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四、他们的故事
小说《似水柔情》和剧本《东宫西宫》在王小波的艺术创造中是又一次题材上和形式上的探险。他对他们－－中国男同性恋群落的了解和艺术表现，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不仅有着艺术上的意义，它也将随着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人道关怀而显示出文化上的意义。
在谈到这一辑作品时，我想先介绍王小波在此之前和李银河一起进行的这项社会学研究。从1989年开始到1991年，三年间，王小波和李银河夫妇去了北京的圈内人熟知的若干地点，还去了京郊等地寻访有关线索；这份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后来分别在香港和山西出版。
同性恋问题在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是禁忌，一经发现，还常常被当作“流氓犯罪”、“社会丑恶现象”来处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开放，性知识的普及。同性恋者的命运有所改变，他们开始被当作病态而不是犯罪人员得到一定的宽容。在为防治艾滋病而开展的社会调查以及性病和心理咨询门诊中，同性恋人群受到特别关注。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要李河和王小波的这项成果还属首例。为这本书写序的杨堃教授评价说：“它填补了我国在同性恋研究方面的空白”。
就了解同性恋而言，一些从事专科门诊和治疗的医生也拥有相当的经验，但这与王小波夫妇的调查方法不同；王小波夫妇注目的不是要求治疗的对象，而是更广泛的人群，这反映出作者所受的社会学方法训练的优胜之处：“调查的具体方法采用了深入访谈个案史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样本49人。在个案访谈中，力求详尽，有些调查对象前后深谈多次，将正在发展中恋爱事件的最新进展也加在调查记录之中。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共涉及了70个问题，回答问题的有两类调查对象，一类是在社会上较为活跃的对自己行为多持有乐观肯定态度的人；另一类是曾经或正在心理咨询机构求治的对自己的性倾向持有悲观否定态度的人。因此这个样本代表性比起完全从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当中所作的抽样，更能代表整个同性恋人群的一般状况。”
在王小波夫妇之后，有从事同性恋采访的中国记者写出的纪实著作，书中提供了新的个案，对各地同性恋圈子活动有更具体的描述，调查涉猎了更多的社会层面。与之相比，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研究仍有新锐之处，唯其如此，对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更具冲击力。这种新锐之处就是明晰的理论立场，而不是仅有同情心，同情一个受歧视的少数人群。他们对同性恋现象做出了文化上的界定，这种界定所拥有的知识前提和科学视野，是未受过社会学研究训练的作者很难达到的。因为，在后者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矛盾的叙述，就是说，作者主观上呼吁宽容和人道关怀，但从根本上来说，依然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异常现象：“人类应该采取措施预防它的出现，当其出现之后，有责任根据本人意愿治疗它。”我觉得，这样的认识仍然囿于常识和习见的范围，而不是在知识的范围内作判断，对社会偏见并不能提出有力的反驳，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
王小波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跋和他此后写的两篇相关文章，阐述了他们的理论立场。具有启发性的是这种态度，首先是对事实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不计成败、不计功利得失的重视，其方法是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那样的实地调查，“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王小波把这一立场归纳为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
两位作者由事实中得出他们的发现，其一：发现存在着广泛的男同性恋群体和一种同性恋文化；其二：对这种文化的形态、内容如他们的感情、婚姻与性生活，他们的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做了细致描述。作者没有回避“如何看待同性恋现象”的问题，但对其中的合理性和负面问题都有具体的辨析。原则上说，作者不赞成把同性恋看作“反常”和“丑恶”，文中说：这不是一种道德或思想问题，而是一种自然现象。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而同性恋者应该对自己和社会负起责任，争取体面的生活。
由上述发现推导出的一个进一步的结论我认为有更普遍的意义，作者把他们的感觉表述为一种“恐慌”，恐慌来自于：书中讨论的事实曾被这个社会完全忽略，“假如它的视力有如此之大的缺陷，谁能保证它没有看漏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知道还有哪些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王小波以生动的形象比喻说：
就整体而言，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青蛙的视力也有类似的缺陷。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压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
