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二

　　作家开始了重构历史的工程，这就是描写人性和心智，于是就有了王二其人。王二是《三部曲》叙述的主体，但王二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一无所知。当然，把王二看成小流氓小无赖，或者只当做作者的玩世不恭的创造，是很容易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确，某些方面，常常使我想起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然而，王二提出了“人”的问题。在以往的文学中，一个非常确定的“人”总是用意识形态来描述的。不管“人”的具体行为如何，都是用“好（坏）公民”'、“好（坏）家长”、“好（坏）丈夫”、“好（坏）妻子”、“好（坏）学生”、“好（坏）人”等等来衡量的。人消失在这一系列政治和意识形态身分的概念里。在文学角色中，相应的就有了或幸福或悲惨、或喜悦或忧伤、或奋不顾身或苟且偷生、或大义凛然或寡廉鲜耻的“人”。对此，感知完全没有必要，审美也不可能。因为有支持文学文本的霸权的存在，构成了作者～文本～读者单向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往的文学里只有政治的文学图解，没有人，没有人特有的东西。特别是心性心智这类构成人的特质的东西。而被命名为“王二”的“我”，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表现出特有的心性，因为“我”不承认一切被意识形态理性身分所规范的行为。“我”没有政治身分和社会等级，在文学档案中没有“我”的历史。“我”只存在于“我”的行为中，存在于关于“王二”的叙述中。“王二是什么人”是《三部曲》从始至终的悬念，能够构成这种悬念，属于真正的艺术创造。

　　王二讲的是与地位、价值、道德、规范无关的故事。最突出的也是最反传统的是，他不讲感情，哪怕是在做爱时。文学中的情感是有确定的表达方式的。情感是在这些范畴和规定中表达的，如：“服从”、“献身”、“牺牲”、“伟大”、“渺小”、“卑鄙”、“同精”、“友谊”、“爱情”、“同志”、“愤怒”、“上下级”、“阶级”，等等，等等。在确定的场景中，可以确知什么是价值关系和道德标准，在社会禁忌的最敏感带－－性－－那里，《三部曲》一笔勾销了“感情”或“爱情”的存在。在“性”上，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了太多的文化符号，“性”行为被加上了层层文化密码，变成禁忌，我们通常称之为“道德标准”。相应地，文学也有一整套关于感情和爱情的表达范式。在这些经典表达范式背后，有着确定的权力关系。《金瓶梅》是以男性中心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性”成为社会不平等的表现。1949年以后的文学，“性”是政治关系，男男女女的“性”关系是被政治定义的。在《黄金时代》，正史记载的“性”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和道德文化的残酷导致了“性”的不可侵犯，于是构成了“性”的神秘。超出这些范式，感情和爱情所指称的就难以理喻。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性”的道德阐释是非常政治化的，而爱情表达是非常“非人”的。对于这一点，文学正史中有着无数的记载。

　　粉碎意识形态围绕“性”所构造的神秘，作者的做法异常简单。从《黄金时代》开篇，“破鞋”的说法即被引入。在那个政治年代，“破鞋”永远是耸人听闻的故事。在陈清扬是不是破鞋的问题上，作者提出许多定义，在常识看来，全都是怪论，然而驳不倒的。因为这些怪论没有道德的含义，不包括对“破鞋”的评价也没有爱憎，只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描述。其结果，凝聚在“破鞋”这个文化符号中的沉重的历史负担，被如此轻而易举地解构了。社会文化严格规定的在感情和爱情关系中的仪式，在王二那里则是单纯的行为。在王二、线条、小转铃之间的“性”关系，我们找不到从道德（高尚或卑俗）－－感情（一见钟情或移情别恋）－－冲突（社会的和内心的）－－冲突化解（或喜剧或悲剧）既定的发展链条。一切都是即时的，行为性的。这样破坏仪式的崇高与文学的尊严，足以使那些被文化符号所奴役的人们心惊肉跳。“性”没有了意识形态感情的依托和阶级价值观念的附丽，变成了赤裸裸的行为。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性”？作者说：“人们的确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切，包括性爱在内。故而性爱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黄金时代》，第173页）被粉碎的并非是情感一类人所具有的东西，而是强加在情感上的文化符号。作者把性描写成生理现象，或者只是一种行为，一种非常个人的行为。我们的现在是《黄金时代》的未来。《黄金时代》是我们的过去。对比之下，给“性”加上如此之多的文化负担不会令人费解，只会让人觉得滑稽。把人的某一种存在（“性”），用政治符号界定，确是那一段被歌功颂德的历史。

　　《三部曲》重构“性”表达式，其效果是重构历史。《黄金时代》所代表的是一个“伟大时代”，传统上用一套崇高的语言和大历史的程式来表现人的追求、奋斗、迷惘、青春无悔的反思、痛定思痛的忏悔，社会发展的曲折以及反思后的奋进。用“破鞋”的线索来贯穿伟大时代是怪诞的。但是，王二不应被看作“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更不是“低级”“庸俗”或“色情”可以判定的。倒不如把他看作是异化的人。他的经历是在寻找自我，非政治的自我和完整的自我，其结果，他在传统的语言和符号系统里处处碰壁，因为他丧失了表达的能力，对于传统的语言系统，他只有无语－－痛苦的无语。作为欲望的个体，他只有通过“性”实现他的个体存在。而对他要表达的，传统丧失了表达功能。他能表达的，是一种另类：无历史、无道德、无文化。换言之，历史被重写，道德被肢解，文化被虚无。因此文学的作用需要新的阐释。同时，文学经历了“非历史化”，“人”开始成为符号系统的中心。“非意识形态历史化”突破了线性时间概念，此时的存在取代了历史的连续。文学考证《黄金时代》，正是因为能够脱离《黄金时代》形成的语言规范。也正因为如此，《黄金时代》才有可能被描述。

　　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语言，五十年来牢牢地控制着文学表达方式，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在文学世界中占据着特权地位，从来不知道人为何物。中国现代文学构成一种特殊的陈述方式，“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人的自我，都是用一套严密的标签来表达的，而且嵌入读者的符号识别系统。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一旦受到政治语言的局限，人的关系就不再平等。不用这套标签，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视为离经叛道。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反动，就是如此产生的。所谓“人”，至少有几个特点，首先，“人”是欲望的主体，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其灵性的发展，即发展“思维的能力”。《黄金时代》是没有人和性灵存在的，只有符号的无边的法力，人的欲望淹没在沉重的符号桎梏里。人的灵性与思维的价值，与时代的伟大正成反比。与此相对应，正统文学里没有“人”的意识，从来也不会去表现心智的发展。从来没有人的历史，权力成为匿名的历史主体。而《三部曲》作者拒绝超越的、普适的文学理性。他创造了一种“自我表现”形式。“人”，或曰非政治的人，从生活中浮现出来。然而，这是“原始”的人，他的生活内容和对生活的思考，只能围绕一个最原始的人类生活领域－－性－－来实现。如果我们把思维和灵性的发展看作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黄金时代》的历史氛围则处处和人作对。人不仅没有思维的自由，更准确地说，没有思维的营养和资源。黄金时代是没有感觉的时代，只剩下没有灵魂的死亡和没有思维的植物性生命。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作者特别提到了那个时期心灵的痛苦：“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