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著作集

檀弓下

君之适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适长殇，车一乘。

　郝仲舆曰：「郑以此车为殉葬之隅车，载牲体藏之圹中者，即所谓遣车。非也。又杂记云：『遣车视牢具。……置于四隅。』故郑以四隅为圹中，而以遣车为明器。又后章『晏子遣车一乘，及墓而反』，云『及墓反』，则是人所乘车明矣。」愚按：郑于杂记：「遣车视牢具」下有此说，然亦用「与」字为疑词。而杂记又云「既遣而包其余」，既夕礼云「包牲取下体」，是当日实有此等礼。又左传定三年「邾子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亦可证。余说见杂记上。若下云「晏子遗车一乘，及墓而反」，是谓「遣车」止一乘，以其俭于亲礼，窆后皋宾拜送宾。今「窆讫即反」「以其俭于宾」，乃是两事，非一事也。邾子丧礼之车，必谓人所乘者，非是，故辨之。(卷一五，页二)

君于大夫，将葬，吊于宫，及出，命引之，三步则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引」「纼」同，柩车索也。下云「吊于葬者必「必」字，原作「不」，今改。执引」，君尊，故命人引之。「三命引」，犹耕三推之义。注疏以「引」为「引去之引」，谓「夺孝子情」，甚迂。(卷一五，页四)

季武子寝疾，蟜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

　记者举蟜固着凶服问疾，曾点倚门而歌，皆以见武子为人所恶耳。陈可大谓：「善蟜固之存礼，讥曾点之废礼。」分别优劣，大失记者之意。按：武子虽当卒，时其势自盛，其后即悼子、平子。蟜固何人，敢以凶服入武子之门?而武子不得已而佯喜之乎?其门又安得容人倚而歌乎?其言曾点者，以其为狂故也；云歌者，亦附会论语「言志时，鼓瑟也」。余友阎百诗曰：「按：武子卒于昭七年，而襄二十二年孔子生。襄公三十一年薨，至昭七年孔子十七岁。史记仲尼弟子传惟子路最长，少孔子九岁，即以点同子路之岁，是时仅七八龄，其能倚门而歌乎?况未必同子路之岁，则更幼矣。」尤足证其妄。(卷一五，页五)

妻之昆弟为父后者死，哭之适室，子为主，袒免哭踊，夫入门右，使人立于门外告来者，狎则入哭。父在，哭于妻之室；非为父后者，哭诸异室。

　孔氏「孔氏」，原误作「孔子」，今径改。曰：「此云：『子为主，袒免哭踊，则夫入门右，亦哭踊。』知者以上文『申祥「祥」字，原误作「详」，今径改。之哭言思，妇人倡踊』，故知夫入门右亦踊，但文不备耳。」按：彼云「妇人倡踊」，此云：「子为主，袒免哭踊」，彼此不同，安得妄为纽合乎?余说详上「小功不为位」章。(卷一五，页九)

有殡，闻远兄弟之丧，哭于侧室，无侧室，哭于门内之右。同国，则往哭之。

　据此云：「有殡，闻远兄弟之丧，各哭于家，同国往哭」，上篇但云「有殡，闻远兄弟之丧，虽缌必往」，未免欠分明。(卷一五，页一○—一一)

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与哉?」

　此亦似毁曾子。曾子尝问：「三年之丧吊乎?」夫子曰：「三年之丧而哭吊，不亦虚乎?」则曾子果不应吊矣。或谓此为「伤死非吊生也」，然杂记云：「三年之丧不吊。如有服将往哭之，则服其服而往。」曾子于子张无服，则亦不应往伤其死也。(卷一五，页一一)

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

　此誉子游。礼，凶事尚右，摈由左，则尊者居右。(卷一五，页一三)

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为之服。」

　记礼者但言服制之事，说者必谓「鲁庄公不应服讐国之丧」，非记文意。「王姬」，齐襄公夫人。鲁庄公母文姜，齐襄公女弟，王姬乃鲁庄公母舅之妻，或何以有外祖母之说?此赘。(卷一五，页一三)

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敬姜朝夕哭，垂其帷，是能守礼别嫌。今男子从之，故曰「非古也」。与杂记「朝夕哭，不帷」之说同。(卷一五，页一五)

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诸幽之义也。

　此言「复」，而郑氏「祷五祀」，其舛。(卷一五，页一六)

拜稽颡，哀戚之至隐也；稽颡，隐之甚也。

　「隐」，痛也。上言「拜稽颡」，大论人子丧亲为此拜稽颡之礼，乃哀戚之至痛也。下文当言「稽颡」，为痛之甚，所以释「稽颡」之义也，不必求深。孔氏曰：「就拜与稽颡二事之中，稽颡为痛之甚。」按：凶通用拜，若谓以「拜」与「稽颡」二事较，而「稽颡」为痛之甚，不成拜虽非痛之甚而亦为痛也，不可通矣。孔氏以其不合于「稽颡而后拜」之义，分周礼殷礼，尤非。(卷一五，页一六)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尔，岂知神之所飨，亦以主人有齐敬之心也。齐，侧皆反。

　杨慈湖曰：「此章及下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见其有享之者。』呜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形有生死，神无生死。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实在。今子游以为未见其享之，是求鬼神之道于形也。」愚按：记文「岂知神之所飨」与「未见其有飨」，本说得执滞不通，而杨氏以「形亡神在」释氏之说驳之，尤为纰缪，不可不辨。惟孔子曰「祭如在」，一「如」字下得甚活，至哉言乎！二说皆折倒。(卷一五，页一九)

弁绖葛而葬，与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注疏谓「冠素弁，以葛为环绖，其要带仍用麻」，或谓「葛为葛带」，未详孰是。然葬时用此冠带恐未宜，故郑氏谓：「天子诸侯礼者，以大夫士三月而葬，则其时尤近。」故不得不作「天子诸侯礼」耳。(卷一六，页三)

歠主人主妇室老，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成容若曰：「亲丧三日不食，过此恐致灭性。惟士则邻里劝其食糜粥，大夫以上则君之糜粥命之食，故曰：『歠主人主妇室老。』歠，使之歠粥也。」疏云：「为其歠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饭。」是以「食之」与「歠」分为二矣。此本陆氏说。愚按：丧大记云：「大夫之丧，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是三日后本应食粥，不必君为之劝也。今解为过三日不食，记「记」字，原误作「说」，今径改。文无此义，未免添补，当以疏说为是。(卷一六，页四)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

　古皆葬于北方，后世乃有择地之说。(卷一六，页六)

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也。

　上云「是日也，以虞易奠」，盖未葬曰「奠」，虞始曰「祭」也；此云「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盖虞曰「丧祭」，卒哭始曰「吉祭」也。「明日，祔于祖父」者，卒哭祭之，明日，祔于祖庙而为祔祭也。「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者，「变」字即上「易」字，承上言，自丧祭易为卒哭之吉祭也。比至于明日，祔祭必于卒哭祭之日接而行之，不忍其一日未有所归也，与上「弗忍一日离」对。上言「是日葬」「是日虞」，故为弗忍己之一日离其亲；此言「今日卒哭」「明日祔庙」，故为弗忍使其亲每一日无有所归，其义如此。郑氏以此「变」字引士虞礼「他用刚日」，即谓「他」字。孔氏引丧服小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谓「不及时而葬为变」。此即郑注士虞礼之说。皆牵强附会，不可从。(卷一六，页一二—一三)

君临臣丧，以祝桃茢执戈恶之也，所以异于生也。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

　按：丧大记云「大夫之丧，将大敛，……君往，……巫止于门外，……祝先入」，又士丧礼云「大敛而往，……巫止于庙门外，祝代之，小臣二人执戈先，二人后」，当以此二说为正。此增「桃茢」之文，乃附会襄二十九年左传「使巫以桃、茢先袚殡」，此盖为恶臣之死非礼也，而孔氏以「此为天子礼，彼为诸侯礼」，尤臆说。(卷一六，页一六)

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也，其哀离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殷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

　「周朝而遂葬」，既夕朝与之合。然僖八年「致哀姜」，左传云：「不殡于庙，……则茀致也。」则周亦殡于祖矣，与此不合。或春秋礼而此说非，周初礼而春秋变之，皆未可知，不必强合也。乃服氏解「庙」为「殡宫」，杜氏谓「不以殡朝庙」，皆未允。郑氏谓：「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此用何休之说，尤谬。从来皆谓周末文胜，如其说，则是周末质胜矣。(卷一六，页一七)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此意盖疑时代递迁，从葬者日趋新巧，所以防其流弊也。意谓惟为明器者知丧道，其后渐有用生者之器者，不殆于用象人殉葬乎哉?其后果有为俑以象人者，不殆于用人乎哉?「用殉」「用人」有分别，凡物从葬通曰「殉」，故「殉」亦训「从」，孟子以身殉道是也。由是用偶人从葬亦曰「殉」，用人从葬通曰「殉」也。郑氏不识「殉」字义，徒以人从葬为「殉」，因曰「杀人以卫死者曰殉」。若然，则「用殉」「用人」了无分别，记文何为前后分言之乎?

　上章仲宪言于曾子谓：「夏用明器，殷用祭器，周人兼用。」此无稽之说，故曾子辨之。从来解者皆误认为实然，于此章亦以明器属夏，生者之器属殷，为俑属周，谓孔子善夏而非殷周，殊缪。况此言生者之器，非祭器也；言为俑，非兼周也，亦绝不相通。若必据三代为说，则为俑岂文武制耶?固执可笑如此。生者之器必不定是祭器，上章言「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皆明器也」，反是，则皆生者之器。(卷一六，页一九)

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仿孟子「礼为旧君有服」章为说。(卷一七，页一)

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绖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绖反哭。子夏曰：「闻之也与?」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绖。」

　此言子夏事，与「曾子袭裘而吊」同，总以子游为知礼也。然此事频见，亦可厌。(卷一七，页二)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遣车七乘；大夫五，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郝仲舆曰：「『』『介』同。礼器云：『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又杂记云：『遣车视牢具。』『遣』，奠牲体包裹送死者，俗世用牢车载而之墓，故有子讥其非礼。郑氏读『』为『个』，为『包肉之数』，以『遣车为涂车，载其包埋之圹中』，附会其谬也。」按：郝谓「」「介」同，驳郑附会为「个」，是也。其谓「遣车为送葬之车，非载牲体之车」，则非，说详上「君之适长殇」下。此「以遣车视介之数」，犹杂记云「遣车视牢具」也。有子讥其不当用「牲粻」，当用「脯醢」，非讥其用「牢车」也。郝故错解以附会之耳。(卷一七，页五)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曰：「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子张曰：「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曰：「噫！毋。」曰：「我丧也斯沾。尔专之，宾为宾焉，主为主焉，妇人从男子皆西乡。」

　郑氏以「我丧也斯沾」句，注「注」字，原误作「住」，今径改。谓：「沾读曰觇。国昭子自言之大家，有事人尽视之。专，犹司也。」于语气未协。郝仲舆以「我丧也斯沾尔专之」为一句，谓：「沾尔，犹言沾沾尔，自我貌。戒子张曰：尔无谓我丧，我遂沾然自主之。」孙文融曰：「本欲自专，却用『毋曰』字唤起，正是恣肆人气。」●此二说互相明，似得之。(卷一七，页六—七)

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知礼矣。」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将为贤人也，吾未尝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

　「旷于礼」，大约谓「好内而远贤」，孔氏谓「疏薄宾客朋友之礼」，吴幼清谓：「旷废居室之礼，而溺于燕私好内之情。」俱偏。(卷一七，页八)

季得子之母死，陈亵衣。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亵衣何为陈于斯?」命彻之。

　郑氏曰：「言四方之宾，严于舅姑。」按：此义非。舅姑不当与四方之宾较量严否也。意谓妇人在生不饰不敢见舅姑，今其死也，有四方之人来，何为不饰乎?盖以生喻死，以舅姑喻四方之宾耳。(卷一七，页九)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篓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

　犹郑氏谓：「当为摇，言身动摇也。」岂有歌而摇者?吴幼清祖郑说谓：「当为手动，舞为足蹈。」尤杜撰。郝仲舆谓：「犹如字，与由通，自然向赴之意，人歌则抵掌顿足，按节而应，谓之犹。」若是，则仍与「摇」之说相似矣。按：说文「嗂」字，徐锴引礼「斯犹」谓：「犹即嗂；嗂，喜也。」其说似是。「舞斯愠」一句，诸家之说尤不一。陆德明谓「衍文」。孔氏谓「郑本无此句」，又谓「郑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愠」。刘原父改记文云：「人喜则斯陶，陶斯，斯犹，犹斯舞，舞斯蹈矣。人恼则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孔氏又依文为解曰：「且喜怒相对，哀乐相生，若舞而无节，形疲倦厌，事与心违，所以怒生。曲礼云『乐不可极』，即此谓也。」按：以上诸说，凭臆增删者，既未足据；顺文解释者，又不可通，然则如何?盖作者之意，本取喜之为舞，愠之为踊，以见其皆当品节也。其文却于「舞」字之下，「愠」字上，顺势直下，即用「斯」字为过接，不得更端另起耳，而循环相生之义，亦是隐然可见。必如孔氏油定作解，岂不死古人句下；必如刘氏之属对整齐，古人又安有此印板文字哉?(卷一七，页一二—一三)

吴侵陈，斩祀杀厉，师还出竟，陈太宰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曰：「古之侵伐者，不斩按：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吾王讨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师与，有无名乎?」

　按乃吴之太宰，仪乃陈之行人，恰好更换，岂记者有意为戏耶?(卷一七，页一五)

颜丁善居丧。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此与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穷」章各自为义，不必强合。(卷一七，页一七)

子张问曰：「书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诸?」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

　仿论语，无谓。(卷一七，页一七)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篑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妄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篑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毋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

　知悼子，郑氏谓「晋大夫荀盈是也。盈，荀罃之子。」陈可大谓「荀罃」，误。徐伯鲁谓「盈亦作罃」，尤欠分晓。(卷一七，页一九)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邕，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文子以死卫君，经传不见，其余之说悉不足据可知矣。(卷一七，页二○)

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视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

　此与左传昭十三年楚共王埋璧事相类。又昭二十六年左传云：「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故后世凡适死，即立庶之长者，此循古制，必年钧始以德，德钧始以卜耳。今观楚共王、石骀仲未闻年德之钧，而辄鬼神用卜，疑皆非古制矣。此石骀仲事于卜之中而见其德，固甚奇，然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卜者何以必先谓「沐浴佩玉则兆」，此处恐难通，当是寓言耳。又后以龟有知，以其能知吉凶，非以其能知邪正也。义亦未确。(卷一七，页二○)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首足形，还葬而无，称其财，斯之谓礼。」

　按：「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此非圣人之言，孟子称墨为「以薄为道」，斯其殆类之矣。王制云：「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又云：「六十非肉不饱。」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饱。」观此则菽水之不可为饱也，明矣。孝亲以养志为上，然而曾子养志必有酒肉，曾元养口体亦必有酒肉，则菽水非养亲之餐具，又明矣。夫养口体者，此酒肉；养志者，亦此酒肉，可曰「吾养志也，而遂不需此」哉！苟养志而不需此，是反不若养口体者之为愈也。彼将曰：「我以菽水尽其欢，较胜于以三牲之养而不尽其欢者。」然而欢则尽矣，其如亲之腹馁何?亲之腹馁而犹曰「吾能尽其欢」，吾不信也。按：内则所详旨甘柔滑诸餐具，皆所以诏人子养亲者，此岂独为富者设，而贫者固无与乎?彼汉之茅容非贫者乎?后世之士有家贫无以养亲，志气衰惰，辄用此语以借口，不知古人正不然，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如三釜心乐捧檄色喜，此皆为人子之恒理。盖孟子谓「仕有时乎为贫」，则父母在，益可知矣。大抵贫而负高隐之志者，亲没为之可也，亲在故降志以求之。一介不取，立身之大节也，使亲而饥饿，亦当稍贬以遇之。后汉啬夫孙姓赋民钱，市衣与父。吴佑谓：「揰以亲故，受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此足见一班。则庶乎亲之志与体皆获所养，斯乃谓之孝矣。记文偏而有弊，殊非吾儒中正之道，特为拈出以破从来之惑焉。又传称子路自食藜藿，为亲负米二百里之外。然则虽以子路之贫，固未尝以菽水养也。

　王子雍曰：「熬而食曰啜。孔子曰：「以菽水为粥，以常啜之饮水更无余物，以水而已。」吴幼清曰：「澄尝食于北方至贫者之家，不惟无饭亦无粥，但以豆煮汤，每人所食约豆一掌所掬，杂以米一二十粒，煮汤一盂，揽起啜之而以疗饥，始悟古所谓啜菽盖如此。无蔬菜可羹，但熟煮白水饮之，故啜菽饮水为至贫者之家。」孔疏谓：「以豆为粥，非也。」观此上诸说，其解「菽」「水」者若此。呜呼！此其以为养亲之餐具乎哉?仁人孝子当必有恻然于心者矣。(卷一七，页二二—二四)

卫有太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书而纳诸棺，曰：「世世万子孙，毋变也」。

　柳庄于卫为社稷之臣，经传未见。「当祭必告」，非；谓「不释祭服而往，襚也」，皆不足据。(卷一七，页二五)

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述春秋事不误。但谓「仲尼谓非礼」则不然，此循汉人之说也。(卷十七，页二十六)

季得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

　公输若名般，与于小敛之事，郑氏解若、般为两人，断「方小」为句，谬也。「般，尔以人之母尝巧」至「病者乎」，谓：「尔以他人之母试巧，则何不如己母试巧乎?不以己母试巧，则亦有所病之乎?」郑氏又断「则岂不得己」为句，谓「以」「己」字同，解为「岂不得休己」，亦谬也。(卷一七，页二七—二八)

工尹商阳与陈疾追吴师，及之。陈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韔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亦有礼焉。」

　按：昭公二年左传「楚子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未尝有追吴师之事。又商阳临敌不用命，而以私怨其君，何礼之有?(卷一七，页三一)

诸侯伐秦，曹共公卒于会。诸侯请含，使之袭。襄公朝于荆，得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按：此亦与春秋传互异。襄「襄」字，原误作「哀」，不今径改。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得王薨。是时公方及汉，初欲止，卒至楚。诸侯五日而殡，至时得王已在殡矣。二十九年正月，有楚人使公亲襚之事，盖致襚诸礼，可在殡后。杂记上云「致礼，委衣于殡东」是也。此易「请襚」为「请袭」，易「拂殡」为「拂柩」，盖误以得王为犹未殡也。(卷一七，页三一—三二)

滕成公之丧，使子叔敬叔吊，进书，子服惠伯为介。及郊，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遂入。

　此鲁昭三年事，郑氏以「忌」为「怨」，左传杜注亦同，孔氏「孔氏」，原误作「孔子」，今径改。遂谓「敬叔杀懿伯」，此附会之说也。刘氏以「忌」为「忌日」，似非。(卷一七，页三三)

孺子●之丧，哀公欲设拨，问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犹设之。」颜柳曰：「天子龙輴而帱，诸侯輴而设帱，为榆沈，故设拨。三臣者废輴而设拨，窃礼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学焉?」

　「天子龙輴而帱，诸侯輴而设帱」，孔氏曰：「天子之殡，载柩于龙輴，累材作，而题凑其木帱，覆棺上而后涂之；诸侯以輴载柩，不画为龙，亦累木为，设木于上以梼之，不（「不」字原敓，今径补）为题凑，有横木覆之，亦油涂。其上。」按：孔言诸侯之制非是。诸侯明言设帱，是无矣，安得云「亦累木为」乎?盖帱者，木作四柱，加以题凑，架屋其上，如之周棺梼则垂地，而后涂之。故帱诸侯则但木环缭，不列四柱，象亦题凑其上，如帱之四垂而已，故曰：「设帱亦油涂之。」帱，帐也，孔以帱为盖棺物，故有「设木于上以帱之，而为题凑，有横木覆之」之说，皆臆度也。「为榆沈故设拨」，郑氏曰：「以水洗榆白皮之汁，以播于地，引輴车滑。」此说迂。陆农师曰：「榆性坚忍，所谓『不剥不沐，十年成毂』是也。然以性沈难转，亦所载沉也，故须拨。」「拨」，虽不可知，然谓之「拨」，则以「拨輴」可知。郑氏谓「拨，所谓绋」，非是。按：丧大记「大夫二綍二碑」，废輴用轴而设拨，故曰「窃礼之不中者也」，此说近是。然「拨」终无解，郝仲舆谓：「拨作綍，大绳即绋也。棺自有引，别用大绳以引柩车。」此乃郑解，亦臆说。(卷一八，页二—三)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详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

　郑氏谓「季子皋恃橱虐民」，是。但谓「即高柴或氏季」，恐未然。高柴为费宰，下文子皋为成宰，费为季氏邑，成为孟氏邑也。又家语称柴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此禾己成而反犯之，正与相反也。后儒以其为柴也，多曲护之。陈可大谓「夫子尝曰柴也愚」，按：此亦愚而过虑之一端，就「愚」字上作解，致为可笑。郝仲舆谓「子皋知大体」，其说尤非理。(卷一八，页五)

土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

　「仕而未有禄」，即仕而不受禄也。「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谓君有馈不曰赐，而曰献；其将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所以隆礼之也。注疏以「仕未有禄」引王制「位定然后禄之」之义为解，所以于下文皆说不去。谓「君有馈焉曰献」为「有馈于君曰献」，「使焉曰寡君」为「使他国自称己君曰寡君」，然则仕而得禄者，独不当然耶。孔氏曲为说曰：「嫌其或异，故明之也」。于「违而君薨」，更说不去，则曰「此一条则异也」，辞遁如此。(卷一八，页六—七)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自寝门至于库门。

　未葬以生事之，既葬以鬼事之，故虞而立尸，有几筵。虞以前祭无尸，但有奠席（「席」字，原误作「疾」，今径改。）而无几筵，此谓通礼皆然。孔氏曰：「此虞祭而有几，谓士大夫礼。故士虞礼云『祝免澡葛绖带，布席于室中，东面右几』是也。若天子诸侯则葬前有几，故周礼司几筵云（「云」字，原误作「公」，今径改。）丧事。」案「几」，按：周礼之说不足据，且此章云「虞而立尸，有筵。卒哭而讳」之法相同，下言「讳事」云「执木铎命于宫」，而上言「虞事」，亦属天子诸侯可知，岂必士大夫乎?「舍故讳新」，郑氏谓「故为高祖之父当迁者」，此易纬（「纬」字，原误作「讳」，今径改。）之说，不可从。曲礼云「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岂应讳及四世乎?此是谓孝子之父平日讳父与祖，今为孝子之祖与曾祖，故舍其曾祖之故讳，而讳父之新讳也。(卷一八，页八—九)

军有忧，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赴车不载●韔。

　「军有忧，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此亦据左传「秦穆公败于殽，素服郊次，向师而哭」之事为说。(卷一八，页九)

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

　此援春秋成三年「新宫灾，三日哭」之事为说。「先人之室」，即宗庙也，按：「新宫」，宣公之宫，以其新成，故曰新宫。其三日哭，礼也。春秋公谷传及礼郑注皆无异词，惟胡得侯曰：「新宫者，宣宫也，不曰宣公宫者，神主未迁也。礼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先人之室，盖尝寝于斯，食于斯，会族属于斯，故有焚其室则哭之礼，神主未迁而哭，于人情何居?」按：胡以「新宫」为「神主未迁」，以记文「先人之室」为「居室」，皆谬。既以哭焚先人之室为礼，又以哭新宫为非礼，则记文取证前后不符矣。释礼之家多援其说，是误解春秋而并及于礼也。(卷一八，页一○)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此全类诸子寓言，吕览淮南之俦也。(卷一八，页一一)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说者多以「殷人作誓」谓「夏书已有甘誓」，「周人作会」谓「左传巳有禹会涂山之说」，为之斡旋其意，不知此二句自不可易，不必斡旋也。「殷人作誓」，指汤誓以臣伐君者而言，非甘誓可比；「周人作会」，指春秋五霸而言，周初固无此礼，其禹会涂山之说，恐荒远未可信也。然此二句又自谷梁「告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皇」中来。(卷一八，页一一)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揜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季子，吴人，不以长子之柩归●于祖墓，俾得遂丘首之愿，乃葬于齐地，何也?及葬，魂则曰「魂气无不之」，此释氏之说，所谓「形灭神不灭也」。左袒为吉事，凶事尚右，如是岂得为合礼?(卷一八，页一四)

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诸侯之来邕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幽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春秋时，推鲁人知礼，故曰「鲁人」，下章「仲叔妻丧夫」亦同，郑氏以「鲁钝」解，非。「易于」二字甚奇，然终费解。(卷一八，页一六)

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檀弓于「伯鱼妻再嫁」事屡见，可厌。前以子思为「吾何慎哉」之语，此又以子思自以其哭为过，皆不似。(卷一八，页一六)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长服，七日国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为棺椁者斩之，不至者，废其祀，刎其人。

　「官长」，士在其中。丧服四制云「七日授士杖」，而此云「五日」，礼言不同。孔氏分别「士之有地德深，无地德薄」，又引崔氏说分「朝廷之土，邑宰之士」，皆臆断也。「虞人致百祀之木」以下，其说不经。(卷一八，页一七—一八)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此似仿孟子「尔而与之，行道之人不受」之语造出此事，然又增曾子之说于后，大失孟子之旨矣，千古志士为之损气。(卷一八，页二二)

邾娄定公之时，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弒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其宫而猪焉。盖君踰月而后举爵。」

　「臣弒君」两段，郑氏曰：「言诸臣子孙无尊卑，皆得杀之，其罪无赦。」孔氏驳之曰：「子孙无问尊卑，皆得杀之，则似父之杀祖，子得杀父矣。」陆农师亦驳之曰：「弒父者，凡在宫子孙皆得杀之，是父子兄弟相杀，终无已时也。」其说皆是已。陆又曰：「凡在官者杀无赦，谓杀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耳。杀父放此。」吴幼清驳之曰：「陆谓『同一官府之人亦坐杀君之罪』，果是，逆杀之党则自应杀之，若不与杀谋，而一府一宫之人皆连坐刑，不亦滥乎?」其说亦是已。又曰：「在官、在宫，谓被者之群臣、子孙，非谓行弒者之群臣、子孙也。然则被杀者为祖，行弒者为父，犹之子得杀父矣。」成容若曰：「诸儒议论纷纷，皆因『凡在宫』句，似子亦可以杀弒祖之父，于情性有碍耳。若从疏中所云『在宫，诸本或为在官』，则于文义顺矣。」此改记文，亦不足信。又引汪氏曰：「谓讨其与弒君父之人，凡闻乎故者，皆诛之而不赦，非谓在官、在宫者尽诛之也。」如此解亦非本文义。愚按：诸说之中，似陆说为顺，此是邾娄定公一时忿激不暇循理亦为此言，观下「杀其人，坏其室，●其宫」等语，正是一例，在定公则为失言，在记者可以无记。(卷一八，页二二—二三)

