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国企
作 者梁星火
书籍简介
《爱恨国企》既是作者工作的记录，也是作者探索的见证，既反映了作者对理想、对事业的追求，也反映了作者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郁闷和思考。读《爱恨国企》，如临其境，真诚、质朴的语言，给我们展示了安阳机床电器公司近年来一步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坎坷之路。也使我们看到了星火同志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如何克服各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不断地“否定自我”，而成为一名成熟和合格的企业领导。...
第一部分：序
关注国企，关注……（图）
写在前面的话（图）
第二部分：起步难
1997年6月，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我“有幸”受命于危难，被市委组织部任命为这个已陷入瘫痪、1949年建厂、有着千余名职工的国有中型企业当厂长兼党委书记。
起步难（1）（图）
起步难（2）（图）
致命债务（图）
伙计难处（1）（图）
伙计难处（2）（图）
不应自卑（1）（图）
不应自卑（2）（图）
不应自卑（3）（图）
不应自卑（4）（图）
第三部分：人生能寻几次“枪”
《寻枪》这故事很简单，就是一警察不慎将自己的手枪给丢了，那枪里有三颗子弹，这就意味着三条人命，用电影里的话讲：要是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六条人命。我们是禁枪国家，人命关天，于是，那丢枪的警察就开始了艰辛的“寻枪”。结局很苍凉，警察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寻到了枪。
生能寻几次“枪人”（1）（图）
生能寻几次“枪人”（2）（图）
我会管理吗（1）（图）
我会管理吗（2）（图）
习武与多病（1）（图）
习武与多病（2）（图）
习武与多病（3）（图）
身体是别人的（1）（图）
身体是别人的（2）（图）
第四部分：企业文化是“冲锋枪”
企业文化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不是生搬硬套、照抄模仿而来的，企业文化应是你这个企业“自己生的孩子”。这些年，我们在管理方面稍有点儿价值的观念与套路，无一不是在激烈的矛盾碰撞中，在无数次的拍案而起与捶胸顿足中给逼出来的。
我的酒量练不出来（图）
企业文化是“冲锋枪”（1）（图）
企业文化是“冲锋枪”（2）（图）
为什么“升旗”（图）
学习“认真”（图）
学会“适应”（图）
用奥迪车买菜（图）
五反对（图）
十八条生存原则“背后话”（1）（图）
十八条生存原则“背后话”（2）（图）
第五部分：激情管理
2002年春节期间，我读了郎平的《激情岁月》，被郎平那既然选择，就落子无悔、就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激情所感染着。春节过后一上班，我就极力向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推荐这本书....
英雄情结（图）
站着说话“腰也疼”（图）
“国企”愧对银行（图）
激情管理（图）
仅改制救不了我们（图）
我会不会堕落（图）
我的母亲父亲（图）
我的母亲父亲（2）（图）
我的母亲父亲（3）（图）
感言《爱恨国企》（图）
爱恨国企
关注国企，关注……（图）
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 ——狄 更 斯 关注国企，关注…… 王文鼎 作为作者的领导、同事、挚友、朋友，有幸提前阅读《爱恨国企》。作为一个担任了20 年大型国企一把手的企业领导，自然对国企题材的作品格外敏感、格外亲切，自然对《爱恨国企》有着更深、更切肤的感觉。 《爱恨国企》既是作者工作的记录，也是作者探索的见证，既反映了作者对理想、对事业的追求，也反映了作者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郁闷和思考。读《爱恨国企》，如临其境，真诚、质朴的语言，给我们展示了安阳机床电器公司近年来一步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坎坷之路。也使我们看到了星火同志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如何克服各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不断地“否定自我”，而成为一名成熟和合格的企业领导。 与其说《爱恨国企》留给了人们许多许多的思索，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现实，是国企近年来的经历给我们出了一个又一个难以一时作出正确回答的课题。包括星火同志在内的我们这批国企领导之所以爱国企，恨国企是因为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事业、对职工、对未来都还有着剪不断的深情。恨，是恨国企有那么多的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观念的、思想的、管理方法的、行为模式的、经营机制的），是恨完成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的过程是如此的艰难（长期、痛苦、脱胎换骨）。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面对带着菜叶的菜刀，星火同志没有退缩，也包括我们榆液集团在内的大多数国企领导没有退缩。他们毅然而然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牺牲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为代价，带领着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适应着、拼搏着，寻觅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航线”。 国企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改革没有出路。要么企业适应市场，要么被市场所淘汰。 无情的市场规则，决定了国企面前的路还很长，星火同志面前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深信，人们不会忘记国企在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不会忘记国企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巨大牺牲；不会忘记国企为了适应市场而改变原有“胚胎”印记的脱胎换骨的痛苦经历；更不会忘记国企的领导们在这种经历中经历的常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艰辛和痛苦。 当今的国企领导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外部经营环境中，用特殊的素质和智慧完成着特殊使命的特殊群体。 社会应关注他们。 王文鼎 榆次液压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榆液集团安阳机床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协会副理事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政府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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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国企
写在前面的话（图）
当国企总经理这些年，我从未体验过别人当国企总经理的那份洒脱与风光。可能是能力的原因，我更多的体验是疲惫、是酸楚、是委屈、是窝囊…… 在忙得一蹋糊涂之后，我常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常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但又没有地方去说，于是就有了这些废话。 今天，我想把我这些真情实感的废话，说给所有为国企做过奉献的人们，说给所有给予过我帮助与支持的人们，说给让我无法割舍、让我痛苦无奈的国企。 （作者系榆液集团安阳机床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爱恨国企
起步难（1）（图）
1997年6月，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我“有幸”受命于危难，被市委组织部任命为这个已陷入瘫痪、1949年建厂、有着千余名职工的国有中型企业当厂长兼党委书记。 被任命时的兴奋，转瞬即被矛盾与困难所取代。 没有资金、市场萎缩、债务缠身、管理混乱、人心涣散。回款几乎已承担不起企业最基本的开门费用。因交不起话费，电话能停的都停了；因交不起水费，办公楼里的厕所也封了。 欠工资半年以上、欠养老金、欠集资款、欠医疗费、欠税、欠银行本息、欠水电费、欠煤款、欠原材料款、欠配套款…… 这厚厚的欠帐单象一块块石板压在我的心上。 机构要精减、人员要分流、中层要更换、班子要建设、作风要整顿、市场要调研、产品要调整、管理要重建，职工关注的焦点是非要给个说法。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当务之急最最要紧的是筹措资金、启动生产。 资金在哪儿？让职工集资显然已不可能；跑贷款，任你跑断腿、磨破嘴，也没人再愿多看一眼这个千疮百孔、信誉极差的国企。 心急如焚之际,经朋友点拨:“个人房产抵押可以贷款”，已别无选择，就用班子每个成员的房产证去抵押贷款。开始，班子个别成员有异议有顾虑，做工作，最后终于达成共识。 这恐怕是企业有史以来贷款速度最快的一次。生产终于被艰难地启动。 此后，有两位职工先后找到我，拿出自己上千元的积蓄要交给我，让厂里应急，并一再强调不要说出他们的姓名。患难见真情，人在最困难时得到的帮助是不会忘记的。 生产尽管启动，但形势并未好转,企业仍在低谷中挣扎。订单少回款差，拆东墙补西墙，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得已，新班子上任后也开始拖欠工资，连续几个月每人每月贰佰元的生活费都无法保证，部分职工开始对我与新班子产生了怀疑与动摇。有主动要求下岗的、有要求调走的、有出去“拉杆子”与企业对着干的、有吃里扒外帮助外面上企业产品的。一些合作多年的外协配套户也纷纷“另起炉灶”干起我们的产品，一些合作多年的用户也开始另选供应厂家。最糟糕的大概是由于看不到希望，新班子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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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难（2）（图）
97年的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不仅仅是因为办公室里供不起暖气。 也就在这个时候，各路债权人蜂拥讨伐、穷追猛打。讨债者有内有外，四面八方，从早到晚。理智体谅、死缠硬泡、拍桌砸凳、跟踪恐吓、骂娘动刀……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切都应理解。无奈此时的企业已是真正的“杨白老”。 一次，一位喝了酒的讨债者把带着菜叶的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办公室主任进来救驾，被当场打了个“毛青眼”。 我与班子成员曾被红了眼的讨债者困在办公室里十几个小时，不能办公、不能下班、不能吃饭，直到次日凌晨大家才逃出去找饭吃。 为了避免直接冲撞，那段时间我成了企业最难见最难找的人，上班进厂前要先问能否进？甚至上厕所也如此，狡兔三窟，我的办公地点也不得不随时变换着。 我最难忘的是1998年春节的工资，那中间包含着多少苦涩，恐怕是多数职工不知道也想不到的。 由于形势严峻，1997年国庆节后,我就着手考虑积攒1998年春节的工资以及节后的生产启动资金。临近1998年春节，银行同志来催收利息十几万，许诺还息后，立即再给企业原数贷出，并情真意切地说：此事关系到他们的工资与奖金……于是，我就答应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还款容易贷款难。春节一天天临近，工资却还缺着一大块。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家”。寒冬腊月的夜晚，我去银行有关人员家里“通融”，遭到了拒绝，甚至是严厉的指责:“工人开不了工资,你当厂长的还搞这一套。”无论我怎么解释，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提着礼物被赶出来。这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难堪、什么叫尴尬、什么叫“丢了杆子撵船”的滋味。 失眠、着急上火，我生了满口的溃疡,说话吃饭都困难。不死心，再去找，春节的工资不仅仅是工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关系到一个有着上千职工国企的稳定。我想，银行的同志是会理解的，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从银行的办公大楼走下来的，两腿发软，脑子一片空白。从银行出来，我就象一个丢了家里贵重东西的孩子无法回家向父母交待一样，迟迟不敢进厂。真没想到，我竟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没有出息，我竟抱头蹲在车往人来的街头掉起了眼泪，与我一起去的同事只能尽量用身体为我遮挡。 咬紧牙关挺住！老天有眼，想尽一切办法，经过不懈努力，春节前，工资总算如数发到了每位职工的手里。 这几年的春节一年比一年形势好，一年比一年奖金高、福利多，但是每年春节前我都禁不住想起1998年的春节。尤其是2002年春节前的公司大会上，当大家为春节的奖金与福利报以热烈而激动的掌声时，我觉得1998年春节的一些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忘不了那时为了拿到货款，销售人员大年二十八九还在外地；忘不了那时为了争取到市里对企业一万多块钱的救济金，党委副书记与工会主席在冰天雪地里一等就是一个上午；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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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债务（图）
致命的债务不仅是近400万元的内债，而是外债。 1997、1998这两年是企业的官司高峰。我告人，人告我，两三个律师都忙不过来，企业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到法院的传票。 由于历史债务、历史官司的原因，企业回款随时都有被扣的危险。为了上千人的生计，为了稳定，我不得不告诉财务人员要学习“长征”精神，不要怕跑路，不要怕麻烦，要打“ 运动战”。我们开了几十个帐户，有的帐户开到离城偏远的镇上，甚至还成立了与企业无产权关系的公司，专门用于回款。尽管如此，但还是防不胜防。记得一次，一笔贰万多元的汇票由于财务人员不慎，在办理进帐手续时被扣走。为此，财务人员哭了，财务科长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说，我要给回这笔款的销售人员下跪。 最大的债务压力是贷工行的款近伍仟万，年利息就要近陆佰万。这对于一个有着上千人要吃饭，1997年月产值已跌落到20多万元的企业来讲，无疑是致命债务。
