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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超世纪的盛会 第01节 玄宗封禅

这是一次超世纪的盛会。

自秦皇汉武以来，没有哪一个皇帝比得上唐玄宗这么威风，这么气派，这么壮观地封禅五岳之首的泰山。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金秋送爽，大地铺金。玄宗选定良辰吉日辛酉，亲率车驾离开东都洛阳。车马浩浩荡荡，不见头尾，车辚辚，马啸啸，旌旗招展蔽日，直向东岳泰山跋涉而去。每到一处，方圆数十里，人马盖野。文武百官从行，皇亲国戚随队，四夷酋长陪伴，其规模之宏大，即使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及唐高宗，亦无法比拟。玄宗在《允行封禅诏》中说：“自古受命而王者，易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1）

是的，只有他能昭告大地，禅封泰山。他历经官廷祸变，在刀光剑影中相继诛灭了韦后、太平公主；他革除弊政，恢复了贞观之风；他任贤用能，开创了开元盛世。如今国泰民安，百姓殷富；唐主英武，四夷友好，正是“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的时候。

据《汉书》记载，自无怀氏起，神农、炎黄二帝、尧舜禹、夏汤、周成王皆封泰山。就其起源来说，在远古时代，中原地区各部落主要从军事上考虑，“累土为高，以限戎马”，以后逐步演变成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宗教仪式。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称霸，诸侯纷争，封禅不可能成为至高无上的典礼。

只是到秦汉以后，出现了统一的封建帝国和中央集权制度，才使封禅大典起到质的变化，成为粉饰“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典礼活动。

究竟何为封禅呢？当朝宰相张说解释：“封禅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其具体要求有三：“一，位当五行图篆之序；二，时会四海生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谓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掸，人且未许，其如天何？”（2）可见帝王的君权神授己与一般封建迷信迥然不同，除了与天命合符的神秘主义的迷信色彩外，还要皇帝真有几项拿得出手的德政业绩出来，显示出丰功伟业，才能有资格封禅泰山。盛唐大诗人李白在《大猎赋》中说：“拥嘉瑞，臻元符，登封于泰山，篆德于社首。”

（3）在《风俗通》中对封禅泰山记述得更具体：要立一块高一丈二尺的石碑，在上面刻文：“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名为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供职，与天下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4）

祭天设坛要宽十二丈，高三尺，阶三等，必于其上，以示增泰山之高。还要在社首山上刻石篆德，以颂无量功德。

秦皇封禅后，只有汉武帝和汉光武帝进行了封禅，显示了两汉的“盛世”。

在魏晋南北朝至初唐六百多年里，无人有昭告天地的功德而敢于封禅泰山。

直到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实现，封掸泰山才提到日程上来。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正月，赵郡王等“以为天下一统，四夷来同，诣阙上表，请封禅”。

唐太宗感到“凋残未复，国畴多旷，仓廪犹虚”，（5）予以拒绝。第二年，公卿百官鼓吹“时不可失，天不可违”，奏请封禅。唐太宗心存疑虑，想搞又怕劳费百姓，失去人心，于是跟魏征商量，请他直言不隐地说说意见。魏征是敢于直谏的贤相，便说：“陛下功高德厚，华夏已安，吉祥的征兆也一天天出现。但是东封泰山，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恐劳顿百姓，引起别人的邪议，那就悔不可追了。”“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6）到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群臣又请封禅，举朝上下一致同意，唐太宗也同意，两次宣布封禅泰山的具体日期，终因星变或水灾停止举行，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遂愿。

太宗带着遗憾而去，他的儿子高宗却实现了父亲的宿愿。“贞观之治”

由唐太宗开创，唐高宗守继“贞观之治”的措施，被后世称为“永徽之治”，唐王朝经济实力又有了新的增长。在汉光武帝封禅六百余年之后，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在泰山举行了唐朝的第一次隆重的封禅大典。

其规模超过了两汉，反映了唐朝的强盛。但是，就其封禅本身所要求的标准来说，似乎唐高宗尚不够格。《旧唐书。高宗本纪》不客气地指出：“籍文（文皇帝唐太宗）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大，其德不类。”一语道破高宗没有个人的丰功伟业，只是凭借父亲的“鸿业”，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样一个功德不轮不类的帝王，怎么能封禅泰山，礼祭天地呢！能够有资格封禅泰山的，当然首属“功高德厚”的唐太宗，次属“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了。

封禅泰山首要标准是“天下大治”。唐朝从太宗谋议封禅，到高宗初次封禅，再到玄宗第二次封禅，也是最后一次封禅，客观反映了唐朝从初唐到盛唐的历史发展必然进程。从此以后，唐朝的皇帝再也无颜去封禅，而且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末代皇帝唐哀帝即位不到一年，一个曾经辉煌顶立世界的大唐王朝便呜乎哀哉地走向了灭亡。早在开元初期，吏部尚书崔日用最先提出封禅泰山，玄宗也心领神会，在手诏中说：“古者封掸，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虽没有接受，但赐给了崔日用衣物，“以示元言不酬之信。”（7）那时，玄宗刚刚开始“开元之治”，“未明于至道”，谈不上大功告成，怎么可能封禅泰山呢！时隔十年，已是今非昔比，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奏请封禅紧锣密鼓开场，公卿百官粉墨登台，呼声越来越高。今天看来，犹如一场闹剧。

唐玄宗到达东都洛阳不久，仅一月之内，群臣就连续四次上书奏请封禅。

“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学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8）看来，是否“千有余篇”，现在无法查证，我们只好姑且信之。据《册府元龟。封禅二》中记载，这一个月，大唐天子李隆基大概是在希冀封禅的亢奋中度过的。请看：第一次，以吏部尚书裴崔等文武百官，上书请封东岳，盛赞玄宗“握符提象，出震乘图，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他们陈情溢于言表：“臣幸遭昌运，谬齿周行，咸申就日之诚，愿睹封峦之庆。”对此，玄宗是谦谦君主的样子，内心不免为“人和岁稔”而沾沾自喜，又以手诏作答：“难违兆庶之情，未议封崇之礼”，并谦虚表示自己“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罩于四海。”看看，玄宗说自己的德化既未加于百姓，也未深于四海，怎么能进行封禅泰山呢？或许他是真诚的。但是，皇帝越是这么说，就越能产生反向作用，使大臣们愈是卖劲地歌功颂德。

果不其然，反向诱导产生了极佳效果。三天后，中书令张说、侍中源乾暇等奏请封禅，把玄宗的功德吹得天花乱坠，吹得令人肉麻。他们在奏书上盛赞玄宗有“大舜之孝敬”、“文王之慈惠”、“夏禹之恭谦”、“帝尧之文思”、“成汤之深仁”、“轩皇之至理”等等。简直是炎黄再世，尧禹化身！对此，玄宗依旧手诏，推托未允。

于是，张说、源乾曜又第三次上书奏请封禅：“今四海和平，百蛮率职，莫不寒道德之甘实，咀仁义之馨香。”玄宗又一次推托：“未能使四海义（音义，安定治理之意）安，此礼未定也；未能使百蛮效职，此功未成也；焉可以扬景化，告成功？”

张说、源乾曜紧接着第四次再上奏书：“陛下功格上大，泽流厚载；三王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叶优赞。”一时间，公卿百官、儒生墨客纷纷献词赋，颂功德，数以百计。直到这时，玄宗才“不得已而从之”。最后于当年十二月下诏宣布：为了“敬承群议，弘此大酞，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

（9）

宰相张说为首的一大批官僚一再固请，唐玄宗一再推托，元疑增添了玄宗的谦虚美德，显示了公卿百官的贤良忠诚，君臣同心，上下呼应，这才将封禅泰山的庆典敲定下来，并由宰相张说负责撰定封禅仪注。

这可是一件光荣而艰难的苦差事。其原因是先秦封禅泰山是纯粹的宗教仪式，并无一定章法。《汉书》记载着管仲之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即管仲）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

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云来云去不知所云。原来”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禅亭亭，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封禅究竟怎么搞，谁也说不清。于是只能搞虚诞的求仙拜神，搞成了笼罩着极度封建迷信的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仪式。自汉光武帝以后六百多年，唐朝又复兴封禅，神秘主义的宗教形式终于随着历史的进步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祭封泰山而宣告太平盛世的喜庆大典。

唐朝封禅仪注由颜师古最先创编撰定。颜师古是唐朝一代名儒，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爷爷，唐代研究《汉书》的权威，对汉朝历史和礼仪了如指掌，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春，撰定了《封禅仪注书》。唐太宗诏房玄龄、魏征等一起商讨，“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然而事竞不行”。（10）后唐高宗封禅泰山，主要是参照颜师古的仪注进行的，但由于皇后武则天的干预，禅于社首时，竟让宫闹接神，以皇后武则天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率六宫以登，群臣瞻望，不免令人感到“窃笑”。宰相张说与著名文士、右散骑常侍徐坚等人与礼官们反复商议，编制礼式。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四月，张说将初定的仪注献上。玄宗十分高兴，与宰相、札官欢晏于集仙殿。酒过数巡，酣犹未尽，玄宗提议将集仙殿更名为“集贤殿”；并宣布张说为集贤书院主管，徐坚副之。随后不断讨论，继续修订、完善封禅仪注，于当年秋天最后定稿。

玄宗原来说“未能使四海-安，此礼未定也；未能使百蛮效职，此功未成也”，也是故作谦虚。他内心里潜藏着忧虑，如果满朝文武去东封泰山，类似突厥之类的游牧民族乘隙侵犯怎么办呢？封禅就成为不是宣告太平盛世，恰恰引起了战祸狼烟。为了防止“突厥乘间人寇”，兵部郎中裴光庭建议，邀请四夷君长及各国使臣“从封泰山”，当即被玄宗下诏行之。这样，邀请突厥、契丹、奚、昆仑、——以及大食（阿拉伯）、日本、高丽、新罗、百济、日南等，使封禅成为各族和各国使者共同参加的盛大典礼。

同时，为了在政治上清除武后、韦后的弊政，革政斯礼，不让宫闱接神，以免令人“窃笑”，改为祭拜吴天上帝，以唐高祖配享，玄宗首献，-王亚献，宁王终献，祀社首之坛以睿宗配祀。这无疑突出了开元政局的特色，显示出李唐王朝正统的皇氏地位。在讨论仪注的过程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发生。

封掸时，按礼仪要焚烧一座柴禾堆，有些人主张先燔柴而祭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先祭祀而后焚柴。彼此引经据典，死搬教条，相持不下，截然对立。

张说则向玄宗奏曰：“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抵。

既有先燔、后燔，自可断于圣意。至意所至，则通于神。燔之先后，臣等不可裁定。“（11）”既有先燔、后燔，自可断于圣意“，你还罗嗦什么呢！

但张说有令人折服的思辨能力，祭祀“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大地，达于神抵”，心诚则灵嘛！一个“断于圣意”使玄宗可以放开手脚，充分表达东封泰山的政治意图；一个“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将大大减弱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也大大增强昭告天地，庆贺“开元盛世”的喜庆现实的欢乐气氛。

毕竟人活着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毕竟人活着不是为了天地神祗，而是为了自己。

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玄宗一路辛苦，晓行晚宿，整整东行二十五天，于十一月丙戌来到泰山脚下。第二天在行宫略作休息，即静心致斋于帐殿。第四天，玄宗御马登山。

他认为灵山清静，不宜喧哗，便将众多随从官员留在谷口，独与宰相、诸王及柯祭礼官步登山头。巍巍泰山，苍松多姿，奇石耸峙，烟云飘渺，恍若仙境。身置此境，自己也仿佛飘飘欲仙了！玄宗毕竟不是昏君，他封禅泰山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即便此时此刻，也没有忘记。他突然发问：“过去帝王封禅的玉牒文，为什么都是秘而不宣呢？”礼部侍郎贺知章回答说：“密求神仙，故不想让人看见。”玄宗过去就说过：“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

他是立足于现实的。宣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断于圣意”，一下子就把“礼”应秘而不宣的祭文公布于众：“有唐天子臣隆基，敢昭告于吴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夏，继体丕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指睿宗）。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告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12）

祭文列数了李唐王朝的功绩，也概括了唐玄宗的经历和事业。恐怕不是如玄宗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皆为苍生祈福”。即使祈祷“苍生受福”，也是为了“子孙百禄”。当然，哪一个封建帝王不是为了自己统治阶级的利益呢！

据史料记载，这一天仪仗卫队环列山下百余里。泰山上下行道布置卫兵，传呼辰刻（报时）以及送递诏书须臾而达。当夜，忽然风起雨落，雨中夹雪，飘飘而下，宿斋山上的君臣们顿时感到寒气彻骨。泰山，五岳之尊，真不知是降祸降福，带有几分神秘，带着几分忧思而令人心中打鼓。所幸瞬间即变，不一会就“息风收雨”，山气渐暖，给人带来吉祥的欢欣。“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东岳夜景，美不胜收！几多神秘，又几多喜庆！

第五天，“天清日暖”。真是天遂人意，吉祥如意！玄宗站在泰山之颠，遥望山下，旌旗如龙，随风徐摆；丝竹声声，飘彻天外；祭奠唐乐，悠扬而起。玄宗按照自定的“先奠后燔”之仪，步上封台前坛，祭拜皇天上帝，以高祖配享，玄宗首献，王亚献，宁王终献。献毕，将盛有玉册及玉牒的两个玉柜，藏于祭坛石室。这时，位于东南方向的一座燎坛，点燃了堆积燔柴，火势腾腾而上，庆云纷布，遍满天际。“皇帝就望燎位，火发，群臣称万岁，传呼山下，声动天地”。与此同时，山下祭坛，群臣百官祭祀五帝百神也已结束。山上山下，皆呼“万岁”；声涛阵阵，不绝于耳！玄宗心潮澎湃，情不自禁他说：“今封祀初建，云物体佑，皆是卿等辅粥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矜怠。”这位能工诗文，且通音律，又善书法的皇帝立即吟诗一首《登封喜雪》：日观卜先征，时巡顺物情。

风行未备礼，云密遽飘英。

委树寒花发，萦空落絮轻。

朝如玉已会，庭似月犹明。

既睹肤先合，还欣尺有盈。

登封何以报，因此谢成功。（13）

宰相张说跪拜地上说：“昨夜则息风收雨，今朝则天晴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云引燎，灵迹盛事，千古未闻。陛下又思慎终如初，长福百姓，天下幸甚。”（14）拍马屁可谓拍到点子上了！皇帝希望“君臣相保”，“长如今日”；宰相美词陛下“思慎如初”，“长福百姓”，可谓一唱一和演双簧。其实，玄宗自此就迷醉在“长如今日”的“告成功”中了，不是“不敢矜怠”，而是“上（玄宗皇帝）心益侈”；（15）不是“君臣相保”，而是君臣共为荒落了。哪里有什么“思慎如初”，“长福百姓”！

封祀完毕，玄宗、诸王、宰相及众礼官由南向山下走去，午前抵达社首山帷宫。迎候的百官及四夷君长纷纷向前争向祝贺，仿佛玄宗从昊天上帝那里带来了天命福音。玄宗不辞劳苦，又于次日举行了“禅社首”的大典。社首山是泰山下的西南方的一座小山，据《汉书》记载，“周成王封泰山，禅于社首”。但年代久远，均是“禅云云”而已，仅是传说。而秦王和汉光武帝，都是禅于梁父。梁父山，亦称梁甫山，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唐高祖恢复封禅大典，禅于社首，玄宗故而相袭。这一天，设地神享皇抵于社首祀坛，睿宗配祀。藏玉册于石室，篆德于社首。至此，“封泰山，禅社首”的祭祀天地大典才告结束。

祭典结束，照例一番庆贺。第七天，唐玄宗在帐殿受朝觐。正如玄宗所说：“四方诸侯，莫不来庆”。（16）文武百官、二王之后、孔子后代，文士儒生，无不上书赋颂。还有突厥、契丹、奚等王；大食、谢、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等侍子及使臣；以及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和日南、西竺、凿齿、-柯、乌浒酋长等，俱来庆贺，不亚于今天的国际性大型盛会。玄宗在帐殿接受朝贺，随即宣布天下大赦，封泰山为天齐王。就在这一片赞贺赋颂中，礼官兴冲冲走进帐殿上奏：“有一八岁童子刘晏，欲向陛下敬献《东封书》。”

从初唐到盛唐，是非常重视搜访奇伟贤能、英杰人才的。唐太宗在《荐举贤能诏》中说，“朕遇想千载，旁览九流，详求布政之方，莫若荐贤之典”。

充分认识到治国布政的重要就在于举贤任能，多次下达诏旨，搜访贤达能人，文生武勇。强调“明略可以佐时”，“伟才堪以干国”（17）；主张“奇伟必收，浮华勿采”，达到治国布政的目的。高宗也是如此。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和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颁布《河南河北江淮采访人杰诏》、《采访武勇诏》，广揽人才，巩固大业。在初唐到盛唐，举国上下为培养人才、重视人才、发现人才、任用人才准备了丰沃的土壤，使得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举贤任能可谓蔚然成风，皇帝都是一付求贤若渴的样子。玄宗带着几分惊讶和喜悦，下诏：“命刘晏上殿！”

注释：

（1）《唐大诏令》卷66《典礼。封掸》玄宗《封禅诏》。

（2）《全唐文》卷221，张说《大唐封祀坛颁》。

（3）《李太白全集》卷1《古赋八首。大猎赋》。

（4）《李太白全集》卷1见〔清〕王琦注。

（5）《唐大诏令》卷66《典礼。封禅。答请封禅诏》。

（6）《贞观政要》卷2《改纳谏第五。直谏》。

（7）《旧唐书。崔日用传》。

（8）《旧唐书。礼志三》。

（9）《唐大诏令》卷66《典礼。封禅》。

（10）《旧唐书。颜师古传》。

（11）《旧唐书。礼志三》。

（12）《唐大诏令》卷66《典礼。封禅。开元玉牒文》。

（13）《全唐诗津华鉴赏集成。山水部》。

（14）《旧唐书。礼志三》。

（15）《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七年八月条。

（16）《旧唐书。礼志三》。

（17）《唐大诏令》卷66《搜访才能诏》。

第一章　超世纪的盛会 第02节 神童献赋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历史的机遇，也许是玄宗东封泰山的喜悦，也许是刘晏聪明绝顶的才能，玄宗要亲自聆听八岁童子的颂赋。刘晏在八岁的小小年纪竞毫不胆怯，带着稚气的童声向皇帝朗朗颂读自作的《东封书》。

从此，刘晏走上仕途，最后成为唐朝一位贤相，成为自桑弘羊之后的唐代著名理财家、经济改革谋略家。

刘晏走进帐殿，跪伏在地，其情楚楚动人，其声脆如黄莺：“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吴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

玄宗高兴地目视刘晏，耳听娓娓颂德之声，不由心中惊叹：八岁童子，颂词于寸舌之间，大唐天下，人才济济啊！可是他转念一想，又似乎感到小小稚童，如此文采飞扬，莫不是有人捉刀代笔，欺君助兴？他怀着疑虑命宰相张说鉴别真伪。张说是当朝文士领袖，玄宗极为赏识他的文才，盛赞他是“道合忠孝，文成典礼，当朝师表，一代词宗”。（1）张说死后，玄宗亲自写神道碑文，御笔赐谥号“文贞”。著名诗人张九龄以“族子”自称，在祭文中告慰燕国公张说是“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堕司南，文殒宗匠”。（2）

足见张说在文士儒生中的地位。

张说手捋胡须，当面出题，要试试小小刘晏的能耐：“你看过围棋对弈吗？”

刘晏竟毫不畏怯，一脸天真：“观弈、对弈皆可之。”

张说一笑：“那好，对赋方、圆、动、静如何？”

刘晏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愿闻其详，相公请赋！”

嗨！还真-上劲了！文武百官看着刘晏怎么和宰相张说对赋，玄宗皇帝也高兴地看着他们将如何对赋。

张说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刘晏小脑袋一晃，稚声朗朗，立即奉答：“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

“奇才！伟才！”众大臣一听，连声称赞，拍手叫绝！妙不可言！

张说也为之高兴，真是后生可畏！侞臭未干，竞能和他从容对答，证实《东封书》决非捉刀代笔，实为刘晏所作。他向玄宗如实禀报，连连称赞说：“国瑞也！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啊！”张说立即向玄宗举荐，“臣以为，陛下可为刘晏拜官授职。”

盛唐有这么一种风气，举贤不分老幼，唯才录用，奇伟必收。

“善！”玄宗甚为高兴，笑问刘晏：“你年方八岁，想官拜何职啊？”

刘晏一脸稚气，手指张说：“跟他一样，拜职相位！”

“年少猖狂！”玄宗哈哈一笑，“容朕日后拜你为相，先当正字吧！”

当即下旨授八岁刘晏为秘书省正字。

秘书省管理唐朝的史馆，负责撰修国史，藏有大量图书，“正字”的任务就是校对藏书中的一些错误。从此，八岁的刘晏就当上了“正字”的官。

官虽不大终是官、而且是皇帝直接任命，无疑给聪明好学的刘晏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八岁任政府官员，在今天也不可想象，仅仅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年龄，这在当时也是一大轰动奇闻，刘晏被称之为“神童”。

刘晏究竟何许人也？他的家世如何？笔者在茫茫史海中寻找他的踪迹。

新旧《唐书。刘晏传》对此均一笔带过：“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东南）人。”所幸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尚有简述。刘晏的高祖自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徙曹州南华，“筑-以居，世号刘-”-，即高大的围墙，看来当属大地主。高祖以下，系世代为官。曾祖刘郁为弘文馆学土。据《唐会要》记叙，武德四年（公元622年）设修文馆，唐大宗即位，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将修文馆改成弘文馆，设于弘文殿内。弘文馆学士是太宗亲自挑选的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均是本官兼学士。往往在听朝之后，即引人殿内，共商政事。直到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又将弘文馆改为昭文馆。由此推算，其曾祖于贞观元年至高宗初年（公元650年）前后任弘文馆学士。刘晏的祖父则官止县令。对于他的父亲只字未载，大概其父作为不大，出于光宗耀祖，便一心培养子孙。刘晏有兄弟三人，长兄刘星，次兄刘暹。妻子李氏，为左丞李■之妹，知书达礼，贤慧聪敏。据《新唐书》记载，刘暹初为汾州刺史，天资疾恶如仇，令观察使都怕他，到建中末年（公元784年）被德宗召为御使大夫。由此可见，刘晏生长在一个世系的官宦家庭之中，自幼受到良好的培养与教育。

关于刘晏的生卒，《旧唐书》说：“年七岁，举神童，授秘书省正字。”

于德宗即位（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卒，时年六十六；而《新唐书》则说：“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于建中元年七月赐死，卒年六十五。

笔者为求准确，经慎重推算，发现新旧《唐书》对此均有讹误。玄宗东封泰山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建中元年是公元780年，其间是五十五年，这早为史学家在《我国历代纪元表》中排定。刘晏献《东封书》如七岁，卒年应为六十二岁；如八岁，卒年应为六十三岁。《唐语林》中认定刘晏“八岁献东封书，授秘书省正字。”笔者从之，因此定刘晏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建中无年（公元780年），始生为一岁，终年六十三岁。

我们不必繁琐考证刘晏的生卒年龄，还是去看看这位神童的历史脚步吧！

玄宗东封完毕，于第九天（甲午）率领众卿百官浩浩荡荡离开泰山，八岁的刘晏也随其中。两天后，于丙申日到达孔府，又奠祭孔子。一个月后，刘晏随队来到首都长安，进入秘书省任正字官，开始了官宦生涯。

秘书省直接归中书省管辖，中书令张说就是当朝宰相，门下省与中书省并列。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介绍，中书省与门下省在寒元殿之北与宣政殿之南的左右两则，左为门下，右为中书，环境十分秀丽典雅。唐朝著名诗人岑参给大诗人杜甫的《寄左省杜拾遗》中说：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春归。

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阀事，自觉谏书稀。

杜甫（公元712-770年）当时为左拾遗，故属左边的门下省；而岑参为右补阙，当属右边的中书省。杜甫得诗后即奉和一首《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3）

据《雍录》、《唐六典》记载：宣政殿前有两庑，两庑各有门。其东为日华门，日华门其东即门下省。其西为月华门，月华门之西即中书省。两省官员罢朝，从宣政殿大门出来，各随左右宰相返回本省，故杜甫说是“罢朝归不同”，“我往日华东”。从他们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中书、门下两省是在紫微摇曳，碧柳垂摆，鲜花盛开，姹紫嫣红的优美环境中。

中书省与门下省是唐朝封建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机构，直接代表皇帝的旨意管理朝政。中书省主要任务是为皇帝起草“圣旨”和审查各种文件及诏敕，对朝政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册书。为册立皇后、皇太子，册封宗室诸王及重要藩镇大臣进行的册书；表达皇帝对树有殊勋的王公将相的特殊褒奖的诏书；为举行祭告大地神灵、列祖列宗的祭文等；制书。进行大的赏罚、授予很高的官爵（凡指五品以上）、改革旧的规章制度、奖惩、赦免和降升有关官员等；慰劳制书。褒奖一般有功劳和贤良的人，表扬有特殊才能的人，劝勉比较出名的守法者；发敕。替皇帝起草处理政务的文件，如增减官员编制、撤消或设置州县、征发兵马、免除某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员、判处流放以下罪行；发文使用国库中绩罗彩锦五百段以上、钱二千以上、仓粮五百石以上、调动奴婢二十人以上、马五十匹以上、牛五十头以上、羊五百只以上等；敕旨。对各部门上报的奏章进行审理，代拟可施行的具体意见；论事敕书。主要是慰渝公卿，诫约臣下；敕牒。按照前朝传定的典章，依旧制处理日常事务。

同时，中书省和门下省还负责草似、转发各种具体的文件和法令，由皇帝批准下达的奏抄、奏弹、露布文告、审批各司、各地的报表、审批各司、各地的奏状以及朝政讨论的重大疑难问题的意见汇总的议文奏书等等。中书省和门下省职责有所区分，权力大体相等，但由于中书省主要对皇帝负责，门下省主要对地方州县负责，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显得中书省在朝中地位更为重要。

了解这些或许能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体会到刘晏在中书省属下的秘书省担任正字所接触的范围是多么广阔，耳濡目染受到的影响和黛陶又会是什么，当然，正字官不可能一下子接触到这些，册书、制书之类的文件都是由高位官员进行的，小小的正字只能到秘书省属下的史馆去当校对，校勘正误，抄写典籍。

据记载，史馆隶属于秘书省。由著作郎掌修国史，刘晏也就是正字郎了。

史官并无常员，每有修撰，往往由其他官员兼职，撰毕则停，撰定则走，庸碌之辈难以混迹其中。负责正字的校对却是常年不断的仔细工作。按照当时的规定，对史官修撰国史的要求是“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尽管在封建统治下真正做到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八岁孩子的思想中却有着理想般的正义追求，何况这是太宗皇帝的遗旨，对尚处童年的刘晏有着不可抗拒的神圣和认同。纵观刘晏一生，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确是敢于直言、秉笔直书的，没有发现隐恶虚美之事，这不能不与他在秘书省长期供职有关。同时认真仔细的校对勘误工作，也养成了刘晏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这对刘晏日后善理财政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论说正字，理应到门下省属下的弘文馆。弘文馆是皇帝召集一批文入学士专门负责管理宫中图书、典籍、校勘谬误的衙署，而且还有教授生徒的任务。按常规，八岁的刘晏安排到弘文馆当学生为宜，可偏偏却被玄宗命为秘书省正字，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笔者认为，这与对史官的选择要求比较严格有关。唐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年-721年）曾指出史官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即杰出的办事才干，渊博的学问和卓越的见识。同时，史官有如实记载皇帝言行及重大事件的职权，还要有史德，敢于直书善恶，使骄主贼臣览史而知惧，因而史才难得难求，这也是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原因。看来，玄宗确是赏识刘晏的才能和学识，想把他培养成一代史官才任命为秘书省正字。纵然，刘晏有违玄宗的初衷，但秘书省的优越条件，使他身在京城，却能了解天下大事；校勘正字，使他有机会读到其他地方无法接触到的典籍图书。他是长安朝中有名的神童，各种官员慕名而来，当场出题一试刘晏的才识，更使得他虚心钻研，开拓各种知识领域。凡此种种，部为刘晏熟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积弊，日后理财治国、改革经济取得杰出成就打下坚实基础。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刘晏整整十岁。这一日，天尚未明，刘晏身穿朝服，随百官众人步人兴庆宫，穿过金明门，来到勤政楼前，参加庆贺。

勤政楼是玄宗召集学士讲议经旨和议政时务、向官员咨询及策试科举、举行盛大宴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勤政楼北侧是花尊相辉楼，两楼之间，相距百步，是一片较大的广场。许多重大的庆宴活动，都在广场进行。

刘晏来到勤政楼前，只见左右金吾卫队禁军的兵士一个个身穿黄金甲，衣锦绣战袍，备仗戒严；楼前广场，四周插着各色旗帜，主管教坊的官员做好庆贺演出的准备；歌舞百伎也在预先搭好的帐幕中化好了妆，准备登场演出。殿中官员还准备了各种食品果盒，其中还有少数民族酋长喜欢吃的地方风味。

大约在卯时天明之后，玄宗在侍中官员的簇拥下登上勤政楼，开帘受百宫朝拜，“万岁”声响彻广场。朝毕，楼上以素扇为屏、垂帘相隔，诸王、百官和应邀诸蕃君长等纷纷谢食就坐，庆宴即将开始。

玄宗还惦记着亲命的正字官刘晏。

后宫听说“神童”传闻后也要一睹他的风采。

玄宗一声吩咐，命内侍召刘晏上楼。刘晏来到帘内。贵妃一见，立即把刘晏抱在自己的膝盖上，看他长得丑陋，竞给他施以粉黛，涂脂抹粉描眉，戴头巾，梳头发，把他打扮成一个小女孩。玄宗一看，不由笑了起来，问刘晏道：“卿为正字，正了几个字啊？”刘晏用轻脆的童声一本正经地答道：“天下的字我都正了，只有‘朋’字还没有正。”玄宗自然懂得，古“朋”

字两月相连，月是歪的，两月相加还是歪的，意思是现在的人交朋友也是歪的，不正派。交朋友不正，与不正“朋”字，一语双关，显出刘晏的正派为人和谈吐的寒蓄优默以及思维的敏锐机智，自然令玄宗十分赏识。正在这时，在乐曲声中，上场了一位杰出的年轻女杂技艺人，人称王大娘。古时对妇女的美称是大娘。她正在表演“戴竿”的节目，只见她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上顶着一个瀛洲仙岛的模型，一个小孩手持五彩棒竟在上面边歌边舞，出入其间。令人惊叹，奇绝无双！

贵妃看后，十分高兴，她也要试一试神童的文才，命刘晏即刻做一首咏王大娘的诗。刘晏文思敏捷，信手拈来，立即朗朗吟出一首《咏王大娘戴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神童”果然名不虚传！玄宗和贵妃十分高兴，当场赐刘晏一支象牙笏和一件黄绫袍。（4）

这首诗简称《长竿诗》，是我们今天唯一可见的描写唐代表演长竿杂技的一首诗。刘晏不是文士，所留诗文著作少之又少，几乎不见。看来他是为国家理财，重振经济而无暇顾及，偶有所作，也属偶而遇之的即兴之作。

笔者本无意进行史料考证，但撰述中遇到又不得已而为之。关于“正字”

一事，《明皇杂录》和《唐语林》有不同的记述，并由此产生至今尚存的以讹传讹的谬误。特摘录说明如下。

《明皇杂录》记述：“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图，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

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注意！是贵妃），为施粉黛，与之巾栉。

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

《唐语林》记述：“是岁，彭城刘晏八岁献东封书。……上（玄宗）以晏间生秀妙，引于内殿，纵六宫观看，杨妃置于膝上（注意！是杨妃），亲为画眉挽髻……张说问曰：”居官以来，正字几何？‘晏抗颜对曰：“他字皆正，独朋字不正。’说闻而异之。”

其中两个问题需要认定。

其一，究竟是玄宗还是宰相张说问刘晏正字事。据史载，张说在玄宗东封泰山的第二年，即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被罢相，专修国史，一度致仕（退休）。直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二月，玄宗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玄宗）常遣中史访之”。（5）恰恰张说在刘晏十岁时已不在相位。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张说修国史也是在家阅览典籍，撰写专著。但他是玄宗的宠臣，朝廷有大事，也是玄宗派人登门听取他的意见。直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又最后一次拜尚书左丞相，当年十二月病逝。同时，《唐语林》中还记述刘晏对张说的态度是“晏抗颜对曰”，显得小小刘晏狂妄放肆，也似乎与刘晏的地位、身份、口气不符。故此文当取《明皇杂录》。

其二，《明皇杂录》记述是“贵妃置（刘晏）于膝上”，而《唐语林》称是“杨妃”。目前，一些史书在记述这件事时，干脆将“贵妃”和“杨妃”

合二为一，成为杨贵妃，其误导性十分明确，一指杨贵妃，谁又不知是杨玉环呢！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杨贵妃号称中国四大美女之一，与唐明皇的生死恋可谓家喻户晓。她在安史之乱第二年，即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丙申，7月15日，缢死马嵬驿，时年38岁，是史学界，也是所有史籍一致公认的。由此推算，始生为一岁计，可知杨贵妃是生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而刘晏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她比刘晏还小一岁。当刘晏被玄宗召见勤政楼参加庆宴、吟诵“长竿诗”时，杨玉环才九岁，还是个尚在四川蜀中的小女孩，哪里有这么个杨贵妃！据史籍记载，杨玉环十七岁时，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由唐玄宗签署“册妃”诏令，她始被册为寿王（瑁）

妃。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玄宗宠爱多年的武惠妃（寿王母亲）因病逝世长安后，失去了津神寄托，多情多欲的李隆基几经波折，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十月”召来了年轻漂亮的儿媳妇，以后把寿王妃变成了“太真”女道士，最后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册子媳为己妃，又将27岁的杨玉环公开变成杨贵妃。随着后人不断颂李杨爱情之说，杨贵妃几乎成了杨玉环的专用代名词。

显然，刘晏受命咏作“戴竿”诗时，新旧《唐书》中所述的“贵妃”、“杨妃”绝不是合二为一的杨贵妃玉环，而是另一位杨姓贵妃。她是谁呢？

笔者认为她是唐肃宗的生母元献皇后。唐玄宗首幸的是王皇后，次幸的是杨妃。睿宗景云初年（公元710年），李隆基选杨妃人太子宫，杨氏系弘农华陰人，是隋唐名臣杨士达的曾孙女。杨妃怀孕肃宗时，正值李隆基与太平公主激烈斗争之际。玄宗即位后，王皇后无子，曾与杨妃共同抚养年幼的肃宗，可见王皇后与杨妃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此时玄宗爱心转移，宠爱武惠（淑）妃，王皇后病逝后，杨妃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相继病逝。

当时，张说写了墓志铭文：“石兽涩兮绿台黏，宿草残兮白露沾。园寝闭兮脂粉腻，不知何年开镜奁。”（6）可见杨妃生前有相当地位，但玄宗对她又不是十分恩爱。到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称帝时，唐玄宗为自己过去对肃宗生母的冷淡而内疚，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根据“母以子贵，德以溢尊”的传统道德原则，追册杨妃为“元献皇后”，赞颂“故妃弘农杨氏特禀坤灵，久厘陰教。……诞发异图，载光帝业。”（7）玄宗在这里悼念的已故杨妃是肃宗生母，而绝不是杨妃玉环。由于年代久远，肃宗生母杨妃去世太早，更由于后来杨贵妃玉环为玄宗专宠，极富传颂的爱情悲剧弄得沸沸扬扬，把杨玉环之前的肃宗之母杨妃忽略了。其实，肃宗生母杨妃才是玄宗最初册立的贵妃，其地位仅次于王皇后，与武惠妃、赵丽妃皆位属相国，为正一品夫人。

王皇后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被废不久去世，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肃宗之母杨妃以贵妃身份参加庆晏，抱着刘晏坐在自己膝上，再命刘晏即作“戴竿”诗，这一切就顺理成章地既合乎典法，也合乎时间逻辑，更合乎历史事实。我们切不可一见“杨贵妃”三字，就马上认定是杨妃玉环，于是张冠李戴，贻为笑话！

十岁的刘晏已经两次受到玄宗的召见，“神童”越发名扬朝野，人们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刘晏手捧玄宗皇帝御赐的象牙笏和黄绫袍，感恩载怀，戴德心中，愈加发奋学习，立志不务虚名，当一代忠直名臣，为大唐大子报效终生。

注释：

（1）《全唐文》卷22玄宗《命张说兼中书令制》。

（2）张九龄《曲江集》《祭张燕公文》。

（3）《杜诗详注》第二册。

（4）唐。郑处海《明皇杂录》卷上；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25.

（5）《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六年二月条。

（6）《新唐书。后妃传下》。

（7）《旧唐书。后妃传下》。

第一章　超世纪的盛会 第03节 走出京城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受教育和环境的熏陶，，一个人才干的发挥离不开实践的锻炼和社会的需要。

刘晏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敬献《东封书》，被玄宗授秘书省正字官，带到长安京城，一直生活在文士儒生云集的皇城里。他所处的年代是蒸蒸日上的开元盛世；他所受的教育是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执法公平，抑强扶弱的唐王朝正统观念；他所看到的是经济繁华，文化发达的长安，空前统一繁荣强盛的大唐王朝。

这的确是蒸蒸日上、勃勃生机的开元盛世。翻开旧新《唐书》，物价低廉、物资丰富、“仓库盈溢”的文字屡见记载。《旧唐书》卷八中说：“是时（开元十二年），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通典》中记述得更加详细：“（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指东京洛阳，西京长安）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文，绢一正二百一十文。”（1）

如此物丰价廉，老百姓日子还不好过吗，还不促进商业发展吗，还不带来社会安定吗？“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2）

这种国泰民安的日子有史记载一直到天宝初年（公元742年）：“时海内富贵，米斗之价至十三，青齐间斗馋（才）三钱，绢一正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寸兵，天下岁人之物，租钱三百余万缗（一缗等于一千文），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晋胡，唐代十斗为一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正，棉百八十余屯，布千三十五万端（二丈为一端）。”

（3）

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痛忆昔日的美好岁月。诗非实录，却也是盛唐写照：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镐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4）

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相对减轻，加上自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实行检括逃户客户，户口随之急剧增加。据新旧《唐书》统计，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盛唐增加了近一千二百万人口，达到了近五千三百万人口。统计数字的准确反映了组织的严密和对人口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对课税的重视和需求。

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重视教育，也带来了文化和科学的高度昌盛。唐朝诗歌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杰出的诗人成批成群涌现，汇出了诗歌的海洋，诗歌的世界。开元及天宝时代的诗坛，万紫千红，五彩缤纷，新人辈出，各领风蚤，体裁和风格均有创新，组成了唐代诗坛瑰丽的历史画卷。伟大诗人李白与社甫是我国诗坛升起的两颗永放光芒的巨星。以诗人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新乐府；以王维为代表的“田园山水派”、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派”等著名诗人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为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增添了异彩。与此同时，唐朝的散文、小说、词曲、音乐、绘画、雕塑等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和贡献。著名散文作家萧颖士（后人辑有《萧茂挺文集》）、元次山（元结，明人辑有《元次山文集》），以及号称“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公元768年-824年，世称“韩昌黎”，有《昌黎先生集》）、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有《河东先生集》）等推动了散文的蓬勃发展。小说日益兴盛，摆脱了唐初的神鬼志怪，充满了现实生活气息。词曲以诗的解放姿态进入了文坛，开始流曲民间。以“百代画圣”吴道子和雕塑家杨惠之为代表的大量优秀作品，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珍品。吴道子存世的《天王送子图》、《搜山图稿》是后人习其画风之作。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子玄）的《史通》、吴兢的《贞观政要》、地理学家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陇右山南图》等等，都是创造性的历史巨著，丰富了中国历史和地理学的宝库。

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数学最成功的应用首先在天文学方面。”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卓越才能早就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结论。在开元天宝年代，天文学计算、天文仪器制造和实地观测计算方面取得领先世界的巨大成就。闻名世界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发明了“黄道游仪”，发现恒星移动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他发起、组织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依据太史监南宫说等人的一组测量，推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比西方早了九十多年。他根据日影实测数据确定历法，编著了《开元大衍历》，纠正了前代历法中许多错误，对天文学发展作出巨大宝贵贡献。这部先进的历法以平朔望平气、七十二候、太阳和月球每大的运动和位置、星象和昼夜时刻、日食、月食、五大行星的运动和位置编述，为后代历法家所必尊，也为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所吸收。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同样也表现手工业制造方面的进步。在冶炼、铸造、纺织、印染、刺绣、雕刻、陶瓷、木器、造纸、煮盐、制茶、酿酒、皮革、服装等方面，百工兴旺发达。中国的丝绸一直饮誉世界，唐代开辟西域的丝绸之路为现世津津乐道。

在开元天宝年代，仅丝织方面，绸、绢、缎、丝、罗己达相当水平，绫有细绫、瑞绫、水文绫、方文绫、鱼口绫、绯绫、白编绫等，八蚕丝、轻容、花纱、紧纱、花罗、纹罗等花色品种琳琅满目，江南苏州、杭州已成为纺织业中心，官营作坊已出现官府出钱雇用的“和雇”，私营作坊中也出现了早期雇佣关系。1970年在西安市郊何家村发现的窖藏金银器，经考古确定，系李守礼-王府的遗物。其冶炼制造上工艺相当津湛，令人赞叹不已。如采用蜡模铸造法“合金银并成”，甚至采用简单的小型机械车床加工。其碗、盆、碟、壶、罐、锅、盒、炉等金银器，花形不同，鸟状各异，变中有律，律中有变。焊接有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镀刻也是巧夺天工，有一皮囊形银壶，两面各铸一马，马身涂金，颈系飘带，嘴衔一环，昂首扬尾，形象逼真，神采飞扬，为盛唐金银器的珍宝杰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开元时代的唐朝成为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望，亚洲以及世界各国都非常向往中国。中亚的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东南亚的天竺（印度及巴基斯坦）、骤国（缅甸）、真腊、狮子国（斯里兰卡）和室里佛逝（印度尼西亚）；东北亚的新罗和日本以及远在欧洲的佛-等国，都纷纷派遣使者，带着赠礼，来到唐朝，主动要求建立邦交及和平友好关系。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唐朝首都长安，外交使臣络绎不绝，各国外商云集不断。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纸张、中药材、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远销亚洲及世界各地。亚洲和世界各地的特产，如大食的香料和药材，天竺的胡椒和砂糖，波斯的骆驼、羊以及棉花、玫瑰等，也都不断输入中国。高度发达的唐朝文化引起亚洲和世界的关注。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就勉励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更是广泛吸收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从文字、佛教、儒学、医药、建筑到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农业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中国成了日本的文化母国。开元时代的大唐王朝直接促进了亚洲地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为人类文明的进展做出了宝贵贡献；互利互惠，双向互动，自然也促进了中国的自身发展。

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唐王朝实现空前的统一，版图从东到东南环临大海，包括台湾以及硫球（冲绳岛）、南沙群岛在内的海南各岛；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天然屏障，与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到帕米尔高原和大食（阿拉伯帝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交界；北到贝加尔湖（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东北面至外兴安岭（今俄罗斯勒拿河流域）以南，直至包括库贝岛在内的鄂尔茨克海（千岛群岛和亚洲大陆之间），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大唐王朝的繁荣与强盛超过了欧洲查里曼大帝统治时期的法兰克王国、地跨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国和雄踞中亚的阿拉伯帝国。这是唐玄宗和无数臣僚的历史功绩。

这一切，刘晏耳闻目睹；这一切，刘晏亲身经历。这一切，伴随着刘晏的脚步从童年走向少年，从少年又走向青年，对于他成为大唐王朝忠贞不二的贤臣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刘晏已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可谓满腹经文，胸怀壮志。这一年，玄宗下诏：内外官伯叔兄弟子侄中能任刺史、县令者，有关部门可推荐。是年秋天，河北、河南一带二十四州发生水灾，玄宗派御史中丞张倚到东都洛阳和河北赈灾。刘晏跃跃欲试，准备离开京城长安去当“外官”。不久，刘晏奏抄皇帝敕旨时，两行御批跳入眼帘，看到了玄宗的决心：“自今以后，三省侍郎阙，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阙，先求曾任县令者。”（5）他不由想到自己，自八岁在秘书省供职，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一个血气男儿岂能坐守长安，持禄保身。他知道，治国安邦，上靠宰相辅佐，下赖州县吏治；刺史是“治人之本”，县令是“亲民要职”。他也理解玄宗皇帝“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6）的急迫心情。他更清楚，尽管太宗、玄宗都反复强调出任“外官”的重要性，一些权贵之家屡屡为自己的官宦子弟谋求京职，不愿外任地方官。而出任外官的，往往是年老体弱或是犯了错误遭到惩罚贬斥才被委任刺史县令。久而久之，形成风气。他更看到，一些人出任京官，则欢欣鼓舞如同登仙；出任外官，则垂头丧气，如遭黜贬。致使玄宗皇帝不厌其烦，三番五次敕令内外官交流；选拔有才识的京官出任都督、刺史，同时调任政绩卓著的都督、刺史到京城做官，使之“出入尝均，永为常式。”（7）让宏才通识的京官去任外官，推动地方政权的治理；选调体察民情的外官充任京官，改善中央辅政更切合实际。一下一上，一出一进，京官外官互相交流，无疑对提高官员素质，推动“开元之治”起到一定作用。

一个宏愿在刘晏心中萌生，上书玄宗：不做京城内官，自荐出任外官，刺史不求，县令犹可。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大年初一，唐玄宗改元“天宝”，在兴庆宫勤政楼受朝贺，大赦天下百姓所欠租税，诸色赋役全免，宣告天下“吴穹孚-佑，万方无事。六府惟修，寰字晏如”。（8）并宣布所有官吏和平民中有文才武略的，各地推荐；京城文武官员有能任刺史者可自荐。群臣请玄宗加尊号“天宝”，成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界公认，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罢免贤相张九龄，委政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是“开元之治”进入晚期的标志，是唐玄宗由“明”趋于“昏”

的转折点。

但是，明君趋于昏君尚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其核心是陶醉于“万方无事”

的“告成功”，居安忘危；迷恋于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事”，近坚而疏贤，乐于歌功颂德，更喜阿谀奉承。

这一天，勤政楼前的广场好不爇闹！六钟奏起韶乐九章；钟、铃、磐、坝、琴、瑟、签、管八声齐鸣；天子乐舞八佾舞于庭，玄宗乘兴随曲起舞，与臣同乐，群臣百官兴奋之极。刘晏忍不住当即献诗一首《送文舞出迎武舞人》：六钟翁协六变成，八佾倘佯八风生。

乐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9）

然而，眼前的一切歌舞升平，荣华富贵，只是过眼烟云。刘晏即将面临的不是人神同感的清廓大地，而是大唐王朝日益显露的深刻矛盾。

刘晏的自荐，经中书门下省报请玄宗皇帝批准，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阳春三月，刘晏出任京城外官——山西夏县县令，相当于今天的县长。

刘晏踌躇满志，抱着一试身手的十足信心，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希冀，携带家小，骑马走出长安城东春明门。

马蹄得得，悠悠而行，田野变得广阔起来。刘晏来到黄河岸边，不禁回首西望长安，心中升起一股说不清的眷恋之情。长安还属于自己的么？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荣归京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竞是整整十八年，直到乾元三年（闰四月改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七月才重回长安。不过，那时的长安已是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一切今非昔比，故城不堪回首中！

刘晏渡过黄河，渐至夏县，出他意料之外，最先迎接他的是一群逃户的饥民。

刘晏的心不由一阵紧缩，皱起眉头……

注释：

（1）《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2）《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3）《新唐书》卷51《食货志》。

（4）《杜诗详注》卷13《忆昔二首》。

（5）《全唐文》卷35玄宗《重牧宰资望敕》。

（6）《唐会要》卷81《勋》（7）《全唐文》卷20玄宗《黜涉内外官制》。

（8）《全唐文》卷39玄宗《改元大赦文》。

（9）《旧唐书》卷30《乐歌九首》。

第一章　超世纪的盛会 第04节 黎民刻石

这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解决的棘手问题。税赋重，劳役多，民则逃亡，既存政治隐患，又影响财税收入，武则天晚年以来，政治黑暗，经济调敝。官府坚吏的敲诈勒索，使农民负担沉重。加上豪强劣绅和皇亲贵族“籍外占田”，大量兼并农民土地。农民积欠破产，不得不离乡逃亡，趋势有增无减，唐朝赖以生存的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大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玄宗为了扭转财政危机，改变国弱民穷的面貌，与豪强巨族作斗争，采纳鉴察御史字文融的建议，下达“作一招携、捉搦法闻奏”诏令。（1）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初，进行全国性的第一次检田括户。“招携”即招抚招诱，而“捉搦”则是捉拿追捕，可见玄宗采取宽严相济的方针进行检田括户。

具体做法是：各州逃亡之户，限在百日之内自首。凡自首逃户可以就地入籍编户，也可自愿返归故籍，到后免除当年赋租课役。如果过期不酋，作违法论处、强制性地递押边疆远僻地区，附为百姓；官府或私人敢包庇者一概抵罪。

但是这种逾期进行的“捉搦”递押效果欠佳，理所当然遭到逃户流民的抵制与反抗，又触发了新的逃户甚至对抗。所谓宽抚政策免除当年赋役，也是打了折扣的，就地附籍是“春附则课役并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没俱免”。（2）小帐算得如此津细，还有多少吸引力呢！安民利国的初衷，反而变成了扰民生乱的现实。于是，唐玄宗吸取教训，进行了第二次主在宽抚逃户的政策，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颁布《置劝农使诏》，将括户和括最剩田结合并举，“所在闲田，劝其开垦”，检查出来的被兼并上地全部没收，按照均田制分配给无地客户使用。对于帐外户口，一律登记注册，手续化繁为简，就地入籍；赋税由重变轻，免去六年的租庸调杂谣，新附客户仅交很轻的户丁税。

逃户的实质问题是土地问题。

检田括户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判官乘马巡视天下，亲自督察田户检括，客户附籍的落实情况；召集父老丁幼，当众宣读谕旨“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3）

民以食为天，当逃户农民获得土地，并免掉六年的赋税，得到官府承认的权利，能不“感其心”，“称父母”吗？检田括户获得了巨大成功。各地查出逃户八十多万，检田八十多万亩征收户丁税钱数百万婚（贯）。无庸多言，农业是唐朝的经济基础，均田制是大唐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检田括户对于巩固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劳役、兵役来源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开元盛世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检田括户是唐玄宗实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盛唐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在检田括户后的第二年，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才有封禅泰山的“告成功”。

