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平安夜
作者：[德]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战争中的平安夜》第一章
前言 罂粟花开遍佛兰德大地(1)
Der kleine Frieden im Gro?茁en Krieg
西方小说中曾用罂粟花比喻和纪念战场上牺牲的战士，当我译完《战争中的平安夜》时，我似乎找到了这一比喻的出典：位于比利时的佛兰德大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主战场，1914至1918年，成百万的交战国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在这里倒下，鲜血横流，最后都被埋在这片土地下。他们的鲜血哺育着罂粟花，于是罂粟花开得血红血红的。每当人们看见这些美丽鲜红的罂粟花，便会追思起为统治者利益而战死在这里的丈夫、儿子、父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出兵占领了比利时，于是英、法等协约国相继出兵对付德国，比利时的佛兰德成了西线大战场。伊珀尔是战役最频繁的地方，大战期间，英国军士在这里丧生的最多。从此以后，伊珀尔一直是英国人民纪念阵亡男儿的地方。
战争是德国发动的，在统治者、好战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蛊惑、煽动和欺骗下，无数德国青年作为志愿兵而激情满怀地踏上战场，“争取为祖国、为德意志而光荣地战死沙场”。然而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们醒悟过来，他们认识到英国士兵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倒霉的战争快点结束，早点回家去。
1914年圣诞节来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发生了——交战国士兵自发协议停战，共同欢度圣诞节。12月24日（平安夜）黄昏，德国士兵向英国士兵大声喊道：“圣诞快乐，英国人！”接着举起牌子“我们不开枪，你们不开枪”。英国士兵也举起牌子“我们不打仗，你们不打仗”。消息在佛兰德战场所有的战壕里传开，互为敌人的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战壕上面立起了圣诞树，点起了蜡烛，双方齐唱圣诞歌。第二天，几个星期来躺在战地无人区的阵亡士兵由双方士兵共同在“永远安息”的祈祷声中掩埋掉。战场成了交换烟丝、烟斗、烧酒、罐头食品……的市场，一天前还是互相敌视的男儿们掏出家里人的照片给对方看，诉说他们渴望家乡、思念家庭的衷肠……很多战区的士兵们甚至比赛起足球来。
然而“圣诞和平”令那些远离枪林弹雨的总参谋部先生们十分慌张，他们决不允许滋长和平，用军纪处罚和军事法庭来威胁士兵和下级军官，下令继续开火……1915年圣诞节前，交战国的总参谋部事先下达严格命令，以防止1914年的“圣诞和平”重新出现。尽管如此，不少战区的战士们还是斗胆跟上级指挥官玩花招，总参谋部来人视察了，双方士兵便乒乒乓乓地开起火来，可是子弹全部打偏，在双方脑袋上方飞过，没有一个人被命中。
和平终于没有能持续下去，战争打了4年，900万士兵为这次大战付出了生命。人们从战争中得出教训：应该让发动战争的人亲自上前线去打仗；全世界母亲联合起来，不要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上战场。
《战争中的平安夜》一书以丰富完整的真实资料为基础，向读者展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好战分子的丑恶嘴脸、战场（阵地战）的残酷和严峻苦难的戎马生活、年轻一代被无辜糟蹋、士兵们从厌战反战到自发协议停战，写下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圣诞和平”篇章。
本书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于1945年出生在德国埃尔万根，在汉堡和克雷费尔德长大，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日尔曼学和历史学专业肄业。1965年起在《慕尼黑晚报》工作，1968年起担任该报副刊部主任。1986至1990年任《明星》周刊和《速度》杂志主编。1992至1993年担任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访谈节目副主持，2003年9月后执笔《德国金融时报》社论。
于尔格斯写过多种通俗专业书及人物传记，很多都被列入《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被拍成影片。主要作品有《罗密·施奈德的衰落》、《阿克赛尔·施普林格的衰落》、《受托人——英雄和骗子如何出卖民主德国》、《早老性痴呆者在无人区寻找踪迹》、《真想吻这些女人：理查德·陶贝尔传》、《公民格拉斯——一个德国文学家的生平》以及政治惊险小说《克列奥帕特拉阴谋》。
前言 罂粟花开遍佛兰德大地(2)
《战争中的平安夜》是一本提倡人道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报告文学，书中的许多真实细节十分感人，它们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至少能让读者掉下感动的眼泪。站在成百万无辜阵亡者的墓前，让我们一起朗诵“太阳纵然会落山，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
陈钰鹏
2006年7月于上海十方阁
静静的夜——莱茵河畔无设防(1)
起先只是独唱“静静的夜，明亮的夜”，歌声轻轻飘逝在死一样寂静的佛兰德地区，但接着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地响彻战地，“越过一个一个的防卫墙，沿着整条又长又黑的战壕直冲云霄：‘睡吧，在美妙的宁静中’”。战地的这边，相隔一百米的地方，英军的阵地上非常安静。而德国士兵们兴致正高，歌儿一首接着一首，“犹如几千男歌喉组合成的音乐会”。直至唱完“蔷薇绽出花蕾”，喘不过气来为止。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后，英军的士兵们又等了一分钟，接着开始鼓掌，开始叫：“好！老弗里茨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受到这种方式表扬的弗里茨们用“圣诞快乐，英国人”及“我们不开枪，你们不开枪”来回答，他们所叫喊的话是认真的，他们在几乎高出战壕边一米的防卫墙顶部放上蜡烛并将它们点着。接着，烛光像排成行的珍珠在黑暗中闪烁。一个英国士兵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就像剧院里的脚灯灯光。”
演出的舞台就这样被照得通亮，今后几天将在西线演出的戏剧总排练成功了。这儿，那儿，从北海到瑞士边界到处都是这样。天堂里的上帝为佛兰德地区创造了最好的外部条件。这是1914年12月24日，夜幕降临以后——16点左右天已经黑了——开始刮风了。清朗的星空“从上帝的住所向我们问候”，圆满的月亮“用她温柔的月光向伦勃朗故乡辽阔美丽的佛兰德大地预示着美好的和平”。
现在两者都在帮忙，月亮和蜡烛，无人区里的每一个可疑动作都看得很清楚。荣誉属于苍天和上帝，和平属于大地的人们，基督福音是如此宣告这一天的。而地上的高级长官显然不在，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自发地决定（法国士兵和比利时士兵有点犹豫），不等上帝的恩赐而停止互相射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和平，以后也没有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伟大的圣诞故事由许多小故事组成。
欲知这些故事的神妙，就必须把它们全讲出来。
开始，德国人的举动把对方给弄糊涂了，他们不敢相信会有和平。难道又是野蛮人的诡计？又是阴险的迷惑？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发生的事情让人记忆犹新：一支德国部队在英国部队的视野中趴在了地上，放下了武器，于是英国部队也扔下武器，朝德军走去。突然，在这些似乎厌倦了战争的德国士兵后面，从掩蔽部里冒出了带着尖顶头盔、把枪瞄准了英国士兵的德国兵，眼看这就是一场凶杀。普鲁士人，他们就是以冷酷无情出名的。瞬息间，几十个汤米① 倒在了铁丝网前面。
一位名叫马塔尼亚的战争画家根据目击者萨金特·梅加里的描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伦敦的《环球》杂志将这幅画刊印在两个版面上发表。“英国人永远不会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不管他们出生于哪个阶层，都不会做。”这是这幅画的标题，完全符合舆论的意见。对坦诚好意的人射击，就因为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因为是在打仗，这是没有人性的行为，如此卑鄙的事情和英国的国民性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这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英国皇家第10兵团的总司令布莱顿·麦金内尔（利物浦的苏格兰人）也是个典型的德国人了，他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也让士兵们这么做。麦金内尔待在伊珀尔到维查特的公路上，在德国兵的对面。他在191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各种各样关于敌人在战壕间遭遇英国军队的故事都讲到了，所幸保卫我们战线的部队干脆就在等，一直等到德国人从他们的战壕里出来，于是快速射击，将他们击毙，从而结束了友好联谊这样的蠢事。”
麦金内尔的日记是收藏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博物馆里的文献之一，也是目击者和当事人关于比利时北部战场的资料之一。收藏在伊珀尔的“佛兰德战地博物馆”——原来的大集市广场旁的布商商会，伊珀尔是今天常用的“伊普尔”的佛兰德语名字。由于英国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在这里阵亡的英国人比其他欧洲人多，也比其他“毁灭性战场”上多，所以这个人们通常以法文名字“伊普尔”相称的城市，对英国人来讲具有象征意义。
静静的夜——莱茵河畔无设防(2)
在这里发生过4次战役，最后伊珀尔成了废墟。德国人占领她只有一天时间，即1914年10月第一次伊珀尔战役时。在今后几年中，英军誓死保卫这个城市，以阻止德国联合兵团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挺进，因为德军想在这些地方断绝英军的给养。德国炮兵将这个中世纪以布商商会和圣马丁教堂出名的富庶小城夷为平地。被载入史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城已经没有一座房子了，教堂和商会的前面只留下塔的残骸。以前，在晴朗清澈的日子里，从塔上可以看到北海。
每次战役都会死去很多人，而实际上伊珀尔的战役是不断的。从1914年至1918年有50万英国人在这里丧生，1917年7月的第三次战役中就有25万人阵亡。同样，许多德国人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伊珀尔后面不远的帕森达勒有10万英国士兵献出了生命。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后来的英国宰相劳埃德·乔治谈到英国第一军团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将军时说：“失去多少士兵，对黑格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他干脆就是在糟蹋这些年轻小伙子的生命。”在所谓的英国重大胜利后，当他看到死亡名单上列着这些可怕的数字时，他可能会希望以后不要这么经常打胜仗了。
整个大战中，不列颠联合王国失去了76.4万名士兵，他们为了保卫伊珀尔，和德军确确实实战斗到阵亡为止。当时英国国防部长温斯顿因此于1919年1月建议，将废墟城伊珀尔从比利时买过来或者请求比利时人民将她作为礼物送给英国人民以纪念阵亡的英国将士：“我希望，我们能获得伊珀尔废墟……对英国人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更神圣的地方了。”以前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重建，伊珀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公墓，一个告诫后人的纪念碑，墓碑上写着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坟上开着罂粟花。
事情没有完全按英国人的愿望进行。但比利时也不需要用她的废墟来纪念不幸的事件，若利·埃莱皮特部长宣布说。1915年从伊珀尔逃亡出去的居民，战后，回到了他们被摧毁得只剩墙基的城市，在废墟上安下家来，然后重建家园。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在伊珀尔获得了他们的纪念碑——城门的残骸作为纪念碑的基础，马路从集市大广场穿过城门通往梅南。除此以外，战后的城门已没有剩下别的东西了。卡斯特尔运河上的大桥同样也躺在了废墟中。
“梅南门”于1927年隆重开放，一块白色的大石碑，它不像一个城门，倒是更像一个纪念馆；它不像比利时的拱形凯旋门，而更像罗马式凯旋门，壁上刻着将近55000名英国士兵的名字。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这些士兵的踪迹，因此也就没法埋葬他们。这里的名字远远没有包括所有的士兵，真要将所有名字刻上去，地方也不够。
每天晚上将近8点钟，这个地方变得寂静无声，交通中断，本地的车辆绕道行驶，每当这个时候，凯旋门不准通行。8点整，号手们来到凯旋门的圆顶下吹起集合点名号——军人葬礼号，每天晚上是同样的程序。不到10分钟的仪式已经举行了75年，但在二次大战德军占领下没有举行，即1940年5月20日至1944年9月6日。每天晚上，两次大战后出生的人都等在凯旋门下，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本地人，有旅游者，有许多是英国人，德国人很少。
有一天晚上，在街道中间站着一个老人，他也许80岁，可能更老一些。船形军帽斜戴在他细发的头上，他的眼睛不朝任何地方看，他站直了身子，直至号声结束。然后他拉开嗓门，声音就像以前当兵时一样响亮，这位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士兵发誓：“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周围的人也轻声重复着他的话，以表认同：“是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当然能背出劳伦斯·比尼恩于1914年9月为阵亡士兵所写的叙事诗《献给阵亡者》的第四小节。比尼恩早就去世了，他的作品也被忘却了，然而这几行诗却活着，每逢纪念日，在所有的纪念碑前被活着的人朗诵着，而这样的纪念碑在佛兰德地区太多了：
静静的夜——莱茵河畔无设防(3)
他们不会老，不像我们活着的人，
年龄不能屈服他们、不会压垮他们。
太阳纵然会落山，
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
老人将手靠到帽檐上，向死者致敬。从通向纪念碑平台两侧台阶的一侧，他登上平台。平台上永远有灯光照耀。他在那儿放了一个红色罂粟花做成的花环，罂粟花是佛兰德大地之花。“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纵然太阳落山了，就像现在一样，愿它明天早上仍然升起来。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他又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身回到街道中间，把眼角的一滴眼泪擦掉。
每天晚上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来到这里，每天晚上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代表大家放下一个花圈。大部分参与者——学生、老兵联谊会、妇女协会——坐渡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欧洲大陆，然后再坐汽车直到这里。伊珀尔成了朝圣地，多少代过去了，始终还是朝圣地。
在“梅南门”的附近，当年发生过战壕之间的流血事件，《环球》杂志用素描作品为读者表现了这些事件，证实了英国人的所有看法。英国人对德国人毫不留情的民族性颇有成见，德国人被讨厌地称为蛮子或匈奴。让人最初和匈奴联想起来的人是德国皇帝，因为他于1900年要求他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就像以前的匈奴那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今天，只要是跟德国人比赛足球，观众中仍然会产生愤恨的情绪；直至今天，德国人在英国的马路小报中仍然被这样臭骂。
所以，当这些所谓的匈奴在平安夜——圣诞节的前夜突然不再开枪而开始唱歌时，没有人敢相信他们，尽管他们的蜡烛在和平地闪烁。难道它们是为德国炮兵提供的目标，好让他们准确地对着英国人的战壕轰击？或者是为了引起英国士兵的好奇，让他们将身子露出防卫墙，轻而易举地成为德国优秀射手们的战利品？英国人还是继续隐蔽着，不相信德国人，尽管他们喜欢这些歌，尽管温馨的旋律感动着他们，但这不等于喜欢德国人，他们喜欢的是音乐——世界人民的语言。
有的英国人用至今在前线通用的方式作出反应。将近下午4点半钟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战区一支德国军乐队开始演奏圣诞歌曲时，苏格兰炮兵军官从后方指挥自己独有的“声部”——炮弹直接击中乐队。“你们可以想象，这些奏乐的人成了什么，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马拉德夫妇的一个儿子向在怀特岛的父母报道说。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1)
不列颠联合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争端也是一场家族的不和。1914年6月的基尔，战争爆发前不到6周，德国皇帝穿着英国一位海军上将的制服拍照，他觉得“穿着洛德·纳尔逊穿过的制服”很威风。德皇不仅是英国轻骑兵的名誉上校，而且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上将，而他的堂兄乔治是普鲁士近卫军第一兵团的军官。4年前，德皇威廉二世在其伯父爱德华（英国国王）的葬礼后已经写道：“英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作为英国皇家的一员是美好的事情，威廉二世也就很自然地邀请他亲戚的海军去基尔参加帆船节，并愉快地结盟。
友好、建立兄弟般关系，不久便被视为谋反，这只是一个日期问题。1914年6月28日，这天，一个行刺者在萨拉热窝结束了奥地利加冕王子费迪南及其年轻妻子索菲的生命。因为塞尔维亚政府——至少是秘密警察——卷入了这次谋杀事件，所以一举杀两人的行刺事件带来了严重后果。战争发动者早就在寻找开战的借口了，这一次机会便是一个好借口。开始是唇枪舌战，接着于8月4日爆发了真正的战争。
首先，在德国政府的鼓动和支持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人宣战。塞尔维亚的保护国俄国便做好了作战准备，德意志帝国立即作出反应，因为他觉得受到莫斯科及其同盟者巴黎的包围和威胁，因此打着“解放”的旗号向俄国和法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按闪电计划便是迅速朝法国首都方向进军。德意志帝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保证德军畅通无阻通过比利时，却遭到比利时政府的拒绝。
德军于是袭击这一中立国，开进了这个国家，他们不仅占领了比利时，而且还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大部分地方。现在，英国不得不作出反应了，并让英国在比利时的亲戚知道，在侵犯中立国比利时、袭击与英国结盟的法兰西共和国以后，这些国家之间要交战了。战争爆发了。战争为什么没有被阻止？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大约有7039种。
畅销书《世界大战》的作者H·G·威尔斯在回顾1914年夏天时写道，每一个聪明人都看到了可怕事情会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去避免这场灾难，而最不想避免灾难的是德国皇帝，他成了总参谋部里狂热的好战分子。
德国人民的宠儿威廉二世——由于在他摄政期间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一片升平——被普鲁士政权中的“优秀分子”所操纵，他们利用这位实际上懦弱、沾沾自喜和胆小怕事的专制君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直至这位皇帝的自吹自擂不再涉及他那些高贵的英国亲戚，而只会降格谈他们那些被人轻视的微不足道的弱小军队。
从此以后，英国的职业兵便自称“微不足道的老兵”。这种自豪的戏称实际上是国防部宣传处的成绩，他们想以此达到调动出征军团战斗力的目的。说其来自德国皇帝，这纯粹是无中生有，人们只是借他之口罢了。于是在英国激起了人们反德国人及其傲慢的最高统帅的情绪，预期效果达到了。
1914年8月3日，从海边度周末回来的英国人在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碰到了数百名德国人。他们尽管多年来生活在英国，以出租车司机、服务生、理发师、商人为业，但现在却必须服从他们祖国的召唤。绝大部分人都以电报形式收到了这一召唤，要求他们赶快坐英国火车到海边的轮渡站，返回以前的家乡。他们把家庭留下了，告别了邻居和朋友。在德军袭击比利时并正式宣战后的第二天，这些邻居和朋友就成了这些德国人的敌人，而实际上他们之间毫无冤仇。
战争爆发的前几天，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示威反战，这么多人游行在欧洲任何大城市从来没有过。在柏林和巴黎有几千人失踪，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人中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和德国人就想结束战争，在第一片树叶凋落以前，最晚到圣诞节以前。在英国对判定谁是敌人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军事独裁者是敌人，德国人民不是敌人。坐船到汉堡来回，8月8日旅行社的票价还是45先令，几天后报纸上还在为1915年德累斯顿之夏音乐会做广告呢。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2)
然而，几个月后，即1914年底，黑色和白色成了时尚的流行色，人民的意志占了上风，但报纸上的基调是打仗；怀疑之色——不显眼的灰色已经没有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国，有的爱国者除掉了他们所养的猎獾狗，因为猎獾狗是德国品种；在德国，培养精英们的高贵女儿的教育机构，即按照英国的好传统培养“英国小姐”的机构，必须将名字改掉。
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正在开始的民主时代被逼得无路可走，在重要的西欧国家，尽管自由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在议会中占大多数（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席位远远多于其他政党；在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处于执政位置；在法国是社会主义党人掌握政权），然而，当战争爆发时，他们的理想破灭了。
德国人的形象——欧洲蛮子，这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许多看法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德国的将军、实业家、政治家、出版家，他们的统治者更不用说了，他们以优越者自居，用强有力的口号“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上的一切”凌驾于别国之上。皇帝用来号召“德国人民”去发动战争的语言是当时典型的德意志时代精神：“战争势在必行，敌人在和平时期袭击我们，所以我发出号召！拿起武器！任何动摇、任何犹豫都是对祖国的背叛。事关我们父辈创立的帝国的存亡，事关德意志政权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存亡。我们要抵抗，直至人和马匹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们会经得住这场战争的考验，哪怕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德国从来没有被战胜过，只要团结一致，和上帝一起前进。上帝曾和我们的父辈们在一起，上帝也将和我们在一起。”用行动开始，不考虑后果，这是典型的日耳曼本性。这种本性只怕上帝。根据这种本性，世界应该按德意志精神发展才健康。皇帝的口号在30年以后还可以这么写，用这种腔调，用这种语言，在另外一个帝国，有一个人签字，他现在正兴高采烈地学着这一号召：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只有像1914年的德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能单独跟别的军队作战。”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御林军步兵团的编年史家大声说，“在军队里，每个人都通过经常骂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严格教育和训练，而成为没有缺陷的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像1914年的德军那样的团结一致的、德国人民和祖国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没有过。”而这样的咆哮，确实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德意志帝国有一首所谓的《仇恨英国歌》，它充分体现了德意志式的狂妄自大，成了街头的流行小调。此歌为某一个名叫恩斯特·利绍尔的德国人所作，作为德国声嘶力竭追求统治世界的有力证据、作为傲慢的普鲁士主义的证据。这首歌被译成英文，在许国英国报纸上刊登。一个未经训练的半吊子所写的语无伦次的东西，在正常的年代根本不值得一提。每个国家毕竟都有偏执者，何况那些年代已经是不正常的年代了。对英国的仇视竟然变成了一种民族诗，用来增强本民族的偏见，影响本国人民的情绪，毒害他们的思想。
这位笔杆子因此立了大功，甚至获得了一枚勋章。德国的小学生必须背诵他写的诗，威廉二世让人将这些诗印成传单、分发给部队：
我们只有唯一的敌人：
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
他蜷缩在灰色的海峡对面，
满怀嫉妒、满怀愤恨、
充满阴险、充满狡诈，
一水之隔，水浓于血，
我们要控告。
我们发誓，共同发誓。
我们发誓，风吹不动。
我们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发誓。
听着这句话，重复这句话，
它传遍整个欧洲：
不放弃仇恨，
我们只有一个恨，
我们一起爱，我们一起恨，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
后来发表在《每日图报》上的反击诗体现出了激情——“打到德国人 ／ 全部打到…… ／ 割掉他们的舌头、挖出他们的眼球 ／ 打倒，全部打倒……”——在读者中赢得了热情的赞扬。这些诗和同时发表的、来自比利时和法国占领区的报道互相呼应，据说德国士兵在进军中将婴儿挑在刺刀上，割掉妇女的乳房，绞死神甫。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3)
