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二 讲故事的乐趣
《唐人故事》中的五个作品,认真的朋友要找的话,可以在唐人传奇中找到故事的若干本事。王小波在为《青铜时代》中的三部长篇所写的《我的师承》一文后,曾有一个《说明》:
《红线传》,杨巨元作,初见于袁郊《甘泽谣》,《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五卷载;述潞州节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红线通经史,嵩用为内记室;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欲夺嵩地,薛嵩惶恐无计,红线挺身而出,为之排忧解难之事。《虬髯客》,杜光庭作,收《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三卷.述隋越国公杨素家有持红拂的歌妓张氏.识李靖与风尘之中,与之私遁之事。《无双传》,薛调作,收《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六卷,述王仙客与表妹无双相恋,后退兵变,刘父受伪命被诛,无双没入宫中,王仙客求人营救之事。这三篇唐传奇脍炙人口、历代选本均选。读者自会发现,我的这三篇小说,和它们也有一些关系。
除红线、红拂的故事外,《唐人故事》里的其他三个作品,也能在《太平广记》中找到本事的线索。
《太平广记》原是宋代初年由李昉、徐铉、吴淑等十二人奉宋太宗命令编纂的,书中收录了上起先秦两汉,下逮北宋初年的野史、笔记、传奇等作品,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巨大、内容丰瞻的古代文言小说总集。
这部书依类编次,《昆仑奴》见之于“豪侠类”。说的昆仑奴是一个显宦的家奴,名磨勒,这家的小少爷崔生是宫廷的侍卫官,他去探父亲的朋友一品官,认识了其中一位美貌的红衣家妓,此殊给他做了几个手势,崔生摸不着头脑,回家后丢了魂似的。聪明的老家奴破译了哑语,然后在约定的那天,背着这个小青年到了那院子。结果是美人儿自述不堪奴役,甘心与崔生私奔。磨勒再次施展出飞檐走壁的本事,把女子的包裹妆奁先背走,然后又背走这一对。直至两年后这个家妓外游时被原主子手下发现,崔生因此受到责问,供出磨勒。众武士前往捉拿,磨勒身手敏捷,飞逃后不知去向。
再看王小波的《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他借用了昆仑奴这个人物,和其中若干细节.仅作了大大的变形和喜剧性改写。这里的故事和王小波《青铜时代》那种熔铸古今的想象方式有着家族性的联系,是这类构思最早的实验。
如果我们给一个作品以实验的称谓,那需要表明的是,这类作品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至少其中具备这一类因素,它显示出作者想做出件不同凡响的事,一件当下的文学潮流中尚无人去做的事。
这件事是什么?熟悉王小波的读者都知道,作者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东西,或者说一种评价极高的精神境界;这个东西,这种境界就是有趣。有趣、趣味性、可乐,这些词汇在几十年我们贫乏的文学活动中,基本上只有贬义,而在人们实际的精神生活中更是陷入混沌。被放逐和忘却的东西。但对王小波来说,却正是这些东西,一开始就吸引了他,作为文学艺术的魅力使他迷恋。这反映在他从幼年时代就开始阅读的书本中,反映在他一遍遍在童年伙伴中叙述的《三国》、《水浒》等传奇、通俗演义中,还有让他能全本讲下来的金庸的武侠故事中。
所有这些,哪怕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都不被正经的、主流的文学所看重。也可以说,有趣、趣味性、可乐,在我们贯常的文学标准里,评价低得很。在这方面,王小波所持的是相反的信念。正如后来他在《红拂夜奔》的序中所说:
这本书里将要谈到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能记住自己记住的每一本有趣的书,而无趣的书则连书名都不会记得。但是不仅是我,大家都快要忘记有趣是什么了。