但是，检田括户也带来不可避免的弊病。由于实行逃户就地附籍，有免赋六年的实惠，原有逃户减少，但形成与土著户纳赋的明显反差，无形中鼓励土著户成为新的逃户。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又只得下令：“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4）对新的逃户毫不客气，除照例交纳当年租庸外。还以先差使征役为惩罚，土著户毫无实惠，无疑负担加重，只能争当逃户，以减税赋，这无疑是括户籍田之后新的反抗和抵制，其原因是享受的权利和所尽的义务不能均等造成的。逃户，实质是逃税、逃赋、逃役，必然影响国家的稳定性收入。唐玄宗虑及国家的稳定收入和对土著户的抚慰，只能以放免地税租庸等予以抚慰。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十一月下诏：“天下百姓，无出今年地税之半，如已交纳，听折来年。逋租悬调，在百姓腹内者，一切放免。”

（5）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免征六年期满，逃户又趋向增加。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下敕令：“顷天下浮逃，先有处分，所在招附，便人差科，辄相容忍，亦令纠告。”（6）显然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也不能妥善解决。令人头疼的是“况在丰年，不能招缉，遂使户多虚挂，人苦均摊，务欲削除，更成诡故”。（7）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七月又敕令：“诸州逃人，先除籍帐，能自归复业者，其应征当年租庸资课。”（8）以史实为依据，唐玄宗对抚民恤民确是做了大量有益于老百姓的实事。如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下令：“京兆新开稻田，并散给贫人。”七月太子大敕：“京畿近辅，百姓所出，……应单贫下户者，特放今年半租。”（9）即便在坚相李林甫、杨国忠专权年代，唐玄宗也经常减免租庸地租，因为坚臣专权的斗争都在上层，下层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并没有明显影响，但随着唐玄宗疏政享乐，任用权坚，奢侈浪费惊人，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直到藩镇割据，逃户也就越来越严重了。到安史之乱后，全国只有在册二百多万户，陡减四分之三。正是在这种极端经济恶劣的条件下，刘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以自己杰出的理财才能，务求利国而不劳民，肥上而不损下。

刘晏离开长安，东渡黄河，行至夏县，路遇逃户饥民。其实逃户本不足为怪，对他来说早有耳闻，只不过是时移境迁，出他意料之外而亲眼目睹罢了。

他翻身下马，随即与逃户促膝了解详情。他弄不明白：逃户背井离乡，徒涉劳苦，既触刑网，又损家业，居且常惧，归又无依，成天提防官府拘拿，到时连家小全部发配边远荒芜地区，这到底是何缘故呢？经了解后他才明白，原来早在括户籍田时，一些有背景的实户，将实户虚报成逃户而减征税赋，同时又将实户的负担由邻保代出。加上去年（开元二十九年）秋天，河北、河南二十四州久雨成灾，波及夏县，百姓已成穷民，今春又旱，春荒难熬，租庸未免，只好迁徙客乡，争当逃户了。

刘晏一生勤俭，为官求实。《唐语林》第二卷中记述他当宰相时是“居安取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健，不务毛色”。他当宰相尚且如此，何况初任县令之时。

刘晏目视逃户，只见一个个蓬头垢面，体恤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由想到，圣上皇恩浩荡，怎么没有浩荡到夏县来呢！他想到，玄宗屡布德音，无数次下诏“农桑之时，不得妨夺，州县长官，随时功课”。（10）他又想到，“天其养生，在物最灵，惟人最贵”。天地之间，还有什么比人还珍贵的呢！

只有惠养黎民百姓，天下才能得以安宁。“州县长官，随时功课”。于是，他语词恳切，将圣旨下达，劝慰逃户回乡安居旧业，一年之计在于春。衣食之本在于农，养民之道，农耕为本。这些话说到逃户的心坎上，逃户农民谁又不知道这些至理名言哩！刘晏以一县之尊，立即授文，所欠租庸一概放免而后报其上。并下令开放义仓赈灾救民，度过春荒，不误农时，女工蚕桑，耕织并举，粟帛兼顾。逃户感恩不尽，遂弃逃返乡，复躁旧业。

刘晏一生清廉，守法持正，对有背景的实户虚报成逃户的不法行为，一经查实，悉数收回。他刚至夏县不久。闻悉司录参军收受实户贿赂布帛十余匹。即微服私访，装扮成一道士，替人察看风水，测字算命，对穷苦逃户，问好生辰八字，长叹一声：“你好命苦！”接着奉送一卦，念念有同，说得逃户信以为真，纷纷将实户勾结参军，假报逃户，贪赃纳贿的事实件件如实吐露。刘晏查实清楚，即刻回县升堂。拿下司录参军，进行审问：“你可犯罪知罪么？”面对事实，参军只得如实供认。刘晏冷眼一笑，又问参军：“你可知大唐法典？”参军早已面色苍白，胆战心惊：“奴才知罪！贪污布帛二十匹处死，在此以下者，堂杖或八十，或六十，或四十，削职为民，终生不用，包庇者同罪……”刘晏气愤地痛斥参军：“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当即堂杖六十，打得参军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并如数没收赃物。百姓闻知，无不拍手称快！纵观盛唐之世，州县官吏大部清廉，素质较好，恐怕与唐玄宗亲自倡导，惩恶扬善，制定的法律是有很大关系的。

夏县自古水涝居少，旱灾居多。刘晏组织农民筑堤修坝，蓄水防灾，沟通渠网，旱涝保收。但丰收之后又带来新的问题，即谷贱伤农。刘晏又依照玄宗“理国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使家有三载之储，国有九年之蓄，虽遇水旱，终保康宁”的思想，“及时每斗加于时价一两钱收”，（12）

高于时价收购，调动农民积极性；而至春荒，又低于市价卖出，平抑物价上涨，使广大农民免于饥荒。一年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春，刘晏述职奏报中书省转呈玄宗皇帝，玄宗阅后龙颜大悦，在诏中说：“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对刘晏给予了褒奖。道理实在是简单明确，只有老百姓富足，有稳定性的赋税收入，国家才能富；要想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开明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治国方针。刘晏正是这一善政思想的具体实践者。安史之乱之后，盛唐陷入战祸，经济迅速滑坡，他身为宰相，将“将欲富国，必先利人”的思想变成“将欲救国”、“将欲复国”，“必先利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唐朝得以迅速恢复经济。

《旧唐书》称：“史臣曰：历代躁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危人自安，变法以弄权，敛怨以构祸，皆有之矣。如刘晏通押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晏治天下，无甚贵甚贱之物，泛言治国者，其可及乎！”（13）《新唐书》则称刘晏“为管（仲）、萧（何）之亚”。

是“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14）聚敛财富而不伤民劳民，用自已的才能和理财方法使国家富裕，确是管子“不籍赡国”（15）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是不用增加赋税而通过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的方法达到国泰民安。这无疑是利国利民的上策。而一味靠增加赋税来使国库充裕，对于统治者来说则是搜刮民财的“苛政”。

刘晏的这一思想在安史之乱后得到具体发挥。他的理财实践和功绩也实现了“不籍赡国”的主张。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记述。

刘晏在夏县初试不凡身手，“神童”意气奋发，又调往河南温县任县令，同样又获得成功。这时，唐王朝正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受宠的时代，坚相杨国忠又在借杨贵妃受宠而爬上副宰臣地位，唐玄宗由明君正踏上昏主之途，长安兴庆宫里再不是既“兴”又“庆”，而是日益腐败，权坚当道，陷害忠良，冤案迭起，宦官结党。大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

但是，黎民百姓不知道，也管不了皇宫里争权夺宠的生死之争，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眼前的现实，用自己善良纯朴的心来明辨是非善恶，清浊昏明。

当刘晏要离开温县升迁侍御史时，温县百姓刻石立碑颂德：“曹州南华刘公士安，海内望族，人轮德范，天下贤良，扬于四海。八岁敬书东岳，谓之神童，人仕正字，览书万卷，且兼宏略。清廉自正，津励勤职，图艰思易，为民造福。当刻石以传，模范永垂。”有史记载：“天宝中，（刘晏）累调夏令，未尝督赋，而输无通期。举贤良方正，补温令，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再迁侍御史。”（16）

“刻石以传”的具体记述已无从查考，但举贤良方正如数向国家输交税赋，从来没有欠缺或是超期倒是事实。看来，他决不是不顾老百姓死活地逼命催交，否则，“草民”也不会刻石记颂。

“再迁侍御史”也说明刘晏自身公正廉洁，俭朴，勤奋，守法执法，敢为民作主。侍御史就是谏官，朝廷选拔刚正不阿的官员充任，秉公执法，进行督察，据实可弹劾百官。头戴高五寸的执法帽，可以当着皇帝的面亲读弹劾文进行弹劾，维护纲纪，整贪肃污。可惜史料没有记述刘晏这方面的作为，笔者难以笔下生花。可能是当时坚相李林甫当任，刘晏也只能是拍拍“苍蝇”，难打“老虎”，治下而不可犯上。不久，爆发了安史之乱，一场浩劫自天而降，无情地粉碎了大唐王朝的开元天宝盛世。唐玄宗被迫走下历史舞台而抱憾终生，也急速地把刘晏推进战火之中，推上拯救复兴大唐王朝的历史舞台。

注释：

（1）《册府元龟》卷63《帝王部。发号令二》。

（2）《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

（3）《旧唐书。宇文融传》。

（4）《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二月条。

（5）《唐大诏令》卷77《谒五陵敕》。

（6）《唐大诏令》卷104《处分朝集史》。

（7）《唐大诏令》卷104《处分十道朝集使敕》。

（8）《册府元龟》卷486《户籍》。

（9）《册府元龟》卷85《册太子大赦》。

（10）《唐大诏令》卷108《兴庆宫成御朝德音》。

（11）《唐大诏令》卷83《原减囚徒赦》。

（12）《册府元龟》卷502《平籴》。

（13）《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14）《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15）《管子。山国轨》：“不籍而瞻国，为了有道乎？”

（16）《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第二章　动乱中的险恶官场 第01节 刘晏与李白

国得贤臣则安，国失贤臣则危。贤臣往往敢于直谏而失宠，坚臣往往善于求媚而得势。

历史常常无情地向人们表明，愈是备受重用的野心家，愈是会不竭余力地表示“忠诚”，也愈是要蓄谋篡夺权位。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由于唐玄宗的昏庸腐败，被他恩宠重用的边将安禄山，伪造唐玄宗的“密旨”，打出“平祸乱”诛灭坚相杨国忠的旗号，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起兵范阳叛乱。由于唐王朝重外轻内，中原地区已是一百二十余年没有经历战争，黄河以北又在安禄山管辖之下，叛军一路所向无敌。所经州县，不是投降迎敌，就是弃城逃命。官军望风瓦解，不战即溃。安禄山乘着铁车，以骑兵突袭奔进，仅仅二十三天，就打到黄河岸边。没等唐玄宗“亲征”的官员集合完毕，东都洛阳顷刻沦陷。从范阳叛乱到占领洛阳，仅短短三十三天！叛军一路烧杀抢掠，繁华的东京陷入铁蹄浩劫之中。大唐王朝仿佛是只“纸老虎”，屡战皆败，唐玄宗倏地从盛世顶峰跌落下来。这时，刘晏因战乱，从温县逃出，“避地襄阳”。（1）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勤政楼前的八佾不再倘佯，九韶之乐的音符嘎然停止，王大娘的绝妙杂技“戴竿”也不复存在，大唐帝国歌舞升平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朝野上下，以至历代后世跨跃时空界限，达成一致共识，这是唐王朝的历史转折点。然而，安禄山刚愎自用，鼠目寸光，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初一，迫不及待地登上皇帝宝座，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自戳“奉密旨”诛杨国忠的谎言，过一把皇帝瘾，由进变守，深居宫闱，沉溺酒色，渐失锐气，使唐朝获得了喘息的宝贵机会。倘若安禄山一鼓作气，占据东京洛阳后，亲自督军攻破潼关，直捣长安龙庭，再横扫江、淮，恐怕唐王朝就很难平定这场叛乱，历史将重写。

经半年相持，唐王朝的颓势有所稳定。在河北，以颜杲卿和族弟、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为代表，在沦陷区首举义旗进行抗战，切断了从洛阳至范阳的驿路，给安禄山带来后顾之忧，不得不分散兵力。唐朝著名将领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河北一带屡创叛军。著名老将哥舒翰领兵镇守潼关，御敌于关外，形势渐趋稳定。然而，昏君唐明皇平叛心切，竟在坚相杨国忠的纵容鼓说之下，不顾客观条件，一再强令哥舒翰出关征战。哥舒翰君命难违，号称有二十万的官军，仅仅五大就被安禄山的骁将崔乾-一举击败，致使全军覆没，哥舒翰被俘而降，潼关不攻自破。一代盛世之主唐玄宗顿感一切无可挽回了，只得仓皇逃命。天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逃离长安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马嵬驿事变。正如《长恨歌》所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坚相杨国忠被怒不可遏的禁军杀死，杨贵妃也难逃厄运，唐玄宗被迫“割爱正法”，赐死缢杀了自己最宠爱的贵妃。唐玄宗仓皇逃命，连自己爱妃的生命都保不住，又怎能成为百姓之主，率众平叛，恢复李唐王朝呢？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太子李亨身上。

父子分道扬镳。唐玄宗走上崎岖的蜀道，向成都而去。太子李亨则率两千余人马北上朔方。七月十日，李亨到达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十三日，即位于灵武县城南楼，史称唐肃宗。肃宗亲御南门，群臣欢呼“万岁”。

在战乱中即位称帝的肃宗，激动得涕泪横流，左右官员无不感动。肃宗即大赦天下，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大帝”，并派使者赴蜀报告。实际上，玄宗此时尚未传位，肃宗及支持者是急不可耐地抢位。古时，信息不便，直到近一个月后，玄宗到达成都已近半月，灵武使者赶到成都，玄宗才知太子即位。不过，玄宗必竟是历经风雨的大唐天子，也有大唐天子的谦谦风度，闻而则喜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2）不几日，颁布《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此事做得倒也体面、大度。

当肃宗在灵武即位时，玄宗正颁布一道重要的制令，检讨自己的“不明”，“致令贼臣内外为患”。所谓内外贼臣，指的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制文还自责道：“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贻祸海内，负兹苍生，是用罪己责躬。”

昏君经过几乎亡国的教训，终算有了明智和清醒。在这道制文中，还宣布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史，任务是“南收长安、洛阳”，担当平叛的重任。同时又宣布诸王子分别领兵：永王李-为西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等四道节度都使，江陵大都督；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准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对于明皇任命诸皇子领兵分管几个地区，谏议大夫高适曾劝阻，主要是担心皇子争权夺位。唐玄宗基于“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3），急于平定安禄山叛乱，而没有听取。为了平乱的需要，玄宗撤手放权。实际上，他也管不住了，由各皇子自己任命选择郡县官员。

安禄山攻陷洛阳后，玄宗曾命永王李-为山南节度，但永王并不出阁，实际上由副史全权负责。事过半年，长安又陷敌手，首都被占，形势恶劣。

玄宗再任永王李-为四道节度使。可见此时权力和管辖范围都比原来大得多，而且是出阁亲任。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永王李-于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九月，来到湖北江陵，开始了“图谋异志”，另立王朝的分裂活动。安史之乱期间，湖北江陵可谓战略要地。因为河南、河北已为叛军占据，唐王朝财政收人愈来愈依赖富庶的江南提供税赋。由于原来的汴水漕运已经断绝，江准租庸只有改道江汉，由荆襄输至关中。这对于以后平定安史之乱，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永王李-是唐玄宗第十六个皇子，年幼时母亲郭顺仪身亡，太子亨（肃宗）收养了他。夜里还搂着他同榻而眠，可见手足情深。永王自幼聪明好学，但相貌丑陋，且有眼睛斜视的毛病。当时，江淮租庸像山一样堆积在江陵，永王-来到江陵随即恣意招募了几万名将士，招兵买马，破用数亿。这时刘晏正在襄阳。永王赏识刘晏的才华和为人，便“署晏右职，固辞”（4）。永王-委任安排刘晏相当高级重要的官职，刘晏却坚决拒绝了邀请。他给当时并不属于管辖自己的宰臣房-上书了一份公文，“移书房-，论封建与古异”说：“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5）他忧虑重重地认为，现在各皇子出深宫领兵辖地，一旦求望武王、文王之功，为争夺皇位进行割据，无法平叛，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果然被刘晏言中。永王身边的谋士薛-、李台卿、苏垧等人给永王出谋划策说：如今天下大乱，只有南方富庶安定，永王掌握四道军队，封疆数千里，应该占据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南，好像东晋那样，分领天下。

永王自幼生长在深宫，不明世事，他的儿子襄城王李惕，掌握兵权，勇猛好战，左右为之眩惑，一个个都晕了脑袋，谋反的决心狂肆地付诸行动。

当时肃宗已离开“龙飞”之地灵武，经顺化（今甘肃庆阳），于十月初抵达彭原（今甘肃宁县）。当他知道永王要东下占据金陵，遂下诏令永王“归觐于蜀”，回四川到玄宗的身边。永王正野心勃勃，怎么可能从命？节度都副史李岘看永王要起兵争天下，便推辞说自己有病，离开永王到肃宗那儿去了。肃宗也早就知道刘晏的才华。神童之才，朝野之间，无人不晓，当他知道刘晏拒绝永王的邀请，更要争取刘晏，于是诏命刘晏为户部度支郎中，兼侍御使，专领江淮祖庸。刘晏闻旨，欣然领命，由襄阳前去吴郡（今江苏苏州）就任。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历史注定给后世留下遗憾，中国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似乎比刘晏多几分浪漫，少几分实际，误从永王，给后世留下了多少疑惑和不解。

“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之功，不可致。”刘晏基于这样的认识，坚决没有答应永王任命的高级幕府右职。而李白不管是胁迫也好，还是从命也罢，终成永王的高级幕僚。一个从实际出发，对全局深思熟虑，顺应历史潮流；一个则从理想出发，脱离实际，缺乏深思熟虑，认为当官可以报效国家，误从搞分裂割据的永王.正当李白登上楼船，随永王沿江东下，没有“一扫胡尘”，而是直捣吴郡（今江苏苏州）时，刘晏与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正在谋划如何抵御永王的进攻。

李白与刘晏分属的两个营垒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争，血与火的较量。

一个是诗仙，一个是神童，二人毫无恩怨，却各为其主成了对立面。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一月，虽已立春，却似寒冬，河面结着一层薄冰。可怜江南人烟稠密，却不能战，面对永王的大军压境，不禁纷纷南逃。

李希言与刘晏等人商议，先书一信给永王晓明大义：逆胡安禄山已占据河南、河北，洛阳、长安两京沦人水火之中，李-不灭胡贼，却奔袭江南，于国家社稷损而无益，理应退兵而回。

永王接信一看，信中竟然直呼自己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随即派部将浑惟明直捣吴郡，进攻李希言；又派季广琛进攻广陵采访使李成式，但重点进攻李希言，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暖和丹徒（今江苏丹徒）太守阎敬之率兵抵挡，李成式也派部将李承庆前来协助，共同抵御永王的进攻。

谁知首战即败，全军覆没。阎敬之被斩，元景曜和李承庆见永王锐不可挡，二人率众不战而降。永王军威大震；江淮一片惊恐，许多唐朝官员望风而逃。李希言看到自己派出的人马，不是战死就是投降，心中十分害怕，与刘晏共商退策，准备弃城而逃。

刘晏力劝李希言说：“永王不服君命，必将灭之！弃城而逃，无疑助纣为虐；当以据城固守，断不可拱城投降。”李希言听从刘晏的意见，随即让刘晏领兵驻守余杭（今杭州西余杭县），李希言驻守吴郡，以便互相支援，互相配合。

永王乘胜前进，直抵吴郡，李希言感到自己力量单薄，实在难以顶住永王的进攻，弃城而逃，领兵与刘晏合在一起。刘晏在余杭积极进行抗击永王的准备，广招兵员，驻城待战。永王见刘晏死守余杭，准备决一死战，便没有进一步南下。这时，他的谋士认为，吴郡已占，重点在攻克扬州和金陵。

于是，集中兵力向西挺进。正当李白还蒙在鼓中，欢欣赋诗“楼船跨海次扬都”，“帝子金陵访古丘”之时，唐肃宗知道永王已进兵江、淮，进行了部署：设置淮南节度使，管辖广陵等十二郡，派高适担任节度使；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管辖汝南等五郡，来-担任节度使，命他们和江东节度使韦涉一起对付永王，进行讨伐。

永王进兵江、淮，与肃宗争权，反映了唐肃宗继承皇权的不稳定性。正如刘晏所担心的那样，“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之功，不可致”。其根源还是唐玄宗造成的，他宠爱无比的安禄山起兵反于范阳，他恩宠重用的坚相李林甫、杨国忠误国祸民，弄得他众叛亲离，只好寄望于诸王子领兵平叛。其实，他自己就是靠政变上台的，应该明白“诸王出深宫”，一旦领兵，必然会“望桓、文之功”的道理。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应该承认，从封建道德皇权观念来说，唐肃宗派出高适和来-分别担任淮南、淮南西道节度使，决心讨伐永王，至此，永王理应成为反王。

当永王要占领扬州、南京时，广陵采访史李成式和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奉命讨伐。李铣率领数千兵员及骑兵进驻扬子（今江苏邗江），李成式派判宫裴茂率三千士兵进驻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准备合兵讨伐永王。李铣在江边插了很多旗帜，并在江上进行检阅。永王和儿子李惕登城眺望，见江北声势很大，不免心中恐惧。大将季广琛对诸将说：“我们属从永王来到这里，天命还没有到，人谋已经堕毁，不如趁着还没有交战，早想出路。不然，死在刀箭之下，只能永做叛臣了！”诸将都同意。于是，季广琛率领部下奔向广陵，浑惟明奔向江陵，冯季康奔白沙。也就是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所说的“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永王知道诸将皆逃，马上派骑兵去追季广琛。季广琛说：“我感谢永王的恩德，所以不想和他打仗。如果逼我，我就无可奈何了，只能回兵作战！”骑兵回来报告，永工十分忧虑，主将皆逃，何以能战？一时束手无策。当天夜里，李铣派部卒点了很多火把，每个人点两支，隔江望去，火光闪闪。这时，永王部队里也有人点上火把相应。永王一看，心惊胆战，以为李铣的部队已经过江，便急忙带着家眷和部属连夜逃跑。到了天亮，才发现李铣并没有过江，于是又返回城里，带兵乘船仓皇逃走，幕僚也各自逃离，即李白所说的“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肃宗的江北军队派出的侦察兵报告说：“永王已经走了。”于是，江北军过江齐进。当时，江北军招募了约有二十人的敢死队，作为先锋抵达新丰。

但敢死队到新丰后竞喝得酪酊大醉。永王听说江北军来到，派儿子李-和部将高仙琦去迎击。江北军驿骑奔告敢死队，敢死队被惊醒后立即骑马迎战。

双方正打得难分胜负时，李铣带大队赶到，从左右两翼夹击，李-肩膀中箭，致李-军大败。李-被乱兵杀死，高仙琦等四人保护永王南奔到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司马陶备闭城不让进。永王大怒，下令烧城，搜罗仓库物资和兵器，准备翻过大庚岭，奔往岭南。江西采访使皇甫-派兵追上，永王中箭被俘，皇甫-在传舍（旅店）私下将永王杀死，玄宗的第十六子就这样命落黄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皇甫洗派人将永王的家属送到四川。唐肃宗知道后说：“皇甫洗既然生擒我的弟弟，为何不把他送到四川，却擅自把他杀了呢！”下诏罢免皇甫-的官职，决定终生不用。

刘晏在反对永王的战乱中，先是固辞受职，尔后积极组织力量抗击，保护了江浙一带人民免遭战火的灾难，进一步得到唐肃宗的信任，一再受到升职重用。

李白由于误从永王，遭到流放夜郎的惩罚，途中遇赦，获得释放。他的报国雄心依然不减。当他知道唐朝著名战将李光弼“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

后，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6）。后因年高有病，只得半道退还。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李白客死当涂县令李阳冰处，中国最光辉灿烂的诗坛巨星从此殒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宗即位后，尚不知道李自已经逝世。代宗大概考虑到李白从永王实非是李白的过错，而是朝廷不能任贤举能，遂下诏书拜李白为左拾遗。但又惹得中国历代文人学士的讥笑斥骂：生不及禄，没而称官。

注释：

（1）《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2）《资冶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

（3）《全唐文》卷366《玄宗幸普安郡制》。

（4）《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5）《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6）《李太白全集》卷15《闻李太尉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

第二章　动乱中的险恶官场 第02节 初遭打击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永王谋反被平定后，刘晏由于固辞永王，并坚守余杭，抗击永王，更加得到肃宗的重用和提拔，“召拜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刺史，迁河南尹”。他对于自己的功绩，颇具儒学的谦恭道德修养，宁可多干，不可多说，或者只干不说。史书称他是“终不言功”。（1）

这一年，对唐王朝来说是大吉大利的一年。正月，安庆绪勾结御史大夫严庄，指使阉官李猪儿谋杀其父安禄山，继承了帝位。九月，唐朝官军进行战略反攻，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率步卒不过千人，骑军不过三百，逃往黄河以北邺城（今河南安阳）。安禄山的主将史思明也率部投降，被肃宗封为归义王。官军大举反攻，河北、河南大部平定。十二月，唐玄宗、唐肃宗父子在长安“二圣相见”。长安、洛阳终于光复。第二年（公元758年）二月，改元“乾元”，举国一片欢腾。

但是，“归义王”并没有归义。乾元元年（公元75S年）六月，史思明在范阳杀死唐朝使者，重新叛乱。当初不过是为重整旗鼓，玩弄假投降的花招而已。十月，唐朝官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让皇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援。

史思明率兵十三万再次南下中原。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月，史思明设计杀死安庆绪，北还范阳称帝“大燕”，改元“顺天”。九月，又南下夺取郑州，再陷洛阳。唐肃宗面临唐玄宗在洛阳初次沦陷的境遇。东都洛阳几经易手，饱受战祸浩劫，土地荒芜，连年饥荒，物价腾昂，百姓士庶陷了极端困苦的生活之中。上元元年（乾元三年闰四月改上元，公元760年）二月，唐王朝监军鱼朝恩错误估计形势，强逼李光弼在邙山与叛军作战，叛军史思明大胜。同年三月，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窃据洛阳称帝，改元“显圣”。

但是，唐王朝的日子也不好过，主要问题是国家军费开支浩大。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肃宗派御史大夫郑叔清前往江、淮，将富户豪商的所有家产，按五分纳一，叫做“率贷”，但仍不足以当军费。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国库空虚，军费不足。

战争时期似乎更需要铁腕人物。不久，郑叔清调往长安任京兆伊。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户部侍郎第五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于战争经济的需要，“以国用未足，乃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用之。

及作相又请更铸重棱乾元钱，一当五十，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

（2）这一搞，货币政策乱了套，谷价腾贵，老百姓手中的开元钱迅速贬值，以至于斗米卖至七千文，饥饿死亡的人枕卧于道。同时，盗铸钱币的现象犹如洪水泛滥，长安城里的寺庙庵观中的铜钟、铜像被就地化为铜钱，犯禁的人擒捕不绝，冒死相犯。京兆尹郑叔清采取强硬措施，数月里，仅用杖榜就打死了八百多人，哭号声长夜不绝。京城长安弄成这个样子，郑叔清只有下台，第五琦也被指责为变法之弊。肃宗于当年十一月将第五琦罢相，贬为忠州长史。

郑叔清的下台给刘晏带来了机会。（闰四月改上元元年，公元760年）

五月，刘晏“进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使”，并“兼京兆尹”。

（3）

刘晏自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出京城任夏县县令，已整整十八个年头，亲历了安史之乱，经历了大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他当年走出京城长安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再回京城已是年过不惑的中年人，时代把他推上了国难当头的历史舞台。命运往往捉弄一个诚直的忠臣，他第一个跟头就载在京兆尹的官职上。

刘晏奉旨赶往京城，一路所见，触目惊心！正如李白所叹：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4）

又如杜甫所言，令人感慨万千：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5）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6）

唐朝留下的大量诗文都能见到血流如河、尸陈遍野，极其悲惨的描写。

“室中更无人，惟有侞下孙。”（杜甫：《石壕吏》）“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杜甫：《无家别》）“处处蓬蒿遍，归人掩面看。”（刘长卿：（《逢人归鱼阳》）“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

（元结：《春陵行》）老百姓早食草根，晚食树皮，连说话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可见生活悲惨到了何种程度！叛军每破一城就烧杀抢掠，财物、妇女洗劫一空，老、弱、病、幼惨遭杀害。官军也是如此。唐肃宗当初乞请回绝兵支援时，条件就是收复两京后，土地、士庶归唐朝，而锦帛、子女归回纥。

光复洛阳后，履约抢劫三天。最后，洛阳父老送一万匹“锦帛”，才算罢休。

就在刘晏任京兆尹后不久，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污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江、淮发生了所谓的刘展之乱。十二月。淮南节度使邓景山招引兵马使田神功率军协助平叛，神功军“入广陵（今江苏扬州）及楚州（今江苏淮安）”，大肆抢劫杀戮，大食（阿拉伯）、波斯（今伊朗）

等商胡被杀达数千人。为了抢劫财宝，“郡内比室发掘略遍”（7），使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苏州、杭州等地均深受其害。逆胡、官军是一样无恶不作，士庶百姓身受双重灾难，国家和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官逼民反”。铁一般的血的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刘晏：只有民安，才能国泰。如何做到不扰民劳民而又能迅速恢复大唐王朝的昔日风貌，成为一个重大课题放在刘晏面前。

刘晏就任京兆尹不久即去京郊视察。京城满目疮夷，京郊更是凋零荒芜。

恢复农业生产是大事。刘晏当晚秉烛夜书，上书一道奏折呈肃宗皇帝：“当府蒿荒地，其本户有能复业者，请蠲免差科；如无复业者，请散给居人及客户，并资荫家，随例纳官税，所冀田亩不荒。”（8）这无疑是恢复生产的积极措施，只有鼓励农民生产，官税收缴才有保证。肃宗很快批准，京郊生产开始有了生气。它类似玄宗年代的检田括户，不同的是，基于战争平乱时期，没有给予免赋六年的优惠条件，而是“随例纳官税”。故史家对刘晏评价是：“总大体不苛，号称职。”（9）

国与民的利益常常是对立的，躁国之算往往建立在损民的基础上。如何公私兼顾，做到国与民的两者统一，并非易事。由于第五琦策划决定新铸乾元重宝钱造成失误，刘晏作为铸钱盐铁使，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币值，抑制物价上涨。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六月，刘晏给皇帝起草的诏书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场，也宽容地为第五琦下了一个台阶：“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利铸颇多，吞并小钱，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坚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籍变通，期于折衷。”然后决定：重棱乾元五十价钱，减作三十文行用，币值降下来；开元旧时钱一当十文行用，币值升上去。这种变通的折衷确是制定币值高超能力的表现，既防止了币值的大起大落，又安定了人心，言语之中对第五琦没有任何责难，而是用权宜之计的“知非经久”一句话给予了解脱，可见刘晏能团结同僚，这对以后与第五琦分领铸钱盐铁转运方面，各管唐朝半壁江山，打下了长期共同合作的基础。不过，刘晏是一系列政策的决策者，而第五琦是执行人，对唐王朝平乱后的经济恢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古以来，京官难当。长安是达官豪门聚集之地，刘晏为官清廉，不会吹牛拍马，又不善应酬，更没有后台，在皇帝眼皮底下做官是很难的，任何触动皇帝利益、天子龙颜的人，会顷刻遭到灭顶之灾，轻则遭贬，重则伤命。

三个月后，上元二年（九月以后去上，公元761年）九月，刘晏的尽职之举竟遭劾被贬。

事情的起因在于老坚巨滑、诡计多端的司农卿严庄这个老官僚身上。

严庄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是安禄山身边的孔目官太仆丞。范阳起兵，伪造唐玄宗“密旨”敕书，就是安禄山与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等人共同密谋策划的。严庄可谓安禄山的元老，多年鼓动安禄山反叛的罪魁祸首之一。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双眼视力逐减，病情愈来愈重，脾气越来越坏。

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已是双目失明。他暴饮无度，追求享乐，其胖无比，加上又生恶疮，性情更加暴虐无常。严庄虽然得到安禄山的重用，但也不免时时尝到安禄山掌耳光的滋味。安禄山对左右侍候他的人，凶狠暴戾，稍不如意即鞭打，甚至杀掉，弄得人人自危，心中十分怨恨。阉官李猪儿挨的打就更多了。李猪儿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是契丹人，十几岁就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见他聪明伶俐，要收他做宦官。据说，是安禄山亲自阉割了他。由于被阉时流血过多，奄奄一息，安禄山连忙用草木灰止血，居然转危为安，活了过来。李从此为宦官，深得安禄山的喜爱和信任。

安禄山与爱妾段氏生了爱子安庆恩。安禄山宠妾心切，打算立安庆恩为继承人，废掉安庆绪。安庆绪为此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被杀掉。严庄怀着个人目的，和安庆绪、李猪儿密谋杀掉安禄山。严庄说：“这实在是事不得己，机不可失的事情。”安庆绪没有多少文化，只会骑射，缺少智谋，说话也语无轮次，对严庄是言听计从，说：“兄想干什么事，我都敬从。”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被打的次数，自己记得清吗？不做大事，总有一天，你会被他杀死的！”二人指使李猪儿刺杀安禄山，李猪儿答应了。

一天晚上，严庄和安庆绪带兵守在房外，李猪儿提刀直人房内，用刀猛砍安禄山的肚子。为了防身，安禄山睡觉时枕边总是放着一把刀。这时，他忍着巨痛，用手摸刀，由于眼瞎和慌乱，没有摸着刀，摇着床纬大喊：“一定是家贼！”不一会儿，气绝身亡。

严庄、安庆绪见安禄山已死，便叫人在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将安禄山的尸体埋在床下，严令宫中所有人不得泄露。第二天一早，严庄对外宣布，安禄山病重，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继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任命严庄为御史大夫，封冯翊王。

安庆绪称帝后，日夜纵酒玩乐，比安禄山更加昏庸，无论大小事情，皆由严庄决定。严庄则对众将厚加官爵，借以收买人心。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豫领兵十五万，“号二十万”，与副元帅郭子仪会合扶风，与叛军激战香枳寺，十万叛军被斩首六万级，被俘二万人。“宫军大胜，收复长安。十月，郭子仪、广平王乘胜东进。安庆绪以御史大夫严庄为帅，统率洛阳全部驻军，抗击官军。叛军又大败，后退五十多里，人马互相践踏，兵器戈甲，从陕郡到洛阳城丢得一路都是，被杀伤九万人，被俘一万人。严庄弃城东逃，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狼狈逃向洛阳，向安庆绪报告兵败情况。第二天，安庆绪及其党羽连夜从洛阳苑门仓皇出逃，退至黄河以北邺城（今河南安阳）。官兵光复东都洛阳。至此，洛阳沦陷一年十个多月。

善于窥测方向的严庄，此时断定安庆绪已不成气候，自己身为唐朝叛臣，恐秋后难以算账，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于十月率领残兵败将向官军投降。

十二月，唐肃宗在长安迎接从洛阳凯旋而归的广平王、郭子仪后，任命严庄为司农卿。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时隔两年，史思明再陷洛阳，唐王朝又一次震动。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二月，唐王朝派李光粥讨伐史思明。叛军大胜，长安吃紧，实行戒严管制。三个月后，刘晏来到长安，任职京兆尹。

京城的安危关系到唐王朝的兴亡盛衰。刘晏怎敢怠慢！

由于叛军的胜利，唐王朝里曾任伪职的官员及心怀不满的人又在蠢蠢欲动。

上元二年（九月后去上，以建子月为岁首，公元761年）建子月壬午，唐肃宗登朝受贺，突然有人告发鸿胪卿康谦通敌史朝义。他的女婿在史朝义任伪职，他本人原是胡商，天宝年间为安南都护，投靠杨国忠，提升为官将军。据告，康谦暗中叛变投敌，而且事连司农卿严庄。于是，肃宗下旨，立即将康谦坐诛，并将严庄逮捕入狱。刘晏作为京兆尹，派遣官吏把严庄的住宅看守起来，监视他家属的行动，防止通风报信，走漏消息。这完全是刘晏职权范围内的防范措施，但招致了严庄的怨恨。唐肃宗原本对严庄的案子很重视，要加以严办。可是经过上下活动以后，肃宗不但赦兔他无罪，而且当面召见，对他表示问候。严庄巧舌如簧，在肃宗面前反咬一口，诬劾“刘晏有野心，居功自傲，根本不尊重皇帝陛下，经常把皇帝在禁宫和他说的话，在外边传播取笑，对皇帝有抱怨之言”。唐肃宗心底狭窄，严庄的诬告正中弱处，心中十分气愤，便信以为真，随即下诏：“贬晏通州（今四川达县）

刺史。“（10）

刘晏首任京兆尹不过一年又四个月，便遭到自八岁任秘书正字以来的人生第一次打击。

刘晏又一次离开京城长安，骑马走上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可这时刘晏却深深感到，蜀道再难，也难不过官场的不测风云，一切只能自当翼翼小心，断不可妄自为之！

一阵秋风吹过，鸦声阵阵，北雁南飞。

刘晏孤独地走在蜀道上，抬眼一看，满目萧然，漫山蒿草已经桔黄，几片落叶在身边飘过。他不由叹息：人如草木春秋，有荣也有枯；看官场莫测，有沉也有浮。

注释：

（1）《新唐书》149卷《刘晏传》。

（2）《旧唐书》123卷《第五琦传》。

（3）《新唐书》149卷《刘晏传》。

（4）《李太白全集》卷2《古风五十九首。第十九》。

（5）《杜诗详注》卷7《垂老别》。

（6）《杜诗详注》卷7《无家别》。

（7）《旧唐书》卷124《田神功传》。

（8）《册府元龟》卷678《劝课》。

（9）《新唐书》卷49《刘晏传》。

（10）《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建子月条，新旧《唐书》《刘晏传》。

第二章　动乱中的险恶官场 第03节 让官颜真卿

刘晏被贬为通州刺史半年后，唐玄宗、唐肃宗相继病逝。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初五，太上皇唐玄宗积郁成疾，终于一病不起，逝世于太极宫西内神龙殿，享年七十七岁。

唐玄宗去世的第五天，即四月初九，御史中丞兼江、淮五道祖庸使元载依附肃宗宠相李辅国，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任度支转运使如故。

元载，字公辅，凤翔歧山（今陕西省）人。出身寒微。由其母带着嫁给员外官元景升，改姓元氏。自幼好学能文，博览诸子宏文及史书，对道家书籍尤有研究。因家庭贫困，徒步随别人去参加乡试，屡试未中。天宝初年，唐玄宗崇拜道教，下诏求荐津通庄、老、文、列四子的贤才学者，被选人高科，补授新平尉之职。后经监察御史韦镒荐引为判官。

肃宗即位后，急于改善军政事务，平息安史之乱，诏令各诸道郡随才擢用官吏。元载在江左避难，吴郡太守、江东采访史李希言表请元载为副职，拜为祠部员外郎，迁洪州刺史。东西两京收复后，元载人朝为度郎中，并被肃宗委以出使江淮，都领漕运事宜。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初，加官御史中丞，为江淮五道租庸使。这时，刘晏尚在江淮。他们相交不错，关系友好。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元载不顾上年江淮大饥、百姓易子而食的悲惨现实，不问兵荒，不问百姓有无，强行按籍追征江淮地区八年来（八年，是指自天宝十三载至上元二载）所欠租庸。元载收缴租庸的办法是，选择豪吏为县令督办，不管欠多少或现存有多少，只要发现百姓家有粮食，就发兵包围。轻者，收其所有的一半；甚者，竟十夺八九。有不服从者，严刑威迫。

百姓家中有谷十斜者，就整日提心吊胆。更有不堪官吏公开掠夺者，则逃往深山或相聚起义。时人视这种税外之税为强抢财物，称这种行径为“白著”。

有歌云：“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1）元载之所以如此强行追征、聚敛，目的是为了在皇帝面前邀功请赏，为自己增添晋职的资本，铺置升官的阶梯。

当时，肃宗重病，生命垂危，李辅国权倾四海，举无违者。元载千方百计迎合李辅国，甚至和李辅国的妻子攀附亲戚，“辅国妻元氏，载之诸宗，因是相呢狎”（2），关系爱昧特殊。不久，朝廷选拔京兆尹，李辅国举荐元载。但是元载的胃口很大，看不起京兆尹这一官职，故意到李辅国处推辞不肯接受。李辅国明白元载的真实意图，第二天，就拜元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一），并继续兼任度支转运使。

唐玄宗去世后第十一大，即四月十六日，张皇后和肃宗次子李系妄图发动政变，宦官李辅国及程元振等发动反政变，杀死张皇后和越王李系。两天后，长期患病的唐肃宗逝世，终年五十二岁。又过两天，太子扶灵即位，史称唐代宗。代宗作为长子，早在灵武就以广平王身份任天下兵马元帅，曾与郭子仪等指挥过收复两京的战斗，在百官和士卒中享有威信，甘心为他效命，被称为“恩信结于士心，敌人思自效”，“少属乱离，老于军旅”。（3）他有过长期平叛的经历，所以正式即位后能够继续贯彻平叛的方针。

肃宗去世给刘晏带来复出的机会。

代宗继位后，李辅国以拥立代宗自居，权势更加炽盛。元载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度支江淮转运使。李数次在代宗面前称赞元载的才能，元载也能看圣意行事，颇得代宗的恩宠，加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封许昌县子爵位。元载身居相位，权倾一时，但他感到度支江淮转运使的职务繁杂琐碎，牵涉广，负担重，处置不当，伤害名声，有损威信，有碍官运亨通，就把这个职务委托给熟悉钱谷事务的刘晏掌管，自己则加营田史。“李辅国罢职后，又加判天下之帅行军司马”。（4）代宗也一向器重刘晏的才能，加上元载的举荐，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五月，召刘晏回到长安复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被肃宗贬为通州刺史到复任京兆尹，只不过八个月。然而，这八个月却经历了个人无端遭贬的伤害；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国难未平，史朝义尚占据东都洛阳，正想乘唐王朝宫闹之乱而蠢蠢欲动。他由自己想到朝廷，国得贤臣则安，国失贤臣则危，排斥忠良，任用邪坚，是国家的大敌。举贤荐能是国家兴旺祥和的标志，而妒贤嫉能行馋言陷害之能事，必将给国家带来祸乱。坚相李林甫、杨国忠“骄纵召乱”，达到国人“皆曰可杀”的程度，不就是血的教训吗？他不由想到了颜杲卿、颜真卿二兄弟。在太平时期，有的人位至卿相，只知道迎合奉承君主，窃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从来没有规劝君主的过失。一到天下大乱，君主逃亡之时，这些人又苟且偷生，向叛贼投降称臣。而颜氏二兄弟，平日不受重用，遭贬充任外官，倒是他们在安禄山席卷中原时，面对强敌，首先高举义旗，冒死抗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5）奋不顾身进行抗战。

颜杲卿原是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太守，系唐初名儒颜师古的后代。安禄山范阳起兵南下至博陵（今河北定县）后，改变夜行军，而于白天鼓噪前进，直扑常山。颜杲卿表面上顺从，暗中则筹划抵抗运动。族弟颜真卿是唐朝著名书法家，后人以他的楷书称为“颜体”，享誉天下，原任恃御史、武部员外郎。杨国忠因为颜真卿没有依附自己而生怒，把他贬出京城长安，出任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但他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他看见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就早做防御准备。他以下雨为借口，暗地里修筑城池，检查壮丁，储备粮草；表面上，仍和一班文人学士在护城河里乘船，饮酒作诗。有人秘密向安禄山馋言，安禄山派来秘密侦察的人也回去报告，安禄山轻蔑地摇头说：“他只是个书生，根本不用担心！”不久，安禄山起兵反叛，黄河以北全部陷落，只有平原城守备完好。颜真卿暗地里派司兵参军李平骑马人朝报告。唐玄宗最初知道安禄山反叛时，曾不胜感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呼！”（6）得知李平报告颜真卿的消息后，不禁大喜，对左右说：“我还不认识颜真卿长得是什么模样，他竟然能够这样做！”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危难时刻才辨别得出忠与坚！

洛阳沦陷以后，河北忠君义士愤然而起，以其各自拥有的数千或万余人马，共推颜真卿为帅。颜真卿派他的外甥卢巡秘密与族兄颜果卿联络：联合起兵，断绝安禄山的归路，阻挡安禄山西人潼关。颜杲卿信心百增，巧妙设计，派袁履谦杀叛军将领李钦凑，俘获叛将何千年与高邈，威势大震。“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万”，使安禄山后院起火，无法亲自督军西人潼关，攻占长安，并切断了从洛阳至范阳的驿路。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颜杲卿起兵第八大，安禄山即命叛军将领史思明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常山城。颜果卿固守常山，顽强抗敌，激战了六天六夜。最后，矢尽粮绝，连井水都干枯了，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被俘。叛军劝降，颜果卿不答应。叛军把刀放在他的小儿子颜季明的脖子上说：“投降，就让你的儿子活！”颜果卿还是不答应。叛军当即杀死了颜季明和颜真卿的外甥卢巡。颜果卿被押至洛阳后，安禄山指责他说：“你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范阳户曹，是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后来我又提拔你做了常山太守。我有什么事情对不住你，你要背叛我？”颜杲卿大骂安禄山：“你原来不过是一个营州牧羊的羯奴，天子提拔你担任三道节度使，宠爱无比，有什么事对不住你，你要背叛天子？我世为唐臣，常守忠义，纵然受你推荐奏署担任常山太守，我怎么能跟从你反叛朝廷呢！我为国讨贼，恨不能斩掉你！臊羯狗，为什么不快点杀掉我！”安禄山被骂得恼羞成怒，命人把他绑在洛阳天津桥南头的柱子上，用刀活剐。颜果卿仍然骂不绝口。叛军钩断了他的舌头，得意地问他：“你还能骂吗？”他仍然骂个不停，直到被活活剐死，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津神。颜果卿享年六十四岁，他的一家及侄儿颜诩共三十多人全部死于叛军的屠刀之下。

颜果卿牺牲后，颜真卿在平原作战有了新的进展。正月十五日，唐玄宗加颜真卿为户部侍郎兼平原郡防御使。三月底，又加颜真卿为河北采访使。

颜真卿采纳普通郡民、二十多岁李萼的建议，会合三郡兵力二万余众，攻克叛军占据的魏郡，杀敌一万多人，缴获一千多匹马及很多粮草物资，军威大振。又与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联合，共同抗战。为了团结贺兰进明，他把攻克魏郡的功劳让给贺兰进明。贺兰进明竟笑纳不拒，大言不惭地向唐玄宗虚报战功。结果，唐玄宗加贺兰进明为河北招讨使。后来，贺兰进明采纳录事参军第五琦组织敢死队的建议，又攻克了信都郡。

唐肃宗在武灵即位后，任命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宰相之一）兼御史大夫。

后来，安禄山急于打通洛阳至范阳的驿路，派史思明、尹子奇加紧进攻河北各郡，除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外，其余再次相继沦陷。颜真卿一直坚持到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十月，弃郡渡过黄河，经江淮、荆襄，于第二年四月到达凤翔，复被唐肃宗任命为刑部尚书。然而，这位对于“军国大事，知无不言”的‘颜鲁公却一再遭到李辅国的忌恶和贬斥，先贬任同州刺史，再贬饶州刺史，最后，因为率百官去西宫向唐玄宗“请问起居”，竟遭李埔国的深恶痛绝，奏贬为蓬州长史。才学超群，正直不阿的颜真卿官越做越小，一直得不到重用，直到代宗继位，才任职为利州刺史。

刘晏深深敬佩颜真卿的才德。他怀着忠义之心向朝廷举荐忠义之臣，奏请代宗请“以户部让颜真卿”，并以京兆尹让给平叛有功，郭子仪的部将严武，而自己则任职务较低的“国子祭酒”（7）。代宗接到刘晏让官的奏请，十分高兴，禁不住挥笔写就《答刘晏让官手诏》：“卿胸蕴经国之文，心怀济世之略，军需储备是那么迫切需要，转运攸攸是那么艰难困阻。你励以公勤，适于通变，善于体恤而沟连疏远，功绩显于整个京城啊！你身迁六职，却兼综九流，又是那么谦虚。”对于刘晏的切陈恳让，代宗只好“宜从雅旨，所请者依。”（8）

刘晏八岁敬献专封书，四十五岁时以两职让官颜真卿、严武。一时间，在长安上下传为美谈。

七个月后，宝应二年（七月改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代宗下诏，命刘晏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次拜相。代宗在《刘晏平章事制》诏令中说：“构广厦者，审象于宏材；经万邦者”注意于良弼。……彭城县开国公刘晏，应期胜德，维岳降贤，文为君子之儒，器蕴通人之量。学苞前典，志在于直方；词蔚古风，义存于比兴。“诏令指出刘晏的特点是”职总均输，变而能通，弘适时之务，居难若易，多济物之心“。（9）刘晏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勋及度支等使并如故。

刘晏的确是“文为君子之儒，器蕴通人之量”，“变而能通”，“居难若易”。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历经将近八年的战乱，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经济处于严重调敝时期，刘晏凭自己理财的杰出才能，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上不乏”。（10）敛财而不伤民，循法亦能富国，使中唐经济迅速得以恢复。

刘晏拜相之日，正是安史之乱结束之时。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帅，会同回纥兵，共十余万官军，向史朝义盘踞的洛阳发起最后的总攻。官军连战皆捷，相继收复洛阳、河阳和黄河以北的郑州。史朝义逃至范阳，原叛军守将李怀仙已准备投降唐朝，拒绝他人城。史朝义在绝望中自缢身亡，李怀仙割了他的首级，献于唐朝。至此，长达七年又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

安史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除了唐玄宗晚年宠信权坚。用人不当以及居安忘危、穷奢极欲之外，还在于他的昏庸，使节度使的权力不断增大。各节度使久任不换，放任遥领，增权兼统，导致边将雄踞、藩镇割据的恶果，使得中晚唐一百多年间国家名虽统一，实则分裂，战祸不断，百姓遭殃。直到五代十国，这种藩镇割据的动乱又延继了五十多年。

安史之乱的平定给唐王朝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复兴的希望。李唐王朝的一帮忠君贤臣，痛定思痛，下决心要拨乱反治，复现开元之盛。拨乱反治，复现开元之盛的杰出代表就是锐意改革的刘晏。

注释：

（1）《资治通鉴》卷222.

