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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论 作者：佚名

　　自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暴发，天下大乱，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灭吴，海内一统，近一个世纪的分合历史十分引人注目。汉晋间的分合主要是三国的兴亡。三国集三代、秦汉文化之大成，三国人物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天下如何守江山的问题。我在这些连载的帖子中（共29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在简述历史故事中泛论了这些问题，并对史料不详、矛盾、模糊之处提出一些看法，前半部分主要叙议乱世争雄的事情，后半部分主要叙议治世建业的事情，纰缪在所难免，敬请批评。为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我对一些引语作了适当的删改。其实，这种写法，早已有之，我不过是模仿而已，希望能有深入浅出的效果。《三国论》实在名不副实，应叫《浅说三国》近妥。村夫不知深浅，已在其它坛里僭用了《三国论》的名，故恐随意易之，会蒙骗了读者的眼。 　

第1章 桓灵昏庸失政 　

　　东汉王朝自顺帝后开始衰落。建康元年（144），顺帝病逝京都洛阳，由其年仅两岁的独子刘炳即位，即冲帝。尊顺帝梁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诏太后兄大将军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

　　西汉高帝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分封诸吕为王。吕后死，诸吕谋反，为陈平、周勃平定。不久，吴楚等七国宗室诸侯王自治坐大，起兵叛乱。景帝平之，收缴其权。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继续削弱分封。到东汉，一遇幼帝即位，为防宗室侵夺，多要以太后摄政。太后因不便接触朝臣，常重用其父兄弟，结果权力常落外戚手中。外戚为久专国政，多贪立幼帝。

　　永嘉元年（145），冲帝夭亡。李固建议宜选宗室年长有才德者为帝。梁冀不从，乃与太后定策禁中，迎勃海孝王刘鸿八岁子建平侯刘缵为帝，即质帝。质帝知梁冀骄横，尝谓其为跋扈将军。梁冀闻而大怒，恐为后患，遂鸩弑之。梁冀召群臣商议立嗣。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及大鸿胪杜乔皆谓清河王刘蒜德才显著，宜立之，群臣多赞同。梁冀欲嫁妹给蠡吾侯刘志，故欲立之，与众意不合。散朝后，宦官曹腾等找到梁冀，曰清河王严明，若即位，大将军恐难保富贵，不如立蠡吾侯。梁冀然之。李固欲权去外戚、宦官，任用贤能，政归皇帝，故招致梁冀和宦官的忌恨。翌日，公卿再会，梁冀气凶辞切，欲立刘志，众人慑服，唯李固、杜乔坚持原议。梁冀立刘志为帝，年十五，即桓帝。太后犹临朝。太后妹立为皇后。诸梁皆蒙恩宠，官显爵高。太后深知前世得失，力行善政，但却又溺于宦官，再加梁冀暴滥，致使天下失望。

　　梁冀害死李固、杜乔，暴尸街口。朝野丧气，怨声载道。李固临终，书与胡广、赵戒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 二人得书悲惭，长叹流涕（《后汉书·李固传》）。

　　和平元年（150），太后崩，归政桓帝。但梁冀专权愈烈，暴虐滋甚。他安插亲信于宫卫，监窥宫中巨细；对州郡上贡进物，先挑上品，次品留给桓帝；大造第舍园囿，穷奢极欲；每天受贿接礼不计其数。桓帝崇其位高三公，他犹嫌礼薄而不悦，他欲为周公。皇后亦恃荫庇而奢滥乖忌。皇后无子，每有宫人孕育，辄随嫉害，难有保全者。桓帝不敢谴怒，但疏之。

　　延熹二年（159），皇后失宠，忧郁而死。桓帝不满梁氏专暴，遂与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合谋，诛灭梁氏。五宦官同日封侯，时称“五侯”。皇帝只要被架空，不得理政，便多要与宦官为伍。他一旦想夺回权力，宦官便是可以信赖的力量。

　　梁氏被灭，普天同庆，但五侯得势擅权，骄横贪暴，又使举国悲哀。时叛乱迭起，天灾不绝，国库空，民相食。忠臣贤士深为痛恨，不断直言相谏。宦官更进谗，诬告此辈结党，诽讪朝廷。桓帝听之信之，下诏逮捕党人。尚书朱穆深疾宦官，上疏曰：“案汉初之典，士人可任中常侍，中兴以后，乃悉用宦者。自殇帝以来，浸益贵盛，权倾海内，穷困天下。愚臣以为可悉罢省，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 桓帝怒而不纳（《后汉书·朱穆传》）。宦官虽因身份卑下，难以登上辅政之位，但以钻营之道，博得封宠，干预朝政，已是贻害无穷。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尊窦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桓帝宫人数千，未有留下子嗣。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迎十二岁解渎亭侯刘宏为帝，即灵帝。迁窦武为大将军，进封闻喜侯，诸窦亦拜官封侯。名士卢植以窦武素有名誉，上书规之，宜择宗室年长有德者为嗣，并用宗室贤才，外戚不宜秉政。窦武不能用。但窦武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征用名贤，欲尽诛宦官。窦武说太后，依旧例，宦者不过监宫廷门户及管宫中各部财物，如今使与政事而任重权，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凶凶，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谓汉家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不可尽废。 窦武犹豫不决，迁延时日，致使计策泄露。中常侍曹节、王甫知悉后，矫诏窦武、陈蕃图谋废立，督羽林兵杀之，幽闭太后。宦官疾恶名贤，遂大搞党锢，大杀党人。

　　曹节、王甫死后，张让、赵忠等十二中常侍继续恃宠专权，时称“十常侍”。但宦官中也有清忠者，不过为数甚少。灵帝欲封赏中常侍吕强，吕强固辞不受，并奏曹节、王甫、张让等品卑人贱，谗谄媚主，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应罢黜之。灵帝知其忠而不能用。吕强后遭赵忠构陷而自杀。

　　灵帝卖官鬻爵，增赋加税，造宫修殿，骄奢淫逸；宦官朋比为奸，擅权祸国；忠臣贤士不得进用，并且遭受残酷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依附权势的地方豪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民不聊生，四处逃亡。东汉王朝摇摇欲坠。

　　中平元年（184），张角率领黄巾军起义。灵帝拜何皇后兄何进为大将军，召群臣会议，镇压黄巾起义。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宜解党禁，拿出藏钱以资军队。灵帝惧怕党人与张角合谋，不得已而纳之，赦免天下党人，增加军资，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征讨颍川黄巾，以卢植为北中郎将，征讨冀州张角。

　　灵帝只赦免了党人，并不用之，仍然信重宦官。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亲朋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布告天下，以谢百姓，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后汉书·张让传》）灵帝怒，害之。皇甫嵩护军司马傅燮上书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今阉竖弄权，忠臣不进，此即萧墙衅发，而祸延四海，遂使黄巾起事。臣受戎任，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灾患难弭。夫奸邪与贤良不宜共国，亦犹水火不可同器。陛下宜速诛谗佞，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后汉书·傅燮传》）灵帝因其有军功，不置可否。

　　在两汉你死我活的权力舞台上，皇上是当然的领衔，宗室、外戚、臣僚及宦官是列在皇上前后左右的四大名角。西汉初的开场戏是龙争虎斗。韩信、彭越等功臣，有喧宾夺主之势，相继为刘邦剪除。刘邦死后，外戚企图夺取政权，为陈平、周勃平定。继之，刘氏诸侯王起兵，欲演割裂，景帝镇压并削弱之，实行中央集权。武帝热中独行，为加强皇权，又委以在宫中办事的尚书及经常出入宫中的侍中、中常侍等近臣实权，借以制约由丞相领导的正规的中央行政机构。尚书为皇帝机要秘书，侍中、中常侍等为卿、大夫加官，侍从皇帝左右，顾问应对。此后，称皇帝的近臣为中朝官（或称内朝官），中央行政机构官员为外朝官。阉宦常为中常侍，遂得以与政，由跑龙套而跻身大腕。武帝拾集权之阶再登专制之顶。武帝死，霍光受遗诏辅佐昭帝。昭帝死，霍光立昌邑王，不久即废，又立宣帝。霍光专权废立，使争而效之者不绝。元帝以宦官石显为中书令，石显祸政乱朝，西汉始衰。光武帝中兴，建立东汉。和帝立，外戚窦氏专权，图作不轨。和帝与中常侍郑众密谋诛之。东汉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尚书开始直接处理政务，领录尚书事者可谓揽有行政大权，由是丞相、公卿之权渐轻。宦官充斥中常侍，贵戚多把持军权。皇权至高无上，宗室、外戚、重臣皆具条件获取，就是宦官也有惦念之心。皇帝被窥伺搞得神魂不定，不知该如何防范是好。其实，天下事说难如乱麻，说易也都很井然。马和鹿简单一分，硬要指鹿为马，乱就生出。宗室、外戚、臣僚乃至宦官当中都有善恶之分。简明易行的办法就是择优除劣。群臣鱼贯，故可信者众。明主能辩良莠，只是昏君不知好歹。东汉末这最后的一幕简直糟糕透顶。皇帝庸碌无为，浑浑噩噩；宗亲面壁，形影相吊；臣子坐冷板凳，无用武之地；只见贵戚、阉宦这些虾兵蟹将上蹿下跳，轮番折腾。妇孺皆知，马上就要曲终人散了。 　

第2章 缺标题 　

　　中平元年（184），灵帝遣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统兵四万征剿颍川黄巾，随后又遣骑都尉曹操率兵增援。三将打败颍川黄巾。皇甫嵩、朱俊乘胜进讨汝南、陈国等地黄巾，悉破之。皇甫嵩、朱俊封乡侯，曹操迁济南相。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好《诗》、《书》，习弓马，世代统兵驻边关。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英才侠义，任过县令、刺史等职。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是宦官曹腾养子曹嵩子。曹腾因立桓帝有功，封费亭侯，迁大长秋。曹腾死，曹嵩嗣。曹嵩中平年间花钱做过数月太尉。

　　《三国志·武帝纪》曰：曹操少机敏善权，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桥玄谓曹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在此，裴松之注引了《魏书》、《世语》及孙盛《异同杂语》里的一些说法。《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曹操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世语》曰：桥玄谓曹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曹操乃造许子将，许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曹操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许子将不答。固问之，答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大笑。《后汉书·许劭传》曰：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有高名，好核论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许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曹操乃伺隙胁之，许劭不得已，乃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大悦而去。

　　桥玄异曹操是有原因的。《三国志·文帝纪》曰：熹平五年（176），沛国言黄龙见谯县，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单飏曰：“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龙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光和元年（178）十二月至二年三月，桥玄任太尉。可见，桥玄是为光禄大夫时闻沛国将有王者兴，后为太尉时睹曹操而异之的。曹操生于桓帝永寿元年（155），熹平末、光和初时二十岁出头。桥玄认为汉室已衰，曹操将是取代者。至于许劭评价曹操，我赞同孙盛的说法。曹操少时确实顽鄙，许劭以此轻之，有可能。但许劭识人，不在桥玄下，重看曹操更有可能。《三国志·吴书·刘繇传》注引袁宏《汉纪》曰：刘繇与孙策争江东，许劭劝刘繇北连曹操，刘繇从之。说明许劭对曹操有好感。《后汉书·何颙传》曰：何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曰：曹操为布衣，汝南王俊称其有治世之具，能济天下，建桓文之功。说明识人者必具慧眼。所谓识人即观其表而知其里也。不管怎样，就曹操一生所为来看，孙盛记的既能说得通也与事实吻合。就曹操的才识，他若在清平里，应该是个能臣，难为奸贼，但他恰逢乱世，遂有所图谋。汉室已乱，桥玄信天命，自谓曹操将立，许劭则谏其勿为奸雄为好。曹操深感桥玄知己，奋除群雄，挟持献帝，但他亦未忘许劭之言，至死未有易代。

　　曹操任济南相，罢贪官，免污吏，郡界肃然。朝廷征其为东郡太守，他因朝廷政乱而不就，称疾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狩猎，以自娱乐。中平末，灵帝置西园八校尉(注一)，又征其为典军校尉，乃就征。

　　北中郎将卢植与张角作战，灵帝遣宦官左丰诣军观势。有人劝卢植宜贿赂左丰，卢植不肯。左丰还言卢植畏敌不进，灵帝怒，免其官，拜董卓为东中郎将，代讨张角。卢植字子干，涿郡涿县人，博识有志，任过太守、尚书等职。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少好侠，力大性猛，任过校尉、太守等职，数讨羌胡。董卓不敌张角，军败而还。灵帝诏皇甫嵩进讨。张角病死，其弟张梁、张宝率领黄巾军。皇甫嵩先后打败张梁、张宝，并斩之。黄巾主力虽被打败，但各地散军仍继续战斗。

　　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汉阳阎忠说皇甫嵩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将军兵动若神，电扫黄巾，威震本朝，风驰海外。身建高人之功，以事庸主，难以图安。今将军若赫然奋发，崇恩振武，必除阉宦，以释群怨。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移神器于己家，推亡汉以定祚，实风发之良时，至决之神机也。”皇甫嵩曰：“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阎忠知计不用，乃亡去（《三国志·贾诩传》注引《九州春秋》及《后汉书·皇甫嵩传》）。

　　中平年间，凉州韩遂、马腾等叛乱。皇甫嵩、董卓奉诏讨之。中常侍赵忠、张让构陷皇甫嵩，灵帝以张温代之，张温无功而回。后灵帝复遣皇甫嵩。皇甫嵩官至左将军，为主帅，董卓官至前将军，为副帅。二人因意见相左而有隙。

　　中平六年（189）春，朝廷先后征董卓为少府、并州牧，敕令兵属皇甫嵩，董卓皆辞不就。皇甫嵩侄子皇甫郦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董卓拒诏，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皇甫嵩曰：“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后汉书·皇甫嵩传》）于是皇甫嵩上书朝廷。灵帝责让董卓，董卓依就抗命，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夏四月，灵帝死。

　　阎忠说王，皇甫郦言霸，这是东汉末出现较早的王霸之论，此时的皇甫嵩也是深具实力做这些事情的人，但他是儒将，恪守汉家君臣之节，不愿乱中取利。

　　自黄巾起义暴发，天下遂大乱。拥兵反叛，聚众揭竿者，不可胜数，小者成千，大者上万，或杀贪官污吏，或占山割地为王，或流为盗贼寇匪。黑山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所在寇抄。益州马相自号黄巾起兵，自称天子。幽州张举、张纯反叛，张举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将军，布告天下，当代汉室。大浪滔天，泥沙俱下，起落浮沉，眨眼瞬间。

　　初，灵帝何皇后生长子刘辩，王美人生次子刘协。群臣请立太子，灵帝以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而有意刘协，然皇后有宠，且何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灵帝疾笃，托付刘协于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及灵帝崩，蹇硕在内，欲先诛何进而立刘协，何进觉，称疾不入。蹇硕谋不行，刘辩乃即位。尊何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参录尚书事。刘协封勃海王，寻徙陈留王。

　　何进与中军校尉袁绍、虎贲中郎将袁术交结，欲除宦官。袁氏兄弟是汝南汝阳人，自其高祖袁安至叔父袁隗，四世五人为三公，势倾天下。袁绍字本初，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宦官皆恶之。袁术字公路，以侠气闻。何进厚待袁氏兄弟，并博征智谋之士何颙、荀攸、王允、刘表、蒯越、华歆等二十余人，以为心腹，共议大计。何进收蹇硕而诛之，袁绍遂建议尽诛宦官。何进欲说服太后，太后不从。何进不能立断，故事久不决。

　　袁绍又进策，召四方猛将引兵向京师，以胁太后。何进然之。何进主簿陈琳认为，何进总握兵权，除阉竖，易如反掌。征外兵来，强者为雄，京城必乱。何进不从。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之，料其事必宜露，事必宜败。

　　何进敕令前将军董卓逼上林苑，府掾王匡及东郡太守桥瑁进成皋，并州刺史丁原向孟津，皆声言以诛宦官。

　　何进计谋积日，已走风声。何进入宫迫太后，张让、赵忠等设伏杀之。何进遂做了窦武第二，但袁绍没有步陈蕃后尘。张让、赵忠一伙阉竖实际上威势已去，不比当年曹节、王甫等气焰嚣张。袁氏兄弟与何进部曲见何进死，随即围攻皇宫，屠宰群宦，张让等劫少帝走小平津。董卓至，会公卿迎少帝，少帝欲董卓退兵，董卓不从，护少帝还宫。

　　注一：《三国志·魏书·张杨传》注引《灵帝纪》及《后汉书·何进传》记西园八校尉：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冯芳为助军校尉，夏牟、淳于琼为左右校尉。灵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第3章 缺标题 　

　　董卓入洛阳，收编何进部曲。他见丁原爱将吕布甚勇，遂诱吕布杀死丁原，并其众，以吕布为骑都尉。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善骑便射，膂力过人，号为飞将。骑都尉鲍信见董卓揽握京都兵权，谓袁绍曰：“卓拥强兵，有异志，今不早图，将为所制；及其初至疲劳，袭之可擒也。”（《三国志·董卓传》）袁绍有所畏惧，未敢行动。

　　董卓呼袁绍，议欲废少帝，立陈留王。袁绍见董卓欲行篡逆，与之言语不和，愤然而去。董卓初来乍到，知袁绍势要之家，故未敢加害。袁绍不敢久留，亡奔冀州。董卓见袁绍逃走，遂悬赏捉之。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欲解袁绍之危，乃说董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及天下，若收徒聚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三国志·袁绍传》）董卓觉得有理，乃拜袁绍勃海太守，封邟乡侯，又拜袁术后将军。袁术亦惧，南奔鲁阳。

　　董卓集会群臣，自比伊尹、霍光，废少帝为弘农王，立九岁的陈留王为帝，即献帝。董卓继而杀死何太后，自为太尉，进封郿侯，不久又为相国。周毖、伍琼劝董卓矫桓灵之政，征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董卓纳之，追理陈蕃、窦武及党人案件，悉数平反；闻蔡邕、荀爽等人有高名，皆强征入朝；表韩馥、刘岱、孔伷、张邈、张咨等出宰州郡。然董卓性情残忍，一旦独揽大权，则所愿无极。杀人放火，收刮钱财，奸淫劫掠，无恶不做。京都随即大乱。

　　董卓表曹操骁骑校尉，欲与计事。曹操知其不能长久，遂不就拜，变易姓名，间行东奔，逃归乡里。

　　东郡太守桥瑁伪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罪恶，企望义兵，解国患难。关东州郡风起云涌。 　

第4章 关东州郡起兵 　

　　《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袁绍传》曰：曹操至陈留，散家财，并得陈留孝廉卫兹资助，中平六年（189）十二月，起兵于己吾县，众有五千人。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推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曹操行奋武将军。

　　关于曹操起兵的情况，查看一下其它书传，可以知道得详细一些。《三国志·张邈传》曰：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与曹操、袁绍为友。拜骑都尉，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张邈与曹操首举义兵。《三国志·卫臻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卫兹不为激诡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虑渊深，规略宏远。董卓作乱，曹操到陈留，始与卫兹相见，遂同盟，计兴武事。卫兹曰：“乱生久矣，非兵无以整之。兵之兴者，自今始矣。”《后汉书·曹腾传》曰：曹操起兵，曹嵩不肯相随，乃与少子曹德疾避乱琅邪。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曹操到陈留，与张邈、卫兹同盟，首举义兵。曹操不得曹嵩支持，只能散部分家财，另加张邈、卫兹之助，得据陈留己吾县，有众五千人。袁绍等州郡俱起，众各数万，其中有张邈。张邈的数万兵应是其与曹操、卫兹结盟共有的兵力。曹操据一县，兵五千，张邈拥一郡，其兵应该多于此数，卫兹兵也不会少于此数。张邈应为三人同盟的盟主。张邈的兵若不是结盟共有的而是自有的，那说明他的实力更强了。《三国志·高柔传》曰：高柔，陈留圉县人也。曹操据兖州，高柔谓邑中曰：“今者英雄并起，陈留四战之地也。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欲与诸君避之。”众人皆以张邈与曹操善，不以为然。说明张邈最初在陈留起兵时是首领，曹操居其下。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张邈是陈留太守，握有陈留郡的实权，曹操的资历虽不在牧守下，但他是弃官东归的，两手空空，没有据点，寻求依附是很自然的事情。义兵首领皆是具有州郡的人物，袁绍奔冀州，董卓拜其为勃海太守，并封侯。袁术亡鲁阳，带着将军的衔，后得孙坚，占有南阳郡。袁绍做了盟主，才以曹操行奋武将军，不过是一个空号。在诸义兵首领中，曹操可能还排不上去，排上的话，也是列后的。张邈、曹操、卫兹最先起兵，而后又列入诸义兵中，说明他们以小盟又加入到以袁绍为盟主的大盟中了。袁绍等起兵后，张邈与弟张超会刘岱、孔伷、桥瑁等于酸枣，又结同盟。张邈这番活动是欲自强。在袁绍的大盟下，张邈似乎已是第二号人物了。他见袁绍有矜色，责之。袁绍不欲张邈强，让曹操杀之。曹操要从中渔利，故未从。后曹操见张邈等不能成事，遂离开酸枣，投河内袁绍。曹操在自己的谋划和袁绍的支持下，先占东郡，后领兖州，这才有了地盘，而张邈却无甚发展，反受制于人，故他要伺机谋求自立。这些都是后话。

　　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复起白波谷，众十余万，时破河东。董卓击之不克，又闻东方起兵，甚惧，乃鸩杀弘农王，欲迁都长安。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及河南尹朱俊等都反对迁都。董卓恨之，罢黄琬、杨彪，然贪朱俊名重，乃表迁太仆，为副相国。朱俊固辞不受。周毖、伍琼亦反对迁都。董卓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劝用善士，故卓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遂收斩二人（《后汉书·董卓传》）。

　　袁绍、王匡屯河内，袁术屯鲁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屯邺县，张邈、刘岱、桥瑁、袁遗等屯酸枣。王匡遣兵屯河阳，将图董卓。董卓遣疑兵从平阴渡，而潜遣锐卒从平县渡，绕击其后，大破之。董卓随即迁天子并尽徙洛阳百姓于长安，死者遍野。他自率兵留屯洛阳，烧杀抢掠。

　　时皇甫嵩领兵三万屯扶风，与京兆尹盖勋相谋，欲讨董卓。董卓惧，乃征皇甫嵩为城门校尉，盖勋为议郎。皇甫嵩长史梁衍曰：“汉室微弱，董卓专权。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迎接至尊，奉令讨逆，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擒也！”（《后汉书·皇甫嵩传》）皇甫嵩若兵出扶风，半日即抵长安，但他未从，而就征。盖勋众弱不能独立，亦就征。皇甫嵩一到长安，便被收监。其子皇甫坚寿素与董卓相善，遂投奔董卓，向之求情。董卓乃下令释之，改任议郎，寻迁御史中丞。盖勋失意，不久病卒。董卓死后，皇甫嵩迁车骑将军、太尉等职，李傕、郭汜乱政时病故。有人诘其智勇不终，范晔则称其赴履危乱，不贪功名，终以善终，难能可贵。

　　闻山东起事，长沙太守孙坚举兵北上。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孙坚无礼，孙坚过而杀之。南阳太守张咨闻孙坚至，不与军资，孙坚怒而斩之。孙坚至鲁阳，投为袁术麾下。袁术得据南阳，使孙坚屯鲁阳。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孙武之后。黄巾起，为朱俊佐军司马；凉州乱，为张温参军事，以董卓不逊，欲张温斩之，张温未从。军还，出为长沙太守，封乌程侯。

　　诸军畏董卓兵强，莫敢先进。曹操乃引兵西进，欲据成皋。张邈遣卫兹分兵随之。曹操到荥阳汴水，遇董卓部将徐荣，与战不利。曹操中箭，卫兹阵亡，死伤惨重。曹操到酸枣，为诸将画策：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大谷，全制其险；袁术率南阳之军经丹水、析县入武关，以震三辅：三军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张邈等不能用。曹操的计策是可行的，只是他尚缺乏号召的实力和威信。

　　以张邈为首的酸枣诸军是表现最差的，说袁绍也胆怯可能不准确。袁绍作为盟主，进屯河内，应该说是一马当先了。王匡进逼董卓，按理是承袁绍旨。《三国志·文帝纪》注引《典论》帝《自叙》曰：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董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兖师应为曹操，豫师为孔伷，河内之军该指袁绍、王匡。同盟不过是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各有心腹事，袁绍难做到令行禁止，就别说曹操了。王匡、曹操相继失败也势必要影响义军的斗志。曹操离开酸枣，到扬州一带招募兵马，后进屯河内，与袁绍会合。酸枣诸军食尽而散。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汉景帝子鲁恭王之后；姿貌甚伟，知名海内，受党锢迫害；党禁解，事大将军何进。《三国志·刘表传》曰：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后汉书·刘表传》曰：孙坚杀王睿，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前者略，不知刘表是怎样任的；后者详，说明是朝廷任的，而朝廷为董卓把持，朝廷之任，实际就是董卓之任。但我对后者有些怀疑，刘表可能不是董卓任的，而是袁绍任的。刘表若是董卓遣来，袁术、孙坚会坚决拒之，不会有什么犹豫。孙坚杀王睿，袁术近水楼台，他不自取荆州，等董卓来安排，不大合逻辑。义军有盟，袁绍为盟主，袁绍有所谓的表封表拜的权力，袁术若自行其是，必然要冒犯袁绍，所以他在等袁绍的安排，即望袁绍能让他遂心。但袁绍却遣刘表入荆州，这让袁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拒之背盟，听之则无利。袁氏兄弟的矛盾应该是由此而生。

　　《三国志·臧洪传》曰：刘岱、孔伷、张邈、桥瑁、张超等在酸枣设坛结盟，共推臧洪操盘歃血盟誓。裴松之批语曰：于时此盟止有刘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横内刘表等数人，皆非事实。刘表保据江汉，身未尝出境，何由得与臧洪同坛而盟乎？裴松之认为《魏氏春秋》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其一是会盟止有五人，刘表等必不在内； 其二是刘表在荆州，未尝出过境。我认为《魏氏春秋》的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其一是《臧洪传》说得很清楚，会盟不止五人，故刘表可能在其内，曹操随张邈，亦有可能在其内；其二是会盟是由张邈、张超兄弟发起的，紧随袁绍的大盟之后，酸枣诸军基本就是会盟的成员，孙坚约在此时杀的王睿，故刘表很可能还未赴荆州。《三国志·刘表传》及注引《汉晋春秋》曰：曹操挟献帝都许，刘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刘表与袁绍断，刘表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何独怪乎？”刘表不想背盟主袁绍，说明他参加了义军。他若是初平元年（190）正月参加义军，也就完全有可能与张邈等结盟。当然这是一种推测，刘表像孙坚后为义军成员也是可能的。刘表曾受党锢迫害，袁绍则营救过受党锢迫害的人，后二人皆事大将军何进（刘表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候，袁绍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据此，我认为袁绍任刘表是说得通的。

　　《后汉书·袁术传》曰：刘表到荆州，上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又表孙坚为豫州刺史。我在这里提及的是时间次序，至于刘表上袁术为太守，我仅顺便一说，袁术为后将军，不大会接受。因灵帝末，刺史提在郡守上，拥一州军政大权，部分刺史改为牧（注一）。袁术要做得是牧伯，他后来便自为扬州牧、徐州伯。《三国志·许靖传》曰：关东州郡起兵，御史中丞许靖出奔豫州刺史孔伷，孔伷卒，依扬州刺史陈温。由以上两条可知：刘表到荆州，孔伷死，袁术以孙坚为豫州刺史。袁术不得袁绍以其据荆州，故趁孔伷死，自占豫州，以免再落后。后袁绍遣周昂为豫州刺史，与袁术争。二袁矛盾激化，兵戎相见，义军同盟开始向割据演变。

　　袁绍、韩馥等以献帝受制于董卓为由，谋立宗室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和袁术皆反对。

　　孙坚率荆豫兵，与董卓军数战。初平二年（191）二月，董卓终不敌，弃城西走，屯黾池。孙坚进洛阳，清理废墟，分兵出函谷关，乘胜追击。袁绍遣周昂袭豫州，孙坚遂停止西进，回屯鲁阳。 　

第5章 董卓败亡 　

　　初平二年（191）四月，董卓见孙坚不追，乃使董越、牛辅等将分守黾池、安邑诸县，以御山东，而自从容回长安，自为太师，号尚父，位在诸侯王上。董卓僭拟天子车服，封拜宗族，使列朝廷。筑郿县坞，储满财宝粮谷，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三国志·董卓传》）尝于宴饮时，就坐中杀人。尽毁洛阳和长安的铜人、铜马、钟架及流通的五铢钱，改铸小钱，因质量太差，致使钱毛物贵，货币不再流通，生民困苦。司徒王允密与司空荀爽等谋诛董卓。王允字子师，太原祁县人，通经习武，曾任豫州刺史，与皇甫嵩、朱俊共击黄巾，后事何进。

　　董卓自知杀人过多，恐为人害，出行常以吕布护卫。董卓虽爱吕布如子，然性烈气狭，因其一次小过不遂心意，便拔手戟掷之。吕布敏捷，躲闪而过。吕布笑脸道歉，董卓怨解。吕布由是怀怨。董卓又使吕布守中阁，吕布与侍女私通，恐事发觉，日益不安。王允与吕布同乡，故行笼络以诛董卓。吕布见王允，露不满之意。王允遂请为内应，吕布许之。

　　三年（192）夏，献帝有疾新愈，大会百官未央殿。董卓至，王允使吕布刺杀之，夷三族。王允独揽大权，露有骄色。

　　董卓重用蔡邕，蔡邕不得已而事之。王允谓其为阿附者收将杀之。公卿惜之高才，多有相救。王允悔欲止，而蔡邕已死狱中。

　　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屯陕县，奉董卓令，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进屯河南。董卓死，吕布遣兵击牛辅。牛辅抵挡一阵，终因恐惧而携金宝逃亡，左右劫财，斩首送长安。李傕等抄掠而还，见主皆亡，遣使诣长安求赦。王允欲遣散之，有人劝其曰：“凉州人素惮关东兵，一旦解兵，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嵩为将军，率之屯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 王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我盟友耳，若安凉州屯陕，使关东见疑，甚不可也。”（《后汉书·王允传》）