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献文子似即赵武，然武未尝谥献文。郑氏以「晋」为「晋君」，以「献」为「贺」，殊迂。「发」，似即落成之意。「轮」，郑氏谓「轮囷」，然是「盘曲」意，非「高大」也。此指节梲之盘曲。「奂」，宽广意，诗「伴奂尔游」，此指舍宇之宽广。「歌」「哭」取哀乐二义为言，郑氏谓「歌」为「祭祀奏乐」，拘也。孔氏又谓「大夫祭无乐，而春秋时或有之」，尤拘。「要领」，孔氏谓「古者重罪要斩」，亦非也。周穆王作吕刑，惟举墨、劓、剕、宫、大辟之五刑，未有所谓「要斩」者。大抵「要斩」「车殉」皆起于战国申商之法，春秋时亦无之。此云「要领」，盖作记者之语耳。又按：晋语「赵文子为室，张老谏其砻椽」，无此颂祷之语。大抵皆附会增饰也。(卷一八，页二四)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埋」字，原误作「理」，依今本改。之以帷。

　此谓「丘也贫，无盖」，家语亦知孔子将行，雨而无盖。夫「盖」之为物甚微，孔子虽贫未必至是，即至是，亦奚足为圣人重。若谓「盖」为「车盖」，则孔子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矣，此皆附会之言。「路马死，埋之以帷」，亦似本「鲁公乘马，堑而死，以帷裹之」为说。(卷一八，页二五—二六)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涉内溜，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此又毁曾子而及子贡。君在辄欲阑，入而为阍人所拒，入马而修容，因修容而卿大夫辟位，君降等而揖之，皆齐东野人之语也。(卷一八，页二—七)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前儒谓此歌即诸侯大射狸首之歌，或者是也。但其所谓「狸首之斑然」，虽不可知其义，然必非如孔疏所云「斲棺材文采似狸之首也」。「执女手之卷然」，「女」音「汝」，谓「两手相执而卷然，以见亲厚之意」，亦非如疏所云「孔子之手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也」。盖诗意言「天子致亲于其臣」，原壤引之，以况「己之致亲于孔子」耳。

　此与论语「原壤夷俟」章有不可比合而论者。盖檀弓率多附会，难以尽信也，宋儒必欲取而较论，或谓「彼为尽朋友之义，此为全故旧之恩」；或谓「夫子周旋中礼」；或谓「夫子经权得宜」；或谓「夷俟不可不教诲，歌乃大恶，若要理会，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凡此诸说为圣人解驳，皆似可已。(卷一八，页二九—三○)

赵文子与叔誉观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吶吶然如不出诸其口。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

　此与晋语多同。「并植」二字乃「廉直」二字之讹。(卷一八，页三二)

叔仲皮学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鲁人也，衣衰而缪绖。叔仲衍以告，请繐衰而环绖，曰：「昔者吾丧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环绖。

　以子柳为「皮之子」；以上「其妻」为「子柳之妻」；以「衍」为「皮之弟」；子柳之叔以告，为告子柳；以「请」为「子柳请」；以「曰」为「衍答」；以「退」为「子柳退」；以下「其妻」亦为「子柳之妻」，此郑孔之说也。以「子柳」为「皮之子」；以上「其妻」为「子柳之妻」；以「衍」为「子柳之兄弟」；以「告」为「告子柳」；以「请」亦为「衍请」；以「曰」亦为「衍语」；以「退」为「子柳退」；以下「其妻」亦为「子柳之妻」，此近世成容若之说也。以「子柳」为「皮之师」；以上「其妻」为「皮之妻」；以「衍」为「皮之弟」；以「告」为「告子柳」；以「请」亦为「衍请」；以「曰」亦为「衍语」；以「退」为「衍退」；以下「其妻」为「衍之妻为夫之兄服」，此郝仲舆之说也。以「子柳」为「皮之师」；以上「其妻」为「皮之妻」；以「衍」为「皮之子」；以「告」为「告其母」；以「请」亦为「衍请」；以「曰」为「皮妻答」；以「退」为「衍退」；以下「其妻」为「衍之妻为舅服」，此孙文融之说也。按：如郑氏及成氏之说，皆以首句「学」字训作「」字，解未安。而郑作「衍既告子柳，又请衍又告」，更迂折。如郝氏孙氏之说，于首句顺矣，但郝说无子柳之答，似疏；孙说于首句之子柳全失照应，更。且皆以两「其妻」为「两人」，亦不协。四说之中似成说较直捷，然终以「学」字未安为难通耳。大抵檀弓系高才人手笔，不肯为旨明辞顺之文，故时似脱略，其义卒难通晓，解者各竭所见以求之，而终不可尽通，则非解者之故，乃作者之故矣。然于此亦正见古文之妙。郑氏以此章「鲁人」为「鲁钝之人」，尤凿。上「邾娄考公」章犹为「男子」，此则「妇人」难这以知礼，岂亦以鲁钝论耶?盖檀弓必鲁士所作，以鲁为知礼之国，故特举此妇人亦较胜于男子，为「衣衰缪绖」之重服，而不为「繐衰环绖（「绖」字，原误作「经」，今径改。）」之轻服也。(卷一八，页三三—三四)

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

　郑孔以「乐正子春之悔」为「悔其不以实情，勉强而至五日」，似非语气，当以「悔其不能如曾子七日」之说为是。(卷一八，页三五)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己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徒市，不亦可乎。」

　此附會左傳僖二十一年「公欲焚巫、」之事。(卷一八，页三六)

孔子曰：「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郑孔以「祔」为「合葬」，以「离之」为「有以间其中」，以「合之」为「合葬两棺置中」，皆似臆说。陈用之曰：「卫之俗有存于殷，鲁之俗一本于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附于庙者，离之而不亲；周之所尚者亲亲，故凡昭穆之附于庙者，合之而不尊。」按：此说虽辨，但昭穆既附庙，又何以离之?义亦未允，当阙。(卷一八，页三七—三八)

王制

　说者多以周礼、王制、孟子三书并言，为之较量异同，此无识之士也。乃有信周礼疑王制，甚至有信周礼、王制疑孟子者，尤无识之甚者也。王制非周礼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出于王莽、刘歆之书，宁足敌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又宁足敌孟子之书耶?又曰：「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与孟子异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其与周礼异者，则以周礼本非周制也。」郑氏解王制，尽举而归之于夏、殷；朱仲晦解孟子，则又以其与周礼、王制异，而疑之而阙之，何哉?

　按：史记封禅书云：「文帝使博士诸生剌六经作王制。」唐陆氏、孔氏皆谓出卢植所云，未悉其由来也。

　「王制虽采剌群言而成，然其中之文有同有异，其义有得有失。」兹特详为明辨云。(卷一九，页一—二)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按：周室爵禄之制，孟子有之，然谓：「诸侯去籍，仅闻其略。」汉博士去孟子又数百年，且经秦火，岂反得闻其详?此义固夫人知之矣。故其言「爵禄」，大率依仿孟子，其与孟子异者耳，非有他义也W，愚必以孟子为正，为之详别其下，然其所以与孟子异者，皆是欲避雷同之，知此可尽免纷纷之疑矣。

　此取孟子之文而小异之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去「天子」分「分」「男」为二，亦凡五等。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言「臣」，王制言「诸侯臣」；孟子连「君」为六等，王制去「诸侯」为五等，凡此皆与孟子异也。然上何以不连言「天子」合「子男」为五等，而「诸侯臣」之爵，即「王臣」之爵，下何以不言「王臣」，而言「诸侯臣」?且以不连言「诸侯」为六等?也。然而W其如此者，所以避雷同之辞异则义亦异，而是非出焉矣，故必当以孟子为正。

　今按：后儒解此节，牵合王制以从孟子者，曲说也；反以王制为正者，悖见也。如孟子首言「天下之爵」，列「天子」与「君」亦为一位，以见先生制爵与群臣共天下而不自私之心，今去之，则失其义矣。陈用之曰：「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出于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首于天子与君，故兼天子与君言之。」按：「制爵」即所以为「班」，「班」即出于所「制」，「班」「制」二字有何分别?此曲说也。徐伯鲁曰：「天子制礼，君与臣异，则王制为长。」，此悖见也。又如孟子以「子男」同禄，故亦同爵，曰「同一位，列为一等」，王制分为二等，未免近混。方性夫曰：「孟子以『子男』合为一，此则离为二者，盖彼所言者，位之等；此所言者，名之等。」按：孟子言「一位」，此不言者，文从省耳，安得泥孟子「位」字，而于此添一「名」字乎?此曲说也。又如王制不言「王臣」之爵，言「诸侯臣」之爵，下又言「王臣」之禄，前后参差，亦较孟子为疏。孔氏曰：「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统天下，故不自在其数，谓制统（「制统」，原误作「统制」，今径改。）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对，故不取王臣也。」按：先有王臣而后有天下之臣，若不取王臣，何以通明爵制?且下言「王臣」之禄，何以又不取君臣相对乎?周希圣曰：「王朝之臣入则为公卿，出则为公、侯、伯、子、男，而其禄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则兼之矣。」按：「出」「入」本无常法，非可举以为论爵禄之制，内外相维安得云「言外则兼内」乎?此皆曲说也。(卷一九，页七—九)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此取孟子之文而易「地」字为「田」字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今王制取其文而易「地」字为「田」字，亦所以避雷同也。

　陈用之谓：「禄以田为主，以其制禄，故虽地亦谓之田。」此解近之。乃有好为穿凿者，实以「田亩」为解，如：陈可大则与孟子全异矣；季明德且以孟子之「地」而亦为「田」矣；叶少蕴又牵合乎周礼矣，皆足惑世，故辨之。陈氏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泽、原隰、夷险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计田里，则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矣。」按：后章言「田」之实数，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不知此所云「天子之田千里者」，已三分去一乎?抑未乎?如未三分去一，则「天子之田」仅为六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既谓「实田」，必已三分去一矣，则「天子之地」又为一千三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若是，不与孟子之文全相剌缪乎?且「井地不均，谷禄不平」，为有国者禁毫强兼并而言，若先王画地分封之初，岂为是乎?又曰：「田数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计，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田以袤计，如二十五家为里是也。」不知此云「天子之田」者，以方计耶?以袤计耶?季氏曰：「三分去一之说本王制，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则畿内天子之地当实田，田既损除，用必不足。故王制于此亦言方千里云云，而不言地。」按：此谓孟子之「地」当为王制之「田」者，屈孟子以从汉儒，殊为悖妄。且千载而下，重代古人忧乏用，又可笑也。叶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诸男，犹方百里』，与此制异者。周官合山林川泽而言，则谓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则谓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泽，取其可食者半，则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泽不在焉，则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观之，周公斥大九州岛之界，公侯之国盖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无增损，然百里、七十里之国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国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职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泽而其一，应于实封五十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于二十五里，不应实封之数，何也?则疑诸男为附庸之国，此周司徒所以列于殷以备五等，而其实则附庸也。」按：此说窃周礼司徒先郑之注，最为牵合无理据。云五百里去山林川泽可食者半，则为二百五十里，附庸在其中，除应得一百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不几末大于本乎?又谓诸子地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固合五十里之数，然王制诸男亦五十里，周礼则一百里，如其四分之一，仅得二十五里，又不合于五十里之数，于是疑周礼为附庸，然终以王制明分子男与附庸，则谓王制诸男为殷礼焉。呜呼！岂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而男独言殷乎?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谬矣！已上三说皆误，以「田」字实作「田亩」解故至此。然则实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若郑氏之说，则又异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岛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郑解王制皆以与周礼不合，故执周礼之说而以王制为殷礼，此其谬之始见者也。其谓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纬言不经之说。疏驳纬书为不可用，可为有见。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证郑（「周」字，原误作「郑」，今径改。），武王初定天下之说，则误。盖郑不见古文也。又谓「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则曰：「异畿内谓之子。」不审何以知「子属畿内采地之爵」乎?即曰「属之畿内」，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传云：「郑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命伯子男以为一。」何休之说亦属乖违。若公羊之意本谓合「伯子男」皆称「子」，此自成说。郑引证之意，乃是谓合「伯子男」皆称「伯」，说同而义不同，不可通矣。郑本欲执周礼「五等之爵」「五等之土」为主，而以王制为殷制，然王制「土为三等」与周礼异，「爵为五等」与周礼同，于是介于殷与周之间，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之界尚狭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礼之说，其用意可谓巧矣。岂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几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时地界，使百里而为五百里，七十里而为三百、四百里，五十里而为百里、二百里，虽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国三等，古者九州岛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长，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则所绌废削灭非一国也，此于人情似不合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废也?孟子之言乃与鲁人之言不同，此时鲁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产一同之言与孟子合，则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按：介甫本信周礼以致误天下，此亦能辨之，则周礼之荒诞为何如，又足哂也。(卷一九，页一二—一六)

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此取盂子之文而与之皆差一等也。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视侯」，此言「视伯」；孟子「大夫受地视伯」，此言「视子男」；孟子「元士受地视子、男」，此言「视附庸」，然皆当以孟子为正。孟子不言「公」者，巳将「公」属于五等，而不属于六等。周初「上公」皆出封，其在内者，不过留相王室，故不言也。若言「公受地视公」，亦失言之法矣。「附庸」既不达于天子，自不列天子「公侯伯子男」四等之内，故曰「元士受地视子男」。若曰「视附庸」，则天子班禄于天下者凡四等，而班禄于王朝者反五等，何其参差不伦乎?要之王制以「天子之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元士视附庸」，如此则内外齐等，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卿之宜视伯者」而「视侯」，以「大夫之宜视子男者」而「视伯」，以「元士之宜视附庸者」而视「子男」，以「中、下士视附庸」自不言可知，皆升一等为言者。盖天下之势，在外者恒易重，在内者恒易轻，惟以此制禄则内外常得其平，且使内者亦乐于出，外者不忧于入，而人情亦均矣，此内外相维之正法。若夫为「强干弱枝」之说，以机权测圣心者，犹未足语此耳。自平王以后，外之势日重，内之势日轻，尾大之势成，而王室寝微矣，然后知先王之制为不可易也。呜呼！汉之博士诸生似未喻此，又奚怪夫后世之儒?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

　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陈用之曰：「周官有卿而无三孤与上大夫，是孤与上大夫同为六卿。故上大夫之为卿，则受地不过七十里，此王制所谓『天子之卿视伯』也。孤之为卿，则受地有至于百里，此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视伯』者，言『上大夫』也。『附庸』虽不能五十里，总大率而言之，亦可谓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视子男』，或言『元士视附庸』。」按：王制本言「卿」，今必改为「大夫」，以凑合孟子「大夫视伯」之说；孟子王制本同言「附庸不能五十里」，今必曰「亦可谓之五十里」，以凑合孟子「元士视子男」之说。呜呼！何其妄与?叶少蕴曰：「入而与王论道为三公，出而居六卿则为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故三公与六卿其田同视公侯，卿与大夫其田同视伯，大夫与元士其田同视子男及附庸。」此说合「公卿大夫」而为一，益混。陆农师曰：「此与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尔，盖天子之卿之田视伯，即受地视侯，他放此。」按：谓「视伯即视侯」，是以上所言「公侯田方百里者，三分去一，而为田七十里也。」然记文均一言「田」，此既以「天子之三公之田」为「实田」，上何得又以「公侯田方百里者」为「非实田」耶?(卷一九，页一八—二○)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士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此取孟子之文也。孟子分「上」「上次」「中」「中次」「下」为五等，此但以「上」「次」「下」为五等，所以避与孟子雷同也，然而稍混矣周礼则为三等，与此又异，所以避与孟子、王制雷同也。孔氏强执周礼以解曰：「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凡三等。郑注云：『自二人至十人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下地，所养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举中而言也。』如郑言，上地家七人者，谓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谓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谓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则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经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农夫授田实有九等』，此经据准庶人在官者之禄最下者五人，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按：郑注周礼三等附会为九等者，欲以包孟子、王制之五等而阴合之也。其为说固谬，孔氏又引周礼郑注以释王制，是承其谬也。陈用之又承之而为说曰：「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农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则五等者，先王之于民，养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则以地称人而巳。」如其说，下地家五人者，亦当授以六人之中地矣，然于五人之下地，推说不去，则曰「以地称人」，其辞遁如此。又曰：「郑氏谓『自二人以至于十为九等』，则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举『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礼举『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礼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孟子无下次。或言『上』『中』『下』，王制「上」「次」「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谓各举其偏哉！」此说既屈孟子、王制以从周礼，又屈孟子、王制、周礼以从郑注。噫！礼书之言其悖如此，误世者不浅矣！(卷一九，页二二—二四)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此取孟子之文也。于孟子「大国」一段，从卑逆叙至尊，而田禄之积者愈明；于孟子「次国」「小国」二段，删繁并归于简，而卿禄之异者特着，大见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后乃可也。程正叔曰：「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巳不闻其详，令之礼书皆掇拾于灰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附会，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愚谓「谓王制不必句为之解」是已，然诸儒之执周礼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屈孟子以从王制者更可不辨乎?必芟除其谬说，而后王制之真面目见矣，王制之真面见，而后亦可不必句为之解矣。又曰「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愚谓既有孟子，则王制之言可废。(卷一九，页二六—二七)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

　此取左传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也。按：上云「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又有「中卿」「下卿」之名，与上「诸侯之臣，五等」抵牾。又其言「小国有上、中、下卿」，亦与下「小国：二卿」抵牾也。(卷一九，页二八)

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

　郑氏曰：「谓其为介，若特行而并会也。」黄叔旸驳之曰：「士皆有职，岂有为介而行，空国而出乎?」是矣。郑又曰：「此据大国而言，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士之数，国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疏以为「各居上三分之二」，胡邦衡驳之曰：「先儒谓『居上三分之二』，据经只云『居其上之三分』，并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岂亦是大国士为上，次国士为中，小国士为下。」亦是矣。然其为说曰：「士之数，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数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数各居上士之三。」亦非也。后章「三等侯国」皆云「上士二十七人」，如其说，不与后相违背乎?方性夫曰：「言三等之国，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则知中、下之士，诸侯之国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辞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与之为三分焉，则合焉而八十一士矣。『数各居其上之三分』，犹言各与上为三分也。」按：上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云「或有」「或亡」?且以「各居其上之三分」为「各与上为三分」，语义亦不协。陆农师曰：「后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数，故此言之『三分』，分字读如去声，谓若上士二十七人，则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此说似可通，然天子之中、下士其数不知几何?记文未详「天子中、下士之数」，反详「侯国」，终有未晓。(卷一九，页二九—三○)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鸐，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此一章三段，「凡四海之内」一段为畿外，「天子之县内」一段为畿内，「凡九州岛」一段总结之。自注疏而下，诸儒所解致为繁多，如牛毛茧丝不易析理。大抵郑氏执周礼之说，而以畿外一段为殷制，畿内一段为夏制，其说固非矣。诸儒多驳郑而或以为皆三代地制，又或执周礼之说以强通为周制者，亦非也。然诸儒止知驳郑，后儒又止知驳前儒，反不察记文之是非，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今先取诸儒驳记文之说节录之，而附以鄙见于后，以俟来哲之参稽云。王介甫曰：「九州岛之地今可以见，若皆以为国，则山川沮泽不可以居民，独立一君，孰为之民乎?此盖去古久远，书籍散亡，自孟子时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详，况于焚书之后，汉文之世乎?」杨敬仲曰：「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此或据古志而云。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遂为之说曰：『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八州，千百八十国。』又『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数。」又曰：「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天地之间，皆有血气，不能以无欲。欲则争，争则图，斗则伤，伤则杀。其天地之美，稍公且正者，则足以服其比邻，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则五有长，十有长，百有长，千有长，其德愈大，所服愈广，是故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其为君为长者，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其间有圣人出焉，举天下咸归服之，是为帝为王。夫所谓为君为长者，皆诸侯也，大小多寡之数，岂得而预定?既弗克预定矣，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损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虽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灭国五十尔，余率因其旧，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朱仲晦曰：「封国之制，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非惟施之当今不可行，求之昔时亦有难晓。且如九州岛之地，冀州极阔，河东、河北皆属焉；雍州亦阔，陕西五路皆属焉；若青　徐豫则疆界有不足者矣。设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不成地多者却其国以予少者，如此则彼必不服，或以生乱。又如周王以原田与晋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又曰：「建国必因山川形势，无截然可方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县内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涂巷沟渠，则奉上几何?」李氏曰：「此以九州岛千七百七十三国，未必皆实数也。故春秋之世见于经者九十余国，而吴楚与焉，疑其无如是之多也。」按：已上诸儒之说，犹皆未得要领也。记文所言地理之数，颇为错杂不齐，周章无定，今欲断其事理之是非，必先考求其文义，文义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见矣，亦可不必辨矣。「凡四海之内」为一段，「天子之县内」为一段，其篇末记者亦作两段，文自释之。今必合篇末之文并论，而后此两段之文可明，学者合前后观之可也。「凡四海之内」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天下九州岛，王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画为百区，区方百里，是为方百里者百。此以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之万里，所谓百里开方者也。封公侯方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十区，尚余七十区，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伯子男之国，又变言此七十区为区方千里，此以再倍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十万里，所谓千里开方者也。伯七十里之国，开方四百九十里，一区建七十里之国二，尚余二十里；凡六十国，共去二十九区四十里，尚余四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子男五十里之国，开方二百五十里，一区建五十里之国四，凡百二十国，共去三十区，尚余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以是为附庸间田。「天子之县内」一段，言畿内一州之制。百里之国亦以百里开方者言，七十、五十里之国亦以千里开方者言，今按：记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盖其意谓以「地」言，则禹贡之「九州岛」，孟子「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数固不可增减矣。以「禄」言，则孟子「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之地」，上既取而述之，其数亦不可增减矣。以「国」言，则当时古志有周千八百国说见郑注。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于是欲以「四等之地」，分之于九千里之中，厘而为千八百国之数，然诚有所甚难计数，推之是必畿外八州，每州为二百一十国，畿内一州为九十三国，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而其于千八百国之数亦所差无几，而可合其说矣。故其谓畿外每州千里，凡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大国少而小国多者，亦欲便于以一州为有二百一十国也。然而犹有所不能合，何则假如开方之法，千里而为万里，从横四达尽之矣，此恒法也。使皆以此言之，则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千里矣；七十里之国六十，去四千二百里矣；五十里之国百二十，去六千里矣，如是共有一万三千二百里，其数且溢于万里之外，更于何处得有余地可为附庸间田耶！于是不得已，又以七十、五十里之国，以再倍开方之法言之，千里而为万里，万里而为十万里焉，以是参错其间，使地不增而自多，里不减而各足，而寔则缩小之以凑合其正余之数。至三等所余之地，既于「百里之国」下曰「其余方百里者七十」，是以百里开方者言矣。七十、五十里之国之余地，不便更以千里开方者言，故亦同百里之国云，作者之意如此。虽然试以实数稽之，公侯之国固各得百里矣；伯七十里之国，二国合于百里之内且有余焉，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寔得四十六里有奇；子男五十里之国，四国合于百里之内，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寔得二十五里。若然，伯国尚不及子男之数，子男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数，大国自多，小国愈少，名存寔亡，斯岂先王分封之意乎?且均此地也，何以倏而十倍之数算?倏而以百倍之数算?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数算?如是之错杂不齐，周章无定，是其徒事巧于纽合，而不顾其说之荒诞也。诸儒作文为解者，既昧于此，其能疑而辨者，固不为无见，然终不知其所以然，犹之乎弗得也。今察出记者之意昭昭如是，则其言之不足为典要明矣。而自注疏以下纷纷争主为何代之制者，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卷一九，页三四—四○)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

　「百里以供官」则过约，「千里以为御」则过侈，皆非允当。(卷二○，页一)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王制皆刺群言而作，前后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属长」「连帅」「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书而云?故绝不相同。陈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异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连属之法，则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此异名也。」此曲说，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则有之，曲礼「九州岛之长，入于天子之国曰牧」，即此「州伯」也；「五官之长，曰伯」，即此「二伯」也。又诗周南召南及公羊传「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之说，即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左右，曰二伯也」。郑氏以「州伯」属殷，谓「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属周。其谓「周曰牧」者，据周礼云「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属周者，据周礼云「九命作伯」也。若然，则以殷之州伯属于周之二伯，斯可矣?不为笑资乎?(卷二○，页三)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按：禹贡「五日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于百里荒服」，是谓「五服」。洛诰（按洛诰无「五服」之文，「五服」在得诰。）有「侯」「甸」「男邦」「采」「卫」，亦谓「五服」。夏周服数之可征信者惟此。周礼职方氏以洛诰「五服」增「蛮」「夷」「镇」「蕃」为「九服」；又大行人易「蛮服」为「要服」，以「夷」「镇」「蕃」为「九州岛之外，世壹见」，其余「六服」每岁壹见，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据。此云「千里内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见于禹贡、洛诰，「流」则未闻。其余服又皆无之，此或出他书，或文有脱误；皆不可知，可置勿论，而诸儒必欲附会牵合之，甚无谓也。其执禹贡以解者，郑氏曰「流」：「谓九州岛之外。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陈用之曰：「『采』则禹贡所谓『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则禹贡所谓『荒服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举其内者，则凡服之在内者可知。『荒服』远，故举其外者，则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刘原父曰：「此据『绥服居中』而言。『内千里』『外千里』，则五服可知。『采』亦当作『菜』，声误也。」刘孟治曰：「荒服之内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于二千里之『流』。」其执周礼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谓规方千里之外，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耳。采取美物故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六服所贡物是也。」马彦醇曰：「均是采也，而周官之于贡，有祀、嫔、器、币之异者，有远近之差也。」已上诸说皆于本文毫无交涉，可不辨自明，载之以见牵附之谬耳。又陈可大曰：「尚书之于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卫』，或言『侯』『甸』『男』『卫』而不及『采』，与此『甸』『采』『流』同。」按：尚书叙事之文，故可略举以为说，记文摭述典故，安得亦尔?此又曲说也。(卷二○，页六)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郑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举成数也。」按：郑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谓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谓之殷，而独谓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犹曰「举成数」，谬矣。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古惟百，夏商官倍。注独引明堂位谓『夏官百』，非也。」按：尚书周官乃伪书，不足据。且郑未见，尤失考。