被怀疑是间谍或埋伏在后方搞袭击的平民受到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枪杀，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在迪南，德国兵枪杀了61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在塔明有400个公民被机枪扫射而死，据说是因为他们袭击占领者。德军时时处处散布谣言，说什么他们的军营受到威胁，无辜的平民必须相信敌人案卷中的记录。严肃的学者们估计，在比利时被占领后，共有6500名平民遭德国蛮子的枪杀。
“反击诗”至少在平民读者中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怒，有人抗议，要将敌人的舌头割掉、眼球挖出，但这是有失英国绅士身份的做法。来自法国的谣言说，有几个法国士兵真的将德国俘虏的眼球抠了出来，这种传说其实也太夸张了。
相反，德国的公民却在公开唱每一首仇恨歌，只要是反对英国的事情，他们都做。每一颗子弹都带着谩骂，每刺一刀都有毒，他们就是这样受教育的。这个国家里的学校其实就是兵营，在那里灌输威廉式的经典：纪律、服从、尽职、时刻准备牺牲等德意志道德。
当战争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时、当总参谋部越来越不耐烦地挥舞着叮当作响的军刀时、当理智越来越深地陷入虚假的激情时，很多国家的反战人士纷纷抗议和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在英国的知名代表是伯特兰德·拉塞尔。然而当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些人士就只会赞扬一个国家了，那就是自己的国家。除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外，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购了当时公布的战争公债。
最明显的民族主义信号来自德国，只要原则上对战争持另一种看法，那就被认为是想摧毁自己的民族。对德国人而言，战争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哪怕付出生命。不仅是贵族出身的将军、不仅是普鲁士的容克、不仅是平民政治家，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后面可以读到）、神职人员、宫廷的新教传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会先生们，都本着这种精神在吵吵嚷嚷，并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一份战争宣言上签了名，其中有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赖因哈德、威廉·伦琴。宣言的名字叫《对文化界的号召》，于8月14日发表。
在所谓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思想紊乱、一种假聪明的狂妄，这种狂妄在他们的许诺中达到了顶峰：“请相信我们！相信作为拥有歌德、贝多芬、康德这样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遗产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们会把这场战争打到底的。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和荣誉向你们担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把这一宣言称为“德国人的最大罪行，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学家没有签名，并且他在一个提倡和平的、称为《致欧洲人宣言》的反战宣言上签了名，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刚被柏林有名的卡尔-威廉研究所任命为教授，他当然面临着受镇压的危险——如果他的观点继续公开传播的话，然而他丝毫不予理会。“我的和平主义是我的本能感觉，是它在控制着我，它和任何一种理论无关，只是因为我对任何一种残酷和仇恨行为抱有深切的反感”。
后来他明确地表示，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和平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有战斗意志的和平主义者：“为一个自己信仰的事业（比如和平）而死，比忍受一个自己不信仰的事业（比如战争），不是更好吗？” “民众如果不是受宣传的毒害，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打仗的。”欧洲人民受到如此错误的教育而去美化战争，实在是一种不幸。
对英国人来讲，这次大战是在陌生场地上举行的足球比赛，比赛场地越大，则比赛中的刺激也越大。战争结束时只有战胜者和失败者，战争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体育标准，比赛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但是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必须令人满意地遵守规则。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是不自愿的参赛者，但他们偏偏碰上了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战争不是在陌生场地上进行的比赛，他们受到了袭击，因此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自己的祖国。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4)
德国袭击比利时后，英国议会和社会舆论起先意见非常一致，根据协约国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发生战争时，各国必须互相支持。在这以前，内阁中从未有过多数票主张战争的。但现在，和平主义者的声音小了。“我们必须战斗，荣誉要求我们战斗”。战斗是光荣的。许多人觉得，拯救和英国结盟的法国人、拯救被压迫的比利时人，是啊，把整个欧洲大陆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一旦德国胜利了，那么隔岸的美好土地也要受害，在德国占领者的威胁下，不列颠群岛也不再安全了。但普鲁士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意图。
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将这一义务甚至提到“公道的典范”这一高度，因为看着一个血腥巨魔在鞭挞和践踏一个并没有惹他的受害者而袖手旁观，对有着我们这样血统的人和有着我们这样历史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再说，就像报纸的社论里所说的，如果德国人已经不再把自由、人权、民主和自主放在眼里，那我们更应该去维护这些基本原则。
可是在英国殖民地，就根本谈不上自主，谁若还要坚持，就会被殖民统治者谴责为叛乱者；还有，在当时的英国雇佣军队中，人权只适用于军官。而这些军官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奴隶，可以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场上让他们去送死，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这些现象当然也受到了谴责和抑制。
拥有雇佣军的唯一大国是英国，他大约有20万雇佣军，其中8支部队是来自印度的雇佣兵。德意志帝国约有380万军队，法国也有这么多。由于当时还没有兵役法，在职业军人首次遭到重大损失后，英联邦帝国便成立了业余军队：“更多的男子被征入皇家军队。”参军的最低年龄19岁、最大年龄38岁。成批的年轻男子报名到法国去打仗，这将让他们去冒险，他们中有许多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
成千上万的人甚至虚报年龄，也没有人去核对。贵族和银行家、大学生和农民都欣然报名加入了英国远征军。所以最初有的营是按地方上的职业分工编制的，或者按志愿兵原先所在的城区和乡村编制。他们都被称作“基钦纳勋爵军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霍雷肖·基钦纳的名字命名，所有的英国军队都要服从他的召唤和命令。基钦纳的脑子里不仅有战略，而且有一种道德理念。他让每一个士兵在随身所带的军人证里放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作为国王的一名士兵，你在外很规矩。”因为以国王的名义被派往法国，去帮助“我们的法国伙伴抵抗共同的敌人”，不仅会受到德军致命射击的威胁，而且还会受到法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要经受考验，经受葡萄酒和女人的考验，他们必须通过这两种考验，避免任何一种性挑逗”。
尽管勋爵警告过，但不少士兵还是为了精神陶醉而得了淋病，大部分人都活得不长。西线的损失令人吃惊，每天多达5000人。在牛津和剑桥，在大不列颠的精英大学中，仅一年内，30％的精英丧失了生命；英国乡村贵族家庭中，几乎整个后代覆灭了；在工厂里，妇女顶替了工人的岗位。由悲剧造成的必然形势带来了持续性后果，因为现在正好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在英国，为争取女权的妇女们甚至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妇女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果上流社会的女士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不穿军服的适龄男子，她们会给他一根白色的羽毛—— 一个不在前线打仗的平民肯定是个胆小鬼。
在德国，举国上下陶醉在战争中。受到老师的教唆，还没到毕业考试，整个年级的学生就去接受入伍体格检查。本来，这正是放暑假的时候，而现在却是冒险去打仗。小伙子们满以为秋季就要回来的，然而到了秋季，许多人已经死了。从1892年至1895年出生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在战争爆发时才18岁，最多22岁，这一年龄段的德国小伙子总共死去了37％。
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的妻子们、孩子们和父母们，无论在德国和英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在俄国和奥地利，他们都在悲痛。那些年轻小伙子是被手上沾满鲜血的将军们的命令逼着去死的，他们的身上覆盖着将军的手套，献给他们的悼词既空洞又千篇一律，毫无安慰价值可言。来自莱茵高地的年轻士兵卡尔·楚克迈耶在战争爆发前4周，即1914年7月已经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他写了一首诗：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5)
有朝一日，当一切已成过去，
母亲在哭泣、新娘在怨恨，
在耶稣基督的雕像下，
虔诚的十字架被怒摔。
有人会说：已经过去了！
让死者去抱怨自己的死！
可我们活着，我们的心碎成两半，
活着就要收拾残局。
失去了一代人，由此造成的震惊在英国起到另外一种作用，比在德国更有影响，并导致另外一种后果。内维尔·张伯伦作过令他失望的尝试，他于1938年想通过绥靖政策让德国“元首”平静下来，以防止损失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后，再爆发一次大战，这也是鉴于以前的经验和出于大批死亡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家庭的损失大于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对英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它作为20世纪引起其他灾难的真正的灾难之源，至今活在人们共同的下意识中。
德国人则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献身于伟大的死，愿意献出自己的小市民生命。他们愿意这样思考，愿意这样去信仰，在家庭里、在小学里、在教会中、在大学里，他们就受到这样的熏陶，在军队里就更不用说了。朗厄马克附近，当不到20岁的大学生们被他们的军官推向死亡时，德国民族主义诗人们利用这一毫无意义的死亡而大做文章，把它说成是朗厄马克的神话，胡扯什么为祖国而战死是美好的、光荣的。将一场血淋淋的恐怖战争美化成英雄主义的神圣之举，把失败谎称为“背后一箭”所致，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怂恿了纳粹犯罪分子去轻易从事他们的勾当。抛弃了一切纯洁念头的小市民于是在纳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最后幸福。
今天的人是理解不了的，然而在1914年夏天和秋天，不管和平主义者的抗议，社会上仍然流行着“战争是冒险”的口号。肖伯纳在8月14日的社会主义周报《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严肃建议，被认为是一个写得很有意思的玩笑，英国宰相阿斯奎思真想把这位文学家送上军事法庭，告他叛国。是肖伯纳的一个普通建议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写道，各支军队的士兵应该开枪打死他们的军官，然后回家去。
15年以后，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在其小说《西线无战争》中，让那位自愿上前线打仗的克罗普为未来想出一个简单而诱人的办法：每一个战役“应该成为一种民间节日，进去要买门票，里面在奏音乐。就像斗牛一样，交战国双方的部长和将军必须穿着泳裤、拿着棍棒在比赛场上开打，谁赢了，谁的国家也就胜利了，这比让普通老百姓去互相厮杀更简单、更好……”
与此相反，朱利安·格伦费尔上尉把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参战看成独一无二的大型野餐。谢天谢地，幸好没有带“通常都要配备的、累赘的次要物品”，没有板球比赛、没有茶、没有黄瓜三明治。“我觉得战争简直就是太美妙了。”一些英国军官的态度正好和他这种毫不在乎的样子很相吻，在伦敦西区的军人俱乐部吃晚餐时，他们自鸣得意地说，早上在回家休假的路上还跟他们的部下——和平时见不到的人们一起在战壕里吃早饭。他们没有夸张，比利时的北海海岸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为110公里，坐火车和渡船都很方便。火车从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后方出发，朝港口城市开。
侵略者们却舒服多了，他们在占领区为所欲为：抢劫商店和仓库、赶走老百姓、住进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做苦工或者把他们送进劳动集中营。将近70万比利时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被送到德意志帝国的农村和工厂做工。
由于战争而缺少所谓的人力资源，但这无关紧要。尽管德国部队已经损失了10万人——官方对此并不隐瞒——阵亡士兵的名单照常发表，每天的死亡被看作是对人的必要磨练，公众对此已有思想准备。多年来对民众进行的屈从教育看来颇有成效。
所以，当这些被训练成听话的、穿军装的唯命是从者，现在要把德国秩序颠倒过来、并于1914年圣诞节突然决定在地球上实现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和平时，就更令人吃惊了。是德国士兵？是德国士兵！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6)
甚至活人都没法摆脱这样大群大群的老鼠，有的老鼠大得像狗。第135皇家野战炮兵连的西里尔·F·德拉蒙德在他的战地日记里毛骨悚然地回忆起一只老鼠，他情愿给这个“老兄”让路，也不愿在狭窄的交通壕里撞见它。经过几天前日日夜夜潮水般的降雨和风暴，现在老鼠甚至可以通过游泳进攻了。战壕里的水没到士兵们的膝盖处，在粘土地里水流不出去。据说如果伊珀尔-艾兹运河决堤，这些士兵不是被淹死在战壕里，也会被埋到无人区的泥浆里，再有抢救办法也枉然。
用无人区这个名字来称呼被上帝抛弃的西线这块土地再恰当不过了。无人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里，在狙击手的瞄准器里，几乎没有可作遮蔽的东西，除非在弹坑的水里、死马的身体下面、正腐烂的尸体旁边可以活得时间长一些。在那些既到不了敌人那里、又回不了自己部队的人的尸体后面，必要时能躲一躲，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有一个德国人看见英国人用阵亡士兵的躯体当掩蔽，甚至把伤员弄死当掩蔽，他对这种做法十分气愤——但是他连队的士兵同样在这样做，他却瞒着不说。
在无人区，死者是哪个国家的，只能从他们身上不同的军服看出来。最近一次即12月18日和19日两天向德国战壕发起的毁灭性进攻，对许多还不到20岁的德国士兵来讲，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2天，在这次进攻中阵亡的德国士兵的脸尚可辨认。
被誉为“工人诗人”的锅炉制造工亨利希·莱尔施把圣诞节看成是“阵亡弟兄节”，他在战壕里写诗，他的诗至今仍保留着。从文学角度看虽然没有流传价值，但是跟那些满腔仇恨的宫廷御用诗人的诗相比，莱尔施的诗是体现当时占优势的士兵内心感受和情绪的文献资料，正是这种感受和情绪促使产生了短暂的和平：
我们的铁丝网前早已躺着一个死者，
太阳烤他，风、露冷他，
我每天朝他脸上看，
我越来越觉得，他好像是我的兄弟。［……］
冒着枪林弹雨，我终于在夜晚走近他，
把他——一个陌生的伙伴拖起来掩埋掉。
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我的心，你不会错的，
每个死者都有一张兄弟的脸。
圣诞节前6天，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树林里发生的一次袭击中死了许多人，不仅进攻萨克森阵地失败，英国炮兵还打中了几十名自己的士兵。在以后的战役中，这样的损失就被看成是友好交火。但这次交火还是一次定向攻击，只是当时的方向已经不对了，预定的目标战壕未击中。这使那些远离战火的大本营统帅们十分惊讶，而战场上的士兵们一点不感到奇怪。离战死的英国士兵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大批被打死的、躺在自己的战壕前的德国兵，因为英国人的机枪一直在扫射，直至前进了几米后才停止。
打阵地战时，每一方经常都作这样的推进尝试。即使成功了，赢得这几米的土地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当敌人反攻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失去了，首先是那些奉指挥官之命而必须作进攻或反攻的士兵们的生命失去了。对将军们来说，部队的士气比人的生命重要；人的生命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些生命的拥有者，而将军们自己却没有士气。士兵们的士气需要通过晚间突击队来增强，而突击队的士兵很少生还。几周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奉命提高士气，即使取得战果，实际上也是带来大量死亡。
共同掩埋尸体(1)
树墩子就像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中残剩的骨头，从骨架中伸出来，露在外面，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在这些树墩子之间躺着这么多死者。今天一点没有风，所以气味吹不掉，全留在战场上，在一起吸烟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对此一点都没有办法，但他们至少今天不想再看见这些尸体了，他们要把这些尸体掩埋掉。有的尸体今天才被人看见，因为他们不在士兵们的视野中，而是在地表以下，在庄稼地的水沟里或凹穴里。由于今天不开枪，由于今天可以挺直身子无危险地走路，所以活人会时不时突然碰到这些尸体——当然也会吓一跳。
威斯敏斯特皇家步兵师的士兵P·H·琼斯就在不经意时碰到过尸体。他爬到战地防卫墙上，朝德军阵地走去，准备加入到正在谈笑风生和交换物品的人群中去。他经过一个早就被放弃了的战壕，这个战壕稍为有点深，所以不为人知，它已经被水淹没了，说白了，淹没着阵亡的德国士兵。他们的脸是褐色的，像皮革的颜色，面颊深深陷了下去，眉毛冻得僵直，眼睛是睁开的，他们令人害怕地直瞪瞪看着水面。
今天圣诞节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掩埋掉，不管他们躺在战场的什么地方，只要昨天夜晚实现了和平的地方，都要做这件事，这也是昨天在无人区大家见面时决定的。今天终于做到了在埋葬死者时不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这让人感到轻松，所以在简单的哀悼后大家又高兴地笑开了。他们对死太熟悉了，所以不必继续那么认真，这是很正常的。对双方来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开挖新的阵地时挖到前几个战役尚未腐烂的残余身体，这也是常有的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也只好用脚踢来对待死者的最后尊严，这也已习以为常。同样，他们也习惯了卫生员定期往死者身上撒石灰。
开始时每一方都在致力于掩埋自己同伴的尸体，记下死者的名字，皮夹子及其他私人物品都被取出来集中起来。如果有一方有更多的尸体需要埋葬，那么另一方就会协助，有可能是英国人帮德国人，也有可能是德国人帮英国人。帮助不仅仅是把锹借给别人，而是意味着将对方的尸体拖到自己的战壕前，好让对方有更多的精力掩埋那边的尸体。
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事件，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因为按说看到阵亡的同伴，对造成死亡的人的仇恨就会上升。马尔科姆·布朗认为，真正的、最大的奇迹是双方在共同举行默哀。20年前，他为了写书而做调查研究时，那些关于掩埋无人区阵亡士兵的报道最让他感动：“因为在这些哀悼中显示出，是什么在真正感动人，那各种各样把大家送来打仗的口号才是多么的不重要。”
第6戈登高地兵团的战争日记中对一次共同的埋葬行动作了详细描述，而在第15威斯特法伦步兵兵团的日记中却只有廖廖几行的记载，但确实是这两个兵团的士兵在互相会面，共同掩埋死者。怎么会出现这件事情的，这个故事又是由一件偶然事情引起的。高地兵团的J·埃斯莱蒙特·亚当斯神甫在英军阵线的后面，刚刚将一名昨天早上被德军狙击手开枪打死的士兵，送至最后的安息地，在回战壕的路上，他和指挥官科洛内尔·麦克莱恩看见许多士兵，有的坐在地下掩蔽部的沙袋上吸烟，有的已经在无人区和对方的德国士兵聊天。指挥官命令他们立即回去，然而他们不理睬他的命令。
亚当斯看到机会来了，他利用现在的形势，问麦克莱恩，这是不是一个掩埋那些上个星期已经躺在铁丝网前的死者的好机会，因为现在不开枪，也没有人想到要开枪。他起先并不指望指挥官回答，他大概也可以想象答案会是什么样的，他不相信指挥官会同意。他爬到防卫墙上，朝德军阵地走去，要求见一个会说英语的军官，于是被带到那个军官那里，他的关于共同来掩埋死者的建议立刻被采纳。那位德国军官甚至请这位苏格兰神甫主持哀悼仪式，为大家做一个合适的祷告，因为在他们的兵团里没有神职人员，只有一个学神学的大学生，但他熟悉亚当斯将要诵读的《圣经·旧约》第23篇吗？他当然熟悉，那好，我们把他也带上，以上帝的名义。
共同掩埋尸体(2)
开始时，大量的尸体按国别分开，英国的和英国的归在一起，德国的和德国的归在一起。但后来不分国籍将铲和锹分给所有的士兵，让大家挖墓穴。附近，有29具尸体在德国阵地前已躺了好几天了，没有人去收拾他们，更谈不上要做到自己不送命去掩埋他们，因为那些狙击手就在等这样的机会。
一个德国军官也让手下士兵把阵亡的苏格兰士兵弄到英国人所在的冰冻耕地上，并向他们致军礼。他在向士兵们示意，这些人是多么勇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叹呀。他不会英语，他是用法语说的。就像苏格兰警卫连的爱德华·赫尔斯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他们很勇敢，真是太可惜了。”
士兵们——右边英国人，左边德国人——站成一排，围着一个大坟墓，军官和士兵混在一起，他们取下帽子，跟着埃斯莱蒙特·亚当斯念祷文，先用英语，然后用德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位来自莱比锡的神学专业大学生是自愿报名来参加这一民族大厮杀的，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接着将祷文译成德文。
然后他们将所有的死者埋到地下，事先取走他们的军人证、装着家里人照片和地址的皮夹子。他们能在地下安息多久，这要看下一次的炮火轰击了，迫击炮弹不仅仅打中活人。死者的行装就地交给指挥官，指挥官负责载入团部登记簿，即便已经死了，一切还得有秩序，以便通知他们在德国和英国的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已经阵亡。战场上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举个例子，昨天在巴伐利亚第16步兵兵团的官方日志中记载着，发生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大部分连队都在举行气氛热烈的圣诞庆祝会，后备部队的雷斯·埃格尔在拆洗枪支时不小心走火而被打死。”
接着他们大家一起念主祷文，每个人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念，所以听起来是各种语言的混合音。然后默哀一分钟，互相握手，重新戴上帽子，把几个木头十字架放在坟墓上，——英国人用他们装饼干的木箱上的木头制作十字架。下次迫击炮轰击时又将被摧毁。德国人和英国人继续谈天，他们很少谈到战争，对战争能说什么呢，大伙都知道几个战争故事，没有一个故事是好的。一个来自诺福克郡的文书在官方战争日志中写道，德国人深信，“战争最晚再过2个月就要结束”。
在随军神甫亚当斯的笔记簿中写着一个年轻苏格兰军官的名字及其家乡的地址，他不是埋在这里的，不是埋在靠近萨伊-弗罗梅勒公路的佩蒂永公路旁的，而是埋在弗罗梅勒公墓里的。那位为死者举行葬礼的德国军官将死者的名字和地址给了神甫，请他告诉死者的妻子，她丈夫是怎么死的。这位年轻的苏格兰军官临死时，极力地想解开他黄卡其衬衣上的胸袋，但是他已做不到了。是他的敌人帮他解开衣扣，口袋里有他年轻妻子的照片。“我把照片拿到他眼前。”德国军官对英军的随军神甫说，神甫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他就这样躺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她，过了几分钟便死去了。”1915年1月8日的《格尔利茨消息报》刊登了这个故事，是这个德国军官写信告诉家里的。
这天上午还举行了几个共同葬礼，但弗勒尔贝克斯的葬礼是最大的一个。本来只是决定，每一方让自己伙伴的尸体最终安息，但不久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景象……在双方阵地间的无人区，我们的人在帮助敌人掩埋他们的阵亡士兵”。志愿兵爱德华·特尔克惊奇地说。第17巴伐利亚步兵兵团的人在哀悼一个阵亡的英国人，在死者身上扔了一把土，为他念一遍主祷文，送他上路，去永远安息。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战线以北，而在这里念祷文的是一个德国人。事后他让一个英军下士为他理发，他十分信任地跪在无人区，让那个下士在后脑勺上剪呀、刮呀。
整天都很安宁，没有开枪，没有开炮，炮手们尽管在通过潜望镜观察这少见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开炮，否则会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这宁静所吸引，圣诞节的第一天甚至有几只鸟儿飞回了庄稼地。莫里斯·马斯科尔上尉想利用这和平的机会准备画几幅残破风景素描，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重新见到了这正常的生活。他数了一下，在一棵已被战火烧死的树上有5只麻雀。爱德华·赫尔斯发现：“鸟儿从四面八方回来，平时我们看不见鸟儿。下午我在地下掩蔽部前面看到了50只麻雀，我给他们喂了食。”
