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晓翔
内容简介
拥有百年基业的英国中央银行，一天之内被索罗斯以“组合拳”击倒；快速腾飞的亚洲“四小龙”，在国际游资的强大冲击下，十多年经济成果毁于一旦；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一次大跌造成世界股市连锁反应，华尔街一天蒸发掉6000多亿美元……
在这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中，谁是左右胜负的关键？金融寡头、基金经理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股市红绿相间的数字跳动之间，有无一双无形之手操纵着一切？谁真正拥有股市话语权？
本书通过描述历次世界金融泡沫和重大股灾惊心动魄的故事，揭示了股市这个现代金融工具在近300年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通过分析一些很基本的但被我们忽视的层面，本书化繁为简地带领读者了解股票和股灾的本质，为广大散户防御股市风险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前言：谁在操纵股市
2007年，中国股市成为全球经济界瞩目的焦点。
2000点、3000点、4000点、5000点、6000点……股市满身牛气一路狂奔，4次上调存贷款利率，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00亿特别国债等措施，都无法阻挡它势不可当的脚步。
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说：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泡沫经济，看看现在的中国股市，你就知道了。
华尔街首席基金经理罗杰斯说：我持续看好中国股市，而且相信未来中国股市会成为一个具备全球影响力的资本市场。
同是世界重量级金融家，为何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金融界拥有相当影响力的他们，想通过自己的言论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中国股市要完全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要付出多少代价？
众所周知，时下的国际金融市场错综复杂，暗流汹涌，每个浪花都蕴涵着危险的气息。美联储挥舞着支票筋疲力尽地维护美元的强势地位，华尔街如怪兽般每天吞噬数以千万亿的资金，对冲基金、国际游资犹如丛林猛虎随时可能扑出来祸患人间，被日本主妇视为“菜篮子”工程的套利交易险些酿成全球股灾。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市场越发成为潘多拉魔盒，说不定哪天能从里面蹦出什么灾难，而股市也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搏杀的平台，上演出一幕幕惨烈而残酷的战争。
拥有百年基业的英国中央银行，曾是世界金融中心的中心，一天之内被索罗斯以“组合拳”击倒；快速腾飞的“亚洲四小龙”，在国际游资的强大冲击下十多年经济成果毁于一旦，连实力雄厚的日本也未能幸免，元气大伤。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一次大跌造成世界股市连锁反应，华尔街一天蒸发掉6000多亿美元，欧洲人惊呼“‘共产主义’幽灵又一次在欧洲上空徘徊”。
在这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中，究竟谁是左右胜负的关键？金融寡头、基金经理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股市红绿相间的数字跳动之间，有无一双无形之手操纵着一切？谁真正拥有股市话语权？
300多年前因融资而产生的股市，在其发展过程越来越渗透入复杂的因素，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任何一个细微变化就有可能导致股市巨大震荡，而国际间、政府间为了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展开的较量更成为影响股市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来随着国力日益强盛，发展中的中国股市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组织和投机家们的关注，与此同时，一股悄然形成的力量开始试图控制全局。
2001年中国股市陷入熊市时，千点论正出于在中国取得QDII额度的投资银行之口，同样,2007年海外集体鼓吹“股市泡沫论”并非无迹可寻。
2006年起数百亿美元通过地下钱庄偷渡中国境内，它们等待什么？数千亿资金涌入中国楼市、股市，又是期待什么？美国、日本、欧盟领导人为什么不遗余力催促人民币升值，独联体“颜色革命”中为何出现索罗斯的身影，突然而至的次级贷款风波何以演变成席卷全球的危机？
股市已成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平台，任何一项经济政策、一次领导人讲话，甚至一个特殊的露面或暗示都微妙牵制着股市格局。
处于旋涡中心的中国股市，如何拨开重重迷雾和干扰找到正确的航行方向，是现在乃至今后很长时间内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1987年全球性股灾，中国还没有股市，躲过一劫；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对外开放，又渡过一次危机；纳斯达克股灾，中国参与甚少，得以免受其害。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融入全球股市大家庭是迟早的事，届时人为设置的防火墙将被一道道取消，中国股市将以怎样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
股灾，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
比战争更具破坏力(1)
股灾，一个飘荡在股市上空的幽灵。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股灾是指股市大量日常风险没有得到及时有效释放并经过一定时期累积到极大的程度时，或股市日常风险累积到较大程度但股市运作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急剧变化时，在某个偶然因素的影响下突然爆发的股价暴跌及其引起社会经济巨大动荡并造成社会经济巨大损失的异常现象。
它就像大家都了解的火山爆发，长期被积压在地壳里的岩浆，温度极高，当压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从地壳较薄或有裂缝的地方猛烈冲出地面，造成严重破坏。
股灾与火山都具有突发性、破坏力和不确定性。
股灾来临是暴风骤雨式的，突然爆发的股价巨幅下跌，让投资者猝不及防，它毁灭的不是几个亿万富翁、几家证券公司和几家银行，而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更糟糕的是，即使专家们事后总结出各种导致股灾发生的原因，但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下一次股灾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它如同瘟疫和天灾，往往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候以突袭的方式来临——它不会在意牛市或是熊市，也不会选择诸如“黑色星期几”，总之想来就来，当人们惊恐地发现它时，账户上已是一无所有。
股灾与火山爆发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它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出火山爆发，有时甚至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因股市崩溃而引起的灾难，足以摧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几十年的经济成就，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损失和震荡，影响社会稳定，加剧政治危机，相对于这种巨大的浩劫，每个人的不幸显得微不足道。
凡有股市的国家或地区，都程度不同地遭受过股灾蹂躏，无一幸免。而且往往越是发达成熟的股市，由于社会参与程度深，金融市场的各种杠杆工具易产生放大效应，因此股灾发生概率越高。就拿美国来说，它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股市规模最大的国家，并且与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联系最为密切，1929年和1987年发生在美国的两次股灾，几乎波及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深刻的负面影响。
1.股票究竟是什么
股票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产物，17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不足和经营风险成为制约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重要因素。如荷兰著名的东印度公司，进行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利润十分可观。但以当时的航海条件，仅凭一叶轻舟在海上航行数万公里，随时可能遇到风暴、海难、疾病等情况，一旦船只出事则人财两空，远洋贸易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一方面超额利润令人垂涎，另一方面巨大风险又是无法预期和逃避的，有没有办法既能够获得利润又能尽量降低风险呢？
于是便出现了以股份公司的形态，由股东共同出资经营的企业组织，投资者以股票的形式入股，并按出资额的大小享受一定的权益和承担一定的责任。股票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吸纳分散在社会上的资金。这样当船只安全返回，所有投资人都能获得分红，而万一船只失事，大家分摊损失倒也不吃力。
1601年，阿姆斯特丹有几个商人在小酒馆喝酒聊天，一位商人无意中提到马上要购一批香水到法国销售，但上个月买了不少东印度公司股票，手中资金不足，早知道就不买了。
只要船一回来你就可以获得大笔分红啊。朋友说。
我在香水生意上能赚更多的钱。商人沮丧地答道。
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提议说正好他们有些现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股票转让出来，他们将以稍稍高出银行利息的价格买入。
商人欣然答应，就这样，几个商人做成了世界上第一笔股票交易。
后来商船安全返回，持有股票的人都获得丰厚的分红，而卖出股票的商人也在香水生意中赚了大钱。他们意识到买卖股票是一种不错的融资渠道，于是定期到小酒馆进行这种股票交易，而且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形成定期的交易模式。
比战争更具破坏力(2)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
有了股票，世界变得更加热闹。
有了股票，平添许多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颇让一些正统经济学家为难，几十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直把股票与“寄生”、“腐朽”联系在一起，现在它堂而皇之出现在公众面前，怎么解释？
学者毕竟是学者，很快研究出一套理论指出，股份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这一方式积聚和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发展经济。
本来已是生米煮成熟饭的事，不需要争论了，偏偏有促狭鬼不知趣，喋喋不休地追问：“不是说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利用股票赚钱、吃股息是不是寄生虫行为？从事股票交易的人算劳动者吗？”
经济学家们被惹急了，当即撰文反击说，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光知道炒股赚钱，没见过股灾吧，股灾来了能让你倾家荡产，把裤子都赔掉。
这是中国股市早期的风险教育，虽然直白，但很到位。
既然股灾如此可怕，为什么甘冒风险将它引入呢？不是自寻烦恼吗？
我们需要重新确认一下股市的作用。
这是个老问题，十几年来大家熟悉的答案一直是：股市帮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融资。
很遗憾，这个答案是错的，我们都被经济学家误导了。
我们先来比较中国、美国、日本三国股市的融资情况。按股市每年融资平均余额计算，美国股市融资约占GDP的1.6%，中国是0.86%，日本最低，仅为0.42%，所占比重都相当低，对GDP的贡献微乎其微。由此可见，股市融资的功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重要，如果中国股市三年不发新股，股市照样能运转得红红火火。
从另一个角度看，像微软这种纯粹依赖智慧和天才的软件公司，并不需要从市场融资扩大再生产，可它为什么上市呢？
这就是可爱的经济学家们想千方百计回避的字眼：投机。
股市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提供投机方式。
学者们为什么讳言投机呢？其出发点倒是好的，按照传统思想做任何事都要有光荣的意义，所以他们想为股票交易披上一层高尚的外衣。
其实股民炒股就是为了赚钱，这种行为是中性的，至于有时被誉为“大胆的投资者”，有时被骂为“赌徒”，不过是各人的价值判断罢了。
股市是借投机行为拉平社会收入与财富的分布，使更多的人通过股票分享经营性产权的升值。
举个例子，假设我是董事长，掌握某集团100个亿的资产，现在集团整体上市，由于大家对集团前景一致看好，股民们从银行取出110亿购买股票，我获得110亿后再存入银行。
大家看清楚了，这个过程中银行存款总额没有增加，我虽然赚了10亿元，代价是集团的股权分散到股民手里。今后集团发展产生的赢利将被股民们分享，而他们还可以根据对企业的预期和未来的财富愿望不断组合手中的股票。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实际操作要比这复杂得多，企业所有者不可能把股权全部出售，他必须控制相当比例的股份以继续掌控企业。市场上会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者购买尽可能多的股票，从而在操作中握有主动权，这就是所谓的机构或庄家。
股市的第二个作用是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提供价值评估信号，俗称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通过连续交易使股票价格实时地反映相关信息，让某些行业的股价上涨、某些行业的股价下跌，以此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判断哪些行业、哪类项目更受投资者欢迎，更有投资价值。
尽管个人创业、私募基金、房产等并不是与股市直接相关的投资，但所有这些投资与创业的取向和决策都间接受股市发出的价值信号影响。
例如国家调控房地产产业，收缩银根，提高首付，而房地产就是朱氏集团的主体产业，那么只要政策一出来，尽管集团的利润在短时期内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股票价格已大幅度下跌，110亿市值只剩下105亿了。受此影响，凡是有房地产业务的企业股票都发生不同程度的下跌，股市就向社会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房地产板块全线走低，房地产业务不容乐观。
比战争更具破坏力(3)
因此股市发出的价值评估信号对整个经济举足轻重。
对中国而言，股市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作用：促进国有企业转型。
国有企业曾经享受过百般优待，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还会亏损，还会出现资金短缺，国家不扶持，银行不敢贷，怎么办？只能到股市里融资。怎么融？用国有股权交换。
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想不退出市场也可以，办法就是让私人、民营企业和外企收购国企。
这样国有企业的内在治理体制在股市的并购重组中自然而然地得到完善，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就通过股市这个渠道实现了“软着陆”。
当然，目前对国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流通和收购还有很多严格限制，但取消这些规定只需一纸文件。
历经坎坷的中国股市，将可以担当重任。
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1)
1.天才或疯子
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投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骗子。
正是他一手导演了1720年世界股市史上第一次重大股灾，史称“法国密西西比股灾”。
他就是约翰·劳（John Law）。
劳对数字的兴趣从14岁开始，那年他被父亲领到会计室工作并迅速沉浸其中。1688年父亲去世后，他带着继承的遗产离开苏格兰，先后在英国、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多年。
游历生活既使他熟悉各国的贸易和资源，不断充实经济理论与素养，又使他坚定地树立了一个信念：没有纸币，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繁荣。
但这仅仅是理论，这些年里他的成功主要显示在赌博方面。他出入欧洲各国首都每个有名的赌场，为自己赢得财富的同时也获得名声，人们都认为他是同时代最精于计算、善于利用错综复杂机会的人。
若在太平盛世，劳大概就是一位精明的赌徒，仅此而已，可惜时势使然，将他推到一个更大更高的平台，劳将为实行自己的理念进行一场世纪豪赌。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生前喜欢奢侈品，倡导高消费，大肆透支。他死后掌管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了填补哥哥生前留下的财政窟窿，伤透脑筋。此时法国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对外债台高筑，对内每年税收入不敷出。为改变局面，摄政王使用传统伎俩，下令重铸货币，新货币的金属含量只有原来的4/5，货币虽贬值1/5，但流通时还按原面值交易。借助这个计谋政府的财政压力稍稍缓解，然而国家整个商业操作变得一团糟。
翻开中国古代史，在铸币上做文章与民争利，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就有人干过，此人乃大名鼎鼎的改革家——王莽。
王莽出台了号称史上最复杂的币制改革方案，在他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关系更复杂，有幺布、幼布、厚布、差布、中布、壮布、弟布、次布、大布。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此外，还有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宝货。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钱，一个大钱值五十个小钱。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钱，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
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被搞得如坠雾中，把脚指头用上去也算不清货币之间的换算关系，私下里还用西汉的五铢钱交易。
王莽三次币制改革中最不得民心的做法就是偷梁换柱，如新币中的大钱，每枚只含铜十二铢，重量仅为五铢钱（重五铢）的两倍多，却硬性规定“一值五十”，即每枚大钱可换五十枚五铢钱，由此带来两个祸患，一是私铸钱币，一是流通混乱。老百姓不肯接受所谓的新币。
很多人看到这里或许都会感到纳闷，法国人也好，西汉人也罢，为何对钱币的金属含量如此挑剔，反正有法律明令的面额，不是照样流通吗？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政府信用。
政府信用是货币流通的保证，更是发行的纸币的基石。
怎样衡量政府信用呢？简单地说，如果法国老百姓拿不足量货币换足量货币，如果王莽“新”王朝统治下的老百姓拿新币换五铢钱，无论数量多少，政府都应该给予供应，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承认不足量货币，久而久之成为通用货币。
问题是政府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它改铸的出发点就是想捞一把。因此整个法国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贸易极度萎缩，社会经济危在旦夕。在这节骨眼上，劳出现了。
他刚刚在卢森堡为推销自己的纸币计划碰了一鼻子灰，卢森堡大公对他说，我的国家太小，实行不了阁下的宏大计划，我是欧洲最穷的国王，经不起失败破产的打击；不过我觉得法国人会对你的计划感兴趣，你可以去法国碰碰运气。
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2)
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法国推向了深渊。
劳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要有纸币辅助。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并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鉴于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相对疲软，他还建议建立一个银行来管理国家的税收，再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
国计民生、国家荣誉，劳都考虑到了，而且有理有据，由不得摄政王不动心。
