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著作集
有真书杂以伪者
经则礼记仪礼有之，并详本书，兹不复缀。
三礼考注
吴澄撰。杨士奇序以为晏璧曾掩为己作；又以公纂言叙录考之，多所增加，礼义率混浠无别。罗伦序亦以为所增者非公手笔无疑。
[重考]
元史本传及虞道园所撰墓志，皆不载此书。据卷首东里跋，罗一峰序所云，实明初晏彦文璧所作，托之吴氏也。朱氏经义考称「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竹垞之说是也。(卷四，页一)
[补证]
张尔歧蒿庵闲话曰：『愚读仪礼，自郑贾注疏外，偶得吴氏考注，稍一涉目，辄掩卷置庋阁，以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为说，则大违经意故也。及仪礼郑注句读成，乃取考注为之勘订。其不用郑贾者四十余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受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余支离之甚，不须剖击，疵病立见。疑其书殆庸妄者托为之。不然，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读之，又取其书与之覆较，遂确然信其非吴氏之旧也。序云：「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则又详列其目矣：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溜褅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草庐本书次第，略见于此数言。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草庐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真可恨也!』朱彝尊经义考曰：『按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眉按：以吴澄三礼叙录证此书之伪，郑瑗已先言之，曰：『三礼考注，或谓非草庐书。考公年谱行状，皆不言尝注此书。杨东里谓其编次时，与三礼叙录不同。予按卮言集周礼叙录但云「冬官虽缺，今姑仍其旧，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今此书篇首亦载叙录，乃更之曰：「冬官虽缺，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教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卮言叙录云「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而此书「十」字下，乃加「五」字，此盖或者欲附会此书出于公手，故揭公叙录置之篇首，又从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书，周官，古文也，其肯据之以定周礼乎?及观其所考次，亦不能无可疑者：如春官大司乐而下，皆取而归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职，则取而归之司空，然观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艰图易，民乃宁」之语，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亦云「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与周书之言，实相表里。由是观之，则司徒岂专掌教而不及养，宗伯岂专掌礼而不及乐乎?叙录所纂仪礼逸经文，仅存者止五篇，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也。至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其经亡矣。此书乃以大戴明堂篇补王居明堂，其辞云：「明堂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此纬书野史之说，曾谓礼经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补公冠，虽公之意；然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之冠辞，其非古经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恶经传之混浠，岂若是其杂乱而无区别乎?予尝谓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犹略存经之仿佛，以之补经，当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补经决矣。』(井观琐言卷三)此。可与张说先后相勘发。又按：杨士奇跋(姚氏作序，误。)谓：『此书本吴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为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别为一卷，见公文集中三礼叙录及虞文靖公行状如此。尝闻长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学于公，元季兵乱，其书藏康氏，乱后，郡中晏璧彦文从康之孙求得之，遂掩为己有。余近岁于邹侍讲仲熙家见璧所录初本，注内有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称「澄按」者，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而书之，其迹隐隐可见。』则璧之掩此书为己有，仍留极大之罅漏。且璧素与士奇往来，其编乾坤清气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数处，士奇尝与之辨，(亦见跋)可知璧固敢于作伪者，而郑瑗张尔歧揭其与序不合之说又甚核，璧诚谬诬先正之妄人也已。(页二二七—二三○)
文子
汉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唐志录魏李暹注，为十二篇；与今篇次同。晁子止疑为暹析之。李暹注传曰，「姓辛，葵邱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陈直斋曰：「按史货殖传徐广注：『计然，范蠡师名。』裴骃曰：『计然，姓辛，字文子。』唐徐灵府引以为据。然自班固时已疑依托，况未必当时本书乎!至以文子为计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按直斋此辩，则李暹固承前人之误，以文子为姓辛，名钘，又号计然也。辨其文者：柳子厚曰：「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今删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按河东之辨文子，可谓当矣。其书虽伪，然不全伪也；谓之驳书，良然。其李暹为之欤?高似孙谓子厚所刊之书，今不可见。
[重考]
文子伪书，半袭淮南子，守山阁丛书本有校勘记，甚详，章炳麟谓亦晋张湛所伪托，似近是。至文子本老子弟子，亦为子夏弟子，并非辛文子计然。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三)
[补证]
眉按：黄震黄氏日钞曰：『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其为之注与序者，唐人默希子，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然伪书尔。孔子后于周平王几百年，及见老子，安有生于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耶?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此伪一也。老子所谈者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此伪二也。其书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后世转声为霸耳；平王时未有霸之名，此伪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书以为老子之言，此伪四也。伪为之者，殆即所谓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欤?』其言甚当。惟谓默希子伪为，似嫌武断。是书班固已疑其依托，历隋至唐未尝亡，固不待徐灵府而始伪；故胡元瑞笔丛仍主宗元驳书之说，而以黄为失于深考。至孙星衍则力持是书并非驳书，其言曰：『艺文志注言「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托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于后世也。按书称平王并无周字。又班固误读此书，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书有云「老子学于常枞，见舌而知柔」，又云：「齿坚于舌而先弊。」考孔丛子云：「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曰：子不见乎齿乎?齿坚刚卒尽相磨，舌柔顺终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莱子。史记所云亦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师老子亦或游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杜道坚亦以为楚平王不听其言，遂有鞭尸之祸也。书又云「秦楚汉魏之歌」，则其人至六国时犹在矣。范子称文子为辛计然之字而为其师，当可引据。范蠡之学，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术也。又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即计然无疑。李善徐灵府亦谓为是。宋人又疑之 ，特以唐志农家自有计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师名以号其书，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诏著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黄式三儆居集引淮南子与文子同者多条；惟是否淮南子袭文子，抑文子反袭淮南子，则未敢定。)增损其词，谬误迭出，则知文子胜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柳宗元疑此驳书，所谓以不狂为狂者欤!』(问学堂集卷四文子序)余谓星衍既谓班固误读楚平王为周平王，则固之疑为依托，当由误读而来，不应又谓班固『依托』之托，乃『托为问答』之托，非『后人伪托』之托，且问答之托，为古书所常有，班固既误读此平王为周平王，则文子与平王问答，不妨直云依托，何必曰『似依托?』似之云者，盖怀疑及其书之本身，未敢为斩然之语，则似之云尔。星衍又据史记『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之说，谓老聃疑即老莱子；则史记又云『或曰儋即老子』，将谓老聃疑即太史儋耶!(叶大庆考古质疑曰，『尝观迁史周纪「幽王时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注云：「伯阳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云云，则太史伯阳即老子也。固已见于幽王之前。则平王谓吾闻子学道于老聃，又似非误。况孔子窃比于老彭，彭祖尧臣，绵唐虞，历夏商，则老聃之年，或者生于幽王之前，而绵历春秋之际，亦未可知也。』说亦可笑。)此等惝怳之辞，本不足凭，星衍乃以伪孔丛强事比附，惑矣!且此平王即定为楚平王，而楚平王之卒，距三家分晋之时已百四十年，星衍谓其人至六国时犹在，亦不应老寿至此。综星衍所辨，无以胜黄震，则定是书为伪书，实无不可。而姚氏既疑为李暹所造，(章炳麟菿汉微言谓张湛所造)又谓其书虽伪，然不全伪；夫作者既非文子，何得更谓其书之不全伪!姚氏盖犹执宗元驳书之说而未暇深思也。(页二三二—二三五)
庄子
苏子瞻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其言曰：「庄子盖取孔子者，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晁子止辨之曰：「熙宁元丰之后，学者用意过中，以为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耶?宗孔耶?既曰宗老矣，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耶?是何异开关揖盗?窃慎夫祸之过于西晋也!」按，晁氏此辨，可谓至正，殊有关系。苏氏兄弟本溺好二氏，其学不纯，故为此波淫之辞。第苏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误耳。予之疑与苏同，而用意不同。庄之訾孔，余尚蕴藉，此则直斥嫚骂，便无义味；而文辞俚浅，令人厌观：此其所以为伪也。
[重考]
晁氏辨正苏氏谓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之，其说亦未确当。苏氏巧辨，更不足取已。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亦未必庄子自着，当出其徒之手，然司马迁已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一则司马迁所见庄子早有此诸篇。后世崇儒尊孔，恶其对于孔子，过使难堪，遂多方疑此诸篇之伪作。并有谓其文笔不类全书，词过浅露为伪者，不知语有文质，一人之词，尚有前后不同，何可执一而论乎。章炳麟曰：「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取力攻之事，故作胠筮以绝之。」此正持平之谈。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三—四)
[补证]
蒋复璁庄子考辨略曰：『庄子之书，见于汉志者本五十二篇；今世所传者，为郭象注之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较原书逸十九篇。昔苏子瞻尝斥让王以下四篇，浅陋不入于道；吴草庐又疑其骈拇胠箧等五篇，为周秦文士所为。以余观之，此数篇特其最著者耳，其余诸篇，伪作之迹，亦多可考见。惟内篇七篇，文章浑古，陈义精粹，最为无疵，疑真出于庄子门弟子之手；余篇于义或得或失，或疏或密，或本训释之书，或乃羼入之文，要皆非庄子之旧。今因其体性，合为七类，辨之如下：一，内篇七篇：七篇之文，分之则篇明一义，合之则首尾相承。逍遥游取譬于鲲鹏，以自赞其逍遥，若全书之总冒；齐物论泯是非而均物我，扫荡一切，为立论之前驱。或明养生之道，或论涉世之方，或着至德之符。其体维何?以大道为宗师。其用维何?以帝王为格致。所谓本末兼该，体用具足，以成其一家之言者也。而使其出于拘墟之士，作伪之家，其文理之密察，有能若斯者乎!虽篇中明有庄子之称，必非庄生之所自着，且以庄子之遗弃功名，又岂屑著书以求见于后世，然亦必门弟子之所记而得其真者。庄子之学，尽在于此。一，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此五篇，文气平衍，词句凡近，通篇一意到底，有如后世之策论，于诸篇之中，自为一体。骈拇论仁义之非人性，而欲返本抱璞，乃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气象衰竭，外若谦撝，内无所据，以庄子之洸洋自恣，岂是作此语者!马蹄以智巧之过归诸圣人，为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作注。胠箧更谓圣知之法，徒为盗积，有取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言，其诋訾圣人备至；然察其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特惩时君之无道而愤激言之，初无义理之可言也。刻意文若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而论止于啬养精神。缮性则主于恬知交养，而篇末斤斤以道德之兴隐，时命之窃通为言，稍有高致之人所不肯出，而谓庄子为之乎!窃以私意度之，此数篇盖本他人自着之书，编者才识劣下，见其与庄子相类，误行羼入。骈拇等篇直入口气，与他篇不同，而其文排偶獧急，颇敷采色，与李斯谏逐客书为类，则其时代当亦不远。且文中多以杨墨曾史并称，杨墨并称，始于孟子，庄子与孟子同时，而书缘孟子之文，是诸篇之作，必在孟子流传之后。胠箧称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齐亡于始皇二十七年，然则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无疑。(眉按：此本焦竑说。竑曰：『之哙让国在孟子时，而庄文曰，庄子身当其时，昔者陈恒弒其君，孔子请讨，而胠箧曰，陈成子弒其君，子孙享国十二世，即此推之，则秦末汉初之言也，岂其年逾四百岁乎!曾史盗跖与孔子同时，杨墨在孔后孟前，庄子内篇三卷，未尝一及五人，则外篇杂篇，多出后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语、秦以前无之，且避汉文帝讳，改田恒为田常，其为假托尤明。』见焦氏笔乘卷二)刻意缮性与前三篇或不出于一手，但其时代必不能在前三篇之前。一，外篇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养生主不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主于保身全生；达生则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而专志全天以返性命。人间世论涉世立身；而山木则求所以终其天年。德充符主于全德遗形；而田子方则明目击道存，不可以容声。大宗师论天人之格致；知北游则言至道之无为。是必后世学者因庄子之内篇，复辑其逸言逸事为外篇，以发其义趣。如田子方载庄子见鲁哀公事，以史考之，其不相及百有余年，度其所记，必得之传闻，而年久失实，舛错至此，则记者之去庄子必甚久远，非其一再传之弟子所为，可以征矣。一，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秋水至乐六篇：在宥之文，与骈拇等篇最相似，而为数段凑合而成。篇末「贱而不可任者物也」一段，宜颖疑其意杂文肤，不知他段之意亦未尝不肤，文亦未尝不浅。广成子之告黄帝，所谓「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所谓「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修身千二百载，形未尝衰」，纯是后世黄冠丹铅之术，试检内篇，何曾有此!又云「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夫庄子视天下若将●己，与其留骨为贵，宁曳尾于涂中，乌有所谓不得已哉!君子小人，又儒家等级之专称，老庄绝口不屑道者，盖全篇皆后人所窜入也。天地篇中数称夫子，可证其为孔门之徒所作。其言「立德明道，此谓王德之人」，与「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臣子之盛也」一段，皆明为儒者之言，与庄子何与!末段亦与骈拇相类。天道开章「以此南乡」至「功大名显而天下也」一段，称静圣动王之道，矜重功名，与逍遥游无功无名之旨，背驰而不顾。其言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以无为为君道，有为为臣道，剖道为二，与他篇之说若出二人。既以有为为臣之道，又曰「以此南乡，尧之为君，以此北面，舜之为臣」，一口所言，自相刺谬。尤可怪者，有所谓玄圣素王之名。又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翻十二经以说老聃」，姚鼐曰：「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陆德明曰「十二经又加六纬」。焚书之祸，出于秦始，谶纬盛于哀平之际，素王受命，为汉制作，乃末世公羊谶纬家之言，观此数端，纵不敢断其全出哀平，要必有汉后所附益者。天运除首二段外，余皆诋毁孔子之言，痛斥名色形声之末，而汲汲于安其性命，存之未尝不足以反鉴儒家之教而儆其失，遽谓为庄子之义则不然。诗书礼乐，古祗谓之六艺，何尝谓之六经哉!秋水载公孙龙闻庄子之言而问魏牟，龙与庄子年不相及；其记庄子谓惠子曰「今子欲以梁国吓我耶」!意在尊庄子而适以形其陋，其为后世学者想象之词明矣。至乐以久忧不死为大苦，谓死为寝于巨室，而髑髅为南面王乐不能过；夫庄子固不悦生而恶死，然其曰「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者，盖言本大化之当然，无所容其悦恶，非即恶生而悦死也。斯篇缘其绪余，矫枉过直，盖浅学者之所为。一，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天下篇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为整齐有条理之言；余俱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为一体，与内外篇绝不相类。且与内篇文义颇多重复。饾饤之迹，未能尽化。盖本后世学庄子者自为之书，故既发挥其义，间亦引用其文。而寓言篇首，更举庄子全书之总例而论之，俨然本书凡例，其为后人之辞，盖至明白。徐无鬼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市南宜僚受酒」，叔敖相楚，孔子尚未生。又谓庄子言儒墨杨秉四，与惠子为五，秉是公孙龙之字，庄子何由预言耶!外物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县令始于秦孝公十三年，见史记年表，然其大行当在数十年后，故余断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也。一，杂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三十三篇之庄子，自晋宋以来为人所信奉，首先发难者，即苏子瞻之疑此四篇。今观寓言与列御寇实是一章，列子虽伪书，其时引用庄子，尚自两篇相连，而昧者以此四篇入其间，此就篇第征之，其赝一也。庄子惟内篇标题，各有取义，外篇杂篇，皆取篇首二字，独此四篇，特立于杂篇之中，而又绝无深义，此就标题征之，其赝二也。让王篇称道高节，隐然有矜慕之意；盗跖篇谓盗跖为柳下季之弟而面折孔子；说剑直以庄子为游说之士：此就义理征之，其赝三也。让王诸段，多与吕氏春秋同；其不见于吕书者，亦皆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各书。说剑乃国策之流，而气格更下之。此就文辞征之，其赝四也。太史公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今盗跖则直诋訿孔子，亦不见所谓老子之术者，与史公之言不相应，世遂谓此四篇为后世之所拟为，读史公语，有所未审而失其意，盖非史公之旧。(眉按，此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此就史记征之，其赝五也。一，杂篇天下篇：此篇论道术之分合，辨百家之得失，而盛推崇于庄子，故自昔学者，皆以此篇为庄子书之后序，以与寓言为庄子之凡例相匹配。然杂篇多是诠释庄子，不止寓言一篇；若止寓言一篇，则寓言既已发凡起例，而篇末复入以杂事，更继之以列御寇篇，于义盖不可通。而此篇亦非专为庄子作。盖他人总论百家流别之文，初与是书无与。世见其推尊庄子，遂取入庄子书中；又以其总论道术，而诸篇皆言行杂事，无可附丽，故举而编之篇末，如是而已。不然，既为庄子后序，则所论诸家，当至庄子而止，然后宾主分明，何得于庄子之后，复入以惠施哉!统观前之七类：杂篇中让王四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天下次之，庚桑楚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骈拇五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在宥六篇次之，达生四篇又次之。要皆不可信。所可信者，内篇七篇而已。然庄生之书，存者希矣，区区七篇，岂足以尽其所蓄，片言只句，犹将搜讨而宝存之，矧以数十篇之大文，可弃之而不顾!虽真赝杂糅，未可依据，而执七篇之义以为权衡，用以较其轻重，则外杂之义，未始不足以与内篇相发也。』(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一期)眉按：治庄子者多矣。蒋文亦往往用前说。录之，略以见内篇七篇，确为庄子原著，外杂篇未可依据，而足与内篇相参证。然外杂篇之所以杂揉，皆有其时代思想演变之因素在，与他书之作伪不同，爬梳而系统之，是治思想史者所有事矣。(页二三六—二四三)
列子
称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汉志因之。向云：「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柳子厚曰：「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缪公时人。』郑缪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列子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繻公二十四年，当鲁缪公之十年。向盖因鲁缪公而误为郑尔。」按柳之驳向诚是，晋张湛注已疑之。若其谓因鲁而误为郑，则非也。向明云郑人，故因言郑缪公，岂鲁缪公乎!况书中孔穿魏牟亦在鲁缪公后，则又岂得为鲁缪公乎!高似孙曰：「太史公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迁独疑之，所谓列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讵得不致疑耶!庄周末篇叙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然则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会粹而成之耳。」按：高氏此说最为有见。然意战国时本有其书，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者，但自无多，其余尽后人所附益也。以庄称列，则列在庄前，故多取庄书以入之。至其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人所附益无疑。佛氏无论战国未有，即刘向时又宁有耶!则向之序亦安知不为其人所托而传乎?夫向博极群书，不应有郑缪公之谬，此亦可证其为非向作也。后人不察，咸以列子中有庄子，谓庄子用列子，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庄子之书，洸洋自恣，独有千古，岂蹈袭人作者！其为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变，不可方物，列子则明媚近人，气脉降矣。又庄之叙事，回环郁勃，不即了了，故为真古文，列之叙事，简净有法，是名作家耳!后人反言列愈于庄。柳子厚曰：「列较庄尤质厚。」洪景卢曰：「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宋景濂曰：「列子书简劲宏妙，似胜于周。」王元美曰：「列子与庄子同叙事而简劲有力。」如此之类，代代相仍，依声学舌。噫，以诸公号能文者而于文字尚不能尽知，况识别古书乎!又况其下者乎!