当时国家有鼓励国企被兼并的优惠政策，就是可免息可停息。找“婆家”享受兼并政策就成了当时企业、银行、政府解决企业债务的共识，似乎也成了当时企业的唯一出路。 我从1997年6月上任第二个月起，就开始跑山西榆次谈兼并，这一谈就是一年半，谈判涉及到银行、政府等十几个部门。安阳至山西榆次往返有1000多公里，我几乎一个月一趟，春夏秋冬，几经周折，终于在1998年12月谈判成功。大型国企——榆液集团帮助我们享受了国家“兼并”政策。 1998年12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多家新闻媒体争先报道，山西省机械厅与河南省机械厅的领导以及安阳四大班子领导共同参加了挂牌剪彩。企业注册为榆液集团安阳机床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享受到了国家有关“兼并”政策，即免去以前所欠利息，并从兼并之日起停息两年，仅此就是贰仟多万。企业第三年开始分批偿还所欠本金。被“兼并”使企业赢得了两年的“喘息”时间。“存在就是真理”。1997年至今，“我”没有趴下、没有死，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缓期“执行”，两年后怎么办？先不去想它，两年的时间足够了，我为此而激动。我要紧紧抓住这两年时间，一定要用它来证明些什么？我只觉得要证明的事情太多了，但究竟要证明些什么？我一时还说不清……
爱恨国企
伙计难处（1）（图）
生意好做，伙计难处，国企更是，而对我来讲已是背水一战，只能处好。 班子，它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职工的命运饭碗，关系着我个人的成功失败；成也班子，败也班子。我要把它锻造成一个能肝胆相照，能患难与共，能创新实干，能力挽狂澜的班子。 但是，难！ 新班子组建时，尽管组织部门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可因种种因素，结果却让我感到有点象“包办婚姻”。但我还是满怀激情，满怀希望地去“先结婚后恋爱”。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不得不拿出很大精力去与个别关键伙计“谈恋爱”。 沟通、磨擦、碰撞、再沟通，反反复复，结果却是令人寒心的冷漠、隔阂、消极…… 我感到心身疲惫，心力交瘁。 在企业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我不能容忍“同床异梦”。 长痛不如短痛，企业耗不起，我耗不起，看来只能“分手”! 此后，在班子的配备上，我又经历了选择、再重组、又“分手”的折腾。实践证明，“自由恋爱”也不能确保你白头到老。 “分手”无论被处理得多么理智平静，恰当自然，对我来讲都是“伤疤”。如果跳出这个特定的环境，跳出那些是是非非，大家无疑都是好人，但好人与好人并非能“过”在一起。 现在，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任命书只能任命你的职务，而不能任命你的威信，你的核心地位，这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去摸爬滚打，只能靠你自己去一分一分地挣，一分一分地攒。 谢天谢地，班子的动荡调整总算过去。 近几年，企业能逐步起死回生，1999年至今每年都以40%的增长速度在发展，连年受到表彰，并偿还了近400万元的职工债务。我们这个班子也总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这认可的背后，却是我与伙计们没完没了的磨合。磨合常常是痛苦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我们在不断地否定自我。 要干就干成最好。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我在不断挑自己毛病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伙计们的毛病；“六亲不认”、言语刻薄，我在不断地同伙计们发生着矛盾，发生着碰撞…… 俗话讲，穿衣穿布，吃饭吃素，当官当副。说穿了就是副职好当，为什么？依我看，关键是副职能回避矛盾，能躲躲闪闪……但可悲的是这似乎已成了见怪不怪。 “以毒攻毒”，我的原则是“帅不操刀”，一般情况下，我绝不越位，绝不直接与下面发生冲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矛盾都将爆发在班子内，爆发在我与各位副职之间。 管理就是矛盾，就是“斗争”，就是不高兴，就是痛苦，甚至是伤心伤身。班子的伙计们：对不起了，我别无选择，我的“斗争”对象只能是你们。我要逼着你们去“操刀”，去触及矛盾，去斗争。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班子的伙计们都已明白：如果谁回避了矛盾，就等于在班子里埋下了“地雷”，我们之间的“爆炸”、“地震”、大动干戈，是早晚的事。既然如此，那就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爱恨国企
伙计难处（2）（图）
火药味太浓，力度太大。 为了防止感情破裂，为了防止再度“分手”，我每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沟通、沟通、再沟通，要真情沟通，要快速沟通，它能清除障碍，能达成共识。 我承认，我是个心里放不下事的人。我认为班子的矛盾绝不能过夜，大家不能背着矛盾去睡觉，不能带着情绪去工作，更不能带着情绪去吃饭。所以，经常是夜里十一二点通知大家来开会，经常是直到思想统一，大家的脸色由阴转晴后才去吃饭。 为了沟通有效，为了使班子能够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有机整体，我始终全神贯注地关注着班子里的每一位伙计，关注他们的心态与状态，关注他们的思路与方法，关注他们的言行与作风，关注他们的情绪与健康……针对问题，我在不停地、及时地进行着调整、把握、提醒、告诫、增压、减压、疏导、润滑…… 累！的确很累，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劳心”。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发现伙计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在这数不清的磨合、碰撞、沟通中建立起了彼此的信任与依赖，理解与支持，默契与共识，建立起了对企业的感情，对企业的爱。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要生存要发展，这就注定矛盾与碰撞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伙计难处，尽管劳心费神，但苦中有乐。 累！并快乐着。
爱恨国企
不应自卑（1）（图）
我自幼体弱多病，学习成绩很差，一直很自卑。 记得上小学唯一一次受表扬是学校组织学生去农村捡麦穗，老师表扬我能吃苦。 尝到了受表扬的甜头，在以后的一次“积肥”劳动中，我又想出风头，“积肥”就是让学生提着箩筐走街串巷找煤渣。我发现厕所里有很多煤渣，没多想就提了满满一箩筐。后才知那是掏粪工专用的，有同学举报了我，结果是我做检查，受到通报批评，有老师说这是道德品质问题。 还有件事对我刺激也挺大，有次班上闹不团结，班主任在全班当众查证喇叭舌头，查来查去查到我头上，具体什么事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班主任看我的那眼光，像是当时电影里英雄人物看阶级敌人一样。 不知从什么时起，我变得孤僻少言，上下学独行，课间也要独自找个地方躲起来。那时我三天两头发烧请假，每次病好后去上学都要鼓足勇气，怕别人嘲笑自己，最怕别人注意自己，即使买双新布鞋也要刷几次再穿…… 多少年过去了，即使我靠自己的奋斗，一步步爬到了厂长这个位置的今天，少年时种种自卑的经历与感受，仍时时影响着我的思维与言行。 自卑使我过于敏感，甚至多疑，始终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周围人的“表情”上、情绪上。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讲，我是个“有病”的人。现在的国企本身也就是个“病人”，组织上用我这个“有病”的人去管理“病人”，倒是“以毒攻毒”。想想这几年，企业的减员力度、改革力度、管理力度那么大，但还能保持稳定，还能快速发展，这倒是由于我的“自卑”预防、减少和避免了不少的矛盾。这可能是“歪打正着”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自卑让我常常胡思乱想、庸人自扰。 我觉着，现在没有几个人能看得起我们这些国企厂长的。社会上传说的“四大傻”，其中国企厂长就是“一傻”。有位私企老板对我讲：“你们国企厂长是‘四狗’，一是国有资产的 ‘看家狗’,二是见了上级的‘哈巴狗’,三是在台上是‘疯狗’，四是下了台是‘落水狗’ 。”在社会上一些人的眼里，国企厂长要么是败家子蛀虫，要么是笨蛋饭桶。债权人鄙视你，下岗职工责怨你，政府一些人员讨厌你…… 有些自卑是被烘托出来的。 有次我去参加全市的“经济运行会”，看到前几排坐的全是政府官员，而且每个坐位前都放着毛巾和茶水，后面坐的全是厂长总经理，连杯水都没有，尽管我感觉有些不舒服，但怕人说我是小肚鸡肠，也就无任何表露。可后来我发现那么多的厂长总经理与我一样都“不舒服”，弄了半天大家都是“小肚鸡肠”。其实这些厂长总经理们并不在乎一杯水和一块毛巾，要知道这开的毕竟是经济运行会，这些厂长总经理，这些共和国的纳税人，理应是“主角”，理应去享受一杯水一块毛巾的待遇与尊重。开经济运行会都体现不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氛围。 我终于明白：难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党还要时时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整天去喊优化经济环境，还要搞那么多的所谓“重点保护企业”。
爱恨国企
不应自卑（2）（图）
有不少朋友劝我：趁现在还年轻，趁现在企业还不错，应抓紧运作运作走仕途。是的，走仕途既不像干企业那么艰辛受累充满风险，又能光宗耀祖受到普遍尊重，对我来讲也曾充满诱惑，何况我们这个企业曾出过市长、出过局长、出过不少的县处级领导。2000年时，组织上曾想让我去任科技副县长，我放弃了。后来我有些后悔，这对我来讲可能是走仕途的最后一次机会。 那一次的放弃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来对这个企业的感情竟是那样的深，尽管这个企业已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尽管我再继续干下去的结局可能不会太好。 我曾想，如在80年代，像我现在这样的干法，像现阶段职工对我的评价，再加上一些关系，我进入仕途恐怕不是太难的事。可今天已时过境迁，组织上已不再从企业选拔干部，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并非赞成拿干企业做跳板走仕途，但人各有志，有些人通过把企业搞上去，通过从政来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体现，有什么不好？可现在的用人政策，给我们这些干企业的感觉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受歧视，是不平等。 是企业没有人才吗？可能是由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我曾对一位官员朋友讲：别看有些当官的前呼后拥、耀武扬威，要让他到我们企业来炼炼，没准三天就露馅，恐怕连个车间都管不好。俗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认为企业就是“溜骡子溜马”的地方。可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有关部门似乎已忘记了这个最能锻炼、检验干部的地方。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说到家是总经理与总经理之间在“摔跤”,我们这些厂长总经理都是跳高运动员，助跑、 起跳、过杆、落地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总之，你行还是不行？立竿见影，一目了然。所以我认为现在能生存下来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老国企，当厂长总经理的都是了不起的。 老国企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企50多年来，再也无法掩盖的种种矛盾与弊端，要由现在这些厂长总经理来承受、来变革。你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去应对种种应接不暇的历史遗留问题，以至焦头烂额、身心疲惫。我当厂长这几年，仅因历史官司，法院给我下的传票就快一抽屉了。尽管如此，我和许多人一样，也不愿落个“逃兵”的名声。 在企业最困难时，也是许多人看不到希望时，我曾在大会上讲：即使人都走光了,我也在这儿看大门。无独有偶,我听说有位困难国企厂长也在大会上讲：要当“泰坦尼克号”的老船长,与企业共存亡。 许多困难国企厂长清楚自己从事的是积重难返的“死亡工程”，但仍“死马当作活马医 ”。他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对企业的深爱、对职工的责任，以及自己做人的自尊与面子，在顽强地拼搏着、抵挡着，在默默地忍受着、奉献着、牺牲着。但他们却得不到社会公正客观的评价，得不到理解、得不到信任与尊重……
爱恨国企
不应自卑（3）（图）
我曾在家里发牢骚：我这个上千人的国企厂长、纳税人，在社会上一些人的眼里还不如一条狗。我父亲当即严厉地批评我：人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是的，别人看不起我，我为什么要自卑、自轻自贱？是我对社会没有贡献？是我蹉跎岁月虚度光阴？是我没有去追求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与职工的信任？是我没有做领导的自信与能力？起码到现在为止，我狂妄地说一句：都不是。 我发现和我一样,一些国企尤其是困难国企的厂长总经理，在一些公开场合，在一些政府官员和一些大国企老总面前，常有掩饰不住的自卑。实际想想，官大并不代表其有德有才，企业大并不能证明其强，也并不能证明其当老总的就真正懂管理会经营。世上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即使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就像我们不能硬拿一个京剧演员去和流行歌手比知名度一样。现在是产业造英雄，有些产业本身就有局限性，本身就是做不大的寂寞产业。关键要看你能否做专、做精、做强，做出自己的特色来。有些大企业之所以大，是因为沾了产业的光，沾了国家政策的光，沾了政府巨额投资的光，沾了某种行业垄断的光。
爱恨国企
不应自卑（4）（图）
表面的东西往往是最具有诱惑的，因为它已是一种世俗的认同。其实那些诱惑你的、令你羡慕的并不一定能给你带来自信、幸福、充实，也并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的、能够让你体现价值的。可我却常常被那些表面的东西所诱惑，那诱惑让我变得浮躁，让我常去肤浅的攀比，以至丢失真实的自己，这大概就是我自卑的原因所在。我从自己这些庸人自扰的胡思乱想、胡言乱语中，似乎悟出了些什么，明白了些什么，那就是：不应自卑。
爱恨国企
生能寻几次“枪人”（1）（图）
