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全传

　　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

第一部分

　　霍英东是在船上出生、长大的“疍家仔”。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幼年记忆。因为家穷，7岁之前，他连鞋子都没有穿过。长年累月，他们一家几口人都是打着赤脚，风里来浪里去。

我与霍英东之交往(1)

　　——作者自序

　　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历在目……

　　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节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

　　 那3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

　　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谈一谈……”

　　 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

　　 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书)说影印了一份稿给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

　　 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 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他也提到《霍英东全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记得是在哪里了)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的一个儿子(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唔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 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 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霍在北京的秘书)、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

　　 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

　　 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本书?”

　　 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我反问他。

　　 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

我与霍英东之交往(2)

　　 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

　　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 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清楚了。”

　　 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让我参考。

　　 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温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 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

　　 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

　　 1997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号的私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

　　 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们在北京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

　　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历史。

　　 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

　　 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认识回应对方。

　　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

　　 当然，真实的霍英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 于我而言，写人物传记不存在为传主歌功颂德或对传主批判贬毁这个问题，因我总喜欢把人物当作历史来写，希望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变迁。史诗色彩始终是我写人物传记最高的追求。当然，要达到这种效果，那又谈何容易?但我还是期望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

　　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

　　 我注重历史感，因而内容的真实是我写传记作品时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作品内容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 《南华早报》一名记者较早前访问我时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写人物传记，涉及到人物的阴暗面时，怎样处理?”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会回避。”

　　 这本《霍英东全传》是否做到这样呢?那还须由读者来评说了。但有一点，我可以大胆地说，关于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时常对自己讲：如果不奉行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言论，那又何须辛苦抓笔、惨淡为文?

　　 冷夏

引子(1)

　　“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在与霍英东先生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周，我们都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交谈，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七八个钟头。每次，我总是毫无顾忌、无所避讳地发问，而霍英东先生的反应有时是有问必答，有时是欲言还止，有时干脆答非所问，离开话题，言及其它。更多的时候，他是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身世、经历、思想，像一位讲故事的长者和传授经书的牧师，讲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

　　 当中，霍英东反反复复讲得最多的就是他的10多年来在内地投资的一次次“冒险记”和“创举”，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几乎每次交谈，他都是有意无意地讲起这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一经扯开，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骏马，任意纵横，没完没了。这个问题的讲述，占据了我们见面时的很多时间。最初，我不由得也产生了一些不耐烦的情绪。

　　 1995年7月，霍英东远赴法国巴黎，在欧洲华人学会主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重点讲述100多年来，中国人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及香港回归中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加拿大、德国、美国先后有10多家报刊转载此稿，好评如潮。

　　 霍英东人还在巴黎，我已在香港的报刊上看到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演讲稿。我看完此稿后第一个感觉是：“这可能是目前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与香港前途、世界发展之关系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文章之一。”当然，这讲稿未必是出自霍英东的手笔，但我知道文稿所述及的，全部都是霍英东的思想。

　　 霍英东从巴黎返港的第二天，他又约我见面。一坐下，他又向我谈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他10多年来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反复向我说明他在改革学会研讨会上演讲时重点阐述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要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愈高，政治愈显开明，社会也必然愈稳定，文化更开放，经济更繁荣。

　　 后来，与霍英东接触多了，相处时间长了，交谈多了，我才逐渐认识到，霍英东不厌其烦、反复多次向我讲述他10多年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是想向我说明“改革开放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惟一选择”这个他心中最强烈、最坚定的理念。虽然，在谈到这些问题时，霍英东总是说：“这么说，并不是说自己很伟大，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似乎总在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是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 与霍英东的相处，成了我那一年多来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霍英东给我印象最深、最让我感到兴奋和惊喜的，是下面这句话：

　　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 1995年8月28日晚，在香港南区深水湾的乡村俱乐部，霍英东对我这样说。这句话，他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一副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神情，既不带半点自傲与自负，也不显得那么气壮如牛，但听起来，仍然令在座的每一位感到惊喜和愕然。

　　 26、27、28日这3天，是公众假期，但几十年来几乎没休息过一天的霍英东，仍然像平日那样，提着装满文件和资料的厚重密码皮箱，回到中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58楼霍氏家族集团的办公室处理商务。利用处理商务的空隙时间，我们随意地交谈。

　　 28日那天，在中银大厦和写字楼里，霍英东已和我谈了约3个小时。晚上8点钟左右，他提议去乡村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继续交谈。

　　 应该说，霍英东不算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不合作。事实上，一年多时间的采访过程中，他多次鼓励我，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提醒我想想还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既吝于言语，亦拙于辞令，不是一位健谈之士。很多时候，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反反复复陈述一些他可能自认为重要但已经讲过多次的内容；而且，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当我们正在就某个问题交谈时，他往往会忽然中断这个话题，而转谈一些与我的发问毫不相关的内容，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反过来问我，提出一些让人大感意外和摸不着头绪的问题，比如：“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一问，他说道：“……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国内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 另外，霍英东既不喜欢评价自己，亦不愿意评价别人，对我提出的这类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所以，即使他也多次在我的要求下讲出一些诸如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贸易、澳门博彩业之类的世人极感兴趣但又不为世人所知的真实内幕，但却极少有骇世惊人之语。

　　 但是，那天晚上，可能是因为他心情好，霍英东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亢奋神情，谈兴甚浓，甚至对一些以往避而不谈或总是轻描淡写、一两句话简单地掠过的问题亦主动提及，并且一反常态，谈得酣畅淋漓，出语惊人，似乎不吐不快。

　　 “你从商已有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个自我评价。假如人生满分是100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引子(2)

　　 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能听到霍英东对他半个世纪的商界生涯来一次总的自我评价，但我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或答非所问；谁知，他连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

　　 “不止100分，起码100多分!”

　　 霍英东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连在座的那位已跟随他近50多年的老职员也大感愕然和惊讶。

　　 他沉吟片刻，解释说：“为什么给自己打100多分，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接着，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补充说：

　　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 “像你这么说，在商界，你真正的朋友不多?”我问。

　　 他平静地说：“那倒不是，像李嘉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

　　 环顾港澳两地商界，超级大亨不乏其人，但试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称“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的，当中又有几人?而够胆表态“与我合作过的人，不少都有负于我”的人，当中又有几个?这些话出自向来处事作风极为低调的霍英东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诧异和难以置信。

　　 霍英东的这些话，令我想起几天前与他的一番交谈。那天，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霍英东突然递过来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内地作家写他的文章，他特别叫我看其中的一段，这段文字是作家虚构的，写的是小时候的霍英东，时常去找一个叫何叔的人，这人喜欢给他讲“厚黑学”……

　　 看完，霍问我：“对这段文字有何看法?”

　　 我简单地谈了我的看法后，霍英东一边处理商务，一边自语：“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 过了一会，我们一起离开中银大厦，要去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搭乘电梯下楼时，霍英东又问我：

　　 “‘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

　　 “是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

　　 “这个人写这本书真要命!听说毛泽东亦很钟意看古书?”霍又问。

　　 “毛泽东很少看外国书和现代书，但确实很偏爱古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读的。”

　　 “这本书讲什么的?”

　　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中国朝代的演变历史，本来是写给皇帝以及士人借鉴的。”

　　 出了电梯，坐上奔驰房车，霍英东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了一通“厚黑学”，他又引申到体育：

　　 “体育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踩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球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打了多少棒，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 霍英东反复强调做生意要讲信用，应该不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为人，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话来判断霍英东几十年的商业道德行为。但霍英东的这番话，倒是再次调动起我去探寻他的商业活动、评价他的经商操守的兴趣。

　　 霍英东叱咤商界半个世纪，其间，除了他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段海上贸易经历，因真实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或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词外，至今，尚没有听过关于他的商业行为的其他负面传闻——倒是政府和某人有负于他的消息，时常见诸于传媒书刊，或流传于市井坊间。何贤、“赌王”何鸿燊、“金王”胡汉辉等港澳两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开称赞霍英东对他们的事业予以极大支持。在港澳两地商界，霍英东信誉至上的商业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辈的那些商家们，提起霍英东，个个敬重有加。有一位与我较为相熟的商家，早些年曾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共事多年，闲谈之中，一提起霍英东的商业操守，他总是跷起大拇指直呼：“霍英东好样的!”

　　 有一天，我曾问霍英东：“自从你发达以后，有无担心过被绑架?”

　　 “从来没担心过。”

　　 “为什么?”

　　 “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要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 据一些在霍英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人说，几十年来，从未见到霍英东出入带保镖，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在几个月的采访期间，我见到他也总是独来独往的：自己搭缆车下山，独自步行到中华总商会开会，一个人前往中华游乐会打网球……

　　 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回首往事，能够问心无愧，实属难得。在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发觉霍英东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这种自我感觉是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时亦会在有意无意间，隐隐约约地从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来。虽则如此，但霍英东并不在乎别人怎样评价他——或者说，他既不得意忘形于别人对他做出很高的评价，亦从不抗拒别人对他的贬损，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关于他的经历真实与否。这也正是1994年，当他得知内地一家电视台要开拍电视连续剧《霍英东》后，连忙致函当地党政部门表示不满的原因。他很清楚这类电视剧毕竟难免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有一些不真实的内容，会令他极为尴尬。

引子(3)

　　 关于这本《霍英东全传》，霍英东多次向我谈及他的看法：

　　 “……材料一定要真实，哪怕有一两成内容是假的，也要不得，因为别人不知道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造成真假难分。历史，别人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事实一定要准确。有些事实，无人知；有人知的，但亦无人写，比如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当然这并不是好事，但亦并不是坏到什么程度。以前写我的一些文章，很多不经我看过，写得不是很真实。其实，赞我、骂我都好，关键是要有事实根据……”

　　 “一些事情，我从来不想回避，朝鲜战争也好，澳门赌业也好，霍文芳事件也好。但很多事，外面写的并不真实。”

　　 “很多人来写我，我都回绝了。写来写去都是东沙岛、朝鲜战争、卖楼花，不过如此。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明白我的经历，到现在为止。以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那些关于我的书都是代表官方的。我始终觉得应该有一本回忆录、自传之类的书，并非想出版，只是留下一些史实，哪怕是留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 我想，“留下一些史实”，应该是霍英东接受我的邀请，愿意抽出那么多时间与我交谈的主要原因。我记得，第一次到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去时，霍英东对我说：“……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况且，再过一两年，一些已过去多年的事情可能也记不起来了。”

　　 从那天起，在汽车上、在去番禺南沙岛的水翼船上、在赴广州的途中……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们面对面交谈。在采访中，我曾多次咄咄逼人地提出一些令他难以应答的问题，或没完没了地就一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发问，但他并没有表露出半点不高兴、不耐烦的情绪。我很感谢他的宽容和大量。

　　 回想起1995年8月28日，在乡村俱乐部交谈了两个小时后，霍英东竟毫无倦意，意犹未尽，又提议到他家里继续谈。

　　 晚上10点左右，我们离开乡村俱乐部，冒着蒙蒙细雨驱车前往山顶种植道的霍英东私邸。在那里，霍英东把他一生的经历和人生的体验简明扼要地向我陈述，让我再一次去重温、分享他多姿多彩、波澜起伏的传奇人生。

　　 约莫11点钟，我离开霍氏私邸。坐在房车里，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一路上俯望四周，如同浏览一幅巨型风景画：先是豪宅错落有致散布于山上，点点灯光星罗棋布地点缀夜空；到了山脚下，夜轮穿梭的维多利亚海港两旁，一幢幢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散发出璀璨的灯火，幻作一片灯海，把香港染成一个美丽迷人的不夜都市……我沉醉于这都市夜色，禁不住喃喃自语：“刚刚和我话别的那位长者，不正是这美丽的东方之珠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创造者?”

　　 采访霍英东的时间前后一年有余，我们见面交谈时，我非常注重双方的交流，所以未曾顾得上用笔录，更多的时间，我是用录音机记录我们的交谈。整个采访告一段落时，我点了点我案头的一叠录音带，共有39盒，近80个小时。我很珍惜这些录音带，因为它们记录了霍英东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的传奇。

　　 当然，这本传记作品并不仅仅取材于这些录音带的内容，它除了源于我和霍英东的访谈外，还取材于我和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霍家大公子霍震霆先生、最资深的霍氏集团职员凌汉伟先生(凌跟随霍英东40多年，堪称解释霍英东一生经历的活字典)、白天鹅宾馆和南沙经济开发区的一些职员等人士的交谈，以及我与各界朋友的一些海阔天空式的闲聊；此外，它的不少内容，还来自内地和港澳三地几十年间出版的一些关于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史书和不少有关霍英东的报刊书籍资料，以及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些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文件。

　　 以下，就是霍英东一生的传奇经历。

绪言(1)

　　霍英东：香港世纪的传奇

　　 (一)

　　 霍英东的一生是一部传奇，是一个奇迹。

　　 霍英东的成长过程和一生的经历，其实也是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一个小小货运港口变成国际大都市的历史。

　　 战前兴旺的海上货物驳运，3年零8个月的沦陷，战后军用剩余物资的买卖，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参与对中国“禁运”，地产行业的勃兴，银行挤提风潮，填海开港，淡水湖的兴建，“六七风暴”，内地开放后中港经济的交流和合作，《基本法》的起草，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炉灶”的搭建……这一系列关于香港发展和前途的历史大事，霍英东不但都身临其中，很多时候还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以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催化着香港的繁荣和平稳过渡。由此可见，霍英东不仅是香港沧桑巨变这部辉煌历史巨剧的见证人，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和出色的创造者。

　　 在当今香港商界，个人经历与香港的演变、成长如此密切相关，且足以反映出香港半个多世纪之历史发展的人，除了霍英东，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霍英东非凡的一生，如一块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香港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光辉岁月。

　　 霍英东的历史，固然说得上是香港的历史；他的传奇，也可以说是香港的传奇；而他创造的奇迹，当然也可堪称为香港的奇迹。

　　(二)

　　 霍英东财力雄厚，富甲一方，是香港屈指可数的超级大亨。

　　 据美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1994年6月号的“香港富豪排行榜”披露，霍英东的财富估计为25亿美元，折合港币约200亿元，在香港的富豪排名榜中约居第8位。霍英东庞大的商业王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公司性质，账目和财力不尽为外人知，故他实际拥有的财富可能大大超过25亿美元。

　　 霍英东经营的生意繁多，包括博彩、石油、地产、酒店、贷款、航运等等，可谓林林总总，其中有些还是当地的经济命脉。例如他占最多股份的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专营澳门的博彩业，独领风骚，成为澳门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和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1994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澳门赌场的投注额约1500亿港元，其中上缴给政府的赌税约60亿港元，占澳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他旗下的公司。实际上，他和另一位澳门娱乐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有“赌王”之称的何鸿燊，都是澳门相当一部分市民的米饭班主。

　　(三)

　　 不仅在港澳，即使在中国内地，霍英东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可以这样说，近10多年来，他是在中国内地最广为人知的香港资本家。有人也因此以古诗“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形容他在大陆的知名度。霍英东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他在大陆的一个个引人瞩目的创举——1978年，霍英东率先在广东中山县投资兴建中国第一家涉外旅游酒店和第一家高尔夫球场。

　　 紧接着，他又匠心独运、眼光独到地在广州沙面兴建另一座宏伟的酒店——白天鹅宾馆。这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管理的酒店，在正式开业后的第二年，即1985年，就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评定为中国第一家世界公认的一流酒店。如今，这座“白天鹅”早已成为广州新八景之一——“白鹅展翅”。

　　 他又在珠江三角洲捐赠或投资建起了多座桥梁，并率先提出在广珠公路四座桥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新方法。这在中国内地是个大胆创举，它使中国的桥梁建设走向市场化、产业化。广东省就是靠这一方法，在过去的10年间，建起1000多座桥梁，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奇迹。除了“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的新方法，霍英东在中国内地投资时提出并经实践成功的一些新思维，比如“有人气才有财气”、“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等，以及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推行的工资、物价和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改革，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 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英东提出开发广州南沙岛。由他力倡和筹划的南沙发展大计，在这几年间正逐步实施。这个总投资额高达数百亿元的发展计划的成功实现，将对珠江三角洲乃至省港澳三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跨世纪工程，年过古稀的霍英东正在做着人生的最后一次冲刺。

　　 ……

　　 此外，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香港资本家。10多年来，他捐赠给内地的款项，总计超过20亿元。他的慷慨捐赠，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香港大亨和爱国资本家的形

　　象，更加深入人心。

　　(四)

　　 香港开埠至今只有150余年，其间经历了不少风云变幻和风风雨雨。当年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早已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之珠”。香港的沧桑巨变，除了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外，人的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而霍英东，他不仅亲身经历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沧桑巨变的过程，而且还以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一次次开拓性的创举，加速了香港的进步和发展，在香港的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绪言(2)

　　 霍英东对香港最突出的贡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率先利用宣传小册子(售楼书)及广告推销自己的楼宇，并首创了分层出售楼宇、预售“楼花”的经营方法——这是地产经营手法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把香港的地产市场推向空前的活跃和繁荣。

　　 尔后，在地产市场叱咤风云的同时，霍英东又涉足淘沙业，重金购买淘沙机船，运用先进机器淘海沙，成为“海沙大王”、淘沙业的巨擘——虽然淘沙生意并没有给霍英东带来太多的收益，但这盘生意的大规模经营，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香港地产市道和建筑行业的繁荣和发展。

　　 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一改往日敢想敢干的作风，除参股澳门赌博行业外，在香港几乎不做任何重大投资，近乎处于“冬眠”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蛰居”多年的霍英东才“重出江湖”，在中国内地大举投资，雄风再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货柜航业公司，由于受世界航运业衰退的冲击，负债累累，面临清盘的命运之时，霍英东像“白武士”一样，毅然充当北京的代理人注资11亿港元，支持“东方海外”重组资本。其大胆举措和巨资来源，惊动财经界，此举既有助于“东方海外”度过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香港的安定和繁荣。

　　 霍英东为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赞许。1991年2月，香港出版了《香江百人志》一书，“为香港开埠150年以来最有贡献和影响力的人物作一次检阅”。该书的选取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演艺等领域，入选的100人“均为在某一范畴有突出成就或贡献，对香港各阶层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 《香江百人志》选取了一些已经过世，但曾经在香港叱咤一时的工商界巨头，如何东、胡文虎、许爱周、罗文锦、利铭泽等……而当时仍健在，且入选《香江百人志》中的工商界人士，却只有霍英东、何善衡、邵逸夫、包玉刚、李嘉诚等寥寥几人。——霍英东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五)

　　霍英东的名字是伴随着他在内地大举投资和慷慨捐赠，而广为内地老百姓所知的。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就已经和中方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对中国禁运，但霍英东却运载柴油、镀锌水管、轮胎等物资入内地，也由此开始了他作为“红色资本家”的生涯……

　　 1967年香港事件发生，霍英东一贯的亲中态度，引起港英的不满，以致他辖下的“星光行”，迟迟未获英资电话公司接驳电话，结果没有商户问津，他只好壮士断臂、贱价出售，损失惨重。但霍英东爱国的信念从不动摇。20世纪70年代，为了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种合法地位，他亲赴世界各国奔走呼号……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卓越表现，又为他带来了商界以外的另一种成就和荣誉。霍英东可能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

　　 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方渊源很深的霍英东捷足先登，带头投资内地，并慷慨捐献；其爱国爱乡的义举和情怀，使他与中方的关系更加非同一般。

　　 近几年，霍英东多次到东欧和西欧考察，希望能为中国的繁荣发展和统一大业出谋献策——他的爱国之心，广受世人称赞。

　　(六)

　　 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工商界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事业成功、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国内地大放异彩。

　　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霍英东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又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中国内地的政权架构中参政议政；从1993年起，他还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晋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阶层之中。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霍英东扮演着一个异常吃重的角色。他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划未来香港特区的蓝图；继1994年出任中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副主任一职后，1996年初，霍英东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搭建未来香港特区的“炉灶”。香港市井坊间曾广泛流传：长期深受中方倚重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将有可能成为未来香港特区的首任华人“港督”。

　　 虽然霍英东已表示“身退”，并向中方高层表明了自己的这个态度，但单单是就自身条件而言，霍英东无疑是最有资格问鼎这一职务的人之一。

　　 不管怎么说，在今日的香港华人社会，同时在商界与政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除了霍英东，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人。

　　 这本《霍英东传》，记载的正是这位杰出人物一生的传奇。

　　

第一章 船上出生 非霍去病后裔(1)

　　霍英东是在船上出生、长大的“疍家仔”。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幼年记忆。因为家穷，7岁之前，他连鞋子都没有穿过。长年累月，他们一家几口人都是打着赤脚，风里来浪里去。

　　水上人家的孩子

　　 ……一个船夫伫立在自家的风帆船上，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脸困惑和忧虑；接着，台风袭港、断水、水灾等一连串的风雨之事相继出现……船夫带着一家大小经历这风风雨雨，最后迎来全家的欢乐。末了，船夫自信地说：只要勤奋有毅力，不可能过不上好日子。——这是1995年下半年在电视上出现的香港一家老牌英资银行的广告片。这个黑白效果的广告片，平实得有几分沉重和伟大，它通过一个水上人家(船夫)去诉说香港的艰辛历史。

　　 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这部广告片，我总是想起霍英东一家，甚至信以为真这是以霍英东一家的生活为蓝本拍摄制作而成的。一来，霍英东一家原本就是这样的水上人家；二来，

　　广告片中的船夫与霍英东父亲霍耀容的面貌酷似——恰巧在电视台播放这部广告片期间，霍英东让我看了他父亲惟一的一张遗照；三来，霍英东一家亦像这广告片中的水上人家一样，经历了重重艰辛后，终于出人头地……

　　 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小木艇上，被人称为“疍家仔”和“水流柴”。这两个词都是广州方言，意为水上人家就像是一只蛋壳或一根木柴一样，在海上漂来荡去，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浪吞噬。霍英东就是这样的“疍家仔”。

　　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于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霍英东在家里排行第四，他上头有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在他出生后不久，他又添了一个妹妹。

　　 在20世纪初期，香港大体上还是一个渔村、渔港，像霍家那样的水上人家很多。他们以海为家，以船为家，船就是他们的居屋。那时，在香港的各个港湾里，一艘艘渔船停泊、聚集，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海上村落。

　　 有这样一句粤语俗话：“疍家鸡，见水唔饮得。”其意为水上人家养的鸡，看见水不能喝，因为一跳到水里，那就可能被水淹死。由此可知，像陆上人家的家里一样，水上人家的“住家艇”也是饲养鸡、鸭、鹅这些家禽的。具体说到霍英东幼年时期的家，其实就是一条的小舢舨。霍英东至今仍然依稀记得，那时候，他们一家7口人，就在船上摆炉做饭；到了晚上，就挤在一起，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睡觉……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霍英东全部的幼年记忆!

　　是否霍去病的后裔?

　　 香港早年的水上人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打渔为生的，另一类是帮人运载货物的。霍家就属于后者。

　　 有一次，在番禺，我问霍英东：“你们霍家是从哪一代起到香港来的?”

　　 想不到霍英东也从不知道：“真的，无人知，我父亲、母亲都不知道。我只知如按族谱近10代霍家的辈分排列，我是‘和茂盛发达，耀好应联兴’中的‘好’字辈。但霍英东出生时，家里人并没有以“好”字为他命名，而是起了“官泰”这个名——据说，父母起这个名的原意可能是希望儿子将来“官大”。直到霍英东结婚时，他才正式按辈分取了个名字“好钊”。至于后来行之于世的大名“英东”，则是早在他上学时就起的。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祖父那一代开始，霍家就从事驳运行业。他祖父名叫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祖父死后，其父霍耀容继承祖业，继续以船为生，干驳运的活计。也就是说，至少从祖父那一辈起，霍家就落户在香港，故霍英东可谓地地道道的“老香港”。

　　 寻根溯源，霍英东原籍广东番禺县。但是，直到1978年，霍英东决定回乡寻根拜祖时，他尚不能确认自己祖籍在何处。关于家乡，霍英东脑海中惟一的信息就是：小时候，父辈说过家乡附近有一条铁路。当时，有人说他是番禺人，亦有人指他的祖籍可能是广东三水县。后来，广州市有关方面出动一些研究广州方言的专家，对霍英东的口音进行一番鉴定，最后判定他祖籍应是番禺。

　　 霍氏在番禺是个大户，在著名的黄埔军校以南六七公里处，有一个村庄——练溪村，坐落在珠江河畔。据史书记载，练溪村于明朝万历年间建村。因村后有一条名为“白坭涌”的小河，这小河弯曲如虹，波光闪闪如银练，故后人就把村落改名为“练溪村”。村中的民居多为砖木结构平房，聚落成为块状，只是近年村民富裕之后，才陆续改平房为楼宇。

　　 练溪村就是霍英东的“根”。在村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座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霍氏大宗祠。前些年，在番禺县境内，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番禺县的霍氏家族乃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后裔的一支；相传明代初年，一位远祖南下为官，来到广东，然后开枝散叶，子孙定居番禺各乡已有600多年了。

　　 这样说来，霍英东可是霍大将军的后裔?

　　 当一个人功成名就，在社会上声名显赫之后，往往会有人传出这个人的远祖原来是某位历史名人，以“渲染”这个当今名人原来是名门之后。10年前，当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请参阅冷夏、晓笛合著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一书)荣归家乡浙江省宁波市时，内地也盛传包玉刚原来就是宋代名臣、有“包青天”和“包公”之美名的包拯的后裔。当时，海外有不少人质疑：如此一说，缺乏依据，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和经济需要而牵强附会。经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番考证，最后证实这一说法并非虚言，包玉刚确为“包公”的后人。

第一章 船上出生 非霍去病后裔(2)

　　 言归霍英东，说他是霍去病后裔，似乎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霍去病是中国历史上最受人敬仰的青年将军，他生于西汉初年的汉武帝时代。18岁时，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大获全胜。汉武帝刘彻以功论赏，封他为冠军侯。尔后，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大胜匈奴军队，建立赫赫战功。两年后，霍去病又率10万骑兵和几十万步兵，在汉北战役中，给匈奴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使国家更为统一。公元前117前，霍去病去世，年仅29岁。他死时，汉武帝还在祁连山造其冢像，以记其赫赫战功。

　　 霍去病卒时只有29岁，史书上也没有记载他曾有所出；既然无所出，那何来子孙，何来后裔南下为官，又何来后人散居番禺各乡?由此可见，说霍英东是霍去病的后裔，应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没有鞋穿的穷孩子

　　 我们无从考究，那些人何以要把霍英东和霍去病联系在一起?但是，可以肯定的 ，霍英东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附庸什么古时的名人以炫耀自己的血统和身世——以他今日的地位和名望，也够显赫的了，根本不需要靠别人来显耀自己。事实上，霍英东向来从不掩饰自己低微的身世，他时常向别人讲述他苦难的童年……

　　 在祖父那一辈，由于拥有大风帆船，故霍家的境况应该算是不错的。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时，霍家的处境已是相当困难的了。虽是水上人家，但霍家没有自己的驳运船，他父亲是租别人家的货船从事驳运生意的。驳运货物，本来收入就有限，加之要给船东一笔不小的租船费，故霍家入息甚微。好在水上人家除了吃饭糊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开支，所以还能马马虎虎地维持生活。

　　 船，就是水上人家的房子；海，就是“疍家仔”生活的空间。所以，水上人家是甚少上岸上街的。可能是因为这样，也可能是因为家里穷，霍家人是从来不穿鞋的。长年累月，他们一家几口人就是打着光脚，风里来浪里去。直到6岁的时候，霍英东仍然没有穿过鞋。这个没有鞋穿的穷孩子，就在那个小艇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 童年的一切，有些已变得很模糊，但有这样一件事，至今仍然很清晰地留在霍英东的记忆中——有一年大年初一，霍家也和所有的水上人家一样歇业过年。霍家虽然穷，但过年过节还是要给小孩子添件新衣裳的；至于鞋子呢，那就免了——因为春节他们也是在船上过的。不过，那天，难得一闲的霍父心血来潮，说要到街上逛逛。对于水上人家来说，市井坊间可是另一个世界。可能是为了“入乡随俗”，霍母特意买来一双新鞋子，给霍耀容穿上。霍父穿上鞋子，觉得很别扭，浑身不自在，而霍家大大小小也像看马戏一样，盯着父亲评头论足，嘘笑一场。霍耀容还是穿着新鞋子上岸去了。在街上游来荡去几圈后，肚子饿了，就进入一间小食店。他把鞋子一脱，光着双足蹲在板凳上。一碟米粉端上来，霍耀容大大咧咧吃完，用手擦擦嘴，双脚落地便回船上。看见父亲光着双脚回来，霍家几兄妹觉得奇怪，连忙问父亲新鞋子哪里去了?霍父一怔，才发现把鞋子遗落在小食店里，忘了穿回来，一家人于是又大笑一番。

　　 “这不能怪父亲，因为我们水上人家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很多年之后，当贵为亿万富豪的霍英东向别人回忆起这件往事时，总是自我解嘲地说上这么几句。

第二章 丧兄失父 霍家弃舟登陆(1)

　　7岁那年，一场台风骤然间夺走了两个哥哥的生命，霍英东侥幸避过劫难。几个月后，父亲又染病身亡。当时，有不少人都说，霍家将会彻底垮下去，再也没有希望了。霍母于是带着3个孩子，弃舟登岸，在湾仔找个地方住下，开始新生活……

　　兄遇难父病亡

　　 对于水上人家来说，没有鞋穿，没有漂亮的衣服穿，没有宽敞舒适的地方居住……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大的祈望，就是出海时不要遇上台风——因为一旦遇上台风，浪摧船倾，一家人就有可能葬身大海。

　　 那个时候，由于科技落后，没有什么台风预报，出海的船民只能凭经验观天色、测风云。没有一丝海风，天气闷热之时，台风可能快将来临，船民就划着小船到避风塘躲风避浪。但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光凭感觉和经验往往是不能准确预测天气之变化的，于是出海遇到台风的事时有发生。每当这个时候，船民只好忍痛把悬挂风帆的桅杆砍掉，听天由命，任由船只在茫茫的大海中飘荡，只求船只不翻沉，但很多时候还是逃脱不了船翻人亡的命运。

　　 台风，是水上人家最大的“克星”。

　　 据史料记载，1923年夏天，也就是霍英东出生之后一两个月间，一场大台风袭港，隆生轮船、英潜艇L19号及其它三艘轮船在台风中沉没海底，损失惨重；另外，还有不少像霍家一样的水上人家，在这场台风中遭受船翻人亡的灭顶之灾。那次台风袭港之时，霍家的艇仔正停泊在风平浪静的避风塘里，所以避过了这一场灾难；可是，7年之后的另一场大台风，却无情地使霍家家破人亡。

　　 那是1930年8月的一天，少年霍英东正在海边和一些小朋友打野壕。突然间，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霍英东连忙朝他们家的艇仔停泊的地方跑去。眼前的一切，把年少不经事的霍英东吓呆了：港湾里一片狼藉，船只在风浪里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有些倾倒海中，有些桅断帆破。他母亲披头散发 ，紧紧地抱着一根残橹，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嘶声哭号；而不远处的海面上，他熟悉的那只艇仔正被大浪抛上荡下……

　　 台风来时，霍英东两个兄长正在船上干活，因一时来不及避风躲浪而随翻侧的小船掉落海里；他母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被风浪吞噬。而霍英东，幸好当时不在船上，逃过了这场劫难。当别人把霍英东的母亲扶起来时，她早已昏迷过去，不省人事。霍英东不知如何是好，他拉着母亲的手，也禁不住失声痛哭。

　　 霍英东的父亲霍耀容原先身患淋巴癌，久治不愈，颈部溃烂。经不起失子的沉重打击，霍耀容的身体越来越差，以致卧病不起。据霍英东回忆：“家里很穷，没钱医治，只能买些草药服用。我母亲听人讲田螺能把颈部的浓血化掉，就买来田螺，用布包着敷在父亲的颈脖上，但这种方法并不见效，父亲的病一天天恶化。其实，患这种病当时怎能有得救?也就是我两个哥哥遇难后几个月，我父亲就停止了呼吸。当时，我的一位堂叔见到我父亲断了气，急得连忙拍打父亲的背部，以为这样可以使父亲苏醒过来，但都是枉然的。”

　　 当时，家里没有钱，霍家不能好好安葬父亲，只能草草地把父亲埋葬在青衣岛的一块荒坡上。

　　 那一年，霍英东才7岁。丧兄失父，他除了像大人一样伤心哭啼之外，根本不知道这将会给霍家、给母亲、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当时，有不少人都说，霍家将会彻底垮下去，再也没有希望了。霍英东那时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和一个5岁的妹妹，他母亲一个妇人是很难撑起这个家的。当霍英东在事过多年之后，向我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无限唏嘘：“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会那么绝?死了两个哥哥，又死了父亲……”

　　 霍英东出人头地之后，越发怀念他的父亲。他常想：若父亲健在那有多好，我可以让他与母亲一样享享清福!很多年后，有人给霍英东送来一张已经残旧、发黄的照片，是香港帆船体育协会的一张会员合照，霍耀容也在这张合照中。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但还是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霍耀容棱骨分明的轮廓和清瘦的面容。霍英东视这张照片为至宝，他叫人把照片放大，制作多张珍藏。

　　我曾经问他，对父亲还有什么印象?霍一时说不上，沉吟一会儿，才如数家珍般忆道：“我父亲，没读过书，连照片都没有一张，后来别人送来的那一张，就是我父亲惟一的一张照片，且还是合照。当时我觉得好奇怪，怎会找到这样一张相?他是水上人家，平时不大理我们的。我记得，我和他很少讲话，他也没有带我们去玩过。父亲喜欢划龙船，另外还经常跟一些水上人玩纸牌。我们家的小艇多数是泊在筲箕湾和香港仔……”

　　 之后，有一次，霍英东又无意中谈起他的父亲：“最穷时，我父亲都送我上“卜卜斋”(私塾)读书。我记得，‘卜卜斋’就在我家隔离，第一天，还是父亲背着我去求学的，那天

　　的拜师仪式极为隆重，父亲用一把葱和几块棋子拜师，以喻聪明。我在‘卜卜斋’读的是四

　　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一下子就学了几千个字，‘人之初，性本善’等一些

第二章 丧兄失父 霍家弃舟登陆(2)

　　中国传统文化，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思想，很深入……”

　　 霍耀容病逝后，霍英东的母亲，那个普普通通的水上妇女，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活下去。她当时只是想，不能让3个孩子再重蹈两个大儿子的覆辙。于是，她决定结束水上生涯。在安葬丈夫之后不久，她就弃舟登岸，把3个孩子带到陆上。霍英东7年的水上生活也由此结束，另一段生活旅程便由此开始。

　　家住湾仔石水渠街

　　 霍英东的母亲姓刘，人称“刘三”、“阿三”，也有人称“霍四婶”。她强忍丧子失夫的悲痛，带着3个孩子，在港岛的街道上流浪。没有了船，就等于没有了家。除了随身带着的那些不值几个钱的生活用品外，他们一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如何找到一个栖身之处?刘氏带着3个孩子到处游来荡去……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经熟人介绍，霍家4人搬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一间房子里。那时的湾仔石水渠街，可以说是香港的贫民窟。霍家住进的那间房子，面积大约只有20平方米，但住着50多人。房子破旧不堪，几张三层高的碌架床把房子挤得满满的；碌架床之间的空隙处，就摆了一些帆布床。

　　 1995年8月底的一天傍晚，霍英东兴致一来，主动提起要到石水渠街看一看。石水渠街只是一条100米左右的斜街，旁边是皇后大道东，街名仍然未变。街上都是一些低矮的旧楼。我们下车，走在街上，霍英东带我们参观。他指着眼前一幢五层高的旧楼房说：“就是这间，现在用油漆粉刷过了……”

　　 霍英东兴致勃勃，领着我上楼，楼梯是木板结构的，他用脚踩踏梯板，楼梯吱吱作响。霍英东说：“木板换过了，这种木板楼梯，一有火灾就惨了。”

　　 霍英东回忆说：“我那时睡的是床板。有些时候，放床板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我就只好拿着床板，铺在骑楼的花盆架处，凑合着过一晚。房间黑暗、潮湿、闷热、腐臭，不通风

　　不透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肺痨病威胁着每一个住客。与我相识、相熟的一个姓梁的住户，

　　就因此患了肺病，最后无钱医治而死去。”

　　 站在石水渠街与皇后大道的交汇处，霍英东回忆道：“我记得，皇后大道以下的那些地方，以前是海，是后来填海建起来的。在石水渠街旁边，当时有一间邮电局，有一块斜坡，我小时候喜欢从斜坡上滑下去，结果裤裆磨破了一个洞，我妈妈还为此打了我一顿……”

　　 循着霍英东的回忆，我们一起探寻他所说的地方，发现那间邮电局和那块斜坡依然存在。

　　 在这石水渠街，霍英东一家人住了五六年。

　　就读免费小学

　　 母亲刘氏虽然目不识丁，但深明大义，知道孩子只有知书达礼，才能出人头地，过上好的生活。所以，在霍英东接受过“卜卜斋”的启蒙教育后，母亲刘氏又送霍英东到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霍英东笑着对我说：“帆船同业义学是一间专为水上人家办的小学，入学是免费的。学校不是设在陆地上，而是设在船上，也就是说是一所流动的船上小学。由于是流动的，所以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我按时上学去，谁知却找不到那艘船，也不知船漂到哪里去了。”

　　 两年之后，霍英东又转到敦梅小学就读。敦梅小学位于湾仔洛克街，入学是要收费的，但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主要是照顾水上人家的孩子。虽则如此，这个免费班只招收30人，入学是要考试的。学生要做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写了一篇短文交上去。结果在被录取的名单中，霍英东排在第一位。霍英东在敦梅小学读了3年。那3年，是霍英东较为快乐的日子，因为既可以和一大群小朋友一起读书、学习，又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霍英东读书用功，所以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敦梅小学就读期间，霍英东迷上了体育运动，他最为喜爱的一种运动就是打球。

　　 50年之后，霍英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那段在敦梅小学期间喜爱打球的往事：

　　 “……我跟小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在住处附近，横街也好，公厕旁边也好，只要有二三十英尺阔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球场’。这样的‘球场’也很罕有，下课钟声一响，就要飞跑出去，先到先得，霸占地方踢足球。所谓足球，当然也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一种，只是简单的‘橡皮波’。”

第三章成绩优异 就读皇仁书院(1)

　　走投无路之际，霍家遇到一位贵人相助。

　　13岁时，霍英东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孙中山、廖仲恺、何东、利希慎、何鸿燊等许多中国政坛巨人和港澳商界名流，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

　　遇上大恩人林子丰

　　 话说霍母刘氏，虽然已经带3个孩子弃舟上岸，在岸上有了个栖身处，但要养活3个孩子很不容易。刘氏原本不想再经营驳运，所以把3个孩子安顿好之后，她就借钱买了一部衣车，打算替别人缝衣补衫，赚点小钱糊口。但石水渠街上住的都是一些穷苦人家，很少做新衣的，所以光顾的人很少，没几个钱可挣。刘氏向来在海上帮助丈夫从事货运生意，除此之外，其它活计她从未做过，她于是决定重操旧业，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

　　 但想归想，一个孤儿寡母人家，既没有自己的货船，又没有钱租得起船，凭什么经营驳运生意?就在刘氏走投无路之际，霍家遇上了香港商界、教育界的名流--林子丰先生。

　　 林子丰原籍广东揭阳县，青年时在厦门和北京求学，1915年来香港。几年后与友人创办公司，经销越南煤炭。1924年，又与友人合资办嘉华储蓄银行(现嘉华银行的前身)。那时的林子丰，虽然只有30岁左右，但在香港商界已颇负盛名。富甲一方的林子丰，积极兴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香港培正中学、浸会书院、浸会医院等机构，并曾出任香港多个慈善团体的主席。

　　 那时，林子丰正从事煤炭的贸易生意，每隔几天就有一艘大货轮从外国运煤炭到香港来。林子丰起初同情霍家孤儿寡母处境，就安排刘氏把大货轮上的煤炭，驳运到岸上。驳运其实就是转运，就是与停在外海的大货轮接洽，用小舢舨把货物分批运到岸上去。刘氏没有船，她只是个中间商，也就是从林子丰那里把生意接下来后，分派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

　　 林子丰是经营煤炭的大商家，每次运煤的货轮一来，就有五六千吨煤炭要找舢舨驳运上岸。当时搬运煤炭与现在不同，现在用机器，以前却全用人工，每次都有几百人，把煤炭一担担从舢舨上搬运到岸上。霍母刘氏每次都得组织水上苦力和舢舨客，为林子丰搬运煤炭。

　　 林子丰非常关照刘氏，但这驳运生意的中间商也不好当。有时遇上台风，驳船不能出外海，刘氏只能望海兴叹；有时煤炭运来太多，驳船一时应付不过来，舢舨客就会乘机抬价。因为货主林子丰给的佣金是固定的，所以舢舨客一提高运费，刘氏不但没钱赚，有时还会倒贴钱出来。但刘氏讲信用，每次都能安排足够人手和舢舨，及时把煤炭驳运上岸。

　　 日子长了，林子丰看出刘氏讲信用、讲义气，工作可靠，对她更为关照，源源不断把自己经营的货物交由她安排驳运。

　　 据霍英东回忆：“由于做驳运，时常风里来浪里去，安全没有保障，所以，我妈妈经常到附近的天后庙烧香，祈求神灵保佑。”

　　 而那时的霍英东，课余时经常帮母亲的忙。每隔几天，他就拿着母亲给他的驳运账单，到林子丰的公司去收钱，然后分发给各搬运工和舢舨客。

　　 林子丰帮霍家度过了生活的难关，刘氏因此对林子丰感恩不尽。她时常对3个孩子说：“你们要记住林子丰，他是我们霍家的大恩人!”

　　 二三十年之后，霍英东成了香江富豪，霍母刘氏曾买了一条游艇，供别人借用。一次，为答谢林子丰当年的恩情，刘氏曾特意邀请林子丰坐自己的游艇出海游玩，并准备了昂贵的鱼翅和烧金猪招待他。

　　 1989年底，林子丰逝世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华裔省督林思齐，首次以省督身份访问香港。林思齐和霍英东是老朋友，为了接待林思齐，霍英东推迟了自己的欧洲之行。在招待林思齐的大型宴会上，霍英东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致欢迎词。谁都没有想到，霍英东竟在致词时提起半个多世纪前，林思齐先父林子丰帮助霍家的陈年往事，并口口声声说林家乃霍家的大恩人，句句动情，令林思齐极受感染，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眼泪。

　　 却说由于得到林子丰先生的帮忙，霍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霍英东入读敦梅小学，不久，霍家就离开石水渠街那挤迫、破旧的房子，在湾仔谢菲道租了一层楼房，前厅作为船馆，供水上苦力和舢舨客在那里玩牌下棋，等候大货船抵港；后厅用作居所。至此，霍家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稳的落脚点。

　　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霍英东和他的母亲都曾公开说林子丰是霍家的大恩人，但有几次，在谈论其它问题时，霍英东却莫名其妙地说：“讲起林子丰都不是什么大恩人，可能我老妈子觉得是一件好大的事，他只不过给一些煤炭，让我们帮他找船客……”

　　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就纳闷：“到底霍英东和林思齐之间出了什么事，怎么他对林子丰的态度有了改变?”

　　在皇仁书院的日子里

　　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从敦梅小学考进香港一所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这所书院是英文书院，用英语教学，其编制很特别：进校时由第八班开始，逐步升班，升到第二班，中学教育就结束。霍英东考进第八班A，即成绩最好的一班，入校号数是19737。

第三章成绩优异 就读皇仁书院(2)

　　 皇仁书院创立于1862年，最初名叫中央书院，俗称“大书院”，是香港第一间官立学

　　校，其地位近乎英美的初级大学，校址在今日中环歌赋街、荷里活道。直到1889年，因学生人数增加，校址迁到鸭巴甸街，并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不久又易名为皇仁书院且一直沿用此名至今。皇仁书院以招收华籍学生为主，但也招收一些欧美及亚洲各国的学生。孙中山先生曾以“孙帝象”之名注册，于1884年进入皇仁就读两年肄业。此外，国民党元老廖仲恺、民初总理唐绍仪、财长陈锦涛、外长伍庭芳，以及何启爵士、何东爵士、利希慎、刘铸伯等一大批香港名流俊彦也曾在皇仁就读。

　　 “赌王”何鸿燊也在皇仁读书，但他是1933年入学的，比霍英东早3年。这两位皇仁同学后来结为朋友，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携手进军澳门赌坛，独霸澳门赌业，成为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这是后话了。

　　 皇仁是收取学费的，每个学生每月得交学杂费5元。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5元钱不算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当时霍家的生活相对以往来讲是安稳了许多，但还算是较为清贫的，故每月为霍英东支付5元学费，对于霍母刘氏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刘氏说过，勒紧腰带也要供霍英东读书。

　　 每天，刘氏都给霍英东一毫钱，让他用来搭电车和吃午饭。但霍英东自小知悭识俭，为了节省每天来回的6分钱电车费，他每天早上提前动身，背着书包由湾仔经玛利兵房、兵头公园步行半个小时至鸭巴甸街的皇仁上学；下午放学后，又沿着上学的路步行回家。中午，他就花4分钱到学校旁边的为食街(士丹利街)或小食店“三十间”吃糯米饭和大松糕。课间休息的时候，俊记的店员还在学校大门的铁栏处向学生兜售雪糕和面包，但霍英东总是舍不得掏钱去买。

　　 霍英东是个懂事的乖孩子。除了省吃俭用、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外，很多时候，下午一放学，他就赶着回家，帮母亲记驳运生意的账目，或外出送发票，分派运费给舢舨客。闲时，他就躲在家里那间窄小、昏暗、潮湿的厨房里做功课。由于家境贫困、营养不良，加之居住环境恶劣，那时，霍英东的身体很孱弱。他知道身体一垮下去，就应付不了繁重的学业，所以他总是强迫自己要坚持运动，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

　　 皇仁不同于敦梅，校内有一块空地，可以供学生打排球、篮球，或者踢足球。但是入读皇仁的最初两三年，霍英东极少有机会在这个大球场上打球，因为这个场地多由高年班同学占用；一旦低班生侵犯高年班的场地，球儿会被人踢到邻校——庇理罗士女校那边去。

　　 那时，霍英东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踢足球。据霍英东回忆，课间休息或放学之后，他经常和同班同学跑到校门口的一块三角空地上踢球；有时三角空地被其他班的同学先占了，他们就干脆到学校厕所前面的走廊处，把橡皮球踢来踢去。

　　 皇仁向来重视体育运动，班与班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时常有一些体育比赛；另外还时常组织校队到外面与其它校队比赛。霍英东曾一度代表校队打排球，他打的位置是三排中。

　　 皇仁的学生生涯，无疑是霍英东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段生活记忆。当霍英东离开皇仁

　　48年之后，重返皇仁参加母校创校125周年纪念庆典的时候，他饶有情趣地向各界来宾和各届校友回忆道：“在校时候，同学们最喜欢的有两件事：一是下大雨，一是足球练习比赛。大雨淋湿了衣服，学校会突然宣布放假一天，每逢下雨，同学们就将衣服弄湿，要求放假；足球练习比赛，规定到铜锣湾球场举行，同学们个个兴致勃勃，奔驰于球场之中，玩到精疲力竭，还舍不得收队离开。”

　　 霍英东好玩，但也很好学，所以在皇仁的几年间，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第一。有一次在

　　班里考了个第三，他还因此伤心得哭了一场。

　　被英国小说吸引

　　 皇仁是用英文教学的学校，在那种环境下，英国作家的经典小说自然是不少学生的必读作品。霍英东也一样，他那时所能阅读到的，大多也是英国作家的原版英文小说。

　　 一天，在学校图书馆，霍英东无意间翻到英国作家笛福写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于是就捧着站在书架旁翻阅起来。这部小说描写水手鲁滨逊，在他的船只蒙难后，漂落到一个杳无人烟的海岛上，他顽强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最后在岛上开辟出自己的乐园……虽然霍英东自小在海上长大、生活，但书中描写的海岛生活和历险经过，于他而言还是那么的新奇，那么的富有吸引力。

　　 不久，霍英东又读到另一部同样的描写海上历险故事的英国小说《金银岛》。这部由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生所著的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吉姆的男孩子参加探险，去寻找埋藏在一个遥远海岛上的财宝，经过无数次的险遇，吉姆终于到达了荒岛……

　　 吉姆是一个青春少年，而霍英东当时也正处豆蔻年华，所以吉姆的形象更容易被霍英东接受；而吉姆探险、寻宝的曲折离奇、险象环生的经历，也自然地比鲁滨逊的漂流故事，对霍英东更有吸引力。

第三章成绩优异 就读皇仁书院(3)

　　 也许因为霍英东自小在海上长大，对那些描写海上生活的小说自然甚有兴趣，所以《金银岛》和《鲁滨逊漂流记》这两部英国小说，是早年霍英东所读到的各类文字中，给他的印

　　象最为深刻的。

　　 对于水上人家的孩子来说，在海上搏击风浪，最后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霍英东也一样，从鲁滨逊和吉姆的传奇、惊险经历中，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慰藉，他似乎找到了某些寄托……

　　 但是，当时的霍英东，怎么也想不到，约在10年之后，他竟也像他少年时崇拜的英雄那样，在海上历险，甚至在一个荒芜的海岛上，熬过了整整半年的地狱般的非人生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 在皇仁，霍英东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令他一辈子受益无穷。正是为了报答皇仁的培育之恩，霍英东长期以来都非常关心和支持皇仁的发展。1973年他捐献一笔款项为皇仁建造一间霍英东图书馆；1974年，又捐资兴建皇仁旧生会会所。他是皇仁旧生会永远名誉会长，平时不论事务多么繁忙，但皇仁的活动，他一定拨冗参加。1987年4月，他曾和老同学、老朋友、老搭档何鸿燊博士一起，为“皇仁校史新编图片展览”主持剪彩。1992年，他曾接见皇仁中学八位会考获得九优的学生。

　　日军攻城 从此辍学

　　 却说霍英东在皇仁就读，一晃就是5年半。1941年，霍英东升到三年班(相当于现在的中六)。那年年底，他正忙于应付期末考试，以进入大学预科。那时，由于在“南进”过程中不断取胜的日军正日渐逼近香港，港府于是颁发了战时紧急法令，市面气氛日趋紧张，大批香港人纷纷逃亡外地。相对来讲，皇仁等一些校园里还算宁静，一切教学活动仍然如常进行。

　　 12月8日那天，大清早，霍英东就起床。上一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霍英东是知道的，但他顾不上这些，因为他当时正在承受着考试的压力。正好那天学校考试，为了争取多些时间温习功课，他一反常规，没有步行上学，而是掏出3分钱，准备坐电车。他在电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从九龙方向传来一阵阵爆炸的声音，原来是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保卫战正式打响。警报声响遍了全城，城内一片混乱。皇仁校方临时通知学生，停止上课和考试。正如霍英东自己说的，“可能因为平日功课太繁重，考试带来更大压力，当知道不用上课，居然开心了好一阵”。但多年之后，他感慨地说，“为了这一阵子开心，现在想来还有点悔意，因为由那一刻开始，我就永远离开了学校……”

　　 日军进城，香港开始了3年零8个月的沦陷日子；而皇仁书院亦在劫难逃，校长奥干拿

　　与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等人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校舍被日军占用，课室改为马房，书桌做

　　了马槽。而霍英东也在日军的铁蹄统治下，开始走向社会……

第四章打工艰难 屡被老板解雇(1)

　　日军侵占香港，霍家的生活再次陷入危机中。18岁的霍英东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轮船上做火夫，在太古船坞做打铁工，在启德机场做苦力……跟开车师傅做学徒，偷学开车，遭日本人毒打。

　　第一份职业——铲煤工

　　 霍母刘氏从事煤炭驳运经营，赚取微薄的佣金；由于勤俭省用，几年下来，倒也积攒了一些钱。于是，刘氏与别人合伙，购置了一艘名为兴和的小火轮，用于驳运货物。

　　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在香港实行铁蹄统治。煤炭贸易不能如常进行，霍家的收入也大受影响。不仅如此，霍家的兴和小火轮还被日军强行征用了，霍家的生活又面临新的危机。有一段时间，霍英东还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街上摆卖，以换几个钱维持生计。

　　 那时，霍英东已经18岁，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在已没有机会继续上学的情况下，在家贫如洗的处境下，他不得不考虑：要尽快找一份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

　　 不久，霍英东找到了一份工作，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霍英东负责铲煤烧火。铲煤工，就是霍英东的第一份职业。轮船的火炉在船舱底部，炉口不断喷吐着火苗，站在那里，又热又闷。霍英东抡着铁铲，站在炉口，把原煤一铲一铲地投进炉膛里。在这摄氏40多度以上高温的环境下干活，霍英东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满头、满脸、满身大汗，衣服全都湿透了。铲煤这种单一重复的机械动作，虽是一种体力活，但光有体力不行，还得掌握好技巧和节奏：铲里的煤炭抛进灶膛太急，会压着火势，甚至会令火舌熄灭；而抛得太慢，却又会使火炉失去火力，火势接不上。

　　 霍英东虽是穷人家的孩子，自小吃苦耐劳，但也极少干重体力活，加之他当时身体孱弱，所以铲煤这份工作，他干得非常吃力。每天从早到晚，站在火炉口，被热气煎熬着，灼热难耐，又苦又累。这时，他咬咬牙，就熬过去了。晚上放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腰酸骨痛，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

　　 铲煤烧火虽然苦不堪言，但霍英东还是想干下去，因为他这份工的薪金虽低，但也能帮补家里。谁知，老板对他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在裁员时就趁机把霍英东给解雇了。

　　启德机场当苦力

　　 被老板解雇了，一时又找不到工作，霍英东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游荡荡了几天。一天，他听说太古船坞需要苦力，于是便花了10元日本军票，托人介绍他到太古船坞干活。太古船坞是英资太古集团属下的资产。太古集团是英国的约翰·施怀雅家族，于19世纪中

　　叶创立的，至今仍然是香港最大的洋行之一。1911年，太古集团以每英尺3仙的价格，向香港政府购入52英亩的荒地，然后历经8年的开发建设，终在这荒地上建成太古船坞。除维修太古集团属下的船只外，太古船坞也为客户制造新船。1941年，盟军在日军入侵香港前毁坏了太古船坞的一些设施和船只；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就整修船坞和船只，以备自用。

　　 霍英东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太古船坞干活的。初进船坞，霍英东干的是打铁工。别人用铁钳把铆钉钳住，他就抡起大铁锤，使劲地往铆钉上打，稍不小心，就会打到别人手上。这种打铁工，既要求出尽力气，又要求铁锤打准铆钉，极不容易。霍英东担心自己干不好，只干了几天，就托人介绍他进船坞的风炮铆钉处干活。他认为风炮工比铁锤工容易干一些，谁知，当他第一次抡起叭叭作响的风炮时，双手就被震得不停发抖，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他知道自己干不来这种重活，所以识趣地自动离开太古船坞，另谋生计。

　　 不久，日军公开征集大量劳工，扩建启德机场。启德机场是香港大律师何启和商人区德于1924年投资兴建的。1941年底，日军入侵香港，启德机场首当其冲，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日军进占香港后，就决定大规模清拆九龙城寨和宋王台，扩建启德机场。经在机场做事的朋友介绍，霍英东进了机场当苦力。

　　 霍英东回忆说：“我记得，在启德机场打工，每天工钱是7毫半。当时粮食奇缺，机场每天给每人配给6两米，但须从工钱中扣去两毫，故每天工钱实得5毫半。机场在九龙半岛，我家住在港岛湾仔，从湾仔到九龙须坐轮渡过海，每趟一毫钱，来回两毫钱，那是怎么也省不得的开销；至于其它陆上路段，我就步行。每天花在步行上的时间，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

　　 说到这里，霍英东感慨地说：“7毫半钱一日，我想全世界都没那么低的工资，扣掉粮钱和过海轮渡的钱，只得3毫半，但这3毫半钱其实也不够我乘坐来回家里和码头的巴士，所以我只好行路……。”

　　 每天上午到机场，霍英东会先拾些树枝生火，煮些稀粥填肚子，接着就出卖体力，在日军的监视下干活，丝毫不能偷懒懈怠，否则就得受日兵的枪托、皮鞭、木棍抽打之苦。中午吃饭时间，霍英东肚子辘辘作响，他就随便买点松糕充饥。按照自己的饭量，他是要吃上七八块松糕的，但为了省钱，霍英东每餐只是花一毫钱买两块松糕。到了傍晚时分，放工了，已经筋疲力尽的霍英东，还得步行回家。他自己回忆道：

第四章打工艰难 屡被老板解雇(2)

　　 “那时，早上上班精力还好些，晚上放工回家，就惨了。我每走一步，就数一步，步履蹒跚，几乎走不动，迈不开双腿。我老是想着不知还要数多少步才能回到家……”

　　 终于回到家里了，真想好好吃一餐，但那时配给的口粮根本不足以糊口。所以，很多时候，家里常常煮一些木薯粉、番薯藤，让霍英东填饱辘辘饥肠。营养严重缺乏，霍英东的身体变得更加孱弱不堪。

　　 虽然身体虚弱不堪，但苦力活还得天天干。一天，他要搬一个大油桶，双手使劲地抱起来，谁知因为气力不足，油桶从半空中掉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一只手上，结果一个手指被压破了。

　　 说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感慨地说：“那时候，很艰苦，吃不饱，但从来不怨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

　　 我说：“其实可以比较，与周围的人比较……”

　　 “个个都这样辛苦，好像我住的那间屋子里，住了50多人，个个都是这样。”霍道。

　　 “香港那么大，那么多人，可以相互比较一下……”

　　 霍英东百般无奈地说：“那些，我们就不敢奢望了!”

　　偷学开汽车被毒打

　　 霍英东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着，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呆想，他不知道苦难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

　　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收到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信，那是他的妹妹从广西寄来的。他妹妹在中学读书时是个思想进步的学生，曾参加校外歌咏队，宣传抗日救亡。

　　 对于这段往事，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有一次，在谈论其它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妹妹当时参加抗日救亡歌咏队，受她的影响，有些歌，比如什么《保卫中华》、《松花江上》，我都会唱的。”

　　 在歌咏队，霍英东的妹妹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年青人，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并双双离开香港奔赴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妹妹在广西宜山法院当秘书，妹夫在一家学校教英语。妹妹在信中说，霍英东可以也来广西宜山，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生活较为稳定。霍英东读完妹妹的信，心中涌起一股希望。香港已经沦陷，生活艰难，这时能在内地谋得一个安稳的职业，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连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希望把母亲也带到广西去，一家人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一经了解，方知从香港到广西去，得步行二三十天，他母亲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的。霍英东是孝顺子，他舍不得丢下母亲，所以就放弃北上的念头，陪着母亲继续在香港谋生。

　　 在社会上干了一年多的苦力后，霍英东体会到，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学一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天天卖苦力了。但学什么好呢?机场扩建工程的一名主管是中国人，他见霍英东身体孱弱，手指又被油桶压破了，出于好心，就主动劝霍英东转换一下工种，不要再干苦力。霍英东大喜，趁机提出想学开汽车，这位主管二话不说就应允了，并随即安排一个师傅教他。

　　 霍英东当晚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也为他高兴了一场。可是，事不如人愿，那位师傅不愿意教他，每天总差使霍英东干一些杂务，而从不教他开汽车的技术。有时师傅在操作，为徒的霍英东就在一旁“偷师”，但师傅一旦察觉到，就借故支开他，叫他干别的杂务。

　　 那时，师傅经常叫他干的活是拆汽车上的电池。这是一件又苦又累又脏的差事，提着硫酸桶，像一只猫那样趴在车底下东拆西弄，油渍沾满衣服和双手。回到家里，母亲叫他洗手

　　、洗脚、洗脸、洗衣服，但他总是懒得洗，反正第二天又要拆电池，又要沾满油渍，洗了也

　　是白洗。只有到了星期天不用上班，霍英东才把又脏又臭的衣服脱下来，让母亲用一种土方

　　中草药水“茶仔头”熬洗，并且痛痛快快洗个澡。也就是说，只有星期天，霍英东才是一个

　　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的人。

　　 跟了师傅两三个月，还没有握过驾驶盘，霍英东的手总是痒痒的。一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开着一辆货车停在机场上。那时，霍英东正在旁边洗车，无意中看到那货车的车匙挂在车门上。他学车心切，也顾不上别的，就爬上驾驶室，胡乱拨弄了一番，汽车启动了。霍英东当时根本还不懂开车技术，汽车一启动，他心里就非常慌张，双手也不知道如何操作；情急中，货车直冲向前面的另一部汽车上，两车相撞，一时惊动了机场上的人。那个日本人跑过来，揪住霍英东，问也不问一句，就挥动拳头，把霍英东毒打一顿。

　　因这事，霍英东被机场辞退了，学开汽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他心里非常沮丧!

　　 前路茫茫，霍英东彷徨于人生之旅途，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第五章 杂货店 第一次当老板(1)

　　霍英东进太古糖厂化验室工作，竟成为爆炸事件的“主犯”。又到一间粮油仓库“打哩”，常遭拳脚相加。终于，他醒悟到自己不适合给别人打工，应该自己创业当老板。于是，发动亲戚朋友凑钱，开了一间杂货店。店虽小，经营起来却颇有心计。

　　试验室爆炸事件的“主犯”

　　 就在霍英东为生活迷惘、发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到太古糖厂的化验室工作。对这份工作，霍英东本来并不十分感兴趣，只是因为生活所迫，对工作没有选择的余地，才不得不去做。事实上，他也不适合于化验室的工作，他以往都是干一些粗重的活儿，笨手拙脚的，常常无意间把实验室的玻璃器皿打烂。这还不算什么，有一次，因为他不懂化学知识而又胡乱搞试验，差点搞出人命案来。

　　 一天，霍英东和另一名职员在化验室无所事事，突然间心血来潮，擅自搞一些试验。两人尝试用硫酸制造氢气，制造过程中，突然间轰隆一响，震天撼地……

　　 他们两人都被吓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定神一看，只见试验室已被炸得稀巴烂，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已被炸成碎片，洒了满地；而他两人的脸上也被玻璃碎片划出血痕。

　　 太古糖厂的人听到轰隆一响，以为是炸弹爆炸，连忙赶来。一查，原来是两个小家伙搞的鬼。

　　 曾经多次遭老板辞退的霍英东，又一次被太古糖厂赶走，又再失业。

　　 大约过了半个月，霍英东又找到一份工作，到西环一间粮油仓库“打哩”。所谓“打哩”，就是给大米过磅。这虽然不是粗重的体力活儿，但也不容易干，几十个粗壮的苦力肩上扛着50多公斤重的米袋，站在外头排队等候过磅；霍英东有时手脚慢一些，误了一些时间，让苦力们久等在外。这时，苦力们就火气大发，粗言烂语怒斥他，有的人还欺负他个子孱弱而拳脚相加。

　　 受不了苦力的欺负，干不了多久，霍英东就离开西环粮油仓库。

　　“太年青娶妻做老窦”

　　 香港沦陷之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霍英东前前后后干过六七种工作，每次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老板解雇或自动辞工。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于帮老板打工，但要自己创业当老板又谈何容易?

　　 后来，在母亲刘氏的鼓动和游说下，有10多个亲戚朋友，凑了一些本钱开杂货店。霍母把家里惟一一件值钱的东西--金首饰典当给人家，换回一些钱，与那些亲戚朋友合伙。

　　大约是1943年中，一间名为“有如”的杂货店在湾仔坚拿道西鹅颈桥开张了。这间杂货店，原本取名为“有和”，意为大家合伙做生意“友友和和”，但登记办证时，字写得太潦草，被办证人员误为有如。大家觉得有如两字读起来好听，也容易记，且意义也不错，“有如”按粤语音就是“有余”的谐音，做生意人当然希望“年年有余”，于是大家将错就错，开张时个个大呼“年年有如”、“月月有余”、“天天有余”……

　　 “有如”虽然是大伙合资经营的，但实际上别人是出钱，具体出力管理的主要是霍英东一个人。“有如”虽然规模小，但毕竟是霍英东一手一脚搞起来的，它是霍英东艰苦创业的第一步，它让两年来一直在外面打工受苦受气的霍英东初尝当“小老板”的滋味。

　　 霍英东初当“小老板”的那一年，已经19岁。霍英东是霍家惟一的男丁，到了那个年龄，母亲刘氏不能不为霍家香火不断、后继有人这个大问题作打算，于是，她第一次向霍英东提起他的婚娶问题。

　　 霍英东是个懂事的孩子，他知道自父亲病亡后，母亲一个人撑着霍家，含辛茹苦把3个孩子抚养成人，极不容易，所以从不逆母亲的意、伤母亲的心，对母亲的话，总是百分之百地依从。这次谈婚论娶也一样，在母亲的一手安排下，霍英东百依百顺地跟一个名叫吕燕妮的女子草草结了婚。据说，吕燕妮就和霍家对门而居。

　　 吕燕妮，就是霍英东的第一任太太。

　　 婚后第二年，即1944年，吕燕妮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霍丽萍，霍英东也就荣升为父。

　　 “……19岁结婚，是早了点。那时，我是太年青娶妻做老窦(粤语‘爸爸’之意)。”

　　“有如”杂货店的小老板

　　 婚是结了，霍英东当时却顾不上陪老婆，他的心思全都放在刚开张不久的有如杂货店上。“有如”做的是小本薄利的生意，经营的货品主要有咸鱼、咸菜、腐竹、粉丝、发菜、蚝豉、蒜头……都是家庭每日所用的食品。香港沦陷时期，食品奇缺，所以这类的杂货店生意都不错。

　　 每天清晨6点钟，霍英东就开店门做生意。那时的店铺一般是用大木板闸门的，门板厚重，每块约有百来斤，身子瘦弱的霍英东就一块一块地将门板搬托出去。

　　 店门一开，附近的居民陆续前来买东西。有时一下子涌来太多顾客，霍英东就叫其他店员到路边招呼他们，想办法把他们兜揽住，不让他们跑到别的杂货店去。霍英东天生是做生意的人才，他的营商本事在“有如”开始表露出来。在店里，他俨然是个小商人的模样。顾客一进店，霍英东就热情招呼。因为是杂货店，卖的都是小货品，所以顾客一般都买很多种。霍英东掌秤的功夫一流，他拿着秤，手势很快，每次总能把秤尾向上翘起，看得顾客个个满意；他的算术也好，心算又快又准，算完还要歌咏般读出来。

第五章 杂货店 第一次当老板(2)

　　 对于这段创业初期的往事，霍英东曾经津津有味地回忆说：“……‘有如’繁忙时，我时常要面对十几二十个顾客，这就要面面俱圆，方方照应。经营杂货店，一定要懂得揣摩和顺应顾客的心理，比如顾客来买一斤片糖，你先称14两，然后再加一块，口里还一面说，大婶，不够么?再加一块!其实加了两块之后才够16两，就是整整一斤。但顾客却很高兴，对我有一种信任感。还有，开店须有敏捷的头脑，一定要把顾客买货的钱迅速算出来，慢了就会影响生意。”

　　 每天，霍英东就是这样，周旋在形形色色的顾客中间。晚上10点钟，“有如”关门，伙计放工走了，但辛苦了一整天的霍英东却还不能回家。那时香港市面食品奇缺，很多食品供应紧张，所以“有如”除经销杂货外，还须自己调制一些食品，如油、料、甜醋、辣椒等等。每天关店后，霍英东就一个人躲在店里，拿来原料，自己调制食品，直到12点钟左右，才回家睡觉。

　　 经营“有如”，除了售货、调制食品，霍英东每隔几天还得亲自去办货。那时办货要到西环三角码头，从湾仔步行到西环，需一个小时左右。本来可以雇一辆小货车去运货的，但霍英东为节省起见，从不租车。他自己制造了一辆木头车，每次去办货，都是他和表弟李志明推着木头车去。木头车没装滚珠轴承，没有装货时拉动它已需耗大力气；装上货以后，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更是吃力。所以每次办货，对于霍英东来说，是一次非常艰苦和劳累的差事。

　　 干活辛苦劳累，吃也吃不好。据霍英东自己回忆：“……那时，吃顿饭也不得安宁，每天吃饭都是捧着碗站着吃，因为要随时招呼客人。只要有客人进来，就算只是买一块南乳，都放下饭碗去应酬。这还不算，伙计多，个个饭量都很大，所以总是吃不饱。记得那时，我盛饭时要讲技巧，第一碗装少些，快快吃完，到第二碗时就得装满，而且还得用饭勺压紧碗里的饭，这样就可以装多些。吃完第二碗饭，就再也没饭添了。其实，照我当时的饭量，再吃两三碗都可以。”

　　 经营杂货店，虽然辛苦劳累，但这毕竟是自己的生意，所以霍英东干得很起劲，从不怨苦叫累。也由于霍英东的精明经营和料理，“有如”的生意日渐兴隆。虽是薄利经营，但积少成多，故盈利倒也挺可观，霍家的生活状况也因此有所改善。

　　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香港市民的生活却更加艰苦。霍英东回忆说：“战争后期，粮食大量缺乏，很多人就活活被饿死。日本宪兵提着冲锋枪，天天到街上抓人，把抓到的人放逐到离岛上，让他们慢慢饿死，以此减轻粮食短缺对日军的压力。”

　　 霍英东庆幸自己劫难余生。守着“有如”，霍英东得以在艰难的沦陷岁月中生存下来；此外，经营“有如”，这也是霍英东日后叱咤商界风云的一次很好的磨炼。

第六章 小试牛刀 拍卖物资盈利(1)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凭100元参加战时剩余物资拍卖，出价1.8万元投标买下一批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做成一宗无本生意。

　　母亲和姐夫被日军关押

　　 “有如”，给霍英东带来了盈利，带来了营商的经历和体验；但是，它也曾经给霍家带来麻烦，使霍家几乎毁于一场灾难。

　　 “有如”有10多个合伙人，其中一个姓陈的股东在那段时间曾替日军搬运货物。一次，他起了贪心，在运货时偷了日军的一些物品。日本宪兵一查，得知是姓陈的干的，于是到处追捕他，但姓陈的闻风之后早已匿藏起来。

　　 一日，日本宪兵又到“有如”，要店里的人供出姓陈的躲在哪里。那天正好是清明节，霍母刘氏大清早就到“有如”，等待早已约好的大女婿一起到青衣岛扫墓。

　　 “知不知道姓陈的哪里去了?”给日兵当翻译的一个台湾人，用国语问霍英东。霍英东没遇过这种事，心里又惊又慌，不知如何说为好。他看看站在店里的母亲，又看看凶神恶煞的日兵，喃喃地答道：

　　 “他……平时这个时候都在香海茶楼饮茶的，说不定到那里能找到他。”

　　 这时，霍英东的姐夫来到店里，见到日兵在盘问霍英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神态也显得很慌张。日兵问这是什么人，霍英东答是准备一起去扫墓的亲戚。日兵把他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就喝令他们两人带路，去香海茶楼找姓陈的。

　　 站在旁边一直不作声的母亲刘氏不放心，就尾随一队人马同去。霍英东使劲地向母亲眨眼睛，暗示她不要跟着去，但母亲不理，仍然紧随其后。

　　 “这个女人是谁?”日兵觉得奇怪，责问霍英东。

　　 “长官，她是我妈妈。”霍英东怔怔地应答。

　　 “那好，让她跟我们一起走。”日兵说。

　　 不久，一行人走到香海茶楼，搜查一遍，见不到姓陈的在。日兵火了，二话不说，便强行把他们3个押到警厅。警厅里正在行刑，有人正被日兵打得遍体鳞伤，大声呼救。霍英东见状，胸口怦怦跳着，双脚也几乎被吓软了。他向日兵苦苦哀求：“长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哪，抓我们来也没有用的!”那个给日兵当翻译的台湾人，和日兵嘀咕了一阵，然后对霍英东说：“你可以出去，继续找姓陈的，至于他们两个，先扣在这里，等你把姓陈的找到，再放他们走。”

　　 没法了，霍英东只好先行出去。但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姓陈的?找不到人，不知道日兵会怎样对待母亲和姐夫?霍英东一筹莫展，忧心忡忡。后来，有人指点霍英东，找不到人不要紧，可以给日兵送礼的。霍英东于是把自己的一辆单车卖了，得到20多万军票。这招果然见效，钱送上去，被关了40多天的母亲和姐夫终于被放了出来。

　　 回到家里，一家人愤怒地把日本兵臭骂了一通，出了一口怨气。

　　买卖机器赚一笔钱

　　 1945年8月，在亚洲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日军，在盟军的夹击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日军的铁蹄下沦陷了3年零8个月的香港，也因此重见天日。

　　 谈起这段历史，霍英东回忆说：“战后，香港的房子很多已被炸烂，一些没有人住的房子也被人撬去木板，成个空架子，整个香港颓垣败瓦。港督杨慕琦从集中营出来，第一件事却是宣布停止使用军票，军票作废。你想，当时大家都穷，哪有港币在手?很多人，包括我们一家，生活没有着落，很彷徨……”

　　 此时的香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沉寂了多年的货物海上贸易再度频繁

　　霍母刘氏认为货运业大有可为，决定重操旧业，从事海上驳运经营。她和其他合伙人商量后，就把“有如”杂货店出让给别人，霍家分得7000元港币。刘氏用这些钱自置小货轮，再

　　度出没水上……

　　 结束“有如”之后没几天，霍英东就写信到老牌英资洋行——太古行求职当文员。太古行复信给霍英东，说已接纳他到太古洋行当文员，月薪300元。在当时来讲，月薪300元是较高的酬劳，且太古是大洋行，干得好也很有前途。正当霍英东准备到太古洋行上班时，母亲刘氏劝他放弃这个职位，在家里帮她打理驳运生意，管管帐。霍英东虽然已经成家立室，但仍然对母亲百依百顺，所以就听从母亲的意见和母亲一起重操驳运旧业。

　　 霍母刘氏讲义气、重信誉、人缘广，故驳运生意经营得不错，一家人的生活比较安稳。但当过一年多“小老板”的霍英东，当时已不满足于只帮母亲料理驳运生意。他相信己有经商的头脑，能赚大钱，所以在帮母亲理财管账之余，也时时寻找发达致富的机会。

　　 一天，霍英东在翻阅一些报刊资料时，无意中看到香港政府的宪报，上面刊登不少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原来，太平洋是二次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战后，在冲绳岛、菲律宾周围海域等地方，残留很多战时物资，如大船、登陆艇、炮弹壳、胶管、废铜烂铁等。有关方面就把这些物资运来香港，当作垃圾拍卖。霍英东脑袋一转，心想：“有不少物资是目前市面上需要的，一买一卖，也许能赚些钱。”

第六章 小试牛刀 拍卖物资盈利(2)

　　 他随即向外面打听有关情况，谁知有不少人都不知道政府拍卖物资的消息。原来港府的宪报全是英文，一般市民是绝不留意的，即使见过这份宪报的人，也不一定明白上面的内容。霍英东中学时读的是英文书院，英文基础不错，自然一看就明。“我看得懂宪报，这方面占了一些便宜，这次我可能发达了!”霍英东手里拿着宪报，心中暗暗自喜。

　　 从此，霍英东就时时留意宪报上的招标通告。一次，他看中40部轮船机器，这些机器略经修理，就可使用。参加投标，须付100元的费用。当时霍英东帮母亲管账，母亲只管他的衣食住行，是不给他薪酬的，所以他分文没有。

　　 那时，霍英东的妹妹已从内地返回香港。想来想去，最后他向妹妹借了100元参加投标，出价是1.8万元港币。几天后，港府通知霍英东，他中了标，要他准备1.8万元去取货。接到中标通知，霍英东又发愁了：这1.8万元去哪拿?他知道母亲向来管钱甚严，不可能将这一大笔钱让他拿去做买卖。

　　 但当时出货截止日期已近，且又想不出别的办法，霍英东只好硬着头皮去游说母亲。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通，要母亲借钱给他，但母亲却不愿借。

　　 霍英东不甘心，随即搭船过海，到九龙去找一位好朋友。他把此事说给朋友听，希望朋友帮他想办法做成这桩买卖。这位朋友一听，很感兴趣，就一起去仓库看机器。看了机器，这位朋友对霍英东说：“别到处找人借钱了，干脆4万元，把这些机器卖给我算了。”

　　 霍英东一听，喜不胜收，一口答应。他的朋友给他4万元，他把1.8万元付给政府，就把机器运到朋友处。这宗无本生意，霍英东净赚2.2万元。

　　 在那时，2.2万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当时，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月薪不过是一两百元。一下子就坐拥2.2万元，身无半文的霍英东一跃成为一个小财主。

　　 手里抓着这些钱，霍英东琢磨着怎样以钱生钱，去赚取更多的钱……

　　 当时，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主要在金钟海军船坞和中环毕打行举行。另外，一些私人公司也租用摩罗街和洗衣街，专营剩余物资的拍卖。自赚了2.2万元后，霍英东时常周旋于物资拍卖场，参加投标，从事物资买卖，并且不时有所斩获。他回忆说：“当时，除了用自己的钱做物资买卖外，我还偷偷用我妈妈的钱。因为那时我还帮她做事，负责收钱，收到钱后，先用来周转，买些艇仔、烂渔船。有一次，有5条船放在铜锣湾公开拍卖，下标时要预付7000元港币，而且要用支票。我们当时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哪有支票?我就请林子丰帮忙开了张7000元的支票去下标，谁知最后没中。若果中标就好了，那时很多人都用船运货到广州、梧州等地方，可以赚很多钱……”

　　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身穿一套黑料绸衣裤，活跃于货轮上、海岸边，以及往来于商肆和拍卖场之间。他帮母亲经营驳运生意，结识不少驳运客户，于是极力向他们兜售从拍卖场投得的渔船、艇仔，脱手较快。但剩余物资的拍卖毕竟是短期生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有了。

　　 霍英东尝过买卖物资的甜头，体会到从事贸易盈利高、赚钱快，是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

第七章 历尽艰辛 远赴南海荒岛(1)

　　霍英东一生的事业，很多时候是在海上演绎的。大海，真正成了他人生的舞台。为了寻宝，他曾经像他少年时期的偶像吉姆和鲁滨逊一样，在茫茫大海中漂流……

　　决定远赴东沙岛

　　 海上出生，海里长大，霍英东与海之间有很深远的渊源——这种渊源，于霍英东而言，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霍英东一生的事业，有很多时候是在海上演绎和展开的；大海，真真正正成了霍英东的人生舞台。

　　 在拍卖剩余物资，赚到一些钱后，霍英东曾经历种种磨难，到茫茫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寻宝”，在岛上过着地狱一样的苦不堪言、生死难卜的非人生活——这是霍英东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和最惊险的一段经历。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竟与他学生时代所津津乐道的鲁滨逊、吉姆的历险传奇，有几分相似。鲁滨逊、吉姆的故事是经过小说家虚构

　　、编撰的；而霍英东的历险记，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 在与霍英东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曾多次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他的“东沙历险记”，以下的故事，全是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

　　 那是1948年，霍英东已经25岁。他那时候在帮母亲刘氏打理驳运生意，偶尔也从事战时剩余物资的买卖。

　　 一天，霍英东听人说，澳门有一家公司正在到处收购“海人草”，每磅1美元。“海人草”又名“海仙草”，经加工提炼后可制成医治胃病的药品。霍英东当时对任何生意都有兴趣，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到处打听：哪里有大量的“海人草”出产?有人告诉他：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一带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繁殖。

　　 东沙岛?遥遥大海中的小岛?听人这么一说，霍英东的脑海中顿时翻腾起吉姆和鲁滨逊海岛历险记的传奇故事……

　　 不知道是因为发财心切，还是因为他少年时的英雄偶像吉姆和鲁滨逊的历险故事，仍然对他有巨大的吸引力，令他产生海上历险的欲望和亢奋……总之，在那一刻，霍英东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到东沙岛采集“海人草”!