（2）《旧唐书》卷118《元载传》。

（3）《旧唐书。代宗本纪》及史臣曰。

（4）《旧唐书》卷118《元载传》。

（5）《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

（6）《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

（7）《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8）《全唐文》46卷《代宗纪》。

（9）《唐大诏令》卷45《刘晏平章事制》。

（10）《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第二章　动乱中的险恶官场 第04节 再遭罢相

刘晏晋升为吏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一次被任命为宰相。尚书，在唐朝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尚书省的组成部分。唐朝因袭隋制，以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即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以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任宰相之职，另以它官任宰相者，则加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简称为“同平章事”。刘晏任吏部尚书，加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是宰相。不过，刘晏此时仍主要负责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的经济事务。

刘晏初任尚书，心情格外舒畅，可谓踌躇满志，意气奋发，下决心拨乱反治，复现贞观开元盛世。可究竟怎么才能复现贞观开元盛世，一时间却说不出来。他怀着初次拜相的兴奋，径直去妻兄李■宅第，一是通报同喜，二是与妻兄共商国是。李■是尚书左丞相，属领空衔，并无实权。但为官清廉，忠正有德，非常受人敬重。刘晏进得门来，妻兄李■十分客气，请刘晏至内室。走进房门时，只见门帘破旧不堪，差一点扯破了官服，刘晏不由心中叹息：堂堂宰相，连个门帘也是破的，便对李■说：“妻兄清廉守身，难道门帘破旧其弊，不能换一个新的吗？”李■则微微一笑说：“做官就该懂得廉耻。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门帘也即门脸，一日数见，视其破旧，以俭养廉也可促使自己记住知廉不取、知耻不为啊！”

两人谈说之间，刘晏暗暗地度量好门帘的宽窄。回来之后，刘晏用竹子编好一个门帘，没有加任何装饰，想把门帘送给妻兄李■。刘晏想到妻兄说过的话，三次把门帘携至李■的家门口，不敢拿出来又悄悄带了回去，即“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1）

《太平广记》记述的这个小故事，可谓刘晏一生的写照。妻兄李■所言所为，正是他毕生信守的原则，一辈子以俭养廉，知廉不取，知耻不为。可是，刘晏万万没有想到，做官拜相要知廉知耻，可知廉知耻却不一定能做官拜相，甚至被罢官罢相。官场沉浮对谁都好像是一个未知数。刘晏拜相不到一年，宰相的板凳还没有坐爇，即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因为“坐于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罢相为太子宾客”，（2）罢免一切政事，连度支盐铁转运使也被罢掉了，可谓一橹到底。

原来，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发动兵变，杀死张皇后和越王系后，两个人都自认为有“定策之功”，便“忌嫉宿将”，（3）李辅国更是专横跋扈。当时，元载初仕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个劲地依附李辅国，自然不敢也不可能说话。老臣苗晋卿虽然是三朝元老，正直敦厚，但此时已是七十高龄，谦柔谨慎，胆小怕事，为了安保自身，对于是非善恶，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李辅国身为行军司马兼兵部尚书，掌握兵权，对百官可以任意呵叱，对代宗大有越趄代疮之势，他对代宗说：“皇帝尽可安居在宫闹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代宗听后，心中自然不是滋味，只是顾忌他手中握有禁军兵权，表面上以示尊重，尊李辅国为尚父，事无大小，均由尚父李辅国躁办作主。

权力的宝座仿佛是只魔椅，坐在上面的权好往往更加凶狠毒辣，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而窥视权力宝座的权坚更想登上魔椅，显示自己超凡的魔力，满足私欲官欲。程元振也是太监出身，他与李辅国本是知己，狼狈为坚，同其私而合于利，结成朋党。但他不甘心自己的权位在李辅国之下，早就想取而代之。两军相逢勇者胜，两好争雄则诡者胜。程元振吃透了官场，他深深懂得，悄悄潜言密奏比大庭广众之下的真言明奏要强似百倍。于是进宫密奏代宗，说李辅国有谋反之意。皇帝千怕万怕，最怕有人谋反，听说李辅国要谋反，更是惊恐不安，忙问：兵权俱在李辅国手中，当以何法除之？

程元振奏说：“不妨。李辅国手下有一大将，名叫彭体盈，久已怨恨辅国专横。只须陛下假以辞色，不愁彭体盈不为陛下用也。”代宗连夜传召彭体盈进宫，封官许愿，进行拉拢：“你能联络李辅国手下士卒，便当拜授你为大将军。”彭体盈奉诏大喜，便暗地里结合一班禁军将领，又是一番封官许愿，令他们背叛李辅国。诸事皆办妥当，代宗便下旨，罢免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兼兵部尚书的职务，又下旨诏拜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禁军苑内宫田五坊等使，任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行军司马。李辅国得旨大怒，急忙进宫，要面见代宗皇帝。但一切己为之晚矣！李辅国连朝门也进不去了。彭体盈派兵上前拦住，说道：“尚父已罢官，不可再入宫内。”李辅国这时才知道手下的人都背叛了自己，怒气升腾，一时双目紧闭，气晕倒地。左右上前扶起，李辅国气急败坏，声泪俱下：“老奴死罪！不能事郎君，只能请赴地下事先帝去了！”不一会儿，宫内传下谕旨，赐李辅国宅府在长安城外。满朝文武闻知李辅国失势解官，故意到城门口拜贺，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急忙回府，移书上表求解官职。第二天，圣旨又下，封博陆郡王，仍拜为尚父，允许在朔望入朝。李辅国当堂跪拜谢恩，便收拾家当，迁到城外赐府中去居住。一朝显赫权贵，如今落花流水，削职在家，门庭冷落，车马稀少，在消磨中期图来日东山再起。但是，他再也爬不起来了。数日后，一天半夜，李辅国正左拥右抱，搂住两个侍女安睡时，程元振派府中武士杜名济潜入郡王府中。手起刀落，李辅国便身首异处。尚父被刺，代宗皇帝下旨赠李辅国为太傅官，予以厚葬，同时行文各地捉捕凶手。其实凶手就在程元振府中。

不几日，刺客杜名济因冒死暗杀李辅国有功，升迁梓州刺史。

程元振谋杀李辅国后，终于取而代之，升任骤骑大将军，独揽禁中大权，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也升迁御史中丞。程元振因拥立代宗有功，权势日增，平日妒贤嫉能，今日便利用手中大权进行报复，打击排挤正直大臣。宰相来-因为过去一件事没有听从程元振，程便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广德二年（公元763年），来-“破裴戎，遂入朝，拜兵部尚书。程元振欲报私憾，诬-之罪，竟坐诛。”“遂下诏削除官爵，贬播川尉，员外置。及鄂，赐死。”

（4）宰臣裴冕可谓朝廷元勋，为肃宗山陵使，因处理刘-与程元振意见不同，程元振又耿耿于怀，挟私报复，在代宗面前弹劾一本，裴冕被贬降为施州刺史。故史书称，来-、裴冕“二人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元振犹以骄豪自处，不顾物议”。（5）

如果说来-、裴冕因与程元振尚有小事纠葛，遭诬陷一被赐死，一被贬职，那么功勋卓绝的郭子仪则与程元振毫无任何瓜葛也遭到排挤打击。原因是郭子仪“功高难制”，于是“巧行离间”，让郭子仪自己“请罢副元帅”。

（6）

这个离间计如何“巧行”呢？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中，代宗继位后，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史朝义当时正占据东都洛阳，郭子仪领兵与史朝义交战。程元振假诏朝命，召郭子仪入京。

郭子仪的儿子郭暖与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十余岁就定下婚事，配成夫妇，起初十分恩爱，后因升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闹了矛盾，子媳反目，小夫妻吵架，郭子仪与代宗二人调停，小夫妻终又恩爱如初。这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以后经艺术加工编成戏曲剧目《打金枝》，至今久演不衰。郭子仪与代宗是老亲家，是皇亲国戚，照样受到程元振的排挤和谗言。

郭子仪闻命赶回京师，朝见代宗皇帝，却被程元振布置的兵士拦阻，进不了宫门。回京十日，朝见不了皇帝，心中才明白这是程元振的诡计，郭子仪十分愤怒，立刻回府拜表，请求自撤副元帅及节度使等职。代宗下旨准奏。

“罢子仪副元帅，加实户七百，为肃宗山陵使”。（7）郭子仪接旨谢恩后，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怕谗言且成。于是将代宗身为广平王共同讨伐逆胡安禄山时给他的手诏敕书计有一千余封，汇成二十卷呈上，言词恳切地陈述说：“臣的德薄如蝉翼，命轻如鸿毛，屡受国恩，猥侧朝列。安禄山起兵范阳，天地震荡，中愿血战，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乃举兵南进，广泛收罗士卒于歧阳。肃宗先帝托臣以国家，成为陛下副职横扫两京妖-之气。”“陛下居高听卑，察臣不贰，皇天后土，察臣无私。”“我受恩在陛下的领导下，制敌行间，东西征战十年，前后经历百战。在平叛战斗中，天寒剑断，溅血沾衣；野宿魂惊，饮冰伤骨。真不知跋涉了多少艰难险阻，出没了多少生死考验，只有全凭天意，才至于到了今日。承蒙陛下曲垂惠奖，念及勤劳，贻臣手诏敕书一千余封，圣旨微婉，慰谕绸缪，表彰微臣的一时之功，却成为子孙万代的传世之宝啊！”“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昧死上进，庶烦听览。”（8）

代宗翻读过去给郭子仪的手诏敕书，勾起了昔日同甘共苦、征战东西的回忆，不由感慨万千。君臣共过天下患难，又怎能忘却呢！于是悔悟，下诏书自责道：“是朕不德不明，造成大臣忧疑。是朕的过错，朕非常自愧，望公勿以为虑。”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本来代宗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帅，讨伐史朝义，由于程元振和宰相鱼朝恩“交訾之”，（9）两个人都说郭子仪的短处，代宗只好作罢，乃命仆固怀恩为副帅，向洛阳发动总攻。程元振怕雍王大兵在握，不易驾驭，又奏请派自己的心腹刘清潭为监军，请兵于回纥国出兵助战。这时，史朝义已经用了反间计，派人到回纥国登里可汗谎报说，唐室已两遇大丧，中原无主，领兵入关可以收取府库，掠获无数金帛子女，诱请登里可汗举兵入塞。登里可汗是肃宗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其父毗伽阙可汗所生。毗伽阙可汗又向唐室提出“以少子请婚，肃宗以怀恩女妻之。毗伽阙可汗死，少子代立，即登里可汗”。（10）这样，登里可汗率兵长驱直入，沿途攻城掠地，掳劫人畜。代宗闻讯惊慌，急派仆固怀恩前去抚慰。仆固怀恩与登里可汗有翁婿之谊，相见太原，从中调停。

登里可汗非常高兴，遂即调转兵锋，率领回讫兵马向东京进发，合力助讨史朝义。直至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在刘晏拜相之时，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大唐王朝十分疲弱。吐蕃可汗闻知宁国公主绝色天下，又为新寡，便多次求书娶宁国公主为妻。但宁国公主誓不再嫁。吐蕃王垂涎宁国公主的美色，遂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九月，会同各部落蕃兵二十万人马长驱直入，连陷兰州、廓州、治州、洮州、秦州、渭州等郡县。

边关告急文书连连送到朝廷，竟然被私通吐蕃的程元振藏匿，不让代宗皇帝知道。吐蕃进至径州，泾州刺史高晖是程元振的羽党，早已与吐蕃暗自勾结，吐蕃兵到，便开城迎接，自愿充任向导，引蕃兵攻入-州-州刺史逃到京师，向代宗报奏。代宗左右一看，都是在朝文官，急忙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郭子仪自被罢职以来，麾下只有二十骑，被逼无奈，只好驱捉民马补充行队。刚到咸阳，蕃兵已越过奉天、武功，横渡渭水，冲过便桥，直至京畿。

百官仓皇逃散，代宗身边只有一班嫔妃。代宗见形势危急，只得逃出京城，程元振、元载和刘晏等护驾，一同奔向陕州。郭子仪闻知皇帝要出逃，立即从咸阳领兵赶回京师，皇帝的车已出京城，便匆匆追寻出城。他从太极宫往西而行，刚至开远门，只见射生将王献忠领着四百余骑兵卒，拥着丰王珙而来。原来是王献忠逼迫丰王以下的十个王正准备投降吐蕃，迎贼入宫。郭子仪见他们面带喜色，横马挡住去路，厉声诘问王献忠：“你们往哪儿去？”

王献忠见是郭子仪，不免有几分畏惧，连忙下马，躬身答道：“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公身为元帅，何不行废君主君之事，以副民望呢？”丰王珙也上前劝说：“元帅是国家重臣，今日之事，只须公一言便定。”郭子仪怒目而视说：“朋友尚不可乘人之危，况殿下与圣上系叔侄之亲，岂可骨肉相残？

今日之事，下官只知有天子，不知有他！“随即命众人跟随自己走出京城，沿途招集散兵，前往陕州，保护代宗。

吐蕃可汗进入长安，只见宫殿巍峨宏伟，竟不敢进入其内。降将高晖首先驰入，吐蕃可汗随进后宫，搜寻宁国公主。宁国公主眼看代宗逃离，自叹红颜薄命，不甘受辱，投身太液池中，自溺身亡。吐蕃可汗令手下在长安大肆抢掠财物仕女，六宫遗下宫女皆被抢占，可怜长安遭到安禄山侵占后的又一次蹂躏。吐蕃搜遍京城，搜出唐朝已故-王的儿子广武王承宏，便立为儿皇帝，假署百官，令前翰林学于可封为宰相。

这时郭子仪手下仅有武关守卒数千人。令判官王延昌到商州招抚旧部。

各路军马得到郭于仪的号令后，分别赶赴咸阳。郭子仪会见各部旧将，禁不住老泪纵横，要求部将同心协力，驱逐吐蕃，收复京城。众部将感恩涕零，誓遵号令，收复长安。郭子仪朝见代宗皇帝，代宗怕吐蕃乘势攻入潼关，想留往郭子仪在身边护驾。郭子仪拜奏说：“臣不收复京师，无颜以对先帝；臣若出兵兰田，吐蕃必不敢东来，请陛下勿以为忧。”代宗准奏为是。郭子仪便派遣主应军使张知节率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为前锋，扎营韩公堆，“击鼓-山，张旗帜，夜丛万炬，以疑贼”。（11）真是兵不厌诈！同时，又派光禄卿殷仲卿募兵兰田，派出绕勇骑兵二百余人，渡过-水，游弋长安。老百姓彼此欢呼传言：“郭令公调集大军来收复长安了！”一传十，十传百，竟成声势。吐蕃可汗命探马出城探听，回来报称：“确有郭子仪大队兵马，即日前来围攻京师。”吐蕃官兵此时己掠夺财物子女无数，目的已达到，正想满载而归。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十分惊慌。这时，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派部将王甫潜入长安，秘密联络了勇敢侠义的数百青少年，夜至朱雀街，边打鼓边呼喊：“郭令公来了！王师到了！”唐朝叛将高晖听到这喊声吓得魂飞魄散，连夜出城逃走。一逃皆逃，一散皆散，吐蕃可汗率领众蕃兵逃出长安。

（见新、旧《唐书。郭子仪传》）

郭子仪兵不血刃，不战而胜。吐蕃兵退后，捷报传到咸阳，郭子仪请代宗回銮京师。当初吐蕃作乱，全是程元振从中作祟，暗通吐蕃，屡压奏表，酝成大祸。此时长安收复，百官群臣议论纷纷，归罪程元振。“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元振以谢天下。”（12）程元振心里又怕又恨，怕的是百官群起而攻之，恨的是郭子仪忠守唐朝天下。于是，利用在代宗身边的优势，潜言密奏，挑拨离间，“又以子仪复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皇帝暂且去洛阳定都，以避蕃寇”。在御前听政时，刘晏身为转运使，从解决缺粮问题出发，苟同元振请天子暂且移都洛阳。在刘晏看来，生人之本，以粮为首。还都长安，京师必将严重缺粮，漕运输粮，难克三门之险，移居东都，缺粮则比长安易于解决。代宗本受程元振的馋言挑拨，已是疑虑重重，再听刘晏之言，甚觉有理，遂同意下诏宣慰。郭子仪在兵部侍郎张重光宣旨后，即附奏章给代宗皇帝：“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蜀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以至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

“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阳。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并邑棒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计，生天下之心。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

最后，针对代宗所担心粮食不够的问题，郭子仪提出，为恢复旧业，再造邦家，唯新庶政，穿大布之衣，戴大帛之冠，躬俭节用，罢黜白吃饭的官吏，去掉冗食的官僚，抑制宦官专权，任用贤能宰相，“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日可冀，卜年之朝，永永无极矣！”

（13）可以说，郭子仪的奏章对代宗收回成命，粉碎程元振的陰谋起到了关键作用。郭子仪在信中，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指出了还都洛阳是“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当时，东都洛阳久经战火，宫室焚烧殆尽，老百姓已不满千户，宫室在洛阳既缺乏军需储备，又缺少劳力，连马吃的饲料、百官住的地方都没有，如何能在洛阳生存呢！而还都长安，在政治上、军事上，甚至人们的心理上都不一样。特别是在军事上可以“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秦川之地是“王者所都”，是大唐王朝太宗、高宗开创贞观、永徽盛世的地方；也是玄宗实现开元之冶的首府，放弃京城长安，代宗梦想继复开元盛世还能实现吗？代宗还都洛阳也不是出于本意，主要是受了程元振馋言的影响，当皇帝的最怕战功赫赫、握有军权的人谋反。“子仪复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可谓一支暗箭矢的，使代宗轻信妄言。郭子仪的这封奏书恰恰解了代宗心头的迷惑和怀疑。

代宗看到郭子仪的奏表，垂泪而泣，谓左右曰：“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14）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一月，车驾由陕回到京城长安。代宗还京，宰臣程元振也乘车随驾回朝，可悲的是代宗还想“以规任用。”程元振又窥测方向，与御史大夫王升饮酒，发泄心中不满，又为谏官弹劾。这时，代宗才下诏罢免程元振。“同恶陰谋，议当从重。……程元振性惟凶愎，质本庸委，蕞尔之身，合当万死。”（15）但是，代宗念及当初程元振有护驾保驾之功，特宽刀斧之诛，饶了他一条性命，罢官削职，放归田里，命京兆府派人递送州县。

刘晏由于与程元振私交不错，曾赞同程元振劝说代宗移居东都洛阳的意见，遭到一些官员的谤言，受到程元振牵连，由相位被罢为太子宾客。元载却在朝中得势，一时权倾当朝。

刘晏再次被贬，好似挨了一记闷棍，这是他自任京兆尹到入相五年来的第二次被贬。他闭门不出，居家反思，切感羞愧，无颜见人，妻兄李■知道刘晏遭贬，特地赶来看望，劝慰妹夫说：“为人在世，孰能无错？又孰能无冤？错不可毁其身，冤不可夺其志。位高不可擅权，权大不可谋私。元振之流权贵一时，终不能一世。妹婿倒应该痛定思痛，置流言蜚语于不顾，清正守身，报效唐室。”刘晏听后，暗中思忖，李■说得对啊！人孰能无错无冤！

坚臣都是权倾一时，终不能一世，李林甫、杨国忠、李辅国、程元振不皆是如此吗？他们虽显赫一时，不都是遗臭万年的坚臣祸首吗？他暗下决心，宁可守其身，蒙其冤，也要做为国为民的清官，留芳名于后世，绝不做贪赃在法、目无纲纪的权坚而遗臭万年！

两个月后，刘晏的命运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变。

刘晏居家两个月有余，不觉已到三月，春暖融融，练罢道术，走出家门，步向长安街头。只见街市萧条，饥民褴褛，米市竟斗米卖价千文。他不由心中一阵酸楚，开元盛世之际，斗米不过十三文，如今物贵钱贬，黎民百姓，如此艰食，日子怎么过啊！

别说老百姓居家艰难，就连皇宫禁苑也是“宫厨无兼时之积”，吃了上顿没下顿。御林禁军缺乏粮食，孕育着造反的危机，令代宗皇帝着急头疼，屡屡侧席无眠，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一日，宫中五更晨鼓刚刚响过，公鸡尚未司晨，黎明前的长安仍是一片漆黑，刘晏骑着一匹瘦马，急急忙忙穿街走巷，赶往大明宫东朝堂上早朝。

连绵春雨，路滑泥泞，马虽赢瘦，倒也跑得十分迅疾，缰绳一放，竟然撞在路边石柱上，刘晏差点从马背上摔落下来。真是：鼓声初动未闻鸡，赢马街中踏稀泥；烛暗有时冲石柱，雨中无处认沙堤。（16）

刘晏在朝堂执笏等待早朝。俄顷，侍中内外呼应，代宗皇帝从后宫走出。

侍御官承旨索扇，两张羽扇合成一道屏障，代宗皇帝在扇后登上御座，坐定后撤开羽扇，只听代宗一声吩咐：“宣诏太子宾客刘晏接旨。”

侍御官一声传呼：“宣诏太子宾客刘晏——！”

刘晏闻声从后排走上前来，跪伏在地：“微臣刘晏领旨。”

生为人臣，面对险恶官场，真不知是祸是福！

注释：

（1）《太平广记》卷164《国史补》。

（2）《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3）《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4）《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及《新唐书》卷144《来填传》。

（5）《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

（6）《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7）《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

（8）《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9）《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

（10）《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

（11）《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

（12）《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

（13）《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14）同上。

（15）《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

（16）据张籍《早期寄白舍人严郎中》改写。

第二章　动乱中的险恶官场 第05节 “朕的萧何也”

代宗在吐蕃退出长安之后，受程元振惑言之一就是长安缺少粮食，难以供应内宫及禁军所需。其实，移居洛阳东都也一样缺少粮食。郭子仪提出节衣缩食，偌大的皇朝内宫如何能节省得了哩！有身就得穿衣，有嘴就得吃饭。

粮食已成燃眉之急！一日三餐，顿顿少不了。满朝文武，皆为肚皮着急，缺粮担忧！国家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贪官污吏，乘乱肥私；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以农业为支柱的大唐王朝已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只有江南叛乱较少波及，农业生产基本稳定，唯一可行之法是立即从江南运粮至京师。可是千里迢迢，河运不通，陆运阻塞，盗贼四起，官军如匪，沿路截掠，运粮京师，谈何容易！代宗皇帝下旨，要宰相元载解决粮食漕运问题。元载越想越觉得棘手，越想越觉得难办。漕运粮食，既琐碎又复杂，既费津力又影响把持朝政，于是他想到一个两全之策，既不妨碍自己擅权朝中，又能运粮京师显示自己辅政有为。他想到的唯一可靠人选便是刘晏。刘晏素有才能，办事严谨，事必躬亲；办事认真，敢于负责；不贪私利，犹有报国忧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素有公望，委他陷入具体事务之中，可免去自己一个争权对手。何况，刘晏刚被罢免相职，再委以重任，一定会感恩涕零，效尽全力。

元载主意已定，即起草奏书，委任刘晏为御史大夫，宣慰各府州道，并领东都、江准、河南、山南转运使。代宗立即准奏，在早朝时宣诏刘晏领旨。

刘晏跪伏在地，侍御官捧着旨令朗朗念道：“令太子宾客刘晏进兼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转运使。”（1）

一股暖流在刘晏血管里加速流动。他知道，再受重用的日子来到了，连忙叩谢皇恩。

侍御官严肃而凝重地大声宣旨：“岁之不易，征伐繁兴，河洛肃然，江外尤剧。供上都之国用，给诸道之军需，庶务征求，未逞少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尤馈运而屡空，一戎衣而不足。农人劳而转困，编户流而卒归。……

今区宇渐宁，凋残日甚，惕然在躬，姑务息人。……宜令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刘晏，往诸郡宣慰。“（2）

看来，代宗还是了解情况的。形势渐趋安宁，社稷却凋零残破一日甚似一日，农民辛勤劳动却转而贫困。在这篇给刘晏的敕令中，明确授权刘晏严格督察各租庸使、大守县令、禄事参军，对百姓征役科税繁重的，人户逃亡及水旱造成的损失情况，应该一律给予帮助救济，随时处置完毕。对于“官吏之政，在邦必问，知无不为，公道斯在”。对于能够“津于政理，赋均役平”的优秀官吏，一一开列出名单，报告朝廷，以便进行甄别鉴定优劣，予以提拔重用或是另作处理。对于那些“残忍慢法，贪污赃官，有害于人，不应时务”的官吏，也一一开列出名单，具状以闻。代宗在敕令中对刘晏宣慰诸道的目的说：“四海至广，九重至深，使下情上通，常令上旨下达，务于审慎，朕之意深焉！”（3）

刘晏顿首接旨，掩泣而曰：“微臣一片坦诚，忠心可鉴，期报圣恩！”

散朝之后，刘晏感到身心舒展，步履不觉轻盈许多。元载从旁走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刘御史危难受命，可喜可贺！”

刘晏抬眼一看，是宰相元载，连声拜谢：“下官曾苟同元振请天子暂居东都，犹遭官员诽谤，所幸相公始终如旧，不信流言蜚语，似贾谊复召宣室，桑弘羊重兴功利，下官怎敢不悉力报答相公所知啊！”（4）

“刘御史言之过誉！言之过誉！”元载得意地笑了起来，“宣慰事大，漕运尤重，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相公勿虑。”刘晏仿佛是位临阵出战的勇士，“下官愿赴汤蹈火，不辞水死！”

刘晏回到私第，稍做准备，即刻离京，奔赴江淮。

行前，刘晏反复斟酌了行进线路。他不是常人所惯用的顺向思维，恰恰是逆向思维。他直奔江淮，反其道而行之，一路考察漕运，一路进行宣慰。

这种考察，看似逆向，实为顺向。漕运起点在江淮，一路漕运京师，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有哪些至要关节？一面实地考察，一面解决存在的问题，可漕事半功倍。

刘晏对漕运实在是太熟悉了。在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就任京兆尹，兼户部侍郎、度支铸钱盐铁使；第二年虽遭严庄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但肃宗去世后，即被代宗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复任户部侍郎，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转运，主要是粮食的漕运工作。

“人生之本，食与货而已。”（5）开元盛世期间，玄宗在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就下敕书：“理国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期望“立法济时，使家有三载之储，国有九年之蓄，虽遇水旱，终保康宁”。（6）可见封建农业经济国家对粮食的极度重视，粮食既是人生之本，也是兴国之本。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7）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而扬州是当时由长江进出淮河扼邗之处的重镇。所谓江淮漕运，即从江苏扬州运粮至唐都长安的水上通道。具体路线是长江中下游各地粮食由长江漕运至扬州，再由扬州经运河至江苏淮安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到河陰再转入黄河，入黄河后西上经三门砥柱之险到达渭口，入渭水再输达最终目的地——长安。绵延数千里，水情复杂，水道时有淤塞，尤其是经过三门峡，常常水激船翻，运输极为困难。

漕运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灌溉田地四万顷；西汉开白渠，又增溉田四千五百余顷。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关中、河东（今山西地区）以及山东、河南广大地区饱受战争之害，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唐王朝在长安建立之初，所需粮食就有一部分征自江、淮地区。关于江、淮地区的漕运最早记载见于《册府元龟》卷498《漕运》所述：“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之米，以实洛阳。”据查，武德二年，江都当时为李子通占据，直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才归于唐王朝管辖，唐王朝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大都清长史。《册府元龟》所述稍有微误，但是，唐王朝建立初期从江、淮漕运粮食都是实事。以后唐朝统一中国，政权稳固，北方农业生产渐趋恢复，江、淮地区的农业经济更加迅速发展，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江、淮成为稻米生产的重要基地。在高祖、太宗期间，朝政节俭，冗员不多，中央政府机构及人员都比较津干。据《通典》记载，唐太宗（公元627649年）临朝时期，内外文武高级官吏仅六百多人，每年漕运的粮食达不过二十万石。北方如遇水旱灾害，一般临时调发江、淮粮食赈济灾民，或是令饥民就食江、淮、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多次发动战争，中央政权的机构日趋庞大，官吏人数激增，帝室生活亦越来越奢侈，随着首都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皇族、官僚、军队以及统治阶级的寄生奴仆们也游集长安，军粮、薪俸、宫廷支出越来越浩巨，所需粮食远非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所能供应，江、淮漕运粮食增到一百万斛，仍感不敷支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建安王武攸宜讨伐契丹，陈子昂时为幕僚，为武攸宜《上军国机要事》中说：“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己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优州，纳充军粮。”（8）讨伐契丹，兵马未动，粮食先行，一次所运租米即达百余万斛，而且是完全充作军粮，余外所需尚不在内，可见漕运江、淮粮食之巨。中宗、睿宗时期，中央机构继续扩充庞大，冗员增多，而且多为空耗长安米粮，于政事无补，造成国家巨额开支。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09年），玄宗时代著名贤相卢怀慎时任御史中丞，慷慨陈词，切中时弊，建议裁减冗吏。节约府库。他在上疏奏文中说：“臣窃见京诸司员外官，所在委职，多者数余十借，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官不必备，此则有余，人代大工，多不厘务。广有除拜，无所裨益，俸禄之费，岁巨万亿，空竭府藏而已，岂致理之基哉！方今仓库空虚，百姓调弊，河、渭漕挽，西给京师，公私损耗，不可胜纪。”因此，“有老病及不堪理务者，咸从废省，使贤不肖较然殊贯。此济时之切务也，安可谓行之艰哉？”（9）

裁减冗吏，节省开支，革除弊政，谈何容易，真可谓行之艰哉！中宗昏庸软弱，根本不是“行之艰哉”，而是眼看行之艰难，最后干脆拒而行之，一切如旧。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常年漕运江、淮粮食已达一百万石以上。

既然要漕运江、淮米粮，就得维系水路畅通。据《册府元龟》卷497《漕运》中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河南尹李杰上奏玄宗，（黄）河、汴（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失修，江、淮漕运不通。因此请发汴、郑民丁进行疏浚，以图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当年漕运粮食达到二百五十万石，其中包括山东、河北各地租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唐玄宗命安及疏决河口斗门，安及闻命而动，调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四府县三万民丁整修，旬日而毕。但这种“省功速就”的局部整修疏通，只是收效一时，并非万全之策，也不能保证全线畅通无阻。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以江南租庸调粮物布帛，每年二月至扬州人斗门常常苦于水浅，无法漕运，至四月以后，才能渡淮入汴，此时汴河又干又浅，只能停留；到六七月才能到达河口；而这时黄河水涨，不能入黄河，又须停留一两月，须等至八九月水落，才能溯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运至京城长安常常需要八九个月，备极艰辛。这种直运法带来许多问题，江南老百姓，不熟悉黄河；转雇河师，劳费又势必增加。加上沿途损耗，船翻人亡，加以成本核算，可谓“斗钱换斗米”，所运粮食“五折其一”，即损失达百分之二十。

于是裴耀卿建议采取分段漕运，在河口设置武牢（今河南汜水）仓，巩县设洛口仓，使漕运船只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同时在黄河北岸设河阳（今河南孟县）、柏崖（孟县西）、太原（黄河、渭水交汇处）诸仓，逐级转运，水通则船行，水浅则贮仓以待。这个建议没有被玄宗采纳。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任京兆尹。京师雨水成灾，粮谷价格腾贵，玄宗将去东都洛阳就食，召裴耀卿复问漕运事。裴耀卿再次提出他的分段运输计划，请于河口（汴渠、黄河分水处）置一仓，纳入江、淮租米，江、淮漕运船只到此下米即回，再由官府雇船分入黄河、洛水。同时，在三门峡东、西各置两仓，漕船输入东仓，由陆路运至西仓，以避漕运三门覆舟砥柱之险。唐玄宗这一次采纳了裴耀卿开通北运的建议。裴由此得到玄宗的宠任，遂于汴水入黄河之口的河陰县置河陰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盐仓。又在三门之北开辟山路十八里，用牛车把粮食从集津仓运出，陆路绕过三门砥柱，运至三门西盐仓，避免了船翻三门带来的损失。然后再经渭水到达关中。可以说，为了保证京城长安的粮食供应，可谓费尽心机，不惜路遥和劳力。自采用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后，河北的濮、邢、贝、济博各州以及河东的晋、绛、魏各州租米，亦输入黄河北岸诸仓，转而入渭水输往关中地区。据《新唐书》卷51《食货志》记载，至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的三年间，共运粮谷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脚钱三十万贯。

这七百万石粮食中，属于江、淮漕运的有多少，虽数目不详，但可以推断，当不会低于一半。当时，曾有人劝裴耀卿把节约下来的运费献给玄宗皇帝，进行报功。裴耀卿却说：“这是用国家的财富来媚上求宠，行吗？”他把钱全部上缴做为官商资本的“和市费”。裴耀卿的运输改革，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乃至唐朝的强盛，都有重大的意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由于李林甫不断向唐玄宗馋言诬陷，以与张九龄结党的莫须有罪名被罢相。裴耀卿罢相后，北运不久也就停废，又继续仰赖陆运。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关中地区丰收，太原仓积粟有余，玄宗下诏暂停江、淮运米，改用布帛代租。停止江、淮漕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裴耀卿只着力于改善河陰以西的运输，而不及时整修运河，因而由江、淮至河陰一段，依然运输困难。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润州（州治在今江苏镇江）刺史齐浣，从润州渡江北至扬州境内，须上溯至瓜步（今六合县境）沙尾，要迂回六十里，船绕瓜步，漕运船只多为风涛所漂损覆没。齐浣则改凿漕路至京口（镇江）埭，直接渡江二十里，又在江北开挖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这既缩短了江南至江北的漕运路程，又免遭了漂损覆舟之患，一年还减少了脚钱数十万贯。这条新开伊娄河，当时称为新口河。自此，江南漕运由镇江直渡长江，由伊娄河进抵扬州，再经运河至淮安入淮河。

唐代大诗人李白爇情赞颂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

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10）

李白爇烈颂扬齐浣开凿伊娄河之功，反映了伊娄河对于唐王朝乃至后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命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引-水开凿广运潭于京师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韦坚奏请在禁苑之西、渭水南岸，引渭水东来，横越灞、-二水，旁渭而行，至华陰永丰仓下与渭水合，运永丰仓及太原诸仓粮米以供长安；又在望春楼下凿潭用来停泊漕舟，经二年而成。首运各种轻货土特产至望春楼下时，唐玄宗亲临观看，京城文武百官也一同前往，盛况空前。“（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扬州）船，即于筏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润州）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常州）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越州）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州）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洪州）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宣州）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衢州）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苏州）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11）

数十州郡的土特产堆放在二三百只船上，犹如大唐王朝农副上特产品博览会！可谓琳琅满目，应有俱有。玄宗观后，龙颜大悦，高兴地将士特产赐与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又赐潭名为“广运潭”。广运者，大大漕运也。韦坚从此大受宠幸。韦坚所列各船财货，除南海郡属于邻南道外，其余皆分属江南、淮南、浙东、浙西、江西等各道府。各船所载大量轻货，并不是各地贡品，而是韦坚用江、淮粮储备灾的义仓储备粮米易为钱币转买而来。从各船所列轻货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前，江、淮广大地区经济繁荣的社会发展概貌。所列产品丰富多样，制作津美，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广陵船、丹阳船，晋陵船排列第一、二、三名，最后又以吴郡苏州船概括结尾，足以说明江南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苏州到常州、丹阳、镇江直至扬州地区，已成为唐帝国经济最发达、最繁华的地区。

天宝年间，江淮漕运多为布帛及其它珍贵物资，粮食所运不多，军中所需大部来自河东、河南、河北、山东地区。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玄宗再次下诏停止江、淮漕运。诏文说：“所运储粮，本资国用，太（原）仓今既丰羡，江、淮转输艰劳，务在从宜，何必旧数！其采载水陆运入京宜并停。”（12）然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形势急转直下。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东都、长安，漕运断绝。其后，两京虽然收复，但漕运仍未开通。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再次攻陷东都洛阳。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五月，刘晏任京兆尹，加户部侍郎，度支铸钱盐铁使。由于史朝义占据河南，漕运仍然断绝。江、淮所输粮食布帛要沿长江溯江而上进入汉水，抵陕西洋县、汉中，再转输入关中，路途遥远，水情险恶，劳务增加，不足赡给。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刘晏被罢相撤职，仅为太子宾客；时过两月，又时来运转，于三月复出任御史大夫，专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福耶？祸耶？是耶？非耶？有谁又能说得清！不过刘晏总是闻命而动，即赴江、淮。他来到江南漕运的积集地润州，直渡长江，浮舟齐浣开凿的伊娄河，抵达江、淮漕运的起点扬州。扬州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调残衰败，反而乘着安史之乱急速繁荣起来，大批北人为逃避战火南下，扬州不是东都洛阳的“十户余一”，而是人丁兴旺，商店林立，百货齐集，舟车相继，昼夜不绝，水上浮载之盛，陆地行车之密，真是“万艘江县郭，一树海人家”。（《全唐诗》卷149，刘长卿《奉送从兄罢官之淮南》）

一到晚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容纷纷”。（《全唐诗》卷301，王建《夜看扬州》）绝非东都洛阳、京城长安所比所见。刘晏不由想起李白的《江夏行》：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

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搂。

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13）

由诗可见，湖北鄂州的商人远去扬州做生意，长去未归，妻子愁苦生怨，情随远帆，心逐江水，好不痛苦！

刘晏从扬州又乘舟至淮安，人淮河再转汴水至河陰。汴水历经祸乱，年久失修，河岸崩坍，荆棘丛生，河道淤塞，漕运船队已无法通行。刘晏又越沛州（开封），来到河、洛。中原地区数年征战，一片废墟，十室九空。更加令他揪心的是，广大农村饿殍载道，有的人家因为生产极度破坏，春荒难熬，竟然“易子相食”。恢复漕运，修复河道，劳力何从解决？刘晏黄河西上，直至三门，黄河呼啸，浊浪排空，三门砥柱又如何能够穿行无恙？平乱之后，骄兵如匪，军粮短缺，中途截路抢劫又怎么办？一连串的问号在刘晏的脑海里转悠，他带着一连串问号回到长安。

刘晏回到长安后，临危受命的激动己变为冷静，闭门不出。居家月余，漕运之事反复斟酌，切感利弊同存，他一时决心难下。决心之所以难下，一方面是恢复漕运确有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官场变化莫测，自己为人正直忠厚，不损放人反招人损，已经两度沉浮。最令刘晏思虑的则是如何能不损民、不扰民、不劳民。国家已是流祸两朝，百姓流离失所，备受煎熬，怎么能再以漕运征夫派丁，劳伤于民？他不由想到太宗贞观之治留下的遗训：“‘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船，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4）“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15）自己怎能损下益上，劳民自安呢？刘晏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正在这时，唐王朝发发生了建政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御林禁军断了军粮。京兆尹第五请只得令“京畿百姓捋穗以供之”。（16）柔搓没有成熟的麦子紧急供应禁军。可见度日之艰，就食之难！

京城米价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皇苑内宫缺粮！禁军缺粮！文武百官缺粮！

长安是唐王朝的皇权中心，皇苑内宫、御林禁军缺粮似乎就是唐王朝缺粮。其实唐王朝并非缺粮，富饶的江、淮，湖南、湖北、潇湘、洞庭，粮食年年有余，积谷贮仓，就是运不到京师来。这岂不是转运租庸使的奇耻大辱！

刘晏仿佛感到文武百官戳他的脊梁骨，市井百姓朝他吐唾沫。晚上用膳时，贤慧的妻子李氏端来几样可口的小菜，盛上一碗稀粥。刘晏端碗在手，却张口难咽，两行清泪徐徐流下，长叹一声，放下碗来。

李氏出身富殷人家，十分贤淑，目视丈夫察视漕运，宣慰诸道劳顿归来，居家月余，心情不畅，茶饭不思，担心他会病了起来，乃好言相劝：“官人忧虑忡忡，当应珍惜自己身体，莫要病了。”

“唉！方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皆难求啊！”刘晏嘘叹说着，“禁中缺粮，已到极限，粮库空荡，连鼠雀也犹感饥饿。我怎能熟视无睹！”

妻子泪水盈盈：“妾在闺中，家父屡屡教诲，为人妻妾，皆应望夫助夫，家规依从国法，私身交付国家。”

“贤妻所言极是。”刘晏以巾掩面，擦去泪水，目视妻子李氏一眼，连连点头，然后闭目沉思。

闭目也得不到安宁，破碎的梦又展现眼前，仿佛先帝玄宗正向他笑吟吟地走来：“爱卿自任正字官以来，正字几何？”噢，那是在勤政楼前观看王大娘戴竿时的欢乐时刻。如今王大娘已不见踪影，赐予的象牙笏尚供奉案上，可玄宗皇帝却寒恨撤手西去。先帝玄宗躺在西内苍老寒恨的面容又出现在眼前，仿佛开元盛世也随先帝一去不复返了！难道开元盛世真是一去不复返了吗？难道能让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吗？他感到代宗皇帝对自己还是仁义备加的，严庄构陷，被贬刺史，代宗即位之日，也是自己复用之时。自己受元振牵连，再贬相位，身名俱毁，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仅过两月，又被复用。君待臣义，臣对君忠，自古如此！生为人臣，就应该克己奉公，唯命是从，有死无二。担当大任岂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畏流言，惧诽谤而愁虑私身！

他禁不住心潮滚滚，便铺纸研墨，秉烛夜书，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信中饱寒着爇情的希望，也饱寒着冷静的分析。

首先，刘晏指出：从江、淮恢复漕运是“社稷之奇策”。由于刘晏亲赴江、淮至长安进行了实地考察，“驱马陕郊，见三门渠津遗迹”，又到了河陰、巩、洛，考察梁公堰，亲临通济渠，步步探讨，理解了过去进行漕运采取的一系列匠心措施，认为开辟漕运，将粮食从长江中下游运至长安是不可失却的当务之急，可以立即改变整个长安地区的缺粮状况，使“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有着巩固大唐王朝的重大战略意义。

然后，刘晏以事实为依据，着重分析了恢复漕运的“四利”、“四病”

所在。“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石），即减谣赋”，其利一：“东都残毁，百无存一，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其利二：“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海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

很明显，刘晏所说的“四利”，首先在于减轻京师三辅、老百姓的谣役和税赋。没有江、淮米粮供给，只有强令增加关中地区老百姓的徭赋，才能维持唐王朝宫苑禁军、文武百官的需求。开通漕运，徭赋顿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人心归附的问题，并以此可以恢复残破凋零的农村。着眼点还在于军事上巩固唐王朝边疆，让夷邦蕃属看到漕运开通，贡输长安，而不敢轻举妄动，显示中央政权的威慑作用。而在政治上，通过漕运，舟车相通，必然带来商贾往来，百货交流，促进经济的发展，恢复太宗年代贞观、永徽之盛世。刘晏历经玄宗、肃宗两朝，开元盛世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繁荣景象，也历经安史之乱留下的严重破坏和痛苦，怀着深情怀念开元盛世的美好年代而注入自己的理想，恢复贞观盛世。刘晏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不只看到恢复潜运之利，也冷静看到并认真分析了恢复漕运的病难。

他在致元载书中说：“函、陕调残，东周（洛阳）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音窜，锅灶）”。

“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可以想象，五百里中仅有千余居户，没有劳动力，怎么恢复漕运！这是其病一；而恢复潜运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自寇难以来，河、汴不复疏治，崩岸灭水，所在淤塞，千里回上，若罔不行舟。”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汴水久疏治理，岸石崩坍，已经淤塞，航道犹如无水行舟，修复工程十分艰巨。这是其病二：“东恒、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坚宄，夹河为害”。其病三；最难办的是：“东至淮陰，西临蒲坂，互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候，贱卒亦仪同青紫，漕挽所至，船到便留”。其病四。看看吧，沿黄河五百里，久无河卒保卫，县吏只有施展空拳，盗匪夹河抢掠。从淮河至渭水，绵延三千里路，官军缺吃少穿，一个个仗势如同王候，见到漕运船便强行扣留。官兵如匪而胜于匪，如何漕运粮食！

刘晏辩明漕运利病，毅然表示：自己思殒百身，“请护河堤，不辞水死”，“见一水不通，愿荷锸（锹）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

元载接到刘晏致书后，心中煞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全权委托刘晏负责漕运。这对于刘晏来说，倒是一件幸事。元载的大撒手，恰使刘晏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使自己的理财思想和改革措施得以顺利进行。对此，《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记述说：“载方内擅朝政，既得书，即尽以潜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客观他说，只有元载的全权委托，才使刘晏得以全面发挥自己的杰出才能，做出永载史册的独特贡献。

刘晏所认识到的潜运之“利”只是理想，只是未来，而现实却是漕运之“病”，是重重困难。他只有通过治漕运之“病”，才能达到漕运之“利”。

五月的长安，天已渐暖。刘晏怀着“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的决心，再次走出长安，策马前往唐王朝的重镇——扬州。

没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潇洒和迷人，只有“初夏五月下扬州”的匆忙和紧张。刘晏当即组织人力物力，疏通汴河，加固黄河大堤；调集一部分官军为漕卒，组织训练，进行武装护送；并紧急从湖南、湖北、广西调粮，由江船运至扬州；然后浮淮河，入汴水，过三门，进渭水，当年就从江、淮漕运了四十万斛粮食输入关中。史书称：“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17）

据《旧唐书》卷十一记载，上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关中地区“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钱一千文，蝗食田……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正是这种时刻，刘晏亲自押送第一批粮食的漕船驶抵长安。代宗皇帝喜不自禁，立即派宫廷卫士吹奏鼓乐，在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元载和京城文武百官喜迎救命粮，宣读代宗圣旨：“卿，朕的邯侯（萧何）也！”

代宗称刘晏是自己的萧何，绝非一时激动过誉之词。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刘晏受新任宰相杨炎排挤诬陷，先被罢相；七月，又被杨炎构贬忠州刺史，唐德宗赐死刘晏，引起许多大臣的不满，纷纷上表指责“诛晏太暴”。后人称刘晏“起广德二年，尽建中元年”，“为管（仲）、萧（何）

之亚“，也绝非是溢美之词，并对刘晏的转运给予”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的历史性定论。

注释：

（1）参见《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三月条。

（2）《唐大诏令》卷115《遗刘晏宣慰诸道敕》。

（3）同上。

（4）《旧唐书》卷123《刘晏传。遗书元载》。

（5）《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6）《册府元龟》卷502《平籴》。

（7）《新唐书》卷51《食货志》。

（8）《陈子昂集》卷8.（9）《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

（10）《李太白全集》卷25《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11）《旧唐书》卷105《韦坚传》（12）《册府元龟》卷498《漕运》。

（13）《李太白全集》卷8.（14）《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第二》。

（15）《贞观政要》卷6《论俭约第十八》。

（16）《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17）《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第三章　自古未有的改革 序章

经过安史之乱，大唐王朝国力衰竭，国库空虚，生产破坏，人口锐减，整个国家处于急速的经济崩溃之中。安禄山的鼙鼓一动，宣告了“开元盛世”的结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安史之乱前，“开元盛世”的繁华就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预示着祸乱行将到来。《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记述：“（天宝年间）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谷斗才三钱。绢一疋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寸兵。天下岁人之物，租钱三百余婚。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绸绢七百四十万匹，棉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可是，富庶的同时，“天子骄於快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人，于是钱谷之臣，始事胺（音娟，剥削之意）刻”。同时，由于分配不均，兼并盛行，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赋役有增无减，逃户越发盛行。

宇文融不惜余力地推行括户检户，政绩显著，对稳定唐王朝财政收入有着巨大的意义。但是，所暴露出的问题是逃户状况依然严重，据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统计，唐王朝实有九百六十一万九千百五十四户，不课户竟占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零四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多；总人口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不课赋人口达到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人，竟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中虽有不少是括户赦令中所规定的免征赋役的户数，但大量逃避赋役却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安史之乱，中原惨遭战祸洗劫，人口急剧减少。据《旧唐书》卷十一中记载，在刘晏担负浩运江、淮转运使的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户部汁账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

与天宝未年相比，总户损失达六百七十二万之多，总人口损失逾三千五百九十六万人。损失如此众多的实户和人口，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人口减少，但主要是由于战祸连年，大量逃亡迁徙，逃避繁重赋税丁役所致。在开元年间，唐朝管辖全国三百二十八个州府，而此时仅管辖一百六十九个州，几乎减少一半。租庸征收情况如何呢？道州刺史元结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在《奏免科率状》中说：道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徵收的钱物总计是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八贯八百文。其中，在安史之乱前为十三万二千四百八十贯九百文，而安史之乱后，仅收三千九百七贯九百文，只占安史之乱前的百分之三。由此可见，唐王朝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何种地步！元结在奏文中凄楚说到：“（道）

州被西原贼屠陷，停留一月余日，焚烧粮储屋宇，俘掠百姓男女，驱杀牛马老少，一州几尽。贼散后百姓归复，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臣恐坐见乱亡，今来未敢徵率，伏待进止。又岭南诸州寇盗未尽，臣州是岭北界，守捉处多。若臣州不安，则湖南皆乱。伏望天思，自州未破以前，百姓欠负租税，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杂物，一切放免。自州破以后，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进奉徵纳者，请据其见在户徵送，其余科率，并请放免。容其在百姓产业稍成，逃亡归复，似可存活，即请常例处分。“（1）

“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这与刘晏致书元载的信中描述是完全一致的。“东都残毁，百无存一”，“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也与郭子仪上表代宗，谏止移都洛阳的奏书“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可谓一模一样。

元结担心科征税赋会引起大乱，难道刘晏和唐王朝一切有政治眼光的人就不怕乱吗？

乱已有先例。元载在江、淮进行“白著”，决定一次强征安史祸乱之前的八年所欠赋税时，弄得民不聊生，无不怨恨，不是引起了刘展之乱吗？

唐王朝内外交乱，还经得起大乱吗？刘晏致书元载说：“河汴有初，不修则毁灭，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中国自有史以来都是征夫派丁，增派谣役。修复河道，以事漕运。

可是，饱经祸乱的大唐王朝还能够依照历史的旧轨，“发近县丁男”，增谣役，派丁夫，修河道，事漕运吗？刘晏的心情和元结是一样的。如按旧规行事，“恐坐见乱亡”！何况刘晏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村赤地千里，凋残破落，农民居元尺椽，食不果腹，已经疲于劳役的情景。他深知，广大农民急需休养生息，只能先予生存，后予发展，断不可损下益上，劳民伤民。久经动乱的人民迫切需要安定，民心思安，民心思富。一个宏愿在刘晏胸中萌发：“只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2）

