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不合时宜的人──王小波小说中的主人公（下）
四、不合时宜的人们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所有这些性格特异的主人公都有些不合时宜，他们的日子大都过得不顺心：大王二被人嘲笑为“小神经”；二王二21岁遭批斗，30岁卖了力气不讨好，40岁已经身体衰弱，少年雄心已成往事，很有些万念俱灰的感觉；四王二住了很多年集体宿舍，41岁以前不知道女人的滋味，证出费尔马定理以后也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后来一位留学加州伯克利的系副主任推荐了他的成果，这成果也就成了合作，而他也成了助手，每天得到系里去改“加州伯克利”教的学生的作业；五王二的研究计划总是遭领导批评，被斥之为“一派胡言”，48岁了还是实习研究员；六王二老是被派出所抓去，让家人去领，最后干脆被送进习艺所劳动改造。
我们可再以第三个王二为例来进一步说明他们的命运：他发明和改进投石机的好时光只是昙花一现，他觉得他生不逢时，本不应该生于现代，如果他能选择，他愿生活在古希腊罗马，因为那时候的人可以自由发明和使用自己的机械。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是今之古人，那种虽然不断有人死去，却如狂欢节般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交战的双方都被送到了乡下，开始了漫长的、沉闷乏味的生活。他也进了豆腐厂，被领导老鲁追得到处跑，还要受X海鹰的帮教。在校园武斗的时候，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懂得比他多，知道他的天真，因而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爱上了他，而他后来也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独立的战士，而只是别人手里的泥人。然而，他还是怀念那一段日子，怀念曾经有过的，属于自己的杰作。他出国后发现“干瘪无味的资本主义也容不下浪漫诗人”，他在大洋此岸不合时宜，在大洋彼岸也依然不合时宜，回国后又碰到昔日的情人颜色，颜色已经变得臃肿了，问他有没有挣钱的路子，他觉得绝望了，觉得“自己是个不会种地的农民，总是赶不上节气。”（《黄金时代》，页309。）
研究西夏文的李先生也是一个不合时宜者，他为了专心破解西夏文而早早退了职，靠偶尔翻些稿子为生，谁知后来也碰上了“文革”，取消了稿费，差点把他给饿死。他没工作也没老婆，被大家视作低人一等。他读通了西夏文，却没地方发表，后来他就把自己保留多年的西夏文拓本、抄本全烧掉了，到处在找工作，终于当上了一个中学教员，再以后就得了老年痴呆症，不知什么时候死了。这是被摈于社会的成功系列之外，如史铁生《务虚笔记》所谓的“被扔到了隔壁”。但有时他们也被纳入体制，乃至成为人才、“人瑞”。大王二治好阳痿以后，也就没有理由神经，也就得上楼去开会，变成了中年业务骨干，什么仪器都得修了。他从此不再享有寂寞。四王二证出了费尔马定理，于是所有的水电煤气费都得由他来算了，作业也得他改，他必须夜以继日地努力，变成了一个瘦削、憔悴、按部就班的数学教师。
王小波创造的李靖的形象也同样显示出一种具有荒诞意味的不合时宜，因为他本事太多，年轻时代找不到事做，只好跑到街上当流氓，向市场上的小贩、妓女要保护费，而他要钱时又还像知识分子一样不好意思，结果弄得别人也不好意思。他证出毕达哥拉斯定理后被打了一顿板子，说他妖言惑众，证出费尔马定理后，他只好把证明用隐语写在春宫小人书里，但这件事马上就有了回应，每个月的初五，他准会得到一张大隋朝的汇票，同时身后就出现了两个公差随时跟着他，如果跟丢了一次，公差就要被处死，并换上原先跟的人数的两倍再跟着，最后当他身后跟到128个公差时，他把房子拉倒了，引起了洛阳城的大骚乱，他也只好逃出洛阳，后来他又为大唐冲锋陷阵，成为大唐朝的功臣，但却被仔细的防范和监视，这时他只好努力改学装糊涂的智慧。
这类人之所以和时代格格不入是因为他们总是想入非非，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突出特征却是一切都要被仔细地计划，都要被政治化和仔细地管理起来，一切人都要按规矩改造，直到最想入非非者也参与计划，所有人都变成“上面”期望他们是的“快乐的蚂蚁”。李卫公除了设计城市，设计制度，还要设计女人的内衣。寡妇殉夫也要申请非正常死亡的指标，并到各个部去办手续，在专家的领导下进行。在街上走路的人按规定要自动追上前面的人，或者放慢脚步等待后面的人，以便结成队伍，迈开齐步走的步伐。但是一旦跟上了队就不好意思从队伍里离开，所以原准备到隔壁看看邻居，就可能被裹着走遍了全城。罗老板看着围坊的步兵方阵在大喊“一、二、三、四！”，以为呆会儿要喊“五、六、七、八！”，谁知还是喊“一、二、三、四！”，长安城里有敢学数学与写小说的，一律杖三十，谁敢说“派”则是不赦之罪──这些当然都是带有黑色幽默的一种写法，《黄金时代》里的另一个隐喻是：全城只有一种规格的、中号的避孕套。而在未来世界里，科学技术似乎得到了认可，被迫害和追逐的主要是艺术家，艺术也被规划起来，画画的人必须领执照，写小说的可以进公司写作部，按照一定程序分工合作制造出小说。不守规矩者则被送去安置，送到习艺所，这时有效和有用成了衡量艺术的主要标准。