[重考]
列子魏晋间人伪书，不可与庄子管子等同论，即文词而观，亦区以别矣。据张湛序文，则此书原出湛手，其即为湛伪托无疑。晋太康中，汲冢书始出，而周穆王篇，即取穆天子传，尤足为明证。然伪文子半袭淮南，伪古文尚书袭，诸书具在，可覆按也」，W取古书最多，此书实介乎二书之间。 汪继培谓其「会粹补缀之甚确。第据陈寿昌南华真经识余之庄列异同一篇观之，即可知其袭庄子之多矣。洪景卢辈之说，固不值一哂也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六)
[补证]
陈三立曰：『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过庄周，然其词隽，其于义也狭，非庄子伦比。篇中数称杨朱，既为杨朱篇，又终始一趣，不殊杨朱贵身任生之旨，其诸杨朱之徒为之欤?世言战国衰灭，杨与墨俱绝，然以观汉世所称道家杨王孙之伦伦，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之术效也。而世乃以蔽之列子云。吾又观列子天瑞篇「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轮回之说，释迦之证，粲着明白。其言「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复颇与泰西地动之说合。(尸子苍颉考灵曜元命苞括地象皆言地动，列子此语亦相类。)岂道无故术，言无故家，所操者约，而所验者博欤?吾终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益增窜其间，且又非刘向之所尝见者，张湛盖颇知之而未之深辨也。又汉志道家称其先庄子，乃列于庄子之后，明非本真。而柳宗元方谓「庄子要为放依其辞，于庄子尤质厚少伪作」，于战，盖未为知言尔已。」(读列子)马叙伦曰：『世传列子书凡天瑞至说符八篇，出东晋光禄勋张湛注。湛云：『是其祖录于外家王氏。永嘉之乱，仅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过江复得四卷于刘正舆家，正舆亦王氏甥也。又于王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亡，始得全备。』湛述今本列子辜较如此。然高似孙谓「列子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会萃而成。」黄震谓「列子之学，不过爱身自利，全类杨朱。其书八篇，虽与刘向校雠之数合，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姚际恒谓「列子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所附益无疑，后人不察，以庄子中有列子，谓庄子用列子，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钱大昕谓「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钮钮树玉谓「列子之书，见于庄子十有七条，泛称黄帝五条，鬻子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子、公孙龙或一二见或三四见，而见于吕览者四：其辞气不古，疑后人取他书而成。」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俞正燮谓「出晋人王浮葛洪后」。汪继培谓「列子浅近卑弱，于韩策所称贵正(正即虚之误字)，尸子吕氏春秋所称贵虚之旨，持之不坚。」吴德旋谓「列子恐是周秦间人采一时小说，而稗贩老庄之旨以为之，其同「庄处，亦似从庄剽剥者。」今人章炳麟亦谓「其书疑汉末人依附刘向叙录为之。」(章氏又云魏晋人作)余籀读所得，知其书必出伪造。兹举证二十事如下：一，刘向叙录云：「列子郑人，与郑缪公同时。」按庄子让王篇，苏轼以为伪作，其所记列子子阳事，即本吕氏春秋。子阳当作子驷，因驷子阳而讹，子驷正与子产同时。向号为通人而不省如此耶!二，叙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与尸子广泽津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及庄子应帝王篇所称列子不相应。且云孝景时其书颇行，则汉初人引列子书者又何寡也!三，张湛曰，八篇尽出其外家王氏，晋世玄言极畅，流布必广，何以湛述八篇，既失复得，不离王氏乎?四，天瑞篇有大易有大始有大素一章，湛曰：「此全是周易干凿度也。」干凿度出于战国之际，列子何缘得知?五，周穆王篇叙驾八骏见西王母于瑶池事，与穆天子传若合符节，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六，周穆王篇言梦有六候，一曰正梦云云，与周官占梦相合。七，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八，仲尼篇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斯缘晋之名理，剽取浮屠；作伪者囿于习尚，遂有此失。九，汤问篇所言，多山海经中事圣。十，汤问篇方壶瀛洲蓬莱 ，事出秦代，前无所征。十一，汤问篇「渤海之东，不知其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此为显窃山海经大荒东经及郭注两文合而成之。十二，力命篇「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十八之说，汉季所行。十三，汤问篇记火浣布云云，昔魏文着论，不信有火浣布，明帝时有献此者，遂欲追刊前论，疑即作伪者所本。十四，汤问篇「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汪中证钟子期即史记魏世家之中旗，秦策之中期，韩非子难势篇 之钟期，则楚怀王顷襄王时人，列子何缘得知?十五，庄子应帝王篇于古说九渊之中，独取三渊，正以其它无关耳；而此书黄帝篇则取尔雅杂而成之，九渊虽具而文旨已绝矣。十六，据左传，邓析非子产所杀；作伪者用吕氏离渭篇邓析难子产事，影撰此文，故不寤与左氏抵牾也。十七，汤问篇记孔子见小儿辩日事，桓谭新论所载略同，谭云小时闻闾巷言，不云出列子。十八，汤问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乃影射庄子之文而实用崔譔之说。十九，力命篇「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按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注高诱吕氏春秋淮南子注有七百八百之说，孔广森严可均以为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籛不死也。而作伪者不暇考定，即袭而用之耳。二十，天瑞篇「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此袭山海经海内北经文也。彼文郭注曰「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也」，使列子非出伪作，郭何为不引此以注乎?(二十事因文长节录)由此言之，世传列子书八篇，非汉志著录之故，较然可知。况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相条贯。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躨，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若汤问篇之六鳌焦螟，放庄子之鲲鹏蛮触，黄帝篇之海上沤岛，放昌觉之好蜻，如此者不可胜数。 崔述谓其「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汪，诸书见在，可覆按也。」知言哉W继培谓其「会萃补缀之!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眉按陈文波亦谓周穆王篇除大半摭取穆天子传外，兼采灵枢、力命篇『管子尝叹曰』一段，则全钞史记管晏列传，而钞庄子则最多。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作」，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埙谓「漆园之言，皆郑圃之余」，岂盲于目者耶!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欤?』(天马山房文存列子伪书考)顾实曰：『马说近是。然以王弼老子注与张湛序互证，虽可推定为弼伪作，而周穆王篇取穆天子传，疑此书即湛所掇拾而成也。且淮南子曰：「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汛论训)以墨子兼爱尚贤诸篇目例之，必「全性」「保真」，皆杨朱书篇名。汉志不载杨朱书，而淮南犹及见之。」全性保真者，谓守清静，离情欲，而列子杨朱篇乃一意纵恣肉欲，仰企桀纣若弗及，直是为恶近刑，岂不大相刺谬哉!此篇尤当出湛臆造，非有本已。』(汉书艺文志讲疏)眉按：列子一书，陈氏谓杨朱之徒为之，马氏谓王弼之徒所为，顾氏疑即张湛所掇拾而成，大要伪之者未可必其人，而此书之伪则可必也。 日人武义内雄作列子冤词，谓疑列子者多标举庄子以立论，实则郭象删定前之庄子，其中驳杂有似山海经及占梦书者，若郭象不删定庄子而删定列子，后人必标举列子以疑庄子矣。(此为余所绎大意，非原文也。)庄列二书，其文体与反映之时代思想，皆较然有别，不惟一驳杂一不驳杂之不同而已。冤词非是。又胡适不信列子而以杨朱篇为可信，(中国哲学史大纲)余谓杨朱篇盖取孟子『杨氏为我』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语，敷畅魏晋间之颓废思想，在列子书中最为作伪典型，而胡适信之，转过于列子他篇，抑何谬也!(页二四六—二五二)
管子
晁子止曰，『杜佑指略序云：『其书载管仲将殁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云尹知章也。』」叶正则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又曰：「管氏独盐筴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甚可恨也。左传载晏子言：『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衰微之苛敛；陈氏因为厚施谋齐，而齐卒以此亡。然则管仲所得，齐以之霸，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责其大者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过于轻重诸篇。」恒按：其大匡中匡小匡诸篇，亦本论语「一匡天下」为辞。又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亦本论语。又「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本国语。又言「春秋所以纪成败」，管未见春秋也。汉志八十六篇；今篇数同。大抵参入者皆战国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谈辈；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说者也。故司马迁尝取之，以为封禅书。
[重考]
韩非子五蠹篇「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传学之盛。而以历时之久，非商君可比，故今存子书内容之复杂者莫如管子。管子篇目之种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显为一书而连后人之注解，并包在内，宜乎下及管子身后而并有战国时事也，论者多不究终始，辄挟其一二端，以疑全书之真，亦可谓不善古书者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谓「国语齐语本齐国史记，而管子小匡篇多与齐语同，而稍变之，由管氏之徒，刺取国史，以为家乘，于是更易其文，专美夷吾」云云，曲园真善读古书者。至于理财之道，利弊不一，然理财之系于国家强弱存亡，今日三尺童竖咸能言之，此正管子之成功，不足以为管子病。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七—八)
[补证]
陈澧曰：『管子之书，史记采入列传者，曰「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最精醇之语。其余则甚驳杂。其言曰：「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术。」』(同上)如此类者，法家语也。故艺文志以管子列于法家。或后之法家，以其说附于管子书欤?(直斋书录解题谓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督言正名，故曰圣人。」(心术上篇)「凡物载名而来，怪人固而财之。」(同上)如此类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虚无之形谓之道。」(同上)「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立，智不能尽谋，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同上)此则老子之说矣。又云：「仁从中出，义从外作。」(戒篇)告子之说出于此欤?抑告子之徒所依托者欤?又云：「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此尤后人所依托也。其地员篇则农家者流。艺文志农家之书无存者，于此可见其大略。盖一家之书而有五家之学矣。』(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徐时栋曰：『毛大可谓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为文多袭管子：如「省刑罚，薄税敛；」「规矩方员之正也，属有巧目利手，不如规矩之正方员也」「诸侯毋专杀大臣，毋曲堤，毋贮粟；因擅废适子，因置妄以为妻」「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胜人者也。」以上并见其所著四书剩言补中。或尝举此为问，余笑曰，此妄语也！古人著书往往雷同，固不必抄说也。況孟子一生輕視管晏，即使今本管子，果在孟子之前，孟子未必襲之，而乃以戰國時人私意增刪，真雜出之書，而謂孟子襲之，非夢語乎!且大可所数未尽也，试终举之：五辅篇曰：「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伯诸侯。」(大则以王，小则以伯。)又曰：「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死国削。)又曰：「关讥而不征，市而不税。」小匡曰：「使关市几而不正，而不税。」戒篇曰：「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宙合篇曰：「若合符然。」(若合符节。)法法篇曰，「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员」，(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中匡曰：「薄税敛，轻刑罚。」(省刑罚，薄税敛。)霸形曰：「民归之如流水。」(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戒篇曰：「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不义予之齐国而弗受。)又曰：「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心术上曰：「耳目者，视听之官也。」(耳目之官。)臣乘马曰：「彼王者不夺民时。」(不违农时，勿夺其时。彼夺其民时。)国蓄篇曰：「狗彘食人食。」(狗彘食人食。)又曰：「道有饿民。」(涂有饿莩，野有饿莩。)法法曰：「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其它字句相类，不可更仆数也。然。且。非。特。孟。子。也。。孔子亦生管仲之后者也。而管子法法曰：「先虽而后易。」(先难而后获)又曰：「政者正也。」(政者正也。)戒篇曰：「故天不动，四时之下而万物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小称篇曰：「身不善之为患，毋患人莫己知。」(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小问篇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禁藏篇曰：「钻燧易火。」(钻燧改火。)弟子职曰：「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出门如见大宾。)又曰：「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有酒食，先生馔。)形势解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曰：事父母而不尽力。」(事父母能竭其力。)版法解曰，「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曰：「故君子恶称人之恶。」(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山之数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皆与论语意义相同，则不应夫子与及门垂训教人，而多袭管子也。又且「静而安」，(法禁)即「静而后能安」也。「闻贤而不能举，殆」，(法法)即「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菑必及于身」，(宙合)即「菑必逮夫身」也。「生财有常法」，(君臣上)即「生财有大道」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法法)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白心)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是大学又袭管子也。又且「蹈白刃」，(法法)即「白刃可蹈」也。「继绝世」，(霸言)「继绝世」也。「如日月之明」(任法)即「如日月之代明」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侈靡)即「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也。「书同名，车同轨」，(君臣上)即「车同轨，书同文」也。是中庸又袭管子也。吾不意一 部四书中袭管子者，何以多至于此!乃至左传其全袭者无论矣；即非本事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一而伐之，服而舍之」(霸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参患)，「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五辅)等语，岂左氏袭管子耶!乃至于诗，其引用者无论矣，即非引用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人而无良」(宙合)，「夙兴夜寐，小心翼翼，执事有恪，其仪不忒」(弟子职)等语，岂三百篇又袭管子耶!大可既读管子而独疑孟子，不谓之梦语得乎!」(烟屿楼读书志经十)又曰：「朋党二字，始见管子。其法禁篇曰：「以朋党为友」，参患篇曰：「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其它言人臣党而成群者甚多。按仲以鲍叔之荐而相齐国，及其将死，而桓公欲以鲍叔为相，仲犹论其无相度，不足为相，其可谓不肯为党者矣。即廷臣此时，亦不闻有分朋立党之事。而管子云云，逆料后世之必有是事耶?抑后人伪为之耶?小匡篇多袭齐语。大匡篇则前半全袭左传，而有可发大噱者：如云「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云云；「五月，襄公田于贝邱」云云；「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云云：凡其叙事，并无年月，独此三处有之；而九年者，鲁庄公之九年也，而亦不知删节，可笑如此!其后半篇又杂入诸子与左传本事违异者，盖以齐桓初年颇好战，而尝为鲁所败，作者欲护管仲，因造为仲谏不听诸语，意谓桓不听仲，故有是败耳。』(读书志子上)眉按：徐时栋之举证备矣；而终疑为战国时人私意增删之书，意盖与姚氏同。惟陈澧疑其书备五家之学，可谓能从大处着眼。思想有时代之限制，古人固未有能违反学说先后演进之程序，学派相承之系统而著书者，管子书当为孟子以后人杂凑诸家而成，必非管子所作。(近人罗根泽有管子探源一书，可参阅。)杨慎谓『管子之文，多用韵语：如云：「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昼日恒短，而夜日恒长，利以作室，不利作堂。」又言堤防之利曰：「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状云：「淖而不衄，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造语之妙，秦汉以后人岂能及也?』(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则以文字技巧，而信管子为先秦之书，其实此等韵语，秦汉以后人非不能及，管子书有秦汉以后人所附益者。然遂谓管子书乃秦汉以后人所作，亦非也，刘献廷曰：『管子书虽不全出敬仲之手，自是宇宙间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后经纶天下者，俱不能出其范围。』又曰：『管子虽不纯乎一家言，自是经世奇书，三代而后欲经纶天下者，非颖上遗言，何从着手!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广阳杂记卷三)献。廷恢奇士，其称许此书，乃抱负所系；然周礼而外，管子之为经世巨著，亦不可以真伪问题，而轩轾其本身价值，则今人多无闲然矣。(页二五四—二六○)
贾谊新书
汉志贾谊五十八篇。隋，贾子十卷；唐志卷数同。隋始加新书之名。陈直斋曰：「多录汉书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
[重考]
今存贾谊新书，尚是汉志之旧，而稍有残阙。谊治左氏传，为作训诂，故书中多左氏古谊，章炳麟曰「贾生书引用左氏内外传极多，而其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诂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学者。」故此书可宝，不独子言，而又经训也。陈直斋不知汉书录此书，而反谓此书，录汉书过矣。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八)
[补证]
眉按：卢文弨书贾谊新书后曰：『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为。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谊岂以贾君自称也哉!过秦论史迁全录其文；治安策见班固书者乃一篇，此离而为四五；后人以此为贾生平日所草创，岂其然欤?修政语称引黄帝颛喾尧舜之辞，非后人所能伪撰。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为。吾故曰：是习于贾生者萃而为之；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可知也。』盖以为新书非伪书比。四库总目提要曰：『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例。今考汉书谊本传赞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应劭汉书注亦于过秦论下注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则本传所载，皆五十八篇所有，足为显证。然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余嘉锡提要辨证曰：『汉人五经诸子，皆有章句之学，孝经今古文皆有章名，老子河上公注本亦有章名，何谓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乎?陆贾述存亡之征，奏之高祖，号新语，此与上疏无异，而分为十二篇，贾谊之疏何为不可分为若干篇乎?贾山上书，名曰至言，错上疏，谓之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并见本传，贾谊之疏，何为独不可有篇名乎?提要狃于汉书治安策前后相联，以为本是一篇，故曰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固明云「谊数上疏」，又曰「其大略曰」，则本非一篇，而固连缀之为一也。』按余氏驳提要割裂章段之说，未是。新书割裂之迹显然，何得援古书分章段之例拟之?陆贾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史记本传)盖贾本为高帝著书，与上书不同。今新语亦伪书，固不足征，而汉书谊传言谊数上疏，又言所载仅大略，则非每疏皆载，或一疏全载可知。然其书决不能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等所分之章段，若今日新书所割裂之章段，分次奏上，可断言也。余氏又何得援新语分篇奏上之例以拟之?卢氏与提要之语，皆近调停，而余氏又曲予回护，皆不可谓有识。惟姚鼐则直斥为妄人所为。其言曰：『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贯通，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贾生陈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而传内凡有五事，阙一；吾意其一事言积贮，班氏已取之入食货志矣，故传内不更载耳。伪者不悟，因汉诸侯王表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之语，遂以此为长太息之一。然贾生疏云「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该此义矣；不得又别为其一也。真西山取新书是篇，欲以补贾生之疏，吾是以为之辨。若其文辞卑陋，与贾生悬绝，不可为量，则知文者可一见决矣。』(辨贾谊新书)余谓姚说甚精辟。而袁枚读贾子曰：「贾子伪书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闻表与饵也。贾生王佐才，识政体，必无是言。若所云云，隋炀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则以人证伪，又与姚鼐之以文证伪者不同；然袁说疏矣!(页二六一—二六四)
伤寒论
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着有医学辨谬一书，分别仲景书之真伪，兼论医家源流。虽议论不无过当，使世俗惊骇，然理自不可易，诚为医家独开生面者也。今其书藏于家。(予谓王叔和脉诀前人多称其伪，此或并非叔和，乃后人依托其名者。)
[重考]
张仲景即张机，章炳麟菿汉微言有考证甚明。隋志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新唐志载王叔和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十卷，盖其书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宋志俱作仲景伤寒论十卷，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至清而佚，入日本枫山秘府。日本安政三年，其国人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传入中国。陈振孙云：「其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伤寒者，未能出其外者也。」今日本人精于医术，始知其书所治病甚广，不限定于伤寒，并西医所不能治之病，汉医亦能治之云。然成无已本，盖即林亿校本而有所损益，并删去其校语者。自明以来，方有执喻昌诸家，又横以王叔和所编为失次，任意改编，以求仲景之原本，则诬妄弥甚矣。(卷四，页九—一○)
金匮玉函经
称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按：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伪托者。其称王叔和集，说见上。
[重考]
张仲景王叔和皆中国不朽之名医，姚氏以伪脉诀而不慊于王叔和，误矣。脉诀已见前。隋志，伤寒论十卷之外，又载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而俱冠以王叔和三字，则亦以其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盖伤寒论十卷为单论本，而五卷即金匮玉函，合之，适得十五卷也。且外台秘要所引，概称张仲景伤寒论，而证类本草引之，又概称金匮玉函方，是其异名同实，无疑也。其被以金匮玉函之名者，必后人宝藏之，故名也。然隋唐五卷，宋时盖分为八卷，而宋志称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其八卷本，成无己许叔微尚时引其文，而元明以来不可见，今传者三卷本而已。晁氏称「仁宗朝，王洙得于馆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又林亿序云，「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要略方三卷。」要略者不详之谓，蠹简则非完书可知。故今传者，犹为残阙不完之本。姚氏乃诋为后人伪托，失考甚矣。(卷四，页一○—一一)
[补证]
