己的所得给他一份。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在欺骗他。”

“多尼，这一帮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连我的私事也干涉。”

“我知道。”孙尼关进牢房的时候，他那一班人马疏远了他。他和妻子分开了，但是他还想负担4个孩子。据说他的钱交到了家族，没有偿还。

“这伙人不想打扰我了，”孙尼说。“他们害怕。可是当老板发话，叫他闭上嘴，不准他对我说三道四，他站了起来。现在我回来了，整个局面有了变化。现在我们有了权，这才把他要过来。”

“他很听从命令，这事儿也不能有两种选择。”

“可是你，什么话也别同他说。他妈的口袋里装着两种酒——你看，他正设法帮助你，但同时也在伤害你。你看，现在什么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过敬意，我口袋里放着两把枪，谁要是骂我，我就对谁。可是今天不能那么干了。今天得坐下来，一步一步地干。”

“说得对，”我和罗西都这么说。

“今天你周围都是些年轻人，一个个都比狮子还壮实。而那些老家伙，搞了个七老八十的头儿。七八十岁的老头哪能和我的人相比，因为他那个时代不过20来年的经验，而我这个时代有50多年的经验。我们生活在现代，而不再是那种老黄历了。可就是这一点，他们偏偏不懂。”

“说得不错，”我们说。

“比如说，像牛仔裤，谁会认为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个年轻人就想到牛仔裤，看到牛仔裤可以赚钱。那一帮老家伙一辈子也不会穿牛仔裤。他们的脑筋停滞了。我还告诉你们，那些蹲过牢房的人，我还得每个星期给他一百、两百的，他们一个子儿也挣不到。那些喷着雪茄、戴着戒指的这帮大人物把钱都吞下去了。如今的形势变了。”

“正是这样，”布比说。他目光转来转去，在打量着来往的一些行人。“那些金发碧眼的女人，有人和她们在一起，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看，他们纯粹是走走转转的。”

罗西离开桌旁，出去了一会儿。孙尼对我讲了更多一些情况，因为他把罗西仍然视作外人。

我告诉孙尼：“我们的朋友，那个警察，给托尼介绍了一个伙计，此人有些捕鱼虾的船，他用这些船运可卡因和大麻。”

“是那位副官把这个伙计介绍给了你们，让他作联络人吗？”孙尼问。

“是这样。副官和这个伙计过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保护他运大麻。那伙计什么都干。你明白，我们只是想见见他。我对托尼说：‘让这个伙计一个人讲，我们不想看上去迫不急待地想干这份买卖。我们只是让他讲，看他到底想干什么。’那伙计说，一两个月前，他来看过我们，他只想肯定一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

“这事儿我不想同托尼谈，”孙尼说。“如果我们同这位伙计要干什么，由你安排。如果我们弄到一份，可以在暗中进行买卖。我们在这儿待7天。无论弄到什么钱，我们都交上去。对那个伙计说，大麻的事是好事，因为牵连的人不多。你看，我在奥兰多那里有一个车队来来往往。现在，我们所要干的就是对人要极大的信任。我只同你谈，因为你是好样的。你只向我谈。”

“对。”

“那边的一些混蛋没有用。你谁都不要跟他们讲。我和人谈话总是单独谈。我们就因为谈话还有两个其他的人，我们才被人抓住。现在的纪律非常严格。换句话说，谈话就像这样的方式，只有你和我，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们就不能咬住他，说他搞阴谋。有许多家伙，蹲了5到7年的牢。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我们得隐蔽一点。我们越隐蔽，我们就越灵光。”

几天前，治安副官唐纳韦向罗西提出了赛狗场的事。他想知道罗西的人是否对此有兴趣。要收买某些政客。我把这事向孙尼提了出来：“那位警察告诉托尼，他的人带了钱，看看能否在州府塔拉哈西搞到执照。他想得到帮助，让这些事得到保护，这样别人就不好挤进去。”

“我们完全可以保护这个伙计。我们要让另一个家族参与，因为那个家族控制着那一带。”

“我正是这么看的，他就是要找这样的联系。”

“对，我来解决。同时我要和我的杀手们一道去。我们听听托尼的想法。”他向罗西招招手，要他回到桌子旁。“我们在谈论赛狗场的事。”

罗西点了点头，说：“他担保过，他弄了两个人在这儿投资，每个人投资100万。但是，他要求保护，所要的就是保护，这样好把这些事放在一起考虑。”

“他要什么样的帮助？要谁的保护？”

“他来找我，因为你知道，在这儿搞赛狗场，如果没有特拉弗坎特的允许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不可能直接要求到。我看出来这正是问题所在。你看，他以为我能为他活动。”

“啊，是这样，没问题。但是，把赛场这样的事放在一起考虑，谁行呀？我们要为这个想些办法。他究竟想要什么？”

“孙尼，我只是在听，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什么都不说。现在3个赛狗场，每个场子开业4个月，因此，他们互相联合在一起。你现在又提出搞个场子，如果没有人出来控制一下全局，他们肯定会和另外那3个赛场有纠纷。所以他实际想的东西就是要有许可证。”

我说：“要么有个人能与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见到坦帕的人，我来向他说明情况，看他怎么说。如果他说：‘好啊，你们干吧。’那你们就干，谁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不过，要是他说：‘注意，我已经有了3个场子，还要第4个干什么？’那就吹了，因为你要对他表示尊重。我们给那个副官400块钱，他可高兴？”

“啊，高兴，”罗西说。“我一直都在给他钱——200块、300块地给。”

“我指的是那一个晚上。”

“拉斯维加斯之夜？啊，他高兴。”

“我们要对他说，在几个星期以内，我们要搞另外一个场子。我要把我的弟兄们带来，两个弟兄管双骰子赌台。这么干，可能我们这一次真能弄大钱。”

家里打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表示不满。“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总要同女儿们一个一个地谈话，问问学校的情况，她们是不是养肥了马——她们养了3匹马，放在路边的牲口棚里。她们关心的主要是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妻子总是说：“乔，你干些什么事儿，给我说一点吧。说一说你在什么地方，讲一讲你干些什么事，我知道了心里也舒服些。别让我心烦意乱了。”

我总要给她讲一些情况。如果孩子们为我担心，我就说：“没什么可担心的。那帮家伙蠢得要命，连纸袋子包住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出来。”

开支问题，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这些问题我样样都无能为力。这里的事儿太多，佛罗里达那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个星期都没能回家。

我大女儿毕业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是个陌生人。一个月前，我妻子刈草时踝部跌伤了，缝了6针。这事儿她没有提过。我的女儿们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习气，只是令人沮丧，因为我不在家，没能及时处理。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用拳头把卧房门敲得咚咚响。

我妻子为我女儿毕业搞了一次很像样的便餐宴会。我母亲在，她母亲也在。我感到很不自在，连话也不怎么说。我像是和家里人隔了多少年一样。

后来我妻子说：“今天是你女儿的毕业的日子，你把别的暂时就抛开吧，要高兴一点，别那么一副面孔。”

由于孙尼和勒菲蒂要到佛罗里达那儿去，所以我还得返回那里。他们已经安排好了要和特拉弗坎特会谈。我在家里待了3天。我妻子说：“你情绪一直很坏。”她没有问是什么原因，要是真问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她送我到了机场。这天是我们结婚19周年纪念日。

我到了坦帕以后，我打电话回家，对于我在家时表现的不好情绪表示了歉意。

孙尼带着女朋友朱迪和勒菲蒂一道赶来，在塔希提汽车饭店登了记。孙尼要等电话，听特拉弗坎特安排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见。我们在游泳池一带溜达。

第二天他接到了电话，要他在当天晚上8点会见特拉弗坎特。他要我在6点45分去接他。他说：“我想去早一点，对那个地方熟悉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常没有，有没有警察。”

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要和佛罗里达的最大老板相见，联邦调查局派出了一个监视组。

我用的是罗西的车，因为那车的车箱里装了拿格拉录音机。我让孙尼上了车。勒菲蒂没有跟他去。

“我们到巴巴斯去，”他说，意思是指塔彭斯普林斯那里的饭店。“他连名称都不提。他没有必要提。他只是说：‘今晚我想吃点希腊味。’我就说：‘我知道你说的地方了。’”

大约在7点15分，我们到达了饭店。我们待在酒吧里，喝点饮料。孙尼漫不经心地仔细打量周围。

“这位伙计怎么认识你的？”我问。

“上周我在纽约见到了他。我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件事。他在那里。史蒂夫多年前就认识了他。史蒂夫把我介绍给了他。”

大约7点30分，孙尼说：“好吧，多尼，你可以走了，回到俱乐部去。到要车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我出了门，经过停车场，正好特拉弗坎特和另外一个人经过那里，他们正往饭店那儿走。特拉弗坎特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先生样子，略有点驼，面孔很平静。看看他的外表，再想想他的实际为人，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孙尼10点钟打来电话，我到饭店的休息室里见到了他。我们喝了点饮料就走了。关于他和特拉弗坎特会见的事，我连一个字儿也未提。

“他真能干，”孙尼说。“他喜欢我。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现在佛罗里达的大门对我们完全敞开，正因为这样，我们干事要合情合理。分利是一半对一半。多尼，我们要是搞什么行骗，那老人就会关上所有的大门。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说干就干，他说，这就是宾戈赌场。他对这种赌场心很大，可是在帕斯科县这样的场子他一个也没有。干这个行当赚到大钱。”

上了车以后，孙尼渐渐讲了他们会谈的内容。他说：“这次会谈，是为了摸清双方的态度。我对他说：‘注意啊，我可不是什么精明的人，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街道上闯的人。’还说：‘我喜欢大街上的行当，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什么赌博，别的什么，我都一窍不通。’我还说：‘我啊，就喜欢在大街上横冲直闯，妈的能抢到谁就抢谁。’”

“他怎么说？”

“他哈哈笑。”

“他大概喜欢你，因为你很诚实。”

“我对他真是从心里表示尊敬。你要是同他谈话，你也会尊敬他的。”

“你上次在纽约见到了他，算是运气。”

“你可知道，在这之前我对史蒂夫怎么说的？我要去见他时，我说：‘嘿，史蒂夫，你要到佛罗里达去，我同你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要你干什么，我始终是跟你在一起的。你要是不跟我一道去佛罗里达，我就再也不到这边来了——你就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干我自己的事。’我站起来就往外走。他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真是好运气啊——那人就在这儿。我们立即就接触。’”

“是这样吗？”

“他说：‘你这么急着要找我，这何必呢？我本来就和你在一起的嘛。’”

“所以那人，今晚谈话很顺利，唔？”

“就像我刚才已经对你说的那样，多尼。”

“太好了。”

“你看，他还讲了别人的事。他说别人，比如说费城的布鲁诺，他的想法，他说因为你不是生长在那儿，所以布鲁诺就不想为你打开大门。他说：‘这么干不对。比如你到我这儿来，我就生长在这儿，你就有所收获。我们就会在一起干。’”

“对了，大家都想挣点钱，是吗？”

“是啊，朋友。”

我们双方都很高兴，多少还是为了同一桩理由。我感到极大的满足是，我为两个黑手党家族联了姻，而且这是第二次。

第二天，特拉弗坎特的人来看孙尼，了解宾戈赌场的事。那人叫班尼·胡西克，生得矮小，满头白发。孙尼后来说，班尼在管理特拉弗坎特的宾戈赌场。他说，我们要和班尼一起找个场地。要造一幢占地8，000到10，000平方英尺的大楼，附有空调设施。要是有个老式的超级市场就太美了。他说，我们要为场子出钱，一半的钱用来动工；特拉弗坎特提供装备和技术，还出另外一半钱。我们很想有个慈善机构的名字，作为负责的组织机构，不过，“意大利”这个词不能包括在内，某种残废军人团体比较好。你可以雇用一名残疾人坐在大门口，这样看上去就真像慈善机构办的一样。

关于孙尼和特拉弗坎特会见的情况，孙尼告诉我的那些，我开始向勒菲蒂报告。可他已经全知道了。

勒菲蒂说：“他在纽约，可是那又怎么着，在纽约干这些事你以为会是谁？是我，不是他。对他这个人，我和你都知道。”

“勒菲蒂，要是同特拉弗坎特这样的人在一起会谈，我认为你可不行。”

“哼，别把你老子小看了。”

孙尼交给了我5，000块钱，都是100块一张的票子共50张，叫我“撒到大街上”放高利贷。他吩咐我们“保存利息”，对资本进行再投资，等到收入达60，000块或80，000块再分利。利归我、他、布比和勒菲蒂，罗西分到少量的利。

他说：“目前贷款数额不要超过500块。一个月给史蒂夫200块，让他交到家族里。”

我和罗西把年号及数字序号都录了音，把钱交给了办此案的特工。

孙尼、朱迪和布比过来度7月4日节日周末。7月4日那天，孙尼和特拉弗坎特又举行了一次会谈。我和罗西开车，送孙尼到了坦帕市的布里顿广场，特拉弗坎特在那儿有一个宾戈赌场，胡西克想带我们看一看。胡西克带孙尼去会谈。会谈以后，孙尼就到了玩偶饭店和我们汇合。

他兴致勃勃地说：特拉弗坎特对于办赛狗场的主意很赞成，他对孙尼说，他要找个律师和建筑师，他们都应该是“正直的人”，这样就无需同他们讨论党徒营业上的事。

孙尼说：“我们要着手行动，因为那位老人正期待这事儿出现。佛罗里达这儿钱有的是，如果这位老人死了我就搬到这边来，把这个州都管起来。”他说，他要把在纽约的15个兵丁分派到各个山头，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佛罗里达这个大地方。

我们短暂地休息了一阵子。我和孙尼、布比开车出了城，来到一处滑水娱乐场所。他们给你一个垫子，让你坐下，顺着梯子爬50或60英尺到达空中，然后以大约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往下滑行，你就扑通一声落到一个大水池，沉到水底。我们每个人落入水里的姿态各式各样：肚子朝下或背朝下，或相互牵着手或咬着腿，像个“火车”的模样。我们滑水游玩了一定有三四个小时，大家像个孩子，互相嬉笑，看谁的动作最快。

星期天，我和孙尼、朱迪、罗西一道去了奥兰多，好使孙尼勘察地形，因为他想建造宾戈赌场和开展赌博登记经营业务，现在已经得到了特拉弗坎特组织的支持。罗西先前说过，他已经买通了奥兰治县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因此，孙尼以为，我们也会得到他的保护——拿下奥兰多算是轻而易举的事。

接着我们到了迪斯尼大世界。孙尼还是第一次到了像这样的地方。这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这儿度过。我们到处跑，参观了博物馆和展览馆，四处溜达。我们还到了一个室内靶场，那里有枪，有活动的靶子。孙尼射击的枪法很不错。可是我和罗西都猛射了一阵子。孙尼说：“你们俩枪法比我棒多了，哪儿学到那么一手好枪法？”

孙尼比勒菲蒂更容易放松自己。勒菲蒂一天24个小时都是黑手党，和我在一起时时、事事都离不开黑手党的事业，那种警戒从来不低落。尽管孙尼更有权力、更有危害性，但他也还有消闲的时候。在旅馆里，在公共场合，他还像个绅士，不是那种大吵大嚷的样子。他带的包，我不用为他代劳。他除了干党徒的业务以外，他还有普通街民的一面，有说有笑的。他在玩乐的时候不谈党徒的业务。

他的女朋友朱迪，是个好姑娘，很正直，很泼辣。对于孙尼所干的事她并不知道，孙尼也不让她介入任何业务之中。她是他最喜欢的女朋友。他遇到她的时候，她在沙沙贝拉当酒吧招待。随着我们案情的发展，她是我感到遗憾的又一个局外人。

在一条路旁，孙尼看到有许多幼小的棕桐树，想弄一些带回到布鲁克林，种在门外。他说：“门口栽上棕榈树样子挺好看，会让人拍手叫绝。”

我说：“棕榈树适于热带气候生长。布鲁克林冬天那么冷，活不了。”

“能在夏天生长一个季节，不也是很好吗？”他说。“长生不死的东西从来就没有。”

我们买了五六株，由联邦快车运到布鲁克林。

孙尼打网球很蹩脚，但是喜欢打。他常常穿着黑短袜，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网球场上打球。我和罗西与他和布比常常进行双打比赛。他总要跑来跑去，边打球边叫嚷：“我要扣杀你们了！”

有时候，他和我扳腕子比手劲。孙尼举重，我也举重。他力气大，但我的杠杆效率高，个子比他高，胳膊比他长。我们坐在游泳池或别的什么地方，他总要和我较量。他从来赢不到我，弄得一肚子的火。我发现，他从来不找别人较量，专门想和我比个高低。

有一天，孙尼带了一瓶药丸来到俱乐部，是一种叫做“佐姆斯”的药丸，用于刺激性生活。孙尼把药瓶给了契柯，对他说：“这些药是秘鲁的童贞修女制造的，能够帮你提精神，你会喜欢的。给一颗给多尼，让他也试试。让大伙儿都试试。”

契柯把瓶子带回家。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咖啡因调制品。第二天，契柯到了俱乐部，对孙尼说：“嘿，这些‘佐姆斯’，有强烈的效果啊。”

“痛快，是吗？”孙尼说。“给多尼一颗了吗？”

契柯说；“没有，我全吞了，一共20颗。”

“全吞了！你疯啦？”

“现在我的精神特好，怎么也抑制不住。”

“你这小子真混账。你哪能把‘佐姆斯’当玩具用啦！从秘鲁进口的啊！你居然还活着，真是命大！”

既然我们现在要和特拉弗坎特打交道，我们想把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搞得相对整洁一点。我们不想把俱乐部搞成像赌场那样过于引人注目。因此，我们开设了另一个俱乐部作为赌牌场。这个俱乐部只是一个小店铺，在迪克西公路的1227号，离网球俱乐部两英里。孙尼给了我500块钱，用于保安费用。我们把网球俱乐部后室的牌桌都移到了那一边，发牌的人也跟着过去。这样，夜晚的赌牌活动继续进行。

孙尼说：“我们要好好干。那老人说，他这一带有500个人马，可是都老了，力不从心。他在这个州里正寻找新的血液，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啦。”

罗西曾经认识一个人叫台迪，是这一带的赌博登记经纪人。台迪想为我们搞足球方面的赌博登记。我们安排他去见孙尼。我们5个人——台迪、我、罗西、孙尼和勒菲蒂——坐在塔希提饭店的游泳池边。台迪说，他管理过第一流的登记经纪业务。孙尼考问他：他干这门业务有多久，他参与这个活动有多少，他是怎么管理的，等等，什么都问。

台迪走了以后，孙尼说：“我不想让那个家伙管理我们的业务。他以为他很精明，我看他到后来会欺骗我们，我也会叫他一命呜呼。眼下，叫约-约看守电话，管赌博的事，契柯可以管理收支帐目。”

孙尼来往于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和特拉弗坎特会见，巩固他自己的地位。8月8日那天，他和勒菲蒂来到了这里。孙尼在寓所里打电话给我和罗西，叫我们下午3点30分到塔希提饭店的咖啡馆里。他说：“那人要来了。”

我决定带个发射机。

我见到了联络特工，收到了发射机。我和罗西在我的寓所里试了试。罗西对在外场的特工迈克·朗斯福德叫了话，我就对发射机说话。可是，朗斯福德的收音机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用，到后来时间快到了。朗斯福德什么也没有听到。

罗西说：“这种装备说起来多么好，可是用起来不管用，要这种东西干什么？”

这时候你的心情怎么也说不清。你戴上了这么个仪器，冒着暴露目标和生命的危险。你放在身上，可能一放就是一整天或是一整夜。你以为录到了重要的谈话。可是接收的人什么也收不到，要么收到的就是嘈杂的响声，要么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仪器又是好的。也可能是用了多次以后又拿来用的。可是就是不管用，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身上带着发射机，如果被逮住，这帮家伙首先想到的是；以为我是个通风报信的人。如果你是个警察或特工，他们可能以为干了不止一次，因为你是在执行任务。现在我和这些家伙已经相处了4年。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我是特工，会以为我变了心，变坏了。对我不会有一点余地，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此刻，我正要和孙尼·布拉克一道出门，他要会见桑多·特拉弗坎特，我要带什么不成玩艺的发射机。事先发现了毛病这还是好事。可是，我和罗西越是想使它能用，越是在谈论它，我们的心情也越是沉重。

最后，我收拾收拾，把发射机朝墙上一扔，正好砸到了窗子附近，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下，弄得不像样子。我说：“这种不成样子的发射机至少不会再有人用它了。”

我和罗西来到了咖啡馆。孙尼和特拉弗坎特及湖西克正坐在桌旁。他示意要我们单独坐到另一张桌子旁。胡西克走了过来，想要我们带他到瑞基新港的瑞奇路上，看一看正在动工的宾戈赌场工程。我们回来以后，孙尼和特拉弗坎特还在那里谈话。孙尼叫我们坐到柜台那边去。

半个小时以后，孙尼出来对罗西说，叫他为我们三个人预订晚饭，地点在杜纳了街道上的好胃口饭店。他还交待我们：“你们俩到勒菲蒂的房间去。”

勒菲蒂住在孙尼的隔壁，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罗西按吩咐拿起电话，我站在门口。

孙尼和特拉弗坎特走了过来。孙尼要我到他的房间去。进去以后，他向我介绍。

“多尼，这是桑多。桑多，这是多尼。”桑多透过深度眼镜，眯着眼睛看看我。

我和我的第二个黑手党老板握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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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毒品和枪支

孙尼要我到纽约去，要我们把正在进行的各种非法活动向他汇报。主要是宾戈赌场、彩票以及赌博活动。我去了他住的里弄，这是第一次。

孙尼的私人交谊俱乐部，意大利——美国战争退伍军人俱乐部，威瑟斯股份公司，位于布鲁克林的格林波因特地段，在格拉汉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交界处，格拉汉姆大街的415号。里弄很安宁，很安全，市面上干干净净。公寓大楼两三层高，大多数是小店铺或设有店堂的寓所楼房。这和南边的本森赫斯特地段的里弄很相似。南边那里我和吉里及科隆坡家族的成员打了4年交道。这两处里弄一个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让人感觉到，外来的人很快就受到注目。

威瑟斯俱乐部前室很大，有酒吧间，有几张牌桌；后室有一张办公桌，电话多部，一个洗涤槽，还有男卫生间。靠相交处的斜对面，即格拉汉姆街道的420号，是影院俱乐部，是孙尼及其一伙另一个娱乐场所。前门上没有招牌。外墙上有一层假散石。三层楼房上面的那层地板上覆盖着棕色的墙木板。影院俱乐部前室是酒吧，有大型投影式电视，一架弹球机，几张桌子。酒吧后面有个大鱼缸，里面养着热带鱼。后室是个小舞台，有一个弹子台，一部自动唱机，几张牌桌。离后室不远的地方是厨房。

正如小意大利区的俱乐部一样，孙尼一伙中的老练党徒在夏季就在这儿进进出出地消遣。他们的车子，大多数是卡迪拉克牌轿车，就停在这儿或者是街区的双层停车场。

孙尼说：我不应该为花费、为旅馆的不便这样的事烦神；我应该住在他的寓所，就在影院俱乐部上面的顶层上，即无电梯的3层楼上的套间。那是现代化的、实用的单人卧室。进了过道，左手有个小厨房，前面是餐室，右手是起居室，里面有可拉动的沙发，孙尼的卧房就在附近。那儿没有安门，有一种像楼梯式的梯子通向屋顶，他在那儿养了竞飞鸽。

他的寓所没有安装空调，因为大楼没有设这种安装。那天晚上热得够呛。他打开了窗户，从那儿就可以看到相邻的屋顶。我睡在起居室的躺椅上，他睡在卧室里。

我仰卧着睡觉，身上大汗淋漓。我醒来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摸我的胸口。一开始我眼花瞭乱，还以为是一双手压在那里，那手指抓我的脖子——有人要把我掐死。

原来那是爪子——一只老鼠。

我吓得浑身哆嗦，连眼睛也不敢睁开。睡在一个黑手党副官的寓所里根本用不着烦什么神，可是大大小小的老鼠令我心惊肉跳。我看到不论是死老鼠还是活老鼠，我都害怕。我家里要是有老鼠，我妻子或孩子一定会处理好的。

现在我要遭到老鼠咬，要死于狂犬病。

我屏住呼吸，一面倒计数，然后一骨碌跳下来，抓到什么是什么，在房间里乱打。我开了电灯，老鼠咚咚跳到了地下。

我看见的原来是一只猫。那猫儿跳上了窗户，穿过房顶，消失在黑暗之中。

孙尼跑着进来。“究竟发生什么？”

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笑得地动山摇。“又大又壮实的男子汉，竟然还怕老鼠。待会儿，我给你讲讲各人在这方面的趣闻。”

我浑身战栗。“孙尼，这样的趣闻你还是不讲为好，谁的趣闻都别讲了。如果你这儿安上空调，我们就不用开窗户，让世界上的动物到房里来。”

“对啊。”

“谁都可以从那扇窗户进来，孙尼，这不安全。”

“是啊，是啊，”他回到卧室，还大笑不止。

大约6点半的时候，他叫醒了我。他已到街对面的面包房买来了油酥点心，煮好了咖啡。我们穿着衬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咖啡，吹买卖。

他的卧室里有哑铃，一条杠铃推举锻炼凳。我们一起在练习举重。

我们上了屋顶，他让我看竞飞鸽。

他有这些鸽子，感到很得意。他喜欢在屋顶上消磨时光。他有3个鸽笼。屋顶上和笼子顶上都装有短小的尖桩篱栅。

他告诉我怎么样调和鸽食，里面要加点多种维他命，以保持鸽子的耐力。他解说了鸽子的不同种类，对于在远距离飞翔的鸟儿，不同的鸽种可以和远距离飞行的不同种类的鸟儿相比。每只鸽子的腿上都有标记环，以便识别。他说，各个城市里有多种多样的鸽种。鸽子总会飞回家，飞到自己的笼子里。主人有个钟式记录器，能在标记环上印着鸽子的飞行时间。他说，你可以赢得的钱数达3，000美元。

他说：他曾经想到过许多好主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屋顶上照料鸽子期间想出来的。

作为就在这个里弄里长大的孩子，他告诉我：他本来只不过是街道上的一名小偷。他说：“对于是不是一个党徒，我并不在乎，我这么干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后来，他到了这样的时刻：如果没有党徒们的允许，他想在里弄一带再干他的偷盗就不行了。“因此，加入他们一伙总比和他们较量要容易些。”他就成了持械强盗，最后终于当了党徒。

他谈到了党徒的政治。科隆坡家族的情况已经很糟，因为卡明和阿里·鲍伊都被控有罪。他暗示科隆坡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正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现在整个的情况是：你有多强、你有多大权力、你有什么卑劣的手段——这些都是你在党内崛起的关键因素。”在屋顶上和鸽子在一起的时候，孙尼与我谈话一次又一次提到了这个话题。“天天都得斗，因为你不知道谁又在瞄准了你，想把你打倒，尤其是你当了副官或老板的时候。天天有人想打发你，想取代你的位置，搞得你无时无刻不紧张。为了保持你的权力和地位，你天天都在搞欺诈。”

当我们和党徒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又有所不同。孙尼像个副官的派头，为人所尊敬。在大街上，或者在处理业务问题时，你可以看到他不仅受人尊敬，而且令人畏惧。可是在这儿，身边没有其他人，我们俩拂着习习的风，好像很平等。他谈到了他怎么样喜爱自己的孩子，对佛罗里达感到非常乐观。他怂恿我搞毒品交易，要我们计划一下，再搞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

他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样无论他在不在，只要我想用他的寓所随时都可以用。有时候，他到斯塔藤岛，住在朱迪的寓所里。从那以后，我每次到纽约来就几乎都住在孙尼的寓所里。

我回到佛罗里达以后，给孙尼寄了两个吊扇，好装在他的寓所里。他给我寄了两大箱听装鱿鱼，意大利面包，意大利冷切肉以及奶酪，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这些东西，而且在佛罗里达这里，我买不到纽约一类的最好食品。

我们搞赌博经纪业务、放高利贷所赚到的钱，孙尼感到不满足，想从纽约派个人来这儿管理。我和罗西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我在费城有个朋友，是个特工，其隐蔽姓名是艾迪·舍农，自从1968年以来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是费城警察局的侦探，我在海军情报局工作。他现在在巴尔的摩，管的是一个地下赌博登记经纪业务。

我对孙尼说：“我认识一个伙计，他能管理登记业务。他不是意大利人，是爱尔兰人，但挺能干的。下次你到这儿来，我叫他也来。你可以对他作些了解，单独同他谈谈话。如果你喜欢，那更好。这由你做主。如果你要他和我们一起干，他就会留下来干，因为他还欠我的情。”

“那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爱尔兰人，”孙尼说。

孙尼到这边来待一两天，以便了解艾迪·舍农。然后他说：“我喜欢这伙计，很机灵，见识广。他对你很忠心，一个顺从的伙计，我喜欢。在这儿给他弄个寓所，叫他搬进去住。”

舍农有了寓所，和我以及罗西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住在这里的其他特工接收并监视从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传出的微波图像。

我和罗西继续搞潜在的毒品交易侦破工作。就是说，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串连起来，然后采取跳踢踏舞的办法使他们不能从事实际的毒品交易。我们加强联络，说我们有销路，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能销售多少多少，以此尽量获得毒品的来源渠道。我们又以毒品来源渠道的多种多样来保持孙尼和勒菲蒂的兴趣。但是我们尽量不使大批毒品买卖成交，也不采取任何搜查行动，因为一搜查就破坏了我们的破案计划。我们采用的策略是：联系卖主，从他们那里获得毒品情报，套住他们；另一方面，让孙尼和勒菲蒂保持兴趣，但始终不让这两方人员有直接接触。