　　 随即，霍英东又托澳门的朋友打听更详尽的情况。一经了解，才知道收购“海人草”公司的老板是何贤和钟子光。

　　 何贤是20世纪港澳两地最重要的商家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逝世前，他一直是中、葡各方一致公认的澳门华人代表和领袖，在澳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何贤是广东番禺人，与霍英东是“乡里”，他13岁就到广州、顺德等地从事贸易、黄金买卖、银庄等

　　生意，是省港澳金融界的老前辈。广州沦陷后，他逃亡澳门，主要从事银业，成绩卓著，在

　　40年代中期已成为港澳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战后，他曾在澳门政府的“贸易局”当会计部主任，而霍英东的皇仁同学何鸿燊则在“贸易局”当供应部主任。

　　 何贤后来还出任澳门立法会、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社会公职。20世纪60年代，何贤与霍英东有许多往来；70年代后期与80年代初期，他曾多次与霍英东一起到广东省境内的番禺、中山等地考察、投资——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有叙述，这里暂且不表。

　　 而钟子光，当时也是名噪澳门的大商家。他在澳门经营各种生意，其中那时还与霍英东的皇仁校友何鸿燊在澳门经营一间煤油厂。

　　 虽然后来何贤和钟子光都成为霍英东的朋友，但那时候，霍英东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商人，何、钟对于他来讲，可谓既不得望、更不可及的大人物。

　　 霍英东当时没机会见到这两个人，澳门公司只是派一个名叫何启绪的职员与霍英东接洽。“当时，别说是没机会见何贤、钟子光，就连何启绪这样的人，我已经视为非常之了不起，觉得他有派头，高不可攀。我想，可能何启绪就是真正的有钱佬了!”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从这些话中可知，当时霍英东尚在“茅庐”，孤陋寡闻，见识很浅。

　　 却说霍英东与何启绪接洽后，就着手为远赴东沙岛做准备。

　　 当时的霍英东，既早为人夫，也已为人父。他的第二个孩子——霍震霆于1946年2月出生，那时才两岁多；而妻子吕燕妮当时正身怀六甲。如此“抛妻别子”到一个荒岛上冒险，自然遭到家中各人的反对，母亲刘氏更是极力阻止。

　　 向来对母亲百依百顺的霍英东，这次却听不进母亲的意见；他去意已决，遥远的东沙岛对他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召唤力……

　　被海关扣留10天

　　 母亲刘氏既极力反对霍英东去冒险，自然不会在经济上援助他，霍英东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当时他刚在拍卖场上投得一条机帆船，这条船正好可用于出航荒岛，于是霍英东以这条船入股，折价3万元港币，加上何启绪和一个来自广州的商人所出的7万元，合组东兴公司。把公司命名为东兴，顾名思义，是希望在东沙岛兴财致富。

　　 有了钱之后，霍英东随即在香港长洲贴出告示，招聘工人。有不少渔民前来应聘，最后霍英东只招了80人。每个招聘来的工人，霍英东都给他们预支一些安家费用。

　　 霍英东用来入股的那条机帆船太小，载不了太多人，也装不了太多东西，于是他们花了几万元购买了一条长20米、150匹马力的柴油机船，用作远征东沙岛的主力船。为防意外，霍英东在船上配备了两套机器。

第七章 历尽艰辛 远赴南海荒岛(2)

　　 要启程的前一晚，霍英东才知道根据香港九龙海关的规定，柴油机船是不能出远海的，于是临急改到澳门办理报关手续。在澳门十月初五街，他们购置了大量的食品和各类日用杂物。

　　 1948年10月的一天上午，在霍英东的带领下，两条船载着80个工人和10多名水手，从澳门码头启程，向东沙岛方向进发……

　　 船驶到三门关附近时，远远看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海上飘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海关人员驻守在三门关。

　　 船过三门关时，自然要被检查。

　　 “有没有出海证?”海关人员问霍英东。当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到那里作业必须预先

　　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办理出海执照。

　　 “什么出海证?要出海证才能去东沙岛?”霍英东一下子慌了。他那时涉世未深，经事不多，根本不知道到东沙岛需要到中国政府去办理有关手续。

　　 霍英东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只好苦苦哀求海关人员放行；但海关人员并没有被霍英东的苦求之情打动，执意把人和船扣押在海关，听候处置。这样一来，霍英东一行既去不了东沙岛，也不能返香港。90多人被困在船上，受海关人员监视着，不能离船半步。而霍英东仍然不停地向海关人员求情……

　　 在三门关被扣留10天后，海关人员通知霍英东：船和人可以返航，但小舢板、铁锚、救生艇等货物，却要被没收。被困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等食品，已所剩无多。返航途中，遇上台风，海上风高浪急，船被风浪抛上落下，摇晃不停，不少人经不起这急剧的跌宕颠簸，有的呕吐，有的晕厥如泥瘫在船舱。霍英东虽在海上出生，但从未出过远海，从未遇上大风浪，所以也禁不住呕吐，头昏力疲，不堪其苦。在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之中，船只失去了控制，迷失了方向，任随风浪漂流……等到风平浪静、阳光普照之时，大家清醒过来，四周一望，原来船只已辗转漂泊到汕尾海岸。

　　 船上大约有一半工人，老家在汕尾。10多天的海上漂流生活，把他们都吓怕了。所以，船一抛锚，他们就争着上岸，回到故里，不再回来。霍英东只好又在汕尾贴出告示，招了一批当地农民和渔民。

　　 办理出海证、购货物、备食品……一番周折之后，霍英东一行再次启程，由汕尾向东沙岛进发。

　　抵达东沙岛

　　 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从汕尾至东沙岛，与汕尾到广州的距离差不多，风平浪静时，大约是四五天的航程。航程虽短，但要顺利登上东沙岛，却实非易事。

　　 东沙群岛包括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岛屿，东沙岛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它只有一小部分冒出海面，不便于寻找和辨别。以前曾有几家打捞“海人草”的公司，船已开到东沙岛海域，辗转几天还是找寻不到东沙岛，最后只好打道回府。

　　 有人告诉霍英东，东沙岛只有两样标志，一样是岛上有三棵椰子树；另一样是岛上有一座天后寺庙。远处是看不到椰子树的，进入东沙岛海域，霍英东一行只能一个一个岛的寻找、辨认；如此在岛与岛之间辗转、流连了大半天，最后果然见到了一个岛上有椰子树，还看到有烟火从岛上冒出。霍英东命令船工把船慢慢靠近海岛，自己却聚精会神地观察岛上动静。海岛只有两个入口，船只抛锚后，霍英东亲自带着十多个人，先行从一个水道入口处上岛。

　　 “我那时虽然是老板，但做事总是身先士卒，第一个爬上岛的就是我。我亲自背着带来的工具上岛……”霍英东回忆说。因为不知道岛上的环境如何，也不清楚何人在岛上居住，他们蹑手蹑脚的，慢步爬行；未久，远远望见岛上有一座哨所，一面青天白日旗正在随风飘扬，霍英东料想是国民党驻军。

　　 岛上驻扎的果然是国民党的边防兵，人数不多，加上气象观测站的工作人员，不足20人。他们见霍英东一队人走上岛来，个个都觉得很惊讶。东沙岛处于茫茫大海中，寻找不容易，为岛上人员运送给养物资的船只，也常常在大大小小岛屿中打转，寻找不到东沙岛，所以要靠他们在岛上燃起烟火，以便给养船辨认。除给养船几个月来岛上一次外，从未有外人踏足过东沙岛。

　　 一阵寒暄以后，霍英东就吩咐船员和工人把物资搬上岛。

　　 只用一两天工夫，霍英东他们用一种从拍卖场上投得的一些军用营房铁皮，在岛上搭起住所和贮存“海人草”的仓库。

　　 晚上，躺在刚搭好的简易茅棚里，仰望天空，弦月悬挂，夜星稀落，思家之情油然而生；当时已是10月凉秋，且有海风吹送，但东沙岛的气温仍在摄氏30度左右，闷热难耐。霍英东辗转难眠，干脆走出茅棚，举目望去，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风声涛声。置身岛上，此时此刻，霍英东仿佛自己身处于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沧海茫茫，前途未卜，甚至生死未卜……

　　 明天，就要出海采集“海人草”了。霍英东很清楚，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

第八章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1)

　　海上航行，突遇台风，他们在大海中飘荡了几个小时，陷于极度绝望中，抱头痛哭。突然，霍英东发现远方有一点光线在摇曳，他连忙驾起船，朝那儿急驶……

　　被烈日晒脱了皮

　　 东沙岛的白天来得早，清晨5点钟左右，太阳就冒出海平面，岛上气温突然明显升高，至少在摄氏30度以上。阳光一照射，大伙就起床了。

　　 霍英东整个晚上都没睡好，太阳没出来时，他就已经起床到厨房帮手煮早餐。草草吃了早饭，他就和大伙一起，坐船到东沙岛周围海域采集“海人草”。因为没受污染，东沙岛四周的海水异常清澈透亮，潜入水中，可清楚看到五颜六色、形状奇怪的珊瑚丛；而那些呈紫红色、身上有毛被的“海人草”，就丛生在珊瑚的碎块上。

　　 在海里采集“海人草”，可不像在陆地上割草那样轻松、容易。这种松节藻科类植物，一般生长在离海平面2～7米深处的珊瑚丛中。他们没有任何潜水工具，只有一副自制的十分简陋的木框潜水眼镜。每个人深吸一口气潜进水中，一两分钟就得浮上水面，如此短的时间里，采集不到多少“海人草”。潜下浮上，反反复复地折腾一整天，一个人也采集不到半筐“海人草”。

　　 海上作业，苦不堪言。每个工人每天要下潜上浮成百上千回，如此折腾，个个都颈痛腰酸，浑身散架，双手发软。

　　 海底有不少奇形怪状的贝壳，有些十分锋利，工人脚踏海底 ，有时脚板会被划破，血流不止。霍英东的脚板也曾多次被贝壳割伤，但略为包扎一下，就得再潜入水中采集“海人草”。

　　 最艰苦难耐的，还是火辣辣的阳光。东沙岛盛产“海人草”，也盛产阳光，每天日照时间超过14个小时，日温平均超过摄氏36度。阳光热烘烘，把海面照得光灿灿的，摘下墨镜，几乎睁不开眼睛。在如此热辣辣的阳光下，海水也是发热的，人在海上作业，上被阳光烘烤，下被海水蒸焖，不出几天，个个都脱了层皮。潜入带盐分的海水中，皮肤更是隐隐作痛。

　　 霍英东是老板，但他干起活来，比工人还要卖劲儿。头顶烈日，但他从不戴帽子，颈上系着一副墨镜和一副潜水眼镜，身上只穿一条三角短裤，每天至少在海里泡12个小时，不停地浮上潜下……

　　原始的岛上生活

　　 每天晚上，大约7点钟左右，太阳西落，天色渐暗，大队人员就得匆匆收工上岸，饥饿、闷热、枯燥、寂寞、暗淡无光的长夜又开始了。辛苦了一天，个个都疲惫如泥，很想躺下休息一下，但身上粘粘糊糊、油油腻腻的，海水和汗水混合，发出又腥又臭的味道，躺下去浑身不舒服，想痛痛快快、干干净净洗个澡，那几乎是一场梦想。岛上只有一口井，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漱口。

　　他们总是祈祷老天爷开恩，降场大雨，但那时正好不是雨季，几个月没下过几场雨；偶然有一天突然雨水倾盆而下，大家就好像发了疯似的，干活的停下不干，睡觉的起床到茅棚外，个个仰头向天，让大雨淋得舒舒畅畅……

　　 不能舒舒服服地洗个澡这也算了，不能饱饱地吃顿饭则问题就大了。霍英东与所有的工人、船员一样，每天喝的是半咸半淡的井水，吃的就是用这半咸半淡的井水煮的饭菜。他们带来的食物主要是咸鱼和咸菜，餐餐两道菜，人人都厌腻；可是，就连这已让大伙一见就腻味的咸鱼和咸菜，在上岛八九天后，也没有了。

　　 霍英东原先认为上岸之后，可以钓些鱼虾之类的海产品做菜肴，所以安排食物补给船在

　　他们上岸半个月后才启程。其实，他们最初上岸时，两条船上都装满了食品，可以说是能放东西的地方都置放了食品；可是90多条汉子，个个饭量都很大，上岸几天后，带来的东西，除了大米外，都已经吃完了。

　　 霍英东曾和大伙一起用鱼竿钓鱼，但东沙岛周围海域全是大鱼；他们不但钓不到大鱼，反而还被大鱼将他们的鱼竿给弄断了。这样一来，没有菜下饭，他们只好餐餐吃白饭。

　　 半个月过去了，补给船还没到，岛上“菜尽鱼绝”之后，又闹起粮荒。大伙只好自动自觉地减少自己的饭量，处于半饥饿状态。

　　 最惨的还是那些烟瘾很重的人。烟源断绝，烟民烟瘾发作，痛苦难耐，只好到垃圾堆里去寻找往日扔掉的烟头。可是烟头里的烟丝已被沤得发霉发臭，但为解烟瘾，他们还是捡起来，放在锅里烘烤一下，再用纸卷起来，慢慢享用，聊以解瘾……

　　 这样捱了一个月，霍英东与大部分工人一样，患了水肿病，脸浮脚肿，全身虚胖，有气无力。

　　 霍英东虽是老板，但此时也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他只能默默祈祷物资补给船早些来到……

　　重整旗鼓守荒岛

　　就在90多条汉子于饥饿中苦苦挣扎，几乎熬不下去的时候，补给船来到了--如果再迟几天，可能就有些人饿死岛上了。

　　 那天，饿了多日的工人，个个狼吞虎咽，美美吃了一餐。但这些吃苦耐劳惯了的工人，却再也忍受不了如此艰苦、饥饿、危险、寂寞的荒岛生活。他们饱餐一顿之后，随即散伙，打退堂鼓，跟着补给船返回家乡……

第八章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2)

　　 别人走了，但霍英东从没有想过放弃。这个时候，倘若霍英东也走了，则前功尽弃，10万元也就泡汤--在当时，10万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霍英东表现出从没有过的顽强的意志力。他咬咬牙，下决心重整旗鼓，继续在东沙岛采集“海人草”。

　　 这次，霍英东不再招香港人和内地人，而是雇请台湾和日本的渔民，因为他知道这两个地方的渔民能吃苦耐劳。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新的队伍进驻东沙岛，岛上又开始热闹起来。

　　 果然不出所料，台湾和日本的渔民确实比原先的那批工人强多了。每天4点多钟，天刚朦朦发亮，他们就起床，煮好饭团，带些咸菜和咸鱼，出海捞“海人草”去了。因为天气酷热，带去的饭菜很快就发馊，但他们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这些人还有一个本领，就是用鱼叉刺鱼。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如果看见有鱼在海里出现，他们就迅速操起一支长长的鱼叉，动作娴熟地抛出去，准确刺中鱼身，随即便把一条大鱼拖上船来。用不着等到放工后才把鱼煮来吃，一叉到鱼，他们就当场用刀切成一片片生吃。

　　 对付鲨鱼，这些人也有一套方法。远远看见鲨鱼翻腾过来，他们一点也不慌张，随便找块布，放在海底不停搅动，鲨鱼误认为是庞然大物，也就避而远之。但是，饥饿和死亡仍然时刻威胁着岛上的每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补给船常常误期，造成岛上食品断绝，几天吃不到一粒米饭的事时常发生，这个时候，工人们只好啃鱼干、吞生螺肉、吃海藻……如果不幸患病，那就更惨，岛上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只能靠自己以顽强的意志抵抗病魔，别无它法。

　　 岛上生活枯燥无味，惟一可以解闷的方法就是大伙踢球。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如果带去足球就好了，我们只是用一些废纸扎成一个小纸球，大家踢来踢去……”

　　台风中死里逃生

　　 饥饿、生病都不是霍英东他们最怕的，他们最最担心的，是在海上作业时突然间遇上强台风——因为，一旦遇上台风，就有可能船翻人亡。可霍英东就偏偏在一次海上作业时，遇上台风，并险些葬身大海。

　　 那是霍英东他们上岛4个月以后发生的事。

　　 一天清晨，天色晴朗，风平浪静。霍英东和10名工人，乘坐大工作船前往东沙岛以东17公里处的珊瑚礁。那里盛产“海人草”，只用几个时辰工夫，他们就大有收获，采集到的“海人草”装满了一只小电动船。中午时分，霍英东和一位轮机手、一位船工开着装满“海人草”的电动小船离开珊瑚礁，直奔东沙岛。动身之时，还是风和日丽的，但10多分钟后，天色骤然变得灰蒙蒙，俄顷，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波浪汹涌咆哮起来，把电动小船抛上跌下，“海人草”散落水中……被狂风大浪折腾了几下子，3个人昏头转向的，茫茫大海中已辨不清东西南北。方向已迷失，不知道沿哪条航线航行，这时，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掌好舵，把握好船体的平衡，不让小船在狂风骇浪中翻沉。但是，那位见惯风风浪浪的船工，经不起狂风大浪长时间的折腾，临阵胆怯，不敢掌舵，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驾驶……

　　 在茫茫大海中与风浪搏击了几个小时，3个人都精疲力竭，双脚疲软无力，两手动弹不得。他们已无法掌舵了，个个瘫在船上，任由风浪把船只上下抛跌，左右颠荡……老天有眼，此时风势有些减弱，浪涛有所收敛，小船只是轻微地晃荡。他们3人庆幸自己可能死里

　　逃生，躺在船上，任随风浪漂泊。

　　 这时，天色已暗，夜晚已经来临，四周黑漆漆一片，而风仍然在刮，雨仍然在下。他们不知身处何处海域，离东沙岛有多远，所以不敢贸贸然航行，担心所剩不多的汽油耗尽而离岛却越远。霍英东料想大工作船是会到处找寻他们的，于是他们干脆任由船只随风浪漂游，等候大工作船的出现。

　　 风浪的威胁是消除了，但他们并非完全脱离危险，因为东沙岛海域时有鲨鱼出没，如果不幸遇上鲨鱼，则他们必死无疑……这么一想，霍英东不寒而栗。

　　 小船又漂流了几个时辰，仍然没发现大工作船到来，看来他们是凶多吉少、白白等死了!

　　此时此刻，3个男子汉禁不住悲从中来，抱头痛哭……

　　 就在他们悲痛欲绝的时候，霍英东抬头一望，无意间看到不远处有一点光在摇曳，他猜想那可能是手电筒的光线，欢喜若狂，跃身而起，失声大呼：

　　 “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

　　 经过长时间的风浪漂流，在茫茫大海、沉沉黑夜之中，突然间发现一束亮光，那种死里逃生的欢愉心情确实难以用语言形容。霍英东自己发动马达，掌着船舵，迫不及待地向那点光亮之处风驰电掣般急驶……

　　 那点微光之处，原来就是东沙岛，一位船工拿着手电筒到岩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是否被风浪卷走，灯光摇晃，无意中救了霍英东他们3个人的性命。

　　 那时，正好是深夜12点整——也就是说，霍英东他们在大海风浪之中已经漂泊了大约12个小时。

　　 “这12个小时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险!如果不是那一点光，可能我们早已沉到海里喂鱼了……”几十年之后，回首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霍英东仍然心有余悸，脸上甚至流露出谈岛色变的神态。

第八章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3)

　　东沙岛历险记以悲剧收场

　　狂风大浪中历险，荒岛上原始的生活……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使霍英东的发迹过程更显得神秘，更富有传奇色彩。

　　 霍英东的一生充满传奇，除了因为他经历了多次生死一线之差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生活中时常出现一些像小说情节一样的巧合。10年前，霍英东就读皇仁之时，吉姆和

　　鲁滨逊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他们海上历险的传奇故事，是他青年时期最为津津乐道的；

　　但是，谁能想到，他后来居然也像吉姆和鲁滨逊一样，漂流、历险于茫茫大海和暴风骇浪之

　　中……

　　 霍英东是当代的吉姆和鲁滨逊，3个人有着相同的漂流、历险经历，但最终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吉姆在海盗的帮助下，最终从荒岛上掘出金银财宝；鲁滨逊征服了大自然，在荒岛上建立了殖民地。如果说吉姆和鲁滨逊的冒险故事最后是以悲壮的喜剧收场的，那霍英东在海岛上生活的结局却不乏悲剧的色彩。

　　 过了半年原始人般的生活，历尽各种磨难，霍英东他们挺不下去了，于是，他决定结束这地狱般的非人生活。

　　 1949年4月，一队人马分乘两条船，心情沮丧地离开东沙岛，返回香港。

　　 回到家里，出现在家人面前的霍英东是这样一副模样：长发齐肩，满嘴拉碴胡子，脸色黝黑如古铜，穿在身上的衣服邋邋遢遢，从衣服的破口处可见手臂上、身上脱了一层层皮……活脱脱像一个刚从街头巷角的垃圾堆中睡醒的流浪汉。

　　 霍英东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换上一套新衣服，与一家大小畅享天伦之乐……安坐家里，忆起半年的荒岛生活，霍英东恍如隔世，不胜唏嘘。

　　 霍英东只负责采集“海人草”，何启绪和另一股东则负责把货转卖给何贤、钟子光的公司。回港的第二天，霍英东去找何启绪，本来认为辛苦了半年应该有些回报，谁知，见到何启绪，他劈头就是一句：“‘海人草’卖出的价钱很低，所得的钱仅仅足够支付各项开支，没钱可赚。”说完，把一本账簿摔在霍英东面前，叫霍自己看。

　　 霍英东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辛辛苦苦半年，到头来一无所获。这还不算，何启绪当时还要把霍英东那条组建“东兴”时用来入股的船典当。他对何启绪无可奈何，心情极为沮丧和难过。后来，霍英东了解到，并非公司无钱可赚，而是何启绪因吸食鸦片，而私吞货款。

　　 据说，当澳门公司的老板何贤和钟子光得知霍英东的情况后，亦甚为同情他的遭遇，认为何启绪处事不公。

　　 此时，霍英东的妻子吕燕妮已怀胎9月，儿子震霆也已3岁多。漂泊海上半年，不能侍妻教子，霍英东甚感歉意。

　　 一个月后，也就是5月12日，妻子分娩，霍英东又添了一个儿子——霍震寰。

　　 在这之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霍英东的“野心”收敛了，不再有一些骇世念头和行为，乖乖地帮母亲打理驳运生意，闲来伴妻弄子。不再奔波劳碌，霍英东的元气也渐渐恢复过来。

　　 霍英东在向我谈起这段难忘经历时，仍然心怀歉意，感慨万千：“当时，我家生活环境仍然很艰难，子女还很小，倘若不能平安回来，那家里就要过上更苦难的日子!”

　　 对于何启绪这个合作伙伴，霍英东至今仍然耿耿于怀：“怎么能这样，拿一盘账给我看，说一句没钱赚就算数?这当然不公道，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就是要带眼识人。”被人蒙骗以致劳无所获，此事对霍英东的打击很大。

　　 这段经历，除了给霍英东一个沉痛教训外，亦磨炼了他的意志力和毅力。试想，经此一役，还有什么事能吓倒霍英东?

　　 毫无疑问，东沙岛经历是霍英东人生之中第一宗失败的生意。霍英东也坦承这是失败的经历，但却同时认为这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曾几次对我说：“……我时常想，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去东沙岛?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带着100个大人，在一个荒岛上生活了半年，最后都没有出事，个个都平安回来，有时我真是想不明白，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 “那时，是不是因为穷，生活环境恶劣，所以一听到有发财的机会，就不顾一切后果去做?”我问霍英东。

　　 霍英东却断然否认：“并不是的。那时，我听说经营‘海人草’的一家公司的老板，曾经带人七次去东沙岛，但最后都不成功。我很想接受挑战。说真话，那时真不会做生意，要去东沙岛，但没想到打捞‘海人草’的成本有多少，能赚多少钱，这笔账根本没算过。”

　　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说：“现在，一个导游带一个三四十人的旅行团从香港广州白天鹅，安排他们的吃、食、交通都不容易，何况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仔，带着100人，而且在岛上生活了半年……”

　　 从这一番话中，我隐约可知霍英东为自己年轻时的这段“创举”感到自豪，我甚至认为他的这番话多少带有一点炫耀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的成分。也可能是从那时起，霍英东就表露出了他的“英雄主义”性格，那就是：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1)

　　朝鲜战争爆发后，霍英东看准了发财的机会，冒险从事海上贸易，偷偷向内地运送物资，赚了第一桶金。

　　经营玉记船厂

　　霍母刘氏经营货运多年，加之信誉好，人缘佳，故生意越做越红火。霍英东从东沙岛回来时，他母亲的驳运生意已有一定规模，还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货船。在霍英东的协助下，霍家的驳运生意越做越大。那一年，霍英东还买了一条大拖船，从事驳运业。

　　 另外，那时，在母亲的支持下，霍英东还经营一家玉记船厂。船厂直辖于他太太吕燕妮的名下。“玉记”原设在筲箕湾，规模很小，最初的业务是修葺船只，清理船底、船身的蚝壳等堆积物。

　　 据霍氏集团最老资格的员工凌汉伟回忆，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广州到香港来，就应霍英东之邀到玉记船厂任职。凌汉伟原在广东省航政局工作，霍经营驳运生意期间时常上广州找凌汉伟办理海运通行证、许可证之类的手续，两人因而结识。凌汉伟介绍说，50年代初期，港府征用玉记船厂厂址，但补偿九龙油塘湾的一幅地给“玉记”。后来，“玉记”发展越来越大，由修葺船只到造船，而后扩展成为香港造船行业颇负盛名的有荣船厂。

　　外界莫衷一是的朝鲜战争经历

　　霍英东的志向并不在帮母亲从事驳运生意和经营玉记船厂。他总在等候、寻找机会，以期“再战江湖”。

　　 1950年年中，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给霍英东提供了一次从事贸易发财的好机会。 当时，美军出兵朝鲜半岛，支持李承晚政权，攻打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派志愿军入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 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之后，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1951年6月16日，英国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它占领的香港)输往中国。

　　 这样一来，内地民众和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严重短缺。对此，中国也做出适应的对策，其部署是：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 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禁运”一实施，香港自然首当其冲。据一部关于香港发展过程的史书记载，当时，香港“百业萧条，满街满巷都是失业的工人，数以万计的贫民，在港九一带的山坡上栖身，在简陋破败的木屋区中，愁眉不展。”

　　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暂维持香港现状的对策，其实与当时西方国家封杀中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有关。正如《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所言，“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就可以将香港变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的一个通道，粉碎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的企图；同时，利用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保持中国的外汇平衡，亦是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特别需要。”

　　 果然，朝鲜战争一爆发，香港的这个窗口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

　　 香港有一些商人瞄准机会，趁机与内地做生意，偷运一些适时的物资到内地去。正如上述那本史书所写：“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

　　 霍英东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自己这段海上贸易发迹的经历，虽然不能说霍英东守口如瓶，但说他讳莫如深应不为过。正因为如此，霍的这段经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盲点”——虽然也曾有报章轻描淡写提过此事。这也为霍英东的发迹史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的色彩。

　　 多年来，对于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市井坊间流传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霍英东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东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而报章杂志，对此亦有过披露，但都是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文字，寥寥几句说霍英东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仅此而已，点到即止。

　　 这段经历，不仅是霍英东的事业起点和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且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另外，由于这段经历，外界莫衷一是，而成为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故而我总认为，倘若回避或者轻描淡写，则《霍英东传》就不成其为《霍英东传》--或者说，这样的《霍英东传》是残缺的、不完备的。所以，从一开始采访，我就做好了不避嫌、不忌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理准备。

　　 第一天采访，霍英东就主动提及这段经历：“我从来不想回避任何问题，包括朝鲜战争时的生意……”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2)

　　 客观来说，霍英东本意不想回避朝鲜战争问题，但由于多少还有些顾虑，因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是，经过几次断断续续的交谈，透过其闪烁其词的讲述，我们还是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这段他向来三缄其口而不为外人所熟悉的传奇经历。

　　 为了让读者直接、准确地了解到霍英东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看法，以下有关的内容，我将较多直接引用我和霍英东的采访对话记录。

　　朝鲜战争生意由贩卖柴油开始

　　 1995年7月4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又一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当时，我尚没有就这个问题发问。

　　 “……再讲朝鲜战争，要赚共产党的钱，亦要讲求合理。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卖西药，一些过期的西药，搞得不少人吃了死亡。”

　　 停了一会，霍英东接着说：“发国难财，肯定不。其实，我在朝鲜战争时赚的钱很少……”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沉重。

　　 这次，霍英东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提及朝鲜战争的生意。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就此问题谈下去，我也没有提问。但我总是希望找机会，与他专门详谈这个问题。

　　 等到8月11日，亦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我正式向霍英东提起朝鲜战争：“霍生，朝鲜战争无疑是你一生中至为重要的转折点，你当时怎么想到要与内地做生意，是怎样介入其中的?”

　　 霍英东很爽快，娓娓道来——

　　 “讲来讲去，还是市场经济，在商言商。比如船用的柴油，禁运一开始，一些公司就停止供应柴油。我是做船运生意的，时常有些柴油剩余，于是就运到澳门。那是小生意，载一船柴油只赚几百元港币，做了一年才赚了1万多元，但已经很高兴了。到后来，内地需要大量物资，比如药品、胶管……差不多所有的物资，我们都经手。

　　 “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你知道，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抢购物资’——罪名可以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没有消毒膜，这是伤天害理的。”

　　 “据说你在朝鲜战争时赚了100多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说。

　　 “是的，是不少，但那是几年间赚来的，当时每天只睡几个钟头。那时，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停止这个话题，而言及其它。关于这个问题的采访暂告一段落。

　　 从霍英东以上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三点讯息：一、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的生意是从柴油买卖开始的；二、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霍英东所从事的货运生意获利甚微，真正赚大钱是朝鲜战争的后两年；三、朝鲜战争期间，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贩卖过期和伪劣的西药。

　　“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 霍英东谈朝鲜战争经历欲言又止，是我意料中的事。那天的采访结尾时，我提议他就这个问题专门、详尽地和我谈及。

　　 第二天，不知是否有所准备，当我再次提起朝鲜战争问题时，霍英东虽然表示1997香港回归前不想多讲，但是最终还是谈了不少。那天，采访的地点也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里。

　　“外面有传你在朝鲜战争时‘走私军火’，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我直截了当地发问。

　　“朝鲜战争的事，在1997年7月1日前，我都不是很想讲。当时，禁运后，内地缺乏物资，很困难，而香港是惟一可以支援内地的地区。里面牵涉到一些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我真的不是发了很多‘国难财’。”

　　 “您是直接与内地做生意，还是透过在港的中资机构?”

　　 “当时，我与内地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亲力亲为，做了一年，才赚1万多元。”

　　 “你们走哪一条水道?”

　　 “最初是由香港运到澳门，后来直接运去深圳蛇口。”

　　 “是不是很危险?”

　　 “不是很危险。有些事，我至今仍然不是很明白，因为若港府要彻底禁绝运货到内地，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后来，港府采取一个方法，就是外来物资一入仓，工商署就派人封住。”

　　 “主要运一些什么物资?”

　　 “都是一些粗重的东西，比如铁板、胶管、五金用品、车胎、汽油……”

　　 “有无军火?”

　　 “绝对没有。”

　　 “有无通过香港的代理商?”

　　 “没有。可能后来有些中资机构介入。内地需要什么物资，贸易公司运来，我们就用船运到澳门、蛇口。”

　　 “直接交货还是间接交货?”

　　 “大多时候都是运到澳门，交给南光公司。那时，我和内地没有任何关系。”

　　 “用什么船运货?”

　　 “都是用渔船。起初是晚上去，后来白天去也行。其实，所谓‘走私’是很微妙的，在港口装载些物资，没人说你的，而一出到公海，他就抓你不到。到处都是海，货在港口是合法的。”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3)

　　货船曾遭追捕和械劫

　　“有无疏通海关、水警?”

　　 “有的，主要靠一些海关、水警人员协助。”

　　 “有无经历过一些危险的事，比如被追过或抓过?”

　　 “有的。我们的船一般是在早晨到澳门起货，天天早晨都到澳门，几乎是定期的。有一只货船，港府已经盯了很久了，我们一开船，他们就追赶，并用机关枪扫射……”

　　 “当时，你是否在船上呢?”

　　 “我不在，但我看到他们截住这条船。船上载的是一些胶管。”

　　 “在香港，你有无合伙人?”

　　 “没有，因为没有多少人够胆做。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 “是用自己的船，还是租船?”

　　 “最初是用渔船，什么古灵精怪的船都用过。”

　　 “船速快不快?”

　　 “很慢的，比如那些风帆船，走一天才到澳门，载几吨柴油，才赚几百元。”

　　 “交货之后，对方就交钱给你们?”

　　 “是的。”

　　 “从澳门返香港途中，还有没有危险?”

　　 “本来没有危险的，政府方面没危险。后来澳门那些‘大天二’来了就危险了。他们拿着军械，最厉害的是那些13米的机关炮。那时，我们的货船是没武器的，所以他们一截住我们的船，就乖乖给他们货和钱。”霍英东说的“大天二”，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开始活跃于澳门的那些江湖人物。

　　 “你们出发时，有无固定的码头?”

　　 “没有，到处都是。有时夜晚睡在大船上，等天黑就出发。后来不再是这样，干脆用船拖去，白天都去的，没所谓了。”

　　 “是不是最初时封锁紧一些，后来松了些?”

　　 “不是的，怎样封锁我们都不怕，内地需要多少物资，我们能运得到。”

　　 “货源有无问题?”

　　 “没问题的，因为香港这边有人与内地代表谈判，洽谈货源。一般来说，100万港元的货，去到内地，可以赚到20万，其中10万元分给各方面，包括船租、伙计、海关、水警之类。其实，不是赚好多钱，不是像现在这样用‘大飞’走私汽车那样发达。讲来讲去，都是后来靠地产发达。这种生意怎能发达呢?”

　　 “关于这段历史，罗亚所著的《政治部回忆录》有过概述：‘由于港英警政紊乱，贪污盛行，地下活动人物只要持有足够资本，任何关卡皆可打通。当时的军警巡汇范围，仅及内港及码头，牵涉走私行内商人，大多为国民党时期的‘大天二’黑社会中人，只要有利可图，便可不理死活，进行走私勾当；当遇警截查时，先出示金银财帛，如要吃硬时，便须进行大火拼。’”

　　自问合理、公道

　　 “对于这段历史，外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你自己怎样看待、评价?”

　　 “我自己觉得，看待这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不管用什么名称评价这件事，你说‘走私’都好，或者说是运送物资都好，我都是身先士卒，几年间，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那时，有不少人做这种生意，有些可能卖假药、卖过期药而受到一定的惩罚。”

　　 “据说，那时何贤、何添、何鸿燊等人那时也和内地做生意?至于包玉刚，他自己也承认

　　那时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我说。

　　 “是的，那时，在香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不少商人都趁那时与内地做生意。认为自己赚的钱很少、很公道、很合理，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发‘国难财’。当然，没有这笔钱，就很难有下一步的发展。当时，我是在商言商，除了赚钱外，谈不上什么爱国意识。我一向喜欢接受挑战，最艰苦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好。我觉得做人要本着良知，当时赚钱真是好公道，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有一个伙计，他好帮得我手，将各方面关系理顺。但这件事结束后，大家各走各路。他赚到钱后花光了；他向我借，我借10万元给他，他拿去开麻将馆又亏蚀了；后来他又跟朋友借了700万去投资一间娱乐城，我赞助200万，结果又亏掉了。200万在当时是一大笔数，我买毕打行才700万元。我当时对伙计是没得说的，最重要是讲本心。”

　　 “像你这样说，你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什么不正当?你问心无愧?”

　　 “当然……”

　　 “那么为什么多年来，不喜欢提这件事，不愿意向外界解释?”

　　 “其实不是的，我跟家里人讲过。当时的情况，所谓‘走私’的定义并不同，当时香港几乎是一个自由港，不是有税的。况且，我始终认为，对朝鲜战争的经历，解释、争论是没有用的，虽然我后来碰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被传递解出境……”霍英东所说的“递解出境”，是朝鲜战争之后几年的事，详情在以后的章节将会写到。

　　 “您说1997香港回归之前不想多讲，为什么?”

　　 “因为港府可能说我犯法……”

　　 “这件事是否牵涉很多人进去?”

　　 “没有，基本上不会牵涉很多人进去，但当时帮我的人还有一些在香港。那时，真是很艰苦，第一年才赚一点钱，结果还被一个叫做阿作的伙计乱花完。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赚很多钱……”

第九章 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4)

　　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转谈其它问题。我也不便深入探问下去。在这之后，霍英东亦多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的经历，但所谈的也不外乎以上的内容。

第十章 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1)

　　朝鲜战争期间从事海上贸易，是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段经历。对此，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英对霍英东的评价各不相同

　　对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经历，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

　　 中国内地称赞这是爱国的行为，而港英政府却一直认为这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后来也

　　因此把霍英东的公司列入“黑名单”。当时，香港有不少公司都因为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

　　意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比如“船王”包玉刚的公司就曾一度在“黑名单”之列，后来

　　他还为此亲赴美国，向美政府表示抗议，最后美国政府才把他的公司从“黑名单”中剔除。

　　 事实上，由于港府对霍英东有此看法，因而一直对他极为歧视，甚至一度封杀他的发展空间；而霍英东，也因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所有这些内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尽写到，这里先搁下不表。

　　 就此事，我也曾经与霍家大公子——霍震霆谈过。我问他：“听你父亲说曾经对家里人谈过朝鲜战争时做生意的事，你们家里人怎样看待这段经历?”

　　 霍震霆回答说：“当时，香港是一个乱世的社会，这种事并不怎样，很多人、不少阔佬

　　都做过。那时，其实也就是拿些东西到内地卖那样简单。早期的事情，你怎样看都行，你歌颂也行……真正赚钱并不是靠这个，这只是为后来的事业打基础而已。”

　　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那种“英雄主义”——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挑战的性格，他当时介入海上贸易生意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从事这种贸易，霍英东比别人有条件，一来他早些年买卖过战时剩余物资，有这方面的门路和经验，二来他母亲当时还经营驳运生意，有自己的船，也有不少熟悉的船客。

　　 与内地通商，在当时向联合国挑衅，是非常危险的事；但霍英东顾不上这些，只要有钱赚，就要去搏一搏。霍英东海上冒险从事贸易，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3年下来，霍英东赚了不少钱，但付出的代价很大：他的身体变得更为瘦弱，体重只有103磅。

　　 据霍英东说，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1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成功，成功率极低。失败者，不是当时被抓到，就是赚到一些钱后因使用不当而前功尽废。而霍英东正是当时从

　　事这种生意的芸芸众商之中的佼佼者。

　　由于有不少像霍英东那样的海外商人冒着风险与内地通商，故中国政府最终还是度过了因联合国实施全面禁运、封锁而带来的暂时困境。比如，1953年，中国对西方市场的贸易额， 比1952年增加了52%，接近1950年的水平。

　　 决定冲破联合国对内地的“禁运”，与内地做生意，于霍英东而言，纯粹是在商言商的行为，还谈不上是自觉地支持中国政府；但事实上，霍英东的商业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在这冒险的贸易中，霍英东与中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中方的信任。这可能是霍英东后来在中方所属团体和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一些中方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大政治本钱。

　　 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个“老爱国”，他与中方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很深远的渊源。

　　“走私”的立论未免失之偏颇

　　 至于霍英东的这段海上商业行为，一些人以“走私”两字概括之，这样的立论未免失之偏颇。其一 ，这种生意毕竟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一个不寻常的国际形势下所出现的特殊的商业行为；而且联合国当时对中国内地实行“禁运”的决议之是是非非，至今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而中国政府，一直指斥此决议是“非法决议”。1951年5月20日，中朝两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决议发表声明，指出：“这个非法决议，赤裸裸地证明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其侵略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所受的严重失败，正逼迫其帮凶国家拿出更大的赌注投入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实行禁运是美国政府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个严重步骤……”

　　 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时期，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就向中国输出了价值2770万美元的货物。而香港的不少英资公司，那时也秘密与内地有频繁的生意往来。据说，名列香港“四大英资洋行”之一的一家英资公司，那时就大发其“战争财”。

　　 甚至，连当时的港督葛量洪及其夫人也涉嫌参与那时的海上贸易。据罗亚的《政治部回忆录》所述：“香港走私活动的猖獗，使中国在韩战所需物资获得充分接济，引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本港走私禁运物资活动频繁，部分竟然是在军警监视下进行。传言葛量洪本身虽无直接参与，但其美籍夫人则在本港银行存款膨胀，调查人员虽无证据证明其夫妇贪赃枉法，但是也有形迹可疑之处，遂把事实经国家渠道送交英国，至此英国也无话可说，惟有换人让步……葛量洪夫妇在离港当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目睹官方利用‘慕莲夫人号’港英游艇，搬运数十箱财帛货物回英。”葛量洪大约是1957年底离任的，接替他的职位的是柏立基。

第十章 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2)

　　 其实，港府对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也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据一本介绍香港20

　　世纪历史发展的史书所述，“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

　　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

　　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

　　 港英政府实施“两面派”的政策，当然是基于香港利益的考虑。该史书分析说，“美国发起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特别是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造成香港商业凋零、工厂倒闭、物价猛涨。”(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

　　 其二，那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奉行物资自由出入政策。霍英东等商人的海上贸易虽然是冲破“禁运”，逃避检查，但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一般而言，没有偷税漏税，就构不成“走私”。

　　 据说，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的这段历史非常了解，且有“备案”。我想，港英当局一直对霍英东有歧视，但却始终没有采取直接、实际的行动，这可能与霍的行为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走私”，而港府亦不能从法律上找到惩罚他的依据有关。试想，若港英当局能从法律上处罚霍英东，难道还会放霍英东“一马”?所以，港府只能做的，就是采取歧视态度，从其它方面下手，限制霍英东事业的发展，封杀霍的生存、发展空间。

　　 由此可见，霍英东现在仍然担心港英当局在1997香港回归前会对他“算账”，这种顾虑应该说是多余的。

　　 这么多年来，港英当局对霍英东采取歧视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时，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结果“联合国军”惨败沙场。据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英兵人数，比在二战时期阵亡的英兵人数还多。港英当局歧视霍英东，算不算是英国方面因自己的士兵阵亡朝鲜半岛的惨局而自然生发的对那些朝鲜战争得益者的一种报复行径?

　　英雄莫问出处

　　 也就是说，霍英东这段经历的焦点——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了联合国制裁中国、从经济上封锁中国的决议。虽然英国亦是这个至今仍然广受争议、莫衷一是的决议的签署国之一，但霍英东的行为，却根本上与法律并没有抵触。试想，几年前美军出兵波斯湾，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走之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也对伊拉克实施“禁运”，但仍然有不少国家和商人冲破“禁运”，与伊拉克贸易往来——难道这些国家和商人的行为也属犯法?

　　 事实上，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使得英国本身的经济利益蒙受较大损失。因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英国政界、商界的一些人士极力要求放松禁运，扩大对华贸易。1953年7月，英国有15家厂家组团赴华，同中国签订了一项贷款额达1500万英镑的安排；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政界、工商界人士专程赴瑞士，同中国代表团商谈发展中英贸易关系；英国政府还公开出面为解除对华禁运而奔波。1956年2月，艾登首相访美，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放松对华禁运；同年5月，在美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仍然单方面宣布向中国出售某些禁运物资，之后，又有一系列扩大对华贸易的措施出台。可以说，给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打开缺口的正是英国政府。

　　 由此也可见，在英国所属的香港从事与中国贸易，虽是违反联合国的禁运规定，但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引自黄鸿创所著的《中英关系史》)

　　 另一方面，虽然霍英东也坦言当时谈不上是为了支援祖国，纯粹是在商言商，但客观上，他运送物资给内地，是对祖国的莫大支持。作为一个中国人，当自己的国家面临困境之时，能为国家做一点事，尽一点力，怎么也能说得过去的。

　　 事实上，霍英东当时是有些爱国倾向的。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我记得当时，有几个人，内地方面很想他们从香港回内地居住，比如李惠堂(老牌足球名将)、红线女等人，红线女回去了，李惠堂始终没回去。当时，假如有人动员我回去，我自己一定会回去的。但以后的历史就不知怎样了……”

　　 抛开是是非非问题不论，而说霍英东自己，若不是有着过人的胆识，就绝对不会有他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传奇经历出现。如果有那么一天，霍英东毫不保留地向人们讲述这其中的过程，那么这故事一定令人惊心动魄。可以想像，在这海上贸易发迹的传奇故事背后，霍英东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大的代价；他要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不顾个人性命的安危……

　　 1962年12月，香港一家报刊曾刊登一篇介绍霍英东早年发家史的文章。文章作者在谈到霍英东的这段海上冒险发迹的经历时，深有感慨地说，霍英东“这一个人，处在20世纪的今日，竟能一朝发达，如今，竟是香港一位最有名的实业家，应算是异数……我则记起古语那两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另外两句则是‘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都适用于霍英东。”

第十章 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3)

　　 “英雄莫问出处，奇迹在于人为”这两句话，应该是霍英东那段海上冒险发迹传奇的颇为恰当的评语。

第二部分

　　弃海登陆，成立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买下九龙油麻地四方街地皮大兴土木。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方法，令楼盘货如轮转……小试牛刀，不同凡响。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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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海登陆，成立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买下九龙油麻地四方街地皮大兴土木。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方法，令楼盘货如轮转……小试牛刀，不同凡响。

　　创立霍兴业堂

　　 由于朝鲜战争时的海上贸易大有斩获，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的新贵。那时，霍英东正好30岁。如果单以财产的丰厚而论，可以说霍英东是做到“三十而立”的。

　　到了这个时候，霍英东已不需要再去冒性命危险去赚钱了，不需要风里来浪里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霍英东“退出江湖”，守着钱财过一生。他要用自己海上贸易赚取的钱，去赚取

　　更多更多的钱……搞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好呢?霍英东的脑子又开始不停地转动起来。

　　 1950年前后，一种新兴的行业开始在香港隐现，这就是地产业。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另外，主要是由于内地政权易手的原因，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加之“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施，中外商人纷纷涌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要自然日益增加。

　　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急增了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有50万，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超过150万。

　　 大量资金涌入，人口急增，地产行业的兴起和繁荣也就在所必然。霍英东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大干一场。

　　对于霍英东的决定，当时有些朋友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是：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很难与他们分一杯羹。

　　 别人反对，但霍英东仍然一意孤行，踌躇满志——这与其说是霍英东太过于自负，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在英资独霸香港地产市场的情势下，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

　　 1953年6月，霍英东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是霍英东与吕燕妮。公司的注册资金是465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霍英东计划以霍兴业堂为旗舰，纵横香

　　港的地产市场。

　　 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湾仔告士打道152号，霍母刘氏当时就住在隔壁的151号私宅。当时霍英东已不再跟母亲同住，而是另立门户，与妻儿住在富裕人家聚居的跑马地蓝塘道11号豪宅。

　　重金购下利家的使馆大厦

　　 霍英东虽然想在地产行业大展身手，但当时，除了货运生意他较为在行外，其它生意，他可是门外汉，所知甚少。

　　 他曾坦率地对我说：“当时，我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认为做生意就像是开杂货铺一样。”

　　 “为什么拿钱买黄金，不去从事其它投资?”我问。

　　 “那时觉得买黄金很保险，黄金就是钱，就是财富，我记得二战时期，我们能够开那间杂货铺，也是因为母亲那时有些金条，靠那些金条典当一些钱回来打本……”

　　 “当时你的钱已不少，买金应该买很多，这么多黄金和现钱放在家里，安全不是很成问题?”

　　 “那倒不会，那时我们的住房一直改善，先在告士打道租房住，后在活道和北角英皇道自购物业，接着又在跑马地蓝塘道买屋……”

　　 但是，成立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已不满足于把钱换成黄金储存保值，他急于想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大厦。霍可能认为，拥有一幢大厦，一来可以把自己的那些钱和黄金转移到物业上来，安全保险；二来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身价，便于自己在地产界的发展。总之，那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物色自己喜欢的大厦……

　　 这时，霍英东听说香港的世家——利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利家的上一代利希慎等先祖经营鸦片烟发迹，购入铜锣湾鹅头山(利园山)，经开辟后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剧增，富可敌国。使馆大厦是利氏家族众多物业中的一幢，当时是出租给一些外国驻港的大使、领事、外交官居住。大厦是公寓式结构，就建筑面积之大、建筑材料之好、装修材料之高档而言，算是香港当时最大、最高级的大厦之一。

　　 霍英东到使馆大厦察看，甚为喜欢。随即，他亲自去拜见利家当时的掌门人--利铭泽。利希慎于1928年4月被仇家在街头枪击身亡，其长子利铭泽当时只有23岁，就执掌起家族生意。

　　 霍英东拜见利铭泽时，他在香港商界仍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利铭泽却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商家，当时还身兼香港市政卫生局议员，可谓有权有钱有势。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利

　　铭泽对霍英东尚算尊重。两人都是爽快人，对价钱并没有斤斤计较，双方答应以280万港元

　　成交。随即，霍英东就和律师审看使馆大厦的屋契等资料文件。

　　 几天之后，霍英东和利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利铭泽一见到霍英东，就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见到霍拎着一个大袋。两人寒暄几句坐下，霍英东连忙把大袋递上去，对利铭泽说：“哦，给你!”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2)

　　 “这是什么?”利铭泽怔了一怔。

　　 “是买楼的钱，我全带来了。”霍答道，随即打开，里头塞满钞票。

　　 “霍生，都是现金，你没支票?”利铭泽不解地问。

　　 “没有。”

　　 “有没有在银行开户口?”

　　 “没有。”

　　 听霍英东这样一说，利铭泽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但利铭泽心地很好，他对霍英东说：“霍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它生意亦好，不一定全用现金、全部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口，亦可以向银行借钱……”

　　 但当时，在银行开户、存款，一般要经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介绍。在利铭泽的介绍下，汇丰银行才接纳霍英东的开户、存款要求。霍英东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 经利铭泽、利孝和两兄弟指点，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请求。

　　 我曾问霍英东：“贷款顺利不顺利?”

　　 霍说：“不是很顺利，因为汇丰不相信我的能力。后来又是靠利铭泽、利孝和向汇丰介绍我的情况，汇丰才同意借150万给我，从此才与汇丰的职员相识。也就是那时，我才发觉，原来认识汇丰是多么重要，因为汇丰借钱给我，只要6厘利息，是市面的1分8厘利息的1/3。所以，从那时起，逼着我千方百计去认识银行那些经理们。”

　　 买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对外招租。可能因使馆大厦属当时的高级楼宇，且向来都是住

　　一些外交官，所以新的租客亦是以洋人居多。

　　与嘉道理交手买卖地盘

　　 继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又成立了一间立信置业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间有荣工程有限公司，利用他原先拥有的各种船只，经营淘海沙和运输海沙业务，后来又从事填海开港等工程。

　　购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的大本营也从告士打道搬到开平道7号的使馆大厦地下。

　　踏足地产行业后，霍英东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地盘。这幅地皮有10万余英尺，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已到中国经商，后移师香港发展，经营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公司，财力雄厚，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富豪家族，也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 当时，霍英东在地产界只是初出茅庐，与那些大商家并不相识。据他回忆：“那时我并不认识嘉道理，亦无缘与他接触，两间公司之间只是通过书信往来，并各派一名律师办理买卖手续。我还记得，当时的地价很便宜，只是20多元一英尺，花了几十万就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盘。那是我花钱买下的第一块地，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已经付款给嘉道理，办好买卖手续了，但地盘上仍堆满烂铁、烂物，搬迁赔偿问题没有办妥。那时还没有租户法庭，对这类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所以搞得自己很头疼……”

　　 花几十万买下四方街地皮，霍英东是想在那里建楼，但建成后，他不想用来收租，而

　　是想向市民出售。因为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数，扣除利息以及各项开销，至少

　　七八年之后才能翻本，并不划算。

　　 其实，把楼宇出租，是当时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霍英东说：“当时盛行把楼宇出租，与香港传统的楼宇买卖方式有直接关系，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的楼宇买卖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某公司拥有整幢楼宇，没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下来；而即使有钱整栋买下来，但要转手卖出去也极不容易。因此，从事楼宇买卖的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私人极少涉足其中。大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所以，当年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并不称作发展商。

　　 “我记得那时一些位于九龙深水一带的物业颇为吃香，买家多是‘金山阿伯’(华侨)，他们置业就是为了收租。而那些地产商，像利希慎家族、何东、广生行、陆海通等，亦一律是以建楼收租为主。通常建筑期是一至两年，租给别人，起码7～10年才能翻本。而那些小的地产商，则是小本经营，通常盖两层到四层的房子出售，行内称之为‘炒四热荤’。总之，这种经营方法，既不能加速资金的周转，赚不到大钱，亦无法解决香港的住宅紧张问题。”

　　 至于这种传统的地产经营方法为何流行多年，霍英东说，这是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随便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 其实，不仅是在香港，而且在世界各地，那时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

　　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他们想出的新方法就是：好像“切月饼”那样，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

第十一章 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3)

　　但那时在香港，“分契”并无先例。这时，有一个名叫罗显胜的大律师认为此法可取，没有与现行法律抵触，只需经过一番繁杂的呈禀手续即可。结果，罗显胜果然成功，解决了分层出售的法律问题。但是，那时的分层出售也仅仅局限于一些唐楼式的楼宇，即一些最高不超过5层，每层只有一个面积1000平方英尺左右单位的旧式楼房——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前的香港楼宇，基本上也是这种5层以下的旧式楼房。

　　 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光顾楼宇的市民多了起来，但买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裕人家。当时的楼宇，每层约1000平方英尺，每平方英尺约20元，总价约为两万港元。但那时普通的打工仔，每月的工资约为200元，一下拿出两万元来的人毕竟不算很多，故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仍然不算活跃。

　　 霍英东筹建油麻地四方街楼宇时，就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楼房。“那时租房要交一笔顶手费，我们叫做‘七千顶手，月租两百’，即顶手费一般要7000元，每月还要交200多元的租金。但相同面积的一层楼，售价一般在1.4万至2万元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出得起顶手费的租客，再支付与顶手费差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两者比较，自然买楼比租房合算得多。”霍英东说，“况且，分层出售楼宇，资金周转

　　快，回收快。”

　　 霍英东兴建的四方街住宅楼宇，除个别高达6层外，绝大多数都是5层，每层平均800余平方英尺，售价由1.4万元至3.6万元不等。

　　首创售楼说明书

　　 霍英东曾一度经营杂货铺，亦从事过剩余物资的买卖，又做过3年海上贸易。这3次经历，其实都是做商品流通的生意。也可能是这个原因，霍英东对商品流通的意识很强。一踏足地产行业，他就有了超前于当时的地产商的商品意识，就是把楼宇当成商品，并想方设法加速楼宇进入市场，以此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

　　 事实上，也可能是由于那时做地产生意的人的这种地产商品化意识不是很强，故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产尚未正式形成一个新兴行业。而那些做地产买卖的人也并未称为地产商。但这一切，在霍英东涉足地产生意之后，就逐渐有了变化——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霍英东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带动了香港地产市场的勃兴，从而使香港的地产行业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些地产商亦相继出现。

　　 为把四方街的楼宇迅速推销出去，霍英东在筹建之初，就想到了一种促销方法：编印楼盘说明书，上面有详尽的楼盘情况、价格、交楼日期等等，向买家广为派发。

　　 印发售楼说明书，在当时是个创举。

　　 我曾问霍英东：“怎样会想到这个招数?”

　　 “其实也很简单，有了地，要盖楼，关键是要有人买，但房屋并不像胶鞋之类的产品有个样板，不同的楼宇，有不同的高低、结构、面积和材料，所以要预先编印一本说明书，让买家了解楼宇的情况。”霍英东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仍然兴致勃勃。

　　 “另外，那时香港的地产经纪不如现在这样活跃，那些带市民去看楼的人，个个都是‘负气卖楼佬’，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带一两百人去参观楼盘，一天来回奔走十几二十次，老公今天看完，第二天老婆又要来看，没完没了的，他们天天带人走来走去，腰酸骨疼，招待不过来，于是就负气对客人说：‘你们自己上去看吧!’客人多问一句，他们都要骂人的。有感于此，我就想到编印一本售楼说明书，向买家推介楼盘，让两公婆可以拿回家好好商量。”

　　 霍氏集团至今仍然保存着霍英东发明的第一份售楼说明书——“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分层出售说明书”。此书为16开本，近20页，上有文字详尽说明楼宇的地势环境、建筑材料、分层价格、订购方法，另外还有地盘、各楼宇的透视图和平面图、骑楼剖面图、各分层的平面图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除了印刷、装订质量较为粗陋之外，其内容与编排方法与现在流行的楼宇宣传广告画册无两样——其实，它就是这种广告画册的前身。

　　 据霍氏集团的一位资深职员介绍，“霍生有了编印卖楼说明书的想法后，就交待我们去做这样一本书仔，还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拿有关的资料。我们就按他的想法编出来。我记得，把编好的资料送到印刷厂的那天晚上，霍生就坐在印刷机旁，亲力亲为，一边修改资料，一边看工人印刷，因为时间很急，第二天就要派发给市民。结果，说明书大受市民欢迎，对促销楼宇有明显效果，地产商纷纷效尤，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用手法。但他那时可能想不到效果会这样好。”

第十二章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1)

　　霍英东奇招屡出，首创“卖楼花”，并制订出大厦的公共契约，妥善解决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招数，如今已成为全世界地产行业通行的惯常做法。

　　发明“卖楼花”

　　 我曾经问霍英东：“为什么在涉足地产行业之初，你就想出一些促销的好招数?”

　　 “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生存问题。”霍英东回忆道，“做生意，一般是不熟不做，正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从来没有做过地产，一做，就要画图、盖楼、卖楼。当时竞争很激烈，如果楼盖好了，卖不出去，滞销，那肯定要‘跳楼’。因为那时的利息很高，像内地现在的利息那样高，跟私人借钱，年息1分8厘。所以，要生存，就一定要创新……”

　　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时，除了提出印发售楼说明书的新招，霍英东还发明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卖楼花”。

　　 那是1953年年底的一天，霍英东找来高露云律师楼的律师和一些职员，一起商量怎样推销四方街新楼。在此之前，霍英东刚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卖掉了他投资兴建的东安大楼。

　　 “大家想想，有无比分层出售楼宇更好的卖楼方法?”霍英东问大家。

　　 在座的人搜肠刮肚，仍然不得要领，想不出什么新招来。律师说：“分层出售已经是一个大突破，这种方法也已证明对投资者和买家都有好处，难道还不满足?”

　　 “我觉得光是分层出售，不能活跃楼市，吸引不了广大市民买楼，因为能够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出来买楼的人毕竟不多。”霍英东说。

　　 “买楼的始终是富裕人家，普罗大众都能买楼当然不可能。”有一位职员说。

　　 “能不能想个新方法，让普通的市民也能买楼做业主?我始终觉得，买楼的人多了，物业市场才能旺起来。另外，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投资不多，就能有高的回报?”霍英东说完，大家面面相觑，无以相答。

　　 过了一会儿，霍英东说：“我想了一个方法，不知行不行?在新楼正式动工兴建前，我们公司先收取买家的一部分订金，余款分期支付，像交租那样，到新楼落成时，收齐买家的钱，买家就拥有了自己的物业，做业主。”

　　 “就是用买家的订金来盖楼?”律师问。

　　 霍英东胸有成竹地说：“没错，用买家的钱盖楼。”

　　 “楼还没建，买家是否愿意先付订金?”

　　 “应该不成问题，可以通过律师或银行方面来保障买家利益，给他们信心。”

　　 那律师想了片刻，禁不住拍案叫绝：“这是‘好桥’(好主意)，我们可以再构思得完善一些。”

　　四方街大楼货如轮转

　　 四方街还没动土，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介分期付款的卖楼新方法：“第一期先交订金50%，第二期落妥二楼楼面交10%……第六期余款10%于领到入伙纸时清缴。”

　　 楼宇开售的第一天，市民就蜂拥而来。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的卖楼接洽处和高露云律师楼，前来交订金买楼的市民排成长龙。

　　 这是分期付款方式第一次推出。之后，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它楼宇时，又不断完善这种售楼方法，把第一期的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10%-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

　　 在楼宇只有设计图纸，没有正式动工之前，买家先交订金预购楼房，就像在果树开花阶段，买家交钱买那个“花”，然后在花结成果时再摘那个“果实”一样，于是香港人就把正在兴建中或计划兴建还没有动工的楼宇或其中的单元，形象地喻为“楼花”；霍英东提出预购“楼花”，就是“卖楼花”。

　　 “卖楼花”如今已成为全球地产行业都使用的经营手法，而霍英东则是这一方法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行的人。

　　 “卖楼花”是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于买家而言，此方法减轻了他们一次过支付所有楼款的压力，使得许许多多的市民也能介入房地产买卖市场，即使是那些略有积蓄的女工，只要先交一笔不算太多的钱，就可以预购新楼的单元，等到楼宇建成时补足余款，就可拥有自己的房产。

　　 结果令霍英东也感到惊奇：“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仿佛疯狂似的，普罗大众

　　卷进了房地产的旋风里；霍英东负责发展、兴建的楼宇的售楼处，每天都有很多市民从港九

　　各地蜂拥而来，队伍排成长龙，售楼盛况空前。当中，有政府的小职员，有月收入两三百元

　　的教师和打工仔，有普通的家庭妇女，有那些终身不嫁人的“自梳女”……有些人排队预购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转售给别人，一天之间就已经赚一笔，不少人因而乐此不疲。

　　 对于发展商霍英东而言，“卖楼花”加速了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且收足买楼者预付的订金后才动工兴建楼宇，也使霍英东避免投资风险，万无一失。

　　 由于霍英东创出“卖楼花”和印发“售楼说明书”两个新招，霍英东发展的楼盘货如轮转，新楼盘开售的消息在报纸上一刊登，往往一天内就订购告罄。

第十二章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2)

　　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地盘建起100多栋、共600多层、折合约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四方街一带，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早、最大的屋村之一。而霍英东，也因此财富剧增，成为地产界的新贵。以每层楼赚1万元计，光是四方街地盘，霍英东就赚了600多万——况且，自己的投资甚少，基本上是靠买家的订金把楼宇建好的。

　　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小试牛刀，就不同凡响，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 “卖楼花”，在今天当然已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但在40多年前，当霍英东第一次提出这个新方法时，地产界和社会的反响可以用“石破天惊”四个字来形容。香港是全世界最先推行“卖楼花”的地方，这一方法也早已在世界各地推行使用，成为地产商推销新楼盘的必用方法。

　　 我曾经问霍英东：“卖楼花的灵感从何而来?”

　　 他答道：“其实卖楼花的方法也很简单。办工厂的，不可能自己做齐那么多现货放在那里等买家来买，一般都是接到订单后才生产。有了订单和订金，厂方就可以启动，销路也有保障。而搞地产也是一样，说得好听一些，我们就是将地产工。”

　　向何东买地建香槟大厦

　　 由于“卖楼花”等新方法的推行，霍英东“四两拨千斤”，赚得钵满盘满；而流动的资金也颇为充裕。从涉足地产行业起，霍英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建楼、售楼。

　　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的同时，霍英东还兴建立信大厦和香槟大厦。

　　 立信大厦位于九龙弥敦道和佐敦道交汇处，是霍英东与香港牛奶公司合作兴建的。牛奶公司提供地皮，霍英东负责投资兴建，建成后把大厦的底层交由牛奶公司经销牛奶制品，以此作为对牛奶公司提供土地的补偿。

　　 香槟大厦是霍英东向何东买地兴建的。

　　 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内，何东可算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大商家之一。他从做买办起家，后投资股市，频频斩获，并用大部分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最大的地主。

　　 霍英东看中何东在九龙尖沙咀的一块地盘，有意购买下来建大厦。那是1954年，何东当时已是92岁高龄，不再亲自打理家族生意，故霍英东无缘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商家，只是与他家族的其他成员打交道。

　　 购买香槟大厦地盘时，霍英东又碰到一些有关搬迁、补偿的麻烦事。他至今仍然记得，向何东购下这块地盘后，有一天，有个花农竟然到地盘上去种一些花草树木。公司派人去交涉，他却说什么：“我不想搬，让你们起小楼。”后来交涉很久才把问题解决。霍英东说，因为那时没有租户法庭，几乎每次买地或拆旧楼起新楼，都碰到这类问题。

　　 在出售香槟大厦时，霍英东又碰到有关分层出售的新问题。在这之前，地产商把楼宇分层出售，只是局限于那些不高于5层的旧式唐楼，因为那些唐楼每层的面积不大，一般是1000英尺左右，且每层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业主，分契比较容易，如四方街大楼那样，楼高5层的，就分成1/5，每层的业主各执一份契。

　　 “但是，到了香槟大厦，情况就复杂得多了。”霍英东回忆说，“大厦不同于那些旧式楼，一幢大厦建筑面积很大，每层又有好几个单元，大厦里头还可能有酒楼、写字楼、店铺、停车场、工厂，还有外墙、电梯……户主多了起来，屋契怎样分?另外，还涉及到电梯保养费、公用电灯费、看更费、倒垃圾费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费用怎样摊分?那些购买地下店铺的业主，用不着电梯，用不着楼梯灯，亦不须看更，他们有自己的看更，所以虽然店铺的价钱可能比每一个单元贵2～3倍，但他们却不愿付出2～3倍于别人的管理费。还有，业主有权随意使用自己的地方，别人无权干涉，但相互间的纠纷却多起来，比如你在大厦里设工厂，开工时噪音骚扰别人；开酒楼的，在门口装个霓虹灯招牌，整夜亮着，搞得住客难以入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法律上不能很好解决。”

　　制订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公共屋契

　　 虽然建大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霍英东认为建大厦比建那些矮小的旧式唐楼划算，因为同样面积的一幅地皮，若建大厦，向空中发展，建筑面积就比旧式唐楼多几倍。

　　 “但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碰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霍英东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般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从只能整幢楼宇出售到分层出售，后发展到分单元、分层出售，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初期，港府行政局议员关祖耀律师总是极力反对分层出售，认为将来业主之间肯定有纠纷。我记得那时，有一些地产商学外国的做法，成立一家公司，由公司拥有一幢楼宇，买楼的人就买这间公司的股份，比如四层楼的，每人就占1/4股权，然后由公司分配一层楼给你居住，但每月还要交租给公司，等到年尾公司赚到钱后，剔除楼宇的一切开支，才分一些红利给买家，买家实际上没有屋契，不算是拥有物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若地产商拥有这间公司51%以上的股份，就控制这幢楼宇的维修权，对小股东不公平；但若股份出售过多，维修权被别人控制着，那自己又怎么办?这些都不是解决分层出售问题的好方法。”

第十二章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3)

　　 “那怎样解决好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呢?”霍英东继续说，“我记得，我们刚刚出售香槟大厦时，有一个外籍律师还说我们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将会‘祸延子孙’，将来大家怎样合钱买电梯、改屋契、维修电梯等纠纷，一定会祸及子孙后代。后来，我和一个英国律师商量，结果想到一个大家承认的办法，也就是‘公共契约’，大家每个人都负责若干管理费，将来这间楼倒塌时，每一个单元折回若干地皮，折成多份，可以按买楼时的价钱多少来摊分，地下铺位贵一些，占比例大些，但管理费也要支出多一些。买家一买楼，就得签署这个公共契约，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

　　 大厦公共契约一经推行，果然将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妥善解决。也正是这个公共契约的成功实施，才使得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楼盘成为可能，也使得地产商转而

　　愿意兴建大厦，这为香港的建筑物向高空发展并迅速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新景象创造了前提

　　条件。

　　 其实，建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正适应当时市场的要求。那时，市民纷纷前去认购，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需要，选购其中的某一层楼或某些单元。这样一来，那些小公司或普通市民也能拥有自己的写字楼、厂房、酒楼或住宅，可能还与那些大富豪和大公司共同拥有一幢大厦，成为众多业主中的一个。

　　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只一年时间，既重金买下当时香港高级的使馆大厦，又闪电般在四方街建成100余栋楼宇和立信大厦、香槟大厦，而且都是一销而空，在香港地产发展史上创下了一个神话。用“气势如虹，雄傲港九”八个字来形容霍英东初涉地产行业时的卓越表现，实不为过。

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1)

　　1955年，霍英东投资兴建一幢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蟾宫大厦。“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方法的革新，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加速了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

　　兴建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

　　 霍英东之所以一踏足地产行业，便叱咤香港房地产市场，且业绩斐然，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顺应了社会的需要。

　　 战后头几年，香港的居住条件仍然非常恶劣。当时，在湾仔一带，一座古老的三层木结构楼房竟住了90人，其中多名居民用的是六层高的“碌架床”，一家七口一张床的情况比比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为严重和恶劣。

　　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大量内地居民像潮水一样涌来香港，造成香港房屋严重短缺。一时间，在港九各地，到处出现一些简陋的木屋。由于木屋区的大量存在，火烧木屋的情形因而频频发生。如1951年11月，九龙东头村发生火灾，烧毁木屋5000多间，灾民两万多人；1953年底，石硖尾的一场大火，烧毁了7000间木屋，灾民6万多人；1954年7月，大坑东木屋区又发生大火，毁屋2000多间，2.4万多人无家可归……

　　 由于木屋区火灾频繁，港府于是设立徙置政策，在港九各地建筑多层徙置大厦，安置灾民。居住环境恶劣，市民住房严重短缺，成为当时香港社会最严峻的一个问题。

　　 霍英东在这种情形下，从事房地产行业，自然大有可为。而港府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房地产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政策，就是1955年港府修改建筑条例，容许楼宇建造高度不再受1903年起实施的普通民房高度以5层为限的规定所限制，可提高民房高度。新条例准许建筑物的高度为街道宽度的1.41倍，每层的高度也由3.66米减至2.74米。港府颁布此条例，目的是鼓励新建筑物向高空发展，以缓解楼宇供应紧张的困境。而在此之前，若要兴建高出5层的楼宇， 得报港督和行政局审批核准；加之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问题当时尚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故在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超过5层的高楼还是少之又少，只有寥寥10多间。

　　 却说霍英东，仅用一年时间，就以其在地产界的卓越成就，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地产商之一。那时，机会、财源像潮水般向霍英东汹涌而来，任他怎么挡也挡不住。

　　 自与利家买下使馆大厦之后，霍英东就与利铭泽时有往来，成为好朋友。1955年初，利铭泽邀霍英东到铜锣湾察看利家拥有的利园山地盘。那时，利铭泽刚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稍后还获委任晋身行政局。他指着利园酒店(也为利家物业)对面的一幅空旷地对霍英东说：“这幅地盘，我有意出售，不知你有无兴趣?”

　　 当时港府刚刚颁布允许楼宇向高空发展的新建筑条例，霍英东正打算找一幅地皮兴建一座高楼，故对利铭泽推介的这幅地盘颇有兴趣。两人甚为相熟，故寥寥几句就定了下来：地价130万，霍只需预付一成订金，余数逐期支付。

　　 霍英东随即找来图则师，商量如何发展这幅地盘。最后，霍英东决定兴建高17层的商住楼——蟾宫大厦，地下是铺位，二楼当写字楼，其它各层是住宅。设计图纸一出来，霍英东又采用“卖楼花”方法，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只看到广告，买家就蜂拥而至，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左右的时间，17层高的蟾宫大厦就耸立在利园山上。

　　 蟾宫大厦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至今，这幢大厦仍然存在，虽然它的周围已是摩天大楼林立，但它的存在，正好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历程。

　　“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

　　 蟾宫建成之后，霍英东把公司总部从附近的使馆大厦搬到蟾宫大厦二楼，他则居住在大厦的顶楼。

　　 蟾宫大厦临海而立，傲视香江，气势雄伟。从顶楼俯瞰四周，港岛和对岸九龙的景色尽收眼底。霍英东第一次站在蟾宫顶楼，居高临下，成功感和满足感油然而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水上人家的孩子，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一个曾在50多人挤在一起的破房子里睡木板的孩子，竟然有一幢全港最高的大厦。每次，伫立蟾宫顶楼，眺望周围景色，想起自己的身世和走过的坎坷道路，霍英东总是百感交集。

　　 据凌汉伟说，“那段时期，霍生每天早晨睡醒，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吃早餐，而是下到二楼的办公室，向公司职员交待事情，安排工作，然后才回家洗脸、吃早餐……”

　　 我曾问霍英东：“蟾宫大厦赚多少钱?”

　　 “整栋蟾宫大厦，包括建筑费在内，总投资约200万港元，但其实我们只动用地价一成的资金10.3万元，其余的费用全靠卖楼花，用买家的钱来交地价、盖楼。楼价好像是每英尺80元，我们赚了100多万。”霍英东答道。

　　 “像你这么说，那几年你做地产，几乎不用自己的钱?”

　　 “那是的，除了最初买使馆大厦以外，其余的，都是利用买家的钱。一登报纸，楼盘一下子就卖光，每一栋楼都赚一两百万。所以，自卖楼花方法推行后，整个香港好像疯狂似

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2)

　　的，人们一拥而上，何鸿燊、杨志云、方润华、郭得胜这些人也从此做地产生意……”

　　 “你发明卖楼花时，是否想到效果会这样好?”