　按：「三公」之名见于老子，「九卿」之名见于考工记。周礼不列「三公」正职，惟散见之文中。尚书周官列「三公」于「六卿」之前，其「九卿」则周礼、周官皆无之，而「六卿」则王制又无之，是「九卿」者，或当为周制也。以周礼、周官皆伪，而考工记乃周时之书也。后儒皆不识「九卿」主何官?或谓合「三少」「六卿」为九。「三少」「六卿」见于周礼、周官，皆不足据。又「司徒」「司马」「司空」即三公也，不可又列于「六卿」，说详下节及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七—八)

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按：前章云「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则是小国亦有「上」「中」「下」之卿，此云「小国二卿」，与前抵牾。后章云「小国之卿一命」；此云「皆命于其君」，与后抵牾。盖博士泛乘礼文为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郑氏曰：「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脱误耳。」郑之意则不因与前后抵牾而云，盖执周礼言之也。「太宰职：设其参，傅其伍」，「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小国亦同，故曰「小国亦三卿」也。「大司马……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国」字，原误作「卿」，今径改。）一军，皆命卿为之」，故曰「一卿命于天子」也。若是，则据周礼以改礼记，益妄矣！又其于上段「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处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为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郑意，反从更之以为夏制。盖以上段「天子三公」，郑云「夏制」，又以下段「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亦不合周礼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设其参，傅其伍。』郑云：『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周礼五等国，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与此同。且曾子问是明当时周法而云『国家五官』，则五大夫。」观孔此说则又不能坚其为夏制之说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郑孔过信周礼，即此以观两人周章回惑之状，亦可想见矣。又郑云：「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此则无聊迁就之辞耳，而宋儒乃以为实然。李氏曰：「畿外举大国、次国以见小国，畿内举上卿以见大夫。」陆农师曰：「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此非脱误，着畿内之国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内，亦互相挟。」此二说殆又扬郑之波也。又曰：「崔氏曰：『大国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谓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传云『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谓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马也。故何休注公羊云：「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注公羊年公羊传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诸侯有司徒、司马、司空，皆卿官也。」其说是第不能通其说于「九卿」「五大夫」之下，故注襄十一年，又有此说，而崔氏从而附会之，悉臆说也。盖「天子三公」为「司徒」「司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乐正」「司寇」，及曲礼所言「六大」「五官」之类。若冢宰则三公兼之，诸侯三卿亦「司徒」「司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国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属二卿，余一司亦大夫为之，不然三司当缺何一司乎?太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数」，「司徒」等是「官」，爵数自是爵数，官名自是官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诸侯亦有之，大国诸侯有之，小国诸侯亦有之，不若是，诸侯无以为国矣。第其爵数则有异耳。自周礼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平列为「六官」，而古文尚书周官因袭其说，至今遂不可动摇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安得又为「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马」「司空」，即诸侯三卿，后人第见侯国之官止于此，所以又有诸侯无「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经传间有可考者=传=冢宰」「宗伯」「司寇」之说，皆是以，而自伪周礼、周官一切浠乱之，古义沦亡，世人之耳目蔽锢久矣。其说并详古文尚书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谓『小（「小」字，原作「二」，今径改。）国：二卿』与上『小国之上卿』一段，谓小国有三卿者，原自抵牾。有谓大国三卿皆命；次国二命一不命；小国二卿皆不命。」夫诸侯之臣皆王臣，合则皆命，何独以小国而不命?又何独以次国而一命一不命?尤不无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谓：「受命于天子为隆，受命于其君为杀。」不知所谓「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诸侯乎?自必曰：「隆诸侯也，以其大国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则天子得以操其权，掣其肘，反不若小国之黜陟自由矣。命是爵命，固非，天子择其人，然用其人则必请命于天子，黜其人亦然，故曰：二国不得黜陟自由。岂可谓之隆乎?因此又有谓「控制大邦，优假小国」者，然圣人立制之初，必不以机权待下如此也，皆非确义。(卷二○，页八—一二)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据「方伯」者，天子选于二百一十国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监之何与?按：书序大诰有「三监」之说，旧以为管蔡霍监武庚，此得无取而附会为说耶。(卷二○，页一四)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县内诸侯」世禄而不嗣位，「外诸侯」得嗣位。郑氏分「县内诸侯」为「贤」，「外诸侯」为「有功」，其说是。但「县内诸侯」止属「卿大夫」言，复云「大夫不世爵」即此，且单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谓「畿内公卿大夫」，非也。公爵非有大勋劳者不得为，如周召为公，虽皋相王室，自有封国，子岂不嗣乎?但记文内外诸侯之称义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舆疑之曰：「畿内诸侯不得赐爵，畿外诸侯享国继世，是使内臣不如外臣也。如谓内诸侯不皆贤，外诸侯岂尽贤乎?」苟不得斯旨，鲜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如内官世禄，外官世爵，先王不过揆天下之理与势使之，初不能尽计其后之流弊也。而后儒于内诸侯不得世爵，必举春秋「讥尹氏、武氏仍叔」为说，谓「卿既世袭，权移于下，驯至三家专鲁，六卿分晋，则内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渐之意深矣」。不知此仅见得一边，若春秋以后，外诸侯侵却王室以底于亡，不又是先王之耶！宋儒解礼全务肤辞蔓衍，而不归于理，率此类也。(卷三○，页一六—一七)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卷」音「●」，古本反。

　郑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礼曰：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记文云「三公一命卷」者，谓公本八命，加一命，则服衮也。故周礼司服袭之曰：「公之服，自冕而下，如王之服。」郑因信以为周制，其又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盖因典命有「上公九命（「命」字，原作「章」，今径改。），衣服（「服」下原衍「章」字，今删。）皆以九为节」，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为　「九章」以合之，其说最为乖谬，世儒巳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详赘。

　按：记文前以公侯为大国，伯为次国，今又以侯为次国，亦参差。(卷二○，页一九—二○)

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

　郑孔以上「三公」「次国之君（「君」字，原作「命」，今径改。）」「小国君」合于典命，以为周制，又以此「小国卿之命」不合于典命，以为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谓虽童稚亦不信之矣。陆农师谓：「周礼『小国再命』，此云『一命』，盖言『畿内小国之卿』如此，与上『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同。郑氏谓『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是也。」李氏谓：「大国所谓诸侯之国，小国则所谓庶方小侯之国。」此二说又欲牵合周礼而强同之，盖亦巧言之俦也。(卷二○，页二一)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其实自「任事」以后即「爵之」，「爵之」斯「禄之」矣。「然后」欴辞以见「慎重」之义，不必油定为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禄者」，引此「位定然后禄之」之文为证，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禄」者，如所谓「宾师之位」，若平常之仕，无禄何以劝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陈可大第谓：「爵以一命之位。」其说浅陋拘狭，亦误油其辞而云然耳。(卷二○，页二二)

爵人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爵人」「刑人」二义，即孟子「国人皆曰贤，……皆曰可杀」之意，士亦当为众，此特变文耳，实作「士」字解便滞。「示弗故生也」，疑有脱误字，似谓「不欲其生也」。郑氏谓「不畜刑人，……屏四方」，即「虞书五流，五宅。周则墨者使守门，劓者者使守积」。按：「公家不畜刑人」与公羊传「君子不Œ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近刑人」之说同，自是正论，此谓周制无疑，周礼则以刑余戮邕之人，分属五者之守，最为乖谬。此春秋侈肆之主所为，岂可为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尽如周礼云也。至谓此以周以前之制，夫云「士遇之涂弗与言，且屏之远方，不欲其生」，其严绝之如此，周家乃悉取而置之宫苑关津积贮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与前代之制大相剌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为「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周则爵人特假祖庙而拜授之」，举洛诰为说。「有爵者，刑于甸师氏」，举周礼为说。夫册命周公，此系大事，自应特祭文武之庙，若授一卑爵，定不必尔，且「朝庙」一体，云「庙」亦自该「庙」也。又谓「诸侯爵人因尝祭之日」，引祭统「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云云。按：祭统此文上云「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说，恐又以「古者」为夏殷矣。周礼甸师氏之言必不可据，且「刑人于市」亦大概言之，岂必定此有爵者而举此为证耶?尤可笑也。(卷二○，页二三—二四)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取左传之文而小异之也。按：昭三年左传：「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又昭十三年左传：「叔向云：明王之制，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云云。按：此周制本三年一朝，其后晋文、襄欲不烦诸侯，故简为五年一朝。但子太叔语无「比年一小聘」句，「三岁而聘」亦无「大」字，此必春秋后人据晋文、襄之制为说，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汉博士采之以为周制耳。然则此是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为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诸侯使大夫相问之名，起于春秋之世，周初亦无诸侯聘者，况以为诸侯聘天子乎?诸侯有朝天子无聘天子也。郑氏曰：「此大聘与朝，晋文、襄霸时所制。」此说是。又曰：「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此说非也。尧典「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是谓巡狩之年，诸侯朝于方服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各一朝，非谓四方诸侯每岁朝也。若其周礼六年六服递一朝之说，不足据也。(卷二○，页二六—二七)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假」音「格」。「祢」，乃礼反。

　此取虞书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治虞制，如虞书云「格于艺祖（「艺祖」，原误作「祖艺」，今径改。），用特」，此亦云「格于祖祢，用特」。观洛诰「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正合，则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伪周礼周官之说，不足据。详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三四—三五)

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

　「上帝」，天也。郑氏谓「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妄也。(卷二○，页三五)

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此取谷梁传文也。隐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传曰：「天子无事与诸侯相朝，正也。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卷二○，页三六)

天小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以。

　赐「弓矢」「铁钺」，然后淂「征」「杀」，此衰世之事，非盛王之制也。史记文王囚羑里，纣释之，赐弓矢鈇钺使得征伐，此必当时有此（此处原重「当时有此」四字，误衍，今删。）说，而史记采之以为说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圣人，必不以美女文马逢君之恶，自求苟免。即云其臣为之，文王岂不知而听之耳?且所求者释罪耳，既释之矣，又赐之弓矢鈇钺使得专征，揆之情理，亦所必无也。骎骎乎三分有二之势，纣岂不知之?以纣为荒淫则可，以纣为愚騃则未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见之于诗。当时以邻国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于天子；或请于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赐专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专征，而终恪守臣节者，能有几人?而可于有道之世预立其制曰：「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乎?」今以周之赐臣者证之：平王赐晋文公秬鬯一卣，彤弓卢弓一，彤矢卢矢百，马四匹；襄王赐晋文公大辂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渐而侈矣。其弓矢之赐，则皆以诸侯强大，征伐有功而赐，非赐而后得征也，非可并论。则夫「赐鈇钺」则从未有闻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诸侯尚无之，而谓殷纣之世已有乎?谓周世立其制乎?吁！自当时好事者为「西伯得专征」之说，而因之贻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汉世篡莽之篡弒，其害不可胜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当时止为搂诸侯以伐诸侯张本夸大其辞耳。彼召公亦人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经，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暂假事权，事毕则已，非常法也。后儒误信记文，又为之拘牵比儗，尤属失礼。疏引崔氏谓晋文。「虽受弓矢，不受鈇钺，不得专杀，故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夫卫侯无大罪恶，即使晋文受鈇钺，安得杀之乎?公谷以晋文所为，春秋恶之，而况杀耶?孔氏曰：「鲁无弓矢之赐，陈恒弒君，孔子请讨之者，春秋之时，见邻国篡逆，亦得与征伐。」按：孔子请讨，自是正义，即不必春秋之时亦宜然也。然则「赐弓矢然后征」之说，又未为确论矣。又曰：惟「赐圭瓒然后为鬯」，此是周时之制。盖本江汉诗「厘尔圭瓒，秬鬯一卣」为说。又以文侯之命云「赐秬鬯一卣」，则圭瓒自在其中可知。礼器云「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此后来之僣用者。(卷二○，页三七—三九)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雍侯曰頖宫。

　郑氏曰：「此大学、小学，殷之制。」孔氏曰：「郑知然者，以下文『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则左学小，右学大。此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说皆凿谬。夫以「在公宫南之左」即为「左学」，何知「在郊」者即为「右学」乎?则「右学在公宫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宫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测而无所稽也。且「辟廱」「頖宫」皆为周制，岂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别以时代者?又此所言乃「诸侯之学」，下文殷人「右学」「左学」乃「天子之学」也，以是为证，尤失考矣。

　「天子辟廱」取大雅「镐京辟廱」为说也。「诸侯頖宫」取鲁颂「既作泮宫」为说也。昔人谓「辟廱」「頖宫」皆非学名，极论其妄，甚是。详见诗大雅、鲁颂。(卷二○，页四一—四二)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类」「禡」取诗「是类是禡」。「执以罪，反」以下取诗「执讯获丑」及「在頖献馘」为说也。然此节疑非一处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祢」。「执有罪，反」以下第取诗说，又不及「祖」「祢」与「社」，解者必为之处处补衬，无谓。(卷二○，页四四)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

　此取谷梁传文也。桓四年，公狩于郎。传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故此亦云「岁三田」。郑氏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周礼：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甐，冬日狩。」郑据周礼以周为四时田，故取纬书之说，以三时田属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时田也。考之公、谷与王制皆合，则周礼谓「四时田」者妄可知矣。公羊传曰：「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此列三时，谷梁列四时者，古有是说故左传亦云，然而谷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语，公羊无「用三」之语，而止列三时，一也。孔氏曰：「又郑释『废疾』云：岁三田，谓以三事为田，即下一曰（此处误衍「即下一曰」四字，今删。）干豆之等。休之言当以证为正云。」观此孔巳将郑之别说不用为正，而后儒反全遵郑何耶?谷梁之文犹可强解作「三事」，若公羊则明列「三时」而无夏，而王制「岁三田」，自谓「一岁三田」，果如郑之别说以「三田」为「以三事为田」，则「岁」字不为闲文乎。(卷二一，页一—二)

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

　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时田猎皆围，但不合耳。若诸侯虽春田不围，夏秋冬皆得围，亦不合耳。故曲礼云『国君春田不围泽』。此诸侯是畿内诸侯，为天子大夫者，故曲礼云『大夫不掩群』。」按：如其说，本文「天子」下当有「四时」二字，又「诸侯」上当有「内」字，且无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当有「诸侯」一句，岂一一皆漏乎?执礼解礼，其弊如此。余说详曲礼。「下大绥」「下小绥」，周礼大司马取以为「旗弊」之说，「佐车」大司马（「马」字，原误作「司」，今径改。）取以为「乃设驱逆车」之说，故田仆又云「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是也。郑执周礼解此不误，但不知周礼袭此耳。然「旗弊」「弊」字用意过深，「驱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见其为伪也。(卷二一，页三—四)

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本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前云「天子岁三田」，此云「豺祭兽，然后田猎」。曲礼云「士不取麋卵」，内则云「秋宜犊麛」，下云「韭以卵」，此云「不麛，不卵」，皆不合。(卷二一，页六)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注疏皆平列说，非。盖用平地小大校之，则所入之多寡可以观年之丰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说见下。(卷二一，页六)

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丧，三年不祭」，或谓「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或谓「亦不宜越绋行事」，致辨纷纷。郝仲舆曰：「按：丧、祭皆大，礼皆至祭；礼则祭为重，情则丧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礼，郊社越绋未为不可，而说者疑之?尝观周书顾命成王初丧，嗣君冕服受命，见诸侯于内朝，受圭币乘黄，而后释冕，反丧服。此非周公之礼与?则祭天地越绋于何不可?」此说可谓通达矣。

　程正叔曰：「古人居丧，百事皆如礼，虽废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于祭祀废之，则不若无废为愈也。」按：儒者论古各主一说，固自无妨，第谓今人居丧百事皆如常，其立说则有弊，不可为训。人子于亲丧，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强饰，圣人又制为丧礼，使之百事皆变易其常，而后情文备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愤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谓不若无废祭祀为愈，是以礼分今古，预料丧礼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并丧礼而废之?吁！古礼具在也，后世皆有君师之教也，固可晏然而听世之居丧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废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则是坚其百事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于百事皆如礼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这之以祭祀，又安贵有此祭祀哉！

　按：僖二十三年左传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尝、蒸、禘于庙。」「尝」「蒸」「禘」，四时吉祭也，与此「三年不祭」之说异。据葬后亦可祭，左传说似长。

　「暴」，急也；即下「无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俭」，虽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仂，然或引杂记「以下牲」之语，恐未然，二处语意不同，不必强合也。(卷二一，页七—九)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此取谷梁传文也。庄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传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按：「三年耕，必有一年（此处原作「一年年」误衍一「年」字，今删。）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个式样，必须「以三十年之通」而计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盖天道虽不可知，然其间或一二年一见；或五六年一见；通计之者：三年内外必有一年之灾，故三年当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当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当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举成数也。苟一二年一灾，则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灾则三年不止于一年之食者有之，惟于三十年之中，通计有九年之灾，则亦通计有九年之蓄，于是随时取给灾多者，虽尽用之，不患不足。灾少者，即存皋之，不妨有余。故曰：「以三十年之通，有旱干水溢，民无菜也。」上节所谓「以三十之通制国用」者，其亦如此。(卷二一，页一一)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

　此取左传之文而增益以为说也。隐元年传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为「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殡日」同其「葬月」之数，而为「天子七日殡，诸侯五日殡，大夫士、庶人（「士、庶人」，原误作「三日人」，今径改。）三日殡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殡」者，又因士丧礼、虞礼本是「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则大夫与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与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传云『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实大夫三月者，除死月为三月；士三月者，数死月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说陈氏集说巳驳之，不复赘。大抵左传之说，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为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与丧礼抵牾，而其言「天子、诸侯葬期」，亦不无可疑。何则?葬后为虞，虞后为卒哭，人子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迟?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岂哭有隆杀与?所以杂记又（此处原误衍一「又」字，今删。）有「卒哭之期」，亦难通，说见彼文。至于五日、七日不殡，不独夏时必不可行，即余三时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卷二一，页一一—一三)

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此节分为四段，共详于下。

　陈用之曰：「县封，县棺而下之封士（「士」字，原误作「土」，今径改。）而痊之。」方性夫曰：「封之名虽一，然有所谓『掩坎之封』，有所谓『积土之封』。若檀弓言『县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礼器言『邱封之大』，即『积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积土』而巳。」按：此二说为两「封」字分解，是已。然云「不封」终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树」，周世日趋天文，何独庶人犹掩坎而不得积土?不使數世後之子孫悉不知祖宗乎?故曰可疑也。「不为雨止」，亦因春秋书「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传以为「礼」，故以为庶人则当不为雨止，而与诸侯异也。

　陈用之曰：「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则丧不贰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愚按：「丧不贰事」句本不连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误也。且自「天子」句更不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何也?「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此礼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则可，若继世为天子及创业而王者，丧祭皆用天子之礼，岂得犹云「丧从死者，祭从生者」乎?故以「丧不贰事」句连上「庶人」句既误，以「自天子」句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亦误也，今特正之。(卷二一，页一四)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今以此节分为三项：一庙制，一昭穆之亲，一昭穆之位，逐项详之。如左所谓「庙制」者，郑氏谓「此为周制」，是也。记礼者皆周末秦汉间人，凡其所言自属周制，鲜有及于周以上者，有之则必冠以时代，故以此谓「周制」为是。凡礼器、曾子问、谷梁、家语、荀卿所言「七庙」皆同。若夏殷「庙制」，经传既无明文，不可考也。郑又谓「殷则六庙，夏则五（「五」字，原作「六」，今径改。）庙」，此据命决诸说，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别立为异说以排之，谓「凡七庙者皆不称周`礼纬稽命征室」，意谓夏殷皆然，故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殷亦俨然七庙。此出萧手改易吕览中所引商书「五世之庙」语。说详古文尚书本篇。是其谓夏、殷七庙者，亦不可信也。所谓「昭穆之亲」者，王子雍谓：「文、武不在常庙之数。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亲庙四，是也。」郑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此说非。朱仲晦述郑意而阐明之，其言曰：「谓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七」字，原作「四」，今径改。）。武王初有天下之时，后稷为大祖，而祖绀居昭之北庙，太王居穆之北庙，王季居昭之南庙，文王居穆之南庙，犹为五庙而已。至成王时，则祖绀祧，王季迁，而武王祔。至得王时，则大王祧，文王迁，而成王祔。至昭王时，则王季祧，武王迁，而得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为五庙，而祧（「祧」字，原作「祔」，今径改。）者藏于太祖之庙。至穆王时，则文王亲尽当祧，而别以有功当宗，则别立一庙于西北，而谓之文世室。于是成王迁，昭王祔，而为六庙矣。至共王时，武王亲尽当祧，而亦以有功当宗，故别立一庙于东北，谓之武世室。于是得王迁，昭王祔，而为七庙矣。自是以后，则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复藏于大庙矣。」按：如此凭臆说，礼则亦何难?但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谓定于文武，未有预立其制，诏子孙曰：「勿祧吾庙也。」如谓定于周公，则文、武方在祖祢四亲庙之中也。然定于共王乎?又未闻其有制礼之名，而为此七庙之制也。且谓「文武当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设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将易其制为八庙乎?抑去其四亲之一，而仍为七庙乎?则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况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顺下之词，不当有文武在内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经之言，不足为据，说详本篇。又谓「藏祧主于二世室」，尤杜撰。所谓「昭穆之位」者，从来有两说：一为张氏璪。郑氏未详何名。何氏洵直。之说；一为陆氏佃之说。今先节录各说于前，其后则申以鄙论焉。张氏曰：「周制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则所谓父昭子穆也。然则王季亲尽，其庙既迁，武王自右而上，从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盖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为昭矣，则其位在左，自为尊卑而无与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时常祀，各于其庙，不偶坐而相临，此其所以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庙，则王季、文王更为昭穆，而世次虽远，不可谓无尊卑之序矣。盖礼有三本，而祖者类之本。故孙常从祖而不从父，武王常从王季而为昭，成王常从文王而为穆，所以『庙制』『世次』并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亲尽毁庙，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飨之祭（「祭」字，原作「际」，今径改。），而文王复为穆，武王更为昭，则是一身既为昭矣，又有时而为穆；既为穆矣，复有时而为昭，不惟乱昭穆之名，又考之经传无所据矣。且生而居处，没而殡葬，以至祔祭入庙，为尸赐爵，皆孙从祖而不从（「不从父」，原作「不居父」，今径改。）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庙次独不然乎?」郑氏曰：「王季（「季」字，原作「祭」，今径改。）之时，以大王为穆，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穆；文王之时，以王季为昭，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昭。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庙次』『世次』为穆，故谓（「谓」字，原作「为」，今径改。）其子为昭；王季于『庙次』『世次』为昭，故谓其子为穆。武王时，庙次以文王为穆，得王时，庙次以武王为昭，至襄王之世，亦谓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候儒又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穆」字，原误作「论」，今径改。）也。』襄王距文王之时，无虑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远，定四年，卫大夫（「夫」字，原敓，今径补。）祝驼之言犹曰：『曹，文之昭；晋，武之穆。』由此论之，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虽百世无易也。」何氏曰：「说者谓『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谓『庙次与世次不同，故昭穆迁徙无常位』。不知庙次（「次」字，原误作「又」，今径改。）与世次一也。说者引鲁语曰：『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知庙次昭穆与世次异。』臣以为不然。工史所书者，帝系世本之属；宗祝所书者，几筵表着之位；自其谱牒则谓之世，据其班秩则谓之昭穆，此离而言之者也。又楚语曰『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则庙次昭穆果与世次不同乎?」此一说也。陆氏曰：「昭穆者，父子之号；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恭上为义。方其为父则称昭，方其为子则称穆，岂不胶哉?张璪、何洵直是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左不可迁于右，右不可迁于左；既为昭矣，有又时而为穆，是乱昭穆之名，此说非也。苟为昭者不复为穆，为穆者不复为昭，则是昔常事父为之者；今虽有子不得为父，苟复为父，则巳为是乱父子之名，可乎?如以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得王为昭，昭王为穆。其后穆王入庙，王季亲尽而迁，则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得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谓父昭子穆是也。说者或以左传：『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晋、应、韩，武之穆也。』又以书称『穆考文王』，乃谓『文王世次居穆Z霍，文之昭也。，武王世次居昭。王季亲尽而迁（「迁」字，原误作「亲」，今径改。），则武王入王季之庙为昭，文王仍为穆，得王入武王之庙为昭，成王仍为穆，穆王入康王之庙为昭，昭王仍为穆』。即是观之，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乱昭穆，非礼意。窃以为世次与庙制不同，世次无迁法，而庙制亲尽则移。盖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为昭，鞠陶为穆，推迁而下至季当昭次，文王当穆次。故左传以世次推之，则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晋、应、韩，于周为穆。杜预所谓以世次Z仲、管、蔡、郕、霍，于周为昭；虢仲、虢叔、计，是也。王者世次虽历无穷，而庙祀七世礼有迭毁，如王季亲尽而迁，则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与王季对而对武王，则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庙。岂可不即七庙分定昭穆，而欲仿先儒远攀世次，令文王庙常为穆，武王庙常为昭乎?至于酒诰所谓『穆考文王』，则如诗之『昭考』『烈考』云尔。且孙从王父之说，本施于祔。故礼曰「从祖●食」。●庙与迁庙异，迁则不得谓之从也。祭统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故有事于大庙，则昭穆咸在而不失其伦。」若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则子或压父，尊卑失序，岂所谓「不失其伦也」?此一说也。今以愚按之，二说皆未然也。若从张、郑、何三氏之说，则谓「昭常从昭，穆常从穆」，如祖绀、王季、武王三昭，得王入则祧祖绀，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庙穆不动；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则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庙昭不动。所谓「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诚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从陆氏之说，从来祖考相承，庙次应同世次，不当庙次自庙次，世次自世次。又如左传所称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等语，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庙次与世次无别者，不然所谓文之昭者（「文之昭者」，原作「之文昭者」，今径改。），以文为穆而昭其子也；今文有时而为昭。武之穆者，以武为昭而穆其子也；今武有时而为穆。然则历久而犹称文之昭，武之穆者，何耶?而谓「庙次」与「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庙次与世次不同也。」称「世次」者，何为必以昭穆言?即此亦可了然矣，则其说仍有难通也。然则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庙次依世次（「次」字，原敓，今径补。）而定，世次依庙次而称。」「庙次」「世次」自当合一，必无有二之理，其谓不同者，妄也。盖三昭三穆之制，定于周公，行于成王，当时祖绀为昭，大王为穆，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迨成王崩而为穆，其时适当六庙整齐，制度已毕，不复更益，故后之称「世次」者，一准乎成王时。周公初定昭穆之称，与夫得王时方六庙整齐，所以有昭穆之称耳。其后得王崩，始入成王之庙，祧祖维，而昭穆一变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时而昭又不变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易而迁六庙已尽于是所藏祧主之庙若文武自别立庙。与合食太祖之　如祖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六世，一依得王时之庙次，而世次自同。则所谓「庙次之昭穆者」，此也；所谓「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后世昭穆之称，既本于成得时之昭穆，又本于「合食大庙，永永不变之昭穆」而云。而其六庙递迁之，或变，或不变者，不与焉，以其为暂而非常法也。故曰：「庙次与世次合一也。」若国语云：「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纪世者，本史职；纪昭穆者，本祝职，此一事而两用者。又云：「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则单以庙中而言，前儒各见一隅不能通达。主「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者，油昭穆之名，而紊父子之序，岂可为训?主「昭复为穆，穆复为昭」者，固得之矣，举以左传诸说则不能达；而始以「庙次」「世次」不同为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云『适士二庙』，而此云『士一庙』，取左传『降杀以两』为说，故不云『二庙』，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会郑氏曰「谓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师者上士二庙」，是则然矣。然举上可知中下，未有举中下以知上者也。郝仲与曰：「大夫祭不得越祢祖，士庶人则并王父母不得祭。」岂人情乎?此说非也。大夫以下庙制虽递减，而祧者仍祭，非不祭也。或奉祀于适寝群主合享，与后世祠堂之制相似。祭法「墠鬼」说虽为不经（「经」字，原误作「轻」，今径改。），然亦云「官师一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可见矣。但郑氏于「官师一庙」注云「祖祢同庙」，则又谬。庙无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其庙制之数，若数主可合一庙，则又如后世祠堂之制，虽千百主一庙足矣，何必为之定其庙数哉?(卷二一，页一七—二五)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按：四时祭名，诸经传于「秋」「冬」皆无异，惟「春」「夏」则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统同此，一说也。郊特牲及祭义皆云「春禘」，此一说也。天保诗云「禴祠烝尝」，桓八年公羊传云「春曰祠，夏曰礿」，周礼同，皆无「禘」名，此一说也。礼言不同盖如此，然人亦未有异说也。自周礼为「春祠，夏礿」之说，而异说乃起矣。如郑氏以王制为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为误，当为「礿」；又以祭义「春禘」为夏、殷礼。陈用之以郊特牲、祭义为夏礼。马彦醇以王制为虞、夏礼。虙氏以王制、祭统为殷礼，郊特牲、祭义夏礼。陆农师谓：「春可以谓之礿，亦可以谓之禘；夏可以谓之禘，亦可以谓之礿。」吴幼清谓：「春、夏祭名皆记者之误，礿当为祠，禘当为禴。」凡此诸说，或以礼记诸篇所言为前代礼；或以为误；或改其字以从周礼，则皆溺于周礼之故也。