　　时百姓讹传，当悉诛凉州人。李傕等益惧，不知所为，欲行解散，各返其乡。校尉贾诩曰：“诸君弃军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献帝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晚也。”（《三国志·贾诩传》）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善运机谋，董卓以为讨虏校尉，随牛辅屯陕县。李傕听其计，乃率兵西进，路与董卓部将樊稠等合，众十余万，十日攻破长安。吕布东奔逃命，王允被俘受害。

　　献帝诏李傕为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镇东将军，并封列侯。李傕、郭汜、樊稠共擅朝政，张济出屯弘农。韩遂、马腾降，率众入长安。诏韩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县。不久，韩遂、马腾袭长安。郭汜、樊稠出战，韩遂、马腾败还凉州。

　　兴平二年（195），诸将开始争权。李傕疑樊稠暗通韩遂、马腾而杀之。郭汜自疑，遂攻李傕。李傕劫持献帝，郭汜扣留公卿，二人相攻连月，死者万数。李傕自为大司马。张济赶来说和，欲献帝东迁弘农。李傕许之。诏李傕出屯弘农曹阳；张济为骠骑将军，还屯陕；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并护驾东行。郭汜复欲胁献帝都郿县，杨奉、董承不听。郭汜遂与李傕和，追至曹阳，欲劫回献帝。杨奉原为白波帅，遂急招河东白波帅韩暹等，与李傕、郭汜大战，保献帝至河东。

　　建安元年（196）秋，因饥荒断粮，诸将护献帝至洛阳，河内太守张杨以粮相迎。迁张杨大司马，韩暹大将军，杨奉车骑将军，董承卫将军。

　　王允有计除奸，却无谋安政，俯仰间前功尽弃，又使李傕、郭汜继续乱政。枭雄豪杰见献帝穷途末路，遂起而逐之。 　

第6章 群雄兼并割据 　

　　初平二年（191）春，袁绍、韩馥等立宗室幽州牧刘虞为帝，遭刘虞固辞。袁绍等又请其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受拒绝。灵帝时，宗正刘虞、中军校尉袁绍、讨虏校尉盖勋同典禁兵，三人曾谋诛宦官，因盖勋外迁京兆尹而未遂。这说明袁绍与刘虞关系密切。刘虞称号，袁绍将获大利。为另立，袁绍向曹操、袁术征求过意见，二人各怀心志，皆拒之。刘虞字伯安，东海郯县人，光武帝子东海恭王之后；初为幽州刺史，迁宗正，后复拜幽州牧，平定叛乱，广恩宽政，使民悦年登，拜太尉，封容丘侯；董卓秉政，迁大司马，进封襄贲侯。

　　前面第二章里说过，灵帝何皇后生长子刘辩，王美人生次子刘协。灵帝不喜欢刘辩，喜欢刘协，有废嫡立庶之意。灵帝死，何皇后、何进才使刘辩得立。袁绍为何进党，自然要拥护少帝，后又反对董卓废立，故与献帝关系不亲。《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吴书》及《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曰：袁绍为立刘虞，云献帝非灵帝子。袁绍故欲趁机另立，以获重权，进不能克董卓，至少退可据守山东，以成东西两朝。袁绍计不成，一是因刘虞过于善良，不谙纷争之术；二是因群雄诡谲，袁绍难以驭之。

　　袁绍见孙坚打败董卓，进入洛阳，欲成大事，遂遣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取豫州。袁术召孙坚与公孙越击之，公孙越阵亡。

　　对史书记载袁绍遣周昂袭豫州一事存在时间和人名上有出入的问题，我这里采取《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载公孙瓒表袁绍罪状中的说法。公孙越何许人也？公孙越乃公孙瓒堂弟。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曾与刘备同师卢植，在幽州讨贼有功，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刘虞出幽州牧，施仁爱，罢省屯兵，而公孙瓒但务聚徒以自强，二人渐不相平；董卓秉政，拜公孙瓒奋武将军，封蓟侯。时刘虞子刘和为侍中，在长安。献帝使其潜出诣刘虞，令将兵来迎。刘和路经袁术，说献帝意。袁术赞之，但留刘和，令刘和作书与刘虞，让刘虞遣兵来一同往西。刘虞得书，乃遣数千骑诣刘和。公孙瓒知袁术有异志，劝刘虞勿从，刘虞不听。公孙瓒惧袁术闻而怨之，亦遣堂弟公孙越将千骑诣袁术以自结，并且阴教袁术执刘和，夺其兵。由是刘虞、公孙瓒益有隙。

　　公孙瓒悉公孙越死，认为祸起于袁绍。公孙瓒遂出兵入勃海，端了袁绍的老窝。袁绍在同袁术争，另有图冀州意，暂不想触动公孙瓒，故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公孙瓒堂弟公孙范，欲以结援。公孙范遂以勃海兵助公孙瓒。

　　袁绍阴教公孙瓒逼韩馥，以迫韩馥及早让位于己。公孙瓒遂由勃海将兵向安平，韩馥迎之，为公孙瓒所败。韩馥惶遽。袁绍自河内还，军临延津，使荀谌等诣韩馥，为陈利害。韩馥素恇怯，知两雄来争，自不能保州，乃让袁绍，袁绍遂领冀州牧。袁绍架空韩馥，收用其属下沮授、审配、田丰、荀彧等。沮授为袁绍陈霸业计曰：将军据冀州，东取青州，西取并州，北取幽州，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天子回洛邑，以此号令天下，无人能敌。袁绍大喜。是时年号初平，袁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韩馥自知失势，辞袁绍，往依张邈。后袁绍遣使诣张邈，有所计议。韩馥以为图己，乃自杀。公孙瓒屯兵广宗，后青州黄巾入勃海，遂回击之。袁绍是七月取代韩馥，公孙瓒是十一月大破黄巾。《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曰：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界桥之战发生于初平三年（192）春。据此可知，袁绍取韩馥后，公孙瓒便停在广宗，回勃海击败黄巾后，复还广宗。实际上，这时的冀州是为袁绍、公孙瓒二人瓜分。

　　曹操见袁绍据河北，遂欲规河南。会黑山军略东郡，曹操遂引兵击走之，并据为根基。袁绍因表曹操为东郡太守。荀彧谓曹操有雄略，乃去袁绍而投曹操。曹操与语大悦，自谓刘邦遇张良。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荀子之后；有仪容，何颙异之有王佐之才；弟荀谌事袁绍；叔父荀爽，时为司空；侄子荀攸不久亦从曹操。

　　刘表到荆州，见袁术屯南阳欲得荆州，另阻兵作乱者众多，乃单骑入宜城，延请蒯良、蒯越及蔡瑁为谋士。蒯氏兄弟为蒯彻之后。刘表求问征兵平宗贼之计。蒯良曰行仁义之道，百姓自归，士众可有。蒯越则曰治平世者先仁义，治乱世者先权谋。宗贼多贪暴，为部下所患，若以贿赂诱之，必率众前来。诛其首恶，抚其下属，荆州可定。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不必担心袁术。刘表谓蒯良之言柔，雍季之论，蒯越之计诡，咎犯之谋，遂用蒯越计，平定宗贼，进屯襄阳，以观时变。后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刘表为援，乃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

　　初平三年（192）春，袁术使孙坚攻刘表，刘表遣黄祖迎战。孙坚击破之，遂围襄阳。孙坚单马行岘山，为黄祖兵暗箭射死，年三十七岁，余众退走。公孙瓒进界桥，欲下邺县。袁绍率众迎战，大破之。公孙瓒败走还蓟。袁绍遣兵入幽州。公孙瓒退之，复遣田楷、刘备等乘胜南下，略至青州平原、齐国等地。袁绍复遣兵以拒。

　　夏，青州黄巾蜂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鲍信、陈宫建议曹操应据兖州，以图霸王之业，曹操然之。二人说动州吏奉迎曹操，袁绍即表曹操行兖州刺史。曹操进击黄巾，鲍信阵亡。连战数月，黄巾终不敌，乞降，曹操收之。

　　此时由北向南，结有两大团伙，袁绍、刘表、曹操为一伙，袁术、公孙瓒、陶谦为一伙。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任幽州刺史，后为皇甫嵩、张温部将，徐州黄巾起，出为徐州刺史；献帝都长安，陶谦遣使奉承王命，因迁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

　　冬，袁术与公孙瓒、陶谦合谋攻袁绍。公孙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率兵屯发干。袁绍与曹操会击，皆破之。

　　四年（193）春，袁术引军入陈留。袁绍与曹操击之，刘表断其粮道。袁术溃败，奔走九江，自领扬州。

　　夏，陶谦取泰山华县、费县，略任城。曹嵩去官还谯，时与少子曹德避乱华县。曹操迎之不及，阖家被陶谦部下所杀。秋，曹操进攻徐州彭城，陶谦不敌，退守郯县，告急于田楷。田楷、刘备救之。曹操粮少，见救兵又到，引兵还。

　　冬，刘虞患公孙瓒为乱，合众兵攻之。公孙瓒无备，仓猝间欲弃走。刘虞敕令勿烧掠伤人，杀一公孙瓒而已。公孙瓒见虞军行动弛缓，遂速集锐卒冲突。虞军大溃，北奔居庸。公孙瓒拔之，擒刘虞还，斩之，自为幽州刺史。刘虞部将攻公孙瓒，袁绍遣兵助之。公孙瓒数败，走易水筑易京固守。

　　兴平元年（194）夏，曹操起军复征徐州，略至东海。陶谦败退，欲南走丹阳，会陈宫等叛，使曹操退还。陈宫屯东郡，连和吕布、张邈等谋叛。陈宫说张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三国志·张邈传》）张邈不甘为人下，乃从之，迎吕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多应之。陈宫刚烈有谋，天下乱，始随曹操，他亦欲趁乱逞强。荀彧、程昱力保鄄城、范县、东阿三城不失。曹操引军还，与吕布相持于濮阳。秋，蝗虫起，百姓大饥，两军粮尽，各引军去。吕布东屯山阳，曹操还鄄城。袁绍使人说曹操归顺，迁家居邺。曹操欲应之。程昱谏曰：“今袁绍据河北，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程昱传》注引《魏略》）曹操乃止。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人，深有智略，曹操临兖州，征为腹心。

　　到此，我们可以看清曹操从无到有的起兵过程。他先依张邈，后附袁绍，在逐步寻求独立。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少孤，家道衰落，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及长，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性情温和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黄巾起，乃聚合关羽、张飞等从军讨黄巾，后依公孙瓒，领平原相。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人，亡命奔涿郡。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二人皆万人敌，刘备与之恩若兄弟。曹操征徐州，刘备随田楷往救。刘备有兵数千，又得陶谦益兵数千，遂离田楷而归陶谦。陶谦表其为豫州刺史，使屯沛县。曹操回征吕布后，陶谦即病故。徐州官吏糜竺、陈登等乃奉迎刘备为主，并遣使报袁绍，袁绍许之。刘备是看到公孙瓒终不是袁绍的对手，遂离之；领徐州后，即刻投到袁绍一方，改变了陶谦的战略。

　　是岁，孙坚长子孙策从袁术。孙策字伯符，结交豪侠，有名江淮间。孙策数语好友张纮，欲从袁术求其父余兵，以据江东。张纮赞之，以江东为基，收荆扬二州，全据长江，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可建桓文之功。孙策遂投袁术。袁术甚奇之，但并不重用之。孙策亦不愿久留。时袁术用孙策舅吴景为丹阳太守，堂兄孙贲为丹阳都尉，二人正与刘繇战。刘繇是刘岱弟，受诏为扬州刺史，因惧袁术，乃南至曲阿，欲占江东。孙策乃说袁术，乞助吴景、孙贲平定江东。袁术谓刘繇势强，孙策未必能定，故许之，表行殄寇将军，还孙坚余兵千余人。孙策遂渡江转斗。

　　兴平二年（195）春，袁绍助曹操攻吕布，吕布、张邈等东走下邳奔刘备，张邈留弟张超保家人屯雍丘。秋，曹操围雍丘。冬，曹操遣使勤王，诏拜为兖州牧。雍丘破，张超自杀，满门被诛。刘备容留吕布、张邈，使屯下邳西，但并不助之敌曹操。张邈乃诣袁术请救，未至，自为其兵所杀。曹操平兖州。 　

第7章 曹操挟天子，袁术称尊号 　

　　董卓死，毛玠说曹操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受难。将军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传》）曹操从之，遣王必诣河内太守张杨，欲借路西至长安。张杨不许。董昭说张杨曰，袁绍、曹操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操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宜当结之。张杨于是放王必通行。董昭善权变，曾随袁绍，因隙而离之，欲去长安，途经河内，为张杨所留，拜骑都尉。李傕、郭汜见王必，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曹操遣使，恐非诚实，故欲拒绝其意。钟繇曰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操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有失效忠者之望也。二人听之，表曹操为兖州牧，其使命得通。钟繇与荀彧同乡，荀彧数向曹操称赞之。

　　献帝离开长安暂住河东时，袁绍遣郭图朝谒，郭图还说宜迎驾都邺。袁绍自谓与献帝生疏，故未听从。另有说沮授欲迎天子，而郭图则反对。《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曰：沮授曰：“今朝廷流离，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今吾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袁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沮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 袁绍终弃迎天子计。沮授是一直主张迎的，除记载有误外，郭图变计也是可能的。迎天子计，不管是谁提出，谁反对，终归是袁绍未同意。

　　建安元年（196）春，曹操拔雍丘而入陈国；闻献帝在河东，欲迎之。诸将或疑，荀彧、程昱谓可行，曹操乃遣曹洪西迎。董承拒之，使不得进。曹操进至许县，降伏汝南、颍川黄巾刘辟、何仪等，复遣使诣河东。献帝诏拜曹操为建德将军。董昭至河东，诏拜为议郎。献帝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各违戾不和。董昭见杨奉兵强而少党援，假作曹操书与之曰：“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将军有兵，吾有粮，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杨奉得书喜，对诸将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朝廷所当依仰也。”（《三国志·董昭传》）遂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承畏患韩暹矜功专恣，潜召曹操。曹操议之。或谓山东未平，献帝为韩暹、杨奉等所持，恐一时难以迎之。荀彧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服丧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若不时定，四方生心，悔之不及。”（《三国志·荀彧传》）曹操听之。

　　曹操率兵入洛阳，诏拜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见董昭，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 董昭曰：“将军兴兵平乱，入朝辅翼，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许县。然朝廷新还旧京，冀望获安。今复徙驾，众心难一。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三国志·董昭传》）曹操大喜，遂徙献帝都许。诏拜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挟到了天子，开始号令诸侯。韩暹、杨奉见失势，奔降袁术，后为刘备所杀。张济在陕县，因粮尽而入荆州，攻穰县，中流矢死。曹操遣将诛李傕。郭汜、张杨皆为其部下所杀。一时乱臣顿作鸟兽散，化为乌有。

　　袁绍在官渡之战讨曹操檄文里曰：“会銮驾东返，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专制朝政。”（《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袁绍视曹操为爪牙，因北与公孙瓒相争，故遣使使曹操迎天子。但亦可能是他发觉失先，只好后手送人情。

　　袁术与沛相陈珪及避乱扬州的张范俱为公族子孙，少时便有交情。袁术知其才能，故欲揽之。袁术据九江，致书陈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智勇者胜。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雄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相佐乎？若集大事，君实为吾心膂。” 陈珪复书曰：“昔秦末世，肆暴毒虐，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之苛乱也。足下若舍扶危济困，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吾备旧知，故陈至情。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三国志·袁术传》）及天子在河东，袁术会群下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众人鸦雀无声。主簿阎象曰：“昔周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同上）袁术嘿然不悦。及曹操迁献帝都许，袁术延请张范。张范称疾不往，但畏其势，遣弟张承应之。袁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地广士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张承对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可兴霸业。若苟僭拟，背时而动，众人所弃，谁能兴之？”（《三国志·张范传》）袁术翻然作色，张承乃去。

　　建安二年（197）春，袁术僭号，诸事皆循天子制。献媚者进劝即位，露布天下。袁术欲伸而缩，曰：“曹公尚在，未可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这好比男女偷情，既不能成婚，又不敢张扬一样。袁术按捺不住，私下上了龙床，可又胆战心惊，不敢公开登基。对此，别说冤家曹操、袁绍等恨之入骨，就连友邻孙策、吕布也是义愤填膺。两年后，袁术便在内外交困中崩溃。有人舍命不舍财，袁术是舍命不舍王位，临覆没之际，又欲携之归袁绍。他书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末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己灭乎？”（《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袁绍阴然之，袁术发病道死。王权极人所欲，炙手可热，故逐之者前仆后继，舍生忘死。袁术对历史的认识及对时局的分析可谓精辟，但却不知眼下自己家门离智勇者相去渐远。无独有偶，后袁族中又出了一位与袁术相匹的人物袁世凯（注一）。 　

第8章 平世仁德，乱世智谋 　

　　叙议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与智，在下一章就王与霸的问题作一简论，希望读者能透过纷乱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刘表平荆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计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谓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之龙，不能知也。

　　商鞅信奉绳法。《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入秦，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比三代。孝公怒鞅妄人耳，谓鞅所言之事久远，不能待，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鞅复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悦，与鞅语数日不厌。鞅以帝王之说试孝公，实欲变法。太史公曰商君刻薄而少恩。

　　苏秦、张仪善纵横。《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至秦，说秦惠王可以强兵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苏秦遂往六国，说以霸王之事，以合纵抗秦。《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入秦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连横，终破合纵。太史公曰苏秦、张仪长于权变，真倾危之士也。

　　孔子、孟子希望诸侯能克己复礼，与周王相安无事。但诸侯多谓周王已形同虚设，故野心勃勃，贵智力而贱仁义。秦始皇终以智力混一六合，但因不知建德，继之以暴，结果旋即灭亡。

　　汉立，太中大夫陆贾说刘邦行仁政。《史记·陆贾传》曰：陆生屡说高帝宜崇《诗》、《书》，高帝骂之曰：“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使陆生辑古今成败事，著《新语》以为戒鉴。文帝、景帝取道家上品，以无为为治，与民休息，但奸伪亦纵生。武帝初立，欲有作为。《汉书·武帝纪》曰：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董仲舒传》曰：博士董仲舒奏曰：“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卫绾、董仲舒认为主张仁义的儒学是治世之说，而其它言谈智力的门派是乱世之术。武帝遂尊儒而抑诸子。准确地说，武帝是以儒为主而以其它诸子为辅。宣帝继之。元帝则独好儒说，且又流下，西汉始衰。东汉初中叶之君多能以文武为治，逮末叶之主，则荒疏政术。《后汉书·黄琼传》曰：老臣黄琼谏桓帝曰：王者处平世首当施德义，不施则颠；处乱世首当任智力，不任则危。黄琼详释德与智的关系，可桓帝分不出当来。

　　汉末人物，审其所学，可以断其所为。陈寿曰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孙盛云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刘备临终遗诏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孙权说吕蒙和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可见，曹操、刘备、孙权等多能融会诸家，不偏执一端，既适安生于太平，亦易崛起于土崩。像皇甫嵩、刘虞、孔融等皆为儒者，可为治世良臣，不善乱世斗智力。

　　最后顺便一提，我觉得李宗吾穷阅史书、诸子，抽绎出的厚黑学，不过是望文之臆；他说的曹操黑，刘备厚，孙权半黑不厚，是貌合而神离。其实，曹操、刘备、孙权等在东汉末年的乱世里主要施行的就是智力、权术。 　

第9章 王业与霸业 　

　　司马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以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

　　五帝大概是王业之祖。关于五帝，有数种说法：一曰为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一曰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曰为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我们这里从唐尧、虞舜说起。五霸可谓霸业之宗。关于五霸，亦有数种说法：一曰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一曰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一曰为齐桓、晋文、楚庄、阖闾、勾践。我们这里从齐桓、晋文说起。

　　传说唐尧是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连盟首领。唐尧举虞舜为继承人，唐尧死，虞舜即位。虞舜又选夏禹为继承人，虞舜死，夏禹即位。夏禹死，子夏启即位。夏启创建夏王朝，确立了宗法制度。历史一般把尧舜传位称为禅让，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说法，说其传位是在倾轧中完成的。

　　夏到桀而衰，商汤灭之，建立商王朝。商到纣而败，周武王亡之，建立周王朝。武王死，成王即位，开始大封诸侯。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将宗亲、异姓功臣及先代贵族数百人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建立诸侯国，以为藩属。诸侯主要履行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定期朝贡及提供军赋力役等责任，除此之外，享有世袭、拥兵、任免官吏、征收税赋等自治权。周王认为分封制度有如一棵常青树，自己根深干拔，诸侯枝繁叶茂。

　　西周基本保持了干强枝弱的状况，天子得政，王权在握，有威望和实力号令天下。东周则渐渐本末倒置，天子失政，王权旁落，诸侯纷扰而起。春秋诸侯相争霸权，战国诸侯则并逐王业。

　　春秋时，郑庄公挑战王室，初显霸权锋芒。庄公经常冒犯周桓王。桓王率兵讨之，结果战败。庄公部下欲追捉桓王，庄公不许。他谓打败王师、解除郑国之危即可，虽说王室可图，但诸侯不好对付。

　　真正登上霸主之位的是齐桓公。桓公得管仲辅佐，齐国日益强盛。桓公未有去挑衅王权，而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他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由自己为盟主，戮力周室，以讨不臣。周王自感权轻，只好正视现状，与其无力统摄，不如依托霸主，于是便赐桓公侯伯与王命。侯伯，即诸侯之长，王命，即持王命以号令诸侯的权力。

　　晋文公继齐桓公后成为霸主。周襄王异母弟子带率狄师攻占王城，自立为王。襄王败逃，向晋秦两国求助。咎犯劝文公勤王，文公遂出兵戡乱，使襄王复位。继之，文公在城濮以弱势击败强大的楚军，威镇中原。襄王闻之，即赐文公侯伯与王命。“桓文之功”为汉末群雄津津乐道。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楚越等国国君已先后僭号称王了。周王则称天王，以别僭越。

　　进入战国，诸侯演变成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列强割据称雄的局面，僭王替代了争霸。前344年，魏惠王自称为王。不久，齐军大败魏军。前334年，魏惠王被迫与齐威王相见，互尊为王。秦国经商鞅变法国力大增，东扩战争节节胜利。前324年，秦惠王称王。为抗击秦国，前323年，韩、赵、燕等国联合称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周王独尊共主的政治地位失去卫护，陷入孤境。前288年，秦昭王为联齐攻赵，遣使同齐闵王相约，齐称东帝，秦称西帝，以示帝位在王之上。因苏秦离间，两国不久取消帝号。但此时的秦国离真正成为帝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前256年，秦攻灭周室，八百年之久的百足王朝遂僵亡。

　　前221年，秦王嬴政扫灭六国，鲸吞天下，建立大秦帝国，自称始皇帝。秦始皇以周朝分封而灭亡，遂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认为集权优于分封，可保江山千秋万代。但很遗憾，新制度缺少实践，虽貌似强大，但很脆弱。秦始皇身死不久，他那方如日东升而崛起的帝国，便顷刻若夕阳坠下而灰飞烟灭。英雄竞起，追逐秦失之鹿。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楚王，吴广称假王，项梁、项羽叔侄及刘邦等纷起响应。不久，陈胜、吴广被杀。范增认为陈胜复楚不立楚后而自立难以势久，故说项梁宜复六国王族子嗣王位以拉大旗。项梁大致复辟之，以故楚怀王孙熊心为楚怀王，为反秦盟主。未几，项梁战死，项羽、刘邦等继续拥立怀王。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假尊怀王为义帝，徙之长沙，自为西楚霸王，大封功臣为诸侯王，原王族诸侯王所剩无几。项羽忌刘邦功高，又不忍除之，将偏僻的巴蜀、汉中地与之，封为汉王。刘邦隐忍就国，旋即东伐。项羽使英布杀死义帝。刘邦责项羽弑主，与之相争。前202年，刘邦消灭项羽，乃自为汉家皇帝。

　　汉承郡县制，但又复设王侯二等爵，揉周秦二制于一体，欲矫枉，可又不免过正。西汉初，吴楚齐等宗室诸侯王自治坐大，发动叛乱。景帝平之，实行中央集权，朝廷任免治理诸侯封邑的官吏，诸侯只食税租。武帝继续削弱分封，并加强皇权专制。东汉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专制。诸汉帝只晓得一味拔升皇权，殊不知高处不胜寒。

　　汉末晋初人士对上述王霸之业皆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尧舜禅让王权被视为理想，但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有假借的份儿，没有实现的可能。三代确立了世袭王权，各个朝代的君主为巩固世袭王权实行了不同的制度：商周实行的是分封制，秦实行的是集权专制，汉实行的是半分封半集权专制（开始侧重于分封，后渐倾向于集权专制）。春秋时，齐桓、晋文称霸，孔子以为霸权能够辅佐周王，故称之为仁者的行为；及战国诸侯逐王，孟子看清了诸侯由称霸而称王，周室将摧，故谓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秦末，项羽、刘邦打着兴霸复楚的大旗反秦；及秦亡，项羽杀楚王，刘邦灭项羽，刘邦遂有天下。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略加注意。一，王霸之道与王霸之业不同。君主行仁义谓王道，恃强力则谓霸道；雄杰开国谓建王业，而扶持王室则谓谋霸业。二，集权与专制有别。中央政府将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上收谓集权；而帝王再将中央政府的权力敛为己有谓专制。专制可谓集权之集权。分封与集权，两种制度虽然泾渭分明，但是目的一致，适可融汇。如果说分封的宗旨是君主与诸侯共同治守天下，那么集权的目的则应是帝王与贤能一道统理国家。两种制度结合适当，扬长避短，亦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不幸的是霸主蹂躏了君王，独裁践踏了精英。分封和集权相继沦为若隐若现的陪衬，而专制主义则跃居如日中天的主角。我这里用的集权专制一词是偏正结构，集权是次，专制为主，集权是形式，专制为内容。

　　知道王业、霸业的由来及演变，便可理解东汉末年的事情。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阀角逐及豪强并起，其目的多是要建立王业或霸业。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就是要改天换地，改朝换代。董卓擅废置，总揽朝权，篡逆之心昭然若揭。阎忠向皇甫嵩提出了“天道无亲，百姓与能”的王业思想。他认为皇甫嵩功高名大，不宜再事庸主，应起兵亡汉，重建政权。皇甫嵩未从。袁术认为汉之失天下久矣，豪雄纷起，分裂疆宇，与周末七国分势，秦末群雄逐鹿如出一辙，最后是智勇者胜。他因此而僭号。《三国志·鲁肃传》曰：周瑜欲鲁肃依孙权，乃曰：“今孙将军亲贤贵士，且吾闻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 鲁肃从之。孙权见鲁肃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对曰：“昔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趁北方多乱，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 孙权暗喜，却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上述是图建王业的言论和行为，下面再来看一些谋求霸业的主张和举动。

　　皇甫郦见董卓窥朝政不振而怀奸计，遂谓皇甫嵩宜为汉家除之，以建桓文之功。皇甫嵩不愿专擅自行。《三国志·荀攸传》曰：董卓乱政，荀攸与何颙、伍琼等人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 临发事觉，荀攸、何颙被收下狱。何颙忧惧自杀，荀攸后因董卓死得免。袁绍得冀州，沮授便劝其迎献帝，以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霸业。曹操在东郡，鲍信、陈宫献策，据兖州为基，以建霸王之业。曹操因兖州之败而欲归袁绍，程昱劝其振作，霸王之业仍就可成。后毛玠、荀彧等皆为其出勤王谋略。张纮对欲据江东的孙策曰，据长江，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齐于桓文。在隆中，诸葛亮说刘备曰，宜先占荆州，后取益州，以此为基，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图王谋霸，两种主张不同，因而有争论和斗争。

　　董卓擅政，袁绍、袁术、曹操等逃离京城，出走关东，与关东诸将结盟起兵，打出的便是诛讨董卓、匡扶汉室的旗号。但是同时他们大都看到汉祚难兴，不过暂以辅翼为名来掩饰其真实动机罢了。换句话说，他们在意识中谋霸，在潜意识中图王。袁术很快撕去勤王的蒙纱，露出自立的面目。结果，他失道寡助，徒劳一场，没有得到天下的认可，旋即败亡。他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是仁德不厚，二是才能低下，三是因德才不具而不能审时度势。袁绍要比袁术沉着，但还不如曹操老练。袁绍立刘虞不成，便想自立，灭掉公孙瓒后，他觉得时机成熟，遂授意主簿耿苞进言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注一）袁绍以此示众，希望能得到支持和附和。不料群臣皆言耿苞妖妄宜诛，袁绍无奈，只好杀之自解，后悔将献帝让给了曹操。孙权的做法与曹操不相上下，他虽然窃喜鲁肃的王业之说，但自感机宜不适，还是应该先循霸业为妥。

　　霸王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指霸业与王业，桓文勤王建立的是霸业，秦兼六国建立的是王业；二，为建霸业者之尊称，管仲言其可佐齐桓公以成霸王（《吕氏春秋·勿躬》），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汉末雄杰常说的霸王之业一般指后者。王霸一词也有两个意思：一，与霸王一词的前者相同；二，可谓王道与霸道，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以武力进行统治为霸道。有人将东汉末年诸雄追逐王业、霸业之举解释为是行王道、霸道，这显然似是而非。其实，在这期间，主张王业者，就是要亡汉，建立新的朝代；奉行霸业者，则是要扶汉，平定反叛和谋篡。三国鼎立才有王霸之道的事情。古今中外，政治用语的使用一向慎重。汉末战乱，除农民起义等高喊打倒汉王朝的口号外，一般军阀尚多举着称霸的招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所畏忌。而军阀是受益阶层，多少要瞻前顾后。建立霸业，尚顺从帝意，没有什么忧虑；而欲成王业，则是抗拒王命，要冒很大的风险。汉王朝历经四百年而衰落，芸芸众生苦难深重，热血沸腾，豺狼当道，幸灾乐祸，他们多为其表象迷惑，谓其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于是急于造反，行篡，趁火打劫；而虎豹狮熊则能洞若观火，识其僵而未亡，余威犹存，故而随机应变，一步步接近目标。前者很快纷纷落败，成为铺路石，使后者居上。这也是王朝兴灭的一般规律，墙倒众人推，但要鹤立鸡群，绝非等闲。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转眼间落花流水，董卓篡政及袁术僭号亦瞬息而呜呼哀哉。袁绍、刘表等虽不乏胜出的能力和机遇，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淘汰赛中，因丧失耐力、运气不佳而出局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不足为奇。曹操、刘备、孙权一路打着勤王、称霸、兴复汉室的旗帜使队伍逐步壮大，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而终成鼎足。之后，他们徐徐降下恭奉的高调，顺势做起君主。称霸是手段，称王则是目的。 　