　　 “真的想不到，我还认为人人都可以这样想，这样做。当时，不用什么本钱，就赚那么多钱，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 不把使馆大厦这些出租的楼宇计算进去，光是出售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一年多时间，霍英东已赚1000万港元以上——其中，他动用的本钱不足100万。这以小搏大的“空手道”本事，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心服口服。

　　 在1955年，香港坐拥1000多万家财的人应该不算太多。短短一年多时间，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亨。

　　 此时的霍英东，在香港地产行业叱咤风云，领尽风骚，其咄咄逼人的锋芒，环顾当时香港的各地产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当年在地产界的风头之凌厉，比之当今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李嘉诚(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陈美华著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一书)、李兆基、郭氏三兄弟等，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套用一句通俗的流行话，霍英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天王巨星。

　　“卖楼花”影响巨大

　　 “真是想不到，一开始做地产，就与利铭泽、何东、嘉道理这香港三大家族交手……”谈起当年经营地产的情况，霍英东总喜欢说上面这句话。当年，霍英东只是个30出头的年青人，而那3个人都已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能够跟他们交手做生意，是因为霍英东一涉足地产业，就出手不凡，做的总是大买卖。此事当然足以令霍英东感到自豪。

　　 霍英东从来不像外人所认为的那样，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始终认为是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的革新，他才一跃成为巨富，从而晋身名流社会。

　　 其实，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之革新，既是霍英东人生的一个最重

　　要的转折点，也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 对香港以及亚洲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做一下回顾和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充分了解霍英东发明“卖楼花”，以 实施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地产经营方法，如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 纵观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香港是亚洲经济起飞最早、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先说台湾，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从内地撤退到这个海岛之后，先是惶惶不可终日，穷于备战，严阵以待，防御中共攻台，后又是厉兵秣马，以期反攻内地，顾不上全力发展经济。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经济才正式起飞。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建国，经济起飞也是70年代的事。至于韩国，五六十年代，仍在治疗战争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创伤。经济迅速发展，也是70年代的事；直到80年代，借助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韩国经济才真正起飞。即使是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二战失败而元气大伤。国民经济真正复苏起来，也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香港，却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呈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最早成为亚洲经济的一条小龙。

　　 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 战后，香港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转型。这种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并非源于香港经济本身的动因，而主要是来自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历史学者黄鸿钊在他所著的《中英关系史》一书中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大陆有一大批企业迁移到香港，内地又陆续有一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入，给这个转口港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中国解放前后，上海、广州的资本家持大批资金、机械、技术以及国际联手带进香港。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东南亚各地政局动荡不定，又流入一批华侨资金和其他外资。有人估计，从1949年至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10亿港元，也有人估计，至少达几十亿港元。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享受特惠关税待遇。从1953年起，美国也容许香港产品输入，并逐步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

　　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经营惨淡，难以维持生产。但工厂在港九市区都占地不少，工厂把所占地盘卖了给地产商建楼，一下子就赚一大笔；有了钱，工厂就迁到偏远地方继续生产，因而得以死而复生，香港的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 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商业、金融业的繁荣，使整个香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

　　 霍英东，正是使香港地产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启动并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首创的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经营手法，都是对地产经营方法的重要革新。正是这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的实施，给沉闷的、冷冷清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了一股活力，香港地产市场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

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3)

　　 20世纪 40年代，香港仍以帆船为标志。但到了50年代中期，由于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推行，短短几年间，高楼大厦遍布港九各地。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0年，香港新建的楼宇不少于1000栋，高楼大厦终取代帆船而成为香港的新标志。可以说，没有卖楼花等经营手法的推行，香港的地产市道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而如果没有兴旺的地产业的带动和催化，香港经济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就迅速起飞。

　　 发明卖楼花，推行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霍英东也认为是他人生的杰作。他虽然吝于辞令，但却时常在谈话间有意无意、反反复复地提及此事，并引以自豪。

　　 “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那时，香港没有工业，生产那种简单的‘祝君早安’毛巾和‘金钱牌’暖水壶，就是工业，生活用品如原子笔、塑料丝袜、塑料皮带，几乎都是美国货，而且价钱昂贵，原子笔一支就是300多港币；没有旅游业，没有金融体系……”

　　 霍英东总喜欢反复追忆早期香港的落后，然后又特别喜欢强调说：“但是，自卖‘楼花’之后，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一夜之间建起几十栋大厦，工业也被带动起来。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这些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英尺。这些工厂搬到荃湾等地，把市区的原厂址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0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黄埔船厂、太古船厂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外国兴起戴假发，香港即刻出现几千间假发厂；塑料花也一下子剧增到几千间，产业工人由几万人增到近百万人，工厂几万间。银行、工厂、写字楼、旅游业……样样都离不开房地产。”

　　 谈完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带动、催化作用，霍英东总是要把香港与日本和亚洲的三个“经济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比较一番，以证明香港起飞于其它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先——潜意识中是为了说明自己的非凡本事以及在香港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正是他潜藏于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一种自然流露。

　　 霍英东非凡的商业头脑和大胆的创新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表露无遗。他首创的几种经营地产的新方法，无疑是他几十年商界生涯中最早表露出来的“闪光点”——仅仅是凭这些，在香港几十年沧桑巨变的辉煌史诗中，霍英东也足以占据其中闪光的一页。

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1)

　　正所谓“树大招风”。当霍英东的地产生意如日中天之时，市井坊间突然传出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时间满城风雨。霍英东无奈，只好登广告予以澄清。

　　突传被递解出境

　　 正所谓“树大招风”。一个人，当你默默无名、无所作为之时，世人绝对不会留意你、关注你；但一旦在事业上闯出一些名堂来、有所建树时，那自然会招惹别人的注意，羡慕也好，欣赏也好，嫉妒也好，总之，一时间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一些流言蜚语也会接踵出现。

　　 霍英东的经历就是这样。正当他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

　　 “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 “霍英东利用淘沙船做走私生意……”

　　 “千万不要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

　　 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

　　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

　　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那年8月，“香港立法局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规定负责当局可以通过简易的审讯方式，判定某人为该条例所指的不良分子，即可以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但当事人能证明他是英籍人士或在港居住超过10年以上者例外。”

　　 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他母亲最初也认为只是谣言而已，并不太当一回事，但当传闻传遍全城之时，她也坐卧不安了，甚至相信传闻是真的。她找霍英东问三问四，并叫他想办法处理此事。

　　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传闻

　　 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稿，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声明稿草拟完，又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 立信的声明稿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于是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 谣言流传半年，对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一年，霍英东继蟾宫大厦之后，又大兴土木，开始兴建另一座大厦——交逊大厦。

　　 事隔40年，霍英东向我谈及20世纪50年代初涉足地产行业事业时，突然提起这件已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陈年往事：“……卖楼花，钱来得很快，自己都觉得害怕。这时，香港传我被递解出境。”我是第一次听说此事，所以当时也感到不解，于是连忙抓住机会发问：“递解出境?是不是因为当时赚得太多钱了?”

　　 “不是，流言很令人吃惊……”

　　 “是空穴来风，还是另有原因?”

　　 “完全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一传开以后，对公司业务有些影响，有些人不敢同我买楼……”

　　 “为什么会传开，是港府真有这个意思?还是其它原因，比如对手想打击你?”

　　 “其实都不是。对手没有这个力量。传闻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香岛人最怕的不是坐牢，而是被递解出境。香港政府对待一些人的王牌就是这一招了。”

　　 自《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颁布后，在短短三四年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约有100人，其中较为轰动的是：港九纺织业工会副主席楼颂平(1949年11月)，香岛中学校长庐动(1950年1月)，电车职工会主席刘法和职员李文海、植展云(1950年2月)，电车职工会副主席欧阳少峰(1950年3月)，港九工联会副主席兼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麦耀全(1950年7月)，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主席麦河志(1950年7月)，车华三院秘书陶开裕(1950年10月)，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甄雄(1951年2月)，电影工作者马文森、刘琼、狄梵、齐开韶、舒适、杨华、马国亮、沈敦和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1952年1月)，教育工作者吕冈等12人(1952年3月)，香港电车职工会13名职员(1952年6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凌晨时分被抓走，随即被押送出境。

　　 “当递解你出境的传闻传得满城风雨时，你怕不怕?”我问霍英东。

　　 “肯定害怕。”据说，有一段时间，一听到这些传闻，霍英东就害怕得全身发抖。

　　 “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是否知道传闻从何而来?”

　　 “真的不知道。但我告诉你，香港的谣言真是好厉害，好吓人。好像廖宝珊银行、恒生银行、广东信托银行，有人乱讲几句，整间公司就出现危机。对这种事，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办法解决。到今天70多岁了，也不知怎样讲。一个谣言，真是可以造成严重后果，有些人甚至连命都没了。”

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2)

　　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转谈其它问题。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谣言从何而来，这很难让人置信。他应该对造谣者有所猜测，但可能不便讲出来就是了。

　　谣言据说是行家散布

　　 为了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段往事的情况，那天和霍英东交谈结束后，我又找来霍氏集团的老职员凌汉伟，向他旁敲侧击。以下，就是我与他的谈话内容——

　　 “为什么当时会传霍生被递解出境?”

　　 “我猜可能与朝鲜战争生意有关。霍生在朝鲜战争时做的生意，内地和香港的看法并不相同。”

　　 “是港府真的有所表示要递解他出境，还是有行家搞鬼?”

　　 “霍生都说连他都不知道。”

　　 “港府有没有警告之类的话，或者与他打过什么招呼?”

　　 “这个问题，那就要霍生本人答复你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还问我：‘你们那间公司稳不稳阵?’”

　　 “买家对霍生的公司的信心有否动摇?”

　　 “有些担心，所以我们登报纸澄清此事。这件事还是我经手的，应该还有报纸可查。”

　　 “按照你们当时的分析，谣言从何而来?”

　　 “这个霍生也搞不清楚……我估是空穴来风，可能是朝鲜战争时候支持内地，给别人这样的联想。”

　　 “朝鲜战争时期，或以后，港府有无与霍生就他的朝鲜战争时向内地运送物资的事谈过、接触过?”

　　 “这个我就不很清楚了，应该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 凌汉伟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想谈，所以我们的谈话到此便匆匆结束。

　　 后来，我又向一些人了解此事。据说，这些谣言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些地产商人有意散布的。有人说，霍英东当时可能无意间得罪了一些同行。比如有地产商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向霍英东借钱，但霍英东快人快语，说什么：“原来你经济这样困难，欠人那么多钱，付那么多利息，那不等于一日不见一两间楼……”诸如此类的无心快语，可能令一些行家反感，行家因而散布这个谣言，希望霍英东亦没有好日子过。

　　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英当局，那可能是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方面有贸易往来有关；那么，港英当局传播这样的传闻又有何动机呢?这在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府的说法属实，那么港府又一直没有采取实际的递解行动，这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并没有触犯香港现行的法律；二、霍英东是土生土长的港人，在港生活时间远远超过10年了，而《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对居港满10年以上者有较多宽容和豁免的指引；三、霍英东在往后的日子里“明哲保身”，能进能退，逐步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 虽然，“谣言止于智者”，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半年之后就消除了，但此事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直到今天，霍英东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这个阴影。这件事，对霍英东的性格变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而波及他的事业；某些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霍英东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谈及，这里暂且不表。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1)

　　李康节等人拉来港澳两地的一些人搞“大联合”公司，霍英东为了息事宁人，违心地拿出一些本钱入股。不久，地产低潮，陈德泰陷入困境，霍英东每晚陪他上飞鹅岭散心；接着，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廖宝珊请求霍英东出面相救，但他爱莫能助……

　　与汤于翰合作地产生意

　　 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只困扰霍英东半年，他的地产生意并没有大受影响，他仍然大战地产行业。经蟾宫大厦之后，1956年，霍英东在铜锣湾同时兴建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和加路连山大厦。这三栋大厦的地盘上原是教会的旧楼，霍英东经别人介绍，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拆掉旧楼，另起新楼宇。

　　 介绍霍英东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的，是汤于翰、陈云裳夫妇。汤于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上海中比镭定医院的院长，是癌症专家。其妻陈云裳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和香港的电影皇后，曾主演《木兰从军》、《云裳仙子》、《一夜皇后》、《家》、《月儿弯弯照九州》等电影。在1939年的中国十大明星选举中，她名列首位，第二名是胡蝶，第六名是周璇。40年代后期，汤、陈夫妇离开上海到香港后，汤于翰继续执业当医生，而陈云裳则在家相夫教子，绝少涉足影坛。

　　 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母亲刘氏曾找汤于翰看病，霍和汤因而结识，并时有往来，成为朋友。以致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后，两人还合作搞地产生意。据霍英东说，“最早是在1954、1955年，我和汤医生第一次合作。那时我们在尖沙咀金巴厘道买一幅地，地价是180万，先交一成订金，即18万元，我出一半，汤医生出一半，剩下的160多万港元就全部由我一个人支付。我们在那里合作兴建了一些小楼房，赚了不少钱。”

　　 之后，霍、汤两人还多次合作经营地产生意，而汤于翰也因此成为香港医学界首屈一指的富豪。但是，正所谓“合久必分”，由于在地产生意方面的利益有冲突，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兴建半山嘉慧园时，霍、汤两人相互间产生误解，友情大不如前，合作关系亦告终。

　　 霍英东与汤于翰因合作做生意而产生误解，反目成仇，其中谁是谁非，外人无从知道，但霍英东每次对自己的过去自我评价时，总是提及汤于翰。有几次，他这样说：“对自己的过去，我问心无愧。所以，你那次问我给自己打多少分，我说不止100分，因为我总是帮人发达，每一个与我合作过的都发达，何鸿燊、汤医生……个个我都帮过，其中汤医生只出了9万元，但最后他赚到上千上亿元。但是，从来没有人帮过我，只是我帮别人发达……”

　　 却说霍英东，他一鼓作气，在1957年，又建成东庐大厦、礼加大厦和礼希大厦。这些楼宇，都是采用卖楼花方式推销，结果都被买家抢购一空。

　　 “我卖了四方街、香槟大厦和蟾宫大厦之后，震动香港。起初，关启明他们发展的侨丰大厦，开始学我们卖楼花，接着又用同样方法发展尖沙咀的海景大厦。”谈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仍然意兴盎然，“从此，香港地产界变得疯狂起来，个个不要本钱，登报纸卖楼花，就收买家的钱，利园山、九龙仓、渣甸货仓、尖沙咀、土瓜湾等地盘被人抢购，陈德泰买了不少纱厂地盘，廖宝珊大量购入西环一带的地皮，张谨记买百乐新街……个个争着抢地盘。”

　　 为了鼓励地产商兴建楼宇，缓解市民住房紧张的困局，港府在20世纪50年代也拍卖不少官地，供地产商竞投。霍英东是地盘拍卖场上的活跃分子，经常是一个人独立竞投。

　　地产界盛行“食饼仔”

　　 随着地盘拍卖会频繁举行，地产界出现了一种俗称“食饼仔”的现象。所谓“食饼仔”，其实就是地盘拍卖过程中的一种投机行为。一个曾经多次参与“食饼仔”的地产商对此这样解释：“比如港府要拍卖一幅地，A可能是独力竞投，B可能也是独立竞投，C可能是几个人合作竞投，有实力的就独资，没实力的就几个公司合伙叫价，D根本无心买地，却也来凑热闹参与竞投。这幅地本来1000万才可以投得，没有这1000万的人，一般不敢叫价，因为若真的投到，拿不出钱来怎么办?于是，有人就找后援，姨妈、姑姐也叫出来。

　　 “ 好啦，开投了，假如A、B、C、D四方竞投，从500万开始叫价，600、700万，叫到差不多的时候，当中就会有人即场商量：‘不如我们投回来再投过啦!’于是大家来了妥协，某方叫到750万时，另外三方就不叫价了，750万成交。”

　　 “之后，A、B、C、D四方随即找个地方坐下来，重新把这幅地拿出来竞投。好了，再次叫价，叫到900万时，C、D不叫价了，只剩下A和B。900万和750万之间的差价150万，四方平分，每方分得30多万；接着，A和B再竞投，A叫价950万，B可能就放手了，这幅地最终由A以950万投得，而950万与900万之间的差价50万，再由A和B平分，每方分得25万。”

　　 “整个过程，就是大饼分小饼，你吃一块，他吃一块，大家都有好处。A以较便宜的价钱投得地盘，其余三方也得到利益。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A、B、C、D是一伙的，但突然有个E出来，E老是去顶，叫高价，把地价顶高，结果最后投得地盘的人就要出高价钱了。”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2)

　　 既然“食饼仔”对每一个竞投者都有好处，那他们何乐而不为呢?霍英东说：“那时，

　　几乎每一个地产商，都或多或少参与‘食饼仔’，此风极之盛行。连廖宝珊，最初不参加‘

　　食饼仔’集团，老是叫价，顶那些人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也加入。”

　　 但是，此举却使地盘的拥有者得不到一个合理的价钱。港府的不少官地在拍卖时也被地产商联手“食饼仔”，而使得成交价偏低，政府库房收入因此大为减少。

　　 “这种事，最初没人理，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政府发现不对头，说这是不合法的，要加以限制，竞投时，不允许台下的地产商讲话、商量，并且搞到几乎要抓人……”霍英东回忆道，“我记得，当时我还就此事对港府讲：‘其实很简单，政府可以不公开拍卖，不给喊价，用暗标竞投，就不会有饼仔食。’但政府可能认为用暗标竞投，地价投不到这样高，结果还是喊价，还是‘食饼仔’。”

　　 霍英东把地产界搞得沸沸扬扬，地产因而成为香港一种新兴的行业，不少人因此也跃跃欲试，以期像霍英东一样在短时间内赚得钵满盘满。一些人甚至想与霍英东“埋堆”(粤语合伙之意)，与他在地产行业分一杯羹。

　　不赞成搞“大联合”

　　 大约是1956年，即霍英东卖完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加路连山大厦的时候，李康节等人主动找上门来，对霍英东说：“霍生，你做地产生意很赚钱，不如我们一齐玩啦!”

　　 据一些知情者说，李康节当时与霍英东并不相熟。他是上海人，原是搞建筑的。他看到霍英东经营地产赚大钱，于是想与霍英东“埋堆”，一起做地产生意，但苦于与霍英东并不相熟。后来，他联络了霍英东的一些朋友，包括朝鲜战争时曾与霍英东做过运输生意的那些人，一起找霍英东，希望与霍英东合作。

　　 霍英东认为跟李康节等人合作，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宛然谢绝了他们的要求。

　　 李康节又想出一个方法，搞“大联合”，把港澳两地的一些商家联合起来，合组一间公司发展地产。他能说会道，结果游说了澳门富商何贤等人加入。霍英东自然也在李康节极力游说之列。霍英东虽然不赞成“大联合”的做法，认为“大联合”会引发很多问题，但最后

　　还是拿出一些钱入股。

　　 由港澳两地多个商人组成的联合公司由李康节掌管。公司以北角为基地，大量抢购北角的地盘，其中购得的最大一幅地盘就是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厂；并在短时间内，采用售楼花方式，发展丽宫大厦等住宅楼宇。

　　 霍英东虽是联合公司的股东，但对这间公司的生意，一直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从未介入其中，好像自己是局外之人，任由李康节发展。其实，霍英东当初答应入股联合公司，一是给何贤和一些曾和自己做过运输生意的朋友一点面子，二是息事宁人，免得别人再来打自己公司的主意。

　　 纵观霍英东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霍英东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迅速在地产界冒起，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确立自己在地产界、工商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因为他顺应社会需要，匠心独运，大胆创新，以一个个“创举”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另外，霍英东独特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人杰”的重要原因。

　　 霍英东独特的处世方式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在经营朝鲜战争生意“爆发”之后，他随即与那帮与他一起合作经营海上贸易生意的朋友和伙计分道扬镳，不再往来，不再与他们合群。那些人在朝鲜战争中发了一笔财之后，不是经营冒险的生意，就是花天酒地，随意挥霍，或者沉溺于赌场，结果最后都无法出人头地；而霍英东的聪明之处，就是见好就收，并且转做正行生意，因而成为一代枭雄。

　　 另一方面，当霍英东在地产行业大有斩获之后，不少朝鲜战争时与霍英东一起出没于海上的朋友和旧伙计都找上门来，希望与霍英东合伙搞地产，或在霍英东的公司打工；霍英东虽然不答应他们与自己“埋堆”，但也并没有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而是友好地或多或少地给他们一些钱，劝他们自行发展，另谋高就。不管他这是打发他们还是支持他们，总之，这样做，既不伤大家的和气，也让自己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逐渐让自己与他们成为两个不同世界、不同阶级之中的人。

　　 不知道霍英东当时是认为自己已与那些旧朋友、旧伙计分属不同世界、不同阶级，而与他们各奔前程、不相往来呢?还是因为他觉得那些人会拖累自己、甚至可能毁了自己，而拒绝与他们再“埋堆”？总之，霍英东这样处理与旧朋友、旧伙计的关系，是绝顶聪明和非常明智的，不然的话，霍英东就不可能是今天的霍英东，霍英东后来就不可能成为香港的商界领袖、体育社会活动家，更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霍英东的历史将要重新改写。

　　 对于我的这个说法，霍英东的助手凌汉伟先生也深有同感。他对我说：“我认识霍老板以前一块做朝鲜战争生意的那些旧朋友、老伙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没有什么作为，有些还好赌；若霍老板再跟他们‘埋堆’，那就惨了!”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3)

　　 却说由于李康节极力扩张，仅在两三年间，联合公司就在北角呼风唤雨，成为北角的“地王”，几乎独霸北角的地产生意。

　　 李康节把北角视为自己的地盘，决意当北角的“大地主”。别的地产商见到他在北角大抢地皮、大展拳脚，气势咄咄逼人，也就无意到那里发展地产，免得龙虎相争，伤了和气。但有一个地产商，却偏偏不顾这些，也杀进北角来，在北角抢购地盘。此人名叫陈德泰，是霍英东的朋友。

　　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德泰是香港较大的地产商，在1956、1957年间，他买了很多地，也兴建了一些楼宇。当时，他仿效霍英东的做法，预卖楼花，一登报纸就收几百万元，几乎不用自己的本钱发展地产，因而大力扩张，到处抢地，连别人不敢问津的北角，他也照杀不误，结果惹来李康节等人的不满。

　　晚陪陈德泰上飞鹅岭

　　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府为保障买家利益，约在1957年制订新条例，规定发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 霍英东早已在地产市场大有斩获，资金充裕，故新条例的实施对他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对那些拥有大量地皮、但没有多少资金的地产商却大为打击，令他们捉襟见肘，资金周转不灵。

　　 陈德泰就首当其冲。当时，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的，并没有缴清地价。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结果不少地盘到了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 当时是1958年，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而楼宇炒风又夸大了楼宇的需要，从而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并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当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1.7-2.8万个单位，地价下跌70%，致使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钱放给发展商。很巧，李康节的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下，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泰。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钱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钱缴清地价，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 “我和陈德泰的关系很好，初时也很想帮他，但一了解，发现他牵涉的钱数目实在是太大，无法帮他的忙……”霍英东回忆说。

　　 据霍英东所述，那段时间，陈德泰整天忧心忡忡，神情恍恍惚惚，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还借酒消愁。霍英东见状，很担心他会想不开而自寻短见，于是天天陪在他身边，白天陪，晚上也陪。

　　 一天，已是夜深时分，霍英东陪陈德泰散步，开解他。两个人忘记了已是深夜，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只是漫无边际地走着、走着……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居然走到了飞鹅岭。两人接着爬上山去，坐在山上，或聊天、或静坐；而陈德泰，却不时对着星空低吟，或对着香江夜景扼腕长叹……

　　 “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会到飞鹅岭去?”对于那段患难与共的经历，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陪着陈德泰上飞鹅岭，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

　　 一天晚上，在飞鹅岭，两人谈起怎样摆脱陈德泰的困境。霍英东对他说：“因为你牵涉的数额太庞大，看来只有汇丰银行可以救你。所以，我建议你给汇丰写封信，请汇丰帮忙。”

　　“我担心叫汇丰出面帮忙，可能倒过来会被汇丰吃掉。”陈德泰患得患失。

　　“到了这一步，你要相信汇丰……”霍英东坚持自己的看法。

　　 最后，陈德泰被霍英东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度过难关。

　　“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了钱，于是同意出面帮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帮他卖掉；有些楼就干脆斩仓……”霍英东谈起这段往事，感叹道：“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救起陈德泰，都算是一个奇迹!”

　　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而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也陷于困境。

　　 霍英东说：“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最后拖累了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这间‘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想方法帮何贤度过难关。”

　　对廖宝珊爱莫能助

　　 1958年的地产危机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危机一过，楼市再度活跃和疯狂起来。

　　 在地产危机期间，霍英东曾以低价大量吸纳空置楼宇和地盘，资产剧增。1960年，他再次与汤于翰医生合作，在半山购入嘉慧园和普乐道2号等地盘。

　　 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的地产发展商主要有何东家族、利氏家族、广生行、陆海通等，他们在地产界各显所能，平分秋色。50年代中期和后期，霍英东叱咤香港地产市场，大胆创新，业绩斐然，可以说是独领地产之风骚；至于被人称为“铁三角”的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他们在香港地产市场大展宏图，却是60年代的事；而如今在地产界有卓越表现的李嘉诚、郑裕彤等华商，他们踏足地产行业则比霍英东更晚了好些年。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4)

　　 正因为霍英东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地产界的中流砥柱，所以，那时香港地产界发生的一些事，往往会把霍英东牵扯进去。1961年6月，霍英东就曾一度卷进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之中。

　　 廖宝珊原籍广东潮阳，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香港闯荡，靠炒卖地皮和黄金发迹，而后于1948年开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后更名为廖创兴银行。廖宝珊动用银行存款，在西环抢购大量货仓和一些电厂的地盘，兴建新楼。由于廖宝珊经营有方，银行存款与日俱增，加之地价和楼宇不断升值，他的家财也水涨船高。1961年初，他曾向外宣布，他的家财已超过1亿元。

　　 谁知，那年6月份，市井坊间突然传出廖宝珊曾贩卖毒品，并将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些报纸也刊载这些传言。紧接着，从6月14日起，廖创兴银行一连几天出现了空前的挤提风潮。6月16日，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透支3000万港元应付存户的挤提；与此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也在报纸上公开辟谣，指市面流传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的消息乃属谣言，毫无根据。到此，银行挤提风潮才告平息。

　　 “其实，我自己也曾像廖宝珊一样，深受谣言所害，1954年传我被递解出境，说我的沙船走私，一点根据都没有。”提起廖宝珊事件，霍英东愤愤不平地说。

　　 在银行挤提期间，廖宝珊已整整7天没有睡好。风潮一平息，汇丰、渣打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并要求拍卖他的地皮和楼盘顶数。廖宝珊误认为两家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精神大受打击，终日以泪洗面，有时夜发惊梦，有时睡到半夜也吵着要找律师查询详情……

　　 “这时，有一些商界朋友告诉廖宝珊：汇丰、渣打要吃你，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可以救得你，应该找霍英东谈谈，叫他出面帮助渡过难关。”霍英东回忆说。

　　 “为什么说全香港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救廖宝珊?”我问霍英东。

　　 霍英东答道：“当时，我在地产界都算是最有实力的……”

　　 廖宝珊与霍英东尚算熟稔，他知道霍英东除了财力雄厚外，当时在香港地产界也算是领袖人物，地产界人士都尊重他，他的话在地产界有相当分量。于是，一天，他亲自去找霍英东。看到廖宝珊神情恍惚，脸容憔悴，霍英东甚为同情。

　　 据霍英东所述，他们两人坐下，廖宝珊就悲从中来，眼眶带泪，哽咽着对霍英东说：“霍生，汇丰、渣打有意吃掉廖创兴。他们要拍卖我的物业，这不等于割我的肉，要我卖仔卖女……”

　　 霍英东见他把自己的物业看得这么重要，放不下，已经预感到他可能出事。他关切地问：“廖生，你不卖地，哪还能有什么办法?”

　　 “霍生，只有你才能帮我渡过这一关。”

　　 “你要我怎样帮你?”

　　 “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你和我签署一张买卖合约，把我的物业全部卖给你，这样一来，汇丰、渣打就不会拍卖我的物业。”廖宝珊转而向霍英东说明，“霍生，你放心，这张合约只是签给汇丰和渣打看的，风波一过，合约可以由你解除。”

　　 霍英东想：签一张合同，不能是假的，一签，合同就是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况且他的物业数量很大，涉及的买卖金额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于是，他委婉地对廖宝珊说：“廖生，作为朋友，我也很想帮你，但这一方法似乎有些不妥，是否再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 听霍英东这么一说，廖宝珊有些失望，以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霍生，你一定要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得到我!”

　　 霍英东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廖生，能帮，我一定帮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 两三天之后，廖宝珊又去找霍英东。

　　 霍英东安慰说：“廖生，你想想，陈德泰前几年碰到地产低潮时，也能渡过难关。现在地产市道这么好，你的情形并不是很坏。不管怎么样，你的物业拍卖后也值一亿多港元，汇丰、渣打吃不了你的。”

　　 “那很难讲，拍卖物业时，如果有人‘食饼仔’，压我的价，那就惨了!”廖宝珊还是患

　　得患失。

　　 霍英东态度极其认真地说：“廖生，你不用担心，如果汇丰、渣打一定要卖你的地，我们绝不会食饼仔，压你的价，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 “如果汇丰一定要拍卖我的地，我也毫无办法了。只望霍生你到时跟那些行家打个招呼，不要落井下石，拜托你了!”廖宝珊情绪低落，说话有气无力。

　　 霍英东接着又劝他：“廖生，你最好将物业交给哈利敏卖，因为哈利敏是洋人的，洋人卖物业，个个都相信是真的；若交由中国人卖，有人不一定相信。”

　　 几天之后，廖宝珊百般无奈地将自己拥有的物业拍卖，以顶汇丰、渣打的数。

　　 “那天，我也参加拍卖，我记得，我们公司还买下了他的‘恒景楼’。”霍英东回忆说。

　　 虽然拍卖所得的价钱并不算低，但眼巴巴看到自己曾经拥有的物业落到别人手里，廖宝珊耿耿于怀，心里极度伤心和失落。几天后，他的高血压病就发作，送进医院后没几天，就脑溢血死亡。廖宝珊出殡那天，霍英东还送了花圈，并亲临丧礼，为廖宝珊送行。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5)

　　 “廖宝珊很叻(能干)，很有本事。”霍英东谈起廖宝珊时，感慨地说，“但他把财产看得太重，想不开，放不下!”

第十六章大举淘沙 终成行内巨擘(1)

　　霍英东的立信叱咤地产行业，有荣公司却在香港大搞市政和海港工程，并独霸香港的海沙采集和供应权，霍英东也因此被人称为“海沙大王”。但由于种种原因，淘沙业最终成为失败的生意。

　　一百多万元购大挖沙船

　　 1961年11月，也就是“廖宝珊事件”之后几个月，霍英东应邀前往英国3个星期，考察英国的教育和建筑事务。

　　 那时，霍英东听说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有意出售一艘巨型挖沙船。这艘船名曼哈顿号，原是美国政府用以援助泰国挖湄公河河床，以利黄金半岛海面交通畅顺的。这是一艘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船只，因为当初泰国政府接收曼哈顿号时，适逢泰国发生政变，披汶总理及旧政府高级官员多人，曾被海军将领扣留于此船多日，后来总理及随员等逃离此船。

　　 结束英国的考察行程，霍英东专程从英国飞往泰国首都曼谷，与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洽谈购买曼哈顿号挖沙船事宜。此船长288英尺，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入海底挖取泥沙2000吨，然后自动卸入船舱中。其性能之优良、生产效率之高，在当时实属罕有。霍英东有意购进此船，提高有荣船务的挖沙机械化程度和淘沙产量。

　　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霍英东最后以泰币400万铢(约港币120万元)购得此船。当时，一个八九百英尺的楼宇单元也不过是几万港元，故120万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款额。重金购买此船，可见霍英东对淘沙业雄心勃勃。

　　 196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曼哈顿号挖沙船驶抵香港，霍英东将之改编为“有荣二号”。由于此船乃当时香港最大型、最先进的挖沙船，故当它抵达香港时，引起港人的关注，不少报章还刊文报道此事。

　　 霍英东是在朝鲜战争生意结束后，从事淘沙生意的。“有荣”是他用以经营淘沙业的旗舰。

　　 据霍英东回忆，初时他们招请大量的驳运工人当铲沙工。挖海沙相当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产量不高。这些铲沙工是临时招请的，每逢煤炭船一到，他们就转去运煤，淘沙工作就得暂停下来。

　　 有感于此，霍英东就改临时招请工人为招标挖沙，与几十个驳船的船主签订挖沙合同，一立方米海沙约支付3元多港币，霍英东则先支付一年工钱给船主。但船主大多都不能按量完成挖沙指标，霍英东支付的工钱扣不完，尚有余欠；而船主却要求再借第二年的工钱，霍英东又不能不再承包给他们，故预支款总还不清，这样一来，霍英东获利甚少。

　　 霍英东意识到只有减少挖沙工，提高挖沙产量，淘沙生意才能大有可为。他从海军船坞买来一台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之后，他又进一步改用机船挖沙，并派人到欧洲重金购进一批先进的挖沙机船，并收购了美国人经营的太平岛船厂和荷兰治港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

　　 霍英东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收购太平岛造船厂的。据说，这是香港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例。

　　至于后来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李嘉诚收购和黄，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

　　淘沙的生意额少之又少

　　 由于霍英东独霸淘沙生意，在这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故曾被人誉为“海沙大王”、“淘沙巨擘”。这盘生意看起来规模虽然很大，但涉及的生意额却少之又少。据霍英东说，这盘生意每年的营业额只有几十万，最多的时候也不足100万元港币。

　　 “营业额这样少，即使有赚，也是极之有限，那你为什么要经营这盘生意?”我曾经问霍

　　英东。

　　 他说：“本来不是我做的。我有个堂兄弟，较早前就搞海沙生意，但一直很困难，没什么赚，我就帮他，这样才介入的。这种生意很难做，问题很多，比如一些工人很恶，他们不喜欢你用机械挖沙，一定要用人工铲，而且霸住地盘，不让你用机械挖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到他年纪大了，铲不了沙了，他就坐在那里收你的钱。”

　　 “外界一直说你有海沙的专营权，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 “其实不是专卖，我们也没有什么专营权，政府每年都划定采沙地点，公开招标，只是因为我们有荣公司有优越的条件，才连连中标。也就是说海沙由政府专卖，我们公司只是负责采沙和收购海沙，然后统一卖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卖给用户，管理很严格。我们与政府是有合同约束的。”

　　 “为什么港府对海沙的管理如此严格，一定要实行专卖?”

　　 “我想，一来，因为政府要保护海滩；二来，海沙是矿产，里面可能还含有黄金，故政府在放开煤炭、粮食之后，仍然不放开海沙，实行专卖经营。”

　　 20世纪50年代，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兴建楼宇需要大量海沙，填海造地也需要大量海沙，几乎全部由有荣公司采集、运输和供应。港府在新界和离岛为有荣公司提供多处堆沙场所，而有荣公司还专门在新界设立一家公司负责海沙的采集、运输和供应。那时，霍英东时常驱车或坐船前往各堆沙点和淘沙处巡视。

　　 由于大量采挖，香港地区沙源减少，有些居民还说挖沙“破坏风水”，反对在沙滩挖沙。有荣到离沙滩较远的海上挖沙，但成本增加很多。于是，霍英东又转移阵地，到内地找沙源。

第十六章大举淘沙 终成行内巨擘(2)

　　 1962年，霍英东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一次到内地。那次，他去了广州，找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和中国五矿公司广东分公司洽谈海沙生意。最后，广东五矿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并指定深圳的大鹏湾、小梅沙、盐田等地为有荣公司的采沙区，广东方面安排工人采沙，而有荣公司则负责把沙运到香港，专卖给港府。

　　淘沙最终成亏本生意

　　 “香港每天都离不了沙，一天没沙，建筑、修路、填海造地等等都得停下来，损失很大。”霍英东接着说，“但是，海沙是一盘失败的投资。”

　　 “为什么说淘沙是失败的生意呢?”我问。

　　 霍英东解释说：“做淘沙，花费大量的时间，假如我做地产只需要10%的时间，做海沙则占了90%。我们把沙卖给政府，一吨才几块钱，不要工人、不要船、不要成本，都赚不到钱。”

　　 “既然是亏本生意，那为什么要做?”

　　 “其实，做海沙也是一种挑战，一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二来，香港的标志那时是驶风船，我们就是用驶风船淘沙的，后来，高楼大厦取代驶风船成为香港的标志，而没有我们供应的海沙，香港就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所以搞海沙有一种满足感和责任感。”

　　 “你们公司什么时候放弃淘沙生意的?”

　　 “也就是几年前才放弃的。淘沙生意已无法做下去，因为香港越来越多地采用合金钢、塑料、钢化玻璃等新的建筑材料代替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并用岩石粉碎后代替海沙。除了填海造地需要海沙外，香港对海沙的需求已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彻底交给中国的五矿公司经营，由他们负责给香港供应海沙。”

　　 其实，自霍英东放弃海沙供应权之后不久，港府就提出并实施在大屿山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大面积填海，香港的海沙需求量又再次剧增。据香港的一些传媒所言，新机场工程所需要的海沙，总值至少在20亿港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海沙是由广东方面供应；传媒又报道，近两三年来，不少不法分子大量走私海沙到香港，令广东省方面减少了两三亿港元的收益。

　　 我把这情况告诉霍英东后，问他：“本来这几年海沙生意大有可为，但你在20世纪80年代 放弃了这门生意，是否觉得可惜?”

　　 霍英东只是淡然一句：“没什么可惜的。”

　　 当然，就“在商言商”而言，淘沙可以说是霍英东失败的生意。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霍英东重金投资淘沙业，一来满足了建筑业的需求，有助于香港建筑业之发展；二来挖深海床，有利于海上交通；三来淘沙用以填海造地，为香港增加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就此而言，霍英东专事淘沙事业，虽然亏在自己，但利在社会，功不可没。

　　 由于霍英东旗下的“有荣”拥有大批挖沙、挖泥船只，故在大举淘沙以供应各建筑商之时，霍英东又实行物尽其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兴建一些市政设施，比如在铜锣湾兴建香港第一条行人天桥。另外，还与港府签订长年合同，专责修理港岛海面的各处码头、港口，或清除海底淤泥，或挖深海床。

　　 在1962年之前，有荣公司承建的市政设施和海港工程，就有二三十个。从一份统计资

　　料中，我们可清楚看到有荣早期所承建的一些工程项目——

　　 1958年

　　修理湾仔海底渠

　　 1959年

　　修理荃湾大埔道盒式地底渠

　　 1960年

　　维修及保养一些排污和排洪系统工程

　　 1961年

　　建造北角新渡车船码头

　　 清理北角海底渠

　　 建造观塘海〓基础

　　兴建中环浚海工程一、二、四期

　　 建造佐敦道填海工程之海〓泵房

　　 深井明渠重建

　　 吐露港淡水湖大型试验海坝工程

　　 1962年

　　西区咸水泵房建筑

　　 九龙湾第一期海〓基础工程

　　 东区排污计划马头角海〓工程

　　 土瓜湾填海之海〓工程

　　 九龙区海底排污工程

　　 长沙湾临日沙仓工程

　　 大鹏湾坪洲码头工程

　　 吉澳挖沙工程

　　 梅窝第二期海〓工程

　　 慈云山徙置区第一期道路及排水工程

　　 慈云山徙置第二期

　　 佐敦道渡船街与西贡街排水工程

　　 在此之后，霍英东的有荣公司从来没有停止过香港市政和海港工程的承建，当中还承建了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等巨大工程；另外，还一度开赴国外，去荷兰、文莱治港建码头。

　　霍英东为何热衷于承建这些工程?而承建这些工程的经济效益又如何?这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提到。但是，霍英东以其在地产的卓越业绩以及在淘沙行业和市政、海港工程上的突出表现，早在60年代初期，香港的传媒已把他誉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

第十七章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1)

　　50年代末60年代初，霍英东和何鸿燊每晚都开车到叶北海家，接在那里打麻将的太太。一天，他们到太平馆吃夜宵，何鸿燊、叶北海提议霍英东到澳门下标投赌场，以此“食饼仔”。霍听完，连忙叫他们不要乱用他的名字去“食饼仔”。

　　跻身超级富豪之列

　　 主要得益于地产，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财产已数以千万港元计，跻身于香港的超级富豪之列。霍英东出身贫寒，自小就养成朴素的生活习惯。即使成为超级富豪后，朴素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 “最初做地产生意时，霍生一般是去帮衬横街窄巷的小店铺，花十来二十元叫师傅做一双皮鞋。但他不喜欢皮鞋的后沿太硬，所以平时总喜欢用脚踩着后沿，把皮鞋当拖鞋穿。在家这样，在公司亦是这样，只是出街时才乖乖把脚套进鞋里。我还记得他那时喜欢买香港制造的伊人牌衬衫，那是很普通的一种衬衫，不是什么名牌。”一次，谈起霍英东50年代的生活，霍氏集团一位老职员这样说。“至于饮食，他特别偏爱粟米和芋头，这种饮食习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 据一些知情者透露，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霍英东偶尔亦到酒吧、夜总会等一些风月场所消遣。霍英东跳舞跳得很好，他跳舞的功底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直到后来，孩子长大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他才与那些风月场所绝迹，而转到另外一种场所——私人性质的男人俱乐部活动，在那里与一些商界朋友打麻将、打“十三张”玩乐；饿了，俱乐部雇请的那些“自梳女”就为他们做饭。既是男人俱乐部，故很多时候，男人是不带自己的太太去的。

　　 那时，霍英东的生活习惯虽然没有改变，但家庭生活却有了很大的变化。1951年，霍英东与吕燕妮所生的第四个孩子——女儿丽娜出生，3年后，霍家又添了一个儿子——震宇。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霍英东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子冯坚妮，并与她结成夫妇。1968年，冯坚妮为霍家生下一个儿子——霍文逊。那年，霍英东正好有一栋大厦落成，为纪念文逊的出生，他还特别把这栋新大厦命名为文逊大厦。

　　 大约是在1968年，霍英东又与另一位女子林淑端结合，并于1969年生下霍显扬。1960年、1962年和1966年，林淑端又分别为霍家生下显旋、显光、显强三个男丁。

　　 在20世纪50年代，一夫多妻制的大清律例尚未在香港废除，故一夫多妻的情况当时在香港甚为普遍，尤其是与霍英东同辈的那些大商家，很多都是一夫多妻的。

　　 20世纪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太太与香港一些商界朋友的太太，组成“太太团”，时常到一个固定的地点打麻将、消遣。几乎每天晚上，霍英东都开车去接太太。正是这个“太太团”，引出了霍英东到澳门开赌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 到澳门开赌，是霍英东一生中最重要、最具传奇性的经历之一。对于这段历史，霍英东一向守口如瓶，从不向外界披露一点情况；而这段历史的另外一些当事人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却曾经或多或少地向外界讲过他们经历的澳门赌业的风风雨雨，但他们所讲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所以真实的情况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也使得这段历史更富神秘色彩和争议性。

　　 霍英东到澳门开赌这段历史，是我采访的重点之一。一开始采访时，霍英东就主动提及这段历史：“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很少有人知，我们不讲，无人知。有些事情，我也很想交待清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当然，你不一定要写，但要写就一定要写事实。”

　　 后来，到了8月11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办公室和中华游乐会，整整一个下午，霍英东向我详尽地讲述了他到澳门开赌的来龙去脉，以及澳门娱乐公司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

　　每晚都与何鸿燊去接太太

　　霍英东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 买卖战时剩余物资、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冲破“禁运”搞海上贸易、踏足地产行业、重金购船淘沙……所有这些，都是霍英东的主意，虽然有时也遭到母亲等人的反对，但他认准了的事，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 霍英东也可以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他母亲刘氏时常抱怨他爱冒险，总是干出一些令人担惊受怕的事情来。俗话说：“行船跑马三分险”。而霍英东到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冲破“禁运”与内地做生意，这更是险象环生，并非常人所能干得出来的。

　　 霍英东虽爱冒险，什么能赚钱的生意都想尝试，时常有一些惊人骇世之举，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经营赌博行业。而且，1961年正是霍英东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既叱咤地产市场 ，是香港最为活跃的地产商，同时又是香港最大的海沙供应商，正斥巨资购船大举淘沙。这个时候的霍英东，更没有想到要从事另一种在常人看来比“行船跑马”更为冒险的赌博行业。

　　 那霍英东后来如何介入澳门博彩业的呢?

　　“整件事应该从‘太太团’讲起。那时，我们那些女人，经常到叶北海家打麻将，就是‘

　　太太团’。其中，有我的太太，也有何鸿燊的太太。每天晚上11点钟，我们就到叶北海家接老婆，大家见面，聊聊天，或者一起去吃宵夜。”霍英东开始回忆到澳门开赌的经历。

第十七章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2)

　　 叶北海的名字现在已不为太多人所知。他原籍广东，后到香港发展。据闻，叶北海好赌，时常周旋于赌场；另外，他人缘广，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 至于何鸿燊，则是当今港澳两地人人皆知的名流富豪。他出生于香港的一个豪门望族，祖父何福是大名鼎鼎的何东爵士的胞弟。在20世纪初期，何东在香港的地位无人能比，他富甲一方，荣华之极，傲视香江。何福虽没有何东那样的名望，但在二三十年代也是香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当过沙宣洋行的买办，又曾出任港府定例局(立法局)议员。

　　 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也曾在香港政坛和商界叱咤一时，他是渣甸洋行的买办，又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还当过东华三院、二十四行商会、华商会所主席等职。

　　 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何鸿燊的父亲因炒股票破产，家道从此衰落。父亲负债逃亡越南，何鸿燊跟着母亲留在香港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凭着坚强的毅力，何鸿燊在皇仁书院读完了中学，后考进香港大学。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大学停课，何鸿燊只好孤身到澳门谋生。

　　 在澳门，何鸿燊最初干的是“押船”工作，就是负责把载满货物的电动船押送到海上，与生意伙伴在海上交易。在“押船”时，何鸿燊曾遇过海盗械劫，幸而死里逃生。战后，何鸿燊加入澳门政府贸易局任职，其间还从事买卖战时剩余物资生意，还开办过煤油厂。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才重返香港，经营地产和建筑业(请参阅冷夏著的《一代赌王——何鸿燊传》一书)。

　　 “你当时与叶北海的关系怎样?”我问霍英东。

　　 “大家不是很熟，只是太太们到他家打打麻将，吃吃饮饮之后才认识的。”霍英东轻描淡写，似乎不想多谈叶北海。但按常理，能够一伙人时常在一起吃吃饮饮、打打麻将，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或者说私交是较好的。

　　 “那与何鸿燊的关系呢?他还是你在皇仁书院时的学长?”

　　 “其实也不是很熟，也是因为‘太太团’到叶北海家打麻将，大家一起接老婆才经常见面的。”

　　 “在这之前，你和何鸿燊在生意上有无合作过?”

　　 霍英东想了一想，说：“好像没有合作过，但那时做地产生意时，大家一齐‘食饼仔’，时常在地盘拍卖场碰面。”

　　拒绝到澳门“食饼仔”

　　 “有一天晚上，太太们又到叶北海家打麻将。”霍英东接着回忆说，“我和何鸿燊一起去接老婆。叶北海提议：‘不如大家一齐去吃宵夜。’于是，我们就开车到‘太平馆’酒楼。去宵夜的除了我、何鸿燊和叶北海，还有太太们。大家正在宵夜时，叶北海突然讲起竞投澳门赌牌的事。他说：‘叶汉、高海林今年照样下标投赌牌，我也参加进去。如果有霍英东的名字，我包你有50万港币的‘饼仔’。”

　　 叶北海的意思是，若以霍英东的名字下标，对方会给他50万，叫他放弃竞投。在当时，这种“食饼仔”的风气很盛行，不但在地产界，在很多行业都有这种现象。据说，香港一位有名的富豪，50年代就常到澳门“食饼仔”。那时，黄金买卖是澳门的经济命脉，其经营权每年都竞投一次，每次竞投时，这位富豪都到澳门去，声称要下标，于是对方每次就给他几万港元，他也就识趣地放弃竞投，离开澳门回香港。

　　 “那是什么时候?离澳门赌业专营权的最后下标期还有多久?”我问。

　　 霍英东沉吟片刻，说：“我记得那时离最后的截标日期只有10天左右。”

　　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听到澳门赌牌竞投的事牵涉到你?”

　　 “是的，所以我听叶北海这么一说，觉得很突然，也有些不安。当时，我在香港已有身份，有地位，怎能干这样的傻事?”

　　 “既然这样，你怎样跟叶北海他们说?”

　　 “在太平馆吃饭的还有太太们，我不想在大家面前讲这件事，即刻把何鸿燊拉到门口，对他说：‘Stanley，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我要讲清楚，赌博生意，我是永远不做的。这件事，以后千万别再提，不要把我牵涉进去，一讲起来，别人都会认为我是去‘食饼仔’，这是很臭、很丢架的事。’”

　　 “那何鸿燊当时怎么讲?”

　　 “他叫我放心，不会再提这件事。其实，他们是知道我绝不会开赌的，但用我的名字去下标，去‘食饼仔’，对我就不好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反复对何鸿燊说，叫他千万不要提霍英东有分参与投标。”

　　 霍英东当时对叶北海的话有这么大的反应，除了因为他本身不喜欢开赌，且担心被传“食饼仔”坏了自己名声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做生意一定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不要捞过界，不要侵犯别人的地盘。对于这一点，他总喜欢反反复复地向我说，不厌其烦。

　　 “澳门从来就是一个‘九反之地’。战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部队和中山一带的一些‘大天二’之类的人物，逃到澳门；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内地反霸清匪的时候，那些俗称‘大天二’、‘花木兰’、‘死唔去’的江湖人物又大量从珠江三角洲逃到澳门避难，并且带去不少武器，澳门政府都怕他们，整个澳门的情况很复杂。”

第十七章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3)

　　 “大家对澳门那些有势力人士是尊重的，正所谓‘河水不犯井水’。当时，澳门主要有两大生意，一是黄金买卖，由罗保、何贤、何添、钟子光、梁昌等人控制。那时澳门的黄金走私很严重，在美国，黄金一盎司约100多港元，但在香港却炒到几百元一盎司。香港是禁止公开炒金的，于是大量黄金涌进澳门，再由澳门走私到香港，故澳门每年的黄金买卖有几

　　千万的生意；另一个大生意是赌场，历来由高可宁、傅老榕家族经营，但每年只赚两三百万

　　，其实也是小生意，还不如我们在香港建一栋大厦赚的钱多。

　　 “黄金集团和赌业集团互相尊重，大家相安无事，河水不犯井水，而澳门政府也默许了这两大生意由两大集团控制，这种经济秩序也就维持了十多二十年。所以，外来势力很难打入澳门。比如竞投黄金专营权，每年都投一次，但谁去投谁就死。汇丰、渣打、太古、渣甸、嘉道理这些香港洋行、洋商，以前都到澳门下标竞投。每次下标，澳府要收100万葡币按金。去哪里搞到那么多葡币呢?于是他们就到市面上去买，用港币换葡币，本来是1比9，但大丰银行兑换给他们则是1比13；好啦，下标后，澳府就说他们不行，并把葡币退回给他们，他们把葡币兑回港币时，比率却是1比7，前后一兑换，少了很多钱，闹出了大笑话。所以，从那以后，没有人敢再去澳门做生意，更不敢跟原有的集团抢盘。

　　 “赌场生意也一样，叶汉、高海林也曾出标，出高价钱，但澳门政府还是不给叶汉他们做。另外，那时澳门的交通很不方便，来往港澳间的客船佛山轮、德兴轮、大来轮也都是由几个头面人物控制。

　　 “那时，澳门的酒店很少有人住。我记得，有一间国际大酒店是广东省银行元老霍芝亭的后代霍宝润经营的，但总是亏损，于是就以1000元港币的价钱卖给何贤。

　　 “我当时与何贤、何添两兄弟较熟，每年澳门举办赛车，他们都邀请我过去凑热闹，香港不少商界的朋友都过去，大大小小的事，我们是不会捞过界的，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

　　何鸿燊投赌也是出于偶然

　　 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后，霍英东转而说到何鸿燊：“其实，据我所知，当时何鸿燊对下标也不是很积极。他是什么事也无所谓的人，在澳门，有人叫他参与，他就参与，并不是主动的。他一向在澳门有生意，跟一些西人较熟，但那时势力还是不很强。”

　　 事实上，虽然何鸿燊在商界时常表露出一副敢于冒险的赌者本色，虽然在澳门谋生时也曾耳濡目染澳门赌业的情况，但何鸿燊对赌业也没有太多兴趣，也从来没想过要经营赌场发财。与霍英东在太平馆吃宵夜之前的几天，因为有一个人秘密来访，何鸿燊才对赌业顿起

　　兴趣，并计划闯荡澳门赌坛。

　　 秘访何鸿燊的人是叶德利，他是何鸿燊的姐夫。叶德利今年已80岁，当年他挥金如土的派头和风流倜傥，环顾澳门可以说是无人能比。他是一个语言天才，原籍广东梅县，出生于印尼，懂得好几国语言；他也是一个赛车好手，曾在澳门创立车队，力促澳门赛车运动。他曾在70岁生日那天，特地把他在世界各地认识的女朋友、情人以及她们的丈夫、儿女近100人请到墨西哥，和他共度生日，以此“创举”成为世界花边新闻的主角。

　　 叶德利年轻时一个人到港澳闯天下。在澳门，他结识了何鸿燊的姐姐，并娶之为妻。20世纪50年代，叶德利出任一家贸易公司的香港及东南亚区总经理，从事食糖、大米进出口生意，有时也帮朋友投资金融股票。那时，叶德利虽然活跃于港澳商界，但其实他与何鸿燊一样，从来也没想过要竞投赌场专营权。至于决定竞投赌牌，也是出于偶然，是一个朋友主动找上门来邀他介入其中。

　　 叶德利的这个朋友，就是有“赌圣”之称的叶汉。

　　 叶汉是20世纪20世纪世界赌业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到1996年已81岁，一生与赌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但开赌，也喜欢豪赌，1988年曾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次赢得100多万美元，名扬四海。在中外“赌王”级人马中，像叶汉一样以赌为生、赌技高超的人没有几个。他的经历足以反映出省港澳赌业的发展史。

　　 叶汉出生于广东新会县，小时候就已经精通一些赌博玩意。10多岁时，他带着一身赌技独闯澳门。

　　 澳门的赌业历史较长，早在1847年，澳门政府就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面对赌档林立、各派混战的情况，澳府于20世纪初期实行立例管制赌业，方法是由政府发出赌牌由民间竞投，投得者必须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约，在指定地点开赌，并依法纳税；而民间的私自聚赌则属非法，政府予以禁止和取缔。

　　 早期的澳门赌业专营权，由一个名叫卢九的商家夺得。1930年，卢九联合范洁明、何十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再次投得赌场专营权。

　　 20世纪30年代中期，香港富豪傅老榕曾到深圳开赌场。1938年，傅老榕联合有“押业大王”之称的富豪高可宁，组成泰兴公司，从豪兴那里夺得澳门赌业的专营权，从此傅、高两个家族独霸澳门赌坛20余年，赚得钵满盘满，成为港澳两地屈指可数的大家族。

第十七章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4)

　　 叶汉初闯澳门之时，在一家赌场工作，其间为傅老榕赏识，邀他到自己门下。1935年，傅老榕安排叶汉到深圳打理那里的赌场生意；1938年，叶汉重返澳门，在傅的赌场当主管。不久，叶汉又受傅之委托，远赴上海开赌场，其间两人之间有一些过节，叶汉也因此离开傅老榕自立门户一段时间。后来，傅老榕邀请叶汉再次回到自己门下，但叶汉认为傅对他不尊重，于是没干多久又不辞而别，远赴越南西贡开赌场，再次与傅老榕分道扬镳。

　　 何鸿燊虽然曾在澳门生活10余年，与叶汉素未谋面，但叶汉倒是与何鸿燊的父亲较为熟络。原来何世光因股灾逃亡越南后，在越南也干出一番事业，而叶汉到越南西贡后，就曾租用何世光的地方开赌场。

　　 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汉再度踏足澳门，但这次不再是为傅老榕打工，而是要与傅老榕决一高低，争夺澳门赌坛的霸主地位。叶汉想尽一切办法，施展浑身解数，两次投标争夺澳门赌业专营权，但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实力有限，加之得不到澳门政府的支持，结果都是铩羽而归。

　　 1961年，新澳督马济时走马上任。那时虽然黄金生意额很大，但利益都在罗保、何贤、钟子光等人手中，政府获益甚少，倒是每年才几百万生意的赌场给政府上缴了不少税利。所以，马济时一上任，就全面了解澳门赌业的情况。他发现澳门赌场之经营存在不少弊端。为提高赌场的纳税额，增加政府收入，马济时取消了原先的赌牌持有人的经营优先权，标出了300万的投标底价，规定以暗标竞投，价高者得。

　　 叶汉见时机有利自己，决定三战傅、高两大家族。以往两次竞投，叶汉都是孤军作战，这次他志在必得，所以一开始他就到处物色有力的盟友。找来找去，最后找到能说会道、擅长投资、人缘广的叶德利。

　　 在叶汉的一番鼓动之下，叶德利最终决定与叶汉联手对撼财雄势大的傅、高家族。他透过美国驻葡萄牙领事馆，了解到澳葡政府审批赌牌的准则；接着，又携妻子亲赴葡国首都里斯本了解详情。

　　 叶德利打听到，若要竞投赌牌一举成功，竞投人和持牌人最好在澳门有生意，且有亲属是葡国人。据此条件，叶汉和叶德利都不是最佳人选，务须再找一个盟友。这时，叶德利夫妇想到何鸿燊，因何鸿燊虽人在香港，但在澳门仍有不少生意，他的妻子又是地道的葡国人，且光就财力和名望而言，何鸿燊当时都比叶德利、叶汉两人强。

　　 叶汉赞成叶德利的提议。叶德利于是匆匆赶去香港，力邀何鸿燊加盟。

　　 而何鸿燊，可能当时对竞投赌场既无兴趣，亦无信心，故而才像霍英东所说的那样，并不太主动和积极。

　　 这样想来，那天晚上，叶北海提议到太平馆吃夜宵，似乎是有预谋的，就是想创造机

　　会试探霍英东是否有兴趣到澳门“食饼仔”。以霍英东当时的财力，若放出风声要去下标，

　　对方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几十万的“饼仔”也应该是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的。但他们可能想不

　　到，霍英东对此极之反感。

　　 那晚的聚会，也就这样不欢而散。

第十八章进退两难 提出繁荣计划(1)

　　赌场竞投前夕，港澳两地的名流商贾云集澳门，举行了一场足球赛。霍英东被传是竞投赌场的幕后主脑，正在运筹帷幄；而何鸿燊也被传到澳门来“食饼仔”。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霍英东提出了一个志在繁荣澳门的开赌计划……

　　慈善足球赛似是“龙虎会”

　　 在太平馆与何鸿燊、叶北海吃夜宵之后的第3天，霍英东接到澳门一些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明天在澳门举行一场慈善足球赛，为澳门警察厅筹款，邀请他前去参加。

　　 “明天就打球，今天才通知我，为什么这么急?”接到电话，霍英东感到有些突然。

　　 “我喜欢打足球，一年打300场，不单止在香港打，有时还到澳门等地打，只要朋友有约，一定会到场助兴。所以，那次接到电话说明天在澳门打足球，时间虽然很急，但也答应了。”霍英东回忆说。

　　 至于到澳门下标“食饼仔”的事，霍英东认为只是何鸿燊、叶北海随便说说而已，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在太平馆吃夜宵之后，他就不再把此事放在心上，自然也不会想到此事与第二天到澳门打足球有何联系。

　　 当天晚上，霍英东就欣然起程坐船赴澳门。

　　 第二天一早，何鸿燊、叶北海到酒店找霍英东。他见到两个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哦，你们也来了，怎么事先没听他们说过?”

　　 接下来，3个人就东拉西扯闲聊起来，但何鸿燊和叶北海只字不提下标竞投赌牌的事。

　　 “何鸿燊在澳门有生意，经常到澳门来，而叶北海也时常到澳门来赌钱，所以，虽然那时离赌牌竞投只有两三天时间，但我当时也没有将他们两人到澳门来与竞投赌场的事联系起来，觉得他们两个人来澳门、来酒店找我，只是一件好普通、好平常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霍英东以极其平静的心情回忆起这些往事。

　　 下午，霍英东准时抵达球场。

　　 “当时，我感到有些意外，除了何贤、梁昌、何鸿燊、傅荫钊这些商界朋友外，叶汉、叶北海、高海林等人也到场，新澳督马济时也在，几乎全澳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在那里。”谈起这场足球赛，霍英东显得十分兴奋，“结果，我们都下场助兴，连澳督也下场打球，表示对这场慈善足球赛的支持……”

　　 港澳两地的名流商贾云集濠江，有点像历史上那些“龙虎会”、“群英会”和“武林大会”的性质。当时，赌场的竞投双方——傅家掌门人傅荫钊和新势力代表人物叶汉、何鸿燊、叶北海也下场打球，且赌牌开投的日期逼近，所以这场名为慈善性质的足球赛，似是两派势力在竞投赌场前夕的一次另类较劲，因此，也可以视为赌场竞投之争的前哨之战。

　　 霍英东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这场足球赛的盛况，然后说：“我当时已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场比赛，把何贤、梁昌、傅荫钊、何鸿燊、叶汉这些人都拉过来打球?”

　　 “这场足球赛是谁牵头搞的?”我问。

　　 “我真的不知道。”霍答。

　　 “那这场球赛是不是有什么人刻意安排，想把你拉到澳门来，参与赌牌的竞投?”

　　 “真的，到现在我还弄不明白，我真的也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种预谋，怎么那么巧合?”

　　霍英东被指在运筹帷幄

　　 让霍英东更意料不到的事，还在后头。

　　 这场名流商贾出场的球赛轰轰烈烈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除了澳督以外，几乎所有出场的名流商贾都一起去聚餐、庆贺。宴开几席，名流商贾云集，觥筹交错，好不热闹。那时，赌牌开投在即，故大家在聊谈时免不了提到赌场的事。

　　 这时，有一个名叫霍宝润的澳门商人突然爆出这样一句话：“还有两日赌场就开投了，好像霍生在运筹帷幄。”霍宝润是广东省银行元老霍芝亭的后人，他所指的“霍生”自然是霍英东。

　　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投标的事，与我无关，怎么说我在运筹帷幄?”霍英东为之愕然，

　　立即解释说。

　　 霍宝润笑着说：“霍生，不要为自己辩护了!”

　　 霍英东不得不申辩：“真的，我只是过来打球，其它的事一概不知。在澳门，大家对贤哥、梁昌都那么支持、尊重，我们都是好朋友，怎么能捞过界，去投赌场呢?你们信我啦!”

　　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散席。霍英东回到下榻的酒店。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怎么会传他在运筹帷幄投赌场。他到澳门的那天晚上，才知道叶汉有意下标竞投；至于何鸿燊是否参与，他也不得而知。

　　 第二天，澳门就传出一个消息：“鬼仔过澳门来‘食饼仔’。”因何鸿燊是混血儿，性格西化，故澳门人都称之为“鬼仔”。

　　 接下来的情况，霍英东曾详细地和我谈及--

　　 “何鸿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来酒店找我，气愤地说：‘有没搞错?我们是过来

　　澳门凑凑热闹而已，没想过要下标，为何说我们“食饼仔”呢?’

　　 “当时，我对他说，‘Stanley，我觉得这种谣言没什么的，任它传算了!’但何鸿燊很认真，他说：‘老霍，看来不行了，整个澳门都传我“食饼仔”，我真的不下标，个个都认为我真是过来“食饼仔”，讲不清楚，我要下标才行啦!’

第十八章进退两难 提出繁荣计划(2)

　　 “我即时问他：‘Stanley，你下条标有什么作用呢?’何鸿燊答我说，‘我下条标之后，就有个交待了。’

　　 “当时，下标要交100万港元的押金，何鸿燊对我说，‘我身上不够100万，老霍，能不能先借几十万给我，等下标之后再拿回来?’何鸿燊、叶北海等人连钱都没有准备，可见他们并不一定是很想下标投赌牌。

　　 “我对何鸿燊说，‘Stanley，如果你不是存心破坏别人，那你开了口，我当然会借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跟贤哥讲清楚，你按底价下标，并且通过贤哥说给傅家知，说我们并没有‘食饼仔’，我们下标是按底价，我们正正当当、清清白白，表明我们并没有与他们争饭吃。’”

　　借40万给何鸿燊投标

　　 霍英东说到这里，我插话问：“何贤在整件事中扮演什么角色，你为什么要何鸿燊向他讲清楚?”

　　 霍英东说：“大家都尊重何贤，澳门的事务，无论大小，一般都请他出面摆平。若贤哥讲一声‘搞人家干什么呢?’就可以解决问题。”

　　 “后来是否借钱给何鸿燊?”

　　 “借了，好像是40万，借给他时，我又特别强调，要和何贤讲清楚。”

　　 “你既然不想介入此事，为什么借钱给何鸿燊?”

　　 “其实，我始终认为何鸿燊对下标也是不积极的，我知道他与傅荫钊的关系很好，大家是好朋友，两家人曾经一起到日本旅游。记得当时，当澳门传出何鸿燊过来‘食饼仔’时，有些朋友还对傅荫钊说，‘嗨，鬼仔过来，我们同他打几铺麻将就搞定啦!’我想，大家既是朋友，是不会互相争饭吃的。另外，澳门的地方势力那么大，比如罗保，他可以通葡国总统，加上没有什么酒店、船只，怎么开赌?所以，我想借了钱给他下标之后就没事了。”

　　 后来，傅荫钊有没有请何鸿燊打麻将?”我问。

　　 霍英东笑笑说：“好似没有。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

　　 “你真是认为何鸿燊无意竞投赌场?”

　　 霍英东不加思索地说：“照我的理解，他并不是太积极，一年才几百万的生意，有什么好做呢?当然啦，何鸿燊的性格是什么都够胆做……”

　　提出繁荣澳门计划

　　 却说何鸿燊借到霍英东的40万港元之后，就着手找律师写投标书。那时，离赌场竞投的截标日期只有一天，第二天下午政府部门下班时就截止投标。

　　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可以说是峰回路转。”霍英东接着说。

　　 “何鸿燊找了一个叫卢巴度的葡籍律师起草投标书，按底价下标，底价好似是每年300万港元。谁知到了晚上，卢巴度突然失踪了。何鸿燊扎扎跳起来，大骂卢巴度，然后找了一

　　辆车到处去找他，最后好似在一间酒店找到卢巴度。卢巴度向何鸿燊解释说，‘今天下午，

　　我在扶轮社吃饭，人人都说何鸿燊过来‘食饼仔’，人人都知道你要下底价。知道我帮你下

　　标，人人都笑我。’”

　　 “听卢巴度一说，何鸿燊又扎扎跳起来，对他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下底价，我们要出高价。’说完，又拉着卢巴度回律师楼起草投标书。”

　　 “那时，我在澳门打两日足球，打完足球后，我没有即时回香港，而是留在澳门。那天晚上，何鸿燊又来酒店找我，说他打算不按底价下标。”

　　 “我一听，觉得很难办。我说，‘Stanley，我和你昨天答应过何贤、傅荫钊，我借钱给

　　你，你按底价出标，现在却要出高价，怎么行?’何鸿燊解释说，‘老霍，我如果出底价，

　　澳门的西洋人个个都笑我。你说怎么办好?’”

　　 “到了这一步，我觉得进退两难。我转念一想，对何鸿燊说，‘赌是坏事，但如果把开赌变成不牟利的，把赚到的钱全部用于繁荣澳门，用于慈善事业，那就不同。新澳督也希望发展旅游，不单单是搞黄、毒、赌，而是以旅游带动澳门的繁荣。这样开赌，等于做善事，对社会有好处，对社会有个交待，最后搞得好还是不好都没有人骂你。’”

　　 “何鸿燊也赞成我的提议。接着，我和他又进一步商议如何通过赌业来繁荣澳门，想到了一些计划，比如如获赌牌，将兴建码头等公共设施，令来往澳港的时间缩短，吸引更多香港人到澳门旅游；一旦投得赌牌，赌场的收入，全部用作慈善用途，或用作在澳门再投资之用，包括疏河床、建酒店，等等。”

　　 “我讲完之后，何鸿燊又和卢巴度讲得天花乱坠，把那篇投标书写得非常美妙，主题是怎样繁荣澳门，成了一篇繁荣澳门的计划书。整个计划书几乎是何鸿燊和卢巴度两人草拟的，最多是有叶德利加入。我只是出出意见。”

　　 何鸿燊、叶德利和卢巴度等人忙了一个通宵，投标书文本终于赶在天亮前完成。由于何鸿燊下午要到卢巴度的律师楼核对签名式样，故拖延了一些时间，直到4点55分，也就是截标前的5分钟，他才匆匆赶到投标现场，递上他们苦心酝酿和草拟的投标书文本。

　　 泰兴出价315万，何鸿燊他们出价316.7万，比对方只多出1.7万元。第一个回合，以何鸿燊、叶汉这一方胜出而告一段落。但霍英东已经预感到，好戏还在后头，问题会接踵而来。

第十九章一波三折 赌场艰难开张(1)

　　为阻止新公司开赌，一些有势力人士向何鸿燊发出警告和恐吓，澳门城内风声鹤唳。赌场开张之日，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千辛万苦和政府正式签约后，霍英东提议联合何贤、梁昌、傅荫钊等人组成一间不牟利的公司开办博彩业，但因叶汉、高海林反对，联合计划最后不了了之。

　　澳门城内风声鹤唳

　　 何鸿燊、叶汉等人10月份投得赌场专营权，但却迟迟得不到澳府的正式批文，原来是澳门一些有势力的人士从中作梗。他们到澳门开赌，真可谓一波三折。为了使读者更直接地了解到其中的内幕，以下的内容，将继续大量引用霍英东和我交谈的原话。

　　 “投标书注明不牟利，又能繁荣澳门，澳督看到了当然非常高兴。到了年底，澳督突然给何鸿燊电话，说澳府已决定把赌牌给他。何鸿燊一接到澳督的通知，就开始准备赌场开张。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很考虑后果，比如来往港澳之间的船是否能开?他在投标书中说他是佛山轮的董事，一定设法要这只船支持他，因为担心旧公司的船停航。一停航，整个澳门就

　　变成死城!

　　 “船的问题还算小事。对开赌，我们估计并不很乐观，因为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罗保在葡国有很多关系，他直接打电话给葡国总统府，说新公司搞不成，搞搞震(胡搞一气)而已，并警告说：‘新公司得到博彩业专利的那天，就是澳门的末日。’”

　　 “好似何鸿燊对别人说过，他和罗保是好朋友，说罗保曾经支持他的事业，怎么罗保会这样?”我问。

　　 霍英东答道：“当时两人的关系很紧张……”

　　 “究竟，罗保是基于什么原因阻挠何鸿燊、叶汉他们开赌?”

　　 “黄金买卖是澳门当时最大的生意，是由罗保、何贤、梁昌、钟子光等人垄断的，他给总统府打电话，是站在旧公司和黄金集团的利益方面，好似他当时还是澳府经济贸易司之类的高官。他当然不希望外人介入澳门的生意，担心外来势力搞搞震，搞乱澳门的秩序，使他们不能相安无事，不能平平安安地赚钱。”

　　 我接着说：“霍生，好似何鸿燊说过， 当时还有人声称要取他的命，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 但霍英东对此问题却支支吾吾，只是一语带过：“这些，我就不太清楚了。”似乎，他不是很想谈这个问题。

　　 据何鸿燊所言，当时，除了有人打电话到葡国总统府，阻止新公司开赌外，还有人放出风声，说什么若新公司不主动放弃开赌，则要取何鸿燊的性命。一时间，澳门城内风声鹤唳，血腥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气氛非常紧张。

　　 何鸿燊的亲戚、朋友对此甚为担忧，都劝何鸿燊放弃赌业算了。

　　 但何鸿燊是一个“永不言败”的人，他并没有被对方吓倒，对方的恐吓更激起他对撼下去的决心。他随即出价100万，向外界放出风声：如果我被打死，在48小时内，谁能把凶手缉杀，这100万就归他所有。

　　 澳门历来各路人马云集，在当时只要出得起三几万的，就有人愿意舍身为你要任何人的命；而何鸿燊开价100万，可以说是财势逼人。可能对方也清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当何鸿燊放出这个风声后，果然不敢轻举妄动。

　　 为了迫使新集团放弃开赌，有人还找来当时澳门的华人代表何贤，希望何贤说服何鸿燊放弃赌业专营权。何贤素来乐于调解社会上的一些争端，加之何鸿燊和对方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也希望平息这场事端。

　　 据何鸿燊所言，何贤约他出来，向他转告对方的想法。对方说，若何鸿燊不放弃开赌，则除了要他性命外，还将采取措施阻挠他们的赌场开张。这些措施包括：要令澳门所有的酒

　　店停业，让香港赌客无栖身之地；要港澳船只全部停航；派乞丐每天坐在新赌场门口，令赌

　　客望而却步；在赌场里面掷手榴弹……

　　何贤劝何鸿燊认真考虑，但何鸿燊却没有让步。

　　提议“大联合”开赌

　　 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罗保他们给葡国打了电话之后，葡国总统还给澳督打电话，要澳督不要把赌场交给何鸿燊经营。但澳督态度很坚决，对葡国总统说他已经答应给新公司做，要讲信用。两人吵了一轮，澳督最后放下电话，打算连澳督这个位也不当了。”

　　 “到了这一步，我还没有正式介入新公司。”霍英东强调指出，“但一些报纸却乱宣传，写一些文章，把我写成新公司的后台老板那样，好似我自己也有分。”

　　 霍英东认为，是一些报纸的文章和市井坊间的传言，把他一步步地逼进新公司。

　　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困难，人人都认为何鸿燊他们开不了档，地方没有，酒店没有，船也没有，结果是租了新花园酒店的一个游泳池，把更衣室、咖啡厅改为赌场……”霍英东说。

　　 1962年1月1日，新公司的新赌场--新花园赌场如期正式开张，而泰兴属下的赌场也同时宣布停业，高、傅两大家族从此退出澳门赌业的大舞台。

　　 开张之日，虽然彩旗高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但现场人烟稀少，门可罗雀，气氛冷冷清清，不太像是开张大吉之庆，倒有点似关门停业之景。原来是赌客们慑于旧势力的压力，不敢前来贺庆和捧场。

第十九章一波三折 赌场艰难开张(2)

　　 虽然不是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开张，但澳门的博彩历史毕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以何鸿燊为代表的新集团撑天的时代，并从此走向繁荣和鼎盛时期。

　　 霍英东说，新花园赌场开张之时，政府方面尚未与他们签署正式的赌业专营合约，这主要是因为有些人仍然在百般阻挠，从中作梗。何鸿燊只好亲自出马，三赴里斯本，极力向葡国政府官员游说。

　　 直到1962年3月30日，新集团才与澳府在葡国首都里斯本签订专营合约。新合约规定：签约60天后成立新的公司，资本额至少为300万元；1964年底前撤掉市区其它赌博场所，集中赌博场地；改进码头工程，尽快购进水翼船投入港澳客运；公司纯利10%用于慈善事业，其余投资于澳门工商业，繁荣澳门经济。

　　 何鸿燊从里斯本签约回来后，又找霍英东。言谈之中，大家又谈到赌场的事。

　　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我还是没正式介入其中。”霍英东又一次特别强调这一点，“大家酝酿下一步怎么做。我向何鸿燊提议来一次‘大联合’。”

　　 “怎么搞大联合?”

　　 “我对何鸿燊说，是否可以跟何贤、梁昌、傅荫钊等人打个招呼、商量，大家为了澳门的发展，搞一个不牟利的公司，大家赚到钱，用于繁荣澳门。”

　　 “何鸿燊的态度如何?”

　　 “他是支持这样搞的。”

　　 “那后来有无跟何贤他们谈?”

　　 “谈了，何贤、梁昌都很支持，毕竟大家都不是太计较钱的问题。”

　　 “那高家和傅家呢?赌场原是他们开的，如今要他们参与‘大联合’，他们是否同意?”

　　 “高家和傅家都赞成这样搞，他们已没得做，已经得不到赌牌，也希望一起搞一家不牟利的公司。”

　　 “那后来为什么又搞不成?”

　　 “主要是叶汉、高海林不同意，所以最后不了了之。”

　　“我开赌好似是鬼使神差”

　　 1962年6月初，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据那一年的《澳门商业年鉴》记载，该公司成立时，叶德利当董事长，霍英东、叶汉当常务董事，何鸿燊作为股东代表和赌牌持有人，出任董事总经理，实际主管公司的具体业务，成为澳门赌业真正的掌舵人。

　　 我曾经就娱乐公司第一届董事的问题问过霍英东：“你一直强调自己很迟才介入新公司，那是不是到娱乐公司成立时你才正式介入赌场的业务?”

　　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当时，舆论、传媒很厉害，极力渲染，好像1955年传我的被递解出境一样，很厉害，好像新公司有我分。其实，应该是发展澳门外港、买船时，我才介入。”

　　 “你一直是反对开赌的，那最后为什么还是介入呢?”

