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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侃三国 作者:灿烂海滩
目录
小议“孟德献刀”
窝囊的陈宫
爱美惹来的杀身之祸
从张飞的艺术才华说开去
“至止”和“莫与为对”
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
王朗的死法
关羽的出身和姓氏
话说青龙偃月刀
侃侃“面如重枣”
如果曹丕将废帝送给了刘备。。。。
诸葛亮的三次锦囊妙计
两个千里走单骑两个结局
谈谈廖化
话说孙坚
从哪里蹦出来的周仓---兼与丘振声先生商榷
三种打督邮 三种意境
论刘焉
“不毛”是实指还是虚指
说说“桃园三结义”
汉献帝刘协的悲剧人生
关羽的妻子是谁
伤脑筋的貂蝉
倒霉的曹操
论陶谦
一代能臣——刘表
刘虞公孙瓒这一对冤家
基诺族与诸葛亮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谁写的
掩卷而泣叹王允
生子莫如袁公路
一分为二的吴国太
是诸葛亮害了马谡
吕布诛董的背后
刘备之功挂在诸葛帐上
罗贯中的败笔
吕布杀丁原的另外两个可能
谈谈“降汉不降曹”
小议“孟德献刀”
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倒霉的曹操”一文中曾经提到:“罗贯中根据“拥刘贬曹”倾向的需要,把曹操这个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完完全全写成了一个奸雄,多次有意的丑化曹操。”对于这样一个小说中的反面人物,罗贯中的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他并没有对曹操一味的贬低,在深刻揭露其“奸”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曹操的“雄”,有时候为了表现曹操的“雄”甚至特意杜撰出一些事件来。象“孟德献刀”就是一例。
《三国演义》第四回介绍: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东汉小朝廷名存实亡。公元189年,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开始独揽大权,引起朝廷很多大臣的不满。司徒王允苦思无计,“掩面大哭。绝不说起胸中心事,突然放声大哭”。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曹操自告奋勇,借得王允的七星宝刀,主动去行刺董卓。在董卓府中曹操机智的支走了吕布,眼看计谋成功,不料“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曹操灵机一动,谎称献刀,得以逃出生天,飞马出京。
这段情节可谓活灵活现,写的也是非常精彩。不过证诸史料却是子虚乌有。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期间并未发生过献刀之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 期间并未发生过献刀之事。
这段情节的设计,体现出罗贯中对历史上曹操性格的了解和把握。少年时期的曹操虽然放荡不羁,然而“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中就提到: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世说新语?假谲篇》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耳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历史上的曹操性格中就有机警、灵活的一面,罗贯中在参考史料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特意把曹操的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加以升华,杜撰出了“孟德献刀”的情节,把曹操在历史上恶作据的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提升到汉末董卓乱政这个重大背景进行刻划,无疑使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力增色不少:当王允等百官放声痛哭之时,惟有曹操“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体现出曹操对这些所谓朝廷重臣无能的一种嘲弄,显然曹操一早就想好了刺杀董卓的办法,毛宗岗点评到:“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献刀未果,曹操马上又能及时脱险,足见作者对曹操的一种赞赏。毛宗岗点评到:“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推托马羸,未必不为此时地也。奸雄妙算如神。”中国古典作家写作手法的高明之处于此也可见一斑:善于利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的。
窝囊的陈宫
地点:白门楼
人物:胜利者甲 失败者乙
对话:
甲:以前你老兄总是说自己智计有余,怎么今天会落到如此田地呀?
乙:都是吕布这个孬种没用,给他出了那么多好主意,他就是不听,要不然谁胜谁负还两说呢。如果吕布要能听我的,那现在没准我能把你活捉了甲:事已至此,你看我怎么处理你好呢?(看在大家这么多年的交情上,我看你干脆投降吧。)
乙:好处理呀,我为人臣而不忠,为人子而不孝,你应该把我拉下去和吕布一样斩首。
甲:如果我真的把你杀了,那你母亲怎么办?(给你一次机会)
乙: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别人的父母,,我母亲能不能活下来,要看你的了。
甲:那你的老婆孩子又该怎么办?(再给你一次机会)
乙: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的人不会杀害别人的后代,她们能不能活,也要看你的。
甲:。。。。。。(怎么你就不明白呢?又是孝又是仁的,别捧我,放了你是不可能的,你说投降就行了。)
乙:老弟,你就别犹豫了,快点把我拉出去杀了,以明军法。
以上场景发生在公元198年,主人公分别为曹操和陈宫。事情的起因还是在公元194年,张邈、陈宫联合吕布在兖州叛乱,曹操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才彻底消灭了吕布集团,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也才出现了上面提到的场景。
要说陈宫这个人,还是有点能力的,也曾经帮过曹操的大忙。兖州刺史刘岱被杀后,陈宫为了让曹操能当上兖州牧可没少出力。又是找曹操提建议,又是说服兖州的大小官员。可见能力、名望都有。从上面白门楼的一幕看,曹操和陈宫以前的交情也是不错的。可曹操却怎么也没有想到陈宫会反叛,而且这一打还打了四年,可谓损失惨重。陈宫更是没捞着什么好,连脑袋都搬了家。总结起来,给他的评价只有两个字:窝囊。
公元194年,名士边让被杀,引起兖州士族阶层的恐慌。边让之死,据说是因为“讥议”曹操,说的是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说的很过分。以曹操占据兖州仅仅一年多时间,根基未稳,如非言语恶毒、流传甚广、影响极坏,曹操应该能忍住。不过不管是什么理由,曹操把边让给杀了,这事做的的确不怎么样,而且负面影响极大,“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惧”。后来张邈、陈宫反叛,“诸县皆应”,都是明证。不过这和陈宫的关系应该是不大的。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自疑”,怕有一天自己也落得个边让的下场,实在是没有道理。想那边让名声虽有,但也不过是一个乡绅,而陈宫此时却是曹操的部将,完全不是一个阵营的,边让出事和陈宫八杆子打不着。再者说,曹营里象边让这样的名士也有好几个,怎么就不见他们叛乱,偏偏是陈宫?我看问题还是出在陈宫自己身上。史书上说陈宫本来就是东郡人,年轻是就喜欢和知名人士交往,象边让这样鼎鼎大名又近在咫尺的名士,想必陈宫一定不会错过交往的机会。陈宫“自疑”的原因很可能是边让这种名士们在一起“讥议”曹操的时候,陈宫在场却事后没有向曹操打小报告。等到边让被杀之时,陈宫害怕受到株连,整天心神不定,所以乘着曹操东征陶谦挺而走险,伙同张邈等人其兵叛乱。这实在有点庸人自扰。曹操当时和陈宫的交情和派陈宫镇守东郡等情况看,曹操并没有怀疑陈宫,所以才会放心大胆的把陈宫和曹操视为心腹的张邈放在兖州而进行二次东征了。
张邈、陈宫叛乱后,形势十分有利,陈宫对张邈说:“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应该说陈宫这次的选择也是用心良苦(有点类似后来的诸葛择主)。欲借助吕布的神勇和当时良好的局面迅速占据兖州,成为天下豪杰,所以等吕布到了兖州后被推为兖州牧。不过从事后看,陈宫的这次选择是失败的,实属有眼无珠,窝囊的很。吕布为人反复无常,在当时的名声就不好,加上既无纵横天下的抱负,又无识才用贤的头脑,对待陈宫显然没有象后来刘备对待诸葛亮那样的礼遇,使得陈宫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史载陈宫“为布画策,数谏于布,布每不从其计”,想象的出陈宫此时的心态。不仅如此,吕布对陈宫的忠诚有一定的怀疑(吕布最终败亡,由此可见一斑)。吕布手下郝萌反叛失败以后,吕布曾经追问郝萌的同谋者。曹性的回答是:“陈宫同谋。”当时陈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脸色非常难看。虽然当时吕布没有深究,但对陈宫还是产生了一定戒心的。吕布被困下邳之时,陈宫曾献御敌之策:“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为势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主意是不错,吕布表面上也答应了,但吕妻的一番话立刻就让吕布转变了:“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说到底还是不相信陈宫,从这短短一席话,我们可以想象陈宫在吕布手下的窘境。这也注定了不久以后的白门楼兵败被杀的结局。郝萌反吕,陈宫会是同谋吗?我看不象。以陈宫“刚直烈壮”的性格、后来在白门楼对吕布的指责和慷慨赴死的态度来分析,显然有点“怒其不争”的意味。
陈宫之死,非常悲壮。曹操对陈宫的大度是显而易见的。三番五次暗示陈宫投降,陈宫却是一心求死。不过,所谓“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和“将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这一席话,也隐约之间透露出陈宫对曹操的期望。之所以一心求死,可能是显示名士气节:与其摇尾乞怜而遭人唾骂,还不如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陈宫这样做也符合其“刚直烈壮”的性格。(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名士、勇将投降变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唾骂的,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最后,陈宫自己迈向了刑场。估计此时的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会说出这样一句话:“真是窝囊!”
爱美惹来的杀身之祸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不过有时候太爱美了,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事。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位师姐就是因为要减肥而天天吃白菜,最后终于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路上。在三国时期就有这么一位爱美之士---张裕,因为爱惜自己的胡子,把胡子修理的又浓又密,很是漂亮,不能容忍别人拿自己心爱的胡子来开玩笑,结果还被人怀恨在心,后来还惹来了一场杀身之祸。而这个杀死张裕的人居然就是一直以宽厚仁爱著称的刘备。
据《三国志?周群传》记载(笔者稍微用上一些调侃来介绍):刘备入川和刘璋见面的时候,张裕当时曾经作为刘璋的下属在场作陪。可能是当时刘备心情特别好(本来嘛,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大馅饼,刘璋主动把自己请到益州,自己以前还在发愁找什么理由才能来呢,换谁谁不乐呀),居然开起了玩笑。他一看在座的张裕的胡子是又浓又密,顺口就来了一句:“我以前居住的老家涿县,姓毛的特别多,东南西北都是毛呀,当时我们的县令就经常说许多毛绕着涿县住。”本来这只是开个玩笑,也就是说张裕的胡子多,可没想到张裕一听火就上来了,居然拿自己最心爱的胡子开玩笑,还了得。他立刻作答到:“从前有一个做过上党潞长,后来又晋升为涿县现令的人,辞官回家以后有人给他写信,在加上尊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好,不是写潞少了涿,就是写涿少了潞,后来居然还有人写成了潞涿君。”这句话一说出来,当场就把刘备气了个半死。张裕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潞与露是谐音,而涿则是与啄谐音,啄又指的是嘴,加起来就是露嘴,这还不算,涿同椓也是同音,而椓指的又是古代的宫刑,暗指宦官,这话有点歹毒。刘备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原来刘备没长胡子。你想那刘备原本就长的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本来就其貌不扬,按现在的话说,就一个性腺功能减退性巨人症患者,加上以当时的审美观,一个大男人连胡子都不长,不就更难看吗(大家还记得:古人大都以蓄须为美。关羽、太史慈都是以美髯而著称的,袁绍斩杀宦官的时候,还曾经把一些没有胡子的人都当成宦官给杀了)?这张裕也真够讨厌的,一见面就揭刘备的伤疤,而且这话又那么歹毒,刘备能不生气吗?不过当时因为张裕是刘璋的下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把仇恨往心里咽了。
不过后来等刘备在益州的地位稳固了,想想当年所受到的屈辱,还是没有放过张裕,终于找了一个理由把张裕给杀了。诸葛亮当时还为张裕求过情。刘备的回答是:“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就是说就算是芳兰,如果长错了地方,也是要锄掉的。显然,刘备根本就没打算放过张裕,张裕最终也是难逃一死。
陈寿把这一事件记录在《三国志》之中,应该说是有其含意的,史学家就是史学家,不会因为刘备留下宽厚仁爱的美誉而去可以隐瞒事实。不过等到了罗贯中的手上,自然也不会写进《三国演义》当中去了,如果这事情是曹操干的,罗贯中也许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从张飞的艺术才华说开去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长的就是五大三粗的,加上性如烈火,比较容易冲动,虽然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但给读者的总体印象是个勇猛有余而头脑不足的莽汉。
正史上的张飞和小说中的描述基本上区别不大。《三国演义》中提到的大闹长坂桥、义释严颜、大败张郃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陈寿的《三国志?张飞传》中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陈寿给张飞的评价是:“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不过,通过其它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位被后世公认的一介武夫也并不象正史和小说中说的那么卤莽,他很有书生气,称的上是个文人,书画方面都很有才华,应该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梁朝陶宏景在他的《刀剑录》中,就记载张飞擅长书法:“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有人认为这个“刀铭”就是张飞自己写的。
元代吴镇在《张益德祠》中也提到张飞擅工书:“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象恐难如。”
明杨慎《丹铅总录》中说:“倍陵有张飞刁斗铭 。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
明代卓尔昌《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语》中说在四川省流江县有张飞纪功题名。上面写道:“汉将军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立马勒铭 。”可惜张飞的“立马铭 ”经过千百年的风剥雨蚀 ,已不复存在了,目前尚存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拓本。清末胡升猷题识称:“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鍮石作家,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检家藏拓本,重钩上石。”
清代《历代画征录》亦有记载:“张飞,涿州人,善画美人。”
清纪晓岚亦有诗曰:“哪知榻本摩崖字,车骑将军手自书。”
另外,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的一本《标准习字帖》的《编后》中也提到:“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亦不少,如张飞、岳飞等。”
从这么多的资料看,张飞不但不是一个一介武夫,而是文武兼修。这又引申出来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个莽张飞呢?
这个问题大概与三国后的民间艺人有关系。陈寿《三国志?张飞传》中记载,张飞在长坂桥前一声怒吼:“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吓的曹兵“敌皆无敢近者“,这种举动可能让民间艺人们觉得张飞在长坂桥的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近乎疯狂,非智者不能为而唯莽汉为之也,加上《三国志?张飞传》中说张飞“暴而无恩”(这个“暴而无恩”,指的是张飞有时会体罚和鞭打手下的兵士),说明张飞的言行是比较粗暴,这也让民间艺人们认为张飞更象一位莽汉,于是在他们的民间传说创作中便特意进行塑造和渲染,才会把张飞的形象逐渐的过渡到小说中的样子。这种民间的再创造很早就深入人心,在唐朝李商隐的《娇儿诗》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就说明在唐代张飞的形象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过,到了宋元时期的张飞已经不仅仅是“张飞胡”这么简单了,在《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简直就是乱来了,而且乱来的不合情理。《三国志平话》中描述的张飞先是把太守元峤夫妇杀了,又将督邮崔廉“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最后拉上刘备、关羽,“都往太山落草。”后来张飞还把袁术的太子袁襄给摔死了。这就不但荒谬无稽,而且有损于刘备、关羽、张飞的形象。
幸好后来罗贯中的出现才使得张飞的形象得到完美的处理,虽然张飞在《三国演义》中还是莽汉一个,但是粗中有细,性格鲜明而又合情合理。尽管罗贯中舍弃了张飞的擅长书画的艺术才华,但却无损于这个人物的形象,也符合史书上说的张飞有“国士之风”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罗贯中的功力。
“至止”和“莫与为对”
诸葛亮的口才如何,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想到刘备在危急时刻能派他去说服孙权,应该是不错的。虽然没有《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那么艰险,总还是有点难度的。
要说口才,在三国历史上有两张名嘴,雄辩功夫确实了得。史书上分别称为“至止”和“莫与为对”。
第一张名嘴广汉(今四川广汉)人董扶。这个人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过。不过在东汉末年可是比较有名的。在东汉朝廷被誉为:儒宗。据《三国志?刘焉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及《后汉书?方术传》记载:“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名气的确不小,后来陆续有人向朝廷推荐董扶,董扶偏偏就是不去,还挺有个性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董扶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不过,这个董夫子到最后还是未能隐居山林,做个逍遥神仙。大将军何进公车特召,总算把他给请了出来,官拜侍中一职,而且是很受器重。后来董扶随刘焉去了益州,估计是想落叶归跟吧。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介绍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记载:“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怎么看怎么象是陈寿对董扶离开京城感到惋惜,似乎陈寿认为如果董扶不走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局面(调侃而已,别拍砖)。不过到了益州以后,这位董夫子的特长---雄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口才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该书记载:“始(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只要董扶一开口,就没有人能说的过他,以至于到了最后,只要董扶走到哪里,别人就都不说话了。你说这董扶的学问、口才有多好!后来诸葛亮问秦宓以扶原因,秦宓的回答是:“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按现在的话来说,逮着什么说什么,难怪会“所至而谈止”呢。这位董夫子还有一个特长:观星望气。董扶跑去和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回乡而蒙刘焉呢的还是把刘邦的发家史研究了一番而得出来的结论呢或者真是观星望气的结果,难说),经他这么一说,还马上让刘焉活动了一阵子,总算当上了益州牧,看来是把董夫子的话当真了。不过从事后看,董扶也真没说错,只怪刘焉父子不争气,这个“天子气”最后落在了刘备头上,还有一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又被小说《三国演义》冤枉了的蒋干。说他被冤枉,是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蒋干被描述成了一个小丑。他为了说服周瑜投降曹操,两度从曹营来到江东,又两次被周瑜利用,不但使得曹操误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还让庞统定下的连环计得逞,最后火烧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在小说里,蒋干算得上是一张臭嘴。
不过,历史上的蒋干却不象小说中写的那样无能。据《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蒋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不料周瑜一眼就看出来蒋干此行的目的,一见面就给了蒋干一个下马威,周瑜说:“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为曹操做说客的吧?”蒋干则是一口否认。周瑜又把蒋干请到自己的军营里,“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然后周瑜向蒋干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我蒙受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即使是苏秦、张仪在世、郦叟复出,也别想说服我去投降曹操。”蒋干回去以后,一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游说劝降的事情,但时间却不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了。那蒋干的口才有多好呢?该书记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在整个江、淮一带都没有对手。
一个是在益州“所至而谈止”的董扶,一个是“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的蒋干,在三国时代称的上是两张名嘴。就不知道这两个人一旦遇上,谁会是第一呢?
其实,在三国那个英雄辈出、能人荟萃的时代,象董扶、蒋干这样的名嘴还有很多很多,只不过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才会把这些名嘴们给湮没和遗忘了。
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
他,一位皇家贵族,出身高贵。
他,一个清官,公正、仁和,政绩显著。
他,民族问题专家,深受其他民族敬仰,他死后,连这些外邦异族都要为他报仇。
他,一位忠臣,一生为国,从不背叛。
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三国的混乱局面也许就不会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就不会出现了。
他,就是后汉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刘虞。
刘虞(?—公元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浙江嵊县)人,虽然和袁氏兄弟、刘璋等人一样同属高干子弟,却没有倚靠祖辈的荫蔽,而是从基层做起,早年举孝廉,担任户曹吏之类的小官,任内“治身奉职”。后来又当过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传说: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这个传说虽然不足为信,但也足以说明刘虞的杰出才能已经是广为流传。由于政绩显著,后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汉灵帝时历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灵帝末年,以宗正复任幽州牧。董卓专权时期,董卓对刘虞也是极力拉拢刘虞,拜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又代袁隗为太傅。 位居三公之列。但由于当时的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远在幽州的刘虞并没有接到这项任命。以刘虞的生平情况看,就算接到,他也必定不会理睬。
刘虞为官清廉, “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 与当时东汉官僚穷奢极欲的腐朽作风截然不同,因此对幽州风气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在后汉末年具有很罕见的人格魅力,深受百姓、士人爱戴。刘虞在任期间“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重点发展农业、养蚕业,利用上谷郡与匈奴、扶余、鲜卑等民族进行边境贸易,开采渔阳郡丰富的盐、铁资源,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自我挖潜,脱贫致富。经过刘虞的有管理,幽州成为当时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从青州、徐州过来定居的百姓竟有百万之众,说刘虞是个出色的内政高手一点也不过分。
汉朝的外邦异族问题一直困绕了当权者几百年,一直没有解决好。东汉末年,战乱频生,这些外邦异族也乘机进行入侵。危害了政权的稳定。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投靠乌桓辽西部大人(即首领)丘力居等人发动叛乱,并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扩充地盘。面对复杂的形势,刘虞立即派遣使臣到丘力居处晓以利害,成功瓦解了叛乱,避免发生民族之间的更大纠纷,并成功镇压了这场多民族参与的叛乱。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刘虞主张安抚,和平相处。他任内“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在各民族之中享有崇高威望。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春,袁绍、韩馥等诸侯欲拥立刘虞为帝,遭到刘虞的严词拒绝。刘虞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作为大汉王朝的忠臣,刘虞心中想的只有尽心王室,重振朝纲。不仅如此,当汉献帝想还都洛阳,派刘虞之子刘和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迎接之时,刘虞也是毫不犹豫,立即执行。如果不是因为袁术、公孙瓒等人从中作梗,那后面发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能就变成了刘虞“助天子以平乱世”了,凭借刘虞的声望和幽州的实力,后汉王朝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土崩瓦解。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刘虞非但没有完成其复兴汉室的雄心壮志,反而在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被公孙瓒杀害,带着遗憾悲壮的离去。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由于当年刘虞在各民族之中的崇高威望,包括鲜卑、乌丸等民族在内的数万青壮加入到阎柔的队伍之中,与公孙瓒展开战斗。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
刘虞,虽然未能完成自己“尽心王室,重振朝纲”的心愿,但从他一生的政绩与才能,加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水平这三方面的作为来看,说他是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恰如其分的。
王朗的死法
《三国演义》中展现诸葛亮口才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舌战群儒”,另外一个就要算“骂死王朗”。这一段文字写的很精彩,我们不妨再来欣赏一次: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诸葛亮的这段话,针锋相对、言辞犀利,把王朗骂了个体无完肤,难怪“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换谁谁也受不了,也真够绝的。
不过查阅史书《三国志》是找不到这段话的,这明显又是小说家的杜撰。原因有二:一是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王朗还在曹魏国都做司徒,没有前往前线;其二,王朗的确是死在公元228年(这一年正好是诸葛亮一出祁山),但从史料看,应该是死在许昌而不是祁山。这里面就产生出一个问题:罗贯中的这次杜撰仅仅就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还是另有原因呢?