第10章 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 　

　　建安元年（196），曹操挟献帝都许。袁术怒刘备领徐州，举兵攻之，刘备拒于淮水。曹操表刘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袁术结吕布，吕布遂袭取下邳，刘备败走海西。刘备饥困，向吕布求和。吕布不愿袁术强，乃迎回刘备，使屯沛县，而自称徐州刺史。

　　刘备还沛县，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不愿刘备强，寻复击之。刘备走归曹操。程昱说曹操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迎得天子，正踌躇满志，乃答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武帝纪》）乃厚待之，表为豫州牧，并给粮兵，遣至沛县收拾散卒，东击吕布。

　　曹操使献帝下诏袁绍，责以不勤王，而自图割据，擅相讨伐。袁绍上书辩护，说自己破家为国，从无异志。曹操于是表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不满曹操挟持天子，自为大将军，忘恩负义，竟号令到自己头上，故耻为之下，表辞不受。曹操尚畏其实力，乃将大将军让之，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其实这时这些名号不过是虚有其名而已。曹操与袁绍日益不睦。

　　张济因粮尽自陕县入荆州，攻穰县，中流矢死，侄子张绣领其众。刘表使人抚纳，引为己援，以拒曹操。张绣乃得据南阳。

　　二年（197），曹操征南阳，张绣降。曹操纳张济妻，张绣恨之。曹操闻其不悦，密谋杀之。谋泄，张绣掩袭曹操，曹操军败。

　　袁术称号，遣使告孙策、吕布。孙策作书责而绝之，而向许都奉贡。曹操表其为骑都尉，袭乌程侯，转年再表拜为讨逆将军，封吴侯。沛相陈珪劝吕布不要为虎作伥，引火烧身。吕布遂收其使送与曹操斩首。曹操表其为左将军。袁术大怒，举兵攻打吕布，不胜；寻又进犯曹操，败绩。

　　袁绍并河朔，势力大盛，对曹操悖慢无礼。他每接诏书，便感于己不利，遂遣使说曹操，许都潮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鄄城靠近邺县，袁绍是欲移天子自近。曹操拒之。曹操知道袁绍已是头号大敌，另吕布、张绣等皆未宾服，自己是独以兖豫二州抗天下六分之五。荀彧乃出计：宜急肃清近敌，安抚周边，然后全力以图河北。曹操然之。

　　三年（198），曹操围张绣于穰县。刘表遣兵救之。袁绍叛卒投曹操，说袁绍将袭许都迎天子。曹操乃还。吕布使人去河内买马，为刘备兵所抄。吕布由是又结袁术，出兵攻打刘备，刘备败走，曹操遣夏侯惇往救，亦不敌。曹操亲征，与刘备合兵，围吕布于下邳，生擒吕布、陈宫，皆杀之，降张辽、臧霸等。吕布虽求援于袁术，但袁术已是自顾不暇。

　　四年（199），曹操班师，表刘备为左将军，礼遇甚重。曹操宴刘备，语之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刘备方进食，失匕箸（《三国志·刘备传》）。时车骑将军董承受献帝密诏，谋诛曹操。刘备遂参与进去。董承为灵帝母董太后侄子，为献帝舅。

　　袁术穷途末路，欲北投袁绍。曹操遣刘备邀击之。程昱、郭嘉闻之，劝曹操不可放纵刘备。曹操悔，追之不及。刘备至徐州，袁术已病死，他遂背曹操，与袁绍连和。时袁绍已灭掉公孙瓒，兼四州之地，将挥军南下。曹操遣兵拒之。

　　袁绍、曹操皆遣人招张绣。张绣欲归袁绍。时贾诩为张绣谋士。献帝出长安，贾诩离开李傕，辗转至南阳，投靠张绣。贾诩认为宜从曹操。张绣不解，曰：“袁强曹弱，又与曹为仇，从之如何？”贾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三国志·贾诩传》）张绣从之，率众降曹操。曹操大喜，厚待二人。

　　五年（200）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曹操将征刘备。诸将认为袁绍大敌当前，不应避重就轻，贻误紧要。曹操认为袁绍虽有大志，而行动迟缓，刘备乃为人杰，若不时击，必为后患，遂东击之。刘备以为曹操当拒袁绍，不备，败奔袁绍，曹操擒关羽归。《三国志·袁绍传》曰：曹操征刘备，田丰说袁绍袭操后，袁绍辞以子疾，不许。田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于禁传》曰：曹操初征袁绍，使于禁率二千兵，守延津以拒袁绍。刘备以徐州叛，曹操东征之。袁绍攻于禁，于禁坚守，袁绍不能拔。于禁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攻汲、获嘉二县，后还官渡。我认为，田丰说袁绍袭曹操后，袁绍并未完全不从，还是出了一些兵的。 　

第11章 官渡争雄 　

　　此时在中原，经过一番激烈的兼并，曹操和袁绍是剩下的两大武装集团。两军好比是一次锦标赛中排名一二的种子选手，斩将过关后在半决赛狭路相逢，将上演一场提前的决赛。获胜的一方毫无疑问就是中原霸主，最后的夺标问鼎似是探囊取物，无甚悬念。

　　建安四年（199）三月，袁绍消灭公孙瓒，拥四州之地，气势大盛。他见袁术送号道亡，使耿苞试探称尊又不果，于是备兵，将进攻许都，迎取天子。曹操遣兵迎之。自是岁八月至翌年一月，是两雄争夺中原之战的序幕阶段。

　　这是一场迟早要发生的战争。袁绍人多势众，一直握有进攻的主动权，袁绍之所以未能及早大举，可能主要在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北面尚有死敌公孙瓒；二是心存僭越，未拿准出战名义。除掉公孙瓒这个背患，而僭越又未成，袁绍于是决定南下消灭曹操以挟天子。但是此时是否应该出兵，袁绍的谋士有不同的意见。袁绍主要是以自己的力量和需要来考虑作战方案的。沮授、田丰讲究实际，注重机运，认为曹操虽军少但兵精，且手有天子牌，非同公孙瓒之徒，若要出兵，宜待有隙可乘，否则宜需长期经营，并应师出有名，不可恃众凭强。郭图、审配刚介强硬，认为十围五攻，敌则能战，战则不患无名。崔琰则认为不如尊奉王室，守境安民，以息战乱。袁绍不可能听崔琰，只能在沮授、田丰和郭图、审配间做选择。袁绍若依沮授、田丰之计，从长计议，扎下根来，寻机行事，即使不能最终完胜，大概也不至于速败。他实采郭图、审配之策，欲一鼓作气，一劳永逸，结果弄成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袁绍为冀州主力南下黄河，使长子袁谭东据青州，次子袁熙北据幽州，外甥高干西据并州，遣使南连张绣、刘表，串联汝南门生宾客拥兵拒守，并对曹操部下进行离间。袁绍欲外施围剿，内行瓦解。

　　面对袁绍这个头号大敌，曹操抓紧时间清定周边，壮固自己，以待决战。在西线，遣钟繇安抚关中马腾、韩遂，使二人臣服。以夏侯惇为河南尹，魏种为河内太守，牵制并州高干。在东线，先后除掉徐州吕布和淮南袁术。使臧霸袭扰青州。在最后时刻击败复据徐州的刘备。在东南线，一面使广陵太守陈登牵制江东孙策，一面又对孙策施以怀柔，拜官封爵，并与联姻。尽管如此，官渡之战时，孙策仍秘密治兵，欲袭许都以挟献帝。天意不作美，孙策遇刺身亡，其计乃止。在南线，招降张绣，张绣随即参加官渡之战，为获胜立有功劳。以满宠为汝南太守，平定袁绍门生宾客。但官渡之战时，袁绍还是在汝南获得势力，对许都形成威胁。结交州刺史张津，张津遂屡与刘表战。在西南线，遣卫觊使益州，欲令刘璋下兵逼刘表，止其增援袁绍，只是卫觊因路塞而未达。

　　刘表应允助袁绍，但却没有举动；对属下言附曹操，亦未听从。他这样做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一，自谓有实力与袁绍、曹操及孙策等继续角逐下去，与张绣不同。二，自感周边未安，不便举动。东与孙策不和，要加提防；西与刘璋有隙，亦须戒备；南与交州刺史张津无岁不战，且官渡之战时，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应曹操，久攻乃平。三，欲保持中立，坐山观虎斗，以谋求均势。袁曹未必能一役决出胜负，而左袒一方使局势明了，自将处于劣势。韩信就因助刘邦消灭项羽而丧失独立。官渡之战的结果，其实是刘表最想看到的。袁绍虽军覆官渡，但仍有河北，仍对河南有威胁，只是因过早病故，子嗣平庸又不和，才使曹操得手成事。若不然，还不知鹿死谁手。尽管如此，袁氏兄弟仍在长时间里牵制着曹操，使其不得脱身。官渡战后第二年，曹操就欲南征。荀彧认为宜乘胜制服袁绍，若缓之，其必卷土重来。曹操才又掉转枪口。刘表则攻破西鄂，以牵制曹操。袁绍死后，曹操继续进攻袁氏兄弟。刘表曾使刘备北侵至叶县；并书谏袁氏兄弟应停止内斗，并力对外。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刘备说刘表袭许县，刘表不能用，因已年老体衰。曹操遂肃清后患，将举兵南下了。我们应该认为，刘表的做法还是较为现实可取的。说他无能是不正确的。他虽然不比曹操，但无疑也是乱世豪杰，不能上取天下，也要中据一方，实在不行再说屈下称臣。他自谓势可一搏，尚未走到末路。称他为自守者也是片面的。自守是任何势力存在的先决条件，然后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他若想消极自守，应该盘桓江南以自足，而挺上襄阳，就是要据此再争。

　　袁绍、曹操为这场中原霸主之争倾注了巨力。东起东海，西至西凉，北始幽并，南下荆交，双方运筹四海，就是为了要饮马黄河，一决高下，获取进一步一统天下的力量。

　　对袁绍、曹操两军的兵力问题一直有争议。《三国志·袁绍传》曰：袁绍除公孙瓒，拥四州之地，众数十万，乃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裴松之注引《世语》曰：袁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袁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一般均采袁绍出十万兵之说。《三国志·武帝纪》曰：袁绍据阳武，曹操退官渡。袁绍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曹操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认为曹操兵不可能如此之少。一，曹操初入兖州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万，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二，袁绍十万众，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不得以数千人相抗。三，曹操坑袁绍众七八万，夫七八万人奔散，非数千人所能缚。故一般认为曹操兵不少于两三万。我亦认为曹操兵约为两三万，只是裴松之的说法可能不充分。曹操初入兖州，受降黄巾三十万，但他后失兖州，便仅剩万余人了。对战胜方公布的歼敌战报不能轻易听信。《三国志·魏书·国渊传》曰：曹操征关中，以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田银、苏伯反河间，兵败伏法。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曹操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曹操大悦。可见当时，将杀敌数一报十是惯例。国渊认为杀外寇，多报尚可，平内乱也多报则不免夸大了内乱的程度。以此验之，曹操杀袁绍众七八万，不过七八千耳。袁绍东西连营数十里，曹操亦分营拒之。曹操万人可能为分营后所剩兵力。

　　五年（200）二月，战争正式开始。袁绍进军黎阳，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四月，曹操北救刘延。荀攸曰：“今敌众我寡，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三国志·武帝纪》）曹操从之。袁绍闻曹操渡延津，即分兵应之。曹操乃引军急向白马，使关羽斩颜良，拔白马还。袁绍渡河，追至延津南，遣刘备、文丑挑战，曹操勒兵击之，斩文丑。曹操还官渡，袁绍前据阳武。阳武、官渡、许都，三地自上而下几乎垂直在一条经度线上。曹操两胜而退守，袁绍双败仍进逼，说明曹操只能打防守反击，袁绍虽开局被动，但仍势不可挡。关羽辞别曹操，奔寻刘备。

　　《三国志》中《关羽传》曰：关羽杀颜良，解白马围，受封为汉寿亭侯，乃拜书告辞，奔刘备于袁军。《武帝纪》曰：袁绍进守阳武，曹操退还官渡，关羽亡归刘备。《刘备传》曰：袁绍遣刘备将兵与刘辟略许下，关羽亡归刘备。我想关羽、曹操传纪里记的应为关羽离开的时间，刘备传里记的则是关羽回归的时间。这段时间有四个月左右。关羽可能没有一下找到刘备，也可能未敢贸然去见，最后在许下得遇。

　　沮授说袁绍曰：“北军数众而勇猛不及南兵，南谷虚少而资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博。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三国志·袁绍传》）相持至八月，袁绍有些按捺不住，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曹操亦分营相对。袁绍合战获胜，遂大举进攻，合围官渡。曹操坚守抗拒。

　　曹操有些招架不住，书与荀彧，议欲撤还许都以引袁绍。荀彧认为诱敌深入很有可能会演成逃亡，他回复曰：“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则势屈也。公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及《三国志·荀彧传》）他认为在此刻生死关头，只有鏖战到底，以求胜机。

　　许攸、张郃建议袁绍不必急于正面作战，宜分兵抄后，一举可定。袁绍半从半不从，他一面加强主攻，一面采取迂回。原汝南黄巾刘辟等背叛曹操以应袁绍，略许下。袁绍遣刘备助之。刘备、刘辟抄略、招诱诸郡，诸郡多叛。曹操甚忧，曹仁请战，击走刘备、刘辟。袁绍遣韩荀抄断西道，曹仁破之。曹仁字子孝，与曹洪同为曹操堂弟，随曹操征伐。刘备还说袁绍南连刘表，袁绍从之。刘备复至汝南，曹操遣蔡阳击之，兵败被杀。两军互抄运车，烧绝粮草。但袁军仍能果腹，而曹营却快断炊。

　　在关键时刻，袁军虽然士气还很旺盛，但是袁绍却与其重臣违忤不睦；曹营尽管人心有些惶悚，然而曹操则能与其心腹同舟共济。十月，袁绍遣车运粮，淳于琼率万人督送，宿屯乌巢。沮授欲再增军护卫，袁绍不许。会许攸家人犯法，审配收之。许攸惧，又嫌计不为大用，遂投奔曹操，献取乌巢之计。曹操留曹洪等守营，亲率五千步骑往袭。闻曹操袭乌巢，张郃说袁绍曰：“曹操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张郃曰：“曹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擒，吾属尽为虏矣。”袁绍从郭图，遣轻骑救乌巢，令张郃等将重兵攻曹营（《三国志·张郃传》）。曹操力破乌巢，斩淳于琼等。张郃等攻营不下，闻乌巢失，降曹洪。操兵乘势反攻，绍军大溃。增援邯郸，还是围魏救赵，看来并无定式。司马昭伐蜀，疑钟会而用之，是因其欲征，故当竭力。曹营固，曹操誓要破掉乌巢，但张郃若救乌巢，用力可能与攻曹营不同。

　　袁绍满以为胜利在望，不想鬼使神差，接连失措，功亏一篑。曹操自叹山重水复，幸遇天赐良机，破釜沉舟，柳暗花明。刘邦善金蝉脱壳，项羽惯放网中鱼，乱世战争极富这般戏剧性的情节。看着稳操胜券，却因骄溢疏忽，前功尽弃；而眼望败局已定，倒能急中生智，起死回生。

　　曹操在袁营搜出许多自己部曲暗通之书，乃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魏氏春秋》）遂仿刘秀故事皆焚之（注一）。《三国志·许褚传》曰：关渡之战，营吏徐他等谋刺曹操，许禇觉，杀之。曹操后来表荀彧功时曰：“昔与袁绍战于官渡，因兵少粮尽，图欲还许。彧不听臣，建宜进讨，臣易愚虑，遂摧大逆。绍虽破败，但谓河北未易图也，故欲南讨刘表。彧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向使臣退于官渡，为绍所乘，有倾覆之形。后若南征，进无所获，退将失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他还曰：“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焉，幸而破之，枭其二子。”（《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曹操亲口之言皆说明其胜利来之不易，来之幸运。袁绍与胜利失之交臂，责不能免，但也实在是命运不济。

　　袁绍讨伐曹操，对属下的建议并非毫不采纳。曹操东征刘备，田丰欲大举南下，袁绍虽未大举，但也出兵攻了延津。进至阳武，沮授建议缓搏，袁绍驻扎数月后，稍向前推进，因接连获胜，遂开始猛攻。许攸、张郃想暂缓正面之战，可用包抄，袁绍是前面不停，侧后分使。张郃望救乌巢，郭图要端曹营，袁绍将主力向敌，轻兵救援。

　　官渡之战结束了。袁绍只与百余骑渡河北归。两年后，袁绍因懊丧而病逝。又过两年，曹操攻破邺县。曹操临祀袁绍墓下，再拜而哭。曹操仿刘邦哭项羽，除了念及一点旧情外，更多的还是出于敬畏，因为稍有偏差，被吊唁的就会是自己。胜败乃兵家常事，袁绍把官渡决战的胜败看得太重，他若能看得轻些就好了。看重当然是力争赢，赢了便可定大势；看轻是要料到输，输了还可卷土重来。曹操领冀州牧，据之为基，让还兖州。此后，曹操北伐打败乌桓，迫辽东公孙康畏服，除掉袁氏兄弟，基本平定了北方。 　

第12章 赤壁三分 　

　　建安五年（200），孙策死，以事授其弟孙权，以周瑜、张昭等辅之。曹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孙权字仲谋，形貌奇伟，胆略超群。周瑜字公瑾，庐江舒县人，英才俊杰。张昭字子布，彭城人，饱学博识。

　　六年（201），曹操南征刘备，刘备走归刘表。刘表疑之，使屯新野。数年后，徐庶投刘备，并荐诸葛亮。刘备三往得见。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早孤，随叔父诸葛玄往依刘表；诸葛玄卒，乃躬耕于南阳隆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有卧龙之名；兄诸葛瑾避乱江东，为孙权所用。

　　十二年（207），刘备见诸葛亮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数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曹操比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遂请诸葛亮出山。

　　十三年（208）春，甘宁向孙权献策曰：“今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二子又劣，非能承业转基者也。将军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三国志·甘宁传》）甘宁辗转益荆多年，才入吴不久。孙权纳其策，遂驱兵江夏，一举灭掉黄祖。

　　刘表长子刘琦因刘表偏爱少子刘琮失宠，乃求助于诸葛亮，用其内危外安之计，趁黄祖死，求出为江夏太守。

　　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刘琮立。蒯越、傅巽等劝刘琮降。刘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傅巽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刘琮曰：“吾不若也。”傅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三国志·刘表传》）刘琮无奈。

　　闻刘表死，鲁肃说孙权曰：“夫荆楚与国邻接，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三国志·鲁肃传》）孙权即遣鲁肃使荆州。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性好施与，周瑜奇之，荐于孙权。

　　九月，曹操至新野，刘琮举州降。刘备屯樊城，得知刘琮降，愤然引众去；过襄阳，诸葛亮劝攻刘琮以据荆州。刘备不忍夺之，乃率众南行，另遣关羽走汉水，使会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资，恐刘备据之，乃率精骑急追。

　　鲁肃到夏口，闻曹操已入荆州；他疾至江陵，悉刘琮已降，刘备南走；于是他径直往迎，与刘备会于当阳长坂。鲁肃问曰：“豫州今欲何至？”刘备曰：“吾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鲁肃曰：“孙将军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三国志·刘备传》注引《江表传》）见曹操追至，刘备从鲁肃计，斜趋汉水，会遇关羽、刘琦，俱至夏口。曹操据江陵，上表拜封刘琮、蒯越等，安抚荆州吏民，准备东下。

　　刘表的失败除与才干有关外，更多的可能还是与年龄、健康及子嗣的能力相干。面对曹操大举南下，刘表若不是年迈病终（刘表六十七岁死，比六十六岁死的曹操尚寿一岁）、子嗣又无能的话，其势力不会轻易屈服。袁绍垮台亦如此。官渡之战只是改变了袁曹两军的力量对比，它还不是决定最后输赢的胜负手。袁绍虽败北，而青山依旧在。若其不早死（袁绍生年不详，但可判断与曹操为同龄人）或子嗣有为，其势力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诸葛亮说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遂遣诸葛亮随鲁肃诣孙权，寻求结盟。时孙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

　　诸葛亮见孙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横扫诸雄，略平中原，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孙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注一）孙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合有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大悦（《三国志·诸葛亮传》）。

　　曹操意气风发；众臣多喜形于色，谓宜顺流东下，孙权必杀刘备而归附。奋武将军程昱则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三国志·程昱传》）程昱提醒曹操不可轻敌。太中大夫贾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荆州，威名远著；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三国志·贾诩传》）贾诩欲曹操仗威施恩，不战屈敌，其意与沮授、田丰同。曹操昏昏然，乃下战书与孙权，将使水步军八十万，渡江攻吴。

　　孙权接书，示之群臣，问以计策。张昭等众臣皆说宜迎之。孙权起身去，鲁肃追上，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以图大事。今肃迎操，累官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孙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卿计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三国志·鲁肃传》）

　　时周瑜使鄱阳，鲁肃劝孙权速召之，孙权从之。周瑜急还，见孙权曰：“将军割据江东，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并未平安，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孙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当夜，周瑜复见孙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便各恐慑。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孙权曰：“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为卿后援。”（《三国志·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

　　裴松之认为，张昭辅佐孙氏，是以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操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楚，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劳于天下矣。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裴松之说对了一半。张昭劝孙权迎曹操，崔琰谏袁绍守境勤王以宁区宇，他们的主张基本是一样的。《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曰：建安七年，曹操下书责孙权送子为质。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等犹豫不能决，周瑜反对。瑜欲权南面称孤，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权事之未晚。权遂不送质。可见，曹操若真心行义，有望四海归一，但他露出野心，故遇劲敌。汉室倾颓，乱世英雄多热中驰骋，善意良愿难为所用。

　　十二月，曹操率大军顺江东下。孙权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领三万众，同刘备会师。两军并力西上，与曹操相遇赤壁。时曹操士众已有疾病。初战，周瑜、刘备联军获胜，占据南岸赤壁，操军退住江北乌林。周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之。”（《三国志·周瑜传》）周瑜纳之。黄盖先向曹操送诈降书，曹操将信将疑，终信以为真，以为将大功告成。曹操官渡信许攸，反败为胜，未料这回竟是乐极生悲。至战日，黄盖取斗舰数十艘，装满薪草，灌注膏油，裹以帷幕，上树牙旗，各系小船于后，先头进发。时东南风急，黄盖令士兵中江举帆，大喊其降。操军将士皆延颈企踵。快近北军，黄盖等上小船，点火发放前船。风猛火烈，火船如箭，烟焰弥天，尽烧北船，延及岸边营落。周瑜、刘备率众随后而至，大破北军。曹操见大势已去，烧掉余船，奔华容归江陵。联军水陆并进追之。曹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引军北还。

　　曹操这时念起郭嘉，叹谓郭嘉在，不会至此。曹操被击醒，想起走马后炮。袁绍死后，曹操征袁谭、袁尚，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攻灭之。郭嘉曰：“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假征刘表，以待其变。”（《三国志·郭嘉传》）曹操转南，二袁果相争。曹操回师，一举平定冀州。他叹郭嘉，大概是想到了此计。他其实也学会了此计。他北上柳城，袁尚、袁熙奔辽东公孙康。他不征而还，公孙康即斩送二袁之首。诸将不解，他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三国志·武帝纪》）曹操向荆州，见刘琮降，刘备奔吴，二人不但不并力，甚至要相图，遂自鸣得意，再加众人一派歌颂，以为孙权必不容刘备，于是乎便集重兵而轻进，欲迫孙权屈服，献上刘备首，冷静的计策都被撇到了一边。他若不急逼而缓之，施以威德，恐孙权、刘备难以长合久存；他或准备充分一些，像司马炎灭吴那样数路并进，也会好于实战。

　　官渡、赤壁可谓乱世中多输少赢的经典战例。一方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一方则以弱克强。袁绍官渡围杀误算，结果使曹操将网冲破；曹操赤壁随手走成凝形，遂让孙权、刘备得以以一当十。

　　曹操破走，鲁肃即先还，孙权率众臣迎接，并亲自扶鞍接其下马。鲁肃将入拜，孙权起身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荣耀未？”鲁肃趋进说：“未也。”众人愕然。鲁肃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然后以安车软轮迎肃，始当显耳。”（《三国志·鲁肃传》）孙权抚掌，露出欢颜。

　　周瑜、刘备与曹仁相战岁余，曹仁终不敌，弃城北走。周瑜据江陵，刘备屯江陵南。赤壁之战，对刘备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孙权不战而降，待遇不下刘琮，刘备恐无地立命。

　　注一：田横：原齐国贵族，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汉灭楚，与徒属五百余人亡入海岛。高祖召之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二客往，未至三十里，自言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杀。高祖以王礼葬之，拜二客为都尉，二客皆自刎。居海岛者闻之，亦皆自杀。 　

第13章 刘备借南郡、图益州 　

　　《三国志》曰：建安十四年（209），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程普为裨将军，领江夏太守。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随即南征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四郡皆降。刘琦病死，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自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孙权见刘备平定四郡，稍畏之，嫁妹固好。《三国志·刘备传》注引《江表传》曰：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刘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刘备。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孙权借荆州数郡。《江表传》说的刘备向孙权借荆州数郡大概即指《三国志》说的刘备南征荆州四郡。《三国志》与《江表传》对刘备如何得荆州四郡说法不一，《三国志》谓征，《江表传》谓借。何者为准？我认为《三国志》的说法是站在刘备的立场上的，就客观事实来看，可能较为公允；《江表传》的说法是站在孙权的立场上的，多少有些偏颇。在此条注引的上一条注引里，孙盛曰：《江表传》之言，当时吴人欲专美之辞。

　　孙权、刘备连盟，破走曹操，孙权功劳大于刘备，自然要获得多些，刘备扛过大难，也不甘示弱，要抓住机会，尽量求以立足。

　　孙策定江东就欲图荆州，全据长江。孙权继续贯彻这一战略。他采甘宁计，消灭黄祖，纳鲁肃策，欲规荆州，用周瑜打败曹操，直入江陵。《三国志·吕蒙传》曰：孙权说陆逊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三国志·周瑜传》曰：孙权说全琮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孙权谓周瑜是使他初入荆州的功臣。

　　刘备自纳诸葛亮隆中之策后便有据荆州之意。《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魏书》及《汉魏春秋》记有刘表病重期间有向刘备托荆州及托孤之事。裴松之认为刘表夫妻素爱刘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刘备。裴松之的说法是否正确呢？《三国志·刘表传》曰：刘表及妻爱少子刘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刘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刘琮为嗣。《三国志·诸葛亮传》曰：刘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刘琮，不悦于刘琦。刘琦不安，用诸葛亮内危外安计，会黄祖死，乃求出江夏。《后汉书·刘表传》曰：刘表初以刘琦貌类于己而甚爱之，后为刘琮娶后妻蔡氏侄女，蔡氏遂爱刘琮而恶刘琦。刘表宠耽后妻，信之毁誉，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睦于刘琮。刘表病甚，刘琦省疾。蔡瑁、张允恐父子相见相感，更有托后之意，遂不使得见，刘琦流涕而去。众遂奉刘琮为嗣。刘琦怒，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至，乃止。《三国志·刘表传》说的刘表及妻，不知是前妻还是后妻。刘表前妻死于建安八九年间（《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搜神记》）。从时间和因果来看，应指为后妻，与后两传说的相符，即刘表为刘琮娶后妻侄女后才有舍嫡立庶的想法，刘琦遂用诸葛亮计而出。待刘表病危（很可能已身不由己），抑或已死，刘琮才嗣位。故刘表舍嫡立庶并非情计久定的事。刘表平时阴御刘备，病笃时厚遇之的可能性是有的。一，自感身没后其子难防刘备，与其难防，不如笼络；二，见袁氏殆尽，自身将受曹操逼迫，故欲依刘备御敌。我想这样的推测应该合乎情理：刘表先以荆州托刘备，刘备推辞后，又以子相托。不论刘表之托是真心还是假意，事实上刘表死后是刘琮在襄阳得蔡瑁、张允等辅助而欲作威作福，刘备、刘琦则在外，同病相怜。不管怎样，在荆州危难时刻，刘备还是记着刘表的一份情谊，未有忍心夺其基业。当然，他看到曹操大兵压境，可能觉得夺之也难守，不如走为上。

　　诸葛亮向孙权说合纵之策时即已暗示刘备应有荆州。他说，孙权起兵据有江东，刘备亦收众汉南。孙权诚能与刘备协规同力，必破曹操。曹操败北，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汉南即指荆州。《尔雅·释地》曰：汉南曰荆州。他是言江东属孙权的势力范围，荆州应是刘备的势力范围；破曹操后，荆州刘备、东吴孙权与北方曹操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孙权想连荆扬，刘备望跨荆益，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利益。但孙权、刘备结盟，就不得不进行协商，对欲独享的利益做出适当的划分。这时荆州七郡的情况是这样的：曹操除降张绣而有南阳郡之外，败北后仍据南郡和江夏郡的北部，居上而临下；孙权占得南郡和江夏郡的南部，横贯长江一线的战略要冲；刘备屯在江陵的南岸地，他要南取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四郡。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就是要用刘琦继有荆州的合法性来争取余下的部分。孙权有实力入南部荆州，他为了不破盟，只好让步，许刘备南下，或谓四郡已应北，刘备未必能容易得手。当刘备以刘琦的名义顺而收之后，孙权不得不高看刘备。事情的经过应该如此。后两家关系破裂，孙权遂把同意刘备取四郡，自己不染指，说成是刘备向他借的，而刘备则认为完全是自己征取的。

