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中国　　

导言（上）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2年9月17日，《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以下简称‘破谜’)首发式和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宾馆举行，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光临，在他们对书中的观点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和建议。

　　著名经济学家王珏、高鸿业教授认为，《破谜》不但对近年来社会经济中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作为各级领导决策的参考书目。同时，他们也认为，书中对于社会经济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的多，提出的对策少。正是鉴于此，有了这本《ST中国》作为续篇。‘ST '，英文strong的缩写，中文是‘强大的'意思。中国越来越强大，东方大国必将展现新的辉煌！我们始终认为，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种复兴不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超越。

　　我们将把本书的主要内容都表述在本导言和目录中。

　　(一)

　　从总体和过程来看，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问题主要是在体制和结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相互交替和相互推进。正如人的两条腿走路，左脚落地，右脚要跟上，身子跟着两条腿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0多年，结构的矛盾已经显现。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要解决这些问题，改善这一状况，措施就是要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但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仅从城市城镇建设入手是不够的，城市化本身需要大量资金，它的融资以及回报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第一轮不良资产主要来自于企业，这已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难题；2002年底，中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8338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9803亿元，存贷差4万多亿。一方面企业缺钱，另一方面银行因找不到好的项目‘惜贷’，所以不少地方政府准备大干一场，准备开工许多大的城市基本建设项目。我们关注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热'即将再次出现，如果调控科学，中国经济将会很快步入快车道，在相当的时期内中国的GDP增长率会超过两位数。否则，搞得不好，城市政府将会成为第二轮更多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创造者。

　　早在十年前，就在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认为：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合实际的；1993年上半年，大陆的通货膨胀率达15%左右属于正常现象，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对于外贸负增长以及失业人口增加等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国家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对此笔者持有相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在当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消费升级的条件，经济过‘热’是经济结构升级的表现，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时机，正确导向，中国经济不但会顺利实现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会很快真正进入快车道，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遗憾的是国家采取了美国经济学家卖金农的建议，致使中国经济走入了一段沉重的路程。卖金农是美国史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而闻名于世。买金农是外国学者且有着特殊的背景。曾经担任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韩政府的经济顾问，并兼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顾问。南韩经济发展的成功，使得许多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买金农理论的重要性，买金农理论占了上风而被采用成为理所当然的事。1993年下半年以后，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但使得沿海地区的经济犹如‘釜底抽薪’，而且使得其它已经加入到轰轰烈烈过程中开始‘热’起来的地区着了‘凉’。随着1996年中国经济的‘软着陆’，由于下落的惯性，国企整体陷入困境。东南亚危机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真正病因并使得人们对诊治有了错觉，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模糊不清。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相似的景况，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下落的过程面临着再次抬升的契机，有过艰难和曲折但趋向成熟。1998年以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连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蹒跚了多年的经济又开始展露出生机，应该说，中央政府对于现代经济的管理和驾御能力日趋成熟。不管外国人怎么看，笔者认为中国消费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升级过程，中国经济即将步入快车道。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人们满足了衣食用的基本需求以后，需要向住行更高的层级升级，我们曾经提出了“消费量级理论”，建国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按照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商品的货币等级，经历了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的过程，正在向万元级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很高很大的台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产业大量投资，如果顺利实现升级，则不会产生不良资产，可惜中国没有一次顺利实现升级(但这不一定是坏事)，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些由企业产生的不良资产实际上转嫁成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而给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

　　目前，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有增无减，仅2002年就增加了1.3万亿。虽然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很高，但由于银行国有的垄断地位几乎没有减弱(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存贷款份额的67%和61% )，所以中国金融有惊无险。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外资流入增多，但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和中小银行的建立，将会分流几大国有银行的存款，并争夺优质客户。而目前国有金融效率低下，一方面有大量不良资产不能冲消，另一方面由于‘惜贷’造成巨额的存贷差，这不但进一步造成金融效率低下，而且是极大的浪费，这才是各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困境和中央政府的心头大患。既要面对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又要面对金融开放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建立中小银行后所带来的竞争；既要解决国企难题、通货紧缩，还要解决就业难题；既要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还要使银行的巨额信贷差额找到出路；…难啊！

　　由于投资企业既缺乏投资热点又有风险，所以金融机构都把眼光投向了政府的项目。我们感觉到或着似乎看到，金融机构为存贷差的紧迫之心和地方政府投资的迫切之情仿佛就象一见钟情急切婚嫁的俊男靓女。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这些建设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回报的，或者回报的周期比较长，因此必须和相关的产业投资相联系，正如下棋将君一样，单靠一两个子是不行的，需要多子配合，这才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核心，进而也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

　　城市化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出路，因而也是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它可以给巨额的资金找到出路，也可以扩大就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可以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有高额的回报，可以解决部分投资收益；然而还需要其它的配合，按照消费的量级理论，中国经济正在向住行升级，汽车行业是未来的高增长行业，2002年汽车火爆，有人认为汽车过热，我们认为这才是刚刚开始。汽车多了需要解决交通特别是公路交通问题，中国的交通特别是公路交通还需要大力发展。城市城镇化、汽车工业、公路交通显然都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关系着未来的经济走向和社会走向，需要‘三位一体’优先共同发展。

导言（下）

　　(二)

　　美国经济何以雄居世界经济榜首，简单的说，美国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始终保持着世界一流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内生增长的真谛；美国依靠庞大的跨国公司不断推进着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这是外延增长的极限，两者叠加，起到了几何级数膨胀的作用。美国总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时的拳打各路英雄，一方面在经济上捞到了许 多好处；另一方面，美元是国际货币，这方面使美国受益无比。美国的强大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又为美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迄今为止，美元仍是独步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货币，从理论上讲，一方面，美国可以无限度发行美元弥补贸易差额，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于国际市场汇率水平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美元履行国际市场计价、价值贮藏等功能，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有可观的比重。比如2002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2864亿美元。这样，美元汇率的变动就把全世界的各个经济体捆绑在一起，使用并保留美元储备的国家要保住手中美元的价值，有意无意地必须全力支持美国经济的繁荣，保留的美元越多，支持的力量就越大。正是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各国对于美元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其升值或贬值只要超过某种水平或程度，就会带来种种紧张甚至于恐慌，不得不加入到支持美国经济稳定及强大的货币政策阵营中来，从而客观上成为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的力量。

　　事实上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明显地较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要高得多，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给美国每年带来的不劳而获的好处可能相当于一些国家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美国就象一个健康运做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多年来虽然美国的实体经济起伏不定，但是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这使美国获得了任何国家都无法得到的铸币收益，使美国得以渡过一次次的经济危机，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欧元的启动，欧盟各国就象一群经营良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创业板上市一样，将会进一步增强欧洲经济的总体实力；日本就好象是一个曾经经营优秀的企业一样，由于自身市场有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强，再加上日元的不恰当设置，使得自身经济陷入泥潭，日本经济的复苏需要进行国际‘重组’；中国就好象一个新兴的‘爆发户’，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超级大国，一方面需要调整结构，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规制，要和国际规则接轨，同时需要争取‘上市’---人民币国际化。

　　世界多极化意味着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多极化的趋势。即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为核心的区域货币合作，可能使得国际货币领域出现多种强势货币对峙、同时分享国际铸币税的格局。欧元的诞生无疑是对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产生冲击，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惟我独尊的地位将有所削弱。许多人认为，美国打击伊拉克“倒萨”是借口，真正目的是控制中东石油，实际上还暗藏更大的阴谋：打跨欧元。因为欧元以及欧盟的成功整合不符合美国的战略。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战略，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需要时刻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审时夺势。我们应该清楚，美元在价值回归，这种回归的总趋势是美元的贬值，期间的升降和震荡并不影响这个总趋势；人民币也在价值回归，回归的总趋势是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和美元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都在向‘实际价值’回归，欧元对强势的美元起到了冲击的作用，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有利。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是科学的调控货币供应量，最好的办法是增发货币，增发的货币和收益可以用于弥补社会保障、减少银行不良资产等。一方面实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方面科学调控人民币的价值回归，并与其它金融手段相配合，金融对经济的推动和货币自身创造的价值将会是极大的，有可能对GDP的拉动每年都超过1-2个百分点。强势经济造成强势货币，强势货币支持强势经济，强势经济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一旦强大，美国的许多的优势就会消失，未来的中国经济是不可以用常规眼光来衡量。…

　　(三)

　　发展经济首要的问题是战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新的战略，并依据新的战略采用新的战术。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强国、超级大国的第一战略，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战略；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城市化是中国经济‘三位一体’的优先发展战略。这是本书重要的理论观点。

　　除上述观点之外，笔者还提出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基地；‘人民币’和‘中国制造’是中国的国家品牌。

　　实行‘州治’、迁都…将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振奋人心的号角。我们以为，这种复兴不是对历史的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将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中国未来的政治家要充满信心，充满激情，不但要在改革中积极务实强力推进，而且要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做世界的领袖。中国正在强大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树立强大和世界领袖的形象。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向世人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我们为什么不能称霸！如果你要主持正义，如果你要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你就必须强大！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ST中国；strong中国)！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威胁与中国崩溃

　　中国总有问题，但又总没有“崩溃”。中国的经济问题，总让中国人自己说不清，也让外国人看不懂，更让那些兴灾乐祸希望中国崩溃的人难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轨国家，指望发展过程中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对中国的经济评价永远有各种说法，说中国经济崩溃的人只看到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看到问题后面的增长潜力。希望中国经济崩溃的人，不希望看到那么多的外资到中国来，看到那么多的外资到中国来他着急，他说你们别去，你到那里赚不了钱就被套住了。这并不奇怪，这么多年来，每隔几年都有人嚷嚷一次 。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和不断产生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理会它，问题在于能否把我们的事情做好。中国是有很多问题，经济中也有风险，我们比别人更了解自己，带着问题增长，存在问题是动因，解决问题是动力，在增长中进行改革和调整，逐步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上。

　　一、中国威胁与中国崩溃

　　----兴奋还是恐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或者说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或者正在富起来，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又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又在某种程度上困惑着国人，甚至在不少地方存在着危机，这也是事实。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曾一段时期，国际人士存在着两种看法：

　　第一是“中国威胁论”，持这种看法的人“畏惧”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认为中国经济最终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高盛公司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高盛公司曾经发表题为“中国与世界的五个神话”的系列研究报告：第一个神话是中国将接管全世界；第二个神话是中国“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化将挖空制造业，窒息全球经济增长；第三个神话是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低估的好处过分夸大。低工资、生产力高增长和人民币低估造就中国竞争力；第四个神话是中国结构失衡，造成国内通货紧缩蔓延其他国家；第五个神话是中国崛起威胁周边国家生存，日本、东盟和亚洲各国为生存要与崛起中的中国经济周旋。

　　第二是“中国崩溃论”，持这种观点的人看重中国存在的贫富差距、失业、银行不良债权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在一段时期，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新闻媒体不断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认为中国经济虚假增长，水分不小有欺世之嫌。先是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称，看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罗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质疑是：“谁能告诉我，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谁又能解释，中国如何在一年内将通货膨胀率由10%降到零，并在此期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相比之下，罗斯基教授的质疑比较系统和严密。他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航空旅行、产品品种积压程度、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来判断，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和1999年最多只增长了2%，并且很有可能收缩了2%。而2001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数据的一半左右。《亚洲华尔街日报》刊载《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的文章“亚洲的阿根廷？”，指出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数字被修改，而在于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使用的财政刺激手段，用以“换取低质量增长”。如今中央政府的投资占到投资总额的2／3以上，而目前这种支出的增长速度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3倍多。英国《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约·斯图威尔是集大成者，他在其著《中国梦》中预言，西方对中国的巨额投资最终将化为泡影。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之日，便是西方“中国梦”幻灭之时。

　　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在搞唱衰中国经济的大合唱，对此人们不禁会问，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国际阴谋,有意制造中国的混乱，以防止大量的国际资本注入中国。

　　对于中国众多“神话”，高盛公司本身也有人认为“神话”与事实不符。他们认为，中国20年的平均增长率只相当于日本“樱花奇迹”和韩国“汉江奇迹”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成就。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仍然无法与历史上英国的“世界工厂”和美国的“全球发动机”相提并论，由于中国制造业所掌握的独立知识产权的份额还微乎其微，因此中国制造业所获得的收益只是微薄的加工费。此外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同时进行的，从贸易额来看，中国的贸易总额仍然低于日本35%，而且中国的贸易顺差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5%。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会威胁亚洲或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将是双赢的。

　　对于“中国崩溃论”，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比如环境污染问题，虽然中国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指标和义务，但是中国在联合国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正式宣布将批准该条约。同样对于银行不良贷款问题，通过这几年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独资四大商业银行的不懈努力，不良贷款比例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同时商业银行将进一步增强对外的信息披露，维护储户的利益，按照新《巴塞尔协议》规定，增强自有资本，强化风险控制，建立全方位的风险预警机制，可以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正在逐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和分析。有趣的是，2002年上半年以前，中国“崩溃论”盛极一时，而下半年以来，中国“威胁论”则甚嚣尘上。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最终会威胁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评论接踵而来。这其中既有夸大其词，也有低调反应，既有经济分析，也有政治指向。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此有人感到兴奋，也有人感到恐慌。因为这些观点极有诱惑力，所以应该引起警觉。中国面临发展中国家问题和转轨经济两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因此，必须多视角多方位的思考和理性的评价。

二、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上）

　　----从‘企业破产’看‘国家破产’

　　1、企业为什么亏而不破？

　　在谈企业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从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谈起。比如计算长方形的面积，这在初等数学中也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如果用L和W分 别代表长方形的两条边长，S代表面积，则S=L·W。但是计算一个曲边形的面积就比较复杂，就要用到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先把曲边形分成一个个小的长方形(矩形)，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每一个矩形的面积，然后相加求和即为曲边形的面积。如果用SJ表示第J(J=1 2…N)个矩形的面积，则S=LIM∑SJ(J=1 2…N) N→∞，曲边形被分成的矩形越多，得出的面积就越精确。细分、求和、取极限是微积分的基本方法和科学思想。

　　了解了微积分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然后再来看国家的经济问题，对于整个宏观经济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可以按照微积分的思想和方法，从单个企业分析，这样复杂的问题样就会变的简单些。整个企业，又可以分为盈利和亏损两种。

　　首先分析企业的盈亏情形。一般地，当一个企业的销项收人大于成本及各种费用，企业盈利，则企业就可以正常运转。否则就是企业亏损，但是亏损企业一般不会立即破产，在中国，负债经营是任何经济实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所有企业的经营业绩总和可以是亏损或盈利。

　　再来看企业的亏损是如何弥补的。我们曾经作过分析，凡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的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以分权让利为原则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权让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却在企业经营控制权由国家计划部门向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导致国有经济投资规模的超常膨胀，使国家计划控制无措。在内生制度和外在环境的变迁下，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出现亏损，曾几年逞逐年扩大趋势。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的运作尚不能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尤其是国有企业，其与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的内在运行机制，整体运做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一个公共部门。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逻辑。而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企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企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了。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的方式，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减轻了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国家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系统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中国迄今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发生持续通货膨胀，在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作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为国家银行的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2)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企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3)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和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另外就业、稳定、银行债务悬空等因素是国企亏而难破的环境因素。

二、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中）

　　2、要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

　　据央行统计资料，2002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比上年减少9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5个百分点。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账面盈利达385亿元，比上年增加245亿元。按照央行的监管目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每年要下降2至3个百分点，到2005年将不良资产率降到15%以下。

　　工行2002年不良贷款余额下降377.81亿元，不良资产率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到25.52%，清收转化的不良资产698.42亿元，以现金方式收回357.62亿元。农行虽然没有公布不良贷款比率，据称早已超额完成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不良资产率比2002年初下降4.7个百分点。早在2002年11月，中行就已经完成了全年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全年中行国内行共计消化不良资产595.52亿元，现金清收346.52亿元，还处置了价值46.59亿元的抵债资产。截至2002年11月，建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227.9亿元，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4.07个百分点到15.28%；按照“一逾两呆”口径，不良贷款率全年下降2.94个百分点，全年处置不良资产654亿元，回收资产335亿元，回收现金290亿元。

　　虽然2002年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成效显著，但各银行从事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的人员也都承认，与资产管理公司相比，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手段太少。首先，目前还不允许将资产打折，也不允许银行向外资出售不良资产。而且，财政部对坏账核销的要求很严，出售不良资产也没有免税优惠。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已经试点的减免利息政策将会有所扩大，资产重组也可能获得一些政策优惠，比如减免利息、贷款延期等。

　　在不良资产大幅削减的同时，银行不得不拿出大部分利润，消化历史形成的各类财务损失，核销不良贷款。在2002年443.37亿元的拨备前利润中，工商银行提取拨备并消化“包袱”就用了381.23亿元，占全部营业利润的86%。农业银行也在112.61亿元的实际利润中，拿出83.7亿元核销坏账、消化财务损失。建设银行更是用了87.4%的利润冲销坏账，消化历史“包袱”，344.3亿元拨备前利润用了301亿元消化历史“包袱”。虽然中国银行还没有公布利润，但比较起来，其用于冲销坏账、消化历史呆坏账的利润也应该不在少数。

　　2002年工商银行有200亿元利润用于核销不良贷款；建设银行则核销了80亿元不良贷款。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两万亿元，一般情况下，债权类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在40%以内，抵债资产的回收率在50%到60%之间，由此推断不良资产的损失至少在1万亿以上。央行官员曾多次表示，银行不良资产不会再有第二次剥离。此外，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上市融资等手段处置不良资产也还不大可能。业内人士认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有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利润仍要用于核销坏账，解决历史包袱。

　　国际上讨论中国的金融问题，一是指中国的银行坏账，另一个是政府债务，但往往将二者分割开来看。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中国，这两个问题要联系起来分析。根据2002年中期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差不多在26-27%。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比例，中国的银行仍然在运作，老百姓不去挤兑反而还往银行里存款。2002年底，中国银行的居民存款已达8.7万亿元人民币；并且，中国仍然保持经济增长7-8%，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实际上中国的金融问题，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一方面就性质而言，国有银行有“国家信誉”的支持，国家不破产它便不破产。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分析了，坏债的很大一部分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转，国家给国有企业的补贴，不是通过财政，而是通过国家银行的贷款。在这个意义上，按照经济理论的分析，这属于“准国债”。剥离到资产经营公司的那些更属于“准国债”。国家不买单谁能来买这个单呢！

　　另一方面，单就名义上的政府债务而言，中国的政府债务可以说是属于世界上最低的之一。实施了四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特殊国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的比重不过16%左右。这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银行债务高、政府债务低是历史造成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实行拨改贷政策，政府不再给国有企业拨款，初始投资和补贴等都由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的财政没有发挥过通过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功能，即很少发债。所以中国的国债占GDP的比率是较低的。

　　如果将银行坏账和国债加到一起来分析，相对来讲，中国的国家债务比重并不太高，即使加上外债也是如此。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泰国近30%)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中国的外债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5%，其中还多是政府间长期债务，短期商业外债只占到GDP的1%(而当时东南亚各国的外债多是短期商业外债)。

　　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都属于国家债务，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三者累计起来，占中国GDP的60-70%。如果不算长期外债，则只有57-58%。这样的比例，应该说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虽然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风险，仍在可控制范围之内。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这其实已经发生。这也是中国从1996年起出现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至于外在金融风险(对外支付危机)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过度保险的。中国出口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经常帐户保持盈余，资本帐户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已经达到2864亿美元。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缺资金的国家，拥有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并不合理(很大程度是在支持美国的经济建设)，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险的作用。

　　分析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说中国的金融体制没有问题。短期内不会发生金融风险，并不等于说按照目前的体制运转，各种问题不解决，今后中国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事实上，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存在不少问题，有银行体制的问题，有资本市场的问题，还有银行体制与资本市场相通之后产生的金融风险。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加紧改革，才能真正避免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

　　中国几乎所有的竞争性领域都已向民营经济开放了，而银行领域仍然由政府严格控制，银行体制改革滞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没有彻底改革，但是国有企业仍然是贷款大户，结果导致中国创造产值和就业的部门无法获得金融资源，而不创造产值的部门又占有过多的金融资源。

　　现在，中国非国有企业创造全国将近70%的GDP，却只能获得大概不到30%的贷款。而国有企业目前创造全国30%的产值，却获得70%的金融资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额是什么？粗略地说正是那40%的坏账。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体制，导致金融资源分配出现扭曲和无效率。此外，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为国有控股企业融资，而很少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哪？如果一方面能严格控制国有银行坏账的增长，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为金融资产寻找新的增长点，加快银行体制的改革，要消灭当前的坏账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如果我们能够使银行坏账不再增长，也就是绝对额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变，而GDP每年增长8%，七年后坏账占GDP比重就会下降一半，十年下降70%。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在不良资产的存量上做文章，比如债转股，而应该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决问题，这才是金融改革的出路所在。

二、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下）

　　3、发展中国家‘国家破产’暗流涌动

　　由于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因不能按时偿还债务的国家正在不断增加。全球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2002年9月25日发表的报告指出，头三个季度，全球主权债务不履行率呈上升势头，来年仍难以好转，这份对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债务所作的研究表明，全球共有6个国家在头三个季度里不能按时偿还到期的债务，处于“破 产”状态，从而使全球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总数达到了28个。新增加的6个国家是阿根廷、加蓬、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和瑙鲁，总共欠债达1330亿美元，几乎要比2001年同期的740亿美元翻了一番。虽然这个数额相对于1990年的最高峰3350亿美元，仍属较低，但值得注意的是，“破产国”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增加。

　　在这项评定中，中国的外汇债务偿付力目前仍处于3B级，是8个等级中的第四级，这表明标准普尔认为，中国在近期内不会出现偿付债务的能力问题。

　　标准普尔的报告分析说，造成全球债务不履行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新的海湾战争阴霾将沉重打击正在复苏的全球经济，造成更多的国家无力偿付债务。战争将会使已经减慢了流动速度的国际私人资本继续抽逃。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政治和经济的沉重压力，社会危机四伏。报告说，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已经濒临“破产”边缘。三是国际社会为减除债务和债务重组所作的努力如杯水车薪，根本无力改变整体恶化的局势。四是阿根廷的负债额创历史最高纪录，达950亿美元。而新政府正着力保持国内稳定，根本还顾不上商讨如何偿还债务的问题。阿根廷的局势如果再度动荡，就可能把其他脆弱的拉美国家拉下泥潭。

　　当天公布的另一家权威的评级机构FitchRatings的报告则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率2002年可能只能达到1.5%，事实也基本如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十分艰难的一年。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但从全球来看，东欧和亚洲地区的经济正显露出复苏的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已经有了明显好转。

　　另外新华社东京2002年9月28日日本财务省日前发表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表明，2000财政年度(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920.6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22日元)，比上年度末增加了23.57万亿日元，整个国家已经资不抵债，若是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

　　2001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提出要建立一种“破产保护”的国际金融机制，让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得以申请“破产保护”，而债权国通过对债务国的债务重组，使债务国能尽快走出危机，尽快开始偿还债务。有关专家指出，这个方案一大难点是，许多国家将面临主权让渡的挑战。方案将要求债权国修改本国法律，这会涉及债务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会演变为一个政治问题。

　　4、积累矛盾而不能科学化解才会走向崩溃

　　在中国大概最容易找到的就是问题。“中国即将崩溃论”的论据就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且有的还是严重问题。的确，中国经济中是有很多问题。可以说是问题成堆，而且还比较复杂。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

　　中国还有另一类问题，即转轨经济问题。这类问题与其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

　　所以说，中国的特点就是问题特别多，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错综复杂。加上中国有13亿人口，地域宽广，所以在中国许多问题很容易就成为世界之最----坏账世界最多，失业、等待就业人口世界最多，国企下岗世界之最，收入差距问题也可能发展到世界之最。

　　认识到问题的难度，就可以明白中国的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中国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几十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有了长期的观念，就可以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而且进行冷静的分析：中国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改革和增长？对于中国来说，找到问题不难，难的倒是：中国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没有崩溃，反而在持续高增长？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什么？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中国的经济学者既要研究题，又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在改革之初已经是经济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的经济，90%以上的人口都是国有企业职工，100%的人都享受社会福利。中国与他们不同。改革之初，中国有80%的农业人口，因此基本还是农业社会。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在中国超不过20%。按这个标准计算，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80%的社会主义，农村人口也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

　　而由于中国还不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的经济，改起来也就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实现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实现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改革。加上政府政策的作用，不断地推进改革，中国就能够实现“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问题总是有的，矛盾的产生和科学化解是发展的动力，积累矛盾而不能科学的化解才会走向崩溃。

三、中国会走日本的老路吗？（上）

　　尽管“中日之间还有至少40年的差距”，但是“日本与中国正面临着极为相似的结构性问题”。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先生的这一论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而在中日经济问题之间有着最多相似性的，大概要算共同面临的银行业重振问题。同样被巨额的呆坏账困扰着的中日银行业的背后，是同样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和政府对应行业的保护。

　　日本刚性的结构矛盾，不仅难倒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六位首相，使日本过去的 十年成为了“失去的十年”，同样决心改革的现任首相也对之一筹莫展。从2002年4月份开始的“存款大逃亡”是日本银行界面临的最新挑战。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存款，还是居民个人存款，都由定期的逃向活期、存在中小银行或地方银行的逃向大型金融集团、存入日资银行的逃向外资银行。据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截至2002年5月底，日本1000万日元以上的定期存款余额为93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2万亿日元，相当于一家大型银行的全部存款余额。

　　导致存款大逃亡的导火索是日本政府推行的“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所谓“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是指政府只对储户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一定额度的保护，超过部分不承担赔付责任。金融机构破产时，政府的存款保险机构只赔付1000万日元以内的本息。如果储户在同一金融机构内有多个账户将合并计算。也就是说，如果金融机构破产储户可能失去限额以外的所有存款。“存款限额保护”政策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从2002年4月开始，针对定期存款实施，而活期存款则按原政策实行全额保护。第二阶段，从2003年4月开始，将解除对包括活期存款在内的所有存款的全额保护。

　　由于活期存款至少在初期有安全保证，所以储户纷纷将定期存款改为活期存款。为了保护存款的安全，东京都政府也被迫在2002年3月底之前，将1.2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从定期存款改为活期存款。储户为了保护自己存款的安全，只能选择财务体制健全、盈利能力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破产风险的大型金融集团。而且，由于国际信贷评级机构不断降低这些大金融集团的信用评级，他们担心，尽管日本的几大金融集团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金融机构，但也同样有破产风险。他们只好将资金转向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外资银行，这导致日本国内信誉好的外资银行的存款急剧增长。据日本中央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02年5月底，外资银行的存款余额同比猛增60%，而日本大型金融集团的存款余额同比却只增长了6%至12%。

　　存款大逃亡使日本政府面临双重考验。要么继续对存款实施全额保护，延续“量的缓和”政策，放任金融机构呆坏账缓慢恶化；要么解除保护，加剧他们的破产危机。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遏制，那么，日本会因遭挤兑而破产的中小金融机构将远远突破2001年的50家。

　　1、改革走进的怪圈

　　没有人否认，日本银行业根本出路将来自自由竞争而不是政府保护。但是，拥有巨额不良贷款的日本银行业，如果没有政府保护靠什么去竞争？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100万亿日元，不良率高达15%。日本民间估计的数据竟然远高于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高盛公司认为，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已经达到237万亿日元的水平，约占日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据日本金融厅2002年8月2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高达52.442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457万亿日元。日本银行业每年都要游说政府帮助解决不良贷款的问题，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在为日本解决不良贷款出谋划策，但是，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不良率就没有下降过。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短期内的任何改革都势必影响经济景气。这确实令几乎所有的首相有投鼠忌器之惑。然而真正的阻挠来自于财阀和利益相关的政客。

　　在“政治家不在”的时代，不良贷款高居的问题一拖就是十年。日本的关键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而又没有诞生真正的政治家推动改革。继桥本政府的六项改革之后，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小渊政府提出要进行“金融大爆炸”，似乎要大干一场，要重点加强金融竞争和自由化。其中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政府解除对1000万日元以上的存款全额保护。然而，面对地方财阀和政客的重重阻挠，小渊政府包括“存款限额保护”在内的大多数政策，并没有实施。以号召大刀阔斧实施改革而知名的小泉政府尽管面临同样的阻力，但是，更严峻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重新祭起“存款限额保护”这一小渊政府的旧招。然而，当发生必然性的存款逃亡，同时影响到经济景气的时候，小泉也不得不慎重行事了。

　　日本经济改革就这样陷于了一个怪圈：经济不景气使任何改革都难产，不改革经济将更加不景气。

　　2、艰难之路还很漫长

　　日本金融界也在试图寻找出路。在日本本土“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推出的同时，随着酝酿了两年的金融机构大合并的完成，持续了十年的机构撤退在中国达到了高峰。2002年，日资银行上海分行由巅峰时期的12家锐减至4家，有的则由分行降格为代表处。显然，这与欧美银行、台资银行大举抢滩登陆的举动显得格格不入。社科院日本所经济室专家说，这是一个持续了近十年的机构撤并运动的延续。但是，到本世纪初，出现的新情况是，政府保护不能再当成遮阳伞了，迫于破产的压力，金融集团开始跨家族重组，由家族财阀主导的金融体系，转为由几大跨家族的财阀控制的金融体系。

三、中国会走日本的老路吗？（下）

　　继2000年上半年，日本的金融界大刮重组之风以后，2002年以来，金融大重组再次掀起一个高潮。一是没有进入大的金融集团的银行开始重新寻找合并伙伴。大和银行和朝日银行已决定进行经营统合，2003年秋天以前正式合并。属于三井家族的樱花银行与住友家族的住友银行合并成立了三井住友银行，东京、三菱银行也进行了合并；二是几大金融集团的内部重组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由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而成的瑞穗集团在2000年4月统合为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后，原来的三家大银行仍以独立法人身份开展业务，2 002年4月1日，按服务对象和业务性质重新组织的两家银行正式成立，由三和、东海、东洋信托等三家银行合并组建而成的日本联合金融集团也在加速融合；三是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资本融合开始加速。瑞穗金融集团、UFJ金融集团、朝日银行为了在处理不良贷款的同时不降低资本充足率，在近期补充了近6000亿日元的资本金，其中50%-60%是通过大型生命保险公司入股解决的。与此同时，三井生命、住友生命等大型生命保险公司也通过让银行入股的方式，筹得了2600亿日元的资金充作自有资本。此外，保险公司之间的重组也在进行之中，明治生命和安田生命已于2002年3月实行经营统合，计划两年后合并。

　　日本金融界的一系列合并势必导致世界金融集团排名再次发生重大变化。重组后的日本四大金融集团，全部进入英国银行家2001年全球十大排名。其中瑞穗金融集团总资产高达141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6.62元)，跃居世界规模第一；UFJ控股集团总资产为103万亿日元，居世界第三；三井住友银行集团总资产98.74万亿日元，名列世界第四；三菱东京金融集团总资产为68万亿日元，排名世界第七。四大金融集团的融资额占了日本的一半还多。

　　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最厉害的时候，日本企业开始了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运动。日经指数最高达到39000点时，日本的财阀们纷纷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不仅在太平洋沿岸大肆建立各种营业网点，大肆扩张，更是因在美国购置不动产而闻名世界。他们甚至计划买下在“9·11”中倒塌的世贸双子星座。等到泡沫破灭后，他们却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裁员和撤并机构的任务。早在2001年合并之初，为了清理庞大的坏账，重振低迷的业务，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就宣布，将关闭一半的分支机构，并在以后三年内进一步裁员。三井住友的具体计划是截至2004年3月，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将关闭180家分支机构，比原计划多出80%。与此同时，该银行还将裁减员工18%，比原计划多600名，其中总部的4000名员工将裁减40%。估计裁员将为该银行每年节约1000亿日元的成本。

　　2002年4月6日，日本政府又推出了旨在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紧急经济对策。这项对策要求各大银行对截止到2001年9月的12.7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必须在今后两年内处理完毕；对新出现的不良债权，则必须在以后三年内处理完毕。

　　内外交困，迫使日本银行界打破了上百年的家族界限。然而，要消除泡沫膨胀时期的不良影响，要化解几十年形成的不良贷款，更要溶解无形的家族界限，日本银行业的忧郁还相当漫长。

　　3、日本与中国：同构与异构

　　同样是政府干预，同样是政府保护，同样是面对巨额不良贷款，甚至连不良贷款形成原因都有相似之处。政府改革面临重重阻力。日本通产省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高度认同大前研一的看法：日本和中国面临一样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要做得出色得多。

　　不管是大肆合并，还是裁撤机构，降低贷款的不良率，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体制性问题，所谓体制性问题，既有经济体制也有政治体制的问题。虽然采纳了民主政体，但日本战后奉行赶超经济，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不仅可以直接干预经济，议员甚至可以命令银行向他的选区内企业发放贷款。目前，控制日本经济的只是少数政客，而这些政客和日本各地的财阀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们和一些财阀共同构成既得利益者，阻挠改革的推进。

　　这就是政财两界高度合一而政府主导的体制，姜跃春认为更深一层是，除了极少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他们本身就是财阀，也不需要保护——对于大多数的地方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农民，日本实行的是非常明确的保护政策，包括对它们破产的保护、对工人农民的福利以及终身雇佣制等。而这些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尤其是长期以来维持的高成本、高福利的体系，使他们很难面对新的竞争。这是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也是日本银行业巨额不良贷款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管制，实行自由竞争。关志雄认同中国20年来改革的成绩，但是他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不比日本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小。

　　在高盛证券《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个神话》报告中，高盛同样提醒中国和世界，在其余所有的亚洲神话都衰落的时候，中国的神话也潜藏着风险。而海外人士对中国神话的怀疑总是要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开始。

　　尽管中日之间在银行业改革中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但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点，一个是国家刚刚开始经济转轨，它拥有巨大的金融市场和无比低廉的成本，它还有时间在前进中调整；而另外一个国家则因为狭小的市场空间和几乎全世界最高昂的成本，在第一次成功转轨之后，缺乏前进的动力。

四、中国何时能够再现历史辉煌？（上）

　　1、从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媲美。2000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国家统计局用综合评分方法进行测算，2000年为96%，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的确，就其经济总量或者综合国力来说中国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民产值仅有3624亿，200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十万亿元，经济总量指标许多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据说如果不是自己坚持说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已经把中国正式列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有405元，农村人均收入138元，“万元户”是富有的代名词，如今，“万元户”早已过时。2002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1990年至2002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接近7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1990年只有7034亿元，2002年底达8.7万亿元。百姓的“钱袋子”开始鼓起来。

　　　过去中国人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如今“吃”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轻了。恩格尔系数，是指购买食物的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联合国粮组规定，高于60%就认为是绝对贫困。60%到50%之间是勉强度日，我们叫温饱。50%到40%就认为是小康。40%到20%，就认为是富裕。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4.2%和58.8%，到2002年，则分别降到37.7%和46.2%。而且膳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镇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来自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比重明显提高。

　　十几年前的中国，一家三代挤在一间房子里并不罕见，当时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7平方米，农村为17.8平方米。今天，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超过10平方米，农村达到25平方米，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在家具、住房装饰、家庭设备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也成倍增长。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

　　　十几年前，拥有自己的轿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轿车梦”变成了现实。从1998年开始，中国个人购车比例已经超过50%。城市居民中，每万人拥有轿车达100多辆。个人汽车保有量从1990年的81.6万辆增加到1999年的534万辆。2002年汽车销售增长近40%，也主要归功于个人消费买车。

　　旅游正成为中国人新的消费热点。1989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只有2.4亿人次，2002年就达到了8.7782亿人次。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只有300万人次，到2002年，已经达到1660万人次。

　　快起来的通信方式。过去写信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如今，电话、手机、传真机、网络，老百姓的通信方式变得更加快捷。截至2002年底，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已达21442万户，手机的用户数也超过2亿户，均居世界首位，平均每周至少上网1小时的公民已经超过4500万人，居世界第三位。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裕了！‘共同贫穷’的局面已经消失，但是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低标准的小康，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一张‘共同富裕’的蓝图。目前仍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因而，从生活水平总体上的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是继续消除局部贫困的阶段，是逐步提高小康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阶段，是由片面发展逐步转向全面发展的阶段。它所指向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总体小康”离“全面小康”有多远？

　　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计算)将超过35万亿元。未来2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7.18%的增长速度。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势，许多专家学者都表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

　　一段时间，中国海内外一些著名的机构、学者纷出惊人之语，对大陆经济先后作出既大胆又乐观的预测。甚至有学者预言：本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实力的经济。据世界银行最新资料，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4%，仅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9%，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0%。但已经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位。因此，50年要若能连升5级简直是一个奇迹！

　　一官方机构的预测更具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本世纪内很难超过美国；205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00年的水平。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中国教育国际论坛”指出：只要能够解决好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问题，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在今后30年时间内还可以有年平均7%的高速增长。林毅夫比较了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分析这三个奇迹背后的核心因素，就是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很好地利用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来加速自身的发展。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从战后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四小龙从50年代持续到90年代末金融危机发生，他们都保持了40年的发展时间。因此林毅夫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也可以有三十年，甚至更长。林毅夫强调了他认为最为关键的四个问题：银行呆坏帐比例过高；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加入W TO后可能受到的冲击；国有企业改革。

四、中国何时能够再现历史辉煌？（下）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此有人感到兴奋，也有人感到恐慌。因为这些观点极有诱惑力，所以应该引起警觉。中国面临发展中国家问题和转轨经济两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因此，必须多视角多方位的思考和理性的评价。

　　中国国情分析专家胡鞍钢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本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能保持7.8%至8.9%的增速，接下来的10年能保持6.3%至7.3%的增速，未来20年的GDP可能再翻两番。这种增长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呢？胡鞍钢说有四个要素：较高的国内储蓄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较低的劳动力年增长率以及经济的全要素增长。目前，我国居民储蓄量已超过9万亿，外国投资的增长率也是全球第一。如果进一步放手办各类教育，人力资本的增长将会更高；进一步放手城镇化并打破各种垄断，经济的全要素增长也将会更快。胡鞍钢说，十 几亿中国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会怎样，樊纲教授对此也是比较乐观的，二三年应该是比较平稳增长的状态，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应该是比较持续、稳定发展的阶段。长期来讲，我仍然觉得还有很大的活力，只要我们体制改革继续走下去，只要我们还能继续采取比较灵活有效的宏观管理政策，我相信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的高增长，至少说是20年的高增长，就是7%至8%左右的高增长。再有20年可能还不够，如果只是再有20年的高增长，中国也不能算是成功。韩国和台湾那么小一个经济，那么一点劳动力，它都能高增长40年。从1978年算起我们起码应该高增长50年，中国大陆比它们有更多劳动力的供给，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搞得好就是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只有更长时间的高增长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说农民进城的问题、工业化进程的问题，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中国，从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再到富富差别，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3、中国经济正在走向新的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积累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计算)将超过35万亿元。有关专家在分析国内外历史资料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和目前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前几位国家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预测,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00年的5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跨越是用万亿元作为台阶的。而从2000年到2050年的5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跨越将是用10万亿元作为台阶。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是根本不可以用常规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工业基础，中国具有潜在的广阔市场,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同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2002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自主性增长因素不断增强的良好势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进入一个真正的快速成长期，其经济增长速度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增长会超过两位数。当前的经济增长加速不是短期现象，它是由一系列有利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促成的。从历史经验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都持续了20年左右。之后,出现了减速的过程。中国经济由于没有一次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出现了增长下滑的局面。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城市化水平低。人口基数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偏低,这些方面既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国际国内的短期、长期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年“调整中增长”阶段后将转入“增长中调整”阶段，经济自主性增长因素不断增强，居民住房消费与房地产投资之间、汽车消费与汽车工业生产之间、机电产品出口与民营出口企业投资之间、外商投资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之间正在形成良性循环，由扩大内需政策拉动、由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的新一轮景气周期将逐步形成。中国面向全球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初具规模。无论从社会投资还是从居民消费看，2002年出现了我们多年期盼的内需启动趋势。经济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会有一个缓慢减速的过程。但是,同样比例的经济增长率所代表的经济数量是上升的,而且增长的质量将不断提高。中国GDP的构成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信息产业、机电工业、金融服务业等,对于经济总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万元GDP的能耗和固定废物排放量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中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在吸收外资制造业大型企业方面具有很多独特优势。新一轮全球经济转移浪潮中，世界制造业基地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大大加快这种转移。尽管中国体制性、结构性深层次矛盾没有根本缓解，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基础还不很稳固。但外商一致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增加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无论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景气，还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都是长期有利因素。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当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并适当加大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强度，确保成功启动内需、国民经济将会很快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新的辉煌，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经济将会爆发出空前的创造力，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达到或超过60万亿人民币，中国经济的走强，美国的许多优势将会随之丧失，特别是美元国际货币的独极地位将不复存在，美元与人民币的折算决不是象现在这样。即使美国的经济总量达到20-30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是第一，而不是第二，中国将会是世界的第一强国。

一、中国经济能否再创造奇迹？（上）

　　1、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世人瞩目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78年到2002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9.4%。200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自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8%左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2002年与1978年相比，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15%。其中1998-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世界 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出口年均增长率仍达到了14%左右。中国对外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不断攀升，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25位已升至2001年的第6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2002年直接吸引外资527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同时国家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已由1978年底的1.7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底的2864亿美元，成为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重要保证。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虽然中国离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步伐，使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于当年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黄金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中国内部。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为了克服不利国际经济环境造成的影响，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扩大内需的政策，使内需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稳步提高的态势。

　　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同时也说明中国正在日益融入地区和世界经济之中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所谓世界经济引擎，首要的一条就是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强的条件下，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重大。当前世界上不少国家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其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整体实力已明显增强。2002年中国的GDP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吞吐”能力与日俱增。从整个中国外贸在世界中的地位来看，中国外贸层楼叠上。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978年的24.7倍，是1989年的4.6倍，与1997年相比，增长了56.8%。在世界贸易排名中，由1978年第32位、1989年的第15位、1997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6位。中国正在向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迈进。一个国家进口数额的大小，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依赖程度，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正在于美国迅速增加的进口数额，美国国内市场巨大的需求也使世界上许多商品的价格因美国市场的需求变化而涨落。未来的中国正朝着这样一种角色转变。

　　与对外贸易增长齐头并进的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几乎所有的工业行业跨国公司都已进入中国投资。“中国制造”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生产、消费、人们生活等方面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未来一段时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

　　内需市场空间巨大。中国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巨大的内需市场。多达13亿的人口，广褒的国土面积，特别是有待挖掘的中国市场的潜力，成为跨国公司青睐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每一个国家的生产、消费都和其它国家的生产、消费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市场。谁拥有了市场，谁就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一、中国经济能否再创造奇迹？（下）

　　2、中国经济必将再创新的辉煌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增长缓慢，平均增长率2%左右。然而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别。欧盟经济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变得黯淡起来，甚至还可能有一段时间的衰退。在亚太地区，2000-2002年美国年均增长在2.5%左右，东南亚地区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7%，日本经济笼罩在阴影之下断断续续已有10年之久，年均增长几近为零，只有0.5 %，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否定美、日、欧盟三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巨大作用，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高达7.5%以上。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由于其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人怀疑其将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呢？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有效地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现代市场体系正在向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方向发展，非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在逐步扩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国民经济已经摆脱了短缺状态转入供求基本平衡。制定发展战略，努力调整经济结构与改变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针对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出战略调整，不断将社会经济发展推向新阶段，中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努力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争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调整经济结构的努力，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升级。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呈逐步上升的势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国内外问题，通过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中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日益丰富，这是中国能够取得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点则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际经验证明，大国经济必然是以内需拉动的。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一规律。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须有各方面社会经济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分重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促进了全国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与发展。中国坚持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也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9.8%上升到2001年的44%，1979-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4480亿美元。

　　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中国经济不象东南亚经济那样受美日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呢？有学者使用国际通用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进行过研究。他们发现，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非常低，与日本的经济周期甚至是负相关。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性运动的根本动力来自中国经济自身。这也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亚太其它国家经济增长存在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经让很多人大胆预言：新经济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周期规律，经济衰退将不复存在。但始于2000年的泡沫经济崩溃最终把美国经济拖进了衰退。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和复苏乏力都证明，经济发展的内在周期规律仍然在发挥作用。

　　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再创奇迹,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中我们曾经作过讨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再创奇迹的必然性已被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历史趋势所决定。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经济不同于日本经济，也不同于美国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消费结构和消费层级的升级。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市场具有无限性，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初步实现了从贫穷到整体小康的初级过程，轨迹是一拱的曲线。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全面小康社会甚至更长的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将有一个至少30年的更高的增长期，然后增长回落再有一个10-20年的次高增长期，在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也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次高增长、高增长再到次高增长的过程，其总体的发展轨迹将是一个三拱曲线，中间一拱高大，前后两个稍小。其在经济中的实际表现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的消费层级到万元级、十万元级层级的升级；然后进入发达国家成熟经济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历史阶段。这一问题我们还会进一步论述。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哪里？（上）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除了那些共同的特性以外，各自也有着不同的个性。即使是相似的问题诊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给经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

　　1、什么因素造成中国经济的困境？

　　现实中总存在着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而造成经济发展的困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可能是不同的，也可能是在不断的转换着。在《什么》和《破谜》中我们都曾经论述过，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并进而造成经济困境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变迁和优化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要及时跟上。通货紧缩下的消费低迷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难题之一。中国目前正处在‘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时期，经济现状是典型的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不是生产力发达了，也不是经济真正繁荣了，而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增长乏力的结构性困境，中国经济要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的阶段。

　　具体地说，中国存在着四重二元结构，即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所有制或产权结构为核心的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以资金配置机制差别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二元结构和以行政区划与产业结构差别为核心的区域二元结构。正是这些结构与差别的存在，既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成绩，也造成了经济的现实矛盾。从而体现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上述差别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正因为有各种差别，才会引起人、财、物与信息的流动，从而使各种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差别过大，就会破坏这种流动，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城乡结构的问题是城乡差别造成人才大量集中在城镇，而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这一方面造成高素质人才短缺与低素质人才过剩局面，正常情况下，市场应造成高素质人才多而低素质人才少的局面，而中国劳动力的现状是反市场的，这也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大量优秀人才都流向大中城市，造成那里的人才供应过剩。这种局部高素质人才过剩与整体高素人才短缺也形成了一对矛盾，从而也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差别，一方面造成公有经济不断滑坡的结果，另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兴起但面临发展困境的结果。这是由于公有经济有国有银行雄厚资金与政府的强大政策支持，因而在运行机制上不灵活，造成一种依赖感，进而在发展上“后天不足”。而民营经济没有银行资金的强大支持，只凭借政策给予的空间顽强并蓬勃地发展着，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遭遇到瓶颈。即：就公有经济而言，“政府—银行—企业”之间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这里有着银行代表政府，政府管理企业的影子，这使银行与国营企业政府化，从而带来上述积弊。而民营经济缺乏这种优势，人才不足，资金不足，政府的关照也不是充分的，这就使它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难以前进。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的差别深刻地反映到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身上。民营金融不发达主要是政策原因，而它的不发达必然使资金量与市场影响力大打折扣。而国有金融又因国有而导致运作上限制太多，机制不健全，因而只起到政府钱袋的作用，没有将金融职能全部发挥出来。金融的规模与结构支撑着国民经济本身，而且金融的质量也折射着国民经济的质量。改革开放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于金融的货币运作。区域差别的根源一方面是行政区划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产业结构造成的结果。在中国，西部与东部，北方与南方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但差距过大，则会打断正常的经济循环，难以形成有机的市场，进而影响各个区域的发展。目前，我国四种差别并存，同时相互作用，形成现有了经济现状。这些差别正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断地扩大着这种差别。这导致了经济上整体“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这就使人们对整体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事实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导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只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主线是‘调整、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产业产品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收入与分配结构、城市结构和区域等结构的调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结构性调整，中国的结构性能量释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决不比前20年低。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哪里？（下）

　　2、经济走出困境需要解决那些难题？

　　在中国，目前仍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难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然而，在中国，从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再到富富差别，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从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社会发展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阶段。即从穷富差别，再到富富差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考虑到社会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为6：1。而在贫富差距方面，20%的最富人群占有财富达55%，最贫人群的财富占有比重则进一步下降。一方面城市高收入者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减少了当前消费，另一方面农民购买力较低，广阔的农村市场难以开拓；一方面市场畅销产品的供给在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推动下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支付能力增长有限。这是当前买方市场格局的特征和供求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1998-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3.59%，较同期年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低3.9个百分点，也低于1979-1997年8.08%的年均增长率。这样巨大而且继续拉大的差距，对社会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在道义上，有违社会公平原则；在政治上，将破坏社会稳定；在经济上，财富的过分集中也将阻碍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消费需求的继续增长。

