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碧潭诗序.〔明〕王慎中
诗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从父薄游[1],往来荆湖豫章[2],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间[3],冲簸波涛,以为壮也。登匡庐山[4],游赤壁[5],览古名贤栖遁啸咏之迹[6],有发其志,遂学为诗,耽酒自放。当其酣嬉颠倒,笑呼欢适,以诗为娱,顾谓人莫知我[7]。人亦皆易之[8],无以为意者。其诗不行于时。屋壁户牖[9],题墨皆满,涂污淋漓,以诧家人妇子而已。贫不自谋,家人诮之曰:“何物可憎,徒涴墙户[10],曾不可食,其为画饼耶[11]!”取笔砚投掷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为。君不为怒,亦不变也。
一日,郡守出教[12],访所谓朱诗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问市中,莫识谓谁,久乃知其为君也。吏人至门,强君入谒。君衣褐衣[13],窄袖而长裾,阔步趋府。守下与为礼,君无所不敢当,长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处田坳林麓之交,终日无人迹。守独出访之。老亭数椽欹倾[14],植竹撑拄,坐守其下。突烟昼湿,旋拾槠叶,煨火烧笋,煮茗以饮守。皂隶忍饥诟骂门外,君若不闻。于是朱诗人之名,哗于郡中,其诗稍稍传于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15],指目者众,讪疾蜂起[16]。而守所以礼君如彼其降,又不为能诗故。守父故与君之父有道路之雅[17],以讲好而报旧德耳。君诗虽由此闻于人,人犹不知重其诗,复用为谤。呜呼,可谓穷矣!
凡世之有好于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惬于心[18]。其求之而得,得之而乐,虽生死不能易,而岂有所计于外。诗之不足贾于时[19],以受资而取宠,君诚知之矣。若为闭关吟讽,冻饿衰沮而不厌,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诗,焉足以挠其气,而变其所业哉!
君尝谒予,怀诗数十首为贽[20],色卑而词款[21],大指自喜所长,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为信也。岂其刻肠镂肺,酷于所嗜,虽无所计于外,而犹不能忘意于区区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诗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22],岂以予文为足重君之诗于身后哉!
——选自《国学基本丛书》本《明文在》
注释:
[1]薄:发语词,无义。[2]荆湖豫章:指湖北、湖南、江西一带。[3]彭蠡:鄱阳湖的古称。[4]匡庐山:即江西九江的庐山。相传殷周之际的匡裕结庐隐居于此。故称匡庐。[5]赤壁:三国时孙权、刘备联军破曹操处,在今湖北嘉鱼县。另有苏轼游后作前后《赤壁赋》处,在今湖北黄州市。[6]栖遁:栖息遁世。[7]顾谓:只是说。[8]易之:轻视他。[9]牗(yǒu):窗户。[10]涴(wò):污染。[11]画饼:谓画饼充饥。[12]教:告示。[13]褐衣:粗布衣服。[14]欹(qī)倾:倾斜。[15]邦君:指太守,[16]疾:嫉妒。[17]道路之雅:指故旧之交。[18]惬(qiè):满足,畅悦。[19]贾于时:卖给时人。[20]贽:古代初见尊长时所送的礼品。[21]款:真诚,垦挚。[22]不孤:不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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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诗人朱碧潭君,名汶,以名门世家子弟,少年时随同父亲出游,往来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泛舟洞庭湖、鄱阳湖、九江之间,颠簸在波涛之上,以为壮举。又登临庐山,游赏赤壁,观览古圣贤隐居逃世歌啸咏唱的遗迹,志气有所启发,于是学习做诗,饮酒放浪。每当酒醉高兴,呼叫欢笑,便要做诗,自得其乐,还说他人哪能了解于我。人们也都轻视他,不把他的诗当回事。他的诗不行于时,只有在自己家里的墙壁窗户上,写得满满的,涂得到处皆是,以此来唬弄家人孩子。自己贫穷得无法谋生,家里人讥笑他说:“你涂些什么东西,真讨人嫌,只会弄脏墙壁窗户,又不能吃,难道画饼充饥!”拿起笔砚往他身上掷去,想以此激怒他,让他别再做诗。他可不发怒,照旧做诗。
有一天,知府出了一张告示,要寻找所谓朱诗人碧潭的。差人拿着告示到市里喊问,没有人认识是谁,最后才知道是朱君。差人到门,强迫朱君去见知府。朱君穿了粗布衣服,窄袖子长下摆,大摇大摆地上了知府衙门。知府走下座位施礼迎接,朱君无所谓的样子,作一个揖就坐上宾之座。朱君住在府城西郊,地点荒僻,处于田头林尾地方,终日没有人迹。知府独去拜访他。他住的几椽老亭倾斜要倒,用竹竿撑住,让知府坐在下面。家里揭不开锅,捡一点储备的树叶,生起火来,煮几颗笋,烧水冲茶,款待知府。那些差役忍饥挨饿,在门外骂骂咧咧,朱君就像没有听见。于是朱诗人的名字,一府传开了,他的诗也稍稍有人看了。但是一个布衣同知府相交,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毁谤妒忌全来了。何况知府的所以降低身份给他礼遇,并不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而是因为知府的父亲与朱君的父亲是故旧之交,所以与朱君表示修好,报答旧日的交情。朱君的诗虽然由此为人们知晓,但是人们并不懂得看重他的诗,反而以此诽谤他。唉,真可说是穷到头了!