共同掩埋尸体(3)
尽管有关德国杂耍艺人的插曲确有其事——在亚美尼亚人那边——但作家罗伯特·格拉费斯根据一个德国杂耍艺人于1914年圣诞节用他的绝技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大为高兴一事而写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印在本书的结尾。
伯蒂·弗尔斯特德为神话的形成也做过贡献，他于200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个养老院以106岁的高龄去世；也就是说，他有86年的时间讲述无人区的足球比赛，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好听。只要在杜伊斯堡足球协会网站的主页上点击“一个战斗英雄之死”，就可以看到体育同好伯蒂的讣告，同时附有一篇《西德意志报》上的文章，这神话便永存于虚幻的空间中，而且又变成了现实：
“英雄们在许多战斗中受到崇敬，凡是勇敢地迎着敌人枪弹的人，就会受到当局的赞扬。同样，敌人杀得特别多的人也受表彰。在英国的格洛斯特，有一个战斗英雄死得非常特别。伯蒂·弗尔斯特德是前线的战士，19岁时他就在战壕里了，敌人的子弹随时都会命中他，然而伯蒂并没有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以106岁的值得祝福的高龄安详地在一个养老院去世。伯蒂·弗尔斯特德是1914年圣诞节在前线和德国军士相会并共庆圣诞节的英国军士之一。像军人们那样欢庆圣诞节，大家踢足球、吸烟，肯定还倒了些烧酒尝尝。因为伯蒂也不开枪，而是在欢庆，所以这个故事他可以讲86年，不断地讲，只要世上有足球和伯蒂·弗尔斯特德这样的人在，人类就有希望。别了，伯蒂。”
事实上他是1915年1月才到前线的，那时双方又在交火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乐意听他讲故事，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听，别的国家也在听。老伯蒂是个善于处世和富有生活经验的人，他接受过无数次关于在无人区进行足球比赛的采访。有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对圣诞节第一天发生的友好活动的独特看法：“德国军人是他们祖国的男儿，我们则是我们祖国的男儿，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一夜之隔，双方之间产生了感情，于是双方从自己的战壕中走了出来，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
天黑了，无人区的人慢慢地少起来，大家陆续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他们互相讲了许多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轶事。尽管和往常一样布了岗哨，但前线的夜非常宁静。只有后方大本营里的参谋部军官们将面临一个不安之夜。“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将会气得暴跳如雷。”莱斯利·沃尔金顿津津有味地想象着，“如果双方的普通军士决定：好了，够了，这里又湿又冷、不舒服，把我们当傻瓜，我们回家去吧。”但他知道，如果真的那样，也就永远不会有1914年圣诞节令人满意的和平机会了。
第二天，库尔特·策米施在他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尽管在前线记日记是严格禁止的。赖弗尔曼·特纳把剩下的胶卷拍完。当然，人们又在乱踢球了。拳击日终于快来到了。在英国，这一天人们习惯于踢足球，明天为什么不踢呢。
接下去会怎么样？
有的士兵拒绝向新朋友开枪。
这里可闻到和平的气息，
战争之狗嗅到了这一气息。
他们开始要赶走和平。
凡是不允许发生的，就没有发生，即使曾经发生过，现在也不许发生。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绝对不是孔策中尉因为圣诞和平而发明的，他只是要把这个方法继续用在现在这件事情上罢了。因为沉默和隐瞒是这次战争以及以后各次战争中所有总参谋部的战术之一，从这一意义讲，打败仗被说成是有计划的撤退，开枪打死老百姓说成是对付游击队，有目标的轰炸城市说成是摧毁弹药厂时炸错了。
孔策的记录从12月23日开始，他确定什么也没有发生；下雨，是雨夹雪，这些都没有错，因为别的报告中也是这么记录的。接着是：“12月24日，上午10时，工兵和第7及第107兵团的部分军士炸掉了紧挨在战线前面的一幢房子，因为它为英国人提供了极好的掩蔽。白天很安静，从下午6点开始没有枪声了，2号战壕带回来6个喝醉酒的投敌者。一名英国军官建议12月25日停战掩埋死者，埋葬从12月25日9时开始……12月25日，没有开枪。从上午9时到中午，在1号和2号战壕前面，从十月风暴以来躺在战线之间的死者被掩埋了。不允许另一方越过的明确界限被确定。下午建设阵地，天气寒冷但晴朗。12月26日，1号和2号战壕前没有落下子弹。英国人喊话了，建议新年不开枪，整修战壕……下雨了。12月27日，3号战壕前双方有微弱步枪交火，面对1号和2号战壕的步兵开火，敌方没有回击。难道是有意往天上打，就像喊话时确定的那样……下雨了。12月28日至12月30日，双方有轻微的炮兵交火，雨下得很厉害，英国步兵没有开火。1月3日，1号和2号战壕前的英国步兵始终没有开枪。”
共同掩埋尸体(4)
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字未提，既没有提无人区的友好活动，也没暗示圣诞节第二天军官和士兵之间的争论。但总算间接地揭示了和平还要持续多久，也就是说，显然要到1915年1月3日，它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短暂。虽然这简短的记录和事实相去甚远，但还是值得较详细地提一提，因为这一记录是那些日子里所有日志的典型。
兵团笔记在作为日志公开以前，必须由大本营仔细研究过，所有参战国都是这样做的。每天的伤亡人数供统计用，谁、什么时候、对谁开枪、开枪的次数等都要详细记录，这是一切战争中正规军理所当然的职责。对诸如忧伤、悲哀、想家、沮丧、渴望、恐惧之类的感情不加按语——所以对因这些感情而产生的事件也不加按语。
昨天晚上在英国大本营出于别的原因，圣诞大餐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事件，有名贵的菜肴和饮料，威尔士王子作为贵宾在简短的祝酒辞里对他的部队，特别是对这些处于艰难时日的军官先生们说了十分亲切的慰问话。这些军官中的一个，霍勒斯·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在拳击日这天很早就起床了，关于在无人区里举行联谊活动、绝对被禁止但却大受欢迎的与德国人碰头的报告使他不得安宁。他想去检查一下，亲眼看看，陆军元帅弗伦奇关于停止任何联谊活动的指示在前线是否被执行。
在作了两次短暂巡视后，他发现他的指示毫无作用，他让人陪去的两个战区也笼罩着圣诞节的宁静气氛。回去后他口授自己的意思，让一位副官记录下来，他说他对事情的现状以及他所看到的士兵们普遍无精打采的样子是多么失望。他不能理解，德国人和英国人突然之间友好相处起来；此外，从和法国人对阵的战线也听到了类似的情况。这一切和他的世界观不符，他不能想象，这是战争呀，可是却没有人上去打仗。打仗对年轻一代来讲，是一种简单而美妙的想象呀。他要找到原因，为什么他们都厌倦了战争，而几个月前他们还满怀激情地奔赴这一战争，嘴里唱着歌，帽子上插着花，前面飘舞着旗帜。
解释就在眼前。
这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是有人向他们反复灌输、说服他们来打的。他们在8月份时有过的激情早已死了，他们的幻想已在泥浆中窒息了，他们在听得见、看得见的近处活着和死亡着，是这种死亡的临近在联合大家。普通士兵好像在1914年圣诞节令人吃惊地意识到，在伤亡者中很少有那些命令他们开枪的人，而交战双方那些必须听从命令的人不管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怜虫。
是这一点在联合他们。“双方的男儿们在恰当的时候有了恰当感受。”皇家威斯敏斯特步兵团的G·A·法默非常容易地找出了一个将军无法解释的原由。
到了将来再回顾的时候，一个人阵亡了，他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这已经不重要了。死了大家都一样了，当时的和平主义者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的口号没有市场，市场已被自称爱国者的人占领了。他们完全以时代精神出发，直截了当地把战争看作政治的继续，只是采用了一些别的手段罢了，使用这些手段也被视作是正常的。没想到会出现一次发自下面的、违背指挥者意愿的和平，上面的人肯定被弄得神经错乱了。
根据德国总参谋部地图上所标记的来看，第143步兵团的迈因尼克少尉在伊珀尔河套处所经历的事可能未必真实。他说他和他的部下的对面是英国人，可是在地图上只标着法国部队。这个德国人在报告他的圣诞经历时怎么会把法国人跟英国人搞错的呢？马尔科姆·布朗认为这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圣诞节的第二天，在第一次伊珀尔战役中双方争夺的60号高地附近也有一个英国连在参战。
不管怎么说，交战双方今天中止了战争：“圣诞节的第二天，敌人和我们之间有一次小小的停战，一个伙伴将一块写着‘圣诞快乐’的牌子举到掩蔽部的上方。英国人接着便用同样的方式答复。一个英国人用一口纯正的德语向我们喊话，问我们想不想把阵地之间的死者清除掉。此时此刻，在这个连所在的战区前，约躺着50至60个死者。我们稍稍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有些伙伴同时走到了掩蔽部上面，和英国人待在一起。后来英国人还要求我们唱圣诞歌。很快，双放的掩蔽部上面笼罩着活跃的生活气息。为小心起见，还是有几个伙伴握枪瞄准着……一个特别的画面，只见参战的双方在几百米长的战线上互相聊天。”
共同掩埋尸体(5)
直到天黑以后，前几个星期的牺牲者都被掩埋了，士兵们这才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迈因尼克也没有忘记提到，他的上司们显然没有像他那么高兴，但是从他的结束语中还是可以看出某种对抗：“注：这样的友好联谊活动肯定受到指挥部的反对，然而这样的联谊活动真的是一份人类美好的文件。”一个老不齿①，当年的职业士兵哈拉尔德·斯塔廷，于五十几年后在他为家乡报纸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把这样的事情称作是难得经历的时刻，“人类的亲密友谊胜过仇恨和敌意”。
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在他视察过程中没有看到人类美好的文件，没有看到有人聚在无人区聊天，但这纯粹是不巧。大本营里有报告在等着他去处理，这些报告说，友好联谊还在照常进行。更有甚者：他的军官们不仅容忍联谊活动，而且还参与了。史密斯-多里恩满腔愤怒地发现，所有的命令——决不允许和敌人军队交往——都是白费口舌。“我再次明确地命令，将所有参与圣诞节联谊活动的军官和部队名字报上来。”
他同时在准备相应的纪律措施。他的备忘录——“非官方停战（诸如‘如果你们不开枪，我们也不开枪’之类）以及交换烟品和其他慰问品，不管它们多么诱人，甚至十分有趣，都是绝对禁止的”——于1915年1月2日才传达到前线的连队，这时圣诞奇迹、被禁止的非官方停战事件、交换烟品和其他令人兴奋的东西，已经成为历史了。史密斯-多里恩说得一点不错，它们确实很吸引人。
在英军贝德福德郡兵团日志中记录了这位将军圣诞节第二天的视察：“昨天晚上很安静，地上积雪半英尺厚，地始终很硬。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前来视察阵地，由……陪同，他批评掩蔽室太少，射击点太少，狙击手的掩蔽窝太小，战壕没有全部被占用。安静的一天，几乎无枪声。向维尔韦尔热姆和新埃格利斯发射的炮火没有造成较大损害。”以后几天的记录都用“昨天晚上很安静”的套语开始。
一名苏格兰中尉写信告诉他妻子：“大家的心境都很平和。对面的德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有命令，必须待在战壕里，但他们不想开枪。如果英国人也接到‘开火’的命令，他们也会善意地先朝天开3枪，以示通报。”一切都是自发的。1915年1月受命对圣诞节无人区事件的调查证实，没有和平主义的可疑势力在战线以外进行策动，事先没有任何计划。这正是奇迹的荒唐之处，奇妙的荒唐。所以那些策划战争多年的陆军元帅们和将军们非常担心，政治家会找到克服危机的其他手段而把他们的战争计划抛弃。他们非常害怕这样的事件再次重复。敌人的战略计划是可以挫败的，可以通过自己的计划去对抗的。怎么做法，他们在军事学院都学过。自发行动就不一样了，是一种从下面发起的行动，而且发生在自己部队里，这在教学大纲中是没有的。军队在克服他们的震惊以前，在他们能做到通过下命令保持沉默和限制损失以前——在官方日志中已有成功的记载——他们的失败已经人所共知，而且是例外地通过参战者寄到家里的信中提到的难忘经历而获知的。
不管这些信是寄到哪个国家的。
伦敦来复枪旅的J·塞尔比·格里格，就是那个特纳为之照相的伙计，于1914年12月27日将他在一则日记中所记的内容告诉他的父母：“停战在继续，尽管是非官方的，也是局部地区的……法国人在所有的节日里都劈劈啪啪地开枪。总的来讲，除了缺少睡眠，还有必须习惯的潮湿和寒冷以外，我简直就是美美地享受了3天，我不想因任何其他事情而错过这个机会。星期五，德国人和英国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还比赛了足球，我也只是从一个唯一的消息来源听说的，但我不知道是谁踢赢了。”
虽说法国人必须“开枪”，但是许多人没兴趣开枪。他们的处境和今天早上抗议过上司的萨克森人一样。法国军队中严格禁止与敌人友好联谊活动，用后果进行恐吓也比德军和英军中严厉，但这些至少今天没有把他们吓住，没有能阻止他们去自己建立一个和平。凡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做到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同样也要去实现。法国作家和参战者莫里斯·热纳瓦在其回忆录中富有诗意地称他们为“战壕兄弟”。
共同掩埋尸体(6)
凡是官方通知的不允许的友好行动，这些兄弟们在处理中也是很克制的。守在森林镇地区的第99步兵团的战争日志中关于友好活动一事只有两句话：“12月26日：巴伐利亚人给人一种好感。绝对停战。”其他兵团在见鬼的敌人（真的经常是见鬼的）身上同样也发现了人性。当向他们建议停战时，他们立即同意，毫不犹豫地准备在双方的战线之间过一天舒服的日子。“我们看书、吸烟和喝酒，除此以外，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法国的将军们在大本营里大发雷霆，没有人再听从他们的禁令了吗？他们通过电话命令军官们——后方的电话跟和平时期一样好使——立即采取措施，必要时狠狠惩罚那些搞友好活动的士兵，这将会很快结束他们不希望有的行动。然而来自上面的命令在下面没有人理睬。“要是我伤害我们那些好样的男儿们，那么肯定会有200个人聚拢来，每一颗子弹都有可能击中不该击中的人”。
在德军的大本营里，圣诞节的第二天早上，人们同样非常激动。总参谋部的头儿和西线总司令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和他的英军中的同伴一样，接到了令人惊慌失措的报告：友好联谊活动、在无人区燃起营火——实际上是比赛足球。允许做的事情只是掩埋死者，可是德国的将军们也没有想到人的因素，在掩埋死者时，空间的近距离会在活人中产生后果的。人与人接近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每一方必然会赶走对方身上的恶魔，从而持续几小时和几天地赶走战争的恶魔。
显然，听从法尔肯海因命令的只有普鲁士的精锐兵团，然而即使在这些兵团中也有例外。和北部佛兰德地区一样，驻守于皮西厄附近的第一精锐兵团和对面的法国军队之间，今天至少有好几个小时的友好联谊活动。德国战壕里的一个岗哨看见一个法国士兵从自己的阵地爬出来，于是用枪瞄准了他，他正在为这个很容易击中的目标高兴，但最后一刻却发现，他左边的一个士兵翻过了防卫墙，这是他自己的伙伴。他吃惊地垂下了武器，看着他们两人走到一起握手。
几十名士兵跟着这样做，没有人再想到会有人瞄准了开枪。按步兵蒂米安的说法，那些法国人“看上去营养不良，穿着寒酸”，他们向德国士兵讨烟。德国人和法国人在无人区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战壕里。在这儿，烟也能理所当然地发挥其作用，必要时可以把“开火”命令当作耳边风。
法尔肯海因于是根据新的情况授述了一道命令，此命令于年底前传到了所有部队。他担心，如果不重新下一道明确的命令，一旦有合适的机会，除夕晚上和元旦又会出现停战，在无人区又会像现在圣诞节一样共同欢庆起来，这必须加以阻止。另一方面，和平是一种威胁，它会产生一种危险的原动力，不像足球比赛，结束时，胜队获得一个奖杯，所有的观众也都回家去了。
命令下达的日期是12月29日，所以判定是不是谋反罪跟日期有关，因为不服从这一命令的人均按叛国分子处理。法尔肯海因的话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其基本内容跟英国将军说的是一样的。谁搞友好活动，就让谁倒霉。一切都禁止，继续跟敌人保持联系者，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前线的男儿们还不知道，为使前方的人重新按规定行事，后方在采取什么行动。战地电话线路平时经常受干扰，通讯兵今天便有了应对后方的好主意，所以今天整个上午按双方约定的，继续完成昨天没有完成的事情——掩埋死者。昨天天黑以前，他们没能将所有地方的阵亡者埋入地下，所以凡是没有干完的地方，今天准备继续履行这一义务。格勒尼耶森林附近的双方阵地之间躺着71名死者，现在他们将被掩埋。
大概4个小时才做完这件事情，因为地很硬。10名德国军官向英国人致以最后敬礼。德国士兵穿得比较干净，女王第二军团的战争日志中如此记载着，在他们的靴子里没有发现一点泥浆或污物。“带毛领的大衣供他们御寒，从埋葬仪式后所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这种整洁的登场并非偶然，它给人一种印象，成功地起到了展示作用”。
共同掩埋尸体(7)
德国人向英国人递交了一份落入他们手里的英国军官的名单，“他们请求我们通知家属”。他们甚至答应释放两名英国少尉——劳恩特和沃姆斯利，两人是前几天临时决定停战时无意中被抓住的，这是违反君子协议的。“德国人看来是一天比一天友好了，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继续开始打仗。”莫里斯·马斯科尔惊奇地说，“这简直是这场战争中最奇怪的现象之一。”一个德国人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一种自燃式的需要，通过人性的表达来拒绝尽可怕的杀人义务。”
12月27日，库尔特·策米施和他的部下由另外一个连替换。而布鲁斯·班斯法瑟部队的沃里克人同样也返回到后备阵地去。前来接替他们的部队，无论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尽管他们也听说了双方的友好行动，但对他们来讲好比是在听故事、听轶闻。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奇迹，这一奇迹对他们的行为举措没有发生作用。
策米施和班斯法瑟是否在圣诞节这两天的一天中见过面、说过话？好像没有。“他们相隔不远，反正互相看得见、听得见。”多米尼克·登多文根据各自有关战壕及战壕前的无人区图纸估计，“也许相隔只有几百米。”在总参谋部地图上，每一条小路、每一块高地、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周围的每一幢被摧毁了的房子都用红色或蓝色标明是属于哪一方的，并标出刚刚被谁占领了，因此可以看出策米施和班斯法瑟的兵团相隔间距大约为100至200米。
这些地图保存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下午经常有老年男人在忙于了解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历史，他们有时间坐在一张多边形的大桌子旁根据当时的地图进行研究。伊珀尔的战争历史就是他们在伊珀尔的家乡史、他们在伊珀尔的家史。当年，这样的地图是绝密的，侦察时严格禁止带地图，因为万一侦察队在从事无人区的侦察任务时不能活着回来，这些地图就落到了敌人手里。所以在前线禁止记日记也是有其道理的，即使记的是私人的事情，一旦被俘虏了，这些内容也有可能成为对敌人十分有用的材料。
鲁道夫·策米施在他父亲的练习本中同样很少能找到有关他父亲是否碰到过班斯法瑟的线索。他记得父亲曾经跟他和他弟弟沃尔夫冈讲过西线圣诞和平的事情，当时兄弟俩还小，细节问题他已经忘了。只有战友来了才说这些事情，否则父亲是不提战争的。
关于前线的事情，许多儿子从他们父亲那里知道，许多妻子从她们丈夫那里知道，许多父母从他们儿子那里知道。前线的士兵通常是不愿透露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天经历过什么、必须经历什么的。他们似乎在掩饰战壕里经历过的事情，从而使自己不致因此而失望，所以他们不愿意讲这些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战争神经官能症，和能治愈的外伤不一样，战争神经官能症是治不好的。他们愿意谈敌人的事情，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冲过来的；谈他们因何而得了一枚勋章等等，说起这些事情不会让人伤痛的。
但是他们不透露每天在前线残杀的细节，避免描述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恐怖。这些前线的战士在老兵聚会时都不谈细节，更不用说在他们回家后，在已经陌生了的日常生活中提这些事情了。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出像阵地战这样的恐怖事情，这种恐怖连亲身经历过的他们都几乎难以理解。而那些在家乡的后方熬过这4年光阴的老百姓就更加永远难以理解了，他们的世界和战士们的世界很难兼容在一起。希特勒曾允诺要治好这种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就是发动下一次战争，在下一次战争中会有另外的、新的、无法想象的残酷。
留在家里的人眼前有一幅战争的画面，他们的脑子里储存的是报纸中经篡改了的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可以从经检查过的信件中看出一些暗示真相的句子。不加美化的真相是不合拍的，所以说战后回家的人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为了保护家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本来嘛，关于圣诞和平的事他们应该是可以说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但是只有通过讲述事先的残酷，才能说清这个故事，如此看来，还是不说为好。
共同掩埋尸体(8)
能澄清事实的报道，即战后经过调查说明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在战争期间隐瞒了什么东西的报道当时还没有。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或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那样的记者，他们被那些毁灭祖国的人污蔑为没有祖国的年轻人。这些普鲁士的独裁者们在皇帝身边已经不再明显地有权势了，但是他们仍然留在权利的杠杆上，他们和以前一样操纵着司法和行政等首脑机关。他们确信，德国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是因为家里（后方）有人造反才打败仗的；他们鼓吹“背后一箭”的谬论①，这些人真是固执得无法救药。
等到在德国出版第一本附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真实照片的书，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的反战教科书《以战争反战争》已问世好几年了。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于1929年才出版，这部小说没有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所谓小人物中间改变任何东西。他们肯定听到了、看到了反对战争的信息，然而在他们再一次的民族主义狂妄自大中，魏玛共和国灭亡了。
有一种理论流传甚广，说这样的和平相聚表明了敌方有多么厌战，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就看敌人什么时候投降。根本没有发生过值得发一通言论或拍一张照片的事情。同时，关于战场情况的官方报道受到谴责。
然而证据还是有的，有确凿的证据，尽管有着人人必须遵守的禁令，各国的士兵还是把相机带到了前线，有机会时照几张自己喜欢的战争照也不错。柯达的“袖珍”相机是供和平时期抓拍和度假时拍摄家庭照和田园照的。战争爆发后，广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请自作战争图片报道。”在德国拜罗伊特的“法兰西照相机厂”在德国报纸上用粗体字大肆叫卖，“带着小宝贝去打仗”。这些促使人们去买的“小宝贝”是针对军官们的，因为普通士兵的月饷只有15马克，尽管买一个相机赠送一个胶卷暗盒和一个皮夹子，但他们还是买不起。
开始，穿着军装的摄影师们的拍摄只局限于战场上所谓战士的有趣生活，如吃饭、训练、打牌、胜利进军。等战士们了解了战争的真正面貌后就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相信那些刊登在报纸上然后寄到前线的照片。士兵们每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未冲洗的胶卷他们要么探亲时亲自拿回去，要么交给那些受伤后允许回家的士兵带回去，要么写上地址和信一起邮寄回家，特纳所摄照片就是在拳击日晚上寄回去的。穿着合身制服的英国检查官只能抽查信件里的内容，因为每天有几千封信呢。
西里尔·德拉蒙德也是在前线的业余摄影师之一，他是英国皇家菲尔德炮兵。拳击日中午时分，他可以在无人区散步，就像在英国圣诞节时做完礼拜一样。一切都很平和，地上还有一点雪。平时开枪的地方，现在成了德国人和英国人一起干活的场所。他们整修战壕，加高防卫墙。面临着这么和平的气氛却在干令人可怕的事情，因为整修工事意味着大家都要保护自己，不久还要开枪。
德拉蒙德在和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用法语交谈，因为他们几个都不会说英语。“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军官，大家只是普通的士兵。”几个足球踢得很好的达布林轻步枪手也来了，有一个拿来了刚打开的果酱罐头，以此换取了两支雪茄。“德国雪茄很好。”一个德国人请大家相信，他和他的伙伴们不想杀英国人，不仅仅今天是这样，上帝可以作证，他估计反过来英国人也不想杀德国人的，到底为什么要互相开枪呢？德拉蒙德不知该怎么回答，于是用起他的照相机来，“我让他们排成一行，然后为他们照相”。
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德国人所说的，他们把自己待的地方称为屎，大家一致认为，战争就是屎，然而他们从这一认识中没有得出教训，没有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即如何一起来阻止继续流血。和平还没有深入到这种程度，它没有深入到参与和平行动者的头脑，而只是留在心里。他们是怕上司吗？他们中间没有人设想过如何停止战争？他们害怕被人说成是胆小鬼？斯坦利·温特劳布和马尔科姆·布朗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和平之所以这么短暂，主要原因在于打上了军事烙印，因为“大家至今已习惯于军队纪律，其实他们很清楚，他们必须继续打仗，所以就更加想好好地喘口气”。
共同掩埋尸体(9)
在英国印刷的圣诞奇迹照片刊登在第一版上，作为号外叫卖：“独家新闻，非官方圣诞停战首批照片。”检查机构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充其量只能停止向前线提供报纸，以此限制有关报纸的发行量。据传，伦敦步兵旅的奥斯瓦尔德·蒂利请他母亲将1915年1月23日的《版画》及1915年1月20日的《战争新闻画报》替他保管好，“因为上面刊登了几张有关我们在圣诞节和德国人碰头的照片”。拍摄照片的发起人是他的兵团伙伴特纳。