　　城乡差距。城乡差距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表现，而这又主要主要体现在所谓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上。“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其中农业人口超过70%；中国只有7%的耕地，根本无法承受中国如此数量的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生产；超过70%的农业人口消费仅占居民消费的45%左右。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就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近年来，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的矛盾仍比较突出，由此成为现阶段许多结构性矛盾的焦点。2001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1.2%，其中工业增加值占44.4%，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37.7%。城市化进程滞后，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的推进，也不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目前，在实施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教育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通过推进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城镇的发展，为农村人口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地区差距。从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看，我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向东部倾斜，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统计数据表明，东、中、西部经济规模仍有比较大差距，仅东部5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近年来一直达46%以上。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1990年，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东部的差额分别为898元和1079元。1995年这一差额上升到3539元和4203元，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5352元和6647元，比1990年分别扩大了4.96倍和5.16倍。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区位条件、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外，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一，东部地区凭借良好的自然环境、相对较高的投资与劳动回报、丰富的创业机会等方面的优势，吸引着海外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力向东部流动，造成人才比例东西失衡。第二，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步伐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逐步成为其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更多的人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的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后地区的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会实现均等。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实现所有地区经济规模或绝对发展水平的均等。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利益的核心是分配。于是，区域差距就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也就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和方面。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发展状况直接代表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均衡状况。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距，即存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如果经济发展不均衡，即各地区的经济利益不均衡，进而作为一个国家，其经济利益的分配无疑无法公平。中国建国以后的前30年，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中一直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即以生产力空间布局“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但是实践证明，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必须集中有限资源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不平等与政治稳定历来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区域发展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关系扭曲，实际上是由于国家始终没有或着无法摆脱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但这并不是政府的错误或失误，而是一定客观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中国，另一个困扰经济发展的难题是金融问题。所谓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指银行不能正常收回或已收不回的贷款。贷款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之一，所有商业银行都要不断地大量发生贷款业务，而这就难免发生一定数量的不能按期收回或收不回的贷款。因此，存在不良资产几乎是所有商业银行的共同问题。不良资产过多，许多贷款不能收回或不能按期收回，就有无法支付到期存款、发生存款支付危机的可能。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现在存款支付没有发生问题，是因为有多年来形成的良好信誉，国有银行还有国家作为其强大后盾，能吸收到大量新的存款，可以利用新存款支付老存款。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某家银行的新存款减少，老存款支付就可能出现困难。如果国有商业银行出现支付困难，则银行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就可能出现动荡。我国商业银行的问题是不良资产过多，坏账不良资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醚，二是不良资产处置不当。

三、消费演化与经济增长（上）

　　---消费量级理论(消费层级理论)

　　1、消费的升级演化

　　全面小康社会至少有四个重要指标：首先是人均收入指标，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四类收入组：一是低收入组，2000年人均GDP国际美元值为1980美元；二是下中等收入组，人均G DP国际美元值为4600美元；三是上中等收入组，人均GDP国际美元值为9210美元；四是高收入组，人均GDP国际美元值为27770美元。其次是恩格尔系数，再有是人类发展指标；最后是贫困人口比例。

　　随着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过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据统计，2001年农村居民消费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的支出水平，均比1989年增长一倍以上，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方面的消费水平提高更快，比1989年分别增长4.9倍、11.9倍和5.3倍。与此同时，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重由1989年的54.8%下降到2001年的47.7%，成为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消费由温饱迈入小康的重要标志。

　　十几年来，中国消费品市场已完成了一次历史跨越——告别短缺时代。中国居民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也发生显著变化。肉、蛋、奶、鱼、水果等消费量增多，膳食结构向营养、科学型发展。据统计1989年在农民每日摄取的热量中,来源于粮食的热量高达82.6%，2001年这一比重下降了13.5个百分点，而每日的脂肪、蛋白质摄入量大幅度增加，主要营养素基本满足需要。农民的居住质量、居住条件明显改善。1989年至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年末人均住房面积由17.21平方米增加到25.73平方米，增长48.4%。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等耐用消费品年末拥有量成倍增长，2001年末农民平均每百户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拥有量均比1989年增长14倍，摩托车更增长25倍。近年来，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空调、电脑等也进入农民家庭。

　　在短缺时期，消费品市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预期物价上涨是抢购的主要原因，也是爆发抢购的根源之一。1993年即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达到了23.6%，1997年开始，增长幅度逐年下降。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分析结果显示，1997年下半年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2001年下半年则升至83%，2002年下半年将到8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物价涨幅由升转降。1997年10月起商品零售价格开始下降，除了有2个月(2000年4月和5月)因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及食品价格反弹而微弱回升0.1%外，迄今为止始终处于下跌之中，5年累计商品零售价格已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两个迥异的场景反映的是十几年来消费品市场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跨越：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这一跨越标志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标志着中国人民已经告别了短缺时代，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时代开始到来；标志着宏观经济环境走向宽松，改革、调整、开放的空间进一步增大；标志着中国经济将由解决生产问题为主向解决需求问题为主的阶段转变。

　　现实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消费者已经建立和形成了成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消费领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消费品市场——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物价从高企到下落；从生产者决定到消费者说了算；中国居民正步入新一轮消费周期——家电在农村普及，住房、轿车、电脑逐步进入城市家庭。即农村从百元级向千元级、万元级消费发展；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向万元级、10万元级消费发展。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消费基本是衣食的低水平，元和十元级，70年代的消费水平基本上是“百元级”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居民经历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冰箱、彩电、洗衣机”成为消费热点，其消费水平也升级到了“千元级”。到了90年代后期，消费水平再次升级。经过近几年的培育和发展，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住房消费。由于全国住房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住房消费从集团转向个人，因此，自1999年以来，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及个人商品房销售额连续大幅度增长。200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中，个人购买增长36%以上。国际经验显示，在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20-30平方米的时期，住房需求往往比较旺盛。目前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刚达到20平方米，可以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可能是住房需求较旺的时期。汽车消费，曾经作为生产资料、作为权利地位身份象征的汽车已经走进了都市平常百姓家，各类汽车展览的火爆、驾校学车潮的狂热，无不勾画出一个前景广阔的汽车市场。据统计，从1998年开始，中国个人购车比例已经超过50%。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2001年汽车销售额增幅接近20%，2002年的增长速度超过30%。通信及电子产品的消费。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发展最快的热点。最有力的证明是抽屉里一批年轻的“古董”：1991年的数字传呼机，时价3000多元；1994年的“大砖头”手机，时价2万多；1997年的爱立信手机，时价7000多元。近几年中国通信业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发展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文化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考研读博、出国留学，主动花钱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一项调查表明，北京市每年有关教育的直接消费约208亿元。粗略估计2001年中国实际文化消费量为800多亿元，而预计到2005年更可达到近6000亿元。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节假日消费及旅游消费。消费热点从千元级到万元级，从吃与穿到住与行，从商品类到服务类。

三、消费演化与经济增长（下）

　　居民消费将逐步进入新一轮消费周期：主要标志是家电在农村普及，住房、轿车、电脑逐步进入城市家庭。即农村从百元级向千元级、万元级消费发展；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向万元级、10万元级消费发展。消费观念和行为从从众到选择，从盲从到理性，许多消费者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何谓“成熟”呢？一是理性消费占主导。是否真的需要、商品质量和服务的好坏、价格的真实度，成为消费者选购商品的首要条件。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已经和国际流行的消费观念越来越接近。二是个性消费盛行。事实上，中国消费者 在经历了量的消费时代和质的消费时代后，带有感性色彩的个性消费理念将逐渐占上风。三是信贷消费兴起。1997年底全国消费信贷规模仅有172亿元，2001年末达到6990亿元，增长了40倍。信贷消费的核心是“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无疑是对中国千百年来消费观念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3、中国人的消费15年左右一升级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话，你就十分清楚消费变化的过程和诱导因素。撇开这些不说，我们认为，居民的消费层级大致在15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升级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

　　回顾新中国经济5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我们能够清晰的发现，中国每一次巨大变化和推进，均源于消费结构和层级的变化和提高。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变化。

　　早在几十年前西方经济学家马斯洛夫就提出了著名的需求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人是有需求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种需求满足又产生另一种需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思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进一步我们认为，判断经济成长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居民消费的成熟程度，消费成熟程度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商品的货币等级。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科尔耐所谓的“短缺经济”状态，从最初的票证经济到逐步深化的货币经济，居民的消费品等级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品档次、消费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有了很大变化，从而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认为，按照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的货币等级，建国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大致走了这样一个过程。

　　(1)“元级和十元级”阶段。这个阶段大体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属于恢复发展时期，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制的实行，消费特点主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由于经济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况，消费的货币等级大体属于“元级和十元级”水平。

　　(2)“百元级”阶段。大体是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消费品的档次有所提高，比较时髦的消费品是人们说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消费品的货币水平属于“百元级”。

　　(3)“千元级”阶段。大体是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品档次大大提高，诸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逐步在消费品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货币等级属于“千元级”水平。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话，你就十分清楚消费变化的过程和诱导因素。撇开这些不说，我们认为，居民的消费层级大致在15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升级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

　　(4)“万元级和十万元级”阶段。根据消费结构升级演化的规律和中国居民目前的消费状况，我们认为，中国人在“吃”、“穿”、“用”等一般的消费需求上已得到基本满足，进入了由吃穿用的一般消费为主向以“用”、“住”、“行”消费的高级结构升级阶段。下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诸如房子、小汽车以及小、轻、薄和方便的电子信息产品等已粉墨登场，消费品的价格在万元、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消费等级属万元或10万元级。最新统计表明，2002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324.81万辆，年增幅高达36.65%，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的台阶迈进。

　　随着不同时期消费层级的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产生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业界精英、经济风云人物。

四、什么将领飞中国经济？（上）

　　我很高兴消费量级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引用和认同，消费量级理论就好像被掩盖在崇山峻岭中的台阶小路，看似平常和简单，但它却是通往经济山顶的一条通道。发现它、沿着它不但可以简单和快捷的通往经济的顶峰，而且可以感受到无穷美妙的奇景。

　　我们一再强调消费的量级理论，因为随着不同时期消费量级的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刘世锦在2002年的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提出，一种新的增长力量正成为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力量，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新的增长力量就是高增长行业，这种高增长行业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30-40年。我们赞成这一观点。我们曾经指出，按照消费的量级理论，中国的消费正在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和十万元级升级，这两个台阶交叠在一起，形成一个又高又大的台阶，蹬上这个台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经济快速增长与高增长行业具有强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年均9.4%的快速增长。在不同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应着不同的高增长行业。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总是希望经济依然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如果把问题简单化，从产业变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的快速增长总是与存在一组高增长行业直接相关。看一个国家能否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一批高增长行业。所谓高增长行业，主要就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那些行业。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起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高增长行业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基本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通讯和其他方面生活质量的层次过渡。与消费结构的这些变动相对应的住宅、汽车、机械、电子通讯、钢铁、建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支持的服务业，都有潜力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高增长行业。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经济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轻工、纺织等行业。经过80年代末的调整后，从1992年开始，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其间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商业性房地产等。1998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作为一个内需为主的大国来说，问题主要还是在国内。从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的关系角度，可以理解为90年代初崛起的高增长行业到90年代后期作用力显著下降，新的高增长行业未能及时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空档”或“转换缺口”。

　　2、新的高增长行业作用正在显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研究成果显示，2002年汽车、机械、建材、钢铁、医药、家电、食品、电力、煤炭等行业表现出显著的景气上升态势，房地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这些增长力量主要来自与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大多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其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相关。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7%以上，说明新的增长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以美国为例，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提高住、行水平为特征的汽车、建筑、钢铁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看，住宅、汽车、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与城镇化进程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对经济增长综合带动力最强的几个高增长领域。这与国际上的大国经验是相符的。

　　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连续两年超过20%，2002年1-8月达到30%。据有关研究，在未来10年，每年需新建城镇住宅5亿平方米以上，城镇住宅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以上。

　　3、发展汽车工业不容争论

　　2002年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有一些短期因素的作用，但汽车产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是合乎逻辑的，汽车的增长率达到20%左右是可能的。根据国际经验，汽车产业的高速增长可以持续二三十年。汽车工业对上游产业的带动力大体上为1：1，对下游产业即汽车服务业的带动力超过1：2。据估计，在今后十年，汽车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力对每年GDP新增量的贡献可达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

　　2002年中期，一位经贸官员告诉我，现在看来‘十五’计划全错了，这主要是指制定计划的人没有深刻认识消费量级变化的规律。早在90年代初中期，我们就提出了要尽快发展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建设。主要是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和消费量级的升级变化。在中国，过去的汽车消费主要是以单位集团购买为主，而这部分费用主要转嫁给了政府财政。以集团为主的购车是不利于中国整体的汽车工业发展的，而且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长远需要。所以，以居民个人为主的私家车消费是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方向。这几年，随着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私人轿车购买越来越成为主流。许多城市达到或超过50%的市场份额被私家车所占领，其速度令人惊讶。1999年，国产车产量为183.2万辆，2000年是206.8万辆，2001年达到233.2万辆。2002年超过300万辆。国内的汽车工业发展势头迅猛。

四、什么将领飞中国经济？（中）

　　前一段时间国内关于汽车有种声音在交锋。一种是某媒体提出“小轿车改变大中国”的说法，将轿车工业的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另一种声音是以专家为代表的，他们以北京交通为例，就堵塞、环保、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自行车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交通方式”，“应对汽车进行限制”。国外一些人士也因为大气变暖等环保问题提出了限用私家轿车而改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议案。

　　究竟是限制汽车工业以解决那些问题呢还是发展汽车工业以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小轿车改变大中国”的说法和“自行车为主”的说法都有失偏颇。我们主张以发展来解决一系列存在的问题而非限制。

　　另一方面，关于发展汽车工业的争论历来已有，而且是各种争论不断。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其它各方人士的争论。从别的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韩国，日本，甚至墨西哥都有过以汽车工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例子。汽车工业和别的产业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东西，还和城市建设、化工、高科技应用、金融、保险、服务业等一系列相关，对提升相关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能起到很好效果。这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面。象美国，轿车普及率在每家2-3辆，而且也不太堵，主要和罗斯福总统30-40年代搞的国家经济建设，大量修建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有关。从负面影响来看，汽车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来道路和环保等问题，这也是正常的。发达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经历。但汽车工业是一个高税收的产业。通过对其税收资金的积累，可以达到基础设施和环保问题的改造和解决。象环保问题，可以寻找替代品和生产电力轿车来进行改善，道路问题也可以通过在财政增收的情况下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来说发展汽车工业是大趋势，不容争论。

　　对于发展汽车工业所带来的问题，比如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我们曾经指出，交通拥挤不是汽车多了，而是汽车太少。在交通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当汽车工业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将从城市向外发散，将会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汽车工业的发展，会连带出许多产业。

　　4、还有三股力量为中国经济加油。

　　还有三股力量为中国经济加着油。它们主要指市场经济本身的力量；以民智、民资、民力为特征的民间经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得益于各级政府加快自身职能转变—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创新与再造所迸发出来的制度性力量。

　　以市场进一步开放为特征的新的市场力量的崛起和加入，又直接和间接推动着各级政府加快自身职能的转变和再造。同样，新的市场力量拉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及地税增长所带来的“地方利益”，使地方政府更多感受到“开放”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从而促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行政首长以更大的自信和决心在制度层面自觉改善经济发展的外环境(包括软环境)。

　　在中国，市场开放一寸、经济就能增长一尺。这是为什么？在于凡是行政垄断的各经济领域、部门和行业，都普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也是一个个供求不足的经济“大单元”，只消打破这些个总数仍然居多的“封闭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当即凸现出来。再加上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化与配套，人们没有理由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担忧。恰恰相反，各“垄断单元”一经打破，促进民间投资不成问题，拉动消费也不成问题，持续增长更不成问题。

四、什么将领飞中国经济？（下） 　　与对外贸易增长齐头并进的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几乎所有的工业行业跨国公司都已进入中国投资。“中国制造”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生产、消费、人们生活等方面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未来一段时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

　　5、高增长行业领飞中国经济需要注意些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转换有了好的开端，一组新的高增长行业正在形成。继续保持、加强这一势头，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国民经济新一轮较长时期、较高速度、较为稳定的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现阶段我国能否能出现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潜在的高增长行业起不来的后果是什么？潜在的高增长行业起不来的原因在哪里？等。

　　1.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再有一个高增长时期是有潜力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市场具有无限性，中国的经济将有一个至少30年的更高的增长期，与此相适应，出现一批新的带动力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行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然后增长回落再有一个10-20年的次高增长期。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也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次高增长、高增长再到次高增长的过程，其总体的发展轨迹将是一个三拱曲线，中间一拱高大，前后两个稍小。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经济不同于日本经济，也不同于美国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消费结构和消费层级的升级。问题在于：必须搞清楚高增长行业起作用的具体结构、形式和特点，以便科学的控制防止增长回落后出现困境。

　　2.中国目前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和城市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处于差距较大的两个层次。这种差距既是造成经济困境的原因，又是推动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动因。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非农产业规模扩大在为城市居民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提供机会，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农民收入增加又会显著增加中低档消费的需求，促进传统产业的增长，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简而言之，是“打开两个空间”：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打开空间；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为农民增收打开空间。这就是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主要特点。

　　3.如果高增长行业起不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后果是，由于不能通过新的高增长行业吸纳资金、人力等资源，一方面增加资源闲置外，使资金使用率下降；另一方面促使资源流入已有产业，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进一步下降。这两方面都增加了就业压力。另一个后果是，城乡就业冲突加剧，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增长速度相应减缓。从宏观上看，则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物价水平走低，就业问题加剧，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增加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原有的诸多矛盾，如金融资产质量低、国有企业困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都会加剧。

　　在缺少高增长行业支撑、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加快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难度很大，搞得不好还可能使矛盾激化；对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深层矛盾和问题，不宜分开来独立地看待和解决，而应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放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框架中来看待和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之间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关键是要找出现阶段对经济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矛盾和“牛鼻子”。我们认为，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如何充分发挥高增长行业的作用。

　　4.为什么潜在的高增长行业发展不起来，或者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体制和政策障碍。例如，过去一些年的房地产热，真正与居民住宅发展的市场化联系并不够多。发展住宅产业，首先要打破旧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同时要进行住房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的转型、开放和培育各级住宅市场、发展住房金融服务等一系列工作。这是一个大的利益调整过程、制度和机制创新过程，至今在一些地方(主要是中西部的一些城市)进展不快。又如，在汽车产业发展上主动性不够，很长一个时期在消费和产业进入上限制较多。由于存在着这些体制和政策上的问题，高增长行业发展相对迟缓，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

一．仔细想 何为“世界工厂”？（一）

　　随着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出，“中国制造”越来越响亮，“中国制造”正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生产者、商家、消费者天天离不开的商品。就产品的产值而论，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基地，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今天全球市场上，很少有哪些产品不是中国制造的。许多外国制造商都发现，他们必须在中国生产产品，或者扩大从中国的采购。中国已成为全球的制造基地、‘世界工厂’,其产品产量巨大，品种繁多，其低廉的价格对整个世界市场都造 成压力，从纺织品到电视机，从手机到蘑菇都是这样。这并非是虚夸，而且这种情况正呈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人一再惊呼“中国威胁论”。但是，中国在面对这一巨大成绩的同时，是否也应思考一下这些“中国制造”背后的真正含义！

　　一.仔细想何为“世界工厂”？

　　1、如何看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一段时间，有关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或是否可能成为“世界工厂”等问题在经济界引起了最多的争执，几乎每日都在上演傲慢与偏见的剧目。在国际上，一方面，加入WTO后跨国公司普遍视中国为财富重镇，勾画出一幅中国将加速成为“世界工厂”的红红火火画面；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的经济——“中国制造业威胁论”新鲜出炉且被西方媒体爆炒，与“中国崩溃论”一起顽强地用口水阻碍着机器向中国的输入。在国内，一方面，有人高声欢呼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视之为几千年中华文明嬗变的吉兆；另一方面，也有人将中国做‘世界工厂’看作是中国沦为世界低科技产品制造基地以及粗糙产品的仓库，并为中国人将沦为世界的“蓝领”悲哀不已。

　　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0%以上；中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制造业；制造业吸收了接近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出口一直维持在80%以上，创造了接近3/4的外汇收入。未来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制造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还得靠制造业牵引。加入WTO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以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有可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在诸多跨国公司以及仁人智者眼中，中国的国际分工与角色定位渐趋明确，那就是充当“世界工厂”。

　　那么，什么是“世界工厂”？历史上的“世界工厂”是何面目？中国是“世界工厂”吗，或者，中国离“世界工厂”还有多远？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世界工厂”？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无疑会影响中国未来产业布局和中国企业的路径选择。

　　2、何为“世界工厂”?

　　从2001年至今年，一个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为生动的故事是“松下电器：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说的是松下电器产业2001财年的最终联合结算赤字高达4380亿日元，创松下历史上最高亏损纪录，面对困难局面，松下提出了“中国战略”，公司高层命令所有分公司和子公司的负责人在2002年度业务计划中写明如何运用中国的优势来增强竞争力，对那些回避中国、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计划毫不客气地打回去。松下这样做，是出自于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的战略判断。除松下外，其他许多跨国公司同样认为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工厂”。

　　虽然报刊杂志的报道以及对于“世界工厂”的讨论文章连篇累牍，却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也缺乏一整套衡量“世界工厂”的指标体系。因此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对于“世界工厂”内涵的理解。据所看到的资料，“世界工厂”就其最狭义的概念而言，是用来特指1820—1880年的英国，后来的美国和日本，人们并不称之为“世界工厂”，而是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Pat Hudson(2001)在“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在19世纪的几个年代中，英国制造品一度控制了世界贸易。许多大宗制造品在英国能更为有效地生产出来，比其他任何国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英国同时具有商业、金融和政治上的优势来排挤国内外的竞争对手。在有些产业尤其是纺织业，技术和生产管理上的巨大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价格水平因此越来越低。在其它许多部门，组织管理上的进步稍小一些，但专业化水平提高更为显著，加上便宜的劳动力同样也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和价格水平的下跌。于是在英国国内及海外形成了一个新的巨大的市场，交易着前所未有的多种多样的产品。而在最初没有其它国家能与英国竞争，因此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一．仔细想 何为“世界工厂”？（二）

　　显然，“世界工厂”是特殊国家的特殊现象，它与工业化不同。大多数的国家都经历过工业化的过程，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工业化的进程，这种时间上的优先使其在世界工业革命初期扮演了早期“世界工厂”的角色。但随着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和崛起，其“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丧失。

　　根据钱纳里等人的标准，对不同工业化的度量主要采用人均GDP，同时考察产出结构、 劳动力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国民受教育水平、收入分配结构以及贸易结构等进行综合判断。

　　“世界工厂”如果主要也用人均经济总量来度量是不合适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与其工业化的过程基本同步，而绝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却并没有成为“世界工厂”。因此，人均GDP仅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增长阶段，而“世界工厂”必须把一个国家放到整个世界经济中去考虑。那些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小国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的含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的前提是一国经济融于世界经济，并参与了国际分工；其次，“世界工厂”意味着该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了“工厂”的角色。具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领先”指标：

　　份额领先。在一段时期内，该国的制造业生产相对其它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规模和进出口规模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例如，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

　　产业领先。充当“世界工厂”的国家，一般都很好地利用世界技术革命和新产业发展的机会，能够在新兴产业上具有世界领先性。例如，早年的荷兰，在金融和其他一些产业上曾领先于英国，但英国利用了蒸汽机为动力的产业革命的机会，后来居上，在纺织业、采煤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运业等产业上执世界之牛耳。美国取英国而代之，是利用了以电力充当动力的产业革命的机会，在火车、汽车、石油化工等产业中成为世界老大。日本的崛起，则是利用了微电子革命的机会，在电子微电子等产业领导世界潮流。

　　产品和技术领先。对于“世界工厂”，更为严格的标准，还要求它有领导世界制造业潮流的创新产品和技术，乃至创新的生产组织管理等等。总之，它们应该能够带动该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带来价格的下降和国际竞争力的上升。

　　美国和英国1865—1913年的注册专利数的比较显示出美国的专利数总数超过英国，这段时间也正是美国逐渐替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期。

　　3、“世界工厂”的条件有那些？

　　条件之一：是资源的比较优势。“工厂”离不开劳力和资本。相对廉价而且富裕的劳力、充足的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至关重要。自然资源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它提供了工厂所需的原材料。上面提到英国纺织业所需的棉花，虽然不是来自于国内，但是来自于其殖民地，同样便宜。而在美国的经济腾飞中，大量的移民和外资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而言，由于技术资源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工厂”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想成为“世界工厂”，还必须有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力作为后盾。

　　条件之二：是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只有开放的原材料市场、工业品市场，甚至技术市场才能保证“世界工厂”的正常运行。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带来开放，开放带来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而资本和技术是成为“世界工厂”、发展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条件之三：是金融实力的坚强支撑。尤其在现代社会，金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的推进器。没有资金的融通，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都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有了强大的金融力量，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才有雄厚的基础，同时，也更有可能引进资本。与此同时，金融也会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

　　条件之四：是技术创新的能力。从英国、美国、日本的发展案例我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一点：“世界工厂”必须能够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有效地将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尤其是对于后起国家，惟有技术创新，才能发展出新的优势产业，同时改造一些传统产业，进而成为“世界工厂”。

　　条件之五：是政府有效的政策。英国和美国历来有最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资本主义生产、鼓励国际贸易的政策，更为明显的是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的产业扶助政策，对它“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举足轻重，因而构成必要条件之一。现代政府尤其应该鼓励创新，大力支持教育，科技事业。

一．仔细想 何为“世界工厂”？（三）

　　成为“世界工厂”，必然随之带来一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和深化、贸易额的大幅增长，进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世界工厂”还带动金融业的成熟发展，从而创造出“世界金融中心”；“世界工厂”一旦建立起来，也必将使该国的政府产生相应的职能转变，从而更适应“世界工厂”的发展。

　　(1)推动开放和贸易。从结果看，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 务总量的增加，是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经济成长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传统农业经济会走出自给自足的农村封闭状态，与地区性、全国性市场相联系，而且能够吸收历史的和各国的技术并使之应用于生产过程，进行产业革命，实现工业化经济起飞，使工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使社会经济经过持续增长的成熟发展阶段，进入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使各国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形成世界性的大市场开放促进商品的国际大流通和国与国之间经济上互相联系的加强。没有技术的横向扩散和流动，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开放，就不可能有第一次产业革命和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也不可能有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反过来看，一个国家拥有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必然带来开放程度的加大、国际贸易额和国际市场的扩大，从而推动本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极大增长。

　　(2)产业结构升级。从一国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是经济发展的条件，而产业要从推动产业结构的转换中实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具备适时适宜地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能力。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各国经济的盛衰，决定着各国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无不证实了这一点。18世纪中叶以瓦特蒸汽机的问世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和扩大了其生产规模。这不仅使纺织业雄踞英国“主导产业”地位达数十年之久，而且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尔后，通过使用蒸汽机驱动熔铁炉鼓风机及新式熔铁炉、酸性转炉和反射炉炼钢技术的发明应用，致使钢铁工业在18世纪末逐渐成为英国的主导产业。从而使英国的经济与产业结构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铁路运输业和机械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同样，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取得与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20世纪4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问世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为日本的腾飞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演进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一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意味着它能推动产业革命(或者技术创新)，从而发展出一些新兴的优势性产业，改造原有的传统产业，自然也就使得该国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和深化。

　　(3)市场容量增大。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世界工厂”的地位必然意味着该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国外市场。英国充当“世界工厂”的时期，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原料供应地。例如，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在1819-1821年为66.6%,1829-1831年为67.4%，1844-1846年上升到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这些棉花大部分来自美国南部，其余来自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英国不仅是世界各国工业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也是生产资料的主要供应者。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煤、铁、机器的输出不断增加。这一时期先后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业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靠从英国输入的技术装备进行。

　　(4)就业结构的转换。在生产要素方面，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可以使该国的就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就业压力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缓和。英国借助于“世界工厂”地位的取得，实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换，并长期保持充分就业水平。美国则借助于“世界工厂”地位的取得，实现了北方工业区向南方的扩张，将南方农民(农奴)转变成工人。日本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出现了服务于大城市和工业、少量时间用于农业的兼业人群。

　　3、回头看谁曾是“世界工厂”？

　　英国：早在18世纪，英国就在殖民地贸易和航海方面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英国凭借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发展了本国的工场手工业，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建立，英国就以其发达的纺织业、采煤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运业确立了它的“世界工厂”地位和世界贸易中心地位。1760-1820年的110年间，英国的工业增长了2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而人口只增长了3.5倍。另外进出口额均增长了7倍多。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仔细想 何为“世界工厂”？（四）

　　美国：美国以及德国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比美国早，一度霸占“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它在拥有广大海外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来源以及获利丰厚的资本输出的条件下，经济便缺少了竞争的活力，企业的技术和设备也越来越显得陈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传统的基本工业方面的优势已经丧失，新兴工业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世界工厂”的霸主地位终于丧失。与此同时，自南北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空前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带动了美国的工业和交通进入了飞跃发展时期。1860年美国制成品在世界 上占第四位，19世纪80年代初升为第一名。1894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等于英国的2倍，等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此后，美国工业长期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地位。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相当于英、德、日、法四国的总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14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比南北战争爆发前1859年的不足20亿美元增长了12倍以上。

　　美国工业腾飞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全国统一的政治前提使全国性的市场得以建立起来，同时政府多支持少干涉的政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美国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发展工业所需的人力和资本也很富裕。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也是促进工业生产的因素之一。实际上，美国和德国取代了英国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业技术革命的带头羊，而运输革命在美国的这次技术革命中起了先行作用；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同时美国又涌现出了一批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优秀的企业家来对创新的科学技术加以应用。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这次范围更为广泛的技术革命带动了美国经济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但是美国的农业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农业的繁荣使得对工业品的国内需求增加，这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有些不同，比起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欧洲国家，美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另外，综观美国工业化的整个过程，大规模引进外资，尤其是英国资本，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仅1914年，美国吸收的外资就达67亿美元。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工业以惊人速度向前发展，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发达，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地位。

　　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65-1980年，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3%，经合组织国家只为3.6%；1980-1991年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经合组织国家只为2.9%。在战后的第一个1／4世纪中，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了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战后的第二个1／4世纪，日本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整个战后年代，日本逐步缩小同美国的经济差距。199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折合36709.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2.0%。日本经济的成长与制造业的成长密切相关。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依次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1953年美国轿车生产量为612万辆，占全球的75%，日本为1万辆。1971年，美国为850万辆，日本为372万辆，为美国的44%。1980年日美轿车产量分别为704万辆和638万辆，1990年则分别为995万辆和605万辆。日本占全球轿车产量的比重接近30%。日本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同时也是日本成长为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国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的总体科技水平已经领先于西欧，接近美国。1983年时，据日本《通商白皮书》统计，在159项关键技术中，日本同时领先于美国、西欧的有39项，与美国、西欧接近的有38项，落后的为16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钢铁、石化、汽车制造方面引进、发明、应用了大量的新的技术，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到80年代已经全面地超过欧洲、赶上美国，并在钢铁、汽车等重点产业形成了远高于美国的竞争优势。80年代中期，在新兴的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日本超过了美国，赢得了占全球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确立了美国之后新的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与美国全面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不同，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日本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中心以后，其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从未达到英国相对优势的地位，更没达到美国制造业曾经是绝对控制的地位，日本制造业的绝对规模甚至也从未超过美国，其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并没有超过美国。也就是说，日本作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重点表现为在重点行业、重点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于美国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取而代之。

二．中国是“世界工厂”吗？（上）

　　1、“中国制造”震撼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经贸活动取得了飞速发展。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5098亿美元，外贸在世界排名更跃居到第6位。同时2001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469亿美元。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吸引外资52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吸引外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地。

　　随着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出，“中国制造”越来越响亮，“中国制造”正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生产者、商家、消费者每天离不开的商品。就产品的产值而论，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基地，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世界上出售的照相机有50%以上在中国生产，30%以上的空调和电视机，25%以上的洗衣机和近20%的电冰箱也在中国生产。有人说中国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中心和采购中心。

　　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增长是全球最快的。其中，1985年至199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上升了1.86倍，1991-1996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又上升了3.75倍，而世界上其他的制造业大国如美国、日本的增长相对较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19世纪前半期，英国得益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工厂”，英国产品遍布全球，创造了“大英帝国日不落”的辉煌。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利用第二次技术革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如今，类似的情况会在本世纪发生在中国身上吗？

　　由于中国制造业生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呈不断上升之势。1980-1997年的17年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从1.4%上升至5.9%，平均每年上升约0.26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制造日益成为世界的新生力量。然而，与北美(27%)和日本(15.8%)比，中国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哪怕只按照“个头”这一项标准，中国实际上也还远远称不上“世界工厂”。

　　有趣的是，如果把亚洲的中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日本加起来，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的比重高达31.4%，超过北美和西欧，或许这一地区总体上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工厂”，而中国在其中扮演非技术和创新类组装工业的中心的角色。

　　2、“中国制造”与在中国制造

　　当我们在谈到“中国制造”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其本身真正的含义。其实，在“中国制造”的英文“MADEINCHINA”中可以发现，“中国制造”只是说明某项产品在中国境内制造，而并没有说明真正的制造主体是谁？

　　那么，在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由中国的企业制造的呢？事实上，只有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再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占中国外贸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17%上升到2001年的50%，并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之中。事实也确实如此，2002年1-4月份，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473亿美元，增长14.9%，对出口总额的贡献率达到63.1%。

　　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它的生产和出口基地，是由于中国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潜在的巨大市场空间、低廉优质的劳动力等等。但当中国巨大的内需并没有很快由潜在变为现实时，跨国公司的选择就更多地成为了加强出口的战略部署。例如，著名的飞利浦公司就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全球供应基地，其产品将出口到全世界。2001年，飞利浦公司在全球制造的产品中有20%来自中国。

　　对于中国是否是世界工厂的激烈争论，肯定者认为中国外贸出口日益增长，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否定者则认为中国自己企业在出口产值比重和品种结构中处于一种不利地位。特别是中国几乎没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大型跨国公司。这对“中国制造”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缺憾。

　　2001年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仅有11家上榜，而且没有一家是制造业企业。而且中国工业产品产量虽大，但品种少、档次不高、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的““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远未形成主流。另外，“中国制造”源于OEM方式的比重不小，中国外贸200强中企业出口值有74%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同时，“中国制造”也远远没有达到当年英美两国当时的程度。英国19世纪中叶时其制造业产值占据20%的世界份额，美国20世纪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也在二成以上。但1999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却只占到5%的世界份额。迄今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最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制造”中外资比重过大，必然加强中国经济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一旦这些公司发生经营困难或世界经济出现不稳定，跨国公司就会调整全球战略，以至于对中国经济产生相当的冲击。

二．中国是“世界工厂”吗？（下）

　　3、提高“中国制造”含金量

　　随着不少国内媒体声称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外国媒体则趁机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让人觉得好像中国在制造业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了。而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大部分还在依靠进口设备、零件发展，缺乏自主开发项目。许多本应由国内制造业提供设备的领域也在依靠进口。

　　中国工程院朱高峰院士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2年学术年会上指出，中国制造业要明确自己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浮夸。据朱高峰介绍，我国制造业虽然名列世界第4位，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强；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仅为美国的1／25、日本的1／26、德国的1／20；制造业结构仍然偏轻，表现为装备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到30%，远低于美国的41.9%、日本的43.6%、德国的46.4%；技术创新能力十分薄弱，产业主体技术依靠国外，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依附于国外企业的组装业比重大，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6%，远低于美国的49%、日本的38%、德国的48.5%；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机械、电子、化工、建材、轻工、冶金等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分别为51.86%、54.45%、54.9%、64%、46.09%和35.55%，而同时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大量先进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企业集中度低，大型骨干企业少，围绕大型骨干企业的中小企业群体也未形成。在装备制造业，首先是设备陈旧落后，缺乏核心技术，1999年固定资产新度系数为66.4%，大多数产品技术依靠从国外引进；企业快速反应能力差，新产品开发周期平均为18个月，而美国不少产品已达到设计周期3个星期、试制周期3个月；企业经济效益低，1999年销售收入利润仅为3.64%，劳动生产率3.36万元／人·年，均低于整个制造业数字；组织结构落后，基础件、零部件发展缺乏合理安排，成套能力薄弱，民营企业比重过小；组织多块分割及地方保护依然严重。朱高峰说，总体来看，我国现有3.6万家国有企业(由于装备制造业进入门槛高，一般都为国有企业)没有一家能跻身世界500强，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装备已形成依赖进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像建筑工地使用的机械，还有国防所需要的各种先进武器，都或多或少充斥着外国制造业提供的设备。我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外贸逆差有数百亿美元，1999年进口为700多亿美元，出口却仅为500亿美元。而现在却有不少地方、企业对外宣传自己出口增加了多少。这种表面繁荣的景象很多是建立在进口基础上的“出口”：对进口零件组装外销，甚至是连组装也省略掉的直接进口设备进行贴牌再出口。利用这样的手段来增加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额是不可取的。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制造业进一步向中国转移，但大量的是来料加工、装配等工序，技术含量高的部分并没有转移过来。即使有跨国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开发机构，也主要是一些需要本地化的技术工作。

　　基于这些情况，目前的中国还不能说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还有待提高含金量。这样说并不是要灭中国人自己的锐气，而是要消除那些骄奢自满的戾气，只有对“中国制造”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也才能真正长中国人的志气。

　　加入WTO，中国对外资放开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中国高层官员也在不同场合表示欢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固然，刺激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还需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扶植中国本土企业在规模、竞争力等方面的发展，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

　　从世界经济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主导世界工厂在各国之间移转的不仅有引进外资的力度，更具决定性的是本土企业的发展。中国的企业能不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壮大起来并参与国际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将决定“中国制造”的未来命运，决定“世界工厂”是否能够在中国形成规模。

三、中国离“世界工厂”还有多远？

　　中国基本上是承担了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密集部分，但还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要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可根据前面总结的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来分析一下中国到底离“世界工厂”多远。

　　条件之一：资源优势。可以肯定，我国的人力资源相对丰富，而且价格低廉，不仅大 大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因此，这方面的潜力极大。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在于，我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不高，因此制造业工资与其他国家的实际差距远不像名义差距那样大。如果从实际工资看，我国较接近于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于韩国、智利、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国。此外，我国适应知识经济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大投入进行培育。不过，考虑到我国有大量的海外公民，以及国家吸引人才的政策，我国资本和技术资源的不足将由于人才的流入而得到弥补。

　　条件之二：开放的市场。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国加入WTO后，加快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步伐。随着我国加入WTO，开放程度也随之深化，我国将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到国际市场中去。

　　条件之三：金融实力。从理论上说，金融深化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一是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产生了市场上的摩擦力，经济交易活动因此变得举步难行，金融体系将起到润滑油的作用。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制度的发展，信息成本将大大下降，使得市场经济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二是金融深化提高了国内的储蓄水平，并帮助储蓄寻找到最有利的投资场所。然而，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表明，金融深化并没有像经济学家预期的那样强劲地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是考察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指标，则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大约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仅提高0.008%。更令人迷惑的是，传统的金融发展指标甚至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金融深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下降0.09%。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功臣？大量的研究表明，投资水平越高，人均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大，经济增长率提高的越快。而轰轰烈烈的金融深化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毫无关系！显然，目前沪深证券市场自身整治尚需时日，其对外资开放也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尚无法承接国际资本的证券投资和大规模的并购资金，无法适应中国建设“世界工厂”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香港由于其厂房租金及人工成本远高于内地，正在失去发展制造业的机会。

　　条件之四：技术创新的能力。目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仍处于有利地位，出于市场扩张的要求，它们在控制核心技术保持领先优势的同时，也以多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熟技术和过剩生产能力。中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也存在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但是，如前所述，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提高。这需要在国有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非国有企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

　　条件之五：政府的政策。这是我国目前实际上比较薄弱的地方。政府在摸索如何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发展和创新方面尚需付出许多努力。

四、如何打造“世界工厂”？（一）

　　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很有希望。但无疑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并且需要作出艰难的努力。中国吸引外资主要靠的是廉价的劳力以及中国潜在的市场，只有当引进的外资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和革新相结合，才能使得中国的制造业相对于其它国家真正具有比较优势，“世界工厂”的脚跟才能真正站稳。

　　1、中国制造业的不利因素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节能任务十分艰巨。中国科技部石定寰秘书长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家。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正面临着能源与环境方面的许多问题和挑战。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青年报》引述“全国节能宣传周”的资料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两倍。由于燃煤等带来的污染，中国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5城市名列世界污染最重的城市之列。有调查表明，中国工业产品原材料、能源的消耗占企业生产成本的75%左右。如果消耗指标降低1个百分点，就能取得100多亿元的效益。国家经贸委提供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中国共节约和少用能源9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硫1800万吨、二氧化碳3.9亿吨。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主要工业行业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则要高出40%。据悉，国家经贸委2001年制定和发布的节能、节油等8个可持续发展相关规划，提出力争到2005年，每万元GDP能耗比2000年下降20%。即使如此，中国能源利用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节约增效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除了从工业增加值的份额(总量)上讲，中国离世界工厂还有很大的距离外，中国还谈不上是“世界工厂”还在于中国制造业存在许多不利因素：

　　一是企业规模偏小，反映出整体实力相去甚远。比如在整机方面，中国最大的冰箱、洗衣机厂商的年生产规模才200万台左右，而惠浦的全球洗衣机产量在1999年就高达740万台，其在美国的一家全自动洗衣机生产厂一年的产量就是300万台。在关键零部件方面，中国最大的压缩机厂规模仅250万台，而恩布拉科集团的年生产能力高达2300万台。至于营销规模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明显：跨国公司年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海尔的销售额仅数百亿人民币。

　　二是技术水平低下。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机械、石油化工、煤炭、建材等传统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相对不足，国际先进技术装备仅占十分之一，机械产品达到当代国际水平的不到5%；产品结构不合理，国际达标优质产品仅占十分之一，不少高技术产品及部分高附加值产品仍需进口，2000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逆差达155亿美元，高技术品种钢材每年尚需进口700-800余万吨，高档合成树脂自给率不足50%；我国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7美元，而美国为3.4美元，德国为7美元，日本为10.5美元，主要工业产品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冶金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发达国家高20%-40%；我国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从反映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看，我国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规模小，技术基础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水平。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工艺装备主要依赖进口。自主知识产权和自行开发的高新技术成果，商品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低，分别只有20%和5%-7%左右。此外，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问题还体现在扩散性弱，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低，改造传统产业的作用不够显著。

　　三是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创新成果产业化迟缓，技术开发与创新经费投入低，大大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199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为0.6%，而世界500强企业一般为5%-10%以上，电信、医药等行业甚至达到20%。我国目前甚至还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消化吸收能力不强，缺乏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综合创新。化工、医药产品大部分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机械工业主要产品技术中有57%使用国外技术。我国多数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因此，比较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目前主要只是在某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非科技创新类产品上具有优势。例如，钢、煤、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水泥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占世界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名。但即使在这些产品方面，中国厂商也更多地处于组装和制造环节，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例如，中国的格兰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但关键件磁控管仍然依赖进口；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但高性能柜机仍要采用美国谷轮公司的涡旋压缩机，而变频空调统统要依赖日本技术。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存在着供应链管理方式较落后、跨国经营能力差等问题。

四、如何打造“世界工厂”？（二）

　　2、具备高级技术素养的一线技工稀缺

　　在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的乐观舆论下，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许多人尚未意识到，在中国成为又一个“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具备高级技术素养的一线技工的稀缺正成为尴尬的瓶颈。

　　高级技工稀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增长是全球最快的，但中国制造业虽已名列世界第四，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25、德国的1/20。产业主体技术依靠国外，依附于国外企业的组装业比重大。以在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钢铁、有色金属、电力、机械、石油化工、煤炭、建材等传统工业为例，多数大中型企业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相对不足，国际先进技术装备仅占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水平。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虽然十分复杂，难以一言道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这些传统的制造行业中，从业者中一线技术工人的比例明显偏低，而高级技术型技工更是严重短缺。

　　下面的一组数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统计表明，目前我国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的4%，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高级技工的比例也不足7%，这与发达国家高达30%-40%的比例相去甚远。据新华社报道，广州市“十五”规划需求技师10万人，而目前不足8000人，其中，高级技师不足300人。更严峻的是，我国在岗技术工人的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高级技工的大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上海市调查队对全市60家制造企业完成的调查显示，目前上海的技术工人队伍中，22岁以下的仅占3%、23岁至35岁的占40%左右、36岁以下的高级技师一个也没有。

　　“廉价劳动力”优势难再。廉价劳动力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其依据是劳动力越廉价，生产成本越低，产品价格自然有竞争的相对优势。但这一论点正在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许多朋友都说中国劳动力便宜，但如果我每日付10美元给不合格的员工，生产出来的产品客户不满意，我的劳动成本其实更加昂贵。”中国—欧盟工业职业培训项目办公室一位专家这样说道：不要总强调中国劳动力低廉的相对优势，如果不提高员工素质，相对优势也会变成相对劣势。中国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会长林用三认为，职工技术素质低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他指出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近200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职工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

　　深圳一家珠宝加工企业每年都要从香港聘请一批技师来深圳，开出的月薪不低于五位数；而同样的工种，内地技师大约只要3000元左右。对此公司的解释是：同样镶嵌一条白金钻石项链，香港技师只需要5天，而高水平的内地技师最少都要10天。完成后的产品差别也很大，钻石切割的匀称和精细程度一眼就可以看出差别，即使两条用料相同的白金钻石项链，由于技师的水平差异，售价上都有相当的差别。再加上内地技师由于技术不纯熟造成的原料损耗，从效率、附加值等这些角度综合而言，请内地技师的综合成本远高于香港技师。

　　统计数据表明，劳动力成本低并不意味着生产率高。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考虑到生产率的差异，偏重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低工资优势并不明显。以1998年的数据为例，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但考虑到生产率的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

　　高级工应该受人尊重。技术工人素质不高，数量短缺，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全社会都应重新认识技术工人的价值和地位，大力营造尊重技工、爱惜技术人才的良好氛围。目前劳动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新政策将向一线技工倾斜，技工的工资水平将与职业资格等级以及贡献大小挂钩。

　　3.花大力气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

　　加快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重视技能人才培养、重视职业教育的氛围正在形成。2002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作出重要部署，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发布了《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调查显示，在我国，培养一个中级技术工人人均费用约为7000元左右，高级技工则超过万元。为解决青年工人技能培训的费用问题，政府将制定相关的技能学习贷款政策，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青年工人学技能，让肯投资、肯学习的人未来有丰厚的回报。

　　要想让高级工成为全社会令人羡慕的职业，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政府的率先垂范至关重要。最近，广州开全国先河实行技师考评社会化资助，规定获得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分别由政府专项资金给予900元至1050元的资助。据广州市劳动保障局有关人士介绍，凡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直接申请确认技师资格：一是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且直接参加高级实操技能鉴定合格者；二是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有足以证明其操作技能已达到高级水平的作品或获奖证书者。由于长期以来专业技术资格和职业资格分属于不同的系列，一个是干部身份，一个是工人身份，广州市的这一做法，不失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创举。

四、如何打造“世界工厂”？（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研究员认为：过份强调学历教育和对专业性职业教育投入资本的不足是导致中国技术工人水平低、后备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这将影响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我们赞成这一观点。中国要想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必须花大力气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

　　在即将结束这一问题讨论的时候，总觉得放心不下。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要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必须要成为‘世界工厂’。一个企业的成功，要有叫的响的品牌，‘中国制造’和‘人民币’就是中国国家的品牌。对于如何打造世界工厂，思之再三，还想做两点战略思考。

　　1、吸纳为先，创造为辅

　　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给人的印象仍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国家计委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不到七成，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两千亿元。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构筑通往国际市场的平台，要明确以下战略方针：“面上提升、点上突破”。在国际分工中，通过引进和全球采购，从整体上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制造能力，缩短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特别重视对关键性和若干具有优势的产业实现自主发展，力求有所突破，增强竞争力。我国装备业不单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还要通过提供的装备支撑客户提高竞争力。这样才能拥有真正的竞争力。“发展中场、加强成套”。所谓“中场”是指处于最终产品装配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之间的零部件、元器件和中间材料制造产业。需要通过引进、合资、重组等多种方式，扩大中场产业的规模，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形成新的出口增长点。“接纳转移、重视创新”。充分利用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开发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与经济效益。