应该说罗贯中是特意安排的,不过原因还是出在王朗自己身上。理由有二:
其一,王朗在三国时期的名气很大,也是曹魏重臣。《三国志?王朗传》记载:王朗早年就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著称,汉末割据时期的徐州牧陶谦就任命他为会稽太守。曹氏三代对王朗也是非常的赏识,从曹操时代的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到曹丕时期的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少府、奉常、大理、司徒,直至最后曹睿的司徒,位高权重,一帆风顺。陈寿对他的评价是:“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让一个这样的对手死在诸葛亮的手上,符合罗贯中“尊刘贬曹”的作品倾向,也对应了大将手下从来不斩无名小卒的传统写法。
其二,王朗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和诸葛亮有过口舌之争,却曾笔墨相斗。据《三国志?许靖传》记载:王朗和蜀汉大臣许靖是旧交,蜀汉政权建立后,王朗曾经多次写信规劝许靖等蜀汉大臣投降曹魏,但许靖则是不与理睬。王朗不死心,同时又向诸葛亮发起了挑战。《诸葛亮集》中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等人分别致信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面对曹魏发动的舆论攻势,诸葛亮写了一篇名为”正议“的文章,文章中就有”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之类的文字,对王朗之流的言论进行严厉反击。显然,这一次笔墨之争被罗贯中注意并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素材。
对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加入“骂死王朗”的意图,清代毛宗岗一语道破:罗贯中是把这一段对话当作诸葛亮征讨曹魏的檄文,借诸葛亮之口为北伐中原寻找正义的理由:“人但知讨贼者当诛其首,而不知讨贼者当先诛其从。何也?无贾充、成济,则司马氏父子不能肆其凶;无华歆、王朗,则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恶。故骂曹操而不骂华歆,未足夺曹操之魄;骂曹丕、曹睿而不骂王朗,未足褫曹丕、曹睿之魂也。骂曹操者,有陈琳之檄矣,有衣带之诏也,有汉中王进位之疏矣,独于曹丕而缺焉。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骂曹丕,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耳。”
罗贯中对王朗这个人物的设计,同其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蒋干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冤枉“了王朗一回,但让王朗死在诸葛亮手里,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关羽的出身和姓氏
我们先来看看关羽的出身。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为:“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过了一千多年以后,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回关羽出场时又演变成了这样的说法:“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虽然历史和小说都一致说关羽是在家乡出了事情而亡命逃到涿郡,不过在这两种说法当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解之处:在《三国志?关羽传》中为什么关羽要改长生为云长呢?又是什么具体原因使关羽要背井离乡亡命涿郡?史书上没有交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是照搬《三国志?关羽传》中的说法,还特意加上了所“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的句子,但又说的很含糊,明明是有所指,但又是语焉不详,又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罗贯中的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这一段故事在一千多年来又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呢?
这一段情节在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面对着这么一个为后世美化成“千古圣人”的关羽,怎么可能会留下一段如此巨大的空白呢?虽说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作为“千古圣人”,后世崇拜者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来路不明的杀人犯成为了自己的偶像。于是,一些民间艺人纷纷根据自己的想象开始填补这一段空白。
元代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三国志平话》就把这一段空白进行了填补: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
这个故事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把关羽亡命逃遁的原因进行了补充,使读者一开始就对关羽的正义形象有了一个认识。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基本上采用了《三国志平话》的说法。
不过,也许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了,不能令广大的关羽迷们满意,民间艺人们又创作出了很多的民间传说进行了充实。其中有一个就被清代学者梁章巨收录在《归田琐记》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
关羽小的时候力气很大,经常惹祸,父母把他关在后花园之中。一天晚上关羽开窗而出,听到有老者哭泣。仔细询问才得知:本县舅爷强抢老者以和被人有婚约的女儿。关羽闻之大怒,拔剑冲入县署,把县令和其舅爷都杀了,然后亡命涿郡。途中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发现脸又变成了枣红色,所谓的重枣脸也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其它的一些传说大致都基本如此。虽然也有几个传说把关羽的出生和成份神化,但从大多数传说来看,民间艺人们显然愿意关羽是和他们一样属于劳苦大众出身,关羽基本上被说成是农民、小商贩的子弟,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也符合我国民间创作的特点。
尽管创作这些民间传说的艺人们水平不高,但有时的突发奇想,竟然也会把一些剧作家也搞糊涂了,以致于闹出了一些笑话。这也就是关羽的姓氏问题。前面提到的《归田琐记》的那个传说,就说关羽本不姓关,只是在逃跑来到潼关的时候,指关为姓,才开始姓关的。这明显是杜撰出来的,但一些剧作家或有心或无意也来凑了一回热闹。在清代的戏曲选本《清音小集》中的“夜读春秋”中,也不知道是怎么考证的,居然说“关羽姓冯名贤字寿长”;此外以前的京戏《斩熊虎》中又说关羽姓胡(至于关羽更名改字的原因又和《归田琐记》差不多)。据说连毛主席还就关羽的姓氏问题问过周谷城。由此也可以看出民间传说的影响力之大、流传面之广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关羽被民间艺人们一折腾,这回可真的是“面目全非”了。不过,这也许就是一些名人身上所必然会产生的千奇百怪的附会吧,就算是“圣人”也不能幸免。
话说青龙偃月刀
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了,已经谈了几百年,因此,本文谈不上是考证,只是随意侃侃,以博一笑。
一.关羽是不是用刀
这是几百年来谈的最多的。估计很多人多能背出来:历史上的关羽使用的兵器不是刀,自然也就更不会是所谓青龙偃月刀了。陈寿《三国志》中没有提到关羽用什么兵器。《三国志?关羽传》中仅有这样一段记载:“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通过这个“刺”字,很多人都认为关羽用的兵器属于矛、戟之类的直刺兵器。有专家考证出汉代“戟制最盛,矛次之”,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出现象青龙偃月刀一样的长柄大刀。这种偃月刀出现在唐、宋时期,主要是用来操练,以示威武雄壮,并非实战使用。通过专家的释疑,终于可以将关刀杜撰说确定下来了。不但如此,综合专家对各个时期兵器起源和各个时期发展使用的考证,小说中黄忠和魏延的大刀、徐晃的大斧、黄盖的铁鞭、武安国的铁锤、吕布的方天画戟也全都是虚构出来的。如此考证,对于还历史本原是有好处的,也可以让爱好者了解更多的古兵器知识。可偏偏近来有些作者标新立异,又试图在小说中描述的青龙偃月刀的八十二斤的重量上下功夫,居然在考证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在马上耍起来需要多大的力气,想以此来证明青龙偃月刀的杜撰说,结果闹出了一个大笑话。有些作者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东汉的重量衡与现代是不同的。当时的一斤只相当于今天的222.72克,以此推算,青龙偃月刀也合和现在的36斤。这些人的方向是好的,但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自身的知识不够,胡乱猜测;二是就算有了一个结果,无论是对于三国史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小说艺术研究、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作者研究,都没什么作用,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既费时而又无功,不如不做。但这种错误还不仅仅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家父参加一次古典文学会议后,带回来一个真实的笑话:在会议上有专家拿出了自己的论文,主要内容居然是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个胖子!二十几年过去了,但至今笔者还记得家父说出这件事情时的表情。个中含义,不妨请观本文者思量思量。
二.青龙偃月刀是如何演变来的
既然上面已经提到关刀是虚构出来的,那它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出现在小说之中的呢?笔者查了查相关资料,但又不是很全。从《三国志?关羽传》看,关羽用的是矛或者戟。在唐、宋时代,这关刀则好象是一把剑(这方面笔者资料较少,恐有遗漏,如哪位网友有详细资料,请赐教,不胜感谢!)。唐人郎君胄《壮缪侯庙别友人》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宋人黄茂才《武安王赞》曰:“气盖世,勇而强。万众中,刺颜良。”宋无名氏《武成王庙从祀赞》曰:“剑气凌云,实曰虎臣。勇加一国,敌号万人。”到了元代,关羽用刀的说法开始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元人郝经《重建庙记》曰:“跃马斩将万众中,侯印赐金还自封。横刀拜书去曹公,千古凛凛国士风。”之后在元杂剧中,关羽也是用刀。在公认的《三国演义》成书最重要的参考著作—《三国志平话》中,关羽也是用刀参加“三英战吕布”的:“第三日,吕布又搦战,众诸侯出寨,与品布对阵。张飞出马持枪。张飞与吕布交战二十合,不分胜败。关公忿怒,纵马轮刀,二将战吕布。先主不忍,使双股剑,三骑战吕布,大败走,西北上虎牢关。”从这些资料分析,关羽使用的兵器从矛(戟)至剑,最后在刀上正式定型了。目前还不清楚青龙偃月刀之说是不是《三国演义》首创,但通过《三国演义》,青龙偃月刀和关羽已经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
这个推算有什么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上曾有过不少的争论,有过四种观点:宋代乃至之前说;元代中期说;明初说;明代中叶说。如果以上关于关刀的推算是正确的话,对于协助解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争论也许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请看下一节。
三.关庙里的青龙偃月刀怎么来的
前面说到,从现有的资料看,青龙偃月刀之说的出现与最后的定型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产生另外的一个猜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遭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三国演义》?不是,是关帝庙。众所周知,关羽死后的几千年里,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这个“千秋忠义”人物的怀念及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为关羽立庙成为一种风气,关帝庙基本上遍布全国。试想:如果青龙偃月刀之说没有定型,那关帝庙里的关羽塑像旁边就不可能出现青龙偃月刀。修建关帝庙的工匠们不太可能因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自作主张为关圣人平白无故加上一把刀,而且还要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让其遍布全国,成为关羽的专用品。而要想能得到所有关帝庙的响应,我们不妨三种假设:一是统治者指定,二是民间传说,三是文学作品。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很小,中国的民间传说诸多而凌乱,流传面不是很广,又缺乏统一性,不太可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力。第三种文学作品的可能性最大。从以上的分析看,诗词、散曲的和元杂剧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关羽使用的兵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描述,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只可能是《三国演义》,也只有《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才能做到这一点。随着《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青龙偃月刀才得以定型并为人们所接受,关帝庙里才会出现青龙偃月刀。这样一来就比较好办了。可以对全国的关帝庙进行一次普查,并通过地方志及相关的诗文、祭文、祀记来看看那里的青龙偃月刀大概出现在什么时间,再根据《三国演义》成名的时间往回倒推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也许就能得出《三国演义》成书的大概时间了。同时通过对《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确定,其作者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当然,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费事费力的事情。首先确定《三国演义》的成名时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倒推有很多不准确的因素,但最少在关刀出来以后才有的小说的可能性肯定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一些争论。)
四.为什么是刀而不是别的兵器
青龙偃月刀既然是虚构的,还会带来另外的一个联想:为什么是青龙偃月刀而不是别的兵器呢?从《三国演义》中可以做出一个大概分析:首先,围绕这把青龙偃月刀,作者设计了很多精彩情节:刀挑锦袍、单刀赴会、失刀夺刀,这把青龙偃月刀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间比关羽还要长;第二就象丘振声先生所言:“在中国古典文艺里极讲究人物手里的玩意儿。别看是一刀一枪,它们往往成为人物性格的鲜明标志??????这种人和物的和谐统一的传统手法,是我国古代优秀作家的艺人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之所以要侃到这个小话题,是怕有一天又有人写出一篇“关羽为何不用狼牙棒”之类的奇文来,那比论证曹雪芹是胖子还要恐怖。)
侃侃“面如重枣”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关羽的外表时是这样写的:“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从罗贯中的写法看,他是有点迫不及待,所谓“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样的开场白,在《三国演义》也就关羽一个。马上就会让我们觉得此人绝对是个正面人物,将来肯定不简单。不过呢,其它的都好说,但是这个“面如重枣”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所谓的“重”,按字典的解释是:程度深,这个“枣”比喻的是红色,也就是说关羽的脸是大红色的。这个样子在古代好看吗?站在今人的角度上,不怎么样。笔者翻了翻相关的资料,后来发现对于关羽的这张大红脸,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各自有自己不同的说法,综合起来一看还蛮有趣的,特撰此文以博一乐。
关于关羽的这张脸,在史书中还是留下了一点记载的,不过只有一样:胡子。《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关羽的胡子非常漂亮。关羽不满马超受到刘备重用的时候,为了缓解关羽的情绪,诸葛亮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关羽,把关羽狠狠地夸了一番。不但说关羽“绝伦逸群”,就连胡子漂亮也给暗暗地点了出来(要说诸葛亮也是看的挺准的,不过好象肉麻了一点),结果关羽果然是扬扬得意,还把这封信拿着到处作宣传。按说胡子漂亮和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想来还是有一点联系的。从当时时兴留须的风气看,关羽能被称为“美须髯”估计应该是经常打理的,这叫重外表,是需要时间的,要不然弄的象张裕那样“诸毛绕涿郡”(可能张裕的胡子虽然也不错,但有点自然卷,要不刘备也不会那样说了),怎么也不能说是“美须髯”。估计这脸也不会放过的。因此,关羽对自己的脸应该也不会任由风吹雨打而置之不理,弄成“面如重枣”的。也就一普通的黄脸。不过,陈寿毕竟没有见过关羽,加上关羽又死的早,也就只能作罢了。
那关羽的脸是在什么时候变成红色的呢?丘振声先生的结论是在宋代。丘先生认为:
宋元时期的民间艺人,已经使用彩墨化妆,以寓褒贬。南宋灌圃翁《都城纪胜》说:“其话本与讲史着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世俗之眼戏也。”“红脸关公”是“正貌”,以表彰他的“公忠”!由此看来,关羽的红脸当在宋代涂成。(见《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
这个观点在学界已经得到肯定。基本成为公认的说法,很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都采用此说。这就是专家、学者的说法。这个问题咱们不懂,看看这些专家、学者,连和三国没什么关系的记述南宋杭州风俗习惯及民间艺术资料的《都城纪胜》中都能找出有用的东西。不得不说两个字:佩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民间传说又是怎么说的呢?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关羽的出身和姓氏”一文中曾经提到:“有一个(有关关羽的民间传说)就被清代学者梁章巨收录在《归田琐记》中,故事的大意是这样:关羽小的时候力气很大,经常惹祸,父母把他关在后花园之中。一天晚上关羽开窗而出,听到有老者哭泣。仔细询问才得知:本县舅爷强抢老者以和被人有婚约的女儿。关羽闻之大怒,拔剑冲入县署,把县令和其舅爷都杀了,然后亡命涿郡。途中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发现脸又变成了枣红色,所谓的重枣脸也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故事在清代已经广为流传,估计创作的时间就更早了。不过这个故事显得有点荒诞,三国时期山明水秀的,哪有那么严重的水污染?就算是到了清代,也还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就难说了)。这里也要说两个字:胡来!
要说罗贯中也是有问题的。想都没想就把从宋代开始及民间流传的红脸搬到了《三国演义》中,有资料还说罗贯中曾经和一个叫做葛可久的名医是好友(见《稗史汇编》),看来关系不会怎么样,称不上是好友。因为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了解各行各业的知识以扩大自己的视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最起码罗贯中也要问问葛可久:这“面如重枣”有没有什么问题呀?估计他也没问,结果关羽一出场,就成了一个病人,还糊弄了上亿读者几百年。还要说上两个字:糊涂!
这“面如重枣”有什么问题呢?前些年有一本叫做《三国演义医学趣谈》的书,作者是两位医生,他们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面如重枣”的问题,算是给前人“补”上了一课。书中提到:
临床看,面色的变化可以发现的问题还真不少呢!病人面色大红一般可见于红细胞增多症、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面部湿疹、面部脂溢性皮炎、高热及某些药物中毒。
瞎侃了这么多,也该言归正传了。其实是想说一句话:象《三国演义》这样的伟大作品,历来爱好者众多,因此对它的看法也是多种多样。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观点,有分歧是很正常的,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是一件好事。但大可不必太过嚼汁,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不惜相互恶意攻击甚至人格侮辱,用上一句老话:这也叫“百花齐放”嘛。还是《三国演义》说的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看开点。
如果曹丕将废帝送给了刘备。。。。
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汉献帝的悲剧人生”一文中曾经提到:“(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终于还是在曹丕的逼迫下于当年10月禅位于曹丕。不过,曹丕倒也象其父曹操一样,没有加害刘协,封其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使用汉天子礼乐,建汉宗庙以奉汉祀。随着汉献帝刘协的退位,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随之结束了。”后来有一位叫做“长江2004”的网友提了一个问题,十分新颖:“曹丕应该将废帝刘协送到成都,看看自称光复汉室的刘备怎么办?”
查阅史料得知,刘备称帝的时间是在公元221年。那么,假如曹丕在公元220年废除汉献帝刘协称帝之时,没有将刘协封为山阳公,而是如长江2004所说直接将其送给了刘备,那刘备会如何处置呢?
这个问题虽然说有点离奇,但也非常的有趣。在这里不妨请各位网友来个架空历史,设想一下,那种答案比较符合刘备的性格呢?