去北京出差，偶然看了电影《寻枪》，回来后，就迫不急待地推荐给班子的伙计们，并与他们一起又看了一遍。目的是：我们做企业要有“寻枪”的状态。 《寻枪》这故事很简单，就是一警察不慎将自己的手枪给丢了，那枪里有三颗子弹，这就意味着三条人命，用电影里的话讲：要是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六条人命。我们是禁枪国家，人命关天，于是，那丢枪的警察就开始了艰辛的“寻枪”。结局很苍凉，警察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寻到了枪。 电影拍得很好看，悬念迭起，节奏明快，画面有很强的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人物语言被处理得非常洗练。我多年未看电影，给我的感觉是电影还能这样拍？ 这些都不关键，关键是电影的内涵，我觉得很深刻，那把丢失的枪，在我的眼里不仅仅是枪，或是一生追求的事业，或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或是一份无法割舍的感情，或是房子或车子…… 其实在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要经历“丢枪”、“寻枪”。有些人在“寻枪”的途中退却了,有些人历经了千辛万苦,但寻到的是一把“假枪”,有的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最终寻到的却不是自己所丢的那把“枪”。“丢枪”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你不敢承认“丢了枪 ”，你没有勇气去“寻枪”。我非常迷恋电影中主人公在“寻枪”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状态，那整日满脑子都是“枪”，那无所畏惧、那焦虑不安、那提心吊胆、那魂不守舍、那忘我执着……
爱恨国企
生能寻几次“枪人”（2）（图）
那“寻枪”的状态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我，是因为我觉着自己当国企厂长这些年的很多状态,就是“寻枪”的状态。 可以不夸口地说，我就是在用“寻枪”的状态影响着企业，影响着周围的人。我常和班子的伙计们讲，我们管理企业主要是看状态，一是看我们自身的状态，二是看下级的状态，因为状态决定过程，过程决定结果。状态有时甚至重于能力，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不尽心，如果没有状态，我们还不如劝其另谋高就。如果一个人在工作时，他能有“寻枪”的状态，他能有“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状态，他能有“头悬梁，锥刺骨 ”的状态，那么我们有时甚至可以不问其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曾对一些同事讲，只要你尽心了，即使失败了也不怕，大不了我们一起下岗。 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可能就是在不断地“丢枪”、“寻枪”，“寻枪”可能也就是企业永远的主题。但想想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尤其是真正能“寻枪”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年,人生能寻几次枪？ 做企业应该有“寻枪”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国企“末班车”上苦苦挣扎的人。
爱恨国企
我会管理吗（1）（图）
一位医生朋友对我讲：他在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有病找哪位医生看。 是的，不要以为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个听诊器的人就都会看病，就能把病看好。治聋子治成哑巴的事也不稀奇，有些医院的确是庸医满院跑。 你是医生，你会看病吗？你能把病看好吗？ 我是总经理，我会管理吗？我能把企业管好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庸医”，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总经理。 我也开始怀疑许多人，我发现在不少职业里都有着这么一些挂着羊头卖狗肉，干什么却不了解什么、不懂什么、不会什么的人。如果这些人是一般岗位上的一般人员倒无妨大局，但如果他是一位领导或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员，那大家就要跟着倒霉；如果是在企业里，那这个企业早晚要遭灭顶之灾。 这些年，瞎猫碰上死老鼠，我也做成了几件总经理本就应该做成的事情。于是我开始膨胀，开始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真得就是一位懂管理会经营的总经理了…… 可事实上呢，我能把企业真正带入良性循环吗？我能使企业经久不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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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管理吗（2）（图）
如果有人问我：企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企业的致命危机在哪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锻造？企业的历史债务、历史包袱、历史矛盾如何解决？企业三五年后会是什么样？作为总经理，你心中有数吗？你胸有成竹吗？ 老实交待：我还没有,我更多的是茫然困惑、不知所措,我更多的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我更多的是哪黑哪住店…… 一个医生如果是庸医的话，那么最好趁早改行，否则可能人命关天；一个总经理如果是冒牌货的话，那么最好趁早辞职，否则大家的饭碗就要砸在你的手上。 艺术家姜文有段很精彩的话：“我不觉得干导演是多么高深的事，很多人做导演做得太容易了，可以站在后面，好坏别人看不出来。真正做了导演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是狗屎，什么都不是，如果把他拎到别处立刻就原形毕露。” 职位能检验一个人能力的大小高低，有时也能掩盖一个人的无能，可往往是人一旦到了某个职位上，就很容易自以为是，其实不然，并非干什么就会什么，就能干好什么，就是什么。 大家每天喊我总经理,我最好能常问问自己:我会管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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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武与多病（1）（图）
我是个早产儿，生下来还不足1.5公斤， 生下来就多病，在暖箱里放了半个多月。听母亲讲，要不是生在北京301医院条件好，恐怕活不成。就体质而言，我可谓先天不足，但想不到后天的我还能长成一米八的个子，即使如此，我仍是个体弱多病、图有“虚高”的豆芽菜。 上小学时，父亲为了改变我的体质，把我送到业余体校武术队，在那里我接受了正规系统的训练。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将来能做一名职业武术运动员，我练得很刻苦，可成绩还是不如别人，还是三天两头发烧，不得不中断训练，以致最终半途而废。 习武对我来讲，并未达到改变体质的目的。现在回想那种超负荷式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某种程度上讲倒像是在摧残身体，我后来身上的许多伤病就是那时留下的。 但习武的经历也有收获，它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千锤百炼，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几十年，什么叫爆发力，什么叫刚柔相济，什么叫四两拨千斤。这些对我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管理工作，对我克服战胜各种困难，都有着启迪与帮助。 与习武一样，不断生病的经历也同样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有了一些可能是健康人没有的体验。 上小学时，我做过扁桃体摘除手术，这本是个小手术，可轮到我却头一刀未做干净，第二刀倒是干净彻底，还把不该做的好肉也弄下一块来，结果是我半个月不能进食、不能说话，嗓子里像放了个刀片，算是体验了什么叫刀割般的疼痛，也顺便体验了一把饥饿的感觉。至今也忘不了眼谗邻居吃挂面的情景，那碗西红柿挂面汤上还飘着些香菜，实在是太香了。 上中学时，我得了黄胆性肝炎，高烧不退，吃什么吐什么，人瘦得象个严重的吸毒者。当时肝疼反映在胃疼上，常常是疼得缩成一团，疼得在床上打滚，疼得用擀饺子的那种小擀杖一头顶住胃一头顶在墙上，疼得趴在地上让家人用膝盖跪压在我的背上。 疼痛升级的感受，要数1999年我做腰部手术，这要算是个大手术，手术有一定危险性，手术前我把办公室里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悄悄拿回了家。手术做了近5个小时，刀口长20多厘米，末了还在腰椎上打上了四根近10厘米长的螺钉等东西。要命的是麻醉过后的疼痛，我像得了疟疾似的不停地颤抖着，那可能已是我承受疼痛的极限，医生给我用上了杜冷丁。 这次手术后，有时我觉着自己简直成了一个“废人”，不能负重，不能弯腰，每次洗脸都弄得满身是水，十分狼狈。手术已快三年了，但站、走、坐的时间都不能太长，睡觉已几乎不能侧躺，只能平躺或趴着。以前最爱帮母亲做的两件事：洗碗、打扫卫生都因需要弯腰也无法再做。我常想，如企业垮了，如我下了岗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抓紧去办个残疾证？到时也好享受一些政府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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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武与多病（2）（图）
值得欣慰的是，手术后这几年，也是企业管理与各项指标上了一个台阶的几年，我并未影响任何工作，即使刚刚手术后的恢复阶段。那时连坐都困难，就躺在床上或靠在沙发上办公、开会。不能坐车就在车上放块木板，人好躺在上面，照样开车长途出差。 现在有两种药我已不能离身：一是胃药，二是安眠药。短短几年内，胃镜就做了三次。失眠是97年当厂长时留下的纪念品，现在电视里广告的那些治失眠的药对我来讲，就如一个喝惯了高度白酒的人再让他去喝葡萄酒，已不起作用。有时我也尽可能坚持着不去吃药，实在睡不着，就像个夜游症者半夜里一人出去散步，有次竟被巡逻的警察过来盘问了好半天。 如连续几天睡不好，人就会烦燥不安，动辄暴跳如雷，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脑子外面好像还有一个脑子；眼睛看东西有时也会出现重影，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许多安眠药上都写有：长期失眠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结果是我又不得不大剂量吃药来保证睡眠，觉是睡着了，但精神却是抑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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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武与多病（3）（图）
专家讲：长期失眠的人其身体的免疫力会下降67%，再加上我体质本身就差，这些年，身上的各种小病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吃药、打针、输液已成家常便饭，想想我从小到大真是没少为医疗事业做贡献。 作家史铁生在他那部新作《病隙碎笔》中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到不咳的嗓子是多么安祥”。可我属于那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主儿，我总是不满足，这可能是我病生得还太轻、还太少。 但无论怎样，即使是我还不够份量的多病，即使是我半途而废的习武，都丰富了我的人生，成为我有幸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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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别人的（1）（图）
我一直认为男人的魅力在于忙碌 。 很早以前读张贤亮的《绿化树》，就很羡慕他书里描写的男主人公“边吃土豆边干活”的忙碌作派。今天，我也终于成了一个忙碌的男人，魅力谈不上，倒是过足了忙碌的瘾。 这些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二三个小时以上，几乎从来没有过节假日。我对班子的要求是：市场信息传递不过夜，内部矛盾处理不过夜，经常是夜里通知大家来开会。我除了工作已无任何爱好，即使偶尔不得不休息个半天一天，也是不停地用电话工作，简直比上班还累。 我说这些并非炫耀我多么敬业，可能相反，只能说明我不会工作与效率低下，可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好象列宁讲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不少人劝我：“身体可是自己的，为了这样一个企业劳心费神，把身体弄垮了可不值，等你真的成了“两院干部”（有人讲国企领导的结局要么法院要么医院）住了医院，别人最多看你两次，没有人理你。” 值，还是不值？这不是大家认为的事，关键是自我感觉，如果我已全身心地投入，如果我已不能左右自己，如果我已欲罢不能，那就值。 至于“两院干部”，去法院受审，我目前还没想过，但也不能排除将来我不会堕落，变成已不是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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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别人的（2）（图）
住医院，根据我身体的一贯表现，我倒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过我是不会因为“没人来看我”而失落苦恼的。1999年我做手术住院，为了不影响工作，只告诉了班子成员。为什么要偷偷摸摸“高度保密”？我就是最怕有人来看我。后来连医院的护士都说，你这个人肯定为人不好，还是领导，怎么没人来看你。其实“没人来看你”，对一个领导而言可能都会是最终的必然。早知如此，又何必去搞那些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尤其是当你在位时，那些热闹更是一钱不值的无聊。 除了有当“医院干部”的准备外，我还为自己设计了一种结局：一旦下岗，擦皮鞋倒是最适合我目前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我有毛病？不是，你如果真正了解国企，尤其了解像我们这样的国企，你就会认为不是。 想这些，也并非我消极，说句自我欣赏的话，一不怕住医院，二不怕下岗，我认为这倒是我做国企总经理的一种境界。无所畏才能无所谓，无所畏才能有所为。当现在的国企总经理就得能豁出一切去…… “身体可是自己的”。当我是一个旁观者时，我也会拿这样的话去关心别人，可一旦轮到我自己上场，我的全部注意力就会高度集中在最终的目标上、结果上，集中在周围的人怎么看我、评价我上。 当然，有时我也有似乎一切都想开的瞬间，比如去参加追悼会的那一刹那。可一旦回到单位，一旦进入总经理的角色，一切又是如旧，我仿佛又成了一条疯狗。 身体是别人的，因为我已身不由己。安阳有句土话说的好：孝帽子戴在你的头上，不怕你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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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酒量练不出来（图）