眉按：章炳麟伤寒论单论本题辞曰：『隋经籍志张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艺文志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唐志以十五卷者题王叔和，则伤寒论在其中。今伤寒论单论本十卷，金匮要略则三卷，合之不及十五卷数。然要略亦尚有阙文：据林亿序：「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称要略则不详；言蠹简则不备可知也。五藏风寒积聚篇「脾无中寒，肾无中风中寒」，亿等已知其阙矣。又周礼天官疾医疏，引张仲景金匮云「神农能尝百药，则炎帝者也」，今要略不见其语。金匮玉函经千金方诊候篇引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藏六府」云云，凡二百五十余字，不详所出。依宋志，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皆称王叔和集。林亿序要略，亦云：「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是金匮玉函有详略二本。详者则为贾疏千金方所引。宋时八卷。隋唐时五卷。两志所云十五卷者，合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十卷者，即此伤寒论也。其书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至清而逸，(按：赵开美仲景全书序：『先以成注伤寒论金匮要略合刻，名曰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版伤寒论并刻之。』然清世所传，惟成注本；而单论本则清修四库书时已不可见。)入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行于中土。其与成本异者，卷首各有目录；方下亦多叔和校语数事，及亿等校语，成本亦尽删之矣。近世治经籍者，皆以得真本为亟；独医家为蓺事，学者往往不寻古始。方(有执)喻(昌)以下，恣意颠倒。清世惟有成无已注本为稍完善；然尚不能窥其本原。是本之出，非论古方技者之幸欤!且以金匮玉函八卷之书，成无己许叔微尚时引其文，而元明以来不可见；此伤寒论十卷，独完好与梁七录无异，则天之未绝民命也。虽有拱璧以先驷马，未能珍于此也。』余谓。炳麟谓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系两书，有详略之不同。玉函经元明以来不可见。今所见者，要略而已；然亦有阙文。惟伤寒论单论本十卷，则完好与梁录无异。其言固未可据为定论。然姚氏语太简略，亦不知其所见何本，无可资以证实其伤寒论『驳杂不伦』，及要略『乃后人伪托』之说。意者所见钱书，关于分别仲景书之真伪，有甚辟之论欤?然其书今不可见。姑录章说于此以俟辨正。(页二六五—二六七)
姚际恒著作集
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
尔雅
汉志附于孝经后，隋志附于论语后，皆不着撰人名。唐陆德明释文谓释诂为周公作，盖本于魏张揖所上广雅表言「周公制礼以安天下，着尔雅一篇以释其义」。此等之说，固不待人举「张仲孝友」而后知其诬妄矣。郑渔仲注后序曰：「离骚云：『使冻雨兮洒尘』，故释风雨曰：『暴雨谓之冻』。此句专为离骚释，故知尔雅在离骚后。』按：奚止离骚后；古年不系干支，此系干支，殆是汉世。又按：此书释经者也，后世列之为经亦非是。
[重考]
张揖上尔雅表云：「周公着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梁文所考。」其说然否，未易定之。然观尔雅释诂篇：「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庞，坟，嘏，丕，变，洪，诞，戒，骏，假，京，硕，濯，讦，宇，穹，王，路，淫，甫，景，废，壮，冢，简，菿，昄，晊，将，业，席，大也。」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云「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虽古人引书，往往断章取义，不尽依录原文。然尸子明云十有余名而实一，乃今本尔雅分作二文，又增林烝庞坟，二十余名，一则见尔雅为字书，犹后玉篇广韵之代有增益；又一则见尔雅确为先秦以来相传之古书，尸子已引用之。由此二者，则虽有「张仲孝友」，「暴雨释骚」，何害其为后人所羼附哉!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一一—一二)
[补证]
眉按：邵晋涵曰：『作尔雅者，先儒迄无定论。张揖上广雅表云：「周公制礼以道天下，着尔雅一篇以释其义。」今考周公赋宪受胪，作谥法解，其训释字义云，「勤，劳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虚也。惠，爱也。绥，安也。考，成也。怀，思也。」俱与尔雅同义，是周。公。作。尔。雅。之。证。也。。张揖又云：「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今按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彖传云：「师，众也。比，辅也。晋，进也。遘，遇也。」序卦传云：「师者众也。履者礼也。颐者养也。晋者进也。遘者遇也。震者动也。」圣义阐敷，式昭雅训，是孔子增修尔雅之证也。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仪礼丧服传为子夏所作，其亲属称谓，与尔雅释亲同。世所传子夏易传，或云伪托。至于经典释文李鼎祚集解所征引者，如云「元，始也。芾，小也。」观象玩辞，必求近正，是子夏增益尔雅之证也。(眉按：焦竑谓『尔雅，诗训诂也。子夏，传诗者也。子夏辈六十人，纂先师微言为论语，论语中言诗者多矣，子夏独能问逸诗。晦庵读诗纲领述论语十条，而终之子夏，得无意乎?传记中言子夏尝传诗，今所存者诗大小序，又非尽出子夏，故曰：尔雅，即子夏之诗传也。且尔雅有释诂释训，毛公亦以其传诗也，故其解诗，错取尔雅之名，题曰诂训传，则尔雅之传诗，毛公固谓其然矣。』见焦氏笔乘卷一。是子夏增益尔雅，焦已先邵证之。然其说固非。谓毛公取尔雅篇名名其传，独不可谓作尔雅者，取毛公诂训传之名名其篇乎?且尔雅即为传诗而作，亦不能证尔雅必为子夏所增益也。)张揖又云：「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郡梁文所考。」今按尔雅之文，间有汉儒增补，如释地八陵云「雁门是也。」释山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释兽鼳鼠下云「秦人谓之小驴」。疑皆汉初传尔雅者所附益。后儒遽以此为尔雅作自汉儒则非也。然则尔雅之作，究属何人?窃以汉世大儒，惟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审六艺之指归，翊古文之正训，其驳五经异义云：「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盖不误也。今由郑君之言释之，公羊谷梁皆孔子门人，其训释字义，悉符尔雅。是则尔雅者，始于周公，成于孔子门人，斯为定论。』(尔雅正义)康有为则曰：『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按：尔雅不见于两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所伪撰也。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之说，有大戴礼小辨篇足证。然哀公以人君观政，孔子乃教以读尔雅，非惟迂远，实不通矣。论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通诗三百，授之以政」，推之小辨所谓尔雅，必称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观政。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释地九州岛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若其训诂全为毛诗；间有敏拇之训，羕长之释，释兽无驺虞之兽，释木以唐棣为栘，时训三家以弄狡狯。然按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列尔雅毛诗异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轻，不待辨也。』(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此二说，一依附张揖，一周纳刘歆，皆不足信。四库总目提要曰：『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则尔雅之来远矣；然不云尔雅为谁作。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辞，观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文覆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书，欧阳修诗本义以为学诗者纂集博士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亦以为大抵解诂诗人之旨；然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杨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冻」，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释虫云「蒺藜蝍蛆」，此取庄子之文也。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水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县」，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殚数。盖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耳。』则所言近是。吕思勉经子解题亦曰：『尔雅今之辞典也。此本钞撮以备查检，后人相传，亦必有增改，无所谓谁作。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岛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释兽中狻麑即师子，出西域，鵽鸠出北方沙漠，翠生郁林，鱊出乐浪潘国，魵虾出秽邪头国，皆非战国前所有，明为后人增益，正如神农本草经有汉郡县名耳。』其说亦是。惟训释之书，往往为后人交互增改，易失本来面目；而彼此先后之迹，亦多为所灭。故或谓尔雅取毛传；或谓毛传用尔雅。或谓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永乐大典引曹粹中放斋诗说语)；或谓汉初传尔雅者，皆今文之学，故与毛诗不同(臧庸拜经日记语)；或谓说文视尔雅固后，然亦有尔雅失其传，说文得其传者(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语)，其言皆是，而皆未窥其全。段玉裁曰：『尔雅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且又备采众说以俟折衷，故一篇之内，时有自相违戾者。』(经韵楼集续尔雅释山论南岳)一篇之内，且自相违戾，更何论与毛诗说文之异同或先后乎!然则其书既由小学家先后缀缉而成，不能定为何时何人所作，即无所谓真伪。后人以张揖陆德明之语而真之伪之，皆不得其实者也。(郭璞序亦但言『兴于中古，隆于汉氏』，未尝指为周公。)至其书之篇第：邵晋涵谓『汉书艺文志作三卷二十篇，今所传止十九篇。但考诸书之征引尔雅者，似有佚句而无阙篇。班固所言篇第，今不可考。』而孙志祖读书脞录则曰：『仁和翟晴江灏云：「古尔雅当更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乃释礼之残缺失次者。」(眉按：崔应榴吾亦卢稿谓此说甚有理可取。)志祖案：广雅篇第，一依尔雅；广雅无释礼篇，则晴江之说非也。盖释诂分上下二篇，故汉志称二十篇尔。近人以毛诗周南关睢诂训传第一正义引尔雅叙篇「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欲以叙篇充二十篇之数，然尔雅果有叙篇，景纯岂应删而不注?且唐初作正义时尚存此篇，则张揖魏人，其着广雅，亦必沿用之矣。』(曹元忠谓叙篇当亡于唐郑覃等刻开成石经之世。见华国月刊一卷十期。)孙之驳他说是也。其谓释诂分上下二篇，为汉志二十篇之旧，亦臆说耳。不如从邵说阙疑为是。其佚句亦时时见于他书：晋涵谓：『许叔重说文解字引尔雅云：「●，薄也。」易疏引尔雅云：「杻谓之梏，械谓之桎。」诗疏引释言云：「斯，尽也。」又引尔雅「无夫无妇，并谓之寡。丈夫曰索，妇人日嫠」。左传疏引释诂云：「由，用也。」礼记疏引释诂云：「隐，痛也。」周礼疏引尔雅云：「极，中也。山足曰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史记集解引尔雅云：「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史记索隐引尔雅云：「颜，额也。怵犹狃也。婺女谓之须女，藀惑谓之执法。」后汉书注引尔雅云：「矕，视也。楫谓之桡。」文选注引尔雅云：「劭，美也。邀，遮也。搂，牵也。棘，戟也。芥，草也。翥，举也。盖，戴覆也。」太平寰宇记引尔雅云：「沮，洳也。」诸书所引，有出于小尔雅者，有出于方言者；有其文不似尔雅者，或所见本异，或传写之讹。』盖亦莫可究诘矣。注尔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孙炎沈旋诸人，今惟存郭璞一家。璞有音有图赞，今亦亡之。尚书正义引璞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汉文帝讳。』又云：『霍山今在庐江灊县，潜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来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即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详。然则郭注亦为人所删，非完书矣。(见钱大昕与晦之论尔雅书。)又案：姚氏「尔雅非经」之语，龚自珍亦申之曰：『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儓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定盦文集补编六经正名)(页二六九—二七六)
韵书
昔沈约撰四声，今亡。此书乃宋理宗朝平水刘也。=渊作，其时奉诏颁行，名礼部韵略，今相仍用之。俗称沈约，
[重考]
北宋景德间，诏删取切韵曰韵略。景佑四年，诏刊修韵略，改为礼部韵略。南宋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即所谓平水韵是也。清王鸣盛等咸以此书为王文郁作，而刘取刊之云。元大德中，阴时夫兄弟刻韵府群玉，即今通行之诗韵。其四声韵部，大致本自沈约，非谓沈约作今之韵书也。(卷四，页一二—一三)
山海经
汉志不着撰人名。刘歆校定表言：「禹定九州岛，而益等类物善恶，着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明著者也。」以为禹伯益撰，致为可笑。经中言夏后启殷王文王，且言长沙零陵雁门诸郡县，歆不知欺谁乎!此盖秦汉间人所作，昔人已多论之矣。
[重考]
山海经一书，当分别观之，五藏山经后有禹曰「天下名山」云云，亦见管子地数篇，故刘歆定为禹益作也。若海外以下等经，则非禹益书，多为图说之辞，其图盖即禹鼎。又有周时说山海图之文，则有汤文王葬所。汉所传图，则有余暨彭泽朝阳淮浦等汉县。后人往往据图说杂出周汉地名，以疑此经。颜之推所谓「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诸阳诸暨」，此由未尝分别观之也。盖古书往往有后贤说解增附合一，必当分别观而后明也。(卷四，页一三)
[补证]
胡渭禹贡锥指例略曰：『山海经十三篇，刘歆以为出于唐虞之际。列子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王充论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审尔，则是书与禹贡相为经纬矣。然其间可疑者甚多。颜之推曰：「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说允当。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纪之山川，方乡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何可据以说经!惟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一语，大有造于禹贡。余即有可采，与他地记无异。或后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梁玉绳史记志疑曰：『刘秀上山海经奏。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论衡、别通、路史、后纪并谓益作之。隋志及颜氏家训书证云禹益所记。郦道元水经注序及浊漳水注并云禹着。史通杂述篇言夏禹敷土，实着山海。宋尤袤以为恢诞不典，定为先秦之书。朱子以为缘解楚辞天问而作。(眉按：沈谦学海蠡测曰：『山海经，郭景纯据汲冢书以辩谯周之论，谓若竹书不出，即山海之言几乎废矣。今读离骚如九辩九歌等名，明用荒经之文。篇中所称引，若悬圃崦嵫咸池白水阆风昆仑流沙赤水西海不周，俱此书中地名。且天问一篇，征奇索隐，概在是经。屈子著作，尚属周季，是亦山海经为古书一明征也。』不知此正山海经依附楚辞之明征耳。)吾邱衍闲居录谓凡政字皆避去，知秦时方士所著。杨慎升庵集山海经后序以为出于太史终古孔甲之流。疑莫能定。文多冗复，似非一时一手所为也。』(海外南经有文王；海外西经有丈夫国，注谓殷太戊使王孟采药至此；大荒东经有殷王亥；大荒西经言汤伐桀：不独地名有在后者。)马叙伦曰：『史记大宛传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能言也。」汉志刑法家山海经十三篇，郭璞皆据为古有此书之证。然大宛传，司马贞谓褚少孙所补，近人崔适谓后人直录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则山海经云云，亦非司马迁笔矣。要亦如列子真者亡伪者作耳。』(列子伪书考附注)眉按：山海经谓禹益作，固妄；谓如列子真者亡，伪者作，亦非。大抵始于战国，而秦汉以后人又有所附益耳。全祖望谓：『以所纪禹事考之：崇伯之父，明有代系，而以为白马，则与世本不合；崇伯化于羽渊，而又化于墠渚，则与左传不合；共工既放，而尚除恶未尽，有臣相鲧为害，则与孟子不合；帝启之献三嫔于天，而窃九辩九歌九招之乐以下，虽并见于天问，然与尚书之九歌不合。所纪禹事如此，而其余概可见。』又谓：『谓是经竟无征乎?则毕方贰负诸证，历见汉人之所述，郭氏已着之题词中。而有明之季，顒鳥見於南昌佛寺，朱中尉謀志之；精卫遗种见于海上，林太常时对志之；鴸鸟见于杭城东，陈高士廷会志之；刑天之舞，则西方徼外多见之者，固不可以为尽诬也。』(浮山大禹庙山海经塑像诗序)盖其书所记范围，上及远古传说文字以前之图画，下逮战国魏晋好奇之士，摭拾诸书，加以侈大，诡倬自喜，故后代有可验有不可验者。(按：说天问者，往往采山海经淮南子语，其实所采，多山海经淮南子缘天问而作者。朱熹疑天问，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本无稽据，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见楚辞辨证下。胡应麟则谓经所纪山川神鬼，凡离骚九歌远游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为说以实之，不独天问；而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故断以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虽与吾说不同，而亦足证明吾说。=，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见四部正)而刘师培谓：『山海经不可疑。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观山海经一书，有言人面兽身者，有言兽面人身者，而所举邦国草木，又有非后人所及见者，谓之不可知可也，谓之荒诞不可也。』(读书随笔)则殊非。古书衍述传说，岂能上及今日所谓地质时代?抑以夏代言，其时尚无利便之交通工具，虽有睿哲，又何资以跋涉山海，穷极辽阔，探索怪异，而一一摹状之?故但曰禹曰益，实必无之事。然要为古代山川动植氏族部落原始生活意识长期累积变迁之汇纂，治古代社会史料，其有资于是书，殆无可疑。近见燕京学报(第七期)有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一文，以山海经五藏山经中之动植物，除极少数为实有者外，余皆由推想而得；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邹衍之学说，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因而大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一段，不啻为山海经作序，遂认五藏山经为邹衍所作，或邹派学者所作。(五藏山经以下，则仍认为汉以后之伪经。)此虽足备一说；然邹衍固别有书，着于汉志。山海经记怪，邹衍『推大推远』，迹或相似，岂可谓即其学说之所寄哉!又是书传然时，叙次错乱，以致文理断续，地望乖违。如海外北经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东西二字当互易；海内西经东胡下四节，当在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节之后；海内北经盖国下九节，当在海内东经巨燕在东北陬之后；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下三节，当在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节之后。说详顾观光武陵山人杂着山海经条。此虽与真伪无关，然可为读山海经者董正误简之一助。(页二七七—二八一)
水经
隋志有两水经：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言撰人名。自旧唐志注云郭璞作；新唐志云桑钦作。宋崇文总目但云郦注四十卷，亦不言撰人为谁。崇文总目作于宋景佑，与新志同时，不知新志何据以为说也。其经云「济水过寿张」，即前汉寿良县，光武所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即狄县，安帝所更名。又「荷水过湖陆」，即湖陵县，章帝所更名。「汾水过永安」，即彘县，顺帝所更名。故知顺帝以后纂叙也。王伯厚曰：「其书言『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镇城』，注云『赫连果城』，则后魏所置也。』恒按，汉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桑钦盖成帝时人。是书固不可言钦作：即谓郭璞，又岂其然乎?姚宽西溪丛语曰：「水经，世以为桑钦撰。予按：易水注云：『故桑钦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称矣。』又广阳县溪水亦引桑钦说。且水经正文皆无此语。」其考核尤精。然则桑钦固别有地理水道之书，而水经者不知何人所作也。又此桑钦亦非汉成帝时者；使然，不当见遗于汉志矣。故晁氏谓使古有两桑钦则可也。
[重考]
水经一书，历古志记莫能定为何人所作，胡渭禹贡锥指曰：「汉书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绛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寇。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着撰人名氏。旧唐书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或曰钦作于前，郭璞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浠也。」胡氏此说甚核，远愈于王应麟困学纪闻王袆水经序之说矣。然水经漯水下「桑钦地理志曰」六字，或谓为「地理志桑钦曰」之误，汉志固不著录此书，则桑钦作地理志与否，尚属疑问。总之，水经何人作，不可考知。意者水为生生之源，出于社会自然之需要，故作水经者，亦莫知其谁始欤。(卷四，页一五—一六)
[补证]
臧琳经义杂记曰：『隋志地理部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经三卷，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二书不着撰者姓氏，而皆自郭景纯注之，则相传已久。旧唐书经籍志，水经三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郦道元撰。与隋志同；但以注为撰微误耳。通典谓晋郭璞注，后魏郦道元注，皆不详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书，与隋志合。惟宋人新唐书志云「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按：以水经为桑钦所撰，与唐六典注同。然水经注漯水引桑钦曰：「漯水出高唐」，浊漳水引桑钦曰「绛水出屯留西南，东入漳」；易水引桑钦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滱」；濡水引桑钦说，「卢子之书，言晋既灭肥，迁其族于卢水」；今水。经。皆。无。是。语。，则不。得。以。为。桑。所。撰。矣。。旧唐志以注为撰，故于郭郦二注亦称撰。今以郦书为注，而于水经下又云郭璞撰，则与隋志旧唐书俱乖舛矣。或以水经经注混浠，所称地名，多出后代，反以称郭撰者为是，此失之不审也。』胡渭禹贡锥指例略曰：『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漯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比，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丰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今汉书本有『师古曰』三字，盖后人所妄加，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城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滱。」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着撰人名氏。旧唐志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唐人义疏，例称孔君郑君。)或曰：「钦作于前，郭郦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浠也。』眉按：桑钦地理志，汉志不著录，其有无未可定。然水。经非桑钦撰，则可断言矣。王祎水经序曰：『水经至新唐志始谓为桑钦作，又言一云郭璞作，盖疑之也。按：前汉书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谓「钦、成帝时人也。」今以其书考之：济水过寿张，即前汉寿良县，光武所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即狄县，安帝所更名；荷水过湖陆，即湖陵县，章帝所更名；汾水过永安，即彘县，顺帝所更名。则其书非作于成帝时，若顺帝以后人所为矣。又其书言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云江水东径永安宫南，则昭烈托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县名，多曹氏时置，南县名，多孙氏时置，是又若三国以后人所为也。又云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镇城，符经注云赫连果城，则后魏所置也。此其书又若晋后魏人所为也。意者钦本成帝时人，实为此书，及郭郦二氏为传注，咸附益之，而璞，晋人；道元，后魏人也。然则水经为钦作无疑，盖久而经传相浠，而钦之本文亡矣。本文虽亡，可不谓为钦作哉!』(王忠文公集卷二)王序济水过寿张至汾水过永安云云，与姚氏同，盖皆本杜佑通典(州郡四)语，杜佑固极非难水经者。然王仍定水经为桑钦作，特以与郭郦注文相浠，故本文有后代地名，说近牵强。盖水经创自东汉，而后代续成之耳。叶梦得以为『水经载天下水甚详，而两浙独略。浙江谓之渐江，出三天子都。钦北人，未尝至东南，但取山海经为证尔。余意渐字即浙字，钦误分为二名。郦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阳黟南蛮中者是已。然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两溪等，不见于水经者甚多，岂以小遗之?抑不及知耶?』(避暑录话下)梦得之信水经为桑钦作，固非，其谓水经独略两浙，亦非也。水经详于北而略于南，岂独两浙哉?然水经得郦注，而已成为稽考北方水道不可缺少之书，则近世治地理学者，殆无异辞。刘献廷欲为郦注撰疏而未果。尝谓：『郦善长天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北方诸水，毛发不失；而江淮汉沔之间，便多纰缪，郦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又谓：『世人以「郦书详于北而略于南」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又谓：『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欲兴水利，此其粉本。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不熟此书，则胸无成竹，虽有其志，何从措手。』(俱见广阳杂记卷四)献廷长于地理，而推服郦注若此!吾人正不宜因水经不得撰者之主名，而忽视此北方水道沿革之重要古籍也。(页二八三—二八七)
阴符经
出于唐李筌。其云得于石壁中，上封云：「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于是筌诡为黄帝所作。后遇骊山老母，说其玄义。按：此书言虚无之道，言修炼之术，以气作 ，乃道家书；必寇谦之所作，而筌得之耳。其云得于石壁中，则妄也。若云黄帝所作，骊山老母为之解说，则更妄矣。又相传七贤注，为太公范蠡张良诸葛亮诸人，益不足辨。或谓即筌所为，亦非也。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又朱仲晦尝注之，而曰「谓非深于道者不能」。吁，不知其所谓道者何道也?可慨也夫!