　愚按：「礿」「禘」「尝」「烝」当是周礼，其周礼「祠」「礿」「尝」「烝」乃殷礼也，何也?「禴」「祠」「烝」「尝」之诗在于文武初，其时或尚未行「禘礼」，故举前代之礼为言耳。若「禘」则始于周，祭法谓「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后儒因诗与周礼无「禘」，遂谓「禘」非时祭，亦未然。

　诸侯不当用禘，此以天子诸侯连言，非是。说俱详于「天子犆禘」节。(卷二二，页二—三)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祀」之名由来已久。月令谓：「户、、中溜、门、行。」又曲礼「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云「大夫祭五祀」，即曲礼之「五祀」。盖云「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云；「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厉」为七祀，属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说皆不经。郑氏独信为周礼，而以曲礼所言为殷礼，又欲以此之所言为周礼，故谓此「五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以合于祭法「诸侯之五祀」。又谓：「此祭谓大夫有地者，其无地祭三祀。」是其以祭法「诸侯之五祀」，强合于此处「大夫」；以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无地之大夫」而属之，其诪张惑乱可胜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僖公元年（所引见僖公三十一年，作「元年」者，误。）公羊传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卷二二，页四—五)

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

　「因国」本左传「晏子曰：爽鸠氏始居此地，而后季萴因之」之「因」。(卷二二，页八)

天子犆礿，祫禘，袷尝，祫烝。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诸侯礿犆；禘，一犆一袷（「袷」字，原作「礿」，今径改。）；尝祫，烝袷。

　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称。丧服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传同。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尔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见于曾子问「祫祭于祖」「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诸侯三时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经云：「大事于太庙。」杜预以「大事」为「禘」，是也。惟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然小记之称「禘」，谓「以其祖配之」者，即是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配之也。故韩诗外传云「禘取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则公羊之云亦即是「禘」。第其时鲁未必「禘其祖之所出」，故公羊特变文以起例尔。是知「袷」即「禘」之别名也。贾逵、刘歆谓「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传无『祫』文，『祫』即『禘』也；取其叙昭穆谓之『禘』，取其合群祖谓之『祫』。」诸说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谓之「禘」。诸侯不得行「禘」，则以「袷」属诸侯为宜。然曾子问以「袷」兼天子言者，因虚主为说，故以「七庙」「五庙」连言，不得油也。总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诸侯如鲁与晋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经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别名为「祫」，且云「五年而再殷祭」，则俨若「禘」与「祫」为二者，于是后之言「禘」与「祫」者，始皆以为二矣。

　自有公羊传文而以「禘」与「祫」为二者。纬书云：「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其云「三年」者，即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为祫」之说也。其云「五年」者，即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说也。于是韦玄成议礼谓「一禘一祫」矣。赵伯循谓「以其祖配之」，仅是始祖=之又=，张纯陈奏直据纬书，以及郑氏作注，且，不合群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则使子孙不得见祖宗之源远，祖宗不得见子孙之流长，于祖宗之精神隔绝不通，殊非所宜。而庙堂之上，寥寥两主，群昭群穆咸不在，又何以称大祭乎?后儒信公羊之说，谓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于是有以为「禘」大于「祫」者，此马融、王肃、孔晁据逸礼而云也。有以为「祫」大于「禘」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有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杜预据春秋而云也。「禘」「祫」本三年丧毕之所有事，何也?以丧三年不祭也。春秋闵二年：「吉禘于庄公。」左传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谷梁云：「丧事未毕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义。诸儒不达，遂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此误解春秋「吉禘」二字也。于是有「以吉禘列干大禘之外，别为一禘」者；又有谓「新君即位，新主入庙审谛昭穆，为此一禘不再禘」者，皆瞽说也。禘应于太庙，而云「庄公」者，此春秋沿袭之失。有以「祫」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若士虞礼云「哀荐祫事」，此言「三虞」之礼，分「祫事」「虞事」「成事」以为辞耳，不足之为据。即曰：「丧毕而祫，岂葬毕而祫耶?凡此诸说皆非也。

　即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亦本公羊而云也。公羊以「大事」为「大祫」，故王制特举「祫」义为言，而以「祫」配入「禘」「尝」「烝」三祭之中，不知可曰「祫尝」「祫烝」，而不可曰「祫禘」，何也?「尝」「蒸」惟合群庙，「禘」为大祭，不止于合群庙，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则「禘」自该「祫」，何必又云「祫禘」乎?若夫「礿」「禘」「尝」「烝」自为天子每岁四时之祭。夏者，大也；百物壮盛，致享得豊，故于此时行「禘」而以为大祭。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今四月也。杂记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今五月也。祭统亦云「夏禘」，则「禘」在夏可知。「禘」既在夏，则每岁行之，又可知所谓「大祭」者，此也；所谓「时祭」者，亦此也。自王制特举「祫」义为言，而以「祫」配入「禘」，于是后之言「祫」者又以为二，言「禘」者又以为二矣。

　自有王制此文而以「祫」为二者，杨氏复。曰：「祫祭有二：曾子问云：『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尝、祫烝。』此时祫也。公羊传：『公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陈用之曰：「有三年之祫，有时祭之祫。时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不知「祫」无有二。「祫」者，合也；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名也。时祭既合之矣，三年而又合之何为乎?三年之合有加于此时祭之合乎?曰「无加也」，无加何以分大小也?凡此诸说皆非也。陈又曰：「小祫止于未毁庙之主，大祫则及于毁庙之主。礼记曰：『周旅酬六口。』又曰：『祫于太庙，祝迎四庙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诸侯迎主止于四庙，非小祫而何?」按：「旅酬六尸」，此礼器文。孔氏曰「大祫多主而惟六尸者，先儒与王肃并云：『毁庙无尸，但有主也。』」又陆农师曰：「周九庙而旅酬六尸，盖言成、得之世，文、武亲未尽犹在七庙之数，此时祭何必大祫?」此说是。又按：「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此曾子问文。迎主止四庙者，其毁庙之主，藏于太庙故也。以「禘」为二者，郑氏据周礼「春祠、夏礿」，则「禘」别为「殷祭」，此以「禘」为「大祭」也。以王制「春礿、夏禘」为「殷礼」，此以「禘」为「时祭」也。陈用之曰：「殷礼春礿、夏禘，而五年之禘为大禘。诗颂长发『大禘』，是也。周礼春祠、夏礿，而五年之禘不称大禘。诗颂雝『禘太祖』，是也。」此即祖郑说，其引诗序为证，又误。诗序以长发为「大禘」以雝为「禘太祖」，前儒多辨其非。杨氏曰：「长发诗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何玄子曰：「周人禘喾，以后稷配之。」今雝诗无及于喾稷者，且篇末又以文母为言，于禘何与?马端临曰：「大传所谓『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义所谓『春禘秋尝』，王制所谓『天子祫禘』，时禘也。」不知「禘」无有二。王制所言之「禘」，即「大禘」也。大传所言之「禘」，即「时禘」也。中庸「禘尝」之义，乃撮取四时中二祭为言。所以取对「郊社」。曾子问亦云：「尝禘郊社。」祭统亦云：「莫重于禘尝。」僖三十三年左传云：「烝、尝、禘于庙。」则「禘」即在「时祭」之中，而非别有「大禘」明矣。夫「禘」必以「时举」，若谓「时举」者便非「大禘」，则「大禘」必将不以「时举」而后可乎?凡此诸说皆非也。王制此一节可疑者五：「禘」不当加以「祫」名，一也。「诸侯不当有禘」，此云者祗缘见春秋诸侯用「禘」故耳。二也。又「礿则不禘」四句，谓「诸侯岁阙一时之祭」，亦有难通。下云「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云云，夫士无田与庶人亦皆得荐，岂诸侯反不得四时祭乎?郑无以通之，则谓：「虞夏诸侯岁朝，废一时祭。」此不惟虞书「群后四朝」之文，非如此解，若道远之国有须经数时者，又不止之废一时矣，则将如何?此岂可通！又因此文通谓「诸侯岁阙一祭为不禘」，不知曰「禘则不尝」。又曰「禘，一犆一祫，则禘自可知」，何得云然乎?三也。「禘一犆一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岂有「犆」者?亦缘见春秋：「吉禘于庄公」。左传云「禘于武公（「公」字，原误作「宫」，今径改。）、僖公、襄公」，故云耳。不知鲁之用「禘」以得祀文王之故，不过用天子之礼乐，亦如歌雍舞俏之类已耳。而「禘」之义则已失之，故有「不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但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庙」者，又有「不于太庙，而于群庙」者，皆不足为据。四也。天子曰「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曰「礿犆，禘祫，尝祫，烝祫」，其文与天子倒，不知何意?郑氏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若然，既有「礿」「禘」「尝」「烝」四时之祭，又有「大祫」在此三时祭之先后，不惟误分「祫」与「时祭」，且祭不欲数，安有一岁之中如是之数者?必不可通。陈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谓：「天子言『犆礿』，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尝』『祫烝』，诸侯言『尝祫』『烝祫』，此特变文而巳，非有异也。」若然，直是稚子之以文为戏耳，岂煌煌谈典制之文而如此乎?五也。

　郑氏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文二年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休云：「又从僖八年数之知为大祫。」传又云：「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三年祫，五年禘。」又礼纬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郑皆本公羊何休传注及礼纬为说，前巳胪列其非矣，然亦不胜辨，惟一说可以直破其妄，故附于后。据公羊之意，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从此以后，「三年一祫」数，则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五年一禘」数，则从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则文二年正当「祫」，故知经「大事为祫」矣。不知从僖八年数之，则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随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当并为「禘祫」，何得云「五年而再殷祭」也?公羊之说既非，而郑之非，可不攻而自破矣。(卷二二，页九—一五)

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鴈。

　孟子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此多「大夫」或俱以失位言则可耳。黄叔阳谓「大夫士无功德而未赐圭田者」。然则大夫竟不得祭乎?此谬解也。

　前云「庶人祭于寝」，此云「大夫士无田则荐」，则大夫士且有不得祭者，况庶人乎?要之祭为总名。王制摭拾礼文，故语多不一，不得油也。

　凡庶人之荐，盖以韭长适当卵育，稻豋适当鴈来，取时物之相配，其它意亦相似。方性夫以阴阳相配，甚凿。以麦黍属南方之谷，为阳；稻属西方之谷，为阴。夫麦黍正属西方之谷，稻正属南方之谷。若以成熟之时，则秋荐黍，黍亦属西也。(卷二二，页一八)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寝不踰庙。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祭器不假」，此说是。礼运以「大夫祭器不假，为非礼」，非也。皇氏以「有地」「无地」大夫别之，未确。按：曲礼「无田禄者不设祭器」，前云「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则无田禄者始无祭器，安得竟谓大夫不当有祭器乎?曲礼又云「士寓祭器于士」，则士亦得有祭器矣。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与曲礼「祭器为先，养器为后」义同。(卷二二，页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

　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古者」云者，乃秦汉时人称周之辞。「公田，藉而不税」，即孟子「助者，藉也」之义。郑氏因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便为殷制。不知孟子不又曰「虽周亦助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即孟子「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及述文王洽岐之政曰「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是也。郑氏谓「周礼国凶札则无门关之征」，其意亦欲以此市关不税、不征为殷制。果尔，殷家何宽，周家何酷耶！且此为文王之政，焉有文王定其制，而周公敢改之乎?「夫圭田无征」，「夫」字或为「余夫」，脱「余」字。「余夫」与「圭田」，即孟子「卿以下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而云，「无征」足补孟子所未备。郑又谓「此即周礼载师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其意亦欲以此「无征」为殷制，不知孟子告滕文公为国，皆述周家分田制禄之法，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诗，曰「虽周亦助」，则其前后皆言周制自可知，岂有「圭田」「余夫」独为殷制乎?夫周之卿以下，圭田皆无征，而郑必谓「士田有征」，何也?孔氏曰：「殷政宽厚重贤人，周则税之。」嗟乎！周家以忠厚立国，故开基八百年，为前古后今之所无，奈何诬之至此乎?此固郑执礼解礼之谬，而实周礼之诬周以启之也。

　孔氏以「用民力，岁不过三日」，强合周礼均人「丰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无年，公旬用一日」之说，又以此为周制。何王制所言，倏殷倏周若此乎?周礼「公旬」「旬」字本是「十日之旬」。郑注周礼欲牵合王制以「旬」作「均」，亦无周礼上「均人」如是，而下「均」字又作「旬」字者，大抵郑孔解礼记本意，未尝不欲以为周制，凡周礼之不合而可以强合者，亦必强合之；其必不可强合者，乃始以为殷制而已。又曰「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呜呼！此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周礼重征繁役，悉乱世之政，后儒反执之以解礼，其贻害后世有不可胜言者，可胜叹哉！　(卷二二，页二一—二二)

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周之官制，周礼既伪，而尚书周官又伪，皆不足据。赖有王制略叙「冢宰」「司徒」「司马」「司空」诸职，尚足见当时官制什之二三焉。后人反因周礼、周官而疑王制，非所谓颠倒见乎?或曰：「前于祫禘之说多不谓然，兹独官制而信之，何耶?」曰：「祫禘之说盖本春秋时沿者而言，故多疑互，若夫官制即春秋、战国尚多与周初未甚变更，汉初去古未远，博士必有考据，而以较夫王莽时之周礼，东晋出之周官，相越万万矣。向来习闻习见之耳目，得此为之顿易，则此篇之传好古尚论者其亦曷可少哉！各职俱详论其下。」按：「司空」之名见于虞书。尧时以平水土为亟，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职。周制多本于虞，是以王制亦首叙「司空」焉。自周礼以「司空」为掌邦事，而以度地居民之政属之「司徒」。盖其意欲以「司徒」配「地官」故耳。然于「司空」更无可言，则不得不阙之，诪张为幻紊乱巳极。致后人又以考工（「工」字，原作「功」，今径改。）记续补，不知考工记本六工之书，与「司空」了无干涉，后世之人竟不知「司空」专职为何事矣，得此尚见「司空」之真面目也。此谓「平水土，安居民」为「司空」之职，首言取丈尺之度，度地方为城邑井疆以居民也。因地之山川沮泽，因天之四时，于是量地远近，制为城邑井疆，使民兴事任力，而其所使民者，又宽其劳，厚其糈有如此。(卷二二，页二四—二五)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上言「度地居民」，谓「定其城邑井疆」；此言「凡居民材」，谓「定其民居宫室」。观下总叙「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可见「凡居民材」即上「凡官民材」，「材」字不必油解。言凡所以居民材者，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如寒者墐塞之，暖者疏通之，燥者处之以低，湿者处之以高，又因川谷之势而为之，凡此皆异制也。而民生其间亦异俗，因而性情、五味、器械、衣服皆异齐、异和、异制、异宜矣。但在修其教，不必易其俗，齐其政，不必易其宜耳。郑氏谓「居民材」为「使其材艺堪地气」，非也。人生于寒地，自能堪寒；生于暖地，自能堪暖，岂必待上之人择其材艺堪地之气寒暖者，而使之居寒居暖乎?陈可大因郑释「材」为「材艺」有所难通，又谓「居为储积。材为日用所须之物。如毡裘可以备冬，絺络可以备暑，车以行陆，舟以行水」。若是，又与下「衣服、器械」复，亦非也。(卷二二，页二八)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土」字，原作「士」，依今本改。），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按：虞书命禹作司空，继以命弃播百谷，又继以命契作司徒。此言「地、邑、民、居相参。斯无旷土、游民，然后兴学」，故下接「司徒」之事。盖仿虞书为言，尚存古意，不若周礼之颠倒黩乱也。已上言「司空」之职。(卷二二，页三二)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虞书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王制本此为言，易「五」数为「七」。按：「司徒」本主「教」，周礼以「司徒」为「地官」，故全杂入「司空」之事，甚谬。又按：「司徒」主「教」，「教」者，教以人伦也；人伦即礼也。故此先言「礼」，后言「教」，若大宗则掌其仪文，大史则掌其典册耳。故周礼谓「宗伯掌邦礼」者，亦谬也。(卷二三，页二)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注疏执周礼解此者有二谬：「乡」，乡之有司也。注疏以「乡」为「乡大夫」，又以「遂」为「遂大夫」，皆合周礼，于「郊」则无可言，曰「此亦乡大夫临之」，一谬也。「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即「乡射」「乡饮酒礼」。谓自元日始皆于乡之庠习之也。注疏：「周礼州长『射于州序，在州学』；党正『酒以正齿位，在党学』。谓初时耆老聚会于庠学，党择元日州学习射，「党学」「习乡」各在一处，不得同日。」若是，则有「庠学」「州学」「党学」三学矣。支蔓殊甚，更不知「州」何以必习射?「党」何以必习乡耳?二谬也。

　此文凡四不变，三初如礼。盖「元日」是一年，「三不变」「三如初礼」是二年至四年，「不变乃屏之远方」是五年，然不寔下年数，亦大言之耳。郑氏又执学记「九年大成」以解此文，于「每年」之下加以「中年」；「中年」者，间一年也。于「不变，屏之远方」下已足「九年」之数，又不复云「中年」；孔氏为之说曰：「九日限极，不须云『中年』也。」郑孔执礼解礼，率合无理如此。果尔，亦当以王制所言为「七年，小不成；九年，大不成」矣，岂非笑资乎?

　又云王制或言「司徒」或言「大司徒」，一也。「司空」「司马」「司寇」等官同其云「大」者，必以后以诸侯有此等官，故加天子以「大」字别之耳。周礼之分大小皆非古制。方性夫曰：「此言大司徒，则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盖欲俊士执事以激群众，非大司徒躬率之不可。然则上文修六礼七教诸事，又可不必大司徒躬率。」即如此解经，触着成碍矣。王制「乐正」分「大」「小」，其「司徒」则有「大」无「小」，足证「司徒」等官「大」字者非「小」矣。(卷二三，页五—六)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学」，国学也。「升之学，曰俊士」，郑氏曰：「可使习礼者。」夫既升于学，其人岂仅能习礼而已乎?此附会书传「适子二十入大学」之文，不可从。

　「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升于学者，本是俊士，但自此「不征于司徒」，而为乐正所造之士，故又曰：「造士，其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二句，只是带说连类以明之之义，与「曰造士」意不贯。已上言「司徒」之职。(卷二三，页八—九)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主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

　此本虞书「命夔典乐（「乐」字，原作「学」，今径改。），教冑子」为言。说者谓「即宗伯之大司乐」，固不足据；又有据王制谓「大司乐不当属宗伯，当属司徒」，亦非也。典乐在虞为九官之一，故知亦不属于司徒也。上言「贱者必四不变，然后屏之」；今贵者二不变，而即屏之，岂贵者反严于贱者哉?不然也。王制掇拾群书，其言故多不合，后儒犹欲执礼解礼，不亦惑乎?或谓「乡遂为三年大比之时，国子为九年大成之后」，亦臆意。(卷二三，页一三—一四)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若以大乐正为即周礼宗伯之大司乐，则大司乐为中大夫，岂以司徒贵卿不得告于王，而反籍此中大夫乎?非可知矣。盖大乐正即虞廷典乐之官，所以教冑子者，国学人材是其专这，故得告于王，而司徒不复与与耳。已言「乐正」之职。(卷二三，页一四—一五)

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

　司徒教养之，司马爵禄之，二者相参焉。周礼司马有司士一条，正袭其意，后人遂得借口以释此文耳。(卷二三，页一七)

有发，则命大司徒教上以车甲。

　此又言司徒与司相参之事也。但司马虽任进退爵禄，然军政乃其本职，王制所言正似略，岂示治世右文而左武之意与?已上言「司马」之职。(卷二三，页一八)

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臝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工」字，原误作「上」，今径改。）。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

　此言技人之事，不知何属?(卷二三，页二○)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

　按：「刺」字从刀，以刀却牍书名于简曰「刺」。「三刺」者，覆按狱辞凡三以求其情，其或但有旨意而无核实者不听也。「刺」之为「杀」，又别一义。自周礼大司寇袭此「三刺」为说，曰「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日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而郑氏引之为证。今按王制「三刺」，使果如其「讯群臣」诸说，宁有不自疏明之理?且「刺」与「讯」又绝不同，周礼以「刺」为「讯」甚属乖异，然终以「刺」字无着落，则曰「听民之所刺宥」。既以「刺」为「讯」，又以「刺」为「杀」，何周章至此耶?说者曰：「刺而谓之讯者，讯之然后刺故也。」夫所谓「讯」者，必虚其中而听之，凡「刺」与「宥」皆先无所主方可，岂可先以「刺」为主乎?且其于司刺职则直云「壹刺曰讯群臣」矣，则又岂物讯之然后刺乎?缪乱如此，而郑注王制必以周礼实之，千载人群相信，从无有疑而辨者，良可叹也！

　「无简不听」，本吕刑语。「附从轻，赦从重」，亦本尚书「与其杀不酣，宁失不轻」及「省灾肆赦」之义。(卷二三，页二一—二二)

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

　「即天论」，即皋陶谟「天讨有罪」及吕刑「非尔惟作天牧」之意。「丽于事」，即吕刑「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之意。

　郑氏曰「即或为则，论或为伦」，亦近是。但于下「父子君臣」义复。郝仲舆以「天」字句绝，亦非。(卷二三，页二三)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意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疑狱，●与众共之；众疑，赦之」为一义，「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为一义；「比」，犹例也；所以比例成狱，与上义不蒙，然郄联下节。此曰「以成之」，下曰「成狱辞」，是也。自孔氏误解，以为「此言虽疑而赦之，不可直尔而赦，当必察旧法轻重之例以成于事」。夫既已赦之矣，又云「不可直尔而赦，当必察按」云云，以误解书之故而立意残酷，使人遵其言而用之，其不造福于斯民甚矣。诸家多仍其误，惟陈可大曰：「比，犹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无往非公也。」其说与上不蒙，得之。(卷二三，页二四)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

　郑氏以执周礼谓「正」为「乡师之属」，「棘木」为「左右九棘之位」，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解此三「又」，皆非也。「正」何以知是「乡师之属」?周礼「左右九棘」附会此「棘木」之下为说也。「又」当作「宥」，是已。「三宥」即如文王世子所言「三宥」之意，不必定以三事寔之，且其以为「不识」「过失」「遗忘」，尤有可议。王制所言是「听讼，察小大之比。成狱辞，以来史以成告于正，正以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三公又告于王」，如此详慎，岂尚有「不识」「过失」「遗忘」之浅显易见者而不知「宥」，直待王始「宥」之乎?周礼之诬说不可用明矣。使「三刺」「三宥」果皆如周礼所言，王制何以隐而不以示人?即不明于此，亦当明于后。如「六礼」「七教」之类，乃必待周礼一一详释之，则又是礼记为经，周礼为传耶，可笑也。

　究之「三宥」之说亦有可商。先王行法以诚实为主，疑狱合宜详慎再三；至于果有确当其罪无可疑者，亦岂必如是乎?是徒为虚文，而启人主市恩于已，委过于下之心矣。(卷二二，页二六—二七)

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居子尽心焉。

　「轻无赦」即无轻赦，乃倒装字法；谓轻易为赦，则民多犯法，故不可也。若云「虽轻不赦」，其言则峻刻矣。(卷二三，页二八)

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ª，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异言。

　「命服，不粥于市」，则他服可粥矣。云「不中杀，不粥于市」，则「时熟」「中杀」者，可粥矣。又ª五谷不时，果食未熟，鸟兽鱼云「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不可晓。孔氏以为与珠玉连文，据华美者言，此为饰说耳。已上言「司市」之职。(卷二三，页三一)

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郑氏以「国」为「国中小学」，「学」为「大学」者，因下文「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遂附会上文「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而因以此「国」为「国中小学」，「学」为「大学」也。不知「右学」「左学」绝不合「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之文，而「小学」「大学」又绝不合「养于国，养于学」之文，皆牵合无谓。且此文明分「国」与「学」为言，岂得谓「国」亦为「学」乎?按：「养于乡」「养于国」犹「杖于乡」「杖于国」之义，「养于学」即下文「养于庠、序、学、胶」诸义耳。(卷二四，页四)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