我们通过接触，准备提供大范围的毒品。我们联系到当地一个伙计，以每磅15，000美元出售可卡因；还有一个伙计贩卖安眠酮，每片售价80到90美分，大麻每磅230到240美元；在可可滩那里有个可卡因贩子；在墨西哥城那里有个海洛因贩子，用双引擎匹帕·阿兹台克飞机运送毒品。当地一个伙计说：如果我们能向他提供飞机，他可以来往哥伦比亚，弄到90％纯度的可卡因，两个月内能赚100万美元。他要25，000美元预付款，每跑一趟要50，000美元旅途费。这位伙计还说，他在南美能弄到“安眠酮”，每片20美分。我们和这些人一个一个地交谈，反反复复地议论价格，提些问题，作出承诺，然后又毁约。

勒菲蒂对我和罗西说：“联邦调查局里有我的档案，说‘此人不吸毒’，这句话就写在我的像片旁边。”

我们议论到，南佛罗里达那里有多少年轻的百万富翁，他们就是由于贩毒而发了大财。

孙尼总是在谈论海洛因、可卡因、大麻以及安眠酮。有一次，他对我说：“目前不要搞什么可卡因。现在纽约能卖大钱的是烈性品和大麻。”他立即就能向一处销售300磅大麻，向另一处销售400磅。“我希望有个充实的来源，保证每周提供100磅。从我销售处那里，每周可以净得10，000块。我们要先拿出20，000块预购第一批货物。”

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我们用“鸽食”这个暗号代替毒品。我在电话里向他说起，我们有个新的联络伙伴。他说：“带点鸽食的样品到纽约来。”这样他可以作出鉴定。

罗西口袋里装了点样品，我们一起到了纽约。布比在肯尼迪机场迎接了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尼基·桑多拉。尼基身子过胖，头发鬈曲，是个乐天派，在孙尼手下干事。

布比问我带了样品没有。

“大麻？托尼带了。”

“我以为你们带的是海洛因。”

“我以为，孙尼所指的是大麻。我估计，我们使用的暗号弄混淆了。”

布比心里有点烦，因为他有个朋友就站在我们这里，他是来验证海洛因的样品。

“那我们下趟带了，”我说。

尼基开车送我们到长岛的利特尼克，孙尼临时住在那里。尼基谈到了赌博登记业务。他最近才从牢房释放出来。他说：“我守电话，打了4次赌，就判了罪。你能想得到吗？”

孙尼住在利特尼克的北海岸公寓里，和他一起住在那里的还有个伙计叫约翰·帕尔佐拉。

孙尼说：“你说，你带来海洛因样品。”

“没有，我没说。”

“算了，去他的吧。你把样品交给尼基，也许他还有些办法，找个销路。”

罗西把一小塑料袋大麻交给了尼基。

我说：“那伙计每磅要270块。”

“太高了，”孙尼说。

“在纽约城里，我们每磅大概能卖到350到400块，”尼基一面说，一面看看样品，“这里面有不少籽。明天我拿出去，找几个人看看情况怎么样。”

我们一伙人在这座公寓大楼的楼下相聚，到照普饭店里吃饭。孙尼的表亲卡明也在那里。还有尼诺、弗兰克、吉米——他们都不用姓，只用名。周围有几个女人，其中有一个女人叫沙比娜。她从样品里拿了一卷大麻出去了。一小时以后她回来了，对大家说：“嘻，这东西还不错。”

各人都在谈各人干的事。卡明说，他有许多赝品珠宝——伪造的罗莱克斯手表，镀金的廉价首饰，金链条。罗西同意拿一部分到俱乐部出售。

约翰在等着判罪，因为他和兄弟在这一带从事庞氏骗局①。他说，搞庞氏骗局有个妙法，就是跑到需要投资的富翁那里对他说，你和某些服装商有联系，那些服装商的产品超额，其超额的部分——如牛仔裤什么的——可以用作批发。如果这个富翁投资，比如说5，000美元，你就可以保证在第一个星期返回500美元。返回的数字大得惊人，就有更多的人投资，投资的金额也越来越多。你用数目很大的利息偿还他们，保留资本。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时，你就“从城里溜之大吉，再也不见那些投资的人了”。

①　庞氏骗局（Ponzi scheme）：骗人向虚设企业投资，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

他说，最好的对象是医生及职业人员，因为他们总是在找途径，把自己的现金投资出去。他最近就使一些按摩技师上了大当。他已经服罪，以免“家族”的其他成员被拖到法庭上作证。

我和罗西以及孙尼、约翰都住在公寓里。大约早上两点，我们正准备睡觉。罗西穿着乔基牌三角裤从厕所里出来。孙尼在地板上笑得直打滚。他一有机会就滔滔不绝地说话：“那是什么裤子啊，那是什么裤子啊！”罗西的短裤后面有几个洞，孙尼忍不住哈哈笑。“穿200块钱的便裤，100块钱的衬衫，200块钱的鞋，可是短裤像个中学生穿的！妈的什么短裤啊！”

两天以后，尼基·桑多拉报告说，他了解到：我们的大麻每磅270美元价格太高。如果卖主愿意“预支”200磅，等一个星期再付款，他可以出售。

回到佛罗里达的时候，我们联系了一个卖主，对他说：大麻经过检查，质量并不像他讲的那么好。现在唯一的条件是先预支300磅，等两个星期再付钱，我们的人就肯买。那人要考虑考虑。

孙尼再次来到佛罗里达，他带来了家族委员会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对我说：“他们干掉了范茨·铁里。”他说，现在的权力已经落在保罗·卡斯特拉诺、纳尔·代拉克罗斯以及乔·加罗等人的手里，他们都是甘比诺家族的头面人物。他说：“他们得到了权力，正在很好地行使权力。那一天我碰到了保罗，我帮了他一个大忙，别人根本帮不了。保罗现在和这里的老人结成了联盟。”他是指特拉弗坎特。

他并没有告诉我他帮的大忙是什么，但是甘比诺家族的成员在毒品买卖上很有声势。无论怎么样的情况，孙尼的意思是：他现在和头号铁腕人物的关系很紧密。

他在等桑多·特拉弗坎特到旅馆里来。特拉弗坎特来了以后，他们到了孙尼的房间。在法令指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在他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可是，他们立即调大了电视的音量，他的谈话也就被掩盖了。

我和孙尼单独在一起吃饭。孙尼并没有戴多少首饰或者什么耀眼的东西。但是他倒的确有几只漂亮的戒指。如果他腰带上戴金扣，那就戴黄金戒指；如果腰带上是银扣子，那他就戴白金戒指。老练党徒戴小指戒指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他有一只我真是很喜欢。那是一只白金马掌吉祥物，上面有些小钻石。我很喜欢那只戒指，也是他的宠物。

“孙尼，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弄到一只那样的戒指。”

“哪样的？”

“就那只带有钻石的马掌吉祥物戒指。我实在很喜欢。我过去一直想弄到那样的一只戒指，可是价格太贵。在盗窃中从来也没能碰到过。总有一天我会碰到运气。”

“你喜欢吗？算你运气，拿去吧。”他从手指上拿下戒指，戴到我的手上。“是你的了。”

“哎，孙尼，我不能拿你的呀。”

“为什么不能？你喜欢，你就拿着。”

我说什么也不能拿他的。我这样的身份，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本应该把这只戒指当作其他的证据一样，登记下来交上去；否则，我就会贻误我自己的办案工作。我心想：我可以拿着，等到办案工作结束以后再还他。可是，如果弄丢了，或者我工作结束之前孙尼被人干掉或别的什么意外，那我收了这只戒指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但是我也不想得罪他，因为他给了我也是出于诚意。他常常干出这样的事，从来不以此要什么更大的交易。“我真是很感谢，因为我知道你非常喜欢这只戒指，”我把戒指推到桌子对面还他。“我不能收下，但是我很感谢。”

他耸耸肩，又套到小手指上。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在塔希提饭店的咖啡馆里。

“我今天很有力气，”他说。

“啊？是什么意思？”

“我力气大，扳手劲能赢你。”

“孙尼，你从来就没有赢过我。今天有什么两样？”

“我力气多大啊。来吧。”

“就在这儿？”

“就这儿。”

我们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移动身子做好一切准备，双方把手扭在了一起。

“准备好了吗？”他正视我的眼睛。

“准备好了。”

“我要赢你。”

“来吧。”

“开始！”

我们用力扳。这时候，他朝我脸上唾了一口，我一下子松弛下来，他啪地一声扳倒了我的手。

“我只是说我要赢你。但是用什么方法赢你，我可并没有说啊。”

孙尼想了一个办法。在这一带的任何地方，你可买不到真正具有意大利风味的好吃的面包。我们打听周围的人，问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纽约那边的面包格外好吃些。谁也答不上来。我们问了从纽约来的一位面包师。

他说：“是水质的原因。纽约一带的水质最好。这是个关键问题。水质与酵母的反应相关。所以纽约以外的其他地方，你烤不出那么好的意大利风格的面包。”

我知道孙尼下一步会和那个面包师打什么交道了。他要给我们烤面包，孙尼要弄一队柜车，像运送牛奶的柜车一样，把纽约的水运到佛罗里达来，叫面包师烤面包，还赚了一大笔钱。

托尼·墨拉从牢房里被释放出来。他在牢房的时候，伙计们不断向勒菲蒂报告说：墨拉在骂人，一肚子火气，因为他听说：我和勒菲蒂在密尔沃克赚了大钱，在佛罗里达赚了大钱。这些钱有一部分应归他所有，因为最早是他把我引进到这一伙人当中。

勒菲蒂告诉我：“我对他说：‘你出了大牢，最好交几个朋友。别动不动就揍人，揍得人七窍生烟。’”

在塔希提饭店，就我和他两人的时候，他说：“多尼，我想问问你。罗基是探子吗？”

“啊，孙尼，我和他相处了6年多，从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一直靠他来买卖商品。没有问题，我敢说。”

“是啊，墨拉给他戴了那么个帽子。不过，也不奇怪，墨拉就是那种人。”

勒菲蒂养了个小狮子。新泽西那里有个饲养动物的伙计给了勒菲蒂一只幼兽，他很喜欢。他开车外出时总要把小兽带在身边。他把小兽放在影院俱乐部，我们和它一起玩耍。小兽很可爱，招人喜。勒菲蒂从来没有给它起个名字，我们也只是叫它“狮子”。它就待在酒吧的俱乐部前面。我们还有一只家猫，待在后面。

几个月以后，小狮子真的长成了狮子。在勒菲蒂的车子里，连皮革位置上也留下了他抓破的痕迹，因此他不能再带它到处跑了。你要是同它玩，它就抓你。它长得像一条很大的狗一样。很快地，我们连平常散步也不能带它出门。白天，它待在俱乐部里，可是晚上就再也不能把它放在那里。孙尼的表亲卡明有个空仓库，离影院俱乐部不远，因此勒菲蒂每天晚上就开车把它送到那儿去。每天还得有人去给它喂食。一天吃的东西要用200美元，因为喂食是最好的牛排。

有一天，我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与在影院俱乐部的布比通话。他说：“勒菲蒂到了街那边，把狮子装进车里。我们一定要设法把狮子从酒吧里弄走。有人告发了他，可能要罚我们10，000美元。”

里弄里有人发现了俱乐部的狮子，叫了警察。警察赶来时，勒菲蒂已把狮子送到了仓库。警察来时发现的是那只家猫，正在后面的弹子台上睡觉。

警察对酒吧招待查利说：“我要谈关于狮子问题。”

查利说：“我们只养了那只猫，如果说我们养了狮子，其实就是那只猫。”

从那以后，狮子只好整天待在仓库里。

我在佛罗里达，勒菲蒂打电话来，说：“我们要把狮子弄掉，它抓破了仓库的墙，咬电线。你能不能把它带到你那儿去？你那里有5亩地，在网球场边用链子围个篱笆圈起来就行了。我们把它运过去。”

“你糊涂啦，网球场上不准养狮子呀。”

一天晚上，他们把狮子装上了车，送到了奎莫斯一处公园，用链条系到了凳子上。

勒菲蒂打电话说：“买一份今天的《邮报》，他们发现了狮子，它跑了。他们在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里看到了。那狮子正爆发个新闻。电视里也在播放，这畜牲真妈的带劲。”

《纽约邮报》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奎英斯公园发现丛林之王！狮子的照片上，两边分别站着一名警察，每人手里牵着链条。报道说：在奎莫斯的佛拿新那儿的圣·玛丽公墓那里，有人发现了这头6个月的小狮。这头狮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没有任何人知道。

孙尼在布鲁克林的一伙人中，一部分已被逮捕。看样子像是出了告密的。勒菲蒂打电话说，凡是新加入伙的都有嫌疑。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换句话说，找到谁，非送他命不可。”

“他们不会担心托尼，是吗？”

“话应该这么说：你不是，我不是，但是他们是。我们要查一查他的背景。”

“那好。”

“我们身边有个罗基。那家伙怎么样？”

“艾迪。”

“艾迪，对，还有契柯，是吗？”

“啊，对，契柯跟他的女人有些口舌，他跑了，”特工契柯已经撤退出这一行动。

“我不喜欢那么干。你看，那里还有一桩事我得要查一查，还有一桩也不好。”

“啊，这个女人弄得他都快疯了。”

“我明白，但是那不好。这些事都与你有关，我不能事事都负责。像现在，关于那里的罗基的事，他们也就随他去了。”

秘密警察罗基，我曾帮助他介绍到党徒一伙当中，让他单独执行自己的任务。他曾在那次游湖的汽艇上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搞汽车业务，离纽约市不远。我帮助罗基建立这个业务，作为他的掩护。托尼·墨拉出牢房以后，就开始和罗基混在一起。这使勒菲蒂陷入了困境。由于是我介绍了罗基给他，勒菲蒂认为罗基是属于他的人，罗基不论干什么，所得的都应该有他一份。同时，勒菲蒂又不想同墨拉有什么瓜葛。

“他现在跟那个密探混在一起，”勒菲蒂说的密探是指墨拉，“我不知道你打算如何同他相处。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这家伙干了些错事，多尼，我和你要分手了。我知道，这家伙要送我们的命。这事儿我要找你谈。”

我也弄得不知所措，因为罗基和墨拉之间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感恩节的前几天，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我们明天就出门，一共4个人。”

“谁来？”

“你只管开车来接我们。他到时候会告诉你的，”他把飞行的班机及时间告诉我，我记了下来。他所说的“他”是指孙尼，到时会跟我谈的。“共4个人，别的什么也不用问。”

“好吧，就这样。啊，这些都是要人还是什么？”

“看，叫你别问嘛。只管订几个房间就是了。你还得为我们准备一辆汽车，搞个大的，能坐4个人。费用就从我们的买卖中报销就行了。”

“好的。”

“两个房间，双人的，相互连在一起，靠池边。”

几个小时以后，孙尼打电话来了。

“喂，有几个人要到你那边去，他们要汽车，只有布比同你讲要些什么，你有什么事只同他讲。待会儿我再处理。”

“好，就这样。”

“只有他与你讲。”

“好的。”

“到了那里他们会向你解释。”

我说：“我刚才还和勒菲蒂说了话，他说，你要同我谈，说有几个人要到我这边来。不过，你没有讲到任何情况，是吗？”

“明天去。”

接着，我又给勒菲蒂打电话，我让他们俩彼此提供情况好掩护自己。我说：“我刚才同他谈了话，他说有布比，还有别的几个人要到这边来。”

“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吗？这混蛋究竟想要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只对你说布比以及另外几个人明天到你那儿，根本就没有提到我。”

“根本没有，但是我说我已经和你谈过话——你瞧，我不想提任何人的名字。”

“对，不牵涉到别人。我们干的事一向正确。我们不能把自己弄得很尴尬，这很重要，尤其重要。现在，我们不想把人牵到一块儿，懂吗？”

“懂啊。我们只管把汽车给你，由你支配。”

“我们回去，搞个宴会，喝喝酒。”

“明天晚上你什么事没有，对吧？”

“对，没别的事，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聚一聚。等我过去再说。等见到你的时候，我会向你说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罗西准备到坦帕机场去迎接他们。我们设法控制花费，尤其是对于勒菲蒂的开销。我对罗西说，我不想花钱为他们租车，要租他们自己租。

我们接到了勒菲蒂、布比、前纽约的一个警察名叫戴尼斯以及吉米·莱格斯，即詹姆斯·艾匹斯科比亚，是个身高6英尺4的大个子，瘦胳膊瘦腿，大腹便便，头戴假发。

勒菲蒂问：“租车了吗？”

“没有，我的运通信用卡已用完，而且还超了支。”

“啊，那谁来租车？”

“你的卡也能用一次嘛，为什么偏偏要我付？你们到这儿究竟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接着我们到了领行李的地方。过去我总是为他提行李，这次我没有那么做。别人的行李都拿到了手，只有他的包还在转带上转动。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自己把行李拿起来。

这事儿当着其他老练党徒的面发生的，他一肚子的火。我作好了准备：等到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听他的指责。可是我不在乎。我对勒菲蒂已经感到厌恶。

我和勒菲蒂还是经常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我的感情很真挚。也有多次场合我恨不得当场把他拍死，因为他弄得我非常难堪，简直不拿我当一回事。比如，我们可能在一家中国餐馆，我订购的菜可能不是中国菜，他就当着众人的面骂我傻瓜加笨蛋。我知道他不仅对我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是如此，但是我不能总是忍气吞声。

早在1979年年底，我就曾为什么事对他来了火。我说：“我又不是你的奴隶。你出门时，别老当着众人的面让我难堪，因为我可能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会揍死你。我那么干对我就糟了，因为被处死的将不是你，而是我自己。”

他回答说：“多尼，你看，这你就不懂了。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教育你。你从来就没听到我那么同迈克·沙贝拉说话。如果迈克听到你那么说话会怎么样呢？他们搞登记业务，可没有把你算在内。难道你就不想成为老练党员吗？”

现在，我们俩比其他人提早上了租来的汽车，他就火冒三丈破口大骂了。

“你这混帐，当着我朋友的面让我难堪。”

“啊，你也不高兴了？那你现在就体会一下，当你弄得我难堪的时候，我是什么滋味。现在我想让你受点教育：我不再是个听差，我为大家弄到了许多钱，我有资格得到平等的尊重。”

“你就不想一想，他们会注意到吗？你怎么不会想想，他们回去以后要告诉孙尼？难道你没有想到过，这是你往自己身上抹的黑点吗？”

“我从来没有为难过孙尼，因为他是老板。但是，如果大家都搞这一套把戏，那搞就是了。”

他叹了口气：“6年了，你丝毫没有长进。”

当过警察的戴尼斯和吉米·莱格斯上了我们那辆车；布比和罗西开车。

车子在开往塔希提饭店的途中，布比问罗西：“你们有多少支枪？”

“3支。”

“好。不过我不喜欢像0.25口径的小枪。”

“我有0.32自动手枪。”

“那种枪还不错。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有什么行动。我们只是观望观望，试试时间，了解一下圣皮特堡那里街道的情况。如果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回来就动手。”

“试试时间”就是指在抢劫以前的侦查工作，从动手到撤退一共要花多少时间。

这天晚上，我们坐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大概待到了凌晨5点。大伙儿吹牛，说笑。我们谈到了雇佣一名可靠的女招待多么困难；谈到了几家主要银行的贷款利率；还谈到了教育的作用。

吉米·莱格斯说：“我有一次为那个老人当警卫，到了加拿大。那时我手头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就决定在那里的大学学习一些哲学方面的课程。”

布比问罗西：他从孙尼的表亲卡明那里弄到的那些伪珠宝，罗西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把这些伪货展出后销售。罗西说：有些价格不贵，销售得还不错；但是，有些贵重一点的销路就不好。他卖给了一个女招待员一只罗莱克斯手表。罗西说：“这只表样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变青了。”

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这次干的事我不能对你讲，因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们一旦要动手干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东西藏在你那里，可能要掩藏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有4个人乘着租用的大车出发了。一支监察队尾随他们开往圣皮特堡一带。可是，到了19号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没有跟上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7个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腊夜总会，他们在那里有肚皮舞女。舞女们围着我们的桌子跳舞，伙计们把5元或10元一张的钞票塞到她们的胸罩里或短裤里。

大伙儿在议论，谁长得最好看，舞女就会找他。布比往前额上啪嗒一声贴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票子就粘住了额头。他说：“我就是最漂亮的汉子。”

第二天，监察队随着他们待在平拉斯公园，就在圣皮特堡外附近。特工们观察他们在兰德马克信托银行一带打量地形，那里离警察局仅一街之隔。

这天稍过一些时间，勒菲蒂说：他们不打算在那个地方动手，“因为情况有点不妙。”

我和罗西身处幕后。作为隐蔽工作者，我们正要处理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党徒一旦真的要枪，我们还给不给他们。

我们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常常很难从总部那里得到及时的决策。

在街道上，你要当场作出决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谈话过程中就要采取决策。这是常有的事，是搞隐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况。但是，有些事我们要求总部在一天之内给我们答复，可往往要拖到两个星期。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权带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种地方还有潜在的不同意见，因为局势不是很明朗。

但是，对我们的破案工作，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常常面临着生死相关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隐蔽工作期间，我自己以及我与其他隐蔽特工的交谈中，最头疼的是我们需要答复的时候得不到答复。

你和党徒在一起有个事要干。你问总部：“这事我能干吗？”谁也不给明确的答复，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你要和党徒们周旋，使他们不至于越轨。

你想买什么东西，可能要求他们给钱，或者要求他们批准。对于货物你可以要求等一两天，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个月。如果你提出种种理由拖几个星期，这就损害了你的信誉——特别是约期已到，你还干不成买卖。如果你失信两三回，这就混帐了。党徒们会这么想，这家伙没有什么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议论你，说你是个吹牛大王，或许你是个暗探。

早些时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银行本票的欺骗活动，得到一名美国律师的允许——只要我购货有记录，这样案子结束的时候，可以回头补上商家的损失，这样干就可以；后来，另一名美国律师接着管理这件案子，他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理这件案子，他会反对我这么干，说不定还因为我欺骗购货而对我本人进行指控。

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隐蔽特工头脑里总是在考虑：即使我作了适当的记载，作了适当的汇报，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党徒不放，我自己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指控呢？会不会因为我干的工作而被别人指控呢？

在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党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这些枪支。

当孙尼或勒菲蒂问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枪支藏在佛罗里达。我是联络人员，我自然可以拿到枪支。可是你不能带着枪在身上，乘飞机到处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枪藏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

因此，当党徒来侦察银行地形的时候，布比问罗西有没有合适的枪，罗西回答说：我们有枪。他这样的回答完全正确。

接着，罗西就和联络特工接触，询问：如果他们要枪，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给他们可以吗？这个问题传到了美国律师那里。他：“当然可以，只要把枪弄出一些故障，他们就开不了火。”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容易办到。因此，到时候你不在现场，一旦有什么情况党徒要动枪，他们就打不响，谁也不会因为我们提供的枪而受到损害。

接着把问题提到了总部。总部要花时间去问司法部门。意见不能统一，争论了3天。而这时候勒菲蒂的人决定不对银行采取行动，因此也就不需要枪支。这时候我们的司法部门又说不能搞。

我们的那个美国律师，即负责我们的这件案子的律师，他说可以干；而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说不能干。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不是为美国律师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在此案中，我该干些什么呢？我要使枪支不灵，把这样的枪支交给勒菲蒂一伙。尽管这样，有些事还得由你自己作出决定。

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见见我们——在佛罗里达从事“冷水工程”的隐蔽特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确保安全。

一开始，我并不那么热心，这样做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局长又不能到我们的俱乐部或寓所来看我们，这就要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我们；要么无论是谁，看到我、罗西和舍农三个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愿意让我们会见，而要见的又是局长，我们决定执行。

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午夜，地点在坦帕的海港饭店，即乔治·斯坦布莱纳的饭店。那儿离机场很近，很繁忙，我们偶尔也到那饭店去过。会见安排较近的地方比远处要好，因为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相见，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怀疑了。

我们3个人来到了饭店的休息室里，大家喝了一点饮料。我们并不是一道去局长的房间，而是分开一个一个去，每个人相隔几分钟左右。

局长的身边有个副官，在场的还有坦帕的案件特工基尼，他对会见作了协调工作。韦伯斯特法官——他先前曾是联邦政府的法官——是一个很平和的人，说话声音很轻，有时很难听清。

对于我们在佛罗里达的行动，他给予赞扬；对于我搞隐蔽工作时间这么长、打入这么深，他也很夸奖；我们为干隐蔽工作作出的牺牲以及执行有生命危险的任务，他都作了鼓励，祝贺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好。他熟悉这个案件工作，知道谁是主要任务执行者。他还问了一些细节问题，但是此时的确不是汇报工作的时间，因此谈得很简要，很一般。他主要关心我们的福利，确保我们得到有效的支持，以及向局里要求的东西得到落实。他说，他正是为了这些事来看我们，而且要亲自看一看。

我们没有任何怨言，感到很荣幸。

孙尼要我到纽约去，并且从我们赌博登记业务的“获利”中带2，500美元去。他说，他们的足球登记经纪业务三个星期连续很糟，他需要钱放回到街道上去。

他说：“上次你来时，在约翰房间的事你还记得吗？你提的那个问题仍然存在吗？”

“我不知道，那伙计我还没见到。”

“那这样吧，见见他。”

“好的。如果那东西弄不到怎么办？”

“你不一定要弄到，只要渠道畅通，东西总还在。我现在的兴趣就那一个问题。”

勒菲蒂很快就来了电话。

“我拿支笔，把那些数字记下来，”他说，“因为我要去见那人。昨天我们赚多少？”

“昨天，1，160块。”

“那一天呢？”

“星期四那天？达拉斯那场子？”

“是的。”

“我们赚了2，480块。”

“这么说，你们那个星期仍然赚了1，500块。”

“对，不要忘了，对他说，我还要拿出1，000块来付那人的薪水我想给他一些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接收。”

“这样，我就要坚持一下，然后到星期三我见到孙尼的时候，我亲自向他解释。”

勒菲蒂又是叹息又是呻吟：“我不大舒服，可能得了流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要我在家待一个星期。我预定了一次做胸部X光透视。我现在没有钱，谁也不会给我。注意，多尼，你到这儿来给他带东西的时候，也给我带105块钱给租车的费用，知道吗？因为那105块钱我要给老婆。她要付运通信用卡。这事儿我已同他谈过。”

我给孙尼送去了2，500块钱，并且对他说：大麻的事仍然有效。他说：约翰那伙计欠了高利贷款子20多万。约翰就是我上次在他公寓里并带了样品给他的伙计。孙尼说：“既然他是跟我一起干的，我得为他担保。20万中，有6万是欠卡明的。我叫他把15万的珠宝给卡明。我对你说，我不想再作难他。有个家伙想他妈的要干掉他。他积欠了那些债，然后对谁都说谎。”

孙尼买了100磅大麻，卖主是在迈阿密的一个古巴人。孙尼与在长岛的某人达成了交易，叫那人出售。他还想尽快再弄到100磅。他在迈阿密还有可卡因方面的联络，样品检查有81％的纯度。他以每公斤47，000美元买进，要我们加紧海洛因方面的联络关系。

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办公室里，彼特和汤姆·所尔姆父子俩正试图加紧他们与罗西的毒品买卖。这两个留小胡子的家伙趾高气扬。罗西坐在办公桌后面。儿子汤姆，戴着金链子、金手镯，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扶手椅子上。彼特站在那里，双臂交叠，或者走来走去，或者不停地为他们倒苏格兰威士忌酒。

罗西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海洛因。”

“海洛因难，”汤姆说，“大麻要多少？”

“你要是给我一些样品，我就有人在星期三从纽约来，他们会告诉我需要多少。”

彼特说明了大麻是如何转手的。“他到这儿来，在旅馆里登记住下。迈阿密北面，好莱坞以及劳得戴尔酒店都很好。他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到他那里。他带着钱，对吧？你把你车子的钥匙给我，我就交给我的人。他就去，把货装到车上，再开回来。他来到房间，把钥匙交还给你。就行了。每个包上都标了号码，注明了重量。先买我们一次，你就有数了。”

“我爸爸包了一切，”汤姆说，“我去办理一切事。我知道什么货好，什么货不好。我到哥伦比亚那里去了许多次。”

“所有的脏活都是他干，”父亲说，“他统领了一班船，偷渡，分散弄来，能弄得到大量的。”

罗西说：“上一次我带的样品到纽约，他说：‘你怎么把这么多籽也带来干什么？’”

“我们的货里，没籽，”汤姆说。

“你们的人能大量供货，呃？”

“惊人的多，”汤姆说，“我们每个星期可以供你5，000磅，这毫无问题。”

罗西说：“我在这儿完全是打打前场。到了纽约那里，他可能会说：‘我们这里过多了，再等一个星期，一个月。’这种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看，我只能说，这些东西是怎么个弄在一起，是快还是慢，我真说不上来。你明白，我只不过是个中间人。”

汤姆从外衣口袋里漫不经心地取出一小塑料袋子白粉，说：“还有这东西，都是好货，你不识货。”他把袋子又装进口袋里。“我看，你对这种货不大晓得。”

“是啊，我不懂，”罗西说，“你就别跟我讲了。”

“你没有用过，你不懂，”汤姆说。

“那是什么价？”罗西问。

“那边的价？”汤姆把口袋的样品又掏出来，放在桌上。“是2，205块钱。”

“成色呢？”

“八成。”

“我们有九成二的货，”罗西说。

“怎么检验的？”

“我哪儿知道？我只知道那人把东西交给了另外一个人，让他去检验。他回来说：‘托尼，这货有92％的成色。’我问：‘好不好？’他说：‘好极了。’”

“把你那个买主请来，我只同他谈5分钟，他肯定会买我们的，因为这的确是城里最好的货。”