[重考]
阴符经伪书，褚遂良书迹，出明之中叶，伪托不足据，清四库已言之。姚氏谓寇谦之作，亦不确。考隋志兵家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皆不云黄帝，亦无与于道家。新唐志始有集注阴符经一卷，崇文目同。又有阴符经叙一卷。读书志作七贤注阴符经，通考同。黄鲁直尝跋其后云：「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文其奇古，反诡谲不经。益糅杂兵家语，又妄托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鲁直此语，直断为李筌伪作，确不可易。朱子语录亦称：「闾丘主簿进黄帝阴符经传，先生说握奇经等文字，恐非黄帝作，唐李筌为之，圣贤语自平正，却无跷欹如许。」案：朱子语极正当，而又作阴符经考异一卷，此老多事，大可不必。然唐志崇文目所载集注本，久已散佚，即崇文目所称阴符经叙，无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传，亦与今本不合。惟晁氏读书志马氏通考所称七贤注。即今流传之本也。抑且晁氏所引筌注，不见于今本，盖晁氏又别载有筌注一卷，不在此本，而其书已亡也。至今本称骊山老母口授太虚山李荃疏，妄人作伪，愈益可笑。(卷四，页一七—一八)
[补证]
吴名凤曰：『朱子谓阴符经恐是唐李筌所为，是他着力去做，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愚考汉书艺文志道家兵书俱不载。隋志始载有太公阴符周书阴符而不言经。唐志乃有集注阴符经一卷。故邵子以阴符经为七国时书。伊川程子以为非商末即周末。然则李筌所云至嵩山得黄帝阴符经者，乃诳语耳。其言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则参同契之三宝关键也。又谓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则老子之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此则曰杀机，阴疑于阳必战，而此不嫌无阳，此乱世之书耳。奈何欲上污古圣也哉!史记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索隐引战国策谓得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或即太公兵法乎?然风后握奇经传有吕尚增字本，此阴符经义殊不类，而以为出于黄帝，殆所谓无稽之言也。』(此君园文集卷二十五)眉按：吴莱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阴符经后序曰：『余闻陇西李筌尝得黄帝阴符经，读之数千遍，竟不能略通，后遇骊山姥始章句解释，盖甚怪矣!自言神农氏衰，蚩尤横暴，黄帝三年百战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机，赐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者。筌又别着太白阴经阃外春秋以辅行其说。强兵胜敌，岂必务贯于此而后能然耶!广汉郑山古曾语蜀黄承真：「蜀官大火，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庶几少减于杀伐，幸汝诣朝堂陈之；陈而不受，汝当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听，而承真死。孙光宪窃窥其书，题曰黄帝阴符。然与今经本不同。不知此又何书也?若乃筌务用兵，而山古又欲务禁兵，此果何耶?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义言兵，虽使黄帝玄女诚有所谓：阴符，则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术，千变万化，出无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况李筌郑山古道家狡狯之流耶!』其意亦疑李筌而未敢质言其伪，与名凤同。杨慎谓：『阴符经盖出后汉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有「禽之制在气」一语；梁肃受命宝赋有「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语；冯用之机论权论两引之。此外绝无及之者。』(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可知唐人见此书者极少，而慎犹疑为汉末人作，何也?余谓李筌撰太白阴经，窃卫公兵法入其书，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已论之详矣。是书亦应出李筌之手。黄庭坚尝跋其后曰：『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盖诡谲不经，又煣杂兵家语；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吴韫玉周秦诸子书目亦以黄说为然。盖道家狡狯之流，谈兵自喜，妄托古帝，造为是书，与太白阴经彼此辅行，其内容本不足当一吷!而汪绂有读阴符经一卷曰：『阴符者，沈隐伏匿，藏其用于不测，即老子清静无为，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谓老子之书杂，阴符经却不杂；盖其书简约，而前后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阃奥而啜其精微，故不烦言而意已畅。内之为修炼，外之为权谋，五千言之旨备矣。』(双池遗书八种)是岂得为知言哉!又按：道藏有黄帝阴符经疏三卷，题曰少室李筌疏。刘师培辨之，略谓『李筌注阴符经有二种：一种自注，即七家注本；一托之骊山母所传，此本之注是也。观玉海及晁志并引「阴者暗也」一条，与此本合，则此注即宋人所传筌注，确然可征。唐志所云玄义，亦即此书。惟均不言疏为筌作，筌序亦仅言筌注阴符，不言作疏。本藏余字号袁淑真阴符经集解序云：「唐陇西李筌尤加详释，亦不立章疏，何以光畅玄文?」此尤筌不作疏之确证。而袁之集解，核与此疏同，惟小有损益，以是知此本之疏，乃后人取袁疏附李注，因以疏文为李作，强加改窜。今袁本有疏无注，遂弗克考，此则极当辨正者也。』(读道藏记)其实阴符经本身，犹疑李筌伪托，则筌之是否作注或作疏，又何争乎?今之道藏，刊于明正德间，经录符图，半属晚出，读书者置而不论可也。(页二八八—二九一)
越绝书
隋志始有，称子贡撰，或曰子胥，并妄也。据篇末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乃隐为袁康字也。又曰「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隐为吴平字。康与吴平共着此书也。杨用修曰：「此东汉人也。何以知之?东汉之末，文人好作隐语；如黄绢碑；如孔融以『渔父屈节，水朁匿方』云云，隐其姓名于离合诗；如魏伯阳以『委时去害，与鬼为邻』云云，隐其姓名于参同契。」此言良然。胡元瑞谓：「伍子胥两见汉志：一杂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东汉人据二书润饰为此，或有之。」
[重考]
据本书末篇隐语定为后汉袁康所撰，吴平所定，确不可易。康平俱会稽人，然此书有汉志杂家之伍子胥八篇，羼杂其中。洪颐曰：「今本越绝篇次错乱，以末篇证之，本八篇，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吴第三，计倪第四，请粜第五，九术第六，兵法第七，陈恒第八，与杂家伍子胥篇数正同。」(读书丛录)此说亦确不可易。盖康平亦缀拾古书而成之，并变易标题，故其文字纵横曼衍，颇类吴越春秋，而博奥伟丽，尚非赵长君所能及也。(卷四，页一八０—九)
[补证]
卢文弨曰：『此书为汉更始建武之际，会稽袁康之所作，又属其邑人吴平定之，观其篇中离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论衡案书篇称会稽吴君高之越纽录，向雄不能过；越纽即越绝，君高即平之字无疑。则以是书专属平所撰矣。其首篇乃托之子贡，复托之子胥；且以小艺之文，未足自称为言。其所载，略与吴越春秋同。盖杂采诸书而成，故往往有异文驳义。如伍胥又以为申胥，逢同又以为冯同，类参错不一。康行事无所考；然由此书以想其为人，盖其生适当云集龙斗之时，负其奇气，欲有所试，而卒不为人用，故无以表见于世；乃借胥倪种蠡之事会萃增益之，以发抒已意云尔。虽其自言欲窃附于春秋，而实不离乎短长家之余习。其文奇而不典，华而少实，且亦多庸猥烦复，盖其辞又出国策下矣。』又曰：『其最无理者，如称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后母也。(舜后母下或当有弟字，但有庳之封，在有天下之后，与所言亦不合。)鄙倍至此!他如论尧舜不慈孝，皆不可训。舜不闻有兄，独此书称舜兄狂弟傲，可以广异闻云。』(抱经堂集题越绝后)眉按：越绝之义，殊不可晓。谓『取勾践功成能绝人之恶』，黄震日钞已斥其『于理无当』。杨慎谓：『绝即纽字之误；绝字曲迂不通。』(升庵全集卷十越绝当作越纽跋)胡应麟谓：『纽字文义，曲迂又甚于绝。』(少室山房笔丛)俞樾则谓：『绝字即绝笔获麟之绝。』(曲园杂纂)亦未能断其谁是。其书称子贡撰，司马贞刘知几已几言其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史通因习篇。)至杨慎始从隐语中发见作者袁康吴平姓名，(同卷跋越绝。焦竑笔乘续集卷四亦云然，而不言出自杨慎。)尔后遂无异辞。而胡应麟又能究其颠末，为杨说补充。姚氏引之太略，兹更节录之以备参解。『详味越绝书跋，「子胥之述吴越，因事类以晓后世，着善为诚，讥恶为诚，洎后温故知新，述畅子胥，以谕来今」等语，则子胥旧有是书，述吴越杂事，而后人温其故典而畅叙之，以传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当是西京之末；而此书文气全不类其时，盖袁康者先述此书于东汉初，而吴平者复为之「属文定辞」于东汉之季，故云「百岁一贤，犹为比肩」也。其云「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绝之也」，岂袁非越人，更始间为乱兵戕于越地，因而葬与?吴平则自是越人成此书者，故云「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也。』(笔丛)然。则越绝一书，固为袁康吴平二人所作，而未必同邑同时。文弨谓属其邑人吴平定之，或者误解『文属辞定』之属字，以属文之属为属人之属欤?惟今本亦有脱佚。洪颐读书丛录曰：『史记正义引七录云：「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艺文志无越绝，疑即杂家之伍子胥八篇，后人并而为一，故文选七命李善注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一条，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一条，引伍子胥书，皆以越绝冠之，今本越绝无水战法。』是则今本越绝，固非唐宋人所见本，而毛奇龄萧山县志刊误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引越绝书语，为今本所无，遽谓：『此越绝书，正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与今本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误矣!(页二九二—二九五)
姚际恒著作集
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令，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
吴越春秋
杨用修曰：「汉书，赵晔撰吴越春秋；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传，晔耶?方耶?」
[重考]
用修之说，不足据也。隋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俱载吴越春秋十卷，汉赵晔撰，晔字长君，生丁汉季，去古未远，又山阴人，故其书大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惟所编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耳。若杨方所撰，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五卷，书名卷数，两不相混，有何难辨，况其书已久佚耶。(卷四，页一九)
[补证]
眉按：徐天祜曰：『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时事，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数皆援据吴越春秋，今晔本咸无其文。』(吴越春秋序)孙志祖曰：『隋唐志俱云吴越春秋十二卷，今本止十卷，则徐氏所举佚文，或在二卷之中，未可知也。余又考得文选豪士赋叙注引「文种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及太平御览吴王祠子胥事，并今本所无，则此书之阙佚者多矣。』(读书脞录)王芑孙曰：『晋书杨方传「更撰吴越春秋行于世」，则吴越春秋当为晋杨方所更撰，而世归赵晔者，独据隋志及马贵与经籍考耳。今是书参错小说家言，其文笔不类汉人，或竟出杨方之手』(惕甫未定稿)余谓晋书谓杨方「更撰吴越春秋」，隋志，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意所谓更撰者，即就赵晔所撰，损益成书。增者少而削者多，故十二卷减为五卷。其书名削繁，晋书盖简言之耳。惟其削者多，故诸书所引，今本多不见；惟其削而有增，故今本文笔不类汉人。皇甫遵吴越春秋传，崇文德目称遵合赵晔杨方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可证杨方更撰之书，异同必多，非仅削繁而已。然则今世所传之吴越春秋，殆即杨方更撰之本，经后人析五卷为十卷，而又误去其削繁之名；自宋以后，赵书既失，(唐志二书俱录。宋志不着杨书，但着赵晔吴越春秋十卷，则赵书至宋以后始亡。芑孙谓独据隋志及通考，恐非。惟越书在唐时亦有阙佚，故索隐以为今无此语。)遂以杨书归之赵晔耳。(页二九六—二九八)
姚际恒著作集
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
春秋繁露
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按：汉志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子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类，始有董仲舒 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子儒家别无所谓百二十三篇者。本传称仲舒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颜注谓皆其所著书名。前儒之辨此书者多矣，兹不备录。总以既名繁露，而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二篇，与史传所言不合，皆以为疑，未有决者。惟胡元瑞曰：「隋志西京诸子往往具存，独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录；而春秋类突出繁露十七卷。今读其书，为春秋者仅十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章，率泛论性术治体，至其它阴阳五行之谭尤众，皆与春秋不相蒙。盖不特繁露冠篇为可疑，并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实录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汉志儒家之百余篇者；必东京而后，章次残阙，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氏所记繁露之名系之。后人既不察董子百余篇之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故咸失之」。按：元瑞此论，虽属臆测，而实有理，故存其说。爰别列其书于此。
[重考]
汉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言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当即汉志之十六篇。而仲舒本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疑复数十篇者，谓有复重数十篇也。以六韬即在太公三百三十七篇内，毕万术即在淮南外三十三篇内例之，汉志以统名包别目者甚多，吴承志谓春秋繁露即在仲舒百二十三篇内者，盖是也。况汉志省除复重，宜不见繁露诸篇之目也。更考西京杂记言「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据此，则繁露虽一篇名，而实仲舒著名得意之作，宜乎隋唐志以下，不以仲舒名书，而以春秋繁露名书，或后人捃集董事，缀缉丛残，即以篇名总题全书，亦未可知。胡应麟之说，洵非无理，但考之犹未审耳。(卷四，页二○—二一)
[补证]
眉按：周中孚曰：『春秋繁露前十七篇，皆论春秋之义，当即汉志春秋家公羊治狱十六篇之文；自离合根第十八以下，皆与春秋无涉，掌即汉志儒家百二十三篇之文。』(郑堂礼记卷四)与胡应麟之说略同，然终属臆测。繁露之名，前人未有确解。中兴馆阁书目谓：『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程大昌跋繁露谓：『牛亨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通典太平寰宇记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托物，又可想见也。』盖疑其书类小说家。是二说，后说已为楼钥所非；(见玫瑰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前说信者亦少。惟俞樾诸子平议曰：『董子原书，当以「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节为首篇，其篇名即曰繁露；今书称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书也。传写者误取「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二节列于其前，遂以楚庄王题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则楚庄王节宜在何处?曰：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郑伐许」两节相次，古本此两节之间，当有「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晋伐鲜虞，与郑伐许，固以类相从；而楚庄王节以「楚庄王杀陈夏征舒，灵王杀齐庆封」相提并论，逢丑父节以「丑父欺晋，祭仲许宋」相提并论，是二事亦以类相从也。然则此两节之书当厕于其间无疑矣。卢氏文弨注引钱说，以为后人掇拾缀辑所致，盖已见及此，但未知为竹林篇之错简耳。』使其言是，以繁露为首篇之名，而以首篇之名目其全书，概春秋属辞比事之义，则诚足与馆阁书目所释相发明矣。然其下二篇，即为玉杯竹林，与篇中所言全不相关，又将执何说以解之乎!故樾之疑篇文倒置是也，谓繁露乃首篇之名，则亦以意定之耳。黄震日钞曰：『愚按：今书(指楼钥校定本)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者耶!如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以与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无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问问，以不对对」，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如谓「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恐隆古未有谥。如谓「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汤主天法质，文王主地法文」，于理皆未见其有当。如谓「楚庄王以天不见灾而祷之于山川」，不见灾而惧可矣，祷于山川以求天灾，岂人情乎!若其谓：「性有善姿而未能为善，惟待教训而后能为善，谓性已善，几于无教，孔人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过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又学者所宜审也。』震所言已足揭繁露之失，而行文烦猥，尤为显而易见。钱谦益摘其深察名号篇『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又『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缲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等句，谓为：『析理精妙，可以会通孟荀二家之说，非有宋诸儒可几及。』(牧斋有学集跋春秋繁露)则文人好事之谈，极不足据。试以仲舒本传『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二语，与是书『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等句对照，其矫意合之迹，盖昭昭也。然则是书固不仅书名伪而书亦伪矣。(页三○○—三○三)
东坡志林
钱牧斋曰：「马氏经籍考，东坡手泽三卷，陈氏以为即俗本大全中所谓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载东坡后集者，皆辨论史传大事；志林则伪者亦阑入焉』恒按：俗因东坡志林=皆璅言小录，杂取公集外记事跋尾之类捃拾成书，而，尤可笑也。=传=而又有米元章志林，以
[重考]
东坡志林，陈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盖东坡随笔记载，未及成书，后人搜辑墨迹为之，故名曰手泽。刻大全集者，又嫌其名有似父之意，故易名曰志林。今学津讨源本，首卷题明汤云孙辑，则又取集本，重加增订，故宋本三卷，而此本五卷也。其书皆记东坡自元丰至祥符二十余年中，身历之事，大抵多小品简札，具有名理。而末一类，论古十三篇，断制分明，行文亦汪洋恣肆，善学庄子，昔人所谓海外文字者也。钱牧斋之说，本不足取，姚氏列诸此处，亦为未合。(卷四，页二二)
姚际恒著作集
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
国语
汉志，国语二十一篇，不着撰人名。史迁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傅玄刘炫啖助陆淳皆以为与左氏文体不伦。李仁父曰：『邱明将传春秋，先采集列国之史，猎其英华；而先采集之稿其存，时人传习之，号曰国语。故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类不伦。盖由列国史材不能纯一故耳。不然，邱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耶?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此虽近是，然终属臆测耳。
[重考]
史迁既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亦曰「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乃至韦昭曰：「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史通六家篇称：「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是汉唐史家论定左丘明作国语，而姚氏犹缀拾浮谈，深以为疑，非庸人扰邪。(卷四，页二三)
[补证]
康有为伪经考曰：『国语仅一书，而汉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邱明之原本也。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候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眉按：伪经考他说多近武断；此说似不可夺。刘歆窜改左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言之綦详。其所举文阙，或某篇年月无考处，即为刘歆穿凿不得处。刘歆强分一书为二书，冀以抵制公羊传，故于彼则多设条例以比附之，于此则掇拾杂书以补缀之，而不知两书杂合之迹仍显然也。如左传记齐桓公霸业甚略，齐语则专记此事，晋语记霸业甚略，左传则甚详；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致亡国事，左传记此又甚略：非由一书瓜分，何以『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如是!(参阅钱玄同与顾颉刚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故今从康说，定今本国语为刘歆补缀之本。陆深曰：『左传国语并出邱明之手，如叙用田赋一事：左传则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国语则曰：「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不惟辞异而事实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论，国不如左。』(燕闲录)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则二书事实之同异，其与二书事实之详略，要为刘歆作伪不同之手段而巳。又姚鼐曰：『国语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而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乱，典乱散亡，后之君子，掇拾残阙，亦类附会，非实喜言神怪。若周语房后为丹朱冯，及是篇龙漦之说，何其诞耶！夫褒姒之事，郑桓公所亲见，如是篇史伯所述，后世纪前代之辞，非同时辞也。郑桓公、周贤人也，而谓寄贿诱虢郐取其地，用小人倾诈之术；且当西周时，史伯恶能知周必东迁，郑必从之哉，此可谓诬善之辞矣。秦仲居幽王时，仅一附庸，不足云小国，而何以云国大，造饰之辞，忘其时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崔述曰：『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回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羑里之诬，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于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于屈原后，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则姚鼐所疑周语郑语之诞而诬善，崔述所疑之事多矛盾，要亦为补缀者不易避免之破绽而已。至左传文词，敻不可及，国语拟之，尤非所论于简洁支蔓之不同矣。而若卫聚贤撰古史研究，谓国语系楚国之产品；楚语周语乃左邱明后人左人郢所作(左人郢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吴语齐语为郢子所作；鲁语晋语为郢之孙所作；越语上出郢之曾孙；郑语出郢之玄孙；惟越语下与全书异点颇多，当为另一人所作：一书而撰者六人，而五人又皆为左邱明之子孙，恐无此事实，今不取。(页三○六—三○九)
孙子
此书凡有二疑：一则名之不见左传也。史记载孙武齐人，而用于吴，在阖闾时，破楚入郢，有大功。左传于吴事最详，其功灼灼如是，不应遗之也。叶正则曰：『自周初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兵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孙武于吴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其言尤是。一则篇数之不侔也。史迁称孙子十三篇，而汉志有八十二篇。后应少于前，何以反多于前乎?杜牧注所传者十三篇，后少于前矣，然何以又适符于前之前耶?杜牧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则仍是汉志之八十二篇，而非迁传之十三篇矣。故曰可疑也。梅圣俞亦曾注是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叶正则祖述之，为说曰：『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其言阖闾试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今姑存梅叶二君之说，以释左传不载之疑可也。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有之而不必如史迁之所云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故入之未定其人例中。若夫篇数，其果为史迁之传而非曹瞒之删：汉志八十二篇，或反为后人附益，刘歆任宏辈不察而收之耶?则亦不可得而知也。
[重考]
史迁之言致塙，后之人失考。孙诒让曰：「汉志吴孙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史记，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与今本同。毕以珣孙子叙录，谓十三篇在八十一篇内，是也。吕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孙武，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今宋本曹注孙子，凡五千九百一十三字，高盖举成数言之。」准此以谈，则唐宋以来一切悠谬之言，皆可扫除矣。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四—二五)
[补证]
姚鼐曰：『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观之，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读孙子)全祖望曰：『眉山苏子谓「孙武用兵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起言兵轻法制，草略无所统计，不若武书词约意尽；然起用于鲁，破齐，用于魏，制秦，入楚则楚霸，而武之所为乃如此。书之不足信固矣。」苏子之言，可谓独具论世之识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尽。夫孙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称，莫如以军令斩吴王宠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国人所传闻，而太史公误信之者。左氏春秋内外传纪吴事亦颇详，然绝不一及孙子；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然亦不甚及孙子。故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书其事，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若十三篇之言，自应出于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责孙子之不售也。』(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梁启超曰：『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中国历史研究法)眉按：汉志，齐孙子八十九篇；师古曰孙膑。(按：孙膑与孙武之关系，史记但云『孙武既死，后百余岁而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孙』；而邓名世姓氏辨证书谓「武生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生膑，即破魏军擒太子申者」，不知其何所据而敢详前人之所不敢详也。)吕览慎势篇曰：『孙膑贵势。』司马迁曰：『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汉书迁传)孙武传亦云『膑名显天下，世传兵法。』谓此书为孙膑作，似无不可。然孙武十三篇着于本传，而今书恰为十三篇，显为缘附孙传而作。其书与吕览淮南子潜夫论多有同者：如吕览『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与此书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等语同。淮南子『勇者不独进，怯者不得独退』，语出军争篇。『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语出行军篇。『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不击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则皆本军政篇。『主孰贤，将孰能』，则本诸计篇。『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则本诸九变篇。潜夫论『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安危之主也』，与作战篇同。『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则本诸地形篇。又若史记『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之』，本谋攻篇。『刘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出计篇。『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皆本九地篇。可知谓其书非战国书，亦似不可。齐孙子书今不传，或者今书即膑书，后人删为十三篇，以合史记之孙武，未可知也。然要为伪矣。毕以珣孙子叙录曰：『八十二篇者：其一为十三篇，未见阖闾时所作，今所传孙子兵法是也。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既见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按：汉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于十三篇之外，又有数种，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内也。』又曰：『七录所谓三卷者，盖十三篇为上卷；问答之辞为中下卷；八阵图杂占诸书，则别本行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亦谓：『十三篇盖以吴王言得名，而中下卷多见诸家征引，唐时书尚存也。』孙星衍则谓：『艺文志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贞引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盖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则中下二卷即图也。』(问字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余谓孙说最误。汉志以卷别篇，明为以图别文也，安可谓合图为八十二篇耶?且文止十三篇，而图乃有六十九篇，图又何多于文也。若问答之辞，见诸他书征引者，又颇浅陋，核其文体，当在十三篇后，亦不得谓为即中下二卷也。大抵瑰桀之士，意气飞动，无可展用，则奋笔谈兵，托于太公孙子，以哗世自喜，凡史志所载兵法之书，半属此类，必欲一一比而合之，傎矣!张燧曰：『孙武之谈兵，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然武为吴将入郢，其说或未尽然。邱明于吴事最详练，又喜夸好奇，以武如此举动，不应尽没其实。盖战国策士，以武圣于谈兵，耻以空言令天下，为说文之耳。』(千百年眼卷三)此亦足备一说。故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然余读杜牧注孙子序而不能不联想十三篇与曹操之关系。牧之言曰：『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所为注解，十不释一，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予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樊川文集卷十)是十三篇乃经曹操笔削而成，非本文如此。操所著兵书接要十卷，(见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及文选魏都赋注，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太平御览作「辑要」，或谓「接」宜作「节」，盖以祖名节而讳之。其文，御览卷八卷十一所引，多占验语。)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兵书略要九卷，并见隋志。(兵书略要九卷，唐志作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御览卷三百五十七引同。)或者曹操读齐孙子八十九篇及其它兵家言，验诸实施，掇其尤精切者，缘附史记武传篇数而托为武书，为千古治兵之指导纲领；其条目则具之于己所著书，如接要之类，所谓『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者』，则操于十三篇之注文，有不暇详亦不必详矣。然是说也，余不敢必，操固谲者，又胡为不自承杰作，而转托之古人乎!(页三一一—三一六)