　　刘琦死后，刘备表孙权领徐州牧，自己领荆州牧，意图便是想以孙权领有徐州来换取自己获得荆州。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孙权虽乐领徐州，不过为虚领，徐州仍在曹操手里。孙权兵入荆州境，岂能轻易退出。但为同盟计，孙权既已认可刘琦拥有荆州的治权，也只好允许刘备继之，不便对自己所占荆州部分再置刺史或州牧一职。孙权如此，表面上是愿与刘备结盟，而私下则常视其为寄寓，尚有招揽之意。

　　刘备真正从孙权手上借的是南郡。面对曹操咄咄逼人的强势，孙权、刘备的联盟自然是相互借力以求生存；生存下来，再图发展壮大。在这种主要为自我存在而结成的联盟关系中，各方既得随顺依赖而获安，且又在伺机兼并以自强。随顺依赖是出于现实考虑的权宜，伺机兼并则为贪婪的本性。

　　十五年（210），刘备至京口见孙权，求借南郡，以都督荆州。刘表统治荆州时，把州治从汉寿县迁至襄阳县。赤壁之战后，曹操仍以襄阳县为北荆州治所，后移治新野县。江陵县为南郡治所所在，是中南荆州的重镇。它控扼长江中游，东下吴会，南接南岭，西通巴蜀，北望中原，战略价值极大。刘备至京口见孙权，提出借南郡以都督荆州的请求，就是希望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到南郡，以利下一步的发展。

　　闻刘备来借地，周瑜上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为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关张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等挟令之，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相资助，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周瑜传》）鲁肃反对此策，曰：“曹公威力实重，将军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孙权恐不能独制曹操，当广揽英雄，又恐刘备难以猝制，故未纳周瑜之言，对鲁肃之计亦未明确表态。

　　后刘备得庞统，遂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有密书，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庞统曰：“有之。”刘备叹息曰：“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途，非万全之计也。”（《三国志·庞统传》注引《江表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荆楚谓之高俊，有凤雏之名；刘表时，在南郡做事，周瑜领南郡，从周瑜，刘备到南郡，又从刘备，与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其实，刘备被穷追猛打、无立锥之地的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他以区区数万士众占得荆州四郡，大致就是今天湖南省的地方，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里，可谓转危为安。他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时人称为左公，他以此将油江口改为公安，谓己获安。倒是后来他夷陵战败逃至鱼复又陷入困境，虽然改鱼复为永安，逃过葬身鱼腹一劫，可还是在永安永远安息了。他说的危急是托辞，求地以规远图才是目的。赤壁之战后形成的格局，显而易见是曹操与孙权在长江一线对峙，刘备则处在孙权的后方。刘备认为自己是荆州牧，应该得到荆州的实惠，若与孙权共治曹操，比他一人独任为好。这大概是刘备向孙权求都督荆州的理由。刘备志在中原，故急于从后面走上前台。

　　刘备还，周瑜即诣京口见孙权，建议取蜀，孙权纳之。周瑜欲行扩张，不但可以阻止刘备伸手，而且还能相机剪除之。孙权遣使报刘备欲与之共取蜀，刘备乃婉言谢绝。周瑜还备行装，不幸途中病卒。孙权拜鲁肃为奋武校尉前往南郡统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见刘备推辞，周瑜殁，曹操又在东线部署大军，孙权遂纳鲁肃之议，把南郡借给刘备，以鲁肃为汉昌太守，下屯陆口，程普还领江夏太守。《三国志·孙权传》曰：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长沙郡为刘备所有，孙权何以分之？《三国志·周瑜传》曰：周瑜占南郡，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四县。下隽、汉昌、刘阳在长沙郡东北，州陵在南郡东南，四县应为周瑜自赤壁而入江陵期间所得。孙权大概就是将原周瑜奉邑合为汉昌郡的，使与江夏郡连结，以卫江东。鲁肃为汉昌太守，继续食此四县，后吕蒙接任，亦食之。这说明孙权在刘备南取四郡前或同时已占长沙郡的东北部，亦说明孙权许可刘备南下是成立的，因他亦有能力南下。孙权、刘备谈判的结果是：孙权同意把南郡借给刘备；刘备同意孙权把周瑜的食邑从长沙、南郡中划出，另置为汉昌郡（孙权名为汉昌，有讨好刘备之意，后吴夺取荆州，汉昌郡复并长沙，汉昌县更名为吴昌）。这也算是一种交换，刘备以小易大，有了伸展的空间，较为满意；孙权怕难以独当曹操，故舍重就轻，收缩安定，以待变化。除此，孙权、刘备很可能就交州利益作出安排，由孙权经营之（注一）。处置完西线事后，孙权徙治秣陵，改名建业，专务东线事，并遣兵正式占领交州，甚至循绥益州南部。刘备分南郡西为宜都郡。三国雏形已成。曹操闻孙权把南郡借给刘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与刘备听完曹操说破英雄，方进食，失匕箸几乎一模一样。二雄相识相图又相惧。

　　益州牧刘焉欲行割据，于李傕、郭汜把政时病卒，其子刘璋嗣位。刘璋性柔无威，政令颓弛，与汉中张鲁交恶。

　　十六年（211），刘璋遥闻曹操将遣钟繇征讨汉中张鲁，内怀恐惧。别驾张松说刘璋可请刘备以讨张鲁自卫，刘璋从之。主簿黄权等争谏莫要引狼入室，刘璋不纳，而遣校尉法正迎之。初，曹操征荆州，刘璋始受征役，遣使给军，曹操厚待之。刘璋复遣张松，曹操因定荆州而怠慢之，张松怨恨。曹操兵败赤壁，张松辞还，假道见刘备，见其有雄略，遂有献蜀之计。张松返蜀，劝刘璋绝曹操而结刘备，刘璋乃遣法正、孟达连之。法正还，遂与张松相谋。法正复见刘备，献取蜀之策。刘备遂听之。

　　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率庞统、黄忠、魏延二万余人入蜀。刘璋率三万余众会刘备于涪县，欢饮百余日。法正、庞统欲刘备即时取刘璋。刘备认为，此乃大事，初入蜀地，恩信未立，不可仓猝。刘璋益兵万人及其它军资与刘备，使击张鲁，然后自回成都。刘备到葭萌，厚树恩德，以收民心，并未去征张鲁。

　　十七年（212）冬，曹操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告刘璋，欲回师往救，张鲁自守之贼，不足为虑，并求军马钱粮。刘备并非真要还军，而是在耐心寻找刘璋的破绽。刘璋多少看出刘备没怀什么好意，只拨给少量军资。刘备因此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财吝赏，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张松不知刘备计而书其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三国志·刘备传》及注引《魏书》）张松兄张肃，惧祸累身，告发其谋。刘璋收斩张松，敕令戒备。事已至此，刘备遂向庞统问计。庞统曰：“阴选精兵，昼夜兼程，径袭成都，一举便定，此上计也；佯还荆州，诱杀刘璋守关将杨怀、高沛，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城，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三国志·庞统传》）刘备谓上计太促，下计过缓，中计适宜。遂依中计行动，即斩杨怀、高沛，南取成都。

　　从事郑度说刘璋曰：“刘备悬军袭我，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过涪水，坚壁清野，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擒耳。”刘备闻而恶之，以问法正。法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果不其然，刘璋谓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三国志·法正传》）刘璋跟宋襄公一样，打仗讲究仁义，他黜退郑度，但遣张任、邓贤等至涪水拒战。

　　刘备渡过涪水，张任、邓贤等退保绵竹。刘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刘备向绵竹，李严率众降。刘备进围雒县，刘璋子刘循负城顽抗。庞统率兵攻城，中流矢身亡。刘备使关羽守荆州，诸葛亮、张飞、赵云入蜀。十九年（214）夏，刘备费时一年攻破雒县，遂进围成都。诸葛亮等所向皆克，与刘备会师成都城下。马超曾因操军所迫而依张鲁，这时又因惧张鲁相害而转投刘备，助其攻城。刘璋坚守数十日乃降。

　　刘备得蜀，与荆州相连，实力大增，对孙权构成侧翼的威胁。孙权忌恨刘备独自取蜀，感到当初的交易有些不划算，遂想索要荆州。二十年（215），孙权遣诸葛瑾使蜀，令其以刘备得蜀为由求得荆州全部或部分。孙权求得荆州全部是开出的最高价码，讨价还价后，能得南郡、宜都，或长沙、零陵、桂阳都可满意。刘备说待得凉州，当答应孙权的要求。

　　孙权知刘备没有诚意，乃自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孙权大怒，住陆口，遣吕蒙袭取三郡。刘备引兵下公安，遣关羽争之。鲁肃进兵，与关羽相拒益阳。

　　时，曹操破张鲁，占汉中。主簿司马懿、刘晔说曹操，宜乘胜进军，趁刘备降蜀尚未安定之机，一举夺之。曹操觉得得陇望蜀，没有把握，一时未准。刘备闻曹操得汉中，惧益州有失，遣使与孙权讲和：以湘水为界分荆州，湘东江夏、长沙、桂阳、汉昌四郡东属；湘西南郡、宜都、武陵、零陵四郡西属。孙权同意，两家解兵。两家为争夺荆州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得以平息。曹操复想入蜀，但已错过时机，遂引军还，留夏侯渊、张郃、徐晃守汉中。

　　注一：交州刺史张津、苍梧太守史璜相继死，刘表遣赖恭为交州刺史，吴巨为苍梧太守，孙权使孙辅领交州刺史。刘表、孙权染指交州，实为刘表得势。后赖恭与吴巨相失，吴巨逐走赖恭。赖恭投刘备，吴巨结吴。刘备与赖恭、吴巨都相识，占得荆州四郡，顺收交州，要比孙权容易，但却无举动。孙权出借南郡后，即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吴巨怀异心，外附内违，步骘斩之。吴蜀破盟，刘备称帝，以李恢为庲降都督，领交州刺史。吴蜀复修好，孙权称帝，与蜀分天下，以交州属吴，蜀解李恢刺史。据此可以推测，刘备、孙权在协商南郡问题时，想必已将交州问题列入。 　

第14章 曹操的王权之路 　

　　献帝至许都，大会公卿。曹操入，见太尉杨彪不悦，恐有变，乃托疾入厕，出而还营。杨氏四世三公，与袁氏为京城名族。曹操以杨彪通婚袁氏，诬其勾结袁术，奏收下狱。尚书令荀彧、少府孔融救之得出。又议郎赵彦常为献帝陈策，曹操恶而杀之。曹操以事入觐，依制，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献帝不悦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后汉书·献帝伏皇后传》）曹操失色，俯仰求出，轻易不再上殿。

　　不久，孔融提议宜准古制，定千里王畿，王畿之内不可封建诸侯。王畿方千里，是天子之国，之外才可封建诸侯（注一）。孔融此议，是欲献帝有自由王国，以摆脱曹操的控制。曹操恨之。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董卓时出为北海相，献帝都许后征为将作大匠，迁少府。他恃其才望，总与曹操作对，多致乖忤。后曹操终以罪族之。

　　平定北方后，制度多所兴复。荀彧说曹操曰：“今公平弭国难，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此周公辅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荀彧常与曹操论治道，曹操嘉之。荀彧认为曹操匡汉立德，平乱立功，再弘扬文化以立言，成此业绩，可名垂青史。袁涣、刘廙等在此前后都有言谏曹操，以武平乱，以德治世。曹操志在王业，王业未成，整饬教化，恐为人作嫁。有人则劝曹操曰：“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广大，天下服矣。”这话投曹操心意，曹操欲从之。荀彧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及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公破邺城，海内震骇，人人自恐不保，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天下未易图也。愿公速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三国志·荀彧传》）曹操不得已偃寝九州议。古分天下为九州，冀州为其一。至献帝时为十四州，冀州较前要小。议论的焦点是：复九州制者欲使冀州大，使冀州牧曹操的势力强，可致天下顺服；荀彧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在布告曹操将代汉，徒贻割据者可以不臣的口实。荀彧欲改革，而曹操则欲革命。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随后出兵不战而屈荆州。但因一念之矜，他在赤壁碰壁，几乎翻演了袁绍官渡覆舟的一幕，眼瞅到手的果实打了水漂。曹操虽有雄才伟略，称雄诸杰，但却未能扫平割据，然而尽管他暂自骄伐而败北，因识得得失，仍就不失为中原之主。

　　十五年（210）冬，曹操在邺县筑铜雀台。高台象征权力，曹操是要试探群下的反应。但反应不佳，或说其有不逊之志。曹操遂下令表白，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愿效齐桓、晋文，以助汉室。

　　十六年（211），曹操平关中。十七年（212），曹操还。献帝命其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礼如萧何（注二）。曹操这回可带剑大步上朝，无人再敢以刃挟之了。献帝又割河内、东郡、巨鹿、广平、赵国五郡中的十余县以益魏郡，魏郡几乎又增加一倍。

　　董昭见曹操凯旋归来，遂又开始为其以霸易王不辞劳瘁。董昭建议复古代五等爵，谓曹操宜进公爵。他说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乐保名节而不求大赏，德美过于伊尹、周公，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遇。故明公若不定基，是谓不可。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常响耳边。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三国志·董昭传》）这段引经据典、委曲婉转的话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并不复杂。它是复九州制的再版。这时曹操身为丞相，职位虽高，但封武平侯，即东汉时列侯的最高一级县侯，爵位同于诸臣。董昭提出重设五等爵，欲使曹操先进封为公，再为王，有自治封国，以出诸臣之上。一破非刘氏不王之典，二坏诸侯不能自治其邑之规。伊尹助商汤灭夏，汤死后，辅太甲；周公助周武王灭商，武王死后，佐成王。董昭说曹操匡扶汉室，胜过伊尹、周公，但像太甲、成王那样信用伊尹、周公辅佐的君主未必再能遇到，意指献帝恐怕不会甘愿曹操秉政。耿弇是刘秀的部将，曾到刘秀床下，劝其克取帝位；朱英是楚国春申君的食客，曾劝春申君争夺楚国王权，说这是天赐的“无妄之福”。董昭效仿耿弇和朱英，劝曹操建立自己的基业。曹操心喜此议，欲得众臣同意。荀彧名重海内，一言九鼎。曹操使董昭密咨之。

　　曹操自遇荀彧以来，十分赏其军事谋略，但却不大满意其政治倾向。他初见荀彧便称之“吾之子房也”，这很可能是一语双关，既谓其有张良之才，也喻其能像张良佐刘邦立汉那样助己建基。然而他逐渐发现荀彧如同管仲，是要协己称霸，而不是图王。他曾书与荀彧，追伤英年早逝的郭嘉曰：“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猝尔失之，悲痛伤心。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少，又以此痛惜。”（《三国志·郭嘉传》）这话里有话，是望荀彧等能变得灵活一些。

　　董昭书与荀彧曰：“昔周公、吕望，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赐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躬擐甲胄，周旋征伐，芟夷群凶，使汉室复存。比之前者数公，若泰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三国志·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董昭受宠，遂颐指气使。荀彧不加理睬，认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曹操大失所望。十月，他出征孙权，表请荀彧随行。大军至濡须，荀彧病留寿春，忧死，时年五十。通常曹操出征，荀彧都是留守。《三国志·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曰：曹公馈荀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陈寿评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司马光曰：荀彧之功不在管仲之后，其仁当居管仲之先。裴松之曰：世之论者多讥正是荀彧协规曹操，终使君臣易位，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但荀彧若不翼曹操，实无人可与，势必群雄乱争，故择其而事，以拯国难。及至霸业既隆，剪汉迹著，夙愿不遂，遂亡身殉节。非机鉴先识未充其志，实非正道不用心也。

　　有人认为，荀彧数向曹操提及可效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举，而后却又反对其称王，岂非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刘邦、项羽最初是共拥楚怀王反秦的。灭秦后，项羽称西楚霸王，尊怀王为义帝，继而杀之。刘邦遂借此名义，为义帝服丧，责让项羽无道而讨伐之。前面引用过荀彧、鲁肃各说其主称霸、称王的话。荀彧劝曹操奉迎献帝时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服丧而天下归心。”“天下归心”与“诸侯景从”是一个意思。荀彧认为晋文公、刘邦都是以霸主的名义号令诸侯的。鲁肃说孙权建立王业时曰：“昔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鲁肃认为若不是项羽为害，刘邦是欲尊事义帝的。消灭项羽后，尘埃落定，刘邦乃在诸侯的拥护下由霸而王。“争天下”一词有两层含意，可认为是争天下之王，亦可理解是争天下之霸。尽管刘邦、项羽争天下之王的雄心不言而喻，但是他们在表面上争的还是天下之霸。除此而外，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荀彧向曹操提及楚汉相争之事时不是要讨论政治问题，而不过是出画的以弱胜强的军事策略。荀彧的政治主张还是希望曹操称霸事汉，或先称霸，待平定天下后再考虑其它。

　　曹操、袁绍等的倒董卓以匡汉与刘邦、项羽的亡秦复楚是类似而实不同的行为。刘邦、项羽纠集的士众都是要坚决去掉当政暴秦的，对是否真复已亡之楚并不很在意。曹操、袁绍等聚合的人物对剪除行篡的董卓没有二心，但对如何对待衰弱的汉室却有分歧。汉家四百年，以儒说为教，许多士大夫是真的抱着除乱拯衰的思想参加义兵的，荀彧便是其中的代表。袁术、袁绍在行僭时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曹操要想顺利易帜就必须得搬开这个障碍。曹操除荀彧，屡下有才不必具德的求才令等，都是在为代汉做准备。

　　裴松之认为《三国志》里贾诩与荀彧并列不合适，但我认为这要比《后汉书》里孔融与荀彧并列好些。贾诩虽有助纣为虐之嫌，但更有亡羊补牢之功。贾诩深识治乱中的德智的关系，孔融则根本不知。孔融、荀彧二人虽志向皆在保汉，但才具品性则天差地远。曹操对孔融是厌恨而开罪族之，对荀彧则是畏忌而阴除之，表面还要祭奠之。

　　十八年（213）春，曹操见吴森严，引军还。献帝诏并十四州为九州。寻即又策命曹操为魏公：“朕以不德，少遭愍凶，君定天下，功高于伊尹、周公，而赏卑于齐桓、晋文，朕甚恧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三国志·武帝纪》）（注三）献帝只好得过且过，仿效周王依赖霸主，以维系自己日薄西山的法统地位。曹操辞让。荀攸见荀彧死，不免生畏，遂领百官劝进。曹操乃谢恩受命，将与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曹操遂建魏国，进曹宪、曹节、曹华三女为献帝夫人，初置尚书、侍中、六卿等。荀攸由汉官转为魏臣，出为魏尚书令。

　　十九年（214）春，献帝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秋，曹操征孙权。参军傅干谏曰：“天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怀德。愚以为可且按甲息兵，全威养德，以道制胜。”（《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曹操未从。荀攸死在途中。有人怀疑亦为曹操所害。曹操曾曰：荀攸外愚内智，智可及，愚不可及。冬，夏侯渊屠枹罕，斩宋建，凉州平。曹操南征还，诛献帝伏皇后，灭其族及二皇子。初，伏皇后在董承被诛后书与父屯骑校尉伏完，令图曹操。伏完畏惧不敢，后卒。曹操因闻有此书而动怒下手。献帝命魏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虡。

　　二十年（215），曹操征张鲁，降之。二十一年（216），曹操还，献帝进之为魏王。二十二年（217），献帝命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如天子，有人警戒清道；戴天子冕冠；乘天子车舆；曹丕为魏太子。二十三年（218），曹操在邺县，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等见汉祚将移，在许都起兵，结果兵败被杀。二十四年（219），曹操与刘备争汉中，不果，还军解关羽围襄阳、樊城之围。西曹掾魏讽等在邺县谋反，谋泄被诛。孙权取南郡，向曹操上书称臣，并说之顺应天命称尊。曹操示群下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实欲试探反应。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前将军夏侯惇等遂奏道，汉祚已尽，天命已在曹魏。曹操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及《魏氏春秋》）桓阶劝曹操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吴，然后遵舜禹之轨，曹操从之。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县人，夏侯婴之后，与族弟夏侯渊并随曹操起兵。夏侯惇未有想到自己的如意打算竟把曹操的毕生之愿送进了天国。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六岁，谥武王，葬邺县高陵。夏侯惇追恨前言，不久病卒。

　　曹操迈着稳健而又艰难的步履走在令人神往但却坎坷不平的王权路上，待伸手可及时，却撒手人寰。要说桓文霸而不王，是自谓力轻的话，那么曹操实王而未王，则多是顾忌汉家名重。不过曹操生前还是作好了应对变故的准备。自己能顺势即位，那是如愿以偿，若未遂意，那便留下周文王的名声，让嫡子去效周武王。但是，他虽未成为君主，但也不是霸主，而应称为僭主，他挟天子胜过桓文挟王命。他只能有万世帝王计，不会有万世霸王计。他因如是经历，立起英杰之身，亦遗下奸雄之影。

　　尧舜禅让，西周分封，东周争霸逐王及秦汉集权专制，这几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代王朝的体制。汉末王权渐衰，春秋霸权这一政治形态再次出现，然而枭杰雄豪仍多把它当成沽名钓誉、掩饰真机的手段，虽有大贤君子怀抱实践它的理想，却未能如愿。历史数次出现的这一形态始终未能成为制度。

　　注一：周时王畿方千里，王畿之外为九服，每五百里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内六服为中国，外三服为夷狄。服谓服事天子；里数为理论说法，实际并非如此。

　　注二：依朝仪，臣下朝拜天子皆要报官职和姓名，去剑脱履，小步趋进。刘邦以萧何功高，特命其入朝只报官职即可，余礼概免。后世帝王效之，以优遇重臣。

　　注三：九锡：古天子赐诸侯有大功者九物为九锡。赐车马以代步，衣服以表德，乐则以化民，朱户以示别，纳陛以安礼，虎贲以备身，弓矢以专征，斧钺以专杀，秬鬯以祭祀。 　

第15章 大贤荀彧 　

　　曹操迎天子，平定北方，荀彧认为可一边修复汉室，一边征讨不庭。荀彧尝言于曹操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周公辅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荀彧从容与曹操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曹操常嘉纳之。荀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荀彧怀管仲之仁，大概是看袁绍终要行篡，而谓曹操可能济世，故弃绍而择操。不想枭雄同性，皆无贤心。荀彧旗帜鲜明，曹操只得表面应之，而内里则要剪之了。

　　荀彧众言湮灭，多亏裴松之留下这段注引，可使我们寻探其思想。曹操若尊荀彧之策，重规汉室制度，文武张弛，鼎立不存，二方割据亦难持久。周瑜认为汉室衰崩，当佐孙氏图王，若汉室可兴，亦可从事。刘备虽假皇亲名义，若汉帝正位，他是不能称尊的。我们可以把荀彧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即曹操匡汉立德，平乱立功，再弘扬文化以立言，即代表东汉末年的名士同腐朽势力顽强抗争的胜利。

　　顺帝诏李固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李固主要答对四点：一，去奸邪，任贤能；二，尊外戚显爵，但不与重权；三，罢退宦官，禁其参政；四，宫中府中，一视同仁。顺帝览之，多所纳用，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及冲帝、质帝相继夭亡，梁冀一意立幼以挟之，李固则坚持宜择年长有德者立之。他为其前四点又补充上了一点。梁冀忌恨，诛杀李固。桓灵之世，敝积日深，陈蕃、李膺等奋力直言，皆遭罹难，尾之名士纷陷党祸。荀爽奏桓帝后宫采女五六千人，此纵欲废礼以致祸也。宜依古制天子娶十二女，乃抑情从礼以致福也。奏闻，即弃官去。后遭党锢，隐遁远僻。两汉欲复周礼之议不绝，目的不外是上约王欲，中规臣节，下移民俗。帝王家天下，必要自己放任，臣民规矩。李固五点加荀爽一点，我认为这六点可说是东汉末年的主要症结。

　　汉家四百年，确立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分封，以儒为教，杂说为辅，纲纪已具大形，应该说成绩是斐然的，当然，暴露出的问题亦十分严峻。如果它被农民起义打翻在地，自然就告终结，但它恰被士大夫挽狂澜于即倒，何去何从，就出现了争执。荀彧、曹操等对汉末症结都是十分清楚的，但对解决的办法却日见分歧。乱世来临，世人纷挟王霸术而登场。王虽隐但强，霸虽显却弱。荀彧此时的一切努力是要摆平献帝与曹操之间的关系。荀彧是个很好的调停人。汉家没落，汉帝咎由自取，献帝在这场谈判中无力以驳，只能照单接收。曹操为丞相，一举扭转了宫重府轻的局面，中央集权成为现实，天子专制已不复存。此项确立，余事迎刃而解：光文化之精真，去之繁芜；整修礼乐，核录后宫之数，移易臣民风俗；确定宗室年长德才者继位，废弃嫡庶之分；择用忠良英贤，罢黜卑劣浮华；赏外戚以爵，限阉寺之责，务使之与政。荀彧认为曹操如此施行，可入圣殿，彪炳千古。曹操应该能够想到，依荀彧之论，轻而易举办得到。但董昭等的替代说最终让曹操没能挡住诱惑，认为天子至高无上，需要轮流坐庄。

　　曹操担心，若半途而废，霍光的事会重演。霍光处西汉强盛，他不大能改变什么，再加对后事虑及不足，遂遇断嗣之灾。曹操临东汉衰乱，他可以改良归正，再以前车为鉴，可安后裔。曹魏终破汉家纲纪，因一时不知所宗，只得暂以刑名来应付。结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君主时而能全临天下，时而被弃如草芥。仲长统熟视朝代更迭，他悲叹曰：“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耶？”（《后汉书·仲长统传》）仲长统博识狂狷，荀彧奇之，举入朝廷，献帝逊位之岁卒。

　　帝王无不欲传世万代，但都纷纷在梦魇中灰飞烟灭。孔夫子累累若丧家犬，不想其后嗣竟能高枕无忧袭爵千秋。传世之君，斥曹操为奸，易代之主歌其为雄。皇家为了安全舒适，自然乐意尊奉忠诚勇武的关羽，而不愿抬举绳纠上下的荀彧。时至今日，找不到御笔的人，仍谓荀彧是不识时务的腐儒。我认为，若曹操以其功力而为英雄的话，那么荀彧则以其思想而为圣贤。贤者认为传承文化最为重要，勿使之断裂，有益于社稷苍生，而为一家频争皇权无甚意义。但雄者不能这样看，他为了能登峰造极，不惜夷毁坟典。 　

第16章 智勇斗荆州 　

　　在吴蜀同盟中，诸葛亮同鲁肃是鸽派，主张大敌当前，宜相依借力；周瑜、吕蒙、关羽等属鹰派，遇有机会，便欲相吞；孙权、刘备二人则游移其间，看利取舍。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孙权见曹操屡出淮南，关羽虎踞南郡有东并之心，意识到两肋受迫，遂暗下改变战略，向曹操请降，以减缓北方的压力，腾出手对付西边的威胁。曹操受其降，遣使修好。是岁，鲁肃卒，吕蒙继为汉昌太守，领兵屯陆口。吕蒙字子明，汝南富波人，少随孙策，勇而有谋。刘备的耳目好象不是很灵，未能及时探到局势发生的变化。

　　蜀郡太守法正说刘备曰：“曹操定汉中，不因势图蜀，非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举众征汉中，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三国志·法正传》）言取汉中不谬，但说曹操不进而退则为臆想。实际曹操无甚内忧，只是判断失误而已。刘备听之，冬，自率黄忠、赵云、法正等进汉中，另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入武都。夏侯渊等拒刘备，曹操使曹洪、曹休等救武都。

　　二十三年（218）春，曹洪、曹休迫走张飞、马超，斩吴兰。秋，曹操提兵至长安。二十四年（219）正月，黄忠斩夏侯渊。曹操亲临汉中，与刘备相拒。五月，曹操见难以取胜，遂从汉中、武都全面撤出，刘备遂占二郡。刘备命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孟达即克房陵，将取上庸。刘备恐其难独任，命刘封自汉中下统其军。刘封顺收西城，前与孟达会师，遂占上庸。七月，刘备称汉中王，还治成都，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左将军，黄忠后将军；拔魏延为镇远将军，督镇汉中；令关羽进攻襄阳、樊城。

　　刘备初定益州时，拜关羽总督荆州。关羽闻马超来降，书与军师将军诸葛亮，问马超可与谁比。诸葛亮知关羽好胜，答复曰：“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英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关羽传》）美髯公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诸葛亮这番话，说得关羽愈加飘飘然。刘备欲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黄忠素无高名，关羽会不悦。刘备则遣费诗授关羽前将军印授，并行解喻。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闻与黄忠同列，不肯受拜，经费诗一番劝解，才省悟接受。

　　孙权见关羽镇守南郡，欲为子娶其女。关羽却辱骂拒绝，孙权大怒。孙权在刘备据荆州四郡时，嫁妹与之固好。曹操见袁绍强，孙策并江东，遂与孙策连姻以避免南北受敌。曹操为魏公，嫁女给献帝。关羽若晓得女人可为政治服务，理当应允，即使不知不同意，也应予婉谢，不该拒骂，破盟为仇。

　　刘备节节取胜，继续发动战事，意图十分明显。刘备已经占据的武都、汉中、西城、上庸、房陵将与关羽进攻的襄阳六点成一线。他欲据此线向东北推进，对曹操构成攻势。但是，连赢的局势这回被遏止了。

　　有人认为，关羽这次北进，时机不当。首先，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符。诸葛亮是欲刘备跨有荆益，待天下有变，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一举可定大事。刘备未能待变，使荆益之军俱出，夹击洛阳。其次，刘备刚取汉中，称汉中王，应在胜利之后休整一段时间，不应急于挑发战事。