“你没有必要同我的买主交谈，这是使不得的，”罗西说，“由我亲手交给他就行了。你们的问题是：我们把要的东西告诉你们，你们弄货，然后我们去找你，这种办法可能不大好。”

汤姆把样品拿在手里摆来摆去，说：“如果他喜欢这个，只要看看这个，他就知道要什么了。”

“‘安眠酮’怎么样？”

“那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你想买50万块钱的货，我有‘安眠酮’。”

“还有‘柠檬’呢？”

“看情况。这东西都是自己家里制的。一般来说，里面有‘安定’成份，你要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价一颗要35美分。你的人想要什么我们就能给他什么。这东西的付款只是当面要：货到付款。我谈的是初次交易。一旦建立了关系，我屁都不放一个。”

罗西说：“我们就不希望拐弯抹角，浪费时间。”

我和艾迪·舍农来到办公室。罗西说：“多尼是我的伙伴，从纽约来的。艾迪在这一带干具体买卖。你们以前见过多尼吧？”

“没有，”彼特和汤姆都这么说。

我说：“有一天夜晚，在乔·彼特的店里，你们俩都喝得醉醺醺的。”

他们局促不安，很尴尬。

罗西说：“他们带了样品来了，多尼。他们说，我们需要什么，他们都能向我们供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需要的海洛因他们没有。”

“不是的，”汤姆说，“不要说我们没有。我们有，不过……我们想想办法……”

“可卡因那种东西，我们纽约那里不当一回事，”我说，“别提它了。你不能把可卡因往那里销。那里的人个个都用海洛因。你什么时候想了解海洛因的情况？”

“我看没必要了，”汤姆说，“我们那里，弄死的人多着呢。我在那里就多次打过。真可笑。弄得他妈的好疼。如果你肯，我可以带你到我们那儿走一走，让你本人看看那里的势头。”

我说：“如果有人引见，倒也值得。我们从纽约那里来一个伙计到这儿，你就把他和你们那里某个人介绍一下，让他们认识认识。”

“得找个那样的人，”汤姆说。

“我还得想想，那海洛因的事，”父亲说。

“可卡因什么价？从哪儿弄到？”

汤姆又拿出了样品，说：“5万5或6万；从哥伦比亚，或者就从这儿弄到。”

“5万5？”罗西问。

“到6万之间，”彼特说。

汤姆把样品放到桌子上给罗西看，说：“我们给你看的样品是什么样，供给的货就是什么样。”

“这倒挺好的，”我说。

他们把样品交给了我们。第二天，可卡因样品拿到平拉斯县治安办公室的化验室进行了化验。纯度还不到15％。

过了一天，我们把那父子俩叫回到办公室来。约-约认识他们，因此我们让他和我们待在一起，他感到很不自在。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以为是不是在同什么傻瓜还是什么人打交道。这种可卡因样品纯度还不到15％。不像样子，被弄得乱七八糟。”

彼特和汤姆都开始支支吾吾。“你，你们以为我们做什么手脚，先生？你们以为我们会那么干？”

“你们说过，纯度有八成，”罗西说。

“头天晚上我这么想的，”汤姆说，“那天晚上我弄到的是这样，因此我就装在口袋里。我根本不可能有意那么干嘛。我真的想——真的，真要这么干，不知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罗西说：“我们说的不是什么‘是不是真的’，而是说这的确不是真货。我们为什么要同你说不一样的话？我们希望纯度达到90％。”

汤姆说：“有人该死了。我那位伙计决干不出这种事情来。我和他相处，都有5年了，这是头一回，请你们相信我，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

罗西说：“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这是信誉问题。”

“呀，真是天晓得，”汤姆在摇头，他父亲在走来走去，也在连连摇头。

“这种样品，不管是什么人给了你们，他都是要让你们难堪，”罗西说。

“多尼，你可别误解我们，”彼特说，“我们可不是以为你们是那种溜之大吉的人。”

他们也真的要发火了。彼特说：“我们只不过是卖东西，不行把样品还我们。”

我站了起来，走到彼特那里。约-约就坐在我后面的椅子上，显得局促不安。

“就当没这回事好了，”彼特说，“我请你们喝饮料。就这样。”他手指着罗西说：“就这样！”

“什么‘就这样’？”罗西问。

“把东西还来！”他伸出了双手。“好吧，要是不把样品还来，多尼，我可真的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就不客气好了，”我说，“不过，伙计，你别耍什么态度。我们是在教训你，因为你拿样品在糊我们。你可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听到约-约在我身后小声嘀咕，“多尼……多尼……”他尽量在拉我的袖子，生怕会出人命。我用手指着彼特的胸膛，说：“我们从你那里拿了样品，怎么可能还骗你们啦？因为我是要从你那里把样品转手，我要的货质量要好，对不对？”

彼特连连后退。“我弄的货不好。”

“我的人就是这么说的。”

“那好，买卖不成，也不谈钱，什么都不谈了。嘿，我们还是朋友嘛。”

“对呀。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与别人无关。”

“那倒是，他总是和你一起的。你所说的话，也就是你朋友说的话。”

“因此，你到我们这个场子来，别说什么我们在欺骗你们这些人。”

“我进店去喝点可以吗？”

汤姆还在摇头。他说：“凭天地良心说话，我说呀，这真是头一回有这样的事。”

我说：“算了吧，这桩买卖不是凭你的良心，是凭你的口袋，凭你的脑袋。不是你的良心。”

“我是说，我的良心就是我脑袋，一样好。反正啦，你不用样品，也不会有人指责你了。”

罗西哈哈笑着说：“有样品就有人指责？那种乱糟糟的样品，我们天天都有。”

这时候我走出去了。汤姆和彼特在后面大声嚷嚷：“多尼，多尼！你回来呀，多尼！”

我们计划在12月13日举办第二个拉斯维加斯之夜。特拉弗坎特准备派一队人马过来管理各个赌场。可是，到了那一天，他的人还没有来。因此，我们把各赌场的活动推迟到一月份。

我和罗西在圣诞节前到纽约，和孙尼及其一伙人玩了几天。12月17日，孙尼在影院俱乐部搞了个很大的圣诞宴会。每个副官都给自己的那伙人搞圣诞宴会。酒吧招待查利包下了所有做饭菜的活儿——意大利面食，香肠，辣椒以及肉丸。凡是孙尼手下的人全都到场。我们又吃又喝，讲着战绩，大家玩得很痛快。我和罗西每人都给了孙尼200美元作为礼物。

孙尼急着要回到佛罗里达，见见“那里的老人，以便把事情安排得稳稳妥妥。”他说，卡明准备积资扩大网球俱乐部的后场；增加舞场和游泳池。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把拉斯维加斯之夜落实好。“现在我们要赚钱了。”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他还得待在纽约。“布鲁克林那里我还有点事。”迈阿密那里可卡因交易还没有了结，而他在长岛那里又买了100磅的大麻。尼基·桑多拉用了一辆租来的U-拖运车，把大麻装上车运到了托尼·布茨的仓库里，暂时存放起来。

“安托尼奥·布茨·托玛苏罗”，由于总是穿着工作靴子，人们给他名字加上了“布茨”①。他在影院俱乐部街对面有场子，叫做卡布里汽车服务部，位于格拉汉姆街上的421号。可是我在那一带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什么汽车服务部。那是一个凌乱不堪的地方，布茨就代表孙尼在那里开展什么活动。他是孙尼在彩票业务中的伙伴，收钱的事全由他办理。孙尼常常在那里打电话。

①　布茨（boots）：英语中“靴子”即“boots”，读“布茨”。

孙尼说，他有一支卡宾枪，几支手枪，都藏了起来。他要给几支给我带到佛罗里达去，以便他的人需要用。尼基·桑多拉说，他有两支0.38手枪，用布包扎好，入狱前藏在影院俱乐部的排水漕管道里。这些枪还在那里，但是没有检查过。他说：“但愿别给水弄得糟蹋了，我包得很严，还涂了保护油。”

新年一过，孙尼说要搬出威瑟斯街的交谊俱乐部，我们都要聚在影院俱乐部。

罗西回到佛罗里达，管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我没去，留下来和孙尼在一起溜达。

我住在他的寓所里，关于鸽子方面的情况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们在一起谈话更是频繁。他那已经离开的妻子又给他带来了某种麻烦。他很担心那几个孩子。我每天总要和勒菲蒂一起溜达一两个小时，在曼哈顿的玛迪森街道上，逛荷里得酒吧。到了晚上，我就和孙尼闲逛。

尼基·桑多拉在长岛那里经营了一些歌歌舞夜总会①。一天晚上，我和孙尼出去闲逛，大约凌晨两点回到了影院俱乐部。尼基和几个伙伴及几个从他的夜总会来的女人正在后室里聚会。

①　歌歌舞（go-go）：在夜总会等处由女子表演的一种多卖弄色相的摇摆激烈的舞蹈。

“你们可以挑选，”尼基对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女人特别会口淫。”

我们看看那些女人，只见她们一个个放荡不羁。

孙尼说：“我要那个会口淫的女人。”

这时候，我要迅速采取合适的办法，因为孙尼要带那个女人上楼，我住在他寓所里，别人以为我也要带一个上去。我说：“老兄，我可不要，你先上去吧。我不了解这些女人，她们在夜总会里同那些骑摩托车的团伙混在一起，你看她们多脏。她们有疱疹一类的病，我不想冒着得疱疹病的危险。”

“天啦，多尼，可能你说得对。尼基，这些女人跟摩托车团伙混在一起，把她们赶走，快。”

“怎么回事？”

“这些下流女人，会让我们得疱疹病的。”

“疱疹？”

“对，别碰她们。”

尼基向孙尼抱怨，有个叫科里的伙计渐渐插手尼基的歌歌舞夜总会。尼基说：“昨天我们在一起坐下来协商，作出了决定：我管我的12个夜总会，属于科里的另一个伙计管他的10个。那伙计到了我的一个夜总会，对我的一个女服务员威胁：她在我的夜总会里跳舞，还要交回一部分钱给他。”

孙尼说：“叫勒菲蒂安排一下，星期一他和科里在一起谈谈，我要去解决。”

一天晚上，我、孙尼和布比待在克里希饭店。饭店在罗里莫大街的593号，离影院俱乐部不远，是我们最喜欢的饭店之一。那里的人喜欢孙尼。孙尼以及和孙尼一道的任何人在那里都受到隆重的接待。我们连菜单都不用，想吃什么就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我们在酒吧喝了点饮料，然后坐到了餐桌旁。

孙尼说：“你们所干的事，像赌博登记经纪业务，放高利贷等，我都感到很满意。你们能独立去干，不需要别人指点。你们不像别的许多人，老是来找我要钱。”

“多谢夸奖，老兄。”

“到了年底，赌博登记业务要开始活动，由会员来管理。我可以提出5个人来。布比是第一个，还有4个都是家族成员的亲戚。下一次开业的时候，也许到明年，我第一个就提你。”

“啊，孙尼，真是太感谢了。我非常荣幸，你这么看重我，我真是高兴。”

“毒品的事停下来了吗？”

“没有。”

“那好。现在的大事是毒品。你就是停下来，警察也总是不停地搜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下次第一个就提你的名。”

“真太高兴了，孙尼，那是我一直期待的。”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很明显，在黑手党里干隐蔽工作的特工还没有任何人成为入盟党徒。作为一个入盟党徒，我能干的事就难以想象了。

孙尼接着说：“现在要问你，托尼这人，你彻底弄清了吗？你能为他担保吗？”

“没问题——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担保。他是顶呱呱的伙计，很会挣钱。”

“如果他仍然和你在一起挣钱，多尼，我也要提他的名。你们俩该得到那样的提名了。”

我们在餐桌旁吃苣荬菜、豆子以及意大利面包。我要借此机会，把勒菲蒂敲诈罗西的事再次提出来。我和罗西事先讨论过。我们仍然在花政府的钱，花得太多，都用在勒菲蒂的玩乐和旅游上。孙尼上一次曾指示过；我们可以避开勒菲蒂，有事就向孙尼报告。从那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我越来越感到担心：孙尼本人会注意到那些开销，会责怪我没有听他的话。

我想让孙尼知道：事情都由我在负责。不管怎么说，从罗西那里夺取的许多钱，毕竟我也算在享受之列。

我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把旧话重提我实在感到不是滋味。托尼对于勒菲蒂花了那么多钱心里很不高兴。他老是在我面前诉苦。”

“多尼，你究竟打算要我干什么？”

他这种说话的腔调，我以为吹了。“孙尼，我只是想使你明白这种情况，以防罗西决定逃避责任——俱乐部的人，他的联络，已经停发了薪水。”

孙尼对着色拉数落着：“你有两种选择，多尼。要么你和勒菲蒂去解决，要么我和勒菲蒂去解决。如果我和勒菲蒂解决，他会油嘴滑舌，我会扫断他的腿。你告诉我，你要哪一种方案。”

“我当然想我自己和勒菲蒂去解决，因为我和他在一起，不想让他出什么事。我不希望在你和勒菲蒂之间、或者我和勒菲蒂之间有什么争执。事情说到这儿就拉倒，不再提他了。你只要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

“那好，”他说。“就到此为止。但是，如果再有什么更多的麻烦，我要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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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突然袭击

我妻子及女儿们，如同前两年一样，到了圣诞节都要乘飞机到新泽西和亲戚们一起度过节日。

圣诞节除夕那天，我晚上很早就去了勒菲蒂家，向他和露易斯祝贺节日愉快。他们的餐桌上摆了一棵小圣诞树。我送了勒菲蒂两件衬衫。他给我的是一张价值100美元的莱顿商店的礼品赠券，那是百老汇街道上的一家男服装店。他在赠券上写了字：“赠好友多尼——勒菲蒂。”

然后我就去了布鲁克林，在影院俱乐部逛了一会。孙尼带我进了厨房，让我看看两个盒装的立体声装置。他说：卡明从一个卡车司机那里买了50盒，盒子上的出厂序号已经销掉。他说：“这是送给你和托尼的，作为圣诞礼物，留在佛罗里达你们的寓所里。”

接着我请他谅解，我要和“新泽西的女朋友”一起度过余下的圣诞除夕时光。

圣诞节那天早上，大家都到俱乐部相聚。我和那一班人一起喝咖啡，一直玩到下午三四点。然后我去了新泽西，和家里人一起吃了圣诞会餐。

圣诞节过了两天，我和勒菲蒂、孙尼一起，坐在影院俱乐部的后室里。

勒菲蒂说：“明天早上，我们想要你开车到蒙蒂塞罗市里的蒙蒂塞罗饭店去。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找人，找阿尔。他就会和你见面。他有一些枪支要给我们。”

蒙蒂塞罗城市在这儿的西北部，靠近卡特斯基尔山区，开车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我搞赛马赌博那时候，曾经到那儿去过几次。

寒气凛冽，驾车行驶非常艰难，因为路途上有冰雪。到了蒙蒂塞罗小姐的饭店时，已是早上10点。店里面有个投币式公用电话。我照勒菲蒂给的号码打了电话，和阿尔交谈。“我是纽约来的多尼。我就坐在柜台那儿。我身高6英尺，黑头发，穿着棕色皮甲克。”

几分钟以后，那人来了。“多尼？我是阿尔。”

阿尔根结实，身高约5英尺9，体重约200磅，戴着眼镜。他坐下来喝咖啡。他说：他来自纽约，但在蒙蒂塞罗市里已经住了5年。我们谈了天气。

“我还得赶回去，”我说。

“我们出去，我要把圣诞礼物交给你。”

我们到了停车场。他开的是林肯牌轿车。我记住了他的执照号码，好向上面报告。他打开了车箱，取出一个包裹，其形状和大小像一个鞋箱子，外面包贴着圣诞彩纸，系着一束红丝绸带。

“谢谢礼物，”我说。

“开车要当心。”

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的巴里萨的斯大路上，我停下车。车子停在一个服务部附近，那服务部门外有电话。我小心谨慎地打开包裹，当心别碰坏任何地方。幸好，这包裹除了丝绸扎着以外，没有用其他任何东西包扎。

里面有4支手枪，每支都用塑料袋装。这4支枪是：一支0.22口径的帕果6发左轮手枪，没有序号；一支0.45科尔特自动手枪，上面有美国部队的财产登记号；一支塞斯卡·塞罗约夫卡-纳罗德尼·帕德尼克自动手枪，我估计其口径在0.22到0.32之间；还有一支0.38科尔特·科布拉手枪，枪管两英寸。

我把所有的信息数据记在纸条上，然后细心地重新包装好，边边缝缝的地方不露一点痕迹，如同没有打开以前一样。我来到电话亭，给案件特工、在纽约的杰里·罗尔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作了报告。然后，我把记录的纸条撕碎，扔到了垃圾箱。

中午前后，我来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他不在家。我对露易斯说：“我只把这包东西留给勒菲蒂，他知道是什么。”我把包裹放在那棵圣诞树下面。

接着，我开车到了布鲁克林，对勒菲蒂说：我已经把那包东西取回来了。

“好，”勒菲蒂说，“我要检查一下，看看我留下哪些，哪些让你带到佛罗里达去。”

当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坐在一起吹牛，吹我们的买卖事业。勒菲蒂侃侃而谈，哪些事他干得不好，哪些他所投资的买卖干得很成功，其中包括对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投资，在那里面我属于他的人。接下来，他又谈到了密尔沃克的情况。

我认真听，仔细观察着他。他谈到了：他和我怎么卷进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买卖，那桩买卖又怎么导致密尔沃克和纽约两个家族之间的会谈。他说：会谈中纽约的一方由托尼“鸭子·科拉尔”作出了安排，他是卢克彻斯家族的老板。

勒菲蒂从来没有提到托尼·坎特。关于在密尔沃克的行动中有没有知情告密人或隐蔽特工，勒菲蒂和在坐的其他人丝毫没有谈到，仿佛托尼·坎特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由于“布鲁克林的问题”，孙尼不能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去度过新年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布鲁克林，因为尽可能多和孙尼待在一起很重要。我住在他的寓所里，和他一起照料鸽子。我们一道闲逛俱乐部和影院，玩金罗美。我们一道过街到卡布里咖啡馆里喝浓咖啡。那是个小咖啡馆，前窗上有装饰华丽的白格栅，店堂里有五六张小桌。有时候，我们还到曼哈顿，到小意大利区，或许还到毛特街上赌一场双骰子。

由于我和孙尼在一起，我现在显然得到那一伙人更多的尊重。我在纽约时，总是和孙尼待在一起，在我周围的那些人，和我谈话也感到更加自由自在。

有时候我们待在屋顶上和鸽子在一起，这时孙尼常常倚靠栏杆，凝视着邻里的屋顶。这一带是他土生土长、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此时在想些什么。

托尼·墨拉对我渐渐产生了厌恶情绪，孙尼并不提这件事，坚持我是属于他的人，而不属于勒菲蒂，他坚持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有一份利。我还不能知道这些事，因为这是党徒之间的事，而我又不是入盟党徒。勒菲蒂把情况告诉了我，这是作为一种偏爱。孙尼知道这个情况，但他只字未提。

我们从布鲁克林的彼特·卢格牛排餐店里出来，孙尼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和他熟悉的一个人在谈话。我往前走，到车子那儿去。我们的车就停在街边。

在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个人朝我这边走。他径直往我这儿走，正好在我的前面停下了脚步。他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时候，我看到他带了刀子。他站得离我很近，好像我们有什么知心话要谈似的。他把刀尖顶住了我的肚子。

“把钱给我，别慌张。”

我害怕刀子比害怕枪还厉害，如果那家伙懂得如何用刀的话。我乐意把钱给他。

孙尼从我身后面往前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显然以为我在跟熟人谈话，与他无关。突然间，他迅速转过身子，朝那个家伙的后脑壳子猛地一揍，那家伙像个石头嘭咚一声倒在地，躺在那里。

“快一点，我们快离开这儿，”孙尼说，“否则，你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新年已过了一个星期，我要回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加紧筹划拉斯维加斯之夜的工作，还要帮助安排孙尼和特拉弗坎特之间的另一次会见。

我遇事向孙尼报告，然后再向勒菲蒂报告，他对此非常恼火。我对孙尼说：我们在赌博登记经纪业务中损失了2，400美元。我们的任何损失也就是勒菲蒂的损失。

勒菲蒂在电话中说：“今天早上你没给我打电话，本来昨天晚上就该打电话。连话筒也拿不动？”

“我没有找到你。当时我就给俱乐部打了电话。难道他没有告诉你吗？”

“他根本就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和我一直在玩诡计。他知道，我在和他争执，因为我不喜欢他这里的活动情况。我很不痛快，我要对你讲。我和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吵，在斗，因为我跟这些家伙处不好。我没有钱付清帐单。”

“我打电话到布茨的夜总会找你，而你当时又不在那里。因此，他们就找来了孙尼。”

“他怎么会同我说什么呢？有些事我得告诉你。你的威信已大大降低，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我一直在帮着出谋划策，因为出了差错。我希望你下个星期要摆脱困境，我们不能欠人家一个子儿。下个星期我们还欠人家的，大家都得说话了。今年和以往不一样了，要么我就要把我的人马派到那儿去。”

“你怎么对我发火？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与你无关，多尼。我们谈的是我和孙尼之间的事，与你不相干，你还是个外人。我同他在争执，还把这事告诉了你，这至少说明我对你还是不错的。你别打什么电话了，我和你也就到此结束。我以为，这事儿还要到一个头儿那里去解决。我们和他也就拉倒。你那里都归我所有。”

“那好。我无所谓。”

“我知道，我该说到什么地步。和你的谈话也就到这儿为止。有许多人在那里投了资，钱数还很大。我不喜欢他。向他扔个女人他就高兴。”

勒菲蒂从来不到外面乱追女人，孙尼在这方面就时有发生，勒菲蒂很反感。

“我和你一道出城，你是知道我的，”勒菲蒂说，“我不惹人麻烦，做人守我的本分。女人也不来打扰我。你头天晚上邀你心爱的女人同住，第二天他妈的怎么能要个婊子进屋呢？布比说：‘你作践你的老婆吗？’我说：‘嘿，布比，我老婆可不能跟孙尼·布拉克的一帮女人相比。我老婆有一定的身份。我带我的老婆，你带你那一帮女人。朱迪会理解的，她很贤惠。要是个荡妇呢？男人就厌恶，他肯定也会厌恶。’”

他在说话时，我电话里的录音装置已经不灵了。我担心他会识别出来，所以我干脆先把它取出来。我问他：“你听到这种静电干扰器吗？”

“别打岔了。”

“很难听得清。”

“我们不是在谈什么静电干扰！有些事还让我对你解释解释。你和墨拉先生一度有了问题，他就放弃了你，把你扔到了我这一边。你可知道，我当时心里好痛苦，像是对着我的面孔给我啪的一声耳光？我新年在那里，向孙尼贺年，向大家贺年。墨拉打电话找我，他却接了电话。可是，你看，我可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我到了那儿，你就到了那儿。我们可不要那种女人，像臭狗屎。”

“我打电话找了你，这事儿他怎么没告诉你？”

“他什么也不肯对我讲；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个法鲁克国王①，人人都厌恶他。”

①　法鲁克（Farouk，19200-1965）：埃及国王（1936-1952），腐败无能，争当阿拉伯国家联盟盟主。1965年7月被推翻。

“咦，我们联在一起，他会提出钱的事。”

“他会提出来的，但是那也不算什么。他什么事儿也没有同我讲。我说：‘你最好别再烦人了。’我就说那么一句就离开了他。我说：‘谁也不再谅解你。’我要把这些事处理顺。这些话都是和你乱扯，我们不谈这些胡说八道的事了。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向托尼问好。”

我终于设法找到了特拉弗坎特的人，胡西克，决定把拉斯维加斯之夜定在1月17日。

我、罗西和舍农见到了唐纳韦治安副官，地点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的办公室里。罗西告诉他：我们计划再举办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纽约和佛罗里达都有重要人物前来参加这一活动，他想确保到时候别出什么事。唐纳韦向我们保证，他要把一切都负责好。

罗西给了他200美元。“圣诞小礼，微不足道。”

拉斯维加斯之夜，勒菲蒂没有赶来。他得了流感或是感冒，断断续续地病了有一个月。他打电话说：“这儿的气温是8度，这种恶劣的天气还不见好转。所以我不敢到那儿去，我怕到那儿可能生病，要么在飞机上就会摔死。”

另外，孙尼还叫他到迈阿密去。那里有两笔关键的可卡因交易，要他去办。

拉斯维加斯之夜的两天前，我和罗西、舍农到机场迎接了孙尼和卡明。孙尼给罗西一只棕色纸袋，里面有10，000美元，用来作为拉斯维加斯之夜的“银行”。孙尼说：“要时刻看管好。”

孙尼曾要我拿出1，000美元给他，作为高利贷的利息。我给了他100美元一张的钞票共10张。

他说：“我们到商业区去，我想找个牌店。”

“什么人生日，还是什么别的事？”

“我想给桑多买一副牌。”

我们开车来到新港瑞基的海景广场商业区。他买了一副牌，作为“好友”的一份情谊。

“这很有意思，”他说。

入盟党徒彼此称为“朋友”，同样也可以称作“成员”。孙尼把1，000美元塞到牌里面。

在拉斯维加斯之夜那天，特拉弗坎特来到塔希提影院俱乐部，走进孙尼的房间。我们在房间里安装了窃听装置。特拉弗坎特一进门就说：“我们的谈话不能在这房间进行。”

后来孙尼对我们说，事情都安排得很有条理。夜晚的活动所得三分之一归我们；三分之一归特拉弗坎特；三分之一归从迈阿密请来的伙计，因为他们在负责各个赌场。

“他喜欢玩牌，”孙尼说。

一切都在俱乐部里作了安排。我寓所里有个很古老的吃角子老虎机，大家决定：在开展活动的夜晚，把那个机子搬到俱乐部来，那里面并没有钱，完全是为了平添乐趣。治安副官唐纳韦已经收到了钱，他说一定要派车在县那边的一带不停地巡逻。

我们有个6人工作组，负责各个赌场，另外还有酒吧里的男女工作人员。我们派一个人看守大门。顾客们要进大门，在外面哇哩哇啦乱吵，看门的伙计可以从门上的窥孔查看是些什么人，以保证进门的是会员或是朋友。罗西和舍农买些油炸土豆片，在后面贮藏室里管理所有的收款。我在前场工作，弄点油炸土豆片，送到后面去。

罗西用圣诞纸把孙尼的10，000块钱包在盒子里，存藏在火炉房里，这炉房和贮藏室相通。他把联邦调查局的2，000美元用棕色纸袋包好藏在圣诞树的灯下。他有一支0.22大口径短小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他用胶布把枪粘在火炉的背面，藏在那里。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还有一支0．32的瓦尔特手枪。

拉斯维加斯之夜的活动从晚上7点开始。孙尼和卡明在那里代表纽约方面；胡西克及其一帮人代表特拉弗坎特。到了半夜时分，活动开展得十分热烈，赌室里可能挤满了上百名赌徒。他们在贮藏室里排队买油炸土豆条。我们的收利已有好几千美元，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到了凌晨1点1刻，我在贮藏室里和那些排队买油炸土豆条的人在一起。警报器响了，我立即把顾客赶出去，随手把门锁上，只留下罗西和合农锁在贮藏室里，他们保管着钱和发票。

我往大门那儿走，门卫尼克拉响了警报器。“多尼，门外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我从窥孔里看到了他们，是帕斯科县的治安官，一个是中士。“不要开门。”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我们已经付了保护费。不过，我还是在赌室周围转转，确实做到桌上没有钱，到处看不到现金，只有油炸土豆条。

孙尼和胡西克以及其他人坐在我们那张圆桌旁。我悄悄告诉他：“门外有两个治安警察。我准备出去和他们谈谈，看看究竟有什么事。”

我开了大门。“嘿，长官，有什么事吗？”

那个中士回答说：“我们接到了举报，说俱乐部里有骚动。”

“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们可以进去吗？”

我领他们进来。“吃点什么？喝点？”

中士说：“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他一直在这儿赌博，赌21点，输了许多钱。”

“这里没有赌博，我们搞的是慈善活动，只有油炸土豆条，这里没有什么人输钱。”

他想看一看办公室。我领他走过了厅道。

他说：“你们这儿来的人真相当多，其中有些是塔彭斯普林斯最体面的顾客。”

“是啊，人们都想为慈善事业做一点贡献，另外，也痛痛快快地玩一阵子。”

另一名警察来到办公室。他说：“我刚才在你们吃角子老虎机里赢了钱，这是赌博嘛。”

“你说什么？”

他说：他往机器里投了1枚25美分硬币，又赢回了1枚。他说：他们进门前就从门缝里看到，人们在玩吃角子老虎机，围在桌子旁赌博。

“得了，你不可能看到这儿的情况。”俱乐部建造的样子，人们从门口不可能看到里面的任何东西。“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个古老的吃角子老虎机。”

“你是什么人，油腔滑调的？”

“不能那么说。大家都在玩，我们也没有干扰别人。”我不能让他们当着孙尼在场而随便摆弄我。我也不能让事态这么无法控制下去。“你们为什么要干扰我们？为什么弄得我们不安？”

“这儿主人是谁？”中士问。

“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人？”

“只不过是个顾客，来为慈善事业尽点力。”

“你叽叽喳喳多嘴干什么？你是这里的发言人？”

“因为是我开了门，把你们带了进来。你们在问问题，总有人要回答你们嘛。”

“你叫什么名字？”

“多尼·布拉斯柯。”

“纽约意大利人，是吗？”

“对，我来自纽约，是意大利人。”

“你们这帮人喜欢到这儿来，还取而代之。我要看一看你的证件。”

“我没带。”

“社会保险号是什么？”

“我没有。我不工作。如果你不工作，你就没有必要有什么社会保险号。”

“你在这儿开办赌场，我要把这赌场关闭掉。我还要打电话叫搜查队。”

“我不允许你用电话。”