当然事实证明，劳比王莽高明不了多少，都是失败的“经济学家”，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动乱。
但当时劳的建议对法国来说却是雪中送炭，焦头烂额的摄政王无暇考虑更多，决定大胆起用约翰·劳。
1716年5月5日，法国皇室发布命令，授权劳与他的兄弟一道建立一个名叫“劳氏公司”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资金为600万里弗赫，每500里弗赫一股，共分为12000股，其中1/4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的可以用国库券的形式购买。
约翰·劳从此踏上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
2.越吹越大的泡泡
对法国人民来说，约翰·劳还是做了一点实事的，可惜与他带来的巨大灾难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劳虽然混迹于赌场和贵族名媛之间——但没有证据说明他在生活作风方面的污点，不过他是上层名流各类沙龙的常客，依照法国人浪漫多情的性格，即使有些风花雪月也是人之常情。但劳并没有沉溺于这些，而是始终坚持对金融事务的研究，30年如一日。
大凡有志之士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执著，坚韧的执著。
因此劳处理银行事务时游刃有余，他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兑换，并且发行后价值不变。这是他政策的主要成就，并且使他的纸币变得比金银还要有价值，后者经常会由于政府不明智的干预而贬值。一千个银镑在第一天还与它们的面值相符，第二天就会跌至原来的5/6；而劳氏银行发行的纸币则一直保持它原来的价值。劳说服摄政王定下一条规矩，如果一个银行家在发行纸币时没有足够的担保可以满足所有的要求，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政策对路，执行到位，劳氏银行开始了正常稳定的运转，它发行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不久，全国商业贸易就从中获得了利益，萎缩的商业体系慢慢复苏过来；居民按时纳税，抱怨声也渐渐稀少；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如果这种信任继续下去的话，整个境况会变得更加有利。
一年之中，劳发行的纸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面值的15%，而国库券，或者说是由政府发行、用以偿还奢侈的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证券，则下滑到了面值的21.5%。这个对比对劳太有利了，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的信誉也蒸蒸日上，成为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
若这样稳扎稳打，或是急流勇退，约翰·劳将成为挽救法国人民于危难之中的英雄。然而别忘了他几十年的赌场生涯，他的骨子里浸透着一个赌徒的本性。
劳开始了使他名垂后世的著名计划。
他向摄政王提议建立一个拥有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生意特权的公司。因为当时都传说这两个地方遍地金银，并且如果在这场独一无二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话，就可以成为唯一的税赋承包人和钱币的唯一铸造者。
摄政王动心了，他总是容易被劳说服，一方面是劳擅长雄辩，另一方面是劳氏银行的成功使摄政王对他建立起无比的信任。
1717年贸易特许状发了下来，公司顺利成立。整个资本被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赫，这些股票可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尽管面值500里弗赫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赫。
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3)
于是投机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良好的信誉导致劳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被人们坚信不疑。
偏偏这时皇室又做了件火上浇油的事，将劳氏银行改建成法兰西皇家银行。
面对如潮的赞誉声，劳和摄政王都陶醉了，他们忘记了自己定下的规矩，劳氏银行从私营转为国营没几天，摄政王就指使它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赫的纸币。
我们必须重温国家信用这个概念。发行纸币是通过法律强制和调节经济的措施，以纸币作为其他支付手段的最后兑现对象或作为信用货币创造的根据。在实施纸币币制的初级阶段，发行纸币应以金银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准备，从而对信用货币的创造有一定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货币的过量增加，维持公众对纸币的信任。
但经济学家们很快认识到纸币的功能不只于此，如果适当增加货币量还可以防止物价下跌、刺激经济上升和解决财政困难。弄清这个道理，发行货币便成为政府的任意行动，国家信用被无限制扩张了。
就在大多数人包括劳本人头脑发热的时候，法国有过一次自救的机会：法国议会出面了。
出于对劳作为一个外国人对本国的巨大影响怀有嫉妒之心，以及对密西西比计划安全性的疑问，议会通过一个法令，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禁止所有的外国人以任何名义干预国家财政，违者将给予重罚。
这个重磅炸弹把劳打蒙了，惊惧之下他逃到皇宫，祈求摄政王采取措施来使议会就范。
摄政王的反应彻底将法兰西的命运绑到劳的一叶孤舟上。
他立即下令逮捕议会议长和两名持反对意见的主要议员，将他们关押到监狱，无情压制住议会的反抗。
至此劳实施远大理想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被推开，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
1719年初，皇室发布文告，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全权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柯尔伯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为了扩张业务，劳决定增发5万份新股。
劳向法国人民展示了异常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份500里弗赫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赫。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由于国库券一直在贬值，500里弗赫的面值只抵得上100里弗赫的实际价值，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
人们无法抵御这种诱惑，全国至少有30万人申请购买新股。
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渴切的申请人，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每天都在劳的门口等候几个小时才能知道结果，最后，等候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并充斥了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临的套间内暂住，以便能经常靠近那座新的财富圣殿。
为了避免出现矛盾，劳宣布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赫，这样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为此目的，社会上必须有15亿里弗赫的申购资金。举国上下，人们一片狂热，在这种状态下，即使3倍这样数额的金钱人们也愿意拿出。
此时的劳已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
为了方便接触投资人，劳搬到了旺多姆广场，并租下了苏瓦松官邸。投机商们也随他到了那里，宽阔的广场很快变得拥挤而热闹，广场上搭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帐篷供买卖股票和出售饮料点心，人们高声谈话的声音整日沸反盈天，以至于设在广场边的法庭的一位法官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他听不到律师辩护的声音。
有两位清醒、安静和富于思辨思想的学者，德·拉·莫特和提哈松神甫互相祝贺对方至少没有卷入这场奇怪的狂热行动。但几天后，德高望重的神甫经不起教徒们的怂恿跑到苏瓦松官邸买股票，当他出来时，正好碰上好朋友德·拉·莫特。
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4)
他们再次聚在一起时，高谈阔论哲学、科学、宗教，不再对密西西比计划发一句微词。当这件事终于被无意提起时，他们一致同意以下结论：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发誓不干某一种事；世上不存在即使聪明人也不能享受的豪华与奢侈。
3.密西西比股灾
劳这位新财神已成为法国最重要的人物。
由于申请新股的人非常多，繁忙的劳连1/10的申请者也会见不了。为了接近劳，申请者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两个女人。
一位是蒙娜女士，经多次努力无效后放弃了到劳家里访问的希望，她命令自己的车夫，每次和她外出时必须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先生走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
她在城中一直转了三天，终于看到了劳先生。蒙娜马上抓住缰绳，对车夫大声叫道：“快让马车翻倒!以上帝的名义，让马车翻倒!”
车夫驾车向柱子撞去，蒙娜女士尖叫着，车子翻了。
看到这场事故的劳当然不会放过向女士献殷勤的机会，马上跑到出事地点来救助。狡猾的蒙娜被带到了苏瓦松官邸，她很快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向劳先生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劳微笑着记下了她的名字，允许她买一定数量的股票。
另一位则是布莎夫人。她得知劳在某座房子里吃饭，立即驱车前往，冲进去谎称房子已经失火。里面的人立即离开饭桌向外逃命，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劳却发现有一位女士急匆匆向他走来，他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走了。
布莎夫人的狡计没有得逞，不是所有聪明人都能成功的，何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布莎来说并不算坏事。
1720年前的一段时间，由于人们自信心增强，贸易也变得发达起来，做生意无不有利可图，特别是在巴黎，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外地人从各个方向拥进首都，他们不仅要挣钱，也要花钱。这一时期巴黎人口增加了30万人。主妇们不得不将床支在阁楼上、厨房里，甚至马厩中，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借宿者的需要。城里满目皆是各式各样的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以至于在主要干道上也只能缓慢前行以避免事故发生。全国的织布机都在异常忙碌地赶制华丽的缎带、丝绸、宽幅细布和天鹅绒。物价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而涨到了原来的四倍，劳动的报酬也以同样的比例上涨。到处都在建新房子。一种虚幻的繁荣照花了法国人民的眼睛，没有一个人看到地平线上预示风暴很快就要来临的乌云。
议会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
对财政一窍不通的摄政王不以为然：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就不应该对发行进行任何限制。
摄政王这个巨大的谬误居然没有遭到经济学家劳的反对。
劳有三句名言：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与人口、军火和外国商品的数量有关；商品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如想和其他国家一样强大富有，就必须拥有与该国数量相等的货币；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
我们可以看出劳其实是一个赤裸裸的货币至上论者，他以为货币和财富是一回事，创造货币就等于在创造财富，而没有想到货币其实只是财富的象征。
事态正走向疯狂，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这个海市蜃楼被人们极度的贪婪支撑着。
1720年初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事故。孔蒂亲王由于购买新股时被劳拒绝，就用三辆马车拉着自己数额惊人的纸币到劳的银行，要求将纸币兑换成硬币。
此举被摄政王用行政干预压制下来，但这并没有使劳明白紧缩银根的紧迫性，出于不信任，又有许多人模仿了孔蒂的举动。
有些精明的股票投机者认识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于是不少投资者开始悄悄地、每次一小部分地把纸币兑换成硬币并运往国外。他们还买了许多能尽量带走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的珠宝，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
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5)
一个名叫韦尔马莱的投机商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赫的金币和银币，将其装到农夫的一辆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盖好，然后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东西安全运到阿姆斯特丹。
渐渐地，流通硬币出现严重的匮乏。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劳却未能遏制住贵重金属不断流向英格兰和荷兰的趋势，留在国内的少量硬币也被小心翼翼地保存或隐藏起来，最后，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贸易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这时一个神话被戳穿，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大家所期望的从路易斯安那滚滚涌向法国的财富是个泡影，也许永远无法实现。
股民们这才惊讶地发现股价已高得吓人，赚了钱的人都想把股票换成纸币，再将纸币拿到银行去兑换硬通币以求万无一失。市场上大量抛售密西西比公司股票，股价迅速下跌。
为了支撑股价，约翰·劳不惜大批量发行纸币吸收投资者卖出的股票，结果适得其反。人们由怀疑密西西比公司股价转到怀疑国家银行是否有能力兑换无数的纸币，抛售股票的狂潮迅速演变为挤兑狂潮。密西西比公司股价一泻千里，创造了至今仍保持的跌幅一次达99%的世界股市最高纪录。
密西西比股票终于倒下了。
没过几天，法兰西皇家银行倒闭，所有纸币沦为一堆废纸。法国经济随之陷入长期大萧条。
清朝时期的股灾(1)
1.李鸿章与中华第一股
一直以来，人们脑海里的李鸿章是“卖国贼”的代名词，随着人们重新客观、冷静地研究那段历史，李鸿章的真面目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
“裱糊匠”的比喻道出了他的无奈与自责。
我们不能苛求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骨干作出推翻清政府、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行为，因此他所倡导并尽力推行的洋务运动，尽管其思想核心仍是为清政府服务，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但从实际效果上讲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的积极回应，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冲撞和交融的产物。
在我们关心的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由李鸿章亲自督办的就占了三个，后来又组建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
其中最能代表李鸿章成就的是留存至今的两个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任命中国人为领导，聘请外国技师，主要任务是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所以受国外的影响更大。
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采取洋为中用的股份制形式，组织结构上更先进。这种模式，包括一些具体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清政府未来发展的方向。
李鸿章的是非功过，我们这里不作探讨，但作为一个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在“君子耻于言财”的封建传统环境中成长的政治官僚，能大胆引入股票这一现代金融工具，比起1993年股票在中国登陆后，一些视之为洪水猛兽的经济学家们不知高明了多少。
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此时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
这份引起朝廷上下，特别是满族王公非议的奏折已在慈禧太后案头搁了十年，若不是李鸿章“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议而为之”，恐怕要拖到猴年马月了。
奏折是批了，头疼的事还在后面，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话，“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
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惯相互兜圈子，尽量摸清对方态度，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容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
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第一股”。
2.昙花一现的大清牛市
招商局的原始股每股为100两白银，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股价，不妨将它换算成人民币，我们根据白银与黄金的兑换比例，结合粮食价格和不同时期的人员工资，计算结果大致是1两白银值人民币60元。
也就是说它的股价是每股6000元！不愧是泱泱大国第一股，时至今日，中国A股市场股价最高的中国船舶不过200多元。
更惊人的是，到了1882年，它被炒到每股265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900元！
这么高的股价也有人敢买，说明在炒股的问题上，古人与现代人同样疯狂。
清朝时期的股灾(2)
1876年轮船招商局重新改组后，在清政府贷款支持下，以222万两银子整体收购了气焰嚣张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船数一下达到三十余艘，成为当时在华轮船公司中单家轮船数和吨位数都居第一位的轮船公司。
受它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并催生了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准公司。
股票这个新名词在很短的时间就被人们广为接受，购买股票颇为踊跃。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有朝廷大员支持，不愁资金，不愁销路，属于国企绩优蓝筹股，格外受到青睐，每股都增长两三倍之多，其他资源类股票如湖北长乐、鹤峰等铜矿股也增长了一倍半左右。
大清臣子们的想法或许与今天的人们一样，认为炒股就能赚钱，因此只要有新股发行，哪怕是些中小企业，也一哄而上竞相争购。
风险正慢慢积聚，一是不少发行股票的中小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前景难以预料；二是许多股民和现在一样，并非只用自己的积蓄炒股，因为有把握赚到钱，自然放心大胆地借钱，有的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向同僚借，还有的大户干脆向外国银行和钱庄借——这已经相当于现在的融资拆借，然后抢购股票。
一时间上海有点“全民炒股”的味道，当地居民所谈的无一不是股票行情，很多股民在上海四马路和大新街转角处的惠芳荣楼聚会，形成“炒股茶会”，在茶会上，他们互通消息，口头拍板成交。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884年初，酝酿已久的股灾破土而出，露出狰狞的面目。
一家名为金嘉记丝栈的大商号因经营不善突然倒闭，这就苦了40多家提供贷款的钱庄，因收不回贷款，头寸不足，为安全起见钱庄老板们宣布暂停借贷，使得几十家企业因缺乏周转资金先后破产，同时将20多家钱庄拉下水。
同年12月，中法战争打响，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停止拆借资金给钱庄，这一来资金链彻底断裂，爆发了一场滚雪球般的金融危机。全国钱庄从78家陡降至10家，破产关闭的企业商号多达400家，股票价格一泻千里。市价炒高至265两的轮船招商局股票降至90两，而各省的矿业公司股票更是分文不值。
上海人第一次尝到炒股的苦头。
