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昆西高中

　　我们从俄勒冈回到波士顿后，的确租到了一间公寓房。那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我们跟同一教区的一对母女合住。我们的房伴和她生癫痫病的残疾女儿住一间房间，我和妈妈住另一间。我们的房间光线昏暗。两张金属折叠床，上面铺着深栗色的被单，跟涂着薄荷绿油漆斑驳的墙壁紧挨着。这令我感到很单调、无所牵连。右边墙上一个小灯罩里的一盏光溜溜的电灯照着我。妈妈，我没法住这儿。我们别住这里。没有办法。跟她说我们只在这里过一夜，我们明天就离开。妈妈，好不好啊？我没法住在这样的地方。结果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我高中毕业。妈妈把房间让给我，这样我可以有个自己的天地和私密处做功课。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睡沙发。最后，我在光秃秃的墙壁上做了很多装饰，在房间里放了很多物件，把它做成了我的窝。四个人住这个地方是太小了，可我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我们搬进去几个星期后我就开始上高中了。第一天，我把自己很平常的棕色头发往后扎了个马尾辫。我决定把头发往后梳，不挡住脸。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开放的象征。我不会用头发遮住脸的。我可以品尝松脆繁茂空气里的秋日，它告知我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没人认识我。我没有过去，有的只是好好读书的愿望。我决心竭尽所能争取留下一个完美的学校记录，写出一份令人惊骇的简历。这样我毕业后可以去上大学，而妈妈从未能做到；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学着独立。我也很热切地要结识新同学，交新朋友。

　　昆西的大多数居民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工人阶层。最有钱人家的学生的父母是当学校老师的，这些学生都在快班——将来都要上大学的班级里。昆西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华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广东人。昆西处在波士顿地铁的红线上。

　　昆西高中是我上过的最大的中学。学校有一千三百名学生，其中一半上的是职业班。学校是幢方方正正的石头建筑，好几层楼高，窗户是蓝色的，在楼前小草坪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我紧紧地抓着装着新笔记本的书包，走上宽阔的台阶，推开沉重的铁格子玻璃门走进了学校。

　　昆西高中的班级是按顺序编排的：快班，好班，标准班，还有基本班。快班和好班是大学预科班，标准班和基本班则不是。我主要注册到快班上课，在每个班里我成绩都是最好的。我喜欢那些班，不过我的动力来自外部。学习本身没有关系。我现在意识到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成绩，将来上大学。

　　我所上的班都很小，只在同样的十到二十个学生之间变化。快班学生以前曾经上过中央中学的天才“实验”项目班，都很聪明、勤奋、有成就。

　　我参加了一个乐队，学习吹笛子。由于昆西高中没有经费办一个管弦乐队，我无法拉小提琴。指挥是一名矮个子的意大利男子，名叫科维略，我们的演奏不协调时，他总是叫着“重来！重来！”然后把双手交叉在胸口。我喜欢学习吹笛子的挑战，学着把嘴巴卷起来从笛子长而细的金属管里吹出共鸣声音。吹笛子跟拉小提琴非常不同，不过我依然有着身处音乐中的满足感。我们在音乐会上，在每一场足球赛、城里的游行队伍里演奏。我们那丑陋无比的乐队制服——黑白镶边的皇家蓝树脂衣裤，装饰着蓝羽毛的高帽子——自七十年代就一直放在乐队房间发霉的箱子里。裤子很不合身，腰部很大，裤管弄得很别扭，我们每次都要花很多心思用别针夹好。去足球赛场演奏时，我们只穿制服上衣，这样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我还记得在很多昏黑的秋日晚上，坐在供乐队坐的指定位置的水泥台阶上，我们演奏《夏威夷五比零》和《骄傲的玛丽》两首曲子。

　　此外，我还参加了三个季节的田径比赛：越野赛，冬季和春季田径赛。我加入了“大赦国际”以及任何我的时间允许的校外俱乐部。我在田径训练后很用功地做作业，晚上只睡三到五个小时。

　　到年底，我在班里名列第一——这让我的同班同学们惊讶不已。

　　我开始上高二时打算继续保持在班里的领头位置，但我的成绩下降了。高二的课更难，为了赶上尖子同学，我上两门数学课。他们在高一时比我上的数学课多。我没有空余的课时，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前一年，我睡眠不多，但早上还能够起得来。这一学年我就做不到了。

　　化学是我觉得最难的课之一，化学课在第一第二节。我通常大多数课都错过。任课老师经常突然测验，学生极少能考到七十分以上。我错过实验课，因此做实验报告很头疼。科学教研室主任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她了解我落在后面了，可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早点来学校以得到老师额外的帮助呢？难道她不知道我来上课艰难得很吗？我实在没法早到学校。她对我说我正在落到最差的学生行列中。我走出她办公室，眼含泪水。我很生气，我不想落到最差。我不想成为她的差生系统的一部分。

　　我的其他课程功课也不太好。化学课后是几何。功课不难，但几何老师说我朋友的证明是“非逻辑的”，这话让我很烦。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不合逻辑”，可没有这样说出来。我在词典里查了这个词，证明我是对的。我和几何老师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因为我采用一种脑图示法记笔记。我的笔记从中央的一个点开始用圆圈和树形图放射开去，记满整个页面。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把思路理得更清，但对她来说那是一团糟。我的笔记分数她都给了不及格。

　　代数课也很难。我一吃完午饭就上代数课，每天上课都睡着。我的朋友互相在课桌底下踢对方，并不停地写条子传来传去，以免睡着。代数老师穿着树脂宽松裤，色彩鲜艳的海恩斯牌汗衫。汗衫上嵌着镶有闪光围边的秋叶贴花。她有时穿圣诞节汗衫，汗衫上装饰有粘贴上去的假珠宝和小金属片。她戴着眼镜，把她的双眼放得大大的，她眨眼时，要是我醒着，有时会吓得我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的第一份成绩单上都是B和C。我没有得到要进步的鼓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我逃的课越来越多，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模式：在加利福尼亚我和斯塔一起逃学，在俄勒冈我似乎从来赶不上校车，便不去上学。每隔三年或四年，我似乎都要垮掉一回，再也无法面对学校，面对生活。尽管我抱有良好的意愿。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查尔斯·麦克劳克林先生。

　　走进那扇写着“文化遗产课程”几个字的厚重的黑门，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间铺着地毯的大教室，窗户很大。学生们靠坐在两张桌子旁的扶手椅里，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这儿一堆那儿一群地坐在地上，互相帮着做学校作业。文化遗产课程的负责人麦克劳克林先生做的木头文件架占满了整整一面墙。我很羡慕上文化遗产课程的学生，他们用不着在课间五分钟内匆匆忙忙地记住通往学校主过道的灰色金属锁的密码。教室一角有一台冰箱和一只微波炉，旁边是一家“商店”，学生们可以在那儿买微波炉爆米花、汽水和其他小食品。一块牌子上写着：“前进，去争取文化遗产课程奖学金。”墙壁上贴满了学生做的抽象拼贴画以及告示、剪报文章等。教室中间的一只橱上堆满了机械小玩意儿，还有一块很大的竖着的木头，木头穿着背心，戴着一顶长统袜帽子，以及一副滑稽的眼镜。

　　麦克先生的办公桌斜放在教室左后角。我走过去，在一张有花卉图案的扶手椅边上坐下。

　　“你好，聪明家伙！”他招呼我。他将近六十岁年纪——棕色的头发有些部分开始变灰白变稀疏。不过我先注意到的并不是他的头发，而是他的微笑和被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的和善的双眼。他穿着泼着油漆的牛仔裤、一件短袖演出服衬衫，因为他正在后房间做戏剧俱乐部的用品。他的双手很粗糙，指甲里粘着星星点点的油漆。我很惊讶，因为其他时候在学校过道里看到他时，他总是穿着一件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戴着领带，下身穿一条长裤。

　　麦克先生解释了这个课程。文化遗产课程项目是学校中一个更小的学校——一个学生能得到更多个性化关注的地方。那儿是个“家室”，是学生们真正的家。他们的一天从文化遗产教室开始，所有的学习教室都在那儿。任何学生，即使不是这个家室的一分子，也可以在文化遗产教室呆着玩。这些学生被称作“文化遗产老鼠”，经常在这里吃午饭，放学后在这里玩耍。很多“边缘”学生在这里比在主校感觉更自在。

　　文化遗产课程的座右铭是：真理和信任。这个课程座右铭的意思是，麦克先生认为学生们应该有犯错误的空间，也应该有从错误中学习的空间。学生们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在学校计划和课程中有发言权。麦克先生信任他的学生是冒着风险的，不过他相信风险通常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文化遗产课程不同于很多其他课程，它不仅仅是为有天赋的学生开设的。有不同能力的学生都可以在那里互相认识互相学习。它吸纳尖子生，也接受落后学生以及其他有情感、家庭或者医学问题等的学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一门给予他们更多灵活性和更大支持的课程中获益。

　　文化遗产课程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一个教养环境，在那里学生们有一个朋友兼顾问提倡者麦克先生。麦克先生并非独自一人工作。他和其他教师以及教练们保持着关系。要是其他教师很和蔼可亲，他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来帮助学生。

　　文化遗产课程的另一个功用是允许学生作出有创造性的安排和计划。一名典型的文化遗产课程学生可能会少上高中里的几门课，但在哈佛延伸学校和昆西学院多上几门课。很多学生在上学日里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到社区学手艺。

　　有个学生在哈佛延伸学校和哈佛夏日学校上课。在一学年里，每天下午她都在波士顿的一个癌症实验室里跟麦克先生的弟弟一起工作。她是名非常努力的学生，在低年级学年末就毕业了，然后去康奈尔大学上医学院预科。

　　麦克先生还跟我讲了丽莎的事。她是名快班上的尖子生，曾经读书非常糟糕。她喜欢戏剧俱乐部，想获得更多的表演经验。麦克先生帮助她设计了一个计划，减少在学校的时间，下午到约翰·亚当斯故居去表演。在那里她扮演阿比盖尔·亚当斯一角。晚上，她去上学院课程。丽莎继续去上了萨拉·劳伦斯学院的表演专业，并通过这个课程在伦敦呆了一年。

　　麦克先生把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学生之一描绘成一个噩梦。她很愤激，不合作，酗酒。在从几个戒酒所回来后，她似乎不可能会在学校里读好书。麦克先生设计了一个把高中课程和大学课程结合在一起的计划，可以让她毕业。她对他的信任和信心作出了回应——她每天中午去参加戒酒谈心会，并成功地毕了业。

　　麦克先生问我是否可以带点东西来以便帮助他更多地了解我。我有一本“日记本”——那是一叠理得整整齐齐的纸，装在一只粉红色学校文件夹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麦克先生打开日记读起来：

　　我会消失在一阵喷烟中，人们惟一注意到的东西便是那一喷！

　　我的脑子里有那么多的思绪在飞，我只能抓住一个而又丢了另一个，就像那些乒乓球互相弹来弹去……那叫什么来着，随机运动。就是那样。我感到我要迸裂了……因此我就像乒乓球一样经常一下子朝不同方向移动啊，飞啊……

　　一匹马疯狂地奔过我的胃，

　　要是我想安详平静地坐着，它不会让我这样做。

　　1991年12月12日

　　几天后，麦克先生看到我在吃午饭，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我对读到的东西很惊奇。”他对我说，边把日记还给我。“我的意思是，嗖！你脑子里一直是一小时跑一百万里路，对不对？”

　　“我想是。”我说。

　　“你需要慢下来。”他告诉我。但是我不想。我担心在班里的名次。

　　他跟我说我可以参加文化遗产课程。

　　我对分数非常在意，我甚至在前一年的新年打算里给自己打分。“叫人时更有自信”和“尽可能帮助玛丽的功课”我得了优，“早点寄圣诞贺卡”得优（虽然“寄今年剩下的贺卡”我得了不及格）。

　　在“保护皮肤”、“经常读一本书”、“每件事都有计划（学期、月、周、日）”以及“参加学生会议（星期二上午）”等上我得了良。在“每天到学校去（除非病入膏肓）”上勉强得了良。

　　“每周跑步六次（每天至少跑六英里）”我得了中。

　　新年打算第十一条，“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被再分成“1.少闲扯（说些好事情而不说坏事情）”得了良，“2.对妈妈少大喊大叫”得了中，以及“3.改进跟朋友们的关系”得了中。

　　不幸的是有几条我打了不及格，分数分别是：

　　“练习拉小提琴（也许上小提琴课）”差；

　　“第三和第四学期”都得优＋和“每周至少打扫一次房间”不及格。

　　麦克先生帮助我把我的教育作为个人历程看待。他对我说：“你知道，有些事情你一定要做才能过关的，那就努力去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过你自己的生活。”

　　到了十年级，我上文化遗产课程的第一年，在麦克先生和上该课程的其他学生的建议下，我放弃了两门课：世界文化和化学。由于不再上每天第一二两节的化学课，我上午可以九点或者十点才到学校。我能够起得更晚点，而且休息得好有助于我的其他课程。文化遗产课程很独特，学生们可以在他们的第一节课上课前来学校，不论第一节课什么时候开始，而用不着像其他学校那样必须在8：00到校。

　　我把头发染成绿松石色，穿了鼻洞，身着奇装异服，教师们把这些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迹象：危险！危险！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学生——她染着那种污浊的绿头发，她在沉沦！在麦克先生眼里，我并不仅是个有才智的学生，一台读书机器。他看到我的眼睛充满倦意，布满血丝。他懂得我正在试图向人们表达我是个有性格的个体——想要弄清楚什么。“我喜欢。”他会说，“喜欢孩子们染头发的样子——染成红的，蓝的。对我那意味着他们这里有东西在起来，”——他会指着他的头——“他们在表达自己。”麦克先生觉得，表达某人自己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

　　麦克先生告诉我的道理跟其他老师要说的不一样。要是我不上最难的课程，不去想方设法得优，他们就让我感到我做了什么错事。麦克先生是我上过的公立学校里第一个对我说，我所梦想的、让我快乐的、我自己的问题和梦想是最要紧甚至比得优还重要的成年人。

　　昆西高中主校的很多教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完全有能力上全部课程。他们不明白为何一名教师要鼓励我放弃几门课。也有教师理解麦克先生的课程的意图，他们会听他讲跟他聊那些学生。可是大多数教师对麦克先生的方法大皱其眉。我可以打破所有的规则，放弃课程，很晚来上学，这不公平。他们没能看到的是，学生从确立自己的规则、设计自己的教育中得益匪浅。学生们能够摆脱学校一天七节课的紧箍咒对他们大有裨益。

　　麦克先生的主意来自一个不同的理解之地。

　　麦克先生办公桌上的一块镇纸表明了他对这种现状的态度——他把这种现状称做一场摇滚音乐会。那是一串鹅卵石，上面画着微笑的脸。镇纸上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祝你一天过得好”——麦克先生惯常把它说成是一句表示轻视的话。

　　“他们(高中教师和管理方)认为每一个学生都应该习惯于一天七节课的常规。祝你一天过得好。”

　　“数学教研室主任进来，手里挥舞着考卷说你们的数学成绩烂透了。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希望我不要再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不过祝你一天过得好。”他有时候给上学迟到的学生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要是某个学生出现了小的或大的危机，不论是个人问题还是学习上的问题，他会给学生时间平静下来，让学生在文化遗产教室的没人的“内地”里的沙发上歇息。他觉得，理清危机比坚持要这名学生准时上每一节课更重要。

　　一个春季，麦克先生和几名学生在哈佛延伸学校上一门叫做北欧的英雄主义传统的课。他们每周去上课，可学习材料极为深奥。课上，前面有一排提问的学生，他们看起来像原来的北欧海盗的后代，这些没有用处。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不知道什么促使你去摔跤。我跟他们说祝你一天过得好。”

　　麦克先生在波士顿北部的梅尔罗斯长大，后来上了波士顿学院，那也是他父亲上过的学院。“我父亲说学院太大了，但我坚持要上。”麦克先生告诉我。他想读生物学专业，可招生主任告诉他他高中成绩太一般。“我感到他们认为我很笨。”麦克先生说。他读了一年的经济学专业，但无法放弃读生物学的梦想。他在波士顿学院感到很失落，因为学校是那样大。一名学生提到了位于佛蒙特的更小些的圣迈可学院，建议说他可能会更喜欢它。他于是跟圣迈可学院联系，问那里的招生主任他是否可以读生物学专业。主任说行，于是麦克先生第二年就转学到那里。他读书非常用功，努力达到生物学专业的课程要求，同时还额外去上获取教师资格要求的课程。他毕业后给波士顿学院的招生主任写了封信，告诉他他们对他能力的评估错了。

　　麦克先生认为学校应该小一些，因为像他那样的学生在如波士顿学院和昆西高中这样的大学校会被忽略掉的。如果有些学生具有强烈的梦想和愿望，他相信他们能够达到自己设定的任何目标，不管他们过去的成绩怎样，不管教师们和学校管理者的劝告是什么。

　　文化遗产课程这个地方不会用如此多的话语对任何学生说他们太“笨”，不能读生物或者其他课程。

　　为了补上我放弃掉的化学课，那年暑假我到昆西学院去上化学。在那里，这门课要比昆西中学的高级班好上得多。在春季，我到哈佛延伸学校上了世界宗教课。我每周一次坐火车到哈佛广场去，见到那里的各式人等，听了在街头表演的黑尔·克里希纳斯和瓜特马伦乐队的合唱。那些男歌手留着长长的黑头发，身穿艳丽的刺绣长袍。其中一个边弹吉他边吹口琴。麦克先生认为旅行的经历和独立比设法在学校课排得满满、非常紧张的一天里再挤进一堂课更有价值。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在哈佛延伸学校还上了其他课。我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上了佛教、圣经神学以及心理学与宗教等课程。在麦克先生的建议下，我还上了逻辑和营养学课程“以拓宽我的选课记录”。到高中毕业前，我已经读完了八门哈佛大学的课程。

　　我的高中教育跟一个典型的为上大学而设置的学习计划极其不同。十年级后我再没上数学课。那学年结束时我的数学课成绩都是差。其他学生继续上学微积分前的必修课和微积分高级班，但那年以后我对数学产生了厌烦。我没跟其他学生一样上许多高级班课程，我的出勤率也从不很好。相反，我把自己投入到真正喜爱的活动去了：跑步，摔跤，到一所小学去做志愿者，跟朋友们一起玩等。

　　麦克先生跟以前的很多学生都保持着联系。他们在过了很多年后有时去看他，告诉他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麦克先生和我一直是朋友。1998年6月，麦克先生叫我整理好行装去参加一个两天的旅行，要我在星期五上午9：00在昆西高中门前跟他碰头。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他正在把几名学生装上一辆租来的红色大面包车。

　　“真是好极了，”他说道，“你来做导航员。”我爬上了前排座位。他给了我一盒动物饼干和一张地图帮他带路。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仪表板上。他对我说：“只要看公路图就行。”

　　我们驶离昆西高中，听着音乐会录音。我们要去纽约市，麦克先生每年要带学生去两次，去上剧院，在伊斯特逛一逛，参观一两家博物馆，参观自由女神像，或是在布鲁克林桥上散步。那些家境好些的出一点钱，那些在高中里像我这样出不起钱的就一分不出。纽约离昆西只有四小时车程，然而昆西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工人家庭，从未去过纽约。

　　在面包车里，麦克先生跟我讲有关在蒙大拿的G BAR M牧场骑光背马的事情。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几乎每年都要带一群学生去那儿。

　　“我骑的马没有鬃毛。”他告诉我，“只有四根毛，因此我叫它罗得岛。”我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

　　“你听不明白。”他朝我摇摇头，转向其他学生（他们看上去也很迷惑）。“她没听明白。”

　　“罗得岛。罗得岛。”

　　“什么？”

　　“我的马没有鬃毛（no mane跟Maine（缅因）谐音），只有四根毛可以拉住。我叫它罗得岛。噢，那马真粗野。”他又摇了摇头。

　　音乐会录音结束了，我们换了一盘利安·瑞姆斯的音带，然后是席琳·迪翁的音带，这是坐在后边的女生们挑的。麦克先生跟着席琳的歌唱着。

　　为了消磨时间，他让学生们用镇的名字编滑稽的词组。他指着一块写着“VOLUNTOWN，出口十英里”的牌子。

　　“那个镇的名字叫不能站起来。明白了吗？VOLUNTOWN（跟Fallin' Down掉下谐音），不能站起来。”

　　我们驶近纽约，经过一座巨大的墓地——那些肃穆的墓碑看上去如同一座缩小的摩天大楼城市，在长方形的大理石墓碑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草。

　　“那是个墓地吗？”一名学生问。

　　“不，那些是很小的私有共管公寓。”麦克先生说。那些墓碑靠得那么近，我大为惊异。麦克先生说道：“他们一定是把尸体站着埋的。”

　　“那么他们在坟墓里怎么翻身呢？”我问。

　　“他们不翻身。他们用脚尖旋转。”

　　我们去纽约的同一个夏天，文化遗产课程十周年了，学校当局开始怀疑这个项目的有效性和结构。

　　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校里许多最聪明的学生都参加了文化遗产课程——它的同学会里拥有上了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萨拉·劳伦斯学院、波士顿学院和其他有名大学的学生。它也帮助了很多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得以毕业。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继续读很多相当多样的大学课程，包括音乐和艺术、表演和创意写作课等，甚至上了烹饪学校的课程。即便如此，许多教师和管理者接受这个项目还是有障碍，因为它的原则跟主校的原则大相径庭。有些人觉得麦克先生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他只上一节课，可他们不明白他每天做的让学生的生活更顺利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

　　学校决定把文化遗产课程的地点搬走，并要求麦克先生每天上四节课。那年夏天，文化遗产课程教室里的大部分家具被扔了出去，剩下的被搬到了一个新的不那么舒适的房间。麦克先生告诉我，门房把我们最喜欢的文化遗产课程的教具——那个原木块给扔掉了，我真是气急败坏。那是一段树干，我们常年给它穿着可笑的服装。

　　麦克先生很郁闷，因为他感到这些变化显示出对他的工作缺乏尊重和理解。他继续着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可是每天大部分时间要上课，无法像以往那样有成效。

　　第二年，学校当局决定再次搬迁文化遗产课程地点——这次搬到学校的前翼，校长办公室的隔壁——并把它改成为高级班学生和优秀生提供的领导课程项目。它完全不是过去十一年里麦克先生辛勤劳动并付出挚爱的那个项目了。他辞了职，伤心欲碎。

　　鉴于他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的工作已经结束，麦克先生打算退休。为了纪念他的表兄，他两次走完从波士顿到纽约的为艾滋病骑行活动。他决定自己骑自行车走遍全国——来反省自己三十四年的职业生涯并为设立文化遗产奖学金募捐。

　　麦克先生给我看他在为时两周半从蒙大拿到爱荷华的得梅因骑行旅程中记的日记。“我想你会喜欢我写的有些东西的。”他说，“我重读时也感到很惊讶。”

　　“我以为自己会写许多。”他说道，摇了摇头。“我可是错了。骑了十小时自行车，我会坐在饭店里——你知道，我恨一个人吃晚饭，自个儿坐在那里……不过没事，我只要拿出我的小日记本。”他模仿着把餐具推开到一边，打开日记本。“大多数夜里我只写几页——我骑车太累了。不过有一晚我写了八九页纸。我很惊讶。我只是不停地写。”

　　我坐下来开始阅读……

　　我为什么教书？不是因为有些人开玩笑说的我不能做其他事情。教师是希望帮助别人的那些人；希望通过教书去尝试的人，尽管有社区不把钱用于支付工资的压力。合格的教师不应该手里拿着帽子去乞求加工资。我很惭愧我出色的工作从未得到回报，它处于那么多的事务中。教师本性都不是咄咄逼人的。他们耐心，经常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不过说实话，我当教师不是为了发财。我当教师是为了跟“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工作。要是能够，我也不会改变我三十四年前所作出的选择。

　　……学生尊敬教师出于很多原因。没有一种教学风格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学生们在认真听讲、很少缺课或者因为你不能来上课而很失望时，你知道那教学风格成功了。学生们来到我们门口时，他们是带着行李来的。有时候那些行李是很沉重的，需要耐心和理解。好的教师听得到学生没有说出的东西。那些眼神、体态语、简单的话语和举止可以说明很多有关学生来到教室时的状况。教学并不是把事实、日期、公式和词汇传递出去。教学是场历险，里面有这些东西，但需要更多……

　　我会想念跟孩子们在一起学习。但是，对众多教育家和管理者来说，文化遗产课程项目令人泄气和迷惑。也许我是运气的——十一年——十一个很棒的以学生为本、建设信任的年头。我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麦克先生希望退休，可是由于马萨诸塞州法律的修改，他还得再工作两年才可获得退休的福利。他在昆西高中的职业技术部教应用生物学和技术原理课。

　　我去他的新教室听课。他在学校咖啡厅值完了班迎接我。他把在咖啡厅值班说成是“确保炸薯条不要跟垃圾桶靠得太近”。我想到麦克先生在“咖啡厅值班”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在文化遗产课程，没有人会在咖啡厅吃午饭。

　　午餐值班结束，麦克先生和我走过长长的学校走廊，经过廊桥，来到职业技术高中部。我很喜欢那儿的让人有启思的招贴画、墙壁上的装饰画以及一群群高中生穿行在两边都是教室发着回声的过道里。“还不算太糟。”麦克先生说。

　　然后他对我说：“还记得你在俄亥俄州的演讲吗——你说强烈的关系能够把学生拉住？”前一年我曾经为全国流浪儿童和青年教育州协调员协会作过一次演讲。

　　“记得……”

　　“我一直在想这句话，你是对的。可那有多难啊。我现在做的是，每天上五到六节课。每次我跟那些孩子见面四十五分钟。我能做的没有多少。我感觉自己的双脚是在水泥里。”

　　那些人造物品以及照片挂满了他教室的墙壁——那些是对他的文化遗产课程的纪念。教室里摆满了视觉实验教具，那是他给学生们做的，让他们观察中世纪时技术的发展。他的讲台上有一罐金枪鱼，一只通心粉和奶酪盒，阿司匹林药瓶以及一只旧汽车驾驶泵。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开着大窟窿凹瘪下去的黑色垃圾桶。

　　我坐在教室后面听麦克先生的课。学生的课桌摆成一个圈。麦克先生站在中央，拿起金枪鱼罐和通心粉奶酪盒以及阿司匹林，问道：“你们怎样可以把这些东西送到身体的每个细胞里去？”

　　学生们给出各种各样的回答：“吃了它们。”“消化。”

　　“心脏怎么样呢？”他问，“心脏是如何涉及到的呢？”他让学生握紧拳头，用力握紧，六十秒后松开。多数学生的手大概三十秒后就没力气了。他们摇自己的手，试着恢复感觉。

　　“这是心脏所做的工作。”麦克先生说，“每分钟七十到八十跳，平均一个人一生中跳动二十五亿次。心脏从不休息。它总是不停地工作，把食物和氧送到每个细胞去。”他把汽车驾驶泵展示给学生看。

　　“这个泵基本上跟心脏的工作是一样的。不过每隔两到三年就要更换。”学生们盯着看，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心脏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问。

　　“它为什么不会疲劳呢？”

　　“它怎么可以连续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我想，这些学生有一个像麦克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多么幸运。他的课那么直观生动。下课后，学生们收起书本，成群结队地离开教室。一个门房进来清扫垃圾。

　　“你好，保罗。最近好吗？”麦克先生问。

　　保罗指着角落里那只破烂的垃圾桶。“你要我把它扔出去吗？你用不着它了。”他说。

　　麦克先生捡起垃圾桶。“你可知道我们拿这玩意儿派什么用场吗？我们把它拿到外面，孩子们砰砰地敲它，然后我们测量声音的速度。我们看看声音到三百码外要多久。”

　　“那好，那么我不把它扔掉，要是你用得着它。”保罗带着些许不解地说。他笑了笑走了出去。我们也走出了教室，麦克先生把教室锁上。

　　麦克先生和我每年要一起吃几次午饭，我们总是有很多话要说。我热切地想要听他讲那些关于“孩子们”的故事，打听跟我一起毕业的学生的最新消息。麦克先生以前的许多学生都跟他保持联系。而他也总是很乐意听听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在饭店火车座落座，我跟他讲自己为给白血病协会募捐而正要参加的三项全能比赛。我担心我会成为跑得最慢的一个。我刚学会游泳，而比赛包括在海里游将近一英里，而且要穿过一个巨大的海藻床地。然而更为甚者，我担心我的自行车。那是辆九十九块钱的自行车，是我在九年级时同屋马里恩送给我的，差不多买了有十一年了。那不是辆赛车，轮胎又厚，速度又慢，车架很重，换档很费力。麦克先生提出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可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我骑着它更舒服，而且比赛还有一星期就开始了。

　　“那就尽你的全力。”麦克先生对我说，“不要担心那些个骑昂贵自行车的运动员。他们处在一种不同的状态。他们处在‘祝你一天过得好’的状态。即使你有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他们还是会比你快。你参加比赛不是要赢。你是为了对利莉和你舅舅(他们都死于白血病)表示敬意而去比赛的。”他送给我一只闪耀的红苹果形状的小别针。上面写着：“我改变世界——我教书”。

　　“我把这个送给你，”他说道，“因为——你教我。你是教师。你在教别人如何做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我自豪地把那只苹果别针别上我的书包。每当看着它，我都会想起麦克先生，想到他是多么独特，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是教书，而且也是向自己的学生学习。

　　“嘿，水果蛋糕！带上你的头盔了吗？”在我们上驾驶课的第一天，麦克先生问道。

　　在昆西玛丽娜湾的一个停车场，我第一次来到他那辆褪了色的红色小丰田雄鹰轿车轮子后时，我的汽车知识非常有限。我得先想好开车的顺序。首先，把车钥匙插在点火器里，调整座位和反光镜。好了，接下来呢？把排挡放在开车挡或是倒车挡，再检查一下反光镜。“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哦，我以为是反过来的。我要两只脚一起踩呢还是用一只脚？”

　　“噢，老天。”麦克先生说道。

　　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哈佛毕业生，碰到汽车我还像个幼儿园小孩。

　　麦克先生开始教我开车时，我对驾驶害怕极了。汽车是件危险的武器。如果我不清楚我在干嘛，我会把人杀死的。

　　麦克先生刚开始时在小侧路上教我。每当我们要穿过忙碌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就停下来换位子。“你还没学会就让你在这里开车是不公平的。”他说。

　　我同时也在上驾驶课。我的教员跟麦克先生不同，他把我带到昆西最繁忙的地区。他把指令大声说给我听，然后我马上就得照着做，大部分时候都自己开车。我们转弯时我从乘客座位上紧紧抓住方向盘，然后从教练车乘客座位一侧猛踩刹车。

　　“你全都替我开了，我怎么能学得会开车呢？”我不耐烦地问他。

　　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开车是在我们学了几个星期后。跟麦克先生在一起，我胸有成竹，知道该怎么操作，尽管自己仍然有点胆怯，因为我从未开过每小时四十码以上的速度。我们沿着坡道前进着，麦克先生的声音引导着我：“再加点速度，再加速。好，好。”我做了个深呼吸，感到很平静，因为我信任麦克先生。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让我做任何不安全的事。“加速，再加速。好，好。”哇呜，我每小时开到六十英里了。

　　麦克先生去年退休了。他“退休”后打算每周继续到西尔斯中学教四十个小时。他在昆西高中全职教书的同时每周到该校工作二十小时（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上大学而不背上债）——可是他就是无法离开教书这个岗位。

　　他离开了西尔斯，在他“退休期间”，现在在马萨诸塞多彻斯特的圣彼得教区学校给三十名黑人和拉美七年级、八年级学生上文学、社会学和宗教课。我在寒假前最后一天去参观了他的班级——全班学生正在搞庆祝活动。在教室一角是麦克先生从家里带来的人造圣诞树。圣诞树用学生做的物品和贺卡装饰着。

　　教室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有些是昆西高中学生的，另一些是他现在的学生的。有放学后他带他们出去的“小型野外旅游”照片，三个五个一起出去，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单独跟他们在一起，这样他们可以逐步信任他。

　　麦克先生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学生们围了过来，问我有关哈佛大学的情况，关于写作，关于摔跤。一名男生递给我他写的两个故事，然后，在我看的时候他害羞地走开了。学生们觉得好像早就认识我似的，因为麦克先生跟他们讲了我的很多事。《波士顿环球日报》上刊登的关于我的一篇文章贴在一面墙上。学生们检视我的头发——有点红的紫色头发——拿它跟文章照片里我的黑头发比较。“你的头发变了。”他们责怪我，怀疑我不是那个真正的萝拉莉。

　　几个学生在下棋，那是麦克先生带来并教他们玩的游戏。“我喜欢让他们在空余时间有事情做，做那些让他们思考的事情。”他说。

　　麦克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给我写信。一名叫丹尼拉的黑人女孩，高个子，留着长辫子，写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她从一家收容所搬到又一家收容所。她，她妈妈和两个妹妹住在一间房间里。今年她没有得到生日礼物，她妹妹也没有，但她努力不让妈妈烦心，因为，她在信中写道：“她在为我们做最大努力。”我马上就给她回了信。

　　麦克先生放学后还留下来，因为学生们似乎就是不想离开学校。他们围着他的讲台喧闹着，把最喜欢的CD放到CD机里播放，问了麦克先生和我无数个问题。

　　“麦克先生，寒假里我需要做什么作业？”丹尼拉问道，从他肩头看着成绩本。

　　另外一名学生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紧站在他面前。“麦克先生——麦克先生——爸爸。”她说，不耐烦地颠起脚尖以便可以离他更近。他一点也没有被打扰，把他的关注轮流交给每一个孩子。

　　上高三时一个深秋的日子，我正坐在文化遗产课程休息室吃午饭，斯蒂芬妮忽然说道：“我想参加摔跤队，但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去。”

　　“女生是不可以参加摔跤队的。”我说。

　　“可以的！你没听说过诺伍德的那个女生吗？她是摔跤队里惟一的女孩。”斯蒂芬妮挑战似的注视着我。

　　“我和你一起去参加。”我说道，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以至于我冲向了桌子，胳膊肘打翻了一盒巧克力牛奶。我通常在冬天跑室内田径，不过这年是由一名足球助理教练带队。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田径比赛。训练活动是在咖啡厅里跑圈跑二十分钟。我喜欢越野跑和春季田径运动，但对冬季田径运动兴趣很小，特别是由于我的项目，两英里跑，意味着要在室内单调地跑上二十四圈。