他拿起话筒，拨电话号码。

我赶快把情况告诉了孙尼。

他说：“那好，把人都从后门放出去。”

我和女招待员叫人们从落地窗那里走出俱乐部，而那两个警察还在办公室。

孙尼独自坐在圆桌旁，愁眉苦脸。“罗西真不是东西。我以为他买通了人呢。”

“的确买通了人，孙尼。他当时和那人谈话，我就在场。我亲眼看到，他把钱交给了那人。那人说，样样事儿他都负责，没有问题。”

“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敲了贮藏室的门，叫托尼和艾迪出来。

罗西走过来，坐在孙尼旁边，想表示歉意。

“住嘴，什么话也别说了，”孙尼说。“当着众人的面，你让我丢了脸。那老人的人马在这儿，有迈阿密来的人。你就像有些人那样，说起来样样都没有问题，然后又弄得我好难堪。我能他妈的呛死你，拧断你的喉头。”

罗西要发火了。

我制止了他。“托尼，你最好别说什么。让他冷静下来，我来和他谈。”我对孙尼说：“这实在也不是他的错。”

孙尼狠狠瞪了我一眼。“多尼，你就别为这个混蛋打掩护了。这是托尼的责任。如果我们知道那警察来作乱我们，我们就把他干掉。我要回布鲁克林去，这儿的事今后怎么办我还拿不定主意。托尼，我给你那10，000块钱，你最好拿出来。”

中士出来问道：“人都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我猜想，他们认为该到回家的时候了。”

“你们当中有没有别的人带了证件？你们意大利人怎么没一个带证件的？”

另一个警察叫住了在门口的舍农。增援的人来了，警察也增多了。这是一场正规的袭击。

“这样吧，你们3个坐牢，”中士说。

“你说什么？”罗西说。

“没有证件。”

“这是私人场所。”

“又是个油嘴滑舌的纽约来的家伙，把他们铐起来，”他对另一个警察说。

我说：“我们的证件可能在寓所里，因为我们3个人今天下午待在寓所里，可能丢在那里。”

他们把我、罗西和舍农铐了起来，把我们送上车，朝寓所那里开。然后，带我们上楼，来到我的寓所。我们拖拖延延，像泄了气的皮球。我们被当做歹徒，因此我们还得像个歹徒的样子。另外，这些警察做得也应该。罗西和舍农坐在椅子上，而我进室内四处寻找。“我的证件不在这儿，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的。”

“你们这帮人真是老练党徒，”中士说，“那好吧，你们要坐大牢了。”

此刻已是大约凌晨两点半钟，他们带我们返回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

孙尼仍然坐在圆桌旁边，他一肚子的火气，仿佛一座火山即将要喷火一样。

“把他也带上，”警察说，“我们把你们这些纽约的意大利人都带走，让你们更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他们给孙尼上了手铐。

这些警察对我们盛气凌人，还侮辱我们，不像职业警察的样子，我真想好好教训他们一顿。罗西和舍农过去都是警察。我们都知道警察执行任务时的正常程序。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搞赌博，这是非法活动，警察揭露这种非法活动完全正确。可是我们的隐蔽工作却受到了损坏，因为他们当中有两个对我们进行了没有必要的恫吓。如果孙尼动了火怎么办？如果有人因为对我们侮辱和虐待而手痒开了枪怎么办？

他们耀武扬威带我们出了门。我们4个人都戴了手铐，3个联邦特工，1个黑手党副官。

孙尼倾着身子问我：“你证件呢？”

“在车子行李箱。”

“拿给他们看一看，否则我们都要坐牢房。我们需要有人从大街上跑来救我们出牢房。”

到了停车场，我对警察说：“啊，我突然想了起来，我的证件在什么地方。在我车上的行李箱子里。我把证件放在那里以免被人偷掉。”

舍农说：“我也想起来了，我的证件在汽车仪表板上的贮物箱子里。”

警察只好打开我的手铐，好让我开行李箱。他说：“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我和合农拿出了驾驶执照，就被释放了。

孙尼待在巡逻车的后面，双手反剪着被铐了起来。窗帘是拉下的。“多尼。”

我走了过去。警察在那一边交谈。

“我口袋里有把刀子。把它拿上，否则他们也会指责我携带武器而崩了我。”

我手伸过窗子，从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了折叠长刀，迅速塞进我口袋里。

“干什么！”警察在大叫。

我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警察可能以为他看到的是枪，要么以为我要给孙尼松手铐。

“别在车子附近待着！还想逮捕一次，是吗？”

“不，长官。”我上了罗西的车，跟着治安巡逻车到了新港瑞基的帕斯科县治安办公室。

他们指控孙尼拒捕、罗西赌博，把他们关在一间小牢房里。我问警官保释金是多少。他说保释孙尼要交1，000美元，保释罗西要交5，000美元。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要想找个保释保证人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想用这样的途径以保护我们的身份。我和艾迪赶到塔希提那里去找卡明。

我把在俱乐部里大家都散了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卡明。

“多尼，我身上总共只有1，000美元。”

我们返回到牢房那里。他们在给孙尼拍照，还在取孙尼的指纹印。

我说：“托尼，我弄到的钱只够保释一个人出去，可是保释的不是你。”

舍农哄然一声大笑，我也笑了。托尼没有笑。他们放了孙尼，我们付了保释金。

“明天见，”我对托尼说。

他们在监狱里搜查了孙尼，在他口袋里找到了驾驶执照。执照上有他的真实名字，但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他说自己的职业是：“固定推销路线上的售货员，个体经营。”

在返回旅馆的途中，孙尼像是疯了一般，对罗西破口大骂不止，我无法使他冷静下来。

他说：“昨天那老人还说，在帕斯科县的领土内，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这一下弄得我多丢人。那混蛋托尼，我非把他掐死不可。”

“我们是锁上的，孙尼。一定有人告了密。”

“查出来。谁能把告密的人查出来，我们就给他钱。我们要把告密的干掉。”

“我们要设法查一查。”

孙尼和卡明乘了下一班的飞机到纽约。我们找到了一位保释保证人，把罗西保释出牢房。

我们回到了俱乐部。司法官那一伙人把俱乐部弄得一片糟。夜晚活动的钱不见了。其中孙尼的10，000块，联邦调查局的2，000块，活动所得大约8，000块，都不见了。他们拿走了罗西的两支枪，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一遍。他们甚至连圣诞装饰品盒子也撕得粉碎，撒得满地。他们拿走了吃角子老虎机。

罗西在牢房里待了一夜，现在又目睹这一现场，他怎么说心情也不好。“我要抓住那个混蛋中士，扫他的嘴巴。我恨不得把那个警察站闹个底朝天。”

我们都有点气愤。我们自己过去也干过许多次合法的搜查。搜查也得有个限度，按章办事，不能把地方弄得一塌糊涂。我们失去了20，000块钱，其中一半是布拿诺家族的钱。我们让孙尼出了丑，他现在扬言要干掉告密者。我们不得不担心：警察有可能撞进了我们的真正行动计划，毁了我们的隐蔽工作。我们还担心引起这次袭击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匿名电话通风报信是一种诡计，因为并没有人真正输了多少钱，也没有激烈争吵的事发生。但是一定有人告发了我们。我们缩小了怀疑的范围。罗西与俱乐部的另一个主人发生过口角，那人抱怨我们抢了他的生意。罗西非常肯定就是那个家伙告发的。可是那又能怎么样？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也不能告诉孙尼。我们还得不让孙尼觉察。

第二天，我打电话向孙尼报告了进展情况。警方指控可能会降低调子，或者取消，因为他们的搜查不合法。但是，起诉人两三天内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孙尼说：“你一定要叫托尼把那10，000块钱还给我。他怎么弄钱我不管。”他想把保释的钱还给卡明，把驾驶执照要回来。“他们能那么动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孙尼，这纯粹是偶然。”我对他说：唐纳韦治安副官一直在街上执勤，值到了午夜，一切都很正常。后来有人在赌21点时输了一些钱，发了火就出了门，告诉了警察。我们只好用警察讲的情况来告诉孙尼，这是最安全的解释。

“注意，多尼。如果有谁能告诉我们，打电话告密的是什么人，我们要给他重赏。”

“我们现在正在办。其实，昨天托尼和治安副官在电话里谈了两个小时。”

“他打电话干什么？很可能就是我们谈论的那个家伙，可以对他监听。那是托尼的声音嘛，比告密的要好些。告诉托尼，叫他亲自和那个家伙见见面。我们要放聪明些，别太傻。”

“好的。”

“那是电话上的窃听器，你听到了吗？有回声。”

我的录音机又响了。“是这儿电话的声音，孙尼。他们本来要来，换电线，可他们还没有来。”

一连三个星期，孙尼都不肯和罗西说话。我每天得听勒菲蒂的训话，说我怎么把事情弄得很糟，因为我没有很好地控制住罗西，没有确实做到不让罗西瞎胡闹。

他对我说：“从托尼手里把钱拿过来。提醒他注意，没有我们他简直不值一文。注意，多尼，托尼错不错别管了，你应该为我筹措，而不是为托尼。”

到后来，孙尼说他一定得要钱，叫我从放高利贷里把钱拿出来，要我们俩把钱送到纽约。

我和罗西各人带着钱的一半去纽约。孙尼和布比在肯尼迪机场迎接我们。我们把10，000块钱交给了他们。

孙尼说：“很好。现在我想要你们着手联系可卡因和海洛因方面的买卖，尤其是海洛因，因为我在这儿已经找到了销路。另外，我弄到了一台机器能制安眠酮。你们联系一下粉子的事。”

到最后，对孙尼的指控已经撤销。但是，罗西可能还要受到审讯。我们设法让审讯延期，一直延期到我们的整个隐蔽工作全部结束。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有个正式会员，从塔彭斯普林斯那里带来了一位医生朋友。那医生同罗西谈到他在黑手党里有些朋友。谈话的内容围绕着毒品。医生说：他干过多次毒品买卖，甚至还受到过搜查。实际上，他手头现在就有16公斤的海洛因，价值100万美元，这些毒品就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市。他刚刚从威奇托市那里来。他说：这都是没收的海洛因，控制在前联邦调查局一名特工手里。他说他可以为我们牵在一起做成这笔交易。他说：他要是早知道我们对此有兴趣，他本来可以把样品带来。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勒菲蒂和孙尼，他们想要我们加紧干，弄到一些样品。

医生说：他想把样品带到佛罗里达那里，并且确定了递交样品的日期。

我到了佛罗里达的勒菲蒂那里。计划是这样：罗西从医生那里弄到样品，赶到佛罗里达来交给我们。勒菲蒂在那里有个伙计能检验样品的质量。孙尼在纽约和意向中的买主在一边注意动静。我和勒菲蒂住在梯维尔旅馆的一间房间里等候罗西。

我不停地给罗西打电话，问医生是不是已经到了；勒菲蒂不停地打电话给孙尼，说医生还没有到。我们两个人不敢同时离开旅馆房间，以防罗西打电话说他已经起程而我们没有接到电话。这就好像等人相会。我们订下了客房用餐服务，要么由一个人上街到熟食店里去买三明治。

每隔两个小时，我们就打电话。罗西回话总是说：他还没有得到医生的消息。三天过去了，我们不再等了。我回到了荷里得，勒菲蒂回到纽约。

我们为这桩交易追踪了三个星期。医生说，为了把样品带到佛罗里达，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耽搁。

勒菲蒂说：“这件事搞得我很难堪，这里的人一个个都弄得灰心丧气。光是花费的钱这一点，我就想把他揍一顿。我心里很不痛快。你要采取果断行动。掐住他的脖子，我不是说要你怎么揍他，就掐住他的脖子。”

我和罗西、舍农3个人坐下来仔细分析一下形势。我们以自己多年来的街道工作经验进行分析。罗西首先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说：“医生这个家伙对我们设了诡计，有人企图用海洛因对我们耍花招。这家伙根本弄不到海洛因。有人设计了这么个圈套。”

我们对此看法很赞同。罗西分析得很精确。这个医生以前因走私毒品而受到过搜查。有人在对他施加压力，想利用他来诱使我们上当。

主使者可能是州立警察部门或联邦政府警察部门，要么是政府的缉毒部门，要么可能是一帮歹徒，他们不知道行情，不知道如何脱手那笔买卖。究竟是哪一种情况，我们一时不能肯定。但是有人控制了这个医生，医生干这件事好像顾虑重重。

罗西决定继续干下去，依赖医生把样品弄到手。谁也不会知道我们染上这种事。

罗西给医生打电话，说他24小时在等待样品。这天晚上，那医生来了。

他到了俱乐部，时间是晚上9点。他显得很紧张，把罗西拉到一边对他说：他把样品扔在门外的灌木丛里。

医生在酒吧里喝点饮料。过了一会儿，舍农慢慢出了门。外面一片漆黑，但这太好了，因为谁也看不清什么。舍农慢慢摸，找到小袋子，拿回到办公室。

第二天，我们对样品进行了检验。这是一袋滑石粉。医生惊恐万状，发誓赌咒说他不知道，他只是接收了样品。我们相信他说的话。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党徒，他这样欺骗我们，我们可能要把他处死，至少也要狠狠揍他一顿。

可是，我们是特工，不能对他真有什么处置。罗西对他说：“下次你要作弄人，可别对我们这些大人身上打主意。”

是谁骗了他，又叫他来骗我们，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我们有能力识别那种可能会受骗上当的事，这一点已为人们共识。能算计我们的可能是执法部门，可能逮捕我们，那样会影响我们的行动；要么是那些歹徒可能捣我们的蛋。他们要么妒忌我们的成就，要么是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有一位隐蔽特工，化名叫查利·沙柯，我们称呼他“金链查利”，因为他戴着许多金首饰。他从事的是腐败和赌博方面的案子，涉及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附近一城镇的治安官。他办了个赌场。他的顾客当中有一些是希腊人，他把罗西引了过去，因为罗西熟悉塔彭斯普林斯那里的希腊居民区，而且这些顾客也常常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这边来。我和罗西、舍农也到查尔斯顿那一带去过几次，为金链查利办案起一点作用。

罗西碰到一个叫弗拉姆斯的希腊人，声称来自纽约市的哈莱姆区，可以给我们提供任何种类的毒品，而且我们想要多少他就可以提供多少。

罗西说：“你没那个本事就别瞎吹牛，我和纽约市打交道的人对吹牛可不能容忍。”

他一再强调他有广泛的联系。我作为罗西在纽约方面的人参与此事。查利租了一套公寓，就在棕榈岛上海滨墙球俱乐部的海滨附近。我们就住在公寓里。他和弗拉姆斯约定，叫他来和我相会。

我和罗西躺在海滩上。弗拉姆斯穿着便衣，走过沙滩到我们这里。罗西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多尼，从纽约来的。“你对多尼说说，能为我们搞到什么。”

弗拉姆斯说，他可以搞到任何东西。

“海洛因，”我说。

“我在加德满都那里有直接联系，”他说，“不过，我要点现款去那里，15，000美元。”

“你他妈的以为我是傻瓜还是怎么的？加德满都？”

弗拉姆斯也动了火。“我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是个正派人？我也是从纽约过来的。我在那里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一个个可都是堂堂正正的人。”

“你要在那里有朋友，叫他们打听打听桑树街上的多尼，是勒菲蒂的朋友。你的朋友要是连桑树街的多尼和勒菲蒂也打听不到，那他们连狗屎也不如。”

弗拉姆斯转身问罗西：“我不想为这事纠缠了，你的朋友太不讲理。”

“嗨，”我说，“你来的时候怎么说，你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怎么说嘛，别把我当傻瓜。”

“我两天以后再来，”他说。

第二天，弗拉姆斯又来了，他直接走到我的面前，说：“你瞧，多尼，我要是得罪了你，真对不起。我和哈莱姆那里的朋友核实了，我一提到桑树街上的多尼和勒菲蒂的名字，那些朋友二话没说，对勒菲蒂表示极大的尊敬，也知道你和他在一起。嘻，多尼，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布拿诺家族那边的人。”

“哎，这儿别提什么名字了，我们别提什么家族。说到底，你能不能向我们供货？”

“海洛因，我能搞到，多尼。不过我要到加德满都去。什么15，000美元，别提了，只要5，000美元，作路费。”

“别提什么5，000美元，也别提什么加德满都了。明天到这儿来，你能带什么？”

“明天？我还藏着一些大麻制剂。那些在市面上要值75，000美元，我给你们只要25，000美元。”

“那好，你拿来。”

“慢点，我们还得有个交易的办法，你看是吧。”

罗西说：“你只管把东西送到我们的仓库这里来，送来以后就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要派人进行检验。等你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把钱给你。”

“这就是交易的办法，”我说。

他走了以后，罗西对我说：“我们不给这家伙25，000美元。东西一送到仓库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只给他5，000美元，让他呼天叫地去嚷嚷吧。”

弗拉姆斯把东西送到了仓库。金链查利去了那里查一查。他打电话对我们说，货全送到了，质量很好。罗西把那么多钱交给了弗拉姆斯。

弗拉姆斯数了数钱，说：“噢，等一等，这儿只有5，000美元啦。”

“只给你那么多，”我说，“如果你不要，就丢下，什么都拿走，因为东西还在我们这里。”

“啊，朋友，这么少，我的那些人不能接受啊。”

“如果你想见哈莱姆那里的人，见他们好了；你想见谁你就去见好了。他们找勒菲蒂好了。勒菲蒂要说25，000美元，你就一定还拿到20，000美元。他们相信谁啦？”

因此，我们花了政府的5，000美元，换得的大麻在市面上价值75，000美元。而且，我们作为地道的歹徒，又大大提高了威望。

勒菲蒂打电话叫我到迈阿密去，因为他想叫我们一道看一家场子。他说，那是个娱乐场所，在沙哈拉饭店里，紧靠雷鸟旅馆旁边。场子可能要价15，000美元。孙尼已经给我们开了绿灯，要我们去买。

“纽约来的所有老练党徒都到雷鸟旅馆，”勒菲蒂说，“去不了那里的人，我们可以接待。因为大家都会来，有纽约来的，有像乔·普玛那些前纽约人，还有其他人会跟他们一起来。找一个钢琴弹得高明的人来。”

我们在娱乐场所的酒吧外面溜达，对周围一带看了看，大家认为这个地方很好。

我很清楚，布拿诺家族内部关系很紧张，因为内部的斗争引起了勒菲蒂和孙尼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我不能直接过多地打听，但是我力争尽可能了解一些内情。这一方面是为了搜集情报，另一方面也为了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

此时在旅馆里，勒菲蒂对我讲了一些情况。

“家族委员会在纽约开了会。由于勒斯蒂还在牢房里，委员会提名由萨利·法努吉亚作为代理老板。勒斯蒂在牢房待多久，法努吉亚就一直作为代理老板。”

“萨尔瓦多·萨利·弗努茨·法努吉亚”①曾经是副官。“勒斯蒂一出牢，萨利就下台，”勒菲蒂说。“孙尼现在是主要副官。每个家族都有一个主要副官。勒斯蒂出牢以后，孙尼就想当家族顾问。”

①　萨利·弗努茨（Sally Fruits）；即“萨利水果”，代号。

“是吗？我不了解这回事。”

“你知道，顾问本来要由家族选举产生，不像副官的头衔可以指定。另外，委员会还在家族里指派了两名副手，以便勒斯蒂在牢里时，由他们来维持家族的和平。”

“会和平吗？还是怎么的？”

勒菲蒂格格一笑。“有些事我对你说吧。孙尼那一股力量亲近于勒斯蒂。”

代号ABSCAM一案的丑闻已经曝光，一些人被逮捕。新闻界都在报道这一情况。我对此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我正忙着了解市拿诺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

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人待在迈阿密。头天晚上，大家混了一夜，到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个伙计提个建议，大家都到纳珊饭店去吃点东西。

我正要和大伙儿坐在一起，勒菲蒂抓住我的胳膊。“坐那张桌子这一边，我想和你谈话。”

我们坐在拐角上的那张桌子旁。“多尼，你可知道，我们上次游玩的汽艇那回事？”

我正要回答，忽然想起他问这事的意图。就在这时，他呼啦一声拿出了《时代》杂志，里面有一页折叠起来。他把杂志打开，砰的一声扔到我面前。

“多尼，正是那只船。”

我弄得目瞪口呆。杂志上刊出的《左手》汽艇的图片，正是ABSCAM一案办案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曾在那艘汽艇上游玩过。杂志还报道了联邦调查局在“螫刺行动”中怎么样利用了这艘汽艇。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决定我的生死存亡。

“啊，勒菲蒂，我们玩的不是这一艘。”

“别胡扯了，多尼。船是我最了解的一桩事。妈的，我们上了联邦调查局的船！”

“你听我说，勒菲蒂。如果这是我们上的船，当时我们上船的人数很多，而这照片上船的人数很少。”

“嗯？”

“那个拍照的家伙，他在欺骗国会议员、参议员，也在欺骗我们。尽管他能欺骗那帮人，可我不是个书呆子，他绝骗不了我。而且，他又没有对我们讲个什么名堂来，对不对？当时船上还搞了大型的娱乐活动，我们还回避了那里。”

“你能肯定？”

“嘿，他们又能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还不是坐在这儿，勒菲蒂。我们战胜了这帮特工！”

“我还不知道呢，多尼，”勒菲蒂说着不住地摇头，两眼看着照片。“你要是知道那胡来的混帐那该多好。这联邦的混帐船！”

勒菲蒂打电话到我的寓所。托尼·墨拉在制造麻烦。他到老板那里，再次提出要求，说我是他的人。墨拉说，在西西里迪斯科舞厅那时候，我就和他在一起，那时我刚刚和他们混在一起，所以他完全有权提出要求：我是他的人。

“这事儿要举行谈判，地点在普林斯大街。我和孙尼都要到谈判桌上，对这事儿要全面理一理。时间就在今天下午。上个星期，墨拉赢得了一项裁决，他每个星期从马可饭店里得到5，000美元。”

史蒂夫·坎农的交谊俱乐部在普林斯大街的30号。马可饭店位于市中心，是甘兰特的地盘。

“勒菲蒂，说什么我也不跟墨拉在一起。”

“这事儿你一句话也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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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谈判

3月中旬，知情者不断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小意大利区的普林斯大街上有非正常的活动。布拿诺家族的顾问斯蒂夫·坎农经营的、普林斯大街20号的交谊俱乐部那里显然有一系列的谈判活动。

“我是在耐着性子，”勒菲蒂在电话里说，“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些什么。这事儿连续了8天，全是为你这个混蛋。我是说，大人物都坐下来在谈判。星期六在纽约开的会。今天，为了你，我又开了四个半小时的会。”

“为了什么？”

“别说‘为了什么’。”

“你怎么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过？你们在谈论些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除了墨拉，还能有谁啦？”

“怎么，那家伙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吧，你他妈的混蛋王八蛋。你那个罗基，真弄得我火冒三丈。”

墨拉一向在制造麻烦，现在又多了个罗基。这个隐蔽特工的名字经常出现。我那一次带罗基上了代号为ABSCAM行动的船上，后来又把他带到纽约一带，帮他搞租车营业，好为他的隐蔽活动打个掩护。他和墨拉曾经纠缠在一起。他们举行的会谈中牵涉到墨拉和罗基，这可不是好消息。我问：“罗基怎么啦？”

“罗基承认过，你多赚了25万，我不是在电话里吹大话。你知道我怎么说的，我说，你从他那里拿了12万5！”

“从哪儿弄那么多钱？”

“安托尼·墨拉说，你摆脱了罗基，从毒品里面弄到了钱！”勒菲蒂的口气显然有所控制，“他们这儿胡说八道的话我都听腻了。”

“你说什么，是毒品钱？我和他从来没干什么扣毒品钱的事。罗基同谁说了我弄到25万？”

“同安托尼·墨拉及其一伙——难道你还不懂，你这笨蛋？我拔腿就离开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竟然指责我和罗基在搞毒品交易中，偷偷扣下了25万。除了当叛徒告密以外，最大的错误就是你得到大量的钱没有分给老板。罗基究竟有些什么牵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同墨拉说了些什么，如果说了的话，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冒险和罗基取得联系，因为我对他的电话不放心，而且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还能相信他——我不知道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眼下，我根本没有办法弄清什么情况，只有从勒菲蒂那里还可以谈谈。因此，我对于谈话还得非常谨慎。我要是说错了、或是回答错了，给我或罗基带来什么危害，那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如果不了解情况，我就不能肯定应该怎么去干才正确。我立即意识到，这种谈判的形势，其结果会导致有人得走。我应该以歹徒的顽强精神作出反应，而不能听从摆布。“罗基在撒谎，勒菲蒂，我根本就没有和他一起克扣什么毒品钱。”

“我知道他扯谎。”

“那你对我大发雷霆干什么？”

“你太松懈了！”

“他在撒谎，墨拉也在造谣。”

“可是你的话不管用。”

“为什么他的话就管用？”

“罗基已经先说过了。”

“先说就有理？”

“那王八蛋有言在先，你只能是表示反驳。事情越闹越大，弄得非常、非常危险。现在连孙尼也控制不了，对你的事无能为力，要一直弄到头头们那儿去。今天把我叫了去，孙尼也没对我讲，他想说些什么。等我去了以后，他才说；‘勒菲蒂，我想要你待在这儿。’为什么呢？他说：‘萨利要走下坡了。’”

萨利·法努吉亚，就是代理老板。

“突然间，墨拉带着两个伙计走了进来，大家又是接吻亲热什么的。究竟接下来要干什么，孙尼事先也不同我讲。是又一次重要的谈判。他们弄来了从加拿大来的人，声称，你是代表这个王八蛋，因为他们听说有大量的钱，懂吗？我提出警告，我决不肯把你放给他们，说什么也要和你在一起。如果那个老人不在，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萨利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他身体不好，双手还包扎着。他只能听，他们都在谎话连篇。今天我对墨拉动了火。我从桌子旁站起来，对着酒吧那头的墨拉大骂，什么妈的话都骂。我抓住了他。他说：‘我从来没有说你拿了钱，而是多尼与这个伙计分了钱。’我说：‘你别再提什么毒品钱了，你这王八蛋。’就这样，后来孙尼说：‘算了吧。’我又骂了副官。他的副官——就是刊在报纸上的那个伙计，那老人归命的报纸——他把手拉着我的手。我说：‘别碰我。’他说：‘你可知道你在同谁说话？’我说：‘你妈的别碰我！我根本就不认得你。’整个场子的人都听得见。我说：‘我不是他妈的好惹的！’”

墨拉的副官凯撒·帮万特，是拉链行动中的人物。甘兰特被打死的时候，他是其中的一个保嫖，我们以为，他当时被列在打击的对象之中。

“我惹了麻烦。后来我骂我上司的时候，孙尼说：‘你要注意。’我说：‘我注意个屁。’我和孙尼大干了一场。我坚持我的意见。我有证据。斯蒂夫顾问也在场。另外一个像孙尼一样的大人物（即乔伊·马西诺，另一个山头大王）对我说：‘勒菲蒂，你要是坚持不改，我就要去告诉牢房里的那一位。’”

“罗基今天去了吗？”

“你在胡说些什么？那样的混蛋怎么能跟我们在一起。啊，我要把你争过来，不过要上面通过。”

“我以为这事已经解决了。两个星期以前，你就对我讲过了。”

“他还想再找我们的麻烦，所以我当着孙尼的面和他闹了一场。我还当着所有老板的面说：‘你是什么东西？狗屎一堆。这件事当着大家，当着我们的家族，当着我们的老板已经解决。这混帐要是再这么干就滚他的蛋——你怎么不张嘴说话呀？’后来，我又骂了副官们，惹了麻烦，他们把我撵出桌旁。”

“那家伙怎么样反应？”

“墨拉是个下流坯子，”勒菲蒂说，“他是个男婊子，搞同性恋。老板们在一起，骂他是告密的混蛋。”

“你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西西里舞厅那里，你去了多少回？”

西西里迪斯科舞厅，墨拉有一份。几年前，我和他经常在那里出没。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把戏，也不清楚怎么样回答比较合适。究竟是回答去的次数多或是次数少，哪一种说法好一些，我心中无数。我得听出问话中的弦外之音，还要迅速作出反应。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大概去了两三次吧。”

“他说你工作过三四回。”

“勒菲蒂，我在那儿只工作过一回。”他要找到我是否为墨拉干事的证据，这样，墨拉在说我是他的人时，勒菲蒂就可以和他争辩。“我在那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拿过。你知道我得到什么？不花钱喝点饮料。”

“你在那里溜达那时候，在西西里歌舞厅那时候，安托尼·墨拉是不是个老练党徒？”

“就在那一段时间吗，我说不准。”

“他在西西里那一段时间，我当时还没有结婚，我认为他那时还不是，只不过有三年半的坚定时间。我跟了他6个月。如果墨拉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表现不好，那他的辩词就没有用。孙尼会查出来的。你知道，孙尼要到委员会那里，查出他什么时候受了坚定训练，然后他们才把它承认。我对孙尼说过，你是在我的场子里碰到了墨拉，我认识你是通过那个小个子（即二老板尼基·马伦格罗），因为我很喜欢你，这是有案可查的。”

现在的问题是：是勒菲蒂还是墨拉把我介绍入了伙。实际的情况是：我先认识了墨拉。无论是什么情况，回忆起当时，还是勒菲蒂到了马伦格罗那里，正式提了出来，把我作为他的人——据我所知，墨拉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勒菲蒂接着说：“凯撒是站在了他一边，说你每天晚上都和他待在一起。”

“在西西里舞厅那里，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凯撒。他不会了解我的情况。”