这场股灾对民众的影响有多大，由于没有准确的数字资料不敢妄自猜测，但李鸿章为此事专门“急入内，奏上”，就是在皇帝面前述职并反省了，对位高权重的李中堂而言，虽然不必负领导责任引咎辞职，恐怕事后也吓出一身冷汗。
2006年12月1日，招商轮船以代码“601872”重新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价每股3.71元。
此情可待成追忆，回首已是百年身。
回顾这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强国强市，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保障，没有雄厚的经济作支撑，任何金融投资和投机行为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大清牛市的昙花一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1929，难以忘却的伤痛(1)
1.华尔街的兴衰沉浮
华尔街很小，是一条长不过500米的小街，它的最东边是纽约的东河，最西边是三一教堂和一片墓地，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一手培育华尔街成长的汉密尔顿就埋葬于此。
华尔街的英文名字Wallstreet，来源于早年定居纽约的荷兰裔移民为抗击英国人入侵而修建的一道木栅栏墙。
现在，当我们谈到华尔街，并非指地理意义上的华尔街，它早已远远超越了这条小街，也超越了纽约市最繁华的市区——包括华尔街在内的纽约金融服务区，发展成为一条遍布全美的金融服务网络。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华尔街又跨越了国界，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不仅包括每天在华尔街上忙忙碌碌的几十万人，也包括远在佛罗里达的基金经理、加州“硅谷”的风险投资家或美国投资银行在伦敦的交易员……事实上，作为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总称，华尔街实际上已自成体系，成为独立于任何一个地域的概念。
单从经济实力衡量，华尔街已经强大到能和任何一个世界强国抗衡的地步，尽管它不是主权国家。根据2004年美联储数据，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远远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美国股市的市值高达17.2万亿美元，是美国GDP (12万亿美元) 的143% ；美国债市市值达到36.9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8%。
另一方面，美国人对它的感情却很复杂，有个古老而充满敌意的笑话说，华尔街是这样一条街，它的一端是一条河，另一端是一座坟墓。
它折射出美国社会中存在对华尔街厌恶和嘲讽的心理，在很多人看来，华尔街是一个自私、贪婪和充满罪恶的地方。
又敬又怕，又爱又恨，大概是绝大多数人对它的感情写照。
华尔街起源于1653年，那时纽约还是荷兰的殖民地，叫新阿姆斯特丹。17世纪的荷兰已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等。当荷兰人移民新阿姆斯特丹时，他们将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带过来了。
后来英国人攻陷新阿姆斯特丹，将它改名为新约克郡(New York,简称纽约)，以献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Duke of York）。
1776年美国正式建国，为了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发展经济，汉密尔顿发行了大量的新国债，一下子在纽约市场上增加了很多可交易的品种，市场迅速扩展，很快就出现了现在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前身——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
由于交易量激增，人们不仅在交易所内进行交易，也在交易所外的路边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在场外交易的经纪人，可以站在交易所的门口听场内的报价，以获得最新的信息，而不用交纳会员费。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也为了防止经纪人在交易佣金上进行恶性竞争，1792年，经纪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约定，保证在为客户提供证券交易服务的时候，收取不低于0.25%的佣金。
这就是《梧桐树协议》。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这个协议完全是行业自律行为，本质上是经纪人的价格联盟。它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一经签订即被严格遵守。
正因为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游戏才能玩下去。
《梧桐树协议》的签订是华尔街正式起步的标志。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美国重工业迅速崛起，短短的几十年内一举超过欧洲各国钢铁产量的总和，重工业化离不开华尔街，而华尔街也在为美国的重工业化融资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影响。
当时流行的一则华尔街笑话说明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重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老师问学生，是谁创造了世界，一位学生回答，“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在1901年，世界又被摩根先生重组了一回。”
这是指J.P.摩根在1901年对美国钢铁公司的重组，重组总规模达14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7%，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1929，难以忘却的伤痛(2)
这个阶段另一个对华尔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就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无疑是这场在大洋彼岸发生的战争的最大受惠者，无论是它的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战后美国股市进入了疯狂的牛市， 20世纪20年代，道·琼斯指数连续上涨了8年，累计上涨50%。
解释一下道·琼斯指数的概念，它的全称是道·琼斯价格平均指数，道·琼斯是两个人，一个叫查尔斯·亨利·道，另一个叫爱德华·戴维斯·琼斯，他们于1882年11月组建公司，当时还有一位合作者叫查尔斯·密尔福特·伯格斯特里瑟，他们不想公司名称太长，因此伯格斯特里瑟失去了名垂青史的机会。1884年7月3日，他们推出了一项包含十一种股票的指数，以追踪市场。由于它能比较充分客观地反映整个股票市场的动态，常被用做观察世界市场变化的晴雨表。同时它也是美国经济数百年历史的见证，尽管它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人们仍把它视为美国传统经济的象征。
美国还有一个最具代表意义的市场指数，叫纳斯达克（NASDAQ），全称是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1971年问世。它包括4600多种股票，主要由发展最快的先进技术、电信和生物公司组成，包括微软、英特尔、美国在线、雅虎这些家喻户晓的高科技公司，因而成为美国“新经济”的代名词。
纳斯达克指数在1986年的股灾里扮演了明星的角色，我们将在后面见识它的风采。
再回到1929年，当时美联储刚成立不久，缺乏对股市泡沫的判断能力和遏制手段，因此没有采取调整利率等手段来抑制过度投机。
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是10%的保证金制度，就是说你只需支付10美元就能买到100美元的股票。在不断飙升的牛市里，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制度安排，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股市的投机性。
美联储以5%的利率贷给美联储成员银行，银行以12%的利率贷给那些经纪人，经纪人再以20%的利率贷给投机者，而投资者则希望从股市中得到远远超过20%的回报。这样一个逐级放大的资金链，孕育着巨大的风险。
就这样，1929年悄然来临，华尔街正洋溢着繁荣与乐观。
三年后，许多描述股市崩盘后华尔街惨状的笑话中，有这样一则：五星级豪华酒店里兹·卡顿酒店对来客的第一句问候语改为，“请问，您开房间是住宿还是跳楼？”
2.“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
大通银行首席证券师乔治像往常一样提前十分钟开车来到华尔街，街道入口照例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每一位进入华尔街的证券师，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乔治坐到自己办公室，助手给他泡了杯又香又浓的咖啡，并开玩笑说：“乔治先生，早上开电梯的梅丽告诉我通用汽车的股票价格还有上涨空间。”
“你应该建议她买钢铁公司，” 乔治说，“我就大量持有，也指导客户购买。”
“260多美元每股，对她来说贵了点。”
“基数越大赚得越多，我看好它涨到350美元，大牛市时代才刚刚开始，连费雪都这样说。”
欧文·费雪是耶鲁大学教授，那个时代最富有革新精神的经济学家，在1929年10月15日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他指出：“股市已上涨到相当平稳的状态，我预期股市在几个月内，还会创下新高，成交量会比现在更好。”
他的一世英名就这样被一句话抹得干干净净。
这一天和费雪一起出洋相的还有美国花旗银行董事长米切尔，他发表讲话说：“股票价格在美国全面繁荣下已经牢牢地扎了根。”
之前普林斯顿经济学家约瑟夫·劳伦斯在股票价格达到顶峰时，也有一段被广泛引用的评论：“成千上万的人有一种共识，他们对那个妙极了的市场，即证券交易所的评价是股票的价值至今尚未过高。”接着他还补充问道，“那群自以为聪明而有资格否定这些明智的大众判断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1929，难以忘却的伤痛(3)
这些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们的话，深深误导了广大民众包括乔治等老牌经纪人。
股灾并非没有预兆。三天前，10月21日华尔街刚刚经历了黑色星期一，交易所开市就遭大笔抛售，全天抛售量高达600多万股，以致股市行情自动记录器到收盘1小时40分后才记录完最后一笔交易。
按说股民们应该从中嗅到危险的气息，奇怪的是所有的人仍然保持乐观狂热的情绪，坚持认为这只是一次调整，股市仍将迈着牛步向前挺进。
乔治也不例外，他将别墅、汽车和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农场全部抵押，用来购买股票和代垫客户资金，因为根据业内不成文的做法，客户购买股票只需付40%，另外60%由他向银行贷款，这样做的好处是能获得高额手续费。
离开盘还有三分钟时他的好友，著名经纪人威尔逊走进来，邀请他共进午餐，顺便谈谈圣诞节到欧洲度假的事，乔治愉快地答应了。
“铛”，华尔街交易所的钟声响起。
开始尽在意料中，指数循上一天的轨迹坚挺而缓慢地向上爬行，只是成交量稍大，乔治看了会儿，陪一位房地产商到办公室洽谈投资业务，等他们出来时，目瞪口呆地发现股指急剧下泻，声势比三天前还要猛烈。
交易所正常的日交易额为200万到300万股，最多就是三天前，600万股。而这会儿数小时内竟有1000多万股股票洪水般涌入，可是没有一个买方！
上午11点钟，股指出现更疯狂的一幕，几乎是直线下降！
交易大厅仿佛成了疯人院，人们惊慌加狂乱地抛售、抛售、抛售……
乔治毕竟在股海搏杀了十多年，比一般人沉得住气，但也是手足冰凉，浑身发软，短短几个小时，他的家产已由600万降至200万，还没算替客户垫款造成的损失。
秘书脸色苍白地过来告诉他，威尔逊自杀了，在5分钟前，爬到楼顶跳下去的。
乔治急匆匆跑到交易所门外，想见好友最后一面，然而他看到救护人员正围着七八具尸体忙得不可开交。
那天上午共有11个人自杀身亡，有银行家，有股票经纪人，也有投资者。
乔治跌跌撞撞回到办公室反锁好门，翻抽屉寻找手枪。
就在他将手枪保险打开时，一个电话救了他。
大通银行的威金，他的顶头上司提醒说不要灰心，摩根财团和国家银行主席米切尔已召集各大财团和银行开会，准备联手救市。
下午1点30分，纽约证券交易所副总裁惠特尼出场作秀，出价每股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股票，接着巨头们拿出总额2.4亿美元联合护盘基金，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票。
一番折腾最后总算以平局收场，乔治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时，被迎面而来的凉风吹得缩了缩脖子，他心里明白：股市的严冬将要来临。
第二天胡佛总统发表文告：“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
这位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的总统出面救市，也未能挽回受到惊吓和重创的股民的信心。
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指数下跌49点，这一天财团巨头们商量的内容不再是救市，而是约束大家合法地抛出股票。
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指数一泻千里跌至298点，比最高点累计跌幅达22%，《华盛顿邮报》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乔治的另一个朋友惠灵顿先生，在年初拥有750万美元，作为一个冷静而理智的投资者，他购买了150万美元自由国债交给妻子，告诉她那将是两人以后所需的花销，万一有一天他向她要这些债券，就意味着他已丧失理智，一定不可以拿出来。
10月30日，惠灵顿向妻子开口，说要追加保证金来保护他投到股市上的另外600万美元，可悲的是妻子被说服了。
11月5日，惠灵顿将750万美元输得干干净净，两天后他溺水身亡。
1929，难以忘却的伤痛(4)
乔治没能参加朋友的葬礼，他和惠灵顿一样倾家荡产，而且还要偿还800多万美元的银行债务——他的那些客户个个下落不明，无奈之下只能溜之大吉，偷偷跑到法国一个小镇上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费雪教授几天之内也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从此负债累累，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下苟活到1947年去世。
1930年到1932年，股市出现6次暴跌，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
乔治大量持有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股价由每股262美元跌至21美元。交易所开电梯的女工梅丽购买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从92美元跌至7美元。
在这场暴风雨式的股灾中，许多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数以千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
美国著名幽默演员威尔·罗杰斯描述道：“你必须排队才能挤到窗口跳下去。”
这场股灾引发的经济大危机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可以笼统概括为：千万家工厂、银行倒闭，全世界失业人数达3200万。
这时资本主义的冷酷性暴露无遗。一方面，大批工人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另一方面，为维持垄断价格，资本家将大批的牲畜用枪射杀后埋葬，整船的橘子投入大海，成吨的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还用玉米和小麦代替煤做燃料。
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确实，当股灾已不可抗拒地蔓延时，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就惊呼道：“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
经济危机下的各国政府内忧外患，为维护本国利益纷纷加强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从而进一步加剧恶化了世界经济形势。资源较少、金融力量相对薄弱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相互靠拢，逐渐在经济、政治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军事侵略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争夺市场和原料，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大崩溃的根本原因
每次重大经济事件发生后，必然涌现出一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经济学家，他们叼着烟斗，蹙着眉头，语气深沉地告诉人们：我早就预见到股灾会发生。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发生以后就知道其发生的必然性。
可是1929年股灾产生的原因，学术界至今都没有形成统一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说些泛泛而谈的空话，经济衰退、股市泡沫、投机过度等，套用到任何一次股灾上都适用。
说法之一：丑闻事件。
1929年9月20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揭露英国企业家哈崔是位一流的骗子，他伪造股票、发行未经授权的股票。专家们认为这个丑闻使投资者对纽约股市失去信心，因此成为导致股市大崩盘的导火线。
说法之二：股票分割被驳事件。
美国公用事业麻省分部在1929年10月初驳回波士顿艾迪生公司股票分割的申请，同时对外宣称股价已飙得太高，认为到了适可而止的时候了。从而引发投资者的惊慌，使其争先恐后地将股票变现。
说法之三：银行参与炒股。
股市扶摇直上产生极大的利润空间，银行家们不顾风险将客户的存款全部投资在股市上，以图赚取快速回报。当股市下跌时银行难以从中脱身，因而出现头寸紧张、不能及时兑付客户存款等现象，客户们对银行信用产生怀疑，一哄而上进行挤兑，最终导致银行倒闭。
说法之四：公司、券商欺诈和滥用职权行为。
由于持续的牛市存在暴利与机遇，不少上市公司和券商开始玩起了小聪明，在股市交易和信息披露中搞欺诈和滥用职权，以图从中牟利。
最突出的就是所谓“联合投资”集团，即几个大券商或投机家结成联盟，针对某几只股票串通起来进行炒作，成员之间相互用大单买卖，造成交易量活跃、股价上涨的表象，吸引不知内情的投资者盲目入市，追高购买，而“联合投资”的成员则在一定时期抛出股票获利了结。
1929，难以忘却的伤痛(5)
拿今天的话来说叫“对敲”，是庄家吸引散户上钩的常见手段。
这种行为被揭露后引起轩然大波，投资者们纷纷撤出股市。
说法之五：股指期货惹的祸。
投资者舍不得放过股市里一夜暴富的机会，大批中小投资者从证券公司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做股指期货。
牛市里炒股似乎是合理、低成本和容易赚钱的方式，但股市下跌后股指期货特有的风险开始显现。只要信用底线被击穿，证券公司就要求投资者补仓以恢复其抵押信用。无法补仓的投资者唯一的方式就是低价卖出股票用以还款。
大量低价卖出股票的结果是使股价直线下跌，从而招来更多追加抵押金的要求，致使市场陷入恶性循环，引发了股市恐慌性抛售。
说法之六……
这个学术问题足以专开一门学科，但有一点却是各个流派都认可的，即投资者非理性乐观的情绪是产生这场股灾的根本原因之一。
20世纪初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不断扩充，人们袋子里的闲钱越积越多，许多人开始涉足证券投资。因需求上涨，股票价格不断上升，丰厚的利润像磁铁般把更多的人吸进股市，其后果是股票价格被推高到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
这时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又发表了对新时代的看法“人人都应该富裕”，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
连总统都如此乐观，老百姓焉能不陷入狂热？
1929年到1954年，连续25年熊市，美国股民应该是世界上心理承受能力最强的股民了。
1997，亚洲的噩运(1)
1.一份报告引发的危机
1997年7月2日，中国正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就在这一天，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实行了多年的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当天，泰铢贬值近20％。一夜之间，泰铢失去了1/5的国际购买力。
投机家索罗斯成了大闹天宫的美猴王，挥舞着如意金箍棒所向披靡。
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这时台湾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27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又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准备与国际炒家血战到底。
11月中旬，韩国爆发金融风暴，韩元兑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