　　曹操内部没有变故，刘备也未想长驱直入，他也不可能长驱直入。刘备大概是因汉中、上庸等地得手而看到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及下一轮进攻的范围，即若能再攻克襄阳、樊城，便可做自汉中取长安或陇右，自上庸等地机动北进，自襄阳夺南阳的准备。应该说，这一进攻战略与诸葛亮及法正的计策是相符的，占领雍州、凉州，拿下襄阳、樊城，才能对洛阳形成更有效的夹击。汉中战幕刚落，荆州硝烟又起，休整军队可能不是主要的问题。荆州军队（除孟达外）没有上汉中，益州军队打完汉中后也没有分兵下荆州。荆州军队安排妥当的话，还是可行的。时机是存在不当，但不是这些。

　　还有人认为，关羽是自行发动这次进攻的，并未得到刘备的命令。史书对此似无明确记载。《三国志·刘备传》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为汉中王，还治成都，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擒于禁于樊。 《三国志·关羽传》曰：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是岁，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两个主要记录此事的传记皆语焉不详。惟《三国志·全琮传》曰：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这说明是刘备命令关羽出兵的。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关羽若不得命令，恐怕不太敢自作主张，尽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曰：关羽初出军围樊，梦见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三国志·管辂传》曰：管辂为曹爽党羽何晏释青蝇萦鼻梦，谓其位峻有危，宜谨慎行事，然何晏无所收敛，结果为司马懿所杀。二十世纪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为一位爱好登山的同事释临峰登天梦，谓其攀爬有险，宜有所保护，那人不以为然，不久坠谷摔死（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管辂和荣格认为梦是通过象征在揭示生命的秘密，二人之梦显凶兆，宜避之，二人不悟而丧命。关羽之梦若真，说明他看出了凶兆，然军令不能违，故冒死出征。若可自行其事，他想必要在一觉好梦醒来才会披挂上马的。若真是自行其事，他自然要对失败负全部责任，恐刘备不会誓要为其复仇了。刘备同曹操相拒汉中时，南阳守将侯音等反，与关羽连和。曹仁奉命自樊城回讨，数月后灭之，还屯樊。这应是关羽进攻的好时机，他未行动，大概是因汉中战役未见分晓而未得到命令的缘故。刘备很可能是在即得汉中便命孟达、刘封取房陵、上庸时令关羽攻襄阳的。

　　刘备占汉中未必不是偶然，失荆州不见得就是必然，或者说二役得失，偶然必然是参半的。所以出现这样闯运的情况，是因为刘备对外界和自身的认识不够清楚。刘备数年间获取了大量实地，与此相应，是缺兵少将。刘备入蜀，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驻守荆州，这班人马是堪当重任的。刘备进军成都，感到实力不足，故抽调荆州一部主力增援。正是这一主力西进，才使孙权得以轻取三郡。刘备下兵争之，闻曹操占领汉中，不得已向孙权妥协，回保益州。刘备若知道孙权暗降曹操，敌友牵手，别说不会让关羽向襄阳，自己都可能不会去汉中。《三国志·刘备传》注引《典略》曰：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陈群传》曰：陈群谏曹睿罢治宫室，曰：“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刘备春风得意，因而顾此失彼。这一时期对刘备来说，据有荆益已是巨大的收获，当务之急应该是充实力量以稳固之，以打有把握之仗。刘备没有搞清这些问题，故未能看准时机，作好准备。

　　刘备过高看待了关羽，只晓其忠义勇猛，未见其刚愎狭隘。刘备知道张飞好鞭笞部下，常告诫他刑杀过多，是取祸之道。刘备未将汉中大任交给张飞，而与魏延，可能就是担心其有失。诸葛亮等许多人都十分清楚关羽的短处，只是有所顾忌不便直言。曹操、孙权及其群下也都很了解关羽的弱点。刘备这次在知人善任上多少犯有错误。退一步而论，刘备若能及时遣张飞、赵云等为关羽分守南郡，或命刘封、孟达适时东进，协助关羽，或亲往白帝城，相机指挥，以备不虞，兴许会避免噩运。

　　关羽进兵，围曹仁于樊城，困吕常于襄阳。曹仁使庞德屯樊北牵制关羽。曹操遣于禁救曹仁。八月，秋雨连日，汉水暴溢，平地数丈，于禁、庞德三万余众皆没。关羽乘舟尽虏之，于禁降，庞德不降被杀。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芳皆降。于禁等众被送至江陵囚禁。大水欲上城垛，关羽督舟兵围攻。曹仁只剩数千人马，或说弃走，或言固守以待。曹仁乃发誓，要血战到底。

　　关羽气势大盛，威震中原。梁、郏、陆浑民苦力役反叛，连关羽。曹操欲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和蒋济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袭羽后，许割江南封之，则樊围自解。”（《三国志·蒋济传》）曹操从之，遣使诣孙权，又令徐晃救围。

　　其实这时，孙权正在同吕蒙密谋袭取南郡的计划。鲁肃在时，吕蒙就曾向孙权陈计曰：“令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图之，日后坐老，欲复陈力，其可得耶？”（《三国志·吕蒙传》）孙权深纳之。在东吴，吕蒙是继周瑜、鲁肃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将领。

　　起初，孙权曾劝吕蒙、蒋钦读书，吕蒙以军务在身推托。孙权固说之，吕蒙遂开始就学，笃志不倦。后鲁肃屯陆口，尝过寻阳吕蒙驻地，因尚轻视之，不想停顿，有人劝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鲁肃遂往见之。吕蒙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鲁肃随便应曰：“临时施宜。”吕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凌人。今与为对，当有良策。”遂密画五策。鲁肃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三国志·吕蒙传》及注引《江表传》）鲁肃对关羽，过于委曲求全，及吕蒙对之，则是阳奉阴违。

　　关羽北上，吕蒙看到机会来临，遂上疏孙权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羽可擒也。”（《三国志·吕蒙传》）吕蒙遂称病笃，孙权召还之。关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前线。吕蒙经芜湖陆逊驻地，陆逊求见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可无忧乎？”吕蒙曰：“诚如君言，然我病笃。”陆逊曰：“羽矜其骁气，欺凌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相闻君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三国志·陆逊传》）吕蒙则以关羽勇猛未宜图之敷衍而过。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人，世为江东大族，娶孙策女，儒雅而有韬略。

　　吕蒙到建业，与孙权密谋。孙权征近臣意见，或赞成，或谓不可。曹操使节到，孙权大悦，遂定进攻方案。孙权问吕蒙曰：“谁可代卿者？”吕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同上）孙权乃召陆逊。陆逊到陆口，躬身媚悦关羽，关羽松懈戒备。陆逊回报可袭之。

　　十月，孙权遣使报曹操曰：“今遣兵西上，掩取江陵、公安。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曹操咨群臣，群臣皆言宜当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变，期于合宜。宜应孙权密之，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而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缺而惧，倘有他意，为难不小，此非上计。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三国志·董昭传》）曹操称善，即敕徐晃将孙权书分射城里城外。城里守兵见之，顿增信心；关羽视之，果犹豫不知去留。他若速退守，还是来得及的。因孙权称藩，曹操又召淮南张辽诸军悉还救曹仁。闰月，孙权出兵，遣吕蒙为前锋，浮长江而上，另遣蒋钦为偏师，溯汉水为应。吕蒙将兵伪装成商旅，依次收缚羽军岸边岗哨。

　　关羽一向骄于士大夫，故轻视南郡太守糜芳及公安守将士仁。关羽出兵后，糜芳、士仁负责供应军资。遇有供应不及，关羽便言还当治罪。糜芳、士仁皆怀惧不安。关羽连呼上庸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二将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其命。

　　吕蒙入南郡界，先引诱士仁，士仁投降。吕蒙又以士仁劝说糜芳，糜芳亦归顺。吕蒙大悦，遂在江陵城下奏起军乐。虞翻说吕蒙宜急入城，以免不测。吕蒙随即入城。时城中果有伏计，吕蒙突入，伏计失败。吕蒙进城，严禁军纪，抚恤军属百姓，释放于禁等众，封闭库藏。孙权至，对荆州官吏存慰怀柔，使之纷纷归顺。孙权、吕蒙这样做是为进退方便。陆逊入宜都郡界，分获枝江、夷道、夷陵、秭归。

　　大水渐减，徐晃攻击关羽。关羽进不能克，又闻后方城失，不得已引军退还。曹仁欲追之，赵俨曰：“权趁我与羽交兵之际，欲掩袭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败退，宜存之以为权害，若穷追之，恐权复与羽和，将生患于我矣。魏王必以此为深虑。”（《三国志·赵俨传》）曹仁遂不追。曹操军至摩陂，与张辽会，闻关羽退走，疾敕曹仁勿行追击，果如赵俨所料。曹操记取赤壁的教训，这回走的聪明。孙权担心曹操乘势南下，又急上书称臣，欲曹操称尊。

　　关羽途中数遣使诣吕蒙。吕蒙皆厚待之，使周游城中，走访各家。诸使回后，皆私下传告平安，官兵遂无斗志。关羽至当阳，见南郡、宜都尽失，自知穷途，乃保麦城。孙权见操军不追，遂围攻关羽。十二月，关羽北遁，欲奔房陵、上庸，兵皆解散。孙权使潘璋、朱然至临沮一带断其走道。关羽及子关平等至章乡被擒杀。孙权传关羽首至曹操，曹操以诸侯礼葬之。孙权顺势又定武陵、零陵二郡。刘备在荆州的利益遂化为乌有。

　　《孙子兵法·九变篇》的“衢地交合”意思是通衢宜伐交。荆州这块三家陈兵、尔虞我诈之地即如此，非兼智兼勇者不能坐守。既然谁都不愿和平相处，那就应想方设法，去结盟交友，离贼间敌，以收合二打一，或坐壁观斗之利。曹操、孙权皆兼得智勇，关羽则有勇无谋。用马基雅维里的话说，关羽是头能惊骇豺狼的狮子，却不是只能识别出陷阱的狐狸，而曹操、孙权既是狮子又是狐狸。荆州之役，曹操一直同部属筹划，孙权亦始终与近臣密谋，而且关键时刻，两家又能为各自利益一拍即合。关羽却不仅失去外盟，且又不得刘备的支援和部下的效忠，结果越陷越孤。

　　关羽除智数短浅外，还显得气量狭小。他若能像孙权、吕蒙那样招降纳叛，似可收录于禁等。那样的话，他即使进不能获利，而退似可保本，不至于两空。于禁是久经沙场、战功卓著的名将，官至左将军，封益寿亭侯，事不得已而降。大凡降将，既然表示投降，多望宽待，鲜有愿受囚监的。关羽就降过曹操，供为犬马。关羽若厚遇于禁，即使不便使攻樊城，可遣协守南郡。凭于禁的能力，守南郡，拒吕蒙，想必可以抵挡。关羽得此力量，废而不用，自寻末路，也使弃者生不如死。

　　关羽远没有曹操、孙权那样的谋略和局度，这样当对手最后各尽其能而各得其所的时侯，他也就难免亲叛众离而为人俎之肉了。

　　不久，刘备又丢失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孟达对自己不受重用而受制于刘封日益不满，遂表辞刘备，投奔曹丕。曹丕使孟达随夏侯尚、徐晃袭击刘封。刘封不敌，败还成都。刘备责让刘封侵凌孟达，又不救关羽，遂赐其死。刘备历经十载，拔城略地，士归众附，可只过一年，又丢邑失土，折将损兵。 　

第17章 夷陵烽火 　

　　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在公安，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吕蒙病卒。后陆逊镇守荆州，孙权与论周瑜、鲁肃及吕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荐子敬于孤，孤与宴语，便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获刘琮，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子布等俱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然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艰险，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益开，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三国志·吕蒙传》）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曹丕即王位。孙权叛。曹丕征之，孙权复遣使称臣。十月，献帝被迫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元年，国号魏。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蜀因曹丕称尊及传言献帝遇害（这种传言很可能是有意制造的），刘备遂即帝位，改元章武元年，国号汉，史称蜀汉。刘备自比东汉光武帝刘秀，斥曹氏为王莽篡盗。刘备征吴，孙权继续遣使向魏称臣。魏黄初三年（222）十月，孙权打败刘备，复叛，改元黄武元年，以示自立。直至吴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感到自己内外基本安定，才正尊号，国号吴。

　　刘备尽可自比刘秀，斥曹氏为王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曹操有济世之才，终为曹魏打下江山，而王莽则与董卓一类，只知祸国殃民。且孙权之雄略不亚于曹操。刘备遇此等对手，也就难立相侔后汉之业了。虽三国鼎立，但因曹魏雄据中原，蜀汉继汉，故后世史家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以为当时政权服务。西晋、北宋都建在中原，与曹魏相当，故其史家多以曹魏为正统。东晋、南宋皆偏安江南，与蜀汉类似，故其史家好以蜀汉为正统。东吴处在夷地，既缺中原的实力，也少蜀汉的名义，故而只能处偏位。

　　关于正统之论，司马光的看法可谓公允。他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周、秦、汉、晋、隋、唐，皆尝统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割据势均力敌，才德不分上下，彼此莫能统一，名号无有高低，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不厚此薄彼，无所褒贬，此诚不诬事实，近于至公。”（《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他认为魏蜀吴三国皆属列国，没有正统与篡盗之分。

　　魏黄初元年（220），曹丕召集群臣猜测，刘备是否会为关羽出兵报复东吴。众臣皆曰，蜀为小国，名将唯关羽，关羽败亡，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刘备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兵以示其有余。且刘备与关羽，义为君臣，情如手足，不为报仇，与愿不符。

　　蜀章武元年（221）六月，刘备欲讨孙权，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虽有赵云等劝谏，但刘备皆不从。刘备召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会江州，张飞却为其部将杀害。时黄忠已死，骠骑将军马超也没有随征，他在第二年死去。七月，刘备留丞相诸葛亮守成都，自提五万兵东征（注一），以冯习为大都督，张南为前部，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

　　孙权闻刘备称帝，自公安都鄂县，改名武昌。八月，孙权悉刘备出兵，遂复遣使入魏称藩，并遣还于禁等。曹丕欲兴师助吴取蜀。刘晔则曰：“权无内臣之心久矣，今因备兴师，又恐我乘衅伐之，故委地求降。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我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吴。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蜀不能久存。”曹丕曰：“权称臣而伐之，疑天下欲降者心，必以此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刘晔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不会改计抑怒救吴。”（《三国志·刘晔传》及注引《傅子》）曹丕不听。王朗曰：“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耀天威，不动若山。假使吴蜀相持，博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兴军寻衅，助强攻弱，一举可无余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三国志·王朗传》）曹丕遂止；受吴降，拜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

　　吴臣多谓，孙权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孙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耶？”（《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遂受之。孙权还遣书向刘备请和，刘备盛怒不许。蜀军自巫县连围至夷陵，在长江南岸据险，立五十余营，吴守军节节败退。孙权乃命陆逊为大都督，督朱然、潘璋等五万人拒之，并又遣使入魏答谢。

　　曹丕遣使使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进贡素有典规，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之。”孙权曰：“今西北将有战事，江南百姓，有赖魏主保全，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皆具以与之。

　　蜀章武二年（222）春，刘备进屯猇亭，与陆逊形成对峙。一方是身经百战的老帅刘备帅领诸初出茅庐的后生，另一方则是崭露头角的新督陆逊督统诸久经沙场的前辈。刘备设计挑战，吴将皆欲迎击，陆逊不许。陆逊观出蜀军破绽，上疏孙权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防，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臣今日争之，必令事谐。观备前后行军，违背天时，多败少成，不足为忧。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弃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无甚良策。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陆逊传》）曹丕闻刘备于苞原隰险连营数百里，说他犯兵忌，必遭败绩。夏，陆逊见蜀军疲倦，督军溯流而上，分断蜀营，举火尽烧之，斩冯习、张南等，毙伤缚降不计其数；刘备回绕而走，逃遁鱼复；黄权因退道被隔断而降魏。刘备惭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耶！”（同上）刘备改鱼复为永安；惧吴魏携手来攻，遂向孙权求和。孙权在观望局势，未予答复。

　　孙权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进封江陵侯。诸将欲乘胜进攻白帝城。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吴讨蜀，内实有奸心，应还兵御北。孙权从之。

　　人们多认为，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是失策之举，因为他违背了联吴抗魏这条正确路线。这种看法虽有道理，但也偏颇。刘备已立国，当以治理为急务，但对损失荆州，难咽耻辱，也是可以理解的。吴蜀之盟是权宜之计，时联时破。他的失败与其说是因擅改战略，不如说是由轻举妄动。

　　首先，刘备忿孙权袭关羽而出征，这会使将士感到刘备是在徇私情，而不是为国家利益。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之前，张传檄文，振臂口号，是鼓舞出征将士斗志、动摇敌军士气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然，刘备未能煽起蜀军同仇敌忾的情绪。荆州诸郡是刘备为匡复汉室历尽艰险、权时交易所得，是蜀汉不可分割的领土，是蜀汉进一步一统天下的桥头堡。刘备应该以此为由，使将士皆知要为捍卫国家利益夺回失土。

　　其次，刘备不该拒绝孙权的请和。两家首次拳脚荆州时，刘备因曹操占汉中而向孙权提出均分荆州的和解方案，孙权接受，干戈为玉帛。两家再次武斗荆州时，孙权因惧曹丕乘隙而入而向刘备请和，刘备则应当予以考虑，视其条件而定。若孙权递的是一纸空文，没有退还土地（至少是武陵和零陵）的条件，刘备可拔刀出鞘，提出索还，若屈之，兵不血刃收回一些失地，可为满意，若遭拒绝，可再以此激发士气。

　　再次，刘备排兵布阵不当。曹操赤壁将二十万众搞为一团，有劲使不上。而刘备却将五万兵弄成散沙，到处是空当。刘备若将兵力分据所占的巫县、秭归、夷陵、佷山等城，利用半年时间进行备防，恐陆逊难有良计。纵使刘备不能进取江陵，但可能会守住所占之地，基本相当原宜都郡。

　　最后，刘备不该忽视曹丕的作用。三家竞智力，但是这时最善变数的非孙权莫属，刘备、曹丕皆逊之。魏蜀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联系甚少。刘备从未像孙权那样打出曹魏牌来解决蜀吴的矛盾。刘备若遣使入魏，有可能说动曹丕与蜀夹攻东吴，分食其地。这一战机十分明显，刘晔已出此计，换了曹操，十有八九会采纳的。刘备若使此计成行，至少可减轻防魏负担，增加与孙权议和的筹码。

　　总而言之，刘备最好不发动是役，但既已出兵，还是有取胜获利的可能性，可惜他未能抓住战机，结果丢盔卸甲。陈寿评他有英雄之器，然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他逃到夏口绝处逢生，时来运转，好事成双，及进克汉中大喜过望时，却又赶上背点，祸不单行。

　　注一：《三国志·曹丕纪》注引《魏书》曰：孙权上书曹丕曰：“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曰：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刘备仅以身免。我认为前者近实，后者大虚。参见第十一章论曹操在官渡的兵数。 　

第18章 魏吴反目，蜀吴重盟 　

　　在夷陵之战的当口，曹丕欲与孙权盟誓，征其太子孙登入朝为质。吴使还言，魏有侵吴之心，难以为盟。孙权虚与委蛇。魏黄初三年（222）秋，陆逊打败刘备，孙权遂不肯接受。曹丕大怒，欲伐之。刘晔认为，孙权新得志，上下齐心，不可仓猝制也。曹丕不听，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孙权令吕范拒曹休等，诸葛瑾、潘璋救南郡，朱桓拒曹仁。时吴境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刘备闻魏军大出，又蠢蠢欲动。故孙权一面遣使与刘备修好，又一面向曹丕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刘备已染疾，乃许之；曹丕仍不依不饶，要求送上孙登，即令撤军。孙权赢得时间，稳住刘备，遂不应曹丕，更改年号，临江拒守。曹丕亲征，三路并进。

　　吴黄武二年（223）三月，曹仁败，三路皆退。群臣劝孙权称尊号，孙权辞让曰：“往年孤以刘备方向事急，故先命陆逊率众御之。北闻曹丕，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促其即速兴兵，若魏蜀两军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隐忍自抑，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尽明，今故以此相解耳。”（《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当刘备东进，孙权数遣使向曹丕称臣，只作书与刘备讲和；待曹丕南下，孙权则急遣使同刘备修好，致书曹丕不过是敷衍了事。孙权外交伎俩，观此可见一斑。

　　蜀章武三年（223）三月，刘备病笃，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四月，刘备病逝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谥昭烈皇帝，葬成都惠陵。孙权遣冯熙入蜀吊丧。冯熙还，又受命入魏。曹丕问曰：“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悬旌巴蜀，而闻复遣修好，必有变故。”冯熙曰：“臣奉命西使察探蜀情，且以观衅，非有它谋。”（《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书》）诸葛亮虑孙权有异计，遣邓芝使吴。孙权果然狐疑，不愿见之。邓芝自表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遂见之，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微，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入朝，下求太子为质，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机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所有也。”孙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邓芝传》）遂自绝魏，与蜀连和。

　　蜀吴相争，曹丕好象是欲作壁上观，以收渔利，然而实际扮演了一位仲裁或均势大师的角色。蜀征吴，他助吴御蜀；待吴破蜀，他又攻吴救蜀。他不愿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乐打抱不平，雪中送炭；他左袒右护，终使两小国逢凶化吉，得以生存。否则，他无论采纳刘晔还是王朗的计策，只要与一方联合，另一方即将遭灭顶之灾。采刘晔之计，蜀攻吴外，魏击吴内，吴呈土崩之形；纳王朗之策，吴破蜀乘胜追向白帝城，魏大举进军汉中，蜀现瓦解之势。

　　在虎豹云集、狼烟四起的疆场上，孙权左右腾挪，应对巧妙。见机看利，出其不意；逢凶遇危，能化险为夷。兼智兼勇，终于取得袭取荆州、火烧夷陵及抗魏进犯一系列战役的胜利。陈寿评他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

　　乱世贵智勇，能全则避偏。当然，这是纷乱之末，君主应该适时而启治道了。 　

第19章 易霸为王的魏文帝曹丕 　

　　延康元年（220）春，曹丕迁丞相，领冀州牧，袭魏王。曹丕字子桓，天资文藻，博闻强识，善弓马剑术。前面说过，灵帝熹平五年（176），沛国言黄龙见谯县，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单飏说：“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桥玄遂认为曹操将是安定乱世的命世之才，并以家室相托。是岁距单飏之说四十五年，果又言黄龙见谯县。曹丕遂图谋代汉之事。东汉盛行图谶，谓龙为君象。刘备、孙权称尊皆以黄龙等出现为符瑞。夏，魏吴发生冲突，曹丕从邺县出兵南征。中郎将霍性上疏谏曰：“今始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诚愿大王深谋远虑。”（《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略》）曹丕怒其愚腐，杀之。秋至冬，因孙权又遣使称臣，曹丕经谯临淮而返，最后停驻许都西颍阴县界。他是借机出征，实欲逼迫献帝退位。

　　太史丞许芝向曹丕条呈魏当代汉的谶纬曰：“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途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群臣纷纷上书，表示拥戴。曹丕是在以武力为后盾，炮制理论根据。这是三个主要的流行的谶纬：黄龙出现，此魏当代汉者一。按五行说，汉为火德，魏为土德，赤火焚尽化为黄土，此魏当代汉者二。李云桓帝时坐直谏死。安帝、顺帝时，广汉人杨厚精通图谶之术，常被征召出消救灾异之法，弟子董扶、任安、周舒等皆有名。有人问周舒曰：“《春秋谶》曰‘代汉者当途高’，此何谓也？”周舒曰：“当途高者，魏也。”（《三国志·周群传》）此语遂私传。任安弟子杜琼解释此语曰：“魏，阙名也，当途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三国志·杜琼传》）这些谶语是说：汉将以许县昌盛而亡，当途高者则将以许县昌盛而代汉。代汉者当途高，即代汉者为道路中的高物。皇宫门前两旁供观望和发布政令的巍然建筑称阙，因巍同魏而又称魏阙，或单称魏。此魏当代汉者三。袁术在“代汉者当途高”中找到了“途”同于其字公路之“路”的解释，自以为当之，便据为僭号的一个符瑞。曹操迁献帝都许县，据魏郡为基，建筑铜雀台，称魏公、魏王，大概就是在按图谶索骥，以求登基。

　　献帝已经习知权力更迭之事，自己尚能苟安，则继续恭敬曹氏为桓文，历数已尽，可仿效尧舜，可别不识天命，去步桀纣的后尘。见曹丕陈兵问鼎，献帝知道末日已到，于是召三公九卿，告祠祖庙，然后向曹丕下禅位册诏曰：“昔帝尧禅位于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清定区夏，保乂皇家。今魏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追踵尧典，敬逊尔位。”（《三国志·文帝纪》及注引《汉纪》、《献帝传》）曹丕辞让三四乃受禅即位，易汉为魏；谥父曹操为太祖武德皇帝，曹操终于在死后登上帝位；以河内山阳县万户奉献帝为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上，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之礼郊祭。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山阳公死，谥孝献皇帝。曹操、曹丕父子如猫戏鼠玩弄献帝，未想传世二三，便被司马氏鹰隼叼鸡尽捕其后。

　　黄初元年（220）冬，曹丕迁都洛阳，解九州，对官爵、郡县多所改易。二年（221）春，改许县为许昌。以长安、洛阳、许昌、邺县、谯县为五都。

　　曹操执政时，已罢阉人为重官。曹丕称帝后，又禁后族亲政。可以说，曹氏父子基本铲除了宦官、外戚得势妄为的现象，但是，他们并未能妥善解决集权与分封、集权与专制这些政治制度问题，或者说他们最后明显倾向的仍是集权专制（注一）。

　　秦汉以集权专制替代了周朝的分封制，开后代王朝集权专制的先河，分封制则往往徒具虚名。集权专制利于国家统一治理，利于帝王个人意志畅行无阻，但会使社会僵化停滞，腐败衰落；分封利于诸侯自治、竞争，利于贤才俊杰展现能识，但会使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

　　曹丕继续削弱分封的动机与汉帝没什么两样，就是要避免宗亲垂涎王权。在他看来，曹彰、曹植等已对王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曹丕、曹彰、曹植、曹熊依次为曹操卞皇后所生，曹熊早卒。

　　曹植字子建，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甚宠之，建安十六年（211），封平原侯，十九年（214），徙封临菑侯。曹操南征，曾使其留守邺县，有立嗣之意。曹植以丁仪、丁廙、杨修等为羽翼，日渐任性傲慢。曹操狐疑，虑及袁绍、刘表废嫡立庶之变，终立曹丕，并诛杨修。曹彰字子文，酷尚武功，志为猛将，二十一年（216），封鄢陵侯。代郡乌桓反，曹彰为将平之。时曹操与刘备争汉中，召曹彰至。曹操撤兵东还，留之长安。曹操至洛阳得疾，召之。曹彰至，曹操已病逝。谏议大夫贾逵典丧事，曹彰问：“先王玺绶何在？”贾逵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三国志·贾逵传》）遂奉梓宫还邺。曹彰谓曹植曰：“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曹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三国志·曹彰传》注引《魏略》）《三国志·陈矫传》曰：陈矫随曹操征汉中，还为尚书。行前未到邺，曹操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需诏命。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据此看来，曹操按理临终应该留下策命曹丕嗣王的诏书，但他没有留，而是独召曹彰到身边，曹操叫曹彰必有用意，要么是欲改嗣，要么是欲曹彰助曹丕，以防不测，要么是欲与曹彰相商后再定夺。曹彰不得旨，自忖生争心。贾逵、陈矫坚持立嫡，曹丕如愿以偿。曹丕即王位，即遣曹彰、曹植等归藩，诛丁仪、丁廙。

　　黄初二年（221），监国谒者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欲治其死罪，因太后不允，而贬爵为安乡侯，不久改封鄄城侯。三年（222），曹丕立诸侯王，曹彰为任城王，曹植为鄄城王。四年（223），曹彰、曹植等朝京都，曹丕仍记恨二人，迟迟不见。曹彰忿怒暴卒；《世说新语·尤悔》说为曹丕毒害。曹丕统治时期，诸侯封国有名无实，且法禁严切。宗王封地由一郡减为一县，任庸才为官吏，给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使远隔在外，限止进京朝见及相互通往；设监国谒者之官以监察言行，随时上报。曹植多次上疏，悔过自新，冀望试录，但终不能得。曹丕死后，曹植又数向曹睿上疏，伤感孤寂，恳求被征。曹睿优文答报，略宽法禁，复宗王封地为一郡，允许宗亲走动，但依然不用之。曹睿初即位，亲往长安以拒蜀军侵犯，洛阳讹言其崩，群臣几迎曹植，故对其还要加以提防。曹植欲效犬马之劳，但终为笼中鸟，太和六年（232），积郁成疾而死。

　　曹操共生有二十五子，近半数夭折。刘氏所生长子曹昂死后，卞氏所生曹丕、曹彰、曹植及环氏所生曹冲等便最为重要。曹冲五六岁时，孙权送致大象，曹操欲知斤重，群下莫能解。曹冲曰，置象船上，刻水痕，易物可知。曹操大悦。曹操若求金块玉石等体积，曹冲似乎能找出办法来。曹操甚爱之，似有意立嗣，不幸其早亡。曹丕秉政，忧惧曹彰、曹植等同胞及同父异母兄弟阴怀异志，遂禁锢之，而觉得曹真、曹休等族兄弟忠诚可靠，乃委以重任。曹真字子丹，曹休字文烈，皆曹操族子，常并随曹操征战，因作战勇猛，数有战功，并为将军。曹丕拜曹真为镇西将军，曹休为镇南将军。

　　曹丕为太子时，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太子四友。曹操尝告诫曹丕曰：“懿非安份守己久为人臣者，终会干预汝事。”（《晋书·宣帝纪》）曹丕不以为然，仍对司马懿非常友好，处处庇护他。曹丕称帝后，对他犹为信重，凡外出，则使留守，视为萧何。可司马懿心里不太会把曹丕看为刘邦的。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多谋略，善权变，因父司马防与曹操有旧，故与兄司马朗、弟司马孚等俱事曹魏。