“多尼，你在和危险的人打交道啊。我要这个人的脑袋，因为他也要我的脑袋。他对自己的人说；‘我和勒菲蒂住在一幢房子，他住在8层，我住在6层。我要是少了咖啡，没有黄油或什么的，哪天早上我就到他门口，敲他的门。’他就当着他的人的面这么说。我说：‘我对你说啦，安托尼·墨拉，你要是站在我门口，我立刻就砍掉你的脑袋，因为你不是我的朋友。’我想罗基也是坏东西，我想搞他一顿，就因为他说谎。我对墨拉说：‘你告诉他那个王八蛋，他是我的人。我要是在你的车里逮住了他，我就敲掉他的脑袋。你要是从中作梗，也会同样下场。’多尼，这里有窃听，但我说的话不得不说。我说，我要用两颗子弹射到他的两只眼睛，我在确定选什么样口径的枪。今天在布鲁克林，谁也别想管得了我。出席那样的一种会议，容不得你喝什么饮料。你可知道，和政治家们在一起坐四个半小时那是什么滋味？”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你惹上麻烦了。”

“可是。你从来也没对我讲过。”

“怎么能同你讲呢！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本来就不该让你知道。你看，我还是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你明白吗？我问你，是你把罗基带到城里的吧？”

这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最危险的问题。“是啊，他到了城里，怎么啦？”

“罗基是通过你进了城。可是我怎么知道的呢？”

“对了，我在城里碰到了他，就在劳得戴尔的酒吧里碰到了他，在66号码头我对你说过。”

“那家伙归你的人？”

“不是。”

“多尼，我们说的是一回事。现在应该是：你带他入了城，给了他工作。这话你要记住。你把那伙计放在那儿。总得有人把他放在那儿。把他放在那儿的人是在联邦的那条船上。那家伙是个联邦密探。那工作的地方出了问题。”

勒菲蒂的危险之处也正是在这种地方。他在兜圈子，这儿捅一下，那儿捅一下，捅到什么地方发现了问题，他决不肯放过。现在他统来绕去已接近了这样的事实：如果有些事不能正确处理，要么罗基、要么是我，可能会遭到杀害。

“是你把他放到了那儿，多尼。现在问你，他那个租车买卖归谁所有？”

“我不知道那场子现在归谁，勒菲蒂。”

“多尼，以前归谁？罗基为谁干事？你把那家伙带了过来．而他在城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到他那儿要车的时候，我还得先要同多尼登个记。多尼是老板。那地方从来就没留下人手。多尼，你从哪儿把他带来的？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会导致什么下场，多尼？”

“勒菲蒂，我不知道。”

“别睡觉，仔细想一想。在那儿坐一坐，喝喝咖啡，待会儿给我回电话。”

我不能和罗基商谈，也不能与孙尼交谈，因为我现在知道的情况本来是不该知道的。我只好从勒菲蒂那里探听消息。如果我和他当面交谈，至少还可以观测他的表情，更好地体会他的用意。我必须抓紧时间。过了几分钟以后我就给他回电话。

“注意，”勒菲蒂说，“我问你个问题。那家伙供认你捞了25万，他为什么要出卖你？”

“那是因为墨拉要他说的。”

“你能证实？”

“我怎么能证实呢？因为他大概怕墨拉，这是唯一的原因。我相信他没问题。如果不是墨拉要他说我们克扣了25万毒品钱，我想不出他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

“那个王八蛋是个告密的东西。我得到了你，我就要保护你。我说：‘我就是到任何地方，也要和那小子同生死。’任何人也抢不走你。孙尼那种做法我不喜欢。他想调和，想拿罗基换你。孙尼说：‘我们要多尼，不要罗基。’我说：‘你不要我的屁。’后来，我顶了老板的时候，他说这事摆一摆。他说：‘你不想要他。’对，我不想要罗基，但是他也不能要他。墨拉是骗人的狗崽子，你知道，他在分钱的名单里。他每天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都在那里。把罗基的情况告诉我吧，也使我心里踏实些，睡觉也能睡得自在。你没有想到回答我的问题，多尼。是谁把他安到了那儿，多尼？”

我犹豫不决，尽量在先想一想3个问题，怎么样摆脱我带进罗基以及他的汽车业务所陷入的困境。“我刚刚不是对你说过，他和我一起从佛罗里达来的。”

“多尼，你别对我吞吞吐吐。答非所问。你是那里的头头，他已承认了这一点。那里弄一带大家都知道。你是老板。”

“这究竟有什么大不了？”

“那究竟是谁的买卖？为什么要放弃不干？”

“我们赚到什么钱了吗？”

“你言不对题。公司是谁办的？”

“勒菲蒂，我对你说，是加利弗尼亚的一个伙计。”

“一个伙计，办了一个柯维特摊子，汽车全是新的，你不知道这个伙计的名字。”

“勒菲蒂，那里有三辆新汽车。他们关闭了那个摊子。他们干的全是背后抢劫赃物。罗基对我说——”

“啊，问题就在这儿。用抢劫来付租车？你们在干什么，赌博？你妈的是糊涂蛋？问题是谁把那些人弄到了那儿？他们是什么地方来的？你们在哪儿碰头？罗基只向安托尼·墨拉提到毒品钱，没提那艘船，那告密者的船，联邦调查局的船，这是怎么回事？罗基为什么不提联邦的船？你猜猜看，是谁帮他出了牢房？”

“谁帮他出牢房？”

“你猜猜看嘛。”

“猜不出。”

“真不可思议。是罗基帮他出牢房。”

“罗基帮墨拉出了牢房？怎么帮？”

“我不知道，通过报纸上看的。你琢磨吧。罗基帮了忙，他被保释出来，回到他们那伙人中间，分钱也有他的名。因此，你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

我猜不出是什么道理，这对我倒是一桩新闻。“这倒是一桩好事嘛。”

“不是好事。你被弄糊涂了。多尼，我把你当朋友，完完全全信任你。过去，我多次对你有疑心。有许多事情，有弯弯绕绕的内幕，你一点也不懂。”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干？就让这个家伙瞎说，让他到处对人谎话连篇？”

“问题不在这儿。我也不想让你卷进去，让你担惊受怕。”

“哼，勒菲蒂，我谁也不怕。”

“你帮不了我。我还得靠自己解决。”

“我也不怕墨拉。”

勒菲蒂格格地轻声一笑。“有些事还是我对你说一说吧。你不要说大话，然后又来找我。你在惹我生气。”

“我听你的，你说吧。”我现在想要他往下讲，不愿失去联系，不能让他跑走。我需要尽可能多、尽可能早些了解家族的情况，以及面临的局面。

“多尼，我到佛罗里达究竟为了什么？我是什么，是模仿名流的大人物吗？至少杰里·吉利去那里，能处理一半的事务。他一天能搞到5，000块。我和你一起干能搞到多少，多尼？什么都没弄到，只落得一肚子烦恼。”

杰里·吉利是个入盟党徒，隶属于反对派的一个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杰里是纽约人，在迈阿密那里干了许多营业买卖。

“你在松懈的时候，他们玩了个花招，用三个大人物作见证干倒了罗基，对他进行恫吓——你知道的，你也拿着枪对准了某个伙计的脑袋，对不对？你的事牵到大人物里面去了，我要直接到头头那里。家族间的恩恩怨怨太多，一直不停。这事儿得上到纽伊斯堡的头儿那里，明白吗？”

宾夕法尼亚州的纽伊斯堡那里，联邦政府监狱里关着布拿诺家的老板勒斯蒂·拉斯苔尼。

“明白。”

“勒斯蒂要听一听这桩事，这里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让乔伊·马西诺当了证人，让墨拉打退堂鼓。今天我和拉链那些人有了麻烦，因为我反对他们。我为此要付出代价。我的朋友多尼啊，在迈阿密那里玩呀闹的——你不要表白自己什么——女人那么一类的事。好啊，谁个不喜欢玩得好呢。你还年轻，但是你养成了懒散的习惯。大糊涂虫，大草包。只管玩，只管懒，你连工作也不想干，登记经营业务也是不肯干。你什么都不想干，多尼，就是胡闹。你就真想成为这么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

“你把托尼也弄成了那个样子。我对托尼说我要出门的时候，我的飞机票本来应该像他们以往一样都办得好好的。托尼马马虎虎，你也马马虎虎。你以为，孙尼比我显得伟大些。”

“我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你不承认，你就少啰嗦。你以为我宽容些吗？你同孙尼·布拉克在一起就严守规矩，为什么同我就不那样呢？真他妈的混蛋。你瞧，多尼，我只说这一次，不会再提了。有好几次，你对我无礼。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的无礼行为。”

“是的，我不知道。”

“还有一桩攻击你的事。我不是想要伤害你，不过我把什么都顶了回去。比如我说‘少管别人的事吧’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到了那个城里，带了个皮箱，你要提一提。”

“好的。孙尼今晚是什么态度？”

“他对你没有使坏，也没有帮你忙。换句话说，他随时都可能变化。我挑了重担。你为什么不一蹦三丈高，你为什么不对罗基发火啊？”

“我发了火。”我是该生气。也就是说，我本不该把罗基带进城里。为了帮上这个忙，我坏了纪律，因为我并不了解罗基。现在事情弄到我头上，我想把他掐死才好。

“有人要对你们俩查一查。”

“嘿，勒菲蒂，查我是查不出名堂来的。”

“我不在乎。你要是这辈子干了什么错事，还是由我处理。墨拉不能管。孙尼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你看看，你松松垮垮，闹成了什么样子？这里是不会罢休的。老板，这个家族里的主要人物，要谈一谈。就是他也不能怎么样。多尼，你对我说过，是你把罗基带到了那里，这些事都要传开了。你还有什么事瞒着吗？”

“什么也没有。”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从现在起，在你这一辈子中，你发誓：你永远照找的纪律办事。”

“勒菲蒂，我发誓。”

“那好，你能当面对他吗？”

“好。”

“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得成，因为我们这儿都是一些合法的人。如果我能叫罗基坐下来，那你能进行下去吗？”

“能。”我在采取非常危险的行动。“合法的人”就是指入盟党徒。我想出席谈判会议，而那种会议很严格，只有入盟党徒才能出席。我并不想和罗基当着面，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可能会怎么说，也不知道这对我们俩可能会有多大的危险。但是，我也冒险地估计：墨拉不会把罗基带到谈判桌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战胜对方？”

“那好，因为你在佛罗里达，你得告诉我，如果你犯了错，你他妈的还能到什么地方去。”

“我没什么错，勒菲蒂。”

“公司是谁办的，多尼？你又怎么从那儿脱了手？是谁把那些事联到了一起？多尼，你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对我吞吞吐吐。是你把他安到了那里。我不能对我那些人说谎。如果因为这种事要丢脑袋，要死也死得像个样子。他们要戏弄你。”

“随他们耍什么花招，勒菲蒂，我有办法反击他们。到了谈判桌上，我要向你证明罗基在撒谎。”

“安托尼·墨拉说，他认识罗基有5年。我说：‘不对，你这是弥天大谎。我们从迈阿密把他带过来的。’现在，你到了谈判桌上，我就避一避了。他们要问你这些问题。我准备在那儿保护你。他们首先要问：谁把他带到迈阿密？是你。又是谁把他带到这儿城里？那份营业是怎么着手的？有些事我还要对你说一说，多尼。我们在那个城里有些朋友，一切都会弄个明白的。结果一定会是这样，但是我不想拖延时间。罗基为什么要出卖你？”

“他胆小。”

“多尼，我对你了如指掌，你每干什么，我心里都有一本帐。在密尔沃克那里，你的点点滴滴我都能一句不差地说出来。你看，别人都小看我。我知道，你很懒，你又有冲劲。可是眼下，你处在不同的类型里。你涉及到了一些我们驾驭不了的事。这种事是骇人听闻的。你别忘了，我们和拉链那些人在一起混过。他们会不停地找茬儿。那帮外国佬是混帐王八蛋。一个拉链分子吻了你，你别把他当回事。他们恨美国人，恨美国的家族党徒。我发顿火，他们就反对我。你呢，他们一下子就能把你咬得粉碎。因为你和罗基的关系，他们把我们弄得很被动。所以孙尼·布拉克要我放弃罗基。他感觉到这事儿有问题，想求得平安，想调和折中。孙尼不想你插进来，原因也正是在此，因为你回答不了所问的问题。”

“如果你在谈判桌上被他们抓住，我们就完了。你答不出问题，你没有思想，你只有大脑，可是你要受到打击。一旦你吞吞吐吐，他们什么话也就不说了。他们就让你说。多尼，你就麻烦了。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你可以对孙尼讲，可是一到了谈判桌上，他们就会对你耍诡计，你回答不了他们。”

“我对他们的诡计要反击。”

“你反击不了。你看，我们在谈判桌上有了个罗基，对不对？他一旦知道要去见什么人，他会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全端了出来。因此，在他没有把我上了那艘船的事说出来以前，我得向大家把一切都说清楚。他们找了我，说那是联邦的船——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要是回答这些问题，就一定要坏了你，而你是上了当的人。他们打了我的要害，也打了你的要害。你真混蛋，上了联邦的船。可是，你说什么也得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怎么在那条船上把那个乡巴佬搞出来开汽车营业？”

“勒——勒——勒菲蒂，我对你说过——”

“别慌。这里有问题。”

“你不是以为，墨拉是个告密者吗？我说他就是个叛徒。他同某个人作了交易。”

“不，不，你不能那么说。你要是说那样的人是叛徒，你得收回你的话，否则必死无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告密者，可是你能这样指责一个老练党徒吗？你不能照我的方式回答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一旦弄清楚我就能。因此，我现在要搜集一切证据。我正在这么干。孙尼甚至还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我找到的伙计，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东西他大都能弄到手。我要弄到每个细节的帐目，因为有人向罗基诈钱。他们拿他的钱包。这些我的朋友都知道。你，我知道，你的运通信用卡号码，一切东西我都知道。托尼在密尔沃克，我通过迈克·沙贝拉都知道了。我指望上帝，样样都来得光明正大。今天晚上，他在搞交际活动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动头脑子。他们今天在谈判桌上撒谎。在谈判桌上撒谎的家伙一定得死。不过这扯得离题了。我要谈的事，事关重大。我在船上碰到了那家伙。那艘船究竟从哪儿来的？我要把那张照片给他们看，他们会怎么干？这正是事情的结局了。”

“你怎么就咬定那是联邦的船呢，我仍然看不出。”

“多尼，我有船的照片。你怎么啦，是疯了还是怎么的？我在船上到处拍了照片。还有，我会弄到那船上所有人的照片。你要不要我这么搞？我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办到。我能给你讲出那个叛徒的名字。”

“那好，我们就追住他，到谈判桌上，就骂他们造谣。”

“你不能这么说，多尼，你牵连到14个大人物，而且要连续两个星期。”

“我就和那个家伙干，我要摆脱嫌疑，勒菲蒂。我现在就对你讲。”

“问题不是你摆脱嫌疑，我在这儿还没找到正确的答案。我对你还不是很满意。”

“为什么不把墨拉干倒，把他干倒就没事了，扫清了障碍。”

“不行，不行，对朋友还不能那么干。”

“他正设法要干倒我们。”

“对，不过他是按规矩干的。这事儿我要交给孙尼，看他想怎么办。待会儿我再给你电话。”

“好吧。”

“不过这事儿不是现在就干，可能再等一个星期。”

放下了电话，我有一种孤单之感。我不知道墨拉要干什么，也不知道罗基要干什么。我不能到纽约去，只好等待。

一小时以后，勒菲蒂打来了电话。他的口气平静下来，显得很有耐心。

“我只想要你明白，我以为，我干的事是对的，所以要给你回个话，只希望你给我正确的回答。”

“勒菲蒂，我给你的回答只能是事实。”

“我说过，他们要在谈判桌上吃了我们。朋友，你犯了大错，弄得我心里很不安。我们自己遇到了麻烦。多尼，我告诉你，你不要犯太多的错误，因为你一犯错误，那就他妈的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这么想，有一个原因：我想那个狗崽子太坏，那两个混帐太坏。总得有人要承担这个后果。我给你打电话并不要你担心什么，只有一个理由：你好好想一想，帮我打赢这一仗。把各方面都想一想，放在一起想一想。把头脑子转一转。我把什么都记下来，绞尽脑子在想，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多尼，一旦我们把这件事搞清楚，我们就合法地搞营业，上帝都不会碰你。那个混帐。”

“骂得对，那个屁用没有的混帐。勒菲蒂，我现在真想抢劫一场，连他的屁股都塞得满满的。”

“多尼，有件事我告诉你，普林斯大街上最令人厌恶的是墨拉。我们只好等待，等到勒斯蒂回来。不过，这还要等16个月，那些头头们说，在这段日子里，大家不准打仗。我们能不能熬过这么长日子，我心中无数。只要一个人动了枪，整个人马就会翻了天。”

“是那样吗？”

“他们会闹翻天，闹得四分五裂。不谈它了，睡觉去吧，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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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谋杀

谈判并没有很快就作出决议。我只好静心等待，一等就是几天、几个星期。勒菲蒂来到了荷里得，我和罗西开车把他送到迈阿密，他要在那里找人谈话。

他说：“我想把那些老家伙全摆脱掉，他们不可能对我们干出什么好事。他们一个个七老八十，也不想惹那么些麻烦。孙尼叫我要他们歇着吧。我们也不要理他们。我们不能叫他们退休，那不好。他们失去了威信，我们还是他们的人。”

勒菲蒂由孙尼指定为代理副官，他抓住了家族的权力。我尽量以个人的身份向他灌输点东西。我对他说：“杰里·吉利站在凯撒一伙人那边，是吗？”

“那兄弟俩都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了，”他是指乔·吉利和杰里·吉利两兄弟。

“谁是他的头？和哪些人在一起？”

“和孙尼·雷德的一个叫特雷尼的人在一起，”他指的是反对派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和“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一个给特雷尼一星期1，000块，另一个给3，000块。所以，他们得了势，就他们俩。这帮兄弟赚了大量的钞票。我们按规矩办事，未捞到钱。这是别人对我们说的。”

“乔伊·马西诺还在搞咖啡买卖？”

“是在搞。乔伊·马西诺有一帮好朋友，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共事。他知道哪一处势力大。”

“乔伊去拜访勒斯蒂，是吗？”

“啊，那是，他肯定会见他。他不知道墨拉目前的情况。他不能干涉。乔伊·马西诺在一两个星期以内要到那里去，他要把情况向勒斯蒂报告。”

“那么说，孙尼会做正确的事。我看，谁也不会要对孙尼干什么不像话的事。”

他对墨拉还大声责骂了一会。

我说；“那末，他要反对你，不会是一对一地顶着干吧，这你是了解的。”

“纽约城里的那个混蛋不会和我个对个地对干，因为我同他对个地干我会不顾一切的。就在南大街上，彼此就隔一个街区。你想要几支枪？两支？我们就上阵，对干。不是我死就是你死，要么两个都死。我一定会这么干，决不会后退一步，你可得记住。我要和孙尼在一起，表示敬意。”

“那么勒斯蒂是知道的。”

“嗨，我对你说吧，我们在打仗，是布拿诺家族成员之间的打仗。勒斯蒂是我的司机，因为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二老板，开车的时候还得听我说：‘快往这边开……让我的窗户开着。’他开车还开得挺不错的。”

但是，勒斯蒂还是很厉害的老板。勒菲蒂接着说：在家族之间打仗的时候，勒斯蒂在加拿大，打电话给勒菲蒂，叫他到那儿去。他连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告诉勒菲蒂，只是叫他去。

“我有4个兄弟。他说：‘把箱子包装好。’我就去包箱子，上了飞机。带了两支手枪，到了加拿大，订了房间。他说：‘我要和那边拐角上3个人相见，注意观察动静。如果我发生什么情况，就冲上去，拐角上有警察，把他们干掉。’”

“他让我在那儿一待就是6个星期，不准给家里打电话。幸好，那时候我那前妻对此表示了理解，从来不问我出了什么事或类似这样的问题。6个星期啊。现在我对新娶的老婆露易斯说：‘注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没看到我回家，不要向什么人大声嚷——他只是没有回家，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想哭，你就哭你的好了。不要向什么人打听我在哪儿。也不要问我的妹妹，只管说：我丈夫就这么交待我的，这是他的命令。这就行了。’”

“勒斯蒂知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对吗？”

“啊，那是。他什么事儿都知道。这很麻烦。大家对此全都了解。”

“多尼，注意听我说。汽车，你朋友的汽车。明天在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那里见我。”勒菲蒂说。是4月11日，星期六晚上。平时我这时已挂好了电话。

“为什么，有什么事吗？”

“你就少插嘴不好吗？我立刻就能把你取消掉。我要你一个人来。我不知道这么做以什么名义。我要和某个人一道。你能不能弄到那辆车子？”

这是指罗西的四门林肯牌车子。“我想可以吧，为什么？”

“多尼，不要说什么‘可以吧，为什么？’要直接说行，你到劳得戴尔那里见我。”

“我当然弄到车。”

“我本可以叫斯巴格提，可是我朋友和我都想要你来。我在设法与尼克接触，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冷淡下去。我在那旅店里还得待一天，然后从那儿走，好吗？”

“好的。”尼克是勒菲蒂朋友，悌维尔旅店经理。

“就这么定了，朋友。待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我朋友想要你来，你和我们一道。我有事要干。如果你不愿意，不想来，也行，没问题。你回家去。不过，我还想叫你参加，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些事，与你与我有关，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谈些什么。”

“我已经买了飞机票，10点钟起飞，德尔塔航空公司1051班机，一等舱，从肯尼迪机场起飞。明天下午12点半到达那里。你提前6个小时动身，从坦帕那里开车，驾驶那辆大车。到机场那里接我们。不要提前两个小时就到机场，我不想让人看到你。你好好计算一下时间，一直要到时候才进机场，不要早进去。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我们一上车就走。现在，你想好了吗？我对你说过，如果你不想来，不想干，没问题，回去好了，没人说半个不字。我对你说，两个人，我和他，想叫你来，我完全负责。他问过我是不是想要你来，好不好？”

“就这么办吧。”

几年前，勒菲蒂就答应过，在适当的时候，他要带我一道搞谋杀。现在真的要动手了。

近几个星期，我和他多次谈话。我把谈话内容串联在一起，把布拿诺家族相互仇恨的派别理了理，看看他们之间的摩擦会有什么不祥之兆。与勒斯蒂·拉斯苔尼结盟的有：萨利·法努吉亚，斯蒂夫·坎农顾问，孙尼·布拉克副官和乔·马西诺。反对勒斯蒂的有：凯撒·帮万特副官，“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副官，“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副官以及他的儿子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

孙尼像平常一样，对任何事都采取谨慎的态度，特别是有关对我的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他什么话也不同我讲。尽管他和我关系很亲近，但是他把家族的事放在首位，严格遵守纪律。如果我现在待在纽约，或许我会多了解一些情况。打电话时，个个都很谨慎地谈话。勒菲蒂一再向他暗示，事情全都要通到头头那里，使他懂得了：孙尼是各派力量的关键人物，尤其是他现在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结了盟。反对派的副官们担心孙尼的势力越来越大。

我担心的有两大问题。第一，作为一个特工，我不能实际参与谋杀活动，不仅如此，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地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作为一个党徒，要你参加谋杀，你如果拒绝就一定失去自己的可靠性。

另一个问题是：我并不住在佛罗里达的荷里得寓所里，根本也不在佛罗里达的任何地方，我是在家里。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这几年来，家里的孩子们许多大事我大都没能参加。这个周末，我最小的女儿要施坚信礼。我的工作暂时都还很平静，所以我溜回家度周末。这天是星期六晚上，明天施坚信礼，星期天正是佛罗里达那里搞谋杀的日子。

重要的事先办。我得去参加谋杀活动。从技术上看，我不是入盟党徒，可以拒绝参加，那么做无可指责；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拒绝，那么我自从1976年以来与党徒之间所建立的信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尽管不去，他们的谋杀照样进行。我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估计可能是反对派中的某个老练党徒，说不定是4个副官中的某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我摸不清，联邦调查局也提供不了情况。我不知道谋杀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他们有可能直接下手，也可能先溜达一下，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如果我和他们一道，至少我可以提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这样好向我们的人通风报信，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先把那人给逮起来。

我给在坦帕的案件特工吉姆·基尼打了电话。他认为：我们唯一可以干的是，从我到达迈阿密的时候起就派一个监视组对我监视。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混在一起，如果在了解谋杀的对象是谁以后，时间允许或许可以打个电话。要么，如果不能立即知道谋杀对象，监视组可以尾随我们，直到最后可能的机会，等我发个信号或什么的，他们就可以以违反交通规则或别的随便什么理由来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说，他们认识我们这些党徒，问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行动，要干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干扰党徒的活动很正常，随时都这么做。这样，党徒们就不会怀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扰他们，使他们取消谋杀。

基尼要尽快建立一支监视组。我要尽快乘飞机赶到迈阿密。这个局面很难预料会有什么结果。监视组可能盯住我们，也可能跟踪不到。跟随勒菲蒂的人个个都带有枪，执行开枪的任务有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如果监视组没有跟踪到我们，我们去干谋杀，开枪的任务由我来执行——我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种形势。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一旦面临这种可能出现的形势，我就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不论纪律怎么要求，如果对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间，只能是他死。

我给罗西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做了说明：我要乘飞机到迈阿密，他要把大车开到迈阿密，把汽车留给我用。然后，他再乘飞机返回到坦帕。

现在我不得不把情况告诉家里：我不能参加女儿的坚信礼活动。家里将有一屋子的亲戚和朋友，亲戚们来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现在卷进布拿诺家族的风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说明情况：我接到了电话，要我立即赶到迈阿密。我没有对她说明详细情况，因为我不想给她增加顾虑，她本来就已经够担心的了。但是，她听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谈话，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杀什么人。

我对她说：我涉及到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为有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谋杀发生。这次行动中，有许多人在对我抱着希望——这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我能劝她的就是要她别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这样的事．我一向连话都说不好。

她既愤怒又害怕，对我大声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联邦调查局，怎么能把我放在那样的位置上？谁去那儿保护我？为什么要我去干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不叫没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干？她浑身在哆嗦。

自从车祸以来，这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我最小的女儿这年14岁。我和她坐在一起，对她说：我不能参加她的坚信礼庆祝活动，因为我工作中有事要干，我有责任去工作，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哭着说：“爸爸，我希望你别走，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当时她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是走，她会发狂的；不过至少还有爷爷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要立刻赶到机场，我实在别无选择。

我到了迈阿密，驾着罗西送过来的汽车，开往福特·劳得戴尔机场，按规定，再过5分钟勒菲蒂乘坐的飞机就要到达。飞机到了，人们一个个地出了机场。我没有见到勒菲蒂，什么人也没见到。

我给在布鲁克林的孙尼打了电话。“怎么回事，孙尼？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呀。”

“我们取消了。”

“你说的取消是什么意思？”

“你给另一个伙计打电话，他会向你解释的。”

“他在哪儿？”

“他在家，多尼。”

我驾车回到了荷里得的寓所里，肚里的火气三天两夜也没法消除。我女儿在举行坚信礼，我都没有参加，而谋杀一事却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去了机场，又应要求回到了孙尼那里。孙尼说取消了。他说：“因为太晚了，没来得及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开车出了坦帕。”

本来的谋杀对象是腓利·鲁克。他们取消了计划，因为腓利是一个人来的。他们想把3个副官集中在一起干。如果一次干一个这个做法不明智。

“对不起，朋友，”勒菲蒂说。

“这没什么。怎么搞的，你也没能和我通一下气，竟然发生这种事。”

“我知道，就这样吧。”

“顺便问一下，如果有这事，会成功吧，对不对？”

“这事儿我不能说。”

“我只是说——”

“不，这事儿我不能说。如果他们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说：‘你不一定非干不可’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什么事要干，我就干。不要有这种感觉：我会不干什么事。”

“不过，你有选择的余地。”

“有什么选择？我们在一起干嘛。我可不想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个胖乎乎的老练党徒，身高大约5英尺9，体重250磅，一脸的肌肉。他曾经营过海味食品饭店。他是个单身汉，在曼哈顿东五十三大街411号有个寓所。其他的党徒常常带着女朋友到他寓所里逗留一两个小时。他是孙尼的朋友。孙尼说：当你处在，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干，那么你和拉比托这样的伙计有接触，和他在一起，总是有好处。

流产的谋杀两天过去以后，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

“多尼，注意听我说，好好听。我要和人出门，连电话也不能打。如果一切进展很顺利的话，你在纽约就是响当当的了。懂吗？”

“是，我懂。”

“你不懂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懂，你就——”

“这次出门可能要两个星期，也可能很短。这是我出门前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马上我就要上车。不要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好的，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他只要我给一个人打电话，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给她打两次，以免她有什么问题。一次打电话在下午6点，即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另一次在晚上11点，她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她1，000美元，作为她生活费用。

“你务必要帮我的忙，尽量别走远，这样一旦真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哪儿和你联系。换句话说，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乐部。明白吗？”

“明白。”

“因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一个监视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离开了寓所，上了车，开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楼。勒菲蒂提着棕色纸袋下了车，进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开车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电话来。我终于了解到：他们的会谈让我过了关。

“我刚刚从布鲁克林回来，”勒菲蒂说，“一切都很好，我们没事，我们胜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这些狗娘养的，一个个都在饮酒作乐。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有损失？这帮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个个都在庆功。”

“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连迈克·沙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了解情况。他还在说：‘真可惜。不过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宝。’”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宝作为抵押贷款。

“他会大吃一惊吧，唔？”我问。

“真想不到，这些混帐。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谈。他知道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孙尼·布拉克。

勒菲蒂说：“他们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月，他们自己会大大吃惊的。我把消息告诉你，朋友。谁也不会再找你麻烦。等那人一出来，你就会是好样的。”

“啊，是吗？”

“我始终和你在一起。说来实在令人惊讶，他也站在你这一边。”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于我这一个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况大大地好多了。”

“比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好多了，是吗？”

“局势的变化是没有完了的时候，我不能说得太详细。现在你到处转转，你想打谁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谁都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打谁都行？”