刘子新论
袁孝政作序，称刘昼。唐志十卷，称刘勰；人或谓即此书，然篇目不类。或又云刘歆刘孝标。
[重考]
隋志杂家杨伟时务论十二卷注，引梁有刘子十卷亡，当即此书。修隋志者必闻其绪言，故九流一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相同。特南北混一之际，此书偶佚，至唐代复出。袁孝政序曰：「刘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孝政，唐人，定为刘昼孔昭，必有所据。故宋志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玉海(五十三)俱从之。两唐志俱题刘勰者，即孝政所谓时人莫知，谓为刘勰刘孝标也。勰所著文心雕龙，体格既异，宗旨亦殊。惟孔昭号称名儒，是书杂论治国修身之道，不失为儒者之言。北史本传有孔昭所撰金箱璧言，或即此书欤?至播迁江表之说与传不合，安知非史册失载。即据传称其缀辑词藻，言甚古拙，并疑此书非其所能，亦非笃论。盖孔昭之才，本不娴诗赋，既为邢魏所笑，而耳食者遂过甚其辞耳。至名曰新论，当出程荣何镗辈，误改从桓谭之书名，非其实也。王昶春融堂集有是书跋，断为明人伪撰，可谓失考之甚。(卷四，页二五—二六)
化书
通考载伪唐宋齐邱子嵩撰。宋景濂以为谭峭景升作，齐邱窃之。据仙传：『谭景升以化书授齐邱曰：「是书之化，其道无穷!愿子序之，流于后世。」其后齐邱因夺为己有而传之，遂不得其死。』恒按，仙传之说，亦未可遽信，迄莫能定也。
[重考]
宋碧虚子陈景元跋，亦用仙传之说，当为不诬。崇文总目尚题谭峭撰，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通考宋志则俱误作齐丘撰矣。张文潜耒尝题其后云「化书虽皆浅机小数，亦微有以见于黄老之所谓道德也。文章颇高简，有可喜者」云云。(卷四，页二六—二七)
[补证]
王昶曰：『刘子二卷，北齐刘昼着。共五十六篇。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按：昼字孔昭，所撰有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而是书本传无之。又隋经籍志，若顾子符子入书录，而此独未载，何与?考唐志，刘子十卷，刘勰撰。孝政序云：「昼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陈氏振孙至不知为何代人。晁氏谓其俗薄；则殊有见也。大抵唐志之刘子，非即此刘子；而此书不见于昼传，为后人伪撰无疑。明人好作伪，申培诗说子贡易诗传天禄阁外史，无识者多奉为天球拱璧，是书盖其流亚尔。』(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刘子)四库总目提要曰：『按梁通事舍人刘勰，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霁道藏目录亦收之太元部无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刘歆之说，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见北史儒林传。然未尝播迁江表，与孝政之序不符。传称「昼孤贫受学，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弟，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缉词藻，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茜亦不合。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着金箱壁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书。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窃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书之人，使后世莫可究诘，亦未可知也。』眉按：王昶谓非北齐刘昼撰是也。提要辨非勰歆孝标作亦是。惟谓九流一篇，剽窃隋志，疑袁孝政自撰自注，(疑袁孝政自撰，其说始于黄震。)似难遽定。卢文弨曰：『其文笔丰美，颇似刘彦和，孝政所为注，浅陋纰缪，于事之出左氏国语者尚多乱道，而谓其能为此文乎!』(抱经堂集刘子跋)严可均曰：『近人编书目者云，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隋书非僻书，盖覆检之，岂其然乎!』(铁桥漫稿)皆非无见之语。若昶疑明人伪托，益无可凭。就文字论：或谓其丰美，或谓其俗薄，或谓其缛丽轻茜，与北史本传所称古拙不类；余谓缛丽轻茜之文字，谓之丰美可，谓之俗薄可，毁誉异辞，诚不足怪，然决非所谓古拙。此盖伪托者未能熟玩本传，以为六朝文字固当如此，而不知刘昼乃非其比也。又有谓：『六朝时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本传谓昼不学属文，盖指词赋而言，然不善属文者，未必不长于笔。』(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此亦穿凿，六朝固有文笔之分，要亦施于评文对举之时，史家叙事，奚必舍通名而强分朱碧，转滋浠惑耶!周中孚谓此书或即昼所著金箱壁言，(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亦属臆测。(页三一七—三一九)
[补证]
眉按：宋齐邱之死，僧文莹玉壶清话谓齐邱当国家发难，尚欲因衅以窥觊，事败，囚于家，缢死。郑文宝南唐近事谓齐邱致仕后，复以大司徒就征，保大末，坐陈觉谋叛，饿死青阳。二说不同，皆所谓不得其死者。惟不可谓以化书故。化书为谭峭作，齐邱夺为己有，则书非伪而人伪耳。然亦有窜入处：王世贞书化书后曰：『是书也，吾以为齐邱必窜入其自着之一二，而后掩为己有。如五常一章，忽云：「远帝王之筹策，代天地之权衡，则仲尼其人是也。」彼盖所以名齐邱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于儒者。又齐邱于观化之际，辄自称小人，所谓不考而招者。』(读书后)又张纶言曰：『予观是书，文虽高妙而言则驳杂，其中或祖黄老庄列，或本释氏，或述晏墨，语皆亲切；至其言儒，则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远也。』(林泉随笔)不知儒而又好论儒，殆即齐邱窜入处。是不特人伪而书亦伪矣。而胡应麟曰：『此书张文潜黄东发俱以为齐邱撰，而宋景濂归之谭峭。然齐邱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谭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从学百余人，则于今传化书，意旨尤若相类。二谭并与齐邱同时，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矣。』(=四部正)按：陈景元跋，称『旧传陈搏言谭峭在终南着化书，因游三茅历建康』云云，则谭紫霄或即谭峭。然其书既为齐邱所夺而又有窜入，固当与伪书同观；二谭之为一人为二人，于齐邱攘窜之罪，盖无择焉。(页三二○—三二一)
姚際恒著作集
有真書雜以偽者
經則禮記儀禮有之，并詳本書，茲不復綴。
三禮考注
吳澄撰。楊士奇序以為晏璧曾掩為己作；又以公纂言敘錄考之，多所增加，禮義率混浠無別。羅倫序亦以為所增者非公手筆無疑。
[重考]
元史本傳及虞道園所撰墓誌，皆不載此書。據卷首東里跋，羅一峰序所云，實明初晏彥文璧所作，託之吳氏也。朱氏經義考稱「草廬先生諸經解，各有敘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為晏氏偽託無疑，」竹垞之說是也。(卷四，頁一)
[補證]
張爾歧蒿庵閑話曰：『愚讀儀禮，自鄭賈注疏外，偶得吳氏考注，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庋閣，以其注皆採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為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注句讀成，乃取考注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入「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餘支離之甚，不須剖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為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疏謬至此!後得三禮考注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採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詳列其目矣：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褅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注。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為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龐雜萃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真可恨也!』朱彝尊經義考曰：『按草廬先生諸經解，各有敘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為晏氏偽託無疑。』眉按：以吳澄三禮敘錄證此書之偽，鄭瑗已先言之，曰：『三禮考注，或謂非草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不同。予按卮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教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卮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于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疑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裡。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至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書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浠，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仿彿，以之補經，當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決矣。』(井觀瑣言卷三)此。可與張說先後相勘發。又按：楊士奇跋(姚氏作序，誤。)謂：『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己有。余近歲于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跡隱隱可見。』則璧之掩此書為己有，仍留極大之罅漏。且璧素與士奇往來，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數處，士奇嘗與之辨，(亦見跋)可知璧固敢於作偽者，而鄭瑗張爾歧揭其與序不合之說又甚核，璧誠謬誣先正之妄人也已。(頁二二七—二三○)
文子
漢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唐志錄魏李暹注，為十二篇；與今篇次同。晁子止疑為暹析之。李暹注傳曰，「姓辛，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云。」陳直齋曰：「按史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唐徐靈府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按直齋此辯，則李暹固承前人之誤，以文子為姓辛，名鈃，又號計然也。辨其文者：柳子厚曰：「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義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歛以成其書歟?今刪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按河東之辨文子，可謂當矣。其書雖偽，然不全偽也；謂之駁書，良然。其李暹為之歟?高似孫謂子厚所刊之書，今不可見。
[重考]
文子偽書，半襲淮南子，守山閣叢書本有校勘記，甚詳，章炳麟謂亦晉張湛所偽託，似近是。至文子本老子弟子，亦為子夏弟子，並非辛文子計然。別詳漢書藝文志講疏。(卷四，頁二—三)
[補證]
眉按：黃震黃氏日鈔曰：『文子者，云周平王時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為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為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殆即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言甚當。惟謂默希子偽為，似嫌武斷。是書班固已疑其依託，歷隋至唐未嘗亡，固不待徐靈府而始偽；故胡元瑞筆叢仍主宗元駁書之說，而以黃為失於深考。至孫星衍則力持是書並非駁書，其言曰：『藝文志注言「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為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偽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於後世也。按書稱平王並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書有云「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知柔」，又云：「齒堅於舌而先弊。」考孔叢子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乎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師老子亦或游乎楚，平王同時，無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為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尸之禍也。書又云「秦楚漢魏之歌」，則其人至六國時猶在矣。范子稱文子為辛計然之字而為其師，當可引據。范蠡之學，出於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術也。又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即計然無疑。李善徐靈府亦謂為是。宋人又疑之 ，特以唐志農家自有計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師名以號其書，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詔著書，成於食時，多引文子，(黃式三儆居集引淮南子與文子同者多條；惟是否淮南子襲文子，抑文子反襲淮南子，則未敢定。)增損其詞，謬誤疊出，則知文子勝於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漢人依據之本。柳宗元疑此駁書，所謂以不狂為狂者歟!』(問學堂集卷四文子序)余謂星衍既謂班固誤讀楚平王為周平王，則固之疑為依託，當由誤讀而來，不應又謂班固『依託』之託，乃『託為問答』之託，非『後人偽託』之託，且問答之託，為古書所常有，班固既誤讀此平王為周平王，則文子與平王問答，不妨直云依託，何必曰『似依託?』似之云者，蓋懷疑及其書之本身，未敢為斬然之語，則似之云爾。星衍又據史記『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之說，謂老聃疑即老萊子；則史記又云『或曰儋即老子』，將謂老聃疑即太史儋耶!(葉大慶考古質疑曰，『嘗觀遷史周紀「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云云，則太史伯陽即老子也。固已見於幽王之前。則平王謂吾聞子學道於老聃，又似非誤。況孔子竊比於老彭，彭祖堯臣，綿唐虞，歷夏商，則老聃之年，或者生於幽王之前，而綿歷春秋之際，亦未可知也。』說亦可笑。)此等惝怳之辭，本不足憑，星衍乃以偽孔叢強事比附，惑矣!且此平王即定為楚平王，而楚平王之卒，距三家分晉之時已百四十年，星衍謂其人至六國時猶在，亦不應老壽至此。綜星衍所辨，無以勝黃震，則定是書為偽書，實無不可。而姚氏既疑為李暹所造，(章炳麟菿漢微言謂張湛所造)又謂其書雖偽，然不全偽；夫作者既非文子，何得更謂其書之不全偽!姚氏蓋猶執宗元駁書之說而未暇深思也。(頁二三二—二三五)
莊子
蘇子瞻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非莊子作。其言曰：「莊子蓋取孔子者，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晁子止辨之曰：「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以為莊子陽訾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耶?宗孔耶?既曰宗老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耶?是何異開關揖盜?竊慎夫禍之過於西晉也!」按，晁氏此辨，可謂至正，殊有關係。蘇氏兄弟本溺好二氏，其學不純，故為此波淫之辭。第蘇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誤耳。予之疑與蘇同，而用意不同。莊之訾孔，餘尚蘊藉，此則直斥嫚罵，便無義味；而文辭俚淺，令人厭觀：此其所以為偽也。
[重考]
晁氏辨正蘇氏謂莊子陽訾孔子而陰尊之，其說亦未確當。蘇氏巧辨，更不足取已。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亦未必莊子自著，當出其徒之手，然司馬遷已云「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一則司馬遷所見莊子早有此諸篇。後世崇儒尊孔，惡其對於孔子，過使難堪，遂多方疑此諸篇之偽作。並有謂其文筆不類全書，詞過淺露為偽者，不知語有文質，一人之詞，尚有前後不同，何可執一而論乎。章炳麟曰：「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彈前哲，憤奔走游說之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惡智取力攻之事，故作胠筮以絕之。」此正持平之談。別詳漢書藝文志講疏。(卷四，頁三—四)
[補證]
蔣復璁莊子考辨略曰：『莊子之書，見於漢志者本五十二篇；今世所傳者，為郭象注之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較原書逸十九篇。昔蘇子瞻嘗斥讓王以下四篇，淺陋不入於道；吳草廬又疑其駢拇胠篋等五篇，為周秦文士所為。以余觀之，此數篇特其最著者耳，其餘諸篇，偽作之跡，亦多可考見。惟內篇七篇，文章渾古，陳義精粹，最為無疵，疑真出於莊子門弟子之手；餘篇於義或得或失，或疏或密，或本訓釋之書，或乃羼入之文，要皆非莊子之舊。今因其體性，合為七類，辨之如下：一，內篇七篇：七篇之文，分之則篇明一義，合之則首尾相承。逍遙遊取譬於鯤鵬，以自贊其逍遙，若全書之總冒；齊物論泯是非而均物我，掃蕩一切，為立論之前驅。或明養生之道，或論涉世之方，或著至德之符。其體維何?以大道為宗師。其用維何?以帝王為格致。所謂本末兼該，體用具足，以成其一家之言者也。而使其出於拘墟之士，作偽之家，其文理之密察，有能若斯者乎!雖篇中明有莊子之稱，必非莊生之所自著，且以莊子之遺棄功名，又豈屑著書以求見於後世，然亦必門弟子之所記而得其真者。莊子之學，盡在於此。一，外篇駢拇馬蹄胠篋刻意繕性五篇：此五篇，文氣平衍，詞句凡近，通篇一意到底，有如後世之策論，於諸篇之中，自為一體。駢拇論仁義之非人性，而欲返本抱璞，乃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氣象衰竭，外若謙撝，內無所據，以莊子之洸洋自恣，豈是作此語者!馬蹄以智巧之過歸諸聖人，為老子「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作注。胠篋更謂聖知之法，徒為盜積，有取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言，其詆訾聖人備至；然察其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特懲時君之無道而憤激言之，初無義理之可言也。刻意文若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旨，而論止於嗇養精神。繕性則主於恬知交養，而篇末斤斤以道德之興隱，時命之竊通為言，稍有高致之人所不肯出，而謂莊子為之乎!竊以私意度之，此數篇蓋本他人自著之書，編者才識劣下，見其與莊子相類，誤行羼入。駢拇等篇直入口氣，與他篇不同，而其文排偶獧急，頗敷采色，與李斯諫逐客書為類，則其時代當亦不遠。且文中多以楊墨曾史並稱，楊墨並稱，始於孟子，莊子與孟子同時，而書緣孟子之文，是諸篇之作，必在孟子流傳之後。胠篋稱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齊亡於始皇二十七年，然則其為秦漢之際學者所為無疑。(眉按：此本焦竑說。竑曰：『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莊子身當其時，昔者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而胠篋曰，陳成子弒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逾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為田常，其為假託尤明。』見焦氏筆乘卷二)刻意繕性與前三篇或不出於一手，但其時代必不能在前三篇之前。一，外篇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養生主不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而主於保身全生；達生則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而專志全天以返性命。人間世論涉世立身；而山木則求所以終其天年。德充符主於全德遺形；而田子方則明目擊道存，不可以容聲。大宗師論天人之格致；知北游則言至道之無為。是必後世學者因莊子之內篇，復輯其逸言逸事為外篇，以發其義趣。如田子方載莊子見魯哀公事，以史考之，其不相及百有餘年，度其所記，必得之傳聞，而年久失實，舛錯至此，則記者之去莊子必甚久遠，非其一再傳之弟子所為，可以徵矣。一，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六篇：在宥之文，與駢拇等篇最相似，而為數段湊合而成。篇末「賤而不可任者物也」一段，宜穎疑其意雜文膚，不知他段之意亦未嘗不膚，文亦未嘗不淺。廣成子之告黃帝，所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所謂「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修身千二百載，形未嘗衰」，純是後世黃冠丹鉛之術，試檢內篇，何曾有此!又云「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夫莊子視天下若將●己，與其留骨為貴，寧曳尾於塗中，烏有所謂不得已哉!君子小人，又儒家等級之專稱，老莊絕口不屑道者，蓋全篇皆後人所竄入也。天地篇中數稱夫子，可證其為孔門之徒所作。其言「立德明道，此謂王德之人」，與「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一段，皆明為儒者之言，與莊子何與!末段亦與駢拇相類。天道開章「以此南鄉」至「功大名顯而天下也」一段，稱靜聖動王之道，矜重功名，與逍遙游無功無名之旨，背馳而不顧。其言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以無為為君道，有為為臣道，剖道為二，與他篇之說若出二人。既以有為為臣之道，又曰「以此南鄉，堯之為君，以此北面，舜之為臣」，一口所言，自相刺謬。尤可怪者，有所謂玄聖素王之名。又稱「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姚鼐曰：「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陸德明曰「十二經又加六緯」。焚書之禍，出於秦始，讖緯盛於哀平之際，素王受命，為漢制作，乃末世公羊讖緯家之言，觀此數端，縱不敢斷其全出哀平，要必有漢後所附益者。天運除首二段外，餘皆詆毀孔子之言，痛斥名色形聲之末，而汲汲於安其性命，存之未嘗不足以反鑒儒家之教而儆其失，遽謂為莊子之義則不然。詩書禮樂，古祗謂之六藝，何嘗謂之六經哉!秋水載公孫龍聞莊子之言而問魏牟，龍與莊子年不相及；其記莊子謂惠子曰「今子欲以梁國嚇我耶」!意在尊莊子而適以形其陋，其為後世學者想像之詞明矣。至樂以久憂不死為大苦，謂死為寢於巨室，而髑髏為南面王樂不能過；夫莊子固不悅生而惡死，然其曰「奚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者，蓋言本大化之當然，無所容其悅惡，非即惡生而悅死也。斯篇緣其緒餘，矯枉過直，蓋淺學者之所為。一，雜篇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雜篇除天下篇及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為整齊有條理之言；餘俱章節破碎，文筆艱澀，自為一體，與內外篇絕不相類。且與內篇文義頗多重覆。餖飣之跡，未能盡化。蓋本後世學莊子者自為之書，故既發揮其義，間亦引用其文。而寓言篇首，更舉莊子全書之總例而論之，儼然本書凡例，其為後人之辭，蓋至明白。徐無鬼言「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市南宜僚受酒」，叔敖相楚，孔子尚未生。又謂莊子言儒墨楊秉四，與惠子為五，秉是公孫龍之字，莊子何由預言耶!外物有「飾小說以干縣令」之語，縣令始於秦孝公十三年，見史記年表，然其大行當在數十年後，故余斷其為秦漢之際學者所為也。一，雜篇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三十三篇之莊子，自晉宋以來為人所信奉，首先發難者，即蘇子瞻之疑此四篇。今觀寓言與列禦寇實是一章，列子雖偽書，其時引用莊子，尚自兩篇相連，而昧者以此四篇入其間，此就篇第徵之，其贗一也。莊子惟內篇標題，各有取義，外篇雜篇，皆取篇首二字，獨此四篇，特立於雜篇之中，而又絕無深義，此就標題徵之，其贗二也。讓王篇稱道高節，隱然有矜慕之意；盜跖篇謂盜跖為柳下季之弟而面折孔子；說劍直以莊子為游說之士：此就義理徵之，其贗三也。讓王諸段，多與呂氏春秋同；其不見於呂書者，亦皆見於列子淮南子韓詩外傳新序各書。說劍乃國策之流，而氣格更下之。此就文辭徵之，其贗四也。太史公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今盜跖則直詆訿孔子，亦不見所謂老子之術者，與史公之言不相應，世遂謂此四篇為後世之所擬為，讀史公語，有所未審而失其意，蓋非史公之舊。(眉按，此見馬其昶莊子故序附記。)此就史記徵之，其贗五也。一，雜篇天下篇：此篇論道術之分合，辨百家之得失，而盛推崇於莊子，故自昔學者，皆以此篇為莊子書之後序，以與寓言為莊子之凡例相匹配。然雜篇多是詮釋莊子，不止寓言一篇；若止寓言一篇，則寓言既已發凡起例，而篇末復入以雜事，更繼之以列禦寇篇，於義蓋不可通。而此篇亦非專為莊子作。蓋他人總論百家流別之文，初與是書無與。世見其推尊莊子，遂取入莊子書中；又以其總論道術，而諸篇皆言行雜事，無可附麗，故舉而編之篇末，如是而已。不然，既為莊子後序，則所論諸家，當至莊子而止，然後賓主分明，何得於莊子之後，復入以惠施哉!統觀前之七類：雜篇中讓王四篇之贗，發覺最先，而義亦最劣。天下次之，庚桑楚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駢拇五篇之贗，發覺最先，而義亦最劣。在宥六篇次之，達生四篇又次之。要皆不可信。所可信者，內篇七篇而已。然莊生之書，存者希矣，區區七篇，豈足以盡其所蓄，片言隻句，猶將搜討而寶存之，矧以數十篇之大文，可棄之而不顧!雖真贗雜糅，未可依據，而執七篇之義以為權衡，用以較其輕重，則外雜之義，未始不足以與內篇相發也。』(見圖書館學季刊二卷一期)眉按：治莊子者多矣。蔣文亦往往用前說。錄之，略以見內篇七篇，確為莊子原著，外雜篇未可依據，而足與內篇相參證。然外雜篇之所以雜揉，皆有其時代思想演變之因素在，與他書之作偽不同，爬梳而系統之，是治思想史者所有事矣。(頁二三六—二四三)
列子
稱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漢志因之。向云：「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柳子厚曰：「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列子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為鄭爾。」按柳之駁向誠是，晉張湛注已疑之。若其謂因魯而誤為鄭，則非也。向明云鄭人，故因言鄭繆公，豈魯繆公乎!況書中孔穿魏牟亦在魯繆公後，則又豈得為魯繆公乎!高似孫曰：「太史公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遷獨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莊周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濛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出于後人會粹而成之耳。」按：高氏此說最為有見。然意戰國時本有其書，或莊子之徒依託為之者，但自無多，其餘盡後人所附益也。以莊稱列，則列在莊前，故多取莊書以入之。至其言「西方聖人」，則直指佛氏，殆屬明帝後人所附益無疑。佛氏無論戰國未有，即劉向時又寧有耶!則向之序亦安知不為其人所託而傳乎?夫向博極群書，不應有鄭繆公之謬，此亦可證其為非向作也。後人不察，咸以列子中有莊子，謂莊子用列子，不知實列子用莊子也。莊子之書，洸洋自恣，獨有千古，豈蹈襲人作者！其為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變，不可方物，列子則明媚近人，氣脈降矣。又莊之敘事，回環郁勃，不即了了，故為真古文，列之敘事，簡淨有法，是名作家耳!後人反言列愈於莊。柳子厚曰：「列較庄尤質厚。」洪景盧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宋景濂曰：「列子書簡勁宏妙，似勝於周。」王元美曰：「列子與莊子同敘事而簡勁有力。」如此之類，代代相仍，依聲學舌。噫，以諸公號能文者而於文字尚不能盡知，況識別古書乎!又況其下者乎!