科学研究在这里就显出了对社会负有的重大使命：“如果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压到非常之扁。”了解了作者的上述看法，我觉得再来看王小波的同性恋题材的文学创作，是能看出与作者的科学研究立场的一致性的。那就是说，在艺术上，这同样是一种发现，发现不为人们所知的“他们”的内心世界。
《东宫西宫》电影的导演张元谈到，他是为这部电影写剧本时开始和王小波合作的。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一些人物关系。张元想到：“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而本人也不是同性恋的警察，他在不断地听一个同性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映。”他说：“以后随着不断的访问和调查，特别是小波加入以后，影片就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它已不单纯是一个社会问题题材，而且从影片中体现出了更多的诗意和力度。”
作品中设置的两个人物，在社会地位和身分上是对立的，一个高高在上，握有权力、属于社会正面力量的代表，他是小警察。一个卑微低贱，无力自保，在模糊的罪名下接受羞辱和审讯，他是阿兰。但在结尾，这种位置发生了逆转，居高临下的有权者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了解了自己的另一面，他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被唤起。这样．他最终也沦为一个受羞辱和鄙视的对象。
叙述在两个人的自我发现中平行地、缓慢地开始。阿兰是主动的陈述，他是个自觉的同性恋者，通过他的自白，作者显示了自己细腻的想象和对同性恋心理成因的准确把握。阿兰的自白也是反映同性恋社会境遇的一面镜子。在这一切艺术化的场景内最不可思议的变化是小警察的反应，这一反应全然违背这个人物的思想意识、角色身分，在与自己的意志根本冲突的情况下，小警察迎合了他的审讯对象的性取向，这种发自本能的迎合完全不能为他的意识形态所控制。这样一种结局对他厌恶同性恋者、拿他们当猴子要的态度是一个彻底的讽刺。因为这一切无异于是对自己的愚弄。小警察被自己的不自知愚弄得一蹋糊涂。
王小波为阿兰设计了丰富的内心细节，比我们可能从一些采访中获得的真实叙述更其生动。每个细节都有很强的画面感，如表现留在阿兰心目中的童年印象；油腻的积木、钟面上的罗马字、缝纫机的响声。作者形容单调和寂寞的景象在人物心中：“就如刷在衣服上的油漆，混在肉里的砂子一样，也许要到我死后，才能从这里分离出去。”这种比喻有哲理意味。阿兰性意识的形成也是通过这类独特的和深刻的内心印象来叙述的，一个视性为罪恶渊薮的时代扭曲了少年人的心态，使他对自己的发育充满恐惧。而在时代的投影之外。王小波也揭示了个体性心理独特的变化，它是以受虐的角色一点点地接受自己的性成熟，同时为这种受虐心理增添诗意和完美；以这种看起来不无偏颇的途径，阿兰解决了对自己的同性恋身分的困惑。
小说和剧本中都有许多对于感觉的描写，由于被写了很多遍。作者的语言简练而富于穿透性、既是描述性的，也蕴涵着玄妙的哲思。感觉总是通过一种场景来展示，而作者在这个场景中置入了故事、对立的情绪、幻觉想象和身体经验，创造了复杂的美感：
阿兰坐在派出所里，感到自己是一个白衣女人，被五花大绑，押上了一辆牛车，载到霏霏细雨里去。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之中。她就爱上了车上的刽子手。刽子手庄严、凝重、毫无表情，（像个傻东西），所以阿兰爱上他，本不无奸邪之意。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在这一袭白衣之下，一切奸邪、淫荡，都被遗忘了，直剩下纯洁。楚楚可怜等等。在一袭白衣之下，她在体会她自己，并且在脖子上预感到刀锋的锐利。
在这个小说中，王小波赋予它一个多重结构，也具有浓缩的艺术效果。这个结构是由阿兰的叙述、阿兰的书里故事、阿兰和小史的关系、他们分手后各自的遭遇，这几个层面组合在一起的。阿兰的叙述里，又穿插和交叠了其他类型同性恋者的遭遇。这一切有一个为主的时间线索，就是那漫长的一夜；一个被分析和透视的心理焦点，就是那种自愿供羞辱、供摧残的角色心理。这里有与异性恋相重合的内容：渴望被爱、温柔的奉献和回味；又有不同的，只有同性恋具有的特点，是由于不被社会接受而无从找到身分认同途径的绝望，和绝望中的选择－－承担被施与的虐待，把受虐在想象中转化为美。
经过压缩后更为简洁的剧本中，这种绝望的诗意和两个主人公的内心纠葛被表现得更强烈了。读者可以比较两个作品，那种暧昧的、欲拒还迎的性关系，与之相呼应的故事中女贼容貌的残败，这些都把人物对自身的疑问强化了。读者会被带到这样的疑问中去，关于自己和他人，确切地说，我们又知道多少呢？
这种感觉，我在读舞台剧本《东宫西宫》时更其明显。在作品结尾，作者质疑的东西其实已有更广阔的范围不是对某个文化人群，某种性别身分，他质疑人性和人本身－－“也许你想过要占有什么，占有自己的美丽，占有别人……但这都是幻觉。人生在世，除了等待被占有，你还能等待什么呢。”
我觉得在开始写这个题材的时候，王小波的思路还带有他的社会学立场，当他写了多遍之后，他已融入这个题材和人物所具有的艺术美深处，他很深地体验了人物的自我。这个自我感到的忧伤和羞辱，在存在的意义上，通向其他性别、通向其他人群。他创造了一种出入于男女双向的性别话语，你很难说这样的描写是男性的、或者是女性的－－当阿兰回忆：
我的目光，顺着双肩的辫梢流下去，顺着衣襟，落到了膝上的小手上。那双手手心朝上地放在黑裤子上，好像要接住什么。也许，是要接住没有流出来的眼泪吧。
甚至可以说，阿兰，这个形象，这个名字，他的性别身分就是不可确定的，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他的存在，就是即有的所有不可动摇的性别划分的破绽。王小波写到后来，他把这个人物的深度空间全都－一敞开：
后来，小史总在问我，编这样的故事有何寓意。它并无寓意，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我已经最终体会到，美丽招之即来，性也可以招之即来。我不在乎自己的美，也不在乎自己的性别。
其实。女人也不是我这样的。一个人生来是男是女，真有那么重要吗……
这时，这个故事已不再是社会学立场或同性恋境遇的载体了，它更纯粹和艺术化了。它不属于同性恋也不属于异性恋身分，超越了作者，作者消失在它被唤起的艺术能量后面。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