“对，打谁都行。我到了你那里，你打了谁就把他指给我看。多尼，你现在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他要我在迈阿密那里接他。在那里他可以把会谈的结果情况向我作更多的介绍。

“帮我一个忙，”他说，“叫托尼给我带一条领带，一件衬衫。不能穿得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乡巴佬，我要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让露易斯接过电话。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干什么？”

“像往常一样过星期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晚餐吃点什么？”

“还不知道呢。”

“明天是复活节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再在一起过复活节呀，你知道吗？”

“啊，我们来安排。”

我对最近一些电话的内容开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孙尼再把事情凑到了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那一回，我和拉里·基顿在一起的时候，拉里被人识别出来，暴露了特工的身份，这事有人告诉了勒菲蒂；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芝加哥党徒的消息，说托尼·坎特是个特工呢？回头再想一下，在布鲁克林的吉里店铺里，我曾经逮捕的那个家伙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认出来呢？还有代号ABSCAM行动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罗基这件事。

在党徒里，正是亲密的朋友会杀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馆里，一天24小时不离，稍有一点疏忽就会被觉察。我好比在枪林弹雨之中，时刻要巧妙地躲开。

我和罗西在迈阿密机场接到了勒菲蒂。在谈判中，墨拉及其一伙失利，我很顺利。

“事情了结了，”勒菲蒂说，“不再谈了。他们失败，到处都是失败。纽约、迈阿密、芝加哥——到处都失败。注意罗，我花了5天时间，干了我该干的事，就是为了这个。”

“太好了。孙尼现在高兴吗？”

“别提，高兴得像鲁娜公园大放光彩。是啊，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大家都很满意，我很高兴。”

“对了，勒菲蒂，我们忙这么多日子，不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吗，对不对？”

“我们受些损害，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们今天有了权力。我宁可要权而不要钱。这些家伙都弄到了钱，可是他们不知道要钱干什么。他们到哪儿？谁也不受他们管。他们还有他们的副官。可是副官们又找谁啦？”

“那帮人仍然归勒斯蒂管吗？”

“谁都归勒斯蒂管。全国都是这个章程，到处一样。老板只能有一个。”

“是这样吗？”

“谁也代替不了他。”

我们到了悌维尔旅店的钢琴酒吧。勒菲蒂对我们说：他、孙尼、乔伊·马西诺以及尼基·桑多拉在纽约“为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他说：他们把各方“拧在了一起”；作为回报，委员会对他们明确表示，勒斯蒂将继续当家族老板。

勒菲蒂在那5天中，他究竟“为街道工作”、或是为委员会或者是为类似这样的工作干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派了监视组对他监视了两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因此他们取消了监视——他们的人力有限，并不能对每个人进行长期地监视。我估计这可能与谋杀有关，因为他们所干的事处处都是典型的谋杀做法：街道上行动的诡秘，所有重大问题在会谈中提了出来，然后全都报到了头头那里，并且在事实上得到了解决。最后，整个决定都得到了代表各家族的委员会的认可。我认为，勒菲蒂进拉比托寓所夹带的纸袋里面装着枪支——以这种方式带枪是很普通的做法。

我不好直接问他们。作为一名联络党徒，我大概也有足够的经验，对某些事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分析出别人对我所说的话，而且正如勒菲蒂喜欢说的那样“别理它”。

尽管事事所指都与谋杀有关，但是我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人失踪，也没有有关尸体的任何消息。

我们坐着听勒菲蒂说话。他谈到家族中各派之间的麻烦事儿，大骂墨拉，以及党徒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暴力事件。

“勒菲蒂，”罗西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可是当一名老练党徒究竟有什么实惠？”

“你在开玩笑？什么……多尼，难道你什么都没有同这位伙计聊过吗？托尼，当了老练党徒，你可以撒谎、可以欺骗、可以偷盗、还可以杀人——这一切统统都是合法行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哪个不想成为老练党徒啊？”

纽约那伙人中，有几个到这边来玩一玩。罗西想用投币式公用电话，没有零钱。他问一位伙计，是纽约一个退休的侦探，问他有没有1个美元的零钱。

“就用这些，”那位前警察递给罗西4枚紫铜色金属圆片，大小和25美分硬币相同。“这东西很管用。”他说：纽约那里有几个伙计有大量的这种假货币，全是10美分一枚，多达550美元。

罗西打电话时用了1枚，后来把剩下的3枚交给了联络特工。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在悌维尔旅馆的游泳池旁。勒菲蒂对我们抱怨不停，说我们工作进展不快。他想在海滩那里搞个娱乐场子，显示气派。他说：“我们立即就动手，因为我老了，累了。”他对什么都埋怨。“答应要搞个赛马场，可是自己给自己下不了台，吹了；答应要搞拉斯维加斯之夜，砸了锅；答应要搞个宾戈赌场，见了鬼。”

罗西到里面去了以后，勒菲蒂抱怨说：罗西工作不带劲，我没有很好地对他督促。他又连续谈了一个小时。大约在4点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去休息一会儿，这样晚上出门时还有精神。”

几分钟以后，罗西回来了。“你想不到我干了些什么。我打开了空调，把开关切断了。”

“简直是胡闹，”我说，“等会儿他会一路跑一路大吵大叫到这儿来。我又不到他那上面去，因为他又要罗哩啰嗦一大堆。”

勒菲蒂不喜欢开空调。夏天里，无论是在纽约，或是坦帕，无论在汽车里还是在旅馆里，他都不许我开空调。他经受不了空调吹进的冷风。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开车到处跑，只是开车窗。我们经常争执。我要把空调开着，他就要关。我身上大汗淋漓，他根本就没有汗。我说：“待在车里，你怎么就不出汗呢？”他就回答说：“啊，只把车窗开着，用不着开空调。”

住旅馆时，我们总是住在同一套房子，他总要得感冒。有时候，即使是在夏天，他也要把房间的暖气打开。他总是说：“这儿太潮湿。”我说：“勒菲蒂，你妈的真怪，这简直是要人命。我要调个房间。”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英国奥佛香烟。如果他高兴，你可以把房间的窗户打开。

这一次，我们住在顶层公寓的一套房间里，3个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和罗西进了房间。

“多尼，你真混蛋！这是你干的好事！”房间里很凉爽很舒服，可他跺着脚在骂。

“你说什么啦？”

“你把这鬼空调打开了，而且又关不住！”

“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后我根本就没有进房啊。”

“你他妈的偷偷溜进来，干这桩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员来把它关掉！”

“你干吗不关？”

“开关不知弄哪儿去了！”

罗西笑得不亦乐乎。勒菲蒂对我而不是对他大声斥责，他显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还在数落：“我简直一刻也不能睡，两个小时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么不叫人来修？”

“因为这是你干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别跟我一起吃饭。”

“不去了，我自个儿吃。”

这时候，罗西爬在地下，从沙发椅子下面把开关拿了出来，说：“在这儿。”他把开关放还原位，关了空调。

房间里烟味太浓，勒菲蒂的盛气太浓，我无法忍受。我出了房间，罗西跟着我也出了门。我们站在大厅里。我说：“托尼，我回去，把那个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实在对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后我们到游泳池那儿去，让别人发现那儿躺着个尸体。他们发现的是个党徒的尸体，谁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许多事心烦，平时每天还受这种窝囊气。罗西以为我真会那么干。我和勒菲蒂就这么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电话，这是例行公事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口气说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的闲聊。说完就再见。

到了晚上，我按惯例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还没有回家。她仍然一无所知。

我给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打了电话，对他说：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说：他们接到两个知情人的报告说：3个布拿诺副官头天晚上被打死。3个人是：腓利·鲁克、孙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这3个人显然是应召到布鲁克林参加“和平会谈”，以弥补分歧，地点在一家有饮食服务的商业单位。我们的情报表明：3个人正是在这儿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尸体。

反对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孙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干掉了。另一个主要反对派凯撒·帮万特由于受到武装指控而被关押在纽约纳塞县的监狱里。不过，有消息说：他已决定怎么也要投向孙尼那一边，而且还连同拉链分子一道投过去。

3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刚刚到这里来了。”

“同露易斯谈过吗？”

“今天早上给她打了电话，谈了两分钟就行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因为她昨晚把我的衣服全都送了过来，满满一箱子。她把短裤给漏掉了。一开始她还哭。我说：‘哭什么，我已有了衣服。’”

“我给了她1，000块钱，你看，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要待到什么时候。”

他躲在拉比托的寓所里。他说：“在这儿还要待些时候，不过我先给你透点风声。”

“我在听，你说吧。”

“万事如意啊，我们胜利了。有几个小混蛋跑了，不过他们还回来。他们回来，我们给他们圣所。”

“是吗？”

“我们要你干的是：我们还打算再干一次。我和那个家伙日夜在一起，稍微耐心一点。”

“是啊，我估计有什么事要干，所以我不停地给露易斯打电话。你不知道要外出多久？”

“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特别困。今天晚上余下的时间我要在家里待着。”

“那么，你就待在家里？”

“啊，一直待到有电话来叫我。你知道我说的话是关于哪一方面情况吗？”

“知道。”

“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那两个家伙外出到海滨去了——别提他们的名字。”

“好的。”那是指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

“他们现在是我们的人了。多尼，现在你不要和我说话，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

“是，好的，”我想象到谋杀。

“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所讲的意思。”

“现在他们归我们了。那边天气怎么样？”

“天气很好。什么都清清爽爽的，你可以过来。”

“啊，我还要看看有什么情况。目前还不能去。我还得待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说不定值得干一下，可能弄到10，000块什么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们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所以我估计一下，要送去1，000块。”

“她很感谢。”

“我看，你可能还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长一些日子。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大家都想回家，个个都闲着。明天早上我要去见他。”

“你还得有一次行动。”

“对。好了，再见。”

3名副官被谋杀以后过了6天，“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的妻子向纽约的苏福克县警察局作了报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踪的情况。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孙尼要立刻见我。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两天时间清理一些业务，然后才能去见他。勒菲蒂说：“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尽快告诉我。”

我在佛罗里达并没有什么业务要清理。但是，尽管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想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孙尼要召见我，有一两个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们干掉，要么是同我谈谋杀的事，或许还有“另外一次行动”，仍然等着有人去负责执行。

无论是哪一种使命，对我来说作一次安排都是至关紧要的，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着他到了男卫生间，他悄悄送给了我一个装着发射机的袋子。我塞进了运动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辆车，开到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车子就停在影院俱乐部对面威瑟斯街道上，到达的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我没有把车停在俱乐部前面，因为我想走一段路，观察一下街区的形势。

近几个星期，我和总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保持了定期的电话联系。我和朱利斯在纽约曾一起搞过街道工作。搞隐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内部要有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能对你以及你所处的形势有所理解。你不仅把他作为知己，和他谈心，而且他还有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为你周旋。对我来说，朱利斯正是这样的朋友。他能处理内部的一些政策，让我得以授权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总是给朱利斯打电话，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态度时，我总要说：“真令人难以相信。”

在联邦调查局方面，他们在明白情况以后，经常能和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断地注意我的情况。“你累了吗？常回家吗？你以为很快就能撤回来吗？”

现在，对于谋杀方面的事，总部感到很紧张。他们得知我要和孙尼相见，有一两个人以为这是孙尼在对我设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说：“我是孙尼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当中，孙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孙尼并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

不过，大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情绪。孙尼现在是反对派报复的对象。我紧跟着孙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他们不仅要派一个监视组跟踪我，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们还想把特种武器袭击队的队员隐藏在屋顶上。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在那个里弄里，孙尼住的里弄，你们能把持枪的队员送到屋顶上吗？我觉得，把队员们分散到街道上倒还可行。”

技术安排的实际协调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罗姆。这个安排包括监视组。我特别提出来，要求帕特·科尔根作为街道行动的督学员，负责监视组的工作。

监视组在进出行动中并不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主动打入。这些特工大多数不认识我，只是见到过我的照片。他们不了解我的谈话方式，也不了解孙尼的谈话方式，再加上静电和干扰使传话不确切，监视组可能对谈话引起误解，过早地采取行动，对我们进行搜查，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对我来说，设立监视组比根本没有监视组更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个里弄的街道上，某个队员要向某人通风报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乐部去告诉孙尼·布拉克，因为他是这个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来到街区，朝影院俱乐部那里走。我知道监视组的人就在附近一带。我在注意他们，肯定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受过训练，也有经验，能够看清大街上这一类的行动。我仔细观察，知道他们已经到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孙尼在酒吧间等候。外场上显得很平静。布比在玩电子弹球机；查利在酒吧后面；吉米·莱格斯也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伙计。他叫雷，我后来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知情人，和乔伊·马西诺及孙尼在一起于事。1980年，那次对伊朗国王妹妹的住宅进行的偷盗活动流了产，其实正是威恩开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时我们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

我走进去，同孙尼·布比和吉米分别接吻拥抱——这都是正常的问候。“你怎么样？”“佛罗里达怎么样？”一切都很正常。孙尼要我到后室去。我们坐在牌桌旁。

他开头就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干掉了3个家伙。他们完蛋了。迈阿密那里有可靠的人吗？”

“有。怎么？”

“因为有个家伙跑了。是布鲁诺。你知道安托尼·布鲁诺那家伙吗？”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是孙尼·雷德的儿子。“我可能见过他，记不得了。”

“我以为他到了迈阿密，因为他吸可卡因成瘾，每天要花费3，000美元的可卡因。他和那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有联系。我要你找到他，一旦找到就把他干掉。要当心一点，他一旦吸了可卡因，很疯狂。赤手空拳他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一旦有枪，你知道……。”

“好的，我明白了。”

“他在那儿可能和他叔叔J．B．在一起。如果你碰到他们俩，干脆两个都干掉，尸体就扔到大街上。要不要我派勒菲蒂和你一道去那里？”

“你开什么玩笑？我宁可一个人干，动作还利索些。”

“那两个家伙在海滩那儿，就是普玛和史蒂夫，你可认识他们俩？”

“我认识。”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海滩”这个术语，他们用来指迈阿密一带。

“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

“乔·普玛，我见过几次，能说什么啦？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个敢说敢干的人。”

“他们现在在那一带，心里很害怕。这对他们太难过了。他们的日子到了。我有许多事要做。”

“孙尼，你了解我，我不提什么要求，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带有两处倒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要和我熟悉的几个朋友联系一下。一旦做好了安排，我们就能注意观察几天，看看有什么动静。”

“好，你觉得什么方法好就怎么干。那末，我去那儿以后，你能在那儿弄到枪吗？我在那一带行动不能没有枪。我要两支。你能弄到两支枪吗？”

“能，我们有两支枪。不过有一件事要求，我要了解一下那家伙的基本情况。”

“我知道他，但我不能说得那么详细。他大概体重140至150磅，比你块头小，瘦削的脸，皮肤黝黑，样子像个意大利人。头顶光秃，他老是为此而抱怨。二十八九岁，小脸盘，是个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是个危险的小子。他一吸了可卡因，简直就跟疯了似的。”

“是个高手偷儿，嗯？”

“喜欢女人。”

“如果我碰到他，对吧？就找机会带他出去。我不一定要告诉你，征求你意见？”

“不要，不要——当然是你行动你的。你带着他，就把他扔在大街上。”

“那好，不用担心，我会干好的。”

“我大概在下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到你那儿去，然后还得和老人谈一谈。那边你能找到合适地方？”

“那边合适的地方很多。有悌维尔旅馆，有女人。那儿有一大批女人。”

“那好，去那边的事就由你办。”

“乔和史蒂夫现在和你在一起，是吗？”

“是这样，因为干掉的伙计是他们的人（指腓利·鲁克）。这完全是在兜圈子。我们要把那一带封锁起来，局势很严峻。我有许多事要干。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能下手你就下手。这事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决于你。”

我们到了屋顶喂鸽子。那儿已有个伙计在为孙尼牵拉电线。“今天把电视机搬上来。”他说。像所有别的老练党徒一样，他也非法安装了窃听装置。他有95只鸽子。他说：“95只当中，大约丢失了4只。今年冬天，我就要弄只取暖器，冬天就不再有鸽子会冻死。”

他提到了安眠酮的事。他想要我带些样品到佛罗里达，看看有没有销路。他这些毒品每颗花费80美分，要求我们每颗卖到1个美元。

我们下了楼，那个叫雷的伙计已经走了。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他是去给帕特·科尔根打电话去了。帕特是他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员，正巧也在负责跟踪我的监视小组。他给帕特打电话说：那个叫多尼的家伙刚刚从佛罗里达赶来，显然是孙尼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在一起又接吻又拥抱，很亲热。那家伙显然是大贩毒分子。

我和孙尼过街到了卡布里咖啡馆，想喝清咖啡，吃奶油甜馅煎饼卷。我们坐在后面一张桌子旁。

孙尼说，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正在组建一队人马，这些人你可以睡在一起，完全信赖。”

我问到了迈克·沙贝拉。

孙尼说：“他以为我要削弱他的力量，但是我们在一起诚恳地谈了心。他说，他站到了另一方，是因为他们对他进行威胁。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的人了。’他很高兴，会效忠我们。”

孙尼说，谋杀的头一天，托尼·墨拉还说他要站到反对派那一边。谋杀的当天，孙尼给墨拉的叔叔阿尔·沃克打了电话，叫他到影院俱乐部来。他们让他坐下，每边站了一个伙计，吓得他一身冷汗，到后来听说了谋杀的消息。孙尼说：“他听到消息时，脸上吓得惨白，以为我们也要对他下手。但是我只当他面骂托尼，说托尼不是好东西，他最好要认清这一点，要亲自管教管教他。多尼，他表示同意了。”

我问孙尼：由于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都是老练党徒，而我还不是。我现在让他们坐下来，对他们谈条件，他们对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一点不用担心。这么长时间你都是作为我的代表，他们会听你的话。我还要你见一见另外一个伙计，我要派他和你一道到那边去，以防你需要什么帮助。待会儿要不要见一见勒菲蒂？”

“要去见。”

“告诉勒菲蒂，叫他给萨利·喷特格拉斯打电话，让他10点钟到俱乐部来见我。你也来。”

“萨利·喷特格拉斯·多塔维尔”是他们一伙人中的入盟成员。他有了“喷特格拉斯”这个称呼，是因为他办了两处汽车车身修配厂①。

①　喷特格拉斯：原文是paintglass，意为油漆玻璃。

我离开布鲁克林，前往曼哈顿。车子开过大桥的时候，我后面有尾巴跟踪。那辆车子没有标记，车上一个黑人、一个白人。我感到很奇怪，但是我并不想摆脱他们。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估计他们是警察。我要到尼克鲍克村庄去。他们并没有任何行动，我也不再看到他们了。

直到两年以后我在作证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纽约警察部门的车子，警察在从事有组织的犯罪破案工作，而且自从谋杀事件发生以后，就一直对孙尼的俱乐部进行监视。当时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因此，他们和联邦调查局都同时在监视影院俱乐部，但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执行任务。

勒菲蒂待在家里，感冒病了。我们坐在沙发椅上，我把和孙尼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

他说：“孙尼要你干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他现在已经控制了家族。多尼，他让你去削弱布鲁诺家族的力量，我真感到高兴，因为老板们看到你能干一些工作这实在是好事。这是一份好差使。”

“是啊，我也很高兴，勒菲蒂。”

“那家伙可能还在那儿。他没有露面，是因为可卡因吸得太多，太厉害。”

他给萨利·喷特格拉斯打了电话，安排了他和孙尼的会面。我说在回到布鲁克林以前，我还打算花一点时间去看看我那边的女朋友。

“好吧，”他说。“我想和你一道到布鲁克林那边去。可是我病成了这个样子。”

我真的回到了新泽西。在经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到80号公路对面的荷里得旅店那里，我碰到了特工吉米·科斯勒、杰里·罗尔和吉姆·基尼。我把这天下午发生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他们。从道理上说，谈话的内容发射机全都接收到并且录了音，但是我们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因此我想尽快把情报转述过去。我把发射机交给了他们，因为电池怎么说也用完了。

我心里很高兴。我虽然还不是入盟党徒，但是我却分配到谋杀一个入盟党徒的任务。我要到迈阿密去告诉另外两个伙计，因为他们现在已属于孙尼管束。所有的老练党徒都看得分明，我和孙尼是多么亲近。在家族里，除了还在牢房的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外，孙尼正逐渐成为实力派。

10点1刻的时候，影院俱乐部里的人济济一堂。孙尼把我介绍给萨利。他说：“萨利，多尼和我在一起。你怎么信任我，就可以怎么信任他。”

萨利·喷特格拉斯身高大约5英尺9，身体很粗壮，可能比我大5岁左右。他肌肉结实，看样子脂肪过多，下巴倒很瘦弱。我们同意在3天以后，即5月17日，在哈伦代尔市的小意大利区乔·普玛饭店里会面。

孙尼说：“十多年来，家族都由委员会控制，这是第一次我们自己掌握了家族的大权。多尼，注意那个家伙的行动。我要干掉他，否则他就要干掉我。如果不把那家伙除掉我睡觉都不得安宁，到哪儿去心里都不踏实。他现在是我们唯一的障碍。”

第二天，我来到了影院俱乐部。我穿的还是在佛罗里达经常穿的棕色粗花呢甲克。

“多尼，那身甲克就别穿了？”

“怎么啦？”

“看上去像个旅游者，就是在佛罗里达穿那种衣服我也觉得不好。到衣店里买点合身的衣服。”

他带我到了一家衣店，店老板是他的朋友。我买了两件甲克，还买了几条宽松裤。孙尼说：“现在我觉得舒服些。”

布比对尼基·桑多拉说，我要带一些安眠酮样品到佛罗里达去。到了俱乐部，尼基说他当天下午要就此事去见一个伙计。我正要出门去乘飞机时，布比说样品已送到布茨那儿，街对面卡布里汽车服务部。

我们到了那里，布比从桌子里拿出一小包棕色纸袋给我。我揣在口袋里，去了机场。

在布鲁克林——奎英斯公路上，有一辆车停在我的车旁。那是负责监视组的特工帕特·科尔根。他招招手，要我跟在他后面。我们停在靠近机场的路旁，我掏出了纸袋，打开一看，药片放在纸袋里的一只塑料袋子里。我们数了一下，共有25颗。我们在袋子上草签了姓名的首字母，注明了日期。科尔根带走了，交到了上面。

我去了拉瓜迪亚机场，飞往坦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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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暗杀协议

我和罗西开车经过佛罗里达，到了哈伦代尔市里，来到乔·普玛在小意大利区的饭店。我们在下午7点到了那里，就见萨利·喷特格拉斯已经到了。我们就过去坐了下来。

“乔不在，”萨利说，“我找不到他。这儿的人，他老婆，大家都不知道他到了哪儿。”

普玛以为我们要干掉他，吓跑了。

“我知道。我刚刚同勒菲蒂谈过。孙尼正加紧行动。”

“他的伙伴可能8点到这里。我从纽约直接到这里来的，当时就发现普玛不在，可把我气坏了。”

“另外那家伙知道他去什么地方？”

“我在电话里问了他。他到北边去了。因此，让孙尼叫他上飞机，让他到这儿来。”

“勒菲蒂对孙尼是这样说的：叫那两个混蛋，乔和史蒂夫，到这儿来。孙尼有时候也太手软了。”

萨利说：“如果你们叫那两个家伙上那儿，孙尼以为他们心里很紧张。他们担惊受怕。你看，现在我们给他们一个方便，叫他们到自己的地盘来。”

“对，这样他们觉得自在些。”

“我把我妻子也带来了，这样那两个混蛋觉得更融洽些。因为另一个家伙整晚都在敷衍我，我就对他说：‘到饭店来喝喝咖啡。我妻子在这儿，把你妻子也带过来吧。’”

如果这么做有好处，这倒是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对这伙人说，他们已经属于孙尼的人了。我们希望他们接受这个事实，不用有什么紧张心理。我们并不希望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他们仍然还站在反对派一边，继续与我们这些人为敌。

史蒂夫·玛鲁卡进来了。他总是像个旧时代的歹徒模样，显得担惊受怕的样子。“咳，这个地方太热了。”他说了一句，就和我们3个人坐了下来。

与上一次我和勒菲蒂见到他那时相比，他显得很紧张，像遭了鞭笞似的，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哆嗦。“待在这儿不是太热了吗？”

萨利转身悄悄对我说：“我不想失礼什么的，不过我对托尼不了解。你能不能叫他到另一张桌子那边待一下，好让我们在这儿商谈问题？”

托尼到了另一张桌旁，自个儿坐到另一边。

玛鲁卡惴惴不安地说：“你们说，你们已经干掉了那3个，嗯……”

我们对他解释说：那3个副官已经完蛋了，已经有了新的领导，大家都属于孙尼·布拉克的人了。

玛鲁卡问：“大家都好吧？问题都解决了吧？”

“所有问题都得到了结，”萨利说，“就剩下那个伙计。如果你听些话，立刻给他打电话。”

“我见过他，只见过一次。那是在迈克儿子结婚的婚礼上，和他说了一会儿话。”

“一定要这么做，”萨利说，“不论是谁，只要见过他的都得这么做。”

我说：“你知道，他吸毒，一天要吸掉3，000块。他吸可卡因。他爬出门，是要弄毒品。”

“唔，”玛鲁卡说，“哪能养成那种习性呢？”

“他不是个好东西，”萨利说。“他想靠他老子混日子。孙尼·雷德倒是个体面的人。”

“孙尼·雷德我大概只见过3次面，我不了解他。”玛鲁卡说，立刻把自己隔得远远的。

“他有身份，”萨利说，“不过谁都难免犯错误。”

玛鲁卡说：“既然出了那种事，你们问不到他了。”

“是啊，我们没什么要问的。”萨利说，“有一件事你要明白：不论发生什么事，总有发生的原因。”

玛鲁卡清了清嗓门，说道：“你们不能把原因说出来，不能发表意见。”

“一切都有个正当的理由，”我说。

“我不大明白，你知道。迈克打电话对我说：‘注意，一切都很好，坚守阵地，这方面的事已不再会谈了。’”

“说得对。”

萨利说：“他们花了那么多钱，派我到这儿来，就因为要让你们伙计感到自在一些。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想派两个你不认识的人过来。”

“如果派来的人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能和他谈什么，”玛鲁卡说，“应该派我们认识的人。”

“不熟悉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萨利说，“因此，你现在感到自在一些吧？”

“是啊，是啊，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一个人没干什么错事，也就用不着担心什么，对吧？”

“对，”我们说。

“现在掌权的是我们的人，不是孙尼·雷德，不是费尔·鲁克，我还要和他们坐到一起辩论是非吗？他们掌权的日子够长的了。那是非法的掌权。”萨利说。

“可他们确实掌了权，”我说。

“快作决定，”萨利说。

“我实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玛鲁卡说，“他什么也没同我说，同我说得很少。”

“现在，我们是在很体面的制度下办事，”萨利说，“和我们在一起，你也很光彩，对不对？”

“这倒也是这么回事，”玛鲁卡说。

我说：“你现在跟的是正派人，是孙尼。”

“对，他现在就是了不起的大人，”萨利说，“因为大门如果是敞开的，那正是他开了大门。我们现在都在孙尼·布拉克手下干事，个个都为他办事。”

“换句话说，你对他们讲，——是孙尼·布拉克。”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萨利说。

“不会有什么问题，”玛鲁卡说，“我这儿还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做得对，”我说。

“我要再干什么错事，那真该进疯人院了。”

我们把话题回到我的目标，谈到了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我说：“你瞧，他真的该出来，那东西吸一次，只保你20分钟愉快，然后再吸分量就要加大。不像海洛因，可以保你四五个小时。所以他们一个个都像发了疯似的。”

萨利说：“这家伙整袋整袋地买。”

“所以花了那么多钱，”我说，“他真该从那种鬼地方爬出来。他和这儿的那种贩子有联系。”

“我往日从没见过，”玛鲁卡说。

“我见过他三四次，还记得他的嘴什么样子，”萨利说。

“他只是在可卡因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能干点事，”我说，“除此以外，就别提他了。”

“那边一个伙计说，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萨利说。

“他可能跑进来，妈的会开枪，”我说。

萨利说：“他就是进了人肉庄也不在乎。”

“你就待在这儿一带吗？”我说，“我在这儿还要待几天，找这个小子。因此，假如我有什么事要办，你知道吧……在这儿能不能找到你？”

“就用我家里电话号码，”玛鲁卡说，“你要我，我就到。如果你紧急，就说：‘快点来。’”

“那好。”

“要对他说外面凉，多穿点衣服。”萨利说。

“好的。”

玛鲁卡说：“你不用那么说，就说：‘我要买一辆车，想要你来检查一下。’”

“那好。这儿的人都不认得我。我会认识他的，而他却根本不知道我。因此，那些娱乐场所我都可以去。我住在荷里得旅店里，就在海滨那里。”

“你要待多久？”

“我不知道。”

“一旦这里的事全都搞清，他就要回去，”萨利说，“我们是独立自主，完全自主，没有什么骑在头上的老爷。”

“一点不错，”我说。

“希望勒菲蒂支持，”玛鲁卡说。

我说：“你就别提了。”

会见以后，我给孙尼打了电话，向他报告。

孙尼说：“你要为我来来往往地跑个不停了。穿得整整齐齐，替我向那个乡巴佬问好。”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知道普玛不在佛罗里达——他在纽约。

“我昨天在这儿碰到了他，”勒菲蒂说，“我和他把所有问题都弄清楚了。”

我对大家说，我去了许多娱乐场所，找那个家伙。我的确到处露了面。我要是碰到他，我并不在乎；或者别人碰到我，散布消息说我就在这一带——那会使我处于不利的局面——我也不在乎。毕竟党徒们在找他。联邦调查局也在找他，那是为了保护他而要在大街上把他抓起来。到那时我就可以对孙尼说，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如果党徒们和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他，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只有一件事，联邦调查局有些人表示担心：有消息说，我要对安托尼·布鲁诺下手，他有可能对我先动手。