　　有专家提出，中国制造还要成为中国创造。只有重视产品的设计创新，中国制造才能提升为中国创造。还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要重视工业设计。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我们曾经提出了产业设计。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对于产品的设计，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提高，但是真正的工业设计水平还相当低。产业设计更无从谈起。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做现代工业的领头军，在工业设计上要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要领导新潮流必须进行产业设计。这是我们的弱项。几千年来，中国人津津乐道‘四大发明’，习惯于雕梁画栋和手工艺品。时至今日，虽然没有人否认中国人的仿制能力，但是和创造了几百年的西方的工业文明相比，对于现代工业、工艺的创新能力来说，我们还仅仅是个初级工。英国整个工业设计的产业规模是90亿英镑，而中国只有四、五千万元人民币，最大的专业设计公司一年也只有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的营业额。相当多的企业家还觉得，工业设计只不过就是让外观造型更好看些，没有理解在个性化消费时代，工业设计对产品的实用性和品牌塑造的重要作用。而靠制造业起家的日本、韩国企业，其产品成功其实很大程度上依靠欧洲的工业设计，两国不少成功的产品交给欧洲设计公司设计。本田在英国伦敦和美国加州都有工业设计工作室，LG愿意用4倍的价格聘请外国的工业设计师，东芝、松下、丰田、三星等一批企业都大量使用欧洲工业设计师的服务。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能按步就班，必须抓住机遇，打破常规。打破常规，就是要大胆引进，一不要怕失误，二不要怕别人抢占了我们的地盘，三要加大政府的力量。要不惜气力引进先进的技术、人才。从这一点上讲，最好是加大支持出国留学生的力度，从长远讲，这是中国的世界战略。

　　对于引进，最快捷的办法是和跨国公司的合作。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自蒸汽机发明后就一直立足于欧洲，后来转移到美国，“二战”后又转移到以日韩为首的东南亚诸国。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日韩等工资成本的加大以及其他供求因素的影响，新一轮全球经济转移浪潮中，制造业产业正向中国转移。中国加入WTO，将大大加快这种转移。中国在吸收大型外资制造业方面具有很多独特优势，同时，中国自己的面向全球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初具规模。一份联合国贸发会议委托进行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数据表明，目前《财富》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我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石油化工等制造商，已将其生产网络扩展至我国。另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平均每年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我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会把我国作为其市场销售、原料采购、价格制定乃至新品研发、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基地，为所属的亚洲各地的生产性子公司提供协调管理和综合服务。这无疑将促使我国加速成为“世界工厂”。这才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快捷通道。

四、如何打造“世界工厂”？（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研究员认为：过份强调学历教育和对专业性职业教育投入资本的不足是导致中国技术工人水平低、后备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这将影响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我们赞成这一观点。中国要想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必须花大力气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

　　2.规范和完善技术性贸易保护体系

　　“三流的企业卖产品，二流的企业卖技术，一流的企业卖专利，超一流的企业卖标准。”这种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当今世界，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技术和经济竞争的主动权。20世纪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表明，谁的标准一旦为国际所认可，谁就会从中获得莫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因此，标准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包括科 技竞争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技术标准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保护民族产业、规范市场秩序、推动技术进步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何谓标准？通俗说它就是一种游戏规则，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的技术成为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标准影响的是一个产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对于标准，我们恐怕并不陌生，然而对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很多人也许并不了解。2002年上半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CR”法案的行动，就是一场残酷的标准之争，受法案“安全标准”的限制，年产5亿多只、占世界市场份额近70%的温州打火机，面临着退出欧洲市场的危险。　

　　世界贸易组织《技术壁垒协议》(TBT)准许各国合理地应用技术规章、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保证进口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发达国家则以安全标准为理由，以专利技术为盾牌，凭借其技术优势，不断设置和利用技术壁垒对别国外贸出口进行限制，借助技术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在中国，要打造好自己的“技术壁垒”的矛与盾。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关税逐渐降低，进出口数量配额、许可证制度、外汇管制等非关税措施日益受到约束和限制。相反，以技术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检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突出出来，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当今，技术性贸易措施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技术壁垒成为最普遍、最难以对付的贸易壁垒，已经从商品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加工领域，不仅包括货物商品，还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务产业，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各国保护产业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

　　显然，在国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不断强化的形势下，我国的技术性贸易保护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在出口方面，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障碍。目前，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取代反倾销，成为我国出口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我国每年受反倾销措施影响的出口额仅占全年出口额的1%左右，而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出口额已超过25%，约为450-500亿美元。我国出口贸易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涉及的产品品种多、行业广，不管是农产品、纺织品、玩具，还是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而且技术性限制的涉及面也在不断扩大。(2)在进口方面，我国的技术性贸易保护工作概念不清、措施不力。笼统地把贸易对象国基于正当理由而限制我国商品出口的措施都称之为技术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WTO/TBT协议)明确规定一国可以基于维护国家安全、人类安全与健康、动植物安全与健康、环境保护、防止欺诈行为等方面的正当原因而采取技术性贸易措施。我国农产品因有害物质超标、商品包装用木材因含有害病虫卵等原因而被贸易对象国拒绝入境之类的事件，不能认为是对方故意设置技术壁垒。相反，应当看到并利用此类压力对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积极意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加速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从长远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技术性贸易保护体系，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要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高度，认识和理解技术性贸易保护工作，充分认识技术性贸易措施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意义。要立足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结合我国历史、文化、技术基础等方面的特点，规范和完善我国的技术性贸易保护体系。关于如何规范和完善的具体技术性问题这里就不赘述。

一、美国凭什么做世界的霸主？（上）

　　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向世人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只是由于中国还落后…。一个国家一旦强大，要征服，它就化成军事实力；要探索，它就会化成科技实力；要解决国际争端，它就会化成外交实力；在正常的经济往来中，它就化成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象。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即将再现‘盛唐’时代，21世纪，中国的口号应该是：做世界的超级大国！

　　一、美国凭什么做世界的霸主？

　　1、雄居榜首的美国经济

　　2001年以来，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经济是否衰退，美联储一年内破天荒11次降息，美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它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静下心来研究一下美国经济，你就会真正感到，美国不但是经济大国、经济强国，而且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从总量上看，美国经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全球经济的巨无霸；从经济结构上看，美国不但有工业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谐、成熟，同时显示出一个大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

　　就传统工业来说，由于各经济大国的竞争，以汽车、钢铁等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这些行业在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生命力，每年汽车的生产辆都超过1000万辆。美国享有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支柱产业，汽车的总保有量和个人汽车拥有量均为世界第一。据1998年7月的数据，其时行驶在美国的汽车总量超过2亿辆，每年新注册的汽车有1500万辆，每年报废1200万辆，净增300万辆。

　　2001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达1.9万公里，而美国却有8万公里，1996年美国公路网总长度达636.6万公里，密度为0.64公里/平方公里，发达国家为1公里/平方公里。中国公路建设1999年以后才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据普查结果，到2001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69.8万公里,密度仅为0.17公里/平方公里。这方面中美差距巨大，因而中国的机会巨大。

　　美国的农业是典型的现代农业，无与伦比的农业巨头。不到美国人口的2%，却生产了世界谷物的14.6%，年产值高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是贸易大国，出口的‘巨无霸’，也是进口大国。

　　建立科技优势就要寻求人才优势，美国人的做法很绝妙。大量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留学生，这不但减少了初级教育的支出，而且教育本身成了产业，各种文化、各种文明在那里交汇，杂交出更先进更高的文明。美国利用这些‘外国人’把世界上的各种事情都研究的清清楚楚。

　　美国不愧是超级大国，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现代工业，高科技领域还是农业、金融市场还是外经贸---无一不表现出强国大国的气势。可以说美国的强大表现在方方面面，是一个健康强壮的机体，根本看不出垂死腐朽的迹象。

　　美国经济何以雄居世界经济榜首，简单的说，发展经济只有两种做法，一是靠‘内涵增长’，另一个是靠‘外延增长’，美国不仅把这个方法都用上了，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始终保持着世界一流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内生增长的真谛；美国依靠庞大的跨国公司不断推进着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这是外延增长的极限，两者叠加，起到了几何级数膨胀的作用。

　　2.国际货币使美国受益无比。

　　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时的拳打各路英雄，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捞到了许多好处；另一方面，经济发达，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必然发达。美元是国际货币，这方面美国受益无比。几十年来，美国的强大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又为美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迄今为止，美元仍是独步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货币，从理论上讲，一方面，美国可以无限度发行美元弥补贸易差额，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于国际市场汇率水平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美元履行国际市场计价、价值贮藏等功能，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有可观的比重。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底已达2864亿美元。这样，美元汇率的变动就把全世界的各个经济体捆绑在一起，使用并保留美元储备的国家要保住手中美元的价值，有意无意地必须全力支持美国经济的繁荣，保留的美元越多，支持的力量就越大。正是由于美元这样的特殊地位，各国对于美元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其升值或贬值只要超过某种水平或程度，就会带来种种紧张甚至于恐慌，不得不加入到支持美国经济稳定及强大的货币政策阵营中来，从而客观上成为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的力量。

　　至今我们还没有一个翔实细致的计算国际铸币税的方法，但是可以以境外债务和贸易收入的总和粗略估计它。从美国来看，其经常项目收支从1973年到1997年累计逆差达15635亿美元，特别是1982年以来，经常项目无一年顺差。但是除个别年份以外，美国国际储备并没有多大的变动，仅累计减少了580亿美元。同时，资本项目和遗漏项目的净流入达15056亿美元，这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保持了平衡。从1970年以后的30年间，外国人持有美国国库券的比重平均仅为10.5%，但是80年代这个比重上升到超过25%，90年代则上升到超过50%。2001年美国的净外债估计突破2万亿美元，而当年经常项目逆差可能高达4500亿美元，约是其GDP的5%!长期维持这样巨额的逆差而不予弥补的基本条件就是美国约动用全球2／3的净储蓄，可见美国由于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获取的铸币税是惊人的。并且，至今美国也没有与法定美元化或事实美元化的国家就铸币税分享达成任何协议。

一、美国凭什么做世界的霸主？（下）

　　正象企业的经营和资本运营一样，成功的上市或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可能会相当于许多企业多少年的辛苦经营。事实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给美国每年带来的不劳而获的好处可能相当于许多国家全年的GDP。

　　在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同时，也有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乐观，笔者属于乐观一族。有人提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此坚信不移。中国经济虽然呈现 着生机，但毕竟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明白，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衣食用住行’高层级的升级，美国始终领导着科技的新潮流，其它经济强国和盟国正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就被远远的抛下，现在美国正在向新技术材料、生命科学以及航天等高科技的领域迈进，中国要想赶超美国，必须制定赶超战略，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关键时刻，住宅、汽车工业是这一时期的重重之重。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快的机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虽然这方面的商机无限，但都不是称雄世界和超级大国的核心战略。

　　…从美元的国际化我们应该明白，让人民币能成为世界货币，才是争雄世界的第一战略！中国赶超美国虽然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从此奠基。

　　3.世界的多极化和国际货币的多样化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傲慢的、霸道的、为富不仁的美国。美国的衰落与历史上循环出现的兴衰模式一样，其中必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内因在起作用。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指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沦于衰落。其实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表现为过度的扩张，其成本超过了扩张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企业则难以支撑而溃落。有人认为，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够使权力增值。因此，美国的权力资源并未像经济权力论者说的那样将流失殆尽。美国仍有能力制订一个全球价值日程。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在目前仍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在国际相互依赖的新领域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寻找在信息经济和国际相互依赖的时代，继续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形式。但是不管承认与否，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美国正面临着历史上帝国最终都面临过的困境。

　　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经济和社会恢复了增长与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过程。虽然在相当一段时期，美国仍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不断的霸权扩张将使美国树敌过多并不断受到对抗；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是必然的，中国一旦强大，美国的许多优势将不断消失。两年来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疲软，似乎注定了强势美元时代的终结。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人民币汇率具有中长期稳定的可能条件，极大地增加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性。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一直以其坚挺部分地担当了亚洲支点货币的作用，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稳定所依赖的不是纯金融因素，而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界的发展挑战》的结论部分说，过去20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成就，经济有了快速、稳定的发展，未来20年可望取得同样的成绩。如果考虑包括大陆和港澳台组成的中国经济体，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其GDP是仅次于美、日、德的第四大经济体，其国际贸易仅次于美、日，其国际储备则是全球首位。中国自身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稳健的经济成长，以及人民币的持续强势，使得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格局中引人注目的“第四极”货币。在2001年5月份的北京国际周上，被人们称为“预言家”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世界新经济论坛上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预言：中国经济在30年内将会超过日本，那时，世界的三大货币将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日元只起到地区性作用。

　　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在《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的序言中写道：当我们跨入21世纪时﹐世界已隐然形成三大经济中心。一是以美国为首的美洲经济共同体﹐二是以欧盟(西欧)为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共同体。这三个经济共同体的共同特征是﹐美国﹐西欧和中国强大的经济吸力吸走了外围国家的资金和人才。除了美国以外的美洲﹐西欧以外的欧洲以及中国以外的亚洲均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困境。而且无可避免的﹐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将来势必成为世界三大主流货币。我们赞成郎先生的精辟见解。

二、人民币离世界货币还有多远？（上）

　　1、如何看待人民币走强

　　1978-1994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从1：1.7贬值到1：8.7，造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似乎人民币不可能升值。实际上，人民币连续大幅度贬值和汇率体制改革有关。当财政、价格和汇率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汇率走势即由外汇供求关系来决定。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国际收支顺差，自1994年以来一直有升值压力，但是政府为维护出口，进行公开市场干预，收购外 汇保持人民币不升值，国家外汇储备由此而激增。

　　人们之所以不相信汇率能够升值，是因为低估了农民工进城带来的低工资和经济从短缺变为过剩，两者都使得中国产品的价格下降，加上国家出口退税，三者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在名义汇率稳中有升的条件下，仍旧能够维持出口的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周边国家汇率贬值，造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按照外贸权数计算的汇率)升值15%左右，人们纷纷预测人民币非贬值不可，实际上，在周边金融环境不稳的情况下，作为亚洲大国的人民币名义汇率更加不能贬值。亚洲经济稳定以后有机会将人民币贬值，但我们没有抓住这一机会。当美国股市在2000年崩盘以后，连带亚洲经济再次不稳定，这时人民币就不能再贬值。在世界金融和经济不稳定的时候，加入国际货币的连锁贬值，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

　　中国的进口增长率已连年超过出口增长率，净出口下降，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常项目有可能出现逆差。但是外资的流入将更多，国际收支仍旧可以在数年之内保持顺差，外汇仍旧是供大于求。如果美圆能够维持不贬值，人民币可以不动；如果美圆贬值，人民币就可能升值。至于人民币贬值，是不可能的。

　　人民币升值可以使美元标价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迅速上升。人民币值钱了，中国人可以卖到更加便宜的进口品，出国旅游也将时髦起来。在经济繁荣中我们应该警惕的就是，不要被大量外资流入造成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货币升值所迷惑，忽视了出口能力的下降和贸易逆差，忽视了进口过多造成的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忽视了贫富分化和失业问题。钱多了，人民币值钱了，应该用到真正增强综合国力的方面去，汽车工业，基础设施，国防和高科技，如环境保护，而要防止泡沫经济和腐败的蔓延，以免重蹈日本经济10年前的覆辙。

　　2、强势经济造就强势货币

　　人民币走强，人民币汇率为何如此坚挺?从表面上看,是市场外汇供大于求。而探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强势经济”必然造就“强势货币”。1993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这是支持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呈现本币先超贬、后回升的规律,日本、新加坡、韩国等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时的水平有所低估,这为人民币对外币值的回升留下了一定空间。一段时期，之所以市场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很大程度上是受外部信心危机的传染。市场对人民币从贬值到升值预期的转变,为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汇供给增加,又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不可否认,本币对外币值过于坚挺,会影响本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所以,时不时有人呼吁贬值人民币,以改变出口的疲软局面。对此必须慎重从事，其一,虽然我国目前扩大出口困难较多,外贸顺差下降,但总体上外汇收支平衡有余,人民币不存在贬值的市场基础,人为贬值就可能破坏国家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确定的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制度基础,又有可能招致别国的贸易报复;其二,从过去的经验看,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基本稳定,促进了国企改革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了非价格竞争力,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出口迎着升值压力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其三,当前我国出口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全球经济滑坡引起的国际市场需求锐减,而非价格竞争力问题,在此情况下,贬值对于出口的刺激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货币坚挺也有一定的好处。除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外,还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有关部门已经抓住当前外汇形势不错的机会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减少行政审批、放宽限制、简化手续的政策调整措施。比如放宽留学供汇的措施外,放宽中资企业开立外汇结算账户标准、简化出口收汇核销和资本项目结售汇审批手续、取消或放宽资本项目购汇限制等措施。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强势的经济必然会造就强势的货币,反过来,强势货币也可以进一步加快经济的调整和升级。当然,需要及早研究和预防的是,人民币因短期资本大量流入而出现过快、过急的升值,这会形成汇率不稳定的隐患,甚至危害到整个金融和经济稳定。

二、人民币离世界货币还有多远？（下）

　　3、人民币走强与世界货币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人民币“一定程度上”可以实际流通；在一些周边国家人民币成了硬通货。对此，也有不少人想象人民币什么时候在美国、在欧洲或者在日本及其它国家使用。人民币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之一，这一天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一般地，一种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基础，二是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三是具有先进的银行操作系统。人民币在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首先，人民币的经济基础正在迅速加强。2001年，中国GDP超过1万亿美元，保持了7.3%的高速增长，全年对外贸易顺差225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2002年末达到2864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全年外汇储备累计增加742亿美元。由于经济基础迅速加强，特别是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保持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货币地位。据预测，今后10年中国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就为人民币成为被世界各国可以放心使用的货币奠定了基础。其次，人民币已获得比较好的国际信用地位。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坚定的稳定货币政策，这已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为人民币树立了威信。在许多亚洲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2001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却上升了15个百分点，且已大量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第三，中国即将建成先进的银行系统。但是中国银行系统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尚不能适应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需要。加入WTO后，外国银行来华参与人民币业务，将对我国银行形成强大压力。这就迫使我国银行业加快改革步伐，尽快把银行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能力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人民币如果能成为世界货币，除了能优化世界货币结构，支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外，还可以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比如分享国际铸币税；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减少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等。货币是资金的载体，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掌握一种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自然就会增加；人民币如能成为世界货币，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我们就可以争取多使用自己的货币，使汇价风险减少甚至消除；另外，成为世界货币还可减少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人民币如能在国外计价流通，我国也可通过发行国外人民币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抵补因使用外币被摄走的价值，减少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还很远！

　　尽管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可以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人民币距离成为世界货币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让人民币真正走向世界，至少还必须迈过三道“关”。

　　第一关：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市场和监管能力都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还不具备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而监管部门也一再强调，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

　　第二关：中国离建成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尚有很大距离。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二是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个股期权市场、利率市场，实现资本市场的多元化，为国外资金提供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多种渠道；三是加紧进行银行改革，加强金融工程建设。中国银行系统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四大银行公布的不良债务率约是25%，按贷款余额算就有约3万亿的呆坏账，是中国GDP的30%左右，国家财政预算的1.5倍多。尚不能适应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需要。

　　第三关：中国尚未建成全球化的银行体系。中国的银行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内商业银行跨出国门还仅仅是刚刚起步。

　　中国经济固然潜力无穷，可现在对真实财富水平不能过于高估；国有金融资产仍占80%以上，外资金融资产比重不过2%；“人民币不贬值”是“有控制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惟一取向，人民币所生长的金融环境依然严峻；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人民币所依存的制度环境远远不能适应世界货币的需要。

　　这一切都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路程还很远！

三、欧元成为主流货币帮了我们些什么？（上）

　　1、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货币替换

　　2002年1月1日，世界上诞生了一种新的货币：欧元。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最重大国际货币，它不是由某个主权国家发行的，而由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的。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缩写为ECB)于1998年7月1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前身是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它是根据1991年12月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的，其职能是 “维护货币的稳定”，管理主导利率、货币储备和发行以及制定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的参加国共有12个国家。2002年1月1日起12个欧盟国家超过3亿的欧洲人开始使用欧元，使其正式成为一种流通的货币。这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货币替换。这12个成员国是比利时、德国、芬兰、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根据规定，参加国必须达到严格的入盟标准(稳定的价格和汇率、低利息、预算项目)，并执行稳定的财政政策。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欧洲中央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管理超国家货币的中央银行，它不接受欧盟领导机构的直接指令，不受欧元区各国政府的监督，是惟一有资格在欧元区发行欧元的法定机构。欧洲中央银行委员会的决策采取简单多数表决制，每个委员只有一票。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正式启动后，12个欧元国的中央政府及其中央银行便失去了各自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实行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的统一的货币政策，各参加国之间的自由汇率也自动取消。不过，虽然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比较集中，但是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仍然由各欧元国的中央银行负责。目前，各欧元国的中央银行仍保留自己的外汇储备。2002年初，欧洲中央银行拥有500亿欧元的储备金。这些储备金是由欧元国的中央银行根据本国在欧元区的人口比例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供的。

　　目前，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在根本上与各国中央银行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基本相符。比如，控制货币流通量在这方面和对通货膨胀发展的判断一样，起着重要作用。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是确保欧元的稳定，并同时为欧元区内的经济增长筹集资金提供所需要的支付手段。

　　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主要依据“公开市场操作”、“经常性融资便利”(standing facilities)和“法定最低准备金制度”三大政策工具，使信贷机构能够借以在中央银行存款或满足其临时支付的需求。

　　所谓“公开市场操作”，即在公开市场业务范围内，欧洲中央银行通过购入有价证券使货币流入经济，通过出售有价证券从经济抽走货币。其具体特点如下：(1)扩大或减少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影响其创造信贷的能力；(2)通过对银行超额储备的影响来改变货币利率水平；(3)建立有序的国债市场；(4)影响短期债券和票据市场，改变金融机构的再贴现和借款活动；(5)通过对货币利率的影响改变外汇市场和国际间资本流动。在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共分四类，即“主要再融资操作”、“长期再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目前，欧洲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也可划分为五大类：“反向交易”、“直接买卖”、“外汇互换”、“发行债券”和“吸收定期存款”。总之，欧洲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较多，选择余地也比较大，成为其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

　　其次，“经常性融资便利”是除了上述“公开市场操作”外、调节欧元区货币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一般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的经常性融资便利主要用于隔夜存贷款业务。在正常情况下，抵押贷款的利率成为隔夜市场利率的最高限额，而经常性存款便利则成为隔夜市场利率的底限。所以，两种利率限制了隔夜市场利率的波动幅度，起着基准利率的作用。经常性存款便利是欧洲中央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项目之一。它丰富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了欧洲中央银行的操作灵活性。除此之外，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对使用经常性融资便利的限制较少，凡有资格参与公开市场操作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利用这一便利。

　　第三，“法定最低准备金制度”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是为了保持银行的货币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防止银行破产的制度。因为准备金率决定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水平，而超额储备水平代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所以可以说，法定最低准备金制度是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纽带。同公开市场操作和经常性融资便利一样，它也针对市场流动性。流动性偏紧时，中央银行便向市场注入储备资金以提高资金的流动性；而流动性偏松时，中央银行则吸收储备资金，引起流动性资金的紧缩。法定准备金工具的优势在于对市场影响速度快、效果直接并且不存在偏袒，比较适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该政策工具的劣势则是缺乏灵活性，并且对市场冲击过大。近年来，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法定准备金制度对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渐次削弱，而转变为抑制银行信贷、投资及存款扩张的工具。因为相对于储备需求而言，储备的一定变化会影响到借贷成本、其他利率和货币存量，所以法定准备金制度通过改变储备水平来引起货币供给的扩张或收缩。

　　尽管“公开市场操作”被认为是欧洲中央银行能够最易灵活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从对金融机构超额储备影响的一致性、时效性及影响范围等的角度来看，变动法定准备金同样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最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欧元的诞生与流通后，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和官方外汇储备的一大主要货币，形成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外汇储备结构新格局，尽管欧元目前还无法与美元抗衡，但它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已经确立。

三、欧元成为主流货币帮了我们些什么？（中）

　　2、全球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

　　经过三年艰难过渡，欧元区建立了稳定趋同的政策核心和法律制度框架，抗金融危机能力明显增强。欧元进入现金流通后，欧洲货币联盟将由内向外推进“欧元化”进程，在努力稳定欧元、完成金融一体化的同时，逐步将周边纳入欧元体系，目标是最终建立“欧洲特色”的国际货币体系。

　　目前已有56个国家和地区主动将欧元作为本币、法定支付手段或与欧元挂钩。欧洲货币联盟将逐步吸引周边地区接受“欧元化”：其一，分批接纳中东欧国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欧洲货币联盟预计2006-2007年首先接纳匈牙利和波兰为欧元国。随着东欧的“欧化”，欧元区不仅在这一地区的经贸往来可消除汇率波动风险，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也将纳入“欧洲一体化模式”。其二，鼓励同欧元实行挂钩或联系制度。欧元启动后，欧盟委员会宣布原与法国和葡萄牙货币有固定?正率关系的14个西非和中非国家的货币转向与欧元挂钩。此外促使像马耳他、塞浦路斯等外围国家的“篮子货币”中以欧元为主。

　　欧元区自1999年欧元启动以来变化巨大。过去的几年里，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加了20%，而英国与欧元区贸易占GDP的比重却有所下降。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更为明显。1999年之前，英国接受的来自欧洲以外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欧洲的50%，而过去3年间这一份额减少为25%。与此同时，欧元区内的跨国FDI翻了两番。原因很简单，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统一货币消除了汇率风险，促进了欧元区的贸易与投资。在欧元区内，单一货币使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成为可能。过去10年里，欧元区生产率的增长超过美国，法国和德国的生产率已与美国并驾齐驱。无论是过去10年还是3年间，欧元区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也与美国不分仲伯。这种情况的发展使置身度外的英国贸易和投资每况愈下，英国正在为不接受欧元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布莱尔首相明确表示，接受欧元，并成为欧元区成员是“英国的命运”。

　　欧元还审慎渗入美元“金融领地”。首先，在“美元区”国家增加欧元储备的比重。中国、智利、以色列和孟加拉等国似将在“篮子货币”中增加欧元比重，使欧洲货币联盟获得“拉美和亚洲不想完全依赖美元”的信息。欧元国家经济首脑对拉美和亚洲的出访将把扩大欧元影响当作任务之一，目标是建立美元与欧元可能“共处”的中间地带。其次，不失时机扩大欧元国家交易和结算货币的作用。欧元启动后，欧元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比重明显上升。而中期内美元在外汇市场、石油及原料和飞机交易等大宗贸易中仍是国际结算货币，阻碍欧元发挥国际作用。未来的欧元区将主要通过扩大贸易量促进变化，期待与欧元区建立紧密经贸关系的国家“转向欧元”。普京总统表示今后俄罗斯与欧元区的贸易将以欧元结算以及侯塞因提出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将“不用敌国货币”而改用欧元等，虽对改变欧元地位分量还微不足道，但预示今后有部分石油贸易可能转用欧元结算。

　　欧元化的另一个目的是促进大货币区的协调。欧元启动后，越来越多的小国货币向大国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靠拢，世界币种将日益减少，美元和欧元为首的大货币区的影响将扩大。欧元进入现金流通后，欧洲货币联盟将开始考虑建立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全球货币—“全球元”(Globl)，拟最终通过新的金融制度，包括全球统一货币稳定大货币区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和汇率走势。其基本设想是，将欧元区以景气与政策趋同为基础的金融一体化引导到全球层面，在10—20年后给世界金融带来“欧洲特色的巨变”。欧洲货币联盟将在时机成熟时再将构想提到7国首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议程。眼下欧洲货币联盟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方面以此为目标对欧元区进行“深化”与“扩大”，另一方面为稳步接近这一目标，同美国保持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逐步软化美国的立场。欧洲央行顺应“强势美元”趋势，通过“渐变过程”减少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使之接近其经济实力的对比，符合欧元区长远利益。欧洲央行主动与美协调、有意扶稳美元地位，向美证明协调带来共同利益：欧元未来并非取代美元地位，而是将与美元共同融入欧洲设计的“国际金融建筑”。

　　应该看到，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明显地较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要高得多，但世界多极化意味着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多极化的趋势。即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为核心的区域货币合作，可能使得国际货币领域出现多种强势货币对峙、同时分享国际铸币税的格局。大国经济所能够选择的，只有相对富于弹性的、促使本币成为支点货币，成为国际铸币税的主要分享者。从这一点看，欧元无疑将对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产生冲击，这表现在美国向世界征收铸币税的能力将下降或遇到竞争者，表现在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惟我独尊的地位将有所削弱。欧元的建立事实上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尽管欧元自创立以来因欧盟经济状况欠佳而在美元面前略显疲软，但在2001年欧元现钞面世后的5-10年内，仍然可能有5000～100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持有量从美元转换为欧元。这意味着美国将丧失如此数量的铸币收入，仅此就相当于美国每年损失其GDP的1%--1.25%!

三、欧元成为主流货币帮了我们些什么？（下）

　　3、欧元流通对中国经济的利弊分析

　　欧元的流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利弊各有，其有利的方面主要有：

　　(1)欧元诞生与流通后，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和官方外汇储备的一大主要货币，形成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外汇储备结构新格局，欧元在中国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会增加。 2001年1—8月，中国与欧元区的进出口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2%和12.3%。欧元流通后，欧元在中国贸易结算中的比重明显增加。从外汇收支方面看，2001年上半年，中国与欧元区诸国的外汇收支规模占中国总收支规模的10.25%，而中美之间的这个数字是15.43%，中日是14.01%，欧元流通后的比重也明显上升。

　　(2)欧元在中国境内的转换与流通给中国的银行系统带来较大挑战。银行需要在牵涉欧元实际流通的零售、结算业务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具体涉及到各种欧洲货币存款户转换为欧元存款户；欧元现钞的提供；欧洲货币的兑换和存取；出口业务中计价货币的调整；远期界售汇报价的调整；新增欧元现钞外汇买卖交易；确定欧元的现钞价格等。

　　　(3)欧元推出会促进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欧元作为单一货币为中国与欧盟国家扩大贸易创造了条件。欧元使出口到欧洲的商品统一标价，中国产品只要出口到欧元区的某一个国家，就可以在整个欧元区自由流动，在全欧元区内销售。统一货币将使中欧贸易结算更加方便，减少了外汇兑换的费用以及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等费用，也减少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复杂性，降低了产品成本。

　　　(4)欧元的启用将促进欧元资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截至2001年底，欧盟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近260亿美元，欧元的启用将减少欧洲投资者、特别是中小企业者的风险，更有利于中国吸引来自欧元区的投资。

　　(5)欧元将改变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各国经济学家普遍看好欧元，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新生力量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欧洲国家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约占20%。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也占有一定比例。货币储备多元化可分散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有利于中国贯彻外汇管理“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原则。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需要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以及中国外贸和外债的分布。

　　欧元的发行流通给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其表现在：

　　　(1)欧元将改变区外产品进入的方式，使中国出口商品进入欧元区的难度加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欧元的使用消除了欧元区内贸易的汇率风险，节省了帐户管理费及产品流通交易成本，这无疑会进一步促进区内贸易，而中国出口欧盟的某些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会受到削弱。

　　(2)欧元将促进区内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早已开始的大规模企业兼并、重组会形成一批超大型企业集团，它们最终将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在欧盟区内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其结果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进入欧盟的产品将遭遇欧元区内各国的激烈竞争，尤其是面临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南欧国家的有力竞争。

　　　(3)根据《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和“司法与国内事务领域的合作”。《马约》规定了几项经济指标的趋同标准，严格规定各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那些因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超标的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欧元区国家采取更严格的进口管理措施，减少中国的进口。

　　　(4)欧元流通后，中欧贸易的汇率风险并未消除，只不过是与多种货币的汇率风险转变为与欧元之间的汇率风险。欧元刚刚启动，决定其汇率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变动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对欧盟的交易风险也就更大。实际上，欧元从诞生至今已贬值近20%，与美元汇率处于1：0.9的水平。虽然各国经济学家普遍看好欧元，如同过去三年过度期一样，但其走势仍难以逆料。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贸易不可避免地要受欧元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

　　　(5)统一货币推出后，中国对欧出口已不能采用差别价格战略，即对出口到不同欧洲国家的同一产品，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扩大出口，增加效益。如今欧盟区内各国的各类产品、服务、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一致，更加透明，各成员国同一商品均实行“一价定律”，中国出口欧盟的产品价格也必须统一定价，这就可能会减少中国的出口，或减少出口收入。

四、超级大国与国际货币（一）

　　1、美元价值回归进程已经启动

　　　2002年以来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大幅度持续贬值，表明美元强势出现了阶段性逆转，以纠正币值高估为核心内容的美元价值调整进程已经启动。

　　　美元汇率的波动史表明，国际市场汇率历次大的方向性调整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 ，通常是一个从一般性下滑到骤然加剧的量变进而质变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对于这种变化感到意外和恐慌，是由于我们对于决定汇率波动趋势的潜在因素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市场前景缺乏前瞻性。

　　尽管昨天和今天简单相加并不等于未来趋势，但是对于汇率当前波动态势进行深入的分析，仍然有助于我们发现潜在的规律。2002年以来的美元汇率波动，表现出如下耐人寻味的特征：

　　　(1)美元对欧元贬值奠定强势美元调整的基调。自2002年2月起，美元率先开始对欧元贬值，到7月18日，欧元对美元汇率达近期高点1欧元对1.0116美元，较年初低点回升17.87%，为过去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2)美元对日元贬值时间晚于对欧元，势头相对弱于欧元。美元对日元汇率贬值开始于2002年3月，中间虽然出现短暂反弹，但美元对日元汇率仍然顶着日本央行多次干预的压力而持续创出新低，到7月16日达近期低点1美元对115.83日元，较年内高点下降14.03%。

　　　(3)美元对其他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也出现大范围下跌。2002年上半年，美元总的贸易加权汇率指数保持单边下行的趋势，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权汇率指数下降幅度更为显著。

　　综合分析美元汇率调整的过程，我们发现，决定美元汇率波动方向的因素非常复杂，不同时期各因素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有很大的区别，而不同因素之间又存在多种组合形式，因此，无法简单地说明单一因素对市场方向的确切影响。

　　但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下列因素对美元汇率的影响程度比较显著：

　　　(1)美元作为一个普通货币的自身周期性运动规律及币值高估状况；(2)美元的国际货币属性；(3)美元所代表经济体系的实质经济基础；(4)美国与主要国家的收益率差距；(5)美国股票市场运行状况；(6)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意愿和实际数量；(7)美国的对外收支状况尤其是贸易逆差的发展；(8)美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取向；(9)市场心理预期。

　　上述九大因素综合在一起对美元汇率产生不同方向的作用，其相互间的此消彼涨决定了美元汇率的调整方向和力度。

　　2、推动美元加速贬值的因素分析

　　　(1)从简单周期上看，美元币值处于历史性的高点，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尽管历史不会重复，但金融市场波动经常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因此，重新考察美元相关指数的历史波动可以为判断目前美元汇率的走向提供一定的借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的名义及实际有效汇率，大致可以划分成4个阶段，即1971到1979年的贬值期，1980到1985年的升值期，1986到1995年的贬值期，和1995年以来的升值期。从总趋势上看，过去28年间，美元币值贬值年份多于升值年份。从简单周期上看，贬值周期的跨度长于升值周期。从指数水平看，低于100的年份仅为1990到1996年，多数年份在110到150之间，90年代前半期，是美元币值相对较低时期；90年代后半期一直到本次逆转出现之前，是美元汇率上升过程，其上升幅度弱于80年代的升值周期，但在时间跨度上已经长于以往。长时期的持续积累，导致事实上的美元价值高估。从美元汇率指数的月度变化看，在2002年1月底，美元汇率指数已经高达120.28，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此有分析认为，美元的价值高估约在15—20%之间，也有人认为在20—40%之间。可以说，美元自身价值高估是美元汇率出现调整的基础。

　　(2)美元资产与其他货币资产的收益率差距逆转客观上影响了美元汇率的稳定。过去几年间，为了抑制经济过快增长，实现软着陆，美联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连续6次提高利率，其短期利率一度达9年以来的最高点，美国与欧洲及日本等国家的名义利率差距高达2%到4%，在生产和消费旺盛增长及全球经济不稳定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在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逆转后，其货币政策随之转向，美联储多次大幅度降息，美欧日三个经济体的利率差距对比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以贴现率计，2001年初，美国和欧元区的利差为0.25%，到2001年8月，美国联邦贴现率连续下调到3.25%，欧洲央行贴现率则调整为4.25%，美国和欧元区的利差调整为-1%。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差异后，欧洲的实际利率水平仍然高于美国，从而改变了持续多年的美国利率高于欧洲的局面。同样，货币市场利率对比也出现了美、欧之间利率差距由正向负的转变。

　　(3)贸易逆差的持续积累决定了美元汇率必然面临调整。从历史情况看，美国的贸易差额与美元汇率有一定的逆向相关。在1970年以来的多数年份中，美国的贸易收支项目多为逆差，1984-1990年间，美国的年度贸易逆差额保持在1124亿美元到1596亿美元之间，在1991到1992年美元持续贬值期间，贸易逆差缩减到1000亿美元之下，此后，贸易逆差额再度加大。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披露的统计资料，到2001年底，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4174亿美元，超过了其GDP的4%。2002年4月份美国外贸逆差升至创纪录的359亿美元，5月再次出人意料地上升到376.4亿美元。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意味着美国对外国资本净流入量的需求不断增加，如果外国资本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低于美国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可能对美元汇率和美国股票与债券市场形成向下的压力。目前来看、贸易逆差的持续恶化意味着美元强势是不可持续的。

四、超级大国与国际货币（二）

　　(4)美国股票市场持续低迷。近年来，主要货币汇率与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变动相关性明显增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在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间，股票市场指数的月回报与该国名义汇率指数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为正相关，而美国、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则为负相关。而美国股票市场在科技股泡沫崩溃后一蹶不振，长期低迷，一些投资人甚至开始认为，90年代后期美国股票市场高投资报酬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GMO投资公司(Grantham，Mayo，VanOtterloo)根据股市中任何出色类股都会回归 均值的假设，推出结论：未来7年名列S&P500股价指数的大型股的实质年平均报酬率估计是负0.6%，即使加-卜预估的通货膨胀年增幅2.2%，S&P500股票的年报酬率也只有1.6%，远不如历年近11%的平均水平。显然，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正在成为影响美元汇率走势的一个潜在因素。

　　显然，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在美元汇率下滑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支持美元走稳的因素分析

　　　(1)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独特属性。目前，美元是独步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货币，一方面，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无限度发行美元弥补贸易差额，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于国际市场汇率水平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美元履行国际市场计价、价值贮藏等功能，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有可观的比重。这样，美元汇率的变动就把全世界的各个经济体捆绑在一起，使用并保留美元储备的国家要保住手中美元的价值，就必须全力支持美国经济的繁荣，保留的美元越多，支持的力量也就必须越大。正是由于美元这样的特殊地位，各国对于美元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其升值或贬值只要超过某种水平或程度，就会带来种种紧张甚至于恐慌，不得不加入到支持美国经济稳定及强大的货币政策阵营中来，从而客观上成为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的力量。

　　　(2)美国经济复苏力度大于欧洲和日本，可以为美元汇率提供一定的支持，体现“强势货币要求强势经济、强势经济支持货币趋强”的国际金融基本定律。在本次衰退到来前，美国刚刚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漫长经济增长周期，低通货膨胀下的高经济增长使人们乐观地认为新经济已经消灭了美国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极大地支持了美元汇率持续向好。自2000年3月起，美国经济由长期高速增长转为停滞，2001年3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但是，去年第四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很快转为正值，使美国经济避免了经济学传统定义的经济衰退。2002年一季度，美国GDP比上季度增长6.1%，仅次于1999年第四季度的8.3%，是过去两年来的最高水平，远远高于欧元区的0.2%和日本的1.4%。显然，美元汇率仍然具备一定的实质经济基础的支持。

　　4、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待重新评估

　　强势美元与美国的资本流入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美元坚挺导致外国人投资于美国，而外国人的投资又有助于保持美元坚挺，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

　　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的逆转和9.11事件，以及随后的安然事件、环球电讯事件等开始改变国际资本市场的共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美国金融市场，重新评估美国金融资产的价值和安全性，国际投资者在美国金融资产的“质量”上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国际投资者在美国的并购行为正在日趋谨慎。2001年前三季度，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到100亿美元，进入2002年后并购资本流入下降现象更为明显。2001年全年，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额仅为1329亿美元，比2000年创纪录的3356亿美元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企业经营问题的不断暴露严重地影响了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并改变着国际投资者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态度。从这两个角度看，美国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流入都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

　　美国投资风险的上升及资本市场回报率的下降，将导致国际资本的分流，影响美国的资本流入。但是，这种分析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无法得到确切数据的支持。

　　5、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左右摇摆

　　美元汇率政策与美国经济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强势美元是新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从具体政策目标上讲，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的目的是保持低通胀及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但是，美国相关利益集团从来没有放弃改变汇率政策的努力，不断有制造业组织呼吁美国财政部采取“合理的”美元政策，敦促全球主要工业国的财政部长们讨论汇率问题。制造业衰退主导美国经济放缓的事实可能促使更多的出口商施加压力，要求提高美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竞争力，此外，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受到美元汇率过强的负面影响，盈利增长放缓，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股市的波动。为此，布什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对强势美元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和议论。如美国现任财长奥尼尔一方面宣称美国不会改变强势美元政策，另一方面又把强势美元诠释为：“美国并没有强势美元这个政策，美元走强是因为美国经济基本面很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实质上遵循的是一个中性的美元政策，而非无条件地推动美元不断走强。因此，美国政府可能重新评价甚至调整汇率政策取向。对这种可能的变化，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超级大国与国际货币（三）

　　6、市场心理预期倾向可能调整

　　　市场心理预期直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从而左右汇率走势。近期市场预期的突出变化是：其一，9.11事件及美国随后进行的反恐怖战争使美国本土资产面临实际意义上的“安全”威胁，认为美国市场不再是逃避风险的安全天堂；其二，安然事件及其引发的安达信风潮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对美国的会计制度及审计监管客观性的怀疑，导 致美国企业信用根基的动摇；其三，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利益冲突引发的诉讼案揭开了美国资本市场运行的黑幕，加深了外国投资者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秩序的忧虑。此外，美国金融市场资本与信用的关系及上市公司的治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开始认同强势美元调整的基本趋势。事实上，对于美元汇率来说，高估20%还是30%的程度差异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有多少人认为其高估，即市场预期的主导性倾向是什么。一旦某一货币的高估成为金融市场的共识，该货币的价值调整必然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差异只是时间早晚。因此，美元的价值高估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性判断，美元价值的纠正即美元贬值已经无可避免。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推动美元贬值的因素已经占了上风，美元价值的调整过程不可避免，但是考虑到美元的独特属性及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庞大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元汇率的下滑将是有限度的、可控制的渐进过程。

　　在总的调整幅度上，各方面的看法莫衷一是。美国制造业者协会认为美元高估30%；OECD认为，美元必须贬值20-30%才能在2到3年内将经常项目赤字缩减到合理范围。而从历史上看，在1985年著名的广场协定后，美元在近3年间累计贬值30%。根据本次调整前美元汇率的高估程度及政策调整预期，估计本次美元贸易加权汇率指数的调整幅度可能控制在20-25%之间。

　　在基本确定整体调整幅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美元汇率调整时间及调整速度非常重要，美元贬值的速度快慢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及美国经济对金融市场震荡的吸收能力，而美元贬值的持续时间则与其产生的危害密切相关。

　　在具体调整的货币结构方面，美元对欧元贬值幅度可能高于日元，形成欧元强劲回升、日元稳定上行的基本格局。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借美元走软之机加入美元集团，分享软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样事实上又——次强化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这也许是美元价值调整的副产品。

　　7、美元汇率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出口商品总值与国际贸易总额和当期人民币汇率保持正相关，因此，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也从贸易总量和相对汇率水平两个方面对我国贸易出口产生影响。而从贸易总量看，由于美国和欧洲保持低速增长、日本仍然无法走出衰退，国际市场的商品需求不会有很大增长，将为我国商品出口带来一定的难度，下半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可能有所弱化。而从相对汇率水平看，在今年以来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持续走软的过程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事实上形成了人民币跟随美元相对西方其他国家货币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相应地增加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在目前出口退税政策力度难以继续保持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相对水平的调整对于我国外贸出口具有一定意义。

　　其次，在资本流动方面，由于美国经济短期不会有大的起色以及美元汇率出现方向性逆转，可能会有部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寻找新的投资领域，相应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利用外资，另一方面可能会有部分游资利用我国资本账户管理的漏洞流入国内市场从事套利活动。此外，美国股票市场持续下跌严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又不利于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集资。

　　第三，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趋势将对我国的内外经济平衡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对美国金融市场动向保持高度的警觉，尤其是对于美元汇率下滑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并在储备管理及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上准备必要的预防性措施。

　　8、人民币如何走向国际化

　　自从世界货币统一于贵金属的时代终结后，人类一直困惑于世界本位货币，目前是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别信用货币代行国际货币的职能。而国际货币架构的安排，对一国金融经济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举凡大国经济，均对本币的可兑换持有浓厚兴趣。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可能图景会如何?