　　在我们高中，女生惟一的冬季体育运动是篮球和室内田径。男生可以选择这两项体育活动中的任意一项，还有另外三项体育活动：冰球、摔跤以及游泳。

　　几天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见到了摔跤教练文图瑞利先生。他同时也担任地球科学课老师。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那时他在高中的四楼楼顶逮到了我。我的朋友帕姆和我一时兴起从开着的大窗户爬了出去。为什么不呢？让我们到那里看看。我们坐在屋顶平坦的部位，边聊天边做我们逃课的西班牙语和法语课回家作业。文图瑞利先生一定是听到我们的说话声了，因为他把头贴在窗户上，说道：“我希望你们没打算跳下去。”帕姆和我从窗户里爬回去，离开了身后阳光融融的屋顶，来到光线昏暗的三楼过道。文图瑞利先生把我们交给了我们的老师，鼓着嘴巴微笑着。

　　我跟他打招呼说我要参加摔跤队。他说：“星期三下午三点，训练场见。”他的表情一点没变。

　　人们问：“你为什么要练摔跤？”我不知道，于是便编造回答：“摔跤是很好的身体锻炼。我要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用上每一块肌肉，这样我可以更强壮。”

　　斯蒂芬妮找到了一份放学后做的工作，决定不去摔跤了。我不想退出，那么多人都知道我要参加摔跤队。我下定决心去试一试，因为我说了我要去的。

　　接下来的星期三，我整理好训练要穿的衣服。我朋友帕特里克告诉我穿T恤衫、吸汗的衬衫和裤子，这样我的膝盖就不会在垫子上擦伤了，我还没有护膝。离训练开始只有十分钟了。我跑进女子更衣室，匆匆忙忙换好衣服。更衣室跟一只大的更衣箱那般大小，靠四面墙壁都是更衣柜，中间有张长凳子，跟隔壁宽敞的男子更衣室不同。女孩子们说笑着，挤在一起，衣服有换多换少的，换下的衣服堆在她们旁边。我告诉她们我参加摔跤，她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摘下戴着的许多耳环，把鼻环取下来，把一大把这些金属玩意儿放进我的CONVERSE牌全明星high-tops。

　　我冲进摔跤房，头发像烟花般朝四处飞舞。几个男生在互相摔跤。其他的朝天躺着——眼睛闭着或是睡眼惺忪地看着天花板。——他们突然猛地坐了起来，转身看着我。我伸手把头发捋了捋，希望不让自己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可是我手的动作似乎让大家更清楚我是个女生。

　　摔跤训练是在学校主体育馆楼上举重房隔壁进行的。地上铺着一张蓝色旧垫子，上面的乙烯层已经磨破了，东一块西一块地剥落。那些举重的学生有时停下来，看我们训练。

　　第一次训练开始了。两名队长站到前面，喊道：“列队，各就各位！”男生们赶忙坐到蓝垫子上整齐的方格里。我学着他们的样，在后排坐好队。队长面对我们，发出口令：起来一，起来二——这是仰卧起坐的口令。下去一，下去二——这是俯卧撑的口令。我把脚趾顶进垫子，挣扎着做每一个俯卧撑。我们做一百个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然后做尽可能多的屈体跳跃，每做一个就喊出一个数。

　　我们活动几分钟拉拉韧带，俯身触碰脚趾，左右弯腰。男生们把臀部伸出到韧带最极限。左弯腰，碰脚趾，直立，伸臀，右弯腰，碰脚趾。热身运动接近尾声，教练文图瑞利匆匆进来。他拿着公文包，穿着上课时的装束：领带，扣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棕色的便裤。他迅速解下领带，解开衬衫上面的几粒扣子，把皮鞋踢掉。他一把抓过离他最近的摔跤队员，还穿着袜子就开始喊指令，同时把那名男生摔去平衡，演示做正面夹头的正确动作。

　　我们的第一个训练动作是旋转操练。教练把一名叫阿什利·戴维斯的队长叫出来，帮着做示范动作。阿什利的双手和膝盖撑在地上，背有力地弓着。教练把胸口紧贴住阿什利的背，他的身体在它支撑下转动。他在转动中给阿什利的脖子加力，每次转过时用手把他的脖子往下压。阿什利努力把头和脖子抬起，双眼朝前方看。

　　旋转操练的目的是让脚的移动速度加快。要是对手双膝双手撑地，要绊你的腿时，你可以四肢伸开，在他身后或背上旋转，这样可得两分。

　　我跟训练房里最小的男生约翰尼·理查兹配对练。他很有自信来弥补体格上的不足，而且非常健谈。他看上去并不跟我想的那样不自在。他说他先转，于是我的手和膝盖着地，背弓着，手指尖压进了满是灰尘的蓝垫子里。汗水和脸上化的妆混在一起变成白水滴从我鼻子上掉下去。我的背和手臂用力支撑着男生的重量，他的胸口紧压着我的背，双腿从我头上快速转过，手臂在我脖子上加压。教练的哨子在远处吹响。男生变换了方向，继续旋转。

　　轮到我时，刚开始把胸口贴在约翰尼背上感觉很奇怪。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惟一的身体接触通常很少而且很正式，要么包含着性的意味。这是种新的场合，跟男生身体的接触不是由于性的关系或者很正式的关系，而是非常紧张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决定对之不去多想，只是去做。我俯下身去，学会了用胸部平衡自己，同时把双腿用一百八十度弧度飞快地旋转。

　　文图瑞利教练长着一双坚毅的棕色眼睛，脸上的笑容很僵硬。他令我想起一个发条玩具，发条总是上着的。他是名教师兼教练，确保你整堂课或整个训练专心致志，全力以赴。

　　“我会试练一个星期。”第一次训练结束后我对他说。

　　“好的。”他说，眼睛早已经朝别的地方看了。

　　训练的第一周，我们做了成千上万个俯卧撑、仰卧起坐和屈体跳跃，就好像整个冬季都只做这些。为了热身，我们也围着垫子无休无止地跑圈。我们在垫子上快速跑，练习摔跤姿势、进身步以及模仿摔倒。到一周结束时，我们进行了最初几天的真正的“实际”摔跤。

　　我有本笔记本，记录对摔跤训练的感受以及我想要提高的动作的描述。我写下来时，脑海里想像着教练的样子以及他讲解那些动作要领的话语。有几个男生天生就是摔跤的料，掌握得很快，但我似乎通常要比大多数队友花更长时间才能弄明白。我得把一个动作做上好几遍才会隐约理解一个动作的作用。我习惯于比同学学得快，并且很奇怪的是，我喜欢比其他人更加用功。

　　我把动作要领一遍遍地记下来，想像着教练说的话，然后想像着在另一名摔跤队员身上用那一招。我把记在笔记本上的话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

　　把他压倒

　　肩膀压向胯部

　　头偏向一侧

　　截向臀部

　　设法绊倒

　　（把手从对面伸出）

　　或者把双腿插到他两腿间。

　　或者夹住他的脚踝（把他扳直你就赢）

　　走过去

　　把他的腿（你抓住并压着）

　　放在你的膝面上

　　同时你往上往前跨步

　　然而摔跤是一门完全不同的学问，在实际发生时，跟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高中上的物理课看起来倒是很符合我对摔跤的想法：力量，运动，无法用言辞表达的物理诗歌。

　　通过摔跤，我变得更加成为我自己，把更多的自我加到了自己身上。我以某种方式伸展自己的腿，我会感觉到以前从未发现的一块肌肉。身体的运动如同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感觉——一种自我表达，用不着任何语言，但却很有必要对我自己和他人说出来。

　　要是我生活在一只思想的集装箱里会怎样呢？那我就不会在乎我的身体，但会觉得被禁锢，动弹不得吗？从物理学我们学到，空间会像可以伸展的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那样弯曲——我们的运动（以及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改变空间的形状。如果我们只是思想，那么空间对我们而言是无法理解的。我摔跤时改变了空间的形状。它延伸，弯曲，急剧地，精确地。

　　当我的大脑觉得内心全部停止下来时——那些想法和挫折感匆忙地聚集起来，一片混乱——我需要用身体开始思考。我通过运动来这样做，让思绪逃逸并成形，把它们释放进物理世界。每个思绪都带电，它穿过我的身体离开然后又盘旋回到我体内。要是我把我的思想关进脑子里，它们在那儿会是浅薄的，不真实的，无法跟任何固体的东西互动。

　　我一动不动坐得太久时，我的大脑把自己搅动成一个个圆圈，像一块过于紧张的肌肉一般疼痛。

　　“那么你要退出了。”第一周训练结束后文图瑞利教练说道。我浑身被汗水湿透，头发衣服乱糟糟的，身上带着淤伤，脸上还有灰痕，看上去像个打了就跑游戏的牺牲者。我盯着教练。

　　站在教练面前，我回忆起二年级时玩儿童足球游戏的情形。我记得站在一排孩子中间，然后只剩下我一个站着，因为别的孩子都一个个地被伙伴选走了。我的双脚在地上滑来滑去，看着凝重的柏油路面，感到很羞愧，别的孩子在争执谁要跟我“搭档”。

　　游戏最后终于开始了，轮到我踢球。踢球时我非常害怕，没有踢着。我站在那儿，又想到我是被最后一个选出来的，汗水从我脸上冒出来，弄得眼镜从鼻子上要滑下来。不可避免地，我把腿晃过球，踢向空中。

　　我等着球重新定位，脑子里只想着歪歪斜斜架在脸上的厚厚的眼镜。球朝我滚过来，我判断着脚和球之间的距离，抬脚朝它踢过去。球继续滚过我身边。那一点空荡荡的空间不断扩大、膨胀，一直变成我所能看到的一切，一遍又一遍。一块空旷的空间，我腿重如铅，朝着空气划过。就在我的脚没踢着球前那一秒钟，我抬头看到了一张张在哄笑的脸，空气变得很厚重。

　　站在教练面前，我也回想起六年级时在学校田径场外圈跑步，两名男生从我右边走过时说：“你跑起来像只鸡。”没错，我跑步时，我的背弯成一张弓一样，我的手指几乎在地上拖，眼睛紧盯住跑道上的黑沙地。我的双肘和膝盖跑动时有一个难看的角度，但是我在跑步。我看不见自己跑步的样子是件好事。我只是感觉我在跑，这于我便如同在飞翔一般。鸡飞吗？我思忖着。

　　我回想起的第三件事是七年级时在阿斯托利亚中学的B队边打篮球边咬手指甲的情形。我眼睛看到的是晃来晃去的身体，朝这儿朝那边，有什么在我周围的空间里呼呼地响动。我先朝一边再朝另一边跑动，艰难地要跟上比赛的进程，我的牙齿焦虑地咬着指甲粗糙的边缘。

　　后来，在回家的校车上，曾经是我最要好朋友的凯里侧身走过过道，发出嘲笑声。她的金发脏兮兮的，像有弹性的电线紧紧地卷着。她是童子军领队，一双蓝色的眼睛从扁平苍白长满雀斑的脸上突出来。她把手指尖放到嘴边，开始大笑起来。我羞愧地看着地板，一声不吭，然后默默地转过脸看着车窗外面。

　　我专注地看着那些人们熟知的树木和一排排房子倒退后去。凯里和我是朋友时，我们会谈论男生。凯里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聪明过头、长着一头金发非常尖刻的男生——对凯里说她的屁股像石头一样硬。

　　“他指望什么呢？”她说道，边摸摸穿着弹力裤的屁股。“要它软起来？”她笑起来，她的脸跟屁股一样硬。

　　我看着教练的脸，想着。他指望什么呢？指望我退缩？

　　脚准备好伸开

　　后退

　　一次外移

　　抢动直身冲击

　　侧绊腿踢出

　　“不。我留下来。”我对他说，边取下护膝。“我喜欢摔跤。”

　　“好。”他说道，把几张纸放进公文包。

　　“来呀，萝拉莉！你摔跤就像个女孩子！”一天训练时戴夫·博根看着我和里奇·特斯塔对摔时大声喊道。人人都觉得戴夫说的话是个滑稽的玩笑。我感激他的鼓励，他让我有可以“扑过去把他的头拧下来”的信心。我想我可以赢，并且仍然是“像个女孩子”般摔跤，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女孩。

　　如果说摔跤的身体语言拓宽了我的心理，那么摔跤的实际语言则注定要拒绝我。“像个女孩子”这个词组意思是在摔跤运动中，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我太怕别人说我开不起玩笑或者男人的体格天生就比女人强壮。我喜欢戴夫，他对每个队员都有强烈的感情，我不想让他们从我身边变得生疏起来，因此我什么也没说。

　　摔跤队的口号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一直是“昆西高中摔跤队：男人在行动”。就连我们在训练季节末拿到的蓝色灯芯绒棒球帽背后也用白字绣着这个口号。人们问我：“你难道不觉得这话冒犯你吗？它应该说‘女人在行动’。”我总是回答说那句口号并没有多少让我烦扰。更要紧的是他们允许我成为摔跤队的一部分。我认为行动应该先改变，而有关摔跤的语言文字以后会开始改变的。

　　我们做屈体跳跃时，助理教练会对着我们大喊大叫，说我们喊数字时声音不够响亮。“看见那口号了吗？你们应该是男人在行动！那也包括你，萝拉莉！”他高声说道，“重新来，这次叫得更响点！我们是男人在行动！”从那时起我知道在摔跤队里某种形式上我不再是个女孩子。这很让人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同时也令人沮丧。它意味着我是一个男性空间的一部分。它也意味着我学着鄙弃女人味，我必须“做个男人”，因为女孩子是柔弱的。

　　他们见到我留在摔跤队，我的队友们也习惯了我的存在。他们有时把我当作另一个摔跤队员，有时则把我当成一个特别的人，区分开来。有的时候他们觉得需要关照我，跟我一起等在男子更衣室外面，直到我可以拿回我的制服；对我更温和，听到别的队里的男生尖刻的话语，还帮着维护我。

　　不过，一名跟我体重差不多、自鸣得意的九年级摔跤队员很粗鲁。他叫布莱恩·伍德伯里。训练时，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夹住我的头，把我摔倒在地，着地的声音那么大，其他摔跤队员会转过身来说：“你肯定没伤着她？”“布莱恩，悠着点。”很难对布莱恩产生友情，因为他是那样自大，粗野。不过我尊重他很不情愿让我歇息片刻的心情。他要求我承受跟他给其他队员同样严格的待遇。等到我通过了他的考验，毫无怨言并且骄傲地带着满身的青肿后，他给予了我一点小小的尊重。身上的瘀痕褪成蓝色然后褐色然后是绿兮兮的灰色，但我要当一名羽毛丰满的摔跤队员的决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昭然。

　　有一回，另一个队里的一名摔跤队员这样祝贺我说：“你有种，伙计。”实际上，不，我没有。为什么关于勇气的语言都是男性化的呢？为什么别人总是教导我说女人的勇气不是侵略性的，女人只有在耐心和忍耐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呢？

　　一天训练时，我跟里奇·特斯塔对摔。我挣脱开，转入进攻而获得了反击分。我发现自己有机会用半尼尔森式把他钉死在垫子上。我犹豫了一下，仿佛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弄不懂为何在比赛中间处于有利位置时突然停了下来。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担心一旦我证明自己是个有实力的摔跤队员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将不再是个可爱的小女孩，非常努力，但不是个威胁。我很害怕要是我实际打败了男生，他们会开始对我有敌意，我便提醒了他们，他们在证明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男性力量上是那样不充分。因而我有时候满足于从几个好动作得分，有进步，但比赛最后输掉。

　　我觉得在摔跤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要克服社会上的不认同。我不知道要拒绝成为某种象征甚至更困难。人们对我说我摔跤没问题，但其他女生则不被鼓励去试试。我的教练其实也不想他的摔跤队里有很多想摔跤的女孩子。其他女生被告知不要去试，因为她们太性感。她们可能会被骚扰的。很难不去为我的独特、希望一直只有我一个女生的想法而狂喜。许多身处通常给男人们保留的职位上的妇女享受着作为一名象征意义女性的荣耀和权力，她们没有认识到，允许她们自己被人视为“例外”，其实在阻止其他妇女取得成功。

　　我也担心另一名女摔跤队员可能会比我更出色，更有进攻性，更具竞争性。只要我仅仅是被男子打败，那没事，人们能够理解，我承认自己处于弱势。然而被一名女生，一名跟我一样“弱小”的女孩打败，还有比这更难为情的事吗？那看起来并不是个令人激动的挑战。男生跟女生摔跤的两难在于，打败一个女生不是男子气概的证明。男生至多被看起来是个欺负弱小者。而输给一个女生则完全是个更糟糕的命运，会被人称为是哭鼻子虫、失败者和懦夫。

　　偶尔，在被队友夹头摔倒、他们的手指用力掐住我喉咙（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这个动作要求的）后——或者再一次受到充满好意但要人领情的话语的冲击后——我会哭泣。我因为是一名女生感到羞耻而哭泣——作为女生，弱小，从来就不够好，从来就不够强壮，天生的瑕疵，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倒。我继续摔跤，指望着泪水会和汗水混在一起，我眼睛的红肿会跟因为用力而发红的脸的其他部位融为一体，任何偶然看我一眼的人会以为我的眼睛是由于脸被推向垫子时混进了灰尘而流眼泪。我害怕来一段三十秒钟的休息时间，那期间我的眼泪会继续流淌下来，别人可能会注意到。教练会走过来问我是否有问题。我会说：“没事。”眼睛不看着他，仅仅发出一点抽鼻涕声。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那里潜伏着的恐惧像在火中膨胀的药葵一样在增长，充满空气而不是现实。尽管我哭泣，要是我继续摔跤，我的害怕就缩小，变得可以控制。

　　摔跤比赛定在每周三晚上7：00和每周六上午9：00。文图瑞利先生很尽责地要帮我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至少安排一场资浅选手比赛。他总是提前给其他教练打电话，告诉他们他队上有名女生，我的体重等，这样其他教练就能为我跟他们队上的资浅队员安排比赛。我们刚开始的几场比赛里，应该跟我摔跤的男生决定不比了，于是比赛被判对方弃权。

　　高中摔跤比赛每场时间是六分钟，分三局，每局两分钟，中间没有休息。在六分钟里，摔跤选手们一刻不停地移动着，因此到比赛结束，你觉得就像至少跑了一英里一样。

　　为参加比赛，我穿着紧身的弹性纤维摔跤服，里面戴运动文胸，脚穿新买的摔跤鞋（妈妈为了这双29.90块钱的鞋曾节衣缩食），戴着旧的护膝以及教练给队里每个人发的帽子。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那么紧张，我走到垫子中央，每个人都看着我。我肯定人人都在看我的屁股。在场地中央，裁判会示意我们握手。然后我的对手和我摆好摔跤姿势，互相看着对方，眼神里传递着“我要把你消灭掉”的意味。我很快习惯了站在垫子上，裁判一吹哨子，体育馆里的每个人便消失了，好像一张帷幕放下来挡在他们的前面，我脑子里惟一的想法便是摔跤。

　　大多数其他摔跤队没有女生。要是有，我就跟女生比。很多女生跟我的体重差不多或者稍微重一点，因为女生往往比男生的体重轻。不过即使那个女生有一百六十磅重，我仍然渴望着跟她摔跤。每次我跟女生比赛，我会爆发出额外的兴奋和害怕，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赢。

　　在第一个赛季里，我打败了所有的女生，输给了所有的男生。在一场跟一名男生进行的资浅选手比赛中我占了上风，可是比赛到一半他就弃权了，说是受了伤。他捂着自己的胁，戏剧性地做着怪脸，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受了伤。

　　我整个赛季都在训练，离第一次训练已经很久远了，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在第一个赛季接近尾声的一场比赛中，我终于学会了跑到垫子中央。（跑到那里去！不要走——教练对我们说——跑到那里就像你想要赢一样！）即使我跑到垫子中央，我的肩膀依然圆耸着。挺直背，萝拉莉！我告诫自己。我的对手是个瘦小的结实的男生，比我略矮。他有一头沙色卷发，长着绿色的眼睛，脸上长着雀斑。他看上去比我更紧张。我们握了握手。我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哨声响了。摇晃——我走着圆步绕着对手，一圈又一圈，转变成被熔化了的移动。我的移动诉说着一个故事，我的肩膀转向这严肃的比赛场地，挺直了。我面对自己。我面对我的泪水，体现在我颤抖着的血肉里，体现在我对手那笨重而害怕的血肉里。摇晃——哨声响起，我走步了。

　　我的前额因为在训练中用头撞人而擦掉了皮。我头上有一块像好斗的毛毛虫般的部位突出来。它跟曾经一直是我心理中一部分的女性屈服心态相碰撞了。我那简单的额头已经吸收了几十年的统治。我现在饥渴了，体内没有给我留下水，我出了汗，把水分喊掉了。我很饥渴，我的饥渴从我体内爆发，就如同太阳在平静的地平线上喷发出雄伟的光芒。渴望，我感觉到体内一股模糊的威力在诞生。一股力量像蒸汽一般从我内心深处涌起，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再没有水可给的时候。我被蒸煮着——我拥有原子分子的全部力量，可是没有一个坚固的形体。“我的诚实让我陷进热水里，我希望把我煮熟，直至把我溶解到蒸汽里。”——我想起了亨利·罗林斯的话。那蒸汽在我体内涌起，那我已经静静地吸收了几十年、几个世纪、几千年的蒸汽——它需要释放了。

　　我被男生紧紧抓住压下，他的肩膀压着我的一侧。他的臀部飞起，我重重地摔向垫子。

　　我开始练摔跤时，我性格中的软弱是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但我的软弱早被我教练的话压碎掉了。“进攻！再来一次，萝拉莉，把他压倒。”软弱被完全从我身上踩掉了，就如同我肋骨之间的柔软肌肉，被我扭曲过，我一做仰卧起坐就痛，还有我脉间的肌肉——它们在我的肋骨之上——像许多根火柴一样躲藏着，等待着点燃疼痛。我软弱的一面被皮肤的接触压垮了。

　　在我摇摆不定的荣耀中我内心动摇了，被摔到垫子上，不清楚他是用什么撞击我的。我被抛出了界外。“不得分。”裁判说道，吹响了哨子。“回到中央。”我爬起身，跑到了垫子中间。对手雕塑般的肌肉表面是一层亮光光的汗水，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他正试着要展示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过表面是不重要的，而是行动，内心充满着的欲望。

　　“出击——萝拉莉！你攻击他双腿越多，他就越少能攻击你。”教练从垫子一角喊着。我要来个双腿倒地。我扭转我脖子的肌肉，把手臂向内向上扣住他腿后，我站起来，往前猛推，用我双腿的力量抬起身体。我脖子的肌肉弯曲着，向内突进他不着力的一侧。我用力将他撂倒——他倒下了。

　　裁判喊道：“倒地，两分。”他跪在垫子上，我把男生往下压着。“一，二，三——三分，接近落下。”我没能把他压死，我们站起来又比过。

　　我的眼睛被他多毛的腋窝和坚硬的肱三头肌弄得看不见了，他“交叉面对”着我。即便如此，我滑进盲眼来了个下勾，扭住他，在这场跟另一个男生的非性交往中用我的另一只手把他额头往后推。我要赢了，从脚踝到脚趾都在摆动，我的双臂被他的汗水弄得又湿又滑。

　　我出场比赛时，我的队友们离开长凳，忘了为他们自己的比赛做热身，围在蓝色垫子周围。这是第一次我处于可能赢一个男生的比赛的位置。他们立刻都高声叫喊起来，激动地跳跃着。“加油，萝拉莉！得双分！得双分！把他翻过来！用右脚！”弗罗利赫用双手做着很大的手势，模仿着我要做的动作。伍德伯里用拳头砸着垫子。教练抓过约翰尼·理查兹，把他摔起来，示范给我看移动和钉死对手的组合动作。“把右腿压在他上面，猛推！”我朝上看，浑身是汗，散开的头发从马尾辫里松出来，从头顶和头带边上窜出来，如同瀑布一般。“用右腿！”教练又喊道，裁判吹响了哨子，第一局结束。

　　我选择了下位，松脱开。男生和我又围着对方转圈。我的队友们开始进到了那个大大的白色圆圈里，那是表示出界的边线。裁判转身对他们说：“往后退，离开垫子边上！”他们退后了一会儿，但很快又一次围住了垫子，继续像一群暴徒一样地吼叫着。我压住对手汗津津的脖子。我的双手要做几个闭锁动作。我猛地把他脖子往下压，旋转，我内心的暴动爆发出来。他挣脱，要给我一个单腿绊倒。我一只脚跳起，一只撑住，他把我的一只脚围抱在腋窝内。我踢、刺，挣脱开他，然后旋转身面对他。

　　第三局他选择下位，希望挣脱开得分，可是我又一次控制住了他的手腕，把全身压在他身上，设法施展出钉死组合动作。他又一次站了起来，可我用双臂扣住他的左手腕和前臂（这叫二上一），把他拉过臀部，将他摔到垫子上，保持控制。

　　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我松开对手，站了起来。他站了起来，裁判走到垫子中央我们旁边。我和男生又握了握手。裁判各抓住我们的一只手，把我的手高高举起，示意我获胜。然后又把我们转向体育馆的另一面，把我的手再举起来。我惊讶不已，我真的赢了。

　　裁判松开了我的手，我立刻被队友们包围住了，他们拍我的背，跟我击掌，拥抱。“好样的，萝拉莉！”这样几分钟后，他们散开了，开始为马上就要开始的代表队比赛做热身。我来回走了一会儿，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来到体育馆的一个角落，一屁股坐下来，靠着女子更衣室附近的墙上。我仍然在抖个不停。我全身上下颤抖着。

　　我在昆西高中最后一个摔跤赛季即将结束的一堂下午的训练课上，阳光映照着满是灰尘的垫子以及温暖充满汗水味的空气里的每一片细绒毛和死皮。摔跤队员们的咳嗽声回响着，我们在等队长阿什利·戴维斯发出“开始训练”的吼声，这样我们可以开始做两百个孔武有力的跳跃动作。在那样一个肃静的时刻，整个世界似乎就只是一个冬季午后昏暗的阳光，垫子上那辛辣而又十分熟悉的味道，混合着男性身体的汗水味，还有运动。我思忖着我为何这么喜欢摔跤，它又教会了我什么。这些训练是一天里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不再分开并且两部分向着同一目的的时光。我喜欢摔跤的一个理由是，摔跤非常人性，非常身体，非常精神化，非常有感情。如果它仅仅是按照女性理论开设的学术训练的话，我就不会坚持不懈地进行摔跤了。我喜爱摔跤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动作感觉真实，我被队友们真挚的友情和爱包围着、滋养着。

　　在摔跤赛季里，我们吃饭、呼吸、思考、睡觉都想着摔跤。甚至我每天夜里做梦都梦见一张红垫子的图像以及在它上面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梦里的垫子上，看不见脸的摔跤选手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练着那些动作。早晨醒来，我的身体和大脑会因为疲劳而酸痛，就好像我根本没睡觉。

　　这种困扰在赛季中间某天的比赛上得到了证明。我跟其他资浅比赛选手一起坐在露天看台上。我们专心致志地看一对瘦瘦的摔跤选手比赛。他们的皮肤紧绷着，他们身上每块肌腱、每块结实的肌肉组织的收缩、外展、内收等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身体如同在运转着的精密而美丽的机器。

　　观众们叫喊着指令、恳求、赞扬：“把那一半沉下去。”“头顶起来。”“就那样，约翰。”嘈杂的声音乱哄哄的，就像汽车发动机的电线。一个人的指令跟另一个人的警告变得难以区分。吼叫声稀疏起来（在两场比赛间隙），我听见马克·弗罗里赫的声音在说：“……四克脂肪！”我转过身去，看见他在念着一只空酸奶盒上的说明。我的队友们围着酸奶，他们的眼睛张开着，对这种规定食品中含有这么多的脂肪量吃惊不小。我们对自己对待食品那种训练有素的反应、对我们作出的那么一致的反应突然大笑起来。

　　当摔跤手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对食物和体重以及禁食和狂欢（文图瑞利教练会说“发疯了”）的选择。吃是神经有问题。禁绝食物是美德。我们比一群患厌食症的少女对吃多少、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更仔细、更过分注意、更关心。每次摔跤比赛前我们排着队等候体重秤的裁决，我们的体重比面包师傅称面粉做饼干称量得更精确。

　　在我参加的第二个摔跤赛季——我高三那年——要是我的体重能够达标的话，教练有时把我放到代表队队员之列。我的体重在112磅的级别里，主要因为我们满119磅的队员足够了。在赛季开始时，我体重约125磅。对我这样身架的人这是个健康的体重。不过我想等我的肌肉紧紧地和皮肤包在一起时（他们的定义是由于脂肪“过剩”而没有减少），我挨的饿和消耗是值得去换我马上就要拥有的力量的。

　　每天早晨我喝一杯脱脂牛奶。午饭我吃学校餐厅的色拉。跟色拉搭配在一起的肉卷和奶酪我要么是扔掉要么是给别人吃。我只吃生菜和番茄丁，以及为了吸收蛋白质而吃农家鲜干酪。这顿饭可以给我每天下午三小时摔跤训练、不停地出汗以及心血管紧张所需的能量。晚饭我一般吃得比较少，喝些汤或者单单吃一只香蕉和一只苹果。我不清楚我是怎么样靠这点东西过上一天而没有昏倒的。我每天训练后晚上还要在黑暗寒冷的空气里跑两英里。我在控制体重的目标上所付出的毅力跟我做任何喜欢要完成的任务付出的辛勤是一样多的。

　　一次比赛后，我吃了半个小小的花生酱香蕉三明治，觉得像犯了罪似的，因为我吃了这么多。这么多真正的食物，整整半个三明治。我的胃由于那种内疚以及不要“增加体重”的担心而觉得沉沉的。

　　在比赛前，我有时得穿着内衣裤在过道里称体重。我身上的赘肉没有了，代之以强壮有力的感觉。我的身体变得纤细、瘦削而有力量。何为健康，何为挨饿？约翰尼是摔跤队里惟一一个体重不够的，只有90磅。他必须要达到97磅才能参加最轻量级别比赛。为了达到体重要求他穿铅做的内衣内裤。这当然是开玩笑。比赛前，他要吃一整条面包，喝一加仑水，不能大小便，这样才可以体重够格。他是我们的反衬，跟我们的重量级队友马克和迈克一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东西。

　　开始摔跤前，我移动时并不使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这让我烦扰。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占用了错误的空间——它在朝所有的方向泼洒能量。

　　我记得曾经站在一名队友身后。他当时把手腕放在饮水池上身体斜靠着。他的前臂内侧像薯片一样起皱，血管里满是流动的液体，跟水上公园里的滑滑梯一样，如同一幅在白云般皮肤上的蓝色河流和支流的立体地图。他身体朝前倾，那些血管似乎支撑着他身体的重量。我很想有他那样的血管。

　　开始摔跤前，我的手臂是毫无用场的肉块。它们从来就不是我的一部分。它们奇怪地悬在我身体两侧，软弱松弛。它们是什么，它们是谁的？我没法穿无袖衬衫，因为我的双臂对我是那么陌生。

　　当了摔跤运动员后，我开始更多地用双臂。在训练前我翻横筋斗，热身时做倒立。我做俯卧撑、引体向上以及举重。一天我意识到我有了肩胛肌以及肱三头肌，在我手臂外侧凸出一块，膨胀起来，在皮肤下硬硬的。血液流动，现出蓝色的血管，从上到下顺着胳膊肘的弯延伸。蔚蓝色的血管将令人心醉神迷的氧泵入四肢。动脉静脉血管突出在我的双臂上，如同蓝白相间的树根突出在深色泥土里。

　　在赛季期间某个时候我去见了教员。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来月经了。他让我做了一个身体脂肪测试，把塑料镊子刺进我的肚皮、腿和手臂背。他跟我说多数女运动员的身体脂肪为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二之间，但我的体内脂肪只有百分之十四，低于多数妇女能够产生月经的百分点。他还说，要是一名妇女的体内脂肪低，她就会长出更多体毛。我仍然羡慕我的男队友，他们中有几个只有百分之三到七的身体脂肪，在男生中也还是低的。

　　因为教员说的话，我每天都在想像自己身上每天都会比前一天有更多的体毛从毛孔里长出来。在我的双臂上我可以阅读我的身体文章。

　　我听见脑海里响起教练的声音。一天训练时他告诉我们要做男子汉；有点勇气；这需要勇气。我笑了。这是个玩笑，肯定？那只不过是说话的方式。我并不真的得要有勇气，是吗？看着手臂，新的体毛在那里生长，我并不那么肯定。

　　直到现在我一直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或者以为是这样。不吃东西，即便托盘里的一点点食物看起来都可以吃；不跑到六英里不停止跑步。

　　如今我拥有了一名青春期男生那绷紧的三层肌肉的腹部。从侧面看它起皱并下陷、收紧。我已经消除了我作为女性的身体，那些柔软冗余的部分，那些过度的皱折，那些肉垫。我先前女孩子身体的影子已经消失了——它溶解了，消失了，沉坐在我腹部光滑的肌肉线条里，代替食物给予我安慰。我柔弱而笨拙多余的欲望沉到了内心，我女性的欲望尚未出世。

　　可是欲望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露到表面，我可以在双臂上看得到它。渐渐地，体毛每个星期都在手臂上长得越来越多。这是什么花招？体育在男性化我吗？

　　在一次锦标赛前的晚上，我得减轻六磅体重，否则我无法参加112磅级别的比赛。“别担心。六磅，没问题。”189磅级别的一名队友对我说。我想到的是，对一个112磅重的人来说，要减掉六磅比一个体重189磅的人要难得多。