奥斯瓦尔德·蒂利的母亲将1915年1月8日的《每日镜报》寄给了他——由当时在佛兰德的伦敦步兵旅第5营的普拉格斯特里特·沃德转交——在热线栏目“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小组：英国和德国士兵合影”中，用整个版面刊登了这些轰动照片中的一张。照片下面的解释没有一丝歪曲，没有一丝编造，没有一丝夸张，就是客观地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圣诞节，敌人成了好朋友，因为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致同意圣诞节实现非官方停战。
奥斯瓦尔德·蒂利几个月以后，即1915年4月30日阵亡了，当时才19岁。
除了圣诞停战的简短报道，还有参与者的信件也不加评论而刊出，往往是匿名的，不提姓名，为了不给在暗中守侯的检查官提供检查的理由，但却向也在看这张照片的敌人透露了军衔或阵地。
尽管如此，英国报纸的某些编辑还是写了自己的想法，那些社论写得令人十分惊讶，下一章还会介绍。
自发和直接参与圣诞停战的德国人给他们家属写信，内容跟英国人及法国人差不多，虽然目击者们的某些带有相应细节——唱歌、蜡烛、交换礼物、不开枪——的报道在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一二天，但必须告之，是以什么登记号码被最高检查机关批准的。
后来德国从上下达命令，对前线发生的事要保持缄默，检查机构便断然禁止继续发表相关内容，所以为后代只留下了像孔策中尉的日记那样的官方文件。由于在德国人的笔记中，这一不允许的和平也不允许有重要地位，因此和平在他们的笔记中被压缩成干巴巴的几行字——从集体记忆中被熄灭了，这正是那些害怕和平会重复的人的意图。
尽管德国士兵也拍摄了和平景象，但由于人们过分服从命令而没有照片发表。一个志愿兵的信表达了多数人的感受，此信刊登在1914年12月31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上，作者至少很大程度上间接介绍了这一事件：“那是一个宁静的平安夜，我们的圣诞树在闪烁发光，一直照到法国部队的阵地上，就像一种希望之光，解脱了一切人间的烦恼。这就是我们的圣诞节，没有人会在他的一生中忘记的圣诞节，这是它在这次战争中新的意义，我们大家在这次战争中认识到的新的意义：对德意志性格至高无上的信仰。”
只有战争才有这种至高无上，只有战争才使这种性格显得有人性。将军们和陆军元帅们需要像这个年轻的法兰克福人那样的信仰者，只有他们才能将战争进行下去，高级军人的利益和公众舆论中的高级先生们的利益是一样的，他们的事情都需要英雄，是这一点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1915年1月，报上发表了一个士兵躺在战壕里的照片，当然是一个德国士兵。他微笑地躺在佛兰德战场上，好像在睡觉，而且还在做梦，马上就会醒的。大家看了照片都很感动，后来经检查官指出，编辑部才知道，这个士兵永远在睡觉。检查官告知，在家乡的后方应该发表敌人死亡的照片，必须引起重视。
在法国的报纸上写着，尽管德国人在圣诞节开始唱歌，可是勇敢的法国士兵却大声喊道：“闭上鸟嘴，德国猪！”这一喊，“形势就很明朗了”。这也是一则远离真相的报道。而事实是3个巴伐利亚兵团，即第12兵团、第15兵团和第20兵团同时和法国人联谊及友好相处。双方一致在兵团日志中记录了停战事件，理由当然是为了掩埋死者。而法国人参与联谊的至少有10个兵团，他们守在南部索姆河畔的有关战区。对这一切，报纸上只字未提，而且在《军事行动报道》中也只字未提，或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
共同掩埋尸体(10)
为什么在英国会有这么多关于圣诞停战的照片和素描呢？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情绪？这样做不损害任何人，很合圣诞节的时宜，能有利于推销？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照片和素描适应了大不列颠设想：整个战争是一场庞大的、曾经极为血腥的、但最终还是君子之间的公平游戏。因此他们也乐于看到厮杀有一个间歇。
在德国，莱比锡的《克雷姆宇宙》杂志发表了恶意的评论，他们也有机会向读者展现3张关于无人区友好联谊活动的插图。这3张插图中，一张是转载《天体》的，一张是转载《版画》的，还有一张是转载《伦敦新闻画报》的。这3张插图是在伦敦根据信件中的内容画的，作者作了重新塑造。有一幅图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戴尖顶头盔的德国军官在为一组驻扎在雪地里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拍照，他们手里拿着酒杯和酒瓶，挥动着圣诞树枝，显然心情极好。有一幅图可以看到前面描述过的共同追赶兔子的场面；另一幅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闲聊场面。在这些素描中，敌我双方都显得很轻松，吸烟、喝酒、握手，有一个人甚至在看报。
一切都很平和，应该说没有一点可以让皇帝手下的那位检查官满意的，但是他很喜欢素描下面的文字说明，所以同意发表：“1914年战争中的圣诞节，英国的几家大型杂志从战争爆发以来，在卑视和谩骂‘德国蛮子’时作出过惊人的贡献，他们在圣诞节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系列图片，明显地让人注意到和以前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所有的图片都清一色地显示了英国的绅士们突然和‘德国蛮子’亲密地友好起来。我们在此发表几幅充满想象的素描，让我们的读者自己从英国新闻界改变了的态度中得出结论。”
接着，德皇的传声筒开始施展符合时代精神并使新闻局大为高兴的手法。“英国发表的画有多么不正确，从无数德国军邮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中描写了战场上的圣诞庆祝。有可能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有个别人在战壕前碰头，但从来没有‘这种方式的友好狂欢’”。
这里也有战术，无人区发生的事情被轻描淡写，他们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人的经历，但那些人中的多数都已战死，于是对真正发生过的恐怖的回忆也越来越不清楚，直至历史被遗忘。它们甚至被当作传说来讲述，好像是在讲战争中的一个普通童话。
英国《南威尔士回声报》中所画的反击就显得很有质量。可以看到一个失望的、所谓的“文化教授先生”，当然他是德国人。他一只手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仇恨十戒”，他吃惊地看着那些在背景中友好联谊的士兵们，英国人和德国人，这幅漫画让他承认说：“我算是白活了这一辈子。”
政治家和将军们在自己国家的新闻出版物上最喜欢看到的、最想贯彻的以及往往真的已经贯彻了的，是那些为祖国、为国王或为皇帝乐于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有风度的死。没有出现在报刊上的是撕碎了的、腐烂了的、被老鼠啃坏了的士兵。英国作战部长洛德·基奇纳向前线宣布了一项总禁令：不许拍摄和绘画阵亡士兵。希望看到的是表现敌方的照片，但是这样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很少被拍成照片，因为有人在负责监视，不让拍摄。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完全不一样了，德国士兵把大规模枪杀都拍摄了下来。他们还拍被处绞刑的游击队员，拍死亡进行曲，甚至觉得把这些可作为他们罪证的照片寄到家里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另一方面，也是有人在赞同这样的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原始灾难，杀人被看成是例外的对人类的犯罪；以后所有的人杀人的事情则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有据可查的新闻权利也允许一种相反的结论：不加粉饰的、不用英雄主义作掩饰的、真实的恐怖被印刷出版，在书报亭销售，送到居民的家里，这样做会在所有国家引起惊慌的。每个国家的普通小兵，他们在战壕里受苦受难，他们战死了，他们连休息一会儿都不可能。他们也都有母亲、父亲、妻子、孩子。
共同掩埋尸体(11)
“对着旗帜喊叫的国王应该自己去举旗帜，”恩斯特·弗里德里希于战后写道，这是绝妙的一句话。这位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曾经想出用双手折断一把枪作为反战象征，这一象征至今仍适用于反战者。他用10年时间收集照片，收集至今从未发表过的照片。1924年，他的《以战争反战争》一书出版，德国人首次看到了战争的真面貌——不仅仅是以往这些战争。这是第一本描写战争残酷的书。180张来自军事档案馆和军医院的照片，它们以前均被检查机关封锁着，尤其是那些来自军医院的照片。
人们几乎不忍正面看着这些经塑造过的、“被打碎了的面孔”，这些人也不敢互相对看，所以，住着这些病人的医院出自这一原因也就没有镜子。这些被修整得可怕的战争受害者根本就不敢回家，他们担心在家属的脸上看到惊恐。他们宁可让家里人认为他们已经死了、已经失踪了，而留在医院里那些像他们一样的人中间。这样的医院在德国有，在英国有，在法国也有。
开始，这些“被战争捣碎了的人”在市内医院的特殊部门治疗，因此可以拍摄在治疗中的外科医生，可以参观人造鼻子、人造眼睛、人造耳朵的制造，石膏模型陈列室亦可参观，这些石膏模型是整修被摧毁面孔时用的。后来这些人从市内医院转到了乡下，治疗机构在森林里，看守严密，因而产生了多种传说。这些样子难看的人过着艰难的日子，他们和外界隔绝。这些活着的死人，他们的面貌根本不是那些绝望地盼着自己失踪儿子的父母们所能想象的，他们往往只能人工喂养——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嘴和下巴被枪弹打掉了。弗里德里希不仅展现照片，他还为这些残废军人的照片配上恰当的信息：
“直至今天，在军医院里还有面貌可怕的残废军人躺着，人们还得不断在他们身上做手术。许多不幸的战争受害者都已经接受过30至35次手术，个别人甚至经受过四十几次了。对好几千人的治疗至今尚未结束，还有许多人必须人工喂养。”
每个参战国都有截肢者、残废军人、战争盲人，战胜国有，战败国也有。人们已经对他们习惯了，他们受到官方资助，按国家计划治疗。有关这些情况，不仅有来自德国的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刚截肢不久的单臂军人在练习如何用一只手臂射击和命中。“同时代人在这些战争的受害者面前闭上眼睛。”雷纳·费边在《战争影集》中写道，因为没有人愿意仔细看，“只有那些在黑色书籍和展览会上向人们展现失去了脸面或部分肢体、但没有失去生命的士兵照片的和平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敢于正视。”
弗里德里希从小就把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看得比一切事物更宝贵，尤其是德国的东西。“用纸做的小军帽就是当年戴在杀人者头上的钢盔！这孩子先用气枪练习，后来自然地就用猎枪射击了！用木头做的小刀就是当年用来刺进人体的军刀”。
他的书于圣诞和平后10年问世，是写给“所有国家的战争思想家、战争指挥家、对战争有激情的人看的”。当然也是给国王、将军、总统和部长们看的。他建议为武器祝福的神甫们把它当圣经看。他在许多照片中展示了战争的本来面目，不管战争是怎样的，它就是让男儿们流血的游戏。“这本书向读者展现了在战壕里拍的照片……万人墓的照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可以出来作证，说这些照片不是真的、不符合真实情况”。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要揭穿人们已经习惯的英雄之死的谎言，要“撕掉面具”，要驳斥“祖国和光荣”之类的“美丽的战场短语”。通过照片的力量生动形象地描写这一人类厮杀的景象，因为照片比一千句话更有说服力，因为“所有国家所有人的词汇都不够用了”。谁以后还要认同这一被称为大规模谋杀的战争，就把谁关进精神病院。他允许有一个例外：如果上面的人愿意亲自去打仗，那么我们以魔鬼的名义让他们去打。这位和平主义者甚至欢迎他们去打仗，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互相铲除。“每10个鼓吹战争的报纸撰稿人中，就得留下一个为战士的生命做人质”。
共同掩埋尸体(12)
这本吓人的画册不能用作德国反战主义者的宣传手段，因为弗里德里希不仅用参加西线战争的4个国家的语言出版了这本《以战争反战争》，他还公开谴责所有发动战争的人，公开谴责因为恨他而以谋反罪将他判处一年监禁的普鲁士司法人员。
他要求妇女们不要让她们的丈夫上前线打仗，因为他们有可能再次犯傻。男人一旦穿上了军装就会觉得比不穿军装更为强大，把战争看成是游戏，男人就是这么傻。他的思想在这句话中达到了顶峰：“全世界母亲联合起来。”弗里德里希的朋友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在《世界论坛》中要求不要将这本书送给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因为这等于“将传教士派往罗马”，而是应该把它拿到所有的学校里去，交给所有的相应机构，特别是应该给妇女们看，就是要给妇女们看。“万一又要征兵打仗了，好让她们不让自己的儿子、父亲、丈夫、兄弟、他们最爱的人被拉上战场”。
尽管许多人看了这不加掩饰的恐怖感到毛骨悚然、尽管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报纸竭尽诬蔑之能事、尽管国家想了一切办法要禁止这本书，它仍先后出了10版，而且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然而震惊持续时间不长，当下一次准备打仗时，一切都已被忘掉了。为什么恐怖又成了历史，而下一次战争的恐怖尚无人可以想象。
在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的书出版的同时，他在柏林开设了一个“国际反战博物馆”，这在德国的第一次民主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决定。虽说掌握实权的军事专制已经崩溃，皇帝已经流亡，但是司法机构、官僚机构和教育机构中的统治阶级继续身居要职。
纳粹夺取政权以后，于1933年3月占领了反战博物馆。他们烧毁了展览室中长期展出的照片。在展览室里以及弗里德里希的书中，那些充满激情走上战场的士兵们的照片、似乎能美化战争的照片和那些表现战壕里被撕碎了的身体的照片，以及凡尔登尸体堆积成山的照片放在一起焚烧掉。希特勒的忠实执行者将他们的纳粹标志旗挂在天窗的外面，将反战博物馆几个字用油漆涂抹掉，将博物馆改成了一个冲锋队疗养院。弗里德里希被迫流亡国外。
大家都在猜想，然而在观众问小丑以前，一件事情妨碍了这位杂耍艺人的登场。一个穿黄卡其军服的士兵从战壕里匆匆跑来，对着坐在观众中吸烟的上尉耳语，上尉马上作出反应，大声命令他的部下回自己的阵地，而且要跑步回去，大家非常听话。
波默罗伊刚刚得到的消息是，他的上司已经在来前线的路上了。大本营里的旅部指挥官要来证实，在他的战区里一切都在按他的命令办事，在真正地打仗，没有人想到要偷偷地跟德国佬搞友好联谊。但刚才在军官俱乐部吃午饭时，他听说了这样的闻所未闻的事情。午饭倒是很丰盛，有火鸡、薄荷酱豌豆，饭后甜食有葡萄干布丁。战壕里的男儿们通常是吃罐头牛肉或马科诺奇炖肉，葡萄干布丁他们也有。
德国人并未受到英国人匆忙撤回的影响，他们靠拢在一起，鼓掌要求普齐再来一个。他们的连队指挥官根本没有注意到英国人的撤退，他事先回到德军阵地，到他的地狱里去拿一些特殊的东西。波默罗伊送了他一条苏格兰羊毛围巾，这是前天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决定要实现圣诞停战时。现在科堡少尉很想回送一双有衬里的手套给波默罗伊，手套在来自帝国的捐赠品盒子里，科堡已经有一副手套了，所以不需要第二副了。
回到自己的阵地——离德军阵地只有100米——这位英国上尉命令他的部下放响排枪，好把对方的人也赶回战壕去。波默罗伊没有时间亲自去提醒已经建立了友谊的敌人，因为他不会说德语。他明确地下命令，开枪时要小心，要朝天开枪，不要因疏忽而射中德国人。只要做到尽量多弄出点声音，让这位司令员有一个持久的印象——这里在打仗。他们就在这么做，向对方打了3回排枪，但全是打偏的。德国人纷纷跑回自己的战壕掩蔽起来，这位小丑也在他们中间，放着金鱼的台子当然没法掩蔽起来，它就留在了外面。
共同掩埋尸体(13)
波默罗伊的上司打老远就听见枪声了，这些熟悉的声音让这位长官十分快活。看来在他的战线没有友好联谊活动，和平之笛没有在这里吹响，当他到达战壕时，朝着德国人方向延伸的无人区里如他所期望的，一个人也没有。虽说炮弹坑旁边还放着一些担架，好像是在搬运伤员，但是这一点不奇怪，担架在战争中是很正常的。
然而这里放着的担架昨天改变了功能，它们在德国人和英国人比赛足球时被当作球门的门柱子用，这位英国指挥官又怎么会知道呢。“来自萨克森西部的一个叫赫利市——显然是‘赫勒’之误——的萨克森人3:2取胜”。
英国的兵团神职人员雷弗伦德·乔利担任裁判，在比赛时他已受到自己同胞的批评，有一个球明显是从界外踢进的，他没有看出这一犯规，然而比赛后，萨克森队的守门员和左边锋还是承认这一球是犯规的。
这件关于无人区异常命中——不流血的命中的轶事，听起来简直就不是真的，干脆就不能令人相信。
这位人们在背后称作“老马”的上校问有没有特殊情况要报告的，站在波默罗伊旁边的神甫助手正准备若无其事地述说圣诞奇迹的时候，波默罗伊使劲地踢了一下他的小腿，对上校说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巡逻兵发现了一些小事，在无人区有一张装裱过的桌子，桌子上还有一碗金鱼。上校感到很奇怪，他拿起望远镜亲自看起来，真的，在一只大碗里游动着金鱼。肯定又是德国蛮子的一个花招，大家纷纷同意他的说法。
但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花招呢？
不知道。
最好是波默罗伊晚上派巡逻兵去摸摸情况。
很好，长官。
这下他满意了。他回大本营后只会说这个战区好的方面，他手下的部队是不搞联谊活动的，他亲自检查过。他马上要走了，又说了几点他自认为是平易近人的看法后，再一次将望远镜对准德军阵地。正好在这一刻，科堡爬上了防卫墙，朝着战壕方向走来。少尉腋下夹着手套，准备给波默罗伊送来，他好像听到了这连续不断的枪声，也许他把它当成是附近普鲁士兵团通常的干扰火力。普鲁士人是反对任何一种和平的，即使是很短暂的和平。前几天他们在这儿和其他地方千方百计地扼杀和平。
这匹“老马”心想，他看到了不对头的事情，一个放肆的家伙。他命令离他最近的一个士兵拿起枪，打死这个狂妄的德国军官。这个士兵知道，他真正的任务是什么。他朝科堡的脑袋上方开了几枪，很小心，连皮也没擦着，更不用说会打中他了。科堡在避一颗子弹时一下子跳进了一个炮弹坑，“老马”以为是命中了，于是表扬了这位射手。对面立即作出反应，德国人开始还击，但同样也是打在目标上方20或30厘米的地方，这一还击促使了“老马”的离去，但他不知道这里在玩什么把戏。
现在就只剩下这些和平战士自己了，他们又等了一会儿，看看会不会再来一个人。确定不会有第二个人来，英国人高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事了”。普齐又走回他的工作岗位——装裱桌子，他的观众又来了，他们吸烟、聊天。士兵们很高兴，这一切再一次顺利地过去了。
这一天也许能和平地进展到深夜，童话般的故事又在继续了。
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知道，他们已经有过许多幸运，但是这么多幸运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他们不能为了实现和平而违反所有的战争规定，于是一致同意，从明天开始结束友好聚会，像刚才玩过的把戏太明显了，到一定时候会无法控制的。在无人区，黄绿的军服和灰色的军服混合成一种颜色，无人区是属于大家的。
这对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很合适，然而像“老马”那样视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今天英国人所经历的，也许明天德国人也会碰到，至于科堡是否也能在最后时刻侥幸逃脱，有谁知道。波默罗伊知道那些严厉的惩罚，科堡也知道，警告虽然是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但内容是相同的：禁闭、军事法庭、死刑。战场上还是应该肃静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共同掩埋尸体(14)
难道肯定没有聚会了？这样吧，晚上聚会肯定行，天黑了以后，大本营里的军官先生们不会再费那个劲过来看了。只要大家保持安静，他们也就不来打扰。为了保证也让他们的指挥官留在大本营，英国人让德国人明天无论如何将金鱼放到英国人后面去，作为刚才受命进行夜间巡逻的战利品。科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普齐觉得有点冤，因为他是专业杂耍演员；至于那些金鱼，英国上尉会付他钱的。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服从命令，他的少尉都已经接受了波默罗伊的建议。
军官们在用英语交谈，他们谈得很融洽，对形势的基本分析，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双方都很清楚，结束阵地战还遥遥无期，因为无论是这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好久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了，而且由于双方之间的僵持局面，也不会很快就有决定性胜利的。双方的军队都很强，在宽广的战线上粉碎对方的进攻绰绰有余，但是用来最终一举占领对方，军队又太弱。有时只有在某些个别的战区才能做到，有时这边的军队获得几米的土地，有时那边的军队获得几米土地，接着又像鼹鼠一样地挖战壕；然后对方又开始攻击，于是一切再从头来一遍，每次攻击后，有变化的只有一点：躺在双方战壕之间的死者数量。
波默罗伊发现，按他的看法，一年以后的形势仍然会像现在这样糟糕。“明年的圣诞节还是我们部队的人和你们的西部萨克森人，或者说那些还留着的人在这里腐烂。”科堡对这一痛苦的分析表示怀疑，他估计，战争会早一点结束的，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可是，万一他所尊敬的这位敌人说得不错；但愿他们还都活着：“我希望我们俩在下一个圣诞节能再见。”
一年以后，1915年圣诞节以前，在巴塞运河边，波默罗伊已升为上校，成了营指挥官，有1000人听他的指挥，他们的对面还是来自哈勒的萨克森人。这一点英国人知道，因为在一次夜间巡逻无人区时，对面有一个人落到了他们手中，从军服上的标志可以看出他是属于哪个兵团的。被俘虏的人不会说英语，波默罗伊不得不通过翻译对他审讯，问他德国的机枪藏在什么地方、狙击手掩蔽在什么地方。这些是军事机密，必须保密，这个德国兵很有礼貌地笑笑，表示十分遗憾，不能帮波默罗伊的忙，因为在被抓获时，“他失去了短时记忆”。
波默罗伊突然问道，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科堡的少尉，他现在怎么样了。
好运气。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俘虏一下子能很好地听懂并说英语了。他说科堡已升为少校，说完就不吭气了，他显然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他对面的人是不是去年一起搞停战的那个英国军官？英国人点点头，好像也想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波默罗伊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不化妆的德国人，“你是普齐，杂耍艺人，是我买下了你的金鱼。”
审讯以皆大欢喜告终。杂耍艺人虽然还是在形式上被看守起来，但他已经好久没有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向这些看守士兵每教一个纸牌戏法，就可以得到饼干或葡萄干布丁之类的奖赏。正如故事中所写的，他“像一只获奖的猪被喂得肥肥胖胖的”。当平安夜德国人提着灯笼站在他们的防卫墙上唱歌时，这个俘虏在英国阵地上自然地用德文一起唱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波默罗伊挥动着一条白色毛巾，走上最前面战壕的防卫墙，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是营指挥官了。他向对面大喊“圣诞快乐”，而且这一祝愿是专门送给科堡少校的；马上返回了“也祝你们圣诞快乐”的答复。双方军官跟一年前一样，在半路上，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他们互相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没有继续单独待着，但只允许那些在1914年对和平行动已经有了经验的士兵、知道怎么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人应留在战壕里，先看看所谓的联谊是怎么回事。明天还有一天的和平，我主耶稣的和平日子。
共同掩埋尸体(15)
现在早就没有像1914年圣诞节那么多男儿见面和握手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阵亡。普齐又拿出他的道具，这次他不用金鱼了，他变出了一只小鹦鹉——这鹦鹉又是哪里来的，真的没有人知道——从上次圣诞和平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围着一个炮弹坑，拉成一个圈跳起了舞，唱起了《我们围着桑树丛》。接着英国人把科堡举到肩上，高声唱着《因为他是快乐的好小伙》；德国人也举起了波默罗伊并唱起《生活万岁》。
两个军官用颜料把自己描画起来，要是他们的上司看见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准会笑他们像乌鸦。一个英国人把这一切都拍成了照片。被拍进照片的人已拿不到照片了，拍照的人虽然第二天就将胶卷寄往英国去冲印，然而2周后，当印好的照片寄回来时，收件人已经躺在地下了，邮件未经打开退了回去。
冬天的下午天黑得很早，趁天还亮的时候，波默罗伊和科堡要解决他们战场上最紧迫的事情，用泵将泥浆水打到排水沟里，叠上新的沙袋。现在，德国人和英国人可以静心地做这一切，不需要每做一步都担心被子弹打死，这有多好啊。
明天早上见。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科堡在回去的路上被一个英国士兵的子弹击中，在德军的铁丝网前倒下了。刚刚被大家抬着欢呼的英国军官的誓言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停战也就被这背后的一枪射死了，萨克森士兵们大声疾吼，朝离他们不远的敌人开火。英国士兵纷纷逃命，回到他们的战壕，只有他们的上校没走。他跪了下来，好像对这混乱无动于衷，又好像他是刀枪不入的，因为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他抱住了科堡的头，叫德国医务兵过来，几米远处就放着一副担架。等两个德国人小心地把他们的指挥官抬到担架上，波默罗伊站了起来，很快转过身来，对他的部下喊了几句简单的命令，让他们保持安静，留在地下掩蔽部，千万不要开枪。他陪着两名将科堡抬回阵地的医务兵，为了表示他身上没有武器，他举起了双手，留在战壕边上，闭上了眼睛。理应这样：他要让这个开枪的英国士兵亲自来道歉，“承认自己是不听他命令的胆小鬼”。他的勇气感动了萨克森人，尽管他们将他俘虏，按规定蒙上他的眼睛，但没有把他押走，而是把他带到正在接受军医治疗的少校那里。科堡受了伤，昏迷了，但没有生命危险。波默罗伊留在他身边，直至他醒来，向他道歉，是一个士兵违反命令向科堡开了枪。科堡接受了他的道歉。
按少校的命令，波默罗伊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阵地。战火熄灭了，一夜都很安静。这件事情就被当作了意外事故，本来今后几天仍可继续他们自己开辟的和平，然而波默罗伊和科堡的冒险故事已到处流传，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这秘密进行的友好活动也就告终。上校被撤职，从前线被拉走，因搞友好联谊活动而被告上军事法庭，法官虽然判他有罪，但没有定他死罪，宣布由于他有失身份的行为，5年内不许晋级，这对波默罗伊已经不重要了，一年后在一次向德军战壕进攻时，他头上中弹身亡。他在敌方的朋友科堡少校是否比他活得更久，是否活到战争结束，没有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整个故事是罗伯特·格拉弗斯——其实应叫罗伯特·冯·兰克-格拉弗斯——编写的。他的母亲阿马莉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侄孙女。格拉弗斯属于“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战争在他们脑中再也挥之不去。罗伯特·格拉弗斯于1929年用《向一切告别》为书名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回忆战壕里的日日夜夜，并不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创伤治好”。