　　美国由于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获取的铸币税是惊人的。人民币的持续强势，使得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格局中引人注目的“第四极”货币。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成为国际倾向的最大收益是分享国际铸币税,如何估算人民币区域化可能获得的铸币税收益?我们可以粗略地将铸币税等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第一类经济体，是指在边境贸易中已经使用人民币，或者人民币已经在全境或局部通用的经济体，包括缅甸、越南、泰国、朝鲜、蒙古、澳门、香港、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泊尔等，此类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比较大，可以用相当于双边贸易额的20%来计算：鉴于香港从内地的进口中相当部分为转口贸易，因此我们暂且估计其贸易额中仅需5%的人民币储备保证。第二类经济体，是指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或在将来十年有希望接受人民币的经济体，包括台湾、柬埔寨、孟加拉、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可以用相当于双边贸易额的10%来计算。以上估测还未包括与我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第三类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储备需求，以及其他国家民间所可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这一部分从理论上说应该不少于第一、二类国家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额。如果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能够在较长的时段内保持稳定，并且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那么，到2010年人民币区域化带来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可能为152.8亿美元，到2015年约为224.6亿美元，到2020年约为300.2亿美元。结论：中国将因人民币的国际化获得的年均铸币税收入，至少可稳定在25亿美元左右。

四、超级大国与国际货币（四） 　　美国经济何以雄居世界经济榜首，简单的说，发展经济只有两种做法，一是靠‘内涵增长’，另一个是靠‘外延增长’，美国不仅把这个方法都用上了，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始终保持着世界一流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内生增长的真谛；美国依靠庞大的跨国公司不断推进着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这是外延增长的极限，两者叠加，起到了几何级数膨胀的作用。

　　人民币成为亚洲支点货币，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以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亚洲和中国可能获得一个重新审视多极化的真正内涵，摆脱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的欧美中心主义传统的机会。但鉴于至少在今后20年内，从经济意义上讲中国并非亚洲的主导力量而仅仅是重要的平衡力量，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多种政策的搭配和协调。

　　以双边协议为手段，以边境贸易为突破口，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这就需要中国货币当局和周边经济体缔结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双边协议。鉴于人民币在这些经济体的流通和储藏已经是既成事实，因此，双边协议的难点可能并不在于让周边经济体接受人民币及相应资产的输出，而是中国货币当局如何容忍和开放这些境外人民币向境内的回流渠道，以及人民币境外持有和流动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

　　没有利益相关就没有关注，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以人民币资产池的国际化为支撑。回顾美国，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市场是国债市场，而其股票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却始终非常低，回顾欧盟，欧元疲弱的一个重要技术性因素，也正在于欧盟以外投资者持有的欧元以及欧元资产相对有限，才使得国际投资者对欧元汇率走势相对冷漠。因此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输出必须有国际化的中国国债市场为基础，这样才能形成和扩大中国央行相对于国际投资者的永久性的最小动态负债。

　　如何处理既存的日元与未来的人民币之间的定位，中日之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在金融经济领域乃至文化政治领域的冲突和协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很可能有力地推动亚洲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并通过“议题相关”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亚洲的区域合作，其中，中、日、韩和东盟间的动态博弈将是最重要的内容。

　　如何正视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长期性问题，欧洲国家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走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平均花费了16-20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成为亚洲支点货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值得中国关注的基本战略。

　　9、成立合资的货币经纪中介机构

　　成立合资的货币经纪中介机构，是我国货币市场不断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必然产物。货币经纪业务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外汇市场，并迅速在国际金融市场大规模地发展和成熟起来，正是由于货币经纪具有润滑市场、显著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发现最为合理价格以优化资源配置等诸多优点。而货币经纪商是连接此项交易业务和金融市场的重要一环。

　　随着世界进入经济一体化，金融机构国际化态势和资金的全球性流动加快，发达国家货币经纪公司加速向新兴市场和金融中心扩张和渗透。如果我国的货币经纪市场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货币经纪商不能够及时改善交易平台、交易界面，积极加入变化的市场中去，将会被逐步淘汰，更谈不上国内货币市场的发展、成熟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目前，中国金融业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人民币一旦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为之服务的国家货币中介机构的发展将成为关键。只有以内资货币市场中介机构为主、本国货币市场为基础，才能有利于央行的监管和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从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来看，引进国外货币经纪公司，发展本国货币经纪公司，不失为货币市场国际化的快捷之道。

　　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向世人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我们为什么不能称霸？不要把无力称霸看作为永远不称霸的借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做世界的超级大国、头号强国！中国已不是从前的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强大起来，21世纪中国的口号应该是：做世界的超级大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战略，不过这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需要时时刻刻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审时夺势。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1)我们应该清楚，美元在价值回归，这种回归的总趋势是美元的贬值，期间的升降和震荡并不影响这个总趋势；(2)人民币也在价值回归，回归的总趋势是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和美元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都在向‘实际价值’回归，欧元对强势的美元起到了冲击的作用，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有利。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是科学的调控货币供应量，最好的办法是增发货币，增发的货币和收益可以用于弥补社会保障、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等。一方面实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方面科学调控人民币的价值回归，并与其它金融手段相配合，金融对经济的推动和货币自身创造的价值将会是极大的，有可能对GDP的拉动每年都超过1-2个百分点。强势经济造成强势货币，强势货币支持强势经济，强势经济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一旦强大，美国的许多的优势就会消失，未来中国经济是不可以用常规眼光来衡量┅。

一、高速货币化与金融泡沫（上）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起到了非常的作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金融深化、融人全球经济、以及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必须善待和利用金融。在军事战争中，调兵谴将是关键；在市场经济中，资金、资本是雄师，而这又都属于金融的范畴。

　　据2002年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银行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40%。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 银行坏账方面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非国有经济创造全国近70%的GDP,只得到左右30%的贷款。而国有企业目前创造全国30%的产值,却获得70%的金融资源。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体制,导致金融资源分配出现扭曲和无效率。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哪里?著名经济学家樊刚认为，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国有银行坏账的增长；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为金融资产寻找新的增长点,加快银行体制的改革；不要在不良资产的存量上做文章,而应该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决问题,这才是金融改革的出路所在。我们基本赞同樊刚先生的这一观点。在《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一书中，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的金融发展在没有理顺政企关系、政银关系和银企关系的情况进行“放权让利”式改革，导致低效率的超常规量性增长，这种增长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又进一步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的降低，反过来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结果造成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量性扩张支持”与“结构性制约”并存的特殊状态。中国的金融运作机制，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用”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老牛拉破车”状态。改革的迫切性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支撑效用”转变为“发展效用”，解开政府信贷资金在国有经济中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是无效产出的症结，改变金融的二元结构运作格局，推进金融深化。

　　那么，就金融改革这一问题还需要做些什么讨论呢！

　　一、高速货币化与金融泡沫

　　---金融如何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信贷活动活跃,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果就是M2/GDP值的不断上升，即中国经济高速的货币化。根据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有关资料，1978-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9.6%，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0%,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和零售物价的上涨率。这种超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使衡量货币化指标的M2/GDP指标逐年上升。

　　按一般的理解，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就意味着经济的高度市场化，货币化是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70年代，美国学者罗纳得·麦金农曾经提出“金融抑制论”，他把M2的增长和非负的利率看作是金融深化的标志，把M2相对于GDP的比例作为测定金融深化的指标，并以此来解释中国改革的经济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计划经济制度的终结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其使命，但最容易发生变化的不是国有化的经济制度本身，而是通过“放权让利”等形式，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国有部门预算的软约束，一方面是企业投资的高增长，另一方面是城镇居民、农民收入的高增长、高储蓄，社会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在软预算约束下双双膨胀，同时，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也产生对资金的需求，资金成为改革和发展中最稀缺的资源，进而金融规模的扩大成为这一过程的结果。

　　在制度变迁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由“放权让利”的改良方式引起投资膨胀和个人收入的高增长，产生对货币供给快速增长的要求；而货币发行量增加和居民的高储蓄提供了相对丰裕的货币供应,由此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的货币化进程。当然，中国金融规模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高速增长，在个别年份曾引起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在大多数年份中通胀率并不算太高。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货币流通速度趋缓，货币使用效率低下；二是主要由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所组成的金融市场存在着许多梗阻的地方，社会存在大量闲散资金；三是银行部门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在银行的帐面上仍然作为有效资产。

　　2、大量的货币哪里去了？

　　在改革开放前20年里，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一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升的速度，过量发行的货币超过十万亿，他们在那儿形成存量？股市中积聚的资金充其量也只有几千亿元。那么多的货币资金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M2/GDP的数据看，中国和日本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率都很高，可以想象一下，中日两国在货币市场上有哪些共同之处？不良资产比率较高。日本由于泡沫经济而形成了大量的呆坏帐，中国因为国有经济的软预算约束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中日两国居民储蓄率高，存款都集中于银行等储蓄机构，投资失败或贷款收不回来，居民不直接承担财务损失，这就很自然表现为高不良资产比率和高广义货币对GDP的比率。一方面，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比较高，贷款回收困难，导致银行贷款周转慢。为了维持银行的周转，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另一方面，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能得到及时冲销，表现为银行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高于银行有效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能得到及时冲销，银行的存款人不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自然不能冲销存款人的存款，这就造成M2/GDP居高不下且节节上升。此外，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高，引起公众的悲观预期，进一步提高公众的货币需求。

　　从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的比值(M1/M2)上也可以看出：1985年，中国狭义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由64%下降到1995年的39%。广义货币不仅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变化。其中居民储蓄增长最快，比重不断提高。1995年中国现金净投资600亿元，全社会流通现金量仅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29.5%。这说明居民收入中扣除消费的资金，全部压在银行的存款上。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存款(或称准货币)与流通中的现金的比例越来越高。1993年以前，存款与流通中现金之比为5：1。1993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为9：1左右。储蓄存款对流通现金比例不适当的加大，可以推定构成银行主要资产的储蓄存款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呆滞的贷款，而且货币使用效率比较低。

一、高速货币化与金融泡沫（中）

　　包含大量不良资产在内的银行存款的利息最终需要由企业来支付，中国企业信贷资金的实际成本是很高的，不仅远高于银行贷款的名义利率，甚至还高于许多企业的经济回报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规模扩张较快，但经济回报率很低。从1994年到2000年这7年中，中国内地名义GDP以每年13.5%的高速度增长，远超邻近地区如韩国、台湾以及美国、日本。但营业盈余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9.8%。如果把中国经济看作一个企业，其特点是营业收入增长很快，经营盈利增长滞后，毛利率不断下降。如果我们把企业盈余占GDP的比例作为 衡量一个经济回报率的指标的话，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当差的，与处于长期经济萧条的日本差不多。1994-2000年，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20.6%,远低于韩国(30.2%)和美国(23.3%)。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个比例在中国逐年下降。信贷资金成本高，而企业经济回报率低，这种情况造成了企业“赖账”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局面。

　　3、市场深化还是金融泡沫积聚

　　根据统计资料，中国经济的平均市场化程度并不高，特别是金融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单纯金融规模的扩大并不能说明市场化程度，甚至不能说明金融深化的问题。因为金融深化不仅仅是货币量的增加的概念，更重要的还有金融结构的变化和利率的市场化。只有把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利率结合起来，才能综合反映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化。中国的金融同中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正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要有金融规模的增长，而且要有结构和利率的市场化、自由化。

　　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及其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不断提高，即可以看成金融深化的标志，也有金融泡沫积聚的征兆。根据货币银行学的原理，因银行存款和市场流通中的现金乘数效应不一样，当居民把手持现金存到银行中的时候，银行就可在利用贷款的渠道把资金转到贷款人的手里。而当这部分资金再以存款的方式转到银行体系时，就构成了一个货币再创造的过程。因此现金和存款这个选择对个人来说只是一个资产调配的考虑，但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都会造成巨大影响。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改革曾导致存款/现金比例上升，推动了20年代美国股市和经济的一片繁荣。但在1929年，当美国股市崩溃，而美联储犯下严重错误，没有及时放松银根，也没有对储户作任何保障而让一些资不抵债的银行破产。因对银行系统安全失去信心，储户大幅把存款转为现金，导致了存款/现金比例大幅下降，造成货币供应量骤减和

　　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中国过去几年的情况是，存款/现金比例上升，从内部创造了大量的货币供需求。而巨额贸易盈余则从外部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大笔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加上银行利率持续向下和2000年开始征收利息税，资金一直有很大的冲动流向股市。另一方面，政府以政策操纵股市，数次“托市”，更令股市泡沫火上浇油。这些因素与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回报率的现实结合起来，导致了金融泡沫的产生。

　　4、金融如何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

　　笔者始终认为，金融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的作用。发展经济以及经济的增长要求流通中的货币也要不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改革的持续进行都得益于大量的货币化收益，而金融在中国的政府垄断对此提供了可能。中国的居民消费仅占GDP的40%左右，这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有较长的路程，所以中国还处在投资拉动时期，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为金融的量性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社会投资提供了可能。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高的增长，这一点在笔者的其它两本专著中都作了论述。问题是许多时候经济的增长和货币的增长并不一致，正是这种不一致促进着中国经济一浪又一浪的高增长，也隐藏着一个又一个难题和危机。问题是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它，并加以科学的利用，经济就会按照规律顺利发展。

一、高速货币化与金融泡沫（下）

　　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增速与90年代初相比有了一定的下降，但明显高于GDP实质增长率与物价上涨之和。由此，货币当局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适当的、积极的；货币供应量增幅也是比较合适的。不过就货币供应量增幅高低的认识，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90年代以来的数据表明，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或通胀压力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关系。作为货币政策终极目标的物价水平和GDP增长率，在不同阶段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反应并不一致；从趋势上看，1995年以来，一个百分点的货币供应量 增长率所引起的通胀压力一直呈递减趋势，其不一致性表明，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到终极目标的传导过程中，存在诸多中央银行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干扰因素。中央银行虽不能预料和控制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干扰因素，但有必要根据以往经验或终极目标和不同反应，对中介目标作出适应性调整：即通货紧缩压力仍较大的情况下，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增幅。另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出现了货币流动性提高、狭义货币增速较快而广义货币增速较慢的局面；在具有非一致性预期结构特征的货币传导机制下，由于市场实际利率无法随货币供给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有人推断，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货币供应量太少，而是货币供应量太多，导致银行资金成本过低和银行信贷资金过于充裕，为过高的证券收益预期的自我实现提供了资金基础，使得固定资产投资缺乏吸引力。从而，简单增加货币供给量已难以奏效。为校正预期，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不仅不应当扩大货币供应量，使同业拆借利率下降；反而应该减少货币供应量，使同业拆借利率适当提高。

　　实际上，一方面由于其他的未知因素，如市场利率的提高如何影响公众尚不完全清楚，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项目难以寻觅的情况下，贸然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期达到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从而形成实体经济—-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的预期目的将很难真正实现，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会比较大。因此，笔者不赞同减少货币供给量的做法，相反应该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发货币(这一点将在第六章再谈)。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的发展和深化，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及物价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货币供应中有一部分对应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不大。因此，简单地以物价和GDP增长率之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比，也不大合适和准确。同时，当观测货币流通速度剧烈变化时，仅仅凭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高低并不能判断货币流通量的合适与否；这时，欲得出货币流通量是否合适的结论，必须结合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大小与方向。

　　谈到货币供应量，总要涉及到一个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与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印度、美国、韩国、日本)相比，中国的M2/GDP是最高的；并认为M2/GDP越高，整体的支付风险越大。也有人认为，中国M2／GDP水平很高，表明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不是过少而是过多。一般而言，M2／GDP比率下降和资本比率相对上升是金融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但在中国，不能简单地利用这两个指标进行国际比较，也很难据此推出政策结论，因为即使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M2/GDP的水平也不尽一致。如何解释M2／GDP水平的国别差异和一国M2／GDP的变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刘明志的研究，中国M2／GDP比值的不断上升是货币需求水平上升的结果，其主要原因：一是货币化和居民储蓄存款的投资性质；二是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单一；三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四是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五是经济景气因素的影响。因此，解决M2／GDP水平上升问题应该主要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着手，而不应单纯从货币供应角度着手。目前，为了解决宏观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不十分景气的问题，国家一方面要坚持目前的宏观凋控方向，促使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要改善和稳定公众预期。那么，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货币政策就不能过于保守。如果货币政策的目标定得过低、货币政策控制过严的话，则公众预期难以迅速好转，同时经济景气也难以好转；其结果不但不能降低M2／GDP的比率，反而会促使后者上升。

　　几年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表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可测性及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等问题上已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与当初的预期相去甚远。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也引起了各方面关注——货币当局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到了80年代中后期，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及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货币定义变得模糊不清，人们难以精确计量货币供给量；更由于金融创新，使得传统货币需求函数失效，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大幅波动，难以预测，最终使得M1、M2等货币总量目标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稳定关系破裂，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供给量目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早在1987年，美联储就宣布不再设立M1目标；到了1993年，更是宣布“放弃以任何货币总量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M3在内。其它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瑞士、日本等国，也降低了货币总量目标的重要性或干脆取消了货币总量目标。一些国家改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甚至大多数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基本没有再简单恢复利率目标，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通货膨胀这类非工具变量目标。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看，一些专家呼吁以利率代替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甚或以组合目标为中介。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不具备将其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其它如物价上涨率，CDP增长率等也有一定的局限，同时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因此，货币供应量在中国仍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指标，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同时应对利率、物价上涨率等指标进行关注和分析，从而为货币政策提供较为准确的信号。

二、如何舞好金融全球化这把双刃剑？

　　今日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世界各国的运行方式。其中尤以金融全球化的表现最为突出。金融全球化正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但是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必须正确认识，认真对待。

　　(1)各国相互依存性增强与国内稳定性削弱并存。一方面，经济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多元 化的和更有效率的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越来越按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生产和贸易，因此，各国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2001年，虽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但是由于各国的相互依存，全球商品贸易额还是增长了2%。另一方面，增强了各国经济金融的互动性和金融风险的传递，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更易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现有国际货币体制的缺陷增加了汇率的波动性和不可测性以及投机资本的活动空间，因而各国经济金融运行的稳定性削弱。

　　(2)跨国界经济联系和经济管理增强与经济金融主权削弱并存。一方面，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扩张，金融机构跨国经营活动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金融品种日益增多，机构设置也遍及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联系日益密切，国际业务标准、管理惯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遵循和采用。但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各国也需要修改或放弃自己原有的一些标准和管理规定，相应削弱原有的经济金融管理权限。

　　(3)世界总财富增加与各国贫富差别扩大并存。经济金融全球化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重组和财富再分配，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都面临着进入主流或被边缘化的挑战，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13%的发达国家占有全球年产值的77.8%，而占人口近半数的低收入国家仅为5.6%；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口收入差为74：1，而1960年仅为30：1。

　　金融全球化虽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工业国家控制着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造成全球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这也是造成金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主要原因。网络化把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连成一片，打破了不同地区时差的限制，同时使各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缩小，各个市场的相关度提高，各国的相互联系加强。但是，2001年美国和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边缘。受其影响，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全面放缓，有的已经陷入衰退，金融风险增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和主要工业国家的固定资本投资也大幅下滑。全球股市大幅动荡，集体陷入熊市。外汇市场总体低迷。主要工业国家央行大幅降息，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明显下降，全球货币市场出现极度松驰状态。由此可见，金融问题将是21世纪各国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必须慎重处理的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战略问题。

三、金融自由化与货币政策（一）

　　1、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

　　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随着金融业管制的放松，更为广泛的国内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得以实现。但利率自由化经常伴随着危机的爆发或者引发危机。然而，对于任何希望完全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国家来说，建立一个实质性的金融自由化体系是惟一可行的出路。

　　遗憾的是，多年金融压抑形成的金融体系，往往与自由化体制不相容。世人瞩目的危机，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某些观察家对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速度问题产生质疑。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好自由化进程？怎样才是最佳的目标政策结构呢?先来看金融管制。政府干预金融行业由来已久，这不仅是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和保护公众不遭受意外损失，而且是为了抑制财富的集中和垄断，增加财政收入来源，并通过金融体系为政策所倾斜的集团提供融资，而不是采用更为透明的公共融资工具。利率上限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时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国有金融机构或金融行业不受干预的国家。

　　上世纪中也，在金融管制的扩展上，国家干预日益成为改善资源分配和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与不发达的税制体系相比，要完成国家扩张了的作用，国家就需要动用更多的资源。国家还需要努力在预算外的资源分配上扩大自己的作用，这需要通过干预金融行业、价格体系、投资决策以及与国际市场的联接才能实现。

　　不少国家的政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大量举债，对银行存款和贷款利率制定较低的上限，从而降低其借款成本，并且指导银行贷款投向重点行业，如农业、小型工业和出口。通过发行货币和对银行制定低收益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流动性要求，预算资金的来源进一步扩大。不可避免的是，制定资本管制政策就是为了抑制资本外逃到高利率国家。在金融管制下，国内信贷比率低，发展地方债券市场又很困难，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海外举债，从而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许多国家的经济绩效同样遭受损失。利率上限不仅减少了可贷资金的数量，且导致金融行业的无效率。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表述，即随着从正常渠道获得的信贷日益稀少并且相对昂贵，投向生产能力弱的借款人的非市场分配信贷压力就会加大。往往是那些富有的和有权势的人(包括银行家)获得了利率上限所产生的大部分的租金。利率上限还助长了资金的潜在滥用和腐败。更重要的是，金融管制削弱了信贷分配的有效性，产生租金从而常常恶化收入分配，制造社会成本，使金融压抑的政治连续性得以长久存在。

　　有些金融机构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然而其信贷分配也不是总能达到有效的社会配置。由于资金的使用者比金融机构更清楚他们自己的经营和他们运用资金的意图，这样信息不对称就很普遍。破产限制了负债。金融机构不仅面临道德风险，而且还面临着资金分配的逆向选择问题。即使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传统的供求分析作为一个有价值的近似值，仍然有效，对整个信贷市场及其扭曲的分析不能离开信息和道德风险问题。当信息和道德风险问题尤其严重时——比如当银行所有者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有效资本和有效的监管时，就只能依靠严格的金融管制。

　　有关管制的经济理论提醒我们，当试图衡量改变控制措施的成本和收益时，应注意被监管的私营经济部门的反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私营部门推动了金融历史的发展，它们创造了更加廉价、更加便利的货币替代形式——银行贷款，这不仅仅归功于技术的发展，而且归功于多数国家银行业所付出的监管成本，这种成本是相对于非银行金融渠道而言的。金融管制越严格，即成本越昂贵，金融管制越容易被逃避。

　　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资金通常是寻求最为廉价的融资渠道。自从美国从事批发业务的银行创造了欧洲美元市场从而规避了Q条款以来的40年里，计算和通讯成本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致于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通过蜂窝电话或国际互联网很容易地规避监管。目前监管者的监管力度应该比早期有所放松，因为逃避监管的成本会更高。

　　因此，政府迫于这些压力，迟早要放弃繁琐的诸如利率控制的管制措施，因为，这些管制措施要么无效(被规避)，要么成本太高(副作用)。可见，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要自由化，而是政府是否已经为势不可挡的自由化作好了准备，以及他们将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监管体制来减少金融的不稳定。

　　2、金融自由化的影响

　　20世纪世纪最后的20多年里，金融业的放松管制是伴随着更为广泛的国内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利率自由化，就像其他方面的自由化一样经常伴随着危机的爆发或者引发危机。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墨西哥和乌拉圭，债务危机引起了通货膨胀的爆发，财政赤字大量暴露，外部融资削减，于是这些国家就放开了利率以动用国内资源。印度在1991～1992年的危机后，逐步放开利率，作为其经济整体自由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由化初期典型的无序的经济环境与金融的和非金融的政策改革共同构成了自由化的一个插曲，正是鉴于这种情况，实证估计所推导的从金融自由化所能获得的净经济福利水平就很难实现。但很清楚的是，金融自由化本身远比一个过渡时期的影响重要，并随金融业运行的根本因素而不断变化。有两个因素很关键：(1)取消利率和其他价格管制，减少政府部门对信贷的行政指导，意味着不仅会减少金融机构的隐性税收、相关租金，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短期波动——至少在名义利率范围内如此。(2)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私有化，准许新的市场参与者加入到金融服务行业，减少金融机构介入的行业限制，取消对金融市场垄断的法律保护，这样就会大大地改变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以及金融机构治理的激励机制。

三、金融自由化与货币政策（二）

　　自由化不仅使现有的不良资产组合得以暴露，还使借款人面临着借款成本的上升，租金的减少和信贷分配的改变。那些在原有体制下已获得贷款的借款人，现在将以市场决定的更高的价格来偿还，从而蒙受损失。利率的提高和租金的损失所产生的影响将一些债台高筑的借款人推向破产的境地。

　　金融自由化进程可能会加大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从而减少租金，使租金重新分配 ，以这种形式产生分配效应，并且加剧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和变动趋势就越来越趋同于发达国家。就实际的和名义的货币市场利率而言，自由化的确意味着短期波动的加剧。很明显，国债利率和银行利差是最受压抑的，当自由化向前推进时，它们的上涨幅度是最大的：这使大量的租金从国有行业和政策所倾斜的借款人中转移出来。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工业国家公开的银行利差又有些收缩，发展中国家的利差却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也许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市场力量和高风险。

　　一方面，金融压抑国家的政策往往导致宏观经济周期，另一方面，自由化进程本身经常引发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为金融机构努力抢占市场份额而使自由化初期贷款总量膨胀。其所带来的经济过热不得不通过货币政策降温，或者引发通胀和名义汇率贬值，这反过来又在名义利率上体现。

　　如前所述，自由化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财政渠道实现的，其前提是政府无法通过削减赤字来回应利率的上升：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则赤字要么货币化，引发通胀，要么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重新贷款，而高利率使私营借款人的挤出效应更加升级，由此又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稳定。

　　在自由化国家，利率的有些波动可能是“无效波动”，费勒德(Flood)和罗斯(Rose)把这一概念运用在汇率上。在一些管制较为宽松，并且管制价格与市场出清利率相差不远的国家，其管制利率的确为资金成本提供了一个相关的信号。由于管制利率比较稳定，该利率盯住预期利率和市场贴现利率，就能潜在地抹平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波动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政策将产生相当可观的收益，体现为消除了“无效波动”，人们不用担心波动会带来风险费，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稳定。

　　有些转轨国家，自由化使政府从总体上丧失了一些控制权，由此加大了执行合同的困难，一个独立的不确定因素就在这些国家表现出来。高名义利率和低违约成本的结合，使许多交易出现物物交换。

　　另一方面，准入和特许权价值，对金融治理结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允许新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外国参与者进入金融服务行业，以及颁布针对合谋定价的反垄断管理办法，对工业国家金融市场自由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且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地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纳。然而，与现存银行相比，新参与者进入市场时，没有那么多不良债务的挂账和昂贵的劳动力合同。

　　竞争的加剧直接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范围的革新。这些好处不容忽视，并且不断增长。但是新的市场准入的自由常常使银行努力保留或抢占市场份额，他们在不熟悉的领域拓展业务，而银行往往会低估那些领域风险。更有甚者，新的进入者可能破坏无效率的现存银行的前景，致使他们承担更大的风险。的确，伴随着自由化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加大常常潜伏着新的风险，即使是成熟行业也是如此，如财产抵押贷款。

　　在实际中，现存银行经常足以有效的运转和重组来对新进入者的威胁作出反应，这就使得后者的业务活动的开展比预期要困难得多。但是即使新的均衡状态下原有的市场参与者保留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现在的均衡仍是一个竞争性的和利差较低的均衡，并且不存在信贷指导体制所产生的租金。由于特许权价值的减少，现在的银行尤其没有犯错机会，许多银行受制于风险过高所带来的危险，对于这一综合症，恐怕墨西哥的案例作了最好的诠释。

　　在其他情况下，市场进入者倾向于较为稳妥但又可赚取高利差／小金额的战略，这样，高成本的现存银行以及背负着不良贷款组合的金融机构仍保留在行业内，其总体利差往往要比自由化之前大——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

　　市场中不仅出现了新的竞争者，金融机构也获准开始拓展新的业务范围。其中，全能性银行业是一个趋势，不仅大的商业银行，而且原有专业金融机构如抵押银行和储蓄银行都朝全能性银行发展。尽管新的市场准人自由给赚取利润创造了新的机会因而某些方面有利于特许权价值，而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打破竞争障碍，以及各国放开行业介入的限制同样加剧了现有行业的激烈竞争，如分支机构的设立，在进入新领域后，其利差要比预期利差低。

　　还有人认为，从自由化到危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次序。一方面，一种形式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实行自由化，另一方面，自由化国家又经常遭受到随之而来的更为有害的危机。形成这种循环，部分是因为自由化的环境使过去信贷分配的无效率和失败得以暴露，部分是因为自由化过程中操作不当，特别是没有改善银行业初始的脆弱状况，以及没有能迅速地建立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监管的框架。比如，银行发现其现存的贷款组合在新的环境下变得不合理了，因为他们的借款人不再有能力偿还贷款，不管是因为贷款质量差，利息成本上升，还是因为经济自由化的其他并行措施导致相关价格的改变，或由于政府补贴已经取消，或仅仅由于政府对于这些债务的隐性担保不再有效。这种情况下(包括在印度和印尼)，自由化使毫无价值的资产组合得以暴露，而不是导致不良资产组合产生的原因。

三、金融自由化与货币政策（三）

　　基于同样的前提，根据德米尔哥-昆特(Demirg—Kunt)和德特拉贾凯(Detragilehe)对1980-1995年间50多个国家所做的计量经济学分析，银行危机更容易在自由化的金融系统中爆发，但那些制度环境较为健全的国家例外。但如果自由化并不必然导致危机，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常常会减少银行执照的特许权价值。这将对银行的经营业绩起到负面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竞争更加激烈，银行就会抬高利率，直到审慎的贷款操作不再有 利可图为止。存款保险不管是隐性还是显性，都会在银行内部人所接受的贷款组合风险和存款人所意识到的风险之间制造差异。例如，一些人认为这是墨西哥银行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也是乌于达银行从事和迅速扩大一系列高风险活动的一个原因。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已经受到质疑时，银行的高风险活动更容易过度，这种情况下，放松管制会很危险。

　　自由化环境中导致银行脆弱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蓄意从事高风险活动及过去的贷款组合质量低下。应注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营上的彻底失败。使那些银行经营者无意将其银行带人岌岌可危的破产境地，给其存款卖出期权赋予任何重要的价值，他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整个环境，还是他们拓展的新行业，实际上比他们所预料的风险更高。有时自由化的弊病会由于放松管制的次序不当而恶化，特别是在自由化不当的情况下，如韩国就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市场放松管制的次序不当引起了短期债权的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在监管不力的由短期外国借款融资的公司票据市场上更是如此。短期外国借款使金融系统暴露在外国债权人的操纵之下，而正是外国债权人破坏了金融系统。

　　自由化阶段初始，还会遇到另一个障碍，即监管制度、监管手段和法律体系不适应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在金融压抑体制和政府信贷指导的体制下，一般认为，对风险的监管并不重要，监管的方向是执行信贷指导，而不是实施审慎的监管制度。法律体系典型地保护债务人。即使放松管制的内容之一是法律的修缮，法官和法庭不会立即熟悉法律的内涵。总之，有效市场决策所需要的银行技术、监管机构和法律框架均存在缺陷，这意味着自由化遇到了许多问题。利率自由化改革本身能很快、很容易地实现，成本也很低，然而构筑技术、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却是耗时、费力的，成本也很高。

　　在有些情况下，自由化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根据郝诺汉(Honohan)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观察，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一个普遍做法是，依靠审慎监管的间接方法，即通过调控银行的资本来确保银行具有足够的与所预期的风险相应的资本。但是在金融自由化体系下，监管者很难辨别银行资本的真实价值和银行资产组合的真实风险，这就意味着要保证银行业务的安全和合理性，可能需要实施更加强有力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的特点将是，它们较为容易地证实和推定遵守法规的银行失败的风险较小。

　　有人描述了银行业是怎样时不时倾向于对政策做出反应的，并且指出，对微调的监管政策的标准建议非常依赖于模型而且脆弱。当一个由有远见的股东控制的银行，被更为注重现实的特征的银行所取代，并且这类机构存在包括自我服务和短视经营的委托代理问题时，上述特征就得到加强。这一点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需要简单、强有力并且更为直接的措施来保证银行业务的安全，不仅政策要有效，且这些措施能在减少风险程度上达到一个量的飞跃。

　　然而，哪些法规应加强，在哪些情况下加强呢?郝诺汉和斯蒂格利茨评价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健康的金融管制中不同情况的相应表现，并且考虑到可能的副作用和实施阻力，明确了各种引发失败而很可能是有效的各种条件，明确了在哪些环境下，副作用可能最严重。他们表明，不同国家的情况是如何实施不同的有效措施的，但或许这些措施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一些规定，如会计上的最低资本是监管者的一个长期性工具。其他的如利率上限，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或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尽管有些令人怀疑，但它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种审慎的措施发挥了更加有意义的作用，特别是如果只是间歇性地运用利率工具。政策制定者需要把这些强有力的监管工具组合作为政策源泉。

　　在实践中，金融自由化还远远没有实现向均衡的、竞争性利率的平稳过渡。事实上，过去受到补贴的借款人，其租金的静态转移往往可能是体制转变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已经部分地为显性的预算补贴所替代。然而，特别是当资本账户早早放开，当财政和其他宏观资源不稳定因素非常显著时，利率的波动会导致银行体系脆弱。在极端情况下，强制执行合同而不支持自由化，会导致货币经济自身内部瓦解。在多数国家，即使市场准人是自由的，利差如果加大，则表明市场实际上还缺乏竞争。事实上，银行监管当局经常没有必需的审慎规章来限制市场准入，也没有必需的干预来保证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或管理不善的金融机构的退出。

　　显而易见，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完全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国家，建设一个实质性的金融自由化体系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但在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中，许多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自由化次序的这些问题对其会有帮助。对于其他的国家，让时间倒流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必需推进制度建设的长期计划，这在目前已经普遍被认为是成功实现金融业自由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通过开拓监管的一些新方法，会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金融自由化与货币政策（四）

　　3、金融自由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对货币总量的控制更加灵活。为了解决金融创新给货币政策带来的难题,受到很大影响的各国中央银行全面地采纳了一项实用性方案。各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将更大范围的经济和金融指标考虑在内。一些国家因此不再追求严格地遵守已确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而在短期或较长时期内根据环境的变化允许某种程度地偏离目标。

　　(2)加强银行监管。在当前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持续地集中精力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显得越来越突出。这些变化使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陷入更大的风险和不稳定之中。因此,我们对这种紧张状态的出现会危及国内或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可能性不能不加以考虑。这意味着强加于金融机构的传统的谨慎监管制度在新的情况下应重新进行评价并予以加强。

　　目前货币当局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表外业务的迅速发展。对于这一点,货币当局的主要任务在于确保表外业务在相关银行的公开账户中显示出来,而且与此相关的谨慎监管制度均应适用于这些业务。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已经对短期票据发行和为某些业务提供担保时银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或将要实行资本定额管制。与银行监管有关的其它问题主要表现为银行业务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对所有类型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进行监管是特别必要的吗?对那些开展相类似业务的金融机构是否应适用可比监管标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对银行和银行业务进行定义时大体上赞同使用职能准则要优于单纯的机构准则。因此,形成了对从事相同业务的机构实行统一监管的趋势。尽管这一举措有利于加强竞争,但由于在对各种金融机构规模的确定上存在很大差异,使统一的监管难以实行。

　　最后,应着重阐述的是引起这些问题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是同等重要的。各国的金融体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同之处,这体现在规模巨大的银行或银行集团陷入危机时所产生的影响会超越国界。若希望更好地对银行经营进行监督,密切的国际合作就是必要的。由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当局采取措施加强银行资本管理并统一衡量资本充足度的方法,使近几年来的银行监管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各国对银行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和所使用的监管方法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尽管在大多数国家中对新的银行表外业务的谨慎监管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一领域里遇到的困难还较小,但这类监管同样应成为日益加强的国际合作的对象。

　　4、应该如何利用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要分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要看货币政策的扩张能否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真实增加，并最终推动经济增幅的提高。

　　货币政策影响投资主要有三个途径，即利率、银行信贷及股票市场。从理论上讲，投资需求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与现行利率的对比关系；只有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超过现行利率，投资才会实际发生。随着社会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资本边际效率有相对下降趋势，这客观上要求不断降低贷款利率，以保证投资者有利可图。但是仅仅降低利率，有时候还不能使之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平衡，许多借款成本的存在仍旧使得投资成本居高不下。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投资增长与银行信贷密切相关，即无论是由于银行“惜贷”也好，还是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增强、借贷积极性不够也好，总之近几年银行贷款规模增幅相对90年代初有所下降，这与投资增幅下降是高度吻合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企业投资对利率是不大敏感的，最近几年情况虽有所变化，但尚未发生大的转折。2000—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回升更多地受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而与利率下调并无太大关系。但就间接融资渠道看，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时，利率下降，股票和债券价格上升，刺激了投资的增加。

　　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下降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信贷政策对消费的支持。前几年，由于中国大多数城镇居民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经基本饱和，而住宅、私人轿车等消费品由于消费信贷不发达和价格偏高，因此虽然利率降低，但贷款买房、买车仍未能普及，利率传导机制受阻，未能带动消费需求的上升。进入2000年以后，在累积效应的影响下，加上居民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以及银行信贷政策的支持(2000年以来银行新增贷款中消费信贷占了很大的比例，增速很快)，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开始逐步显现。从另一个侧面看，即从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程度来分析，随着几次利率下调和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政策的出台，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幅有所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信用消费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若货币政策特别是消费信贷政策更有利于消费者的话(即更加方便等)，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将更为明显。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形象比喻的那样，货币政策好像“一根绳子”，尽管它对经济扩张特别是在紧缩时期的经济扩张作用可能不是十分明显，但对经济收缩却能起到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决不可低估；应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

四、中国金融的创新与发展（上）

　　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

　　对此，高盛公司认为，从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象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穆迪公司则认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其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步骤和阶段，同时也考虑到银行改革过程中可能来自金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压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断然全面在银行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是弊大于利。这种渐进的改革思路显然与高盛公司激烈的银行改革思路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银行业在2002年可圈可点的改革进展并不多，无非是一些国有银行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的国有银行采取了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的还退出了无利可图的产业，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我们关注到，2003年初中国金融界的高层军马大调整，估计随之要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也认为金融的改革、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都势在必行，但是我们还是赞成穆迪公司对金融的渐进改革思路。

　　金融创新的发展对金融机构的运作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各国的金融稳定性引发了潜在风险。因此中国金融的发展必须了解当前金融市场结构性变化的主要特点和利弊。

　　1、变化着的金融市场

　　在过去的十年间,许多工业化国家的金融市场在其运作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表现为三种形式:新技术和新的金融产品的引入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间的传统界限日益模糊,即以此为特点的“金融机构非专门化”的出现；金融业务日趋全球化,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所有这些变化对金融机构的运作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金融创新的一个积极有益的特点在于它有助于加强金融部门的内部竞争,从而使客户获得更大范围的金融服务。然而,金融创新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给货币总量控制增加了难度并使各国面临着金融稳定性下降引发的风险。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货币当局通常在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引入更大程度的实用主义并对银行业务进一步监管。

　　　(1)新的金融工具。近几年来,金融市场出现了一整套的新产品和规避风险的新方法。主要是以下几种因素导致了这些创新的出现:

　　一是放松或废除对金融业务的管制(例如规定利率上限)；二是经济主体急需将由于税收和金融管制引起的日益上升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三是金融参与者希望规避利率和汇率带来的风险;四是技术进步加速了资金转移,促使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

　　金融创新主要有流通于货币市场中的定期存单、商业汇票以及短期和中期可转让债券；附带各种兑现条款和保证条款的长期债券的发行；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被日益广泛使用的浮动利率合约、利率和货币互换以及诸如期权和远期利率协议等其它风险规避方法。这些新工具的出现大大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即众所周知的“证券化”趋势。对于许多借款人来说,可转让有价证券的发行已经取代了银行信用。拥有良好的资信等级的原始证券发行人因而能够以低于现行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上的利率水平筹集到资金。二级借款人也利用证券市场筹资,在这些情况下,担保和银行信用通常起到有益的作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作用。备用便利许可的授予(一种表外业务形式)允许银行就其为客户建立信用等级或信誉去收集信息而收取佣金。

　　得益于金融创新,银行主要通过发行储蓄债券、中期和长期债券及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债务工具在证券市场的扩张中也发挥着直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由放松管制引起的。因此,在几个国家中,由于放松了对应付利息及定期存单的发行和交易的管制,定期存单的数量才有所增加。在其他情况下,银行将发行可转让债务工具即债券作为其增加资金的手段,以便既能扩大其放贷能力又能增强其金融基础。

　　(2)金融中介机制的变化。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同时与证券和其它可转让票据的迅速增长相结合,使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许多国家,吸收存款机构(主要是银行)的相对重要性逐渐消失,有利于以证券形式持有其大部分资产的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这意味机构投资者正分担着(至少是部分的)金融风险,而且在以往属于银行的业务领域里发挥着作用。

　　商业票据发行的迅速增长加强了非金融经济主体之间的直接融资,使银行业务受到了影响。如前所述,这种新的融资方式使企业能够较少地依赖银行短期贷款,因此导致了银行总营业额的下降,减少了银行的边际利息收益。由于银行仍然是发行商业票据的中介机构,所以并未完全被排除在这些新的融资渠道之外;另外,银行因开展这些业务而收取佣金,使它们的收益来源呈多元化。这一趋势反映了对银行业务实行系统收费的现行尝试。

四、中国金融的创新与发展（中）

　　对诸如期权、互换和其它风险规避方法等这些复杂的产品的发展及使用已成为目前银行用以满足客户需求的主要业务之一。通过开展这些业务,银行能够更好地处理金融业务的内在风险,缩小各种利率、汇率和到期日的不匹配。但在发行可转让票据的背景下,随着银行扩大提供担保或备用便利,这种银行业务的转移导致了表外业务的大幅度增长,银行风险随之变得不那么透明了,这一现象已受到货币当局的关注,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随着银行业务的这些质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存款吸收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的功能发生了交叉。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法国)对原来阻碍各类金融机构从事某些业务的限制进行了废除或放松进一步便利了这些功能的交叉。由此加剧了吸收存款业务与证券业务(包括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及资产管理)领域的竞争。银行和机构投资者的业务重合趋势在国际市场上比国内市场发展得更为迅速。目前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外币交易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3)金融市场全球化影响。金融市场的第三类结构性变化就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就体现出这一特点,并且在浮动汇率下国际资本流动的显著扩张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全球化趋势。最初,促使国内市场出现金融创新的一些因素,即放松管制、税收冲击和技术进步(不同市场间业务的完成速度加快)也同样推动了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除此之外,以下几种因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新工具的增加,例如商业票据、浮动利率债券和无息债券,而且除了美元以外,还以其它各种货币标值。二是股票市场全球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股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报价和交易)。三是借助于前面提到的新的风险规避业务(互换和期权等)。四是由于关键性货币(日元、马克)或一揽子货币(欧洲货币单位)在国际交易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导致了金融资产组合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总而言之,受这种全球化趋势影响的是一些重要工业化国家的银行系统。事实上,近几年来银行国际风险的日益增加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体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变化,包括较大比例的外国资产和负债、以外币计价的资产的扩张及日益增加的国家风险。另外,全球范围内银行间融资行为的增长令人瞩目,对汇率的变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2、金融创新的利弊分析

　　(1)货币优势和非货币优势。一些金融创新使货币资产提供的货币优势和非货币优势发生了变化。就货币优势而言,现在许多国家都可以从交易余额中赚取利息,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必须经过授权;并且还能以市场利率水平支付利息,而不必受制于以往所规定的利率上限。因此,企业和家庭都可从存于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的资产中获得更高的回报。

　　另一种货币优势是降低了持有、交易及转移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就存款而言,(尤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主要是由于可以作为交易余额的存款工具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各种不作为交易余额的工具有了更强的流动性。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证券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也大大降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地对这类交易规定应收取的佣金数额。这使得那些能够支付降低了的佣金费用的主要参与者受益非浅;而小规模交易的费用趋于提高。

　　金融创新也带来了非货币优势,一方面有利于经济主体更加便利地规避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媒介作用的减弱而使金融服务趋向多元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加剧促使其为企业和家庭提供了范围更广、更适应需求的服务。

　　(2)货币控制困难和金融稳定性下降带来的风险。金融创新发展迅速,而且通常难以控制,这给货币当局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难题,尤其是在那些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的国家。现有金融资产领域的拓宽以及金融资产可替代性的日益提高使得货币总量更加难以确定。过去,经济主体对货币的需求十分稳定,这一特点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尤为显著。从中期来看,这些国家中国民收入与相关的货币总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金融创新使这种关系严重分裂。另外,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和以期货合约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货币政策影响真实变量尤其是影响投资的方式不再那么清晰了。尽管这些动荡有可能只是暂时的,但货币当局通常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确定精确的总量目标是不合时宜的,采取较为主观的方法则十分必要。

　　金融创新带来的第二个难题是其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冲击。自从1987年股票市场发生崩溃以来,对这个难题的关注更加敏感了。金融体系稳定性下降的根源如下:

　　(1)表外业务激增使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变动难以监控,对于涉及表外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越来越难以评定。越来越多的这种缺乏透明度的业务使风险潜伏了下来。(2)竞争的加剧促使金融机构使用新的产品来追求较高的利润,与此同时风险也大大增加了。当借款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这些金融机构持有债权的质量就令人怀疑了。(3)一些新的融资技术通常伴随着高风险,尤其是对机构投资者而言,高风险使交易变得十分脆弱。近几年来在美国市场上十分流行的垃圾债券(即由那些信用等级极低的机构发行的高息债券)就是很好的例子。(4)金融业务的相互依赖性和全球化鼓励了那些强大的金融参与者为取得商业和工业集团的控制权而进行投机性“狙击”,使股票市场出现了与根本经济实力完全不一致的空前繁荣,从而产生巨大的风险。放松管制后利率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利率风险也随之加大。

四、中国金融的创新与发展（下）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形象比喻的那样，货币政策好像“一根绳子”，尽管它对经济扩张特别是在紧缩时期的经济扩张作用可能不是十分明显，但对经济收缩却能起到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决不可低估；应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

　　3、金融的多元化改革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目前中国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近70%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 率只有不到30%。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没有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情况的后果，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权到底归谁所有，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社会性质。因为企业做大到一定程度后，其资产必将社会化，完全按实现社会的价值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进而有关“民营银行”的提法在整个金融界引起广泛关注，有人称，“民营银行”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征程，中国金融业从此进入“后国有时代”。

　　汤敏提出了在现阶段“民营银行”的可能形式：从所有制来说，是以民营为主；从经营范围来说，是区域性、地方性、社区性(城市范围)；从经营规模来说，是中小型的(资本金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从运作方式来说，是纯商业性的。应该说，这种定位是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是一致的。在客观上，中国需要对中小企业融资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小金融机构。事实上中国最缺的也是中小银行，同时银行业的对内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民营银行”的提法与国际上的定义有出入。有人认为，不一定要提“民营银行”，可以提中小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等，应该更加鼓励中小银行或叫“社区银行”的发展。我们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自从1970年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美国有1.5万家商业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中小银行。

　　金融改革应该是多元化的，现在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是金融，我们赞成在中国发展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与企业相互依存。在经济增长比较好的时候，中小金融机构资金流动周期比较短，资金周转快还有效益，而且风险也不会太大。但是中国的事情切忌一阵风，一哄而上，不要再犯证券市场类似的错误。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如何审批、如何监管、退出机制如何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对银行准入的条件有：资本金的要求，经营者素质，商业计划的严格审查，事后监管，政府干预等。任何国家对银行都控制得非常严，即使在香港，银行执照也是非常难拿到的。中国是一个转型期的国家，在具体操作上要更加谨慎。

　　迄今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也是整个系统风险的来源；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而资本水平则很低；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自己的不良贷款。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谁应当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买单”的问题。

　　2002年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间业务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在对于中间业务的管理方面也显著地放松了管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如果价格的管制能够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在2003年以后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整个银行业的自由化，而且这些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的银行的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体现，但是，外国银行的竞争则要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对本地的银行形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这些国际银行会带来资本和专业技术。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会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对银行业的业务和地域限制。在当前阶段，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与本地的银行合作，这样运作的成本更为低廉。在短期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会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的冲击实际上在直接推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走向边缘化。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出路（一）

　　在中国，现实中存在很多差别和差距，但最主要有三大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和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明显且将永远存在。也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人类发展指标是由人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总入学率和人均GDP四项指标合成)和知识发展差距。在人体中，血压正常的高低差别，使人体内的血液循环得以正常进行，从而保持生命的动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正是这些巨大的差距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机会，提供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到了关键的时候 ，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和巨大的需求潜力为中国的经济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一定要抓住机遇，科学的利用这些差距，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那里？

　　1、社会经济问题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导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目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城市化滞后，生产方式滞后、生活方式落后。

　　有学者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国每平方公里133人，日本是336人，韩国是470人，英国是245人，德国是236人，因此，虽然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大，土地上还能养活人。但较大的区别是，中国的人口65%在农牧区，而这些国家只有10%以内的人口在农村。而我们国家城市人口只占35%。1978年，中国有建制镇2176个，到1988年，发展到11481个；1992年以后，进入高速增长期，到2001年年底，已突破2万个，达到20374个。也就是说，最近1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800个左右，每年转移农村人口1000万人，10年中有超过1亿的农村人口落户小城镇。1978年，中国有城镇人口1.72亿，1989年为2.95亿，1997年为3.69亿，到2001年底，城市数量达662个,中国城镇人口已达4.8064亿，城镇化率达到37.66%。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的提升，虽然城市化水平从1999年的30.89%提高到2001年的37.66%，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40个百分点。有关专家指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成正相关系，根据中国GDP的增长和同期人口年均千分之八的增长，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增至2800多美元，中国城市化水平届时可达到60%左右，到2050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将达到70%。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环境和道路、供水、供电、供气等条件大大改观。城市功能不断改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骨干作用。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将迎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新时期，如果一年内国家的城市化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把GDP拉动1-2个百分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是两件大事，其一是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另一件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应该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西部12个省市区，面积占全国的71%，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国的18%。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6元，这都是相当低的，即是如此，农村有9亿多人口，如果农村居民能增加1000元收入，中国的GDP就最少可能高出10%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的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增加100元消费，中国居民的消费就可增加3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就可增加一个多百分点。在中国高收入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收入水平很低，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仅仅2000多元，其中货币收入仅占70%。低收入限制了消费。显然在中国，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和缩小巨大的差距，必须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产业结构，限制着消费，进而又阻碍着发展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2、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而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首先要搞好小城镇建设，许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政府也正在加快这一步伐。2003年初，我们有机会同县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进行了交流，令笔者大吃一惊的是，小城镇建设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即是在中西部的不少地区已经完成了小城镇建设，沿海的不少地方称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果真是这样吗！城市化、小城镇建设的真正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事关中国经济中长期战略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城市化主要不是农民转向现有的城市，而是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就地发展小城镇。于是城市化就演变成为城镇化和城镇城市化，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小城镇化。