[重考]
列子魏晉間人偽書，不可與莊子管子等同論，即文詞而觀，亦區以別矣。據張湛序文，則此書原出湛手，其即為湛偽託無疑。晉太康中，汲冢書始出，而周穆王篇，即取穆天子傳，尤足為明證。然偽文子半襲淮南，偽古文尚書襲，諸書具在，可覆按也」，W取古書最多，此書實介乎二書之間。 汪繼培謂其「會粹補綴之甚確。第據陳壽昌南華真經識餘之莊列異同一篇觀之，即可知其襲莊子之多矣。洪景盧輩之說，固不值一哂也別詳漢書藝文志講疏。(卷四，頁六)
[補證]
陳三立曰：『吾讀列子，恣睢誕肆過莊周，然其詞雋，其于義也狹，非莊子倫比。篇中數稱楊朱，既為楊朱篇，又終始一趣，不殊楊朱貴身任生之旨，其諸楊朱之徒為之歟?世言戰國衰滅，楊與墨俱絕，然以觀漢世所稱道家楊王孫之倫倫，皆厚自奉養，魏晉清談興，益務藐天下，遺萬物，適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楊朱，皆厚自奉養，魏晉清談興，益務藐天下，遺萬物，適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楊朱之術效也。而世乃以蔽之列子云。吾又觀列子天瑞篇「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其不生於彼?」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輪迴之說，釋迦之證，粲著明白。其言「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復頗與泰西地動之說合。(尸子蒼頡考靈曜元命苞括地象皆言地動，列子此語亦相類。)豈道無故術，言無故家，所操者約，而所驗者博歟?吾終疑季漢魏晉之士，窺見浮屠之書，就楊朱之徒所依託，益增竄其間，且又非劉向之所嘗見者，張湛蓋頗知之而未之深辨也。又漢志道家稱其先莊子，乃列於莊子之後，明非本真。而柳宗元方謂「莊子要為放依其辭，於莊子尤質厚少偽作」，於戰，蓋未為知言爾已。」(讀列子)馬敘倫曰：『世傳列子書凡天瑞至說符八篇，出東晉光祿勛張湛注。湛云：『是其祖錄於外家王氏。永嘉之亂，僅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過江復得四卷於劉正輿家，正輿亦王氏甥也。又於王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亡，始得全備。』湛述今本列子辜較如此。然高似孫謂「列子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出於後人會萃而成。」黃震謂「列子之學，不過愛身自利，全類楊朱。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姚際恆謂「列子言西方聖人，則直指佛氏，殆屬明帝後所附益無疑，後人不察，以莊子中有列子，謂莊子用列子，不知實列子用莊子也。」錢大昕謂「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即晉人依託」，鈕鈕樹玉謂「列子之書，見于莊子十有七條，泛稱黃帝五條，鬻子四條，鄧析、關尹喜、亢倉子、公孫龍或一二見或三四見，而見於呂覽者四：其辭氣不古，疑後人取他書而成。」何治運以為「出郭璞後人所為」。俞正燮謂「出晉人王浮葛洪後」。汪繼培謂「列子淺近卑弱，於韓策所稱貴正(正即虛之誤字)，尸子呂氏春秋所稱貴虛之旨，持之不堅。」吳德旋謂「列子恐是周秦間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之旨以為之，其同「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今人章炳麟亦謂「其書疑漢末人依附劉向敘錄為之。」(章氏又云魏晉人作)余籀讀所得，知其書必出偽造。茲舉證二十事如下：一，劉向敘錄云：「列子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按莊子讓王篇，蘇軾以為偽作，其所記列子子陽事，即本呂氏春秋。子陽當作子駟，因駟子陽而訛，子駟正與子產同時。向號為通人而不省如此耶!二，敘錄稱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與尸子廣澤津篇、呂氏春秋不二篇及莊子應帝王篇所稱列子不相應。且云孝景時其書頗行，則漢初人引列子書者又何寡也!三，張湛曰，八篇盡出其外家王氏，晉世玄言極暢，流布必廣，何以湛述八篇，既失復得，不離王氏乎?四，天瑞篇有大易有大始有大素一章，湛曰：「此全是周易乾鑿度也。」乾鑿度出於戰國之際，列子何緣得知?五，周穆王篇敘駕八駿見西王母於瑤池事，與穆天子傳若合符節，穆傳出晉太康中，列子又何緣得知?六，周穆王篇言夢有六候，一曰正夢云云，與周官占夢相合。七，穆王篇記儒生治華子之疾，儒生之名，漢世所通行，先秦未之聞也。八，仲尼篇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斯緣晉之名理，剽取浮屠；作偽者囿於習尚，遂有此失。九，湯問篇所言，多山海經中事聖。十，湯問篇方壺瀛洲蓬萊 ，事出秦代，前無所徵。十一，湯問篇「渤海之東，不知其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此為顯竊山海經大荒東經及郭注兩文合而成之。十二，力命篇「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十八之說，漢季所行。十三，湯問篇記火浣布云云，昔魏文著論，不信有火浣布，明帝時有獻此者，遂欲追刊前論，疑即作偽者所本。十四，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汪中證鍾子期即史記魏世家之中旗，秦策之中期，韓非子難勢篇 之鍾期，則楚懷王頃襄王時人，列子何緣得知?十五，莊子應帝王篇於古說九淵之中，獨取三淵，正以其他無關耳；而此書黃帝篇則取爾雅雜而成之，九淵雖具而文旨已絕矣。十六，據左傳，鄧析非子產所殺；作偽者用呂氏離渭篇鄧析難子產事，影撰此文，故不寤與左氏牴牾也。十七，湯問篇記孔子見小兒辯日事，桓譚新論所載略同，譚云小時聞閭巷言，不云出列子。十八，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乃影射莊子之文而實用崔譔之說。十九，力命篇「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按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辭注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有七百八百之說，孔廣森嚴可均以為彭祖八百歲，謂彭國八百年而亡，非實籛不死也。而作偽者不暇考定，即襲而用之耳。二十，天瑞篇「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此襲山海經海內北經文也。彼文郭注曰「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使列子非出偽作，郭何為不引此以注乎?(二十事因文長節錄)由此言之，世傳列子書八篇，非漢志著錄之故，較然可知。況其文不出前書者，率不似周秦人詞氣，頗綴裂不相條貫。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躨，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湯問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之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此並取資於浮屠之書，尤其較著者也。若湯問篇之六鰲焦螟，放莊子之鯤鵬蠻觸，黃帝篇之海上漚島，放昌覺之好蜻，如此者不可勝數。 崔述謂其「稱孔子觀于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易其文者，偽撰列子者誤以為兩事而遂兩載之也。」汪，諸書見在，可覆按也。」知言哉W繼培謂其「會萃補綴之!蓋列子書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稱於作者。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歛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尸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眉按陳文波亦謂周穆王篇除大半摭取穆天子傳外，兼采靈樞、力命篇『管子嘗嘆曰』一段，則全鈔史記管晏列傳，而鈔莊子則最多。見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為向敘以見重，而劉勰乃稱其「氣偉采奇」，柳宗元謂其「質厚少偽作」，洪邁宋濂王世貞且以為「簡勁出莊子右」，劉壎謂「漆園之言，皆鄭圃之餘」，豈盲於目者耶!夫輔嗣為易注多取諸老莊，而此書亦出王氏，豈弼之徒所為歟?』(天馬山房文存列子偽書考)顧實曰：『馬說近是。然以王弼老子注與張湛序互證，雖可推定為弼偽作，而周穆王篇取穆天子傳，疑此書即湛所掇拾而成也。且淮南子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汛論訓)以墨子兼愛尚賢諸篇目例之，必「全性」「保真」，皆楊朱書篇名。漢志不載楊朱書，而淮南猶及見之。」全性保真者，謂守清靜，離情欲，而列子楊朱篇乃一意縱恣肉欲，仰企桀紂若弗及，直是為惡近刑，豈不大相刺謬哉!此篇尤當出湛臆造，非有本已。』(漢書藝文志講疏)眉按：列子一書，陳氏謂楊朱之徒為之，馬氏謂王弼之徒所為，顧氏疑即張湛所掇拾而成，大要偽之者未可必其人，而此書之偽則可必也。 日人武義內雄作列子冤詞，謂疑列子者多標舉莊子以立論，實則郭象刪定前之莊子，其中駁雜有似山海經及占夢書者，若郭象不刪定莊子而刪定列子，後人必標舉列子以疑莊子矣。(此為余所繹大意，非原文也。)莊列二書，其文體與反映之時代思想，皆較然有別，不惟一駁雜一不駁雜之不同而已。冤詞非是。又胡適不信列子而以楊朱篇為可信，(中國哲學史大綱)余謂楊朱篇蓋取孟子『楊氏為我』及『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之語，敷暢魏晉間之頹廢思想，在列子書中最為作偽典型，而胡適信之，轉過於列子他篇，抑何謬也!(頁二四六—二五二)
管子
晁子止曰，『杜佑指略序云：『其書載管仲將歿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葉正則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等語，亦種蠡所遵用也。」又曰：「管氏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為厚施謀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霸，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過于輕重諸篇。」恆按：其大匡中匡小匡諸篇，亦本論語「一匡天下」為辭。又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亦本論語。又「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本國語。又言「春秋所以紀成敗」，管未見春秋也。漢志八十六篇；今篇數同。大抵參入者皆戰國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談輩；韓非李斯輩；襲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說者也。故司馬遷嘗取之，以為封禪書。
[重考]
韓非子五蠹篇「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見管子傳學之盛。而以歷時之久，非商君可比，故今存子書內容之複雜者莫如管子。管子篇目之種類，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等，顯為一書而連後人之注解，並包在內，宜乎下及管子身後而並有戰國時事也，論者多不究終始，輒挾其一二端，以疑全書之真，亦可謂不善古書者矣。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之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謂「國語齊語本齊國史記，而管子小匡篇多與齊語同，而稍變之，由管氏之徒，刺取國史，以為家乘，於是更易其文，專美夷吾」云云，曲園真善讀古書者。至於理財之道，利弊不一，然理財之係於國家強弱存亡，今日三尺童豎咸能言之，此正管子之成功，不足以為管子病。別詳漢書藝文志講疏。(卷四，頁七—八)
[補證]
陳澧曰：『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謂忠臣者務明術。」』(同上)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督言正名，故曰聖人。」(心術上篇)「凡物載名而來，怪人固而財之。」(同上)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虛無之形謂之道。」(同上)「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立，智不能盡謀，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同上)此則老子之說矣。又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戒篇)告子之說出於此歟?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又云：「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此尤後人所依託也。其地員篇則農家者流。藝文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略。蓋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東塾讀書記諸子書)徐時棟曰：『毛大可謂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為文多襲管子：如「省刑罰，薄稅歛；」「規矩方員之正也，屬有巧目利手，不如規矩之正方員也」「諸侯毋專殺大臣，毋曲堤，毋貯粟；因擅廢適子，因置妄以為妻」「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徵，市書而不賦」；「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勝人者也。」以上並見其所著四書賸言補中。或嘗舉此為問，余笑曰，此妄語也！古人著書往往雷同，固不必抄說也。況孟子一生輕視管晏，即使今本管子，果在孟子之前，孟子未必襲之，而乃以戰國時人私意增刪，真雜出之書，而謂孟子襲之，非夢語乎!且大可所數未盡也，試終舉之：五輔篇曰：「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伯諸侯。」(大則以王，小則以伯。)又曰：「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暴其民甚則身死國亡，不甚則身死國削。)又曰：「關譏而不征，市而不稅。」小匡曰：「使關市幾而不正，而不稅。」戒篇曰：「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關市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徵，廛無夫里之布。)宙合篇曰：「若合符然。」(若合符節。)法法篇曰，「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員」，(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中匡曰：「薄稅歛，輕刑罰。」(省刑罰，薄稅歛。)霸形曰：「民歸之如流水。」(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戒篇曰：「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不義予之齊國而弗受。)又曰：「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心術上曰：「耳目者，視聽之官也。」(耳目之官。)臣乘馬曰：「彼王者不奪民時。」(不違農時，勿奪其時。彼奪其民時。)國蓄篇曰：「狗彘食人食。」(狗彘食人食。)又曰：「道有餓民。」(塗有餓莩，野有餓莩。)法法曰：「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其他字句相類，不可更仆數也。然。且。非。特。孟。子。也。。孔子亦生管仲之後者也。而管子法法曰：「先雖而後易。」(先難而後獲)又曰：「政者正也。」(政者正也。)戒篇曰：「故天不動，四時之下而萬物化。」(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小稱篇曰：「身不善之為患，毋患人莫己知。」(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小問篇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禁藏篇曰：「鉆燧易火。」(鉆燧改火。)弟子職曰：「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出門如見大賓。)又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有酒食，先生饌。)形勢解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曰：事父母而不盡力。」(事父母能竭其力。)版法解曰，「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故君子惡稱人之惡。」(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山之數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皆與論語意義相同，則不應夫子與及門垂訓教人，而多襲管子也。又且「靜而安」，(法禁)即「靜而後能安」也。「聞賢而不能舉，殆」，(法法)即「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菑必及於身」，(宙合)即「菑必逮夫身」也。「生財有常法」，(君臣上)即「生財有大道」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法法)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白心)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是大學又襲管子也。又且「蹈白刃」，(法法)即「白刃可蹈」也。「繼絕世」，(霸言)「繼絕世」也。「如日月之明」(任法)即「如日月之代明」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侈靡)即「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也。「書同名，車同軌」，(君臣上)即「車同軌，書同文」也。是中庸又襲管子也。吾不意一 部四書中襲管子者，何以多至於此!乃至左傳其全襲者無論矣；即非本事而自為文者，則亦有「一而伐之，服而舍之」(霸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參患)，「賤不逾貴，少不凌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五輔)等語，豈左氏襲管子耶!乃至於詩，其引用者無論矣，即非引用而自為文者，則亦有「人而無良」(宙合)，「夙興夜寐，小心翼翼，執事有恪，其儀不忒」(弟子職)等語，豈三百篇又襲管子耶!大可既讀管子而獨疑孟子，不謂之夢語得乎!」(煙嶼樓讀書志經十)又曰：「朋黨二字，始見管子。其法禁篇曰：「以朋黨為友」，參患篇曰：「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其他言人臣黨而成群者甚多。按仲以鮑叔之荐而相齊國，及其將死，而桓公欲以鮑叔為相，仲猶論其無相度，不足為相，其可謂不肯為黨者矣。即廷臣此時，亦不聞有分朋立黨之事。而管子云云，逆料後世之必有是事耶?抑後人偽為之耶?小匡篇多襲齊語。大匡篇則前半全襲左傳，而有可發大噱者：如云「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云云；「五月，襄公田于貝邱」云云；「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云云：凡其敘事，并無年月，獨此三處有之；而九年者，魯莊公之九年也，而亦不知刪節，可笑如此!其後半篇又雜入諸子與左傳本事違異者，蓋以齊桓初年頗好戰，而嘗為魯所敗，作者欲護管仲，因造為仲諫不聽諸語，意謂桓不聽仲，故有是敗耳。』(讀書志子上)眉按：徐時棟之舉證備矣；而終疑為戰國時人私意增刪之書，意蓋與姚氏同。惟陳澧疑其書備五家之學，可謂能從大處著眼。思想有時代之限制，古人固未有能違反學說先後演進之程序，學派相承之系統而著書者，管子書當為孟子以後人雜湊諸家而成，必非管子所作。(近人羅根澤有管子探源一書，可參閱。)楊慎謂『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恆短，而夜日恆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又言堤防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狀云：「淖而不衄，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污手足。」其造語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則以文字技巧，而信管子為先秦之書，其實此等韻語，秦漢以後人非不能及，管子書有秦漢以後人所附益者。然遂謂管子書乃秦漢以後人所作，亦非也，劉獻廷曰：『管子書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又曰：『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穎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為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廣陽雜記卷三)獻。廷恢奇士，其稱許此書，乃抱負所繫；然周禮而外，管子之為經世巨著，亦不可以真偽問題，而軒輊其本身價值，則今人多無閑然矣。(頁二五四—二六○)
賈誼新書
漢志賈誼五十八篇。隋，賈子十卷；唐志卷數同。隋始加新書之名。陳直齋曰：「多錄漢書語；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重考]
今存賈誼新書，尚是漢志之舊，而稍有殘闕。誼治左氏傳，為作訓詁，故書中多左氏古誼，章炳麟曰「賈生書引用左氏內外傳極多，而其中道術篇、六術篇、道德說篇正是訓詁之學，有得於正名為政之學者。」故此書可寶，不獨子言，而又經訓也。陳直齋不知漢書錄此書，而反謂此書，錄漢書過矣。別詳漢書藝文志講疏。(卷四，頁八)
[補證]
眉按：盧文弨書賈誼新書後曰：『新書非賈生所自為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為。然其規模節目之間，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為四五；後人以此為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修政語稱引黃帝顓嚳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偽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義典雅，魏晉人決不能為。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為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可知也。』蓋以為新書非偽書比。四庫總目提要曰：『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瞀亂無條例。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注亦於過秦論下注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為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為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為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餖飣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而余嘉錫提要辨證曰：『漢人五經諸子，皆有章句之學，孝經今古文皆有章名，老子河上公注本亦有章名，何謂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乎?陸賈述存亡之徵，奏之高祖，號新語，此與上疏無異，而分為十二篇，賈誼之疏何為不可分為若干篇乎?賈山上書，名曰至言，錯上疏，謂之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並見本傳，賈誼之疏，何為獨不可有篇名乎?提要狃於漢書治安策前後相聯，以為本是一篇，故曰無連綴十數篇合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固明云「誼數上疏」，又曰「其大略曰」，則本非一篇，而固連綴之為一也。』按余氏駁提要割裂章段之說，未是。新書割裂之跡顯然，何得援古書分章段之例擬之?陸賈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史記本傳)蓋賈本為高帝著書，與上書不同。今新語亦偽書，固不足徵，而漢書誼傳言誼數上疏，又言所載僅大略，則非每疏皆載，或一疏全載可知。然其書決不能以痛哭流涕長太息等所分之章段，若今日新書所割裂之章段，分次奏上，可斷言也。余氏又何得援新語分篇奏上之例以擬之?盧氏與提要之語，皆近調停，而余氏又曲予迴護，皆不可謂有識。惟姚鼐則直斥為妄人所為。其言曰：『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偽為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貫通，其辭甚偉。及為偽作者分析，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偽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為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為其一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為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為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辨賈誼新書)余謂姚說甚精辟。而袁枚讀賈子曰：「賈子偽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則以人證偽，又與姚鼐之以文證偽者不同；然袁說疏矣!(頁二六一—二六四)
傷寒論
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此書本為醫家經方之祖，然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鄉錢曉城煌謂此書為王叔和參以己說，故真偽間雜，致使千載蒙晦；著有醫學辨謬一書，分別仲景書之真偽，兼論醫家源流。雖議論不無過當，使世俗驚駭，然理自不可易，誠為醫家獨開生面者也。今其書藏於家。(予謂王叔和脈訣前人多稱其偽，此或並非叔和，乃後人依託其名者。)
[重考]
張仲景即張機，章炳麟菿漢微言有考證甚明。隋志載梁有張仲景辨傷寒論十卷，新唐志載王叔和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卷，蓋其書為叔和所編次，故即屬之叔和也。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宋志俱作仲景傷寒論十卷，傳於今者，宋開寶中，高繼沖所獻。治平二年，林億等所校。明趙開美以宋本摹刻，與成無已注本並行，至清而佚，入日本楓山秘府。日本安政三年，其國人丹波元堅又重摹之，由是復傳入中國。陳振孫云：「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者，未能出其外者也。」今日本人精於醫術，始知其書所治病甚廣，不限定於傷寒，並西醫所不能治之病，漢醫亦能治之云。然成無已本，蓋即林億校本而有所損益，並刪去其校語者。自明以來，方有執喻昌諸家，又橫以王叔和所編為失次，任意改編，以求仲景之原本，則誣妄彌甚矣。(卷四，頁九—一○)
金匱玉函經
稱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按：此非仲景撰，乃後人偽託者。其稱王叔和集，說見上。
[重考]
張仲景王叔和皆中國不朽之名醫，姚氏以偽脈訣而不慊於王叔和，誤矣。脈訣已見前。隋志，傷寒論十卷之外，又載張仲景方十五卷，新舊唐志同，而俱冠以王叔和三字，則亦以其為叔和所編次，故即屬之叔和也。蓋傷寒論十卷為單論本，而五卷即金匱玉函，合之，適得十五卷也。且外臺祕要所引，概稱張仲景傷寒論，而證類本草引之，又概稱金匱玉函方，是其異名同實，無疑也。其被以金匱玉函之名者，必後人寶藏之，故名也。然隋唐五卷，宋時蓋分為八卷，而宋志稱金匱要略方三卷，金匱玉函八卷，其八卷本，成無己許叔微尚時引其文，而元明以來不可見，今傳者三卷本而已。晁氏稱「仁宗朝，王洙得於館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又林億序云，「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要略方三卷。」要略者不詳之謂，蠹簡則非完書可知。故今傳者，猶為殘闕不完之本。姚氏乃詆為後人偽託，失考甚矣。(卷四，頁一○—一一)