　　 “说到我介入，可以说是鬼使神差。初初一场足球赛，把何贤、梁昌、傅荫钊、何鸿燊等人拉来，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安排?接着何鸿燊为了澄清自己不是‘食饼仔’才下标；投得之后，我提议搞成不牟利的公司，作慈善用途，但最后搞不成。”霍英东多次强调自己开赌是“鬼使神差”，意为好像冥冥之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令他身不由己，不由自主，一步一步往那里推进。

　　 他接着说，“其实，当时我很担心，何鸿燊写的那份投标书，写明新公司要挖泥、疏河、造船，这涉及到我公司的业务范围。我有一间有荣公司，一向在香港开山填海、疏河道

　　。那时，我们去澳门，航程3个多小时，佛山轮、德兴轮最早是中午两点开船，到澳门已是6点多钟，然后到了半夜才有船返香港，前后用了两天时间，很不方便。所以，我觉得要澳门繁荣，就一定要疏通河道，发展外港。我就想用有荣公司来搞澳门的工程，发展外港，承担新公司的一些义务和责任，就这样才介入娱乐公司。”

　　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热衷于竞投赌牌和筹备新赌场开张的叶北海、高海林等人，却没有加入娱乐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据说，他们对赌场生意没信心，以为公司是不牟利的，没钱可赚，所以打了退堂鼓。

　　 新花园赌场开张几个月后，娱乐公司又相继在澳门新马路的中山百货公司、十月初五街的七妙斋、海源办馆等地开赌场。

　　 到了年底，他们又斥资订购了一艘花舫，用作赌场，名为澳门皇宫，置放于内港16号码头。这个浮动赌场，是娱乐公司成立后几年时间内最主要的赌博场所，赌客们习惯称之为“贼船”。

　　 由于霍英东、何鸿燊等人的介入，澳门赌业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面貌一新。日益兴旺的博彩业，还带动了澳门经济初见勃兴。1963年的《澳门工商年鉴》曾这样评价他们接掌之后的赌业：“澳门博彩业大有发展，在一年间，可以说是面目一新。澳门政府对市民许下的‘以旅游博彩业繁荣澳门，把澳门建成旅游娱乐胜地’的诺言，看来快要实现了。”

　　澳门赌业近30年的演变历史

　　 澳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博彩业的演变、发展历史。尤其是到了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的时代，澳门赌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使澳门一跃成为世界三大赌城之一，闻名全球。其间，澳门赌业牵涉到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任人怎样写也写不完，任人怎样讲也讲不清。

第十九章一波三折 赌场艰难开张(3)

　　 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史，堪称一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史诗。其中有关娱乐公司股东的情况、股份的结构和利益分配、股东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霍英东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和他对澳门赌业的种种看法等众多问题，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将主要通过霍英东的自述谈及。

　　 这里，我先把霍英东他们接手后，澳门赌业在30余年间的演变、发展过程，大体上概述一下。

　　 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专营赌业的最初10年，有几项大型项目的实施，令澳门赌业的发展一日千里，走向兴旺和繁荣。

　　 1964年，娱乐公司从国外购置一艘水翼船，投入港澳海上客运服务，把港澳之间的海上航程，由原来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约1个小时，一时间吸引了不少港客前去澳门赌钱旅游。这是亚洲最早的水翼船服务，它令澳门赌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 1966年，娱乐公司又斥资600多万港元，在香港订购一艘巨型花舫，取代原来的小型旧花舫。该花舫仍名为澳门皇宫，二三楼开赌，另设酒楼和夜总会。至今，这艘花舫仍然使用，成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经营赌业的历史见证。

　　 继新花舫后，霍英东他们又于1970年，斥资6000多万港元兴建葡京大赌场。葡京底下几层设赌场，其余部分为酒店和酒楼，为客人提供多元化服务。葡京是世界最大的赌场之一，早已成为澳门的一个象征性建筑物。

　　 赌场扩大，客源增多，赌业生意红红火火，钱财滚滚而来。有钱赚了，但股东间的矛盾

　　也出现了。

　　 何鸿燊是董事总经理，全权管理赌场事务，叶汉也以常务董事身份参与打理赌场。霍英东几乎不介入赌场的具体事务，超然物外。倒是何鸿燊和叶汉，两人时常有一些摩擦。

　　 由于与何鸿燊合不来，叶汉于1975年无可奈何地宣布退休，不任常务董事一职，只保留他原来的股权。1978年，叶汉另起炉灶，在澳门开办另一种博彩玩意——赛马车。何鸿燊对此极力反对，在报章上刊文指责叶汉违反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事会1962年订下的协议，自办新博彩项目，抢赌场的生意。

　　 1982年，叶汉把他所持有的旅游娱乐公司约10%的股权，以3亿港元的价钱，转让给香港富豪郑裕彤，从此彻底退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

　　 1992年，叶德利也出售所持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10%的股权给何鸿燊，套现6亿港元。而霍英东，一直被外界传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最大股东，所持股份约占3成。

　　 虽然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内部龙虎斗，但澳门赌业却不但一点都不受影响，反而生意蒸蒸日上，股东们个个赚得钵满盘满。另外，澳门旅游娱乐公司除独霸赌场专营权外，还将澳门各种博彩项目如跑狗、回力球、彩票等各个击破，据为己有。其中最为成功的，当是收购澳门马会。

　　 澳门马会的前身是叶汉创办的赛马车会。1980年举行第一场赛马车，但这种博彩玩意并不太受欢迎，投注额不理想，以致年年亏蚀。叶汉只好把苦心经营的赛马车会转让给台湾财团。而后，台湾财团改赛马车为赛马。虽然台湾财团投入巨资，但仍然挽救不了马会，马会债台高筑，最后被法庭查封。此时，娱乐公司以4.5亿元的低价，购入原本价值15.3亿元的股权，一统澳门博彩业的天下。

　　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赌业就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赌饷成为澳门政府主要的财收来源，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也因此被誉为“镶嵌在澳门这顶皇冠上的最大的一颗明珠”。

　　除了经营各种博彩生意，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还扫荡式投资澳门的各行各业，包括码头、地产、酒店、机场、电子传媒、金融、百货等等，全面控制澳门的经济命脉。而澳门经济也得益于博彩业的兴旺，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

　　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旅游娱乐公司的业务形成相当规模时，有股东打算把它拿到香港上市，但由于种种原因，娱乐公司的上市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实现。

　　 1986年，澳府和娱乐公司签署博彩专营合约的补充条约，批准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延至2001年12月31日，跨越澳门回归中国的历史日期——1999年。

　　 20世纪90年代初定稿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18条明文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1999年后，澳门博彩业的前景令人关注。

　　 1994年，娱乐公司向政府上缴博彩专利税52亿港元。按娱乐公司每年须按利润的三成上缴政府的税率计算，1995年澳门各赌场盈利接近200亿，也即是上缴的税率应为50多亿。至于投注额，则为1000多亿港元。

第二十章四大股东 股权错综复杂(1)

　　赌场开张之初，霍英东对发展澳门外港、繁荣澳门信心不足，后得知新澳督并没有被人收买，也坚定了发展澳门的信心。但娱乐公司成立之后，股权分配却一直没理顺。霍英东说，该公司不合理，何东方面投入的钱最大，反而几个大股东却一分钱都不注入……

　　最初对繁荣澳门没有信心

　　 在谈论澳门赌业的情况时，霍英东总是特别强调一点，他介入澳门赌业，出发点是搞一些海港工程，发展澳门新口岸，促进澳门的繁荣。他说，自介入娱乐公司后，他对开赌、发展外港、繁荣澳门仍然没有太大的信心。

　　 “……我们自己没船，没铺，没酒店。合约写明是不牟利的，结果澳府每天都派监督员到赌场封箱查账、数钱、收钱。政府执行合约很严格，比如私人借钱给赌场，赌场不能还；一些开支，如招待客人，给黑社会的费用，这类烂账，政府是不认账的，而我们还得自己投进一些钱发展外港……情况很复杂，很困难!”

　　 “但据一知情者透露，娱乐公司执掌赌业之后，第一年就已经有了600多万元的盈利，数额不算少。”我插话。

　　 “是呵，是有赚，但全部都再投入赌场，或用作其它用途，如挖沙挖泥，疏通河道，股东并没有钱分，因为合约注明是不牟利的。”霍英东说。

　　 “听一些人说，当时股东没有什么收入，叶汉一度想到赌场赌钱，把钱赚回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我问。

　　 霍英东笑了一笑，说：“这些，我就不清楚了。”

　　 霍英东接着说：“还有，当时澳门的治安很差，三教九流云集澳门，搞得澳门到处都是炸弹。他们惯用的一招是，写信寄给你，不给钱就放炸弹。傅老榕时代，他的赌场就试过一日几个炸弹。连何贤也曾被人用手榴弹炸，崔德祺也被人用机关枪扫射……”

　　 “当然，赌场赚钱少，股东没钱分是小事。黑社会猖狂，我们也不怕。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霍英东接着解释说，“在澳门，罗保的势力实在是太大，有时连葡国总统都听他的话，而他是最反对新集团到澳开赌场的。在澳门，澳督权力很大，他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我们疏河道，合约规定每年至少投资100万，8年800万。第一年，我们已经在外港挖沙挖泥，用了300万。娱乐公司的资本原来只有300万，已经用尽了。当时，我怀疑澳督已经被人收买。一旦澳督真是被人收买，那我们怎样投资都是假的，到头来可能什么都没用。”

　　何鸿燊被澳府高官陷害

　　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霍英东继续说，“我和何鸿燊去找澳督罗必信，他刚接替马济时上任不久。我们一起谈繁荣澳门、发展外港的计划。正谈起兴头的时候，有一个人称‘白头佬’的葡籍澳府高官突然闯进来。他好似是澳府里面掌管黄金买卖和赌业的最高官员，因为他头发很白，所以人们给他取个绰号‘白头佬’。

　　 “‘白头佬’一进来，当着我们3人的面，把1万元港币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指着何鸿燊，对澳督说：‘这1万元是他送给我的，他要贿赂我。’原来在这之前，为了搞好关系，新公司曾经送1万元港币给‘白头佬’。可能‘白头佬’不喜欢何鸿燊开赌，所以有意陷害他。

　　 “当时，我很担心，按法律，贿赂政府官员是犯法的，我担心若澳督已被人收买，则完

　　全有可能当场扣留、审查何鸿燊。但何鸿燊急中生智，连忙解释说：‘这1万元不是送礼，是捐作慈善用途的。’澳督听完，说了一句：‘大家一场误会，算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澳督并没有被一些仇视何鸿燊和娱乐公司的人收买。我想，既然澳督并不存心害我们，并没有被人收买，那么，即使赌场没什么钱赚，治安不好，我们也有信心去发展外港，繁荣澳门。从那时起，我就放手在澳门发展……

　　 “葡国人在澳门几百年，搞不成一个像样的港口。他们曾经请荷兰的公司开过新港，但最后没做成。我们要开新港，很多人都笑我们，葡国也笑我们，说我们做不成。结果，我们有荣公司只用几年时间，就搞成一个外港。港口是澳门的命脉，葡国人400年解决不了的

　　问题，我们解决了。1962年，即是娱乐公司一成立，我们就成立信德船务公司，着手搞港澳海上交通。1964年，我们花了1000万港元从外国买进第一艘水翼船马嘉伦公主号，改名

　　为路环号，行驶港澳之间，行程由原来的3个多小时缩为1个小时，吸引多一些香港人到澳门旅游。

　　 “但赌场的生意一直不景气，赚的钱很少。接着，内地‘文革’发生，1966年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贤哥当时还被英国领事馆抓上街晒7个钟头。最后连澳督也出来斟茶认错。澳门的生意更加衰落，没什么人愿意再到澳门玩。

　　 “我们一直想在澳门建一间大些的酒店。当时，我和何鸿燊、关启明、钟明辉等人在香港发展星光行，我于是要求星光行的股东投进几百万到澳门兴建酒店。那时，澳门娱乐公司的股本尚不足300万。开赌，大家没兴趣，但我想搞酒店，大家应该是乐意的。最初，各股东也已经应承了，但后来就改变主意。

第二十章四大股东 股权错综复杂(2)

　　 “直到1970年，我们决定建葡京酒店，要投资3000万左右。但赌场那时每年才赚几百万。西洋政府觉得靠赌场收入，10年亦建不起一间酒店，于是将那份不谋利的合约修改，允许娱乐公司随意借钱，招呼客人，我们这才筹到3000万建葡京。

　　 “但赌场的生意真正好起来，应该是港府推行‘三粒星’政策之后，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可自由进出港澳，赌场生意才旺起来……

　　 “我讲这些事，并不是为自己辩护，因为最初的合约写明是不牟利的，90%用于再投资，10%用于慈善。所以最初的8年，娱乐公司确实很困难，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那样有很多钱赚。”

　　何东投进赌场的资金最多

　　由于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是一间私人性质的公司，其股东的情况、股份的结构、利益的分配等，一直不为外界所知，而外界对此的报道和评说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娱乐公司的这些情况甚为错综复杂，别说是外人无从得知，就连其中的一些当事人也不明就里。在霍英东向我详谈澳门的问题的过程中，我多次表示“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不明白”，而霍英东自己也坦认：“不光是你，就是我，娱乐公司的好多事，我都不是很明白。”

　　 关于娱乐公司的股东情况、股份结构、利益分配等诸多情况，何鸿燊、叶汉、叶德利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对外界谈及，但3人所说的却有些出入；而这次，霍英东对我所谈的，应该算是历来娱乐公司各股东所谈博彩业问题中，最为详尽的一次，但他所说的内容，与以往其他股东所谈的也有些不同。真实的情况怎样，谁的话真实、可信成份高一些，外人既无法核实，也难以考证。所以，以下关于这些问题的文字，我只好引用我和霍英东交谈的原话。

　　 我们之间的这些交谈，整整用了一个下午，约四五个小时；其间，我们曾一起坐在车上，或走在路上，很多时候我是想到什么就问什么，他也就答什么，交谈带有闲聊、随意的性质，故以下的谈话可能有些重复和凌乱，但相信读者可以从中理出一些头绪，看出一些实质问题来。

　　 “按政府的年鉴记载，娱乐公司成立时，常务董事是你和何鸿燊、叶汉、叶德利4人，那还有没有其他董事，有多少股东?”

　　 “第一届董事，好似就是我们4个人。至于股东，起初也只有我们几个人，何东是最大股东，新马仔也是最大股东之一。”

　　 新马仔原名邓永祥，是香港粤剧名伶。

　　 “何东在1956年就逝世了，怎么他亦有份?”

　　 “何东方面的钱是通过他的孙女，也就是何鸿燊的妹妹、十姑娘何婉琪拿出来的，何婉琪好似原是何东的秘书。”

　　 “何东拿出多少钱来?”

　　 “好似是200万，而且是在新花园赌场开张时就拿出来，真金白银的。”

　　 “新马仔呢?他拿多少出来?”

　　 “不知是20万，还是30万，记不清楚了，好似是赌场开张后逐渐拿出来的。”

　　 “你们四大常务董事呢，各投入多少股本?”

　　 “第一次的股本，虽号称300万，但无所谓谁去认股，个个都缺乏信心。本来我们4个，每人负责1/4，但都没有拿一分钱出来，叶汉、叶德利基本上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何鸿燊也没有。”

　　 “你们几个股东没有拿钱出来，那赌场一开始怎样运作?”

　　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钱，我刚才说过何东方面投进了200万。有些事情要交待清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包括叶德利，为何又有个何婉琪?娱乐公司的股份很复杂，我可以大声疾呼，那么多股东当中，拿最多钱出来的是何东的孙，第二是新马仔。”

　　娱乐公司的股东和股份错综复杂

　　 “按你刚才说，股本原是每人1/4的，但后来怎么发生变化，你和何鸿燊变成大股东?”

　　 “我当时负责澳门的工程，疏河床、挖沙、搞外港，挖沙已经用了300万。基本上不需要钱投入。我挖沙，公司已经欠我300万。何鸿燊后来做200万，这200万也是从我们挖泥的钱里面给的。”

　　 “你那部分，基本上也是赌场开张之后才投入的?”

　　 “是啦，我们负责工程……”

　　 “有没有算过，你一共投进多少钱?”

　　 “真的，我要看一下(记录)才知。我印象中，基本上是不需要拿钱出来。我们挖沙 ，已

　　经拿钱下去，最大笔投资要算是挖沙的开支。当时的情况真是很困难，因为合约写明不牟利

　　……”

　　 “虽然你从赌场赚不到钱，但最初几年，所有工程都交由有荣做，那么该有赚?”

　　 “不是的，最初也是300万生意，但工程我们都是判给别人做，赚不到钱。而且300万中，已经代何鸿燊交了200万入娱乐公司。”

　　 “那你最后怎样成为娱乐公司的最大股东?”

　　 “记得赌场刚开，我们想筹1000万股本。当时，我们正在以九龙置业公司的名义在尖沙咀发展星光行，九龙置业公司已注资300万到澳门娱乐公司，打算在澳门建一间酒店，后

　　来有些股东不同意，计划搁置。所以那时(酒店)突出的股份最大。后来，一调整，我的股份

第二十章四大股东 股权错综复杂(3)

　　就多了。”

　　 “这300万是否属于你一个人?”

　　 “不是，后来好似何鸿燊也分一些。股份一直有变化，其实，股份都不是很清楚。……”

　　 “到什么时候，才理顺股权?”

　　 “基本上，一直都没理顺过。”

　　 按照霍英东所言，澳门娱乐公司并没有明确的股份之分。但据传媒和外界的推测，其股份大致是这样分布的：霍英东占3成，叶德利、叶汉和何鸿燊各占1成，新马师曾家族占不到1成。那其余股份由谁持有，则始终是个未知数。这样的推测，明显与霍英东所说的有较大的出入。

　　 股份不明确，对于一个已经成立了30多年，又是澳门最重要的公司来说，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也令人难以置信。既然股份不明确，那利益又如何分配呢?

第二十一章超然物外 坐收巨额利润(1)

　　霍英东虽名义上是娱乐公司的最大股东，但几乎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决策，不介入公司的内部事务，也不介入其他股东间的恩恩怨怨。近几年，他从娱乐公司得到的分红，每年为2亿港元左右。

　　霍家每年分红2亿多

　　如果霍英东所言为实，那娱乐公司的股东最初几年是没分红的。没钱可分，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不明显，但一旦有钱可分之后，利益又如何分配?从霍英东和我的谈话中，可知由于大家的股权不明确，利益分配时确实出现很多问题。

　　 “你刚才说股权一直没理顺，那根据什么分配利益?”

　　 “那些股权很复杂，每一样事都很复杂，分红时并不一定按股份多少来处理……”

　　 “不按股份派钱，那股东之间不是经常吵吵闹闹?”

　　 “不是，主要是何鸿燊和叶汉有些争拗。叶德利也算是有些事，但主要还是叶汉和何鸿燊两个人紧要些。”

　　 “记得不记得你是从哪一年起担任娱乐公司董事长的?”

　　 “我要看看(记录)，不记得了，有些事，你可能比我还清楚，因为你可以去查……”

　　 “那你是什么时候卸任董事长一职的?”

　　 “没10年，也有七八年了。我不当后，由郑裕彤继任。”

　　 “新马仔还是不是股东?”

　　 “他原是股东之一，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股份，卖了没有?那时新马仔很要命，他将股份

　　交给老婆、子女，惨啦，他老婆和他离了婚，变成新马仔要拿钱时，几乎要跪在那里才拿到

　　钱……好复杂的!”

　　 “你们家族的股份还占多少?”

　　 “表面上好像是25%左右。”

　　 “去年娱乐公司赚的钱接近200个亿，扣除上缴给政府的50多亿，还净赚100多亿。所以外面传你是最大的股东，这几年每年的分红应该不少于10亿港元……”

　　 “没有那么多，这些年，最多的时候也是3亿元左右。这10年都是有账可查的，一会我拿账本给你看。”

　　 当时我们正坐在车上。

　　 那天，我们在中银大厦霍氏写字楼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又转到中华游乐会一边饮茶一边交谈；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起坐车回中环，霍英东冒着蒙蒙细雨，一个人从毕打街的会德丰大厦旁边步行到干诺道中的中华总商会开会。而我则先回霍氏集团办公室。一个小时之后，霍英东开会回来。他随即拿来账簿，上面清楚写着娱乐公司近10年来每年给他们家族的分红，每年数额从5000多万至2亿多元之间，其中1984年是5000多万，1990年是1亿元，1992年是2.6亿港元。数额如此之少，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 事实上，霍英东并不太计较他得到娱乐公司的分红之多少。有人说，他不计较这些，一来，他历来认为分得赌业的钱并不十分光彩；二来，他们历来投进去的钱并不多，这样的回报已是相当可观，若赌场亏本，每年要他们垫钱出来，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三来，他不想因为钱的问题，伤了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和气。

　　创建信德船务

　　 说到赌业的利益分配，不能不说到信德船务。因为霍英东介入澳门赌业，除了拥有旅游娱乐公司，还拥有一家由娱乐公司衍生出来的信德船务。

　　 1962年，娱乐公司刚成立，霍英东就提议成立信德船务公司，主营港澳间的海上客轮服务。他认为，若没有自己的客轮，不能很好改善港澳间的海上客运服务，则很难吸引香港游客到澳门旅游，也很难带旺澳门的博彩业。而娱乐公司的股东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也自然地成为信德船务的股东。随着娱乐公司股权的调整，信德船务的股权也相应调整，名义上霍英东占了30%左右，成为最大的股东。

　　 自1964年重金购进第一艘水翼船投入港澳海上营运后，信德又不断添置水翼船，行驶港澳之间。

　　 霍英东曾经在他的有荣船厂，为信德生产水翼船。他买来一艘瑞士制造的水翼船，参考它的设计，自行制造。水翼船制造过程中，有一道工序，就是烧焊。烧焊时必须将船体翻转才便于操作。但水翼船的船体很大，翻转不容易，很多工程师也觉得为难。后来，他们运用土办法，给船体安上大木轮，船体即可翻转，水翼船也就顺利制造出来。据说，“有荣”建造出来的水翼船，当时是全世界船速最快的。

　　 1973年，以信德船务为主体的信德集团在香港挂牌上市。

　　 信德船务目前有20多艘喷射水翼船，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喷射水翼船的公司，几乎独霸港澳之间的海上客运服务。除经营船运外，信德集团还投资地产、酒店、码头、百货等各种生意。但信德的业务，霍英东并没有参与打理，而是由何鸿燊全权负责。

　　 由于依托客源稳定的港澳海上客运，信德的业务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初期，信德一跃成为香港100家最大上市公司之一，并跻身于恒生指数成份股之列。以1994年的市值计算，信德资产为120多亿港元。若以霍英东持有30%左右的信德股份计算，每年光是来自信德的进账，应该有一两亿港元。但事实上，霍英东每年所得的来自娱乐公司和信德的进账，以近几年为例，合共只有2亿左右。数额如此之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也不能不令人颇费思量。

第二十一章超然物外 坐收巨额利润(2)

　　 从股份组成和利益分配而言，娱乐公司和信德船务其实算是同一间公司，两者既可以说是父子关系，也可以视为孪生兄弟的关系。在业务上，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娱乐公司主营的赌业，信德船务的海上客运绝不会如此兴旺；而没有先进、快捷的海上客运服务，赌业也不会那样繁荣。

　　 旅游娱乐和信德虽是父子、兄弟关系，但信德毕竟是上市公司，其利益分配应该是独立的。但据霍英东所言，每年他家族得到的2亿元左右的利益，他并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来自娱乐公司，多少来自信德集团。那就是说，作为上市公司的信德集团竟像私人公司，像旅游娱乐那样，没有明确的股权比例——或者说，虽表面有股权比例，但利益并非完全按股份多少来分配。那么，信德集团那芸芸众多的小股东呢?是否依照股份多少，给他们派息分红?

　　不介入澳门博彩业的恩恩怨怨

　　接着，我们继续就娱乐公司的问题交谈。

　　 “你知不知道，何鸿燊每年从娱乐公司分到多少钱?”我问。

　　 “包括茶钱、董事总经理的花红，加起来可能也是几个亿。好像光是董事总经理这个职务的分红，就占总收入的9%。”

　　 “那不是说他每年的分红比你们家族的还多?”

　　 “他可能多一些……”

　　 “娱乐公司30多年来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你似乎甚少介入?”

　　 “因为澳门的情况很复杂，尤其是‘一二·三’事件之后。那时，没有人敢去找澳督，多人杯葛澳府。连澳督到西餐厅饮咖啡，那些葡国人也不跟他打招呼。不知道新花园赌场那时有没有招待过他?‘一二·三’之后，澳门变成死城，没人敢去澳门做生意。加上很多事件发生，比如何贤在跑狗场被人用炸弹炸，崔德祺被人用机关枪扫射……很多事情，我不想介入其中。”

　　 “何鸿燊和叶汉那些年斗得很厉害，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有没有调解过?”

　　 “没有。如果用董事局多数表态的方式处理……但都没有试过开会表态的情况。老实说，历史上，叶汉和何鸿燊势成水火，争起来，不知谁输谁赢。包括叶德利有时也争得好紧要……”

　　 “叶汉离开娱乐公司后，自己开赛马车会，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 “老实说，我总希望他……因为跑狗、赛马车，这些赌钱的东西，我向来不感兴趣。彭国珍后来也开了回力球场、跑狗场，所有这些我都不介入。”

　　 “但在叶汉自办赛车和赌船这些问题上，叶汉和何鸿燊斗得很厉害，作为最大的股东，你的取向、态度很重要……”

　　 “他们两个人在权力方面已经是势不两立的了，没有搞出人命来算是好彩!”

　　 “有没有调解过?”

　　 “没有。老实讲，有时大家见了面，也不知怎样，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都好主观的。”

　　 据一些知情者说，霍英东虽然不尽认同何鸿燊处理娱乐公司一些问题的做法，但在何鸿燊和叶汉争权夺利的问题上，他的取向是倾向于何鸿燊这一边的。

　　 在郑裕彤入主娱乐公司之前的20多年间，娱乐公司可以说是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四足鼎立。除了开股东大会时，大家见面外，霍英东和叶汉、叶德利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叶德利虽是何鸿燊的亲戚，但也是叶汉的好朋友；据说很多时候，他也是反对何鸿燊一些做法的。故而在何、叶之争中，霍英东虽然表面上没有表态支持或反对谁，但他的态度无疑是最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站在谁一方，谁的力量就会大一些。

　　霍母常到澳门赌钱

　　 “澳门娱乐公司的很多事情，我是不介入的。”霍英东继续说，“比如有时说何鸿燊到哪里开赌，以娱乐公司名义收购什么公司、投资机场……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 “这些事，你说不知道，讲出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我说。

　　 “真是不知道。基本上，我都极少到澳门去。”

　　 “娱乐公司经历不少事，比如收购澳门马会等其它博彩项目，开赌船与叶汉抗衡，这些事有没有与你商量?”

　　 “没有。其实娱乐公司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是很清楚。娱乐公司现在的状况怎样，我知道得并不多。我基本上是不理这些事情的。”

　　 “年年有钱分，肯定没问题啦。但如果亏本了，你怎么办?”

　　 “股东的股份没用的。娱乐公司把赌场承包给赌团或其它公司，我不知道……”

　　 “赌团赚多少你们可能不知道，但赌团每年交多少钱给公司，你们是知道的……”

　　 “上缴数额是固定的，但赌团的利益可能更大，可能赌团赚9亿，娱乐公司才赚1亿。另外，茶钱也是一笔大数……”

　　 从霍英东的话中可以知道，他认为自己几乎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决策，不介入公司的内部事务，故对公司的运作情况不甚了了；他也认为赌团的收入以及赌场的茶钱数额很大，而他们那些所谓持有股份的股东所分得的利益却可能较少。

　　 娱乐公司成立初期，因有荣公司在澳门发展外港，霍英东因而时常到澳门巡视工程进度；此外，有几年的春节，他也以公司大股东的身份到澳门去，陪澳督到赌场下新一年的头

第二十一章超然物外 坐收巨额利润(3)

　　一注，或对员工讲讲话。除此之外，他甚少到澳门去，也几乎不参与公司的决策；至于公司的管理，更是完全交由何鸿燊等人全权负责。

　　 霍英东不但自己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决策，不过问公司的管理，也从不安排自己家族成员参与娱乐公司的事务。霍英东三太太林淑端的弟弟等一些亲戚，曾先后在娱乐公司任职，一些传媒因而揣测他们或许就是霍英东的代理人。但据一些知情者透露，林淑端方面的亲戚并没有在娱乐公司担任要职，只是普通的管理人员；他们到澳门娱乐公司打工，纯粹是谋求一份高薪职业而已，并非代表霍英东管理、监督娱乐公司的运作。

　　 霍英东对开赌场没有兴趣，对赌钱亦没有多少兴趣。五六十年代，他和一些商界朋友在一些私人性质的俱乐部聚会时，也偶尔打打麻将、打“十三张”；与一些富豪朋友打高尔夫球、网球时，相互间亦可能下下注；另外，偶尔，亦有几次下注赌赌马。但这些纯粹是怡情

　　而已，并非为博彩赢钱。除此之外，霍英东绝少赌钱。他自己不好赌，也反对家族成员赌钱

　　，尤其反对他们到澳门赌——当然，对母亲刘氏却是例外。

　　 在霍氏家族中，经常到澳门去赌钱的，只有霍母刘氏一个人。

　　 一位与刘氏较为熟络的人，曾对我谈起她到澳门赌钱的事：

　　 “霍生的妈妈很喜欢赌，不但在香港的一些私人俱乐部赌，还经常到澳门赌。20世纪60年代，她精神、身体较好时，几乎每个礼拜都去澳门，有时一两日不回来。当时，她还在娱乐公司打一份工，但不记得是什么职务，因为叶汉抓权时，有一只海上皇宫赌船，赌船需要水手，水手都是由她找来的。船的水上安全由她负责，她有些收入。

　　 “霍生反对赌钱，但也让她娱乐，也允许她到澳门赌钱。但担心她赌得太大、太过份，所以有所限制，交待一个堂大佬看住她。她赢钱时，好开心，但输钱了，她就会再向公司拿钱。这时，霍生的堂大佬就对她说：‘英东交待，不能赌太大，不能再拿钱了!’她脾气很暴，就大骂：‘你不听我的话，就听英东的话?’搞得这位堂大佬很难做。这种事经常发生，这位堂大佬被她骂怕了，她生日时，也不敢来给她祝寿。”

　　 由于除了霍母刘氏外，霍氏家族成员极少涉足澳门，而霍氏家族又不介入娱乐公司内部事务，故记录他们在澳门娱乐公司活动的资料少之又少。在采访、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我曾托人四处寻找与娱乐公司有关的霍英东的图片资料，但最后亦只是找到几张，其中一张是：葡京赌场开张之日，霍英东、叶汉等人在赌场内合影留念；霍英东的长子，当时不足30岁的霍震霆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结着蝴蝶结，英姿勃发，站在父亲和叔辈们中间。这张相片，为澳门的赌业史留下一段极其珍贵的见证。

第二十二章 部署撤退 逐渐淡出赌坛(1)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霍英东就决定逐渐淡出澳门博彩业。继辞去已当了20年左右的娱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又宣布把家族股份划入基金公司，并一度打算把股份卖出去……

　　辞退董事长职务

　　 可能连霍英东自己也没想到，博彩业会给他带来源源不尽的财富。但由于他向来对博彩业有看法，故而经营博彩业虽然获利甚丰，也未能让他有满足感和成功感。这一原因也促使他早就有了逐渐淡出澳门博彩业的打算。到了80年代中期，当他在全国政协、人大机构担任职务之后，逐渐淡出博彩业终于有了实际的行动。

　　 1986年，霍英东宣布不当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事长一职，改由刚取代叶汉而入主赌坛的香港另一富商郑裕彤出任。霍英东的这一行动，可以视为他淡出澳门博彩业的第一步。

　　 就霍英东何以选择那个时候挂印封刀、不当董事长这个问题，我曾与他有过一番交谈——

　　 “你认为开赌场，与你的人大、政协职务是否有冲突?”

　　 “开赌，肯定是不好的，但也不是很坏，比如香港马会，没有一定的地位、影响力，还不一定能当马会的董事。有些事很难解释清楚，当时我是想将一件坏事变成好事，而且真是这样与政府签约的。”

　　 “为什么主动辞去董事长的职务?”

　　 “有些事，我不是很明白。本来娱乐公司与澳府只有8年的赌约，但澳府却一签再签，好似延长了24年。”

　　 “还跨越了1999年……”我插话。

　　 “是的。那时澳府要和何鸿燊签约，把赌约延长跨越1999年。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当时李耀祺很反对，我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

　　 从霍英东的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得知，他在1986年辞去娱乐公司董事长职务，与那一年娱乐公司和澳督签署跨越1999的赌约有直接的关系。

　　 那年9月29日，澳门政府主动提出，要与娱乐公司签署博彩专营合约的补充合约，批准将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延至2001年12月31日满。中方对这个补充合约跨越1999年，极为不满，认为是葡国政府搞“小动作”。这个赌约修订之时，正值中葡双方在北京就澳门前途问题举行谈判，葡国要求把归还澳门的日期推延至2003年，而中方则坚持在20世纪内收回澳门。在这个敏感时刻，澳府将娱乐公司的博彩业专营权延长5年，超过中方提出的“20世纪之内”，中方对此深表不满，李耀祺等一些中方驻澳门官员猛烈抨击澳府；中方驻澳官员和亲中人士还拒绝出席娱乐公司成立25周年的盛大酒会，以此行动杯葛澳府和娱乐公司。

　　 霍英东既是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又在全国政协、人大任要职，与中方关系极其密切，这个时候，他的处境自然很尴尬。他虽然不赞成娱乐公司和澳府延长专营期，但又不能阻止双方签约，惟一能做的就是逍遥于娱乐公司之外。霍英东早就有了退出娱乐公司的打算，如今既然处境如此尴尬，他于是毅然辞去董事长一职，而且连董事的职务也辞去了。

　　把赌场收入划入基金会

　　 除了辞去董事长和董事的职务，霍英东当时甚至想把他持有的股权转让出去，彻底地退出娱乐公司，退出澳门博彩业。

　　 澳府与娱乐公司签订的补充合约，除了延长娱乐公司的专营期外，还规定：娱乐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可以自由转让股票，股票总值占该公司资本25%，任何股东不能拥有超过此等股票的10%。那时，澳府正筹划在澳门成立股票交易市场，吸引本地公司和海外公司挂牌上市，以繁荣澳门经济。何鸿燊还参与了澳门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他当时打算把娱乐公司拿到香港或澳门上市。

　　 霍英东一直不赞成娱乐公司上市，但他认为，若上市，那就是他完全退出博彩业的最佳时机。

　　 “那时，我已经表态，股份值多少钱我都不要了。我甚至已和何鸿燊等人谈好，以6亿港元价钱卖给他们。”霍英东回忆说。

　　 但是后来，澳门成立证券市场的事不了了之，娱乐公司到香港上市的计划也因种种理由未能如愿，结果，娱乐公司的上市计划也因此搁置下来。那时，霍英东已经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体育、教育和慈善事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他对娱乐公司的股份重新处理，把它划进“霍英东基金会”。

　　 我曾问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安排?”

　　 霍英东说：“把娱乐公司的收并入基金，并不是想洗脱开赌公司的收入，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收入是公开的……”

　　 “你们有无核算过，整个娱乐公司总资产值多少钱?”

　　 “没法算。因为赌场若停止营业，船、酒店也就可能亏本，公司可能变成负债……”

　　 “那你现在还打算不打算把自己持有的股权卖掉?”

　　 “我现在都打算卖的。”

　　 “有没有人与你谈过这个问题?”

　　 “不会有人买的……”

　　霍英东和何鸿燊互谈对方

　　 虽然霍英东和何鸿燊当初介入博彩业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可以这样说，在澳门旅游娱乐公司里面，他们两人是一对很好、很成功的组合。他们在澳门赌坛的合作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一点是两人都清楚对方的性格和优势，既为自己正确选定在公司里扮演的适当角色，也尽可能让对方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潜能。

第二十二章 部署撤退 逐渐淡出赌坛(2)

　　 现在看来，霍英东向来对澳门博彩业采取不参与、不介入的低调态度，除了因为他原本对开赌没有兴趣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很清楚若过多介入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或多或少会影响与其他董事和股东的合作关系，于是把自己扮成“局外人”的角色，好让何鸿燊自由自主地掌管博彩业；他自己，只负责一些与自己的公司业务有关、但与娱乐公司内部管理无关的项目，比如疏河、建码头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无须去承受经营、管理博彩业的风险和压力，也不至于伤了与其他合伙人的和气，但却又得到自己的利益。

　　 试想，倘若霍英东参与、介入娱乐公司的事务，那澳门博彩业将会是什么景象?一山不能容二虎，一个何鸿燊和一个叶汉已经搞得天翻地覆；若加上一个霍英东，澳门赌坛是否会上演一出“三国演义”呢?

　　 可以这样说，在娱乐公司里头，若把霍英东和何鸿燊所扮演的角色对调，澳门博彩业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般繁荣景况。所以，他们两个人，谁也取代不了谁的作用和影响力。由于他们两人的成功合作，他们最终成了澳门赌坛上最大的赢家。

　　 澳门赌坛，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叶汉、叶德利、新马仔等人一个个退出了这个大舞台，而霍英东和何鸿燊，在雄踞这个舞台30余年后，至今仍然屹立着，各自在不同的方位撑起令世人瞩目的澳门博彩业的天空。

　　 霍英东和何鸿燊，都是港澳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澳门博彩业之后，他们两人还在地产界等方面有较多合作，比如合建星光行、珠城大厦、信德大厦等等。他们两人的关系如何?两人怎样评价对方?这些始终是外人极想知道的。

　　 早些年，何鸿燊兴致一来，曾向别人大赞霍英东做生意如何了得。从何鸿燊的话中，可以看出霍英东做生意的一些独到之处。

　　 做生意，别人一般都会先计算这宗生意有多少利润，但何鸿燊说，霍英东却与众不同，他每次都是做最坏打算，先计算会亏蚀多少，然后才计算可能会赚多少。如此做法，就是充分考虑这盘生意的各种变故，结果或赚或亏都是在自己的预先考虑范围之内。

　　 何鸿燊还说，与朋友合伙做生意，霍英东总是坚持一条：每作一个决定，他一定要先问过全部人，人人都同意了，他才动手，绝不擅作主张，自行决策。既然其他人已经同意，则做起来一定是同心协力。

　　 霍英东的性格并非“海派”，而是时时、处处谨小慎微，做生意时更是这样。何鸿燊透露，每次大家开会，开完会之后，霍英东总是捡起与会者留下的纸条带回家，一来可以再仔细研究，二来免得这些纸条被别人捡去，“机密”外泄。

　　 据何鸿燊所言，霍英东的公司财务制度很严密，每写一张支票，霍英东都要经10几层手续才最后签字。

　　 此外，何鸿燊还说，在与对方洽谈生意时，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绝招”，他一般都不讲话，只是耐心地听对方讲，然后在关键时刻才插上一两句。在霍英东看来，做生意的人往往讲得越多会吃亏越多。

　　 由此可见，何鸿燊很佩服霍英东的商业才能。那霍英东怎样评价何鸿燊这位多年的合作伙伴呢?应我的要求，霍英东破例地谈起对何鸿燊的看法——

　　 “何生曾经对你有很高评价，你怎样评价他?”

　　 “他这个人嘛，好有冲劲。总之有什么事叫他做，他一定做好。他喜欢开赌，喜欢当赌王，连巴基斯坦、伊朗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也敢去开赌。有一次，我和他去新加坡，他竟然想在那边开赌。我说，‘你千万不要搞，李光耀在这里，你来开赌不就是一个笑话。’ 结果，他还是找人谈，几乎要向政府递交开赌报告。一般人都觉得开赌不太好，但他好像认为开赌并不怎么样。一般人是不去想从开赌赚钱的……但是，没有他，很多事成不了，因为他够胆，什么都不怕。”

　　 “以前听一些人讲过，你和何鸿燊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冷一热，一个不喜欢说话，做事稳重，一个什么都敢讲、敢做，甚至知道错也照做……”

　　 “而且，错了之后，他不肯认输。”霍英东笑了一笑，继续说：“比如他和别人下棋，照棋局，他形势不妙，注定要输了，我们说死棋啦，劝他认输啦，但他不认输；那好，不认输就继续下一步棋啦，但他却一动也不动，一味坐在那里。等到吃饭时，有人叫开饭了，他就站起来，说大家吃饭了，这盘棋就不算数了。他有时从澳门过香港来，找王新永下棋，照棋局，他明明是输了，但他却一味不动棋子，坐在那里一两个钟头，等到开船时间到了，他就说要赶回澳门，这盘棋并没有下完，他并没有输……”

　　 “平时你和他有没有打打球、下下棋?”

　　 “打球、下棋，他都不肯输，所以每次见到他，我总是笑他：打球、下棋，总是你赢!”

　　 “他有时也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有无与你打?”

　　 “以前有的，不过，打多了，觉得总是要让他一定赢，就不打了……”

　　 “那么多年打球、下棋，他真是没承认自己输过?”

　　 “我只赢过他一次。今年中华游乐会搞一次‘100岁网球比赛’，就是两个人加起来超过100岁的会员的比赛，我和他打，打赢了他……”

第二十二章 部署撤退 逐渐淡出赌坛(3)

　　 据一些目击者说，当时，何鸿燊一打输，很不高兴，拍板而走。

　　 “你和他打球时，有无下注赌钱?”

　　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的性格，什么事都不想输……”

　　 其实，“永不言败”正是何鸿燊最突出的性格；也正是凭着这个性格，何鸿燊才在事业上屡创佳绩，成为一代枭雄。

　　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

　　 谈完何鸿燊，我们又谈到澳门博彩业的前途问题。当时，霍英东的二公子震寰也在场。霍震寰现在主管霍氏集团的内部事务，霍氏集团的财权主要由霍英东和他掌握。因为刚才谈到霍氏集团来自博彩业的分红利益，霍英东叫他进来介绍有关情况。他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录着霍氏集团的各项收支。谈完博彩业的利益后，他仍然留在那里，和我们一起谈其它问题。

　　 “你怎样看娱乐公司在1999年之后的前途?”我问霍英东。

　　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真的不知道怎样看……”

　　 “你认为中共是否会限制博彩业的发展?”

　　 霍英东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只是说：“从我个人来讲，开始经营博彩业时，是希望不要靠黄、毒、赌来发展澳门……”

　　 这时，霍震寰也插话：“娱乐公司除了经营博彩业，在澳门其它方面的投资也很多。”

　　 “可以说是控制、垄断了澳门的经济。”我说。

　　 “也不能说是垄断，因为没有人到澳门投资，而澳门政府对娱乐公司也有这个要求。”霍震寰说。

　　 “我总觉得，博彩业有很大力量，赚那么多钱，做什么事都可以。”霍英东若有所指，转而说，“当然，娱乐公司可以将澳门发展得更好一些。”

　　 “1999年之后，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是否限制博彩业发展?娱乐公司的前途如何?”我再次问起这个问题。

　　 “真是很难预测!”霍家父子同时说出这句话。

　　 “有人认为，内地方面即使不取缔、限制赌场发展，也会透过一些力量介入其中。”我说。

　　 “可能是，到时可能不是娱乐公司一家经营博彩业，而是几家合营……”霍震寰说。

　　 霍英东接上震寰的话，说：“应该这样做。至于是否限制博彩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澳门自身的生存问题。我没好好研究过1999年以后澳门的经济发展怎样，比如建国际机场是否多余?又如电厂，需不需要?当然，无论如何，对我们家族影响不大，因为这些钱并不是我们家族的，而是基金会的，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 到此，我们关于澳门博彩业这段历史的采访告一段落。

　　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 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了解澳门的经济现状。

　　 1995年9月，澳府曾向联合国递交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澳门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中，博彩税占了46%，而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只占19%，卖地收入占25%，其余的则是其它各种收入。由此可见，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博彩业与出口加工业、建筑房地产业、金融业并称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但其它三大支柱加起来的影响力也没有博彩业那么大。而且，博彩业的专营公司，还在金融、交通、地产、百货等行业有重大投资，跟澳门各项公共事业，跟各个经济领域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博彩业几乎全面垄断澳门的经济。

　　 所以，在1999年之后，任何力量若强行限制或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澳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将会出现大的震荡。甚至可以这样说，若博彩业被限制、取缔，澳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一个死城、空城。

　　 事实上，中方也很清楚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早在制订《澳门基本法》的时候，就为澳门量身订做了第118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由此可见，中方为了维持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决不会急于去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

　　 当然，中方不希望看到博彩业日益在澳门的各行各业不断扩张，因为将来的博彩业会对澳门的经济造成全面垄断的局面，继而左右到特区政府的运作。那么，中方所要做的，可能是透过自己的代理人入局，逐渐把博彩业纳入中资间接控制之下；或把博彩专营牌重新招标，吸纳其它公司经营，以免娱乐公司一家继续坐大。

　　 2002年3月，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北京期间曾与霍英东会晤。霍英东向何厚铧表示退出澳门博彩娱乐公司，并表明退股后成立澳门基金会支持澳门发展。

　　何厚铧说：“我们对霍先生这个决定是非常欢迎的，特区政府非常尊重霍先生的决定。我相信霍先生同何鸿燊先生会在适当时间有所接触，大家友好地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在股份转让方面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何厚铧表示，特区政府不会干预获得博彩牌照的公司转让其股份，当局会按法定程序处理有关事宜，而有关公司就股权处理情况要告知特区政府。

第二十二章 部署撤退 逐渐淡出赌坛(4)

　　何厚铧重申，股份转让是公司的内部事情，在无碍公司运作及未来的经营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对博彩业的开放构成影响。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作太多揣测和顾虑。

　　霍英东持有近三成股份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原专营赌牌是在2002年3月31日到期，霍英东选择此时退出，顺理成章。

　　霍英东表示，他的退出，是基于个人取向，并不是对澳门发展博彩业有不同看法。他完全赞同澳门特首何厚铧提出的博彩业发展思路，认为符合澳门的长远利益，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也重申，当年他参与“澳娱”成立，到今天退出澳娱另组基金会，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推动澳门经济繁荣。

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1)

　　1964年9月底，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这次上京，他并没有直接从罗湖过海关，而是绕道澳门回内地，有人指此举是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绕道澳门上北京

　　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东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务属下的路环号水翼船。这次，他并不是专程去澳门，而只是绕道澳门到内地去。他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

　　 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后有些矛盾，他最初说中方是在“六七风波”后才与霍英东有往来的；一回他又坦认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已经与霍英东有接触。

　　 我问：“那次见面是谁主动提出来的?”

　　 他说：“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

　　 “在哪里见面?”

　　 “就在旧中国银行大厦。”

　　 “你们接触霍生时，他最初的反应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应和你们见面?”

　　 “是的，大家作为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什么大不了。”

　　 “当时，新华社方面有哪些人与霍生见面?”

　　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我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

　　 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及代社长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 我又问：“第一次见面，大家谈了些什么?”

　　 “具体谈什么，我不记得啦。应该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多次，但他都没有正面回答。很明显，他不愿多谈他早

　　期与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点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与那位何先生所谈的全都一致，连两人谈此情况的口吻、语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 当然，在当时而言，霍英东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动情况的人士透露，从50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动场所，中方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 霍英东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的会面，以及往后在同一地点的见面情况，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绝密侦查下呢?对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据一个前政治部探员1996年初在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透露，一些亲中人士，包括霍英东、吴康民(原培侨中学校长)等人长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监视。

　　 那么，在1961年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会面之前，霍英东有无与其他中方人士接触过呢?就此问题，我也问过霍英东。

　　 “朝鲜战争之后那几年，中方有无主动与你接触过?”

　　 霍英东欲止又言：“没有的，一直都没有……老实讲……后来很多人……结果呢，陈祖沛返回广州之后，也没有接触。”

　　 陈祖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称他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陆搞“三反”、“五反”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账本带上广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陈祖沛受到冲击，被迫跳楼自杀，虽然幸而不死，但却落得个双脚折断的下场。

　　 “南北行”是老牌中资贸易行。朝鲜战争时，在冲破联合国禁运，向内地运送物资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 从霍英东以上那断断续续的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朝鲜战争时可能与陈祖沛，与“南北行”有过生意上的合作；朝鲜战争后，他可能也与陈祖沛有过往来，但自陈祖沛返回广州后，两人就不再见面。如果以上的推测成立，那可以证明霍英东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前，已经与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触。

　　 1962年，也就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霍英东又去了一趟广州。

　　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第一次返内地。”霍英东对我说。

　　 “是不是为了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我问。

　　 “是的，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到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谈海沙……”

　　 “还谈了什么?”

　　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

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2)

　　 “是不是统战对象?”

　　 “可能是啦。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的主席……”

　　 当时，霍英东已是港澳两地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加之他曾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故他成为统战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霍英东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

　　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传递解出境的阴影一直困扰着霍英东。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谓的“危险人物”递解出境的事还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香港仔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华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当局扣留50多天后，递解出境。

　　 霍英东也感觉到港府对他并不友好，且总是担忧哪一天真会被当局递解出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选择这样的处世方式，可能是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所以，与中方的往来，他不可能高调、招摇，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 因此，曾有人认为，霍英东第一次上北京时绕道澳门，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 我曾就此事问他：“那次绕道澳门，是否为了避人耳目?”

　　 霍英东断然否认此说：“不是的。如果从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罗湖海关要排队、填回乡介绍书，几百人过关，要排几个小时；到了深圳，换了外汇券，才有饭吃，然后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车到广州，几乎要用一整天时间。但从澳门过关很简单，不用填回乡介绍书，凭中华总商会的会员证就可以顺利过关，手续简单，花的时间少……”

　　 其实，从澳门过海关虽然快捷、方便，但从澳门去广州，路上要过好几个渡口，所花时间几近10个小时。也就是说，直接经罗湖到广州，与绕道澳门到广州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霍英东上述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随身携带炉具和食品

　　从霍英东的这段话中可知，他当时已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成为其会员。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华人商界团体，它创建于1894年，原名中华会馆，1900年，改称华商公局，后来又改为香港华商总会。直到1952年，中华总商会名称正式使用，并沿用至今。中共在内地执政之后不久，中华总商会首任会长高卓雄就力排众议，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 随着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霍英东在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吃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还几度出任该会的会长。

　　 却说霍英东过了澳门关闸，坐了近10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广州。之后，他又匆匆赶赴浙江杭州，与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会合，然后一起上京观礼。

　　 在观礼团众成员中，霍英东的行装最特别。他除了带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还装有一个小电炉和一些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所以他的行囊比谁的都大、都沉重。

　　 上京观礼还要自带炊具和食品，霍英东解释说原因有两个：一，他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白天一般不进食，到了夜深就寝前饱餐一顿，他不想给接待人员添麻烦，自己的饮食自己解决；二，他两年前去过一趟广东，那时正是内地的困难时期，不少人缺衣少食，他不知道内地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北京初见邓小平

　　1964年，3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70万人的盛大游行队伍；晚上，这些领导人又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齐观看节日的焰火，同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 国庆期间，正是金秋时节，北京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街上彩旗飘扬，节日气氛洋溢全城。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不知他置身于宽广的天安门广场，望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时，感受如何?

　　 我曾问霍英东：“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 “我想，最难忘的应该是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我们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国务院 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廖承志等领导人就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好像他当时是总书记……”

　　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

　　 “我记得，廖承志当时还与我们港澳观礼团座谈、讲话。”霍英东说。

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3)

　　 “廖公主要谈些什么?”我问。

　　 “我那时普通话听不懂，所以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 “廖公是广东人，他是会讲广州话的……”我说。

　　 “是会讲广州话，但那时是在北京、在中央，他怎么会跟我们讲广州话呢?”

　　 “还记得不记得，那次观礼团，谁是团长?”

　　 “不知道是杨光，还是其他人，记不清楚了。”

　　 杨光是香港资本的左派工运领袖，当时是“工联会”的负责人。

　　 这次北京之行，中国领导人除了向霍英东一行介绍内地的情况之外，是否还谈到其它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向霍英东面授一些什么?这些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此行，霍英东与中方走得更近……

第三部分

　　在华资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地产市道处于低潮时期，霍英东提议并主持筹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团结香港各地产商共同发展。他还出任该会第一届会长，成了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第二十四章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1)

　　在华资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地产市道处于低潮时期，霍英东提议并主持筹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团结香港各地产商共同发展。他还出任该会第一届会长，成了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傲立于汹涌的地产浪头上

　　 霍英东自北京观礼回来不久，香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华资银行挤提风潮，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震荡。这次银行挤提风潮，可以说是祸起于地产业。

　　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加之有大批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香港的住宅楼宇和工商业楼宇的需求量剧增。另外，为改善社区环境，港府于1962年对建筑条例进行修改，规定从1966年起，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将比过去少建20%的楼宇，地产商于是抢着在1966年之前建楼，地产市场十分繁荣。而一些华资银行也相互竞争，竞相把存款利息提高，盲目贷出巨款予炒家和地产商炒地皮、建楼宇，甚至自己也动用资金参与投资地产，以致香港的地产投资热潮风起云涌。

　　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银行对地产业的贷款过度，从1965年1月26日至2月8日，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恒生、远东、广安、永隆、道亨、嘉华等华资银行，相继发生挤提风潮。后经港府和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出面支持，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汇丰银行答应“无限量”支持恒生、远东、永隆三家银行，最后还因此“换取”恒生51%的控股权；渣打银行则宣布“无限量”支持广安道亨。而明德银号却由银行管理处接管，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则由财政司向高院申请清盘。地产的投机活动导致华资银行出现挤提风潮，这自然也殃及地产业，不少地产公司破产，地产市场陷入历史低潮。

　　 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虽然介入澳门博彩业，但他并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这就使他得全力以赴发展地产业，并保持50年代的凌厉势头，在香港地产市场叱咤风云、领尽风骚。1962年，他和汤于翰合资500万港元，每人250万，购入中环毕打街的毕打行；1963年，他投资兴建浅水湾花园大厦、皇后大道西大楼、上海街313号西环大楼；1964年，又兴建联发街、汀九。

　　 由此可见，在华资银行挤提风潮出现之前，霍英东投放在地产上的资金很大。但由于他的实力雄厚，向银行借贷不多，长期奉行稳健经营原则，稳扎稳打，所以当银行风潮出现，不少地产公司相继破产的时候，他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傲然屹立于汹涌之地产浪头上。

　　创建香港地产商会

　　 华资银行挤提风潮虽被平息了，但地产市道的低潮却刚刚开始。香港的地产业何去何从，成了行内人士关心的问题。那年3月份的某一天，霍英东和胡汉辉、何鸿燊等一些地产界的朋友聚会，谈论近期的地产市道。

　　 言谈之中，霍英东提议：有必要团结本港的地产商，尽快组成一个代表行内人士的团体，以谋求地产商的共同发展和香港地产市道的繁荣；如今地产市场很低迷，成立这样一个业内团体，更为迫切。

　　 他的提议，得到在座各位地产商的响应和支持。

　　 据胡汉辉回忆，霍英东和其他一些地产商有意创建一个业内团体，始于1964年7月。他在一篇谈到香港地产商会筹备过程的短文中写道：“……7月间，我们一部分地产界人士，在一次欢宴中聚首一堂，谈论到有关业务上的种种问题，大家都就自己的实际经验，交换了不少宝贵意见，一致认为本业人士应该有一个团体，能加强团结，共谋发展，使地产业成为更有建设性的稳健事业。”但这次聚会，大家只是有个想法，之后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 直到1965年3月间，霍英东再次向地产界的朋友提议之后，创建业内团体的工作才正式展开。

　　 4月6日，霍英东又邀请地产界的热心人士到位于中环的恒生银行总行大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那时，霍英东旗下的公司已从铜锣湾的蟾宫大厦搬到恒生总行大厦的7楼办公。筹备会议就在霍氏集团写字楼的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7人，全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他们一致认为有从速成立地产团体的必要，并正式把团体定名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该会筹建处设在霍氏集团写字楼，聘请的近律师楼的摩亚律师为法律顾问，进行注册事宜。

　　与会者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还推举何鸿燊作为筹建处的临时主席。

　　 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消息传开，在地产界反响很大，香港的各大地产商闻风响应

　　，倾巢出动。参与筹备工作的地产商共有69人，他们是：曹绍松、关启明、李康节、梁燊、高庆余、郑裕彤、郭得胜、顾乾麟、范文豹、杨之深、张子璇、周义中、陈曾焘、胡应湘、康立卿、欧阳森、胡汉辉、崔雨川、吴多泰、李兆忠、陈光中、王宽诚、伍树荣、林本固、陈悦来、许维桢、林本典、杨志云、香植球、郑翼之、庄道权、李文举、叶文山、张基、罗鸿兴、郑镜泉、陈泽富、徐培根、吕高华、郑翼雄、方显扬、刘锦茂、陈继承、郑桂生、方润华、湛兆霖、潘锦溪、余仲强、严明、邓树椿、屈崇浩、文洪磋、陈泽儒、李赐豪、陈泽恩、桂华山、叶正平、刘志文、胡忠、卢永广、孙秉枢、方汉华、凌达镗、钟明辉、林继振、李福兆。

第二十四章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2)

　　 这69名地产商，全是香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和中坚力量。霍英东能够一下子就把他们集合起来，足见他在地产界一言九鼎的号召力、影响力。

　　出任地产商会首任会长

　　到了6月3日，筹建处召开第一届同业会议。那时，申请加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商号和个人会员已有300多个，几乎所有香港有影响力的地产建筑商和地产建筑公司都加入了这个商会。这次会议还选出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25名，他们是：霍英东、屈武圻、何鸿燊、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钟明辉、吴多泰、欧阳森、香植球、李兆基、陈泽富、郭得胜、许达三、桂华山、湛兆霖、孙秉枢、严明、吕高华、陈曾熙。另外，还选出叶正平、郑桂生、郑锦茂、叶文山为候补会董。商会还聘任何善衡、何添、利荣森、邱德根、梁昌、梁球琚、陈德泰、陈弼臣、廖烈文、关启明等32名香港富豪出任名誉顾问。

　　 6月8日，地产建设商会举行第一届会董会议，会议顺利推举霍英东为第一届会长，屈武圻、何鸿燊为副会长，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为常务会董。霍英东在名义上成了香港地产商的“龙头大哥”。

　　 我曾问霍英东：“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成立地产商会，大家都很踊跃，成立过程也很顺利，但对于由谁当首届会长，是否有什么争议?”

　　 霍英东说：“没，大家都支持由我做，完全没有争议。那时，正是地产界低潮时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力量，资金较多。海军船坞27亩地拍卖，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能力下标

　　。地产商会成立时，找了几个爵士做名誉会长，都算很难得。”

　　 “我看过第一届地产商会的名册，那时香港的大地产商当中，似乎只有冯景禧没有加入地产商会?为什么呢?”

　　 “没有?冯景禧那时好像还在与郭得胜、李兆基合作经营‘新鸿基’，他们三人是三位一体的。”

　　 “但郭得胜、李兆基加入了，惟独没有冯景禧，是否有什么原因?”

　　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冯景禧后来也加入了。”

　　 7月15日，香港地产商会假座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除了地产界人士出席之外，霍英东还特别请来港府行政局首席议员利铭泽，为第一届会董颁发就职委任证书。

　　 利铭泽当时是港府中官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人，自50年代中期，霍英东向他买楼、买地之后，两人成了莫逆之交，时有往来。据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在60年代，利铭泽还叫霍英东的有荣船厂为他订做一艘游艇，那时，他几乎每周都亲临有荣船厂一次，与霍英东常常在船厂碰面。

　　 那天的成立大会，政要、名流、富豪云集一堂，杯盏交错，其阵容和场面，堪称一时之盛。

　　 身为会长的霍英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有感于地产市道萧条，一些地产公司相继陷入困境，不少地产商对发展地产意兴阑珊。霍英东在演词中强调对香港的地产市场前景非常乐观。他所持的理由，一是市民对居住的过量需求，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他说：“香港是世界各地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战后本港由几十万人，增至300多万……地产业与其它各行业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比如工业，每每大部分资金先投资于购买地皮，及建筑厂房；如经营旅游业，亦必须投资于自建酒店及商场；其它如银行业，投资于地产自置行址，大小百货商业，亦以自置铺位，以稳固其生意前途。”

　　 霍英东在演词中说到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除了联络本会会员感情，交换有关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外，还将沟通官商桥梁，并订立严密的售楼制度和解决管理问题，保障顾客利益。

　　 在演词中，霍英东还指出，香港地产行业有义务和责任，“使本港市民将省俭积蓄所得，自购屋宇，达到住者有其屋，使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说，在香港，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住者有其屋”的计划，而后来港府大力推行的照顾中低下阶层的置屋计划，其名称“居者有其屋”也由此而来。

　　 霍英东提出的“住者有其屋”之想法，即时就得到利铭泽的高度赞赏。利铭泽在贺词中说：“……正如霍会长刚才所说，使‘住者有其屋’，既能安居，自能乐业，则对于市民生活安定，促进社会繁荣，当有莫大之裨益也。”

　　创建地产商会是否另有目的?

　　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创建之时，地产业已和工业、旅游业，并称香港的三大经济支柱。在1965年度的政府税收预算中，来自地产业之卖地、差饷、物业税等收入，超过总预算17亿港元的1/3。近10年间，政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相当于过去历年港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之总和。

　　 所以，那时在香港成立这样一个齐集各地产商及其公司的商会，其意义、作用之大，自不待说。但是，霍英东在那时成立这个商会，除了联络地产商感情，集思广益，以及沟通官商，订立严密的地产买卖制度，以促进香港地产市场稳健繁荣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用意?

第二十四章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3)

　　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理由。霍英东在1965年3月召集地产界的朋友聚会，提出建立地产商会，正是他北京之行后不久。之后，整个筹建工作随即密锣紧鼓地进行，筹备时间之短，创建之仓促和迅速，异乎寻常。那时正好又是华资银行风潮之后，地产陷入低潮之时。那么，霍英东牵头创建这个商会，是否中方的授意?是否内地方面曾希望他在地产界发挥作用，把那些华人地产商团结起来，致力于维护香港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此外，被邀作为地产商会成立的主礼嘉宾的利铭泽，当时已与内地方面有较多接触，亲中的倾向和行动已经隐现。故他的出现，自然也会引起人们这样的联想。

　　 我曾就此事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官员交谈过。我问他：“当年，内地方面有无授意霍英东出面主持创建地产商会?”

　　 他回答说：“据我所知，应该不可能。第一，我记得中方正式通过霍英东做一些事，应该是‘六七风暴’之后；第二，在第一届20多名会董中，当时所谓的亲中人士只有一个来自中华总商会的要员王宽诚。”

　　 那时，在地产界乃至整个商界，与中方关系密切的富商确实只是极少数。那是否因为这样，中方才觉得更有必要通过霍英东创造地产商会这样一个渠道，把他们召集起来，便于以后中方与他们沟通、联络?事实上，不管霍英东创建地产商会是否中方授意，到了“六七风暴”之后，中方确实通过霍英东和地产商会，与不少香港的大资本家建立起了联络关系，双方有往有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 但是，尽管霍英东长期担任地产商会的会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何鸿燊接任；尽管地产商会的会员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与中方建立很友好的关系，但这个商会的亲中色彩始终不明显，并不像香港中华总商会那样被很多人视为“红色组织”。

　　 另一方面，倘若霍英东力促香港地产商会成立，既不是中共的授意，也不是自己想为中方做点什么，那么，是不是另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比如，通过建立此会，在名份上树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使一向因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通商之经历而对他有歧视和敌意的港英当局，不能轻易、随意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

　　 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很有助于让我们去了解霍英东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被传递解出境后，霍英东从来没有消除这个隐忧，港府会否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

　　 ——当然，以上的说法，都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

　　 霍英东自己认为创建地产商会不容易，他曾对我说：“在香港，有两种团体最难搞，一是会员太多的，比如陈宗守亲会，很头疼；二是阔佬太多的，请他们开会，个个都不愿意来。”

　　 既然知道困难，那为什么又知难而进呢?这始终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 却说香港地产商会成立以后，不断吸纳新会员。70年代，在香港地产界异军突起的李嘉诚，也于1974年加入地产商会，并被推举为会董。

　　 就代表性和会员人数而言，因为香港地产商会是一个专业团体，当然不能跟中华总商会之类的综合性、社会性团体相比；但就实际影响力而言，地产商会并不逊色于任何商业团体。它几乎荟集了全港所有赫赫有名、富甲一方的大资本家和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其会员经营的地产生意，占全港总地产生意的7成以上。

　　 而在“六七风暴”之后，中方就是从这个地产商会打开突破口，同那些大资本家建立联系……

　　 但饶有意味的是，不知道是否因为霍英东在地产商会担任要职，风头凌厉，一时无两，而招致港府的注意；也不知道港府是否因此而要挫挫霍英东的锐气--总之，在地产商会成立之后，霍英东的事业就连连受到港府的抑制和打击。

第二十五章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1)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各国投资者因对香港地产市场前景缺乏信心，不敢下标，最后唯有霍英东一人独力投标。但港府见此，却临时取消拍卖，收回地盘。霍英东清楚看到港英方面有意限制他的发展，因而萌发淡出商界之意。

　　独力投标海军船坞

　　 在“六五银行风潮”和地产市道一派萧条的情况下，地产公司破产的破产，幸而不破产的也是偃旗息鼓，静观时势；而霍英东却异常勇猛，依然大战地产市场。

　　 那年，霍英东又开始动工兴建联利大厦、铜锣湾珠城大厦、尖沙咀漆咸道高高大厦，以及青山道62号、城南道53号至55号和官塘云汉街23号住宅楼宇，其中珠城大厦为霍英东与何鸿燊等人合资兴建，里面有后来被邵氏家族购买后改名为翡翠和明珠两家电影院，当时由霍英东自己经营，除放映一些港产片外，还放映西片。据霍氏集团一名老资格职员所言，准备出售珠城大厦时，霍英东特别交待他，珠城大厦的楼盘交由胡汉辉的利兴物业公司出售。他说，霍英东和胡汉辉那时关系很好，霍生这样做，无形中是帮胡汉辉一把。

　　 1965年，港府为了活跃一下沉闷、萧条的地产市场，推出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海军船坞地皮位于金门大厦至警察总部之间，即现今金钟地段，面积达27英亩，是港府历来公开招标的地皮中位置最好的黄金宝地之一。

　　 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故也没有人问津。

　　 此时的霍英东，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落标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霍英东本来可以以较低价钱轻而易举地投得海军船坞的发展权。

　　 但结果却出乎霍英东意料之外。港府最后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港府临时收回地皮

　　1995年7月的一天下午，在中区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和我谈起这段至今已整整30年的往事。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口，指着右前方力宝中心、海富中心一带对我说：“这一片，都是海军船坞地皮，27英亩，100多万英尺……”

　　 “当时你下标多少?”

　　 “那是地产最低潮时期，地皮不值多少钱，标价不高，好像只有几千万港币。”

　　 “港府到底基于什么原因把地皮收回?”

　　 “当时，情况很复杂。当然，港府有权取消竞投。但我觉得，港府是向世界各国招标，到美国、英国、日本登广告，鼓励外国人下标。那些日本仔到香港来，港府还专门举行酒会招待他们……”

　　 “全世界都不看好香港的地产市道，为什么你还是一定要下标?”

　　 “开始招标时，地产市道还算可以，但不久就发生银行挤提风波；到截标时，地产已经陷入低潮。那时，要下标，就要先交600万元按金。可能很多人拿不出来，连‘置地’都不敢下标。”

　　 “港府最后把地收回，有无说明是什么原因?”

　　 “没有……”

　　 “你当时有无埋怨港府这样处理?”

　　 “没有……当然，政府有权弃权……”

　　 “但你刚才说港府到处去找人来投标，到处做广告，但你下标了，却又把地收回去，政府是不是有意针对你，不让你独大?”

　　 “那就不好说了……”

　　 事隔多年，谈起港府当年何以取消竞投，霍英东欲言还止，没有讲明原因。但言语之间，还是隐约听出他觉得政府处事不公，并对港府的处理方法略有不满。

　　 经过多年发展，海军船坞一带早已成为香港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按一般人的理解，若港府当年不是临时取消这块地皮的竞投，则霍英东从中赚到的钱将是难以估量。但是，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

　　 有一次，我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一名官员谈及此事。

　　 我说：“如果霍英东当年投得海军船坞，他的财富可能成几何级数倍增。”

　　 “那未必。”他淡然说。

　　 “为什么这样说?”

　　 “以后要卖地、自己发展、盖楼，港府不知怎样玩(刁难)你，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以玩死你的。”

　　 “港英方面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 “主要还是朝鲜战争的那段经历，我们认为是爱国的商业行为，港英方面却说是走私，一直对他有歧视。”

　　 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经历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于1955年，被传递解出境，此事至今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港府所为；而这次，却是港府歧视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行为。

　　 海军船坞投而不得，固然对霍英东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对他的打击却很大。通过此事，霍英东清楚地看到港府对他有歧视，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他因此很担心，不知道港府下一步怎样对待自己。也可能是从此开始，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第二十五章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2)

　　积极参与地产业社会事务

　　 自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之后的一两年间，除一些在此之前动工的楼宇需要继续兴建外，霍英东几乎没有上新的地产项目。可能是由于当时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加之有感政府歧视自己，故霍英东那时发展地产业持的是观望的消极态度。

　　 但是，作为地产建设商会的会长，霍英东却活跃于地产行业的社会事务方面，并在这方面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 地产建设商会刚成立不久，霍英东就以商会的名义，向政府致备忘录，凡商会会员建筑地盘施工遇到故障，请求准予延期动工，获政府批准延期一年免予罚款；敦促政府改变开投公地方法，暂停开投屋地，以调剂地产市场，此建议最后也获政府接纳；提供意见，要求港府健全售楼制度，完善大厦管理；发起、举办楼宇模型展览，为市民介绍香港近年地产业发

　　展的状况，活跃、刺激沉闷的楼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在60年代中期，协助香港建屋贷款公司，推行以照顾香港白领阶层为目的之廉息贷款建屋计划。

　　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公开发表一些关于地产市道走势的讲话。1967年元旦，霍英东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题为《一九六七年地产业与香港经济展望》的文章，畅谈地产形势。他在文中列举种种理由，阐明香港市道可望于1967年复苏：第一，香港自然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每年增加人口10余万人，每年需要楼房约万余套；第二，过去经营地产者，在无利可图之情况下，放弃经营，形成地盘开工者少，楼宇减产；第三，港府不断对地产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第四，经过两年来销售，尚存新楼不多，将来现货更感缺乏，有供不应求现象出现；第五，银行方面体谅地产业一时艰困，对于贷出款项，多不予以过分追迫；第六，东南亚局势动荡不定，不少游资流入香港，部分亦会投入地产业。

　　 正如霍英东所料，香港地产市场在持续两年的低迷、疲软之后，果然在1967年初出现复苏景象，不少地盘先后动工，打桩声此起彼伏，楼宇交投活跃起来。

　　 但是，地产市道初现复苏，只是极其短暂的回光返照现象。当时，香港正潜伏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动荡已经隐约可见。

　　改组霍兴业堂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霍兴业堂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其股权原来只由霍英东和其大太太吕燕妮持有；而后股权有所变化，主要股权分配给霍英东和吕燕妮所生的几名子女，少数股权分配给其母亲刘氏、其妹霍慕勤和二太太冯坚妮。

　　 1967年2月，霍英东成立一间名为Beaulieu的有限公司，将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转移到

　　这间公司去，但保留其家人分取利润的权益。

　　 耐人寻味的是，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并不是霍英东及其妻子、儿女，而是另有他人，分别是其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以及霍铭波、彭延匡和屈洪畴，其中屈洪畴是霍英东多年聘用的会计师。由于霍英东的家人仍然操纵新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并保留分取利润的权益，故这5个新股东并无染指他家人所收受的股息之权益。这样的安排虽然很少有，但用意却很明显，霍英东并不是要放弃对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而是利用Beaulieu遥控霍兴业堂的业务和资产，而那5个新股东，充其量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 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 虽然，1967年2月，主要是由于受内地时局的影响，“文革” 式的工潮在香港已偶有发生，香港隐现了时局不稳定之征兆。但一般而言，若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投资者会对商业活动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犯不着对自己的公司大动干戈，更换股东和重组股权结构。故而霍英东有此一着，应该与时局没有太多关系，倒是有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及由此生发的心境有关。

　　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从此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自己可能遭不测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更清楚看到港英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也明白到港英当局不满他在香港工商界坐大，且要限制他的发展。既然有了这种心境，那霍英东改组公司、对公司权益进行调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说，那时，霍英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

　　不测之祸，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这也

　　可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 由此可见，那时，霍英东于商界隐退的想法已十分强烈。

　　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做出了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1)

　　踏入1967年，香港出现一连串“文革”式的工潮，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彷徨中的霍英东最后决定远走高飞，远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旅居半年，避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匆匆离港赴英国

　　1966年，内地爆发声势浩大的“文革”，各种造反组织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恶浪，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 霍英东本是一介商贾，向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那时也异常地关注起时局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已和内地方面建立一定的关系，自然关注内地的政局；另外，还因为内地的“文革”风潮已波及到他身处的港澳两地，置身其中，自然也不能不闻不问。

　　 在澳门，1966年底，左派澳门平民上街游行、请愿，被澳门警方殴打，引起市民骚动，酿成警方枪杀8人、伤100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众遂罢工罢市，澳门出现开埠400多年最大的一次内乱，外地人视澳门为畏途。霍英东名下的赌场生意也一落千丈，赌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 在香港，受内地“文革”浪潮之影响，也出现一连串的工潮，这些工潮是由渣华邮轮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勘青洲英泥厂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其中，牵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应湘、何添还是霍英东的朋友，故他对这些工潮极为关注。

　　 这些劳资纠纷，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发采取行动的，后来一些“左派”工会介入其中，行

　　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每日都有人罢工罢市，在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派发传单的景象随

　　处可见，与内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并无两样。

　　 一连串的工潮，影响到了香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作为商人的霍英东，当时有一些楼盘正在兴建和出售，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着想，当然希望工潮平息。但是，工潮却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厂的工潮，最后竟演变成了大骚乱。

　　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酿成流血事件……

　　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思绪如潮，心情很复杂。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

　　 多年之后，谈起这段已经过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东告诉我：“那时，真是好笑，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元港币在身上……”

　　 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霍英东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

　　 而在霍英东离港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示威游行，霍英东属下的有荣公司的淘沙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参与大罢工。5月22日，游行队伍遭到警方武力镇压，200多人受重伤，多人被捕。之后，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罢工，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尔后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当时，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镇压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等一切公职。进入8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 “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乱，它既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国乃因信心动摇

　　 霍英东出走外国半年这回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知道外，外界并不太清楚，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报章、书刊资料，对他的这段经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当时的心情、思想如何，则更是只有寥寥几个知心的人才知道，因为霍英东极少向人提及这段经历。

　　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听说霍英东曾经出走半年的事，而且还是无意中听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东等人一起坐船从香港赴番禺南沙岛，途中，我们聊起“六七风暴”的事。

　　 “‘六七风暴’中，有一个‘斗委会’，曾经有人传你参加，有没有这回事?”我问霍英东。

　　 霍英东断然否定：“没有，我当时已离开香港……”

　　 “为什么离开香港?”我接着问。

　　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发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国……”霍英东欲言又止，答非所问，似乎不想深谈。

　　 这时，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东的助手说：“当时，内地正在搞‘文革’，不少人被剃头发，被迫下跪，一些从香港回去内地的知名人士也首当其冲，红线女被人剃头发，邓荣超也挨斗……见到这些情况，霍生思想受到一些冲击，担心香港也会这样，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2)

　　 后来，在霍氏集团办公室，我又向霍英东提起这些问题。

　　 “内地搞‘文革’，你认为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问。

　　 霍英东摇摇头：“那时‘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游行示威，批斗别人，剃发，下跪，要读毛主席语录，这些我并不太理解。当然，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是有一些担心‘文革’会波及香港……”

　　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文革”发生不久，港澳两地就受其影响，一些“左派”工会组织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文革”式的造反动荡已隐然可现。

　　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决定出走外国?”我又问。

　　 “当然，并不单单是一件塑料花厂事件，在这之前，已经爆发了一些事。”霍英东开始侃侃而谈。

　　 “较早前，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贤在街上晒了几个钟头，搞到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晒了几个钟头。结果，英国撤走领事馆，到现在还没人恢复。一个‘一二·三事件’，澳门就成了一个死城，没有人敢去。

　　“胡应湘和他父亲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应湘解雇一个工人，

　　一些司机就天天坐在车棚门口，不肯走，工人起来造反，最后搞到胡应湘要壮士断臂，几乎

　　把所有的士都卖给工人，平息事端。

　　 “何添那家好像叫银龙的的士公司也一样，卖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拿钱出来遣散他们，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复工。不久，恒生银行门口 坐着一些人，最初坐10多个人，后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好像银行要挤提那样……”

　　 胡应湘当时打理他父亲胡忠创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当时还兼任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较为熟络。而何添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时，霍氏集团的写字楼就设在恒生银行总行大厦里头，故每天上下班，霍英东都目睹工人静坐、抗议的情景。

　　 这一连串的工潮，霍英东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内地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

　　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心情一定很复杂，他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他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倘若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那么对事业、对香港意兴阑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东，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逼近的风头。

　　半年的海外生活

　　 谈了出走外国的原因，我们又谈到霍英东在外国半年的生活。

　　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住在什么地方?”