大凡世人对于某件事物特别喜爱,必定是这件事物深得其好,而大悦其心。他追求并得到这件事物,这得到的快乐,是生死也换不到的,哪里还去理会生死之外的事情呢?做诗不能像货物那样卖给人们,得到钱财,取欢于人,这道理朱君是很清楚的。但他情愿关门做诗,虽挨冻受饿,衰病失意,也不厌倦,就是因为这是他的爱好。人们不懂得看重他的诗,怎么能阻挠他的志气,改变他所从事的事业呢!朱君曾经来看我,送我几十首诗以为见面礼。他的态度很谦虚,谈话很诚恳,大概的意思是对做诗是很自信的,不怕人们不知道他,只求我讲一句话做证明。我想他这岂不是如此刻苦专心,爱好做诗,虽然不计较生死之外的事情,但还是不能忘怀于区区的小名吗?唉唉,这确实就是朱君的所以爱好之深了。朱君已经死了,我所以为他的诗写一篇序言,使他的诗行之于世,庶几不辜负他的好意,虽然我的文章说不上能够让他的诗见重于后世。
王慎中 (1509~1559)
字道思,因读书于清源山中峰遵岩,初号遵岩居士,更号南江,明.泉州晋江安海人,徙居泉州府城。生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是著名的古文学家。
王慎中从小聪颖过人,4岁父母即教他吟诗、作对。14岁起从理学家易时中学习。易时中是理学名师蔡清高徒,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他选授学生要求甚为严格,但对王慎中却非常器重。
嘉靖四年(1525年),王慎中17岁,即乡试中举。嘉靖五年(1526年)连捷进土(18岁)。同年回乡完婚。
嘉靖六年(1527年),王慎中假满回京,授户部主事,监兑通州。任内改革陈规陋习,力除积弊,清理仓廪,查办税蠹。同时体察漕运士卒民夫的疾苦,特加优抚周恤,粮食在转运中霉烂,从不责怪运卒,及时处理,分与军士,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戴,称赞他办事“廉仁练达”。空闲时间认真读书作文。
嘉靖八年(1529年),王慎中调礼部祠祭司。世宗建四郊举行郊祀,王慎中制大祀诗八章,文声大振。当时名士唐顺之、陈东、李开先、赵时春、任翰、熊过、屠应竣、 华察(华鸿山)、陆铨、江以达(江年波)、曾忭等都在部里任职,王慎中精古文词,得以互相切磋,学识大进。因文风相近,文学主张一致,自成一派,有“嘉靖八才子”之称。
嘉靖十年(1531年),王慎中出任广东主考官。在主持乡试中,他所作的卷面评语,准确精练,文辞雅丽,人争传诵。他亲自拔取的榜首解元林大钦,第二年会试高中头名状元,由此博得“慧眼识英才”的美誉。
嘉靖十二年(1533年),王慎中转主客司员外。时诏令在各部属员外郎中选可任翰林职的,众推王慎中。内阁大学士张孚敬想笼络他,暗示王慎中先往拜谒,王慎中不赴,曰:“吾宁失馆职,不敢失身。”遂不应选,而名声益著。
不久,改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旋晋验封司郎中。时皇帝信方士,要封张衍庆官职,王慎中把原件封还,不肯执行,因而受到诘责,降为常州通判。
在常州通判任上,他勤于职守,整饬吏治。江苏巡抚郭宗臬对王慎中的才学非常赏识,刚好江阴县出缺,就委他署理江阴。王慎中一到任,就察访民情,兴利除弊。江阴地方有不少豪强势族,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历任地方官员都不敢招惹他们。王慎中把一些罪恶昭彰的大恶霸拘捕归案,严加惩治,各地豪强闻风震慑,相戒敛迹。
江阴任满,王慎中先后迁升南京户部主事和礼部员外郎。清闲的衙门官,使他更有充裕的时间钻研学问。在南京,他与王龙溪等文人学土研究著名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从原来“文必秦汉”的尚古观念中解脱出来,趋向于唐宋文风,推崇北宋文学家曾巩、欧阳修等。
嘉靖十五年(1536年),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任内致力端正学风,革除陋习,制定新的规章条例。规定生员进谒只行常礼,免去一切繁文缛节。同时,重视人才的发掘、培养与提拔,如驰名文坛的“后七子”李攀龙、后来位居宰辅的殷土儋,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出来的,由此,山东士子对王慎中十分尊崇。
不久,王慎中升江西参政。江西是著名学者王阳明讲学的地方。王慎中追寻王氏旧迹,经常往来于白鹿洞、鹅湖之间,与欧阳南野、邹守益、罗念庵、聂双江等学士交游讲学,阐发经学新义。
再迁河南布政司参政。时河南大饥,饿殍遍野。王慎中协同放赈大臣、户部侍郎王杲开仓发票,赈救饥民。王杲见王慎中办事干练,廉正有方,荐请朝廷重用。不想王慎中早年在礼部供职时,不屑于曲意奉承,得罪夏言。此时夏言已为首辅阁臣,发现奏请拔升王慎中的表章,压下不报。
嘉靖二十年 (1541年) ,王慎中33岁。时考核外任官员,王慎中的考核未及时报吏部,内批“不谨”,遂落职。
王慎中落职,朝野惊异,而他毫不介意。遂纵游淇水、太行、王屋、苏门、百泉、武当、衡山、武夷九曲等名山大川之间。得大自然之旨趣,文思为之一变,成为明代唐宋派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推崇唐宋散文。
王慎中归家后,专事古文著作,对好学之士都勉励诱导,出入其门,交游、问学者很多,对泉州文风的影响特别大。 与俞大猷交谊颇深,互有诗文赠勉。俞的年龄大于王,却尊王为师。
嘉靖三十八年 (1559年) 病逝,年仅 51 岁,墓在南安三十四都竹洋乡。著有《遵岩集》二十五卷、《玩芳堂摘稿》等行世。
王慎中的文学贡献
自永乐以后,“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致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 为了矫正这种流弊,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七人,结成一个文学集团,打起“复古”旗号,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气所促,竟至于“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把秦汉的好文章拿来,刻意摹仿,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即使损伤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在文学内容上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前七子”鼓吹一阵之后,终因其弱点而消歇。