　　下午6：00训练结束后，我没有吃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晚饭。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待到差不多晚上9：00，在室内田径场跑了186圈，将近十一英里。我身上穿两件T恤衫，三件汗衫——其中两件是带连衣帽的——戴了一顶很重的编织帽。好几层紧身衣服、绑腿和汗裤用来确保我会出汗，一滴一滴地，几盎司到几磅地，咸咸的汗水从我过热的毛孔里流出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跑步者和健身狂们看着我的行头，好像我有点疯了。我只看着钟和木跑道以及接近的喷水池。我嚼益达无糖口香糖，一块接一块。口香糖吃起来跟牙膏毫无二致，而且，由于我已经脱水，口香糖在我口里感觉像是薄荷味的灰尘。我在舌头下保留一点点口香糖味的口水，每跑完第二圈吐到喷水池里。我准确地数着我跑了多少圈，按照我到达喷水池的次数来计算。偶尔我会用水池里冰冷、美味而折磨人的水漱口，但当心着不要咽下任何一滴。

　　这完全是个游戏，一个在一夜之间“减掉”体重中六磅水分的自欺欺人的方法。我最后感到虚弱、晕眩、寒冷、站立不稳。我跑完了无数圈，我身上一层层衣服沉重无比，被那弥足珍贵的几磅体重浸湿透了。我走进一月的空气中，气温只有华氏十五度，汗水变得冰冷。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设法穿过一堆堆的冰走到地铁站，身上包着又冷又湿的衣服。我终于踉踉跄跄地走进起居室，只有力气换上三层新的衣服，然后不省人事地崩溃在许多层毛毯下面，湮没在一个黏乎乎的炽热的黑夜里。我从未感到被如此耗尽，如此噩梦般的不真实。

　　我把自己逼得太过头了。不过第二天早晨，我在7：00跑完一英里半，然后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在车上的绿色塑料座位上拼命地做仰卧起坐后，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当穿着紧贴在我结实而又瘦削的身体上闪闪发亮蓝白相间的摔跤服踏上体重秤的时候，那样做还是值得的。体重秤的指针奇迹般地停在了111磅。

　　我可以喝水，它的味道从没有这么好过。我现在可以吃东西了：酸奶，甜甜的奶香润过我干渴的喉咙；还可以吃几颗葡萄。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参加洛威尔假日摔跤锦标赛的女性。在那座巨大的有六块垫子的视听会堂，有六十多个队参赛。而我是惟一一个身穿代表队制服的女运动员。

　　在开始摔跤前，我肚子一饿或者一想吃东西我就吃。我对自己的体型自我感觉良好。我差不多总是很活跃，跑长跑和骑自行车上学下学。我也偶尔有个“发胖”的时候，那时我的体型很不妙，可我对自己身体所作的决定，对给它放进去什么或者从它要出来什么，相当有信心。

　　然而，这种信心在我成为一名摔跤运动员期间和之后被扭转掉了。

　　这种扭曲始于几个月后我吃的第一块M&M巧克力豆——那是巨大的巧克力和糖的爆炸。它是我在几个月的节食期间一直梦想和盼望的一切。妈妈以前常对我说，对每一个作用力总是存在一个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这是牛顿的物理学第三定律。我已经摈弃食物把自己饿了这么久，一旦我被允许吃，我就想放开肚子。M&M获得了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不许吃，吃不到，所以我对它觊觎已久。在我可以吃了以后，我就刹不住了。第二块M&M是次小的巧克力爆炸，不像第一块那样富有戏剧性。此后我吃的每一块M&M只有巧克力的一半寿命：它只有前面吃的一半那么让人满足。不久我便在狼吞虎咽那些糖球，就跟我在开始参加摔跤之前差不多。可是我以前会吃完一把就停下，而现在一把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强迫性地吃了一把又一把，试图要把那几个被剥夺了吃它们的权利的几个月补回来。我觉得有罪恶感。我并没有意识到，无论我吃多少，我都永远不会补回不可吃的那几个月。这只会让我感到塞饱并有内疚。我的身体像气球般膨胀起来，或者对我来说看起来如此。我对自己身体真正的界线或限度没有清晰的概念。食物不再仅仅是营养；它是情感。食物成了填补我内心匮乏的一种办法。我试着通过吃来从感情上填补自己，但我永远不会成功。

　　过了好几年我才重新平衡起来，不过最终我是以一个更健康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自从高中摔跤以来，我从没有节食。我必须了解我可以吃并享受食物，必须明白吃我想吃的不会让我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只有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停下来，吃了一把就满足，尽情享受每一口巧克力而不会继续被内疚感驱使。

　　我也学会了欣赏自己身体的男性化的一面和女性化的一面。我意识到我能够喜爱我身体的柔软的部位。我爱抚浑圆的大腿，对它们诉说爱的话语，欢迎脂肪回到我身上，进入我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带着厌恶触摸和看待我的大腿，痛苦地把它们从我这里切断。我懂得了在我锻炼并吃得好的时候，我感觉强壮而健康，这个健康要比我身体的具体尺寸重要得多。

第二部分 从流浪儿到哈佛学子

　　我姨夫罗恩在高中当了很多年咨询顾问。我是去咨询他的年纪最小的人。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六岁时曾去问他：“罗恩姨夫，哪所大学最好？”

　　“哈佛大学。”他说。

　　“怎么样才可以上哈佛？”

　　“你得做些不一般的事情，”他说道，“别人没做过的，像爬山之类。”我对此想了又想，但就我六年的人生来说，实在想不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来。我觉得自己是不会去做像爬山那样怪的事情的。

　　我再没有想过要上哈佛大学，直到高三，在入学申请截止前八天。

　　我不打算上离我在昆西的家不远的大学。我已经厌倦了新英格兰的冬天，我把上大学看作一个机会，去见识一下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我翻阅着大学介绍小册子上那些明艳的照片，对那些阳光明媚的新校园、清新的春天、那些熠熠生辉不知名称的远方城市的天际轮廓着了迷。尽管会想念妈妈，可我想去某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像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犹他州的盐湖城，或者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等。我不想上哈佛，它就位于波士顿地铁红线的另一头。

　　我申请了位于纽约的新社会学研究学院，还有布朗大学。这两所大学都以特别自由主义闻名。就是这些大学似乎也太近。我申请了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点我很陌生。

　　12月下旬，我所有的大学申请表都已经寄走了。我去参加哈佛延伸学校课程（心理动力学和宗教两门课）举行的期末晚餐会。晚餐会在我老师剑桥的家里举行。

　　我准备了两道菜带去。一道是用酸奶、格兰诺拉麦片和苹果块做的丹麦风味菜，另一道是用茄子做的叫做炖菜的东西。我穿上最喜欢的圣诞节外衣，那是件红绿镶嵌的格子花呢裙子，我妈妈从庭院销售买来，然后给我改成迷你裙大小。我配上黑色长筒袜，脚蹬野战靴，头发染成绿色。我来到奥斯丁教授家的房前，被房子的大小和雅致所倾倒。一排木格子架包围着整幢房子，比我个头还高，架子上爬满了常春藤。我穿着法兰绒迷你裙，感到渺小而普通，仿佛是个五岁小孩子，一个脸蛋带着苹果般的红晕第一天上学见到老师的幼儿园孩子。我按响上面写着“按这个铃找多萝茜·奥斯丁和戴安娜·埃克”的门铃。另一个门铃上标着：“按这个铃找埃里克·埃里克森”。见到这些，我更为敬畏了。课堂上我们曾经读过埃里克森的书，他是弗洛伊德的门生和同时代人。我觉得好像被邀请到了某个只有在传奇中才存在的人的家里。

　　奥斯丁教授来开了门。班里每个同学都叫她多萝茜。她满头漂亮的银发映衬着一张热情的笑脸。她帮我脱下大衣。房子里早就挤满了学生。她接过我带的菜，高声说道：“多么好的菜！”她把它们跟其他食物一起放在那张大大的桃花木餐桌上。

　　我开始加入到其他学生中去，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从二十出头到白发苍苍的七十岁老人。那天晚上某个时候，我跟多萝茜说着话。她高叫着说她一直不知道我还在上高中，正要申请上大学。

　　“你申请哈佛了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说，“我觉得我不会被录取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不能融入到哈佛的学生中去。”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些高中毕业致告别演说辞的学生和那些读过微积分、上过全部高级课程班并且从未缺过一天课的学生才好申请上的学校。

　　“噢，不，你一定要申请。”她向我保证哈佛大学是个十分多元的地方，尽管它以悠久的传统举世闻名，它同样还是个各色人等都能茁壮成长的学府。“你明天去拿一份申请表。”她注视着我，然后说：“我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屋戴安娜。她是哈佛大学比较宗教系的系主任。”她离开了一会儿上了楼，然后带着戴安娜一起回来。我在哈佛延伸学校曾经上过几门世界宗教课，对成为宗教专业的学生很有兴趣。

　　我跟麦克先生讲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说的话，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打电话给我的咨询顾问教师丹尼拉先生，请他到文化遗产课程教室来商谈。他们没有想到过我去申请读哈佛大学，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那种“上哈佛”的学生。昆西高中不是所顶级学校，即使是那些在毕业班里排名数一数二的学生也并不总是能够被常春藤大学录取。我在班里排名二十。我二年级的成绩平平——很多门得差和不及格的——那学年我刚好过了关。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成绩要好些——但我的成绩都没有达到4.0的。可是麦克先生说：“好吧，要是她们认为你应该申请，你最好就去申请哈佛吧。”

　　那天下午，麦克先生、我还有其他几名学生到剑桥的沃本恩山公墓去祭扫我们的朋友、也曾经是文化遗产课程学生的丽莉的墓——她前一年得白血病死的。于是我们到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弯了一下，拿了申请表。那天是12月24日，离申请截止还有一星期。

　　下一周我去拜访了多萝茜和戴安娜。这次是上午去的，那幢雄伟的房子洒满了阳光，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只有两位教授和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她们抽空阅读我的申请入学作文并帮我修改。多萝茜说她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后来我发现戴安娜也写了一封。

　　在那年除夕，我拿着填好的申请表来到位于花园街的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关着，但是我把厚厚的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在了积着雪的台阶上，希望过了新年办公室重新开门后有人会看到它。

　　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二月份，我被从十二名最终候选人中挑选出获得了波士顿花园优秀运动奖学金，在一次波士顿大熊比赛中场休息时我被颁了奖。

　　我赢得这次奖学金触发了一名《波士顿环球日报》记者通过麦克先生要来采访我的念头。那名记者来到文化遗产课程，在“稀疏的内地”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他问了我有关家庭、出生背景以及摔跤等的情况。我把自己孩提时代的事情和盘托出。

　　过了一个月，记者打电话告诉我报道第二天见报。上学校前，我冲进地铁站买了份报纸，内心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我坐下来等地铁。我很吃惊，报纸头版上有我的一张小照片，文章占了几乎整个体育版的第一个版面以及内页的整整两个版面。难道最近没有大的棒球比赛吗？我思忖着。报纸上也登着我在摔跤的照片，但最让我惊讶的是，这篇报道不光写了我摔跤的事，还写了有关我整个的生活。我无法把它读下去。于是我叠起报纸，把它塞进书包。那天以及接下来整个星期，许多老师和学生都跟我讲他们多么喜欢那篇报道。我说谢谢你们，可是我自己一直过了几个星期后才看那篇文章，因为我感到自己一切都被曝光了。

　　我直到4月初才获悉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了。收到邮局送来的厚厚的录取通知包裹，我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决心上哈佛是因为多萝茜和戴安娜向我表明了哈佛的许多教授重视他们学生的个人兴趣。我知道哈佛是所伟大的学校，拥有许多其他大学未必具备的资源。它也向我提供了最大的经济资助，因为哈佛拥有最大的捐赠基金。我把对上靠家这么近的大学的疑虑抛在了一边。其实我知道得很少，乘地铁走T字形路线就能到的哈佛大学，后来证明是个比我原先以为的更陌生的环境。

　　我一拿到录取通知书，就知道我将要参加麦克先生为文化遗产课程项目举办的一个主要庆祝活动。这个活动名称叫做蛋糕涂脸。我们中有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被大学录取，在学校演出扮演主角，通过一门很难的科目，或是参加一个学生组织的时装表演等——麦克先生会悄悄地来到某个毫无戒备的学生身边，出其不意地把一只蛋糕涂到他或她的脸上。“喔—呜。”麦克先生会叫道，看着我们脸像戴着巧克力蛋糕面具一样，沾满白色奶油糖霜的眼睫毛下的双眼露出大吃一惊的神色，开心不已。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仅不怕，反而充满期待。我们会说：“麦克先生拍了一个蛋糕。你被拍过吗？”

　　甚至连脸上精心化好妆来上学的女生们也不在意，当麦克先生用蛋糕拍她们时她们反而感到很自豪，当然刚开始她们会慌乱地跑到盥洗室把那些粘粘的东西洗掉，然后重新补妆。麦克先生的办公桌下一年到头都藏着一盒盒点心蛋糕，还有一瓶洗发香波用来洗去我们头发里的糖霜。

　　麦克先生当然也逃不过这样的恶作剧。我们也以出其不意地给他拍蛋糕为乐。“嘿，麦克先生。”我们中的一个会喊道。他一转过身来，脸上就被拍上一个小黛比蛋糕。“喔呜。”他会说道，边取下眼镜，四处找东西来擦糖霜。

　　5月份，麦克先生又接到了一名合众国际社记者打来的电话，他想采访一名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做一篇特写。我同意接受采访，但这次更为犹豫了一些。

　　合众社的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第六版，登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报纸上，甚至国外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在俄勒冈的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头版上还登了我的一幅彩色照片。简姨妈把它剪了下来寄给我。几周后，甚至连一份全国发行的小报也刊登了一篇根据这篇文章写的夸张的报道。

　　我知道我父亲住在俄勒冈。我在猜想他要是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会怎么想。他会知道我是他女儿吗？

　　对这篇报道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我家的电话一天要响起无数次，不认识的人们给我的邮件如雪片般塞进我家的投信口。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国家广播公司的每日热线节目、“早安，美利坚”、几个谈话节目以及当地所有的新闻节目的记者都打电话来要妈妈和我上他们的节目。《人物》杂志希望做一次采访报道，《十七岁》杂志希望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十几位电影制片人打电话来商谈电影拍摄权。一些人写信或打电话来问他们是否可以把我写进他们在创作的励志故事书里。

　　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明信片和剪报。很多人，特别是老人，给我寄来了五十元、一百元、两百元的支票。全部加起来比我一辈子有过的钱还多。把这些支票兑现非常麻烦，因为我没有银行账户，妈妈也没有。多数支票兑现点不接受个人支票，我们跑了三处才把它们兑成现金。我对拥有那些钱感到很不自在。我没法把它们寄回去，而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假钱，因为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可以挣来这些钱。我把大部分钱用来给朋友们买泡泡糖，给妈妈、我自己和一个朋友买长途汽车票到俄勒冈去看亲戚。

　　我还收到了别人邮寄给我的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报纸上登的我的照片里我在房间里拉小提琴。一名纽约的男子给我寄来了小提琴乐谱，并说他愿意出钱请我拉小提琴并录下来，收藏到他的著名录音集里去。我还收到了许多宗教狂热分子寄的信和礼物，里面有《基督教科学圣经》以及一本约瑟夫·坎贝尔写的有关神秘力量的书。一名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男子给我寄了一套他为我录的有各种各样录音带的关爱礼包（我现在还在听那些录音）、热巧克力、香、干花瓣、日本乐队的签名贴纸、他自己的肖像照片以及一封信。信中他说他也从未真正知道过自己的父亲，并且从三岁起就再没见过他。

　　我的毕业典礼上来了三支摄像队伍。一支是“黄金直播时间”节目组的，一支是“每日热线”节目组的，还有一支是“早安，美利坚”节目组的。他们如影随形跟着我。我设法不睬他们，而我身边的同学们则问摄像师各种各样问题以便可以上镜头。

　　就在校长开始发表开场白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那雨不是一点点下起来的。雨水如真丝幕布如沉重的湿棉布一般倾盆而下。摄制组的人撑起了硕大无比的伞保护他们的设备。我的同班同学们又一次围了过去，不过这次是为了躲雨。仅仅几分钟，我的蓝色毕业礼服和礼服下穿的彩虹花裙子就被淋了个湿透。学校官员跳过了所有的讲话，做毕业告别演说的女同学也没能发言。他们直接开始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接连不停地念三百名毕业生的名字。

　　妈妈和我试验性地同意接受媒体人员的采访。我上了当地所有的新闻网还有“早安，美利坚”节目。

　　在做了“早安，美利坚”节目后，我们决定拒绝其他媒体的邀请。我们对拍电影的人很机警，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证明书，并且怕他们利用我们。我厌倦了被人关注，担心到了秋天我开始上大学，别人都会知道我就是那个以前到处流浪的女孩子。我清楚自己会在哈佛结识要在一起度过接下来四年时间的人。我希望人们认识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媒体描绘的那个我，那个看起来比实际生活中的大也比实际生活中的小的形象。

　　每个人都似乎想要从我的“故事”中获得一个“收获”。因此很多人都想写我，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讲有关我的经历。这让我很是震惊，因为我认为我的生活是正常的。在这个国家，还有几百万别的人曾经过过、还在过着我以前经历过的生活。我的确接到过出版社的编辑写来的两封信。他们问我是否考虑过要写一本关于我的经历的书。我把那些信藏到一边，将来再看看是否有用。在经受了那么多被别人写和谈论的体验后，我现在知道要是我的“故事”有人来讲的话，我希望自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我的密友黛安娜和我一起坐在昆西中央T形车站的甜麦圈小店里，我拆开了哈佛大学寄来的另一个信封。那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甜麦圈小店喝冰镇卡普契诺咖啡。那家店的店名用油漆写在店前巨大的玻璃窗格上，是用惹人注目的粉红色和橙色泡泡字母体写的，看上去让人误以为是家真的邓肯甜麦圈连锁店。其实它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希腊移民家庭开的，店员也是这家人。流浪人员占了店里的很多火车座。他们的包裹被塞进了旁边的凳子下——即使在仲夏季节，他们看上去身上也穿了好几层衣服。我们高中的几名头发做得高高的女生坐在另一个火车座上。她们中有两个还带着坐在推车里的婴儿，就像洋娃娃似的。黛安娜和我对店名的累赘开着玩笑。“那甚至都不是甜麦圈和甜麦圈，只有一种甜麦圈，其他都没有。”她咯咯笑起来。黛安娜想知道为何店主不把它叫做“疯狂松饼和甜麦圈”或者“甜麦圈和各类面食”或者甚至就叫“咖啡和咖啡”店，因为我们在那儿只买咖啡，而且乐此不疲。

　　这家甜麦圈小店的魅力在于它是一切的中心。至少是那个夏天昆西的每一件事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的中心。用我们的好朋友玛丽的话说就是“最终每个人都在这里露面了”。甚至连店名那样的废话看上去也莫名其妙地带有了昆西高中的感觉。

　　这就是那一天我收到那个信封告诉我我在哈佛跟谁同住一室的地方。那封信里讲我要住跟六个人合住的套间，在韦尔德楼37号。我是惟一的本地女生，其他女生都是从别的州来的。有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来的玛丽·S·哈彻，佛罗里达萨拉索塔来的桑德丽娜·戈法德，迈阿密安阿伯来的弗蒂妮·V·卡托普迪斯。另外几个女生是新泽西弗罗勒姆帕克来的詹妮·林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学院来的阿本娜·奥塞奥-阿萨利。那些名字跟我在昆西高中的朋友们的不同，我朋友们叫黛安娜、玛丽、帕姆、帕特里克、杰克和戴夫这样的名字，他们的姓大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的姓。

　　“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通常的名字，对不对？”黛安娜问道。我们坐在那儿，喝着咖啡，试着想像这些女孩中的每一个人和她们的家乡的样子。“也许那就是你进哈佛的缘由，”黛安娜说。“你得有个怪异的名字。”

　　除了玛丽·哈彻外，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典型的白人姓名。SANDRINE听起来像法国人，FOTINI可能是希腊人，詹妮·林也许是华人。ABENA OSSEO-ASARE起了个非洲人的名字，她父母一定非常开通，因为她名字中还有个连字符。要认识她们我感到很激动。后来，我的室友们告诉我她们曾猜想我是否是从南方移民过来的，因为我的名字叫萝拉莉。

　　9月初，我的朋友玛丽、乔和杰夫帮我搬到学校住。杰夫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于是他和乔开车来接玛丽和我。我的东西包括两只装满衣物和被褥的垃圾袋，一只装满桌子上用的东西的旧背包，一个装满硬币的大大的红色储蓄罐，还有我的滑板和小提琴。

　　我们开车通过波士顿市中心，顺着马萨诸塞大道，经过剑桥，来到哈佛广场。那根本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广场。那是几条街道和石子路人行道交汇的圆圈。我们经常到那儿去闲逛和买东西。人行道上到处是游客、乞丐、马路表演者、学生和教授。每个街角上都有流浪者和身穿艳丽服饰的街道青年混混大声叫喊着讨零钱或者发表关于从核物理学到查尔斯·狄更斯等话题的演讲。新生们都在将行李搬到宿舍去，因此显得比往常更加忙乱、拥挤。出租车疾驰而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匆匆地穿过马路。

　　我的朋友们从没有进到哈佛园里，因为高大而弯曲的砖墙和黑色铸铁大门把它跟哈佛广场的圆圈隔开了。大学新生搬进宿舍日是惟一汽车被允许进入哈佛园的时候。其中一扇比较大的门，约翰逊门，打开着让汽车进去。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卫挥手让我们的客货两用车进去并指给我们韦尔德楼的方向。我们慢慢地开着车，跟在其他汽车后面。

　　“我们车停在哪里？”杰夫问。

　　“把舍（车）挺（停）在哈法愿（哈佛园）。”玛丽说道。我们都咯咯笑起来。她长着深褐色的头发，染成一条条鲜红的条纹。她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她父母说话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音，她说话则有很重的波士顿口音。她的双眉弯弯的。她也笑起来。“有多少人会说他们实际上把汽车泊在了哈佛园？”

　　我们把车就停在韦尔德楼后面。那是幢五层楼的红色砖房，看上去像座城堡。楼房中间有座高高的塔，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是个天文台。我对这幢楼的小塔以及楼的每一侧的石头圈里刻着的大大的W还有金色风向标的金属旗上装饰的W印象非常深。这幢楼的美丽令我敬畏不已。

　　我们四个开始卸东西。有朋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开心、踏实。乔一只手臂夹着粉红色的荧光豆袋椅，另一只手臂则夹着那只很大的红色储蓄罐。豆袋椅后来成了韦尔德37号公用房里的主要用品。我的室友们打电话时会坐在上面，我们最小的室友詹妮·林会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埋头看一本很大的心理学课本。我是很多年前找到这个豆袋椅的。那次我的异父姐姐特里和我看见它被当作垃圾扔在人行道上，我们很兴奋地解救了它。在高中时，我曾经无数个夜里在她上面睡着。

　　玛丽一手拿着装满毯子和床单的垃圾袋，另一手拿着几个枕头。杰夫帮我拿小提琴和各式各样的背包，我则拿另一只大塑料袋和我的滑板。

　　过道里挤满了推着封好的大箱子、昂贵的行李和各种各样家具的急切的家长们。他们中有些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一定看起来很滑稽。我们是四个朋客，拿着看起来像是一堆玩具的东西。

　　上了楼，我们推开37号的门。一名很健壮的高个子女孩自我介绍说叫玛吉。她长着一头蜜色长发。这就是宿舍名单上的玛丽·哈彻。詹妮也已经在那儿了。她不到五英尺高，是个华人女孩，一头黑发直达腰际，戴着小小的金丝边眼镜。一名棕色皮肤、理了光头的女孩和一个长着黑色卷发、脸上有雀斑的年轻人被卡在一间小小的后房间，他们正试图要搬一只很大的床。那女孩便是室友阿本娜，男的自我介绍说是新奥尔良来的尼尔。他要搬到楼下，是过来看看的。乔和杰夫主动帮忙搬那只床。我看得出他们立刻就被玛吉吸引住了，她很漂亮。他们想要用力气和乐意助人的骑士精神给她留下好印象。

　　我安顿好后，我的朋友们让我自己呆着，他们去结识我的室友。“你刚好错过跟桑德丽娜和蒂娜见面。”玛吉说道，“他们跟父母离开一会儿。”我猜测蒂娜一定是弗蒂妮的昵称。

　　套间有四个小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块公用地方。玛吉、阿本娜、詹妮和我讨论着各自的学习和睡觉习惯来决定谁跟谁比较可以相容住一个房间。玛吉和我是睡得最晚的，于是我们决定合住一个双人房。詹妮和阿本娜也决定合住一个房间，桑德丽娜和蒂娜便可以各自住一个房间。这样我们用不着等她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在宿舍的第一晚，我把头发染成火橙色。整个高中阶段，每当心情变化或者看问题角度变化时我都会染头发。把我的头发从金色变成橙色象征着那个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季节，新的学校。我在这一群人里真的特别显眼，因为我是惟一一个染头发、穿艳丽衣服、玩滑板的人。我不在乎看起来与众不同，可我确实感到引人注目，跟每个人都有距离。

　　玛吉和我住的是最大的房间，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一年。房间有两扇大的转角窗户。房间很窄，刚刚只有地方放我们的上下铺床、桌子以及其他学校发的家具。不过它的天花板有十二英尺高，因而我们觉得需要空间大些时只要抬头往上看就行。

　　我把我的下铺墙壁和床装饰了一番，把它弄成一个温暖舒适的图画和文字的山洞。玛吉把她床上边的墙壁也装饰了一下。我把收集来的全国各地的糖果包装纸贴在墙上。那年晚些时候，詹妮拿来了泰国和中国的糖果纸，玛丽则拿来爱尔兰糖果纸。我甚至把黛安娜那儿拿来的上面写着“对不起，我一定得吃糖”字眼的空糖果纸袋也贴了上去。

　　黛安娜和我在庭院销售曾买了块印着小熊安和安迪的料子，我们把它展开铺在玛吉的床垫下面和金属床架之间，遮住床垫上平淡的蓝色条纹。每天醒来，我总是看到小熊安迪拖着一辆小推车，而小熊安则在种一朵很大的橙黄色花。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我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起责任。现在我是个成年人了。我对如何在两个世界——哈佛大学和昆西高中——取得平衡不无担心。我渴望着我那些老朋友的安慰。我每天都在想着黛安娜在哪儿，希望她和我在一起。整个夏天我是和她一起住的，因为妈妈又开始流浪了，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我们甚至一起打同一份工。没有她我觉得就是不对劲儿。

　　跟大多数一年级新生一样，我室友中有四个有自己的电脑。玛吉没有，尽管她父母可以很容易地买一台给她。这让没有电脑的我感觉好了一点。科学中心有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实验室，通宵开放，于是玛吉和我许多个夜间都去那儿打我们的论文。

　　我也没有买所有必读的书，大多数学生都买了。学生互助会开的价格出奇的高，小的平装书要二十块，大些的要四十块。我读的有些课要有十几本必读书。我没有买，而是从韦德纳图书馆查阅或借，或者复印我需要的那些章节。

　　夏天里，哈佛大学校长尼尔·卢登斯汀曾经给所有的新生寄过一份必读书书目，包括他关于多元化的演讲。他提到了种族、民族、政治和性取向以及身体的残疾——它们对学生身体结构的影响。他没有写到像我这样对中产阶级文化很陌生的人在大学环境里会感到多么孤立。

　　第一周里，我们去听了很多有关多元化的新生入学介绍课。在一次这样的课上，讲课人要听众中来自工人阶层背景的学生举手。我从学生们头上看过去，看见有七个人举手，其中一只手还是我的。两百名哈佛学生中只有七个来自工人阶层家庭。妈妈和我甚至还不是工人阶层：我们是属于救济阶层的。在新生入学周里，我认识了许多学生，他们的家长或者拥有很多公司，或者是百万富翁，或者是其他优秀大学的教授。了解到在我自己的世界竟然存在这样的人，这对我是个巨大冲击。

　　有些学生的母亲、父亲和兄长曾经都毕业于哈佛。对他们而言，大学不过意味着在哈佛和耶鲁之间作个选择而已。一名同班同学的父母给哈佛大学捐款一百万元，那差不多是三十名学生的学费。另一名同学房间里满是名牌服装和贵重的进口电子用品，像一只日本产的价值三百美元的折叠式手机等。这还是在任何人都拥有手机之前，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只手机。

　　在新生入学周，我们还和自己所在的学监小组开了一个有关多元化的会议。所有韦尔德楼我们一层的学生都去了。我们到一个小会议室开会。一名受人尊敬的非洲裔美国牧师身穿西装打着领带，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主持讨论。所有的学生坐成一个很大的圆圈。牧师让我们介绍自己，并说说在我们以前的生活里怎样经历多元化的情况。

　　听着每一个学生的发言，我变得很惊讶。有个叫锡达的学生来自华盛顿特区。他是在一个全部是黑人居民的社区长大的惟一一个白人男孩。曾经跟全是黑人的队员在街头打篮球。他说尽管他是白人，但被这么多白人的脸围着，他感觉很奇怪。一名长着白化头发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男生是犹太人。他是名冲浪运动员，他的发言里充满了像粗糙地、完全地、花花公子这样的用词。阿本娜的母亲来自瑞典，父亲是加纳人。一名小巧玲珑、长着金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自得克萨斯州。我曾经以为所有的墨西哥人都长着黑头发黑皮肤。很多学生都是犹太人。有些学生来自怀俄明州、佐治亚州、英格兰和法国。桑德丽娜的家人是法国裔美国人，但她小时候就一直住在危地马拉，因此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法语。学生们跟我根据他们的外貌作出的判断和期望完全不同。我知道我将会从这些独一无二而又思想活跃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随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也注意到别的东西。许多学生是从优秀的私立学校毕业的。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很年轻很天真。它变成了一个自我祝贺的会议——学生们自豪地描述他们是如何改进了他们学校的种族关系，他们加入了什么样的群体。随着介绍的进行，“多元化”似乎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结构，在这些学生的脑海里，多元化只有一个外表，就是种族的或是民族的。我感到害怕，肾上腺素跟我一起升起来。他们看上去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关多元化的体验是十分有限的。他们所认识的所有的人，不论是什么种族的，都是“上流”阶级。没人提到那些身体上或者心智上经受磨难的人们。两个在我们这组的女生有同性恋姐姐，但她们没有提出来讨论，在我们这群人中好像没有任何同性恋者。

　　一圈下来，我是最后一名发言的学生。我的声音有些发颤。我跟大家谈了我妈妈和我的成长经历，讲到尼尔·卢登斯汀没有写到阶层的多元化。我对大家说我感到迷茫。跟民族群体不同，无家可归和贫穷似乎不像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身份（在那一刻）。我哭泣起来。我感到孤独，肮脏和羞耻，疲劳，无形。我很愤怒。即使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人群里，人们也无法像我在昆西的工人阶层朋友那样认同我。会后，有几名学生，包括新奥尔良来的尼尔，给了我紧紧的拥抱。他们为我说了我所做的而感到高兴。我感到自己已经四分五裂了。为什么我应该是最与众不同、最站在其他每个人之外的那个人呢？

　　我的五个室友和我试图搞清楚为何新生主任办公室把我们分在一起。我们有种族和地域上的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中四名室友是基督教徒，我们中三个拉小提琴——蒂娜是最有才华的一个。

　　“那是在放CD吗？”玛吉和我问道。我们听见从蒂娜关着的门背后传来小提琴音乐。那听起来是莫扎特一首很难的协奏曲完美无瑕的录音，完美的音调跟着曲谱起伏回响着，一会儿高亢一会儿又柔和下去。

　　“不，是蒂娜在拉琴。她是不是很棒？”桑德丽娜说道。她和我也拉小提琴，但没有蒂娜那样的水准。蒂娜在哈佛—拉德克里夫交响乐团拉琴。这是所有大学里声望最高的交响乐团。

　　我们其中大多数都很喜欢体育运动，但只有玛吉参加哈佛大学的运动——拉德克里夫橄榄球。詹妮每天沿查尔斯河跑八英里，这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很谦虚，耸耸肩打发了我们的惊奇，说她跑得很慢。每天回来时，她总是带着喜悦的笑容，从那小巧的身体里散发着能量。

　　玛吉和我认为我们被分到一起是由于我们在宿舍申请表上贴的傻傻的照片的缘故。我的照片上，荧光橙色的头发散罩在我脸上，我穿着一件条纹的有几种颜色的真丝衬衫，戴着领带。玛吉寄去的是她在拍照亭拍的黑白照。照片上，她的眼睛是斜的，脸被她嘴里的东西拉长得变了形。这些照片也出现在皮面的新生面容册上。这是本所有的新生用来认出并猜想他们同学的照片集。我碰到其他新生，告诉他们我跟玛吉住一个宿舍时，他们会说：“噢，天哪，你认识她？她的照片可真酷。我们可以认识认识她吗？”在我们班里，她有一群追随者。

　　我马上就喜欢上了玛吉，因为她的活力充满了整个房间。她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六十五磅，全身肌肉结实。我们认识的男生都羡慕玛吉的大腿肌肉，希望他们自己的大腿也有那么大。玛吉不刮腿毛，她的腿上长着一层漂亮而柔软的绒毛。我想过留腿毛，但知道要是真留的话，我的腿毛会稀稀拉拉，非常凌乱，深色的毛发一簇簇地突出来。玛吉的手臂也肌肉发达。她对其他室友和我说，她一直希望自己变小一点，可爱一点，能够在某个地方蜷缩起来，不引人注意。可她人不小，体格很大，有模有样，她毫无办法。我们的房间非常小，因而似乎每次玛吉动一下——比如把椅子往后推一下，站起身，手臂在头后伸一伸，或者从床沿探身下来跟我说话等——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会令人难以察觉地换一下空间以便容得下她。每次她在房里某处动一下，房间看起来便会完全不同。我觉得有这样的存在很棒——每一个动作都会产生一种影响力。

　　上大学第一周的一天，我从家里回到宿舍里，抬头看了看。因为我听见从上面传来闷住的抽泣声。玛吉在那里，正哭着。我问她出了什么事，而她真的开始号啕大哭起来。于是，我从床边上爬上去，坐在她身旁。我不知道像她这样大这样强壮的人也会如此伤心。她哭是因为她被分到了议论文写作课10。那是个哈佛一年级学生补习写作的班。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一学期的议论文写作课，但那些在议论文写作课10的学生则要上满满两节课。我们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得参加摸底考试，看看我们是否懂得如何写文章。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们都已经被哈佛录取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如何写文章呢？