　　(1)正确理解城市化的概念。城镇是一个地域概念，城镇化只是强调农业人口进入城镇。仅凭城镇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是不完整的，是对城市化概念的曲解。推动城市化的内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增加城镇户口居民，这种可以通过行政途径解决的问题是最容易不过的。如果单纯依靠行政途径增加城镇户口居民，或撤乡建镇增加城镇人口，必然会造成虚假的城市化，从而忽略了本质意义上的城市化质量提高的问题。事实上，城市化水平不仅有以人口比重来说明城市化水准的数量指标，还有城市化的质量指标和功能指标。以城市化的质量和功能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很低。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出路（二）

　　(2)城镇城市化是城镇的集中而不是城镇的分散。城镇城市化首先要求城镇的集中。作为城市的城镇和小城镇有规模的区别。达不到必需的规模，聚集不起服务业，聚集不起市场，聚集不起人气，从而也就不成其为城市，城镇中建起的各类市场和服务设施也不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城镇集中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的调控，要注意自然形成的中心。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依靠行政手段是建不起城市的。许多国家的小城镇数量正在减少，正在经历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日本从1962年至1982年町村数从2955个减少到2604个，这是由于农村中年轻人走 空、高龄人口增加、地区纳税人口减少而财政崩溃，种种服务设施因服务人口太少而效益下降，赤字高累，只能减少或撤除，这又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3)城镇化应力避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城镇化在一些地区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今天广大的尚未开发的农村地区，在行政手段的驱使下可能还会起作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用众多而分散的小城镇化替代城市化概念所产生的负效应越来越明显。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产生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是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城镇太小，聚集不起服务及设施建设的合理规模，形不成城市功能，由此使城镇不可持续发展；二是由于建城镇造成耕地大量流失，农村地域污染严重；三是大量亦工亦农人口的存在，阻碍农业规模经营的进程，由此加剧农业的不可持续发展；四是由于城镇分散，特别是许多县级城市因小城镇过多分散了人气，难以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市场中心、信息中心，由此使农村城市化的目标难以实现；五是小城镇化所产生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外部不经济：虽然它加速了城镇的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大中小城市的发展。

　　(4)资源浪费严重、城市供给不足的问题。小城镇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曾经解决了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大问题。但是，小城镇的发展道路承接了现存的城乡关系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在乡村小城镇建设用地铺张浪费的同时，大中城市的建设用地受到严格控制。城市供给不仅仅是数量问题，更是质量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的城市化理论特别强调小城镇的作用，因而在现实中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城市发展，从而减少了城市供给。城镇分布过密，城镇平均规模远低于欧美等国家的规模。小城镇无法获得工业、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口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聚集不起市场和服务功能。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第三产业更是以城市规模为条件，文化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等均适于在城市发展。在节约资源、经济合理性等方面小城镇均无优势可言。显然，小城镇星罗棋布不等于城市供给充足。

　　(5)小城镇难以担当区域发展重任。现有的小城镇与城市的差距也决定了小城镇无力担当区域发展极的重任。小城镇大部分居民是从农业劳动力转化而来的，居民生活方式和城镇建设档次上也处在城乡过渡阶段，小城镇“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态相适应。作为参照系的发达国家，大城市和城镇之间除规模差别外，在公共设施质量、购物娱乐环境、道路信息系统方面差距甚小，这种城镇真正是分流大城市人口的“蓄水池”和向农村传播大城市文明的“接力棒”。我国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以江苏为例，电话普及率小城镇只有大城市的1／8，人均道路面积只有大城市的1／6至1／7，质量上更是无法相比。

　　(6)城市不只是地域概念，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市场。顾名思义，城市即市场中心，市场是其基本功能。根据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要由突出人口流动转向突出功能提升，不仅包含城镇化的内容，更突出其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别关注其经济能量的聚集度和对整个区域的辐射力。与此相应，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不应该只用城市人口比重这一“量”的指标，更应有反映城市功能提升的“质”的指标，即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的指标。指标考虑可以包括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现代化及市场意识等，特别要求城市通过服务业成为主导性产业还城市的本来面目(市场中心)。城镇城市化要求突出城市为生产服务的功能，其中包括市场功能、信息功能、金融、保险、通信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因此，建城市不仅仅是建居住环境，城镇城市化的首要内容是市场建设，是城市的服务功能建设。

　　3.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中，城市化也是一个中心话题。低城市化水平阻滞中国产业调整。事实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城市化的发展是相关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化推进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样需要以城市为载体，以城市化为依托，并对城市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就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言，城市化首先是一种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其次，城市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就业人口逐步转向非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转移和集中过程，其转移速度越快，转移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第三，城市化也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以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第四，城市化是对居民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通过第三产业在全社会各方面领域内的全面渗透。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出路（三）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是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差距的扩大等，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及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 根本出路。

　　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及城乡差别呈扩大趋势，极其有限的农村市场容量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买方市场的早熟，阶段性的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的市场容量难以扩张，使农业生产不可能得到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如此，二元结构还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的等级也在不断拉大：城镇市场已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受农民收入下降的影响，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农村的相当一部分潜在需求无法转为现实需求。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从而影响与供给有关的产业结构的发展。自1996年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一是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许多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的暂时过剩；二是农业发展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需求双重约束。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在明显发生变化。根据恩格尔定理，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强度也逐渐递减。当前，大多数居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品质量、更多地选择新兴耐用消费品和高营养食品方面。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

　　从农业发展演变的趋势看，由于可以获得聚集经济效益或规模经济效益，农工商一体化与农业产业化是以发达的小城镇为据点。这就要求必须突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城乡一体化铺平道路。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已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化，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0%，就社会结构而言，仍然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这种结构性失衡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上。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经历连续4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已扩大为3.5倍。在目前进行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相当多的地方已经注意到农产品品种质量的调整，发展市场需要的名特优新产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需求而言，农产品总量过剩仍是当前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转折，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需求制约为主的阶段，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就必须由“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供给”的收入增长方式转向“农产品供给平衡增长与农民人数持续减少相结合”的收入增长方式。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4、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提升

　　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发展历史表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是自工业革命以后。而我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导致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因素很多：如工业发展战略偏差、政府长期重城镇轻农村的政策导向致使农业基础弱、城乡二元结构分离、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等，但导致我国城市化滞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向及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出路（四）

　　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均衡模式，其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措施，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以高速度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发展模式，它以重工业部门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动力，以高积累、高投入作为其实现的保证。由于重工业产品附加值高，生产规模大，加之政府优先保证重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因而，实行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我国较早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我国 的工业化是在市场狭窄的条件下实现的。为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工业化，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在保障基本消费品的供应外，最大限度地压低消费，实现工业的高积累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工业自我服务的封闭结构，不仅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存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服务业被视为非生产部门，长期以来受到限制，整体水平较低。国内国际消费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一直只是从属性的。

　　1952-1978年，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长28倍，重加工业产值增长40倍，而轻工业只增长16倍，说明在改革前的30年中，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超越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重工业所需资金积累放在了积累能力很弱的农业部门。农业向重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的基本方式，是以极度低廉的价格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农产品，从而压低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应扩大工业内部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同时，由于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轻工业难以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1952-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全国城乡共增加劳动力19127万人，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在农村。

　　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城市化的推进可以从“城市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两方面同时推进：在“城市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必须遵循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规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出现的共同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升级演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阶段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占优势的阶段演进，以产值高度化、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劳动结构高度化为特征。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转变形式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横向高级化，即各产业趋向高增值化目标；二是纵向高级化，即产业结构总体升迁发生质变。“城市城市化”的重点在于城市第二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要从传统的工业领域中退出，转向发展附加值高，以资金技术密集为主的新型行业和部门。

　　在城市经济走完工业高级化过程，城市原来产业层面即传统工业市场自然可以让给农村市场，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将大部分劳动密集度高、附加值低、产量大的工业产品转给农村，使城市工业自然转移到农村市场，但这必须以“农村城市化”的紧步跟上为前提，“农村城市化”的战略核心是乡镇工业企业的发展，乡镇工业的崛起与发展改变了我国农村过去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开辟了由农村农业的单一农业经济向三大产业综合发展的工业化之路。乡镇企业以大力发展轻纺工业、食品工业、部分电子工业等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为主，增加了农村工业的份额，相应提高了农村工业在消费市场的占有率，抑制资金对劳动的过早过度替代，从而使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得到缓解。目前，全国农村有27%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浙江省则有50%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浙江省的城市化率因此比全国高出12.7%，达到48.7%。

　　虽然乡镇工业的发展引起了“造城”运动——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但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无法满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和规模重组，需要进行产业转移，但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相对落后于大中城市的小城镇却无力满足结构重组、产业升级的要求。目前我国乡镇企业有92%分布在村落，只有8%集中在小城镇，由于小城镇规模小，狭小的市场容量成为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服务业达不到最佳规模经济点，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致使城市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开发，这又造成城市化效率的低下，致使城镇产业内部结构出现偏差，最终导致宏观经济效率的损失，出现了“小城镇，大问题”的局面。所以，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又是乡镇企业结构升级的契机，而这要以发展适当的城市规模为保证。

二、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上）

　　1、谁来为中国城市建设买单？

　　城市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能给城市企业，而且还可以给城市居民乃至全社会带来收益和福利。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城市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其结果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很低，即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城市化即将进入加速期，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 聚集，或者在大中城市的周围，建立起许许多多的卫星城镇。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为满足这一需要，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想尽办法招商引资、筹集建设资金。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中国城市化谁来买单？

　　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要靠政府驱动，但更多的是资本驱动。如果城市建设资金操作科学合理，可以提升城市价值，城市自身发展可实现良性循环。如果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或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过了城市的负担力，不但不能创造价值，甚至可能‘破产’。

　　加速城市化涉及到城市建设，城市建设要涉及到城市产品的供给问题。城市产品的供给量从理论上来说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私人物品，二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中又包括了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或者说由民间来提供，纯公共物品由政府来提供；准公共物品由政府和企业联合提供。但现在有两个变化，一是由于技术及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纯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越来越变成私人物品了，原来由政府提供的物品，也可以由企业来提供。二是我国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城市建设的产品是一次建成多次使用，不论是私人还是政府，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金，要利用资本市场来平衡资金缺口。据联合国开发署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0%-15%。按照这一比例测算：仅"十五"期间，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共需投资预计将超过1.5-2万亿元人民币，年需投资3000-4000亿元。

　　中国城市化的资金需要多少，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会达到什么水准，与此相对应的需要多少钱？在目前体制转型和资金缺口很大的情况下，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很多融资方式，提的比较多的是经营城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资金的来源，谁都很清楚应该是多元化的。城市建设资金筹措是首要问题，另外还有合理使用问题。中国的城市政府资产和西方国家的城市政府资产意义不完全一样，比如在中国，还包括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面临着"吃饭财政"，用到城市建设上的钱非常有限。因此要加快改革，政府应剔除不该管的东西，否则政府会面临一个"黑洞"，永远也填不满。有些领域还有人为操纵现象，包括资本市场与建设市场，没有按照市场化来运作。再就是建了很多没有效益的样板工程。

　　城市化能否成功，最终要看城市能否为自己买单，这里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财政体制问题；二是融资体制问题；三是投资监督与市场化操作。一个城市要实现良性循环，提高城市竞争力，还要注意三个环节。一是城市功能定位，这是最关键的。可以学习国内外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定位。二是产业选择。强调产业集群概念，因势利导地推动适合自己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三是要围绕城市功能、产业选择，加强城市软硬环境的培育。政府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要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横向关系。明确哪些是政府做的，哪些是企业做的。政府的目标是城市利益最大化。第二要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同级城市政府间的纵向关系。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应本着事权和财权对称的原则进行，这要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第三是横向城市间要考虑分工合作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定位、城市功能和产业选择等。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城市不管它怎么筹集资金，不管它在短期内搞得怎样红红火火，但从长期看，众多的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买单。城市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资金问题，关键因素是这个城市最终能不能培养出自己的魅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2、问题的核心在那里？

　　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善这一状况，措施就是要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城镇城市化。这些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城市发展，至少需要几十年，要想长期存在发展，其资源必须能够良性循环。否则，城市就会过早地死亡、消失。所以城市政府的关注点，不应只是哪个具体的项目应该上，只顾忙短期利益，而轻视或找不到整个城市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城市的基本定位、规划、生产力与竞争力解决了以后，会自然而然有吸引力，买单就不成为问题。需要人才，它会吸引来人才；需要资金，它会吸引来资金。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能否成功，最终要看城市能否为自己买单。从国际经验说，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其本身是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是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聚合，最终要实现城市自我良性发展。

　　短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的确要由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买单；长期看，应该是城市自己能够给自己买单。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方面说，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都要有一个大的思路，从长远的、广阔的、深层的战略角度来思考、着手。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核心在那里呢？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就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但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仅从城市建设直接入手是不够的，城市化本身需要大量资金，而它的融资以及回报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第一轮不良资产主要来自于企业，目前中国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来由企业创造的，这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2002年低，中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含外资机构)超过16万亿元，各项贷款12万亿，存贷差4万多亿。一方面企业缺钱，一方面银行因找不到好的项目‘惜贷’，所以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准备大干一场，准备开工许多大的城市基本建设项目。我们关注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热’即将再次出现，如果决策科学，中国经济将会很快真正步入快车道，在相当的时期内中国的GDP增长率会超过两位数。否则，如果搞得不好，城市政府将会成为第二轮更多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创造者。

二、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下）

　　3、中国经济是否再次出现过热情况？

　　早在十年前，就在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认为：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譬如时任国家体改委研究会副会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表示：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合实际的，1993年上半年，大陆的通货膨胀率达15%左右属于正常现象，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对于外 贸负增长以及失业人口增加等现象，童大林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国家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对此笔者持有相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消费升级的条件，过‘热’的经济是经济结构升级的表现，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时机，正确导向，中国经济不但会顺利实现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经济将会很快进入快车道，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遗憾的是国家采取了美国经济学家卖金农的建议，致使中国经济走入了一段沉重的路程。卖金农是美国史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而闻名于世。买金农是外国学者且有着特殊的背景。曾经担任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韩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并兼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顾问。南韩经济发展的成功，使得国家领导人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买金农理论的重要性，买金农的理论占了上风而被采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相似的景况，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下落的过程面临着再次抬升的契机，有过艰辛和曲折但趋向成熟。1993年下半年以后，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但使得沿海地区的经济犹如‘釜底抽薪’，而且使得其它已经加入到轰轰烈烈过程中已经开始‘热’起来的地区着了‘凉’。随着1996年中国经济的‘软着陆’，由于下落的惯性，国企整体陷入困境。东南亚危机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真正病因并使得人们对诊治有了错觉，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模糊不清。1998年以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连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蹒跚了多年的经济又开始展露出生机，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现代经济的管理日趋成熟。不管外国人怎么看，笔者认为中国消费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升级过程，中国经济即将步入快车道。

　　然而，对这一现象，近来国内国外不同人士有着不同的看法。国际投资银行瑞士信贷驻新加坡首席经济学家巴素近日指出，中国目前高达15-20%的投资增长，将加剧产能过剩和通缩危险。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大通也有报告称，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情况，并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产能扩张和加重通货紧缩压力。巴素曾在2001和2002年获选为亚洲最出色的三位分析师之一，加上近来对中国房地产是否过热的群起争议和业界对国内钢铁价格“只升不跌”神话的怀疑，巴素的分析和判断不能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当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投资过度”这个判断的准确性上。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认为，中国这两年才刚刚进入由住房和汽车带动消费的经济结构，中国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汽车消费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居民消费意愿看涨，私人购买轿车占全国轿车销售量的比重约60%。2002年汽车行业产销量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38%、37.1%和60.94%，消费需求和能力非常强。即使饱受争议的房地产投资，只要想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4亿、甚至更多城市居民具有住房需求，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市场的潜力有多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励弘专注于国内投资研究。他认为15%-20%的投资增长率之所以被国外过度关注，在于对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中发展情况和背景的认识不够。日、韩兴起的时候还有比这更高的投资速度。而且我们曾经有过30-40%的增长速度，那才是政府包办下‘发烧式’的‘投资过度’。1998年以来，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加强了投资控制，集中到了基础建设上。而基于现在这个速度的投资增长，不能叫过度或过剩的，顶多是超前投资，郭励弘认为随着目前中国投资环境和行为市场化的逐步实现，以及40%多的高储蓄率的支撑，相信中国投资的大发展才刚刚开始。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援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人口总量的大多数仍是农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短缺或对投资的需求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的总体规模上，谈不上‘过度投资’。事实上，在相当多的产业领域及地方区域中，特别是在具有优势的产业、中西部地区及发达地区中的特定区域中，投资仍然是严重不足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投资是主要的推进器，对此在《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中，我们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据测算，1978-2001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96%，其中投资和消费的贡献分别约为33%和63%。亚洲金融危机以来(1997-2001年)，由于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内需对经济的拉动贡献达到了102%，其中投资和消费的贡献分别约为35%和67%。1998-2002年中央政府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项目投资总规模32800亿元。国债投资有效地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投资和银行贷款的增加，并逐步带动了社会投资的明显增长。五年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

　　中国的投资没有过度，我们不但赞成专家们的上述分析，而且还认为中国经济很快会更‘热’起来，‘火’起来。尽管这次的‘热’和‘火’是继续上次火热之后的消费升级过程，但社会经济背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按照规律来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并依据战略来确定具体实施的战术。除此之外，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三、什么是‘三位一体’优先发展？（上）

　　1、为什么要‘三位一体’优先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人们满足了衣食用的基本需求以后，需要向住行更高级的层级升级，在我们的消费量级理论中曾经提出的，即消费由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向万元级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很高很大的台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产业大量投资，如果顺利实现升级，则不会产生不良资产，可惜中国没有一次顺利实现升级(但这不一定是坏事) ，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些由企业产生的不良资产实际上转嫁成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而给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城市化的内涵，其实质就是包括城乡住宅和城市、城镇基础设施在内的基本建设，同样，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这些建设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回报的，或者回报的周期比较长，因此必须和相关的产业建设相联系，正如下棋将君一样，单靠一两个子是不行的，需要多子配合，这才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核心，进而也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

　　与城市化相关的因素很多，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和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建设连在一起。汽车工业一是高回报行业；二可以带动一百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着城市化的性质和进程。中国的公路建设和发达国家相差很远，发达国家每平方公里有1公里的公路里程。即是按照美国的标准，高速公路还少6万公里，等级公路还差500多万公里。城市化、汽车工业、以公路为主的交通建设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三位一体’的优先发展战略。

　　2002年底，中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含外资机构)超过16万亿元，各项贷款12万亿，存贷差4万多亿。简单计算金融机构要支付这些存款的利息约320亿左右，如果除去约原有2万亿不良贷款不能收取利息，各项贷款的利息收入约600亿元，金融机构的运营应该没有问题，况且许多居民存款到期根本不去领取利息继续留存银行，特别是居民的储蓄倾向有增无减(仅2002年就增加了1.3万亿)，虽然几大银行不良资产率很高，但由于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几乎没有减弱(迄今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 )，所以中国金融有惊无险。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外资流入增多，但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和中小银行的建立，将会分流几大国有银行的存款，并争夺优质客户。而目前国有金融效率低下，一方面有大量不良资产不能冲消，另一方面由于‘惜贷’造成巨大的存贷差，这不但进一步造成金融效率低下，而且是极大的浪费，这才是各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央政府的心头大患。由于投资企业既缺乏投资热点又有风险，所以金融机构把眼光都投向了政府的项目。我们感觉到或着似乎看到，金融机构为存贷差的迫切之心和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的急切之情仿佛就象一见钟情急切婚嫁的俊男靓女。

　　既要面对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又要面对金融开放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建立中小银行后所带来的竞争；既要解决国企难题、通货紧缩，还要解决就业难题；既要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还要使银行的巨额信贷差额找到出路；……难啊！

　　城市化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出路，因而也是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它可以给巨额的资金找到出路，也可以扩大就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可以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有高额的回报，可以解决部分投资收益；然而它还需要其它的配合，按照消费的量级理论，中国经济正在向住行升级，汽车行业是未来的高增长行业，汽车多了需要解决交通特别是公路交通问题，城镇城市化、汽车工业、公路交通显然都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关系着未来的经济走向和社会走向，需要共同发展。

三、什么是‘三位一体’优先发展？（下）

　　2、‘三位一体’内在的一致性

　　从整个国家层面来重新审视现行的产业结构与政策，中国加入WTO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实际上正在和将要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必须站在全球市场的资源整合的视角上，重新审视中国产业发展，并以此调整相关的产业政策，使产业的发展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加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而且，整个社会必须 更加重视投资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对市场规律观察、利用、把握的深度，充分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可以给银行的大量存款找到出路，但是这些投资相当部分是社会效益。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足以支付起银行贷款的利息，但是如果仅仅如此会影响到银行贷款的结构，需要部分既有效益又能还贷的项目，因此城建过程中的房地产项目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近年来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1～11月，基本建设投资13783亿元，增长23.8%；房地产开发投资6228亿元，增长28.2%。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与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差距越大说明房地产风险越高。而我国这个数据近几年一直是趋于缩小的，2002年已经缩小到不到5个百分点。从总体上讲，房地产市场是健康的，投资没有过热。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将使中国的房产市场在长期内保持持续强劲的增长势头。随着小汽车走入家庭和公路交通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变化，房地产市场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这一点才是需要密切注意的。

　　对于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已经不需要做过多的论述，但是对于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想做一点预测。有人认为2002年是汽车工业辉煌的一年，笔者认为请不要过早的下这样的结论，因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才刚刚开始，辉煌还在后边。中国的汽车产量，从1-100万辆，用了39年；从100万-200万，用了8年；从200万-300万，只用了两年。我们可以对小汽车作一个预测。小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是一个早晚的事情，以美国为例，每年汽车的生产量都超过1000万辆。美国享有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支柱产业，汽车的总保有量和个人汽车拥有量均为世界第一。据1998年7月的数据，其时行驶在美国的汽车总量超过2亿辆，每年新注册的汽车有1500万辆，每年报废1200万辆，净增300万辆。中国经济消费正在向‘住行’升级，我们可以设想以下，即使每年小汽车的销量达到1000万辆，也要30-40年中国的家庭才能达到每户一辆。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在今后20-30年内是不可以常规眼光来看待的，我们认为，在今后5-7年，中国的汽车需求量将会达到每年1000万辆，到2020年以前有可能达到每年2000万辆，到达2030年左右，最多时汽车的需求量有可能每年超过3000万辆。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4亿辆，每年的更新率5-6%，加上新增，每年达到或超过3000万辆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汽车工业创造的产值将会为达到年GDPD的10%左右。汽车工业的发展将会带动许多产业和连带出一些新的产业。更重要的是它将改变人类的生活生存方式。

　　汽车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但也有高额回报。车辆多了需要发展交通事业，特别是公路交通事业，从长远看，交通方便，不分城乡，土地也可以升值。发达国家每平方公里约1公里公路里程，美国有公路65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过8万公里，2002年底中国高速公路达到2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175.8万公里，我国2002年完成公路建设投资3000亿，创历史新高，新铺6万公里公路。美国每平方公里0.7公里公路里程，中国仅有0.183公里。按照美国的标准我国需要增加6万公里高速公路和500万公里等级公路。这些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汽车越多公路收费越多，投资是有回报的。

　　消费向住行升级，其它的衣食用也会随之提升档次，更主要的是住行以及城市化连带的产业将会释放出中国经济的巨能。譬如钢铁产业，国家经贸委预计，2003年国内钢材消费量为2.15亿吨。钢和成品钢材产量为1.95亿吨和2.1亿吨，加上进口因素国内钢材将出现略大于求的状态。而国内许多生产商受去年钢材价格“只升不跌”的诱惑，都有意投入巨资提高产量，甚至一些民营企业也纷纷投入其中。重复建设的危险性很高。如果大量的资金都投向一般的行业，不但会加剧竞争，而且也是低效的。

四、城市化与社会就业（上）

　　---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根本途径

　　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下经济出现加速增长，但就业压力仍然有增无减，就业问题不仅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困扰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

　　消费不足导致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不能发挥，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就业必然下降。而就业下降后社会购买力也相应下降，也就抑制了消费，两者是相互关联的目前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在800万左右。与此同时，农村还有1.4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从短期趋势看，就业压力有增无减。中国的就业矛盾有很大的特殊性，既面临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所面临的就业问题，也面临着工业社会中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摩擦型失业，即工业社会在从机械化向电气化、信息化升级的过程中带来的就业问题，甚至还存在高学历失业问题。另外，从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升级带来的失业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已经人满为患，竞争过度，另一方面新兴的服务行业发展严重不足，人才缺乏。就业矛盾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1、城镇化实质是化农民为市民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如何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讨论很多，但是一直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有关论述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城镇化的本质是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或者说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比重太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长期以来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1%，明显高于43.1%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多地少，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只有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才有条件扩大规模经营，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慧勇说：“在现阶段，城镇化每年可以为农村提供1亿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以为农村增加7000亿元以上的非农业收入，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城镇化。”我们赞同这种观点。

　　有关专家调查显示，小城镇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要低于大中城市，大城市安排一个劳动力，需要投资1.5万元，小城镇只需要4千元，而且小城镇靠近农村，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和就业风险。现在全国有6万多个乡镇，如果每个小城镇能够吸纳3千到4千个劳动力，全国就能解决两亿多人口就业。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而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会无的放矢，最后失去发展动力，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城镇化既然是要让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一定要考虑到转移的途径，不能让农民停留在打工的初级阶段，过年过节再回到农村，而是要让他们进得来，住得下，不但是自己进来，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进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要把产业聚集到城市来，以前搞乡镇企业的弊端是并不能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和管理的问题，只有把这些产业聚集到城镇来，或者是聚集到大中小城市来，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大量的农村人口才能随之进入到城市里面来。我国的城镇化一定要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道路相适应。

　　改革开放初时，国内一些学者分析，中国人口太多，如果走国外城市化的道路，资金缺乏，会形成人口大量流动、交通拥挤、粮食没人种等问题。国外一些学者也跑到中国说，西方国家城市中有许多毛病，如交通拥挤、失业、房租房价贵、犯罪、污染等诸多问题。就此提出建议，你们中国不要再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在乡村里搞工业，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工业化”的具体化是我国一些学者当时提出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建议。加快城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国家有关部门要积极撤除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壁垒，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现有的1.9万个小型城镇中，平均每个城镇有人口4.54万人，就业人口平均为1.18万人，就业人口为城镇总人口的25.9%；而在我国2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60.3%，100～20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62.6%，50～10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66%，2050万人口的城市就业比重为55.5%。可见人口规模在50～100万与100～200万的中小城市就业前景相当乐观，非农产业的发展一定要结合城市化的发展一并考虑，从而真正起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彻底结束大多农民兼业型和两栖型的无奈状态。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大大削弱中国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壁垒。

　　2、城市化与第三产业

　　从产业的角度讲，化解就业矛盾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长远趋势看，农业人口应该是净流出的，而制造业随着产业的升级所能吸纳的劳动力也十分有限，据测算，我国今后新增劳动力的70%需要借助第三产业来消化。但是目前在我国国民经济构成中，第三产业的比例还是偏低。据统计，20世纪后10年间，主唱第三产业的中国服务业就创造了7740万个新岗位，吸收了7240万个新增劳动力和500万个从其他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四、城市化与社会就业（下） 　　中国的投资没有过度，我们不但赞成专家们的上述分析，而且还认为中国经济很快会更‘热’起来，‘火’起来。尽管这次的‘热’和‘火’是继续上次火热之后的消费升级过程，但社会经济背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按照规律来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并依据战略来确定具体实施的战术。除此之外，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发达程度的标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城市服务业是作为一个服务和配套的行业而发展的，对城市工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当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城市服务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产业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这表现为城市服务业由自发发展状态走向第三产业的自觉发展状态，最直接地体现在城市服务业内容的演变和深化过程之中。从简单的衣、食、住、行等的商业流通活动，扩展到为生产服务的广告、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活动， 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旅游、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及一些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也成为第三产业的内容。第三产业服务活动专业化的特性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其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旺盛时期。

　　从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出发，应把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上，但服务业的发展已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第一产业近乎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必须大规模地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看，第三产业却明显地超过第二产业。据统计，1980—1996年我国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速度是第二产业的2.45倍。如果再考虑到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伴随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那么，第三产业无疑将成为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其次，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客观上要求各次产业的增长要遵循一定数量的比例关系。就第二产业来说，其增长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服务业的支持。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专业化和迂回生产的扩大，是工业迅速增长的源泉。但要注入这些因素，必须要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分布在生产性服务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教育、工程咨询、运输、统计与会计、金融、广告等，都是工业生产过程所必须的中间投入要素，它对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开发新工艺、新产品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传统理论把第三产业看作不创造价值有很大关系。其实，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第三产业不仅具有直接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同时，它更有虽不直接创造价值、却为全社会需要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换句话说，虽然第三产业的一些部门并不能直接创造出物质产品，但发达的服务产业却可以为物质生产创造充分的条件，影响和制约着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由于城市经济是一个系统，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产生出巨大的系统效益，服务产业作为第三产业是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落后的城市服务产业会严重影响其他产业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影响城市的整体经济功能。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服务产业一般都占到GDP的60%以上，而我国服务产业的比重还不到40%，这一反差在许多国际经济统计表中直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标志，可见，服务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关系，而且也成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及高度化程度的直观尺度。从产值结构看。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一般在5%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一般在30%上下，第三产业一般为60%左右。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也达40%左右。而我国2000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5.9%，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50.9%，第三产业只有33.2%，与国外相比差距明显。

　　从产业结构(包括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的提升空间巨大。另外，就有效供给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亦然。

　　到2000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36.09%，比1990年提高9.9个百分点，与国际社会比较，1998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7%，1995年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5%，发展中国家为38%，最不发达国家为22%，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已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20%以后，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的趋势。“从世界迄今的经验看，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5%时趋于稳定下来”。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及城市化的全面推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2000年统计数字：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33.2%，就业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只有27.5%，虽然比以往有所增加，还远远不够。从就业结构看。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据统计，1996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每提高1%，就可以增加7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就可以创造9000多万个就业岗位。足见第三产业在扩大就业上的战略地位。

　　充分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巨大，城市化的全面推进必将全面促进和带动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从另一方面说，第三产业又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因为，随着第三产业逐渐取代工业而渐渐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城市化的“接力棒”由第二产业传到了第三产业，并由其继续推动。这种后续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配套性服务的增加及生活消费性服务的增加。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数目的增多，即主要是城市化在“量”上的扩张，那么，第三产业促进的则是城市软硬件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因为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能吸纳较多的劳动者就业，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

一、中国经济增长不能绕过的问题（上）

　　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几乎尝试了世界上有过的所有企业制度，不少人认为国企的出路在于私有化，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副主任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重点是调整结构和制度创新。在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与过去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相比，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正进行重大调整：由着重搞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着力把经济总量做大；由着眼于搞好一户户国有企业，转向抓大放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实 行战略性改组，使国有资本向国家必须控制的领域集中，政府重点关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少数；由以减税让利作为搞好企业的主要手段，转向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市场环境、提供公共产品——为优势企业的壮大发展拓展市场空间，为竞争失败的企业退出市场开辟通道；由政府通过直接干预搞好国有企业，转向推进企业制度创新，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国企改革究竟会是什么样？国有企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还应该再做一些什么？

　　一、中国经济增长不能绕过的问题

　　虽然国企改革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国企改革还远未完成，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架已经确立、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积极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加快国企改制，特别是以新的形式加快大中型国企改制、同时以新思路推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1、国有资产面临着重新洗牌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中国股市的运作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个扭曲的证券市场制度结构：片面强调了证券市场的融资或“圈钱”功能；市场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掠夺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虚假信息、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严重。但令人困惑的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伴正是随着这些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力、投资者仍然积极的现象迅速发展壮大。从表面来看，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因为投资者不是强迫的，而是为了追逐利益；谁也不是傻子，如果不能实现利益，投资者不可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面一直上当。

　　这里的游戏奥妙很大程度上还是落在国有资产这块大蛋糕上。以前，国有资产在名义上最终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但是，所有权不仅在法理上可以分解为管理经营权、受益权、处置权等具体权项并交由不同的人行使，而且事实上国有资产名义上的所有人和统一管理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实际的控制人甚至受益人。换言之，国有资产实际上控制在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主管、国企管理层等诸多利益主体所组成的庞大管理体系中。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倒有些像是千手千眼观音，虽然名义上每只手上握的资产都是属于观音的，但具体资产到底该握在哪一只手上或者要如何换手，恐怕是一个谁也说不太清的过程。因为国务院的两只手虽然比其他诸多手要强壮一些，但却无法握住所有的资产；国务院的两只眼也无法看住其他的手眼之间的各种小动作。而股市恰好在某种程序上成为观音的诸多之间交易资产的一个渠道，虽然我们常说这不过是国有资产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但事实上资产具体转出哪个口袋、转入哪个口袋和落到谁的控制之中，对于参与交易的当事人具有相当实质性的经济意义。资产移转过程中的诸多损耗，其实恐怕也是中小投资者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这恐怕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小投资者愿意继续购买股票以保持自己参与游戏的权利。

　　但现在看来，国家一方面已经意识到目前这种职责不清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病，一方面也是基于隐性的国家或有债务和财政支付能力方面的，中央政府已经决心要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这一点在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国家是采取国有股减持、还是直接向民营或外资企业或国企职工管理层售让国有资产，无论哪一种方式无疑都是对目前游戏的大规模洗牌。不仅新的游戏规则即将浮出水面，而且存在以更加合算的方式参与游戏的重大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期望投资者继续愿意支付高昂的代价玩老一套的把戏呢？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但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因此，即将出台的国有资产改制举措要能够最大可能地体现公平，而不是仅仅成为少数利益团体的“最后盛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全民几十年的劳动财富累积起巨额存量资产，任何涉及国有存量资产“减持”或“分配”的举措，都应该也必须充分注重和体现公平。

　　2、国企改革面临的新突破

　　国企改革获得了许多进展，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中国已经加入WTO，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快国企改制，特别是以新的形式加快国企改制、以新思路推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

　　以股权多元化来加快国企改制。所谓改制，就是将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度，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份。在过去的几年里，改制在全国各地全面推开，特别是小型国企改制的进展比较顺利，许多地区的小型国企改制已基本完成。但大中型国企改制的进展要缓慢得多，这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整个国有经济活力的增强，因为大中型国企尽管数量远少于小型国企，但所占资产份额和产出份额却非常大。大中型国企改制进程迟缓，与对国有经济的认识问题有关，也与目前占主流的改制型式有关。目前占主流的改制型式是“内部型股权多元化”和“稀释型股权多元化”，这不利于克服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不利于克服不公正因素、也不利于更大程度的股权多元化和良好公司治理的建立。

　　原有型式存在诸多的缺点：

　　(1)容易引发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争议。由于“内部型”改制中的国有股转让和国有资产出售很难有一种透明、竞争性的和获得债权人同意的机制，这很容易引起转让和出售的价格是否合理的争议，也很容易引起是否在逃废债务的争议。如果价格被认为是过低，就有可能被判断为“国有资产流失”。在实际当中，这些争议很难圆满解决，特别是向经理人员和职工转让、出售时，争议更难解决，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被分享的国有企业”，而经理人员和职工希望通过改制将这种“分享”由隐性变成显性。

　　(2)容易出现自发的“私下的非国有化”。“内部型股权多元化”和“退出型股权多元化”对国企，特别是对小型国企，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因为这至少可以使“分享”合法化和明确化，或者还可以从国有资产的真正流失中获利。大中型企业实行“退出型股权多元化”在意识形态上的风险要大一些，为了回避风险，一些大中型企业的经理人员将企业分拆，将分拆出来的部分进行“退出型股权多元化”和“内部型股权多元化”。而且，被分拆出来的一般是企业中最优良的、最具有赢利能力的资产。更进一步，一些经理人员通过自我交易的方式实现大型国企向分拆部分的利益转移，这样会很快将大型国企的利益掏空。这实际上是一种“私下的非国有化”，很容易导致对国家、对普通职工的不公平。

　　(3)小型国企改制中的私募容易失去控制。小型国企采用“内部型”和“稀释型”改制的面很广。企业向职工募股改制，实质上是一种证券私募行为。大部分职工并不富裕，不是具有接受私募资格的投资者。这种募集往往被说成是职工自愿接受的，但事实上职工受到了很大压力。带有强制和误导色彩的私募，反过来可能会扭曲企业的行为，如出现过度分红的现象。职工持股企业的股份也将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流动，不少企业的内部股份已经开始流向外部，这很容易导致失去控制的场外交易市场的出现。

　　(4)以国有净资产抵偿社保欠帐容易留下后遗症。国企职工的养老保障长期没有实行基金化，职工认为应该从国有股的低价受让中得到“抵偿”。以国有资产来“抵偿”社保欠帐已经成为风潮，而且漏洞很大，容易留下后遗症。

　　(5)“内部型”和“稀释型”难以适应大中型国企改制的要求。大中型国企国有净资产盘子很大，内部职工和经理人入股对国有股的稀释作用很小，难以显著地实现股权多元化。而且，大中型国企在各地都被作为重点企业，任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都会导致改制方案的搁置。其结果是大中型企业改制明显迟缓。

　　实行股权多元化，从引入新股东的身份这个角度来分类，可以分为“外部型股权多元化”和“内部型股权多元化”。如果引入的新股东主要是包括经理人员在内的内部职工，即属于“内部型股权多元化”。如果引入的新股东主要是外部的法人和自然人，则属于“外部型股权多元化”。从股本总规模和国有股本规模的角度来分类，可以分为“稀释型股权多元化”和“退出型股权多元化”。发行上市、定向募股等方式的增资扩股属于“稀释型股权多元化”，即以增量的非国有股来“稀释”存量的国有股。国有股出售转让则属于“退出型股权多元化”。

一、中国经济增长不能绕过的问题（下）

　　3、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

　　新形势下应管理国有“资本”而不是国有“资产”。之所以说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而不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因为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下、在公司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国家脱离对具体企业的资产的管理、而专注于对国有资本进行管理的条件已经成熟。也就是说，国家已不必要“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应该“管理”资本回报 ，“管理”资本回报的基本依据和程序是行使公司法律所规定的股东权利。

　　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国有经营性资产所有权的权能由什么样的机构来行使和如何行使。所有权权能从理论上来讲是指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具体而言，至少包括企业利润分配权、股权的转让权，在一定条件下还包括对企业高层人员选择权。当然，这些权能的行使应该在公司法、证券法、税法、破产法等法律框架下和国家会计制度框架下进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并没有国有资本(产)管理的概念。1988年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至1998年被撤消，其基本职能是产权界定与登记、资产评估认定、制订资产界定与评估及转让的政策，等等，所以还算不上是上述意义上真正的所有权行使机构。在此阶段，所有权权能行使基本上在行业主管部门、财政部、人事部或组织部之间分割。1998年以来，一般竞争性行业的主管部门被撤消，中央企业工委、国有企业监事会办公室成立，上述行业国有资本的所有权权能的行使基本上在财政部、国有企业监事会办公室、国家经贸委等部门之间分割，甚至一些所有权权能并无具体机构负责。

　　实际效果表明，所有权权能分割行使和无具体机构行使，已经不能适应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政府机构进一步改革的需要。这种体制导致的第一个重要弊病就是各机构分权，但又不能对国有资本经营效果承担清晰责任，因为每个机构都行使部分而非全部权能，所以不用对国有资本经营效果承担全部责任，而责任当然无法量化分配到各机构去分担。第二个弊病就是所有权越位与所有权缺位并存。所有权越位，就会政企界面不清；所有权缺位，就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导致的第三个弊病就是各机构间因为权力利益之争和对企业经营判断的不同而相互扯皮，企业无所适从。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我们认为应该建立“统一权责”的国有资本所有权行使机构。所谓“统一权责”的所有权行使机构，是指将各项权能集中到一个机构来行使而不是分割到多个机构来行使，并由这个机构承担清晰的责任。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有多种模式，但基本上都由一个具体机构统一行使所有者权能。其工作目标应该单一化，即仅仅追求资本回报，也即股东利益的增加。

　　4、“三个层次”模式与“两个层次”模式并存

　　由一个机构直接作为国有企业的国有股股东，还是在这个机构与国有企业之间设立若干数量的中间层公司来专门作为国有股股东？作为国有股股东，是指只行使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个问题的引出来自于两个担忧：第一，在中央这一级，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型工交企业多达一百多家，这个机构即使只当这一百多家大型企业的股东，能否有精力真正行使好大股东甚至唯一股东的权利？第二，这个机构毕竟是政府机构，它直接行使大股东甚至唯一股东权利，是否会导致新的政企不分？

　　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地方已经设立了不少中间层公司，因而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国有资本管理模式，第一层次是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第二层次是中间层公司，第三层次是从事生产经营的国有企业。“三个层次”模式有风靡之势。我们下一步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在中央一级，也不可避免地要在“三个层次”模式还是“两个层次”(不需要中间层公司)之间作出权衡。

　　各地中间层公司的具体名称有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等，其设立基本上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将原来的专业部门或行政性公司改造成为中间层公司；第二种是完全新设中间层公司；第三种是将企业集团在生产经营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业已存在的集团公司，经改造和经政府认定为中间层公司，即赋予该中间层公司对集团内的企业行使国有权权能，而且还有可能将原本不属于该集团的其他一些企业划归这个中间层公司管理。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和实行政企脱钩、企业重组，有些大型企业也承担了中间层公司的功能，接收了一些企业。

　　鉴于地方上中间层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我们赞成“三个层次”和“两个层次”可以并存。“三个层次”不应该作为一种唯一模式，不一定非得设立中间层公司来行使国有股股东权能，第一层次可以直接行使国有股股东权能，特别是设立了“统一权责”的所有权行使机构之后，更加可以这样。当然所有权行使机构直接面对的企业的个数不能太多，所以也必须成立一些中间层公司。对于业已存在的中间层公司，可以参照国外的特殊法人制度，对其进行特殊规定。

　　5、不能回避“分级管理”体制的摩擦

　　虽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对国有企业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除垄断行业外，国有企业的不可替代地位已不复存在。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不仅使大量的外资成为中国市场的进入者，而且民营企业大举进入更多领域，国有资本独占各个行业和领域并受到政府保护的局面已经消失。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二是政府职能的重点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正面临新的挑战。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政府改变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的做法，对丧失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政府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挽救，旧体制沉积于国有企业的大量问题成为最难处理的问题。三是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在我们可以更多地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加快发展的同时，也使企业竞争进一步国际化。在那些国际化程度高的产业，长期达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企业，在国内也将难以立足。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本的管理是一个根本无法绕过去的问题。

　　国有资本尽管被认为是“全民所有”，而且只有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才能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权，但事实上，十几万家国有企业分别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所控制，这就是我们几十年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体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体制有其历史渊源和历史合理性，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体制的确产生了许多摩擦。首先，不适应现代公司法律界定的股权投资和股东权利的要求，不适应股份制框架下混合所有制的要求。其次，也不利于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因为产权不清，就会财权不清，也就会事权不清。我国国有资本收益(包括出售国有股的收益)的一个重要用途应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目前基本不可能进行中央一级的社会保障统筹，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国有资本所有权和收益，他们就会拖延甚至推委社会保障的责任，这对于整个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同时，分级所有还有利于发挥地方上在国企改革方面的能动性、创造性、灵活性，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只要时机成熟，分级所有是可以考虑的。至少应该考虑让地方政府拥有事实上的股份转让权，中央政府可以制订统一的股份转让程序和股份转让收入使用办法。当然，即使考虑分级所有制度，这也应该是一个谨慎的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充分考虑和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的数量已经不少，但距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保障投资者权益，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的制度基础。公司治理水平影响经济增长。有投资能力的机构和个人并不一定就是创办企业的好手，只有源源不断地将机构和个人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入企业，转化为生产发展资金才能保持经济增长，而公司治理在这一转化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公司治理是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基础软件。世界上办得成功的大公司几乎都经历了同一个过程：发展—融资—再发展—再融资。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基本条件就是取得投资者的信赖。从政府人员到投资者，到公司董事、经理，从根本上认识公司治理是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加快公司治理觉醒的过程。这是当前中国微观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二、公司治理结构之路该怎么走？（上）

　　1、美国大企业出问题说明了什么?