诸葛亮的三次锦囊妙计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向是智慧过人,所向披靡。他从初出茅庐一直到五丈原病死这五十余回书中,使用过无数成功的计策。但锦囊妙计只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第五十四回及五十五回。当时刘备、诸葛亮趁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大肆扩充地盘,先后占领荆州大部地区,引起东吴孙权的警惕。为了限制刘备势力的发展,鲁肃奉命向刘备讨还荆州,但遭到拒绝。东吴大都督周瑜向孙权献计:趁刘备的甘夫人病故,用孙权的妹妹孙仁为诱饵,将刘备“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狱中”。 但是,这个诡计被诸葛亮一眼识破。他将计就计,让刘备“择日便去就亲”,并派赵云前去保护,并给了赵云三个锦囊,教赵云“依次而行”。结果,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次是在第九十九回。诸葛亮北伐大战司马懿时,派魏延、王平等大将正面迎击魏军先锋张郃 ;又给姜维、廖化一个锦囊,教他们俩人“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荫,十分危急”时“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结果,姜维、廖化俩人用此“锦囊计”大败魏兵。杀的魏军“死者极多,遗弃马匹器械无数”。
第三次既在第一百零四回,诸葛亮临终之时,给了杨仪一个锦囊,并对他说:“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 。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后来魏延果真造反,杨仪则用此计,魏延被马岱杀死。作者在这里还用了一首诗来称赞诸葛亮:“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
说起来也真的有点奇怪:小说中诸葛亮的这三次“锦囊计”能够成功,他凭的是什么呀?未卜先知?对刘备、司马懿、魏延的了解?客观的说,对于这三次“锦囊计”能否成功,就算换了是历史上诸葛亮也不一定拿得准,之所以能取得完全的效果,我看功劳要算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头上,为了塑造诸葛亮这个智慧的化身,罗老先生可谓煞费苦心!看看小说中那一幕幕由罗老先生杜撰出来的精彩篇章: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七星坛祭风、三气周瑜、空城计、这三次锦囊妙计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篇章的确是特别精彩、特别过瘾,但也让人有点望而生疑;如此神化诸葛亮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不妥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谈到 《三国演义》的时候说到:“(《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这个批评笔者认为倒是非常中肯的。这的确也是罗老先生在对诸葛亮的塑造上的过失:有点过头了。
两个千里走单骑两个结局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在中国留传了几百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是因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水分其实很大。所谓“千里走单骑”,虽然路没有那么远,但是还说的过去,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中有明确记载:“及(关)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但至于说到“过五关斩六将”,却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而已。《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关羽走后,曹操的大部分手下都主张派兵追击,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当时说:“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各为其主,就不要难为关羽了。”(后世对曹操的话多有感慨,赞扬曹操的大度。南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针对这件事就评论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得到了曹操的命令的部下也就放弃了追杀关羽的打算,关羽也得以非常安全的回到刘备身边,中途没有遇到丝毫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关羽的“忠、义”精神非常可嘉,罗贯中把这个故事写到小说之中,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千古美谈。
如果把关羽的这一段短途旅行说成是“千里走单骑”的话,那在三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也可以称之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然同样路途不算远,但比关羽的“千里走单骑”难度更大,体现出来的内涵也比关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来形容的无用之人---廖化。
据《三国志?廖化传》记载: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后,关羽兵败而亡。当时作为关羽手下的廖化兵败被俘,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孙权,虽然史书上没有说明廖化为什么投降,但从后面发生的情况看,廖化的投降可能是不想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其实历史上关羽投降也不象小说中说的“土山约三事”,而是无条件投降的,当然应该也有刘备的两个夫人的原因吧)。不过此时的廖化却是“身在吴营心在汉”,心系旧主刘备,在长达两年的岁月里矢志不渝。终于,廖化想出了一个难以令人想象的主意:诈死。经过廖化的精心准备和布置,居然还被大家相信了。廖化借此机会,在公元221年出发向刘备所在的益州赶去。临行前还不忍心抛下自己的母亲,母子二人“昼夜西行”,一路上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在历尽艰辛以后,廖化终于在秭归同刘备会合。
比之于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廖化的“千里走单骑”不仅表现出与关羽所共有的“忠、义”精神,还多出了中华民族一向提倡的“孝”的传统美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不过,两种“千里走单骑”到最后的结局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羽,因为这件事情别后世者缅怀颂扬,大书特书,被称为“关忠义”,而廖化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虽为史料所载,却为后人所遗忘,不仅如此,他还被说成是一个无能之辈,并送给他一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尽管廖化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个儒将)。所谓“造化弄人”,但却又偏偏落在了廖化的身上,实在是有些冤枉。
谈谈廖化
三国时期的廖化,能被后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完全是那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办事缺乏好手,让能力一般的人出来负责。也就是说廖化的个人能力很是一般(后来也有人把这句话作为对诸葛亮独断专行,造成蜀汉后继无人的一种指责)。不过,翻阅史料和小说后会发现:这个廖化其实挺不简单的,值得好好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历史上和小说里廖化的了解,来看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成语到底对不对。
廖化(?—公元264年),襄阳人,字元俭,本名淳,早年投靠刘备,曾经在关羽的手下作过主簿,一直跟随关羽镇守荆州。关羽被杀后,荆州落入东吴之手,廖化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后来,廖化做出了一个同关羽一样千里走单骑的的精彩故事:廖化忠心于刘备,一心重回刘备身边,想出了诈死的计策,居然还计谋得逞,并骗过了所有的人,带上自己的母亲躲开吴兵的追捕,日夜兼程,赶往益州,终于在秭归遇上了东征伐吴的先主刘备。刘备见到廖化后非常高兴。立刻任命廖化为宜都太守。
以上的记载见陈寿的《三国志?廖化传》。虽然非常的简略,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出一个这样的印象:首先,廖化是一个文职官员出身,主簿这个职务,是专门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的官员,是州的属吏,高于功曹书佐,而低于别驾。在当时人才济济的荆州能得到刘备、诸葛亮的赏识担任主簿这个职位,应该说是要具备一定能力的(鼎鼎大名的“凤雏”庞统,在刚刚投靠刘备的时候,也只是个县令,经诸葛亮大力推荐后,才做了从事。这个从事的职务,比主簿也就高一级。);廖化的投降,应该是迫不得已,从史书上看,似乎与自己母亲的安危有关;另外,所做的千里走单骑的精彩故事,比关羽的难度更大:关羽是得到了曹操的关照,一路顺风顺水、大摇大摆回到刘备的身边,而廖化则是“昼夜西行”,还带着自己的母亲,风险可想而知。关羽的千里走单骑被后人称之为“忠、义”,廖化的千里走单骑则是“忠、义、孝”,有过之而无不及,境界超过了关羽,那个一听说母亲被抓就马上被主而去并且快快乐乐的在曹魏做上高官的徐庶,和廖化比起来更是连提鞋都不配。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容易所疏忽:关羽兵败的时间是公元219年,而刘备伐吴到达秭归则是在公元221年底至公元222年初,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廖化卧薪尝胆,矢志不渝,其忠义之心实在是难能可贵。难怪刘备见到廖化喜出望外,给了廖化个宜都太守做。
至于廖化在蜀汉政权建立后的表现,因为散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中,我们不妨按照时间顺序来逐步进行了解。
公元221年廖化回到刘备身边以后,正值刘备东征,刘备从巫峡、建平至夷陵界“立数十屯”,同时任命将军冯习为大都督,张南为前部先锋,辅匡、赵融、廖化、傅彤等各为别督,并先遣吴班率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向以陆逊为首的东吴军队挑战,结果被陆逊火烧联营,打败蜀军。在这场战争中,虽然不见廖化表现的记载,从刘备任命廖化别督这一武官职务来看,廖化在军事方面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潜质和能力的(见《三国志?陆逊传》)。
公元223年,诸葛亮开建府署任命蒋琬为东曹掾。举荐茂才的时候,蒋琬一再谦让,并向诸葛亮推荐刘邕、阴化、庞延、廖化等人(见《三国志?蒋琬传》)。这时候廖化的职务是参军(见《三国志?廖化传》),同诸葛亮的心腹爱将马谡等同。参军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参谋,属于幕僚性质,参与军事行动的组织和策划。从这两段记载看,诸葛亮对廖化还是比较重视的,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对廖化的评价也是不错的。
《三国志?廖化传》中说廖化“后为督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虽然因为交代没有具体的时间。但我们也可以从其它的史料中寻找到一些线索。
据《三国志?郭淮传》记载:公元249年,魏将郭淮率兵攻打驻扎在成重山的廖化,结果大败姜维、廖化的部队。此时的廖化官居阴平太守。但在这之前,廖化还是打了个胜仗的。魏将王赟、游奕就被廖化杀的大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廖化还是具备一定的军事指挥和作战才能的。
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公元263年,魏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等分兵进攻蜀国,当时蜀汉的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将领都远在沓中,后主刘禅派张翼、廖化等抵御。结果防御失败,蜀国同年灭亡。这时候的廖化已经是右车骑将军,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之类的职务也应该在这段时间。从廖化的官职升迁和史料记载的事件看,廖化在蜀汉后期也是得到后主刘禅的赏识的,官职比诸葛亮时代还要高。
公元264年,蜀国亡国后,廖化在被迁往洛阳的途中病故。
以上就是史料中对廖化的记载。从中我们看不出廖化有什么能力不足之处。陈寿的《三国志?廖化传》对廖化的评价是:果断刚烈。廖化,称得上是一位儒将,也是蜀汉政权从崛起、兴盛到最后灭亡的见证人。他有一定的能力。既有地方管理经验,又有率兵抗敌武将生涯,加上能得到蜀汉两代帝王及诸葛亮的重用,也算得上是个人才。
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廖化的形象比史料记载的要丰满一些。廖化在第二十七回一出场,就帮了关羽一个大忙:杀了同伴杜远,救了刘备的二位夫人。后来又在刘备入川前夕率军投靠。关羽进攻曹操、威镇华夏之时,廖化随之冲锋陷阵;关羽被围,廖化又是自告奋勇前往上庸求救;刘封、孟达拒不派兵,廖化当即“遂上马大骂出城,望成都而去”,忠肝义胆,跃然纸上;后主登位以后,廖化一直随诸葛亮出现在北伐的第一线,真可谓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还差一点杀掉了司马懿;诸葛亮去世后,廖化又同姜唯一起为完成诸葛亮的遗愿而继续征战在疆场上;蜀汉灭亡后,“。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后皆忧死”。罗贯中特别在此处加上了“忧死”二字,足见对廖化的赞赏。从小说中我们也找不到作者贬低廖化的描述。
从史料、小说看,似乎都找不到廖化能力不够的地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之前我们在史料介绍时说到:廖化后来被后主先后任命为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的高位。因此,有评论认为:廖化如此深受重用,必定是功勋卓著。但问题偏偏出在这里。因为忽略了一点:此时的廖化却已是年事已高、风烛残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又恰恰与此有关。
《三国志?宗预传》中提到:诸葛瞻刚刚掌管朝中大事的时候,廖化曾经想和宗预一起到诸葛瞻家去拜访,宗预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凑这个热闹干什么?”这个时间根据《三国志?诸葛瞻传》记载,大概在公元261年左右。也就是说在公元249年的那场战斗中,廖化都差不多六十岁左右,已经是高龄了。之后所授予的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等职务有敬老之嫌。并不能说明其在对抗曹魏的战争中因为有多大的功勋而得到提拔。可能也就是《三国志?诸葛瞻传》的这段记载,被后人利用,从而创造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成语。但意思已经完全变了。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原来历史上的廖化作先锋和后世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蜀国亡国的前夕,就因为后主刘禅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派上战场,能说明在蜀国没有什么人材吗?看来这个成语有点不妥。从廖化的年龄看,这还有点老骥伏枥的味道,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廉颇有相似的地方,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廖化作先锋”和“蜀中无大将“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后世者常常以此来指责诸葛亮,看来是有点搞错方向了:如果说是因为廖化无能的话,从史料看,廖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只不过没有姜维、夏侯霸那么出名;如果说是指廖化七十多岁还要被指派上阵杀敌,那和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这是刘禅的决定,这时候的诸葛亮已经死了29年了,而且这时候的廖化只是年老,却并非无能;如果说这是由于诸葛亮对蜀汉人才的培养不够,造成后来老廖化作先锋的话,更是有点牵强,又不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就灭亡了,中间还隔着蒋琬、费祎等几代领导集体,单纯把责任都推到诸葛亮身上,有欠公允。以笔者看,象廖化这样的忠勇仁孝之士,又有领兵作战的经验,就算到了七十岁刘禅还会用他去作先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没准还是这个忠臣孝子自己自告奋勇、主动请战的呢。“廖化作先锋”只是个案,不用联想的太多。
话说孙坚
在后汉末年群雄争霸的诸侯之中,孙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的。一方面是他在镇压黄巾、讨伐董卓等战争中战功卓著,在东汉末年很有名气;另一方面他还是小霸王孙策、吴大帝孙权之父。因此史料上关于孙坚的记载相对于其他诸侯而言比较翔实。我们从史料上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现象:基本上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不过在现代的一些评论中,孙坚的形象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变的模糊和混乱起来。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孙坚呢?
(一)
陈寿的《三国志》对孙坚的评价是:“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先抛开诸如“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的优点和“轻佻果躁”的缺点不谈,首先看看“有忠壮之烈”的这个评价。综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其它诸侯,似乎还没有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说明孙坚的“忠壮之烈”在三国及西晋时期都是基本上是得到认可的。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中也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原因从这两位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据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记载,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皇帝派遣司空张温代理车骑将军,向西征讨边章、韩遂叛乱。张温上书请求派孙坚为军事参谋,屯驻长安(今陕西西安)。张温以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延了很久才来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则是很不服气,估计当场就发生了言语冲突。孙坚当时在座,就上前对张温说:“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孙坚对董卓的嚣张狂妄非常不满,建议张温以召见不按时到达的罪名,以军法处斩董卓。张温却担心董卓在陇蜀一带享有威名,“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坚说:“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於是在矣。”张温始终还是下不了手。事后朝中大臣听说孙坚历数董卓的三条罪状,无不叹息,孙坚被破格升为议郎,和这件事情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久董卓乱政,孙坚还感慨:“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虽然以孙坚的政治眼光不可能预见董卓后来的狼子野心,但这件事情也足以让史家们对孙坚赞叹不已。
董卓乱政以后,各路诸侯迅速组成联军对抗,孙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各路诸侯都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有孙坚表现最为积极,一往无前,英勇作战,而且颇有胜绩。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冬,孙坚正在鲁阳城东与部下喝酒,董卓的步骑共数万人突然出现,孙坚在席间谈笑风生,命令部众整顿队伍,不得轻举妄动。后面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撤座,引导部队入城,对身边部下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是唯恐兵众慌乱互相践踏,这样你们都进不了城了。”董卓见孙坚阵容整齐,不敢攻城,引兵撤退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移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东面,董卓派大将徐荣大举进攻,孙坚初战不利,只与数十骑侍突围而出。他常戴红色头巾,就脱下头巾命令亲信侍卫将领祖茂戴上。董卓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得以从小道脱身。不久,孙坚重新收整兵马进驻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攻击孙坚,孙坚大破董卓军,并斩其都督华雄。孙坚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惧,派李傕前来请求和亲,让孙坚列出担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许诺仍旧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诛其三族,将其首级悬示全国,则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之和亲呢?”于是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离洛河(源出陕西洛南县,流经河南省西部)九十里。董卓率兵出,与孙坚激战于皇陵之间。董卓兵败逃走,屯军渑池。孙坚接着进军洛阳,又击败吕布。孙坚的骁勇善战让董卓心惊胆战,董卓曾对手下提起:“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刘表、孙坚才是心腹大患。董卓的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进入洛阳后,面对“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同时,孙坚命令部下修复汉朝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开的各王公贵族的坟墓。
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像袁绍、袁术凭借其世家大族所积累起的社会资源开始填补临时的权力真空;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孙坚的奋斗在开始时,个人的成名欲望是建立在为朝廷建功的基础上的,在朝廷失去权威性时,他们的努力仍是要恢复朝廷原先的权威性,像孙坚这样非世家大族者,在没有与地方大族结合以前,寻求的主要是军功,所以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占有多少地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朝廷的承认,他无法占有什么地盘。因为此时虽然朝廷的权威已受到置疑,但仍然是天命的唯一来源(虽然已削弱)。这种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孙坚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据裴松之《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孙坚在出兵之前已经很清楚越界的后果,一番表白不应看做是巧妙回避,应该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三)
以孙坚短短的三十七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孙坚并非象某些评论所写的“心高志大,敢于问津帝王之霸业”,而是从未有过邈视汉室的不臣之心,之所以会被人误解,实乃个人性格所至。
历史上的孙坚虽说是孙武之后,《吴书》的作者韦昭吹捧他是“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虽然韦昭极力替孙坚涂脂抹粉,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富春孙氏其实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更有人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泼皮无赖出身),从刘义庆的《幽明录》“种瓜为业”和陈寿 “孤微发迹”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所言属实。十七岁时,孙坚因斩杀海盗胡玉的手下而一举成名,被官府召作假尉。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许昌在句章起事,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聚众造反。孙坚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勇士,征得千余人,与州郡联合将其击败。被任命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县丞,几年后迁为盱眙县(今江苏今县西南)县丞,又转为下坯县(今江苏睢宁北)县丞。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随朱儁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为佐军司马。《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说孙坚“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一次在战斗中,孙坚受伤落马,横卧草丛之中。其军分散,不知他在何处。孙坚所骑骢马驰返营地,用蹄掌刨地呼鸣,将士们跟随青白马在草丛找到了孙坚。孙坚休养了十几天,伤好了一点就立刻派兵出战。在宛城一役中,孙坚身先士卒、率先登城,在他的带动下,部下蜂拥而上,很快取得胜利。孙坚也因为此役的出色表现而升任别部司马。参加联军讨伐董卓途中,孙坚先后斩杀朝廷地方官员王睿、张咨;在与董卓的较量之中,他能在失败后马上重新集结队伍,迅速发起反攻并取得胜利。
从这几个小片段,我们能看到一点什么?笔者有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孙坚之所以能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取胜,靠的不是有多么高的战术水平,他能取得胜利的法宝只有两个字:勇猛!以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原本就不属于那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
我们再透过孙坚对很多事情的处理进行分析,可以再进一步对孙坚做出另外一个评价:孙坚只是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说孙坚没有政治头脑,这一点也没有冤枉孙坚。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却没有占南阳为己有,反被袁术做了南阳太守,粮草供应要依赖袁术;杀荆州刺史王睿,也不能控制荆州,反被刘表趁虚而入,结果孙坚不但要在不久以后再打荆州,而且最后还丢了性命。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的观点是:因为孙坚根本就没有想过向其他诸侯一样占地为王,逐鹿中原,或者说孙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头脑。似乎孙坚就是为战争所生,所以任何阻挠他去参加战争的人或者事,他都不能容忍。会稽平叛,孙坚勇往直前,得罪了当地及临郡的各大豪族却浑然不知(逼娶吴郡贵族吴氏,又全然不觉自己“轻绞”之名已经对各大毫族留下恶劣印象);长沙郡区星作乱,朝廷任命孙坚为长沙郡太守。孙坚一月之间便消灭了区星。周朝、郭石等人率众在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州)起事,孙坚越郡讨击,三郡肃然。孙坚平乱,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却又违反了朝廷法令;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影响了孙坚讨伐董卓、光复汉室的宏愿,孙坚毫不留情的把他杀了;武陵太守曹寅伪造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征讨文书送给孙坚,历数王睿的罪状,命令孙坚捉拿王睿,孙坚想也不想就执行了。当王睿问及理由时,孙坚的回答是:“因不知罪而获罪。”不但王睿到死都没弄明白因何被杀,笔者认为就连孙坚也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在加上“轻佻果躁”的性格,在群雄逐鹿、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时代注定是被人利用、功败垂成的。董卓带着皇帝跑了,诸侯联军散伙了,自己的力量又不够,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本是想带着豫州刺史的头衔到豫州稍做休整,不想各路诸侯的纷争又起,危及到自身的安全。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曰:“袁绍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到这个时候孙坚心里想的还是“救社稷”,要不然也就不会“言发涕下”而不忍自相残杀了。在这种形势下,再没有头脑的人也都明白要力求自保,为达到这个目的,孙坚终于放下了当初“同举义兵,将救社稷”的宏愿,同原来关系就不错、而且又与袁绍交恶的袁术结为同盟(也有说是投靠袁术的,不过这是一段历史公案,也并非本文重点,不再赘述),参与到诸侯混战的行列之中了,结果是越险越深,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同袁术一起合力击败了周喁。随后,袁术派遣孙坚出征荆州进攻刘表。刘表派手下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一带迎战。孙坚一举将其击败,并渡过汉水包围襄阳。但在“单马行岘山”时,被黄祖的士兵射杀。一个曾经令董卓闻风丧胆的一代猛将却死在一帮小喽罗的箭下,时年三十七岁。
(四)
终其一生,孙坚实乃一介武夫,只能称之为是一个一流的战将,算得上是一个长胜将军。但孙坚缺乏政治头脑,始终被人利用,虽说早期有“忠壮之烈”之美誉,但不久就卷入了诸侯的大混战当中,自身难保,奢谈“同举义兵,将救社稷”,打着打着,就连自己应该干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了方向,忠臣做着做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的忠臣;至于罗贯中所说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之类的英雄,孙坚不是那种人。至于说到政治家,孙坚更是连边都沾不上。他对后来孙策的兴起东吴政权的创立也没有多大影响,自己奔波一生而无立锥之地,最后连妻儿老小都要寄人篱下。有人戏称孙坚是“三十七岁留下的只有一个寡妇和五个孩子”,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
从哪里蹦出来的周仓---兼与丘振声先生商榷
周仓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里虽然着墨不多,但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倒不是因为罗贯中对周仓的刻划有多成功,究其原由,主要还是因为关羽的缘故,青龙偃月刀、赤兔马、周仓都是与关羽形影不离的三样“宝贝”,一提到周仓,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关羽,反之亦然。随着关羽红透大江南北,成为崇拜的偶像,周仓也是身价倍增。不但是在戏曲舞台上频繁出现,在关帝庙也是少不了的一员,同关羽一起被后人供奉。据说在广东、湖北、山西等地,还有专祀周仓之庙,真是极尽荣耀。
不过翻遍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为《三国志注》等史书,均不见周仓的影子,三国以后唐、宋等几代的野史、笔记、诗文也是看不到关于周仓的记载。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那这个周仓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
周仓这个人物形象,应该属于民间艺人们的杰作,出现时间可能在元代。最早记有周仓踪影的作品是由民间艺人创作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不过此时的周仓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他并不是关羽的跟班,而是与关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蜀汉后期的一员战将。该书中的周仓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被诸葛亮派遣“使木牛流马运粮”,结果被司马懿抢走了几辆木牛流马回去研究;第二件事情时当司马懿想不出木牛流马如何使用的时候,周仓被派去戏弄司马懿,这段情节写的非常的有趣:
又数日,见护将三百军赴寨前。周仓带酒高叫元帅:“军师交我下战书来迎敌,见输赢。不战即合纳降。尔为魏之名将,何为闭门不出?”元帅言:“周仓带酒!”令左右人取酒与周仓吃,吃的大醉。司马言:“多与金珠财宝。诸葛木牛流马,打一杵可行三百余步,我造木牛流马,打一杵只行数步。有甚法度,你说与我,我与你万万贯金珠,可受满家富贵。”周仓笑曰:“军师木牛流马,提杵人皆念木牛流马经。”又言:“打木牛流马者,皆是我管。今夜入寨写牛流马经献与元帅。”司马大喜,与周仓三十贯金珠、两疋好马。“若周仓你写来,交你富贵不可尽言。”
周仓去后,三日再来,司马慌接,令左右人将来。周仓去了。司马接看大惊,乃是武侯亲笔写来,言:自古将材,无五人会造木牛流马。尔为魏之名将,问我学木牛流马经,后人岂不笑耳!”司马碎其纸。
从现有的资料看,《三国志平话》中刻划的这个人物可能就是最早的周仓形象。这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毫无特点,毫无称道之处。
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关大王单刀会”中,周仓开始出现在关羽的身边。从人物形象形成的延续性规律分析,《三国志平话》后的民间传说和戏曲中可能已经对周仓进行了进一步塑造。关汉卿则是对当时塑造出来的周仓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提炼加工。也正是由于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周仓这一人物形象开始变的广为人知。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显然受到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的影响,保留了单刀会中周仓这一人物,同时对周仓进行了再创造。小说中的周仓比起之前的塑造要丰满的多。人物刻划也比较深刻。
演义中的周仓在第二十八回出场,是一个黄巾余部,因为仰慕关羽的盛名而投靠关羽,成为关羽的部下。为什么要把周仓写成是黄巾余部呢?丘振声先生在《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中认为目的是“要人们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毛宗岗在评论原因时也认为“关公既遇廖化,又遇周仓。廖化是黄巾,周仓亦是黄巾。化之从公后于仓,而仓之慕公切于化。夫使仓而不与公遇,不过绿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厢绘像,仓得捧大刀立于公之侧,竟附公以并垂不朽。可见人贵改图,士贵择主。虽失足雈苻,未尝不可以更新;而单身作仆,胜似拥喽啰称大王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必站的住脚。试想:罗贯中参与过推翻元代统治者的农民起义,曾经亲眼目睹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深恶痛绝,所以才参加农民起义,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见《稗史汇编》)。如此说来,同汉朝的黄巾起义属于同一类型、同一阵营,似乎不太可能去劝告世人“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而同时代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农民起义出身,罗贯中也用不着去贬低农民起义;其二,丘振声先生自己也认为罗贯中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是肯定的。在丘先生的《三国演义纵横谈》中的“有志图王者罗贯中”一文中,丘先生写到:“他与起义军有过一段血肉相连的生活,使他对农民起义的性质和作用有较为正确的认识。他创作的《隋唐志传》,热情地歌颂了程咬金、秦叔宝等瓦岗寨的英雄。在《隋谈唐五代史演义》中??????(对于黄巢的刻划)更是写的悲壮动人。他(罗贯中)对农民起义是肯定的。对农民起义采取如此鲜明的态度,在我国古典作家中,并不多见)。既然如此,为何又说把周仓写成一个黄巾余部是为了要“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说毛宗岗的点评是丘先生所言的原因,倒是比较有道理的,但对于罗贯中却不是如此。从《三国演义》分析,罗贯中对农民起义的确是肯定的,因此,把周仓写成一个黄巾余部出身不应该认为是劝说世人不要造反,而是要提醒读者:在农民起义的参加者中,到处都有象周仓这样的忠义之士,并通过对周仓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驳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及起义将领的污蔑,罗贯中用他的特殊方式在对农民起义及起义将领进行颂扬。这样理解显得更加合乎逻辑。同时,罗贯中延续了之前民间艺人和戏曲家对周仓形象塑造的精华,仍然把周仓这个黄巾余部放在“千古忠义”的关羽身边,不但符合国人常说的“一个好汉三个帮”的传统观念,而且有其深意的。关羽原本的出身就不好,不属于官宦之家,是一个平民英雄,而周仓则是因为深受统治阶级压迫参加农民起义进而落草为寇的劳苦大众,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憧憬和向往。这样理解罗贯中此举的目的,显得更加有情理。
周仓投奔关羽以后,参与了关羽历经的围绕荆州发生的斗争。第六十六回的“单刀会”中,周仓与关羽配合默契,智斗鲁肃。在关羽被鲁肃出言反驳、形势危急的时候,周仓挺身而出,与关羽合奏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后人有诗赞关公曰:“藐视吴臣若小儿,单刀赴会敢平欺。当年一段英雄气,尤胜相如在渑池。”云长自回荆州。
罗贯中对周仓的描述虽然不多,但是对人物的刻划却是非常成功的。象“单刀赴会”一节,篇幅虽短,但大开大阖、气势磅礴,即突出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又衬托出周仓的临危不乱、急中生智,可谓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属神来之笔!比之《三国志平话》中的周仓,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关羽兵败而亡时,罗贯中也没有忘记对周仓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进一步的塑造:
却说王甫在麦城中,骨颤肉惊,乃问周仓曰:“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汙,立于前;急问之,忽然惊觉。不知主何吉凶?”正说间,忽报吴兵在城下,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王甫、周仓大惊,急登城视之,果关公父子首级也。王甫大叫一声,堕城而死。周仓自刎而亡。
罗贯中对周仓结局短短的描述,也完成了周仓最后的壮举。通过罗贯中的刻划,我们对周仓这个黄巾余部的印象更加深刻:好一个忠义之士!