　　玛吉是个有创造性、意象主义的写作者，她认为写作是她的一个强项。因而她获悉需要额外帮助时很伤心。作文题目是“创造性”，真是很奇怪。玛吉用了一个调酒师作为创造性的比喻，写了“创造”不同品种的饮料和酒。她试着要“有创造性”，因此没有按照传统的写作格式写。相反，她围绕话题，写了一篇“混合式”作文，形式与内容相呼应。我曾读过玛吉写的作品，很不错。这次写作摸底测验以及把学生分成“好”和“不够好”的写作者的做法看起来仅仅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说明哈佛如何看起来对每件事都用优秀人才看待的倾向的例子。

　　哈佛感觉上非常非个人化，但它在学生中间有明确的存在。学生们谈论起哈佛，仿佛它是个有思想有性格的人，比实际的人更大，是个受传统塑造的人物。 　　我记得一个晚上在上完延伸课程后，我和麦克先生一起走过哈佛园。在那之后的秋季我要开始成为这里的本科生。那是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围着哈佛大学转，哈佛园成为一个“园”、我居住和睡觉的地方、每天我要穿行去上课的一个庄严的水泡之前。我记得那天夜晚跟麦克先生一起看着昏黑的砖头楼房，感到害怕和敬畏。害怕的是我不久就要正式地跟它们合为一体，我将变成这些建筑的一部分，它们的可怕和神秘的一部分。

　　哈佛这个名字本身带有无数个形象和推测。比如，我没有决定去上耶鲁是件好事，或是普林斯顿大学，或是达特茅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范德比尔特大学。因为，如果不能采用像“流浪到哈佛”这样响亮的新闻标题的话，他们会怎么做呢？用“漂泊到范德比尔特”或许可行。“贫穷到普林斯顿”？“困穷到达特茅斯”？这些名称对它们达不到同样的效果。我上哈佛大学的重要性的部分理由不仅仅是名称是否响亮。哈佛这个名字，哈佛的思想代表着特权、知识、权力、财富、传统、优秀、可靠。当你说你上哈佛大学，人们会因敬畏而退缩。他们眼中的某样东西突然会变化，他们再不用以前看你的样子来看待你。他们把那个名字重复给你听（用一种拖长的腔调），好像那是个有魔力的词，可以激发出所有的威力：哈——佛——大——学，呃？哈——佛？你从他们那里赢得了混杂在一起的尊敬、畏惧、距离甚至可能是蔑视。

　　要是你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就像我经常身处的那样，你是个渺小的人，坐在飞机或公共汽车靠窗的座位，一声不吭，头发染成紫色的，穿着鼻环，也许带着一块滑板。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对你一无所知的人在愉快地谈论天气、航班以及现在来些花生会有多好因为他正觉得有点饿了，在交谈到一半时他问：“你是学生吗？”此刻你知道你有麻烦了。

　　“是的……”

　　“你在哪里上大学？”

　　“波士顿，呃，实际上在剑桥。”

　　“噢，真的吗？”他也许转移话题，谈论起他的侄女在波士顿大学读书，波士顿是个多么好的上大学的地方，她在那儿很开心等等。然后他会想起你仍然没有告诉他你在哪所大学读书，他会再问，你只好说出来。

　　“哈佛。”炸弹投下了。当心平民、看热闹的人、农场动物，还有一起的飞机乘客。准备好接受一段凝重的沉默。然后……但是我已经跟你讲了。敬畏的退缩，突然降临的距离。

　　***

　　甚至那个秋天我注册入学后，我仍肯定我成为哈佛学生纯属偶然，某一天某个人会发现我是个冒牌的，我会被要求退学。我们的学生证同时也是让我们进入寝室的钥匙卡。任何时候，只要我把卡插得太快，门上一个红灯就会亮起来（拒绝进入）。我惊慌起来，开始出汗，确定我已经被发现了——我还没有付学费，我正要被踢出哈佛。

　　睡在哈佛园中间韦尔德楼里感觉很古怪。那就好像哈佛校方每时每刻都要把你是哈佛学生这个事实印在你身上。玛吉和我会在游客来来往往的嘈杂声中醒来——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世界各地来的人——早上八点来到我们窗外。他们排着两队走过狭窄的小路，好奇地环视着我们的楼房，跟着前面的导游。

　　一路跑着去教室，我觉得我的生命在继续不断地展示。我避开约翰·哈佛塑像前的一群群游客，在草地上走，绕过他们。他们看见我匆匆走过去时，他们的头用一个动作转过来。“嘘。”——这是他们互相说的话。“那里有个真正的哈佛学生。嘘——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吗？这么开心！”他们说，“这里的每个人都这样开心因为他们上哈佛大学，你怎么会不开心呢？”

　　报纸报道哈佛的方式以及人们说起哈佛的方式，让它看起来大而壮观，用大写字母，配上光芒和星星。我在日记里写“哈佛”时不用大写，我把它缩写成“哈”——这样它看上去就像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这样它就不会让我敬畏或者对我产生威力。

　　即便如此，晚上躺在床上，半睡半醒时我会产生我是个微小的生物、身处一个工厂一般的世界里（那便是哈佛园）的想法和感情。我很微小，我睡在火柴盒似的床上，跟其他睡在火柴盒床上的小人一起堆叠在一幢房子里，每天起来去搅拌一页又一页上面有成排发射出的文字的纸。我梦见那些纸是通过窗户印刷出来的，通过哈佛园里的每一扇窗户印刷出来，越来越多的纸，越来越多的字，可以让人仔细审阅的细小的字，某一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字中的一些会意味着很重要的事情，而这就是这座工厂在运转的理由。

　　直到我真正结识大家，尤其是认识了玛吉后，哈佛才开始显得更可掌控，更自在，更真实。

　　夜里，我们躺在上下铺床上，我跟玛吉谈起我感到多么残缺多么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做任何我过去做的事情，那些让我成为我的事情。我认为我不会继续摔跤了，因为男子摔跤队是大学代表队——纵队I——而我不认识大学里的任何一名女摔跤运动员。我不再拉小提琴，因为所有的交响乐队都充满竞争，都只收那些曾经接受过多年私人训练的小提琴手。我是个滑板手，可哈佛广场上的人行道都是石子路，太颠，到处是路边艺术家，无法在上面滑行。

　　我们在床上睡觉时，我跟玛吉谈起我妈妈。“玛吉，无论什么时候跟妈妈在一起，我都变得愤怒而可怕，我不清楚那是为什么。”那让我想哭。“她为我做的比任何人都多，她放弃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我幸福。”但是她的存在让我感到焦虑和失望。我的愤怒没有表现在我朋友们面前。可是妈妈却反映出了我所担忧的一切。

　　“我想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推得越远越好。我很害怕，要是我对她好，要是我接受她那个样子，我就会变成跟她一样，我就不会拥有要在这里成功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那样让人害怕。”在内心深处，我感觉我就是我妈妈。她在我的血液里，她就是所有哈佛关心的或者理解的对立面。我感觉，为了在哈佛取得成功，我应该要去跟我的同学以及哈佛的环境相认同。

　　玛吉拼命撑着不睡听我说话。她事先向我打了招呼，万一她用呼噜声而不是话语来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在乎她是否开始打呼，因为她的呼声很柔很轻很悠长。我每晚已经习惯在这些呼噜声中入睡了。

　　“我的另一部分则要把妈妈拉紧。我变得那样愤怒，要保护她。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知道或者在意她内心所有的真实和美丽。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待她如同一片尘土，我对她生气。我试着要把她的形状扭曲成变了形的撕裂开的什么，然后让她变成跟哈佛这里的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东西一样……”

　　有时候，当我阐述问题或者故事时，那些问题或故事会断开来，然后又重新纠结在一起。它们似乎会长腿长尾巴，甚至还有手指在迷乱中抓它们的头。随着我的陈述，我的疑问从小小的胚胎长大成完整的想法和问题，自己变得羽丰肉满。我看着它们，不知所踪，它们变得具体化、可触摸到，就像奇怪的生命体在我大脑里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会不停地说，说出我的思想，直到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跟玛吉的打呼声说话。

　　我安静下来，但是此刻我所有的问题跟人一样巨大，有多个分支，它们压向我，把我纠缠进它们混乱的复杂之中。

　　拱形天花板上雕刻着真理格言，枝形吊灯跟巨大的麋鹿角一起悬挂在那儿。很壮观的情景，然而那天花板似乎离四十英尺下面在餐桌旁用餐的哈佛新生很远。这里是新生联合楼，就在哈佛园旁边，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在这里享用一日三餐。

　　联合楼跟哈佛校园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雄伟、简朴。墙壁上贴着装饰华丽的深色木板，上面挂着巨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都是尊贵的殖民时期男性，他们身着燕尾服，不苟言笑。那些在谈笑着的十八岁学子似乎跟这个氛围格格不入。按照有关哈佛的知识，一年级学生最困难的挑战是把一块白脱粘上联合楼的天花板。这很不容易，然而天花板上早已粘上了许多片白脱了。抬头往上，你可以看见它们，一块块小小的黄黄的，沾在有乌木黑点的木头上。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从弹皮弓到把调羹当作弹射器用。多数努力付诸乌有，因而要是突然看见一块黄色的白脱斑点掉在你的食物上或者在你头发里摸到，那是毫不让人吃惊的。

　　联合楼里供应的食品非常丰富：一个满满的色拉吧，素食或者肉食的主菜，不同的甜品，包括每天的冰淇淋，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的配料，以及你想要喝的任何饮料，从咖啡到苏打汽水，或者任何种类的果汁。我们甚至任何一餐都可以吃麦片——那里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麦片。

　　几乎每个人都抱怨食物不好，也许仅仅是为了有点什么东西可谈论，或者也许因为他们厌烦了每天相同的食物选择，或者那儿的饭菜没有他们妈妈做得好。但对我来说，这么丰盛的食品令我惊讶不已。别人抱怨时，我会回想起我朋友戴夫那年早些时候对我说的话。戴夫是我在昆西高中时的一个滑板朋友。他穿着像袋子一样的衣服，把他因吃素而骨瘦如柴的身体藏了起来。他穿肥大的裤子，裤管那儿张开着，使他看上去像个三角形。他留着脏兮兮的绿色莫霍克印第安人头，穿着鼻环，戴着用胶布粘起来的宽边眼镜。他不是那种我高中的老师希望我交朋友的人，但他是值得我一点信赖的人。

　　我们刚刚从他家滑了三英里路到我家，我提出请他吃点什么，告诉他我们只有百吉饼可吃，而且只有花生酱蘸。“听起来不错。”他边说道，边意味深长地一口咬了下去。

　　他品尝着满口的花生酱，边想着什么。他说：“你去上了哈佛后不会忘了我吧？”

　　“我当然不会，戴夫。”我微笑着说道，有点好笑，因为他是那样的诚恳。而且我确实没有忘记他。

　　他朝我摇摇头，针对哈佛学生，说道：“他们像是花花公子，‘我的第二辆劳斯莱斯坏了，真不爽。’那怎么能跟这样的话比呢：‘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我家里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别的东西吃了。’”我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来自情况相似的家，那种我觉得最舒适的家。在那样的家里，没有一样家具是般配的，窗帘跟沙发碰撞着，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有点脏和破，但很舒适。那种昏暗拥挤的地方，天花板不高，窗户也不大。那种厨房里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什么吃的都没有的地方。那种我总是感到像家的地方。

　　我坐在联合楼里，听着别人对食物的抱怨，我的脑子里会闪出这些思绪。

　　一天在联合楼里，我坐在那儿，身边围着朋友们，玛吉从口袋里拿出一罐蜂蜜来。“尝一点，”她对我说，“这是很特别的蜂蜜。我老爸寄来的。”标签上说这是蓝莓蜂蜜。它来自那些只从蓝莓花上采蜜的蜜蜂。特别的蜜蜂，选择花采蜜，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田野三叶草。很纯很甜可能很贵的蜂蜜。我从没听说这种蜂蜜。“它吃起来真的更好吗？”我好奇地问。我朋友解释说有一个农场，农场里有蓝莓林子。我开了一个关于精英蜂蜜的玩笑，可是只得到了朋友的白眼。我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但我稍微带有一点而已。

　　沉默被对即将来临的行为生理学问题、噩梦般的化学7课实验报告、英语10a课不断堆积起来的阅读材料的抱怨转移开了。

　　我是吃花生酱和蜂蜜三明治长大的。花生酱和蜂蜜是免费供应的。它们来自食物银行，上面的白色标签上用普通黑体字印着：“美国政府剩余物资”。那些浑浊的蜂蜜装在十磅容量的塑料瓶子里。没有人能够很快把这一瓶吃完。蜂蜜变干，变成一层层发硬的糖粒，在瓶底形成一层棕色硬块。五年级时，我住在蓝岭公寓——“村子”——卡西和詹妮的妈妈给街区的所有孩子做三明治吃。她把神奇牌面包排成一排，给一半面包片抹上花生酱，另一半淋上蜂蜜。她把三明治合在一起，然后递给我们，我们拿着跑开去。我们边玩边吃，我们粘着蜂蜜的手指混杂着脏污变成了黑色。

　　孩提时我并没有真正知道我很穷。我以为所有的孩子都吃装在贴着白色政府标签的塑料瓶子里的蜂蜜。

　　如果说我不知道有那些吃蓝莓蜂蜜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界的话，那么我肯定他们不会知道有我这样的孩子以及我的花生酱蜂蜜三明治（而且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每晚在收容所用付费电话给妈妈打电话以确定她没事）。

　　蓝莓蜂蜜似乎是个开端。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差异甚至影响了我在哈佛的朋友间细小的无足轻重的交流。直截了当地谈论阶层差别是很困难的。随意地说点什么——也许只是提到同母异父姐姐或者某件曾经发生在收容所的事——都会引发出无数关于“那是什么样的”之类的问题，那些我不会跟家里的朋友谈论的事情。我渴望着跟他们没有区别，但我不想跟这些学生一样。我羡慕他们跟他们一类的人一起时的自在，而我则想念我家里的朋友们。

　　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总会出现谈论阶层或者谈论我们不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们这样话题的机会。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主题，并且要听起来显得没有痛苦和愤怒。我害怕把自己的一部分向别人袒露出来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怜悯。

　　玛吉知道她的特权。她清楚她可以指望她父亲每月给她的津贴。对我而言，甚至连父亲这个词都是痛苦的。我的父亲有钱，但他没有脸。我从没有见过他。我不曾见过他的照片。我从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或看到过他的笔迹。（而且我也从没有见到过他的钱。）

　　玛吉父亲每个月寄来的支票保证了她在读大学期间用不着打工。她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读书，打橄榄球。我的津贴要从每天清扫两小时的宿舍卫生间、每周清扫五天中来。我去干活时，看见玛吉在桌前学习或者去游泳池或者橄榄球场，有几个下午我非常嫉妒她的自由。

　　然而，在我用力刮下淋浴间瓷砖上最后一层棕色的污垢时，我的思绪可以自由驰骋。

　　不过玛吉不是个精英主义者，也不势利，也不是守财奴。她经常在谈到钱这个话题时感到不自在。她担心自己花钱的地方。她跟我谈到她觉得有负罪感，因为她会一个周末去滑雪花掉四十五块钱，而我却不能。有时她见到一名无家可归者讨点零钱，她会畏缩，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对她讲，她生来就有钱是她无法改变的，就如同我无法改变我生来就贫穷一样。我告诉她享受自己的机会。在开始意识到阶层差异后，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一个比那些无法享受阶层地位的妇女的声音更容易为社会听到的声音——去帮助启发人们对阶层差异的认识。

　　像那些只采蓝莓花蜜的蜜蜂一样，许多哈佛学生只品尝过一种花。我在哈佛是要带着他们朝那些他们从未造访过的果园舞动——那些果园里普通的三叶草在蓝莓旁边一起生长。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得打比尔神甫收容所的收费电话，而且只能在晚上7：00到10：00之间打。电话经常占线，我要打好几次才能接通。我会问：“伊丽莎白·萨默在吗？”一个说话声听起来有些像发疯或喝醉样子的男人便去叫她。我希望她在（不然我就会担心）。收费电话就在收容所休息室，在电视机和沙发边上，因此总是有很多嘈杂的背景声音。通常妈妈跟收容所里的人们在看篮球赛。她很密切地关心着那些运动员和得分情况。收费电话使用限时十分钟，因为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故而我们说话从来都很短。

　　我跟她通上话后，我很喜欢听她讲在收容所的朋友们的事情，讲乔安妮、詹姆斯和雷，讲跟他们出去喝上杯啤酒，或者和他们一起看体育比赛、吃甜麦圈等。我一直希望她能更多外出或者结交更多朋友。她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做园艺、看书以及做她认为是关心我的事上。但她也不在意呆在家里，甚至独自一人。她总是喜欢自己陪伴自己，并且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有人能够用她理解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她。

　　她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就担心她是否呆在了朋友家。一天上午(我前一晚上打电话没有找到妈妈)，我从柔软的床上坐起来，太阳从深色厚木框窗栏的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电话铃响了，我睡意全消，接了电话。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说，她有点累，因为她在邓肯甜麦圈店呆了一整夜没睡。她笑着这样说道，好像那是司空见惯的。由于收容所满了，她就去了那里。我突然之间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邓肯甜麦圈店产生了好感。有多少回那儿的清咖啡和橙色的塑料火车座使妈妈免于挨冻呢？

　　“父母的周末”是一个让父母们来探望他们刚离开家的孩子，同时看看他们的大学生活情况、他们的朋友、寝室和日常活动的机会。这个活动是在十一月初，这样互相思念的父母们和学生们就用不着等到感恩节才能团圆。

　　“父母的周末”那个星期五，我早上9：00在火车站接妈妈。她带着很多很重的包，因为比尔神甫收容所白天不让她把东西放在那儿。她曾经花了十九块钱买了辆带轮子的推车——可是用了一个星期轮子就掉下来了，所以她只好回去把包背在背上。我帮她拿着包穿过忙碌的哈佛广场。她看起来很开心，但有点疲惫，她的头发一如往常四处散落着。我跟她说她可以把那些包放在我寝室里，这样就用不着到处背着了。“哦，谢谢你。”她说道，仿佛那是可以享受的特权。

　　从我在T形车站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她背着那些粗呢背包，穿着好几层衣服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知道我的“父母的周末”跟别人的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把那些包一放下来，妈妈就拿出几星期前我给她的那份关于“父母的周末”的小册子。

　　那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可我只能让妈妈独自去参加父母亲们的活动，因为那天下午5：00前我还要交一篇议论文写作课的论文，这是我每个星期五都要做的。“我一定要去参加那个关于莎士比亚的报告会。”她说。她期望我会和她一起去，可我得写完我的论文。她说不介意自己去，可我感到很难过。我憎恨那些有两个家长的或者至少有一个家长和一个继父母的学生——他们可以互相关心。虽然我对妈妈的到访感到非常高兴，但我感到那是一个负担，因为我必须肯定她很开心，一直有事情可做。到了一天结束，交掉了论文，我是那样恼怒，我只想她快点离开，可她想要留下来。看到所有的室友们跟他们完满的家人，在分别以后因为见到了父母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名一年级哈佛新生，小学时就和父母一起从伊朗移民过来，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当作非法外国移民。他对新生的“父母的周末”这样评论：“这是所有我们这些来自残缺不全家庭的孩子观看完满家庭成员四处走动的一个时机。”

　　对我自己，我添加并做正常运转的事情，诸如买衣服、上课、应邀外出吃晚饭，等等。可我无法那样跟妈妈联系起来。我感到筋疲力尽，十分愤怒。跟通常发生的那样，这种愤怒因为我对妈妈的无礼而显露出来。她无法明白我为何在大学过得不好。我是那样愤懑、尴尬和伤心。我想把妈妈推开，忽略她，假装她不存在。我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对它觉得无比内疚。我只想在床上蜷缩成一只球，假装这整个的哈佛世界不存在，我因游泳而导致的头痛是真的，与对不公平的愤怒和恶心没关系。

　　我交掉论文后她很快就得走了，并且无法跟我一起吃晚饭庆祝我的生日，因为她必须在晚上6：30到收容所登记以便那晚有张床睡。在“父母的周末”这天把妈妈送回到收容所去，我感到是十分可怕的错误。我觉得我应该叫她跟我一起睡在哈佛大学，但我无法这样做。我不知道跟我的室友和她们的父母该说什么——他们都住酒店——如果他们回来看到我妈妈睡在公共房间的话。我对哈佛痛恨无比。我觉得好像“他们”创造了这一切的情形就是为了嘲弄我，那是种邪恶而残酷的炫耀。 第三部分 睡在露天

　　“可怜的黛安娜。”夜里玛吉会躺在床上喃喃自语，“我偷走了她的室友。”玛吉和其他室友把黛安娜称为我们的荣誉室友，因为她们都那么喜欢她。黛安娜周末经常会来哈佛。我们两个会在我床上两头睡，她的脚在我头边上，我的脚在她头旁边。她是个很疯很有趣的女孩子。我的室友们看得出我对她的感情，我在她身边有多么开心。

　　一天黛安娜和我在哈佛广场上玩滑板。黛安娜的滑板撞上了人行道拐弯处，飞了起来，掉到了一名画家放在鹅卵石地上的画上。滑板打破了一幅镶在玻璃镜框里的画，画面上是一个微笑着的太阳，散射出橙黄色的吓人的长发绺一样的光芒。画家对着犯了罪的滑板做了个鬼脸。不过我说了我愿意赔那幅画和镜框后，他很高兴。打那以后，我只在夜里玩滑板，那时候街上昏暗而宁静，空无一人。

　　在这样的夜晚，我被滑板撞击路面的响声激发了活力，也很高兴摆脱韦尔德楼和冷清的科学中心那种乏味。

　　我带着滑板来到外面，我是自由的，我的滑动迅疾而无拘无束。光滑的黑色马路，倾斜的水泥起伏，我的双眼跟随着白天把汽车整齐地分在两侧的黄色隔离线。此刻，在凌晨，只偶然有汽车前灯从荒凉的昏黑中出现。我不理会那条黄线，滑板发热的小轮子滑过又滑回那条油漆的分隔线。我在黑暗而光滑的马路上曲折滑出大大的圆圈来增加动力。这里没人来观看我的愉悦，而那样很好。

　　不过，有些夜晚，黛安娜会跟我一起来。我们两个都虔诚地相互沉默着，沿着马萨诸塞大道滑行。我宁愿自由自在也不会考虑安全问题，那时我边这样想，边回想着自己盯着白色墙壁和干净的宿舍房间角落时所感觉到的那种沉闷的慌乱。

　　在哈佛，我经常需要听到滑板轮子在人行道上急速擦过的声音，剧烈的风在耳边飞快地刮过。我想在白天玩滑板，可是白天要滑滑板是不可能的，马路上那么拥挤。我是名滑板手，但只是在夜里滑。大学里玩滑板的一些人大多数拿着——而不是骑着——他们的昂贵崭新的滑板。我喜欢在夜里滑过哈佛园平坦的地方，在交叉十字形的人行道上越滑越快。有时候我会在韦德纳图书馆前那块光滑的场地上练几个我会的动作。我会玩凌空飞旋——跳起来把滑板在脚下旋转一百八十度然后着地时又站回滑板上——还有双飞——滑板和人一起跳到空中，然后滑板掉下来时人又站回滑板上。我的滑板技术从来没有提高到能玩更需要技巧的踢腿双飞和轨道滑，我的滑板朋友戴夫玩这个很溜。

　　11月下旬，天气更冷了，白天也更灰暗。校园里人一下子多出来一倍，因为哈佛—耶鲁对抗赛的缘故，可我并没有卷入到那节日氛围中去。我已经花了三个月时间，挣扎着要在这个无法抵挡的气氛中找到一个地方，并时刻准备着逃离哈佛。在我脑海深处始终想着妈妈住在收容所里，而我却生活得如此自由——为了自由——住在舒适的大学宿舍里。我感到没有人会理解。我试着要把不可调和的现实紧紧抓住，我的大脑却一直处在紧张之中。那紧张不断增加，我却没有意识到。那个周末的一个晚上，我开始哭起来。大家都走开，别安慰我，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我不值得大家在我身边。我为什么在这儿？

　　我的功课经常没做完，因为我一直在忙着社交、调整，经常写日记。我觉得对我自身的期望太高了。哈佛大学（某个人在某处——我想像着一个有钱的捐助人坐在他温暖舒适的家里在写支票——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原谅；我害怕这个人会发现他在我身上犯了个错误）为了让我在这里而支付一大笔钱，我的回应却是课程不及格或者交出去平平的功课。有次我提到自己担心天文学课会不及格，一名怀着好意的熟人说道：“别担心，他们不会把你开除的。那样他们会很没面子。你能想像到这样的新闻吗？哈佛把可怜的流浪女生推向马路。”很奇怪，这句话让我暂时感觉好了些，因为我想那可能是真的。但它也暗示说人们认为我能够利用这点通过考试，而不是依靠我自己的努力。

　　那个周末，黛安娜来看我。大多数学生在清晨四点半都安稳地熟睡在他们的床上和小小的立方体样房间里。只有一些最晚参加完聚会的人发出低语声，摸索着回到他们的房间，躺倒在床上，睡着过去。他们的身体充满感激地睡在彼此都一样的软软的条纹床垫上。

　　我轻轻地推了推黛安娜，我们的头睡在我床的两头。我央求道：“拜托拜托，我们能不能睡到外面去？我需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睡。今晚在这个地方我无法睡觉。”哈佛园是块修剪整齐的草坪，浸润着传统，被一堵高大的砖墙包围着。那里有二十扇门，其中多数在太阳落山后就关上了。那里的建筑是校园里最古老的，有几幢建于十七世纪。它让我感到被陷住，幽闭恐怖而且虚假。我的双眼红肿，我的四肢因为抽泣颤抖而虚弱。黛安娜乐意逗我开心，因为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从床上拿了毯子、羊毛围巾和枕头，拿着我们所有的卧具穿过黑乎乎呈三角形的绿草坪朝铸铁大门约翰斯顿门走去——那是几扇整夜开着的门中的一扇。我们穿过那扇装饰精致的大门时，我感觉像在离开一个光闪闪的水泡，从滑溜闪光的表面冲过去。从哈佛广场朝高大的砖墙看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那些古老建筑的屋顶。

　　白天，哈佛广场上有几个群体的人，他们在此共存，彼此互不注意，互不通名。有从郊区成群结队而来的少年人，有街头小混混，他们留着野性的发型，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他们戴着狗项圈，身上刺着文身，穿着黑色皮衣或褴缕的衣服。游客到广场来找乐子，寻找广场那狂欢的氛围和历史。那里还有受人尊敬的教授们，满头白发，戴着充满书卷气的眼镜，有哈佛学生，穿着保守的扣子扣得好好的土色调卡其布衬衫和棕色懒汉鞋或者新的运动鞋。我熟悉这几个不同的世界和他们彼此的分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是他们全部的一部分。

　　那里也有几十个流浪者。任何哈佛学生都会熟悉他们的面孔和声音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名字的话。我逐渐认识了好几个，有的知道名字，其他的只知道那个“要零钱的家伙”或者那个站在克里斯蒂商店门口，总是把门拉开着并坚持要我拥抱他一下的那个人。有几个男人每晚睡在邓斯特街车库边上的窗户格栅上。车库是广场上的一家大卖场，是由一个停车库改建的。大卖场里的暖气从格栅里流出来。不过我在哈佛过了一年后，市政府在格栅上装了笼子防止有人睡在那里。对我说来，这样做是非常残酷的。那些流浪者为什么不应该利用从格栅里吹出来的暖气？没有别的人会利用它或者需要它。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呢？拥有这块地产的哈佛大学通过把那些人从眼前赶走就认为他们可以消除流浪问题了吗？

　　我们穿过马萨诸塞大道，来到一个跟小池塘那么大面积的由砖头圈起来的地方，比周围的人行道和街道低三四个台阶，那是地铁站的入口。这个地方叫坑。它是跟朋友碰头或者坐在围成圈的台阶上看来往行人的中心位置。白天，这儿到处是“朋客摇滚”少年——游客和学生们会呆呆地看现场艺术表演。

　　我们把枕头和毯子靠着绕着坑边沿的凸起的一根水泥路障。地上很冷，不过那水泥板给了我们一点遮蔽。我们用毯子裹住身体，合上了眼睛。我躺在那里，感到又冷又轻，像天空里飘过星星的一片邋遢的云。地面感觉高低不平，使我又真实起来。我很高兴在这里，很高兴到任何地方，只要不是在那个水泡（哈佛大学）里。我们半睡半醒了几个小时。我感觉天在亮起来，但不想睁开眼睛。扫路车唧唧叫着轰鸣而过，如同一只庞大的昆虫。一个男人问黛安娜要根烟。她摸索着找了一根。我仍然没有睁开眼睛。我不想醒来，可是那个男人——我从半睁开的眼角看到他上了年纪，胡子灰白——不住地试图要跟黛安娜聊天。我把毯子往身上拉得更紧，不去理睬他，不过黛安娜比我好多了，回答了他的大多数问题。我把脸靠在黛安娜的背上，希望那男人走开。我背上有一小部分开始感到像块冰或者像地面的一部分。天空变得越来越亮，有几个人开始出来了。我们站起身，拖着毯子往回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园，就如同我们从一个整夜不睡的卧谈聚会回来。或者也许我们看上去像两个小孩子，拖着他们用树叶盖的拆散了的城堡从后院回来，用力地拖着毯子。它一点不像回家的感觉。

　　冰冷的水泥地让我想起了收容所和在街头露宿。我感到被水泥地抱着，那种从不会被一个人抱着的感觉。每天晚上都有人像这样睡觉。我觉得跟这些流浪者骨肉相连，被他们睡在露天的思绪占有，感觉迷失和寒冷，如同我的内心世界。在与他们更亲近的感觉中，我感到跟自己更亲近，而且更强壮。我主要是感到自由和真实，抛开了所有把人们控制在哈佛园内的借口和保护伞。它使我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去管那些如此陌生的结构、动机和过程。

　　我回到宿舍，感觉又累又困，全身污脏。阳光感觉也不真实。但这是新的一天，看起来不像前一夜那么可怕和阴冷。我想回去睡觉，睡觉可把我漂浮到一片甜蜜的空白里。我把毯子拉过头，我真诚地感谢我柔软的床，感谢我能够钻回到床上。我所能做的一切便是躺在那里，毯子盖住双耳，前后摇晃着，感觉那种紧张把我转成一个越来越紧的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大脑里压着，使我发抖，好像要爆炸一般。我很糟糕地意识到我皮肤的每一颗小粒子，每一处痒痒和不适，每一个声音和嗓音。黛安娜待在公用房间，跟詹妮和阿本娜说话。

　　玛吉轻轻走了进来，把身后的门关上。她看见我和黛安娜进来的。她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她经常给我揉背，这是我感到情绪紧张时惟一可以帮助我入睡的办法。她把我的头放在她膝盖上，开始揉我的肩膀，抚摩我的头发。我向她蜷缩过去，开始无声地哭泣。我把天蓝色的绒毯盖在头上，就那样躺在那儿哭，抓着她的脚踝。她的腿跟毯子一样毛茸茸的。

　　随着深深的大口呼气和啜泣，一切都从我内心深处翻倒出来。我颤抖着做了几个深呼吸。“玛吉，”我对她说，“我希望死去，或者把我的生命倒回去，直到再回到子宫里。”我靠着玛吉的膝盖，毯子盖住了头。我想回到某个安慰人的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会感到被暴露在如此一个不饶人的世界的泛滥光芒中。在这个世界里，我必须拒绝我母亲，为了成功而没有母亲。我所有的思绪形成一个个小圈，在我的脑海里旋转。我试着向玛吉一下子全部解释清我的感受，然后我试着按顺序把它都告诉她。我觉得要是能够把一切都倾诉出来，她会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有她那样的膝盖的人都会理解的。

　　她留在那里，抱着我。我感到了内心征战着的部分将会在哈佛找到和平的第一丝光芒。我感到我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我剩下的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哈佛呢？对许多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他们想要权力、财富、安全和知识。他们想要站在图腾柱的顶上。可是我所看到的哈佛令我作呕，让我异化。我不想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它看起来那么自我包容，远离这个世界的贫困和悲哀。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跟那压迫串通一起，让穷人们继续困顿下去？

　　我曾梦想自己离开哈佛，住在某个远方的山脚下做一个隐士。我曾经和妈妈以及其他流浪者一起露宿街头，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存。我处在权力堆的最底层，带着不确定的幸福。我想做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那种自由是自欺欺人，因为没有社会内部的权力，我们要完全自由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梦里，我们每天都必须为基本需求而努力。我的生活被缩减了，没有社会所提供的所有的好处和舒适。我只可能跟我妈妈一样自由。

　　那天早晨，在跟玛吉谈过也哭过后，我决定留在哈佛。我会尽可能遵循它外表的规则——那是麦克先生曾经教过我的东西——同时依然按照我自己的标准生存着。我依然可以拥抱我的妈妈。也许我会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还有它赋予的权力，并且我不是利用这权力来过得舒服，而是可以用它来让别人不舒服，这样他们就想要变革了，或者我可以利用这权力来为穷人呐喊。当我拥有了一个哈佛的学位——即使我不同意从很多意义上它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和排斥主义——我不会为我自己使用这种权力和它给予我的承认，我会利用它发出一个声音，那声音会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我选了天文学课程是因为课程标题——宇宙与一切——听起来很幽默有趣。课程介绍手册这样描述这门课：“我们将把一些基本原理应用到起源、进化和宇宙的命运上。我们将继续检视我们的银河系。我们将讨论行星、恒星和黑洞的起源和演化。我们将问宇宙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变成那个样子的。”我没有想到这门课会涉及到费解的天体物理学。任课教授每节课上都飞快地讲解许多等式。我理解那些基本的概念，觉得我数学可以跟得上。我向教学助理要求额外补课。我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公式和题目，但仍然解不出正确的答案。我去找韦尔德楼的学监，告诉她我担心通不过。她告诉我不要着急，给了我几盘星座冥想磁带去减压。她对我说继续努力，并说以后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放弃这门课。但是学监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因为撤销上这门课的最后期限早已过了。因此我只好继续读下去。