格拉弗斯并没有让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逃脱责任，就像对待那些战争发动者一样，他同样无情地和那些被当作炮灰的人一起走上法庭。《向一切告别》确实是一次向一切的告别，同时也是对盲目爱国主义、对男子义务和英雄荣誉这种混乱感觉所作的自我批评式的总结，他和其他诗人——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沙逊、威尔弗雷德·欧文、鲁珀特·布鲁克——就是被这种义务感和荣誉感拉上佛兰德战场的。和他们待在战壕的德国难友一样，大家开始还在幻想战争的一种意义，因而就写诗，但诗歌诞生于醒悟，有的醒悟得晚一点，有的早一点。
共同掩埋尸体(16)
查尔斯·索利在他的名叫《到德国去》的诗作中没有作任何粉饰，他把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侵犯称为犯罪。他不躲避仇恨，但也不否认，仇恨潜伏在双方，一旦和平重新回来了，双方的眼光里就不再有这一仇恨了，到那时人们就会嘲笑痛苦和折磨，就会互相拉起手来，直至和平实现。他简练地为现实起了名字：冷、黑、雾、雨、秽。这首诗写于1914年，过了不到1年，索利死了，在卢斯阵亡了。
每一场战争中都会产生传闻，从传闻中再产生英雄的故事，教科书取材于传闻，神话建立在传闻基础上。对英国人来说，传闻来自伊珀尔的战役，他们站在异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在这里阵亡，他们长眠在这里的几百个公墓中，每一个墓意味着欧洲大陆上的一小块英国。德国人今天在为他们成群躺在这里的几万死者哭泣，而当年的德国人却在庆祝他们的死。从朗厄马克的引起流血的自杀命令中、从向大脑放烟幕的民族主义浓烟中产生了一个恰当的传说故事。“在朗厄马克的任何一天都可成为德国青年的荣军纪念日”。——《德意志日报》用这一套语将可恶的战争提升到大弥撒的高度，值得青年用成束的鲜花来悼念的大弥撒。然而为勇敢的死者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远远超出了为死者感到的悲痛”。因为他们敢于战斗、敢于牺牲。
德国人的神话就是这种样子的。
格拉弗斯用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稿酬偿还了他在英国所欠的债务，然后就搬到马略尔卡岛上去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在岛上写了他的畅销书——如《我、克劳迪乌斯、皇帝和上帝》——这些作品使他名扬世界。和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沙逊一样，他也是属于英国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的。1914年圣诞节，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在弗勒兰吉安附近，他们对面是德军第104和第133萨克森步兵团。萨克森人不仅是第一次圣诞和平演出中的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而且为首演起了推动作用。格拉弗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圣诞停战》一文中所叙述的几乎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停战时他还不在，他是1915年秋天才来到前线的，但他经历了张罗下一个圣诞节的停战。他巧妙地把所有听来的、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故事归纳成一个荒唐的故事。格拉弗斯把历史和幻想结合起来，给现实添上了翅膀，他尽管将它升华到另一种现实，但作为诗歌来讲并不失真。
在1914年某一个战区的圣诞节聚会时，参加的士兵中确实有一个杂耍艺人，但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许不叫普齐，他当时肯定没有金鱼。“老马”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吓得大吃一惊的高级军官，大本营派他来打探值得纪念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前线形势。在波默罗伊的形象中有一点班斯法瑟的成分，有一点布坎南-邓洛普的成分，还有一点爱德华·赫尔斯的成分；在科堡的形象中有一点迈尼克的成分，有一点尼曼的成分，还有一点米莱格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身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一个诗人对人的善良一面的期望。
还有，波默罗伊因无视上面的命令而受到审判这一情节不仅仅是格拉弗斯凭空编想出来的，他用了现实中的原型，比如苏格兰警卫营的迈尔斯·巴恩上尉和伊恩·科尔奇昂上尉，他们两人因为无视一切禁令在他们的战区跟敌人商定实行停战，所以受到起诉。科尔奇昂没有否认，相反，他承认要以一个君子的风度自觉地作出决定，并明确表示，必要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决定——正如他在1915年拳击日所经历及后来所描写的：
“早饭后哨兵向我报告，德国人从他们的防卫墙爬下来，朝着我们的铁丝网走来。我跑了出去，看见一个德国军官走上前来，他建议圣诞节实行停战。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请求给他15分钟时间埋葬死者。我同意了。于是德国人开始掩埋他们的死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接着，我们的人和德国人在无人区交谈起来，开始交换雪茄和卷烟，大概又用了15分钟时间。然后我吹起哨子，命令大家回战壕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德国人就在防卫墙上散步，或者坐在沙袋上。我们的人也是这样。这天没有放一枪。”
共同掩埋尸体(17)
没有过几天，巴恩和科尔奇昂被禁闭起来，但处罚没有这么严，因为科尔奇昂还因他妻子怀孕而获准5天探亲假。1916年1月18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英国首相的儿子雷蒙德·阿斯奎思为他们辩护，他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好，尽管诉讼进行得“血淋淋、毫不留情、把人弄得精疲力尽”，巴恩被释放，科尔奇昂受到严厉处分，但也只不过是5年内不予晋升罢了。
他写信给妻子说，这对他无所谓。然而就连这一奇怪的宽容判决也按军队统帅道格拉斯·黑格的命令而撤消了，理由是他知道科尔奇昂是一个勇敢的男人。阿斯奎思于1916年阵亡，巴恩死于1917年，科尔奇昂活到战争结束，最后他已是将军衔旅长了。
一位当年圣诞停战的目击者将圣诞和平的故事讲给他朋友的孙子听，孙子于1960年夏天正在准备一次反对东方和西方核武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提请当局不许冲击游行队伍，为此他去找祖父，劝他和其他一战老兵一起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来。
有过痛苦教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是不是变得聪明了一些呢？两位老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实行鉴戒政策才能阻止战争，而不是人类通过对战争更深刻的理解，也不是经历了战争的恐惧而把人类吓得不敢再发动下一次战争了。但他们从孙辈们的行动中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进步，即使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也有所进步。祖辈们欢呼着投身到世界大战中；祖辈的儿子们于25年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一起毫无激情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孙辈们终于充满激情地上街反对战争，反对所有的战争，这就是进步。
进步？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前厅，朝伊珀尔的方向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自1914年以来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名，只有大城市才在上面占有位置：鹿特丹、考文垂、列宁格勒、德累斯顿、长崎、广岛、萨拉热窝、格罗斯尼等。
进步？在博物馆最后一个厅的一大块白色底板上血淋淋地闪烁着1914年大战以来武装冲突的次数。按说1914年的世界大战应该结束以后所有的战争的，然而这块国际红十字会做到墙上的板上显示着100次。2003年3月，乐于参与的国家联合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不乐意参加，待在家里。于是这个数字用手划掉了，改写成了101次。博物馆的发起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博物馆会办得如此生动，但有一点他们意识到了，这个数字不会是最后最新的数字。
这件事情也可以荒唐地反过来看，积极地看。1914年，欧洲大陆上的光明熄灭了，老的欧洲衰落了。4年以后，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样了。没有了德意志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了沙俄帝国。九百多万人在战争中送了命，城市和乡村、工业和房屋被摧毁了。但从德国人不服气的失败中生长出强烈的报复性，渴望报仇，想再发动第二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得更可怕。
积极的一面在哪里？
2003年，当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墙上的数字100理应划掉，因为第101次战争开始了，然而以前的许多敌人都说不参加战争。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把这些不乐意参战的国家称作“老欧洲”，他意在污辱，倘若正确地诠释一下却是一种光荣：老欧洲又复活了，在和平中联合起来了。
《战争中的平安夜》第二章
和平在慢慢结束(1)
再回到另一个过去，回到1914年，那时，短暂的和平正在慢慢结束，这样的和平于1915年在少数战场上又一次闪耀起来。1914年12月27日，在迪克斯迈德转交圣体盒以后的深夜开始，烂泥地的世界末日到了。佛兰德的污泥现状超越了人们至今经历的风、雹、雨、冷、湿组成恶劣现实，西线的苦难日子超出了每个人的承受能力，谁考虑这些问题，谁就会变疯。是真的变疯了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变疯：一个普通平民的价值系统图上的所有坐标发生了位移，变疯了。
从10月份的秋天开始以来，还没有这么糟糕过，许多战壕里的泥浆水涨到1米半以上，布坎南-邓洛普估计快到2米了，他说有的人不注意，就这么在泥浆里被淹没了。
然而正是这鬼天气延长了人间的和平——完全不可能再按计划打仗和按命令进攻。双方战线的距离这么近，通常情况下不到5分钟就解决一次突然袭击，但现在，袭击者在铁丝网和树墩间的半路上就会陷在泥浆里，像泥鸽一样被射死。几周前有些比利时人用人工发大水来迫使停战，现在自然的风和雨就能做到这一点。在交通壕里——有一条仅能一人通过的窄道——水已涨到了上边，这些前哨地已无法再埋伏任何人了。
刚才还在德军大本营振振有词地强调战争不是体育运动、任何违反联谊禁令要作为叛国处理而受惩罚的高级将领们，也只好向自然的威力屈服和投降，甚至连狂妄的国家主义也只好收敛。本来，按照德国人的狂妄来说，他们除了上帝及其无限权力外是无所畏惧的。然而现在上面的人同意了延长停战的要求——以前从未有过正式停战——以便维护地下掩蔽部，用泵排水，增高防卫墙，用沙袋填缺口，挖排水沟；炮兵也被迫停止轰击。
这种在自己战壕里开展的战斗只能在白天进行，而且只有在改善工事期间对方的人不开枪才能成功。“在我们的战区，停战又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双方都在加固他们的战壕，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因为双方都互不干扰。”西里尔·德鲁蒙德报道说，“尽管英国人和德国人都互相通知，按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平应该结束了，但现在战争反而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插曲。”德鲁蒙德补充说：“高级军官决定，必须结束停战，上面对结束停战的决定也适用于这里的停战。”
现在，大自然让他们的命令落空。即使1915年1月上旬天气已经变好，最前线还有十几个兵团和连队仍然保持原状，把命令当空话，没有重新开仗——事后又想出种种计策来巧妙地逃避责任。
比如德拉蒙德，他用来对付“重新捡起敌意”这一命令的办法是，找出一所已经半倒塌的农民房子，但他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德国人驻扎过，也就是说，房子是否受到战火的破坏。“幸运的是，我是一个又要开始打仗的战区的军官”。于是在按命令重新开仗前的那天，他派了一个送信人到对方去通知，明天11点钟开始又要开枪了。“在这期间，我让迫击炮对着废墟开了12回炮，房子里面当然一个人也不会有了”。
还有一个圣诞奇迹：不用武器，在短短几天内建立起某一种信任。即使有一方开枪了，另一方也不会用枪声作为回答。如果有人开枪，那也是疏忽，或者是某个神经病开的枪——是一个像波默罗伊上尉连队里的那个神经病一样的人开的——他不遵守双方的协定。贝德福德郡的W·A·昆顿说：“12月28日，英国炮兵突然向德方开火，我们都感到很吃惊。德国人扔下一切赶快逃命，但几分钟后他们又出来了，向我们挥手和喊叫说没事了。显然他们很清楚，这一突然袭击不是我们的责任。”
一个德国士兵写信对家里说，那个和他们谈判的英国军官马上同意了延长停战，他一点没有语言障碍，因为他“曾在科隆商贸大学念过书，德语说得挺好。他还将他的几个住在科隆的朋友的地址写给我们，他请我们中的一个写信到那边去，说他还好”。德国士兵的家属肯定会摇头，这个德国士兵在信的结尾写道：“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和平在慢慢结束(2)
就像叛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样，和平是一个地点问题。
比如在凯默尔山旁。
这里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歇过，没有一天不打仗的。英国第3师的士兵们和他们的指挥官霍尔丹都持一样的观点，圣诞节期间的德国人基本上还是跟平时杀害妇女儿童的德国人一样的，所以没有理由和他们友好。德国军队中这么残忍的其实只是那些普鲁士人，他们才符合英国人所说的德意志帝国军队的形象。
比如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附近。
这里一直停战到2月底，这边是英国沃里克郡的部队、伦敦步兵旅和西福德苏格兰高地兵团，对面是萨克森104兵团和106兵团。
停战对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的敌对双方来说，意味着跟平时一样待在战壕里，他们没有在无人区碰头，因为这太显眼；另一方面，为了不引上面注意，要尽量避免任何见面。威斯特法伦第2兵团的古斯塔夫·里本扎姆跟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对停战是十分感激的，因为他们终于又能踢足球了。但是这一切慢慢地显得很可笑，应该结束了。我将跟55兵团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结束。”
第一次十分特殊的圣诞和平持续了几天、几个星期，在某些战区甚至一年没有间断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圣诞节。这是很不寻常的，虽说在伊珀尔一带的阵地战上，双方很少有一个晚上是没有伤亡的，但是根据各兵团的战争日志记载，其他战区几个月之久都很安静，没有死亡记录。从1915年3月开始，待在费斯蒂贝尔的战壕里其实很安全，因为双方都把精力放在保护和加固自己的战地上，而不是去进攻对方，这一战线上的士兵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站岗、看书报和写长信。
这一非常特殊的停战建立在个人交往的基础上，现在又以非常特殊的交往形式在战场上起作用。“先生们，”萨克森人告诉他们的对方，“我们有幸告诉你们，我们上校命令，从午夜开始又要开火了。”下午和英国人一起喝“下午茶”时，他们转告了这一消息，在这种湿冷天气，喝一杯热茶再合适不过了，又有谁比英国人更会煮茶了呢？萨克森人也带来了烧酒。
他们把上面的命令写成书面的东西，使对方的伙伴们手上有点依据，好去告诉自己的大本营。英国大本营的一位副官接到关于将要结束停战的报告时，很有礼貌地回答说，在没有听到炮声前，他不作任何书面汇报，前线的士兵们都认真地对待这一讽刺性回答。
至于从午夜开始朝哪里开枪，这是毫无疑问的，朝英国先生们的脑袋上方打，但他们的炮兵朝哪里开炮，他们就不能保证了。没有射中敌人的士兵虽然要挨军官的骂，但是其中的意图是很难被证明的，所以射手也就不受惩罚。但如果以西线的一个德军师团为例，乍看起来，打偏的统计和上述观点有矛盾。1914年12月和1915年1月，在56次和63次射击中，被起诉为不服从命令的都比以前多3次。这些数字其实仅仅说明了，因为不服从命令、因为搞友好活动、因为害怕敌人等原因而导致了多次起诉，但没有体现出是否送交军事法庭和判决结果如何。
觉得停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他们无助地站在泥浆中，但仍顽强地试图挽救他们的和平，让它再持续几个小时、持续几天。关于战争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又传开了，一个英国记者报道说：“1915年来得非常阴沉，我们这些只是在观察的人又将为我们许多最好的男儿们哀悼了。停战已经过去了，荒谬和悲剧又会重新来到。”
可以感觉到士兵们的绝望，因为刚刚才开始的东西马上要结束了。从已经感觉到的无能为力中还没有生出愤怒，大家只是听天由命，有时甚至希望有那么有的放矢的一枪可以结束这里的生活，但不是结束整个生命。
阿尔弗雷德·利希滕施泰因根据这样的感觉写了讽刺诗《战前祈祷》：
每一边都在热情歌唱，
和平在慢慢结束(3)
每个人在为自己祈祷：
上帝啊，保佑我免遭不幸，
圣父、圣子、圣灵啊，
不要让炮弹击中我，
不要让无耻的敌人俘虏我、射死我，
为了可爱的祖国，
不要让我像一条狗那样倒毙。
看吧，我真想再活下去，
我要挤牛奶、养活姑娘，
我要狠揍流氓恶棍，
我还要喝醉几回，
直至我进入极乐世界。
看吧，我多么愿意
每天祷告七次，
如果你，我的上帝，以你的仁慈
杀死我的敌人，胡贝尔也好，迈尔也好，
从而保护我。
我必须相信，
不要让我受伤太重，
让我腿上受轻伤，
让我手臂受轻伤，
让我以英雄回去，
还可以讲点东西。
希望在腿上或臂上轻轻中一枪，又不太疼痛，带着英雄的荣誉去休假，这是白费心思。这位年轻的抒情诗人，是许多志愿兵中的一个，是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和恩斯特·施塔德勒及画家奥古斯特·马克那样的表现主义艺术家，他已于1914年9月阵亡，当时还不到25岁，特拉克尔、施塔德勒和马克也没有活到战争结束。
1914年12月30日，萨克森士兵们接到法尔肯海因前一天下达的命令，绝对禁止和敌军见面，他们将这一消息手写在纸条上告诉英国汉普郡士兵们，并表示了他们的软弱无力。“亲爱的伙伴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许和你们在外面见面了，但我们将永远是你们的伙伴。如果我们被迫开枪，我们会始终朝上面打的。请告诉我们，你们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我还可以向你们提供几支雪茄呢。致以最忠心的……”
当然，总参谋部里的那些人知道，光靠法尔肯海因的命令是不行的。友好联谊在圣诞节前已被禁止，可是大家都知道，很少有服从这一禁令的。从战场上可以看出，对战争发动者的害怕多于对和平的渴望——以上帝的名义实现的和平。但搞突击检查又怎样呢？在这种天气里是几乎没法视察的；再说，一个将军是很少会主动到前线去的。此外，视察是需要事先准备的，那么许多人也就知道这件事情了——还有，通讯犬和电话线又是干什么用的呢？看来还是可以冒险的，万一有一个高级将领来视察，还是有足够时间来应对。
“德国人告诉我们，下午有一个将军要来视察。”1914年12月30日，第2约克郡兵团的英国军官J·D·怀亚特说，因为到现在为止，这里还没有重新开始树立起敌意。“始终没有打仗。”怀亚特补充说。建立了友谊的双方敌人指出，还是需要打几枪的，这样才能使一切显得真实。正如所通知的，下午3点半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任何人。在布蒂耶利也是这样。
策划得很巧妙，二话没说就付诸实施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策略，对付那些死多少人都无所谓的反和平处方的唯一有效武器。这也叫战争。
其他萨克森士兵并不理会上面的命令，并明确地向他们的军官表露这一点。尽管已下达让他们撤回去的命令，他们仍然留在无人区，并不回到泥泞的战壕里去。好像是圣诞节第2天107兵团那些不听话、不顺从的倔强士兵们干的，至少也猜得差不离，因为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圣伊冯附近的战区。英国人射了几次排发，但都是朝天打的，以免射中人。命令不见效，士兵们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其中一个军官怒极了，他要求对面的英国敌军向他自己的手下开枪。英国人当然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做，绅士是不会向不带武器的人开枪的。但他们告诉自己的炮兵，炮兵开始用迫击炮轰击德国阵地。
现在军官们跑到掩蔽部去了，可是有3个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仍然留在外面，站到残剩的铁丝卷上，镇定地观看着，他们的部队是如何受到射击的。这天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他们没有被英国人的火力打伤。至于后来德国人自己拿他们怎么样、他们最后情况如何，没有人知道。
和平在慢慢结束(4)
法国人那边怎么样了？和德国人对峙的那些战区里，和北边一样，在阿尔芒蒂耶尔和伊珀尔之间，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和平也在自动延长，但在战争期间，外界对此一无所知。4年以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忙更重要的事情，在欢庆打败德国人的胜利。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忌讳谈这件事。
事实是，驻扎在科曼树林附近的第99步兵团和巴伐利亚第20后备团之间，和平一直持续到191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从1914年圣诞节算起一共持续了3个星期。促使形成和平的巴伐利亚人那边，根据有关战争日志的记录，他们甚至打自己人，当然是普鲁士人挑起的。从本来就存在于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之间的憎恨出发，好战的普鲁士人向实行和平的巴伐利亚人瞄准了枪，这一点特别引起法国人的注意。
然而这并没影响巴伐利亚人，相反，这促使他们更坚决地去实施他们的打算、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提醒法国人，如果被卑视为“普鲁士肆虐者”的普鲁士人企图进攻法国阵地的话，他们会及时知道并通知对方的。
下面是有关的战争日志的摘录：
“1914年12月28日：整个前线都很安静，我们在图夫树林里掩埋了自11月29日就躺在德国战壕附近的8名死者。12月29日：巴伐利亚人还是没有向我开枪，如果他们的军官来了，他们会提醒我们的。我们利用这一安静，加固我们的铁丝网工事。12月30日：军官之间在谈他们军队的士气。德国部队显得疲劳不堪。交换报刊和新年贺卡。12月31日：继续停战，巴伐利亚人没有干扰我们的工作，条件是：我们不能剪断他们的铁丝网。午夜时分，我们都朝天开枪，迎接新年的到来。”
1914年最后一天的午夜时分，前线到处都在开枪，好像停战突然结束了。德国人晚上11点就开始开枪了，英国人搞糊涂了，因为这不可能是迎新年的意思——英国人也想到要用这种方式迎新年的——后来有个人发现，在佛兰德如果用格林威治时间计时的话，现在还不到午夜，而是晚上11点钟，可是在欧洲大陆已经是午夜了，于是现在开枪就能解释通了。
德国人又是唱呀又是叫，同时朝天开枪。他们当然祝威廉皇帝以及加冕皇子长寿，但对他们自己来说，不仅能经历这一个新年，而且能够在战争中活下来，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跟德国人一样，英国人也朝天鸣枪欢庆新年，然后他们等着，等新年的钟声响起。午夜到了，爱德华·赫尔斯少尉向天空发了一枚照明火箭，英国人互祝新年好，按他们的传统，用《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开始祝贺。
他们重复唱了3遍，唱到第3遍时，德国人开始加入，他们好像很快学会了歌词，其实歌词也不难。“我又朝夜空发了3枚照明火箭，把整个无人区都照得通亮，我想看看，敌人会不会利用我们唱歌的时候摸到我们的铁丝网前。当我看到一切都很平和时，就走回我们的战壕”。
1914年除夕，在布蒂耶利，这个战区万籁俱寂，贝德福德郡人和萨克森人之间实行停战，时而放几枪闹着玩，正如怀亚特所叙述的，将军来视察了，就放几枪意思意思。这儿，人们也在利用这停战时间为不可避免的风暴作准备，只要基本上不违背停战约定，所有的措施当然都是允许的。双方在互相友好的基础上为自己寻找机会，较详细地了解对方防御工事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对方那些危险的武器及机枪隐藏在什么地方。对方不久又要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他们的敌人了，所以应知道会从哪个角落发射出来，以便拯救自己的生命。
W·A·昆顿正和几个伙伴将机枪挪到另外一个窝巢去，这件事只能在晚上做，不是因为怕敌人开枪，因为打从圣诞节以来，即使在白天也是很平安的，但大家都知道，战争总有一天会继续进行的，所以他们不想冒被人看见的风险。他们感觉到，在友好见面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发现他们的机枪在什么地方。正因为如此，一旦战争重新开始，这将是非常致命的，于是他们利用现在可信任的和平，将“马克沁”机枪换个地方。
和平在慢慢结束(5)
要将武器、弹药和配件拖过泥泞地，还要尽量不让敌人发现，他们拖的是什么、在往哪里拖，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们大概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突然听见有枪声，于是我们趴到地上，平直地贴着烂泥地。德国人开火了，他们骗我们，我们痛骂他们，用那些无法在这里重复的话骂他们。可是奇怪得很，我们没有听到通常在头上飞过的‘乒乒’的子弹声。紧接着就有解释了，已是午夜时分，他们不是在开枪打我们，而是在朝天打。‘嗨，小伙子们，起来吧。怎么啦，他们没有向我们开枪。’我们中的其中一个喊道。我站了起来，看看我的表，正好是午夜过2分，这一误会差点把一切都破坏了。也算德国人运气，我们没有用瞄准了射击来回答他们的开枪，要不然现在和平已经完蛋了。”
停战在继续，“只要能做到，我们会不断延续和平的。”当年在格雷尼厄树林的第2皇家西萨里兵团的二等兵艾伯特·莫伦说。1981年马尔科姆·布朗在BBC影片《无人区的和平》中说：“谁知道……圣诞和平按说应该意味着结束战争的开始，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仗，我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仗，那么战争理应因此而结束，而且就是要由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来结束它。”而不是由政府里和总参谋部里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战争的人来结束。