对这些想入非非者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皇上、是权力、是“上面”、是“头头们”；另一个方面则是大众、是多数不想入非非的人们。李靖虽也遭到众人的追打，但他遇到的麻烦主要是来自上面，他的起居言行都在被报告之列，他随时有可能被“办”；薛靖的麻烦则主要是来自下面，他带着雇佣军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这些雇佣军随时准备着出卖他，甚至逼迫未能成功的刺客再去刺杀他；王仙客寻找无双，他遇到的是一种来自酉阳坊的由老公安、罗老板、孙老板等组成的强大的敌对阵营。忠实的基层公务员、老公安王安老爹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我们就是奸党，疯疯颠颠一定要找到无双的王仙客自然属于奸党一类。而被防范的一面似也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一划分，《我的阴阳两界》中的王二引当年李先生的话说，“自从创世之初，世界上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我们这种人，还有一种不是我们这种人。现在世界上仍然有这两种人，将来还是要有这两种人。这真是至理明言。这两种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互相带来灾难。”（《黄金时代》，页352。）这两个方面：大众和权力有时是分离乃至对立的，但有时也结合到一起。洛阳城里的人弄火了也会上街闹事，但心平气和时与头头们是一条心。当皇帝要屠坊时，坊里的人们同仇敌忾，人人决心死战到底，而当朝廷下了旨意，叫每坊交出百分之二的附逆分子就可无事时，坊里的人马上如数照交出那些“出头椽子”。头头和众人都不喜欢思想，头头们不喜欢思想，因为怕人想入非非；众人不喜欢思想，因为思想既累人又有危险。只有尝过思想滋味的人才不容易撇下它。
《革命时期的爱情》写到了一种被北京人称之为“渗着”的状态，即一种缺乏思想情感、呆头呆脑的状态，例如那种没有美感和激情的、完成任务式的性交。故事的叙述者说：在革命时期所有的人都在“渗着”，就像一滴水落到土上，马上就失去了自己的形状，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土粒和颗粒的间隙；或者早晚附着在煤烟上的雾。假如一滴水可以思想的话，那散在土里或者飞在大气里的水分却肯定不能思考（《黄金时代》，页288）。一个人要避免“渗着”就要保持独立、不融于大众。思想的人不在庙堂之上，也不在大众之中，而必须是他自己。他必须有能使自己逃逸出“成群结队”的时刻。然而，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有时候是多么难于逃逸，多么难于保持独立。《红拂夜奔》中的王二观察着北京城和大学里人头攒动的景象，谈到自己已活得不像一个人，而像是一大群人。这种一个人生活得象一大群人，却不像一个人的情景，有点类似于李卫公被六十四个公差跟着的生动情景：
他一走动起来，响起一大片杂沓纷乱的脚步声，好像自己是一只硕大的蜈蚣，除了有一百三十只腿，还有一百三十只手，支支叉叉的很怕人。除此之外，他还像一条绦虫一样分了好多节，头已经跑进了小胡同，尾上的一节还在街上劈手抢了小贩的一串马肉串。假如他骤然站住，回过头去，就有整整一支黑衣队伍冲到他身上来，拥着他朝前滑动，显示了列车一样的惯性；而当他骤然起步飞跑时，就好像被拉长了一样；而且不管他到了哪里都是鸡飞狗跳。李卫公讨厌这种感觉，就回家了。进了他那间小草房，把门关上，但是依然割不断对身后那支队伍的感觉，它就像一条大蛇一样把小草房围了起来，再过了一会，四面墙外都响起了洒水声。这是因为这些公差对李靖十分仇恨，就在他墙角下撒尿。（《青铜时代》，页313－314。）
然而，要成为自己，要追求独立和超越的渴望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蔑视大众和践踏他人。王小波的小说中已经相当明确地透露出这一信息（在其评论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有一种所有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可能仅为少数人所偏爱的思想和表达的自由虽然是属于这种基本权利，而普遍的“人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到了一定年龄就想性交”的欲望也同样属于这种基本权利，并且还常常应该具有一种优先性。（《黄金时代》，页220，又参见页310－311。）作者并不鄙视诸如人的食、色等基本欲望。所以，《似水流年》中的王二虽然不无悲哀，对老年特馋，只剩下一张嘴的刘老先生实际上满怀同情（尤其是事后），尽管刘老先生也是个知识分子，前半生都在吃牛排，但他晚年遭遇“文革”，已经没什么可干的了，他只有最后的日子，只有挨斗的份，他也被打怕了，又总是食难果腹，他在厕所里撒尿，经常尿到裤子上。然而还没等到他吃上欣喜若狂地期盼的鸭子，他就猝然死了。一个本可做点事情，本可拥有一点晚年尊严的老先生就这样地死了，使旷达的王二想起来也觉得很惨，并觉得跳楼自杀的贺先生也同样很惨，他说：“对这些很惨的事，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觉得很惨。和小转铃说起这些事，她哭了，我也想哭。这是因为，在横死面前无动于衷，不是我的本性。”（《黄金时代》，页160。）这是一种悲悯之情，线条之所以最后决定与李先生结合，颜色之所以爱上少年王二，也带有这种悲悯之情。这种怜悯之情并不是只对少数人的，而是对所有人的，反对无端的性压抑也不是只为少数人，而是为所有人说话。有这种情感作底，才有望保证基本人权与普遍伦理。