　　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情况，如银广夏、蓝田、中科创等违规案，暴露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制造假信息，误导社会及投资人事件。事件本身常被理解为一种转轨现象，即在经济体制转轨这一特定时期存在的制度漏洞，并期待着随着转轨的完成，制度漏洞就会被消除，到那时问题就能解决。然而2001年底以来，美国 安然、世通、施乐等一批大公司会计丑闻接连曝光，这些丑闻震惊了美国及国际社会，曾受世人仰慕并被极力推崇的“美国模式”接连不断地出现财务丑闻，由此人们感到，有着上百年市场经济历史的美国在公司管理结构、财务金融体系、会计和审计制度以及法律等制度方面仍存在严重缺陷。中国也被震动了。人们通常分析中国企业问题的框架——“转轨现象”，显然不能解释像美国大公司的经济丑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把股权十分分散、企业经理主导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看作是现代企业治理的楷模，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即使通用电气和IBM等大牌蓝筹股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样也漏洞甚多。过于分散的公司股权结构容易造成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错位，过分强调CEO的作用，使其在制度上“越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期权最大化)，而忽视股东和投资人的利益。

　　一些研究人员在探讨“美国病”的根源时，把它归结为“浮躁年代的制度缺陷”。如在公司治理方面，独立董事会形同虚设，企业主管权力膨胀，形成“弱股东、强领导”格局，股东利益无人保护。股票期权制将CEO收入与股市挂钩(其报酬的60%以上来自股票期权)，在利益驱使下，CEO们与财务总监、股票分析师等联手造假，极力抬高股价牟取暴利，由此出现股票腐败现象。

　　在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背后的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信息交换是否充分、是否对称，是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是否公平、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正是为了保证信息公平、公开，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设立了一系列监督机制，审计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实施监督职能的重要环节。

　　问题在于，在美欧现行模式下，监督企业信息真实的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本身也是企业，是以赢利为目标的“经济人”，把信息真实化的监督职能置于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身上，就像让运动员兼任裁判一样，势必带来企业双重身份的冲突，难以尽职尽责。这是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同时，美国会计审计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在美国，独立的会计公司负责定期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核查、认证并帮助加以披露。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完善之处就是近年来许多审计公司越来越大的一个客户源泉不是审计客户而是管理咨询客户。安达信就是一家以管理咨询而著称于世的审计公司。近年来，安达信公司来自管理咨询业务的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来自审计业务的收入。追逐管理咨询业务给坚持会计审计准则带来了利益上的冲突。安达信一类的审计公司知道，它们的审计业务客户和管理咨询业务客户基本是同一些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企业客户的管理咨询业务，审计公司便可能屈服于降低审计标准的要求，牺牲会计规范，放弃对投资者和公众负责的公正立场。

　　企业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应当说无可厚非，关键是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也会发生企业与审计公司共同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事？

　　雇工的命运却掌握在雇主手里，这就把审计公司置于一种原则和市场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从现实情况来看，审计公司面对问题企业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原则，严格监督，问题企业往往会因此更换审计公司，有效监督失去市场；一是松动原则，放弃监督，审计公司会保住和扩大市场。尽管对于一个审计公司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但就整体而言，这两种选择的效果是半斤八两，无论是因为严格监督失去市场，还是因为放弃监督扩大市场，都意味着市场监督的力度不断趋于弱化。这样的制度安排则可能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结果。

　　美国公司假账丑闻已经引起美国各界的反思，同时也对中国公司治理带来积极的思考。此事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制度设置、监督机制、中介机构监督、法律监督等提供了一个活标本，也是一个实际的案例。中国从这一案例中汲取教训，有可能形成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进行有效监督的公司治理模式。

　　2、公司治理改革的国际趋势

　　目前公司治理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趋势。中国要同世界经济接轨，按照国际规范加强公司治理，是加快国企业改革和民营企经济所必须的。

　　公司治理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公司的发展，也关系到一国国民经济的成败兴衰。健全的公司治理的含义是，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必须下真功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不能靠走歪门邪道分割股东、债权人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公司治理越健全，企业的预算约束也就越硬化，整个经济的效率也就越高，长期的经济增长也越容易实现。相反，如果公司治理不健全的企业能成功获利，那么，走歪门邪道的企业就会得到事实上的奖励，下真功夫提高效率的企业会发现得不偿失。长期下去整个经济必然走向衰落。

　　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国公司的所有制模式和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大差异，但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是一种趋势。在东亚地区，这种趋同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公司治理改革的推动者在如下这些来自英美模式的原则和做法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1)强调股东价值是公司的惟一目标或主要目标之一，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提高和增强股东的权益。(2)在公司董事会中配置非执行董事和独立的非执行董事，以对企业的经营战略提供外部人的观点，并且制约董事会的执行董事，或者在监事会-管理委员会双层结构中加强监事会对管理委员会的监督。(3)发挥董事会中负责审计、提名、薪酬的委员会的作用，并保证独立董事在这些委员会中占多数。(4)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不少国家现在开始执行国际会计标准。(5)允许或者鼓励机构投资者成为对企业管理层的制约和发挥其加强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

二、公司治理结构之路该怎么走？（下）

　　3、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

　　企业由国家所有并控制的结构是造成公司不良表现的因素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管理层缺乏足够的动力来为投资者和债权人实现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部门的一些使企业可以免受市场约束的保护行为。股权多元化本身也常常被以一种不利于公司治理健康发展的方式来推进。就上市公司而言，首次公开发行的过程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地方政府关 系密切、同时与母公司界限不清的公司。这样就制造出了一种强烈的利益驱动，使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方式来利用上市公司的不独立性谋取利益。政府和母公司的隐性支持、上市资格的价值以及债权人权利的薄弱使小股东产生了买股票基本上是低风险投资的预期。结果是，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仔细评估公司的基本面并要求健全的公司治理。就改制的中小企业而言，不切实际的资产评估，为绕开内部人的财富约束以使他们在企业中占有多数股权而把土地使用权排除在资产之外的方法，都可能加大这些企业今后进入资本市场的难度，从而导致银行和外部投资者无法在这些企业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银行和外部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能力、动力和制度方面的支持来积极地监督和影响公司行为。国有企业的破产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行政过程，银行作为债权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时所享有的有效权利很微弱。总体上看，国有商业银行也受困于与国有非金融企业性质类似的公司治理问题：它们至多只有微弱的利润动机。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离意味着银行不能用所有权来加强它们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并对公司施加更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遇到困难时会给予它们支持，这种做法使信贷决策更多地取决于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而不是企业本身的优劣，从而弱化了银行评估和监督公司行为的动力。中国的私募股权市场，尤其是风险资本市场，正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是发起人、投资人，也是基金管理人，其作用无所不在。尽管重大的立法工作已经开始，但国家还没有管理风险资本和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此外，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架构来规范对私募股权投资者极其重要的一些合同安排，例如，可转换贷款和期权。

　　公司化和股权多元化为实行公司控制引进了新的制度形式，却没有取消原有的代表机构。新的公司治理体制和旧体制间的分工不够清楚。而且，很多公司类似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的做法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其结果是，关键的决策权力往往通过非正式机制发挥作用，而且某些机构如监事会差不多形同虚设。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大股东常常可以越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直接控制。和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比，中国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较小，而董事会的某些权力实际上是由控股股东和政府机构来行使的。

　　中国的资本市场缺乏财务信息的成熟使用者，如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财务报表和信息披露的取向都首先是为了满足税务机构的需要。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制造虚假信息，尤其是有关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提供强大的利益驱动。审计的质量也受到影响，原因在于审计覆盖范围的狭窄，审计人员的责任不清，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受到作为被审计企业的所有者的国家机构的影响，以及各地方熟练审计人员的短缺。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在培育现代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80%以上的中小企业已改制，其中很大比例将资产出售给了员工和外来投资者。有1200多家大公司通过公开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支持公司体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到位，其中包括公司法、合同法、会计法和证券法。金融体系也进一步多元化，正在逐步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监管者实施新法规和防范违规行为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但要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仍需要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出巨大努力。

　　在新兴和发达市场上都存在的公司治理不良行为说明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公司治理模型。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首先应该能在出现系统性问题前发现缺陷所在，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并且能够迅速地采取纠正措施。这样一个体系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企业在市场上失败的现实威胁，还包括建立在市场参与者自身利益基础之上、力求培育一套起作用的制衡机制的有效监管体系。

　　公司治理的制度性机制是一个体系，该体系可以动用相互替代同时又互为补充的控制工具，实现改变公司行为的目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系统包括多种并存的、有重叠的控制机制。这个原则意味着，以下机制应该受到优先关注：(1)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武器库中尚不存在或相对而言比较薄弱的机制；(2)能与现有的机制产生很强合力的机制。

　　基于这些原则建议把以下领域作为政策考虑的重点：(1)减少国有制的主导地位对市场秩序和国家监管能力的负面影响；(2)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3)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加强市场力量和监管能力。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倾向于弱化在市场竞争中失败这一威胁对企业的现实性，弱化国家的监管能力。而所有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最终都取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成为一个可信威胁，取决于监管能力。因此可以说，如果不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公司治理的持续改善就难以获得。

　　中国可以以更大的力度试验将政府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所有权分离，这种分离是减少政府对公司政治控制的一种途径。政府可以在使用私人(包括国外的)机构投资者管理上市公司国有股份方面进行试点，以推行更为市场化和有利于价值最大化的方法。改变政府股权的性质是另一种途径，例如把政府股权转变为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这样就可以把政府的现金流量所有权变成类似某种赋税责任，从而使政府在同有公司中的不同角色得到统一。这些措施都是有用的过渡机制，因为它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明政府承诺不再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

　　有很多方法可用来逐步减少国有股权，例如，国有股出售、股份回购、协议转让、拍卖、股权转债权等。一种有吸引力的做法是通过机构投资者来实现国有股的减持，因为这种做法正好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相配合。香港使用盈富指数基金的经验提供了一种在尽可能不影响市场稳定的情况下处置国有股份的可行方法。国有股和法人股应该逐步被允许上市流通，以便让市场力量开始塑造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

　　监管方面的巨大挑战，以及国有制的支配地位对直接的监管方式的有效性所造成的限制，意味着政府将必须更多地依靠间接的监管方法，包括将监管职能分散到其他主体、专业组织的自律和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通过监管机构投资者、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这些独立于政府、同时又没有“大得不能倒闭”的机构，来对公司行为进行间接控制，将会提高监管的效率。在特定的监管问题上赋予“适当”的方面——那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监管规定得到执行的利益主体——以能量，意味着加强协会、媒体、自律组织和社会其他民间力量的独立性。最近，《财经》杂志披露10家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市场操纵的报道，就说明了独立的社会监督力量所具有的巨大社会效益。这样的做法应该得到鼓励。

　　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机构投资者可以在积极利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且可以强化很多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为了激励机构投资者作为股东的积极性，应该重视加强股东的权利，例如，累积投票制度，或投资者持股超过一定限制以后自动获得任命董事的权利的制度；根据发行在外的股份数量确定股东大会的法定参加人数；代理制度，因为代理竞争实际上是公司购并的一个替代；以及集体诉讼程序。不过虽然这些权利很重要，它们还是不足以培养一批积极的机构投资者。根据国际经验，机构投资者能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三个重要因素是：第一，限制可能造成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过分依赖关系的活动，以减少利益冲突；第二，将投票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受托责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三，允许机构投资者在股东针对公司管理层的诉讼中被委托为股东代表。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监管者对机构投资者进行监管的能力以及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就这点而言，应该考虑实现现有机构投资者的私有化，或者更重要的，引进更多的新的国内和国际私人机构投资者。中国可以通过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资本市场或建立合资公司和技术支持等方式促进中外机构投资者的合作来引进这些能力。

　　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中国的公司控制工具中，债权人是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加强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应当成为一个重点。这对于那些非公众持有、因而可以避开公众监督的中小企业尤其重要。目前正进行着的立法工作应该抓住机会，把纯粹行政性的破产过程转变为市场驱动的过程。其中应大大强化债权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时所具有的权利，并让银行能参与到客户公司的重组中。让商业银行更多地参与投资银行业务，例如，提供证券咨询和托管服务，进而可以实现银行的代理投票，将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从经济角度考虑，有充分的理由允许银行持有准股权和股权工具，至少可以规定一个最长持有时间，以利于进行重组。

三、如何打造中国的企业旗舰？（上）

　　有人认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大背景。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同样面临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决非十年八年可以完成，至少需要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结构调整作为主线，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在这样的总体形势下，前10年，在主要行业形成若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后十年要创建一大批国际一流的大 企业集团。

　　1、中国大企业战略的现实选择

　　一般认为，现代大企业的优势主要源自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即科学技术的演进是大企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性原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认识，也是我们现有的关于大企业知识的主要理论渊源。同时，早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亚当·斯密就对企业规模的发展趋势作过分析。他指出，由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生，企业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他认为，大企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的发展(如劳动分工、协作、机器的运用及工厂制度的产生)方面分析企业规模扩大的趋势，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如竞争、合并、垄断、股份公司的产生)方面分析企业规模扩大的趋势，深刻地揭示了企业规模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史验证了马克思的这一精辟论断。

　　加入WTO我们面临挑战的行业大都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一般都有很高的规模经济要求和技术素质要求，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成本，保证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只有大规模投入才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保持产品在技术上的竞争力。这两个方面只有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才能做到。加入WTO，也意味着中国完全进入全球经济的竞争环境中。经济全球化将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跨国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正在日渐上升。同时，信息化引发着人们生活方式和传统经营模式的改变，人类正在实现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的跨越。我国经济在未完成市场化转变的情况下，已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在未完成工业化转变的情况下，又面临着企业重组和改造的要求；在没有建立战略管理体系和创新体系的情况下，又面临环境变化加快所引起的不确定问题的困挠；在未完成国际化经营的情况下，又面临着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这是我国企业面临的处境危机。

　　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大企业同国际上的大业有很大的差距，譬如中美大企业间存在的差距。有关数据表明，代表着中国内地大企业总体发展水平的“中国工业500强”，其1998年度的平均资产规模、销售收入、人均利润、人均收入、资产利润率及销售利润率相当于当年“全球500大”平均水平的0.9%、1.7%、12.3%、9.5%、24.7%及131.6%；是当年“全美500大”平均水平的2.5%、3.5%、9.1%、10.7%、12.0%及86.2%。说明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据国家经贸委消息，未来五年内，我国将在关系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在一些领域，重点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我国经济调整结构、促进升级的骨干和依托，正制定培养大企业措施。我们认为这方面应该从更长一点时间来考虑。

　　中国的大企业战略并不是说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达到规模经济。一些企业集团认为与国外大企业相比，从资产、销售额等方面看，自己的规模都很小，就误认为自己的企业规模不经济，以为把相关企业放在一个企业集团中就实现了规模经济。实质上，这是对规模经济含义的误解，是把规模经济等同于经济规模了。规模经济包含的是一个适度规模、有效规模，既不是越大越经济，也不是越小越经济，一个企业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正确规模经济的含义：(1)推动企业集团向大型化发展，以至实现规模经济，重要的在于促使集团核心企业增强实力。这就要求核心企业必须扩大规模，不仅具有时紧密层企业和半紧密层企业控股或参股的能力，而且具有向外扩张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兼并、收购、托管等来实现目前的低成本扩张。这实际上是利用社会存量资产进行重组来增强核心企业实力。因为利用社会存量资产重组校内部扩张不仅能大大缩短建设时间和投产时间，迅速形成巨大生产能力，而且能使核心企业迅速进入市场并占领市场，及时满足市场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企分开，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国家可授权集团公司(核心企业)经营国有资产，授权的范围可扩大到集团外部，亦即不仅是集团内部的国有资产，而且与其相关的外部的国有资产都可授权其经营，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获取规模效益。(2)调整企业集团结构，促进专业型企业集团的规模扩张。目前我国企业集团规模普遍较小，至今仍没有世界级大集团，但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尤其是拼凑规模的多元化发展问题却很严重。在发展中片面追求庞大的规模，不加选择或过度地把几乎无内在联系的企业吸纳到集团中，战线拉得过长，加大了摩擦成本，导致管理的失控，因而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益。从我国目前企业集团的现状看,不能靠通过把什么类型的企业都往集团中硬塞来扩大经济规模，也不能靠涉足众多产业的多元化经营来扩大集团规模，而要调整企业集团的结构，要把集团从过度地从事综合性生产经营中解脱出来，要突出专业性的企业集团，从而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把企业集团的专业性生产经营规模搞上去，否则还是因搞了综合性生产经营而分散了投资，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在推动专业性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应引导集团成员走配套生产的规模经济之路。配套生产达到了规模经济，就能够提供成本低廉及富有创新力的配套产品，最终产品也就会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国外经验，大企业的形成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体制完善程度等许多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合作。这对企业自身来说则意味着要苦练内功，在制度改革的同时构造代化企业结构，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拥有专业优势、有利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企业结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快技术进步步伐，推进产品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加强企业管理，建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扎扎实实地抓好基础管理的同时，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发展大企业要追求速度，更要追求质量；要追求规模，更要追求实力。

三、如何打造中国的企业旗舰？（下）

　　2、企业需要什么制度？

　　关于核心竞争力。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观点是：当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碰到对手时，能够战胜对手，这就是竞争力；对于企业来说，不仅能够战胜对手，还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竞争力。因此企业的竞争力不是来自于一个方面，而是来自于制约企业发展的所有因素，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机的、科学的组合。但是在企业竞争力各个要素之 间，仍有基础和非基础之分，而对企业来讲，最基础的就是制度。如果制度不好，其他无从谈起，但是有了制度却并不等于有了竞争力。

　　CEO不符合国情。我们的企业是否需要CEO和独立董事？CEO在美国比较典型，美国公司的融资主要是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因此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表现为两类：一类是分散的小股东，这些小股东不关心，也无法左右公司经营班子的工作；第二类就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像养老基金公司、生命投资公司、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等都是机构投资者，虽然他们占的投资额大多在50%以上，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他们只是代理人，他们只关心公司能付给他们多高的红利，因此他们只关心这个企业的业绩在市场上的表现。在这样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多由外部人员和独立董事组成，CEO应运而生。但是由于CEO们的权力过大，所以常常发生经理人玩忽职守，以权谋私的现象，所以九十年代就发生了经营者的革命，许多公司纷纷撤销CEO，当时通用汽车、康柏电脑，都撤销了他们的CEO。后来董事长开始兼任CEO，但是这也存在问题，有些公司的董事长并不具备实际股东的背景，有些公司的董事长是由高层人士推荐，而且许多大企业CEO的收入60%来自于股票期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企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CEO们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就会弄虚作假，因为只要市场上股票表现很好，CEO们把期权卖出去就能赚大钱，这就是目前CEO的弊病。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的企业设不设CEO，应该视情况而定。国有企业设CEO目前不具备条件，因为目前的产权关系、治理结构都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但是如果有些企业为了增加发展空间，非设不可，那也一定要界定权利，并且把权利和责任相一致。

　　战略研究最重要。第三个问题，企业最重要的机构和部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机构不是人事部、财务部，而是企业的战略研究部，或者可以叫信息部或者其它的名称。这是今后凝聚人才的依据，也是财富的来源。因为一个企业最大的失误就是决策失误，因此企业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就是要进行战略研究。所以我建议企业如果有条件，应该尽可能地设立这样的部门。大家注意到，微软、IBM等许多跨国公司都有庞大的战略研究院，国外许多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它的研究机构首先进来了。研究什么？一是研究世界经济走向，二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大势。在今天的环境中间，企业如果不了解国家经济走向，企业就赚不了钱。只有认真地研究国家经济走向，才能较好地理解政策，掌握信息，把握商机。在这个基础上，研究部门就可以继续研究，包括在这个环境中企业的产业定位、市场定位。因此，企业的人事部、财务部固然重要，但是这些部门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毕竟还是局部的；如果发生了战略失误，可以说企业就会满盘皆输。

　　“一把手”该干什么。企业一把手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国人都很忙，政府官员忙，企业家忙，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这跟我们的管理水平有关系。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忙，是因为自己的管理水平没有到位。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恰恰应该是不那么忙的管理者，如果一个人忙，而且忙得一塌糊涂，其原因只能是他管理不善。因为所有的事都要操心，能忙得过来吗？

　　最优秀的管理者，恰恰应该是最潇洒的管理者。这样的管理者只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决定企业的核心发展战略。决定这个企业该干什么，目前干什么，下一步要干什么，而不是具体怎么干。而且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依靠他的智囊团；第二件选择由哪几个骨干人才干大事，只决定骨干，而不是小萝卜头。这样他完全有时间到外国，看人家怎么干，留下很多的时间来学习。所以最忙碌的企业家，一定是效率不高的企业家，最忙碌的企业家，也是水平不高的企业家。

　　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中国企业，已经跨越了简单生产型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站在了探求新的成长方式的十字路口上。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大环境下，面对CEO热、高新技术热、信息增值热、WTO热等时尚的诱惑，企业感到迷茫和困惑。加上企业自身管理的基础未能夯实，以及规范的管理制度没能建立起来，致使企业管理的重点逐渐偏离。认真梳理一下企业经营行为的着眼点，重新回归于管理的内核，对于企业持续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四、制度建设与企业家队伍建设 　　目前公司治理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趋势。中国要同世界经济接轨，按照国际规范加强公司治理，是加快国企业改革和民营企经济所必须的。

　　1、企业家的作用与企业制度建设

　　一个成熟的企业应该是企业家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团队和完善的制度来提供产品与服务，并以此提升其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旦企业离开领头人时，仍然能够继续生存与持续发展。然而我们的环境热衷于树立个人权威，把企业家等同于企业。企业有了成就，媒体及企业“一班人”前呼后拥，歌功颂德，这也助长了企业家把企业的影响力建立在其个人声 望的基础上，造成舍我其谁的局面。企业的事由一人拍板决定，即使企业自己有一套成文的规范制度，也不过是出于一时业务和管理的需要。当制度与企业家发生冲突时，制度就被束之高阁。在有的企业家意识深处，这个企业我说了算，制度的订立和实施要以我的主观愿望为中心，人为地增加了企业制度的随意性。

　　纵观创业企业家所在企业成长的历史，无不伴随着企业创业者们当年锐利的眼光以及敢于冒险的精神。凭着一个机会，凭着先发优势，加之短缺经济的时代推力，创业者们成功了。然而，在商品供过于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些创业企业家们因知识结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和个人精力不能适应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呈现出落伍的疲态——连年的业绩下滑是最好的说明。最终的结果是：企业衰败、创业者们出局。

　　我们的许多企业被称为“能人企业”，即一个企业完全靠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能力生存，只要领导人更替便会给企业带来强烈的地震，一损俱损。而在国外，企业的一个总经理调走了，企业里发生的变化只有一个：即坐在总经理职位上的人换了，其他的一切按照规定的制度正常运行。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缺乏制度的规范化。

　　从经济学上说，创业者在恰当的时机离开自己创办的企业，把权杖交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来者，本是正常现象。其实，许多创业者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也已经感受到自己驾驭企业的能力远远不能适应企业和市场环境的发展。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迟迟不愿意主动“退出”呢？

　　一是企业没有或者没来得及完成产权改革。创业企业家们几乎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企业，对企业承担着无比重大的责任并对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一代枭雄”。然而资本所有者(国家或者集体)并没有在企业发展良好的时候解决产权问题，完成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这些创业企业家，在位时地位显赫，一旦离开这个位子，则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谁又愿意“落寞而退”呢？留下来继续等待机会可能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但企业却拖不起！

　　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作祟。由于历史及现实人们观念中，中国企业的经理和厂长都是国家干部。只要在位，他们就可以拥有“政治渊源”和“权力优势”，而一旦退出企业的位子，一切不复存在，即使一些创业者意识到退出的必要性，但考虑到权力和经济利益密不可分，就极有可能选择“留下来”。更有甚者，一些创业企业家甚至直接操纵企业的董事会，不让他继续干下去都不可能。

　　三是企业创业者素质和能力的“落伍”。一段时间以来，遭遇“下课”的创业者们都是出名的“精神领袖”，都为企业创造过辉煌的历史。

　　中国有两句古话：时势造英雄，激流勇退。不能否认，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人物，他们有思想、有魄力、善经营、会管理，他们通过企业这个组织来实现其个人抱负，他们是企业的创建者、设计者和改革者。但是，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的组织里，个人的作用是不可能离开管理团队和内部机制的。通过团队贯彻和实施企业运作目标，通过制度激励和约束有关当事人的行为。所以，在企业里构建出资人、经理人、管理者和员工之间互相激励，互相制约的制度是最重要的。企业创建初期可能主要是靠企业家的胆识和威望，企业小的时候问题不是很大，一旦企业壮大后就一定要有规范的制度，这是企业走向现代管理的一个必要台阶。

　　由企业家所倡导、改善并为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企业运行的机制，体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理念，一系列规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竞争优势，作为传统延续下来，稳定地支撑着企业的正常运转。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上百年经久不衰，经历过多次领导人的更换，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跨国公司之一，它并没有依赖于某一个领导人。可见完善的制度是企业持续发展最基本的条件。

　　2、什么样的土壤适合企业家生长

　　尽管目前有不少国有企业日子并不好过，但也有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叱咤风云，日子过得很潇洒。综观这些明星国有企业，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和个人魅力的掌门人，企业在他的领导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他的名声甚至成为了企业的招牌。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如何培育出适合企业家成长的土壤是关系到国有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在国有控股条件下解决政企分开与所有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题。首先要协调好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之间的关系。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市场竞争主体时，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之间就存在冲突，而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实现政企分开。其次要改变聘任企业领导人的行政化程序。实践表明，改变这种过度行政干预的途径除了转变政府职能外，一方面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应培育经理市场；最后要完善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如果不赋予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那么企业再强，也会像被绑住脚的老虎使不出劲；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那么经营者就缺乏动力；如果不对经营者的行为加以约束，那么他就有可能利用所有者的授权来谋私利。因此，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对于国有控股条件下企业家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显然，解决好国有控股条件下的经营者的选聘与考核难题的根本出路还是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方面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政府从一批中小型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退出来，使其完全受市场的约束，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人事与经营决策，另一方面对于一批政府需要控股但又要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按照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目标改造成现代企业制度。

　　政企不分是国有企业缺乏企业家成长土壤及换帅难的重要原因，而解开这个疙瘩的关键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我们将要结束国企讨论的时候，笔者再次翻阅了前几本专著有关国企问题的论述，说实话，在国企中呆的时间最长，如果说经历了苦辣酸甜、千辛万苦、感慨万千这一点都不过份。从另一方面，企业家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市场、市场机制及市场环境正在趋于稳定和成熟，我们已经了解和熟知了所有的企业形制，因此既扎扎实实，又积极推进是国企包括其它任何形式的企业健康发展的唯一路径。

一、公平与富人为富

　　在社科院举行的一次有关民营经济的研讨会上，与会者谈及了富人纳税和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等问题，在一些与会者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表示担忧时，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刘迎秋研究员引出了‘最好的政策与最稳定的政策’的话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话题，需要加以讨论，而当动起笔时，更觉得这一论题需要加以进一步思考和明辩。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富强需要连续和稳定的政策，也需要建立起优良的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秩序。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需要分析有可能影响政策 变化的因素。思之再三，笔者认为，需要从产权制度、富人为富和防止腐败等方面来加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公平与富人为富

　　---经济合理性与合法性相统一

　　中国已经从穷穷差别走向穷富差别。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公平与非公平。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对此都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难免的，公平是一种理想状态，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平，才导致了推动走向公平的运动力，关键是如何利用这种不公平，产生一种消除不公平的动力，最终达到大多数满意的状态。

　　1、富人不税和为富不仁

　　税务部门调查了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原因是他们把个人收入都合到公司里了，公司是自己的，个人用的工资都在公司税前列支了。特别是2002年以来，一些曾经让人目眩的巨富偶像，泥水还没有干就轰然坍塌。不少人在看到50位福布斯榜上富豪只有4人上了纳税榜时，最直截的反应是：他们为富不仁。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从政府到社会各界对富人逃税现象的关注。有关统计表明，在中国8万多亿人民币的居民储蓄中，80%属于不到20%的人所有，而这20%的人口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及总量的10%。北京市地税局的消息说，9成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于薪资阶层。

　　另外，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富翁们遭受了全方位的质问，从第一桶金是黑是白，到财富膨胀过程中的权钱交易黑幕，再到富人是否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和守法意识。这种质问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两项民意调查相得益彰：在采样地合肥的受访者中，对“现代社会主要靠企业家推动”的说法，非常同意、有点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比例分别是14%、22.2%、42.7%、21.1%，持反对意见的高达63.8%；对“少数人先富对社会没好处”的说法，表示非常同意和有些同意的居然也高达40.3%，完全不同意的只有19.1%。这只是一地的调查，但研究者选择合肥这座城市，它代表了中国发展程度中等和中等偏上城市居民的典型心理。

　　面对现实中的为富不仁与富人不税，一些人在问：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底是那些人先富起来，怎么富起来的？！不投机取巧，不欺诈，不偷税，不剥削，不损人利己，不以权牟利，恐怕没那么多“缺德富人”，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让富人缴税。奉劝那些富人们，要有“良心”，扪心自问，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没有老百姓的捧场，你们能有今天吗？

　　这种“敏感”的心理可以理解！因为每年的福布斯排行都会“制造”一批富人，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中有近六分之一的富豪如今已经从光环中淡出。

　　面对现实中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我们不仅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2、社会对富的看法

　　当今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财富和发展都有着极其急迫的热望，这种热望让整个国家都陷入一场空前热烈的商品化浪潮之中，每个人都在寻找发财机会。但它带来的社会心理又是极其怪异的：对先富阶层，尤其是财富巨子，不是崇拜，不是仇视，也不是简单的嫉妒，眼热和不以为然并存，价值判断完全摇摆。

　　富豪的出现，是中国大陆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标志性景观之一，这个景观是否值得自豪，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了大众的足够尊敬；他们受人尊敬与否，根本上在于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否经得起考量。更多的财富当然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问题是更多的财富从何而来，致富的手段是否合乎市场逻辑。如果是就应该为之欢呼，为之自豪，因为他们的存在，为社会树立了一个通过自我努力而合法致富的标杆；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承认它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反市场化的结果。而任何反市场化的致富方式，都是社会不能容忍的，因为它破坏了游戏规则。

　　然而，所谓合乎市场逻辑，有两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起点的公平，其次是过程的公平。起点的公平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打拼的是个人能力。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的富翁就是受人尊敬的富翁，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击大众层面的所谓“仇富心理”。事实上，大众层面甚至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我们为什么不仇恨比尔.盖茨？大众所仇恨的，其实是富人赖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

　　在合法致富的起线上，都是一群机会平等者吗？现实中，一旦拿起这个尺度，这个景观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自豪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权力资本化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从起点不公平出发，延伸下来的是过程的不公平，或者说，是交易规则的不公平。

　　忙于化解所谓民众“仇富心理”的举动，是漠视不公平致富的土壤，而置大众利益于不顾。我们呼唤起点的公平与过程的公平，并不是因为这两者能够回避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它合乎公意。

　　事实上，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并不能保证结果平等，因为即使公平竞争也会有输赢，但因为公平竞争本身包含了起点公平与规则公平，所以这种输赢是公正的结果，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按照合乎公意的规则竞争，所有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获胜者成为富翁，应该感到自豪，更无“原罪”之说。相反，过程不公正肯定导致结果不公正，是不公正的结果不平等，难以接受也自可理解。

　　因此，关于富豪，我们需要的不是炫目的神话，而是同一起跑线、同一游戏规则下的真实的财富增长故事。或者说，它是一个阳光下的简单、透明的故事，一个可以向大众公开言说的合理、合法的解释。

　　更宽泛地说，只有将富豪们置于公平的规则和同一起跑线之下，才能消除杀富济贫思想，根除仇富心态，整个社会才会对先富之人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这个社会的总体财富才会向前良性地发展，国家才会真正走上良性的轨道。

　　社会上对此有许多看法这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有些政府部门的行为，不是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是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环境，使企业家无所适从，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诚惶诚恐，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在国外办绿卡，而且还在把资金转往国外。

　　3、对此我们和我们赞成的看法

　　在中国，由于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财富的过度集中，矛盾日益增多，危害显而易见。如果多数人创造的社会财富可以被少数人通过不法手段轻松攫取，而社会对这种已知的错误一味妥协，必然导致大众普遍怀疑自己恪守的致富理念，从而助长无责任化倾向和信任危机，社会公正和法律秩序将受到戕害，这无疑是一场社会灾难。所以，加强课征富人的税，应该不仅仅是税制层面上的进步，而且是对社会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

　　在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的过程中，富人的漏税现象是制度漏洞的必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事情无论是起点、过程还是结果都不可能公平，正是这种不公平才产生动力。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由于可能利用了转轨过程中的漏洞，一些富豪赖以致富的手段经不起阳光的检验，他们的成功被归因于一些特殊的、非市场化状态下的因素。而这样的因素正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也必将被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所荡涤。在此，由于没有规定个人申报义务，而分项纳税制对个人收入难以综合计量与综合监控，偷税漏税不可避免。此外，薪资阶层之所以成为纳税主体，也与税法规定的一般薪资阶层所得额扣除部分过低有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个人所得税没有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不仅因为征管观念方面，特别是在手段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我们赞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的观点：对富人征税，以前的算了，从现在开始。

　　对于富人不纳税，值得我们去拷问的是制度在执行上的缺席和弹性空间的过大。实际上，目前在中国逃税并非富人们的“专长”，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当偷逃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单靠强制性的查税力量就根本无法根治，而应当从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去寻找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期权力市场化导致的灰色收入太多，那些人根本不敢交税；二是权力市场化导致的企业“攻官”成本(含正常审批和非正常的腐败)太高，这边的损失那边补，人们交了许多额外的“税负”，就从逃避正税中弥补损失。很显然，富人们之所以能够屡屡偷税成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是分不开的。

　　任何一个社会里，抱怨都是常见的，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更需要建设性。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路径，有人在强调“大河涨水小河满”，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惠泽每个社会成员，因此阵痛和“马太效应”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则在呼吁由强调“效率优先”所引发的阵痛不能持续时间太长，否则整个国家的发展将大受拖累甚至衰竭，因此要尽快实现社会各利益阶层在公共政策上的博弈，以此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协调。不管是哪一种改革思路，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使社会发展的动力名正言顺，任何一种负责任的思路都必须追求长期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宽容而又具有约束力的社会环境，对富人如此，对普通人同样如此。

　　企业家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但为什么还有上述那么多人对此表示至少是情绪上的异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机会主义的短视心态。企业家短视，所以发财不择手段，发财之后只想着怎么保财，忽视了企业与社群的共生关系，让民众徒生怨艾；部分民众的短视，在于被不公、黑幕丑闻和愤怒左右了情绪，看不到基本面的向上；最后是政府的短视，满足于经济的增长，而疏于已经被深刻改变后的社会秩序的重构，忙于一时一事的找平，却缺乏明确不同利益阶层新角色的勇气，以及重新树立规制、鼓励与调和机制的一揽子计划。

　　话又说回来，中国没有相关的“企业创始人制度”及规范的企业经营者薪酬制度有关，他们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和重视，尤其是反映在利益与报酬层面上，很难想象在告别企业时，他们能够心平气和。无论如何，管理团队“集团垮掉”的现象不能让人漠视，这也为久拖未决的企业经营者薪酬制敲响了警钟。对此，有媒体认为是“59岁现象”的重演；可以预见的是，在激励与约束机制尘埃落定前，类似现象仍难以避免。

　　当我们再次面对又一个新的起点的时候，必须打破某些旧的格局，因为支撑这些格局的因素并不牢固。对此，我们关注到，虽然社会对‘为富不仁和富人不税’反映强烈，但是政府却异常冷静，这是智慧的表现。笔者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向过去的‘不公平’宣战，而是客观、理智的对待。我们没有必要去改变过去已有的，面向未来不断的完善和加快发展才是我们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产权改革与制度环境（上）

　　---如何给民企发展以更宽松的环境！

　　2002年华晨的产权之争，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十字路口。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当资产膨胀之后，产权归属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究竟应该以什么准则来规范处理？改革之初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是继续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深化改革，如何给民企发展以更宽松的环境？

　　1、民企到底怎么了？

　　2002年年中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数量成加速度增长。对此很多人认为，这不仅仅是福布斯的尴尬，也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与国内的这种趋势相对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成为投资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烫手山芋。一段时期，对于内地民企，香港基金经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让人睡不着觉。连续的事态表明，民企不光是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那些推荐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也要睡不着觉。许多愤怒的投资者和政治人物已经扬言要追究这些保荐人的经济责任。

　　对于民企，我们曾经作过深刻分析，无论如何，都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那么面对一连串的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如何对待？所谓民企，不过是私有企业的别称，而比较宽泛的意义则是指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在这个为了规避意识形态而发明的奇怪称呼之后，隐藏着中国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国民企最新一次发轫之初，民企不仅要在经济的夹缝中寻找企业的生存之道，还要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苦苦寻求合法性。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证明，民企的确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仅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中再也不能忽视的一股新兴力量。这与国有企业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西方观察家还是在中国改革派眼中，民营企业都无可辩驳地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信念。但很显然，这种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闻的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在欧亚农业及其他一系列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的确，就充满创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欧亚农业的确是独特的、个别的,以一次眼花缭乱但却惊世骇俗的角色转变,将中国民企曾经一段精彩的戏剧演绎到了极致。但掩盖在这种技巧之后的，却是中国民营企业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欧亚农业并非是个别的独特的，它所代表的样本群体，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决不可以在统计意义上加以忽略。欧亚农业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这是所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抱有极大期望的人们，所必须直面的事实。

　　2、“公私共有”和“权私共有”

　　许多人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这样一个常识：民企是产权明晰的，而这种产权特征将对民企产生远胜于国企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效率表现。然而，中国民企真的是产权明晰的吗？它强大的自我激励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能够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吗？

　　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心目中，民企不仅产权明晰，充满活力，而且是天然的市场主义者。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民企并非如此。

　　在两极化的思维中，产权形式无非两种，要么公，要么私，没有中间形态。然而，在中国近20年的改革尤其是最近几年中，我们似乎看到另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形态：“公私共有”，或者更确切说是“权私共有”。这种产权由控制着关键资源的行政权力与企业家共同所有。权力在产权中所占的份额以其控制资源的大小而决定。这种隐形但却无处不在的独特产权形式，我们可以在近几年一系列陆续曝光的民企案件中看得一清二楚。以欧亚农业为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欧亚农业是因为税务问题而出事，但很显然牵涉到了更为复杂的背景。

　　欧亚农业的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那些有权力无偿赠予这些土地的政府官员。不管这些官员出于什么理由这样做，其掌门人显然并不完全拥有欧亚农业的产权。极端的情况甚至是，只是这些资产在一段时间中的代理人，他根本不可能独立的处置这些仅仅在名义上属于他的资产。换言之，欧亚农业并不是装在私人口袋中的私有产权，而是那些与欧亚农业命运息息相关的“权力”所共同拥有的。欧亚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共同体”。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些关键的制度变革变得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这种官商共同体有可能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产权常态，这可能与一些经济学家的想象相去甚远。在他们的设想中，一次性的赎买可以达到产权的彼岸。然而，现实的产权变迁并不是在理论环境中运行的。经常的情况是，过程可能决定结果，在欧亚农业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种模糊不清、过而不渡的产权共同体。

　　许多短时间内崛起的富豪，则完全是靠权力的“慷慨”赠与而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为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产权形式大唱赞歌，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制度环境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产权形态一经形成就可能长期存在，变成转型社会的一种难以医治的顽疾。实际上，许多被我们书生气地认作真正民营企业的伪民企，已经成为这种顽疾的一部分。这些伪民企，亦官亦商，与我们想象中那种凭借自己天赋和努力创造财富的民企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无需深究，我们就很容易观察到，远华集团也远不是一个商业帝国，而是一个庞大的官商共同体。远华不仅具有了各种特许权力，甚至具有了实质上的税收权。在此，权力与商业利益联系的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政府官员以税收形式的股权参与，远华帝国就会在顷刻之间崩塌。远华集团在产权上的“官私共有”性质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我们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远华集团的这种产权将会一直维持下去。因为没有比这种近乎掠夺和收刮的形式更容易积累财富了，也没有什么产权形式更让那些官员感到安全、惬意了！当今中国，这种产权形式也许是最能够让官员和企业家双方面都感到满意的一种安排。既如此，我们就很容易推导，官商双方将必然达成一种行动默契：致力于维持、巩固以及强化这种制度环境。这就是“官私共有”产权在中国迅速弥漫的秘密所在。这种产权形式几乎可以在爆发的每一个民营企业的丑闻背后看到，其在中国社会中蔓延扩张的趋势由此可见一斑。无论是渐进改革，还是激进改革，最后都牵涉到一个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过程，但私有化过程和方式本身，就可能决定私有化的最终结果。这里面，过程逻辑经常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中国社会普遍蔓延的“官私共权”的现状是否说明，我们已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民营企业在产权性质上的这种畸变。对此我们在《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中已经给出了分析。韩少功先生在一篇名为“人情超级大国”的文章就曾经指出，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伊始及至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土地改革，中国社会的产权形式都由“公私共权”而一脉相承。在经过了1949年之后一场纯粹、浪漫的产权革命之后，“公私共权”的这种产权形式似乎又一次要在中国社会中卷土重来。或许是参透了其中的某种宿命，韩先生似乎要暗示：这种产权制度可能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但很显然，这并不是宿命，而是一种制度的“故意”，是中国改革模式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不过，与历史上“公私共权”的情形相比，当今中国的“公私共权”在规模上似乎远胜以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当今中国，控制在政府手中的资源在比例上可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政府权力没有受到任何成文和不成文法律限制的体制中，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可以任意伸缩)。这必然导致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与政府中腐败官员普遍的合谋。更加致命的是，相比与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权力，中国民间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也似乎处于历史上最为软弱的时期，于是，最契合于目前制度环境的“官私共有”产权形式在中国经济中的泛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甄别谁是真正的民营企业了。他们的产权性质如同一团墨水，让人难辨真伪。在我们视野中，一眼即能分辨的纯粹民企，大概只有那些个体户，夫妻店。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与权力“合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根本就难以比较民企与其他企业在绩效上的表现。那些将所有非公有制企业统统当作民企的做法，只能是理论上的一种错觉，而那些将远华及欧亚农业这类企业也误认为民企，并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对所有民企高唱赞歌的人，则肯定是出于一种产权迷信。我们深深理解这种迷信的来由——这大抵是出于对旧产权制度极端厌恶所引起的一种条件反射。不过，无论这种迷信的历史原因多么值得同情，迷信终究是迷信，现实中的民企并不会因为我们概念上一厢情愿的误置而自动变成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民企。

二、产权改革与制度环境（下）

　　3、民企的变化

　　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中国民企在经营行为上会发生那些变化？

　　正如我们已经在许许多多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在“权私共有”和“官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民企作为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和可以观察到的偏离：“权 私共有”必然要导致的“权私合营”，这种经营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相当稳定和“合法”的结构，用腐败加以形容似乎远不足够。由于要素资源(比如土地、资金等)非常集中的控制在政府权力手中，民企的经济人本性正在逐渐蜕变为某种“政治人本性”，民企天然的“逐利性”也因此越来越蜕变为某种“逐权性”。在这种本性的支配下，民营企业可能更多的是对政治信号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特别值得提醒的是，中国民企的这种特征正有愈演愈烈的迹象。由于民企在与权力结盟一路走来的发展中存在诸多“原罪”，所以民企只能依靠与权力更加紧密的结盟，方能避免这些原罪不被清算，这是转型期中国民企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许许多多民企亦复如此。

　　初略划分，中国的民企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城市个体户及乡镇企业为主。在这个阶段中，民企主要从事的是填补大量市场空白的工作。从事民企经营的也都是城市下层阶级和地地道道的农民。现在看来，正是这一时期的其貌不扬的民企，才是中国最草根最纯粹的民企。

　　中国改革逐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一大批知识分子以及在传统序列中身份更高的人开始进入和创办民企，民企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壮大，在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也日益增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民企与政府权力的接触也开始变得非常频密，中国民企的“民间本色”逐渐消退。民企的这种蜕变，在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加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空白越来越少，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要素资源的竞争上。这种格局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快速成长的民企将必然带有浓重的“权贵特色”，原因无他，要想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就必然要与政府权力结盟。从某种意义上讲，要素资源的竞争与其说是一场创造财富的游戏，倒不如说是一场财富分配的游戏。社会监督的缺失和要素资源的高度垄断，使这场游戏的财富再分配色彩在中国变得尤其鲜明。这是一场快速致富的比赛，没有什么比这种比赛更容易成批量地制造富豪了。只要“操作”得法，几乎可以一夜之间拥有亿万身家。在一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中，这场游戏的真相其实与掠夺无异。从本质上讲，中国改革是一个政府不断从手中释出资源的过程，存在大量与政府进行“交易”的机会，而这些“交易”正是许多民企可以大展身手、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最佳契机。留心一下我们的“富豪榜”，人们很容易发现，绝大部分富豪都诞生在地产、金融这些要素领域以及与政府权力十分接近的公共事业及基础建设(实际上是财政资金)领域。这一点绝非偶然。从任何意义上讲，要素领域都是一个经济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要素领域展开的争夺，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最后的质变阶段。对于任何一家有雄心的民营企业来说，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一些人认为，在任何制度条件下，私有企业的效率都是最优的。但现实是，在一个允许掠夺的制度条件下，私有企业掠夺的效率也可能是最高的。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民企强大的自我激励就很可能变成藐视市场伦理的原始冲动，并导演出另外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当然，作为个体的民企并不能左右它所生存的制度环境。但在中国，民企本身无疑已经成为这种制度的一部分。与国企相比，民企缺乏与政府权力接触的体制内通道，这种匮乏状态使民企有更加强大的动力与政府权力结成共同体。

　　当然，政治权力与民企的结盟动力并不仅仅来自民企一方。这种结盟也相当符合转型期政治官员们的需要。将权力转化成财富一直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核心逻辑。在这种逻辑的强制下，民企就被政治权力主动赋予了一些其他的功能。伴随着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当一部分官员眼中，民企业已成为他们将权力化作私有财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担负了许多企业之外的功能一样，转型期的民企实际上也承载了转移社会财富的功能，鉴于中国改革正在逼近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关键阶段，民企的这种功能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有人认为，中国民企有的不是“原罪”，而恰恰是“现罪”，它正在参与一场“分田地”活动。在这样一种“视界”中，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企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仅仅为了利润而设立的单纯的企业组织，它更像是一个从事超经济分配的组织。从逻辑上判断，这种组织更倾向于敛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拥有这种权力，敛财显然要成本更低。从这一点出发，许多民企对市场伦理的蔑视，实在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民企在与权力的结盟过程中所达成的是一种期限不确定，彼此权利义务非常不明确的契约，而且随时有被清算的可能，所以许多民企在产权上就被注入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本质，其经营行为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短期化特征和不可预测性。与此相适应，许多民营企业家身上经常显示出的那种天马行空，恣意妄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产权与预期不稳定的双重夹击之下，民企在行为的短期化方面比国企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史经常与某种神话与传奇联系在一起，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夸张，甚至达到连自己都欺骗的程度。

　　　4、民企的绩效如何？

　　中国民企在产权和经营手段上的这些特点必然反映在中国民企的绩效表现上。虽然许多人举出各种宏观和微观数据以论证民企在绩效上优于其他企业。但实际的数据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有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证券市场1073家公司的平均EVA为-1442万元，即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损毁财富1442万元，1073家公司共毁灭财富154.7亿元。而同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上市公司中的98家民企的EVA为-17亿元。如果这个统计可信，我们就能得出下面的结论，民企每家平均毁灭财富1734万元，显然这个数字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数字。考虑到民企的资产规模普遍小于其他上市公司，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民企上市公司单位资产毁灭财富的数字比其他上市公司的数字还要更高。我们看到的最新统计是，2002年上半年，中国深沪两市1204家上市公司平均0.08元，而民营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为0.103元。这个数字虽然表明，中国民企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要高于其它类上市公司，但并不显著。

　　虽然这些样本均来自中国证券市场，很难描述中国民企的全部。但至少可以说，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并不显著优于其它类上市公司。那些认为民企绩效一定优于国企的说法，起码没有得到中国证券市场经验事实的支持。这个结论不仅出乎那些民企迷信者的预料，也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显然，民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机勃勃。

　　当然，与许多民企的坚定支持者一样，我们仍然认为，只要制度环境能够得到澄清，民企就能够逐渐接近较为理想的状态。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讲，民企都是中国经济的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企问题上我们可以粉饰太平。因为，民企只能是现实制度环境中的民企，粉饰太平，就可能遮蔽导致民企蜕化的制度背景，这才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否则，我们这些曾经热切鼓吹民企的人，就可能亲眼目睹一代民企彻底蜕变的悲剧。昨日的希望之星就可能变成明天权钱勾结的典范，这将是中国改革无法承受之痛。

　　社会关注民营经济是因为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我们关注民营经济是因为除了我们认识到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之外，还认识到民营经济的严重缺陷在那里。我们应该为民营经济的创生和发展创立制度环境，防止民营经济的脱变。

三、政治家的智慧与公众的耐心

　　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反腐战争的硝烟始终没有消散。各级党政监察机关重拳出击，屡有斩获。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看到这些成绩，在人们额手称庆的同时，又不免扼腕叹息：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为什么腐败分子仍然会"前仆后继"？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要警惕腐败和改革赛跑。据历届高检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腐败的增长速度似乎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全国各级 检察机关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间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尽管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但是案件总数仍然增至387352件，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难道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败吗？

　　尽管对腐败程度的衡量一直没有公认的科学标准，但是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我们仍然可见端倪。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定期公布《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其中政府清廉程度也被视为一国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其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腐败程度大体和日本相仿，劣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远逊于新加坡，但是却好过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印度。若按国际透明组织设计的清廉指数(CPI)，1995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2.61，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1998年中国清廉指数为3.50，在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数(4.89)，也低于世界中间数(4.20)。1999年，中国在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8位。这些研究当然仍很不完善，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大致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腐败的恶果是动摇政府的有效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但是，这几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逆风飞扬、市场化改革有条不紊。说明中国政府的廉洁程度正在改善而不是恶化。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语出惊人：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腐败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有利于社会稳定。相对来说，上层官僚一般是清廉的。这正像托克维尔所主张的，最稳定的统治是贵族当权，因为贵族甘心放弃金钱上的实惠而换取政治上的权威。亨廷顿指出，上层官僚在一定程度上会宽容下层官僚的腐败，因为下层官僚通过捞取钱财获得满足，不再嫉妒上层官僚。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钱交易。在改革初期，由于政府财政拮据，默许了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军队自谋出路。手中有权的政府部门发现，最容易的生财之道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垄断性权力寻租。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是政府经商办企业，到了90年代则是通过想方设法将本应无偿提供的服务变为"有偿服务"(例如通过行政手段迫使人们购买他们所指定的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等多种形式实现的。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以创收为目的的各种收费、罚款、摊派屡禁不止，泛滥成灾。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为甩去包袱而松口气，就被各种各样的腐败犯罪搞得焦头烂额。尤其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进入90年代以后，政府管制在某些领域反而有回升的趋势，例如宣布组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打击地下钱庄的同时强化以国有四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以及为国有大企业融资的股票市场、农村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波三折等等。于是，9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工程建设领域、粮食购销储存领域、政府采购领域、国有企业经营领域、各种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管和使用等领域逐渐沦陷为腐败的重灾区。

　　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沿用的是分权化的思路。地方政府的官员在改革之后得到了更多的自主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经济增长的业绩往往是决定官员升迁的关键。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逐渐从非生产性的政治官僚转变为生产性的"企业家"。招商引资成了地方官员的主要工作。这些官员亲临一线，混迹于各式各样的商人们中间。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越长，即使是用特殊材料锻造出来的共产党员，生锈的概率也自然会越大。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在改革的早期，腐败分子中不乏能力很强的官员，而且他们都偏好市场化的改革。这是因为，既然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那么首先，官员必须有权，才有和人交换的"筹码"，而只有当市场化改革制造出交易的机会之后，官员手中的权力才具有了市场价值。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腐败将对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1)腐败会降低一国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公共工程中的腐败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新修的道路可以在刚刚跑上汽车之后就变得坑坑洼洼，商场可以在顾客如织的时候突然坍塌。(2)腐败降低税收收入，并进而降低政府对教育和健康等公共领域方面的支出水平。按照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到16.8%，当真是触目惊心。

