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死得其所的人

　　作者：颜竣

　　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你们有没有被告之过：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

　　那天上午谈论的话题是扎伊尔的反政府武装、股金、某个自负而幽闭的诗人、阿香婆辣酱，以及余华的“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东西”。说笑间接到朋友的电话：“你知不知道？王小波去世了。”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位从肉体到灵魂都高大、健康而且自由、坚定的人，他只有４５岁，他的创造力正在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中奔涌，据说他死于脑溢血，死在北京自己的寓所中，其时，正在写作。（此说法有误，见《宛如一曲美丽的歌》－－编者注）这是一个太突然的休止符，也是他此生的终结。但我要说王小波是死得其所的人，他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的世界。”正如战马死于沙场，落日熄灭于天空而歌声终止于喉咙一样，王小波用以写作的电脑还开着（此说同样有误。－－编者注），那一刻既是惊心动魄的壮烈，也是欣慰和幸运－－这个美好事物的追求者在追求中获取幸福，即使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被平庸、愚蠢、病态、专制的事物所伤害。也许很少有人读过他的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２０１５》、《红拂夜奔》……但这并不妨碍王小波成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在贾平凹和苏童大红大紫的日子里，没有人想到这个从未介入“文学界”的写作者将会给叙事文学带来生动和智慧的革新，而那种健康、诚实、勇敢的精神在轻风般自在穿行的想象力当中燃烧着、闪耀着，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无法抗拒那样的魅力：唾弃庸常、虚假、病变的生活，转而相信并创造自然而不乏幽默的欢乐。艾晓明在《羊城晚报》上说：“小波写了真正美好的爱情和性，写了他的人物如何地想要生活在一个可以创造发明，可以爱，可以探讨人的一切自由的可能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永不到来。”在花城出版社即将出版的８４万字文集《时代三部曲》中，我们会读到许多个王二的不被污染、拘束的人生，哪怕他们被人群否定也决不放弃自己快乐的权力；在几篇奇妙的作品中，他虚构出几十年后的故事，像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但又充满卡尔维诺式的机智和王小波式的戏谑；在那些古代与现代相互唱和的奇迹般的长篇小说中，这位独立的思想者流露出坚定的抒情精神。

　　王小波对一切既定的虚伪规则、惯性思维和刻板道德的怀疑与蔑视，更广泛地体现在《南方周末》、《读书》、《三联生活周刊》上的许多随笔中。他只是一个满怀工作热情的个人主义者，但却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同盟；他敢于也善于解构一切神话，哪怕是戳破所有人都因之骄傲狂热的心理蜃景；他正视一切禁忌，包括同性恋话题和难得的健康的性爱；他是所有自欺欺人的酸腐知识分子、怀旧诗人、高烧的人文精神斗士和官僚和清教徒和中年色鬼的敌人，也是童心和人性的捍卫者。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你们有没有被告知过：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

　　王小波生命的终止，是文字和文字之外的美好世界的又一次损失，然而与海子、骆一禾、胡宽或路遥、邹志安相比，他的死亡更真实，他不会因此被炒作、冠以种种虚妄的标签。这是一个死得其所的人，他相信现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还可以更多的有，我也相信。那些已经被创造出来的美好事物会生长下去，召唤更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小波没有死于死亡，他只是回到了生命之中，像水回到水中。　　

　　王小波：中国最智慧的“码字”师傅－－小波杂文观感

　　作者：沈浩

　　小波有很多称呼：“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文坛外高手”……在这些许许多多的称呼之中，我更愿意选用他自己一篇散文的题目来称呼他－－“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么说绝对没有用猪来贬低小波的智力的意思，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特立独行”这四个字上，而且我甚至认为小波是中国“码字”（借用王朔师傅的话）的师傅当中最聪明的人之一。而十分需要说明的是，王小波师傅的聪明和另一位同样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王师傅的聪明以及其他种种油滑冷漠、周游现实、左右逢源的聪明十分地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那些码字师傅们中间多的是一些油滑的聪明，精明的智慧，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智慧去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尽管这也是一种活法），或者用自己的智慧来确立自己的声望和文坛上的地位，或者用自己的智慧去逃避现实，游戏人生……而像小波这样真正把智慧和正义感结合起来，把智慧和幽默感结合起来，积极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而自由的大环境的，把矛头指向一切专制思想或者可能导致专制思想的，却没有几个，我们很难再见到像小波这样既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又充满平实、通达、宽容的的理性精神，头脑冷静，善于独立思考和自我批判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