　此与孟子「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之文不同。「非人不暖」之人，当这之人子与。(卷二四，页六)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九十，天子有问」，方性夫曰：「前言巡守之礼曰：『问百年者，就见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则一国之老，又不必有爵者，故其礼为杀；此之所言则天下之老，惟有爵者而已，故其礼为备。」按：此说亦未悉。此所问者，问其道德及政事；彼所问者，但问其年耳，非仅谓「有爵」与「无爵」也。(卷二四，页七)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告存」，谓每月遣人告问而抚存。孔氏谓「告问存否」，非也。(卷二四，页七)

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

　「五十不从力政」，其义是周礼乡大夫「国中以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苛政，不可用也。又祭义云「五十不为甸徒」，则未六十即不与服戎矣。其说不同。陆农师曰：「祭义『五十不为甸徒』，即此所谓『不与力政』，虽不为『徒』，犹以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此曲说。(卷二四，页八)

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唯衰麻为丧。

　「五十而爵」与曲礼「艾，服官政」同，或以为「士」，或以为「大夫」也。郑氏必谓「命大夫」者，以王制为殷法，殷则士无爵故也，不可从。「不亲学」，或谓「不能备弟子之礼」；或谓「以前未学，至六十始亲学，晚矣，故不亲学」。二说未知孰是。(卷二四，页九)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郑氏曰：「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按：郑注惟此数语是，其余之说，皆附会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之文也。其注「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则曰「殷之制」，又附会此处「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之文也。何以见之?其云「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此本「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此本「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云：「虞、殷同制也。」其云「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此又反「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此又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为夏、周与虞、殷异制也。后世鄙儒见郑此等之说，以为得、成去古未远，其言典制必有所据，而遵信之，即有心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说之所从来，则亦姑置之。今为摘抉其根柢，以见郑之执礼解礼，其武断欺世如此。郑又谓「或贵在郊」，据本文惟谓「虞庠在国之西郊」，初未尝以为贵，则其妄亦可见矣。又谓「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其云「周之小学」固非，其云「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岂有大学为东胶，而反以小学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谓周养庶老之地，适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国之西郊耳。

　此外别有解者，又有二家陆农师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于大学养之。记曰『养三老五更于大学』，是也。国老、庶老则养于小学而巳。」按：王制无「养三老五更于大学」之文，何以知其皆为小学?此臆解也。郝仲舆曰：「上庠，国学；下庠，乡学。夏以东序为国学，西序为乡学，上左也。殷以右为国学，左为乡学，上右也。周建东胶于国东，为国学；建庠于西郊，为乡学，亦尚左也。」此说虽近是，然亦无征，未敢以为必然耳。(卷二四，页一○—一一)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郑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缟衣裳；周则兼用之，玄衣、素裳。」郑欲强合上「修而兼用之」之文，故为此说。但据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则玄裳、黄裳、杂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尝皆用素服乎?谓「夏黑裳，殷缟裳」，尤武断。

　按：记文但言「衣」，不必增以「裳」，然以「玄衣」论之，是「纁裳」。何也?记文云「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则此为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纁，赤黄色，间色也。郑注周礼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证。彼以不合「素裳」之说，故隐其「冕服」，而用「朝服」为说耳。(卷二四，页一六)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引尔雅「陈也」谓「陈其年数」，如八十、九十分别而存恤之也。

　按：以上言「养老之政」可谓详悉矣。然犹是枝叶耳。孟子曰「西伯善养老，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此养老之根本也。(卷二四，页一七)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

　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语。「天民」，犹天下之民。(卷二四，页一九)

瘖、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取国语：「八疾」为说。荀子「五疾」亦同。(卷二四，页一九)

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出论语，遂生出「徒食」，妙。(卷二四，页二○)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之文。已下以开方之法推之，十里为百里，是十倍也。「九万亿亩」，当是九千亿亩，旧说是。(卷二四，页二一)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东不尽东海」「西不尽流沙」，取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为说，又变「朔南暨」之文，以为「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也。其云「不尽」者，亦较禹贡为说，彼言「声教之所讫」，此言「疆理之所讫」也。(卷二四，页二六)

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林、陵麓、州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按：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属误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巳之见。陈可大又以为「方百里」为「田九十亿亩，则方三千里，当云『八万一千亿亩』，如疏义亦沿误释之也。」此说「三千里」之误，反以疏义为误，益足以欺后学。徐伯鲁又谓：「若九千里则下文亩数合，若三千里则不合，必有一误。」此又持两端之见，无取也。郝仲舆曰：「此明前文『千里内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岛之地，自禹贡（「禹贡」，原误作「贡禹」，今径改。）『五服』称『五千里』，周礼『九服』称『六千里』，秦、汉以后开拓至万里。今（「今」字，原误作「金」，今径改。）据所记『甸』『采』『流』，四方不过三千里，盖周衰以后之地。」此说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说因宜脱误，而此一段又不尽合，必云「据『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周衰以后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战国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国，又奚啻三千里?则孟子「方千里者」之说，反不足凭。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内，断长补短」，则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巳，何必执一说以强通耶。(卷二四，页二七—二八)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郑氏曰：「周尺之数未尝闻之。按礼制周田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是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尺八寸。」按：郑谓「周田以十寸为尺」者，疏以职据玉人职云「镇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说也。但王制言「八尺为步」，不言「寸数」。说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郑云「或言周尺八寸」者，必是当时之书有此说耳。其以「十寸为尺」者，见周礼考工记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经传未有其说，郑误信周礼，谓「六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为十寸，后世尺为八寸」，谬矣。盖王制所两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后世变乱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变乱「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以见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谓以「八寸尺八尺」为变乱「十寸尺八尺」，此岂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油。六尺四寸以为八八六十四言之。陈用之曰：「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后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为步，后世则以六尺四寸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则以古尺当今适八寸尔。」此二说亦谬。若是，「十寸尺六尺四寸」即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云「古者百亩」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即如其说，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为「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两周耶?所以陈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为文。嗟乎！使周尺果有两，孔子何以曰「谨权量，审法度」乎?故知本文两周尺，皆「八寸」无疑也。若其分步数之古大，王制乃汉儒作是也，以古为周，今为秦汉，史记言「秦以六尺为步」，是也。然管子、司马法亦皆言「六尺为步」，则春秋以来已有。自其所谓「古者」，指「周初」而言，与陈用之以「春秋时六尺为步」，遂谓「古者六尺为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袭其说，一以司马为宗，极论王制之附会。其以宗藩司举所得周尺为据，盖言漫无稽矣。

　「古者百亩」以下之（文「文」字，原作「下」，今径改。），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郑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则步更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计之，古者百亩当今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古者百当今百二百五里。」孔子曰：「古者以八寸为尺，今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计之，为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二亩七十一步有余，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计之，则古之百里当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与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应。」陈可大曰：「愚按疏义所算亦误，当云：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与此百四十六亩二十步不相应。里亦微此推之。」愚按：陈说即注说也。疏第以「六尺四寸」之「四寸」，寸分为「寸」，则以「八分」为「寸」，所以不同耳。又曰「东田」亦未详。方性夫谓诗所为「南东其亩」，然此言「东」无「南」字。郝仲舆谓：「古帝都西北，垦田偏在东南。周（原作「用」字，依文意改。）、秦、汉偏居西，中原称东土，故曰：东田。」按：古于本时各地，在后稷开粒食之先，公刘往彻田之至，皆在于西河，曾在东且南耶?　(卷二四，页三一—三三)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从孟子「上农夫食九人」一句推出。(卷二四，页三八)

姚際恒著作集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郝仲輿曰：「鄭以此車為殉葬之隅車，載牲體藏之壙中者，即所謂遣車。非也。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故鄭以四隅為壙中，而以遣車為明器。又後章『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云『及墓反』，則是人所乘車明矣。」愚按：鄭于雜記：「遣車視牢具」下有此說，然亦用「與」字為疑詞。而雜記又云「既遣而包其餘」，既夕禮云「包牲取下體」，是當日實有此等禮。又左傳定三年「邾子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亦可證。餘說見雜記上。若下云「晏子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是謂「遣車」止一乘，以其儉于親禮，窆後皋賓拜送賓。今「窆訖即反」「以其儉于賓」，乃是兩事，非一事也。邾子喪禮之車，必謂人所乘者，非是，故辨之。(卷一五，頁二)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引」「紖」同，柩車索也。下云「弔于葬者必「必」字，原作「不」，今改。執引」，君尊，故命人引之。「三命引」，猶耕三推之義。註疏以「引」為「引去之引」，謂「奪孝子情」，甚迂。(卷一五，頁四)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記者舉蟜固著凶服問疾，曾點倚門而歌，皆以見武子為人所惡耳。陳可大謂：「善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分別優劣，大失記者之意。按：武子雖當卒，時其勢自盛，其後即悼子、平子。蟜固何人，敢以凶服入武子之門?而武子不得已而佯喜之乎?其門又安得容人倚而歌乎?其言曾點者，以其為狂故也；云歌者，亦附會論語「言志時，鼓瑟也」。余友閻百詩曰：「按：武子卒於昭七年，而襄二十二年孔子生。襄公三十一年薨，至昭七年孔子十七歲。史記仲尼弟子傳惟子路最長，少孔子九歲，即以點同子路之歲，是時僅七八齡，其能倚門而歌乎?況未必同子路之歲，則更幼矣。」尤足證其妄。(卷一五，頁五)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孔氏「孔氏」，原誤作「孔子」，今逕改。曰：「此云：『子為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上文『申祥「祥」字，原誤作「詳」，今逕改。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按：彼云「婦人倡踊」，此云：「子為主，袒免哭踊」，彼此不同，安得妄為紐合乎?餘說詳上「小功不為位」章。(卷一五，頁九)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据此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各哭於家，同國往哭」，上篇但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未免欠分明。(卷一五，頁一○—一一)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此亦似毀曾子。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而哭弔，不亦虛乎?」則曾子果不應弔矣。或謂此為「傷死非弔生也」，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曾子于子張無服，則亦不應往傷其死也。(卷一五，頁一一)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此譽子游。禮，凶事尚右，擯由左，則尊者居右。(卷一五，頁一三)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記禮者但言服制之事，說者必謂「魯莊公不應服讐國之喪」，非記文意。「王姬」，齊襄公夫人。魯莊公母文姜，齊襄公女弟，王姬乃魯莊公母舅之妻，或何以有外祖母之說?此贅。(卷一五，頁一三)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敬姜朝夕哭，垂其帷，是能守禮別嫌。今男子從之，故曰「非古也」。與雜記「朝夕哭，不帷」之說同。(卷一五，頁一五)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此言「復」，而鄭氏「禱五祀」，其舛。(卷一五，頁一六)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上言「拜稽顙」，大論人子喪親為此拜稽顙之禮，乃哀戚之至痛也。下文當言「稽顙」，為痛之甚，所以釋「稽顙」之義也，不必求深。孔氏曰：「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按：凶通用拜，若謂以「拜」與「稽顙」二事較，而「稽顙」為痛之甚，不成拜雖非痛之甚而亦為痛也，不可通矣。孔氏以其不合於「稽顙而后拜」之義，分周禮殷禮，尤非。(卷一五，頁一六)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

　楊慈湖曰：「此章及下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有享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形有生死，神無生死。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今子游以為未見其享之，是求鬼神之道于形也。」愚按：記文「豈知神之所饗」與「未見其有饗」，本說得執滯不通，而楊氏以「形亡神在」釋氏之說駁之，尤為紕繆，不可不辨。惟孔子曰「祭如在」，一「如」字下得甚活，至哉言乎！二說皆折倒。(卷一五，頁一九)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註疏謂「冠素弁，以葛為環絰，其要帶仍用麻」，或謂「葛為葛帶」，未詳孰是。然葬時用此冠帶恐未宜，故鄭氏謂：「天子諸侯禮者，以大夫士三月而葬，則其時尤近。」故不得不作「天子諸侯禮」耳。(卷一六，頁三)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成容若曰：「親喪三日不食，過此恐致滅性。惟士則鄰里勸其食糜粥，大夫以上則君之糜粥命之食，故曰：『歠主人主婦室老。』歠，使之歠粥也。」疏云：「為其歠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是以「食之」與「歠」分為二矣。此本陸氏說。愚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是三日後本應食粥，不必君為之勸也。今解為過三日不食，記「記」字，原誤作「說」，今逕改。文無此義，未免添補，當以疏說為是。(卷一六，頁四)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古皆葬於北方，後世乃有擇地之說。(卷一六，頁六)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上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蓋未葬曰「奠」，虞始曰「祭」也；此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蓋虞曰「喪祭」，卒哭始曰「吉祭」也。「明日，祔於祖父」者，卒哭祭之，明日，祔于祖廟而為祔祭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者，「變」字即上「易」字，承上言，自喪祭易為卒哭之吉祭也。比至於明日，祔祭必于卒哭祭之日接而行之，不忍其一日未有所歸也，與上「弗忍一日離」對。上言「是日葬」「是日虞」，故為弗忍己之一日離其親；此言「今日卒哭」「明日祔廟」，故為弗忍使其親每一日無有所歸，其義如此。鄭氏以此「變」字引士虞禮「他用剛日」，即謂「他」字。孔氏引喪服小記「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時而葬為變」。此即鄭註士虞禮之說。皆牽強附會，不可從。(卷一六，頁一二—一三)

君臨臣喪，以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云「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當以此二說為正。此增「桃茢」之文，乃附會襄二十九年左傳「使巫以桃、茢先袚殯」，此蓋為惡臣之死非禮也，而孔氏以「此為天子禮，彼為諸侯禮」，尤臆說。(卷一六，頁一六)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周朝而遂葬」，既夕朝與之合。然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茀致也。」則周亦殯于祖矣，與此不合。或春秋禮而此說非，周初禮而春秋變之，皆未可知，不必強合也。乃服氏解「廟」為「殯宮」，杜氏謂「不以殯朝廟」，皆未允。鄭氏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此用何休之說，尤謬。從來皆謂周末文勝，如其說，則是周末質勝矣。(卷一六，頁一七)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此意蓋疑時代遞遷，從葬者日趨新巧，所以防其流弊也。意謂惟為明器者知喪道，其後漸有用生者之器者，不殆於用象人殉葬乎哉?其後果有為俑以象人者，不殆於用人乎哉?「用殉」「用人」有分別，凡物從葬通曰「殉」，故「殉」亦訓「從」，孟子以身殉道是也。由是用偶人從葬亦曰「殉」，用人從葬通曰「殉」也。鄭氏不識「殉」字義，徒以人從葬為「殉」，因曰「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若然，則「用殉」「用人」了無分別，記文何為前後分言之乎?

　上章仲憲言於曾子謂：「夏用明器，殷用祭器，周人兼用。」此無稽之說，故曾子辨之。從來解者皆誤認為實然，於此章亦以明器屬夏，生者之器屬殷，為俑屬周，謂孔子善夏而非殷周，殊繆。況此言生者之器，非祭器也；言為俑，非兼周也，亦絕不相通。若必据三代為說，則為俑豈文武制耶?固執可笑如此。生者之器必不定是祭器，上章言「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皆明器也」，反是，則皆生者之器。(卷一六，頁一九)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倣孟子「禮為舊君有服」章為說。(卷一七，頁一)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此言子夏事，與「曾子襲裘而弔」同，總以子游為知禮也。然此事頻見，亦可厭。(卷一七，頁二)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遣車七乘；大夫五，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郝仲輿曰：「『』『介』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包裹送死者，俗世用牢車載而之墓，故有子譏其非禮。鄭氏讀『』為『箇』，為『包肉之數』，以『遣車為塗車，載其包埋之壙中』，附會其謬也。」按：郝謂「」「介」同，駁鄭附會為「箇」，是也。其謂「遣車為送葬之車，非載牲體之車」，則非，說詳上「君之適長殤」下。此「以遣車視介之數」，猶雜記云「遣車視牢具」也。有子譏其不當用「牲粻」，當用「脯醢」，非譏其用「牢車」也。郝故錯解以附會之耳。(卷一七，頁五)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鄭氏以「我喪也斯沾」句，註「註」字，原誤作「住」，今逕改。謂：「沾讀曰覘。國昭子自言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專，猶司也。」于語氣未協。郝仲輿以「我喪也斯沾爾專之」為一句，謂：「沾爾，猶言沾沾爾，自我貌。戒子張曰：爾無謂我喪，我遂沾然自主之。」孫文融曰：「本欲自專，卻用『毋曰』字喚起，正是恣肆人氣。」●此二說互相明，似得之。(卷一七，頁六—七)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曠于禮」，大約謂「好內而遠賢」，孔氏謂「疏薄賓客朋友之禮」，吳幼清謂：「曠廢居室之禮，而溺於燕私好內之情。」俱偏。(卷一七，頁八)

季得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按：此義非。舅姑不當與四方之賓較量嚴否也。意謂婦人在生不飾不敢見舅姑，今其死也，有四方之人來，何為不飾乎?蓋以生喻死，以舅姑喻四方之賓耳。(卷一七，頁九)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簍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猶鄭氏謂：「當為搖，言身動搖也。」豈有歌而搖者?吳幼清祖鄭說謂：「當為手動，舞為足蹈。」尤杜撰。郝仲輿謂：「猶如字，與由通，自然嚮赴之意，人歌則抵掌頓足，按節而應，謂之猶。」若是，則仍與「搖」之說相似矣。按：說文「嗂」字，徐鍇引禮「斯猶」謂：「猶即嗂；嗂，喜也。」其說似是。「舞斯慍」一句，諸家之說尤不一。陸德明謂「衍文」。孔氏謂「鄭本無此句」，又謂「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劉原父改記文云：「人喜則斯陶，陶斯，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惱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孔氏又依文為解曰：「且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倦厭，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按：以上諸說，憑臆增刪者，既未足据；順文解釋者，又不可通，然則如何?蓋作者之意，本取喜之為舞，慍之為踊，以見其皆當品節也。其文卻于「舞」字之下，「慍」字上，順勢直下，即用「斯」字為過接，不得更端另起耳，而循環相生之義，亦是隱然可見。必如孔氏油定作解，豈不死古人句下；必如劉氏之屬對整齊，古人又安有此印板文字哉?(卷一七，頁一二—一三)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曰：「古之侵伐者，不斬按：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吾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按乃吳之太宰，儀乃陳之行人，恰好更換，豈記者有意為戲耶?(卷一七，頁一五)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章各自為義，不必強合。(卷一七，頁一七)

子張問曰：「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倣論語，無謂。(卷一七，頁一七)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簣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妄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簣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悼子，鄭氏謂「晉大夫荀盈是也。盈，荀罃之子。」陳可大謂「荀罃」，誤。徐伯魯謂「盈亦作罃」，尤欠分曉。(卷一七，頁一九)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邕，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子以死衛君，經傳不見，其餘之說悉不足据可知矣。(卷一七，頁二○)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視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此與左傳昭十三年楚共王埋璧事相類。又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故後世凡適死，即立庶之長者，此循古制，必年鈞始以德，德鈞始以卜耳。今觀楚共王、石駘仲未聞年德之鈞，而輒鬼神用卜，疑皆非古制矣。此石駘仲事於卜之中而見其德，固甚奇，然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卜者何以必先謂「沐浴佩玉則兆」，此處恐難通，當是寓言耳。又後以龜有知，以其能知吉凶，非以其能知邪正也。義亦未確。(卷一七，頁二○)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稱其財，斯之謂禮。」

　按：「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此非聖人之言，孟子稱墨為「以薄為道」，斯其殆類之矣。王制云：「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游可也。」又云：「六十非肉不飽。」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觀此則菽水之不可為飽也，明矣。孝親以養志為上，然而曾子養志必有酒肉，曾元養口體亦必有酒肉，則菽水非養親之食具，又明矣。夫養口體者，此酒肉；養志者，亦此酒肉，可曰「吾養志也，而遂不需此」哉！苟養志而不需此，是反不若養口體者之為愈也。彼將曰：「我以菽水盡其歡，較勝于以三牲之養而不盡其歡者。」然而歡則盡矣，其如親之腹餒何?親之腹餒而猶曰「吾能盡其歡」，吾不信也。按：內則所詳旨甘柔滑諸食具，皆所以詔人子養親者，此豈獨為富者設，而貧者固無與乎?彼漢之茅容非貧者乎?後世之士有家貧無以養親，志氣衰惰，輒用此語以藉口，不知古人正不然，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如三釜心樂捧檄色喜，此皆為人子之恆理。蓋孟子謂「仕有時乎為貧」，則父母在，益可知矣。大抵貧而負高隱之志者，親沒為之可也，親在故降志以求之。一介不取，立身之大節也，使親而饑餓，亦當稍貶以遇之。後漢嗇夫孫姓賦民錢，市衣與父。吳祐謂：「揰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此足見一班。則庶乎親之志與體皆獲所養，斯乃謂之孝矣。記文偏而有弊，殊非吾儒中正之道，特為拈出以破從來之惑焉。又傳稱子路自食藜藿，為親負米二百里之外。然則雖以子路之貧，固未嘗以菽水養也。

　王子雍曰：「熬而食曰啜。孔子曰：「以菽水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吳幼清曰：「澄嘗食于北方至貧者之家，不惟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煮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攬起啜之而以療飢，始悟古所謂啜菽蓋如此。無蔬菜可羹，但熟煮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為至貧者之家。」孔疏謂：「以豆為粥，非也。」觀此上諸說，其解「菽」「水」者若此。嗚呼！此其以為養親之食具乎哉?仁人孝子當必有惻然于心者矣。(卷一七，頁二二—二四)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柳莊於衛為社稷之臣，經傳未見。「當祭必告」，非；謂「不釋祭服而往，襚也」，皆不足据。(卷一七，頁二五)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述春秋事不誤。但謂「仲尼謂非禮」則不然，此循漢人之說也。(卷十七，頁二十六)

季得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公輸若名般，與于小斂之事，鄭氏解若、般為兩人，斷「方小」為句，謬也。「般，爾以人之母嘗巧」至「病者乎」，謂：「爾以他人之母試巧，則何不如己母試巧乎?不以己母試巧，則亦有所病之乎?」鄭氏又斷「則豈不得己」為句，謂「以」「己」字同，解為「豈不得休己」，亦謬也。(卷一七，頁二七—二八)

工尹商陽與陳疾追吳師，及之。陳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亦有禮焉。」

　按：昭公二年左傳「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未嘗有追吳師之事。又商陽臨敵不用命，而以私怨其君，何禮之有?(卷一七，頁三一)

諸侯伐秦，曹共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荊，得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按：此亦與春秋傳互異。襄「襄」字，原誤作「哀」，不今逕改。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得王薨。是時公方及漢，初欲止，卒至楚。諸侯五日而殯，至時得王已在殯矣。二十九年正月，有楚人使公親襚之事，蓋致襚諸禮，可在殯後。雜記上云「致禮，委衣於殯東」是也。此易「請襚」為「請襲」，易「拂殯」為「拂柩」，蓋誤以得王為猶未殯也。(卷一七，頁三一—三二)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此魯昭三年事，鄭氏以「忌」為「怨」，左傳杜註亦同，孔氏「孔氏」，原誤作「孔子」，今逕改。遂謂「敬叔殺懿伯」，此附會之說也。劉氏以「忌」為「忌日」，似非。(卷一七，頁三三)

孺子●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天子龍輴而幬，諸侯輴而設幬」，孔氏曰：「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輴，累材作，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諸侯以輴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設木於上以檮之，不（「不」字原敓，今逕補）為題湊，有橫木覆之，亦油塗。其上。」按：孔言諸侯之制非是。諸侯明言設幬，是無矣，安得云「亦累木為」乎?蓋幬者，木作四柱，加以題湊，架屋其上，如之周棺檮則垂地，而後塗之。故幬諸侯則但木環繚，不列四柱，象亦題湊其上，如幬之四垂而已，故曰：「設幬亦油塗之。」幬，帳也，孔以幬為蓋棺物，故有「設木於上以幬之，而為題湊，有橫木覆之」之說，皆臆度也。「為榆沈故設撥」，鄭氏曰：「以水洗榆白皮之汁，以播于地，引輴車滑。」此說迂。陸農師曰：「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沉也，故須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輴」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紼」，非是。按：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廢輴用軸而設撥，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此說近是。然「撥」終無解，郝仲輿謂：「撥作綍，大繩即紼也。棺自有引，別用大繩以引柩車。」此乃鄭解，亦臆說。(卷一八，頁二—三)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鄭氏謂「季子皋恃櫥虐民」，是。但謂「即高柴或氏季」，恐未然。高柴為費宰，下文子皋為成宰，費為季氏邑，成為孟氏邑也。又家語稱柴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此禾己成而反犯之，正與相反也。後儒以其為柴也，多曲護之。陳可大謂「夫子嘗曰柴也愚」，按：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就「愚」字上作解，致為可笑。郝仲輿謂「子皋知大體」，其說尤非理。(卷一八，頁五)