刘晏仁立扬子江边，只见江中百舸争流，江船鼓浪而进，仿佛江南繁华不日将送去长安，一阵欣喜涌上心头：“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何愁贞观之盛不至！”

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都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刘晏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正是在唐王朝的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改革措施总是与政治经济的治乱相关联，改革措施往往是纠前弊而兴后利，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是益民利民还是扰民劳民；改革是否得宜，主要取决于对社会经济是促其发展还是滞退。唐以前的封建王朝如此，以后的各代王朝也不外如此。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触及皇权，历史的局限使刘晏只能在维护皇权统治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国理财的经济改革。

刘晏的改革首先从漕运着手。

第三章　自古未有的改革 第01节 整顿漕运

“渐近贞观永徽之盛”是刘晏的动力，也是刘晏毕生追求实现的最高目的。第一个改革漕运的措施就是：将民运改为官办经营的官运。他免除劳役中指派的“租庸脚士”，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废除派役，进行雇用，采取官办经营的雇用船工水手，立即紧急从湖北、湖南调运粮食至扬州。过去漕运粮食，各州县都是叫富户督办漕运。这些富户俗称“船头”。

老百姓被派差役，被称为“租庸脚士”，被迫进行无偿劳动，效率低，损耗大。刘晏废除民运，进行官营，雇用船手，提高了船工的积极性，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漕运。为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部将送至河陰”。（3）两千艘江船源源不断，往复运粮至扬州，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派部属漕卒每船三十人，十船为一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运，确保安全运输。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分段执法，制定相宜措施，分别遣派官吏督察护迭，能者受奖，提拔升用。

为了尽快地修复汴水航道，刘晏没有征发一个丁男。他以转运使的身份行使职权，请河南副元帅派遣官军修堤清淤，又快又好地保证了汴河漕运的畅通无阻。

整顿漕运的第二个措施是：停止陆运，改进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全部漕运。如前所述，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主要是北运。裴耀卿罢相后，北运随即停止，又采取陆运。陆运怎么运呢？全程分为八递，需动用牛车一千八百乘，人运牛拉，劳人伤牛，耗费甚巨。不言而喻，运输费用，直到今天，也是水运、海运价格最便宜，运输成本费用低廉。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过去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仑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

这种“囊米而载”，对于潜运又是自古未有的改革。过去潜运，包括裴耀卿所进行的漕运都是散装，加上是分段运输，搬上搬下，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十得其八，损耗达到百分之二十。刘晏采取“囊米而载”，就是采用袋装运输，便利了分段运输的装卸，消除了运输的损耗，加快了运输的速度。《资治通鉴》卷226中高度评价刘晏的“囊米而载”的分段运输法：“先是运关东谷人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斜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尝。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陰，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向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无斗升沉没水中，的确是奇迹。粮食进行大规模的袋装运输也是刘晏统辖漕运的一大创举，从湖南、湖北经长江到扬州，经运河、汴水、黄河，直到经渭水至长安，可以推断，袋装运输已经推向全国。由于袋装运输需要大量的麻袋、米袋，又必然刺激纺织业发展。刘晏的分段运输法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水手在各自熟悉的河道行驶，既安全又迅速。

整顿漕运的第三个措施是：开辟黄河直运。俗话说：自古黄河不航船，至今也是如此。黄河号称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的母亲河。但黄河泥沙量大，河床流沙多变，流向飘忽不定。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地段便是三门砥柱。黄河到这里变得不再温顺，而是凶悍湍急，几乎不能行船。这是刘晏漕运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他骑马来到三门岸边，反复琢磨河船可否直过三门。原来裴耀卿为避开三门水险，于三门东置一粮仓，河船至此卸粮入东仓，然后陆运山路十八里至三门西仓，然后再下河船运至太仓，入渭水。仅此一段短短距离，粮食两上两下，费工费时，费力费钱。刘晏沿途访问黄河艄工，求问直运之法。其实，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刘晏所知，只有岸上用纤夫拉纤，船上撑篙。所幸十船为纲，每纲有三百人。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说，刘晏迅速调四川巴蜀、襄江的优质麻皮、竹条，编织坚韧的纤索，河船行至三门时，众人口呼船夫号子，岸上背纤，船上撑篙，闯过砥柱，直渡三门。至此，当年就漕运四十万占粮食输入关中，以后每年漕运淮米一百一十万石。

刘晏负责漕运，其运输速度是相当迅疾的。一次京师缺盐，盐价暴涨，代宗下诏“取三万斜以赡关中”。刘晏立即组织从江淮收购食盐，“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从购买到装卸、运输，河运途经三千余里，四十天即能运达，足见其效率之高。效率高根本原因是废除摇役，实行雇佣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善于组织，善于理财，善于管理。对于河船、纤索，一旦发现破损，即刻予以换新。同时，将这些“朽索腐材代为佣薪”，使“物无弃者”，真可谓津打细算。这些朽索腐材在黄河上不能用，但仍可改做它用。由于刘晏对造船的船板选用务求坚实，因此有的人甚至拿淘汰的旧船板用来打棺材、盖房屋、做家俱等。

为了造出坚实的漕船，刘晏在造船领域进行了另一项重大改革。

整顿潜运的第四个措施：实行承包的雇佣制。

任何改革都需要配套进行。漕运离不开船。过去征用民船，大小不齐，新旧不一。特别是江船、河船，航运要求不同，船型船体也应根据要求来制造。刘晏下决心设官办造船厂，组织官办船队。他把目光又盯向了扬州。

扬州在汉代就是营造楼船的重要基地之一。至隋朝，隋炀帝在下江都之前，即令江都制造水殿龙舟。《资治通鉴》卷182中记载：“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造仍大于旧者。”可见扬州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津。玄宗大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扬州为广陵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改广陵为扬州。由于扬州扼运河入江之口，扬子江贯通南北、河网交错，联系各地主要靠水上交通，造船业随之兴起。

随着唐王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扬州己成为除长安之外最繁华的城市，连四川益州（今成都）也在其次，有“扬一益二”之誉，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

扬州造船，选料津细，船体轻坚。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即在扬州东河造船，并由扬州大都督府仓曹参军李凑检校营造。可见，扬州当时已能营造大型的航海船只，也有颇具规模的官办造船厂。开元以后，江、淮粮食轻货漕运长安数量激增，所需船只也随之增加。《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记述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七月，扬州、润州突遭暴风雨侵袭，树拔屋摧，漂损公私船肪一千余只。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八月，广陵郡遭到台风袭击，潮水陡涨，覆船竟达数千艘，其中大部分当是漕船，如连没有沉倾的船只计算在内，不难想象数量之多。然而，刘晏在扬州订造漕船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江、淮地区虽未遭安史之乱的直接破坏，但扬州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发生了刘展之乱。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邓景山是一文吏，兵败后，请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兵救助淮南，并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贿赂。结果神功军进入扬州后，大掠扬州市民，为觅取财物，比屋发掘，穿墙掘地，城中抢掠略遍，仅阿拉伯、波斯等胡商被杀就有数千人。掠杀十余日方止，致使扬州遭到极大破坏，遍地皆灾。

第二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邓景山人朝京城，以太子詹事、赵国公崔园接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如《老子》所言：“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由于刘展之乱和神功军的洗劫，百姓流离逃亡，农桑皆废。

是年九月，江、淮大旱，百姓饿殍载道，人相食。紧接着，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江、淮又暴发瘟疫，其悲惨景象令人震惊。独孤及在《吊道谨文》序中说：“辛丑岁（即上元二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即宝应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骸骨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千里。”（5）这种富庶江南悲惨景象的真实记录在唐王朝可谓绝无仅有。江南连遭兵祸、旱灾、瘟疫的袭击，其原因虽与上年大旱天灾有关，但主要是兵祸造成。崔园到扬州接任后，为官简肃清廉，体恤百姓。

面对兵祸天灾瘟疫造成的严重破坏，放免租庸，安抚流亡，整顿秩序，使扬州渐有恢复。正在这时，刘晏二赴扬州。他充分考虑到扬州连年灾荒大疫，丁男缺乏，百姓不堪承受谣役之苦，加上江、淮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年年输贡钱物，认为再也不能加赋增税，提高租庸，搜刮民财，营造官船。何况造船需要一定技术，所用人员需进行挑选。再者，过去官营造船场，造船工匠实际是官奴，轮流服劳役，没有佣薪，自带伙食，毫无积极性，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又怎么能造船，特别是要造出坚固耐用的江船、河船。于是，刘晏采用了类似今天实行的承包方法，建立十个造船厂，挑选委任津明能干的十名专知官全面负责督造，“竞自营办”。不发丁男，不增谣役，不加租庸，所用造船人员全部选雇，造船所需费用由国家给予，进行包工包料，船板木料、钉铁、油灰等一切材料自供。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措，开创了官办手工业作坊的革命性改革，彻底摒弃了自古以来实行徭役的强迫方式，运用了江南私人作坊刚刚出现的雇佣关系和雇佣劳动方式，满足从事物质生产者的基本消费要求，用经济规律的利益原则，促进生产的发展。

刘晏提出“每造一船，用钱百万”的意见，遭到他下属专知官的一致反对。百万是多少呢？千文为一贯，也为一缗，百万文即是一千贯，用千贯造一船简直不可想象！

有的说：“今国库空虚，国用缺乏，宜减一半，五十万足矣！”

“非也！非也！”有的又说，“五十万犹多矣！犹多矣！”

“不然。”刘晏以他独有的思想认识陈述己见，“大国不可以小道理。

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然兴办，其间进行造船的人不是一个啊！当有赢余能够给众人，使私用无窘，则官船坚固。假若一开始就谋便剥削，又怎能长久哩！“他看看众人，仿佛洞察了身后之事，语重心长地说：”我料定数十年后，必有以物料太丰而决定减少的人。他会说：减半犹可也。到那时，船覆灭而不可用，船场既毁，国计亦记（音痞，毁灭、倒塌之意）矣。“（见《唐语林》卷1，《资治通鉴》卷226）

刘晏的话不幸言中。刘晏掌管盐铁转运使，每年输江、淮米粮一百一十万石至关中，对大唐王朝经济恢复、政权巩固功不可没，为唐宪宗中兴唐帝国打下了基础。恰恰在五十余年后正是史称“中兴之主”的宪宗元和年问（公元806年至820年），刘晏有关漕运的一系列改革渐遭破坏。宪宗即位后，连年发动平藩战争，军费开支浩巨，宪宗竭力蓄聚财物准备平藩。元和初年，刘晏培养重用过李巽此时负责专领度支盐铁转运使。掌使一年，赋税收入与刘晏掌使时大约相当。又一年，增一百八十万贯。往年漕运江、淮米五十万斜至河陰，久不能满额，只有李巽连运三年达到额定之数。李巽之后，有王播、程异负责盐铁转运，皆善于敛财，而不善于理财，将江、淮金、银、绫、绢等输往长安，供朝廷所需。杜御恃对刘晏订下的造船订价果然减其一半，“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两艘”，船场巡院官“吴尧卿又变盐铁之制，令商人纳榷（专卖税），所送物料，皆计折纳，勘定每船板、钉、灰、油、炭多少而给之”。结果，“物无剩长，十家船场即时委弊”。（《唐语林》卷1，《资治通鉴》226）由于造价过低，加上以物代税，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漕船经过三门，翻覆近半，进砥柱之险如同过鬼门关，领航的门匠执标指挥，砥柱终不能克。船沉三门，积米成堆，被世人号称“米堆”，门匠也随船翻溺水亡命，以至有“古无门匠墓”之说。这与刘晏掌管漕运，三门“无斗米沉覆”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又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同时，由于刘晏创设的改革体制渐遭破坏，汴河也同时出现险滩，漕运受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王播上书《陈琵琶沟年三运图》，建议潜船自颖口沿颖水北运至堰城（今河南郾城），可减少千里水路。宪宗当时急欲削平割据淮西蔡州的吴少阳藩镇势力，故王播投宪宗之意，预先屯粮堰城，以备军用。元和十年（公元816年），对淮西大举用兵，军需紧急，乃下诏设淮、颖水运使。据《册府元龟》卷记述。一部分潜运粮食自扬州到淮陰，溯流寿州西四十里八颖口，再溯流至颖州（州治安徽阜阳）沈丘界五百里至陈州（州治河南淮阳）项城，再溯流而至激（又称）河，又三百里输入堰城。运米五十万斛，省其费七万五千贯。运费虽有减少，但几经辗转，漕途依然多艰。由于长安是唐王朝皇权统治中心，刘晏所辟的漕运旧道同时并用。但船厂委弊，又征民船，漕法已毁，漕米损耗严重。于是王播建议：米至长安东渭桥，五百石损五十石者论死。但“杀人也不济事，匠人提心吊胆，越杀越怕，漕运官毫无信心，纷纷谢辞，改行”跳槽“。后来，皇甫铺领判度支，只得放宽，又建议，一万石损失三百石者赔偿，损一千七百石以下者流放，超一千七百石者论死；盗十石者流放，三十石者论死。然商，船倾人亡仍然相以为继，层出不穷，能运抵渭桥的不过十之四五。一些部吏赃官又在法为坚，漕运之路如同人间地狱，鞭笞号哭之声不绝于耳，狱中死者不计其数。如此榜杖杀人，终不为”仁政“之举。于是，其后又免除死刑，人不畏法，潜政愈加破坏，漕运之米竟十亡七八。直到宪宗元和之世结束，江、淮租米运达渭桥的不过二十万石，而装运之数高达此数的七八倍。每年一百几十万石的粮食白白付之流水，江、淮百姓为宪宗的”中兴“付出了多少惨重代价！唐穆宗长庆年代（公元821年至824年）进士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中进行了血泪的控诉：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6）

从元和之后至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期间，江、淮漕运仍不过每年四十万石，能至渭仓的不过十之三四。除了船翻米沉之外，沿路好吏，贪赃在法，破坏漕规，大肆盗米，侵为利用。盗米之后，为消灭罪证，干脆沉溺官船，假以漕运船覆之损，每年竟达到七十多艘。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漕政破坏，潜运事业已是江河日下，奄奄一息。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裴休，重整旗鼓，整顿漕运，采用刘晏推行过的承包制，立新法十条，以濒河县令兼管潜运，能者受奖；规定每年雇佣费二十八万贯，全部归漕吏掌握分配，各漕运巡院不得侵用。实行三年，漕运米粮、至渭仓总达一百二十石，才达到刘晏掌管漕运时的一年之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百姓不堪租赋重负，多有逃户，裘甫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地区大乱，租赋来源减少。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在桂州（州治今广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还，起兵反唐。十二月，攻下泗州（州治在临淮，清康年间州城沉陷洪泽湖中），占据淮口，漕运断绝。其后，庞勋军又与官军转战濠州、宋州、徐州，皆为汴河流经地区，租赋不至，唐王朝陷入困难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9年），濮州王仙芝聚众起兵，黄巢率众响应，中原大乱。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江、淮贡赋完全断绝，唐王朝自此一蹶不振，外有藩镇之扰，内有宦官之患，在风雨飘摇中遂至灭亡。正如刘晏所说：“船场既毁，国计亦圯。”

刘晏提出不派徭役，不增税赋，采用雇佣之法代替强派摇役之苦，且用千贯造一船，其法可谓仁义之至，可钱从何来？专知官们一个个愁眉不展，嘘啼叹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漕运一年所需几十万贯，画饼难充饥，望梅难止渴，苍大不落钱，荒草不变谷，将何以变通？此事连赵国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崔园也给刘晏捏了一把汗。正值晚膳时刻，崔园请刘晏与专知官同席，说道：“彭城公八岁敬献东封书，世称神童，遐名久尔。今转运江、淮，置办船场，免增徭赋，此乃国计民生大事，当审慎为之啊！”

刘晏恭谦说道：“赵国公所言极是！唯有津干理政，方可恤民生财，卑职思百身，也要期报天子明主的慈育。”

“乱世识忠臣啊！”崔园微微点头笑道，“敢问彭城公：置造官船，耗资甚巨，虚言不说，究竟实钱从何而来？”

刘晏双眼闪着智慧的光芒，手指一菜，侃侃而言：“此菜咸而勾味，而关中却缺咸淡食。这一咸一淡，不就是永世无完的生财之道吗？”

崔园顿然彻悟：“神童者神举之策！神策！”

一些专知官尚未觉悟，不禁问道：“有何神策之举？”

“老夫悬心已放！”崔园摇头摆手说道，“各位专知官员，该追随彭城公津于治国之道啊！咸者，盐也。盐可生财，可谓天下尽知。武帝、弘羊盐铁之举，富国强兵，后世永垂！”他端起一碗稠酒，“彭城公此举当不亚于弘羊之功，大唐复兴有望了！”

“实为无奈！”刘晏神色自若，表情严肃，“税赋不足，天子焦虑。晏以为不循弘羊、第五倚之旧规，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矣！”

不循桑弘、第五琦的旧规，一个大胆的改革计划已在刘晏胸中形成。为了确保漕运经费，刘晏又进行了盐法的创革。

注释：

（1）《元次山集》卷10《奏免科率状》。

（2）《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3）《新唐书》卷53《漕运》。

（4）《旧唐书。玄宗纪》。

（5）《毗陵集》卷15《吊道谨文并序》

（6）《全唐诗津华分类鉴赏集成》：《航运门。通航类》。

第三章　自古未有的改革 第02节 创革盐政

“民以食为天”是自古至今的不变真理。粮食是人类的生存之本，也是国家的兴衰之本。历代王朝，粮食生产的丰欠直接决定着百姓的富足和饥谨，决定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在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财政收入主要是粮食，其次是食盐。

食盐被称为五味之首。这种被现代科学分类为无机化合物的氯化纳，是人类食物的重要调味剂和防腐剂，直接影响人类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明朝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记述：食盐在“五味之中，惟此不可缺”。“盐为百病之主，百病无不用之”。（1）可见食盐对人类健康和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据传，我国早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就已经懂得煮海水取盐。“黄帝之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2）到战国时期，中国已有从事食盐收购、运销的著名大商人猗顿。所谓盐商，成为以收购、运销食盐业务的各种商人的统称。西汉初期，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前87年）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由国家垄断专营食盐的生产和运销。西汉著名经济改革家、理财家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前80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任搜粟都尉，后领大司农，积极推行盐铁专卖制度，改革均输法和创立平准法，设大农部丞数十人，派往各地郡国任均输官；并在京师设置平准，统一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借以增加国赋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他还主张民得八粟可以补吏或者赎罪，因而所任盐官大都出身盐商。被任命为大农丞的东郭咸阳，就是原来的“齐之大鬻盐”。汉代实行官营食盐生产时，由政府配置生产资料和设备，招收流民、罪犯等进行制作。由于江、淮地区东临大海，海滩涂地平缓辽阔，有着十分丰富的海盐资源，而且淮盐色白粒细，咸而不苦，品位较佳，加上水运交通便利，因而江、淮在汉代是重要的产盐区，扬州是食盐运销的集散地，成为盐商活动的最大城市。据《史记。吴王溪传》记载，西汉初期，吴王刘濞拥都广陵，即招致天下亡命之徒，煮海水取盐，盗铸铜钱，使国用富足。

唐初对盐没有实行专卖制度，而是行自由贸易，对运销贩卖食盐也不征税，只征收很轻的出产税。直到唐玄宗在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诛灭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后，十二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元为“开元”，唐王朝进入“开元之治”历史新时期，稳定政局、巩固皇权是头等大事。唐玄宗基于政治需要和“食人为天，富而后教”的富民经济思想，采取了重农桑、兴水利、清吏治、举贤能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有位水利大匠姜师度深受玄宗重用，被拜为河水尹。当时，安邑（今属山西）盐池渐涸，姜师度遂加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3）据《册府元龟》卷493记述：开元七年，左拾遗刘彤上奏议税盐铁：扩大国家经营范围，雇佣农余劳动力，免征谣役，生产食盐，转卖于民，以充府库。玄宗采纳其议，遂由政府专营盐铁，令河中尹兼解县、安邑的盐铁使姜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循，兼理天下盐税。但其时盐价每斗值钱十文，这个价格直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前一直未变，可见价格之低。盐的生产即不久罢归州县，按照常例收税。直到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2年）又颁诏令，明确规定：蒲州（今属山西永济县）的盐池，租分于有力之家营种，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优州盐池则设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按照营田条例收取盐量。四川的盐井则设一定的钱额，征收“盐课”。而对负海的江、淮则每年“免租为盐二万斜以输司农”，或者“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4）淮盐生产达到二万斜，可见份量之重。

唐王朝食盐专卖最初始于颜真卿。安史之乱爆发后，在河北沦陷区，平原郡（今山东德州）太守颜真卿开展敌后抗战。肃宗即位后，颜真卿被命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由于在敌后军费不足，颜真卿采纳属将李薯的建议，最先开创了唐朝的食盐专卖，筹措军费，行之河北。当初，颜真卿与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联合抗战，第五琦任贺兰进明的录事参军，也采用了颜真卿的食盐专卖法，保证了军需供给。后由第五倚将食盐专卖法推向江、淮，推向全国，确定了唐王朝的榷盐法。

第五琦，京兆长安人。这个人很有吏治之才，也以富国强兵术自任。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五琦受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所用，任录事参军。在安禄山连陷河间、信都等五郡时，贺兰进明未战即退，没有战功。唐玄宗非常生气，下了一道死诏，派遣中使封刀促之，说：“收地不得，即斩进明之首。”（5）

贺兰进明惶恐不安，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既怕被斩，又怕迎敌。第五琦心生一计，乃劝贺兰进明，言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重金厚财招募敢死队，出奇制胜。这批人格外卖命力战，终于收复所陷五郡，于是派第五琦去四川奏禀玄宗，并将颜真卿的功劳算成自己的。玄宗乃命贺兰进明为河北招讨使。第五琦得到玄宗谒见后，又上奏自荐说：“方今之急在于用兵，兵之强弱在于有没有钱赋。赋之所出，江淮屠多。如果皇上任命我一个职务保证军需，臣一定能给予军需之资，使圣上不用劳心焦虑。”玄宗闻之大喜，即日拜第五琦为监察御使、江淮租庸使，不久又加山南等五道租庸使。（见《两唐书。第五琦传》）后来，当第五琦知道肃宗己在灵武称帝，改天宝十五年为至德元年后，又赶赴彭原面见肃宗，以江淮租庸使的身份向肃宗建议，用江、淮租庸换买轻货，沿长江、汉水上运至洋川（今陕西洋县），再陆运到扶凤，以供军需。肃宗同意了第五琦的上奏。但由于永王-此时正进江淮，刘晏与吴郡太守李希言坚守余杭，实际上江、淮租庸所运不多。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第五琦建议实行榷盐法，就是食盐由国家专卖，严禁私人买卖。

其主要内容是：1.全国的盐池、盐井全部由国家管理，隶属度支，在产盐地的山、海、井、灶设置盐司盐院，由政府官吏实行专卖。2.原有盐户或自愿从事产盐者，由政府登记批准后，免除谣役，被定为产盐的“亭户”，隶属盐铁使管理，严禁私自煮盐及运销，违者以法律治罪。3.出售时，由政府专营，“每斗加时价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6）可谓尽榷天下盐，全面实行官管、官收、官卖的专卖政策。从开元至天宝，食盐每斗十文，而此加价为一百一十文，即增加了十倍。但加价榷利后，盐利全部归政府所得。因而，每年仅盐利收入就达六十万缗。唐王朝此时北方已无财赋来源，江淮田赋又征收不足，在平定祸乱、军需急迫的情况下，政府尽得盐利，对于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唐王朝的统治，无疑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同时，历代封建王朝财政困难之际，无外是采取增加税赋和征收盐铁商税这两条途径，而第五琦的榷盐法，以济军需，以利国计，比增加赋税更易于取效，实为一个重要的贡献和得宜之计。

第五琦的榷盐法，虽得到肃宗支持，却遭到当朝宰相、文部尚书房-的反对。他上谏肃宗说：“过去杨国忠聚财暴敛，被天下人怨恨。陛下刚刚继位，百姓还没有受到恩德，现在又宠爱第五琦，这是一个杨国忠死了，又一个杨国忠生出来了。大家会怎么说呢？”肃宗却说：“如今急于用兵，没有钱财军队就散了。你讨厌第五琦倒是可以，不过，到哪里能取到钱财以供军需呢？”一句话说得房-无言以对。（7）

从此，唐王朝实行食盐专卖法。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第五琦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然而，他的命运几乎和刘晏一样，拜相即罢相，甚至遭误奏，被发配流放。

起初，第五琦推行食盐专卖法，每年增加府库收入六十万缗。但由于平定安史之乱，军需国用仍感不足。于是，奏请肃宗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发行使用，使开元通宝钱无疑贬值为乾元钱的十分之一。他拜相后，又清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这样，通行钱币是三币同用，引起货币混乱，造成粮价腾飞，饥馑引颈相望，盗铸私铸钱币之风纷争而起。京兆尹郑叔清采取强硬措施，四处搜捕私铸者，严刑拷打，杖杀数百人，哭号声日夜不断，悲啼声不绝于路，弄得京城风声鹤泪，恰似牢狱。于是，百姓斥骂，官吏指责，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在议论第五琦的变法之弊。一时间，朝廷里封秦日闻，参本连篇。当年十月，第五琦被贬为忠州刺史，郑叔清也只好收拾京师残局。肃宗诏令刘晏任京兆尹。第五琦被贬赴忠州，人还在路上，不料，又有人诬告他受贿二百两黄金。国事如此艰难，私受黄金二百两，这还了得！

肃宗派遣御使刘期光立刻从京城出发，尾追而去，进行核查。第五琦一听说此事，心中不由升起蔑辱之气。但身为遭贬宰相，还有着宰相的架子，便带着几分谦虚说：“二百两黄金有十三斤重，我愧为宰相，不可能自己提着拿着。如果付受有凭证，即请依法科罪好了。”刘期光一听，便以为第五琦如此说法就是认罪伏罪，回到京城长安，奏报肃宗，“清除名，配流夷州”。

（8）随即派役吏押送第五琦到华夷杂处的边运地区流放，蒙不白之冤长达两年多的时间。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继位后，第五琦才被起用为朗州刺史，在刘晏被严庄构陷贬通州刺史后，又复任户部侍郎、御使大夫兼度支转运使。他们二人犹如难兄难弟，彼此轮流遭贬，而又竭尽忠诚。直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刘晏升任吏部尚书。吐蕃侵陷长安，关内副无帅郭子仪赏识第五琦，请他任粮科兼御史大夫、关内元帅副使，保障军需，第五琦才得到重用。郭子仪智退吐蕃，代宗复归长安，第五琦改任京兆尹，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使。而刘晏因受宰相程元振的牵连，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被罢相，贬为太子宾客。三个月后，刘晏又复出，兼御史大夫，不久升任户部尚书，领河南、江淮诸道转运使。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刘晏再次入相后，领东都、淮南、浙江东西、湖南、山南东道常平盐铁铸钱转运使；而第五琦为户部侍郎，领畿辅、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常平盐铁铸钱转运使。史称：自此刘晏与第五琦分领天下财赋。但无论是在决策能力、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还是在所辖范围、产生的历史影响方面，刘晏比第五琦发挥的作用无疑要重要得多。首先，在时间上，刘晏与第五琦几乎同在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担任租庸使，第五琦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被贬饶州刺史，后由韩-接任，共计十四年；而刘晏一直到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被罢使赐死，长达二十四年。其次，在决策方面，刘晏在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任吏部尚书，又拜相位，统管全国的转运、常平、盐铁、铸钱等使，在诸多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决策，卓有成效，影响久之；而第五琦主要在平乱战争期间实行榷盐法。在封建时代，改革不允许失误，一但失误，影响国计民生，即刻罢官遭贬，丢掉乌纱帽。第五琦初及相位，改革货币，发行乾元重宝，本意是改变钱轻物重，抑制通货膨胀，不料却造成金融混乱，谷价腾飞，即遭罢官，贬为刺史。第五琦创革的榷盐法是战争经济的产物，而到唐朝经济恢复时期，显然已经产生许多弊端。对此，刘晏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盐法整顿，使盐利成为唐王朝最主要的国库收入。

刘晏首先将食盐官营专卖制改为官收商销的间接专卖制。第五琦的榷盐法基本上效法西汉的食盐专卖，是推向全国，实施统一的官产、官运、官销的直接专卖制。虽然实施后增加了国库收入，但弊端十分明显。官府产运销，官商一体，权钱不分，严重窒息了商业的流通发展。刘晏要恢复贞观盛世，就要“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才能“渐近贞观、永徽之盛”。

而百货之首，除粮米之外，就是食盐。《新唐书》卷54《食货志》中说：“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粮米棉帛有租庸，而唯独食盐官产、官运、官销，显然对于商业发展是滞后行为。政府大包大揽，设立重重机构和庞大盐官队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开支浩巨，只得提高盐价，却又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由于盐价不断上提，百姓无力购买，只得被迫淡食。

为了供应远辟地区，官销食盐只有扩充机构、增加官销人员。官多则扰民。

一些官员借盐务乘机敲诈勒索平民百姓，败坏官府盐政声誉。官多则生坚。

一些官员又借官商一体贪污腐败，中饱私囊。针对如此众多弊端，刘晏将官产、官运、官销的官营专卖制，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即间接专卖制。食盐的生产由“亭户”自行生产，不得私卖，由官场收购，加价给商人运销。为了提高盐的产量和质量，刘晏还随时令，安排“遣吏晓导，倍于双农”，（9）及时派人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向亭户提供煮盐的生产工具牢盆，借以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产盐质量。亭户只管制盐，由政府统一收购，贮于盐场，盐场向商人批发食盐，商人即可自由运销全国各地出售。

食盐的流通税就包寒在盐价之中，国家从购销差价中获得财政收入。刘晏的间接专卖法的特点是：产、运、销全部由私人进行，国家控制货源，垄断货源，国家因此取得收入。同时调动了私人产盐和商人运销的积极性。由国家收购，可以稳定盐价，保障生产者的利益，防止商人压低收购价而谋取暴利；商人从国家盐场批发，也获得合法利润。因而生产者、国家和商人三者均获利。同时，为了扩大生产和销售，保持盐价稳定，刘晏还奏请皇帝下令罢免各州县的“过境税”，制止法外苛征，因而使食盐销售畅通无阻，扩大了食盐的销售。又使盐户、国家和盐商获得稳定的收入。这种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以后各个朝代的具体措施虽有所不同，但实质一直未变。由于盐有丰利，五代至宋还实行过食盐配售制度。对城市居民，按屋税配售，称为“屋税盐”；对农民居民，在二月育蚕时按户配盐，六月交纳夏税时收钱，称为“蚕盐”。至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废除屋税盐，并严禁配售农村的食盐流入城镇，用以保证农村食盐的供应。宋朝实行“盐引”制度，也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只是商人缴钱领“引”，按引领买食盐进行运销。引，既是盐商依法运销的凭证，也是按引购买所规定的重量单位。引有长引、短引两种：长引销外地期限一年；短引销本地，期限一季，限满即作废撤销，直到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改行专商卖引法，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纲法”制度。但盐商只有经过政府登记批准，换领纲册，方可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这种盐商称为“纲商”，可世袭经营，“纲册”成为行销的专利权证。

明、清两朝在部分地区还实行盐票的票法制度，作为盐商运销食盐的凭证。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浙江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官盐不通，私盐日增，巡按御史王化奏准土商可自卖食盐，由官府发给盐票，按量收税。后推行到淮北、山东等地，成为以票销盐的开始。这种盐商称为“票商”，又称“土商”，也是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运销食盐。清道光初年，两淮盐商因垄断利益，与地方官员勾结，或因报效政府献钱献物，或挪用公款拖欠盐税，于是抬高盐价，非法榨取百姓，生活穷奢极侈，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的盐商垄断运销尤为剧烈。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先于产盐区淮北实行票盐，行销票盐的商人又称票商。规定每票一张，运盐十引，个别州县亦可一引起票；无论何人，只需照常纳税，即可领票运销，但规定至运销口岸，必须票、盐相符；不得票、盐相离和侵越运销口岸。后来，淮南、两浙、福建等地相继仿行。票法行盐，认票不认商，废除世袭专商。直到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行洋务，以筹借银饷为名，责成票商报效专款作为“票本”，将淮盐运销准由票商专利，使票法成为纲。

故《旧唐书。食货志》称唐代的漕运和盐法，“凡所制置，皆自晏始”。由上可以看出，刘晏的盐法改革奠定了中国历代盐法的基础。

刘晏在实行官收商销的间接专卖法的同时，大力津简盐政机构。他把原来设置的盐政管理的盐院进行了改组，清除了一批贪赃枉法的盐官，撤掉产盐少的地区盐监，自淮北设置十三个缩小的巡院，只留下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个盐场，以及嘉兴、海陵、盐城、新亭等十个盐监。减裁冗员，挑选品行端正的充任盐监盐吏。盐监是负责收购食盐的机构，所购食盐集中到盐场，然后由盐商从盐场行销各地。巡院负责监督食盐的销售，还负责缉捕食盐的私产私销者。同时，为了刺激商人运销食盐，扩大流通，减少盐商缺钱或换钱的困难，刘晏极其津明地规定：盐商可以纳绢以代盐利，绢价按市场价每络加钱二百，收购的绢帛用作将士的军服。看来好像盐商合算，实际上，刘晏元需另设机构和人员购买绢帛，反而省去了转购的经费。商人送绢上门换购食盐，实在是两全齐美，互利互惠。

刘晏还设立了“常平盐”，防止商人追求暴利而企图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同时，有的边远地方盐商不至，食盐价格高昂时，政府采取积极干预行为，以平价出售，抑制价格上扬，既控制了物价，也解决了百姓食盐的需求，做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新唐书》卷54《食货志》中还记述了刘晏改革盐法的巨大成就：最初，唐王朝盐利在第五倚时不过六十万贯，而到大历末年，即刘晏被赐死前，已达到六百余万贯，超过唐王朝所有税赋的一半，宫闹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仗盐利所给。属于户部度支管理的池盐，由于管理不善，虽然盐价比江淮的海盐价格贵，每年也只收入八十万贯。可见刘晏改革江淮盐政对唐王朝在财政上是多么大的支持。

至此，江、淮产盐蓬勃发展，仅盐城一地就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扬州成为唐王朝最大的食盐集散地。由于刘晏统一收购、统一收税的盐法实行，加上漕运畅通，淮盐由商人自由贩运，运销各地，其范围，北到洛阳、长安，南到江西，西到蜀中。诗人杜甫在大历初年《柴门》中写道：“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在《客居》一诗中说：“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11）

反映了江、淮食盐随着漕运四通八达的运销盛况。

刘晏的盐法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功之例，完全可以与西汉桑弘羊的食盐专卖并称并誉。“就场专卖制”有效地控制了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促进了运销流通，还管理了零售市场。他的改革重点放在盐法的整顿上，余下皆为附属配套。手段是掌握货源的第一道环节，寓税于价，让天下食用盐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向国家纳税，同时采取利民措施，仲盐价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的理财方法，比单纯以强制性地增税形式来加重人民负担的作法，实高明巧妙得多。《管子。轻重》篇中提出，执政者要“见（现）于之形，不见夺之理”。刘晏的盐法改革正是管于取予之术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刘晏“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的思想体现，更是依靠杰出的管理才能以致富国的宝贵实践。

史界公认，榷盐法在唐代起于颜真卿、第五琦，而成于刘晏。刘晏的盐政，对后代影响深远，虽有兴废，但大都主张仿效刘晏的作法。直到明清，仍有许多人主张按照刘晏实行的盐法作为盐政改革的方向。如明末宋应星提出对淮盐的改革办法是在扬州设机构，征盐税，一出瓜洲、仪真（今仪征）闸口，“任从所之（《野议。盐政议》），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12）这都是刘晏创革盐利最基本的方针。

注释：

（1）《本草纲目第11卷。石部》。

（2）同上。

（3）《旧唐书。良吏传下》。

（4）《新唐书》卷54《食货志》。

（5）《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

（6）《新唐书》卷54《食货志》。

（7）《新唐书》卷139《房-传》。

（8）《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

（9）《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0）《杜诗详注》卷19.

（11）《杜诗详注》卷14.

（12）《蓼斋集》卷43《盐策》。

第三章　自古未有的改革 第03节 常平均输及铸钱

刘晏对漕运和盐法改革的成功使他声誉倍增，漕粮源源不断运至京师，盐利滚滚流向国库，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政治局面渐得安宁，经济形势渐有复苏。代宗皇帝阅罢各地奏文，不由心中一动，请卜师预测来年吉兆。卜师奏旨设坛，口念咒语，虔诚顶拜，观银河星象，辨八方祥云，手舞之，足蹈之，卜测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方无事，国泰民安。遂奏请代宗宜改广德年号，善称永泰。文武百官，众口一词，无不赞扬卜师知天意，顺民心。

永泰永泰，永远国泰民安！

果真能永远国泰民安么？不外是图个吉利吉兆而已！卜师投其所好，正中代宗下怀，代宗龙颜大悦，挥手赐金百两。

宰相常衷文思敏捷，词藻雅丽，秉笔行文，一道改元敕书俄顷写毕，侍御官朗朗宣颂：“农政本也，食人大也。方春之首，重于东作，除军兴至急，余一切并停，令百姓得专营农事。”中国哪一个朝代都懂得农政为本，民食为天的道理，不能扰民劳民，应让百姓专心致志从事农业生产。当然，皇帝高高在上，还得仰仗州县长官。于是又宣诏：“刺史县令，与朕分忧”，要“招辑逃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田畴，清节有闻，课效尤著者，宜委所在节度观察，具令闻奏，即令按复，超资擢受。”（1）不言而喻，如能增多户口，必能增加户税；如能垦荒开田，也必能增产粮食。凡上交税赋成绩突出者，就可以破格超常擢升受用。刘晏开辟漕运和创革盐法，使唐王朝衰而复兴，对此，史称：“凡所制置，皆自晏始。”（2）代宗皇帝自是明白，遂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十一月改大历元年）正月，任户部尚书刘晏领东都京轰、河南、淮南、江南东西道、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户部恃郎第五琦领京畿、关内、河东、剑南西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至此，“天下财赋，始分理焉”。（3）刘晏所辖范围增大了。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首次罢相为太子宾客，四月又很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又入相位户部尚书，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诸道转运租庸盐铁使。两年后，由四道增加为八道。当时的道，所辖范围很大，相当现今好几个省。刘晏所领八道，其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是唐王朝经济最发达地区，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税赋来源地。同时，刘晏由转运盐铁使，又增加两个重要方面的职务：常平和铸钱，成为唐王朝掌管财赋最重要的大臣。此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安史之乱造成了严重破坏，长安和东京洛阳以及整个中原地区已是满目凋零。尤为严重的是，唐王朝国力衰退，中央集权削弱，屡遭边蕾侵扰。据《旧唐书》卷11《代宗纪》记载，至少有这么几次：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是岁，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陷我临洮、秦、成、渭等州”。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

九月，吐蕃攻占径州，泾州刺史高晖献城而降，又作吐蕃向导，遂引吐蕃进占长安，代宗逃至陕州，后幸得郭子仪召集旧部，深夜鼓噪朱雀街，智退吐蕃，收复京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由于代宗不善处理民族矛盾，听信谗臣，无端生疑，造成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数立殊功的朔方都知兵马史、朔方节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帅、大宁郡王丰国公仆固怀恩强烈不满，他痛责代宗“不思外御，内忌忠良”，“弓藏鸟尽，兔死犬烹”，遂领朔方之众与回纥合议起兵反唐，“怀恩又纠合诸蕃，众号二十万，南犯京师”。（4）《旧唐书》卷11《代宗纪》还记述道：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九月，“吐蕃寇灵州，进寇-州”；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八月，“吐蕃十万寇灵武……

丁卯吐蕃寇分州，京师戒严“。可见局部兵乱，一直未停。这些地区分属第五琦管辖，由于战祸不断，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虽说天下财赋，自始分理，但主要来源仍然是刘晏所辖的江、淮地区。第五琦在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去蜀中谒见玄宗时也说：“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5）韩愈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6）分理是指区域，就其革新来说，恰恰是刘晏统领唐王朝的经济改革大踏步向前迈进。

一骑枣红驿马带着皇帝的敕旨飞驰江淮大地，来到扬州刘晏官第。此时，刘晏却正在扬州察视种植早、晚稻的再熟田。初春时节，夕阳西沉，水牛悠悠而行，农人耕作不息，真是夕阳临水钓，江田耐水耕，好一派江南风光！

侍官匆匆而来，禀报圣旨已至，速请接旨。刘晏闻罢立即上马赶往府第，跪接圣旨，方知再受皇帝宠恩，又加常平、铸钱使。

入夜，刘晏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绪翩翩，神驰中国自古就有的平祟论、常平、均输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问题。

刘晏对这些经济理论实在太熟悉了。早在他任秘书省正字郎时，远至先秦两汉、春秋战国的治国之道，近到太宗遗训、玄宗敕旨的安邦之策；从先秦“口赋”到两汉的“丁赋”；从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的“便国不必法古”到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的重农抑商，统一铸币等，无不津通、记忆犹新。他不由想到魏国魏文侯相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前395年）创立“平籴法”，开后世均输、常平之先导，使魏国富国强兵；他更想到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前80年）改革均输、创立平准法，推行盐铁专卖，辅佐汉武帝雄踞中原……

这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常常发生问题的问题，也是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兴亡，人民贫富想解决又没有解决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且属论述经济，既无刀光剑影，也无风花雪月，常令人味同嚼蜡，索然无趣。但又那么富有生命力，活生生地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强弱、人民的饥饱贫富。

所谓平粜（音跳，意卖出）论，也称“平籴（音迪，意买进）论”，是中国历史上主张由国家收购或抛售粮食来稳定物价的经济理论。“平粜”，即平价出售粮食：“平籴”，即平价购进粮食。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春秋战国之际，所谓“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平祟论即为其中一策。认为五谷的价格应由国家掌握，粮食的价格波动应局限在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的一定幅度之内自由波动。即所谓：“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

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而要实现这种价格，以利治国，就必须由国家进行平粜或平籴。国家在谷价过高时，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粮食；在谷价过低时，以较高的价格收贮粮食。战国时魏国李悝创立”平籴法“并付之实践：”籴甚贵伤民（指非农业人口），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主张由国家实行”平粜（籴）“，做到”民无伤而农益劝“。《管子。轻重》中说：封建国家可以运用货币，按照年岁的丰歉进行收贮或是发售粮食，通过市场调节谷物的价格和供求关系来平衡谷物的轻重，即所谓”利其通货，以御其司命“。这样，就可以使农民固着于土地，人民生活安定，避免动乱，增加财源，增强国力。

那么，如何做到“平粜”，“平籴”呢？就要设立“常平”。

常平，是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为了“调节粮价，备荒赈恤”而设置的常平粮仓，即“常平仓”。汉宣帝五风四年（公元前54年），耿寿昌创议由国家在边郡建立常平仓。在谷贱时增其价而收谷存贮，谷贵时减其价而出售，使粮价保持相对稳定，故名“常平”。设立常平仓直接目的，一是减省漕卒，以利增加财政收入；二是调节物价，以利保护农民和民食。北齐除均田制的垦租外，另征“义租”，将“义租”之粮在州县设专仓存储，始为义仓的先驱。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式设立“义仓”，因为设在当社，由社司掌管，亦名曰“社仓”。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改为按户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到义仓。所谓“义”，就是寒税率平均之意，亦是凶年赈灾与众皆同。常平侧重调节粮价而称，而义仓侧重赈灾救荒而称，其实寒意相通，无甚区别。唐初也袭隋设置义仓及常平仓以防年荒。唐太宗的义仓法是：不论王公至庶人，计垦田多少，每亩纳地税两升，秋熟收税入仓，遇荒年欠收则散赈灾民。但高宗以后，仓储常被移作他用，失去常平储粮备荒的意义。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九月，唐玄宗志在恢复贞观盛世，依照太宗“贞观故事”的救荒措施，“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其法以丰年谷贱籴进，刺激市场谷价上升，以免伤农；以凶年谷贵粜出，压抑粮价上扬，防止伤民，通过购销环节调节粮价。所谓“诸州”，其时不包括江、淮以南地区，因为“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7）唐玄宗设立的义仓法，不仅可以遇荒赈民，而且还可以在农民青黄不接时免息贷放种子，秋后偿还，帮助下户农民度过困境，限制高利盘剥。同时，为了防止义仓储粮移作他用，保持常平所积，还在每郡设立上佐一人，专职监督：“诸郡义仓，本防水旱，如闻多有费损妄作破除，自今以后、每郡差一上佐专知，除赈给百姓之外，更不得辄将杂用。”（8）为了保证谷物丰收时加价收籴，谷价上涨时低价卖粜，保持价格平稳，防止谷贱伤农，玄宗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曾下诏，规定在关内、陇右、河南、菏北等五道和荆、扬、襄、益、彭、蜀等十州设立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账同申”。（9）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十月下诏，加价三钱收籴，不得限数配籴：“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禀，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10）谷物丰收，非但没有压价收购，反而“加价三钱”，避免谷贱伤农。玄宗时代，还有常平仓可以进行“赊粜”的规定，到秋后偿还时，可以以粟帛代替。这无疑使常平仓具有物价调剂和以物代钱，以粮代钱的易货偿还功能。《唐会要》卷188中记述了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二月太府少卿张渲的请奏：“……至贵时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辨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七月九日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

但到天宝后期，由于唐玄宗由明到昏，荒于朝政，宠信权坚，听信馋言，以“厚敛以怒天下”的杨国忠主管户部时，竟把天下义仓粮食及丁租地税换成布帛，输入京师，以充天子禁藏，变成了唐玄宗的私蓄。而玄宗昏庸奢侈，追求浮华，赏赐贵宠，挥金如土，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常平义仓也不复存在。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即使在安史之乱长达近八年的严重叛乱期间，也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不但如此，反而人心思定，对平定安史之乱普遍持拥护态度。这说明，开元时期政治上的开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显示了政治与经济协调一致的同步和谐性；而在天宝时期，政治上的日益昏庸腐败，经济则不受影响继续发展，显示了政治与经济非同步的矛盾性。这说明政治上潜伏的危机，虽在某些方面滞后了经济发展，但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力照样可以按照固有的发展方向前进，而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因为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才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如此长期、激烈的动荡中没有灭亡。

安史之乱直接破坏了唐王朝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发展。唐王朝做为中央集权政府，只能努力平定叛乱，迅速恢复经济，控制物价上涨，保持社会安定。刘晏整顿漕运，创革盐利，都是出于唐王朝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重大经济改革决策和经济谋略。

首先由第五琦提出恢复常平仓制度。据《唐会要》卷88记载，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时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

这道奏书，得到代宗批准后，遂即由刘晏、第五琦执行。很明显，开元天室年代，玄宗实行常平仓法，是由道及州府各自为政，设仓及本钱进行常平。而这时，唐王朝大乱刚定，州县财力枯竭，难以保证，则以使领管辖的区域来处置。刘晏与第五琦分领天下财赋，顺理成章地成为各自区域的最高负责人。有关第五琦如何在所辖区域进行常平，没有资料所存，已无法知晓。

关于刘晏进行的常平和均输，所存资料也只是散见有关史料的简要记载。通过这些零星资料，我们看到刘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持续而又大规模推行调整平抑物价的常平和均输法。对此，《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和宋祁在赞词中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指出：“生人之本，食与物而已。

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争，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赞语又接着说：”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躁天下赢赀，以佐革兴。虽-兵数十年，敛不及民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11）

这里有一个新的概念：“平准法”。前面我们介绍了“平粜（籴）论”

和“常平仓法”，就不难理解“平准法”。平准法也就是“均输平准”。这是中国封建王朝为控制运销、平抑物价而采取的一种官营商业政策。从严格意义上说，由汉武帝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试办均输，其目的是“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运方之贡。”（《盐铁论。本议篇》）。开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推行盐铁专卖，改革均输法，创立平准制度，置平准官于京师，统一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两者互相结合，称为均输平准。这种均输平准完全不同于常平义仓。常平义仓的宗旨是“调节物价，备荒赈恤”；而均输平准则是官办官营的商业行为，也不局限于粮食。在桑弘羊时代，对各郡国的应输贡物，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当地商人一贯贩运出境的丰富而廉价的土特产品，输纳时，原需运费也照价折合为产品，一并交付均输官，再由均输官选择其中质优而又便于运输的商品运往京师，余下运往高价地区出售。京师平准机构置办运输工具，征发民夫充役，接受“天下委输”，掌握商品储存，在京师物价波动时，“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使“万物平而便百姓”。

刘晏对榷盐、常平、均输平准的改革及其成效远远超过了桑弘羊。也许是笔者无知，也许是刘晏没有留下他“神童”之笔的优美诗文和宏伟经济论著，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记述不详的丰富实践，只留下后人记述他的一些几近淹没的散乱名珠，使人仿佛感到他的知名度大大低于桑弘羊。

其实，无论在经济改革的深度、广度和成效上，还是在理财谋略和躁作方法上，刘晏都远远超过了桑弘羊。

让我们看看刘晏是如何“敛不及民”而“知取知予”进行常平、均输和铸钱的革新。

变革，首先是观念形态的变革，任何死守教义、固守古训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在桑弘羊时代，为了抑制兼并势力，推行榷盐法，常平均输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富商巨贾。如食盐的专卖，是官产、官运、官销，连二道批发也被彻底禁止，一切由官府大包大揽，笼而统之。其思想根源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抑商，务本禁末的思想观念。战国时期，最早创立“平籴（粜）法”的李悝认为农业是产生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对“雕文刻缕”、“绵绣篡组”的奢侈品生产称为“技巧”，主张“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改革家商鞅和管仲都认为农业是衣食和富家、富国的源泉，主张以农业为本，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认为是妨碍务本而导致国荒国贫的“末事”，必须抑商禁末，保证农业生产的劳力不被转移。荀子也是如此，认为“工商众则国”贫“，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并把”知务本禁末“

定为“卿相辅佐”的必备条件之一。荀子的高足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源泉，是本务。谓“富国以农”，“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对工商统称为末业，把工商之民列为“五蠹”

之一，提出“农本工商末”并把“末”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工商业。自此以后，“末”就大体成为工商业的统称。强调以农为本固然正确，但贬斥工商而禁末却不免偏颇。开创贞观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