　　 “我记得，起初好像是住在伦敦的一间叫做爱嘉顿的酒店。那时，在英国有很多笑话，用电灯、淋浴用热水，好像我们现在在香港打公共电话那样，要向一个小孔里扔进硬币，如果不及时把硬币扔进去，电灯会熄灭，淋浴时也会突然间没有热水。住酒店，样样都觉得不习惯，衣服没人洗，放着一大堆脏衣服。早晨要冲开水、饮茶，样样不方便……”

　　 “在英国一直住在酒店吗?”

　　 “不是。那时我有个儿子在英国读书。他们读书很头疼，他们在学校住宿，一到假期，学校一定叫他们搬走，连行李也要搬，没地方放；学生住酒店当然不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会租给学生，因为学生是短期居住。他们有时扮大人去租屋，但业主也不租给他们。我儿子假期起初住在同学家，但不方便，10多个同学住在一起。那时披头士正风靡全球，他们就模仿披头士，个个留长头发，日日去唐人街玩。我担心他学坏，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镑，在伦敦买了一栋半别墅式的房子。我后来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来。”

　　 “半年间，一共去了几个国家?”

　　 “去英国之后，又去了日本，最后一站是经加拿大去美国。那时，我还有儿子在美国、加拿大读书。那么多地方当中，在英国和加拿大住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半年。”

　　 “那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 “在加拿大最初也是住酒店的，后来也买了房子。其实，本来并不想买的，我有一个同学很热心，一定要带我到温哥华去看一间屋，看完之后，不讲价也不好意思，于是随口还了一下价，不想买。但我去了美国，我儿子打来电话，说对方同意卖给我。当时，那间屋只是几十万港元，小数目，但买了以后又怎样?于是，我叫儿子叫人去装修一下。”

　　 “半年间，你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 “起初是，后来我老妈子也出来，我顺便带她到处去游埠……说起来，我跟董浩云真是有缘分。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凑巧，那次，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之后，还一度想合作发展货柜码头。”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3)

　　 当然，霍英东与董家的缘份也不止于此。80年代中期，董浩云一手创办的“东方海外”濒临破产时，正是霍英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助“东方海外”一臂之力。但这是后话，后文自有详述。

　　 “半年生活怎样过?是不是深居简出?”我问。

　　 “都不是深居简出，照样打球。那时，有一个洋教练教人打球，我就与他打。”霍英东答道。

　　 半年间，霍英东与母亲结伴同行，其间曾有过不少有趣的事。以下两则趣事，就是来自霍氏集团一位职员的讲述：

　　 “那时的霍老板，虽然已经富甲一方，但样子并不显眼。他个子不算太高，皮肤有些黑，头发也开始稀落，到外国去，站在那些高大威猛的洋人中间，自然更不起眼。一次，他和几个洋人同搭一家高级酒店的电梯，他被洋人夹在中间。突然间，有个洋人掏出几块钱递给霍老板，霍老板一时反应不过来，拿着钱，不知如何是好。原来那些洋人认为霍老板就是酒店电梯的侍应生，那几块钱是给他的小费。等霍老板反应过来，正想把钱还给对方，向对方解释的时候，洋人已经走出了电梯。

　　 “他母亲霍老太也闹过笑话。霍老太喜欢赌钱，霍老板就带她到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玩，并陪她到赌场赌几铺。霍老太有吐痰的习惯，她一边赌钱，一边就地吐痰，很不雅观。每吐一次痰，她就拿一些钱给身旁的侍应生，叫他们打扫干净。霍老板站在一旁，很尴尬，但也拿她没办法，只好多拿些小费给侍应生……”

　　 听到这些趣事，我问这位职员，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杜撰的?他笑笑说，“是霍老板和霍老太以前同我们讲的，你下次向他证实一下。”

　　 当时，除了霍英东，香港还有一个超级富豪在加拿大隔海观望香港时局之发展，此人就是被人称为“金融天才”的冯景禧。他和霍英东也较为熟络，时有往来。香港动乱初期，冯景禧还对香港抱有信心，并在地产市场趁低吸纳一些楼盘；但进入6月，当事态进一步恶化

　　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于是举家移民加拿大，静观其变。

　　 我曾问霍英东：“冯景禧那时也在加拿大避风头，那段时间，你有没有见过他?”

　　 霍英东想了想，说：“好似在加拿大见过他的，但具体的情况就记不清楚了。”

　　遥控公司的生意

　　 “外出半年，你们公司的生意如何处理?”我问霍英东。

　　 “我人虽然不在香港，但香港的生意一点也不受影响，公司的业务，盖楼、卖楼、购材料，照样进行，一天都没停过。那时，好像继续兴建星光行和珠城等几栋大厦。有些工程，其他合伙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出钱，我自己还帮他们出钱，把工程继续兴建下去，一天也不耽误。”

　　 “所有的业务是否还是按你的主意进行?”

　　 “是的，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香港，给家里人、给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工程进度，部署工作，在电话里解决一些问题。另外，我还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给我有关业务的资料和文件，向我提交工作报告……所有地产生意，都在我的遥控之下进行。但海沙生意却无法控制，进入6月份，我们公司的淘沙船全都参与大罢工。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紧张，因为我们和政府之间有合同，要保证供应海沙给政府，如今工人罢工，那怎么办?”

　　 “对香港事态的发展，是否也知道?”

　　 “其实，我一直很关注香港的事。当知道费彝民(大公报社长)、汤秉达(中华总商会负责

　　人之一)等人到港府请愿，汤秉达还被警方抓走，我自己也很担心。那时，我天天都在留意香港时局的发展。尤其是8月份，港府查封《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之后

　　，形势更危急。

　　 12月底，霍英东看到香港风暴基本平息下来，就动身回港，结束半年的旅外生涯。

　　 现在看来，霍英东那时选择“远走高飞”，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其一，他若留在香港，处境将会十分尴尬。虽然霍英东从未介入“六七风暴”，但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港府暴力镇压工人，但也不赞成工人采用“文革”式的那种激进的方法处理劳资纠纷。那时，几乎香港所有的亲中人士都站出来，支持“左派”工人，反抗港英当局。霍英东当时的亲中色彩已经比较明显，社会上已把他视为亲中阵营的重要人物。此时，他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不支持“左派”势力，自必招致亲中力量的不满；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当局的“左派”阵营，那必然会招致港府的敌视，双方的对立更加大。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选择离开香港，无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

　　 其二，当时，霍英东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由于不知道时局怎样发展下去，故而远走高飞，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资，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百保住性命。正如中国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财在香港，人在他国，才是处变不惊的最稳妥的保障。

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1)

　　只因与中方关系良好，霍英东横遭英美政府封杀，使原本市道极佳的星光行大厦门可罗雀。英资公司置地以低价和令人屈辱的条件收购星光行。万般无奈，霍英东惟有壮士断臂，将星光行拱手相让。从此，他逐渐淡出地产行业。

　　英美联手迫害

　　旅居海外半年，霍英东超然物外，隔洋观火，避过了“六七事件”的惊涛骇浪。

　　但霍英东意料不到的是，“风暴”平息之后，在多次地产低潮中屹立不倒的他，却被深深地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波之中，并且经不起美、英两国施加的“政治迫害”，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 霍英东回香港时，虽然“六七风暴”的余波未了，一些小规模的事件仍有发生，但市面已逐渐回复正常，停顿了半年之久的商业活动也开始恢复。而他属下的星光行也恢复向外招租。

　　 星光行(当时的名称是九龙商业大厦)是霍英东集团和另外三个集团合资，组成九龙置地公司，于1962年开始兴建的，其股东除霍英东外，还有何鸿燊、何添、关启明、钟明辉等人。整栋大厦共投资3000万港元，这在当时，算是一项十分大的地产项目，其中霍英东个人承担750万，即总投资的1/4，其他三个财团也各占1/4。但当中，九龙置地公司向汇丰

　　银行贷款1000万元，这笔贷款以霍英东的名义担保，即霍英东总共投进1750万元。

　　 当时，霍英东财力雄厚。他对我说：“在银根上，我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当时我承诺过，若果汇丰银行要我们清还1000万元的债项，我亦即时可以拿出来。”

　　 按照霍英东他们的计划，星光行主要用于收租。星光行位于尖沙咀海旁，位置极佳，初时有不少商户租用，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就是中艺公司。“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低潮，港府正处处限制中资企业的发展，故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港英视为亲中的表现。

　　 霍英东万万没有想到，把星光行出租给“中艺”竟然会惹祸上身。港英当局向霍英东施压，封杀他的生存空间。

　　 在历史上，由于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霍英东的公司也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入手，联手向霍英东施予“政治迫害”。

　　 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如此一来，对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极为不便，受影响最大的是那间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结果陈泽富的保龄球场要改用澳洲的设备。

　　 美国领事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或要求低价租用。霍英东决定以每英尺9毫钱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

　　 每英尺9毫钱的价钱一放出，果然吸引了不少商户来参观、租用。谁知，这时候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去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驳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 做生意的人哪敢和政府作对?并且，没有电话，生意如何做?结果，有意租用者个个慑于政府的压力，都不敢租用；连那些已经交了按金的商户也纷纷退租，连按金也不要了。

　　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 在商场打滚多年、见惯风风浪浪的霍英东，面对英、美的“政治迫害”，也无计可施了。

　　有合伙人不想霍英东一人独大

　　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后，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市道处于历史低潮时期，投资者都因为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贸贸然买楼，因而楼宇有价无市。

　　 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曾经和我谈及星光行事件。他说，星光行招租受到阻滞之后，霍英东曾一度有意独资买下整栋星光行。

　　 “有四个财团合资发展星光行，四个财团的股份是均等的，但星光行向汇丰银行借一笔钱，由霍英东出面担保，变成实际上霍英东出的钱最多。如果要买星光行，霍英东再拿好少的钱就足够。但有个别的合伙人，不想卖给霍英东，宁愿卖给外国人。”

　　 “大家都是朋友，一齐合作，为什么有人不想卖给霍生?”我问。

　　 “大家一齐合作，股份是均等的，卖给别人，不论盈亏，大家的利益也是均等的。但如果卖给霍英东一个人，说明自己没有霍英东那样多钱，由霍英东一个人独大，大家之间就有等级了。”

　　 “霍生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 “未必知。与霍生合作的股东当中，有人与我有较多接触，我听他们这样说过。”

　　 “事实上，霍生当时有无正式向其他合伙人提过独力买下星光行?”

　　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知道，有股东说不想卖给霍英东，这是有理由的。你不能买，他有钱买，一眼就看出大家有等级……”

　　 为了证实这位知情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曾问霍英东：“据说当时有些股东不想把‘星光行’卖给你一个人，有没有这回事?”

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2)

　　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感慨地说：“我以前同你讲过，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的人都有负于我。‘星光行’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借钱给其他股东，支持他们，不要卖‘星光行’，第二个方案是发行A、B股，起码这块地本身就很有价值。”

　　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继续说：“我历来做生意，真是太公道了，总之帮人发达，除了珠城大厦、‘星光行’，西环煤气公司的那块地盘也是一样。那时是1967年，地产萧条得不得了，卖煤气公司那块地，总数是600多万，但其他人只凑了90万就不出钱了，我就自己出钱，找屈洪畴会计师来，发行A、B股，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历来，朋友碰到困难，我都是完全帮他们，其中何鸿燊、汤于翰等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 “这些事，你不讲，外人不可能知道。”我说。

　　 霍英东不以为然：“不是的，他们都知道的，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 言归“星光行”事件，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实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然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市道。至于后来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绝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英资公司乘人之危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

　　 在地产市道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于是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

　　 “只写一张Promisory 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

　　 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迫害”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 20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然愤愤不平：

　　 “世上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断臂贱卖星光行

　　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

　　 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然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向他施压，则戏院的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它问题也可能接踵而来。

　　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

　　 到此，霍英东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麻烦。

　　 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 却说置地买下星光行的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市道也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东虽然受了重挫，损失惨重，但那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政治迫害”所致，并非他的投资失策。霍英东是一个商业奇才、投资高手，这是人人公认的。

　　 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仍然看好地产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对我说：“当时，霍老板交待我买一百几十个地盘回来，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盘在报纸上登出来，中环一带的是200多元1英尺，湾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盘甚至一分钱不要都有人愿意转给你，因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价。但我没有拿回来。不然的话，以后把

　　一些地盘转卖给新鸿基、长实，就发大财了!”

　　 而霍英东自己，并没有因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产市道仍然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

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3)

　　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之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界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 不少人因此感叹说：“若不是港英政府与美国政府联手施‘政治迫害’，则当今香港十大地产商之首，极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执地产业牛耳的霍英东!”

　　港府不让霍英东发展货柜码头

　　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坐大之外，港府似乎还想在其它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

　　 据霍英东自己所述，他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

　　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时，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这个潮流，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于是划出葵涌的几幅海边地皮来发展。我和董浩云那时对此都有兴趣，但顾虑也是有的。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有一次，在对我谈起与董浩云的关系时，霍英东主动提起这段并不太为人所知的往事。

　　 “那时，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最大的那个码头，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码头，最早是由我一个人独力投得的。我虽然没有货柜船队，但我当时计划以私人公司形式经营公众码头，我没有船，但可以让所有的货船来停泊，就像机场公司一样，自己没有飞机，航空交通就交由航空公司，我只提供码头场地……”

　　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我问。

　　 “不是自己不想做，困难虽然有，但自己当然有信心，比如我和政府签合同供应全港的海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沙的情况。港府当时节外生枝，要我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让我做。其实，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

　　 “港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限制你?”

　　 “我当时对港府说，就当我是向政府买幅地盖房，盖了房之后，有无人住是我的事。又如我盖写字楼，你无理由要求我要保证有多少人来租用才给我发展。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投资建起了码头，有无货柜箱，是我自己的事，蚀本也是我自己蚀，不关政府的事。”

　　 “说到底，政府是不想给你发展?”

　　 “这是没理由的，港府是出一些难题，不让我做。所以，我干脆放弃了，后来港府转给了几个做货柜船的公司经营……”

　　 而霍英东得而复失的葵涌第一号货柜码头，后于1972年5月建成启用。

　　 货柜运输业发展迅速，并很快就成了世界运输业的主流；香港也正是凭着拥有吨位大、服务一流的货柜码头等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海运中心之一。

　　 货柜运输业自兴起之后，在短短20多年间，虽然几经沧桑，其间又曾受到海运业出现大萧条的世界性危机的严重冲击，但货柜码头经营至今仍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 霍英东因港府的歧视，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盘可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大生意。

　　 如果不是因为港府的歧视，说不准，霍英东在继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地产大王”之后，又有可能再成为货柜码头行业的巨头。

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1)

　　“六七”之后，霍英东与20多家外国公司竞争，一举夺得文莱开港的大工程。他派刚学成归来的大儿子震霆到文莱，主持这个工程。4年之后，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在文莱的经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投得文莱港口工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霍英东曾搬过两次家。1955年，他已从蓝塘道搬到铜锣湾的希慎道；1967年，他搬至山顶的普乐道2号居住；到了1970年，又乔迁到沙宣道33号，并一直在

　　这里定居至今。

　　 饶有趣味的是，曾有风水学家黄文超把霍英东的隐退与他沙宣道33号豪宅之风水联系起来，因为霍家是在1970年迁入此，刚好与引退之期相近。

　　 该风水学家称，“霍宅大门正值‘山气’气运，故有泉石之意向。霍宅在此峦头(宅外环境)理气当中，自然是退守归隐的意向最强。但外局理气却利名声，故虽隐，然而亦见名声。此为霍宅之总构格局。”

　　 “六七”，可以说是霍英东事业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霍英东战意甚勇，叱咤风云；在这之后，他处事低调，生意方面几乎是只守不攻。

　　 霍英东于“六七风暴”之后逐渐淡出香港，但在另一个国家却异军突起。

　　 1968年初，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带领400多人和一支船队，从香港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莱。这支船队由工作船和运输船组成，船上载着汽车、机器设备、填海工具和生

　　活用品。原来，这是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要到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港口工程。

　　 文莱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面积只有5000多平方公里，但石油、天然气和森林资源极之丰富，石油储量、年产量居东南亚第三位。60年代的文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家。

　　 1967年，为了加强对外经贸，把本国的石油、天然气和橡胶等资源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文莱政府决定在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一个大型货柜码头和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这是文莱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重大工程，故而文莱政府把工程向全世界招标。

　　 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自50年代中期起，一直从事填海造港、市政设施建设等工程，其间曾到荷兰治理港口；而在香港，“有荣”承建的工程则数不胜数。得知斯里巴加湾港口工程向世界招标，已经对香港地产业意兴阑珊的霍英东，跃跃欲试，也下标竞投。当时，参与竞投的外国公司有20多个，竞争激烈，最后霍英东的“有荣”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据称，这是香港建筑公司第一次在国际上与外国同行竞争中击败对方。

　　让儿子挑起重担

　　 这次，霍英东除了带领400多人的工程队开往文莱，还把大儿子霍震霆也带上。那时，霍震霆刚刚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学成回来。

　　 霍英东虽然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中学没毕业就因战乱而辍学，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故他的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到国外念书。霍震霆幼年时在香港的名校

　　——圣士提反学校读书，后到英国的NORMANDALE SCHOOL 和 MILLFIELD SCHOOL两间学校求学，之后又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 霍英东把震霆带到文莱，是把统筹、管理开港工程的重任交由他承担，希望他从中学到做生意的本事。

　　 “你的第一课在斯里巴加湾上，在你处理港口工程的第一天开始。”霍英东语重心长地对震霆说，“接受现代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必须在实际中才能成熟，其中刻苦耐劳至关紧要。”

　　 一天下午，在香港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和霍震霆交谈时，也谈到他主持文莱开港工程的往事。

　　 霍震霆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抛头露面，除出席一些体育场合外，极少参与社交应酬，给人的印象是极为低调，不像一些富豪第二代那样喜欢抛头露面。他梳着大分头，发式几十年保持不变，平时总喜欢戴有色眼镜，神情冷峻，深不可测，一副冷酷形象。不怒自威，一股震慑力从眉宇间散发出来，挥之不去，比父亲霍英东更具威严气色。

　　 他平日不苟言笑，但一旦谈起他感兴趣的问题，话匣子一打开，往往会海阔天空、滔滔不绝。

　　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很想到文莱一游。我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一些文莱留学生，他们全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其中有一位回国后 在政府的什么工程部当官。他们曾多次邀我到那里游玩。想不到，第一次去文莱不是去旅游，而是负责那么大的工程。”谈起他踏进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霍震霆显得意兴盎然。

　　 他接着说：“虽然霍生放手让我去负责这个大工程，但他也为我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比如在工程的组织、计划和物资的供应保障等方面，已经有了周密的安排。霍生当时还为我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帮我主持这个工程。”

　　 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提到霍英东，作为儿子的震霆并没有称之为“阿爸”或“老豆”，而总是像其他人那样直呼“霍生”。

　　霍震霆初露锋芒

　　有荣船队在斯里巴加湾港口靠岸后，立即进入施工现场。文莱毗邻南海，四周为冲积平原，内地有丘陵。而施工现场是一片沼泽地，地势低洼，常年积水。他们就在沼泽地上平整土地，搭起工棚和住宅。

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2)

　　 工程队的工作，就是修公路，打桩筑海堤，挖深海床，疏通海道，修建货柜码头，盖仓库，盖楼房，建各种港口辅助设施。

　　 文莱地近赤道，属典型的赤道雨林气候，月平均气温约摄氏28度以上，年平均降雨量约4000毫米。在这温热多雨的环境下施工，艰苦的状况可想而知。而文莱又是伊斯兰教国家，当地的饮食习惯与中国人大不相同，在他们施工现场附近，有的也只是一家穆斯林餐馆。那时，文莱经济还比较落后，生活用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有荣工程队的400多名员工，很多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 霍震霆回忆说，他那时经常给工人打气，鼓励他们说：“我们要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香港的华人企业第一次到海外承建大工程，我们不能衰给别人看。工程搞得好不好既关系到公司的信誉，也关系到中国人的信誉……”

　　 而在香港那边，霍英东的助手、秘书凌汉伟则每月定期将工资发放给赴文莱工程队职员的家属，妥善安排职工的家庭生活，好让他们安心在文莱填海造港。

　　 除了有荣工程队400多号人马外，霍震霆还在文莱招聘、雇用一些劳工，参与工程建设。

　　 霍震霆这是初出茅庐，但一试身手，就不同凡响。除了利用老同学的关系外，他左右逢

　　源，广交朋友，与文莱政府官员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工程建造得到当局的支持。在文莱

　　，霍震霆的社交能力表露无遗，而后他也被人称为霍家的“外交部长”，时常随霍英东周旋

　　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场合……

　　 苦干4年，文莱最大的港口和货柜码头——斯里巴加湾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霍震霆意气风发，率领400多人的有荣工程队，凯旋香港。

　　 却说斯里巴加湾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的建成，大大增加了文莱的货运能力。之后，文莱的石油、天然气、橡胶制品出口量逐渐增加，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而霍英东父子和有荣公司，自然也在文莱经济的发展史上写下闪光的一页。

　　 继文莱开港之后，霍英东又移师马来西亚，在槟城承建填海工程……

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1)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填海开港、市政建设工程，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在1970年承建世界第一例的海底水库工程，但这些工程并没有多少钱可赚。霍英东热衷于此，似乎另有内情，那就是希望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关系，使港英当局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参与竞投船湾淡水湖工程

　　在文莱斯里巴加湾深水港和货柜码头几近竣工之时，霍英东的有荣公司，还参与了竞投香港当时最大的土建工程——船湾淡水湖的第三期工程。

　　 20世纪 60年代以前，用水问题是令香港居民最烦恼的问题。由于储水设施不足，香港的用水相当紧张，特别是住在木屋区和徙置区的居民，每天要花上大半天时间才能取得一桶半桶水使用。一到大旱季节，更实行4日供水一次制度，街上排起长长的铁桶阵队，候水的景况苦不堪言。而一桶水，往往洗完澡之后，还要留下来洗衣服或作其它用途。那时，争水流血事件时有发生。直到1961年，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陶铸说：“淡水嘛，我们这里有的是，可以供给香港。”而周恩来总理对此也非常关心。他知悉香港用水紧张的情况后，积极支持广东省政府的决定。直到1963年12月，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前专程绕道广东，亲自了解香港供水问题，并强调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单独进行(引自《瞭望》杂志)。于是决定由深圳水库供水香港。但香港的储水设施严重不足。香港政府乃在1963年11月建成石壁水塘，可储水55亿加仑。之后，又兴建船湾淡水湖工程。

　　 在海湾建设淡水湖，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的第一例，工程十分艰巨。船湾淡水湖总设计容量为300亿加仑，是港府进行的最庞大的供水计划工程。

　　船湾淡水湖的第一二期工程都是由法国公司承建。第一期工程自1961年至1963年，共建筑16个接引溪水入口处，目的是使各溪涧依设计改造进入隧道系统；第二期工程自1964年至1967年，包括兴建一条直径30英尺、长6海里，由大埔头直贯船湾淡水湖的巨型输水隧道，以及淡水湖的主坝工程。1967年年中，淡水湖开始储水。最初，因湖水略带咸味，要混和其它水塘淡水才能供作饮用。

　　 淡水湖第三期工程，主要是为主坝和副坝加高。这是当时香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霍英东的有荣公司长年从事开港填海、市政设施等工程建设，当时正在斯里巴加湾承建

　　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霍英东相信“有荣”有能力承建这个重大工程，于是下标

　　参与竞投。

　　击败法国和日本公司

　　 “过去，香港的大型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建的，比如香港建机场，是法国公司中标承建；40年代后期兴建的中国银行大厦，也是英国公司负责的。事实上，当时的香港，外资公司独霸建筑工程市场，华资建筑公司实力、经验有限，很难与外资公司竞争。要竞投淡水湖工程，就先要估算工程的造价。”霍英东开始向我谈起这段并不为太多港人知道的经历。

　　 “由于淡水湖工程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国际性工程，造价高，故要准确估算成本可真不容易。有一家参与竞投的法国公司，出动10多个工程师和会计师，租用当时香港最高级的酒店半岛酒店几个房间，关起门来，从早到晚用计算机算个不停，3个月之后才把成本逐项计算出来。

　　 “我们除了动用自己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还高薪请了外国的一名总工程师参与匡算造价，起草投标书。日本有十几间公司合组一个财团下标，他们不敢单独做这个工程。他们的报价比有荣高出一倍，当然没得做。法国公司的报价与我们相差很少，我们的报价比他们高

　　出10%左右。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报价也较低，但开工以后，借口工程设计方案上的修改

　　，一再要求加价，但加价以后，仍然蚀本。

　　 “见到法国公司报价低，我只好据理力争。我跟港府说，这家法国公司虽然报价稍低，但可能会不断要求加价，明低实高，对港府不利。港府考虑之后，不打算把工程给法国公司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以往替政府做过很多工程，过往的记录很好，没有要求加价这回事。

　　 “但想不到，这会引起一场小小的外交风波。法国公司通过法国政府，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说英国人在香港招标，法国公司出最低价但却不被采纳，处事不公；另外，当时英国正在申请加入欧共体，法国方面警告说，他们会采取对英国不利的立场，请英国慎重考虑。后来，港英政府拿出法国公司以往的业务记录，并提出工程要提前一年完成。法国公司这才知难而退，由我们承建……”

　　 “有荣”竞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是华资建筑公司在香港参与竞投重大工程的第一次；而且是旗开得胜，一矢中的，开华资建筑公司成功投得重大工程之先河，故而引人瞩目，轰动一时。

　　以承包方式兴建工程

　　霍英东继续说：“外国公司前来香港承建工程，有不少是亏蚀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司职员开支过大，建筑工人过多、薪金过高，以致成本上升，影响盈利。以往建淡水湖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首脑部门要雇用70个法国人。整个工程1.2亿元。但一个法国人平均每月工资连同住宿等各项费用需耗去1.5万元，70个人便花费100多万元。管理人员的开支如此庞大，如何不亏蚀?其实，也不需这么多人的，我们只需几个人就能把工程管理好。”

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2)

　　 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何以几个人就能管理?霍英东自有方法，他把工程投下来以后，就用承包的办法再分散包给其它公司和工程队；至于管理人员，则只是负责工程技术、质量的监管，以及协调其它公司和工程队的工作。

　　 霍英东认为，把工程再分包给别人，主要的还不是为了减少管理人员及其开支，而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工程的各项成本，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从而确保盈利。

　　 何以兴建重大工程一定要承包给别人?霍英东解释说：“承包给别人当然好，道理很简单，以挖泥来说，山上挖1立方米的泥送入运输车，山泥是整块的，但落车后松了，就不止1立方米，要加3点，到了落海时又将泥土压实，这三个数目都不尽相同。向政府收款时，以山上实泥计算；但与司机计算就不同了，可能加3，也可能加到5。一斗原为1立方米，落到车上就是1.5立方米了，送三车就是4.5立方米，本来每次车可以装5立方米的，但司机装了实泥3立方米就不愿再装了，而付款时则要以5立方米计算。这当中容易受骗，比如倒泥不净，带些余泥回来，那就更难计算。既然很难准确计算，只能给人承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承包工程，若不充分估计这些复杂情况，那就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亏蚀多少的问题。不少承建工程的公司经营不下去，关键也是在这里。”

　　 挖泥、倒泥的数量之偏差，在不少人看来是很细微的问题，但霍英东却计算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商人，事事精打细算，绝不含糊。

　　 在海湾建淡水湖，工程技术要求甚高。其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加高主坝和副坝，筑起水泥溢洪道，并把湖中的海水全部抽出。堤坝外面是石块，石块上要铺5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粒铺放时很容易被水冲掉，如何铺好，技术难度大。但有荣公司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

　　技术难题，成功地把海湾改建为一个可以储藏淡水300亿加仑的水塘，大大舒缓了香港用水

　　紧张的问题。

　　 1973年，海湾淡水湖工程高质量圆满完工，比原定时间提前一年完成。

　　大搞工程乃迫于无奈

　　 在香港，霍英东的生意主要有三方面：地产、海沙供应和工程建筑。这三种生意都是在50年代开始经营的，当中以工程承建稍晚一些，始于50年代后期。其中，地产和淘沙生意广为人知，而工程生意，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

　　 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都是填海造港、疏通河道、挖深海床、排水排污、街道隧道等市政设施工程，与香港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除了船湾淡水湖，“有荣”在香港承建的大大小小工程，可以说是多不胜数。

　　 1962年之前，“有荣”所承建的工程项目，在第16章中已有所述及：之后所承建的工程，则主要有——

　　1963年

　　红石勘第二期填海海石勘工程

　　油塘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秀茂坪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1964年

　　中环填海第二、四期挖泥、海〓和泵房工程

　　柴湾第一期填海海〓工程

　　通往沙田隧道道路工程

　　狮子山隧道通理工程

　　1965年

　　坚尼地城海〓工程

　　油麻地政府船坞码头及排路建造工程

　　湾仔填海区第一期海〓、码头和泵房工程

　　1966年

　　湾仔第二期填海工程

　　宝马山水库水坝及贮水池工程

　　1967年

　　铜锣湾道路及天桥工程

　　红山贮水库及滤水工程

　　1969年

　　大角咀渡轮码头工程

　　官塘渡海小轮码头工程

　　青山水厂和青山供水站工程

　　1970年

　　荔枝角食水处理站工程

　　 ……之后，在1972年和1977年，“有荣”还承建其它一些市政工程。在香港，霍英东的有荣公司可能是兴建最多填海开港之类工程的公司。

　　 当我在采访中得知“有荣”承建那么多市政工程时，最初有些不理解：港府长期歧视霍英东，在海军船坞和星光行事件中曾表现出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那为何又把这么多工程给他做?

　　 就此事，我问过与霍英东私交甚深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他解释说：“港府只是在地产方面卡他，因地产能赚大钱。但工程就未必赚钱，很多是亏本的，尤其是那些大工程，谁敢做?淡水湖其实是没人敢做的。”

　　 此后，我又问过霍英东：“淡水湖工程是否有钱赚?其它工程是否有钱赚?”

　　 他答道：“淡水湖工程，其实是没钱赚的。做工程的，怎么能有钱赚呢?”

　　 “没钱赚，为什么做了一宗又一宗?”我又问。

　　 霍英东显得有些无奈地说：“人最怕是入错行，一做这一行，就得做下去。很多人做建筑、做工程，注定一世都是辛苦的。不像做地产，有钱买一幅地，之后可以什么都不做，坐着享福。”

　　 说到这里，他的神情又有些兴奋，“当然，人到了某一阶段，是不讲赚钱的。我常想，很多时候，你说我做傻事也好，或者说我喜欢接受挑战也好，总之，别人没做过的事，或者是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我却偏偏喜欢去做。比如在铜锣湾建香港第一条天桥，在海湾建淡水湖，世界上当时还没有先例；去澳门开新港，到文莱开港，也是一样……”

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3)

　　 但是，探究霍英东的心路历程，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霍英东明知承建工程大多是没钱可赚的，但却一宗接着一宗不停地做，除了他所说的因为“入错行”和“喜欢接受挑战”外，似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霍英东希望通过承建大量的市政工程，一来可以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造成客观上或别人的认识上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一旦他出事则会影响市政建设的效果；二来以此使港英方面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改善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 以上的想法虽然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因为朝鲜战争时的商业活动而备受港英当局歧视，以及50年代中期传被递解出境，始终是霍英东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他曾经对一些知心的朋友流露过因为解不开这个心结而生发的隐忧。

　　 我和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交谈。他以下的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积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隐忧——

　　 “他有时对我说：‘不知几时被递解出境?被递解出境，怎么办?’一提起这件事，他整个人就很担心。他看见在搞李福兆时，搞得几凄凉。李福兆这种事，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 事实上，港英当局的歧视，传被递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对霍英东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性格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有心事总是往心里藏，不喜欢向外人透露；处事低调，即使被误解，别人有负于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尽可能息事宁人。二是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它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

　　 我曾经把自己对霍英东的这种看法、分析，说给跟随霍英东近50年的凌汉伟先生听。他听了以后，也认同我的看法。他说：“你看得很仔细入微，经过1954年被传递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后，霍老板确实跟年青时完全不同。我想起‘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罗多一些地盘，但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却突然又说不要这些地盘了。当时，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也没有解释原因。经过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他觉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产行业的发展……”

　　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样。”我说。凌汉伟回应说：“是的，很多事，他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有什么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板不因小失大，知进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别人远一些，不急功近利。”

　　 而霍英东本人，也曾经认同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经意地说：“你都算很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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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1)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地产市场隐退，然而其作为香港超级富豪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由此足见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风；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创办远东证券交易所，1971年胡汉辉等人创办金银证券交易所之后，香港的股票市场更是风起云涌，不少公司乘势上市，大量套取现金，大发横财。霍英东向来对公司上市不感兴趣，他所持的观点是：“我又不是不会做生意赚钱，何需把公司上市，让别人帮我做生意?”由此可见霍英东稳健的经商作风。

　　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英东突发奇想，计划将自己旗下的有荣公司上市。当时，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职员 也大感奇怪。有人认为，霍英东此计划，可能是继1967年初改组霍兴业堂之后，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实际行动：一来借上市，在英、美联手“封杀”自己发展空间的形势下突围而出，开一条生财之道；二是对香港前途信心动摇，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时局有变时，家族资产全军覆没。

　　 正当霍英东密锣紧鼓筹备“有荣”上市之时，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风暴。1973年3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财团从股市获取巨额利润后，纷纷将钱外调，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场，大财团人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机”影响，股市大幅暴跌，跌势急劲，导致人心惶惶，竞相抛售，从而引发香港历史性第一次股灾。一个月后，恒生指数自17000多点跌破1000点大关，此后，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点，香港经济深受打击。有鉴于此，霍英东打消了“有荣”上市的计划。

　　帮中共做统战工作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 与中方早期的关系，霍英东始终不愿多谈，有时我多加追问，他也是轻描淡写说上一两句。倒是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关人士，在与我的交谈中，透露了这方面的不少情况——

　　 “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知道中方何时开始关注霍生?”

　　 “是在‘六七风暴’之后。当时，我们就抓住几个人，一个是利铭泽，一个是霍生，还有一个是中华厂商会的黄笃修……”

　　 利铭泽在“六七风暴”期间，因不满港英当局武力镇压中国人而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之职，从此与中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接替他成为首席议员的，就是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简悦强。

　　 至于黄笃修，则是“淘大”家族的后人，当时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黄笃修也活跃于社会事务方面，历任多届中华厂商会的会长。他自60年代初期起，与中方官员有往来。

　　 他继续说：“20世纪70年代初，利铭泽经常出面邀请行政、立法两局的华裔议员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家里聚会，或者在利园霓虹馆吃春茗，不少两局议员和邵逸夫、包玉刚、何善衡等人士都参加了。黄笃修最初不敢公开与新华社往来，起初只是单独与梁威林见面，还颇畏缩。他抱手作揖对梁威林说：‘包涵，包涵。’这表示碍于环境，他不便请梁威林到中华厂商联合会和大家见面，并强调‘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通过黄笃修，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较为疏远的朋友，其中有丁鹤寿的父亲丁熊照、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苏浙同乡会的余季良、山东帮的张军光等人。后来，黄笃修还回内地去旅行……”

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2)

　　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问。

　　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 “这种聚会多不多?”

　　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沟通、了解的。

　　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月发生的，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习。”

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3)

　　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况且，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是否要求你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

　　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

　　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

　　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成立东方石油公司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扫清了道路。1972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签署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而英国驻中国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也随即撤掉。另外，英国为顾及中国的立场，同意中国向联合国解除殖民地委员会备案，正式重申香港是中国领土，不是殖民地，并将于“时机成熟时透过适当途径收回”。

　　 中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霍英东虽仍未能完全消除受港英当局歧视、排斥等的顾虑，但他与中方的接触却不需像以前那样，如履薄冰，瞻前顾后，因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并且更加公开化，关系也更加密切。

　　 在中英正式建交前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经向港府明确表示中方对霍英东的态度，希望港府不要给霍英东添麻烦。这可能也是霍英东从20世纪70年代起，敢于公开与中方频繁往来的原因。

　　 由于与内地关系密切，霍英东与内地还有了生意上的往来。除了于1962年起，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外，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

　　 那时，由于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减，造成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也深受影响，石油紧缺，油价攀升。1972年，香港耗油7.5亿港元，当时有人预测1973年会增至17亿港元，增幅达125%。霍英东于是联同刘浩清家族，于1973年成立东方石油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90万港元，两人各占一半权益。霍英东利用他与内地的关系，成功取得内地石油的出口代理权。

　　 与霍英东合资经营“东方石油”的刘浩清是香港工商界的老前辈。他出生于上海，16岁就到香港闯天下。40年代，他以“上海大中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时常坐镇香港。1949年，他卖掉自己的轮船举家回国，参与祖国建设；1954年，他重返香江，再战商场，并成功为内地的水泥、钢材、煤炭等物品打开了香港市场。他和中方关系非常友好，后来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 自1973年起，中国石油正式对外出口。第一艘油轮“大庆210号”停靠在观塘蚬壳油库码头，亦即现在“丽港城”海边。

　　 当时由于没有卸油经验，“东方石油”的工程师和工人，花了30多个小时才卸完4000多吨煤油。

　　 那时香港市面洋油充斥，蚬壳、美孚、半岛、德士古等洋油争霸，“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能在香港打开市场，主要是当时的石油危机令港府对中国石油不甚抗拒。

　　 到了1974年6月，“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改由油龙(列车)运载，从陆路运送到香港。湖南长岭炼油厂开出的36节油龙，每节装50吨柴油，在深圳分成两列，每列18卡，分批驶入香港。

　　 由于那时石油奇缺，市面掀起抢购煤油狂潮，因此港府不仅破例允许油龙在晚上9点钟以后进关，且安排警车、救伤车在现场待命。当电视台播出中国油龙抵港的新闻之后，市面上的煤油抢购潮即告平息。

　　 到了1975年，“东方石油”每年经销的中国石油产品已达40万吨，其下有40家分销商。

　　时到今日，中国石油产品在香港市场的比率，已上升到40%以上。

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1)

　　霍英东酷爱体育，体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0年代后期，霍英东出资创办足球队，每年打球300多场；而后又天天到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更于1971年至1976年，连续6年蝉联香港网球双打冠军。1974年，远赴英国参赛，成为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赛的中国第一人。

　　每天做运动6小时以上

　　“六七”之后，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工商界。但与此同时，他却异乎寻常地活跃于体坛。那时，在地皮拍卖会上，在建筑地盘，已绝少见到霍英东出现，但在一些体育场合，却时常见到他的身影。

　　 1971年，霍英东与网球健将杜路第一次合作，在“南华杯”网球双人赛中，击败叶冠雄和麦天伦，赢得冠军。那年，霍英东已经48岁，而对手只是20岁出头，又是香港网坛的冠军级人马，故而那场比赛，曾在圈内传为一时美谈。

　　 处于“半退休”、“半冬眠”状态的霍英东，有充裕的时间享受人生，过着有规律、相当豪华的生活。那时，他养了8条名犬，拥有7辆名贵房车。有时外出，兴致一来，他干脆不用司机，而是由自己开车满街跑。但他没有随身带钱的习惯，有好几次，他开着车过海底隧道，要缴费时才发觉自己身上没有钱。

　　 凌汉伟先生介绍说，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每天的生活可以概括为“游水、打网球、工作、按摩、睡觉”这循环反复的五部曲：每天上午七八点钟起床在家里的泳池游水，并打电话到公司安排工作，简单吃点东西后，便倒头再睡；睡到中午醒来，又再游水，然后到公司上班，埋头苦干两三个小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左右，他就到中华游乐会，打三四个小时网球，接着在那里按摩、桑拿浴；除了打网球时喝点饮料外，他白天一般不进食，而直到午夜，他才坐在家里大饭厅的16英尺长台前，饱餐一顿，菜肴都用精致的高脚瓷碟盛着；吃完，便呼呼大睡。

　　 每天，霍英东用在做运动方面的时间至少有6个小时，强身健体成为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自小喜欢体育

　　 霍英东是体育“发烧友”，他对体育的酷爱，在香港几乎是人人皆知。

　　 “我从不否认是个体育运动迷。我觉得，体育之于人类，不只是一种爱好，而且是人体所必需。也只有运动才能使身体强健起来。”霍英东曾经撰文述及他对体育的热爱，在一篇题为《我与体育运动》的文章中，他说：“我喜欢体育运动，是从小开始的。当时的环境，使我少年时代就深知体育是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 在敦梅小学读书时，霍英东就时常与同学在校内、校外踢足球；到皇仁念中学后，他对体育的爱好尤甚，一有空就与同学拉开“阵仗”，踢它一场。据霍英东回忆，小时候，有一次踢球，全身发热，他就干脆把羊毛衫脱下，但回家时却忘了带上，结果被母亲打了一顿。

　　 “孩童时，我便迷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向往和崇拜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霍英东曾兴致勃勃地向别人讲述他的童年梦想。

　　 霍英东崇拜球星，确实不假。1971年，霍英东与名扬世界的“球王”比利见面。那时霍英东已是年近50的人，但见到比利时，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笑容堆满脸上，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兴奋莫名。后来，他穿着比利签名赠给他的球衣，与另一位世界级足球名将、有“黑豹”之称的尤比西奥，在缘茵场上拍肩搂腰合影留念。这两张与世界足坛名将的合照，上面分别有他们两人的签名。霍英东极为珍惜这两张合照，至今还珍藏在家里。

　　 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成为香港的新富豪之后，他对体育的爱好程度丝毫不减。当时，他正是地产界的大忙人，但却坚持每天锻炼身体。有一段时间，他曾练习举重。

　　 有一天，在中华游乐会，谈起自己早年在体育方面的往事，霍英东显得神采飞扬，两眼发光。他津津有味地回忆道：

　　 “朝鲜战争以后，由于几年的海上运输生意很辛苦，身体变得很差，体重才40多公斤，102磅。为了把身体搞好，我就去练举重。举重要跟师傅，当时的健身院大都在五六楼，而楼宇都没有电梯，我连登楼也不够气力，找来找去，在坚道找到李剑琴健身院，因为在低层，所以决定跟李剑琴学举重。

　　 “每日到李剑琴健身院做一个钟头举重，都是上、下举动这个动作，很单调，于是练了几个月就不练了，转去踢足球。当时是1954年，我已经31岁，开始不敢在正式球场打，只在赤柱等一些偏僻的地盘打，球员都是自己公司的职员。慢慢兴趣大了，就去修顿球场打，越打越有兴趣，后来在1959年，干脆自组足球队。”

　　出资创办足球队

　　 “那时，香港还没有电视，足球运动很受市民欢迎，是市民最喜欢的运动。最初，我们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球，后来一个礼拜打三次，一次两场，一年打了300多场，除了8号风球外，风雨不改，这300多场还不包括我们去长洲、大澳、平洲、大屿山和澳门的场数。

　　“球队最初叫有荣，但觉得好像是个人的球队，后来为了吸引多一些球员参与，吸引多一些球迷支持，又以香港足球名将姚卓然的名字，改为卓然队。再后来，又改名为东升队。”

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2)

　　 “我们东升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上最好的球队，球星众多，早期有于灼强、莫振华、尹志强、何祥友，以后有仇志强、张志伟、黄文伟。这些球星原本是有归属的，有些属南华队，有些属愉园队。但一登报纸，说要打球了，最好的球星都踊跃参加，记得那时我们是在《商报》登广告特约球队。有时球星来得太多，个个都想下场打。他们是没有工资的，全是出于兴趣，打完球，大家吃餐饭就算数。市民也很支持，我们到哪里打，他们就跟到哪里……”

　　 每年，用于球队上的资金有几十万，全由霍英东一人承担。他除了是球队的老板，还是绿茵场上的一名骁将。1966年，43岁的霍英东正式成为甲组成员。第一场赛事，是对甲组足球队杰志，在香港会所举行。一上场，霍英东英姿飒爽，脚底生风，雄风凛凛，一连射中

　　三个球，获得满场喝彩。如今，霍英东还珍藏着在这场比赛中，他正切入准备起脚射门的照

　　片，从此，他对足球兴趣更浓，时常率队大战杰志、东方等甲组队。在圈中，不少人都称他为“好波老板”、“波王东”。

　　 在香港足球圈，霍英东地位超卓，大家都拥戴他为“大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他还出任香港足协会长，此职务一直担任20多年。直到前几年，霍英东才主动卸任。

　　中华游乐会最大的主顾

　　在绿茵场上驰骋近20年后，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逐渐减少打足球，转而天天在网球场上挥拍而战，这也使得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成为霍英东一生之中，除了位于沙宣道的私邸之外，他居留时间最多的地方。

　　 中华游乐会的出现和发展，正是霍英东这类的香港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香港开埠初期，所有的会所都是洋人创办的，并且只吸收洋人会员。后

　　来，香港逐渐出现一些有钱和体面的华人，他们有感于华人不能进洋会所，于是投资创办中

　　华游乐会，供华人享用。如今，中华游乐会已有3000多名会员。在近二三十年间，霍英东、何鸿燊等一些华人资本家，都曾经给予中华游乐会不少经济上的支持、赞助。

　　 自喜欢上网球后，几十年间，除了出差在外，几乎每天，霍英东都前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每天呆在那里的时间，平均超过4个小时。有一些网球好手，每天都守候在中华游乐会，陪霍英东打球，与他对打，其中大多数球手都是香港网球界冠军级的人马，如杜路、叶冠雄等人。据说，霍英东为报答他们花那么多时间陪自己打球，时常给他们酬劳。身为超级富豪，相信霍英东出手会相当阔绰。

　　 其实，除了霍英东外，他家族有不少人，包括太太，还有儿子霍震霆、霍震寰，以及小舅子林锡鎏，也是中华游乐会的常客。霍英东及其家族成员在这里消费，都是签单，统统入霍英东的数。不算入会费和给陪打球员的酬劳，光是吃吃饮饮之类的消费，霍氏家族在这里的支出，每月应有三四万港元，成为中华游乐会最大的主顾。

　　 很多次，霍英东就是在中华游乐会，接受我的采访，与我做海阔天空式的交谈。

　　 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在更衣室，他把外衣、外裤和鞋袜脱掉后，总习惯蹲在秤盘上秤自己的体重，然后自己穿上球鞋，挥拍上阵。

　　 穿着短袖运动衣和短裤的霍英东，平凡得像一个市井坊间的老伯；但他动作敏捷、灵活，尤其是一进球场，更变得虎虎生风，前后左右奔跑自如，速度快得惊人，而且可以连打一两个小时不需休息——这非凡的体力、耐力和跑步速度，应该是早年天天驰骋绿茵场和每日坚持游泳所练就。

　　 霍英东抓球拍的手势与众不同，他抓起球拍，像是一个手腕弯曲的人抓拍一样，很不自

　　然；但他出手有力，球球落地砰砰作响，令对方不好招架。若自己打了一个好球，比如打到对方的空档，对方接不上，或者把球打到边界上，令对方无所适从，他往往会面露微笑--虽然笑得不算烂漫，也没笑出声，但笑容很稚气、很可爱，活像一个害羞的少年。那应该是他最开心、最感满足的时刻。霍英东平日一脸严肃，神情庄重，不苟言笑，惟独在球场上，他才有那样的笑容，人性的天真无邪才在那一刻于他的笑容中浮现。

　　 球场上的霍英东，没有任何掩饰，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这时的霍英东，可能才算是一个真实的霍英东。

　　连续6年获得网球双打冠军

　　一天，我在中华游乐会看霍英东打球。一位身体健硕的球员与霍英东对打一轮后，下场休息，正好坐在我身边。原来他就是与霍英东结对，在“南华”杯双打网球赛中击败叶冠雄、麦天伦的网坛好手杜路。杜路自我介绍说，他是越南人，原是越南国家网球队的冠军。既是越南国家队队员，为何会到香港来，并且成为霍英东的球友呢?我一问，想不到居然问出霍英东一段不为圈外人所知的故事——他和杜路的一段情缘。

　　 “ 1970年，我代表越南国家网球队在南朝鲜比赛，打赢南朝鲜队。回越南时途经香港，球队在香港逗留几日，后来其他队员都返越南，只有我一个人留下，属非法居留。当时，美国支持南越和北越打仗，我是南越的士兵，偷偷留在香港，就是一个逃兵。”杜路以不太标准的广州话，娓娓向我道来，一点都不忌讳他当“逃兵”的历史。

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3)

　　 “后来又怎样认识霍生?”

　　 “是在一次打球时认识的。我有一个朋友帮霍生做事，那天，我和朋友打网球，我戴着墨镜，怕别人认出来。因为，我在香港是非法居留，越南政府要求港府抓我回去，因为我是

　　国家人才。香港的报纸上还登出我的照片，叫市民举报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打球了，那天是

　　第一次出来打球，霍生那天也在场。我朋友向霍生介绍，说我是他的亲戚，接着，我和霍生

　　打了一场，他发现我是一个会打球的人。他当时还认出我来，知道我就是报纸上登出照片的

　　那个人，我们简单谈了几句……”

　　 “那时，你用什么话与霍生交谈?”

　　 “用英语，霍生的英语讲得很好，那时我还不会讲广州话。我曾经托人找个律师，向移民局申请在港合法居留，但行不通；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叫霍生出面写信给移民局，担保我在香港居留。我跟霍生一说，他愿意帮我，即时有效，我变成合法居留，霍生救了我一命!

　　从此，我在他的公司做事，并且天天陪他打球。1971年，我们两人开始合伙打球，第一次出赛就打赢叶冠雄他们。当时叶冠雄说有信心赢我们，有不少人还打赌，买我们输，霍生说我们好好打，结果打赢了。那场球，霍生打得很好。他跟很多人合作，包括叶冠雄，但都拿不到冠军，我和他合作之后，就得到冠军。”

　　 “你那时教他打球，他是你老板，他认不认你这个师傅的?”

　　 “他认的，在球场上他认的。到今天，只有我和他合作最默契。”

　　 “霍生打球有什么特点?”

　　 “他很稳阵……他手抓球拍的姿势，到现在一直没变过。”

　　 “你觉得霍生这个人怎么样?”

　　 “我的印象中，他最好，我还没有碰到这样好的人。他对人好，能理解人，又愿意帮人。他捐钱建网球场，总是叫我去做，把网球场的生意交给我，很多网球场都是我负责兴建的……”

　　 谈到这里时，霍英东正好退场休息。他一边用大毛巾擦汗，一边向我们这边走来。知道我们在谈他和杜路合作打球的情况，他显得有些兴奋，和杜路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忆起当年联手击败对手的往事……

　　 原来，自1971年，霍英东和杜路首次联手击败对手之后，两人继续合作，连续6年在“中华游乐会杯”公开赛、香港公开赛等赛事中，击败香港的顶尖级球手，获得冠军。最后一次是打赢王维和高雄茂。

　　 连续6年蝉联网球双打冠军，至今仍在圈中传为佳话。霍英东的球艺甚精，由此可见一斑。

　　 1974年，霍英东更雄心勃勃，远赴英国温布顿，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虽然因高手太多而未获得名次，但霍英东是第一个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其勇气和胆量令人称许，故说得上是“虽败犹荣”。球赛结束后，霍英东还兴致勃勃拉上儿子震霆、女儿丽娜，一起与冠军得主纽甘壁合影留念。

　　 由于有霍英东的影响，他的家人很多都喜欢体育运动，长子震霆现为香港足总副会长，二子震寰担任香港武术联会会长。

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1)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霍英东就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失利于法兰克福之后，又以香港足协会长身份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年会，大力斡旋，连闯三关，终于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打开了突破口。

　　法兰克福初战失利

　　 在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几乎先后担任或兼任香港每一个单项体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首脑，在香港体育界，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1974年，霍英东还参与亚洲足球协会领导层的竞选，并成功被选为副主席，成为亚洲体坛的闻人。那时，海峡两岸在国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体育活动，因而作为香港体育界领袖的霍英东，其角色和影响力极为重要。

　　 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开始有了接触交流。1973年5月，以霍英东为团长，张锦添、赵不弱为副团长，李冲为顾问的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9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参观游玩，并和内地体育界的人士交流。香港体育界参观团的内地之行，很受内地方面重视，以致霍英东回港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对祖国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个人感动非常!”

　　 霍英东带团访问内地之时，内地方面正筹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庄则栋宴请霍英东一行时，对他说内地方面也邀请台湾乒乓球界派团到北京参赛。回港后，霍英东对记者谈到此事时，说：“当如回家里一样，中国人个个可以回去，回去主要是看看，好的要看，有缺点的也可以批评。”

　　 不知道这次内地之行，内地方面有无向霍英东面授机宜，总之内地之行回港后，霍英东就开始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

　　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而只有台湾的席位，这就使得中国的体育健儿不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不能在国际场合扬威显名。为此，霍英东时常到一些国家去展开斡旋工作，为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中国健儿得以参加各项国际赛事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 虽然那时有周恩来总理借助“乒乓外交”，从而打开中美邦交大门的实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1971年底重返联合国，但国际上反华势力仍然很强大，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排斥中国。所以，霍英东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体育外交”可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 “第一战就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始。”一日，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开始向我细述他

　　协助中国展开“体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国际足协在那里开年会，会上要讨论中国重返国际足协的问题。自1949年中共执政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就邀中国加入，但台湾的会籍仍然存在，内地方面就表示抗议；到了1954年，再次抗议，并于1958年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组织。按照各体育协会的章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法席位。所以，中国要入会，就必须先‘驱蒋’，不然就是承认两个中国。那时，我们就把台湾称为‘蒋匪’要‘驱蒋’出会。”

　　 霍英东转而说：“但驱除一个会员出会，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非洲、南非、阿拉伯国家、东西德、南北朝鲜等国家的问题。那时国际足联的会长STANLEY ROVS(罗斯)是英国人，巴西的阿维兰热正准备与他竞选下任会长职务。我是亚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谁当会长，之前，我已经透过香港的钟逸杰，与罗斯达成默契，以简单多数表决，作为罗斯继任会长的条件。我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用简单多数举手方式，也不够人数支持我们。因为国际足协的会员以欧洲会员居多，他们担心内地吃掉台湾后，东德也会吃掉西德、北朝鲜吃掉南朝鲜，所以反对开除台湾的会籍。第一次，我们失败了!”

　　 那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足联年会，内地由于不是会员因而没有代表参加，而代表香港和台湾赴会的分别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车上，问起这段往事，他一边笑，一边回忆说：“讲起来，真是好笑到极。台湾方面那次有5个年青人参加大会。吃午饭时，国际足联秘书长突然大声说：‘各位，支持中国内地的，这边请，由霍震霆请客；支持台湾的，那边请，李惠堂请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中华游乐会打球。当时，体育就是政治。结果，人人都可以吃两餐，吃完我请的，再吃李惠堂请的。在香港，我们踢足球，东升对东方，东方是亲台湾的，于是有报纸称这是‘国共大战’。”

　　 李惠堂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将。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前辈校友。李惠堂从少习足球，不足20岁时就加入南华体育会足球队，由乙级升上甲级；1923年，他参加中国代表队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夺得冠军；第七届中国队蝉联冠军，李惠堂也因此声名远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及作为奥运国脚(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员。他踢了20年足球，大约射入了2000多个球。抗战期间，李惠堂曾返内地从军，官至少将。1954年，他发起组织亚洲足球协会，曾任会长12年，又曾出任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他和霍英东父子都较相熟，常在中华游

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2)

　　乐会见面，但由于他长期代表台湾方面，故而在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尤其是在讨论内地与台

　　湾的国际体育会籍问题时，他们是亦友亦敌。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 其实，在法兰克福之前，霍英东已经在羽毛球方面尝试帮助中国重返世界体坛。

　　 1973年，中国羽毛球应邀到泰国曼谷参赛，霍英东也率香港队参加，当时的国际羽联秘书长谢勤也应邀前去观赛。那时，泰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边赛在家里设宴款待谢勤夫妇、霍英东和中国体委官员。席间，霍英东向谢勤提出“驱蒋”的要求，但谢勤态度很强硬，坚持“两个中国”的主张，商谈毫无结果。

　　拜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

　　 “在法兰克福失败后，我就决定转从亚洲足协入手，解决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霍英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 “那时，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东南亚到处参加比赛，还两度赢得亚洲足球冠军，影响很大。当地华侨不理政治问题，见到中国人赢球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台湾的足球队，几乎都是香港球员。我们当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职业球员不能参加所谓‘中华民国’的台湾队。

　　 “1974年秋季，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亚运会。亚洲足协也选择在亚运会举行期间，在德黑兰开会。当时的亚洲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亲台的。我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足协会议，震霆也参加。我事先已经联合一些代表，筹划驱逐台湾出会。按照章程，一般申请要提前两个月递交，才能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只是提前两个礼拜递交给亚洲足协，但那时大会的议程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印了出来。

　　 “大会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达德黑兰，在那里等候东姑拉曼。东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飞抵德黑兰，接着又连夜和各个执委开筹备会。我老是想向东姑拉曼打听是否将我们的申请列入大会议程，但执委开会开到很晚，会后东姑拉曼因疲劳过度急需休息，我和他会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担心。”

　　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访东姑拉曼，向他提出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但东姑拉曼说，北京以驱逐台湾出会为前提，实现难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请报告太迟，不符合大会所有议程必须提前两个月提交的规定。东姑拉曼以此为由，表示免谈，并对我说，执委会已决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再说。”

　　 “若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两年才能重提这个问题，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连忙想办法寻找其它途径。上午开会，国际足联会长作报告，我坐在那里没心听，只是埋头翻查亚洲足协章程，发现有这样一条条款：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之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我如获至宝，即刻找对中国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议。”

　　会上连闯三关

　　“下午继续开会，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国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入会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但东姑拉曼反对，他说：‘中国入会只不过是迟早问题，这不是紧急事件。’我就极力申辩，说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北京政府又是联合国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其入会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紧急的。经过我和几个代表的极力申辩，最后东姑拉曼勉强同意大会代表投票表决是否讨论中国入会问题。

　　 “其实，能否获3/4的代表支持，我心里并不是很有底。当时，台湾也有一个代表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大会。按照章程，台湾代表是可以出席的，但我想把他驱逐出会场，于是和震霆想了一个办法。我和震霆即刻问伊朗的代表：‘为什么有个台湾代表在这里?’因为那时伊朗已和中国建交，我觉得伊朗签证给台湾代表，等于承认两个中国。伊朗代表一听，也很紧张，连忙问台湾代表是怎样来的?台湾代表说，他是从香港来的；伊朗代表又问他签什么证，对方答是旅游签证。伊朗代表查看他的护照，果然是旅游签证，于是对他说：‘你来旅游，那我们带你旅游好了!’说完，就拉他出去。台湾代表一走，就进行投票，结果28票对7票，刚刚有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

　　 “第一关通过了，接下来可以讨论中国问题。这时，东姑拉曼又站出来反对，他持的理由是：按照亚足协的章程，只有世界足联成员，才能成为亚洲足协会员，而中国那时还不是国际足联成员。我一听，很焦急，始料不及，不知所措。这时，有人提醒我，只要获3/4以上的代表支持，就可以修改大会章程。于是，我和几个代表又向大会提出修改章程，把原条款改为：亚洲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成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会足球比赛者都可以被吸纳为会员。东姑拉曼迫于无奈，最后也同意表决是否修章，但这次不是投票表决，而是举手表决。我心里有些紧张，因为第一次只差一票。我连忙叫震霆：‘你到台上去照相，台下一举手你就拍下来，知道谁支持，谁反对!’结果举手表决，还是通过了。其实，这次修章是很勉强的。”

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3)

　　 “当时，我们已拟好中国入会的报名书，但入会书生效一定要在‘驱蒋’之后，这一关最难。大会再次以举手形式表决，结果也有3/4代表举手通过临时决议。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进入亚洲足协。”

　　 “决定一通过，大会马上要请中国代表进场，但中国没人知，一时找不到中国代表。当时中国有一个400多人的代表团正在参加亚运会，后来找到了一位中国代表进场。到那时，

　　中国代表团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回事……”

　　 21年过去了，霍英东向我回忆起一天之内三次表决，三次均以刚及3/4人数支持险胜的经历，激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那一天的焦虑、急切、担忧、亢奋，以及成功之后的狂喜，又一次涌上心头……

　　中国加入亚足协事件余波未了

　　一连三次以3/4的大比数通过议案，创下了世界体育史上的先例。

　　 连闯三关成功，既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比台湾强大，在国际事务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致，也是因为霍英东凭着个人的关系和影响力，积极斡旋的结果。

　　 所以，中国得以顺利加入亚洲足协，霍英东当居首功。

　　 但是，此事余波未了。霍英东怎么也想不到，亚洲足协的决议，竟然会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

　　 国际足联接获消息，当即公开谴责亚洲足协的做法；然后，又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中国为成员是非法的，要求取消决议，否则要对亚洲足协施以处分。当时，霍英东的态度很坚决：“大会的决定，只有大会才能推翻，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国际足联都无权干涉!”但国际足联的态度也很强硬：“如果这样，我们就停止亚洲足协的会籍。”

　　 台湾方面也大作文章，并极力向亚洲足协施加压力。

　　 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足联主席改由阿维兰热出任。阿维兰热对中国很友好，但迫于各方压力，还是不得不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调查处理此事。该小组由每个洲的足协选一名代表组成，正巧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并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

　　 在此期间，霍英东极力游说小组成员支持亚洲足协的决定。每次小组开会，霍英东都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迫使小组无法做出结论。

　　 此事尚未了结时，霍英东特意在香港组织一场1975年度的亚洲足球赛。中国足球队能否参赛，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香港足协作为此次足球赛的主办机构，起初打算去函国际足联，请示是否让中国队参赛。霍英东觉得去函请示并非良策，担心一旦国际足联复函不同意，则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但当时赛期已临近，如何是好?霍英东毅然决定，亲赴瑞士，向国际足联负责人力陈要义。

　　 他安排霍震霆打头阵，自己随即也飞瑞士，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两父子施展浑身解数，费尽口舌。精诚所至，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最终也开“金口”，同意中国足球队参赛。当中国足球队出现在亚洲足球赛上，一切的问题随即迎刃而解：国际足联也不再追究亚洲足协“非法表决”，台湾方面也无话可说，中国足球队往后均可顺利参赛……

　　 中国重返亚洲足协，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霍英东，正是打通这个突破口的一个重要开拓者!

　　 在这之后，霍英东继续周旋于世界体坛的大舞台，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世界羽联等其它单项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号，倾心尽力地演出了一部体育外交的风云故事，其过程艰难曲折

　　、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精彩绝伦。所有这些内容，以后还将有单独章节详细述及，这里暂

　　且不表。

　　 却说霍英东致力于中国重返世界体育组织，是否中国方面的意思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霍英东，他并不是很想回答，只是简单答道：“不是!”我一再追问，他仍然否定他的行动与中国方面有关，他说：“我去德黑兰的时候，中国国家体委没人理睬我们，自己去找酒店住，找得很辛苦，当时并不怎么认识国家体委那些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这回事，我是单枪匹马去解决足球这件事的。”

　　 霍英东的行动，若不是中国的意思，那事先是否得到中国方面的首肯呢?霍英东也断然否定此说。我曾就此事问过霍英东的助手，他说：“没有什么首肯不首肯，霍生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想做某一件事，就放胆去做，不理别的什么。”

第三十三章母亲仙逝 家族引人关注(1)

　　母亲刘氏归天，出殡仪式极尽哀荣，轰动香港。而霍家在报章刊载的一则讣告，也引来市民的关注，其婚姻和家族成员情况如何，一时间引来人们的种种猜测。

　　母亲刘氏风光大葬

　　 60年代，霍英东就已经是亿万富豪。虽然霍英东曾在香港工商界叱咤风云，也活跃于体坛，但由于他为人处事向来低调，故他及其家族极少成为城中热点话题和传媒焦点新闻。

　　 可能连霍英东本人也想不到，霍氏家族第一次成为香港市民关注和议论的焦点，竟起源于霍家老太太的归天逝世。那是1977年8月26日，霍母刘氏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3岁。

　　 在霍英东的心目中，母亲刘氏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当年，父亲和两个哥哥去世后，就是母亲一个人承担起养活他们一家人的重任，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母亲的养育之恩，霍英东念念不忘；故他在发迹以后，总是惟母是命，奉母至上，侍母至微。霍英东的这份孝心，广为人知。故母亲溘然长逝，他极为悲伤。

　　 当时，虽然霍英东的活跃程度，已大大不如从前，但他仍然是一位在香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时，他除了是香港足球协会会长外，还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常务董事，并仍兼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一职。加之他与中方关系甚为密切，故《文汇报》等多份香港报纸，都罕有地登载其母刘氏逝世和出殡的消息。

　　 霍母刘氏的出殡仪式也极尽哀荣。8月29日，前往殡仪馆致祭的有近千人，灵堂摆满各界人士和社团送来的花圈，送花圈的人包括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徐寅生和广东省体委的负责

　　人廖志华、陈镜开等人；而参加公祭的社团计有中华总商会、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中华游乐

　　会、金银证券香港交易所、香港皇家救生会及香港拯溺总会、香港羽毛球总会、香港足球总

　　会、香港货船同业商会、澳门体育界、香港体育记者协会……

　　 霍母刘氏遗体于上午11点30分大殓，随即出殡，安葬在荃湾永远坟场。而为霍母扶柩的，均为香港的名人富商，包括：汤秉达、胡汉辉、何贤、冯景禧、何善衡、何鸿、李嘉诚、郑裕彤、胡法光、汤于翰等人。

　　 10多位名人富商，为一位友人的母亲扶柩，这在香港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除了因为霍英东的名望和影响力外，也是因为其母刘氏以其早年艰辛养儿育女的经历，而广为世人尊敬。

　　家族成员状况引人关注

　　当然，令霍家一时间成为全城关注和议论焦点的，主要不是这些，而是霍家在香港各报章登载的一则讣告。讣告注明：霍英东有吕燕妮和冯坚妮两个太太；有九名子女，男为震霆、震寰、震宇、文芳、文斌、文逊，女为丽萍、丽娜、丽丽。很明显，“震”字派为吕燕妮所生，“文”字派则为冯坚妮所出。

　　 由于霍英东一向处事低调，故其家庭情况，知情者并不多，而这则讣告，则是霍英东“不打自招”，第一次公开他的家庭成员情况。于是，此讣告一登出，市民议论纷纷。

　　 关于霍家的各种传闻，一时间流传于市井坊间。其中霍英东有几个太太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继霍氏家族在“讣告”上间接公开霍英东有另一位太太冯坚妮女士后，1978年2月，冯坚妮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更公开表明自己霍英东太太的身份，并且还破天荒地透露她和霍英东的爱情、婚姻：

　　 “我16岁就认识他，恋爱了5年，至今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了。我是个单纯的人，很不习惯抛头露面。小时也没有很大的抱负，那时候我想，但求有个丈夫，彼此倾心相爱，就算他是朝九晚五的打工仔，我也心满意足。我又是个很痴心的人，自小很欣赏他正直、老实的性格，不管在任何境遇下，我愿意为我敬仰的人，全心全意地献出我的精力。我只是觉得他兼顾的事务太多了，太辛苦了，就尽自己的能力帮忙点小事务罢了。”

　　 这段话，使外人对霍英东的婚姻、家庭有了一些了解；但外人所知道的，也仅仅是以上这些。

　　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香港报章披露霍英东除了吕、冯两位太太外，尚有一个太太，名为林淑端，但却错误地指林淑端并无所出。

　　霍英东背后的女人

　　 由于霍英东向来作风低调，加上他从不带大太太和三太太公开露面，故外界对吕、林两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吕燕妮女士和林淑端女士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除了与家人和小圈子里的朋友有所往来外，与外界并没有什么接触。

　　 相反，倒是二太太冯坚妮女士却极为活跃。在霍英东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冯坚妮一度是该会的妇女部部长，时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曝光”，也时常陪霍英东走南闯北……据说，冯女士多才多艺，唱粤曲、演话剧、插花、画画、摄影，样样在行；且爱好与霍英东有几分相似，喜爱做运动，每天坚持游水，偶尔还打网球。

　　 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我与霍英东的大太太吕女士始终缘悭一面，但与二太太冯女士和三太太林女士却有一面之缘。

　　 见到林女士，纯属偶然。

第三十三章母亲仙逝 家族引人关注(2)

　　 一次，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我和霍氏集团的一名职员正在交谈。这时，从西餐厅的一角走过来一名女士。看上去，她约莫40岁出头，一头乌亮的秀发齐肩，脸形稍长，略施粉黛，戴的似是金丝眼镜，样子显得有些小巧玲珑。她上前与霍氏集团的职员打了个招呼，并问了一声“老板来了没有?”便匆匆离去。她刚才是与一群女人在西餐厅饮茶聊天。她的问话，使我想到她可能与霍英东有关系，于是好奇一问，这名职员答一句：“她就是霍老板的太太。”我恍然大悟，她原来就是林淑端。我好生奇怪：林女士怎么看上去这样年轻?因为霍英东与林女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显扬出生于1959年，若以那年林女士20岁推算，她今年怎么也在50岁以上。

　　 至于见到冯坚妮女士，则是在从香港航行至广州南沙岛的豪华水翼客轮上。

　　 那次，霍英东率领冯女士、震霆、震宇和一些外国造船专家到内地，我也应邀随行。冯女士身段高挑，淡妆上脸，戴着浅色的眼镜，面容娟秀，穿一袭大碎花衣裳，看上去约有50左右的年纪。因为曾在报章上见到她的照片，故一见便知她就是冯坚妮女士。

　　 一个小时的海上航程中，我和霍英东等人交谈，而冯女士却一个人坐在一旁，自己泡杯面吃，冲茶喝，一言不发，完全不理我们的谈话；到了南沙岛海关，番禺市的政府官员在贵宾室接待霍英东一行，冯女士任由霍英东与人应酬，独坐在贵宾室的角落里，离霍英东远远的，静听他们交谈；一行人接着参观南沙开发区、有荣造船厂、南沙高尔夫球场，冯女士也只是留心察看和聆听；而后，一行人从南沙驱车直奔广州，车上我和霍英东等交谈，冯女士也是闭目养神，未曾开过金口；到了广州白天鹅宾馆，在西餐厅，霍英东与公司的职员坐在一起，一边饮茶，一边谈工作，而冯女士却选择偏隅一角，独自品茗……

　　 整个行程中，冯女士给我的印象是：极为低调，看不出有阔太太的娇气和傲气，其行为

　　不但一点也不惹人注目，甚至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 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举办的一些文艺演出中，冯坚妮女士曾几次在话剧中担任主角；有时，她也亲率香港的一些妇女团体到内地参观访问……冯女士热心于社会公益事务，性情应该是开朗活泼的，但那天她的表现却并非如此。这种表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尔为之还是一贯如此，总之，她那天给我的印象是：她完完全全是霍英东背后的女人。

　　 据说，霍英东在家里奉行的是男人至尊的家规，几个太太都是事事惟他之命是从，他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她们也沿袭中国妇女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生奉献于相夫教子持家之上。她们都愿做霍英东背后的女人，除冯女士偶尔参加一些社会事务(但这些事务也都是与霍英东有很大关系，比如他主政的中华总商会和他捐资成立的培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外，吕、林两位女士绝少在公开场合亮相，故而外界对她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

　　 太太们如此低调，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极为少有。

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1)

　　1978年9月，霍震霆与最漂亮的香港小姐朱玲玲成婚，礼金1000万元，宴开350席，嘉宾4000多人。据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最盛大、最隆重的婚宴。

　　霍震霆与朱玲玲一见钟情

　　 霍母刘氏逝世一年之后，又有一事，令霍家第二次成为城中热点话题。但上次是“白”事，而这次是“红”事，是给霍家冲一次“喜”。

　　 1978年9月初，有传媒披露，朱玲玲小姐将嫁给霍家大公子霍震霆，成为亿万富豪的媳妇。此消息一经传出，各传媒相继追踪报道事态发展，市民对此议论纷纷，一时间成为城中热门话题。

　　 朱玲玲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嫁给霍家大公子为何引来传媒和市民广泛关注呢?原来，朱玲玲就是荣获1977年度香港小姐冠军名衔的城中绝色佳丽。况且，朱玲玲也不是一般的香港小姐。她天姿丽色，气质高雅，出类拔萃，是众人公认的历届最漂亮的香港小姐——至今，“最漂亮香港小姐”的美誉仍然非她莫属。

　　 一个是富豪公子，一个是城中美人，且又是刚刚“出炉”不久的最漂亮的香港小姐，市民当然会对此津津乐道，而传媒也自然乐此不疲地大事渲染……

　　 大学毕业后，霍震霆一直是霍英东的得力帮手，既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也担任香港一些体育组织的要职，时常陪父亲出席香港和国际性的一些体育活动。

　　 霍震霆的外表冷酷，但也明显地与一些富家公子的霸气、嚣张、狂放截然不同。他是如何结识朱玲玲，并得到这位香港小姐芳心的呢?据香港传媒的披露，霍震霆和朱玲玲结缘于一次慈善步行活动。那是1978年初，无线电视举行一次公益金慈善步行活动。参加者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名流明星外，还有上届港姐。朱玲玲是上届港姐冠军，自然也在其中，而霍英东和霍震霆两父子也参与步行。朱玲玲是这次步行活动的“七金刚”队员之一，霍英东是另一队“红利士”队的队长，霍震霆则为“红利士”队的顾问。

　　 在这次慈善步行活动的开幕仪式上，霍震霆与朱玲玲四目相撞，接下来的情况，正如一份报章所写：“……他第一次见到了朱玲玲，就被朱玲玲的美艳惊呆了；他痴痴地望着朱玲玲，竟有点失魂落魄，连人们捐给‘红利士’的善款也忘了计算，害得霍英东差点不能起步……”

　　 一个是城中有名的富家公子，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一个是妙龄少女，花容月貌，待字闺中。两人相见，四目相撞，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 女的看出男的有情，男的也觉察到女的有意，正是一见钟情，一擦就出火花。慈善步行活动之后，霍震霆就展开凌厉攻势，短短几个月就掳去朱玲玲的芳心……

　　万港元娶港姐

　　朱玲玲要嫁入霍家，霍家上下自然马虎不得，霍英东的大太太也即霍震霆的生母吕燕妮女士更是乐不可支，并为此忙乎起来。这次虽是大儿子结婚，但早年过惯穷困生活的霍英东本来是想简简单单把喜事给办了就算了，但亲友们个个反对，他们觉得霍家在香港有头有脸，儿媳又是美貌出众的港姐，婚礼应该办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显出霍家的气派。最后，霍英东被亲友说服了，决定大事操办。

　　 吕燕妮笃信佛教，凡家有喜庆之事，总要占卜问卦一番。如今喜事盈门，自然要择良辰吉日，最后选择9月25日为大婚佳期。

　　 婚前的23日，霍家特别聘请了一名法师到沙宣道33号霍家豪宅内举行一次“脱壳仪式”，意为其子震霆已长大成人，将一切小儿之气脱去。

　　 25日上午，霍震霆由震寰、震宇两个弟弟陪同，乘坐一辆“平治AF600号”房车，前往九龙窝打老道帝国大厦九楼朱家接新娘。霍家公子给朱玲玲的姐妹们奉上9999.99元的“开门利是”之后，就顺利迎出彩凤，接上香车。当时，朱玲玲身穿纯白婚纱，头戴鲜花结成的白花环，光彩照人。

　　 由于朱玲玲是幼女，且上头仍有两个姐姐，故她出阁时，其母特别搞了一个仪式：将一条男装裤挂在门槛上，待朱玲玲出门时，从裤胯下步过。

　　 当一对亲人离开朱家时，恰遇天下微雨，有人惟恐扫新人的兴，于是即兴说：“有风有雨，以后就会风生水起!”一对新人会心一笑，随即上车前往中环大会堂婚姻注册处办理结婚手续。

　　 在这之前，霍家已给朱家送去礼金100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若用来投资置业，则该物业至今可能已升值为数亿元。霍家娶媳妇，果然出手不凡!