在法国，当人们听到德国人和英国人搞友好活动的消息，感到很气愤，是啊，非常反感。不应该发生和平，只要敌人在进攻和扼杀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应该有和平行动。于是，根据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发表这样的消息。法国人更加不愿意听到自己的同胞们也参加这种联谊活动。啊，这些英国人，他们曾经也很怪，他们在历史上就是这样，他们不仅参与，而且在国内的报纸上刊登和报道。不过话要说回来，首先，他们国家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其次，我们也不想一面充满感激和钦佩，一面又很快忘记：战争爆发时，英国人立即赶来帮助受威胁的结盟国家。但勇士是不会跟任何德国佬友好的。事情也真巧，刊登相反消息的英国报纸正好这几天没有在巴黎发行。
不行，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不能搞友好活动。然而勇士们和德国佬拉成圈子围着炮弹坑跳舞，他们一起唱歌，就像其他地方以所谓有失身份的方式见面一样，友好行动不仅局限在圣诞节期间。巴伐利亚人，还有些法国人，他们干脆就是不服从让他们互相厮杀的命令。但是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自卫：尽管在开枪，也就是浪费子弹，却不去命中对方。双方的军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如此温和恭谦的士兵们替换下来，由新的部队接替他们。
用通常简练的话已不能说明问题，来到该死的战场上打仗，不是为了跟这些该死的德国蛮子交换卷烟和踢足球，而是为了消灭他们。或者反过来，德国人也会这么想：这些阴险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各种亲近表现，使勇敢的德国士兵丧失警惕，因此最好还是瞄准了他们开枪，以阻止任何接近。
曾经满怀激情奔赴战场的恩斯特·巴拉赫以《先胜利，后和平！》作为他的素描作品的标题，他好像还完全站在爱国主义阵线上。这幅画诞生于1914年圣诞节，表现了他对前线圣诞奇迹的看法。然而画面上的内容和标题却有矛盾。一行没有尽头的蜡烛，像一道铁丝网，消失在地平线上。在这行蜡烛的上方照耀着伯利恒之星，背景的再上面是小天使在吹和平的号声。画面的前景有两个人物，一个站着，一个跪着，站着的形象比跪着的高大得多，跪着的快要陷进泥浆。这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在把另一个拉上来吗？还是另一个要把他拖向无底深渊？这个已经半陷进泥浆的人要继续战斗，还是想阻止另一个去继续战斗？不是先胜利，后和平，而是现在，就在1914年圣诞节，在战壕里实现和平？
巴拉赫的同时代人，比利时人卡雷尔·劳韦斯驻扎在迪克斯迈德附近的战壕里，他也画了一幅黑白素描，没有天使，没有星星，在灰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块黑斑，是战争的乌云吗？近景是士兵们蹲在战壕里，在一堆营火旁取暖。他们也唱歌，后来他说，唱的是《午夜基督》和《乞丐的圣诞节》。他这幅画的名字很简单，就叫《1914年圣诞节》。
和平在慢慢结束(6)
巴黎后方的气氛和法国北部的真实情况明显的不协调；同样，伦敦人和伊珀尔的英国士兵的心情，或者柏林人和西线德国士兵的心情也是多么不协调。在这些大城市里灌输的仇恨，已不再会很快把普通士兵推向无人区的死亡。男人具有的典型冒险乐趣和争斗乐趣已经消失，只有到战争结束后才会再复活。对共同经历过的恐惧作怀旧式的美化也是一种难以忘怀的战友情意。这一情意是被那些看到死亡还热情洋溢地谈论着共同命运的前线战士激励起来的，好像这种情意是生活中唯一真实的感情似的，所以他们如此渴望着它的重复，直至希特勒来满足他们的这种渴望。
1914年，在德国报纸上报道了联谊活动，说“所有战争的指挥者”——又是指亲爱的上帝，可怜——出于好心让大家喘一口气。
人们完全可以用某种借口很容易地解释圣诞和平这一奇迹，可以说成是上帝赐予的奇迹，用来诞生上帝的儿子的，但不会让所有的人都相信的。《曼彻斯特守卫者》的一个编辑将那忧伤的终曲最后归于和平的原因，仍然作了凡间的解释：“那不是上帝赐予的停战，不是通过宗教发起而成为权威的停战。相反，这一停战唤起了更多的希望，比宗教发起的和平蕴含着更多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由普通的人创造的——他们确实也创造了，尽管他们的处境令人绝望——那么人类就有希望。这就是希望所在，哪怕该诅咒的战争在继续，这一希望永远存在。
普通的人，十分普通的法国人，自从圣诞节以来和普通的巴伐利亚人处得这么好，新年后他们筑起了拒马① 、加固战壕，而且很乐意让对方出出主意，他们只说法语。法军的兵团日志记载着：“1月2日：他们深深地感到遗憾，从现在开始不能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的军官严厉禁止他们。1月3日：整个战线很安静，有时巴伐利亚士兵出现在防卫墙上，十分明显，他们的上司禁止他们和我们有任何接触。1月4日：安静的一天，只能和巴伐利亚人匆忙说几句话，免得被他们的军官听见。”
两天以后，法国第一连的下士于尔里克开小差，于是法军中也开始严格纪律。从现在开始，士兵们不许离开地下掩蔽部而跟德国人联谊。在兵团日志中简要记载着，从1915年1月14日开始，战争以激烈的交火继续进行。
战争后来持续了44个月，130万士兵丧生。雅克·塔迪在他的漫画集《阵地战》里算了一下，如果所有的法国阵亡士兵们在法国国庆日——7月14日——排成4行齐步走的话，到最后一个死者展现他那苍白之脸，至少要走6天5夜。如果换成德国人，将会有二百多万张这样苍白的面孔从坟墓里出现，但没有人再认识他们了。在东线打仗的俄国人于1916年复活节试图实行临时停战，他们约有180万士兵阵亡。奥地利有100万士兵阵亡，意大利……啊，这些数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取了900万人的生命，这是一场原始灾难，但却不是自然灾害，“它是人为造成的，这一战争最后以各方的精疲力竭而告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沃尔克·伯格哈恩分析说。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造成更多人死亡、让人类屠杀达到顶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写了1914年圣诞和平的美国编年史家斯坦利·温特劳布也有这样的看法，他甚至将三十年战争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
为新闻而战(1)
来自前线的书信，写到这独一无二的圣诞停战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用一个模式写就的，就像出自战壕的例行公事：亲爱的父母亲 ／ 妻子 ／ 女友；我很好 ／ 非常好 ／ 不太好；敌人开枪了 ／ 不开枪了；天气很好 ／ 不好 ／ 非常可怕；你们好吗？给我寄卷烟 ／ 袜子 ／ 饼干。此外，上司写给阵亡士兵家属的信越来越多了——他们这些信也是千篇一律，只要翻译一下，可以用在每个国家——士兵们英勇战死后：尊敬的家属 ／ 太太，您的儿子 ／ 您的丈夫为祖国 ／ 为家乡 ／ 为大英帝国而阵亡，等等。
圣诞节后没几天，来了许多信，它们终于提到了一些别的内容，而且是一个奇迹，士兵终于不再写他们的人间地狱了，而是写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天堂和平，他们的家属把这种和平理解为一种希望，要牢牢地把握住，希望和平这一奇迹能够尽可能持久地延续下去。这些信件转交给了报社。内容相同的细节——唱歌、交换礼物、友好联谊、停战——刊登在英国的每一种报纸上，包括各个郡的小报上。在德国很少发表，在法国根本不发表。
可是到了1915年1月初，英国《每日新闻》和这一圣诞节轰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每日新闻》一直是由军队控制的，以刊登关于敌方残酷行为的报道为主，现在报纸的版面已经不够用来登载这些人类美好的文件资料，甚至还不够用来登载阵亡士兵的名单。
英国报纸上口气尖锐起来，评论的火药味浓起来，观点极端起来。和解已没有余地，人们在争取先胜利再和平。H·G·威尔斯满腔激情地、有战斗力地、有预见地恳求政府，不许这些该死的普鲁士人按他们的设想去造就世界。“如果我们在战后允许德国人造军舰，哪怕就造一艘，或者如果我们不把佛里斯兰群岛和赫尔果兰岛从他们手里拿走，还有那些殖民地，那我们便是绝对的愚蠢”。当然威尔斯认为，好人最后是会胜利的。
在英国，跟在德国发表的煽动性文章相反，直到现在还有值得深思的文章和哀伤的终曲使我们对失去的东西抱有希望。大侦探舍洛克·福尔摩斯形象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尔在战后强调说，圣诞和平不仅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人类所有残酷战争中的一个插曲。
如果说这次战争的历史已经有人写过，那么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插曲肯定是人们能读到的故事之一。《南威尔士回声报》的一个编辑写道，这种敌我双方共同欢庆圣诞节的方式方法是一种奇迹：“他们在战壕里互相拜访，他们比赛足球，他们举行自行车赛，他们一起唱歌，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非正式的停战，这一切肯定会作为这场大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事件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每日镜报》的作者写出了读者的心声，读者看了有什么感想，他显然也很清楚。像这样的文章在德国不仅永远不会有人写，而且也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干脆就是不符合那里的世界观：“一个士兵的心里很少有仇恨，他在打仗，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的面前是什么、打仗的原因、怎么会打起来的、为了什么目的……他并不关心。他为他的国家打仗，他在跟他的国家的敌人打仗，作为敌方国家的一支军队，所有的人都是该诅咒的，都要把他们打得稀巴烂。但他知道，那些个人并没有这么坏，仇恨主要存在于家乡的后方……这个士兵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必须干活，他必须打赢仗。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愤怒，而盲目的恨也只有在炽热的战斗中才能操纵他。在其他时间，他很清楚，这些战役都荒唐得很，他看到的这一切是多么的谬误。”
比如在圣诞节，这个普通的士兵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他没有志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没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没有，家人们虽然在担心他的生命并希望他健康地回来。要是他回来，他得以一个胜利者回来，而不是以一个失败者。可是大部分人连尸体都回不去，他们被掩埋在佛兰德，这一点却没有人去想它，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也没有想，她们把无限悲痛看作值得骄傲的哀伤。在德国，公众舆论全遵循报纸上发表的观点。而报纸上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经过少量改动，20年后也可以用在纳粹的《冲锋队》中。下面一段文字于1915年1月8日发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为新闻而战(2)
“法国人蜕变成破口大骂者，他们的正义感沾染着纯民族主义成分，通过今天发表的内容显得十分形象。其中一个观点坚持要以巴黎《晨报》的姿态而排除战壕里的友谊。众所周知，这种友谊其实已根据我们部队的观点由德方结束了……而《晨报》方式的排除怪诞得令人作呕，它只能被看作神经质的蜕变。”
巴黎的策划者，按德意志精神是柏林的“难兄难弟”，从他们的基本态度来看，他们跟那些在柏林的人一样，听到令人惊慌失措的报告，说圣诞节期间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法国人在搞友好联谊活动，于是大肆发泄对敌人的愤恨：“法军的司令官应该让部下注意这种亲密行动的危害性。你们不应听从他们的友好习惯，要防止他们趋向亲善。你们的面前是野兽，是身上滴着妇女儿童鲜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贼和虐待狂。”
编辑们也可以用谩骂来为《每日展望》服务，但是通常的仇恨歌已经无济于事了，向家属报道圣诞奇迹的那些士兵，他们的信已经被发表了，现在要作新的解释——宣传的老规矩。比如：可恶的英国人在拜访德国战壕时只有一个目的：探清敌人的阵地，人们从英国报纸上的讥讽性报道中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尽管实际上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所以就炮制出恰当的宣传谎言，向《每日展望》的读者提出一种相近的结论：人们感到某种形式的心痛，战士之间最后残剩的一点纯人际关系也破灭了，因为可恶的英国人仅仅是在利用这种停战，因此最高统帅部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军事理由是提出禁令的决定性基础，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作战的能量，某些勇敢的士兵会非常反感，他们会将刚刚聊过天、交换过礼物或握过手的人在走出战壕时射倒。”
马尔科姆·布朗确信，没有报纸上的这些宣传以及类似的仇恨歌——包括英国人的仇恨——就不会有这种敌意。他引用一个德国少尉的话，那德国少尉先看看天空，然后对一个英国军官说：“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现和平，大家都回家去呢？”
从上面观察，从一个这几天经常打电话求救、恳求仁慈和救命的瞭望台看，佛兰德地区好像已经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地方，完全可以把它叫做月球表面，它满是弹坑，没有一个地方有一点人类生命的痕迹。但是对下面的人来讲，它好比是人间天堂，他们可以直着身子站在弹坑之间，就凭这一点，已经有了一种超凡的感觉。
要不是前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是不会有的。仇恨到哪里去了呢？敌视又藏在哪里了？愤怒被埋在哪里了？一个官方记者痛苦地试图向他的英国读者作解释。阿斯米德·巴特利特在《每日电讯》中写道，问题也许在这儿，一个普通的德国士兵，只要他和普鲁士军事机器保持距离，他就是一个“爱和平的好心人”。
在那充满仇恨、愤怒和杀戳的年代，像这样感人的思考在德国报纸上是永远找不到的。自从第一批军邮信件不加评论地被发表以后，后来的说话整版都是带火药味的。战壕里的亲近，这还算是对战场上联谊活动最友好的表达，当然显得这么亲近的总是对方的人。相反，人们很喜欢读的是刊登在《耶拿日报》上的报道：作为对圣诞问候的答复，他们向法国人扔了好几个手榴弹，够他们整个晚上受的。
心灵在生病(1)
罗伯特·格拉弗斯在科堡和波默罗伊的故事中，从1914年圣诞节至1915年圣诞节，画了一段曲线。如果文学的真实性能和历史的真实性相吻，那当然很好，但实际上1915年圣诞节期间西线已经到处在开枪了，很少再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安宁的天堂里唱赞歌了。不过1914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确实不是一次性的，有重复演出，但几乎是在没有人的座位前演出的。
这是有原因的。
战争的走狗们一方面作好了准备，他们知道和平的天使会飞的，因此用粗野的威胁，使士兵们对有可能出现的非人性的后果的害怕，大于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打从第一次自发的停战及无人区里的友好见面以后的12个月里，普通的士兵们看到许多伙伴就是在无人区倒毙的，可能就是被他们在第一次圣诞停战时握过手的敌人打死的。现在不仅是西线每天在打阵地战，在广阔的俄罗斯还有东线战争。再说战争中还有别的犯罪行为，比如“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1915年5月德国潜水艇将这艘客轮撞沉，1400人成了这次灾难的牺牲品。因此对德国蛮子的普遍仇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对处理俘虏和伤兵有所规定的日内瓦公约，是由所有缔约国起誓和签字的，然而此协议每天都受到破坏，不是偷偷地，而是公开地破坏。只要有可能就不把德国蛮子当俘虏抓起来，而是把他们杀了。这一点对那些感到在道德上比德国人优越的英国军官来讲，已经是战争中允许的行为了。他们的上司在庇护他们，甚至要求他们让无人区里自己的伤员死去，省得和敌人去约定停战，再去抢救他们。难怪父母们、寡妇们、孤儿们在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往往是受了伤在无人区躺了好几天没人管，直至最后死去。
一个不愿遵守这种命令的英国军官不满地说，难道人们所信仰的一切已经毫无价值了吗？人的同情心以及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还有意义吗？“我们的做法今后势必会成为普鲁士式的，而我们正是为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做法而来打仗的……”
许多人变得野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每一方都有许多人变得野蛮了。“我们的步兵没有将那些还活着躺在战壕里的英国人俘虏起来，而是将他们击毙或用刺刀捅死。这是最好的做法，你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次进攻中战场上会发生什么。”这些话不是那些残忍的、声明狼藉的普鲁士人写的，这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士兵写给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他对参与这一次屠杀感到骄傲。
他不仅服从人的血腥本能，而且从命于嗜杀成性的指挥官。而他的最高指挥员却是说教和平的罗马教皇贝内迪克特十五世，天主教最高教皇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号召没有能贯彻到前线的信徒身上。在他们打仗前的祈祷中、在他们的战场祈祷中，巴伐利亚部队和萨克森部队的天主教随军神职人员封锁来自罗马的任何消息。正如普鲁士部队和威斯特法伦部队中的新教徒那样，牧师们引证离他们更近的军事上司的意志，听从战争的上帝，而不是亲爱的我主上帝。从家乡天主教讲台来的消息是否要少一点尚武精神，在前线的德国虔诚信徒和他们的法国教友一样，不太清楚。这方面没有任何报道。
已经在1914年圣诞节和平号召中失败过一次的贝内迪克特教皇，于1915年7月28日，即战争爆发一周年前作了第二次尝试：“以上帝我主的名义，看在耶稣以赐出鲜血为代价解脱人类的份上，我恳求你们，按天意而治理参战国的你们，对这一在欧洲已进行了一年的恐怖的杀人战争，说说它的目的何在。流在陆地、流在海洋的血，那是同胞的血。欧洲最美丽的地方，世界的花园，被插种了尸体和废墟……面对上帝和人类，你们是有责任的，是和平还是战争，你们承担着极大的责任。请听听我们的请求，听听永恒的、最高的裁判者的代理人父亲般的声音……”
心灵在生病(2)
被恳求者没有听他的话。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几年后当了法国总理，1918年凡尔赛和约的牵头人——轻蔑地把贝内迪克特称为德国佬的教皇。他的腔调和他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他原则上很希望看到和平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把罗马教皇归入这样的人——不仅像在德国那样闭上嘴，而且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莱茵河看起来仅仅是一条河，也没有道德界线，莱茵河的对面的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称这位罗马的和平倡导者是法国人的教皇。英国人觉得教皇根本不是在跟他们说话，在英国天主教徒很少，英国人有自己的国教，而这个教的代表者在为国王和祖国祈祷胜利。
但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教皇的强烈话语尽量不要传到本国人民的耳朵里，不要发表在报纸上，根本就不要提到。总之，不要流传开去。
教皇的请求最终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请求，成了一份起诉。统治者们尽管对那些施暴者作了审问，但教皇提到的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被推到了敌人身上，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就是每一场战争的逻辑，指责和攻击敌人，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好人，比别人更好的人，这种道德的优越感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不道德战争（在正常生活中叫杀人）的正义性的怀疑。
欧洲的花园确实布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原先属于哪个国家已经不重要了，只有特别仔细的记者还能作出识别。伦敦《每日镜报》的一个记者写道，一个死了的英国人，他的尸体仍然能唤起典型的信任，脸上有绅士的谦虚表情，即使死了，也要保持这种风度。
西线的许多阵地上，阵亡士兵已经躺了几个月，不是零星地，而是成堆地躺着，臭气冲天，腐烂得难以辨认，而在兵团战争日志中却还记录着“失踪”。活着的人虽说已经习惯了看尸体和闻臭气，但即使是最强硬的人也会对臭气有意见的。不可避免的是，士兵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要看到，一呼吸就要闻到，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会让他们的心灵得病的。
大本营里的长官们是无所谓的，他们看不见、闻不着。在他们那里闻到的是威士忌和火鸡的香味、莱茵河葡萄酒和烤鹅的香味、香槟酒和煎三文鱼的香味。他们只需承担不难承担的责任，他们在前线的部下提出的所有请求——圣诞节停战几个小时，掩埋死者——不作任何解释一概被拒绝。
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一年前圣诞节的这一该死的魔术就是以共同掩埋死者开始的。以一种其实很自然的姿态开始了1914年的奇迹，结果怎么样，他们没有忘记。像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很明显，在掩埋死者时，不会像他们所要求和希望的那样滋生出一种报复的乐趣——充满仇恨杀死敌人：下次有机会要报复那些射死他们的人。相反，面对着这场该死的战争带来的后果，反而滋长出一种绝望。怀着这样的感受，埋葬死者的人们相处得很好，不管他们穿着哪一种军服，互不猜忌。
所以大本营里的军官们绝对不允许再停战，即便仅仅是为了掩埋死者，而且是在连队指挥官的监督下，为了使活着的人不再看到死者，使阵亡者或他们的残骸能埋到地下去，就这样也绝对不允许。看来死者是没有机会永远安息了，也许要等到下一次迫击炮轰炸的时候，或者地雷爆炸的时候。但在这种时候，炮弹落到无人区，尸体通常都飞到空中，事后就真的认不出来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了。
死亡诗人(1)
佛兰德大地开遍鲜红的罂粟花，加拿大军官约翰·麦克克雷把它们描写为缅怀之花。这种花在这里本来就有，但在战争中成了回忆的象征，从此以后它们也就成了回忆之花了。英国人在所有的战争纪念日都佩戴罂粟花，而这样的纪念日至今已有许多。一种想象的发现，让挽歌诗人们去抒发哀伤，它们之所以在佛兰德大地鲜红地起伏波动着，因为它们以阵亡士兵们血管里的血为养料。
麦克克雷在他的《佛兰德战场》中描写了一个灵魂的恶梦。这首诗是在掩埋了他的朋友亚历克西·赫尔默以后几个小时写成的，赫尔默于1915年5月2日被一枚手榴弹炸死。诗中向活着的人提出要求，将战斗进行下去，这一层意思藏在最后几行颇有威胁性的诗句中：“倘若对我们死者不忠诚，我们会死不瞑目，哪怕佛兰德大地的罂粟花在开放。”
麦克克雷没有在战场上阵亡，他于1918年1月因肺炎而死在英国维姆勒的军医院。
1915年，总参谋部已不再相信他们的命令会传达到普通士兵中，不相信士兵们的上司会关心他们的部下是否服从命令。去年的做法一点没有效果，因为许多军官先是无动于衷地接受了命令，后来就跟他们的部下以及敌方的士兵们一起激动地欢庆起来。“我要求部队的指挥官们严格贯彻这一命令”。这一禁止友好联谊的命令，一年以前就有一个德国将军大吼着用简练的话语下达过，但白费心机。那些被严厉要求的指挥官们根本就没有把一个官职更高者放在心上。
德国人和法国人跟以前一样采用低调处理的办法，使之不会太引人注目。因为去年在后备阵地而没有机会参加的人都在传说，1914年圣诞节在前线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上司单调乏味的重复解释，说什么除了从基督的仁爱出发而允许掩埋尸体外，就是唱了几首歌，做了些祈祷，实行了些许停战，其他就什么也没有发生。
英国人在处理不受欢迎的真相中更聪明了。在伯内特·希契科克中校的一封注明“保密”的信件中提到了，1915年已严格禁止重复去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1914年，在这儿或那儿发生不允许的停战早已被人遗忘了，一年以后，人们也不会再去回想了，也没有必要去回想了。
战争决策者在一年以后公布的有关第一次圣诞和平的话基本上都是谎言，他们还雇佣传媒，将他们的谎言悄悄地刊登在报纸上，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谎言，诞生于困境中，从伦敦、巴黎、柏林的好战分子的困境中诞生。他们害怕无人区的和平会重复出现，因为那次和平是从必须打仗的人的困境中诞生的，打此以后，他们的困境更严重了。只有那些死者已从所有困境中解脱了，至此，战死者已达几百万。
政治家以及执行他们政策的将军们根据经验知道，对付和平比对付打仗要难得多，只要一点点和平的气息就会对所有在战争中吃苦受难而厌倦战争的人产生极大吸引力。1914年在前线不仅仅只有一二个和平的例子，事实上在几百公里以上的整个战线爆发了一个自发的和平运动，成千上万的士兵参加了这一和平运动。
虽然参加和平运动的许多人已经死了，对好战分子已不再产生危害，然而军队的统帅们对和平的了解已经多于战争。搞和平不需要作大量解释，做一个小小的表示即可，而且和平在各种语言中都能很快理解，同样，也能很快付诸于行动。所以上面的人说话才会这么措辞强硬和情绪激动，1915年圣诞节前10天就慌慌张张地下达命令，发出威胁和警告。他们不能再承担一个未经允许、自发掀起的圣诞和平的风险了，而这一和平的进行过程跟一年前的是完全一样的。军队统帅们不会再让友好联谊活动再来重复一次，那样的话还不如马上提交辞职书呢。
应该改变他们部下的内心看法，所以就搞起心理战来——这本来是对敌人的——现在却用来对付自己人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和1914年相比，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战争的形势也没有变化，还有阵地上地下掩蔽部也仍是老样子，各方军队的士兵们在这一季节都碰到同样的天气，他们站在没至臀部的污秽和泥浆中。连民族观念强烈的法国报纸也承认，何止该死的德国佬，泥浆其实也是战争地狱。反过来德国人也是这么看法的。“这里的生活简直糟透了。”德军第99兵团的一个少尉写信回家说：“这里没有人唱歌，听不到欢快的歌声，一切都令人厌倦。我们美好的激情，它到哪里去了？”
死亡诗人(2)
激情在无人区死了，在铁丝网上流尽了鲜血，在地下腐烂了。随着死者数字的增加，怀疑这一杀人战争意义的人数也在增加，他们终于对这一毫无意义的战争绝望了。
早在前线的第一个圣诞节时，即大战爆发的第五个月，他们起初那种激情已经很少能让人感觉到了，那时，感染着每个人的沙文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了光荣的战场。12个月以后，沙文主义彻底死了，就像那些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死了一样，他们曾唱着歌把沙文主义带到战斗中。如今，光荣的战场成了堆尸场。