也是主张务本禁末的。在《贞观政要。禁末作附》里记载这么一个小故事：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工部尚书段纶向太宗上奏推荐了一名叫杨思齐的能工巧匠。太宗要亲自看看他的制工技巧，段纶就叫杨思齐造一个木偶戏的傀儡戏具。太宗极为不满，对段纶说：“推荐的工匠，准备用于国家大事，你却派他先造这些东西，这哪里是要百行工匠互相告诫不要制作奇巧玩物的意思呢？”于是下诏“削纶阶级”，段纶虽未罢官，却被减薪降级，并禁绝木偶制作和木偶戏的演出。

然而，时代不同了。刘晏不由想到：为了迅速复现开元盛世，还能依据李悝、桑弘羊的常平均输法重农抑商吗？还能遵循太宗的“务本禁末”吗？

他亲眼目睹开元时代粮食生产丰足有余，商贾往来兴旺的盛况。在他眼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如见钱流地上”，（12）“钱流地上”正是理财家刘晏观察商品经济的独特感受，“钱流地上”也在考验刘晏能不能权万物轻重，把“钱”从地上捡起来，流进府库，流向市场，推动大唐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晏心中十分清楚，治国不必效古，理财不必循旧，只有变古通今，合时、合势、合事方能渐现贞观开元盛世。正因如此，他变革榷盐法，大胆突破桑弘羊采取的官产、官运、官销的独家经营，利用商人的有利运销，扩大流通的积极性，采取民产、官收、商运、商销，只把住货源和物价，余下一概任之，给予商人充分自由经营的余地。为了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在吴、越、扬、楚设立常平盐仓，贮存食盐二万余石，并在其它州县转贮官盐，在盐商不至的盐贵地域，或一旦脱销涨价时，随时可以平价供应，抑制市价上涨。同时，采取“以绢代钱”的办法鼓励商人纳绢，商人在运销中购入绢帛，也乐意以绢购盐，这种易货交易使刘晏既推销了食盐，又掌握了必要的军需物资，还节省了转购的费用，一举数得。盐在刘晏手中彻底盘活，确是“钱流地上”商品经济思想的巧妙运用。

刘晏对粮食的常平和均输更集中表现了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刘晏疏汴河，兴漕运，置船厂，建粮仓，直过三门，输粮关中，平抑京师粮价，无疑是大规模对粮食的常平和均输，仅凭这一点，就发展、超出了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法。因为桑弘羊只是在首都一些地区进行平准工作，而刘晏却成功地运用于广大江、淮地区，粮食均输距离超过三千里地。刘晏新加常平、铸钱使后，手中已有官办船队，加上汴河疏浚，运费降低，开始运用商品交换的原则进行常平均输。过去一遇荒年，便动用常平，予以赈济。这对于眼看“钱流地上”的刘晏来说，是消极被动的。《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以陈谏之口论述了刘晏的经济理论思想及其主张。刘晏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役矣。”这就是说，会治病的人，在于不使病人生命垂危；善于救灾的人，不要经易地给予赈济。赈济少不足以活命，而赈济多让受灾的人都能活命，就必然增加开支，减少国用，国用缺少则又必然再加重劳役，增添赋税。何况这种赈济往往是赐与性的，受灾的人又几近侥幸所得。那么怎么办呢？刘晏主张，利用常平、均输制度，应事先救济未成的灾荒，而不要等到已成灾后才进行赈济。在水旱二害成灾之后，灾区缺少粮食，但其它物产仍有一定出产，继而“贱以出之，易其杂货”，用以粮易货的方式，将低价的常平粮换取灾区灾民的其它土特产，扶植灾民发展副业，实行生产自救。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灾民缺粮的困难，使灾民转向副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可将换来的农副土特产品输向丰收地区出售，或供官府使用，以此减少国用，增加国库收入。刘晏用这种商品交换的赈灾措施来代替用国家粮食直接赈济，无疑又一次反映了刘晏善于理财而又不伤民劳民，善于用商品交换方式赈济灾区，安排人民生活，组织生产自救，做到知取知予，敛不及民，确实是前古未有，只他一人。

刘晏还直接运用均输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均输常平的核心是防止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调剂余缺，稳定物价。在具体躁作时，丰产年则高于市价收购，饥荒年则低价出售，即“丰则贵取，饥则贱与”。（《新唐书》卷149《刘晏传》）江、淮地区粮食丰产高产，手工业发达，特别是扬州此时正是唐王朝最发达的商品集散地，如绫绵、瓷器、铜镜、纸笔、木器、玉器、竹器、药材等等，种类繁多，质高量大，深受人们欢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上陈置江、淮各郡土特产，广陵郡列在第一船，丹阳船、晋陵船名列第二、三名，最后又以苏州船贡品列在最后收尾。（见《旧唐书》卷105《韦坚传》）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地区大批人员为逃避战火，纷纷南下江、淮，扬州人口急速增加。扬州原本是江、淮地区百货集散之地，外来人口的增加，为商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市场，外地商品源源而来；市场的需求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丰富的物资。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刘晏开通漕运，革新盐政，更使扬州百商云集，成为东南地区的最大经济都会，成为百工巧匠施展身手的最佳场所，成为征财遂利者的理想乐园。“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有着敏锐经济头脑的刘晏又把目光盯在了“货”上面。这些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土特产品、日杂百货，早已超出当地所需，而在别处则是奇货自居，供不应求。

特别是在关中地区粮食丰收的年份，对手工业品的迫切需求大大超过了对粮食的需求。刘晏以政府的行为、国家的力量，用部分赋税收入折合成现钱，在扬州和东南各州低价地区收购各种体积小、价值高的轻货和土特产品，通过漕运输入京师或其它高价地区出售，同时又在这些地区采购，运销出其它低价土特产品，使国家从地区差价中获得一笔可观的商品利润。这种常平均输在商业上的运用，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既扩大了江、淮地区的产品销路，也在急需地区调剂了余缺，平抑了物价，使商品的产、运、销得到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的同步发展。

也许是中国士大夫惯有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影响，史料只列举刘晏运用常平均输法经营茶和柑桔，其它商品概未涉及，数量及其效益也不可知，只是在《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中笼统地说：“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躁天下赢赀，以佐军兴。”并说刘晏“能权万货轻重，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但是，从其它相关资料中却可以窥视到，刘晏以政府行为经营的商品中，除了江、淮质优多彩的绵帛绞罗丝织品外，最大宗的商品是茶。

茶，在我国种植历史远久，饮茶起源也甚古，至今仍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种植经济作物。与刘晏同代的陆鸿渐（字羽）被后人称誉为“茶仙”、“茶圣”、“茶神”。他在《茶经》的第一句就说：“茶者，南方之木也。”陆羽详细叙述了我国自魏、晋以后，江南渐饮茶成风。直到开元以前，北人尚不多饮。与刘晏又一位同代人封演，在其所著《封氏闻记》的“饮茶”条目中说：“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

南人好饮，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掸皆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样逐渐传至山东、河北等地，渐至京师城市，而且多开店铺煎茶以卖，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直到代宗时，“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骑马市茶”。由此可见，饮茶之风，始于开元，盛于代宗，连回纥也骑马去市饮茶了。代宗朝代，正是刘晏最有作为的年头。又据陆羽所言，茶的产地在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道，这八道几乎全部在刘晏所领辖的常平转运使区域之内。其中质量最好、产量最多的是淮南、浙东、浙西三道，更是由刘晏管辖。代宗时，工部侍郎李栖筠因政绩突出，有望擢升宰相，遭到当朝宰相元载的妒嫉，被黜任常州刺史。其时，茶圣陆羽亦在常州，两人对饮浙西道的阳羡（今江苏宜兴）名茶，陆羽盛赞阳羡茶“芬香甘清，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李栖筠从之，始进万两，自此遂成定制。想必这万两贡茶当是经过刘晏漕运后才输入京城长安，贡奉代宗。中唐诗人卢全（约公元775年-公元835年）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全唐诗》卷388）中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这位以极善品茶著称于世的诗人喝着别人寄来的新茶，神采飞扬，盛赞不绝，吟吟乐道，走笔如神：“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寂。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除阳羡茶外，浙西道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顾渚茶其后也列为贡茶。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湖州贡茶由政府经营，各乡茶芽置焙于顾渚，由湖州刺史负责监督其事。钱易在《南部新书》中云：“唐制（茶）湖州造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实际进奉时间在大历五年之前，而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刘晏已由户部尚书迁任吏部尚书；大历五年，宰臣鱼朝恩伏法被诛，第五琦牵连被贬为饶州刺史，他管辖的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常平盐铁使由代宗下诏停使，刘晏从此统领全国的常平转运工作。仅湖州一地就产输贡茶一万八千四百多斤，江、淮地区除粮食作物外，几乎家家户户种茶采茶，其产量可想而知。正是在刘晏时代，饮茶已遍及朝野，列肆长安，并传至回纥、吐蕃。茶的需要量日益渐长，销售量也越来越大，“见钱流地上”的刘晏是绝不会放过“敛不及民”的生财之道，进行茶的常平均输。《旧唐书》卷123在本传中简略得一言蔽之：“江、淮茶、桔，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断道，禁前发者，晏厚以财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为藩镇所便。”刘晏官营茶叶之外，尚有柑桔，而且还与各道藩镇竞争，都想先运出去，抢先抵达。刘晏则“厚以财力致之”。竞争的结果是，以刘晏“常先他司”而宣告结束。

值得称道的是，茶虽有丰利可取，但在刘晏当政的年代却一直没有课税，他的确是“敛不及民”，只是通过官营的商业行为进行常平均输，在搞活流通领域中，通过地区差价获得利润，尽收国库，既排斥了商贾的暴利，也抑制了藩镇的垄断。在刘晏受杨炎诬陷被冤死之后的第四年，即建中未年（公元784年），户部侍郎赵赞上疏，建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取其一，以作常平本钱。德宗纳其议，首开茶税。后来朱-反叛，德宗逃奔奉大（陕西乾县），对于因征课各项杂税太重引起战乱，深感悔恨，又下诏罢其税。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好佞之臣以复兴之名，行邀宠求媚之实，盐铁使张滂借头年水灾减税，国用不足为由，请税茶以足之。说是茶税之钱，令在别贮，一旦有水旱之灾，可代民为田税。（见《资治通鉴》卷234）派人在所有产茶州县以及茶商贩运所经之处，皆设卡估值，形同阎罗，十取其一。

结果每年得税四十万贯，又移作他用，救水旱代民田税成了一句空话。

宪宗年间，连年对藩镇用兵，国库空虚。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宫中又起百尺高楼，费用浩大，无从支出。盐铁使王播乃奏请增加茶税，百钱陡增五十。更有甚者，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九月，盐铁转运、榷茶使王涯，奏请变江、淮、岭南茶法，请加茶税。这个王涯见到茶树如见铜钱，感到茶商交纳的税资，不能当所榷之多。十月，干脆杀鸡取蛋，令江、淮百姓移私家茶树植于官办茶场，估量给其所值，分别派使者主持。老百姓怨声载道，忿恨之极，骂道：“如果真是皇帝的敕旨，只有杀掉使者，进山造反了！”（见《册府元龟》卷510）当年十一月，发生“甘露之变”，王涯被禁军捕捉，临杀之前，宣示街市。长安老百姓因王涯主管榷茶，敛财损民，令民怨沸腾，无不恨之。老百姓一边怒骂不止，一边用砖头瓦块击之。

其后，令孤楚继王涯任盐铁转运使，上疏奏罢榷茶。《旧唐书。令孤楚传》记载：“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人情。方在恩权就敢沮议？朝班相顾而失色，道路仄目而吞声。”遂请罢榷茶使，官场茶采取常平均输的官销营运，民产茶采用刘晏食盐“间接专卖法”，加价后商运商销。文宗听纳其议。刘晏经营谋略又一次成功，敛不及民，茶税收入反而增加。《册府元龟》卷494开元二年（公元837年）九月记载着浙西观察使卢商的奏文：“常州自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七月二十六日敕以茶务委州县，至年终已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原数加数倍以上。”仅隔一年，迥若大地之别，茶税收入超出盐税收入数倍之上。武宗继位（公元841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请加江、淮茶税，常平均输再次遭到破坏。茶商所过州县，关卡层叠，恶吏当道，皆收重税，名曰“蹋地税”。

课税太重，必有私逃。宣宗大中初年（公元847年），盐铁转运使裴休，严令查禁。私贩三次，每次三百斤者，论死；长期结伙私贩者，茶虽少，亦论死。茶户私卖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并在淮南庐、寿等州皆加半税；茶户如伐园不种失业者，以纵私论处。法令如此严酷，可谓绝无仅有！

裴休之后，于琮继任盐铁转运使，搜刮民财的算盘珠子拨得极其津细，诸税之外，又算计每斤茶再增税五文，名曰“剩茶钱”。（13）茶己不是给人带来甘美享受，而是浸泡着茶农的血泪，令饮者满嘴苦涩。沉重不堪的税赋，直至唐朝灭亡，茶税一直未减。行文此处，令人不禁感叹，刘晏那种“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的经济谋略和理财方法，比起单纯地一味强制性增税方式，造成物价腾飞，确实要高明百倍。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几乎任何一个企业家、任何一个稍具经济常识的人都懂得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道理，甚至把信息看作是流动的财富。

为了提高效率，更把管理科学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建立数学模型，运用系统工程进行几乎无所不包的科学管理。当然，在刘晏所处的时代，既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说，也无管理科学、信息一词。

但是，依据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根据，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条件。只要存在着商品与货币的流通，就存在卖与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裂，产生买与卖的脱节，形成价格的高低贵贱。合于利而动，趋于损而止，既是用兵之法，也是行商之规。“时间就是金钱”虽是现代观念，其实质却是古今相通。刘晏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缩小卖与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进行常平均输，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

刘晏的时代没有电报电话，更没有“大哥大”，只有他用高薪招募雇佣的“疾足”，又称“驶足”。《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记日：“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而知。是能权万物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旧唐书》卷123《刘晏传》又曰：“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元甚贵贱之忧，得其术矣。”

所谓“得其术”，却是被逼出来的。刘晏所辖转运、常平范围已达大半个中国，商情变化多端，各地丰欠不一，需求高低不等，如何对商情了如指掌，做出决策，系及国库的稳定收入，社稷的人心安定。万物余缺的常平均输，犹如千斤重担压在肩头。他思虑再三，决定在各道设立巡院，巡院至京师之间，再设立驿站构通，为了提高效率，尽快掌握行情，不惜重价，皆募“疾足”，逐日快速传递。每日清晨，只见驿道上“疾足”骑马飞驰，置驿相望。百市行情涨落，四方物资余缺，商情如同接力棒，一站接一站地接送传递，不到四五天，送达刘晏手中，是谓“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在获得准确商情报告后，刘晏权衡轻重，采取措施，调剂余缺，控制价格，发布的指令由“疾足”再传回各地巡院，进行常平均输，使“天下无甚贵贱之忧”。

但是，困难接踵而至。常平均输的原则是“谷贱则籴，谷贵则祟”。刘晏所辖区域辽阔，各道巡院遥距京师千里，各地情况复杂，谷价浮动多变。

虽有“疾足”迅速专递各地商情，但也得将各州县的价格变动情况报齐后，经过通盘考虑，才能决定收购价格和数量，一往一复，也得十天半月。特别在粮食收购季节，当地商人反应迅速，往往公文来到之前，粮价随上市量减少已经上涨，国家买到的粮食还是落后于商人，让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怎么办？刘晏采取的对策不是禁商，而是高于市价进行收购，和商人展开竞争。

凡事皆有规律。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汇集统计出几十年中粮食收购价格和数量的历史资料，并按收购数量和收购价格各分为五等，上报议定后，作为各地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具体做法是：最高的第一等价格按最低数的第五等数量收购；反之，最低的第五等价格，则按收购量最大的第一等数量收购。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运用，无需先呈报价格和数量，各州县便可自行掌握，在收购时间、价格、数量取得主动。各地收购情况又通过“疾足”逐日飞报刘晏，刘晏总计各地收购数量，按照“避贵就贱，取近舍远”的原则，及时调节安排。如果收购量不足，就命价低路近的地区增加收购量。如已够数，即命令价高路远的地区停止收购。由于市场规律尽握手中，合理收购，调节供求，便有效地控制了物价，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现代科学管理，往往是多种方法可供选择，甚至是多种方法并用，但其中总有一两项是最主要的。因而，津明的管理者往往善于捕捉最主要的矛盾，进行最优化管理。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运用数学模型创立的“优选法”，“统筹法”就是数学在国民经济的具体应用。刘晏在唐朝时能运用原始记录，制定简单的数学模型应用到粮食的常平均输上，确实相当了不起。由此可见，刘晏不但商品意识强，数学功底也高人一等。

刘晏在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丰则贵籴”的同时，也运用数学模型进行“歉则贱祟”。《资治通鉴》卷226记载：“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丰则贵籴，歉则粜，或是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偿失时，不待其困弊流饿浮，然后赈之。“

很明显，刘晏设置的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将雨雪水旱的情况如实禀报刘晏，经统计，其数据表明出水旱二灾的形成与否。他根据这些，奏请皇帝批准，应民所急，从未失时进行赈济，该发放粮食的提前发放，该免除税收的也提前免除，稳定了民心，让灾民主动地战胜灾荒。刘晏的这种常平均输法，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宋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

当政时也在东南各州推行，促进了生产，增加了府库，取得显著效果。

尽管刘晏为常平均输设巡院，置驿站，募疾足，平籴粜，使天下无贵贱之忧，可他仍感到心中无数。巡院专知官们面对“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

的赞誉不禁沾沾自喜，可刘晏却忧虑重重。他不由想到：粮谷买进卖出，万物运来运去，如鸟衔枝，如蜂酿蜜，全无度数。究竟全国有多少户数人口？

人均岁费米谷又是几何？产粮田当为多少？何况水旱两灾莫测，吉凶之年难料，何以能常平均输！他更想到，第五倚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本为治乱，反而生乱，制造乾元重宝，造成货币贬值，米价腾飞，其实质是米价与钱不等不均。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时为户部尚书，下决心通过户部造册登记，为唐王朝制定了人口与生产总量、消费总量、常平储存总量比例的“总量说”。资料虽未表明是刘晏所为，但刘晏无疑是“当时议者”

之一。《新唐书》卷54《食货志》的记载尽管枯燥，但意义重大，全引如下：“当时议者，以为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六十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食倍之，吉凶之年再倍，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值与钱均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万六千顷。”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总量统计及其比例的概率理论。它使国家在理论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生产、粮食消费和货币制造。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户部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九月统计，“管户二百九十万三千一百五十二”（《旧唐书》卷11《代宗纪》），刘晏“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常储三百万斜，所谓有功于国者耶”。（14）唐太宗、唐玄宗都曾提出过“国有九年之储”，但都未达到，不过是遵循《礼记。王制》中所说“国元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的空想。经过安史之乱，治国者也比较现实些，提出“余三年之储”。

尽管刘晏“常储三百万斛”也不够三年之数，但比一比宫闱缺粮、禁军乏食的景象，常储三百万斛确非易事，当属难能可贵的举措。何况，这三百万斛的常平储粮，常常进行流动性的以谷易物，以物易谷，创造的价值可论倍计数。

刘晏为渐现开元盛世，建立常平均输的组织系统和管理措施，虽来之不易，倒也顺利。可令他最费心，甚至委屈求全的却是如何用人。任何时代的管理，莫过于对人的管理最困难，也最能体现管理艺术。刘晏心中十分清楚，从太宗到高宗至玄宗，无不下诏敕旨举贤任能，知人善任，唯才录用，奇伟必收。刘晏深感举贤任能固然重要，用人之略更为重要。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将用人是否得当放在首位而实行吏治。吏治，其主体是以官本位制的人治。官员自身的知识水准、道德品质及个人能力对吏治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吏治官员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科举考试选拔，一是世袭官爵继承。世袭继承的称“吏”，科选人第为“士”。世袭爵禄者为官门子弟，大都事业难超父辈，其爵生而有之，其禄坐享其成，一般皆作为不大。但他们出自名官权贵之门，能受到良好教育。科选者虽有捉刀代笔的白卷先生，但大多有个人抱负，经苦学奋斗，登科及第，荣光耀祖，报效社稷。刘晏自八岁进入官场，幼年涉世，早已饱览士吏人生百态，可谓了如指掌，洞察入微，透木三分。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见《新唐书》卷149本传）“新进锐敏”的士才，经过科选，自当珍惜功名前程，又有官爵厚禄，故惜名轻利。而吏者久混官场，锐气已消，办事推委，功名已就，也无荣进之望，自然追逐金钱，重利而轻名。他们都有后台靠山，也多有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劣迹。分清“士”与“吏”，刘晏采取不同的用人之法。对“士”委以重任，专事检核出纳，管钱、管物而不会中饱私囊；对“吏”则是“奉行文书而已”，做些事务性的工作，简单又轻巧，薪俸则不薄。于是，“士”和“吏”

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各司其职。《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记述，安史之乱后，国家经费不允，停止了所有部门科选官员的供职。但为了保证财赋收入，唯独准许租庸使可以补署任用，无疑使众多人才涌向租庸部门一展身手。刘晏在各道分设租庸使时，选用了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

这是一股吏治的新鲜血液，一支租庸生力军。他们年轻有为，敢想敢干，投身租庸事业，开创个人的身名地位。而刘晏对这些科选新进人员，一经委任，便放手使用，量才量绩，予以升迁，并给予厚禄。这样一支力量使刘晏的理财思想和理财措施得以全力贯彻。

刘晏用人的另一思想和原则是“凡所任使，多受后进有干能者”（15）。

也就是用“后进”但有才能的人。所谓“后进”，实则是被贬、被罢的人。

这些人虽被罢官撤职，但一般有思想有能力。刘晏对这些遭贬被罢的落难者，只要有能力，唯才是举，一视同仁，予以重任。这些人在遭到不幸打击时，不免产生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死，对刘晏所进行的事业奉令尽职，元欺无隐，尽心尽力完成任务。一些人为刘晏的租庸转运、常平均输事业表现了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气概。

唐朝著名诗人戴叔轮（公元732年-789年），江苏金坛人。在诗星灿烂的唐朝也占一席之地，著作颇丰，今仍可见诗三百余首。其诗秀雅可观，被后人称为神韵派首领。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刘晏升迁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对于举贤任能，擢用官员自是大权在握。一次，刘晏从扬州到润州（今镇江），闻言戴叔轮其诗不同凡响，堪称一最。刘晏也颇爱诗文，只是自己公务繁重，无暇顾及。又闻此人满腹诗文，竟白丁一个，与官无缘，落魄草野。刘晏心中颇不平静，有才之人，朝廷不用，孰是孰非？举贤任能，人皆可之；吏部管吏，身为尚书，岂能坐闻不动？他特意从润州出发，经丹阳，过茅山，来到金坛，前去拜访这位草野之士。两人一见，不觉恨晚。言诗，戴叔轮自有高见：“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前也。”一句话，令刘晏心中自叹不如。自己偶尔应景所作小诗，既无蓝田日暖之感，也无良玉生烟之情，只能划作直白浅露之类，不由感叹：“博访群材，揖对宾客，无如戴叔轮。”（16）刘晏深赏其才，当即上表荐之，拜请戴叔轮任湖南观察使，主持租庸转运。当时，沪州刺史杨子琳反，败走人夔州（音魁，今四川奉节县）。戴叔轮亲自主运湖南，杨子琳派人来抢劫钱财，对戴叔轮说：“所有金帛钱币归我，可缓你一死。”戴叔轮大义凛然：“身可杀，财不可夺！”杨子琳的人见到戴叔轮将生死置之度外，只好灰溜溜地离去。戴叔轮因刘晏的直接擢用走上官宦之路。刘晏被冤赐死后，戴叔轮在抚州任刺史，仍不变初衷。一次老百姓为灌溉争水，双方争斗不休。

戴叔轮亲自前去调解，平息纠纷，为他们制定了均水法，使双方相邻言好，互为便利。他在抚州任刺史期间，不误农时，劝农益农，狱无囚犯，其吏治清明仁恕，备受后人称颂。（17）

同其父包融、其弟包何合称唐诗“三包”的包佶（？-公元792年），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中进士，累官谏议大夫。宰相元载被诛时，受到牵连，被贬官岭南。刘晏知道包估很有才能，亲自上奏代宗皇帝，重用他为汴东两税使，成为刘晏的得力助手。刘晏被罢官冤死后，包佶充任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与贪官枉法的陈少游进行了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再如李若初，办事严谨，要求严格，对部下说一不二，刘晏便委他整顿盐政，很快便次序井然；又如陈谏，人很机警聪明，刘晏就叫他管理财物，经他之手，从无差错。对此，《旧唐书》本传称：“故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刘晏正是靠这样一批能干的助手，使盐铁转运等各项工作运转自如。他的部属虽在千里之外，对他的指示如奉教令，如在眼前，不打折扣，毫无懈怠。由此可见，刘晏的工作作风是何等潇洒而又高效率！

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一套廉洁奉公、津明强干的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和官员队伍相当不易。对于理财工作，许多权势人物往往视之“肥缺”，垂涎欲滴，纷纷出面向刘晏推荐自己的亲戚。对这些人怎么办呢？刘晏清醒认识到，如予拒绝，则必成众矢之的，遭到嫉恨，节外生枝，无端招祸，影响大计。刘晏相当津明，他一概应之，“奉给之多少，命官之迟速，必如其志”，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有一点他牢牢把住，就是不让这些人担任实职，不给实权，只是一时之选，以防止他们涉足要职，以权谋私，毁坏自己苦心经营的财经管理机构和职宫队伍。这样便一举三得，既满足了权势们的要求，又避免了他们对刘晏理财工作的干扰，反而能得到支持，还减轻了吏治腐败对理财工作可能造成的危害。在某种时候，刘晏往往采取一种做法，为了整个事业的成功，不甚禁止贪赃，但把多得之财放在明处，防止隐蔽性地贪赃枉法。

比如，在扬州设立十个造船场，每造一船，有意多给，让其承包，保证质量，保证漕运的恢复。

刘晏独特的用人思想和策略之所以能成功，还在于他严于律己，身为表率。常言道：“己不正，何以正人；正人者，必先正己。”新、旧《唐书》都记述了他个人的品质和敬业津神。数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的全部津力用在理财工作上，以至连他喜爱的诗文都无暇顾及。每日早朝，他骑在马上还用马鞭来算账。每日天明理事，直至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懈怠。

当天的公务都是即日处理，从不积压过夜，谓之“剖决无留”。他“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却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不把公家的一文钱流进自己的腰包，个人生活极其俭朴。他家住长安修行里，根本看不出是宰相住的官府，粗朴简陋，与常无别。他不置婢妾，饮食简单节约。《唐语林》卷2也记述说：“刘忠州晏，通日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人朝乘马，则为鞭算。尝言居安取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健，不务毛色。”《刘宾客嘉话录》生动记载刘晏上早朝的情况：刘晏在天气寒冷的冬天，也是五更人朝，途中见到卖蒸糊的地方，只见爇气腾腾，刘晏买了后，或是袍袖包着，或以裙帽底托着，吃得津津有味。跟他同列早朝的官员问他，其味如何？

刘晏十分满意他说：“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刘晏对自己如此勤俭节约，对于四方名士及亲戚故旧，无不慷慨馈谢，重友情，讲义气，可谓有求必应，以个人的财货遣送天下名士。这也使得一些追逐钱财存心吃他的人，只好封住了嘴巴，无法议论长短，说刘晏坏话。

他被杨炎陷害致死，被查抄其家产时，发现他所有的家产不过是杂书两车、米麦仅数斛而已。像刘晏这样位居宰相之位，品德高尚而又才能卓越的理财家，在历代封建官吏中实为罕见。他被后世称道，绝非出于偶然。

刘晏新加铸钱使后，把眼光放在了江、淮地区，利用常平均输进行铸钱，稳定币值，平定物价。扬州的铸钱业最早起于吴王刘濞，盗铸铜钱，以使国用富足。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诏晋王杨广在扬州置五炉铸钱，始创扬州立官炉造钱。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隋朝五钱，以官铸“开元通宝”钱通行天下，严禁私铸，违者论死。江、淮为重要铸钱区，设有官炉铸钱，由于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红铜加锡熔点低，硬度高，便于制造，当地百姓偷铸不休。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因为恶钱多，政府出钱买，用一个善钱买五个恶钱。但是，很多人不卖，藏着恶钱等待开禁，偷铸恶钱越来越多，甚至用船在江里进行私铸，有的已成为私铸恶钱的专业户。于是，在仪凤年间（公元676年-679年），高宗乃诏巡江官吏督捕，查抄铸钱原料铜、锡，凡超五百斤，皆没收人官。但虽禁不绝。武则天时，私铸蜂起，“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肢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见《旧唐书》卷54《食货志》）

开元初，江、淮除官炉造钱外，所谓“偏炉钱”、棱钱皆为私钱，极为滥恶，有的甚至用锡液偷铸，一会儿就能铸出一百来个钱。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玄宗下令从国库和各州县拿出十万石粮谷卖悼，以收民间恶钱，并把收到的恶钱由政府销毁。但私铸不止，恶钱难禁。因此，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正月，宰相宋-又建议严禁私铸恶钱。他派监察御使肖隐之出使江、淮，督责严禁。私铸者以成色较好的上青钱输入官，小者恶钱皆沉于江中，以免罪责。由于过急过严，反使市井萧条，物价腾贵，使官吏、百姓怨声载道。玄宗只好把肖隐之免官降职，宋-亦因此罢相。诏令加铸官钱，禁卖铜、锡，禁造铜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初置钱监，加铸“开元通宝”钱，私铸有所收敛。其后，私铸之风又烈，江、淮以广陵、丹阳、宣城尤甚。私铸之风久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京师权贵争相去江、淮取私钱，舟车相属，运抵长安，用以购物，官用私钱，实际上是在鼓励私铸。另一原因是：官钱一枚可当偏炉私钱七八，富商巨贾收藏官钱以换江、淮私钱，运往各地冒充官钱，从中牟利。私钱假币的需求量愈大，私铸恶钱者也就愈多，私铸伪市竞多至数十种，以至有的轻脆易坏，有的不成钱形，使黎民百姓深受其害。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铸钱内作使判官韦轮针对杨国忠征用农夫铸钱，督非所习，费力无功，建议重价雇请，悬市招募本色工匠铸造官钱。这时，唐朝计有铸钱官炉九十九座，绦州三十，扬、润、宣、鄂、苏等州皆十，益、郴两州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年铸钱三千五百婚，工匠三十人，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成本耗费七百五十文，政府获利百分之二十五。至此，所费与所得成为国家独占的经济事业，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币值也趋向稳定。（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破坏，军费支出浩大，国家经费严重不足。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倚为了解决国用不足，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后又铸重轮乾元重轮钱，以一当五十。结果货币贬值，货价腾飞，斗米价至七千，钱皆虚值，饿死者陈满于道路两侧。而京师几乎人人私铸，溶大钟，毁佛像，皆铸私钱，违者甚众。京兆尹郑叔清严捕私铸者，酷刑拷打，打死八百多人。第五琦币制革新，招致民怨沸腾，成了造乱添乱，一着不慎，全盘皆失，弄得罢官撤职，多年不得翻身。

刘晏新加铸钱使，还能重蹈第五琦的复辙吗？刘晏统辖区域内有官炉五十座，工匠约一千五百人。刘晏领江，淮盐铁租庸，商人可以其它物品交纳盐税，粜籴也可用其它土特产购买。他采取的方针是任意交纳。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物品是重粗贱弱之货，输至长安，不足抵运费。如连运费加起来出售，又会造成价格上扬。刘晏则把这些货物积之江、淮，进行换卖，易成铜、锡、薪、炭，就地在官炉广铸钱岁得十余万贯，输入长安和扬、荆二州，自此钱币日增。（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史书记载，是“输入京师和扬、荆二州”，无疑增加了货币总量，进入流通领域。这些措施，对于安史之乱后，稳定币值，平抑物价，起到积极作用。他吸取第五琦铸大钱、贬币值的教训，使社会安定，人心稳定，使国家经济渐渐衰而复兴。德宗继位后，刘晏被杨炎构陷冤杀，铸钱即遭破坏。原因大概是实行两税法，国家主要津力放在征收税赋上，而对于从管理上津打细算地点点滴滴增财的措施不免疏漏忽视。刘晏被冤杀约半年之后，户部侍郎韩洄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九月上书德宗，请罢江、淮七个钱监，理由是亏本的买卖不做，每铸千文，输送京师，转运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钱的一倍。其实，这是被夸大的统计。刘晏每铸千钱，市场价成本是七百五十，如果再加上以粗重贱弱之货换取的铜、锡、薪、炭和就地铸造的低成本核算，国家得利远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由于刘晏掌管铸钱达十余年，铸币成色好，币值稳定，物价下跌，又出现了铜贵钱贱的问题，私钱之风停息，私销私毁日增。销千钱，可得铜六斤，铸为铜器，每斤铜计得钱六百文，销千钱得利三千六百，几乎有三倍之利，江、淮地区尤为严重。此后相当时期，多次颁布禁止销钱铸器的诏令，但收效甚微。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销钱取铜达到顶峰，以至铸钱盐铁使因人力所限，鼓铸造钱跟不上销钱铸器。特下诏在诸道观察使设置佛法，天下诸道寺庙铜像、铜钟、铜鼎之类，皆归各道巡院管辖，控制销钱铸器。同时又令州县钱坊铸钱，淮南节度使李坤奏请以天下州县名铸钱，京师铸为“京钱”，扬州铸为“扬州钱”，以此类推，大小径寸皆如开元通宝，准备更新市制，调节物价。但为期不久，李坤死于任所，武宗亦因服丹药暴崩。宣宗继位，尽废会昌之政，又广立寺庙，复而销钱铸像。直至唐朝灭亡，物轻钱重的问题也未解决。

刘晏在漕运、盐利、常平均输及铸钱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是成功的。《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中记述道，刘晏自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领江、淮租庸起，特别是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后充任江、淮盐铁转运租庸使，直至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止，前后有二十余年。他的最大特点是不触动既存政治体制进行经济改革，依靠组织管理，网罗人才，在既成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不断完善、修整、提高，达到巩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目的。

因而，他不是政治改革家，而是经济改革家。但是，政治是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谁能说刘晏所进行的使唐王朝由乱到治，由衰至兴，巩固了唐帝国统治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政治呢？正因为如此，他受到历代维护既存政治体制、反对剧烈政治改革人士的拥护和赞誉。

刘晏经济改革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为发展生产，益民利民而善于理财，津于理财；不是一味暴敛，不顾死活地益上损下、劳民伤民。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公正地评价刘晏是“理财常以养民为先”。新、旧《唐书》也赞誉刘晏是展其才，济其国，施其术，“富其国而不劳民，俭于家而利于众”，称他为“管（仲）萧（何）之亚”纵观刘晏一生，谓予“管萧之亚”，绝非过誉。

漕运开通，盐利稳收，商贾川流，百业渐兴，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刘晏为大唐帝国光复旧业立下汗马功劳。老臣吏部尚书裴遵庆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暗自思忖，自己年迈体弱，难理政事，于是，写好辞呈，上奏代宗，恳请退职，推荐刘晏继任己职。代宗皇帝采纳其议，优待其老，任命裴遵庆为右仆射，可以坐朝听政。刘晏闻之，屡申退让，岂能让裴相公虚领官职，赋闲在家。裴遵庆性情淳正，外晦内明，老而弥谨，哪里肯依！他对刘晏说：“老夫己八十有五，还能坐享宰位，迈向百岁？吏部为百官之首，举贤荐能，升迁任免，当属重职，非你莫属。”这位老臣善于识贤荐贤，但脾气有点倔，每每荐贤，如有来谢，必以为耻。他认为，贤者本存，吏部举贤任能，当为职责。如来谢者，感恩个人，岂不公私不分，有挟私之疑？将公务变成私授，自是吏部耻辱丑行！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三月壬申，五更时分，晨鼓咚咚，百官早朝。

宣政殿内，常衮早已制好敕文，宣示门下：“献善宣美，职在纳言，录贤位能，必归冢宰。若万事之本，举得其要，一时之才，选当其实，则致理之体，昭然可见。”确是如此，录用贤能，是万事之本，应该举得其要，选当其实。

笔者以为，这篇敕文最具体、最完整地将刘晏的学识、道德、能力、业绩概括出来。敕文说刘晏的才德学识是：“时杰国桢，高才博学，超诣津理，澹然素怀，礼法之纲纪，人轮之模表，尝处台弼，以弘训范。”接着，历数刘晏的功德是：“载其清静，济我艰难，自劳于外，又竭心力。苟利于国，不惮其烦，领钱谷转输之重，资国家经费之本，务其省约，加以躬亲，小大之政，必关于虑。”指出刘晏的工作作风是：“出入农里，止舍乡亭，先访便安，以均谣役（一作”以之均节“），事绩而不乱，理简而易从，故得井赋田租，万亿及株，方舟而下，以给中都，水旱不歉，人怀共惠，可谓尽瘁事国，勤劳王家也。”还评价了刘晏的一贯谦让津神：“思有褒进，屡申退让，以官人之任，朝选无窬（音榆，越过之意），籍其参领，用镇风俗，所总勤务，一以咨之，中外兼济，固有余力，可吏部尚书，余如故。主者施行。”

（见《文苑英华》卷386《授刘晏吏部尚书制》）也许是国有艰难，对刘晏的功绩感受太深，才写得如此真实全面；也许是常衮当时野心未萌，对刘晏尚能秉公执言，才写得如此客观公允；也许是唐王朝还需要这位大小之政皆事必躬亲的总勤务大管家；也许是由乱思治，由衰思兴的众望所归使历史向刘晏倾斜；也许什么都不是，就是这样的事实。“固有余力，可吏部尚书”，一句话将沉重的担子搁在刘晏的肩头。宣敕完毕，下班退朝，宣政殿内顿时摆脱了当班列朝的惯有严肃，气氛活跃起来。一些同列向刘晏投来期望羡慕的目光，一些人却矜持微笑，眼里透出莫名其妙的妒意。

刘晏从微笑中看到众望，也从微笑中预感到不祥。改任吏部尚书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振奋，倒使他预感前程艰险，不免惶恐。朝中，元载擅权，与宦官鱼朝恩争权夺利，明争暗斗，正趋向白爇，这吏部尚书如何行权履职！

刘晏一路无语，策马向所居修行里踽踽独行。凡事皆祸福相依相随。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尤是在官本位制的士宦官场，功高必犯忌，权重必遭嫉。刘晏八岁进入仕途，深知其弊，且又无可奈何。他只想过一二年，上表代宗，恳请免官，荣退故里。他已两次申退，代宗不允，生为人臣，只能效忠。

唐王朝大乱初定，然内江不止，内斗不休，讧为争权夺利，斗则你死我活。用心刁狠险恶，手段卑鄙歹毒，必置对方于死地。刘晏官居相位，功高权重，想躲躲不开，想逃逃不脱，一股暗流悄悄而动，渐渐凝集，偷偷袭来，越过大明宫，冲向延英殿，汇聚政事堂，将把唐王朝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无情地吞噬……

注释：

（1）《唐大诏令》卷4《改元永泰赦》。

（2）《旧唐书》卷49《食货志》。

（3）《旧唐书》卷11《代宗纪》。

（4）《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

（5）《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

（6）《韩昌黎集》卷19.

（7）《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九月条。

（8）《全唐文》卷25玄宗《南郊推恩制》。

（9）《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

（10）同上。

（11）《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12）同上。

（13）自“蹋地钱”始，均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4）《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15）《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16）钱易《南部新书》及《唐诗纪事》。

（17）《新唐书》卷143《戴叔轮传》。

第四章　生死争斗延英殿 第01节 两奸争雄

这是一出两坚争雄的丑剧。

就在刘晏改任吏部尚书的当年，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冬，元载紧锣密鼓开始了除灭鱼朝恩的密谋。他们两人说不上谁优谁劣，完全是一丘之貉。

陷害忠良，他们可以串通一气；排除异己，也可以联手诬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贪财敛富，擅权谋私，野心勃勃，妄图专待朝政。所不同的是，一为外宫宰相，手中拥有左右金吾卫；一为内宫宠臣，掌握御林神策军，都想独揽朝政，彼此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前面述及肃宗即位后，吴郡太守、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招荐元载为自己的副史，拜为掌管礼制的柯部员外郎，后任洪州刺史。那么，元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元载家本寒微。继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州（今陕西凤翔西南）。元载母携嫁景升。景升曾为曹王李明（太宗第十四子）妃元氏主管扶凤县（今属陕西）田地收租事务有功，因请同姓于元妃，经同意，冒为元氏。元载自幼嗜学，擅长文章，智性敏捷，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学者。元载策入高第，授-州（今陕西彬县）新平尉。监察御使韦锰充使监选黔中（今贵州省）期间，引荐元载为判官，元载因此名声稍著，迁大理评事（掌平决刑狱）。稍后，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苗晋卿又引荐元载为判官，迁大理司直（掌承旨出使推复，并参议疑狱）。

两京收复后，入朝为度支郎中。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初，又加御史中丞，为江、淮五道度支租庸转运使。当时，李辅国权倾四海，元载投靠李辅国，并与其妻元氏相狎呢，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爬到相位。代宗即位后，李辅国的权势愈重，在代宗面前，数称元载有才。元载善于窥伺代宗旨意，颇承恩遇，又迁为中书恃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爵为许昌县子。李辅国死后，元载兼领天下元帅行军司马，权势威赫。

元载擅权以后，为了固宠保住相位，动必求媚，外结权贵，内交宦官。

当时，宦官董秀颇得代宗宠幸，元载委派中书省的主书卓英倩暗中向董秀厚赂金帛财货，“刺取密旨”，得董秀潜助，不论代宗有什么意愿、举动，元载必定都能事先知道。朝廷议政时，元载皆迎合代宗，揣测事端，承意探微，出言必合圣意，无不谐契，令代宗越发对元载宠信不疑。

元载本性贪鄙，窃权以后，勾结中书省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利用权势，货卖官爵，招致贿赂。当时，“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卓英）

倩、（李待）荣。四方赉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属“。凡是贿赂丰厚者，都能获得满意的官秩，高兴而来，”称遂而去“。（1）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剑南节度使严武卒。元载以郭英-（音义）接替严武之职。郭英-的丑史，元载一清二楚：初为东都留守时，驭兵毫无章法，放纵手下兵与朔方、回纥兵大掠洛阳城，延及郑、汝（今郑州、临汝等地）等州，烧杀抢掠，生灵涂炭，比屋荡尽。广德（公元763年-764年）以后，恃富而骄，于京城大兴甲第，穷奢极欲。但因与元载结交，元载则授以要职。郭英义到成都任职后，因有元载做靠山，更加肆行不轨，无所忌惮地敛财贪暴，侵吞巨资。

代宗年代，收刮民财，趋势逐利，贪婪如同狼吞虎噬的典型之一就是陈少游。他在初任南平（今四川巴县）县令时，倒还津明能干，吏治有方，颇为时人称颂。但是，不久，陈少游在地主阶级的官场上，沦入贪官污吏的行列。与之同流合污，他的津明能干化为“长于权变”，变为钱铺官阶，行贿求迁，靠的是“厚敛财货，交结权幸，以是频获迁擢”。（2）陈少游做官时间不长，任职流动很多地方，每升任改任一职，都千方百计巧取豪夺，然后从搜刮钱财中怞出部分，用来结交权贵，因而得以迁官。他的为官特征就是六个字：贪污、行贿、升官、如此循环，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贿赂越大，得迁越高。

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陈少游被任为桂州（今属广西）刺史、佳管观察使。官职虽然不低，但是桂州地处边远地区，陈少游“不乐远去，规徒还镇”，希望能重新改换一个官职。于是，陈少游故伎重演，继续以重金行贿的方式，以求改迁又富且近的郡州任职。

狡黠的陈少游看到当时朝中宦官董秀得宠贵幸，掌管枢密要事，便设法去交结董秀。他先访知董秀的住处，在其住宅附近投宿，等候董秀下朝回家，于傍晚时候谒见。陈少游见到董秀，故作亲切而恭谨地询问董秀的生活情况，称董秀为“七郎（排行第七）”，用鄙语谄媚董秀说：“七郎家中人数几何？

每月所费复几何？“董秀谢道：”久吞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陈少游见董秀家庭负担很重，便趁机说道：”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余常需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现金）有大半，即请受纳。余到官续送。“陈少游的俸禄远低于董秀，月俸不过千贯，一次贿赂即为年收入的五倍，且立即交付一半现金，如果不是贪污纳赃，哪有这么多钱财？董秀听陈少游一说，心中十分喜欢，也就”笑纳“了。陈少游立即流着眼泪说：”岭南瘴疠、恐不得生还。故我这次到岭南，真担心回不来了。“董秀一听，立即会意，表示愿意想法调换，说：”公美才，不当远出，请少待。“陈少游满心欢喜，遂意而去。回家后，恐董秀力量不足，再暗中交结朝中权相元载，携带金帛十万贯，献于元载之子元仲武，同时答应每年向元载”馈赠金帛十万贯“，是元载年俸的十倍。

这样，元载和董秀内外配合，不几日，陈少游终于以贿得官，即改拜宣州（今安徽宣州）刺史和宣、歙（音涉）、池都团练观察使。

当时，宣州（安徽宣城）、越州（浙江绍兴）、扬州皆是东南地区富饶之处，也是全国有名富饶之州。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藩镇裂地为兵，对中央的号令阳奉陰违，中央唯有依靠江淮、江南地区，其中东南八道：宣歙、福建、浙东、浙西、淮南、江西、湖南、江东则是国家财赋的主要支柱。陈少游在董秀和元载的庇护下，一直任职在这一地带，“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陈少游占据这一方宝地，“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除了每年遵守“协定”，向董秀和元载分别馈遗“五万贯”和“十万贯”外，又“多赂遗权贵”，广泛交通货赂，所到之处，以贿开路，以钱说话，百发百中，无不成功。屡屡得手，反而使他看不起那些清廉自守之士，“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3）

除了受贿买官，还索贿卖官。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元载授崔宁为西川（今四川西都）节度使。崔宁到任后，自恃西川地险人富，厚敛财货，让弟弟崔宽留在京师交结元载父子。元载及其诸子无论有什么欲望，崔宽都阿谀供奉。不久，元载又擢升崔宽为御史知杂事、御史中丞。崔宁在蜀地十余年，肆侈穷欲，浊秽军民，将吏属妻妾多为坚逼滢污。朝廷风闻，深以为患。由于有元载从中庇护，崔宁兄弟不但不受贬黜，反而继续升官。崔宁累加尚书左仆射。朝廷正直之士迫于元载权势，皆隐忍不得诘问。（见《新唐书》卷144《崔宁传》）

王昂为河中尹充河中节度使时，务于聚敛。元载秉政，与元载深相结托，专事奢靡，广修第宅，多蓄妓妾，性情贪吝，苟得无愧。公廨园里的蔬菜本应是供官吏公用的；但王昂却将菜钱纳入个人腰包。虽为时论所议，但因贿赂了元载，为元载所包容，一直无所顾忌。直至元载被诛，才贬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刺史。

于欣，性格柔佞，为政苛细无大体。元载为诸道营田使时，安置他为郎官，令他在东都、汝州开置屯田。官职升高时，则专门巴结权贵，朝中一般官员，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曲意奉承元载。元载接受贿赂，对他十分亲昵厚重，收为私党。元载得罪时，于欣也被出为郑州刺史。

岭南节度使徐浩，贪婪坚佞，善结权贵，以是得进。他利用职权之便，搜剥南方珍货奇宝，携带“瑰货数十万”，进京贿赂当朝宰相元载。元载受贿，即授任徐浩为吏部侍郎，而原任吏部侍郎杨绾一生不及荣利，不好立名，“欲干以私，闻其言，必内愧止”。（4）品质清廉，办事公道，威望很高，却受到宦官鱼朝恩、宰相元载的忌疏。鱼朝恩被诛后，杨绾没有投靠私谒日趋权重的元载，元载则撤掉杨绾的职，改任国子祭酒，外示尊重，实际削权处之。

对杨绾如此，对以一身系唐王朝二十年安危的郭子仪也是如此，甚至更加陰险毒辣。郭子仪先遭程元振的诽谤，后又遭鱼朝恩、元载的短毁。《旧唐书》卷11《代宗纪》和《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均记述：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二月，郭子仪平定华州节度使周智光叛乱后，入朝长安，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于、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贯），置宴于子仪第，鱼朝恩出罗锦二百匹，做为郭子仪的缠头之费，酒过数巡，酒酣起舞，极欢而罢。以后鱼朝恩再请，郭子仪回请，各用费十万贯。表面上，关系极为融洽，实质上，鱼朝恩、元载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让人感到他们待郭子仪不薄，弄得郭子仪只得回请，以免被间隙。果不其然，当年九月，吐蕃进犯泾州；十月，与吐蕃激战灵州。十二月，正当郭子仪在前方作战时，鱼朝恩却使人盗发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其目的是引发郭子仪反叛唐朝，以便除灭郭子仪，独擅朝政。郭子仪闻讯，“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京城公卿人心惶惶，怕郭子仪愤而兵变。幸好郭子仪极其冷静，见到代宗时号洋奏曰：“臣久立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并责怪自己“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其实，郭子仪心中非常清楚，是鱼朝恩、元载之流所为，但还去鱼朝恩、元载府拜访，盗发墓袕的歹徒竟无从查找，成了无头案。而这时，元载派人告诉郭子仪，主帅久居长安，“军容将不利于公”。郭子仪只得又匆匆赶赴河中卸敌。

这些都充分表明鱼朝恩、元载狼狈为坚，沆瀣一气。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十一月，元载举荐年高八十一岁的左仆射裴冕为宰相。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于营珍馔”，“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元载举荐他，一则是因为当年元载为新平县尉时曾受过裴冕的举荐之恩，再则是因为裴冕老且多病，又能顺己，容易制服。裴冕在受任宰相之际，接拜代宗圣旨之时，竟拜不能起，还是由元载扶起，代为赞谢。

年老病弱的裴冕已到不能自理的地步，还怎么能再理朝政，拜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元载举事徇情的表演暴露无遗。

裴冕死后，元载又选择自己的“最佳”搭挡、七十一岁的王缙再度入朝为相。两人臭气相投，唱和同声，同持国柄，共持朝政，成为代宗朝代贪污受贿，卖官肥私，妒贤嫉能，排斥异己，陷害忠良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元载进行了灭杀内侍宦官鱼朝恩的陰谋。