　　曹丕欲用武力统一天下，问太尉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猝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三国志·贾诩传》）曹丕不纳。因受孙权伪降愚弄，曹丕遂出兵报复，但无战果。黄初五年（224），曹丕又欲讨孙权。军师辛毗谏曰：“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后用之，则一役可定。”曹丕曰：“如卿意，当以贼虏遗子孙耶？”辛毗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唯知时也。”（《三国志·辛毗传》）曹丕不听，兵至广陵。东吴大骇，乃沿江伪装城围，布设假楼、假人等，浮船江中。曹丕临江而望，以为吴已有备，乃退军。黄初六年（225），曹丕最后一次征吴。御史中丞鲍勋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三国志·鲍勋传》）曹丕怒贬其职，出兵南下，结果又是无功而返。曹操时，刘廙有言：袁氏是自欲溃者，自行灭亡，故可征服之；孙权、刘备是自为计者，发愤图强，与自欲溃者异势耳，难用武功，宜以德兼之。他希望曹操结束乱世混战，开始经国安邦。贾诩、辛毗等劝谏曹丕的话亦为此意。

　　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病逝，时年四十岁，葬首阳陵。时大司马曹仁、太尉贾诩已死，骠骑将军曹洪失势免官，曹丕临终召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嗣主曹睿。 　

第20章 承兴启衰的魏明帝曹睿 　

　　曹睿，字元仲，有岐嶷之姿，曹操异之。曹睿颇具断识。曹丕初即位，因谷价昂贵，废除五铢钱，以粮食和丝帛代替钱币。此后，巧伪渐多，竞以湿谷薄绢购物获利，虽处严刑，不能禁止。曹睿即位，召群臣商议此事。司马芝曰：“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铸五铢钱为便。”（《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元年》）曹睿遂下诏恢复五铢钱。

　　曹睿重视刑法。尚书卫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贵重，而私议轻贱；狱吏者，悬命百姓，而选用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法律博士，转相教授。”（《三国志·卫觊传》）曹睿从之，并召陈群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余篇。

　　时尚书诸葛诞、中书郎邓飏等结为党友，相互吹捧。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谋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附己者称其美，不附者则予抵毁。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三国志·董昭传》）曹睿下诏曰：“世风质朴浮华，随教化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经。今擢其实学真才者，亟用之；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三国志·明帝纪》）遂斥免诸葛诞、邓飏等。

　　曹睿在军事上数建战功，但也有败绩。太和二年（228）春，司马懿闪击新城，斩反将孟达。秋，吴鄱阳太守周鲂伪叛，引诱曹休。曹休出兵，与陆逊战于石亭，大败而归，不久病卒。自此，东线对吴作战，由进攻转为防御。西线对蜀作战，曹真抵御住诸葛亮的数次进攻。四年（230）秋，曹真、司马懿分路伐蜀，因连雨而回。翌年，曹真病故。曹睿命司马懿屯长安，指挥西线战事。

　　青龙四年（236），陈群死。至此，四位辅政大臣只剩下司马懿一人。景初二年（238），曹睿召回司马懿，令讨辽东公孙渊。司马懿长途奔袭，围公孙渊于襄平，破城斩之，大获全胜。

　　这一时期的州郡长官大都身兼军政二职，多好征战而疏政务。黄门侍郎杜恕认为宜军政分权，走富民强兵之路，他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今牧守忽恤民而修将帅，民众弃农桑而竞干戈，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如策羸马长驱，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臣以为州郡将帅牧守宜分任，将帅专心军功，不勤民事；牧守则尽政务，不典兵卒。”（《三国志·杜恕传》）曹睿一类帝王的通病为好大喜功，竭泽而鱼。曹睿心想哪怕曹魏只剩下自己一人匹马单枪能把吴蜀斩尽灭绝也值得，他对计议民生、计议根本、计议长远不怎么感兴趣。

　　曹睿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他广采众女，恋宠后宫；任命嫔妃宫女的官职多达数千，与朝廷官职数目相差无几。《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曰：《春秋》云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历朝历代，如此作谏者不绝，而从善如流者寡。曹睿嫔妃成千，却屡失皇子，未育继嗣。

　　司徒王朗、廷尉高柔等上疏曰：宜以《周礼》天子后妃百二十人为限，妙简淑嫒，余尽遣还。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兆可庶而致矣。螽斯是一种昆虫，《诗经》有《螽斯》篇，以螽斯喻繁衍。曹睿优容之，但不能听。

　　汉魏欲依《周礼》修礼乐而不立，就此可见一斑，修者不会反对王嗣虫生，但绝不会允许王妃蚁聚。君主不悦修礼乐，是不愿束己之欲，但却喜崇君臣道节，以免有犯上作乱。然君不正身，则难以正人。

　　曹睿无嗣，收养曹芳、曹询为子，立为齐王、秦王。后宫秘而不宣，无人知其由来。或传闻，曹芳是任城王曹楷之子。

　　曹睿既畜养众女，遂大兴土木，建宫殿，筑园池，致使劳役甚重，农桑失业。帝王举手之劳便能使子虚乌有变为现实，尽揽海内美女，而文人墨客只能望洋兴叹，梦寐广厦万间，以庇天下寒士。

　　司空陈群、少府杨阜等上疏曰：尧舜尚茅茨，万国安其居，桀纣作廊台，以丧其社稷。今承丧乱，社稷不安。宜躬行约俭，讲武劝农，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曹睿敬畏之，但不能从。

　　曹操热中权力，但生活还算简朴，他聚集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不乏公正清廉者，诸如夏侯惇、袁涣、华歆、梁习、郑浑、鲍勋、满宠、胡质、田豫、徐邈等皆不治产业，家无余财。曹睿曾罢黜浮华不务本者，而最后自己却成为最大的浮华不务本者。

　　曹睿荒亡靡费，且又过于专权，任用非人。杜恕上疏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三国志·杜恕传》）当初曹操为了代汉，故急需有商韩之术的人，以破儒者。曹操不破儒不得立，是谓逆取。而今魏室得业，当尊儒而抑商韩，以求顺守。

　　高堂隆上疏曰：“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在封国典兵，构成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世代传祚；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三国志·高堂隆传》）曹睿下诏深慰之。鸟育燕巢，是谓魏室将为他姓制御；鹰扬之臣，喻指司马懿。

　　初，侍中吴质谓曹睿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三国志·吴质传》注引《质别传》）曹睿忧社稷，问尚书令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国志·陈矫传》注引《世语》）陈矫是说司马懿可用，但难托。曹睿犹豫不决。

　　司马懿出兵辽东前，乃谏曰：“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晋书·宣帝纪》）曹睿已余日无几。

　　景初二年（238）冬，曹睿寝疾，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嗣主曹芳。曹宇，曹操环氏夫人生，少与曹睿同住，二人亲密。太和六年（232）封燕王，深受曹睿宠赐。青龙三年（235）征入朝，景初元年（237）还邺，二年（238）夏，复征入朝。夏侯献，夏侯氏族子。曹爽，曹真子，少与曹睿亲，曹睿即位，待之甚厚。曹肇，曹休子。秦朗，秦宜禄子。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吕布使秦宜禄诣袁术求救，袁术留之。关羽屡请曹操，欲得秦宜禄妻。曹操疑其有色，及城陷，曹操见之，乃自纳之，待秦朗如子。后秦宜禄为张飞所杀。曹睿与秦朗亲。时司马懿自辽东返，曹宇劝曹睿，以关中事重，使其径还长安，勿进洛阳。曹睿从之。夏侯献、曹肇和秦朗素恨刘放、孙资专权。曹操曾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曹丕更名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皆掌机密。曹睿尤加崇信，每有大事，常听其主张。刘放、孙资惧有后害，乘隙入见曹睿，进行离间。刘放曰：“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陛下忘耶？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侍女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许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与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内外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曹睿听后，怒曰：“谁可任者？”刘放、孙资乃举曹爽，并又建议宜速召回司马懿。曹睿听之，遂更拜曹爽为大将军，又担心其能力有限，任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曹肇闻之，向曹睿固谏，曹睿欲停。刘放、孙资复劝阻，曹睿复听之，终免曹宇、曹肇、夏侯献及秦朗辅政之任。（《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三国志·刘放传》及注引《世语》）司马懿在汲县，数日内得二诏，前后相违，疑京师有变，遂疾驱入朝。

　　陈寿记述曰：曹宇性恭良，陈诚固辞。曹睿遂以曹爽代之。陈寿之说可能有误。曹宇同曹睿甚亲，早就应召入朝。受命辅政后，便积极出策，阻止司马懿回朝，不大可能提出辞职。实际上，这是一场辅政权力的争夺。不仅宗族与异姓之间有矛盾，而且宗族内部亦不和睦。曹丕、曹睿排除曹彰、曹植等嫡枝后，是靠启用曹真、曹休等旁杈来卫护的。曹真、曹休两人资历相当。曹丕初以曹真为镇西将军，以对蜀，曹休为镇南将军，以对吴；后以曹真为中军大将军（实际为全军主帅），曹休为征东大将军；临终又以曹真为首席辅政大臣。曹真排前，曹休不满居下。曹睿即位后，以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比大将军地位略高的大司马，想以此达到平衡。但是这样的安排收效不大，大将军多实权，大司马多荣誉，裂痕依在，并延及到下一代曹真子曹爽和曹休子曹肇之间。曹睿病危之际，最初把辅政权力基本都托付给了亲族，然而他们之间却分为两派。曹宇、曹肇、夏侯献等为一派，曹爽单独为一派。这使刘放、孙资有机可乘。他俩迅速连结曹爽，最终使曹爽、司马懿赢得辅政大权，而把曹宇等排挤出局。这一结果导致后来司马氏代魏。刘放、孙资保得身家性命，从此便受到司马氏的厚待。吃司马氏俸禄的陈寿大概在这件事上得为刘放、孙资曲笔掩饰一下，把他们构陷曹宇说成其自愿引退。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睿将八岁的曹芳托付于曹爽和司马懿后死去，时年三十四岁，葬高平陵。后司马氏诛曹爽，废曹芳，遂起而代魏。

　　曹魏政权迅速衰落，除上所述，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命运，曹丕、曹睿等皆短寿，而司马懿刚好完成专权而终老。 　

第21章 诸葛亮辅政 　

　　蜀章武三年（223）春，刘备病笃，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并受遗诏辅刘禅。诸葛亮为首席辅政，主政务，李严为副，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镇永安。刘备死，刘禅即位，诸葛亮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寻领益州牧；李严封都乡侯，加光禄勋，后转前将军。

　　刘备临终谓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一般人把刘备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理解为：如果刘禅不才，诸葛亮可废之自立，即刘备有将基业转给诸葛亮之意（又有人认为刘备这样说是在行欲擒故纵之计）。但是也有人把其理解为：如果刘禅不才，诸葛亮可废之，再从宗子中择立，即刘备授诸葛亮有霍光那样的自行废立的权力。《三国志·孙翊传》注引《典略》及《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历》曰：孙策临卒，张昭以孙翊（孙权弟）有孙策之风欲之接继。孙策定孙权，但谓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似有让张昭可废孙权以立孙翊之意。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能说得通的。我们至少应在刘备说的上下两句话里找到连贯的意思。刘备说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意为诸葛亮有使汉室再兴的才能，故刘备续说的若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应该意为诸葛亮可行废立。这两句连贯的意思应是：刘备欲能臣诸葛亮辅其能子复汉大业。我们这样来理解，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就清晰了，无谓猜想的那般复杂。刘备上句要诸葛亮定汉业，下句则要以基业相让，这是矛盾的。转刘室为诸葛之业，诸葛亮至少没有了以行统一的名义。

　　此时，魏吴蜀三家集团各拥一批优秀人才，鼎足之势已成，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已基本结束。成败难以一役而定，将最终取决于治道。我想在此就诸葛亮治蜀的内政和外交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明其何得何失。

　　东汉顺帝时，全国约有户口一千万，人口五千万。益州约有户口一百五十万，人口七百万。东汉末年的杀戮、掠夺、饥荒、疫病及亡匿等，使人口剧减，十裁一二在。《晋书·地理志》曰：刘备称帝，约有户口二十万，人口九十万。《三国志·刘禅传》注引王隐《蜀记》曰：蜀灭时，约有户口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曰：魏并蜀前，约有户口六十六万，人口四百四十万。《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曰：吴亡时，约有户口五十二万，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兵二十三万。如此计算，三国总人口约计八百万，约东汉五千万的六分之一。这是汉晋间人口最少的时期。晋代魏后，人口开始增长。《晋书·地理志》曰：吴亡，晋约有户口二百四十万，人口一千六百万。约东汉三分之一。尽管这些统计数字不会很准确，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兴衰的情况。

　　时，南中诸郡反叛，东吴有觊觎之心，北魏随时会犯境。在刘备舍弃荆州、携众南奔那存亡之时，诸葛亮奉命于败军之际，连和孙权打败曹操；这时在益州疲弊、四境危急之刻，他复受任于危难之间，以保家卫国。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通好东吴，消解一方外忧；二年（224）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225）领兵南征，平定叛乱。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治理初见成效，长此经营下去，蜀汉会日益强盛起来。可他于四年（226）开始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227）率众北驻汉中；六年（228）出军北伐，掀起连年战火。我们又不能不对其治理产生疑问。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说刘备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他在上刘禅的《出师表》中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几十年间，益州由富庶而衰穷。

　　诸葛亮《隆中对》的计策是：刘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荆益两路向中原，汉室可兴。但因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诸葛亮设计的双刃，成了单刀。诸葛亮需要调整战略。诸葛亮辅政，书杜微曰：“今因曹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三国志·杜微传》）这在总的思路上仍与《隆中对》相符合，先自强，以待敌疲。魏吴中许多大臣都劝谏其主，宜专心于治国，使国富民安，然后可以强兼弱。汉末战乱，国破家亡，三强势均而鼎立，面临的都是相同的情况，宜先固己，而后图彼。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联合孙权北伐，自率二十万大军准备出征（二十万兵很可能是蜀国的总兵力，他率十万兵较可信）。这是《三国志·刘禅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刘禅三月下诏书中说的，其实，这个诏是诸葛亮写的，刘禅照着宣告而已。蜀汉有二十万兵，以最大限额十人出一兵计算，这时蜀汉当有人口二百万。这二百万人口比刘备时的九十万增加了一倍。数字难免有水分，但人口得以恢复是事实，至少，诸葛亮有能力使大量亡匿漏脱者重新登录著籍的。但自诸葛亮北伐后，人口又开始减少，至蜀亡，人口与蜀立时相差无几。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建兴三年（225）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得以施行。但因诸葛亮把北伐当成迫切的头等大事去做，故对南中只能施以权宜了。后邓艾兵临成都，刘禅欲南走，谯周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率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三国志·谯周传》）可见，治夷失偏，蜀汉政权实际上只控制着益州的北部，并未在南方获得有效的支持。

　　诸葛亮辅政伊始，曹丕遣使入蜀，劝蜀向魏称藩。魏数位大臣亦致书诸葛亮，欲蜀归顺。曹丕这时与孙权断交，故欲结蜀讨吴。诸葛亮作《正议》篇曰：“昔在项羽，起兵无德，虽处华夏，秉帝王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军戒》曰：‘万人敢死，横行天下。’况我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臣僭拟者哉！”（《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时诸葛亮正与吴修盟。如前面所言，蜀采取连吴抗魏之计没有错误，只是应当机智灵活一些，不该一陈不变。曹丕正恨为孙权捉弄，欲加报复。诸葛亮若审时度势，与魏往来，探其意图，仍有两家取吴的可能性。而他却摈弃此策，只认准与吴结交，与魏相抗。

　　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遣使告蜀与刘禅并尊。蜀汉官吏多谓孙权亦是伪立，交之无益，宜显明正义，以绝同盟。诸葛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吾所以不与之计较，求掎角之援也。今若绝交，必为仇敌，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睦，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汉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皆以权意在鼎足，不愿与我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权智力不及北，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沔，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我大军北伐，权上当与我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掠民拓土，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与我和睦，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魏军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乃遣使往吴祝贺孙权正号。孙权与蜀订盟，中分魏土，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一分为二。孙权分魏不过是为自己称尊讨好于蜀的假分，奈何不了魏什么，若刘备、诸葛亮抓住时机与魏签约分吴，那很可能会是真分，吴多半凶多吉少。

　　诸葛亮既然知道孙吴尚多贤能，将相和睦，不会速战取胜，故对孙权僭越，要行以权宜，如此，那就更该晓得曹魏更多人才，更难攻克，更应施用变策。他可能担心，蜀连魏灭吴后，将因孤弱而难以久存。这种担心一般人都见得到。连弱敌强虽为常计，但却并非定律。既然三国的最高战略目标都是要统一天下，那么结盟便不过是为各自利益而暂行的权变之计，而相互兼并，一决高下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看清楚实质，蜀汉起码应制定两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一为连吴抗魏（正策），二应为结魏灭吴（奇策）。选择前者时，宜采取持久的均势策略，以固鼎足；待强弱消长，再寻衅而动。选择后者时，就应考虑到积极开发治理南中地区（其实对蜀汉来说，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忽略对南中的治理），以备并吴时从此出兵交州，与顺长江东下荆州之兵呼应，夺取荆交利益；亡吴后，即使强魏欲陵弱蜀，蜀得荆交之地，国境横阔纵深，依山阻水，势可一搏，无所畏惧。周瑜、吕蒙都有消灭刘备，全据长江，以对曹魏的计策。

　　曹魏从来没有制定过一成不变的先吴后蜀或先蜀后吴的战略，它就是要灭掉二敌，谁好灭就先灭谁。东吴一向是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既愿与蜀分魏，又念念不忘西扩。唯蜀汉旗帜鲜明，始终坚持与强魏势不两立，且采取的又是急攻，而非久御。

　　益州是天府之国，相对中原而言显得有些偏远，但并不僻陋。自东汉末年战乱，至刘备夷陵战败，益州才困惫不堪，险象环生。诸葛亮开府治国，闭关息民，和好东吴，南抚夷越，使之复苏。但是，他是简而行之，偏而行之，未能有深思远虑。他闭关息民，不过是为了得以喘息，获取一些实力后，便致力于北伐了。他和好东吴，除了相掎防御，主要还是想有钳形攻势。他南抚夷越，施的是权宜计，使其略安，不大乱即可；不但没有用心力经营，反而要使屡输物资。 　

第22章 诸葛亮北伐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出师表》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益州疲弊，有危急存亡之虞，是没有道理出兵的。实际上，经诸葛亮一番治理，益州有所安稳，略显丰盈。

　　曹睿闻诸葛亮屯兵汉中，还欲大发兵攻之。孙资曰：“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可御三倍攻势。但可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曹睿由是止（《三国志·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联合孙权北伐，自率二十万大军准备出征。诸葛亮若有夸大的话，率十余万兵是差不多的。诸葛亮与群下计议征战方案。魏延欲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自与精兵五千，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掩袭长安。长安守将夏侯楙怯而无谋，必弃城逃走。如此，则一举而长安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魏延计，而使赵云将兵据箕谷，为疑军，扬言出斜谷取郿县，自统大军攻祁山。两种作战方案，一正策一奇计，孰优孰劣还是难分的。诸葛亮是欲断陇以逼长安，魏延认为克长安陇地自定。

　　诸葛亮出陇右，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望风而降，但陇西郡不动。陇西太守游楚召会吏民，谓之曰：“今东二郡已去，必将寇来，但可共坚守。若国家救到，寇必去，是为一郡守义。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尔乃取太守以降。”吏民遂城守。游楚闻蜀兵到，乃遣将出门设阵，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曰：“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遂使鸣鼓击之，蜀兵乃去（《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可见，游楚把话说得明白：蜀军能否占得陇右，取决于与魏援军的会战。诸葛亮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入天水、南安，见游楚负隅顽抗，遂放下陇西，将大军朝东北安定进发。

　　诸葛亮任马谡为先锋，督大军在前，可众臣皆以为宜用魏延、吴壹等宿将。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是时魏臣不知计所出，曹睿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遂亲率五万兵马急赴长安（《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曹睿聚合五万兵，加关中数万兵，援军应在十万左右。十余日，诸军上陇。曹真至郿县，张郃向街亭，以同蜀军会战。诸葛亮未把曹睿这个少帝放在眼里，盘算着如何乘胜前进，曹睿则料到诸葛亮的动向，出手不凡。诸葛亮的才能，理政优于将略，而曹睿正好相反，用兵长过安民。马谡先至街亭，弃城舍水，依山为阻。张郃寻至，绝其汲道，大破之。曹真亦迫退赵云。诸葛亮进无所据，不得已退还汉中，斩马谡，贬赵云，并求自贬。曹真、张郃收复三郡。曹真料定诸葛亮后出必从陈仓，乃使郝昭等率千余人守备。诸葛亮似应在天水一带布阵，以逸待劳，与魏援军会战，力争杀伤其有生力量。而他使马谡向街亭，意图可能是要去占安定，欲有地盘。

　　是岁冬，诸葛亮闻孙权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魏军东下，关中虚弱，遂统众数万，出散关，围陈仓。郝昭坚守，诸葛亮久攻不克，见粮尽而魏救兵又到，乃引退。

　　诸葛亮两次北伐失利，并失武都、阴平二郡。东汉末，武都郡属雍州。《三国志》中的《武帝纪》、《刘备传》、《曹真传》、《张既传》、《杨阜传》等传纪曰：刘备向汉中，遣张飞、马超等入武都。曹操遣曹洪等救武都，自将兵至长安。曹洪退张飞、马超。刘备杀汉中守将夏侯渊。曹操入汉中，寻撤兵，使曹真至武都迎曹洪还屯陈仓，使张既、杨阜徙武都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徙郡至扶风小槐里。刘备占汉中即逼武都。这说明曹操全面撤出汉中、武都二郡，刘备遂有之。东汉时，益州广汉郡北部置有广汉属国。《晋书·地理志》曰：刘禅建兴二年（224），改广汉属国为阴平郡。说明阴平为蜀所有。刘备取益州时，曹操平定雍凉，并从武都入汉中，似未尝进阴平。就算曹操有阴平，刘备克汉中，占武都，也势必要取之。武都东邻汉中，北与扶风、天水、南安、陇西接壤，西南连阴平，是汉中出陇右所经之地。诸葛亮出陇右，只说天水、南安、安定叛，陇西未叛，未提武都如何，说明武都不在魏，而在蜀。武都若在魏，蜀军要从汉中向祁山，显然就得先取之。实际上，诸葛亮第一次是出武都而入祁山的，第二次亦是经武都而围陈仓的。事实很可能是，诸葛亮因两次北伐无获而反失武都、阴平。因武都所处的位置，曹操撤出兵民后，刘备也不可能大力投入，主要还是经营汉中。或者说，武都基本是双方的缓冲地带。

　　建兴七年（229），诸葛亮出兵武都、阴平，退走郭淮，收复二郡。

　　建兴八年（230），曹睿遣大司马曹真由斜谷、大将军司马懿由西城进攻汉中，因霖雨连日而退。魏延奉诸葛亮命至羌中，入南安，大破郭淮。史料对此战记载不甚详。郭淮很可能是应曹真伐蜀又入武都、阴平，魏延击退之。《三国志·曹真传》曰：魏太和四年（230），曹真请数道伐蜀，曹睿准之。曹真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懿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三国志·刘禅传》曰：蜀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两相对照，魏军由西城、子午、斜谷进攻汉中是可以肯定的，曹真是由子午还是斜谷入不确定，但问题无关紧要。有问题的是“从武威入”不好理解。武威郡属凉州，在雍州南安、天水二郡北。时徐邈为凉州刺史，郭淮为雍州刺史。让凉州兵穿过雍州伐蜀的可能性不大。武威很可能是武都之误。曹真欲数道并入，大伐蜀，召郭淮从武都入较合乎情理。从武都入，直接入汉中，从武威入，得经南安或天水入武都，然后才能入汉中。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征汉中张鲁，便是从武都而入的。曹真、司马懿等退走后，郭淮可能盘桓在武都、阴平一带，魏延退之，并又追之。诸葛亮平定武都、阴平二郡，应该看做是收复故地，而不是北伐。魏延战败郭淮，大致也是如此。蜀军可能在这段同魏军争夺武都、阴平二郡的时间里，使阴平向北扩展了。

　　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再出祁山。曹真病死，曹睿遣司马懿救之，司马懿进至隃麋。诸葛亮攻上邽，司马懿急进，诸葛亮后退，两军相拒祁山。李严运粮不继，谎召诸葛亮撤军。诸葛亮还，张郃追尾，中箭亡。诸葛亮查出李严作伪，废之为民。

　　诸葛亮废李严，实际是独掌辅政之权。《三国志·李严传》及注引记录了一些二人争权的情况。李严曾书与孟达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这说明李严想握有跟诸葛亮差不太多的权力。诸葛亮经连吴、安民、南征、治戎讲武、北驻汉中这一系列活动，已基本将军政大权一揽在手。李严无奈，书与诸葛亮，说其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诸葛亮每当北出，都欲李严来镇汉中。李严皆推辞，或求分益州东部诸郡为巴州，以其为刺史，或求开府。诸葛亮欲相辖，李严则图并立。

　　《三国志·吕乂传》曰：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吕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说明诸葛亮在前线征战时，并未得到后方的有力支援。诸葛亮有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今民贫国虚教》）可见蜀国已非常穷困，只有靠出售蜀锦以供军资，以同敌战。诸葛亮终其一生爵为乡侯，《三国志·蜀书》记封县侯者不过魏延、姜维、王平、吴壹等寥寥数人，食邑多少不详，恐不会有逾万者，与魏吴不能比，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蜀国人稀物少的情况。

　　司马懿部将皆言，陇右无谷，宜急输运，以备诸葛亮再犯。司马懿曰：“亮二出祁山，一攻陈仓，受挫而返。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年不能动矣。”于是安治陇右（《晋书·宣帝纪》）。从司马懿嘴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诸葛亮共三次北出，诸葛亮收复武都、阴平，魏延战郭淮都是不算的。

　　三年后，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又积蓄了一些力量，遂又约孙权出兵，自率十万众出斜谷，屯渭水南岸，欲图陇东。据《晋书·宣帝纪》、《三国志·诸葛亮传》等传纪记载，可知是役的一些始末情况。

　　魏将欲驻渭水北岸以待之，司马懿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渡渭水，背水立营。司马懿又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诸葛亮果上五丈原。

　　两军相拒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不应。诸葛亮送司马懿女人服饰以辱之。司马懿大怒，上表请战。曹睿诏之但坚壁拒守，以逸待劳，并遣辛毗为其军师，持使持节以制之。诸葛亮又挑战，司马懿欲出兵，因辛毗杖节立军门，乃止。姜维对诸葛亮曰：“辛毗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诸葛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有千里而请战耶！”

　　五月，孙权闻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度曹睿不敢远出，遂率众向合肥新城，另遣二军分入淮沔。七月，曹睿亲御水军东征。孙权攻城不下，退走，余军亦还。魏臣欲曹睿西向长安以助司马懿，曹睿认为吴军退，司马懿自可御蜀，遂还。

　　司马懿见诸葛亮使，问诸葛亮寝食等事。答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司马懿对部将说：“亮将死矣。”

　　司马孚书问军事，司马懿复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像陆逊破刘备胸有成竹一样，司马懿认为胜诸葛亮十拿九稳。八月，诸葛亮病死军中。姜维等依诸葛亮遗计撤军。百姓奔告，司马懿出兵追之。蜀军反旗鸣鼓，似若迎战。司马懿怕有诈，不敢逼迫，于是蜀军结阵而去。经日，司马懿知诸葛亮死，叹其金蝉脱壳。其实，司马懿已料到诸葛亮将死，只是不知确切日时。两雄对弈，诸葛亮中干外强，欲速而不达；司马懿敛锋示羸，笑到了最后。

　　诸葛亮共作四次北伐，两向陇右，两向陇东。陈寿评价诸葛亮曰：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离世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悬殊，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可比管仲、萧何，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耶？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诸葛亮自比有管仲、乐毅之才，但陈寿认为他出相胜于挂帅，可比管仲，而不及乐毅。刘备死，给了诸葛亮施展才能的机会。三国有识之士多认为，统治者宜息武功，开启治道，恢复民力，使国家强盛，立足于不败之地，才有望实现统一。诸葛亮的才能正适合于此，他也明白治与乱的道理，但是，因身临乱世战争，为其惯性所使，激情淹没了理智。

　　诸葛亮自谓文武双全，不像管仲有自知之明只管政事而荐他人带兵，所以多少压抑埋没了一些能征惯战的将领（注一）。而司马懿确是兼得智勇的人物。诸葛亮面对这等对手，是很难胜出的。

　　蜀国刚有一些起色，魏国不过是曹丕死，曹睿即位，诸葛亮随即两次出征。这尽管不是很好的时机，诸葛亮还是有蚕食雍凉的的可能性。但战争的结果证明，蜀国还很弱小，魏国还没有自溃。诸葛亮应该清醒，只能固守要害，为持久计。实际诸葛亮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要待自己强盛，对手衰落时去实现宏图伟愿，那只能以俟来者了。生命短暂，山河何时变，现实的分立与梦寐以求的统一在英雄豪杰的心中就这样成了难解的矛盾。志大力有限，不想安生，就只能去冒险。曹操、曹丕、曹睿、刘备、孙权等皆有这样的心态。混乱可以侥幸，渐安还是应该务求实际。

　　后人的宣传，诸葛亮留下了很好的名声，有人可能是出于对他北伐失败的同情，遂说他采取的不是扩张，而是以攻为守的战略。《三国志·邓艾传》注引《袁子》曰：诸葛亮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这是幼稚的看法，稍有一点军事和地理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四塞蜀国用不着以攻为守，它可以闭关自守。法正的下计即此，诸葛亮辅政伊始也是如此而为。《三国志·魏延传》注引《魏略》曰：诸葛亮临终，谓诸将曰：“我死之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诸葛亮若谓弱蜀非得以攻为守，何又要自守？一个国家竭尽人力物力不断发动进攻，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维持生存，那真是生不如死好。前面说过，曹睿闻诸葛亮出陇右，谓其阻山为固不好对付，而敢出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这就好象足球比赛，强队不怕跟弱队打对攻，头疼的是它龟缩不出。三足鼎立后，从曹操、曹丕的用兵来看，他们的重点是在攻吴，对蜀采取的是守势。司马懿屯宛城，主要是压江陵，其次策应两翼。诸葛亮屡出，很快把司马懿引到了西线。