记得以前三角债严重时，我去用户那儿讨款，在饭局快要结束时，人家厂长突然指着那能装一两酒的小酒碗对我说：你如喝了，我再给你增加两万，我没犹豫就一饮而尽，并请求再喝一碗再给增加两万，想不到人家竟爽快答应…… 增加款的目的达到了。客人一走,我却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地广播”，吐得一踏糊涂，整整难受了一夜。 不就是两碗水酒吗，有什么了不起，可我却如此没有酒量，实在是没有出息。 不能喝酒，现在愈来愈感到这是我当总经理的缺陷。酒桌上不是常讲：“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吗？为什么要豁出命去喝？因为喝与不喝，喝多喝少是“态度问题”。这不叫喝酒，这叫表态，叫表决心；叫表忠心；叫表信心……尤其是当个像我这样中小型国企的总经理，尤其是身处酒文化盛行的中原，尤其是在政府天天喊优化企业环境的今天。 无酒不成宴，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协调摆平，等着我去磕头作揖，形形色色的人需要我去接触去沟通，在此，酒的力量实在不可低估。 尽管我不能喝酒，可我却一向羡慕崇拜那些有酒量的人。诗人李白能“会须一饮三百杯 ”，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英雄武松能大碗痛饮后，在东倒西歪中飘逸潇洒地“醉打蒋门神”，这些都令我赞叹神往。 我曾暗下决心，要练习喝酒，要练出酒量来，要循序渐进，要日有寸进……我还不明白有些愿望终生无效，有些幻想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映照出现实状态的窘迫。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我发现自己的酒量仍是原地踏步，只要一沾酒仍是脸红脖子红乃至前胸后背红，只要稍增加点练习的量，便是头痛恶心“对地广播”；后来发现，只要天天练习，身上能发炎的地方似乎都要争着发炎，以致不得不中断练习，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母亲告诉我，她在怀我时几乎每天都要喝一瓶葡萄酒，我想大概是我在娘胎里已经把今生的酒都喝够了，所以才练习不成。 当然这可能并非真正的原因，不管怎样，实践证明我的酒量是练不出来的。这倒让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会有自身无法超越的局限，这局限对你来讲就是客观规律，只要是规律，你就不能抢茬违背；只要是规律就有其内在的因果。拿喝酒来讲，这因果就是我的血液里缺少着一种解酒的酶，所以我无论怎么练习也练不出酒量来。哲人们说的对：“认识你自己！”看来很多事情，我必须量力而行。卡莱尔说的更透彻：“认识你要做和能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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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冲锋枪”（1）（图）
有人说我们的企业文化搞得不错，政府有关部门还在我们这里开了企业文化现场会。 老实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有企业文化，做为总经理的我也才意识到。回头看看，这些年我们可能还真是无意识地鼓捣出一些“文化”来。既然说“我有文化”，那我就顺杆儿往上爬，不懂装懂地胡侃上几句企业文化。 胡侃第一句：企业文化是逼出来的。 企业文化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不是生搬硬套、照抄模仿而来的，企业文化应是你这个企业“自己生的孩子”。这些年，我们在管理方面稍有点儿价值的观念与套路，无一不是在激烈的矛盾碰撞中，在无数次的拍案而起与捶胸顿足中给逼出来的。 推诿扯皮、浮飘娇气、因循守旧、懒惰涣散，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所谓“六大管理”，所谓“五反对”，所谓“生存原则”…… 胡侃第二句：企业文化是天天能用的。 企业文化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神秘玄乎的东西，更不是装璜与摆设。企业文化应是通俗易懂、深入人心，要能“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天天能用得上的东西。像曾国藩的“ 爱民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庆王铁人的“三老四严”，这些都是很好的 “文化”。天天能用得上的东西，才有影响力与生命力。否则，“文化”再好也是“两张皮 ”。 现在我们日常工作中一旦出了问题，大家就会主动拿公司的一些“文化”来对号入座，来评判是非，就会主动说“我是第一责任人”或“他只布置无落实”……无需你再费口舌统一认识。我理解，这就是企业文化，在这里，文化的作用就是统一思想，形成认同感。 胡侃第三句：企业文化是总经理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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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冲锋枪”（2）（图）
总经理的性格往往决定企业的命运。总经理的作风与精神面貌往往就是企业的作风与精神面貌。人常说：“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在这里，我还必须把自己当回事。因为在这里，我的言行举止，无不在大家的视线里，无不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这种影响不是靠简单的行政命令与总经理的权力，而更多的应该是靠精神、靠人格…… 要想影响大家，要想感染大家，要想使大家进入一种状态，进而形成某种“文化”氛围。首先我自己必须真情投入、必须进入角色。我麻木冷漠，还是激情似火？我马马虎虎，还是认真严谨？我是非不分，还是爱憎分明？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当这个总经理,就必须咬紧牙关去做“榜样”。 我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 胡侃第四句：企业文化是一把“冲锋枪”。 看一个企业有无“文化”, 绝不体现在它能发奖金能分红时。“吃肉喝酒”所产生的“ 凝聚力”是靠不住的。泰山压顶、黑云压城、大敌当前，谁能去横刀立马？这才是检验一个企业有无“文化”的关键时刻。我理解的企业文化，应是一把冲锋枪，危难之处一显身手，上了刺刀就能见红，扣动扳机就能打响，冲锋号一响，我们就能握着枪冲上去。 有同行问我：“你们企业目前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我说：“在人”。 大浪淘沙。我们目前留下的这些人，一是经历了企业最低谷时艰难困苦的考验，二是在数不清的矛盾碰撞与磨合中建立起的理解和信任。有了这些，有了这些人，本身就有了企业文化的“词”；有了这些，有了这些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能保持一种精神，一种士气，也能东山再起，这就谱出了企业文化的“曲”。我觉得，这才是靠得住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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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升旗”（图）
并没有谁要求我们每月升一次国旗，那么做为一个企业，我们为什么升旗？我想，必须弄明白。 2002年某日，公司升旗现场：服装统一的队伍已纵横成行，按贯例宣读“升旗纪律”，宣读“公司生存原则”，通报各部门人数，升旗手就位，一片肃静、一切就绪，只待国歌响起。 但此时主持人突然宣布：因某部门一人无故未到，根据“升旗纪律”取消当天升旗，推移到次日再升，并要求责任人次日当众作检查。 随着一声“解散”！全场一片哗然。 站在队伍里的我，不用问也知道此时大家怎么想：违纪者一个人的错误，为什么要株连大家？ 问题的关键就在此。我想问问大家，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为什么升旗？ 是这几年企业日子稍好些，赶时髦图热闹？还是为了满足当领导的某种虚荣？绝不是。是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是。但如仅仅为此，未免有些单一。是为了增强凝聚力？如果简单地为升旗而升旗，怕是也难达到效果。我倒是发现有的单位上面升旗，下面乱踹，一盘散沙。 那么，我们为什么升旗？目的就一个：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团队。 什么是团队？团队就是“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升旗纪律”的中心内容就是“缺一不升”。拿违纪者一个人的错误来折腾大家、株连大家、惩罚大家，照常规想，大家自然会有情绪、有牢骚、有怨言。但这就是团队，关键时，任何一个人的错误，都可能影响全局，都可能决定整个团队的命运，都可能让大家跟着倒霉。 像我们一个产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有时一道工序的错误，整个产品就要报废，有时一个产品的错误，将导致整个市场的丢失。我们以往致命的观念是：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差不多就行。升旗，就是要培养大家“一个都不能少”的意识，“一点”都不能差的精神。升旗，就是“当众”抓质量、“当众”抓成本、“当众”抓管理…… 老实讲，每次升旗，站在队伍里的我，心情都十分复杂，充满矛盾，既怕出现违纪者，又希望出现违纪者。实践证明，违纪者起到了“帮助”大家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团队的作用。 在我的眼里，升旗，已不仅仅是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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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认真”（图）
“认真”不是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后天不断地学习、培养、锻造。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国企人，要是还想靠企业吃饭，就更应从头学习“认真”。 仔细想想，论装备，许多国企可谓一流，但为什么就是生产不出一流的产品？论管理，国企的规章制度也是应有尽有，但为什么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有这么多的国企垮掉烂掉、不死不活。当然，我们可以去找出太多太多的理由，但有一点，我们这些国企人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认真”了吗？ 电影《南征北战》中，敌军长有句台词：我们以往的失败在于轻敌。 那么我们以往的失败在于什么呢？我们以往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在于“不认真”。 我们的“不认真”多是表现在小事上、细节上。像合格的零部件在转序中被磕碰划伤得一蹋糊涂；像好好的一个产品，最后的铭牌标签却被搞得粗枝大叶、七歪八斜；像开会时，明明要求关掉通讯工具，但会场上的手机与BP机声音却此起彼伏…… 这些看来都是些小事，但往往就是这些小事决定我们企业的命运。 当兵的为什么要把被子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练习立正稍息？海尔为什么要求员工下班时必须将凳子放在桌子下面？这一切都是在学习“认真”、培养“ 认真”、锻造“认真”。 回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许多具体事情都已变得模糊，唯有“认真”的感受刻骨铭心。 思路一旦理清，目标一旦明确，我这个国企总经理的全部工作，好像就是带领大家学习“认真”，在那数不清的矛盾碰撞中让大家体验理解什么是“认真”。糟糕的是，我面对的是一种已经形成的“不认真”的氛围，大家对每天发生的种种“不认真”已见怪不怪，已麻木不仁。在与“不认真”的反复较量中，我已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变得神经质，变得一触即跳 ,动辄拍案而起，甚至口出粗言…… 我知道自己的这些表现有失领导的风度、修养、形象。学习“认真”，我为自己总结了 “三伤”，即伤人、伤心、伤身。常常是事情过后就后悔，可一旦再遇到“不认真”，又是拍案而起。周围的同事常对我说：“这老企业多亏了你这性子、这脾气”，我心里清楚这是大家对我的宽容、谅解。 现在社会上许多单位来学习我们的“六大管理”，学习我们的“公司生存原则”,学习我们的“开放式管理评审会”。我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是要学习“认真”。 有段时间，我最怵主持每月的几个开放式管理评审会，所谓开放式，就是要找很多职工来当“观众”、当“评委”，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些吃管理饭的是否称职。每次开会都要针对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当众评审。为了吸引“观众”，要求会上必须要触及矛盾，要碰撞、要斗争，要制造难堪、要有暴发力、要追根刨底、要追究责任、要理出思路拿出措施、要真正达到解决了问题、教育了“观众”、锻炼了队伍的效果。 有同志戏言：“开这种会要准备好速效救心丸”。几年来，就是在这样的评审会上，评得一些中层下了台，一些员工下了岗，评得两位副总在全公司公开做检查，并只发生活费；也就是在这样的会上，让大家一次次地认识、体验了什么叫“认真”。记得有一次，为了让一些同志过思想关，会整整开了六个小时。 我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认真”会如此的艰难？为什么我们一些人一旦到了外企，人家任何道理也不给你讲，他就立刻会变得“认真”起来？有人说，中国人就得由外国人来管，难道我们就这么下贱？难道天生我们骨子里就充满了奴性…… 我常犯嘀咕，自己这样“认真”下去结局会怎样？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段既给大家学习“认真”打气，又能安慰自己的话来：“只要我们‘认真’去做每一件事情，既使最终失败，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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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适应”（图）
对职业的选择，我曾有过梦想，但不是干今天这行。后来我渐渐明白，很多情况下，人是很无奈很被动的，不是你在选择职业，而是职业在选择你。可能有不少人一生都在从事着自己并不理想并不喜欢的职业。然而，为了生存，我是不得不去适应。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去适应周围的人，去适应那可能是我压根儿不喜欢的职业。我外要适应用户，上要适应领导，下要适应员工。否则，用户淘汰我，领导不用我，员工反对我，那我的结局只能是“走人 ”。 “要么适应，要么走人”，这是我在“公司生存原则”中提出的一句话。我理解的市场经济，从某方面讲就是“适应经济”。你适应了，就有饭吃。可我们这些国企人确有着太多的不适应，这些年，我们太多的矛盾都是围绕适应与不适应展开的，为此，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不知浪费了我们多少宝贵的唾液。有一天我终于认识到，思想工作固然重要，但不是万能的。情急之中、无奈之下，憋出一句：“要么适应，要么走人”。说说容易操作难，要知道这是国企：“我是主人，凭什么我走人！” 毛泽东讲“牢骚过盛防肠断”，我们“不适应”的常见表现往往就是骂娘发牢骚。有些国企人几乎一生都在发牢骚，从“文革”发到“改革”，从参加工作发到退休；始终是“苦大仇深”、耿耿于怀或怀才不遇，结果呢？荒废光阴，一事无成。 没有能力的人去适应，是为了有口饭吃有点事做，我属于此类。有能力的人去适应，是为了施展才能与实现价值。你能耐再大，也只有先去适应，然后才谈得上去改变、去驾驭、去创新、去领先。任何一个行当里的优秀者，他首先应该是这个行当里的适应者。 也许只有学会适应，才会感到存在的幸福，才会感到世界对劳动者的公正报答。 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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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奥迪车买菜（图）