　　 11点钟左右，载着一对新人的香车抵达大会堂。警方早有预备，派出一队警员到现场维持秩序，并架起铁栅保护朱玲玲的香车。现场约有千人在围观，连露天平台也站满人，场面热闹非凡。

　　 大会堂婚姻注册处的证婚处，从来不准任何人在这里拍照；但那天例外，特准两位摄影师在里面随意拍摄。连政府的规定也可以打破，可见霍家在香港的地位非同小可。

　　轰动全港的豪门婚宴。

　　 办完结婚手续，一对新人随即乘车，沿着警方特辟的专线，顺利离去。

　　 至于婚礼和婚宴，则于香港有名的顶级酒店——美丽华酒店举行。该酒店老板是香港富商杨志云，他是霍英东多年的好友。下午3点钟，霍家开始在美丽华迎宾。当晚的婚宴设

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2)

　　350席，每席花费超过2000元，菜式计有：当红脆皮乳猪(全体)、烧云腿油泡带子、发财瑶柱甫、红烧大鲍翅、原只正式麻鲍、清蒸双喜斑、脆皮炸子鸡、肚炖北茹、伊府面、八珍炒饭、红豆沙、鸳鸯点。酒水则一律为轩尼诗XO白兰地。宴席分布酒店的五个场地，而打麻将的战场也有五个地方。

　　 如此盛大的婚宴，接待工作极为繁重，光是迎宾的人就有160人，其中包括香港各界的不少知名人士和霍氏家族属下公司的员工。当天中午12点，霍氏公司就宣布下班，让员工参与接待工作。

　　 下午4点钟，霍震霆和朱玲玲到美丽华设宴款待新闻界，让记者拍照。霍震霆平素不爱言谈，但那天人逢喜事精神爽，谈兴甚欢，对记者的提问，几乎是有问必答。有记者问他婚后的生育计划，霍震霆笑口盈盈地说：“生够一支小型足球队(7人)就够了，如果要生够一支足球队(11人)，则略嫌多了，不过仍要家庭会议通过。”此言一出，惹来记者捧腹大笑。

　　 霍震霆以足球队比喻生育人数，皆因他是一个足球发烧友，在比赛中踢左翼，故而口不离足球。

　　 宴会的迎宾仪式相当繁重，一支中式8人乐队在主厅，每有嘉宾到场，乐队即奏喜乐。而在各个场所，都安排歌星演唱、西乐队演奏、杂技表演及中国舞蹈表演。酒店内，衣香鬓影，喜乐喧天，喜气洋洋。

　　 赴宴者，共有4000多人，除了霍、朱两家亲戚外，还有一些国家的驻港领事，以及霍家地产界、金融界、娱乐圈、体育界和政界的好友，其中不少是城中的名流、富商、权贵，连港督麦理浩、澳督李安度、泰国空军司令也赴宴助兴，盛极一时。

　　 由于赴宴的达官名人众多，警方因此出动大批警员前来维持交通和加强保安。在美丽华新旧两翼之间的金巴利道，警员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密布两旁，以策安全。

　　 晚上8点15分，会场鸣钟收起麻将，准9时整第一道菜上席。两道热荤之后，由介绍人纽壁坚致贺词。纽壁坚是香港最大英资财团之一的怡和集团主席，其控股的置地公司曾于1967年乘人之危，以一纸承诺票据，低价收购霍英东星光行，令霍英东损失惨重。谁知世事难料，10年之后，霍英东竟与怡和主席结为好友。纽壁坚言辞风趣，大赞这对亲人“郎

　　才女貌”，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妙偶，并大爆他们认识、恋爱的“内幕”。

　　 新郎霍震霆应嘉宾要求，也即兴致词。他拉着新娘的手，腼腆地说：“在这么多亲戚朋友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见过朱玲玲，我就没有这么快乐的今天；如果没有父母亲对我的爱护，就没有今天这样热闹的场面，感谢亲友对我的关心!”

　　 霍朱婚宴，香港各报章都以大量篇幅报道，有些报章甚至一整版都是婚宴的新闻。

　　 这场婚宴，据称是70年代香港最盛大、最隆重的婚宴。它是人们谈论的焦点，是传扬一时的城中佳话，它为香港的婚宴史写下历史的一页。至于另一宗历史性的“豪门婚宴”——“赌王”何鸿燊嫁女，一连3天在酒店摆宴款客，则是10多年以后的事情。

　　 但是，这场婚宴也引来社会上一些人非议，认为霍家太过于讲排场摆阔气。

　　 霍英东向来不愿多谈其家族、子女们的情况，但有一次，他却来了兴致，主动向我提出霍震霆和朱玲玲的婚事。他说：“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大讲排场办婚事，为什么要震霆娶一个港姐?其实，好多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那时，我和震霆常常要到国外，为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奔波，震霆需要知名度，这对在国际上开展有关体育外交活动有帮助……”

　　 霍英东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认为迎娶一个香港小姐，大办事宴，事必造成较大的新闻效应，事必提高震霆的知名度，这有助于震霆在国际场合为中国争取体育会籍。如此说来，霍、朱的这段婚姻不就是带有浓厚的“爱国”色彩，甚至有些“政治”味道?

　　霍陈婚宴删繁就简

　　霍家素来处事低调，凡事不爱张扬，这次霍朱婚宴，应是自霍英东发迹20多年来，除上次“讣告”事件后，霍家仅有的一次“大曝光”。

　　 婚后的朱玲玲专注于相夫教子，偶尔也陪丈夫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一段时间，她曾在中环毕打行一楼经营一间名为China Tee Club的咖啡厅。1979年，霍氏集团总部已从恒生银行大厦搬到毕打行。

　　 霍、朱联婚之后3年，1981年，霍家又逢喜事。霍震寰结束10年爱情长跑，终于和电影明星陈琪琪走到一起。

　　 霍、陈的婚礼在1981年12月10日举行。这次霍家娶媳妇，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大事操办，而是一切从简。上午，一对新人到大会堂注册，随即返霍家大宅举行婚礼，出席者皆为亲属，没有外人；晚上，新郎、新娘就启程飞往美国“蜜运”三周……

　　 婚礼虽然简单，但由于新郎是霍家二公子，新娘是影星，故仍然有大批记者前去采访、拍照，各报刊也大作文章，市井坊间仍然议论纷纷。

　　 上次豪门婚宴，因客人多，故作为主人家的霍英东极度紧张和繁忙，但此次因在家中行礼，且前来贺庆的皆为亲属，故他显得相当轻松和欢愉，与前来助兴的记者们有谈有笑，甚是融洽。

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3)

　　 记者得知陈琪琪戴在颈上的一串红宝石是霍英东送的，于是好奇地问他价值多少。霍英东笑盈盈说：“不算很贵!”

　　 有记者追问他：“今次送多少礼金给陈家?”

　　 霍英东坦率地讲：“这次没有送礼金，现在不时兴了嘛，婚姻又不是买卖!”

　　 记者见霍英东有问必答，甚是合作，于是穷追不舍：“上次婚宴很隆重，为什么这次如此简单?”

　　 霍英东答道：“第一次办喜事没有经验，筹备得好复杂，挂万漏一，今次不搞盛宴而一切从简，是大家的意思，新人新事新作风，后生仔做的主。”

　　 据说，霍英东从简办震寰的婚事，还有原因，就是他对这桩婚事并不是百分之百满意。原来儿媳陈琪琪是来自台湾的电影明星，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十分紧张，故他认为儿子娶一个台湾女子进霍家，他的处境有些尴尬。但他又不能反对儿子的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低调处理这桩婚事，一切从简操办。有一些知情者还透露，当时，霍家的不少亲朋好友和霍氏集团的一些资深员工还对此有微词，认为霍英东这样做是厚此薄彼，对震寰不公平。

　　 但霍英东后来对陈琪琪也甚为关心和慈爱。

　　 大约是1986年，震寰夫妇到广州参加一个关于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会议，在花园酒店门口，陈琪琪不慎被汽车撞倒，昏迷不醒，大腿几乎被汽车压断，伤势极之严重，被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 当时，霍英东正率领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在珠海、中山等地参观、访问。他接到这个消息，极之焦虑，平日事事以工作为重的他，突然宣布取消代表团原定的行程，改为明天到广州，正在晚宴中的代表团成员个个大感意外，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内情。而他就连忙赶赴广州，探望陈琪琪。

　　 广州的医生经过6个小时全力抢救，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医生说：“几乎所有外科需要做的手术，我们都做了，若不是霍英东的媳妇，我们可能就截肢了!”

　　 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陈琪琪才能行走自如。

　　 霍震寰与兄长震霆一样，也曾接受较好的教育。他早年在香港的名校--摩利臣山小学和圣贞德学校念书，后到英国完成中学课程；之后又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获理科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两个学位。

　　 霍震寰的性格也像父亲和兄长，凡事不爱张扬，为人低调。据说，他花10年时间，娶陈琪琪为妻，有一个目的，就是当自己不得不出席一些酬酢场合时，让漂亮、有名气的妻子抢去风头，以分散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力，避过记者的镜头焦点。不知霍震霆娶港姐为妻，是否也有这个意图?

　　 之后，霍震宇娶身为加拿大华侨的女子为妻时，婚事亦是从简操办，故社会上几乎无人知道；至于“文”字派和“显”字派的霍家公子的婚事，知道的人则就更少了。

　　霍氏家族一家三制

　　有意思的是，霍家与明星甚有缘。除震霆、震寰两位同胞兄弟娶明星为妻外，名义上是霍英东儿子的霍文芳，其第一任太太袁荔是明星，第二任太太洪国华也曾是丽的电视时代的明星。

　　 在霍家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点很是蹊跷。在1977年霍家刊载在报章的讣告上，清楚写明袁荔是霍文芳的妻子，也即说霍文芳当时已成婚。但霍英东却曾对记者说，霍家迎娶朱玲玲是霍家第一次办喜事。此话在别人听来，自然会理解为霍文芳迎娶袁荔并非霍家喜事。于是，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莫非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出?

　　 事实上，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生，他是冯坚妮嫁给霍英东时，带进霍家，并改姓霍的。霍文芳生于1950年，但他的父、母亲到底是何人呢?我不便向霍英东及其家人问这个问题，故而对此一直不得而知。

　　 霍英东的3个太太，子女10多个，但他们并不在一起居住，而是一房人住一个地方，故有人称之为“一家三制”。除了霍英东要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周旋外，三房人之间平时并不相往来，每房人过着各自的生活。惟有霍英东在场的时候，比如家人到外面吃饭，霍英东带领到外地出差，三房人当中才偶有同时出现，但都是零零散散地在一起，整个家族成员同时出现于同一场合，应该是绝无仅有。

　　 据我观察得知，他们同时出现于一个场合时，各房人之间看上去并不算亲密，相互间绝少交谈；更有意思的是，不同一房的子女辈互称对方时，往往是唤“霍生”或“霍小姐”，并没有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或直呼其名，甚至连冯女士对“震”字派的三兄弟也是称“霍生”。

　　反对子女从商

　　霍英东极为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其10多个子女，几乎个个都曾留洋，在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对子女的管教极为严格，虽家财过百亿，但对子女花钱却严加限制。霍英东曾对我说，到现在为止，他给每个子女的钱并不多，每人名下的钱还不足够买一个普通的住宅单元；至于每月给他们的钱则一般是每人限于3万港元左右——当然，这只是对那些在霍氏集团工作的子女而言，那些在外头有自己工作的则另当别论。

　　 霍英东向来不喜欢自己的子女经商，更反对子女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据霍氏集团的职员所言，霍英东曾对子女说：“若你们不听我的话，到外面做生意，我就和你们脱离关系!”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认为霍英东自己就是靠一个人白手兴家的，没理由反对子女从商创业。其实，正是由于他自小在商界打滚，见惯商界的风风浪浪，深知商界险恶，故而不希望子女像自己那样去冒险。他有一个心愿：多一些子女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更直接地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事实上，就有子女如霍英东所愿，从国外学成归来后，不靠父荫，靠个人本事打天下，成为专业人士，其中有一个儿子还是政府属下的玛丽医院的高级医务人员。

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4)

　　 在10多个子女当中，只有“震”字派的三兄弟在霍氏集团，协助霍英东处理家族庞大的生意。霍英东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基于把家族生意发展光大的考虑。

　　 霍英东在家族中实行的是传统的家长制度，而子女们也对这位威严的慈父言听计从，一

　　切服从父亲的安排，故霍英东对子女们的表现算是甚为满意，从来不太操心；唯一让他时常紧皱眉头的，就是那个名义上是他儿子的霍文芳。

　　 霍文芳喜欢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霍英东对此大加反对。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霍英东在香港接到内地东北地区某省政府的来电，对方称：令公子文芳不久前和我们商谈合作拆烂船生意，我们已决定与他合作，并且会大力支持，尽力配合。对方原认为霍英东会表示感谢，谁知霍英东当即在电话里说：文芳与你们谈的生意，我一无所知，也与我无关，希望你们慎重考虑，放弃与他合作。结果，这宗生意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据说，在此前后，霍英东曾多次责骂霍文芳，叫霍文芳绝对不能打他的招牌与别人谈生意。

　　 令霍英东最为恼火和难堪的是，1991年底，霍文芳涉嫌非法贩卖军火，在美国纽约被捕。霍英东听闻此事，极度震惊，愤怒非常，对着冯坚妮，口口声声大骂霍文芳为“衰仔”。

　　 此事搞得霍英东面目无光，但爱子心切，他还是强忍愤怒之火，四出斡旋。

　　 霍文芳一案公开于世后，霍英东当即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霍文芳有自己的生意，并很少与自己来往。但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还是猜测此案与霍英东有关。其实，霍文芳涉嫌贩卖的15000支AK47自动步枪，利润只有240万美元，折合港币约1800万元，且还是与合伙人共得。这点钱相对家财上百亿的霍英东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在这之前的10年间，不包括投资部分，霍英东捐给内地的款项就超过10亿港元。试想，家财雄厚的霍英东，难道会贪图这点小利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拿儿子的前途、生命去赌博?

　　 据说，后来霍英东花了几十万美元担保霍文芳回港。霍英东一见到他，就劈头大骂，并

　　声称对他在外头惹是生非不再理睬，果然，从此两父子在家庭聚会时，霍文芳虽也偶有出席，但霍英东每次见到他出现，心里总是涌上一股怒火，虽然不再骂他，却不再与他说一句话，形同陌路人，且每次都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 后来，洪国华因丈夫涉嫌贩卖军火一事，亲自向霍英东提出与霍文芳离婚的要求，霍英东体谅、明白媳妇的心情，当即表示支持。洪国华带着与霍文芳生的儿子单独生活后，曾于1995年年中接受《明报周刊》记者采访，谈及此事：“我提出离婚要求，多谢老爷(霍英东)与奶奶(冯坚妮)都支持我的想法、做法，他们更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终于可以过回自由的生活。”

　　第三十五章 又见邓公 回乡寻根问祖

　　1977年7月，霍英东率香港足球队赴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再次见到邓小平，和他谈体育问题。

　　 不久，霍英东第一次返回故乡——广东番禺去寻根问祖……

　　北京又见邓小平

　　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四人帮”下台，饱受10年“文革”之苦而面貌一新的中国举世瞩目。

　　 霍英东虽多次自谦“不懂政治”，但这次，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将会有重大的变革。

　　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内地开始做生意后，霍英东与内地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但也只是局限于“代理”，即代理内地的石油和海沙出口，而并没有到内地投资办实业。

　　 可能是由于与内地关系向来密切，也可能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在香港不太得志，故他曾有过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念头。但那时内地天天大谈阶级斗争，大喊打倒“走资派”，而他是海外的资本家，何能到内地投资?

　　 “四人帮”下台，霍英东感觉到去内地投资的机会可能快来了。

　　 1977年年中，务实派的邓小平复出，坚定了霍英东的感觉。

　　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往来已十分频繁。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去。

　　 1975年9月，霍英东以港澳体育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到北京，观摩第三届全运会。那时，科威特全国足协主席艾哈迈德·隆敦应邀到京，霍英东还陪他到长城游玩，与他商谈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席位和“驱蒋”的事宜。9月30日，霍英东还收到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出的请柬，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全运会结束后，霍英东还率团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观光。

　　 1977年7月中旬，霍英东又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与、观摩“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

　　 参加这次邀请赛的，除了中国队和香港队外，还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足球队。香港队在这次邀请赛中表现出色，先后击败了埃塞俄比亚、伊朗和中国一队而晋身决赛。在决赛中，香港队输给年青力壮、整体合作默契的中国青年队，屈居亚军。

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5)

　　 中国政府对这次足球邀请赛极为重视。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和刚刚重出政坛的邓小平，还一起观看了决赛，并出席邀请赛的闭幕式。

　　 7月30日晚，邓小平在球场贵宾室，会见霍英东。对于这位中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霍英东闻名已久。自1964年国庆节在北京见到邓小平后，这是霍英东第二次与邓小平相见。

　　 穿着短袖衬衫的邓小平，精神奕奕。他亲切地握着霍英东的手，相互交谈起来。不知道邓小平当时对霍英东个人的情况了解多少，他和霍英东只谈足球，谈体育的交流。由于邓小平本身也是“足球迷”，故谈起足球来，兴趣甚高。会见之后，他们又一起观看了足球比赛。

　　 当时，霍英东还和邓小平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霍英东一直珍藏着。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到达深圳时，接见了霍英东。霍英东把准备好的这张相片递上，请邓小平在上面签名留念。邓小见到这张照片，微笑一下，就欣然提笔，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 从北京参赛回来后，霍英东对记者谈起与邓小平会面的情形时说：“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这是世界所关心的大事。我个人能在这个时候和他会面，感到十分兴奋!”

　　 自这次见面之后，霍英东就时常与邓小平会面——这些都是后话了。

　　 在北京期间，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王猛、徐寅生等人，都曾和霍英东会面，畅谈甚欢。当霍英东率队回港途经广州时，广东省体委的负责人也在广州泮溪酒楼设宴招待霍英东一行。

　　 8月2日，霍英东率队回港。一下火车，队伍就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火车站一片欢呼声，场面甚为热闹。霍英东双手高擎起两个奖杯，一个是友谊杯，一个是亚军奖杯，频频向前来迎接的市民致意。

　　 霍英东曾多次率香港足球队到外地参赛，也曾多次到外地参加有关的体育活动，但这次北上之行，却是霍英东最为愉快、最为难忘的一次。

　　相邀何贤回乡寻根问祖

　　霍英东密切留意内地政策的变化。

　　 1977年8月，中共召开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建设“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

　　 眼见内地形势好转，历经磨难的内地同胞可以休养生息，霍英东甚为欣慰。他知道到内地投资办企业、效力祖国建设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 一天，霍英东与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在一起，谈到内地的新形势，谈起家乡的建设。言谈间，霍英东说起自己很想寻根问祖。

　　 何贤一听，说：“霍生，你已经是几十岁的人啦，但连自己的乡下都没回过，是该回去

　　看看了!”

　　 虽然何贤早年已经到港澳谋生，并在港澳开枝散叶，但他生于番禺，青少年时期在番禺生活过，故对番禺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与中共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自那时起，何贤就时常慷慨捐赠钱物给番禺，长期支持家乡的建设，并不时回乡寻亲访友。

　　 可霍英东的情况有些不同，他祖父辈已到香港谋生，并在香港生根。直到他向何贤提出

　　想寻根问祖时，他尚不确定自己祖籍何方。可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恋乡、思归的情结

　　——即使他不曾在那里出生和生活；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愫会变得强烈起来。

　　 霍英东就是这样。那时，“回乡”走走、看看的念头，已十分迫切。

　　 “我可以先和内地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何贤说。

　　 “那就多谢贤哥费心劳神了!”

　　 当即，两个好朋友约定时间，一起回广东。在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经过一番考证，最后确定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番禺县。

　　第一次踏上故土

　　197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霍英东带领全家大小，由何贤当向导，第一次回去故乡——番禺县。

　　 内地有关部门很重视霍英东这次回乡观光，出动了代表中国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回到番禺，有不少人夹道欢迎，令霍英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 有关人士向霍英东讲解番禺县显赫的历史：几千年来，番禺一直是岭南首邑；民族英雄

　　邓世昌，爱国诗人屈大钧，民主革命家史坚如、朱执信，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岭南画派奠基

　　人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为番禺人。以往，霍英东对番禺的情况了解不多，如今听到这么多关于番禺的历史，霍英东第一次以自己也是番禺人感到自豪。

　　 家乡的历史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家乡的风光也无疑是迷人的：一望无涯的稻海蔗林，星罗棋布的桑基鱼塘，明丽清亮的珠江水……但是，霍英东在称赞家乡美丽景致之余，心里也掠过一丝丝惆怅和伤感——因为，当他极目望去的时候，几乎望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映入他眼中的全是那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

　　 “家乡还很落后!”霍英东对自己说。

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6)

　　 在番禺县城市桥镇，霍英东一家人还碰上一件这样的事：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这位姑娘二话不说，旋即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喏，你可以洗手啦!”

　　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东并没有笑，他心里很辛酸，很难受。

　　 霍英东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里连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番禺县委请他们在当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们一推开洗手间，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抽水瓷缸积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污垢，浴缸没有活塞，只用一个木质的热水瓶塞代替。

　　 吃了顿饭，一家人就去广州，从市桥至广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车过大石和洛溪渡口时，遇上车辆排队等候过渡，结果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 从番禺返港后，霍英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

　　 不久，港商张耀宗提议在番禺县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级宾馆。张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何贤、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东听到此事，非常赞成，主动要求出资参与兴建。

　　 霍英东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审看规划图纸，并且深入工棚，现场参与工程建设，了解宾馆建设进度……不到一年时间，一座园林式的豪华宾馆——番禺宾馆便落成开业。该宾馆占地6万平方米，环境清幽，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 捐款，固然是为了振兴家乡经济，是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种善举。但霍英东是一个实业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为乐，而实业家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做没完没了的捐赠，而是通过兴办实业，既能赚到钱，又能造福于社会，以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霍英东看来，光靠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始终认为：“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勃兴。

　　 “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天，霍英东突然间对我谈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入股投资，把钱放在那里，可领取定息，这本来是支持祖国建设的义举；其实我们把钱存进去，从来没想过要领回来。我在内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于是经何贤介绍，我把这些入股证交由何贤在番禺的一位亲戚保管。但‘文革’期间，股证放在这个人家里，反而使他担惊受怕，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敢保管这些股证了，问我怎样处理。他说退回给我，但他又来不了香港，而我拿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于是叫他干脆把股证用火烧掉算了。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 霍英东捐资兴建番禺宾馆之时，已是1979年底。当时，内地虽然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四化”建设，但尚未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外商进入内地投资的先例。所以，对进入番禺、进入内地办实业，霍英东仍然有所顾忌。

　　 他惟有等候机会。

　　 但他怎样也没想到，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到。

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1)

　　1978年底，霍英东和何贤率先进入内地，洽谈在中山县兴建高级宾馆事宜；1979年底，宾馆破土动工，一年后，中山温泉宾馆落成开张，成为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兴建的酒店。

　　率先进入广东投资

　　 1978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刊载一篇题为“中山县翠亨村将辟为旅游区”的报道，称国家决定在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建设旅游区，主要是为了吸引海内外游客，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回来旅游观光。

　　 那一天，霍英东正在澳门与何贤商量有关番禺宾馆的建设情况。他看到了这篇报道，第一个反应是：应该到中山县去看看，说不准这是进入内地投资的好机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何贤。何贤长期来与中山县有密切往来，时常捐赠钱物给中山县，对中山县有很深感情。听霍英东一说，非常赞成，当即和他一起前往中山考察。

　　 中山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耀祺。对于两位港澳实业界巨子的到来，李耀祺欢迎之至。听了李耀祺的介绍，霍英东对中山县的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是在这里过的，因而有不少有纪念价值的地方；县里有一座罗三妹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是疗养、度假胜地……

　　 霍英东认为，随着翠亨村辟为旅游区，将会有大批海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宜的吃、宿之地，否则，就难以吸引和留住客人。于是，霍英东决定在中山县建一间高级酒店。

　　 霍英东在内地捐赠的第一个项目是番禺温泉宾馆，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他从来没有经营过酒店，但却热衷于建酒店，其实是有原因的。他曾对我说：“那个时候，在中国找个吃饭的地方不容易。”

　　 从20世纪70年代起，几乎每年，霍英东都组织香港地产界、工商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回内地参观、访问。每次到内地，霍英东最不习惯的是，内地的旅游服务设施非常落后。有好几次，霍英东对我谈及他在改革开放前在大陆的一些所见所闻：“那时，每次讲大陆施行，都有很大感慨。比如有一次，我们住在北京饭店，那是北京最高级的酒店，但是洗手间里的浴缸却没有活塞，想找暖水壶塞来塞住，但那时酒店也没有暖水壶，我就干脆找条毛巾来塞住，不然怎么冲凉?想喝啤酒，但所有的酒店都没有雪柜，天时热，我们就从街上买啤酒回来房间，用水冷冻再喝，房间里，没有热水，我们只好喝自来水。1971年去延安参观，住的宾馆的厕所是没门的；有一年去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吃饭时总是停电。另外，物资供应也较缺乏，我们每次回大陆，都是自备三明治、面包和矿泉水。那时，真是想找家好的酒店住、找间好的酒楼吃饭都不容易，所以搞出很多笑话……”

　　 霍英东又说：“那时从澳门到广州，沿途没有饭店，只有中山石岐有一间华侨宾馆，我

　　们就在那里吃饭。”

　　 正是有感于内地的旅游服务行业过于落后，霍英东才乐于建酒店，希望借此对中国的旅游服务行业起到促进作用。他每次对我讲：“我实说，当时若说我们搞宾馆是为了发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看到内地在这方面很落后，觉得如果能起好、经营好一家酒店、宾馆，作用可能会很大。”

　　 霍英东对李耀祺说，希望和中山县合作，资金由他们全部负责，而中山县则在各方面予以配合。李耀祺对此甚感兴趣，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 那时，尚没有中外合作建旅游酒店的先例。对此，中山县和广东省的某些领导人有不同看法。因为是新鲜事物，故有人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比如建涉外旅游酒店，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海外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大宾馆耗电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是否有意见?等等。

　　 也就是说，霍英东要在中山县建酒店，一开始就遇着阻力。

　　 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山县考察之时，北京正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将会制定什么新政策，海内外都非常关注。到了1978年1月，全会公报发表，中共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内地的经济建设。

　　 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加坚定了霍英东到中山投资建设旅游酒店的决心。

　　 几天之后，他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冒着小雨，沿着泥泞小路，到罗三妹山察看地形。罗三妹山环境幽美，山坡宽阔，上有温泉，下有河沟……

　　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且又有温泉，真是疗养、度假胜地；临近翠亨村，方便游客前来食宿；况且，山坡如此大，以后还可以在这里建高尔夫球场……”站在罗三妹山上，霍英东心里盘算着。他认准了这是建旅游酒店的好地方，于是当场拍板决定：宾馆就建在罗三妹山脚下。

　　 中山县是广东有名的富庶大县，但那时还很落后，到处是大沙田式的“茅坑”，像样的公厕没有几个。有人说：在这种遍地“茅坑”的地方建酒店，无异于把钱白白撒进“茅坑”里。这一点，并不是霍英东所担心的。他决定投资时，已先算了输数：如果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

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2)

　　 如果说，霍英东当时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可能是担心改革开放政策的改变。

　　 这次，霍英东是要在温泉边建旅游酒店——其名称也叫中山温泉宾馆。那我们就姑且把霍英东率先进入内地投资的创举，喻为“温泉试水”。水温是高是低，会否烫手脚呢?

　　 霍英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硬着头皮，到温泉“试水”……

　　“省港杯”的倡议者

　　1979年1月底，就是霍英东与中山县领导商谈投资兴建酒店期间，他率领香港足球队，与广东足球队，在广州、香港两地举行了第一届“省港杯”足球比赛。

　　 广东省和香港每年都有一次盛会——“省港杯”足球比赛，这个比赛至今已举办了16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倡议并力促“省港杯”举行的人，就是霍英东。

　　 霍英东于1977年率香港足球队上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返港经广州途中，曾和广东省体育界的同业座谈、交流。回港之后，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希望省港两地的足球队多些交流，最好一年举行一次足球比赛。到了1978年，霍英东正式向有关方面提出举办一年一度“省港杯”足球比赛的设想。

　　 霍英东的想法，首先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他们把情况向广东省汇报。当时广东主管体育的副省长是杨康华，他还兼任省体委主任。杨康华认为举办“省港杯”是省港体育交往的创举，对今后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的内外交往有重要意义，所以也极力支持。

　　 1978年12月6日，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香港足球总队代表团到广州，同杨康华和省体委副主任陈远高等人进一步磋商“省港杯”事宜，并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二天，双方在广州东方宾馆正式签订了关于省港杯足球比赛的协议书，决定每年元旦至春节期间，分别在香港、广州各举行一场比赛。

　　 1979年1月21日，首届“省港杯”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第一场比赛。霍英东亲自担任香港代表团团长，率香港足球队和足坛知名人士赴穗参加、观摩比赛；同月28日，首届“省港杯”的第二场比赛在香港举行，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和港督助理钟逸杰等港府高官都到场观看。比赛结果，广东队获冠军，麦理浩亲自把奖杯颁发给广东队。

　　 “省港杯”比赛，成为省港两地的盛事。

　　 “省港杯”赛后，刚好碰上瑞典足球劲旅——柯士达队抵港进行球赛，霍英东穿针引线，力促广东队和柯士达队打一场友谊赛。结果以零比零打平。随后，霍英东又联同澳门知名人

　　士何贤、何鸿燊、马万祺、崔德祺等人，邀请广东队顺访澳门，于2月1日，同澳门足球队打了一场友谊赛。

　　 “省港杯”的举办，既提高了双方的足球水平，加强了相互间的友谊，也为此后省港澳之间的体育交流、合作，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 霍英东最喜爱的事情就是体育。有意思的是，他一生的事业也往往与体育有关。一次，霍英东对我感慨地说：“好奇怪，我这一世人，做什么事，总是体育先行。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迷上锻炼，练举重、练打足球，之后就是做地产，卖楼花，轰轰烈烈；1961年，突然间澳门有一个警察厅筹款的足球比赛，叫我参加，把何贤、何鸿燊、傅荫钊、梁昌、叶汉等人也叫来打球，结果神差鬼使，搞到自己要介入澳门赌场；1977年，带队到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之后又回到内地捐资；1979年初，省港杯足球比赛举行，从此就在内地大搞投资，搞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场、白天鹅……这一切都是体育在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巧合?是有人刻意安排呢?还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时，我也觉得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棋子，下一步怎样走未必知道的。所以，上次问你，我在国内是否有档案，因为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内地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 事实上，正是1977年的北京国际友好足球邀请赛和1979年的“省港杯”之后，霍英东的人生旅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力以赴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在内地的投资及社会活动，也成为他这一生中除了经营地产、参与赌业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业和经历。

　　一年建成一家酒店

　　言归正传，霍英东与中山县官员谈到合作的事宜后，就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等港澳富商，合组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山县签约合作。

　　 霍英东的创举，得到中央、广东省不少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港澳台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广东任职的杨尚昆、习仲勋、刘田夫、梁威林等人，就曾对此事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

　　 1979年11月，中山温泉宾馆正式破土动工。

　　 霍英东是中澳投资建设公司最主要的股东。中山温泉宾馆项目，从商谈合作方式到选址、签约、图纸设计等等，他都亲力亲为。

　　 “动工前，我见过廖承志，廖承志对我说：‘霍先生，内地人力、砖头沙石都够你用，其它的我帮不上忙，得靠你自己进口了!’”霍英东回忆道。

　　 果然，一动工，各种建材和酒店设备、用品，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惟有向海外落单订购。

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3)

　　 由于中山县委书记对该项目鼎力支持，处处“开绿灯”，故扯皮的事较少。但在工地上，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不少工人在工地上闲聊，出工不出力，影响工程进度。这是内

　　地吃“大锅饭”的体制——即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的结果。

　　 霍英东虽是香港商人，但对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却不以为怪，因为在这之前，他对此已司空见惯。他曾对我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每年都应邀到内地参观一些公社、工厂，一些工人并不怎样干活，但见到我们来参观，就假装做一下，但后期，工人什么也不理了，我们参观，他们照样坐在工厂里不开工。工厂关起门来，外人看不到他们。但有一年，好像是1977年，国家体委一名副主任，陪我和几个国际体育名人到广东省从化温泉参观，早上9点钟，我们在广州到从化的路上，看到所有修路的工人都坐在公路上，工具放在一旁。刚刚上班开工，全部人都坐在那里不干活；更离谱的是，在内地一个火车站有一个大钟，已经坏了很久，上面写着‘待修理’的字样。但过了一段时间，仍然看到这个大钟没有动，上面仍然写着‘待修理’几个字。我们觉得很奇怪，也很不理解，坏了就修理嘛，或者换一个钟不就得了，为什么总是在‘待修理’中。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

　　 按照霍英东的计划，宾馆自动工之日起，一年之内就落成开业。但若不改变工人施工时偷闲、懒散的习惯，就不可能按期完成工程。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把香港的那一套管理方法搬过来，在部分工人中试行合同制，改革工资制度，多劳多得，表现好的还能额外拿到奖金；并且还把宾馆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给建筑工程队。而另一方面，霍英东则经常亲临工地，查质量、抓速度。即使回到香港，他也每隔两三天就电话询问工程进度和施工情况，

　　并且亲自审看工程日报，实行“遥控”。

　　 1980年1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中山温泉宾馆工地来。那时宾馆的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程负责人告诉霍英东：还有几万种设备没有运到，有些还远在国外，影响内装的进度。

　　 按照原订计划，12月28日是开张大喜日子，也即此时离原定开张之日不到6个星期。有人因此向霍英东建议：是否把开张日子延期。但霍英东却决定：开业宴会的请柬照印、照发，开业日期不变。

　　 有关中山温泉宾馆赶着开张这个问题，霍英东曾反复几次、不厌其烦地向我提及：

　　 “那时，很多人都担心，包括何贤、马万祺都反对，劝我不要太急，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相信能按期开张。但我还是按原计划送请柬出去，请了国家侨办的官员，请了杨尚昆、刘田夫、梁威林等省领导，请了港澳的不少知名人士。我计算过船期，对按时开张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但那些货品运来澳门，再运到珠海拱北和中山，只有5个星期的时间，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误期。我那时这样做，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 “接着，我即刻通知有关人员把在美国订购的设备、材料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立即把物资转运到澳门，随即入关。有些来不及报关的，就申请特批，先入关再补办手续。而装修工人，也加班加点，昼夜施工，终于赶在开业前完成内装工程。为示鼓励，我还要求给工作人员多发了一个月的奖金。

　　 “何贤、马万祺等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急于发请柬出去，急于开张。其实，我发请柬出去，就是要调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力量，有了这个，我就可以振振有辞要求一些人办事。如果货物运到内地了，但却不能按期开张，国家有责任。不然的话，近10万种货品，怎样能迅速、顺利通过海关，并且有些还是免检，后来再补办手续?

　　 “当然，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觉得我们的国家经过‘文革’之后，人心涣散，整个国家濒临瘫痪边缘。我刚才跟你说过，那几年，我到不少地方参观，看到工人都没心思干活，个个坐在那里。有一个笑话，1980年，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跟我讲，他们想在万里长城建一个厕所，结果提了10年，还是没有建成。整个国家好像死了一样，转动不起来。当然，我只是个生意人，不是政治家，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但我总是想：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成功的，包括美加、东南亚、新加坡、香港，但为什么在内地的情况却不一样?这主要是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件事，给人们的思想刺激一下，让他们觉悟到，只要发挥积极性，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做成功。这件事，如果到时开张不了，那没有什么，顶多我受人骂就是了，但如果成功了，意义却很大，对人的观念的改变作用很大。”

　　率先把酒店对外开放

　　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总投资约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其中包括10栋别墅。

　　 为了把开幕仪式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霍英东请来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网球好手，在中山举行网球比赛，并邀请他们入住新落成的温泉宾馆，成为第一批客人。

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4)

　　 “那时候，内地的酒店是不对外开放的。”霍英东回忆说，“记得1979年，我带一个香港体育队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到广州时，一些朋友前来我下榻的酒店探访我，但都一一被挡在门外，冒着风雨轮候登记。不带证件者不得入内，而带证件者则除需登记名字外，还受到门卫的一番盘问，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能入内。”

　　 有感于此，霍英东在酒店开张前，就明确规定：酒店是开放的，任由外人前来参观。当时有人担心地说：“开放让外人进进出出，会不会出现混乱，甚至盗窃的情况?”但霍英东坚持己见：“一定要向公众开放，让他们见识见识；况且做生意，要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人来多了，生意便会兴旺了。”

　　 温泉宾馆开张那天，来了几千人，往日沉寂的罗三妹山沸腾起来，似乎连温泉的水温也

　　因人气大旺骤升了几度。来宾们面对这座现代化的建筑物，且赏且评；尤其是附近的那些村民，看到一年前还荒凉的罗三妹山出现这座园林式的豪华酒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禁不住啧啧称奇。

　　 在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兴建的涉外旅游酒店宣布开业了。那时，离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还不到三个半月。霍英东的眼光、胆识、智慧、办事的效率，不能不令人钦佩。

　　 1982年，中山温泉宾馆开始盈利。这间初期只有250套客房的酒店，由于住宿率高，1982年营业额排在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的北京饭店，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

　　 霍英东捷足先登，在广东中山县“温泉试水”，小试牛刀，果然不同凡响。

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1)

　　1981年，霍英东提出要建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顿时引来各种非议。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尚昆的支持，杨还与他一起勘选场址。球场建成之后，霍英东又从中山县农村挑选19名青年，组建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顶着各种阻力和非议

　　 初战告捷，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的信心更大。

　　 温泉宾馆刚开业，霍英东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 此言一出，有些内地官员一脸迷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高尔夫球为何物。高尔夫球运动原先流行于欧美国家，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很流行，光是一个日本，据说就有1000多万名高尔夫球爱好者。

　　 有些人也感到很吃惊：“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这也怪不得他们，在内地，只有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乐园”上海，才有过一个高尔夫球场，且是专供洋人和“高等华人”玩乐的。新中国成立后，谁敢提出建高尔夫球场?

　　 一时间，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个纯粹的商业决定，竟引发为意识形态之争。对此，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霍英东回忆说：“在建中山温泉宾馆时，我们推行承包制、合同制，给一些工人发奖金，改革工资制度，这种事当时已经有人非议。自宾馆开业之后，议论更多。我们是‘三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啤酒、面包之类的商品的价格都比外面高得多；当时内地的物资很缺乏，宾馆开张以后，到中山旅游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天来几千人，一下子物资供应紧张；另外，在职工工资问题上，宾馆的做法也跟以往不一样……这么一搞，问题就来了。当地一些老百姓骂我们：‘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来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整个中山县都在骂我们。”

　　 “其实东西贵了，需求量大了，不就可以大力发展，赚多一些钱吗?为什么会骂你们?”我问。

　　 “你知道啦，当时农民要多养一只鸡都不行的，东西卖出去太贵也不允许。江青讲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些理论下，一些问题就讲不清楚了。他们可以说你搞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影响他们的生活。当时，开放改革的好处，他们还没有看到。”

　　 “除了当地老百姓有怨言外，中央、省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压力、阻力?”

　　 “都有一些不同意见的。1980年以后，我参加全国政协。有一次政协开会，就有人批评我。在小组发言、讨论时，有人对我说：‘霍生，中山温泉开张之后，我们听到了不少反映，说整条村的电给你用光了，物价提高了，东西贵了，有些工人退休后身体不好，没有奖金、工资加，他们怎样生存?’虽然这是善意的批评，但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在政协会议上，有人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人当兵，对国家影响太大；也有人说，搞高级酒店，搞开放改革，大喝大吃，穿好的，住好的，会不会有落后的东西出现，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 “听到这些意见，你是否担心一些什么?”

　　 “都有些顾虑的。那时，在北京看《人民日报》，看到我自己都害怕。报纸上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年青人刚工作，第一个月拿200多元工资，他妈妈得知很开心，但接着又哭起来，说什么她做了教师几十年，每月才有50多元。结果报纸就天天讨论这件事。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小事，但我担心好像‘文革’那样，这种讨论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就惨了，整个国家就乱了、散了。”

　　 “既然有所顾虑，为什么还继续搞一些改革?”

　　 “我搞中山温泉宾馆，以致后来搞的一些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具体实际的操作，脚踏实地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事实上，我对承担每一件事都是有顾虑的，怕犯错误，怕牵累别人。所以我有时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好好坏坏上面有选择权，做不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好在我自己别无它求，不期望通过这些项目赚钱，我的勇气其实是来自我做一件事对国家、对家乡积福的意愿。”

　　 “你既然说从不想通过这些项目赚钱，那倒不如把这些项目建好捐给国家了事?”

　　 “是呵，我有时都想过的，建好了，把所有房间捐给政府算了，捐钱、捐物，当然没问题，没人骂我们的。但也并不是捐了就没事。”

　　与杨尚昆结伴勘选场址

　　对于有人反对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当时，杨尚昆尚在广东任职。霍英东于是找到杨尚昆，向他谈自己的想法，力陈要旨，得到杨尚昆的支持。

　　 那时，正好传来高尔夫球运动列入1982年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消息，传统的贵族运动变成国际上承认的体育项目，因而，霍英东要建高尔夫球场，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 另外，当时还有人反对说：建高尔夫球场占地多，一定又使中山的耕地面积减少，影响农业。为此，霍英东当时还与杨尚昆结伴到中山县，一起踏勘高尔夫球场的场址，最后选定在罗三妹山北坡兴建，不占用耕地。

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2)

　　 场址刚选定，杨尚昆就调往中央，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杨尚昆还任国家主席。也正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与任职于广东的杨尚昆诸多接触，两人逐渐建立起很好的关系，私交不错。

　　 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计划投资2700多万港币。当时有不少人感到不解：“打高尔夫球是高消费，有多少人来玩?如果没人来打，2700多万岂不是成为烂草皮?”

　　 霍英东坚信：只要内地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政策，高尔夫球场就有兴建的必要。

　　 1982年，高尔夫球场正式动工。

　　 为了使高尔夫球场具有国际标准水平，霍英东重金聘请了驰名世界的美国高尔夫球星阿诺·庞玛先生前来中山，设计和监督兴建这个球场。该球场设72棒，18个洞，总面积50万平方米。

　　 1984年8月，中国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正式成立。之后，霍英东又组织了一支高尔夫球队。他要求队员一定要全部是中国人，以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做到。于是，他就地取材，19个球员全部来自中山县农村。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球手，霍英东从香港请来职业高尔夫球手当教练。

　　 初时，不少人都觉得好笑：“这19个‘泥腿子’，怎么能学会洋玩意?”他们确实起点低，但他们刻苦训练，球艺和技巧掌握得很好、很快。在多次国际比赛中，这支球队曾屡获名次。据称，这支“农民队”已达到亚洲水平。

　　 “这是中国第一支自己的高尔夫球队!”提起这支球队，霍英东往往流露出一副意得志满的神情。

　　 到现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拥有会员超过500人，他们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港澳等地。仅是会费收入，就收回了原来的投资。

　　 而后，中国出现建高尔夫球场热，圈地建高尔夫球场风起云涌，但真正赚钱的却寥寥无几。

　　新思维影响深远

　　在兴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同时，霍英东也不断扩展中山温泉宾馆工程，使双人豪华客房增至400套，另有14幢别墅；除此之外，还在宾馆内建起一系列配套设施，如购物中心、音乐舞厅、高级泳池、骑马射击场、电子按摩室、溜冰场、儿童游乐场等等。

　　 温泉宾馆与高尔夫球场连成一体，成为中国内地游玩设施最为齐备的涉外旅游酒店之一。

　　 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之后，接待过不少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王震、彭真、李鹏等人都曾下榻温泉宾馆。

　　 1984年1月，邓小平和家人在这里住了好些天。那次霍英东又再次和邓小平会面。邓小平对他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在温泉宾馆居住期间，邓小平参观了宾馆附属的各项设施，还兴致勃勃地攀登罗三妹山，爬山爬了很久。陪同人员关心他的身体，建议他从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同意，他笑了一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 至今，中山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已接待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内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当中有很大部分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或来旅游观光，或来中山投资设厂，从事贸易……既给中山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带来了新观念。中山正是得益于此，市场渐见活跃，经济建设迅速腾飞，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 对于中山温泉宾馆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经营成果，一向不喜欢自我评价的霍英东也常常引以为豪。每次，一谈起中山温泉，他就意兴盎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一次，他对我说：“不知你是否看到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纪念画册?”

　　 我问：“怎么啦?”

　　 他说：“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时，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乔石、李瑞环……

　　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题了词，我想可能是空前的。这也说明，中山温泉的建设、开张虽就只

　　是一件小事，投资也很少，但意义很重大。”

　　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回内地投资的海外商人——在那批商人中，他投进去的资金是最多的。

　　 那是在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是国人还在战战兢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时候，所以，霍英东在中山县建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受益的并不仅是中山或其附近一隅。霍英东的创举，开创了中外合作兴建旅游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先河；同时，他在这两个项目的兴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思维，都毫无疑问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1)

　　在广州沙面的一片滩涂上，霍英东果断地拍板：就把酒店建在这里。他又作了一个在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决定：让内地建筑师进行该宾馆的建筑设计。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成为广州“新八景”之一。

　　参与八大酒店投资计划

　　 当在中山县罗三妹山兴建温泉宾馆的计划确定后，霍英东又在着手筹谋他大举投资内地的第二个工程：在广州沙面的白鹅潭畔，兴建“白天鹅宾馆”。这两个旅游项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商谈和筹备的，只是白天鹅宾馆工程动工稍晚一些。

　　 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定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

　　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酝酿已久，快将出台，国家旅游局制订八大中外合资酒店计

　　划，其实是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极力支持的。中国高层支持这个计划，既然是祖国大陆

　　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了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中国全力推行开放、改革路线的决心

　　和诚意。

　　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1978年，廖承志特意邀请了一大批香港工商界的巨子赴京，其中有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彭国珍等人。当时，邓小平还会见了他们，并向他们透露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会见时，邓小平还向这批商界巨子了解香港的情况，征求他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 霍英东对八大酒店计划非常支持，主动要求参与这八大酒店的投资建设，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还为此南下广东，与霍英东商议此事。那次，霍英东还陪卢绪章跑了番禺、中山等地，了解、探索广东旅游业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前景。

　　 选择在哪个城市建宾馆呢?霍英东最初想到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他知道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而且又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在那里建旅游宾馆实为上上之选；而上海在20世纪初期，已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名城之一，与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各地的政要、商贾、名流云集之城，当然也是建旅游宾馆的理想之地。

　　 国家旅游局有人提醒霍英东：在广州建旅游宾馆，可能比在北京、上海兴建为好。霍英东仔细一想，也觉有理。广州虽无太出名的名胜古迹，但向来港澳和华侨旅客较多，一年两次的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又在那里举行；加之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方面会先走一步，有利条件较多。于是，霍英东改变初衷，决定在广州兴建。

　　 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赖竹岩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应邀到香港，与霍英东商谈兴建旅游宾馆事宜。一经接触，霍英东发现双方在对投资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差异较大，相互沟通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地开放伊始，内地官员对一些属于国际惯例的投资问题知之甚少。

　　 在与广州市的官员商谈时，霍英东提出：“酒店1000间客房、建筑材料、劳动工资、市政工程、绿化工程等完全由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内地一方不需投资，还本付息按国家规定办。”

　　 “维昌”是霍英东和香港另一商人彭国珍合组的公司。不久，彭国珍病逝；后来，霍英东买下彭国珍在“维昌”所持的股份，一个人独持“维昌”。

　　 另外，霍英东还向广州市的官员建议：“目前有很多侨胞、港澳同胞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居住，而国家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很慢。可以在香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香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侨胞的要求，又减少广州住房紧张的局面。”

　　 霍英东可能是最早提议在内地发展房地产业，向海外推销的商人；至于后来内地兴起地产热，向海外倾销楼盘，则是好几年之后的事。由此可见霍英东眼光独到，高瞻远瞩。

　　 双方谈了几天，还是未能在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管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 但是，在广州市领导小组代表团离港返穗前，霍英东还是和他们草签了初步合作协议。霍英东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到广州投资的诚意和决心。

　　 之后，霍英东又上广州几次，继续与广州市的有关官员商谈。

　　执意选址沙面

　　每次上广州，霍英东都驱车在市内到处跑，物色酒店的地址。最初，广州市方面决定把白云宾馆对面的那幅面积5万平方米的地皮批给霍英东。但霍英东看到那里是菜地，他担心占用菜地会引起市民不满，于是放弃。而这块地，后来又批给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利铭泽当时也参与八大酒店的发展计划，他和李兆基、叶汉家族、郭得胜、黄球等人合组财团，就在这块地上投资建起花园酒店。

　　 另外，当时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等人，也组成新合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酒店。香港另一富商杨元龙也投资在北京兴建香山饭店。

　　 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香山饭店，都是当时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酒店”计划之中的酒店。

　　 一天，霍英东驱车经过广州市区西面的一处地方。从车上往珠江方向望去，只见江畔有一块辽阔的淤塞滩涂，周围空无一物，极为空旷。霍英东联想起世界著名的泰国曼谷东方酒店，也就是建在与眼前所见的这块地方有几分相似的湄公河畔，故而从辽阔的河面望过去，极之雄伟壮观。

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2)

　　 霍英东叫司机停车，一行人步行到滩涂处，仔细察看地形。

　　 一番勘察之后，不仅是对这片大滩涂，就连与滩涂相连成片的“沙面”，霍英东都甚感兴趣。沙面有如一个大花园，绿树成荫，常年花香鸟语，故虽处市区，但却没有市区的喧闹和繁杂，向来自成一隅。

　　 当然，沙面最有特色的，还是那一栋栋在绿树掩映之下的楼房，全是欧陆风格的建筑，与中国一般建筑物迥然不同。原来，沙面曾经是外国的租界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集中地。在近代和现代中国，沙面是和外国欺凌中国及中国反对外国欺凌的历史连在一起的。1883年9月，为反抗英国和葡国人无理打死中国人，广州民众愤而冲入沙面租界，烧毁英、美、法、德国的房屋，英政府被迫赔款。1924年，英国政府颁布一项侮辱中国人的新警律，规定出入广州沙面租界的华人须带执照，但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几千名工人于是举行大罢工，最后迫使英国取消该警律。第二年，沙面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反对英、法等国政府，当游行队伍路经沙面对岸的沙基时，英、法等国军队开枪射击，死伤超过200人，造成震惊世界的“沙基惨案”。

　　 有人提出：“填河会增加投资，且地基不知是不是坚固?”

　　 “我们有多年填海造地经验，填河造地不成问题，而且填河既可以不占土地，也可免除拆迁阻力。”霍英东说。

　　 “在这里建宾馆，可能会破坏沙面原有的景观。”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 霍英东解释说：“我们可以多填一些土地，建设公园，增添沙面休憩地方。只要规划好、建设好，宾馆区和沙面就能连成一个整体。这不但不会影响原有景观，反而会使沙面变得更加美丽、更有吸引力!”

　　 霍英东如此执着要在沙面建酒店，不知除了因为这块地方确实风景优美之外，是否还有与沙面历史有关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否有这样的想法：沙面，帝国主义曾在这里镇压过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而今，我们要在这里建起雄伟的大厦，与那些欧式建筑物形成对照，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威严?——其实，像霍英东这种民族意识极强，又曾一度深受英美两国

　　“政治迫害”之苦的老爱国者来说，做出这样的考虑是不足为奇的。

　　 在霍英东的执意坚持下，广州方面最后也同意选址沙面。

　　 给即将兴建的酒店起一个什么名称好呢?据霍英东所述：“那时，有一次，我们和叶帅(叶剑英)见面，我说起在沙面起酒店，叶帅就说那个地方原来叫白鹅潭，还讲起与白鹅潭有关的历史故事。所以，最初，我们签协议时也是称‘白鹅潭宾馆’，后来才改为‘白天鹅宾馆’的。”

　　 据说，霍英东他们后来把宾馆定名为“白天鹅”，是考虑到白天鹅是一种既飞得快、又飞得高的圣物--以此喻白天鹅宾馆将会像白天鹅一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

　　 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 同年7月，开始填江造地。到了11月份，酒店全面施工。

　　国防部要在宾馆安装高射炮

　　在项目洽谈初期，霍英东就已经感觉到，双方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很大歧异。到了酒店设计阶段，内地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更是千奇百怪，霍英东不明所以，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 酒店工程图纸搞出来之后，霍英东把它递交给有关方面。霍英东也知道，酒店图纸要经过多个政府部门审批，对这点他已有心理准备，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连国防部也介入其中。

　　 国防部向霍英东提出：要在白天鹅宾馆的顶楼天台安装高射炮。

　　 “宾馆并非军事基地，何以要安装高射炮?”霍英东和香港的建筑设计师困惑不解。

　　 据说，在一些城市的高层建筑物(包括酒店)安装高射炮，是内地固有的国防措施之一。加之霍英东兴建白天鹅宾馆之时，中越双方正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展开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行动，而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故国防部才打算在建成后将是全国最高的白天鹅宾馆顶部安高射炮，以加强防空。

　　 “事实上，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霍英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广州参加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设计师对宾馆设计的座谈会，听专家们各抒己见。在座谈中发现，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师们对新的事物仍然缺乏认识，而香港的建筑师对内地情况也有不理解的地方。譬如，内地设计要考虑到地震预防，要有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这些问题在香港是不存在的，故香港的设计师当然不会想到……”

　　 最初，霍英东是打算由内地建筑师和香港建筑师合作设计的，后来，他干脆由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大师佘峻南、莫伯治两人单方面负责酒店的总设计。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新事物，霍英东特意邀请他们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物，与香港的著名建筑师座谈，了解香港建筑设计工作的运作情况。这两位建筑师本来功底很深，如今眼界一开，智慧一下子就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3)

　　 他们从香港回广州后，很快就把蓝图设计出来。霍英东看了设计稿，很满意，觉得它的风格富有民族特色，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泱泱气派。

　　 在建筑设计方面，白天鹅宾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它的总体外观形状，二是大堂内的“故乡水”园林。白天鹅宾馆临江而立，站在远处透过江面望过去，它俨然一只洁白的天鹅，正在振翅欲飞。如今，以白天鹅宾馆为主体的“鹅潭秀色”景观，已成为广州市的“新八景”之一。

　　 如果说，通体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鹅，这是白天鹅的“外在美”，那“故乡水”园林则是它的“内在美”。园林设在中庭大厅，主体是一座有三层楼高的假山，山上有亭阁，山下有小桥曲径、艳花翠草；瀑布从假山往下直泻，飞珠溅玉，透过瀑布，清晰可见假山左上角有三个绿色大字：“故乡水”；旁边又有一行小字：“别来此处最牵心”。“故乡水”园林小巧玲珑，静动相宜，情景相融，堪称中国古典庭园精粹之作。

　　 曾有人问霍英东何以把“故乡水”引进“白天鹅”，他回答说：“我住在香港，一年到头都是喝东江水。我们要饮水思源。”由此可见，“故乡水”园林之设计，既显示了建筑师的匠心，也充分体现了霍英东的思乡爱国情怀。

　　 在如此高级的酒店，设置如此规模的园林，实属首创。“故乡水”园林已成为“白天鹅”的主要特征。海外归来的游子住宿“白天鹅”，总喜欢在这里凝望、观赏，“故乡水”三个字无不令他们乡情涌动。

　　 白天鹅宾馆的建筑设计，后来广受人们赞许，证明霍英东当年大胆启用内地建筑师，眼光独到。设计过不少世界著名建筑物的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曾在白天鹅宾馆参观，他称赞说：“在江边建筑这样宏伟的大厦，实属世界罕见，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边施工边营业

　　据霍英东所述，他投资兴建白天鹅宾馆，过程也很不顺利。

　　 “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霍英东说。

　　 “有没有这么严重?”我问。

　　 “怎么没有? 建宾馆时，我们在沙面搭起工棚，有些人就骂我们，说他们没地方拍拖(谈恋爱)了，没地方晨练了。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里打网球，就有人在沙面街放一个扩声筒，大吵大闹，骂我们。”

　　 “阻力主要来自下面?”

　　 “都不是的，上面阻力都很大的。”

　　 “哪方面的阻力?”

　　 “那时，不少人还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反对的声音很多……就连我们要求中山温泉宾馆的服务员穿尼龙丝袜也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说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情况真是复杂!”

　　 “但这些情况并非针对你和白天鹅。”我说。

　　 但霍英东断然否认，他说：“都不是的，那时，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听到一些人对我有不同的议论。我还记得，政协会议期间，政协搞了个茶话会，会上有两个人讲相声，他们一味讲一个打领呔的人，怎样精卫担沙填海，那时我们正在填白鹅潭建白天鹅宾馆……”

　　 “相声讲的是你?”

　　 “我想应该是的，我那时普通话听得不是太清楚，但那时茶话会上打领呔的就是我一个人……”

　　 “那应该是赞你，说你像精卫一样，克服困难，做了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 “不是的，直成(很清楚)是骂我，说我们异想天开……”

　　 霍英东是否夸大了自己所遇到的阻力，我们此处姑且毋论，但他确实是不理一切是非之议，全力以赴，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兴建、经营“白天鹅”。

　　 在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霍英东提出一个“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己施工采购、自己经营管理。

　　 建一间大型酒店，需要采购大量的物品，大到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10万种。在酒店施工期间或是开张以后，采购物品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 “为了为内地培养出一批酒店采购专业人员，我一开始就主张由内地人士负责采购工作。酒店所需物品，品种繁多，批量极少，且大部分要在境外采购，我们就从旁协助，结果他们做得很不错。”霍英东回忆说。

　　 至于酒店的施工，霍英东也主张由内地建筑公司负责，但一律采取承包的方式，把工程批给各个工程队。那时，“承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而霍英东是较早把承包机制引进内地工程建设中的香港商人。

　　 1982年10月15日，秋季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广州。霍英东决定10月14日试行部分营业，先开放已经装修好的200个客房，让参加交易会的客人入住。在当时，“边施工、边营业”是少有的事，但霍英东如此决定，一来想工程队加快施工速度，二来是想试一下营业准备工作如何。

　　 秋交会开幕之前几天，霍英东入住白天鹅宾馆，但当时房间尚未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 14日上午一大早，霍英东亲自到厨房巡视，发现炉灶尚未安装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偌大的厨房只见一塘水。霍英东非常焦急，因为参加交易会的客人中午、下午将陆续入住，而晚上，他已邀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做客。

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4)

　　 霍英东找来一位青年主管，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吃晚饭，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交待完毕，他仍然忐忑不安，担心厨房没办法把饭菜赶出来。

　　 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任仲夷一行来到。霍英东心里更不安，因为他原先以为只有几个客人，开几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陪同任仲夷而来的却有100多人。对厨房能否炮制出10多席饭菜，霍英东心里没底，他心想这次可能会出“洋相”，令客人难堪，也令自己下不了台，故心里七上八下的，极之不安。

　　 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10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的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呀!第二天，酒店开始试业，部分营业终于成功。”

　　 刚试业不久，霍英东又提出酒店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因为当时酒店的装修尚未完成，故有些人认为霍英东抢先开业是为了早赚钱。但据霍英东说，“其实并非这个原因，如果2月7日，也就是春节前不能全面营业，南方天气潮湿，将会损坏酒店内的大量物资；另外，我认为酒店员工在三个月的试业阶段，经过实地培训，已基本上掌握了各自的工作技能，有条件全面开业。”

　　 1983年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白天鹅宾馆巡视，发现工程进度很慢，于是在宾馆连续住上13天，每天都到现场巡视、督促各项工作。那13天的时间里，霍英东整个身心都扑在酒店工程上，操劳过度。有一天，由于过于疲劳，竟和衣躺在椅上睡着了，连鞋子、袜子也不曾脱下。

　　 对于能否在2月7日全面开业，很多人都没有信心。霍英东自己说：“因为酒店情况极为混乱，酒店内有一个两千多人的施工队伍，另有两千多名酒店员工，加上旅客，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不下5000人，令酒店显得极为繁杂和凌乱。施工人员用电梯搬运货物，人货混在电梯里拥挤不堪。而工棚和几千架单车，却把半个沙面也给占了。但由于酒店上下通力合作，加上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酒店终于如期在2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了。”

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1)

　　霍英东倾尽身心于“白天鹅”，该酒店所牵涉到的问题，他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因而形成了后来被内地旅游界大力推广、借鉴的酒店经营管理的“白天鹅模式”。1986年7月，白天鹅宾馆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1990年2月，白天鹅宾馆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敞开大门让群众参观

　　 在兴建、经营中山温泉宾馆的时候，霍英东已经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宾馆的人事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等等，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社会上亦引起了关注。小试牛刀，不同凡响，更坚定了霍英东大胆探索和推行市场经济做法的信心。到了白天鹅宾馆时期，霍英东的意识已经很明确：通过白天鹅宾馆的实际操作，探索出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借鉴作用的模式。

　　 霍英东把白天鹅宾馆视为自己人生的杰作之一，向来处理低调、不爱张扬的他，近年曾多次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等多个场合高谈阔论，讲到自己在白天鹅宾馆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效应。

　　 在接受我采访的几个月间，他也是多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谈起。每次谈到白天鹅，他总是显得意兴盎然，神采飞扬。

　　 “筹建白天鹅宾馆，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我要建设的是全‘开放型’的高级宾馆，这间宾馆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的风格，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万事开头难’，那时‘文革’刚结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我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心怀忐忑迈出第一步。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等，几乎宾馆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 改革必然会影响社会，往往会牵涉到原有制度和习惯的改变，故而总是引来一些大大小小的震荡。

　　 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就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这没有先例，一开放，可能会出乱子。

　　 霍英东举例说：中山温泉宾馆也是开放给群众，效果很不错。

　　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2)

　　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

　　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文革’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

　　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 “所以，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大胆放开物价。”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

　　 他说：“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当时的价钱是五毫钱左右，白天鹅标价四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啤酒，外面卖四毫八分，我们卖两元多，差四五倍。面包也一样，完

　　全放开价格……那还得了!主管经理不同意。但不放开价格又怎样办呢?我跟他们讲，‘白天

　　鹅’的售价成本，不能与街边的摊档相比，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这些都要计算在内，不然何以经营?商品经济就是要赚钱，要良性循环，要改善员工福利，要有利于社会繁荣。

　　 “‘白天鹅’虽然只是一家酒店，但从其规模来说，实际相当于一个小市镇，客人和职工人数，经常不少于5000人，如果把为‘白天鹅’服务的有关人员加起来，可能要超过1万人。要保证高标准地供应5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及水、电等等，是极不容易的，物资需求量很大，品种繁多。这些需要改变了市场，市场的需求也促进了生产，结果生产和市场渐渐活跃起来。现在，除了不道德的东西外，客人生活上的任何需求，白天鹅都可以给予满足。”

　　 霍英东又说：“其实道理很简单，物资价钱低，人们哪有积极性生产?物价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问题，但要搞市场经济，你不放开物价不行，所以邓伯伯那时就说要闯物价关，长痛不如短痛。1987年，我们在叶帅(叶剑英)家里吃饭，一位官员向我们透露：明天就要放开烟、酒、火柴、油、锅等商品的价格了。那时很震荡，但这一关你非闯不可。”

　　%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

　　白天鹅宾馆开业后，曾接待过不少世界各国的政要名流，其中有英女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

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3)

　　 1984年早春，邓小平登上“白天鹅”的28层“总统套房”，俯瞰珠江两岸景色，禁不住拉着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 1985年9月9日，尼克松下榻白天鹅，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酒店和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超过白天鹅宾馆。”

　　 1986年4月，“世界一流酒店组织”的名誉主席威尔特·斯尼达哥到白天鹅考察，对白天鹅的建筑设计、酒店设施、服务水准，都甚为满意。同年7月，白天鹅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成为首家被这个代表世界最高荣誉的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的中国内地的酒店。

　　 1986年10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广州，中国政府在白天鹅设国宴招待她和随行

　　人员。

　　 1990年2月，白天鹅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五星级酒店，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 1991年，白天鹅宾馆编撰出版了超过30万字的一本关于白天鹅宾馆管理方法的一书，初步总结白天鹅宾馆的管理模式，也因而被国内旅游行业誉为“白天鹅模式”，在内地的高级酒店中推广。

　　 霍英东说，兴建白天鹅时，他提出要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采购和自行管理，是有感而发的。他曾对我说：刚刚改革开改之初，有一次，我和国家体委一个副主任见面，他说，体委想在北京建酒店，要求我协助他们从澳洲进一家酒店，把酒店的所有设备、设施，甚至连已经预制好的建筑物都运进来，安装一下就成为一家酒店。我当时想，一个国家，怎么能不靠自己设计、施工，把整家酒店进口过来呢?但是，北京的建国酒店就是这样。”

　　 有感于此，霍英东力争做好“三自”，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建好、管好现代化的大酒店，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三自方针”的确立，为日后“白天鹅宾馆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此外，“三自方针”的大胆创举和成功实践，也对增强内地旅游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以及振兴内地旅游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三自方针”的成功实现，还带来一个效应：白天鹅后来成了培训内地酒店管理人员的重要基地。继白天鹅之后，内地相继兴建了不少高级酒店。酒店需要一批合格的管理人才，于是白天鹅成了内地酒店管理人员“取经”的首选之地。自白天鹅开业后，前来取经的各地同业一批接着一批，10年间已为本馆培训近3万人次，为外机构培训管理人员近3000人次，其中不少人早已成为旅游业的中坚分子。

　　 自己种下的“自行管理”的种子，不仅在白天鹅开花，还在各地开枝散叶，这是霍英东甚为欣慰的。

　　 于是有人说，若单单是计算霍英东在白天鹅投资多少、盈利多少、上缴当地政府税收多少，则无法体现出白天鹅在内地出现的真正意义和最重要的贡献。

　　 当然，一项投资首先要立足于有钱可赚、回报率高，否则就是不理想的、失败的投资。事实上，单就从经济效益来讲，白天鹅的业绩是非常显著的。以1993年的统计来说，酒店开业10年，营业额14.7亿多人民币，利润约5亿元人民币，缴纳税款6000多万，偿还贷款1.1亿多美元。而近几年，白天鹅的收益更是“猪笼入水”，每年盈利1亿元人民币左右。

　　 自“白天鹅”之后，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冯景禧、李兆基等香港七大财团投资兴建的广州中国大酒店，以及主要由利铭泽家族投资兴建的广州花园酒店(中国八大旅游酒店发展项目之一)，也分别于1984、1985年建成开业；加上原有的国有宾馆——东方宾馆，广州市的酒店业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

　　 由于“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更大，有人因而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1)

　　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已全部得到，原来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获得。“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做事如此，夫复何求?

　　对“白天鹅”感情很深

　　 霍英东多次表示，他参与兴建“白天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为祖国做点事。事实上，“白天鹅”赚了不少钱，但霍英东却从来分文不取。那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霍英东交谈过。

　　 我问：“这些年，你从‘白天鹅’赚了多少钱，这些钱用在哪里?”

　　 霍英东说道：“我们本来作为一种捐赠、捐钱……但两千个职工怎么办?于是，我们把赚到的钱不断注入‘白天鹅’，增加‘白天鹅’的配套设施。另外，我们又成立一个‘白天鹅发展基金’。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基金，把‘白天鹅’发扬光大。因为这么大的企业，发展下去，员工老了，退休人员多了，希望有一栋楼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 霍英东把全副身心都投进“白天鹅”，并视“白天鹅”为自己的一个“杰作”，故而他对“白天鹅”很有感情。爱屋及乌，对“白天鹅”的员工，他也很有感情。平时，霍英东不论在何地遇上自己认识的“白天鹅”员工，他都主动打招呼。某一年，“白天鹅”的员工到香港某酒店见习，霍英东考虑到他们跟亲友电话长谈的需要，吩咐手下在他们的住地安装电话；见习结束要返广州时，霍英东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

　　 霍英东喜爱体育运动，每次到“白天鹅”，他总是要到网球场打网球，因而结识了一些网球场的教练、管理员。1985年，霍英东特意邀请“白天鹅”网球场全体人员，分两批到中山温泉宾馆度假游览。后来，又邀请他们到香港学习考察，他亲自设宴接风，为他们安排住宿。待一行人返广州时，霍英东还特意赠送每人一只价值600港元的网球拍作礼物。

　　 每次到广州，霍英东一定住在白天鹅，他大多选择在总统楼东北隅的套间下榻，但为了亲自领略普通住客入住白天鹅的感觉，有时也特地选择一间标准客房住进去。

　　 霍英东入住白天鹅，从来不深居简出，而是像一个普通客人一样出出入入。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到酒店的泳池游水；到了下午，又到网球场打几局网球。“白天鹅”不少员工经常和霍英东在酒店内碰面，有些人还与他混得较熟。

　　霍英东从“白天鹅”得到了什么?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尽管霍英东曾经倾尽身心于“白天鹅”，尽管“白天鹅”是他的人生“杰作”，尽管他对“白天鹅”感情深厚，但霍英东仍然要面临一个与“白天鹅”或分或合的问题。

　　 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方面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写明：“合作期限为15年，从宾馆开始营业之日算起，合作期满后，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一切产权全部归中方所有，本协议即终止；在合作期满时，如乙方(霍英东一方)所得的总收益资金不足4000万美元，甲方(白天鹅宾馆)同意延长合作期限，直到乙方除所得税总收益达到4000万美元。”

　　 按此协议，若以正式营业时间1983年2月为计，霍英东与“白天鹅”终止合作的时间为1998年2月；若以部分开业时间1982年10月为计，则终止合作时间为1997年10月，那正是香港回归祖国3个月后。据闻，双方最近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磋商。

　　 合作经营15年之后，霍英东在白天鹅再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在这15年间，霍英东一方是否已按规定得到4000万美元的收益?

　　 据霍英东自己所言，他从没自“白天鹅”提取利益，“白天鹅”赚到的钱都是用于捐赠和再投入宾馆--那这部分资金，是属于中方(白天鹅)应得的呢?还是霍英东应得的?如果不是霍英东应得的部分，那问题倒很清楚：霍英东没有提取他应得的利益，15年之后霍英东若有意继续合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倘若是属霍英东所得的，则问题就较为复杂：这笔钱是用于捐赠和投进“白天鹅”去的，实际上并没有到霍英东手里，那是否将它算为霍英东应得的4000万美元之中去呢?

　　 另一方面，何铭思先生有一次与我交谈时，却提及了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说法，他说：“……白天鹅赚的钱，他(霍英东)抓住一部分，但这些钱到现在还抓在手里没用过。”

　　 由此看来，霍英东实际上是否拿到4000万美元收益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

　　“白天鹅”的“九七”问题

　　 现在，我们假设在15年间，霍英东获得的利润已超过4000万美元，那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呢?现在看来，虽然协议写明会终止合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实际情况可能未必这样。

　　 我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 “霍生，‘白天鹅’的合作期满之后，你们将怎样处理?”我问。

　　 霍英东答道：“协议写明是按年息，将来还4000万美元给我的，作为偿还。当时我还给刘田夫、梁威林写信，说将来若赚到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拿，作为国家的其它用途。”

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2)

　　 “很多人都关注，15年期满后，你是否退出。这件事怎样处理?”

　　 “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国内有些事情很头疼，开始合作的时候，什么也无所谓。但现在搞不清楚，是旅游局还是……搞不清楚。国内的国有资产分配，归谁，这问题相当复杂，比如一个旅游局，上面有经委……以前搞宾馆是个包袱，如果白天鹅每年亏1000万美元，人人都会甩手不干。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谈……自己的想法，只有自己最清楚……”

　　 霍英东欲言又止。很明显，现阶段，双方尚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他说“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曾经无意中听到一些接近霍英东的人透露说：“如果内地方面要他放弃，他当然没办法，但他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合作下去。照理内地方面会知道怎样处理这件事，主要是内地会不会处理的问题。”

　　 就此事，我也曾问过震霆，他还是“白天鹅”的7个董事之一。

　　 我问他：“合作15年之后，‘白天鹅’怎么办?”

　　 霍震霆说：“霍生(霍英东)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方没出过钱。如果大家合作，应该是风险共担。若酒店亏本，可能会把责任推给我们，让我们来搞，有钱赚就不同……借钱也是用我们的名义担保的。”

　　 “一句话，15年后，你们有没有份?”

　　 “我倒是反过来问：中方有没有份?基本上你一分钱都不投入。我的看法是，霍生(霍英东)纯粹是为国家，他最初不想管的。我当时还对他说：‘霍生(霍英东)，你不管不行的!’”

　　对分分合合应是淡然以对

　　在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确令人匪夷所思。

　　 “白天鹅”其实就是霍英东、彭国珍的香港维昌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共同合作、合资兴建的，也就是白天鹅应该是合作双方共同拥有的。但是，在1982年10月5日，签署《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的双方中的甲方，却不是省旅游局，而是白天鹅宾馆，乙方却仍是维昌公司，这就变成白天鹅宾馆是投资合作的一方，而不是原先广东省旅游局和维昌公司共同兴建的项目，这就造成白天鹅只是投资一方，而维昌公司一开始就不拥有白天鹅的表面效果。

　　 一般理解，这样的协议，对维昌当然是很不公平的。霍英东纵横商界几十年，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签署协议有悖常理，有悖商业规则，于自己不公允。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签合同。

　　 那霍英东为什么还是在这份协议上签名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一开始就不计较利益问题。事实上，第一，他最初与广东省有关方面洽谈建白天鹅是在1978、1979年，那时他对在中国搞酒店并不是抱很大的信心，对旅游业的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第二，当时，投资回报如何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把投进去的资金当作捐赠给国家的打算。

　　 后来，在这本书稿快将定稿时，我和霍英东谈到这个问题。可能对此问题有所保留，但简单的几句话证明了我以上的分析。

　　 霍英东淡然说：“没野 (没事)的，那时，协议……如果捐资肯定大家都说好。”

　　 “问题是，这给协议签得有些离谱?”

　　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那时，我们对宾馆信心不是很足，几十元一个房，那时的价格就是这样，怎么经营?所以，我说道绝对没有想过要靠宾馆来发财，但当时又不能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

　　 “但表面看来，似乎你们吃亏?”

　　 “都不是的。”

　　 由此还可以推测，霍英东在当初决定投资兴建“白天鹅”乃至“白天鹅”落成开业，签署那份协议时，他并没有15年后再合作下去的打算。在整件事中，他始终关心的只是：兴建、经营“白天鹅”能否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能否为改革开放事业创造出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如此说来，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早已达到了原先设想之目的，无论他后来的想法有什么改变，也无论以后的情况如何，他已经是一个成功者，收获已非常之大。试想，这10多年来，外商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经营酒店者不乏其人，但像霍英东这样屡创新猷，探索出一种被内地旅游业所广为推广的酒店管理模式者，又还有哪一位?

　　 我不是很清楚霍英东对此事的真切想法。但倘若霍英东现在真的有意合作期满后仍然合作下去，而却不能如愿以偿，那我想他的心态应该是极之坦然的。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全部得到了，原先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地得到了，那放弃它还有什么好可惜和留恋的呢?

　　 我曾经和“白天鹅”的一些员工闲聊，他们个个都是言必说霍英东，口口声声把“我们老板”挂在嘴上。我感觉到，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霍英东。所以，我甚至认为，即使霍英东有朝一日退出“白天鹅”，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消失。做人如此，夫复何求?

　　 套用一句极之流行的话来说，对此事，霍英东的心境应该是：“不在乎天长日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2003年2月6日，中国首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合约正式到期，按协定，合约期满后的白天鹅宾馆资产收归广东省政府所有。霍英东的公司将以承包的形式继续经营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首例由外资来承包经营酒店业国有企业。

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3)

　　20年来，白天鹅宾馆树立了广受海内外各界肯定和赞赏的民族品牌，为中国的饭店业争得了一项项荣誉：1985年7月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首个中国成员；2002年被亚洲酒店网评为“中国最佳酒店”。2000年，白天鹅宾馆注册的“白天鹅”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中国酒店业至今惟一使用在宾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截至2002年12月31日，白天鹅宾馆共实现营业收入53亿元，上缴各项税金5亿元，利润总额也达到5亿元。

　　“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霍英东说。

　　霍英东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白天鹅宾馆的特色：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如今走过整整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

第四部分

　　事有巧合，霍英东和他的好朋友何贤，几乎同时患上癌症。我国政府对这两位为祖国建设出过大力的港澳巨商极为关怀，建议他们到北京治疗。何贤去了美国治疗，霍英东去了北京。结果，霍英东闯过了鬼门关，何贤却不幸病逝。

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1)

　　事有巧合，霍英东和他的好朋友何贤，几乎同时患上癌症。我国政府对这两位为祖国建设出过大力的港澳巨商极为关怀，建议他们到北京治疗。何贤去了美国治疗，霍英东去了北京。结果，霍英东闯过了鬼门关，何贤却不幸病逝。

　　与何贤同时患上癌症

　　1983年年中，也就是白天鹅全面开业之后，霍英东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一经检查，原来是患了癌症。

　　 “这是生死问题，一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绝望!”霍英东对我说。

　　 霍英东曾经说过，自年青时踏入社会工作起，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忙于商务。平日虽然繁忙，但生活甚有规律，除出差外地，他每天的生活几乎是自成

　　一律的。

　　 虽然天天忙于工作，但由于霍英东长期来坚持体育锻炼，故向来身体都不错，极少有什么大小毛病。凡见过霍英东的人，都说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光犀利，思维敏捷，精力过人。自年过花甲之后，即使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仍然毫不现倦容。

　　 所以，得知他身患癌症，他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很突然。霍英东身患癌症，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遗传，其父当年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二是与他那几年操劳过度有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兴建期间，霍英东时常在内地香港之间奔波，为这两个项目劳心劳力，以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 而霍英东自己也多次对我说，他那时患癌症，是与他那几年为了“中山温泉”和“白天鹅”的事操劳过度有关。他说：“这两件事，自己花的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我知道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用很大，所以那几年是自己最辛苦的几年。中国大酒店有七个财团在搞，花园酒店也是几个财团，只有‘白天鹅’，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结果‘白天鹅’开张后，我就病倒了，自己还认为这次没命了……”

　　 “当时，有没有后悔呢?”我问。

　　 “绝对没有。”霍英东不假思索地说，“那时真是没后悔。为什么到现在自己还那样搏命做，个个礼拜都要上内地，没有别的，只是……当然，爱国的形式各有不同，你说谁不爱国?但自己确实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 可以称作巧合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霍英东的好朋友何贤也患上了癌症。

　　 自1978年何贤邀霍英东首次回故乡番禺县之后的那几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时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他们时常一起回内地，为家乡的建设、为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出谋献策，出钱出力--

　　 1979年，中山县小榄镇菊花展览会开幕，何贤和霍英东应邀一起到小榄参观。

　　 1981年2月底到3月初，同为港澳区全国政协常委的何贤、霍英东，一起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五届十七次会议，并一起出席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就调整国民经济计

　　划和政府工作问题出谋献策。

　　 除了一起捐资兴建番禺宾馆和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外，霍英东和何贤还积极为家乡修桥铺路。1983年初，两人捐资兴建番禺大石大桥。在此之前的1981年8月，两人也共同倡议和资助兴建广州至珠海公路上的四座大桥--沙口大桥、细滘大桥、三洪奇大桥、容奇大桥。

　　 1981年11月底，何贤和霍英东同时应邀上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对加强全国人大常委权力机构作用问题提建议。

　　 1981年12月，他们两人又同时上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霍英东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国家利用外资应该通盘考虑和量力而行，必须多了解投资者背景，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条件和可靠性。他还谈到他和何贤捐资、投资兴建的番禺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说这两个项目的设计施工都是靠国内的力量，设计的完好和建设速度之快都令人满意，故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力量。

　　 一位与霍英东、何贤都十分相熟的人士曾对我说及他们两人的关系：“何生和霍生是很要好的朋友，何生除了好赌以外，各方面都很受人尊敬，他帮过霍生，比如带他回乡下寻根，为霍生回内地投资拉线；但何生经济状况不好时，霍生也帮不少忙，比如他和霍生一起给内地捐赠或投资，他那部分有时是霍生帮他出的，大家关系很好!”