　　注一：诸葛亮将征南中，王连谏其不宜亲行。诸葛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三国志·王连传》）。诸葛亮临行，马谡送之，并出攻心之策，诸葛亮纳之（《三国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何不此时让马谡领军南征，查其才干，若赢，增其经验，若败，损失不大。诸葛亮亦大可不必急入汉中，可仍用魏延镇之，视其能力，再定部署。 　

第23章 千古忠臣 　

　　诸葛亮卒，刘禅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上疏曰：“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今其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三国志·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刘禅怒，下狱诛之。有人欲为诸葛亮在成都立庙，刘禅以其近宗庙为由而不从。向充等上表曰：“亮德范遐迩，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宜近其墓，立庙沔阳，以崇正礼。”（《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刘禅乃从之。

　　晋代魏，司马炎向故蜀臣樊建咨问诸葛亮治国之策。樊建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三国志·樊建传》注引《汉晋春秋》）文立向司马炎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宜量才续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司马炎从之，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其孙京宜随才署吏。”（《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五年》及《三国志·诸葛瞻传》注引《晋泰始起居注》、山涛《启事》）诸葛京出为郿县令，后至江州刺史。司马炎令陈寿编撰《诸葛亮集》。

　　当诸葛亮屡出陇右时，曹睿恨其是“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当诸葛亮长眠定军山后，司马炎却乖道欲“得此人以自辅”。司马骏谓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这与司马懿的一些看法相似。司马炎也不会不知其所短，而少言其短，多扬其长，自然有之寓意。

　　自司马懿诛曹爽，经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弑曹髦，至司马炎迫曹奂禅位，在司马氏兴起的这段时期里，王凌、毌丘俭、诸葛诞、钟会等这些忠魏反晋及背晋自图者迭连起兵，他们虽然相继失败，但是对司马氏政权皆构成威胁。司马炎知道魏晋之权虽来之实力，但皆落有不忠之柄，且影响在蔓延。他欲止之，要尽量避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尊崇有能力的敌手无可非议，然司马炎尊崇诸葛亮，用意很可能是希望群下能以其忠诚为榜样，为大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效仿那些叛乱者。后连晋明帝都为其祖取天下的行为感到羞愧，后世帝王也只能歌颂诸葛亮，不会赞美司马氏。

　　在私天下的社会里，用人与防人是最棘手的问题。刘备能使能臣辅暗子，处理的还算好。诸葛亮全力北伐，若他完成一统，是否仍会甘愿为臣？他死于征途，不管功业如何，却使忠名得以流芳。诸葛亮曾论让夺曰：“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暗者以辱乱也。”（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论让夺》）说明他对功名的认识相当清楚。刘备妙以汉胄去嫌，诸葛亮遗恨而全节；曹操、司马懿最终无法纸包住火，露出原形，结果毁誉参半。英雄风云一生，但后人难以依实论功过，多要依自身利益和所好加以褒贬。 　

第24章 吴主暮年 　

　　眼望着曹丕、刘备称帝立国，孙权虽渴慕，但尚不敢造次。他夺荆州，杀关羽，料刘备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要报复，故还得继续向曹丕称臣。夷陵之战后，他重新与蜀结盟，使西部边境安定下来，但是又与魏关系破裂，遭其不断进攻。黄武七年（228）石亭之战后，他总算在北部边境摆脱劣势。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感到西北两面获安，这才宣布称帝。

　　孙权曾在曹丕死、曹睿即位时即出兵攻魏，不克而还。陆逊上疏孙权，曹丕已死，毒乱之民不但未有瓦解，而更静然。闻曹睿皆选用忠良，宽罚布恩，薄税省役，以悦民心。陆逊劝孙权能施德缓刑，轻赋息调。曹睿即位伊始确实这样做了，陆逊可能也有夸大之意，以喻孙权。孙权认为陆逊的忧虑不免短见，他说诸葛瑾曰：“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耳，非是渐兴隆之兆。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操辈臣僚，必当因此弄巧行态，结党营私，各助所附。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强当凌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卿但侧耳听之。”（《三国志·诸葛瑾传》）孙权这话说得精辟，既道出曹睿的弊病，也言中自己日后身后事。孙权回报陆逊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三国志·孙权传》）看到自己连战连捷，曹操、刘备乃至曹丕皆已作古，孙权大有舍我其谁之感，故要竭力大作，以遂夙志，他是不愿意终逸海隅的。三国风云人物多把自守当成消极来看，无视其积极的一面，故热中穷兵黩武，不顾人财空耗。他们攀登颠峰后，不是自己飘悠而落，就是后继者訇然坠下。孙权精于查人隙，而疏于防己漏。随着日趋老境，他明目渐暗，聪耳益愦，于是眩晕于小忠，迷恋于恩爱，而臣僚结党，各助所附。其为成功而树立丰碑，其为败亡而播下祸种。

　　孙权为连年战事导致的士众损减而忧，欲遣军渡海取夷洲、朱崖及亶洲，以虏获其民。陆逊上疏曰：“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三国志·陆逊传》）孙权不听，遣卫温、诸葛直率万人出征。二将只达夷洲，俘数千人还，得不偿失。孙权以其无功而诛之。

　　孙权遣使向辽东太守公孙渊示好。公孙渊本早已降魏，又阴怀贰心，与孙权交通。嘉禾元年（232）冬，公孙渊背魏，遣使向吴称臣。孙权大悦，翌年春，遣张弥等率兵万人，乘船赴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赐九锡及大量金宝珍货。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其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其使还。孙权不听。孙权这样做，可能不外两种想法：其一，他不会忘记当年向曹魏匍匐称臣之状，这会儿得志，不再受制于人，竟也能受人降顺，自然按捺不住荣耀和兴奋，终于体验到了帝王向藩属封赏的滋味，补偿了往日的无奈和屈辱（昔日许多臣僚不太理解他为何要那样低声下气讨好曹魏，这会儿更是一点不明白怎的又要这般好大喜功恩惠辽东，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卧薪尝胆和登峰造极这样的切身体验）。其二，他想偷行木马计，智取辽东。可他未曾料到偷鸡不成，会反蚀一把米。

　　公孙渊知与吴相隔甚远，难以依恃借力，抑或见其来人甚多，疑有异计，乃斩张弥等，传首曹睿，悉没兵资珍宝。曹睿诏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孙权闻之大怒，欲兴兵征讨。陆逊等上谏，孙权乃止。孙权玩弄过曹丕，不想这回反被公孙渊耍戏。

　　孙权信任奸臣吕壹，吕壹因此窃弄权柄，陷害忠良，百官莫敢言。陆逊等数谏，终使其奸罪发露，孙权悟而诛之。陆逊恳劝孙权施德行善。孙权明之，但依然难以为之。他曰：“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三国志·孙权传》）

　　吴蜀重新结盟后，孙权北定中原之心并不亚于诸葛亮，尤其石亭之战后，因由守转攻，遂频繁出动江淮一带。诸葛亮进祁山，向关中，不过四回。孙权出淮南，入魏荆州，则不下十余次。像诸葛亮疏忽南中一样，孙权也荒略了岭南，不过是欲出其兵役和财物而已。面对长治久安和急功近利的问题，孙权也似诸葛亮，陷入两难境地。理智清醒的旁观者认为不难解决，可雄心勃勃的当局者总会迷失方向。

　　赤乌四年（241），孙权太子孙登亡。因次子孙虑亦早亡，孙权第二年立三子孙和为太子。不久，又溺爱四子孙霸，使二子同宫相住，礼秩如一。因多言不宜，乃命分宫；二子由是有隙。陆逊、顾谭、吾粲、朱据、诸葛恪等宗事孙和，全琮、步骘、吕岱、吕据、孙弘等附从孙霸，朝廷大臣举国中分，各助一方，斗争激烈。

　　孙权步夫人生有二女，长女鲁班公主，配周瑜子周循，周循死，配全琮；次女鲁育公主，配朱据，朱据死，配刘纂。鲁班与孙和母王夫人有隙。孙权欲立王夫人为后，鲁班阻之。她恐孙和日后怨恨，心不自安，数谮之。孙权有次卧病，孙和去祠庙祭祀，顺路看望了一下其张妃的叔父张休。鲁班派人盯梢，把此事告诉孙权，说太子是专去妃家计议，又说王夫人见皇上寝疾，有喜色。孙权由是发怒，孙和渐失宠，王夫人忧郁而死。孙霸遂觊觎滋甚，其党日兴。陆逊、顾谭、吾粲等数上书陈辞嫡庶之义，孙霸党羽则从中构陷。孙权大怒，流放顾谭至交州；收吾粲下狱诛；累遣使责让陆逊，陆逊愤恚致死。对孙霸结党图嗣，孙权亦感忧患，谓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得立，安得不乱？”（《三国志·孙和传》注引《通语》）遂有改嗣之意。

　　孙权尚有五子孙奋，六子孙休及少子孙亮。孙权始宠孙亮。鲁班见孙亮与母潘夫人有宠，便屡夸孙亮，又作媒将侄儿全尚女嫁之。后孙亮即位，立全夫人为皇后，全尚官至太常，全氏宗族遂为贵戚。潘夫人天性险妒容媚，谮害宫人甚众。孙权寝疾时，她使人问孙弘吕后专制故事。她因侍候孙权疲劳成疾，昏睡时被宫人缢杀。

　　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幽闭孙和，欲立孙亮。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进谏。孙权大怒，杖笞朱据、屈晃，族诛陈正、陈象，另有十余人受诛放。孙权废孙和，徙之故鄣；赐孙霸死，诛其党羽；立孙亮为太子，潘夫人为皇后。

　　太元元年（251），孙权见陆逊子陆抗，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责让之书，请一焚灭，莫令人见也。”（《三国志·陆抗传》）冬，孙权寝疾，颇悟孙和无罪，欲召还都。鲁班、孙峻及孙弘皆阻之，孙权乃止，封之为南阳王，遣长沙。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辅政。孙权嫌其刚愎自用，孙峻谓朝臣皆莫能及，极力保之。孙权乃诏诸葛恪为首席辅政，孙弘、滕胤次之。

　　神凤元年（252）四月，孙权疾困，又急召吕据、孙峻并与诸葛恪、孙弘、滕胤受遗诏辅政。翌日，孙权病世，享年七十一岁。年仅十岁的孙亮即位。裴松之认为孙权立嗣，方之袁绍、刘表，昏悖甚矣。 　

第25章 能与庸 　

　　司马懿力斩孟达，死拒诸葛亮，长途奔袭公孙渊，已是曹魏第一强臣。曹睿寝疾，拜曹爽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少主曹芳。曹爽为正，司马懿副之。曹芳即位，加曹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一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司马懿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曹芳给曹爽的是优渥的待遇，给司马懿的是实权。

　　曹爽对此有所不满。丁谧遂立即画策：让曹爽表奏曹芳，迁司马懿为太傅、大司马，然后再以曹仁、曹休、曹真当上大司马不久就病故及大司马之名与司马懿之姓相同不吉利为由，只任其为太傅，并再免去录尚书事一职。汉魏以太傅位在三公之上，参议朝廷，位宠而常无实职。丁谧是要虚以名号来尊司马懿，使曹爽独具实权。曹爽上表曰：“今臣虚暗，位冠朝首，心中愧惕。懿高明中正，允文允武，翼亮皇家，纪纲邦国。臣抱空名而处其右，天下之人将谓臣以宗室见私，知进而不知退。故臣以为宜以懿为太傅、大司马，上昭陛下进贤之明，中显懿身文武之实，下使愚臣免于谤诮。”（《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书》）曹芳遂下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功盖海内。昔周成王建保傅，近汉光武设大司马，皆所以优隆俊杰，必有尊也。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太傅、大司马，朕甚嘉焉。朕惟朝议以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又太尉姓与之同，故用低回，有意未遂耳，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并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国志·三少帝纪》、《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书》及《晋书·宣帝纪》）。曹芳又以待遇易回权力。这是曹爽集团排挤司马懿的一个重要步骤。曹爽任大将军，为全军最高统帅；不使司马懿录尚书事，而自录之，得以一人专政。这样，他便基本上作到了独揽军政大权。曹爽又以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初，何晏、邓飏、毕轨、李胜、丁谧皆有才名，因趋炎附势、浮华不实而被曹睿抑弃。曹爽素与其亲善，辅政后，皆加提拔，以为心腹。然曹爽深知才能不及司马懿，虽大权在握，仍不敢专行。

　　魏宗室曹冏上书曹爽曰：“太祖武皇帝龙飞凤翔，扫除凶逆。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犹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辙迹也。子弟王空居其地，君不能任使；宗室窜于民间，不闻邦国之政。朝廷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曹冏认为宜用封建平衡现行之政，希望曹爽能有所改革，启用宗族，以固皇室。曹操都难说能这样做，曹丕、曹睿根本不屑于此，更何况曹爽。但曹爽并非不知任亲的道理，他使胞弟督御林军，把守京都。看来曹魏政权不为外姓所夺，也要给旁支取代。

　　正始五年（244），邓飏、李胜等说曹爽伐蜀，欲其立威名。司马懿止之不得。曹爽西至长安，与征西将军夏侯玄率七万军从骆谷入汉中。蜀将王平据兴势，阻住魏军。曹爽进退维谷。司马懿书与夏侯玄曰：“今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三国志·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夏侯玄惧，言于曹爽，曹爽引军退。蜀大将军费祎率援军到，截击曹爽。曹爽争险苦战，惨败而回。

　　何晏等数言于曹爽，谓司马懿有大志，不可以推诚委之。曹爽遂重用何晏等，虽犹与司马懿相礼让，但诸事不复由之。曹爽又用何晏等谋，迁郭太后于永宁宫。曹爽专擅朝政，饮食车服，拟于皇上；兄弟并典禁兵；以何晏等为党羽，屡改法度，并常聚会，纵酒作乐。大臣多忿其行，司马懿无力禁止，且惧其祸，遂称疾避之。

　　曹睿曾以孙礼佐曹爽。曹爽嫌孙礼亮直不挠，数次将其调离，更恨其不顺旨，妄加罪刑，后出其为并州刺史。孙礼往见司马懿，忿而无言。司马懿曰：“卿得并州，今当远别，何不欢也！”孙礼曰：“礼虽不德，岂以官位为意耶？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司马懿曰：“且止，忍不可忍。”（《三国志·孙礼传》）

　　李胜出为荆州刺史，曹爽等令其辞司马懿，以伺其病情。李胜以司马懿久屯荆州而登门求教，司马懿诈疾笃而见之。李胜曰：“无功受恩，当为本州，诣阁拜辞，不悟加恩，得蒙引见。”二婢服侍司马懿，司马懿持衣，衣落，饮粥，粥流满胸。李胜悯然涕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赖明公。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司马懿虚喘，曰：“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李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也。”司马懿仍假装糊涂，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李胜复曰：“当忝荆州。”司马懿乃若微显省悟，曰：“懿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好建功勋。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恐不复相见，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区区之心。”因流涕哽咽。李胜亦长叹，答曰：“辄当承教，须待敕命。”李胜辞出，回见曹爽等，细言其事，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也。”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晋书·宣帝纪》）故曹爽等不复设备。曹爽权高一尺，司马懿术高一丈。

　　嘉平元年（249）正月，曹芳谒高平陵，曹爽兄弟皆从。曹爽兄弟曾数俱出游，桓范劝其不宜并出，以免被人闭城门。曹爽兄弟遂不复并行，这回觉得已无甚虞乃又尽出。司马懿见时机到来，与二子起兵闭城。曹爽保留司马懿的军权，是还要用他对付外敌，后被其蒙骗，而掉戒心。司马懿凭借保住的这份军权，而使子孙日后赢得天下。司马懿启奏郭太后以废曹爽，太后从之，诏高柔行大将军事。司马懿屯兵洛水浮桥，奏曹爽兄弟图谋不轨，罢其兵权，以侯就第。

　　桓范见兵起，矫诏出城，南奔曹爽。司马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蒋济曰：“范则智矣，然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曹爽得奏，不知所措，急立营为守。桓范劝曹爽兄弟曰：“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今卿与天子相随，当护车驾幸许昌，传招外兵，号令天下，谁敢不应者？”曹爽兄弟犹豫不决。曹爽遣许允、陈泰诣司马懿，观望风旨。司马懿令其回劝，又使人相喻，以洛水为誓，唯免官而已。曹爽寻思再三，乃投刀于地，曰：“我不失作富家翁。”桓范哭曰：“曹子丹一世英杰，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晋书·宣帝纪》、《三国志·曹爽传》及注引）曹爽兄弟归罪请死，司马懿遂奏免其职，以侯还第。

　　司马懿收曹爽走卒张当治罪，张当招供，说曹爽、何晏等阴谋反逆，欲三月起事。于是曹爽兄弟及何晏等皆被收诛，夷三族。曹爽昏乱愚妄，司马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芳诏司马懿为丞相，增封至八县，邑二万户，司马懿固让丞相。复加九锡，又辞之。

　　司马懿虽仍为太傅，这回可是名副其实。曹爽欲独裁，司马懿虎卧在侧；司马懿专制，则无人出其右。三国不愿鼎立，金戈铁马，竞争一统；宗室不念亲情，反目成仇，相兼嗣位；辅臣不能共处，明争暗斗，极力专权。不论大小高低，皆要除繁去异，留简存同，血雨腥风，春来秋去。

　　王凌是王允的侄子，王允遭族灭，他逾城得脱，后为曹操所用。他做过扬豫二州刺史、征东将军、车骑将军，一直握有淮南地区的军政大权，嘉平元年（249）为太尉，依旧屯守淮南。王凌向来与司马氏家族关系不错。司马懿知王凌父子文武过人。王凌外甥令狐愚时任兖州刺史。见曹爽被诛，王凌与令狐愚密议，谓曹芳暗弱，制于强臣，曹操子楚王曹彪有智勇，可迎之都许昌。王凌遣人入洛阳告其子王广。王广谓司马懿诛杀曹爽，手握重权，擢用贤能，未易亡也。王凌不听。令狐愚不久病卒。

　　嘉平二年（250），火星入南斗六星。王凌召术士浩详占之。浩详悦之曰：“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王凌遂谓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三国志·王凌传》及注引《魏略》）不知是欲曹彪兴，还是图己贵。三年（251）春，王凌遣将军杨弘连结新任兖州刺史黄华。黄华、杨弘连名向司马懿告发。司马懿先下书赦王凌罪，又遣人喻解，随后率大军乘水道疾下。王凌自知势穷，迎至丘头，自缚水边。司马懿遣人解其缚，送还京都。王凌知罪难赦，行至项县决曰：“行年八十，身名并灭，命耶！”（《三国志·王凌传》注引《魏略》）遂自杀，继而被灭族。王允、王凌叔侄二人都官至三公，可又两遭灭族。曹彪赐死，曹氏诸王公毕集于邺县，设官吏监察，不得与人交往。曹芳策命司马懿为相国，封安平郡公，食邑五万户，迁司马孚为太尉。司马懿固让相国、郡公不受。

　　司马懿欲灭吴蜀，始分军粮，克时同举。秋，司马懿死，终年七十三岁。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翌年转为大将军。曹魏政权奄奄一息。 　

第26章　缺标题 　

　　诸葛亮病危，将后事付蒋琬、费袆。诸葛亮卒，魏延、杨仪争权，先后被除，蒋琬总统国事。延熙元年（238），蒋琬出屯汉中，以为昔日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难，竟不能克，不若乘汉水东下，袭击魏兴、上庸，因身体有疾，再加众臣反对，计未能行；六年（243），自汉中还屯涪县；九年（246），病卒，费袆继之，刘禅乃自摄国事。

　　刘禅常欲采女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刘禅不听。谯周上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于时更始帝、公孙述等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世祖初入河北，行人所不能为，节俭饮食，动遵法度，于是天下英俊皆望风慕德而至，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也。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为者。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遗志未成，诚非尽乐之时。”（《三国志·谯周传》）刘禅前听而后忘。

　　阉人黄皓，奸佞小人，刘禅爱之。自刘禅理朝，黄皓开始干预政事，士大夫多附之。后邓艾入蜀，闻黄皓奸险，欲杀之，黄皓厚赂邓艾左右得免。

　　诸葛亮死后，蜀国大赦频仍，三四年一次。孟光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曰：“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可权而行之。今国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三国志·孟光传》）孟光明知而故伪，弄得费袆不知所措。蜀国虽未衰弊穷极，但也是积病甚深。

　　延熙十年（247），姜维迁卫将军，与费袆共录尚书事。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袆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袆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我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费袆看得清时势，但却薄命。

　　延熙十六年（253）春，费袆不备，为俘获的魏降将所刺杀。姜维得行其志，遂连年用兵。吴太傅诸葛恪约姜维同时举兵伐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围南安，粮尽不克而还。十七年（254），姜维出陇西，虏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十八年（255），姜维又欲出兵，张翼力谏，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姜维不听，乃率张翼向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王经退保狄道。张翼劝谏适可而止，姜维却偏要为蛇添足，遂围城。邓艾、陈泰进兵解围，姜维却住钟提。十九年（256），姜维迁为大将军，约与胡济会于上邽。胡济失约不至，姜维为邓艾所破，死伤甚众，百姓怀怨。二十年（257），闻魏将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叛，姜维率数万人出骆谷。邓艾等傍渭坚围。姜维闻诸葛诞破败，乃还。谯周见军旅数出，百姓凋瘁，作《仇国论》以喻之，姜维暂息兵。谯周对乱世和治世中的不对称军事行动提出了一种理论。如果说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情感人的话，那么我认为谯周的《仇国论》则以理服人。此理虽成于姜维之穷兵，但可以说雏于诸葛之黩武。它谓汉末至三分，已由纷乱而安治，纷乱可疾搏，可打先战而后求胜之战，安治宜缓图，宜打先胜而后求战之战。

　　姜维将汉中长期实行的诸围错守的全面防御部署，收缩成以汉城、乐城两大据点为主的重点防御部署。原部署之方针是：敌若来攻，使不得入，拒于国门之外。兴势之役，即承此制（注一）。姜维部署之方针是：许敌入，使二城镇守，遣游军袭扰，使不得过阳平关；敌攻城不克，粮尽必退；城守兵出，与游军并力，以歼敌。姜维认为全面防御适可退敌，仅得小利，而重点防御诱敌深入，可获大捷。姜维虽说的有理，但实际情况是兵资严重不足，他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好像赌博一样，开始投小子儿，越输越要押大钱。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部署的结果。陈寿在《姜维传》末的一句评语是相当深刻的：《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治大国犹如烹一条小鱼，乱翻就会翻的稀烂，何况一个小国，怎经得住频繁折腾。

　　景耀五年（262），姜维又欲出兵，军廖化说：“‘兵不戢，必自焚’，姜维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三国志·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姜维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朝臣欲除姜维兵权，立阎宇。姜维畏忌，不敢回成都。

　　景耀六年（263）夏，魏大将军司马昭令钟会、邓艾等准备伐蜀。姜维表刘禅曰：“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平关、桥头谷以防未然。”（《三国志·姜维传》）刘禅咨黄皓，黄皓征信鬼巫，谓敌不至。刘禅寝之，群臣莫知。虎狼窥门，昏主依旧高枕。

　　东吴孙休曾遣薛诩使蜀，及还，孙休问蜀政得失，薛诩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薛诩传》注引《汉晋春秋》）吴闻魏伐蜀，有人问张悌曰：“司马懿父子得政以来，大难屡作，今又竭力征蜀，兵劳民疲，何以能济？”张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彼之失民久矣。司马氏自握其柄，除烦苛，布平惠，民心归之亦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败北之忧，何为不可哉？然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吴人笑其言，待蜀亡乃服。张悌言之有理。其实，在汉晋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刘备、孙权及司马氏之流皆是一脉相承、应运而生的枭雄，而袁术、刘璋、曹爽、刘禅及孙皓等则尽属半斤八两而欲浑水摸鱼的鼠辈。诸雄皆靠权术和强力来建立统治，他们虽未明显施暴，但所行善事也有限。对重赋苦役，要文过饰非，对宽政息民，则要声扬遐迩。他们还够不上英君明主。群鼠短目，不辨时务，混淆是非，是自然法则为枭雄备好的猎物。曹丕、曹睿之徒是介于强弱间的一类，进可望枭雄之项背，退则践鼠辈之踪迹。

　　注一：兴势之役是由全面防御向重点防御的转折。《三国志·王平传》曰：曹爽率十余万向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欲守汉、乐二城，许敌入，以待援军。王平不许，令据兴势，以待援军。 　

第27章 东吴江河日下 　

　　建兴元年（252），孙亮即位，太傅诸葛恪辅政。诸葛恪维修东关东兴堤，并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各留千人守之，引军而还。魏大将军司马师出军围攻东兴堤两城，诸葛恪率师赴救，大败魏军。

　　二年（253）春，诸葛恪欲大出北伐。他遣使入蜀，约姜维同举，谓魏已现亡形，吴蜀东西并出，置彼不得兼顾，破之必矣。姜维从之。吴臣多上辞劝谏不宜劳兵数出，诸葛恪不听，率二十万大军出征。夏，吴军围合肥新城，欲诱魏援军决战，但魏军不应。吴军连月攻城不克，又加炎暑大疫，士卒死伤涂地。秋，魏进救兵，诸葛恪力竭而退。

　　诸葛恪不但不以此为训，反而还欲复出。孙峻见民众怨嫌，与孙亮谋画除之。孙峻在宫中置酒，请进诸葛恪，构以谋反之罪杀之。

　　孙峻是孙坚弟孙静的曾孙，既诛诸葛恪，便专朝政。民间曾传言诸葛恪欲迎立孙和，孙峻赐孙和死。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暴，动辄刑杀，奸淫宫人，并与鲁班公主私通，世人侧目。孙登子孙英，孙静孙孙仪相继谋诛孙峻，皆事泄自杀。鲁班向孙峻说鲁育与孙仪同谋，孙峻遂杀鲁育。太平元年（256）秋，孙峻督兵入淮，途病死，以后事托付堂弟孙綝。

　　吕据不满孙綝朝政，连和滕胤欲废之。孙綝立即起兵，除掉二将。孙綝堂弟孙宪恨孙綝待其薄，谋杀之，事败自杀。二年（257），十五岁的孙亮身临正殿，亲览政事。孙亮嫌孙綝专权，多所难问。孙綝畏惧，使诸弟分典禁兵，欲以专朝自固。三年（258）秋，孙亮与鲁班、全尚等谋议诛之。孙綝获悉，起兵围宫，黜孙亮为会稽王，流徙鲁班、全尚。孙綝迎立孙权第六子琅邪王孙休。

　　孙休与张布、濮阳兴有旧，皆拔擢重用。孙休悉孙綝预谋不轨，乃暗与张布、丁奉谋，于腊八朝会日诛之。会稽郡谣言孙亮当还为天子，孙休迫其死。孙休将宫中府中事悉委张布、濮阳兴二人，二人遂共相表里，专擅朝政。孙休则闲览群书，竟言自己对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知也。永安七年（2**）秋，孙休病死。时蜀国刚刚灭亡，交趾郡又发生叛乱，吴人恐魏军乘隙而入，而孙休子幼，负不起大事，故欲择立长君。濮阳兴和张布闻孙和子孙皓有孙策之才，遂迎立之。

　　孙皓初立，省役恤民，戒奢禁欲，一时有明主之姿。然其一昔得志，便骄盈暴戾，沉湎酒色，既而又令国人失望。濮阳兴和张布有悔意，孙皓闻而收诛二人。孙皓逼杀孙休朱皇后，迁徙孙休四子，又半途追杀其长子和次子。孙皓有三个兄弟，孙德、孙谦、孙俊。山民起事，劫孙谦欲立之，兵败，孙皓鸩杀孙谦。孙皓又因孙俊聪明辩惠而杀之。后孙皓还因虑及权位而杀死孙权子孙奋及孙策孙孙奉等。当初孙权说曹睿难以执政的话都已在自家身上应验了。为了权力，臣僚杀戮，宗室操戈。

　　陆凯与丁奉等谋画，欲因孙皓谒庙，废之而立孙休子。陆凯密告留平，留平拒而不许，誓以不泄，是以所图不果。陆凯上疏劝谏，远以秦亡为戒，近以蜀灭为鉴，宽政罢苛，任贤去奸，尚俭勿奢，与民同乐，保国久长。陆凯先后数谏，言辞恳切，孙皓以陆氏家族权重，故以计容忍，而对其他敢于如此进谏者则非诛即免。

　　凤皇元年（272），步阐据西陵降晋，晋将羊祜来接应。陆抗围陷西陵，退羊祜，诛步阐。孙皓自谓得天助，使术士占卜以取天下，谓当入洛阳。孙皓大喜，不顾民疲内乱，恒有兼晋之心，数犯边境。陆抗上疏曰：“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蓄谷，而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蓄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三国志·陆抗传》）孙皓不采。

　　晋益州刺史王浚在长江上游建造巨舰，片屑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吾彦呈报孙皓，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兵建平。孙皓未当回事。吴国股肱陆凯、陆抗先后病卒，孙皓孤家寡人仍在剥人面，凿人眼，锯人头。晋武帝司马炎已准备大伐之。 　

第28章 司马师废曹芳，平毌丘俭、文钦 　

　　嘉平五年（253），吴蜀联合，诸葛恪统二十万兵东围合肥新城，姜维率数万众西攻南安，欲置魏军顾此失彼而破之。司马师问虞松曰：“今东西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虞松曰：“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以围新城，欲以致决战耳。彼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悬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我若悉出关中诸军，出其不意，必退之。”（《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师言善，遂遣司马孚东下统军，令诸军按兵不动，新城不守可弃之；遣司马昭至长安，令郭淮、陈泰悉率关中军出击姜维。此次吴蜀并出还倒是对魏构成了威胁。魏若倾力向东以应吴，有可能激战难解；蜀趁机在西域获利，乘势东进，那麻烦还不小。司马师看出这步棋，遂用孙膑竞马之计，避强就弱，避实就虚，逼退二方。新城守将张特率三四千人坚守百余日，死伤过半。司马孚见盛夏暑疫，吴军疲损不堪，乃进兵解围，诸葛恪还走。姜维见郭淮、陈泰救至，而粮又尽，早已退却。孙子曰：“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兵精粮足，金城汤池，不可破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故“城有所不攻”（《孙子兵法·九变篇》）。众兵围城，久攻不下者，屡见不鲜。