三种打督邮 三种意境
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在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中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构思和想法,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没有写。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鱼豢的《典略》,不过以陈寿在西晋官居著作郎的身份,也是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资料和记载的,但对于刘备打督邮这一历史事件,在自己尚未弄清刘备打督邮的来龙去脉之前,陈寿只是简单的将其记录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而没有指出缘由。作为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当然,也就因为陈寿的严谨,对于一些似是而非资料的弃之不用,以至《三国志》的记载太过简单,给后世进行研究和分析造成了诸多不便。裴松之对于陈寿“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说陈寿对于打督邮的记载体现出的是严谨的话,这段历史材料到了后来的民间艺人手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充分展现出民间艺人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独特思维。集三国民间传说之大成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先,民间艺人们觉得打督邮的故事如果按照史实放在刘备身上的话,不符合作为以仁义著称的刘备形象,而放在已经被他们认定的莽汉张飞身上更加合适,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张冠李戴。请看《三国志平话》的故事设计: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您众官人每,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刘备曰然。使命曰:“杀了太守是你么?”刘备曰:“太守在后堂中,明有灯烛,上宿者三五十人,杀太守二十余人,灯下走脱者,须认得是刘备。那不是刘备。”督邮怒曰:“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是你来!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前者参州违限,本合断罪,看众官面,不曾断你。因此挟仇,杀了太守。你休分说!”喝左右人拿下者。
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
痛快吧!整个一江湖好汉、草莽英雄!民间艺人可不管你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估计当时在市井街坊讲述这个打督邮故事时,听众们一定是掌声雷动,叫好不止,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打督邮的故事发生在刘备的身上了,也就更不会去理会最后刘、关、张去落草为寇的结局又是不是符合刘备的性格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民间面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不过,民间传说始终是民间传说,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它还需要文学家们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传于世,,文学家们也需要吸取历史和民间传说的养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进行再创造。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延续性。很明显,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综合了史书《三国志》记载的故事和民间艺人们《三国志平话》的说法,创作出一个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邮: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
在《三国演义》中,打督邮的还是张飞,但是没有了《三国志平话》中“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场面,又删除了落草为寇的不合理成分。从故事的编排到对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国志平话》显然高出了一个档次。
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关于这个故事描述的区别。《三国志》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史学家严谨和简略的历史面貌,《三国志平话》则体现出一种民间艺人对史料的延续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民间面貌,而《三国演义》却又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家那种取之于历史、改之于传说、用之于作品的文学面貌。三种描述,真是各显风采、各尽其妙,三种打督邮 ,体现出来了三种意境,可谓妙哉!
论刘焉
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在后汉末年时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的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公元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据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的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的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象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象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的有三个: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的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从刘焉死后,“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况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主动或刘焉指使,也在努力发展属于自己的当地势力。因此,笔者推测,后来刘焉对贾龙下手,很可能是因为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势力与贾龙的势力发生冲突,刘焉看到无法协调,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因为按照刘焉多年的政坛经验,似乎不可能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够代表益州广大豪强地主利益的贾龙势力,这样对刘焉在益州的管理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当时已经出现了另外一股能与贾龙势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势力,刘焉不用顾及会产生较大的后遗症,才会放手一博。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进一步认为:贾龙所代表的仅仅是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后来赵韪的地步,而且在贾龙势力崛起的过程之中,极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董扶、赵韪才能乘虚而入,迅速团结这一部分的势力与贾龙对抗。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刘焉集团的主体是南阳等地而来的东州士,而刘焉又是利用东州士与当地势力的矛盾发难的说法,笔者认为似乎不妥。因为这批人从几个地区移民而来,刘焉也需要时间来进行整合,同时这批东州士在史料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有名的人物,单纯把矛盾全部推到这些人身上的说服力不够。笔者认为:刘焉是利用了董扶、赵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势力与贾龙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为加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对益州的各大派系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洗牌,借机铲除异己。而所谓的东州士只是后来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灵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了个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的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而且已经做好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的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个最后将会谈到,暂且不表)。
第二,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它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集团。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米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于朝廷征剿之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刘焉此去益州有没有协助征剿五斗米道的任务,不过刘焉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保障东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刘焉派遣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杀到别人管辖的底盘去了,这就等于把张鲁送上了汉中王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都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似乎刘焉同张鲁的母亲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公平。从当时张鲁的势力和刘焉的一生看,提拔张鲁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刘焉利用张鲁切断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张鲁则利用刘焉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不过,不管是什么方式都好,刘焉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外部也就是和张鲁的关系。
第三,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后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象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后,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干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也有资料说刘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此处以《三国志?刘焉传》为准)。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征发,(刘焉)皆不至”,气的董卓“收(刘)范兄弟三人,锁械於郿坞,为阴狱以系之。”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让后世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三)
第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提到,造成的影响很大,也牵涉了几个著名人物,事情应该假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前面的分析看,随着刘焉自己在益州地位的巩固,东汉政权境内诸侯割据愈演愈烈、东汉已经是政府朝不保夕,根本无力理会刘焉的所作所为。刘焉此时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虽然他没有向袁术那样公开称帝,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对东汉政权的不屑一顾,以行称帝之实;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件是《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的“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因为听了相面的说吴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刘备的穆皇后)有大贵之相而让自己的儿子刘瑁娶之过门。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为陈寿职责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罪证之一。严格的说,陈寿的评价虽不算太离谱,但有点牵强。这个评价有点不可全信,只能说是有可能。吴壹一家原本就是随刘焉入川,也可能是吴壹在巩固刘焉地位的诸多斗争中立场坚定而受到刘焉的赏识,加上吴壹的妹妹也的确长的是国色天香(要不然刘备怎么会后来娶这么个寡妇做皇后呢?),所以刘焉才让自己的儿子娶其过门。陈寿的这个评价有株连之嫌。
第三件事情就比较离奇。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想当土皇帝、阴谋自立的刘焉,在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居然同留在长安的儿子刘范一起暗中和屯兵于郿的凉州集团的马腾联合起来,企图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这一招相当的冒险,因为如果不成功,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肯定会丢掉性命。结果刘范、刘诞也确实因为马腾的兵败而丧命(见《三国志?刘焉传》)。前面两件事情还算是比较好解释,而这第三件事却好象和后世对他的评价有点不相符。进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属于勤王的义举,难道陈寿对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的评价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史料上来寻找答案。
据《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记载:“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从这段记载看,刘焉和马腾、韩遂一直就有联系,关系应当不错,因此刘焉和马腾联合进攻长安是有可能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记载:“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把时间也交代清楚了;那马腾当时去进攻长安是什么身份呢?据《三国志?马超传》记载:“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锺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幹於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从这一段记载看,马腾虽然是朝廷任命的征西将军,但此时还要锺繇“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说明马腾与韩遂之间出了点问题。到底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呢?据《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记载:“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雠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马腾被韩遂打的连妻子都被杀了,可见力量削弱的严重程度。把史料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腾有心勤王,但力量明显不足,所以向刘焉求助。而刘焉派出的仅仅是“叟兵”,根本就没打算真心帮忙。那还是派兵又是什么意思呢?联系到李傕、郭汜对待汉献帝的态度,笔者认为可能性有这么几个:
首先,刘焉是希望马腾与李傕、郭汜血战一场,拼个你死我活。一方面进一步削弱马腾的力量,以免其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发展,同时又担心马腾的力量太弱,不堪一击,达不到让其两败俱伤的目的,就派出几千人马来助威,让李傕、郭汜有所顾及,也好让马腾全力以赴,而自己的损失又不会太大;其次,刘焉是想让李傕、郭汜觉得汉献帝始终是个累赘,与其让汉献帝留在身边听任天下诸侯勤王而不断削弱自己,还不如一刀将其结果以初后患;第三,万一马腾要是打赢了,自己也可以捞个勤王有功的美誉,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阴图异计”创造更好的条件。一举数得,其用心非常的阴险。
显然,刘焉没有顾及到儿子的生命。可惜,最后的结果令刘焉非常的失望,马腾战败,儿子也搭上了性命。这时益州也出现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一场无情的“天火”把刘焉精心制作的车具全部烧毁,同时大火殃及全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在这场火灾中毁于一旦。刘焉不得已把州治迁到了成都。刘焉觉得非常的不吉利,也许在这个时候,刘焉的头脑才逐渐清醒,感到自己的失策,“既痛其子,又感祅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终于是一命呜呼。
(四)
陈寿对刘焉的评价是:“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刘焉一生,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以达到自己割据一方,图谋称帝的野心,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给刘璋留下的益州也是问题多多,难以收拾。一方面在打击贾龙势力的同时,没有很好地控制赵韪势力的过度扩张,也没有处理好赵韪势力与东州士之间的关系,导致后来赵韪势力的叛乱,削弱了刘璋统治益州的主要力量;没有处理好张鲁与儿子刘璋的关系,使得双方在自己死后最终反目成仇,导致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送给了刘备。
从刘焉一生的情况看,他是一个阴险的野心家,同时却也具备一定的能力,但终究不属于如曹操、刘备、孙权之类的天下豪杰,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显得志大才疏,难逃失败的命运。
“不毛”是实指还是虚指
诸葛亮《出师表》中有这么两句:“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关于“不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曰“不生长草木五谷,不种桑麻,也指最荒瘠的或未开辟的地方”(见《辞海?不毛》);二是认为“不毛”中的“毛”是“苗”的假借。如段玉裁《说文》注中云:“毛苗古同音,苗亦曰毛,如‘不毛之地’,‘不毛’即‘不苗’,也就是不生长庄稼的地方”。这两种注释都认为诸葛亮文中的“不毛”,是虚指那些“不生长草木五谷、不种桑麻”或“最荒瘠的或未开辟的地方”。如果“不毛之地”真如以上所云,那诸葛亮又何必历尽千辛万苦南征到这些地方去呢?就是深入了“不毛”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有悖于诸葛亮南征的目的。
那么,“不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历史。后主刘禅即位之后,蜀汉人心尚未稳定,雍闿、孟获叛乱,严重危及蜀汉政权。诸葛亮要实现“思惟北征”一统汉室的宏伟目标,首先就要进行南征,平息叛乱。蜀汉建兴三年春,忽闻魏文帝曹丕兴兵征吴,诸葛亮认为时机已到,于是调集兵马,向南中进军。到是年秋“遂平四郡”,这里所指的四郡,即:益州(郡城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永昌(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县)、越巂(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四郡。这四郡是不是“不毛之地”呢?据《华阳国志?南中志》介绍:益州郡素有“盐池田鱼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永昌郡又是“金银宝货之地”;《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也提到:到这四郡做官的“皆富及累世”,有的甚至“富及十世”。可见南中地区显然不是不毛之地了。如果把《出师表》中的“不毛”解释为“不生长草木五谷、不种桑麻”或“最荒瘠的或未开辟的地方”,肯定是不确切的。
既然如此,“不毛“到底指哪里呢?笔者推测是指缅甸东北部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就是三国时候的永昌郡辖地。这个永昌郡,原为哀牢国地。“其国土肥沃,居民从事农耕、纺织等业,并与交趾、大秦贸易”(《辞海》352页)。东汉时哀牢王要求内属,东汉政权将原哀牢国地与益州郡析出的六县,共置为永昌郡。东汉的永昌郡就包括了今天的云南西部及缅甸东北部地区,是当时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雍闿、孟获叛乱的中心,诸葛亮对这样重要的战略要地当然不会放过,很有可能到过这里;其次是:印度古代梵文称缅甸为“缅玛”,缅甸语自称为“不毛”,故此英语译作Burmd,即“不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毛”应是实指某一地区,而这个地区,就是永昌郡的今缅甸东北部地区,这才符合诸葛亮《出师表》的原意。
附注:本文根据笔者旧作改编,特此说明。
说说“桃园三结义”
“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罗贯中把它放在《三国演义》开篇的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黄巾起义危及到幽州的安全,太守刘焉出榜招募义兵。刘备,这个已经沦落到“贩屦织席为业”的小贩,和“颇有庄田,卖酒屠猪”的个体户以及杀人犯关羽三人在涿县相逢,一见如故,便在桃园结为异姓兄弟,共同开始了鏖战疆场、创建蜀汉政权的征途。随着几百年来《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著的广为流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也变的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了。
在历史上,刘备、关羽和张飞是个什么关系呢?