　　我知道自己大考会不及格，不过只要我去参加考试，我可以得个E，这是个不及格的分数，但比得ABS要好点。要是我不参加考试就会得ABS。我必须在考场里至少呆上一小时。我试着做开始的几道写作题目，可是那些更难的写作题把我挫败了。一月中旬，在大考前一星期，一名大四学生在他宿舍里上吊自尽。我坐在考场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有一道题目要我们写我们上天文学14课程的体验。我写道，我知道这门课会不及格，不过我挺下来了。我写道，我很高兴自己对宇宙有足够的认识，并认识到一门课不及格还不足以让我绝望到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规定时间一到我就离开了考场，在门口把我那本蓝色小考试记录册交给了学监。

　　第二天，负责新生的教务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天文学教授给她打了电话，因为她担心我可能会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天文学教授第一次注意到我。我解释说我没事，我写的是相反的意思。

　　我嘲弄这门课程的名称，笑着说鉴于我已经连“宇宙与一切”这门课都没有通过，其他就没有什么我可以不及格的了。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正如贾尼丝·乔普林唱道：“自由不过是剩下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另一种说法。”我带着那样的态度开始了自己在哈佛的第二个学期。

　　为了应对大学第一学年我周围那种陌生感，我读诗歌，并在日记里写诗歌。我写完了五本大日记本。我希望自己能写出好诗来，但是我写完它们，自己就嘲笑起自己的诗歌来，因为那些诗是那么烂。我决定春季去参加诗歌讨论会，不过那只接受申请者。甚至连创造性写作班都是排外的。要是你还不会写诗，你是连诗歌初学班都没有机会去上的。我在申请诗歌班时，见到了一门叫做“创造性非小说”的课程。我也申请了上这门课并且获准了。

　　我的同班同学有几个大四本科生，两名职业生涯中期的记者，他们得到了尼曼奖学金到哈佛来读书，还有一名前美国国会女议员。我喜欢在一个有不同类型学生的混合班里，那里的学生不局限在有钱的十八岁左右的学生。这个班让我写对我很重要的事情：跑步，摔跤，生活在寄养家庭，以及我高中时候的朋友们。那个学期，我的其他课得了C(及格)，可我的写作课得了A(优)。

　　我自己读了一本战后波兰诗歌的书。那些诗歌充满了希望，诗里点缀着战争与死亡的体验。诗歌用新的欣赏感觉去看待生活中的简单事物。诗人亚当·瓦齐克写了一首关于他兄弟的诗，令我想起了妈妈。瓦齐克的兄弟由于二次大战后多年的伤病和失业而发了疯，从窗户跳楼自尽了。瓦齐克写道：

　　我没有去停尸房看他，

　　只是跪在他抽屉前哭泣，

　　看着那些琐碎物品，跟他一样被废弃：

　　一只坏了的打火机，一些小发明玩意，

　　他是那么欢喜那些神奇的技艺——

　　在他眼里，它们代替了诗韵和节律。

　　这首诗让我哭了起来，让我想起了妈妈收集的报纸文章和麦当劳玩具，那些别人都会称为废物的东西，那些她在收容所无法拥有的东西。

　　我被哈佛录取一年多后，妈妈通过一个叫做“安居附加”的计划租到了她自己的公寓。在流浪了十五个月后，那可是件大事。

　　她很喜欢我大二时的室友维罗妮卡和阿莲娜创造的“墙纸”，她们用皱纹纸和金属纸覆盖在墙壁上。妈妈想为她的新公寓做这样的墙纸。我给她买了些深蓝色纸和金黄色的金属招贴纸。她创造出了整个银河系，一个展示在墙壁上的宇宙。尽管我曾经没有通过“宇宙与一切”这门课，可我知道在妈妈的宇宙里没有人会失败。她没有想过我的分数以及跟其他人去比较。这个思想是她教了我一辈子的东西。

　　在她新公寓的后部——她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有一条通向卫生间的过道。沿着过道的一面，那里展示着她的宇宙。每一张深蓝色的皱纹纸都被在墙上拉平整，用双面胶布粘在那里。每张大纸的边沿都重叠起来，这样——从地板到天花板——原来涂着白色涂料的墙壁一点也没露出来。在这普通的画布上是妈妈的心灵艺术创作，她的恒星，她的月亮，她的行星。

　　第一次把它给我看时，她指出了每一个星座和彗星。有几颗星星会在黑暗中闪烁，有些则是贴纸，“我最喜欢的那些是用薯片袋内侧的纸做的。”她说，边指给我看几颗小小的形状不规则的手画星星。“这是最好的一些。”地板上撒满了纸片、金箔、一卷卷贴纸、画着星星的纸、剪刀以及她说起的薯片袋闪光的内侧。

　　主要的行星在黑暗中发着光芒，是立体的，半球体形状。她从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买了这些。它们似乎被镶嵌在了墙壁上，在广袤的夜空中露出来。小小的动物贴纸在这太空的底部行走，因为上面的宏大而显得非常矮小。

　　那墙壁令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上面布满了成千上万的装饰。看第一眼是不可能注意到全部的。细小的火箭飞船放大着飞过表面多坑的红色月球。妈妈告诉我，那里也有真的彗星的传真图——她从我考试没有通过后给她的天文学课本里剪下来的照片。

　　她关上厅里的门，这样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观看这堵墙壁。过道中央的电灯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块呈“人在月球”形状在“黑暗中闪耀”的肥皂。“趾高气扬的肥皂。”她说，为她那没有夸张的幽默感感到满意。

　　我在哈佛念了一年大学后才能够明白妈妈会建立她自己的结构、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处事，那样不错。那之前，我只看到她是与众不同的，她与我被扔进去的那个精英宇宙格格不入。

　　在看了妈妈那堵墙壁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奈玛一起走过哈佛园。地上的树叶看上去非常诱人，棕色的，很容易碎。那是个风很大的夜晚，对12月初的天气来说还算是暖和的。奈玛和我躺在广阔的树叶地毯上，遥望着那温柔的深蓝色天空。奈玛推了我一下，很快我们便在树叶上翻滚起来。我们滚啊滚啊，直到我们撞上了一棵树，或者两个人撞在了一起，然后我们改变方向，心醉神迷地往前往后斜滚过哈佛园。

　　“闭上你的眼睛试试看。”奈玛说道。我们从空荡荡的黑暗中滚过去。我们再睁开双眼，灯光像一个个大圆圈在旋转。那些高大雄伟的建筑房顶看上去如同很久很久以前的城堡。我们可以看到比平时更大的天空。

　　只有运动，只有草地的感觉、真理的感觉。那风强劲而宜人。看着那些一小团一小团的白云高高地在我上方快乐地旋转着，我感到安全而自由。那蓝蓝的天空昏暗着，缀满了无穷无尽的明亮的星星。我感觉自己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人，而且依然可以被哈佛园内的这些建筑围住，仿佛它就是我自己的后院。我感到幸运，被一个曾一度如此陌生的地方包围住。

　　我们在公用房间里休息，我那几位一年级室友谈论着她们是从哪里学会自己的学习习惯和规矩的。

　　“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新教徒的工作习惯。”桑德丽娜说道。

　　“我父母很重视严格的学习习惯。”詹妮附和进来说。

　　“我父母让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做功课。”阿本娜说，“没有讨价还价。”

　　我有些慌神，回想起我经常在上午十点钟还在打最后一页报告，上学迟到，而妈妈在一边匆忙地帮我把图片贴到报告封面上。我记得有很多回我在凌晨两三点钟醒来，做生物实验报告。我恐怕自己没有学习习惯，没有严格的规矩可言。

　　在我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安排得有条不紊时，我感觉我的脑海就像我长大的家那样乱糟糟的。我喜欢零敲碎打地积累知识，根据一些天生的感觉来粘贴建构知识。如同妈妈那无休无止的一堆堆剪报文章那样，我的知识除了自己可能对别人毫无意义。我咽了一下喉咙。在哈佛，自然后果法则会把我引向何处呢？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那样自信和能干。

　　我在大学一年级学到了DISCIPLINE这个词的新含义。哈佛的一门discipline指一门学问或学科，诸如历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工具。在那些课程里，我们读关于如何界定、组织和确立知识的书。

　　我试图按照那些学科规定的方式去处理学业，可感觉不自然。在哈佛，我被要求从一个客观的距离去对话题进行分类、列举、评价。每一门学科的规则刺痛着我，包围着我，就像妈妈有次曾经徒劳地在我们公寓里追逐我时手里拿着的那根皮带。

　　我记得在小学时，大雨如注，巨大的水滴落在黑色天篷上。阿斯托利亚经常下雨，一张很大的塑料天篷遮住了半个操场。在潮湿天里，所有的学生都挤在盖着篷的区域，打四人制篮球，跳绳。可我的朋友唐娜和我喜欢不理睬四人篮球的规则。我们站在露天，站在紫色和灰色的棉花球般的云朵下。我们轮流站在天篷边沿上的落水管下。水管中的水急流下来直冲到我们半干的衣服上，而我们毫不退缩。我站在水管下，我的头发立刻被冲到脸上。我的衣服变成了深色，像水里打了褶的大袍沾在身上，鞋子里浸满了水，而且——突然——我整个人被改造了。唐娜和我转着跳着，让自己晕眩起来，把水像螺旋一样地溅射出去。终于有位老师走过来，责备了我们，把我们像二年级的囚犯而不是超级英雄赶回了学校。我们的运动鞋嘎吱嘎吱地响着，在我们身后的学校又大又空旷的过道里留下了肮脏的水痕。

　　Disciplin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里的dis-(表示“分开”)和capere(“抓住”)——“分开抓住”——在哈佛，在一门学科下学习意味着不管某人自己去抓住知识。它表示从远处观看从落水管里流下的水，数有多少水滴，而不被那潮湿浸泡到。我记得还是个小姑娘时，曾经有天夜里在一个卧谈聚会上跟我朋友洛兰一起吃掉了三百二十颗胶姆糖。我们不是守纪律的孩子。于我，在一门学科的要求下学习意味着在一台显微镜下一粒一粒地观察那些胶姆糖，但不去碰它们，不去吃它们。

　　我吃不准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大学一年级我最喜欢的课是写作课。此外，我时刻面对着那个令人困惑的有关自己身份的问题——我身边都是阶层背景跟我不同的学生和教授。我感到我和他们的差别甚至体现在思考和处理生活及学习的方式上。研究这些差异让我感兴趣，我想过自己可能选社会学专业。我选了一门叫“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的课。

　　这门课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福利改革的知识，可是我却感到被社会学的规则束缚住了——它搜寻知识的方法（分类、列举、观察）以及它发现有用的那类知识（割裂的、概念上的）。

　　许多哈佛课程教导我说，知识是我身体以外的一个箱子。我可以围着知识走，去拨弄它，从所有不同的角度去睨视它，不过我一定不可以走进去。

　　我回想起三岁时在里面玩过的那个大纸板箱。那时候，我的邻居朗达和我爬了进去。我们在箱子里过家家，妈妈给我们在箱子上开了个可以打开合上的纸板窗户。蓝绿色的光线透过盖在箱子上面的毯子照进来。知识是一个暗淡的蓝色梦。如果知识是只箱子，我想钻进去。我寻找着我自己知识的起始：我是怎样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东西的，我是如何经常去了解和学习的。

　　学习——对于我来说——必须是个人的，实际的。我需要带着学问行动，带着新知识去经历长长的障碍，如同一包包洗好的衣服或者杂货食品。要在我的身体和大脑里感觉到它的重量和运动。要把知识吃下去，像一下子吞下三百二十颗胶姆糖并痛苦地把它们消化掉。我希望知识像从落水管流下的水一样浇在我身上。我想感受它那种冰冷的潮湿尖叫着穿过我的皮肤。我的知识在身体和混沌一边。

　　这就是为何我坐在“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课堂里时会变得目瞪口呆的缘故。课堂上讨论用表格列出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的问题。我想要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来思考贫困，然而这门课的语境没有创造出一个提供给个人知识的舒适空间。当我发言——讲到我母亲和她的生活，讲到我们一年的生活费用不到五千元——我的话语自内心喷涌而出，涌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我的话语如泥牛入海，如倒下成一条线的多米诺骨牌。其他学生一片沉默。

　　我想起了四处流浪的时光。上无片瓦，周无堵墙，在敞开着的露天，生活是痛苦的，可它给了我一个观察这世界的场所，生活在编织的世界之毯的边沿，挣扎着，系在边缘。那样的观点就像被楔子钉在地板和墙脚之间，像房间角落里隐藏着的灰尘，被扫出了视线。我生活在书页边白上那空洞的空间里。我生活在天头上，地脚上，还有两侧上，在那些文字的周边。那些权力的文字写在书页的中间，那些《宪法》里的文字，学校里教的文字，福利法的文字。我变老了，我学会了爬进那一行行笔直的文字里。我已经在文字里了，在我可以写文字的大学里。可那跟一直在里面并不相同。

　　我在哈佛选课程的经验引导我去创建自己的主题研究（专业），我称之为“儿童研究”。大二那年，我申请上专题研究系，提出我想研究“贫穷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希望上包括心理学、社会学、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研究、教育学、文学以及创造性写作等在内的课程。在传统学科范围外挑选一门研究课程时，我选择拒绝大学内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和谈论的方式。穷人们和孩子们那令人窒息的声音从一排排的图表后喊出来，从那些长长的多音节文字里喊出来。我想要用可以被我最想与之说话的那些人们阅读的语言写作：穷人们、单身妈妈、游民家庭——也被更有学问的人阅读。

　　我把研究计划整理好，去找一名导师。我给所有那些教或研究“贫困或儿童问题”课的教授打电话，跟他们见面。很多教授都感兴趣，但大多数都已经有了自己系分配给他们的学生要指导。他们没有时间再去指导另一名学生了。每位教授都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然后我会去跟他们每一个见面。

　　我去拜访了萨拉·劳伦斯·莱特富特教授。我曾在教育学院上过她开的一门课。她是名高大的黑人妇女，穿着漂亮的非洲袍子。她的长发用装饰梳子挽成一个发髻。我为她的存在而惊呆而感到敬畏，还没有开口跟她说话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她很和善，有着一双富于同情心的眼睛。跟其他教授一样，她无法再指导其他学生，并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

　　我拜访了不同学科的四十几名教授，包括约翰·肯尼迪公共事务学院和法学院、教育学院的教授们。详细说明我完全想学的东西，把它解释给别人听教会了我锲而不舍。我清晰表述我的想法和计划的能力与日俱增。到我去见第四十位教授时，我完全知道了如何跟人说明我希望学和做什么、怎样学和做以及为什么要学和做。我终于在文学系找到了优秀的导师。

　　妈妈在我还是孩子时对我的独特的无管束教养方式、麦克先生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及其对个性的强调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去从事一项特殊的专题研究，在一种约束之外从事学习。

　　我们可以坐在安全的角落里，如花瓶般一言不发，我们仍然还是会一样地害怕……只有用这惟一的方式我们才能存活下来，加入到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富有创造性不断延伸的生命，继续在成长的生命。而那从来都是带着恐惧的——怕被发现，怕四处查寻的刺眼光照，也许还有审判……但是我们早已经从所有这些中活下来了，在沉默中……现在我总是提醒自己，如果我是天生的哑巴，或者为了安全而要一辈子遵守保持沉默的誓言，我仍然会经受痛苦，我依然会死去。那对建立观点倒是很好。

　　——奥德丽·洛德

　　大一学年即将结束时，玛吉对我说：“你一定要见见穆恩。她和我一起打橄榄球。高中时她也摔过跤。”穆恩有两只会说话的深棕色眼睛，淡而清爽的皮肤，留着一个男孩子头。柔软的棕色头发垂在额头上，她用手把头发推到后面去。她谈论着女性主义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家长式等级。我入迷地听着。我们成了朋友。那年夏天我们都在波士顿过，因此我们决定每周二和四晚上到波士顿学院的开放场地去摔跤。我很兴奋，又能做我所喜欢的事了。

　　在波士顿练习时，我们获悉在纽约上州有一个摔跤夏令营。夏令营是保罗·怀德曼开的。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摔跤运动员，并且曾经是个全美明星运动员，在全国大学摔跤赛中名列前茅。广告小册子上说女摔跤运动员也欢迎参加，于是我们决定去。

　　保罗让我们住在他屋里，这样我们就用不着跟那些高中男生住在一起了。穆恩和我是夏令营里惟一的两个女性，而且我们年纪也比大多数男生大。夏令营营地在美丽的纽约乡村，靠近山。除了每天三次摔跤课外，保罗还带着我们大家徒步爬山，沿着附近的一个湖泊跑步。我们要爬上梯子才能到那间“摔跤室”，那其实是一间旧谷仓的顶层。谷仓墙壁有些部分已经倒掉了，因此我们几乎就像在室外摔跤。透过老木头之间的缝隙，我们可以看见阳光、树木以及蜂蜜色的田野。保罗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一英寸，体重只有一百一十磅，可他十分的强壮。他的人格使他看起来更高大。在摔跤课结束后，他教我们练瑜珈。看到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男生们做着古老的瑜珈姿势，那真是滑稽。

　　几年前保罗曾经在哈佛组织过一个女子摔跤俱乐部，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问我们是否会在哈佛摔跤。穆恩不想，因为她不希望从事一项男性统治的运动。她更喜欢女子橄榄球，她觉得那更受人支持，更有教养。可保罗和穆恩似乎都期望我能够参加哈佛摔跤队，这事我从没想过。我觉得那些男运动员会比我强得多，而且教练会把那些不够有竞争力的人给刷掉，不过他们说服了我去试试。

　　我回到马萨诸塞后给哈佛摔跤队的教练杰伊·韦斯留了个信。我的大二学年两星期后就开始了。我的两个室友和我刚刚搬到亚当斯楼的一个套间里。还没有开学，韦斯教练就来电话了。季前队长训练下周一就开始。他要我下午四点在马尔金运动中心前集合。我挂上电话，开始跳上跳下。“耶！我被录取了！”我对自己大叫。我简直难以相信。

　　下周一我出现在马尔金运动中心的台阶上，哈佛园里的纪念教堂的钟声正好敲响四点。台阶上站着三十名男生，伸展着身体，谈笑风生。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他前一年跟我一样住在韦尔德楼里。他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摔跤队员，他们都跟我握了手。我的头发编了辫子，身穿黑色的“四十岁然后感觉它”牌衬衫，从我朋友艾米莉那儿挪用来的黑色东北女子冰球队短裤。韦斯教练从运动中心走出来，他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岁，让人惊讶。他穿着短裤和哈佛摔跤队T恤，他体形健壮俊美，长着深棕色的眼睛，留着小平头，看上去年轻结实，完全可被人认为是一名摔跤队员。要不是他带有的那种沉稳的权威样子和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我是不会知道他就是教练的。他要我们沿着查尔斯河跑一个四英里的来回，从波士顿大学桥上过河，然后跑回哈佛体育馆。到了哈佛体育馆我们就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我们一大队人穿过科克兰楼那扇铸铁大门朝河边跑去。我下定决心要跟上去，我的肾上腺素激发出来了，我像上了电一样。我设法跟几个跑在队伍后面的男生待在了一起。

　　我朋友罗伯告诉我，韦斯教练接到我的口信时他在场。教练对有女生要加入摔跤队有些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可是罗伯说道：“耶，我认识她。她很酷。”意思是他认为我是当真的，没有人会因为开玩笑而去摔跤。

　　罗伯后来还告诉我，有几个男生问他：“那个跟我们一起跑步的女生是谁？”他们无法确定我是谁或者我在那儿干嘛。不久，我就认识了所有的男生，并在季前训练结束时参加了新队员入会仪式。入会仪式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哈佛广场中间的T型下沉场地上举行。我应该打扮成男生样子，但是那天队长联系不上我，因而我是穿着一条印着许多蝴蝶的红裙子出场的。我们18：00在一名队长宿舍里集合。大多数高年级队员坐在沙发上喝着罐头啤酒，而其他人在帮着新队员穿他们的出场服。那些男生告诉我我的入会要求是去弄到五个女生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叫马特的新队员被打扮成一个外星人，用报纸从头到脚包住。有人给他拿了一把手电筒，告诉他去照那些毫无防备的陌生人，要他们“带我去找你们的头儿”。布拉德穿着一件飞行夹克衫，戴着飞行员护目镜，身体周围用硬纸板做了一架飞机。他手里还拿着一只轰隆隆放着“顶级武器”里的音乐的盒子。斯科特·斯麦德，我们都叫他蜘蛛侠，穿着蜘蛛侠化装服。

　　新队员们喝了几杯啤酒后（要是他们想的话，这可以平静一下他们的紧张心情），我们奇特的游行队伍便朝下沉广场出发了。艾迪是名盲人新队员，他在高中也摔过跤。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背得出沃伦·G和斯努普·多戈的唱片里的歌曲。一名高年级队员和他一起盘腿坐在广场中央。他吟唱着说唱歌曲，身穿大袍，头戴穆斯林头巾，身边放着红头的盲人手杖。我很害羞，不敢去找女生要她们的电话号码，于是几个高年级队员喝过了啤酒壮着胆帮我完成了任务。两名轻量级新队员，凯文和丹，穿着弹力短裤，在下沉广场中央进行“世界系列空中转体斤斗”比赛。他们的身材非常棒，肱三头肌很结实，看上去就像是小型版本的世界摔跤联合会的摔跤手。罗伯用他的摄像机把所有的都录了下来。

　　我们吸引了一大群人观看，最后连警察都出动了，驱散聚拢来的好几百人。我们队长领着我们回到宿舍，在那儿我们看了罗伯拍的录像，笑着我们自己。

　　季前训练一结束，我每天在摔跤室大约要花三个小时训练。我是惟一的女性，也是摔跤队历史上第一个女队员。我在这个都是男人的空间待的时间要比我上的任何课程花的时间或者所有我上的课程花的时间加起来还多，比我跟任何一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这个经历是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学会了重新把我所感觉到的身体和声音的脱离连接起来，跟男性的身体和声音连接起来。这个故事中大部分行为都发生在心理深处。但是我在搬走那些高山，那些代表我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方式的大山。

　　哈佛摔跤房是个红色的子宫一般的怪怪的地方，地板和墙壁鲜红如血，柔软而有保护性，如同羊水。墙壁对着墙壁，地板是块厚厚的有弹力的鲜红垫子。墙壁也包上了红色的垫子，以保护被摔上去的队员的身体。室内保持温暖，有些日子甚至达到华氏九十度，以促进队员出汗。这个子宫样的空间滋养着、包容着一队人的成长。

　　房间的一侧有高大的窗户。白天，太阳照进来，在垫子上映上了拉长的正方形。灰尘和毛发在空气中闪耀着，慢慢地飘落下来，掉到红色的海绵地面上。那些缓慢移动的尘埃和无精打采的阳光跟摔跤队员们激烈的运动和叫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根根懒懒浮动着的灰尘被快速运动着的一只手臂、一条腿、一个身体突过。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上午，阳光让我们平静、有个好心情，即便我们汗流浃背、呼吸加快。

　　窗户对面的墙壁上用厚实的红色字母写着这样一条口号：“哈佛摔跤：获取胜利的权力从这里开始”。垫子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圈排着队不穿衬衫的坚毅男子的黑白照片。上面有哈佛摔跤队的一年一张的照片。这间摔跤房反映了一种男性传统，甚至连红色垫子都在激发着雄性的进攻性。它把摔跤运动员们浸润在一个鼓励他们“成为男人”、不畏痛苦、赢、赢、总是努力去赢的传统里。这些理念被建造进了哈佛摔跤房；它们在墙上沸腾着。

　　训练是我每天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而且经常是最开心最满足的部分。

　　在这间房里，我感到没有了那通常的二分法：心灵——身体，男人——女人，内部——外部。我在低年级参加摔跤的同时，我也在教育学院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课程名称叫“心理的极端地图”，由著名的教育和妇女心理理论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似乎跟摔跤的心理过程相呼应。卡罗尔的新心理学理论是要把每一个两重性的两半放回到两者的关系里，把身体与思想联合起来，在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上架起一座桥梁。

　　刚开始时，要坚持我自己的权力并跟教练和队友沟通使我很痛苦。我跟他们处得很好，但是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论过。我进入摔跤房时，我遵循了低级组和高级组人之间接触的规则。我不跟人对视，穿鞋时看着我的鞋子。我等着别人来跟我说话，听着男生们的玩笑逗乐时保持安静。我微笑着，但不加入进去。我不觉得有任何重要或者相关的东西要说，因而我保持沉默。

　　季中的一个星期二，没有人跟我摔跤。“教练……我不想打扰你，可是那些轻量级队员一个也没来。”

　　他微笑着说：“他们中三个刚被送去医生那儿去治疗疱疹，一种皮肤感染。”

　　“噢。”我说道。

　　“也许你也应该去检查一下。去让凯特给你检查一下。”

　　凯特是我们的教练员。她给我检查了一下，没有出疹子，只有光滑的皮肤。第二天上午在心理学课上，我碰了碰我的下巴，某个点上的皮肤化开去，裂了开来。我感到那下面有血和脓液。随着我轻柔地抚摩着皮肤，血管前后移动着。头有过几次冲撞，太阳穴上被拍到几回——有几次，我把对手的手指从我脖子上拉开时，额头会撞到垫子上——把皮肤擦伤得又薄又红。就是这里，磨薄的皮肤裂开了，疱疹病毒趁机进入。

　　那天深夜，我脸上有几处开始脱皮，脓包长成了硬硬的小山一样，我通常挤推张三或李四的脖子和肩膀的身体部位上的敏感皮肤上长出了一片片盲文一样粗糙的疹子。

　　起初我试着用掉半瓶粉底霜来盖住那些水疱，可是随着疼痛的地方越来越糟，粉底霜反而弄得它们更明显、更突出，于是我不再试着掩藏它们。

　　我告诉医生我参加了摔跤队，我的几名队友得了疱疹，可医生不听。他用责备的眼神看着那些患处和我。他没有做皮肤培养，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意识到他应该做。

　　他开了些抗生素，认为那些红红的有脓汁的患处是一种葡萄球菌感染。我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可患处更厉害了。它们很痛，又痒，还有节律地跳动着。到了周末，我脸上一半都是了。我发烧到了华氏一百零二度，我想做的是躺在床上哭。

　　医生又检查了那些患处，给我又开了另外一种抗生素。他再次耸耸肩，否定了我的提议说那可能是疱疹。我开始哭起来，他却厌恶地说：“没有什么好哭的。”嘲讽着我，“疤痕会在几个月后褪掉的。”让我担心的不是疤痕。他以为我所关心的是我的容貌。可是让我哭起来的是他不肯听我的话。

　　我又吃了三天新的抗生素，最后找到了学校皮肤科医生。她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说道：“这是疱疹，毫无疑问。”她给我开了加强剂量的Valtrex（一种治疗疱疹的药）。我的队友们一直在服这种药。“他有没有做皮肤培养？”她问。她要跟我的医生好好谈谈。

　　我一吃了VALTREX药，水疱就不再扩散，开始出血，结痂，这意味着患处在愈合。

　　我想躲在宿舍里，一直到那些患处全部没有，但是我不能。我要到那些痂全部愈合后才能参加摔跤训练，因为会传染人。但我仍然要到体育馆去，在跑步机上跑步，举杠铃——教练韦斯要求做。而且我仍然要上课。开头几天我穿了件带帽子的汗衫，在去教室的路上头看着地，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我，认为我得了麻风病。

　　我在写作课上脱下帽兜时，班里同学喘着气问：“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出了车祸？”糟糕到那样。我解释了那个情形，他们都入了迷。下课了，他们没有让我感到对病有自我意识。

　　我还参加了BGLTSA（双性恋、男女同性恋、变性者和支持者联盟）会议。那些女同性恋者围住了我。“你怎么啦？你跟人吵架了还是什么？伙计，你看上去很坚强。”她们崇拜地查看着我的痂。

　　这是有关虚荣和自信的一课，我从队友们那里学到的，他们对自己的患处满不在乎，毫不禁忌。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切，从癣到葡萄球菌到眼睛被打肿、身上有瘀伤等。对他们来讲，疱疹是个大玩笑。他们开着令人恶心的玩笑，笑过一场就完。我也学着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我染了绿头发或者紫头发，或者我是惟一一个跟一群男人在一起训练的女人，人们已经盯着我看得够多的了——要是他们盯着我脸上的患处看，我为何要在意呢？

　　几星期后，我在体育馆的引体向上练习处见到了我的医生。他认出了我，把眼睛看向别处。他知道犯了个错误，甚至都没有勇气说什么。他只能做三个引体向上。我仅仅对他傻笑了一下，做完我十二个一组的引体向上，然后走开了。

　　男孩子——在大约五岁或六岁时——被教导要把他们的感情藏起来，要坚强，不可以哭。在男人们身边，我学会了把我的感情也藏起来，因为担心这些感情会受到嘲笑。我感到追求真正的关系或者分享感情的意图不会被人认真对待，被人认为是不重要的。随着我了解到更多有关男人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后，我认识到他们和我一样受到压力，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作为一名女孩，我被告知我是弱小的，伤感的，无助的，需要别人保护。而作为男孩，他们被放进一只箱子，把他们禁锢起来，不允许他们跟人分享感情。我开始明白我们之间有着比我曾经认为的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在挣扎着要挣脱一只壳，或者模子，跟我一样，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向往。

　　我队友中有几个人的脸上跟我一样有一点点的红肿患处。无数寄生病毒已经侵入了进来，在我们的皮肤下殖民。在拉丁语中，virus（病毒）意思是蛇的毒液。它也可以指任何使心灵或人堕落腐败的邪恶有害的东西。

　　我认识到疱疹和由社会规范导致的倾侧的人际关系都是疾病，它们不以性别来区分。疱疹是男女彼此关系的一个比喻。我们共有的弱点，不论我们之间有何差别，都变得不相干了。

　　跟他们越是接近，我就越难把我的教练和男队友们仅仅是看作白人男压迫者。在某些意义上，我也是名压迫者——因为我作为白人的优越，因为我上了一所精英大学。同时，我也可被视为受压迫者——因为我在贫困中长大，由一名单身母亲靠救济抚养成长，并且我是名女性。由于我可以认识到我们都受到了压迫，同时又是压迫者，我很容易对教练和队友们产生移情和爱，把我们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成长和理解的源泉。

　　面对一个跳上肉体的病毒，我们间的差别消退了。在这个病毒对世界的认识中，强壮、虚弱、雄性激素、雌性激素、高低喘息的声音都变得暗淡了。它接受任何一个主人，使我清楚我们之间多么紧密相连。我们都共享着那腐化关系的病毒，固定在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上。这样的角色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很久很久了，其起始是一条紧紧缠绕的蛇的头，深藏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需要一起来清除我们自己免受那蛇毒的侵害。

　　心理学课上，我们在学习有关大多数在我们这个文化里的青春期女孩都经历过的与她们身体的脱离。年轻女子进入公共领域，在那里人们灌输给她们这样的观念，即她们的思维和感情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思想中拥有的东西必须通过身体展现出来，因此年轻女子们也学习如何隔断她们身体的平衡感。我们了解到身体是脆弱的、弱小的、充满欲望的，是用来昏晕的，于是我们学会了不能坚强地坚持。我的教授卡罗尔·吉利根认为这种不平衡在青春期的时候产生。她对爱玛·维拉德中学的女生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爬水塔和梯子时，那些年纪最大的少女总是那些惟一不能爬上去的人。很多年轻女孩不假思索地就去爬树爬栏杆。长大一些后，她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平衡感，变得容易晕眩。

　　在女性变得不平衡并且被向着一个更被动的身体知识引导时，男性则常常拥有更多机会去使用他们的身体，获得他们的平衡，更多的训练轮流强化他们的心智，赋予他们信心。在打猎、体育运动和艰巨的体力劳动中，他们被教会要把身体和心智联合起来。

　　摔跤帮助我逃脱了部分跟我自己身体脱离的心理。许多女性都未曾有探索自己内心的身体平衡感的机会，而我通过摔跤获得了。

　　摔跤运动员必须用一种把身体范围拓宽的姿势站立，把中心放在臀部，这样她才不会被对手用一个单腿绊倒，或者高胯推或者出其不意的臀摔摔倒。我感到跟自己的身体重新连接上了，我的平衡能力与日俱增。

　　要是在训练时我没有保持好平衡，我们的助理教练格拉尼特·伊万诺维奇（乌克兰人，刚开始学英语）就会这样描绘我：“风来。”他说，边用双臂做着一侧到另一侧的动作，把风挥舞进来。“要‘呼……’。”他撮起嘴巴，发出吹气声，把手臂平伸，学着我侧躺着的样子。“下次，不。”他会说，然后给我一个夹头摔。他第三次这样说了后，我的身体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我站得直直的，保持了平衡，在他双臂把我朝这边那边猛推时，我的肌肉抗拒着他的推力。

　　一天在开始训练前，我在穿摔跤鞋，把长长的鞋带绕在后跟上，然后在前面把它们收紧。男队员们围坐着，在做伸展活动。我抬头看着。他们在抓一只两英寸大小的蟑螂。那只褐色的东西在垫子上爬前爬后。男生们围着嬉笑着，蟑螂又一次被弹到了房间的另一侧，勉强能爬起来急急忙忙逃走。这些哄笑着的男孩子们——我对他们感到惊奇。

　　我想起了跟蟑螂的一次相似的对峙。那时我一个人在女更衣室里，那只蟑螂堵在我的东西前面。我后退，围着它走，朝它扔鞋子。我实在不想碰它。我被抚养长大是要变得这样胆小的吗？我是否可以从来不注意到这个样子？受了欺骗……从什么时候起的？出生？青春期？要绕过去，小心退开，别挡道。没有什么景象像那些自信的大笑着的男人那样，用胳膊肘撑在地上，肌肉绷紧，把一只蟑螂像曲棍球那样玩。

　　另一天在训练前，詹姆斯和我靠在墙上，坐在那儿说话。他用冰块捂着肩膀。男生们正在用白色绷带捆一名男生的腰，把他的两只前臂绑在两侧——那天是他的生日——把他的双腿也一样绑着。一群男孩子大喊着，大笑着，站在前面，把他拽起来，抛上空中。我的教练大笑着，跟其他人一样响亮，一样无所顾忌。他们都那样开心。詹姆斯和我互相笑了笑，耸了耸眉。在我大脑里我听见了两个声音。一个是逻辑分析发出的声音：这是典型的男性运动，多么吓人，多么暴力。另一个是我的感觉、我的直觉发出的声音：可是这有多开心。看着他们像小孩子般玩耍着，我感到非常开心。

