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和作品评论
网之结
如果我们将九十年代错综纷繁的文化图景喻为一处话语、称谓与“叙事”之网,那么,王小波及其写作刚好是其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网结。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是以若干种不同的角色和身分,出演于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舞台之上。他是富于原创性的严肃作家,同时是与妻子李银河合作从事边缘群落研究的社会学者,也是报刊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事实上,是后者--自由撰稿人的身分为王小波赢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所谓 “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我的精神家园》封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那种似乎已成盖棺之论的“结语”:“崇尚理性、自由”,似乎也更多是从王小波的随笔、而非他的全部创作结论而出。和所有优秀作家一样(鲁迅是其中一个例外),王小波的随笔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其中一部分是他的小说写作的延伸与精当的自我阐释,而另一些则是今日大众传媒中的颇有华彩的部分,它涉及了诸多领域,呈现着多重、乃至彼此冲突的文化立场。毫无疑问,王小波的随笔犀利、机智,直指一切蒙昧、道学、无知、新、旧“会道门”。然而,王小波随笔中被特定读者群--某些中、青年文化人所热衷的,却刚好是那些最具“常识性”的部分。毋庸赘言,王小波的随笔杂文一如他的小说,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常识系统具有显在的颠覆力与震撼,但那些在他身前身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却常常是另一个话语系统中的常识表述--如果它是昨日与今日的反主流话语,那么它正在成为明日的主流文化。类似的局部阅读(如果不称之为误读的话),使人们得出了王小波作品的大众性、通俗性的结论。其中颇为典型的是王小波与王朔间的类比。即使抛开今日已变得“可疑”的审美价值判断,王小波与王朔亦天壤之隔。王小波的作品(其实只有《黄金时代》)是创造而后流行的; 而王朔的绝大多数作品则是为流行而制造的。因此王朔、或曰王朔一族必然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宠儿,并事实上成了九十年代大众传媒的主流制造者之一;而王小波则是在偶然与误读中被纳入了传媒文化人网络。为传媒所衷爱,借用作家本人的说法,是他“反熵”的生命选择中的偶然的“熵增”现象(参见《我为什么要写作》,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第135~139页)。
于笔者看来,王小波写作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他的原创性与非大众性。在此,笔者不拟对“大众”、“人民”、“人民大众”、“劳苦大众”、“民众”、“群众”等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式的梳理。类似概念无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所指。显现在九十年代文化风景线上的一处重要的雾障,便是混乱使用、或有意混淆所谓后工业时代的“大众”(Mass)与中国经典意识形态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及“启蒙”话语中的“民众”。无用赘言,笔者在此所使用的是前者,而非后两者。或许可以说,就王小波写作的主体而言,他所选取的“不合时宜”的姿态是“背对大众”;而且并不面向“佛”(毫无疑问,王小波拒绝、乃至憎恶任何偶像与偶像膜拜)。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定位为“严肃文学”(《我为什么要写作》,第136页),与此相关的阐释有:
1。个人的别无选择;“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我为什么要写作》,第139页)。
2.智慧的挑战与“思维的乐趣”(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第109页);其中心灵的“快乐”--或许更为恰当的是罗兰·巴特所谓的“欣悦”(一译为“狂喜”),是重要的“原则”;他追求着“有趣”,所谓“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怀疑三部曲》总序,《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第56页,艾晓明、李银河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他曾写到:人文事业之于他,“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我的精神家园》,第146页):他笔下的王仙客正是在这样的一条路上遇到了彩萍,从而结束了他在记忆与遗忘间遭遇到的身分迷途(《寻找无双》、《青铜时代》)。
3.诗意的创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万寿寺》,《青铜时代》,第246页):“而最美好的事物则是把一件美好的东西创造出来时的体验。也许这就叫做人文精神”(王小波书信,转引自艾晓明《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浪漫骑士》一书的代序,第16页)显而易见,王小波所谓的“人文精神”与“精神家园”,不是堂皇的冠冕、俯瞰的高度或确定的归属;而是某种朝向未知的永远的追索、一种“纯正”的、来自十八、十九世纪文化的浮士德之途;它的驱动是一种心灵的饥渴,一种绝难满足的智慧的欲望,它间或在创造成功的瞬间得到片刻巨大的快乐。
4.独处、独白与交流的渴望,所谓“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的共同的体会。但这个世界除了有自己,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与人交流--《未来世界》得奖感言》、《浪漫骑士》,第71页)。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小波写作所呈现出的繁复的精神脉络与阐释可能,铺展出一处纵横交错的网之结:不仅在大众性(部分杂文写作与《黄金时代》表层的平实晓畅)与其本质上“背对大众”的姿态;不仅在体制内外--对现存文化体制的拒绝、游离与对新的社会体制--传媒系统的介入;而且在他对“人文精神讨论”、“文化热”、“国学热”的辛辣嘲弄,与他对纯正的人文精神、人文事业与母语写作的固恋、执着之间;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或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 作者:王小波