鱼朝恩和元载本为一党，同为坚臣。他们二人利同则合，利尽则杀。

鱼朝恩是与程元振齐名的宫中最有权力的内侍宦官。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唐朝官军收复东西二京后，郭子仪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进位中书令。同年九月，唐肃宗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准备讨伐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辖，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5）实际上，肃宗是怕他们权力过大。鱼朝恩代表皇帝进行督军，可见势力之大。宦官鱼朝恩不懂军事，对郭子仪、李光粥的正确意见听不进，一意孤行，造成九节度之师的官军失败。不久，史思明称帝，东京洛阳再度沦陷，朝廷为之惊震。鱼朝恩极力馋言诋毁，使郭子仪罢失兵权。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下诏令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进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6）离间内容，无非“功高难制”之类。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四月，代宗即位，史朝义尚踞洛阳，代宗派元帅雍王率师进讨。本来代宗的意见是郭子仪为副帅，结果鱼朝恩、程元振乱政，杀掉裴茂、来-，郭子仪又被进馋离间，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平定，一直被罢不用。而鱼朝恩却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封冯翊郡公，专领神策军，领赏不绝，代宗深信不疑。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在叛将高晖引导下，攻占京师长安。代宗出逃陕州，“鱼朝恩领神策军自陕来迎驾，乃幸朝恩军”。（《旧唐书》卷11《代宗纪》）自此，鱼朝恩更得恩宠，愈加持权骄横，连元载也惧怕几分。

鱼朝恩有个养子令徽，依仗养父的权势，无恶不作，穷凶极恶。鱼朝恩在北军（即神策军驻地）私设一个大监狱，暗令养子召集市坊恶少，并与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的一个捕贼小吏贾明观合伙，罗织城里富人，诬以违法，捕之狱中，然后严刑拷打，横加罪名，屈打成招，没收其家产钱物，充之北军。每年，一些参加科选人士客居旅舍，也成其猎物，遭他们无辜抢劫，横死京城。京城商市百姓深受其苦，对凡被贾明观等人诬冤死者称鱼朝恩的北军监狱叫“入地牢”。捕贼小吏贾明观依仗鱼朝恩权势，“屡置大狱，家产巨万”。（7）当鱼朝恩及其死党刘希暹伏诛后，贾明观论罪亦当坐死，元载却贪赃枉法，复受贾明观的贿赂，使贾明观不但逃脱死罪，反而继续做官。

贾明观这个泼皮恶棍，竞成了元载的保护对象。贾明观依仗元载权势，又继续作恶多端，直接扰民，触犯众怒，元载不得已安排他去洪州（今江西南昌）

观察使魏少游处任职。百姓闻知，无不忿恨，数万人胸揣砖石聚于城门外，准备投击贾明观，发泄心头之恨。元载却派市吏驱回百姓，力保贾明观安全出城。说来说去，元载和鱼朝恩本是权坚同门，枉法同道的一家人。

鱼朝恩养子令徽二十岁那年，代宗见他年纪尚幼，拜为内给使，授绿色衣袍。他在宫中与同辈争闹时，遭紫色衣袍内给使呵斥，感到奇耻大辱，回家告诉鱼朝恩，鱼朝恩即携养子入朝，面见代宗，上奏：“臣儿官职大卑，屡受人欺，幸乞陛下赐以紫衣。”代宗尚未答话，内监已手捧紫色官服伫立一旁。鱼朝恩没等代宗发旨赐予，即向内监取衣，递给养子，然后伏地谢恩。

这罔上欺君的狂妄举动，代宗看在眼里，心中自是气愤，表面虽说“儿服紫衣，谅可称心了”，内心却衔恨，准备铲除鱼朝恩。《旧唐书》卷145《元载传》中记述：“虽帝亦衔恚（音慧，意怨恨），（元载）乃乘间奏诛朝恩，帝畏有变，载结其爱将为助。”代宗怕有变，怕的就是鱼朝恩手中掌握的神策禁军。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冬，元载的密奏又一次“承意探微，出言必合圣意”。皇帝要诛灭鱼朝恩却心有余悸，元载有代宗支持便成竹在胸。

一切都在预谋之中。

元载首先高价收买了鱼朝恩的心腹、贴身家将周皓和陕州节度使皇甫温，在鱼朝恩的身边安插了坐探，又结交神策军大将刘希暹同谋，以防不测。

鱼朝恩的“心腹”、神策军都虞候刘希暹佯装在宫内闻到风声，在夜里潜入鱼朝恩府中“告密”：“万岁已有密旨诏与元载，令图相公。”鱼朝恩一听，十分恐惧。自此，对元载十分恭敬。刘希暹进而却劝鱼朝恩先发制人，动用禁军。于是，鱼朝恩召集心腹在府中密议。这一切构成了谋叛罪，周皓和皇甫温即向元载报信。元载领着他们朝见代宗。

数日后，清明节的前一天，正适寒食节。宫府日禁烟火，只能寒食。当晚，代宗在宫中置酒赐宴，鱼朝恩率领“亲信”赴宫中领宴。宴罢，代宗传旨独请鱼朝恩“内殿议事”。鱼朝恩刚至内殿，元载一声令下，周浩、皇甫温上前捆住鱼朝恩，押进殿内。元载在御前历数鱼朝恩结党谋反罪，人证俱在，当即在殿内缢杀。代宗随即下旨，鱼朝恩为“赐死自缢”，赐六百万贯治丧。

《旧唐书》卷118《元载传》记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元）载兼判度支。”鱼朝恩伏法是罪有应得。但元载自以为除恶有功，功超前贤，文才武略，莫若己者，越发恣意妄为，更加擅权谋私，一步步迈向自掘的坟墓。

注释：

（1）《旧唐书》卷118《王缙传》。

（2）《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3）《旧唐书》卷126及《新唐书》卷224《陈少游传》。

（4）《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5）《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6）同上。

（7）《旧唐书》卷184卷《刘希暹传》。

第四章　生死争斗延英殿 第02节 公断元党

元载自鱼朝恩伏法向罪后，更是恣无忌惮。《新唐书》卷145《元载传》记述：元载外委中书省主书卓英情、李待荣，接收贿赂，内听妇言，纵容诸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关通货贿。在京师各司及重要部门，排挤忠良，或是遣外，或是贬职。凡仕有进者，不是巴结贿赂他的儿子，就是用钱货进谒主书卓英情和李待荣。

元载贪纵受贿，聚敛财富，沉缅于荒滢无耻的奢侈享乐生活。他在京城大宁里、安仁里兴建两处甲第，室宇奢广，冠绝当时。又于近郊建造亭榭，帏帐什器津美齐备，无需自己躁办，自有贿赂供给，所费无法计算。城南置有肥沃庄田，相望连疆，凡数十区。广罗名妹美女，盛蓄歌舞艺伎，声色玩好，无所不备。天宝时期，贵戚豪门，已开奢靡之风，但宅第建筑还遵守一定制度。安史大乱后，法度隳（音灰）弛，文臣武将，竞相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因当时土木建置过多，时人蔑称“木妖”作怪。元载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元载的妻子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骄悍暴戾，狠毒专横，纵子作恶，招摇纳贿。诸子弁贼，收刮聚敛财富无边无际，一个个争蓄妓妾，声色犬马，放荡不羁，整日猥亵嬉戏，亲族聚观，毫不羞耻愧疚。由于他们罪恶累累，后来被处死街示时，行路之人毫无嗟隐同情，纷纷唾弃，拍手称快。

朝政在元载把持下，不仅官由贿成，而且贿赂必丰，元载一个“白条”

就可索贿。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元载父执（父亲的朋友）为在京都求一职事，变卖全部家产，携带珍异物品，千里迢迢，从宣州（今安徽宣城）

来投元载求官。元载赠函一封，打发这位父执投奔河北节度使。元载父执行至优州（今河北境内），想想自己倾卖家产，未得一职，深感沮丧。又一转念，信若写得恳切，河北节度使或许会给一美职。遂将信启封，却看纸上没写一句话，是张白条无字信，只有元载的署名，不禁极为恼火，进退两难。

心想，我把它交给节度使，看他到底作何安排。优州判官听说有元载信，立即上报节度使。节度使将信拆阅，看过无字信后，竟诚惶诚恐地派遣大校以津致的信箱承接元载的信，又命令手下人将元载父执安排在上等馆舍里，尊为上宾。因未得元载明示，迟迟不敢安排任职。元载父执留住数月，节度使不敢得罪元载，最后赠绢千匹，送元载父执离开优州。

元载擅权敛财，培育羽党，对稍有不附的正直大臣，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恤人言，一概打击排挤。崔纵、关播，蒋-、裴-等均被排挤出京，其中裴胥，曾被代宗誉为“疾风知劲草”，敢于直言向代宗陈述百姓疾苦，遭到元载忌恨，借故出为虔州（今江西境内）刺史。

性机敏，善文章，决事明，锐于进的李揆在苗晋卿最初举荐元载时，看不起元载出身低寒，对苗晋卿说：“龙章凤姿士不见用，獐头鼠目子乃求官，邪不邪？”元载闻知，记恨心中。元载投靠坚相李辅国，秉政手握大权后，立即挟私报复，奏李揆为试秘书监，放逐江、淮养病。李揆一家百口，贫无禄俸，只能讨饭乞食取给，整整流落了十六年。直到元载被诛，方由刘晏主持的吏部召回，始拜睦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但好景不长。德宗继位，刘晏冤死，好相卢杞擅朝，又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吐蕃会盟人质，最后卒死凤州。流离颠沛，一生辛酸。（见《新唐书》卷150《李揆传》）

李泌在玄宗朝就已表现出卓异的才能，肃宗时期更以挽救急难、出谋画策而著名。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元载秉政，憎恨李泌有谠直之风，不屈附于己。正赶上江南道观察都团练史魏少游奏求参佐，元载力主李泌去就这个职务，排斥用心显然。李泌为躲避灾祸，只好拜检校秘书少监，充江南两道判官。直到元载被诛，李泌才重新入朝。代宗感叹说：“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指元载）。赖太子发其陰谋，不然，几不见卿。”

当时，多数仕进者都乐意在京师工作。元载担心在京师汇集的人才多了，其中明辨是非、直言敢谏者必然多起来，津明强干可做宰相的人选也必然多起来。这些对他恣意妄为都是约束和威迫。于是，他在制定俸禄时，厚富外官而薄京官，逼使官吏向外流动。一些不能流动的官吏，因生活不能自给，往往向外官乞贷，贪污现象也多起来。事实上，京官的俸钱并不公平，外官的俸钱更是多寡不均，都因元载随情徇私而有所不同。元载秉政，刺史月给或千缗，或仅数十缗，相差极为悬殊，没有规矩。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元载被诛后，刘晏会同李涵和韩-于当年五月具名中书门下向代宗上奏予以扭转，规定了诸道观察使、团练史及判官料钱：“观察史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副史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二十贯文……”详细规定了巡官、刺史、大都督长史、左右司马、参军、录事、县令、簿尉等官阶的俸禄（见《唐会要》卷91），才把被元载搞乱的俸钱公平地做出明确规定，代宗敕旨公布。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王缙入朝为相，与元载同躁国柄，两人又共同开始了狼狈为坚的贪官生涯。

王缙字夏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客居河中。武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生于世族地主家庭。其父王处廉曾任汾州司马，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三十余年，对王缙兄弟影响很大。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作家王维是他的哥哥。王缙“少好学，与兄王维早以文翰著名”，“兄弟俩博学多艺亦齐名”。然而历史无情，哥哥诗文芳名千古，弟弟贪财遗臭万年。

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王缙参加京试，“以文词清丽获上第”。

（1）时年仅二十岁，任侍御史、武部员外郎等官，开始了仕途生涯。直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以前的三十六年间，王缙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他与兄王维宦游于洛阳、长安之间，“凡诸王豪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文名甚高。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王缙被任为太原少尹，不久又因功加宪部侍郎兼本官，此后频调内外要职。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拜王缙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李光弼死后，王缙继任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其出将入相，一身数任，深得代宗亲重。在以七十一岁高龄入相之前五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顷自艰难，历职中外，取之于武，无逐寇之勋；用之于文，乏经邦之略。”

（2）虽无政绩可言，但也无甚劣迹。晚年为相后，他明知坚邪，却卖身投靠，拿行将结束的生命做赌注，依附坚邪，阿谀谗佞，纳赃受私，谈经论佛，不理国事，整日过着浮华超然的生活，致使朝政愈加混乱，官场愈加腐败，终于堕落为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王缙的劣迹与巨恶元载密不可分。论说，他俩还真是一家人。王缙早年镇守北京时，曾将自己的女儿韫秀嫁给元载。那时，元载家境贫寒，王缙很瞧不起他。“岁久而见轻怠”。后来元载为相，既富且贵。他们夫妇一直怀恨过去所受的轻贱，曾当面羞辱王家前来谒贺的人。这两个人同朝为相，关系相当微妙。“时元载有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做忽。

载所不悦“。王缙”心虽希载旨，然言辞凌诟，无所忌惮“。可见表面强硬，心中虚弱，既不肯折服，又存有卑附。

王缙有“泰山”之尊，年高位显，之所以卑附元载，是为了固禄保位。

其时，元载势焰熏天，权倾朝野，内外臣僚，稍不附己者便被削去。像李泌这样有大功于国，为三朝亲重的大臣，受元载所忌，亦遭排斥，连代宗皇帝也无法回护，王缙对朝中态势和元载为人当然了如指掌。因贪恋权位，为了免遭排斥，只好屈膝低眉事权贵。更主要的是，元、王两人生性皆贪财佞佛。

由于“贪”，王缙不惜降尊屈贵，卑附于人；由于“贪”，终于芥蒂全消，翁婿联手，同流合污，纳赃受贿。

王缙依附元载后，事事投元载所好，恶元载所恶。

王缙贪欲心重，处于乱世而身居高位，亲党为坚而无所顾忌，于是便挥霍聚敛。王缙聚敛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王缙在考选官吏上，随情所好，视有无贿赂而定。“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王缙不仅自己纳贿，还纵容他的亲戚和出入他家的僧尼纳索财货。一时间，“猥屑相藉，若市贾然”。由于以财取人，“廉洁守道者多不更职”，而柔媚自进，以贿求官者“皆如所欲而去”。（见《新唐书》卷145《王缙传》）

庾准本无才学，以门荫入仕，因善于逢迎，投王缙所好，王缙便引他任职郎中知制诰，直至中书舍人。这些官职历来为清正文学之士担任，而他“无学术，以柔媚自进，得幸于王缙，骤至中书舍人，时流■薄之”。（见《新唐书》卷145《庾准传》）尽管被别人嗤之以鼻看不起，官却由他一直做，直到王缙遭罪，才贬为汝州刺史。这个柔媚自进的庾准，实为元党。在杨炎任相时，又善杨炎，被杨炎擢升荆南节度使。正是这个庾准，秉承杨炎旨意，构陷谋害刘晏，成为杀害杰出理财家刘晏的刽子手。

清正有才干的萧愎因连年不丰，谷价腾贵，打算出卖一块祖业。王缙闻其祖业林泉优美，便想猎取，派遣其弟王宏登门说：“依据足下之才，完全可以官居重职。如果以祖业奉献公务，你就可以职处要地了！”萧愎气愤地说：“仆以家贫而卖掉旧业，将以拯济妇孺老幼，如果以易美职于己身，宁可门内冻死饿死，非鄙夫子心也。”王缙非常愤憾，易产不成，干脆免掉了萧愎的官职。

王缙平日吃斋奉佛，貌似清心寡欲。其实他挥霍无度，生活极其奢华。

当时军费浩大，赋役繁重，国用艰难，人民困苦，而王缙和一些权要却日耽于宴饮，一餐宴费至数十万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郭子仪自河东来朝，王缙、元载等五人“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中，吃来吃去，竟费百万贯之上。按规定，当时一个县令，月俸不过四十贯，年俸近五百贯，一宴竟吃掉县令六百年的俸钱，足见奢侈挥霍之甚。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他们不仅生前享乐，对于死者，亦不惜花费巨资去“追福”。王缙妻子李氏死后，“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为‘宝应寺’，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邀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

王缙受母亲影响，自幼信佛，晚年愈笃。他信佛并非喜爱佛理，感悟人生，移情养性，而是把奉佛作为他安乐浮华生活的一个方面。他置国家内忧外患于不顾，政事不理，空谈报国，广修庙宇，穷侈极欲，纵容僧尼，最终陷入以佛敛财，以佛乱政，以佛殃民的深渊。

王缙在修建佛寺上糜费甚多，他招财纳贿，修缮宝应寺，建造五台山金阁寺。他利用宰相职权，发放中书符牒，令五台山的僧徒数十人分行郡县游说募捐，筹集资金。这些僧徒身携宰相府符牒，郡县官吏谁敢阻拦，只得任其“聚徒讲说，以求货利”，得获巨额钱财。于是，“铸铜为瓦，涂之照耀山谷”。寺成之后，“计钱巨亿万”。搜刮如此巨资修寺建庙，不仅为当时疮痍满目的社会中所仅有，即使在太平盛世亦为少见。（见《新唐书》卷145《元载。王缙传》）

王缙不仅糜费事佛，荒怠政事，更有甚者，他还借佛乱政，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解释政治，诱导代宗信佛奉佛。代宗原不重佛，而元载、王缙每次进见代宗，奏对之中，必以宣讲佛家因果报应为务。一次，代宗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问元载、王缙等人。元载、王缙答道，国家的长治久安，全靠佛赐之福业。并举例说，安禄山、史思明叛逆而分别被其子所杀，仆固怀恩反叛而病死等，说明因果报应的存在；又说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是菩萨保佑的缘故，完全抹杀了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以此迷惑唐代宗。代宗深信不疑。更荒谬的是，边境敌人人寇，不想办法击退，而是靠讲诵所谓仁王护国经以攘虏寇。同时，京畿丰田，多被寺观所占，耗财蠹国。他们纵驱僧弟尼女等广纳财贿，兴置寺庄，崇饰庙宇，借以搜刮，从中渔利。

在元载、王缙的诱导下，代宗深信佛能佑国，奉佛日勤，“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径行念诵”，人宫僧尼，“其饮善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

苟幸其退，则横加赏赐“。躁国家大事如同儿戏。由于僧尼在宫中祀佛诵经长达百日，各司众官一面念佛，一面污辱僧尼，宫中藏坚宿乱踵接不断，而代宗竟然执迷不悟，”诏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大明宫一片乌烟瘴气！

在元载、王缙纵容下，佛门之徒高官厚禄，争权夺利，霸占田产，扰乱法纪。

他们有的官至卿、监、封国公者，“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两个坚相还诱使代宗每年“七月望日（十五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其他庆典、佛事以及赏赐僧尼等费，更是难以计数。

由于帝王公卿都以因果报应为国家兴亡安危之所系，“群臣承风，皆言生死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大历刑政，日以堙陵”。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为伤教乱政，“始于缙也”。元载与王缙互相勾结，贪婪专横，直接导致了一代弊政，在唐王朝国艰民困时期不是如刘晏那样积极恢复“开元盛世”，反而造成巨大灾难，必将受到正直廉洁官员的抵制和反对。

这是清官与贪官集累数年的一场激烈较量，正义与邪恶的一场搏斗。

然而，历史往往表明一个奇怪的现象：正不压邪。在元载独擅朝权的封建王朝，真正维护大唐王朝统治的正直清廉大臣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生命和鲜血。

元载舞弄权术，贪婪无度，纳私受贿，网罗私党，自然得到了一批趋炎附势、竭尽媚谄之徒的追随和吹捧。但也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对和抵制，他们不断上书，奏论其短，攻击其私。元载则以攻为守，反诬其坚，予以打击迫害。华原县（今西安市郊）县令顾繇上书揭露元载妻王氏狠戾自专，纵容儿子元伯和、元仲武等恃威仗势，招收贿赂，肆掠民财。代宗非但没有制裁元载，反而将顾繇斥逐于锦州（今湖南麻阳）。当时，正是代宗重用元载之时，一个小小的县令怎比得上赫赫宰相。代宗牺牲县令，保全元载，实际上充当了元载的总后台，使元载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贪赃枉法，其诸子更是作恶多端。元载也由此总结反面经验，开始设法杜绝上书。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元载引用私党，惧怕朝臣论奏其短，告发陰私，于是心怀鬼胎地说什么因为诸司官奏事颇多，皇上不便听览，而且所奏多夹谗言攻击，因而决定自今论事上奏，皆必须先白长官，再由长官白宰相，最后由宰相定置可否，然后奏闻。糊涂的代宗竟然敕旨依从。决定一公布，朝野议论纷纷，一片哗然，延英殿内顿起一场风波。

被历代史臣誉为孝于家，能于军，忠于国，守其正，全其节，文坛英杰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时任刑部尚书。他一听便拍案而起，立即上疏，戳穿元载的陰谋诡计，且以痛惜之情批评代宗“不能明察，倦于听览，以此为词，拒其谏净”的错误。他痛心疾首地说：“诸司长官皆为达官，言皆专达于天子。郎官、御史，是陛下腹心耳目之臣。所以他们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陛下才能明四目，达四聪。而今陛下竟欲自屏耳目，使自己不聪明，则天下何述！营营青蝇，止于棘。谗言罔极，交乱四国。以其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啊！故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夏朝的伯明，楚国的无极，汉朝的江充，皆为谗人，谁不深恶痛绝呢？

陛下恶之，就深得君主之体啊！陛下何不深回听察，发现虚言诬陷的谗言小人，坚决诛灭杀掉；对言不虚者的正人君子，就应该奖励重用。陛下舍此不用，使众人皆谓之陛下不能明察，倦于听览，以此为词，拒其谏诤，臣窃为陛下痛心惋惜啊！“

这位在安禄山兵起范阳，河北二十四郡首举义旗，深得玄宗赏识，也深得刘晏敬重的颜真卿，慷慨直言：昔日太宗平治天下，勤于听览，有急奏者，皆令引奏；并置仗马二匹，可以乘马便往。天宝以后，李林甫威权日盛，也不敢明约百司，令先白宰相。“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不令直进，从此人人不敢奏事”，“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见无人奏事必谓朝廷无事可论，岂知惧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见《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

疏文中肯激切，朝野为之一震，中书舍人一个个兴高采烈，争抄内本，张布于外，元载恨之入骨。皇帝爱听顺溜话，心里不舒服。极善承意探微的元载，将颜真卿坐以诽谤朝廷罪，贬为硖州（今浙江）别驾、抚州（今江西抚州）、湖州（今浙江湖州）刺史，糊涂的代宗又一次充当了扶邪祛正的后台。

元载打击排斥颜真卿后，更加放肆地排挤忠直贤良，引用擢升贪鄙无能之人，贪财受贿公行，买官卖官日烈。元载诸子作恶多端，无所不为，无所不取。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元载为了进一步独揽朝政，网罗党羽，防止各司上书驳正，上奏请求考察枚授文武六品以下官员，在皇帝敕令下达后，吏部、兵部以集体意见具呈，不得随意检勘敕令。代宗准奏。恰在这时，成都司录、原殿中侍御史李少良来到京师，愤恨元载不法，会同侍御史陆廷秘密上疏代宗，奏论其恶。代宗这时也感到元载当国太久，愈加恣横，不堪忍受，准备暗地引用刚直大臣自助，收回纲权，罢黜元载，便手诏李少良留居京师，又召李栖骛和河南尹张延实，任命御史大夫，以便追究查处元载的罪恶，河南尹张延实先至京师，代宗下诏御史问状。软骨头张延实畏惧元载权势，竟不敢过问，佯装称病。元载闻讯，立即召来陆廷审问，又查出李少良的朋友韦颂，在御史台设公堂，劾定三人“漏禁中语”，（3）立刻处斩。可怜李少良揭露元载罪恶，尚有皇帝支持，不但没有告倒元载，反被处斩，丢了自家性命！可见元载蔑君罔上，已使代宗孤立无援，形如傀儡。

这场生死之斗，好相元载技超一筹，胜过了天子代宗。

“帝殊失望，出延实为淮南节度使，引拜栖筠为大夫。”（《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李栖筠来到京师，代宗立刻召见，拜御史大夫。这位庄重寡言、体貌魁伟轩昂的新御史对代宗明确表态，绝不附阿元载，方挺无屈地查处元载隐恶。

代宗也吸取教训，亲自秘密掌握。于是，李栖筠将华原尉陈付优补为长安尉，当为高参，物色其劳。陈付深受感动，乃交代自己已为元载党羽吏部侍郎徐浩、薛邕、京兆尹杜济所引荐，是元载的私党成员。李栖筠没想到，自己摸底排队、暗中挑选、予以优补的人并非真优，而是劣货。但他已调查清楚，徐浩任岭南节度使“以瑰货数十万”贿赂元载，元载纳贿授徐浩为吏部侍郎的确凿事实，并查明杜济、薛邕皆贪婪为坚，厚贿元载，俱是元载党羽，枉法默货，买官卖官，欺君罔上。李栖筠上书一道劾文参奏，一齐罢官问罪。

代宗在关键时刻却迟疑不决。时有月蚀，迷信到家的代宗问李栖筠，此时何以会有月蚀。李栖筠说：“月蚀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

（4）李栖筠忧愤难言，月蚀主刑，罔上行私的元载没有伏法，不是连苍天也儆效皇上了吗？代宗的迟疑给元载一个极好的反攻机会。他拿下陈付，恩威并施，所有事实全部反供。犹如颜真卿所痛述，权坚当道，谗言罔极，犹能变黑为白，变白为黑。李栖筠连同陈付等人皆坐贬。不久，李栖筠忧愤交加，无疾而亡，卒年五十八岁。李栖筠忧愤而亡，令朝野心惊胆跳。

又一场生死之斗，暴露了代宗的迟疑软弱。狡猾狠毒的元载再占上风，仿佛在嘲笑天子的无能。

代宗一再错算失算，期望元载能幡然醒悟，以全晚节。他特地单独召见元载，劝导元载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善自珍惜，重名保节。谁知元载竟然面无愧色，毫不知悟。一个恶迹累累贪心不死的权贵，怎能坐地成佛，回头是岸！元载见李栖筠已死，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贪私敛财。一时，朝廷道路目语，无人再敢复议。

俗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元载当权二十年，专横跋扈，贪奢成性，为所欲为，朝中正直的官吏都为之愤而不平，纷纷举报上书。代宗也尽悉元载长期作恶，不思悔改，已是众怒难犯，自己也难驾驭。为了重振朝纲，巩固统治，代宗终于下决心铲除作恶多端的一代坚相。他手诏掌握左右金吾禁兵大权的吴凑入宫，密商除灭元载大计。吴凑是代宗的舅舅，是章敬皇后的胞弟。他与代宗既为君臣之礼，又为甥舅之亲，既忠实，又可靠。他对元载早就义愤填膺，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重要使命。

延英殿内又一次再决生死。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庚辰日，天和日丽，一切如常。散朝之后，代宗前往延英殿，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早已率领禁军在殿前迎驾。代宗即诏命吴凑亲率禁军到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

政事堂是宰相在中书省处理军国事务的地方。吴凑率领禁军来到政事堂。无载见吴凑气势汹汹，内心不免惊异，问道：“国舅何事前来？”

吴凑冷笑一声：“相公末日已到，奉旨前来逮捕！”说着，一声令下，禁军不由分说，上前将元载、王缙摘去乌纱帽，结结实实捆了起来，绑在政事堂内。

顿时，元载昔日威风扫地，脸色煞白；王缙老泪纵横，两退筛糠。

这一天，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变成了拘留宰相的拘留所。

同时，金吾禁军亦将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以及元载的儿子无仲武、元季能一并收禁下狱。

代宗在延英殿诏命吏部尚书刘晏行职审讯。这是代宗和吴凑密议良久，共同商定，挑选的最佳人选。在他们看来，刘晏奉公守法，志在直方，善训诸子，清明廉洁。更难能可贵的是，刘晏奉旨能率先依办，佐国能忠心耿耿，既有济国之举，又得百官之望。

刘晏跪接圣旨。他深知这是代宗的无比信任，心中不由一阵激动，感慨万千：“陛下英明决断，臣领旨行职。元载欺君罔上，恶贯满盈，早该除灭，以安社稷！臣悲泣栖筠愤忧而死，少良蒙冤而亡，真卿遭贬，李泌被逐，实令苍天悲悯，国法难容！”他老泪纵横，“臣以为元载久居相位，纳私树党，布于天下，怎敢一人专断。望陛下恩准，请他官与臣一起共事。”

代宗点头应允：“依卿所言。”

于是，皇帝又敕文诏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参、礼部侍郎常表、谏议大夫杜亚，共同推究元载、王缙的罪行。由刘晏主持，中官将元载的罪行条条俱诘，件件皆出自宫禁。在铁的事实面前，元载无法抵赖，只得供认伏罪。

这一天，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又成了审判宰相的审判厅。

代宗端坐延英殿，不断得知政事堂审讯情况。一俟审定，立即发布敕令。

坚相元载被赐自尽，王缙同罪赐死。众人接到圣旨，要将元载、王缙一同处于极刑。

刘晏手接圣旨，细阅一遍，慎重地对李涵说：“国有常典，法有首从，何况是诛杀朝廷大臣。二人应有区别，不应再复受极刑。”李涵等人均表赞同，又复奏代宗。代宗这才给王缙减刑，念他人老年迈，未忍加刑，从轻发落，贬为括州刺史，即刻赴任。刘晏秉公断处，王缙未受极刑而生，史书对此赞誉说：“（刘）晏平反之力也。”（5）

对元载发布《诛元载敕》：“任贤去邪，悬于帝典；奖善惩恶，急于时政。”元载“性颇坚滑，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恒以罔上面欺”。敕文还历数元载的罪恶，“纳受赃私，货鬻官爵，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堤防，恣其陵虐，行僻词矫，心狠貌恭”。代宗在敕文中斥责无载的罪行，解释了对元载多次挽救的苦心，并承认自己“朕涉道犹浅，知人不明”，对此“悯愧良深”。（6）元载的长子元伯和，先就因罪被贬往扬州任兵曹参军。元载被正法后，代宗诏派特使飞驰到扬州，将元伯和赐死。次子元仲武时任祠部员外郎；次子季能时任秘书省校书郎，还有元载的妻子王氏，三人一并赐死。元载的女儿幼年即在资敬寺为尼，号真一，也被诏令收管于掖庭。

宦官董秀、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以及玩弄陰阳术的李季连，因罪情重大，皆被处以极刑。与元载亲重无比的吏部侍郎杨炎坐贬道州司马。谏议大夫韩洄、包估，起居舍人韩会以及王昂、宋晦等一百多名官员，因平素与元载关系密切亲善，纷纷遭到免官贬黜。

卓英倩的弟弟卓英倩，家居金州，横行乡里，闻知元载和其兄伏诛处死后，纠集一邦无赖，盗取兵库，纠众作乱，据险反叛。代宗诏发禁兵及山南西道刺史孙道平讨捕，一鼓成擒，当即斩首。代宗余怒未消，派出宦官特使到元载家乡万年县界，发掘元载祖坟，自祖父以下，皆毁棺弃尸。同时，毁掉元载私庙，将大宁里、安仁里两处元载豪华第宅，充做百官署舍。（见《新唐书》卷145《元载传》）

从元载宅中抄没的财物，数以万计。仅胡椒一物，就达八百石之多，名贵的钟侞竟达五百两。代宗下旨，将所抄物品分赐中书、门下各司官员。

元载伏法被诛，朝野无不称快；刘晏秉公断审，内外交口赞誉。但是，坚邪小人却将仇恨记在了他的身上。

等待刘晏的将会是什么呢？

注释：

（1）《新唐书》卷145《王缙传》。

（2）《全唐文》卷370《让侍中及进封郡公第一表》。

（3）《新唐书》卷145《元载传。李少良条》。

（4）《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5）《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6）《唐大诏令》卷126《诛元载敕》。

第四章　生死争斗延英殿 第03节 功高遭嫉

擅权乱政近二十年的巨恶元载终于铲除了，给唐王朝吹来一股春风，荡起一片喜气，带来恢复贞观开元盛世的强烈愿望。

痛定思痛，绝不能再让元载似的人物临朝持政；举贤荐能，绝不能让权坚网罗私党；恢复朝纲，绝不能再让贪官纳贿卖爵。

痛定思痛，国得贤臣则安，国失贤臣则危。从代宗到百官士庶，举贤任能几乎是朝野同一意见，同一心声，同一愿望。

究竟举谁任谁？代宗心里明白，百官看得清楚：刘晏秉公主判元载，建有殊功，深得众望，能力超常，才德皆备，躁掌国柄，尤为佳选。可是，一国基础，一为经济，二为朝政。刘晏兼领数职，掌管漕运盐利，又理常平均输，百官俸禄、钱粮供给，皆仰仗刘晏，无人能代理其任。大唐人材济济，难道独有刘晏？

究竟举谁任谁？吏部尚书刘晏奉旨召回一批遭受排挤打击、贬出京城的正直大臣。杨绾时为太常卿，尤受代宗垂青。

杨绾字公权，华州华陰人。祖父杨温玉，在武则天当朝时任居显官。父早丧，绾少孤，家素贫。然而家贫志不贫，既天资聪敏，又刻苦好学，常独处一室，凝尘满席。天宝年间，玄宗亲临科举考场，见杨绾词藻宏丽，甚为高兴，又加诗、赋各一篇，命所有士才一比高低。杨绾文思敏捷，诗、赋皆夺冠首，玄宗即拜杨绾右拾遗。从此，科考加试诗、赋。（见《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杨绾品格清正，既不纳私于己，也不贿私于人，更不投靠附炎，不好立名，不及荣利，深得众望，人服其公，才遭元载忌恨排挤。

元载伏法，杨绾翻身。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四月，代宗登上延英殿，发布敕文，拜杨绾为相，与宰相常衮同躁国柄，百官争相贺于朝廷。（1）

新相辅政，立见成效。

他首先整顿由元载、王缙带头兴起的奢侈之风。崔宁的弟弟崔宽贿赂元载，买官御史中丞，自己穷侈极欲，在长安城南修建别墅花园、堂池寺观，富丽堂皇，京城第一。杨绾“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干出入随从常常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驭马一百多匹，杨绾仅给他“留十余骑”供差用。

二是津兵简政。由于元载纳私卖官，冗员增多，机构重叠，官号重复，效率低下。《唐会要》卷87记载：杨绾与刘晏、李涵、韩-一同研究，于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五月十日上书代宗，奏请罢停天下团练、守捉使。

所谓团练，根据守险据隘需要召募的士兵，春秋放归，冬夏回集，仅日给口粮酱菜，发放冬夏之衣。同时，彻底纠正由元载一手造成的京官与外官、外官与外官，官品虽同、俸禄悬殊的问题，恢复开元旧制。对于诸道采访使与刺史的权限、隶属等问题也恢复开元旧制。

然而，杨绾居相不过十多天，辛苦劳累致使顽疾复发，一病不起，上朝延英殿，代宗特准由别人挟扶。不几天，杨绾撒手西去。代宗惊悼而呼：“这是苍天不让朕致太平，为何竟这么快夺走杨绾啊！”（见《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杨绾一死，常衮当国。

这位一贯主张“当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领职”的宰相，文采出众，誉重一时，被后人称之为“学官”。学官清俭一世，也有学问，但不免迂腐，心眼苛细。心眼苛细，则心胸狭窄，待人刻薄；心胸狭窄，则不能容人，鸡肠细肚，忌恨贤能。

杨绾为主宰相，常衮副之。代宗重视杨绾，礼遇信爱，常衮自感弗及，便有忌恨。杨绾归天，常衮当朝，不抓大事抓小事。他与度支使韩-交往情深，对韩-讨厌的人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便在俸粮钱帛上打主意，故意少给，有意减发。过去，大内御厨每天要赐食宰相家可供十人餐的酒食，常衮奏而罢之。政事堂北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的舍人院，过去宰相常由北门出政事堂去舍人院咨询、督察政事，常衮自作主张，封死北门，以此表示自己的尊大。（见《新唐书》卷150《常衮传》）

当然，常衮也抓大事。为了杜绝元载的卖官之路，他决定“一切以公议格之，非文词者皆摈不用”。结果是重沓繁冗，会议开不完，择贤不能决，贤也没有，愚也没有，成了无贤不肖。秉性刚直、遇事不回的崔-甫时为中书舍人、侍郎阙，每逢在选择官员的会上，两个人常常争议不平，刘晏掌管吏部，提出人选，常衮屡屡提出异议驳回，崔-甫则不为其下，吵得不欢而散。

时值泾原节度使朱-军中出现了一只奇异的“神猫”，下了一窝猫崽，老鼠竟然也来吃奶。这只猫是猫鼠同侞，朱-献给代宗，说是国家的祥瑞之兆。代宗诏示常衮，常衮率群臣在延英殿上相贺。唯独崔-甫站出来说：“可悲可悼而不可贺！”其他人不理解，崔-甫说：“猫本食鼠，以为去害。今猫不食鼠，反而喂侞养鼠，猫鼠同侞，不是失去本性而成为妖猫了吗？猫职不修，犹如法官不触邪恶，疆吏不能卸敌。臣以为应当命司法官吏能督察贪官，告诫边疆将士能谒诚卫戍，使猫能致功，鼠不为害！”（见《新唐书》卷142《崔-甫传》）一头冷水泼下来，常衮内心不悦，非常忌恨崔-甫。

常衮对崔-甫不悦，更嫉妒刘晏。刘晏虽是宰相，并非主持朝政，主要是掌管漕运盐利及诸道转运，支撑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在目前已知的所存历史资料中，看不到刘晏有任何狡诈欺骗、妒贤嫉能的事实和表现。恰恰相反，他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兢兢业业地搞好赋予他的各项任务。元载被诛，刘晏秉公断处，可谓“举功深虑，公望日崇”，常衮看到“上心有属，窃忌之。”（2）真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代宗有心擢用刘晏主管朝政，常衮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但他只能偷偷地衔恨妒嫉，采取了与元载截然不同的“承意探微”手法。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七月，中书舍人崔-甫任吏部选事。十二月，常衮上奏代宗，称“晏有朝庭旧德，宜为百吏师表”，“使务方理，代其任者难其人，使务知三铨”，“用为左仆射”，好话说尽，又以刘晏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一切方理，其他人难以代替为借口，加上仆射头衔。

《旧唐书》称常衮这一手法是“外示崇重，实去其权”；《新唐书》则说是“实欲夺其权”。笔者以为“实欲夺其权”的核心，是把刘晏命为荣誉性的“仆射”，设置了刘晏为正宰相主持朝政的障碍。因为“实去其权”并没有剥夺刘晏仍为吏部尚书以及掌管漕运盐铁和领管诸道转运常平均输等使的权力，恰恰相反，正是以刘晏领管诸使“代其任者难其人”为借口，阻挡了刘晏主持朝政的可能性。代宗大概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没有果断地任命刘晏为主持朝政的正宰相。

如果刘晏在杨绾之后担任主持朝政的宰相，也许刘晏就不会冤死，杨炎也不会主持朝政，唐王朝的历史就可能改写。

历史不存在“如果”、“假设”之类。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死于大明宫的后宫别殿——紫宸殿，（见《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

德宗李适在柩前即位。

代宗去世，举国悼哀。延英殿上却为服丧代宗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并导致了一场权力之争。

宰相常衮提出，服丧在“汉文帝时三十六天，太宗文皇帝崩驾，遗诏也是三十六天。玄宗以后，才变天子丧为二十七天。玄宗遗诏虽然说：天下吏民，三日释服。群臣也应该和皇帝一样服丧二十七天”。崔-甫说：“遗诏没有大臣和庶人之别，是皇帝服二十七天，群臣就是三天。”

话不投机半句多。常衮说：“礼非天降地出，不过是人情而已。况且我们公卿百官受皇上恩宠俸禄，与黔首百姓一样，仅是服丧三天，于公何安？

于心何忍？“崔-甫马上回话：”那还提遗诏干什么？诏是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为服丧是三天还是二十七大，当众吵得一塌糊涂。接着，常衮进入代宗灵堂，派人扶立殿前的台阶上祭祀。崔-甫一见，便指着对众人说：“看看！臣哭君前，有扶礼的吗？”常衮怒不胜怒，立即上表斥责崔-甫率情变礼，贬崔-甫为潮州刺史，并以惯例为郭子仪、朱-（两人为宰相名，而不行宰相事）代署签名在敕尾。德宗以为处分太重，改为贬任河南少尹。郭子仪、朱-入朝奔丧，上表德宗说崔-甫无罪，不该遭贬。德宗大为惊诧，便问郭子仪、朱-：怎么你们说的话前后不符、二人皆说前奏他们不知道，是常衮私自代署。德宗皇帝非常生气，以常衮欺君罔上问罪。当天，群臣直立在月华门外，德宗敕旨，常衮和崔-甫立即两向换职，进行大换位，常哀衮贬任河南少尹，拜崔-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躁掌国柄，主持朝政。（见《新唐书》卷142《崔-甫传》）

一个月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闰五月，户部侍郎、判度支使韩-为太常卿，吏部尚书刘晏盐铁转运诸使如故。至此，唐王朝的天下财富全部由刘晏统领。（见《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八月，宰相崔-甫为中书主书侍郎平章事，中书宰相掌管朝政，他在刘晏与杨炎之间斟酌再三。他爱才，杨炎的文采与常衮齐名，在朝廷有“常杨”之说。对刘晏他放心，有刘晏掌管天下财政，大唐王朝自当百业兴旺，商贾往来，贞观开元盛世可望复兴。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崔-甫力荐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人朝为相。

一匹快马从道州飞驰京城。杨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俄而得政，一切出乎意料，出乎超常。他回到家中，家人兴奋至极，立即将官服绿袍及木简弃之门外。杨炎马上制止：“我本是岭上一个被逐之吏，今日是超登上台，能长久吗？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怎么可以弃之不要哩！”（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言下之意，他从登拜相位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再遭贬斥的心理准备。

杨炎会再遭贬吗？

杨炎一到京师，朝野不知怎么就刮起了一股股启奏风，屡屡请罢转运使。

刘晏闻知，心坦如天，既然有人请罢，何不自己请辞。他数次上表德宗，固辞转运诸使。德宗深深知道刘晏的贡献和能力，又是“尚有余力”，非但不许，反而又加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见《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刘晏与杨炎，唐王朝两位最杰出的理财家、经济改革家，同朝共事，究竟是谁有非常之福？谁又有非常之祸呢？

注释：

（1）《新唐书》卷142《杨绾传》。

（2）《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第五章　一夜之间的突变 序章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昔日元党骨干竟回来一跃当宰相了。

一切又进行得那么彻底，几乎是一夜之间的突变，令所有人毫无准备，把唐王朝实行一百六十多年的均田制彻底埋葬。如同他制造冤案，杀害刘晏那样，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地埋葬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创立了两税法。

杨炎在拜相的同时，就给德宗皇帝献上一份厚礼，上疏实施两税法，大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气概。《旧唐书》卷118、《新唐书》卷145的《杨炎传》及《册府之龟》卷88，均以杨炎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拜相，是年八月上疏，只有《唐会要》卷83将疏文排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八月，其时，刘晏已经被诛，两税法也全面实行，当不可靠。笔者依据杨炎的个人独断性格以及两税法的实施揣断，杨炎拜相之日，就是两税法上疏之时。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也孕育培养着自身充满矛盾的人物。

贞观开元盛世给人留下美好的记忆和理想追求，一面呼唤举贤荐能，一面又妒贤嫉能；一面要整顿朝纲，光复旧业，一面又乱朝祸政，破坏根基；一面国难民困，一面贪污受贿；一面治，一面乱；乱中有治，治中有乱，可谓新生与腐朽同存，贤臣与权坚共在，甚至贤与坚集于一人之身。

杨炎就是贤与坚集一身、双重复合性格为一体的一位杰出改革家。史家往往集中论述其个人品德，特别是挟私报复、诬陷杀害刘晏，无疑为坚；如若以创立两税法及其它作为，又可为贤。

这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是数学公式难以界定的人物。

谁也没有想到杨炎能一举登相，连杨炎自己也没有想会俄顷得政。杨炎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第五章　一夜之间的突变 第01节 元党骨干杨炎

人类生活在四维空间，唯有时间一维不能重复。对于杨炎成为元党第一位的骨干人物，只能以纸笔追述当年。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出身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世代官僚地主家庭。曾祖杨大宝，唐初武德年间当过龙门县令；祖父杨哲，没有功名，以“孝行”称著于世，受过朝廷的表彰；父亲杨播，进士出身，退居求志，玄宗曾召拜他为谏仪大夫，后弃官回家归养。杨炎的家庭既非名门贵族，亦非权贵显达，是一个清高守志、淡泊功名的书香门第。

旧史书有关杨炎的记载，是从他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时代开始的。《旧唐书。杨炎传》说他“美须眉，凤骨峻峙，文藻雄丽，并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新唐书。杨炎传》说他“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蔚”。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杨炎是一个眉清目秀，美髯挂腮，才华出众，风度翩翩的漂亮公子。常常妙手得佳作，在家乡和京师一带，已是初享盛誉，号称“小杨山人”。

唐代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吏。据新、旧《唐书》载，杨炎踏入仕途，没有走科举道路，因当时的节度使有自任僚属的权力。杨炎当官，不是受朝廷的征召，而是从担任地方官的幕僚开始。杨炎何时离开家庭到凉州去任职，史书没有记载。但从杨炎一生的经历看，大约在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

杨炎二十岁左右时，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任命为掌书记。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例兼凉州都督，领辖凉、洮、西、善、河、临六州，掌书记在节度使直接领导下参预军国事务。可以说，他深受吕崇贲的赏识而成为幕僚。

据记载，杨炎在河西节度掌书记任内，政治上并无建树，倒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杨炎“豪爽尚气”的所谓豪爽侠义的个性。一次，神乌县令李大简喝醉了酒，与杨炎发生争吵，斥骂了他几句，杨炎即“令左右反接，榜二百条，几死”。一言不合，立即捆人打人，几乎致人死命，而且被打的还是堂堂七品县令。由小见大，看来，杨炎的翩翩君子风度与此行为也是自相矛盾，豪爽中挟有强烈的报复心理，侠义中夹杂着心胸狭隘。可见，谁得罪了他，他就置人于死地。所幸大树底下好乘凉，吕崇贲深爱其才，对他毒殴县令没有过问。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哥舒翰为陇右、河西节度使，杨炎此时二十六岁，撰文赞扬哥舒翰“以纵横之奇，判总军国”。（1）肃宗年代（公元757年-759年），杨炎又受命为河西节度使杜鸿渐的父亲撰写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名气大震。杜鸿渐的故吏以杨炎“交目馨香，托之篆刻”，杨炎又再次撰写河西节度使杜公碑。（2）《通鉴》卷216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干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说河西、陇右如何富庶当属夸饰之词，但当地百姓安居，确是事实。这位哥舒翰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正月入朝，以病留京师。当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十二月，唐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讨安禄山。第二年六月，兵败被俘，投降安禄山，终为安禄山所杀（《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杨炎经历这一变故，思想上震动一定很大。这一年，杨炎二十八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史书记载推测，杨炎此时已回到凤翔老家。

叛军占领长安后，凤翔变为唐朝反攻京城的前哨基地。为了拉拢地方势力，肃宗在甘肃灵武即位以后，一面为杨播封官，“即家拜散骑常侍，玄靖先生”；一面由“副元帅李光弼表杨炎为判官”。但是，杨炎对李光弼的征召“不应征”；之后，肃宗又拜杨炎为起居舍人；他又以父死居丧为理由，在家守孝，未参加过肃宗朝的平叛工作。看来，杨炎及其家人对安史之乱，曾一度持观望态度。因此，当安史之乱基本平定，肃宗又回到长安时，只给了杨炎一个司勋员外郎的小官，并不重用。

《太平广记》有关杨炎的一个小故事，曾记述杨炎在安史之乱后，有过一段不得志。故事说，杨炎在京城长安，生活潦倒，只好投寄在一个姓卢的官吏门下。卢知杨“画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就留他在家中，“馆之甚厚”。

后得知杨的家属滞留洛阳，缺衣少食，心有不安，暗中令人，拿了银钱财物，“到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杨公，公感之”。因此，杨炎深受感动，用了一个月的功夫，为卢画了一幅山水，“松石云物，移动造化”，“其迹妙上上品”。这个故事说明，杨炎多才多艺，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画得一手好山水。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发生于安史之乱后，杨炎赴京谋官，受到肃宗冷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炎当时的不利处境，不仅政治上不受信任，连生活上也一度窘迫困难。

杨炎从肃宗朝进入朝廷，但不被重用。《旧唐书。杨炎传》有“服阕久之，起为司勋员外郎”的记载。意思是说，杨炎为父守孝终以后很久，才被朝廷起用为司勋员外郎。以此推断，这还是肃宗朝后期的事，杨炎时为三十五岁左右。

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继位，元载当权，杨炎的地位才发生了变化，从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再迁吏部侍郎”。员外郎多从六品散官，郎中从五品，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阶，吏部侍郎为正四品。由此可见，约在代宗朝十年之内，杨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究其原因，有他才能出众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的才能为权相元载发现，受到元载的重视，仰仗元载的提携重用，成为元党的骨干。

前文已述，元载是靠玩弄权术陰谋，投靠肃宗宠信的宦官李辅国登上相位的。但当李辅国权重逼主，失宠于肃宗时，他又参与了肃宗杀死李辅国的密谋。在代宗朝间，宦官鱼朝恩专权，凌辱大臣，元载表现得狡猾宽忍。如有一次，鱼朝恩借为百官讲《易》的机会，指桑骂槐，指斥当朝宰相用非其人。另一个宰相王缙听了“大怒”，但元载听了反而微微一笑，并不在意。

鱼朝恩出来对别人说：“怒是常情，笑不可测。”但是，当他发现鱼朝恩有失宠于代宗的迹象，便为代宗设谋，诛灭鱼朝恩。因此，元载深得代宗的宠信，权倾朝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元载在朝廷上下，广树党羽，结成元党，成为代宗朝内势力最大的一个政治集团。

与其他一些权佞相比，元载倒是很有才干。史称他“家本寒微”，“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因此，他看上擢升杨炎，既是扩大个人权势的需要。也是因为杨炎的才能。杨炎在任中书舍人时，“与常衮同时知制诰，衮长于除书，而炎善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杨炎与常衮合作起草的诏令，既善于表达皇帝的旨意，文字又十分优美，受到朝野的称赞，誉为“常杨”。这在讲究文辞之美的唐朝十分重要，元载赏识杨炎之才，方纳为私党。

纳杨炎为私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杨炎与元载同出一郡，乡情的纽带把他们紧密拴在一起。元载迅速提升杨炎任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培养、重用杨炎，杨炎自然十分感激元载的栽培提拔，视元载为恩师。如果杨炎对元载不恭，视为异己，元载则会毫不顾惜乡情，毫不念及才能，进行排挤打击。