韩元危机冲击了在韩国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多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将股市打压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以稳定市场，一个月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炒家们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1998年8月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 ∶１～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
卢布立即贬值70%，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和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
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基本结束。
亚洲（特别是东亚）会爆发金融危机，出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料——他们总是很意外，因为他们从没猜对过。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东亚国家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优等生，东亚模式成为南美、拉美学习的榜样。群英荟萃的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底在雅加达开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东南亚联盟的经济前景非常良好。
当时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对东亚模式提出质疑。
克鲁格曼就是一个。1994年他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指出，东亚奇迹其实是靠高投资驱动的，高投资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而生产率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东亚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谓东亚四小龙，其实是四只虫。
他的观点引来如潮反驳，专家们认为东亚的高投资率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投资回报相对较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名声大噪，虽然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恶劣到这个程度。
1996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东亚的经济起飞已经基本结束，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从宏观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的财政状况并不差，通货膨胀率也不高，唯一出现恶化的宏观指标是1996年东亚的出口恶化，那是因为当年电子市场不景气。
1996年3月，两位女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和Graciela Kaminsky合作发表了一篇讨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关联的论文。
论文发表后没有引起专家们的关注，因为论文中的例子大部分选择的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往往有大量的赤字，通货膨胀率也很高，但是东亚国家的财政赤字并不严重，通货膨胀率也很低。
但一个基金的分析员读到这篇论文——他是新西兰人，叫Jones，是直接引发泰国金融危机的关键人物——他专程飞到曼谷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泰国的经济形势确实不妙。
1997，亚洲的噩运(2)
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放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给本地顾客提供美元贷款。客户更愿意借美元，因为美元利率比泰铢利率低，于是，美元外债急剧增长。
到1997年8月，泰国共有900亿美元外债，其中大部分用于房地产投资。从1992年到1996年，曼谷共建房子75.5万套，比国家原本计划的数量多一倍。住宅空置率达30%，商业用房空置率达14%，这导致贷款质量下降和汇率风险增加。
泰国银行家并不担心，他们自认为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很铁，不怕收不回贷款。此外日本在东亚有大量的投资，所以，万一出事，相信日本会出手救助。
不过此时的日本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逐年上升，日本银行家开始小心谨慎起来，不太可能做好人好事。
1997年2月份，Jones写了一个报告，断言泰国很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他在报告中写道：
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面临压力，中央银行已经连续6个月失去外汇储备，基本面情况相当脆弱……银行、债务危机伴随着财政状况而恶化，1996年泰国财政赤字占GDP的8%，而且1997年没有改善的迹象……政府还失去了对财政政策的控制，1996年政府支出提高了30%，这是最近20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与此同时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财政收入不足，因此泰国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
在报告最后一行他写下自己的建议：做空泰铢。
然后他将报告提交给一个人。
索罗斯。
索罗斯精心研究后很快指令基金建立了数十亿美元的空仓。
几个月后Jones回到曼谷时，他所预期的银行危机已经变成一个全面的金融风暴。
历史就是这样，经常在不经意间被一两个人所左右。
2.亚洲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以便检讨中国在经济政策走向方面的选择。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西方经济学界很兴奋，经济学家们高呼：“亚洲终于出事了!”神情同那些预言中国会出事的人看到“非典”发生时的兴奋劲一样。
后来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亚洲金融危机不只是亚洲的问题，国际组织也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国内金融体制没有发展、改革到比较成熟的程度时，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组织的那伙经济学家们到世界各地“传经布道”，主要任务就是催促各国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根本不顾及那些国家的现实情况——反正他们不需要为此带来的后果负责。
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他们又指责说危机都是亚洲国家的体制弱点，如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健全等所造成的。
既然法制、金融监管不健全，为什么还要过早地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呢？
后来国际组织终于不再鼓吹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了，而是建议它们循序渐进，先搞好国内的发展、改革，健全体制，然后再逐步地开放。
世界上每次出现的金融危机都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特点在于出现了“资产泡沫”。
追溯20世纪80年代乃至70年代，拉美出现过种种金融危机，主要因为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问题。全球经济界总结拉美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原因后得出了一个共识：要重视国内财政的平衡，防止通货膨胀，推行市场经济。
有了这个教训，亚洲各国较为成功地防范了这方面的风险，财政赤字和政府外债都不高，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外债都不是很多。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资本流动泡沫。
以泰国为例，1997年时经济仍然一片红火，市场开放、财政盈余，外汇储备有380亿美元。然而细细分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投资逐渐转向物业市场投机，转向股市、汇市，一个非生产性的巨大泡沫业已形成。泰国当局面对失控的经济局面已束手无策，为了遏止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要维持高利率 ；高利率却又使本来债台高筑的泰国经济更加被动，脱身之道只有让泰铢贬值。从而陷入索罗斯的圈套。
1997，亚洲的噩运(3)
因此预防通货膨胀的同时，还要预防资产膨胀，如何平衡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政策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国家发行的货币就像流动的江水，如果被源源不断的外来资金融入其中，那么即使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不出现通货膨胀，也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出现膨胀，例如房价飞升、股市暴涨，两者虽然有区别，但都是风险。
第二个特点，这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发生在发达国家，由于资本自由流动产生危机。另一类是在发展中国家，与外界比较隔绝，主要由于债务危机导致支付危机，支付危机又导致货币贬值。
而亚洲金融危机则大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到处都鼓吹全球化，各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投资，东亚国家顺势开放了包括股市在内的所有金融市场，大量资本流进流出，很容易发生监管不力等问题。
因此这场金融危机应该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新型危机。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中国。
目前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也在不断提高，上千亿的美元外汇储备增长大部分是通过资本账户发生的。
资本账户的盈余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中，比较大的部分是外贸顺差造成的，另外至少还有1/3，有时甚至还多一些的外汇储备增长却是资本的流动所造成的，大量外资涌入中国生产、商业、经贸、资本等各种市场进行投资，正是这些资金的流入引起贸易顺差。
金融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随着我国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防范全球资本大进大出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三个特点是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资本流动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可全球却没有一个系统的监管体系。发达国家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健全的监管体系，发展中国家还在黑暗中摸索，有时不小心就摸进索罗斯式的陷阱里去了。
就好比体育运动会，如果各个国家都关起门来自己搞比赛，肯定五花八门不成气候，直到奥运会出现后统一标准、统一项目，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才有了同场竞技的可能。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出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治理结构的缺陷，暴露出这种治理结构的不对称。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发达国家和国际资本主宰的金融全球化存在着严重的水土不服和先天不足。
新兴加转轨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原来中国A股股市的走势自成体系，无论华尔街股市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中国股市始终按自己的轨道独立运行。随着一大批在香港上市的权重股陆续回归，如中石化、中石油、中行、工行、建行、神华等，A股市场明显与香港股市共进退，而香港股市向来以华尔街为风向标。
华尔街股市变幻、美国次级贷款，这些事情不再遥远。它们将通过中国股市的起落切切实实地告诉我们，不管是否愿意，中国股市实际已纳入全球股市的大家庭。
3.人民币为什么不贬值
1998年1月，瑞士达沃斯，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成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李岚清在大会上宣布，中国人民币不会贬值，中国政府将维护港元兑美元的比价，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决不会火上浇油！
这一承诺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法国《费加罗报》说，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在达沃斯表现得像是亚洲经济乃至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救世主。
美国经济学家威思说，人民币贬值将是鲁宾和格林斯潘最可怕的噩梦。因为港元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旦失守，亚洲金融风暴将刮向全世界，触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
有人对此批评说，为了外国人廉价的夸奖而牺牲本国的出口竞争力，这笔账是否合算？
1997，亚洲的噩运(4)
人民币究竟应该贬值还是不贬值，其中的学问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人民币贬值与否，既取决于国内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央行增加外汇储备的购买数量，也取决于我们的国际收支状况，还有政府对内外因素的综合考虑。
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超过400亿美元，资本净流入340亿美元，国内外汇市场供大于求，央行又从市场购入外汇折合美元348亿，有了这个国际收支佳绩，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才充满底气。
反过来考虑，实行贬值会有什么后果呢？
首先，会引发亚洲地区新一轮货币贬值浪潮，结果是“零和游戏”，谁也得不到好处，反而一起陷得更深。
其次，是国际金融界和舆论界可能会认为中国搞“以邻为壑”政策，让“中国威胁论”更加喧嚣。亚洲其他国家货币贬值是危机的产物，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人民币的贬值则容易被怀疑是不怀好意的举动，对外交特别是中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蒙上阴影，不利于当时中国加入WTO的申请。
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贬值将加剧对港币的压力，港币自1997年受到金融风波影响，短期利率急剧上升，股市地产惨跌，一直无法摆脱困境。人民币贬值将在市场心理方面动摇人心，使港币孤立无援，对维系它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政府极其不愿见到香港出乱子，因此朱基总理公开表示，如果香港特区有困难，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提供援助，这里面自然包括稳定人民币币值的成分。
从长远分析，人民币坚持不贬值虽然给中国的出口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这种困难并不是颠覆性的，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虽然相对下降，但从出口结构、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诸方面综合衡量，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仍具备一定的优势。
中国的出口企业为了打开市场，不得不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改变产品结构上下更多的工夫，努力适应国际市场新的竞争层次。
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还可以看成中国人给予亚洲地区邻国和全世界的一种信用和承诺，表明中国开放的姿态和负责任的态度。
事实上最后一点才是中国政府最大的收益。
2003年以后，欧美国家的态度又变了，频频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利用多个国际交流场合、领导人会晤和舆论进行施压。美国自然是急先锋，从总统布什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从财政部长到国务卿轮番上阵，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
美国想借此达到三个目的：改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解决国内通货紧缩问题；制止美国企业对华投资。
对此中国的态度是：可以考虑，但要慢慢来。
又有人表示，之前不肯贬值，现在又不肯升值，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先看邻国日本。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采取同样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30％。
“广场协议”被公认为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之后十多年日本经济都未能恢复元气。
人民币升值好不好呢？升值后导致的资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将在长期内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重新赋予行业不同的成长速度，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业绩出现分化。
例如对股市而言是一个利好消息，能有效而长期地支撑起一轮牛市，因为升值能促进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或拥有高流动性或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
但升值带来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一是削弱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中国商品惯用的“价廉物美”销售策略将大打折扣；二是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数量将减少，一旦缺少外资或外资骤减，将对中国的持续发展非常不利；三是国内旅游业受到负面影响；四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将大幅度缩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升值之后以美元为主的储备将大大缩水；五是经济有可能失控，因为我国金融货币体系尚不健全，一旦大幅度调整货币汇率，失控的可能性很高。
1997，亚洲的噩运(5)
人民币升值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想经济学家们永远也不可能估算出它的真正结果，学术争论只是为了让大家充分地了解可能导致的所有情况。
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贬值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作出决定，而不是看美国、日本或欧盟的脸色行事。
股灾神秘化：别有用心的阴谋(1)
人们都希望能够在股灾发生之前的瞬间跑掉，因而希望能够找到神奇的预言家，或者发现暴跌之前的信号，比如大地震前的老鼠搬家，海啸来临时的飞鱼上岸。
然而散户们可能要失望了，从世界各国历次股灾的经验和相关研究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人——我将在后面提到他们，能果断收手或从中渔利，那是一种微妙的直觉或是基于某些资料作出的判断，连他们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
美国证监会对纳斯达克股灾做过特别调查，发现崩盘前一个月内各大投资银行推出的400多份研究报告中，建议卖出的只有5份。
1987年股灾前确有一位女性分析师预言说会发生股灾，建议客户提前卖出全部股票。一时她因声誉鹊起而独立开业，此后却再也没有做过正确的预测，被称为华尔街的“傻大姐”。
股市具有经济学上最显著的特点：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人们对难以掌握的事情总是充满敬畏，譬如命运、譬如人生，由此产生了玄学。