而且，诗人多了大概也不行，“假如世界上充满了我们这样的人，就会充满一种叵测的气氛。”（《青铜时代》，页290。）所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王二也说： 六七年武斗时，因为有他这样一个诗人，就把一座大楼折腾得后来的修缮费超过了最初的建筑费，假如遍地都是诗人，那还得了？但是他不做诗人，他又不能活，所以到底怎么办，还是个问题。（《黄金时代》，页237－238。）《二O一五》中的“我”也感到艺术家太多的确是个麻烦，虽然艺术家有个好处：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但艺术家太多肯定要造成社会比例失调，所以要做掉一些，也要留些种。他所建议的只是，对艺术来说，“我舅舅无疑是一个种，把他做掉是不对的。”（《白银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页170。）这里困难的是鉴别。
如果我们要问，这些“不合时宜者”究竟涉及的是什么样的时代？或者说，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究竟说的是什么样的时代？我倾向于认为，其中所说的三个时代实际上主要都是指“现代”。王小波在小说家的才能中最为强调虚构和想象的才能，他认为写小说需要深得虚构之之美，需要无中生有的才能，他在写作时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他最为推崇的小说家如卡尔维诺，尤瑟娜尔等也是在虚构和想象方面非常突出的作家，在《万寿寺》中，他直承有些章节受到了奥威尔《1984》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在《黄金时代》中，作者也极尽想象和夸张之能事：如几乎无穷无尽的性能力，生活中的胡闹，武斗中的坚守大楼，神奇无比的投石机，王二与老鲁不断的追逐与反追逐，王二与小孙双方关系的拉锯战等等，都不像是日常生活所能发生的，但又让人依然觉得反映着日常生活的某种深度真实。作者在性与死亡这两点上的想象力尤其活跃，仅对性器官就有让人吃惊的许多、且似乎还可以无限多下去的指称和隐语，他也极其逼真、细腻、不动声色地描写贺先生的横死、设计了刺客、老妓女、小妓女、红拂、鱼玄机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死法。他不回避残忍，但并不是喜好残忍，他把握了如何使有趣不变为肉麻，冷静而不变为冷酷的度。但他所有对过去和现在的想象都是植根于他自己对“现时代”的经验的，所以，不仅他的未来系列的小说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反面乌托邦的风格，他的历史传奇小说《青铜时代》也非历史的真实，而更适合被称之为一种“历史狂想主义”的作品，他说这些故事也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时候和地方，最重要的是故事本身，是它们本身有趣和有意义，所以我们不宜把《青铜时代》作为历史来读，它的认识价值不在历史方面，而仍然是在现代，王小波小说中的“古代中国”实际上仍是“现代中国”，仍然是他所亲历的“现代”事件。他的未来系列的小说也是一种现在经验的延伸。
那么，如果说时代三部曲的青铜、黄金、白银三个时代实际上都是指“现时代”，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这“现时代”的范围呢，比方说缩小到某一时期。我想我们似可由这些作品判断出：它们确实最强烈、最集中地反映出作者成长期间的经验，尤其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期间的经验，也就是说，反映出一个“革命时期”、一个过渡时期的经验。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对八十年代，尤其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之后对其主人公的冲击反映得并不明显，他的作品主要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刚刚过去的年代，一个无性、无趣和无智的年代，或者说，一种潜在的、深度的“文革记忆”在他的创作中始终起着一种关键的、甚至可说是“中心情结”的作用，作者试图在其作品中努力恢复和展现这种“文革记忆”。