国企曾流行一句话：“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此话怎讲？无非是想说，一个企业如果不贷款搞技术改造就要落后，是等死；而贷款搞技术改造又还不了贷款，是找死。 既然结果都是死,我倒觉着还是“不搞技改等死”的好,因为这样可以死得无债一身轻、死得踏实些；而“搞技改找死”，则是贷了几千万或几个亿的债去死，“人死账赖”，连累了那么多的人去陪葬，太赖。 尽管我只是个小小的总经理，可我担心这几千万或几个亿的贷款如果是老百姓的储蓄款 ,一旦打了水漂,恐怕不仅仅是死掉一个企业的问题，那银行怎么办？政府怎么办？这么大的窟窿谁来补？怎么向老百姓“交账”？我不知道这种担心能不能算做“位卑未敢忘忧国”。 高品质、高效率、低成本的产品必须通过不断有效地技改来实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国企怎么搞技改？是“三围绕”还是“三拍”？ 如果是紧紧围绕市场搞，紧紧围绕产品搞，紧紧围绕效益搞，其结果绝不会是“找死” 。如果是拍脑袋搞，拍胸脯搞，其结果必然是搞砸了，“死到临头”拍屁股走人。 这“三拍”技改的下场往往是“三灾”：一是设备闲置之灾。因没有对“需要”做认真、细致、全面地分析研究，一方面巨额贷款购置的先进设备在睡大觉，另一方面却要为此还本付息。二是高成本之灾，成本决定企业命运，低成本最终必然挤垮高成本。可许多国企技改的最常见表现是开个小餐馆，却专门贷款买了辆奥迪车去担负每天的买菜任务，大马拉小车，大炮打蚊子。三是高负债之灾，这可谓是灭顶之灾，没有回报没有效益的巨额贷款技改，使企业背上沉重的，恐怕是“儿子”甚至是“孙子”都无法偿还的债务；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夜之间达到破产的标准，使原本还有着一定生命力的企业从此一蹶不振。 为什么会是这样？怎样才能避免或减少这样？ 我想，如果是我个人开个小餐馆，我绝不会用奥迪车买菜，如果那样，肯定是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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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对（图）
一、反对“拖”； 二、反对只打“酱油”不打“醋”； 三、反对只布置不落实； 四、反对只提问题不解决问题； 五、反对强调客观，推卸责任。 这“五反对”是十多年前，我在分厂当厂长时提出的，当时的分厂有150人左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个独立法人的集体小企业。但也染上了些大国企的病。 我当上总厂厂长后，又用上了“五反对”。我斗胆说一句，这“五反对”不仅许多国企需要，政府一些部门也需要。 就这“五反对”，我忍不住要罗嗦。 A、一个“拖”字能坏大事。 国企许多事情坏就坏在一个“拖”字上。拖！能把市场拖跑，能把人心拖散，能把企业拖垮。我们某些领导布置工作喜欢说“抓紧点”。什么叫“抓紧点”？“抓紧点”到底是几点？说“抓紧点”客观上无意中倒是在鼓励纵容下属去“拖”。兵“拖”拖一个，将“拖” 拖一窝。 实践证明，反对“拖”实在不易，因为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恩宠娇惯，“拖”已成为某些国企人的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来，反对“拖”只有像武松对蒋门神说的一句话：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B、怕只打“酱油”的无事生非。 听老同志说：以前我们这个企业如派人去北京出差，最多时去的人快一个班。偌大个北京城，大家有时居然能不期而遇。什么原因？生产科派人去打“酱油”，供应科派人去打“ 醋”，设备科派人去买“盐”……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许多矛盾是非总是发生在一些只打“酱油”者的身上。“无事”就要“生非”。多余的精力实在是需要渲泄，否则会憋出病来。所以，为了这些同志的身心健康，必须反对只打“酱油”，不“打醋”。 C、企业不需要“只会提问题的人”。 国企有两种人，一种是想干事儿的，总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干事儿；一种是不想干事儿的，总在找理由提问题不干事儿。 我最讨厌只提问题不解决问题的人，因为我这个总经理知识有限、能力有限、精力有限。遗憾的是我们一些领导喜欢扮演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的“全能冠军”，结果是自己精力有限，既进不了球也得不了分，反而容易把下属带成偷懒耍滑的“二传手”。 D、当“小领导”就是抓落实。 因为只布置不落实，我们有多少工作中途流产，不了了之？你如追究责任，一些领导则会一脸坦然地说:“我给某某说了”。如此似乎就可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当领导如真这么容易，那中国13亿人恐怕都是领导，我们还可以向国外大批输送领导。 为什么“只布置不落实”？大概是“三怕”：即怕吃苦、怕矛盾、怕露馅。因为一旦抓起落实，就要劳心费神、就要调查研究、就要触及矛盾、就要分析判断、就要提练概括、就要理出思路拿出措施，你这个领导是真功夫还是花拳绣腿？在这里没遮挡。 当领导就是抓落实，尤其是当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的小领导。所以，“只布置不落实” 的人可能是当“大领导”的料。 E、“强调客观的人”没法提高。 我们企业引进德国技术时，听说人家的企业，如工作出了问题，大家都主动反思、找自己的不足。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一些做管理的同志承受力极差，只要问题涉及到他，脖子也硬了，眼也直了，脸部肌肉高度备战。可谓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可我们一些同志喜欢“吾日三省‘他’身”，喜欢强调客观推卸责任，这样的人没法提高，这样的企业也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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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生存原则“背后话”（1）（图）
1、用户给我们吃穿，欺骗用户就是毁灭自己。千万不要忘记工资是用户给我们的。 背后话：在企业几乎瘫痪，发不了工资时，有职工讲：“文革时我们停产都能发工资。”还有职工问：“能不能再贷点款发工资？”看来很有必要弄清这工资到底是谁给我们的。至于欺骗用户，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能按时交货，这已是我们这个老国企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订单可以接，货款可以收，但什么时间交货却无人再去“认真”。按时交货，言而有信，这是做企业的底线准则。可我们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副骗子的嘴脸，怎能不自我毁灭。 2、当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无论任何人，你必须让步，因为公司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没有公司，个人利益就无从谈起。 背后话：是不是自认为贡献大、成绩大、本事大的人，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往往就容易发生冲突？我只想提醒大家：公司是大家赖以生存的“家”，如果这个“家”不存在了，我们任何人的利益都无从谈起。伊索寓言里说的好：“有人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把现有的也失去了。” 3、谁也离不了，离了谁也行。珍爱每一位员工，这是团队的责任。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与团队“叫板”。离了谁也行，这是团队的尊严。 背后话：谁来维护这个团队的尊严？我这个总经理责无旁贷。凡出现个人垄断：“离了我就不行”，其最后的结局多是“害人害己”，团队与个人两败俱伤。如果我们真正爱护人才，让其有成就感的同时，一定要遏制其个人主义的膨胀。预防“叫板”者出现的措施就是设AB 角，这绝不是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这是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团队利益能否得到保证的一种责任。 4、要么适应，要么走人。无论年龄大小，资历深浅，只要在岗工作，就要不断适应。 背后话：我们国企不少人患的是市场经济“不适应”症。大家爱看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 ”，大家会讲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轮到自己要去适应，却如此艰难。我不知道国企人的“不适应”症是否已成为一种“国企性格”，如果是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因为有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5、不要解释要结果。没有谁去关心理解你在过程中付出了多少，而只看结果，这就是市场竞争的残酷性。 背后话：没有完成任务者，却要滔滔不绝地汇报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与努力，在这滔滔不绝的解释中，汇报者会心安理得，听汇报者则会开始理解、开始原谅、开始同情、开始被感动，至于结果成败再也无人问津。可市场的残酷性就是对失败者的过程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胜者王，败者寇。 6、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管理者更应如此。 背后话：我们有些人的“功能”在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开会讲话、写东西布置工作喜欢 “穿靴戴帽”，像吃包子咬了半天不见馅。我主张：能电话里说就不见面，能站着说就不要坐，能不开会应最好不开，能嘴说就最好不动笔。我最讨厌动不动就写报告、动不动就批报告，动不动就出红头文件。我说我这个总经理只会写三个字：准报销。复杂往往来自于复杂的思维方式，将帅“复杂”，累死三军。 7、中层以上管理者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助手”，是管理的延伸。要扪心自问：“我到底管理了什么？能不能起到预防与创新这两大作用？” 背后话：此条在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里可能就是废话，但在国企里，大家都是主人，尤其领导都是上级红头文件任命的，所以大家很容易搞不清自己的“角色”，所以有必要提醒。 8、在我们公司的“词典”里，应取消“抓紧点”；应取消“差不多”；应取消“尽量”；应取消“没办法”。 背后话：说到此条，我立即能“对号入座”，能想到“抓紧点”就是某某某，“没办法”就是某某某...... 这些已不仅是某某某的口头语,而是我们一些国企人观念、作风、状态的典型表现。 9、你若要企业对你负责，那么你首先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背后话：美国一位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说道：“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我们国企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苦大仇深”，说起来好像都是企业欠了他太多，而很少有人反思：我究竟为企业做了些什么？ 10、沟通能消除思想障碍。你若要工作快乐，你若要事业成功，就要学会沟通。 背后话：如果说目前我们这个团队还有一定的凝聚力，那是我们能够及时沟通、有效沟通的结果。作为总经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管理内容就是管理人的情绪，就是察言观色看“表情 ”。要想没有大的矛盾，要想没有大的隔阂，就要每天小的矛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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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生存原则“背后话”（2）（图）
11、公司需要能解决问题的“实干家”，不需要只说不干的“评论家”，爱拨弄是非与爱拉 “小山头”的人是毁灭公司的“隐患”。 背后话：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得分......我们国企里除了有着这么一些眼高手低、只说不练的“评委”，还有着一些“想象力”丰富、能“举一反三”、能拨弄是非的人，再就是拉“小山头”、搞自己的“圈子”，你只要碰着“圈子”中的某一位，立即让你领教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以往太多国企惨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以上问题不根治，其它全是扯淡。 12、我们以往太多的失败在于忽略“细节”。细节往往决定命运，无论做人还是做产品，天地之分在于细节。 背后话：有些领导喜欢说：“我从不过问细节，而只抓大事”，这无非是在标榜其有能力。我不知道企业以外的领导怎么做？我只知道做我们这样中小型企业的领导，必须有很强的“ 细节”意识，因为在企业里，我们每个人的细节都将影响最终结果。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指之疾，可溃数尺之躯。 13、企业的本质是艰辛与残酷，你身在企业就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我们已别无选择，就应死心蹋地为企业尽力。 背后话：企业是什么？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的年代，企业与机关没有什么区别，那时许多人愿意到企业，像我们这个老国企里就有不少的“干部子弟”。时过境迁，我们这些已别无选择的“国企人”如果不能重新真正认识企业，那实在是一种悲哀。也许，在我们一些人的眼里，机床电器厂可能就是“机床电器局”或 “机床电器委”...... 14、状态大于能力。上级状态决定下级状态。公司生存需要全身心投入、百折不挠、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状态。 背后话:有的人能力强、本事大、学历高，但状态不行，反而影响他人、“污染”氛围，只要我当总经理，宁可用有状态的“笨人”，也绝不用无状态的“能人”。 15、想干事的人总在想办法去干事，不想干事的人总在找理由不干事。 背后话：国企里有这么两种人，我当总经理的责任就是“赶走”第二种人。 16、管理就是没完没了地碰撞与“斗争”，创新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找差距。只有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才能最终换来用户的满意。 背后话：现在大家喜欢讲：市场残酷。那么市场的残酷怎样才能在企业里体现出来？我认为，市场的残酷必须通过管理的“残酷”来体现，也就是我们要通过不断地碰撞与“斗争”，不断地否定自我来体验市场的残酷，而不是等企业破了产、大家丢了“饭碗”再去体验残酷、再去仰天长叹。因此，我们要求中层以上人员首先要有经受“碰撞”的承受能力。 17、只有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只有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才能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背后话：现在大家都在讲：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此条我们能够做到，那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8、只要我们“认真”去做每一件事，即使最终失败也无怨无悔。背后话：作为总经理，我始终怕企业搞不好，始终怕哪天工资都发不了，如果我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的话，那就是“认真”。我多次对班子成员讲,只要我们“认真”了，即使失败，职工也会原谅你，也会闪出一条道来让你走出这个大门。如果我们压根儿就不“认真”，一旦失败，那我们可能就要从职工的裤档底下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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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情结（图）