土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仕而未有祿」，即仕而不受祿也。「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謂君有饋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所以隆禮之也。註疏以「仕未有祿」引王制「位定然後祿之」之義為解，所以於下文皆說不去。謂「君有饋焉曰獻」為「有饋于君曰獻」，「使焉曰寡君」為「使他國自稱己君曰寡君」，然則仕而得祿者，獨不當然耶。孔氏曲為說曰：「嫌其或異，故明之也」。於「違而君薨」，更說不去，則曰「此一條則異也」，辭遁如此。(卷一八，頁六—七)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未葬以生事之，既葬以鬼事之，故虞而立尸，有几筵。虞以前祭無尸，但有奠席（「席」字，原誤作「疾」，今逕改。）而無几筵，此謂通禮皆然。孔氏曰：「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云」字，原誤作「公」，今逕改。）喪事。」案「几」，按：周禮之說不足据，且此章云「虞而立尸，有筵。卒哭而諱」之法相同，下言「諱事」云「執木鐸命于宮」，而上言「虞事」，亦屬天子諸侯可知，豈必士大夫乎?「舍故諱新」，鄭氏謂「故為高祖之父當遷者」，此易緯（「緯」字，原誤作「諱」，今逕改。）之說，不可從。曲禮云「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豈應諱及四世乎?此是謂孝子之父平日諱父與祖，今為孝子之祖與曾祖，故舍其曾祖之故諱，而諱父之新諱也。(卷一八，頁八—九)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韔。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此亦據左傳「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之事為說。(卷一八，頁九)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此援春秋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之事為說。「先人之室」，即宗廟也，按：「新宮」，宣公之宮，以其新成，故曰新宮。其三日哭，禮也。春秋公穀傳及禮鄭註皆無異詞，惟胡得侯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公宮者，神主未遷也。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于斯，會族屬於斯，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于人情何居?」按：胡以「新宮」為「神主未遷」，以記文「先人之室」為「居室」，皆謬。既以哭焚先人之室為禮，又以哭新宮為非禮，則記文取證前後不符矣。釋禮之家多援其說，是誤解春秋而併及于禮也。(卷一八，頁一○)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此全類諸子寓言，呂覽淮南之儔也。(卷一八，頁一一)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說者多以「殷人作誓」謂「夏書已有甘誓」，「周人作會」謂「左傳巳有禹會塗山之說」，為之斡旋其意，不知此二句自不可易，不必斡旋也。「殷人作誓」，指湯誓以臣伐君者而言，非甘誓可比；「周人作會」，指春秋五霸而言，周初固無此禮，其禹會塗山之說，恐荒遠未可信也。然此二句又自穀梁「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中來。(卷一八，頁一一)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季子，吳人，不以長子之柩歸●于祖墓，俾得遂丘首之願，乃葬于齊地，何也?及葬，魂則曰「魂氣無不之」，此釋氏之說，所謂「形滅神不滅也」。左袒為吉事，凶事尚右，如是豈得為合禮?(卷一八，頁一四)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邕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幽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春秋時，推魯人知禮，故曰「魯人」，下章「仲叔妻喪夫」亦同，鄭氏以「魯鈍」解，非。「易于」二字甚奇，然終費解。(卷一八，頁一六)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檀弓於「伯魚妻再嫁」事屢見，可厭。前以子思為「吾何慎哉」之語，此又以子思自以其哭為過，皆不似。(卷一八，頁一六)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官長」，士在其中。喪服四制云「七日授士杖」，而此云「五日」，禮言不同。孔氏分別「士之有地德深，無地德薄」，又引崔氏說分「朝廷之土，邑宰之士」，皆臆斷也。「虞人致百祀之木」以下，其說不經。(卷一八，頁一七—一八)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此似倣孟子「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之語造出此事，然又增曾子之說于後，大失孟子之旨矣，千古志士為之損氣。(卷一八，頁二二)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臣弒君」兩段，鄭氏曰：「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孔氏駁之曰：「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殺祖，子得殺父矣。」陸農師亦駁之曰：「弒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其說皆是已。陸又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殺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耳。殺父放此。」吳幼清駁之曰：「陸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殺君之罪』，果是，逆殺之黨則自應殺之，若不與殺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其說亦是已。又曰：「在官、在宮，謂被者之群臣、子孫，非謂行弒者之群臣、子孫也。然則被殺者為祖，行弒者為父，猶之子得殺父矣。」成容若曰：「諸儒議論紛紛，皆因『凡在宮』句，似子亦可以殺弒祖之父，于情性有礙耳。若從疏中所云『在宮，諸本或為在官』，則于文義順矣。」此改記文，亦不足信。又引汪氏曰：「謂討其與弒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如此解亦非本文義。愚按：諸說之中，似陸說為順，此是邾婁定公一時忿激不暇循理亦為此言，觀下「殺其人，壞其室，●其宮」等語，正是一例，在定公則為失言，在記者可以無記。(卷一八，頁二二—二三)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獻文子似即趙武，然武未嘗諡獻文。鄭氏以「晉」為「晉君」，以「獻」為「賀」，殊迂。「發」，似即落成之意。「輪」，鄭氏謂「輪囷」，然是「盤曲」意，非「高大」也。此指節梲之盤曲。「奐」，寬廣意，詩「伴奐爾游」，此指舍宇之寬廣。「歌」「哭」取哀樂二義為言，鄭氏謂「歌」為「祭祀奏樂」，拘也。孔氏又謂「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尤拘。「要領」，孔氏謂「古者重罪要斬」，亦非也。周穆王作呂刑，惟舉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未有所謂「要斬」者。大抵「要斬」「車殉」皆起于戰國申商之法，春秋時亦無之。此云「要領」，蓋作記者之語耳。又按：晉語「趙文子為室，張老諫其礱椽」，無此頌禱之語。大抵皆附會增飾也。(卷一八，頁二四)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埋」字，原誤作「理」，依今本改。之以帷。

　此謂「丘也貧，無蓋」，家語亦知孔子將行，雨而無蓋。夫「蓋」之為物甚微，孔子雖貧未必至是，即至是，亦奚足為聖人重。若謂「蓋」為「車蓋」，則孔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矣，此皆附會之言。「路馬死，埋之以帷」，亦似本「魯公乘馬，塹而死，以帷裹之」為說。(卷一八，頁二五—二六)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此又毀曾子而及子貢。君在輒欲闌，入而為閽人所拒，入馬而修容，因修容而卿大夫辟位，君降等而揖之，皆齊東野人之語也。(卷一八，頁二—七)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前儒謂此歌即諸侯大射貍首之歌，或者是也。但其所謂「貍首之斑然」，雖不可知其義，然必非如孔疏所云「斲棺材文采似貍之首也」。「執女手之卷然」，「女」音「汝」，謂「兩手相執而卷然，以見親厚之意」，亦非如疏所云「孔子之手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也」。蓋詩意言「天子致親于其臣」，原壤引之，以況「己之致親於孔子」耳。

　此與論語「原壤夷俟」章有不可比合而論者。蓋檀弓率多附會，難以盡信也，宋儒必欲取而較論，或謂「彼為盡朋友之義，此為全故舊之恩」；或謂「夫子周旋中禮」；或謂「夫子經權得宜」；或謂「夷俟不可不教誨，歌乃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凡此諸說為聖人解駁，皆似可已。(卷一八，頁二九—三○)

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此與晉語多同。「并植」二字乃「廉直」二字之訛。(卷一八，頁三二)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以子柳為「皮之子」；以上「其妻」為「子柳之妻」；以「衍」為「皮之弟」；子柳之叔以告，為告子柳；以「請」為「子柳請」；以「曰」為「衍答」；以「退」為「子柳退」；以下「其妻」亦為「子柳之妻」，此鄭孔之說也。以「子柳」為「皮之子」；以上「其妻」為「子柳之妻」；以「衍」為「子柳之兄弟」；以「告」為「告子柳」；以「請」亦為「衍請」；以「曰」亦為「衍語」；以「退」為「子柳退」；以下「其妻」亦為「子柳之妻」，此近世成容若之說也。以「子柳」為「皮之師」；以上「其妻」為「皮之妻」；以「衍」為「皮之弟」；以「告」為「告子柳」；以「請」亦為「衍請」；以「曰」亦為「衍語」；以「退」為「衍退」；以下「其妻」為「衍之妻為夫之兄服」，此郝仲輿之說也。以「子柳」為「皮之師」；以上「其妻」為「皮之妻」；以「衍」為「皮之子」；以「告」為「告其母」；以「請」亦為「衍請」；以「曰」為「皮妻答」；以「退」為「衍退」；以下「其妻」為「衍之妻為舅服」，此孫文融之說也。按：如鄭氏及成氏之說，皆以首句「學」字訓作「」字，解未安。而鄭作「衍既告子柳，又請衍又告」，更迂折。如郝氏孫氏之說，於首句順矣，但郝說無子柳之答，似疏；孫說于首句之子柳全失照應，更。且皆以兩「其妻」為「兩人」，亦不協。四說之中似成說較直捷，然終以「學」字未安為難通耳。大抵檀弓係高才人手筆，不肯為旨明辭順之文，故時似脫略，其義卒難通曉，解者各竭所見以求之，而終不可盡通，則非解者之故，乃作者之故矣。然于此亦正見古文之妙。鄭氏以此章「魯人」為「魯鈍之人」，尤鑿。上「邾婁考公」章猶為「男子」，此則「婦人」難這以知禮，豈亦以魯鈍論耶?蓋檀弓必魯士所作，以魯為知禮之國，故特舉此婦人亦較勝於男子，為「衣衰繆絰」之重服，而不為「繐衰環絰（「絰」字，原誤作「經」，今逕改。）」之輕服也。(卷一八，頁三三—三四)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鄭孔以「樂正子春之悔」為「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似非語氣，當以「悔其不能如曾子七日」之說為是。(卷一八，頁三五)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己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徒市，不亦可乎。」

　此附會左傳僖二十一年「公欲焚巫、」之事。(卷一八，頁三六)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鄭孔以「祔」為「合葬」，以「離之」為「有以間其中」，以「合之」為「合葬兩棺置中」，皆似臆說。陳用之曰：「衛之俗有存于殷，魯之俗一本于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附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附於廟者，合之而不尊。」按：此說雖辨，但昭穆既附廟，又何以離之?義亦未允，當闕。(卷一八，頁三七—三八)

王制

　說者多以周禮、王制、孟子三書並言，為之較量異同，此無識之士也。乃有信周禮疑王制，甚至有信周禮、王制疑孟子者，尤無識之甚者也。王制非周禮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出于王莽、劉歆之書，寧足敵漢文令博士所集之書；漢文令博士所集之書，又寧足敵孟子之書耶?又曰：「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與孟子異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其與周禮異者，則以周禮本非周制也。」鄭氏解王制，盡舉而歸之于夏、殷；朱仲晦解孟子，則又以其與周禮、王制異，而疑之而闕之，何哉?

　按：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作王制。」唐陸氏、孔氏皆謂出盧植所云，未悉其由來也。

　「王制雖採剌群言而成，然其中之文有同有異，其義有得有失。」茲特詳為明辨云。(卷一九，頁一—二)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按：周室爵祿之制，孟子有之，然謂：「諸侯去籍，僅聞其略。」漢博士去孟子又數百年，且經秦火，豈反得聞其詳?此義固夫人知之矣。故其言「爵祿」，大率依倣孟子，其與孟子異者耳，非有他義也W，愚必以孟子為正，為之詳別其下，然其所以與孟子異者，皆是欲避雷同之，知此可盡免紛紛之疑矣。

　此取孟子之文而小異之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去「天子」分「分」「男」為二，亦凡五等。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言「臣」，王制言「諸侯臣」；孟子連「君」為六等，王制去「諸侯」為五等，凡此皆與孟子異也。然上何以不連言「天子」合「子男」為五等，而「諸侯臣」之爵，即「王臣」之爵，下何以不言「王臣」，而言「諸侯臣」?且以不連言「諸侯」為六等?也。然而W其如此者，所以避雷同之辭異則義亦異，而是非出焉矣，故必當以孟子為正。

　今按：後儒解此節，牽合王制以從孟子者，曲說也；反以王制為正者，悖見也。如孟子首言「天下之爵」，列「天子」與「君」亦為一位，以見先生制爵與群臣共天下而不自私之心，今去之，則失其義矣。陳用之曰：「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出于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首于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按：「制爵」即所以為「班」，「班」即出于所「制」，「班」「制」二字有何分別?此曲說也。徐伯魯曰：「天子制禮，君與臣異，則王制為長。」，此悖見也。又如孟子以「子男」同祿，故亦同爵，曰「同一位，列為一等」，王制分為二等，未免近混。方性夫曰：「孟子以『子男』合為一，此則離為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此所言者，名之等。」按：孟子言「一位」，此不言者，文從省耳，安得泥孟子「位」字，而于此添一「名」字乎?此曲說也。又如王制不言「王臣」之爵，言「諸侯臣」之爵，下又言「王臣」之祿，前後參差，亦較孟子為疏。孔氏曰：「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制統」，原誤作「統制」，今逕改。）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按：先有王臣而後有天下之臣，若不取王臣，何以通明爵制?且下言「王臣」之祿，何以又不取君臣相對乎?周希聖曰：「王朝之臣入則為公卿，出則為公、侯、伯、子、男，而其祿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按：「出」「入」本無常法，非可舉以為論爵祿之制，內外相維安得云「言外則兼內」乎?此皆曲說也。(卷一九，頁七—九)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取孟子之文而易「地」字為「田」字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今王制取其文而易「地」字為「田」字，亦所以避雷同也。

　陳用之謂：「祿以田為主，以其制祿，故雖地亦謂之田。」此解近之。乃有好為穿鑿者，實以「田畝」為解，如：陳可大則與孟子全異矣；季明德且以孟子之「地」而亦為「田」矣；葉少蘊又牽合乎周禮矣，皆足惑世，故辨之。陳氏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夷險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按：後章言「田」之實數，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知此所云「天子之田千里者」，已三分去一乎?抑未乎?如未三分去一，則「天子之田」僅為六百餘里，而不得謂之千里；既謂「實田」，必已三分去一矣，則「天子之地」又為一千三百餘里，而不得謂之千里。若是，不與孟子之文全相剌繆乎?且「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為有國者禁毫強兼併而言，若先王畫地分封之初，豈為是乎?又曰：「田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田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不知此云「天子之田」者，以方計耶?以袤計耶?季氏曰：「三分去一之說本王制，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則畿內天子之地當實田，田既損除，用必不足。故王制于此亦言方千里云云，而不言地。」按：此謂孟子之「地」當為王制之「田」者，屈孟子以從漢儒，殊為悖妄。且千載而下，重代古人憂乏用，又可笑也。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然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于實封五十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于二十五里，不應實封之數，何也?則疑諸男為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列于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按：此說竊周禮司徒先鄭之註，最為牽合無理据。云五百里去山林川澤可食者半，則為二百五十里，附庸在其中，除應得一百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不幾末大于本乎?又謂諸子地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固合五十里之數，然王制諸男亦五十里，周禮則一百里，如其四分之一，僅得二十五里，又不合于五十里之數，于是疑周禮為附庸，然終以王制明分子男與附庸，則謂王制諸男為殷禮焉。嗚呼！豈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而男獨言殷乎?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謬矣！已上三說皆誤，以「田」字實作「田畝」解故至此。然則實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若鄭氏之說，則又異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鄭解王制皆以與周禮不合，故執周禮之說而以王制為殷禮，此其謬之始見者也。其謂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緯言不經之說。疏駁緯書為不可用，可為有見。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證鄭（「周」字，原誤作「鄭」，今逕改。），武王初定天下之說，則誤。蓋鄭不見古文也。又謂「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則曰：「異畿內謂之子。」不審何以知「子屬畿內采地之爵」乎?即曰「屬之畿內」，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傳云：「鄭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命伯子男以為一。」何休之說亦屬乖違。若公羊之意本謂合「伯子男」皆稱「子」，此自成說。鄭引證之意，乃是謂合「伯子男」皆稱「伯」，說同而義不同，不可通矣。鄭本欲執周禮「五等之爵」「五等之土」為主，而以王制為殷制，然王制「土為三等」與周禮異，「爵為五等」與周禮同，于是介于殷與周之間，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九州之界尚狹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禮之說，其用意可謂巧矣。豈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幾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時地界，使百里而為五百里，七十里而為三百、四百里，五十里而為百里、二百里，雖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國三等，古者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內莫不各有君長，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則所絀廢削滅非一國也，此于人情似不合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廢也?孟子之言乃與魯人之言不同，此時魯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產一同之言與孟子合，則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按：介甫本信周禮以致誤天下，此亦能辨之，則周禮之荒誕為何如，又足哂也。(卷一九，頁一二—一六)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取盂子之文而與之皆差一等也。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此言「視伯」；孟子「大夫受地視伯」，此言「視子男」；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此言「視附庸」，然皆當以孟子為正。孟子不言「公」者，巳將「公」屬于五等，而不屬于六等。周初「上公」皆出封，其在內者，不過留相王室，故不言也。若言「公受地視公」，亦失言之法矣。「附庸」既不達於天子，自不列天子「公侯伯子男」四等之內，故曰「元士受地視子男」。若曰「視附庸」，則天子班祿于天下者凡四等，而班祿于王朝者反五等，何其參差不倫乎?要之王制以「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如此則內外齊等，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卿之宜視伯者」而「視侯」，以「大夫之宜視子男者」而「視伯」，以「元士之宜視附庸者」而視「子男」，以「中、下士視附庸」自不言可知，皆升一等為言者。蓋天下之勢，在外者恆易重，在內者恆易輕，惟以此制祿則內外常得其平，且使內者亦樂于出，外者不憂于入，而人情亦均矣，此內外相維之正法。若夫為「強幹弱枝」之說，以機權測聖心者，猶未足語此耳。自平王以後，外之勢日重，內之勢日輕，尾大之勢成，而王室寢微矣，然後知先王之制為不可易也。嗚呼！漢之博士諸生似未喻此，又奚怪夫後世之儒?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

　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陳用之曰：「周官有卿而無三孤與上大夫，是孤與上大夫同為六卿。故上大夫之為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也。孤之為卿，則受地有至于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按：王制本言「卿」，今必改為「大夫」，以湊合孟子「大夫視伯」之說；孟子王制本同言「附庸不能五十里」，今必曰「亦可謂之五十里」，以湊合孟子「元士視子男」之說。嗚呼！何其妄與?葉少蘊曰：「入而與王論道為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為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故三公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及附庸。」此說合「公卿大夫」而為一，益混。陸農師曰：「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即受地視侯，他放此。」按：謂「視伯即視侯」，是以上所言「公侯田方百里者，三分去一，而為田七十里也。」然記文均一言「田」，此既以「天子之三公之田」為「實田」，上何得又以「公侯田方百里者」為「非實田」耶?(卷一九，頁一八—二○)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士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此取孟子之文也。孟子分「上」「上次」「中」「中次」「下」為五等，此但以「上」「次」「下」為五等，所以避與孟子雷同也，然而稍混矣周禮則為三等，與此又異，所以避與孟子、王制雷同也。孔氏強執周禮以解曰：「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凡三等。鄭註云：『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也。』如鄭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經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經據準庶人在官者之祿最下者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按：鄭註周禮三等附會為九等者，欲以包孟子、王制之五等而陰合之也。其為說固謬，孔氏又引周禮鄭註以釋王制，是承其謬也。陳用之又承之而為說曰：「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五等者，先王之于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巳。」如其說，下地家五人者，亦當授以六人之中地矣，然于五人之下地，推說不去，則曰「以地稱人」，其辭遁如此。又曰：「鄭氏謂『自二人以至于十為九等』，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孟子無下次。或言『上』『中』『下』，王制「上」「次」「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此說既屈孟子、王制以從周禮，又屈孟子、王制、周禮以從鄭註。噫！禮書之言其悖如此，誤世者不淺矣！(卷一九，頁二二—二四)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取孟子之文也。于孟子「大國」一段，從卑逆敘至尊，而田祿之積者愈明；于孟子「次國」「小國」二段，刪繁併歸于簡，而卿祿之異者特著，大見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後乃可也。程正叔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巳不聞其詳，令之禮書皆掇拾于灰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愚謂「謂王制不必句為之解」是已，然諸儒之執周禮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屈孟子以從王制者更可不辨乎?必芟除其謬說，而後王制之真面目見矣，王制之真面見，而後亦可不必句為之解矣。又曰「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愚謂既有孟子，則王制之言可廢。(卷一九，頁二六—二七)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取左傳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也。按：上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又有「中卿」「下卿」之名，與上「諸侯之臣，五等」抵牾。又其言「小國有上、中、下卿」，亦與下「小國：二卿」牴牾也。(卷一九，頁二八)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黃叔暘駁之曰：「士皆有職，豈有為介而行，空國而出乎?」是矣。鄭又曰：「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疏以為「各居上三分之二」，胡邦衡駁之曰：「先儒謂『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云『居其上之三分』，並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為上，次國士為中，小國士為下。」亦是矣。然其為說曰：「士之數，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亦非也。後章「三等侯國」皆云「上士二十七人」，如其說，不與後相違背乎?方性夫曰：「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為三分焉，則合焉而八十一士矣。『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為三分也。」按：上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云「或有」「或亡」?且以「各居其上之三分」為「各與上為三分」，語義亦不協。陸農師曰：「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言之『三分』，分字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此說似可通，然天子之中、下士其數不知幾何?記文未詳「天子中、下士之數」，反詳「侯國」，終有未曉。(卷一九，頁二九—三○)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鸐，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

　此一章三段，「凡四海之內」一段為畿外，「天子之縣內」一段為畿內，「凡九州」一段總結之。自註疏而下，諸儒所解致為繁多，如牛毛繭絲不易析理。大抵鄭氏執周禮之說，而以畿外一段為殷制，畿內一段為夏制，其說固非矣。諸儒多駁鄭而或以為皆三代地制，又或執周禮之說以強通為周制者，亦非也。然諸儒止知駁鄭，後儒又止知駁前儒，反不察記文之是非，則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今先取諸儒駁記文之說節錄之，而附以鄙見于後，以俟來哲之參稽云。王介甫曰：「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為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為之民乎?此蓋去古久遠，書籍散亡，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祿之詳，況于焚書之後，漢文之世乎?」楊敬仲曰：「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又曰：「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天地之間，皆有血氣，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圖，鬥則傷，傷則殺。其天地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多寡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朱仲晦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闊，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闊，陝西五路皆屬焉；若青　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卻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必不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又曰：「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幾何?」李氏曰：「此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見于經者九十餘國，而吳楚與焉，疑其無如是之多也。」按：已上諸儒之說，猶皆未得要領也。記文所言地理之數，頗為錯雜不齊，周章無定，今欲斷其事理之是非，必先考求其文義，文義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見矣，亦可不必辨矣。「凡四海之內」為一段，「天子之縣內」為一段，其篇末記者亦作兩段，文自釋之。今必合篇末之文併論，而後此兩段之文可明，學者合前後觀之可也。「凡四海之內」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畫為百區，區方百里，是為方百里者百。此以開方之法推之，千里合之萬里，所謂百里開方者也。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去三十區，尚餘七十區，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伯子男之國，又變言此七十區為區方千里，此以再倍開方之法推之，千里合十萬里，所謂千里開方者也。伯七十里之國，開方四百九十里，一區建七十里之國二，尚餘二十里；凡六十國，共去二十九區四十里，尚餘四十區六十里。此餘數仍以百里開方者言。子男五十里之國，開方二百五十里，一區建五十里之國四，凡百二十國，共去三十區，尚餘十區六十里。此餘數仍以百里開方者言。以是為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一段，言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之國亦以百里開方者言，七十、五十里之國亦以千里開方者言，今按：記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蓋其意謂以「地」言，則禹貢之「九州」，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數固不可增減矣。以「祿」言，則孟子「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之地」，上既取而述之，其數亦不可增減矣。以「國」言，則當時古志有周千八百國說見鄭註。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于是欲以「四等之地」，分之于九千里之中，釐而為千八百國之數，然誠有所甚難計數，推之是必畿外八州，每州為二百一十國，畿內一州為九十三國，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而其于千八百國之數亦所差無幾，而可合其說矣。故其謂畿外每州千里，凡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大國少而小國多者，亦欲便于以一州為有二百一十國也。然而猶有所不能合，何則假如開方之法，千里而為萬里，從橫四達盡之矣，此恆法也。使皆以此言之，則百里之國三十，去三千里矣；七十里之國六十，去四千二百里矣；五十里之國百二十，去六千里矣，如是共有一萬三千二百里，其數且溢于萬里之外，更于何處得有餘地可為附庸間田耶！于是不得已，又以七十、五十里之國，以再倍開方之法言之，千里而為萬里，萬里而為十萬里焉，以是參錯其間，使地不增而自多，里不減而各足，而寔則縮小之以湊合其正餘之數。至三等所餘之地，既于「百里之國」下曰「其餘方百里者七十」，是以百里開方者言矣。七十、五十里之國之餘地，不便更以千里開方者言，故亦同百里之國云，作者之意如此。雖然試以實數稽之，公侯之國固各得百里矣；伯七十里之國，二國合于百里之內且有餘焉，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寔得四十六里有奇；子男五十里之國，四國合于百里之內，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寔得二十五里。若然，伯國尚不及子男之數，子男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數，大國自多，小國愈少，名存寔亡，斯豈先王分封之意乎?且均此地也，何以倏而十倍之數算?倏而以百倍之數算?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數算?如是之錯雜不齊，周章無定，是其徒事巧于紐合，而不顧其說之荒誕也。諸儒作文為解者，既昧于此，其能疑而辨者，固不為無見，然終不知其所以然，猶之乎弗得也。今察出記者之意昭昭如是，則其言之不足為典要明矣。而自註疏以下紛紛爭主為何代之制者，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卷一九，頁三四—四○)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百里以供官」則過約，「千里以為御」則過侈，皆非允當。(卷二○，頁一)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王制皆刺群言而作，前後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屬長」「連帥」「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書而云?故絕不相同。陳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此曲說，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則有之，曲禮「九州之長，入于天子之國曰牧」，即此「州伯」也；「五官之長，曰伯」，即此「二伯」也。又詩周南召南及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之說，即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左右，曰二伯也」。鄭氏以「州伯」屬殷，謂「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屬周。其謂「周曰牧」者，據周禮云「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屬周者，據周禮云「九命作伯」也。若然，則以殷之州伯屬于周之二伯，斯可矣?不為笑資乎?(卷二○，頁三)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按：禹貢「五日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于百里荒服」，是謂「五服」。洛誥（按洛誥無「五服」之文，「五服」在得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亦謂「五服」。夏周服數之可徵信者惟此。周禮職方氏以洛誥「五服」增「蠻」「夷」「鎮」「蕃」為「九服」；又大行人易「蠻服」為「要服」，以「夷」「鎮」「蕃」為「九州之外，世壹見」，其餘「六服」每歲壹見，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據。此云「千里內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見于禹貢、洛誥，「流」則未聞。其餘服又皆無之，此或出他書，或文有脫誤；皆不可知，可置勿論，而諸儒必欲附會牽合之，甚無謂也。其執禹貢以解者，鄭氏曰「流」：「謂九州之外。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陳用之曰：「『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舉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劉原父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菜』，聲誤也。」劉孟治曰：「荒服之內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于二千里之『流』。」其執周禮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耳。采取美物故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馬彥醇曰：「均是采也，而周官之于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有遠近之差也。」已上諸說皆于本文毫無交涉，可不辨自明，載之以見牽附之謬耳。又陳可大曰：「尚書之于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衛』，或言『侯』『甸』『男』『衛』而不及『采』，與此『甸』『采』『流』同。」按：尚書敘事之文，故可略舉以為說，記文摭述典故，安得亦爾?此又曲說也。(卷二○，頁六)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按：鄭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謂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謂之殷，而獨謂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猶曰「舉成數」，謬矣。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古惟百，夏商官倍。註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按：尚書周官乃偽書，不足據。且鄭未見，尤失考。