《万寿寺》和《寻找无双》中有关人失去记忆的寓意耐人寻味：《万寿寺》的叙述者在重读自己的手稿中逐渐地恢复了自己的记忆，虽然这马上带来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分裂的痛苦；而《寻找无双》中的失去记忆则是大众的失去记忆，王仙客来找真实存在过的无双，但众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否认无双存在过，他们有意无意地都忘记了这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无双的去向是和叛乱、屠杀、迫害、折磨、拍卖，以及仍然存在着的威胁和恐惧相联系的，也就是说，记住这些事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而只会有坏处，所以，故事的叙述者不无沉痛地说：现在他不能完全同意无双所说：“原来人这种东西，和猪完全一样，是天生一点记性都没有的呀！”他说他甚至要为猪们辩护，因为猪还是由于一直关在暗无天日的猪圈里逼成这样的，而不是天生的不好。但后来他又说，他原来说人和猪的记性不一样，人是天生的记吃不记打，而猪是被逼成记吃不记打的是说错了。任何动物记吃不记打都是被逼出来的。当然，要打到记不清的程度，必定要打得很厉害。而先打、道歉、再打，不仅能让人忘记，甚至还能让人感恩戴德。
“不合时宜的人”在本世纪的文学中有自己的历史。例如，汪曾祺的小说“徙”描写了他们的没落，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描写了他们的消沉和毁灭。然而，“文革”前成名的作家与新起的作家在这类作品上似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前者的作品风格相当认真，其笔下的人物大都很正；而后者作品的风格则有了几分无可奈何的幽默、调侃和反讽，其笔下的人物还有了几分痞气，有时甚至可套用王朔一篇小说的题目形容为：“一点正经没有”。王小波小说中的王二们及其他主人公也大致是这类人物。这缘由大概也是因为两者中间隔着一个“文革”，后面的一类人物形象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文革”是一个人们与自己的同类的斗争达到登峰造极，集正气与痞气之大成的时代，它开始时最正经和最气盛，后来就有点疲和痞了，于是就如王二所言：那年月不三心二意活不成。尤其是一个少年，当他立身的准则尚未形成，又被逼入生存的困境，又成天目睹公开的权力话语系统整天说昏话和胡话时，大概就难免染上这种痞气了。在此之前的孩子们大都是乖孩子，或有淘气者也为多数所不齿，而经过“文革”之后，连最乖的孩子也都有了变化。例如《我的阴阳两界》中的王二，小时候长得文静瘦弱，到山西插队时他妈睡不着觉，生怕他吃不好，又怕被人欺负，儿子过了一年回来却长了一嘴络腮胡子，满嘴都是操你妈。在乡下他经常还有鸡吃，据老乡说，母鸡见了他就两腿发软，晕倒在地，连被提走了都不叫一声。对经历了这样一些大变故的少年，你怎么能指望他们仍然总是认认真真和彬彬有礼呢？
五、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在王小波的主人公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所渴望的富于创造性的、优美和神奇的世界，另一个是他们所厌恶的平庸、混乱、丑陋和鄙俗的世界，前一个世界虽然也能在现实中偶尔瞥见，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它似乎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存在，在现实中更为常驻的看来是后一个世界。王二们常常就在尘土中呼吸，而在他们的内心却深深地渴望着美。《红拂夜奔》的叙述者王二曾经以性为例描述过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他说：
我想，在性的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存在着两个世界。前一个世界里有飞扬的长发，发丝下半露的酥胸，扬在半空又白又长的腿等等，后一个世界里有宽宽的齿缝，扁平的乳房，蓬头垢面等等。当然，这两个世界对于马也存在，只不过前一个世界变成了美丽的栗色母马，皮毛如缎；后一个世界变成了一匹老母马，一边走一边尿。前一个世界里有茵茵的草坪，参天的古树，潺潺流动的小溪等等，后一个世界则是黄沙蔽日，在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偶尔有一汪污泥浊水──简言之，是泥巴和大粪的世界。（《青铜时代》，页421）