许多人问我：是什么支持着你这样为国企卖命？我常无言以对，或常戏言：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可问的人多了，我也就不由的去想，想来想去，我想：大概、也许、可能是一种英雄情结在支持着我吧。为什么如此废话？因为这样解释，我又很不自信。 我自小崇拜英雄，常幻想着自己就是一位英雄，常幻想着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如何挺身而出，如何大义凛然，如何历尽磨难，如何凯旋而归…… 这些“白日做梦”的幻想，使我陶醉，使我兴奋。 直到今天，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幻想着，只不过今天的幻想可能更接近现实些。如此年龄了，还喜欢这样幻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幼稚，我的不成熟。 书和电影是唤起我英雄情结的启蒙。 我的少年时期正是“文革”时期，当时我能读到的书也就那么几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红旗谱》、《大刀记》、《水浒》，还有一部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是偷偷摸摸读着手抄本。读的过程中像是一不小心收听到了敌台，有一种犯罪感。 其中那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算是我对英雄崇拜的开始，至今，书中的许多章节我仍能背诵下来。 那时能看的电影也很少，但看过的几部恐怕今生难忘。我常对人讲，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些人物：《金光大道》里的高大全、《艳阳天》里的肖长春、《火红的年代》里的赵四海、《难忘的战斗》里的田文中、《创业》里的周挺杉……当时，这些电影中的人物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常自己对着镜子模仿这些英雄人物的某一个表情、某一句话。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创业》里钻井队长周挺杉的这句名言，至今想起，仍豪情万丈、热血沸腾。 “文革”以后，电影多了起来，可以说，电影把我对英雄的崇拜带到了一种痴迷的境地。有时为了细细品味一部电影中的某个片断，或某个细节，我可谓百看不厌。 像８０年代的《吉鸿昌》，我看了五遍，最难忘的就是吉鸿昌就义前与部下告别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景，以及吉鸿昌临刑前要坐在一把椅子上、要面对刽子手枪口，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 每看一遍，我都觉得自己的灵魂震颤一次。 随着年龄的增长，英雄的范围在我的脑海里也不断地扩大着。英雄，已不再是一种模式；英雄，已不仅仅是那些惊天动地、流芳百世的“大人物”；英雄，更多的还有那些普通平凡、默默付出、历尽沧桑、自强不息的“小人物”…… 电影《芙蓉镇》里的右派秦书田在那样艰难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在每天扫街的“劳动改造”中，仍能自娱自乐地“舞动”着那把大扫帚，仍能潇洒地教一同扫街的女右派胡玉音跳 “华尔兹”；尤其是秦书田被判刑前对胡玉音说的一句话：“活着、要像牲口一样活着。” 我觉着，这就是英雄。 又想起鲁讯先生多次赞扬的那位“虽然跑在最后”，但仍“拼命坚持到底的人”。此人令我肃然起敬，我觉着，这就是英雄。 这个世界上的英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英雄，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俗话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是一个极容易被感动的人、极容易流泪的人。这可能是遗传，我的母亲在家看电视剧时，只要是那故事稍有些悲情伤感，我就要提醒她老人家：准备好毛巾擦眼泪。 一部书、一部电影，有时甚至一首诗、一句箴言、一首歌曲，都能让我立刻进入一种“ 情景”,进入一种“角色”，让我热泪盈眶，让我浮想联翩，唤起我对英雄的无限遐想…… “位卑未敢忘忧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我觉着这些话的背后，就站着一个个英雄……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刘欢的这首《从头再来》，每听一次，我都心潮难抑，脑海里都能演绎出一些英雄的故事，自己仿佛就是那故事中的英雄…… 崇拜英雄，把自己常常幻想成各种各样的英雄，并常常沉醉在这幻想之中，这已是我情不自禁的一种“瘾”。 幻想毕竟只是幻想。如果一定要说：是一种英雄情结在支持着我去克服了些什么，承受了些什么，我反倒觉得有些牵强。 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现实面前，我并未想过要当什么英雄，也并未想过要去表现什么英雄的坚强。坦白地讲，在那些挣扎的日子里，我往往是想不起“英雄”的，内心倒是常常抱怨：我怎么会这么倒霉！所以我只能如此废话：大概、也许、可能是一种英雄情结在支持着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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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说话“腰也疼”（图）
做为一名在岗的国企厂长，如果堂而皇之的谈论下岗，可能会被人看作“站着说话腰不疼" ，而面对自己企业的下岗职工，我的心情却是沉重、复杂和矛盾的。 从市场角度讲，无论谁来当这个国企厂长，无论这个企业的形势如何，我们这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老国企，都必须“精兵简政”，都必须有人下岗，否则，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 我接任厂长后，面对当时企业已几乎陷入瘫痪的严峻形势，只能果断地采取一部分人员“内退”，一部分人员放假，一部分人员留下搞自救。后来，这部分放假中的许多人成了我们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怕见到这些下岗职工。我无法忘记，在企业的危难关头，是职工们投票推荐我当上了这个厂长。可以说这些下岗职工中的多数人，当时都是投了我的票的，这票里有着他们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期盼。可我上任后却让他们成了下岗职工，仅从这一点上讲，我觉着我在他们面前就抬不起头，就永远是一个负疚的人。 我怕有人要求上岗。近两年，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内部，要求上岗的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在企业已逐步起死回生的今天，我却仍无法让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重新上岗；尤其是当听到他们中某某因下岗后生活陷入困境时，我就会深感不安、自责......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这个千疮百孔、历尽沧桑的老国企，今天之所以还能顽强地活着，还能艰难地发展着，这些都与下岗职工所做出的牺牲、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怕有人向我求情。尤其是许多老同志在这个企业干了一辈子，可以说为国企奉献了一辈子，说起来，他们的工龄甚至要超过我的年龄。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企业能给安排一个子女就业或重新上岗。我知道，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屈尊”向我张这个口，可我却无法答应他们，我一定驳了他们的面子，伤了他们的心...... 有时，我曾逃避现实地梦想着，如果现在是计划经济该多好，如果现在的企业没有一个下岗职工该多好，如果我这个当厂长的能来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该多好。可今天轮到我当这个厂长了，却要别无选择地在改革这场“革命”中扮演这样一个“六亲不认”的角色。 我说这些是不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如果是的话，一咬牙一跺脚，那这个"婊子"我是当定了。可我又不甘心，又觉着有点委屈，于是我还想厚着脸皮为自己立个牌坊：我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我是为了上千人的生计和稳定。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可能更适合于搞艺术，而不适合于搞企业。这些空洞苍白的自我开脱、自我表白，也许只能更加暴露出我内心的不安与空虚。但无论今天我个人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认，企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面对这些下岗职工，对我这个当厂长的来讲，都是一种尴尬、一种缺憾，都应当是“站着说话腰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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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愧对银行（图）
写下这个题目后，就觉着打击面太大，但为了“讨好”银行，为了过过嘴瘾，为了表白自我，最终还是没能管住自己这只“贱手”。 我接任厂长后，面对那令人窒息的历史债务，许多人提醒我一定要与银行搞好关系。对此，我很苦恼，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关系怎么搞？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我拿什么还？ 人活脸，树活皮。做个国企厂长，无论企业大小，如果做到份上，说雅点儿：叫实现自我，回报社会。说俗点儿：就是要得到普遍尊重。尤其是如能得到银行的尊重，那我们这个国企以及我这个做厂长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我能得到银行的尊重吗？除非天上掉馅饼。让我将这几千万的历史贷款连本带息全部还清，这可能吗？ 既然不可能，那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看来就注定是一个要被银行所讨厌、所鄙视的东西了。 有时真后悔，我何苦要接这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 不少人当初就劝我：你真是个傻大胆，从哪方面讲，你们这个国企都是个“死亡工程”，你去当这个“陪葬”值吗？ 我接任后，经过审计，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多，仅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就 “该死”。 但没有谁敢轻易让我们死，因为我们是国企。我们的活与死牵扯着上千名职工的生计，牵扯着银行，牵扯着政府，牵扯着一系列社会问题。 该死的如死不了，那活着恐怕就会是一种煎熬、一种痛苦、一种活受罪。 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国企有厂房有设备，实际上这一切都早已成了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企业已成了一个“空壳”子。就如一个病人穿着衣服还像个人，脱了衣服全是“排骨”。悲哀的是，连我们的“排骨”都是银行的。 一想到这些，我那想干一番事业的万丈豪情就会一落千丈；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会不打一处来。 有时我真想指着有关人员的鼻子问问：当初我们近似疯狂地一次又一次地从银行贷款时，我们考虑过企业的偿还能力吗？我们考虑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吗？当我们拼命地用贷款去拆东墙补西墙时，当我们靠贷款发工资时，我们心安理得吗？ 有时我还想“倒打一耙”地问问银行：当时你们是怎么把的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能让我们这样的国企贷到款？ 我甚至“用心险恶”地想，如果我们贷不到款，如果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如果工资发不了，那么企业内部的矛盾也就无法再掩盖。早发现早医治，我们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债台高筑、“病入骨髓”的结局。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我说这些，可能立即会遭到不少国企厂长的唾骂：你这个小兔崽子当厂长才几天就胡说八道，我们问你，银行是谁的？企业是谁的？国家的！我们有困难不向银行伸手，向谁伸手？要知道，即使贷款发工资也是为了安定团结。亏你也算读过几天书的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用普遍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你却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评判是非、来否定以往，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以往的一切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我们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是啊！我怎么能拿今天的一切去要求历史呢？如此说来，我倒是应该去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们，去理解那时的一切。 可谁又理解我呢？银行能理解我吗？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能说：我只对现在负责，而对企业以往的债务概不负责吗？如果都让我来负责，我负得了吗？这公平吗？ 可今天的现实是：我不负也得负。我多次提醒自己：没谁逼我当这个厂长，一切都是自找的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少人也劝我：何必那么认真、那么累？企业又不是你的，款又不是你贷的，况且像你们这样的国企比比皆是，你怕什么？ 倒也是，我是国企，我怕谁？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何况银行目前还没要我的“命”。可能正因为我是国企，银行才最大限度地宽容着我、理解着我……否则，我早“死”定了。 本性难移。我还是轻松不起来，那沉重的历史债务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把利剑，让我无法正常地呼吸…… 牢骚、埋怨常常是弱者与无能的表现。面对那令人窒息的历史债务，我的表现只能如此。 欠债不还，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都应有愧。如果哪天这个企业真的死在这些债务上，我们这些“贷款者”应愧上加愧。如果我们当初贷款时压根儿就没打算还的话，那就已不是愧不愧的问题了，恐怕银行的同志会用日本鬼子常讲的一句话：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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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管理（图）