　按：「三公」之名見于老子，「九卿」之名見于考工記。周禮不列「三公」正職，惟散見之文中。尚書周官列「三公」于「六卿」之前，其「九卿」則周禮、周官皆無之，而「六卿」則王制又無之，是「九卿」者，或當為周制也。以周禮、周官皆偽，而考工記乃周時之書也。後儒皆不識「九卿」主何官?或謂合「三少」「六卿」為九。「三少」「六卿」見于周禮、周官，皆不足據。又「司徒」「司馬」「司空」即三公也，不可又列于「六卿」，說詳下節及古文尚書周官。(卷二○，頁七—八)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按：前章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之卿，此云「小國二卿」，與前牴牾。後章云「小國之卿一命」；此云「皆命于其君」，與後牴牾。蓋博士汎乘禮文為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鄭之意則不因與前後牴牾而云，蓋執周禮言之也。「太宰職：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小國亦同，故曰「小國亦三卿」也。「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國」字，原誤作「卿」，今逕改。）一軍，皆命卿為之」，故曰「一卿命于天子」也。若是，則據周禮以改禮記，益妄矣！又其于上段「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處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為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鄭意，反從更之以為夏制。蓋以上段「天子三公」，鄭云「夏制」，又以下段「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不合周禮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與此同。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觀孔此說則又不能堅其為夏制之說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鄭孔過信周禮，即此以觀兩人周章回惑之狀，亦可想見矣。又鄭云：「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此則無聊遷就之辭耳，而宋儒乃以為實然。李氏曰：「畿外舉大國、次國以見小國，畿內舉上卿以見大夫。」陸農師曰：「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此非脫誤，著畿內之國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挾。」此二說殆又揚鄭之波也。又曰：「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註公羊年公羊傳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其說是第不能通其說于「九卿」「五大夫」之下，故註襄十一年，又有此說，而崔氏從而附會之，悉臆說也。蓋「天子三公」為「司徒」「司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樂正」「司寇」，及曲禮所言「六大」「五官」之類。若冢宰則三公兼之，諸侯三卿亦「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國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屬二卿，餘一司亦大夫為之，不然三司當缺何一司乎?太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數」，「司徒」等是「官」，爵數自是爵數，官名自是官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大國諸侯有之，小國諸侯亦有之，不若是，諸侯無以為國矣。第其爵數則有異耳。自周禮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平列為「六官」，而古文尚書周官因襲其說，至今遂不可動搖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馬」「司空」，安得又為「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三卿，後人第見侯國之官止于此，所以又有諸侯無「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經傳間有可考者=傳=冢宰」「宗伯」「司寇」之說，皆是以，而自偽周禮、周官一切浠亂之，古義淪亡，世人之耳目蔽錮久矣。其說並詳古文尚書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謂『小（「小」字，原作「二」，今逕改。）國：二卿』與上『小國之上卿』一段，謂小國有三卿者，原自牴牾。有謂大國三卿皆命；次國二命一不命；小國二卿皆不命。」夫諸侯之臣皆王臣，合則皆命，何獨以小國而不命?又何獨以次國而一命一不命?尤不無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謂：「受命于天子為隆，受命于其君為殺。」不知所謂「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諸侯乎?自必曰：「隆諸侯也，以其大國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則天子得以操其權，掣其肘，反不若小國之黜陟自由矣。命是爵命，固非，天子擇其人，然用其人則必請命于天子，黜其人亦然，故曰：二國不得黜陟自由。豈可謂之隆乎?因此又有謂「控制大邦，優假小國」者，然聖人立制之初，必不以機權待下如此也，皆非確義。(卷二○，頁八—一二)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据「方伯」者，天子選于二百一十國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監之何與?按：書序大誥有「三監」之說，舊以為管蔡霍監武庚，此得無取而附會為說耶。(卷二○，頁一四)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縣內諸侯」世祿而不嗣位，「外諸侯」得嗣位。鄭氏分「縣內諸侯」為「賢」，「外諸侯」為「有功」，其說是。但「縣內諸侯」止屬「卿大夫」言，復云「大夫不世爵」即此，且單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謂「畿內公卿大夫」，非也。公爵非有大勳勞者不得為，如周召為公，雖皋相王室，自有封國，子豈不嗣乎?但記文內外諸侯之稱義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輿疑之曰：「畿內諸侯不得賜爵，畿外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侯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苟不得斯旨，鮮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如內官世祿，外官世爵，先王不過揆天下之理與勢使之，初不能盡計其後之流弊也。而後儒於內諸侯不得世爵，必舉春秋「譏尹氏、武氏仍叔」為說，謂「卿既世襲，權移于下，馴至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則內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知此僅見得一邊，若春秋以後，外諸侯侵卻王室以底于亡，不又是先王之耶！宋儒解禮全務膚辭蔓衍，而不歸于理，率此類也。(卷三○，頁一六—一七)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音「●」，古本反。

　鄭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記文云「三公一命卷」者，謂公本八命，加一命，則服袞也。故周禮司服襲之曰：「公之服，自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因信以為周制，其又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蓋因典命有「上公九命（「命」字，原作「章」，今逕改。），衣服（「服」下原衍「章」字，今刪。）皆以九為節」，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為　「九章」以合之，其說最為乖謬，世儒巳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詳贅。

　按：記文前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今又以侯為次國，亦參差。(卷二○，頁一九—二○)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鄭孔以上「三公」「次國之君（「君」字，原作「命」，今逕改。）」「小國君」合于典命，以為周制，又以此「小國卿之命」不合于典命，以為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謂雖童稚亦不信之矣。陸農師謂：「周禮『小國再命』，此云『一命』，蓋言『畿內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同。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是也。」李氏謂：「大國所謂諸侯之國，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此二說又欲牽合周禮而強同之，蓋亦巧言之儔也。(卷二○，頁二一)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實自「任事」以後即「爵之」，「爵之」斯「祿之」矣。「然後」欴辭以見「慎重」之義，不必油定為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祿者」，引此「位定然後祿之」之文為證，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祿」者，如所謂「賓師之位」，若平常之仕，無祿何以勸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陳可大第謂：「爵以一命之位。」其說淺陋拘狹，亦誤油其辭而云然耳。(卷二○，頁二二)

爵人與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爵人」「刑人」二義，即孟子「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之意，士亦當為眾，此特變文耳，實作「士」字解便滯。「示弗故生也」，疑有脫誤字，似謂「不欲其生也」。鄭氏謂「不畜刑人，……屏四方」，即「虞書五流，五宅。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者使守積」。按：「公家不畜刑人」與公羊傳「君子不Œ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近刑人」之說同，自是正論，此謂周制無疑，周禮則以刑餘戮邕之人，分屬五者之守，最為乖謬。此春秋侈肆之主所為，豈可為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盡如周禮云也。至謂此以周以前之制，夫云「士遇之塗弗與言，且屏之遠方，不欲其生」，其嚴絕之如此，周家乃悉取而置之宮苑關津積貯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與前代之制大相剌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為「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周則爵人特假祖廟而拜授之」，舉洛誥為說。「有爵者，刑于甸師氏」，舉周禮為說。夫冊命周公，此係大事，自應特祭文武之廟，若授一卑爵，定不必爾，且「朝廟」一體，云「廟」亦自該「廟」也。又謂「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引祭統「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云云。按：祭統此文上云「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說，恐又以「古者」為夏殷矣。周禮甸師氏之言必不可據，且「刑人于市」亦大概言之，豈必定此有爵者而舉此為證耶?尤可笑也。(卷二○，頁二三—二四)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取左傳之文而小異之也。按：昭三年左傳：「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云云。按：此周制本三年一朝，其後晉文、襄欲不煩諸侯，故簡為五年一朝。但子太叔語無「比年一小聘」句，「三歲而聘」亦無「大」字，此必春秋後人据晉文、襄之制為說，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漢博士采之以為周制耳。然則此是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為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諸侯使大夫相問之名，起于春秋之世，周初亦無諸侯聘者，況以為諸侯聘天子乎?諸侯有朝天子無聘天子也。鄭氏曰：「此大聘與朝，晉文、襄霸時所制。」此說是。又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此說非也。堯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是謂巡狩之年，諸侯朝于方服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各一朝，非謂四方諸侯每歲朝也。若其周禮六年六服遞一朝之說，不足据也。(卷二○，頁二六—二七)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禰」，乃禮反。

　此取虞書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治虞制，如虞書云「格于藝祖（「藝祖」，原誤作「祖藝」，今逕改。），用特」，此亦云「格于祖禰，用特」。觀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正合，則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偽周禮周官之說，不足据。詳古文尚書周官(卷二○，頁三四—三五)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上帝」，天也。鄭氏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妄也。(卷二○，頁三五)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此取穀梁傳文也。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卷二○，頁三六)

天小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以。

　賜「弓矢」「鐵鉞」，然後淂「征」「殺」，此衰世之事，非盛王之制也。史記文王囚羑里，紂釋之，賜弓矢鈇鉞使得征伐，此必當時有此（此處原重「當時有此」四字，誤衍，今刪。）說，而史記採之以為說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聖人，必不以美女文馬逢君之惡，自求苟免。即云其臣為之，文王豈不知而聽之耳?且所求者釋罪耳，既釋之矣，又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揆之情理，亦所必無也。駸駸乎三分有二之勢，紂豈不知之?以紂為荒淫則可，以紂為愚騃則未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見之于詩。當時以鄰國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于天子；或請于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賜專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專征，而終恪守臣節者，能有幾人?而可于有道之世預立其制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乎?」今以周之賜臣者證之：平王賜晉文公秬鬯一卣，彤弓盧弓一，彤矢盧矢百，馬四匹；襄王賜晉文公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漸而侈矣。其弓矢之賜，則皆以諸侯強大，征伐有功而賜，非賜而後得征也，非可並論。則夫「賜鈇鉞」則從未有聞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諸侯尚無之，而謂殷紂之世已有乎?謂周世立其制乎?吁！自當時好事者為「西伯得專征」之說，而因之貽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漢世篡莽之篡弒，其害不可勝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當時止為摟諸侯以伐諸侯張本誇大其辭耳。彼召公亦人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經，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暫假事權，事畢則已，非常法也。後儒誤信記文，又為之拘牽比儗，尤屬失禮。疏引崔氏謂晉文。「雖受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夫衛侯無大罪惡，即使晉文受鈇鉞，安得殺之乎?公穀以晉文所為，春秋惡之，而況殺耶?孔氏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與征伐。」按：孔子請討，自是正義，即不必春秋之時亦宜然也。然則「賜弓矢然後征」之說，又未為確論矣。又曰：惟「賜圭瓚然後為鬯」，此是周時之制。蓋本江漢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為說。又以文侯之命云「賜秬鬯一卣」，則圭瓚自在其中可知。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後來之僣用者。(卷二○，頁三七—三九)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雍侯曰頖宮。

　鄭氏曰：「此大學、小學，殷之制。」孔氏曰：「鄭知然者，以下文『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說皆鑿謬。夫以「在公宮南之左」即為「左學」，何知「在郊」者即為「右學」乎?則「右學在公宮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宮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測而無所稽也。且「辟廱」「頖宮」皆為周制，豈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別以時代者?又此所言乃「諸侯之學」，下文殷人「右學」「左學」乃「天子之學」也，以是為證，尤失考矣。

　「天子辟廱」取大雅「鎬京辟廱」為說也。「諸侯頖宮」取魯頌「既作泮宮」為說也。昔人謂「辟廱」「頖宮」皆非學名，極論其妄，甚是。詳見詩大雅、魯頌。(卷二○，頁四一—四二)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類」「禡」取詩「是類是禡」。「執以罪，反」以下取詩「執訊獲醜」及「在頖獻馘」為說也。然此節疑非一處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禰」。「執有罪，反」以下第取詩說，又不及「祖」「禰」與「社」，解者必為之處處補襯，無謂。(卷二○，頁四四)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此取穀梁傳文也。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故此亦云「歲三田」。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甐，冬日狩。」鄭據周禮以周為四時田，故取緯書之說，以三時田屬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時田也。考之公、穀與王制皆合，則周禮謂「四時田」者妄可知矣。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此列三時，穀梁列四時者，古有是說故左傳亦云，然而穀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語，公羊無「用三」之語，而止列三時，一也。孔氏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下一曰（此處誤衍「即下一曰」四字，今刪。）乾豆之等。休之言當以証為正云。」觀此孔巳將鄭之別說不用為正，而後儒反全遵鄭何耶?穀梁之文猶可強解作「三事」，若公羊則明列「三時」而無夏，而王制「歲三田」，自謂「一歲三田」，果如鄭之別說以「三田」為「以三事為田」，則「歲」字不為閒文乎。(卷二一，頁一—二)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圍，但不合耳。若諸侯雖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群』。」按：如其說，本文「天子」下當有「四時」二字，又「諸侯」上當有「內」字，且無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當有「諸侯」一句，豈一一皆漏乎?執禮解禮，其弊如此。餘說詳曲禮。「下大綏」「下小綏」，周禮大司馬取以為「旗弊」之說，「佐車」大司馬（「馬」字，原誤作「司」，今逕改。）取以為「乃設驅逆車」之說，故田僕又云「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是也。鄭執周禮解此不誤，但不知周禮襲此耳。然「旂弊」「弊」字用意過深，「驅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見其為偽也。(卷二一，頁三—四)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本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前云「天子歲三田」，此云「豺祭獸，然後田獵」。曲禮云「士不取麋卵」，內則云「秋宜犢麛」，下云「韭以卵」，此云「不麛，不卵」，皆不合。(卷二一，頁六)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註疏皆平列說，非。蓋用平地小大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以觀年之豐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說見下。(卷二一，頁六)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喪，三年不祭」，或謂「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或謂「亦不宜越紼行事」，致辨紛紛。郝仲輿曰：「按：喪、祭皆大，禮皆至祭；禮則祭為重，情則喪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社越紼未為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初喪，嗣君冕服受命，見諸侯于內朝，受圭幣乘黃，而後釋冕，反喪服。此非周公之禮與?則祭天地越紼于何不可?」此說可謂通達矣。

　程正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于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按：儒者論古各主一說，固自無妨，第謂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其立說則有弊，不可為訓。人子于親喪，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強飾，聖人又制為喪禮，使之百事皆變易其常，而後情文備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憤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謂不若無廢祭祀為愈，是以禮分今古，預料喪禮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併喪禮而廢之?吁！古禮具在也，後世皆有君師之教也，固可晏然而聽世之居喪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廢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則是堅其百事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于百事皆如禮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這之以祭祀，又安貴有此祭祀哉！

　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嘗、蒸、禘于廟。」「嘗」「蒸」「禘」，四時吉祭也，與此「三年不祭」之說異。据葬後亦可祭，左傳說似長。

　「暴」，急也；即下「無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儉」，雖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仂，然或引雜記「以下牲」之語，恐未然，二處語意不同，不必強合也。(卷二一，頁七—九)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此取穀梁傳文也。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按：「三年耕，必有一年（此處原作「一年年」誤衍一「年」字，今刪。）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箇式樣，必須「以三十年之通」而計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蓋天道雖不可知，然其間或一二年一見；或五六年一見；通計之者：三年內外必有一年之災，故三年當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當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當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舉成數也。苟一二年一災，則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災則三年不止于一年之食者有之，惟于三十年之中，通計有九年之災，則亦通計有九年之蓄，于是隨時取給災多者，雖盡用之，不患不足。災少者，即存皋之，不妨有餘。故曰：「以三十年之通，有旱乾水溢，民無菜也。」上節所謂「以三十之通制國用」者，其亦如此。(卷二一，頁一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此取左傳之文而增益以為說也。隱元年傳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為「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殯日」同其「葬月」之數，而為「天子七日殯，諸侯五日殯，大夫士、庶人（「士、庶人」，原誤作「三日人」，今逕改。）三日殯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殯」者，又因士喪禮、虞禮本是「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則大夫與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與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說陳氏集說巳駁之，不復贅。大抵左傳之說，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為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與喪禮牴牾，而其言「天子、諸侯葬期」，亦不無可疑。何則?葬後為虞，虞後為卒哭，人子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遲?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豈哭有隆殺與?所以雜記又（此處原誤衍一「又」字，今刪。）有「卒哭之期」，亦難通，說見彼文。至于五日、七日不殯，不獨夏時必不可行，即餘三時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卷二一，頁一一—一三)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此節分為四段，共詳于下。

　陳用之曰：「縣封，縣棺而下之封士（「士」字，原誤作「土」，今逕改。）而痊之。」方性夫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禮器言『邱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巳。」按：此二說為兩「封」字分解，是已。然云「不封」終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樹」，周世日趨天文，何獨庶人猶掩坎而不得積土?不使數世後之子孫悉不知祖宗乎?故曰可疑也。「不為雨止」，亦因春秋書「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傳以為「禮」，故以為庶人則當不為雨止，而與諸侯異也。

　陳用之曰：「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愚按：「喪不貳事」句本不連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誤也。且自「天子」句更不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何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此禮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則可，若繼世為天子及創業而王者，喪祭皆用天子之禮，豈得猶云「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乎?故以「喪不貳事」句連上「庶人」句既誤，以「自天子」句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亦誤也，今特正之。(卷二一，頁一四)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今以此節分為三項：一廟制，一昭穆之親，一昭穆之位，逐項詳之。如左所謂「廟制」者，鄭氏謂「此為周制」，是也。記禮者皆周末秦漢間人，凡其所言自屬周制，鮮有及于周以上者，有之則必冠以時代，故以此謂「周制」為是。凡禮器、曾子問、穀梁、家語、荀卿所言「七廟」皆同。若夏殷「廟制」，經傳既無明文，不可考也。鄭又謂「殷則六廟，夏則五（「五」字，原作「六」，今逕改。）廟」，此据命決諸說，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別立為異說以排之，謂「凡七廟者皆不稱周`禮緯稽命徵室」，意謂夏殷皆然，故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亦儼然七廟。此出蕭手改易呂覽中所引商書「五世之廟」語。說詳古文尚書本篇。是其謂夏、殷七廟者，亦不可信也。所謂「昭穆之親」者，王子雍謂：「文、武不在常廟之數。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併親廟四，是也。」鄭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此說非。朱仲晦述鄭意而闡明之，其言曰：「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七」字，原作「四」，今逕改。）。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得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得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祧」字，原作「祔」，今逕改。）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別以有功當宗，則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得王遷，昭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大廟矣。」按：如此憑臆說，禮則亦何難?但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謂定于文武，未有預立其制，詔子孫曰：「勿祧吾廟也。」如謂定于周公，則文、武方在祖禰四親廟之中也。然定于共王乎?又未聞其有制禮之名，而為此七廟之制也。且謂「文武當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設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將易其制為八廟乎?抑去其四親之一，而仍為七廟乎?則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況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順下之詞，不當有文武在內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經之言，不足為据，說詳本篇。又謂「藏祧主于二世室」，尤杜撰。所謂「昭穆之位」者，從來有兩說：一為張氏璪。鄭氏未詳何名。何氏洵直。之說；一為陸氏佃之說。今先節錄各說于前，其後則申以鄙論焉。張氏曰：「周制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為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為尊卑而無與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于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武王常從王季而為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為穆，所以『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祭（「祭」字，原作「際」，今逕改。），而文王復為穆，武王更為昭，則是一身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既為穆矣，復有時而為昭，不惟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為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不從父」，原作「不居父」，今逕改。）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廟次獨不然乎?」鄭氏曰：「王季（「季」字，原作「祭」，今逕改。）之時，以大王為穆，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為昭，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昭。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廟次』『世次』為穆，故謂（「謂」字，原作「為」，今逕改。）其子為昭；王季于『廟次』『世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得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候儒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穆」字，原誤作「論」，今逕改。）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遠，定四年，衛大夫（「夫」字，原敓，今逕補。）祝駝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由此論之，昭常為昭，穆常為穆，雖百世無易也。」何氏曰：「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謂『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不知廟次（「次」字，原誤作「又」，今逕改。）與世次一也。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為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系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牒則謂之世，据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此一說也。陸氏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方其為子則稱穆，豈不膠哉?張璪、何洵直是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不可遷于右，右不可遷於左；既為昭矣，有又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為昭者不復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常事父為之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苟復為父，則巳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如以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得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得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Z霍，文之昭也。，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遷」字，原誤作「親」，今逕改。），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為昭，文王仍為穆，得王入武王之廟為昭，成王仍為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為昭，昭王仍為穆』。即是觀之，子復為昭，父更為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為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為昭，鞠陶為穆，推遷而下至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晉、應、韓，于周為穆。杜預所謂以世次Z仲、管、蔡、郕、霍，于周為昭；虢仲、虢叔、計，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有迭毀，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倣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為穆，武王廟常為昭乎?至于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于祔。故禮曰「從祖●食」。●廟與遷廟異，遷則不得謂之從也。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于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也」?此一說也。今以愚按之，二說皆未然也。若從張、鄭、何三氏之說，則謂「昭常從昭，穆常從穆」，如祖紺、王季、武王三昭，得王入則祧祖紺，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廟穆不動；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則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廟昭不動。所謂「子復為昭，父更為穆，尊卑失序，誠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從陸氏之說，從來祖考相承，廟次應同世次，不當廟次自廟次，世次自世次。又如左傳所稱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等語，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廟次與世次無別者，不然所謂文之昭者（「文之昭者」，原作「之文昭者」，今逕改。），以文為穆而昭其子也；今文有時而為昭。武之穆者，以武為昭而穆其子也；今武有時而為穆。然則歷久而猶稱文之昭，武之穆者，何耶?而謂「廟次」與「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廟次與世次不同也。」稱「世次」者，何為必以昭穆言?即此亦可瞭然矣，則其說仍有難通也。然則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廟次依世次（「次」字，原敓，今逕補。）而定，世次依廟次而稱。」「廟次」「世次」自當合一，必無有二之理，其謂不同者，妄也。蓋三昭三穆之制，定于周公，行于成王，當時祖紺為昭，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迨成王崩而為穆，其時適當六廟整齊，制度已畢，不復更益，故後之稱「世次」者，一準乎成王時。周公初定昭穆之稱，與夫得王時方六廟整齊，所以有昭穆之稱耳。其後得王崩，始入成王之廟，祧祖維，而昭穆一變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時而昭又不變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易而遷六廟已盡于是所藏祧主之廟若文武自別立廟。與合食太祖之　如祖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六世，一依得王時之廟次，而世次自同。則所謂「廟次之昭穆者」，此也；所謂「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後世昭穆之稱，既本于成得時之昭穆，又本于「合食大廟，永永不變之昭穆」而云。而其六廟遞遷之，或變，或不變者，不與焉，以其為暫而非常法也。故曰：「廟次與世次合一也。」若國語云：「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紀世者，本史職；紀昭穆者，本祝職，此一事而兩用者。又云：「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則單以廟中而言，前儒各見一隅不能通達。主「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者，油昭穆之名，而紊父子之序，豈可為訓?主「昭復為穆，穆復為昭」者，固得之矣，舉以左傳諸說則不能達；而始以「廟次」「世次」不同為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云『適士二廟』，而此云『士一廟』，取左傳『降殺以兩』為說，故不云『二廟』，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會鄭氏曰「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則然矣。然舉上可知中下，未有舉中下以知上者也。郝仲與曰：「大夫祭不得越禰祖，士庶人則併王父母不得祭。」豈人情乎?此說非也。大夫以下廟制雖遞減，而祧者仍祭，非不祭也。或奉祀于適寢群主合享，與後世祠堂之制相似。祭法「墠鬼」說雖為不經（「經」字，原誤作「輕」，今逕改。），然亦云「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可見矣。但鄭氏于「官師一廟」註云「祖禰同廟」，則又謬。廟無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其廟制之數，若數主可合一廟，則又如後世祠堂之制，雖千百主一廟足矣，何必為之定其廟數哉?(卷二一，頁一七—二五)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按：四時祭名，諸經傳于「秋」「冬」皆無異，惟「春」「夏」則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統同此，一說也。郊特牲及祭義皆云「春禘」，此一說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桓八年公羊傳云「春曰祠，夏曰礿」，周禮同，皆無「禘」名，此一說也。禮言不同蓋如此，然人亦未有異說也。自周禮為「春祠，夏礿」之說，而異說乃起矣。如鄭氏以王制為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為誤，當為「礿」；又以祭義「春禘」為夏、殷禮。陳用之以郊特牲、祭義為夏禮。馬彥醇以王制為虞、夏禮。虙氏以王制、祭統為殷禮，郊特牲、祭義夏禮。陸農師謂：「春可以謂之礿，亦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礿。」吳幼清謂：「春、夏祭名皆記者之誤，礿當為祠，禘當為禴。」凡此諸說，或以禮記諸篇所言為前代禮；或以為誤；或改其字以從周禮，則皆溺于周禮之故也。

　愚按：「礿」「禘」「嘗」「烝」當是周禮，其周禮「祠」「礿」「嘗」「烝」乃殷禮也，何也?「禴」「祠」「烝」「嘗」之詩在于文武初，其時或尚未行「禘禮」，故舉前代之禮為言耳。若「禘」則始于周，祭法謂「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後儒因詩與周禮無「禘」，遂謂「禘」非時祭，亦未然。

　諸侯不當用禘，此以天子諸侯連言，非是。說俱詳于「天子犆禘」節。(卷二二，頁二—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祀」之名由來已久。月令謂：「戶、、中霤、門、行。」又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云「大夫祭五祀」，即曲禮之「五祀」。蓋云「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云；「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厲」為七祀，屬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說皆不經。鄭氏獨信為周禮，而以曲禮所言為殷禮，又欲以此之所言為周禮，故謂此「五祀」為「司命、中霤、門、行、厲」，以合于祭法「諸侯之五祀」。又謂：「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祀。」是其以祭法「諸侯之五祀」，強合于此處「大夫」；以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無地之大夫」而屬之，其譸張惑亂可勝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僖公元年（所引見僖公三十一年，作「元年」者，誤。）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卷二二，頁四—五)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因國」本左傳「晏子曰：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萴因之」之「因」。(卷二二，頁八)

天子犆礿，祫禘，袷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袷（「袷」字，原作「礿」，今逕改。）；嘗祫，烝袷。

　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稱。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同。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爾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見於曾子問「祫祭于祖」「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諸侯三時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經云：「大事于太廟。」杜預以「大事」為「禘」，是也。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然小記之稱「禘」，謂「以其祖配之」者，即是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配之也。故韓詩外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則公羊之云亦即是「禘」。第其時魯未必「禘其祖之所出」，故公羊特變文以起例爾。是知「袷」即「禘」之別名也。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傳無『祫』文，『祫』即『禘』也；取其敘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群祖謂之『祫』。」諸說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謂之「禘」。諸侯不得行「禘」，則以「袷」屬諸侯為宜。然曾子問以「袷」兼天子言者，因虛主為說，故以「七廟」「五廟」連言，不得油也。總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諸侯如魯與晉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經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別名為「祫」，且云「五年而再殷祭」，則儼若「禘」與「祫」為二者，于是後之言「禘」與「祫」者，始皆以為二矣。