　　 在1978年至1983年，何贤是霍英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走在一起，正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他们同时患上癌症的消息传出，有人称这回他们是“同病相怜”了。

　　 霍英东和何贤虽然“同病相怜”，但最后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 霍、何都是中方的老朋友，过去，中方在港澳的工作，对他们倚重很深。这些年，他们率先回内地投资，为内地的建设出钱出力，更为中方敬重。内地方面得悉他们患上癌症，甚为关切。

　　 据闻，内地方面当时曾建议何贤去北京接受治疗，表示中央和国务院会给予特别关心。但何贤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到美国接受治疗。

　　 何贤到美国治疗后，病情未见好转，后又转回香港治疗。1983年11月15日，何贤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家乡番禺一次。11月24日，何贤在家乡住了10天后，要回香港继续治疗，当经过他和霍英东捐助正在兴建的大石大桥时，泪流满面，舍不得离开家乡。12月6日，何贤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等发来了唁电，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参加何贤的追悼会后，还亲自为他扶灵。

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2)

　　中方建议霍去北京理疗

　　 关于霍英东治病的情况，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提及：“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的申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国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 霍英东曾对我谈及他患病、治病的事，但他所讲的情况却与这段回记录所写的有较大出入。

　　 “当时，我这里有一块东西，我初初认为是鼻咽癌。”霍英东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

　　 “何鸿超是香港治疗癌症方面最有名的专家，我找他检查，原来是患了淋巴癌，同我老窦(老爸)当年患的病症一样。那是1983年5月。接着就在香港做了切除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都是香港最好的医生，一个是陈鸿章，一个是何鸿超，还有一个港大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梁智鸿(立法局议员)的老师，梁智鸿当时也参与手术。切除之后，最关键还是要理疗，理疗得好，病症就不会复发，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就决定到北京进行理疗。”

　　 “去北京理疗，是不是由那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联络和安排的?”我问。

　　 “可能不关他的事，他是1983年7月1日到香港任职的，我8月份就启程去北京接受治疗，但五六月份就已经着手安排好了。

　　 “最初，我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找李振权医生，李振权是国内治疗肿瘤的权威。那时内地的肿瘤医院设施很差，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电梯是没门的，我见到一些纱布与饮茶的杯混在一起，医院的空气很不好。李振权建议我到美国一家肿瘤医院治疗，他说那是美国治疗淋巴癌最权威的医院，他儿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读医学。去哪里治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中方已经帮我联系好北京的医院。”

　　 “你当时打算去哪里医?”

　　 “我也是犹豫的。那时，李振权已帮我在美国那家医院订好床位，约了医生，他总是强调美国的医疗水平高、设备好。何贤那时也去了美国治疗。但我觉得应该尊重中方的意思。他劝我别犹豫了，还是去北京吧，我就决定去北京。”

　　 “其实，决定去北京治疗，除了是尊重中方的意见外，是否也对内地的专家信心足一些?

　　”

　　“不完全是。一个病人，自己去选择医生是很难的。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到美国，当中何鸿燊和我的子女还劝我：‘其它事可以爱国，治病的事不同的，一定要相信科技!’但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听从何生的安排。”

　　 据说，霍英东当时决定不去美国治疗还有这样的考虑：不知美国方面欢迎他的程度，对他是否很友好?

　　祖国救了霍英东一命

　　 “内地方面是不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专家为你治疗?”

　　 “不是的。我是到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理疗的。那间医院搞了10年才开业，我刚去时，几乎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 “北京方面有没有对你特别照顾?”

　　 “没有的。”

　　 “在北京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 “放疗、化疗总共用了一年多时间，六个疗程，每3个月一个疗程，每次做14日，将那些癌细胞杀死，以免复发。每次疗程之后，就要休息，恢复体力。”

　　 “那么，那段时间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 “那一年多时间，可以说是处于半退休状态。那时，白天鹅刚开业，一些活动照样参加，8月到北京，接着9月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在上海那次，很担心出事，我住在锦江饭店，冷气12点关掉，刚睡着就没冷气，很热，全身冒汗，很容易感冒……”

　　 “是不是到那公干，要随身带医生?”

　　 “没有，哪里有医生带?那时没有的。最紧要的是吃多一些蛋白质的东西。理疗很重要，就是要根除，不给复发，一复发就很麻烦。”

　　 “你的病属于晚期还是早期?”

　　 霍英东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话题一转，说：“那时，听说每一千人有一个人有机会患上癌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不幸，自己竟然是这一千人中的唯一一个……”

　　 “化疗期间，你的生理反应大不大，比如有无掉头发?”

　　 “医生给我说，可能会掉头发，我也因此准备了一顶假发，但结果并没有掉……”

　　 当时有人认为霍英东患这种病可能只能捱3至5年，因为这种病往往是隔3年5年或7年就复发。据说给霍英东治疗的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也患了淋巴癌，却医治无效。但霍英东接受治疗已经12年，至今依然无恙，有人说，这和霍英东的身体基础和心境有关。他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基础好，加上对病情想得开，四周走动，不当自己是一个病人。

　　 可能是为了报答内地方面对自己的“救命之恩”，霍英东后来捐赠了848万港元给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并于1987年和王宽诚、胡汉辉等香港富商共同出资塑造一尊“战癌女神”铜像，矗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内，以激励研究人员战胜癌症、造福人类。

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3)

　　 而后，对于内地的医疗事业，霍英东慷慨捐献，比如捐资100万美金，兴建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中心；捐赠2200万港元，兴建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医院门诊大楼；1988年，他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了解到这所很有名望的医院新成立了泌尿外科体外碎石中心，但却缺少先进的体外碎石机，于是主动捐赠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产品HM-4型体外震动波碎石机，价值150万美元。他还捐资2200万港元给广东省人民医院，兴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医疗中心。

　　 对于何贤这位多年的好朋友、近年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不幸病逝，霍英东极之悲痛。1984年11月，在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典礼上，霍英东充满感情地对数千名来宾说：“在庆祝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的日子里，我们十分怀念何贤先生，何贤先生是建筑广珠公路四座大桥的积极倡导者和资助者之一，他生前十分关心和支持四座大桥的建设，可惜在一年前他已离开了我们!”

　　 在北京接受治疗期间，内地的一些医学专家曾建议霍英东坚持冷水浴，说冷水浴对身体有好处。从那以后，霍英东买了一套冷水设备，放在家里。每天上午一起床，他就把游泳池的水温调到摄氏10度左右，在里面游半个小时之后，又到一个水温只有三四度的冰水池里游，跟冬泳并无两样。

　　 至于饮食习惯，则仍然没有改变。凌汉伟介绍说：“饮食方面，他这些年也是一样，从不讲究。白天几乎不吃东西，平时请人吃饭，鱼翅、鲍鱼总是拿给别人吃，他宁愿叫酒家烧两只乳鸽让他带回家，晚上吃宵夜，或者叫家里煮好饭，煎条鱼，等他回家吃，吃饱就睡觉。有时喜欢吃牛肉，就餐餐吃牛肉；有时喜欢吃鱼，就天天吃鱼。改革开放以前，他到内地去，总是自己带炉、带锅，带一些粟米、芋头。现在好了，可以不带锅了，好像到中山、广州，酒店知道他要吃这些，就预先准备好……”

　　 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中华游乐会吃饭。霍英东也在座，但他并没有叫东西吃，只是吃了一些自己携带来的用小纸盒装着的似是麦片的东西。我问他所吃何物，他说：“这些东西，喂猪，猪都不吃，很难吃的，但有些纤维，对肠胃好。人生并不是因为有很多钱，就有很多享受。”

第四十二章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1)

　　1984年，霍英东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投资和捐赠。近10多年来，不少香港巨富纷纷捐款给内地兴办各种事业，如“影视巨富”邵逸夫、“香港超人”李嘉诚等。至于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华人资本家，他作为爱国资本家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在广东架金桥

　　 近10多年来，霍英东可能是在内地最广为人知的香港资本家，有人曾以古诗“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形容他在内地的知名度。霍英东在内地的知名度，除了来自他大举在内地投资办实业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内地的庞大捐资。

　　 1982年，霍英东曾和香港另一富商李兆基等人发起建立以育才树人为宗旨的培华教育基金会，霍英东出任监事一职。为了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10余年来，培华基金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量的教育与培训活动，仅组织赴港考察的干部就数

　　以千人计，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 霍英东自身患癌症之后，有较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思考问题。久而久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似乎突然间大彻大悟起来。这场病给了他最大的启迪是：人活着，就要回馈社会。正如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

　　 “……对人生祸福得失，我不敢说看得很透，‘人生易老，天难老’，‘人寿几何’，能毫无所感?个人生活的需要，老天爷是有尺寸，不能多占多用，不管心里怎样想，生理有个极限，真是‘万顷良田一斗米，千间房屋半张床’，我的胃纳还算不错的了，自问一顿吃

　　不下一斗米。到我这样年纪的人，人世间许多事都看过，今天虽然事业薄有所成，也懂得财

　　富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奋斗积累的结果，从

　　个人来说也希望为桑梓造福，为子孙积德，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向前的。”

　　 有了这个觉悟，霍英东致力祖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心情更加强烈，对钱财问题看得比以前更淡。1984年，他宣布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通过投资和捐赠形式，参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而在此之前，霍英东已经捐了不少钱，在内地兴建了不少项目。

　　 在家乡番禺县，霍英东除了与何贤等人共同捐资建番禺宾馆、大石大桥外，还捐款1000万港元，兴建洛溪大桥。洛溪大桥横跨珠江航道，全长1900多米，是沟通广州市和番禺的主要通道。该桥通车后，广州至番禺县城市桥只需一个小时，比以前减少了一个小时以上。

　　 继大石大桥和洛溪大桥后，霍英东又捐资3000万港元，在番禺县兴建沙湾大桥。为了选好桥址，少占农田，霍英东亲自与专家、技术人员到实地勘探，反复审核设计方案。沙湾大桥举行奠基典礼时，正在北京参加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霍英东，专程赶回家乡参与动工典礼。

　　 在捐资给家乡建大桥期间，霍英东时常回家乡巡视工程进度，检查工程质量。每次回乡，县领导总是陪上陪下，霍英东心里有些不安，他总是劝他们：“你们再这样陪下去，我下次真是不好意思回来了!”

　　 为减少县里的麻烦，有几次，霍英东从香港带一些眉豆和牛扒到番禺，自己煮着吃；后来被县领导发现了，而代之以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霍英东只好摇头苦笑。

　　 霍英东乐于捐资兴建桥梁，是因为他知道珠江三角洲一带河流纵横，陆上交通极不方便，大大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若不修桥铺路，发展经济就无从谈起。用一句内地当今流行的语来说，就是“要致富，先修路。”其实，霍英东关于“路通财通”的思想，在1981年捐建清平街天桥时就得到了验证。

　　 捐资给番禺兴建桥梁之前，霍英东已经在广珠公路上有大动作。以前，他坐车从珠海到广州，150公里左右的路程，却要过四个渡口，耗时7至8个钟头。霍英东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期间，时常行走广珠公路，每每过渡，他都感到极之不便。1981年，他和何贤等人倡议，建设广珠公路上四座大桥。霍英东、何贤用捐赠和低息贷款6000万元的办法，发动建设广珠公路上的四座大桥。1984年四座大桥全部完工、通车，广州至珠海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一半以上。

　　 这四座大桥通车之后，广珠公路上的车流量大大增多，中山市(原为县)境内石岐至古鹤之间的一段宽7米、长41公里的沥青路就显得过于狭窄，影响车辆的畅通。中山市和省有关部门，于是决定对该路段进行扩建和改造。霍英东对此很支持，捐出2000万港元资助。扩建工程于1985年4月动工，1987年6月竣工，路宽15米，分有9米混凝土路面机动车道和6米沥青路面非机动车道，全路段绿化美化，并设有较完善的交通标志和安全设施。

　　 为了表彰霍英东对中山市的慷慨捐赠，中山市人民政府特意在广珠公路三乡镇中山温泉路侧，建立一座英东亭。1989年9月17日，中山市政府为英东亭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 同一天，中山市政府还授予霍英东“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

　　 霍英东在捐资给广东省建桥、铺路时，就向当地政府倡议：借鉴香港等地的做法，过路过桥收费，以路养路，以桥养桥，并筹措兴建新桥路的资金。“以路养路，以桥养桥”办法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为修桥修路赔钱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珠四桥是率先在全国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使路桥建设最早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地方。这一方法在广东省广泛推行后，广东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30年没建成一座桥的番禺，10年间就建成大大小小桥梁近160座，全省同期建桥1000多座，成为中国建桥史上的奇迹。省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大大改善了广东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四十二章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2)

　　两个亿元基金会

　　除了桥梁道路，教育也是霍英东捐资的一个重点。1986年，他出资1亿港元，与国家教育委员会合作，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内地的教育事业。在该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与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霍英东说：“我设立教育基金会是长期性的，其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推动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是重要的，今天的会议，我的孩子也参加了，我要世代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下设一个“青年教师基金”和一个“青年教师奖”。前者主要资助青年学者出国留学，鼓励他们学成回国任教；后者主要是奖励在教学科研上有成果的青年教师。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人可获5000至20000美元。1988年，首届“青年教师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出席了颁奖仪式。

　　 在霍英东捐赠的教育项目中，较大的还有：捐款400万港元，重建广州暨南大学；捐款500万美元，兴建北京师范大学一座两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霍英东教育大楼；捐款兴建广东三水县华侨中学；捐款500万港元，支持“中国中小幼教师基金会”……

　　 霍英东捐款给内地，重点资助三方面：除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外，还有体育事业。

　　 1984年10月1日，是霍英东非常高兴与难忘的日子。那天，正是国庆35周年纪念日。霍英东应邀上北京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隆重盛大的庆祝仪式。他说：“看到许多巨型导弹、新式坦克，固然振奋；当参加奥运的金牌选手经过的时候，我更是激动万分。”

　　 第二天，霍英东还设盛宴，招待洛杉矶奥运会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不久前，他已在洛杉矶目睹中国健儿夺标。今天，再次见到他们，霍英东既觉开心，也倍感自豪。席间，霍英

　　东突然站起来，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说了句简单的话：“我想拿出1亿港元，就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语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 霍英东对体育事业的捐助多不胜数：在番禺捐建体育馆、带看台的田径足球场、游泳场；捐资兴建三水县英东体育馆；捐款与广东云浮县合建东安体育中心；资助改建广东省体育场，迎接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不时奖励一些在世界比赛中夺标的中国体育健儿……

　　 霍英东承认，他捐资给内地是比较偏重于体育事业，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我财力有限，捐献当然有所偏重。我认为体育事业特别重要，没有强壮的体魄就办不成大事业。早些年，在泰国、德黑兰看比赛，看到中国输给别人，很激气，有时连饭都没心思吃。没法想像，为什么民族感情这样深?我觉得，中国人不但要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还应该显示中华民族有能力在人类体能和智慧方面站在前列。”

　　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霍英东对广州中山大学有很深的感情。

　　 中山大学是华南第一高等学府，历史悠久。1983年底，霍英东知道中山大学早就想建一座体育馆，但因资金紧缺而一直无法实现，影响了学生的体育教学和训练，于是决定捐资3500万港元，在中大兴建一座体育馆。1984年11月11日，中大英东体育馆正式奠基。除了委托著名建筑专家佘峻南负责总设计外，他自己也时常亲临中大，了解工程情况。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每周到中大巡视一次。工程施工期间多次出现麻烦，霍英东总是亲临解决。

　　 1988年11月12日，英东体育馆举行落成庆典。该体育馆无论是场地规模，或是系列设施，或是建筑材料，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在国外的高等院校中亦属罕见。之后，霍英东又捐款改建、扩建中大游泳池等体育场地、设施。后来，在霍英东的积极倡议下，国家教委于1990年1月，在中大成立中国内地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 除了捐资兴建、扩建中大的体育设施，霍英东还捐资475万港元，支持中大管理学院酒

　　店管理培训中心的兴建。

　　 或许是对霍英东慷慨捐资的回报，中大后来提名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霍英

　　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 1987年2月7日，授予霍英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仪式在中大礼堂隆重举行，霍英东在颁授学位仪式上，做了题为《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学术演讲，重点介绍了白天鹅自行设计、自行采购施工和自行经营管理的经验，论述了白天鹅是开放、改革、搞活的产物，同时又给改革、开放、搞活以有力的促进。

　　 中大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毫无疑问跟霍英东慷慨捐资给中大有直接联系。但是，客观地说，霍英东并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他已经声名显赫，根本用不着以“银弹”来买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另一方面，以霍英东卓越的商业成就和社会活动能力，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也是当之无愧的。正如香港知名学者马蒙教授所言：“霍英东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得到中山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绝不是罗致。从他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他能获得今日的荣誉，可是实至名归。”

第四十二章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3)

　　 霍英东堪称是一位实干家。无论干什么事情，他总是一件件切实干好，即使是那些捐赠的项目，他从酝酿到规划，从决策到行动，一定躬身过问，事先都要进行严谨、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并非“财大气粗”，把钱捐出来就完事。

　　 有一次，我曾问霍英东：“为什么在内地，每做一件事，你总是亲力亲为?”

　　 他说：“光是捐资不是办法，好像包玉刚，他捐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间饭店，饭店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但建得不像个样子，他家人不高兴，还向邓小平投诉。做一件事要重视效果。捐钱有什么所谓呢?我们起中山温泉宾馆，投资很少钱，但影响很大……”

　　 霍英东经常说：“我有一个个性，就是锲而不舍。做一件事，希望做到最好。”这也正是霍英东凡事皆成的主要原因。

　　 至今为止，不算投资办实业部分在内，霍英东给内地的纯捐款已超过20亿港元。近10多年来，不少海外人士纷纷捐款给内地，如“香港超人”李嘉诚、“影视巨富”邵逸夫，以及银行家何善衡、何添等人，所捐款项都数以亿元计。而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最多捐款的海外资本家。他的慷慨捐赠，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他在内地家喻户晓，使他的香港大亨和爱国资本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 霍英东曾经多次唱这样一首歌：“最是梦萦家国，乡土岂可遗忘?长江黄河富饶大地，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有过光辉岁月，也曾经历苦难创伤。道路从来是迂回曲折，是非荣辱使人明确方向。祖国富强是众所依归，为安定繁荣各尽所长。”

　　 这是霍英东、李兆基、郑裕彤等多位香港商人发起组织的“培华基金会”的会歌——《培华之歌》。这三位香港工商巨子，以及已经病逝的爱国资本家王宽诚、许晋义等人，曾经登台合唱这首寓意深长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正是霍英东这些海外商人爱国爱乡情怀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国内投资或捐款，其实也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和“安定繁荣”。

　　 霍英东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即使是一些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从事海上贸易的真实情况不尽了解，或因观点、角度不同而对他的这段经历有些微词的人，也认同他的爱国情怀。

　　 几年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曾经把国内报刊上一些关于霍英东个人事迹的文章汇编成书出版，书名就叫《爱国爱乡的霍英东》。把“爱国爱乡”四个字冠于霍英东头上，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

　　 霍英东多次主动向我提起他1984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情景。

　　 “那年，正好是建国35周年大庆典。以往，每次参加国庆观礼团，我都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但这次，第一次被安排在楼上。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因科威特王子以及不少国家的贵宾都只是在楼下观礼。庆典开始，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坐在开篷吉普车上检阅三军队列，战车载着中国造的巨型导弹驶过长安街，又看到刚刚从洛杉矶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胸口挂着金牌在我们面前走过……我那时看得很入神，很激动，这时，有一个女记者走到我身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眼泪却流了出来……”霍英东深情地回忆说。

　　 “是不是有什么感触?”我问。

　　 “1977年，我老妈子去世时，我也有很大感触，怎么看不到震霆结婚，就过身了?自己很伤心，但当时都没有哭。但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自然想起‘文革’时内地人民‘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艰苦日子；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去奥运会上拿到金奖，这是零的突破，这也令我想起那么多年来在国际上为中国重返国际体育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又看到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些，都令我感到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力增强了。事实上，那一年，中国的粮食也是大丰收，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大丰收，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想到这一切，内心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那个记者一问我，我就流泪了。那个记者还认为我是见到采访才流泪，其实是看到整个国家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才有这么大的感触。”

　　 “这段往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如果给别人说一个大男人流泪，不是很好听。但是，那时确实是百感交集。我记得，那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在中山温泉，我和他见了面，谈改革开放的事；又在白天鹅宾馆请他吃西餐，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大概内容是要重点发展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离开广州后，他又去了上海考察，不久中央、国务院又宣布沿海14个城市为中国重点开放、发展的城市。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那么大的变化。那时，我还在治病，身体还较差，但看到国家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内心真是好欢喜……”

　　 霍英东多次向我述及这段他“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的往事，当然不是为向外人宣扬、昭示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上述话，既是他蕴藏于心底的家国情怀的一次自然流露，也是他心中一个强烈的信念的强烈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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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1)

　　继1974年解决中国加入亚洲足联的问题之后，霍英东继续充当“中国体育大使”的角色，于国际体坛展开斡旋，最后在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篮联、国际妇联等组织，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震霆与中国台湾代表“扎马”荷兰

　　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到内地捐赠和大举投资办实业外，霍英东还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会籍。

　　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被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由于中国台湾仍然与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关系，故除了亚洲足协等个别体育组织接纳中国为成员外，中国重返大多数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则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让中国取代台湾成为会员之后的事。

　　 1979年10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日本召开大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当时，台湾

　　仍在国际奥委会占一席之位。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则应该取代台湾，重返国际奥委会；若台湾要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就必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要改名、改旗、改歌。

　　 中国的提议被国际奥委会接纳为议案，并付诸表决。结果，提案获得大多数支持，台湾被赶出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了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 消息传来，霍英东欢欣鼓舞。他想：中国既然已经重返国际奥委会，则中国要重返其它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次中国要重返单项体育组织，还是阻力重重。

　　 1980年，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代表香港自行车协会，远赴荷兰参加国际自车协会的年会。会前，两父子已经“密谋”一番，商量如何协助中国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霍震霆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台湾改名“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和“国旗”，同时接纳中国参加国际自行车协会。

　　 霍震霆这次赴荷兰，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因为是他单枪匹马与台湾方面较劲，所以对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 “我和我太太到荷兰，一住下酒店，就有7个台湾特工在那里等候我们，查看我们在酒店登记的资料。其实，每次到外国参加体育组织会议，总是这7个台湾佬和我们周旋，我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吃饭他们也跟着。我现在都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次，霍震霆向我回忆说。

　　 霍震霆又说，每次，这7个人都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国际体育的每一个会，我们都是创始国。”

　　 而每次，霍震霆也总是这样回敬他们：“次次开会，都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假货。我是运动员，来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参加比赛、进行体育交流，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利用体育搞政治。是呵，你们的‘国旗’很漂亮，‘中华民国’的名很好听，但你们的运动员不能到英国、香港……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坚持扯你们的旗，不要坚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这样，明天你们就可以去香港、去英国，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赛。而中国也可以做会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可以在一起……”

　　 正式开会了，台湾方面联合一些支持者，反对霍英东等人起草好的方案。台湾代表发言

　　说，台湾与其它会员是一样的，权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对台湾的歧视。

　　 霍震霆在会上对议案据理力争，极力反驳台湾代表的观点。

　　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 最后对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通过议案，中国得以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而台湾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

　　邀国际足联主席访问北京

　　霍震霆开完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回到香港，霍英东来不及与他好好长谈，就动身到外地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他是以亚洲足协副会长和香港足球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 这次会议，将会对中国加入国际足联的问题进行表决。

　　 自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仍然想方设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奔走呼吁。

　　 法兰克福会议之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应霍英东的邀请访问北京。霍英东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加强沟通，帮助中国解决在国际足联的会籍问题，但那时中国某些部门对他们很冷淡。他们晚上9点钟到北京机场，但没有人接机。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发觉给国际足联方面安排的客房很小，见到霍英东父子住的房间比他们的大些，有点不愉快。在饭店，也没有人陪吃饭，只有霍家父子和他们一起吃冷盘。霍英东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大家开会，国家体委派两个副司长参加，负责接待。谁知，一开会，北京方面就把人家骂了半天，骂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霍英东极之尴尬。后来，副总理陈锡联、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出来会见他们。霍英东还陪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那次北京之行，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2)

　　 阿维兰热当国际足联主席之后，霍英东与他的接触比较多。1976年，霍英东和女儿丽萍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之前，父女俩已到巴西找过新会长阿维兰热。阿维兰热不会讲英语，霍英东的女儿会讲法语，霍和阿就通过丽萍交谈，大家达成一个协议：蒙特利尔会议上用简单多数表决的方法，表决中国的入会问题。但国际足联秘书长亲台，且与阿维兰热关系不是很好。开会时，他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使得由霍英东主持策划、以非洲一个国家名义提出的关于中国入会之议案无法以足够票数通过。

　　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几经周折

　　两年之后，1978年5月，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国际足联也选择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开会。

　　 之前，霍英东为了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在背后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和策划工作。他联合科威特足协代表沙东和来自伊朗的亚足联代表会长ATABAI等人，以伊朗的名义起草了《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及驱蒋提案》，提交阿根廷大会讨论。另外，霍英东又分别在香港与意大利驻港领事MR.PISANI，在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大使ROMUALDO、国际足联副会长MR.FRANCHI(法兰西)、意大利足球总会秘书ANTONIOLI，在巴黎与ADIDAS总裁HORST DASSLER(荷斯)等人会面，向他们游说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 阿根廷会议从上午9点钟开始。谈起那天大会的情况，霍英东回忆道：“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点钟，中间没吃午饭、晚饭，也不喝水，大家激烈辩论，个个精疲力尽、喉干口渴，欧洲代表始终不同意用简单多数表决方式表决议案。那时的政治气候对中国有利，于是阿维兰热下了决心，最后说：‘我认为这件事，并不是开除谁的问题，而是这个位让给谁坐的问题，谁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的问题。’讲完，他按照我们的要求，用简单多数方法举手表决我是亚洲足球联合会的主席，我一举手，一些国家、非洲国家代表纷纷跟着我举手，结果

　　以简单多数通过。这时，一些欧洲代表涌上主席台，抗议这个结果，把事情弄得很大，最后

　　中国入会问题又再一次失败了。阿维兰热当时很不高兴，说什么这样下去他就辞职。他要求

　　大会授权给他，或者执委会授权给他，在两年之内，一定要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 1979年5月，霍英东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75周年纪念及国际足联执委会议。他在会上要求阿维兰热在处理中国入会问题时态度一定要坚决，并且到表决时以简单多数票方式。会上，阿维兰热发表声明：希望能在1980年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且希望下次执委会在中国举行。3个月后，霍英东、霍震霆、朱玲玲就陪阿维兰热率领的国际足联访问团到北京，与中国洽谈中国入会的问题。阿维兰热一行返国途经香港时，霍英东还特意请他们到家里做客。那时，正巧香港足球总会新会址落成，阿维兰热还应邀为新会址主持开幕式。

　　 按阿维兰热所言，1980年内要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加上自己事前已游说不少代表支持，故而霍英东原先也觉得他主持起草的议案会顺利被表决通过。

　　 但几天前的国际自行车协会，仅以一票之差通过中国入会，霍英东由此得知台湾仍然有不少支持者，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国际足联基本上是欧洲人掌权，会议代表也以欧洲人居多，故欧洲代表是各方面都力争的对象。

　　 中国台湾代表向欧洲代表游说，认为台湾方面可以改“中华民国”的名称，但无必要在议案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这一句话。欧洲代表也大多表示同意。

　　 霍英东闻说此事，甚为担心，他很清楚，不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一句，客观上就是仍然承认“两个中国”。他向大会建议：台湾既不能沿用“中华民国”之名，当然也不能沿用以往的“国旗”和“国歌”，这在国际奥委会已有先例，台湾只能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

　　 经霍英东据理力争，欧洲代表也觉得言之有理。最后由国际足联负责人亲自出面，与台湾代表讲清楚，台湾代表无话可说，只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国名”、“国歌”、“国旗”被国际足联修改。

　　 中国加入国际篮联的情况，与加入国际足联的情况甚为相似，也经历了不少风波。霍英东曾为此四出斡旋，纵横捭阖，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霍英东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介绍说，有一次，国际篮球联会秘书长威士特钟士(音译)到香港来，他盛情邀请威士特钟士到家里做客，但对方却说：“你请我吃饭，这没问题。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要叫我把台湾踢出会!”霍英东就说：“好，大家就不要谈台湾问题!”

　　 威士特钟士向来是亲台反共的，但在霍英东等人的游说下，最后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了国际篮联的会籍问题。但台湾方面不甘心，为此策动一些国家的代表，另搞了一个篮球单项的亚洲组织，推举韩国代表为会长，意图与国际篮联对着干。

　　 霍英东闻讯后连忙赶去韩国，向韩国有关人士提出，若要成立这个新组织，必须得到亚洲各国、各地区代表的支持，并须以投票方式表决。韩国方面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接受霍英东的提议，但却要求用通讯投票方式表决。霍英东担心有人会借口收不到票，制造新的麻烦。于是，他亲自出马，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向各地代表游说，并把投票收集起来，直接送往韩国。在一张张反对票面前，韩国方面理屈辞穷，只好放弃这个组织。

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3)

　　中国台湾入禀英国法院告国际羽联

　　霍英东俨然一个“体育大使”，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问题，在世界体坛纵横捭阖。

　　 在国际足联解决中国和台湾的会籍问题后，1981年，霍英东又邀请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的代表到香港来，就这两个国际羽毛球组织谁是谁非、或分或合的问题进行谈判。

　　 其实，这两个国际性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霍英东就是始作俑者。霍英东致力于恢复中国在世界体育组织席位的体育外交风云故事，其过程峰回路转、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而当中最曲折艰难、最精彩的，当是羽毛球方面的经过。以致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讲得滔滔不绝，兴致盎然。

　　 1975年，在中国多次要求加入国际羽联、并驱逐台湾出会被拒绝之后，霍英东就决定效仿周恩来早年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与原来的乒联会对抗的做法，在香港成立新的亚洲羽联，选举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中将为主席，中国代表朱仄为副主席，霍英东为名誉主席，会员包括中国、菲律宾、朝鲜、缅甸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 新的亚洲羽联虽然只是亚洲的羽联组织，但还是对国际羽联构成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霍英东仍继续为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奔走呼吁。1977年5月7日，国际羽联在瑞典马模举行同人大会，会长MOHLIN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把台湾从国际羽联驱逐出去，并且追认前不久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羽联大会上，上届会长WYATT决定中国加入国际羽联的决议。

　　 但中国台湾方面对表决结果不服。由于国际羽联在英国注册，受英国法律监护，台湾方面于是向英国法院申诉，要求英国法院对表决结果做出裁决。中国当时已和英国建交，中国外交部于是向英国表示，若英国法院接受台湾的上诉，判马模会议的决定无效，让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羽联，就是制造“两个中国”；英国方面却答复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不能干涉法院的行为。最后英国法院于1977年7月4日作出裁决，判台湾胜诉，宣布国际羽协的表决结果无效。

　　 7月31日，国际羽联在苏格兰召开执委会。会后，会长MOHLIN打电话到香港给霍英东父子，通告苏格兰会议的决定：接受英国法庭的判决。MOHLIN向霍英东解释说：执委会除作出这个决定外，别无他法，因为若违反法庭之判决，将使国际羽联之各英籍人士无法参与有关活动，而对组织各项国际比赛在技术上亦将会发生困难。

　　在家里成立世界羽联

　　 “中国进入之后再退出，说明中国已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国际羽联。惟一的办法就是另创一个国际组织，与国际羽联对抗。接着，我就和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朋友，包括泰国的春篷中将、马来西亚的郑仁瑞、新加坡的李竞德、中国的朱仄等人，开始商议筹划新组织的事。”霍英东说。

　　 “半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底、1978年初，新的组织世界羽联在香港成立，成立的地点就在我家里，没有任何仪式，出席的各国代表只有10多人。好笑的是，开会成立时，连会长也选不出来，个个都不想当，担心这个新组织搞下不去。我觉得中国代表和我都不适合当会长，应该找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和人士来当。会后我就叫震霆飞去泰国，找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职务。

　　 “世界羽联成立后，总部就设在毕打行我们公司里。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在亚洲羽联的基础上，再拉一些非洲国家加入，成员很少，而且非洲是没有羽毛球运动的，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而国际羽联则不同，老组织很有传统性，欧洲有‘汤姆斯杯’，是最权威的。所以，我们世界羽联搞的一些比赛，赢了，大家也不觉得重要。

　　 “但中国很支持这个新组织，这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我们在杭州、北京、曼谷、香港举办过几次比赛。1979年，在曼谷比赛时，邓小平还去了泰国支持我们这个新组织，并且亲自到场给运动员颁奖。”

　　 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杯葛这个新组织，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的对立，引起了国际体育界人士的关注。印尼、日本、泰国的羽协人士后来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建议双方举行谈判解决分歧。不久，在雅加达世界羽毛球邀请赛举办期间，霍英东、朱仄等人代表世界羽联，赴印尼万隆与国际羽联的代表举行谈判。

　　 “当时，两个组织矛盾很大，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气氛十分紧张。”霍英东回忆说。

　　 “万隆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不欢而散。

　　 而这次，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就是“万隆谈判”的继续。

　　 其实，双方都有意合而为一，因为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举办亚洲乒乓球赛、亚非拉乒乓球赛那样，自行举办羽毛球赛扩大影响，削弱自己的权威；而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历来有权威性、代表性，没有信心与对方竞相争辉。

　　 几天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并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结束分裂局面。

　　 几个月后，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最后宣布合而为一，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多年的纷纷扰扰终于结束。

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4)

　　 不久，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 大约到了1984年、1985年，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设想之后，中国和台湾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才最后彻底解决，并全部统一为：内地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加入，台湾则以中国的地方名义“中华台北”或“中国台北”名称加入。

第四十四章 效力内地 台湾图谋暗杀(1)

　　因为霍英东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驱蒋”，引起台湾的敌视。有一段时间，中国情报部门接获消息：台湾派了3个暗杀小组到香港，准备暗杀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霍英东，但霍英东对此却处之泰然。

　　台湾派人图谋暗杀霍英东

　　 体育往往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外交行为。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国家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 据说，有一段时间，台湾国民党情报部门曾经图谋暗杀霍英东，并且已有实际行动。那是1983年底，内地在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知国民党已派了3个小组到香港来，准备分别暗杀3个人：一个是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另两位是亲共的华人资本家--其中一位就是霍英东。

　　 后来，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也写及此事：

　　 “……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

　　 一次，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交谈时，我曾问及此事。

　　 “那时是否真的有台湾特务过来要暗杀霍生?”

　　 “我们接到情报；我当时还提醒他小心一些，但他似乎并不是很在乎。”

　　 “是什么直接原因，搞到台湾要用这种行动?”

　　 “是体育活动，霍生当时在国际体育界，搞得台湾很狼狈。”

　　 “霍生所做的这一切，是他自动自觉，还是中方授意?”

　　 “是他一个人的行动……”

　　对暗杀传闻处之泰然

　　就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一事，我曾经问过霍英东本人。

　　 “曾听说，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要用一些偏激的方法对付你，有没有这回事?”

　　 “那时是有这种传闻，我无法知道是真是假，我不一定相信。如果台湾真的要杀我，那也……”

　　 “那你有没有特别的防备措施?”

　　 “没，没有，因为我们……”

　　 这件事，我也与霍震霆谈过，我问当时他们有没有特别的防范措施，他答道：“没的……我们对这种事……我和霍生(霍英东)……他在政界、商界、体育界做不少事，但他坚持一条，要保持自己的平衡。如果日日担惊受怕，去哪里也带保镖，做人没什么意思!”

　　 据霍氏集团资深职员凌汉伟先生对我说，台湾方面图谋暗杀霍英东的传闻，不但在香港传开，连内地一些地方也有所闻。他说：“大约是在1983、1984年，霍英东到中山去，中山方面还特别提及此事，并征求随行人员的意见：需不需要给霍生特别保护?对这件事，霍生处之泰然，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防范。”

　　 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霍英东照常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尤其是1984夏季，他更不顾一切，携一家大小前往美国洛杉矶，观看第30届奥运会。霍英东说，这是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后，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捧场。

　　 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连夺15块金牌，异常高兴，他对记者说：“中国的金牌一枚枚增加，我身上的热度也一次次地增高，精神振奋，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 有记者问他：“你贵人事忙，为何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而老远跑到美国来?”霍英东说：“我到洛杉矶来，就是要亲眼看中国选手夺魁的。当国歌高奏，五星红旗升起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末了，他又补充说：“无论来自内地还是台湾的，我都希望他们多夺金牌。”

　　 霍英东这次赴洛杉矶，是否已做好充分的安全防备，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那段时间里，他仍然进进出出，一切如常。

　　从不担心被人绑架

　　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被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派人刺杀，震惊世界。国民党对一些敌对人士采取过激行为的做法，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岛内岛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改变以往的做法。

　　 几年之后，有记者采访跟随霍英东几十年的一位秘书，谈及霍英东为何不曾去过台湾时，这位秘书说：“霍先生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他的儿子霍震霆先生是去过的。他很想去，但也要有机会才行。”记者又问，是否霍英东对国民党有看法?秘书答道：“不是。作为香港商人来说，到哪里也是一样的。”

　　 霍震霆去过两次台湾，一次是去观摩在台湾举行的女子足球赛，另一次是作为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的董事，赴台为公司的一条大货船主持下水仪式。我曾问他：两次到台湾有否担心一些什么?他淡然地说：“没事的。”

第四十四章 效力内地 台湾图谋暗杀(2)

　　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特殊的政治身份，似乎近年内都不可能赴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到台湾这块属于中国的地方走走、看看，我想霍英东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 霍英东对于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他的传闻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传闻呢?还是根本就不畏惧这种暗杀行为?我想，可能这两个原因都有。

　　 事实上，霍英东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的问题，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

　　 “霍生，你是否担心过被人绑架?”我问。

　　 但霍英东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只是说：“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当然不一定用钱，可以用其它办法帮别人……”

　　 “那些匪徒绑架人，往往不是报复、寻仇，而是为了钱财……”我说。

　　 霍英东说：“那也没办法，比如今天山顶公路不通，我不也是一个人坐缆车下山来。”

　　 “有没有被人恐吓过?”

　　 “没有。”

　　 其实，霍英东不担心被绑架之类的事，与他的成长历程有一定的关系。有一次，我和凌汉伟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心里的一些想法。

　　 “对暴力、黑社会这种事，霍生怎么看?”我问凌汉伟。

　　 他答道：“从来没担心过。”

　　 “为什么呢?”

　　 “我觉得，霍英东出身于水上人家，我想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太重要……”

　　 “他身边不少朋友，何贤、何鸿燊、王德辉都出过事，这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 “霍生从小习惯在街头打球，后来又时常带球队到各地比赛，周围跑，他已经习惯了……”

　　 在当今社会，一些有钱人出门，总有保镖跟随，前呼后拥的；相反，贵为超级富豪的霍英东，却总是独来独往。事实上，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霍英东可能是最平民化的一位。别的不说，就说他几乎每天都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中华游乐会虽是一个私人会所，但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到里面锻炼、吃饭，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每天到中华游乐会的有

　　好几百人，而霍英东在那里完全是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 1993年初，霍英东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名义上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因而这两年，他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载着霍英东的轿车行走在路上，前面既有警车开路，后面又有警车护驾，相当有气派。但在香港，他仍然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 一次，闲谈之中，我问霍英东：“这两年，每次到内地有成班人为你护驾，感受如何?”他淡然而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待遇而已。在香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多好!”

第四十五章时过境迁 敢对港英指点(1)

　　虽然受港英歧视的阴影一直没散去，但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与港府的关系已逐渐缓和、改善。进入90年代，处事低调、绝少对港英当局评价的霍英东，在国际场合公开抨击英国、港府，引起广泛关注。

　　王匡指港府官员诽谤霍英东

　　 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周旋于国际体坛，与台湾代表针锋相对，结果与台湾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与此同时，表面上，霍英东与港英政府的关系却似乎有所缓和、改善。

　　 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已逐渐淡出香港商界，也可能是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的实际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经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一番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而在此之前，港英方面不仅对霍英东采取不接触的歧视态度，还处心积虑地封杀他的发展空间。

　　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霍震霆和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应该可以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经有了私交。

　　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经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是，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有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 据霍英东所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经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说：“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

　　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候曾有过几次。此事看来有些蹊跷。港英当局虽然历来认为霍英东的那段经历是“走私”行为，且有备案，但一直没有公开就此表态，那为什么在80年代初翻出“旧账”，其意如何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没有直接回答。

　　放弃独力发展信德中心事出有因

　　应该说，港英方面在那时翻出陈年旧账，是有其意图的。

　　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

　　 可以想像，长期歧视霍英东的港英当局，是不愿看到霍英东在中国政府架构中大放异彩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港府官员在那个时候向新华社官员多次提起霍英东的事，用意可能有两个：一、不希望中国给霍英东那么高的礼遇；二、试探中国对霍英东那段朝鲜战争经历的态度。其中，又以第二点的可能性最大。

　　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之重要，加上中英两国政府官员那时已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有非正式的接触，故而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慎重考虑中方的意见，与中方保持沟通。至于霍英东，港英方面，向新华社官员进行试探，若中方对他们的说法强硬地反对，而对霍英东坚决地支持，他们可能就会因此重新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否则，港英政府继续歧视霍英东，甚至对霍英东有所行动，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 而后，霍英东在中国政权架构中步步高升，并晋身为国家领导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当局，若想动摇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之地位，或想对他有不义之举，那又谈何容易?

　　 至于那个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指霍英东“走私”的前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却已经在1979年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

　　 简悦强之父是东亚银行创办人之一的简东浦，其家族曾有多名成员活跃于香港政坛，故

　　而素有香港“政坛世家”之称。而在英国接受教育、律师出身的简悦强，自1957年晋身立法局，“六七风暴”期间他曾极力支持港英当局武力“镇压”左派工人，并接替亲中的利铭泽成为行政局首席议员。后来，他又两度获英王封爵，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获英王颁授最高荣衔的华人。20世纪70年代，他随港督麦理浩访京后，预知香港主权行将易主，因而退出政坛，从此隐居。

　　 简悦强家族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典型产物。他无奈退休之日，正是他和他效忠的港英政府所歧视的霍英东开始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一退一进，客观上与英国殖民势力逐渐淡出香港紧密相关。

　　 简悦强和霍英东这戏剧性的一退一进，正是时也势也，用广州方言来说，就是：今时已不同往日。

　　 虽则如此，但霍英东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因港英政府歧视而造成的阴影，从1986年他发展信德中心一事就可见一斑。

　　 霍英东先生的一位助手曾经对我透露说：“信德中心本来是他打算一个人搞的，但后来没有把握，于是叫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等人合伙。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没有钱，但觉得风险大，因为港府对他有看法……他并不是对地产没有信心，而是通过海军船坞的拍卖，觉得英国政府歧视他。”

第四十五章时过境迁 敢对港英指点(2)

　　 后来，霍英东也向我证实说：“做生意，不一定要讲赚多少钱，而是要考虑承担的风险有多少。那时，发展信德中心，觉得有风险，就多找几个人，也是为了减少风险、分散风险。”

　　为何盛情接待访问中国的英女皇?

　　1986年10月，英女皇应中国政府之邀访问中国。饶有意味的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香港这一边，霍英东因为担心港英当局对自己实施“迫害”，而放弃一个人独力发展信德中心；广州那一边，他却盛情接待到访的英女皇，表现得很热情。

　　 霍英东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广州时将访问白天鹅后，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间工艺美

　　术厂，订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上面镶印英女皇加冕时的肖像，准备等英女皇访问白天鹅时送给她。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记者事前访问霍英东，看了这件礼品，谁知不慎摔跌在地，礼品破裂了，当时离英女皇到访只有几天时间。

　　霍英东认为英国皇室可能不接受破裂了的礼品，于是即刻要求北京那间工艺厂加班另制作一件，第二天，厂里就送来一件相同的工艺品，但上面镶印的是英女皇近年的照片。等到霍英东与英女皇在白天鹅见面时，他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两件工艺品，指着那件破裂的对英女皇说：“很不好意思，我们原来准备了这件工艺品，但不小心打烂了。现在有两件，请您选择!”英女皇看了一下，笑了笑，就选了那个破裂的。

　　 另外，霍英东为迎接英女皇，特意从香港运来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供女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表现得很热情。此举曾令人感到有些纳闷：英国方面向来对霍英东有看法，且曾对他实施“迫害”，难道霍英东对此并不介怀?

　　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他答道：“英女皇不是政治家，不是首相。她访华是一件大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肯在白天鹅停留，也是对白天鹅的肯定。她作为国家最高元首，我们当然要礼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车队迎宾；而对于白天鹅，也有推广宣传作用，包括布什、尼克松等人来白天鹅住，对宾馆都很有影响。”

　　 “是不是你要求安排英女皇一行到白天鹅停留的?”

　　 “不是，一切都是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安排。我完全是从宾馆立场来考虑。宾馆接待她，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

　　 “你可以出面的……”

　　 “这不好的，当时叶选平省长出面……”

　　 “港英当局对你一直不太友好，你对英国没有怨言，不介怀?”

　　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事而作出某些表示……但她访问，是一件大事。”

　　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到霍英东的性格和处世原则：不计前嫌，眼光向前，处处以大局为重。

　　对英国政府的赞赞弹弹

　　可能是因为其性格不爱评价别人和世事，也可能是因为向来因港英歧视自己而有所顾虑，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霍英东绝少对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说三道四、指长品短；但是，踏进20世纪90年代，霍英东却一改以往作风，多次公开评价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或赞或弹，大胆直言。

　　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他说：“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很多新的重要情况和变化，这些现象使我们眼花缭乱，‘直选’、‘跛脚鸭’、‘北京的干预’、‘迁册’、‘玫瑰园’、‘越南难民’、‘公务人员请愿’、‘兴建新机场’……我们看不透这些事情，无所适从，香港市民过去一直为口奔驰，平日埋头于生活，对政治是冷感的，把希望寄托于好人政府，现在面对一大堆新的问题，怎能不惶惑?”

　　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的，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

　　 到此，霍英东又为中国政府辩护，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跨越‘九七’的大事，无论好好坏坏，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使他们了解，要他们支持，北京过问是公道的。”

　　 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辞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霍英东指出，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港英政府“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对于彭定康在香港加速推行“民主的政策”，霍英东批评说：“香港什么时候有过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号，生出种种奇怪的事端：政制大变，立法局要揽权，新界传统的村庄又忽然发起女权运动。”

第四十五章时过境迁 敢对港英指点(3)

　　 对于港府近年推行的高地价政策，他也不以为然：“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使房地产10年间升值10倍最成大害。现在，较好的商业铺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铺，1英尺也要几十元的租金，所得的利润几乎尽付于租项，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飚升，失业猛增，7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瑞兴要亏本，南联搬入鹤山，不少大集团在迁册或变相迁册。香港的竞争力迅速减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击，百业呆滞，购物天堂渐失去其优异地位。借款供楼的小业主，更是苦不堪言。”

　　 对港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抨击一番后，霍英东转而批评港府破坏香港的环境：“环境问题亦如此。机场问题、公路问题、码头问题、港口问题，维多利亚港已经变成维多利亚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计划。总之，破坏性的‘发展’到处可见。而这一切，观察家说，还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处于这种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后的日子里究竟想做什么?”

　　 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

　　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

　　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

　　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

　　 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

第四十六章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1)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大萧条时，霍英东竟然逆流而上，注入巨资于濒临清盘的“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此举引致众多猜测，有人认为具有政治背景。

　　而霍英东后来也承认他只是代理人而已。

　　董氏航运王国濒临清盘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最初几年，霍英东可以算是投资内地战意最勇的香港商人；至于在香港的生意，他基本上是只守不攻，业绩乏陈，与在内地的进取表现形成强烈对比。

　　 客观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霍英东虽然在内地大举投资，且利润率很高，但实际上所赚到的钱极之有限；反观香港，这段期间地产和股市曾几度大起大落，不少人抓住机会，钱财一动，就赚得钵满盘满。

　　 对于霍英东错失了多次香港地产和股市大升浪的机会，霍震霆曾为父亲辩护说：“做生意不要企望太多，可能好多人在升市时赚的多，一个波浪又没有了。这些年我们只守不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太大压力，另外我爸爸早年开始做生意，当时风潮上落好大，形成他做生意作风稳健，所以在多个风潮中都能保持下去。”

　　 但是，素以作风稳健而著称于港澳工商界的霍英东，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走向萧条之时，竟然逆流而上，斥巨资注入一间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其一反常规和出人意表的行为，一时间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

　　 这家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就是“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办的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

　　 董浩云是浙江宁波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海运业。30年代中期，他力主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将当时全国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合并，以期与外资航运公司和专营海运业的公营招商局抗衡。几经筹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1941年3月于香港注册成立。此后，该公司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民营航船统一调配，加强经营定期航线。而董浩云在中国民营航运业的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 1946年8月，董浩云又在中国内地成立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欧洲远洋货运业务。1947年8月，他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1949年底，董浩云把中国航运公司和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60年代，世界航运业出现空前繁荣，董浩云的船队迅速扩充，形成一个庞大的航业王国，而董浩云也因此名扬四海，被誉为“香港船王”，与他的浙江老乡包玉刚，同时称雄于世界海运业。1973年，董浩云创办的另一间公司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趁势在香港挂牌上市。

　　 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董浩云退休，其子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主席；1981年，董浩云病逝，“东方海外”的营业溢利也大幅度下挫。此时正值世界航运业大衰退，除了包玉刚非常成功地“登陆”之外，世界绝大多数的航运公司都逃避不了世界航运业大衰退、大萧条的冲击。

　　 “东方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项错误决策，也加速了它的困境来临。1980年4月，“东方海外”动用26亿港元，收购英国一家大型的轮船公司，以致日后形势转坏时，本身的负担和责任加重；1982年，“东方海外”增资，用以收购董氏私人机构的公司，并且发行大量累积优先股，该行动估计给“东方海外”带来约16亿港元以上的债项。

　　 1985年9月2日，董氏家族向外界宣布“东方海外”负债15亿美元，且自动停止在交易所报价买卖，以谋求重整债务结构。

　　 董氏家族陷入财政困境，把已经在香港“冬眠”20年的霍英东，再次推到香港经济的大风浪之中。

　　扮演“白武士”注入巨资

　　在宣布“东方海外”停牌之前，董氏家族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以求改进公司的债务，例如在1984年出售租约到期的油轮，减少自置船舶的数量，分散投资，但这些行动对公司财务状况无任何改善。而在停牌之后，董氏家族也多番与其债务银行商议，重整债务结构，以期渡过难关。汇丰银行作为“东方海外”的债权人，不希望“东方海外”因财政问题而无法偿还其它债项，以致其他债权人拒绝继续支持它而导致“东方海外”倒闭，于是同意给予“东方海外”一笔有抵押备用信贷，数额不少于38亿港元，其中先将12亿元存入“东方海外”户口，余款在“东方海外”需要时分两期提取。

　　 虽然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但由于债务过大，东方海外重组债务结构仍然困难重重，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和董氏家族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在1986年3月达成基本的投资协议。14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霍英东将投资1.2亿美元(折合港币9.36亿元)于董氏集团所属的新造船公司及货柜业务的新公司。

　　 联合声明称，董氏集团目前正在进行财务重整，重整计划将会向其债权人和股东提出，以求核准；霍英东注入的1.2亿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投入一家新造船公司，另1亿美元投入一家新货柜运输公司。新造船公司和新货柜运输公司是指那些将会成立、并将成为重组后的董氏集团重要部分的公司，前者拥有正在建造但未付货的新船，后者则是新货柜运输集团的核

第四十六章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2)

　　心。这两项投资，将构成该两公司大比数之少数股东权益。

　　 另外，声明还特别强调，霍英东的投资以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为先决条件，新资金的投入，将完全以正常的商务条件为基础，用来加强重整后的营运；而霍英东将不承担任何重整前的债务和责任，董氏集团主席仍然由现任主席董建华担任，由他继续主持业务，领导该集团。

　　资金背景引来种种猜疑

　　这份联合声明一公开发表，即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传媒记者致电霍家，但找不到霍英东，原来声明发表那天，他正在杭州公干。

　　 霍英东的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东方海外”债台高筑，且世界航运业并不见复兴迹象，把巨资在这个时候投进去，可以说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与霍英东向来的稳健作风大相径庭。

　　 联合声明说：“霍英东有鉴于目前航运业历史性之最低潮，认为此乃投资该行业的良好时机，并认为董氏集团在该行业处于领导地位，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国际商务关系。霍英东相信董氏集团在航运业复生时一定会获利，因而该项投资将会取得满意的报酬。”

　　 而董氏集团也认为：“霍英东先生之投资，充分显示了霍英东先生对航运业及对董氏集团经营此行业的信心。”

　　 双方都强调该项投资，纯粹是一项商业行为。但由于世界航运业前景极之不明朗，而董氏集团的财务状况又非常恶劣，故霍英东的投资理由很难令人置信；更主要的，由于霍英东与中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令人不能不联想到该项投资是否有“政治色彩”。

　　 霍英东拥有的公司大多属私人公司，并未挂牌上市，故外人很难准确估算他的家底有多少。如今，他一下子拿出1.2亿美元，令人觉得他拥有的财富“深不可测”。那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不久，中方不断强调会极力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于是，有股评家指出，霍英东可能是北京方面的“代理人”，其背后的资金来自中国，此举是为了“托市”，以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 另一方面，由于董氏集团历史上与台湾方面有过密切联系，且当时其在台湾有一间附属公司，在台湾注册，属下有6艘船挂“中华民国”旗；于是，又有人指霍英东此时斥巨资注入董氏，不排除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 在霍英东与董氏发表联合声明的第二天，路透社从台北发出了一则报道，透露台湾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报道说，当记者问及台湾方面会否因此而有任何行动抵制董氏集团在台湾的附属公司时，台北政府“副交通部长”朱丁古(译音)说，由于事情仍在研究，暂时未能发表意见。台湾航运界人士透露，台湾官方14日已就霍英东注资一事询问董氏集团，如果官方认为今次的注资是商业行动，那便简单，若涉及政治成份，问题便会很复杂。

　　曾一度与董浩云合谋发展货柜码头

　　霍英东为何介入“东方海外事件”，其注入的资金是否如外界所说来自中方呢?

　　 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六七次反复问霍英东，但霍英东不是避而不谈，就是以不方便为理由不肯透露详情，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对我所谈的，就只有以下这些：

　　 “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可能不应该讲，要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因为‘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在台湾注册。中方支持……这个问题迟些再答复你。”

　　 “当时，重整财务，牵涉资金相当大，主要牵涉到很多间银行。他们重整财务，搞得很成功。至于资金来源，我应该问他……”霍英东说的这个“他”，可能是指董建华。

　　 董建华是董浩云的长子，他1937年生于上海，后随父亲到台湾、香港，曾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1981年，董浩云病逝，董建华从此独力掌管家族商业王国，并经历了董氏集团所遇到的惊涛骇浪。1992年底，彭定康就任港督后，重组行政局，董建华应邀入局；第二年的年初，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到了1995年底，香港传媒更盛传他是首届香港行政长官。

　　 后来，霍震霆也对我谈过这个问题：“‘东方海外’主要是资金周转问题，内地银行都支持，我们参与，帮助渡过难关。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 虽然霍家父子所透露的只有这些，但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那1.2亿美元并不是霍英东的钱，而是来自内地的银行，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 1996年3月，我再次就“东方海外”的问题追问霍英东，但霍英东还是不愿透露其中的详情，只是说：“这件事，道义上要保密。不久前，我到北京，曾经征求过交通部黄镇东部长的意见，但他也是认为暂时不应公开其中的详情，尤其是这个时候。”

　　 霍英东的这番话透露了一个事实：当年支持董建华重建财务的，就是中国交通部。那么，这可能与交通部属下的驻港企业——“招商局”有联系，因为“招商局”的主要业务也和“东方海外”一样，经营海运业；且“招商局”又在香港注册，以香港为基地，它出资支持，自然方便。

第四十六章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3)

　　 虽就霍英东本身并没有动用自己的资金，注入“东方海外”，但由于：“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问题，而霍英东的身份很特别，与台湾关系向来又较为紧张，那他为什么还是答应充当代理人角色呢?有一点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可能是出于友情的考虑，因为他与“东方海外”的创办人董浩云早年是很好的朋友。

　　 霍英东不愿谈注资“东方海外”的事，但有一次，他却兴致一来，主动向我讲述他和董浩云的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以及两人多年的交往。

　　 “我和董浩云的关系很微妙，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是巧，六几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坐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很是有缘分。

　　 “好像是1968、1969年，我和董浩云有兴趣合作在香港发展货柜码头。那时，货柜运输

　　在全世界刚刚兴起。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

　　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那时，最大的货柜码头，我们中标，码头在葵涌，即现在的一、二、三、四号码头。后来，香港政府要我们担保，每年至少有20万个箱，但当时全香港也没20万个箱，我们要有船停泊才行，董浩云的船要改装才行，那时货柜运输全世界没人相信能成功。后来就放弃了。之后，货柜运输发展很快，全世界都要搞货柜港口……”

　　 正由于与董浩云有这样的交往，所以历来对朋友很讲情义、乐于帮人的霍英东，在董氏集团出现财政危机时，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是不足为奇的。

　　 虽然霍英东的这项投资，先决条件是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但是霍英东的介入，无疑给一些怀疑董氏集团难以支撑下去的投资者打了一支“强心针”，有助董氏集团之财务重组顺利完成。

　　 经过多年的努力，董氏家族私有的金山船务公司于1990年清偿所有债务，而东方海外亦于1992年宣告渡过艰难债务重整时期，并且于1994年有近1亿港元的盈利。

　　 不少报章都说霍英东仍透过他所持有30%股权的董氏信托，持有东方海外75%的权益。但真实的情况是，早几年，霍英东就已经把自己持有的东方海外股权全部卖回给董建华。

第四十七章建贵宾楼 支持北京亚运(1)

　　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霍英东非常高兴。他主动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游馆；又投资2.3亿多港元，在北京城内兴建高级酒店——贵宾楼。亚运会在北京开幕后，他撰文说：“我有幸亲眼看到气势宏伟的亚运会开幕仪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捐款1亿建亚运游泳馆

　　 霍英东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爱好者，多年来，他活跃于亚洲体坛，为亚洲的体育事业倾尽全力，贡献很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慷慨捐赠，尽心尽力，饮誉神州，广为中国老百姓津津乐道。

　　 1984年9月，第8届亚洲足球锦标赛在广州举行预赛，参赛队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全部住在白天鹅宾馆，其住宿费用几十万元全由霍英东独力承付。预赛期间，霍英东也住在白天鹅，他特别交代酒店负责人，要尽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尤其要让中国的“国脚”吃好、住好、休息好。

　　 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让霍英东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 有一次，亚洲女子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女足以10比0大胜马来西亚队，霍英东看完比赛，逢人就说：“中国女队大胜使我非常高兴。过去在香港看球赛，常常看到中国队输波(输球)，而今大不相同了。”兴奋之下，霍英东提出让全世界的“女脚”也来一次大赛，好让中国“女脚”再显威风。

　　 在霍英东的力促下，第1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终于在1991年于广州成功举行。他还为这届女子足球赛开球。

　　 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举行前夕，霍英东捐出200多万港元，声明将这笔款项奖励给在奥运会上夺标的运动员，以鼓励中国体育健儿创造好成绩。奥运期间，他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汉城，到现场观看比赛。看到中国体育健儿夺标，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熟悉的

　　国歌在耳畔回响，霍英东异常高兴。

　　 每次到国外观看世界性的体育比赛，霍英东总是对自己说：“如果一些国际性的运动会，如亚运会、奥运会，能在我们国家举行就好!”

　　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取得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主办权；之后，北京市开始筹建亚运村工程，该工程规模浩大，耗资巨大，前所未有，一开始就出现资金紧缺。

　　 中国主办亚运会，这是霍英东多年的愿望，如今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他非常高兴。当北京筹建亚运村的消息传来，霍英东主动宣布，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里的游泳馆。

　　 一年之后，一座气势雄伟的英东游泳馆就屹立在亚运村。在建成之时，英东游泳馆是亚

　　洲最大的游泳馆，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有6000多个观众席。馆内有国际标准的游泳池、跳水池、放松池等一系列泳池，比赛泳池底下还装有摄影、灯光和音响设备，并且配备保持水质洁净无菌的全自动水循环系统。

　　 1989年春，邓小平、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到亚运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北京市领导向邓小平等人介绍亚运村的工程进度，当提到霍英东捐款1亿港元与建一座游泳馆时，邓小平顺着手势望过去，见到气势恢宏的英东游泳馆，频频点头称好。

　　 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基金会为此给霍英东颁发特级荣誉证书。霍英东接受证书时，简单说了一句：亚运会将是中国体坛最大的盛会，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为此出点力。

　　贵宾楼成为北京市又一景观

　　除了捐资兴建体育馆，霍英东为配合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还在北京城内兴建一家高级酒店——贵宾楼。

　　 贵宾楼是霍英东和北京市合资兴建，霍出资2.3亿多港元。贵宾楼坐落在天安门城楼的左侧，其左边紧挨着著名的北京饭店。由于地理位置特别，建筑师在设计时，遵循这样的原则：外观与天安门、故宫这些传统建筑物庄重的基调相和谐，高度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结果，贵宾楼只建到第10层，拔地39米。

　　 贵宾楼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酒店，客房里清一色花梨木明清式家具，电视机、冰箱这些现代化的电器全部放在传统的雕花木门的明式大座柜；二楼大厅，有一堵赫红色宫墙，原是皇城真迹，但设计师不仅没有把它拆除，还把它作贵宾楼的一部分，客人坐在厅中用餐饮茶，仿佛置身宫庭之中；二楼巧设一座室内花园，景观取材于圆明园的一处园林；而用作会议室之用的紫金厅，外形酷似故宫的“坤宁宫”。

　　 霍英东把酒店命名为贵宾楼，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每一个到这里入住的客人，都是我们的贵宾。而他刻意把酒店建成传统中国风格的皇宫式建筑物，则是想让世界各地游客能从中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

　　 在贵宾楼兴建过程中，霍英东每隔两周就飞来北京一次，检查工程质量，巡视工程进

　　度。

　　 1989年5月，贵宾楼正式开张。这座美轮美奂的皇宫式酒店，与周围的皇城景致融为一体，成为北京市的又一景观。

　　 接待亚洲各地前来参观北京亚运会的嘉宾，是霍英东兴建贵宾楼的初衷。贵宾楼开张后，霍英东每次住进贵宾楼，总要逐个房间、逐个角落巡视一番。亚运会开幕前夕，他提前到北京，在贵宾楼一转就是9个小时，直到深夜才回房间休息。他还想出一个点子，“准备每一种房间都住一夜，不住看不出毛病，我要让每一个客人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安全、舒适。”

第四十七章建贵宾楼 支持北京亚运(2)

　　 在亚运会期间，贵宾楼果然大派用场。这座只有217套客房的酒店，被亚运会组委会租下了190套，亚奥理事会的理事、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包括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特邀的王子、公主、殿下、总理、市长们，总共178位贵宾全都住在这里，亚奥理事会执行会议也在贵宾楼召开。

　　 继贵宾楼之后，霍英东又分别投资4700万港元和3000万港元，兴建北京首都宾馆和珠海宾馆贵宾楼。

　　撰文谈亚运会观感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霍英东在主席台观看了开幕式。作为一个长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而奔走呼吁、倾尽全力的海外爱国资本家，看到亚运会终于在祖国的首都举行，霍英东兴奋莫名。当天，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欣然提笔，为报纸写了一篇短文《梦想终于成了现实》，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

　　 “我有幸亲眼观看了气势宏伟的亚运会开幕仪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旧时代的‘东亚病夫’，现在已有能力承办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运动会。亚运会已成为国际体坛上的仅次于奥运会的一项盛会，这是亚洲人自己创办、自己管理、自己组织的运动会。而这次又是由中国担任东道国，这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 “盘古以来炎黄子孙在自己国土上主办国际性的大型亚运会，这还是第一次，更值得珍视的是海峡两岸首次同时派代表团参赛，港、澳选手将代表港澳地区在赛场一显身手，而澳门又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们创造的成绩和金牌将属于全体炎黄子孙。世界人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体育大国在崛起，也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崛起。我们海外游子怎能不为此激动，怎能不为我们的民族感到骄傲呢!……

　　 “第11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得以顺利召开，倾注了无数人的心血，体育事业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希望通过亚运会，真正达到团结、友谊、进步这一目的，同时，也希望借此向亚洲各国人民展现我国内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风貌，并通过体育的发展带动中华民族大业的振兴，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与杨尚昆、阿维兰热谈足球

　　北京亚运会之后，霍英东的名字更广为人知，他热爱体育事业的爱国商人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他，仍然像一个“体育大使”一样，活跃于体坛。

　　 1991年2月，霍英东应黑龙江省邀请，第一次到东北，参加第7届全国冬运会开幕式，并观看了多场冰雪比赛。对于黑龙江的体育事业，霍英东寄予厚望：“我国冰雪体育健儿主要出自黑龙江和吉林。这次短跑道速滑500米超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王秀兰，就是黑龙江的。亚布力的滑雪也是世界水平的。但黑龙江体育还应该冲出冰雪，向更多的项目发展。南方人称东北人为‘关东大汉’，发展体育有这个好条件。在第11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的第一个拳击冠军不也是黑龙江人吗?这说明黑龙江省在体育方面有潜力。”

　　 3月，霍英东在广东省、肇庆市官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肇庆星湖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场，探望正在训练中的准备参加1992年西班牙奥运会的中国赛艇队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并视察了训练码头和船库。

　　 11月18日，霍英东出席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开幕式后，就陪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到北京参观访问。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分别会见了他们。

　　 “中国现在的足球运动水平不高，是不是说明现行的中国足球体制还不行?”宾主刚落座，杨尚昆便与他们谈论起中国的足球。

　　 阿维兰热：“会提高的!”

　　 杨尚昆：“是不是中国的足球体制不行?”

　　 阿维兰热：“不。”

　　 杨尚昆：“那么是训练得不好?”

　　 阿维兰热：“应该说，中国队是训练有素的，踢球特别注重要灵巧，这一点，中国人已经在其他运动项目上充分表现出来了。”

　　 杨尚昆：“为什么90分钟后再加时，运动员就跑不动了?”

　　 阿维兰热：“中国队应该加强体力训练的强度。”

　　 杨尚昆：“在加强训练方面，霍英东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这次女足第一场比赛，中国队踢得不错。”

　　 霍英东：“中国的足球水平要提高，一定要在少年中开展小足球运动。”他列举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球星，从“球王”贝利，到香港老一代名将李惠堂、现代的黄文伟，以及中国的容志行等等，无不是从踢小足球开始的。

　　 杨尚昆和阿维兰热点头称是。霍英东又说：“我在中国不少地方看到一些少年踢小足球，他们踢小足球，可以不穿鞋，也不要大场地，很容易普及。练好基本功，长大了踢大场就好办了。”

　　 阿维兰热说，从1975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后，已经来中国10多次了，但每次来都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表示相信，中国的体育运动是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 1992年，霍英东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看第20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比赛。这次，中国队共获得16枚金牌，名列第四。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扬威巴塞罗那，极为高兴。中国队归国后，霍英东在沙宣道的豪宅设盛宴，招待全体运动员，并向金牌选手每人馈赠一枚重达一公斤的纯金金牌，鼓励他们继续为祖国争光。

第四十七章建贵宾楼 支持北京亚运(3)

　　 自北京成功申办亚运会后，霍英东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奥林匹克运动会有那么一天能在中国举行。

　　 那时，霍英东希望北京申办奥运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说：“1989年年底，江泽民参加一个孔子基金会，我也参加，感觉到气氛不太好，总有一些阴影。1990年亚运会期间，我特别留意，14天没发生过任何事，那时，整个北京很有秩序、很清洁，人变得有礼貌，来宾反映也不错，我从中觉得恢复国家形象很重要。我想，申办奥运会是一个好的办法，对国家的经济、城市建设、精神面貌都有推动作用。日本1964年、韩国1988年办奥运，经济迅速起飞……”

　　 1991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从此，霍英东又再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吁。

第四十八章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1)

　　为了使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父子协助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执委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甚至答应捐资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决战时刻，霍英东亲赴蒙地卡罗，本来对北京成功很乐观，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有人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自杀。

　　允诺捐资给非洲体育基金会

　　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愿望之一。

　　 1992年，霍英东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摩第20届奥运会。期间，他宣布：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他将出资捐建一座可容10万人的奥运会主会场。建一个主会场，所需资金约10亿港元。

　　 霍英东虽然不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成员，但事实上，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英东都参与其中，在北京申办奥运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他，连他儿子霍震霆也是其中的一位重要的成员，出任北京申办委员会香港联络处的主任。当时，他还是香港奥委会副主席，与霍英东一样，同是国际体坛的知名人士。

　　 北京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由于他是香港人，地位超然，于是成了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那段时间，霍英东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争取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

　　 霍英东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朋友，大约在1980年，霍英东曾经在沙宣道的私邸，宴请萨马兰奇等人。之后，萨马兰奇太太多次来香港，震霆夫妇都陪她四处游玩，私交很深。这次北京申办奥运会，霍英东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正好萨马兰奇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霍英东就捐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作为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费用。

　　 霍英东曾向我谈及不少关于他参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情况。

　　 “你跟多少个国际奥委会执委当面谈过?”我问霍英东。

　　 他答道：“跟一些人见过面，但主要还是震霆与他们见面多一些。”

　　 “你跟他们见面时，是怎样游说的?”

　　 “根本上，在每一个场合，对每一个有关的人，我都是讲这样的大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的大事，中国经济若搞不好，10亿人的生活解决不了，世界也会受影响。支持中国办奥运会，其实就是支持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英国已办过，澳洲也办过……要记住一条：奥运会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非常重要!’”

　　 “有没有执委向你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

　　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都有送东西、送礼物的。各国的情况不一样，比如欧洲的委员，个个都有自己的资源。但非洲的委员，没有一些承诺……他们到杭州游玩，震霆去见他们，他们到香港，我们也接待他们。将近100个委员，经常来内地、香港……非洲的票很重要，他们个个互相指责，说收人家的钱……”

　　 “事实上有没有给他们送钱?”

　　 “没的。那时，非洲打算成立一个体育基金，找震霆当这个基金会的会长。筹备大会震霆参加，并答应若北京申办成功，就通过这个基金，捐助一些钱。”

　　 后来，我又向震霆了解有关的情况，他介绍说：“我当时有个想法，若北京申办成功，我就向北京方面申请一两个项目在香港搞，比如风帆和赛马，这个单项香港是有条件搞的……”

　　 “你和不少国际奥运会执委见过面，你是怎样游说他们支持北京的?”

　　 “我一般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场讲话。我对他们说，‘九七’之后3年就是奥运会。对于香港前途，世界有两个讲法：一是说香港日落西斜，一是说‘九七’是下个世纪的开始。我想，如果奥运会2000年在北京举办，那第二天起，世界体育界、新闻媒体都会来北京、香港，趁机会看看‘九七’是日落西斜，还是下世纪的开始……”

　　 至于这些委员有无向霍震霆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呢?他说：“情况很复杂。比如一个非

　　洲委员对我说：‘实际一些!’但我认为实际些不一定有用的。因为这些人可能吃几家茶饭，当面说支持，谁知背后怎样?因为他们投的是暗票，没人知道是否支持的。”

　　 除了背后的游说工作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参加一些声援北京申办奥运的公开活动，为北京造声势。

　　邀请中国运动员夜游地中海

　　经各方努力，到了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成数增加，不少人都认为北京会击败柏林、悉尼等对手，成功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 1993年6月，霍英东作为贵宾应邀出席在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新馆开馆仪式。为感谢霍先生的特殊贡献，萨马兰奇把在这次活动中使用的一支奥林匹克火炬赠给霍英东。

　　 霍英东参加了这次活动之后赶到北京，把这支有纪念意义的奥林匹克火炬又转赠给北京市长。当时，他兴奋地对北京市负责人说：“萨马兰奇把这支奥林匹克火炬送给我们，这是北京成功的征兆!”

　　 两个多月后，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地卡罗，为北京申办奥运做最后的努力。

第四十八章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2)

　　 当时，英国首相、澳洲总理亲自出马，为各自的申办城市造声势，进行最后的游说工作。中国出动的最高官员只是副总理级的李岚清。

　　 “为什么中国不派出更高的官员到蒙地卡罗?”我问。

　　 霍英东说：“江泽民总书记出面不一定很好。那时，我们每做一件事，比如找人、送礼，很小心，怕影响申办成功。”

　　 霍英东一直相信北京能够一举成功。

　　 19日晚上，在蒙地卡罗，霍英东父子招待香港和内地一些记者，以及申办代表团13位运动员，乘“勇敢的天鹅”号游艇，夜游地中海。在船上，霍英东兴致很高，畅谈北京申办奥运的形势。

　　 霍英东肯定地说：“我始终看好北京。直到现在，这个信念完全不变。这个信念是在公平竞争之下，有根据和科学的分析，等待揭晓之日，我便会详细向大家解释预测原因何在。”霍英东笑称：“我在随北京代表团乘坐专机来摩纳哥之前是有点儿压力，不过，我没有买好回香港的机票。”

　　 霍英东又说：“我希望捐出可供开幕的10万人场馆的诺言可以实现。我预感我已要捐

　　出，是好先兆。”

　　 在航程中，霍英东一反以往严肃、不苟言谈的常态，谈笑风生，游艇上不断传出欢声笑语。

　　 第二天，霍英东又设晚宴，招待中国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和一些记者，其中有邓亚萍、李宁、张山、伏明霞、陆莉、熊倪、黄志红、李小双、王义夫、许海峰这些世界顶尖级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与霍英东都很熟，所以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活跃。

　　 霍英东对运动员从小训练的过程深感兴趣，频频问他们小时候怎样锻炼。当问到“乒乓球皇后”邓亚萍时，邓亚萍介绍说，她小时都是一个人拿着球拍，对着家里的天花板或墙壁

　　练乒乓球。霍英东不解地问：“为何不在台上练?”邓亚萍快人快语，冲口而出：“我住的

　　房子没有霍先生住得那么大嘛!”惹来一场笑声。

　　 有意思的是，当侍应生把炒饭端上桌后，大家都认为菜已上完，吃完炒饭，运动员和体育记者就陆续离场。这时，却又有几道菜陆续出场，霍英东连忙叫人把已经离开餐馆的运动员请回来，运动员去而复返，频频对霍英东说“对不起”，而霍英东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这时，有一个记者爆出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餐饭分上、下半场举行，很像踢足球中场休息。可能霍老板素来热爱足球，吃一顿饭也甚有踢足球的特色。”此话一出，又惹来满席欢笑。

　　萨马兰奇夫妇两度宴请

　　这边厢，霍英东等人轻轻松松、高高兴兴游地中海、吃饭，那边厢，各个代表团却短兵相接，做最后的决战。其实，霍英东与运动员、记者相聚，只是忙里偷闲。那几天，他仍然忙于向一些执委游说……

　　 “那几天，有没有跟萨马兰奇谈过?”我问。

　　 霍英东说：“有的。投票前一两天，一些国王、王子请萨马兰奇吃饭，他都没去。他也没有请各个代表团团长，包括马卓安、李岚清。但是，投票前一天，他却说要请我吃早餐。我有些尴尬，因为他只请我一个人，没有请李岚清他们，他们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我不知道怎样办，就问何振梁(当时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体委负责人之一)，何振梁说：‘没可能，我们9点钟开会，他怎么有时间和你吃早餐。可能是大家见见面，握握手而已。’我还是依时赴会，和他一起吃早餐，后来何振梁也来作陪。”

　　 “你们谈了一些什么?”