2002年春节期间，我读了郎平的《激情岁月》，被郎平那既然选择，就落子无悔、就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激情所感染着。春节过后一上班，我就极力向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推荐这本书.... .. 2003年春节期间，从初四上班开始，我们就组织全体中层及有关人员观看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又一次被剧中石光荣等人物的激情所燃烧着，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我不知道是自己的哪根神经在作祟，有时候，我忽然听到一段庄严的音乐，或者看到一个助人的场面，浑身的血就会往上涌。我觉得人的一生无论做什么，要想有所成就，要想活得精彩，要想活得痛快，就必须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绝非一事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和思索，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人的全部力量在于思想”。管理企业，尤其是管理国企，更需要激情，我把这叫做“激情管理”。 回顾这几年我在管理中的所作所为，我感到自己始终就置身于一种激情之中，始终被一种激情所燃烧着。我常对朋友讲：我不是在用什么智慧、谋略管理这个企业，而正是用我全部的感情，这种感情其实就是我的思想。有人问我：你爱好什么？我说：我爱好“着急”，这并非玩笑，因为这国企里让我这个总经理着急上火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 什么是“激情管理”？我理解就是四个字：柔肠侠骨。 所谓柔肠，就是要有一颗爱心，就是要有一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情愫。作为总经理的我，就是要爱自己企业里的员工。每当我看到员工们那忙碌的身影，我都会一次次地被感动着，我都会觉得他们是最应该得到尊重的人、最应该得到关心的人、最应该受到呵护的人。做好这些，就是我这个总经理的责任，就是我这个总经理的价值。正是这样的“柔肠 ”，一次又一次地唤起了我的“激情”。 所谓侠骨，就是能路见不平冲上去，就是能嫉恶如仇，就是能拍案而起...... 管理是什么? 我理解就是没完没了的碰撞与"斗争”。领导的价值也就是要在这没完没了的碰撞与“斗争 ”中来体现，如果“刀枪入库，天下太平”，还要领导干什么？领导的作用就是“碰硬”。反思我们有些国企之所以在管理上混乱不堪，之所以没有干事的氛围，之所以有着个别谁也不敢碰、谁也不敢惹的“特殊人物”，关键是领导患了“软骨症”。领导的软弱麻木，是滋生不良与邪恶的最好温床。一个企业要有人气、要有士气，那么首先当领导的要有正气、要有“硬气”。正是这样的“侠骨”，一次又一次地燃起了我的激情。 记得诗人艾青曾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今天，我也想说：为什么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激情燃烧？因为我对这个企业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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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改制救不了我们（图）
国企已经、并将越来越少，像做我们同类产品的企业已没有国企了。我也想改制，但鉴于我们这个企业的特殊情况，改制谈何容易！改制十分渺茫。 别无选择，改不了制我也得继续干下去。 改不了制又怎么样？难道改不了制我们就必死无疑吗？难道改了制我们就能“长命百岁”吗？我看未必。现在有不少人把国企改制看成是拯救国企的唯一希望，并把以往国企的所有矛盾、弊端、失败统统归结为国企的体制问题。如果一些局外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如果我这个国企总经理也一味地喊破嗓子这样说，那恐怕就有着转移视线、掩盖自己无能的嫌疑。 听说在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不少的企业破产或倒闭，我不知道那些企业里有多少是国企？事实证明，国企并非一改就活。我们一些已改制的国企仍是穿新鞋走老路，仍是换汤不换药，仍是不死不活。可谓体制易改，“国企本性”难移。 请问：仅靠改制能救了我们国企吗？改制能代替我们的管理吗？国企前行要有两个轮子：一是体制二是管理。如果我们在管理上混乱不堪，在观念上陈旧僵化，在作风上拖拉疲软，仅改制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其实，改制对于我们这些在国企里当厂长、总经理的来讲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我以往在管理上就是个“无能”的混混，一旦改制后，股东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大家是不会容忍我再继续混下去的。 如果将来我们企业有条件改制了，我这个当总经理的必须在改制之前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改制？是为了弄个“终身制”的老板当当？还是为了实现自我、回报社会，把企业当成毕生的事业来干？是为了个人赚点钱而拼命？还是为了大家共同致富而奋斗？是为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职工来更加规范地管理企业？还是为了自己当个“土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把职工都当成打工仔？如果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就稀里糊涂地改制，企业恐怕很难真正搞好。就我们这个国企目前职工的凝聚力、班子的战斗力而言，如果改不好制，我倒是担心会把人心改散了，所以，我常对班子的成员讲：改制对我们来讲是“人心工程”。像以前大家见面常问“吃了没有”一样，现在不断有人见面就问我：改制了没有？看来国企改制已势在必行，国企“该死”也似乎成了一种共识，尽管如此，我们这个目前还无法改制的国企也用不着“怕死”，因为我坚信：仅改制救不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这个总经理在管理上“无能”，如果我根本就弄不清为什么要改制？即使改了制，企业早晚还是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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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不会堕落（图）
小时候，常看到装满犯人游街的卡车，每个犯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大牌子，那白纸黑字的牌子上十分醒目、十分瘮人地写着：杀人犯、盗窃犯、强奸犯...... 每次游街过后,那尘土与汽油夹杂在一起的气味都会让我头晕恶心，心情也会随之变得忧郁起来，会有一种恐惧感，我害怕自己日后也会变成一个犯人。 今天，已轻易看不到犯人游街了，倒是能频频地从电视里或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国企领导腐败堕落的报道。不过，我已不再害怕自己会变成一个杀人犯、盗窃犯或强奸犯...... 我倒是常常害怕自己会不会腐败堕落，会不会变成一个毫无责任感、毫无良知的人，会不会堕落成国企里的一条蛀虫。 原因有三： 一是当这个国企总经理，我自认为我是有着一定腐败堕落条件的，我掌握着几千万的国有资产，我签一个字就能支出几十万、上百万。“不受监督必然腐败。”历史的教训已多次证明，我们国企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往往是软弱无力的。尤其是在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之后，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对我的信任、对我的赞扬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我害怕自己变得骄傲起来，变得不可一世，变得唯我独尊，变得飞扬跋扈...... 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二是当这个国企总经理，有时我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有外商来与我们谈合作时问我：你能干多长时间？我被问住了。我明白，外商是担心我们“临阵换将”。 这是国企，我怎么知道自己能干多长时间？企业搞砸了，我自然干不下去；企业搞好了，我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干下去。俗话讲：一朝天子一代臣，一条路线一代人。我当这个国企总经理，说穿了不就是一张纸上那一行半字的任命吗？我上午是总经理，下午可能就是下岗职工。有时这种不安全感，还来自我那每况愈下的身体，如果哪天我躺倒了，什么也干不了了，我有钱看病吗？像我这个“残疾人”，恐怕连吃饭都会是问题。自身难保，我还怎么对自己的亲人去尽责任？ 这不安全感会不会让我变得急功近利？变得浮躁虚荣？变得玩世不恭？变得“及时行乐”？ 三是当这个国企总经理，有时我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自小受家庭的正统教育，讲吃苦、讲奉献已成为我世界观中的一部分。可今天现实中更多的是讲交换、讲算计、讲索取、讲回报。在一些人的眼里：我要么是“没贼心不早起”，要么就是一个“傻蛋”。 我推崇“物质上可以是乞丐，但精神上一定要当富翁。”可今天的现实是：没有钱什么也不行。吃饭要钱、看病要钱、住房要钱、上学要钱，孝敬父母更需要钱。有句老话讲：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试想，我的父母如果有了病，需要住院、需要用药、需要请个专家，而我倾囊却拿不出几个钱来，那我到底还算不算一个孝子？ 我有腐败堕落的条件，我有不安全感，我有失落感，我有“私字一闪念”，钱！对于今天的我来讲，的确有着一定的诱惑。我害怕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腐败堕落,我害怕自己会不再那么容易被感动、会不再那么容易流泪，会不再那么“过分”认真；我害怕自己会不再嫉恶如仇、会不再爱憎分明、会不再拍案而起...... 我害怕自己会最终成为金钱的奴隶，会成为国企里的一条蛀虫。 也许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十分清醒。如果现在我就开始堕落，那我一定是十分痛苦的，因为我现在还算清醒。这种清醒也正是我写下此文的动力。这种力量虽然不一定能够永远阻止我走向堕落，但却永远会是一种镜鉴，时时令我自省。用我们在管理中的一句术语：预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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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父亲（图）
（一）母亲 不知怎么搞的？有天夜里竟然梦见母亲死了，从睡梦中哭醒后，再也无法入睡。天亮起床后，仍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早饭也吃不下，就忍不住把这梦告诉了母亲，听后母亲笑了，她说她一定能高寿,因为梦是反的。就算梦是反的，可如果母亲真的离我而去,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天塌了下来,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还能像母亲那样疼我、爱我、理解我、宽容我...... 凡是了解母亲的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父亲也曾讲：你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曾是位军人，她写着一手好字，她思维敏捷、办事干脆，颇得首长与战友们的赏识。可是后来为了我，母亲不得不“脱了军装”、离开了自己心爱的部队。 我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因早产体重还不足1.5公斤的我，简直就是一副成不了人的样子。听母亲讲：那时的产假也只有56天。母亲每天早上五点半离开家去上班，要倒上三次车才能到单位，每天晚上回到家都已是十一点以后了。由于给我喂不成奶，母亲每天都要数次到卫生间里用吸奶器将奶吸掉。根据部队的规定，母亲当时是没有条件要房子的，而父亲又远在外地的部队上，母亲只好把我托付给保姆。可我总是在不断地生病，而且有时病得吓人，直吓得保姆都不敢再带我了，由此保姆也一连换了好几个。 为了能将我养“活”成人，母亲只好向部队多次打报告申请转业。当时部队的首长曾几次去家里做工作，希望母亲不要离开部队，战友们也为母亲脱了军装离开部队而惋惜。可母亲为了我，态度十分坚决。多病的我可谓影响拖累了母亲的一生，从那时起至今，在这三十多年里，我已记不清自己大大小小得过多少次病，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每次得病都有母亲在我的身边。 母亲喜欢干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有些“洁癖”。那时我们家住的是四合院，邻里关系非常亲近，无论是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有着相互送些的习惯。有次邻居给我们家送了一块“ 皮冻”，由于没有吃过，为了“干净”，母亲竟然将那块“皮冻”放在锅里蒸了一下...... 邻居们都说：你们家的衣服穿不烂也要洗烂。母亲总是在不停地洗着，那时我们家的水费也是邻里之间最高的。那时家里尽管很简朴，但却被母亲打扫得干净整齐。由于常年的家务劳作，母亲双手的骨关节早已变了形。母亲常讲：地净人心宽。那时如果哪天晚上家里来客人吃饭，无论客人走得多晚，母亲也总要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再去睡觉。 母亲很会做饭，她做的“红烧排骨”、“红烧狮子头”、饺子、卤面、烙饼...... 都是我们家里人最爱吃的。记得前些年，我在当临时工时，为了多挣点钱，干的是多劳多得的“包工活”，下班时间没个准，但无论是深夜几点回家，母亲都会做些我爱吃的饭菜等着我，而我吃饭时，母亲则会坐在饭桌旁静静地看着我吃饭，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母亲是个爱哭的人。