元载也有他善于用人、识人的长处。元载看中杨炎，把他拉入元党，加以重用，并不足以说明。通过他对刘晏的态度，则看出他这一长处了。刘晏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起，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止，主管唐王朝的财经工作达二十四年之久，其主要成就元载主持朝政期间。刘晏不属于元党，但元载忙于擅权，“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客观他说，刘晏没有妨碍元载擅权，因此也能委以重任。这说明，元载尚有知人之明，也有用人之量，只要不损害自己，不是政敌，也并非是一概尽用纳私贿官的庸禄鼠辈。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诛灭元载。根本原因，固然由于元载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祸国殃民。但更重要的还是元载过于专权，和代宗发生矛盾，欺君罔上。

据《资治通鉴》记载，代宗诛杀元载，本来要尽诛元党，在所列元党名单中，杨炎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法有首从，不容俱死”，王缙、杨炎及其他元载党羽才保活于命。否则，杨炎早就如同元载一样身首异处了。

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杨炎是元党第一号骨干分子，且由道州司马一跃成为当朝宰相，难道仅仅是崔-甫以荐举贤能为己任，认为杨炎“可器任”吗？史书明表如此，实则不然。表面是崔-甫的力荐，实质是德宗的主张。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年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继位。德宗为什么要起用杨炎，还得从德宗和元载的关系说起。德宗的母亲沈氏，是个普通的宫女。德宗只是由于是代宗的长子，加以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是代宗的重要助手，并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收复了东都洛阳，立有战功。因此，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才被立为太子。但是，在封建王朝，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往往是当时各种政治军事集团争夺权利的集中表现。德宗从被立为太子，到登上皇帝宝座，毫不例外地有过一段曲折经历。

代宗大历年间，德宗居东宫。当时有个代宗宠信的独孤贵妃，生了个儿子叫韩王李回，受到代宗的宠爱。京兆尹黎干和宦官刘清潭合谋，打算拥立韩王李回当太子，把德宗废掉。这个计谋遭到元载的反对。元载对代宗说，德宗是长子，非常贤良，又立过大功，怎么能废掉呢？无党的另一宰相王缙也表示反对，支持元载的意见。这样，德宗才保住了太子的地位。《新唐书。元载传》记述，“帝（指德宗）为太子，实用载议”。那么，连当初德宗被立为太子，也是元载的提议了。

德宗即位以后，饮水思源，自然想起了元载拥立之功。但这时元载已死，因而重用杨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由于元载任相时，贪赃枉法，买卖官爵，名声太坏，民间甚至流传“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的歌谣，所以德宗又待了几年，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才公开为元载平反，“诏复其官，听改葬”，连同时以元党罪名被杀的“故吏许初、杨皎、纪滔等，合赀以葬”，也一律平反了。

可以说，拜杨炎为相就是为元载平反的开始。

但是，德宗不仅仅是为图报元载的拥立之功而重用杨炎。《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还记述：“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杨）炎所为李楷洛碑，置于壁，日讽玩之。”其本质还在于德宗雅知其名，欣赏其才，崔-甫对此洞察尽悉，举推荐杨炎为相。德宗和崔-甫可谓君臣相知，两相互宜。

当时德宗召回的元党不止杨炎一人，但独任杨炎为相，并非由于他是元党，而是欣赏杨炎的才华和能力。

元载亲信、元党骨干杨炎拜相，但此人争强好胜，脾气大，易动怒，心胸窄，善报复，刘晏能有好日子过吗？

杨炎初登相位，心中十分明白，为元载复仇，报复刘晏，为时尚早。他更清楚，德宗皇帝正拭目以待，需要他拿出几项治政措施，彻底改变大唐王朝的经济面貌，迅速复现贞观永徽之治。

新相杨炎第一次上朝了。他胸怀两税法的腹案暂且不表，竟不顾冒犯龙颜，矛头直指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的问题。

这是系及皇帝自身利益的问题，也是众多大臣想说又不敢说的问题，更是度支盐铁使第五琦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安史之乱后，社稷动荡，人口剧减，财政困难，府库空虚。本来国家财赋收入均存于国库——左藏库，后来京师豪将求取无节，度支盐铁使第五琦无法禁止，就将国家公赋全部解入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由宫禁宦官掌握，借以逃避豪将索取。但这样做流弊更大，皇帝随意取用，支出无度，管理无律，况且施行多年，人员浮冗，财政支出多为照顾关系，谁也搞不清府库的丰俭盈虚。

天子德宗登殿，群臣早朝礼毕。德宗目视杨炎，特意问道：“爱卿初及相位，有何进言？”

杨炎迅捷上前：“陛下：臣以为，国家财赋收支，乃治国安邦大本，犹如生人之喉命，轻重系及贫富治乱。先朝权制流弊，以宫中宦官领职，躁掌邦国之柄，国库丰俭盈虚，虽大臣而不得知，怎能为陛下计义天下之利害。”

（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进而他向德宗进谏，“国库私库，理应界线清楚，泾渭分明。臣以为，公赋仍应归左藏库，宫中经费悉数拨交大盈内库掌管。乞望陛下纳言拨正。”

杨炎上台伊始，初试锋芒，说干就干，直言进谏。反正自己的绿袍木简正束之以待。

寒元殿内寂静无语。群臣万没想到，新相锋芒毕露，竟敢直言进谏大盈内库这个敏感问题，也不由暗自钦佩杨炎敢作敢为的侠义风骨。人们不约将目光投向德宗，期待皇帝善纳如流，一改弊端。

德宗此时尚锐意进取，高兴地采纳其议：“这都是先朝积弊。依卿所言，国库私库按先祖太宗遗训划分。”

一个如此棘手问题竞如此简单解决了。新相一举而就，皇帝一言定夺，朝野深受鼓舞，同列“属望贤相”，人们期待杨炎能成为一代贤相。

第二天，杨炎又再接再励，上疏德宗，创立两税法，代替租庸调。

仿佛一夜之间的突变，唐王朝的赋税制度来了个急转弯。两税法大力推行，租庸调寿终正寝，新法代旧法，创新变革，历史对杨炎停步注目。

两税法突如其来，如同天降，果真如此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预立，皆有基础，皆有准备。杨炎确立的两税法也决非例外。细细体察，不难发现，唐王朝均田制的破坏，孕育两税法的诞生；刘晏和第五琦所进行的税制整顿，打下了两税法的实施基础，做好了两税法的出台准备。

杨炎在两税法实施中，高屋建瓴，历数旧法弊端，明显忽视了刘晏在确立两税法准备工作中的功绩。

然而，历史没有忽视。

注释：

（1）《文苑英华》卷800《河西节度使厅壁记》。

（2）《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第五章　一夜之间的突变 第02节 刘晏与两税法

经济是基础。税赋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来源，是治国安邦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强制征课。

税赋起源于春秋前君主从臣属取得的劳役和实物贡纳。春秋中期，私有制发展，周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和各诸侯国君对土地征发的产物称为“税”或“租”；向臣属强制征发的力役、劳役、军役以及兵车、武器、衣甲等军用品称为“赋”。秦汉两代，军赋按人丁征收，田租（税）

则按田亩征收。至东汉末年，以户征收实物方称“户调”。

唐王朝的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前提的税制，即计口授田，计口收税。

这种“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包括田租、力庸和户调，简称租庸调。陆贽对此曾简略概括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1）

唐代均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大规模农民战争结束后实施授田的。持续多年而又遍及南北的隋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大批地主分子，使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新的调整和变化。唐政府通过均田令，默认广大农民占有土地的既成事实，并且主动把一些官地、荒地分给缺少土地的人民，使均田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空前规模的实施。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当时规定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至玄宗时，改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中男授田，按均田法每丁一顷。分授田地时，还要求贯彻“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

的原则，以使“力业相称”。朝廷发布命令，限止土地买卖，企图长期维持小农的稳定经济地位。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自耕农和半耕农的人数众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在均田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的计丁征租原则。租，为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粗绸各二丈，棉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即代替力役的赋税，人丁每年须服力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税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充代。但皇室、贵族、勋臣等，租庸调均免。由此，租庸调成为唐初的主要税源。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占有是财富占有的显著标志，伴之而来的是弱肉强食和土地兼并。均田制刚刚颁布，贵族官僚们仍没有停止掠夺土地，高祖的几个儿子就带头兼并。李建成“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

（2）李世民擅自夺田数十顷用以赠人。上行下效，臣僚如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3）那些“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唐高宗即位，曾下令禁止买卖口分永业田，但“豪富兼并，贫者失业”的现象依然如故。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官员群的扩大，“朝士广占良田”习以为常，唐玄宗禁止买卖典贴田地的诏书成了一纸空文。地主官僚“莫惧章程”，肆意兼并，促使唐初农户占地较多的情况迅速恶化。

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耕地，破产农户自难再如数交纳租庸调。武则天时，狄仁杰已经谈到江西彭泽地区缺少耕地的农民，“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4）。其它各地当可想而知，唐代逃户由是转入高潮，并非偶然。至唐玄宗时，土地兼并迅速发展，破产逃户越来越多。逃户增加，课户减少；课户日减，摊征更多，税收加重，逃亡益甚、出现了无法扭转的恶性循环。至此，唐王朝土地分配不均，兼并盛行，赋役繁重，再加水旱虫灾，高利贷的发展，农村日益破产。

安史之乱的爆发，昔日繁华的黄淮流域惨遭洗劫，民生困苦，农村残破，使得均田制更加破坏，按丁征课更难有效实施，严重影响了税赋收入。

长江流域没有直接遭到安史叛军的袭击。虽然刘展、永王等在南方进行叛乱，但活动地域不广，为时也较短暂，军事破坏情况不能与华北相比。相反，大批北人南下，带来战时经济的繁荣发展，江淮以南成为唐王朝巨大费用的主要供给地。元载任江、淮盐铁租庸使时，认为江淮比其他诸道富足，一次按籍征收“所欠”八年租调，豪吏亲自督阵，发兵围捕强征，“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如此赋敛苛重，编户农民无以为生，大多相率逃生。苏州、嘉兴地区“编版之户，三耗其二，归耕之人，百无其一”。

舒州三万三千户中，负担赋税的只有三千五百户，仅占百分之十。湖南的不少人“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道州刺史元结上任不及五十天，收到上级指令二百多起，令文都提到，如果不在期限内征足税赋就要贬官。这类情况正如杜佑所说的，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也就是杨炎所说的科敛之名凡数百。江、淮如此，富庶的巴蜀地区也一样。“子弟困于征徭，父兄疲于馈饷，赋益繁重，人转流亡，荒田益多，……户口减耗，去桑梓之重迁，保山林以自活”。（5）四川人民己由消极地逃避赋役发展为武装对抗。

由于战争动乱，唐王朝大为削弱，地主官僚和贪官污吏乘机横行不法，把大量死亡和逃户农民的宅基、田地掠夺为己有，在内外因素交织中，均田制已是徒有虚名。支撑国家财政的京畿和江淮以南地区，便多方探索税制改革，通过改革来保证官府所需要的巨大费用有足够的来源。刘晏就是这方面改革的杰出代表。他本着“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的思想出发，进行了自古以来的漕运、盐政、常平均输于铸钱等一系列改革，始终坚持益上而不损下的理财措施，做到“知所以予，人不怨；知所以取，人不乏”。

仅他在整顿漕运中，采取雇佣劳动方式置办船场，就彻底摒弃了强派劳役、增租加赋的租庸调税制。同时，一些有作为的大臣做着盛唐遗梦，也力图通过改革，迅速恢复贞观开元盛世。

当时的税收项目很多，行之己久的租庸调，官府仍在尽力设法征收，但主要是抓户税和地税。

地税和户税在安史之乱前早已存在。它们是分别按田亩和资产收税，课税对象与租庸调的计丁征课很不相同。玄宗天宝中，户税岁收只占全国正税的二三十分之一。地税在唐初是为赈荒而征收贮备的，高宗、武则天以后，每亩二升的地税已成为国家的正式税目。天宝时，地税岁收一千二百四十万石，大约相当正税的四分之三。（6）户税、地税原则上是对一切有产者都不能免除的一种征税。在户籍多年失修的情况下，按田产和资产多少进行征收，比租庸调的计丁征课较有保证。

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修订与颁布了新的分等征收户税条例。自下下户至上上户，分别户等，征收多少不等的税钱，又自王公以下，现任各级品官和地主、工商业者、前贤、勋荫、寄庄户、寄住户、诸色浮客，以及诸道将士庄田，都要区分各种不同经济状况分等收税。战前的户税资料现存只有八、九等户，八等户税四百五十二文，九等户税二百二十二文。而大历时的八等户税则增至八百文，九等户税为五百文。自天宝中至大历初的二十年左右，物价变动不大，户税税率的提高反映了官府对户税的重视。杜佑因此认为大历改制是“一例加税”，说它“盖近如晋、宋土断之类也”，（7）即人们普遍都要纳税。至此，一切有产者，不论其职业如何不同，也不论封建等级的高低差别，原则上都纳入了税户的范围。这也给杨炎“以资产定税”的两税法打下基础。

正租之外，代宗还增设了一种按亩征纳货币的青苗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代宗下令“税天下地亩青苗钱，给百官俸料，起七月给”。

（见《册府元龟》卷506《俸禄》）什么是青苗税呢？杜佑说，“初以常赋不给，乃税人垦田，亩十有五钱，资用窘急，不暇成熟，俟青苗即征之，故谓之青苗钱”。（《册府元龟》卷506《俸禄》）就是说，青苗钱是适应国库空虚而增设的新税，它是按亩征收。青苗钱究竟有多少？《通典》卷11《杂税》注文中说道：“大历初，诸州应税青苗钱，每亩十文”；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因为“兵马未散，百司支计不给，每亩更加五文”。以后虽有增加，补充国库，支付俸禄，但最后在大历八年正月，代宗敕命：“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见《旧唐书》卷11《代宗纪》）

青苗钱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居重要地位，朝廷设“青苗钱库”，又设置“税青苗地钱使”、“税地钱物使”、“税地青苗钱使”，直接负责有关事宜。《新唐书》卷55记述：“大历元年，敛天下青苗钱，得钱四百九十万缗，输大盈库。”大历末年，全国岁收总共一千二百万缗，刘晏掌管盐利税收又六百万贯，可见青苗钱收入也占居重要地位。

总之，户税、地税的征收都是在唐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实施。代宗时的户税比战前天宝时有了增长。地税税率表面上没有增加，可是另外按亩征收青苗钱与地头钱，每亩总的税率大为增加。京畿地区所征收的地头钱数，一度比外地更多更重。

由于战乱，藩镇割据势力超常扩充，魏博田承嗣、淄青李正己、成德李宝臣、昭义薛蒿、卢龙李怀山、河南李灵曜、山南梁崇义等，大都不供贡赋，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主专行。这就是杨炎所说的“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唐王朝直接控制地域大为缩小，国家开支费用庞大，除了取自租庸调和户税、地税之外，还依赖各地试行新税法的收入。

新税法首先在江淮以南试行。这一广阔地区经过汉、魏、六朝以及隋、唐千百万劳动者的辛勤耕作，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安史之乱爆发之初，第五琦去蜀中便向玄宗提出，“赋之所出，江淮为多”。当时，唐政府已无法从华北征收正税，朝廷在财政上对江南日益依赖。在战争激烈、开支庞大、正赋不足供应的危险时刻，唐王朝在江南采取了新的征税办法。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刘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代宗的七月诏书说：“逆虏未平，师旅淹岁，军用匮乏，常赋莫充，所以税亩于荆、吴，校练于淮海，从权救弊，盖非获已。”（8）税亩地域包括荆、吴，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带。既然是“从权救弊”，自是与战前早已实行的亩税二升的地税不同。

可惜，为了供军在江南采取的税亩办法，现不得而知，它在荆吴实施了多长时间，亦无从知晓。《文苑英华》卷779李华《润州丹阳复练湖颂》记述了对刘晏的赞颂：“时前相国刘尚书晏，统东方诸候，平其贡税，闻而悦之。”

可惜，刘晏究竟如何“平其贡税”，未有详载。我们现今也不得而知。

代宗时，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为赋，以杜坚谋。诏可。”（9）浙西地区的豪姓为了规避差科而远走逃避，下层民众为此所受税赋一定更重。地方官为了整顿和增加税收，也为了缓和诈骗矛盾，获得朝廷同意后，在当地试行按资产多寡的量产征赋，“量产为赋”，已是突破，但主要是按田亩多寡分等收税。

舒州地居淮南、江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刺史独孤及由于税收太少，常受到上级谴责。他乃别开途径，创立新的“口赋法”进行征税。其作法受到别人嘲笑和攻击，他复信辩解。独孤及在《答杨贲处士书》（见《文苑英华》卷692）中回答说：“来书所陈，富人出万，今易以千；贫人出百，今亦数倍，富倍优，贫倍苦。”

唐朝官吏在中唐时期，普遍以苛税于民为耻，优恤于民为荣。独孤及怎么受得了别人攻击、嘲笑他使“富倍优，贫倍苦”哩！于是他“窃详雅旨，或亦未然”，详细阐述道：“昨者据保薄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惟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钟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胜其任者，焉得不襁负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抒轴不已，恐州将不存，苟以是为念，安敢不夙兴夜惕，思有以拯救之方。”

这位刺史日思夜想，终于想出“口赋”的拯救之方：“今为口赋，诚非彝典。意欲以五万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税。愚谓之可复，使多者用此以为衷，少者用此以为益，损有余补不足之道，实存乎其中，富人贫人，悉令均减。……今己择吏分官，以辨其差等，量分人赋，其数悬榜，以示之信，……天下无不食王土之臣，宁有不输王赋之民。”

通过作者的自白，可知他所创设的“口赋法”并非历史上人口税的简单重复。信中具体说明了实施改革的社会背景是官僚大地主、豪强以及众多的浮寄户等税赋都是一文不交。只剩下约百分之十的税户，不堪繁重赋税压迫，生活非常贫困，改行“口赋法”旨在“损有余补不足”。这也说明，大历四年颁布实户税的诏令并未完全实行，只是在理论规定了王公以下皆纳户税，实际上仍有许多人仍可免除。独孤及的“口赋法”将上级分配给舒州的税额按人口数量、财产多少分等摊派交纳，还定时悬榜公布，以示之信。这种做法明显不同于租庸调的计丁征课，也和分等征收户税的方案不同。因此，这是一种革新的税法。

独孤及在淮南作官七八年，敕令夸奖“断狱岁减，流庸日归”（10），在动乱的岁月里能使“流庸日归”，肯定与均平赋役密切相关。后来，独孤及由舒州调至大州常州任刺史，并终死常州，正是受到了朝廷的嘉奖，也是对“口赋法”的赞同。因此，“口赋法”有可能进一步推行于常州地区。《新唐书。独孤及传》说：“历豪、舒二州刺史，岁饥旱，邻郡庸亡十四以上，舒人独安。以治课加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徙常州，甘露降于廷。”

同时，关中京畿地区也在这时相继进行税制改革。京畿是帝都所在，赋役通常比外地更重。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看到郊区夏麦丰收，建议每十亩官税一亩，获得批准。实施仅一年，权豪转嫁负担。代宗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十一月在《改元大历敕》中宣布停止征收。“王畿之间，赋敛尤重，百姓供亿，当甚艰辛，哀我疲人，所多悯念。……

未便于人，何必行古，其什一税宜停“。（11）同一时期，刘晏给元载信中说：”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见《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大概也是指的这种亩税。

针对实施什一税出现的“编户流亡，垦田减耗，计量人之数，甚倍征之法”，长安政府迅速予以改革，“量沃瘠之差，定赋敛之重”。经过调整改进，田亩税开始按土地肥沃程度分别定出等差。并依作物成熟早晚，每年分夏、秋二季交纳。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十一月诏云：“京兆府所奏今年秋税八十二万五千石，委黎干据诸县户口、地数均平放免。”（12）这是“秋税”第一次见于历史记载。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由于京畿地区冬小麦欠收，先年秋季的垦田数又少于常年，而官府收税太多，百姓贫困，于是诏令京兆府的夏麦税在七万石内放免五万石，其余二万石，“容至晚田熟后取杂色斜斗续纳”。

（见《文苑英华》卷424，大历三年六月《减征京畿夏麦制》）夏麦与秋田对举，说明京兆地区夏秋作物分别征税的现实。《新唐书》卷52《食货志》说：“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田亩税统一区分夏税与秋税，这是以往我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实践中已经开始了“两税”。

值得注意的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三月在一篇敕文（见《文苑英华》卷434《免京兆府税钱制》中，说明了户税及税钱时，第一次出现了“两税法”一说。“国家计其户籍，俾出泉货，著在令典，请之两税，天下通制，行之久矣，自师旅荐兴，征调烦数，法度多峻，遂废其名。近举旧章，用遵薄赋，施于中外，其法一也。”可见“两税”之说的提法，早在大历四年就已提出。而且，“著在令典，请之两税，天下通制，行之久矣”。表明“两税”已经立法推行。

但“两税”提法究竟始于谁最先提出？可以断定：绝非杨炎，而是在刘晏、第五琦二人之间，而刘晏最为可能。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三月，刘晏已经成功地整顿漕政，创革盐利，大规模进行常平均输和稳定币值的铸钱改革。刘晏声誉大增，由户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掌管江南等八道又兼加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使，虽说与第五琦分领天下钱谷转运租庸，但刘晏掌管大半个中国的财赋工作，实际成为唐王朝财政工作全面负责的领导人。我们更看到，其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刘晏的经济思想和主张以及一贯的整顿措施和原则。刘晏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理财家。他的经济思想和原则是“理财以养民为先”，他的主张是“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他的整顿原则和措施是依靠组织管理，在旧的经济秩序中进行整顿，而不主张直接加税于民，苛税于民。唐王朝在大历四年确立的夏秋田亩两税制，更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和作法。

在刘晏改任吏部尚书后，京畿地区遇到了一次天灾。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十月，本应秋高气爽的季节，却雨水不断，连绵近月，气温偏低，日照不足。严重影响了冬小麦的下种与生长，可以预计，来年的夏收必将减产。

为了稳定民心，体恤于民，代宗敕旨预减次年夏税：“其地总分为两等，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五升，其荒田如能开佃者，一切每亩税二升。”

（见《全唐文》卷48《减次年麦税敕》）不仅如此，两个月后，又敕文预减次年的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有能开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见《全唐文》卷48《减次年秋税敕》）且在这两个诏书尚未付诸实施之前，又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以“优诏”名义颁布了再减税赋的新税则：“京兆府夏麦，上等每亩税六升，下等每亩税四升，荒田开佃者每亩税二升；秋税上等每亩税五升，下等每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每亩税二升。”（见《文苑英华》卷434《京兆府减税制》）前后五个月，连发三道敕文，夏秋两税一减再减，总量几乎减半，可见用心之慎重和细致。通观这三篇敕文，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敕称“令在必行，用明大信”，说明封建统治者具有改革税收的决心；第二，统一规定每亩税额，并比以往有所减轻，成为两税法中亩税的蓝本；第三，按土地质量和产量分等收税，使负担更为比较合理；第四，亩税按农作物收成早晚分为夏秋，开后世赋税史中所称上忙与下忙之先端，奠定杨炎的两税法基础。

经过调整与改进，京兆地区田亩税的征收面比以往扩大了，收入随着有所增加，因而在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正月下令，把京兆地区原来每亩征收的青苗地头钱从三十文减为十五文，使之与全国各地的税收量一致。

细细体察，不难看出，这些整顿措施与刘晏的一贯主张如出同辙。特别是遭灾之时，事先预减第二年的夏秋两税，这是刘晏掌管常平均输是一贯作法。他不主张在成灾之后进行赈灾，而是在成灾之前就做好常平工作，预先制定减灾措施，完全是“理财以养民为先”的又一明证。尽管我们已无法确认是刘晏制定，但是，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鱼朝恩服法，第五琦受牵连被贬为饶州刺史，基于此，至少大历五年的新税法是刘晏所为不会为过吧？或者至少由刘晏参预制定不会为过吧？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刘晏又任知三诠选事。是年十一月，刘晏掌管江淮转运三十万石米运至关中，充关内和籴，正好京师丰收，“谷价骤贱，大麦斗至八钱，粟米斗至二十钱”（见《册府元龟》卷502）。是年，永平军节度使、滑州刺史令狐彰临终手疏辞表，举能自代。他认为刘晏“知识忠贞，堪委大事”，奏请代宗让吏部尚书刘晏代替自己充任永平军节度使。（见《旧唐书》卷124《令孤彰传》）可见刘晏在朝中威信之高。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河南李灵耀反叛朝廷，“河南节帅所据，多不奉法令，征赋也随之。州县虽益凌，（刘）晏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其能”。（见《旧唐书》卷123《刘晏传》）可见，中央财赋尽在刘晏手中，“以羡余相补”，统一调度使用，仍旧奉行“人不加赋”的原则。杨炎在两税法奏疏文中，说“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朝纲大坏”，（见《旧唐书》卷118、《新唐书》卷145《杨炎传》）则显然不符合事实，对于刘晏来说，则近于污蔑。杨炎对于刘晏掌管的度支、转运二使的全盘否定，明显带着激烈的个人偏见。尽管如此，杨炎的“两税法”是唐王朝财政史上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但刘晏在大历年间所进行的财税整顿，则是为“两税法”的推行做好了呼之欲出的积极准备。

注释：

（1）《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2）《旧唐书》卷64《李建成传》。

（3）《旧唐书》卷58《长孙顺达传》。

（4）《全唐文》年196《乞免民租疏》。

（5）《全唐文》卷48《给复巴蓬等州诏》。

（6）《通典》卷6《赋税》。

（7）同上。

（8）《文苑英华》卷461《遣郑叔清往江淮宣慰敕》。

（9）《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

（10）《全唐文》卷385《谢常州刺史表》。

（11）《文苑英华》卷434常衮《减京畿秋税制》。

（12）同上。

第五章　一夜之间的突变 第03节 两税法横空出世

“咚咚咚……”钟鼓楼报时五更，阵阵鼓声击破了长安上空的宁静，召唤着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会聚大明宫，前往寒元殿上殿早朝。

这是历史永远值记得记载的一天。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七日，新相杨炎气宇轩昂地骑着一匹高头枣红大马，兴冲冲向丹凤门走去。

马蹄得得，杨炎骑在马上，正陷入非常之福之中。昨日上朝，上奏德宗，将国家左藏库和皇帝大盈私库重新分开。他没有想到，德宗审察其事，听纳其议，当即善从，下诏令行。朝中百官颇感德宗是那么器重杨炎，重用杨炎，欣赏杨炎。也令百官深深感到，新相杨炎敢说敢于、不惧龙颜，君臣相谐，互依互靠，照此下去，贞观开元盛世当应近渐复现。

不觉来到丹凤门前，杨炎翻身下马，怀抱象牙笛，径直向寒元殿走去。

他下决心今天要再震龙廷，一扫旧弊，上疏两税法，废除租庸调。

“皇上驾到——！”随着执事官一声高呼，德宗皇帝迈步上殿，端坐在龙椅上。

百官致礼齐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德宗扫视列朝百官，龙颜大悦，手指众臣：“各位卿家，有事即奏，无事散朝，各回所司。”

“陛下，臣有一奏。”杨炎上前两步，伏跪在地。

德宗龙颜寒笑：“爱卿平身，朕愿听其详。”

杨炎起身，手捧奏书，恳切上疏，其声朗朗，其容楚楚说道：“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治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戌者多死不返，边将估宠而讳败，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洪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按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迫（音代，意待到）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谨，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调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伏诸使，诸使不能伏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缘以为坚，或公为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以万计。

“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

“吏之职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

“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新唐书。杨炎传》此处为：”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

杨炎在朝上痛斥租庸久弊，洞察田亩变化，嫉愤贪官污吏刮民脂、吸民血，指出均田制名存实亡，税制不改则难以安天下的严峻事实。

整个朝廷鸦雀无声。德宗神色严肃，沉思良久，乃探身对问：“依卿所言，租庸旧法已坏，纲目不存，有无新法可代？”

杨炎面对唐王朝一百六十多年来赋税变化的严酷事实，果断地以变制变，以勇于创新的变革津神提出了新方案：“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谣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元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1）

杨炎一口气讲述新法实施的具体要求后，又上前叩拜：“臣疾恶其弊，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

“两税法，以一其制。”德宗不由自语，心中甚为得意，便问群臣，“征税多门，赋名繁杂，朕早思有变，悉请众臣群议。”

常言道，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德宗己明确表态支持两税法，但有的大臣却观念保守，提出沮诘，以为租庸令自汉末行中国已有数百年，不可轻改。

话刚落音，德宗便摇头打断：“时移势变，因变制变，古之常理。岂能食古而废今，尊古而损利。”

刘晏一听，顿时感到，杨炎的两税法，在租庸调已实行的两税法基础上，否定“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代之“以资产为宗”的见居而赋，倒也未尝不可。但却以施新法而挟于私，妄自论断“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攻击“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未免言过其实，挟私攻击。当他看到杨炎昌言于朝，盛气凌人，憋不往心中一股怒气，上前奏道：“启奏陛下：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何错之有？安史祸乱，流近八年，边镇藩属，乘势屡犯。玄宗、肃宗、代宗先帝皆为国家社稷，方定天下诸州节度自给，又何错之有？今若以新法行之，臣以为诸节度难免税外加税，赋外增赋，天下穷人虽解旧怨，又添新愁，又何以论处？”

凭心而论，刘晏的担心不元道理，也为实施两税法不久，一些节度使即上奏税外加税，赋外增赋的事实所验证。但是，刘晏与杨炎似乎是大生的冤家对头，犹如寒暑不能并季，冰炭不可同炉。至于他们二人的关系，《新唐书。刘晏传》则有更多一点的描述：“初，杨炎为吏部恃郎，晏为尚书。各恃权使气，两不相得。炎坐元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两人既已如此，又怎能和谐并列于朝中。可以说，杨炎被重用之日，正是刘晏走向被冤杀之始。

德宗听罢刘晏的论奏，连连点头：“卿之所虑，亦为朕之所虑。朕意已决，今后除两税外，轻率一钱，以在法论处！”

德宗的决定是决定一切的。这位三十八岁的皇帝登基伊始，想有一番作为。他即位未久，多次放免各地贡物，不许王公百官置邸贩鬻，控制各地军府支用，力求加强中央集权。这时，安史之乱虽己大体结束，但主要面临着藩镇割据的问题，安史之乱中成长壮大的一些节度使割据河朔、淄青和淮西等域，他们自成系统，各霸一方，俨然都是独立王国。德宗继位以后，很想制抑藩镇，结束分割局面，因而力求改弦更张，从政治上提出了对经济进行改革的迫切要求。

杨炎以两税法声震天下，名垂史册。

两税法作为唐王朝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和战略决策推行天下，彻底废除祖庸调，仿佛连刘晏的丰功伟绩也显得黯然失色。但有一点却令人感到蹊跷，对如此重大的税赋改革，我们均未看到明确无误的杨炎上疏奏文。《旧唐书》卷118和《册府元龟》卷488所述文字相同，但没有说是杨炎的疏奏。《新唐书》卷145文字记述大体相同，也没有指明是杨炎的上疏奏文，只有《唐会要》卷83明确记述：“其年八月，宰相杨炎上疏奏。”但《唐会要》所指“其年八月”，是“建中元年八月”，而不是大历十四年八月。其时，两税法已全面推行。笔者几经比较认为，无论是新、旧《唐书》所述，还是《唐会要》及《册府之龟》记述，从叙述口气、整体文字看，均为杨炎的疏奏，仅个别字句有异。本文取《唐会要》所述。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初一，德宗改元“建中”，大赦天下，照例在兴庆宫勤政楼前接受朝贺。新春伊始，万象更新，急于推行两税法的唐德宗等待不住，手诏杨炎，新春过后，第一件大事便是推行实施两税法。

历史的车轮滚滚转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五日发布“停罢征科色目”敕文：“宜委黜涉使与观察使及刺史转运所由，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如当处土风不便，更立一限，其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见《唐会要》卷83《租税》）

接着，德宗又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辛末（八日）发布敕文：“大赦天下，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轻率一钱，以在法论。”（2）

然后，杨炎紧锣密鼓筹建掌管两税法的新机构金部和仓部。由金部仓部掌管天下钱谷，自然无需祖庸转运。德宗于建中元年正月甲午发布停刘晏诸使诏：“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等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尚书左仆射刘晏，顷以兵车未息，权立使名，久勤元老，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朕以征税多门，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置时和之理，宜复有司之制。晏所领使宜停，天下钱谷，委金部仓部，中书门下拣两司郎官，准格式调掌。”（《旧唐书》卷12《德宗纪》）由诏书可见，刘晏此时未被罢相，只是停使，实际是撤销了转运租庸盐铁常平青苗等使，受排挤回尚书省本司，大权旁落。

两税法彻底废除了祖庸调制，奠定了自唐开始至明朝中业的赋税制度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改革的勇气和津神令人赞叹。它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量出制入。中国古代的财政原则，一贯强调“量入为出”。《礼记。王制》说：“家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抄（末），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

量入以为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财政原则，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肯定。但封建政府的支出很难控制，各项收入并无可靠保证，量人为出的原则经常不能真正实现。与量入为出对立的财政原则便是量出制入，杨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量出制入。他说：”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入，量出以制入。“即先估计支出的需要，然后决定征收入的总额，再将总额分摊到各地纳税人身上。因为杨炎考虑到，不采取量出制人的办法，不可能满足当时的财政需要，只得同传统思想唱反调。在中国历史上，量出制人和量入为出这两种财政原则常常被交替使用，但从世界财政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量出制人一般比量入为出要后起，用于国家为多。量入为出，以后逐步应用到家庭和个人收支方面，则表现出善理家财。

第二，以现居住地定纳税对象，针对户籍混乱的情况，杨炎提出了“户无主客以见（现）居为薄”的纳税原则。就是人住在哪里，就在那里纳税。

这样可以解决因户口和现居地不一致的漏税问题。也就是不分主户（土户），还是客户，一律以居住地为准，征收“居人之税”。行商的住处不固定，按规定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这是为了适应商业经济发展和针对商人经济实力雄厚的状况而定，同时也补充了“以见居为簿”条文的不足，目的在于不使商人“侥利”。

第三，以资产定税。租庸调以丁为本，有丁无田户仍要纳税，而田多丁少户则负担轻。杨炎认为以丁定税不合理，主张改为按资产定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丁中”指丁男和中男。当时以二十三岁成丁，十八至二十三岁为中男。改按资产定税后就不考虑一家有多少丁男中男了，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以资产为准，资产多的多征，资产少的少征，废罢过去不合理的人丁税。这样可贯彻合理负担原则，且能扩大税源，增加税额。

第四，简化税制。唐王朝原来除征收租庸调外，还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征钱，地税征粮。此外，战乱中还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税额累增不减。

杨炎提出取消租庸调和各种杂税，“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只保留户税和地税，租庸调等税一律折钱并入户税。地税则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为标准均摊，大大简化了税目。纳税的时间一年分两次，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新税法每年分两次征收赋税，顾名思义，故称为“两税法”。

杨炎的两税法，将赋税与谣役合并一起，以土地和资产来计算赋税。像陆贽说得那样：“惟以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贯穿了一个新的津神，就是赋役剥削更重地轻丁。而且由于户税虽然规定征收钱币，但执行中却又“多配绫绢”，两税都是实物税，说明从唐初“以庸代役”以来，国家对农民的谣役剥削已转向实物剥削。这些说明，杨炎的改革适应封建社会在缓慢进步中对调整生产关系所提出的要求，在减轻农民对国家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可见，两税法虽沿袭了过去的户税、地税，但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封建赋税制度。

实行两税法，对正在走向衰落的唐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国家面貌为之一新。

“以资产为宗”的征收办法大大减少了贫苦农民的逃亡。即使因地主兼并，“产去而丁存”的人家，也无须忧虑政府照户籍上登记的丁口征税，遭受王洪那样一些虎狼之吏的蚤扰。相反，资产少依法少纳税，可以招诱以前脱籍的人著籍。据载，两税法颁布的当年，政府在各地检括户口，共检得户三百多万，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万户是无籍的客户，由此可见，两税法确实产生了“人不土断而地著，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的客观经济效果。

两税法起到了为国理财的作用，使唐王朝的财政状况从此大大好转。以往的法令规定，皇亲国戚、孝子顺孙及有品爵者都属于免税户，而一些交通官吏的富豪人家、商人以及浮客又是逃税户。他们在国家总人口中占着很大的比例，是国家赋税来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两税法“以现居为薄”的规定，将他们悉数列入征税对象，而“资产多者税多”的规定，又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多缴。新法实行前，唐朝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一千二百万贯，其中一半是刘晏创设的盐利所得。新法实行当年，财政总收入即达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多贯，加上盐利所得六百多刀贯，计收“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3）杨炎的改革实现了“赋不加敛而增入”。

总之，杨炎的改革为振兴唐朝经济力量成效显著。从两税法颁行时起，“轻重之权，始归朝廷”，使杨炎一度“颇有嘉声”。朝野深受鼓舞，人心大振，加上正宰相崔-甫瘁心辅佐，抑制藩镇，“时议者其漠谋，谓可望复贞观、开元之治”。（4）

望复贞观、开元之治是代宗、德宗朝代君臣的共同心愿，可谓梦寐以求，孜孜不倦。

杨炎脱颖而出，犹如长安上空升起一颗明亮新星。杨炎“以单议悟天子，中外翕然，属望为贤相”。（5）

矛盾的时代产生矛盾的人物。历史期望杨炎为一代贤相，可他却急速地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注释：

（1）《旧唐书》卷118、《新唐书》卷145《杨炎传》，个别词句有所不同。

（2）《旧唐书》卷12《德宗纪》。

（3）《新唐书》卷62《食货志二》。

（4）《新唐书》卷142《崔-甫传》。

（5）《新唐书》145《杨炎传》。

第六章　冤案谱写的历史 序章

自杨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开始实施两税法后，到建中二年（公元

781年）十月，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唐王朝相继发生了两出历史悲剧。

一是开辟漕运、创革盐政、建立常平均输，为恢复唐王朝经济做出不可磨灭贡

献的著名理财家刘晏被诬陷屈死；二是两税法创始人、唐王朝著名经济改革家杨炎

被冤杀。令人痛借的是，刘晏的悲剧制造者却是“属望贤相”的杨炎；在第二个悲

剧中，杨炎却又沦为受害者，和刘晏一样遭诬被杀。冤案谱写了历史。

第六章　冤案谱写的历史 第01节 刘晏屈死

一个充满强烈复仇愿望的人往往失去理智；失去理智便产生疯狂；疯狂便导致不择手段；不择手段便费尽心机地玩弄陰谋诡计，不惜寻找借口诬告陷害，达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目的。最终陷入罪恶深渊而不可自拔，既毁灭别人，也毁灭自身。

杨炎现在就是强烈的复仇愿望已近似疯狂。

杨炎强烈的复仇愿望的根本原因还是元载被诛，自己被贬。上文我们已详细叙述了代宗坐镇廷英殿，指令宰相在议政堂以议事方式，当场捉拿逮捕并审判处死元载。而刘晏惧怕元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上书代宗请与他官共判。代宗敕文李涵等五人共同审讯。可见，没有代宗的命令，刘晏不敢也不可能主审元载。刘晏虽为主审，却是秉命办事，并无决断之权。在代宗指令判处元载、王缙死刑，甚至要诛灭所有元党骨干时，刘晏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还上书代宗“法有首从，不容俱死”，保了王绪一命，也使包括杨炎在内的元党骨干得于兔死。这说明刘晏宽仁循法，秉公断案。

按照事实情况和封建王朝的皇权观念，杨炎对这些应是完全了解的。但是，杨炎不敢也无法把诛杀元载，贬斥元党，以及自己被贬道州的责任，放在皇帝身上，而是把仇恨发泄到刘晏头上。这位文藻雄蔚，崇尚豪爽侠气的宰相，年轻时因几句话不投，就把神乌县令打得半死，如今又怎能咽得下元载被诛、自己遭贬这口气！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喜从天降，杨炎得来非常之福，由道州司马一跃为相，随即上奏两税法，深受德宗宠信，原来被贬出京城的元党同僚也纷纷起用，返回长安，一股复仇的潜流在暗暗涌起。有的说：“刘晏的转运使可以罢掉了！”有的追怒前事说：“刘晏与元载素有隙憾，元载才被刘晏置于死地！”一时间，人言风传元载被诛完全是刘晏力主造成。杨炎听到这些，复仇的愿望更加强烈膨胀，下定决心“为（元）载复仇！”（1）

杨炎在寻找复仇的机会，觅视复仇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到，借口再好不过。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扶灵即位。服丧二十七日后，群臣起奏，寻访德宗之母太后沈氏。

沈氏是江南吴兴人，父亲沈易直曾任秘书监。开元末年，沈氏以良家女子选入宫中，入东宫赐给玄宗的孙儿广平王李豫为妃，天宝元年，生下了德宗皇帝。安禄山叛乱之时，玄宗仓皇逃亡四川，三大内的诸王、妃嫔、公主等，有许多来不及撤出京城，陷于乱兵之手，沈氏也在当时被捉，遣送到东都洛阳的掖庭宫囚禁起来。后来，代宗在收复洛阳时，见到了沈氏，但仍留在东都宫中，未回长安，由于战局变化，史思明再陷洛阳，沈氏复入贼手。

安史之乱彻底平定后，东都再次收复，沈氏却不见了。沈氏究竟是死是活，人皆莫测，母以子贵，代宗也以因宠爱独孤妃，曾打算废掉德宗为太子而内疚，于是四处遣使求访沈氏，十余年间竟寂无所闻，德宗即位后，马上诏令全国，寻访生母太后沈氏，并以弟弟睦王李述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专门负责查访和奉迎事宜，并拟定，一旦寻到，就由升平公主负责侍候起居。

使臣们分道寻找，周行天下，第二年二月，终于找到了一个“沈氏”，闹出了大明宫中罕见的丑闻。

这一天，忽然有几个宦官找到一个自称皇太后沈氏的老妇，因在洛阳，于是奉迎到东都上阳宫中供养起来。因为这个老妇能详述当年宫中的许多事情，寡居洛阳城内，有人疑其为沈氏，就报告了东都的宦官。几个宦官和一个过去曾随侍沈氏的宫女特意从长安赶到洛阳查验，发现确实酷似沈氏，尤其左手一指有伤疤，是沈氏在德宗年幼时为其削水果割伤留下的，更使人笃信不疑。宦官和宫女逐一盘问了往事的许多细节，竟然毫无差错，唯当问起她是否是沈氏时，老妇有些支支吾吾，未敢认实。这几个宦官为了邀功请赏，便把老妇从洛阳街巷中迎进了上阳宫，同时派人速报皇帝。

原来，这个老妇是高力士的养女，并非真正的皇太后。她年轻时曾入侍宫，与德宗生母沈氏有较多来往。因为相貌与沈氏非常相似，所以沈氏也很喜欢她。这个高氏女亦曾因削瓜而伤及左指，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巧合。因此，当一些街坊乃至宦官、宫女纷纷指其为沈氏时，她从开始内心尚有疑惧，逐渐变为假戏真演，飘飘然以沈氏自居。

德宗闻讯后，当即派遣一批宫人带着大量御用物品赶到洛阳，入上阳宫殷勤侍奉这个高氏。百官联翩进官祝贺，德宗兴高采烈。

不过，有一个人了解大部详情，这就是高力士的养子承悦，他深恐将来一经查实，祸及全家，不得不向德宗认真禀报了有关情况，建议再加复核。

德宗一听，觉得有理，乃命承悦之子樊景超去洛阳验视。樊景超在上阳宫一见这个老妇，立刻认出是自己的姑母，很生气他说道：“太后难道是可以冒充的吗？姑母怎么敢这样胆大妄为！莫非你不想活了，才把自己置身诅上？”

高氏女见状，贪恋眼前的荣华富贵，低头不语。樊景超立刻高声嚷道：“皇帝诏书己到！高氏女伪充太后，着令马上押解京师问罪！”她一听这话，顿时手软脚麻，浑身颤抖他说：“我这是被人所迫，本来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樊景超核实了此事，即日返京，据实向德宗汇报，并请处罪。不料德宗却想得开，他说：“朕宁可受一百次欺骗，只为求得真正的太后。倘若就此对高氏治罪，今后元人再敢了解这方面情况，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我的心愿了么？”

于是，将高氏老妇赐命放还，未加追究。

这类的事，以后果然又发生了几次，但始终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沈太后。

（见《旧唐书》卷52《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杨炎入相后，正是德宗下诏寻找太后沈氏搞得沸沸扬扬之时。德宗心胸狭窄，难以容人容事，每每提及太后沈氏之事，心中不免勾起当初代宗宠信独孤妃，宦官刘清潭与京兆尹黎干合谋欲立韩王-为太子的旧恨。当时，朝中又流言传说刘晏私下与黎干同谋，密奏代宗废德宗为皇太子，拥立韩王。

这是德宗最不能容忍宽恕、记恨终生的一件大事。杨炎报仇心切，欲置刘晏于死地，便从这件事上着手。杨炎上疏两税法后，深得德宗宠爱。一日早朝，工部尚书，奉迎皇太后副使乔琳在禀报寻找太后沈氏下落情况时，德宗神色黯伤，唏嘘泪流。杨炎一见，不禁泪流满面。他手举象牙笏板，面君而跪，痛哭流涕：“陛下，幸赖祖宗神灵，先帝代宗与陛下才没有被贼臣所挑拨离间。吏部尚书刘晏在皇上为太子时，与黎干合计凶谋，动摇社稷，另立太子。

现在黎干已经伏罪，赐死兰田，而刘晏尚在，竟然领权，逍遥法外。臣现在身为宰相，不能对他绳之以法，正持其罪，臣罪该万死啊！“言毕，竟嚎陶痛哭。

杨炎此语一出，朝皆惊。宰相崔-甫站出来秉公执言：“此事暖昧不清，陛下廓然宽洪，已经大赦了那些人，现在更不应当再追究查寻这些飞词虚语。”御史大夫崔宁、卢龙节度史朱-也挺身而出，为刘晏竭力辩驳。特别是御史大夫崔宁，他本投靠元载，与杨炎同为元党，亦出载门，但此人看到刘晏主审元载，能秉公论处，心悦诚服，而今见杨炎存心诋毁刘晏，便言词恳切，申明大义：“陛下英明善断，臣以为，刘晏与黎于绝无合谋一事，纯系流言蜚语，陈奏不实。请陛下明察是非，申救刘晏！”

杨炎一听，怒火不由升腾：这个崔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同受无载恩泽，竟然忘恩负义。关键时刻，却挺身为刘晏辩解，岂不荒唐！又怎能容忍！可是同为一党，同出载门，且又在御前，不忍也得暂且忍住。他抬眼看看皇帝，只见德宗面有余怒，内心自是怨恨刘晏，但事已时过境迁，况且老臣崔-甫又如此相保，不少大臣为刘晏辩护，只好默默无语。

杨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随即上奏：“尚书省，乃是国政根本。前朝设置了这个使，那个使，流弊今日，政出多门，俱令空文，削弱了尚书省的权力，上情不能下宣，下情不能上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臣请陛下整顿朝纲，罢免诸使；权归中书门下，恢复权威，调掌天下。”

老臣崔-甫又一次秉公执言：“尚书左仆射刘晏，四朝元老。昔日兵乱不止，方立使名，今租庸不存，当宜停使，回尚书省可另行任用。”可惜，崔-甫不久病故，杨炎独躁国柄，遂变-甫之政，对刘晏疯狂报复。

德宗闻罢，立刻表示纳议善从。遂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甲午发布敕文，停罢刘晏所领转运、租庸、青苗、盐铁、常平等诸使，并令刘晏归尚书省本司办理交接手续。

杨炎没有忘记报复崔宁，他怀着内心的愤怒，将崔宁贬出京师，排斥崔宁去鹿（音夫）坊（今陕西富县一带）出任团练观察使。

尽管刘晏被停罢诸使，但此时并不是戴罪之身，依旧是左仆射、吏部尚书。德宗在敕书中甚至还表彰了他的政绩：刘晏“久勤元老，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至于被停罢诸使的原因，德宗说是因为“征税多门，乡邑调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置时和之理，宜复有司之制”，并无刘晏的个人责任，而是要推行两税法，“听于群议，思有变更”，恢复“有司之制”。

停罢刘晏诸使并未达到杨炎复仇的目的，何况刘晏依然身居相位，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杨炎怎肯罢休，又在刘晏办理交接手续过程中寻找陷害借口。一个月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二月，刘晏如期办理交接手续。《新唐书。刘晏传》记载道：以刘晏“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谬”，也就是杨炎以刘晏交结的帐目与实物不符，有涉嫌贪污的罪名，利用德宗对刘晏的忿恨，“贬刘晏为忠州刺史，中官护送”。忠州在今天的四川忠县，当时已属边远地区。

刘晏接旨后，不由分说，全家即被变相押送到忠州赴任。但是，杨炎的报复心理仍未满足，他要将刘晏置于死地，方解心头之恨。

一笔肮脏的交易在背地里进行。杨炎在朝内物色到一位能完成特殊使命的人，这个人便是庾准。庾准也是元党骨干，毫无才能，贯以柔媚自进。当初，送了大笔的白银贿官王缙，被王缙一下子擢升为中书舍人，当朝正直大臣嗤之以鼻，刘晏也轻薄视之。但后来竟被升任尚书右丞。元载被诛、王缙遭贬后，他作为元党骨干被贬为汝州刺史。德宗继位后，杨炎拜相，他又投靠杨炎，再入京师，被任命为司农卿，成为杨炎的亲信。杨炎知道庾准与刘晏一向不和，便召庾准来到府中暗受机宜，准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严密监视观察刘晏，设法构陷，以缚其罪；事成之后，杨炎则力保庾准官拜尚书，再复原职。

数日之后，庾准被委任为荆南（州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成为刘晏的直接顶头上司。

一辆马车驶出长安，飞快地行驰在从京师到荆南的驿道上。庾准高兴地坐在车内，肥胖的身躯随着车身在起伏晃动着。这个对上柔媚有术的庾准怀着升官之望，也怀着邀功之心，更怀着构陷刘晏的目的走马上任。

不幸往往接踵而至。体弱多病的正直老臣崔-甫一病不起，带病上朝，渐渐体不能支。德宗诏至中书，只能卧床承旨。不到一月，崔-甫病故，朝中能仗义执言、替刘晏说公道话的人也没有了。杨炎迅速罢免了工部尚书乔琳，改变-甫之政，独自擅权当国，属望贤相的杨炎威望始降，人始不悦，渐有怨言。但杨炎全然不顾，依旧我行我素，认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记载了杨炎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秉性，他是有恩必报，有仇必复。他对元载，每每“思有以报之”；对刘晏则是每每思有以除之。