　　 “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跟他讲的也是那套大道理，说支持北京，就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世界发展与和平……我有些顾虑，他特别请我一个人，不知道别人会怎样看。”

　　 “他请你吃早餐，是出于私交，老朋聚会，还是传递什么信息?”

　　 “他应该是没票的。但有无影响力?当然有。他一直是中国的朋友，中国恢复奥林匹克席位，他帮了不少忙。他对澳洲基本上是没感情的。我当时问他：‘如果中国和其它城市得票相同时，作为主席，你怎样决定?’他没有正面回答。”

　　 当天中午，萨马兰奇的太太又邀请霍英东赴午餐，但这次，对方要求霍英东转请两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赴宴。

　　 “中国代表团在这里，她不亲自请，要我转请，我觉得不好意思。请谁呢?是请团长，还

　　是其他人?我感到难为情，于是一个人赴宴。席间，我讲的还是那一套……”

　　 对于北京申办奥运，霍英东一直很看好，但到了投票的前两天，他感觉到有些不妙：“那时，各个有权投票的执委，突然间收到世界人权组织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讲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种种不是，这对中国极之不利。但我还是对北京胜出抱乐观的态度。”

　　 执委闭门投票前，霍英东参加了介绍北京的推荐会。会上，北京方面播放了江泽民的一

　　段讲话，李岚清等人也先后讲话。会上，中国代表还提到霍英东，称：“北京若申办成功，

　　香港的霍英东就捐赠一个10万座位的主会场……”

　　 接下来，各执委和各申办城市代表闭门开会。这时的霍英东，心情很复杂，焦虑、激动、不安……

第四十八章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3)

　　有人担心霍英东会因申办失败而自杀

　　霍英东回忆说：“投票前几个小时，我在外面场所，那里有表决，我在那里一边看表演，一边等候消息。伍绍组等人代表北京和中国政府参加投票会议，我和他们事先私下约定：他们陪萨马兰奇进来宣布结果时，若他们的笑容轻松一些，表明有机会；若表情不好，就表明失败了。后来，见到他们的表情有些闷闷不乐，我就猜想，可能输了。”

　　 霍英东已预先在香港《文汇报》等报刊订好广告位，以期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之后香

　　港报纸就出现大事庆祝北京申办成功的广告。投票前一两个小时，霍英东、北京申办团成员还与北京、香港方面电话联系，通告形势一片大好，北京会稳操胜券。而北京、香港方面得到这个信息，自然严阵以待，准备大事庆祝一番。而香港《文汇报》，更预先把霍英东庆祝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广告特刊印好。

　　 香港时间深夜3点钟左右，投票结果揭晓，北京仅以一票之差败给澳洲悉尼。

　　 却说香港《文汇报》方面，因为匆忙之下，未能把霍英东祝贺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广告从已经放好的报纸堆中全部取出来，结果，一大早，不少市民打开《文汇报》，赫然看到这份广告，禁不住哑然失笑。《文汇报》无意间开了霍英东一个玩笑。

　　 “宣布结果时，你的心情怎么样?”我问霍英东。

　　 他说：“一宣布，我的确很失望。那时跟我去的人都担心我会自杀。”

　　 “对于北京输没有心理准备?”

　　 “基本上是认为赢的。体育运动，我一直相信有一个真理，就是如何使世界体育运动更加发扬光大，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而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左右北京胜出的结局……”

　　 “北京输了，是不是你们工作做不到家?”

　　 “工作怎么做?难道要拜他、跪他，还是送钱给他?有些事，过分不行的。比如最初，我的一个朋友租了一个游艇，请一些委员在蒙地卡罗游船河，我认为很威的，那条船与我们的南沙船差不多。但那只游艇还不是最威的，因为土耳其的那条船是三条烟囱的……大家千方百计出尽招数。”

　　 “那极关重要的一票是谁投的?”

　　 “没人知，我们也只是揣测。”

　　 “那一夜怎么度过?”

　　 “知道结果，我即刻搬出原来住的酒店。因为那间酒店住了一些熟人，我想大家一见面，一定会相对无言，很尴尬，干脆搬走。谁知道，澳洲悉尼第二天却在我们搬过去的酒店庆祝。看到别人庆祝，心里很难受，很不是滋味……”

　　 “之后，内地方面有无与你谈过，下届是否还申办?”

　　 “还没有。现在的情况较复杂……”

　　 不管怎么说，中国主办奥运会，始终是霍英东的一个心愿。虽然从蒙地卡罗铩羽而归，但霍英东仍然矢志不移。若北京正式表明再次申办奥运会，他仍然会尽自己所能，力促成事。

　　 “你个人有无希望北京再次申办?”

　　 “对此，我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不申办，一点机会都没有；申办，就有机会。没有一个城市是第一次申办就成功的，有些还是申办六七次才成功。申办成功，对经济影响很大……”

第四十九章孤军作战 议案几遭否决(1)

　　霍英东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他的表现极为低调；惟因为他是59个委员中，对体育的情况最为熟悉的，因而在有关体育问题上他的表现较为积极，提出不少见解。

　　首批当全国政协常委的港商

　　 尽管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统战政策有时会有所调整，但霍英东始终都是中国政府的红人。

　　 内地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之后，尤其是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正式谈判后，中国政府改变了对香港的统战路线，扩大统战范围，逐渐加强对大财阀的联系工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等人从那时起就成了他们的新的重点统战对象。

　　 自1983年后，中共对香港大资本家的重视尤为明显。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甚至提出，要保持香港社会制度的性质长期不变，就要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团结争取大资产阶级。而他自己所分工经常联系的统战对象，就全是华人资本家的顶尖人物霍英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郭德胜、查济民等人。除霍英东以外，这些大资本家过去与中方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甚至与中方的见解不一，但由于他们财力雄厚，对内地经济起飞，对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故也成为中方的统战对象，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就属于此类。

　　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资本家过往与英国有较多接触，如包玉刚、李嘉诚；或与台湾方面有密切往来，如邵逸夫，故中方不可能根据他们的一时表现一下子就完全相信他们；相反，像霍英东这样经济上有相当实力，且经过长期交往的老牌爱国大商家，自然更受中共器重。

　　 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地产界、建筑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 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虽然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方的领域里领尽风骚，大放异彩。

　　 1980年，霍英东被中国政府邀请为全国政协第5届委员会委员，这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在政权架构中担任职务。1983年，在政协第5届3次会议上，霍英东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霍英东可能是香港区出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第一位商人，而在澳门区出任同一职务的就是何贤。中共对霍英东的倚重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

　　起草基本法表现低调

　　经过多轮谈判，中英两国在1984年9月草签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作为一个爱国商人，霍英东看到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自然非常高兴。《联合声明》草签一个月后，霍英东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那一天；至于到了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

　　 1984年12月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联合声明。霍英东作为香港观摩团成员之一，亲临签署现场，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场面。

　　 1985年4月10日，6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6月18日，基本法草委会正式成立，委员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名，香港委员23名。

　　 霍英东也被中国政府邀为基本法草委，参与设计未来香港的蓝图。

　　 1986年4月，基本法草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草委会成立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5个专题小组。霍英东参加“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订经济纲要。

　　 霍英东时常自称“不懂政治”，事实上他也极少对政治问题发表评说。在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期间，霍英东的表现极为低调，除了在有关体育的问题上有较多建议外，他对其它方面的出谋献策甚为有限。

　　 到了1990年2月，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会将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并将通过的基本法草案提交第7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审议通过。虽然这是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但其实各草委对一些草案仍然意见分歧，各持己见。当时最受争议的是关于特区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分组计票”草案。该草案内容是：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而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分区直选、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 霍英东和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等一些港方草委对这一分组计票议案，一开始就持反

第四十九章孤军作战 议案几遭否决(2)

　　对意见。

　　 会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要求当时已经卸任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做霍英东、李嘉诚等人的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分组计票条文。经游说，霍英东后来同意支持，但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谭惠珠、容永道、郑正训、马临等七位港方委员却坚持己见，表决时均投了反对票。

　　 霍英东口头答应会投票支持，但在表决时是否投支持票，却成了一个疑点，因为在表决这一条文时，有一票弃权，一票作废；而在表决后，港方草委中，只有霍英东、邬维庸两人不愿向外透露他们投何种票，故有人猜测，霍英东投的未必是支持票，有可能是弃权票或那张作废票。

　　 如果霍英东手中的票真是弃权票或作废票，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他这样做，除了因为他本意反对该条文外，可能还与他提出的一些体育方面的议案不获中方官员支持、重视有关。

　　提出的体育议案不获通过

　　 据了解，霍英东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基本法》草案第14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以强调保障香港原有民间体育团体的权益。霍英东说，他这意见已提过几次，都没有得到重视，他很不满意。

　　 一天，我曾和霍英东专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我曾问他，为何李后等人不同意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他说：“讨论我的议案时，有些委员担心原有的体育组织有黑社会背景，担心有些黑社会组织以体育团体的名义出现，所以反对。其实，我提出‘原有民间体育组织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比如香港足球总会，若香港回归后有人搞一个港九足球总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试过，以前搞世界羽联，对抗国际羽联，一种运动可能有人搞多个组织出来。那香港回归后，哪个正统?哪个权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

　　 另外，在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上，霍英东还得出另外一条有关体育的议案：维持香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并允许香港以国家单位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活动。但在表决时，只得18票赞成，13票反对，19票弃权，因而不获通过。

　　 至今，霍英东对《基本法》中关于体育的条文，仍然持有保留意见。他对我说：“我觉得在《基本法》中，有一点讲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香港回归之后香港能否维持在国际上的体育组织地位。比如香港足球队以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东、西德合并后只有一个足球队参赛，又牵涉到国际组织的问题。我很希望，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香港现在是会员，若到时没了，事情就变得很大，香港人真是不明白：你成日说‘一国两制’，保持不变，但现在连体育地位也变了!这种事，一定要解释清楚。”

　　 说到这里，霍英东找出一本《基本法》，翻出其中的第149和151条对我说：“这两条条文，将体育与航运、通讯、贸易、金融、旅游、文化、卫生、科学等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各个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有些问题就讲不清楚，我觉得是否应该将体育问题单独分开来谈好一些……”

　　 对第152条条文，霍英东也表示不满意。这条条文是：“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

　　 霍英东说，“我觉得只是发表意见，不能举手，也不能投票，那不是等于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这个解释，我觉得有些含糊。我当时要求把可以发表意见，改为可以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因为光是发表意见是没用的。当然，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地位问题是很微妙，因为牵涉到外交事务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但也不能含糊其辞，要解释清楚。”

　　 我问他：“你对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很大，但几个提案都不获重视，不被采纳，是否感到很沮丧、很失望?”

　　 霍英东答道：“不是的，情绪并没有不好。但作为我来讲，首先是已经向香港人交待了。万一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组织地位有改变，那我已经尽我所能。当时，59个委员中，只有我一个对体育较为熟悉。我觉得，大家对体育都不那么关心，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争来争去……”

　　 “是孤军作战……”我说。

　　 “是呵，是孤军作战，59人中，就我一个人……”

　　 后来，在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工作的过程中，霍英东也曾向预委会文化专题小组谈香港回归后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讲了1995年八九月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凤超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向访京的香港愉园体育会成员明确表示，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体育总会和香港奥委会等体育组织的运作都不会改变，香港回归前怎样运作，香港

　　回归后同样是怎样运作。王凤超还说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会员可以以国家身份参加，也可以体育组织单位入会。香港是以后者身份入会的，故1997年后仍可以独立地参加国际性比赛。他称，香港派队参赛时，是以中国香港(英文是HONG KONG CHINA)的名称参加比赛的，而旗歌的问题，会奏中国国歌，挂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区旗。

第四十九章孤军作战 议案几遭否决(3)

　　 但香港体育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可能还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1996、1997年研究、讨论之后，才能最后明确下来。

第五十章 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1)

　　霍英东自谓“不懂政治”，也对政治兴趣不大，但却不期然涉足政坛。继当上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后，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更晋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甚至有传他可能还会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

　　霍英东是否中共地下党员?

　　霍英东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对祖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这几乎是世人一致公认的，即使是一些对他的经历不甚了解或者误解的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其爱国行为，几十年始终如一。另外，他对中方的态度，也是几十年不变，与近年香港一些政客商贾看风使舵的投机行径截然不同。

　　 这10多年来，霍英东到内地投资、捐赠，光是纯粹的捐赠款额就超过20亿港元；所有的投资也有很高的效益，但他也没有把这些收益拿回香港，而是继续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 有些人因而不理解：若把这几十亿存在银行，起码已经升值到100亿，光是利息也够他

　　们家族吃几辈子，何必辛辛苦苦到内地疲于奔劳?

　　 我也曾向霍英东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是呵，我有时也问自己，何苦呢?我们家族每年在港澳的生意入息4亿多港元，不但全部用到内地，连我们在瑞典银行的存款也拿出来用在内地，倾家荡产为了什么呢?甚至几乎连命也赔上，为什么?我的子女有些都不理解，骂我的，何苦呢?不也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 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90年夏秋之交，霍英东专程远赴德国考察。当时，两德刚刚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将如何缩小东、西两地在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而融为一体，广为世界关注。霍英东在德国跑了10多天，认真考察德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他希望通过现场考察，把两德合并后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出来，向中国领导人献策，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而后，又到了东欧一些国家考察……

　　 我曾问他：“你这几年考察了不少国家，你觉得德国、东欧等国家有哪些方面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 霍英东说：“看了那些国家的情况后，我觉得什么也不需借鉴，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成功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苏联也学不到。”

　　 “为什么这样说呢?”

　　 “其实很简单，我时常想，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困难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点是因为缺少一个它们的‘香港’。你想想，中国搞改革开放，香港不仅为内地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国际信息，而且成为内地与国际接轨的枢纽，特别是成为3000多万华人与内地交往的主要关口。而这数千万海外华人，据说掌握着2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比目前中国内地的国家总资产大约高四五倍。想想中国近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艰难而惨痛的历史，也可以知道，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是难以有什么变化的。所以，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 霍英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宣扬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4年曾到广州访问，当时霍英东和前广东省长朱森林一起宴请尼克松。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在向尼克松敬酒时，对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很艰巨，不少地区还很落后，有些人还睡在街上。12亿人口的中国生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想世界的负担有多重，我们中国要跟美国买一辆波音747客机，你知道我们要用多少船香蕉才能买到。一句话，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 有一次交谈时，我曾问霍英东：“好像听人讲过，你不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是中共的自己人，事实是怎样的?”

　　 霍英东笑而不答，但他的一位助手却不加思索地笑着说：“绝对不是，这个说法完全没根据。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出乎意料之外，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你知道啦，他家里有三个老婆，共产党员怎能有几个老婆；另外，澳门娱乐公司，他是股东，怎么可能呢?”

　　 停了一会，他又说：“我在香港几十年，接触过不少资本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包括以前从香港回内地、现在当广东工商联主席的陈祖培，以及李嘉诚、王宽诚等等许多资本家，这种感情是很浓厚的。王宽诚是北角地王，他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靠内地赚钱，而是靠地产赚钱。他病后，一直在北京，死也要死在北京……不少海外的资本家，都希望通过商业来强国富国。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讲过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思想、感情。霍生就是这样，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他写那篇欧华学会讲稿(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时，也想过会得罪一些人，但他觉得，为了香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得罪一些人，最多不做政协副主席，就这么简单。”

　　“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 1989年风波之后，一些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迁册、移资、移民形成风潮，连霍英东的一些生意上的伙伴也迁册国外，转移资金出港。

第五十章 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2)

　　 据说，那场风波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霍英东的一个生意伙伴——汤于翰医生就做出移资的行动。霍家和汤家各占一半股权的福堂有限公司，拥有毕打行和不少物业。那时，福堂通

　　过一项特别决议，重新发行两种极特别的股票，F股发给霍家，T股发给汤家，两家权益比例仍保持不变，但汤家拥有的股权，则自此改由两家地处太平洋曲克岛的信托公司持有，福堂的一半权益成功迁册至曲克岛。

　　 到了1990年底，代理内地的东方石油也有迁册行动。该公司由霍氏家族和刘氏家族合

　　办，权益各占一半，刘氏家族那时却把名下权益，迁册至非洲的利比里亚。

　　 生意伙伴迁册，但霍英东仍然如他几年前所言，“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他并未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并未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所以也用不着转移生意基地，另谋发展。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正如他在那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渐兴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荣最大的保证。我相信香港将来仍旧会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仍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香港仍旧是中国内地与世界往来的重要窗口。”

　　有无可能当上首任行政长官?

　　 霍英东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力支持者，是中方在香港的一位重要的朋友。1989年风波后，香港社会极不稳定，一些原本与中方有接触的大资本家也主动疏远中方，与中方保持一定距离。有好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大资本家都不想上京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

　　 后来，中国政府为打破这个僵局，主动邀请香港一些大资本家上京，以恢复双方的关系，了解北京新领导层的态度。

　　 1990年，霍英东和大儿子震霆两次上京，会见了江泽民和李鹏，与两位领导人谈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谈中国的体育发展，谈北京亚运会……

　　 虽然霍英东从来不在内地拉帮结党，但由于在体育事务方面和人大、政协事务上与中方有较多接触，故中方高层中的不少人与他的关系都很友好。近几年，霍英东每年都北上北京、北戴河等地，与邓小平、李鹏、薄一波、胡锦涛等人游泳或打网球……其中，他与杨尚昆的关系更为密切，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就已经在广东结识。

　　 虽然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霍英东一直表现低调，他的一些提议也不获中方官员重视，但那段时间，在香港却盛传霍英东可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一些报刊还一度就此大事渲染。

　　 对于何种人能出任未来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各方的看法并不一致。邓小平说过，将来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不一定来自政界，可以是新闻记者、律师、商人等专业人士；至于首任行政长官，应该是能同时为各方都接受得了的人士；而香港市民，却普遍认为应该由熟悉香港政府运作情况的人士出任，如现任布政司陈方安生这一类人。对于商人，香港市民一般都不赞成由他们出任未来行政长官。而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曾公开表态，不应由商人担任行政长官，因利益上有冲突。

　　 近10年来，香港曾盛传的首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主要有霍英东、包玉刚、李国宝、查良镛、陈方安生、陈祖泽、钟士元、李福善、杨铁梁、董建华、梁振英、荣智健、吴光正、曾宪梓、罗德丞、王锟等人。有意思的是，近两三年，即使霍英东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却几乎再听不到关于他能否成为首任行政长官的议论，似乎香港社会已经认为霍英东完全没有可能出任此职。

　　 按照我的理解，未来特区行政长官的人选一定大爆冷门，大大出乎别人的意料之外，近两三年内盛传的那些热门人选，完全有可能一一落空。按照中国政坛的一般常态，一个人越早曝光，社会上对他高就官位的传闻越多，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 未来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既可能出人意表，便不能排除霍英东成为行政长官的可能性。理由主要有三个：

　　 其一，霍英东与内地长期合作，久经考验，又在人大、政协这两个机构内任职多年，深受中方信任，就此而言，在香港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可与霍英东相提并论的人选来。

　　 其二，霍英东现已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中，若由他出任首届行政长官，更能凸现北京方面对香港的“高度重视”。

　　 其三，霍英东在香港政坛、商界的地位超然，既超脱于港澳区人大政协圈内的纷争，向来也广为商界的各派势力所接受、尊重；另一方面，他处事低调，不抢风头，不爱自我宣传，稳重而不僵化，既没有政治投机者那种“极左”恶习，也没有那些喜欢借传媒自我曝光和表忠献媚那类人的“骚味”，故而更能取得中方和社会各界的好感。

　　 如果说霍英东当首届行政长官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可能只有两点，一是年龄稍大，二

　　是牵涉商业利益。但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问题。年龄上，他不比传闻中的热门人选

　　钟士元大，且身体向来健康；至于商业利益问题，只要把他的公司转到儿子名下，其商人身

第五十章 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3)

　　份也就轻易转变。

　　霍英东谈首任行政长官

　　以上的说法，只是别人的推测，那霍英东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我曾和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 第一次，是在1995年7月，在番禺至广州的路上，那时，舆论盛传陈方安生是最热门的行政长官人选。以下是那次我和他的交谈实录——

　　冷：“有人曾传你是特区第一任华人行政长官人选，你自己怎么看、怎么想?”

　　 霍：“我有自知之明……”

　　 冷：“你认为哪些人才有资格任这个官位?”

　　 霍：“将来有400人组成的推举委员会推举产生。应该说，香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方

　　，卫奕信、尤德、麦理浩都好，谁来，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社会的运作很成熟，比如彭定康返英国述职，陈方安生可以代理，政府照样运作正常……”

　　 冷：“但‘九七’后，香港高度自治，行政长官的权利可能很大……”

　　 霍：“彭定康也承认他做港督是一个‘沙包’，即是被人打，不能还手；老实讲，做行政长官不容易，除了‘两制’还有‘一国’……”

　　 冷：“你认为从公务员队伍产生好，还是从其它行业产生好?”

　　 霍：“怎样都好，都是看这个人的能力。好像李光耀做新加坡总理，都是众望所归，又如加拿大省督林思齐，都很成功。但始终坐上这个位，都是相当辛苦的……”

　　 冷：“你心目中有无什么人选?”

　　 霍：“任何一个人选，对香港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老实讲，港督和澳督不同，澳督很重要，但港督对香港的影响不大。作为行政长官，既要兼顾12亿人的祖国利益，又要考虑600万人的生活方式不变，不容易……”

　　 冷：“你认为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当这个官?”

　　 霍：“最后还是400人的推举委员会中推举产生……”

　　 冷：“但有人认为这个推举委员会作用不大，主要还是中方在背后操纵或内定……”

　　 霍：“我觉得将来推举行政长官会相当民主，因为最后要经过协商选举产生，假如有两个或若干的提名人的时候，就要竞选。竞选时，可能秘密投票。”

　　 冷：“中共高层领导人有无与你谈过这个问题?”

　　 霍：“都有过，问我有关的情况。当然，任期5年，第一届，40岁以下不行，自己知道年龄已太大，到了‘九七’已是74岁，真的给我做，难道要做到79岁吗?不行的，开玩笑而已，所以已否定自己。到底谁做?我始终觉得，香港比较成熟，行政主导的框架已定，公务员的运作，并不是港督可以左右的。现在看来，立法局也好，已经在监督……将来有个书记，有个工委，行政长官会不会受影响呢?”

　　 冷：“就是说你已完全把自己排除在外?”

　　 霍：“老实讲，到了这个年纪，不是想多做一件事，而是真的不论是否‘功成’，‘身退’是很重要的……很多事，不是不想做，而是自己实际不行的。”

　　

　　 1996年1月15日，身为筹委会副主任的霍英东在一个晚宴上，公开推言于同是筹委会任的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适当人选。

　　 那天，一向处事低调的霍英东，一反常态，对记者大谈特谈董建华：“我最早已经在心目中认为董生是行政长官的适当人选。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为各方面接受，我觉得他备受各方面的认同。从他自己个人事业、工作能力、各方面接物待人，我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理想人选。”

　　 当记者问及董建华的商人身份是否构成利益冲突时，霍英东答道：“行政长官将来要申报财产。”他还说，董氏家族生意主要在海外，利益冲突可能很少。末了，他还吁请董建华为了香港的前途，应该考虑牺牲个人的事业。

　　 霍英东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自他公开推许董建华后，董的政治行情再度上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亦愈见突出。

　　 从传媒得知霍英东公开推许董建华，我也大感诧异，因为这不是霍英东的作风。第二天下午，在中华游乐会，我见到霍英东，问起这件事，他解释说：“昨晚，那些记者很会提问题，问起董建华，我不能不讲；其实，他们若问起对其他人的意见，我都会讲好的，难道能讲别人不好吗?”

　　 真实的情况是，由于董建华是霍英东的世侄，加上自出面协助董建华重组“东方海外”财务后，两人诸多接触，霍英东发现董建华有很多优秀之处，很欣赏他的为人；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言：“从一开始，我就想到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

　　 霍英东坦言，中方高层曾经就行政长官的人选问题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已经婉拒中方的好心，把自己排除在外；那么，在排除自己之余，推荐自己向来欣赏的董建华，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 1996年2月初，霍英东自北京参加完筹委会成立大会返港后，我又问及行政长官人选的事，他淡然地说：“有些事，不可以讲。别人揣测，鲁平讲‘黑马’，江泽民总书记又转身与他(董建华)握手，这是不是有所表示?现在，不能讲了，要尊重推选委员会的意见。”

第五十章 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4)

　　 1996年6月，香港一份报章在头版头条位置，煞有其事地称香港工商界有不少人正在推举霍英东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第二天下午，在霍氏公司的写字楼，我向他提起此事。

　　 “昨天有报纸说工商界人士正在推荐你出来当行政长官，不知这报道你看到了没有?”我问。

　　 霍英东断然说道：“这是假的。第一，没有人推荐，个个都没有人推荐，没有人与我谈过推荐的事；第二，我年纪大了，不可能的。其实，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讲的是自己的事业，并不是讲自己的官大。”

　　 我说：“到了这个阶段，罗德丞虽然已表态，但市民对他的看法并不太好。至于董建华

　　一直没有表态，市民不知他的想法如何。老实讲，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人……”

　　 霍英东认为：“其实，都不是德高望重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搞南沙开发，以后必然与香港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冲突，我们公司的客船，牵涉到海事处和码头，别人就会说是否有什么代表?利益上是否已冲突?陈方安生买楼十成按揭，本来是一件小事，但都闹得满城风雨。”

　　 “从政，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我说。

　　 “但有什么好处呢?”霍英东感叹说：“如果自己后生，精力充沛，还可以考虑，现在一

　　心一意只想搞好南沙……”

　　 到了1996年7月底，在香港中华游乐会，关于行政长官问题，我和霍英东又有一次长谈——

　　 冷：“行政长官产生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到今年11月份产生。现在，你以往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想法是否没有改变?”

　　 霍：“我搞南沙，种一株树，修一道桥，都有人感谢我。但做行政长官……社会上对人选问题有何看法?”

　　 冷：“基本上还是接受得了董建华。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认为‘董陈(陈方安生)配’是个理想的组合，在报刊上，我也撰文表示过我的看法……”

　　 霍：“阿董(董建华)都几(相当)头痛，‘东方海外’无人帮手。”

　　 冷：“他有兄弟姐妹的，可以交给他们打理。其实，若董建华最后真的成为行政长官，那干脆把‘东方海外’全部卖给中方，成为公开的中资企业，这样就能一了百了，还能卖个好价。这可能是一条路，就像解放初期，荣毅仁家族处理家族生意那样。当然，两者有些不同，荣毅仁家族生意是公私合营后，荣毅仁去做官；但董建华的情况却是把他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全部卖给中方，反正‘东方海外’本来就有中资背景。”

　　 霍：“你估计香港‘九七’后会怎样?”

　　 冷：“主要还是看经济，关键是要维持香港作为经济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其实，中方这么多年，一直很倚重香港的经济作用，我想，‘九七’后还是一样。”

　　 霍：“你认为行政长官以后的作用怎样?”

　　 冷：“与中央政府和中方高层官员的沟通最重要。行政长官，既然不能一味让步，既要为香港争取利益，同时又不要与中央政府、中央领导官员发生冲突，这是本事。他的作用也应该体现在这方面。”

　　 霍：“说真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可能还比不上任何一个市、县的书记、市长。”

　　 冷：“很多人想当行政长官，并不一定是为了权力，香港这个地方很特殊，第一届行政长官肯定举世关注，甚至会写进历史，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名。”

　　 霍：“这个我也知道。但有时看到克林顿、叶利钦到处去拉票，也觉得他们好凄凉。人最紧要就是无所求……”

　　 冷：“人人坐到这个位，都不想下来的，人都有权力欲望……”

　　 霍：“不是的。我时常跟我的子女讲，参加政治活动，一坐上去一个位，就要想着几时下来。做生意也一样，不要光想赚多少钱，也要想可能蚀多少钱，蚀不蚀得起?”

　　 从霍英东上述的几次谈话中可知，他始终把自己排除在行政长官人选之外。

　　 当然，把自己排除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之外，并不代表霍英东对参与香港社会事务“冷感”，他仍在一些关乎香港平稳过渡的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政治兴趣不大，不期望得志政坛。

　　 为吸引更多香港人对香港事务出谋献策，1992年3月1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44位港人出任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那天，霍英东也应邀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发的港事顾问聘书。

　　 1992年10月，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招致中方强烈反对。在中英两国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方于1994年提早成立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另起未来香港特区的“炉灶”。而霍英东就是预委会的三个港方副主任之一，另两个副主任是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安子介和香港前任首席大法官李福善。

　　 1995年底，霍英东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九七”前足以与港英政府抗衡的另一权力中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 而在此之前，1993年初，霍英东与安子介和澳门富商马万祺，一齐被选举为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阶层，迈上人生的一个新高峰。

第五十章 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5)

　　 水上人家出身，如今却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霍英东自己有何感想呢?他淡然地对我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待遇，自己当然很高兴。当政协副主席，3个月开一次会，不要花太多时间……”

　　 霍英东的一位助手也对我提过此事，他说：“霍生做政协副主席，他很高兴，也很重视，但不做也无所谓的。”

第五十一章衔政府命 带头开发海南(1)

　　1986年2月，一位中央领导人约请霍英东，对他说：海南很落后，希望他带头到海南开发。于是，霍英东亲赴海南考察，和海南方面签订了合作协议。他还重金请来参与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专家，对牙龙湾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中央领导人约见霍英东谈海南开发

　　 作为一个商人，政治不能算是他的事业，其自身的价值，自然也不体现在政治行为方面--即使他的商业成就对政治造成较大影响。商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商业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次才是社会效应。所以，霍英东虽然现在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即使他将来有机会当上首届特区行政长官，这仍然是他此生在政坛上的最高职务(或荣誉)——但这只能说是霍英东的人生的一个闪光点，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个高峰，而不能算是他事业的最高峰。

　　 霍英东涉足商界半个世纪，其间屡创高峰，如50年代首创分层出售楼宇、预售“楼花”、印发楼盘说明书，尔后购置先进设备淘沙、围海造淡水湖，以及70年代后期起率先进军内地旅游业和宾馆业……他以一次次大胆的创举，令自己的人生不断“闪光”，事业不停向前迈进，同时也在香港的百年沧桑史上留下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 自内地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在广东大举投资外，霍英东曾一度非常关注海南岛的开

　　发建设，并一度想在那个中国第二大岛屿上大展宏图。

　　 霍英东开发海南的计划，源起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会面。

　　 1986年春节后的一天，霍英东突然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说这位领导人日内到广州，同他商谈开发海南大计，要他前赴羊城候见。

　　 近半月来，香港媒体一直跟踪报道这位领导人在海南的考察活动。他在海南期间，专程前往三亚市东面的牙龙湾考察，发出了“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的赞叹，还提到霍英东说过的一句关于牙龙湾的话：“海滩像足球场的草皮。”霍英东凭着对中国领导人办事作风的深切了解，深深感到中国政府对海南将有重大的政策出台。

　　 果不其然，2月15日，在白天鹅宾馆见面，这位领导人就对霍英东说：“对比台湾和珠江三角洲，海南确实落后，中央有意重点开发海南，希望你带个头!”

　　 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希望霍英东带头开发海南。

　　决定开发海南主要基于政治考虑

　　海南落后，霍英东深有同感。

　　 早在1980年，中国刚刚开放，霍英东就跟着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到海南考察。当时，中共海南行政区书记罗天是王匡的亲戚，这位海南最高长官对霍英东这位香港富

　　豪的到访极表欢迎，亲自陪同他们到海口、文昌、兴隆、三亚、通什等几个地方走了一圈。

　　海南给霍英东的印象是：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穷，又不卫生，稻谷放在公路上晒，牛在马路

　　上走，基础设施差，水、电都不够。走了两天，除了累，他毫无所获。

　　 这次海南之行，霍英东还听了一个笑话：有不少游客在大东海一间酒店洗澡时，擦了满身香皂泡沫，突然间断了水，令他们非常狼狈。

　　 1984年，霍英东再访海南。

　　 在海口，他认识了一位在当地开酒店的老板。那人劝他千万不要在海南投资，他说：“海南条件差，关系复杂，我已弄得两次住进医院，再搞下去，只怕要短几年命啊!”

　　 不过，此行，霍英东对海南的美丽自然风光，也留下深刻印象。那次，他去了三亚牙龙湾。就是那时，牙龙湾给他的印象有如不沾人间烟火的“仙境”和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整个海湾，约有7公里长，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面向烟波浩瀚的大海，东西两列小岛突出海面，海水清澈，海浪犹如湖波那样轻柔，海滩宽阔，沙质洁白细腻。他下海畅游时，感到海底平坦，没有石头，也没有矿物质。举眼四望，群山环抱，空气清新。霍英东说：“像这样的海湾，香港没有，日本也少见，印尼的巴里岛也不及。”他认为，以牙龙湾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来看，具有相当好的发展前景。

　　 1986年2月，霍英东在广东省副省长杨立的陪同下，第三次考察海南，重点考察当地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备受称赞的牙龙湾。

　　 此行，霍英东同三亚市政府初步签了一个合作开发牙龙湾的意向书，并在那里要了一些地皮。

　　 霍英东在开发海南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这完全是爱国心的驱使，其实他对这项计划是相当保留的，除了海南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之外，当时，他脑子里笼罩着一片战争阴云，给他造成相当的困扰。

　　 霍英东告诉我，当时，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比较紧张，在西沙群岛和金兰湾，双方剑拔弩张。他到海南，东道主向他提出建设高速公路和国际机场问题，他马上把这两件事同海南准

　　备建省、南中国海全部划归海南管辖等重大举措，统统视为“战略措施”，同准备与越南打

　　仗联系起来。在人代会期间，中国海军更同入侵南沙的越军交了一次火。在会议上，他和

第五十一章衔政府命 带头开发海南(2)

　　其他香港代表曾以海南处于国防前线为由，反对在那里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 对于牙龙湾，虽然他确信有广阔的前景，但对其客源和经济效益并不看好。他认为，中国客源丰富，但消费水平低；欧美人喜欢海滩，但一般去夏威夷或亚洲的布吉和巴里岛，而海滩本身是没有收入的。

　　 “这么说，你决定投资开发海南，纯粹是从政治上考虑。”我问他。

　　 霍英东说：“是的，当时是响应中央的倡议，是中央领导人鼓励我去投资的。”

　　重金请夏威夷设计师绘牙龙湾蓝图

　　1987年7月31日，霍英东和海南行政区领导人王越丰签署了一项开发牙龙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一、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双方各占一半，港方投资为638万美元。二、建设一间有250间客房的低层别墅式宾馆和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

　　 “签合约时，你打算怎样做?”我问霍英东。

　　 “主要是搞高尔夫球场和别墅。”

　　 霍英东当时的想法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兴建几间茅屋式别墅，像巴堤雅和巴里岛那样。他说：“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想住茅舍式、庭院式、竹寮式的宾馆。房间不要铺地毯，墙壁不要贴墙纸，这样的宾馆，才有异国情调。旅游就是要花钱买新鲜感，买异国他乡风情。”

　　 签约一个月后，霍英东特意叫秘书将这消息打电话报给中央有关领导人。电话内容大致

　　是：霍英东先生非常高兴并愿意遵照中央的指示带头开发海南岛，除已按照1986年春节中央领导人谈话精神与海南方面签订了在牙龙湾建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合同外，现在又决定全部开发牙龙湾地区。霍英东先生希望独立经营和开发，把牙龙湾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胜地。霍英东还认为，开发海南应有整体规划，需要统一部署，周密安排。

　　 当时，霍英东雄心勃勃。他重金聘请曾经负责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雅邦城市规划及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师负责制订开发牙龙湾的总体规划；他任命其长子霍震霆担任牙龙湾项目港方经理；他一连写了三封信，邀请海南建省小组的负责人许士杰、梁湘、王越丰及旅游局负责人陈川民等，前往印尼、泰国旅游胜地参观考察，费用全部由他本人负责。霍震霆走遍全国各地，搜集有关中国的建筑、家私、美术和服装等资料，作为建设牙龙湾宾馆的参考

　　霍英东的最终目标，是要把牙龙湾建设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度假天堂”。

　　 1987年11月下旬，霍英东参加第8届全运会开幕式后，便率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0人，从广州飞抵海南，再去牙龙湾。他对随行的人员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开发设想。他说：牙龙湾，将会建成媲美夏威夷的国际旅游胜地。

第五十二章意兴阑珊 难圆夏威夷梦(1)

　　在地产热潮的形势下，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项目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霍英东觉得合作方有违承诺，于是对牙龙湾的开发意兴阑珊。他的“东方夏威夷梦”终于无法由他自己圆成。

　　形势急转直下

　　正所谓好事多磨。正当牙龙湾开发项目即将上马、大兴土木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与此同时，内地实行治理整顿政策，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首当其冲。影响所及，“洋浦方案”一度被搁置下来，远在天涯海角的牙龙湾旅游工程，也被迫叫停。

　　 霍英东说：“北京风波之后，很多工作都停了下来，基本设施又没有。牙龙湾只有沙滩，游完水，连冲凉的淡水也没有。”

　　 1990年，霍英东按合约要求，先后汇去专款70万港元，为牙龙湾建了两套样板房。1991年，鉴于原合同年久失效，霍英东与当时的海南省旅游总公司负责人签署了一份新的牙龙湾开发协议书。项目内容与1987年合同相同，但投资额根据中方的要求，改为各自出资5000万人民币，合作期改为7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牙龙湾的开发工作一拖数年，处于冬眠状态。

　　 1992年，邓小平南巡，神州大地卷起一股经济热潮，海南地区更出现“圈地热”和“卖地热”，牙龙湾的地价直线上升，涨到每平方米300元(即每亩20万元)。不过，对于霍英东1987年签约所征之地，中央和省的意见，最初仍然维持1987年的每平方米5元人民币的价钱。

　　 霍英东觉得海南省领导人对该项合作很有诚意，他一方面就设计、征地、行政及样板房的建设工作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安排意见，希望牙龙湾酒店能在1994年试业；另一方面，一再促请海南有关部门尽快为他审批另1000亩牙龙湾投资用地，以便他统筹安排开发事宜。

　　 可是，形势急转直下。地价狂飚式的飞升，吸引了海内外的掘金者潮水般涌入海南，牙龙湾这样一块处女地，更是人人不肯放过的肥肉。在有关当局的策划下，海南旅游总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等六家公司，斥资1亿元人民币，协议成立海南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成片开发牙龙湾旅游区。香港新鸿基地产和经纬建材集团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由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以土地折资金控股。三亚市政府把牙龙湾土地分期出让给该公司，该公司则通过集资及转让土地的增值收入，对牙龙湾度假区进行开发。

　　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截断了原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发展空间，令霍英东独自及全面开发牙龙湾的美梦成空。

　　 1992年底，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海南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股权辗转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工程延误责任何在?

　　霍英东的秘书凌汉伟谈到这件事时，不无感慨地说：“签约的另一方，把权放下，那些人就抓住这个机会找人合作。等我们再进入时，公司已变成了股份制。”

　　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 “我想，内地方面可能是指我们公司阻延了工程的进展。”凌汉伟说。

　　 事实是否如此呢?

　　 1994年3月，霍英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王宁世和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常务经理陈小鲁在北京就霍英东在牙龙湾投资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及责任问题进行商谈，草签了一份备忘录，认为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有五个：

　　 一、前几年三亚市基本设施太差。

　　 二、海南建省前后人事变动大，省市在开发牙龙湾问题上的关系未理顺，中方合作单位改变大。

　　 三、中方合作单位未能筹到足够的启动资金。

　　 四、前几年旅游市场尚未形成。

　　 五、由于前几年三亚市土地和规划管理部门尚未建立，霍英东先生1988年为牙龙湾投资项目所做的规划未能得到批准，因此无法征用土地。

　　 备忘录并指出，将项目未能启动的责任归于霍英东先生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极不公正的。

　　 霍英东在后来给海南副省长的信中，对多年在牙龙湾投资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及责任问题，得到中方认同责任不在港方深感欣慰。

　　 在港方独自整理的备忘录中，除了上述数条原因之外，还明确地指出：由于国家实行治理整顿，海南上报的由霍英东聘请外国专家完成的牙龙湾总体规划大纲，一直未获中央批准，公司到1992年才注册，注册以后，三亚市又未能及时交出建设用地的红线图和有关资料，令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有人劝霍英东乘时而退

　　 1993年夏秋间，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给霍震霆寄来两份五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别墅的协议书草稿，希望他做好准备，早定大计。可是，这两份合同草稿，却引起霍英东父子的反感。

　　 在这两份新拟的合同草稿中，海南方面将地价提升至每亩1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相当于原议价每平方米5元的310倍。

第五十二章意兴阑珊 难圆夏威夷梦(2)

　　 与此同时，在这份五星级酒店项目的合同草稿中，关于合营双方的责任规定，更有很大的出入。原来港方只是负责按合同规定提供合营公司各个发展阶段所需的资金和协助办理合营公司委托的其它事宜这两项。而新拟的合同中，除上述责任外，扩大到所有工程的设施、施工的经营管理、选购机械设备材料、提供安装调试技术人员及人员培训各项事宜，而中方责任，除保留办理合作公司营业执照，及提供土地使用外，其它责任则由“负责办理”改为“协助港方办理”。

　　 霍英东父子研究之后，决定不签这两份合同，海南方面赴港招商时自然不获而归；这样，霍英东同海南合资方面的矛盾表面化了。

　　 至此，霍英东开发海南的事业，走到了十字路口。

　　 除霍英东一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公司同事均一致主张乘时而退。

　　 曾经为霍英东投资开发海南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王宁世写信给霍英东：“这是我们利用股权变化体面退出牙龙湾开发的绝好机会，否则我们将在牙龙湾的问题上越陷越深，越被动。”

　　 王宁世在信中还列举出了退出的两大理由：一、少数民族问题，外地人与当地人关系问

　　题棘手；二、投资环境差，合股人之间关系难协调。

　　 霍英东的秘书凌汉伟也认为，海南的人事制度、做事方式，都影响霍英东的投资兴趣。合作得不顺利，不愉快，不如放弃。

　　难圆“东方夏威夷梦”

　　“你是否觉得，牙龙湾项目已经成了你的负担和包袱?”我问霍英东。

　　 “是的，是包袱。我对我的子女说，我个人都想不通：我去中国做100件事，99件做得好，只有海南一件做不好，怎样解释?是海南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 “那你是否决定放弃?”

　　 “还没完全放弃，还继续给钱。”

　　 1994年11月7日，霍英东给海南省长阮崇武写了一封信，对合作开发牙龙湾事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顺利进行，深感遗憾。霍英东写道：“为了表达本人对海南开发支持的诚意，本人拟先行拨出1000万港元，给你们进行该地前期绿化等工作，希望开发工作能迅速展开，尚望予以同意!”

　　 霍英东向我解释，他只是希望将高尔夫球场搞下去，把海滩搞得青青绿绿，从精神上支持海南开发。

　　 霍英东说：“搞高尔夫球场，其实是将环境改造好。我印象中，在大东海海滩种椰子树很好看。种草，种树，一亩1000元，2000亩就是200万元。我现在给你钱，1000多万，如果你不做，我没有办法。这种事，我们不可能拔苗助长。”

　　 “搞完高尔夫球场，下一步怎么办?”我问。

　　 “都要做的。因为高尔夫球场不是灵丹妙药。高尔夫作用不大。现在看来，只能按部就班。夏威夷都搞了几十年。海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得起来的。中国的事情，与布吉、巴里岛不相同……”

　　 无法由自己去圆“东方夏威夷”的梦，霍英东感到深深的遗憾!

第五十三章 开发南沙 再闯事业高峰(1)

　　广东番禺的南沙岛，是霍英东晚年心目中的“金银岛”，他定下了大举开发南沙岛的计划，要把南沙岛建设成“香港”式现代化的滨海城市，预计总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南沙：霍英东晚年的“金银岛”

　　 一方面，霍英东对海南牙龙湾的开发意兴阑珊，并逐渐从那里淡出；而另一方面，对广州南沙岛的开发，他却踌躇满志，大展宏图，再现雄风。

　　 南沙岛是霍英东晚年时心中的“金银岛”，这个岛不像他年青时候视之为“金银岛”的东沙岛那样遥远，而是近在眼前--就在他的故乡番禺市境内。

　　 番禺市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除番禺市外，珠江三角洲还包括广州、东莞、佛山、南海、顺德、中山、珠海、三水、江门等市县，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发达的地区，有人甚至称之为亚洲的“第五条小龙”。自中国开放、改革之后，霍英东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常客，足迹几乎踏遍三角洲的每一个市县。他既目睹了珠江三角洲的沧桑巨变，自己也参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建设，并以一次次大胆创举，加速了三角洲经济的腾飞。客观地讲，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港澳商家的参与、介入是分不开的，而霍英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 近几年，几乎每个星期，霍英东都要到南沙去。南沙，是他近年最常踏足的地方；开发南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他在致力于把南沙建设成一个“小香港”，建成中国21世纪的模范海港城区。

　　 1995年7月初的一天，霍英东邀我一起去南沙。我们乘坐的是霍氏集团属下的早兴船务公司的双体豪华水翼船。开辟香港和南沙之间的海上客运服务，是霍英东开发南沙的一个步骤。自1992年3月通航以来，客流不断增加，如今两地之间每天对开五班客轮，日客流量3000人次以上。

　　 坐在前往南沙的水翼船的豪华贵宾厅里，霍英东向我们畅谈他开发南沙的始末、设想。

　　 “七八年前，南沙仍然还是一片烂滩涂。那时，我们船公司有几个人到南沙考察，先坐船到莲花山，然后去南沙，个个啼笑皆非，因为南沙连人影、鬼影都没有一个，石塘荒废，寸草不生，说要开发南沙，在那里搞轮渡、搞客运码头，个个都反对。”

　　 那霍英东何以看中这块荒废之地，并决定在那里开发呢?霍英东接着说，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注意到，广州经济发展正不断向南面——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辐射，而港澳 经济发展却不断向北面——整个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令已具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和发达。由此，他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他认为，这个地点首先应该有条件建成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 后来，霍英东等人实地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这次考察，霍英东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番禺夹在珠江三角洲东、西部之间，它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和省港澳的共同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二，要搞活番禺，应该先从番禺南面的南沙入手。

　　 霍英东解释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流通与交换的世界。市场经济，更是流通与交换的经济。目前，在世界性的商品流通与交换中，海港的运输占据着主导地位。港为城建，城以港兴，是世界性的现象。而南沙是天然的深水港，沿岸水深7至15米，是整个珠江河最佳的水道，其有利地位犹如香港岛的中区和九龙半岛的尖东地区；最主要的是，南沙北距广州50公里，南至香港和澳门都是30余海里，正好处于穗港澳三地几何中心。所以，南沙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交运港口的理想之地，正似天造地设一样，妙不可言。”

　　 关于社会发展有一门学问叫“经济地理”，讲的是地球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南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绘制“金银岛”发展蓝图

　　1987年底，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大力开发、建设南沙的设想，并即时得到香港一些华资财团和驻港中资机构的有识之士的支持。之后，他们与有关专家、番禺县(那时还未建市)领导人组成开发南沙研究小组，霍英东担任组长。研究小组多次到南沙考察，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大量资料和数据，制订发展规划。

　　 1988年8月，在霍英东的主持下，南沙发展的初步计划终于制订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开发建设南沙，目标是用15年的时间，把南沙建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交通运输、工业加工、旅游服务综合发展，功能齐全、环境优美、人口36万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 接着，霍英东又重金聘请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理查德·鲍弗(MR.RICARDE BOFTLL)，对南沙新城的发展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

　　 霍英东决定大举开发建设南沙的计划，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990年4月12日，广州市的负责人朱森林、杨资元、张汉青、邬梦兆、雷宇、石安海、谢士华、刘念祖和市有关部门的官员，一起出动，驱车50公里，前往南沙镇，召开现场会，研究开发南沙事宜。

第五十三章 开发南沙 再闯事业高峰(2)

　　 霍英东闻讯，也专程从香港赶往南沙，和广州市的官员会面，向他们讲解开发南沙的一些具体想法。

　　 大家在镇上会面后，就一起乘坐一艘交通艇，巡视南沙的海岸线。在舱内，霍英东向朱森林、杨资元等官员，畅谈自己的开发构思。

　　 按照霍英东的构思，开发建设南沙，分三个阶段——

　　 1990年至1995年为第一阶段，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招商引资起步，以交通、能源、电信、供水、供电、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在54平方公里范围内初步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广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开发一片，建成一片，联动发展。

　　 1996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把南沙建设成初具规模的海滨新城。这一阶段，南沙的开发建设全面铺开，东部将建成国际性港口新城区，西部为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化加工业区，北部为保税区，南部为行政文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到时，南沙以初具规模的海滨新城面貌跨入21世纪。

　　 2001年至2005年为第三阶段，到时，东、西、南、北四部分的开发区建设进一步完善，南沙成为一座人口达36万、工业产值100亿元人民币的现代化海滨新城。

　　 大家对如何开发、建设南沙，达成了共识：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可以一边开发、一边招商，做到一边建设、一边见成效，重点发展交通枢纽、港口贸易和工业加工、旅游服务等四大功能区域，加快开发建设步伐。

　　 在交谈中，霍英东表示，在有生之年，一定竭尽所能，把南沙的开发建设搞好。

　　 广州市的官员也表态：开发南沙，意义重大，市委、市政府会全力支持。

　　 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在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

　　虎门变通途

　　只用1小时15分钟，双体水翼船就抵达南沙港。进入南沙开发区，就见到宽阔的公路上，有几排数百米长的汽车像几条舞动着的长龙，缓缓前往，等候过渡。

　　 汽车轮渡服务，就是霍英东开发南沙的第一个大动作。

　　 按照霍英东的设想，开发南沙第一步，就是要把南沙建成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交通枢纽，缩短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至深圳、香港之间的路程。经过一番考证之后，霍英东决定在南沙和虎门建造汽车轮渡码头，开展汽车轮渡服务。

　　 这是一个极富创意的想法，因为以往，珠江三角洲的江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珠海、中山、佛山等市县和深圳、香港之间的汽车来往，都要经过广州；但若在南沙和虎门之间开展汽车轮渡服务，两者之间的车程则将缩短40公里至120公里，从而形成珠江三角洲以及省港澳畅通无阻的交通网。

　　 但是，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几年，广东省已淘汰了轮渡，改建桥梁，怎么现在又走回头路搞起轮渡?霍英东认为，南沙至虎门之间的海上距离较长，建桥梁所花时间较长，所需资金庞大；另外，以前的渡轮简陋，容量小、速度慢，故而被淘汰是必然的，但若所使用的渡船容量大、速度快，则轮渡服务将大有可为。所以，他坚持己见，执意搞轮渡服务。

　　 1989年4月，由霍英东牵头投资，香港有荣有限公司、李兆基的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番禺县，四方联合组成番禺虎门汽车渡轮有限公司，投资6700万人民币，开始筹建汽车轮渡码头。

　　 同年8月8日，虎门汽车轮渡工程、两岸码头主体工程正式施工，霍英东出席了动工仪式。

　　 10月11日，霍英东召集参与开发南沙的各公司董事长在香港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加速南沙开发计划的实施。

　　 1991年5月6日，中国内地首座双层桥式汽车轮渡码头——虎门大渡口正式通航。

　　 这个渡口的西岸位于番禺县南沙镇的大虎山下，设有货柜车查检关卡，货物进、出查验手续快捷简便；东岸位于东莞市虎门的威远山下，两岸码头建有双层式升降吊桥控制塔，供汽车上落，这种控制塔在中国内地尚属首次使用。两岸的航程为15分钟。

　　 渡口启用初期，有三艘双层渡轮投入服务，每艘可载32辆小汽车和20辆货车。渡口通航后，珠海、中山、江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市县的汽车去深圳，不必再绕道广州市，而可以直接经虎门渡海，缩短路程100公里左右，从番禺、顺德、佛山、南海等市县去深圳，绕虎门渡口，也可缩短路程40公里以上。由于路程大大缩短，运输费用大大降低，所以该渡口通航后，两岸各种汽车川流不息。

　　 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车流量，霍英东后来又和各股东再斥资4200万元人民币，在东、西两岸扩建新泊位，再增加三艘汽车轮渡。

　　 现在，汽车轮渡的日车流量超过13000辆次，年收入超过1亿港元，投进去的资金早已回收。

　　 当然，霍英东投资兴建虎门轮渡，并不是为了从中赚那些轮渡收费；虎门轮渡的建成使用，具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

　　 这个渡口北距广州54公里，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门29海里。它的建成通航，大大缩短了珠江三角洲与港澳之间的距离，为三角洲和整个省港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第五十三章 开发南沙 再闯事业高峰(3)

　　 虎门轮渡服务，无疑是霍英东的一个妙想杰作。提起它，霍英东便显得兴致勃勃。他说：“这个轮渡很重要，若从这里经过的货车数量占总流量的40%估算，即是说，每天起码有2万吨的货物从珠江三角洲通过这个渡口给工厂，或将产品运到海外市场，这个无形的效益是很大的。”

　　 虎门轮渡的通航可谓石破天惊之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省、港、澳三地不少人知道了南沙的存在，也恍然觉悟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烂滩涂之地，原来是一块“黄金宝地”。

　　 看到每天有上万辆次汽车源源不断地把钱往霍英东的口袋里塞，一些投资者也想分一杯羹。近年热衷于在内地兴建桥梁的香港富商胡应湘可能是受此启发，在虎门轮渡开幕之后不久，就联合一些商人，投资兴建南沙至虎门海上大桥，以与他兴建的广深高速公路接轨。

　　 虎门轮渡的成功通航，使一些当初对霍英东开发南沙持保留意见的人，也因此改变了方法，对他的眼光独到、高瞻远瞩，表示出由衷的钦佩。而霍英东也由此认识到，南沙不仅是沟通珠江两岸的通衢和沟通整个珠江三角洲、联结港澳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应使南沙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他把南沙建设成为一个“香港”式的小国际都市的意识更明确，信心也更足了。

　　 继虎门轮渡之后，霍英东又投资兴建了南沙客运港，开展南沙至香港的客运服务。谈到南沙客运服务的未来发展，霍英东说：“南沙处于珠江口，航速不受内河河道狭窄、河浪冲击堤岸及影响其它船只的限制，快船离开南沙码头即可高速前进。随着客流量的增多，近年内可能每半个小时或更短时间开出一航班，使南沙至香港的客运服务经常化。另外，我们还准备开展夜航服务，船只晚上9时从南沙出发，旅客于10时多便可返抵香港。”

　　 按照霍英东的设想，货运是南沙开发中必须站稳的一脚，另一只脚是客运。1994年初，南沙东发码头就已经完工，而南沙货运公司也于当年年中投入实际运营。几个2万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也即将建成使用。

　　 霍英东说：“香港的货运码头由于土地短缺而拥塞不堪，屯门青山公路车辆亦经常处于难以运转状态，实际已影响到货运业停顿不前，无法发展。在开始筹建南沙的时候，我们已考虑到利用南沙缓解香港货运码头的压力。如今，还能缓解深圳文锦渡和皇岗口岸以及广深高速公路的压力。沟通珠江三角洲以西同香港之间的货运，这样对珠江三角洲及香港的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利。”

　　开发南沙：霍英东舍本不逐利

　　霍英东的南沙系列投资项目应该是目前为止港商在珠三角最大的投资项目，因为霍英东对南沙不计成本的执着投入，南沙已经成为粤港澳地区最具活力的地区。

　　早在多年前，当时的南沙还是一片荒滩时，霍英东就在南沙进行战略性投资，并四处“推销”他的宏伟构想——将面积为澳门三倍的54平方公里的南沙建成现代化海滨新城。

　　2001年10月，广州市推出大南沙开发的战略，将大南沙概念拓展到173平方公里的范围，并将斥资上百亿进行大南沙的基础设施建设。

　　10年时间里，霍英东在占地54平方公里的南沙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已购买了22平方公里土地，已办理手续的有13平方公里，集中在东南部滨海地区。

　　由霍英东基金会投资，位于南沙新城南部，背山面海，占地250公顷的南沙资讯科技园区首期主体工程现已建成，是新城内主要的建筑之一，目前正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资讯科技园区分三期总投资30亿港元。资讯科技园是广州市政府、霍英东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和南沙管委会合作的项目，便于粤港两地联手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值及开发软件。

　　南沙新客运港是霍英东基金会投资的二级国际客运港。客运港的设计体现了21世纪城市的新形象，建筑总面积１万平方米，建成后，从香港到南沙的船程只需70分钟；客运港出口连接通往广州的轻轨铁路，到广州只需半个小时。

　　霍英东基金会投资的蒲洲大酒店是广东第一座围海造地建造的酒店，也是广东第一家外商独资的五星级酒店。酒店占地124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2958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0329平方米，绿化率达63％，主楼15层。

　　霍英东基金会投资的粤港（南沙）物流中心是现代化的进出口贸易平台，占地12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2793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0579平方米，主体为单层自动化立体式仓库，配备可调节式货架、自动化堆存系统，以快捷的方式存储、管理仓内货物。

　　自2002年起，霍英东基金会决定３年内将再投12亿元在南沙，用于兴建珠江三角洲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厦、南沙大厦及霍英东集团大厦，占地48832平方米。兴建的工程还有南沙英东中学及仁德医院。

　　概括起来，霍英东开发南沙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9-2000年，霍英东做了三件事：一件是搞交通，修桥、筑路、建轮渡，包括洛溪大桥、沙湾大桥、港前大道、进港大道，都是他亲手策划与政府合资建的，使广州进来南沙不用过渡。一件事是绿化、美化了南沙的环境。过去，南沙多海滩、淤泥，烂石塘多，为了改变环境，霍英东先后修建了蒲洲国际花园、天后宫、高尔夫球场、蒲洲海堤。还有一件事就是建设建筑物，霍英东成立了16个公司来进行运作，项目包括友荣船厂、新技船厂、东发货运码头、南沙客运港、高尔夫球场、蒲洲高新技术开发园、南沙会展中心、南沙科学馆、姑苏园，总共投资２４亿元左右。

第五十三章 开发南沙 再闯事业高峰(4)

　　第二阶段是从2000-2005年，准备做第二期工程，共７个项目，１、南沙资讯科技园，广州资讯科技园一个园区，跟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市政府和南沙管委会合股，霍英东拨出２亿元启动；２、蒲洲大酒店，投资3.5亿的５星级宾馆，已建成41层，将来用于商贸。３、南沙物流中心，主要是扩建东发码头；４、新客运港码头，重建客运港，投资7000万；５、建４幢大厦：珠三角世贸大厦、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厦、霍英东集团大厦、南沙大厦。总投资约６亿；６、建英东中学，投资6000-8000万，这个项目是与政府合作的，到时交与政府运作；７、蒲洲南沙生活小区，总共有250幢，与政府合作，类似香港的半山别墅区。

　　第三阶段是从2005年起，现代化海滨新城，一个不要有任何污染的环境清静、产品体现高科技的地方，正在跟广州、香港科大研究如何规划好，现在都只是规划，所以具体有哪些项目，还没有明确。

第五十四章 精诚所至 美梦当可成真(1)

　　 以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支持，以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不断挑战自我、跨越自我的个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霍英东的“南沙之梦”当可实现。

　　惊人壮举引起海内外关注

　　 霍英东开发南沙的惊人壮举，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这几年，中国的高层官员，包括乔石、杨尚昆、朱镕基、李铁映、钱其琛、李岚清等人，还有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专家考察团，都曾经前来南沙，听取霍英东畅谈南沙的开发前景。世界首富、美国微软集团主席盖茨在1995年底，也慕名前来南沙参观。

　　 主要是由于霍英东的策划和参与，南沙的开发建设前景对投资者极有吸引力，也正是由于霍英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已经有不少财团把巨资投进南沙这片热土。

　　 1993年，在中国为控制不断膨胀的投资规模而砍掉不少经济开发区的形势下，国务院仍然为南沙大开“绿灯”，批准设立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使南沙的开发建设前景更加明朗，投资者的信心也更足。

　　 在参观南沙开发区时，有关人员向我介绍，美国一家塑料公司，已在南沙独资兴建工程塑料企业，投资1.2亿美元；日本兵库县要在南沙建一个占地30万平方米的工业区。另外，新加坡、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韩国和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也来了。到目前为止，南沙已引进外资项目约100个，投资总额超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亿美元，已投产的项目有40多个，在建项目有50多个。

　　 对于项目的引进，霍英东有一个要求：引进的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筛选，注重吸收高新科技、高附加值项目，同时做到有污染项目绝不引进，保证南沙建成现代化海滨城市时，仍是头上白云蓝天，脚下青山绿水。

　　 霍英东既是南沙开发建设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最主要的投资者。

　　 1992年11月，霍英东和南沙开发区组成联营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南沙以东合共21平方公里土地。霍英东投资的南沙东部将建成国际化的港口新城区。除先期建成开通的虎门轮渡码头和南沙客运港外，在1999年之前，东部要完成八大项目，其中包括：联合客运码头、广州至南沙轻轨铁路、高尔夫球场、27个万吨级以上泊位、国际商贸一条街、南沙游乐场等。

　　 霍英东已经把他在香港的有荣船厂搬到南沙东部，建造高速船艇，目前船厂已经投产。

　　 那天，霍英东带我们参观了有荣船厂，船厂那时正在建造、安装一艘双体水翼船。霍英东兴致很高，他带着我们，快步跑上悬吊在半空的水翼船上，介绍说，他们船厂雇请的都是外籍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建造的双体快速豪华客轮航速48节，即每小时可航90多公里，还有消浪的设备。

　　 末了，霍英东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建造的是全世界最快的、最大的水翼船!”说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 我们还参观了南沙高尔夫球场。这个高尔夫球场建在一片丘陵山岗上。站在蜿蜓的山间公路上举目四望，绿草成茵，小树点缀其间，风景秀丽；球场外围，有一些设计别致的别墅群。这个27洞的国际标准式高尔夫球场已经接近完工，1996年初便投入使用。霍英东介绍说，南沙高尔夫球场会所会仿照中山温泉会所的模式，同时考虑以球场为基础组成南沙绿化园林公司，负责南沙地区的绿化园林的规划、管理和实施工作。

　　将会在地产上再现雄风

　　到1996年8月为止，在南沙东部，霍英东已投进资金约15亿港元。要完成八大项目，总投资可能超过100亿。

　　 要霍英东自己承担100多亿的资金用于南沙的开发，似乎不太可能；那霍英东将会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笔庞大的资金问题呢?

　　 就此问题，在1996年年中，我和霍英东作过一番长谈--

　　 冷：“我最近在广州听到有人说，你开发南沙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

　　 霍：“人家怎么说，我们不理的。”

　　 冷：“你已经投进10多亿，若果再由自己继续投下去，会不会有困难?”

　　 霍：“我们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不是靠南沙发财……”

　　 冷：“但问题是你在南沙的计划很庞大，牵涉的资金是一个大数目，即使你不是为了赚钱，但也不可能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放弃。下一步，你打算怎样做?”

　　 霍：“我们肯定有足够财力。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跟你签了一张纸(合同)，我一定给足钱你，一日都不拖。我几时欠过人的钱?”

　　 冷：“这不是欠钱的问题。你在南沙的发展已铺得很大，还要再投进多少钱?”

　　 霍：“我当然有自己的信心。如果南沙是成功的，对中国的影响将会很大……”

　　 冷：“南沙能搞成功，对珠江三角洲、对广东乃至整个省港澳的经济发展作用都很大，但问题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南沙发展计划的实施?”

　　 霍：“钱的问题，我一点都不担心。做任何生意，我从来没有借银行的钱、高利息，我自己有自己的资金。做每一件事，如果自己都没能力那真是不得了。我签一张纸(合同)以后，一定要落实。商人最重要的是信誉，比如打电话买股票，几个亿都是电话搞掂(办妥)，不用签合同的。在香港买卖黄金也一样，两人在台下抓抓手，定什么价钱都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也是因为有信誉……”

第五十四章 精诚所至 美梦当可成真(2)

　　 冷：“还要投入多少钱，才能达到你的目标?”

　　 霍：“九七前，投进的钱可能很多。我们对九七有信心，我们全家没有人有外国护照，只是想做个榜样。现在，南沙应该只是初具规模。南沙的效应是很大的，当初搞虎门轮渡，个个都反对，但现在却又要多搞一条大桥。”

　　 冷：“南沙的效应会很大，但发展计划能否如期完成?资金问题能否解决?”

　　 霍：“不是资金问题。你想，港府发展香港，投几千亿下去吗?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但香港最后还不是这么成功 ，其实也是靠自己发展。”

　　 冷：“不一步还是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

　　 霍：“不是，第一步完成基础设施，完成南沙至香港、广州的交通网络。”

　　 冷：“我看过南沙的发展规划报告，照规划来做，至少要100亿港元以上。这100多亿，即使你自己有，也未必靠自己投入。那么，是否考虑用其它方法组织这庞大的资金，比如，进行招商?”

　　 霍：“我估计搞南沙，不会有太大的错误。自己每做一件事，不是想赚多少，而是计算可能会输多少。搞南沙开发，不是一件小事，不像搞中山温泉宾馆、白天鹅宾馆那样简单，也不像纯粹搞地产那样简单……”

　　 冷：“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海南洋浦，当时发展商也说要投进去几百亿，但时到今日，洋浦开发区其实还是一块荒地……当然，洋浦的情况不可能与南沙的情况相比。但是，南沙你已投进了10多亿，难道要没完没了地投进去?”

　　 霍：“不投不行的……”

　　 冷：“你还会再投多少?投到哪一个阶段?”

　　 霍：“这个，我们心中有数。”

　　 冷：“能否透露一下?”

　　 霍：“南沙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才开始发展的，南沙码头也才搞了三年，南沙效应大家都已看到……”

　　 不知是否因为涉及商业秘密，还是有其它原因，霍英东始终不想透露他下一步投资多少，怎样组织、筹措开发建设南沙所需资金等问题。

　　 但据霍英东的一位助手、南沙开发区的顾问说：“霍生再投进去30亿，绝对没有问题。”

　　 那南沙要到什么时候才见效益呢?这位顾问介绍说：“霍生早几年购入22平方公里的土地时，从一般概略估计，除了丘陵、山地、石塘、滩涂之外，应有7平方公里的土地可用来发展商品房，这个面积相当于半个澳门的土地面积了。我们除了准备发展客运业、旅游业、货运业，还准备开展商品楼宇的买卖。从目前建设的规模来说，如果经营得当，估计5年后每年的收入是非常巨大的。”

　　 他还特别强调说：“过几年在南沙搞地产，这盘生意不知多大。赚钱方面，主要是房地产，到时会是另一番景象，起码赚上百亿。”

　　 听他谈到南沙将来的收益情况，霍英东插话说：“我们是以霍英东发展基金名义开发南沙的，这个基金是非牟利机构，所有的收益将全部反馈社会，这个基金不是我们家族的。”

　　 这几年，内地地产风起云涌，香港不少地产商也到内地发展房地产，但他们几乎都是单一地发展地产项目，急于见到回报。而霍英东在南沙的地产项目，只是他整个庞大的南沙开发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设想是，不急于发展地产，首先是把南沙的投资环境，包括客运、货运、高尔夫球场、商贸中心等搞起来，使南沙真正成为省港澳三地的交通枢纽后，才把地产项目推出去，到那时，楼价将会成几何级数增长。这样的投资考虑，既是一个大商家固有的投资策略，也可看出霍英东从不急功近利的性格。

　　 霍英东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叱咤香港地产市场，屡创奇招，业绩辉煌；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霍英东，会在地产市场再出新招，再现当年雄风。

　　 有些人不明白：南沙原本是人烟渺茫的，霍英东怎么会看中它，发现它的潜力，并预见到它的发展前景?

　　 霍英东说，1978年，他与当时的中国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一起坐船沿珠江考察周围的地理情况时，就已经看到南沙，并开始留意它。其实，霍英东对南沙慧眼独到，是与他的出身和一生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的。他出生于海上，早年搞驳运时常在海上、江里出没，非常熟悉省港澳的海路和水道，对水上交通的认识比别人都深；后来，他从事淘沙、填海、造港等生意，也是与海、与江河打交道，所以自然就会比别人先走一步，懂得利用海上地理优势，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

　　 如今，在霍英东的办公室里就挂着几幅南海海平面图和珠江水利图。经常对着这些地图，霍英东对南中国海和珠江水系的情况可说是了如指掌。对省港澳经济，可以说他是胸有成竹，心怀全局，比一般人更能通盘考虑问题，着眼于宏观发展。

　　南沙之梦当可成真

　　一天，交谈中，霍英东对我说：“南沙，那个地方真是无人去的，怎样搞成一个新城市呢?香港搞了100多年才成这样。我希望是梦想成真!……”他说这话时，情深款款，有点像喃喃自语，眼中却充满着憧憬。

　　 从他的话语和神情中，我感觉得到他对南沙的挚爱和热切期望。

第五十四章 精诚所至 美梦当可成真(3)

　　 近年，霍英东时常自言目前最大的“嗜好”是把南沙建设好，开发南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大目标。

　　 霍英东投入南沙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一份热情。现在，除了有特别事情外，每周，霍英东就像是一只候鸟一样，定期乘坐他们公司的客船，到南沙一两天，既为南沙的开发出谋献策，也考察、检查工程进度，解决实际问题。每次上南沙，他一般都把三个儿子带上，父子齐出动，一起创造南沙开发这个跨世纪的庞大工程。

　　 有一次，我开玩笑对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讲起来，南沙真像是霍生在大陆包的二奶(小老婆)，令他日夜挂念着，每周不回去看一下，他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自在。”

　　 那位职员笑着回应说：“是呵，心里总是挂着，不去看肯定不自在。”

　　 那天，参观完南沙开发区之后，已是下午3点左右。我和霍英东又一起坐车到广州。当天晚上，他又要从广州飞往北京，再去北戴河，与中央领导商谈南沙开发大计。在路上，他对我说：“现在搞南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这一世人，最喜欢的是体育。我参加国际足联执委，中国人在足球方面有这么高的职务，暂时还是我一个人。每次开会，或者看足球时，比如在美国看世界杯，克林顿总统就坐在自己隔离几行，也觉得很威风，但现在也已经是意兴阑珊，觉得看一场球要花几个钟头……在香港，与球员打球、颁奖，这类活动也花去不少时间。现在我已经尽量减少这类活动。我总是想，既然有时间，为何不去南沙看看呢?所以，当政协副主席，每次开会，我参加开幕式之后就请假……”

　　 霍英东的一生与海有缘。

　　 他的一生是从大海开始的，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故乡的一个海岛上拓展自己晚年的事业。每次，坐在来回香港和南沙的客轮上，看着海，霍英东总是浮想联翩，心里难以平静。他想起孩童时候的海上生活，想起东沙岛的冒险经历，想起朝鲜战争时期的海上贸易……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想着到了2005年的时候，南沙岛是否如他所构思的那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具有21世纪国际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新型海滨城市。

　　 以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支持，以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跨越自我的个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霍英东的南沙之梦一定能变成现实!

　　 到了2005年，霍英东将是82岁高龄。

　　 他总在期待着那一天早些到来。

　　 在采访霍英东一年多的时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霍英东实在太忙了，70多岁的人，比我们这些30岁的人还要忙，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 有一次，就这个问题，我与霍英东交谈，才真切地理解到，今时今日的霍英东还要为南沙、为家族生意奔波，除了因为他热爱南沙、喜欢挑战，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件大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放心让自己的儿子独当一面，对于是否放手让儿子挑大梁，他仍然顾虑重重。

　　 “你实在太忙了，有无想过减少工作负担?”我问。

　　 霍英东回应说：“本来想减少的，但现在……”

　　 “这是否与你们的家族经营方法有关系，大小事都要大家长做主，由他亲力亲为?”

　　 “你要知道，人才不容易求的!”霍英东无奈地说。

　　 “你每周都要去看南沙两次，难道不觉得累吗?”

　　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如果有人能代替我，当然……但在内地办事，你明白，有一定的复杂性，人事关系很难处。”

　　 停了一下，霍英东继续说：“本来嘛，现在什么都不做，都可以吃几代的。好似今日，跑了几个地方，也觉得累……以前更辛苦，要经常开会，参加体育活动，这种活动现在都逐渐减少。什么港事顾问、预委、筹委、政协、人大，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负担。讲真的，如果叫我重新做人，一定做一个简单、普通的人。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知我吃的那些麦片，很难吃的。……真是身不由己的!”

　　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放手给你的儿子去做，这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 “现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讲一定阶段。……做生意，没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稳扎稳打。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我只希望子女们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接班问题。”

　　 “但你家族生意这么庞大，要有人继承下来，要发扬光大。南沙虽然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发，但其实也是家族的生意。”

　　 霍英东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始终只希望子女们读书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个专业人士，做一个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几年前搞信德中心时，李嘉诚他们……”

　　 “这又关李嘉诚他们什么事?”

　　 霍英东吞吞吐吐地说：“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们(信德集团)买的，后来找李嘉诚、郭得胜、郑裕彤他们一起发展，大家合伙5亿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后，正是地产低潮时期，市道不好……李嘉诚他们就建议把信德中心卖掉，之后大家计数……这件事，我很难解释清楚。但我那时对他们讲，我不反对他们卖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结果，他们卖掉他们那部分，我那份就不卖……”

第五十四章 精诚所至 美梦当可成真(4)

　　 “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问题有什么关系?”

　　 “这件事，我很难讲清楚，不好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香港社会很复杂，做生意风险很大。历史上，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永安’正逐渐衰退。你的子女，他们怎样接班是另一回事，但关键是要对国家、社会、香港问心无愧……”

　　 对家族内部的事，霍英东向来总是不愿多谈，甚至是讳莫如深；所以一谈到子女们的接班问题，霍英东含糊其辞、欲言又止，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 但事实上，自霍英东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执掌家族生意。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对外公关事务，时常随父亲霍英东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负责公司的行政、财务管理，实际上是行使霍氏集团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这类角色和职权；而震宇则重点负责南沙开发区的事务。

　　 另外，霍氏三兄弟还在社会事务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震寰曾任香港培华基金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青联主席等公职，现在还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位。

　　 很明显，霍英东除了培养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渐掌管霍氏集团的生意外，还有意让他们多一些参与社会事务。霍英东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这三个儿子都像他一样，不要让世人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结语

　　不需我再多讲，读者已经从以上几十万字的文字中，了解到霍英东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说他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读者也深有同感。

　　 霍英东无疑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过程，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的发迹经历都要艰难，更富传奇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他发迹之后，他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困扰--而这种困扰竟如斯悠深和沉重，于是悲剧般成了霍英东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挣脱不了的樊笼。

　　 在香港，有哪一个超级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霍英东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东以稳健著称，于是有霍英东做生意如“钢索吊灯笼”的说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他的处境也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 霍英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战战兢兢地处世。在香港，他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他，他也是默然处之。

　　 但是，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变成霍英东的优点：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绝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陋习和自我表演的“骚味”(表演味)。

　　 其结果是，这么多年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广为各派势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这样的好朋友；几乎没有树敌——而且，最主要的是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 “能伸能屈”其实就是贯穿霍英东一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块木，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

　　 可以说，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条龙。

　　 因为港英当局的歧视，霍英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得不逐渐淡出香港地产行业，但之后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出色表现，却又使得他比同辈的大商家们多了一份成就和荣誉，也比他们更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无可置疑，霍英东肯定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1992年，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学府——美国春田大学授予霍英东人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国际奥委会授予霍英东荣誉奖章，也可视为霍英东在体育活动方面成就卓越的佐证。

　　 霍英东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府的歧视，却使他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机会擦肩而过，而他本人，也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虽然霍英东从来没有对此流露过半句怨言，但不少人还是为此深感遗憾，因为若有霍英东的参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地产界)可能会更加异彩纷呈，更加活跃繁荣。

　　 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两件世纪大事，却又不期然地给霍英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他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在内地投资最成功的香港资本家。

　　 1995年1月，港府辖下的香港大学，把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应该不是偶然的。港大把博士头衔授给一个人，本是一件平常小事，而霍英东也未必在乎这个头衔，但对于长期以来从未得到任何与港英政府有关之名誉的霍英东，此事却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那就是：香港社会已经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霍英东将更为香港社会所广泛接受。

　　 霍英东自己在两次欧华学会研究会上演讲时，也在言辞之间，表露了这种心境和意识。第一次，他讲：“中国已不是150年前的大清帝国的时代了，英国也不是维多利亚盛世皇朝。”第二次，他说：“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再是第一位港督钵甸乍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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