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芙蓉镇》，母亲哭得眼睛红肿，以至于第二天班都上不成。现在母亲在家看电视，我们也常提醒她，旁边最好放块毛巾擦眼泪。母亲看电视剧时，是极容易进入“角色”的，或愤慨、或哭泣...... 尤其是每当看到剧中好人受伤害的情节时，母亲都会不忍心再看下去而躲开。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缘故，或经常出差或经常忙得回不了家，但每天我都要与母亲通电话，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母亲的心就会跟到我哪里。为了不让母亲总是牵挂，我尽量不让她看出我工作上的压力和身体上的不适，但往往还是躲不过母亲的眼睛。 最近回款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发工资？产品质量是不是出了问题？是不是又有什么难事了？母亲会经常这样问我，我有时甚至都觉着母亲既像我的领导，又像我的副总。母亲常对我讲：只要你高兴，妈就高兴。母亲对我的爱有时几乎已到了一种“溺爱”的程度，家里的人都知道，很多情况下，只要我喜欢的，母亲也就喜欢；只要我不喜欢的，母亲也就往往会跟着反对。 母亲最关心的还是我的身体。自打那次母亲知道我睡觉几乎要依赖于安眠药后，每次通电话或见面，第一句话就问：睡觉怎么样？记得那次是我出差回家，失眠的毛病又犯了，正巧家里没有安眠药，已是凌晨一点多了，就给母亲打了声招呼：说单位里有安眠药，我要到单位里去休息。我离开家后走了很长一段路仍未见到出租车，这时我发现我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人，再看竟是母亲。原来是母亲不放心，她是想悄悄地看到我坐上车后再回去睡觉，深夜里看着母亲那苍老的身影，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在我今天的性格中，深深镌刻着母亲的教诲和影响，从小到大，好“干净”、好“感动”、好“操心”，对于母亲，这些是美德，对于我却不一定。然而母亲却总喜欢在人前夸我，而且有时一夸起来就没完没了。我懂得，在母亲眼里，我除了身体之外什么都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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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父亲（2）（图）
（二）父亲 在母亲为了我而离开部队五年之后，穿了二十多年军装的父亲，由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也被迫离开了部队，直到八年之后父亲才被正式平反。 大概是由于我少年时的不“安分”，加上学习又不好，父亲对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记得父亲甚至对人讲：这孩子以后只要不犯法、不坐监狱，我就知足了。后来父亲曾自责自己那时给予我的教育太少。因此，我说要写他时，父亲直摇头反对，并说：我没管过你什么。 其实我倒认为父亲对我的影响挺大。由于父亲长期的干部身份，从我做企业的团的工作时，就与父亲在思想上有了频繁的沟通。在这十几年当中，我在企业里的许多岗位上一步步摸爬滚打，常会禁不住把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矛盾以及自己的一些处理办法讲给父母，父亲不像母亲那样总是赞扬我、附和我，而是常常否定我，常常“唱反调”，自然我和父亲之间也就常常发生一些争执，但后来的许多结果都证明父亲的“反调”是唱对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和父亲争执着，因为每次争执对我来讲都有一些收获，以至于现在我在工作中，尤其是在决策一些较重要问题时，如果没有争执，如果听不到有人唱“反调”，我倒会觉得不踏实、不正常，甚至去怀疑许多。 争执归争执，父亲从不把他的任何观点强加于我。父亲看问题从不就事论事，他能举一反三，能一分为二，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总是能把一些抽象、枯燥的哲学概念通过一些鲜活的事例通俗地灌输给我，让我在实践中学习了不少哲学知识。 许多人对我讲：你父亲很有风度，不像你那么邋遢、不修边幅。说的人多了，我也就注意起父亲来了，我原来并没有觉得父亲多么有风度，只是觉得父亲很威严。现在看来，父亲确实很有风度，我想，父亲的风度来自于两方面： 一是父亲有着健康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他从容、豁达，父亲从不怨天忧人，从不牢骚满腹，好像他对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能理解，尤为可贵的是，父亲有着一颗平常心。他的健谈表现在能和各类人去沟涌。父亲离休后，交了许多“平民”朋友，像修自行车的、卖扁粉菜的、理发的、掏垃圾的...... 在父亲身上从来看不到某些领导的那种优越感，或自以为是。记得学生时代的我和妹妹经常填报一些表格，在“父亲”这栏里只填“干部”，因父亲从不让填他的什么职务，这并非故弄炫虚，而是父亲想让我们从小就不要有任何优越感，尽管这是小事，但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讨厌那些有着优越感、处处高人一等或仗势欺人的人。 二是父亲爱学习，尤其是对一些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我眼里，父亲可谓博览群书、经历丰富、兴趣广泛，因为无论我问什么问题好像都没有难住过父亲。父亲读书很认真，至今还不断地作读书笔记。他会经常向我推荐一些好的文章。离休后的父亲为自己安排了一张时间作息表，什么时间休息，什么时间起床锻炼，什么时间练习书法，什么时间看书看报，什么时间拉胡琴...... 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那么有规律。尽管父亲会摆弄多种乐器，但他拉的胡琴实在是不敢恭维。每当父亲在自己的书房里如痴如醉地“演奏”胡琴时，母亲都会皱着眉头说：“简直像杀鸡”。
知子莫若父，知父也莫若子。父亲从事领导工作多年，在我眼里，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用他的话讲：人要活得踏实。记得十多年前，二十多岁的我被任命为有着独立“财权”的企业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时，父亲就很严肃地找我谈过一次话，告诉我要顶住各种诱惑，不要攀比，不要把钱“装错了地方”，并手抄了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及清人张聪贤的《官箴》送给我。 在关键时刻，父亲总是用出乎意料的方式给我以支持。记得1997年我接任厂长后不久，因企业的一些历史债务与一些历史焦点问题，企业的几个家属院都贴了通知，要集合大批退休职工第二天来厂与我“对话”，当时许多人都劝已是焦头烂额的我：回避、躲开。我回家后情绪低落，饭也吃不下，真是想一“躲”了之，父亲知道后，却非常轻松地对我讲：我真羡慕你能有这种机会、这种经历，恐怕上清华大学也没有这种课程，你应该去好好准备。晚上睡不着干脆就别睡了，我这儿有咖啡。第二天几乎整整一上午的“对话”可以说是成功的，达到了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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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父亲（3）（图）
还记得，在企业操作部分人员下岗时，有个别下岗人员说要召集大批下岗人员到我父亲那儿去“吃饭”，我当时听后很紧张，怕万一那么多人真的去了，父母精神上怎么受得了？让父母以后怎么在左邻右舍面前抬得起头？两位老人一世的好名声怎么能毁在我的手里？于是我就劝父亲和母亲能一起去北京姥姥家住上一段时间，我觉得那样我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父亲听后，平静地说：我们哪儿都不去，不管来多少人，你放心，我们都不着急，我和你妈都会好好接待的，关键是你要按国家的政策办事。 有其父必有其子乎？ 我们对事业的认真、执着、责任感一脉相承。但我的“风度”恐怕永远也无法与父亲相比。我真的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父亲。 在我酝酿《爱恨国企》一书的时候，就曾设想，在这本书中一定记述一下自己的母亲父亲，也算是我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感激。假想一下，我的二老欣慰的阅读儿子写的书，眉头或皱或展、笔头或圈或点，而后品头论足，再而后谆谆教导......这番景象若算得上天伦之乐，那可真是当儿子的造化。 写在后面的话眼看《爱恨国企》这本书就要付印了，可我还在怀疑，这能算是一本书吗？我能写书吗？在这不到半年的断断续续的写作中，这种怀疑和不自信始终伴随着我。有时我简直觉着，自己所写的都是些别人懒得去说的废话。多亏有了班子伙计和朋友的及时鼓励与支持，我才硬着头皮继续写了下去。如果最初的写作只是有话要说、有感要发，后来我倒觉着，我有责任把我们这些国企人的国企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 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朋友曾讲：你可要抓紧点儿，否则再过两年，恐怕就没有谁再知道什么是国企了？听此话后，我内心一阵苍凉，难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做为共和国经济命脉的国企，真的要消失了吗？真的要被人遗忘了吗？ 在写作过程中，关于《爱恨国企》这个书名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不少人劝我把这个“恨”字换掉，我冒昧地说一句，不理解这个“恨”字的人，要么没在国企呆过，要么根本就没有真正了解什么是国企。如果非要我来解释，那我就告诉你六个字：因为爱，所以恨。 国企，爱你什么？我说不清楚。现在我只想说：国企，我的人生最好年华是在你这里度过的，我的个人命运早已与你牢牢地捆在了一起，尤其是我当总经理这几年，你几乎耗尽了我今生全部的体能与热情…… 国企，恨你什么？恨你陈腐僵化、恨你麻木平庸、恨你身上为什么有着那么多改也改不掉的顽疾……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开场白说：“如果你爱她，就把她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她，就把她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我也想说：你想知道什么是天堂吗？什么是地狱吗？那么就去今天的国企当总经理吧！ 今天的国企已步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这些国企人正在一次又一次经历着改革的阵痛。我有幸站在了这改革的风口浪尖，我已别无选择地踏上了这不归之路，渐行渐远，我已回不来了，我在寻找着一条通往天堂的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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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爱恨国企》（图）
于养林 1984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有一次听梁汉亭校长讲毛泽东为什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时，讲到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就叫“星火”。我当时的感觉是，这名字很有点革命的意味，也挺顺口，只是不曾想到，后来我还真的认识了。更没想到，再后来我们竟成了一个城市里重工系统的同行，这大概就叫山不转水转。 读了星火新近写下的随感录《爱恨国企》的手稿，着实令我爱恨交加了一番。当然，这绝对不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番热情，而实在是出于我们共同的经历和见证。所以我敢肯定，《爱恨国企》虽然绝对不会像流行书刊那样拥有太多的读者，但所有改革中的国有企业的亲历者，都会被它触动和温暖。 —— 我知道星火是在1997年6月受命担任安阳机床电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至于他上任后的境况却出乎我的想象。一个因交不起水电费连厕所也得封了锁的企业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 一个看上去英俊潇洒、阳刚十足的男人，除了背负着多种常人见怪不怪的病症，还拥有着一些常人没有的痛苦...... 他用近乎“残疾”的身体支撑起一个近乎"残疾"的企业。这是对生命的豪赌啊，这是对事业的全部捐献。 —— 性格决定命运。透过《爱恨国企》，我们从星火的性格轨迹中不难发现，正是由于他的过分的“认真”，才能在这个特定的年代、在众多困难纷扰的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寻觅到企业生存的“秘笈”，摸索出企业管理的“法宝”。这种上了弹匣就能冲锋的“秘笈”和“ 法宝”，被星火称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 —— 有法就得依，依法靠什么？靠激情。激情是什么？星火说：激情就是“柔肠侠骨”，挺新鲜吧。几年来，正是靠着这“柔肠侠骨”的激情管理，安阳机床电器厂才能从深渊中爬了上来。在这个近乎蜕变的痛苦的过程中，无力者被柔肠所感动，邪恶者被侠骨所震慑。 —— 无论是“穷庙富方丈”,还是“富庙里的蛀虫",都是人们对当今一些国企“老板”的切齿之痛。身为国企总经理的星火自认为自己有着一定腐败堕落的条件，他在担心“我会不会堕落”。我认为星火的这种担心本身就是一种清醒、一种自律、一种坦荡、一种境界。虽然 “堕落”之中包含了几种“下场”，但在今天，闻之领导人的“堕落”无不将其与腐败视为同义。不过我想，星火之所以敢于“碰硬”，之所以敢于事事较真儿，那是因为他不用担心自己被别人抓着把柄。你想，如今这年头，谁的心里不装本账！ ——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死了。星火也想企业能尽快改制，因为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大潮之必须，只不过在星火的视界里，改制的道路更为崎岖和艰险，绝非是穿新鞋走老路、换汤不换药的改制，绝非是经营者个人“圈点钱”而不顾企业与职工死活的改制，所以他发出了“仅改制救不了我们”的呐喊，深情的表达出对国企改制的满腔热忱和对国企职工命运多舛的深重忧患。这种严肃而深刻的态度，值得我们的企业界、甚至是思想界去认真的思想。 2002年3月，上级组织部门考察安阳机床电器厂的领导班子，在星火出差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全体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参加考评，他的优秀票为全票。上级组织部门对他的评价是：“该同志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进取心。他临危受命，经过数年的艰苦拼搏，将一个处于瘫痪的企业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涵有溢美之词，但重要的是，在人们心中的天平上,总希望世事能够按正比把辉煌交给努力。 有一种雨燕能在空中飞行长达三年之久，无论飞行、觅食、交配都在空中进行。再胆怯的鸟儿也不至于不敢在荒凉之处歇脚一刻。只有近乎痴狂的热爱，才能诠释它们数年的不息。读《爱恨国企》,字里行间始终澎湃着一弘汹涌的激情,爱恨交织中，一种对于事业的痴狂热爱，同样叫人回肠荡气。在今天的国企中，仍然有着这样有责任感的痴狂的人，我们应当庆幸。 搁笔时，心潮仍在起伏。 （作者系安阳机床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