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五

　　走笔至此，我斗胆要狗尾续貂，说一点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大约四十年前，我因为评选上市里（不是在北京）的优秀少先队员，在除夕晚会上有幸平生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我获奖后有什么感想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那一年我才十一岁。我还清楚地记得，由于参加演出，我当时化了装，扮演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现在想起来，我那句话倒应该像是我扮演的那个角色说的。有趣的是，我跟那位记者讲的其他话，我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唯独那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中，让我像牛反刍似的经常会去回味它。我想，如果王小波听说了这件事，就会像他嘲笑《红楼梦》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做诗都忘不了“颂圣”一样来嘲笑我：“十来岁的孩子，这叫什么事？”《红楼梦》里的小姑娘的毛病“出在写书人身上”，那么我呢？不能说我那句话是“违心的”，但它实在不像我自己说的。我之所以会说它，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人们在那种场合“已经讲过”并且“重复多次”的话。我经常苦苦追问自己：“那时候我心里有没有另一些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回答竟然是：没有。究其原因，我觉得是面对记者我想不起任何其他话来，我敢担保，如果那位记者在我十二岁时、十三岁时、十四岁时……都再来采访我一次，我也都会作出完全一样的回答，就跟条件反射一样。当然，这个时间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后来跟王小波一样学会了沉默。到了三十三岁那年我考上北大，由于我此前经历有些坎坷，又惊动了记者来采访我。－－那是我平生第二次接受采访。我忽然发觉我又有了说话的机会，但却是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说我十一岁时是不自觉地就知道了记者想听到些什么话，这一回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对记者想要的东西原是了如指掌，但我的条件反射机制已经在沉默中退化了，无法作出反应。所以，当记者又问我那个老问题（你接到通知书后有什么感想）时，我竟然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想要的（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想听的）我已经不会说了，我想说的（这一回我心里倒是有了另一些话）他不会想要。旁边坐着一位朋友急了，代我回答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去看老婆、孩子。”那位朋友当然也明知这句话是记者不想要的，我现在想，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大概都属于“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的人吧？记者当然不会空手而归，他和我们聊了几句家常之后回去写了一篇题为《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采访记，我的熟人看了之后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诉说这些往事是想说明，自己的话说不出来有时候真怪不得自己。我更想说明的是，“话语”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它有时候可以使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话（像我第一次接受采访），有时候则使你有话却不知该怎么说（像我第二次接受采访）。一开口就只能说套话，也就“已经讲过”并且被“重复多次”的话。而我最想说明的则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不说套话时，往往只能用沉默来证明，每当我们重新开口，就又不知不觉地钻进了一个新套子。第二次采访我的那位记者，思想很解放。在他提笔作文时，明显在回避老套子，结果却用了一个新套子。不仅把他自己，而且也把我给套进去了。这当然也不能怪他。套话自有一种强制力，应景应时你离不开它，因为到时候你就想不起别的话。此外，套话总是成套的，说了上句你就想说下句，我们可称之为“体系的力量”。有一年我在北戴河度假，因手指擦伤而发烧不止。去看医生，那医生要我回京去好好检查一下，因为他认为我的病症很像是慢性白血病。我一惊不小，神不守舍地走出医院门，看见两位中年妇女（看上去不像知识分子）沿坡而下，只听得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要允许别人犯错误，还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这话我当然太熟悉了，但当时却让我震骇不已：什么时候了？是什么人？在说什么话？我感觉到套话的荒诞，但同时也感觉到套话的力量。我敢肯定，那位说话的妇女认为自己说的是心里话，而且说了上句就不能不说下句。可是，什么叫“允许别人犯错误”（犯错误的人是在得到允许后才犯）？什么叫“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不得到允许就不敢改正）？那位妇女恐怕从来就没想过。但她说出来了，听上去还满漂亮的，听的人频频点头就是一个证明。

　　细想起来，套话就满世界都是。我们自己也总是不停地在说。你不信可以试着去想一个广告词（随便找一样商品，比如说洗衣粉），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新鲜的来？近十余年来，新名词、新用语的出现频率在加快，相应地更换频率也在加快。这是不是说明：各种“话语”的衰朽速度在加快？令人奇怪的是：刚问世不久的“新观念”很快就成了空壳。更令人奇怪的是：久已成为空壳的观念却依然欺行霸市。有时候我会觉得，市面上通行的语言很像武二郎还没有打死的那个西门庆－－被酒色淘空了身子。

　　当然，这些话又说得过于偏激了（我老犯这个毛病）。其实我想说的只是，要想不说套话而说出自己的话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又套了一句流行歌词）。这也和作诗一样，需要有创造性的才能。试想我们平日有情待抒时的光景，通常不就是念两句别人的诗或哼两句流行歌曲了事？真正有创意的表达是不会衰朽的，只需举李白那首最短小的也最平白的“床前明月光……”一诗便足以证明这个结论。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目前各种话语衰朽很快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创意，而蜕化成空壳的观念依然在欺行霸市则说明从整体上的缺乏创造力。要突破套话，不让已成为空壳的观念通行盘踞，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而创造。再说一遍，这需要才能，一种艺术家最富有的才能。尼采说：“最让哲学家感到荣幸的误解就是把他误解为艺术家。”我的理解是，尼采知道，反思的才能远逊于创造的才能。

　　王小波具备艺术家的才能。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他的杂文的确没有任何套话，与他的小说一样，随处可见独特的表达。文学评论家们当然可以分析他的杂文都有哪些特点。而我却宁愿只用两个字去形容它们，那就是：精彩！他用现代汉语写作，从来不写半文半白的句子，也很少使用成语和古色古香的词藻。写得很平白，却凭空有一种韵律和华彩脱颖而出。因此，我认为他的杂文也是一种艺术品，当然，这样的才能不单和训练有关，也不单和天赋有关，而是和精神的历练也有关。王小波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在偏离“话语”（“不去听它”）的过程中学会了在沉默中学习，这种学习使他养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钟情于文学所受到的陶冶，于是才有了几乎可以无挂无碍地表达自己的才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处，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具备王小波的才能，也就是不及他幸运。因此，我们的表达很难不落套，常常只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要讲理只有少数时候是“径直一讲即可”的，在多数时候都需要讲得“艺术”才行。王小波真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然而，王小波的想法却没有错。我们是能在沉默中学习，但我们终须学会开口讲话。没有才能无妨事，先学会径直一讲。要知道，我们的不会讲话，兴许是沉默得太久的缘故；我们的容易落套，兴许是听别人讲得太多了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径直一讲的人多了，理也就直了，理曲气才壮的现象也就会少些，讲理也就会容易得多（王小波还是对的，杂文未必要写成艺术品）。赵高指鹿为马，你当时没吭气。后来他说这马生了一匹小马，你还是不吭气。再后来他又说这小马是匹千里驹，因为它能日行千里。你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反驳说：这小马不是千里驹；因为它一天只跑了五百里。这样的论辩当然就过于复杂，理要讲好就太难了，再说也太没意思。早知如此，当初径直一讲不就结了？哪会有后来这许多麻烦事？

　　王小波说得好：“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