　　如果反腐败是放火烧掉我们自己正在居住的房子，那么我们只需要愤怒和激情。但是，反腐败是要做手术切除癌细胞，我们需要的是外科大夫的冷静和理性。在做手术之前，声色俱厉地开一场癌细胞的批斗会于事无补，反而弄巧成拙。反腐败需要的不是雷霆震怒和清扫运动，它考验的是政治家的智慧。

　　大规模的腐败一定会毁掉政府的声誉，但是急风骤雨、草木皆兵式的反腐败可能会使得人们更快地失去对政府的信心。如果人们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官员腐败的消息，他们就会得到一个印象：所有的官员都是腐败的。这样的社会预期反而会使得当清官的成本更高：世人皆浊，而君独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众无法甄别真假贪官，这时候官员的最优策略将是做贪官。当上一代官员中有许多贪官，而公众对所有的官员已经形成深深的成见，认为新一代仍然是一丘之貉，那么新一代的官员的最优策略也将是做贪官。腐败将代代相传！这真让人越想越毛骨悚然。反腐败的政治智慧在于：一方面要惩恶扬善，痈疽务去，另一方面要像在旷野中呵护火种那样小心翼翼地呵护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不能因为腐败就影响到改革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韦托·坦齐认为，反腐败中可能会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过度依赖单个方面的行动战略。比如所谓"高薪养廉"，指望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得他们清廉，或是通过建立一个专门反腐败的政府机构，然后将所有反腐败的任务都推给它。又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曾经希望借助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反腐败的斗争先后有过四次高潮。第一次是1982-1983年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第二次是1983年-1987年间开展的整风和纠正新的不正之风的斗争，第三次是始于1988年并在1989年下半年后达到高潮的反腐败斗争，第四次是1993年开展并在1995年达到高潮的反腐败斗争。尽管这四次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却如同海滩上扫沙，腐败分子去了又回。反腐败斗争像是消防队员前来“救火”，刚刚熄灭一处的火焰，另一处的火焰又燃烧起来，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以至于有人发出越反越腐败的悲观叹息。

　　历史的演进常常充满了戏剧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曾经回忆，在他年轻的时候，美国也是腐败盛行、官员的态度蛮横无礼、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但是，就连这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也没有弄明白的是，当他成年之后，也就是在10年、20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的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突然有了明显的好转。当我们对现实悲观失望的时候，请记住：惟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惟一令人失望的就是失去希望。俟河之清，要有耐心。

四、稳定发展与制度建设（上）

　　---怎么才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期待着好的政策，但是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因而也影响着政府和政府中制定政策的人们，从而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希望越来越好的社会环境，最起码的要求是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如何才能保持这种稳定性，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用制度来做保证。譬如企业制度、 纳税制度、防止腐败的制度等。

　　1、强势企业领导人与企业的制度建设

　　在中国，一个强势企业领导人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确实，核心强势领导人是许多企业的中轴，其作用举足轻重，一旦失去他们，企业大厦即使不倒塌，也将强烈震晃。但是，聪明的领导人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以及有效授权、培植接班人，可以使公司的发展之路更加健康。美国学者曾经研究了美国18家优秀的成功企业，得出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结论：创业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类非凡的人，而是十分平凡的人。究其原因，平凡的人，没有特殊的人格因素可以利用，只有靠制度保障企业的运作。而中国往往形成维护个人权威高于维护制度权威，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往往依赖于企业领导个人魅力与领导才能，私营企业尤为严重。此类企业其兴也勃，其败也忽。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年市场成长过程里几多风云人物潮起潮落，但是可庆幸的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环顾世界其他创业者的经验亦是相同，一家新兴企业在发展初期，大多都有一位强势领导人，这样企业才会有主心骨。到了后期，企业开始有一定规模，人才亦渐渐多时，这时作为企业领导人得调整一下自己。“调整”，其实是指充分授权下属，并依靠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

　　明智的做法是，随着企业的成长壮大，逐步用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来维系公司的运转。西方有句谚语：“总统是靠不住的”。同样一个故事也说明这个道理：有A、B两家公司的总经理乘同一架飞机出差旅行，飞机不幸失事，两个都遇难而亡，但这两个公司的结局却截然不同，A公司由于缺乏完善的企业规章制度，群龙无首，管理混乱，最终破产倒闭；而B公司在总经理遇难以前就建立了良好的制度，所以在缺失总经理的情况下，企业依然能按照制度规范运行，受到的影响很少。这都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组织都不能过分依赖个人，其成功的运作必须依靠完善的制度规范。完善良好的管理制度是一切成功企业的共同特征，通观全球，概莫能外。

　　中国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依靠某个人获得繁荣，还是依靠制度、赢利模式和战略体系获得持续增长之间的矛盾。历史会记住，进入WTO的2002年标志着中国企业家依赖权力管理企业的终结，同时也是依赖制度管理企业的开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快速淘汰一切过时事物的速度社会，对于那些不愿意直面未来的人，那却是悬崖。

　　不可忽略的是，在中国众多企业的产权构架里，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利益分配并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和解决办法。这些掌控着几十亿、上百亿国有资产的“红色资本家”很大程度上掌控着企业发展和管理的控制权，但并没有与贡献相匹配的剩余价值索取权。

　　尽管存在着“所有者虚置”的问题，但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付出很多的心血和精力。长时间以来，精神奖励和道德约束取代了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分配机制。只想凭自己的良心站好最后一班岗。希望国家能够解决后顾之忧。在市场竞争之中，人们一方面谴责不道德现象，一方面却没有得力手段加以制止，对凭真本事公平竞争的职业企业家又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只对任期内的行为负责，因此企业仍存在着长期行为少短期行为多、过分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发展的现象。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报酬，就难免会有以下结果：企业的领导要么无所作为，不受任何压力，不冒任何风险；要么获取灰色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在制度和法律缝隙中触礁沉没。

　　在2002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国企领导人的激励机制问题位列“中国企业家最关注的十件大事”之一。很多国企经营者都认为，应该通过逐步改革产权制度，降低国家持股比重，采取股权期权等国家通告的激励手段，使国有企业领导人真正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事实上，政府已在力促改变国有企业中激励非经济性的弊端。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指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实行董事会、经理层等成员按照各自职责和贡献取得报酬的办法。”而各地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也已经在尝试新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度。然而，股票期权、年薪制不是万能的，火山依旧在那里，它并不总让人看见，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喷发，而一旦喷发，正踏在火山口的人只能是毁灭，不管你刚才是多么地荣耀，也不管你的攀登是否已经接近成功。

　　2、为产权改革创造法制环境

　　互连网上有一张帖子非常有意思，作者写道：“中国现在的法规，常常如同马路上的交通标志线。有时侯，你驾驶汽车在这马路上横冲直撞，没按交通标线行走，好像也没事，也没有警察来管你。然而，当你一旦造成了交通事故撞了人时，交警则就会一丝不苟地按那交通标线处理问题了。那平日在你眼中似乎不存在的交通标线，这时可就会成为衡量决定你问题大小的生死线了！”

　　这位论者的意思是，现实中有违规或违法行为，但也许有些事情已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虽有违规，但无不良后果，或尚一时有益于社会，可不计较追究，“但是，他若真以为法规法律，对他仍只是平日平安无事的马路交通标线，那他却大错特错了，他也就必然会为此观念，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是非常精彩的比喻和见地。“红帽子”与“闯红灯”，在中国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不少民营企业家为拓展市场，主动挂靠戴“红帽子”，以国有、集体企业所有制注册，然而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产权不清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从而引起纠纷。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一种前景，理智的学者们开始呼吁先行立法以避免在这一重要进程中出现过多的不公和非法现象。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被判定为非法与不公，以及什么是侵吞国有资产，不仅容易引发各种冲突和社会动荡，也会使得有兴趣参与其中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和外部投资人心存疑虑，不敢越雷池一步。改革当然也会随之停滞。

　　其实，经过近20年国际国内改革的历程，国有资产进入与退出的路径选择大致已经清楚，从职工持股计划(ESOP)到管理层收购(MBO)，从破产重整，到向外国资本开放，方法多种多样，各有千秋，在不同时机不同条件下各有短长。经济学家、产权问题专家以及法律专家已经给出了不少技术性的改革方案。现在缺乏的是国家以法律的名义确认一些重要的原则和统一的、合法的操作程序，比如如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如何维护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利益，以及由谁承担职工养老等根本性问题。

　　那么，当改革真正进入闯关阶段，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国有企业的优秀企业家们，应该做出什么反应呢？无疑这些人应该密切关注并且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来。无论如何，谁也不能怀疑这是一个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希望看到，而且相信也一定能够看到：在即将出现的新一轮国企改革热潮当中，会涌现出一个新的成功人群，这个优秀的人群可以积极参与并推动国企改革的进程，并且在这一进程当中完全合法地挣脱传统体制的束缚，在真正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新的企业里拥有产权，而不再在制度和法律缝隙中触礁沉没、重蹈覆辙。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应该清楚，那就是这项已经进行了20年的艰巨改革终于迎来了全面突破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相关的业内人士以及一些专门从事国企改革研究与服务部门的人士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在一些大中城市里，学界以及企业界就“国企民营化”这个话题开展讨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尽管国企改革的种种难题至今还仍未见疗效广普、统一适用的方案，但是我们仍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旦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国有资产的边界划分清楚，新一轮国企改革会以地方政府为主导迅速展开，改革模式以及解决办法会呈现出多种多样、各显其能的局面。

　　民营经济将代表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向，尽管民营企业有着许多的负面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他的巨大作用，而是从中发现他的缺陷，并且加以规范使其合法发展。

四、稳定发展与制度建设（下） 　　忙于化解所谓民众“仇富心理”的举动，是漠视不公平致富的土壤，而置大众利益于不顾。我们呼唤起点的公平与过程的公平，并不是因为这两者能够回避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它合乎公意。　　

　　3、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思路。从1997年开始，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出台：一是政企分开，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二是打破行业垄断，比如分拆电信、重 组民航、放开城市供水等公用设施部门。今后在入世的压力之下，中国在公共服务业、基础设施等行业的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国有单位独家坐大的局面将被逐渐打破；三是改革行政程序，入世之后中国取消了789项审批，大幅度地消减了政府官员的任意处置权，同时实施《政府采购法》等"阳光立法"，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史莱夫曾经告诫，转轨国家的政府不要变成处处征敛的"紧抓不放的手"。中国政府的行动显示出，政府正在主动地限制自己的权力，有条不紊地从市场活动中退出，这是有远见的做法，值得我们为之鼓掌喝彩。

　　4、从政策上保证任何形式的合法收入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首次将“非劳动收入”和“劳动收入”相提并论，以合法与否作为是否受到保护的唯一标准，这是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劳动收入是通过付出脑力或体力劳动获取的报酬，对于公务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来说，包括工资、奖金、各种津贴、福利等等，对于农民而言，还包括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非劳动收入是靠劳动以外的方式获得的收入，比如靠“钱生钱”，买股票、买债券、储蓄，获得分红和利息；比如作“知本家”，一些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出售专利等方式获得报酬；比如以管理入股，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通过股权激励方式获得股份分红。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劳动收入受到保护，理所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进入到生产领域，同样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获得的非劳动收入，同样有理由予以保护。

　　让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必将极大地促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引导民营企业和普通百姓手中的资金更多地投向生产领域和国计民生急需的地方，盘活社会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然而，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非劳动收入另眼相看，要使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切实得到保护，关键还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认识上要突破“非劳动收入即剥削”的误区。过去我们常讲“劳动创造一切”、“劳动最光荣”，教育人们认识和理解劳动并热爱劳动，这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劳动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忽视了资金、技术、管理等非劳动因素也可以创造社会财富，甚至在“非劳动收入”和“不劳而获”、“剥削”之间简单地划上了等号，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完整、不切合实际的。二是法律上要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线。社会大转型、经济大转轨的历史进程中，确有一些人通过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不正当手段一夜之间暴富，这样的“非劳动收入”当然是非法的，我国的刑法、税法、反走私法等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应依法受到制裁。同时也要看到，大部分人的非劳动收入是靠风险投资、合法经营等途径获得的，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其合法性，所以，要分清哪些非劳动收入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三是制度上要保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非劳动收入是其中不少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以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保证包括他们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在当“建设者”的同时，都能获得相应的回报。所以，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并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让“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一条落到实处。

　　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目的就是要人民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只有让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和合法的劳动收入一样都得到保护，才能使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促使人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各显神通，尽快致富，真正造福于民。

　　好的企业家、好的商业道德是制度的结果。只有制度可以使骗人的人受到惩罚，这个道德才能发展，新兴的商业道德才能建立。但要看到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就一定会出事情，一定会有骗局。美国搞了这么多年的制度、规范，美国还在出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不出事情？出事情并不可怕，很多国外形成的规章制度都是建立在骗局的基础上的，到今天我们拿过来，都读不懂条文是怎么设计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骗局。

　　因此建立一个成熟的市场，你得等它出事，没出事恰恰有问题，出了事你才知道你的制度有哪些缺陷，才能不断完善制度，逐步治理这个问题。现在我倒觉得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在很多领域的市场行为还不够活跃，还是太过于谨慎，太怕出事而不敢让人活跃起来的问题，包括私人企业、民营经济以及民营银行的发展等等，怕这个怕那个，因此不敢搞体制改革，不敢发展秩序。

一、世界经济迷雾与增长缓慢（上）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人类进步的主题，但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减缓，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增长的文化和价值冲突引发了矛盾和利益冲突，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较量和斗争，随时可能引发局部战争，上述矛盾和发展阻碍了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尽管如此，全球化仍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的亮点，怎样才能把握好契机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首先是战略。战术解决的主要是当前问题，而战略指涉的是长远发展问题。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可以说既得益于战略发展，又得益于精 妙的战术，但主要得益于采用的战术，因为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当前的改革，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已经无法仅仅从自身剖析原因，也无法单纯从自身寻求解决办法。整个改革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单方面的突破，必须要整体的配合。‘整体观’的树立，必然要求重新调整发展战略，依据新的战略来确定新的战术。

　　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是什么？再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一、世界经济迷雾与增长缓慢

　　---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怎么样？

　　1、当前世界经济的四大特征

　　2002全球经济金融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全球跨国投资停滞，全球经济增幅仅为1.5%。根据有关人士预测，短期内全球经济能否进入全面复苏尚无把握，当今是有史以来全球经济最不确定的时期，其表现特征为：

　　经济增长停滞。由于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同时进入经济衰退，造成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停滞。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4%，欧盟区为0.8%(德国第三季度为0.3%)，日本为-0.7%。2002年11月份，美国失业率为6%，欧盟为8.4%，其中德国失业人数突破400万人，失业率高达9.7%，日本的失业率为5.5%，已经出现了连续19个月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的状况。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扩大内需，西方国家普遍下调利率，美国央行贴现率为0.75%，联邦基金利率为1.25%，创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央行长期实行零利率政策，央行贴现率为0.1%；欧元再贷款利率为2.75%。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采取了扩大财政赤字的政策，美国刚刚持续了4年的财政盈余，2002年度就突然摇身一变，成了1600亿美元的赤字。更令美国经济界不安的是，布什总统今年2月4日向国会提交的2004年度预算案估计，2003年度和2004年度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040亿和3070亿美元；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各成员国都想用财政来刺激经济，这与欧盟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里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有矛盾；此外，欧洲央行在降低利率上也出现了两难境地，担心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的同时却引发通货膨胀，而目前欧元区的通胀率已达2.2%,超过了2%的规定指标；日本仍然没有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加之银行52万亿日元不良资产的困扰，使日本经济、就业状况、日元汇率都受到沉重影响。

　　区域性经济合作呈现广阔发展空间。鉴于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迟缓，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较量和斗争，随时可能引发局部战争，这些矛盾和发展阻碍了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发展却有着广阔的进步和发展空间，因为它的发展可减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东盟经济区的合作与发展出现良好势头。其次是欧元区经过几年的启动，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欧元区成员国将逐步增加，欧盟东扩也已起步，这都是经济区域性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反映。总之，除了亚洲、欧洲，在北美、拉美、非洲等其他地区，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区域性经济合作是促进区域内经济稳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和力量。

　　贸易、投资结构调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滞缓，国际贸易的增长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全球股市全面下跌和信息产业的增长迟缓，世界贸易正面临进一步的结构调整。2002年11月，美国为发送巨额贸易赤字，向世界组织打出“零关税”牌。虽然该提议被否决，但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美国外贸政策的动向。如果美国下决心发送高达5000亿美元、占GDP5%的经常项目逆差，采取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等措施的话，必然会对世界贸易的总额、产品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等各个方面产生极大影响，甚至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增长缓慢。据联合国贸发会《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1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比2000年下跌51%，仅为7350亿美元。据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统计，2002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只有1230亿美元，创1992年来最低点。当年美国流入拉美的资金只有400亿美元，较之上年600亿减少了三分之一。美国企业流入该地区的资金首次出现负增长。2002年全球外汇市场仍处于较大动荡起伏之中。主要特点是，强势美元受到欧元的挑战，欧元走上价值回归之路，日元则进入疲软时期，汇率节节下挫，英镑相对走强，拉美货币动荡起伏不定。

　　外汇市场动荡起伏。2002年来，由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美联储多次降低利率，创40年以来历史新低。加之美国股市全面下跌、企业信心不足、投资者信心不足，这都导致了外资流入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创记录地达到了占GDP5%的水平，这些都对强势美元构成了极大的冲击。欧元区经济状况虽然黯淡，但较上年有所改善，加之欧元现钞流通平稳、负面影响缩小、正面作用不断显现，可以说欧元已走上价值回归之路。日元的疲软则与其经济长期未摆脱衰退有关，日本股市下跌、企业信心不足、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都在长期困扰日本经济正常运行。

一、世界经济迷雾与增长缓慢（中）

　　2、全球经济的迷雾与悬念

　　2002年，全球经济延续了自2000年开始的整体下滑格局，其中的短暂恢复更多的表现为下跌过程中的反弹而已，恐怖使得全球经济掺杂了更多的非经济领域的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的未来依然是漫漫迷雾以及存在诸多悬念。

　　悬念1：战争刺激经济？

　　人类历史上，战争与经济间的关系往往是核心焦点，尤其是区域性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反恐集团与恐怖组织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划分已经成为21世纪初全球大国关系的基本驱动力，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恐怖活动，无异于火上浇油，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甚至于消费者的正常消费、旅游、投资等都将长期处于高风险水平；一旦情势得不到有效控制，人类的基本经济活动面临极大的制约，这将是全球都不愿看见的结果。当然，如果战争是“经济从繁荣演变至衰退”的必然产物(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资源重新分配的极端方式)，那么，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勇敢地接受，“次优选择”就是尽量将战火引离本土。

　　悬念2：资本南北流动新格局？

　　2002年中国的GDP增长8%、直接吸收外资527亿美元全球第一，“申奥”、“申博”成功，预示着中国在今后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当然，在目前阶段，基数上的差异使中国无法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地位。2002年之后，全球资本流动将彻底扭转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流动的主要格局(简称“西西流动”)，拓展成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外延式流动格局(简称“南北流动”)。以美国、欧元区和日本所构成的“北极”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所构成的“南极”之间的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将构成21世纪初期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资金基础。“南极”具有长期增长潜力和生产消费基础，2002年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增长率分别为8%、5.1%、4.2%，三国占全球人口的40%强，加上广袤的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构成了长期增长的潜力和生产消费的基础。

　　悬念3：什么支撑美国经济？

　　综观2002年美国经济，在41年利率新低支持下的房地产和汽车业已经成为全年经济增长的“双轮”，加上国防开支和反恐费用，几乎完全填补了大型企业开支萎缩、消费者兴趣减弱、股市大幅下滑等不利因素。然而，在折扣、无息贷款等促销手段刺激下，即使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兴旺格局，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制造业的颓势，反过来证实了当前美国制造业低迷的程度。2002年12月18日美国第七大保险公司可康喜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世通和安然后美国历史上第三大公司破产案(总资产达522亿美元，债务总额高达65亿美元)，这是否是美国金融体系状况露出的冰山一角？作为经济核心的美国金融系统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一块多米诺骨牌？会否成为此次全球经济大调整的最后买单人，而后全球经济才能“浴火重生”？对于以超前消费和引领投资潮流为基础的美国经济来说，真正的未来还靠“风险投资+高科技—IPO—股市财富效应”的重现，只是这种循环并非仅受经济周期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推动，科技领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美国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

　　悬念4：欧元区如何继续向前？

　　虽然2002年欧元兑美元走出了幅度超过15%的年度牛市，但是汇价上佳表现不能掩盖实质经济的表现。前三季度，欧元区的经济成长率不超过0.5%，而美国超过3%；作为欧元区核心国的德国，在2002年中的糟糕表现则应当算是欧元区的最大拖累，不仅是经济、金融甚至在政治领域都出现了巨大的震荡，工业和银行业的糟糕格局将不得不推迟到2003年度解决。

　　2002年当中，欧盟和欧元区的扩张步伐一直在加快，然而，在缺乏核心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的“规模扩张”，结果是难以乐观的，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协调机制尚未启动、货币联盟机制缺乏足够操作经验的现在，试图以“大而全”取代“少而精”，是否会产生“1+1

一、世界经济迷雾与增长缓慢（下）

　　3、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

　　21世纪初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总的趋势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结构高效化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知识型服务业会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业将赢得未来的发展空间。

　　(1)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的复杂过程。全球产业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发达国家间通过相互投资、企业兼并或联合研发来拓展市场，更新技术，实现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二是以直接投资或并购方式，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产业整体转移，也有同一产业的上中下游分离，即母公司控制核心技术，国外分公司进行中下游生产。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促进了资本、商品、技术、人员及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进而促使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有统计表明到1999年底，全球跨国公司总数已达6.3万家，分公司达68.9万家。他们控制着世界近1／3的生产、2／3的贸易、70%的专利及技术转让以及近85%的外国直接投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或研发，不断扩大其在全球的经营空间，使其涵盖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其中服务业趋升，制造业趋降。这是因为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60-70%。

　　(2)高新技术改变产业结构。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工业经济产业结构。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关联度、感应度和催化度极强的产业，既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又带动了微电子、半导体、激光、超导等关联产业的发展，不仅加速了生物工程与生命科学、新材料与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而且促进了光学电子、航空电子等“边缘”产业的诞生。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使其脱胎换骨，加速“新”“旧”产业融合，促使其界线趋于模糊。这正是信息产业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并且为各发展中国家高速度培植的真正原因：信息产业加速整个经济机构的调整。

　　(3)制度造就新经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新制度催生新技术，创造新产业，造就新经济。美国上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制度创新，其主要内容有：(1)投融资体制创新。主要是发展风险投资与二板市场。作为一种承受高风险、追求高回报的融资体系，风险基金起着传统融资所不能承担的孵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功能，它可使具有较大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创意实现从思想到实验室，再到产业化的转变。二板市场作为退出机制，不仅能使高技术企业通过社会资本分散风险，而且能使一些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易于在此融资和发展。(2)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与企业文化创新。新思想和新创意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宽松的企业文化氛围和以股票期权为主的激励机制。(3)研发体制创新。实践证明产学研三位一体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方式。当然，灵活的用人制度和正确的产业政策，也都是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的重要保障。

　　(4)知本经济比重加大。随着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规模的不断扩大，包括金融、信息、咨询等在内的知识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大幅度增加。21世纪将是知识产业发展的世纪，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得到蓬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各国以及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无疑会趋于下降；柔性生产将逐渐替代批量生产，信息、生物和纳米技术将成为影响未来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意味着高新技术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意味着高新技术对工农业产出的增长和效益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都将发挥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原有的主导产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将逐步被信息与通信、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以及新材料与新能源等新兴的主导产业所替代。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国家将主要从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将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将是这些国家产业政策的长期目标。

　　随着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规模不断扩大，包括金融、信息、咨询等在内的知识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大幅度增加，这些行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正像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目前所经历的在变化一样，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日益上升。

　　知识型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服务业的倍增式扩张。继硬件、软件和网络业之后，作为信息产业的第三产业，信息服务正成为信息产业的基础行业。目前，全球信息服务的产值已占整个信息产业的38%，且继续以两位数的增速迅猛发展。美国市场营销学会预计，到2003年，全球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将达7220亿美元，成为信息产业的第一大行业。

　　(5)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改造第一和第二产业，使趋于衰退的传统产业——农业与制造业发展逆向回归。用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改造第一和第二产业，使趋于衰退的传统产业——农业与制造业发展逆向回归，赢得新的发展空间，这是目前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任务量还比较艰巨，道路还相当漫长。然而只有首先使国民经济跨上这个台阶，才有可能向着下个阶段的知识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事实证明，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不仅能使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等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能够使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则可使其日趋信息化与知识化。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实体经济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很可能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最大赢家。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三位一体优先发展（上）

　　---应对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1、改革开放我们采取了那些战略？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表述。在该理论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1)“三步走”长期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设计了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2)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战略，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地区间不平衡发展。(3)计划生育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建设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重点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1988年，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当今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科学命题。(5)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6)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从而推动了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1992年初，他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7)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

　　抓住发展机遇和“台阶式”发展。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上一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按照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进行的。1.“翻两番”与“三步走”战略，逐步确立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体系。2.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最终逐步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3.工业化与现代化结合的战略，明确了工业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抓工业化是为了最终在第三步战略步骤中实现现代化，从战略的高度明确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4.小康战略，提出了人民生活水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战略目标，深化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发展有了不懈的动力，体现了促使人民不断富裕是国家强盛基础的战略思想。5.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再从经济发展到“八五”计划提出可持续发展(即经济、科学技术、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体现了战略思想观念的发展和深化。6.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地区发展战略由“六五”计划提出向沿海倾斜逐步转变为地区协调发展，同时明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思想。7.发展、改革、稳定相协调战略，明确在战略制定和执行中应将三者结合起来考虑，并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建立起宏观调控体系，解决战略执行中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经济过热现象。8.对外开放战略，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向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沿江沿海沿边开放、内陆开放城市等延伸，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9.战略重点，根据战略的推进确定各个阶段的战略重点。战略发展的各个阶段战略重点都在发生变化，从“六五”计划起，坚持把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这是战略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应是制定和执行战略的重要原则。

　　综上所述，从“翻两番”演变到“三步走”战略的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体系经过不同时期的调整、转变和发展，最终确立和完善起来。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如经济发展、改革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投资快速增长与供给过剩的矛盾；居民储蓄不断增长与资本市场不发达的矛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与国民经济竞争力不强的矛盾；法律制度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和官员基于绩效考评的短期行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防范经济风险跟不上的矛盾等。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也面临着新的调整，我们必须要确定新的战略。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三位一体优先发展（中）

　　2、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战略作过分析，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强国、超级大国的第一战略，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战略；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城市化是中国经济‘三位一体’的优先发展战略。

　　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美国就象一个健康运做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多年来虽然美国的实体经济起伏不定，但是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明显地较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要高得多，这使美国获得了任何国家都无法得到的铸币收益，使美国得以渡过一次次的经济危机，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欧元的启动，欧盟各国就象一群经营良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创业板上市一样，将会进一步增强欧洲经济的总体实力；日本就好象是一个曾经经营优秀的企业一样，由于自身市场有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强，再加上日元的不恰当设置，使得自身经济陷入泥潭，日本经济的复苏需要进行国际‘重组’；中国就好象一个新兴的‘爆发户’，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强国、超级大国，一方面需要调整结构，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规制，要和国际规则接轨，同时需要争取‘上市’---人民币国际化。

　　自从世界货币统一于贵金属的时代终结后，人类一直困惑于世界本位货币，目前是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别信用货币代行国际货币的职能。而国际货币架构的安排，对一国金融经济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举凡大国经济，均对本币的可兑换持有浓厚兴趣。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可能图景会如何?我们曾经指出人民币如果能成为世界货币，除了能优化世界货币结构，支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外，还可以给我国带来很多好处。如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货币是资金的载体，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掌握一种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自然就会增加；成为世界货币还可减少汇价风险：人民币如能成为世界货币，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我们就可以争取多使用自己的货币，使汇价风险减少甚至消除；另外，成为世界货币还可减少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人民币如能在国外计价流通，我国也可通过发行国外人民币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抵补因使用外币被摄走的价值，减少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人民币真正走向世界还须时日，尚须迈过三道“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中国需要成为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但这尚有很大距离；中国需要建成全球化的银行体系。中国的银行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内商业银行跨出国门还仅仅是刚刚起步。

　　世界多极化意味着金融领域可能也出现国际货币多极化的趋势。即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为核心的区域货币合作，可能使得国际货币领域出现多种强势货币对峙、同时分享国际铸币税的格局。大国经济所能够选择的，只有相对富于弹性的、促使本币成为支点货币，成为国际铸币税的主要分享者。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人民币汇率具有中长期稳定的可能条件，这极大地增加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性。

　　有人说，人民币当前连区域货币都不是，哪有资格谈论成为世界货币的问题!这里，论者没有具体说明其区域货币的定位。依笔者来看，区域货币同世界货币的情况不同、目标不同、需要解决的矛盾也不同，它们不是一种阶梯关系，即不必先成为区域货币然后才能成为世界货币。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只是在原有多种世界货币之中再增加一种，绝不排斥其它世界货币，原有的世界货币都仍然保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如此，难题要少得多，阻力要小得多。而统一的区域流通的货币，代替原来流通的各国货币，是一件非常复杂、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功夫的事情。如果说欧元的出台，酝酿、准备了近50年的话，由于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社会制度不同、贫富差异不同，情况更加复杂，亚洲货币的统一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根本无法实现。因此，绝不能因为人民币还不是亚洲统一流通的货币，就否定它有发展成为世界货币的可能性。

　　如果人民币汇率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并且稳健地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就可能成为亚洲支点货币，人民币成为亚洲支点货币，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以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欧洲国家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走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平均花费了16-20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成为亚洲支点货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值得中国关注的基本战略。这种战略尤其需要我们避免大国情绪的膨胀和“中国中心论”的复归。亚洲和中国可能获得一个重新审视多极化的真正内涵，摆脱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的欧美中心主义传统的机会。但鉴于至少在今后20年内，从经济意义上讲中国并非亚洲的主导力量而仅仅是重要的平衡力量，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多种政策的搭配和协调。但这是一个必须进行的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三位一体优先发展（下）

　　3、为什么要‘三位一体’优先发展？

　　2002年12月17日，央行结束连续24周公开市场正回购操作，当日以逆回购加现券买断方式注资167.5亿元，以缓解年终市场资金吃紧状况。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根据央行12月10日发布的前11个月统计数字来看，1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16.86万亿元，各项贷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12.86万亿元，两者之差已达4万亿元，资金宽 裕。百亿救市、万亿袖手，央行之累可见一斑。

　　中国的经济现状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定，既充满生机又充满谜团，一方面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另一方面大多企业都感觉困难重重；一方面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却存在大量潜在需求；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直线上升；一方面企业都感到资金缺乏，另一方面银行的存贷差有几万亿；……

　　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善这一状况，措施就是要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城镇城市化。从国际经验说，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其本身是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是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聚合，最终要实现城市自我良性发展。

　　短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的确要由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买单；长期看应该是城市自己能够给自己买单。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方面说，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都要有一个大的思路，从长远的、广阔的、深层的战略角度来思考、着手。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核心在那里呢？

　　加快城市化进程仅从城市建设直接入手是不够的，城市化本身需要大量资金，而它的融资以及回报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第一轮不良资产主要来自于企业，这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如果弄的不好，将会由城市政府制造出第二轮更多的不良资产。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人们满足了衣食用的基本需求以后，需要向住行更高级的层级升级，这是很高的台级，在我们的消费量级理论中曾经提出的，即消费由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向万元级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很高很大的台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产业大量投资，如果顺利实现升级，则不会产生不良资产，可惜中国没有一次顺利实现升级，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些由企业产生的不良资产转嫁成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而给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同样，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这些建设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回报的，或者回报的周期比较长，因此必须和相关的建设相连，正如下棋将君一样，单靠一两个子是不行的，需要多子配合，这才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核心，进而也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

　　与城市化相关的因素很多，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和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建设连在一起。汽车工业一是高回报行业；二可以带动一百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交通的发展会改变着城市化的性质和进程。

　　莱斯特·瑟罗曾经说过，“经济上的成功属于马拉松的长跑者，而不属于只会在经济上短跑冲刺的人。”对于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来说，要想长时间高速奔跑，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便是要平衡发展，要呼吸自如。就像一个人不可以用386电脑去上网一样，车与路、鼓励与规范、个人选择与城市建设都需要平衡发展，否则便会频繁“死机”。

　　虽然从表面上看，在一些大城市，车越多，路越堵，但事实上，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时候，堵我们的不是车，而是道路的建设效率与管理水平，是人们用车的观念。在我们为堵车而烦心时，切不可忘记汽车所带给个人与社会的巨大改变。

　　汽车首先改变的是人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观念。汽车并不是富人的专利，它大规模进入中国普通家庭，将给人们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惯带来一场革命。虽然存在着交通压力等问题，但没有人可以否认，买车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就像几年前对许多普通人来说遥不可及的电脑、手机、网络迅速走进人们生活一样，汽车也将会以我们难以想像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缩小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与此相关的，便是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之所以感觉缺少活力、感觉与现代化仍有距离(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农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与现实世界联系方式的落后，包括通讯，也包括交通。而在中国，由于历史和观念的原因，通讯、运输、电力等基础建设少于一些比我们更小、更穷的国家，如印度。中国的面积是印度的3倍，但铁路长度却比之少20%。这方面需要补的课是大量的。在目前铁路和民航需要重组和“补课”的情况下，率先发展公路交通，便成了最为可行，也是立竿见影的选择。

　　美国是个很好的例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汽车的迅速普及，美国的农民们已可以愉快而轻松地完成除洗碗、做饭之外的许多事情：通过在车上加一个拖车，他们可以把庄稼运到市场上去；通过把后轮用千斤顶托起来并装上自制的配件，又可以用来锯木头、装填粮仓；汽车还把他们载往许多陌生但却充满魅力的地方。美国农民由此而以最快的速度拉近了与现代社会的距离，生活变得富裕了，素质也普遍提高了，很多农民的后代都成了日后美国社会的栋梁，而一个个有特色的中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铁路城镇与其他城镇相比已不再具有优势——城市被带到了农村，农村也深入了城市，美国也迅速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说这是一场车轮上的革命并不为过。

　　如今的中国，也面临着与此相似的选择，那就是充分发挥广度和宽度的优势，把民族的深度从容地融入到现代化中。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是不容忽视的深度挖掘地带，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交通业还是汽车业，都不应忽视广大农村市场和亿万渴望改变命运的农民的需要。

　　从这种意义上说，日益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路与车”的争论显得非常及时而重要，它一方面会促进城市进行交通“补课”和“升级”，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公众去正确认识购车的意义，合理使用交通工具，进而向“私车外向化”(把车开到地铁或高速口，把车开到外面去)的方向发展，并由此带动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带动沿途中小城市的进一步走向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很大不同。与美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超前相比，中国的发展则是滞后的、被动的，美国在培植起国内市场之后，还有极大的向外扩张的空间，而我们却面临着与外国人抢自己市场的问题。在入世之后，中国市场尤其是汽车市场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国外大的汽车公司都在虎视眈眈，许多公司已先期进入了中国汽车业的整合过程。虽然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迅猛发展，一汽、东风和上海汽车等三大汽车集团正在进行重组，并以凝聚100多家小汽车生产厂家的力量，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必须认清的是，一旦汽车市场根据入世承诺完全放开，国产汽车的生存空间将会迅速被压缩，而一旦被压制下去，日后便很难再有力地迅速爬升起来。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迅速发展汽车工业，抢占市场份额，便成了事关中国汽车业命运和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而买车在某种意义上也便成了对民族工业的一种支持方式，当然，这种“支持”也是有丰厚回报的，事实上，汽车能够给个人与家庭带来的欢乐是语言所难以表达的，很多事，需要亲身经历才会知道它的快乐。

　　中国的公路建设和发达国家相差很远，按照国际标准，发达国家为每平方公里1公里公路里程，即使按照美国的标准，高速公路还少6万公里，等级公路还差500多万公里。城市化、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建设可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可以带动和提升许多产业，可以解决目前的难点国有企业问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等等，小城镇建设、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建设可以使目前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必须采取‘三位一体’的优先发展战略。

三、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国际关系战略是什么？

　　经济全球化，中国最终必将是最大的收益者。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正式加入WTO。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将为中国的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我们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弯着身子去和国际接轨，引进技术、引进资本，但始终处于被动 地位。经济全球化，不单是中国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而且要世界经济融入中国，这是双向也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有一种闭锁排外的心理，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气魄，也超越不了修筑一条万里长城。几千年中，除了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和满清少数民族的融入最终也被同化之外，即是八国联军和大和民族的洋枪洋炮也没能使他们在大中华这块黄土地上有立足之地并站稳脚根。中国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发展的领域很多，需要花费的钱也很多，不要害怕某些领域受到冲击，不受冲击能行吗！家电行业不是越冲越发展了吗！为了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为世界经济的融入敞开大门、提供机会条件。甚至要为跨国公司提供象汽车工业、保险业等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业，否则他们能来吗？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吗！

　　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时的拳打各路英雄，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捞到了许多好处，另一方面也使其树敌太多。美国著名《世界经济论坛》杂志主编朱易曾经比喻说：如果在一条车道上有一长串车，只要其中任何一辆发生事故，其后的车辆就会慢下来，直至停滞，美国就像这长串车的第一辆。美国充当国际警察的目的就是想让一个个国家的经济快车都换到美国快车所行使的车道上，一来美国就完全控制了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使其不超过美国，因为这些车既在美国之后，又在同一条车道上，就无法赶超而只能跟随其后。这样可以保持美国的独强地位。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东方文化的内涵哲理。在相当一段时期，美国仍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不断的霸权扩张将使美国树敌过多并不断受到对抗；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是必然的，中国一旦强大，美国的许多优势将不断消失，霸权的衰落将是无疑的。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人权问题、台湾等问题上受制于美国，这与我们的国际关系战略有关，俄罗斯的困境和中国的‘软弱’外交使得美国的霸权有持无控，我们理解中国领导人多年来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埋头发展经济,但国际事务中的形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棱角。来自中美高层的信息告诉我们，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不知道人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一时期也是美国最为疯狂和霸道的时期！美国政府可以任意的拳打各路英雄。

　　我们不反对和美国搞好关系，但不能天真的认为看美国总统的脸色行事就会天下太平，就会对我们有利，美国的霸权不是可以从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的事件中昭然若揭了吗！尽管朝鲜可以千刀万剐，但是你孤立它，把刀架在了人家的脖子上，还要他放弃核扩散，这不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吗！敢于和美国和强盗‘说不’，才能显露英雄本色，其他的就不用在乎。中国正在强大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树立强大和世界领袖的形象，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需要赋予新内涵。

　　人类已经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欧洲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差异性，不可能也不会有美国的扩张力，因此美国与他们之间保持一种互盟的关系。总体上他们也愿意与中国保持一种这样的关系，我们赞同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外交政策，以期在适当的时候，偶尔制约一下美国的疯狂扩张。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为了自身的利益，欧洲各国正在越来越紧密的走道一起，欧元的诞生似乎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法德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致性更说明了这一点。欧元将对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产生冲击，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惟我独尊的地位将有所削弱。欧元的建立事实上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尽管欧元自创立以来因欧盟经济状况欠佳而在美元面前略显疲软。中国应该在此强力支持欧元以削弱美国的强大，尽管这会给未来培养新的竞争对手。

　　前苏联是可以和美国对抗的强大国家，为了消除对手，美国政府费尽心机。十年前，它的解体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脱变，使得俄罗斯象一个从遭遇困境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剥离出来的核心企业，始终摆脱不了大国落下的阴影。普京总统的当政再度使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刮目相看。俄罗斯的复苏会使美国这个军事大国受到威胁，中国的强大是美国的心头大患。但是两个相临大国任何一方的强大都会使对方感到受到的威胁大于第三者。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要树立起大国形象，敢于同美国说‘不’，在经济贸易中中国不但要同东盟加强往来，而且要同东欧加强合作，两翼要比一边好。前苏联不是帮助中国发展并培训过大量人才吗！

　　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向世人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我们为什么不能称霸！如果你要主持正义，如果你要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你就必须强大。

　　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的"友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至今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

　　外交斗争就象在对弈，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化是各国外交不断"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彼此斗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单方面地主动去挑战另一方，或者说，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影响。国际斗争并不是仅仅通过外交场合进行，还有诸如心理战、情报战和舆论宣传(国际公关)等。如何巧妙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要看一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反过来看，"中国威胁论"的散布者正是利用舆论手段开展针对中国的心理战，目的是使中国产生判断上的错误。中国的"不作为"在有些国家的眼里并不见得是"无威胁"，而中国的"有所为"，反倒可能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做！

　　周边环境的稳定构成一国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然而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七十年代我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将我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印度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国际关系方略的得与失。一味退让必遭藐视。中国是庞然大物，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企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强调遵循国际惯例。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被诱入了西方的陷阱？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中国的外交如不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仅仅是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必然会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持之虞。

四、经济全球化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文化战略？（上）

　　1、世纪之交的东西方文化

　　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发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而西方文化是主流文化，引导着世界的潮流。如今，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西方文化仍占主导地位，这一局面没有多大变化。西方的理论、价值观、生活方式都是时髦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东方文化在最近几个世纪落伍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使东方的专制与迷信相形见茁拙。

　　在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中，西方有两种鲜明的观点：一是以美国亨廷顿教授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另一种是以英国汤因比教授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复兴论’。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把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动力归结于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以美国的西方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亨廷顿教授所说的文化冲突是利益的冲突，是经济冲突所导致的。汤因比教授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复兴论’则认为，东方文化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如今，西方经济的发展破坏了人与大自然的平衡关系，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致使许多人精神空虚、道德沦丧。因此人类应当从东方文明中发掘优秀的东西来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弊病。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核心的信息化进程正在加快，这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贫穷悬殊也越来越明显，贫穷国无力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只能听任发达国家文化的渗透，最终使其自身民族的文化日益衰败，以至消亡。因此，有人说21世纪的战争是文化战争，文化战略竞争是终结的竞争；也有人认为，文化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文化的竞争。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而这种特有的文化就成为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最广泛团结全国人民乃至全球华人的旗帜，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应当有繁荣的经济，也应当有先进的文化。

　　2、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中共十六大报告是一篇极具水平的报告，笔者曾进行了细心的研读，但发现有两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解释，一是什么是先进文化？二是新的民族精神是什么？社会进步需要发展经济，同时需要法治、民主、道德建设，经济是基础。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空洞的道理和口号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更无法渗透人的意识中去。关键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或者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文化的长期凝固又束缚了社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对此许多人都在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道德’二字。按照道家的观点(注意道家和道教、佛家和佛教是不同的，前者都是哲学派系，后者则是不同的宗教)，宇宙本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但却又非物质，亦非精神，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本原，这本原被称之为‘道’，而‘德’则是‘道’发挥出的效用，道与德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如同火与光的关系。宇宙本体的道是无为的，是不存在意志倾向的自然而然，所以才能产生总体的统御能力，产生无所不为的统御德效。道德观是道家的宇宙观。正是基于此种宇宙本原观，也就导致了道家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也就产生了具体到人的道德观念。天道无为，故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无为，故而天地长久。人道有为，故而人心多欲，人心有为，故而短暂。若要人生长久，就必须人道去符合天道，人心合天心，即‘天人合一’。

　　有人计算过，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腐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几千年来，华夏文明受到了多次的冲击，但她始终没有陨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道德观，以及佛家和道家两种至高哲学思想的结合，曾经造就了长期繁荣的华夏文明。时值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和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涵的崇高智慧，身为华夏子孙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文明和文化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四、经济全球化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文化战略？（中）

　　3、民族需要‘招魂’吗？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会经历兴盛和衰落的过程。国家和民族亦是如此。既然民族有兴衰，那么就应该有‘灵魂’，同样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有人说‘五四’运动打碎了中国社会中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中华民族已经丢弃了旧的灵魂，但是新的东西并未建立起来，因此需要为民族招魂。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上下五 千年，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到在清末中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谁都可以宰割的绵羊。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屈辱、无穷无尽的痛苦。中国为什么会落后，通常的说法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国民政府卖国求荣。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文化保守，是孔夫子的错。刚听是有点道理，但细想英国文化也很保守，并没发生伦敦大屠杀。另外一些说法主要是科技不行、教育不行等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辩证法认为，有果必有因，一件事既然能发生就一定有其合理性。

　　几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华夏的强盛奋斗，要打碎旧的东西。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消极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对佛家、道家诠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消极方面。

　　中国的发展历程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哪一个民族，其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我们说人定胜天是指充分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能高于自然法则，所谓适者生存。一个民族的兴衰灭亡和一个物种的兴衰灭亡并无不同，法律和道德并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

　　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常说中国国情，这国情是怎么来的呢？从中国的地理环境说起。上天过于眷顾中国人，赐予了这块非常之好的土地。西北是高原山脉、东南是海洋，有难以逾越自然屏障，中华文明的孕育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气候又好，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勤劳，基本生存不成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是常识。在这样的土壤里滋长的文明就是中国的国情。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中国即世界，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维得到确立。二是中国人从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中选择了独尊儒术。儒术不是那一个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的，是国情的最终选择。中国人认为统一了中国就是统一了世界，就世界大同了，中国之外都是化外之民，是夷蛮，无须理会。这就是中国的孤立主义，也是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影响更为深远，直到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儒释道价值体系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那么，表述为"仁义"、"中庸"、"忠恕"的儒术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中国人到底为什么选择了"崇古守旧"的儒术？

　　在中国人尊崇的文化里，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从而，既然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麽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都用在审美方面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

　　再者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只能作为参考。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

　　中国之所以曾经强盛，是因为中国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圆如太极的文化；中国之所以落后，同样是因为相对封闭而又十分富裕的地理环境和它滋长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基因，从而令中国人的精神日渐堕落、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东亚病夫"，被其他文明抛到后面。

　　"国情"是先天的，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后天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人经常说自己爱好和平，难道其他人不爱好和平吗？只是大家追求和平的方式不一样：中国搞以德服人，美国搞以暴易暴！我们必须建立更为残酷的淘汰机制，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保证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强的人！要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新确定价值标准；要真正尊重客观规律，要树立竞争精神；要权利首先要承担责任！在竞争中要有信心。不能让"永不称霸"成为无力称霸的借口。论英雄只能以成败为标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必须有一个信念：中国要重执世界的牛耳！中国人精神上、意识上要能够恢复健康，只要能真正解放思想，现在困扰中国的问题就统统不会是问题。什么姓"资"姓"社"，搞经济还是搞军事，科技为先还是教育为先、外交路线怎么走等等问题都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目的就是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大起来。其时，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才算是真正苏醒！到那时，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更加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祖国的统一！再也不必用万里长城和四大发明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将有更好的证明方法！

四、经济全球化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文化战略？（下） 　　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发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而西方文化是主流文化，引导着世界的潮流。如今，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西方文化仍占主导地位，这一局面没有多大变化。西方的理论、价值观、生活方式都是时髦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东方文化在最近几个世纪落伍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使东方的专制与迷信相形见茁拙。

　　4、需要确立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

　　建设精神文明，归根到底就是建设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转型中的中国，制度稀缺、法律稀缺、道德稀缺、信用稀缺，每个人都可能心魔出现， 谁有能力控制好这个魔鬼？无疑，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塑造价值观、伦理观，不解决文化转型问题，经济社会转型就失去了基础和支撑——经济转型的文化价值。

　　(1)中国需要‘诚实、创新’的民族精神。美国的文明可以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而希腊的地理情况和东方文明代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那里地形狭窄复杂，缺乏资源，土地也较为贫瘠，而且气候寒冷，既不适合放牧也不适合耕作。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地进行战争、殖民、贸易。可以这么说，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扩张史，是一个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特洛伊之战、罗马帝国…、争夺欧洲海权、英国殖民统治、争夺新大陆、清洗印第安人、美国独立，这就是美国的过程。所谓美国，就是一群经过无数次淘汰仍能活下来的强者和一块比中国更辽阔、更肥沃的土地之间的完美结合！这就是美国的"国情"！正是这种国情令美国人具有崇尚竞争、喜欢冒险的优良品格，这种"美国精神"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造就了一个世界霸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西方人的公平竞争意识，似乎有点残酷，但效果很好。现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竞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变。美国人只会尊重比他们强大的民族。西方推崇强者，中国同情弱者。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差异，差异不是在西方人用刀叉吃饭、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搞清楚了这一点，就能弄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比中国强大。但是请注意：美国不会永远强大下去，一个人长期处于优势状态就难免会头脑不清。9.11事件证明：忧患意识在美国的主流思想中消退，美国人会越来越自大，美国犯了一个令其致命的愚蠢错误。中国人只要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2)