[補證]
眉按：章炳麟傷寒論單論本題辭曰：『隋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唐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卷；又傷寒卒病論十卷。唐志以十五卷者題王叔和，則傷寒論在其中。今傷寒論單論本十卷，金匱要略則三卷，合之不及十五卷數。然要略亦尚有闕文：據林億序：「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稱要略則不詳；言蠹簡則不備可知也。五藏風寒積聚篇「脾無中寒，腎無中風中寒」，億等已知其闕矣。又周禮天官疾醫疏，引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則炎帝者也」，今要略不見其語。金匱玉函經千金方診候篇引張仲景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蕩滌五藏六府」云云，凡二百五十餘字，不詳所出。依宋志，金匱要略方三卷，金匱玉函八卷，皆稱王叔和集。林億序要略，亦云：「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是金匱玉函有詳略二本。詳者則為賈疏千金方所引。宋時八卷。隋唐時五卷。兩志所云十五卷者，合傷寒論與金匱玉函經。十卷者，即此傷寒論也。其書傳於今者，宋開寶中高繼沖所獻，治平二年林億等所校，明趙開美以宋本摹刻，與成無已注本並行。至清而逸，(按：趙開美仲景全書序：『先以成注傷寒論金匱要略合刻，名曰仲景全書。既刻已，復得宋版傷寒論並刻之。』然清世所傳，惟成注本；而單論本則清修四庫書時已不可見。)入日本楓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堅又重摹之，由是復行於中土。其與成本異者，卷首各有目錄；方下亦多叔和校語數事，及億等校語，成本亦盡刪之矣。近世治經籍者，皆以得真本為亟；獨醫家為蓺事，學者往往不尋古始。方(有執)喻(昌)以下，恣意顛倒。清世惟有成無已注本為稍完善；然尚不能窺其本原。是本之出，非論古方技者之幸歟!且以金匱玉函八卷之書，成無己許叔微尚時引其文，而元明以來不可見；此傷寒論十卷，獨完好與梁七錄無異，則天之未絕民命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未能珍於此也。』余謂。炳麟謂金匱玉函經金匱要略係兩書，有詳略之不同。玉函經元明以來不可見。今所見者，要略而已；然亦有闕文。惟傷寒論單論本十卷，則完好與梁錄無異。其言固未可據為定論。然姚氏語太簡略，亦不知其所見何本，無可資以證實其傷寒論『駁雜不倫』，及要略『乃後人偽託』之說。意者所見錢書，關於分別仲景書之真偽，有甚辟之論歟?然其書今不可見。姑錄章說於此以俟辨正。(頁二六五—二六七)
姚際恒著作集
有本非偽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
爾雅
漢志附於孝經後，隋志附於論語後，皆不著撰人名。唐陸德明釋文謂釋詁為周公作，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安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此等之說，固不待人舉「張仲孝友」而後知其誣妄矣。鄭漁仲注後序曰：「離騷云：『使凍雨兮洒塵』，故釋風雨曰：『暴雨謂之凍』。此句專為離騷釋，故知爾雅在離騷後。』按：奚止離騷後；古年不繫干支，此繫干支，殆是漢世。又按：此書釋經者也，後世列之為經亦非是。
[重考]
張揖上爾雅表云：「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梁文所考。」其說然否，未易定之。然觀爾雅釋詁篇：「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純，夏，憮，龐，墳，嘏，丕，變，洪，誕，戒，駿，假，京，碩，濯，訐，宇，穹，王，路，淫，甫，景，廢，壯，冢，簡，菿，昄，晊，將，業，席，大也。」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憮，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雖古人引書，往往斷章取義，不盡依錄原文。然尸子明云十有餘名而實一，乃今本爾雅分作二文，又增林烝龐墳，二十餘名，一則見爾雅為字書，猶後玉篇廣韻之代有增益；又一則見爾雅確為先秦以來相傳之古書，尸子已引用之。由此二者，則雖有「張仲孝友」，「暴雨釋騷」，何害其為後人所羼附哉!別詳漢書藝文志講疏。(卷四，頁一一—一二)
[補證]
眉按：邵晉涵曰：『作爾雅者，先儒迄無定論。張揖上廣雅表云：「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考周公賦憲受臚，作諡法解，其訓釋字義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虛也。惠，愛也。綏，安也。考，成也。懷，思也。」俱與爾雅同義，是周。公。作。爾。雅。之。證。也。。張揖又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今按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彖傳云：「師，眾也。比，輔也。晉，進也。遘，遇也。」序卦傳云：「師者眾也。履者禮也。頤者養也。晉者進也。遘者遇也。震者動也。」聖義闡敷，式昭雅訓，是孔子增修爾雅之證也。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儀禮喪服傳為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世所傳子夏易傳，或云偽託。至於經典釋文李鼎祚集解所徵引者，如云「元，始也。芾，小也。」觀象玩辭，必求近正，是子夏增益爾雅之證也。(眉按：焦竑謂『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為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見焦氏筆乘卷一。是子夏增益爾雅，焦已先邵證之。然其說固非。謂毛公取爾雅篇名名其傳，獨不可謂作爾雅者，取毛公詁訓傳之名名其篇乎?且爾雅即為傳詩而作，亦不能證爾雅必為子夏所增益也。)張揖又云：「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郡梁文所考。」今按爾雅之文，間有漢儒增補，如釋地八陵云「雁門是也。」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釋獸鼳鼠下云「秦人謂之小驢」。疑皆漢初傳爾雅者所附益。後儒遽以此為爾雅作自漢儒則非也。然則爾雅之作，究屬何人?竊以漢世大儒，惟鄭康成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審六藝之指歸，翊古文之正訓，其駁五經異義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今由鄭君之言釋之，公羊穀梁皆孔子門人，其訓釋字義，悉符爾雅。是則爾雅者，始於周公，成於孔子門人，斯為定論。』(爾雅正義)康有為則曰：『劉歆西京雜記云：「郭偉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嘗以問楊子云，子云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按：爾雅不見於兩漢前，突出於歆校書時；西京雜記又是歆作，蓋亦歆所偽撰也。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之說，有大戴禮小辨篇足證。然哀公以人君觀政，孔子乃教以讀爾雅，非惟迂遠，實不通矣。論語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通詩三百，授之以政」，推之小辨所謂爾雅，必稱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觀政。考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為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若其訓詁全為毛詩；間有敏拇之訓，羕長之釋，釋獸無騶虞之獸，釋木以唐棣為栘，時訓三家以弄狡獪。然按其大體，以陳氏毛詩稽古編列爾雅毛詩異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輕，不待辨也。』(偽經考漢書藝文志辨偽)此二說，一依附張揖，一周納劉歆，皆不足信。四庫總目提要曰：『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爾雅為誰作。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辭，觀釋地有鶼鶼，釋鳥又有鶼鶼，同文覆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為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以為大抵解詁詩人之旨；然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為詩作。楊雄方言以為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以為五經之訓故；然。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專為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采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為一書，不附經義。如釋天云「暴雨謂之凍」，釋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辭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猋」，釋蟲云「蒺藜蝍蛆」，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此取呂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水云「河出昆侖虛」，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幠」，釋天云「春為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曰「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是之類，不可殫數。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則所言近是。呂思勉經子解題亦曰：『爾雅今之辭典也。此本鈔撮以備查檢，後人相傳，亦必有增改，無所謂誰作。今此書訓詁幾全同毛傳，釋樂同周官大司樂，九州異禹貢而同周官，則古學既出後之物。釋獸中狻麑即師子，出西域，鵽鳩出北方沙漠，翠生郁林，鱊出樂浪潘國，魵蝦出穢邪頭國，皆非戰國前所有，明為後人增益，正如神農本草經有漢郡縣名耳。』其說亦是。惟訓釋之書，往往為後人交互增改，易失本來面目；而彼此先後之跡，亦多為所滅。故或謂爾雅取毛傳；或謂毛傳用爾雅。或謂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永樂大典引曹粹中放齋詩說語)；或謂漢初傳爾雅者，皆今文之學，故與毛詩不同(臧庸拜經日記語)；或謂說文視爾雅固後，然亦有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者(戴東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語)，其言皆是，而皆未窺其全。段玉裁曰：『爾雅不出於一時一人之手，且又備采眾說以俟折衷，故一篇之內，時有自相違戾者。』(經韻樓集續爾雅釋山論南嶽)一篇之內，且自相違戾，更何論與毛詩說文之異同或先後乎!然則其書既由小學家先後綴緝而成，不能定為何時何人所作，即無所謂真偽。後人以張揖陸德明之語而真之偽之，皆不得其實者也。(郭璞序亦但言『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為周公。)至其書之篇第：邵晉涵謂『漢書藝文志作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但考諸書之徵引爾雅者，似有佚句而無闕篇。班固所言篇第，今不可考。』而孫志祖讀書脞錄則曰：『仁和翟晴江灝云：「古爾雅當更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旗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眉按：崔應榴吾亦盧稿謂此說甚有理可取。)志祖案：廣雅篇第，一依爾雅；廣雅無釋禮篇，則晴江之說非也。蓋釋詁分上下二篇，故漢志稱二十篇爾。近人以毛詩周南關睢詁訓傳第一正義引爾雅敘篇「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欲以敘篇充二十篇之數，然爾雅果有敘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且唐初作正義時尚存此篇，則張揖魏人，其著廣雅，亦必沿用之矣。』(曹元忠謂敘篇當亡於唐鄭覃等刻開成石經之世。見華國月刊一卷十期。)孫之駁他說是也。其謂釋詁分上下二篇，為漢志二十篇之舊，亦臆說耳。不如從邵說闕疑為是。其佚句亦時時見於他書：晉涵謂：『許叔重說文解字引爾雅云：「●，薄也。」易疏引爾雅云：「杻謂之梏，械謂之桎。」詩疏引釋言云：「斯，盡也。」又引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日嫠」。左傳疏引釋詁云：「由，用也。」禮記疏引釋詁云：「隱，痛也。」周禮疏引爾雅云：「極，中也。山足曰麓。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史記集解引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史記索隱引爾雅云：「顏，額也。怵猶狃也。婺女謂之須女，藀惑謂之執法。」後漢書注引爾雅云：「矕，視也。楫謂之橈。」文選注引爾雅云：「劭，美也。邀，遮也。摟，牽也。棘，戟也。芥，草也。翥，舉也。蓋，戴覆也。」太平寰宇記引爾雅云：「沮，洳也。」諸書所引，有出於小爾雅者，有出於方言者；有其文不似爾雅者，或所見本異，或傳寫之訛。』蓋亦莫可究詰矣。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存郭璞一家。璞有音有圖贊，今亦亡之。尚書正義引璞注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即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郭注亦為人所刪，非完書矣。(見錢大昕與晦之論爾雅書。)又案：姚氏「爾雅非經」之語，龔自珍亦申之曰：『後世以傳為經，以記為經，以群書為經，猶以為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儓為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定盦文集補編六經正名)(頁二六九—二七六)
韻書
昔沈約撰四聲，今亡。此書乃宋理宗朝平水劉也。=淵作，其時奉詔頒行，名禮部韻略，今相仍用之。俗稱沈約，
[重考]
北宋景德間，詔刪取切韻曰韻略。景祐四年，詔刊修韻略，改為禮部韻略。南宋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即所謂平水韻是也。清王鳴盛等咸以此書為王文郁作，而劉取刊之云。元大德中，陰時夫兄弟刻韻府群玉，即今通行之詩韻。其四聲韻部，大致本自沈約，非謂沈約作今之韻書也。(卷四，頁一二—一三)
山海經
漢志不著撰人名。劉歆校定表言：「禹定九州，而益等類物善惡，著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文明著者也。」以為禹伯益撰，致為可笑。經中言夏后啟殷王文王，且言長沙零陵雁門諸郡縣，歆不知欺誰乎!此蓋秦漢間人所作，昔人已多論之矣。
[重考]
山海經一書，當分別觀之，五藏山經後有禹曰「天下名山」云云，亦見管子地數篇，故劉歆定為禹益作也。若海外以下等經，則非禹益書，多為圖說之辭，其圖蓋即禹鼎。又有周時說山海圖之文，則有湯文王葬所。漢所傳圖，則有餘暨彭澤朝陽淮浦等漢縣。後人往往據圖說雜出周漢地名，以疑此經。顏之推所謂「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陽諸暨」，此由未嘗分別觀之也。蓋古書往往有後賢說解增附合一，必當分別觀而後明也。(卷四，頁一三)
[補證]
胡渭禹貢錐指例略曰：『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為經緯矣。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紀之山川，方鄉里至雖存，卻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據以說經!惟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大有造於禹貢。餘即有可采，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梁玉繩史記志疑曰：『劉秀上山海經奏。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論衡、別通、路史、後紀并謂益作之。隋志及顏氏家訓書證云禹益所記。酈道元水經注序及濁漳水注並云禹著。史通雜述篇言夏禹敷土，實著山海。宋尤袤以為恢誕不典，定為先秦之書。朱子以為緣解楚辭天問而作。(眉按：沈謙學海蠡測曰：『山海經，郭景純據汲冢書以辯譙周之論，謂若竹書不出，即山海之言幾乎廢矣。今讀離騷如九辯九歌等名，明用荒經之文。篇中所稱引，若懸圃崦嵫咸池白水閬風崑崙流沙赤水西海不周，俱此書中地名。且天問一篇，徵奇索隱，概在是經。屈子著作，尚屬周季，是亦山海經為古書一明徵也。』不知此正山海經依附楚辭之明徵耳。)吾邱衍閒居錄謂凡政字皆避去，知秦時方士所著。楊慎升庵集山海經後序以為出於太史終古孔甲之流。疑莫能定。文多冗複，似非一時一手所為也。』(海外南經有文王；海外西經有丈夫國，注謂殷太戊使王孟採藥至此；大荒東經有殷王亥；大荒西經言湯伐桀：不獨地名有在後者。)馬叙倫曰：『史記大宛傳云：「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能言也。」漢志刑法家山海經十三篇，郭璞皆據為古有此書之證。然大宛傳，司馬貞謂褚少孫所補，近人崔適謂後人直錄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則山海經云云，亦非司馬遷筆矣。要亦如列子真者亡偽者作耳。』(列子偽書考附注)眉按：山海經謂禹益作，固妄；謂如列子真者亡，偽者作，亦非。大抵始於戰國，而秦漢以後人又有所附益耳。全祖望謂：『以所紀禹事考之：崇伯之父，明有代系，而以為白馬，則與世本不合；崇伯化於羽淵，而又化於墠渚，則與左傳不合；共工既放，而尚除惡未盡，有臣相鯀為害，則與孟子不合；帝啟之獻三嬪於天，而竊九辯九歌九招之樂以下，雖並見於天問，然與尚書之九歌不合。所紀禹事如此，而其餘概可見。』又謂：『謂是經竟無徵乎?則畢方貳負諸證，歷見漢人之所述，郭氏已著之題詞中。而有明之季，顒鳥見於南昌佛寺，朱中尉謀志之；精衛遺種見於海上，林太常時對志之；鴸鳥見於杭城東，陳高士廷會志之；刑天之舞，則西方徼外多見之者，固不可以為盡誣也。』(浮山大禹廟山海經塑像詩序)蓋其書所記範圍，上及遠古傳說文字以前之圖畫，下逮戰國魏晉好奇之士，摭拾諸書，加以侈大，詭倬自喜，故後代有可驗有不可驗者。(按：說天問者，往往采山海經淮南子語，其實所采，多山海經淮南子緣天問而作者。朱熹疑天問，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本無稽據，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見楚辭辨證下。胡應麟則謂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游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為說以實之，不獨天問；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斷以為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雖與吾說不同，而亦足證明吾說。=，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見四部正)而劉師培謂：『山海經不可疑。西人地質學，謂動植庶品，遞有變遷，觀山海經一書，有言人面獸身者，有言獸面人身者，而所舉邦國草木，又有非後人所及見者，謂之不可知可也，謂之荒誕不可也。』(讀書隨筆)則殊非。古書衍述傳說，豈能上及今日所謂地質時代?抑以夏代言，其時尚無利便之交通工具，雖有睿哲，又何資以跋涉山海，窮極遼闊，探索怪異，而一一摹狀之?故但曰禹曰益，實必無之事。然要為古代山川動植氏族部落原始生活意識長期累積變遷之匯纂，治古代社會史料，其有資於是書，殆無可疑。近見燕京學報(第七期)有何觀洲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一文，以山海經五藏山經中之動植物，除極少數為實有者外，餘皆由推想而得；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述鄒衍之學說，有『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大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一段，不啻為山海經作序，遂認五藏山經為鄒衍所作，或鄒派學者所作。(五藏山經以下，則仍認為漢以後之偽經。)此雖足備一說；然鄒衍固別有書，著於漢志。山海經記怪，鄒衍『推大推遠』，跡或相似，豈可謂即其學說之所寄哉!又是書傳然時，敘次錯亂，以致文理斷續，地望乖違。如海外北經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東西二字當互易；海內西經東胡下四節，當在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節之後；海內北經蓋國下九節，當在海內東經巨燕在東北陬之後；海內東經國在流沙下三節，當在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節之後。說詳顧觀光武陵山人雜著山海經條。此雖與真偽無關，然可為讀山海經者董正誤簡之一助。(頁二七七—二八一)
水經
隋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言撰人名。自舊唐志注云郭璞作；新唐志云桑欽作。宋崇文總目但云酈注四十卷，亦不言撰人為誰。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同時，不知新志何據以為說也。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又「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敘也。王伯厚曰：「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恆按，漢儒林傳，『古文尚書，涂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桑欽蓋成帝時人。是書固不可言欽作：即謂郭璞，又豈其然乎?姚寬西溪叢語曰：「水經，世以為桑欽撰。予按：易水注云：『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其考核尤精。然則桑欽固別有地理水道之書，而水經者不知何人所作也。又此桑欽亦非漢成帝時者；使然，不當見遺於漢志矣。故晁氏謂使古有兩桑欽則可也。
[重考]
水經一書，歷古志記莫能定為何人所作，胡渭禹貢錐指曰：「漢書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絳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寇。今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即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璞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浠也。」胡氏此說甚覈，遠愈於王應麟困學紀聞王褘水經序之說矣。然水經漯水下「桑欽地理志曰」六字，或謂為「地理志桑欽曰」之誤，漢志固不著錄此書，則桑欽作地理志與否，尚屬疑問。總之，水經何人作，不可考知。意者水為生生之源，出於社會自然之需要，故作水經者，亦莫知其誰始歟。(卷四，頁一五—一六)
[補證]
臧琳經義雜記曰：『隋志地理部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經三卷，郭璞注；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二書不著撰者姓氏，而皆自郭景純注之，則相傳已久。舊唐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酈道元撰。與隋志同；但以注為撰微誤耳。通典謂晉郭璞注，後魏酈道元注，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與隋志合。惟宋人新唐書志云「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按：以水經為桑欽所撰，與唐六典注同。然水經注漯水引桑欽曰：「漯水出高唐」，濁漳水引桑欽曰「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易水引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濡水引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於盧水」；今水。經。皆。無。是。語。，則不。得。以。為。桑。所。撰。矣。。舊唐志以注為撰，故於郭酈二注亦稱撰。今以酈書為注，而於水經下又云郭璞撰，則與隋志舊唐書俱乖舛矣。或以水經經注混浠，所稱地名，多出後代，反以稱郭撰者為是，此失之不審也。』胡渭禹貢錐指例略曰：『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比，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豐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城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今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唐人義疏，例稱孔君鄭君。)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浠也。』眉按：桑欽地理志，漢志不著錄，其有無未可定。然水。經非桑欽撰，則可斷言矣。王禕水經序曰：『水經至新唐志始謂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於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符經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酈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浠，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王忠文公集卷二)王序濟水過壽張至汾水過永安云云，與姚氏同，蓋皆本杜佑通典(州郡四)語，杜佑固極非難水經者。然王仍定水經為桑欽作，特以與郭酈注文相浠，故本文有後代地名，說近牽強。蓋水經創自東漢，而後代續成之耳。葉夢得以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為證爾。余意漸字即浙字，欽誤分為二名。酈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已。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江為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避暑錄話下)夢得之信水經為桑欽作，固非，其謂水經獨略兩浙，亦非也。水經詳於北而略於南，豈獨兩浙哉?然水經得酈注，而已成為稽考北方水道不可缺少之書，則近世治地理學者，殆無異辭。劉獻廷欲為酈注撰疏而未果。嘗謂：『酈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發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又謂：『世人以「酈書詳於北而略於南」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又謂：『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欲興水利，此其粉本。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俱見廣陽雜記卷四)獻廷長於地理，而推服酈注若此!吾人正不宜因水經不得撰者之主名，而忽視此北方水道沿革之重要古籍也。(頁二八三—二八七)
陰符經
出於唐李筌。其云得於石壁中，上封云：「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於是筌詭為黃帝所作。後遇驪山老母，說其玄義。按：此書言虛無之道，言修鍊之術，以氣作 ，乃道家書；必寇謙之所作，而筌得之耳。其云得於石壁中，則妄也。若云黃帝所作，驪山老母為之解說，則更妄矣。又相傳七賢注，為太公范蠡張良諸葛亮諸人，益不足辨。或謂即筌所為，亦非也。褚遂良書之以傳於世。又朱仲晦嘗注之，而曰「謂非深於道者不能」。吁，不知其所謂道者何道也?可慨也夫!