我和萨利在迈阿密待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来孙尼打电话对我说：“我看他不在那里，我们在纽约这儿找到了他。因此，你还是返回到坦帕去吧。”

过了两天以后，我给勒菲蒂的日常电话中，他问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到外面转转，看有没有可干的事，好弄些钞票。”

“那好，那好。”

“没什么情况？”

“没有，”他说，“买一份今天的邮报，没什么。”

“今天买不到，要到明天才买到。”

“明天买一份，上午给我打电话。”

《纽约每日邮报》刊登一篇大标题文章：《老板野心勃勃，党徒合谋共诛》。

文章说：在奎英斯的奥松公园一片空地上，在幽暗的墓地旁发现了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的尸体。文章描述尸体“子弹穿孔”。有几个孩子在玩耍，他们看到了一只牛仔靴子丢在了地上。

那死者的两个亲密同伙失踪了，可能已经死亡。文章发表的头一天，我已经知道：纽约警察部门通报联邦调查局：尸体肯定是孙尼·雷德，他是中了多发子弹而死亡。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勒菲蒂：“文章看到了。”

“好啊，瞧，这儿够热闹的。别管它了。”

“热闹些什么？”

“啊，多着呢。”

“我们都没事吧，唔？”

“闹得很呢。不过我无法说。这儿我们的电话都不好使用，知道吗？”

既然家族的主要成员公开火并，成员遭到谋杀，联邦调查局总部就想把我撤出来，结束隐蔽工作。他们想在6月1日立即结束。因为会有更多的谋杀行动。朱利斯·波拿伏龙塔觉得：既然我和孙尼非常接近，并且委以谋杀别人的重任，那我自己就成为别人要干掉的目标。对于他们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同意马上就结束隐蔽工作。

我很快就要成为入盟党徒，真的能尝到一个老练党徒的滋味。勒斯蒂·拉斯苔尼很快就要出狱，可以肯定：孙尼会加速自己的行动。他要我对另一名老练党徒下手，说明他在提名时，我会得到批准。他需要亲密同盟，要一名他能信任的兵丁，这样可以和别的老练党徒作为平等的抗衡。孙尼已经说过：我要为他做大量的出差工作。作为一名入盟党徒，我作为他的使者就会有极大的影响，可以坐下来同任何人进行谈判。作为一名老练党徒，我将是孙尼的伙伴，孙尼差不多像派大使一样派我的用场，可以调解同其他家族的关系。

作为一名入盟党徒，我能向其他破案工作提供无限的帮助。等到最后大家知道我打入党徒内部那么深，并且成了入盟党徒，这对黑手党是一种耻辱，也结束了黑手党不可战胜的神话。我想使隐蔽工作继续下去，至少要延续到8月份。

关于我要不要成为入盟党徒，大家有些异议。有人觉得，如果我入了盟，行动上就不能像以往那么灵活，会受到各种牵制，若犯“无知错误”就不再得到谅解。而“无知错误”恰恰正是我所干的事，是为了破案工作已经采取或没有采取的步骤。我要按照他们要求干事，他们可以命令我去犯罪。他们不同意我继续隐蔽下去，也不同意我成为入盟党徒，朱利斯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安全方面。大家都认为，我再待下去就不够安全。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侦破了许多大案，仅仅为了再破几个案子而冒险隐蔽下去不值得。我自己感到很安全，经过5年的隐蔽工作，现在要面临结束时感情的痛苦。我不得不服从决定。

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外水晶城玛丽奥特饭店开了个会。到会的有罗西、舍农、朱利斯和我，还有各方面的督学员、总部的人以及各个案件的特工。由于还有别的破案工作与我们的行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牵连，因此工作相当复杂，很难完全把我们的行动彻底了结。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使其他破案工作进展到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能继续进行。大家围坐在桌边讨论。凡自己估计所需的时间都必须缩短。如果你估计破案还需要一个月，那就得减到两个星期。经过反复磋商，我们终于确定了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工作时间。

我们决定隐蔽工作结束的日子：7月26日。

紧接着，我们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明确结束时的基本工作。会议在新泽西举行，地点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会议有两大议事日程：一是在哪些电话上安装窃听器；二是我的真实身份首先应该告诉布拿诺家族的哪一个成员。

这两个问题相互牵连。在我们起诉以前，我们的行动任何内容都不得公开，而起诉还得在几个月以后。在7月26日结束行动的同时，特工们要向布拿诺家族暴露我的角色，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当作通风报信的人而加以追捕。从历史上看，党徒们对于警察和法官并不采取报复行动，因为那么干他们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还想促使大量的交谈，从而能提供党徒的行动、地点、阴谋计划以及具体人员的证据。

为了得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们需要搞窃听。为了搞窃听，我们要得到法庭的指令。为了得到法庭的许可，我们需要提尽可能多的最新的有说服力的情报。我们需要特殊对待。我们不能径直走进法庭，要100个窃听装置。我们现在就要作出这些决定，以便得到法庭的指令，在我结束隐蔽工作的时候安装窃听器。

我们决定在最重要的电话上安装窃听器，这些电话大都为重要分子们所常用。他们用这些电话从事大部分犯罪活动的联系。

接着我们讨论了首先告诉谁。出席会议的人几乎都认为应该先告诉勒菲蒂，因为他和我日常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最接近。他会对着电话大喊大叫，会说出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坚持认为：首先应该告诉孙尼。孙尼现在实际上是布拿诺家族的最高负责人。他沉着冷静，富有理性。勒菲蒂会对着电话向大家大声叫嚷，什么事儿都能在光天化日下数落；但是孙尼会打一些重要的电话，会作出特别的处理。孙尼的命令比较严肃，别人也会严肃对待。大家对此没有争议，应该先告诉孙尼。

大家既然同意先告诉孙尼，那么问题是谁来告诉他？有人认为应该由我对他说。要我对他说怎么也不是办法，那将是最严厉的当头一棒，等于往伤口上撒一把盐。这么做不明智，也没有必要。这个任务应该由联邦调查局的其他特工来担任，其中包括孙尼以往见过的特工也行，因为那将使孙尼相信：告诉他的情况完全真实。

一切都作出了安排。我返回工作岗位。

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向家族内部作进一步的渗透。还有6个星期我就要结束隐蔽工作，我现在只是更多地搜集情报。其实这项工作也并不那么简单，我还得扮演我的角色，仍然保持我的个性和人品——我不能突然变得对什么事都想迫切地了解。对于党徒们来说，这还像平时一样地行动，我表面上也还得跟平时一样，其中包括操纵家族内部的火并。

总部里有些人希望我们突然另立山头，开始向一部分人询问另一部分人的情况，以便得到最后的关键情报。但是我们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如果我们犯了攻通过紧的错误，我们突然间连6个星期也待不下去，说不定一天之内就要撤走。

布比的女儿要结婚，大家都应邀参加6月20日的婚礼。6月15日，我和孙尼及其一伙来到了纽约。他们还在寻找那个伙计：安托尼·布鲁诺。

在前往影院俱乐部的途中，我碰到了尼基·桑多拉。我说：“那家伙不在迈阿密，我们到处都找遍了。”

“我们采取了几种试探手段，这个星期会见分晓。他大概躲到什么洞里去了，在那儿避一阵子。可是，只要他一爬出洞来，我们就会述到他。”

我去了曼哈顿，到荷里得酒吧去看看勒菲蒂。我们一道在玛迪森街道上漫步。他很气愤，对每个人都不高兴，在大街上走走才能真正使他消消气。他没能分到应有的一份利，大家冷落了他，要么不喜欢他，要么是亏待了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忠心耿耿，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好报。布比是个骗子；乔伊·马西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可是他一事无成；孙尼贪得无厌。

“他们有各方面的联络关系，我是个傻瓜。谁给我钱呐？孙尼在设法控制我，把我到处派，这儿一个星期给我200块，那儿一个星期给我200块，以此来安抚我。迟早他要让我当副官而把我排除掉，但是，我还在迈阿密干。他给了我2，000块钱，然后我就要到迈阿密。而在这期间，他们却盗用钱。布比一个星期的薪水1，500块。他们弄到了所有的毒品，他们全分了。”

“那事儿你怎么没有份？”

“为什么呐？因为那个混帐东西是个喂不饱的狗，”他说的是孙尼。

“你为他干了许多事。”

他咕哝着说：“多尼，他们现在指派我干掉那个家伙。一旦我去干，那家伙妈的会自个儿了结了。”

“他们找到了那样的一个尸体，是吗？”

“是找到一个，不过那弄错了。乔伊·马西诺，他就是弄错了的。孙尼对此才激动呢。”

孙尼·雷德的尸体，如同其他尸体一样，可能是被剁碎，作了恰当的处理，没有尽快埋掉，也没有全埋。

勒菲蒂说：“你不知道，那家伙被梗塞死的。”他把手放到咽喉上，那姿势就像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没能取得成功似的。

我问道：“比格·特林那么大块头，你们怎么对付他？”

“我动不了他，布比行。特林身上砍了许多口子，血淋淋的。枪打的地方并不多。布比把他身上弄得全是血，想把他抱起来。布比的力气真是大，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他看样子并不是那样，我真是惊奇。布比能搬动他。然后他们把他剁成段，装到绿塑料水果袋子里。”

他说，参加谋杀的有：他自己、吉米·莱格斯、尼基·桑多拉，还有一个叫鲍比·卡巴梭的伙计。他们出楼房的时候，杰里·吉利对他们说：那家伙就在附近一带。

“我说：‘鲍比，我们到那边去。’他说：‘不行，不行，不行啊，勒菲蒂。孙尼·布拉克叫你到布鲁克林那边去。’那家伙在那一带，多尼，我们本来可以把那一带围起来。”

因此，他们返回到影院俱乐部，然后到了拉比托的寓所，暂时隐藏起来。

干完了那件“差使”以后，勒菲蒂更加灰心丧气，因为家族里的分红，样样都对他不公正。

勒菲蒂说：“实际上，在内乱以前，他说：‘勒菲蒂，你来了要拿薪水，三个月内我们就会成为百万富翁。’我再次闭上了嘴，我能同谁说呢？你感到奇怪，我为什么心情不好受。他知道我是冲着他，因为我就要冲着他。他能干什么，能和老板们坐在一起谈判？他这个人还不能那么干。好事都被他弄糟了。现在叫我对那个家伙动手。哼一哼。你在捉弄谁呀？除我以外只去4个伙计：我、吉米、莱格斯·尼基和鲍比。你要干什么？我已经去过那里，是自杀的事。”

“在家里吗？”他们已经得到消息，说那家伙已陷入绝境，躲在一幢房子里。地点在离长岛很远的一个叫里弗里德的地方。

“那地方很麻烦，你要是到他妈的那个街区，那家伙会看到我们，我们必死无疑。孙尼想要我们有个发财的机会，发什么财？孙尼，你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当孩子耍？你有你的算盘。他想在勒斯蒂出牢以前就成个大财主。”

他谈到了婚礼。“今天，当着所有的老练党徒的面，他转身问问大家：‘我们这儿摆了几桌？’摆了4桌。‘大家都想跟我坐在一起，你们怎么安排座位呐？’我说：‘我不包括在内。啊，不，我和我老婆坐一起，和朋友坐一起。我想玩个痛快，不想那么受拘束。’”

“在哪儿接待？”我们谁都不会到婚礼所在地。

“在斯塔藤岛上的沙里玛饭店。大家都带枪，就是你也要带枪。你有枪吗？我待会儿给你一支。我对那些人心里有数。两个星期以前，他打电话对我说：‘勒菲蒂，星期六晚上来见我，和我待在一起，你和尼基俩。’布比在那里，我就和他们在一起。我坐在那儿，身上带了两支枪。他们喝酒，我饮料里加苏打水。他说：‘勒菲蒂，你好漂亮，美极了。我们就差远了。’他坐在那儿玩他妈的女人。可是他一旦不快活，他就动感情，我也就不再和他在一起。过去我常常和他日夜待在一起。这是我的使命吗？好啊，迟早有那么一天，我要把他干掉。老板们知道我干得出来。我要把那家伙逮住，闭口不提。我要对你说件事，真他妈让人心里不痛快，真让你扫兴。”

“是啊，你干什么事都得照要求去干。”

“这件事他能对我怎么样？”

“我不清楚，你实在够真心的了。”

“要是勒斯蒂回来了，一切都解决了。他早完蛋了，勒斯蒂会干掉他的。”

我回到了影院俱乐部，那天晚上，我和孙尼就住在孙尼的公寓里。

我的便衣口袋里有一个发射机。我们睡觉的时候，我把便衣连同其他衣服都挂在衣柜里。这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密切，彼此都可以在对方的口袋里掏几个美元买点面包什么的，这么做都是很愉快的事。这是常有的事。可是我又不能穿着便衣睡觉。因此，我就把衣服挂在那儿，睡在拉起来的沙发床上。

6点3刻的时候，孙尼叫醒了我，他已准备好了咖啡和面包卷。我们穿着短裤，坐在饭厅里。这天是他的生日，我给了他200美元作为礼物。我给了他的驾驶执照，那是在拉斯维加斯之夜搜查中我取了回来的，还给了他1，000美元的赎金。

他给了我一支手枪，并且希望大家都带枪，因为现在另一方的复仇情绪随时都可能发作。手枪是深蓝色，德国造的0.25自动手枪，枪柄一侧的序号已经磨掉。枪里装满了子弹。

“枪随时带在身上，特别是参加婚礼。”

我们谈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他一心想同桑多·特拉弗坎特一道回去。

我问：“什么时候回到佛罗里达？”

“可能在下个星期。下星期老板们要在一起开个重要会议，等到会议结束以后我才能离开。”他在蓝色小笔记本上写些什么，他保持记帐的习惯，主要是记高利贷的帐。“我终于要弄钱了，现在每个星期有30，000块钱的进帐，街上放的帐有70，000多块。只是我还没有散开，没能帮更多人的忙。”

我们上楼喂鸽子，孙尼的情绪很平静。

我问：“布鲁诺在哪儿，你有数吗？”

“我们对他有些线索，不过，我们打算给他叔父过关算了。”

他们不打算杀害布鲁诺的叔父了。“怎么办？”

“你要想钓到鱼，必须舍得抛下饵。”他绕着鸽笼子在转，我们彼此平静了一会儿。

“多尼，等那个老人出牢房，我准备提你的名，让你成为成员，”他倚靠在栏杆上，说，“我喜欢你，就像亲兄弟一样。那一伙人中我就喜欢你，其他人我都信不过。我知道他们谎话连篇，你可以信赖。我想要你明白，一旦我遭到暗害什么的，我孩子和妻子都要从我的伙伴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相信你会照顾我的孩子，希望每个星期能给他们1，000块钱。”

“老兄，你就相信我好了。”

“你知道，这些鸽子，现在出门还飞不到50英里那么远，你要好好训练它们，让它们长得像个样子。现在它们10分钟能飞10英里。”

在影院俱乐部，勒菲蒂正和吉米·莱格斯以及尼基·桑多拉几个人在谈话。

勒菲蒂说：“干那个家伙就4个伙计。怎么？你在儿戏吗？别人他妈的都去挣钱！”

“哪几个去？”尼基问。

“我、你、吉米·莱格斯和鲍比——就这几个。没听说还有别人。这不是在捉弄我吗？他这个人干事就一惯是这种样子。换句话说，那个布比外出，其余的都在挣钱。出去挣钱。马西诺的一伙出去挣钱。你干什么？你去送死。那家伙很厉害，我们进去他一下就会看到我们，你一旦离开那个停车场，你就露了面。孙尼想叫我们在晚上动手。晚上黑乎乎的，怎么看得见呢？”

“我们星期一就动手，”吉米·莱格斯说。

“你以为一个星期之内就能了结？”尼基说。他急着要到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那边去逛逛，因为他从来没见过那场子。孙尼已经允许他去。

“那好，我们抓紧时间，碰碰运气。信用卡呢？”

他们手中有偷盗的信用卡，用来买各样东西。

“要信用卡干什么？”尼基说。

“用来买车。”

“车怎么能开回来？”

“扔在大街上好了。”

“你那个伙计的车呢？我们不能从那儿弄几辆吗？我是说，墨拉那个地方。”

“墨拉？大庭广众下你就别提那混帐名字了。孙尼说，现在我不能接近他。”

“你为什么不能接近他？”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弄那辆车？”

“我什么也弄不到，”尼基说。“你要好好想点办法，弄到两辆车才行。”

“嘿，你们既然同孙尼·布拉克那么密切，想要什么就跟他说好了。你们到处兜，要乘一辆假牌汽车——嘿，我们是要去干掉人罗！如果不是干掉人，情况又不一样。你们可知道：腓利·鲁克在被干掉以前仅仅两个星期，卖掉700万块钱现钞？他在那儿有4个货运渠道。那小子，50岁。他留下7，500万，真漂亮。”

勒菲蒂和布比在玛迪森街道上的荷里得酒吧相会。先前在纽约警察局干过事的一个警察拿出了一份最新警方的详细调查报告，调查的是布拿诺家族的情况，其中包括监视组的报告和要接受传票在大型审判团面前出庭的人员名单。那家伙要价5，000美元。

勒菲蒂积极想买。“那东西厚得像一本书。连5月4日那天的事都记上了。那正是星期一晚上发生的事的头一天，对吧？他们开了个会，受到了监视。干脆送到家族那里，让他们拿点集金出来。”

我开车把勒菲蒂送到了布鲁克林。

勒菲蒂说：“孙尼和乔伊俩不和，因为孙尼的权力大。因此，乔伊现在搞了一部不上电话簿的电话号码。因为与孙尼不和，他现在不同任何人说话。”

勒菲蒂和布比同孙尼谈到了那警察提供的报告。勒菲蒂从影院俱乐部出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不想买，舍不得拿出5，000块钱。”

勒菲蒂可能想买辆卡迪拉克牌轿车，他想去看一看。尼基开车，我们到了奎英斯那儿的一家卖主那里看车。紫红色的车子，最低价15，300美元。勒菲蒂决定买。

他们讨论了怎么找那个家伙，怎么观察那幢房子。

“我要不要带手枪？”尼基问。

勒菲蒂哈哈大笑。“带呀，就像上次一样，朝那个不该开枪的伙计身上开一枪。”

大家都哄堂大笑。原来他们自己的一个伙计，名叫桑多·吉尔答诺，无意中在屁股上挨了一枪，结果身子弄成了瘫痪。这件事成了他们最喜爱讲的笑话。

我开始搞隐蔽工作，扮演的是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偶尔为自己是一名特工而担心会出什么危险；现在，我为自己扮演的歹徒角色也同样担心会出什么危险。由于目前的形势已经发展到家族火并的地步，我很有可能遭到不测——这一方面因为我是特工，或者因为我是一名歹徒。

我住在孙尼公寓的时候，有几次早上起床，我进了浴室对着镜子照照自己，总会看到一副思索的神情：今天是不是我要被人家干掉的日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勒菲蒂来到卡布里咖啡馆，喝加奶油用蒸汽加热煮的浓咖啡。

勒菲蒂说：“在杰里·吉利的电话上搭一根线，他知道那个家伙在什么地方。在他电话上搭线，我们就知道那家伙的下落。我要在杰里的房子里装个窃听器。我们去他那儿，你知道，他会邀请我们。布比去那儿，胡扯一些事，在那里放个窃听器，外面也放一个，安到树上去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杰里同那家伙的父亲很好，那个孙尼·雷德的老婆把她丈夫的车子交给了杰里·吉利，要他替她卖掉。所以我们在斯塔藤岛上吉利的房子里安装个窃听器。”

“我想这么干也好，”我说。

“你现在就是入盟了，多尼。不过，请听我说说。首先，在你即将离开时，我们在一起谈一谈。你从哪儿来，以及这一类的情况，因为这些都与我有关。”

孙尼来了，和我们待在一起。他说：萨利·法努吉亚想把几个拉链分子升为副官。孙尼说：“那就不得了，因为他们那些人什么都想要。那3个家伙被干掉了其原因也正是这个——他们反对拉链分子，拉链分子就倒向我们这一边。是我们列出了要干掉的人的名单。因为孙尼·雷德跟拉链分子过不去，他们才转到我们这一边。要提拔他们当副官，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那样我们就失去了所有权力。”

他说：他建议萨利在勒斯蒂出牢房以前，行使代理老板的权力，采取强硬一点的手段。

“那你的情况就糟了，孙尼，”勒菲蒂说。

“好嘛，糟就糟，我已经糟了18年。”

“我劝你态度硬一点，因为那些拉链分子都混帐，他们不会支持任何人。你要是给了他们权力，即使你现在受不到损失，3年以后，准保你会吃亏。他们要吞掉你，你不能把权力给他们。他们不会干一桩好事，谁当老板他们也不在乎。他们无法无天，根本不把家族放在眼里。”

“萨利不想和我们有什么纠纷，”孙尼说。

“那倒是。我不怪他，你瞧他自个儿的处境。”

“我的意思是，假如牢房里那一位再蹲10年，我们怎么办？你以为他们会放他出牢，尤其是看那么个敲诈腐败组织法案？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缩手缩脚？有一天，我就要再动手。”

“对，不过，不能示弱，”勒菲蒂说。“你要是示弱，就会出麻烦。现在你不会有什么麻烦。3年以后，你可就有了麻烦。他们会吞掉你，我说的是实话，他们会把你吞掉。所以说，孙尼，该干什么你就干，我听你的。”

“偏偏我现在干不了，因为有些事我虽然干了，可有些事干不了，有些人不听。”

“该怎么干就照样干。对那些家伙要威胁一下。”

孙尼说：“我对他们没有施加威胁，我对他们给了友谊，你知道吗？我差点打了败仗。”

孙尼、勒菲蒂、尼基、吉米·莱格斯以及其他人，我们都一起坐在影院俱乐部。大家都带着枪，在一起闲聊。孙尼早就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带枪。

吉米·莱格斯带的是0.45手枪。谁都不带手枪皮套，枪都放在便衣口袋里或者掖在腰带上。吉米·莱格斯肚子大，身子其他部分都瘦得皮包骨，几乎没有臀部。他走起路来，那支0.45手枪就拖到了裤管里。他想了个好主意：在后裤管处缝了个口袋，把枪装在口袋里。这天晚上，他刚刚把口袋缝好，第一次用来装枪。

大家在一起胡扯到国际形势：美国在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上应该强硬一点，而不该被别人推着跑。还谈到：管理间谍活动的自由党人应该向克格勃学习一些东西，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人提出了另外的种种方式，在间谍活动中怎么样能把别人干掉。

我给他们讲到采用某种方法的故事。有个克格勃特工有一把伞，伞的顶端非常锋利，他把尖顶上涂了毒汁。他走到某人身边，只要把伞尖碰碰对方的腿或胳膊就行了。

大家觉得，这真是世界上最新鲜的事。中央情报局也可以仿效，而不应该像水门事件①以来一直受制于国会。

①　水门事件（Watergate Affair）：指美国共和党政府在1972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非法活动暴露后的政治丑闻。水门是华盛顿的一座综合大厦。1972年6月17日有5个人因闯入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被捕。结果导致政府的几个官员锒铛入狱以及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现的总统辞职。当时总统是R．尼克松。

有些故事讲得大家捧腹大笑。突然间，吉米·莱格斯起身要到厕所去。

几分钟以后，我们听到了一阵闹声，只见吉米·莱格斯从厕所出来，那支0．45手枪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晃动不停。他说：“我急于要拉屎，忘了口袋里装的枪。我脱下裤子蹲下时，手枪掉到了槽子里，我只好把它摸出来。嘿，要是碰上打仗，我要干掉某人的时候，我只要把屎放到枪头上，让它粘在子弹头上，然后就去逮人，这就像克格勃的毒药一样有效！”

布比女儿的婚礼仪式计划在晚上7点举行，地点在斯塔藤岛海兰大道2380号的沙里玛饭店。我们下午5点左右在影院俱乐部聚集，有勒菲蒂、尼基·桑多拉、布茨·托玛苏罗、鲍比·卡巴梭、孙尼、酒吧招待查利以及其他人员。

按照规矩，我们都要待在孙尼的周围，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他的左右，因为这时正是人们对他进行报复的大好机会。其他家族都有代表出席婚礼，因此，各人要干什么我们心中无数。

有的人带了妻子或女朋友。我们准备乘坐有篷大车，因此大家讨论了怎么去，谁和谁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确保每个人都带武器。尼基有一支0.45手枪，太大了，不能装在腰带上，因此把枪交给了布茨。尼基带了0.32手枪。我当然还带那支0.25自动手枪。

我和布茨、尼基一块儿开车。大家都参加了婚礼。共有：勒菲蒂和露易斯、吉米·莱格斯、杰里·吉利、菲什·拉比托先生、戴尼斯警官、尼基·马伦格罗、迈克·沙贝拉。

引人注目的是乔伊·马西诺没有来。孙尼和勒菲蒂对此感到非常恼火。

勒菲蒂说：“那个不中用的小子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生怕被人干掉，如此而已。”

我和尼基、查利以及布茨坐在孙尼的桌旁。除了布茨和我以外，其余的人都带了女朋友。

婚礼很隆重，很热闹。有个露天酒吧，一支乐队，晚宴有上等肋条牛肉。各个家族的各式各样老练党徒都到了场，其中包括：杰里·郎，科隆坡家族的代理老板。布比很自豪，但像平时一样显得很沉着，有节制。我们坐在孙尼旁，保持高度警惕。

摄影记者在房间走动。孙尼有规定：他的人所在的餐桌上不准照像。

大约到了晚上11点，我们全都回到了影院俱乐部，大家心情才松弛下来。

孙尼给我4，000美元，要我在佛罗里达放高利贷。

第二天我乘飞机回到了坦帕。孙尼给我的那支枪我不能带上飞机。我把枪柄拆下来，擦掉里面的我名字的大写字母以及日期，然后把枪还原。我把枪交给了在机场的另一名特工，由他帮我带到佛罗里达。

7月12日，尼基·桑多拉打电话说：“你知道吗，那家伙就在这一带？我们得到消息，他就在这一带。”

“啊，是吗？”

“我们也觉得有点奇怪，也许你能对他作些了解或有点行动，我认为在迈阿密。你知道，我们还不能确定。照道理讲，他会在你们那里。”

“我马上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那儿我有一些好朋友。”

“不过，多尼，要当心你自己。”

7月23日，勒菲蒂打电话说：“那家伙明天要出门。他想到了什么事，不知道他妈的有什么事。”

在对待一班人马的管理方式上，勒菲蒂和孙尼之间一直就存在着意见分歧。

“他干些什么，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他把我的人抢走了一半。你以为他给了谁？”

“给了谁？”

“你真是想不到。多尼，谁是我们的敌人？”

“不用说，他是给了阿尔·沃克。”

“真是说得好。整个里弄都闹得翻了天。他把迈克给了他，把乔·普玛给了他。他们都很反感，一个个全都想摆脱他。”

“你在哄我吧。”

“他惹了麻烦。他想知道他们怎么在谋生。他们都要反了。所以我去见了他。我说：‘你是要翻他妈的天？’我和他争吵。他说：‘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说：“他是要把这些伙计弄得力量大一些，阿尔·沃克是敌人，他把这些伙计给了阿尔，他们是阿尔的敌人。”

“你说得好啊。吉米·莱格斯甚至连来都不想来了。他是我的人。佛罗里达的史蒂夫是我的人。”

我故意恼他，说：“他本来在控制他们，现在不想控制他们就把他们一脚踢开。”

“说得对呀，你明白这些事理，我真高兴。大难临头时，我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注意，多尼，我还是想在，嗯，在快要回来的那人领导下。我可以提出那样的要求。”

“行吗？”

“啊，一旦要求成功，除他以外我谁也不买帐。”

“是不是说，我能和你一道去找他，勒菲蒂？”

“对。你和我在一起，我们谁也别买他的帐。你踉我一起干吗？”

“现在的问题是，要是那家伙出现在这儿一带，你要我怎么去对付他？”

“和他应付，只管冷淡相处。”

“那好。”

“他在作各种各样的努力，因此你可知道拉链分子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我们不喜欢那个家伙，我们不相信他。’”

“是吗？”

“他们不想要他了。他去找了他们的头头们，那些人之间不和。我可不在乎，多尼。我的伙计们一个个都很高兴，我从来不打搅他们，你知道吧？”

“乔伊·马西诺在干什么？”

“他们现在彼此相安。他自己把自己隐匿起来。乔·普玛住在医院里，他就让医院的人天天对他作检查。孙尼对他说：‘不和我检查清楚，你就别回到佛罗里达。’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毫无意义。不过，这对我们倒很有利。”

“那倒是。”

“我们不给自己人找麻烦。”

“是这样。”

“可是这个家伙，我实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同你说，多尼，孙尼·布拉克陷入了迷途。”

再过几个星期，勒斯蒂·拉斯苔尼老板就要出牢房了。勒菲蒂是想要我和他一起直接接受勒斯蒂的领导。我和孙尼谈话从来不像和勒菲蒂这样近乎。对于勒菲蒂的谈话，有一点我可以相信：他对于黑手党里所议论的事，后来证明完全是事实。

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作为孙尼·布拉克的东道主，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为自己在黑手党里度过最后一个周末作好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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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结束隐蔽生涯

孙尼急于要得到桑多·特拉弗坎特的欢心，扫清一切道路，好让我们向前推进，以便在通过和特拉弗坎特的合作中赚到一切可能赚到的钱。他认为：他的未来主要在佛罗里达。

孙尼和尼基·桑多拉于7月20日，星期五，来到了这里。他们要罗西和班尼·胡西克安排一下，能不能在星期六举行会见。会见地点要放在荷里得，不要放在坦帕，因为孙尼觉得那里的天气太热，他们受不了。罗西到了迈阿密，在贝肖乡间俱乐部找到了胡西克。胡西克说：他们将争取在星期六下午5点到达荷里得。