当年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为了某些民族主义的目标越过国界来打仗，在他们想象中路途遥远；对今天的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来说却近得很，就像一个无国界的欧洲那么近。他们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祖辈不仅相信，杀害国界外面的、被称为死敌的邻国人就是履行爱国主义义务，而且把出兵看成是上帝的礼物，看成变成成熟男人的唯一机会，看成在圣战中获得最后庄严的唯一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最后的机会，他们向死亡捐出了生命，死亡也接受了捐赠品。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钢铁暴雨中》的第一页上对战争的描写激荡着“冷静的情感”。按他的风格是无感情色彩的，即使在描写感情时也是无动于衷和冷漠沉着的：“我们离开了教室、课桌椅和工作台，通过短短几周的训练被炼成了一个高大而有激情的躯体，在一个安全的时代成长，我们感到在追求一种不寻常的东西，在追求重大危险，于是战争就像毒品一样吸引着我们，战争会给我们带来伟大、强大和庄严。我们觉得战争就是男人的行为，是在开满鲜花、沾上鲜血的草地上进行的愉快的斗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死在战场上更美丽的了。”
云格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和他同龄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开头都跟他那样在思考和描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将经历过的打击和震惊铭记在一生中，肮脏而一点不愉快的战争将他们从梦想中惊醒，使他们对自己盲目的激情感到吃惊，因而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语言风格，或者在惊慌失措后保持沉默。
为祖国而死是美好而光荣的，难道为祖国、为最高统治者去倒毙吗？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用诗作揭露了霍拉茨的老一套谎言，他有意识地用了《美好的东方礼仪》作为他痛苦的诗作标题。他用一个士兵从1916年圣诞节以来在战壕里经历的事实来揭露这种传统、空洞而虚假的激情：
在沙袋下像老乞丐般弯着腰，
内翻着膝，像女巫般咳嗽着，
我们涉足在泥浆里，
直至看见了信号弹转过身来，
把我们拖到远方的长眠之处。
勇士们边睡边行军。
许多人的靴子掉了，
拖着淌血的脚继续跛行。
像瘸子，像瞎子，
蹒跚地拖着步子，听不见
落在我们身后的炮弹声。
恩斯特·云格尔在整个大战过程中保持着忠诚，“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勇敢精神”（尼尔·弗格森语），即使面对着残忍，他的语言仍然是冷静的：“在活着的抵抗者之间躺着死者。在挖开掩蔽洞时，我们发现死者上下叠成了几层，一个连队的人在密集的扫射下被紧紧挤在了一起。”
云格尔用他的语言至少描述了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正是记者所回避的或者是必须回避的。所有的士兵在筑战壕时都会把死者残体用上，不断因发出强烈臭味而发现沙袋里有人体残骸，它们是在筑防卫墙时被塞进去的——而战场上的双方都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仅仅是恩斯特·云格尔那样的作者，还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文学家，他们开始也被民族主义病毒所感染，后来在战争过程中才慢慢不再发烧、不再说胡话或写胡话了。托马斯·曼曾在写给抒情诗人理查德·德默尔的一封信中，像一个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说话的业余作者那样，对发生的事件作了解释、赞扬和深化。总而言之，在战争中，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他和许多其他文学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作为歌德和席勒的后代而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设负有责任，并表示出尚武精神。于是他们成了家乡后方部队的一部分，在推动战争并宽容战争带来的后果。
死亡诗人(3)
他们年纪太大，不必亲自到前线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轻人来解决，由他们去作出牺牲。在《基督和士兵》中，沙逊让一个士兵去问耶稣基督在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他没有得到答案，但至少诗人毫不怀疑，耶稣站在双方刚死去者的家庭一边。
适龄艺术家们并不怀疑战争的意义，他们虔诚地走上战场。作为志愿兵的有：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弗朗茨·马克、奥托·迪克斯和马克斯·贝克曼；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诗人克拉邦德（即阿尔弗雷德·亨施克）、赫尔曼·黑塞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马克斯·斯莱福格斯甚至成为战地画家，他觉得待在前线可以丰富艺术生活。1914年圣诞节以前有首批表现主义艺术家丧生。
敌人清早开枪，
我便披挂上阵，
火力在头盔和皮带上方穿过，
前进，向前看，流血厮杀，
抓紧缰绳。
也许傍晚时分
我们以胜利者进军。
也许任何地方
在尸体间挺直身子……
写这首诗的恩斯特·施塔德勒傍晚时分真的挺直身子躺在了尸体间，他于1914年10月30日在伊珀尔附近的赞德福特阵亡。只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死，而他短暂的一生却是一个欧洲人的一生。他在斯特拉斯堡长大，在那儿念大学，学的是日耳曼学和罗马语语言文学，后获剑桥大学塞西尔-罗兹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并在那里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论威兰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接着在布鲁塞尔大学当讲师，1913年被聘任多伦多大学教授，施塔德勒在那里的任教工作应于1914年9月开始。
然而战争先于这一时间爆发。
其他人保持着沉默，不仅仅是因为在德国有严格的检查机构而不被发表，他们也以沉默表达抗议，学卡尔·克劳斯的做法，他几乎有9个月没有再出版他的《火炬》。在名单上列着真正的歌德和席勒式传统的反战主义者：约翰内斯·R·贝歇尔、安妮特·科尔布、里卡达·胡赫、阿图尔·施尼茨勒、莱昂哈德·弗兰克和亨利希·曼。
1915年圣诞节前不久的普通一天，那些威风凛凛的笔杆子士兵也变得沉默了。本来就是难以描述的恐怖事情变得不能再描述了，现在只有那些顽固的、不听劝说的人还在写。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者，因为报纸和杂志有幸在“战争诗”这一栏目中发表洋洋大篇的文章给人民、给祖国、给德皇看，发表一些反对法国和英国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如果从这样的思维财富中产生一首诗，那最受编辑的欢迎了，因为这是更高尚的德意志文化的证明。比如赫尔曼·祖德曼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将一首短诗投到《柏林日报》的栏目中：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晋封了骑士！
准备吃苦受难，准备去死，
如果祖国要我们这样做。
其中有不少措辞不当和空洞言词，如“钢铁般的云雀军团”、“德意志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觉醒”、一次“强加于人民的、为了生存的大战”、渴望一个“更深、更黑暗、更炽热的世界”、希望清洗“颓废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检查而受到局限，却在一本平时不受人注意的艺术杂志里找到一个可以讲反面话的缺口，从而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小伙子，和德国人民坚决忠于祖国的气氛和态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惩罚，不是被送到前线打仗，就是判监禁，或者成为被关进精神病院中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
阿诺尔德·非特·冯·戈尔森瑙曾在最前线当过中尉，这个贵族伤愈后回来了，他以纪实小说的形式用不算过分的激情写成真实报告，反面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战结束后10年才出版。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销售数达16万册，被译成10种语言。因此，冯·戈尔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义者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和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一样，被纳粹列在黑名单的最上面，他于1936年流亡国外。
《战争中的平安夜》第三章
战争在继续(1)
“向往死在战场”曾经把一代人推上佛兰德战场和法国战场，用今天的观点看，纳粹是一种由盲目的民族主义、青春期的渴望冒险以及基督教基要主义拼成的可笑的大杂烩。但在当时，这种不易消化的大杂烩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它不仅仅充斥在德意志帝国。喊着十字军东征式口号，年轻的男子像以前的骑士那样奔赴好人打坏人的战场。于是一次“圣战”打了起来，因为这是“自由人的战斗，是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战斗。”维克多·博施说。这位法国人不是右派民族主义者，不是反动的天主教徒，他自己坦白地说是无神论者，他是共济会成员并积极参与人权协会的工作。
坏人们待在后方，在各自的首都统治着参战国家。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或那个国家的首都，不管待在哪里，他们都远离无人区。那儿，在前线，幻想在战火中死亡，口号沉没在泥浆里，英雄主义的美梦在铁丝网上告终。能够经受无法形容的一切而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往往丧失了语言，沮丧让他们沉默。偶尔回家探亲，跟留在家里的人已不能再作正常的沟通。开战后没有几个月，他们经历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罗伯特·格拉弗尔在战后问到这种缄默的原因，他只得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解释：“这正是不正常之处，士兵们回家探亲，就6天时间吧，他们并不感到高兴。想到要跟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的人待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可怕。无法对这些人解释，没法向他们描述前线的炮火声，这种声音从不停歇，没有一刻停歇。”因此，即使在家里或者在佛兰德的圣诞节，哪怕很安静，他们的头脑里也会响起这种声音。正如埃德蒙德·布伦登所说的，前线永远也不是心脏不好的士兵待的地方。
倒是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有着共同的语言，圣诞节期间忧伤的心情促使他们互相理解。“我们的士兵其实跟德国人没有什么冲突。”萨福克郡兵团的W·N·尼科尔森上校证实说。反过来倒要操心一下，前线的士兵们可不能相处得太友好了，当然打仗时在炽烈的战火中是不会的。敌方也有一个高级军官看到了这种危险性。他用十分流利的德语说：“有时几天以后，双方岗哨间的敌意就减退了，他们甚至会交谈起来。我们现在面对如此狡猾的敌人，这种风气不能蔓延。在射程内发现的每一个敌人，岗哨都必须对他开枪。”
然而就算是根据现实情况，双方的敌意在减弱——为什么不能将小和平变成大和平呢？仅仅在西线，残杀不是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吗？遵守纪律的英国士兵不是早就理解了他们将军的战术——让他们排好队前进，这不是等于大规模的自杀吗？不是连那些勇敢的法国兵也早就充满了恐惧，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就在眼前吗？不是连嗜战的敌国士兵也早就在咒骂他们离开安全的家乡的那一天了吗？泥浆、潮湿和寒冷不是真正的敌人吗？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吗？
只有士兵们能成功地将停战维持好几天，就像索姆河畔战役后的停战那样，只有当所有的军队都像西线部队那样行动，那么所有参战国的政治家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而缔结和平。斯坦利·温特劳布补充说，1914年没有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原因是作为持久和平的结果，各国的政权就要被推翻，而这一点他们当然很清楚。不过他基本上同意英国军官尼科尔森的话：“以后，在战争中，等到再死几百万人以后，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好像战争的指挥者们也意识到了，德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部队统帅们不仅向前线的军官下达指示，在第二个战争年代的圣诞节该如何举措，并要求作执行汇报。如果1915年重新开展友好联谊活动的话，要追究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排长、每一个连长、每一个兵团指挥官都有责任制止任何微小的友好活动企图。降级和不再晋升是最轻的处罚。他们随时都有其他手段，最后还有军事法庭以及严厉处罚直至判刑等特殊威胁。
战争在继续(2)
如此严厉的威胁致命性有多大，战后历史学家们都给予了证实。法国和英国在西线以害怕敌人而判处了几百名士兵，按紧急状态法处决——而搞友好联谊活动完全可以解释为害怕敌人。德国在1914和1918年之间共对50名士兵执行死刑，比利时13名。
在比利时士兵中没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应感谢他们的国王阿尔贝一世。这个聪明的国王认为，让别人去流血是一种病态。他和其他所有的总司令就是不一样，那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履行职责。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时协约国在背后蔑视他为胆小鬼。但他无所谓，因而颇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没有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他至今受到人民的尊敬。
那些赞同战争的军官被上面的威胁所吓唬，于是让他们的部下接受和服从命令，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年前也参与过和平活动、和敌人握过手，但现在成了上面的帮凶。这种行为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命令危急状态”。因此1945年以后，受指控的德军杀人犯上诉，认为他们并没有对人类犯罪，他们只是按上面的命令办事。
历史学家们却认为，不能将大战与按命令屠杀人民相比，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约翰·基根觉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只有几天时间的圣诞节前线停战，在写大战史时不值得专门为此写上几行。
用来阻止1914年圣诞奇迹重复出现的军令不是某一方某一上司个人的说辞，它们是所有总参谋部共同下达的严格命令，对和平的害怕使高级将领们联合起来，他们已不相信：在以往12个月内有所上升的敌意在交战的士兵心中仍然比其他任何一种感觉更强烈。他们曾经估计错误，他们大错特错，因为士兵们对可怕的战争之恨大于对可怕的敌人之恨。
已经接替陆军元帅弗伦奇职务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命令，对每一个出现在防卫墙上的德国人，都必须立刻开枪。狙击手和机枪手在圣诞节必须处于高级戒备状态，凡是用语言或手势与敌人联系的士兵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大部分人都严格执行他的命令。
戈登·巴伯少尉自豪地宣告，在他的战区没有一点点想搞停战及和平的企图。他部队右边的法国人整夜都在唱歌。在他的报告中被称为蛮子的德国人同样很坚定，他们在无人区花了3分钟时间短暂地见了面，但只是通过握手互祝圣诞快乐。接着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排射一个接着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只有一个例外，吃饭时我们有朗姆酒和葡萄干布丁。”
埃里希·法尔肯海因认为他说的字字都是很严肃的，是不容怀疑的：每一个离开战壕岗位朝敌人方向走去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应立即被射死。法尔肯海因似乎也要求部下，如果有和平使者来，从背后将他打死。任何与对方的接近都被看成投敌行为，梅济耶尔的德军最高统帅针对这样的行为也有恰当的对策：瞄准了打。
这些命令不仅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报纸上报道，而且是应该报道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解释一下，下达这些严格命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一解释便让所有读者都知道，1914年圣诞节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情。有人为发生在战壕里的奇迹起了一个贬义的名字“战壕里的友谊”（《慕尼黑日报》1915年1月13日），这样的友谊被作为违反战争纪律而遭到公开严厉的谴责。有人如果“企图”和敌人接近或支持这种“企图”，显然是对严峻形势的判断错误；因此明确地提醒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是很有帮助的，以免到时候不得不说“很遗憾”。
德国参谋部的军官们很清楚，1914年，除了比足球、唱歌和掩埋死者以外，还发生了什么，因此1915年12月，他们把所有的行动一视同仁地纳入惩罚：“任何与敌人友好的企图，如暗暗约定互不开枪、互相拜访、交换新闻以及重复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发生的事情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命令按谋反处置。”
从尚蒂伊的法军大本营日志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上面的人对重复和平运动的担忧，措词直截了当、十分明确，有时比德国佬写得还要直截了当。1915年12月23日第5军团下达的4569/3号命令不仅适用于圣诞节那几天，而且也适用于即将到来的除夕夜。法国士兵的一切都被禁止，灯呀、蜡烛呀、唱歌呀，都不允许。必须用持续射击压住德军阵地，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零星的小股敌人离开他们的战壕与法国士兵进行友好活动，则建议：让他们尽量靠近，然后进行拦阻射击，狙击手同时瞄准这些送上门来的牺牲品。总之，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1914年的“越轨行为”重复出现。
被旋律征服
令人更为惊奇的是，尽管有这些严厉的恐吓，还是有魔法般的和平瞬间出现。迈尼克少尉于1年前挖苦地把它们称为“美好的人性文件的见证”。1915年平安夜，在他的连队里，下级军官贝恩特竟然敢于在枪弹飞梭下从掩蔽部出来。他相信在黑暗里人们不会立即发现他，不可能瞄准了把他干掉。接着他开始唱歌，射击暂时停了下来，因为没有人想错过这一歌声。“我爬上掩蔽部，朝着敌人营地唱着‘上帝保佑你’时，枪声全哑了”。
他们唱歌，一边的人唱歌，另一边的人也唱歌，一年四季都唱，圣诞节多唱一点，反正有机会就唱。音乐唤醒了人们在前线似乎已经死了的感觉，在旋律的魔力下，音乐越过战线，厌恶、哀伤、恐惧、沮丧全消失了。特种兵赫伯特·祖尔茨巴赫回忆起战争爆发那年8月的一个夜晚，有一个法国人用悦耳的男高音唱了一首威尔地的咏叹调《里格莱托》。德军连队的士兵们站在他们的战壕上面听歌，当最后一个音消失时，“我们大声鼓掌，这个法国兵肯定听见了，也许他很受感动，就像我们被他的美妙歌声所感动一样。多么不寻常的对比！互相开火、互相厮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法国兵唱起歌来，音乐让我们把全部战争都忘记了”。
歌声有那么一会儿战胜了炮弹的响声。在拉姆斯卡佩勒，1915年的圣诞节，德国人也在战壕里唱圣诞歌，那个地方好像已被水淹了，看上去是这样，因为尼乌波特和迪克斯迈德之间的大地和以前一样在发大水。唱歌的德国人大约有50名，这股敌人本来可以像一年前一样通过呼喊来联系的，但他们现在不在视线之内。他们没有想到的是：4个比利时人在听他们唱歌——于尔班·格吕韦兹和他的3个伙伴埋伏在一个前哨位置，一个通往德军的坑道里。有一根电话线通往那里，用这根电话线还能跟自己方的总部打通电话。除了一会儿响、一会儿轻的歌声，圣诞节的深夜是一片寂静，当然有大自然发出的声音：风吹的声音和水发出的咕嘟声，在这些声音的掩盖下，这4个比利时人摸到了德军战壕的附近。
唱歌的德国人唤起了他们的感觉，和平的感觉代替了战斗的感觉。音乐声就在他们的附近，他们被旋律所征服，深深地怀念起自己的家庭，而不再想他们接着要执行的军事行动，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们的少尉命令，如果发现外面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报告。格吕韦兹报告了有关在唱歌的德国人的情况，当首批炮弹落在德国人的掩蔽部时，他的手里还拿着电话听筒。歌声突然消失。“死了的人已不能再叫喊，但受伤者大声喊叫着，整个德军阵地什么也没有剩下”。
回忆这一圣诞节的浴血事件成了格吕韦兹的终身压力，他谴责自己的行为像个野蛮人，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50年以后，这位老人在写给他孙子吕克的信中谈到他心灵所受的折磨，他一直还听见伤兵们在喊叫。他不想开脱自己的罪过，虽说他很容易为自己辩解的，只要说他是在执行命令；再说，他在打电话时炮兵已经轰击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件工具罢了。
没有他报告方位，炮手不可能打得那么准，因为他们不能很快知道该朝哪里轰击，他们就得试射，这就给了许多德国人逃命的机会。要是，要是，要是……“是我的行为消灭了生命，而且是在圣诞节的晚上，在圣诞节的这种情况下炮轰袭击，比战争本身还要糟糕，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决定。圣诞节每个人都比平时放松，一切都深陷在情感之中，人们确实是更多地想到和平，而不是杀人。事后我经常深深地感到内疚。”
人性的渴望(1)
在圣埃卢瓦，只要吹两声口哨即可，它的意思是事先约好的。如果英国人吹两声口哨，德国人回一声口哨，这是“没有危险”的信号，也就是没有看家狗——军官的意思。接着，所有的男儿们暂时离开战壕，往无人区走去。除了握握手、交换罐头和烟品外，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其他方式的友好活动，随时都有可能过来一个上司。结束他们通过口哨约好的自发的相见。10分钟后，这一短暂的圣诞节日喧闹也就过去了。但可以等着口哨再次吹起来。
威尔弗雷德·尤尔特少尉与格拉弗斯故事中的上尉波默罗伊很相像。他和波默罗伊一样是一个君子，和波默罗伊一样有人性，也和波默罗伊一样能够理解别人。他指挥着阿尔芒蒂耶尔和里尔之间的一个苏格兰警卫连，和戈登高地兵团的士兵不一样，他们的士兵不穿苏格兰男裙。对尤尔特来说，圣诞节不应该有打仗的欲望，他想给自己和部下一点安静，不管上面有什么命令。但是就像打一个战役一样，实现和平也需要有一个战略，需要把握正确的时机。
1915年拳击日，早上8点不到一点，确切地说是7点50分，好像是个有利的时机。这时候，大本营的人还没有从圣诞大餐中醉醒过来。再说，这么早有谁愿意从大后方跑到前线来。这时对面吹起口哨，接着，一个德国人出现在防卫墙上，挥动着双臂，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跟了上来，所有的人先后从战壕里走出来，但都在铁丝网边上停下了，犹豫着。这一切尤尔特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作出反应，而他的苏格兰部下已经正确地作出了解释，于是他们也立即从战壕里爬出来，跑了出去。同时，对面的德国人动了起来，双方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这种压倒一切的、对人性的渴望，这种产生于希望和恐惧的、不可阻挡的冲动鼓舞着人们，就像流行病那样快速传播着。”尤尔特记录道。出于必要的小心，他没有将这些记入兵团的战争日志，而是记在个人的日记中。
士兵们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像成功地捉弄了严格的老师的小学生一样。但有一个很大区别，现在军官们是老师，士兵们是男孩子；还有，小学生们的行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而士兵们有可能被起诉而走上军事法庭。可是很显然，大家对此都无所谓。他们哈哈笑着，他们用饼干换酸泡菜。倘若用语言不能沟通，他们便默默地指指他们自己没有、但对方有的东西——这儿的英国军大衣，那儿厚厚的德国羊绒衫。
这些细节是尤尔特在战争结束以后写的，比如对话中的句子是凭记忆写的，不可能一字不差：
“这见鬼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春季攻势以后。”
“是的，春季攻势以后。”
“你们的战壕怎么样？”
“糟透了，水和泥浆没到膝盖。连猪都受不了。”
“你们也非常厌倦战争吗？我们非常厌倦。”
“这一切进行得很快，”尤尔特结束了他的经历报道，他称此报道为“第二次友好——第二次圣诞停战的快乐回忆”，因为从他们对面的巴伐利亚第95后备兵团突然走出了2个军官。他们没有任何恶意，但他们带着照相机，要为英国人照相，并愿意为此提供雪茄作为报酬，被尤尔特制止了，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照片发表了会出什么事，再说照片上还有自己呢。
苏格兰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还要讨论一个方案，剩下的拳击日时间怎么过，确定一下以后几天该如何举止。两个德国军官中的一个转向尤尔特，请他把他的部下重新送回战壕，因为他刚才得知，再过5分钟，德军的炮兵要开火了。于是大家都回去，但是刚才的时间也够他们作必要的商量了。这个战区连续48小时都没有再听到枪声，此后又平静了几天，直至重新开仗。
原因在于“大家的不幸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尤尔特自问道，“还是上帝的宽容在起作用，或者是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圣诞节灰蒙蒙的早晨，英国和巴伐利亚人在战场上约好了友好相会，尽管只持续了10分钟，但凡是经历了这10分钟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
人性的渴望(2)
那些各自待在自己战壕里的诗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互相并不了解，他们没有名气，只是每个参战国的普通士兵，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他们把这些感受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他们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诗句听起来总有一种相同的感受：忧伤。
