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一

　　作者似乎在寻求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历史。在《三部曲》里，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然而与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无关。语言和陈述在此时此刻变得异常重要，回忆过去、审视现在和憧憬未来，都只是一种表达。一经说出来，就是此时此刻自己的存在，那是一种综合的感觉。人的经历的真实只能在此刻的感觉的瞬间中把握。《三部曲》的事件和事件的联系没有时间的界限，穿梭往复，自如地跳动，令人叹为观止。正是在这种语言和陈述的编织中，作者似不经意地创造了另一类未曾写过的历史。历史一旦化为文学，就具有了意义，这是我们的常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种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文化霸权的意志。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文学，无非是对文化霸权意志的文学阐释。然而《三部曲》所展示的是另一类历史，没有意义，无法诠解，而只能通过感觉去把握。一个个故事。情节流转多变却没有结构。其中的隐意微言，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不受意义的局限，也就免除了被阐释的危险。被阐释、被批判，据说一向是文学作品被社会承认的幸事，但危险在于，阐释者和批评家因此具有了任意强加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来自文学批评的职业规范，倒有可能促生对某一种文学现象深入广泛地探索，拓宽认识。即使如此，作品的社会意义也和作品本来的意义（更准确地说，作者本人想说的意义）毫无关系。如果权力来自政治的阴谋，基于某种阴谋的利益，那我们几乎有把握说，被阐释的作品和该作品的作者，一定会成为这种权力的牺牲品。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在这一点上，《三部曲》不进入传统的文学模式，自然也不进入传统文学评论的视野。这仅仅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它是“无意”、“无历史”、“无结构”、“无价值”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三部曲》对传统文学是叛逆性和颠覆性的。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或正统的文学史，都是政治史，是用时间顺序的编年，歌颂“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为了适应这样的政治史，正统的文学编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和相应的表达范式。意义以及价值观念和道德一类，都是通过这些标准的艺术形象和范式体现出来的。主流文学的特点，是确定的结构、情节、语言和形象；感知作为人的知性的一种能力，被一系列确定的意义牢牢锁定。我们的理解，只能依赖它们。没有它们，我们的审美能力就会瘫痪。

　　然而，这样的事情却发生了：在《三部曲》那里，意义、价值、规范都消失了，历史变得不可思议。自信的主体不知所措，一切都是简直明了的话语，然而却不知意义何在，作者所欲说所欲表达的，更是不得而知。意义的缺失，正是主体审美能力瘫痪的结果。因为主体心性的开放和必要的敏感，才有可能在观照过程中涌流出意义。对《三部曲》而言，意义仍然可能存在。只不过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审美主体。“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20页）对于用“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进行理解和审美的主体而言，《三部曲》的确“无意义”、“无历史”、“无结构”、“无价值”。如果具有更广泛的感觉空间，如果以开放式的态度面对文本，那么，就可以用任意的方式去读，去阐释、或者去批评，对于作品，读者绝对自由。如何理解赋予意义完全是读者自己的权力。审美需要心性的自由。当读者可以自由地通过文本去感觉，而不是被语言的暴力所窒息，建立主体之间的沟通才有可能。

　　《三部曲》无意义的语言和不知所指的叙事，叙述了我所熟知的我们的经历。《三部曲》涉及是异常典型的背景和情节，曾经无数次被使用，毫无惊险奇峻可言。作者是讲故事的能手，司空见惯的细微末节一经如此叙述，读来一路的砰然心动。人的经历以至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被陈述的，不是歌颂的、口诛笔伐的、感伤的、仟悔的、发泄的、讥诮的，而是没有喧嚣情绪的一种流动，没有意义的语言因此成为可能。叙述本身极大地创造了新的思维和观照。那种开放、自由、不受传统的束缚，令我深深感动。它是如此特异与众不同，并不仅仅在于语言或小说技巧；而在于作者提供了关于“人”的历史，关于人性和心智的考古学。不容质疑，这样的作品一定是痛苦思索的成果。传统告诉我们：人是属于阶级的，因而是政治的。很久以来，这就是对人的普遍认识。不久以前，这样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受到普遍的质疑，其结果对人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所接受的历史，被各种崇高到神秘的意义规范成一系列的戒律，离人和人性十分遥远，以至我们无法接近和理解。《三部曲》对人性和心智做非政治的非意识形态的探索，对我来说，这是此书的真正的意义。

　　《三部曲》故事的展伸，不断地解开历史的密码，把意识形态还给政治，把道德和价值观还给社会，最后，把历史还原为人。审美的权力让渡给作为主体的个体，就是这样完成的。作者犹如考古学家，从记忆的生活细节中挖掘出一个个“后现代史”前的人类遗址。考古一词在这里是指：作者排除了流行的各种政治和文学概念，用新的陈述系统探究历史上的关于人的性灵、思维和感觉的深层结构，倾听来自人的低声絮语。根据典籍记载，这些遗址属于“反右”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称“十年动乱”）时期，和“拨乱反正”时期，以及“开放搞活”阶段。文革时期堆积层最为丰厚，出土文物最多，“后现代”文明的发展，都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所以是考古学家研究的重点，他把研究成果以《黄金时代》为名结集出版，以后又形成《人生三部曲》。这个时期之所以命名为《黄金时代》，不仅因为史料丰富、更因为根据考古发现，这个时期创造了大量的文化政治符号，正如殷墟甲骨文，不仅其本身神秘，而且它还神秘地控制着我们的现在。解读这些文化符号，就是再现当时的生活，摆脱其对现在的控制。作为作家，王小波这位文学考古学家是用形象语言再造“后现代史”前社会的文学形象结构，考察当时人的心灵。而这一工作的困难在于：“文化革命”古籍浩如烟海，且大多为正史。出土文物，即当时个体的人的行为，与文字记载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追索。正史是政治大事记，在“后现代”的现在，它主要是作为学生升级升学考试死记硬背的资料。文学考古是不能引为根据去解读《黄金时代》的甲骨文的。但是，文化在意识中堆积了大量符号，控制着心性心智的发展，要彻底摆脱政治大事记划分阶段的方法和叙事风格。就需要文学考古学家忘记传统的政治文化思维范式，只把正史当作古老的传说，“羿射九日”和“天安门升起红太阳”，对“后现代”人来说，同样遥远，同属神话范畴。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