我们计划，在这个周末要尽可能从孙尼和尼基嘴里多得到一些东西。过去几个星期，琐碎事儿如山，千丝万缕需要理一理，我们当时仍然像平时一样，没有四处伸手。现在，我们真的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加紧一点，正如一个投掷手只有最后显示自己的机会了。我们清楚，这是我们和他们相见的最后一次。我们想让他们谈论谋杀，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们还想使谈话涉及党徒的任何领域，以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一切。我们可以追得紧一点，这没有关系，因为过了这个周末，一切将成为历史。

我们说干就干，想让他们思想松弛下来。星期五晚上，我们到巴巴斯饭店吃晚饭，接着又逛了几个地方。我们到了清水海滨的一家旅馆，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喜剧表演。然后回到了俱乐部，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左右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他们玩得很痛快，没有谈论党徒的事务。

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在星期六下午5点准时来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他们来了以后就直接进了孙尼的房间。几分钟以后，他们3人离开房间进了咖啡馆，在一起谈了大约40分钟。然后，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同孙尼握握手，就乘特拉弗坎特的卡迪拉克轿车走了。

孙尼把我和罗西叫到了咖啡馆。他情绪特别亢奋。会谈的效果好极了。他给了特拉弗坎特2，000美元、胡西克1，000美元，让在拉斯维加斯之夜工作的伙计们都分点红。特拉弗坎特说，那天晚上的搜查“只不过就那么一回事而已”。

孙尼对我们说：“我们回到这儿，他非常高兴。现在你们只管四处张罗，着手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和这个家伙一起干。”

宾戈、赌场、彩票、赛狗场、毒品等等，这一切的规模现在更有声势，就因为和桑多·特拉弗坎特联了手。佛罗里达就会成为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情绪特别好，整天就是大摆筵席，搞庆祝活动，想提前行动。这个周末成了“忙碌不停”的周末——他们想的是尽情欢乐，我们想的是要他们尽可能谈一些最新的动态。

我、尼基·桑多拉、孙尼·布拉克、艾迪·舍农以及托尼·罗西，大家在俱乐部里玩了一个通宵。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我们只是设法休息了一会儿，根本没有上床睡觉。我们无论怎么想办法促使谈话，可是尼基和孙尼都无兴趣谈论党内的事务。除了我们自己俱乐部的女招待和酒吧招待以外，当地其他娱乐场所的女招待和常客都参加了庆祝活动。到了清晨，孙尼带了个女人回到了旅馆。

星期天早上，太阳已经升起，俱乐部以及我们的工作到了最后时刻。我带着尼基先到了丹尼饭店吃早饭，罗西和舍农稍停一些时候，以便清点现金帐目，帮助工作人员清场。

我和尼基走了以后，罗西说，他们的帮忙使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两个星期带薪的假期，因为我们就要关闭俱乐部，使俱乐部作一番更新。

我和尼基单独在丹尼饭店，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决定发动攻势，一定要打听到3个副官被谋杀的一些情况。我换了个角度，问到了科伦坡家族里有两个家伙失踪的有关情况。

尼基说：“他们受到了打击。他们克扣毒品的钱，和孙尼·雷德搞到了一起。”

我说：“那一定是有问题，这问题与他、腓利·鲁克以及比格·特林都有关系。”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多尼。比格·特林块头那么大。50磅的肚子，子弹炸得肚皮满天飞。”

“别的家伙怎么样？”

“这事儿以后再谈，多尼。”

舍农和罗西已经走了进来。我不能示意要他们离开。尼基在这个周末以前还没有见过舍农，一下子沉默不语。

我们吃过早饭，回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尼基和孙尼打点行李，我和罗西送他们到了机场。在途中，孙尼不停地交待我们：现在他已经和特拉弗坎特联手走上了正道，我们只管把事业向前推进；我们要抓紧毒品方面的联络，把高利贷、赌场、宾戈及赛狗场都要搞起来。各项工作都做好起动的准备。

尼基突然想起来：他丢了什么东西。“多尼，我的蓝皮革甲克丢在了旅馆房间，那里有些重要的通讯记录本在衣服里，我需要用。你能不能帮个忙，立刻回去替我拿来？”

“一定，尼基。”

我把他们丢在机场。我感到宽慰，同时也感到不畅快。我估计，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孙尼，甚至在法庭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认为，他已成了历史。我和他没有任何大的交往就这么分了手。

“明天我和你谈，”我说。

我开车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从房间里拿到了尼基的甲克，以及两本通讯录和一个口袋大小的折叠夹子，里面有些私人证件和信用卡。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了特工迈克·朗斯福德。

我们清理了寓所。家具是租用的，因此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个人用品收拾一下就行了。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已经锁了起来。办案的特工将会来处理这里的事务。

这天稍后一些时候，罗西乘飞机回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我要直接飞往密尔沃克，那里的大型审判团正在审判巴里斯特艾里一案，我要在法庭上作证。那件案子同其他许多案件一样，暂时休庭，一直要等到我们的整个行动结束。艾迪·舍农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完全是为了互相保护。然后，我要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回家的机会。在家待了几天以后，我又到了纽约，和美国律师一起，着手准备起诉的工作。

我不想对自己作深刻反省。在这一段期间，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问题。我心情多少有些沮丧，因为我和孙尼·布拉克毕竟比较亲密。和他在一起有点像亲兄弟的味道。但是对于背叛他，我并不感到内疚，因为在我的思想深处，我始终保持着不同世界的隔阂。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各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会按照传统的方式把我干掉，不会就此同我谈什么话。他会设下圈套。在这种买卖中，谁会杀你，你心中是清楚的。或许他会叫勒菲蒂下手，或许会亲自动手。这是冷酷无情的现实。

孙尼干事很内行，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人。他并不到处拿架子，为人坦率公正。有些说不清的理由，我非常喜欢他。我并不老是想着这样的事实：我要送他进牢房，或者因为我，他会受到杀害。那属于公事公办。

我知道，勒菲蒂和孙尼都喜欢我，但表现方式不同。他们都会在一刹那间把我干掉。要干掉我倒不一定因为我是特工，很可能把我当成通风报信的知情者。我本来也可以输给墨拉，他们都可以奉命干掉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那么干。

我们双方的世界不同之处在于：我并不想杀害他们，只是想把他们关进牢房。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孙尼处在这种情况下会被他自己的人干掉。他们有谁遭到杀害，我并不想负有什么责任，那不是我的准则，是他们的准则决定要杀害他。我不用记下这些准则。写下这些准则的是他们的团体，而不是我们的社会。

因此，我心情不好受，但我并不耿耿于怀。我在工作中，无论是同孙尼或是其他人打交道，没有任何地方受这种感情的影响。这是我的纪律。有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有些麻烦。在从事隐蔽工作中的一个朋友准备出席法庭作证时，他说他不能正视被告的眼睛，因为他曾欺骗了他，从而感到有罪。我对他说：你只是执行你的任务。

在这样的工作中，你不能夹杂个人的感情。我搞隐蔽工作，并不是要同这些人亲亲热热，不能让自己受到那种感情的纠缠。就我而言，我的生活每天都在视平线上。

孙尼和尼基回到纽约后的第一天，勒菲蒂就试图在荷里得那里和我联系。第二天，特工见了孙尼·布拉克。

道格·冯茨、吉姆·基尼以及杰里·罗尔3位特工来到了影院俱乐部。

孙尼认识冯茨特工，这很重要。“直截了当”工作的特工有时找像孙尼这样的党徒，只是让他们知道；特工就在周围监视他们。要是他们制造麻烦或者搞情报活动，特工们可以采取措施。几个月以前，我和孙尼、勒菲蒂一起谈到使自己免受法律制裁的种种方法。他们认为：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孙尼说，有几个特工偶尔就停在影院俱乐部，他提到了冯茨：“这伙计不错，很文明，不胡扯乱说。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我。”

因此，冯茨会是孙尼可以相信和信任的一个特工。他们3位特工把一张照片拿给孙尼看，那张照片是特意为这样的场合而拍摄的：照片上是我和这3位特工在一起的合影。他们问孙尼：“你认识这一位吗？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们正是要通知你。”他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什么条件，因为那么做总是很含蓄；而直接要求什么对于像孙尼这样的人将会是一种侮辱。

孙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说话的口气也跟平常一样：“我不认识他，不过我要是碰到了他，我会明白：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然后，我们通过窃听装置和知情人把所发生的情况一一追述出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孙尼在特工见过面以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自己同伙中的主要人员召集起来。勒菲蒂、布比和尼基都来到影院俱乐部会见孙尼。孙尼对他们说我不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如果调查局抓到了我，那一定是绑架了我，甚至可能是要对我清洗头脑。

他们对这消息一直封锁了一个多星期，与此同时他们在寻找我。他们来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甚至还问了一些女招待员。勒菲蒂到了迈阿密，和玛鲁卡在这一带搜查，查遍了所有旅馆和娱乐场所。他们还从纽约派出两个伙计，到芝加哥、密尔沃克以及加利弗尼亚去看看可能查出什么线索。

10天以后，孙尼给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了电话，把特工的相见以及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孙尼并没有就此作出说明或解释。他还把消息报告了在牢房中的勒斯蒂·拉斯苔尼。接着他又告诉了保罗·卡斯特拉诺——甘比诺家族的老板，也是各个家族的共同老板。

党徒们就此事在纽约召开了几次会议，并就此带来的损失作出了估价。他们到处散发我的照片，把我和勒菲蒂或孙尼或其他人几年来在一起的照片散到各个家族的党徒中，叫他们密切注意我的行踪。

各家族的老板都在考虑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决定向任何人公开：凡能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0，000美元的重赏。他们还有这样的意见：党徒里凡与我有牵连的都要干掉。很显然，有人会因此而倒下去，可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说某人要遭到暗杀之前，我们无权在大街上抓人，尽管这是为了保护被抓的人自己。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要被杀害的人的具体名单。

除了我们隐蔽的特工以外，联邦调查局派遣特工小组走访能找到的所有黑手党家族的老板们，当面告诉他们：不要找那个特工了，他已经打败了你们，这事儿已经结束。如果他们要伤害我，司法部门将动员一切力量对付他们。我和联邦调查局是不会被吓倒的。

8月4日，即特工把我的情况告诉孙尼以后的第17天，各家族老板在新泽西召开了会议。孙尼出席了会议，这一点也不奇怪。他能选择的道路要么是变为知情告密者，要么潜逃，要么出席会议。他出席了会议以后就失踪了。

我们一旦发现孙尼失踪以后，我就对罗尔说：“如果你发现有人拿下鸽子笼，那末孙尼·布拉克的案子就可以了结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历史。”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就看到两个家伙在屋顶上取下了鸽子笼。

一个月以后，孙尼的女朋友朱迪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打了电话，想找我谈话。我和她接触以后，她说：她为孙尼、也为自己感到担心，她很想和我在一起就此事谈一谈。我说可以。别的特工与她联系，并作了安排。

尽管是朱迪，我们还得当心，因为这也有可能是圈套。我们要有一个可以控制的局面，因此我们决定将会见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两名特工乘飞机把她带到国家机场附近的玛丽奥特饭店。

我们到了饭厅吃饭，别的特工坐在餐厅对面的一张桌子旁。

她说：她既害怕又担心，挂念孙尼。

我说：“朱迪，现在孙尼不回来的可能性很大，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再和他们这一类的人打交道。他们并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过你的日子吧。”

“这些情况我现在已经明白，”她说，“不过我和孙尼的确有段美好的时光，我真的喜欢他。”

“我也喜欢他。”

她很悲伤，有点哭泣。“多尼，我一向以为，你和那一类人不一样，因为你的样子跟别人就是不同，你很机灵，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决不仅仅是个盗贼。你对孙尼、对我都很友好。孙尼对你一向是没有歹意的呀。”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她说：孙尼把特工和他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她，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能相信，从我所干的事，我和他们一起的谈话以及我们在一起的感情，怎么说我也不可能是特工。“你知道他对我说些什么吗？他说：‘我真的喜欢那个小子。’他在知道你是特工以后，心都碎了。但是他说，那并不改变他对你的感情，因为你是那一类型的人。你干了你的工作，你干得对。”

“我一向喜欢孙尼，”我说，“我对孙尼的这种感情也不会改变的。”

“他告诉我，他去参加新泽西的会议，就说这么一句。我发现，他在动身参加会议前，把所有的珠宝、寓所的钥匙以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酒吧招待查利。他只带了汽车的钥匙。”

我说：“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是啊。可是我会不会有问题，你知道吗？”

“不会，我能肯定，你不会有问题。你用不着担心什么，谁也不会去和你过不去。你就只顾过你的日子，和那一帮人不要再有什么来往。”

谈话快结束时，她说她心里感到好受些，知道孙尼不会再回来。对我们的交谈觉得挺高兴。

“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对她说。

我们估计，由于我的关系，孙尼、勒菲蒂和托尼·墨拉已成了最明显的暗杀目标。党徒要干掉墨拉，这是因为是他第一个把我带进了小意大利区，是我和第一个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出没，还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个告密者。我们的情报表明，他们以为：他在会谈中对我的斗争完全是一场戏，他和我实际上是联合在一起为联邦调查局干事，好让我更进一步深入到党徒内部。勒菲蒂和孙尼成了明显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共事。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唯一要采取暗杀行动的对象是勒菲蒂。他是我们唯一能保护的对象，使他免遭他自己人的杀害。8月30日，星期天，正当勒菲蒂从寓所大楼出来的时候，特工抓住了他。

墨拉一直到1982年3月才被暗杀。在布拿诺家族顾问斯蒂夫·坎农所住的大楼外面，在摩尔大街的北面和西面的拐角停车场那里，人们发现墨拉的尸体躺在他的车上。有人对他头上开了4枪，当时他的口袋里有6，700美元。

1982年8月2日，我开始为美方对多米尼克·拿波尼塔诺等人起诉的诈骗案中作证。审案地点在南区联邦法院的318号房间。

1982年8月12日，斯塔藤岛的海港一带，靠近南大街的一条小溪里，人们发现了一只医院尸袋，里面装着一具严重腐烂了的尸体。本来尸体已埋在地下，最近的一场大雨把泥土冲走，尸袋露了出来。死者被枪打死，手被剁断——这表明是黑手党的谋杀行为，也特别表明死者损害了党徒的安全。

勒菲蒂、尼基·桑多拉、菲什·拉比托先生、布茨·托玛苏罗以及其他党徒判刑的前5天，即11月10日，经过牙科档案验证，那正是孙尼·布拉克的尸体。

我感到遗憾，因为那是孙尼的尸体；我又感到高兴，因为那毕竟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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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981年，我脱离了隐蔽工作，当时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没有什么“回老家”聚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实际上，由于死亡的威胁以及歹徒对我的谋杀计划，我的家庭在我脱离隐蔽工作以后担惊受怕的程度比我隐蔽工作期间还要严重。我立即着手准备许多案件审判工作，并且为这些审判作证，时间长达6年。

我虽然随时应召去法庭作证，但是在1986年我就退出了我服务过17年的联邦调查局，开始写这本书。我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我和全家再次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除了涉及联邦调查局事务和写本书以外，我不使用皮斯托尼这个姓。和家庭在一起时，我用的是他们所用的姓名。除了法庭作证和家人在一起以外，我到任何地方干任何事，都用其他姓名。

到了48岁，我改了姓名，过着一种新的生活。除了亲密朋友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外，谁也不会知道我作为乔·皮斯托尼和多尼·布拉斯柯所过的生活。

往后想一想，我会不会再一次干隐蔽工作呢？从职业上说，会的，在我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任何疑虑；作为个人来说，情况就两样了。我失去了10年的正常家庭生活，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值得。但是有一点我确信无疑；一旦我再干这样的工作，我还得认认真真地干好。

本书中部分主要人物的结局情况：

“鲍尔达塞尔·鲍尔多·阿迈托”：纽约，“皮扎饼联络一案”中罪犯，听候审判；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13年；堪萨斯市，罪犯，判刑10年；

约的·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约瑟夫·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凯撒·帮万特：1984年被谋杀；

“斯特法诺·斯蒂夫·比夫·坎农”：1985年死亡；

“詹姆斯·福特·李·吉米·卡巴梭”：在本案中他没有受到指控；

鲍比·卡巴奇诺：失踪，据知情者报告，被暗杀；

“保罗·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1985年被谋杀；

萨尔瓦多·卡塔拉诺；纽约，“皮扎饼联络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约翰·布比·塞拉萨尼”：在纽约被宣告无罪；在坦帕服罪，判刑5年；

杰里·吉利：纽约，罪犯，受指控诈骗，1987年释放；

乔·吉利：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指控；

“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罗尔”：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乔伊·达米科：纽约，服伪证罪，1987年；

阿尼艾罗·戴拉克罗斯：1985年死亡；

阿蒙德·戴拉克罗斯：纽约，罪犯，没有出席审判，逃亡者；

史蒂夫·迪沙弗：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约瑟夫·唐纳韦：佛罗里达，罪犯，1983年自杀；

“萨利·喷特格拉斯·多塔维尔”：纽约，罪犯，1987年；

“阿尔·阿尔·沃克·艾姆巴拉托”：本案中未受指控；

“詹姆斯·吉米·莱格斯·艾匹斯科比亚”：纽约，罪犯，1983年判刑5年；

卡明·甘兰特；纽约，1979年被杀；

“萨尔瓦多·萨利·弗努茨·法努吉亚”：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指控；

“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纽约，1981年自杀；

吉利·格里卡：布鲁克林，1980年被谋杀；

班尼·胡西克。坦帕，服罪，判刑3年；

“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纽约，1981年被谋杀；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亨拿诺·杰里·朗·朗格拉”：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约瑟夫·马西诺：纽约，罪犯，判刑10年；

尼古拉斯·马伦格罗：纽约，罪犯，判刑10年；

史蒂夫·玛鲁卡：关几期牢房，本案中没有被指控；

安托尼·墨拉：纽约，1982年被谋杀；

“多米尼克·孙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诺”：纽约，1981年被谋杀；

“查利·查利·摩斯·巴拿瑞拉”；近10年被判关在各地监狱，保释；

“阿尔奉斯·阿里·鲍伊·帕希科”：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乔·普玛：1985年死亡；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纽约，罪犯，判刑8年；

“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纽约，罪犯，判刑12年；

“本杰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密尔沃克、坦帕、纽约，罪犯，判刑20年；

迈克·沙贝拉：密尔沃克，宣告无罪；

“安托尼·法特·托尼·萨莱诺”：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尼古拉斯·桑多拉：纽约，罪犯，判刑20年；

汤米·斯巴诺：1984年被谋杀；

“安托尼奥·布茨·托玛苏罗”：纽约，罪犯，在上诉过程中罪行推翻；

桑多·特拉弗坎特：佛罗里达，罪犯，1987年死亡；

“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纽约，1981年被谋杀；

米奇·扎法拉诺：1980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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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1988年7月

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本书以精装本问世以来，《时代》周刊、《人民》杂志以及《美国晨安》报等都派记者采访了我和妻子蓓基。在拉里·金和杰拉尔多·瑞伏拉主持的电视节目里，我们还和观众见了面。

这些新闻记者、摄制场观众以及打电话来的人们特别想知道我的破案工作对黑手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年来的隐蔽工作对皮斯托尼家庭有什么影响；我还会不会再干那样的工作等等。

我的破案工作，使黑手党在接纳新成员的规章方面有了一些改变。党徒们在重整旧的规章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在发展新成员时必须“刺刀见红”，或者说，他要亲手杀掉某个人以后才可以成为入盟党徒。因为特工混进来作为歹徒，他是决不会干谋杀的事的。

另外，提名发展成员一定要有两名黑手党党徒担保，这样，责任由原来一名老练党徒改为两名共同负责。他们要对新发展的成员有所熟悉，即使不是孩提时代就了解，至少也要相识15到20年。

与此同时，由于外界、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压力越来越大，党徒的上层人士现在倒戈成了知情告密者人数越来越多，超过黑手党以往历史的任何时期。

由于以上情况，再加上我们审判的罪犯有一百多人，这很自然地使黑手党的领导集团发生了问题。这么多上层党徒失去领导作用，因此每个家族里以及家族之间普遍存在着不信任感，笼罩着疲惫情绪。我很高兴地说，党徒的领导集团，其问题正是在此。

黑手党的价值正在降低，我加速了这种降低的进程。

老一代的党徒，他们具有旧时代的价值观念。认为一个党徒无论干什么，你是为了你的同伙，一直干下去，最终是为了组织的利益。这些老党徒现在死的死，坐牢的坐牢。

还有，他们在哀叹：“我们的事业”到了年轻一代人手里正变成“我的事业”。

新的黑手党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在美国生长的，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并不像老一代老练党徒那样有强烈的骨肉情和“家庭”的荣誉感。黑手党组织的美国化，再加上法律制裁和破案工作的双重打击，使黑手党的力量正受到分化瓦解。

还有一种情况使黑手党的力量逐渐削弱：在一个大型团体里，黑手党的亚文化群的特殊模式，使他们正面临毒品侵袭的问题。

黑手党组织贩卖麻醉毒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规模买卖活动的确只在某些家族的某些人中间进行，但是每个成员都试图干毒品交易，因为那是有利可图的事。在老一辈的党徒中却很少有人吸毒。

现在，尽管黑手党长期有着未成文的规定不许吸毒，可是年轻的党徒许多人吸毒，主要是可卡因。

想一想这样的情景：如果你用了可卡因，那你在生活中每次吸的量决不是一克或两克，一旦你上了瘾，那你就会成为盗贼，尽管可能是个很蹩脚的盗贼，来维持你的习性。再想一想买进卖出的情景吧。你掌握了大量的毒品，你自己已经以盗贼为生。一个黑手党可卡因吸毒成瘾的人，最终完全有可能把别人卷进这个圈子，从事这样的交易，而导致亡命。如果你的寿命长，你会使自己疯狂的。

内幕就是这样。“我这一代”的黑手党党徒们就像一群孩子待在可卡因店铺里，抢可卡因糖果吃。

我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的时候，99％的观众似乎非常赞成联邦调查局的做法，有人甚至说我是美国的英雄。对我来说，我很难想象自己是个英雄——那仅仅是工作任务，我完成了任务。

人们还想知道；由于我是美国籍的意大利人，我是否感到清除黑手党是我的使命。

我执行破案任务并不是代表正直的美籍意大利人，我不是个异族的警察。黑手党对于我个人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我会接受任何隐蔽工作，完成联邦调查局所反对的任何组织。

对于工作的结果，我还是感到自豪的。

许多美籍意大利人对我说，他们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有勇气执行了这样的任务，同时，我向全民族表明了；并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支持黑手党。

有些人甚至还说：他们根本就不曾认识到黑手党是可以战胜的。许多人以为：像黑手党这样的组织，连法律手段对它都显得无可奈何。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政府进行了干预，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所谓黑手党的神秘破了产。

现在人们认识到：黑手党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人们还能清楚地看到：黑手党不仅蹂躏其他人，同样也对意大利人下手。

至少我认为：我帮助人们消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像《教父》那一类的电影里所表现的黑手党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黑手党的形象并不相象。在实际生活中，黑手党过的是重复不止的老一套日子。他们的谈话已麻木不仁：“今天我们要出门偷些什么？我们打算怎么偷到手啊？”

另一方面，有人还问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别的意大利人，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我倒并不那么看问题。我搜查过一伙人，他们都是在搞一些非法活动。

看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用异族的观点去看待他人。破案工作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明白，无论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我并不是要把属于黑手党或接近黑手党的人改造过来；无论我是否在那儿，我所接近的人都会撒谎、偷盗、欺骗和搞暗杀。我的目的是为以后的起诉搜集证据。我不是在搞社会工作。

在破案工作中，联邦调查局还作出了决定给勒菲蒂钱。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隐蔽特工坎特和罗西给了勒菲蒂大约40，000美元，因为他们都被当作“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他们给他钱，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老练党徒为他们服务，在别的家族企图干涉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能得到布拿诺家族的确切保护。

这笔投资完全值得，这有许多理由。给了勒菲蒂钱，坎特和罗西就可以使他确信：他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干，他相信他们是歹徒。

联邦调查局因此而获得了所有党徒家族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我们甚至成了纽约、密尔沃克和坦帕的三个家族的“合作伙伴”。这些情报在法庭上都成了证据。

断断续续给勒菲蒂一些钱，我们的破案工作比常规情况要少花许多时间，或许要少花好几年。而那种常规工作还不一定能获得起诉的罪证。

在黑手党里生活了6年，并没有改变我做人的价值。如果问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长的隐蔽工作，也完全没有改变我外表上的举止言谈。摆脱在破案工作期间所表现的一些习俗或举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保留了一些老练党徒的架子。

老练党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某个饭店，只报了一下名字。店主人总是说：“抱歉，我们没有那个人的位置。”老练党徒虎视眈眈地说：“没有位置，什么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干过几回那样的事。我从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摇头……但是我都干成功了。

有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下遇到矛盾就后退。但是，在老练党徒的世界里，没有后退可言，对于招待员、售货员或其他人都不会后退。他们对自己不会说“算了吧”，而是勃然动怒。这并不是欺负别人，至少不是有意动武。

可是我弟弟见我那么干，他会说：“乔，你又不是和老练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当你觉得自己所干的事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惧怕别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党徒中，人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

勒菲蒂出狱以后，他会不会要干掉我呢？他的保释期到1992年生效。

我认为会这样。我还知道，黑手党也会想干掉他，因为是他把我作为伙伴带进了黑手党。

像勒菲蒂这样的党徒，毫无疑问属于旧派范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知道黑手党已经有了要干掉他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变节。他比年轻一代的党徒大多数人更具有适应能力。他有强烈的荣誉感，尽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伙干掉，他仍然保持那种荣誉感。他坚决拒绝与联邦政府合作，不肯为了减轻判刑而受到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的保护。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护他，在他受审、坐牢期间继续对他保护；可是他发誓要干掉我，而我却不能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自然很有讽刺意味。不过，事情就是这个理，我还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狱的时候，如果他要想干掉我……我不会为此而担惊受怕。无论是他出于报复的动机，或者是别的党徒为了干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悬赏，我都会作好准备。我身上随时都带着0.38口径的手枪，想赢我的人非出类拔萃不可。

我所接触到的黑手党成员或与黑手党接近的人中，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强，我有这种感受。我是好人——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只是执行我的任务。

我采取了正常的预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尽量不去想他们对我的暗杀协议。

我说尽量不去想，可有时候也想到那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做噩梦。

黑手党并不是世上第一个组织相信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坏了名声相比。当这本书以精装形式问世以后，外面传来的消息说：大部分老练党徒都看了这本书。知情者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说：除了勒菲蒂以外，党徒们都喜爱看这本书。不过，他们还说：我本不该写这样的书。除此以外，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党徒们毕竟没有水平做读书评论。

他们看了此书有什么感受，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这些毕露无遗的评论大量揭露了黑手党社会。那些评论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说过的话。他当时教育我一个老练党徒应该如何言谈举止。他说：当了老练党徒的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撒谎、偷盗、欺骗以及杀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为。

我所接触到的党徒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法，他们从来不以为自己在犯罪，不承认自己是歹徒。他们来自亚文化群地方，那里的犯罪是允许的，正常的，甚至还很“光荣”。我在书中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情况，老练党徒显然为此而高兴。

第二种反应是，我不该写这本书，这可能表明：他们仍然以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在他们看来，我背叛了他们。这种看法倒符合情理。党徒们认为，同政府合作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那是一种“犯罪”。如果一个老练党徒背离了黑手党的价值体系，他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恶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街坊邻里中、在商业团体中都失去了尊严。

当然，勒菲蒂看了这本书所作出的反应又当别论，因为这本书公开告诉了党徒：他已经列入了被谋杀的名单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脱离了联邦调查局。在写本书期间，我还在反对黑手党的案件中为政府作证。我希望要我作证的日子尽快结束，好使我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我计划写另外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搬上银幕。也许我这本书还会再次成为畅销书，甚至获得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但是，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会大吹大擂。

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家，还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亲属。

我的隐蔽生涯改变了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我干些什么同他们怎么也说不清。

他们知道我干隐蔽工作，但为我担心，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因为需要而对他们讳莫如深，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改变了我的人品。有些隐蔽工作者确实发生了那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使他们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员会和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双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隐蔽工作期间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证，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开了，我每天24小时都有人保护。蓓基和女儿们都更换了姓名住到了远远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里个个都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开车出门。打电话时，家里人个个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电话线上有窃听装置。不久，危险的气氛似乎笼罩在各个地方。几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纽约开了一家饭馆。未想到有个在那儿吃饭的人和党徒有联系。等我的情况在报上公布以后，那人对黑手党的一个头头说，他有办法找到我。

对于蓓基、女儿们以及我自己，我与黑手党的整个经历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大女儿至今没有看这本书。她说：她不想再次重温我隐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儿们外出时，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时候还绕道旅行，分开乘坐飞机。

我们遇到人时，还得编造一下过去的历史。对于联邦调查局，我和蓓基还是有点自豪感，可是现在我不能说我是个调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为6年没有丈夫这太过分了。

我对此无话可说。

还有6年，我在重大审案过程中都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我的家庭与黑手党的牵连已达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审案的律师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和我同党徒打交道的时间实际上同样多。

至于在我写作中，我们这12年已经搬了6次家，今后搬家的次数还会更多。

我还会干隐蔽工作吗？我先前已经说过，从职业上说，我会。从个人上说……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会，我知道我不会谈什么；我也知道，他也没有那种机灵说些讥讽话。但是我想象中会有这样的最后一次对话：

“勒菲蒂，我为自己所干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会这样同他说。“我揭露了黑手党，我们抓获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错，揭露了我们。”勒菲蒂会这样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们，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还为什么要过着隐蔽的生活？”

Zskzn出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