股市也不例外，很多人运用数学模型和经济理论分析无效后，开始将它神秘化，创造出一些误导股民、似是而非的东西。
最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便是周易算术论。
把古老的周易理论与现代化股市相结合，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新突破。
周易是什么？几千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庄子说它是哲学书，章太炎说是历史书，朱熹、郭沫若则认为是卜筮书。
近年来，人们将它用来算命、预测彩票和赛马。
研究者认为股市涨跌被一种“数术学力量”在冥冥之中左右着，而周易是代表中国古代数术学的最高成就 —— 研究了几千年都没弄懂，当然是相当精奥，周易中研究四柱、纳甲等算法，暗示有某种特别的力量影响事物的发展和人的命运。这种力量是无形的，不可以时间空间来描述，其作用也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故不可以有形的物质现象说明之，只可以抽象的数术学符号来表达。
借用抽象符号和一套数术学的推算方法，可以研判其性质和动向，故能预测未来。当然这种力量还要受“生克制化”互相影响，故综合判断有一定的难度。即使能把这种“数术学力量”全算准，还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故数术学预测又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性。
最重要的就是这最后一句话：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性。
第二类理论更玄奥，认为股市与月球周期和太阳黑子活动有关。
据说在月球影响下，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月圆和月亏之日，股市经常容易出现长阴线的走势，因为这几天月球使人体处于特殊的生理状态，情绪比较敏感，容易对事物作出比较夸张的反应，股市中的涨跌这时会被放大。奇怪的是这种作用是单向的，只容易诱发恐慌性的杀跌情绪而不容易引起追涨情绪。
太阳黑子每11年爆发一次，因而有人发现股市也存在相应的周期，理由是太阳黑子爆发对太阳系里的一切物质过程都会产生影响，最直接的便是农牧业收成，并进而波及其他产业，从而间接影响股市。
这个理论使人产生的第一个联想就是月圆之夜，一只饿狼站在山巅上仰头长啸，其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第三类理论分别是费波南兹级数和螺旋历法。
1，2，3，5，8，13，21，34，55，89，……
学过数列的人都知道，它的规律是连续两个数字相加等于下面一个数字，连续两个数字相除等于黄金分割率，而构成整个数列的起始点是最简单的1和2。
费波南兹认为这个数列显示了一种从简单的基点出发，经由自我重复无限发展又保持和谐比例的事物。如果以某个关键日为基准，在后来的费波南兹级数日上，股市往往要发生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形成顶、底或重要突破，这一天的走势也往往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股市有预示作用，重视时间分析的人应该对这一天的股市特别关注。因此费波南兹级数日又称为时间之窗。
股灾神秘化：别有用心的阴谋(2)
螺旋历法是一种新的技术分析方法，创始者是美国的嘉路兰，主要用来预测市场转向和市场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
嘉路兰发现螺旋历法起源于1987年股灾，他想探究这场股灾与1929年股灾的关系。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两次股灾的发生时间正好相差717个月球周期。
717又有什么特别之处？竟然是第29个费波南兹级数514229的平方根。以此为线索，他建立了螺旋历法。
螺旋历法在使用上并不复杂，其特色在于计算时间时综合运用了月球周期和费波南兹级数，而且所用的不是费波南兹级数本身，而是它的开方。
这类理论给我的印象是，学文科的人不能炒股。
2003年中国股市处于熊市时，有位散户向寺庙内有道高僧诉说自己像被恶鬼缠身，炒股屡战屡败。
高僧说：“恶鬼就是缘于你自己爱听鬼话吧？”
散户说：“正是，可如何才能使自己不信鬼话呢？”
高僧随手抓起一把硬币：“下次你就这般问说鬼话的人，‘可知我手中有几枚硬币？’倘若他回答不出来，自然离你而去了。”
散户猛省：“是啊，他连我手中究竟有多少硬币都猜不出，如何能预测大盘走势和个股涨跌呢！”
以此故事献给广大已经受骗和没有受骗的散户。
“群众永远是错的”(1)
围棋界有个说法，20世纪前50年属于吴清源，后50年则是李昌镐。以这个标准衡量，投机界前50年属于巴鲁克，后50年属于巴菲特。
巴菲特的故事我们将在下一节回顾，现在谈谈“投机大师”伯纳德·巴鲁克。
他本人并不喜欢“投机大师”的雅号——比起巴菲特“股神”的称号，这是有点逊色，他说刚入市时人们说他是赌徒，当财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又改称他投机客，做大做强之后又尊称他为银行家，实际上他始终干着同样的事情。
巴鲁克一生中最辉煌的战例莫过于在1929年股灾前夕顺利逃顶，当时他不断地做短线，抛空、回补，再抛空，但他越来越感觉到股市风险的加大，终于在最后瞬间抛掉所有股票。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地默念“2乘以2只能等于4”，那么许多不幸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我们仍然不能因此断定巴鲁克预见到股灾，他只是凭一个投机大师的直觉，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嗅到危机的气息，也许对，也许错，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的名言是：群众永远是错的。
这种话西方政客们打死也不敢说，可巴鲁克就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因为选票在别人手上，而股票在自己手中。
巴鲁克对群体盲动有深切的认识。
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容易丧失理智，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下跌时又过于沮丧。由此巴鲁克讥刺说：“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吗？”
直至今日，群体盲动在股市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想想巴鲁克20世纪上半叶的话，真有种痛心疾首之感。
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要想在投资中获利就应该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投资风格，使巴鲁克又获一个外号：独狼。
出人意料的是巴鲁克对这个雅号并不反感，或许他认为在一大群如小羊羔的散户面前扮演大灰狼的角色倒也不错。
巴鲁克很多高深的投资理论均从这个基本认识衍生而来。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再下跌。
像1929年之前随着股价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2乘以2等于4”等最基本的道理，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陷入疯狂？
面对别人的溢美之词，巴鲁克很谦虚地表示：“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判断力，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关键是他用在什么时候。”他进一步解释说，“坦率讲我不算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就像大家都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巴鲁克用牛顿做例子是不恰当的，后面我会介绍最伟大的科学家在股市上惨败的经历。
巴鲁克还认为，股票市场中所谓“真实情况”，其实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间接传达的。短时间内——一周、一个月、半年，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不是基于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或形势和局面的改变，而是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作出的反应。所以他提醒说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了解了所有事实，判断就是对的，反之，判断就是错的。
最后我们来学习巴鲁克最关键的招数：止损。
止损是每个投资者都应该掌握而且广泛应用的手段，谁也不是神仙，就算研究得再深再透也无法预见未来的风险，因此难免出现投资损失或被套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正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捂股，倡导者是巴菲特，他对已制订的投资计划轻易不做更改。他的理论是：如果你不能在股价跌去一半后，仍能从容不迫地执行计划，那你是不适合做股票投资的。
“群众永远是错的”(2)
巴菲特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每购买一只股票都要动用十多个投资专家反复研究长达几个月甚至数年，这样慎之又慎地选股，当然充满自信。
另一个办法更适合广大散户，那就是止损，俗称割肉。
巴鲁克提倡不利情况下坚决止损，他认为投资者应有两手准备，以便随时转身离场，只要树立正确止损的意识，即使每十次只做对三四次也会成为富翁，“你选择的股下跌了，说明选择是错误的，这时不能怀有侥幸心理，应该果断跳出去。”
巴鲁克就是在最后关头进行“惊险一跳”，从而得以全身而退。
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先后成为六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罗斯福上台后，巴鲁克成为“新政”时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议，包括量入为出的税收计划、产业优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胶计划等，均被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
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同时因为他对社区公益贡献卓著，被列为全美100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
巴鲁克不仅“金盆洗手”，而且跻身更广泛的领域为人民造福，这是他一生中最出色的投资。
巴菲特为什么能赚到钱(1)
巴菲特的故事在中国股民中可谓妇孺皆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华盛顿邮报》送报员，后来成为世界前10位富豪中唯一靠股市赚钱的人。他对投资特别是价值投资的独特眼光，已被几乎所有人认可，是国际公认的“股神”。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有几个人能像巴菲特那么清醒？
巴菲特一生犯过很多错误，有些错误在他看来如果再活一次，他还会照犯不误。然而，有些正确的做法，如果再活一次，他还是会照做不误。尽管巴菲特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但他投资决策中的基本思路和理念，对广大散户朋友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968年，巴菲特公司的股票取得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增长了59%，而道·琼斯指数才增长了9%。巴菲特掌管的资金上升至1.04亿美元，其中属于巴菲特的有2500万美元。正当员工们一片欢腾时，巴菲特通知合伙人，他要隐退。随后他清算了自己名下所有的股票。
1969年6月，股市急转而下，渐渐演变成股灾。到了1970年5月，每种股票都要比上年初下降50%，甚至更多。
这是巴菲特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决定，也许正是这个决定造就了他世界第二富豪的地位。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过程的细节：1968年5月巴菲特卖光手中所有股票，而股灾发生在1969年6月，中间整整有一年时间。
这期间美国股市继续一路飘红，涨势不止。
如果当时有博客，如果巴菲特在博客上说股票要见顶，股灾就要来了，估计每天能有上万条留言，其中至少超过9000条是骂他神经病。
如果他的博客每天都开放，要被骂一年才能让大家看到他的英明。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巴菲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神”。他要真是“股神”，就应该在1969年4月或5月的某一天才将股票全部抛出，肯定比在1968年5月退出股市更辉煌。
巴菲特不是神，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思维方式异于其他人而已。
不妨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你是巴菲特，这一年里看着非常熟悉的股票市场连续泛红上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会不会有一点点后悔，会不会有一点点动心？
反正赚了几千万，拿出一部分玩玩总可以吧？绝大多数人肯定会这么想，先是200万，400万，然后1000万，2000万，最后全线杀入直至套牢。
可是巴菲特心静如水，一直等到1974年美国的股票真正跌到低谷，投资者们一片悲观，无人敢轻易出手。这时巴菲特精神抖擞地重入江湖，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他终于买到了渴望的低价股。
巴菲特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碰自己不懂的股票。
1995起美国进入大牛市，四年内美国股市涨了2.5倍，高科技、网络股成为主要推动力量。当时股市里只要和网络沾点边就鸡犬升天，哪怕没有一分钱赢利，上市也可以立刻圈几十亿美元。
巴菲特一股网络股都没买，手中依然持有华盛顿邮报、吉列刀片、可口可乐等传统行业股票，这一年大盘涨了21%左右，而巴菲特只赚了0.5%。
这是股神混得最惨的一年。
开股东大会时所有的股东都质问他为什么不买网络股、科技股，媒体也批评他的投资策略已经过时了，不灵了。
在一片骂声中巴菲特却不为所动，理由很简单，他说自己看不懂网络股、科技股，因而无法确定它们的长期发展前景。
其实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还是好朋友，可他就是不为朋友捧场买微软的股票。
2000年美国股市网络股泡沫破裂，三年内纳斯达克跌去一半，一直持有传统行业股票的巴菲特以60%的涨幅两次取得胜利。
再看巴菲特如何操作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石油，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也许更能体会到他的价值投资理念。
据港交所公开资料显示，巴菲特从2007年7月起，连续七次减持了手中大部分中石油股票，平均价格12港元左右，减持后中石油的股价一路攀升到近20元。
巴菲特为什么能赚到钱(2)
很多散户和业内人士对此展开热评，有的说巴菲特对中石油看走眼了，股神的水平不过如此；有人认为巴菲特的行为具有战略眼光，从不到2港元的价格买进，到12元多抛售，三年多时间赚了5倍多，符合他的风格。
目前看似乎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他减持中石油后股价上涨了近50%，以此标准看巴菲特似乎真的错了，但从赢利看，他已经赚了5倍多，卖掉也没什么值得后悔的。
他的观点是当多数人不看好的时候坚决买进，中石油就是典型的例子。当多数人看好的时候就坚决卖掉，这大概是他卖掉中石油的原因。当然真正的答案只有巴菲特本人才知道，可能他还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
股市史上每次牛市都会造就无数个“股神”，一旦牛市结束股市走熊，“股神”们有多少能够活下来，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巴菲特历经过全球股市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千锤百炼，就算不是“股神”，也相当了得。
巴菲特减持中石油到底有没有错，不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只股票上的确赚了大钱。
所以我想提醒广大散户，要像巴菲特那样把已经赚得的利润成功保存下来。没有赚到钱的股民，更应该借助巴菲特的心态和经验，思考下一波如何能够赚到钱。
股市有数不完的机会和赚不完的钱，但成功只属于少数人。巴菲特不仅是位伟大的投资家，而且教导了一代人该如何考虑业务，他证明股票投资不只是碰运气的游戏，也是一种合理的具体的事业，他的投资方法并没有超越大部分投资者理解的范围，驱动力就来自资本的合理配置，你不必在公司估价方面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水平就能成功地运用它。
中国式市盈率(1)
1.莫以市盈率论英雄
在股票分析中，市盈率是被使用最多的分析数据，也是中国股市“唱空者”们的撒手锏，他们的理论是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达40多倍；比世界证券交易市场平均市盈率高出2倍多，据此得出结论：中国股市的泡沫太多了。
投资者们每每想到这个问题就心中惶然，对股市前景充满担忧，自然不会出现长期投资行为。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标本，它极大地误导了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使中国股市充斥着短期行为。不纠正这个错误，就无法正确看待中国上市公司在经济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就容易将中国股市与股灾画等号。
市盈率是某种股票每股市价与每股赢利的比率。
市盈率＝普通股每股市场价格÷普通股每年每股赢利
公式中的分子是当前每股市价，分母可用最近一年赢利，也可用未来一年或几年的预测赢利。
市盈率是估计普通股价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该比率保持在20～30之间是正常的，比率小说明股价低，风险小，值得购买，比率大说明股价高，风险大，购买时应谨慎。
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股市全部属于高风险股票，因为我们的市盈率平均达40～50，有的高达六七十。这么高的风险，难怪股民们不敢长期持有，稍有赢利就卖出，钱入袋为安。
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实际上，市盈率是一个投资回收期的概念。它的前提是假设每股赢利都归股东所有全部分红，也就是说，市盈率反映了在每股赢利不变的情况下，当派息率为100%时，经过多少年投资才可以通过股息全部收回来的情况。
我们知道，公司实现利润并缴税后，还要按照规定和公司章程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少数股东权益等，然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是：当年净利润－各项提取金额+往年未分配净利润。
单单从分红派息角度衡量投资价值，市盈率指标才有实际意义。一般情况下，某只股票的市盈率越低，表明投资回收期越短，投资风险越小，股票投资价值就越大；反之亦然。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十几倍的市盈率被认为是投资安全区。但纯粹以市盈率来作为选股票的标准很可能导致投资失败。因为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动态变化的，市盈率指标只能说明上市公司以前年度的情况，对未来只能是预测。这也是人们认可成长性比较好的公司其市盈率高一些，而成长性一般的公司市盈率低一些的原因。如纳斯达克的市盈率高于纽约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因为前者拥有增长潜力大成长性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它诞生了微软、SUN、甲骨文等著名的高科技公司，人们购买一只几百倍、上千倍乃至无穷大市盈率的股票当然不是准备几辈子等回报，而是预期它未来可能的高速增长和赢利能力会把高市盈率倒转过来。微软这类公司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给投资者带来几千倍以上的收益就是明证。
买股票其实是买企业的未来，这一点偏偏是市盈率反映不出来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和比较规范的制度框架内，市盈率仅仅用来作借鉴，即使如此，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将其用于个股投资时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B股市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按股价计算的话市盈率都在10倍以下，可是西方机构投资者仍然认为它不具备投资价值。
再看市盈率对于个股的运用。作为一项经济指标它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它使用的载体上，就像利润指标一样，这家公司财务数据做的是假账，利润指标就没有任何意义。目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在有赢利的情况下派息率极低，再加上股市指数严重失真，市盈率这个指标无任何参考价值可言。
也就是说，运用市盈率指标的前提是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实可信，这样对衡量一只股票的价值确实有重要参考作用。可众所周知A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信度普遍较低，相当多的公司依然在造假和违规。这种情况下无法用市盈率指标评价一个公司的价值。
