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洞穿与自指

　　尽管在王小波的小说序列中，《万寿寺》是唯－一部明确地以语言、叙述、写作行为的多重自指结构而成的作品，小说在多个层面、多重线索、叙事人的多重身分、视点间构造了一处立体且开放的叙事空间；但类似特征却是王小波小说的共同特征。和第一阅读体验中王小波小说的明白晓畅不同：王小波的小说始终有着相当复杂的叙事结构。但这不仅是纯正的文学意义上的“历险”，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历险。跳跃的、似破碎的叙述洞穿了叙述时间。如果说我们在时间被洞穿的叙述中窥见了历史，那么其作品序列所洞穿的，正是连续的时间体验与线性的（关于进步）的历史叙事。

　　人们、尤其是王小波的同代人，阅读其作品时的会心，来自于一系列互文本间的联想；而其盈溢的快感则得自于话语与语境的连续错位。然而，设若我们将王小波写作的主要特征指认为戏仿与反讽；那我们却绝难确切地指认出为其所戏仿的原本。甚至《青铜时代》中的三部作品，其唐传奇的“原本”，也仅仅是某种踏板。《红线》（唐代袁郊《甘译谣》中的一则，后世的戏曲多以《红线盗盒》为名）给《万寿寺》提供的仅仅是薛嵩、红线两个人物的姓名与提示性的身分；而且在这部长篇中，红线颇具仙风的女侠之举已全然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王小波所衷爱的顽皮、刁钻、可爱的苗族小姑娘。所谓节度使薛嵩、红线、老妓女、小妓女、众刺客，均出自王小波本人的想象与奇思。原传奇中的另一重要角色田承嗣，只是在《万寿寺》中敷衍式的一闪。小说由彼此牵连、缠绕的若干种“剧情梗概”所充满；每一个“梗概”后面，是一种阐释事件、结构叙事的可能，同时是对这类可能的颠覆。而《万寿寺》所设下的另一处陷阱，则是莫迪阿特的《暗店街》。它在小说的起首处出现，暗示着这部小说将是一个主人公寻找自己的记忆与过去的故事：但这只是和《红线》一样的“噱头”：“我”没有如《暗店街》一样，在扑朔迷离中找到了自己非同的过去；当“我”获得了自己的记忆时，“我”不得不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现代世界的失败者。“我”的写作与想象，正是为了由现实的灰暗逃往一个诗意的世界。同样，《红拂夜奔》与《寻找无双》亦只是局部地从《虬髯客传》（又名《虬髯传》，为唐杜光庭所作，一说作者为张说）与《无双记》（唐代薛调所作）中选取了一个行为动机。唐传奇之“原作”给王小波所提供的甚至不是一个被述事件的支点，而只是一个进入中古时代的借口。有甚于《万寿寺》，在《红拂夜奔》中，每一章的题记，“提示”着若干种“师承”或“互文”关系，但它在展现一种真实的意义网络的同时，更接近与另一个层面上的戏仿与调侃。

　　正是在《万寿寺》与《红拂夜奔》中出现了写作者与写作行为；作家写作自己作品的行为与小说中写作者的创作形成了现代小说所特有的自指，或曰镜式情境。不仅如此，王小波作品中最重要的自指，并非写作行为，而是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分的自指。构成其有趣例证，是《未来世界》与《2015》。其中第一人称叙事人“我”与作家／艺术家的“舅舅王二”形成了多重的对位与自指关系。如果说，凭借叙事人的间隔与遮蔽，王小波在作品中更为深切地坦露了自己的伤痛与困惑；那么，也正是在双重主人公的结构中，王小波在其自指中投入了一种深切的内省与自我怀疑。借用王小波的原话，“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内省或曰自我批判便同样重要。《未来世界》中，王小波以他特有的恣肆调侃的方式展示并思考着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命运与选择。“舅舅”般地游离于体制之外，则不仅仍无法逃离权力游戏；而且意味着将生命投入无望的等待；如“我”一般与社会体制游戏，则最终以自我的毁灭与屈服而告终结。而在《2015》中，除却王小波所长于的施虐／受虐的故事，“艺术的真谛”又确乎是一个带有切肤之痛的思考。

　　一个经常为王小波的论者所忽略的命题，是他所触及的“未来”、后工业社会与权力游戏的永恒与伸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白银时代》、《未来世界》下篇及他未完成的《未来世界的日记》、《黑铁时代》与《黑铁公寓》。或许可以说，死亡的促临所打断的正是王小波的这一写作、思考方向。在此，王小波将他的思考由权力延伸至文明，或许可以说、他在对《1984年》的感悟中注入了《美丽的新世界》；由对极权专制的调侃加入了技术专制的戏仿。权力所造就的不仅是无趣野蛮的洪荒，而且可能是文明的荒芜。于是，他的反面乌托邦不仅指向“历史”，而且伸向“未来”。在他的未来画面中，历史进步的线性叙述，不过是一个玩笑，一种谎言。

　　讨论王小波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杂文，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命题，是知识分子命运。但此间一个不该忽略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出演知识分子角色的，通常是游离于社会秩序的艺术家，而不是作为现代社会中坚的科技知识分子与典型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未来世界》下篇中，“我”尽管持有历史学与哲学的“执照”，但我所从事的，无疑是某种虚构与创造。如果说，历史写作：舅舅的传记，在王小波这里成了一种想象和虚构（穿黑皮衣的F），是他对“历史”本质上仍是一种叙事的揭示，是他对荒唐的“真实观”压抑想象与创造的戏仿与调侃；那么，“我”所获的罪名：“直露”与“影射”，却无疑是小说家，或曰叙事艺术家之罪。在作家生前放弃、身后刊出的小说《未来世界的日记》（《花城》，广州，1997年5期）中，尽管出现了“科技”知识分子的形象，但这却是一些被迫改行、“文不对题”的艺术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角色，不仅提示着一个属于文学、艺术的半自律性空间的存在，提示着艺术是一种将现实生活诸相陌生化的创造形态；而且提示着：知识分子并非一个同质的、或曰铁板一块的整体、或独立的社群；在现代社会中，部分知识分子尽管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却可能充当着权力的传递者。因此王小波并非广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或象征，他所书写的是一些以自由创作为生命前提的、富于知识分子气质的艺术家。毋庸讳言，王小波对艺术、艺术家的厚爱，间或遮蔽了他对知识分子复杂角色的进一步展露。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