　　有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向往、一种希望，对我难以在自己身上抓捕到的那种无形的欢乐的男性的粗犷。男孩子们或许也会在某些方面被教导要虚假、被禁止，可是这种粗犷的欢乐，这种他们对身体的无拘无束的使用却是我在长大以后，在我进入青春期不再是个小丫头的时候丢失了的东西。

　　我向每天见面并喜欢的这些男生伸出手去，我伸出手要寻找自己永远会成为或者拥有的东西。我看出他们用女性通常不会用的那种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我想要找到那些方式。男人们是那样自由，开玩笑那样随意，笑声那样轻松，肉体那样自在。

　　大多数女性希望拒绝“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参加摔跤，我很多时间都跟男生们在一起。我参加了一项“暴力的”传统上是男人的运动，并从中找到价值观，那是否意味着我在“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呢”？我寻找着男人们在一个传统的男子项目中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一种男性人格”。男人们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女的，我曾经错过了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在寻找“我体内的雄性激素，我自己作为女性的某个碎块，我很不情愿去承认或者探索的那部分。”

　　格拉尼特不仅帮助我提高平衡能力，也帮着增强我的声音力度。教练要我们停下摔跤训练休息一会儿时，我们有时候玩“死亡篮球”游戏。惟一的规则是投篮。运球，抓球，喊叫，用拳头锤打自己胸脯来吓唬另一队，这些都是合法策略。玩游戏者常常最后在篮球馆的硬地板上滚作一团，盲目地在把体育馆隔成两半的帷幕下跑来跑去。

　　格拉尼特让我做记分员。玩的时候我必须喊出分数。要把我的声音喊到足够大符合格拉尼特的要求使我感觉麻烦很大。每次我喊出分数，他都要摇头，然后用手围住耳朵表示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不够响。他不断地迫使我，让我非常难堪。可是这办法还真管用。我的喊声越来越响。最初几次以后，我不再那么被自己尖厉的声音吓着了，别人也没有觉得太吃惊，因此我一定听起来可以了。罗伯体重一百八十九磅，急跑而去，边叫着：“奈特，我来抓你了。你在哪里，奈特？”去吓一名比较瘦小的摔跤队员。我呼吸更放松了些，知道我的声音不会像他那样难听。他从奈特手里抢过球，扣了一个篮。“二十比十四。”我的声音变得更响亮，更有自信，我的游戏也是。我跳起，断球，撞倒几个比较瘦小的队员。我的嗓音能够做到这么大，这真让人惊奇。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们举行训练赛，有裁判计分，选拔参加大学代表队的运动员。每个摔跤运动员都参加了争夺战，甚至那些可能不会有机会进入代表队的也是。

　　我站在摔跤房边上，紧张得出汗。大家都在为比赛热身。我想待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我不想跑圈、做练习性绊倒。要是我开始热身的话，那意味着我把自己很当真，意味着我相信我有机会赢得比赛。我内心的声音从毛孔里汩汩而出。它们用咸咸的汗水、紧张的发冷、发抖的身体在说话。它们提醒我：你不是真的真的认为你能够打败一个男人。努力做几个绊倒，可你不会赢的，你做不到。你会看上去在作可笑的努力。因此不要把自己当真。

　　我的心理是一块有众多殖民地的土地。在我开始认为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一文不值时，外部的声音在我脑袋里殖民。我的大脑不是自己的了。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太弱了，你会一直是弱的。”另一个殖民地则会因为我是个单薄的女性而祝贺我。所有这些声音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是另一个相反的声音争斗着冒了上来。它浮到了其他的上面。那是奥德莱·洛德的声音，以及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说道：“现在你在沉默中受着煎熬，对不对？在这房间里跑步让人们看到你是认真的，那种痛苦会更大吗？而且，也许，谁知道他们对你开始在自己身上放进价值会感到高兴呢……”“要是我要忍受痛苦的话，我最好还是开始行动。”于是我开始跑步，把自己当真。我开始更清晰更有力地说话。我开始叫教练和队友帮忙，我的声音开始被人听见。

　　我学到了，主动出去建立关系的痛苦要比保持沉默的痛苦更好。

　　在摔跤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等级。我知道教练的重点放在男队员身上，因为这是他在讲话中说的——摔跤队的目标是在全美摔跤协会I级东部冠军赛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他的工作，尽管他给每个人都发训练目标计划，但他从没跟我单独坐下来讨论过我的目标。我没有得到他的输入——我也不问他要。因而我只是自己做训练。我觉得他不在意我跟那些男生一起训练，可是要是那会使某人的训练慢下来或者受影响的话，那我就不会有机会跟那人一起练习。顶级的摔跤队员排第一位——有一个按照性别也按照能力区分的等级。不过我一直在最底层坚持着。

　　然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上是没有等级的。我的教练很尽心尽责。他要求我们有同样的纪律和付出，对所有摔跤队员都一样。如果我训练迟到，结束后要做一样的快速跑作为处罚。我被指望参加每天的训练，不会因为我是女的而给我任何休息时间。每次我向教练提个问题或者请他做什么（比如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从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体育奖学金），他都会很快很真诚很专心地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跟教练沟通——建立关系。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谁，为什么参加他的摔跤队呢？我怎么知道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的角色和目的，因为那跟其他队员的差别那么大？

　　一个星期六上午训练结束后，教练让我们仰卧着，汗津津地躺在垫子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我们闭着眼睛，听着教练的声音。他让我们想像在即将开始的东部锦标赛上各自战胜对手。“想像每一个动作，想像出对手的反应，你下一招是什么。计划你的反击。想像完成整个比赛。你可以看见自己赢得东部赛半决赛时，把手举起来。”

　　我根本无法想像自己可以赢得锦标赛。我无法举手。要我相信我可以击败I级大学代表队运动员是很不实际的事。我感到引人注目，尽管每个人的眼睛（除了教练的）都应该是闭着的。身上训练出的温暖而粘粘的汗水跟害怕而出的冷汗混杂在一起。我无法举起我的手，但我希望教练知道我确实有目标，并且我确实想赢。

　　后来我走到他面前，我的说话声尖尖的，“教练，要是我无法想像自己参加东部赛会怎么样呢？”他马上回答道：“你是对的，你应该想像自己参加自己的锦标赛或者想像自己在训练，把对手摔倒。”我说出了想法，感觉好多了。他会知道，我也明白，我举起手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我永远不可能参加的东部锦标赛。现在我们各自的现实可以融合了，我们会更好地互相理解。“你做得很出色。”我正要走开，他说道。“谢谢。”我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发现我的声音拿走了我全身的力量，使我又脆弱起来。这动摇了我。但是我生存下来了。我觉得很舒畅。

　　不久以后训练时，我跟詹姆斯和约翰一起练习。我们三人轮流转动，进入。我已经感到错位了，因为我是第三者。我觉得自己挡着道，不够格。我忍住了眼泪。今天会很艰难。詹姆斯问道：“要是你不每次三人对练都参加，而是过一会儿来一次，行吗？”我等着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应该清楚那不行。“你想每个三人练都参加。”他不耐烦地说。“是的。”我说道。我很生气。我知道我属于这儿，我知道我能做。此刻，我们都很愤怒，结果是，我们摔跤时，使出全身力气推、挤、拍、转。

　　训练结束后，詹姆斯问我怎么样，然后为拿我出气道歉。我说：“没事，我们都会碰到不顺心的日子。”我们继续谈着话。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确实想说的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是因为最近我认识到我得为自己做点事，”他说。“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要是我需要一个能够挑战我的伙伴，那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不是因为你个人的缘故。”他说。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生气的忍了很久的眼泪从我脸颊上流下来。“你为什么来？”他问。“你为什么摔跤？如果我是你，我不知道，我可能就退出了。那是很难的。要是我对摔跤不完全当回事，”他说道，“我会把时间花在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上。我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要是我对摔跤不当真的话，我就不应该在这里。”

　　我想起了我们在卡罗尔的心理学课上读的约里·格雷厄姆的一首诗。它让我想起了跟詹姆斯说的完全一样的话，和我对摔跤完全相同的感觉。

　　春天绿色原野里

　　充满渴盼的鸟儿

　　在下着赌注，这意味着

　　在我的果园

　　它展开了双翅

　　在一座愤怒的

　　蚁山上，将要收起

　　拢成鲜嫩的

　　温柏树一样黄色的

　　羽毛的山脊

　　一些细小而愤怒的 生命

　　就要与它共存，惊慌地

　　毫无疑问

　　飞向深邃的

　　天空

　　在这颗羽毛的行星上，

　　新的生命……

　　我们不清楚为何

　　它们这样做

　　有时候它们会接受 几乎一切

　　灼痛的东西，伸开

　　它们的翅膀

　　在煤炭之上，在

　　香烟头上，

　　甚至，错误地，在几块

　　碎玻璃上

　　与此同时碎阳光继续

　　抚摩着它们

　　仿佛那是爱…… ……谁不想要

　　给自我

　　拿进某样灼痛的东西

　　或者割伤或徘徊

　　迷失在

　　身体之上？

　　——选自《理由的时代》

　　摔跤就如同把我的翅膀展开在蚂蚁、煤炭、碎玻璃上。那细小愤怒的生命是我发现的在内心徘徊的恐惧。那碎玻璃是有时候身体上的创痛，是身体疲劳的折磨、脱水。我想所有的摔跤运动员都面对着这些害怕和身体上的紧张。

　　摔跤是艰难的，它要求付出这么多。要把一个动作练对要有十二万分的专心和耐心。每个动作都要翻来覆去地练习，不仅仅是重复，而且要完美、准确无误。然后，当我们参加真的比赛，那动作似乎从来就达不到训练时那样的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我们尝试着把它做对，寻找着那个本能的时刻，我们的身体会知道该做什么，用精准无比的动作反击对手的进攻。这样发生的时刻跟其他时刻毫不相同。摔跤，以及我想其他任何值得努力做的事，令我们深深地潜入自己的心理，揭开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抗拒。

　　但对我，还存在另一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摔跤帮助我意识到那还不够深。对我来讲，我在摔跤中所面对的害怕和痛苦，同样也是反抗人们指望女性拥有的传统行为和虚假关系带来的害怕和痛苦。约里·格雷厄姆的诗歌是说给我听的。有些天里，去参加摔跤训练就如同在一座有发自内心来自外部的害怕和抗拒的蚁山上展开我的翅膀。有些日子，在那个男性领域里说话或行动的努力，在那里我感到那样陌生。有些日子，这样的努力就跟在我身上的“许多细小愤怒的生命”一样折磨人。对我，摔跤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不断推动，外表的不断推动，学会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和与人联结的需要，学会把这些需要和感情带到外面跟（主要是）白人男性的关系里去。它把我移到了自己认知的边沿。

　　我眼泪汪汪跟詹姆斯进行的两小时谈话是最早跟一名队友交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时机之一。在有些方面，詹姆斯对进哈佛摔跤队的目的的看法跟我大不相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目标，觉得该是他专注于自己为自己寻找机会的时候了。他察觉到了只是坐在那里，让事情在自己周围发生存在的危险。他很用功，自我推动，有自我动机。

　　担忧的眼泪流下了我的脸，可我说话的声音设法保持柔和。我在颤抖但决然的话语之间深深地呼吸，下决心要把想法全部讲出来。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困惑，犹豫，不明了，结交联系，我试着弄清楚我试图想说的话并思考如何把它讲给詹姆斯听。

　　很难，但我们真的都想互相理解。这是打开真正的关系的钥匙：这种想倾听的渴望和决心，真正地倾听从另一人心里发出的共鸣和振动，通过声音、语言、身体这个不完美的媒介。冒着仍然不被理解的危险，但努力去理解另一个有不同现实的人。

　　詹姆斯支持对世界抱客观认识态度。他说，这个世界会变得一切都很完美，要是每个人都为他自己而努力的话。要是我们不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会呢？这是他的推理。我同意。

　　但我看出了他对世界的认识中所缺少的东西，我试着想告诉他。他把人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遗漏了：涉及到个体和共同目标运转中的那种给予和索取。他担心，要是我们过多地去帮助别人，我们会迷失，我们会让自己的目标服从于帮助别人的徒劳努力。我认为这是整个历史上女性被鼓励去接受的位置。在他的个人主义思想里，詹姆斯忘记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从同一个起点开始的，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常常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确，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价值观和满足感，至少对我来说，是能够帮助和教育别人。这种教育本身是个目标。

　　在詹姆斯的认识中，我在哈佛摔跤队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因为他认为赢得比赛是大学间体育运动的惟一真正的目标。然而他说：“我讨厌这么说……我觉得我有点屈尊的味道。”我非常尊重詹姆斯，也很高兴我们做了交谈。可我离开时感到不安、孤独和害怕。

　　接下来那周，在训练开始前，一只鸽子从开着的窗户飞了进来。鸽子拍着翅膀在天花板下飞着，停下来躲在一根高高的白色管子上，这在队友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乔尔和其他几个人试着把它从窗户里吓跑出去。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鸽子在房间里飞了几圈。它被搞迷糊了，最后偶然发现了窗户飞了出去。我们把窗子紧紧地关上。每天的训练恢复了正常，我们开始在房间里跑圈。我对鸽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同情。看到它被人在房间里追逐着赶出去，我感到还有比我更错位的东西。

　　几天后，训练时我大多数时间都站在墙边，几乎没有练习摔跤。第二天，我坐在宿舍里，哭了一会儿。室友阿莲娜在旁边听我哭诉。我无法送自己去训练。此前我训练一次也没缺席过。在冬天寒冷的黑夜里，我跑了八英里，跑过哈佛桥，沿着查尔斯河，从朗费罗桥过河折回。在我奔跑时，波士顿的街头灯光在我的泪眼后模糊了。我回来时感到了一种满足，我至少比单单站在摔跤房里靠着墙得到了更大的锻炼。但在内心我并没有真的得到满足。

　　我知道得去跟教练谈谈。我不敢肯定如何说出我的感受。我的害怕和情绪反应可能在他看起来是歇斯底里。

　　我充满了纠缠不清的恐惧。心理上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就像那天汤米的手那样。当时教练用一根跳绳的绳子绑住他的双臂和中腹部，来帮助他学会把胳膊肘保持向内。我试图在我脑海里克服自己的恐惧感，用耸肩、慢行、摆动等来把那结滑下来，可是我的努力毫无用处。那些纠结着的恐惧变得更加紧了，有一种红色的疼痛在烧。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来帮我解开那些结。可为了寻求帮助，我需要说话。我的恐惧还是不断抑制着、绑缚着我。

　　我害怕我说了，可教练不理解，我的话会混乱而不连贯，让人难以理解，这都是因为我把它们像一份包装笨拙的礼物拿到他面前。然而我决定去跟他谈。

　　第二天训练前，我站在过道里三次，然后又转回去，没能走到摔跤房里去。最后我走了进去，穿上摔跤鞋，表现得一切都很正常。我鼓足勇气，向教练走过去。他手里拿着哨子，正靠墙坐着。“你昨天去哪里了？”他问，让我明白我最好有一个没参加训练的理由。我用一种只有在自己认为那根本不是我的声音的时候才能保持常态的声音说：“我觉得不舒服。”

　　“感觉好点了吗？”他问。

　　“不。”我说道，静静地，看着他的脸。

　　“你想谈谈？”他问道，担心地站了起来。我点点头，现在确实没法说话，眼里忍着眼泪。我们一起走了出去，穿过男子更衣室，来到他办公室。

　　“我不希望错过训练。”我说。

　　“这更加重要。”他说道。我很高兴他这样想。

　　几滴眼泪流了出来，我把它们飞快地擦掉了。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已经排练过准备跟他说的话。我面对教练坐着，没有抱起双臂或者叉起双腿，这样我会觉得自己要说的东西更开放。我的声音很有力。下面差不多就是我说的话：

　　我不想影响别人。我希望有一个竭尽全力训练的机会——在我自己的锦标赛中夺得好成绩。也许我们可以商量出个道道。如果是在男生们的一次重要比赛之前几天，如果没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训练，那些天里我可以就去跑跑步。我只是不想靠墙站在那儿。我在这个队里有一个位置吗？我在这里有关系吗？男生们很支持我。我只希望自己有些什么可以带回给摔跤队作为回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我只想尽最大努力。我还没有交出我的目标，因为对这些目标我有难处。我不敢肯定自己在这个队里的位置。我为哈佛摔跤队贡献了什么？我说的是，要是这个队的目标只是要在东部锦标赛、在全国NCAA中获胜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呢？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教练的回答重新恢复了我的信心。他那样专心地听着，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一直是自己在说话。我听见了他的说话声，被一个教练直接对着我说的那么多话的不寻常声音吓了一跳。他令我感到我是属于摔跤队的。

　　在这个队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队员。你看到东部赛冠军艾德·莫斯利了吧？你并没有看到他得到任何特别的对待。你是这个队完全的成员。你属于这里，你在这里有个位置，你也是来这里找出自己的目标的。我跟新队员说的大实话，还有人们问起我们队时，我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些队员……我们还有一个女队员，没有很多经验。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事努力，我们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一起。我跟他们说这个。这很重要。你在这里所做的跟其他每个人都一样。

　　那也是这项运动的意义。给自己设立目标，努力去实现目标。那是不再参加比赛后我最怀念的东西——我不能设立那些训练的目标，然后每天训练，看到自己在进步。你们这些家伙不知道你们有多运气。当然，在这里当教练我仍然有目标——而且我总是把那些目标放在心里。我时不时地会改变它们——你可以改变它们——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最终目标变得过多——你想要看得见它们。

　　运动办公室的人问我：“那女生还在摔跤吗？”我对他们说：“当然，萝拉莉还在摔跤。她为什么不呢？”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女生去摔跤。

　　可是对我，摔跤是要带着一辈子的东西。我摔跤学到的东西，今天仍然在帮助我。那是关于纪律、目标、勤奋工作、坚持不懈。你必须热爱你做的事。我在这里当教练最好的部分，便是我可以跟你们这些哈佛学生一起训练。我真的喜欢看到每个人都在达到他们的目标。你们大家都是很优秀的人。忘掉摔跤，忘掉你赢得的什么锦标赛。你真正会一直记得的是和你一起训练的人，以及那些你将来在生活中会用到的技能。

　　教练的话如同一盒沁人心脾的清凉油。我感到那么的舒畅。此刻变化发生了，教练开始让我放心我是有搭档的。要是我分在一个三人组里，他就重新安排摔跤运动员，这样每个人都会有个好搭档。我再没有一语不发地站在一边。要是我没有人对练，教练自己有时候会跟我练。我们商量沟通得更好了。然而跟他谈话让我有更多的需要说，还有更多的东西我想听。几天后我交了目标计划，写了五页纸长。

　　我写道：

　　哈佛摔跤队有三类目标。最可触摸到的目标是赢得比赛。

　　另外还有两个主要目标，跟第一个目标不仅不相对，而且是互补的。哈佛摔跤队员的第二个目标是每个队员要努力变得自律，在追求个人在技能、忍耐、力量和心理态度等方面的进步时决不妥协，坚持不懈。

　　第三个目标是整个团队要支持每一名成员追求他们各自的目标和对摔跤队目标的贡献。“队员们要一起工作、互相教育”意思是在个人目标出现矛盾时要坦诚地说出和互相交流，要承认矛盾并找出解决办法。“支持”意思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口头鼓励、身体的紧张和专注促动每名队员增加输出和准确性。“团队”意思是理解，当一名队员某一天情绪不好或者累了的时候要理解，并帮助他或她渡过难关，不用负面言语或行为压制别人，而是去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所有这三个目标是互相依赖的。为了让全队一起训练得好，互相取得成绩，每个队员必须从内心驱动自己竭尽全力投入到训练中去。对追求个人目标的每个个体，他们需要队员的支持和尊重。为了让摔跤队实现赢得比赛和锦标赛的有形目标，后面的两个目标必须得到承认并有效。

　　我给教练交了目标计划的第二天，训练完后他招手把我叫过去。“我看了你写的东西，谢谢你。那是在我整个摔跤生涯中看过的最感人的东西。我哭了。”耶！我想喊，我的脑海在欣喜地跳上跳下。

　　我们两个都在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作为一个男人，他是不应该哭或者承认哭的——然而他很坚强地哭了，并且把这告诉了我。

　　他问：“我可以把这里面的几部分读给全队听吗？你写出了我对哈佛摔跤队的梦想……准确无误地。我希望有更多的队员理解你写的东西。有时候我也很无助。他们不反省，他们不听话，不互相帮助。”我要他在路上的时候念给他们听，因为，即使他不会说出写的人的名字，我也担心自己在场的话会脸红的。不过我很高兴他会分享它。很多教练在跟队员们谈到其他和赢得比赛一样重要的目标时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由于我没有经验或体力跟男子I级摔跤运动员比赛，我只得去寻找自己比赛的机会。美国摔跤联盟是个全国性的自由式摔跤组织，有男子组和女子组，在全国举行很多锦标赛。离哈佛最近的女子锦标赛在纽约举行。大二时，我只出得起参加两次锦标赛的钱。大三时，在我们一年一度的摔跤队宴会上，几个队员的母亲建议我向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经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从拉德克里夫、哈佛本科生委员会、拉德克里夫学生协会得到了经费。每年的经费超过了两千元，用于购买装备，作为旅费、住宿费、餐费和参赛费用。这笔费用足够用来参加主要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比赛了，每年七到十次比赛。我去参加过在纽约、密歇根、亚里桑纳和佛罗里达等地举行的锦标赛。我的成绩不错，跟其他女运动员摔跤获得了许多经验。参加全国性比赛是我高中时起就有的梦想。大三那年，在全国比赛前两周我的手骨折了。但大四那年我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的女子全国锦标赛。

　　在那个赛季的目标计划里，我写道，自己想要在全国锦标赛中进入前六名。我获得了第六名。尽管我感到自己本可以摔得更好，不过我很高兴实现了目标，尤其是当我回想起那所有的感情起伏、体力训练，以及为获得经费去参加比赛而投入的努力的时候。

　　在达到我的目标后的那个星期的一天上午，我跟教练连续对练。我采取胸位和头位让双臂探到他腋窝下绕到他背后。一旦我得到了一个下勾，我可以用这样的杠杆把他扔到任意位置。当然，教练比我强壮得多、魁梧得多，因此他只用出足够的抵抗力，让我要使出全力才能控制住他。然后他反击，重新控制我。这样我们来了几个回合。因为我感到得到了他的信任和珍视，我训练得很狠，投入很深，使出尽可能大的推力。我来回连续摔打，头在他脖子两侧游走。我从教练的棉T恤上感觉到他强健而在缩动的肌肉。连续摔打就像游动进他的身体，游进一种对彼此关系的新的理解。

第四部分 毕业

　　我跪在大二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克里丝蒂一年多前给我写的一封信。她是妈妈的女儿，我的同母异父姐姐。信里有我亲生父亲的地址。信上满是脏污，皱巴巴的，在床下靠墙边。克里丝蒂在俄勒冈法院工作，我父亲是那里的法官。一年前，她曾问我要不要他工作的地址，我说，好的。或许有一天我会给他写信。不过我还没有写过。

　　上高中时，记者们为了写出一个好的报道，曾经问我：“你会去找你父亲吗？”这个问题让我很失落。不认我这个女儿是他的选择。我四岁时，妈妈曾经给他去过一封信，寄过几张照片。可他从来没有回过信。我对跟这样一个人见面毫无欲望。但是报纸和电视片段总是用这样的话结束：“萝拉莉的下一个计划是找到她父亲。”或者是我“有另一个追求：去跟(我)父亲联系。”

　　到我上了大学后，我的想法稍微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依然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去写信给他或去认识他，但我脑海里有一个头发花白六十多岁老人的形象，他每天都在老去。要是他突然去世，而我却从未联系过他，那会怎样呢？我对那个曾经给了我一半基因的人产生了一点隐约的好奇。我知道自己放弃了一个满足好奇心的机会的话会后悔的。

　　我从尘埃中找出了姐姐的信，并且意识到——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时候。我永远不会说出十全十美的话。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更多的话要对他说。

　　我在桌子前坐下，拿出一张白纸，一张小纸片，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要写。我写了简短的三段话，一份简短的自传。

　　亲爱的罗伯特·摩根：

　　你好！我是你女儿，不论这个关系意味着什么。我猜想我的确无法从你那儿要或指望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我从未见过你的照片，我对你一无所知。

　　我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对知道我不是件重要的事。嗯……我参加这里的大学摔跤队。那很有意思，我认为是最好的运动。

　　不管怎样，随信附上我一年前拍的一张照片。我的同屋是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她拍的这张照片）。

　　要是你想回信什么的，我的学校地址是

　　——亚当斯邮件中心

　　剑桥 马萨诸塞州 02138-7520

　　诚挚的，

　　萝拉莉·萨默

　　1996年1月28日

　　（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了，不过我似乎没法写得更好）

　　（要是你回信，我会很高兴寄更多的照片并作说明）

　　我那冷淡的笔调掩盖了内容的重要性。我并不指望从那儿会有什么发生。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信。我不想关心。

　　我用花朵和星星图案的墨水图章装饰好了信纸，把信和照片放进信封，封好口。我没有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因为我不想任何人，包括他，来猜测信是谁写来的。我不希望他还没拆信就把它扔出去。

　　我想知道他会有多么惊讶。他曾经想起过我吗？

　　我的同班同学互相讲着他们的父母是怎样认识的，在哈佛，或许在韦德纳图书馆的堆栈里。讲有关何时我们每个人在父亲的眼里变成了宝贝星星以外的什么。我那位古怪朋友约翰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举行了一个聚会，纪念他妈妈受孕怀上他的日子。不过我被受孕怀上涉及到矛盾、伤心、误会以及两个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那故事里一定会有做爱，可那是我从来没有从妈妈那儿听到的部分。

　　我上哈佛的第一年，深夜在一间昏暗的宿舍里，人们随着柔美的音乐跳舞，进入了最佳状态。“我父亲也跳这些非洲舞蹈。”阿本娜说，“他看上去很滑稽。”奈伊玛接口说：“我觉得跳舞时，所有的父亲看上去都傻傻的。”其他人模仿着她们父亲笨拙、过时的舞步。他们笑着，而我则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我告诉自己，父亲不想知道我对我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无法接受他对我的否认。他从不知道我。被一个陌生人拒之门外伤害要小些。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的生活，因此我无法真正地去想念它。我的生活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完整。

　　小的时候，我有时试着要把东西整齐地放进盒子里，把盖子盖上封好。有一星期左右时间，在把两只袜子放进洗衣篮里前我会强迫性地把它们卷成一个小球，一分钟也不会把我取下的耳环之类放在梳妆台上，我会赶快把它们放进首饰盒。首饰盒是只木头盒子。打开时盒子会发出音乐声，一个穿着粉红色芭蕾短裙的芭蕾舞女娃娃开始跳舞旋转。我盖上后，芭蕾娃娃就躲回去不见了，我的耳环在里面很安全。如果我把它们放在梳妆台上（我经常那样做），纸头会堆上去，它们躺在下面，没人发现，然后会被扫进垃圾畚箕，倒进垃圾袋，扔出我房间。那些耳环就像我的生活的样子：被丢失，失去人们和东西。

　　我想知道我父亲是否是虚构的，他是否丢失了，被扫进了某人的畚箕。也许妈妈失去了他，是因为她没有一只可以装他的盒子，事实上，这个故事里的惟一的盒子是那个孩子抚养案，在案子里，我父亲放弃了父女关系。

　　十二岁时我想当一名模特儿，就像许多女孩子在那个年纪做的那样，我参加了由一家杂志赞助的模特比赛，想赢取一个“塑造模特儿”奖。我填了几十份参赛表格，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邮票和色彩鲜艳的大信封上了，希望这些信封在抽签时会被抽中。我对着镜子做表情，训练当模特儿。放开的脸，好玩的脸，严肃的脸，带着全美微笑的脸等。我厌倦了做这个后，我变得很傻，把脸上的各部分都往内收，舌头伸出来，或者睁大眼睛，用手指把嘴角朝外拉。接着我回盯着镜子看一会儿，试着想像出我父亲的样子。我会记下我所有跟妈妈相像的地方，然后眯起双眼，想像妈妈的特征被擦掉了，这样我就可以幻想那一定是我父亲的样子。

　　高中时，妈妈和我跟另一家合住一套公寓。那家有台电视。一天我站在那儿看一个重金属乐队“毒药”的录像片。我被乐队领唱布莱特·迈克尔迷住了。他有着一头长长的金发，一条红色大手帕扎在头上。

　　妈妈走过，停下了脚步，说道：“他让我想起了你父亲。”那以后我开始审问妈妈：为什么？他们看上去怎么个像法？

　　妈妈不耐烦起来，说道：“噢，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彼此相像。”

　　我对他一无所知，除了几点非个人的情况：他比妈妈大几岁，他有灰白的头发，他是名法官，他住在俄勒冈。我非常珍惜这不多几个事实，把它们当做得到的奖品，跟我有关的一些碎片把我和那个不知道的人联系了起来。可是即使用上了充满精力的想像，我也很难把他跟一个二十来岁身穿皮裤、尖声唱着“跟我讲粗话”、鲜亮的金发用红手帕扎在后面的流行歌手相等同起来。

　　我父亲始终是一个看不见脸的男人。

　　水牛汤姆有首歌曲叫《我不在那儿》，歌中唱道：“也许只是因为我这么穷，你不再算上我……我是这样的接近，可你是这样的高。”我十五岁时为父亲把这首歌录了盘磁带。我幻想着把磁带寄给他——可我没有他的地址。因而它还是一个幻想。（我觉得我本可以找到他的地址的，要是我有这样做的强烈欲望的话。）他做了很多年的律师，现在是名很重要的法官。不论我如何试着把自己变得很重要（在学校或者运动中）——不论我已经有多么接近了——他依然会是那么高，他最终还是离我那么遥远。而我依然会是个没用的、无助的、无声的婴儿。但是在歌里，歌星唱道：“因为累了，我在尖叫/我有点孤独/可我不是婴儿，不是小孩/听见我的呼唤/请走下楼来/数数你的婴儿/有一个已不在那儿。”我在想父亲是否曾经听到过一个鬼怪似的声音，从他失去的孩子身上发出的呼喊，如果他曾经注意到他生活中的空缺的话。

　　我在想他是否处理过跟圣经中描写的那个案子一样难的案子。在圣经那个案子里，两名妇女来到所罗门跟前，声称是一个婴儿的母亲。所罗门要来一把剑并命令道：“把孩子一劈为二，一半给一个，一半给另一个。”所罗门有颗聪明而洞悉的心。他判定那位不想孩子被杀死的妇女是真正的母亲。

　　现今家长上法庭时，有时候他们似乎对婴儿会怎样考虑得很少。那些婴儿会被迫跟父母分开等等。妈妈和父亲上法庭这样妈妈可以获得孩子的抚养费，这时候我就被隔离开了，可那不算是件引人注意的事情。我知道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若干部分失去了。那就像我每次环顾四周时，大块的肉从我身上掉下来。只是没有肉块可以捡起来，也看不到血迹。那些肉块一直被丢失了。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注意到。

　　给父亲的信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从俄勒冈达拉斯来的一张卡。我辨认不出信封上那潦草的字迹。

　　“达拉斯？在达拉斯我认识谁吗？”我猜想那是我的一个不经常写信的外婆寄来的。拆开信，我看到有几张四个我不认识的成年人的照片，他们坐在饭店里。我的心跳快起来，因为我明白这封信一定是我父亲寄来的，因为那个不熟悉的地址，不认识的人的照片。我合上卡片，我不想在跑去上课的路上匆匆忙忙地第一次看他的照片。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干净而疲劳的感觉。每天晚上，摔跤训练结束并好好地冲了个澡以后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身体四肢感觉松弛下来，使用过了，更强壮了。也许我准备好了打开那张卡。我的两个好朋友娜迪娅和奈伊玛来找我。我做了个深呼吸，告诉她们信就在桌子上，他写了回信，可是我太害怕了，不敢打开。奈伊玛替我打开了信，大声念出来。娜迪娅看着照片，然后递给了我。

　　亲爱的萝拉莉：

　　谢谢你给我写信——真是出乎意料——你是个不做作、热心肠的人。你在读大学，并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这也非常出色。收到你的来信，我产生了充满情感而又矛盾的感觉——我不想去提对你或者对我的伤害，或者去做任何干预你生活的事。我担心我们之间的联系会引发一场揭丑和负面感情的雪崩。联系对你会是件积极而有益的事吗？

　　我不清楚你对我了解些什么。我怀疑你所听说的可能不是很好，不过也许，希望那不是这样。人生苦短，无法重新回放过去的痛苦或者人难以控制的东西。

　　我真的知道自己希望你幸福——成为你想做的最棒的你——要是我们的联系能够有助于此，对你来说也是积极的，那么如果你希望我也许会给你写信。谈论自己是件难事，不过我是个很关心人的人，我的密友或者家人流血时我也流血——也许如果我给你寄一些我在法庭上作出的裁决，你会对我是怎样的人产生更好的“感觉”，对像我的生活和职业之类的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则请不要多想。

　　再次谢谢你的来信——你还有这么多要活着为之奋斗的事——还要在一所伟大的大学学习两年半——我知道我的四年大学经历是非常美妙的——我那么多年以前（1954-1958）一起读书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好朋友。享受每一分钟吧——它们是金色年华。

　　我的地址是

　　——信箱

　　达拉斯，俄勒冈，97338

　　我妻子多恩知道你，我们两个非常亲密（我们是1995年9月4日结婚的）。

　　谢谢你寄来的照片——我想知道关于你更多的事，你的喜好、厌恶等。

　　爱你的，

　　鲍伯·摩根（插入一笑脸）

　　1996年2月6日

　　又及：我的写作课和拼写从来没有得过良加。

　　奈伊玛和娜迪娅笑了起来，因为他的签名旁有一个笑脸，并且用贴纸装饰信，就跟我的一样。我的双眼盈满了泪水。他说他产生了“充满情感但矛盾的感觉”，我松了一口气，但也被这话伤害了。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我父亲”这几个陌生的字眼时感觉很怪。既然他已经写了回信，他已经所是的那个看不见脸的神秘感消失了。如今我有了一个“父亲”，他不仅仅只有一个名字。我不敢肯定是否回信给他。我想我甚至不希望他是真的。