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张飞传》中提到:“羽年长(张飞)数岁,飞兄事之”
《三国志?刘晔传》也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这三段史料足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则刘关张三人关系亲密的“恩若兄弟”;二则是“恩若兄弟”而非结拜兄弟,史料也无结义之说。不过,这段史料却给了后来的民间艺人、剧作家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有专家考证“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概在宋元时期就开始流传。宋末元初赫经在《重建庙记》中已经出现了“初,王(关羽)及车骑将军飞与昭烈为友,约为兄弟”的说法;《关羽戏集》中也引用了元末诗人的诗句“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弟与王”;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蒲州州尹臧一鬼欲谋自立,请关羽为帅。关羽杀之,逃往涿州范阳。张飞则在当地开了一家肉店。张飞故意在店前用千斤巨石压住一把刀,并扬言如有人能搬开巨石,就分文不取,送肉给他。一日关羽路过张飞的肉店,搬动张飞用以压刀的千斤巨石而不受肉。张飞回店后得知消息,专门去到关羽入住的客店相访,并拜关羽为兄长。二人后来又遇到刘备,二人见刘备长相非凡,便邀其一起喝酒。刘备大醉而卧,只见有赤练蛇钻如刘备七窍之中,关羽觉得“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于是又共拜刘备为兄长。三人在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并立誓“不求同日而生,只求同日而死”。这个故事虽然饶有趣味,但又未免荒诞。元代《三国志平话》中的“桃园三结义”构思的就好一些: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不因躲难身漂泊,怎遇分金重义知。
却说有一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乃燕邦涿郡范阳人也;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身长九尺余,声若巨钟。家豪大富。因在门首闲立,见关公街前过,生得状貌非俗,衣服蓝缕,非是本处人。纵步向前,见关公施礼。关公还礼。
飞问曰:“君子何往?甚州人氏?”关公见飞问,观飞貌亦非凡;言曰:“念某河东解州人氏,因本县官虐民不公,吾杀之。不敢乡中住,故来此处避难。”飞见关公话毕,乃大丈夫之志。遂邀关公於于酒肆中。飞叫量酒,将二百钱酒来。主人应声而至。
关公见飞非草次之人,说话言谈,便气和酒尽。关公欲待还杯,乃身边无钱,有艰难之意。飞曰:“岂有是理!”再叫主人将酒来。二人把盏相劝,言语相投,有如契旧。正是:龙虎相逢日,君臣庆会时。。。。。。。。
当日,(刘备)因贩履于市,卖讫,也来酒店中买酒吃。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罢。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
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敞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一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有德公,见汉朝危如累卵,盗贼蜂起,黎庶荒荒,叹曰:“大丈夫生于世,当如此乎!”时时共议,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解天子倒悬之急。
这个这个情节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情理。但是对人物的塑造还是比较粗糙,而且立意也低。
罗贯中不愧为文学巨匠,这些史料、故事到了他的手上立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罗贯中删除了一些荒诞的成分,改成了三人在国难当头,欲投军破贼、保国安民、共举大事这个目标一致的大前提下结为兄弟,尤其在三人焚香再拜说誓言时道出:“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样一来,立意也就高了,朋友关系拔高了一大步,把一个单纯的结拜变成了一种共赴国难的相互扶持,使人倍敢崇高而亲切。一部大书把“桃园三结义”放在开头,这就为以后他们三人为实现“共举大事“这么一个奋斗目标,而能”同甘苦、共休戚、患难相携“的深厚情谊埋下了伏笔。因此,在以后的岁月中关羽、张飞为辅佐刘备恢复汉室而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就更加令人信服了。
汉献帝刘协的悲剧人生
提到后汉三国人物,大家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魏、蜀、吴三大势力的人物身上,因此关于这些人物的介绍及研究文章汗牛充栋。不过,当我们认真地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一直被大家所忽略而又不能遗忘的人物—汉献帝刘协。如果没有这个人物的存在,那三国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将重写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汉朝的末代皇帝的一生吧。
在后汉三国时代,有一对同年出生又同年去世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后世称之为“古今第一贤相”的诸葛亮,而另一个就是本文的主角汉献帝刘协了。刘协,字伯和,是汉灵帝刘宏的第二个儿子,母亲为王美人,据《资治通鉴》、《后汉书》、《三国志》等相关史料记载:王美人生下儿子刘协后,因为担心被何皇后迫害,便将刘协交给董太后亲自抚养,不久,王美人果真被何皇后在药中下毒杀害,儿提时的刘协便失去了母亲。也许是出于对王美人的怀念吧,在后来群臣请求灵帝册封太子之时,灵帝想立刘协,认为长子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但到最后灵帝却又犹豫不决,没有下文了。不久,灵帝病重,把刘协托付给蹇硕。公元189年4月,灵帝于嘉德殿驾崩。这样一来,继承人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的关注。宦官蹇硕当时在皇宫中,想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为皇帝,不料消息被泄露,计划失败。经过一番争夺,刘协的同父异母兄弟刘辩得以登上皇位,史称少帝。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当中,刘协失败了。幸好当时的他只有八岁,尚且年幼,笔者揣测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应该说不大,也许他还更乐意于玩耍嬉戏,勤奋读书呢。不过此时他的那个同父异母兄弟刘辩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先是在同年刘辩的那位不争气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优柔寡断,原本是想谋诛宦官,结果因行事不密,反被宦官张让、段圭抢先动手给杀了,引起都城洛阳一片混乱。接着是袁绍、袁术等人偕同何进部将吴匡、张璋在洛阳到处诛杀宦官,张让、段圭等人挟持刘辩、刘协兄弟逃跑,结果张、段二人在途中被杀。这两兄弟惊魂未定,在夜里追着萤火虫的微光徒步向南走,想回到洛阳,途中连板车、马都需要从当地农家索要,真可谓狼狈之极。直到董卓出现,两兄弟才算是摆脱困境。却又不曾想董卓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少帝刘辩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把个董卓听了个云山雾罩的,刘协却是一一回答,从始至终,毫无遗漏,这回少帝刘辩的好日子到头了,董卓相互一比较,觉得刘协贤能,而且又是由董太后养大的,他认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于是心里有了废黜少帝,改立刘协为皇帝的念头。机缘巧合,回到洛阳以后,刘协终于在董卓的扶持下当上了皇帝。是年公元189年九月,,刘协八岁。
董卓掌权以后,其暴行引起公愤。各路诸侯迅速起兵讨伐,董卓自知不敌,接受女婿李儒的建议,决定迁都长安。虽然文武大臣都不同意,但在董卓的威逼之下也只能随行。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一路上颠沛流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董早还下令火烧洛阳,二百里内,一片焦土,鸡犬不留。虽然在史料上找不到当时刘协的态度和举动,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一定会让他刻骨铭心。经过这样一番磨难,刘协应该得以迅速的成长和成熟起来。
到达长安后,刘协在董卓专权的的日子里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两年,这期间他目睹了董卓的种种暴行。直到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原本汉献帝刘协可以开始过上好日子了,却不料好景不长,随着李、郭之乱,他又落到了李傕、郭汜的手中。这段日子应该说是他少年时期最痛苦的回忆了。作为国家最高权利象征的刘协,不但没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治国之策,复兴汉室,两年来一直是危机重重,朝不保夕,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之中,汉献帝刘协逐渐成熟了,少年睿智的他开始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并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这个大汉天子的才华和个性,不甘心成为傀儡。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长安出现饥荒,一斛谷居然卖到50万钱,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汉献帝刘协下令开仓赈济,并委任侍御史侯汶负责处理。但灾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善,刘协怀疑侯汶贪污,竟然亲自于御前量试做糜,并证实发放中确有克扣现象,于是下诏杖责侯汶五十,重新派人进行赈灾工作,终于缓解了灾情,同时也给朝中大臣们留下深刻印象。年仅十四岁的刘协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聪慧。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李傕、郭汜由于相互猜忌而兵戎相见,刘协又一次被挟持,并随之颠沛流离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但毫无皇帝的威严可言,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随之一起的朝中大臣常常数日吃不到饭,自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还要亲自出城去采野谷充饥,有的甚至因没有找到粮食而饿死,可谓处境凄惨。有一段时间,刘协就住在以荆棘为篱笆的房子中,连窗、门都无法关上,群臣议事,也只能借茅舍作为朝堂,士兵们执在篱笆上观看,相互拥挤取笑,根本谈不上什么帝王的威严;一次,刘协向李傕要五斗米、五具牛骨,竟遭到拒绝,最后李傕只派人送来了五具臭牛骨。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引起了刘协的强烈不满,本欲与于之理论,在侍中杨琦的劝说下方肯作罢;李傕、郭汜停战以后,献帝欲驾幸弘农,郭汜偏偏不理睬,刘协悲愤得一整天不吃饭,以示抗议。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终于让这个少年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用绝食来表达心中的愤懑。面对残酷的现实,汉献帝刘协长大了。他在等待时机,摆脱目前的困境。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应有的尊严和权利。
终于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机会来了。曹操在这场争夺皇帝的角逐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目的,曹操先是不断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博得刘协和朝中大臣们的好感,在迎接刘协后不久,曹操就借口粮食匮乏,连哄带骗把刘协及一班朝中大臣转移到许昌,至此,汉献帝正式迁都于许昌,也许此时的刘协还以为再也不用经历童年、少年时候悲惨生活,从此走向安定。但结果却又是事与愿违,刘协又一次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了!
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刘协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皇帝,就算是有名无实,但却始终是国家最高权利的象征,既然有那么多人在打自己的主意,那自己也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再重蹈覆辙,完成作为一个皇帝所要完成的职责。因此,刘协看中了曹操,立即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准备借助曹操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其间,刘协少年睿智的名声,也逐渐为当时众人所公认。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写给劝谏袁术的书信中就提到刘协“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虽说是溢美之词,但也证明刘协的确很是聪颖的。不过一代奸雄曹操所需要的却不是这些。老奸巨滑的曹操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帮助刘协光复汉室,只是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随着曹操地盘的不断扩大、权力不断的稳定,曹操逐渐开始铲除异己,集权于一身。对此,刘协是有所察觉的,也是不甘心的,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抗行动。刘协曾气愤的对曹操说:“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说得曹操大惊失色,匆匆告辞,从此不再朝见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协任命自己的岳父董承为车骑将军,借以牵制曹操;刘协又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要董承联络终于汉室的大臣、诸侯,共同铲除曹操。刘协的这一次冒险,反映出他还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不幸的是,刘协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计划泄露而告失败。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处死了参与计划的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并夷灭三族。刘协的贵人董氏也因为受到其父董承的牵连而被害。当时董贵人怀有身孕,刘协虽然极力保护,但最终未能幸免。刘协的失败,宣告了自己恢复皇权愿望的彻底破灭。曹操借此加强了对刘协的控制,“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这时的汉献帝刘协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傀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伏皇后又因早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及曹操的残暴,要其父设法除掉曹操,被曹操发觉,结果伏皇后和其两个儿子及伏氏宗族一百多人被处死,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样一来,刘协不但孩子没了,就连枕边人都没有保住。可以想象这时的刘协的心里一定是在滴血。难怪他在与伏皇后道别的时候悲痛地说出连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之类的话。巨痛之下,刘协绝望了。从此,他不再心存什么恢复皇权之类的空话了。幸好他与那位曹皇后的关系还算是融洽,这多少给了刘协一丝安慰。这位曹皇后虽然是曹操的女儿,但也算是嫁夫随夫,在曹丕篡汉时与刘协保持了高度一致,公然大骂其兄犯上作乱。气得在场的曹休表示:如果她不是先王之女,必一剑杀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故,曹丕袭爵魏王。这时的刘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这可能是刘协再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而做出的特别之举。也许他认为曹操一死,自己就有机会恢复皇权亲政了,所以特意改换年号。不过他这最后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同年,华歆、贾诩、王朗、李伏等众多曹魏的亲信大臣,在曹丕的授意下,直闯汉献帝的寝宫,威逼刘协逊位。刘协终于醒悟了,他担心了几十年一直害怕出现的厄运降临了。刘协不禁全然不顾皇帝的仪态,失声大哭,黯然退入后殿,闭门不出。曹皇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对丈夫的同情,挺身而出,痛责众人,才暂时给刘协解了围。但不久汉献帝刘协终于还是在曹丕的逼迫下于当年10月禅位于曹丕。不过,曹丕倒也象其父曹操一样,没有加害刘协,封其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使用汉天子礼乐,建汉宗庙以奉汉祀。随着汉献帝刘协的退位,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随之结束了。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献帝病故,终年54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孝献皇帝。
终其一生,汉献帝刘协始终是个悲剧人物,虽少年睿智,但一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无法施展;虽有心回天,但先人留给他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可悲!可叹!
关羽的妻子是谁
关羽妻子的问题,不但在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等史料里没有记载,就是在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之中也是不见踪迹。不过,作为千古忠义的化身,一千多年来的那么多民间艺人又怎会放弃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创作机会呢?明代出现的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中,就已经特意添加了关羽妻子的情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之后,版本出了很多种,虽然毛本《三国演义》中不曾出现这位关夫人,但另一名为《全像通俗三国志传》的版本中,作者就特意把《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的这个故事做了一番修改,加到小说之中。
《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在“关索荆州认父”一段中,有这样的描写:“忽有小校报曰:‘门外有一小将军,姓名花关索,身长七尺,面似桃花,他要进见,特来报知’。关公曰:‘唤他入来见吾’。小校传令与索。索谓母曰:‘母亲与妇暂切在此片时,儿先入见爹爹’。索入见关公,双膝脆下,垂泪曰:‘儿三四岁时,见父不在家,常问于母。母道父亲自杀本处霸豪,逃难江湖,雁沓鱼沉,不知何所。又值家贫,只依外父胡员外抚养长成,指教说父昔日在桃园结义,今闻在荆州,特来寻见’。关公迟疑不语”。
紧接着,经过张飞的提醒,关羽终于想起:“吾逃难时,妻小果有怀胎三个月。但此子即是吾儿,宜姓关,何姓花,名关索,吾故不敢遽认”。经关索追忆:他七岁时因迷路被一姓索的员外拾去,又送与一叫花岳的人学本领,因此兼三姓,取名花关索。关羽这才认下,夫妻也因此团圆。
原本只以为这个故事是《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作者和之前的民间艺人的杜撰,不料到后来居然出现了一个十分离奇的事情。据钱静方(别号泖东一蟹,近代青浦人)《小说丛考》一书记载:“清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旦浚井,得关公圹砖,上刻公之祖考两世讳字生卒甲子甚详”。圹砖,也就是墓碑,上面刻有关羽上两代人的资料。王朱旦根据这些资料,写下了《关侯祖墓碑记》。在该文中也提到了关羽的妻子:“侯长娶胡氏,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和《关侯祖墓碑记》中居然同样提到关羽的妻子姓胡。这一惊人的巧合,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到底这是历史真实呢,还是以讹传讹的附会呢?
伤脑筋的貂蝉
几百年前的一天,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文人墨客集聚在一起,谈完天说完地,自然而然就把话题转到了女人的身上了,也不知道是哪位仁兄提出来要众人评点古今美女。一番研究、讨论之后,大家选出来了三个:西施、王昭君、杨玉环。正当要将此三人定名为“三大美女”的时候,只见一位兄台手持《三国演义》,慢慢悠悠地说到:“非也非也,诸君独漏貂蝉矣!此女不但美若天仙,且为一巾帼英雄!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冑,以盻睐为戈矛,以嚬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若使董卓伏诛后,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乱,则汉室自此复安;而貂蝉一女子,岂不与麟阁、云台并垂不朽哉?若貂蝉未位之列,有何趣哉?”一言既出,众皆哑然。于是乎貂蝉也就名列美女之列,“三大美女”也就变成了“四大美女”。
看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许会觉得莫名其妙,有怎么回事吗?笔者要坦白坦白:这个故事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貂蝉能成为“四大美女”之一员,却的的确确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功劳。如果没有罗贯中的妙笔,貂蝉是不可能成为“四大美女”之一的。罗贯中自己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会有这么大的名气、会对后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要不然罗贯中绝对不会在塑造她的时候有头无尾了,令几百年间很多人为自己的疏忽而苦思冥想了,伤透脑筋了。
貂蝉算是出名了,面对这么个名人,后世的人开始伤脑筋了。其一伤脑筋的是貂蝉的籍贯。有人说她是山西的,有人说她是陕西的,还有人也不知是怎么研究出来的,证明貂蝉是甘肃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各地都拿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所谓民间传说作为依据,这样一来就把很多民间艺人的脑筋都伤透了,结果是谁也没争赢,还是那么悬着。
第二种伤脑筋的是后来的专家、学者。貂蝉这个人物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呢?她又到底是个什么人呢?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在正史中没有,但她又好象是一个影子,若隐若现。于是专家们又想出了几种假说:
一说是董卓婢女说。《三国志?吕布传》及《后汉书?吕布传》中记载:“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二是吕布之妻说。《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提到:“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合外,同声大呼攻合,合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
三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说。《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关羽)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姑且不论这三种假说是否合理,都能够想象出这些专家、学者的辛苦了。不过,虽然很伤脑筋,但其结果也是莫衷一是。
前面已经说过,在正史上并没有貂蝉这个人。但她又好象是若隐若现,似有似无, 这回更让专家、学者伤透脑筋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梁章巨,这位老先生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把脑袋都快想破了,但也没能得出个准确的结论来。其著作《归田琐记》中言到:“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可能梁老先生还是觉得有点不甘心,在《浪迹续谈》中又来了一句:“李长吉作《吕将军歌》云:‘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盖指貂蝉事,而小说从而演之。黄原告余曰:‘《开元占经》卷三十三荧惑番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而刁蝉之即貂蝉,则确有其人矣。”梁章巨可谓锲而不舍,不过他引用的资料又有些问题。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抄》中于此条下有按语云:“案今检《开元占经》卷三十三,注中未尝有引《汉书通志》之文。”加上《汉书通志》这本书又早就失传了,梁老的努力也就算是白费了。
总之,以上的几个疑问让专家、学者及民间艺人大伤脑筋,这还不够。接下来更伤脑筋的事情又把几百年来的剧作家给难住了。作为艺术形象的貂蝉,其结局到底如何安排才算合适呢?罗贯中的安排应该说不太好。罗贯中让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如此的结局让人很是担心。毛宗刚就忧心忡忡地评点到:“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显然,以曹操的好色,毛先生是觉得貂蝉迟早会落入曹操的魔掌,有点于心不忍。那么,剧作家如何构思呢?徽剧、川剧、绍剧、京剧都有《斩貂》剧目,写吕布在白门楼殒命后,其爱妾貂蝉为张飞所获,送至关羽处(也有说是曹操特意派貂蝉到关羽身边,去引诱关羽)。关羽甚爱怜之,但念及古今英雄豪杰往往以迷恋女色而身败名裂,便逼令貂蝉自刎。此外,还有《关公月下送貂禅》这一剧目。看起来好象是为貂蝉安排好了结局。但是有趣的是,为什么会把貂蝉和关羽联系到一块呢?仔细一对照就发现,原来这些剧作家没安什么好心。《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中曾经提到关羽同曹操争女人这么件风流韵事,这对关爷的形象无疑是个极大的侮辱。为了维护关爷的尊严,剧作家们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帮关羽涂脂抹粉、戴高帽子的。不过,这也反映出这些剧作家们的无奈:不知道怎样设计貂蝉的结局。
如何构思设计貂蝉的结局?这个问题一直把古人搞的是头晕脑涨,就算到了现代,也还萦绕在文艺工作者面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开拍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当时包括刘世德、李希凡、沈伯俊等国内研究三国的著名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和改动。貂蝉的结局终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第七集中,貂蝉在吕布杀了董卓以后悄然离去。这个处理可谓独具匠心,“对貂蝉的结局加以虚化处理,维护了人物形象的完整和美感,给观众流下想象和回味的余地,实为成功之笔”(沈伯俊语)。可以这么说,这是几百年来对貂蝉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好处理了。
倒霉的曹操
在《三国演义》里,最倒霉的人物恐怕要数曹操了,罗贯中根据“拥刘贬曹”倾向的需要,把曹操这个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完完全全写成了一个奸雄,多次有意的丑化曹操。
《三国志?武帝纪》及其它史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曹操杀害吕伯奢。《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原本这事情就是一桩疑案,吕伯奢一家到底为何而死尚且是个疑问,而吕伯奢好象根本就没被杀。等这段历史疑案到了罗贯中的手里,罗贯中为了表现曹操狡诈多疑、忘恩负义、嗜杀成性,不但变成了吕家上下好心好意招待曹操,却被曹操杀害,还非要让吕伯奢也成了曹操的刀下鬼,临了还来了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
小斛分粮的故事原见《曹瞒传》:“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原本是管粮官自己出的馊主意,但在罗贯中笔下,为了说明曹操诡诈阴险,作者又让曹操演出了暗中主动命令管粮官王垕用小斛发军粮,然后又“借”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的丑剧。
濮阳攻吕布之时,曹操打了败仗。《献帝春秋》曰:“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本来就够惨的了,可罗贯中还觉得不解气,又加上了“却说曹操见典韦杀出去了,四下里人马截来,不得出南门;再转北门,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非要让曹操再被吕布画戟敲敲脑袋,多受一点罪。
历史上的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冬,曹植的《铜雀台赋》(又名《登台赋》)写于建安十七年,赋的全文在《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中有据可查。赤壁之战则发生在建安十三年,那时还没有铜雀台及《铜雀台赋》,罗贯中偏偏要把它们移到一起,还硬在《铜雀台赋》中塞进了“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两句,用来激怒周瑜,说明曹操好色。
曹操兵败赤壁,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是有记载的,文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可到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让曹操出尽了洋相:火中仓皇逃窜,鸟林地、葫芦口及华容道三次大笑,讥讽对手奢谈兵法,次次都落得个被对手围追堵截,狼狈不堪,讥讽、挪揄以报。
再如战马超,原本历史上这一仗,曹操打的是酣畅淋漓,大获全胜,但罗贯中又没有放过曹操,前面战吕布敲敲脑袋,这回罗贯中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样来折磨一下曹操:割须弃袍。小说第五十八回言道:“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到最后罗贯中还用了一首所谓的后人诗来羞辱曹操。“潼关战败望风逃,孟德怆惶脱锦袍。剑割髭髯应丧胆,马超声价盖天高。”让曹操是丑态百出。好在罗贯中还算是笔下留情,要不然再加上一句:“红裤者是曹操!”那曹操岂不是就要裸奔了!