《唐人故事》中五个作品都漫溢着一种讲故事的趣味,而且,作者是以一种顽童式笑做滚地葫芦的心态讲。我们不妨来看,作者处理传奇的手段,他是把传奇当作可以自由改写的素材和想象的触媒。比方说,唐人讲了一个昆仑奴的故事,王小波把人物剪了下来,但他增加了许多细节,这是一种增殖的方式。在这种增加细节,另行构造人物的出身来历、言谈性格的方式中,他写的昆仑奴,变成了彻底的改写,而不是用现代汉语复制一遍原有文本。这样彻头彻尾的“胡说”代表了对文学的另类理解,那就是说: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你作为作家的智力,将是通过你想象的本事、描写的能力充分表演。虚构,允许作家跳出自己的生活,进入一个莫须有的世界。唐传奇,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花为妖,树作怪,剪个纸月亮抛到墙上就能照你到天明。现当代文学由于深受意识形态操纵,使作家奇思异想的能力彻底萎顿;就是这样,一大批严肃正经的作品产生出来,无智无趣,使读者也不再具有欣赏乐趣的口味。
我想,是从这个集子开始,王小波发现了另一种讲故事的可能性,不从现当代开始,而是从挖掘利用古代小说自身素材开始。在古代小说中,他选择了唐人传奇,这也许是因为,唐人传奇素材极其丰富,包孕了无数的故事,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发明一个故事,故事本身已经够多了。更重要的是,唐人传奇,以奇思异想显示了艺术自身的魅力。以《太平广记》为例,天文地理、人神鬼怪、器玩幻术,不尽是一部中古社会的小百科,它更是小说的家园,是故事和想象的源泉。早有学者谈到:“罗烨《醉翁谈录》中指出当时说话人必须'幼习《太平广记》';宋元的话本、杂剧、诸宫调等经常采用《太平广记》中所载的故事。”
但是和前人那种演变性、脱胎性的讲故事肯定不一样的是,王小波在传奇之上竖立了其他的层面。在昆仑奴的故事之上是立新街甲一号的故事,在古人之上,是一个信口胡诌的王胡氏。而在两个层面之间,只有一个千古爱情的核心尚存,这是一个联系两个层面,可以另两个层面产生互动关系的纽带。你可以猜测,作者一脸坏笑,讲一个胡天胡地的传奇,绝不让你知道,骨子里那股浪漫情调;那是在游戏假面和笑谈底下的东西。
仍以昆仑奴的故事为例,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作者是如何发现了这种熔铸古今,可以写出今之古人、古之今人这种灵活变通的可能性呢?
我想,除了王小波对小说作为纯粹故事的偏爱,除了他从唐人传奇中获得的趣味感,也许就该归之于作者对自己想象力的信心。关于这一点,在《黄金时代》他通过人物王二说:“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这就是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于是我们看到,在昆仑奴中,那被磨勤打死的猛犬,现在变成了王二那锅狗肉汤,而崔生不见了,却有个古代卖狗肉的王二远眺楼台,与今之豆腐厂王二破楼里的绝代佳人故事交相呼应。
这种呼应的风格充满了喜剧感,王小波拼贴出的事物,以其不合常轨、颠倒秩序的特色,营造出了妙趣横生的喜剧性。这些尤其见之于不同文本的颠覆性引用,《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中的古典诗词,《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经典片段,作者信口诌来,予以滑稽模仿。还有,他对恋人的描写,全然与浪漫派修辞的典雅和优美风格对着干,极尽鄙俗的比喻、野性的调侃、恣肆的夸张和自嘲。开辟出一片笑料无穷的新天地。
《红线盗盒》和《红拂夜奔》两个故事,更可见出作者那种创造喜剧性人物的才情和滑稽模仿的风格。这种故事的讲法表面上很像旧时的武打小说,但实际上不如说更接近《唐吉珂德》,是一边建构,一边拆解。一边瞎编着,一边告诉你这就是王胡氏的胡撰。在修辞方式上,也是古今两种语体穿插着,明显地与人物的时空相左,造成一种错位感,这样一种矛盾性,正是有趣的效果。虬髯公要红拂唱“饮马长城窟”,为其比武伴奏,红拂答曰:“老虬,这又是男高音的歌儿,我唱不相宜。我这嗓子是性感女高音,最适合唱软性歌曲。你那些歌儿和吆喝一样,我怎么肯唱?”