　　六年（254），曹芳与李丰、张缉等谋划，欲趁群臣进殿之机，擒诛司马师，以夏侯玄代之。司马师闻之，收斩李丰、张缉、夏侯玄等，废皇后；以曹芳荒糜怠政为由，迫郭太后下令，黜为齐王，逊位于曹丕十四岁孙高贵乡公曹髦。

　　镇东将军毌丘俭素与李丰、夏侯玄友善；扬州刺史文钦与曹氏同乡，曾得曹爽厚待。二将见曹魏将倾，生有疑心，遂相结谋。二将遣使诣郭淮、诸葛诞等，郭淮寻卒，诸葛诞与文钦不合而不应。正元二年（255）春，毌丘俭、文钦见彗星贯天，以为吉祥，遂在寿春矫郭太后诏起兵，声言司马师篡政。二将收淮南守军及吏民十余万众入寿春，自将五六万兵渡淮，西至项县。毌丘俭守城，文钦在外游动。

　　时司马师新割目瘤，卧息在床，朝臣多谓可遣司马孚往讨。傅嘏、钟会等认为毌丘俭、文钦兵力强劲，故劝司马师自行，以免不测。司马师遂奋然而起。

　　司马师亲统中军十余万出征，以傅嘏、钟会为帐中智囊，至许昌，令：荆州刺史王基行监军，统许昌军为前锋；兖州刺史邓艾、征南大将军王昶分率兖荆诸军向项县两翼迂回；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插至谯县、宋县，断其归路；镇南将军诸葛诞督豫州诸军渡安风津逼寿春。王基连据汝阳、南顿。毌丘俭出兵向南顿，闻为王基抢占，复退回。司马师进屯汝阳，令邓艾先至乐嘉，示弱诱敌，他自率大军随后潜往。毌丘俭使文钦袭邓艾。文钦到乐嘉，见司马师至，知中计。文钦子文鸯竟趁司马师未定，作背水一战，率军急攻。司马师不备，惊而目出。文钦未能接应，文鸯乃退。司马师纵兵追击，文钦父子亡走入吴。王基见文钦去袭邓艾，知其势分，进攻项县。毌丘俭闻文钦溃败，自知不保，弃众而逃，至慎县被杀。寿春守军四散，诸葛诞进而据之。

　　司马师班师，至许昌，病卒。司马昭自洛阳赶到，接过统军大权。曹髦诏敕傅嘏率大军回洛阳，以东南新定，留司马昭屯许昌以备不虞。曹髦企图以此摆脱司马氏。司马昭用傅嘏、钟会计，使傅嘏上表应付，而自与大军还。曹髦见计不成，被迫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 　

第29章 司马昭平诸葛诞，弑曹髦，灭蜀，诛钟会 　

　　平定毌丘俭、文钦后，诸葛诞出为征东大将军，屯寿春。诸葛诞见王凌、夏侯玄、毌丘俭累遭夷灭，惧不自安，欲保淮南，以备变故。司马昭生疑，甘露二年（257）夏，征其入朝为司空。诸葛诞遂反，聚十五万众，闭城自守，遣使向吴请救。吴遣文钦、唐咨、全怿、全端等将率三万众入淮。

　　司马昭挟郭太后、曹髦亲征，以防其变，征青、徐、荆、豫及关中军，皆会淮北。王基迅至寿春，文钦等从城北北山突入进城。王基遂围之。吴将朱异率三万兵至安城。司马昭至项县，闻朱异来救，令王基转据北山。王基谓围垒已成，众心皆定，若迁移依险，使敌放纵，于势大损。司马昭纳其策，进屯丘头，增兵至二十余万以筑重围；令石苞、州泰等简精锐游击打援；又使王昶逼江陵，持其守军不得动。州泰至阳渊拒朱异，朱异败退。文钦等数破围而不果。秋，吴大将军孙綝屯镬里，复遣朱异率五万众向寿春。朱异渡黎浆水，石苞、州泰击退之。孙綝怒朱异不能解围，杀之。

　　冬，全怿兄子全辉、全仪因与家内争讼，乃投魏。钟会使离间计，伪作全辉、全仪书致全怿等，说吴中怒全怿等不能取胜，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全怿等恐惧，遂将所领出降，司马昭拜封之。三年（258）春，诸葛诞、文钦等悉众突围，被击回。诸葛诞、文钦原本有隙，事急而计又不合愈加相疑。诸葛诞遂杀文钦。文鸯、文虎兄弟闻父死，逾城出降。军吏请诛之，司马昭不从，亦行拜赐。城中粮竭，士气低落。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亲临城下，令四面攻之。城陷，斩诸葛诞，受唐咨等降。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魏军筑围时，诸葛诞笑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三国志·诸葛诞传》注引干宝《晋纪》）然是岁干旱逾年，及城陷而大雨，围垒皆毁。成事虽在天，可谋事还在人。诸葛诞聚众兵于一城，而粮不支，自走饼形，自去眼目，纵使天公作美，也未必能济，至多会是破围遁吴。

　　司马昭欲趁势南下灭吴。王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兴之胜，竭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大半。姜维因洮西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已大获全胜。魏武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三国志·王基传》）司马昭乃止。

　　曹髦先后两次命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昭皆固辞不受。曹髦尝与诸臣谈论，布仁德而中兴的夏少康与任智力而创业的汉高祖谁宜为先。诸臣认为因时宜不同，汉祖优于少康，曹髦则高少康而下汉祖，诸臣只好附和。时青龙数见井中，众谓吉祥。曹髦言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乃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昭欲废曹髦。景元元年（260）夏，曹髦见威权日去，又虑废辱，不胜其忿，乃召王沈、王经、王业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王经劝其隐忍，曹髦不听。王沈、王业出告司马昭，司马昭以贾充防备。曹髦率宿卫僮仆数百而出，贾充迎住。曹髦挥剑，众欲退。贾充令成济刺死曹髦。司马昭以曹髦咎由自取，王礼葬之；诛王经，夷成济三族；迎燕王曹宇十五岁子曹奂即位。

　　司马昭料蜀连年穷兵黩武，民疲力竭，欲大举征之。众臣谓不可，独钟会赞之。景元三年（262）冬，司马昭以钟会为镇西将军，督关中诸军，内备伐蜀；而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大造舟船，外作征吴状。四年（263）秋，司马昭令征西将军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各统三万余兵，邓艾由陇西向甘松、沓中攻姜维，诸葛绪由天水向武都、桥头谷绝姜维归路，钟会督十余万众分入斜谷、骆谷取汉中，若擒姜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刘禅悉魏军东西并入，才在睡梦中惊醒，乃遣廖化向阴平援姜维，随后又遣张翼、董厥等向阳平关为游军，但已是远水不救近火。陈寿在《姜维传》里对刘禅遣两路援军的记述好象有点不清。一般认为刘禅是同时派遣了两路援军，而且他们都到了阴平，《资治通鉴》即如此理解。我觉得我们若结合姜维对汉中的重新部署来看，两路援军各持军令，又在前线异常吃紧的情况下，是不该在一起的。至于为何先后分发，书无记载，大概是仓促无备的问题吧。

　　汉中蜀军收缩在汉城、乐城两大防御据点里，各有五千兵。魏军数道平行，直入汉中。钟会未去攻城，避开以众击寡，缠手难脱，而各使万人围之，自率大军径出阳平关，攻占关城。姜维的重点防御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破掉了。

　　邓艾攻姜维，姜维闻钟会入汉中，乃退至阴平，与廖化合，欲赴关城。诸葛绪进至桥头谷，姜维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其后。诸葛绪急退，姜维寻还，从桥头谷过。姜维闻阳平关、关城皆失，乃至白水，与刚走到这里的张翼、董厥等合五万兵退守剑阁。

　　钟会进攻剑阁，不克。邓艾至阴平，欲与诸葛绪从江油诣涪县，北断剑阁，南下成都。诸葛绪认为那不再是他的任务，故未从，而进与钟会合。钟会奏其畏懦不进，放走姜维，使槛车征还，悉并其众。冬，邓艾跋涉绝险，奇兵至涪县。诸葛瞻亦至涪县，黄崇屡劝其速行据险，勿使敌入平地。诸葛瞻盘桓犹豫，邓艾长驱而前；诸葛瞻却战至绵竹，列阵以待；邓艾跟进，背水死战，力斩诸葛瞻，进军雒县。钟会因粮乏欲还，闻邓艾破绵竹，遂又开攻，姜维退至广汉、郪县，以待刘禅动向。钟会急至涪县，遣兵围追姜维。

　　成都百姓奔逃，群臣慌乱，刘禅想投东吴，又欲退南中。谯周见大势已去，一再劝说刘禅降魏，没有必要东奔南走。他认为入吴即要向吴俯首，魏兼蜀后即将并吴，届时还得跟吴一块向魏称臣，与其蒙两遍耻，遭二茬罪，不如受一次辱，忍一回苦；去南方，当早有准备，诸葛亮南征，仅平其表，未服其心，平常供赏不多，而赋役甚众，积怨已深，穷迫往依，外敌追至，内夷反叛，恐难以保存。他劝刘禅知得知丧，知存知亡。刘禅遂向邓艾投降，敕令诸军缴械。蜀为守险之国，王业无道，关隘四开，然后俯首。吴亦如此，江防虚设，随即称臣。

　　对刘禅用谯周之策而降魏，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中注引孙盛评论。孙盛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刘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戈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姜维、廖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忧无所投寄而虑于必亡耶？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这大概是史学家怒斥谯周的典型，故后世跟骂者不绝。

　　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三国志·孙休传》及《三国志·霍戈传》注引《襄阳记》曰：魏伐蜀，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被召回，阎宇留二千人令巴东太守罗宪守永安。蜀向吴告急。吴将丁奉进攻寿春，丁封、孙异救蜀，留平、施绩驻南郡为机动。吴军闻蜀降，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罗宪坚守，吴兵不得过。吴闻钟会、邓艾败，有兼蜀之志，先后遣步协、陆抗西上。罗宪向魏告急，司马昭遣胡烈侵西陵，以救罗宪，吴军乃退。可见，罗宪守军只有数千，不是重兵；刘璋乞刘备而亡，刘禅求东吴，再生的希望我想是十分渺茫的。姜维无险以据，与蜂拥而上的魏军难以进行野战。时霍戈驻守南中，多说万余兵。姜维与刘禅退至南中，与霍戈会合，面对外敌和内叛，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原因很简单，刘禅不像刘备，而似刘璋。胸怀大志的刘备有折而不挠、化险为夷的本事，昏暗无能的刘禅可能只剩下败落家业、丧权辱国的能耐。平庸即不是君主的料，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许亡，无甚道理。勾践复国有之，秦灭六国亦有之。纵使刘禅愿学勾践，而司马昭不会效夫差；纵使谯周可为申包胥，而吴主不是秦王。只见亡而再生，无视强混六合，这显然是偏执一辞。刘禅把社稷当儿戏，故他不会死社稷，卿大夫为行将就木死位，没有什么意义。

　　汉亡天下三分，晋立三国归一，这一分合的格局是随由同而异的演变而形成的。相同的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人打天下的才能不相上下；其子孙丧失基业的昏愦亦难分伯仲。相异的是，曹魏在衰落时被强盛的司马氏家族所替代；孙吴亦出现了可以拯救危难的陆氏家族，如陆机所言，“元首虽病，股肱犹良”（《三国志·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但是陆氏最终没有起而执政，不过是延缓了一段孙吴覆灭的时间；刘蜀到后期似乎没有能与司马氏、陆氏相匹的家族，元首摇摇晃晃，股肱亦疲软不支，最先败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孙皓最后用薛莹、胡冲计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亦注引一段孙盛的评论。孙盛曰：孙皓淫虐放纵，酷虐众生，晋绝其祚，如汤武革命，汉高奋剑，是顺应天意。孙盛这时没有谴责薛莹和胡冲，也未提亡国复国的事情。孙皓虽近桀纣，但终有悔过之意，勾践就以悔过自新而称奇，孙盛似乎亦可指点一下孙皓尚可南遁交州，或泅渡夷洲、朱崖等地。孙盛为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类于蜀汉，志欲收复中原，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其实蜀吴皆由不治相继灭亡，蜀因甚巨，先走一步，吴后来居上，随尘而去。吴得暂存若干年，是幸遇邓艾、钟会之变及司马昭死。

　　司马昭受诏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十郡，加九锡；闻蜀平，乃表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并为万户侯。邓艾擅专蜀政，司马昭不满，使监军卫瓘喻其须以事相报。邓艾据《春秋》之义，认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钟会、卫瓘奏其悖逆。咸熙元年（2**）春，诏书槛车征邓艾。钟会遣卫瓘先行收之，随即入成都，独统大军，威震西土。

　　钟会自谓功高盖世，不欲复为人下，遂与姜维谋反。他欲使姜维将蜀兵出斜谷，自率大众随后，既至长安，便水陆并进，五日可抵洛阳，天下可定。司马昭料到钟会不会是善者，借防邓艾为名，乃使贾充将万人先入汉中，而自统兵十万向长安。钟会得闻大惊，知是冲自己而来，遂呼亲信起事。

　　伐蜀时，邓艾、钟会二将无隶属关系，并受司马昭节度。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军阶最高，因对伐蜀持过异议，故为偏师；钟会因赞伐蜀，故为主力，但又为司马昭所疑，而出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军阶次邓艾一级。司马昭既然作此制衡，也就不会不在诸军中安插亲信。

　　时郭太后死，钟会悉请诸军将校为质，矫太后使其起兵废司马昭遗诏示之，胁以服从。卫瓘及钟会帐下督丘建泄露风声，诸军士兵蜂拥而至，杀死钟会、姜维。邓艾兵追邓艾出槛车，卫瓘遣将斩邓艾。 　

第30章 司马炎代魏，并吴 　

　　蜀亡，曹奂进司马昭为晋王，再封十郡，并前共二十郡。司马昭奏复五等爵。咸熙二年（265）夏，曹奂命晋王司马昭戴天子冕冠；设天子旌旗；乘天子车舆；出入如天子，有人警戒清道；享用天子舞乐；司马炎为晋太子。曹奂给晋王司马昭的待遇跟献帝给魏王曹操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曹操距驾一步之遥而仙逝，曹丕继而亲御；司马昭仅剩一陛登顶而归西，司马炎从容入殿。秋，司马昭薨，司马炎袭王位。冬，曹奂知天禄永终，禅位于司马炎。司马炎改元泰始，国号晋。司马氏籍贯河内温县，属晋地，其祖世典周史，春秋入晋。故司马昭封晋公，封邑大致为晋地。昔三家分晋，今晋将一统三国。改封曹奂为陈留王。除汉魏禁锢，宗室王公自治封国，并预朝事。异姓功臣上封至公爵，这是为了拉拢。

　　晋泰始年间，司马炎先后下诏为王凌、王经、邓艾等恢复一些名誉。曹芳终因昏淫失位，故王凌谋废立不足为过，赦免其后；王经坐曹髦死，然守志可嘉，以其孙为郎中；邓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以其孙为郎中。这也是在学曹丕为孔融恢复一些名誉的做法。

　　泰始五年（269），司马炎有灭吴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出镇荆州，绥怀远近，垦田积谷，甚得江汉人心。羊祜建议可密使益州刺史王浚造舟舰，以备顺流伐吴。司马炎从之。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疏请求伐吴，谓吴已呈亡形，大晋全线出击，三月之内，必克之。司马炎深纳之，中书令张华、尚书杜预亦赞成，然太尉贾充、中书监荀勖等多谓不可。四年（278），羊祜因病回京，向司马炎面陈其计，宜趁孙皓暴虐之时伐之，一旦其死，更立贤主，则难图之。司马炎善之。羊祜病故，临终举杜预自代。司马炎遂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五年（279）秋，王浚上疏伐吴。贾充、荀勖仍谓不可。又杜预表请，张华固劝，司马炎终许之。冬十一月，司马炎下诏大举伐吴：镇东大将军司马伷督徐州诸军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督扬州诸军向横江，建威将军王戎督豫州诸军向武昌，镇南大将军杜预、平南将军胡奋督荆州诸军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督梁、益二州诸军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东西凡二十余万。贾充不得已受命，南屯襄阳。

　　太康元年（280）正月，司马伷夺涂中，王浑取江西。二月，王浚连克秭归、西陵、夷道、乐乡，杜预占江陵，胡奋拔公安，王戎破蕲春、邾县。吴军守将非死即降。司马炎下诏：王浚东下，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直捣建业；杜预南征衡阳、零陵、桂阳等郡。王浚等遂进破诸城，乘风破浪。杜预扫平荆州南境，分兵向东。贾充等认为可见好收兵，不宜轻进。司马炎不从，他已看到胜利在望。孙皓遣张悌、沈莹等率众三万渡江作战。军至牛渚，沈莹曰：“晋水军浮江而下，必至于此。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流可顺势收取。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晋水兵至此，众心必骇，不可复整。今宜渡江，以决战力争。若败，则同死社稷。若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西寇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两人的说法看似都有理，只要获胜一方，有望扭转全局。其实吴军已经丧胆，放在哪里都不会顶事，张悌心知肚明，只求死节。吴军渡江，王浑大败之，张悌、沈莹战死。张悌以身殉国，自谓慷慨壮烈，无所复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王浚至三山，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师万人迎战，张象望旗而降。

　　三月，孙皓穷蹙请降，王浚先行受之。司马炎遂完成一统。

　　晋臣对是否大举伐吴主要有两派意见：以羊祜、张华、杜预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吴已呈亡形，晋兵资足用，征伐时机成熟；以贾充、荀勖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晋尚未全安，吴纠众负险，为深根之寇，未可尽克。三国战事频仍，历次战事都会出现战与不战的争论。孙子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主战者往往认为已兵强马壮，占有优势，对手不足为虑；止战者则常常感到尚民贫国虚，不宜劳费，敌寇未有衅隙。判断正确可获利，推算错误则不免有失。

　　从晋伐吴来看，显然，主战派提议充分，止战派见地不足。除此二论外，还有一个代表人数极少但却不乏洞识的观点。尚书左仆射山涛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资治通鉴·晋武帝咸宁五年》）山涛不欲战，不是像贾充那样觉得不到时机，而是认为时机到了也不去攻取，存之为警惕，不失为一种避免外宁而生内忧的谋略。山涛是私下说的这番话，司马炎可能没有听到。他即使听到，恐怕也不会听之。

　　司马炎承祖父及伯、父之遗风，如愿以偿，平定天下。但是，天下太平后，他遂疏于政术，耽于游宴，除曹魏宗室之锢后，又解外戚之禁，开始宠爱后党。逮至末年，传位有偏，死后遂至外戚擅杀，宗王作乱，四世天下分裂。望帝王改变私天下是不可想象的，但说其在老小中择个像模像样的应该不很难，那样，大概会避免一些乱子，会把香火传的远些。 　

结束语 　

　　冗冗叙议完治乱之事，最后，我想说四个问题，既有集中也有补充，为全篇收尾。一，分权与集权；二，王业与霸业；三，统一与分治；四，思想与功名。

　　一， 封建与集权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后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后的郡县政治，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是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

　　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二千年封建分权，二千年郡县集权，新的二千年朝民主方向发展了。

　　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封建诸侯为藩属。秦惩诸侯尾大不掉，遂行郡县集权。项羽、刘邦反秦，为笼络人卖命而又开封。刘邦坐天下，把功高行傲的诸侯王一个个收拾掉，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异姓臣爵侯而止。汉武帝颁推恩令，把宗室滋生非分之想的基础基本给瓦解了。皇权大大得到了加强，封建基本就是个形式。

　　曹操官至丞相，实际就是僭主，但爵为县侯，同于诸臣，这为他即真带来名分的不便。当然，他立马起身把献帝拍倒，是不用费力气的。但这种办法不管你怎么说，它都叫革命，而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麻烦。曹操在想万安之策，最好搞一次和平演变。

　　曹操想出的办法就是恢复五等爵。他以霸王之身进爵为魏公，再进为魏王，位在宗室诸侯王上。刘氏诸侯王一般只据一郡地，且只食租税，不掌治权，仅过一种富家翁的生活，没有什么政治待遇。魏王曹操辖冀州十郡（这时已复古九州制，冀州已扩大，有的郡也扩大了），他在自己的封国里说了算，领丞相冀州牧如故，进能攻，退可守。曹操为自己建此基业是相当重要的。曹操百年后，丞相及冀州牧职是不能一相情愿授给子嗣的，法律没这项规定。但封国可传，法律有这项规定。曹操认为不定基，子嗣的日子不会稳的。

　　曹操垂暮，交代了半句话，他要为周文王，下半句没说，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就是让嫡子做周武王。曹丕即位，很快就向献帝摊开了牌，献帝是个聪明人（与其说他恨曹氏，不如说他恨其父亲爷爷），他马上起身把宝座让给了曹丕。和平演变就这样完成了。

　　曹丕目睹了国中国、王中王的始终，深知其威力。他遂对其弟兄大行禁锢（当然也是因为有露出贪心的），但吴蜀未灭，还要用人打仗，功高者遂一步步又成了权臣（历史很快绕了一圈）。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了，司马昭效魏武，称晋王，告诉曹奂禅位给司马炎。司马炎记住了曹魏的教训，大封宗亲，让其占地大，握权实，以为这回好了。但王爷们终不能安分老实，很快又开始调皮捣蛋，撞得头破血流。魏跑了个小圈，晋跑了个稍大的圈，都没能跑出去。

　　二， 王业与霸业

　　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分权制度并不一定必然要过度到郡县集权专制制度。在封建分权制度和郡县集权专制制度之间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霸权形态应值得我们留意。春秋时期，王权旁落，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打着勤王的旗号起而称霸，他们数次会盟诸侯，自为盟主，立下戮力周室、以讨不臣的盟约，周王自感权轻，也正视了这一现状，赐盟主王命以号令天下。齐桓、晋文几乎可以把这种诸侯削弱王权的形态立成制度了，但却让它遗憾地擦肩而过。东汉末年，霸权形态再次出现，曹操挟天子而为霸主。曹操数次谈及桓文以大事小的事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以大替小。我们常为我们先人作出的领先于世界的贡献感到骄傲自豪，但又深为其停滞落伍惋惜不已。我们最早发明了火药，但为他人做成船坚炮利。我们最早出现了贵族胜君的状况，但君主立宪不由我们。宪法似乎早早就存在了，只是不见宪政的影子。

　　日本三世纪兴起的大和王朝，后在豪族苏我氏的专控下逐渐衰落下去。七世纪，中臣镰足（后赐姓藤原）等推翻苏我氏，仿效中国隋唐制度进行大化革新，削弱贵族势力，确立以孝德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但自九世纪藤原氏专权行使摄关制度起，后经源赖朝将军建立幕府制度延至明治维新止，在这千余年时间里，世袭豪族相继称霸总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大权旁落，在贵族的保护下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传宗接代，承袭皇位，作为国家政权的傀儡。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发动“尊王倒幕”政变，迫使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政天皇睦仁。睦仁遂改元明治，发动维新运动，建立天皇制专制政权，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同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军国主义失败后，天皇再次留下袭位，交出重权，以首相为首的内阁正式领有国政。

　　五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朱特人陆续自欧洲大陆侵入不列颠岛，在相互交战及征服土著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七个王国。九世纪，西撒克斯国王爱格伯扫灭六国，首次统一英国。十三世纪安茹王朝时，贵族为限制王权、保障自身利益，迫使国王建立等级君主制。十五世纪，贵族间为争夺王位爆发“玫瑰战争”。战争结束，贵族实力耗尽，亨利·都铎夺得王位，建立都铎王朝，加强专制统治。到十七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受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建立起新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死后，查理一世的儿子乘机复辟，不久被“光荣革命”推翻，最后国王威廉三世同土地贵族--资产阶级联盟达成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议会政府从此掌管国家政权，国王则只具袭号，保有统而不治的象征性权力。

　　早在东周和东汉末两个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这种后来英日两国贵族削弱王权的政治局面。假设东周霸主召集一次会盟，让周王永作天下有名无实的共主，这样的盟约或许有望达成；假设曹操等英雄豪杰在苦思冥想僭王时，豁然一下通达，他们亦有可能达成共识，把汉帝供奉在世代传袭王冠的虚位上面。短暂的个体生命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不朽的足迹是困难的。提出假设，已无裨于历史，不过是希望继承历史遗产的今人有所鉴戒，遇见类似的冲突与对立时，最好克制一些英雄主义的激进行为，尽量去寻找可以折中和妥协的办法，以达成有利诸方、不失传统而又具新意的共识。辉煌的胜利常常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隐忍退让并非是胆怯懦弱，可能是一种局度和容物的表现，亦能在杂乱中找到和谐。

　　三， 统一与分治

　　《三国演义》开篇言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不太喜欢《三国演义》的故事，因其真假不辨，但有些话我还是大致背的下来，因其一语中的。封建是散权治理式的，郡县是统权治理式的，这不过是统治者规定的不同的统治方式而已。我接着要说的统一和分治的问题与前面的封建和郡县不同，它们不是规定的，而是由实力决定的。

　　三国鼎立的局面，我觉得东周时就有出现的可能。周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为诸侯四强。秦与晋战事不断，后晋衰，终为韩、魏、赵三家所分。在东周一片大鱼吃小鱼的声浪中，一晋三分就显得有些反常。晋若不分，秦之东扩是有困难的，格局很可能是另样。或三足鼎立，或四方并存。三晋凑上七雄数，否则，燕基本就是公孙渊，齐晋必有好戏看。西部崇山峻岭，南方大江长水，天险为自治提供了便利。今天这些都是小菜一碟，飞机火箭轻松进去，在冷兵器时代是可抵挡千军万马的。

　　面对楚河汉界，蒯彻向韩信献计：秦失之鹿，群雄逐之。韩信及时中立，三分天下可以形成。刘邦占西，项羽据东，韩信盘中原。可韩信犯愚，不忍一餐之遇，终助刘邦灭掉项羽。狡兔死，最后韩信也就成了被烹的狗。

　　三国三分天下，终使几次机遇成为现实。但这一现实极为短暂，像是一部播放数小时的大片，人们为其壮观、惊心动魄的故事所吸引，但为其结局扼腕不已。争相统一的雄略伟志是值得敬佩的，但为此而不顾安身立命是不足取的。这里是有思想意识的原因的。一山不容二虎，同天不共双日，上至帝王，下及草寇，都滚瓜烂熟，对均势、自守等则不屑一顾。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思想是仿生的，故使人长于形象思维，而短于抽象思维。刘表不管有意无意，其所为就是势均而相守。曹操斥其自守之贼，不足虑。《三国演义》歪曲了东吴的形象，很多人遂认为孙权没有多大上岸之心。孙权真这样还好了，其实他为完成统一的言行举止比起诸葛亮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很好地利用天然屏障，是大有所为的，那片土地与其人口相比过剩而富裕。把根本打牢，谁能奈我何。三国如此竞争，皆可民富国强，皆可长久生存。假设并立逾千年，至少无东富西贫之差，人民幸福，国家强力，明清何能与比。西方列强、东亚病夫说大概就会颠倒来念。东亚必是列强，西方不称病夫，也得叫懦夫。如此，很可能是东往西行，而不是西朝东来。面对今天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欧洲诸国与自治无异，欧盟将演为联邦。东方列强也势必如此。我不是分裂主义者，也不苟同愚昧的大一统，只是在留意普遍生命的存在。

　　四，思想与功名

　　热中功名的人，应该看一眼卻正的《释讥》和王昶的《戒子书》，这里面有很好的思想。卻正议论功名利禄说：每逢乱世，邀功获利者遂蜂拥而动，但善终者鲜寡。他们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鸾车未登而身死轮下，高堂未居而栋折梁断。王昶诫子嗣明哲保身说：进取之道务宝身全行。干名要利，欲而不厌，鲜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

　　在汉晋间的强力和昏暗之下，投机虽宜得逞，但风险也是巨大的。人们热中功名，是因功名可以带来直接的感官的享受。但可享受的物质与人的贪婪不成比例，故贪婪的人们常常蜂拥在通往享受的狭窄的过道里，在争先恐后中，大部分像蚂蚁一样被踩死，只能是一小撮劫后余生，独享其乐。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果实是不能相让的。如此，功名者与芸芸众生永远存在着鸿沟。思想应该成为两岸的桥梁。不管历史怎样始终为强权轮番把持，让我们感到无奈，但永恒的思想的光芒可让我们有所慰藉。星光灿烂，必将有所启蒙。

　　荀彧提出的是改良的思想，陈群、谯周、陆逊等提出了许多体谅民生的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是极有价值的，英雄的业绩很多都可看成粪土。贤者多能秉以公心，提出一些关乎社稷苍生的普遍性的建议。但英雄却难以抑制膨胀的私欲，常走极端，自谓天赋神授，草民草芥，随时可以芟夷。如果说卻正、王昶虑及的是修身，那么荀彧、陈群、谯周、陆逊等放眼的则是治国。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觉得翻阅过去的两种制度，基本就是英雄的历史，人民的历史才刚刚启动。如果历史是一列奔驰的列车，我们能确定谁能决定其方向，那谁就是创造者。英雄决定方向，民众只能无奈地跟随，这时就是英雄在创造历史；民众能够欢欣雀跃，决定前进的方向，这时就是人民在创造历史。充分的参与者才是积极的创造者。

　　即使相信霍金时光倒流说，我们也不能期待，因为那得很久以后才能发生。霍金提出的不过是个假说，我也不想耽于假设的梦。我赞同黑格尔现实就是合理、合理就是现实说，故一次次遗憾都有其合理性。但我还赞同康德自由意志论，人类自由意志必将由劣而善。我觉得历史的问题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也就是如何看待时间。我想我们应该以相对论的思想看待时间：千年虽漫长，但也短暂，昨天的希冀今天或明天能实现，不为迟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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