我是杀死你的敌人，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在黑暗中：你是如此不满，
昨天，我把你捅死和杀死。
我避开，可是我的手是讨厌的、冰冷的。
我们现在睡吧……
威尔弗雷德·欧文在歌颂一个虚构的敌人，是他将这个敌人杀死的，就在昨天。他的手和这个敌人的手一样的冰冷。在对方也有一个叫格里特·恩格尔克的士兵在想念一个敌人，这个德国二等兵以《致大战中的士兵》为题所写的诗完全可以看成出自英国二等兵欧文之手：
你躺在伊珀尔，它已被摧毁？我也躺在那里，
在米尔，那儿也荒芜？我就在那儿。
在迪克斯迈德，被冲刷的地方？我就躺在你对面。
在地狱的深谷，炮火浓烟，就像你在乌烟瘴气中；
和你一起，在迪那堡的雪地里，又冷又阴沉。
在吞吃尸体的索姆河畔，我就在你的对岸，
任何地方，我都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
敌人挨着敌人，人挨着人，躯体挨着躯体，
温暖又紧密。
欧文于1918年11月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次进攻中被打死。他曾被炮弹震击而在精神病院治疗，后被作为治愈而出院，重新送往前线。被称为“无产阶级出身的第一个文学天才”的恩格尔克死于1918年10月13日前不久，中弹抢救不愈，在一家英军野战医院去世。佛兰德战地博物馆有他们俩的事迹记载。
他们两人阵亡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万人墓，它至今还留在佛兰德人那里，柔软的绿草地覆盖着过去，有时候土翻到了上面，如果耕犁把土地掀起来的话，尸体又被吐了出来，尸体的残余部分、骨头等又露了出来。
虽有来自上面的各种威胁，前线的其他地方在圣诞节期间像尤尔特的部下一样，实行了战争小憩。圣诞节前几个星期，第235后备兵团的符滕堡士兵们就开始为演出而排练，演出已被官方允许。他们要用赞美诗让自己的人高兴高兴。如果白天没事情可做的话，男声歌咏团便在地下掩蔽部练几首流行的德国圣诞歌，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还是让人觉得不好听，好在尚能听出他们在唱歌。
1915年12月24日终于来到，歌手们集中到最前线，但都待在掩蔽部里，等天黑下来了，他们爬到静静的夜幕中，站在防卫墙上唱了起来，歌声传到80米远的英国人阵地，唱了约半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人只是静静听着，不像去年那样鼓掌，也没有用一首歌来回答，但他们也不开枪。
“敌人好像很少举动，只是大声歌唱、说话和拉手风琴。可以听见他们在喊‘巴伐利亚人’和‘伙计’等。”
德军第10巴伐利亚野战炮旅的马克西米利安·埃贝迈尔上校于1915年12月26日在他的日记里简要地这样记载着。去年这个时候他曾禁止任何没有必要的射击。根据所有的兵团日志记载，每次都是敌人的士兵们发起停战的，在埃贝尔迈尔的记载中是英国人发起的，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记载中是德国人发起的。这样的记载是否真实，还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让人看到自己的所谓弱势，已经没有办法去验证了。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日记中只提到是外部环境造成人们在圣诞节的接近，而不是内在因素：“双方战壕里的士兵们被可怕的泥浆赶到了防卫墙上，因此在双方的铁丝网之间出现了活跃的往来和交换烧酒、卷烟、军装纽扣及其他物品的现象。”由于疏忽，有一个德国兵被射死了，于是立即开始了愤怒的射击，和格拉弗斯部队里发生的完全一样，和平就这样破灭了。
人性的渴望(3)
然而英军少将卡万在写给总司令部的一份秘密汇报中承认，他不得不报告，1915年12月25日，尽管有各种命令和警告，英军还是和对方的巴伐利亚第13后备兵团在无人区进行了友好接触。被告急的指挥官“20分钟之内就到了现场”，开始将士兵们赶回战壕去，这又用了30至40分钟。“我已命令进行详细调查，怎么会发生违反军令的行为的”。虽说是德国人发起友好活动的，就像去年一样，“但这是不能原谅的，对这件事情我感到说不出的遗憾”。
来自柏林的志愿兵奥托·海涅巴赫甚至梦想，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渴望最终势必会导致战争的结束。他的理由是，否则人们对人性的东西都会绝望的；他给家里写信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家里人发生在前线另外一个战区的圣诞节停战，同时也以此增加自己的勇气：
“昨天我听说了可靠消息，在卢斯……经历了恐怖后，接着到来的是一个完全像约定了的停战时期。双方无忧无虑地在掩蔽部的上面走动，离敌人只有几米远，双方都没有开枪。我相信，这样的行动是最符合双方的心情的。”在卢斯，英国人首次对德国人采用毒气。半年前在伊珀尔，是德国人将这种被人唾弃的方法用到战争中的。
海涅巴赫所听到的以及在卢斯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谣言。德国人和法国人在那儿踢足球。“我们很快都觉得非常快活。”一个法国士兵说。法国军官禁止他们，并用机枪来威逼自己的部下回到掩蔽部去。那位一起踢足球的不知名的法国士兵显然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战后他这样结束他的报道：“要是能把1万个足球分到整个前线战场，让大家都踢足球，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办法吗？不是成了不流血的战争吗？”
这位德国哲学系大学生海涅巴赫敢于作这样的政治预言：对战争的普遍厌倦——从圣诞节的例子可以看出——完全可能引起其他后果。他幻想，参战国互相缔结一个无临时外交关系的协议：结束战争。和科堡及波默罗伊的故事一样，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幻想孕育着希望：“于是以巨大海啸般的民族主义激情爆发的世界大战就无疑会结束，就像一个滑稽的插曲。不过我相信，世界历史上有过更多这样的悲喜剧。”
奥托·海涅巴赫阵亡时只有24岁。
第139萨克森步兵兵团和苏格兰戈登高地兵团已经互相习惯，在通常的突然袭击中尽可能减少伤亡。这该死的突然袭击，不管它在其他语言里叫什么，它基本上和自杀命令没有什么区别。对此，人们采取了恰当的对策：大声说话和咳嗽，把枪栓推得咔哒咔哒地响。只要从一方发出这些声音，对方便立即用阻拦射击来对付敌方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最固执的军官也不会逼着部下迎上去的。
说不定军官们也有些害怕？他们大概也听说过传言，有的级别较高的凶狗会因为他们的杀人命令而在背部挨上最终的一枪，不是被对方的敌人击中，而是被自己阵营里的敌人。这是真的还是编造的，他们也不知道。
麦肯齐·伍德少校是属于第6戈登高地兵团的，1914年他所经历的事情以及1915年在各种威胁下仍然成功地实现了的和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英国议院大厦，他再次为难以忘却的圣诞奇迹投了一票，他自己的一票。
1930年3月31日，将近18时，大楼里听不到老兵们通常所作的回忆报告，听不到他们在表达爱国主义立场。自由党议员默多克·麦肯齐·伍德有自己的立场，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还要把那些人再吸收为公务人员，他们在战争爆发前有他们的职务，战争结束后他们回来了，但他们的位置已被那些出于某些原因而不必上前线打仗的人所占据。
问题非常复杂。
这次会议中牵涉到的其实是原则性问题，事关“拒服兵役权”。在这次辩论中，当年戈登高地兵团的少校麦肯齐·伍德的个人声明让党内的同志和敌人都感到吃惊。他非常尊敬出于良心上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因为在举国上下充满激情欢呼战争的时候，敢于和社会舆论及大英帝国的军事机器对着干，这是需要极大的个人勇气的。
人性的渴望(4)
此话怎讲？
首先，英国有足够的男人可以上前线打仗，先让那些微不足道的老油子去，然后再派皇家基钦纳元帅的志愿兵。当然，每天的军力损失会导致部队人员的减少，所以要实行兵役法。于是，“拒服兵役者协会”的成员被送上法庭。凭良心行动的权利是没有的，这一论点的代言人是伯特兰·拉塞尔，他已出名，但并不著名。1540名和平主义者分别被判2年劳动改造，这是当时通行的量刑尺度。为了彻底吓住拒服兵役者，必须判几个死刑，所以国防部想出了一个愚笨而荒唐的主意，将34名拒服兵役的男子强制送往法国的临时军事法庭，因为那里有战争法。后因舆论的强烈抗议才将死刑改判成监禁。
在英国尽管法律上有规定，公民享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权利，法国和德国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愿服兵役可以写申请，但是这样的申请很少有用，因为如果被法官驳回，那就只有一条路可选了：要么乖乖地去打仗，要么进监狱。即使是普通的抗议战争，也会受到惩罚的。有一个男子在伦敦散发传单，传单上提到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表示反对战争，结果被判6个月监禁。在德国，所有的和平主义组织和协会当然早已被禁止。
在英国这个阶级社会里，比判刑更糟糕的是鄙视，拒服兵役倘若情节严重就会公判死刑。罗伯特·格拉弗斯跟西格弗里德·沙逊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沙逊正住在一家精神病院检查他的精神状态。如果检查后证明这个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的战地诗人确实患有突发性思想混乱（据说是因一次神经性休克引起的），那么他就可以免上法庭。如果他坚持出于良心而从现在起反对战争，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被起诉，因为他曾于1917年6月因初期所写的反战诗而被作为恐战神经病人送进医院。将军们以及他的朋友们都不想让他受到起诉，因为沙逊是一个有声望的诗人，如果他在法庭上出现，那么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要让给他了，引起舆论界的辩论只会对他有利。
帕特·巴克虽然在他的小说《无人区》中把西格弗里德·沙逊的故事作为幻想小说来描述，而且对话也是凭空臆想的，就像格拉弗斯处理波默罗伊和科堡这两个人物一样，但是不得不说一句：事情是真实的，这叫“现时代幻想”。沙逊是格拉弗斯的朋友，格拉弗斯确实到医院去看望过他，在那儿还碰到了另一个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欧文是被诊断为炮弹休克而送进精神病院的，然而战场上的炮轰使他得了另外一种休克，这种休克使他脱离了所有幻想。
沙逊在战争初期非常狂热，他要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为此他十分小心，发誓要放弃任何性行为，要以一个处男的纯洁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亡。可是后来他的思想完全变了，在诗作《女人的荣誉》中，他歌颂了那些内心爱着他及像他那样男人的女人。如果他们回家探亲或躺在还算过得去的野战医院里，她们暗暗地爱着他们；如果他们作为英雄而阵亡，她们会满腔哀伤地怀念他们。他描述那些女人如何激动地打着寒噤听讲肮脏战争中的故事，而且始终相信，男人天生的骑士精神会让他们忘掉战争的耻辱。她们为了让这些英雄高兴，在弹药厂制造炮弹，用这些炮弹在前线营造地狱，这些炮弹让满身是血的士兵们盲目地、朝着另一些可怕的躯体冲去。
最后痛苦的几行以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死亡结束全诗：
噢，德国母亲在壁炉旁出神，
你在织袜子，要给儿子寄去，
而他的脸已深深埋在泥浆里。
那个坐在壁炉旁为早已在泥浆里腐烂的儿子编织袜子的母亲，在诗中是德国人，但她也可能是一个比利时母亲、法国母亲或英国母亲，而那种痛苦在全世界母亲身上是一样的。沙逊不像那些和平主义者那样抗议战争本身，他反对政治上的错误以及让打仗的男儿们为之献身的谎言。“以那些正在受难吃苦人的名义，我抗议，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呀。我要帮助摧毁那种自鸣得意，留在家里的人就是用这种自鸣得意容忍对士兵的持续折磨，因为他们不必分担、也无法想象这种折磨”。
人性的渴望(5)
诗人的这一见解不仅适用于这次战争，而且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战争，这一见解被写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墙上。诗人和艺术家在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展室。保罗·纳什曾非常希望他的宣告能将那些把大批年轻小伙子往死里送的老家伙的灵魂全烧掉。他是大战中正式的战地画家，他为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履行自己的天职、用艺术家的技巧将前线的英雄主义事迹留住而感到高兴。
战前，保罗·纳什以画精致明快的英国水彩画而出名，但今天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描绘佛兰德破碎风景的画家，而且很有名气，今天仍然如此。他那诞生于1919年的油画《梅南路》表现了一个不祥的恶梦——像干了的血一样的云、苍白的阳光照在树墩上、锈蚀的铁丝网、锈蚀的钢板、锈蚀的钢盔在灌了水的炮弹坑里继续腐蚀——西格弗里德·沙逊在爱丁堡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检查精神状态时，脑子里也有过这样一个恶梦。
罗伯特·格拉弗斯劝他不要失去未来，不要成为拒服兵役者。不要因为看见了几具尸体、看到了一个不能忘却的躺着尸体的地方而失去勇气。西格弗里德·沙逊打断了他的话：“问题是，仅仅上个月就有10.2万具尸体。你说得对，这是一个长远的想法。可是我一秒钟都忘不了，你也不应该忘记，罗伯特。如果你真的有勇气的话，你就不会默默地跟着干了。”
罗伯特回答说，没有人能理解沙逊是自愿报名来打仗的，而现在却调转身子说，对不起，小伙子们，我现在有了另外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坏作风，他们会说，你不像一个君子——这也就是他们会说的最糟糕的话。”
默多克·麦肯奇·伍德在英国议院大厦所说的话还不包括沙逊这种作风，那位当年的少校说了一番了不起的话，那才值得逐字逐句地记下来呢。在这场大战中麦肯奇·伍德是志愿报名者，所以他说的每个理由对拒服兵役者来说都是没用的。当时有一个被卑视的逃避兵役者在说话，这些拒服兵役者连战场都没有见过。“如果，我尊敬的前面那位演讲者说，男人参军是为了杀人，那我就觉得他没有维护他的事业，而是在损害他的事业。我很早就到部队了，但我非常清楚，我到部队来根本不是为了来杀人。相反，人们确实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是抱着避免杀人的目的到部队来的，越早作出这样的决定越好。我不愿去杀别人，我愿保护可爱的人们。老实说，我在部队期间以及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未做过伤害任何人的事情，包括没有伤害过和我们对阵的人”。
仅仅这一段似乎雄辩地响彻在大厦前的空话，就足以把他当成一个我行我素的外行，然而麦肯奇·伍德还远远没有说完，他又捡起了在历史性圣诞和平发生前不久英国一社论作者发表过的思想，那位作者写道，可惜不是欧洲前线的那些士兵，而是这些可诅咒的政治家和当权者有说话的权利。按圣诞停战后的消息说，小人物在战争中已一无所求，他们只想活。
就像麦肯奇·伍德。
他最后又说：“战争初期，1914年圣诞节我在前线的战壕里，参与了当时有名的停战。我们离开自己的阵地，和我们的德国敌人握手。当时许多人在想，我们是不是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贬低自己。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事实是，我们那样做了。当时我有了一个看法，这一看法此后越来越坚定了，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处理事情的话，就不会再开枪了。这一停战持续了14天，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就是因为我们同是被别人操纵的人，我们是被迫互相在开枪的。我们大家确实都很清楚，那简直就是一个坏的政治体制。跟我一样，在这些日子里，经历过这一事件的其他人也都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去改变这样的政治体制。我希望，我们始终还会想起一些东西来的，但是我想我们首先必须摆脱引起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些感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忘记战争。拒服兵役者，该惩罚的也已经惩罚得够了，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尽少听到这方面的情况。”
人性的渴望(6)
从他所在的党派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同时也遭到像厄尔·温特顿、索思比指挥官那样的保守主义派的反对：其实，麦肯奇·伍德所提到的圣诞奇迹早已被遗忘了，它是历史上一次性的事情。
尽管如此，西线的苏格兰人和萨克森人一年以后，即1915年12月底并没有被已宣布的惩罚措施所吓倒，他们学指挥官的样，指挥官们对所有的士兵间的接触保持着沉默，所以士兵们也学他们这种沉默策略。他们对在阿尔芒蒂耶尔谈好的小和平保守秘密，这对士兵们来讲，是个好办法。
所以，自发约定的停战一开始根本就不告诉有关的指挥官，免得因触犯某个命令而倒霉。他们在碰运气，必要时装出在打仗的样子。所以当德军司令部的人到最前线视察时，一切都显得跟正在打仗一样。不，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完全可以解释，战地电话是通的，可以提前传消息，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前面的人。哨兵在站岗，随时可发出“请注意”的警告。有情况了，就对准插在防卫墙上面一根棍子上的洋大头菜开枪，这个菜头是圣诞节时射击比赛用的，现在已烂得只好让老鼠分享了。然而富有生活经验的萨克森人犯了一个错误，正在对面防卫墙上拿着铁锹干活的英国士兵没有被告之这一情况。
所以应该想到，刚刚到达的指挥官会命令一个士兵，将那个显然是疯了的敌人打死，指挥官果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在当时……士兵与战区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在视察新兵时新兵与司令部将军之间的关系：害怕多于热爱”。在萨克森第2军团第139兵团的回忆记录中，对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有所描述。那个勇敢的萨克森士兵把枪打偏了。
“简直是瞎打。”这个指挥官斥责道。然而那个拿铁锹的英国兵在离开防卫墙回战壕去以前向这边招招手，这下指挥官不再相信是碰巧打偏的。在场的少尉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跟敌人约好了，大家加固自己的工事，在这段时间里不开枪。这一应急谎言好得很，听起来满有道理。根据兵团编年史家记载，这位指挥官事后对他部下的这一需要还是充分理解的。
士兵们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个爱尔兰志愿兵写信给他的“老温尼”说：“可惜，不像一年以前那样了，战场上不能再打乒乓了，代替它的是‘砰、砰、砰’的枪声。圣诞节也禁止我们互相邀请喝茶。”他挖苦地抱怨说。但德国的间谍们跟以前一样消息非常灵通，他们可能已经知道，由温尼烤的美味黑麦饼干是什么时候到的。这次他一点都没有分给别人。“这些饼干虽说寿命很短，但它们有一个充实的生命。我将捍卫最后的饼干屑，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开玩笑地写道，并用“再见，我爱每一个人。你的爱着你的朋友艾弗”结束了这封信。
兰开夏郡第2轻步兵团的兰斯·科波拉尔·乔治·阿什赫斯特当时20岁还不到一点，1915年圣诞节他正在图凯附近的英国阵地执勤。72年后，几乎过了一辈子了，这位92岁的老人接受了大战博物馆音响档案部的采访。从录音带放出的沙哑说话声，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但他的回忆思路很清楚。阿什赫斯特把那2个小时的停战——因为当时和平不允许超过2小时——始终作为活生生的图片存在大脑里，博物馆的历史学家们来采访时，他就从过去的记忆库里把这些图片调取了出来。
和平是在晚上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开始的，一个德国兵用圆号吹了几首圣诞曲。“第二天早上，那个通过无人区来我们这里建议停战的德国人挥动着一根绕着白布的棍子，表示他的和平意愿。尽管这样，我们也必须把他俘虏起来。”根据英国军官的意思，这个信使在眼睛被蒙起来以前看到英国阵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因此不能再放他回去了，对他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而也许正是当了俘虏，才救了他的命，阿什赫斯特冷静地补充说。
但他们接受了德国人带来的消息，往对面喊话表示同意，从11时至13时停战，说定了。圣诞节上午将近11时，大家都从战壕里出来走到无人区，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都出来了，但都站在自己阵地一边，即在自己的战壕前。没有像去年那样变成自发的联谊活动和交换礼物，联谊活动被严格禁止。甚至有谣言说——就像许多别的谣言一样被信以为真——违反命令者被处以绞刑或者按紧急状态法就地处决。“我们起先站在战壕上面，活动活动腿脚，接着像在滑冰场上一样滑到了地上，最后终于踢起足球来了。德国人也跟着我们一样做，但我们只是自己人内部踢，而不是跟对方一起踢。”天很冷，结了冰，地很硬，球不听话，让人难以捉摸。
人性的渴望(7)
他们互相朝对方扔报纸，德国人扔他们的《里尔战报》，英国人扔他们从伦敦随给养送来的报纸。“我一点不担心德国人会破坏和平，我只有一个想法：就这样下去，应该持续下去，就像在天堂一样。可是第二天，英国人按上面的命令必须开枪了。”阿什赫斯特补充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痛恨这些可诅咒的将军了，直至到了高龄始终可以从录音带上听到他那用清楚的话语表达的痛恨。他们白天只是对着敌方朝天开枪，打在敌人的战壕上方。
他的同胞威廉·泰特回忆说，使他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偏偏是那些令人讨厌和可怕的普鲁士人，具体地说是第14兵团的普鲁士人从战壕里出来请求实行停战而且遵守了约定。1976年，一个德国军官在大战博物馆采访时说，即使没有那种将军们所害怕的圣诞节气氛，在平时的战争中也有许多早就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变成了可能的事情：1915年秋天，英国人向德国的某部第6连发起毒气进攻，但大部分德国士兵都没有死，因为他们及时戴上了防毒面罩。英国人以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已死了，于是让步兵进入无人区，他们未受保护冲入了火力线，许多人倒下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死者掩埋掉，完事后将一个白色十字架放在掩蔽部上。两天后，天刚亮的时候，看见对面有两根柱子撑起了一条白布，上面写着：‘我们感谢你们也掩埋了我们的伙伴’。这一天就没有再开过枪。”
1914年圣诞和平以后，在许多英国报纸上发表了令人思考、几乎是令人忧伤的文章，不像德国和法国报纸，尽是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的激昂情绪。但到了1915年底，随着阵亡人数的增加，对罪人德国人的愤恨也明显上升，编辑们用强烈的语言相应地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当那个轻步兵的故事通过一个步兵写给家里的信传开后，英国人和德国人进行友好联谊这种有失体面的行为受到斥责，两名参与军官后来上了军事法庭，但他们和巴恩及科尔奇昂一样有幸免难。几十年后，阿什赫斯特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一切都是人性所致，再说又是圣诞节。”
这些事发生在1915年圣诞节期间那几天，此后，在这场大战中就再也没有小和平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共同欢庆圣诞节这一令人难以想象的西线奇迹故事结束了。
梅西纳的钟声
但是结束这个故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用歌声“寂静的夜，神圣的夜”而开始一切。差不多是这样，1916年圣诞节的第一天，一个寒冷而清朗的冬日早晨，有一点太阳。在驻扎于伊珀尔附近的利物浦皇家第5兵团对面，有几个德国士兵走到防卫墙上，他们祝英国人圣诞快乐并建议在无人区的半路上见面。戈登少校朝对面看了一下，然后命令他的两名狙击手打死这些德国人，狙击手听从了他的命令，二等兵沃尔特·霍斯金经历了这件事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条卑鄙的狗，他做的事情根本不是英国人的举止。”
另一种可能呢？
1997年，在梅西纳，那个于1914年圣诞节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将战争休止了几天的德国少尉策米施的儿子鲁道夫·策米施，他认识了一个与他同龄的比利时人艾伯特·格基尔，他对鲁道夫讲述了当地教堂组钟的故事，教堂在大战中被摧毁了。格基尔从当年出兵佛兰德的国家——他们的士兵在那里战斗和献出了生命——得到了大大小小的钟，但这组钟里偏偏还缺少一座德国的钟。
鲁道夫·策米施愿意为此出力，他开始募捐，这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后来，联邦德国国防军的一名少校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开始，他在联邦国防军军人协会的资助下得到了一座钟，此钟于1999年11月7日在捐献仪式中转交。此后，他们两人共同努力募到了一座更大的钟，上面铭刻了主要捐助者的姓名，于2002年1月13日在梅西纳举行了捐赠授予仪式。此钟高1米半以上，重1450公斤。由于钟的重量太大，不能通过摆动敲钟，而是采用电动钟锤敲出按程序编好的声音，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钟一起奏出独特的旋律，佛兰德大地远近都能听到，根据风向和风力，有时轻柔、有时嘹亮。
有时献给死者，有时为活着的人敲响。
我向所有希望战争永远打下去的人转告一个正在打仗的男儿们的消息，让这个消息烧毁他们令人恶心的灵魂吧。
——英国画家和战争素描画家保罗·纳什
■ 西线军队诗人罗伯特·格拉弗斯。
■ 恩斯特·巴拉赫的素描作品；巴拉赫是1914年自愿当兵的，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爱国主义的：先胜利，再和平！
■ 比利时军队画家卡雷尔·劳韦斯的素描作品《1914年圣诞节》。
■ 英国军队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1918年大战结束前几周阵亡。
■ 1914年圣诞停战时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一起比赛足球的故事至今仍被英国人借用。此漫画表现1993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踢足球，一艘齐柏林飞船用反欧派撒切尔夫人的表情在观看。
■ 西格弗里德·沙逊是一位英雄，他写诗反战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检查。
■ 由保罗·纳什创作于1919年的油画《梅南路》是英国艺术史上的伟大作品之一，用但丁笔下的地狱表现无人区。
① 封锁街道、桥梁等用的带铁丝网的障碍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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