除灭刘晏，既是复仇，也是报答元载之恩。如今刘晏被贬，放逐忠州，已成瓮中之鳖，诛灭刘晏，指日可待，尽在掌中而已。杨炎想着想着，仍感愧对元载孤魂，他要完成元载未竟事业，以继元载未酬之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五月，杨炎把元载在七年前议建原州的事又上奏提出复议。杨炎报答元载可谓无微而不至。

当初，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的治所暂驻在径州。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吐蕃侵犯到-宁之后，朝臣们议论说，长安近畿以西，没有天险可守。

元载曾做过西州刺史，十分了解河西、陇右是要害重地。他在代宗面前指点说：“现在国家的西部边境到达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处在中间。

原州正当西部边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日的营垒至今犹存。吐蕃毁掉那里的墙垣，弃而不居。其西则是监牧的故地，修有长壕巨堑，坚固易守。原州虽然早霜，长不了庄稼，但东面有一平凉县，可以耕种，足以供给原州守军。请圣上调京西军戍守原州，乘机筑城，贮存一年的粮食，吐蕃人夏天放牧多在青海，信息往来，也要一月以上。我军运粮、筑城两不耽误，不到二十天就可以完工。可调郭子仪率大军驻守径州，以为基地，分兵把守石门、木峡、陇山关口。往北抵于黄河，都是连山峻岭，敌人不可能翻越。

逐渐设置鸣沙县、丰安军作为羽翼相辅佐。北连灵武五城作为防护屏障，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这就斩断了西部敌寇的足胫。圣上可以高枕无忧了。“一边陈述，还一边画出地形图给代宗观看，说得头头是道，俨如久经沙场的老将。元载还秘密派人翻越陇山，进入原州，计量井泉和用工情况，车乘及筑城用具皆筹措完备。检校左仆射田神功阻止此事，说：”兴兵料敌，老将军也难有十分把握。陛下相信一个书生的话，耗费举国之力来实施，将要误国误君啊！“代宗听后迟疑不决，后来元载得罪，原州之事便不再提了。

七年后，杨炎为了报答无载，竟将原州之事又提出复议。节度使段秀实建议说：“安边却敌，宜于从缓计议，现在正是农忙之时，不可急于兴功起事。”杨炎一听，勃然大怒，竟削去段秀实节度使兵权，补缺庾准司农卿职务，又以-宁节度使李怀光领兵督作，派遣朱-、崔宁，各领兵万人前往原州。德宗镇边求功心切，下诏实施原州筑城计划，招致泾军怨恨，离开农桑比较发达的泾州之地，投之塞外，满山莽野，荆棘丛生，建城筑垒，并不能确保边塞安全。边将刘文喜不同意空耗国力的原州筑城计划，更对罢免段秀实不满，于是寻找借口，不奉诏令，闭城拒守，并将自己的儿子做人质，请求吐蕃援助。结果，原州计划末施，倒先爆发了内战。最后，虽然刘文喜被斩，泾州之乱也平息，却造成了因朝廷决策不当引发的边镇动乱。朱-、李怀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环绕其州，垒墙筑城，最终徒劳无功，原州也没有建成州城。（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

杨炎报恩元载如此念念不忘，真可谓绝对忠诚，义气至极。杨炎如此心态，又怎能放过刘晏呢？令人难解的是，难道杨炎仅仅是为了报答元载，报复被贬之仇才构陷杀害刘晏吗？笔者认为，这仅是杨炎个人品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恐与两人“各持权使气，两不相得”，“盛气不相下”地争夺相位也有关，以致各衔宿怨，追怒前事，怨恨越积越深。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六月，正值酷暑时节，一封置刘晏于死地的诬告密信由庾准手书，从荆南节度府发出。特使携信乘着快马，日夜兼程，赶赴长安，其速度超过了刘晏为建立常平均输设置的“疾足”。

这几日，杨炎不知因是天爇难挨，还是原州筑城失利，显得烦躁不安，满肚火气，稍不如意，便大发脾气，弄得侍从及家人只好低声敛气，他在焦急地等待，等待着庾准的出击。

掌灯时刻，庾准派出的特使终于来到长安，将密信送往杨炎私第。杨炎接信展读，近日的烦怒顿消，绉眉舒展，吩咐家人好生款待信使，立即备马乘车，赶往大明宫，将庾准奏章呈送德宗。德宗心胸狭窄，刚刚继位不久，最容不得元老重臣反对自己，图谋作乱。恰恰庾准的诬告信则是密告刘晏隐集兵卒，擅自截取公物，胁迫使臣，并与书朱-，多有怨语，妄图勾结藩镇，图谋作乱。（见《新唐书》卷149《刘晏传》）德宗一看便怒火升腾，唯我独尊的皇权仿佛受到了威胁，马上联想到刘晏所谓“废立太子”之事，不禁龙颜大怒，拍着龙案：“刘晏竞敢图谋不轨！”

杨炎目视德宗盛怒，正中下怀，乘机火上浇油，信誓旦旦他说：“陛下，微臣可以对天作证：刘晏停罢诸使，早有怨言，又贬忠州，更生二心。昔日合谋欲废陛下太子，今日又妄图谋反，篡夺天下，论罪当诛，法不容赦！”

“罪当处死！”杨炎作证，无疑促使德宗下了决心。可德宗转念一想，却又犹豫起来，“朕有疑虑。刘晏朝中二十余年，亲信布于天下，素有威望，如若公审，引起激愤，纠众起事，动荡社稷。如何是好？”

杨炎一听，立即进言：“为保大唐社稷安定，臣以为……陛下可先诛后诏。”

“善！”德宗怀着盛怒，立即手诏，命令宦官前去荆南，庾准督察处置，就地秘密处死刘晏。

圣旨即是刘晏的死刑判决书。

冤案终于谱写了遗憾的历史。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己丑，宦官手执御旨与庾准来到忠州。

庾准笑脸盈盈地走向刘晏：“恭贺刘大人，长安已来圣旨，刘大人的好日子到了！”

刘晏蔑视庾准一眼：“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遭贬之官，何言之好！”

“嘿嘿！”庾准冷笑一声，“好日子，好日子！宣旨！”

宦官手捧诏书，高声宣示：“刘晏领旨！”

刘晏跪伏在地：“臣接旨。”

宦宫朗朗颂读德宗手谕：“罪臣刘晏：乱常干犯，罪莫大焉！私聚亡命之徒，隐集师徒兵卒，诱我忠良，妄言兴乱，威胁使臣，抗拒朝命，恶迹累累，法所不容，宜赐自尽。令庾准处置报奏。”

德宗手谕，毫无事实根据，尽是一派虚言。一生终不言功的刘晏接过圣旨，不禁怆然悲呼：“我刘晏一生清白，问天可容，问地可立，问心无愧！

悲只悲坚伪当政，适主昏庸；叹只叹大唐社稷将无安宁之日，开元盛世将永不复现了！“

庾准眼露凶光，满脸杀气催促道：“真是至死不悟！死到临头，依然怨言不绝，快快自决吧！”说着一扬手，吩咐随从：“尔等帮助刘大人自全！”

随从一拥即上，准备缢杀刘晏。

“退下！”刘晏一声怒吼，手指庾准斥责道：“我清白之身岂能容你这等鼠头獐目的坚邪玷污！”说着拔剑自刎，气绝而亡。终年六十三岁。

对恢复改善大唐王朝经济状况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理财家、经济改革家刘晏就这样被秘密处死了，成为德宗继位后的第一桩大冤案。

刘晏被害，庾准立即被杨炎视为“功臣”，马上升官，“引为尚书左丞”。

（见《新唐书》卷145《庾准传》）

刘晏死后，朝廷迟迟不敢公布赐死刘晏的消息，直到十九天以后才发出赐死诏书。诏书罗列了刘晏的所谓罪名，全文如下：“乱常干犯，罪莫大焉；除恶去邪，刑其无舍。忠州刺史刘晏，性本坚回，志惟凶慝。顷司邦赋，历践朝轮，割削为功，毒痈黎庶。按问脏贿，不知纪极！朕将崇政本，必去人，犹是寒垢，务全大体。俾从降黜，尚列藩候，黩乱之辜，掩而不问。旋乃结聚亡命，擅兴师徒，罔有悛心，力行无度，播于人听，恶迹彰闻。爱命连率，阅实其罪，而搜乘补卒，遍于乡闾；执锐被坚，出于郊境。拒捍朝旨，威胁使臣，人之无良，一至于此！孽由自作，法所不容，正其典刑，以惩坚蠹，宜赐自尽。仍令庾准差官勾当处置闻奏。”

（3）

六个月前，刘晏被停罢转运使时，德宗下诏书还实事求是地评价刘晏是“久勤元老，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六个月后，刘晏则被扣上了莫须有的“性本坚回”、“历践朝轮”的“坚蠹”，“恶迹彰闻”、“结聚亡命”的“反臣”。真是翻手云，覆手雨。杨炎构陷杀害刘晏后仍不罢休，又把他的妻子李氏及长子执经、次子宗经充军岭南，刘晏部属受株连者数十人，文武百官对杨炎“诬晏杀之，朝野侧目”（4）纷纷而鸣，“天下以为冤”。

（5）有人气愤至极，要求公开刘晏的罪状。

德宗和杨炎没有想到杀害刘晏竟遭如此公愤，更没想到赐死刘晏敕文中的“按问赃贿，不知纪极”，纯属诬构栽赃的陷害。在杨炎看来，刘晏掌管天下财赋二十余年，必有索赃纳贿的行为。他派人前去抄刘晏的家，满以为从中可以找到诬陷刘晏，证实“按问赃贿”的材料。结果使杨炎大大失望，抄来抄去全部家财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以及家中一些破旧什物。

其中有只破门帘，刘晏三次想送给妻兄李■，看到妻兄知廉不取终未送出，自己用了十七年，连杨炎派去抄家的人也叹服刘晏的清正廉洁。刘晏为唐王朝理财二十四年，掌管财物超过亿万，个人始终廉洁守身，公财分文不沾。

常言道，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多少贪官污吏鲸吞财物，毫无廉耻，而刘晏则是知廉不取，知耻不为。这在封建官吏中十分难得可贵。

正因如此，刘晏的冤死才令朝野震动。人们对他十分同情叹服，也更痛恨残杀刘晏的暴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拍案而起，上表德宗，指责朝廷：“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见《新唐书。刘晏传》）并要求朝廷请回刘晏的妻子和诸子，撤销充军发配。杨炎接表不报，内心十分恐惧，十分不安，既怕自己构陷杀害刘晏的陰谋败露，又怕事情闹大，领兵带将的各节度使义愤起兵。他急于稳定局面，迅速派自己的心腹裴冀去东都、河阳、魏博；派孙成去泽潞、邢、优州；派卢东美去河南、淄青；还派李舟、王定去山南、湖南、淮西等地，声言是宣扬德宗恩泽，慰劳各地官员将士，实质是进行自我辩解，并继续谤言刘晏的所谓罪状。谤言说：“刘晏主要是过去附会坚邪，参预陰谋要立独孤妃为皇后，因此皇上才厌恶杀掉他，并非有其它的过错。”杨炎诬陷刘晏后显得十分被动，慌乱得六神无主，五心不定，被动得穷于自辩，慌乱中又犯大忌，洗脱自己，把杀害刘晏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宗的身上。

杨炎派人散布言论如此之广，皇帝自然多方得悉，德宗无可奈何，只好暂且认账，又派宦官去淄青重复杨炎之说，慰告李正己，稳住政局。但是，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德宗从此衔恨心中，只是隐忍未发。

随即，德宗升任御史中丞卢杞为御史大夫。十天后，卢杞再度升迁，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杨炎同躁国柄，同秉朝政。但德宗打定主意，要用卢杞代替杨炎。

坚邪害正，自古有之，足令历史遗憾，冤案又再次谱写了遗憾的历史。

注释：

（1）《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2）新、旧《唐书。刘晏传》。

（3）《唐大诏令》卷126《刘晏赐自尽敕》。

（4）《新唐书》卷145《杨炎传》。

（5）《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第六章　冤案谱写的历史 第02节 杨炎冤杀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历史的安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载、王给的贪污纳贿与刘晏的清贫廉洁产生强烈的对比和反差。特别是刘晏被抄家之后，私财仅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更令人赞叹不已。公允而言，德宗继位，老臣崔-甫和新相杨炎也是痛定思痛，想望贞观之理，力图恢复贞观之世的奉公廉洁。据《德宗本纪》记载，仅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即多次发出诏令，罢停新罗、渤海岁贡的鹰鹞；山南枇杷、江南的柑桔除供宗庙外，其余皆停；辛已又罢邕府的岁贡奴婢；剑南每岁贡内宫使用的春酒十斛也停罢；六月己未将扬州产的著名贡物铜镜、优州专贡的麝香等等，一皆罢之。刘晏的清廉守正，使德宗也使百官将刘晏与玄宗时代的贤相卢怀慎等同视之。

卢怀慎（？-公元716年），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进士出身，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到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担任宰相，直到去世，历时三年。卢怀慎与名相姚崇共同秉政，既不妒贤嫉能，又能仁和谦让，和姚崇同心协力，帮助玄宗治理国家。卢怀慎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严格要求自己，一生忠正节俭，绝不以权谋私，从不贪污受贿，不收受礼品。

自己和家人的衣服用具，从来不用金玉绸缎做装饰。他虽位居宰相，对亲戚朋友的困难却乐于相助，常把自己的奉禄送给别人，自家妻子儿女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次，他患重病，在家休息，宋-和卢从愿去府上拜望探视，见他家只有一张破旧的竹席，上面连个帘子也没有。当时恰遇刮风下雨，他只好拿破竹席用来遮挡风雨。招待两人吃晚饭时，只有几盘素菜。不久，卢怀慎病死，由于家中没有积蓄，竟无钱办理丧事，有一个老家仆请求卖掉自己替他治丧。后来，别人向玄宗反映情况，唐玄宗诏令奖给他家一百匹布帛，二百石粮食，以后又赐绢一百匹。一日，唐玄宗路过卢怀慎的墓地，发现连个墓碑都没有，凝视良久，不禁感动得落下眼泪。回宫后，即令给他立碑，命当时的著名文士苏-起草碑文，玄宗亲自书写。

卢杞的爷爷就是这位清廉终主的著名贤相卢怀慎。卢杞的父亲卢奕在天宝末期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时，叛军安禄山攻陷洛阳，达奚徇等官员，有的变节投敌，有的被迫接受伪职，卢奕则大义凛然，宁死不降，为叛军所杀，这就为卢杞的升迁奠定了基础。卢杞就是由于祖父和父亲的缘故受荫而当上清道率府兵曹。其后，又历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等职。后来因病免职。

卢杞相貌丑陋，脸型宽短，鼻子扁平，鼻梁平坦，鼻孔朝天。眼睛小得出奇，上下眼皮几乎挨上，只有一道细缝，他可看到别人，别人却很难看到他的眼珠。眼距又很超常，一般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长度，他的距离却足有两个半。生就一张铁青脸，微带蓝色，人皆把他看成是个活鬼。

正因如此，一般的妇女看到他的尊容都不免要掩口失笑。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在御史中丞任上时，有一次去拜访平定安史之乱的卓越将帅郭子仪。

郭子仪此时已被德宗尊为尚父，正在生病，听到门人的报告，说是卢杞来拜望。过去所有来客，郭子仪的姬妾皆不回避。一听说是卢杞，郭子仪马上下令左右姬妾都退到后堂去，由他独自等待。卢杞走后，姬妾女侍们上前问郭子仪：“许多官员都来探望你的病情，你从来不让我们躲避。卢中丞来，为什么让我们都躲起来呢？”郭子仪微笑着说：“你们有所不知，这位卢中丞相貌极为丑陋，而内心又十分陰险。你们看到他一定会忍不住发笑的，那么他一定会忌恨在心。如果此人将来掌权，我们的家族就要遭殃了。”（见《旧唐书》卷135《卢杞传》）只此一事，可见卢杞相貌的丑陋确实非同一般。

卢杞在平日里不注重衣着吃用，穿的很朴素，吃的也不讲究，一直是粗衣砺食。人们都以为他素有祖风，继承了卢怀慎清廉俭朴的好传统，赞美他，但不识其心。卢杞本人也善于揣摩人意，很有心计，貌似恭谨，实则坚诈，容易骗取别人的信任。在他出任虢州刺史期间，虢州官府为皇宫饲养三千口猪，经常糟踏农田，成为当地农民的祸害。一次，卢杞进京禀报公务，对德宗提到此事。德宗听后说：“把这些猪转移到沙苑去吧！”沙苑是属于同州管辖的一个地方。卢杞听后，马上回答：“同州百姓也是万岁的臣民。臣以为还是都杀了吃掉比较好。”德宗听了，连连点头说：“爱卿身为虢州官员，却忧虑其他州郡百姓，真是宰相之才啊！”于是，下诏把三千口官养的猪都分赐给穷苦百姓。卢杞听了德宗的话，不禁暗自高兴。

事过不久，德宗下诏把卢杞升任为御史中丞。卢杞颇有口才，也有辩才，论奏之事特别符合德宗的心意，一年后便升任为御史大夫，十天后又再度升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这样，飞黄腾达，在一年多时间里，就由一名普通地方官员爬上了丞相的宝座。

卢杞当上了丞相之后，与其他坚臣一样，最先要紧的就是巩固已得的相位，树立威权，打击异己。卢杞被提拔为相，本来就是有背景的。在卢杞之前，德宗最信任的是杨炎。可是当杨炎把杀害刘晏的责任推到德宗身上之后，德宗内心深为不满，便迅速提拔卢杞，想由他逐步取而代之。故《旧唐书》卷135《卢杞传》中称：卢杞“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这是个内心极为陰险，手段极为毒辣的大坚臣。

卢杞一登相位，无论大事小事，立即和杨炎发生了尖锐矛盾，也是势如冰炭不可同炉，寒暑不能并季。卢杞不仅貌丑无比，而且也无真才实学，杨炎当然瞧不起他，唐代有个制度，就是几位丞相每日在政事堂一起用一次餐，被称为会食。杨炎看不上卢杞，屡屡借口称病推辞，不与他一起会食。卢杞也明知他不愿与自己同桌进餐，亦深恨杨炎，二人仇隙渐深。

崔-甫死后，杨炎主管中书省；卢杞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管门下省，由于中书省主要是对皇帝负责，而门下省主要是管理地方郡县，显得中书省在朝廷中地位比门下省更为重要。旧制是中书舍人分管尚书六曹，中书省与门下省地位相平。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改设中书和门下两大决策机构，一直相沿。卢杞上台，争权夺利，主张恢复旧制，抬高自己地位，扩展自己权力，遭到杨炎的反对。这使卢杞非常生气。他向德宗进馋言，密奏杨炎所辖中书省主书的过咎，主书即被德宗罢免放逐。杨炎个性十分恃强，怎能容忍卢杞放肆！他生气地对卢杞说：“主书是我中书省的官吏，有什么过错，当由我中书省自己来处理惩治，用得着你门下省来相侵干涉吗？”（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卢杞对此又衔恨心中，杨炎有才，创立两税法力图有所作为；而卢杞无才缺德，又妄图独擅朝政，杨炎由厌恶而忽视了权坚卢杞的能量；卢杞则妒贤嫉能，时刻准备一举消灭对手。

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力，个人的喜怒爱憎决定着一切。由于德宗对卢杞恩宠有加，对杨炎记恨失信，至此，杨炎为卢杞陷害致死，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定势。

要陷害他人必设陰谋诡计，要消灭对手必寻找借口机会。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袭位，德宗拒不同意。

李宝臣当初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商议，要在本镇确定爵位传子的制度。田承嗣死后，其子田悦继位，代宗当时批准同意。这次李惟岳请求继位，德宗却坚决不同意，于是三镇联合，拒绝接受朝廷的命令，藩镇割据从此拉开了序幕。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背叛朝廷，拒不受命。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带兵讨伐，杨炎不同意重用李希烈，认为李希烈最初曾为李忠臣的义子，由李希烈领兵取李忠臣之位不合适，况且此人反复无常，性格倔犟，不能奉法行事，恐怕难以控制。德宗听后，很不高兴他说：“朕已经应许了他，怎么能食言哩！”李希烈受命掌握兵权后，正碰上连日陰雨，不得进军。德宗是个急性子，就去找卢杞商量。卢杞见机会已到，趁势又进馋言：“李希烈所以迁延徘徊，只是因为杨炎还被重用，陛下何必爱惜一个杨炎而耽误平叛大功呢？不如暂时免了杨炎的相位，李希烈心情舒畅，就会竭心尽力于朝廷了。事后再起用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德宗认为有理，遂于延英殿下诏，罢免了杨炎的丞相职务，任为尚书左仆射。杨炎叩谢皇恩后，怀着内心极度气愤离开延英殿，直奔家中，根本不去中书省报到。卢杞深知这是杨炎鄙恶自己，不禁心中大怒，越发要加罪陷害杨炎。

其实，杨炎对李希烈的看法深刻而准确，劝谏德宗是非常正确的，也为后来李希烈的叛变事实所验证。卢杞极力主张重用李希烈的目的仅是为了排挤杨炎，但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李希烈的叛变加深了藩镇割据的灾难，对唐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就这样，卢杞借助德宗之手，轻而易举几句话，就把杨炎从相位上踹了下来。但是，卢杞并不罢休，对杨炎也是“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地”。原来京兆尹严邱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曾任监察御史和郭子仪河东、关内副元帅府判官，后升迁行军司马。最初，元载曾向代宗举荐，由于元载不久获罪被诛，也就停而未用。随后御史大夫李栖筠又向代宗举荐。

代宗问：“严郢是元载所重用的人，难道也可以吗？”李栖筠回答说：“依严郢的能力和才干，陛下不取而用之，难道将他留为坚臣所用吗？”代宗听取李栖筠的建议，当日即拜严郢为河南尹，水陆运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严郧进拜京兆尹。他持法严明，抚穷疾恶，敢于严惩不法之徒，使首都长安盗贼衰减，秩序井然，深受百姓的拥戴，被人誉为称职的京兆尹。但严郢却不依附杨炎，被杨炎弄权削职兼御史中丞。杨炎了解到源休与严郢关系紧张，就把源休擢升为京兆少尹，放在严郢身边当成耳目，专门寻找严郢的过错。大出杨炎所料，时日一久，源休竟与严郢前嫌尽释，关系友善亲密起来，令杨炎十分恼怒。此时正遇上回纥酋帅被人谋杀，杨炎借机将源休出使回纥，又借口严郢身为京兆尹，实施两税法时，以资产定税，度量京兆田亩不实是失职过咎，罢为大理卿职务。杨炎整来整去，把严郢整得官职屡罢，整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杨炎本人并非是贪赃纳贿之人，但他的儿子杨弘业却是不肖之子。“炎子弘业不肖，多犯禁受贿请托”。（1）杨炎被罢相之后，卢杞欲置杨炎于死地，就从他儿子杨弘业身上寻找突破口。卢杞把严郢擢升为御史大夫，指使严郢严刑审问杨弘业，从中得到杨炎的罪过，搜罗的罪名一共只有两条。

其一，卖产得赃。杨炎任宰相时，在东都洛阳有座私宅，他请河南尹赵惠伯把私宅卖掉，准备筹建家庙。赵惠伯是个地方官，杨炎是当朝宰相，对杨炎所托，自然是求之不得，赵惠伯出于讨好杨炎，便把杨家私宅买了下来，作为官衙的办公用房。当然，他出了高价，谓之为“高估其宅，贱人其币”。

不久，杨炎之子杨弘业接受请托人的贿赂，多次触犯禁律的事情被抖露出来。

此事由御史大夫严郢负责查办。不查也罢，一查就把这件卖产得赃的事查了出来。御史们认为：杨炎身居相位，抬高私宅价栈，强性指派下属官吏买作官廨，从中得利，可以视作受赃论。

卢杞认为这样处理太便宜了杨炎，就命令大理正田晋重新评罪。主审官田晋论定杨炎的罪行说：“宰臣对于一般官吏而言，就好比监临的关系，官衙买下私宅，杨炎个人得利，可以根据余利论罪，削去杨炎官职，罪应夺官。”

从封建法律上说，这叫“夺官”，职官犯罪，以撤销他的官职，来抵当他的罪名。

卢杞一听，只判杨炎夺官罪，不禁勃然大怒，立即把公正执法的田晋罢免官职，远贬湖南任衡州司马。卢杞又召来大理寺官员继续审处，此举无疑叫大理寺官员要重判杨炎。官员们一个个胆战心惊，若是公正地判，田晋就是前车之鉴，罢官免职，发配边远。为了保全自己，干脆重判，往死里判，罪不当死也判死。果然，大理寺复审后，作出结论为：“监主自盗，罪绞。”

就在这时，又冒出了杨炎的第二桩罪行：私立家庙。杨炎在长安曲江（今西安市东南）建造了一座家庙，目的是弘扬祖先遗德。这个地方过去是唐玄宗去过的“临幸之处”，现被杨炎看中取为立庙之地，流言蜚语顿时而来：“地有王气，故炎取之。”卢杞等人更是造谣，向德宗报奏说：“曲江有天子之气，杨炎私立家庙，心有异图。”唐都长安，唐王朝历代皇帝到过的地方不在少数，如果皇帝去过的地方别人再不能立庙，立庙就是有“异图”，那还了得？这本来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但对杨炎怀恨在心的德宗，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于是，下诏三司复审合议，结果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贬杨炎为崖州（州治今海南琼山县）司马。罪名是：“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隳法败度，罔上行私”。当即驰驿发遣。

一切都应了杨炎之说。两年前，杨炎由道州司马升任宰相，家人将绿袍木简要扔掉，杨炎制止说：“我本是岭上一个被逐的官吏，超登上台，岂可常远？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怎么能扔掉呢？”此时，果有非常之祸，又超低下台，依旧是司马官职，绿袍木简仍然可用。长安距崖州甚远，杨炎与家人一路辛苦，抵达南粤境内，离崖州只有百里之遥了，他看山，山山莽莽相连，满目苍凉；看水，水水静静流淌，仿佛是心中滚动的苦泪，满腔凄怨。得意失意，上台下台，人间沧桑，孰能料之？杨炎忍不住吟诗一首：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2）

杨炎吟罢“生度鬼门关”，深知这一次身遭卢杞所害，绝无非常之福，只有死祸临头，不禁面对四野荒山，苦泪长流。

杨炎的确是在“生度鬼门关”。山野间，德宗派出的中使宦官携带圣旨，乘着快马，正飞驰而来。带来的圣旨不是非常之福的升迁诏，而是非常之祸的赐死令：“罪臣杨炎缢杀之。”

杨炎跪接赐死诏书，仰天悲叹：“知我善我，损我害我，唯天可知，任人评说！”

原来，德宗本是贬杨炎为崖州司马，可大理寺秉承卢杞旨意，早已定罪杨炎监主自盗，罪绞处死。卢杞在杨炎被贬途中，又补报德宗大理寺判罪结论。德宗听信卢杞馋言，追诏杨炎和他的妻子一并赐死缢杀。唐代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就这样被冤杀于荒野，年仅五十五岁。这是德宗朝代自刘晏被冤杀之后，第二起大冤案。

卢杞还没有忘记那位帮助杨炎“卖产得赃”的河南尹赵惠伯，将他贬任费州多田（今贵州思南）尉，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悄悄将其杀害。

御史大夫严郢追随卢杞，共谋杨炎之罪，逮捕赵惠伯下狱，天下以为严郢投靠卢杞，挟私报仇，并非正直之人。坚邪卢杞虽用严郢陷害了杨炎、赵惠伯，但内心嫉妒严郢有才，借故将他贬为费州刺史。严郢在去费州的路上，适逢一出殡之队。他上前向道：“为何人出殡？”送殡家人告诉他：“是赵惠伯之殡。”严郢目视送殡之队远远离去，久久不能言语，内心疚愧不已，后悔莫及，深感伙同卢杞害死杨炎、赵惠伯是欺天之罪。从此津神恍惚，不到一年，郁闷而死。（见《新唐书》卷145《严郢传》）

注释：

（1）《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2）《全唐诗津华集成》：杨炎《贬崖州司户道中作》。

第六章　冤案谱写的历史 第03节 天下大乱

德宗自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继位，至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十月，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连损三相，老臣崔-甫病死，刘晏屈死，杨炎冤杀，令朝野震惊。特别是刘晏被冤杀后，坚相卢杞当政，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多不自安。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以及梁崇义、张惟岳等皆联兵反叛，开始了唐王朝表面统一，实则四分五裂的藩镇割据。刘晏开创的漕运、盐利、常平均输等以及杨炎创革的两税法均遭破坏。

首先是漕运的破坏。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首先“移兵屯济陰，昼夜教习为备，河南蚤然，天下为忧”。继而又增兵徐州，控制甬桥、涡口，“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见《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梁崇义亦占据襄阳、邓州，对抗朝廷，运路皆绝，人心震恐。

江、淮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使其通涡口水路。万福素有威名，受命后，驰至涡口，立马岸上，令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不敢动，诸道船得以继进。（见《旧唐书》卷152《张万福传》）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泾原五千乱兵攻入长安，拥进大明宫，直入寒元殿，拥立朱-为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十月，淮西叛臣李希烈攻陷汴州（州治在今河南开封），漕运再次断绝。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德宗又自奉天出奔梁州。至五月，六军尚未春服，德宗犹衣裘。盐铁租庸使包佶，在江、淮筹集绫、绢五十万匹，使王绍督之溯江、汉，倍程出洋州，抵梁州；镇海节度使韩-，亦遣使献绫、罗四十担，大得其用。

此时神策军节度使李晟军已迫近京畿，而苦于粮饷不继。韩-运米百艘，以馈李晟，艘置十弩手以防援，及达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旱荒，斗米值钱五百，及-米至，陡减五分之四（据《新唐书。韩-传》）。每艘所载以三百石计，当不下三万石之数，李晟赖以克复长安，德宗还都。其后，德宗对淮西李希烈、河北李抱真、朱滔、王武俊、田悦诸藩镇用兵，军需紧急，-转输无虚月。《奉天录》载-筹粮事谓：“时-为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指德宗西逃），淮西、优、燕，并为敌国。公（指韩-）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监护漕船）。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韩-之功固不可没，但实际上，还是刘晏开辟的漕运保证了这连绵不断、规模巨大的平叛战争得以进行。

德宗还都后，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至蒸蝗而食。至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水枯干，长安城内，饿殍相望。太仓供帝及六宫善食，不及十日，度支钱谷仅可支七旬，皆赖江、淮转输粟帛。最紧急的一次是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三月，《资治通鉴》卷232记载其事说：关中仓康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日：“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侍谕神策军，军士皆呼万岁。

可以设想，此时关中仓无粒米，神策禁军聚众闹事，有无漕粮，将决定是否再生兵变。江、淮之米如再不至，将会发生何等严重事变。这一年，东南八道供应长安及河北之米近二百万石。《册府元龟》卷498《漕运》详记其事：“贞元二年正月，诏浙江东、西道至今年人运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处置船。运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于濠、寿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

南粮北调这一年达到最高额，军国所需，赖以解决，方使唐朝转危为安。

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起，每年漕运粮食皆为一百一十万石。贞元八年之后，情况起了变化。唐室对河北诸藩镇采取姑息政策，渐次减少用兵。

关中也连年丰收，公库储积，足支数年之用。而江、淮地区大水，民多流亡，米斗值一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脚价需二百钱，合为三百五十钱；米亦粗糙，不为京邑人所喜，每斗只粜三十七钱，官家亏折十之八九。贞元八年，陆蛰上疏详论其事，因请来年只运三十万石，停运八十万石，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被水灾州县祟之，似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运费六十九万缗。江、淮米钱、运费，并委转运使折买绫、绢、绵以输京师。（见《陆宣公翰苑集》卷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陆贽的建议被德宗采纳，下诏实施，北调粮数额从此锐减。北调粮锐减的另一原因是，汴州自贞元八年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死，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八年之间发生了多次藩镇叛乱事件：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三月，刘玄佐死，其部属擅拥其子士宁为留后，朝廷派吴凑代刘玄佐，拒而不纳。士宁被立后，游猎无度，其将李万荣逐之，朝廷因以万荣为留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李万荣部将韩惟清等兵变，谋杀李万荣，遂即大劫转运财货。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万荣病危，其子西集众为乱，李万荣部将邓惟恭押西送往京师，朝廷以东都留守董晋为宣武节度使，代李万荣。贞元十五年，董晋死，朝廷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军士哗变，杀死陆长源。汴州设有转运院，屯贮江、淮财货，每遇兵乱，多遭损失，漕运亦因之而受阻。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部属兵乱，漕运再次受扰，所以贞元十五年曾有诏，令江、淮转运米每年宜二百万石，而至贞元之末，竟不过四十万石。（见《册府元龟》卷498《漕运》）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体弱多病的德宗已年过花甲，太子李诵屠东宫，因中风而卧床数月，口不能言。一日，德宗自感不适，思见太子，涕咽久之，会群臣于宣政殿，宣读遗诏，令皇太子在柩前即位。当白，德宗便死在后宫会宁殿中。顺宗李诵继位，由于病重，为德宗送葬那天，穿着丧服在内侍搀扶下受百官朝见。他虽有才干，但由于身患重病，在位仅半年就继德宗之后去世，由宪宗李纯继位。

唐宪宗被历代史家称为“中兴之主”，面对唐王朝每况愈下，藩镇逞雄，割据成势的局面，非常羡慕贞观、开元年间的繁盛景象，力图挽回颓势，重振大唐王朝，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问李绛道：“朕绝不花言巧语，想弘扬太宗、玄宗二祖的道德风烈，无愧于谥号，不羞于宗庙，如何能做到呢？”李绛说：“陛下真心实意如此，就能正身励己，尊道德，疏远坚邪虚佞小人，进用忠诚正直大臣。与大臣言事，敬而有信，不使小人参预；与贤者游，亲而有礼，不使不肖共与，罢去无益于治的官吏，则才能出；斥走望御而亲的宫女，则怨旷销。择优秀将帅，士卒则勇敢无畏；授奉公之官，吏治则管理有序。要做到法令行而下不敢违，笃教化而习俗必迁。这样，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恢复贞观、开元之治。何远之有？这就要言必行，行必至。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也无益也。”宪宗高兴地表示：“你说得太好了！朕将把这些记下来，书赠各位文才士绅。”随即下诏李绛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依次搜集实录君臣成败五十种实例，并连成书屏。宪宗每每阅视，都对左右说：“你们都应该用心记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1）

还有一次，宪宗又问李绛：“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诸事出于同朝，治乱大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李绛从容答道：“臣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兢兢业业则天下太平，肆意妄为则祸乱迭起。玄宗自从天后当政时出居藩邸，曾经担任过不少官职，接触过社会上许多贤达人士，因而懂得了人世艰难。登上皇帝位之初，任姚崇、宋-为相。这两个人都是忠正梗直的杰出人物，一言一行都以安邦定国为出发点。明皇当时正在英敏果断的年岁，也严于律己，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开元年间名贤云集，前后左右，都是忠正之士。君臣相处如水侞交融，同心同德，举国上下安定团结。但是，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掌握朝政。他们专门引用陰险坚恶之人分居重要官职，千方百计献媚于上，玄宗便不再听到正直的议论了。再加上越来越追求享乐，国家开支困难，坚臣说应该想方设法去搜集钱财，武夫说应该征伐四方以获取物资，因此天下蚤动，各地变乱不已，乃至于长安、洛阳两京倾覆，四海沸腾。玄宗也被迫迁往外地，几乎回不了京城。这都是坚佞的小人无事生非，使玄宗纵逸生骄造成的啊！到如今，外面兵变不能平息，西部疆土差不多丢光了，庶民百姓衣食艰难，国家库存极其空虚，其根源就是天宝末年的那场丧乱的结果。实际上，安危理乱都靠君主来控制。陛下高瞻远瞩，天资聪明，亲览国史，关心朝政，善于分析，实在是天下幸福啊！”接着，宪宗和李绛在殿内又继续谈论到如何避免处事失误，有了错误如何补救的道理。李绛说：“办事出现大的偏差，即使圣人先哲也都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天子才招聘忠直之臣来帮助改正错误。所以，主上在内廷一心使天下得到治理，臣子在外面不出什么差错，才能制朝政于未乱之前，消祸患于未萌之时。倘若主上有什么失误，臣下能正言直谏，便会上下同体，好像手足与头脑一样，合谐为用，以致太平安宁。说起来，这些本是常理，并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只不过人们都习惯于歌功颂德、文过饰非而已。古人贵在勇于改正错误，从善如流，是很英明的。臣等各在其位，无所发明建树，如果陛下能虚心纳谏，那么忠直之士、贤良之臣一定竭力为朝廷效命。”宪宗听罢，深有感触他说：“朕提拔任用卿等，正是因为你们都能直言敢谏。各位应该继续尽心朝廷，无所隐瞒，来匡正朝廷的失误，不要有什么顾虑！”（2）

话虽这么说，宪宗已无力再挽回唐王朝的衰势。但他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只得连年发动平藩战争，军用开支极巨，宪宗加意蓄聚财物。元和初年，李巽领度支盐铁转运使，即着手整顿赋税，改进漕运。掌使一年，赋税所人，略于刘晏掌使时之数相当；又一年，增一百八十万贯。往年运江、淮米五十万石至河陰，久不能满额，唯李巽连运三年不少差。李巽之后，有王播、程异，皆善于敛财，然多注意于金、银、绫、绢等以供朝廷所需。漕运方面，困难仍多，砥柱之险，终不能克。漕运船只经过，翻覆者近半，损耗大，运费重，当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汴河中也常出现险滩，船运阻滞。

从元和之后直到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间，江、淮运仍不过每年四十万石，能到达河、渭仓的亦只是十之三四。沿路坚吏，不遵漕法，盗米以后，为消灭罪证，沉溺官船，每岁达七十多艘，漕政大坏。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裴休为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实行承包制，每岁雇用费二十八万贯，尽归漕吏掌握分配，巡院不得侵用。实行三年，漕米至河、渭仓总达一百二十万石，才及刘晏掌使时一年之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百姓不堪苛税负担，民多逃亡，裘甫率众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地区大乱，租赋来源减少。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

七月，庞勋在州（州治今广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还，声势浩大，十二月，攻下泗州，占据淮口，漕运路绝。其后，庞勋军又与官军转战于濠州、宋州、徐州，皆汴河流经地区，租赋不至，唐王朝陷于困难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濮州人王仙芝亦聚众起兵，黄巢应之，中原大乱。高骈在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由浙西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后，拥兵自重，惟事搜刮财物，坐观事变。刘晏开辟的江、淮漕运如同唐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以后，江、淮漕运完全断绝，唐王朝一蹶不振，遂至灭亡。

其次是盐法的破坏。盐利本是刘晏改革赋税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历末年，唐王朝税赋收入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居其半，刘晏冤死后而盐法坏。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奏请增加民赋的同时，江、淮盐每斗也增加二百文，比旧价每斗一百一十文增加近两倍。其后，每斗复增六十文，连前所增，每斗价三百七十文，较开元、大宝时期提高近四十倍。江、淮豪商，百计为坚，有时售价还要增加一倍，谷数斗始换盐一升。运乡贫民，苦于高价，甚至淡食，钱人藩镇或豪商私囊，而国家税收不能过半。元和初年，李巽继杜佑为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情况有所好转。李巽去职，又陷于混乱，直至唐亡，也无改变。

最后，我们看看两税法的破坏。两税法的原则是：量出以制人，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杨炎所谓“量出以制人”，是国家根据各项开支，制定预算方案。两税法统一收税，纳实物以钱币计，防止逃户，征及商贾，较之租庸调法自是一种进步。但是，中国古代是“为政在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好的制度，还要有德、才兼备的官吏来实行。两税法在正常情况下贯彻执行，百姓负担确有减轻。但由于政局不稳，叛乱时生，更主要的是官吏贪残，百计攫利，实施结果，“旧患虽减，新诊复滋”，弊端依旧百出，百姓更加困苦。

同时，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只是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它的性质，不因形式变化而有任何改变。实行两税法时，明令不再加税，德宗多次诏令“轻率一钱以枉法论”，事实上却新税不断。自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即实行两税法的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河北藩臣卧说、李惟岳、梁崇义、朱滔及淮西李希烈等先后叛乱，朝廷用兵，以军费不足，增征商税十为一。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三年，战局更加扩大，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者数月。太常博士都宾、陈京建议，请借“富商钱”。

判度支杜佑、京兆尹韦桢等，大索京都商贾所有财货，派京城官兵，强人商户，掠财劫货，逼死人命，意其不实，即加榜捶。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祟市钱，取其四分之一，一般市民，亦受其害，长安为之罢市。搜刮总数为二百万缗，不足两月之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所辖八州（扬、楚、滁、和、舒、庐、濠、寿）境内横征暴敛，税钱每千文增收二百文，当五分之一，又上表得到朝廷批准，德宗诏其他各道增税皆如淮南道，并加陈少游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以示荣宠。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即两税法实行第四年，河东、泽潞、河阳、朔方等四镇军屯魏县（今属河北），包围魏博节度使田悦；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镇军屯淮宁（治所在河南淮阳），包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

月需军费一百三十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请分二法，一为“间架税法”：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一千，下税五百。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发者钱五万。一为“除陌税法”：公私贸易，旧税千钱税二十钱，加为五十钱；两方以物交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文，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发者钱一万，所有赏钱皆出隐匿之家。赵赞征税征红了眼，又建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德宗纳其议，诏令天下。有的甚至开征“过路税”，“瓜果税”，连死了人都要纳税，简直到了无物不税的地步。百姓在实行两税法初期得到的有限好处，迅速丧失殆尽。

但这不是两税法自身的罪过，换成其它什么法就能解决封建王朝的弊端吗？下面一则小故事倒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也就是实行两税法的第七年。关中地区丰收，斗米值钱一百五十文，诏令所在“和籴”（采购民间粮食），以作储备。德宗在长安近郊打猎，走到百姓赵光奇家。德宗问光奇：“日子过得快活吗？”

答：“不快活！”德宗又问：“今年丰收，为何不快活？”答：“朝廷的诏令没有信用。以前宣布废除两税法以外的一切赋役，现在反而苛捐杂税比正税多。原来说用现钱‘和籴’，现在却一文钱也拿不到，名为采买，实为抢夺；原来所籴粟麦有人来收，不用跑远，现在则要送到西京行营，有好几百里路，车损马疲，农民都破产难以支撑下去。如此愁苦，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有一纸空文！恐怕圣上深居九重内官，都不知道吧！”德宗听后，一言未发，命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以示体恤。（《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12月庚辰条）赵光奇所言，充分表明两税法颁行后，农民所受之苦。丰年尚且如此，遇到荒年，其苦自不待言。朝廷言而无信，皇帝自食其言，诏令不行，行不能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通弊。白居易在《重赋》一诗中抨击说：国家定两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以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寒春。（3）

两税法颁行后，农民负担加重，不单在杂谣多，额外征收多，更重要的原因是物日益轻、钱日益重，即物贱钱贵，造成百姓沉重的困难。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五月，陆蛰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陆宣公翰苑集。奏议》），第一条是《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其中说：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情事非一。有藏于矜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困仓，值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赍而乐转徒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坚，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风俗不得不讹，闾并不得不残，赋人不得不阙。

陆蛰所言两税法之弊，可谓透辟。两税法虽规定征收商贾资产税，他们资产自较农民为多，实际上，他们可以怀轻货而运徙，逃避税收，谋取丰利。

地主资产多，实际上，他们勾结官府隐匿资产，甚至侵吞农民产业，也不转户。据元稹《奏均田状》（《元氏长庆集》卷38说：“豪富兼并，广占吁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繁重的赋税是由“敦本业而树居产”的农民负担，而农民最苦的是患物轻钱重。陆贽在文中又说：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税，而私已倍输。

自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至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不过二十年，农民负担已增加一倍，其他杂徭、勒索尚未计算在内。唐代绢价，肃宗时最贵，每匹值万钱，代宗大历年间犹值四千文，至陆蛰上此表时，只值一千五六百文，又低落一半以上。其他如粟帛等价也在不断下降。贞元十五年后，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发展。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每匹绢只值八九百文，以后较长时期稳定在这个价格上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李文公集》卷9）一文中说：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也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捐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其贱卖者郁？假令官杂虚估以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税加三倍矣。

建中元年的绢价，李翱所估比陆贽所说高出七八百文，大概是由于各地情况不一，价格也有上下。李翱所谓“官杂虚估以受之”的情况很少，一般是只会杀价，不会虚估。按陆贽所说绢价，自建中元年至元和十五年的四十年间，农民负担增加三倍，比较弓符合实际情况。遇到地方官加重征敛，倍数尚不止此。因此，陆赞强调农业赋税必须征实物，主张“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认为人民手中只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货币有国家铸造，不应该向人民去征收。

继陆蛰之后，又有齐抗、白居易、韩愈、李翱、杨於陵等反对农业赋税征钱。自实行两税制后，物轻钱重已成为唐朝内政方面的一个重大难题，许多朝臣出谋献策而未能解决，直至唐亡。白居易在《赠友诗》诗中真实反映了农民无钱贱崇的痛苦生活：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

钱力日益增，农力日益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

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4）

元和十五年讨论税法，户部尚书杨於陵提出将两税改收布帛的主张，被朝廷采纳，并于次年（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付诸实施。两税征钱的办法实行了四十年后终于废除，但两税法本身仍继续实行。

两税征钱是杨炎的一个失策。因为唐代的货币经济发展还不高，政府曾多次下令买卖不能全用钱币，布帛杂货等都可以作为交换手段。既然买卖都不能全用钱币，又怎能要求两税用钱交纳呢？唐代钱币流通数量不足，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又很低，钱很难落到农民手中。所以当时反对两税征钱的人往往以钱币由国家垄断铸造，不应向人民征收为理由。理由虽难以成立，却反映了农民手中无钱的客观现实。两税改征布帛是历史的要求，也是两税法进一步完善的表现。

杨炎任宰相仅两年，理财措施并不多，但创立两税法却使他名垂史册。

然而对两税法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毁誉不一。

两税法遭到与杨炎同代人的批评，也得到不少同代人的肯定和赞誉。

唐代著名史学家、理财家杜佑（公元735-812年）就认为，自安史之乱以后，征敛名目繁多，而且数额不定，贪吏横行，因缘为坚，法令也不能制止；再加上狡猾之徒，多方躲避，有的假名人仕，有的托迹为僧，有的依托豪族，千方百计地逃避赋税，而老实的农民则被加重征课，生活日益困难。

自实行两税法后，做到了“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敢生坚，狡猾之氓（民），皆被其籍”。（《通典。食货七》）所以，杜佑称赞两税为“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德宗贞元时的宰相陆贽也力图恢复贞观、开元盛世，很眷恋租庸调制，尖锐批评了两税法实施中的各种问题，揭露以钱折征实物出现的弊端。但他也承认，“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法弊则全革其法”（5）。他反复议论改进征税的方法，并没有主张罢废两税法。可见时代的发展使怀旧的人也无法反对税法的变革。

宋朝建立以后，税制大体沿用唐五代的两税法而有所变异。两税，在宋代又称为二税，不再包括税钱，而只是单一的田亩税。由于田地既已交纳亩税，再作为资产重复纳税已很不合理。使用货币纳税，宋代另有商税和地税、宅税等等。于是，二税便只是单纯的乡村土地税了。这一变化后的两税，在金、元时也大体沿用，直到明代。《明史》卷78《食货志》说，“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

说杨炎创始的两税法改变了近古的租庸调制，自此历代相沿，这个认识相当正确。它经历了八百年（公元780-1581年），至明代后期，社会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才开始新的变革。

宋元时期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约公元1254年-1323年）也肯定两税法是“救弊之良法”。他说：“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陆贽认为“以贫富为差”，难以正确估算资产，容易失平长伪。马端临指出这“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他肯定均田制破坏后，决不能恢复租庸调制，指出：“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文献通考。田赋三》）

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马端临甚至将杨炎与商鞅相比，说：“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认为他们革旧求新，都做到了“古今异宜”。他还在《文献通考》卷3的按语中，针对宋人程迥赞誉宇文融、诋毁杨炎之语加以评论，指出字文融在玄宗开元时搞括户税钱是墨守高祖、太宗之成法，而杨炎是大胆改革，“炎变法而人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

他从社会变动中意识到实施两税法是大势所趋。宋人吕祖谦攻击两税法“取于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马端临则认为税钱折纳害民乃是“掊克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两税估计算缗，失平长伪等等，“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

这绝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两税法的本意是罢免一切杂税徭役“以一其名”的税法，与刘晏“养民以为先”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在封建时代，千方百计加赋于民，是地主剥削阶级意志的必然表现。两税法时期仍要各地按时申报丁口数字等等，就为各种赋敛创造了前提。

自唐至宋，以至于明代，两税以外的各种封建赋役仍是纷至沓来，决不因为实行两税法而绝迹。

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

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时代的深刻变化，及时果断地提出了改革税收的方案，由税丁变为税地、税资产，并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征收了一定的货币税。这一改革适应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实践证明，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有远见的著名改革家。

注释：

（1）《新唐书》卷152《李绛传》。

（2）《旧唐书》卷164《李绛传》。

（3）《白居易集》卷1《秦中吟十首》。

（4）同上。

尾声归葬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六月，刘晏被冤杀的第五年，在刘晏的故里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大地上，刘妻李氏携长子执经、次子宗经，举家从四川忠州运回刘晏的遗骨，举行归葬祭奠仪式。

道场奏乐，超度亡魂；乐声低婉，如位如诉。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径原乱兵攻人长安，德宗仓皇出奔奉天。

十月，淮西李希烈攻陷汴州，潜运断绝。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德宗自奉天又出奔梁州县城。时至五月，六军供给艰难，食无粮，穿无衣。天气炎爇，冬服依然在身，没有换季的春服，连德宗还裹着毛裘迎度初夏。直到这时，德宗才醒悟念及刘晏开辟潜运、创设盐利的功德，内心也深知刘晏是被诬害冤杀。但是，皇帝能承认错误吗？

人死不能复生。德宗叹惜之余，在兵乱出奔中下达诏书，准许刘晏尸骨归葬。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刘晏被冤杀的第九年后，德宗擢升刘晏长子执经为太常博士，次子宗经任秘书郎。执经上书德宗，请削官赠父。德宗下诏书特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至于杨炎，史书未记载于何年，只曰“久之，诏复其官，谥肃憨，左丞孔-驳之，更曰平厉”。

看来，两税法创始人杨炎的官声官誉，远远不及被世人称为“管萧之亚”的刘晏。

（5）《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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