[重考]
陰符經偽書，褚遂良書跡，出明之中葉，偽託不足據，清四庫已言之。姚氏謂寇謙之作，亦不確。考隋志兵家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帝，亦無與於道家。新唐志始有集注陰符經一卷，崇文目同。又有陰符經敘一卷。讀書志作七賢注陰符經，通考同。黃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文其奇古，反詭譎不經。益糅雜兵家語，又妄託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魯直此語，直斷為李筌偽作，確不可易。朱子語錄亦稱：「閭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語自平正，卻無蹺欹如許。」案：朱子語極正當，而又作陰符經考異一卷，此老多事，大可不必。然唐志崇文目所載集注本，久已散佚，即崇文目所稱陰符經敘，無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傳，亦與今本不合。惟晁氏讀書志馬氏通考所稱七賢注。即今流傳之本也。抑且晁氏所引筌注，不見於今本，蓋晁氏又別載有筌注一卷，不在此本，而其書已亡也。至今本稱驪山老母口授太虛山李荃疏，妄人作偽，愈益可笑。(卷四，頁一七—一八)
[補證]
吳名鳳曰：『朱子謂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為，是他著力去做，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愚考漢書藝文志道家兵書俱不載。隋志始載有太公陰符周書陰符而不言經。唐志乃有集注陰符經一卷。故邵子以陰符經為七國時書。伊川程子以為非商末即周末。然則李筌所云至嵩山得黃帝陰符經者，乃誑語耳。其言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則參同契之三寶關鍵也。又謂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則老子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此則曰殺機，陰疑於陽必戰，而此不嫌無陽，此亂世之書耳。奈何欲上汙古聖也哉!史記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索隱引戰國策謂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或即太公兵法乎?然風后握奇經傳有呂尚增字本，此陰符經義殊不類，而以為出於黃帝，殆所謂無稽之言也。』(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五)眉按：吳萊新安朱氏新注黃帝陰符經後序曰：『余聞隴西李筌嘗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遍，竟不能略通，後遇驪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農氏衰，蚩尤橫暴，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別著太白陰經閫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強兵勝敵，豈必務貫於此而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曾語蜀黃承真：「蜀官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真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本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況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其意亦疑李筌而未敢質言其偽，與名鳳同。楊慎謂：『陰符經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可知唐人見此書者極少，而慎猶疑為漢末人作，何也?余謂李筌撰太白陰經，竊衛公兵法入其書，汪宗沂衛公兵法輯本自序已論之詳矣。是書亦應出李筌之手。黃庭堅嘗跋其後曰：『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蓋詭譎不經，又煣雜兵家語；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吳韞玉周秦諸子書目亦以黃說為然。蓋道家狡獪之流，談兵自喜，妄託古帝，造為是書，與太白陰經彼此輔行，其內容本不足當一吷!而汪紱有讀陰符經一卷曰：『陰符者，沈隱伏匿，藏其用於不測，即老子清靜無為，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謂老子之書雜，陰符經卻不雜；蓋其書簡約，而前後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閫奧而啜其精微，故不煩言而意已暢。內之為修鍊，外之為權謀，五千言之旨備矣。』(雙池遺書八種)是豈得為知言哉!又按：道藏有黃帝陰符經疏三卷，題曰少室李筌疏。劉師培辨之，略謂『李筌注陰符經有二種：一種自注，即七家注本；一託之驪山母所傳，此本之注是也。觀玉海及晁志並引「陰者暗也」一條，與此本合，則此注即宋人所傳筌注，確然可徵。唐志所云玄義，亦即此書。惟均不言疏為筌作，筌序亦僅言筌注陰符，不言作疏。本藏余字號袁淑真陰符經集解序云：「唐隴西李筌尤加詳釋，亦不立章疏，何以光暢玄文?」此尤筌不作疏之確證。而袁之集解，核與此疏同，惟小有損益，以是知此本之疏，乃後人取袁疏附李注，因以疏文為李作，強加改竄。今袁本有疏無注，遂弗克考，此則極當辨正者也。』(讀道藏記)其實陰符經本身，猶疑李筌偽託，則筌之是否作注或作疏，又何爭乎?今之道藏，刊於明正德間，經錄符圖，半屬晚出，讀書者置而不論可也。(頁二八八—二九一)
越絕書
隋志始有，稱子貢撰，或曰子胥，並妄也。據篇末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復之以庚」，乃隱為袁康字也。又曰「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隱為吳平字。康與吳平共著此書也。楊用修曰：「此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如黃絹碑；如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朁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如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鄰』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此言良然。胡元瑞謂：「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為此，或有之。」
[重考]
據本書末篇隱語定為後漢袁康所撰，吳平所定，確不可易。康平俱會稽人，然此書有漢志雜家之伍子胥八篇，羼雜其中。洪頤曰：「今本越絕篇次錯亂，以末篇證之，本八篇，太伯第一，荊平第二，吳第三，計倪第四，請糶第五，九術第六，兵法第七，陳恆第八，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讀書叢錄)此說亦確不可易。蓋康平亦綴拾古書而成之，並變易標題，故其文字縱橫曼衍，頗類吳越春秋，而博奧偉麗，尚非趙長君所能及也。(卷四，頁一八０—九)
[補證]
盧文弨曰：『此書為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屬其邑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即越絕，君高即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自稱為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采諸書而成，故往往有異文駁義。如伍胥又以為申胥，逢同又以為馮同，類參錯不一。康行事無所考；然由此書以想其為人，蓋其生適當云集龍鬥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卒不為人用，故無以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種蠡之事會萃增益之，以發抒已意云爾。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而實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且亦多庸猥煩復，蓋其辭又出國策下矣。』又曰：『其最無理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舜後母下或當有弟字，但有庳之封，在有天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鄙倍至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抱經堂集題越絕後)眉按：越絕之義，殊不可曉。謂『取勾踐功成能絕人之惡』，黃震日鈔已斥其『於理無當』。楊慎謂：『絕即紐字之誤；絕字曲迂不通。』(升庵全集卷十越絕當作越紐跋)胡應麟謂：『紐字文義，曲迂又甚於絕。』(少室山房筆叢)俞樾則謂：『絕字即絕筆獲麟之絕。』(曲園雜纂)亦未能斷其誰是。其書稱子貢撰，司馬貞劉知幾已幾言其偽。(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史通因習篇。)至楊慎始從隱語中發見作者袁康吳平姓名，(同卷跋越絕。焦竑筆乘續集卷四亦云然，而不言出自楊慎。)爾後遂無異辭。而胡應麟又能究其顛末，為楊說補充。姚氏引之太略，茲更節錄之以備參解。『詳味越絕書跋，「子胥之述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誠，洎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諭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敘之，以傳於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全不類其時，蓋袁康者先述此書於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為之「屬文定辭」於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為比肩」也。其云「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為亂兵戕於越地，因而葬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也。』(筆叢)然。則越絕一書，固為袁康吳平二人所作，而未必同邑同時。文弨謂屬其邑人吳平定之，或者誤解『文屬辭定』之屬字，以屬文之屬為屬人之屬歟?惟今本亦有脫佚。洪頤讀書叢錄曰：『史記正義引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藝文志無越絕，疑即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後人並而為一，故文選七命李善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一條，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一條，引伍子胥書，皆以越絕冠之，今本越絕無水戰法。』是則今本越絕，固非唐宋人所見本，而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據續漢書郡國志注所引越絕書語，為今本所無，遽謂：『此越絕書，正春秋時人如子貢范蠡輩所作，與今本作於東漢袁康吳平者大異』。誤矣!(頁二九二—二九五)
姚際恒著作集
有兩人共此一書名令，傳者不知為何人作者
吳越春秋
楊用修曰：「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傳，曄耶?方耶?」
[重考]
用修之說，不足據也。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通考俱載吳越春秋十卷，漢趙曄撰，曄字長君，生丁漢季，去古未遠，又山陰人，故其書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惟所編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耳。若楊方所撰，隋志作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書名卷數，兩不相混，有何難辨，況其書已久佚耶。(卷四，頁一九)
[補證]
眉按：徐天祜曰：『史記注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他如文選注引季札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事，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數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吳越春秋序)孫志祖曰：『隋唐志俱云吳越春秋十二卷，今本止十卷，則徐氏所舉佚文，或在二卷之中，未可知也。余又考得文選豪士賦敘注引「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及太平御覽吳王祠子胥事，并今本所無，則此書之闕佚者多矣。』(讀書脞錄)王芑孫曰：『晉書楊方傳「更撰吳越春秋行於世」，則吳越春秋當為晉楊方所更撰，而世歸趙曄者，獨據隋志及馬貴與經籍考耳。今是書參錯小說家言，其文筆不類漢人，或竟出楊方之手』(惕甫未定稿)余謂晉書謂楊方「更撰吳越春秋」，隋志，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意所謂更撰者，即就趙曄所撰，損益成書。增者少而削者多，故十二卷減為五卷。其書名削繁，晉書蓋簡言之耳。惟其削者多，故諸書所引，今本多不見；惟其削而有增，故今本文筆不類漢人。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崇文德目稱遵合趙曄楊方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可證楊方更撰之書，異同必多，非僅削繁而已。然則今世所傳之吳越春秋，殆即楊方更撰之本，經後人析五卷為十卷，而又誤去其削繁之名；自宋以後，趙書既失，(唐志二書俱錄。宋志不著楊書，但著趙曄吳越春秋十卷，則趙書至宋以後始亡。芑孫謂獨據隋志及通考，恐非。惟越書在唐時亦有闕佚，故索隱以為今無此語。)遂以楊書歸之趙曄耳。(頁二九六—二九八)
姚際恒著作集
有書非偽而書名偽者
春秋繁露
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按：漢志春秋類，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子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類，始有董仲舒 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子儒家別無所謂百二十三篇者。本傳稱仲舒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注謂皆其所著書名。前儒之辨此書者多矣，茲不備錄。總以既名繁露，而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二篇，與史傳所言不合，皆以為疑，未有決者。惟胡元瑞曰：「隋志西京諸子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突出繁露十七卷。今讀其書，為春秋者僅十之四五，其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之譚尤眾，皆與春秋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為可疑，并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漢志儒家之百餘篇者；必東京而後，章次殘闕，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名繫之。後人既不察董子百餘篇之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故咸失之」。按：元瑞此論，雖屬臆測，而實有理，故存其說。爰別列其書於此。
[重考]
漢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劭傳言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即漢志之十六篇。而仲舒本傳稱：『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疑復數十篇者，謂有複重數十篇也。以六韜即在太公三百三十七篇內，畢萬術即在淮南外三十三篇內例之，漢志以統名包別目者甚多，吳承志謂春秋繁露即在仲舒百二十三篇內者，蓋是也。況漢志省除複重，宜不見繁露諸篇之目也。更考西京雜記言「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據此，則繁露雖一篇名，而實仲舒著名得意之作，宜乎隋唐志以下，不以仲舒名書，而以春秋繁露名書，或後人捃集董事，綴緝叢殘，即以篇名總題全書，亦未可知。胡應麟之說，洵非無理，但考之猶未審耳。(卷四，頁二○—二一)
[補證]
眉按：周中孚曰：『春秋繁露前十七篇，皆論春秋之義，當即漢志春秋家公羊治獄十六篇之文；自離合根第十八以下，皆與春秋無涉，掌即漢志儒家百二十三篇之文。』(鄭堂禮記卷四)與胡應麟之說略同，然終屬臆測。繁露之名，前人未有確解。中興館閣書目謂：『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程大昌跋繁露謂：『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通典太平寰宇記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蓋疑其書類小說家。是二說，後說已為樓鑰所非；(見玫瑰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前說信者亦少。惟俞樾諸子平議曰：『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節為首篇，其篇名即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於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並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書當廁於其間無疑矣。盧氏文弨注引錢說，以為後人掇拾綴輯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為竹林篇之錯簡耳。』使其言是，以繁露為首篇之名，而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概春秋屬辭比事之義，則誠足與館閣書目所釋相發明矣。然其下二篇，即為玉杯竹林，與篇中所言全不相關，又將執何說以解之乎!故樾之疑篇文倒置是也，謂繁露乃首篇之名，則亦以意定之耳。黃震日鈔曰：『愚按：今書(指樓鑰校定本)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並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為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恐隆古未有謚。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於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於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為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為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人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嘆，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震所言已足揭繁露之失，而行文煩猥，尤為顯而易見。錢謙益摘其深察名號篇『性比于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又『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繰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等句，謂為：『析理精妙，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非有宋諸儒可幾及。』(牧齋有學集跋春秋繁露)則文人好事之談，極不足據。試以仲舒本傳『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二語，與是書『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等句對照，其矯意合之跡，蓋昭昭也。然則是書固不僅書名偽而書亦偽矣。(頁三○○—三○三)
東坡志林
錢牧齋曰：「馬氏經籍考，東坡手澤三卷，陳氏以為即俗本大全中所謂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載東坡後集者，皆辨論史傳大事；志林則偽者亦闌入焉』恆按：俗因東坡志林=皆璅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捃拾成書，而，尤可笑也。=傳=而又有米元章志林，以
[重考]
東坡志林，陳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蓋東坡隨筆記載，未及成書，後人蒐輯墨跡為之，故名曰手澤。刻大全集者，又嫌其名有似父之意，故易名曰志林。今學津討源本，首卷題明湯雲孫輯，則又取集本，重加增訂，故宋本三卷，而此本五卷也。其書皆記東坡自元豐至祥符二十餘年中，身歷之事，大抵多小品簡札，具有名理。而末一類，論古十三篇，斷制分明，行文亦汪洋恣肆，善學莊子，昔人所謂海外文字者也。錢牧齋之說，本不足取，姚氏列諸此處，亦為未合。(卷四，頁二二)
姚際恒著作集
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
國語
漢志，國語二十一篇，不著撰人名。史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傅玄劉炫啖助陸淳皆以為與左氏文體不倫。李仁父曰：『邱明將傳春秋，先采集列國之史，獵其英華；而先采集之稿其存，時人傳習之，號曰國語。故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類不倫。蓋由列國史材不能純一故耳。不然，邱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耶?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此雖近是，然終屬臆測耳。
[重考]
史遷既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亦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乃至韋昭曰：「丘明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史通六家篇稱：「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是漢唐史家論定左丘明作國語，而姚氏猶綴拾浮談，深以為疑，非庸人擾邪。(卷四，頁二三)
[補證]
康有為偽經考曰：『國語僅一書，而漢志以為二種，可異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傳本也；其一，劉向所分之新國語五十四篇：同一國語，何篇數相去數倍?可異二也。劉向之書皆傳於後漢，而五十四篇之新國語，後漢人無及之者，可異三也。蓋五十四篇者，左邱明之原本也。劉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為春秋傳，於是留其殘賸，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為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國語，周語晉語鄭語多春秋前事；魯語則大半敬姜一婦人語；齊語則全取管子小匡篇；吳語越語筆墨不同，不知掇自何書?然則。其為左傳之殘餘，而歆補綴為之至明。歆以國語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復分一書以當之，又託之劉向所分非原本以滅其跡，其作偽之情可見。史遷於五帝本紀十二諸候年表皆云春秋國語，若如今國語之寥寥，又言少皞與本紀不同，史遷不應妄引矣。』眉按：偽經考他說多近武斷；此說似不可奪。劉歆竄改左傳，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言之綦詳。其所舉文闕，或某篇年月無考處，即為劉歆穿鑿不得處。劉歆強分一書為二書，冀以抵制公羊傳，故於彼則多設條例以比附之，於此則掇拾雜書以補綴之，而不知兩書雜合之跡仍顯然也。如左傳記齊桓公霸業甚略，齊語則專記此事，晉語記霸業甚略，左傳則甚詳；吳語專記夫差伐越而致亡國事，左傳記此又甚略：非由一書瓜分，何以『此詳則彼略，彼詳則此略』如是!(參閱錢玄同與顧頡剛論獲麟後續經及春秋例書)故今從康說，定今本國語為劉歆補綴之本。陸深曰：『左傳國語並出邱明之手，如敘用田賦一事：左傳則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不惟辭異而事實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論，國不如左。』(燕閑錄)余謂能知國語為劉歆所補綴，則二書事實之同異，其與二書事實之詳略，要為劉歆作偽不同之手段而巳。又姚鼐曰：『國語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亂散亡，後之君子，掇拾殘闕，亦類附會，非實喜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為丹朱馮，及是篇龍漦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虢鄶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辭，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惜抱軒文集卷五辨鄭語)崔述曰：『余按：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國語，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即國語亦非一人之所為也。蓋左傳一書，采之各國之史，師春一篇，其明驗也。國語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擬之為文者，是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國語。語也者，別於紀事而為言者也。黑白迴殊，云泥遠隔，而世以為一人所作，亦已異矣。又按：史記自敘，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羑里之誣，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呂覽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盡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為即作傳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強指為一人也。』(洙泗考信錄餘錄)余謂能知國語為劉歆所補綴，則姚鼐所疑周語鄭語之誕而誣善，崔述所疑之事多矛盾，要亦為補綴者不易避免之破綻而已。至左傳文詞，敻不可及，國語擬之，尤非所論於簡潔支蔓之不同矣。而若衛聚賢撰古史研究，謂國語係楚國之產品；楚語周語乃左邱明後人左人郢所作(左人郢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吳語齊語為郢子所作；魯語晉語為郢之孫所作；越語上出郢之曾孫；鄭語出郢之玄孫；惟越語下與全書異點頗多，當為另一人所作：一書而撰者六人，而五人又皆為左邱明之子孫，恐無此事實，今不取。(頁三○六—三○九)
孫子
此書凡有二疑：一則名之不見左傳也。史記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閭時，破楚入郢，有大功。左傳於吳事最詳，其功灼灼如是，不應遺之也。葉正則曰：『自周初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兵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孫武於吳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其言尤是。一則篇數之不侔也。史遷稱孫子十三篇，而漢志有八十二篇。後應少於前，何以反多於前乎?杜牧注所傳者十三篇，後少於前矣，然何以又適符於前之前耶?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則仍是漢志之八十二篇，而非遷傳之十三篇矣。故曰可疑也。梅聖俞亦曾注是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葉正則祖述之，為說曰：『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今姑存梅葉二君之說，以釋左傳不載之疑可也。然則孫武者，其有耶?其無耶?其有之而不必如史遷之所云耶?其書自為耶?抑其後之徒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故入之未定其人例中。若夫篇數，其果為史遷之傳而非曹瞞之刪：漢志八十二篇，或反為後人附益，劉歆任宏輩不察而收之耶?則亦不可得而知也。
[重考]
史遷之言致塙，後之人失考。孫詒讓曰：「漢志吳孫子兵法八十一篇，圖九卷，史記，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與今本同。畢以珣孫子敘錄，謂十三篇在八十一篇內，是也。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孫武，吳王闔閭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今宋本曹注孫子，凡五千九百一十三字，高蓋舉成數言之。」準此以談，則唐宋以來一切悠謬之言，皆可掃除矣。別詳漢書藝文志講疏。(卷四，頁二四—二五)
[補證]
姚鼐曰：『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為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為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為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為莫武若矣。』(讀孫子)全祖望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略無所統計，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於魯，破齊，用於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為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即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偽為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鮚埼亭集卷二十九)梁啟超曰：『現存十三篇之孫子，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自秦漢以後，則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指為孫臏作，亦可謂之真。』(中國歷史研究法)眉按：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師古曰孫臏。(按：孫臏與孫武之關係，史記但云『孫武既死，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孫』；而鄧名世姓氏辨證書謂「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生臏，即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不知其何所據而敢詳前人之所不敢詳也。)呂覽慎勢篇曰：『孫臏貴勢。』司馬遷曰：『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漢書遷傳)孫武傳亦云『臏名顯天下，世傳兵法。』謂此書為孫臏作，似無不可。然孫武十三篇著於本傳，而今書恰為十三篇，顯為緣附孫傳而作。其書與呂覽淮南子潛夫論多有同者：如呂覽『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與此書形篇『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等語同。淮南子『勇者不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軍爭篇。『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軍篇。『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不擊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則皆本軍政篇。『主孰賢，將孰能』，則本諸計篇。『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則本諸九變篇。潛夫論『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與作戰篇同。『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則本諸地形篇。又若史記『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本謀攻篇。『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出計篇。『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皆本九地篇。可知謂其書非戰國書，亦似不可。齊孫子書今不傳，或者今書即臏書，後人刪為十三篇，以合史記之孫武，未可知也。然要為偽矣。畢以珣孫子敘錄曰：『八十二篇者：其一為十三篇，未見闔閭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為問答若干篇，既見闔閭所作，即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為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為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又有牝八變陣圖，戰斗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又曰：『七錄所謂三卷者，蓋十三篇為上卷；問答之辭為中下卷；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王先謙漢書補注亦謂：『十三篇蓋以吳王言得名，而中下卷多見諸家徵引，唐時書尚存也。』孫星衍則謂：『藝文志稱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馬貞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蓋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中下二卷即圖也。』(問字堂集卷三孫子略解序)余謂孫說最誤。漢志以卷別篇，明為以圖別文也，安可謂合圖為八十二篇耶?且文止十三篇，而圖乃有六十九篇，圖又何多於文也。若問答之辭，見諸他書徵引者，又頗淺陋，核其文體，當在十三篇後，亦不得謂為即中下二卷也。大抵瑰桀之士，意氣飛動，無可展用，則奮筆談兵，託於太公孫子，以譁世自喜，凡史志所載兵法之書，半屬此類，必欲一一比而合之，傎矣!張燧曰：『孫武之談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然武為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邱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誇好奇，以武如此舉動，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於談兵，恥以空言令天下，為說文之耳。』(千百年眼卷三)此亦足備一說。故孫武之有無其人雖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孫武書，則固無可疑者。然余讀杜牧注孫子序而不能不聯想十三篇與曹操之關係。牧之言曰：『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樊川文集卷十)是十三篇乃經曹操筆削而成，非本文如此。操所著兵書接要十卷，(見魏志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及文選魏都賦注，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太平御覽作「輯要」，或謂「接」宜作「節」，蓋以祖名節而諱之。其文，御覽卷八卷十一所引，多占驗語。)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兵書略要九卷，並見隋志。(兵書略要九卷，唐志作魏文帝兵書要略十卷，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同。)或者曹操讀齊孫子八十九篇及其他兵家言，驗諸實施，掇其尤精切者，緣附史記武傳篇數而託為武書，為千古治兵之指導綱領；其條目則具之於己所著書，如接要之類，所謂『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者』，則操於十三篇之注文，有不暇詳亦不必詳矣。然是說也，余不敢必，操固譎者，又胡為不自承傑作，而轉託之古人乎!(頁三一一—三一六)
劉子新論
袁孝政作序，稱劉晝。唐志十卷，稱劉勰；人或謂即此書，然篇目不類。或又云劉歆劉孝標。
[重考]
隋志雜家楊偉時務論十二卷注，引梁有劉子十卷亡，當即此書。修隋志者必聞其緒言，故九流一篇，與隋志子部所論相同。特南北混一之際，此書偶佚，至唐代復出。袁孝政序曰：「劉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孝政，唐人，定為劉晝孔昭，必有所據。故宋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玉海(五十三)俱從之。兩唐志俱題劉勰者，即孝政所謂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劉孝標也。勰所著文心雕龍，體格既異，宗旨亦殊。惟孔昭號稱名儒，是書雜論治國修身之道，不失為儒者之言。北史本傳有孔昭所撰金箱璧言，或即此書歟?至播遷江表之說與傳不合，安知非史冊失載。即據傳稱其綴輯詞藻，言甚古拙，並疑此書非其所能，亦非篤論。蓋孔昭之才，本不嫻詩賦，既為邢魏所笑，而耳食者遂過甚其辭耳。至名曰新論，當出程榮何鏜輩，誤改從桓譚之書名，非其實也。王昶春融堂集有是書跋，斷為明人偽撰，可謂失考之甚。(卷四，頁二五—二六)
化書
通考載偽唐宋齊邱子嵩撰。宋景濂以為譚峭景升作，齊邱竊之。據仙傳：『譚景升以化書授齊邱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愿子序之，流於後世。」其後齊邱因奪為己有而傳之，遂不得其死。』恆按，仙傳之說，亦未可遽信，迄莫能定也。
[重考]
宋碧虛子陳景元跋，亦用仙傳之說，當為不誣。崇文總目尚題譚峭撰，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志則俱誤作齊丘撰矣。張文潛耒嘗題其後云「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以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也。文章頗高簡，有可喜者」云云。(卷四，頁二六—二七)
[補證]
王昶曰：『劉子二卷，北齊劉晝著。共五十六篇。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按：晝字孔昭，所撰有高才不遇傳金箱璧言，而是書本傳無之。又隋經籍志，若顧子符子入書錄，而此獨未載，何與?考唐志，劉子十卷，劉勰撰。孝政序云：「晝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陳氏振孫至不知為何代人。晁氏謂其俗薄；則殊有見也。大抵唐志之劉子，非即此劉子；而此書不見於晝傳，為後人偽撰無疑。明人好作偽，申培詩說子貢易詩傳天祿閣外史，無識者多奉為天球拱璧，是書蓋其流亞爾。』(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劉子)四庫總目提要曰：『按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涂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霽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為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弟，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緝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茜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晝歟?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不錄其書，使其剽竊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諸子之言，自為此書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眉按：王昶謂非北齊劉晝撰是也。提要辨非勰歆孝標作亦是。惟謂九流一篇，剽竊隋志，疑袁孝政自撰自注，(疑袁孝政自撰，其說始於黃震。)似難遽定。盧文弨曰：『其文筆豐美，頗似劉彥和，孝政所為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尚多亂道，而謂其能為此文乎!』(抱經堂集劉子跋)嚴可均曰：『近人編書目者云，九流一篇，全襲隋書經籍志之文，隋書非僻書，蓋覆檢之，豈其然乎!』(鐵橋漫稿)皆非無見之語。若昶疑明人偽託，益無可憑。就文字論：或謂其豐美，或謂其俗薄，或謂其縟麗輕茜，與北史本傳所稱古拙不類；余謂縟麗輕茜之文字，謂之豐美可，謂之俗薄可，毀譽異辭，誠不足怪，然決非所謂古拙。此蓋偽託者未能熟玩本傳，以為六朝文字固當如此，而不知劉晝乃非其比也。又有謂：『六朝時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本傳謂晝不學屬文，蓋指詞賦而言，然不善屬文者，未必不長於筆。』(見圖書館學季刊二卷四期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此亦穿鑿，六朝固有文筆之分，要亦施於評文對舉之時，史家敘事，奚必捨通名而強分朱碧，轉滋浠惑耶!周中孚謂此書或即晝所著金箱壁言，(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六)亦屬臆測。(頁三一七—三一九)
[補證]
眉按：宋齊邱之死，僧文瑩玉壺清話謂齊邱當國家發難，尚欲因釁以窺覬，事敗，囚於家，縊死。鄭文寶南唐近事謂齊邱致仕後，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叛，餓死青陽。二說不同，皆所謂不得其死者。惟不可謂以化書故。化書為譚峭作，齊邱奪為己有，則書非偽而人偽耳。然亦有竄入處：王世貞書化書後曰：『是書也，吾以為齊邱必竄入其自著之一二，而後掩為己有。如五常一章，忽云：「遠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邱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於儒者。又齊邱於觀化之際，輒自稱小人，所謂不考而招者。』(讀書後)又張綸言曰：『予觀是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或祖黃老莊列，或本釋氏，或述晏墨，語皆親切；至其言儒，則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遠也。』(林泉隨筆)不知儒而又好論儒，殆即齊邱竄入處。是不特人偽而書亦偽矣。而胡應麟曰：『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為齊邱撰，而宋景濂歸之譚峭。然齊邱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則於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並與齊邱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矣。』(=四部正)按：陳景元跋，稱『舊傳陳搏言譚峭在終南著化書，因游三茅歷建康』云云，則譚紫霄或即譚峭。然其書既為齊邱所奪而又有竄入，固當與偽書同觀；二譚之為一人為二人，於齊邱攘竄之罪，蓋無擇焉。(頁三二○—三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