历史上的曹操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虽然变成了一个丑角,但作为小说中的曹操则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一个性格复杂、有血有肉的乱世奸雄。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操又是幸运的。罗贯中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完美的,每当罗贯中让曹操倒霉一次,广大读者就为情节的精彩设计而击节叫好一回,赞叹作者的生花妙笔,而这又丝毫无损于曹操这个人物形象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较之于罗贯中极力讴歌的另一主角—诸葛亮的塑造及其那种被神化、妖化的完美,曹操这个人物形象要来的可信的多。
论陶谦
陶谦这个人,也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才能和伟略,人们对他的认识大都集中在“三让徐州”上。他在曹操为父复仇、血腥屠城的困难局面下,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又同当时还是平原相的刘备同来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陶谦对刘备赞赏有加,并在病故之前把徐州让给了刘备(让徐州的确有过,但“三让徐州”却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本文要讨论的是历史事件,因此不再赘述)。一下子把个之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大耳公推到了前台,刘备一夜成名,由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平原相跻身诸侯之列。要说陶谦此举也说明他还是很有些见地和头脑的,但偏偏史料上对他的评价却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是时人张昭,他认为陶谦“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分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官,而另一种是陈寿,则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最后是“昏乱而忧死”,这又象是个昏官。那么历史上的陶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史料上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呢?让我们去伪存真,对各种历史记载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对比,从内政、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来做一个综合分析,看看这个陶谦的真面目吧。
(一)
历史上的陶谦本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势力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发展、灭亡对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都有着一定作用,特别是对曹操、刘备两大势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过,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对他的记载基本相同,而且是语焉不详,对于我们了解陶谦帮助有限,尤其是对陶谦的内政管理能力的记载很少,所以陈寿所言的陶谦“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过我们可以综合其它的相关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陶谦(公元132—194年),东汉末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字恭祖,父亲曾做过余姚长之类的小官,但在陶谦幼年亡故(见《吴书》)陶谦从政是没有什么背景可言的,他只能是从基层做起,综合《吴书》、《三国志?陶谦传》的记载,陶谦步入仕途之后,在任职徐州牧之前,先后担任过卢令、舒令、幽州刺史之类的地方行政官员。政绩如何呢?证据不多。《吴书》中引用张昭的话说是“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联想到张昭一生刚正不阿,从不溜须拍马,虽说此言有点过于赞誉,还是基本可信的;另外在《吴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记载,也可作为佐证: 陶谦在担任舒县县令时,曾经得罪过上司,上司想伺机进行报复,但“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这也可以说明陶谦这官做的应该不差。
陈寿在《三国志?陶谦传》之中说陶谦在担任徐州牧的时候,“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也说“(陶谦) 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这两个记载基本是一致的,但都有个问题:按照陈寿和范晔的说法,徐州渐乱的时间,是在陶谦担任了徐州牧之后,也就是在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之后,而之前呢?这两本史书都说是“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那这个“是时”的时间谁是徐州的刺史呢?还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的记载:是陶谦!综合相关的很多史料,陶谦是在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的时候出任徐州刺史的。也就是说是陶谦把徐州治理的“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陈、范二人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至于说到陶谦亲小人、远贤士,我们不妨从陶谦到徐州后由刺史到州牧这六年的在内政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探讨。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陶谦出任徐州刺史,首先迅速扑灭了境内的黄巾之乱,“境内晏然”,稳定了局势。当时整个中原广大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徐州也不例外。据《先贤行状》中记载:徐州当时是“世荒民饥”。针对这一情况,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陈登时年仅二十五岁,后来陈登在“广陵有威名”(《三国志?陈登传》)可以说是陶谦慧眼识英雄,使之名声大噪,证明陶谦用人有方。
除了对待年轻的陈登,陶谦对于当时居住在徐州的士人也是多加任用和提拔的。后来的历任曹魏御史大夫、司空的王朗就在陶谦手下做过会稽太守。王朗在历史上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经常不顾情面上书直谏著称,这样的人才对陶谦的帮助自然不小;刘备的小舅子、当时富甲一方的糜竺也被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见《三国志?糜竺传》),显然陶谦看中的是糜家的财力,委以重任,以便造福徐州;在《三国志?张昭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为了求得一个人才,不惜把他抓起来,逼其出仕,可谓方法独特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曹操为求司马懿也用了类似的一招,都可说是求贤若渴了。虽然史料上没有说明最后张昭有没有到陶谦手下为官,但从张昭对陶谦的悼念文章看,张昭对陶谦没有丝毫的怪罪,反而是大加称赞,这也可说明陶谦为官的能力应该是很好的。
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了赵昱。据谢承《汉书》中记载:“(赵)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綦毌君受公羊传,兼该群业。至历年潜志,不窥园圃,亲簄希见其面。时入定省父母,须臾即还。高絜廉正,抱礼而立,清英俨恪,莫干其志;旌善以兴化,殚邪以矫俗。州郡请召,常称病不应。国相檀谟、陈遵共召,不起;或兴盛怒,终不回意。举孝廉,除莒长,宣扬五教,政为国表。??????徐州牧陶谦初辟别驾从事,辞疾逊遁。谦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罚,然后乃起。举茂才,迁广陵太守”。赵昱一代名士的确不假,而且很有个性,不肯出仕,是陶谦硬把他请出来做官的, 而且还亲自提拔。《三国志?王朗传》中提到陶谦先是任命赵昱为别驾,后来又提拔赵昱为一方太守,应该说是重用赵昱,而赵昱对于陶谦也是很忠心的,在关键时刻还同王朗一起帮陶谦出过主意。据《三国志?王朗传》记载:“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显然是对从这一史料也可以说明陶谦对赵昱的建议不但是采纳,而且事后还对他进行了提拔和重用,显然是对赵昱的一种肯定,象这样的有用之士,又是自己培养的部下,陶谦怎么可能疏远呢?让人有点疑惑。至于陈寿的《三国志?陶谦传》及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都提到的谗慝小人曹宏,他又身居何职,又如何“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笔者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好妄加判断,不过从上面陶谦几个招揽、任用贤士的资料看,陶谦对于识人、用人都是很有一套的,就算陶谦一时失察,任用曹宏之类的谗慝小人,也翻不起多大的浪来,似乎应该不至于出现“良善多被其害“的现象。再加上陶谦本是文官出身,攘外必须先安内的道理他不会不知道,如果他没有把徐州内部管理好,又怎能放心去参加对外的战争呢?陈寿说陶谦“昏乱”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二)
上面提到,陶谦是个文官出身,但他在军事方面倒也不是一窍不通,要说起来,陶谦还勉强算得上文武兼备呢。灵帝中平二年三月(185年), 随皇甫嵩出征三辅,陶谦被任命为扬武校尉,作为统兵的将领参加了这场战争,“与嵩征羌,大破之”(见《吴书》,下同),立有战功;同年张温司空西讨韩遂、边章,“又请谦为参军事,接遇甚厚”,这也说明陶谦在军事上面还是有点本事的,要不然张温也不会请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人去参观学习了。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主力被镇压后,其他各地的黄巾军依然坚持斗争,其中以青州、徐州为甚。为了稳定局面,东汉政权想到了既有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履历、又有率军作战经验的陶谦,“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见《三国志?陶谦传》),《三国志?臧霸传》中也提到:“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坚也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对于这次战争的结果,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中还特意加上了一句:“境内晏然”,说明效果不错,这也为陶谦的军事能力做了一个正面的评价。
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去呢?下一节再谈)。等到董卓逃到长安、各路诸侯散伙后,陶谦却又推举朱儶反董。据《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这是史料上记载的陶谦参与的第三次战争。这段战争的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这时候的陶谦已经是徐州牧了。
董卓被杀后,各路军阀陷入混战,陶谦加入了袁术、公孙瓒的阵营,对抗袁绍、曹操。为什么陶谦会选择袁术、公孙瓒而与袁绍、曹操为敌呢?有人分析陶谦出任幽州刺史时,很可能与公孙瓒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而与其并肩作战,所以关系比较好;而袁术的部下孙坚又曾经帮助过陶谦共讨黄巾,加上曹操在兖州、青州大力发展势力,对陶谦构成威胁,所以当袁术、公孙瓒与袁绍、曹操混战时,陶谦选择了自己的盟友,这个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此时的袁绍虽然势力较大,但还在与公孙瓒激战,又与袁术不和,受到两面夹击;曹操尚在青州剿灭黄巾,陶谦选择与此二人为敌,也有自己的道理。为了尽快消灭曹操,陶谦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三国志?武帝纪》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救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战斗的地点是在属于曹操势力的兖州东郡发干发生的,这场仗陶谦战败了,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年)。
接下来还是陶谦主动进攻曹操。《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夏,太祖还军定陶。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关于这个阙宣,《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不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指出“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籍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由于相关的史料一片空白,笔者无从判断历史的真相 ,不过笔者大胆猜测:鉴于徐州当时政通人和,阙宣不可能是个土匪;由于没有资料记载,阙宣也不太可能是个商贾巨富,最多也就一土财主,陶谦之所以会和他合作,最大的可能性是阙宣对兖州一带非常熟悉,甚至很有人脉,所以陶谦才会容忍他并让他做先锋去瓦解泰山华、费、任城的军民,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得手,陶谦立刻“遂杀宣,并其众”。不过,笔者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猜测,特此说明)。之后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这时是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夏。
紧接着发生的就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之战。起因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兖州途中,曹操迁怒于陶谦,发起屠城之战。关于曹嵩之死,史书上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有这么几种记载:
一是《三国志?武帝纪》:“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二是《后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是《世语》记载:“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
四是《吴书》:“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五是《后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
综合这几种不同说法,笔者的看法是:曹嵩是在陶、曹交战的初期打算移居兖州,去投靠曹操,中途被杀。因为如果曹嵩在等到曹操血腥屠城以后再去投靠,时机不对,曹嵩应该没有那么傻,而且曹操血腥屠城对徐州的震动非常大,以曹嵩“辎重百余两”这么庞大的队伍,想躲过徐州这么多与曹操有着血海深仇的徐州百姓的眼睛应该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哪个冲动的老百姓就会要了曹嵩的命,曹嵩不会那么的张扬,率领一支这么庞大的队伍招摇过市。再者,曹操听说父亲被害而血腥屠城,似乎更合情理,也就是说,曹嵩迁居的时间不会在兴平元年(194年),而应该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和陶谦交战一年后局面相对平静的时期,曹嵩看到局面相对平静后立即慌慌张张举家迁移。至于到底是不是陶谦杀了曹嵩,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陶谦所为。陶谦怨恨曹操与自己为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向曹操实施报复的机会。而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陶谦的部下眼见曹嵩的富裕见财起意,同时进行了抢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曹操为报父仇,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徐州。《三国志?武帝纪》载:“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后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就连当初为逃避董卓之乱而来到徐州避难的洛阳、长安一带的百姓也在这场战乱中丧生。这时的陶谦面对曹操的疯狂进攻无力抵抗,只得固守郯城,同时向公孙瓒委派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便和刘备一起赶到徐州助战。陶谦“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见《三国志?先主传》)。由于曹操军粮的供应出现问题,一时无法补充,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回兖。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卷土重来,《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由于在兖州境内发生张邈、陈宫的叛乱,曹操担心有失,不得不匆匆撤兵。徐州免于失陷。经过这两次的战争,陶谦的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同年病重而亡,临死前对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见《三国志?先主传》)。
从陶谦一生的几次战争情况来看,他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定的才能,可惜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 一个错误的敌人,最后导致自己的失败,陈寿说他“昏乱而忧死”,这“忧死”倒是名副其实的。
(三)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谦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诸侯,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陶谦呢?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理想。这个话题在以往的文章中都很少谈及。而陶谦的政治理想对他的发展和灭亡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想顺着陶谦的发迹史来进行分析,看看陶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官僚。
应该说陶谦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诸侯。他的一生从未有过什么乱臣贼子之心。但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陶谦的的仕途之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擅长投机。不客气的说:陶谦是一个政治投机商。
在之前笔者曾经提到: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呢?看到董卓和各路诸侯旗鼓相当,一时难以判断谁胜谁负,陶谦干脆躲在一旁静观其变。而后来等到董卓退到长安、各路诸侯也散了伙之后,陶谦一看形势,觉得董卓的实力大为削弱,而自己可能会因为之前没有参战而引起这些诸侯的不满,便开始采取行动来进行弥补。前面提到的《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为什么当董卓尚在洛阳、诸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陶谦不参战,而要到了董卓西去长安的时候,陶谦才出来响应呢?其动机让人怀疑陶谦所做的不是勤王,而是投机。果然董卓打败朱儶后不久,陶谦的做法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人更加看清了这个政治投机商的面目。陶谦《三国志?陶谦传》记载:“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闲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当时谁都知道是董卓当权,皇帝只是个傀儡。陶谦特意“遣使闲行致贡献”,看起来好象是关心皇帝,实际上是在向董卓示好,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董卓西迁长安后,局面相对稳定,加上刚刚打败朱儶,陶谦觉得董卓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便故做姿态,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董卓。当然,他的投机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回报。董卓一看陶谦这番举动,立刻也就明白了陶谦的用意,来了个投桃报李,“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不过这样一来,陶谦进行政治投机的真面目则完全让世人看的一清二楚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在董卓死后,李傕、郭汜当权时期,陶谦为什么又会联合前扬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去推举朱儶为太师,共讨李傕、郭汜了。说穿了,是为自己捞好处!
不过,投机者不可能永远成功。陶谦在他的最后一次投机中,选错了同盟,两次主动去挑衅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曹操,还把曹操的父亲给杀了,其结果自然是忧死于徐州了。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陶谦,作为一个白手起
一代能臣——刘表
《三国演义》二十一回“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曾对当时的各路诸侯进行了一番点评。当谈及荆州牧刘表时,曹操不屑一顾:
“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个占据荆州长达十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的评价好象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每当提及刘表,多以“虚有其表”、“有名无实”、“毫无作为”之类词汇来概括。但当阅读过《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资料以后,笔者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刘表不但不是虚有其表,反倒是很有作为的一代能臣。那么,历史上的刘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本文会称他为一代能臣呢?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氏,生于公元142年,卒于公元208年。论血缘,他属于汉家皇室一族。年轻时就因为才华出众而天下闻名,属于后汉时期著名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号称“八俊“之一,又分别属”八友“、“八交”之一,称号倒是不少,很明显,刘表当时的名声很大,也可以证明其才华出众。十七岁时,刘表就曾向自己的老师、当时的南阳太守王畅提出:“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充分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青年时期,刘表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后升为北军中候。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原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这也显示出何进对刘表的偏爱及刘表的能力和才华。当时的荆州的形势相当复杂。“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而刘表却是单人独骑。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刘表显得从容镇定,沉着冷静,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首先,他争取了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蔡、蒯两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并接受建议,“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众多,或既授部曲”,一举歼灭了宗贼势力;后来他又夺取了襄阳、长沙、江陵等八郡,扭转了荆州的混乱局面,刘表自己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一个仅次于两袁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收零、桂、北据汗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讲到这里,谁还能说刘表是“虚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
刘表控制荆州以后,对于属地的管理也是励精图治,有条不紊,贡献良多,体现出一个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荆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之前“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变成了“万里肃清”的东汉后期最后一片乐土。在对外问题上,刘表采取了拥兵自重的正确政策,尽量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免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刘表有效利用了当地各大家族的势力,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荆州地区的百姓“大小咸悦而服之”。对刘表的这种评价,莫说是在后汉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局面相对平静的三国鼎立时期,也是独一无二,是别人所无法得到的;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政局稳定,各方人才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人数数以千记,其中既有象水镜先生司马徽这样的名流,也有象徐庶、石广元等青年才俊,甚至还有后来大名鼎鼎诸葛亮等。试问,一个虚有其表之人能有如此辉煌的政绩吗?如此的“爱民养士,从容自保”,难道是一个虚名无实者所能做到的吗?可以这样说,刘表的确是一代能臣,他的有效管理让各路诸侯羡慕不已,对于其治理下的荆州都是垂涎欲滴。鲁肃就曾经对孙权这样评价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这也算是对刘表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后世研究者在评价刘表时往往指责他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说在荆州集中了很多能人名士而刘表却弃之不用。谬矣!史载,凡是从外地迁来荆州的士人,刘表都是“安慰赈瞻,皆得资金”,非常礼遇。对于一些能人名士,刘表也是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象对待司马徽,就曾多次派人请其出仕,甚至亲自出马相邀。见到司马徽以后,刘表不惜在田间与其交谈,全然没有摆出一副荆州牧的架子,其心可谓诚矣!若说刘表不用人才,那么倒要反问一句:思贤若渴的刘备在荆州呆了七年,不也没有挖走司马徽吗?!为什么只对刘表大加指责而对刘备却是不论一言呢?再者一说,如果刘表没有在荆州广纳人才,那他把荆州治理的如此有声有色,就凭当初单人独骑闯荆州的一个人?还有第二种指责,说刘表没有重用刘备,这个说法其实是太不了解刘备造成的。试问象刘备这样的人能用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刘备和吕布没有多大区别,都是背主之臣。我们可以数数看,刘备投靠过多少人,又有几次能做到善始善终的?!也许刘表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有意而为的,这个决定没有错!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刘表也不例外。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刘表的确显得优柔寡断,造成了内部的不团结,影响了政局的稳定。不过,这是连历史上很多英明的君主都会出现的错误,不能单单成为指责刘表的理由,也无损于刘表一代能臣的地位。
综观刘表一生,其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人臣的范畴,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能臣。
至此,笔者不禁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很多研究者对于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素有政治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英雄赞誉有加,而对刘表这种毫无野心、只想守土安邦的能臣嗤之以鼻。难道为一己之私而致生灵涂炭才能称之为英雄而赞其胸有大志,那些只能保一方平安而无称霸野心之就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吗?