中国式市盈率(2)
更突出的问题是特殊的股权结构也决定了无法用市盈率来横向对比，中国上市公司已经解决了流通与非流通问题，但还有A股、B股和H股之分，同一只股票在不同的地方股价相差悬殊，没有统一的股价，像中国石油在香港约十多元最高不超过20元，在大陆股市上市时开盘价为48元。怎么算它的市盈率？如果用A股股价除以它的总股本（包含香港上市部分），那就等于用高收入者的所得除以社会劳动者平均工作小时，然后将计算出来的结果称为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一样，必定是扭曲和误导的。
再者投资者重视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投资价值，在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即派息率大都在50%以上，这时市盈率指标就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如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连续几年分红率在30%以上。而A股市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不分红或基本不分红，很多业绩优良的公司也是这样。根据近几年汇总的数据看，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实际分配的净利润仅在10%左右，按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6元计算，平均分红每股不到1.5分钱，如果以每股价格10元计算，平均市盈率高达几百倍，哪谈得上什么投资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使得市盈率概念无法与国际接轨。
以市盈率来衡量股市风险和股票好坏其实是媒体的发明与炒作，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现象就会判断出这种“伪科学”理论的荒唐。
美元一年期存款利息正常比人民币同档次利息高出近一倍，人民币存款还要交利息税，按说美国人应该把钱存到自己的银行获取高息，然而事实上美国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连年创新高。
既然不能简单地以利率高低来衡量资金市场，为什么动辄拿市盈率衡量证券市场呢？
一些“伪专家”总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拿一些道听途说得来的名词和不求甚解的名词解释，装出深沉忧虑的模样在老百姓面前卖弄学识，危言耸听，殊不知在复杂的社会经济领域里，任何经济指标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它们所包含的意义也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
2.以日本为镜鉴
日本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市盈率，始终处于80～100倍，这一状况保持了十多年。
“存在就是合理”，日本股市在经济增速和公司质量方面都低于美国的情况下，市盈率远高于美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发现，在决定市盈率高低的因素中，日本有三个方面与美国不同。
第一，储蓄率。日本的储蓄率远远高于美国，从1981年至1995年日本和美国居民储蓄率的比较来看，日本居民储蓄率是美国的一倍。在崇尚信用消费的美国，拥有一定信用度的人可以透支消费，往往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而崇尚节俭的日本人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存进了银行。
储蓄是股市资金的重要来源，当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储蓄存款时，储蓄资金即可迅速进入股市，就像眼下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因此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可投入股市的资金相对充沛，对股票的需求也比较大。股票和其他商品一样，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其他条件不变而需求较大时，商品价格必然较高。
第二，经常项目。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长期保持盈余，而且在GDP中占有一定比重，美国经常项目则长期赤字。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长期盈余，资金供应量充沛，同样是增加股市股票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相互持股制度。日本企业间盛行的相互持股制度，使上市公司相当部分的股份轻易不上市流通，基本处于锁定状态，美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有的股份很少，绝大多数股份在股市流通。
日本经济体制中有个显著的特点，即由于专业化分工较细，企业间交易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因为保持稳定、密切的联系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为此日本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采取了多种稳定和加强其相互联系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制度。
中国式市盈率(3)
据统计，日本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70%由金融机构和企事业法人持有，法人持有大量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分红，也不是赚取买卖价差，只是为了稳定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因此这些股票是很少流通转让的。
这是日本企业特有的现象，我们从中看到了四个字：诚信、团结。
几十年来日本股市发生过多次程度不同的股灾，20世纪90年代日本蓝筹股泡沫破灭后，股市长期低迷，日经指数直到13年后才触底，总市值只有峰值的1/5。无论股价跌或者涨到什么程度，日本企业家们始终牢牢握住其他企业的股票，没有人抛售保值，也没有人从中获利。这种做法当然值得商榷，但从中透出的一股精神令人敬畏。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日本股市对股票的需求（可用于股票投资的资金）远远大于美国，而股票供给（实际流通的股票）却远远小于美国。
股票价值由企业的赢利状况所决定，而其价格则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当股市供求关系长期失衡而又无法改变这种供求关系时，股价长期背离其价值就是正常、合理的。日本股市市盈率之所以长期持续偏高，正是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只要这种供求关系的市场环境不彻底改变，长期持续的高市盈率即可看做是合理市盈率。
我们以这三个标准分析比较一下中国股市的现状。
先看储蓄率。中国近几年的储蓄率不但远远高于美国，甚至远远高于日本。中国可投资于股市的资金来源规模巨大，一旦股票投资预期收益率高于储蓄存款，储蓄资金中很大一部分就会迅速、大规模流入股市。
附带说一句，有一则中美两国老太太买房子的小故事一直深入人心，说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钱才买到房子，而美国老太太则提前消费，住在房子里还贷款。这个故事其实误导了大家，导致现在产生一大批“房奴”，依我看它有两点谬误：第一，以中国现在的房价，老太太攒两辈子也买不起；第二，美国健全的医疗和养老体系使公民无后顾之忧，而中国人面临的却是高昂的医疗费、子女教育费，另外还得多存几个钱防老。我们自费项目这么多，却傻乎乎学人家玩潇洒，岂非自讨苦吃？
再看国际收支。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且顺差越来越大，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占款，迫使央行不得不大量投放基础货币，从而使市场资金充裕。
最后是上市公司股份的流通情况。股权分置改革后，由于保持国有经济在上市公司中的控制地位的观念和政策短期内难以改变，企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减持股票，这就使上市公司相当数量的股票实质处于被锁定状态。
从这些比较中可看出中国股市与日本股市有相似之处，何况目前中国存款利率较低，实质为负利率，因此中国股市目前的市盈率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我在本节的总结是：一、不要以市盈率横向比较中国股市与西方股市；二、对中国股市的个股而言，市盈率也不具参考价值；三、把市盈率扔到一边，多关心上市公司基本面和成长价值。
次级贷款危机(1)
2007年以来随着次级债泡沫的破灭，美国的“房奴”们一夜之间失去了住房无家可归，办理次级债的投资机构纷纷破产导致华尔街股市暴跌，并诱发全球股市深幅回调。
看起来股灾和金融危机又要来临了！华尔街上的投资家们哀叹道。
我们先来理解两个概念：次级贷款和次级贷款债券。
次级贷款是相对于优质贷款的一种说法，指向信用等级较差或偿还能力较弱的申请人提供住房贷款。
次级贷款债券是以金融机构发放的次级贷款组合为支撑，通过资本市场发行的债券，目的是融通资金和分散次级住房贷款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次级债券并非美国金融市场特有，作为较为简便的补充资本金和承销成本更低的手段，世界各国都引入这种模式加以使用，近几年来中国银行业也越来越频繁地运用这一方式。A股上市公司中民生银行、南京银行、中国银行，以及非上市公司国家开发银行都发行过次级债以补充资本充足率。
次级贷款的偿付保障并不注重客户自身的还款能力，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上。房市火暴的时候银行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若房市低迷或贷款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会出现大量违约客户，于是产生次级债危机。
应该说次级贷款产生的出发点是好的，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正常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1994年至2006年美国人的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正是次级房贷的功劳。
但随之而来的是次级贷款的高风险性。一方面相比普通贷款，次级房贷的利率有时高达10%～12%，而且采取可调整利率的形式，随着美联储多次上调利率，还款利率越来越高，最终导致拖欠债务比率和丧失抵押品赎回率的上升，酿成危机。另一方面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须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生活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盖布瑞尔，2000年申请到8.9万美元次级贷款购买了一套住房，还款利率8.5%，月供1038美元，在她算来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
然而7年来美联储17次加息，到2006年贷款利率已涨至11%，盖布瑞尔的贷款不断根据新利率重新计算，还要加上复利因素，贷款总额大幅攀升，月供也提高了许多，她不堪重负无力偿还，过了不久贷款机构收回房子抵债。
这只是无数个房奴住房梦破灭的一例，实际上更多贷款户被收回住房后仍然抵扣不了贷款，从而形成大量坏账，同时大量住房被收回又使得美国房价大幅下跌，次级贷款债券价格全线下滑，银行宣布不再向金融公司提供贷款，房贷公司资金链终于断裂。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接着美国先后有30多家次级贷款公司停业，次级贷款上市公司股价全线下跌。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冻结旗下3只基金的交易，理由是这些基金涉足美国次级按揭贷款业务，其价值已无法估算。
这等于变相承认这些基金损失惨重无以为继。
种种不利消息传出后，次级债危机的阴影笼罩了全球股市。道·琼斯指数连续5天下跌，一天内最高下跌340点,其他主要股市也大伤元气,伦敦指数下跌250.40点,东京股市大跌874.81点。
一时间风声鹤唳，投资者心理预期受到严重打击，对美国经济前景产生担忧，一些基金公司受次贷款风波影响濒临破产，全球股市面临新一轮调整。
次级贷款危机(2)
专家们惊呼：股灾来了！
面对即将来临的金融危机，美国与欧洲紧急向金融机构注资，联手上演一出救市大戏。
美联储发布声明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股市失控，其中包括提供必要的储备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保证市场正常运转。
这是它20年来第三次发布“保障性”声明。第一次为1987股灾，第二次为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接着美联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注资，总额380亿美元，第二天再追加240亿美元，总额达到620亿美元。
欧洲出手更豪阔，欧洲央行一天内创纪录地向欧元区银行系统注资948亿欧元（约合1299亿美元）。此举并未受到市场积极响应，金融和银行股均继续大跌，股市一片惨淡。危机中，欧洲央行第二天再注资610.5亿欧元（约合836.4亿美元）。
欧洲央行官员明确表示，连续两次注资的目的在于保障市场有序运行，缓解因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亚太地区金融市场也未能逃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带来的噩梦，主要股市跌声一片。为应对危机，日本中央银行向金融系统紧急注入1万亿日元（约合85亿美元）缓解信用紧缩。澳大利亚央行注资49.5亿澳元（约合41.9亿美元）。即便如此，欧洲仍然一片阴霾，英国少数银行出现挤兑现象，而法、德、意等国银行惜贷心理严重，不敢轻易批出大笔贷款，欧洲汇市大起大落，习惯于透支信用卡消费，从不考虑还款计划的民众甚至准备取消度假计划。
就目前而言，这场危机暂时未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一是中国多家商业银行虽持有次级贷款债券，但在这次危机中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如中国银行投资亏损将达38.5亿元，约占该行全年税前利润的4.5%，从总体上看中国银行业的损失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二是股市方面，由于中国仍然实施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与国际金融市场无直接资金往来，危机对A股市场的影响主要在心理层面，如形成大盘波动和相关股票波动，但对股市基本面和资金面不会构成影响。三是外汇理财方面，一些境外代客理财产品和投资国际股市的产品受到牵连，即便是挂钩商品、水资源、能源类个股的产品也难于幸免。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公布的“海盈”1号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投资情况公告，该产品净值下跌2.88%，属于可承受波动范围。
但必须引起警惕的是，一方面全球股票市场以华尔街为中心的格局没有改变，“华尔街——香港股市——中国大陆股市”这条连锁反应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美国股市一旦大跌，香港股市就好不到哪儿去，中国大陆股市难免受到拖累。另一方面在次级贷款危机遭受损失的国内几大银行都是A股市场上的权重股，银行利润降低会使投资者对金融股预期失去信心，股价下跌，从而带动整个股市走熊。
次级贷款危机，美国制造，全球发行，机会均等，人人有份。
鸡蛋与篮子的辩证法(1)
鲁迅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套用到股市来说就是成熟的投资者敢于面对猝然而来的股灾。
股灾来了，每个投资者都必须面对，也是不可能回避的，但成熟的投资者能坚韧地抗住它的袭击，躲过它的三斧头，并能稳住阵脚及时组织反击。
要在股市中做到这种境界并不困难，只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并在操作中养成避规风险的好习惯。
经济界长期形成并达成广泛共识的投资理论是，不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近来突然受到质疑，有专家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投资理念，那就是：
应该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专家认为，目前散户的投资误区是投资太过分散，拥有十多万资金的投资者竟然买十多只股票，这种投资方式绝对赚不到钱。股市里的股票不是每只都涨的，所谓“二八”现象说到底就是少数股票涨，有的股票伏在底部几年都不动弹。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理论上讲没有问题，但在具体操作中更适用于机构而不是中小投资者。机构家大业大，钱多得一个篮子装不下，非分开来不可。而且现实情况是从基金公告的投资组合看，最多不过十几只股票，很少有超过20只的。
因此专家建议资金量较小的散户在行情看好的时候，将拳头捏起来出击，集中趋利比分散风险更重要。
我认为这席话击中了散户投资的盲点。一直以来很多散户总认为多买几只股票，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一只能上涨，却不知如今股市的市道变了，是以价值体系为核心，东方亮了以后西方未必会亮，就像香港股市，好的股票涨到几百元，差的股票只剩下几分钱。如果一只股票连连上涨，另一只股票长期亏损，投资者的收益被摊薄了，并没有真正赚到钱。
但这个建议在本质上并没有违反鸡蛋与篮子的基本投资理念，为什么呢？我们分三个层次来看。
首先，如果你只有一个鸡蛋，请不要放到股市，而应选择更为平稳的环境。因为不管篮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理论上都有摔掉的可能，既然把鸡蛋放到篮子里，就要有收不回的心理准备。对于退休后养老金是唯一来源的老年人来说，最好把钱放在国债、储蓄这类保险系数高的投资品种上，万一急用能随时提前支取或者是质押融资，特别是对于身体不好、不宜受刺激的老人，这是一个很实用也很中肯的提议。
股市熊市时经常可以在新闻中看到某位老人因炒股失利旧病复发，住进医院，有的则因将积蓄亏得净光欲哭无泪，还有的产生轻生念头等，我想媒体在这方面应该有正确的引导，还有家人、邻居、社会都要给予规劝和阻止，或者施行一项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不允许开户，已开户的要自动销户。
年岁不饶人，不能不服老。股市风云变幻莫测，情况瞬息万变，投资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作出判断，没有相当的反应、计算和心理素质，无力承担如此重任，而对老年人来说，这些要求显然太高了。
其次，请多准备几个篮子，俗称“三三制”原则，1/3存到银行，1/3买基金，1/3进入股市。看起来这样做将原本就不多的资金分流了，在股市里感到不过瘾，但请记住，散户一夜暴富的事例只是为数极少的个案，10万个人里难碰到一个，比买体育彩票的中奖率还低，不要用最大的希望赌最小的可能。散户炒股，安全第一。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当你有急事想用钱的时候，不必咬着牙将股票在低价位上割肉脱手，“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同样，当一个家庭遇到突发情况，有固定的存款在手确实踏实些。
最后是股市这只篮子里的鸡蛋，同样要以控制风险为原则继续分流，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在账户上保留一定比例的现金，按专家的意见是“三七开”，即70%的股票，30%的现金。现金的作用是什么？一是参与申购新股，虽然希望甚微，未必没有中彩的可能性，如同打麻将听牌，听“三六九”的人不一定胜得了听“边三”的，不放弃一次机会就自然有机遇。二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补仓，前面说过股灾降临股市的方式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如果不幸遇上了不要紧张，你有银行存款在背后撑腰，你有基金在分散风险，你手中还有现金，因此请耐心持有，等到大盘触底反弹，股市行情由熊转牛时学习巴菲特，挑最有投资价值同时又是最便宜的股票。
鸡蛋与篮子的辩证法(2)
所谓集中力量出击，也不是说只买一只股票，而是买品种尽量少的股票。就成熟股市和概率角度而言，将全部资金重点放在某只高收益、高风险的个股上重仓炒作，与放在低收益、低风险的品种上投资，理论上两种投资策略难分上下，价值体系的确立已经使得“便宜没好股、好股不便宜”。不过理论条件在现实中永远无法满足，有时实际操作与理论正好相反。因此当投资者确信发现了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品种，务实的选择应将较多的鸡蛋放在篮子的某一处。
当你吃不准股市热点是石油板块还是金融板块，那就各买一点，就算暂时轮不到它，按板块风水轮流转的原理它迟早会涨的。作为散户，最好不要碰那些非常冷门的、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任何表现的，或是ST股，你没有机构的耐心，也没有机构的实力，耗一年、两年对机构没什么，对散户而言则是痛苦的煎熬，如果从炒股过程中享受不到应有的乐趣，那就是很没意思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股灾是带有惩罚性质的恶性事件，凡在股市中恶意投机、孤注一掷，操作违反经济学原理的人，必定受到重创，而按部就班，有清晰的投资理念和赢利目标，谨慎小心的人不会被轻易击倒，甚至能利用股灾获取更大的收益。
股灾不是天灾，是人祸。
股灾不等于经济衰退(1)