　　收到他第一封信几天后，我又收到了一个用贴纸装饰的包裹。我认出是从父亲的地址寄来的。包裹里有另外一封信，还有一盘也用贴纸装饰的录着不同歌曲的磁带。

　　他第二封信的语气不那么犹豫，他似乎更热切地想了解我。我把磁带放在随身听里听了很多遍，跑步的时候、在马尔金运动中心跑步机上流汗的时候听。我听着，感受到一名父亲的爱通过耳机亲密地倾倒进我的耳朵。我周围都是在体育馆里运动的哈佛本科生，我微笑着，想快乐地喊叫。

　　我喜欢那盘磁带，我父亲说里面的音乐代表了“摇滚时代三十年里最好的一些音乐”。我的同屋维罗妮卡喜欢甲壳虫乐队的歌曲，《跟你跳舞我很快乐》和《爱的话语》。我们跟我的摔跤朋友罗伯一起听这盘磁带，那时我们在我宿舍房间的壁炉里烤药葵。

　　我父亲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想起了我。在开车上班和下班途中想着我，甚至在跟九岁的养子玩拓荒者电子游戏的时候也想起我。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梦想的控制有限，他的思想和梦想反映出他这个人以及他喜欢做的人。他的梦想告诉他，他和我可以彼此学到很多。他一次又一次地感谢命运和我给予他第二次机会。他希望自己的第一封信没有伤害我的感情。他写道，在二月初收到我的信后几天骑自行车时，他看见了春天的第一朵黄水仙。春天很早就降临西俄勒冈，春天早早地来到我父亲和我身边，因为我们正在发芽成一名父亲和一名女儿，在彼此试探性的爱中绽放。

　　我给他写信，告诉他他未曾伤害我的感情（尽管他确实伤害了，一点点——起初时）。我很高兴接到回信——特别是这么快就回了。我喜欢他的卡片——那些好玩的图画和贴纸。不过他的话是最好的部分。我告诉父亲我不希望以任何形式去触犯他的隐私。除了我的密友，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他。

　　我告诉他我喜欢骑自行车，跟他一样。他骑着自行车，徜徉在俄勒冈美丽的乡村小道上，在绿色田野中间，在小镇上，高大的松树下，从山坡上冲下来，沿着威廉密特河谷骑行，而我则在波士顿繁忙的街道上骑车。从昆西，顺着汉考克街过多切斯特街到奈庞塞特街，然后经罗克斯伯里街到马萨诸塞大道到达波士顿，然后一路骑过查尔斯河进入剑桥。有些人不喜欢在城市里骑车，可我喜欢，我告诉父亲。骑车避开路上的坑坑洼洼、突然打开的车门，风吹在我脸上，看着各种各样的人和风景，那真让人愉快。我喜欢看所有的街区混合在一起，我经过不同民族社区时看到人们的脸在变化，骑车经过穷人区和有钱人街区都一样，汗水从我身后蒸发出来，我看着城市不同的部分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

　　他回信跟我讲不必担心他的“隐私”。我可以跟任何人讲他的事——那对他永远不成问题。他那种不隐藏过去错误的坦诚和乐意态度让我觉得他是值得尊敬的。

　　我寄了更多照片给他：有在纽约上州的谷仓里摔跤、我大学朋友和黛安娜、高中时我那乱七八糟的房间的照片，以及我小时候照片的复印件，一张是我还在幼儿园，另一张是四岁时在简姨妈家里。

　　父亲回信说，看到我小孩子时候的照片，他哭了。那些照片令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因为我在照片里看上去很开心，难过因为我小时候他不知道我。他写道他无法控制过去——“你无法把打好的鸡蛋不打碎，或是把已敲响的钟不敲响”——但是他对现在和将来确实可以控制。他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看看我是否有信寄来。他试图用支票来表达他的情感。我没有他的帮助已经做得很出色。他想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清楚那不会自动发生。他必须去争取，而我也得要才行。有好几次他拿起听筒想给我打电话，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那样做。

　　我父亲和我继续通信，大约一周一封。他发现我对研究儿童和儿童权利感兴趣后，给我寄来了他对几起儿童案子的判决意见。

　　我原以为那些判决是干巴巴的，充满了法律术语——可是相反，它们读起来像故事，受害者的故事跟被告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在我朋友乔安妮家的厨房，我把它们读给她听。等我读完那份二十页长的文件时，乔安妮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那些故事中穿插着几首诗歌——既有我父亲引用的，也有他自己写的。他的诗篇里充满了比喻。在他的判决书里，我父亲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奥利佛·克伦威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拿破仑、圣女贞德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引用了每个人的话语，从古希腊哲学家到伏尔泰到一名现代体育作家格兰特兰·莱斯，还有诗人如约翰·济慈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他的判决表露了他的激情和情感，显示了他的法律知识和对法律的忠贞以及他的法律史知识。他判出了真理和公正。在他对照法律的每一个部分权衡着每一个证据时，我可以看见他思维的成果。他的判决意见也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冒着用他之前的人们未曾去做的方式来阐释法律的风险的勇气。

　　他审听了许多旷日持久十分复杂的谋杀案。有一个案子涉及到五名年轻人，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一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把一名年轻人送上了成年人法庭，把他的同谋作为未成年人进行审判。在信中他告诉我他二十四年的法律生涯让他收获匪浅，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也喜欢为自己而工作。尽管那意味着他得大清早就工作，工作到深夜，周末还要工作，但他拥有一种在别处无法获得的内心满足感。

　　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个朋友的事。他是哈佛第一位公开变性的人。我不肯定他回信会怎样说。我知道他思想很开放，不过我对他其实是那样的超前思维十分惊讶。他回信说他认为我朋友非常有勇气。他自己曾经担任过几名变性人的代理律师。我感到很自豪，我父亲对各种不同种类的人是那么令人崇拜地开放。

　　我们互相通信几个月后，父亲写信说他觉得签上鲍伯这个名字很尴尬。他的感觉还远不至此。我回信告诉他他可以落款写爸爸。对我那是个解脱，因为称呼我父亲鲍伯感觉很怪。因此从那以后我就称他爸爸。

　　不久以后，我在四月下旬要到俄勒冈的本德，参加在那儿举行的俄勒冈收容所网络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于是我做了计划，趁在那儿的时候跟我父亲共进午餐。

　　我出发那天上午，妈妈坚持要六点钟到地铁站跟我碰头，帮我拿行李，换三辆地铁然后换乘一辆公交车送我到机场。也许，妈妈给我送行，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看父亲这件事在某些方面跟她也有关系，这对她很重要。

　　在去参加大会的飞机上，我看着自己的双腿。我认为它们很粗，肌肉很发达。我对它们很自豪。十几岁时，我会告诉妈妈：“我要有橄榄球运动员的腿，跟布鲁斯那样。”布鲁斯是我崇拜的一个表兄，我崇拜他的力气、和善和激情。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表兄，因为，甚至我还是小孩子时，他总是看上去很认真地对待我，用清澈专心的眼睛看着我。

　　“不，你不行。”我说这话时妈妈笑起来，摇了摇头，好像在说，不要傻了。可是我看着双腿时，我仍然相信它们是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在飞机上睡着了，在梦里我的表兄布鲁斯抱着我。我是他夹在胳膊下的一只橄榄球。他把我安全地紧紧地抱在他温暖的腋窝里，用胳膊肘夹紧着。他跑啊跑啊跑过简姨妈家旁边的绿草地。他的双腿很粗，肌肉发达，有硬硬的突起的肌肉。他的双腿像树干一样坚实，它们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醒过来，擦着眼睛，朝窗外看去，看到我们正在着落。往下看着那些点缀着俄勒冈松树的山，还有绿色农场的正方形形状，我想起了梦里的绿色田野，想起了布鲁斯在跑啊跑。我回想起被紧紧地抱着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同时绿色和白色的世界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在想跟父亲见面时，他会不会紧紧地抱我，给我安全。

　　我穿着跟同屋维罗妮卡借的无袖夏裙，在开会的度假村的大堂里等候着。裙子上印着红色和黑色的六十年代花的图案。我父亲和多恩开车来本德见我，离他们家有三小时的路程。

　　我紧张地等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四下走动，从酒店前台上拿粒薄荷糖，然后又坐回去。不久，一名穿着牛仔短裤和无袖汗衫、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妇女出现在大堂进口，开始在大堂里四下寻找起来。我从父亲寄给我的照片里认出她是我继母多恩。她大概有五英尺三英寸高，留着齐肩棕色头发，突出部分呈金色。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健康和运动的气息。我站了起来，她问：“萝拉莉？”

　　“多恩？”她微笑了，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健康的拥抱。

　　“你父亲在外面。”她说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等不及要来见你。”

　　我们走出去，来到明亮温暖的阳光里。他看上去比我想像的要矮小。他穿着蓝色的李维斯牌牛仔裤和一件淡蓝的马球衬衫。他的头发在阳光里闪着白光，熠熠生辉。他紧张地站在那儿，双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站在脚后跟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的脸发着红晕。他拉过我的手，然后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们朝汽车走去，他不停地看着我，笑着，仿佛在向自己确定我真的在那儿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可以感觉到耳朵里的血在流。他看见我的笑容，整个世界似乎都停下不动了。他又拥抱了我，在我耳边低语道：“我喜欢你的耳环。”他看着我每个耳朵上穿的四个孔，耳轮上戴着的一排人造钻石耳环。

　　跟我爸爸和多恩谈话很轻松。他们让我感到很舒服，是很好的听众。爸爸送给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贴纸。他给我表时很紧张，因为他不想让我认为他在试着买下我的爱。他只是真的想送给我某样东西——某个表示他爱我的象征。爸爸和多恩不住地跟我说我是多么出色多么特别，他们多么爱我。我不习惯这么多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开始时感到很奇怪。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诚，我很快就明白他们是的。我爸爸当着面跟他在信里的是一样的人——周到、善良、乐观。

　　第二年夏，我去住在他俄勒冈的家里。既然我们正在彼此互相了解，而且处得这么好，我们谁都不想浪费时间。我希望去真正地了解我父亲。

　　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是在下午到的。我一放下行李包，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在房子周围走走。他领着我走蜿蜒的小路，穿过他家四周的树林，指着各种树和鸟（他可以区分出五十多种不同的鸟叫声），带着我走过架在几座潺潺流动的小溪河床上的独木桥——又走出树林，来到更大的养着鸭子的池塘。那一切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那些书，像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小说里，那些有钱的求婚者住在有“地皮”、有郁郁葱葱的花园以及可以走上几小时的小路的家里。他握着我的手，揉压着。

　　有那么多年，他是个童话故事，是个幻想中的人物。因而当我见到了父亲，他除了非常理想外，还能是怎样呢？我无法不爱他，这是很自然不过的。

　　爸爸和我会一清早就去工作，在天空露出晨曦，早晨的鸟儿开始鸣叫后。可是此刻是早晨2：00，我因失眠而躺在那儿醒着。失眠是父母遗传给我的。

　　我听见父亲朝厨房走去的脚步声，对他的习惯感到安慰。他跟我一样，在半夜醒来，想吃冰淇淋、麦片或者也许是花生酱。那是我们都有的弱点。我听见厨房碗橱的吱吱声，麦片盒拉出来了。我想像着父亲穿着浴衣，打开蜡纸麦片袋，麦片吱啦地倒进了陶瓷碗里。我思忖着生命的神秘和遗传的力量。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非常相像——不仅仅是外表像（尽管很多人都说我们看上去非常像彼此）。我看上去最像爸爸和他的长女托妮娅。我们都有深陷的眼睛和很浓的眉毛，下巴线也一样。

　　父亲和我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们两个都喜欢锻炼，喜欢体育运动。父亲在大学踢足球。那个夏天，他每周游泳两次。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出去骑自行车。有时候他跟继子亚伦和艾利克一起打网球或篮球。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总是喜欢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摔跤等体育运动的部分理由。

　　我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人。父亲相信自己当律师的能力，有个非常成功的职业。我一直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完成承担的任何任务。

　　父亲和我都是非常感情型的人。我们经常哭泣。

　　我真是吃惊——我没有料到跟他那样地相像。也许我更像他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受人影响要不去像他。假若我是由他养大的话，我可能会叛逆，在青春期和成人阶段会让自己不同于他——来形成自己的反身份。

　　倒过来，也许因为不知道自己父亲，我可能无意识地努力去成为（或者成为像）他，以便去重新拥有他或者获得他。我在学校里可能非常用功，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我知道他是名成功、富有的律师。也许因为没有父亲，我努力争取获得自己缺乏的关注，努力变得值得关注和赞同，不被抛弃。也许那就是驱策我前进的动力。

　　夏季我在俄勒冈找到一份工作。上班的第一天，早晨六点钟他来到我房间，把一杯浓咖啡塞到我还处于睡眠状态的手里。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只意识到咖啡那温暖的浓香，以及父亲俯视着我的笑脸。“早上好！”他说道，然后安静地走出了房间，带上了门，让热气腾腾的咖啡粒子轻柔地爱抚着我的脸和感觉，让我完全清醒。

　　另一个早晨，他坐在我床沿上，隔着床罩揉着我的脚底。“宝贝，你醒了吗？”他问道。

　　“嗯，是的。”我回答道，边用手揉着双眼，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心里希望每天早晨父亲都能揉着我的脚趾弄醒我。

　　那个夏天，父亲和我每天早晨都开着他那辆棕色的小丰田卡车去工作。卡车已经行驶了超过三十万公里，可他仍然每天开着去上班，虽然他还有其他五辆车，包括一辆新一点的卡车、两辆SUV越野车和一辆1980年产的莫里斯汽车制造厂出的敞篷车。他曾驾着这辆敞篷车开遍这个国家。我们坐的这辆卡车是他最喜欢的，他会一直开到它的引擎发出劈啪声直至报废，它所有的零部件都掉落下来，到它再无法开。

　　父亲节那天，我给他买了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一辆棕色小卡车，下面写着“生活真美好”几个字。——因为这是他喜欢说的话，有时候在信尾这样写：我爱你，萝拉莉，你开心我就开心——你在一千个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生活真美好——永远爱你，你的爸爸，或者当他坐在毛伊岛（那里有他的第二个家）海滩上他那张经常坐的椅子里时会这样说。

　　那个夏天，有时候我星期五不上班，便会跟爸爸到他办公室去。我们从法院的后楼梯走上去，走过过道，经过其他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身边，父亲会自豪地介绍我是他女儿。

　　他的办公室在法院的最里面——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充满阳光，里面有张橡树办公桌。他坐下来查看那天的案子，我则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他递给我一只上面刻着他名字罗伯特·J·摩根的木头纸夹笔记板。他见我坐在椅子里，在笔记板上写东西，微笑着说：“你喜欢那笔记板吗？你可以拿去。我从不用它。”他不会知道拥有上面刻着他名字的这块笔记板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个名字，我知道了那么久，也想过了那么久，但却不知道名字背后的那个人。而现在我拥有了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的这个坚固的东西——这是个证据，我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他了解我，爱我。打那以后，我一直用那块笔记板，甚至有一次搬家时上面的弹簧断了以后还在用。

　　跟父亲的见面就好像十九岁时获得了重生。我带着要了解要去充满的往日生活，重生为父亲的女儿。对我们彼此意味着赎回：他作为父亲被赎回，我作为女儿被赎回。我们交流的每一刻彼此都意识到这点。一个令人惊异的第二次机会，他在六十岁重生，我在十九岁重生。

　　夏天早晨我们在路上时，父亲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的新家的历史……

　　1937年2月，父亲第二个生日过了两个月，他就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诺曼一起被送进了纽约州洛克波特的尼亚加拉疗养院。洛克波特在布法罗以北二十英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以东二十英里。那是幢黝黑的砖房，有几层楼，政府盖的，四周树林和果木环绕，有鹿群和啄木鸟出没。他们的父亲，我祖父，诺曼·惠特尼也得了肺结核，早已经在这座疗养院里了。父亲的哥哥四年后离开了疗养院，其时已经七岁。但父亲又呆了五年。那儿是他所记得的十一岁前惟一的家。那年他也离开了疗养院。

　　父亲住在一间有六到十二名男孩的病房里。他们的小床之间隔开六英尺。每天早晨他把自己的衣服跟其他男孩的衣服一起挂在公共淋浴室中间的旋转木马上。对他来讲，护士们就跟家人一样。她们很友善，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的一日两餐跟拌着调味油的番茄汁一起由人端到床头。他跟我说自己不清楚那样吃法是否有用，但他很肯定他们都不喜欢吃。

　　每天上午他们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要上课。然后吃午饭，接着被命令卧床休息作为每天的“治疗”，睡到下午两点半。父亲讨厌困在床上，他渴望到外面的游戏场玩，玩跷跷板，或者打球。他们的“治疗”后，孩子们再上一小时的课。爸爸认为自己的书写受到了影响，因为他直到六年级才正常上学。不过他说也许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有的人的字天生就写得好。

　　每天放学后有人给他量体温。最后他终于可以到外面玩一小时，只要他“没有发烧”。要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那么游戏场、球场、苹果树林、一大片一大片的葡萄藤等都等着他去玩。在冬天，他还可以坐雪橇，那是最好玩的。要是有热度，他就被送上床，不允许到外面去。有好多回，他哥哥病得很严重，不能出去，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外面玩。

　　有些男孩跟我父亲一样得了肺结核。其他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得的是骨结核。这些男孩中有的只能躺在床上，用父亲的话来描述，一根绳子和一头用沙袋系住当重物的滑轮把腿朝外拉直，这样腿可以生长。现在爸爸思忖着那样是否确实起作用。有的男孩得了脊椎结核，无法动弹。他们没法多走路，走路也要撑着拐杖和垫高的鞋子。他们躺在担架上，担架的中间弯曲着，可让他们的脊椎伸展。

　　有时候父亲和他哥哥到儿童楼连着的成年人疗养院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有一次去看望时，他们的父亲坐在轮椅里，藏在门后的角落里。他们径直走过他却没看到他。他用滑稽的声音说道：“你们两个家伙去哪里？”他们吃惊地回过身看去，他微笑着，把兄弟俩拉到了膝头。父亲记得他父亲不停地咳嗽，经常把痰吐进随身带的零钱皮夹里。医生取下了他的几根肋骨，这样他呼吸可以更容易些。

　　他七岁那年的一天，我爸爸问护士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父亲。护士对他说：“啊，宝贝，他再也没病了。”爸爸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父亲生着病，可从没想到他会死去。“年纪那样小，你是不会往那里想的。”他对我说道，“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接受了他生病然后离开了的事实，他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了。”当时没有用来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一直要到两年后，即1944年，人们才开始用链霉素。“当时举行葬礼了吗？”我问爸爸，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我妈妈告诉我他是被火化的——那个年代这是很少见的。没有多少人是被火化的。我想没有举行葬礼。”我爸爸对他的亲生父亲只有很少一点记忆。

　　父亲在疗养院过得非常开心。那是他的家。他年纪还很小，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他记得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会感到害怕。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一年半后又结了婚。祖母的新丈夫约翰·摩根是这家的朋友，经常开车送她去探望第一任丈夫以及我父亲和他哥哥。他很善良、慷慨，待人无微不至。此后不久，他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己出。

　　疗养院的其他一些男孩子对家为何物比我父亲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进疗养院时还很小，记不得在家里呆过，他的父母住得太远，他无法去看他们。“我们说起要回家，”我爸爸对我说，“那像个梦——一个天堂——可我们仍然谈论家。”

　　1946年8月，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父亲身体康复，在过了九年以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人们在谈论允许他回家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了。在他确实要走的那天，他产生了一种可能要出点什么事的感觉，他不是真的被允许离开的感觉。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他的养父开车来接他，可他妈妈没来，因为她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了。他跟大家道别，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说：“你真幸运！”他们开车回约八十英里外位于宾夕法尼亚布拉得福德的家。不过，那个时候，这段路开车要开几乎三小时，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曲曲弯弯的小路。他到了家，但起初他觉得那家不是真的。他回到了家。可什么是家？他快乐地等候着。

　　开着那辆小丰田卡车去上班和回来的路上，我听着父亲讲他的生活、他在疗养院的岁月、他对那儿美好的记忆，因为那是他孩提时代的家。他伸过手来抚摩着我的手，我的心跳了起来。

　　去了解我父亲的快乐中的一部分在于他变得真实了。他不再是那样高大和令人敬畏，而我也不再思念。那令我感到跟父亲更加亲近的部分在于获悉他小时候也曾经流浪在外，虽然是一种不同的情形。而且他幼小时也曾有过一段没有父亲的经历。

　　旅程是神秘的，所有的地图显示出合起来又分开去的道路。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尽管显得很平坦，但其实是圆的，因而有时候两个人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并最终在同一个地方碰上，这样他们可以一起继续他们的行程。或者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可以开始他们的旅程，彼此就在旁边，相隔几英尺行走，沿着两条永远平行永不相交的线行走。他们可以顺着无穷无尽的平行圆圈围绕生活的地球行走，但从不交流，彼此从不了解多少。生活的地理是很令人好奇的。它并不总是有意义。

　　人们经常问：你是怎样跟你一直知道的那个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利、拒绝承认自己的孩子、付给她妈妈四千块钱以放弃自己的探视权的这样一个父亲讲和的呢？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许多人不理解答案。甚至当我说自己要去见父亲时，连麦克先生也有点怀疑和关切。他想知道为何我父亲现在要认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我想像自己在父亲的鞋子里。我猜想对一个公众人物、一名律师以及后来成为巡回法院法官的我父亲来说，要承认自己有私生子是件很不乐意的事。他的职业、他每天上班穿着戴着的西装领带和脸上充满自信的表情、他三十岁时开始变灰白的头发，所有这些都闪耀着合法、财富和权力的光芒。我想像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律师生涯如日中天，离了婚带着三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一名妇女有染，而她又意外地怀孕了。如果公众知道他有个私生子，那可能会损害他的律师职业。我想像作出那样的决定他一定很艰难。也许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成为我的好父亲，于是他选择了跟我毫无关联。

　　“我们作出选择，”他最近对我说，“我失去了看着你成长的那些美好岁月。我可以为了你而在那里。我不仅仅指经济上，我也指感情上。我们去了法院，我同意付一笔钱了断。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不够的，那根本是不够养活你的。那不是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告诉我，“我对那毫无骄傲可言。我无法为此辩护。你是谁本来是没有关系的。要是我见到你，我是无法一走了之的。”因而他选择了永远不再见我。我依然不理解那样的选择。我认为我是不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的。可我不是他。不过，当我想到自己曾经是的那个小婴儿，想到在那之后十九年里自己成长变化了那么多——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是不会希望某人根据我两岁或九岁或者十五岁时的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因为自那以后我学到了那么多，成长了那么多。我父亲在四十岁和六十岁之间一定也学到了和成长了那么多。他四十岁时所作的选择跟他五十岁或者六十岁作出的选择可能不会是一样的。我怎么可以去责怪他，怎么能够为他十九年前做的事而愤怒呢？这跟妈妈因为我两岁时做的什么事现在还要对我生气不是一回事吗？

　　人们问：难道你没有任何负面的、愤怒的感觉？我已经学会了最好不要带着愤怒生活，不要生活在失望里。要是让愤怒和失望统治你，它们会成为锁链，捆住你不让你成长。

　　因此，现在我跟父亲产生联系，我是跟他这个人联系起来。我只根据他现在的行为来判断他。正如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表明的，他已经用无数种形式向我展示他将会一直帮着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感情上。

　　在跟他联系了以后，大学期间他每个月都给我寄钱，这样我就不用打两份工。每个月他给我写几封信，让我知道他想着我。大学毕业时，他送给我一套艳丽的黄色、蓝色和橙色旅行用具。他拥抱着我，说：“它们色彩鲜艳。我认为它们跟你的个性很相称。”他和多恩（还有那套旅行用具）千里迢迢来到波士顿，呆了五天，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跟麦克先生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为庆祝我毕业，他还给我买了机票到他在毛伊岛上的分户使用的房子度假。那个夏天我待在他们家，他和多恩骑自行车去旧金山的那两个星期里，他把整个家都托付给我看管。他说，我的家将永远是你的家。我因为没有买过牙齿保险，他带我到自己的牙医那儿，支付了我看牙医的全部费用。

　　去年，在我需要有人和我一起开着我的卡车从波士顿到加州伯克利去读研究生时——一个朋友本来要去的，但在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了——爸爸飞到波士顿，和我一起花了十四天时间穿越整个国家。我是根据这些事情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几十年前他作的那个选择。

　　在一整天的工作和骑车之余，爸爸喜欢在房子里的极可意按摩浴缸里放松自己。他让热水流按摩走一天的紧张。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坐在按摩浴缸的蒸汽水池里——他穿着游泳短裤，我穿着自己的运动上装和黑色的男子游泳裤。那裤子在水里鼓起来，我不住地把它往下压。爸爸握住我温暖的修过指甲的手。他的声音有点颤抖：“我希望你明白……许多次我曾想起失去你的那些年。我但愿能够把它们找回来。我希望你原谅我没有去帮你。那让我的心都要碎了……”眼泪从他的蓝眼睛里流下来，流过他英俊的脸，流过他胸口白色的胸毛。

　　我和他坐在那里，温暖的水洗涤着我们。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子宫，漂浮着，清洁着。他跟我讲了那天他上班时拆开我第一封信的情形。

　　“我犯了个错，在我马上要上法庭前开始看信。突如其来地，眼泪从我眼里夺眶而出。”在震惊中，他摸索着找挂在办公室橡木门架子上的黑色法官袍。“我不得不等了十五分钟才走进法庭。我觉得那么傻。”那封信让他重新回想起了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光。他手里拿着照片，立刻产生了要认识我见到我的强烈的渴望。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被人领养的孩子，从未认识自己的父母，而此刻有了一个机会。他设法在法庭上度过了那个下午，心思一半在那封信上。他开着那辆棕色小卡车回家，松开自己的领带，听着鸟儿在歌唱。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不要把这个吹走——不要把它吹走。你被给予了一个机会，不要把它搞糟。”到了家里，他坐下来写了又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试着用正确的语气表达，在纸上真实地表达他自己。

　　“你知道，”此刻我们坐在水流旋转的水池里，他对我说道：“你大概四岁的时候，你妈妈曾经给我写了封信，寄了几张照片。”

　　“是的。”我点点头，只是听着。他把那封信描绘成他四年以前就曾试图要不予理睬的一场地震的余震。它在感情上让他动摇。

　　“我跟几个朋友谈了此事，他们忠告我不要卷进去，说那样做只会给我们两人带来更大的伤心。那会打开旧伤口。于是我把照片扔了出去。”

　　我只想让他知道那没关系。在这个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刻我感到自己像个女儿。“那没事，爸爸，我理解。那对我没关系。”我希望他明白这是真的。过去是一个在不断退却的昏暗的宇宙，过去如何会在这个时刻有问题呢？现在我们完全向彼此敞开心扉，在温暖的泛着泡泡的水池里，我们近乎赤裸着啊。我们彼此互不认识的过去是不能想像的，那已被遗忘，已被解散。我们之间没有距离。我们之间怎么会有呢？

　　对于要成为自我延伸部分的环境，不要去对它采取行动，不要去改变它，这很有必要；而是要去填充它来宣告其本质上的虚空。点缀、装饰并最终得体地通过把除这命题空间之外的任何相关的空间清空来定义私人空间的界线。

　　——苏珊·斯图尔特，《论渴望》

　　那曾一度包进人类、包容世界、形而上的穹顶已经消失了，人被丢弃在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中。这样他寻求着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他身边的实际存在的环境。

　　——利奥·斯皮策，《记忆的行为》

　　曾经有这样的一刻，我读高中时睡的房间的地面看不见了，仅仅留下光滑的木地板和铺着绿色地毯的模糊记忆。在这理论上的地面上铺着书本、旧的回家作业、没用过或者没法用的笔记本纸头等。还有衣服、碗碟、毯子，以及对几个月生活的奇怪而残缺的一点记忆。

　　一切都已经变得乱糟糟的，似乎从头开始把每样东西整理清楚比把已经在那儿的东西搬来搬去更省事。我想像中有一间房间，它跟我此刻住的乱七八糟但熟悉而热爱的房间完全不同。即使放进通常用的旧东西、同样的旧床单、书和纸等，那也必须是不一样的。

　　如同迷途的羊，我把散乱的东西在房间中央堆成小山一样。所有的纸头都从墙壁上掉下来：有旧的手指印画，上面那些鲜亮的不同颜色污点象征着无意识的思维；《圣经》语录，新街边仔乐队的招贴画。每一样东西都从我的桌子内被翻出来——钢笔、玩具、纸头、订书机、剪刀、蜡笔——然后它们又被放到了那座小山上和小山的边沿上。我拥有的小雕像、动物玩具和其他玩具、有用的和没用的小玩意儿，就那样随便地放在架子或书桌上，这些也全部要清理掉。每一样东西仿佛被一块全能的磁铁吸到了房间的中央。就连窗帘也从窗户上取下来了。窗台上或壁橱里不管什么东西都被扔到了那堆东西里。

　　我把墙壁上的皱纹纸“墙纸”除了下来：银色的纸做的云朵，像眼泪一样往下淌的蓝色和银色雨点。胶水还粘在墙壁上，留下一条条脏兮兮的痕迹。空空的挂历也拿了下来：过去所做的事情没有用铅笔写在上面，没有记录。这些东西都到了房间中央的东西堆里。我忙乱了三个小时，最后坐在所有暂时被叫做我的东西的这座小山上。

　　拿下我生活中储存的物品或财产，那是件影响内心而又很实在的事。重新布置自己的房间则是在我可以处理的范围内创造一个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被弄走了，我只有一只帆布袋和四面空空如也的墙壁。房间看上去跟我上九年级前那个夏天搬进来的那天差不多。我满意地环视着干净的（地上这儿那儿散落着一些油漆片）薄荷绿墙壁、木头窗框、空空的壁橱和书架、上面一无所有的床垫，感到很满足。

　　我开始清理我的山堆边上的各类物品，把纸片、书、衣服等等一堆堆堆起来。

　　不过首先，在开始清理我的动物园之前，我得先把外部的世界关在外面。天空像一张空白笔记本纸页一般闪耀着，照进没有窗帘的窗户。我想像着那十足胡言乱语的白色天空是个穿着紧身衣的疯子。在愤怒中，他把摇曳着的树叶外衣从树木身上撕下来，让它们成为老人，两膝外翻，畏缩着，没有一丝一缕盖住它们瘦骨嶙峋的四肢。它们无法保护我不让那个疯子空空地盯视。天空包含了流浪者所有的疯狂和开放，我有时感觉到自己就像那样的流浪者。

　　那是十二月，几天以前，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夹在报纸里的红红绿绿的格子纸卷，被寒风吹走了。它们是放在街角，等着报童来取的。我追了上去，抓住了它。我在那些漂亮的彩纸上画上了窗帘图案形状，然后贴在窗户上，让房间有点圣诞节的感觉。那些窗帘是种欺骗，是个在平面卡通世界里的生活——然而那是我自己画的卡通。圣诞节，温暖舒适。冬天里的孤独、封闭。我把窗帘形状画得跟在二年级时画的房子里的窗帘一样。那些房子像一只只盒子，顶上是三角形，从屋顶一侧伸出一个长方形的砖头烟囱，烟囱吐着一缕烟。房子有两层，窗户是方的。窗户是些迷你小盒子，里面画着加号，把每扇窗再分成四个更小的盒子。

　　把外面关出去之后，创造自己空间的下一步是收集起自己的箱子，或者，拿我来说，就是它们堆放在房间中央的内脏。在高中时，我盯着那一堆巨大的东西，试着回忆起我小时候每次搬进搬出新公寓房时打好包又拿出来的东西。我赋予那些东西意义，把它们放进皮箱或纸板箱，然后又小心地从里面拿出来：我的书、我的玩具花娃娃、我的跑鞋、日记本和信件，还有一个叫做眨眼睛提吉太太的填充刺猬。那是我一年级时一个名叫爱瑟尔的邻居老人送给我的。

　　孩提时候，我在彼此离得很远的箱子形状的房间里打包拆包。所有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复杂的财宝——都是窗户，箱子里的箱子，风景里的风景，对我自己的认识。然后还有箱子被丢弃了，箱子里的东西被卖掉，被偷走的箱子。所有这些接合成一个念头——什么？家？

　　我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了一封信，那上面有我自己九年级时的字迹。信是在加利福尼亚写的，准备寄给仍然住在俄勒冈的朋友比利。我从没把信寄走：“亲爱的比利……圣诞快乐！这里的气温是华氏九十八度。过圣诞节大家都举行了野餐。我在海边沙滩上打开了圣诞礼物。这是不是很怪？”那以后我搬了很多次家，不断地把东西装进去，装进去，像一个长了触角的海绵生物。每次我到一个地方，每次我搬去一处，我就找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崭新而陌生的空间。不确定让我筋疲力尽，也让我坚强。

　　我把另一只箱子里的东西也拉了出来，堆了上去：旧袜子、一名三年级同学送的石头礼物。图书，被踩过，书页上有皱折的脚印。我把一条毛毯扔到东西堆上。那是我五年级时妈妈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前一年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了，她感觉很糟。毯子上斑驳的纱线跟墙壁上蜡笔画似的绿油漆很相称。毛毯上有一个黑乎乎的烧焦的洞。

　　我把手指伸进熔化了的纱线，洞的边沿感觉都是塑料般黏乎乎的。我回想起五年级时住在蓝岭公寓，坐在外面一块水泥板上：那是我们隔壁联式房的门廊，被火烧毁了，再也没有重建。此后那里变成了一块空地，野草在我们家四周发芽成长。那是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詹妮的爸爸放起了烟火。一团烟火掉到了我的毛毯上，这就是为什么上面会有个洞。

　　我们的箱子——跟我们的生活、家和思想很相似——是用其他人的碎片做成的。它们塞满了旧东西，随意的大杂烩。即便如此，这些东西的组合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安排机器制造东西的方式——街头那些报纸杂志、我们喜爱的由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我们赋予这些新奇东西的含义和意义——或者我们装饰房间和租来的公寓的方式——是我们自己的某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含义，是我们的现实。