王慎中为文,早年受“前七子”的影响,标榜秦汉,“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遵岩集.再上顧未齋》)。二十八岁以后,始悟高谈秦汉、鄙薄唐宋的非是,认可唐宋大家欧阳修、曾巩等的作文手法,不受古人形式羁绊,言能达意。认为“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皆已原本六经,軼绝兩汉”(《与汪直齋书》);“学六經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读唐以后书的偏頗狹隘的论调不同。
他似乎看到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唐宋文中,他特別推尊曾巩,认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曾南丰文粹序》)。
王慎中公开反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倡导文崇唐宋,主张意定词立,文从字顺。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即写出真精神,這就和以抄袭类比为能的擬古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別。 王慎中写文章,先反复沉思,立意遣词,博而有条理,深而无穿凿,成章列队,琅琅上口。受他影响的有唐顺之,唐顺之初不服其说,久乃变而从之,天下并称“毗陵唐,晋江王”,与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代三大散文家。
唐宋派的重要人物除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外,还有第坤。他们给复古派以严重打击,给明代文坛增加几分生气。 唐顺之称王慎中为“二百年来中兴之文”。
但即使理论上如此之正确有力,文章表现得生意盎然,其主张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嘉靖中继起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就是这一流人物。他们变本加厉,又把复古运动余波,搅起一阵浪花。而攻击王慎中之主张最力的,正是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时识拔的山东秀才李攀龙。
尚书蒋德璟《读遵岩先生集》评论得很明白。他说:
“欧阳公 (欧阳修) 识苏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欧公不啻口。吾乡王道思(王慎中)先生,识李于鳞(李攀龙)先生,置第一,而于鳞讥毁亦不啻口。论者以此定二人优劣,非也。使于鳞之文果胜道思,如子瞻出永叔一头地,即毁之于师见薄,而于文示公犹未为过。今举世厌于鳞文,即元美(王世贞 )奉之最亲而晚年已有异议,大约如《史》、《汉》语,辅以赘牙而己,非真《史》、《汉》也。即元美戈猎五车,于今故亡所不综;辨史才高,而六经之学似亦惘惘。故学元美者,入门甚便,去古弥远。道思先生尝云:学马(司马迁)莫如欧(欧阳修),学班(班固)莫如曾 (曾巩),吾正是学马、班,岂学欧、曾哉。第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汉》,余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而曰学马、班,亦可笑也。此语直为七子传神。然元美渊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余尝私论:明文以金华(宋濂)、北地(李梦阳)、晋江(王慎中)、太仓(王世贞)为四大家。而为晋江者,非沉酣经术,酿深力厚,独立间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第套、寒温蹊径耳。若于鳞不足论也!” (《明文海.卷132.述》)
王慎中的诗也风味隽永,因文的成就而相对逊色。
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评论说,前后七子的成就不高,大部分作品一般化,形式上的古色古香掩盖不了内容的苍白空虚。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文风之弊深恶痛绝,批评十分尖锐 ,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但是唐宋派仍摆脱不了道学思想的某些影响,当时的人对道学思想论调不感兴趣,因此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局限。又说,复古派大都有诗有文,而唐宋派偏重教文,在诗的方面无所建树,所以始终未能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
清.学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言,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颜延之)、谢(谢灵运)。”
清代另一位评诗权威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也说:“(王慎中)五言古诗亦窥颜、谢堂庑,无一浅语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