怎样预防股灾呢？股灾不可预防，它是宏观经济衰退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使得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特点，复苏、高涨、衰退、萧条、复苏，周而复始。促成股市波动的因素非常多，但对它影响最大、最持久、最深刻的还是经济周期变化。股市上涨或下跌有其经济基础，只不过股市对经济周期运行总作出夸大的、超前的反应。当经济走出低谷复苏时，股市提前并夸大地作出了反应，股价连续上涨，形成罕见的大牛市；当经济周期运行发生逆转时，股市也会提前并夸大地暴跌发生股灾。
综合考察历次股灾发生的经济背景可以发现，除因欺诈行为导致股市大涨后大跌引起股灾外，世界各国和地区大多数股灾都发生在经济周期从繁荣到衰退转变的前后，因此，股灾既是经济衰退的反映，也是加剧经济衰退的导火线。
1929 年美国股灾发生前，美国经济运行已显露疲态，持续七年的经济增长态势正发生逆转，工业生产出现萎缩，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导致商品增加和资本输出困难，进一步引发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经过20年的经济腾飞，美国至1929年已呈强弩之末，在华尔街股市内因作用下引发了股灾。
1987 年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发生变化，美国经济实力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居高不下，并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国。在世界贸易方面西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日本也暗中发力希望迎头赶上。美国的经济现状已不能支持股市继续上涨，反而成为下跌的动力，于是爆发了股灾。
但这场股灾又与经济学家们开了个玩笑。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通常情况是股灾发生并进入熊市后约半年，宏观经济开始衰退，因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然而令人难堪的是预料中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经济衰退必然引发股灾，而股灾未必能完全左右经济，毕竟股市只是宏观经济中的一小部分，它的最大危害实际上是制造金融市场混乱从而引发深层次的经济危机。只要金融稳住阵脚，股灾只能在小圈子里抖抖威风。
事实上1987年股灾还是对某种经济产生了影响，那就是货币经济。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形成了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货币经济，主要由金融业、金融市场构成，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等各种金融工具和杠杆。
换言之，货币经济就是钱的游戏，有钱才能进去玩。
1987年股灾发生后由于各国央行救市措施及时，金融市场很快消化了全球股市下跌的负面效应，使实体经济躲过一劫。
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开始衰退，经济动向指标逐月下降，经济需求大范围萎缩，生产力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经济增长率每况愈下，于是，1991年股市泡沫破灭后引起股灾，经济恶化，整整倒退了10年。
有意思的是它的邻居韩国也经历了股市泡沫，跌幅比日本还大，但经济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GDP继续攀升。
股灾为何厚此薄彼，专门跟日本人过不去？
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单纯股市下跌并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日本的情况是股灾引发金融和房地产风险，很多银行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产生坏账，而政府为了防范风险又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加剧了银行大量坏账的发生，最终引起经济衰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经济形势恶化的结果，其重灾区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都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竞争优势下降。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而下降，而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未能根据形势作适时有效的调整，致使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增长缓慢，造成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占GDP 的比重均超过国际警戒线5%的水平。
股灾不等于经济衰退(2)
二是外债压力大。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从而导致外债加重。如泰国外债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超过1500亿美元，外债在GDP中比例很大，形成虚假的经济繁荣。
三是汇率制度僵化。当时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未及时调整汇率，从而产生货币高估的现象，加剧了产品价格上涨和出口锐减。危机爆发初期，各国货币除了贬值别无他法，又导致偿还外债的能力进一步下降，通胀压力加剧，致使股市暴跌。
四是银行不良资产日益膨胀。银行贷款发放审查不力，随意性强，房地产投资比重偏高，商品房空量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泰国金融机构出现了严重的现金周转问题，韩国多家超级集团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日本发生金融机构倒闭，印度尼西亚更是信用危机加剧。这些经济因素从各个方面打击了股市，投资者空前悲观，纷纷撤出资金，股市下跌反过来又促使货币进一步贬值和金融危机的加剧，股市再次大幅下跌。
亚洲金融危机又一次显示了传统理论的正确性，原因是受股灾冲击的各国，普遍出现由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共同构成的资本市场的严重泡沫，不仅沉重打击了货币经济，而且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直接关联实体经济，从而使宏观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衰退便在劫难逃。
突发事件：“9·11”(1)
“9·11”恐怖袭击事件属于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经济学将它称为一种典型的暂时性的外生性冲击。由于它的突然性和巨大冲击力，极易给投资者的心理造成震撼和恐惧，因此产生恐慌性抛售和无理性市场行为，具体到股市则是诱发股灾的外因。
“不幸中的万幸”，“9·11”恐怖袭击后一名经济学者说，“如果飞机撞到华尔街，世界都将陷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虽有些夸张，但我们真的不敢想象华尔街毁于一旦后世界金融市场的反应，后果决非一场股灾的程度。
在金融学上，如果所有信息能完全反映在金融产品价格中，并且任何投资者或投机者都无法利用上述信息获得稳定的、持续的超常收益，那么这种市场就是有效的市场。市场的有效程度取决于价格对信息的反映程度以及信息本身的属性，其价格变化已包含所有信息。
信息一定要反映在价格中，它将影响人们的预期。“9·11”事件后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美国股市暴跌，因为它是一种突发事件，是人们所无法预期的，投资者更无法确定对美国经济的预期。
华尔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宠儿，继1929年和1987年两次股灾后，又经受“9·11”事件的冲击，一周之内损失了14%的市值。在恐怖事件的死难者中，很多是活跃在纽约各大金融机构的精英人士和华尔街的投资专家。
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证监会立即中止股市交易，这不仅因为纽约交易所硬件设施受到严重损坏，更主要的原因是交易所里的经纪商和基金经理在暂停交易的几天里，要充分估算出对流动性资金的需求量，努力筹措充足的现金以备开盘后可能发生的抛售狂潮。
面对恐怖事件后投资者急于避险的心态，他们必须寻求额外清偿力，或者压低市价抛售股票，或者向政府寻求帮助。前者会引发股价大跌，进一步打击投资者信心，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后者更具可行性。
政府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为避免因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经济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联储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向国内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超过800亿美元的流动性贷款，缓解它们的市场压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宣布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基本内容是宣布股市停市四天，发布保证复市时公平正常的交易秩序和增加市场流动性紧急指令，另外纳斯达克证券市场采取临时措施，暂停执行对股价持续低于1美元的股票的摘牌规则，使660多家公司逃脱了“死刑”。
华尔街上的金融机构表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美国著名的债券商费茨杰罗德公司有600多名业务员在灾难中丧生，损失惨重，但它两天内就恢复了正常的债券交易。
尽管如此，周一复盘后的纽约乃至全球股市仍出现了恐慌性抛售，可见突发的恐怖事件对投资者信心影响之大。
“9·11”后金融业从安全角度考虑更倾向于电子交易，为顺应这种趋势，纽约证券交易所并购了电子证券交易商群岛公司，涉足电子交易市场。恐怖事件还使投资者对各种潜在风险提高警惕，并给金融市场品种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投资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投资多元化以分散风险。
最明显的倾向是大量投资涌向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市场，如美国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大宗商品投资收益已经超过证券发行收入，突发风险的增加也使因对冲风险闻名的对冲基金蓬勃发展，“9·11”事件后短短5年内美国对冲基金规模翻了一番，达到1.2万亿美元。
纽约金融业分布格局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华尔街所在的曼哈顿下城地区是纽约传统金融区，恐怖袭击令其几近瘫痪，各大著名金融机构纷纷将员工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在纽约形成一个新兴的金融区，曼哈顿中城地区。
我们来看看世界著名投资者们在“9·11”之后的反应。
突发事件：“9·11”(2)
纽约股市复市前夜，巴菲特安慰惊慌失措的投资者说，我一股也不会卖，万一股价跌得离谱了，也许我还会再买进一点点，从经济的角度看，“9·11”之后美国还是美国。
一年后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跌了10%和20%，巴菲特的投资篮子里添了什么菜，他有无实现自己的许诺呢？这位华尔街常青树确实没闲着，瞅着现金告急、濒临破产的几家公司，落井下石做了几单小生意，先后收购了一家内衣生产商，一家相框制作公司，一个种猪、家禽养殖场和一家服装生产企业，全是勤劳致富的传统企业。除此之外，老人家并没有出于爱国情怀奋然入场救市，虽然他手里有的是现金。
另一位华尔街著名基金经理林奇在复市后股市连续下跌时说，美国经济仍有上升空间，现在最理智的选择就是持股，再持股，然后获利。
他是怎样做的呢？林奇掌管的麦哲伦基金在此后几个月内抛售了7只账面赢利的股票，从而躲过长达数年的漫漫熊市。
他们都没有响应当时流行的“爱美国就要救市”的倡议。
因此可以看出，不要把爱国与赚钱简单联系起来，这是两个在永不相交轨道上运行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为干预或救市措施虽能对股市短期走势产生短暂微弱的影响，并不能使华尔街摆脱它自身前进的内向规律。
小布什为了稳定投资者决心也做了不少努力，“9·11”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出来说美国股市没问题，美国经济运行正常。然而只要他一讲话，华尔街股指就立即下跌，屡试不爽，后来美国民众说总统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讲话就免了吧。
以至于后来连萨达姆也不相信小布什的话，导致美国大打出手。也许小布什暗想，我拿股市没辙，收拾你萨达姆还是可以的。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1)
1.资本面前，不谈道德
索罗斯，一位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投资家，金融史上独一无二的怪才与天才，能敏锐捕捉任何最微不足道变化的投机家，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合法合规金融基础上的行为，因而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
索罗斯有两个前无古人，或许后无来者的成就，狙击英镑、“血洗东南亚”。
对于世界其他最顶尖的投资高手而言，拥有其中一项便足以傲视全球，因此我们称索罗斯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家并不过分。
由于他一手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对他切齿痛恨，尽管索罗斯为60多个国家的教育、医疗和经济发展投入几十亿美元，但这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某些舆论对他的敌视。
其实金融市场就是战场，就像索罗斯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里道德不是评价的标准，不能将资本市场上的胜负转变成对人格的攻击。他的成功应当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
很多投资者认为金融市场应该是有序的，股价也应有固定的逻辑。但索罗斯却持相反观点，他认为金融市场是动荡的、混乱的，如果把它的一举一动当做是某个数学公式中的一部分来把握，绝对不会奏效。
索罗斯深信数学不可能控制金融、控制股市，反而心理因素能够控制市场，更确切地说，只要掌握住民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局势，即了解群众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或金融工具的周围后，成功的投资者才会走到前台。这就是索罗斯的“坚果壳”理论。
从20岁起就进入华尔街的索罗斯可谓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他与罗杰斯合伙的基金打败了巴菲特、林奇，索罗斯成为最能赚钱的基金经理。有人算了笔账，如果1969年以10万美元投资索罗斯创办的基金，到1994年他将拥有1亿美元。
然而股市没有常胜将军，股神巴菲特犯过错，索罗斯也不例外。
1987年股灾是索罗斯的滑铁卢。当时他认为日本股市即将崩溃，转而看好美国股市。9月份他把几十亿美元从东京转移到华尔街，谁知一个月后股指狂跌508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股市一路下滑，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
索罗斯决定抛售长期股票份额，其他交易商捕捉到这个信息后借机猛砸相关股票，使期货的现金折扣降了20%。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索罗斯损失了将近8亿美元，量子基金净资产跌落26.2%，远大于美国股市17%的跌幅，成为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挫败，索罗斯挺了过来，因此才有1992年与英国中央银行的令人目瞪口呆的世纪之战。
市场洞察力决定了一切，错误的判断会导致自我毁灭。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更准确地预见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至少在此前三年，索罗斯已开始“热身”准备在英国下手。为统一货币作准备的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被严重高估，迫于与马克等货币挂钩的压力，英国既不能主动贬值英镑来刺激经济发展，又不敢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加息换取货币稳定。
索罗斯认为货币汇率机制本来就不可能保持协调一致，欧洲国家使投机商无机可乘的唯一途径就是所有国家保持同一水平的汇率，但因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政治家仅考虑维护本国利益，难免出现不协调现象，就像如今疲软的英镑所反映的情况。
当时经济学家们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被高估的英镑，金融投机家们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300多年来无人敢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它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它的意志就是不可抵抗的法律，“二战”后英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当年的辉煌，英格兰银行的威信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在调节市场、抵抗混乱方面，它拥有最丰富的经验，今天呼风唤雨的美联储只是它的晚辈门生。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英镑就不会贬值，不需要其他论据。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2)
1992年夏季，索罗斯与合伙人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然后购进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还有少量的法国法郎。同时他大举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这一操作是以假定一个国家的股票经常随着其货币贬值而升值为前提的。另外，他对德国和法国的债券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并卖空德国和法国股票。因为一旦德国马克升值、利率降低，将使股市下跌而对债券有益。
经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大胆而冒险的布局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
按常规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受到投机商发难时，有两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干预汇市购入本国货币，二是提高利率，以高利率吸收货币来支持本国币值稳定。
无奈索罗斯的实力要比英国央行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后者一天砸下去几十亿也无济于事。
傍晚时分，英国首相梅杰打电话给德法两国总理，宣布退出汇率机制，同时英镑贬值。
第二天金融市场风雨飘摇，意大利、西班牙等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接着股市大幅下挫。
索罗斯在这次成功的操作中大约收益20亿美元，其中有10亿来源于英镑投机，另10亿来源于意大利和瑞典货币以及东京股市混乱的赢利。他赚的钱等于是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但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他却成为传奇中的英雄。
英国民众以典型的英式风格说，他真行，因为我们政府的愚蠢而赚了10亿美元，真是个聪明能干的人。
然而几年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逢会必骂，咬牙切齿斥责索罗斯是“白痴”和“纵火犯”，这源于1997亚洲金融风波，这回索罗斯闹出的动静更大，导致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产生金融危机和严重的股灾，经此打击包括“四小龙”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倒退了10年，有的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从泰铢开始崩溃的亚洲金融危机，其根源是自身的金融体系缺陷和泡沫经济，索罗斯不过是在火上烧了点油，不料这场火灾太大了，差点酿成全球股灾和经济危机。
与英国央行不同，索罗斯在东南亚的对手都是轻量级的，后来报道他“血洗东南亚”，就含有一种屠刀之下无力回天的怜悯。短短几个月，泰国倒下了，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连拥有强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台湾也未能顶住，唯一的“钉子”是中国香港。