然而，在一个平面的社会里，即便只是由于某种数量的法则，王二们也几乎注定要生活在后一个世界里，当今也似乎只有后一个世界才具有巨大的现实化的力量和品格。尤其是当优美、智慧和乐趣主要表现为创造性的工作的时候，王二们就更其孤独了。他们不仅要遭到权力的猜忌和压制，也难于为大众所理解。而在这双重挤压之下，这种梦想又更显得珍贵，更让人魂梦牵之了。许多近代以来的伟大艺术作品就不能不是这种梦想的哀歌，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的小说也是如此，其基调正像他在《红拂夜奔》的“序”里所引《浮士德》主人公的话：“你真美啊，请等一等：我哀惋正在失去的东西。”因为，尽管他们这一类人在任何时代里都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却再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合时宜的了。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那种对于主人公的依靠数量自然而然形成的压迫，例如由市场力量形成的无形但却强大的压迫还不明显，突出的还主要是来自权力的压迫，因为这些小说所涉的时代还主要是一个动荡的、急剧变革的过渡时代。但后一种压迫无疑将会减弱，而前一种压迫将会加强。真正令人绝望的可能还不是那种直接的粗暴干涉，而是间接的，然而几乎无孔不入的平庸化过程。《黄金时代》中的王二说他后来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希望也一天天消失。《万寿寺》中恢复了对现实生活的记忆的王二写道：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我和过去的我融汇贯通，变成了一个人，所谓真实，就是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古老的幻想世界里的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我的阴阳两界》中的王二最后也认命了，他的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和他周围的人一样。《未来世界》中的“我”从安置地回来后，已经懒得写任何书了，他很可能已经被“比”掉了。《二O一五》中的王二从劳动改造的碱场出来，与小舅妈结了婚，过日子，一切也都变得平淡无奇。只有在写作部工作的他的外甥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在想艺术倒底是什么。而他看来也就是《白银时代》里于2020年时还在写作公司工作的“我”，那么这个“我”这时已经变得绝望了，他只是说，既然生活是这样的索然无味，只有想办法把它熬过去。但又有一个傻傻的女同事“棕色的”还在眼泪汪汪地对他说：“老大哥，我想写小说，想写真正的小说……”。而如果她也绝望了，那时大概还会有新的、更年轻的人在希望着。
然而，尽管不断有这种希望重新产生，王小波小说的结尾几乎都有一种阴郁、绝望的色彩。王仙客最后也仍没有找到无双，只知道她被送到皇上的掖庭宫去了，寻找将会更加困难；经历了革命时期和出国留学的王二再也不相信发明可以扭转乾坤──换言之，搞发明中不了正彩，于是他说“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而我的主题就是悲观。”最后他觉得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循环： 革命时期好像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红拂夜奔》的叙述者王二在书快要结束时写道：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如果有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他说生活中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他相信人生有趣，但也还没让他相信人生无趣，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只能强忍绝望活在这世界上。（《青铜时代》，页468－469。）影片《东宫·西宫》的小说底本《似水柔情》的结尾是，曾经逮住同性恋者阿兰的小警察看了阿兰的书，走到公园门口，不知道往那里去，“眼前是茫茫黑夜。曾经笼罩住了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这一情景在《未来世界》中也同样出现：“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着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王小波尚未完成的《黑铁时代》据说是讲一个青年被关进了网络监控的公寓，基调也是极其抑郁的一种。
人是否能走出这绝望呢？人能依靠什么摆脱这绝望呢？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出路仍然是诗和美，仍然是孤独地、近乎绝望地渴望神奇。《三十而立》中有一段写到险恶的夜，叙述者然后说：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黄金时代》，页103。）
然而，人是否能比这期望更多呢？
注1：《万寿寺》所据薛嵩与红线传奇见《太平广记》卷195，“红线”；《红拂夜奔》见《太平广记》卷193“虬髯客传”，又李靖本传见《旧唐书》卷67，《新唐书》卷93；《寻找无双》见《太平广记》卷486。这些传奇人物对作者实际上主要是起一种想象契机的作用，小说在情节、人物形象方面不仅与史传相距甚远，与传奇也有许多不同。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