刘虞公孙瓒这一对冤家
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一文中提到: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刘虞虽然一心为国,政绩显著,但属于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最后是被公孙瓒斩杀。而公孙瓒的一生和刘虞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发迹到灭亡都和刘虞息息相关,“成也刘虞、败也刘虞”,真可谓是一对冤家。
公孙瓒这个人,既不属于胸怀天下的英雄豪杰,又不是暗藏祸心的乱臣贼子,连奸诈小人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一介武夫。虽然早年他同后来的昭烈帝一起在汉末大儒卢植门下学习四书五经,但显然他的头脑比起刘备来要差的太远了。
早年他被任命为辽东属国长史,作战勇猛,但在同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年的交锋中也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后来还是因为刘虞安抚政策的成功,才基本解除了问题,公孙瓒才跟着沾上了光,在刘虞升任为大司马的同时,公孙瓒也被提拔为奋武将军,封蓟侯。按说公孙瓒应该十分感谢刘虞这个好上司、大恩人,而结果却是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重大冲突,从一个战壕的战友逐渐发展到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最后先后丢了性命。
冲突一:民族问题。刘虞就任幽州牧后,对待北方各少数民族主张采用安抚的政策,而公孙瓒主张穷追猛打,武力解决。结果事实证明刘虞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公孙瓒和各少数民族交战几年,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战斗力是有一定了解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乌桓丘力居、张纯叛乱时期。公孙瓒与张纯、丘力居激战,公孙瓒追击过程中,由于被丘力居围困于辽西管子城(今辽宁锦州西北)二百余日,粮尽士溃,士卒死伤大半,到最后“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也就是分散突围,各自逃命,无疑这一仗是打败了。至少通过这次的战斗,公孙瓒应该明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艰巨性。但当刘虞准备主张用安抚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公孙瓒唱起了反调,他的理由是:“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今加财赏,必益轻汉,效一时之名,非久长深虑。”观点没错,但于当时的局势不合,我们联想一下到后来曹操北征乌桓,前前后后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可见刘虞在朝廷政局混乱的当时提出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可惜公孙瓒不但没有听从刘虞的命令,反而在刘虞安抚工作已有成效,乌桓丘力居等外族派遣使者前来沟通归附之时,公孙瓒竟然暗中派人在途中暗杀这些使者。对于刘虞为了增进同各少数民族的感情而送去的礼物,公孙瓒也是派人进行抢掠。至此刘、公孙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公孙瓒要与刘虞这位上司作对呢?史料上说是公孙瓒嫉妒刘虞,害怕刘虞立功对自己不利。这种看法似乎有些欠妥。不管怎么说,刘虞是自己的上司,上司立功,下属自然也跟着升职,这是一条定律,公孙瓒此时已是为官多年,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笔者认为这可能同公孙瓒幼年的经历有关。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西)人,这一地区在汉朝一直饱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公孙瓒可能是早年亲眼目睹外族的烧杀抢掠,对于家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有感触,对这些少数民族怀有强烈的民族仇恨,所以才会被仇恨掩盖了理智,不顾一切地阻挠刘虞。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公孙瓒和刘虞这梁子开始接上了。
冲突二:政治眼光。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中曾经提过,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后,想东归洛阳,于是暗中派刘虞之子刘和逃出长安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前来相迎。刘和在途中经过袁术的地盘,告诉了袁术汉献帝的愿望。袁术大概是想抢功,便把刘和扣住,假意答应将一起行动,让刘和致信刘虞派遣几千骑兵前来,其实是打算拖延时间。刘虞接信后信以为真,果真派兵前去。公孙瓒看出了袁术的意图,曾经劝阻刘虞不要派兵,结果刘虞没有采纳。本来这是一番好意,就算没有被采用也没什么。但后面发生的情况却是匪夷所思:公孙瓒的一番好意被刘虞拒绝后,害怕袁术因为知道自己曾向刘虞提出建议会因此而怪罪,就偷偷派堂弟公孙越带领一千骑兵到袁术那里,以示友好,同时竟然暗中唆使袁术继续扣留刘和,抢夺刘虞派去的兵马。原本刘虞只是想勤王救驾,不料被公孙瓒给摆了一道,两人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这件事情,公孙瓒做的实在不光彩,对自己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还把刘虞得罪了,政治眼光的确不怎么样。
冲突三:相互关系。按照当时东汉政权的任命,刘虞是公孙瓒的上司,而从前面的几个冲突中可以看出二人的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上下级关系,反倒象是同级官员,各行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现象的源头还是出在公孙瓒身上。当初刘虞重返幽州之时,有事情还是会找公孙瓒商量的,可公孙瓒却没有把刘虞放在眼里,经常是“称疾不往”,使刘虞也很是恼火,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误会、矛盾就随之增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一片战火,而刘虞是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公孙瓒却是积极参与,奈不住寂寞,终于同袁绍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先是在界桥展开激战,公孙瓒大败而回,之后公孙瓒再次发兵进攻袁绍,在龙凑一带又被袁绍打败。两次作战令公孙瓒的实力大为削弱。在这一段时间里,刘虞作为公孙瓒的上司,不但没有派兵助战,反而是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公孙瓒的失利不闻不问,可以想象公孙瓒应该是异常愤怒的,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在战败后干脆在幽州治所蓟县东南自筑一个小城,摆开架式让刘虞难堪;刘虞担任幽州牧后,“为政仁爱,念利民物”,而公孙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这也让刘虞非常不满,矛盾越发加深。
就是这种种矛盾造成了刘虞、公孙瓒的关系终于发展到敌对状态。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刘虞就想利用公孙瓒兵败之机干掉公孙瓒。为了慎重起见,刘虞向手下进行了咨询。东曹掾魏攸劝谏刘虞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不能不说这是个馊主意,对公孙瓒缺乏本质的了解,可偏偏刘虞这时的心肠软了下来,实在是养虎为患。一年以后,也许是公孙瓒越来越不象话了,刘虞又与手下进行密谋,“密令众袭瓒”。率兵进攻公孙瓒。当时,公孙瓒的部属都散布在外地,身边军队很少。不得已,公孙瓒只能固守,伺机突围。而刘虞派出的士兵作战能力又太差了,加上刘虞又下令不准骚扰百姓,因此居然出现了久攻不下的局面。公孙瓒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招募精兵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不但成功突围,挫败了刘虞的企图,不久乘胜追击,攻破了居庸城,活捉刘虞及其一家,最后反倒把刘虞杀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作弄人,原本以为刘虞一死,公孙瓒和刘虞这一对冤家的恩怨应该就可以结束了,可偏偏公孙瓒自己又不争气,在他统治下的幽州民怨沸腾,乌烟瘴气。老百姓自然也就怀念以前政绩显著、勤政爱民的刘虞了。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袁绍乘机联合了鲜于辅及其它少数民族的队伍,率兵十万进攻公孙瓒。此时的公孙瓒众叛亲离,无法抵抗,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被袁绍斩杀。
这一对冤家的故事留给我们的思索是什么呢?妇人之仁,只会养虎为患,害民害己,而好勇斗狠,也只能是逞凶一时,终难成大事。公孙瓒和刘虞的争斗,都没有给幽州带来稳定,带来的只是一场浩劫,直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幽州百姓才开始逐渐安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操才是一位真正的治世能臣,是曹操完成了刘虞未竟的理想。
基诺族与诸葛亮
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一带,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基诺族是中国于1979年最后确认的少数民族,人口不足3万人,被列为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基诺族自称“基诺”,意为“舅舅的后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 基诺族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有趣的是,这个民族非常崇拜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基诺族的很多习俗都与诸葛亮有关。基诺人住的干栏型建筑,斜面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或茅草,屋顶的形状是帽形,基诺人叫这种帽形屋顶为“孔明帽”。基诺族男子常穿一件无领对襟黑白花格小褂,背上都绣有六寸见方、形如日月或鸟兽的图案或花纹,基诺人称之为“孔明印”。还有很多的民族民间传说,也少不了提到诸葛亮。
为什么基诺族与诸葛亮有如此缘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基诺族的民间传说,基诺族的祖先是三国时期蜀汉军队的一支小部队。相传三国时,诸葛亮率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与雍闿、孟获的叛军激战。有一天,因为长途行军,连续作战,诸葛亮命令部队在一片树林中休息。由于太过疲劳,一部分军士竟然没能听到出发的号令,等他们醒来时,大部队早已出发。于是他们急忙追赶,前面出现一条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诸葛亮的大部队就在河流的对岸。为严明军纪,诸葛亮决定不派船接他们过河,同时留下一点茶种、棉籽和粮食,让他们就地安居。士兵们非常痛苦,为表达对自己行为的悔恨,他们就按诸葛亮帽子的样式在当地建起了房屋,并称之为“孔明帽”;后来基诺人在自己的衣背中刺绣上诸葛亮的八卦印,以示崇敬和怀念,称为“孔明印”。而这一部分的蜀汉军人就是基诺族的祖先。
按陈寿《三国志》及相关史料记载,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时,足迹遍布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大部地区,最远到达缅甸东北部。除了镇压叛乱以外,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基诺族之外,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如佤族的祖先盖房子、编箩筐,相传就是诸葛亮教的,稻种也是诸葛亮给的。由此看来,诸葛亮南征之举,对于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之间的融合,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谁写的
看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这首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的作者是谁呢?要说起来,这道题目好象是非常简单的。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会回答: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般的三国爱好者会回答:毛宗岗。其实,这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不但能难倒一般的读者和三国爱好者,据《三国演义》研究会会长刘世德先生在一部著作中介绍,就连一些娴熟古典诗词的老先生都回答不上来。第一种回答罗贯中的,只要去翻翻罗贯中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会发现:书中根本就没有这首词;第二种回答也不对,在毛本《三国演义》卷首的确有这首词,但因此就认为是毛宗岗所做,那又大错特错了。
卖了这么久的关子,这首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这首词出自《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作者是明代文学家杨慎。杨慎(1488~1559),字用修,别号升庵,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四川新都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杨慎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自幼聪明好学,七岁习文,十一岁作诗,明正德六年(1511)高中状元,是四川省明朝唯一的状元,是年年仅二十四岁。杨慎由于禀性刚毅,一生仕途坎坷,颠沛流离。三十六岁时因为得罪了明世宗朱厚熄,先是被廷杖几乎致死,后被明世宗下令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最后死于戍所,终年七十二岁。
杨慎虽然一生不得志,郁郁而终,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他不仅精通经、史、诗、文、词曲、音韵、训诂、金石、书画,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 298种。《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本文前面提到的这首词就出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第三段,是杨慎晚年在云南时期的作品。关于这首词的内容,后人点评颇多,评价很高,后来清初毛宗岗父子便把它移植到《三国演义》卷首,更是令这首词名扬世界,结果反倒使人误以为是毛氏所作,不记得其真正的作者了。
掩卷而泣叹王允
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起三国,说到王允巧设连环计,离间了大恶人董卓和猛将吕布,并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好一个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大英雄呀!但长大后有机会看了《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以后,心中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别样的思绪,对这个以前认为的大英雄是又爱又恨,一时都不知道怎样来看待这个当年的偶像,思前想后,不禁掩卷而泣,心中感慨:可怜的王允呀!
王允(公元137年——公元192年),字子师,东汉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年轻人血气方刚,疾恶如仇,立显书生本色。经过几年的官场生涯,王允脱颖而出,后来升至豫州刺史,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之时,特意召王允进行策划工作,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初平元年(公元189年),代杨彪为司徒,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要说起来,后来被王允诛杀的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董卓掌权以后,“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早已看出了董卓的狼子野心,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初平三年(公元 192年),王允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 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这一壮举,一直也后人所称颂,王允功不可没。
不过,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显然被冲昏了头脑,未能正确的判断当时的局势,自己拥有权利以后,也走上了董卓的老路,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
错误一:没有很好的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的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错误二: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与采纳。
错误三: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的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的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焉能不败?初平三年(公元 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王允再一次不听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正确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终被李、郭所害,时年55岁,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同时也制造了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老百姓陷入更大的浩劫之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王允,既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又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的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
生子莫如袁公路
三国时期,群星荟萃,各种风流人物粉墨登场,展示了一幅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卷。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早期不可一世的群雄之一袁术的沉浮兴亡耐人寻味,给后世者诸多提示。
袁术(?——199年),字公路, 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家世显赫,出身于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按现在的话说,就一高干子弟,群雄割据时期的一方霸主袁绍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兄弟二人一南一北,成为各路诸侯之中实力之最强者。照道理莫说是复兴汉室,就算是统一华夏也是唾手可得,但最后却都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袁术早期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发迹得很早。仗着家族的背景和当时在朝中担任司空的父亲袁逢,袁术先后担任过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等职务。董卓专权时期,为了拉拢袁术,还特意任命他为后将军。这时的袁术倒是头脑十分清醒,看出了董卓的的狼子野心,和兄弟袁绍一样,借机逃出洛阳并迅速组织各大割据势力联合讨董。这时的袁术应该说是很有号召力的。同时他又利用长沙太守孙坚杀死南阳太守张咨的有利时机,占据了南阳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据地。不过在占据南阳后,袁术身上所具有的一些高干子弟的劣根就一览无余了:不学无术,眼高手低,原本南阳郡户口数百万,手工业、商业都十分发达,袁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管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闹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而袁术此时一味穷兵黩武,先后占领了扬州,豫州、司隶和荆州一部,俨然成为南方霸主。这时的他开始沾沾自喜,摆出了一副群雄领袖的臭架子,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出各种事端,弄了个损人不利己。先是和堂兄袁绍反目成仇,又同近邻刘表翻了脸,史书上说他“舍近交远”,其拙劣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可见一斑。
袁术为人言而无信,重利寡义,令不少曾经投靠他的人失去信心而离去。孙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孙坚死后,儿子孙策和其旧部投靠袁术却一直得不到重用。袁术曾经许诺孙策,让他出任九江太守,但不久又变卦转而任命丹阳人陈纪为九江太守。袁术派孙策进攻庐江,又对孙策说:"以前用错了陈纪,现在如果打败了陆康,庐江太守一职就非你莫属了。"结果当孙策占领庐江以后,袁术却派自己的心腹张勋。逼的孙策终于借故离去,之后转战江东,奠定了东吴政权。
随着自己地盘的扩大,袁术的狼子野心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公元197年,袁术从孙策手里夺得传国玉玺,开始做上了皇帝梦。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获得手下的支持,袁术利用195年汉献帝被劫持之机,召集手下,恬不知耻地提出称帝的梦想,完全一副乱臣贼子的嘴脸。不料竟然是无人响应,令袁术大失所望,他写信给孙策,想得到他的支持,而此时已是威镇江东的孙策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对袁术的野心进行了严厉驳斥。袁术是投机不着失把米,还因此气的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能当上皇帝,袁术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
几年的军阀混战让袁术损兵折将,地盘也越来越少。此时的袁术不但没有认真的进行反思,皇帝梦却是越做越香了。公元196年9月,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以后,袁术终于急不可待了,他决定孤注一掷。197年二月,袁术不顾手下的反对,怀抱着抢来的传国玉玺,在寿春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袁术改九江为淮南,任用九江太守为淮南尹,设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做的是象模象样,可惜袁术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形势。此时的袁术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了,自己的地盘仅仅只有两个郡,本钱少的可怜,加上袁术的荒淫奢侈,,把富裕的淮南地区糟蹋得残败不堪。197年正值大旱土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况,连袁术手下的士兵都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而袁术却仍然花天酒地,在后宫养了数百嫔妃,个个都绫罗绸缎,衣着华丽,整天山珍海味,享受不尽。结果自然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不用别人来打,自己都混不下去了,成了历史上最穷的皇帝。袁术称帝,立刻又得罪了其他的割据势力,遭到曹操、吕布、刘备的围攻,战场上损兵折将,仅有的地盘不断被蚕食。公元199年,袁术放火烧宫,带上一大帮随从想去投靠部下陈简、雷薄。陈、雷二人一早就知道这位皇上的德行,惟恐惹祸上身,加以拒绝。这一下袁术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派人去求原本已是反目成仇的兄弟袁绍收留。多亏袁绍心里还有他这么一个弟弟,派长子袁谭前往青州迎接。不料在赶往青州途中,袁术遭到曹操、刘备的截击。无奈之下,袁术只好掉头逃往寿春。在距离寿春还有八十里的江亭,他终于是一病不起,一命呜呼。至死袁术都没弄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其实,袁术此人,既无治国安帮之策,又无称霸天下之才,只是仰仗自己“四世三公”之后便怀问鼎天下之志,实在是自不量力,咎由自取。
曹操曾经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当我们看到袁术的下场,是否也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生子莫如袁公路”!
一分为二的吴国太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一定还记得:刘备占据荆州后,孙权派鲁肃讨还荆州不遂,周瑜便利用刘备甘夫人新丧之机,向孙权献计:欲以结亲为名,将刘备骗至东吴,以换取荆州。不料这个美人计被诸葛亮识破,在诸葛亮的精心策划下,一出围绕招亲的轻喜剧正式展开。在这出戏中,有一个陪角:吴国太,她成了促成孙刘联姻的关键人物。就凭她的几句话,刘备才得以抱得美人归。虽说此举让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但从当时的大局来看,却不失为正确的决定,促使孙刘联盟的正式形成,曹操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手脚慌乱,投笔于地”。
那么,吴国太究竟何许人也?《三国演义》第七回中言道:“孙坚有四子,皆吴夫人所生??????吴夫人之妹,即为孙坚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这个次妻,就是吴国太了。第三十八回中作者还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孙权之母吴夫人临终时,特地叮嘱孙权说:“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后,事吾妹如事我。”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也对孙权说:“你直如此将我看承得如无物!我姐姐临危之时,分付你甚么话来!”真可谓一清二楚,毫无问题。不想这事情后来却闹出了一个笑话:香港的白丁先生在他的《三国趣谈》中把这两个不同的吴夫人又混成了一个,该书“智哉吴国太”一文中提及吴国太时的介绍是;“(小说中的吴国太)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著名军阀之一孙坚的夫人、三国时代东吴首领孙权的生母??????孙策去世前后,她出面稳定大局;甘露寺相女婿刘备,促进孙刘联盟;赤壁之战前提醒孙权召回周瑜决策”。明明《三国演义》中都出现过的两个不同人物却被白先生当成了一个。
不过,当你查遍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资料的时候,你又会大吃一惊:原来根本找不到这个吴国太的存在。《三国志?嫔妃传》中记载:“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於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历史上的吴夫人根本就没有小说中提到的吴国太这个妹妹,这个妹妹纯属子虚乌有,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吴夫人和吴国太应该是一个人;刘备娶的孙夫人也不是小说中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而是孙权的亲妹妹。对于这段历史,罗贯中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不然就不会在小说中做了前面提到的三次特别的交代。如此安排,应该说是特意而为的,是罗贯中来了个一分为二,其动机无从考究了。不过,罗贯中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把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男性--孙仁当成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此话题本人另文介绍,不再赘述)。
问题算是搞清楚了,现在再来谈谈历史上的这位真正的吴国太。说起来这位吴国太倒是三国前期的一位颇有见地的女人,称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据<<会嵇典录>>中载:一次,孙策因手下功曹魏腾的意见与自己不符,心中大怒,并“将杀之”,当时,他手下人无人敢替魏腾求情,“计无所出”。这时,吴国太,“乃倚大井”说:“你刚刚平定江南,人心尚且不稳,你应当礼贤下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望,如果你今天把他杀了,那过不了几天,将将有人叛乱。我不忍看到那一天,现在就投井而死。”这一席话,说得孙策大惊失色,“遂释腾。”孙策死后,十八岁的孙权当政。为帮助孙权治国,吴国太“助治军国,甚有补益。”(见<<三国志?嫔妃传>>)。一次,曹操要孙权送子作人质,孙权因部下意见不同,只好“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周瑜认为:一送人质,就要甘心听从曹操指挥,这样做的好处,仅不过封侯而已,不能称霸天下,他建议孙权看清形势再说。这个意见同吴国太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吴国太对周瑜大加赞赏,并要孙权向对待兄长一样对待周瑜。(见<<江表传>>)。
这里附带提一句:所谓“ 甘露寺吴国太招亲”也是实属虚构。因为吴国太在刘备结亲的前七年,就已经病死了。
是诸葛亮害了马谡
说到马谡,很多人觉得他是个纸上谈兵的人物典型,而这种人物的结局绝对是比较悲惨的。的确,在陈寿《三国志》中最终是兵败后被诸葛亮处死(一说下狱后死亡)。马谡为何落得个如此下场?他的死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从相关的史料中进行了解和研究,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吧。
马谡,字幼常,是蜀汉重臣马良的弟弟,襄阳郡宜城人氏,兄弟五人皆有才名。刘备占据荆州之时马谡和其兄马良一起被刘备召为州府从事并随刘备一起入蜀征战,先后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史书上说马谡才气过人,好谈论军事,诸葛亮非常器重其在军事计谋方面的才能,常常引见谈论,从白天直到深夜。并委以重任,虽然先主刘备临终之时曾告诉诸葛亮:马谡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但诸葛亮一直不以为意。由此可见,诸葛亮对马谡的信任和器重在当时的蜀汉是有目共睹的。
从以上一段记载不难发现:能和诸葛亮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智者谈到一起的并让诸葛亮能将刘备说过的话置若罔闻的人物应该是很不简单的,至少具备相当的水平。那么,马谡到底又做过些什么事情让诸葛亮对他信任有加呢?史书只记载了一件事情: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马谡曾献计:“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按现代的话说,马谡提出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具有相当高的战略眼光。诸葛亮采用了马谡的主张,“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其信任和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再者,我们从马谡被杀后“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马谡在蜀汉军队中还是具有一定声望的。蒋琬也对诸葛亮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这也代表了蜀汉政府的高级官员对马谡的评价。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当时蜀汉名将魏延、吴壹等人都认为自己将担任先锋一职,而诸葛亮不听众议提拔马谡镇守街亭,马谡不在水边扎营,而到山上安寨,行动失当,终于被魏军击败,自己也因此一命呜呼。
马谡是人才不假,长于军事谋略而短于现场指挥是不争的事实,兵败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他的死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
答案是:马谡的死诸葛亮造成的。简单的说,诸葛亮没有正确的掌握人才的局限性和使用人才的方向性,拔苗助长,最后害得马谡丢了性命。
诸葛亮看好马谡,认为他是人才并委以重任,这并没有错,诸葛亮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楚马谡这个人才并非是文武双全,有很明显的局限性。担任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之类地方行政长官也许很在行,担任帐前参军,出谋划策也许眼光独到,但未必就能阵前杀敌,攻营拔寨。在对马谡的培养上,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反复观察;在信任方面,诸葛亮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可偏偏就在使用上,忽略了取其长处,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发现马谡的不足之处。,《宋史》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人才是难得的,但各有其长短,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就应该看到这些长短之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显然在这方面,诸葛亮做得不好,把马谡这个人才用错了地方,同时又来了个拔苗助长,为了让马谡这个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攻城拔寨的心腹爱将尽快成长,得到锻炼,立下战功而服众,错误的派他去镇守街亭,并希望其能凯旋而归,以事实证明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正确性。很显然,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的。以至于到最后是事与愿违,不得不来了个挥泪斩马谡。诸葛亮的眼泪与其说是为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做错事情而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流下的,还不如说是终于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对马谡的认识不够、使用不当而痛心疾首:是自己害了马谡!