索罗斯调集几百亿美元猛攻香港，利用汇市、股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利率互换市场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发动立体进攻，香港则使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提高利率、浮动汇率予以反击，战至8月28日期货结算的最后期限，双方展开肉搏战，日成交额竟达790亿港元，创历史纪录。
第二天曾荫权宣布在保卫战中获胜，外界粗估索罗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中损失8亿美元，但由于中国香港股市受此波及跌幅严重，索罗斯还是从股市上捞了一笔，加上在东南亚各国的收获，又赚了20亿美元。
很多专家折服于索罗斯熟练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能力，其实只要在国际金融市场做了几年的投资者都大致懂得其中奥妙，索罗斯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提前洞察货币危机背后巨大的金融风险，掌握这个基本原理，他的出手尽管带有赌博性质，但胜算很高。1992年狙击英镑战役中，索罗斯和他的分析师们早就设计了一套复杂的风险控制策略，以便在狙击英镑失败的情况下全身而退。这些策略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他赌赢了。
公正地说这种投机活动造成的伤害影响极大，胜负暂且不论，单各国央行为维持货币稳定和利率水平投入的资金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虽说索罗斯总以无辜者的形象出现，但他造成经济动荡和金融混乱的现实不容回避。
当然，如果索罗斯不认账，外界很难找到证据证明确实是他干的，那就有冤枉好人的危险，骂跑一个索罗斯，还有无数个小索罗斯躲在暗处。骂几句或许能解气，但于事无补，不能保证事件不会重演。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3)
相反，我们应该多向索罗斯学习，多反思，为什么他看得很透彻的问题和漏洞，其他经济学家们想不通？为什么貌似完善的金融股市如纸老虎般一戳就破？如何从根本上消除投机者偷袭的条件，不给投机者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听说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柠檬革命”，背后都有索罗斯旗下基金会活动的身影，这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已超越金融界投向更广阔的领域，无论他出现在哪儿，都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2.对冲基金：金融战争的核武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次股灾的出现，对冲基金这个词频繁出现在人们眼前，它仿佛是经常被索罗斯揣在怀里的核武器，出现在哪儿就会引发汇市风险、股灾、金融风波。
全球最著名的对冲基金就是索罗斯旗下的五大对冲基金之一：量子基金。
这个名字来源于海森伯格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索罗斯认为市场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总是在波动，在不确定状态上下注，才能赚钱。
索罗斯被人称为“对冲基金之王”，他强调在同一类企业中选择股票投资时，要选择最好的一个和最差的一个。因为作为同类企业中最杰出的选手，这个公司的股票可能被公众首选并最为经常地去购买，从而把价格推上去。另一个公司必须是同类企业中最差的，它影响最大，是平衡能力最差的一种企业，投资这种公司的结果容易产生很大变化，一旦它的股票最终被投资者接受，就会产生极大的利润。
这就如同老师喜欢带成绩特别好和特别差的学生，成绩好的学生主观能动性强，善于自我督促和自我挑战，学习成绩会保持在较好的水平。成绩差的学生虽然底子薄，但上升空间大，只要好好点拨并加一点苦功就能进步五六名，老师脸上也有了光彩。
量子基金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焦点，就是由于索罗斯凭借该基金发动的几次大规模货币狙击战取得了胜利，这一时期量子基金以其强大的财力和凶狠的作风，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兴风作浪，对基础薄弱的货币发起攻击并屡屡得手。
它虽只有60亿美元资产，但由于其在需要时可通过杠杆融资等手段取得相当于几百亿甚至上千亿资金的投资效应，因而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量子基金的资金行踪和投注方向无不为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所追随，反过来又产生巨大的资金流。
让我们一起学习索罗斯的秘密武器。
对冲，传统的译法是套期保值，有时候也译为“避险”，即通过同时交易几种相关的金融资产，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当然也会降低收益。
对冲基金顾名思义为风险对冲过的基金，其操作宗旨是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对相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实买空卖、风险对冲的操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和化解证券投资风险。它的基本原理是买入优质股的收益将大于卖空劣质股产生的损失，如果预期错误，此行业股票不涨反跌，那么较差公司的股票跌幅必大于优质股，则卖空盘口所获利润将高于买入优质股下跌造成的损失。因此，早期对冲基金是一种基于避险保值的保守投资策略的基金管理形式。
可以这样理解：当买进一只股票，同时卖空它的看涨期权；卖空一个基金，同时买进这个基金的所有组成股票；买进一个行业的股票，同时买进另一个与该行业有比较强的负相关性的行业的股票，如买进珠宝行业股票，同时卖空军火行业股票，因为当珠宝行业赢利丰厚的时候，往往是和平时期，军火行业无利可图，反之亦然。
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如今对冲基金已失去其初始的风险对冲的内涵，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投资模式的代名词，即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投资模式。
对冲作为一种消弭风险的手段，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经济和数学理论，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货、期权、互换和上限协议等的操作，本身就是一门非常深奥的科学。每家对冲基金都有一群精通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编程的高级研究人员专门研究，寻找控制风险的最佳途径，并确定应该把风险控制到什么地步。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4)
一般来说，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者不太可能认识对冲基金经理人，他们是真正的“都市金领”，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作风低调，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实行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一位天才的对冲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引发一场股灾。
典型的对冲操作是，基金管理者在购入一种股票的同时购入这种股票的一定价位和时效的看跌期权。当股票价位跌破期权限定的价格时，卖方期权的持有者可将手中持有的股票以期权限定的价格卖出，从而使股票跌价的风险得到对冲。
还有一类对冲操作是基金管理人先选定某类行情看涨的行业，买进该行业中看好的几只优质股，同时以一定比率卖出该行业中较差的几只劣质股。如此组合的结果是，如该行业预期表现良好，优质股涨幅必定超过其他同行业的股票。
基金经理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对冲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投资组合，而不是简单地卖出投资组合。建立一个对冲策略，买卖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而不是金融资产本身，就能避免大部分交易成本，并且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只要你把手头的金融衍生工具组合稍微变换一下，就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对冲策略。你可以选择把100%的风险都对冲掉，也可以选择只对冲10%甚至1%的风险，一切取决于你对未来市场的预测和风险承受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你觉得可以承担高风险，而且对自己的判断有充分自信，完全不做对冲也可以。事实上，许多著名的投资者都没有使用过对冲，比如巴菲特，他明确说过不喜欢做对冲，而是愿意简简单单地赚钱。
对冲能够减少风险，也可以扩大风险。例如你想减少风险，可以同时买进珠宝行业和军火行业的股票，这样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两种股总会有一个表现良好，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收益。如果你坚定地认为未来将发生战争，决定倾尽全力赌上一把呢，可以在买进军火股票的同时，卖空珠宝股票，那么潜在风险就是未来没有发生战争，军火股票下跌，珠宝股票却上涨，那么你将面临双重损失。
采用第二种策略的投资者往往被视为投机者甚至赌徒，而索罗斯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在狙击英镑时他就做反向对冲扩大风险，如借进英镑、买进美元和马克，同时买进英国股票等，这些做法就是压英镑贬值，否则索罗斯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不过对冲基金经理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一旦风声不对就会立即认输走人，绝不会等到完全失败的时候。就好像在战场上投入全部兵力的指挥官，当发现有崩溃危险的时候，肯定会牺牲一部分兵力换取其他兵力的顺利撤退。索罗斯在俄罗斯债务危机中曾经损失惨重，量子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巨额赢利几乎输得一文不剩，这种情况下他仍通过紧急止损措施保护了一部分本金安全。
在赌博失败的情况下能成功挽回多少本金，是对基金风险管理措施的一个重大考验，也是对交易员心理素质的考验。
对冲基金的危险不仅来源于自身盈亏风险，更可怕的是对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影响。目前全球对冲基金超过一万只，管理资产约1.6万亿美元，在股市及信贷衍生工具的成交额分别占四成及二成半，并持有市场上约1/4的高收益债券，对冲基金操作关联性使得系统性风险大为提高，一旦发生集中性风险，大量对冲基金采用类似交易策略，可能造成基金在遭遇同样的冲击时出清同等数量的股票，各个市场引发连锁反应，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继而引发股灾和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例如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中又出现对冲基金的影子，这回是以失败者的形象露面，美国紧急关闭了三家亏损累累的对冲基金，就是担心它们造成范围更广的震荡。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5)
是的，金融市场实在太复杂了，精明如索罗斯也会不断犯错。1998年他错误估计汇率形势，重仓杀入纳斯达克，结果被股灾打回原形，量子基金损失近50亿美元，元气大伤。
2000年4月，索罗斯不得不关闭量子基金，将剩余资产转入新成立的“量子捐助基金”继续运作，并宣称新基金将改变投资策略，主要从事低风险、低回报的套利交易。
巧合的是与它齐名的老虎基金——在狙击英镑和亚洲金融危机中也有精彩表演的对冲基金，也在同时因巨额亏损而清盘。
真应了民间一句话：夜路走多了迟早会撞鬼。
对冲基金是好是坏，它的盛行对金融市场是喜是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总之不管欣赏也好，厌恶也罢，作为一种先进的金融投机工具，它很快将出现在中国金融市场，介入中国股市，希望大家与狼共舞的同时要注意一点：
安全第一。
3.国际游资
提到中国股市为何连续上涨，很多专家都会提及国际游资，认为巨额国际游资涌入中国，形成资金流动性过剩，继而推动股价高涨、房价上飙。
游资，即短期资本，也叫热钱，包括现金、银行活期和短期存款、短期政府债券、商业票据、各种金融衍生品、共同基金等。
由于现代通信技术已把全球的金融市场通过电话、电传、电脑连在一起，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运作的超高效率，使游资得以在各国之间迅速进出。无论何时何地，拨一个电话或按几个电脑键盘，就可以把巨额游资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因此，现代通信技术为游资在国际上进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技术条件。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金融、股市对外开放，实现了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股市一体化，也为国际游资在世界各市场游荡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股市和汇市成了国际游资的首选目标和兴风作浪的主要场所。
特别是国际游资和对冲基金结合而成的庞然大物已成为事实上的资本市场垄断者。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相对于一些小国或地区的金融市场而言，对冲基金投机家一天能筹集上千亿美元资金，而发展中国家的央行通常只能调度几十亿美元的储备。如果他们设计好狙击某国的股市和汇市，几乎可以保证只赚不赔，这对于该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极为恶劣。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多起股灾都与国际游资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调使西方国家生产成本降低，西方各国金融市场利率也降至较低水平，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闲置资本急剧膨胀，仅石油美元和欧洲美元就多达5000亿，这些游资大量进入美国市场，1986年外国资本流入美国的总额为1174亿美元。大量国际游资流入美国助长了股市狂涨，美国出现长达60多个月的持续牛市。然而当美国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不支持股市继续上涨时，游资纷纷撤资离场，越跌越抛，造成股市暴跌。如果没有国际游资冲击，美国股市不可能涨得那么高，也不可能跌得那么惨。因此，国际游资对1987年美国股灾的形成和发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国际游资有增无减，至少有7.2万亿美元以银行短期存款或其他短期存放方式在全球资本市场流动，这个数额相当于全球每年生产总值的20%。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是国际游资进出的主要对象，其中流入拉美、亚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游资每年都以数百亿美元的速度递增。据统计，1996年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就高达3360亿美元，其中单墨西哥就吸收了外资500多亿美元。东南亚危机前泰国吸纳的外国资本高达860亿美元，韩国的外国资本更是高达1500亿美元。这些游资有很大一部分进入股票、债券、外汇和黄金市场，追逐投机利润。
国际游资流到哪里，当地的股市就上涨。当大量游资进入墨西哥股市时，其股市上涨了436%。1997年前几年游资流入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也持续创新高。游资一旦觉得该国和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有可能出现股市下跌或货币贬值时，则会大量抽离外逃。如1994年墨西哥被抽走180亿美元，1997年外资从东南亚撤离400多亿美元，从而造成汇市、股市大幅下跌。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6)
我们必须承认，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索罗斯率众“血洗东南亚”可以看出，巨额国际游资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巨大破坏已远超出其正面意义。金融自由化只能作为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当金融自由化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功能、危害一国经济实体、吞噬国民财富时，就有必要对这种工具进行某种制约。同时金融市场正被越来越多的泡沫填充，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脱离原先的载体，交易也越来越脱离实物经济。大量的国际游资在世界各地寻找高利润投资机会，投资于实物的资金比例变得越来越少，其必然结果是实物经济所创造的利润无法支持庞大的金融资本。这种情况下资金流动将倾向于寻找并攻击市场的漏洞，结果是自由化的市场并未将资金导向最需要的地方，反而因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有必要改变对自由放任的态度，需要借助市场外的力量对流动资金进行引导。
2007年上半年印度政府突然宣布限制外资炒作当地股市，使股市大幅震荡，众多投资者感到不知所措，新兴的亚洲金融市场如何健康发展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事实上，引发印度政府出手干预股市的原因正是国际游资巨大压力下的反应。一方面，由于看好印度经济发展前景，国际游资持续追捧印度股票等金融产品，国外资金的流入导致卢比汇价不断走高，卢比兑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12%。另一方面，卢比升值反而更加刺激外资踊跃流入，流动性过剩又导致股市大幅飙涨。印度股指已比2006年累计飙升近40%，由此股市和卢比汇价之间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机制。
更让印度当局头痛的是，卢比不断升值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并使出口严重受挫。为打破热钱流入与股市疯涨之间的循环，政府不得不宣布限制外资购买连接印度本地企业的海外衍生金融产品。
从保护本国金融安全角度讲，限制外资炒作当地股市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行政性管制政策却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恐慌气氛，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印度财长奇丹巴拉姆紧急出面安抚市场情绪，政令匆忙改动无疑令国家信誉受损。
与印度相似，我国也存在本币升值、股市飙升、房地产等资产价值偏高的问题，除100亿美元左右的QFII之外，掌控1.2万亿美元的国际对冲基金正悄悄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地下外资入市规模可能高达800亿美元左右。
更有人怀疑疯狂炒作工商银行股票的资金不是国内基金公司，也不是私募资金，而是国际游资。他们与国内不法券商和投机者合作，通过对倒等方法拉高权重股，目的是坐庄整个中国股市。
前车之鉴告诫我们，过激的管制政策并非良方，化解国际游资负面影响的出路仍在于疏导。对中国股市而言，采取直接“堵”游资流入的措施，无法浇灭游资“赌”人民币升值的热情。对游资的管理应倡导“堵不如疏”的管理理念，要形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缓解汇率失衡问题，这才是治本之策。在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仍有必要对汇率进行调控，以使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汇率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
从操作层面看，以游资获利的基本途径为线索，通过严格的审核遏制游资炒作，比单纯严厉的限制更加科学、有效。一方面应对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资本流入提高警惕，加强对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结汇、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以及其他外汇资金流入结汇真实性的审核，防止外汇资金大量结汇后进行投机性活动。另一方面应关注外贸差价，尤其是关联公司间利用价格转移的手段隐匿利润的迹象，防止游资通过经常项目偷偷地流出。
此外，在中国股市新股申购的一级市场上，也活跃着一股“国内游资”，它的特征是只有申购新股时才会露面，像中国石油、中国铁路，都冻结了3万亿以上的金额，一旦新股申购结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看不出有参与二级市场炒作的痕迹。从风险层面考虑，它完全没问题，但是很大程度挡了散户们的“财路”，使中签率大大降低，像中国铁路，必须有67万元才能稳中1000股，对手中既有股票又想碰碰运气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索罗斯：可怕的经济杀手(7)
我想如果有一天有关方面突然动手调查国内游资的来源，没准能有惊喜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