王小波在他的小说集和他的杂文集里始终都强调思维是一种乐趣,是人生幸福的一个来源,在论述前提上,他与把思维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的人不同。乐趣是发自个人的内心,不是来自外部的力量,也不是服从一种社会义务。思维的乐趣,纯属个人对生活的一种体验、一种发现和狂喜,它是个人对自由思想的感受和爱好,因此它无法被规范,也不能由命令来完成。当陈述自己的伦理看法时,王小波引述罗素说:“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恳求。在这本书里,我的多数看法都是这样的--没有科学的证据,也没有教条的支持。这些看法无非是作者的一些恳求。我对读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忽略我的那一份恳切而已。”
在《沉默的大多数·序》中,他说:“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
具体到叙事作品,当然与杂文的说理不同,叙事的乐趣是在别处,这一点,可以再举《夜行记》为例。读者初看《夜行记》,会觉得是个特别典型的仿武侠小说,一定有个老故事放在那儿,王小波做了改写。是的,你在《太平广记》的“豪侠”类,也能找到这个老故事《僧侠》(卷194,出自《唐语林》,明钞本作出《酉阳杂俎》。但比较两个故事,会发现王小波的改写把僧侠夜行的过程趣味化,变成了一场斗智的游戏,戏剧性是在一僧一侠,各自夸张地叙述骑艺剑术,对话间充溢着想象的奇趣,这老故事里是完全没有的。老故事里只有一种发展的趋势,就是书生善弹弓,暗算和尚却不成,和尚拉出个孩子和书生比试,让书生服了气,两人交好。而在王小波的《夜行记》里,可以看到他在情节中停下,让语言出场争奇斗妍。且看那些新异的比喻:“山坡上一株枯树,好像是黑纸剪成。西边天上一抹微光中的云,好像是翻肚皮的死鱼。”
还有就是书生与和尚之间奇妙的互相诸难,这里比的不是武术,而是想象力和夸张,还比谁能挑出对方想象中逻辑上的破绽,喜好语言游戏的读者,自不会放过这里的每一个段落:
试问云母极脆,何以为刀?银丝极柔,又何以为剑:倘若云母、银丝杀得了人,用一根头发就能把人脑袋勒了去。试问人身子是豆腐做的吗?原来女娲造人是这么个过程:她老人家补天之余,在海边煮了一大锅豆浆,用海水一点,点出一锅豆腐来,这就是咱们的老祖宗。女娲娘娘不简单。一只锅里能煮出男豆腐和女豆腐,两块豆腐一就合,就生下一个小豆腐。
就发展想象力而言,《舅舅情人》又是一种风格,想象的细节指向难于言说的性爱,意象丰腴而旖旎。说到细节,纳博科夫有一段精彩描述。在王小波欣赏的《文学讲稿》里,纳博科夫有一篇《文学艺术与常识》的文章,其中谈到他的同类;那些浪迹于地球上的年轻的梦想家们,对艺术保持着一种非理性的神圣的标准,他说:
这些非理性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人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对冲进大火救出邻家孩子的英雄,我脱帽致敬;而如果他还冒险花五秒钟找寻并连同孩子一起救出它心爱的玩具,我就要握握他的手了。我记起一部卡通片描写一位扫烟囱者从一座高楼顶上跌落时看见标志牌上有一个字母拼错了,在他头朝下的飞行中还疑惑为什么没有人想起去改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从出生的最高处跌向墓地平坦的石碑,带着一部不朽的《爱丽斯漫游奇境》,在通道的墙壁处徘徊。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置即将来临的危险于不顾--这些灵魂的低喁,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而且正是在这种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孩子气十足的思辨状态中,我们才能预想世界的美妙。
如果说在王小波那里,叙事的乐趣正在从乌有之乡构筑想象的大厦,那么,这种对细节的想象在《舅舅情人》里有新的发挥,借助于一个中古氛围的传奇,王小波尝试发掘出那种朦胧和谲诡的意象之美--在性爱这个领域。
后来,在《红拂夜奔》的序中,王小波说到中国人的遭遇和他们特有的故事:“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
仿佛是要戏弄这个“思无邪”,《舅舅情人》里的爱情,浮动着欲望却不尽是欲望,不是清澄明净的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而是两者之间一大片混沌难明的东西,它因为被想象而显现出作为艺术资源的奇特之美。
《太平广记》“豪侠”类有《潘将军》(卷196,出自《剧谈录》)的故事,说的是京城富豪潘将军丢失了他视为至宝的一串玉念珠,有人托捕盗拿贼的老官吏王超找。王超认识一个小女孩,两人以舅舅外甥女相称。女孩以珍稀之物相赠,但禀性刚强果决,王超心里有疑窦,也不好直言。终于有一天,王超带着酒饭与女孩攀谈,问到她念珠的事,女孩说是闹着玩的,约他次日去取。王超如期前往,女孩从塔顶飞下来,将念珠交至王超手上。
就是这么个故事,王小波嫁接在作品中,铺陈生发,在人物的外表和内心对性和爱的想象上,布置了很多谜团,这些迷,这些外表与内心的冲突,纠结成故事里含混的意象。而那种带有受虐心态的场景首次出现在这里,这个场景后来在王小波的《东宫西宫》中重现--嫩柳如烟。一个女子被锁链锁住,走在雪泥里,惊慌、甜蜜的感觉混在铁链的残酷中。
和《潘将军》的指涉不一样的是,全书围绕着一个意象展开,那是绿色的爱,滑润和冰凉,最纯粹的恐怖。“爱从恐惧中生化出来,就如绿草中的骸骨一样雪白”。这种幽深以绿色的情欲,由其他一类例如迷路的蝴蝶等有意味的情竟烘托,这样,这个传奇最神秘之处,舅舅与外甥女之间微妙的情爱关系被破解和渲染出来。
《唐人故事》保留了许多可以探寻作者未来发展的风格线索,而对于王小波本人来说,这里的故事他为自己留着,留着改写和重新构筑。可以说,是这本未引起注意的小书。铺就了通往《青铜时代》宏大迷宫的基石。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