吕布诛董的背后
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利用董卓松懈之机,一举杀掉董卓。王允想杀董卓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集团早就对董卓的倒行逆施不满,处心积虑,一直在等待机会铲除董卓。而吕布和董卓的情况却和王允截然不同。吕布和董卓“誓为父子”,在董卓的一手栽培下已经成为中郎将、都亭侯,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听从王允的摆布而放弃大好的前程吗?难道真的是因为董卓“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及“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这么两件事情就和董卓反目成仇进而把董卓杀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吕布投靠了董卓以后,和董卓的关系如何?自己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怎样?为什么吕布最后把董卓杀了?现在就让我们来进行逐一分析。
一.吕布和董卓的关系
首先是吕布和董卓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正史、野史上倒是非常一致:关系密切。《三国志?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后汉书?吕布传》说:“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由此观之,好象确实不错。不过,在史料记载中还有一段记载容易被忽略。《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吕布传》和《资治通鉴》等正史都同时都记载:
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㈠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另外,在《太平御览》卷五五注引《典略》更加提到“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
这个记载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有误在前、吕布怀恨在后,纯属个人恩冤。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这个资料的事实证明: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转变,不象平时理解的那么密切,董卓此举有一定的目的,不应该单纯地理解为董卓“性刚而褊”。
“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这是时人对吕布的一致看法,而且此时的吕布手下还拥有张辽等一干丁原旧部,这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董卓对吕布“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并且“誓为父子”,明显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安抚和利用这个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小集团为自己卖命。等到董卓地位巩固、外部威胁减少以后,对吕布的态度有所改变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另外,吕布在后来投靠袁绍寄人篱下的时候还会发生“将士钞掠”的情况,说明吕布对部下的管制不严,极有可能此时已经发生过类似事件,引起了董卓的不满,加之其他的矛盾,导致董卓“拔手戟掷布”,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此推测之一。
吕布在董卓手下做过什么,史料不详。但有两条很明显:
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
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这段记载在《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吕布传》和《资治通鉴》中都可以看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吕布已经从“飞将”变成了董卓的保镖。而此时的吕布显然手下还有众多并州兵马,驰骋疆场才是吕布的特长,董卓的行为是什么意图呢?有人认为是对吕布的一种信任,笔者认为不尽然:与其说这是对吕布的信任,还不如说这是董卓加强对吕布控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变相的削弱了吕布和自己部下的联系,以便直接加强对并州兵士的控制(关于并州军队和董卓的嫡系---凉州军队的矛盾,下面会提及)。把吕布限制在自己的身边,就等于把整个并州军队牢牢的抓在手里。此推测二。
从以上的两个推测分析,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其实属于相互利用,在这种前提的影响下,两人的关系随时会因为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也就注定这种关系是非常的不稳固的。
二.吕布及手下的发展
以上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如果说这种推测还有些证据不足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第二个问题:吕布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况的了解,更加清楚地进行判断。从史料分析,吕布和其手下的并州官兵在董卓的阵营中是非常受排挤的,而且矛盾比较激烈。方诗铭先生对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证:
尽管董卓极力拉拢吕布,“誓为父子”,但并、凉两支军 事力量之间,仍存在矛盾,甚至处于敌对状态。《后汉书?董卓 传》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董)卓遣将胡轸、 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 轸、布败走。”李贤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 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 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 至’,军众大乱奔走。”胡轸字文才(《三国志?吴志?孙坚传》 注引《英雄记》),属于所谓“凉州大人”(《三国志?魏志?董 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凉州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在这次 战争中,胡轸为“大督”,位置在担任“骑督”的吕布之上,是 全军统帅。由于胡轸和吕布的“不相能”,尤其是胡轸对并州军 的敌视,“要当斩一青绶”,所谓“青绶”指吕布。《后汉书? 吕布传》说:“(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续汉书?百官志》 说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因此,胡轸所说的“青绶”当然即是吕布。这更引起吕布等人的仇恨,从而导致全军不战自溃。这是并、凉军事力量相互矛盾和敌视的典型事例。。。。。。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从方先生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董卓手下同吕布的矛盾和敌视情绪,虽然不能直接归咎于董卓的指使,但其手下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了吕布及其一干并州兵士对董卓的态度,双方的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另外从《三国志?董卓传》中“初,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典兵别屯陕,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的记载分析,董卓对吕布是不怎么放心的,所以把吕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根本不让吕布有在外独立屯兵的机会。
三.吕布和董卓的较量
那么,既然矛盾和敌视都存在,董卓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吕布呢?笔者认为这是董卓的判断出了问题:没有预见到吕布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而造成董卓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不是董卓对吕布这个武夫不了解,在他看来,吕布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赐予的,吕布乃一介武夫,政治头脑又差,就算对自己有什么不满,都不会闹到刀兵相间的地步。而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信任的司徒王允一直对自己心怀不满(见拙作“《煮酒侃三国》之掩卷而泣叹王允)。司徒王允的出现,使得这个原本就已经是一触即发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最后吕布联合王允杀掉了董卓的结果,这才是董卓最大的失策。
王允原本就和吕布是同乡,平时关系就比较密切。《三国志?吕布传》中载:“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对于吕布的处境,王允应该是看的比较清楚的,所以他才能成功地说服吕布。而吕布因为受到董卓及其手下的双重压制,心情郁闷,投诉无门,找到王允这个能够代表朝廷士大夫势力的实力派人物,自然满心欢喜,并通过与王允的谈话了解到朝廷官员对董卓的不满,摸清了王允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吐不快,最后同王允形成了一个同盟,终于干掉了董卓。当然,吕布倒没有王允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操,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不过这时候他还是想到了和董卓的表面关系,所以吕布才假惺惺地问王允:“奈如父子何!”明明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还要装上一装。当时王允也是很给他面子:“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给了吕布一个下台阶,还把问题的本质说了出来,吕布就更加不会犹豫了。从后来董卓死时《后汉书?董卓传》中“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次杀董卓也的确是造福于民,有功于社稷,值得大书一笔,吕布立了大功,虽然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也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刘备之功挂在诸葛帐上
《三国演义》中“火烧博望坡”是诸葛亮初出茅庐为刘备所出第一计,它既挫败了曹操欲消灭新野刘备的企图,又树立和巩固了诸葛亮在刘备营中的地位,表现出卧龙先生那种机智过人、临危不惧的思想性格,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篇章之一。作者在此还专门用了一首后人诗来称赞诸葛亮:“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谈笑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这也可见这一仗对诸葛亮的重要性。
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根本就不曾火烧博望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火烧博望坡一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而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之时,却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火烧博望坡之时,孔明尚在隆中高卧,岂能去新野指挥军队火烧博望坡呢?
那么,真正火烧博望坡的指挥官是谁呢?是刘备。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李典传》中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综合史料的情况分析:刘备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投奔刘表之后,刘表对刘备虽然不加重用,但也算是厚待,给了他一些军队,让刘备驻扎在新野,看守荆州的北大门。曹操闻讯后,立即派大将李典和夏侯惇在博望与刘备对垒,后来,刘备设下伏兵,先自烧博望,佯装被战败逃,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缓解荆州的紧张局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后曹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荆州的刘表、刘备也得到了六年的喘息机会。这也是刘备为数不多的打败曹操的战例之一。
这个历史故事后来的移植,不完全怪罗贯中,这又是民间艺人们的杰作。估计在元代之前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已经变成了诸葛亮。元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就是在之前民间艺人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只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这个故事写的更加精彩。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关羽、张飞对刘备屈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颇有微词,“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加上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加入刘备阵营后,除了联吴抗曹做了一回说客之外,基本上在荆州数年时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难满足民间艺人赞颂诸葛亮的愿望。所以也就顾不得历史上原本火烧博望的功劳是刘备而非诸葛亮了。
要说罗贯中在处理火烧博望这个情节时还是有一番考虑的,并不是为了烘托诸葛亮而完全不顾刘备。历史上的刘备创业初期历经坎坷,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见《三国志?先主传》)著称,但军事指挥则是水平低劣。《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傅子》中丞相掾赵戬说刘备“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三国志?陆逊传》中陆逊也评价刘备:“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都能说明刘备军事才能的在当时已是为人所共知,就这么一次火烧博望的胜利还被移植到了诸葛亮的身上,罗贯中可能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出现了一个刘备建议的“围师必阙”情节。这个情节在历史上也是不曾出现的。《资治通鉴》载: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儶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儶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儶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儶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很明显,“围师必阙”计出朱儶。而此时的刘备只是征讨黄巾队伍中的无名小卒,身份低微,《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有没有和朱儶一起并肩作战还尚未可知,想凑到右中郎将朱儶这样的统帅身边说长到短,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很明显,罗贯中的这次移植也是有意而为的,也可以理解为算是对刘备的一个补偿吧。“围师必阙”本身就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养,移植到刘备身上也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到后来第八十三回刘备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这句话所对应的例子就实在是少的可怜,成吹牛了。作者的细致在这两个情节中得到了一个体现。
罗贯中的败笔
诸葛瞻是诸葛亮的长子,幼年非常聪慧,深得其父喜爱。凭借诸葛亮生前的威望,诸葛瞻十七岁就任骑都尉,先后担任过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等要职。在蜀汉后期日见衰落的环境下,诸葛瞻宛如又一个诸葛武侯出现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这倒不是因为诸葛瞻自身有多大的能力,基本上还是靠诸葛亮的威望。蜀人非常怀念诸葛亮,逐渐变成了爱屋及乌,所以每当蜀汉朝廷出现了一个善政佳事,人们都会认为是诸葛瞻的功劳,那怕这和诸葛瞻根本没什么关系也一向如此。景耀四年(公元263年)诸葛瞻被委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魏征西将军邓艾征讨蜀汉之时,诸葛瞻和儿子诸葛尚一起上阵御敌。期间邓艾曾经派人对诸葛瞻进行劝降,诸葛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陈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
以上记载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在此陈寿虽然认为诸葛瞻“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但是对其在战场上表现和最后壮烈殉国的情形还是做了基本的表述。对于这个历史瞬间,裴松后来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中也引用了两个资料:
干宝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晋泰始起居注载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
从以上的几个历史记载来看,虽然诸葛瞻能力不济,但是其忠贞不二、壮烈殉国的行为,却是值得后人赞颂的。诸葛亮祖孙三代虽然未能帮助刘备、刘禅父子完成复兴汉室的宏愿,但为了蜀汉的江山前赴后继,驰骋疆场,最后都是死在沙场之上,可说是满门忠烈了。
原本这是个忠义两全的历史佳话,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应当加以重墨渲染的故事,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却发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转变:诸葛瞻差点成了个叛徒!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四“诸葛瞻大战邓艾”中,是这样描述的:
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谴使送入蜀寨。守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诸葛瞻看毕,疑之未决。其子诸葛尚在侧,问曰:“父亲有意降魏乎“瞻叱之曰:“吾为何而降耶?”尚曰:“儿见父亲有三顾之意,容魏使入寨,与之相见,一也;得其书而审其来意,二也;见封琅琊王而不怒,三也。”诸葛瞻扯碎其书,曰:“吾不及吾子也!” 叱武士立斩其使,令从者持收回营,见了邓艾。
经罗贯中这么一写,好象诸葛瞻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是好,要不是因为儿子诸葛尚的义正词严才幡然悔悟的话,没准诸葛瞻就要当叛徒了!
这段描述,无论是罗贯中出于哪个目的、任何角度,都是一个明显的败笔:既篡改了历史上诸葛瞻父子毫不犹豫、以身殉国的史实,又破坏了人物塑造的完整性,对自己精心塑造的完人---诸葛亮的伟大形象也是一个间接而严重的伤害。这个情节的构思,不能不说是罗贯中这位文学巨匠的一个严重的失误。(罗贯中肯定是看过《三国志》的,这个情节的编排应该也是有意的,不过究竟是什么用意笔者无法猜测,还是留给专家们去研究吧)
清代毛宗岗父子在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评改的时候,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这个不合理的情节进行了重大改动。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七回“邓士载偷渡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中是这样描述的:
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遣使送人蜀寨。守门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 瞻看毕,勃然大怒,扯碎其书,叱武士立斩来使,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
这样一改,马上又回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改动对于毛宗岗来说,是一个得意之举。怪不得毛宗岗在本回的点评中写到:
诸葛瞻父子受命于大事既去之后,而能以一死报社稷。君子曰:武侯于是乎不死。盖战死绵竹之心,亦秋风五丈原之心也。使当日甘心降魏以图苟全,则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家训,不其有愧乎?故瞻、尚亡则武侯存。
这段评价在笔者看来,不但是毛宗岗对自己的改动所做的一个回顾,也算得上是对罗贯中的一个婉转的批评。对后世者来说,毛宗岗的成功改动也非常值得称赞。如何完整的体现人物形象,不但是一般作者面对的课题,对于文学巨匠来说,这一点也是必需认真对待、绝不能马虎的。
吕布杀丁原的另外两个可能
吕布杀害丁原投靠董卓,是一件臭名卓著的历史事件,不但是史料记载中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见陈寿《三国志?吕布传》)的开始,而且也成为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吕布“三姓家奴”恶名的起因。
本文无意为吕布翻案。只是想通过一些历史记载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后看看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吕布(?---公元198年),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人,早年就因为骁勇在并州当差。并州刺史丁原担任骑都尉后,任命吕布为主簿。这是史料记载中吕布所担任的第一个较为高级的职位。这个职务对吕布来说显得比较有趣。主簿是东汉三国时期中央和州郡长官所属属官,其职为主管文书,协助处理事务。很明显这是个文职。而我们从吕布一生骁勇善战、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来看,这个职务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在这个岗位上吕布能发挥多大的能力尚属疑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是这样介绍丁原的:“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从这段记载看,丁原基本上属于一介武夫,能否做到知人善任也是一个疑问。虽然《三国志?吕布传》说丁原对吕布“大见亲侍”(《后汉书?吕布传》中亦云“甚见亲侍”),但吕布的态度如何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而此时张辽担任的职务已经是从事,比吕布的职位要高一级。但不管怎么说,吕布迈入仕途不久,就算对丁原有点什么不满,也不会过早的表露出来,因此,笔者提出一个疑问:丁原对吕布真的就是“大见亲侍”吗?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丁原没有重用吕布而导致吕布的不满,最终在董卓的利诱之下杀害丁原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乱政。为消灭异己,董卓指使吕布把时任执金吾的丁原杀死,开始控制朝政,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董卓用了什么手段离间了原本关系亲密的丁原、吕布呢?陈寿的解释非常的含糊。《三国志?董卓传》中说:“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在《三国志?吕布传》中也只是说:“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到后来南北朝范晔大概也没有相关资料作为佐证,因此在《后汉书?吕布传》也只能跟随陈寿的说法,写上了“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只能是说:“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既然在正史中没有直接说明吕布诛杀丁原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妨通过这些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了解一下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以求寻找出一个大致的答案。
董卓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命令赶至途中之时,洛阳的形势已经是非常的混乱:何进遇刺、宦官被杀、少帝及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董卓是第一个找到少帝及陈留王刘协并把他们带回洛阳的。此时的董卓身兼前将军、斄乡侯、并州牧等职务,是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此次又勤王有功,自然倍受关注和推崇。面对洛阳的混乱局面(当时进京的部队共有八支之多),董卓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应变能力。《九州春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董卓的这个举动非常的高明,虽然他暗藏祸心,但对于稳定洛阳的局势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如何呢?何进、何苗的部下纷纷投靠董卓,丁原所率领的并州军队也随着吕布一起站到了董卓的阵营。此时的董卓从表面上看,有功于社稷,并且得到了部分朝廷官员的拥护。
此时的丁原被杀,固然有当时复杂背景的因素,同时也有丁原自己在这场混乱中的态度有关。于涛在《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一书中提到:
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十宗罪。。。。。。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由此可见。”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
于涛最后的关于“丁原、董卓的行动事实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的观点笔者认为有点勉强,但是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袁绍对董卓入京是什么态度呢?《三国志?袁绍传》中说招董卓进京原本就是袁绍的主意。而当时的很多朝廷重臣对招一向名声不佳的董卓入京是持反对态度的。只是到了后来袁绍察觉了董卓的政治野心,与董卓分道扬镳。从最后被杀的结果分析,丁原和袁绍应该处于同一阵线,自然也会站到董卓的对立面。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后丁原被杀也是意料中事。
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让吕布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真是难为了这个以武力见长而头脑拙劣的吕布,他的想法未必有袁绍、曹操等人那么清晰。更何况连大将军何进的部下都投靠了董卓,部分公卿也支持董卓。以笔者之臆想:在吕布的心中,董卓很可能成为正义的代表,而丁原这个上司也就成为了叛逆,被董卓唆使去杀害丁原,自然变成了义举,属于弃暗投明。而从吕布杀丁原投董卓之后丁原旧将的反应看,对吕布的举动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反抗,究其原因,不外乎三个:
一是和吕布一样认为董卓属于正义的代表,吕布杀丁原是义举;二是丁原这个旧主的管理水平太差,不能得到大多数部下的拥护和支持。
三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
这三个理由估计连吕布心里都有,而吕布在这次行动中能成为受益者,估计还与他在军中的威望有关(后来不管吕布怎么折腾,这帮人都是一直跟随他,称的上忠心耿耿了)。总之,不管出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由,吕布的行为都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虽然吕布把丁原杀了,不过笔者还是有一个疑问:既然就算吕布不杀丁原,丁原也未必就能善终,那么,吕布的行动是不是间接的保护了其他众多的并州将领和士兵免受杀戮呢?他的行为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是为顺应当时复杂局面而采取的正确选择的呢?
谈谈“降汉不降曹”
关羽降曹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这一点在史料上有三个记载可以为证。
《三国志?武帝纪》中提到:“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三国志?先主传》中亦说:“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三国志?关羽传》中也明确提到:“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至于关羽投降的原因,史料上都没有说明,估计不外乎两个理由: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二是“弃暗投明”,主动投降。
这里我们虽然不讨论投降的具体原因,但从三国早期的情况看,无论是哪种方式投降,都十分正常。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国时期类似的情况很多,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加上后来关羽又返回了刘备的阵营,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虽然有点不光彩,但是逐渐被人所遗忘,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对此说长道短。
不过,随着后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的热爱和崇拜,关羽逐渐被神化。为了让关羽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符合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面貌,有关关羽的史实也开始被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进行了重新的加工。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两个千里走单骑两种结局”一文中曾经提到:历史上的关羽弃曹归刘原本是由于曹操的大度,关羽才能安全地回到刘备的身边,民间艺人和作家们觉得这对刻划关羽的光辉形象还不够深刻,于是杜撰出了“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而在对关羽投降曹操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上,民间艺人和作家们都觉得这是对关羽形象的一种侮辱:千秋忠义的关羽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理由应该是相当充分的。基于对关羽的崇拜,民间艺人和作家们开始对关羽降曹进行了各种的开脱和解释。
早在宋、元时期,民间艺人们就已经通过说书等形式对关羽降曹进行了一系列的润色和改造,到元代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三国志平话》中,这个历史故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场景:
张辽在于厅下,美髯公问曰:“徐州是失?皇叔、张飞不知存亡?”张辽曰:“乱军所杀也。”美髯公哭曰:“吾死不惧。尔来莫非说我乎?”辽曰:“不然。虽皇叔、张飞为乱军所杀,公将家属不知何处,倘若曹兵至城下,岂不事有两难?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岂不解其意?曹操深爱。”关公曰:“我若投曹如何?”辽曰:“便加将军重职,每月四百贯、四百石。”关公曰:“若依我三件便降。”张辽曰:“将军言。”“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此三件事依,即纳降;若不依,能死战。”张辽笑曰:“此事小可。”张辽回见曹公,具说此事。
这个处理可以说集几百年民间智慧之大全,关羽投降有了三个条件,而“降汉不降曹”的说法也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过这个构思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漏洞。所谓“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的提法,显得太琐碎,立意太低,写的也太露骨了。容易让人感觉另有所指,似乎有意在为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关羽同曹操争抢秦宜禄夫人这一风流事进行掩饰,有点欲盖彌张的味道。所以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个情节又有了一番改造:
公曰:“一者,吾与刘皇叔同设誓时,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厢曹公,凡有杀戮,不禀丞相。二者,二嫂嫂处,请给荒疏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然不肯降,望文远贤弟急急回报。”
从文字技巧上看,罗贯中的手笔明显比民间艺人们高出了很多。不过,清代的毛宗岗父子觉得这个说辞还是有问题。因此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又做了一次改动,我们先来看看毛宗岗父子的写法:
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毛宗岗父子改动的核心内容其实就一个地方:把罗本中的“曹公”改成了“曹操”。很明显毛宗岗父子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对曹操“曹公”的尊称感到非常不满,特意而为。经过这三次的加工和改造,关羽降曹的故事终于定型,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开脱理由。
以上这三种改法究竟好不好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降汉不降曹”上。显然毛宗岗父子认为是很不错的:
“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脚注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名为降汉,而实则降曹者也。吕布、袁术等辈,不降曹而亦不降汉者也。华歆、王朗、郭嘉、程昱、张辽、许褚等辈,不知有汉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误以为汉即是曹、曹即是汉,而不知汉必非曹、曹必非汉者也。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
这一段宏论似乎有一些道理。不过笔者倒是有一个疑问:且不说“汉是汉,曹是曹”,就这个“降汉”也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试想:刘备一直打着兴汉的旗帜与曹操争雄,经关羽这么一说,原本的“正义之师”岂不是变成了“反贼”?关羽倒是解脱了,那刘备及其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不就变味了吗?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关羽是大义凛然,实际上却还是露出了马脚。看来经过几百年的加工改造,民间艺人和作家们似乎还是没有为关羽降曹这段历史事件寻找出一个另人信服的开脱理由,所谓的“降汉不降曹”实在有点画蛇添足之嫌。以笔者浅见:还不如干脆就写曹操爱惜人才,以刘备的两个夫人来要挟关羽。关羽事出无奈,只得举手投降,同时向曹操提出了“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笔者认为:两个条件就足够了。就算这样写法,会对关羽的英雄形象产生什么伤害呢?我看还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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