　　在波士顿T形车站的一名流浪者也有他的箱子——不过那是他脚边的一只很大的布满灰尘的绿色垃圾袋。在地铁车厢内，我坐在他旁边。他是个胖子，很脏，他的手指甲像褐色的爪子，从手指头上伸出足有一英寸。那只袋子——塞满了谁也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散发出巨大的腐臭味，令我眼里充满了难过的泪水，一种我为他那可怕的虚空和痛苦而感到的责任。

　　他把手伸进那只口袋，摸索着拿出一样不知什么东西的食物塞进了嘴里。我试图不去管他，埋头看书，看那整整齐齐印在书页上的干净的文字。可是我的鼻子却无处可躲了。那弥漫的气体根本无法不理睬。突然，从他那怪物般的大嘴里吐出了最有礼貌最甜美的声音，问：“劳驾，请问这是什么站？”他的声音令我意识到，这位愁苦的男子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双颊光洁圆润。他妈妈曾经俯视着他，悄声说：“你要引起别人注意时要说‘劳驾’。”那位母亲一定曾经用同样的声音教导他要讲卫生，要洗耳朵背，要说请和谢谢。我在想他包里装着什么，是否装着关于他那时是谁的线索。

　　流浪的时候，你是没有一间干净的空房间来重新摆放自己的箱子的。你会有那房间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可是它不会长久，它不会被建造，一俟你把注意力放在一扇空窗户上，你身后的门和墙壁就融化掉了。

　　你扶着一堵砖墙角，背靠着墙，坐下来，让疲劳的双脚歇一歇。可你的思绪完全在天马行空，被抓到风的暗流里，形成在你上方你盯着看的云朵的形状。你的梦是液体般的，它们从你身体渗漏下去，流到地上，如湍急的溪流一样滚动着离你而去，在肮脏的砖块上积聚成污水。所有你最好的主意，还没有固定好，就漂浮而去，加入到从别人的热咖啡中形成的溪流中去了。你是谁是坚固的，你试着把它挂在空中。你可以看到自己在面前坠落下来。你无家可归。你是家，又不是。

　　可是在高中时我就那样坐着，被我的财产包围着（肮脏的绿色垃圾袋，里面的东西倒空了，倒在房间中央）。如今我有了齐整的意识——白杯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挂着——小时候对那我曾经经常想像着。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一直到空气粒子——都属于我。我可以关上门，安全地拥有全部，或者打开门，让人们进来体会它——那种我的感觉——或者把它留下来，全部地，整齐地，以后再回来，发现它仍在那里。

　　我准备好了要把房间理得很有条理。第一步，我拿出自己的工具箱。里面装着胶水、胶带、几十片双面粘纸、鱼线等，都是用来创造的工具。

　　蜡纸贴纸——还有什么可比这些小小的五彩缤纷的蜡纸贴纸更完美的呢？花一块钱我可以从任何商店买到。人人都可以去拥有。艺术家们很尊重、崇敬这种独特的媒介，用它进行展示。孩子们从他们第一次开心地乱画乱写就知道如何“排在队列里”可选择不那样做，用一种复杂的视觉语言在贴纸上画他们自己的画。油画笔、炭棒、除水彩外的多数画家的工具都很贵，只有一些有特权的成人画家才用得起。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但蜡纸贴纸是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的自动艺术。它们装在一只多彩的盒子里，你可以把它们带到任何地方。蜡笔令我——而且现在仍然让我——因为这些原因而感到开心。一个房间，如果里面没有一盒蜡笔，就不是我自己的。

　　把我的房间整理好的下一步是要“拆”那一堆东西，安排它，创造形式，通过组织和装饰房间把我自己释放进去。我从把书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然后又按书名、再按学科、颜色、开本、年龄层然后按最喜欢到最不喜欢等的排列中得到了好几个小时的快乐。最后，我会把书整齐地放在庭院售卖得来的红色小书架上。我给自己图书馆的每部分贴上标签，把小的指示牌贴到红色木头架子上。那些书很漂亮。

　　时不时的，我高中时的同屋马里恩会说：我们要刷墙壁了，你想要什么颜色？我会说，除了像薄荷牙膏那样的绿，什么都可以。可是我们从未去刷过墙。不过那没关系，因为我把墙壁都覆盖住了。我用蜡笔在白纸上写上圣经中的语录，梭罗等的话，用很大的字体写，然后把它们贴在墙上。冬天的阳光很短暂，但很明亮。没有树叶把太阳挡住。一旦我清理好了自己的房间，我喜欢躺在床上，看着纸窗帘的图案，以及那个很大的十字形影子，影子交叉在墙壁上黄色的太阳光照出来的正方形上。那十字是妈妈为了预防龙卷风而粘在窗户上的化装胶带。

　　上大学期间的一个夏天，在另一个房间，我把圣诞节小灯串成大圈，把扭曲的绿色电线从天花板上交叉的金属梁上穿过来穿过去。那是个地下室房间，我觉得那些灯可能会让房间看上去更有生机。那些灯弯曲着，像冻住在空气中的萤火虫一样。在我睡眼惺忪之际，那些萤火虫活跃起来，用柔和流畅的舞动围着我的床飞扑过来。我是只蜘蛛，被我的网抓住的不仅仅是萤火虫，那电线上还有一只玩具娃娃的木脑袋。

　　玩具娃娃的身体已经没有了。玩具娃娃的身体是用《电视指南》杂志做成的树。我的八岁朋友凯特琳几个月里做了几十个这样的娃娃（大学放假时我住在她家里，那时妈妈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她把平常的《电视指南》折叠成圆形的随意站立的形状，像树或者铃铛一样的袍子。很快，我看到的每一处——茶几上、壁炉架上、厨房灶台上等——上面都出现了一棵棵《电视指南》杂志折叠成的树。我十九岁生日快到了，对收到的礼物我丝毫不感到惊奇。可是现在，玩具娃娃的杂志折成的身体没有了。只剩下她的木脑袋，那精细的螺旋形穿在我的电线上。

　　那张小灯组成的网上还挂着一支发光钢笔。那是我朋友布莱恩送给我，让我挂在脖子上的，因为我老是把自己的钢笔弄丢。小灯网上还有其他东西：爱米莉送的喷水枪、阿莲娜画的一幅画以及在一次摔跤锦标赛上得的一块奖牌。

　　就在我桌子上方的天花板上也挂着一只黑蜘蛛，那是用鸡蛋箱做的身体，管道清洁器做的腿。那是凯特琳的妹妹金博送给我的礼物。她做这个东西时五岁。

　　噢 蜘蛛

　　你如丝般地

　　悬挂在

　　我的空间里

　　那蜘蛛绿色的小金属片眼睛问我：你是谁？你为何那么迫切地感到要住到仔细构筑的你自己的视觉展示中去？

　　我回答：我无法住在一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在成长过程中，我曾经沉浸在收容所和不同公寓房墙壁的白色里，也在里面被淹没过。现在我在一间房间里，我要把它装扮成一件艺术品。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躁动不安的欲望，要把自己住的每一个处所变成我自己的天地。

　　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断地向新的空间伸出触角。我那海绵一般的触角在不同环境、人、地方和经历的海洋中吮吸，使自己饱满。此刻我的触角伸进了这个房间，准备吸进更多的东西，但没有找到海洋。我只找到四堵干巴巴的墙壁。我朝内心深处去找——忙乱而又仔细警惕地把触角伸到内心，仔细地把那些装饰品放到心灵的墙壁上。我装饰，美化，创造，安排。我的感知从一堵墙反弹到另一堵墙。我可以开始把自己绞干而不失去内心的海洋，把自己变成无法丈量的山水风景。我不会把自己绞干成一条干涸的河床，一条变成一股湍流冲刷过去、超越我自己的河床。我可以开始说话，仔细地斟酌言辞。我知道自己拥有这个密封隔水、密封言辞形象的箱子，在箱子里可以安排自我。

　　一个封闭空间的感觉——一只有盖子的箱子——是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到满足的。伸出手去触摸一堵墙壁可以打开内心的各种可能。

　　在大学同一个地下室房间里，在春假回家期间，我开始了另一个计划。我用安全别针在胖乎乎的蜡笔上戳一个个洞，用鱼线把它们串起来，然后在天花板的梁柱上打结系住。我喜欢把东西绑起来挂在房间的天花板上这个具体的行为。我抽紧电线，猛地拉一下结让它系结实，这个时候，我会想像，从现在起的几年里，要是任何人到这里来发掘我，把我从这个房间里弄走，他们会有很多麻烦的。为了试图移走我的蜘蛛博物馆，他们会发现我的蜘蛛网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扫下来的。我在这房间里加上了另一串自己。我系得越多，要把我移走就越困难。

　　在把蜡笔串成一个彩虹的样子系上去后，我仰天躺下。那些小灯和那些东西以及它们唤起的回忆令我昏昏欲睡。我已经用黑色皱纹纸把整个的石灰绿色的1970年代假木镶板盖住了，并将剪出的红色的心形和钻石形金属纸贴在黑纸上。

　　在这个我编织的地下室箱子里，那些用皱纹纸做墙纸的墙壁纺成了丰富的黑色回忆。我居住在那空旷的空间里。我跳进了自己害怕的虚空里，成为了真实。我纺进了自己第一个封闭空间的黑暗中，那是妈妈的子宫。

　　在那里我被自相矛盾营养着。妈妈吸了根雪茄。随着那烟弯弯曲曲地进入妈妈体内，向我飘来，我品尝着那又臭又甜的味道。她给我读书，跟我说话，我听得见她的声音。捏紧的拳头朝外伸去，碰上了柔软的子宫壁。家，封闭、安全、可以抵达的尽头。

　　我们高三英语老师教我们“A—非A两难写作法”。不论人们命名的什么、说的什么、展示的什么，都会引发其幻影般的对立面。要是我写有关美好的文章，意味着我没写到的是罪恶。我描写丑陋，同时也确立了美丽必须遵循的标准。没有家的经历的A创设出了一个更清晰的概念，一个跟它一起相对的困扰，引发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家？我怎样到家里去？我是否早就有家了？我为何在这里不能回到家？

　　小时候，我着迷于画房子，有时候我会画有圆形门的家——每扇门的正中央都有一个把手，这是受J·R·图尔金的小说《穴居矮人》中的洞穴门的启发想出来的。矮人洞穴是在山边挖出来的家。

　　我记得《穴居矮人》的第一页上的内容，我并非有意去背出来的。那一页我读了几十遍。我总是试图给任何愿意听的人大声读那本书——给我妈妈，给我的朋友们。

　　地上的一个洞里居住着一名穴居矮人。那不是一个令人恶心、肮脏、湿漉漉的洞，并不是到处是蚯蚓的一段段身体，也没有散发出软泥的味道；也不是一个干燥、光秃秃的沙洞，里面什么可以坐的吃的都没有；那是一个穴居矮人的洞穴，那意味着很舒适。

　　那洞有一扇滚圆的门，像一个舷窗，涂着绿色的油漆，在正中央有一个闪闪发亮的黄色铜把手。门推进去是一个管子似的厅，就像隧道一样：一个非常舒适的隧道，没有烟雾，墙壁上镶嵌着木板，地面铺着地砖和地毯，厅里还有擦得发亮的椅子。

　　《穴居矮人》里的这些段落为什么一直印在我脑海里？因为它们是开头几段吗？或者因为它们让我感到很亲切，仿佛我想要到穴居矮人的洞里去？还是因为在说起所有家不为家内容后，它们用一个词概括了家的内涵：舒适。

　　四年级时，我拥有的那些东西，我的“家”在清理售卖中都卖掉了。我们赚到的五十块钱是要被存到银行里，将来买自行车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把钱花了，因为我们别无所有。

　　我八年级时，我们搬到了马萨诸塞州，我又一次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留在别处。我的书、玩具花娃娃、跑鞋都被放在一个箱子里留下，很安全。很快可以寄来。妈妈把它们寄放在一个朋友家。但是那位朋友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她说会把我们的箱子寄放在我们都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里。但是那些箱子被遗忘了，遗弃了，永远地锁在了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里和一个八年级学生的脑海里。也许它们在教堂的清理售卖中也被卖掉了。我那些心爱的书四散不见了。

　　有很多年我相信会拿回我那些图尔金写的书，因此我拒绝到图书馆去借。看从图书馆借来的那些书跟看我自己的那些书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会再一次背叛我要找到这个孩提时代的自我、这个孩提时代的家的希望。

　　上大四时，我和同屋阿莲娜在开学前一周搬进了宿舍。我有空闲时间，没有功课。我买了本新的《穴居矮人》，我终于放弃了。（我给那个教堂打了电话，查问我的箱子是否还在地下室里。它们已经不在了。）我把那本新的《穴居矮人》拿到复印室，把第一页复印了一遍又一遍，把那些字放大两百倍，放大四百倍，直到它们在白纸上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图案。

　　在桌子上，我把每一张纸涂上浓浓的绿色，直到把闪亮的蜡笔用到只剩下一个细小的蜡笔头，上面包着的纸变得破破烂烂。我把二十张纸用胶带粘在一起，把这张大纸剪成一个圆。宿舍门有个发亮的铜把手，就跟比尔波的穴居洞门上的一样。我把纸用几十张双面贴纸粘到墙上。我真正的门把手在那个绿色圆圈的正中央突出来。

　　我扭转把手，打开这扇穴居矮人洞的门，那里站着曾经是我的那个小孩子。在她身后是所有她丢失的东西：那一堆破损的图书，我曾在上面弄出皱折的书，被书页割破而留在上面的血痕，不至一次地掉进浴缸里。她站在那里，被她的玩具花娃娃、她的书、她的新跑鞋、她妈妈织的圣诞袜（上面还有圣诞老人，他的立体纱线鼻子看上去像根突出来的真的胡萝卜）包围着。

　　我最后终于能够接受并放弃我的损失。我现在知道，这个女孩，这个我，不论什么时候需要她，她就在那儿，就在门后。不管怎样，我已经安全地拥有了她和她所有的箱子。

　　毕业典礼那天早晨我在撤空了一半的房间里醒来。我做的装饰物中的一半、同屋阿莲娜和我组织的舞会传单、我为班级设计的艺术计划书、从《哈佛深红》报上剪下来的幽默新闻，这些东西仍然还在墙上。可是我的大部分书都已经搬走了，书架空荡荡的，积满了灰尘。架子上只有黑色的毕业帽和毕业袍，依然装在塑料袋里。我穿上那件最好也是我最喜爱的印着彩虹花朵的裙子。裙子是十年级时买的，十一年级时我穿着它坐灰狗长途车横穿这个国家（在夜间很冷时裙子里穿着牛仔裤），我穿着它参加高中毕业典礼：我穿着它，依然感到漂亮舒适。裙子的颜色跟昏暗的黑色毕业袍形成鲜明对比。我打开毕业袍，抖掉上面的褶皱。把它搭在手臂上，抓过毕业帽和上面的缨穗，走下楼去，跟在等我的朋友凯瑟琳和阿曼达会合。凯瑟琳早就把毕业袍穿好了，阿曼达正在帮她把白衣领扣上。我们走进昏暗的餐厅，用传统的被称为香槟早餐的早饭。我们的几个朋友早已经喝得有点醉了。

　　我指望着毕业典礼不是件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又一天罢了，在我终于可以呼吸并作为一名真正的成年人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安顿下来之前要过的另一个忙乱的一天。

　　在忙碌着打包等事中间，发生着很多的事情，让人无法思考毕业的真正意味是什么。我的同屋阿莲娜和我得要决定如何处理家具，如何给我们的那些花草找个快乐的去处。我们大二那年买了棵蜘蛛草，现在，从那一棵草，我们培植出了十几棵巨大的蜘蛛草，还有数不清的更小的草。在毕业典礼之外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事情要想。毕业典礼只不过是另一次典礼，另一个手续，是个传统。

　　毕业周是期终考试结束后一个开无数聚会、彼此互相道别的一周。大四学生和一些宿舍管理人员是惟一还留在校园里的人。那跟新生周一样——那时我们全班同学比其他学生早到一星期——不过是倒过来。我在一种平静的忙乱中度过了这一周，把自己的东西装进那几只带有轮子的塑料桶里。桶是乔安妮送给我的（她是个很实际的女人）毕业礼物，这样我就可以一点点、一桶桶地把东西搬出来，坐地铁搬回到昆西。我知道已经没有人可以开车帮我搬行李了。

　　我每天推着那些塑料桶来到哈佛T形车站，每次都要经过斯戴西。她是个矮胖的流浪妇女，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坐在马萨诸塞大道旁同一个地方。我在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她那单调而愉悦的声音：“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太太……有零钱吗？给几个零钱……给几个零钱，先生……给几个零钱”——“噢！是你啊！”看到我她会这样说。两年前，当时我的手骨折了，绑着石膏（我和摔跤队员们玩力量球时受的伤），她会问：“你的手臂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我一边走过去，一边会说些我那天或生活里的琐碎小事。我从没给过她钱，只跟她说话。每天在我去训练或上课的路上都有几个游民讨零钱。要是我每个人都给钱的话肯定要破产，因此我很少给东西。有时候从商店出来时，我会为在门口给我开门的流浪汉买杯热巧克力或可口可乐。我觉得给钱是不妥的，因为我不敢确定他们会把钱花在有害的还是有用的东西上。我经常想，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一定有一个解决流浪问题的办法，不过我现在还无法（或者我太忙而不能）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我想也许这个态度是虚伪的或者自私的，可是别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看见人们变化或者一成不变。读大一大二两年里，我到路瑟兰大学收容所去做志愿者，认识了一个很安静的韩国男子萨姆。他很年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很文静，很有礼貌，在找工作。我不做那个收容所的志愿者后，在车库（在肯尼迪街和沃本山街街角处的一座大卖场）附近的凉亭见到了他。每天早晨他都在同一个地方。我向他笑一下，然后赶去工作或上课，我的背包里装满了书，手里紧紧握着一只咖啡杯。他朝我回笑着，有时会说早上好，因为他认出我来了。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肩膀上了，看上去疲劳、寒冷，不过他总是在那个地方，站在那里，手里的帽子伸出来向人要钱。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在哈佛广场上不同的长凳子上睡觉过夜。他的头发现在变得灰白而卷曲了，皮肤很干，晒得过黑，眼角上有了皱纹。如今他的双眼变成了半开半合的缝了，几乎不再看我。有时候我故意转过头不看，不想让他因为我看到他处于这样的困境而感到羞愧。他挣扎着要保持清醒，而以前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甚至在常睡的长凳对面的霍利欧克中心内站着就能睡着。他没法坐下来，因为哈佛的警察会赶他走。

　　在大学期间，我认识了哈佛广场上的其他许多游民。他们是我的邻居：斯戴西、韦恩、萨姆、阿尔格、斯密迪，以及丹尼尔。斯密迪有只身上有黑点的白色长毛绒玩具豹子，他从不离身。每次看到丹尼尔，他总是给我准备好我的人体生理功能节律失调表。韦恩喜欢在收容所做早饭，经常生病进出医院。斯戴西每个星期一早晨都会看到我，然后说：“早上好，劳累的家伙。你今天早上好吗？”因为她记得星期五早上我曾经在外闲逛，因为前一天夜里到曼瑞（一个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而疲惫不堪。

　　毕业典礼前一个星期，斯戴西看见我从人来人往的砖地人行道上走过来。我弯着腰，汗流浃背，拉着一只大桶。（我为什么不能轻松地做任何事情呢？）她见到我，中断了单调的讨零钱的声音说道：“你也要走了吗？”声音中带着一丝伤感。

　　“不。”我愉快地说，“我只是到昆西去，地铁红线的另一头……你还会见到我的。”

　　“昆西？”她问道。可我早就走过去了。

　　我穿过人群，坐T形车站的电梯下去。那个开电梯的很急躁。他在对讲器里不满地问道：“你要干嘛？”因为我急匆匆地把所有的按钮都按遍了。在地铁里，人们奇怪地看着那只水鸭色的大桶和我。我最后在昆西中央车站下了车，希望能找到一辆购物手推车。通常我运气很好，每当我觉得弯着腰拖那只很重的桶背都要断了的时候，在车站附近或一两个街区外都会有一辆推车等着我。

　　我会欢跃地把桶提进推车，然后上路：那么快！那么轻松，轮子发出很响的吱吱声。我会想，我怎么就那么可笑呢？用笨办法做事，因为课已经结束，每天整天把时间花在到昆西来来回回的路上。为什么我不能正常一点，找几个箱子，找个人开车帮我搬呢？我想过的一些办法以及做事的一些方式，四年里已经变化了，但是生活的一些实际没有变。

　　我希望自给自足，可是在这里没有一个拥有汽车的家人。这是我所知道的搬家的惟一办法，那样疯颠颠的，劳累不堪。一度我曾经嘲笑过自己，我曾经推着一辆推车从家里走到昆西T形车站，并指望那天深夜我拉着一大桶东西回来时那辆推车还会在那儿。那真是荒谬之极。

　　我还笑自己，记得一次圣诞节后我有三只大包要带回学校。黛安娜和我把它们装进一辆在住处附近找到的购物车。我们正要推着车离开，突然听到一声：“去拿你们自己的推车！”一个戴着帽子留着蓬松胡子的游民从两间房子间的小巷里走了出来。“去拿你们自己的车子！那是我的推车！”他恼怒地说。“也祝你们圣诞快乐！”他嘟哝道。我们没有意识到推车里那几只装在塑料袋里的空罐头是别人的。幸运的是，几步之外有另一辆推车，于是我们把包转移到那辆车里，一路推着，发出嘈杂的响声。我们笑得肚子疼：“那是我的推车！去拿你们自己的！”我们互相咯咯直笑。

　　那就是我推着车回到T形车站时想到的。我想着要是任何人——尤其是大多数哈佛学生——知道我生活中的这部分，他们很可能是不会理解的，不会理解有一辆推车在等着你的必要性。

　　还有无数其他的复杂因素和问题可以让你不去考虑生活中那些更学术性更深奥的事情，把你带回到那些夹杂着推车轮子撞击人行道的声响的笑声中去。

　　此处我应该写有关毕业典礼的情况，可我沉浸在对那些笑声和购物推车轮子的回忆中，沉浸在当时让我不去思考将来的嘈杂声中。我将不再是一名哈佛学子，而成为其他某个什么人，一个可能会具有讽刺意味的并羞答答地把自己看成哈佛女校友的人。

　　毕业典礼那个日子很精彩，我未曾期望那天会是那个样子。从闹钟把我唤醒到看见黑色的毕业帽和毕业袍依然在塑料袋里，我知道这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对我来讲，毕业典礼日有一种高度写实、超现实的兴高采烈和快乐的意义。我同屋三年的阿莲娜和我在队伍里一直呆在一起，按照传统毕业生的游行队伍穿过哈佛广场上那洒满阳光的街道。我们跟在一群身穿黑色毕业袍的毕业生后穿过了马萨诸塞大道，有风吹过来时按住我们的帽子。跟我最有关系的是这是最后一天——真的最后一天——我作为阿莲娜的同屋和朋友跟她一起度过，在我们进入到大千世界前的最后一天——我仍然在波士顿，而她则要去洛杉矶。

　　我们跟着同班同学走在哈佛园里，从靠近纪念教堂的一扇后门走进去。我们拥挤进教堂，坐满了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和地面，教堂里挤进去了一千六百人。我跪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帽子和一份教堂仪式程序单，还有吃早饭时拿来的一块松饼，以防在听那些冗长的讲演时肚子饿。

　　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因为外出参加摔跤比赛期间的行为而臭名远扬（有一次我们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里保出来，因为他在橙霸杯赛中跑到了场地中央去），因此当我环视教堂，看到了所有他的同屋，但就是没他的影子，我就知道要出点什么花样了。我问他们，他在哪儿？他们告诉我他们出来时他仍躺在床上，说别担心，他晚点会跟他们在教堂碰头的。这就是德尔宾的风格，在毕业典礼这天惬意地睡个懒觉，等他感到该去教堂时才闲逛到哈佛园。我笑了笑。我会想念他的。

　　我们全体在接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宗教形式的祝福后，考虑到我们所受的大部分教育是那么长久，我们从教堂里散出来，把我们自己像从罐头里倒出来那样散到哈佛园明媚的晨光里。我们中没有人习惯这么早起床。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都要熬夜到每天早晨五点，聊天、学习、喝咖啡，然后睡到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如同一颗陌生的行星发出的奇异光芒照在我们身上。

　　接下来一小时，阿莲娜和我以及其他的毕业生都在哈佛园里闲逛，按照我们本科生住的宿舍楼分组。我朝用红色大写字母写着“亚当斯”几个字的大白标牌走去。在过去几年里，我曾经是那些在毕业典礼日早晨五点起来把这些牌子插在地上的工作人员之一。我曾经参加过三次开学典礼，摆好或搬走那些椅子和标牌，在那些长达好几小时的宏大的讲演过程中打瞌睡。不过这次是我第一回担任毕业生这个主角。

　　一名从一家全国性杂志来的摄影记者拿着一架很大的照相机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而我试着不去过于注意他。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你妈妈在这里吗？你见到她了吗？”“不，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告诉他。哈佛园里有一万五千人。任何人的妈妈都很难找到。他不停地问我是否因为见不到妈妈感到伤心或者失望。他似乎在暗示我妈妈是那种可能会抛弃我的人。这跟我高中毕业典礼的情景很相似，当时摄影师们在瓢泼大雨中撑着蓝白相间的大伞跟着我走东走西。

　　住卡伯特楼的学生（我大一的同屋玛吉住那儿）聚集在住亚当斯楼的学生旁边。我走过去，跟玛吉和詹妮以及阿莲娜紧紧拥抱。

　　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之后，一支由校友和教授们组成的队伍沿着水泥路走了过来。我们这些毕业生只得分开来给他们让路，在两边排成了队。那些毕业六十年的老人拄着拐杖戴着草帽，长着浓眉，看上去很可爱。阿莲娜的男朋友JP用胳膊肘顶了顶盖伊：“六十年后那就是我们，噢耶！”

　　“我等不及了，”盖伊回答道，憧憬地傻笑着搓着双手，“我想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

　　那些老人们微微带着笑容走着，像知道已经赢了比赛的乌龟那么慢。后面是教授们，他们的袍子上有不同的颜色和条纹。我们思忖着每种颜色和每种条纹意味着什么。看着我们普通的黑色毕业袍，我们认识到自己在今天所要获得的学位仅仅是个开始，在毕业生的世界里我们是婴儿。

　　从8：00到正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被人指引着朝“剧院”走去。三百周年纪念剧院位于纪念教堂和韦德纳图书馆之间的那个空间。树下摆放着一万五千把折叠椅，纪念教堂的门廊成了一个台，装点着话筒、大音箱和一圈长凳。到这个时候，我们中有的开始内急起来，非常需要去上厕所，因为那天早上喝了太多的咖啡、香槟和橙汁。我的朋友杰森和盖伊尤其急得要去，因为他们随身还带了香槟。所有的本科生都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我们决定要离开片刻。杰森、诺亚、盖伊和我蹒跚着从一排排毕业生中穿过，在剧院前靠近主席台的地方跑过去。回头看着那一大片的人，我知道妈妈和爸爸以及麦克先生和黛安娜都在那里边，尽管从那无数的脸里我看不到他们。我看到了朋友阿什利的妈妈，她手里拿着摄像机，但是其他人我就都不认识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她看见我们站起来，从前面走过去，可她不知道那是我们。“那是你？”她笑着说道，“我在找你，可找不到。”

　　我们拼命地跑到哈佛园的右侧，跑到塞弗厅的地下室，洗手间就在那儿。那样跑着可真有意思，在一本正经的仪式中的非正式活动，让那天看上去更充满节日气氛。看到盖伊、诺亚跟杰森穿着毕业袍，因为喝多了酒或者开心两个原因而自己绊倒，在人的海洋里落在了我后面，那场面真是滑稽。一个熟识的空间被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使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聚会。在排队等着上洗手间时，一名妇女问我：“那些本科生已经坐好了吗？”

　　“是的，”我说，“不过我们得出来一下。”

　　很快我们就安全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毕业典礼已经开始，有人在用拉丁语作惯常的讲演，那音调非常滑稽，用词夸夸其谈。我肯定麦克先生从这演讲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眼镜后面的脸神采焕发起来。那副眼镜使得他的两眼看起来更大，更和善，更热切。他热爱拉丁语，会把任何单词或词组的词序颠倒过来并给每个单词词尾加上-us把它们拉丁语化。“Bookus gettus（拿书过来）”是他最喜欢的词组，对他来说每样东西都是“frasmus theatre（戏剧道具）”。“Cakus facus”是用来表示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蛋糕涂到你脸上的一个用语。

　　所有的讲演都是关于哈佛是如何伟大，我们成为哈佛校友是如何如何的幸运。其中有一个讲话本可以标题为“在哈佛四年里我是如何习惯跟黑人在一起的”。我的室友和我都不知道有怎样的感觉或者如何去对此作出反应，因此我们主要是笑着，没有站起身或鼓掌。这里没有什么新内容。

　　比之那些讲演，坐在我周围的人我记得更清楚。那些我已经那么了解那么熟悉的脸孔，那些我已经喜欢上的同学。那些此刻我对他们有了不同看法的人们，我知道以后不会经常再见到他们了。

　　几个月前，我曾陷入慌乱中，不敢确定自己离开哈佛后会干什么。我的许多同学都投身于“招聘应聘”——跟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签约。那是一张很容易在短期内挣大钱的门票，虽然很多人要每周工作八十小时。我对这样的安排没有兴趣，无法设想“为了钱”去做任何什么事情。其他人则去申请读法学或医学研究生院。对他们，这是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可是我从来就未曾离开过学校。我要一个放松的机会。我只想要自由。我真正想做的是写一本书。我的论文导师曾经把我介绍给一些文学经纪人，不过写书还不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不管怎样，我感到充满信心，因为现在我有了大学教育的背景，不会回到妈妈和我以前曾经过的那种境地里。我可以自立了。哈佛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宇宙，打开了财富的世界，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充满激情、坚强、智慧的人。有些会沿着传统的职业道路走下去——当医生、律师和教授——但是我也认识其他一些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在非传统职业领域里的思想和行动去改变世界。

　　后来，阿莲娜、我和我们那群同学往亚当斯楼走回去，爬过那些已经放得乱七八糟的折叠木椅，试图从正在慢慢朝不同方向散去的人群中穿过。我回忆起在大学前几年，我是多么恨开学典礼后清理场地，把垃圾装进垃圾袋里，同时为在那短短几小时内椅子之间的草地小路被踩踏成了泥土路而叹息。可是今天我不会留在哈佛园清理毕业典礼带来的后果了，因为我们要到楼里去参加另一个小型的毕业典礼。在亚当斯楼的院子里举行的这个仪式上，我们的名字才会真的被念到，毕业证书才颁发给我们。

　　阿莲娜在亚当斯楼的院子里找到了她父母和妹妹。阿莲娜的妹妹告诉我她父母亲两人在闹不开心，因为坐在轮椅里的奶奶不见了，她父母一上午一直在找她，为她担心。

　　我在找我的父母和黛安娜，这时麦克先生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的肋骨都被他抱得要断了。他把一束漂亮的橙色和黄色的玫瑰花送到了我面前。那个杂志摄影记者立马开始拍照。他的照相机镜头比以前用的那架更长，更突出。他的助手紧跟在后，手里提着装照相机的手提箱。我真切地笑了，因为见到麦克先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无比激动。接着我又微弱地笑了笑，因为我已经厌烦了被人拍那么多照，而且也是由于我有点担心，我的家人到现在一个都还没露面。我知道他们可能迷路了。麦克先生得要回到学校去，为文化遗产课程之夜——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做准备。麦克先生像一尊菩萨。他拥有在一天之内身处似乎无数个地方的法力，因为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有着无穷的慈悲。

　　那名摄影记者不停地问我：“你母亲在哪里？你见到她了吗？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有点不耐烦，心不在焉地，朝他身后看去，寻找着某个我熟识的人，但什么人也没看见。

　　这天阳光明媚，可是对六月份来讲还算很冷。风吹过了我的毕业袍和裙子，在我脊梁骨底留下了一块寒冷的斑点。

　　原来我妈妈和爸爸都被在哪里举行第二个毕业典礼搞糊涂了。妈妈和她朋友贾妮丝在街上碰到了我爸爸和多恩，并使他们相信要是都到我宿舍去的话，他们可能在那里找得到我。在毕业典礼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我位于五楼的宿舍里，身边被箱子、花草和装垃圾的包包围着。最后，他们听见从楼下远处传来的鼓掌声和口哨声。他们冲下楼梯，正好看到我上台领毕业证书。黛安娜整个典礼都在那儿，站在后面的一棵树旁边。

　　我设法摆脱了那名摄影记者，跑到楼上宿舍里。我想要找到我的家人。爸爸的包和妈妈的几张报纸在我房间里，因此我知道他们来过。我急急忙忙在毕业袍和裙子里套上牛仔裤——这样我可以更暖和些——然后跑下楼来到餐厅。我先看见了黛安娜，然后看到了其他每个人，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看到大家都在一起，为我的毕业而感到非常高兴，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拥抱了妈妈。我觉得她不想放开我。最终，哈佛并没有让我们母女疏远，反而让我和她更亲密了。我对贫困和流浪的研究帮助我理解了妈妈的生活是怎样和为何成为那个样子的。它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信念，变革是需要的。上哈佛大学让我在贫困和富裕两个世界里都感到游刃有余。我把自己的坦诚保持给所有的人，从跟知识分子以外群体度过的时间中获得乐趣。我未曾蜕变为一个典型的哈佛学生。我依然是我。

　　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不再是那个躺在圣芭芭拉水泥地上盯着身穿蓝色制服警察的那个女孩。我不再是那个一口气把《穴居矮人》从头到尾看完的小姑娘。我也不是那个理想中的哈佛学子，或是实现美国梦的象征。但是，我身上仍然有着一点吃几百颗青豆以便长得更高更壮的那个女孩的影子。我更进一步地从我自己游离出去，进入大学，进入现实世界，进入到跟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思想的关系中去。不过我收回自己的故事。我从自己所处之处写起，从我朝外看的长途汽车车窗写起。这样做，我可以轻柔地把自己从人们在我身上和里面虚构的神话、编织的理由和理论分开。有了这些新的工具，我也更深地跳回到妈妈的子宫里，进入我的童年，进入我那独特的身体里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