　　但十分可悲的一点在于，小波的独特性，他的价值和意义却只在他的生命消逝之后，在一场颇为可疑的带有强烈商业色彩的炒作下才得以确证和认可。似乎在他生前，没有人承认他的独特价值和地位，而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够被追认。所以，原本独一无二的绝对无法复制的死亡却被演绎成一场背离了原来意义的死亡游戏，成为一场被日渐成熟的市场所策划操纵的商业行为的一部分，这就如同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金·凯利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自以为每天过着平常而真实的生活，却一切都不过是电视台一手导演的无聊的肥皂剧。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小波在生前也不会想到，算是世界对他这个一生幽默的人也幽了不大不小的一默。

　　小波刚走的时候，随大流地读过一些他的东西，当时触动很大，为了写这篇文章把他的《精神家园》又拿出来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对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大得我自己都没有认识到，我日常的所思所想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他的思想的印记。或者换句话说，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于一种思考的姿态和基本立场，而不是具体的一事一物，一草一木。当然，不是说那些具体的思考一事一物、一草一木的思想不好，而是很多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没有这种正确的角度和方法，学更多的皮毛知识也是大事不明，小事门清。看了小波的这本短短的杂文集，相信对中国的很多现象都会有耳目一新的认识，或者能解除心中久存的许多困惑。

　　小波最推崇的哲学家是罗素，最看中的是理性在人类精神中所起的作用。他对于“美好道德”和“善良”的定义可以说是我所听过的最简单明了而又切实可行的：“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

　　小波对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洞察。他看到中国的知识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泛道德化”倾向。文学的、文化的论证经常升级，演变为一种道德的讨伐。好像只要判断出一方的思想有问题，道德上有所亏缺的话，这一方的论点也必然是不攻自破的。小波举了文革时候的一个例子，说是对立的两方互相“捉奸”，只要一方的男女单独在房子里呆上十几分钟，另一方的队伍定会破门而入，探个究竟。一旦发现问题，则此方的所有成员都将无地自容，观点和立场轰然倒塌，从此失去了话语权。文化论争不也正是这样。如去年某位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副教授为中国文学所写的所谓“悼词”，通观全文，最大的一个观点就是一旦某位作家的人品道德出了问题，则他的作品立刻被划进不入流的一类，并加以彻底的宣判。这种批评实在不是一种踏实的“做学问”的批评，令人想起了三十年前在头顶不停飞舞的橡木棍子。要知道这种批评的结果必然是“好”人高升，“坏”人挨整，一旦获得了外在权力的支持和利用，轻轻松松地就转化到别的方面去了。而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小波在《花刺子模信使问题》一文中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把学者比喻成信使，产出的知识就是信使给当权者要送的信。学者从别人的反应当中知道自己的结论是否受到欢迎，再有恶劣一些的就开始更改甚至捏造信息，最终沦为帮忙或者帮闲了。

　　正因为如此，小波对启蒙保持着一种强烈的警惕。他认为在任何一种启蒙姿态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精英意识，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企图支配和影响别人的姿态。他讨厌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就想当然地认为对方需要什么什么，需要启蒙者去加以拯救，正如当年知青们纷纷跑到缅甸去支援人家的共产党斗争，有谁问过一句人家到底要不要你帮助呢？就像《顽主》里的“青年导师”赵尧舜要为于观这些顽主大声疾呼时，于观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自己根本不痛苦、不需要关心和帮助。所以很多启蒙者之所以要拯救他人的愿望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拯救别人、支配别人的欲望。小波与此相反，他对文章的信念是“写文章，先好看，再提升自己或别人”。小波在蔑视任何一种权威的同时也竭力避免依附于任何一种权威。他身体力行地让我们看到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小波是位十分独特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从石头缝里一下子蹦出来的。他的身上有着罗素的哲学影响，有着马克·吐温、杜拉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影子，有着文科理科互相渗透的影响。所以在推崇王小波的同时也要避免另外一种神化的倾向，毕竟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一切。要记住他不过就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尽管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猪。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