　　前面我们讲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围绕着这个本原，引出了众多的学派，儒学中的儒术倍受世代的尊崇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这个核心始终统御着中国人的行为，作为民族的‘灵魂’，有人说，这种文化古老完美，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精英。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荡涤着那些旧的东西，西方的文化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民族要有灵魂，要为民族招魂，这个灵魂究竟是什么？

　　民族需要新的灵魂，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精神、文化，教育和宣传都要为之服务。这个新的灵魂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核心是多元的，‘忠、孝、仁、义’等。在新的民族精神中，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二元的，包含两点：一是诚实，它包含了诚信。这是人类有宗教以来就有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也是道德的最基本的要求。正是由于人心有欲，才产生了服务于不同欲望的想法和做法，因而才有了聪明、智慧，愚昧、狡猾等。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人类正是在背离道德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但最终还是要趋近于它。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经济往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究信用。‘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讲究信用，首先要诚实。社会越是发达越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点是诚实，大家不是看到就连总统克林顿也得在法官面前起誓吗！

　　另一方面是什么？需要探讨。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中，始终有竞争或创新的内涵。美国人的思想没有‘官本位’的成份，他们不喜欢沉默，追求个性，追求卓越。西方人敢于冒险、探险，吉尼斯大全中的有些东西，在中国人来看不可思议，实际上那是在培养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民族精神。那么，究竟另一方面是什么，竞争还是创新？笔者认为，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中国培养竞争精神，既可以产生出新的东西，又能连带出劣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应该是创新，不断创新，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讲不是有悖于竞争也不是统一于竞争。世界经济正在一体化，这一点应该与西方现在的价值观、人生观趋于一致。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尽管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还反对经济一体化，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但这是人类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一份诚信，世界将是一个和谐体；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了一份猜疑，世界将充满纷争。宇宙间的真理只有一个，故而说‘天下无二道’。因而在同世界的融合中，我们必须着力塑造中华民族新的灵魂---‘诚实、创新’。

　　(3)如何重塑民族新风。重塑民族新风，再造民族新的灵魂，就要重视教育和宣传，信念信条的确立需要很长时间，一旦确立她便深深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几百年甚至千年不‘变’。多少年来，中国教育在内容里深深渗透着落第文人的牢骚不满、宫廷里的残酷争斗等，这在很大程度起到了负面的效应，按照佛家和道家的观点，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类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时代，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应该以诚实和创新为核心内容，鞭笞那些有悖与此的东西，使人类世代都生活在诚信、诚实的气氛中。现在许多宣传媒体为了吸引读者，不惜挖空心思，大肆炒作那些低级无味的事情，极大的摧残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必须根除或杜绝这些东西。政府治理社会要学习西方好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嗜好赌博，西方却把它改造成一种新颖的东西，‘赌城’的建立使人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宜疏不宜堵，这些东西本来在中国的古代治水中已经有了相当成功的经验，而现在的许多做法却不如古代人高明。要敢于为那些为民族、国家、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公认的科学家、专家树碑立传。

　　5、应该如何对待宗教？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劣根性在哪里？10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断的探讨。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由‘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文化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以至于当人类进入21世纪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我们还面临着众多原始巫术的挑战。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也推翻了国家唯一的宗教模式。无论怎样评价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是和它的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信仰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信仰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由政治、经济层面拓深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信仰革命。“五四”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其主旨的。“民主”包含着政治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政体上的要求，实质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反封建成果，建立起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让中国走向强盛之路。“科学”包含着经济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封建的农耕经济，让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但作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先导和基础，“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实质上是提出了新的思维原则、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推而进之，“五四”提出了新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意味着，中国人似乎再也不能以儒家思想为思维和行为的唯一指归，再也不能事事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而屈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理”。这就是说，“五四”精神意味着从灵魂思想的深处，从信仰观的高度上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五四’运动冲击了封建文化的积淀,但人们忽视了信仰纽带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信仰纽带的解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忽视了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对宗教模式的改造。在没有新人文精神建立的情况下，冲击和摧毁只是一种假象，它会很快复苏，并且更加变本加利，更加落后和丑恶。事实上人们已经处在这样的社会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神权和皇权是连在一起的，当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客观上已经面临着神权瓦解后的宗教问题，当历史要求我们对宗教进行变革时，我们却噩然不知。对西方文明和对宗教作用的一知半解，以及旧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导致几十年后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的文化根源。

　　人类文化涵盖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范围，宗教作为人类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居于人类文明的重要位置，深刻的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作为一种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只不过是我们一时尚不明白罢了。

　　从世界史来看，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从古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如果宗教没有与人类生活密切的关系，宗教决不会如此普遍而悠久的。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宗教与人类的正常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是人类的文明根源，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类由于知识的开发增长，从低级而进向高级；宗教也就发展起来，从低级而不圆满的，渐达高尚圆满的地步。这种从浅而深，由低级而高级，与一般文化及政治的进展，都表示着平行的关系。如政治，从酋长制的部落时代，到君主制的帝国时代，再进到民主制的共和时代。宗教也是从多神的宗教，进步为一神的宗教，再进展为无神的宗教。不要听到宗教就以为是迷信。西方人把宗教当成一种信仰，以此来约束自己，中国人把宗教当成迷信，以此来腐蚀自己，这是东西方宗教的根本差别。

　　在中国，存在许多宗教形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以崇奉‘道’为人格化宇宙神灵的宗教形式。它以有为神学的观点理解老子的‘道德经’。兼容内修、外练、丹药、数术及民间多神论为一身，形成了既有主从关系，又有方术的宗教神学体系。道家是哲学派系，道教是宗教，佛家是哲学派系，佛教是宗教，两者有实质的区别。道教由于人们对宇宙的变化以及人的生命现象所产生的原因不知其所以然所导致的迷茫宇宙观。以此观念而教化人，玄而又玄，所起的作用则是导致信徒的迷信，从而形成种种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中国人的迷信活动导源于此。由于道家以《道德经》的理论为指导宗旨，而道教以《道德经》为最高经典，因而道教中也有不少精华。在科学尚未能揭示宇宙的奥秘时，人类存在迷茫的心理是必然的。所以不仅中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存在不同的宗教形式，各种宗教都以自己的宇宙观解释宇宙即生命。在此意义上，宗教又是科学的启导者，启导人们以科学的手段去宇宙及生命的奥秘本质。极端的唯心主义和极端的唯物主义，必然导致宗教迷信与科学迷信，无论是宗教迷信还是科学迷信，任何一个偏激的迷信都不能真正揭示宇宙及生命的本质。我们要反对宗教的迷信，也要反对科学的迷信。就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宗教与科学的并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正是二者的并存，才促使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两个侧面去认识世界。

　　总的来讲，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人们自己所塑造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由于人们都不明了什么才是真理，致使精神无所依托而形成的畸形寄托。由于道教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迷信世界观，道教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凡信教的信徒都有一种盲从心理，并且这种盲从心理也容易被利用，形成盲目的群体运动，产生巨大的摧毁力，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利用了宗教迷信的盲从心理。这种盲从的摧毁力既可以摧毁旧事物，也可以摧毁新生的事物。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的建立要和宗教连在一起，这一点很多人不会理解，甚至会有疑问，这是对宗教排斥的结果。一种民族精神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内核，先进文化促进积极的民族精神。先进文化和民族精神都离不开信仰，进而离不开宗教。搞市场经济，建立诚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宗教，改造和利用宗教。

一、建立城市圈经济还是重整行政区划？（上）

　　经济学家不能改变社会，但可能被政治家利用。如果我的观点被政治家利用的话，我只认为这是我的观点正确而带来的结果。我写文章，完全不是为改变社会而写的。这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解释经济学家热这一现象和谈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时所说的。如今有一些经济学家充满热情和责任感，喜欢象文艺明星一样赶场，经常参加各种经济论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表自己的高见。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复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大唐帝国’还是‘康乾盛世’？众说不一。笔者认为，我们即将迎来中华民 族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它的标志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繁荣昌盛、国力强大。未来的政治家要以此来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少人认为，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其实那是常规的看法。当年解放战争大转折初期，毛泽东曾预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事实是集中兵力实现了‘点’突破，一旦出现转机事情就会急转之下。2002年汽车的火爆，厂商们措手不及，不是可以说明这一点吗！汽车的火爆，增加产量，生产厂不只是加个班就行了，没有那么容易！国家的强大，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做很多事情，需要从长计议。我们并不是好高骛远，去讨论那些现在看来还不着边的事，而是要提醒人们深刻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争取主动，免得被动。笔者对经济研究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有着不少想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想提些建议，但愿这些建议能成为未来政治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

　　一、建立城市圈经济还是重整行政区划？

　　---现代管理与未来政治发展的需要！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跨度和层级都要适当，否则就会管理失控或者管理低效。企业组织的‘扁平化’也是这些年大企业有效的管理理论。其实这些事情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管理国家亦有相同之处。在笔者的前两本专著中，我们都提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根据需要调整目前的行政区划，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圈经济，现实中的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需要高度重视的时候，笔者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一般的行政区划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与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

　　1、现有行政区划制约着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内部行政区域的划分。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中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自治县、市、县；县、市、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中国的行政区除政治功能外，还有自己的经济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按照中国目前的行政区划，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有，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自治州)---县，从中央到县级中间有两个层级。

　　在中国，建立在地方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行政区经济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按经济区或城市经济区来调控经济发展却是一种客观要求。由于行政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经常处在不一致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当我们聚焦城市化的时候就会发现，行政区经济与经济圈的冲突，对城市化所要求的空间聚集是一个制约。

　　中国行政区的经济功能，相当大的层面上寄生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牵引体制创新、拓展对外开放、提升人民生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许多负面效应。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地方保护主义。如在需求旺盛时，控制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不允许相对紧张的要素和商品流向其他行政区；在供给宽松、销售面临挑战时，则千方百计地堵截外地的商品、物质进入本地市场。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经常对经济进行不合理的干预，行政区成了阻隔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堵“看不见的墙”。

　　实际上，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结果，其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它对周边地区人口和经济因素的集聚，也依赖于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扩张。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这种相互作用，导致城市在空间上不断跨越行政区的界限，而形成所谓的城市经济区。

　　建立在行政区划基础上的行政区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经济区的发展有很大支持，但也有很大制约。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很值得关注：

　　一是建立在地方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行政区经济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按经济区或者城市经济区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却是一种客观要求。行政区和经济区经常处在不一致的状态，由于他们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即利益主体，其成长很难摆脱行政区经济的困扰。

　　二是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妨碍了城市经济区的成长。虽然市管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的市县分割，扩大了各中心城市的行政地盘，并使得各中心城市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然而，正是这种回旋余地在客观上阻碍了各中心城市之间的横向合作。而在中心城市市域内部，一方面，原来平行的两个行政区域单位有了明确的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两者又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显然，这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三是行政区划的过度细分使城镇的集聚效果难以发挥。在许多县级市，一方面是建制镇的数量过多，另一方面则是建制镇的规模过小，其结果是城镇聚集的不经济。城市化生活所要求的城镇基础设施或者无力建设，或者难以发挥其效能。

一、建立城市圈经济还是重整行政区划？（下）

　　第十章社会责任与历史责任

　　---未来政治家的历史机遇

　　2、行政区经济和城市圈经济

　　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的地区经济利益格局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级政府经常按行政区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

　　中国的行政区除政治功能外，还有自己的经济功能。第一，各级政府既有发展经济的责任，也有发展经济的冲动。二是各级政府不仅拥有组织和调控经济的工具，而且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有能力参与经济活动。三是按照目前的体制，各级政府不仅要对行政区内企业、居民负责，还要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政绩的好坏又常与下级政府管辖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相关联。

　　鉴于上述背景，行政区经济有其存在上的合理性，其对国家经济的成长也有着不可缺少的功用。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行政区经济有着以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行政区经济源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行政区经济的运作条件下，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而且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因为此，一个行政区的“经济”，往往以一个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不经济”为代价。由于行政区“经济”的牵引，各行政区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区域之间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分工和协作难以寻觅，经济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二是行政区经济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经验表明，如果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相近，则区域内的需求结构和偏好也会相似，市场间的隔离会小，而区域内专业化分工的机会就会增大。反过来，则会导致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弱化。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封锁，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求实现集约化的经济社会。而所谓的集约化，一是追求城市的聚集效应，即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节约：二是追求城市的扩散效果，即城市功能从城市向腹地的辐射。然而，在行政区经济条件下，行政区划的存在会阻碍区域经济联系和发展，从而出现与集约化相悖的运作态势。

　　所谓经济区，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专业化地区经济为特色、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在生产、流通等方面紧密联系、互相协作、内部具有很强经济集聚性的经济综合体。

　　一是经济中心。任何一个经济区都必然有自己的经济中心，并往往是一个大城市或一组城市。经济中心是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其集聚和辐射效果对整个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举例来讲，中国最大的广域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就以上海或者说以由沪、宁、苏、锡、常、杭等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为核心。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成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这一城市群本身的成长以及城市群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牵引。

　　二是经济腹地。经济腹地是一个与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相对应的概念。其内涵是经济中心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如果没有经济腹地，经济中心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没有经济腹地，也就无所谓经济中心。以上海为例，其狭域经济腹地是上海市域，而其广域经济腹地则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

　　三是经济联系。经济联系既包括经济区内商品流通、技术协作、资金融通、信息传递，.也包括经济区内的交通运输网络和通讯网络。一般来讲，经济区内的经济联系越紧密，经济区的一体化程度也就越高。

　　问题是，经济区经常要跨越行政区的界限。应该说，区内各行政区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然而，就是在这一经济区，也存在经济区与行政区关系上的分歧和矛盾，如各行政区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整体优势发挥不够；外向型经济各自为政，各有各的开发区，各有各的特殊政策：商品、服务、资本的流动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等等。

　　3、‘州治’是未来中国经济区划的最好选择

　　在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方面，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行政区经济具有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特点，而经济区经济则取向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二是行政区与经济区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行政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经济区则以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和比较优势为前提，经济区经常要跨越几个行政区。三是行政区经济取向地区经济利益，经济区经济则以一个更大的地域甚或整个国家的利益为着力点。四是行政区经济有自己特定的边界，而且相对稳定，经济区则可能因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提升而扩张其边界。

　　现实中，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整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行政区、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同一个城市，行政区、经济区的冲突就会少许多。然而，情况经常是相反。比如南京应该是江苏的经济中心，然而，许许多多的研究表明，上海对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要远远大于南京的相应能力。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历史上，天津是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工商业大城市，而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则是一个消费性城市，在经济上，京津两市曾表现出很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建国后，北京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工业。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京津冀地区新建的大型工业项目主要集中在北京。结果，北京的经济实力超过天津，两个经济中心的格局因之浮现。特别是近在咫尺的两个城市在功能上缺乏明确的分工，产业结构也基本雷同，两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影响。

　　专家指出，尽管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与城市化进程的要求不匹配，但求解的策略却不能囿于行政区划。这是因为，行政区划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国体和政体。作为政府行政权力等级规模的空间尺度的界定，行政区划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关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求行政区划的设置、变更适应这一进程，但行政区划的设置、变更，又必须服务于政治这一根本目的。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改进和整合目前的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使之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能符合未来的政治发展需要呢？答案仍是没有万全之策，但是有比较好的方法，那就是笔者曾经提出的实行‘州治’，即将企业管理中的‘扁平化’理论应用与区划整合中，采取‘两头挤’的办法，在‘村变镇，县变市’的同时，取消省的设置，改设为州。即中央---州---县(市、县)。州比原来的省要小一些，我们认为在中国设置50-55个州(包括特区、直辖市)为宜。美国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有50个州。

　　在原有的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自治州)---县的设置中，从中央到县有两个层级，这比较符合中国过去落后的状况，现在看来，一是层级较多；二是省辖的范围过大(省的设置已不再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既不能适合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又对行政区经济没有实际的推动意义。我们关注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行政力的推动，单靠协调根本无法推动发展，因此城市圈经济区的发展也必须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前提。

　　实行‘州治’，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国家和地方减少了一个层级，各个层级的管理跨度又比较适宜；州政府对市县政府的管理和协调要比省政府的作用力更有力和更有利；州政府享有更大的立法权，这种立法会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进而更有刚性，从而更有利于宪政；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州治’将为未来的民主大选奠定基础。

　　一般地，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当领导层发生变更，接着就是其内部的部门进行调整，即所谓的‘改革’。一个国家具有同样性。二十多年来，每一届中央政府的交替，随之都会对政府的机构进行‘改革’。撤并部门，就好象对一幢使用了几十年的大楼房间的改造。中共已经执政50多年，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我们需要对整个‘大楼’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需要。企业改革是微观基础的再造，实行‘州治’，是对‘大楼’级层的改造，只有这样，政府的改革才算实现了新的突破。进而政治改革才能有突破。实行‘州治’，有两种方式，一是一次设置，一次到位；二是一次设计，分批实施。我们认为，为了稳妥可以采取分批实施的办法，在3-5年内进行设计，然后用5-8年来完成。我们相信，伴随着城市化和区划调整将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因而也会成为未来政治家的历史责任，从而也会成为其历史功勋。

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与政治中心的迁徙

　　---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1、区域经济怎么才能均衡发展？

　　无论从何种层面衡量，中国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都是不容乐观的现实。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政府所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工业问题、农业问 题和区域差距的加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同侧面的不同反映。

　　区域发展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我们知道，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利益的核心是分配。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发展状况直接代表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均衡状况。如果经济发展不均衡，也即各地区的经济利益不均衡，进而作为一个国家，其经济利益的分配无疑是无法公平的。于是，区域差距就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也就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和层面。不平等与政治稳定历来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不平等使落后地区人们沮丧和对政府不满，另一方面，富裕地区对落后地区也会产生歧视和排斥，或者存在经济的‘掠夺’，进一步加剧地区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稳定压力增大。

　　对于如何解决区域差距问题，经济学家们曾经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专家们还提出了‘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究竟谁对谁错，各有各的道理，笔者认为，正象一个人要向前走一样，当左脚落地的时候，右脚要紧跟着迈出去，正是这种前后左右的不断变换，才使人们不断向前、向前。一国的经济也正是在这种不同区域的不断提升过程中得以发展，只不过是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结果有快与慢罢了。

　　2、从政府左右、政治需要到共同需要

　　在《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之中，我们已经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我们曾经指出，为什么区域关系会被扭曲？区域差距的拉大和失衡发展态势，主要是导源于区域关系扭曲这一事实。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关系扭曲，实质是始终没有或着无法摆脱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但这并不是政府的过错或失误，而是一定客观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我们曾经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梯理论、启动经济的点启动理论。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呈东中西阶梯状，蹬梯需逐梯而上。东部和环海经济已经得到了提升。因而，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准启动点，这个点不是企业，也不是某个消费领域，这个点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是一个合适的区域。这个点应该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选择中部的一个地区或经济区作为‘特区’。通过这个点辐射周边，承东启西，进而启动中国经济这个面。启动西部，不说新建项目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说西部的范围有多广，会不会加重未来的负担，单就西部的条件，自然环境，启动的成本会太高，超出了目前的经济能力。西部不能启动，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也就更谈不上了。西部只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近期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方面是要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这是以点带面；搞经济特区，进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以点带面。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找出它的规律并要遵循它，抓住主要矛盾，抓点带面。不同的事物，主要矛盾点也不一样，但内生质都一样。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市场经济要集中资本，特别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必须要集中足够的‘兵力’。

　　按照阶梯发展和点启动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在中部选择突破点，另一方面调整区划，实行州治，作为相应的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活力。关于在中部选择突破点，笔者认为,如果能和未来的政治中心的迁徙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3、中国的政治中心为什么要迁移？

　　对于‘迁都’这个问题，笔者也总不想去触及它，因为太敏感。几年前，当笔者第一次同人谈及此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是神经不正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事。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从纵向看，由于需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京都不知迁移了多少次，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变换了几次；从横向看，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把首都迁移，首都仅仅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太大，就会带来诸如人口问题，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等等。近几百年来，北京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对中国的北部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由于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发展还比较缓慢。中共执政后，北京不但成为中国的‘心脏’，而且近几十年来，北京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工业，北京不但是政治经济中心，北方的重镇，而且成为世界的大都市。特别是这十多年来，北京城就像摊大饼一样，一环接一环，一圈加一圈。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刚解放时北京的建成面积约有1千多万平方米，上世纪90年代，北京基本上是两年就新建成1千多万平方米，而最近几年这种速度还在加快，每一任当政着都不希望比自己的前任逊色。北京的交通问题即使现在也都有些困难，那么以后会怎么样！修修修，建建建，反正资金不是问题，越来越大，垃圾的处理，环境问题，特别是水资源问题，北京每天消耗约近300万吨水，每年约8-9亿立方米，而这些水基本上都来自于北京周围的几个大水库，而这几个水库的容量不超过80亿立方米，天天都在补充但水位线每年都有所下降，虽然近几年尚未严重危机，再过几年南水北调完成，但是不断大幅增加的需求量和未来长江水资源的紧缺，仍会使本来就紧缺的水资源成为问题。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在重复着发达国家所曾经过的错误。

　　4、这还不是眼下急需办的事？

　　历史上每一次京都的迁移几乎都是由于政治的需要，朝代的更迭，旧的被摧毁，新的移地重建。每次迁移都会促使新地区一个时期的繁荣。西东南北，两千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却在这种积极与被动的情景下不断的调整着。

　　京城的快速膨胀会产生很多制约因素同时管理的难度加大，我们认为，现代京都的迁移几乎是一个迟早迟晚的事，但这还不是一个即时就要去办的事，奥运会的举办将会使北京城的发展走到极致。物极必反，现在人才物从四面八方向京城积聚，届时这些因素又会促使其向另外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在区划大调整之后迁都的条件也将基本成熟，这一过程将在未来15-25年内完成为宜。这会成为有中国有史以来最积极主动的举措，如果地点选择合适，将会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起到空前的作用。

　　梯级发展、点启动；区划调整，实行州治、迁都…；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不是要在理论上创新，而是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对于这个点究竟选择在什么地方，适当的时候笔者将有理性的专门论著。

三、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权力关系制度化（上）

　　中共十六大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回顾中共的历史可知，几乎过去每一次权力交接的背后都是刀光剑影。尽管十六大还有点象中国的宗教大会，到现在为止恐怕有些国家还没能看明白中国的许多事情，但是必须承认，中国已经越来越民主，法制、权力关系制度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权力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改革的核心问题，而权力关系问题从根本意义上讲是政治问题。中国政治发展的每一个过程，都面临如何协调权力关系的问题。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政治发展 一直围绕着一个十分现实的主题展开：即如何借助权力关系的变化和调整促进体制变革，而同时又如何通过体制的变革和创新来规范变化了的权力关系。权力与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时而为政治发展提供空间，时而又给政治发展提出挑战。任何政治发展都不是抽象的，都是以现实的发展为基础，以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现实发展为使命。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但政治发展并不是为民主化而民主化，而是依据现实的社会发展逻辑和可能，为民主化的发展积累和创造各种政治资源。

　　1、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体制内分权

　　权力集中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实行计划经济，集中权力是计划经济运作的必要前提。权力集中在保证计划经济有效运作的同时，也决定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即国家将社会完全包容在自身体系之中。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都纳入国家各种体制的控制范围之内，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得这种控制不仅有了体制保证，而且有了政治保证。从总体上讲，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权力关系是制度化的，虽然比较初级，主要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国家各种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为基础，比较好地保持了基本权力关系的稳定。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权力关系的稳定是以强体制控制为基础的，实际上，在体制内权力关系既没有实现平衡，也没有达到有序。这种由体制力量和政治力量保证的权力关系，由于过分集中，因而从根本上讲，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权力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即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在这种两难中，统是唯一的选择，结果权力越统越集中，以致最后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两难局面的形成，除与实现权力集中和分散的具体措施和政策有关，更与由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国家管理体制有关。因为在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国家管理体制同时存在“条的分散性”和“块的分散性”，体制内的双重分散性，使得权力关系在任何状态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在集中的时候，形成的是“条的分散”，在分权的时候，形成的是“块的分散”。要克服体制内权力关系内在的分散性，唯一办法就是动用党的组织和政治力量。因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稳定权力关系的强体制控制中，党的一元领导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是在放权的推动下进行的。政策和实践表明，这种放权，一开始主要是体制内的，属于行政性的放权。国家与社会一元结构决定了任何权力关系调整都是在国家体制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而且任何的权力因素也都不可能在无所不包的国家体制外获得自己独立存在的基础。如地方的财政包干，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权等等，即使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属于体制内的行政分权。由于有国家体制这个外壳，分权在总体上是可控的。体制内行政分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分权属于政策性的行政分权；二是授权主体在分权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且随时可以利用体制和政策的力量重新收回权力。因而一开始的分权范围是比较有效的，主要集中在管理层面上，而且缺乏体制的基础和法律的保障。但是正是这有限的体制内行政性分权，开启了中国改革的航程，引发了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刻变化。

　　2、权力与体制的紧张关系

　　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的分权实践首先体现为体制内的行政分权，但这种体制内的行政性分权只是其整个体制内分权的一个方面。因为分权不仅在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而且还在于要改变改革前存在的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传统的体制不改，分权就达不到应有的目的。所以一开始分权问题与民主建设就是紧密结合的，其逻辑是：中国要改革、要发展，必须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体制内的政治分权，不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分权，而是表现为党政之间以职能分工为基础形成的分权，体现为决策过程中权力运作的个人化向集体化转变。在改革的实践中，体制内的行政分权要先于政治分权，具体表现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领先一步，但是这两种分权在政治上的相互呼应，在分权开始的时候就已形成，具体表现为改革一开始就以民主为其重要先决条件。因而，这种体制内的分权，一开始就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作用于国家和社会，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动员和政治动员。

　　显然，这种基于分权而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动员与传统体制下基于高度权力集中而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动员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主体对社会变化的自觉反应，后者是主体对政治要求的被动反应。因而，在体制内分权所形成的强大经济和政治动员中，各社会主体都对分权有很强的利益动机，都试图通过所接触的权力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要求并达到自主。这种社会态势在客观上放大了分权，使其具有很强的“扩展性”，结果导致权力与体制的全面紧张。在这种紧张中，体制处于被动状态，而且其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减退。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分权是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分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因此分权的开始，也是传统体制变革和转型的开始。对于分权来说，体制的变革，不但使体制对分权“扩展性”的限制能力下降，而且进一步诱发了分权“扩展性”。这一近一退，形成的双倍的分权“扩展力”，从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权力与体制关系，陷入了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然而，中国的改革不是激进式的，而是渐进式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彻底否定旧体制，破坏旧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后者则是在坚持基本宪法制度，不破坏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前提下，逐步放松控制，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进行的。这种渐进式改革决定了在权力与体制的关系中，体制尽管处于被动状态，面临改革，但是还必须要守住基本的阵地，保持基本的控制，以维持安定，保证秩序。这种矛盾在改革过程中体现为各种形式的双轨制的出现，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双轨制有：价格和市场的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的双轨制、部门结构的双轨制、区域结构的双轨制等等。各种形式双轨制的确立，是过渡性改革的要求，是推进改革的策略性选择，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它使得整个国家体制走入了二元对立结构：即新旧体制的对立，可变体制与不可变体制的对立。在这二元对立的体制框架下，权力与体制的紧张出现了两个全新的景象：一是旧体制对分权的“扩展性“形成约束和限制，由于旧体制往往是与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种约束和限制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非理性的；二是新体制对分权“扩展性”的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一方面与新体制不成熟有关，另一方面与新体制缺乏全面配套的体制支撑有关。这样，新体制在为分权提供有效的体制空间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放纵了分权的“扩展性”，使分权很容易突破体制的约束，在体制外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预算外资金的急剧增长及其对正常财产体制所形成的强大冲击，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两个景象很快就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政治后果：一是分权受阻；二权力腐败；三是权力结构失衡；四是权力的政治约束失效。在中国权力系统中，由于中共是执政党，全面掌握国家政权，因而党内的权力间制约关系往往是国家权力系统中权力制约关系的重要决定力量。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各级党委实际使命从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计划在本地区、本单位的落实与完成转向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地区、本单位的经济发展。各级党委功能定位的变化，加上党政职能分开后党对政府、对企业的的领导方式的变化，各级党委权力运作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的关系更为紧密，出现了比较强的本位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冲击党内基于党的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权力间服从和制约关系，影响党内权力的高度统一。这正是为什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了难以消除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正常政治现象。

　　这四个政治后果到八十年代末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相互之间推波助澜，使改革的秩序和社会的稳定面临严重威胁。面对这样的困境，重构有序的权力关系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要尽快重构有序的权力关系，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深化体制改革，以整体性的体制的变革来寻求新的稳定和秩序；二是确立新的权威，以权威的力量来强行实现权力关系的有序化和规范化。由于当时的改革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市场经济取向，而且在秩序不稳的条件下进行整体性的体制改革风险较大，所以，人们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的现实需要构建新的权威，以保证秩序；二是中国的改革所推动的是现代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在其初期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指导和推动；三是中国的民主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撑和推动，而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社会建立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有效推动和调控。于是以构建新权威来解决权力与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协调权力关系成为八十年代末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比较认可的价值取向。至此，体制内分权与体制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发展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三、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权力关系制度化（中）

　　3、市场经济与分权泛化

　　九十年代的头两年，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治理整顿”时期，其目的是调整失调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使社会获得新的稳定。1992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从计划经济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这是体制的全面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因此从局部走向了全局。这一转折不仅减缓了权力与体制的紧张关系，而且使中国的权力 关系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与八十年代权力关系发展不同，推动九十年代权力关系发展的动力不单纯基于体制内的分权，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基于对市场经济所培育出的新权力因素的肯定和容纳，如对新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肯定和容纳；对社会主体自主选择的肯定和容纳等等，而这些因素相对于旧体制来说，更多是属于所谓“体制外”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发展来说，意味着权力的分配和调整在总体上超越了传统体制限制，进入相对自主发展时期。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九十年代权力关系发展的主体取向依然是分权。这种分权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从理念转化为现实有一个过程，所以分权在一段时间里，是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的体制要求出发，加上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留下的种种体制真空，形成了“分权泛化”，其表现就是进行多层面、多方位地分权。多层面的分权有：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上级地方政府向下级地方政府分权；多方位的分权有：党向政分权、立法向行政分权、行政向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分权、城市向农村分权等等。

　　这种多层面、多方位的分权，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就已有相当的准备和积累，其中有不少领域的分权早已在进行之中，因而市场经济到来之后所形成的“分权泛化”，一部分是以往分权的深化，一部分则是新的条件下新的分权。从总体上讲，这种泛化的分权是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然而在整体上给权力关系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果市场经济在今后的发展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新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就可能因这些问题而陷入困境。目前，权力关系面临的新问题，具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失衡。权力关系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经济成分、新的产业结构以及新的分配方式的出现，比较深刻地冲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不同的阶层内部和不同的阶层之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落差；二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达地区借助市场力量获得了“倍增式”的发展，而落后地区的发展依然比较缓慢；三是缺乏市场竞争优势的农村社会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总体获利不多，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发展形成新的反差，城乡差距没有缩小。(2)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失调。由于体制转型不到位和产权关系的不明晰，分权泛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的震荡，使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调，具体表现为各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力边界不明晰，这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边界、经济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力边界以及经济活动主体内部各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边界等。权力边界关系模糊所带来的权力关系运行失调，必然要严重影响经济运行的秩序和经济管理的效率。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的关键，但经济专家研究认为，在我国，体制和人为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最大，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市场准入靠行政审批，缺少公开统一的标准；二是部门自定法规，缺少制约；三是政资合一代替了政府规制；四是产权不清是不计成本分散竞争的根源。显然，这四大原因都与经济活动中各种权力边界关系不清晰，权力关系运行失调密切相关。(3)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失范。政治过程的基础是法律和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随着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政治过程处于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但由于政治过程缺乏程序化的基础和制度化的保障，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权力间制约和监督机制，结果政治权力在一定利益的驱使下，往往能够在政治过程中超越制度和法律的规定，进行寻租活动，导致权力腐败。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卖官买官的异常政治现象和各种“形象工程”的政策决策过程中；而且体现难以克服的各种地方主义的政治行为之中。在权力失范的条件下，由于某一机构和某一个人的权力超越了制度和法律的规范，政治决策往往不是取决于决策的整个过程的，而是取决于决策过程的某个环节和某个人的意志。

　　权力关系出现的上述问题，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任其蔓延，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迅速放大成为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重视权力关系的调整与规范问题，从而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健康发展状态。

三、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权力关系制度化（下）

　　4、权力关系制度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权泛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分权所带来的问题有很大不同，前者包含着新的权力关系诞生，而后者仅仅在于破坏旧的权力关系。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新的权力问题是能够获得解决的，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新的权力关系的制度化。

　　权力关系制度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权力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要求。从历史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分权所带来的权力与体制的紧张，最终导致整个体制变迁。权力突破旧的体制，并不是要超越体制进行自我运作，而是要重新寻求一个新的合理体制，因为，任何权力都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价值和意义，而其整体的有效运作是离不开体制保障的。从现实角度看，初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化有着天然的要求，因为，只有实现权力关系的制度化，权力结构才能相对稳定，权力关系的运作才能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走上规范，而这两方面都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关系的制度化不可能像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将所有的权力关系都纳入国家体制的控制之中。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一元结构逐渐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二元结构取代，社会从传统的国家体制控制中逐步解脱出来，获得了相对自主权，与此相应，国家也获得了对社会的相对自主权。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关系制度化不是从单一的国家意志出发，而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意志出发；不是通过政策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立法来实现；不是以约束来达成制度规范，而是以制度规范来达成约束。

　　虽然在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分权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内在要求，但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有效运作来看，市场经济对秩序的持久性、体制的有效性和社会的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市场经济对权力关系的实际要求，不是简单的分权或者集权，而是集权与分权平衡的新的权力关系。因而，权力关系的制度化，首要任务是依据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在要求，调整权力关系，形成集权与分配的平衡格局。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发展来说，集权与分权平衡的价值选择应该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强”格局，即“强国家、强社会”。为此，集权的目的在于建立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分权的目的在于培育和完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与能力。

　　显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真实意义不在于简单的权力重新分配，而在于制度的建设。集权的制度建设，在于国家能够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分权的制度建设，在于推动社会各类组织的发育和完善，增强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从而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使社会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和自主完善的能力与机制。自主社会的发育与成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国家的有效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集权的制度建设，还是分权的制度建设，都不应该是主观意志的产物，相反都必须以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只有这样，基于制度建设而形成的集权和分权才能在统一的制度规范中实现协调与平衡。因此，这种制度建设不是从权力关系出现的问题出发的，而是从构建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要求出发的。权力关系的制度化就是在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获得实现。为此，在实现权力关系制度化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以法治为精神。

　　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具有很强的政治发展意义。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权力关系制度化将为政治发展构筑一个新的平台：即有序的经济、稳定的社会、法治的国家、权威的政党和自觉的公民。基于这样的平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就有可能形成重大的发展。未来的政治家要自觉地强力推进权力关系制度化。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一）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振奋人心的号角。我们以为，这种复兴不仅是对历史的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将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中国未来的政治家要充满信心，充满激情，不但要在改革中积极务实强力推进，而且要在国际事物中表现出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积极争做世界领袖。

　　历史上中国曾经产生了许多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战略家、政治家。在当今多变的世 界风云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力，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方略，取决于一国政治家的智慧、胆略和气魄。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都必须将自身溶入这个浪潮中，并采取积极务实的方略，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利益的极大化。政治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原则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打破了西方列强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但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大国、强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就其静态意义而言。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智慧和胆略的较量。

　　当前我国的国际环境并不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罗斯，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中俄交好是出于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对远东地区的共同威胁---日美同盟而暂时结成的有限度的合作关系。两国都处于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上均有求于西方，故在政治和外交上均保持较低姿态，都把发展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置于外交关系的首位。中俄各自与西方的经济利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故在全球性问题上，两国不可能全面呼应，除非两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第三国的严重威胁。在与西方发生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时，各自单独作出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曾经支持过俄反对北约东扩，但后者因内部经济困扰最终对东扩事实予以默认。1999年3月，北约发动侵南战争，这是对俄在东南欧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若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权处处得手，对多民族的、尚未统一的中国就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直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势必将如法炮制，在西藏、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进一步找中国的麻烦。如果中俄切实实践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应有的内涵，密切配合，迫使美国蒙羞罢兵、并接受中俄联合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则将大大提高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沉重打击美国"一极独霸"的野心。也将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安全，推动多极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中方却对与自身有着重要间接利害关系的北约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姿态。不仅如此，还以所谓"消气外交"的方式主动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由此美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中方在科索沃战争和加入世贸问题上的底线，于是美国和北约更加有恃无恐，并在世贸问题上对中国漫天要价、横加勒索；俄亦因此对中国充满疑忌，遂一改强硬态度，转而与西方合作。美国也不愿意对十分虚弱但仍是军事大国的俄国逼迫过甚，旋即恢复贷款，支持俄在南联盟进行和平斡旋，并部分承认俄在巴尔干的特殊利益、包括默认俄军抢占科索沃机场，对俄加以安抚。中美俄三方博弈的结果是，在美俄合作和西方七国加上俄八方达成外长协议的基础上，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体面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国则一无所获，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其间还蒙受了使馆遭美国蓄意轰炸的屈辱。这是明显的外交战略上的短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

　　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从中俄来看，哪怕就具体的安全问题进行合作，采取坚决措施联合对抗西方的短期经济代价与长期的安全战略利益相比，对于缺乏战略意识的政治家和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对中国更加不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治国方略。总统普京性格刚毅冷峻，谋略过人，抱负远大。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而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仅作敷衍，反映出俄国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又疏远了一个关系尚不稳固但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合作伙伴。两强相邻，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不可能一致。中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并不牢固。

　　韩国出于战略上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进而谋求和平统一的考虑，积极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但它认为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其陆地疆界(指统一后的疆界)应延伸至我国东北的一部分，它认为中朝现有边界是北朝鲜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有求于中国而作出让步的结果。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日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要容易得多。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力量都很强大，与美国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历史原因造成的韩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制约，韩日关系自然服从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韩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一致。韩国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日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筹码。日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维持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但近期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韩国希望通过和平交往尽快完成国家统一；朝鲜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促统活动本身达到摆脱经济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鲜而言，统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符合朝鲜的现实利益，因为双方制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本身就足以构成统一较大的现实障碍，除非朝鲜甘愿被占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鲜，魅力型政治领袖、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凋敝和外交孤立，在开放经济、放松社会控制与保持意识形态正确性之间如何平衡实乃决策上的两难。经济繁荣的实现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这很快就会发展成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为防止社会失序，统治者又不得不隔断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输入，致使统一进程时断时续。朝鲜能否实现在不失控的条件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或是否会出现政权突然崩溃以致统一提前实现的情况，目前尚为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俟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二）

　　对于朝鲜核危机问题，根源是布什政府毫无理性的政策的直接后果。无论朝鲜是否真的拥有核武器，它首先是针对美日韩的军事压力的反应，目标不是中国。尽管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令人满意，但朝鲜并不能对中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就像越南。即便有时争争吵吵甚至拳打脚踢，过后还是会走回正轨。而它是中国的战略屏障，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之一，连大清朝的皇帝都明白。这种地缘政治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考验，美国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是项庄舞剑，真正的目的是点中俄两国的要穴，连傻子也 看得出来，切不可帮美国一起拆掉自己的护墙！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安定的内外环境。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影响全世界的氛围时，稳定的周边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坑害邻居终将危及自身。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不愿与美国为敌，但美国国内以中国为敌的势力极大，而且不论我们怎么乖一时都难以消除。不要因为得了美国的两天好脸就荣幸的不得了，以为出卖了朝鲜就能换来美国的信任，巩固中美关系。中国并不富裕，不能像美国日本那样到处撒钱换来盟友，要树立大国威信中国必须另择别路，与邻为善，讲信义应是其中之一。出卖朋友的人也会被人出卖，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就中国而言，并不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联美制日。中美能否成为战略伙伴，主要在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冷战结束使得美苏均势造就的中国对美战略价值急剧下降。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重合；一般而言，当在具体的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成为绝对优先的选择。由于国家权力具有相互抵销的不相容性，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自然地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因此，在当前美国视中国为其在远东地区地缘政治主要威胁和21世纪最重要的敌人，且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对中日两国均心存疑虑，美日同盟的另一面是美国利用驻日美军监视和控制日本，但这是次要矛盾。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

　　在我国西南翼，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遗憾的是，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国西藏怀觊觎之心。印度目前与我重开谈判，是以武力为后盾和实际占领我国领土为前提的。中国的友善之举也未赢得西方宣传工具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除了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论外。西方文化中渗透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它在国内提倡民主和宽容，在对外交往中则奉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实力决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国际关系中的是与非，在西方看来，根本在于是否符合它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理想主义最终服从于现实主义的原因所在。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没有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20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而中国当时军阀割据，南方革命政府实行"联俄"政策，苏联趁机软硬兼施，中国政府面对国内要求与苏建交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据理力争国权，最终达成基本上平等的协定。但这一纸协定并未保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苏联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入我国新疆。这一事例说明，只要审时度势，抓住对方的弱点，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矛盾，不仅可以改变本国一时的整体战略劣势，甚至能为日后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奠定基础。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退让，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退让，都必须确保一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三）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成了过时的概念。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 政治颠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西方发达国家国防意识极强，只有战争状态和非战状态，没有和平。相反，在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研制工作废弛，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九十年代的中国外交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是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政府要强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推动国内经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民族工业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日增。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了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我们必须充分反思国际关系的得失。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极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

　　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加强未来主导局势的能力，绝不能坐视他国掌握海上主动权；更不能片面地以"国内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由放弃斗争。环视周边海洋国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而他们怎么不怕开罪于中国，怎么不怕"中国的威胁"使其周边环境变得恶劣？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给出了答案："和为贵"、"以德报怨"。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中国必须要居安思危，真正睁眼看世界。否则，若干年后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日同盟主要意在遏制中国，其联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面对两大强敌，中国的处境自然较为不利，战略回旋余地就会减少。但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美日同盟的基础就难以动摇，中国也就很难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从另一方面看，台湾问题越持久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韩德国家统一模式并不适用于统一台湾。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

　　在台湾，日本长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了殖民地心态，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政策的失当，造成台湾与大陆人的隔阂和敌视。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权力逐渐"本土化"，加剧了台湾岛内"族群"分裂和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的背弃。1996年李登辉直选连任后，开始着手破除台湾基础国民教育中关于"大中华"思想的灌输，鼓吹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为台独培养精神和民众基础。直接选举而非经立法院间接选举"总统"确立了行政权力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构架，为利用执政优势推进台独奠定了制度基础。2000年3月，民进党的陈水扁竞选获胜。执政的民进党首要目标是革除国民党时代的各种弊政，以尽快取信于民；并分化、削弱国民党，争取在立法院形成优势，两岸关系对它而言并非当务之急。但由于受制于政党政治和大陆的压力，陈水扁暂时只能选择在统独之间走钢丝，寻机小步迈向台独。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四）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极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美国的态度对于大陆和台湾均至关重要。从美国角度看，今后若干年里，中国无论变强还是转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为阻止中国"冒险"，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包括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增强在关岛的远程打击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力图大大削弱中国的报复能力，提高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并压缩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提出"战略模糊"概念，即：(1)中国军队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进攻台湾，美国将进行干预。(2)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则不干预台海冲突。这 似乎与美国对华作出的"三不"承诺前后一贯。实际上，美国正可以通过对"模糊"设定的两个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释，使自己牢牢掌握两岸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台独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没有突破美国的"战略模糊"情形之二，美国则继续有理由保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当前，民进党执政根基未稳；美国对华军事围堵、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边缘化，以及进一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瓦解中国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战略的实施尚需时日，台美此时都不会过分去刺激中国，逼其动手。待到台独时机成熟，美国到时就会把脸一抹，祭起"民族自决"，"台湾的命运只能由那里的人民来决定"等等。中国届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均会陷入相当的被动之中。

　　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应战。不能再把思路停留在过去二十年事实已证明没有任何实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僵化模式上。台湾要的是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但不要一国。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台湾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台湾政治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台湾以一切借口回避统一，已彻底丧失了民族大义。大陆僵硬的政治宣传、无可信度的武力恐吓、和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轻蔑。

　　中国在1978年和1982年与美国谈判建交和售台武器时，因发展经济的需要，急于与美国妥协，留下了今日美国售台武器持续不绝、甚至公然突破8·17公报的原则，大幅度提高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祸患。如果当时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态度强硬到底，美国会出于联合中国遏制苏联在中近东疯狂扩张的战略考虑而接受中国的条件。这已为美国官方近来解密的外交文件所证实。没有了售台武器这个尾巴，中国大陆再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方案，必能在当时已遭美国彻底抛弃、情绪沮丧的蒋经国先生治下的台湾引起共鸣，中国将会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

　　时过境迁，当年一切有利条件均已成过眼烟云。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现实、勇于面对挑战，而不能机械地将解决港澳的"天才构想"应用于台湾。那种"寄希望于"式的呼吁和不对症下药的政治军事恫吓，是无视台湾社会政治演变的无的放矢；那种持"台湾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之论、以及自以为一旦海峡形势恶化，只要揪住美国讲过的话，就可以阻止美国直接支援台湾的观点，更是本末倒置的无稽之谈。凡此种种要求我国必须从速解决统一问题，彻底摆脱美国利用台湾对我采取的战略挟制。和平方式徒具宣传价值，已根本不可能解决统一问题。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后者与清朝实力悬殊，康熙帝尚须加兵威于外，何况现在，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居心险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美国。

　　但战争绝非莽撞之事，必须从事关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运筹谋划。要善于打各种牌，在国际社会中巧于周旋，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收复台湾时机选择及其重要。雅尔塔体制崩溃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在全球市场趋向统一的同时，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入侵，输出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必然引起输入国为保卫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旧的世界秩序瓦解后，整个世界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的崛起、宗教势力的抬头，将使世界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性热点屡屡出现。这既会迫使美国寻求与我国的合作，也将使其频频分心于其他世界热点。这就非常可能产生可为我方利用的有利时机；而我方若能适时大大加强军事实力，包括改进武器装备水平、加强三军协同作战和两栖登陆(含大规模跨海运输)能力、提高针对外来干预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等，则劣势可去，优势可得。

　　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中国与之关系必然恶化。我们手中并非无牌可打。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

　　台湾的光复，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的战略地位上升，美日受到削弱。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基地，收复钓鱼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对于维护我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挟光复台湾之余威出现在南中国海时，我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

　　要迫使美国合作，必须抽掉其手中的筹码，同时要使其明白，中国是遏制不住的。如果寻求对抗，美国的失要远远大于得。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以对等的姿态谋求长远的合作。台湾统一后，中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最终会走向和解，从长远来看，中美战略合作对我国家安全和稳定世界局势意义重大。我国远交近攻方略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在寻找到真正战略共同点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现在所说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其对华"超越遏制"和"全面接触"战略的具体体现，即企图在经济上支配我国，并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使我政体发生演变，最终既削弱我国，但又不至于使我失去对国内秩序的控制，政治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在国际事务中无心也无力向其支配地位发出挑战，外交上唯其马首是瞻。

　　在我国以顺时针方向依次解决海疆问题后，再行解决边塞问题。重点目标是印度。我国目前在与印度举行的边界谈判中不宜急于以让步的方式达成协议，否则，可能进一步助长其对我西藏地区的野心。印度积极侵占我西藏南麓，其意在控制军事上的制高点。印俄关系由来已久，俄国一直视印度为其在南亚的盟友，因此，它绝不愿意看到印度被削弱。故，需支持巴基斯坦以牵制印度，并借美国之力平衡俄国的影响。前者不难做到，后者须看美印关系如何发展。

　　在正北方，与蒙古的关系事关我国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蒙关系有所松弛，但俄国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响力。近几年来，美日在蒙影响力上升较快，这有利于冲淡俄国的传统影响。目前，俄国因自身经济上困难重重，对蒙古的影响力呈下降之势。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全面加强与蒙古的政治经济合作，增加在蒙投资，并大力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努力争取使蒙古成为我国可靠的友好盟国。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谱写大国雄风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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