　自有公羊傳文而以「禘」與「祫」為二者。緯書云：「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其云「三年」者，即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為祫」之說也。其云「五年」者，即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說也。于是韋玄成議禮謂「一禘一祫」矣。趙伯循謂「以其祖配之」，僅是始祖=之又=，張純陳奏直据緯書，以及鄭氏作註，且，不合群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則使子孫不得見祖宗之源遠，祖宗不得見子孫之流長，于祖宗之精神隔絕不通，殊非所宜。而廟堂之上，寥寥兩主，群昭群穆咸不在，又何以稱大祭乎?後儒信公羊之說，謂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于是有以為「禘」大于「祫」者，此馬融、王肅、孔晁据逸禮而云也。有以為「祫」大于「禘」者，此鄭氏据公羊而云也。有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者，此杜預据春秋而云也。「禘」「祫」本三年喪畢之所有事，何也?以喪三年不祭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左傳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穀梁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義。諸儒不達，遂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此誤解春秋「吉禘」二字也。于是有「以吉禘列干大禘之外，別為一禘」者；又有謂「新君即位，新主入廟審諦昭穆，為此一禘不再禘」者，皆瞽說也。禘應于太廟，而云「莊公」者，此春秋沿襲之失。有以「祫」為「三年喪畢之祭」者，此鄭氏据公羊而云也。若士虞禮云「哀薦祫事」，此言「三虞」之禮，分「祫事」「虞事」「成事」以為辭耳，不足之為据。即曰：「喪畢而祫，豈葬畢而祫耶?凡此諸說皆非也。

　即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亦本公羊而云也。公羊以「大事」為「大祫」，故王制特舉「祫」義為言，而以「祫」配入「禘」「嘗」「烝」三祭之中，不知可曰「祫嘗」「祫烝」，而不可曰「祫禘」，何也?「嘗」「蒸」惟合群廟，「禘」為大祭，不止于合群廟，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則「禘」自該「祫」，何必又云「祫禘」乎?若夫「礿」「禘」「嘗」「烝」自為天子每歲四時之祭。夏者，大也；百物壯盛，致享得豊，故于此時行「禘」而以為大祭。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今五月也。祭統亦云「夏禘」，則「禘」在夏可知。「禘」既在夏，則每歲行之，又可知所謂「大祭」者，此也；所謂「時祭」者，亦此也。自王制特舉「祫」義為言，而以「祫」配入「禘」，于是後之言「祫」者又以為二，言「禘」者又以為二矣。

　自有王制此文而以「祫」為二者，楊氏復。曰：「祫祭有二：曾子問云：『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此時祫也。公羊傳：『公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陳用之曰：「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不知「祫」無有二。「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名也。時祭既合之矣，三年而又合之何為乎?三年之合有加于此時祭之合乎?曰「無加也」，無加何以分大小也?凡此諸說皆非也。陳又曰：「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則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口。』又曰：『祫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何?」按：「旅酬六尸」，此禮器文。孔氏曰「大祫多主而惟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又陸農師曰：「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得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此時祭何必大祫?」此說是。又按：「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曾子問文。迎主止四廟者，其毀廟之主，藏于太廟故也。以「禘」為二者，鄭氏据周禮「春祠、夏礿」，則「禘」別為「殷祭」，此以「禘」為「大祭」也。以王制「春礿、夏禘」為「殷禮」，此以「禘」為「時祭」也。陳用之曰：「殷禮春礿、夏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祠、夏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雝『禘太祖』，是也。」此即祖鄭說，其引詩序為證，又誤。詩序以長發為「大禘」以雝為「禘太祖」，前儒多辨其非。楊氏曰：「長發詩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何玄子曰：「周人禘嚳，以后稷配之。」今雝詩無及于嚳稷者，且篇末又以文母為言，于禘何與?馬端臨曰：「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時禘也。」不知「禘」無有二。王制所言之「禘」，即「大禘」也。大傳所言之「禘」，即「時禘」也。中庸「禘嘗」之義，乃撮取四時中二祭為言。所以取對「郊社」。曾子問亦云：「嘗禘郊社。」祭統亦云：「莫重于禘嘗。」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則「禘」即在「時祭」之中，而非別有「大禘」明矣。夫「禘」必以「時舉」，若謂「時舉」者便非「大禘」，則「大禘」必將不以「時舉」而後可乎?凡此諸說皆非也。王制此一節可疑者五：「禘」不當加以「祫」名，一也。「諸侯不當有禘」，此云者祗緣見春秋諸侯用「禘」故耳。二也。又「礿則不禘」四句，謂「諸侯歲闕一時之祭」，亦有難通。下云「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云云，夫士無田與庶人亦皆得薦，豈諸侯反不得四時祭乎?鄭無以通之，則謂：「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此不惟虞書「群后四朝」之文，非如此解，若道遠之國有須經數時者，又不止之廢一時矣，則將如何?此豈可通！又因此文通謂「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不知曰「禘則不嘗」。又曰「禘，一犆一祫，則禘自可知」，何得云然乎?三也。「禘一犆一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豈有「犆」者?亦緣見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云「禘于武公（「公」字，原誤作「宮」，今逕改。）、僖公、襄公」，故云耳。不知魯之用「禘」以得祀文王之故，不過用天子之禮樂，亦如歌雍舞俏之類已耳。而「禘」之義則已失之，故有「不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但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廟」者，又有「不于太廟，而于群廟」者，皆不足為据。四也。天子曰「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曰「礿犆，禘祫，嘗祫，烝祫」，其文與天子倒，不知何意?鄭氏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若然，既有「礿」「禘」「嘗」「烝」四時之祭，又有「大祫」在此三時祭之先後，不惟誤分「祫」與「時祭」，且祭不欲數，安有一歲之中如是之數者?必不可通。陳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謂：「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巳，非有異也。」若然，直是稚子之以文為戲耳，豈煌煌談典制之文而如此乎?五也。

　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休云：「又從僖八年數之知為大祫。」傳又云：「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三年祫，五年禘。」又禮緯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鄭皆本公羊何休傳註及禮緯為說，前巳臚列其非矣，然亦不勝辨，惟一說可以直破其妄，故附于後。据公羊之意，謂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正當「祫」，故知經「大事為祫」矣。不知從僖八年數之，則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隨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當併為「禘祫」，何得云「五年而再殷祭」也?公羊之說既非，而鄭之非，可不攻而自破矣。(卷二二，頁九—一五)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多「大夫」或俱以失位言則可耳。黃叔陽謂「大夫士無功德而未賜圭田者」。然則大夫竟不得祭乎?此謬解也。

　前云「庶人祭于寢」，此云「大夫士無田則薦」，則大夫士且有不得祭者，況庶人乎?要之祭為總名。王制摭拾禮文，故語多不一，不得油也。

　凡庶人之薦，蓋以韭長適當卵育，稻豋適當鴈來，取時物之相配，其他意亦相似。方性夫以陰陽相配，甚鑿。以麥黍屬南方之穀，為陽；稻屬西方之穀，為陰。夫麥黍正屬西方之穀，稻正屬南方之穀。若以成熟之時，則秋薦黍，黍亦屬西也。(卷二二，頁一八)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祭器不假」，此說是。禮運以「大夫祭器不假，為非禮」，非也。皇氏以「有地」「無地」大夫別之，未確。按：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前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田祿者始無祭器，安得竟謂大夫不當有祭器乎?曲禮又云「士寓祭器于士」，則士亦得有祭器矣。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與曲禮「祭器為先，養器為後」義同。(卷二二，頁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古者」云者，乃秦漢時人稱周之辭。「公田，藉而不稅」，即孟子「助者，藉也」之義。鄭氏因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便為殷制。不知孟子不又曰「雖周亦助乎」?「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即孟子「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及述文王洽岐之政曰「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是也。鄭氏謂「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其意亦欲以此市關不稅、不征為殷制。果爾，殷家何寬，周家何酷耶！且此為文王之政，焉有文王定其制，而周公敢改之乎?「夫圭田無征」，「夫」字或為「餘夫」，脫「餘」字。「餘夫」與「圭田」，即孟子「卿以下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而云，「無征」足補孟子所未備。鄭又謂「此即周禮載師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其意亦欲以此「無征」為殷制，不知孟子告滕文公為國，皆述周家分田制祿之法，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詩，曰「雖周亦助」，則其前後皆言周制自可知，豈有「圭田」「餘夫」獨為殷制乎?夫周之卿以下，圭田皆無征，而鄭必謂「士田有征」，何也?孔氏曰：「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嗟乎！周家以忠厚立國，故開基八百年，為前古後今之所無，奈何誣之至此乎?此固鄭執禮解禮之謬，而實周禮之誣周以啟之也。

　孔氏以「用民力，歲不過三日」，強合周禮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之說，又以此為周制。何王制所言，倏殷倏周若此乎?周禮「公旬」「旬」字本是「十日之旬」。鄭註周禮欲牽合王制以「旬」作「均」，亦無周禮上「均人」如是，而下「均」字又作「旬」字者，大抵鄭孔解禮記本意，未嘗不欲以為周制，凡周禮之不合而可以強合者，亦必強合之；其必不可強合者，乃始以為殷制而已。又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嗚呼！此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周禮重征繁役，悉亂世之政，後儒反執之以解禮，其貽害後世有不可勝言者，可勝嘆哉！　(卷二二，頁二一—二二)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周之官制，周禮既偽，而尚書周官又偽，皆不足据。賴有王制略敘「冢宰」「司徒」「司馬」「司空」諸職，尚足見當時官制什之二三焉。後人反因周禮、周官而疑王制，非所謂顛倒見乎?或曰：「前於祫禘之說多不謂然，茲獨官制而信之，何耶?」曰：「祫禘之說蓋本春秋時沿者而言，故多疑互，若夫官制即春秋、戰國尚多與周初未甚變更，漢初去古未遠，博士必有考據，而以較夫王莽時之周禮，東晉出之周官，相越萬萬矣。向來習聞習見之耳目，得此為之頓易，則此篇之傳好古尚論者其亦曷可少哉！各職俱詳論其下。」按：「司空」之名見於虞書。堯時以平水土為亟，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職。周制多本於虞，是以王制亦首敘「司空」焉。自周禮以「司空」為掌邦事，而以度地居民之政屬之「司徒」。蓋其意欲以「司徒」配「地官」故耳。然於「司空」更無可言，則不得不闕之，譸張為幻紊亂巳極。致後人又以考工（「工」字，原作「功」，今逕改。）記續補，不知考工記本六工之書，與「司空」了無干涉，後世之人竟不知「司空」專職為何事矣，得此尚見「司空」之真面目也。此謂「平水土，安居民」為「司空」之職，首言取丈尺之度，度地方為城邑井疆以居民也。因地之山川沮澤，因天之四時，于是量地遠近，制為城邑井疆，使民興事任力，而其所使民者，又寬其勞，厚其糈有如此。(卷二二，頁二四—二五)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上言「度地居民」，謂「定其城邑井疆」；此言「凡居民材」，謂「定其民居宮室」。觀下總敘「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可見「凡居民材」即上「凡官民材」，「材」字不必油解。言凡所以居民材者，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如寒者墐塞之，煖者疏通之，燥者處之以低，濕者處之以高，又因川谷之勢而為之，凡此皆異制也。而民生其間亦異俗，因而性情、五味、器械、衣服皆異齊、異和、異制、異宜矣。但在修其教，不必易其俗，齊其政，不必易其宜耳。鄭氏謂「居民材」為「使其材藝堪地氣」，非也。人生于寒地，自能堪寒；生于煖地，自能堪煖，豈必待上之人擇其材藝堪地之氣寒煖者，而使之居寒居煖乎?陳可大因鄭釋「材」為「材藝」有所難通，又謂「居為儲積。材為日用所須之物。如氈裘可以備冬，絺絡可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若是，又與下「衣服、器械」複，亦非也。(卷二二，頁二八)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土」字，原作「士」，依今本改。），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按：虞書命禹作司空，繼以命棄播百穀，又繼以命契作司徒。此言「地、邑、民、居相參。斯無曠土、游民，然後興學」，故下接「司徒」之事。蓋倣虞書為言，尚存古意，不若周禮之顛倒黷亂也。已上言「司空」之職。(卷二二，頁三二)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虞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王制本此為言，易「五」數為「七」。按：「司徒」本主「教」，周禮以「司徒」為「地官」，故全雜入「司空」之事，甚謬。又按：「司徒」主「教」，「教」者，教以人倫也；人倫即禮也。故此先言「禮」，後言「教」，若大宗則掌其儀文，大史則掌其典冊耳。故周禮謂「宗伯掌邦禮」者，亦謬也。(卷二三，頁二)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註疏執周禮解此者有二謬：「鄉」，鄉之有司也。註疏以「鄉」為「鄉大夫」，又以「遂」為「遂大夫」，皆合周禮，於「郊」則無可言，曰「此亦鄉大夫臨之」，一謬也。「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即「鄉射」「鄉飲酒禮」。謂自元日始皆于鄉之庠習之也。註疏：「周禮州長『射于州序，在州學』；黨正『酒以正齒位，在黨學』。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黨擇元日州學習射，「黨學」「習鄉」各在一處，不得同日。」若是，則有「庠學」「州學」「黨學」三學矣。支蔓殊甚，更不知「州」何以必習射?「黨」何以必習鄉耳?二謬也。

　此文凡四不變，三初如禮。蓋「元日」是一年，「三不變」「三如初禮」是二年至四年，「不變乃屏之遠方」是五年，然不寔下年數，亦大言之耳。鄭氏又執學記「九年大成」以解此文，於「每年」之下加以「中年」；「中年」者，間一年也。于「不變，屏之遠方」下已足「九年」之數，又不復云「中年」；孔氏為之說曰：「九日限極，不須云『中年』也。」鄭孔執禮解禮，率合無理如此。果爾，亦當以王制所言為「七年，小不成；九年，大不成」矣，豈非笑資乎?

　又云王制或言「司徒」或言「大司徒」，一也。「司空」「司馬」「司寇」等官同其云「大」者，必以後以諸侯有此等官，故加天子以「大」字別之耳。周禮之分大小皆非古制。方性夫曰：「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群眾，非大司徒躬率之不可。然則上文修六禮七教諸事，又可不必大司徒躬率。」即如此解經，觸著成礙矣。王制「樂正」分「大」「小」，其「司徒」則有「大」無「小」，足證「司徒」等官「大」字者非「小」矣。(卷二三，頁五—六)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學」，國學也。「升之學，曰俊士」，鄭氏曰：「可使習禮者。」夫既升於學，其人豈僅能習禮而已乎?此附會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之文，不可從。

　「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升於學者，本是俊士，但自此「不征于司徒」，而為樂正所造之士，故又曰：「造士，其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二句，只是帶說連類以明之之義，與「曰造士」意不貫。已上言「司徒」之職。(卷二三，頁八—九)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主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此本虞書「命夔典樂（「樂」字，原作「學」，今逕改。），教冑子」為言。說者謂「即宗伯之大司樂」，固不足据；又有据王制謂「大司樂不當屬宗伯，當屬司徒」，亦非也。典樂在虞為九官之一，故知亦不屬于司徒也。上言「賤者必四不變，然後屏之」；今貴者二不變，而即屏之，豈貴者反嚴于賤者哉?不然也。王制掇拾群書，其言故多不合，後儒猶欲執禮解禮，不亦惑乎?或謂「鄉遂為三年大比之時，國子為九年大成之後」，亦臆意。(卷二三，頁一三—一四)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若以大樂正為即周禮宗伯之大司樂，則大司樂為中大夫，豈以司徒貴卿不得告于王，而反籍此中大夫乎?非可知矣。蓋大樂正即虞廷典樂之官，所以教冑子者，國學人材是其專這，故得告于王，而司徒不復與與耳。已言「樂正」之職。(卷二三，頁一四—一五)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司徒教養之，司馬爵祿之，二者相參焉。周禮司馬有司士一條，正襲其意，後人遂得藉口以釋此文耳。(卷二三，頁一七)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上以車甲。

　此又言司徒與司相參之事也。但司馬雖任進退爵祿，然軍政乃其本職，王制所言正似略，豈示治世右文而左武之意與?已上言「司馬」之職。(卷二三，頁一八)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工」字，原誤作「上」，今逕改。）。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此言技人之事，不知何屬?(卷二三，頁二○)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按：「刺」字從刀，以刀卻牘書名於簡曰「刺」。「三刺」者，覆按獄辭凡三以求其情，其或但有旨意而無核實者不聽也。「刺」之為「殺」，又別一義。自周禮大司寇襲此「三刺」為說，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日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而鄭氏引之為證。今按王制「三刺」，使果如其「訊群臣」諸說，甯有不自疏明之理?且「刺」與「訊」又絕不同，周禮以「刺」為「訊」甚屬乖異，然終以「刺」字無著落，則曰「聽民之所刺宥」。既以「刺」為「訊」，又以「刺」為「殺」，何周章至此耶?說者曰：「刺而謂之訊者，訊之然後刺故也。」夫所謂「訊」者，必虛其中而聽之，凡「刺」與「宥」皆先無所主方可，豈可先以「刺」為主乎?且其于司刺職則直云「壹刺曰訊群臣」矣，則又豈物訊之然後刺乎?繆亂如此，而鄭注王制必以周禮實之，千載人群相信，從無有疑而辨者，良可嘆也！

　「無簡不聽」，本呂刑語。「附從輕，赦從重」，亦本尚書「與其殺不酣，甯失不輕」及「省災肆赦」之義。(卷二三，頁二一—二二)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即天論」，即皋陶謨「天討有罪」及呂刑「非爾惟作天牧」之意。「麗于事」，即呂刑「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之意。

　鄭氏曰「即或為則，論或為倫」，亦近是。但於下「父子君臣」義複。郝仲輿以「天」字句絕，亦非。(卷二三，頁二三)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意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疑獄，●與眾共之；眾疑，赦之」為一義，「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為一義；「比」，猶例也；所以比例成獄，與上義不蒙，然郤聯下節。此曰「以成之」，下曰「成獄辭」，是也。自孔氏誤解，以為「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赦，當必察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夫既已赦之矣，又云「不可直爾而赦，當必察按」云云，以誤解書之故而立意殘酷，使人遵其言而用之，其不造福於斯民甚矣。諸家多仍其誤，惟陳可大曰：「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其說與上不蒙，得之。(卷二三，頁二四)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以執周禮謂「正」為「鄉師之屬」，「棘木」為「左右九棘之位」，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解此三「又」，皆非也。「正」何以知是「鄉師之屬」?周禮「左右九棘」附會此「棘木」之下為說也。「又」當作「宥」，是已。「三宥」即如文王世子所言「三宥」之意，不必定以三事寔之，且其以為「不識」「過失」「遺忘」，尤有可議。王制所言是「聽訟，察小大之比。成獄辭，以來史以成告於正，正以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三公又告于王」，如此詳慎，豈尚有「不識」「過失」「遺忘」之淺顯易見者而不知「宥」，直待王始「宥」之乎?周禮之誣說不可用明矣。使「三刺」「三宥」果皆如周禮所言，王制何以隱而不以示人?即不明于此，亦當明于後。如「六禮」「七教」之類，乃必待周禮一一詳釋之，則又是禮記為經，周禮為傳耶，可笑也。

　究之「三宥」之說亦有可商。先王行法以誠實為主，疑獄合宜詳慎再三；至於果有確當其罪無可疑者，亦豈必如是乎?是徒為虛文，而啟人主市恩於已，委過於下之心矣。(卷二二，頁二六—二七)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居子盡心焉。

　「輕無赦」即無輕赦，乃倒裝字法；謂輕易為赦，則民多犯法，故不可也。若云「雖輕不赦」，其言則峻刻矣。(卷二三，頁二八)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中殺，不粥于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ª，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異言。

　「命服，不粥于市」，則他服可粥矣。云「不中殺，不粥于市」，則「時熟」「中殺」者，可粥矣。又ª五穀不時，果食未熟，鳥獸魚云「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不可曉。孔氏以為與珠玉連文，据華美者言，此為飾說耳。已上言「司市」之職。(卷二三，頁三一)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以「國」為「國中小學」，「學」為「大學」者，因下文「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遂附會上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而因以此「國」為「國中小學」，「學」為「大學」也。不知「右學」「左學」絕不合「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而「小學」「大學」又絕不合「養于國，養于學」之文，皆牽合無謂。且此文明分「國」與「學」為言，豈得謂「國」亦為「學」乎?按：「養于鄉」「養于國」猶「杖於鄉」「杖於國」之義，「養于學」即下文「養於庠、序、學、膠」諸義耳。(卷二四，頁四)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此與孟子「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之文不同。「非人不煖」之人，當這之人子與。(卷二四，頁六)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九十，天子有問」，方性夫曰：「前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故其禮為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惟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為備。」按：此說亦未悉。此所問者，問其道德及政事；彼所問者，但問其年耳，非僅謂「有爵」與「無爵」也。(卷二四，頁七)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告存」，謂每月遣人告問而撫存。孔氏謂「告問存否」，非也。(卷二四，頁七)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不從力政」，其義是周禮鄉大夫「國中以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苛政，不可用也。又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則未六十即不與服戎矣。其說不同。陸農師曰：「祭義『五十不為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為『徒』，猶以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此曲說。(卷二四，頁八)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而爵」與曲禮「艾，服官政」同，或以為「士」，或以為「大夫」也。鄭氏必謂「命大夫」者，以王制為殷法，殷則士無爵故也，不可從。「不親學」，或謂「不能備弟子之禮」；或謂「以前未學，至六十始親學，晚矣，故不親學」。二說未知孰是。(卷二四，頁九)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按：鄭註惟此數語是，其餘之說，皆附會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也。其註「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曰「殷之制」，又附會此處「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之文也。何以見之?其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此本「大學在郊」為說也；其云「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本「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為說也。蓋以云：「虞、殷同制也。」其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又反「大學在郊」為說也。其云「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于西郊」，此又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為說也。蓋以為夏、周與虞、殷異制也。後世鄙儒見鄭此等之說，以為得、成去古未遠，其言典制必有所据，而遵信之，即有心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說之所從來，則亦姑置之。今為摘抉其根柢，以見鄭之執禮解禮，其武斷欺世如此。鄭又謂「或貴在郊」，据本文惟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初未嘗以為貴，則其妄亦可見矣。又謂「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其云「周之小學」固非，其云「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豈有大學為東膠，而反以小學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謂周養庶老之地，適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國之西郊耳。

　此外別有解者，又有二家陸農師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于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于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于小學而巳。」按：王制無「養三老五更于大學」之文，何以知其皆為小學?此臆解也。郝仲輿曰：「上庠，國學；下庠，鄉學。夏以東序為國學，西序為鄉學，上左也。殷以右為國學，左為鄉學，上右也。周建東膠于國東，為國學；建庠于西郊，為鄉學，亦尚左也。」此說雖近是，然亦無徵，未敢以為必然耳。(卷二四，頁一○—一一)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鄭欲強合上「脩而兼用之」之文，故為此說。但据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則玄裳、黃裳、雜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嘗皆用素服乎?謂「夏黑裳，殷縞裳」，尤武斷。

　按：記文但言「衣」，不必增以「裳」，然以「玄衣」論之，是「纁裳」。何也?記文云「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則此為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纁，赤黃色，間色也。鄭注周禮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證。彼以不合「素裳」之說，故隱其「冕服」，而用「朝服」為說耳。(卷二四，頁一六)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引爾雅「陳也」謂「陳其年數」，如八十、九十分別而存恤之也。

　按：以上言「養老之政」可謂詳悉矣。然猶是枝葉耳。孟子曰「西伯善養老，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此養老之根本也。(卷二四，頁一七)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語。「天民」，猶天下之民。(卷二四，頁一九)

瘖、聾、跛、、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取國語：「八疾」為說。荀子「五疾」亦同。(卷二四，頁一九)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出論語，遂生出「徒食」，妙。(卷二四，頁二○)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之文。已下以開方之法推之，十里為百里，是十倍也。「九萬億畝」，當是九千億畝，舊說是。(卷二四，頁二一)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取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為說，又變「朔南暨」之文，以為「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也。其云「不盡」者，亦較禹貢為說，彼言「聲教之所訖」，此言「疆理之所訖」也。(卷二四，頁二六)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州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按：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屬誤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巳之見。陳可大又以為「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沿誤釋之也。」此說「三千里」之誤，反以疏義為誤，益足以欺後學。徐伯魯又謂：「若九千里則下文畝數合，若三千里則不合，必有一誤。」此又持兩端之見，無取也。郝仲輿曰：「此明前文『千里內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之地，自禹貢（「禹貢」，原誤作「貢禹」，今逕改。）『五服』稱『五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里。今（「今」字，原誤作「金」，今逕改。）据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之地。」此說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說因宜脫誤，而此一段又不盡合，必云「據『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周衰以後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戰國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國，又奚啻三千里?則孟子「方千里者」之說，反不足憑。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則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巳，何必執一說以強通耶。(卷二四，頁二七—二八)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嘗聞之。按禮制周田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是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尺八寸。」按：鄭謂「周田以十寸為尺」者，疏以職据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說也。但王制言「八尺為步」，不言「寸數」。說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鄭云「或言周尺八寸」者，必是當時之書有此說耳。其以「十寸為尺」者，見周禮考工記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經傳未有其說，鄭誤信周禮，謂「六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為十寸，後世尺為八寸」，謬矣。蓋王制所兩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後世變亂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變亂「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以見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謂以「八寸尺八尺」為變亂「十寸尺八尺」，此豈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油。六尺四寸以為八八六十四言之。陳用之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後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為步，後世則以六尺四寸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以古尺當今適八寸爾。」此二說亦謬。若是，「十寸尺六尺四寸」即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云「古者百畝」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即如其說，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為「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兩周耶?所以陳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為文。嗟乎！使周尺果有兩，孔子何以曰「謹權量，審法度」乎?故知本文兩周尺，皆「八寸」無疑也。若其分步數之古大，王制乃漢儒作是也，以古為周，今為秦漢，史記言「秦以六尺為步」，是也。然管子、司馬法亦皆言「六尺為步」，則春秋以來已有。自其所謂「古者」，指「周初」而言，與陳用之以「春秋時六尺為步」，遂謂「古者六尺為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襲其說，一以司馬為宗，極論王制之附會。其以宗藩司舉所得周尺為据，蓋言漫無稽矣。

　「古者百畝」以下之（文「文」字，原作「下」，今逕改。），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鄭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當今百二百五里。」孔子曰：「古者以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計之，為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與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應。」陳可大曰：「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與此百四十六畝二十步不相應。里亦微此推之。」愚按：陳說即註說也。疏第以「六尺四寸」之「四寸」，寸分為「寸」，則以「八分」為「寸」，所以不同耳。又曰「東田」亦未詳。方性夫謂詩所為「南東其畝」，然此言「東」無「南」字。郝仲輿謂：「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原作「用」字，依文意改。）、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曰：東田。」按：古于本時各地，在后稷開粒食之先，公劉往徹田之至，皆在于西河，曾在東且南耶?　(卷二四，頁三一—三三)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從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一句推出。(卷二四，頁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